2000

本公司2000年的净值增加了39.6亿美元，每股A股或B股的帐面净值成长了6.5%，累计过去36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40,442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6%。

在年报中所谓的每股数字系以A级普通股约当数为基础，这是本公司在1996年以前流通在外唯一的一种股份，B级普通股则拥有A级普通股三十分之一的权利。

总的来说，Berkshire去年的表现还算不错，不管是每股净值或价值的表现都超越S&P500指数，虽然这样的说法略显主观，但我们认为Berkshire每股实质价值的成长甚至超过帐面价值的成长，(不管是投资学或是会计学，实质价值都是相当关键的一个名词，有关实质价值详细的说明，请参阅股东手册)。

去年我们一口气完成八件购并案，其中有两件从1999年就开始谈，这些案子的金额总计高达80亿美元，所有资金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支应，没有举债半毛钱，其中97%是以现金支付，其余3%则用股票，所以流通在外股份仅增加0.3个百分点而已，这八家企业的年营业额合计高达130亿美元，雇用员工58,000名，更棒的是目前我们手上的现金依然满满，随时准备再买下更大的公司。

不要太着急，后面我还会再详细跟各位报告合并案的内容，在这里，我要向各位报告，展望21世纪，我们将大举进军砖块、地毯、隔热品与油漆等实体的尖端产业。
另一方面，GEICO的保户成长速度出现停滞的现象，取得新保单的成本越来越高，去年我曾跟各位打包票说我们所投入大笔广告经费保证值回票价，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错误的，在报告的后段我们还会再仔细检讨原因。

另外还有一项几年来一直存在的负面消息，那就是目前我们的股票投资组合的价位还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我们确实拥有一些本质不错的股票，但这些公司的股价大多已合理反应其价值，所以在未来很难再有爆发性的投资报酬，这绝非单一现象，目前整体股市的长期前景并不像一般人想的那么乐观。

最后还有一项每年都会发生的坏消息，那就是查理曼格-Berkshire的副董事长兼主要合伙人以及我本人，相较于去年又都老了一岁，所幸比起其它美国大企业来说，我们的主要经理人老化的速度可以说要慢得多(年度/年龄)，而且这种差异以后还会越来越大。

就长期而言，查理跟我还是一样把Berkshire每股实质价值成长的速度锁定在稍微超过S&P500指数的目标上，如同封面上那张表所显示的，虽然只是每年几个百分点的差异，但只要能够持之以恒，久而久之也能产生不少的差距，当然每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都必须固定再为Berkshire增添几家好公司，并让原先就已经拥有这些好公司的价值保持成长，同时还要避免流通在外的股数继续大幅膨胀，个人觉得要做到后两点没有太大问题，但第一点则真的要碰运气。

在这里要特别感谢两组团队让我去年的工作一如往年般的轻松愉快，首先，我们旗下事业的经理人依然继续坚守岗位表现杰出，完全不让我操心，(当然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专长)，使我可以将大部分的心思摆在如何运用资金之上。

我们旗下的经理人是非常特殊的一群，在大部分的公司，真正有能力的部门经理很少乐在本身的工作，他们通常渴望能够尽快晋升成为总裁，不论是在现在的公司或跳槽到别家公司都可以，而要是他们不积极争取，他自己本身以及其同事，反而会认定他为懦夫。

在Berkshire，我们所有的明星经理人都乐在本身的工作，一份他们想要而且期望能够终生拥有的事业，也因此他们可以完全专注在如何把这份他们拥有且热爱事业的长期价值极大化，如果这份事业成功了，也就等于他们本身成功了，他们一直与我们同在，在Berkshire过去36年来，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位旗下事业经理人自动跳槽离开Berkshire的。

还有另外一群伙伴，我要深深致上谢意，那就是Berkshire企业总部的员工，在新购并的八个事业加入之后，我们全球的员工总数增加到112,000人，为此查理跟我的态度稍微软化，答应让总部人员编制增加一名成为13.8人(查理这小子，总是提醒我富兰克林的名言，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这一小群菁英再次创造了奇迹，2000年他们一口气处理了八件购并案**小小各项事宜、应付例行法令行政规范与税务申报(光是申报书就厚达4,896页)、让总计25,000名股东出席的股东会圆满落幕并正确无误地发出股东指定捐赠的支票给3,660家慈善机构，除此之外，对于一家集团营业额高达400亿美金、股东超过30万人的大公司，其日常行政事务有多少可想而知，说到这里，有这12.8人在身边感觉真好。我实在是不应该领薪水，而要付薪水。

2000年的购并案
在Berkshire，我们的购并策略极其简单-那就是静待电话铃响，可喜的是，现在电话好象有点应接不暇，原因在于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及其经理人慕名而来想要加入Berkshire的行列，关于我们购并公司的标准请参见年报23页，或请电402-346-1400。

接下来让我详细向各位报告过去十四个月以来，我们到底买进了哪些公司，先说说两件从1999年就开始谈，并于2000年敲定的个案，(本表并未包含旗下子公司零零星星所买下规模较小的个案，通常它们都会被统一纳入个别子公司的营运报告中)。

第一个案子是中美能源76%的股权，在去年的报告中，我就曾提到，由于行政法规限制我们对该公司的控制权，所以我们只能透过长期投资权益法，将该公司的盈余与权益纳入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之上，事实上要是能够将该公司的财务数字充分反应在母公司的帐上，则Berkshire的营收将至少增加50亿美元以上，当然损益数字并不会有任何变化。

1999年11月23号我收到由Bruce Cort署名的传真，后附一篇刊登在华盛顿邮报有关CORT商业服务公司标购失败的新闻，事实上，除了名字巧合之外，Bruce Cort与CORT公司完全没有关系，这位先生是一位中古飞机中介商，巧合的是，他本人还曾经在1986年卖过一架飞机给Berkshire，在这张传真之前，我已经有十年没有跟他有过任何接触。

在此之前，我对CORT公司一无所知，但我马上调出该公司向证管会申报的文件，一看之下大喜过望，就在当天，我向Bruce表示我对该公司很有兴趣，并请他立即帮我安排与该公司总裁Paul Arnold会面，不久后Paul跟我在11月29号碰面，当下我就知道我们很有可能会成交，那是一家朴实无华的好公司，同时价格也合理(当然多多少少受到先前流标的影响)。
拥有117个外部展示点，CORT是全美办公室家具出租(也有临时公寓使用者)的领导品牌，必须说明一点，这个行业与分期付款租赁并不相同，后者通常将目标锁定在推销电子产品及家具，给经济能力有限且信用记录不佳客户者。

我们很快地透过持有80%股权的子公司Wesco名义以3.86亿美元的现金买下CORT，大家可以在Wesco 1999年及2000年的年报中找到更多有关CORT的讯息，查理跟我都很喜欢与Paul一起共事，而CORT的表现更超乎我们的预期，我们算是押对宝了。

去年初，通用再保的董事长Ron Ferguson帮我联络上Bob Berry，其家族49年来一直拥有美国责任险公司，这家保险公司，加上其它两家姊妹公司都是属于中小型、声誉卓著的特殊险保险公司，套句保险业界的行话，那是好又多的业务，而Bob在与我接触之后，也同意以一半股票，一半现金的方式进行交易。

近几年来，都是由Tom Nerney为Berry家族经营这家公司，不论是成长速度或是获利能力的表现都相当突出，Tom本身更是精力充沛，不但亲自认养四名小孩(其中有两个来自俄国)，他本身还担任教练带领一支来自费城的青少女篮球队，这只球队去年拥有62胜4败的辉煌战绩，并在AAU全国锦标赛中夺得亚军。

好的产物意外险公司本来就不多，但我们却拥有不少，这超过我们应得之份，美国责任险公司的加入，无异为我们更增添辉煌。

Ben Bridge珠宝公司是另外一件靠电话成交的个案，在这之前我们双方连面对面谈话都没有，Ed Bridge是Barnett Helzberg的好朋友，1995年我们向Barnett买下贺兹柏格珠宝，Ed跟他的侄子Jon共同经营这家位于西岸拥有65家分店的珠宝公司，在听到Bridge有意出售公司之后，Barnett立刻强烈建议Berkshire买进，于是Ed打电话向我说明公司营运的状况，同时送了一些报表资料过来，然后双方就此成交，这次一样是一半现金，一半股票。

早从89年前，该公司在西雅图创立之后，到现在Ed与Jon已经是第四代了，经营成员还包括Herb及Bob，他们分别是Jon与Ed的父亲，在当地享有盛誉，过去七年来，该公司的营业额分别成长了9%、11%、13%、10%、12%、21%及7%，这个记录真是惊人。

对于该家族而言，公司的运作能否一如往常，至关重要，没有人愿意坐视其它珠宝连锁商趁虚而入，或是因为提出综效及降低成本等馊主意让公司营运走下坡(虽然大家可以预知这一点效果都不会有，但还是一定会被要求试看看)，然而我却明确告知仍由Ed及Jon负全责，他们也知道我说话算话，毕竟本人还有自知之明，要我负责经营一家珠宝专卖店，铁定会是一场灾难，虽然我的家人买珠宝买到可以获颁黑带的荣衔。

令人敬佩的是，Bridges家族将出售事业的所得，与协助公司成功的数百位员工一起分享，我们很荣幸可以与这样的家族及公司建立关系。

同年七月，我们买下西式靴子的领导厂商Justin企业，旗下品牌包含Justin、Tony Lama、Nocona及Chippewa，同时他们也是德州以及邻近五州砖块的主要制造商。
再一次我们的购并之旅充满了惊奇，5月4号我收到一位署名Mark Jones的传真，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他提议Berkshire可以参与购并一家不知名的公司，我回传真给他，表示除非是特例，否则我们很少跟别人一起参与投资，不过要是他肯把资料送给我们参考，事后若购并成功，我们愿意支付他一笔介绍费，他回复说这家神秘公司叫做Justin，于是我便到Fort Worth与该公司董事长-John Roach及创办人兼大股东John Justin会面，不久之后，我们顺利以5.7亿美元的现金买下Justin公司。

John非常热爱Justin企业，但却由于健康问题不得不自公司退休，(后来他更不幸在隔年二月去世)，John是位优秀的市民、企业家以及人士，所幸他还网罗了两位杰出的经理人-Acme砖块的Harrold以及Justin靴子的Randy，两人各自独立经营这两家事业。

Acme的规模稍大，22座工厂每年生产出超过10亿个砖块，大约占全美砖块总产出的11.7%，砖块产业有其区域性限制，在其经营的区域，Acme享有独霸的地位，当德州佬被问到知名砖块的品牌时，75%的人会想到Acme，远远超越第二位的16%，(很遗憾在买下这家公司之前，我竟连一个砖块品牌都不知道，不知道各位能不能? )这种品牌的认同度不仅仅归功于Acme的产品品质，更深深地反映出该公司几十年来深耕地方服务的成果。

而我也忍不住要指出Berkshire的经营阶层还老顽固地深陷在19世纪当中，如今又多了一项道地实在的产业，另一方面进入2000年，我们旗下的GEICO也经由网络做生意，但是后来我们又增添了Acme，我敢保证Berkshire的这项举动将使硅谷的那帮人汗流浃背。

六月，Bob Shaw-Shaw企业的总裁-该公司是全世界最大的地毯制造商，带着其伙伴-Julian Saul(同行还有一位正与Shaw企业洽谈合并的公司总裁)，一起来见我，后者因为石绵案面临潜在庞大的诉讼赔偿，而合并交易能否成功要看这些或有负债能否透过保险来解决。

两位主管拜访我的目的是希望Berkshire能够提供他们一张保单以协助他们解决合并后所有未来潜在的石绵赔偿成本，我向他们解释到虽然我们可以签发的保单金额比任何其它保险业者都来得大，但却不可能发出金额没有上限的保单。

Bob跟Julian当场决定要是连我们都不敢下重注，赌被购并者潜在的风险，那么他们也不干，双方的交易最后因此告吹，不过在此同时我对Shaw企业却产生浓厚的兴趣，几个月后查理跟我与Bob会面敲定Berkshire买下该公司的细节，其中有一条相当重要的条款，那就是Bob跟Julian依然可以继续持有Shaw企业最少5%的股权，此举让我们可以与这个业界最优秀的经理人一起共事，如同Bob跟Julian过去几年来辉煌的战绩，各自在1998年加入我们之前皆已在地毯界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成功事业。

Shaw的年营业额高达40亿美元，而我们则持有该公司87.3%的股权，除了既有的保险事业营运之外，Shaw成为我们目前最大的事业体，现在如果现在有人要从我们身上踩过去，我们一点都不会介意。

八月底，查理跟我与Richard Roob及Yvan Dupuy碰面，两人分别是Benjamin油漆公司前后任的总裁，我们与他们一见如故，也很欣赏这家公司，当场我们就开出10亿现金的条件，到了十月份，该公司董事会通过这项交易案，而我们则在十二月完成内部手续，Benjamin公司生产油漆已有117年的历史，并拥有数千家的独立经销商，这也是他们最珍贵的资产，记得下次买油漆时指名该公司的产品。

最后在十二月底，我们同意以18亿美元买下Johns Manville公司(简称JM)，这家公司过去几十年来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族烦不及备载，其中又以生产石绵产品最为著名，当时因为石绵引发许多人致癌的健康问题而导致该公司在1982年宣布申请破产。

之后破产法庭为受害人成立了一笔信托基金，其中最主要的资产就是JM的多数股权，而这笔信托基金为了要分散其资产配置，于是在去年六月同意将该公司卖给一位融资购并业者，只是后来由于该业者无法顺利取得融资而使得交易告吹。

之后到了12月8号星期五交易正式宣布取消，隔周，查理跟我打电话给Bob Felise-该信托基金的董事会主席，提出全部现金不必等候融资的条件，隔天信托基金临时表决接受我们的提案，并于一个星期后正式签订契约。

JM是全美商业用与工业用隔热材料的领导品牌，同时在屋顶装设与其它工业产品也占有相当大的市场，该公司的年营业额超过20亿美金，同时也享有不错的获利水准，(当然该公司还是有景气循环)，该公司总裁Jerry Henry本来已宣布一年后计画要退休，但在这里我很高兴向各位报告，查理跟我已经成功说服他继续留下来。

去年购并案之所以会蜂拥而现，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许多经理人跟老板都预视到自己公司的产业即将走下坡，事实上在我们这次买下来的公司当中，确实就有好几家今年的盈余将会较1999年或2000年减少，不过对于这点我们并不介意，因为每个产业都会有景气循环，(只有在券商做的投资演示文稿中，盈余才会无止尽地成长)，我们不在乎这短期的波折，真正重要的是长期的结果，当然有些人会比较看重短期的成败，而这反而能增加卖方出售的意愿或降低其它潜在买家的竞争意愿。

第二个能让我们在2000年这么顺的原因，是去年垃圾债券市场状况日益低迷，由于前两年垃圾债券投资人逐渐降低他们的标准，以不合理的价格买进许多体质不佳的公司债，浮滥的结果终究导致大量违约的出现，在这种状况下，习惯靠融资买下企业的投机者-就是习惯印股票换公司的那群人-便很难再借到足够的钱，而且就算能够借到，其成本也不便宜，也因此当去年有公司对外求售时，融资购并者(LBO)的活动力便锐减，而因为我们习惯以买下整家公司股权的方式投资，所以我们的评估方式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使得我们的竞争力大幅提高。

除了这两项有利于我们的外部因素之外，现在在进行购并时，我们自己本身也拥有另一项优势，那就是Berkshire通常都是卖方期望指定的买方，虽然这无法保证交易一定能谈成，一方面还要看卖方是否能接受我们的报价，一方面也要看我们喜不喜欢这家公司以及其经理阶层，但无可否认确实对交易的进行大有帮助。

另外我们还发现卖方是否在意公司将来的归属其实相当重要，我们喜爱与那些钟爱公司，而不只是斤斤计较出售公司能够得到多少钱的人往来，(当然我们也明瞭没有人会不爱钱)，当我们意识到有这样的情节存在时，通常代表了这家公司拥有相当重要的特质：诚实的帐务、产品的自信、客户的尊重以及一群专心一致的忠实员工，反之亦然，当一家公司的老板只一昧地想要卖一个好价钱，但却一点都不关心公司卖掉后的下场，那么你马上就会了解为什么他会急着想要卖公司的原因，尤其当他是靠借钱买下这家时，而当一家公司的老板表现出一点都不在乎公司死活时，公司的上上下下一定也会感染到这种气氛，使得其态度与行事作风跟着转变。

要知道一家经典企业由一个企业家终其一生，有时甚至是好几代，以无微不至的用心与优异的才能建立时，对于老板来说，接手的人是否承续过去辉煌的历史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关于这点，查理跟我相当有信心，Berkshire绝对可以提供这些企业一个美满的归宿，我们相当重视对于这些企业创办人所作的保证，而Berkshire的控股结构绝对可以确保我们的承诺顺利落实，当我们告知John Justin他的企业总部仍将留在Fort Worth或保证Bridge家族他们的公司绝不会与其它珠宝公司合并时，我们可是绝对说到做到。

就像是林布兰画作一样珍贵的公司，与其让信托人或不肖的子孙把它拍卖掉，还不如由画家本身选择其最后的归宿，这几年来我们与有这样认知的人士有过非常多愉快的经验，并让这些感觉一直延续到这些企业上，至于拍卖这玩意儿，就留给别人去用吧。

产物意外险的经营

我们最主要的本业就是保险，当然其它事业也相当重要，想要了解Berkshire，你就必须知道如何去评估一家保险公司，其中主要的关键因素有(1)这个行业所能产生的浮存金数量(2)以及它的成本(3)最重要的是这些因素长期的展望。

首先浮存金是一项我们持有但却不属于我们的资金，在保险公司的营运中，浮存金产生的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在真正支付损失理赔之前，一般会先向保户收取保费，在这期间保险公司会将资金运用在其它投资之上，当然这样的好处也必须要付出代价，通常保险业者收取的保费并不足以因应最后支付出去的相关损失与费用，于是保险公司便会发生承保损失，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而当一家公司取得浮存金成本，就长期而言低于从其它管道取得资金的成本时，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一旦保险事业取得浮存金的成本若远高于货币市场利率时，它就像是一颗极酸的柠檬。

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损失成本必须仰赖估算，所以保险业者对于承保结算的成绩有相当大伸缩的空间，连带使得投资人很难正确地衡量一家保险公司真正的浮存金成本，估计错误，通常是无心，但有时却是故意，与真实的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结果直接影响到公司的损益表上，有经验的行家通常可以经由公司的准备提列情形发现重大的错误，但对于一般投资大众来说，除了被迫接受财务报表的数字之外，别无他法，而我个人常常被这些经过各大会计师事务所背书的财务报告所吓到，许多保险公司的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上布满了许多地雷。

在Berkshire我们对于损失准备提列尽量采取保守且一贯的做法，但我们仍不免会犯错，不过我还是要警告大家，保险业本来就会发生很多意外，而且通常都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下表中所显示的数字是，Berkshire自取得国家产险公司经营权，进入保险事业34年以来所贡献的浮存金，(其中传统业务包含在其它主险项下)，在这张计算浮存金的表中，(相对于收到的保费收入，我们持有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 我们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再保预先收取的资金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预付税负以及取得再保业务的相关递延费用后，所得出浮存金的数额，不要紧张，这不是什么考试!

对于2000年的浮存金成长我们感到相当欣慰，但却对其成本不甚满意，一直以来，我们浮存金成本通常都维持在接近于零的低水准，有时好的时候，还能享有可观的承保利益，来弥补像1984年那样糟糕的年度，当年的资金成本高达19%，不过2000年我们的承保损失却高达16亿美金，这使得我们的浮存金成本飙高至6%，除非再发生什么重大的灾难，否则我们预期2001年的浮存金成本将会大幅下降，主要的原因是General RE已经逐渐开始反映调整价格，至于GEICO虽然规模较小，但也应该会有同样的情形。

相较于其它保险同业，Berkshire现在有两项相当罕见但却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影响到其浮存金的成本，第一是部份同业目前正面临相当严重的承保损失，迫使我们必须跟着分摊，而影响到我们短期的盈余表现，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在未来几年有更多的浮存金可以运用，而在保单第一年的损失发生过后，以后年度将不会再有这方面的成本。

只要保单的价格合理，我们乐于接受这类先苦后甘的结果，在1999年所有的承保损失当中，有4亿美元(约占总损失的27.8%)是来自于这类的业务，至于2000年则有4.82亿美元(约占总损失的34.4%)，我们无法预测以后每年能够接到多少这类的业务，不过只要有案件金额通常都不小，而也由于这类的交易往往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损益数字，所以只要发生我一定会向各位报告。

其它再保业者对这类业务往往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接受其财务报表突然出现重大的损失，即便可以确定这类业务长期的结果都相当不错，所以各位在拿我们的数字跟其它同业做比较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因素，也是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的，那就是有些公司想要把过去发生但却不确定的损失解决掉，简单的说，有家XYZ保险公司在去年向我们买了一张保单，约定我们必须支付头10亿美元的损失再加上以前年度，比如说1995年后续的损失调整费用，这些合约的金额有可能相当大，当然不论如何，我们还是会定一个上限，我们在2000年签了几件这类的合约，到了2001年也会再签下几件。

依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这类追溯型的保险对于当年度的盈余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反倒是我们的报表因此增加了一项叫做”再保递延支出”的会计科目，将收到的保费收入与估计将支付的理赔损失(当然在此之前已先提列准备)的差额计入，之后我们再将分年摊销在这个科目项下的金额列为承保的损失，大家可以在季报与年报的经营说明中看到相关的信息，依其特性，这类的损失会持续发生很多年，甚至达几十年，当然相对的我们可以得到大笔浮存金的运用权利。

很明显的，这类浮存金所负担的成本不像其它一般业务能够为我们带来承保利益，尽管如此，追溯保险对我们来说，仍然算是不错的买卖。

综合以上因素最后得到的结果是a)我预期以后浮存金的成本可以压得非常低，b)但由于必须负担前述提到的追溯再保险每年提列的费用，因此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完全不用成本。当然很明显的，这些浮存金对我们到底是好是坏，除了当初取得的成本外，我们运用这笔资金的效率高低也同等重要。

而我们追溯再保险业务几乎完全由Ajit Jain一手包办，每年照例我都会给他褒奖一番，实在是很难去估计Ajit在Berkshire所代表的价值，大家除了关心我的健康之外，更应该关心他的健康。

去年，Ajit光靠着一家英国的主要保险公司的追溯再保险，就替我们收到24亿美元的再保费收入，这有可能创下业界的历史新高，之后，他又接了美国大联盟德州游骑兵队一张钜额保单，投保强打者Alex Rodrriguez可能终身不遂的风险，喜爱棒球的人士都知道，A-Rod曾以2.52亿美元的天价签约，我想我们的这张保单应该又创下了失能险的保额记录，此外我们也受理许多运动明星的保险。

此外Ajit也展现他多才多艺的天份，去年秋天他与一家网络公司Grab.com协商订出一张相当有趣的保单，该公司成立的目标是希望吸引数百万的网友到其网站，并从其中撷取有用的资料给行销公司，而为了要吸引网友上门，Grab.com推出了一个10亿美元的大奖(约等于1.7亿美元的现值)，万一真的有人中奖时，由我们保证支付这笔款项，当然网站上也强调得到这笔奖金的机会微乎其微，事后证明没有人得到，但在当时中奖的机率并非全无可能。
签下这类的保单，我们将可以预先收到为数可观的保费，但同样也必须面临潜在的重大损失，所幸机率上对我们有利，并不是所有的保险业者都爱玩这种游戏，因为他们没办法利用再保险来克服这样的不愉快感，由于每一张保单都不寻常，甚至有时拥有其独特性，保险业者通常无法透过一般的再保安排来规避这类突发的潜在重大损失，也因此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总裁在经营事业时都必须面临这种机率不大但却又不容忽视可能深深影响单一季盈余数字的风险，这简直是有如芒刺在背，我想没有任何一位经理人会喜欢向董事会或股东会解释这中间的为难，不过对于查理跟我本人而言，只要算盘拨起来合理，我们根本就不在乎其对帐面损益数字可能的影响。

至于General RE，情况变得比以前好多了，Ron Ferguson加上Joe Brandon与Tad Montross以及一班能干的团队在2000年实行了许多做法，让公司的获利回到过去的水平，虽然我们的订价还无法完全修正过来，但对于获利情况最差的那部份业务，我们已大幅调整价格或干脆舍弃掉，如果2001年没有再发生什么重大的天灾人祸，General RE的浮存金成本可望大幅下降。

总的来说，其它规模较小的保险业务在2000年产生了可观的承保利益，同时一如过去十年来持续贡献大量的浮存金，如果把这些公司视为单一独立的企业，那么他们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家经营绩效优异的保险公司，而因为这些事业隐身在Berkshire如此庞大的事业体中，外界无法理解他们的努力与成就，但至少我个人能够深深地体会地，去年我感谢过Rod、John、Don等人，今年则还要再加上美国责任险的Tom以及Cypress的新任主管Michael。
大家可能会发现过去我常称赞的Brad- Cypress公司的前任总裁，已不在上述的名单当中，那是因为我们位于辛辛那堤的制服公司-费区海默需要一位新的经理人，所以我们特地拜托Brad，在Berkshire我们很少调动经理人，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应该要再多试一试，因为Brad在新职务上表现相当优异，就如同他原来在Cypress的表现一般。

盖可保险 (1-800-847-7536 or GEICO.com)
下表是用来显示盖可保险成长幅度的一张表，去年我很兴奋地向各位报告我们2000年在广告行销的大笔投入，并强调每一分钱都节节实实花在刀口上，事实证明我错了，我们额外投入的经费并没有为我们相对增加询问的电话，而且平均每通询问电话最后成交的比率几年来也首度下滑，这些不利的发展使得我们平均每张保单的取得成本大幅增加。

事后悔恨犯下的错误固然不对，但勇敢承认并虚心检讨原因却大有助益，虽然这种景象在美国企业的内部高层会议上并不常见，查理跟我本人几乎很少看到有人会诚心诚意的检讨一项错误的决策，尤其是跟购并案有关，唯一著名的例外是华盛顿邮报认真客观地检讨三年前的一项失败的购并案，除此之外，就只看到大家对成功的案子歌功颂德，至于愚蠢的决定则只字未提，置之不理。

这类错误投资最后的下场往往是在财报上一次打销提列非常损失，专业经理人最喜欢这样搞，这使得近年来这类”不常”发生的科目，反而成为一般公司的损益表上的常客，至于它发生的原因则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深究，CEO通常将它们归类为无性生殖。
回到GEICO的检讨，去年取得成本大幅增加主要归咎于四个原因，且全部都有一个共通点。

首先，我们的广告频率过高，在某些媒体的曝光实在是过度频繁，大家知道大量且密集透过媒体传递讯息的效果绝对是递减的，同样在有线电视，一个小时内连续第三波的广告，其效果绝对比不上第一波。

其次，所有的软柿子可能都已经被我们给捡光了，很明显的，虽然愿意经由直效行销参与投保的客户群分布甚广，但不论如何，老一辈的人就是不愿透过这种管道投保，当然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这种排斥感终究会消退，新一代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年轻人，很快就会发现透过直接投保可以为他们省下大笔的保费。

另外一个肯定会降低成交率的因素是GEICO的投保资格审核趋严，去年不管是事故发生的频率与严重性都提高，使得某些地区的费率变得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提高承保的标准，同时提高费率，这两项变动使得我们相对于其它对手的竞争力略微下降。

当然我必须强调，对于大部分打电话上门投保的顾客来说，还他们是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不过比起过去可以省下200美元，现在只能省50美元，其吸引力确实大不如前，所以费率提升使得我们的价格与其它同业相近，绝对会影响我们在客户间受欢迎的程度。

最后，产险业的竞争版图产生了一项重大变化，那就是目前排名第一市占率约19%的State Farm，对于费率调整的反应速度相当缓慢，虽然他的成本的增加幅度肯定与其它同业不相上下，State Farm去年的承保损失率(包含回馈保户的退佣)高达18%，相较之下GEICO则只有4%，即便如此我们浮存金的成本也高达6.1%，(相对于我们预估长期成本为零，这种结果当然不令人满意)，我们估算State Farm 2000年的浮存金成本将高达23%，而当市场上最大的玩家，竟然愿意忍受如此高的经营成本，其它业者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这仍然无损于State Farm身为美国企业最伟大的传奇故事之一，我不断建议商学院应该把这家成功的企业列为课堂的教材，因为他的成功过程有许多是挑战学术单位的教条，研究相反的例证是相当有用的方法，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在学术殿堂中热烈地把它拿来讨论。

State Farm成立于1922年，由伊利诺州一位45岁半退休的农夫所创立，当初他是为了与纽约、费城与Hartfold长期垄断的傲慢保险业者对抗才成立State Farm的，相对于前者拥有资本、信誉与通路等强大优势，由于State Farm是合作社性质，所以他的董事与经理人不得拥有股份，因此在早期高成长时期，无法得到资本市场的资金挹注，同时他们也没有一般公司认为吸引优秀经理人赖以生存绝对必要的认股选择权或高额薪水。

然后到最后，State Farm竟击败所有竞争对手，事实上截至1999年，该公司的净值仅次于其它四家美国大企业，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是如何办到的，想办法弄一本”来自Merna的农夫”来看看。

尽管面对State Farm的强大优势，GEICO依然拥有更好的商业模式，其营运成本相当低，这个特点在一个已经一般商品化的产业中尤其重要，GEICO这项竞争优势早上1951年，我还是一个21岁的学生时便是如此，当时我便因此为这家公司着迷，并认为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获利绝对能够稳定提升，当然如果State Farm决定继续忍受现在这样的承保损失的话，GEICO的成长势必将受到影响而减缓。

Tom Nicely-GEICO公司的CEO，依然还是老板们梦寐以求的经营长才，他所作的一切都切中要点，当意外发生时，他从来不会像其它经理人一样将时间浪费在妄想逃避或扭曲事实上，2000年开始，他大举砍掉不具成本效益的广告，展望2001年若有必要他仍将继续维持相同的做法，(虽然我们依然会维持大量的媒体曝光率)，若有需要，Tony绝对会大幅的调涨保费价格，他每天都盯着报表，永远不落于人后，想要从竞争对手那边扳回一城，我们绝对是Tony的好帮手。

过去我曾经向各位说明，GEICO的利润分享计画主要系于两项因素1)是保费收入增长的比率；2)是续约保户的承保获利表现，尽管面对2000年的产业逆境，我们仍然发出了约当8.8%年薪的奖金，金额约为4,070万美元。

GEICO在Berkshire的未来仍将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由于其彻头彻尾的低营运成本，它能够提供美国大众最低消费最高品质的产品，这家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在各项消费者调查报告中一直名列前茅，这样的组合将可确保公司继续维持成长与获利的态势。

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驾驶人知道与GEICO投保可以省下大笔的保费，我们仍将继续大力宣传直到所有美国人都知道我们的价值所在为止。

股票投资

下表是Berkshire 2000年市价超过十亿美元以上的股票投资。

在2000年我们几乎将所有Freddie Mac与Fannie Mae的持股出清，同时利用15%的资金买进几家中型的公司以及一些高收益的债券(少部份-并不属于垃圾债券等级)，另外加码一些优先顺位的抵押证券，目前我们的投资组合并没有太大的潜在利益，虽然对于这样的投资组合我们感到满意，但却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期待的地方。
许多人以为股票是Berkshire投资时的第一选择，这样的想法不太正确，自从1983年我们开始公开揭露经营准则后，我们就一再公开表示我们偏爱买下整家公司而非部份股权，其中一部份是私人理由，那就是我喜欢与经理人一起共事，他们是一群高水平、有才干同时忠诚度高的伙伴，而我必须坦言他们的行为远较一般上市大公司的经理人还要理性，还要以公司股东的利益为重。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大的财务理由，而且是跟税负有关，根据税法规定，持有80%以上的股权比起拥有少数股权对Berkshire要有利的多，当一家完全由我们持有的公司税后赚了100万美元，这笔钱将全数纳到我们的口袋里，Berkshire不会因为收到股利而被课任何的税，而且如果我们将盈余全数保留，之后再把这家子公司出售-当然Berkshire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那么就算之后的卖价超过100万美元，我们也不必为此支付任何的资本利得税，原因在于我们在税法上的成本包含我们先前买下该公司的成本以及以后年度保留的所有盈余。
这与我们一般单纯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有相当大的不同，如果我们持有一家一年赚1,000万美元公司10%的股权时，则我们依比例分得的100万美元将必须负担额外的州政府与联邦所得税，那包含(1)大约14万美元股利税负(我们大部分的股利税率为14%)或(2)最少35万美元的资本利得税，如果这100万没有分配，而事后我们又把该公司处分(我们适用的税率约在35%左右，但有时也可能接近40%)，当然只要我们不处分该项投资，这笔税负将可以一直递延夏去，但最终我们还是必须支付这笔税金，事实上政府可以说是分享我们利润的主要合伙人之一，只是投资股票她要分两次，而投资事业则只能分一次。
扣除税负因素不计，我们分析评估股票与事业的公式并无二致，事实上亘古至今，这个评估所有金融资产投资的公式从来就未曾改变，远从公元前600年某位先知头一次揭示就是如此，(虽然他可能也没有能力预知当时是公元前600年)。
奇迹之一就是在伊索寓言里，那历久弥新但不太完整的投资观念，也就是”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要进一步诠释这项原则，你必须再回答三个问题，你如何确定树丛里有鸟儿? 它们何时会出现，同时数量有多少? 无风险的资金成本是多少?(这里我们假定以美国长期公债的利率为准) 如果你能回答以上三个问题，那么你将知道这个树丛最高的价值有多少，以及你可能可以拥有多少鸟儿，当然小鸟只是比喻，真正实际的标的还是金钱。
伊索的投资寓言除了可以进一步扩大解释成资金，也一样可以适用在农业、油田、债券、股票、乐透彩券以及工厂等，就算是蒸汽引擎的发明、电力设备的引用或汽车的问世一点都不会改变这样的定律，就连网际网络也一样，只能输入正确的数字，你就可以轻轻松松地选择出世上资金运用的最佳去处。
一般的准则，诸如股利报酬率、本益比甚至是成长率，除非他们能够提供一家企业未来现金流入流出的任何线索，否则与价值评估没有一点关联，有时成长甚至对价值有损，要是这项投资计画早期的现金流出大于之后的现金流入折现值，有些市场的分析师与基金经理人信誓旦旦地将”成长型”与”价值型”列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投资典型，可以说是是无知，那绝不是真知灼见。成长只是一个要素之一，在评估价值时，可能是正面，也有可能是负面。
可惜的是，虽然伊索寓言的公式与第三个变量-也就是资金成本相当简单易懂，但要弄清楚另外两个变量却有相当的困难，想要明确算出这两个变量根本就不可能，求出两者可能的范围倒是可行的办法。
只不过范围过大通常会导致结论仿真两可，而且估计越保守所得出的价格相较于价值较越低，也就是树丛最终出现鸟儿的数量，(我们姑且把这个现象称之为IBT-树丛无效率理论)，可以确定的是，投资人除了必须对于一家企业的经营有一定的了解外，并且要有能力独立思考以获致立论坚实的肯定结论，除此之外，投资人不须其它什么大道理或歪理论。
另一个极端，有很多时候，即使是最聪明的投资人都没有办法提出小鸟确实会出现的证据，即使是在最宽松的假设下仍是如此，这种不确定性在检验新事业或是快速变化的产业尤其明显，在这种状况下，任何资金的投入都难脱投机的嫌疑。
投资与投机之间永远是一线之隔，尤其是当所有市场的参与者都沉浸在欢愉的气氛当中时更是如此，再也没有比大笔不劳而获的金钱更让人失去理性，在经历过这类经验之后，再正常的人也会像参加舞会的灰姑娘一样被冲昏了头，他们明知在舞会中多待一会-也就是继续将大笔的资金投入到投机的活动之上，番瓜马车与老鼠驾驶现出原形的机率就越高，但他们还是舍不得错过这场盛大舞会的任何一分钟，所有人都打算继续待到最后一刻才离开，但问题是这场舞会中的时钟根本就没有指针！
去年我们对于这种失序的状态大加批评，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我们赫然发现投资人的预期得到超过数倍他们可能得到的报酬，一份潘伟伯证券公司在1999年进行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投资人被问到自己预期未来十年内的年平均投资报酬有多少，答案平均是19%，这很明显的是不当的预期，对整个美国树丛来说，到2009年为止，根本就不可能藏有这么多鸟儿。
更夸张的是，目前市场参与者对于一些长期而言明显不可能产生太高价值或甚至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的公司，给予极高的市值评价，然而投资人依然被持续飙涨的股价所迷惑，不顾一切地将资金蜂拥投入到这类企业，这情形就好象是病毒一样，在专业法人与散户间广为散播，引发不合理的股价预期而与其本身应有的价值明显脱钩。
伴随着这种不切实际的景况而来的，还有一种荒唐的说法叫做”价值创造”，我们承诺过去数十年来，许多新创事业确实为这个世界创造出许多价值，而且这种情况还会继续发生，但我们打死都不相信，那些终其一生不赚钱，甚至是亏钱的企业能够创造出什么价值，他们根本是摧毁价值，不管在这期间他们的市值曾经有多高都一样。
在这些案例中，真正产生的只是财富移转的效应，而且通常都是大规模的，部份可耻的不肖商人利用根本就没有半只鸟的树丛，从社会大众的口袋中骗走大笔的金钱，(这其中也包含他们自己的朋友与亲人)，事实证明泡沫市场创造出泡沫公司，这是一种赚走投资人手中的钱而不是帮投资人赚钱的幌子，通常这些幕后推手的最终目标不是让公司赚钱，而是让公司上市挂牌，说穿了这只不过老式连锁信骗局的现代版，而靠手续费维生的证券商就成了专门送信的邮差帮凶。
然而任何的泡沫都经不起针刺，当泡沫破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大票菜鸟学到教训，第一课，不论是什么东西，只要有人要买，华尔街那帮人都会想办法弄来卖给你，第二课，投机这玩意儿看似简单，其实岸潮汹涌。
在Berkshire，我们从来没有妄想要从一堆不成气候的公司中，挑出幸运儿，我们自认没有这种超能力，这点我们绝对有自知之明，相反的我们试着遵循2,600年来既有的古老伊索寓言，耐心研究某些树丛里到底有多少鸟儿，以及他们出现的时机，(或许以后我的孙子可能会把它改为五个电话簿上的女孩，不如一个敞篷车上的女孩)，当然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精准地预估一家公司每年现金流入与流出的状况，所以我们试着用比较保守的角度去估算，同时将重心锁定在那些比较不会让股东错估情势的公司上头，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常常犯错，大家可能还记得我本人就曾经自称是相当熟悉集邮、纺织、制鞋以及二流百货公司等产业的人士。
近来，我们最看好的树丛要算是经由协议买下整家公司，这种方法确实让我们感到相当满意，不过大家要记住，这类的购并交易顶多让我们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想要有超额的报酬一定要等到资本市场非常惨淡，整个企业界普遍感到悲观之时，机会才会出现，目前我们离那种状况还很远。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Berkshire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去年，我们旗下的制造、零售与服务业的表现都相当不错，唯一的例外是制鞋业，尤其是Dexter，为了让所有的制造据点尽量留在美国境内，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即便我们之后做了一番调整，但2001年仍将是辛苦的一年。
事后看来，我在1993年斥资买下Dexter根本是个错误，更惨的是当时我还是用Berkshire股份换来的，为此我们在去年将当初帐上购入Dexter所有的商誉一次打销掉，虽然部份商誉在未来可能有机会回复，但就目前而言，该公司的商誉可说是一毛不值。
于公于私我们制鞋事业的经理人都称得上是一流的，他们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工作，即便他们早已不必为了五斗米而折腰，为此我衷心地佩服并感谢他们。
另外一方面，我们很高兴能继续在两项航空服务业中称霸-一是飞行员训练的国际飞安公司(FSI)，一是部份飞机所有权的主管专机公司(EJA)，两家公司目前依然由其杰出的创办人经营着。
2000年我们投资2.72亿美元在购买飞行仿真器上头，今年的投资金额也约当此数，有谁胆敢说每年的折旧费用不算是真正的成本的，应该请他到飞行仿真公司打打工，让他知道每一分折旧都跟薪资或原料成本一样真实，每一年我们都必须投入约当于折旧金额的资金在更新设备上，以维持既有的竞争优势，而如果我们想要成长的话，就必须再投入额外的资金，对于FSI而言，其目前成长的前景依然可期。
另一方面，成长更快速的是EJA(其飞机部份所有权称之为NetJet)，Rich Santulli是背后主要的推手。
去年，我告诉大家EJA 1999年每月固定的管理费加上钟点费成长了46%，到了2000年成长幅度增加为49%，我也曾向各位报告说这个行业的毛利不高，所以能够存活的家数不多，去年EJA的利润率确实相当微薄，部份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正在努力扩展欧洲的业务当中。
不论成本有多高，只要是为了安全考量，EJA愿意不惜血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会坚持这项政策，因为这其中还掺杂有个人的因素在里头，包含我本人、内人、小孩、姊妹、高龄94岁的阿姨、Berkshire的所有董事(除了一位例外)以及其它9位主要经理人都是NetJet的常客，在这里我要特别为Rich维持飞行员一年平均达23天高时数训练的坚持给予掌声，此外我们的飞行员一年平均都维持800小时以上的飞行时数以强化本身的飞行技巧，同时每位飞行员只固定飞一种机型，这意思是说，他们不必常常在不同种飞机机舱间换来换去。
虽然EJA的业务依然受限于飞机供给有限的数量，但是2001年至少有50架飞机会加入服务的行列，这约占全世界飞机出厂数量的7%，我们有信心可以继续在部份飞机所有权这行业中维持领先的地位，不管是以飞机数量、服务品质以及安全可靠性来说，皆是如此。
有关其它关系企业的信息大家可以在42-58页找到，包含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部门别信息，此外在67-73页，你还可以找到经过重编，依照Berkshire四大部门编排的信息(非按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编制)，这是查理跟我认为最能够完整呈现Berkshire现况的模式。

完整透视盈余

我们认为帐列盈余很难表现Berkshire实际的营运状况，部份原因在于第15页列示在本公司帐上的股利收入，事实上仅占被投资公司收益的一小部份，为了要更真实的反应Berkshire实际的经营状况，于是乎我们运用了完整透视盈余的观念，这个数字总共包含(1)前段第15页所提到的帐列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帐上的盈余，扣除(3) 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在这里我们所谓的营业盈余系已扣除资本利得、特别会计调整与企业其它非常态的项目。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出2000年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只不过是估计数，很多都是基于简单的判断，(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列在15页的营业利益之内，大部分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

详实客观的财务报告

在Berkshire，所谓详实的报告代表着今天如果角色互换，我希望各位能够提供所有我们想要知道的信息，这包含了目前经营的重大讯息以及CEO对于公司长远发展的真正看法，当然要解释这些讯息必须辅以相关的财务资料。
当查理跟我在阅读财务报告时，我们对于人员、工厂或产品的介绍没有多大兴趣，有关扣除折旧摊销税负利息前的盈余(EBITDA)的引用更让我们胆颤心惊，难道经营阶层真的认为拿牙齿就可以换来大笔的资本支出吗?对于那些仿真不清的会计原则，我们一向抱持怀疑的态度，因为经营阶层通常都会藉此掩盖来一些事实，此外我们也不想读那些由公关部门或顾问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希望能够由CEO自己亲自解释实际发生的状况。
对我们来说，详实的报告代表我们30万位合伙人可以同时得到相同的信息，至少能够尽可能地做到，因此我们习惯将季报与年报在星期五收盘后透过网络统一对外公布，如此一来，股东们与所有关心Berkshire的投资人都可以及时的得到重要的讯息，同时在星期一开盘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吸收消化相关的信息，今年我们的季报分别会在5月12号、8月11号及11月10号星期六公布，至于2001年的年报则会在3月9号公开。
对于证管会主席Arthur Levitt近来大力打击企业如癌症般扩散的选择性透露做法喝采，确实近年来许多大企业习惯引导分析师或大股东的盈余预估刚好符合公司本身的盈余预期(或只差一点)几乎已成常态，透过选择性地揭露信息，不论公司是如何挤眉弄眼，投机性的机构法人与投资顾问因此得到比以投资为导向的散户更多的内线，这实在是一种堕落的行为，不幸的这在华尔街与美国企业间广受欢迎。
由于Levitt主席为投资人所做的努力，美国企业现在才得以被要求要公平对待所有的股东与投资人，同时我们也为这些CEO与公关部门基于被动而非主动才这样做感到羞耻。
最后站在这个肥皂箱上，我再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那就是查理跟我认为CEO预估公司未来成长率是相当危险且不当的，他们通常是在分析师与公关部门要求下才这样做的，但我认为他们应该要坚决抗拒，因为这样做通常会惹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CEO自己心中有一个目标不是件坏事，甚至我们认为CEO公开发表个人心中的愿景是很好的一件事，如果这些期望能够附带合理的条件，但如果一家大公司公开的宣称每股盈余长期可以维持15%的年成长率的话，那肯定会招致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其原因在于这种高标准只有在极少数的企业才有可能做得到，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根据历史记录，1970年与1980年代，在200家盈余最高的公司当中，算算到底有几家在此之后能够继续维持15%的年盈余成长率，你会发现，能够达到这个目标的公司少之又少，我可以跟你打赌，在2000年获利最高的200家公司当中，能够在接下来的20年年平均成长率达到15%的公司，绝对不超过10家。
过高的预估不但造成没有根据的乐观，麻烦的是此举还会导致CEO行为的腐化，这么多年来，查理跟我已经看过很多CEO不专注于本业而热衷于运用一些非经济的手段来达成他们先前所做的盈余预估，更糟的的是，在用尽营运上的各种手段之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经理人最后还会运用各种会计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的做假帐，这种会计骗术会产生滚雪球效应，一旦今天你挪用以后的盈余，明天你就要变本加厉地挪用以后的盈余，到最后从造假演变为贪污，(毕竟用笔偷钱要比用枪抢钱要来得容易得多了)。
查理跟我对于那些习惯以绚丽的盈余预估吸引投资人的CEO所带领的公司，总是报以怀疑的态度，或许少数的经理人确实能说到做到，但大部分的经理人最后都变成无可救药的乐观派，甚至可以说是骗子，不幸的是，投资人实在是很难事先分辨出他们到底是在跟哪一种人打交道。
过去我就一再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将你在外面听到或读到有关Berkshire的任何消息信以为真，即使这消息来自最具权威的新闻单位也一样，错误报导的杀伤力确实相当高，特别是它们是从令人崇敬的媒体人士口中传出来的，因为读者与观众一向倾向相信这些管道所传出来的讯息。
有关Berkshire错误讯息最离谱的是刊登在12月29号华尔街日报的一则新闻，那是一份一直以来我认为相当有用的报纸，在当天的头版上(而且是头条)，刊登了一则简短的讯息，以肯定的语气报导Berkshire正大举买进Conseco与Finova的公司债，这条消息又导引读者到投资理财专栏的专题报导，在那篇文章的第二段，华尔街日报再一次毫无保留的指出Berkshire正积极买进Conseco与Finova的公司债，并强调金额已达数亿美元之谱，只有到了文章的第18段(那时文章已换到新闻的内页)，文章才含蓄地表示买进Conseco的消息是由熟悉内情的人士所透露。
嗯! 这篇报导不太对，没错，我们确实买进Finova的公司债与银行债权，只是金额与报纸所说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但到目前为止，Berkshire公司以及我本人从来就没有买进过Conseco任何的股份或者是债券。
有一位芝加哥报纸的记者长期追踪Berkshire，其报导就相当详实严谨，至于这一回，这则”独家新闻”则是纽约报社记者所捅的偻子，我想29号当天应该是他相当忙碌的一天，因为下午他又在CNBC重复相同的报导，过了不久，一窝蜂效应产生，其它的新闻媒体开始跟进争相报导相关新闻，其根据来源就完全只靠这则报导，结果竟造成Conseco的股价在当天爆量大涨，成为当天纽约交易所前十大成交量的公司之一。
若把这个专栏取名为”今日谣传”，这实在是很难让新闻媒体将之与自我形象划上等号，这些新闻从业人员可能会觉得刊登这类明显的错误就好象是L’Osservatore Romano(编按:该报专门追踪教宗与教廷的讯息)开辟了一个小道消息专栏一样，这些媒体机构确实经常广泛报导各种未经证实的谣言，不管他们用了多少借口作推托，最起码，读者应该看到诚实的用语-以保护投资人本身的财产身家，这就好象香烟盒上都会印有请吸烟者注意本身身体健康的警语。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允许媒体自由刊登或发表任何信息，但新闻学的第一项原则却要求媒体在判断此真义时必须要小心谨慎。
其它事项
去年年报我们检讨企业购并时是否能使用”权益结合法”的论战，看起来两方的论点各有其立场，但也有各自的缺点，在此之后，我们欣然见到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法让我们觉得相当满意。
如果这个提案获得采用，以后我们每年将可以不必再提列大笔的无形资产摊销费用，我们的帐列盈余也因此更能够真实反映实际的经营状况，(请参阅第65页)，虽然这些都不会影响到Berkshire本身的实质价值，但身为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我个人将可因此不必在这一方面再多费唇舌。
这里我检附了一份广为杰出投资人文摘散发的报告-那是查理在去年五月Wesco股东年会的一番谈话，查理在企业经营与股票投资方面的见解一向比我更深刻，而我个人更从他身上受益匪浅，阅读他的评论绝对有助于你对Berkshire的了解。
1985年我们买下史考特飞兹，买到的不但一家公司，还附带一位优秀的经理人-Ralph Schey，当时Ralph 61岁，对大部分注重年龄而非能力的公司来说，Ralph为其服务的时日可能已不多。
但是在Berkshire却正好相反，Ralph之后又在史考特飞兹待了15年，直到2000年底他正式退休为止，在他的领导的期间，相较于当初2.3亿美元的买进成本，该公司前前后后总共贡献了10.3亿美元的盈余给Berkshire，而我们又利用这些资金再买进其它的企业，算下来，Ralph为Berkshire所贡献的价值可能已超过数十亿美元。
身为一位专业经理人，Ralph绝对可以列入Berkshire的名人堂，查理跟我本身欢迎他的加入。
又到了怀旧时间，约莫50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修了葛拉罕老师的课，在此之前的十年，我一直盲目地从事分析、买进然后卖出股票的动作，但当时的成绩却是平平。
从1951年起我的投资绩效开始改善，并非我改变饮食或运动习惯，唯一的改变是其间增加了葛拉罕的观念，当时在大师面前沈浸几个小时的效果远远大于我个人过去十年来独自的摸索。
除了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葛拉罕更是一位难得的挚友，他对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股东指定捐赠计划

大约有97%的有效股权参与2000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捐出的款项总计约1,690万美元。
累计过去20年以来，Berkshire总计已依照股东意愿捐赠出高达1.64亿美元的款项，除了之外，Berkshire还透过旗下的子公司进行捐赠，而这些慈善活动都是早在他们被我们购并以前就行之有年的(先前的老板自行本身负责的个人捐赠计画之外除外)，总的来说，我们旗下的关系企业在2000年总计捐出1,830万美元，其中包含300万美元等值的物品。

1999

本公司1999年的净值增加了3.58亿美元，每股A股或B股的帐面净值皆成长了0.5%，累计过去35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37,987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4.0%。
在年报中所谓的每股数字系以A级普通股约当数为基础，这是本公司在1996年以前流通在外唯一的一种股份，B级普通股则拥有A级普通股三十分之一的权利。

首页上的数字完全显示出我们1999年的成绩是如何的不理想，这也是个人历年来表现最差的一年，不管从绝对数字或是与S&P 指数比较皆是如此，当然相对数字是我们比较在意的，只不过时间一久，相对较差的数字其绝对数值肯定也不会理想到哪里去。

即使是顽皮豹探长也知道谁是去年真正的犯人︰没错! 就是我本人，而我个人的表现让我想起一位成绩单上满是F跟一个D的四分卫，偏偏又遇到一个体谅人的教练轻声说到：“孩子，我想你把太多的时间摆在单一的科目之上了。”

我所指的单一科目就是”资金的分配”，而很显然的我在1999年所获得的成绩就只有D，除此之外表现最惨的要算是伯克希尔的股票投资组合了，至于该为这件事负责的，除了少部份的投资是由GEICO公司的Lou Simpson管理外，其余全部都要归咎于我本人，我们几件大型的投资标的，由于本身1999年的经营情况不佳，导致公司股价表现远落后于大盘，不过我们仍然对它们所处的产业情有独钟，同时也愿意继续与它们同在，只是它们的挫败严重影响到我们去年的表现，而且也不确定何时才能够回归正轨。

伯克希尔1999年积弱不振的表现，更导致公司的股价大幅下滑，相较之下，1998年的股价反而表现的比本业还好，去年可说是刚好相反，直到年报发布之日止仍是如此，当然就长期而言，公司股价的表现大致上还是会与本业的表现相当。

尽管去年表现不佳，不过伯克希尔主要的合伙人-查理孟格，跟我本人仍然预期伯克希尔未来十年实质价值的成长率应该可以略微超越S&P指数同期的表现，当然这种事没人敢打包票，不过我们依旧愿意以我们所有的身家作为担保，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个人的身家有99%以上都摆在伯克希尔，我跟我内人从来就没有卖过一张伯克希尔的股票，而且除非哪一天真的不够钱花，否则我们永远不会考虑出售任何一张股票。

请注意我说的是”略微”超越S&P，因为对伯克希尔来说，大幅超越S&P指数的情况已经成为历史，当初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主要是因为那时不管企业或是股票的价格都相当低廉，而我们的资本规模相对也较小，那使得我们比现在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可供选择。

此外我之所以对伯克希尔未来的表现如此有信心的原因在于，我认为S&P在未来一、二十年的表现将远远不如过去十几年的表现，在最近的财星杂志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解释这种无可避免的缘由，在年报后面我也附了一份供大家参考。

我们的目标是把现有的事业给经营好-这点对于现有优秀的经营阶层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同时再设法取得具有相同竞争优势与优秀经理人的新事业，去年我们在这方面大有进展，不但买下了Jordan家具，同时还签约买 下了Mid American能源大部分的股权，在报告的后段我还会详加介绍这两家公司，不过有一点我要强调的是，这两项购并案伯克希尔全部皆以现金进行交易，没有发行任何新股，虽然这样的交易方式可遇不可求，但却也是查理跟我比较偏好的。

实质价值简介

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我要谈谈常常提到实质价值的观念，这是一个我们在进行企业购并与股票投资时，很重要但却很难明确界定的标准，(有关这个议题的广泛讨论，也包含其它投资与会计名词观念，请参阅股东手册)。

在最近四年的年报中，我们提供了我们认为可以最能够估计伯克希尔实质价值的一张表，在今年刚刚更新资料的表中，我们以拟制的方式将通用再保的数字加入其中，也就是假设该公司自年度一开始就为我们所拥有，第一栏的数字代表我们拥有每股的投资金额(包括现金与约当现金，但扣除财务金融单位持有的证券)，第二栏则是每股在扣除利息与营业费用之后，伯克希尔来自本业的营业利益(但未扣除所得税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当然后者已经扣除了所有来自第一栏投资所贡献的股利收入、利息收入与资本利得，事实上，从这张表可以看出若是把伯克希尔分拆成两部份的话会变成怎样，其结果就等于是一家持有我们投资部位的控股公司，以及另一家经营旗下所有事业负担全部成本盈亏的营利事业。

1999年，我们每股投资金额变化不大，但是每股营业利益却因为几个重大的负面因素而大幅滑落，我们大部分的经理人都得到A级以上的评价，大幅增加各自事业的实质价值与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帐面价值，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一切的努力通通都被通用再保异常的承保损失给抵消掉了，此外GEICO的承保利益也如预期地下滑，虽然其整体表现仍然远远超越当初我订下的严格目标。

展望今年我们并不预期承保获利能够大幅改进，虽然GEICO的实质价值应该还是能够以一个令人满意的幅度增加，但其承保成绩却一定会滑落，原因在于车险业者在2000年整体的表现肯定不佳，也因为我们将投入大笔的行销经费，至于通用再保，我们已开始调高保费，只要2000年不要再发生重大的意外灾害的话，该公司的承保损失应该会大幅减少，不过保费调整的效果要完全显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可以预期的是通用再保明年的承保成绩肯定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财报中有一个叫做商誉摊销的费用项目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伯克希尔每年固定提列的金额大约在五亿美元左右，这个动作使得资产负债表上商誉的会计数字逐年递减，但却与实质经济稳定成长的现况背道而驰，而就算是实质的经济商誉价值维持不变，每年固定提列的商誉摊销费用也会使得帐上的商誉与实际上的商誉价值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虽然我们无法给各位一个伯克希尔实际价值的确切数字，这实在是很难去估算，不过查理跟我可以向各位保证，实际的数字绝对远超过578亿美元的帐面价值，许多事业包含水牛城新闻报与喜斯糖果在内的实际价值大概是帐面价值的十五到二十倍之间，不过我们的目标是继续让子公司扩大这样的差距。

别处读不到的经营故事

伯克希尔的经营团队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举个例子来说，这些先生女士大部分都已经相当有钱，靠着自己经营的事业致富，他们之所以愿意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并不是因为缺钱或是有任何合约上的限制，事实上伯克希尔并没有跟他们签订任何契约，他们之所以辛勤工作，完全是因为他们热爱自己的事业，而我之所以用”他们”这个字眼，是因为他们对这些事业完全负全责，不需要到奥玛哈做演示文稿，也不需要编预算送交总部核准，对于任何开支也没有繁复的规定，我们只是简单地要他们就像是经营自己祖传百年的事业一样来对待即可。

查理跟我与这些经理人保持互动的模式，与我们和伯克希尔所有股东保持的互动模式一致，那就是试着尽量站在对方的立场为大家设想，虽然我本人早就可以不必为了经济因素而工作，不过我还是很喜欢现在在伯克希尔所做的这些事，原因很简单，因为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可以自由的去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同时让我每天都有机会与欣赏及信赖的人一起共事，所以为什么我们旗下的经理人-在各自产业卓然有成的大师，一定要有不同的想法呢?

在与伯克希尔母公司的关系上，我们的经理人通常恪守甘乃迪总统曾说过的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以下就是去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是有关R.C.Willey-犹它州家具业的霸主，伯克希尔是在1995年从Bill Child家族买下这家公司的，Bill跟他大部分的经营团队都是摩门教徒，也因此他们的店星期天从来不开张，这样的惯例实在是不适合用在做生意上，因为对大部分的顾客来说，星期假日正是他们出外血拼的大好时机，不过尽管如此，Bill还是坚守这项原则，而且将这家店从1954年他接手时的25万美金营业额，一路成长到1999年的3.42亿美元。

Bill认为R.C.Willey应该也能够在犹它州以外的地区成功开拓市场，因此在1997年我们在Boise设立一家分店，不过我还是相当怀疑这种星期天不营业的政策能否在陌生的地区抵抗每周七天无休的对手强力的竞争，当然由于这是Bill负责经营的事业，所以尽管我对这点持保留的态度，但是我还是尊重他的商业判断与宗教信仰。

Bill后来甚至提出一个非常特别的提案，那就是他愿意先花九百万美元，以私人的名义买下土地，等建筑物盖好，确定营运良好之后，再以成本价卖回给我们，而要是营运不如预期，那么公司可以不必付出一毛钱，虽然这样他必须独力承担庞大的损失，对此我告诉Bill很感谢他的提议，但若伯克希尔想要获取投资的报酬，那么它也必须同时承担可能的风险，Bill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表示如果因为个人的宗教信仰而使得公司经营不善，他希望能够独力承担这个苦果。

这家店后来顺利于去年八月开幕，立即造成当地的轰动，Bill随即就将产权办理过户，另外包含一些地价已高涨的土地，并收下我们以成本价开出的支票，还有一点必须特别说明，对于两年来陆续投入的资金，Bill婉拒收取任何一毛钱的利息。

从来就没有一家公开发行公司的经理人会这样做，至少我个人没有听说过，所以各位不难想象能够与这样的经理人共事，让我每天早上上班时都雀跃不已。

附带一提的是，在八月简单的开幕仪式之后，一个月后我们在Boise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自然我也受邀参加开幕剪彩，(我必须强调看来你们的董事长还是有点用处的)，在致词时我告诉在场的来宾销售状况远超过我们当初的预期，让我们成为Idaho地区最大的家具店，远远将其它同业拋在脑后，而等到致词快结束时，我突然想起来，当初决定在Boise开店的，正是我的主意。

产物意外险的经营

保险是我们最主要的本业，当然其它事业也相当重要，想要了解伯克希尔，你就必须知道如何去评估一家保险公司，其中主要的关键因素有(1)这个行业所能产生的浮存金数量(2)以及它的成本(3)最重要的是这些因素长期的展望。

首先浮存金是一项我们持有但却不属于我们的资金，在保险公司的营运中，浮存金产生的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在真正支付损失理赔之前，一般会先向保户收取保费，在这期间保险公司会将资金运用在其它投资之上，当然这样的好处也必须要付出代价，通常保险业者收取的保费并不足以因应最后支付出去的相关损失与费用，于是保险公司便会发生承保损失，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而当一家公司取得浮存金成本，就长期而言低于从其它管道取得资金的成本时，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一旦保险事业取得浮存金的成本若远高于货币市场利率时，它就像是一颗极酸的柠檬。

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损失成本必须仰赖估算，所以保险业者对于承保结算的成绩有相当大伸缩的空间，连带使得投资人很难正确地衡量一家保险公司真正的浮存金成本，估计错误，通常是无心，但有时却是故意，与真实的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结果直接反映在公司的损益表上，有经验的行家通常可以经由公司的准备提列情形发现重大的错误，但对于一般投资大众来说，除了被迫接受财务报表的数字之外，别无他法，而我个人常常被这些经过各大会计师事务所背书的财务报告所吓到，1999年有许多保险业者宣布对先前不当提列准备而导致投资人形成错误决策的骗术进行调整，不过在伯克希尔，我们在提列准备时，都尽量采取最保守的做法，不过我还是要警告大家，保险业所发生的意外，通常都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下表中所显示的数字是，伯克希尔自取得国家产险公司经营权，进入保险事业33年以来所贡献的浮存金，(其中传统业务包含在其它主险项下)，在这张计算浮存金的表中，(相对于收到的保费收入，我们持有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我们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再保预先收取的资金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预付税负以及取得再保业务的相关递延费用，得出浮存金的数额，弄清楚了吗?

浮存金持续成长虽然很重要，但是取得它的成本却更关键，多年以来，我们的承保损失一直控制在相当低的限度，这代表我们浮存金的成本也非常的低，有时甚至还有承保的利益，这等于是由别人付费来保管他们的钱，就像是我们1998年结算下来就有承保利益，只不过很不幸的，我们1999年发生了14亿美元的承保损失，这使得我们浮存金的成本一下暴增到5.8%，令人庆幸的是，其中有一笔4亿美元的损失，将可以在未来十年内提供给我们一笔高额的浮存金，当然其它的损失就让人觉得不太愉快，这样的成绩很明显的让人无法接受，除非再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我们预期2000年的浮存金成本将会下降，不过任何的下降都必须面临GEICO强力行销计划的阻拦，关于这点在后面我还会再详细叙述。

能够取得这笔免成本的浮存金要归功于许多人，这其中贡献最大的当属Ajit Jain，他对于伯克希尔贡献的价值实在是难以估算，在他的任期间，从无到有一手建立起伯克希尔的再保险事业，如今不但持有63亿美元的浮存金，同时每年还维持稳定的承保获利。

在Ajit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位核保人员如何运用智能将风险合理的订价，能够理性回绝无法衡量的风险，同时又能勇敢地接受高额但合理的保单，纪律地拒绝任何不合理订价的微小风险，我们很难在一般人身上找到这类的特点，而要三者合一更是绝无仅有。

而自从Ajit全心全力投入巨灾的再保业务之后，这是损失发生及不稳定，但一发生即非常惨重的险种，可以肯定的是，Ajit绝对将面临比其它险种变动更大的状况，所幸到目前为止，伯克希尔在这类业务的运气还算不错，但即便如此，Ajit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其它规模较小但同等重要的”其它保险”营运一样为伯克希尔增添了许多实质价值，总结过去五年来，这群保险公司为我们贡献了1.92亿美元的承保利益，外加下表所显示的浮存金，在保险世界里，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这都要感谢Rod、Brad、John、Don等人。

就像是先前我曾提过的，通用再保1999年的承保绩效相当的惨烈，(虽然投资利益足以让这家公司免于赤字)，我们的保费订价实在是过低，不管是国内或海外业务皆是如此，虽然目前情况已有改进但却尚未完全矫正过来，不过就长期而言，我认为这家公司应该还是能够稳定地贡献低成本的浮存金，目前在通用再保以及其位于科隆的子公司，经理人的绩效奖金多寡完全取决于浮存金成长速度以及其取得成本，这同时也是股东们最重视，也是决定公司价值的几项主要数据。

虽然再保业者都有一套相当明确、合理的奖励计划，但实在是很能保证每年都能够有亮丽的成绩，再保业是变动相当大的产业，不管是通用再保或甚至是Ajit都很难免除业者杀价竞争的不当行为，不过通用再保拥有行销通路、承保技巧、企业文化等优势，加上在伯克希尔强大的财务支持之下，极有潜力成为全世界获利最佳的再保公司，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绝对需要时间、精力以及纪律，相信Ron Ferguson及其经营团队绝对能够完成这个目标。

盖可保险 (1-800-847-7536 or GEICO.com)

盖可1999年的成长十分惊人，原因很简单：一个绝佳的经营想法由最优秀的经理人-Tony Nicely加以落实，当伯克希尔在1996年初买下盖可时，我们立刻把钥匙交到Tony的手上，请他把这家公司当作是自己拥有的一样的心态去经营，接下来就看他的表演，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成绩单。

1995年，盖可花了3,300万美元在行销活动之上，旗下拥有652位电话咨询顾问，去年公司预算提高为2.42亿美元，咨询顾问的人数增加为2,631位，这还只是刚起步而已，展望2000年还会大幅的成长，行销预算预计会突破10亿美元，只要我们确认每一块钱都花在刀口之上，同时自信有能力顺利处理蜂拥而至的生意。

就目前而言，有两项因素会影响到保单取得成本，不利的是现在每增加一通询问电话的单位成本比过去**提高，媒体曝光率虽然增加，但询问的响应却相对减少，也就是说在我们与竞争对手同时卯足全力加强宣传时，每家业者每段广告所贡献的询问电话也同步递减，所幸这种负面效果因为我们成交率(每通询问电话真正成交的比率)稳定地增加而减少，总的来说，我们新保单的取得成本虽然增加，但还是远低于同业的水准，而更重要的是，我们续约保单的营运成本更是全美保险业者当中最低的，这两项极重要的竞争优势应该可以继续维持下去，别人或许可以抄袭我们的营运模式，但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复制我们的经济规模。

上表显示GEICO的保单续约率正在下降当中，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造成此种假象，第一，过去几年来，我们的产品组合重心已从原先续约率本来就比较高的指定保户，转成续约率普遍比较低的标准与非标准保户，(虽然名称不同，但三者的获利水准差异不大)，第二，新保户的续约率通常都比长期保户的续约率来得低许多，而因为近年来我们的业务成长快速，所以新保户的比重相对提高，在扣除这两项因素之后，我们的续约率其实变化不大。

去年我就曾向各位表示1999年 GEICO以及整个保险业界的承保利润率将会下滑，事后证明确是如此，过去几年来由于意外发生的频率与严重性出乎意料的低，所以整个业界得以享有不错的利润率，而业者也因此陆续反应调降费率，只是好景不常，最近损失又有逐步上扬的趋势，所以要是2000年的承保利润率再下滑3个百分点的话，我们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除此之外保险业还有两项因素可能使得意外发生的频率与程度加剧而受到伤害，第一是费率的反应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一方面是法律规范的限制，一方面是新费率要等到旧合约到期后才能开始实施，第二，许多保险同业由于几年来损失成本普遍高估，所以损失准备回冲的结果，使得财务报表上盈余看起来还不错，不过这些额外多出来的准备已损耗的差不多了，后续能够支撑盈余数字的准备数量将极其有限。

为了慰劳同仁们的辛劳，从Tony以降，GEICO都利用两项，惟二的两项数据当作评估绩效与奖金分红的标准，1)是保费收入增长的比率；2)是续约保户(泛指投保超过一年的客户)的承保获利表现，1999这年两项数字都十分优异，因此我们加发了相当于28.4%年薪的奖金(金额合计1.133亿美元)给公司所有的同仁，Tony跟我一向很乐意签发这类支票。

在伯克希尔，我们希望奖励规定不但明了易懂，且与我们希望同仁努力完成的目标方向一致，签发新保单的成本相当的高(而且如同刚刚提到的，还有越来越贵的趋势)，也因此如果将这部份的成本列入计算奖金的公式当中，这正是我们在入主GEICO前公司经营阶层的做法，此举无异让员工认为取得新保单是对他们的一种变相惩罚，虽然这明明对伯克希尔来说是很有益处的一件事，所以我们站出来告诉员工，请大家放心公司会为新保单所付出的成本买单，甚且把保户成长率也当作是奖励公式的一部份，同仁得以因为这类新增加但不赚钱的保单而获得奖励，当然要是有人能够降低续约保户维持成本的，同样也能获得奖励。

虽然我们大举投入广告活动，但我们新保单的主要来源还是来自于原来保户的口耳相传，因为他们对于我们的服务与价格感到满意而向其它人推荐，去年私人理财杂志Kiplinger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贴切的说明GEICO在消费者心中满意的程度，该杂志总计在访问了20个州立保险部门后发现，GEICO的申诉比率最低，而且远低于主要竞争同业的平均数。

由于我们已建立了不错的口碑，所以很有可能我们每年只要花5,000万美元的广告费就可以维持既有的保单数量，但那仅仅是大胆的猜测，永远没有人知道其正确性，因为Tony仍然会持续地踩着强力广告的油门，(而我也会插一脚)，不过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在2000年的3亿到3.5亿广告预算以及更多投资在销售顾问、通讯设备等花费当中，有绝大部份并非必要支出，但我们之所以仍然愿意投入，主要就是希望在提升保费收入成长的同时，还能维持甚至加强美国人心目中GEICO对于承诺付诸实现的形象。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我认为这是伯克希尔能够做的最好投资，经由大量广告，GEICO可以直接与更多的美国家庭建立起直接的关系，年复一年每个家庭平均提供1,100美元的资金给我们运用，这使得我们在众多销售各式各样产品的公司当中，成为全美最畅销的直销产品之一，而随着我们与更多的美国家庭建立起长期的关系，现金更将源源不绝的流入(在这里完全不靠网络)，去年随着GEICO的客户数量增加到766,256人，包含营业利润以及浮存金增加就贡献了5.9亿美元的资金。

过去三年以来，我们在汽车保险的占有率从原先的2.7%提高到4.1%，无疑地我们属于全美许多家庭的，甚至可能是你们家的，打个电话给我们试看看，大约有四成的人在看过我们的费率之后，会发现可以为他们省下一大笔钱，(我只所以没说100%的原因在于，每家保险业者对于风险的估计都不同，有些保险公司对于居住于某些特定地区的居民与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客户有偏好，不过我仍然坚信我们提供给一般民众的费率通常都低于其它全国性的业者，在随年报附赠的GEICO资料中，大家将可以看到我们提供给来自全美40州股东最高8%的折扣费率，至于其它州的股东也接受开放申请取得不等的折扣。

在这里很遗憾地向各位报告， GEICO前董事长-Lorimer Davidson，于去年十一月去世，享年97岁，对于GEICO来说，大卫是带领公司跃上台面的企业巨人，而对我个人来说，他是我的偶像，亦师亦友，在过去年度的报告中，我不只一次的提到他对我个人的关照，很显然的要是没有他，我个人的一生可能要完全改观，Tony、Lou Simpson与我在去年八月还曾经去拜访他，对于他当时的记忆力还佩服不已，尤其是有关GEICO的点点滴滴，一直以来，他就是GEICO公司的头号支持者，我们将会永远地怀念他。

航空服务业

我们旗下两家航空服务公司-国际飞安(FSI)以及企业主管飞行服务(EJA)都是各自产业的领导者，EJA所推出的NetJets计划，专门出售并为客户管理其拥有的专机部份所有权，目前的占有率超过其它两家主要竞争业者的总和，FSI则专门训练机师(也包含其它专门运输人员)，其规模是其它最大竞争业者的五倍。

这些公司另外还有一项特点就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由原来的创办人在经营，Al Ueltschi在1951年以10,000美元创立FSI，而Rich Santulli则是在1986年开创部份所有权事业，这两位都是相当杰出的企业家，目前他们早已不需要为了钱而工作，不过现在依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让自己创立的公司继续发扬光大。

虽然两家公司所领导的产业相当类似，但却有很不相同的竞争形态，FSI需要相当密集的资本，光是一台飞行仿真器就要耗资1,500万，现在我们拥有222台，而且每一台仿真器，一次只能训练一位飞行员，这意味着每一元营收所要投入的资本支出相当的高，也因此要维持一定的投资报酬，营业毛利一定要够高，去年FSI与其持股50%的国际飞安-波音的资本支出达2.15亿美元。

相对的由于EJA的设备所有权属于客户，当然我们也必须投资一部份资金取得核心机队的所有权以维持高档的服务水准，举例来说，在EJA每年最忙碌的感恩节后的那个星期天，简直就把我们给忙坏了，由于169架飞机分别属于1,412位所有权人，许多人都想要在当天下午三点到六点使用飞机，所以我们绝对有必要准备额外自有的飞机，好让每个客人在任何时候到达任何他想要到的地方。

当然大部分的飞机还是属于客户所有，意思是说在这行只要有合理的税前毛利，股东的投资报酬就相当可观，现在我们客户拥有的飞机价值超过20亿美元，后续我们陆续又下了许多飞机订单，金额总计42亿美元，确实目前限制公司营运成长的主要因素就在于飞机数量，现在我们的订单约占全世界飞机制造交货量的8%，我们希望能够再提高这个比重，虽然EJA在1999年增加的供给量有限，但其固定的营收，也就是客户每个月固定按飞行时数缴交的管理费仍然成长了46%。

专机所有权的产业还在刚起步的阶段，EJA目前在欧洲尚在累积经济规模当中，长期而言我们将计划进军全世界的市场，当然要这样做，必须再投入相当大的资本，相当相当的大，不过只要值得，我们都愿意，对于我们与客户而言，规模经济是最关键的因素，只有在全世界各地拥有最多飞机的公司才能提供给客户最好的服务，”买下部份所有权，你就能拥有全部的机队”，在EJA将不只是个梦。

EJA还享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那就是它的两家主要竞争对手都只是国际飞机制造业者的子公司，所以它们被迫只能提供母公司制造的飞机，虽然这些都是好飞机，但竞争对手却因此**受限于机舱形式以及能够提供的机种用途，相较之下，EJA则能够提供由全世界五大飞机制造公司所生产的全系列飞机，所以我们可以给客户任何他想要的飞机形式，而不是被动接受其母公司的飞机。

去年在年报当中，我曾经形容我的家族自从1995年来买下四分之一的(也就是每年200小时)的霍克1000型飞机所有权的愉快经验，不久之后，我又再接再厉签约买下一架Cessna V Ultra型六分之一的所有权，现在每年我在EJA以及波仙珠宝的花费大概是我年薪的十倍，如此大家可以据此推算你可以负担的底限在哪里。

去年，伯克希尔有两位外部董事也与EJA签约买下部份所有权，(可见我们付给他们的酬劳过高)，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付出的价格与得到的服务和其它客户并无二致，在EJA我们推行”最惠国待遇”政策，没有人可以得到特别的对待。

现在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因为EJA已经通过最严格的考验，连查理都已经签约了，再也没有比这个更能说明EJA提供的服务所代表的价值，记得打电话1-800-848-6436索取申请部份所有权的表格。

1999年的购并活动

不管是GEICO或者是EJA，我们新客户的来源主要还是来自于现有客户的介绍，事实上，在专机部份所有权计划中有65%的新客户是来自于现有满意公司服务的老客户所推介。

我们的购并行动发生的形态一向很类似，在别的公司，高阶主管通常亲自与投资银行家一起寻求可能的购并机会，所运用的拍卖程序相当制式化，在过程中银行业者准备的帐册让我想到童年时代读到的”超人”漫画，只不过在华尔街版，换成一家本来平淡无奇的公司进到了银行业者特地准备的电话亭后，摇身一变成了一跃升天，盈余成长飞快的超人，而抵挡不住卖方帐册所叙述的神力，购并案饥渴成痴的买方，就像是具有冷艳外表的露易丝，立刻融化在其膝下。

而在这其中最有趣的是，这些资料所显示未来几年的盈余预测都相当明确，不过要是你问问编造这些报表的银行业者，他们自己银行下个月的盈余预估，他会马上露出警戒的神色告诉你，产业与市场的状况是如何变化多端，以致于他无法妄下定论。

以下有一则故事我忍不住想补充，故事发生在1985年，有一家非常大的投资银行受委托负责出售史考特-飞兹公司，然而在经过多方的推销后却仍无功而返，在得知这样的情况后，我立即写信给史考特-飞兹当时的总裁-Ralph Schey表达买下该公司的意愿，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与Ralph见过面，不过在一个礼拜之内我们便达成协议，可惜令人遗憾的是，在该公司与投资银行所签订的意向书中明订，一旦公司顺利找到买主便须支付250万美元给银行，即便最后的买主与该银行无关也要照付，事后我猜想，或许是该银行认为既然拿了钱，多少都应该办点事，所以他们好心地将先前准备的财务资料提供一份给我们，收到这样的礼物时，查理冷冷地响应说：“我宁愿再多付250万美元也不要看这些垃圾。”

在伯克希尔，我们精心设计的购并策略很简单-就是静静地等待电话铃响，可喜的是，有时还真管用，通常是先前加入我们集团的经理人，甲好道休报，建议其周遭的好朋友可以如法炮制。

在这里我不免要提到我们的家具事业，两年前我回想到当初在1983年我是如何买下内布拉斯加家具店，以及如何透过B太太家族与R.C.威利家具(1995年)及星辰家具(1997年)结缘的经过，就我个人而言，这些经验实在是棒极了，伯克希尔不但得到了三家杰出的零售事业，同时也让我得以认识全天下最好的朋友。

因此自然而然地，我就不断地询问B太太家族、Bill及Melvyn身旁有没有像你们一样好的人，他们异口同声的回答都是住在新英格兰州的Tatelman兄弟，以及他们优秀的事业-乔丹家具。

终于在去年我见到了Tatelman兄弟-Barry以及Eliot，很快地我们就签下由伯克希尔买下乔丹家具的契约，如同先前的三次购并案，这也是一家家族企业，时间要追溯至1927年，当时由两兄弟的祖父在波士顿市郊创立，之后在两兄弟戮力经营下，不但成为当地家具业的龙头，更进一步跃升为新罕布什尔州以及麻州最大的家具零售店。

Tatelman兄弟不光只是贩卖家具或者是管理店面，他们还提供上门的顾客一种全新的消费经验，他们称之为”血拼秀”，合家光顾的客人不但可以见到各式各样的商品，同时还可享受一段愉快的时光，这样的经营成果无疑让人印象深刻，乔丹家具拥有全美每平方英吋最高的营业额，如果你家住在波士顿地区，衷心建议你可上门看一看，尤其是位于Natick新开幕的那一家，记得要带钱!

Barry与Eliot堪称为谦谦君子，就像是伯克希尔旗下其它三家家具店一样，当他们顺利把公司卖给伯克希尔之后，他们决定至少为店里的每位员工加发每小时50美分，乘以他们在该店任职时间的薪水，总计最后的金额是900万美元，全部由两兄弟个人而不是伯克希尔的口袋支应，记得当时两兄弟在签支票时手还会发抖。

我们旗下每一家家具店都是当地首屈一指的业者，目前我们在麻州、新罕布什尔州、德州、内布拉斯加州、犹它州以及爱达荷州等地的市场占有率都是第一，去年星辰家具的Melvyn连同他姊姊Shirly又再下两城，成功在圣安东尼奥以及奥斯丁大展身手。

世上没有一家家具业的经营能够像伯克希尔一样，这是我个人的乐趣，也是各位获利的关键所在，W.C. Fields曾经说过：“是女人让我沈于酒国，可惜我从来没有机会得以好好地谢谢她”，我不想犯下相同的错误，在此我要感谢Louie、Ron、Irv等人，是他们让我得以与家具业结缘，而且毫无犹疑地引导我组成现今的梦幻组合。

接下去要报告的是第二个购并案，这件案子系透过我多年的好朋友，Level 3 通讯公司董事长，同时也是伯克希尔董事-Walter Scott牵线而成，Walter个人也拥有相当多的人脉，其中他在一家能源事业-中美能源公司拥有相当多的股份，同时也担任该公司的董事，去年九月我们共同出席一场在加州举行的研讨会，Walter不经意地问我是否有兴趣投资中美能源公司，在当时我就直觉地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回到奥玛哈之后，我看了一下中美能源的相关资料，并与Walter及中美能源才能兼具的总裁David Sokol短暂地见了两次面，当场我就表示，只要价位合适，我想成交的可能性很高。

购并电力能源事业由于牵涉到包含1935年订定的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在内的各种行政法规而显得有些复杂，因此我们必须设计一个交易，以避免伯克希尔取得多数的控制权，最后决定由我们出资购买11%固定收益的证券，加上部份普通股与可转换特别股的特殊组合，把伯克希尔对中美能源的表决权压在10%以下，同时又能持有该公司76%的权益，总计全部加起来的投资金额超过20亿美元。

而Walter也以具体的行动来支持这项合并案，他与他的家人同样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买进更多的中美能源股份，累计投资的金额超过2.8亿美元，这使得他成为拥有该公司控制权的大股东，我想再也找不到比他更适合这个职位的人了。

虽然在能源事业有许多法规的限制，但我们极有可能在这个产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如果真的实行，这个数字铁定十分可观。

购并案的会计处理

再一次，我要对会计原则发表一些看法，这次是有关购并案的会计应用，到目前为止，这也是一项争议性相当高的议题，在所有事件尘埃落定以前，甚至连国会议员都有可能会介入干涉(这听起来令人感到不寒而栗)。

当一家公司被购并，通常一般公认会计原则(GAAP)容许两种截然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一种是购买法；另一种是权益合并法，要运用权益合并法，交易的标的必须是股票，至于购买法则使用现金或股票皆可，但不论如何，管理阶层通常很排斥使用购买法，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公司的会计帐上会因此多出一项叫做”商誉”的会计科目，而此商誉日后还要分年摊销，意思是说在合并完成后，公司每年都要提列一笔为数庞大的商誉摊销费用列为损益数字的减项，而且时间可能长达数十年，相对地，权益合并法就没有这样的麻烦，可想而知这种方法广受一般高阶经理人的欢迎。

如今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有意取消权益合并法之运用，此举让许多高阶经理人为之跳脚而群起反对，可以预见双方将会有一场激烈的纷争，为此我们必须站出来发表个人的意见，首先我们同意许多经理人认为商誉摊销根本就不切实际的说法，大家可以在1983年年报的附录(已公布于本公司网站)以及股东手册55-62页，找到我个人对这件事的看法。

对于强制规定摊销的会计原则，通常导致与现实严重不符，从而引发相当麻烦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会计原则虽然无法准确地反应出实际状况，但最起码差异不大，举个例子来说，折旧费用的提列虽然无法完全地反映出实体资产价值减损的真实情况，但这种做法至少与现实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实体资产本来就必然会逐渐减损，同样的存货提列跌价损失、应收帐款提列呆帐费用以及保固责任提列准备都是反映潜在成本的合理做法，虽然这些费用成本难以准确的计算出来，但确实也有加以估计的必要。

但相对的，经济商誉在许多情况下，并不会减损或消失，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案例中，商誉不但不减反而会随着时间的累积而增加，在某些特质上，经济商誉反而类似土地，两者的价值都会上下波动，但何时会增加，何时又会减少却不一定，以喜斯糖果的例子来说，在过去的78年来，其品牌价值以不规则但快速的速度成长，而只要我们经营得当，其品牌价值增长的态势很有可能再继续维持78年。

为了避免商誉不当的摊销，伟大的经理人们宁愿选择拥抱不当的权益合并法，这项会计创意源自于两条河川在汇流后就不必分彼此的概念，在这种观念下，一家被另一家更大公司购并的公司并不算是被”买下”的(虽然他们通常会得到相当的合并溢价)，从而推论合并的过程并没有商誉会产生，自然而然也就没有随后令人感到麻烦的商誉摊销发生，反而应该要把这两家公司当作一开始就是一体的来看待。

有点咬文嚼字，事实上这与合并背后所代表的事实真相却大不相同，毫无疑问的，既然有交易，就一定有购并方与被购并方，不管你如何修饰交易的条件细节，一定有一方是被另一方买下，其实很简单，只要你问问交易双方的员工，谁是征服者，而谁又是被征服者，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绝对不会搞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FASB的坚持绝对是正确的，在大部分的购并案中，绝对有买卖的性质存在，当然确实也有对等的合并个案发生，但出现的机率实在是少之又少。

查理跟我始终相信应该有一个与现实相接轨的方法可以同时满足FASB想要正确的反应买卖交易实质的看法，以及经理人反对商誉不当摊销的呼声，我认为首先购并公司应该要以公平市价认列其投资成本，不管是支付现金或是股票，当然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公司帐上会出现大笔的经济商誉，但我们应该让这项资产继续保留在会计帐上，而不是分年摊销，嗣后若公司的经济商誉真得有减损的情况，这不是没有可能，那么就按一般判断资产价值是否减损的方式去评估。

如果我们提出的方案获得采用，预计将会追溯适用，以使得全美的购并会计处理原则都一致，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乱象纷呈，可以预见的是，一旦这项方案开始施行，经理人一定会更审慎地处理购并案，小心评估到底应该使用现金或是攸关股东长远利益的股票，而不光只是看合并后的会计帐面损益而已。

在买下乔登家具的过程中，我们采用能够让伯克希尔股东未来的现金流量极大，而帐列盈余最小的方式，为此伯克希尔决定使用现金买下资产，此举让我们可以在分十五年摊提商誉费用时得到租税的抵减，而减税的效益，等于是让公司未来几年的现金流量明显的增加，相较之下，使用股票进行购并就没有这项好处，一次打销的商誉损失是无法用来抵税的，两者之间的经济实质差异再明显也不过了。

从购并者的经济角度来看，最不划算的交易方式就是以股换股的做法，不但租税上没有任何好处，买方还要付出高额的购并溢价，而若买方之后再把这家公司卖掉，即使实际上公司承担庞大的经济损失，卖主还是要负担高额的资本利得税(税率往往高达35%以上)。

不过在伯克希尔我们也曾用过非租税最佳化的方式，主要的原因在于卖方基于某种原因的坚持，当然基本上我们也认为这样的规划还算合理，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要让帐面数字好看而牺牲任何的租税利益。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回顾1999年，我们旗下的制造、零售与服务业的表现几乎接近完美，Dexter鞋业除外，不过该公司的问题不在于经营管理，就工作上的经验、活力与认真而言，Dexter与其它子公司优秀的经理人毫无二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制造据点位于美国本土，缺乏竞争优势，总计1999年，在美国13亿双的鞋子消耗量中，93%来自于进口，廉价的劳工成本是主要的关键因素。

若再加上H.H.Brown，我们是美国本土最大的鞋类生产业者，我们仍将尽力维持这样的局面，我们的美国工厂拥有最忠诚，且最有经验的工人，我们希望能够保留每一个职位，但尽管如此，为了保持弹性，我们不得不开始从海外寻找潜在的代工来源，也因此在下表年度帐上提列部门调整的损失。

几年前，在全美拥有200家分店的贺兹柏格钻石，为了恢复原有高毛利而在营运上做了许多调整，在Jeff Comment的领导下，目标顺利达成，利润率快速的回升，同样的在鞋业，我们拥有Harold、Peter、Frank以及Jim担纲，我相信在未来几年内也能有相同的成果。

此外在这里要特别提到喜斯糖果，因为它去年的营业利润高达24%，自从我们在1972年以2,500万美元买下该公司以来，它已为我们贡献了8.57亿美元的税前净利，而尽管公司营运维持高成长，本身却不需要额外的资金加以支应，有鉴于Chuck Huggins过去优异的表现，我们在买下该公司的第一天起就把公司交给他负责，而他对产品品质与亲切服务的坚持，让顾客、员工与股东都受益良多。

Chuck的表现一天比一天好，记得他接手喜斯时的年纪是46岁，公司的税前获利(单位百万美元)大概是他年纪的10%，如今他高龄74岁，但这个比率却提高到100%，在发现这个有趣的数字之后，我们把它称之为Huggins定律，现在查理跟我只要想到Chuck的生日快到时，就暗自窃喜不已。

有关其它关系企业的信息大家可以在39-54页找到，包含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部门别信息，此外在63-69页，你还可以找到经过重编，依照伯克希尔四大部门编排的信息(非按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编制)，这是查理跟我认为最能够完整呈现伯克希尔现况的模式。

完整透视盈余

我们认为帐列盈余很难表现伯克希尔实际的营运状况，部份原因在于列示在本公司帐上的股利收入，事实上仅占被投资公司收益的一小部份，其实我们并不要求盈余一定要分配，事实上对我们而言，我们更重视未分配的那一部份，因为他们极可能为我们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被投资公司往往比母公司更有机会把资金投入到高投资报酬的用途之上，既然如此又何必一定要强迫他们把盈余分配回来呢?

为了要更真实的反应伯克希尔实际的经营状况，于是乎我们运用了完整透视盈余的观念，这个数字总共包含(1)前段所提到的帐列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帐上的盈余，扣除(3)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在这里我们所谓的营业盈余系已扣除资本利得、特别会计调整与企业其它非常态的项目。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出1999年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只不过是估计数，很多都是基于简单的判断，(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列在13页的营业利益之内，大部分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

投资

下表是伯克希尔 1999年市价超过七亿五千万美元以上的股票投资。

1999年我们只做了些许的变动，如同先前我曾提到的，去年有几家我们拥有重大投资部位的被投资公司其经营状况令人不甚满意，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这些公司拥有相当的竞争优势，可协助其继续稳定经营下去，这种可以让长期投资有不错成果的特点，是查理跟我还有点自信可以分辨得出的地方，只是有时我们也不敢百分之百保证一定没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来不买高科技股票的原因，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将会改变整个社会，问题是—就算是我们再想破头，也没有能力分辨出在众多的高科技公司中，到底是哪一些公司拥有长远的竞争优势。

不过我必须强调，不懂高科技一点都不会让我感到沮丧，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产业是查理跟我自认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举例来说，专利权评估、工厂制程与地区发展前景等，我们就一窍不通，所以我们从来不会想要在这些领域妄下评论。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能力，那就是我们深知要在具竞争优势的范围内，把事情尽量做好，以及明了可能的极限在哪里，而要预测在变化快速产业中经营的公司，其长期的经营前景如何，很明显的已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如果有人宣称有能力做类似的预测，且以公司的股价表现做为左证，则我们一点也不会羡慕，更不会想要去仿效，相反的，我们会回过头来坚持我们所了解的东西，如果不幸偏离轨道，那也一定是不小心的，绝非慌张莽撞想要得到合理的解释，还好可以确信的是伯克希尔永远有机会找到它能力范围内可以做的事。

目前我们拥有的这些好公司的股票价格其实不甚吸引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认为它们的本质比起股价表现要好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并不急着增加持股，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大幅降低持股部位，如果要在股价令人满意但有问题的公司与股价有问题但令人满意的公司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后者，当然真正会引起我们兴趣的，是那种公司令人满意，同时股价也令人满意的标的。

我们对于目前大盘的股价表现与先前对于本身持股投资组合股价的看法一致，我们从来不会想要试图去预估下个月或下一年度的股市走势，过去不会，现在也不会，不过如同我在附录的文章中指出的，股市投资人现在对于目前持股未来可能的投资报酬实在是显得过于乐观。

我们认为企业获利的成长幅度，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成长率成一定关系，而我们估计目前GDP的年增率大概只有3%左右，此外再加上2%预估通货膨胀，当然查理跟我无法对于2%的准确性做任何保证，但这至少市场上一般的共识，预防通膨的国库券(TIPS)的利率大约也是一般政府公债减2个百分点左右，当然如果你感觉通货膨胀可能比这个数字还高，你大可以买进TIPS，同时放空政府公债。

而如果公司获利果真与GDP预估5%的成长走势相当，那么大家在对美国企业进行评价时的预期，就不可能过于乐观，若再加计配发的股利，那么你可以得出的预计股票报酬率，可能远低于大部分投资人过去几年的投资绩效以及未来几年的投资预期，而如果投资人的期望可以变得更实际一点，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则股市将会进行一波相当大程度的修正，尤其是投机气氛特别重的那些类股。

总有一天伯克希尔会有机会将大量的资金再度投入股市，这点我们相当有信心，不过就像有首歌的歌词是这样：”不知在何处?不知在何时?”当然要是有人想要试着跟你解释为何现今股市会如此的疯狂，请记住另一首歌的歌词：”笨蛋总是为不合理的事找理由，而聪明人则避而远之”。

买回库藏股

最近有一些股东建议伯克希尔可以考虑从市场上买回公司的股份，通常这类的要求合情合理，但有时候他们背后依俟的逻辑却有点奇怪。

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公司买回自家的股份才有意义，首先，公司在扣除短期周转所需之外还拥有多余的资金，(含现金与银行额度在内)，其次，其股价必须远低于其实质价值，关于这点我还有一点补充：股东必须还有足够信息来对公司进行评价，否则的话，公司内部人极有可能运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占不知情股东的便宜，以偏低的价格买到公司的股份，就伯克希尔而言，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形并不多见，当然一般而言，大部分的公司通常都会诱使股东把股价拉高而非压低。

我提到的公司资金需求大概有两种情况：首先，公司要保留维持其根本的竞争优势的基本开支(例如贺兹柏格钻石店的重新装潢)，第二，其它每投入一块钱能够创造出高于一块钱价值的那类支出(例如R.C.Willey家具店在爱达荷州新成立的据点)。

当一家公司的资金超过前述的资金需求，一家以成长导向的公司股东可以考虑买进新事业或是买回公司自家的股份，要是公司的股价远低于其实质的价值，买回股份通常最有利，在1970年代，投资大众就曾大声呼吁公司的经营阶层采取类似的做法，不过当时却很少有公司响应，真正落实的事后证明**增进了股东的利益，而为多余资金另外找出路的公司则惨不忍睹，确实在1970年代(以及以后断断续续好几年)，我们专门锁定那些大量买回自家股份的公司，因为这种举动通常暗示这是一家公司股价被低估，同时又拥有相当注重股东权益的经营阶层。

不过这种情况已成昨日黄花，虽然现在买回自家股份的公司比比皆是，但我们认为大部分的背后都隐含着一个令人鄙夷的动机，那就是为了要拉抬或支撑公司股价，这当然有利于在当时有意出售股份的股东，因为他们能够以不错的价格顺利出场，不管他的背景或出售的动机是什么，不过留下来的股东却因为公司以高于实质价值的价格买回股份而蒙受其害，以1.1美元的价格买进1块钱美钞的生意很明显的并不划算。

查理跟我承认我们对于估计股票的实质价值还有点自信，但这也只限于一个价值区间，而绝非一个准确的数字，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许多公司目前以高价买回股份的举动，等于是让卖出股份的股东占尽留下来股东的便宜，当然站在公司的立场来看，大部分的主管对于自家公司有信心也是人之常情，但他们其实比我们更知道公司的一些内情，不管怎样，这些买回的举动总是让我认为压根就不是为了想要增进股东权益，而只不过是经营阶层想要展现自信或者一窝蜂跟进的心态而已。

有时有的公司也会为了抵消先前发行低价认股选择权而买回股份，这种买高卖低的策略跟一般投资人无知的做法并无二致，但这种做法绝不像后者一样是无心的，然而这些经营阶层好象相当热衷于这种对于公司明显不利的举动。

当然发放认股选择权与买回股份不见得就没有道理，但这是两码子事绝不能混为一谈，一家公司要决定买回自家的股份或发行新股，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如果只是因为公司发行的认股权被行使或其它莫名其妙的原因，就要强迫公司以高于实质价值的代价买回股份，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相反的，只要公司的股价远低于其合理的价值，则不管公司先前是否发行过多的股份或选择权，都应该积极买回流通在外的股份。

在过去，伯克希尔确实有一段期间错过了买回自家股份的机会，一方面是由于我本身对于伯克希尔的评价本来就比较保守，也因为当时我将大部分的注意力摆在如何将资金更有效地运用在其它方面之上，此外由于伯克希尔本身的交易量本来就不大，实在是很难有机会买回足够的量，也就是说想要透过买回伯克希尔股份提高公司实质价值的可能性实在是很低，举例来说，假设我们有机会以低于实质价值25%的价格买回2%流通在外的股份，也只不过是让公司每股的实质价值增加0.5%而已，更何况还要再考量把这些资金运用到其它更能够创造价值的其它用途之上所代表的机会成本。

在我们收到的这些信件中，有的仅仅是要求我们对外释放买回股份的讯息，以藉此拉抬公司股价(或阻止股价进一步下滑)，但其实一点也不关心公司的实质价值，我们认为若是这些人明天就打算出售股份，那么这样的想法还算合理，至少就他本身立场而言，然而要是他根本就没打算处分持股，则他应该祈祷公司的股价进一步下滑，好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进场买回足够的股份，这是伯克希尔唯一有可能藉由买回股份以增进股东权益的情况。

除非我们认为伯克希尔的股价远低于其实质价值(经过保守的估算)，否则我们不会考虑买回自家股份，我们也不会发表任何意见来影响股价的高低走势，(不管是公开或私人的场合，我从来不会告诉任何人该买进或卖出伯克希尔的股份)，相反的我们会设身处地的提供信息给所有的股东，也包含可能加入的潜在股东，藉此评估公司的价值。

最近当A股的股价跌落到45,000美元以下时，我们一度曾考虑要开始买回股份，不过后来我们还是决定要等看看，至少等股东们有机会看到年度报告后再说，而如果我们真的要买进，我们将不会经由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下单，我们只会接受那些直接找上门的卖单，因此如果你有意卖回股份，请要求你的经纪人直接打电话402-346-1400给Mark Millard，成交之后，经纪人可以第三市场或在NYSE申报，若是有B股愿意以A股2%以上的折价卖回我们也很乐意接受，但A股低于10股或B股低于50股的交易恕不受理。

请大家特别注意一点，我们绝对不会为了要阻止伯克希尔股价下滑而买回股份，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完全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的资金运用对公司最有利，毕竟买回库藏股对提高公司股份未来的报酬率的影响实在是有限。

股东指定捐赠计划

大约有97.3%的有效股权参与1999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捐出的款项总计约1,720万美元。

累计过去19年以来，伯克希尔总计已依照股东意愿捐赠出高达1.47亿美元的款项，除了之外，伯克希尔还透过旗下的子公司进行捐赠，而这些慈善活动都是早在他们被我们购并以前就行之有年的(先前的老板自行本身负责的个人捐赠计划之外除外)，总的来说，我们旗下的关系企业在1999年总计捐出1,380万美元，其中包含250万美元等值的物品。

1998

1998年本公司的净值增加了259亿美元，每股账面净值不管是A级股或B级股皆成长了48.3%，总计过去34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37,801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4.7%。

（在年报中所谓的每股数字系以A级普通股大约数为基础，这是本公司在1996年以前流通在外唯一的一种股份，B级普通股则拥有A级普通股三十分之一的权利。）

通常当公司的净值一年能够成长48.3%时，大家应该要高兴的手舞足蹈，不过今年却不行，还记得德国音乐天才华格纳吗？他的音乐曾被形容为没有想象中好听，嗯!我想伯克希尔在1998年的进展，虽然已经相当令人满意了，但还是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增加的48.3%净值当中，有绝大部分系来自于因并购交易所发行的新股。

再进一步说明，由于我们公司目前的股价远高于账面价值，这意思代表每当我们发行新股，不管是现金增资或者是合并发行新股，都会立即大幅拉高我们每股的账面净值，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因此多赚进半毛钱，而真实的情况是，这类交易对我们每股内在价值并不会产生立即的效果，主要是由于我们所得到的跟我们所付出的只能算是相当，而就像我与合伙人查理芒格不厌其烦，但却一再强调的真正重要的是内在价值的增加而非账面净值的增加，虽然伯克希尔1998年的内在价值也大幅成长，但绝不到账面净值增加48.3%的那种幅度，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强调，目前的内在价值仍远高于账面净值，(有关这些名词的说明，请大家参阅股东手册，在里头我们揭示了与股东相关的经营原则)。

展望1999年，我们拥有有史以来最佳企业与经理人的黄金组合，我们在1998年买下的两家公司，分别是通用再保与Executive Jet在各方面的条件皆是一时之选(后面还会详加说明)，而原来拥有的企业表现更是超乎我个人的预期，盖可保险再一次令人瞠目结舌，当然也有不好的消息，几家我们拥有大笔投资的大型上市公司经营暂不理想，这也是当初我们没有预期到的，也因此使得我们股票投资组合的绩效表现低于同期标普500指数，还好这些公司所发生的问题都只是暂时的，查理和我都相信他们长期发展的远景还是相当的乐观。

在最近三年的年报中，我们提供了我们认为可以最能够估计伯克希尔内在价值的一张表，在今年刚刚更新资料的表中，我们以拟制的方式将通用再保的数字加入其中，也就是假设该公司自年度一开始就为我们所拥有，第一栏的数字代表我们拥有每股的投资金额(包括现金与适量现金，但扣除财务金融单位持有的证券)，第二栏则是每股在扣除利息与营业费用之后，伯克希尔来自本业的营业利润(但未扣除所得税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当然后者已经扣除了所有来自第一栏投资所贡献的股利收入、利息收入与资本利得，事实上，从这张表可以看出若是把伯克希尔分拆成两部分的话会变成怎样，其结果就等于是一家持有我们投资头寸的控股公司，以及另一家经营旗下所有事业负担全部成本盈亏的营利事业。

单位：美元

下表是这两个部分每十年的成长率

回顾1998年，我们每股的投资金额增加了9,604美元，约25.2%，不过每股营业盈余却减少33.9%，主要的原因缘自于通用再保(如先前所说，在今年以拟制的方式并入伯克希尔)，这家公司拥有相当大的投资头寸，这使得我们每股的投资金额大幅增加，不过另一方面，该公司在1998年也产生承保损失，这又拖累了我们的每股营业盈余表现，事实上，要是我们没有买下通用再保，我们当年的每股营业盈余可能还能维持小幅增加。

虽然某些特定的并购案与经营策略会影响到其中某一栏数字，但我们还是尽量让两栏数字能够均衡发展，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未来的成长率将远不及过去所创造的水准，伯克希尔现在的规模实在是大到我们很难再做出任何重大的突破，若是你不这样认为，你应该去从事业务员的工作，而不是去教数学(请永远记住，世界上只有三种人，一种会算术，另一种不会算术)。

净值代表着一家公司经理人可以运用的资金，就这方面而言，伯克希尔的规模无疑是相当可观的，现在我们可以掌控的净值高达574亿美元，这数字居所有美国公司之冠，(虽然如果艾克森和Mobil石油合并案成功的话，我们必须让出宝座)，当然这并不代表伯克希尔实际的价值，对于股东来说，公司总市值才是最重要的，就这点而言，通用电气与微软的市值就是伯克希尔的三倍以上。

不过说归说，查理和我还是希望能够尽力让公司的价值在未来以每年15%的平均速度成长，这是我们认为可能达到的极限，在往后的日子，有时我们可能可以超过15%，但也很有可能远不如这个标准，甚至可能会变成负的，而使得我们平均成长率往下拉，另外大家要知道，所谓每年平均15%的成长率代表在往后的五年之内，我们的净值必须要成长580亿美元，如果没有几个轰轰烈烈的大案子的话，是绝对不可能办的到的，像爆米花摊这种小玩意可不行，而现在的市场环境也不利于我们寻找合适的大象猎物，不过我们可以向大家保证一定会全神贯注。

不管未来会如何，有一点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只要我还在，我都会将我个人99%以上的身家摆在伯克希尔，至于能够维持多久？我则是希望能够效法Fort Wayne忠诚的民主党员，临终时还表示希望死后能够葬在芝加哥，好就近参加党的活动，所以我也在办公室事先选好了一个好位置，以后可以用来摆我的骨灰坛。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我们雇用员工的人数也同步增加，我们现在拥有47,566位员工，其中包含1998年并购通用再保后并进来的7,074人，以及内部增聘的2,500人，而为了服务新增加的9,500个人手，我们的总部人员也从原来的12人扩编为12.8人(0.8指的不是查理或是我本人，而是我们新请的一位会计人员，一个礼拜工作四天)，尽管这是组织臃肿的警讯，但是我们去年税后总部开支却只有区区350万美元，大概占我们管理总资产的一个基本点(万分之一)还不到。

税

我们规模扩大最直接的受惠者之一就是美国国库，今年光是伯克希尔与通用再保已经支付或即将支付的联邦所得税就有27亿美元之多，这笔钱足够供美国政府支应半天以上的开销。

也就是说，全美国只要有625个像伯克希尔及通用再保这样的纳税人的话，其它所有的美国公司或二亿七千万的美国公民都可以不必再支付任何的联邦所得税或其它任何形式的联邦税(包含社会福利或房地产税)，所以伯克希尔的股东可以说是”功在国家”。

对于查理和我来说，签发后面有一长串”零”的大额支票一点都不会感到困扰，伯克希尔身为一家美国企业，以及我们身为美国公民，得以在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繁荣发展，这是在其它国家所不可能达到的，我想要是我们生在世界上别的角落，那么就算是我们再怎么努力的逃避税负，我们也不可能像现在这么富有(也包含生活上的其它层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感到很幸运能够支付一大笔钱给政府，而非因为我们残障或失业，要靠政府三不五时来救济我们。

伯克希尔的税负担常常引起外界的误解，首先资本利得对我们并不太有利，企业不论是资本利得或是其它正常的营利都必须支付35%的所得税，这也就是说面对相同的长期资本利得，伯克希尔的税负担要比一般个人要高出75%以上。

另外有些人还抱有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以为我们可以将70%以上的股利收入列为免税收入，事实上这种适用于大部分美国企业的优惠，仅适用于伯克希尔旗下非保险事业所持有的股票，可惜我们大部分的股份都是由保险事业所持有，这部分的免税比例就只有59.5%，当然这仍然代表每一块钱的股利收入比起其它一般的应税收入来得有价值。

伯克希尔去年真的是卯起来贡献国库，像是去年的通用再保合并案，我们就付了3,000万美元给美国证监会作为发行新股的手续费，这金额创下了证监会有史以来的新纪录，查理和我对于证监会为所有投资人所做的努力感到崇敬，只是如果能用其它方法来表示敬意就更好了。

盖可保险

好的理念加上好的经理人，最后一定可以获得好的成果，这样的完美组合在盖可身上获得最佳的印证，透过直销大幅降低成本的汽车保险搭配像Tony Nicely这样优秀的经理人，很显然的全世界再没有其它人可以像Tony可以把盖可经营的这样好，他的直觉毫无偏差、他的能量没有上限，而他的行动完美无暇，在严守承保纪律的同时，Tony所带领的团队正以超高的速度攻占市场占有率。

这样的速度更因为受到我们特殊的奖励计划激励而加快，通常保单直接销售-也就是不透过代理或中介，直接由保险公司与客户接洽的业务，需要一笔相当大的前置投资，也因此第一年刚接到的保单通常都没有什么利润，不过要是客户在接下来年度能够继续续约的话，公司将享有极高的盈利，在盖可我们为了不希望公司的同仁因此降低争取新业务的进取心，所以我们特别将第一年的数字排除在关乎员工奖金与分红的奖金计算公式之外，其中有50%是基于每季的账上盈利-代表投保期间超过一年以上的保单，另外的50%则是视公司保单数量的成长情况，这也是我们正加紧油门全力冲刺的。

1995年当伯克希尔还没有完全买下盖可时，该公司每年的营销预算是3,300万美元，并有652位电话咨询员，到了去年，公司的营销预算增加为1.43亿美元，电话咨询员的人数也增加至2,162位，这些努力所得到的成果可以从下表该公司新接保单与有效保单数字中看出端倪。

展望1999年我们将继续增加营销预算到至少1.9亿美元，事实上伯克希尔对于盖可在新业务取得上的投资是没有上限的，只要我们可以帮公司建立起能够客户更好服务的各种措施。

而也由于第一年的成本负担，许多关心短期利益的公司都吝啬于从事相同的投资，不管这些动作对公司长期的利益而言，是如何的有助益，但是我们的盘算就不一样了，我们只是很简单的去评量现在所投入的每一块钱在未来是否能产生高于一块钱的效益，如果估算出来确实有利，那么就算是花再多的钱我也开心。

当然盖可成功的原因决不仅于低价与强势的营销，申诉的处理也要合理、快速、亲切，这里有一个客观的数据可说明这点，在业务量居我们首位的纽约地区，保险主管机关最近公布盖可在1997年前五大汽车保险公司当中，其申诉比率是最低的，其比例甚至远低于其它四家同业平均数的一半。

盖可 1998年的盈利率达到6.7%，超过我们当初的预期，事实上是远高于我们所能想象的程度，我们的成绩反映出产业间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近几年来，汽车意外发生的频率与程度都比以往减轻许多，也因此我们立刻反应调降3.3%的费率，预计在1999年还会降得更多，虽然这个举动马上使得我们的盈利率下降，但我们的目标至少是4%或甚至更低，不过不论如何，我们相信盖可的盈利率还是远比同业的数字来得好的许多。

由于盖可 1998年优异的绩效与盈利能力，该公司的分红数字亦跟着水涨船高，总计1.03亿美元，约占薪资的32.3%，由公司全体年资超过一年以上的9,313位同仁共同来分享，这个数字在全美所有公司当中比例可以说是最高的，(此外同仁还可经由公司计提的退休金持股计划间接受惠)。

虽然公司分红计划中的成长因子应该还会继续维持，但考虑到盈利因子在未来几乎可以肯定会逐渐下降，所以32.3%的比例可以说是破天荒的新高，当然我们预期这两项因子在未来的十年内仍然会是分红计划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不过对于我们的同仁来说，成长还代表着另一个意义，去年总计有4,612位同仁获得升迁。

虽然盖可的绩效数字是如此的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我们仍然还有相当大的成长空间，没错！盖可1998年的市场占有率确实大幅提升，但也只不过从3%增加为3.5%而已，换句话说相较于我们现在服务的每一个保单客户，等于还有十个在外面等待我们去给他们提供服务。

有些正在读我们年报的人很可能就属于这类的人，在每个来征询盖可保单费率的人当中，平均有40%的人会发现向我们投保能为他们省下一笔钱，而之所以不是百分之百的原因在于每家保险从业者对于风险的判断估计都有所不同，有些保险公司对于居住于某些特定地区的居民或从事某些特定职业的客户有偏好，不过我仍然坚信我们提供给一般民众的费率通常都低于其它全国性的从业者，在随年报附赠的盖可资料中，大家将可以看到我们提供给来自全美40州股东最高8%的折扣费率，所以记得打电话给我们试一试。

在这段我还有一个广告要打，这广告主要是要写给上市公司的经理人看的。

在伯克希尔我们一直认为要教像Tony这样杰出的经理人如何经营公司是一件相当愚蠢的事，事实上要是我们一直在背后指指点点的话，大部分的经理人可能早就干不下去了(坦白说他们大多根本就可以不必要再靠工作过活，75%以上的人都已经相当有钱)，他们可以说是商场上的强打麦奎尔，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去指导他如何拿棒子或何时挥棒。

但是由伯克希尔掌控企业所有权，却能够让这些经理人有更好的发挥，首先我们去除掉所有一般总裁必须面对所有的繁文缛节与没有生产力的活动，我们的经理人可以全心全意的安排自己个人的行程，第二，我们给予相当明确简单的任务指示，那就是一、像自己拥有公司一样的心态来经营，二、把它当作是你跟你家人在全世界仅有的资产来看待，第三、在有生之年内，你没办法将它卖掉或是让别人给并走，我们告诉他们完全不要被会计账面方面的考虑来影响到其实际经营上的决策，我们希望经理人了解什么才是最关键紧要的事。

很少有上市公司的经理人可以如此自在的经营公司，这是因为大部分公司背后的股东往往只着重短期的利益，相较之下，伯克希尔背后有几十年来一直相当稳定的股东群，拥有其它上市公司少见的长期投资眼光，事实上，这些股东打算一直持有伯克希尔至死方休，也因此旗下的经理人可以用一辈子的时间来经营公司，而不用为了下一季的盈利情况来烦恼，当然这绝不代表我们就不关心公司经营的现况，事实上，这点也相当的重要，只是我们不希望只因为一味追求短期的盈利而被迫牺牲掉公司长远发展的竞争优势。

我想盖可成功的经验再次显示出伯克希尔经营模式的优越性，查理和我从来就没有指示Tony该怎么做事，我想以后也不会，我们的工作就是提供他一个绝佳的环境，让他能够彻底发挥才能去做该做的事，他不需要把时间耗费在无意义的董事会、记者会或分析师与投资银行从业者的演示文稿上，此外他也不必担心公司的资金问题、信用评等或坊间对于公司盈利的预期，而更因为我们特殊的股权结构，他更了解这样的营运模式至少可以继续维持长达数十年以上，在这样自由的环境之下，Tony跟他所带领的团队就可以将百分百的心思花在应付外在多变的环境。

所以如果你同样也在管理一家盈利稳定的大型企业，并且向往在像盖可一样的经营环境下大展鸿图的话，建议你先看看我们报告后段的并购标准，然后打个电话给我，我保证一定会很快可以回复，而且除了查理之外，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其它任何人。

企业主管飞行计划

想要了解企业主管飞行计划(EJA)的无限潜力，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产业的特性，它专门出售专机部分所有权给客户并且帮所有权人维护保养机队，EJA的总裁-Rich Stantulli预视到飞机使用的革命新方法，于是在1986年发挥其个人绝佳的胆识与才能让其创意成真，开创了专机部分所有权这个新兴行业。

按照部分所有权计划，你可以买下，由EJA提供各种系列的飞机，比如说八分之一的部分所有权，如此你便可获得该架飞机每年10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不包含飞机停机的时间，而且你还有权利将这些时数自由分配到五年内)，不过每个月你还必须支付一些管理费以及真正搭乘时的钟点费。

然后，你只要在几个小时前通知我们，EJA就可以在全美指定的5,500座机场安排好飞机，换言之，这种便利性跟你打电话叫出租车一样的方便。

我是在四年前头一次知道它的存在，当时它叫做Netjets计划，经由我们旗下H.H.Brown鞋业的经理人Frank Roony的介绍，Frank本身就常利用该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而且觉得相当满意，于是他建议我可以和Rich碰个面研究看看是否可以让我的家族加入，结果Rich前后只花了15分钟的时间就说服我买下四分之一的(也就是每年200小时)的霍克1000型飞机的所有权，从此之后，我的家族在经过900个飞行小时，300次旅程的亲身体验之后，渐渐了解这种服务为客人所带来的亲切、方便与安全性，毫无疑问地就爱上它，而我本人也在家族成员热心的督促下，为该公司的服务在广告中做了见证，而事实上，在当时我还没有想到有可能能够买下这家公司，不过我还是跟Rich提到，如果他有意愿记得随时打电话给我，而幸运的是，Rich真的在去年五月份打电话给我，我们很快就达成这笔7.25亿美元的交易，其中现金与股票各半。

EJA目前已是这个产业规模最大的从业者，拥有超过1,000位的客户以及163架的飞机，(其中包含23架由EJA本身拥有或出租的核心飞机，用来确保在订位需求最强劲时还能保持最高品质的服务)，安全性当然是任何飞行单位最重要的考虑，而Rich旗下650位的飞行驾驶每年都要到国际飞安公司(另一家由我们转投资全世界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公司)接受至少两次广泛的训练课程，对我来说我能做的都做了，我已经把伯克希尔原来的专机给卖掉，并把我的事业与家庭连同Netjets的同僚一起飞上天际。

在这个产业成为领导品牌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的客户因为我们遍布全美各地的机队而受惠，因为我们可以提供别家公司比不上的服务，所以我们也可大幅降低飞机停在地面的时间，另一个令客户无法抵挡的致命吸引力是我们提供了各式各样的飞机，从波音、湾流、Falcon、Cessna到雷神，相较之下我们其它两个由飞机制造商经营的竞争对手就只能提供自家生产的飞机，事实上，Netjets就好像是一位医生一样，可以为个别的病人量身订做，依其所需提供不同的配方，不像另外两家从业者，都是千篇一律的开出家传的狗皮膏药。

实际上我们有许多客户，包含企业与一般个人，同时拥有不同种类的飞机部分所有权，以应付不同场合所需不同的机型，举列来说，一个客户可以拥有三种飞机各16分之一的所有权(也就是每年各50小时的飞行时数)，这等于只要花一笔为数不多的钱，就拥有一群机队一般。

更重要的是，并不是中小企业才可以利用到这种服务，目前已经有一些大企业利用Netjets来补充本身机队调度的不足，这让他们可以不必因为应付尖峰时间与避免必须长期间停留地面的任务而省下一大笔开支。

当一架飞机被用来当作私人使用，有一个很大的争议那就是不是由现在的客户买单，就是由后辈的子孙来买单，这也是我最敬爱的阿姨Alice在40年前，问我是否应该买一件貂皮大衣时，我回答她的话:”阿姨，你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而是你的继承人的”。

EJA正以爆炸性的速度成长，1997年31%以上的企业专机订单是由它所下，不过Rice与我都认为飞机部分所有权的潜力根本还未充分的被挖掘，如果目前有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值得花一整架飞机的钱(也就是每年花350-400个小时飞行)，那么我们认为就应该有更多人需要拥有部分飞机的所有权。

Rich除了身为一位杰出的经理人之外，本人也非常风趣幽默，就像是我们旗下大多数的经理人一样，Rich根本就不需要靠工作来过活，Rich之所以愿意全心全力地投入在EJA，完全因为这是他一手催生带大的孩子，他只想要看自己能够做到怎样的地步，当然我们都已经知道最后的答案，不论是从文字上或是从数字上皆是如此。

另外给伯克希尔董事会们一个小暗示，去年我光是在波仙珠宝与EJA的花费就是我个人薪水收入的九倍以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只要给我一点小小的加薪，保证会对伯克希尔集团企业的生意有大大的提升。

通用再保

12月21号我们完成对通用再保公司220亿美金的并购案，除了拥有这家全美国最大的财产险再保险公司之外，这家公司亦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再保公司-科隆再保82%的股权(包含预计准备要买进的股份)，两家公司合起来将可接受所有保险险种的再保险，并在全世界124个国家设有店。

几十年来，通用再保代表的是再保业界品质、正直与专业的保证，而在Ron Ferguson的领导之下，这个招牌更加获得肯定，关于通用再保的专业，伯克希尔实在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给他们，反倒是他们应该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教我们。

不过我们仍然相信伯克希尔的所有权可以让通用再保在许多方面受益，而在往后的十年内，通用再保的盈利情况应该可以比合并之前要好的许多，而我们的自信心完全建立在我们能够提供通用再保一个可以完全自由发挥的经营环境。

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了解为何通用再保自己在再保险业没有办法像在伯克希尔之下那样的发挥，再保险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第一线保险公司想要规避大型的意外损失所造成盈利状况大幅波动的风险，事实上，再保险从业者就是因为吸收保险业客户想要规避的变动性而存在。

讽刺的是一家上市的再保险公司必须要同时接受股东以及外界评估其盈利稳定的检验，因此盈余变动过大将会影响其债信评等与市盈率，就算就长期而言，这家公司或许可以获得更有利的平均报酬，市场的现实有时却可能导致再保公司因此犯下重大的错误，包含被迫放弃原先接下的一大部分业务(业界一般称之为倒退)或放弃上门的好生意，只因为要避免带来盈利的不稳定性。

不过伯克希尔却很能够接受这样的不确定性，只要就长期而言，它的预期报酬能够有好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伯克希尔可以说是资金的诺克斯金库，也就是说任何盈余的剧烈变动一点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债信评等，也因此我们有能力也有意愿签下并自留没有任何上限的再保金额，事实上，过去十年来，我们早已运用这个优势建立起强大的巨灾保险业务。

而通用再保可以给我们的是营销渠道、技术背景与管理技能，让我们得以将原本拥有的财务优势更充分运用到保险业的每一个层面，尤其是通用再保与科隆再保现在可以加速投入国际市场，这块大家看好将呈现高成长的处女地，而就像合并案的公开说明书中所强调的，伯克希尔将为通用再保带来税与投资上的优势，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通用再保的优秀经营阶层将可以在既有的基础上，摆脱原有的种种束缚，尽情地发挥其潜能。

伯克希尔将会承担管理通用再保投资组合的工作(但科隆再保部分不包含在内)，除此之外我们并不会干涉通用再保的承保业务，我们只是很简单地要求他们继续维持原有的原则，同时利用伯克希尔强大的财务实力以及盈余变动的超强忍受力，增加自留业务的比例、扩大现有产品线、增加业务区域，就像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我们宁可接受变动剧烈的15%，也不要稳健平顺的12%。

相信只要给他们一点时间，Ron跟他的团队一定能够将通用再保的潜力发挥到极致，我跟他已经结识好几年了，彼此之间也一直维持有再保业务上的往来，事实上，通用再保在1976年盖可当初东山再起的过程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Ron跟Rich两人都将出席今年的股东会，希望届时大家可以过来跟他们两位打声招呼。

财产意外险的经营

随着通用再保的加入以及盖可业务的突飞猛进，大家越来越有必要对如何评估保险业有更多的了解，其中主要的关键因素有(1)这个行业所能产生的浮存金数量(2)以及它的成本(3)最重要的是这些因素长期的展望。

首先浮存金是一项我们持有但却不属于我们的资金，在保险公司的营运中，浮存金产生的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在真正支付损失理赔之前，一般会先向保户收取保费，在这期间保险公司会将资金运用在其它投资之上，当然这样的好处也必须要付出代价，通常保险从业者收取的保费并不足以覆盖最后支付出去的相关损失与费用，于是保险公司便会发生承保损失，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而当一家公司取得浮存金成本，就长期而言低于从其它管道取得资金的成本时，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一旦保险事业取得浮存金的成本若远高于货币市场利率时，它就像是一颗极酸的柠檬。

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损失成本必须仰赖估算，所以保险从业者对于承保结算的成绩有相当大伸缩的空间，连带使得投资人很难正确地衡量一家保险公司真正的浮存金成本，估计错误，通常是无心，但有时却是故意，与真实的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结果直接反映在公司的损益表上，有经验的行家通常可以经由公司的准备计提情形发现重大的错误，但对于一般投资大众来说，除了被迫接受财务报表的数字之外，别无他法，而我个人常常被这些经过各大会计师事务所背书的财务报告所吓到，至于就伯克希尔本身而言，查理和我在编列财务报表时，都尽量采取最保守的做法，因为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而言，保险业所发生的意外，通常都不会是什么好消息。

下表中所显示的数字是，伯克希尔进入保险事业32年以来所贡献的浮存金，资料以每五年计，而最近的五年还包含通用再保大量的浮存金在内，可说是大获全胜，在这张计算浮存金的表中，我们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再保预先收取的资金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并购成本、预付税负以及取得再保业务的相关递延费用，得出浮存金的数额，弄清楚了吗？相对于我们的保费收入总额，我们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

每年25.4%的成长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不过真正重要的是取得浮存金的成本，如果成本过高，那么浮存金的成长就可能变成一项诅咒而非幸福。

在伯克希尔我们的记录算是不错的了，32年来我们的平均成本远低于零，总的来说，我们享有相当多的承保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在持有一笔大额且不断成长的资金的同时，还能获得额外的利益，这是全世界之最，虽然就会计准则而言，浮存金在会计报表系属于负债，但实际上，这些负债对于伯克希尔而言，其价值甚至高于列在账上的其它股东权益，而只要我们在承保上能够持续维持利益的话，这些浮存金的价值就远胜于账上的净值。

在往后的几年内，伯克希尔浮存金的成长速度可能会略微减缓，再保险的市场相当低迷，在这行商业关系的变动相当缓慢，也因此占我们总浮存金将近三分之二的通用再保浮存金在可见的未来很难有重大的进展，不过我们仍然预期伯克希尔浮存金的成本相较于其它同业能够维持相当低的水准。

账面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账面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准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单位：百万美金

注解：(1)包含Executive Jet1998年8月7号之后的盈余
(2)从收购之日1998年12越21日开始
(3)包含Star Furniture1997年7月1日之后的盈余
(4)扣除金融业务利息费用

大家绝对可以以我们旗下优秀的经理人为荣，他们几乎都能够在各自产业所能允许的情况下创造出最好的盈利，同时还能继续强化企业长期的竞争优势，总的来说，他们已为所有的股东创造出数十亿美元的价值。

举例来说，在1994年的年报中，我曾经向各位提到Ralph在史考特飞兹的杰出表现，只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那时还只能算是他的热身阶段，去年在没有任何借款的情况下(除了其财务子公司的一点借款之外)，靠着1.12亿美元的净值，竟缔造出9,650万美元的惊人税后净利。

时至今日，伯克希尔有一大群杰出的明星份子，就像Ralph等在各自的产业都是一方之霸，其中很多人是在我们买下公司时，就已经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过近来年我们也从内部发掘了不少的人才，而最近在并购通用再保与EJA之后，更让我们的梦幻队伍声势大振。

查理和我在伯克希尔的工作其实很简单，主要的任务就是资金分配，即便是如此我们的态度也不是那么的积极，其中有一个原因在于做的多，不代表就拿得多，事实上，在投资与并购的世界中，疯狂的行为往往会造成反效果，也因此查理和我通常都只是静静地等待电话铃响。

当然我们的经理人也非常的努力，且成效显著，而很自然的，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只是金钱的报酬并不足以解释他们为何能有这样杰出的成就，主要的动力还在于每个经理人都想要了解自己所带领的企业到底能够发挥到怎样的境界，为此，查理和我谨代表大家向他们致上十二万分的谢意。

在年报中你可以找到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编制，详细的部门别信息，另外你还可以找到经过重编，依照伯克希尔四大部门编排的信息，这是查理和我认为最能够完整呈现伯克希尔现况的模式。

通常接下来这一段应该是报告完整透视盈余，但是由于通用再保的并购案发生的时点接近年底，所以不管是历史性或拟制性的1998年的盈利数字都已无关紧要，在明年的报告中，我们会再恢复完整透视盈余的计算式。

投资

下表是伯克希尔市价超过七亿五千万美元以上的股票投资。

12/31/1998 单位：百万美金

(1)系以税务为基础的成本，比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的账面成本少15亿美元。

今年我们稍微提高了在美国运通的持股，至于其余另外两项重大的股票投资则维持不变，不过在此同时我们也大幅卖出其余一些较小的投资头寸，在这里我也必须承认，嗯!我在1998年做的一些举动事实上导致我们的利得不增反减，尤其是决定卖出麦当劳使得我们损失惨重，也就是说如果去年我在股票交易时间一动也不动的话，大家可能会更好过一点。

到年底，我们手上持有超过150亿美元的适量现金(包含一年内到期的优质债券)，抱着这么多现金让我们感到相当不自在，但是我们宁愿让这150亿美元放在我们的手里发痒，也不要让他们轻轻松松落入他人的口袋里，当然查理和我还是会继续去寻找合适的大型股票投资，当然要是能来一个真正的企业并购案会更好，以消化我们手上过剩的流动资金，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潜在的目标。

当整个合并案正式敲定之后，我们立刻要求公司处理掉手头上所有的股票投资(就像之前提到过的，这不包含科隆再保手上持有的各类有价证券)，而通用再保也立刻将手上超过250种以上的股票卖出，为此还缴了9.35亿美元的税，这个清仓的动作充分反应查理和我在经营与投资上的基本原则，我们不替过去决策背书。

去年我打破从来不主动公开投资组合的惯例(除非法令有特别要求)，告诉大家我们最近参与的三项不同于以往的投资，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关于投资银币，主管机关提出的一些问题，让我们感觉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公开承认这项投资的存在，第二由于零息债券的投资头寸大到让我们觉得还是让我们的股东知道这项投资对公司净值的影响性会比较好，第三我们只是要让大家知道，三不五时我们还是会做出一些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投资动作。

不过就像是我们在股东手册一再提到的，我们不认为主动揭露特定的投资动作会给公司带来任何的好处，也因此除非我们再度在某些特别的项目有非常大笔投资，我们将不会再向各位报告我们在某些非传统投资的有关事项，当然我们还是会定期向大家报告去年我们卖出的某些部位或是新增了某些投资头寸。

我们这种对投资”就算不对也不评论”的做法，既让一些有意搭顺风车的人无法得逞，也能达到保护股东权益的目的，因为如果我们不断地公开讨论所有的投资细节，将会严重损及各位所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的价值，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通常媒体报导有关我们的投资动向往往都是错误的，相信他们话的人可能会自食恶果。

会计问题–第一部分

我们与通用再保之间的并购案反映出会计准则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重大瑕疵，眼尖的股东在阅读合并相关的股东会文件时，应该都会发现其中有一项不寻常的项目，在拟制性的损益表中，清楚仿真出如果两者1997年的盈余合并后会是怎么的结果，其中有一项薪资酬劳费用因为合并而增加了6,300万美元。

这个项目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并不代表查理和我的个性有任何重大的改变(他还是一样搭乘长途巴士出差，并以富兰克林的名字订位)，同时也不表示通用再保本身的会计政策有何疏失之处，该公司业已完全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运作，实际的情形是我们特别要求通用再保将原先发给员工的期权全部以等值的现金奖励取代，在此之前与这些经理人本身权益息息相关的是公司的股价，在此之后，他们可以领到的报酬完全要看他们各自负责单位的绩效表现。

新的计划与先前的期权计划对公司员工来说具有相同的效益，也就是说在相同的表现之下，公司给予员工同样的报酬奖励，只不过原先大家预期可以获得的股票将会改以现金取代，(至于先前已经发放的期权则继续保持流通在外)。

虽然两项计划在经济实质上相当，但我们改采的现金奖励计划在会计账面上却相当不利，这种爱丽丝梦游仙境的结果主要起源于会计准则在计算公司盈利时，根本上忽略期权的成本，虽然在许多大企业员工期权早已成为公司庞大的成本负担，事实上，会计准则给予公司经理人一个相当弹性的空间，若你以这种形式给予员工报酬，就必须计入成本，但若你以另一种形式给予员工报酬，就不必计入成本，也难怪员工期权已经到了过度泛滥的地步，一面倒地采用这种方式使得公司的股东权益大大受损，虽然我承认期权若能够好好的规划，有时候是可以成为一种补偿同时激励高阶经理人的好方法，只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通常过于慷慨，严重损及原有股东的利益，并不适合作为一项好的激励工具。

不过不管期权到底有怎样的优点，有关它们的会计处理原则实在是太离谱，试想今年我们预计投入1.9亿美元在盖可汽车保险的广告之上，假若我们不支付现金而改以同等价值的伯克希尔股票期权作为给予厂商的对价，那么有没有人会跳出来说伯克希尔的广告怎么就可以不花一毛钱，难道它不应该反应在公司的会计账簿之上吗?

或许Berkeley主教(大家或许还记得他曾经提到一棵倒在无人迹深山中的大树的笑话)，会真的相信会计师没有发现的成本就代表它不存在，不过要查理和我接受这样的概念实在是有点困难，当我们考虑要投资一家有发行期权的公司，我们会先将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向下修正，直接扣除若对外公开发行这些期权所能得到的对价，同样的，要是我们准备要并购一家公司时，我们也会将更换原有期权的成本列入考虑，然后等到合并案正式通过后，我们会立即将相关成本反应在会计账上。

不同意我对期权看法的读者这时可能会抗议我将发给员工期权的成本跟对外公开发行的股票期权划上等号，没有错，在这些争辩中，员工的期权有时会被没收，使得股东权益受损的程度有可能会减小，公开发行的期权就没有这项优点，而员工在行使期权时，公司也可因而获得抵税权，公开发行的期权也没有这项好处，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员工期权的转换价格常常会做修正，比起公开发行的期权来说，所付出的代价更为高昂。

也有人认为限制转移的员工期权其价值对于员工来说，比没有可以公开交易的期权来得低，但这种讲法并没有办法淡化公司发行期权给员工所需付出的代价，就像是公司配给员工的配车，虽然限制员工只能作为公务使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公司就可以不必花钱买车。

而查理和我在对这类期权所作的盈余修正通常会在5%以上，而就算是10%以上的幅度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有时调整的幅度甚至大到影响我们的投资决策，有时更因此被迫要将持股卖出或是放弃买进原先看上的投资标的。

几年前，我们就曾提出至今还没有得到解答的三个问题：“如果期权不算是一种报酬的话，那它又算是什么?而如果给予员工的报酬不算是一种费用的话?那它又算是什么?而如果费用不必列入损益表计算盈余的话，那么又应该把它们摆到哪里去呢?”

会计问题-第二部分

管理阶层在员工认股期权会计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绝对不能马虎，最近有一群公司主管与会计师极力反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打算将原先不实的期权予以更正，但结果却没有人公开表示支持，反对者甚至动员国会议员参与游说，将这种虚增盈余的议题提升到国家利益的层次。

此外，我认为有些管理当局在公司再造与合并的会计处理上的心态更为可疑，很多管理当局刻意操纵损益，欺骗投资人，而就像Michael Kinsley曾经批评华府的”真正的丑闻不是那些违反法律的，而是那些完全合法的行为”。

在以前透过财务报表，很容易可以分辨一家公司的好坏，但时至60年代后期，却掀起一波骗子称之为”大胆且富想象力的会计”的热潮，(这种做法在当时受到华尔街人士的热烈欢迎，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让人失望)，不过在当时大家都知道谁是老千，至于一般受到崇敬的美国大公司基本上都洁身自好，相当爱惜自己的羽毛。

只是近年来，道德逐渐沦丧，虽然许多大企业还是开大门走大路，不过却有越来越多所谓高格调的经理人，(就是那种你想要把女儿许配给他或请他担任遗嘱执行人的人)，渐渐认为玩弄数字以符合华尔街预期的做法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错，有许多经理人不但觉得这类操纵数字的行为很正常，甚至是他们的工作责任之一。

这些经理人一开始往往就认定他们的主要工作之一是让公司的股价越高越好，(关于这点我们实在不敢苟同)，而为了撑高股价，他们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公司营运上冲刺，只是当公司营运结果不若预期时，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运用不当的会计手法，不是”制造”出想要的盈余数字，就是预埋伏笔，在未来的盈余做手脚。

而为了让这样的行为合理化，这些经理人常常表示如果公司股票的价格不能合理反应其价值，则公司股东的权益将会受损，同时他们也声称运用会计骗术以得到想要的数字的做法很普遍，而一旦这种”别人都这样，为何我不行”的想法生根后，道德方面的顾虑早已消失殆尽，Gresham之子称这样的行为叫做:邪恶的会计创造出伪装的善良。

有一种会计科目叫做”重整损失”，在法理上虽然属于合法但却通常被当作操纵损益的工具，通常公司会将多年来累积的开支在单一个季节一次计提损失，这是一种典型让投资人大失所望的骗术，有时候，公司则是为了将过去塑造不实在的盈余所累积的垃圾一次出清或是为虚增未来年度的盈余预先做铺路，不管怎样，这些做法的主要前提都是抓住华尔街只关心未来年度的盈余高于预期五分钱，却一点也不在乎公司当季的盈余少了五块钱的心理。

这种将所有的垃圾在当季一次出清的做法跟高尔夫球场上一种大胆投机的方法类似，在球季一开始，取巧的高尔夫球员不管本身实际的实力，先在计分卡上填上最离谱的成绩-柏忌、双柏忌、三柏忌，结果一算下来可能有140杆之多，接着他再跑到高尔夫球店给教练表示他想要调整一下不理想的挥杆，然后等到他再度回到球场上时，他就专挑好的洞的成绩，而不好的部分则全部归到先前所预留的准备，结果五回合下来，他的成绩就变成140杆、80杆、80杆、80杆、80杆，而不是本来的91杆、94杆、89杆、94杆、92杆，不过对华尔街的哪些人来说，他们根本就不管最前面的140杆，因为那不是正常情况下的表现，然后直接把这位选手归类为平均80杆的高手(而且成绩还相当稳定)。

而对于这种喜欢偷鸡摸狗的球员来说，有几个变量是他们要注意的，首先球员要找到能够配合的随从-也就是会计师，好让他可以将不好的洞数往后递延，顺利地先拿下四局80杆，使得这位球员可以得到表现杰出且稳定的运动家称号后，然后再偷偷地把第五局的140杆球卡交出，结果只见到他随便应付几句抱歉的话语便间接承认先前计算成绩时候的罪行，而且他还会不断地拿着自己的成绩跟其它好手相比，(而这位随从，不用我们说，当然是深得其老板的心，不怕下次得不到主人的惠顾)。

不幸的是，这些惯用作弊技俩的总裁在回到现实世界后，还是习惯玩这种把戏，毕竟与其花费时间在辛苦练习上，还不如轻轻松松在计分卡上动手脚，要说服他们放弃不玩可能比登天还难，他们这种行为不禁让我想到法国文豪伏尔泰对于性实验的评论：“一回生，二回熟。”(编按伏尔泰头一次到妓院去体验那里的情境，事后有人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说，第一次去还算是哲学家，但要是再去的话，可能便会成为堕落者)。

在并购的世界里，组织重整早已被提升至艺术的层次，经理人现在越来越习惯透过合并来操控公司资产与负债的价值，以使得公司未来的盈余能够平稳地虚增，事实上，在交易的时候，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偶尔也会建议公司来点小小会计戏法(当然有时也可能会搞的很大)，而在得到领路者的引诱，一流的人格往往会屈服于三流的伎俩，CEO实在是很难拒绝会计师所提出让公司未来盈余好看一点的美意。

财产意外险业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作为说明，当一家公司取得另一家产险公司时，买方通常会顺势大幅补计提大量的损失准备，这项举动只会凸显以前损失准备计提不足的问题，虽然你会发现这种精算调整的时机与整个交易签字的时点是如此令人惊异的吻合，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举动等于是为以后损失准备回冲，以增加公司未来盈利数字所预埋的伏笔。

不过伯克希尔从来都不会干这类的勾当，如果我们真要让你们失望，那么决定会是真实的盈利情况而不是会计手法，在我们所有的并购案当中，我们皆让损失准备的数字保持在当初我们发觉时的水准，因为一直以来与我们共事的保险事业经理人都很了解自己本业的状况，同时在财务报表的编制上也都坦诚布公，所以要是在这些并购案进行的同时，还发生负债大幅增加的状况的话，那么就代表这些美德其中之一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并购者为虚增未来盈余预留的后路。

这里有一件真实的故事充分说明美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观点，有两家大型银行的CEO，其中有一位主导了很多并购案，在不久前参与了一项友善并购的讨论(虽然后来并没有成功)，正当这位经验丰富的并购老手侃侃而谈合并后可能的种种好处时，突然被另一位CEO的问题给打断：“那不是要耗费相当高的成本吗？我想可能不下十亿美元吧!”这位老练的银行家毫不迟疑的回答到：“这正是我们要搞这个案子的原因，而且我们可以把它搞的更大。”

根据巴尔的摩R.G.协会初步的统计，光是1998年宣布或确认的特别开支，也就是包含组织重整开支、R&D、并购费用以及相关科目打销等1,369种各项名义，加总的金额就超过721亿美元，相较之下1997年财星500大企业的总盈利也不过是3,240亿美元而已。

很显然的，现今许多经理人对于编制正确报表的藐视态度可说是商业界的一大耻辱，而另一方面如我们先前所提到的，会计师却未能够纠正这样的偏差，尽管理论上会计师应该要把投资大众当作是他们的老板，但他们却宁可向那些有权决定会计师人选的经理人弯腰磕头以求分一杯羹。

不过告诉各位一个大消息，在现任主席Arthur Levitt的带领下，主管机关证监会似乎有意要好好地整顿美国企业的种种不当行为，在去年九月的一次历史性演说中，Levitt呼吁大家停止”盈余管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太多的企业经理人、会计师与分析师参与这种大家心知肚明的戏局，接着他又开门见山地提出一项指控，当经理人得到太多的机会来操纵盈余的同时，其人格也随着消失殆尽化成幻影。

我强烈建议大家读一读Levitt主席的演说内容(你可以在证监会的官方网站网页链接上找到)，同时共同声援他致力于纠正美国企业向股东们提供真实财务报告所作的努力，Levitt这项工作或许相当艰巨，但也很难再找到其它任何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了。

给股东的报告

伯克希尔的官方网站www.伯克希尔hathaway.com成为取得本公司信息的最重要来源，除非事先要求，否则我们每季的季报都只透过网站对外公布，当然我们还是一如往来将每年的年报邮寄给股东们，里头也包含了申请寄发1999年季报的申请表格。

在编写报告时，查理和我禀持两个简单的原则：1)我们希望能够提供各位所有换个立场我们希望各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所有信息；2)我们希望这些信息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到达所有人的手上，而透过网络使得我们第二个目标得以更容易地达成。

今年我们预计分别在5/14、8/13及11/12将季报公布在公司的网站上，另外也预计在2000年3月11日星期六将年报公布在网站上，并在同一时间将年报邮寄出去给所有的股东。

同时我们也会立即将相关的新闻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也就是说你不需要依赖经过报章媒体消化过的二手消息，而可以轻轻松松在家透过计算机直接读到最原始的内容。

虽然本人的计算机技能相当的低落，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地向各位报告，我们旗下的事业，包含盖可保险、波仙珠宝、喜诗糖果以及水牛城新闻在内现在皆已透过网路从事大量的商务活动，同时我们也开始在网站上贩卖相关的年金产品，这项业务主要是由Ajit Jain所负责开发，他个人在过去十年来为伯克希尔贡献了大量的盈余，每当查理和我休息时，Ajit还是无时无刻不在为伯克希尔想出增进价值的方法。

股东指定捐赠计划

大约有97.5%的有效股权参与1998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捐出的款项总计约1,690万美元，详细的名单参阅附录。

累计过去18年以来，伯克希尔总计已依照股东意愿捐赠出高达1.3亿美元的款项，除了之外，伯克希尔还透过旗下的子公司进行捐赠，而这些慈善活动都是早在他们被我们并购以前就行之有年的(先前的老板自行本身负责的个人捐赠计划之外除外)，总的来说，我们旗下的关联企业在1998年总计捐出1,250万美元，其中包含200万美元等值的物品。

笔记：

1.滥发期权激励的原因在于钻了会计准则的漏洞，即期权不会立即被计入公司成本，而导致的恶果便是管理层的心思不再专注于企业本身业务的发展，而将目光聚焦到公司股价上。提升业务获得利润总是难于通过会计操纵或不负责任的并购来提升股价，最终是握有期权的管理层、投行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服务机构受益，而股东则面临损失，更严重的是使公司的重心偏离主营业务和长远发展而丧失了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

盈余管理在中国股市依然常见，会计“洗大澡”的模式在多家公司都曾见过，一次的成本费用集中计提换来的是未来几年的虚假增长，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企业也会通过供应商特别是经销商做库存条件从而做到平滑利润，后者可能不是出于恶意，但也事实上的影响了投资者判断业务的周期性。而用会计利润操纵来配合股权激励、定向增发、股东解禁减持等事件也屡见不鲜，甚至会见于一些所谓的优质白马企业。

屁股决定脑袋，券商的证券分析师被称为卖方，他们对股票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喜欢，另一种是热爱。而事务所则更简单了，过多的苛责与刁难将直接导致失去饭碗，既然大家都这样做，何不随波逐流？

2.虽然多元化经营，虽然在不断学习新产业新企业新模式，很多新并购的企业也确实与之前的企业无关，并不会去编造一些所谓协同效应。但是仔细分析，伯克希尔的经营还是有其内在一贯性的，第一是并购投资优先考虑保险，这助力于伯克希尔成为实力强大的保险集团；第二是无论是并购投资股权还是证券投资，都遵循以合理的价格买优秀的企业这一原则；第三则是其资金管理的原则与思想与旗下所有子公司均发生有效互动。

1997

1997年本公司的净值增加了80亿美元，每股帐面净值不管是A级股或B级股皆成长了34.1%，总计过去33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25,488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4.1%。

在年报中所谓的每股数字系以A级普通股约当数为基础，这是本公司在1996年以前流通在外唯一的一种股份，B级普通股拥有A级普通股三十分之一的权利。看到我们高达34.1%的超高报酬率，大家可能忍不住要高呼胜利口号，并勇往前进，不过若是考量去年股市的状况，任何一个投资人都能靠着股票的飙涨而大赚一票，面对多头的行情，大家一定要避免成为一只呱呱大叫的骄傲鸭子，以为是自己高超的泳技让他冲上了天，殊不知面对狂风巨浪，小心的鸭子反而会谨慎地看看大浪过后，其它池塘里的鸭子都到哪里去了。那么我们这只鸭子在1997年的表现又如何呢? 报表显示虽然去年我们拼命的向前划，不过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它被动投资S&P 500指数的鸭子的表现一点也不比我们差，所以总结我们在1997年的表现是︰呱呱!

当股市正热时，相较于S&P 500指数，我们比较吃亏，因为指数或共同基金不必负担租税成本，他们可以直接将税负转嫁到投资人的身上，相对地在另一方面伯克希尔光是去年就必须认为高达42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这相当于我们年初净值的18%。
由于伯克希尔必须要负担企业所得税，所以为了要证明其存在的意义，它就一定要能够克服这先天的障碍，不过很显然的伯克希尔的主要合伙人查理曼格跟我很难每年都打败这样的差杆，当然就长期而言，我们还是预期伯克希尔能够打败大盘指数，这也是大家可以评断我们表现的最低标准，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让大家像芝加哥小熊队球迷在面对连续几个战绩不佳球季时，自我调侃所说的︰有什么好沮丧的?? 谁都可能有不好过的一世纪。

帐面净值的增加当然不是经营伯克希尔的最终目标，因为真正重要的是每股实质价值，虽然在伯克希尔通常两者会以相当接近的频率波动，就像是1997年便是如此，受惠于GEICO爆炸性的成长，伯克希尔的实质价值(远高于帐面价值)以接近帐面价值成长的幅度增加。
有关”实质价值”等名词的解释，请大家参阅股东手册，手册中揭示了本公司经营的宗旨，也包含了许多对伯克希尔股东相当重要的信息。

在过去两年的年报中，我们提供给各位一张查理跟我认为最能够估计伯克希尔实质价值的表，在下面这张更新过数字的表中，主要有两项跟价值息息相关的指标，第一栏是我们平均每股持有的投资金额(包含现金与约当现金)，第二栏则是每股在扣除利息与营业费用之后，来自本业的营业利益(但未扣除所得税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当然后者已经扣除了所有来自第一栏投资所贡献的股利收入、利息收入与资本利得，事实上，若是把伯克希尔拆成两部份的话，就等于是一家持有我们投资部位的控股公司，以及另一家经营旗下所有事业负担全部成本盈亏的营利事业。

对于那些无视于我们38,000名辛勤奉献员工的存在，而武断地将伯克希尔当做是一家投资公司的乡野匹夫，应该要请他们看看第二栏的数字，打从1967年我们进行第一次的并购开始，本公司的税前营业盈余已从当时的100万美元成长到现在的8.88亿美元，这还是吸收了伯克希尔全部的开销，包含660万美元的企业营运费用、6,690万美元的利息支出与1,540万美元的股东指定捐赠款后的结余，虽然这其中有一部份是与投资活动相关的支出。
下表是这两个部门每十年的成长率︰

回顾1997年伯克希尔两个部份都缴出漂亮的成绩单，每股投资金额增加了9,543美元，约33.5%；而每股营业盈余则增加了296.43美元，约70.3%，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我们的霹雳猫保险业务(后面还会在详加说明)的运气不错，同时GEICO保险的表现甚至优于以往，这使得1997年的营业表现超乎当初的预期，甚至超过未来1998年可能的表现。

我相信未来不管是投资或营业盈余的成长速度一定会向下滑落，对于任何负责资金运用的人而言，成功必然导致衰退，就拿我个人的投资历史来说，回想当初我在1951年进入哥伦大学拜在葛拉汉名下时，只要抓住能够赚到1万美元的投资机会就能让我的投资绩效超过百分之百，不过时至今日，一笔能赚5亿美元的成功投资个案，也不过只能让伯克希尔增加区区一个百分点的投资绩效，也难怪个人在1950年代早期的投资绩效会比接下来几十年的年度绩效差距达30个百分点以上，而查理本身的经历也很相似，不是我们变笨了，而是因为我们目前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现在任何一项重大进展都会因为规模庞大的关系而显得微不足道。

当然只要我们投资的子公司以及股票具有远景，我们绝对能够因此受益，同时也要感谢旗下这群卓越的能力与专注力的经营管理团队，大家要知道这些经理人本身大多都已经很有钱了，根本就不需要靠伯克希尔这份薪水过活，他们不为名，也不为利，纯粹是冲着那份成就感。

虽然对于现有的投资部位感到相当满意，但是我们也对于陆续进来的资金找不到理想的去路而感到忧心，目前不管是整家公司或是单一股票的市场价格都过高，但我并不是要预言股价将会下跌，我们从来就不对股市发表任何看法，这样说的意思只是要提醒大家未来新投入资金的预期报酬将会**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着学习职棒传奇明星Ted Williams的作法，在他的”打击的科学”一书中解释到，他把打击区域划分为77个框框，每个框框就约当一个棒球的大小，只有当球进入最理想的框框时，他才挥棒打击，因为他深深知道只有这样做，他才能维持四成的超高打击率，反之要是勉强去挥击较差的框框，将会使得他的打击率骤降到二成三以下，换句话说，只有耐心等待超甜的好球，才是通往名人堂的大道，好坏球照单全收的人，迟早会面临被降到小联盟的命运。

目前迎面朝我们而来的”投”资机会大多只在好球带边缘，如果我们选择挥棒，则得到的成绩可能会不太理想，但要是我们选择放弃不打，则没有人敢跟你保证下一球会更好，或许过去那种吸引人的超低价格已不复存在，所幸我们不必像Ted Williams一样，可能因为连续三次不挥棒而遭三振出局，只是光是扛着棒子站在那里，日复一日，也不是一件令人感到愉快的事。

非常态性投资

有时我们的资金不一定能够找到最理想的去处-也就是经营良好、价码合理的企业，这时我们就会将资金投入到一些期间较短但品质不错的投资工具上，虽然我们很明白这样的做法可能无法像我们买进好公司那样稳健的获利，甚至在少数的状况下有可能赔大钱，不过总得来说我们相信赚钱的机率还是远高于赔钱，唯一的关键在于其获利何时能够实现。

截至年底，我们总共有三项异于往常的投资，首先是1,400万桶的原油期货合约，这是我们在1994-1995年间所建立4,570万桶原油的剩余部位，预计在1998-1999年陆续到期，目前未实现获利约有1,160万美元，而已经结仓的3,170万桶原油合约总共贡献我们6,190万美元的获利，会计原则规定期货合约必须依市场价格评价，因此这些合约所有未实现的损益皆已反应在我们年度或每季的财务报表上，当初我们之所以会建立这些部位，主要考量当时的石油期货价位有些低估，至于现在的市场状况我们则没有任何意见。

至于第二项则是白银，去年我们一口气买进总共1.112亿盎斯的白银，以目前的市价计算，总共贡献1997年9,740万美元的税前利益，某个角度来说，这仿佛又让我回到过去，记得在三十年前，我因为预期美国政府货币将自由化而买进白银，自此之后，我便一直追踪贵金属的基本面，只是并没有其它的买进动作，直到最近这几年，银条的存货突然大幅下滑，查理跟我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白银的价格应该要稍微向上调整以维持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至于一般人较注意的通膨预期则不在我们计算价值的范围之内。

最后一项是46亿美元以帐面摊销长期的美国零息债券，这些债券不支付利息，相反的是以透过折价发行的方式回馈给债券持有人，也因此这类债券的价格会因市场利率变动而大幅波动，如果利率上升，持有零息债券的人可能损失惨重，反之若利率下跌，投资人就可能因此大赚一笔，而因为1997年的利率大幅下滑，所以光是1997年我们的未实现利益就高达5.98亿美元，这些利益已全数反应在公司年底的帐上。

当然不把现金好好的摆着而拿去投资零息债券不是没有风险的，这种基于总体经济分析的投资绝对不敢保证百分之百能够成功，不过查理跟我绝对会运用我们最佳的判断能力，大家可不是请我们来闲闲没事干，当我们认为胜算颇大时，我们就会大胆地去做一些异于往常的举动，当然万一不小心突锤时，还请大家多多包含，就如同柯林顿总统一样，我们绝对与各位感同身受，因为曼格家族有90%的资产系于伯克希尔，而巴菲特家族更高达99%。

我们对于股市波动的看法
一则小谜语︰如果你打算一辈子吃汉堡维生，自己又没有养牛，那么你是希望牛肉价格上涨或是下跌呢? 同样的要是你三不五时会换车，自己又不是卖车的，你会希望车子的价格上涨或是下跌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显然显而易见。

最后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假设你预估未来五年内可以存一笔钱，那么你希望这期间的股票市场是涨还是跌? 这时许多投资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可能是错的，虽然他们在未来的期间内会陆续买进股票，不过当股价涨时他们会感到高兴，股价跌时反而觉得沮丧，这种感觉不等于是当你去买汉堡吃时，看到汉堡涨价却欣喜若狂，这样的反应实在是没有什么道理，只有在短期间准备卖股票的人才应该感到高兴，准备买股票的人应该期待的是股价的下滑。
对于不准备卖股票的伯克希尔股东来说，这样的选择再明显也不过了，首先就算他们将赚来的每一分钱都花掉，伯克希尔也会自动帮他们存钱，因为伯克希尔会透过将所赚得的盈余再投资其它事业与股票，所以只要我们买进这些投资标的的成本越低，他们将来间接所获得的报酬自然而然就越高。

此外，伯克希尔许多重要的投资部位都持续不断地买回自家公司的股份，在这种情况下，股票价格越低对我们越有利，因为这代表同样的一笔钱可以买进更多的股份，从而间接提高我们持股的比例，举例来说，过去几年可口可乐、华盛顿邮报与富国银行皆以非常低的价格大量买回自家股票，其所带来的效益要比在现在的高价再进行要来得有利的多。
每年度结束，大约有97%的伯克希尔股东会选择继续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这些人都是储蓄爱好者，所以每当股市下跌时，他们都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代表我们以及被投资公司的资金可以作更好的运用。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股市爆跌-投资人损失不贷”的新闻头条时，就知道应该要改成”股市爆跌-不投资的人损失不贷而投资的人赚翻了”，虽然记者常常忘记这样的真理，不过只要有卖方就代表会有买方，一方损失就代表有另一方会得利，就像是高尔夫球场上常讲的，每当一个柏忌出现时，就会有人在旁边暗爽。

当初我们靠着在1970与1980年代股价低迷时所做的一些投资，确实让我们赚了不少，这是一个对股市短暂过客不利却对股市长期住户有利的市场，近几年来，我们在那个年代所做的一些投资决策陆续获得了验证，不过现在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机会，身为企业资金的积蓄者，伯克希尔致力于寻找资金合理运用的方法，不过以现在的状况来看，我们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再找到真正让我们感到兴奋的投资机会。

保险事业营运-总检讨
真正令我们感到兴奋的是保险事业的营运，GEICO正处于爆炸性的成长阶段，而且这种情况预期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在进一步说明之前，让我们先解释一下何谓浮存金，以及如何来衡量它的取得成本，因为除非你对于这个课题有所了解，否则你根本就不可能有办法对伯克希尔实际的价值做合理的判断。

首先浮存金是一项我们持有但不属于我们的资金，在保险公司的营运中，浮存金的产生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在真正支付损失理赔之前，一般会先向保户收取保费，在这期间保险公司会将资金运用在其它投资之上，当然这样的好处也必须要付出代价，通常保险业者收取的保费并不足以因应最后支付出去的相关损失与费用，于是保险公司便会发生承保损失，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而当一家公司取得浮存金成本，就长期而言低于从其它管道取得资金的成本时，它就有存在的价值，否则一旦保险事业取得浮存金的成本若远高于货币市场利率时，它就像是一颗酸柠檬。

有一点必须特别注意的是，因为损失成本必须仰赖估算，所以保险业者对于承保结算的成绩有相当大伸缩的空间，连带使得投资人很难正确地衡量一家保险公司真正的浮存金成本，估计错误，通常是无心，但有时却是故意，与真实的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的差距，而这种结果直接反映在公司的损益表上，有经验的行家通常可以经由公司的准备提列情形发现重大的错误，但对于一般投资大众来说，除了被迫接受财务报表的数字之外，别无他法，而我个人常常被这些经过各大会计师事务所背书的财务报告所吓到，至于就伯克希尔本身而言，查理跟我在编列财务报表时，都尽量采取最保守的做法，因为就我们个人的经验而言，保险业所发生的意外，通常都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如同下表中的数字所显示的，伯克希尔的保险事业可说是大获全胜，表中的浮存金，系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相对于我们的保费收入总额，我们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至于浮存金的成本则决定于所发生的承保损失或利益而定，在某些年度，就像是最近五年，由于我们有承保利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资金成本甚至是负的，光是持有这些资金我们就已经开始让我们赚钱了。

自从1967年我们进军保险业以来，我们的浮存金每年就以21.7%复合成长率增加，更棒的是，这些资金完全不用成本，事实上它还能帮我们赚钱，可惜讽刺的是，就会计原则而言，浮存金在会计报表系属于负债，但实际上，这些负债对于伯克希尔而言，其价值远高于列在帐上的其它股东权益。

虽然在1998第一季几项重大合约到期后，我们拥有的浮存金会略微减少，但就长期而言，我们还是预期浮存金会大幅成长，同时我们也相信取得浮存金的成本仍然会继续维持这种令人满意的态势。

巨灾保险
然而有时候我们浮存金的成本也会突然大幅上扬，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从事的巨灾保险业务，本身属于保险业中变动最大的一种险种，从事这类业务，我们将保单卖给其它保险公司与再保公司以分散其面临超大型意外灾害所可能承担的风险，事实上，伯克希尔是有经验的业者最喜爱往来的对象，因为他们深深知道当有”大事”真正发生时，所有巨灾保险的承保业者都会面临财务实力的严峻挑战，而伯克希尔无疑的是同业之最。

而由于真正重大的灾害并不是每年都发生，所以我们的巨灾业务极有可能在连续几年赚大钱后，突然又发生重大的损失，换句话说，我们这项巨灾保险业务到底有多吸引人可能要花上好几年才有办法看得清，不过大家必须明了，所谓的重大损失的年头不是可能会发生，而是肯定会发生，唯一的问题是它什么时候会降临。

去年我们在巨灾业务的表现还算不错，全世界一整年到头都没有发生足以造成重大损失的大型灾害，也就是说基本上一整年收到的所有保费都自动落到我们的口袋里，只是事情并不如想象中完美，有许多不知情的投资人，并非基于本身对于保险承保的认识而是在业务人员的怂恿推销之下，进场买进一种叫做”巨灾债券”的有价证券，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名词，真正的债券意指到期后发行人有义务支付债款，然而这种债券，本质上其实是一种给予买方一种附条件承诺限制的合约。

这种拐弯抹角的做法主要是推销业者为了要规避政府禁止非保险业从事相关业务而衍生出来的商品，而业者之所以将它取名叫做债券的原因在于这样的做法可以吸引不知情的投资人，承担远比其表面上还高的许多的风险。

这些商品若未经过仔细的核算价格的话，很可能会形成极高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灾害保险通常还有一种特色，那就是问题要经过许久之后才会慢慢地浮现，举个例来说明，二颗骰子要掷出十二点的机率约为36分之一，现在假设我们一年只掷一次，每次可以收取100万的赌注，但一旦掷出十二点时庄家的你必须支付五千万美元，或许刚开始你会以为这100万美元得来全不费工夫，甚至有75.4%的机率保证你在前十年都不必付出一毛钱，但最后你会发现就长期而言，接受这样的赌注对庄家来说实际上是亏大了，甚至有可能让你倾家荡产。
在玩这种骰子游戏时，其机率还很容易计算，但是要说到估算大型飓风与地震的发生机率的难度就高的多了，我们自认能做的最多只有大约估计一个范围，然而缺乏详细的信息，加上大型的灾害本来就很少发生，正好让一些有心人士有机可乘，通常他们会雇用一些”专家”对有意投资这类债券的客户解说发生损失的可能性，而这些所谓的专家玩得根本就是一种无本生意，因为不论他估算的到底准不准，事先都可以拿到一笔订金，更令人讶异的是，回到前面的主题，你会发现无论赌注有多高，专家永远会告诉你掷出12点的机率不是36分之一，而是100分之一，(平心而论，我们必须强调这些专家可能真的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对的，这虽然让人不忍予以苛责但却更加凸显他们的危险性)。

越来越多的资金涌入投资这类巨灾债券，使得巨灾的投保费率大幅下滑，其结果可能真如其名，终将导致巨大的灾害，为此我们大幅减少1998年在这方面的业务量，还好我们先前已签了好几件长期的合约使得冲击相对减小，其中最大的两件在去年的年报中已向各位报告过，一件是佛罗里达的飓风险，另一个是与加州地震局CEA签订的加州地震险，在最坏的状况下，我们必须承受的损失是税后六亿美元，这也是CEA保单规定的上限，虽然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占伯克希尔市值的比例也不过只有1%，当然我必须再强调的是，只要保费合理，我们很愿意大幅提高最坏状况的风险上限。

伯克希尔的巨灾保险业务在Ajit Jain的努力下，从无到有，对伯克希尔可谓贡献良多，Ajit一方面有拒绝订价不合理保单的勇气，一方面又发挥创造力，开创新的业务，他可以称得上是伯克希尔最珍贵的资产之一，我觉得他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可以成为那一行的明星，还好他对于保险业还算是相当有兴趣。

保险-盖可及其它主要保险事业
去年我提到盖可的Tony Nicely以及他优异的管理技能，不过我要是早知道他在1997年的表现，我可能会试着去用更好的形容词，现年54岁的Tony在盖可服务已有36年之久，在去年更达到个人事业的巅峰，身为公司的总裁，他的识见、能量与热情感染到公司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激励他们不断地超越巅峰。

我们运用好几种方法来衡量盖可的表现，首先是自愿加入汽车保单数量的净增加数(也就是不包含州政府分配给我们的保单数)，第二长期汽车保单业务的获利状况，系指那些持续一年以上，已经过了初次取得成本而开始赚钱的保单，1996年有效保单的数量成长了10%，当时我曾告诉大家这是相当令人兴奋的一件事，因为这是20年来的新高，不过到了1997年，保单数量的成长率又大幅跃升为16%!

下表是新加入自愿保单以及有效保单数量的统计:
当然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可以不顾承保品质而快速的成长，然而盖可本年度的承保获利却是保费收入的8.1%，这数字远优于一般同业水准，确实这数字也远高于我们本身的预期，我们原先的目标是将低成本营运所贡献的获利回馈给我们的客户，仅保留4%的获利比例，基于这样的信念，我们将1997年的保险费率再度略微调降，同时在明年有可能也会采取相同的做法，当然最后的费率还须参酌保户本身状况以及居住的地区，我们最终还是希望费率的改变可以合理地反映每位驾驶人发生损失的预期机率。

盖可并不是近年来唯一取得好成绩汽车保险业者，去年整个产业获得高于原先预期的获利成果，但这种好光景很难维持下去，因为来自同业激烈的竞争很快地就会压缩获利的空间，然而面对可能的发展，我们胸有成竹，就长期而言，艰困的市场环境有利于低成本营运的业者生存，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努力维持的竞争优势。

去年我也曾跟各位报告过盖可员工为自己挣得高达16.9%的盈余分红比例，同时也解释只有两项简单的参数计算出这个比例，那就是保单的成长率与长期业务的获利状况，我还说由于1996年的表现实在是超乎预期以致于原先预估支付奖金的图表，因不敷使用而必须加大，不过到了今年新的图表竟然又不够用，为此我们再度提高上限，总计全公司上上下下的10,500名员工，一共可以领到相当于底薪的26.9%，总金额高达7,100万美元，当然这两项参数，同时也适用于包含Tony在内，数十位高阶经理人的奖金红利。

在盖可，我们支付薪资红利的方式很能够获得劳资双方的认同，我们颁发的是红利奖章而不是乐透彩券，伯克希尔旗下的子公司员工的薪资报酬与母公司的股价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前者并没有能力直接影响后者，相反地，我们将子公司的薪资与各单位的各自表现完全绑在一起，因为后者的成败必须由前者负全部的责任，当某事业单位的表现杰出时，就像盖可去年的情况一样，查理跟我乐于签发大笔大笔的支票。

不过盖可1998年的承保获利很可能会下滑，但是保单数量应该还会继续成长，我们已准备好加紧油门，盖可保险今年预计的行销费用将突破一亿美元的大关，这数字比起1997年要增加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市场占有率约为3%，预计在未来的十年内还会大幅增加，整个汽车保险市场的大饼相当可观，每年约有1,150亿美元的市场胃纳量，预估将有上千万的驾驶人因为将保单转移到我们这边而节省相当可观的保费。

在1995年的年报中，我曾经提到我们欠Lorimer Davidson一个大人情，因为要不是当年他很有耐心地跟一个素未谋面却冒冒失失闯入GEICO公司总部的二十岁小毛头深入浅出地介绍GEICO以及其所属产业种种的话，也不会有今天的伯克希尔跟我本人，Davy后来也成为该公司的总裁，并与我维持长达47年亦师亦友的情谊，没有他的宽容与智能，伯克希尔也没有办法靠着GEICO的成功而发扬光大。

Davy去年已高龄95岁，旅途奔波对他来说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不过Tony跟我还是会尽量说服他参与今年的股东会，好让大家能够藉这个机会好好地感谢他对伯克希尔所做的贡献，希望我们能够如愿。

当然除了GEICO保险以外，我们其它主要的保险事业，虽然规模较小，但所缴出来的成绩单总的来说，同样令人激赏，国家产险传统业务的承保获利率高达32.9%，同时也贡献出相较于保费收入高比例的浮存金，累计过去三年，这个由Don Wurster领导的部门平均获利率为24.3%，另外在由Rod Eldred 领导的Homestate业务部份，在必须吸收地区业务扩展的费用下，仍然缴出14.1%的承保获利，累计最近三年的获利率为15.1%，此外伯克希尔的劳工退休金业务部份，在加州的Brad Kinstler主持下，虽然面临困难的环境，但产生承保损失的程度相对轻微，平均三年的承保成绩是正的1.5%，还有由John Kizer领导的Central States保险在保费收入缔造新高的同时，也贡献相当不错的承保获利，最后是我们在1996年买进的Kansas银行家保险，Don Towle的表现甚至超过我们当初设立的高标准。总计下来，这五家保险子公司平均的承保获利率是15.0%，两位Dons加上Rod、Brad及John，为伯克希尔创造了可观的利益，而且我们也相信后势可期。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总的来说，我们旗下的营利事业的表现远优于一般的同业，尤其是Helzberg钻石在渡过令人失望的1996年之后，获利状况大幅提升，Helzberg公司的总裁Jeff Comment在1997年初断然地采取各项措施，带领整个公司在重要的圣诞旺季大有斩获，而截至今年上半年为止，销售状况依旧强劲。

一般的人可能无法体会，我们众多旗下事业的表现到底有多杰出，虽然相较于其他已上市的同业，水牛城新闻报或是史考特飞兹的获利表现看起来并不突出，不过大家要了解，大部分的上市公司通常会将三分之二以上的盈余保留不分配以支应内部的成长，但是伯克希尔大部分的子公司却将所赚取的盈余分毫不差的缴回母公司，是他们贡献的资金促成母公司伯克希尔进一步的成长。

事实上这些上市公司的盈余对于其获利表现有累积效果，相较之下，我们的子公司却没有这方面的支助，然而就长期而言，这些子公司上缴的资金对于伯克希尔在其它地方的获利能力却有极大的贡献，总计水牛城新闻、喜斯糖果与史考特飞兹，这三家公司这几年来贡献的盈余就高达18亿美元，而我们也得以好好地运用这些资金，所以我们对于这些经理人的感谢绝不仅止于帐面上所看到的那些盈余数字而已。

在年报中你可以找到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详细的部门别信息，另外你还可以找到经过重编，依照伯克希尔四大部门的信息，这是查理跟我能够完整呈现伯克希尔现况的模式，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换个角度设想，提供大家所有必要的信息。

完整透视盈余

我们认为帐列盈余很难表现伯克希尔实际的营运状况，部份原因在于列示在本公司帐上的股利收入，事实上仅占被投资公司收益的一小部份，其实我们并不要求盈余一定要分配，事实上对我们而言，我们更重视未分配的那一部份，因为他们极可能为我们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被投资公司往往比母公司更有机会把资金投入到高投资报酬的用途之上，既然如此又何必一定要强迫他们把盈余分配回来呢?

为了要更真实的反应伯克希尔实际的经营状况，于是乎我们运用了完整透视盈余的观念，这个数字总共包含(1)前段所提到的帐列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帐上的盈余，扣除(3)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在这里我们所谓的营业盈余系已扣除资本利得、特别会计调整与企业其它非常态的项目。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出1997年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只不过是估计数，很多都是基于简单的判断，(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

1997年的购并活动

1997年我们同意买下星辰家具与国际乳品皇后(后者在1998年初正式敲定)，两家公司都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产业性质单纯、拥有绝佳的竞争优势且由杰出的人才所经营。

星辰家具的交易有个相当有趣的故事，每当我们跨足一个原本我们不熟悉的产业，我都会习惯性地问一问新加入的合作伙伴，”除了你们以外，还有没有像你们一样的企业?”，早在1983年我们买下内布拉斯加家具店时，我就问过B太太家族这个问题，当时她告诉我全美其它地方还有三家不错的家具零售商可以考虑，不过很可惜在当时没有任何一家有出售的意愿。

多年后，B太太家族的Irv得知当初获得推荐的三家公司之一-R.C. Willey家具总裁Bill Child有意与人合并，我们立刻把握良机促成交易，这项交易也在1995年的年报向各位报告过，事后我们也很满意这次的结合，Bill是再理想不过的合作伙伴，当然我也不忘问问Bill相同的问题，请他推荐其它杰出的同业，结果得到的答案与B太太所说的一致，其中一家就是位于修士顿的星辰家具，只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没有一家有意愿出售。

而就在去年年度股东会的前一个星期四，所罗门公司的董事长丹汉告诉我星辰家具的大股东兼总裁-Melvyn Wolff，有意愿跟我谈谈，于是在我们的邀约下，Melvyn光临奥玛哈与我们会谈，进一步确认对于伯克希尔的正面观感，而在此同时我也看了星辰家具的财务报表，一切正如我所预期。

几天后，Melvyn与我再度在纽约碰面，前后只花了两个钟头的会谈就把整个交易敲定，而如同先前与B太太家族及Bill Child的经验一样，我不需要再去查核租约、员工雇用合约等，我知道我正在和一位具有正直人格的人打交道，这样就足够了。

虽然Wolff家族与星辰家具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4年以前，但是该公司直到Melvyn跟他姐姐Shirly在1962年接手经营后才有起色，时至今日，星辰总共有12家分店，其中十家在修士顿、另外两家在奥斯丁与拜伦，还有一家新店即将在圣安东尼奥开张，我想星辰要是在未来十年内以倍数的方式扩张，我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下面的一则故事充分说明Melvyn与Shirley是怎么样的人︰当星辰家具正式宣布出售公司时，他们同时也公布将支付一笔大额的红利给所有帮助公司成功的人士，范围包含公司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而根据交易的合约内容，这笔钱将由Melvyn与Shirley自掏腰包，查理跟我相当赞赏即将与我们共事的合伙人能有这样的举动。

星辰家具的交易案在七月一日正式定案，而在之后的几个月，星辰家具本来已经表现相当不错的营收又继续大幅成长，Melvyn与Shirley将会出席今年的股东年会，届时希望大家能够前来与他们见见面。

另一个购并案：国际乳品皇后，简称乳品皇后IDQ，总共有5,792个营业据点，分布在全球的23个国家，除了少数系加盟店外，其余皆为自营，此外还有409家Orange Julius加盟店与43家Karmelkorn，其中有190个据点同时提供三种选择。

早期乳品皇后的命运多舛，在1970年代当时，由来自明尼拿波里斯的John Mooty与Rudy Luther接手经营，新的经营阶层面对的是由前手遗留下来混乱的加盟合约以及不合理的融资计划所造成岌岌可危的窘况，所幸在接下来的几年内，新经营阶层导正这种乱象，并且对外扩张新增了许多营业据点，让公司经营逐渐步入坦途。

去年夏天Luther先生过世，他的股份因而必须对外出售，而在这之前经由William Blair公司的总裁Dick Kiphart的介绍，使我得以结识John Mooty与乳品皇后的总裁Mike Sullivan，且这两人让我印象相当深刻，也因此伯克希尔可以趁此机会与乳品皇后合并，而我们也提出与之前购并国际飞安公司时相同的条件，提供乳品皇后股东换成现金或股票两种不同的选择，其中换成伯克希尔股份的条件略低于现金，主要是因为大家尽量选择换成现金，不过即便如此，总共也只有45%的股东决定领取现金。

在这次的交易中，查理跟我稍微发挥了一下对于产品的知识，查理他几十年来固定光顾位于明尼苏达州凯斯湖与Bemidji的乳品皇后，而我则是奥玛哈地区乳品皇后的常客，我们等于是”把钱花在嘴巴上”。

自我检讨

我之所以会一再强调倾向利用现金而非伯克希尔股票进行购并的原因在于，记录显示我们所有利用股票并购的合并案(扣除早期的多元零售与蓝筹邮票两个案子不算)，大家会发现所得的结果可能比不购并还差，虽然这样子讲对我很伤，不过我还是必须承认，每当我发行股票，就等于是让股东们亏钱。

不过有一点要澄清的是，之所以会如此绝对不是因为我们遭到卖方的误导或是在被买下后不用心经营，相反的，这些卖方在交易谈判当时皆坦诚布公，同时也很努力经营事业。

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原本就已经拥有的绝佳企业组合，因此不论拿什么新的东西来换都不划算，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发行新股用来购并新的企业时，就等于是间接减少我们原本拥有的绝佳企业的股权比例，不论是只有部份股权的可口可乐、吉列刮胡刀及美国运通，或者是旗下所有营利事业皆是如此，在运动场上有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说明我们所面临的难题，对一只棒球队来说，挖到一位打击率高达三成五的选手肯定是件令人欣喜的事，除非是你必须被迫用一个打击率高达三成八的球员去交换。

正因为目前我们的球员名单已布满了打击率三成八的高手，所以我们总是希望尽量用现金来进行购并，而事实证明我们的成绩远高于预期，从1967年的国家产险开始，接着是喜斯糖果、水牛城新闻报、史考特飞兹以及盖可保险等等，这些企业在我们用现金买下之后的表现再再令人激赏，它们也为伯克希尔增添了无数的价值，这实在是远高于我们当初的预期。

我们相信实在是很难将我们现在拥有的事业与其经营阶层交换出去，我们现在的处境与Camelot Mordred刚好相反，Guenevere说他一定可以找到理想的伴侣，因为世上所有人的条件都比他还要好，但是对伯克希尔来说，要找到足以匹配的伴侣实在是难上加难。

所以大家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查理跟我将会越来越不愿意以发行新股的方式进行购并，要是遇到非如此不可的情况时，也就是被购并者坚持要拿股票的时候，我们也会附带提供一个比较优渥的现金价格，以促使更多的股东选择领取现金。

此外当我们购并已公开发行的公司还会遇到另一项问题，那就是如果我们提供被购并者任何溢价的话，必须要能够符合以下两项条件其中之一，要嘛就是相对于对方，伯克希尔的股价被高估；要嘛就是两家公司合并后所赚得的利益高于两家独立营运时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就过去的经验，伯克希尔的股价很少被高估，相对地以目前的市场状况，实在很难再找到其它股价相对被低估的公司，至于另外一个可能性，也就是所谓的合并综效，通常都很不切实际，我们顶多能期望被购并的事业在被买下之后的表现跟之前一样好就不错了，因为加入伯克希尔不代表营收就能够自动增加或成本就能够自动地减少。

而其中还有一些以选择权充当薪资酬劳配套措施的公司，在我们买下之后，其帐列成本往往会暴增(但并不会影响实际真实的成本)，事实上应该说是这些公司过去的获利状况被高估，因为他们所采取的是在我们看来典型的，完全忽略发行选择权潜藏企业成本的不当会计手法，也因此当伯克希尔买下一家有发行选择权的公司时，我们会立刻将之更换成以现金报酬为主，但却与原来认股权同样优惠的奖励计划，如此一来，被购并的这家公司其实际的薪资酬劳成本方能摊开在阳光底下，具体反应公司的获利状况。

伯克希尔在购并公开公司所采用的原则也是所有买家必修的学分，买方没有理由以溢价进行购并，除非在以下特殊的情况下，a)相对于被购并者，其股价被高估，或者是b)两家原本独立的企业在合并之后所赚取的利润高于原先的总和，而显而易见的买方通常会采取第一个理由，因为很少有公司会公开承认自己的股价被高估，然而贪得无厌的买家，以比印钞票还快的速度印股票的这群人，最后却不得不默认自己的股价确实被高估，通常他们玩的宛如华尔街版的连锁信游戏。

虽然有些合并案确实可以发挥综合效益，但通常买家所付出的代价过高，且通常成本节省与营收增加的预期效益最后都会成一场空，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不管这个购并案多么的不合理，只要老板有强烈的意愿，其内部的同僚与外部的专家顾问都能够提出一份看似合理的评估报告来支持其立场，只要在童话中才有人敢大胆地告诉国王他没有穿衣服。

股票投资

下表是伯克希尔市价超过七亿五千万美元以上的股票投资。

今年我们大概处分了5%左右的投资部位，其中包含一些市价未达七亿五千万表列门槛的股票被大幅地处分掉，此外也有一部份超过七亿五千万的股票被小幅的调整，主要是为了调整债券与股票投资部位间的比例，以因应我们认为市场相对价值的认知，这个动作一直到1998年仍在持续进。

不过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报表上显示的投资部位，有时反应的是GEICO保险公司Lou Simpson所做的决策，Lou独自管理将近20亿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当然其中有些部位与我重叠，但通常他的投资动作与我有别。

虽然我们从来不愿尝试去预测股市的动向，不过我们却试着大约评估其合理价位，记得在去年的股东会时，道琼指数约为7,071点，长期公债的殖利率为6.89%，查理跟我就曾公开表示，如果符合以下两点条件，则股市并未高估，1) 利率维持不变或继续下滑，以及2)美国企业继续维持现有的高股东权益报酬率。现在看起来，利率确实又继续下滑，这一点算是符合条件，另一方面，股东权益报酬率仍旧维持在高档，换句话说，若这种情况继续维持下去，同时利率也能够维持现状，则一般来说没有理由认为现在的股市过于高估，不过从保守角度来看，股东权益报酬率实在很能永远维持在现有的这种荣景。

记得1979年的夏天，在当时的股票市场当中，便宜的股票垂手可得，为此我特地在富比士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在股票市场中，想让大家有乐观的共识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的”，当时市场弥漫着怀疑与悲观的情绪，不过当时我力排众议认为对于这种现象投资人应该要感到高兴，因为悲观的情绪使得许多公司的股价跌到相当吸引人的价位，不过现在看来我们似乎已经快要达到乐观的共识了，当然这不代表现在就不能买股票，近年来美国企业的获利大增，搭配现在的利率水准，企业赚取的每一块盈余比起过去来说要珍贵的许多，虽然以现在的股票价位，已经严重地脱离的葛拉汉一再强调的安全边际，这是智能型投资哲学的基石。

去年年报我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谈到我们现有最大的投资部位-可口可乐，虽然目前可口可乐仍然继续扩大其在全世界饮料市场的霸主地位，不过很不幸的是，该公司总裁Roberto Goizueta却在去年十月过世，在他死后，我再一度阅读过去九年来，我与Goizueta超过上百篇的往来书信，这些讯息确实可以做为如何成功经营企业与人生的最佳教材。

在这些书信中，Roberto展现出高瞻远瞩的识见，总是将重点摆在如何增进可口可乐股东的权益，Roberto很清楚他要将公司带往何处，以及要如何才能到达目的地，同时了解为何这样的方法最适合所有的股东，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于达成这样目标抱持着强烈的渴望，有一张他手写给我的字条最能充分说明当时他的心境，”对了，我跟Olguita提到有关于她常常讲的”着魔”，我个人比较喜欢巴菲特的说法”专注”，就像是所有认识Roberto的人一样，我会永远怀念他!

一如他对于公司的关心，Roberto早就安排好接班的问题，他认为Doug Ivester正是最佳的人选，与他共事多年的经验足以确保在公司领导高层更迭的同时，公司的运作不致受到任何的影响，相信在Doug的领导之下，可口可乐仍能一本初衷勇往直前。

可转换特别股

两年前，我曾经就1987到1991年间进行的五项可转换特别股投资做了一番现况报告，在报告出具的当时，我们出脱了冠军国际部份的持股实现小部份的获利，剩下的四项投资中，吉列与第一帝国早已转换成普通股，并享有高额的未实现获利，而美国航空与所罗门兄弟则发生严重的经营问题，这两项投资让我不得不哼起一首乡村歌曲的歌词，”要是你不离开，我又怎么会想念你呢?”

而就在报告发布之后，所有四项投资的价值皆大幅增加，吉列与第一帝国的普通股股价飙涨，与公司的经营基本面一致，截至年底，当初我们在1989年投入吉列的6亿美元已经增值为48亿美元，而在1991年投入第一帝国的4,000万美元，则已增值至2.36亿美元。

在此同时另外两个后段班，也已起死回生，其中所罗门最近决定并入旅行家集团的举动，终于让长久以来饱受苦难的股东获得的回报，伯克希尔所有的股东，包含我个人在内，实在是亏欠Deryck Maughan跟Bob Denham太多了，首先要感谢他们在1991年所罗门爆发丑闻时，拯救公司免于倒闭，之后更让公司恢复以往的活力，使得公司得以风光地嫁给旅行家集团，我常常说，我渴望与我喜爱、信任与崇拜的经理人共事，Deryck与Bob正是这样绝佳的组合。

虽然伯克希尔投资所罗门的最终成果到目前仍未定案，所幸目前的情况要比我两年前预期要好得多，回顾过去，我觉得投资所罗门的经验令人感到刺激有趣同时又具教化意义，虽然我在1991到1992年间的感觉就好象是一个戏迷曾这样写到”要是因为坐到一个不幸的位子，我可能就能够好好地欣赏表演，因为它正对着台上”。

另一方面美国航空的重生过程近乎奇迹，熟悉整个投资过程的朋友都知道，个人在这项投资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一开始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就是一项错误，后来又反悔打算以半价出售再度犯了第二次的错误。

两项改变促使该公司得以东山再起，1)查理跟我辞去该公司董事的职位，2) Stephen Wolf接任成为该公司总裁，还好后者才是公司真正能够重生的主因，否则我们的脸可就丢大了，Stephen Wolf的表现对整个航空业而言，可说是意义非凡。

当然美国航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存活下来应该不是问题，也因此该公司在1997年顺利地偿还积欠我们的特别股股息，还包含延迟支付的赔偿损失，该公司的普通股股价更从原来的4块钱，一举涨到目前73块钱的新高。

我们持有的特别股已在三月15日被赎回，不过受惠于该公司股价大涨，原本一文不值的转换权现在却变得价值不菲，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现在持有的美国航空普通股将为我们创造极高的获利，当然还要先把我买胃药的钱给算进去。

我想哪天要是我再度干下什么愚蠢的投资决策，伯克希尔的股东肯定知道该怎么做了，没错，记得打电话给Wolf先生。

除了可转换特别股，我们在1991年还透过私募的方式投资了三亿美元的美国运通俗称”Percs”的股票，这种证券基本上算是一种普通股，只不过在投资的前三年我们可以领取一笔特别的股利，条件是在同时间我们因为股价上涨所带来的资本利得将受到限制，然而即便如此，这笔投资还是因为本人的英明决策而获利不菲，当然其中也包含一些运气的成份，比例约是110%(剩下的才是本人的能力)。

根据约定我们的Percs必须在1994年八月以前转换成普通股，而就在前一个月我还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在转换期限到期以前把这项投资给处分掉，当时考量的是虽然美国运通总裁Harvey Golub表现相当优异，他总是有办法将公司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这点从一开始便不断地获得证明)，只是这种潜能还是面临严重的挑战，那就是美国运通来自于以Visa为首的其它发卡单位激烈的竞争，在衡量各种利弊得失之后，我还是倾向于把这笔投资提前给处分掉。

还好我走狗运，就在要做决定的那个月，我正好到缅因州和Hertz租车公司总裁Frank Olson一起打高尔夫球，Frank是一位相当优秀的经理人，因为业务的关系相当熟悉信用卡的行业，所以打从第一洞开始我就一直追问他有关这行业的种种问题，到了第二洞的果岭时，Frank已经让我完全相信美国运通的企业卡是一项绝佳的生意，所以当下我就决定不卖了，等到后九洞时，我更决定加码投资，于是在回来的几个月后，伯克希尔已经拥有该公司10%的股权。

现在我们光是在美国运通的投资潜在利益就有30亿美元，当然这一切都要感谢Frank，不过我们俩人共同的好友-George Gillspie却直说我搞错应该要感恩的对象了，他强调要不是因为他安排这次的球会，并且把我跟Frank摆在同一组的话，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给股东的季报

在去年的年报中，我曾经向各位透露由于邮寄季报的费用大幅增加，同时要将季报寄给那些不是用本名登记的股东有其困难性，所以征询大家是否可以接受直接将季报与年报公布在公司网站上，取代原先印制与邮寄报告的做法，虽然只有少数的股东响应，但长期以来具有科技恐惧症的我很明白还是有少数想要年报信息的股东，不习惯透过网络取得相关的信息，我完全能够体会他们的想法。

惟考量大幅增加的印刷费用，最后我们还是决定除非股东有特别要求，我们才邮寄印好的季报，所以若你也有意要一份书面的季报，请填妥年报上所附的申请表格，同时在此也提醒所有的股东，我们还是会继续邮寄年报给所有的股东。

至于喜欢利用计算机上网的股东们，一定要到我们公司网站的首页看看，里面包含大量有关伯克希尔现况的信息，同时还有1977年到现在为止的公司年报，此外网站上还有对旗下其它子公司的网站连结，经由这些网站大家可以更了解子公司的产品信息，有的甚至可以透过网络直接下单购买。

根据证管会法令的规定，我们必须在每季结束后45天内申报季报，而透过网络公开信息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希望如此重大的讯息可以以完整而不经过媒体消化过滤的方式，在股市收盘后实时地传达给所有关心本公司状况的人士，因此我们决定在往后每季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今年分别是5/15、8/14及11/13将季报对证管会做申报的动作，并在当天晚上将相同的信息同步公布在公司的网站上，此举将能够使得伯克希尔所有股东，不管是以本人或挂名的方式持有，皆站在同等的地位之上，另外，我们也预计在1999年3月13日星期六将年报公布在网站上，并在同一时间将年报邮寄出去给所有的股东。

股东指定捐赠计划

大约有97.7%的有效股权参与1997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1,54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3,830家慈善机构。

巴菲特致股东的信：1996

1996年本公司的净值成长了36.1%，约62亿美元，不过每股净值仅成长了31.8%，原因在于去年我们以发行新股的方式并购了国际飞安公司，同时另外还追加发行了一些B级普通股，总计过去32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19,011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8%。
B级普通股拥有A级普通股三十分之一的权利，这是从1996年五月开始伯克希尔新增的股份类型，在年报中所谓的每股数字系以A级普通股约当数为基础，亦即全部流通在外的A级普通股数加上流通在外的B级普通股数的三十分之一。
基于技术性原因，我们必须将1995年的财务报表予以重编，这使我能够再度展现令人震摄的会计密技，相信我，我会试着长话短说。
重编的原因是因为原先被列为被投资的GEICO保险在1996年1月2日正式成为伯克希尔100%持有的子公司，从经济观点来看，考量可观的租税优惠与其它优点，我们原先在1995年底持有的51%的GEICO股权，其价值在二天后我们取得剩余49%股权之后大幅增加，然而对于这种渐进式购并，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却要求我们必须在取得100%股权时，将原因帐上51%的成本反向予以调减，使得帐面价值减少为4.784亿美元，这结果使得原来51%股权的帐面价值不但远低于后来49%股权的取得市价，也低于我们持有后来这49%股权的帐面价值。
不过除了刚刚提到净值的减少之外，我们在1996年两度溢价发行股份，第一次是在五月办理现金增资发行B级普通股，第二次是在十二月发行A级与B级普通股，以购并国际飞安公司，总的来说，以上三项非营业项目对于去年本公司31.8%的每股净值成长率的净影响还不到1%。
今年我之所以一再强调每股净值，原因在于它大约就等于我们在去年的实质进展，不过就像是查理跟我一再提醒各位的，对伯克希尔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帐面价值，而是实质价值，最近一次跟各位提到是在今年六月本公司发行B级普通股时，在送给各位的股东手册当中，我们不但对于一些名词予以定义，诸如实质价值等，同时也揭露了我们的企业宗旨。
多年来，我们在年报前头揭示这些宗旨，在这里我们偶尔也会提到股东手册，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必再重复解释一些常用的名词，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下什么叫实质价值，建议大家可以再翻翻那本手册的第64、65页。
从去年开始我们首度提供给各位一张查理跟我本人认为可以帮助大家估计伯克希尔公司实质价值的表格，在下面这张经过更新资料的表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两项与价值相关的重要指针，第一栏是我们平均每股持有的投资金额(包含现金与约当现金)，第二栏则是每股在扣除利息与营业费用之后，来自本业的营业利益(但未扣除所得税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当然后者已经扣除了所有来自第一栏投资所贡献的股利收入、利息收入与资本利得，事实上，若是把伯克希尔拆成两部份的话，这两栏数字将分别代表这两个部门的损益绩效。

从这张表大家可以看出，我们1996年的每股投资金额增加了29%，而非投资的本业盈余则增加了63.2%，我们的目标是让这两栏的数字以合理的速度稳定地成长，当然若是偶尔能以不合理的速度暴增也不错。
不过这样的预期可能会受到两项现实的因素所干扰，首先，我们很难再达到或接近过去那样高的成长速度，原因在于伯克希尔现在的资本规模实在是太庞大了，事实上以我们现在的资本规模已经可以排在全美企业的前十名，过多的浮滥资金一定会影响到整体的报酬率，第二点，不管成长的速度如何，铁定很难以平稳的速度增加，第一栏的数字将很容易随着股市大环境上下波动，第二栏的数字则会跟着超级灾害再保业务获利的不稳定变动而变化。
在这张表中，股东指定捐赠的款项被列为第二栏的减项，虽然我们将之视为股东的福利而非支出，企业其它的支出同样也被放在第二栏当作减项，这些开支远低于其它美国大企业的平均水准，每年我们企业总部的费用占净值的比率大约不到万分之五，即便如此查理还是认为这样的比率高得离谱，我想主要要怪罪于我个人所使用的伯克希尔企业专机-无可辩解号，不过最近在我们买下国际飞安-这家专门负责训练飞行的公司之后，查理的态度有了180度的转变，现在只要一提到飞机他就狂乐不已。
认真的说，控制成本开支绝对重要，举例来说很多共同基金每年的营业费用大多在2%上下，这等于间接剥削了投资人将近10%的投资报酬，虽然查理跟我不敢向各位保证我们的投资绩效，但我们却可以向各位打包票，伯克希尔所赚的每一分钱一定会分文不差地落入股东的口袋里，我们是来帮各位赚钱，而不是帮各位花钱的。
实质价值与股票市价的关系
去年当伯克希尔的股价约在36,000美元时，我曾向各位报告过(1)伯克希尔这几年的股价表现远超越实质价值，虽然后者的成长幅度也相当令人满意，(2)这样的情况不可能无限制地持续下去，(3)查理跟我不认为当时伯克希尔的价值有被低估的可能性。
自从我下了这些批注之后，伯克希尔的实质价值又大幅地增加了，主要的原因在于GEICO惊人的表现，(关于这点在后面还会向大家详细报告)，而在此同时伯克希尔的股价却维持不动，这代表在1996年伯克希尔的实质价值表现优于股价，也就是说，在今日伯克希尔的价格/价值比比起一年以前而言，又有很大的不同，这同时也是查理跟我认为比较合理的情况。
就长期而言，伯克希尔股东的整体利得一定会与企业经营的获利一致，当公司股价的表现暂时优于或劣于企业经营时，少部份的股东-不管是买进的人或是卖出的人，将会因为做出这样的举动而从交易的对方身上占到一些便宜，通常来说，都是老经验的一方在这场游戏中占上风。
虽然我们主要的目标是希望让伯克希尔的股东经由持有公司所有权所获得的利益极大化，但在此同时我们也期望能让一些股东从其它股东身上所占到的便宜能够极小化，我想这是一般人在经营家族企业时相当重视的，不过我们相信这也适用在上市公司的经营之上，对合伙企业来说，合伙权益在合伙人加入或退出时必须能够以合理的方式评量，才能维持公平，同样地，对于上市公司来说，惟有让公司的股价与实质价值一致，公司股东的公平性才得以维持，当然很明显，这样理想的情况很难一直维持，不过身为公司经理人可以透过其政策与沟通的方式来大力维持这样的公平性。
当然股东持有股份的时间越长，那么伯克希尔本身的表现与他的投资经验就会越接近，而他买进或卖出股份时的价格相较于实质价值是折价或溢价的影响程度也就越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股东加入的原因之一，总的来说，我认为就这点而言，我们算是做的相当成功，伯克希尔大概是所有美国大企业中拥有最多具长期投资观点股东的公司。

1996年的并购案
我们在1996年进行了两件并购案，两者皆拥有我们想要的特质-那就是绝佳的竞争优势与优秀的经理人。
第一桩购并案是堪萨斯银行家保险-从字面上可知，这是一家专门提供银行业者保险的保险公司，在全美22个州从事相关业务，拥有相当不错的承保记录，全仰赖Don Towle这位杰出的经理人的努力，Don与上百位银行家皆保持良好的关系，而且也了解他所从事业务的每一项细节，那种感觉就好象是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这种精神是伯克希尔最欣赏的，由于它的规模不太大，同时正好伯克希尔持有80%股权的Wesco有意拓展保险事业，所以我们决定把它摆在Wesco之下成为其子公司。
大家或许会对我们这次精心设计的购并计划感到兴趣，在1996年初我受邀参加侄媳妇Jane 40岁的生日宴会，由于我个人对于社交活动通常不太感兴趣，所以很自然地我按照惯例想出许多理由以婉拒这项邀请，不过对方显然有备而来，特别将我安排在另外一位我极有兴趣打交道的对象-Roy Dinsdale也就是Jane的父亲，此举使得我无法拒绝而欣然赴会。
生日宴会在1月26日举行，虽然当时现场音乐震耳欲聋(我实在搞不懂为何乐队总是要弹得那么大声，难道他们的出场费是按照分贝数计算的吗?)，不过我还是听到Roy说他刚参加完堪萨斯银行家保险的董事会，这是我一直相当欣赏的一家公司，我大声地响应他说，如果这家公司有意出售的话，记得一定要通知我。
2月12日我收到一封Roy的来函，上面写到：亲爱的华伦，随函附送一份堪萨斯银行家保险的年度财务报表，就是上次在Janie的生日宴会上提到的那一家公司，如果你有任何需要，请务必让我知道。2月13日，我告诉Roy愿意出7,500万美元买下这家公司，不久之后，整个交易就搞定，现在的我正盘算明年还要再参加Jane的生日宴会。
1996年发生的另一件购并案，全世界最大的飞行员训练公司-国际飞安公司，其规模比起前一个案子要大得多了，总金额高达15亿美元，不过这个案子发生的过程一样充满戏剧性，本案的功臣首推Richard Sercer-他是塔克森市的飞行顾问，当然还要归功于他的妻子-Alma Murphy，哈佛医学院眼科学系毕业的她好不容易在1990年说服她的丈夫买进伯克希尔的股份，而且在那之后每年都到奥玛哈参加我们的股东会，只是我一直没有机会与他们认识。
碰巧的是，Richard同时也是国际飞安公司长期投资的股东，刚好在去年他认为这两家公司应该有机会可以做一个结合，他相当了解伯克希尔购并公司的标准，同时也知道国际飞安79岁的总裁-Al Ueltschi想要为自己的公司找一个理想的归宿，以为自己的股权找到一层保障(鹤flying:卖得理由！)，所以就在七月份，Richard写信给所罗门公司的总裁-Bob Denham请他研究这项合并交易的可能性。
Bob于是接手进行这个案子，在9月18日我和Al正式在纽约碰面，我对国际飞安这家公司的经营状况本来就相当熟悉，而在60秒内我马上就知道Al正是符合我们类型的经理人，一个月后，合约正式敲定，由于查理跟我希望能够尽量避免再发行伯克希尔的新股份，所以在这项交易中，虽然我们提供国际飞安原股东换取股票或现金两种选择，但是交易条件等于间接鼓励这些税负没有太大差异的股东选择领取现金，结果总计最后有51%的股份领取现金，41%换得伯克希尔 A级普通股，另外8%换得伯克希尔 B级普通股。
Al 一生热爱飞行，曾经驾驶过查理林登号，在经过1930年代轰轰烈烈的飞行事业之后，他开始担任泛美航空的机长，之后并在1951年创立国际飞安公司，将这家公司塑造成飞行仿真器制造与飞行员训练的世界级领导公司(单引擎、直升机、客机与水上飞机)，营业据点遍布41个地方，拥有175座的飞行仿真器，大至波音747客机，小到Cessna 210型小飞机，大家要知道飞行仿真器的造价可不便宜，有的要价甚至高达1,900万美金，所以这一行不像我们原来拥有的其它事业，算是相当资本密集的，该公司大约有一半的营业收入来自于训练飞行员的收入，其余则来自于航空公司与军事单位。
Al 今年虽然已经79岁，不过外表举止看起来像55岁，他将一如往常继续经营这家公司，我们从来不会把成功搞混，我甚至跟他开玩笑说，虽然我们从没想过将伯克希尔的股份予以分割，不过等他满100岁时，我们倒是可以考虑把他的年纪一分为二。
有人可能会怀疑我们现在雇用人的政策，可能是缘于早期年龄歧视政策所受到的创伤，其实真正的原因乃是出于自私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实在是很难教新狗老把戏！在伯克希尔，许多经理人虽然已经年过70，但是他们还是像年轻时一样活跃，频频击出全垒打，所以如果各位有意到本公司谋得一职，请记得运用一位高龄76岁老翁如何追到25岁年轻辣妹的技巧，当同年龄的同伴很钦羡地问他：你到底是如何说服对方同意的呢?? 他回答到：很简单，我告诉她我今年86岁!
接下来休息一下，顺便做点广告，如果你拥有具极佳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同时想要与拥有同样特质的企业群为伍的话，伯克希尔可以提供你绝佳的归宿，我们的要求条件详如附件，若是你的公司符合这些条件，而我又没能来得及参加你的生日派对，记得打电话给我。
保险事业盈余-总检讨
在1996年，我们保险事业的营运大放异彩，不管是初级保险-其中以GEICO车险为主，或者是霹雳猫再保业务的表现都很杰出。
就像是在过去年报中一再跟各位解释的，对于我们的保险事业来说，真正重要的，第一是我们因此取得的保险浮存金，第二就是取得它的成本，这两点相当的重要，大家必须了解浮存金虽然不会反应在公司净值之上，但却是伯克希尔实质价值构成的关键因素之一。
更进一步说，浮存金是一项我们持有但不属于我们的资金，在保险公司的营运中，浮存金的产生原因在于保险公司在真正支付损失理赔之前，一般会先向保户收取保费，而通常保险业者收取的保费不足以因应最后支付出去的相关损失与费用，于是保险公司便会发生承保损失，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而当浮存金成本长期而言低于从其它管道取得资金的成本时，保险公司就有存在的价值，不过保险事业取得浮存金的成本若远高于资金市场利率时，它就像是一只在陆地上笨重的信天翁。
不过如同下表中的数字所显示的，伯克希尔的保险事业可说是大获全胜，表中的浮存金，系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相对于我们的保费收入总额，我们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至于浮存金的成本则决定于所发生的承保损失或利益而定，在某些年度，就像是最近四年，由于我们有承保利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资金成本甚至是负的，光是持有这些资金我们就已经开始赚钱了。

自从1967年我们进军保险业以来，我们的浮存金每年以22.3%复合成长率增加，大部分的年度，我们的资金成本都在零以下，受惠于这些免费的资金，**地帮助伯克希尔的绩效提升。更甚者，在完成对GEICO的并购之后，我们取得免费资金的成长速度又加快了许多。（鹤flying:96年增加了近1倍的浮存金。）
霹雳猫保险业务
与过去三年一样，我们再次强调今年伯克希尔保险事业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部份的原因要归功于霹雳猫业务又渡过幸运的一年，从事这类业务，我们出售保单给保险公司与再保公司以分散其面临超大型意外灾害所可能承担的风险，由于真正重大的灾害并不常发生，所以我们的霹雳猫业务有可能在连续几年赚大钱后，才突然发生重大的损失，换句话说，我们这项霹雳猫业务到底有多吸引人可能要花上好几年才有办法看得清，不过大家必须明了，所谓的重大损失的年头不是可能会发生，而是肯定会发生，唯一的问题是它什么时候会降临。
我之所以会把丑话说在前头，是因为我不希望大家那天突然听到伯克希尔因为某某大型意外灾害须理赔一大笔钱时，恐慌地拋售手中的持股，而如果届时你真的会有这种反应，那么你根本就不应该拥有本公司的股份，就像是如果你是那种碰到股市崩盘，会恐慌性的拋售手中股票的人，我建议你最好不要投资股票，听到坏消息而把手中的好股票卖掉通常不会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数十年前创办可口可乐的天才企业家-Robert Woodruff曾经被问到，什么情况下是出售可口可乐股票的好时机，Woodruff简短的回答到，我不知道，我从来就没有卖过!)。
谈到霹雳猫保险业务，我们的客户主要是一些想要降低本身必须承担盈余变动剧烈风险的保险公司，而我们贩卖的产品-当然一定要以合理的价格，将这些盈余变动的风险转移到本公司的帐上，因为我们对于伯克希尔公司盈余剧烈的变动一点都不会介意，查理跟我宁可接受上下变动但平均可达15%的结果，也不要平稳的12%，(就像是我们知道公司的盈余每天、每周都会变动，那么我们又何必强求公司的盈余变化一定要跟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的时间一致呢?) 我想如果伯克希尔的股东合伙人也能有这样的看法，那么我们执行业务时便能更得心应手，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再提出相同警告的原因。
我们在1996年陆续接了好几件大业务，在年中我们与全美保险签约承保佛罗里达飓风险，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供左证，但我们相信这应该是单一公司独力承受单一风险的最高记录，接着到年底，我们又与加州地震局签约承保比佛罗里达飓风高出一倍的理赔上限，保单预计从1997年4月1日开始生效，再一次我们独立承揽所有的风险，虽然承保的金额相当庞大，但是即使在最坏的状况下，任何一件大型灾害的税后损失也不会超过六亿美元，大约不到伯克希尔净值的3%或市值的1.5%，大家要了解这类风险的影响性，比起年报第二页所示的股票市场变动对我们的影响性来说，前者可谓是小巫见大巫。
在霹雳猫保险业务，我们主要有三项竞争优势，首先向我们投保再保险的客户都知道我们有能力，也会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履约付款，因为万一真的发生什么样的大灾难，很难保证金融恐慌就不会接踵而至，届时在其客户最需要援助时，可能连一些原本享有盛誉的再保公司都拿不出钱来，而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从来不将风险再转嫁出去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对于灾难发生时，其它保险公司能否顺利支付赔款的能力有所保留，反之只要是伯克希尔做出的保证，所有的保户都可以百分之百确定一定可以立即得到理赔。
我们的第二项优势，跟第一项有点关联，虽然不显著但却相当重要，当一件大灾害发生后，保险公司最迫切需要重新办理投保时，可能会发现很难再找到新保单，在这个时候，伯克希尔保证绝对可以提供任何服务，当然我们会优先受理原来与我们有长期往来的客户，这个经验已经使得全世界的保险公司与再保公司了解与我们维持往来的必要性，事实上，我们现在正从许多再保公司那里收取预备准备费，以防万一市场情况紧绷时，他们可以确保取得再保的优先机会。
我们拥有的最后一项优势是我们能够提供别处得不到单一最高的投保上限，保险业者都知道只要打一通电话到伯克希尔，就可以立即得到确定满意的答复。
有关加州大地震方面有几点需要在这里做说明，因为这是我们最大的风险部位所在，1994年发生的北岭大地震使得保险业的住宅保险损失远超过计算机所估算的预期范围，不过这次地震的震度比起预估可能的最坏情况，最还算是相对轻微的，所以可想而知某些保险业者肯定都吓坏了，因此开始考虑将地震险从他们的住宅险保单条款中撤掉。
深富远见的加州保险委员会委员Chuch Quackenbush立即规划出一张由加州地震局背后支持新的住宅地震保单，然而这项预计从1996年12月1日开始正式生效的措施极需要再保险的庇护，这时候就轮到我们上场了，伯克希尔总共提供10亿美元的再保险防护，当地震局在2001年3月31日之前因地震发生的损失超过50亿美元时，(媒体原先报导的数字比这更高，不过那是在所有保险业者都一同加入时的情况，总计最后只有72%的业者参与签约)。
大家一定会问在保单有效期间我们最后真正必须支付理赔的机率到底有多大?? 老实说我们实在是不知道，而我们也不认为用计算机运算出来的程序可以帮我们什么忙，基本上计算机做出的预测根本就是垃圾，它们反而会让做决策的人误以为得到某种确定的假象，从而使得他们犯下大错的机会大增，过去不管是在保险或投资业者，这种离谱的情况屡见不鲜，看看投资组合保险在1987年股市大崩盘时所造成的惨况，有人开玩笑说，当时应该要跳楼是计算机而不是那些被它所愚弄的人。
虽然保险业者无法准确地评估风险到底有多大，不过我们却还是可以合理的接下保单，就像是你并不一定要真的知道一个人的实际年龄，才能判断他是否可以去投票或是一定要知道一个人几公斤重才认为他该不该减肥，同样的，从事保险这一行，大家必须谨记的是，基本上所有的意外都不会让人感到愉快，所以在接下保单时，我们心里早有预备，准备把90%的保费收入花在损失理赔与相关费用之上，慢慢的一段时间下来，我们就会发现，这样的订价是否合理，这绝对需要时间来证明，霹雳猫保险这一行就像是投资事业一样，绝对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你才能确定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鹤flying:也与投资一样，需要安全边际，需要长时间。）
不过有一点我绝对可以向各位保证的是，我们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霹雳猫保险保险专家，那就是Ajit Jain，他在伯克希尔的价值大到难以想象，在再保险这一行，恐怖的灾难时常发生，我很清楚的原因是我个人在1970年代就抱了不少个地雷，而GEICO在1980年代初期，即使当时拥有最能干的经理人，也同样签了一堆愚蠢的保险合约，不过提到Ajit，我可以向各位保证，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另一方面我也说过，自然灾害的发生同样也会间接导致金融风暴的发生，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是不可能，要是加州真的发生规模大到我们理赔下限的大地震，我们旗下其它事业也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比如说喜斯糖果、富国银行或Freddie Mac等，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可以妥善处理发生的状况。
就这方面而言，我们试着事先规划伯克希尔的未来，时时谨记查理常说的一句格言，“希望能够知道自己最后会死在哪里，然后打死都不去那里！”(事先回想真的有效，大家可以试着多唱唱以前流行的乡村歌曲，很快的你就会发现重新找回你的房子、车子跟老婆)，如果我们没办法承担可能的后果，不管其可能性有多小，那么我们就必须避免播下罪恶的种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大幅举债的原因，同时虽然霹雳猫损失理赔的上限金额看起来很大，但对伯克希尔本身价值的影响却极其有限。（鹤flying:安全边际。）
保险事业营运-GEICO以及其它主要保险
去年当我们完全取得GEICO的所有权之后，我们曾对它抱以深切的期望，如今这些期望不但全部实现，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论是从企业或个人的观点来看皆是如此，GEICO的领导者Tony Nicely不但是一个杰出的经理人同时也是令人感到愉快的工作伙伴，不论在任何的情况下，GEICO永远都是我们价值不菲的珍贵资产，有Tony负责掌舵，GEICO甚至迈入几年前根本就想象不到的营运高峰。
GEICO的成功没有任何深奥的道理，该公司的竞争优势完全拜其超低成本的经营模式所赐，低成本代表低售价，低售价自然能够吸引并留住优良的保险客户，而整个营业流程在满意的客户向他们的朋友推荐GEICO时划下完美的句点，靠着客户的推荐，GEICO每年至少因此增加100万张保单，占新接业务量的半数以上，也使得我们新接业务成本大幅下降，从而又进一步降低我们的成本。
这种模式在1996年大放异彩，自动上门的保险量成长了10%，过去二十年来，该公司最高也不过是在有一年达到8%而已，更好的是，这些自愿保单的增加主要源自于非制式的保单市场，这个市场对GEICO来说算是亟待开发的一块，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自愿保单的原因在于，从别处分配到的集体性非自愿的保单根本就没什么利润，那方面的成长就可有可无。
如果不能产生合理的承保获利，GEICO保费收入的成长就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再一次我们得到的答案是正面的肯定，去年我们顺利达到原先设定的承保目标，甚至还超越，不过我们真正的目标不是要扩大承保的利差，而是将利润透过价格的调整回馈给客户，在这样的策略之下，我们相信1997年的成长一定还会超越1996年的表现。
同时我们也预期会有新的竞争者加入直效行销的市场，而现有的一些竞争同业也有可能会扩大他们的营业区域，不过不管怎样，我们目前所建立的规模经济，绝对可以确保甚至是扩大我们现在占有的经济堡垒，我们在拥有最高市占率的地区尽量降低成本，预期还会将成本进一步地降低，GEICO永续性的成本优势(鹤flying:永续性成本优势！！)是当初在1951年吸引我投资该公司的主要原因，当时整家公司的市值不过只有700万美元，而那也是为什么我在去年愿意花23亿美元买下另外一半不属于伯克希尔的股权的原因。
想要让一家好公司的表现发挥到极致，必须依赖优秀的管理人员与明确的目标方向，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有像Tony这样优秀的专业经理人以及绝对不会动摇的目标，而为了确保GEICO所有的组织成员都能像Tony一样专注一致，我们需要一套能够搭配的薪资酬劳计划，所以在整个购并案完成之后，我们立刻落实执行。
现在，以Tony为首的几个主要高阶经理人所领取的薪资奖励主要就看两个指数︰(1)自愿性保单的成长，以及(2)常态性保单承保的获利(指留在公司超过一年的保单)，此外，我们也将同样的标准运用于公司每年员工盈余分配的计划，所以基本上在GEICO每个人都知道真正重要的是什么。（鹤flying:不以规模，利润为考核指标，设定出一些对企业真正有益的目标！）
GEICO这项计划充分说明的伯克希尔薪资奖励的原则，那就是必须要能够达到以下目标(1)适用于个别公司经营状况(2)简单明了的规则，如此可以很清楚的加以衡量(3)与每个参与的员工直接相关；所以很自然的，我们避免给予员工不劳而获的乐透彩，比如说伯克希尔的认股权，其最终的价值可能由极少到极大，但这却不是那些我们想要影响其行为的人员所能够直接控制影响的，在我们的观念中，不合理的薪资奖励办法，不但是浪费股东的钱，同时也会让旗下的经理人分心而产生不当的行为。
每一季，GEICO公司总共9,000名的员工都可以看到根据盈余分配计划所计算出来的结果，1996年他们确实享受到这项成果，因为根据这项计划所计算出来的数字早已打破当初规划时的最高上限，连我也知道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把上限再扩大，到最后，员工总共分配到年度获利的16.9%，金额将近有4,000万美元，远高于过去五年平均不到10%的比率，同时在伯克希尔对于员工辛勤工作的表现，我们绝对不会回以更高的门槛，如果GEICO的员工继续保持如此优异的表现，我们还会继续提高奖励的上限。
负责管理GEICO资金的Lou Simpson同样继续其优异的表现，去年他的投资组合超越S&P 500指数整整6.2个百分点，关于Lou在GEICO的表现，再一次我们将其奖励计划跟其投资绩效绑在一起，不看GEICO的承保绩效或整体的成绩，而是以过去四年平均的投资绩效为准，对于有些保险公司不分承保部门或投资部门，完全不顾一方优异的表现可能被另一方糟糕的表现所抵消掉的情况，而将其薪资奖励计划完全绑在一起，一视同仁的做法感到愚不可及，在伯克希尔如果你的打击率高达三成五，我可以向你保证绝对不会亏待你，即使其它同队的球员平均打击率只有二成而已，不过很庆幸在GEICO，不论是在保险或投资部门，我们都拥有像Lou与Tony这类足以列入名人堂的优秀球员。（鹤flying:制定合理的目标，并给与相关人员相付出的公平报酬。）
虽然比起GEICO，我们其它主要保险事业规模要小得多，但他们在去年同样缴出惊人的成绩单，国家赔偿公司的传统业务综合比率只有74.2，同时以其保费收入来看，还贡献了大量的浮存金，过去三年以来，这个由Don Wurster负责的部门平均的综合比率只有83.0；另外由Rod Eldred负责的Homestate业务也有相当幅度的成长，去年虽然必须负担开拓新州业务的费用，但综合比率仍只有87.1，过去三年平均为83.2；另外原先由Brad负责的加州劳工退休基金现在已将业务重心移到其它六个州，虽然初期须负担沉重的开办费用，但是仍然能维持可观的承保获利；最后负责中央州立产险公司营运的John Kizer则依然表现出色，保费收入不但大幅成长，同时承保利益更大幅增加，总的来说，我们几个小型保险事业(包含堪萨斯银行家保险在内) 的表现是其它同业所比不上的，Don、Rod、Brad与John全都替伯克希尔创造了可观的价值，而我们也相信他们未来的潜力仍然可期。

租税问题
1961年，甘乃迪总统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去年我们决定照他的建议试一试，不过不知道是谁说问问没有关系的?? 我们最后得到的答案是总共要缴8.6亿美元的所得税给美国国库。
这个数字到底有多大呢? 如果全美能够有2,000名跟伯克希尔一样的纳税义务人的话，则美国国库不需要再征收其它任何的所得税、社会安全捐或任何你想得到名目的税捐，1996年的预算收支就能够打平，所以伯克希尔的股东可以大声地说自己，功在国库。
查理跟我本人对于伯克希尔必须支付如此高额的税负感到完全接受，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贡献远远比不上社会对我们所作的贡献，要不是身在美国，伯克希尔不可能有这样的荣景。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去年到这段时，我曾提到有三个事业盈余大幅下滑-水牛城新闻报、鞋子事业与世界百科全书，今年我们高兴向大家报告，这几个事业都大有进步。
不过对于世界百科全书来说，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如今它们是全美仅存以直销的方式销售百科全书的业者(大英百科全书在去年退出了这个市场)，不过它的销售数量还是呈现下滑的状态，另外世界百科全书还投入大笔的经费在CD版的新产品之上，但其效益至少要等到1997年初与IBM的合作正式展开后才有可能显现，在种种不利的状况下，世界百科全书如果不能大力改革通路方式并降低总部营运开销，以彻底降低固定成本的话，盈余可能会消失殆尽，不过总的来说，该公司已想尽各种方法以确保自身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印刷与电子出版市场上继续存活下去。
去年唯一让我们感到失望的反而是珠宝事业，波仙还不错，不过Helzberg的盈余却大幅下滑，单店平均费用持续大幅增加，但是当营收表现平平时，获利自然缩减，针对这个问题该公司总裁-Jeff Comment已经采取必要的措施，我想它们1997年的盈余表现应该能够有所改善。
不过总的来说，我们旗下所有的营利事业的表现，比起其同业来说仍然相当杰出，对此查理跟我本身向所有经理人致上深深的敬意，而如果各位在年会上遇到他们，也请大家不吝给予掌声。
在年报中你可以找到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详细的部门别信息，另外你还可以找到经过重编，依照伯克希尔四大部门的信息，这是查理跟我能够完整呈现伯克希尔现况的模式，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换个角度设想，提供大家所有必要的信息。
完整透视盈余
我们认为帐列盈余很难表现伯克希尔实际的营运状况，部份原因在于列示在本公司帐上的股利收入，事实上仅占被投资公司收益的一小部份，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更重视未分配的那一部份，因为他们可以为我们创造出更高的价值，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被投资公司往往比母公司更有机会把资金投入到高投资报酬的用途之上，既然如此又何必一定要强迫他们把盈余分配回来呢?
为了要能更真实的反应伯克希尔实际的经营状况，于是乎我们运用了完整透视盈余的观念，这个数字总共包含(1)前段所提到的帐列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帐上的盈余，扣除(3)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在这里我们所谓的营业盈余系已扣除资本利得、特别会计调整与企业其它非常态的项目。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出1996年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只不过是估计数，很多都是基于简单的判断，(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

股票投资
下表是我们市价超过五亿美元以上的普通股投资。

我们的投资组合还是没有多大变动，我们打盹时赚的钱比起醒着时多很多。
按兵不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明智的行为，就像是我们或其它经理人不可能因为谣传联准会可能调整贴放利率或是华尔街那帮土匪大幅改变他们对股市前景的看法，就决定把旗下高获利的金母鸡卖来卖去一样，我们也不会对拥有部份所有权的好公司股票任意出脱，投资上市公司股票的秘诀与取得百分之百的子公司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希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取得拥有绝佳竞争优势与才德兼备的经理人，也因此大家真正应该关心注意的是这些特质是否有任何改变。
只要执行得当，运用这样投资策略的投资人到最后会发现，少数几家公司的股份将会占他投资组合的一大部分，这样的方式就好象一个人买下假设一群极具潜力的大学明星篮球队员20%的未来权益，其中有一小部份的球员可能可以进到NBA殿堂打球，那么投资人会发现其因此从中收取的权利金将会占其收入的绝大部分，要是有人建议把这部份的权益转让掉就好象是要公牛队把麦可乔登交易出去一样，只因为他对球队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管是研究买下整家公司或股票投资时，大家会发现我们偏爱变化不大的公司与产业，原因很简单，我们希望买到的公司是能够持续拥有竞争优势达十年或二十年以上者，变迁快速的产业环境或许可能让人一夕之间大发利市，但却无法提供我们想要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我必须强调的是，身为公民的一份子，查理跟我相当欢迎改变，因为新的观念、新的产品或创新的方法可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这点很明显的对我们有好处，不过身为投资人对于热门流行产业的态度就好象在太空探险一样，对于这种勇猛的行为我们给予喝采，但是若要我们自己上场，那就再说吧!
当然所有的产业都会变化，在今日喜斯糖果的经营形态与我们当初在1972年买下这家公司时又有很大的不同，喜斯提供了更多样的糖果、生产设备与销售通路也大不相同，不过人们为什么要购买盒装巧克力的动机，与购买盒装巧克力又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喜斯的原因，自从喜斯在1920年代由喜太太家族创立以来就从来没有变过，而我想这原因在往后20年，乃至于50年都不会有所改变。
在买进股票时我们同样的也追求可预测的未来，以可口可乐来说，可口可乐产品所代表的热情与想象在总裁古崔塔的带领下升华到极点，此举为公司股东创造出可观的价值，在Don Keough与Doug Ivester的协助之下，古崔塔从头到尾重新塑造公司的每一部份，不过这家公司的本质-可口可乐强力的竞争优势与主导性，多年来却从未改变。
最近我正在研读可口可乐1896年的年报(所以大家现在看我们的年报应该还不嫌太晚)，虽然当时可口可乐已经成为冷饮市场的领导者，但那也不过只有十年的光景，然而在当时该公司却早已规划好未来的百年大计，面对年仅14.8万美元的销售额，公司总裁Asa Candler表示：“我们从没有放弃告诉全世界，可口可乐是能够提升人类健康与快乐、最卓越超凡的一件东西。”虽然我认为健康这档子事还有待努力，但我很高兴可口可乐在一百年后的今天，始终还是遵循Candler当初立下的愿景，Candler又继续谈到：“没有其它东西的味道能够像可乐一样深植人心。”当年的可乐糖浆销售量不过只有11.6万加仑，时至今日，销售量已达到32亿加仑。
我实在忍不住想要在引用Candler的另一段话：“从今年三月开始，我们雇用了十位业务员，在与总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下巡回各地推销产品，基本上我们的业务范围已涵盖整个美联共和国。”这才是我心目中的销售力量。
像可口可乐与吉列这类的公司应该可以被归类为”永恒的持股”，分析师对于这些公司在未来一、二十年饮料或刮胡刀市场的预测可能会有些许的不同，而我们所说的永恒并不意味这些公司可以不必继续贯彻在制造、配销、包装与产品创新上的努力，只是就算是最没有概念的观察家或甚至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也不得不承认可口可乐与吉列，在终其一生的投资生涯，仍将在其各自的领域中独领风骚，甚至于他们的优势还有可能会继续增强，过去十年来，两家公司在原有极大的市占率又扩大许多，而所有的迹象显示，在往后的十年间，他们还会继续以此态势扩大版图。
当然比起一些具爆发性高科技或新创的事业来说，这些被永恒持股公司的成长力略显不足，但与其两鸟在林，还不如一鸟在手。
虽然查理跟我本人终其一生追求永恒的持股，但能够真正让我们找到的却属鳞毛凤角，光是取得市场领导地位并不足以保证成功，看看过去几年来通用汽车、IBM与西尔斯这些公司，都曾是领导一方的产业霸主，在所属的产业都被赋予其无可取代的优势地位，大者恒存的自然定律似乎牢不可破，但实际结果却不然，也因此在找到真正的真命天子之前，旁边可能还有好几打假冒者，这些公司虽然曾经红极一时，但却完全经不起竞争的考验，换个角度来看，既然能够被称为永恒的持股，查理跟我早就有心理准备，其数量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十家或甚至是不到二十家，所以就我们的投资组合来说，除了几家真正够格的公司之外，还有另外几家则是属于极有可能的潜在候选人。
当然有时你也很有可能以过高的价格买下一家好的公司，这种风险并不是没有，而以我个人的看法，像现在的时机买任何股票就都有可能必须承担这样的风险，当然也包含永恒的持股在内，在过热的股市进场买股票的投资人必须要先做好心理准备，那就是对于付出高价买进的优良企业来说，必须要有更长的一段时间才有办法让他们的价值得以彰显。
有一个问题倒是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有一些体质原本不错的公司，由于经营阶层规划的方向产生偏差，将原本良好的本业基础弃之不顾，反而跑去购并一堆平凡普通的公司，当这种状况发生时，其投资人所须承受的煎熬便会加重加长，而不幸的这正是几年前发生在可口可乐与吉列身上的惨事，(大家可以想象十几年前，可口可乐大举投入养虾事业，而吉列竟热衷于石油探勘吗?)，失去聚焦是查理跟我在思考是否投资一些外表看起来很不错的公司时最关心的重点，我想傲慢或不甘寂寞的出现，使得这些经理人胡思乱想进而导致企业的价值停滞不前，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不过还好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再在可口可乐与吉列现在与未来储备的管理阶层身上发生。
对于各位个人的投资方式，让我提供一点心得给各位参考，大部分的投资人，不管法人或是散户，可能会认为投资股票最好的方式是直接去买手续费低廉的指数型基金，当然这样的做法所得到的结果(在扣除相关手续费用之后)，应该可以很轻易地击败市场上大部分的投资专家。
其实你也可以选择建立自己的投资组合，但有几点是大家必须特别注意的，智能型投资并不复杂，当然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投资人真正需要具备的是给予所选择的企业正确评价的能力，请特别注意”所选择”这个字，你不必像很多专家一样同时研究许多家公司，相反的你要做的只是选择少数几家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的公司就好，能力范围的大小并不重要，要紧的是你要很清楚自己的能力范围。
投资要成功，你不需要研究什么是Beta值、效率市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选择权定价或是新兴市场，事实上大家最好不要懂得这一些理论，当然我这种看法与目前以这些课程为主流的学术界有明显不同，就我个人认为，有志从事投资的学生只要修好两门课程-亦即”如何给予企业正确的评价”以及”思考其与市场价格的关系”即可。
身为一位投资人，大家其实只要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一些很容易了解且其盈余在未来五到十年内会大幅成长的企业的部份股权，当然一段时间下来，你会发现只有少数几家公司符合这样的标准，所以要是你真的找到这样的公司，那就一定要买进足够份量的股权，在这期间，你必须尽量避免自己受到外界诱惑而偏离这个准则，如果你不打算持有一家公司股份十年以上，那最好连十分钟你都不要拥有它，在慢慢找到这样盈余加总能持续累积的投资组合后，你就会发现其市值也会跟着稳定增加。
虽然我们很少承认，但这正是伯克希尔股东累积财富的唯一方式，我们的透视盈余在过去几年间大幅跃进，而同期间我们的股票价格也跟着大涨，要不是我们的盈余大幅增加，伯克希尔所代表的价值就不可能大幅成长。
当然我们现在背负庞大的资金基础将无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盈余成长的能力，但我们还是会按照和过去一致的方向，在现有的基础之上，这部份的难度较低，因为我们拥有一群杰出的经理人，同时继续买进全部或部份一些不会受外界环境影响且拥有竞争优势的新事业。

美国航空
当Richard Branson-维京亚特兰大航空公司的老板被问到要如才能够变成一个百万富翁，他的回答很简单：其实也没有什么! 首先你要先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然后再去买一家航空公司就成了! 但由于各位的董事长-也就是我本人不信邪，所以我在1989年决定以3.58亿美元投资取得美国航空年利率9.25%的特别股。
那时我相当喜爱同时也崇拜美国航空当时的总裁-Ed Colodny，直到现在仍是如此，不过我对于美国航空业的分析研究实在是过于肤浅且错误百出，我被该公司过去历年来的获利能力所蒙骗，同时过分相信特别股可以提供给我们在债权上的保护，以致于忽略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美国航空的营收受到毫无节制的激烈价格竞争而大幅下滑的同时，其成本结构却仍旧停留在从前管制时代的高档，这样的高成本结构若不能找到有效解决的办法，将成为灾难的前兆，
要让成本结构合理化，美国航空必须大幅修改其劳资契约，不过这偏偏又是航空公司难以达成的罩门，除了公司真正面临倒闭的威胁或甚至是真的倒闭，而美国航空也不例外，就在我们投资该公司特别股不久之后，公司营收与支出的缺口突然开始大幅扩大，在1990年至1994年间，美国航空累计亏损了24亿美元，此举让公司普通股的股东权益几乎耗损殆尽。
在这段期间内，美国航空还是继续支付特别股股利给我们，直到1994年才停止，也因此在不久后，由于该公司前景展望不太乐观，我们决定将美国航空特别股投资的帐面价值调减75%，只剩下8,950万美元，从而到了1995年，我甚至对外提出以面额50%的折价，打算出售这笔投资，所幸最后并没有成功出脱。
幸运的是在投资美国航空所犯的一连串错误当中，我总算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初在投资时，我们在特别股投资合约当中，特地加了一项”惩罚股息”条款，也就是说万一该公司延迟支付股息的话，除原有欠款外，还必须外加依基本利率5%的利息，也就是说因为这两年我们没有收到9.25%的股息，所以以后美国航空必须就未支付的款项加计13.25%与14%的利息。
面对这样的惩罚条款将督促美国航空尽快清偿对我们的欠款，而等到1996年下半年美国航空开始转亏为盈时，他们果真开始清偿这笔合计4,790万美元的欠款，为此我们特别要感谢美国航空现任总裁-Stephen Wolf，是他让这家落难的航空公司得以付出这笔钱，同时美国航空的表现也归因于航空业景气复苏，当然该公司还是有成本结构的问题有待解决。
不过不论如何，目前美国航空普通股的市价显示我们所持有特别股的价值应该回复到3.58亿美元的面额左右，另外不要忘了，这几年来我们还陆陆续续从该公司收到2.4亿美元的股息(包含1997年的3,000万美元在内)。
在稍早1996年初，我们还尚未收到积欠的股息之前，我再度尝试以3.35亿美元把这笔投资卖掉，所幸这次的举动又没有成功，使得我们得以从胜利之神口中逃过失败的命运。
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一位朋友问我：“你很有钱，可是为什么还这么笨? “在进一步检讨本人在美国航空这个案子上的表现后，你可能会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
财务融资
去年我们总共付了四次钱给所罗门兄弟公司，而很高兴每一张支票都代表着该公司为我们提供了不错的服务，先前我已经说明过其中的一项交易-那就是买进国际飞安公司的交易，所罗门担任这项交易的投资银行顾问，第二个案子是所罗门帮我们旗下的财务子公司安排了一项融资案。
此外，透过所罗门我们完成另外两件案子，两者也都有相当有趣的特点，一件是在五月我们发行了517,500股的B级股，总共募得5.65亿美元的资金，关于这件案子，先前我就已经做过相关的说明，主要是因应坊间有些模仿伯克希尔的基金，避免他们以伯克希尔过去傲人的绩效记录对外吸引一些不知情的小额投资人，在收取高昂的手续费与佣金之后，却无法提供给投资人一个令人满意的投资结果。
我相信这些仿伯克希尔基金可以很容易募得大笔的资金，而我也认为在这些基金成功募集到资金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基金跟进打着我们的旗号对外吸收资金，在证券业，没有什么是卖不掉的东西，而这些基金无可避免的会将所募得的资金大举投入到伯克希尔现有少数的股票投资组合，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伯克希尔本身以及其概念股股价暴涨而泡沫化，然后股价的上涨很可能又会吸引新一波的无知且敏感的投资人蜂拥投入这些基金，造成进一步的恶性循环。
有些伯克希尔的股东可能会发现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为可以利用新加入者不当的预期而想要趁机出脱持股赚取额外的利益，但在此同时选择继续留下来的股东却必须承担后来的苦果，因为等到回归现实后，我们会发现伯克希尔会有一群成千上万高档套牢的间接股东(亦即基金投资人)，以及受到毁损的企业清誉。
B级普通股的发行正可以抑止这些仿伯克希尔基金的销售，同时提供小额投资人投资伯克希尔的低成本管道，如果在他们听过我之前所提出的警告后仍执意要投资的话，而为了降低经纪人一般喜欢推销新股发行的习惯(因为这是真正有赚头的所在)，我们刻意将承销佣金降到1.5%，这是所有发行新股承销佣金最低的比率，此外我们对发行新股的数量不设上限，以避免一些专门投资初次上市股票抢帽子的投机客，利用新股数量稀少而刻意炒作赚取短期股价飙涨的差价。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买进B级普通股的投资人是真正希望长期投资的，事实证明我们的做法相当成功，在公开发行后的B级普通股成交量(亦即代表换手的情形)远低于一般初次上市的股票，结果总计我们因此新增了40,000名的股东，我相信他们大部分都了解他们到底在投资什么，同时与我们拥有相同的经营理念。
在这次不常见的交易中，所罗门的表现好得不能再好了，身为我们的投资银行，他们充分了解我们想要达成的目标，从而量身订做，提供符合我们需要的服务，事实上若是按照一般的标准模式，所罗门应该可以赚进更多钱，有可能比现在多十倍以上，不过他们并没有刻意引导我们这样子去做，相反地有时他们还是提出一些对自己本身利益冲突，但却有助于伯克希尔达成目的的一些建议，感谢Terry这次为我们操刀所做的努力与贡献。
基于这样的背景，大家不难想象当伯克希尔决定发行以所持有的所罗门股份做为转换标的的可转换票券时，我们又再度找上Terry，再一次所罗门的表现一流，卖出以五年为期、总面额五亿美元的票券，共取得4.471亿美元的资金，每张面额1,000美元的票券可以转换成17.65股的所罗门股份，同时有权在三年后要求以帐面价值卖回，总计原先票面折价加上1%的票面利息，此证券可以给予到期不选择转换成所罗门股份的投资人3%的报酬率，不过我想投资人在到期前选择不转换的机率微乎其微，若果真如此，在转换前我们实际负担的利率成本大约在1.1%左右。
近年来，媒体不断报导查理跟我对于支付投资银行所有的费用都很感冒，这样的报导完全不对，事实上做过去三十年来，从1967年我们请Charlie Heider协助我们买下国家赔偿保险公司开始，我们就很乐于签支票给他们，只要他们所提供的服务与表现值得的话，而以1996年所罗门这次的案子来说，我们就觉得物超所值。

1995

1995年本公司的净值成长了45%约53亿美元，但由于去年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并购了两家公司，使得发行在外股份增加了1.3%，所以每股净值仅成长了43.1%，而总计过去31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14,426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6%。
对于1995年能够有这样的成果并没有什么值得好高兴的，因为在去年那样的股票市场状况，任何一个笨蛋都可以很轻易在市场上有所斩获，我们当然也不例外，套句甘乃迪总统说过的一句话，只要一波大浪来就可以撑起所有的船只。
先不管亮丽的财务数字，去年对伯克希尔来说，有许多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我们总共谈成了三件我们渴望已久的公司购并交易，其中两家-Helzberg钻石店与R.C. Willey家具店，将可列入伯克希尔 1995年的财务报表之中，而另外一项更大的交易-买进GEICO剩余全部的股权，则在年度结束后不久正式敲定(在年报后面会再详加叙述这三件并购交易)。
这些新加入的子公司将使我们的营收增加一倍，然而购并之后公司流通在外的股份或是负债并没有增加多少；另外，虽然这三家公司旗下员工人数合计高达11,000人，但集团总部的人员却仅由11人增加为12人，(我们还没有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同时也是我的主要合伙人-查理．曼格以及我本人一直致力于建立起一个拥有绝佳竞争优势，且由杰出经理人领导的企业所组成的集团，其中一部份是100%持有，一部份则是持有部份股权，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方式还是透过协商以公平合理的价格取得全部的股权，不过如果我们在股票市场中有机会能够找到以低于购并整家公司所需的平均价格，取得一家好公司相当程度的股份的话，我们也很乐于尝试，事实上这种双管齐下的做法，(也就是经由协议买下整家公司或是透过股市买进部份股权)，使得我们比起其它坚持单一做法的资金分配者来说，拥有绝佳的优势。伍迪．艾伦曾经用以下的方式来形容为什么会有折衷派出现，他说：双性恋者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他们在周末时，比一般人整整多出一倍的约会机会。
多年来，我们的看法一直与伍迪一致，在努力增加我们非凡企业的投资部位的同时，也试着买下一些同样优秀企业的全部所有权，下表充分显示了我们在这两方面的进展，表中列示出在十年间伯克希尔每股所拥有的股票价值以及每股在扣除利息与营业费用之后来自其它活动的营业利益(但未扣除所得税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换言之，后者所代表的是在扣除我们从股票投资所得的股利、利息收入与资本利得之后的盈余收益，至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不列入的原因，在以前的年报中，我们已经花了相当的篇幅解释过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当然如果你有被虐待的倾向的话，我们也不介意再复述一次。
当初在1965年时，我们并未刻意规划什么伟大的计划，来达成以上的成果，我们只知道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做，但却不晓得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机会会出现，时至今日，我们同样是漫无目标，只能够预期这两栏的数字都能够持续地精进，至于应该要如何达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
我们拥有两项优势，首先，我们旗下事业的经理人都相当优秀，且大部分的经理人都与伯克希尔保持紧密的关系，第二，查理跟我本人在资金分配方面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可以理性客观地执行这项工作，我们所面临最大的劣势是规模太大，在早年，我们只需要好的投资方案，但是现在我们需要的却是又”大”又好的投资方案，然而不幸的是，要找到能够与伯克希尔发展速度相匹配的公司的难度日益升高，这个问题持续地侵蚀我们的竞争优势。
在报告的后段讨论有关公司所提的股权重组提案，我会再详加说明伯克希尔未来的前景。
并购活动
以往到了这里，通常是我们质疑其它公司从事的并购活动的时间，然而大家对于我们在去年突然发神经地进行了三件并购案可能会感到相当奇怪，不过大家倒是可以放心，查理跟我本人从来就没有失去我们原来保持的怀疑态度，我们坚信大部分的并购活动会**损及发起并购公司背后所代表的股东利益，HMS 围裙说得没有错︰事情通常不是他们外表所看到得的那样，去脂牛奶会被冒充成奶油，犹有甚者，卖方与其代表人总是会提出一些娱乐性质高于教育性质的财务预估数字，在规划出美丽的大饼这招方面，华尔街的能力可是不会输给华府的。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有些可能的买主会相信卖方提出的预估数字，查理跟我连看都懒得看他们一眼，我们一再谨记一位拥有跛脚马主人的故事，他牵着病马去给兽医看说到︰“你可以帮帮我吗? 我实在是搞不懂为什么这匹马的表现时好时坏。”兽医的回答正中要害，“没问题，趁它表现正常的时候，赶快把它卖掉”，在并购的世界中，这样的跛脚马往往被装饰成圣物到处行骗。
在伯克希尔，我们无从了解这些有意从事并购的公司到底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与他们一样，我们也面临一个先天上的问题，那就是卖方永远比买方了解内情，所以很自然地，他们一定会挑选卖出的最佳时机，也就是当跛脚马表现的都很正常的时候。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拥有几项优势，其中最有利的大概就是我们并没有一套策略计划，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依照固定的模式(一种几乎注定会以离谱的价钱成交的模式)，而是完全以股东本身的利益为优先，在这样的心态之下，我们随时可以客观地将购并案与其它潜在的几十种投资机会做比较，其中也包含经由股票市场买进部份股权，我们习惯性地做比较，购并vs被动的投资，是一昧地想要扩张经营版图的经理人绝对做不出来的。
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几年前在对时代杂志的一次专访中，切中要点的提到︰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促成交易比辛勤工作好，促成交易刺激有趣，而工作却尽是一些骯脏污龊的事，经营任何事业无可避免的是一大堆繁杂的工作，而促成交易相对的就很性感浪漫，而这也是为什么通常交易的发生都没什么道理可循。
在从事并购案时，我们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我们可以提供给卖方，一种背后由众多优秀企业所组成的股份当作对价，当一家公司的老板或家族想要处分绩优的家族产业，同时希望相关的税负能够继续递延下去时，应该会发现伯克希尔的股票是一种相当好的选择，事实上，我相信这样的盘算在我们1985年促成以股份交换的两项购并案中扮演极关键的角色。
此外，有些卖方也会关心他们的公司是否能够找到一个稳定可靠的美满归宿，可以让其旗下员工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而就这点而言，伯克希尔绝对与众不同，我们旗下事业的经理人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此外我们的股权结构使得卖方可以相信当我们在购并时，所做出的每一个承诺将会被信守，对我们而言，我们也希望能与真正关心购并后其公司与员工会有怎样结局的老板打交道，就我们的经验而言，这类的卖主通常会较那些一心要把所拥有的公司拍卖掉的人，要让我们少发现许多令人不愉快的意外。
以上算是对于我们购并模式的一些解释，当然在这里我也要打一点小广告，如果你拥有或代表一家每年税前获利超过2,500万美元的公司，同时也符合我们表列的各项标准的话，记得打个电话给我，我们谈话的内容将会完全保密，当然若是你现在没有兴趣，也请你把我们的这些条件记在脑海，因为我们从来就不会放弃买下拥有优良的竞争优势与杰出经理人的公司的意愿。
为了将以上购并论点做一个总结，我忍不住再重复一遍，去年一位企业经理人告诉我的一则小故事︰他提到他原来经营一家由他一手扶持的好公司，在其所处的产业拥有长期的领导地位，只是其前景显得有些黯淡，所以几十年前，这家公司特别聘请了一家管理顾问公司，很自然的管理顾问建议他们应该要多角化经营，这在当时还是股风潮(专注本业的论调还未成形)，不久之后，这家公司在经过顾问公司一连串冗长且收费昂贵的购并调查之后，陆续买进了好几家公司，你一定会想要问，最后结果如何? 这位主管很难过的说，一开始我们的盈余百分之百是来自于我们原来的本业，但是过了十年后，这个比例变成百分之一百五十!
几年前，管理顾问专家有一句相当流行的术语-走动式管理，在伯克希尔我们运用的则是走动式并购。
1994年五月，在年度股东会过后不久，正当我在纽约第五大道与58街交叉路口准备过马路时，突然有一位妇人叫我的名字，我停下驻足，她提到自己很喜欢参加伯克希尔的股东会，过了一会儿，旁边一位先生听到这位妇人的谈话，也如法炮制的把我给拦下来，没想到他竟是Barnett Helzberg二世，他持有伯克希尔四股的股份，同时也曾参加过我们的股东会。
在我们短暂的交谈之中，Barnett表示他拥有一家我们可能会有兴趣的公司，普通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一般都是指一些茶水摊，当然搞不好，也有可能会变成微软第二，所以我只是简单地请Barnett将他的资料送给我，然后我想一切将就此结束。
过了不久，Barnett果然把Helzberg钻石店的财务报表送给我，这家公司是在1915年由其祖父创立，当初只不过是在堪萨斯市的一家单店，然而直到我们碰面时，该公司已发展成在全美23个州拥有134家分店的集团，营业额也从1974年的1,000万美元成长到1984年的5,300万美元，乃至于1994年的二亿8,200万美元，这显然不是一间茶水摊。
Barnett现年六十岁，很热爱这项事业，但也很希望能够减轻负担，在1988年他跨出第一步，找到Wanamaker前任总裁-Jeff Comment来协助他经营事业，这个决定事后证明相当正确，但Barnett还是觉得他的压力相当沉重，而且，他虽然拥有价值不菲的事业，但却面临单一且竞争相当激烈的产业，因此他认为有必要要分散家族持股的风险。
伯克希尔被要求提出一个报价，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在价格上达成协议，然而此外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太多的疑问，首先，Helzberg是那种我们想要拥有的事业，第二Jeff，是属于我们这喜欢的经理人类型，事实上，要是这项事业不是由Jeff所经营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考虑买下它，买下一家没有优良管理的零售业，就好象是买下一座没有电梯的艾菲尔铁塔。
我们在1995年完成对Helzberg的并购案，以免税的股权交换方式进行，这也是Barnett唯一愿意接受的方式，虽然没有法令规定，但是他还是将并购后的所得与其众多的员工一起分享，就这点而言，你可以确信对员工如此慷慨的人，相信也会公平合理地对待新加入的买主。
Helzberg单店年平均营业额大约是二百万美元，这个数字远比其它相同规模的竞争对手多得多，这种高生产力正是Helzberg拥有高获利的关键因素，如果这家公司能够继续这种一流的表现，(我们相信绝对没问题)，则在不久的将来它将可以发展为数倍于现在的规模。
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Helzberg经营的形态与我们原有在奥玛哈的珠宝事业-波仙珠宝店完全不同，两家公司仍然会维持各自独立的营运，波仙1995年的业绩相当理想，营收较去年又增加了11.7%，该公司总裁-Susan Jacques的表现更是优异，去年圣诞节前夕她产下第二个儿子，在接任二年后，Susan证明自己是位相当杰出的领导者。

R.C. Willey家具店

关于R.C. Willey家具店-这家犹他州最大家具店的并购案，这次换做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店的Irv Blumkin做走动式并购，多年以来，Irv一直向我提及这家公司所拥有的竞争力，而他也不断地告诉R.C. Willey总裁-Bill Child，Blumkin家族与伯克希尔的合作关系是多么地令人愉快，终于到了1995年，Bill向Irv提及基于资产税负与分散风险考量，他自己本身与R.C. Willey其它股东有意出售该公司股份。
从那一刻开始，事情就变得再简单也不过了，Bill给了我一些数字，而我则回信表达我对价值的看法，我们很快地就达成价格上的协议，而后续所产生的化学变化可说是再完美不过了，一直到年中，整个合并案大功告成。
R.C. Willey有一段相当精彩的故事，1954年当Bill从其岳父手中接下这项事业时，该公司的年营业额只有25万美元，从那个基础开始，Bill运用Mae West的哲学，重点不在于你得到的是什么，重点在于你将得到的如何运用，在其兄弟Sheldon的协助之下，Bill将公司的营业额一举提升到1995年的2亿5,700万美元，目前拥有犹他州超过5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就像是NFM一样，除了家具以外，R.C. Willey也贩卖小家电、电子信息与地毯等商品，两家公司的营业额相当，只是NFM的营收全部来自在奥玛哈惟一的一家总店，而R.C. Willey却即将在几个月后成立第六家分店。
零售业的经营相当不易，在我个人的投资生涯中，我看过许多零售业曾经拥有极高的成长率与股东权益报酬率，但是到最后，突然间表现急速下滑，很多甚至被迫以倒闭关门收场，比起一般制造业或服务业，这种剎那间的永恒在零售业履见不鲜，部份的原因是这些零售业者必须时时保持聪明警戒，因为你的竞争对手随时准备复制你的做法，然后超越你，同时消费者绝对不会吝于给予新加入业者尝试的机会，在零售业一但业绩下滑，注定就会失败。
相对于这种必须时时保持警戒的产业，还有一种我称之为只要聪明一时的产业，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在很早以前就懂得睿智地买下一家地方电视台，你甚至可以把它交给懒惰又差劲的亲人来经营，而这项事业却仍然可以好好地经营个几十年，当然若是你懂得将Tom Murphy摆在正确的位置之上，你所获得的将会更惊人，但是对零售业来说，要是用人不当的话，就等于买了一张准备倒闭关门的门票。
不过今年我们买下的这两家零售业，却很幸运的拥有喜欢面对竞争挑战的经理人，同时过去几十年来也表现的相当优异，就像是我们旗下其它事业的经理人，他们将可以独立自主地经营事业，我们希望他们觉得就好象是在经营自己的事业一样，没错就是这样，查理跟我绝没有其它的意思，我们尽量避免像校友会常常对足球校队教练所说的那样︰不论赢或是打平，我们永远与你站在同一阵线，身为所有权人，我们的基本原则是期望我们自己的行为与我们要求旗下的经理人的表现一样。
而在我们又新增旗下事业的同时，我被问及我一个人到底可以应付多少个经理人同时向我报告，我的回答相当简单，要是我只管一个经理人，而他是一颗酸柠檬，那么管一个人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相反的，要是我所面对的是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经理人的话，那么这个数目将没有任何限制，很幸运的是，这回新加入的是Bill跟Sheldon，而我们也很希望在不久的未来，还能有更多相同水准的经理人加入我们的行列。

盖可保险营运

就在去年底，我们完成买进盖可保险100%股权的动作，盖可是全美第七大的汽车保险公司，约有370万辆汽车加保，我个人与盖可保险的关系长达45年以上，虽然这段故事已经说过很多遍，我认为还是有必要在这里稍微复述一次。
我是在1950年-1951年间就读于哥伦比亚商学院，当时的目的倒不在于取得学位，重点还在于我可以受教于当时在该校任教的班哲明．葛拉汉门下，上葛拉汉的课实在是一种享受，很快的就让我从偶像哪里学习到许多东西，有一回我翻开全美名人录，发现我的恩师葛拉汉是公务人员保险公司-GEICO的董事会主席，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那完全是一家陌生产业的不知名公司。
一位好心的图书馆员，介绍我看看全美最佳火险与意外险公司手册，我发现GEICO的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所以在1951年一月的某个星期六，我搭乘火车前往位于华盛顿的GEICO总部，一到当地，令人失望的是总部大门深锁，朝着大门敲了半天，终于有位守卫前来应门，我向这位一脸疑惑的警卫先生问到，公司是否有人可以跟我谈一谈，他老兄说六楼有人在加班，你可以去找他试一试。
就这样我遇到了当时还是副总裁的Lorimer Davidson，后来他成为GEICO的总裁，虽然我唯一的经历背景只是葛拉汉的一名学生，大卫还是很好心的花了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好好地给我上了一课，我想大概没有人能够像我这样，可以幸运地接受如何经营保险业的半天课程，大卫很坦白地告诉我，GEICO的竞争优势在于-直接行销，这使得该公司相较于一般竞争同业必须透过传统的业务仲介的经营方式所负担的成本要低得许多，后者受限传统无法摆脱行之有年的行销网络，而在上过大卫的课之后，GEICO也成为我有生以来觉得最心动的一支股票。
在我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几个月后，我回到奥玛哈担任股票业务员，自然而然的，我把重心全部摆在GEICO这只股票之上，我作成的第一笔生意就是把它介绍给总是最支持我的阿姨Alice，不过当时的我只是个20岁初出茅庐的小伙子，所以我的话总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即便如此，我还是在1951年写了一篇最佳推荐个股-GEICO并刊登在当时最大的金融时报专栏之上，当然最重要的是我自己也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不过打从1944年开始报税到现在，我都保留每年个人报税的资料，在将这些资料拿出来比对之后，我发现在1951年我总共分四次买进GEICO股份，最后一次是在9月26日，这样的做法让我觉得自己很早就有自我沉醉的倾向，印象中我那时是在向别人推销这批股票不成之后，决定自己吃下这批股票，尽管在当时我已将个人50%以上的身家全都押在这支股票之上，而在加码之后，我总共持有350股的GEICO股份，成本为10,282美元，到了年底，这些股票的市值成为13,125美元，超过个人净值的65%。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GEICO公司可以说是我投资生涯的初恋，还有一点也相当具有纪念价值的，我买下GEICO大部分的资金是来自于派送华盛顿邮报的收入，而后来经由伯克希尔我靠着华盛顿邮报，将1,000万美元变成五亿美元。
可惜的是，在1952年我以15,259美元的价钱将全部的GEICO股份出清，然后将所得资金投入到西方保险证券公司之上，这项变心的举动，一部份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保险证券当时的股价相当吸引人，本益比只有一倍左右，然而在往后的二十年间，当时被我卖的的GEICO股份的价值却成长到1,300万美元，这样的结局让我体会到绝对不能卖掉一家明显的好公司的原则。
1970年代初期，在大卫退休后不久，继任的管理阶层犯了一连串严重的错误，他们低估了保险理赔的成本，使得公司对外销售保单的订价过低，此举导致公司几乎面临倒闭的命运，所幸后来由Jack Byrne在1976年接掌公司，并采取紧急的补救措施后，才使得公司幸免于难。

由于我相信Jack以及该公司原本拥有的竞争优势，伯克希尔在1976年下半年买进大量的GEICO股份，之后又小幅加码，到了1980年底，我们总共投入4,570万美元取得该公司33.3%的股权，然而在往后的15年内，我们并没有再增加持股，不过由于该公司不断地购回自家公司的股份，使得我们在GEICO的持股比例逐渐增加到50%左右。
然后到了1995年，我们同意以23亿美元买下另一半原来不属于我们的股份。这是实在是天价，不过它让我们可以百分之百拥有一家深具成长潜力的企业，且其竞争优势从1951年到现在一直都维持不变，更重要的是，GEICO拥有两位相当优秀的经理人，一位是专门负责保险部门营运的Tony Nicely，一位是专门负责投资部门营运的Lou Simpson。
52岁的Tony在GEICO任职已有34年了，兼具智能、精力、品格与专注力，他是我心目中经营GEICO保险部门的不二人选，如果我们够幸运的话，Tony应该还能再为我们经营GEICO 34年以上。
另一方面，Lou在管理投资同样出色，从1980年到1995年的这段期间，GEICO的投资在Lou的管理之下，年度平均投资报酬率高达22.8%，同期间S&P只有15.7%，Lou在GEICO所采取谨慎保守、专注集中的投资方式与伯克希尔一致，有他在，对伯克希尔来说绝对有相当大的帮助，而他的存在同时也使得伯克希尔可以确保查理跟我本人万一要是有任何突发状况时，能够有一位杰出的专业人士可以立即接手我们的工作。
GEICO如同过往一般，持续地吸引优良的保户前来，而GEICO的服务也确实令他们满意，当然订价与提列准备必须适当，但是该公司能够成功的最重要关键，还在于超低的成本结构，这实在是其它竞争同业远远比不上的，1995年在Tony与其领导的经营阶层的努力之下，该公司的承保损失与营业费用比率进一步压低到保费收入的23.6%，比起1994年又低了一个百分点，在商业的世界，我致力于寻找拥有无可侵犯护城河所保护的企业堡垒，感谢Tony跟他的经营团队，GEICO周围的护城河又更加宽了许多。
最后让我向各位报告一下大卫的近况，高龄93岁的他，对我而言亦师亦友，到现在他还是一样关心GEICO的情况，而当公司现任的主管-Jack Byrne、Bill Snnder与Tony有任何需要他的地方，他都会随时挺身相助，虽然这次的并购案将使得大卫必须承担大笔的税负，但他还是一样支持这项交易。
自从我认识大卫后，45年以来他一直就是我崇拜的偶像之一，而他确实也从未让我失望过，大家必须了解如果没有大卫在1951年那个寒冷的星期六慷慨解说，伯克希尔就绝对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就，多年来私底下，我已不知感谢他多少次了，但是今天在这里我觉得应该借着今年的年报代替伯克希尔所有的股东向他致上深深的感谢之意。

保险事业营运
除了取得GEICO保险公司全部的股权，1995年我们其它保险事业也都有相当不错的发展。

就像我们在过去年报跟各位解释过的，保险事业最重要的关键，第一是保险浮存金的数量，第二是它的成本，浮存金是我们持有并非我们所有，保险事业营运之所以能有浮存金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的保单都会要求保户必须预付保险费，另外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在被知会并真正理赔之前，通常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
通常保险公司实际上收到的保费并不足以支应实际发生的损失与费用，所以大多会产生承保的损失，而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长期而言，保险公司的浮存金成本若能低于其它资金管道所需的成本就算是获利，但是要是其浮存金成本高于货币市场利率的话，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就有疑问。
如同下表中的数字所显示的，伯克希尔的保险事业大获全胜，表中的浮存金，系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相对于我们的保费收入总额，我们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至于浮存金的成本则决定于所发生的承保损失或利益而定，在某些年度由于我们有承保利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资金成本甚至是负的，此时我们的保险事业盈余等于是由原先从浮存金获取的利益再加上承保利益。

自从1967年我们进军保险业以来，我们的浮存金每年以20.7%复合成长率增加，大部分的年度，我们的资金成本都低于零以下，受惠于这些免费的资金，**地帮助伯克希尔的绩效提升。(鹤flying:伯克希尔业绩增长的一大关健因素！)
任何一家公司的获利能力决定于(1)资产报酬率(2)负债的成本(3)财务杠杆的运用-也就是其运用负债而非股东权益来支应资产取得的程度。多年以来，我们在第一项表现的相当不错，运用资产所产生的报酬很高，然而在另外一方面由于资金成本极低，也使得我们受惠不少，这点就比较不为人所知，资金成本之所以可以压得很低，主要是由于我们可以用很有利的条件取得保险浮存金，关于这点在其它同业身上就不敢说了，通常他们也能取得大量的保险浮存金，但是取得的成本可能远超过应该付的代价，在这种状况下，运用财务杠杆反而变得相当不利。
由于多年来这些保险浮存金几乎没有让我们增加任何额外的成本，所以它们实际上等同于股本，当然不同于真正的股本，这些资金并不真正属于我们，不过假设在1994年我们持有的不是34亿美元的浮存金，而是34亿美元的股本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拥有的总资产一点都不会增加，而且我们的盈余却可能还会不增反减，因为去年浮存金的成本是负的，也就是说浮存金的存在对于我们的获利还有额外的贡献，而资本的增加却代表着伯克希尔必须额外再发行许多新股，所以想当然尔，更多的股份代表着更低的每股盈余，等于**地减损了每股股份的价值，所以大家应该能够了解，为什么浮存金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此的重要，尤其是当它们取得的成本极低之时。
在购并GEICO之后，我们的保险浮存金马上增加近30亿美元（鹤flying:23亿买下30亿的浮存金，而且还买下GEICO一半的利润以及浮存金未来的增长。GEICO的投资收益怎么能做到那么高？），而且展望未来这数字还会继续成长，此外我们也预期GEICO每年还能够继续拥有相当的承保获利，这等于保证这些浮存金不但不须负担资金成本还能额外贡献给我们获利，当然就内部转拨而言，我们还是必须支付GEICO一笔相当的对价以取得浮存金。
对于1995年我们的保险营运绩效的兴奋程度可能要再度稍微降温一下，原因在于我们的霹雳猫再保业务连续第三年大放异彩，我们出售保单给保险公司与再保公司以分散其面临超大型意外灾害所可能承担的风险，由于真正重大的灾害并不常发生，所以我们的霹雳猫业务有可能在连续几年赚大钱后，才突然发生重大的损失，换句话说，我们这项霹雳猫业务到底有多吸引人可能要花上好几年才有办法看得清，我们很清楚的了解过去三年来优异的成果一定会被未来某些悲惨的年度给抵消掉部份的效果，当然我们希望所谓的”部份”是个适当的形容词。
去年天灾不断，但没有一个逾越霹雳猫的界限，曾有一个强风Opal在美国东南部以每小时150英哩的速度徘徊在佛罗里达附近，所幸它在登陆前及时转弱，而避免成为第二个Andrew飓风，另外对保险公司来说，阪神大地震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不可讳言，那次造成的总体经济损失可算是空前，不过由于其中仅有一小部份有保险，所以最后真正保险理赔的金额有限，当然保险业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幸运。
Ajit Jain可说是我们霹雳猫业务的天纵英才，当然他同时也负责许多重要的非霹雳猫业务，在保险业所谓的灾害，系指可能导致许多理赔损失的事件，诸如飓风或地震等，另外Ajit也负责受理一些单一重大事件的投保，以下三件个案应该可充分以说明我所说的意思，同时展现Ajit的多才多艺，我们受理(1)拳王泰森的生命险，当然一开始金额相当的高，但随着一场场的比赛在几年后逐渐递减到最后变成零(2)英国最大保险劳埃氏总计225人的生命险以及(3)保证两颗中国卫星的发射及在轨道上周转一年；结果所幸中国卫星发射顺利，并在轨道上正常运转，同时劳埃氏的死亡率还算正常，而拳王泰森看起来再健康不过，看不出有谁可以从他手上抢下冠军戒指。
伯克希尔目前积极寻求各类保险业务，包含霹雳猫与大型单一风险，因为(1)我们无与伦比的财务实力，使得投保客户可以确定不论在多糟的状况下，他们都可以顺利获得理赔(2)我们可以最快的速度向客户完成报价(3)我们可以签下比其他保险公司金额更高的保单，其它竞争同业大多都有范围广阔的再保条款，并将大部分的业务分保出去，虽然这样的做法可以让他们避免重大的损失意外，但却也破坏掉他们的弹性与反应时间，大家都知道，伯克希尔抓住投资与购并的动作向来相当的快，在保险业务方面我们的反应速度也是如此，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高额的保险上限吓唬不了我们，相反地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可以接受的最高理赔上限是10亿美元，相较之下，其它同业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仅为4亿美元。
总有一天我们会碰上大麻烦，但是查理跟我本人却相当可以接受这种变动剧烈的结局，只要长期来说我们的报酬可以令人满意，讲的再白一点，我们比较喜欢上下变动的15%，更甚于平淡无奇的12%，而正因为大部分的经理人倾向平淡，这使得我们长期报酬极大化的目标享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当然我们会密切注意避免让最坏的状况超越我们可以容忍的范围。
事实上，即使是发生百年一次的超级大灾难的最坏情况下，我们净值所可能受到的损害程度可以远比其它签下一大堆产物意外险保单的知名保险业者要来的轻微许多，虽然这些同业没有像我们一样签下单一极高上限的保单，但是所谓积沙成塔，他们累积的小额保单却可能造成无以弥补的后果，因为后者可能会直接穿越再保险的防护罩，使他们必须承担没有上限的损失与生存的危机，至于我们，损失数字虽然很大，但却是在我们可以轻易化解的范围之内。
近年来霹雳猫保单的价格一直萎糜不振，这点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于几年前大量的资金流进再保业界竞逐有限的保单生意，然而不管别人怎么做，我们是绝对不会以不合理的价格赔钱做生意的，早在1970年代初期，我们就一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类似的错误，结果在往后的二十年内，因为那个年代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化成理赔损失的帐单不断地涌进本公司，而我有预感我们将会为20年前所犯的错误继续付出代价，一张糟糕的再保合约就像是地狱一样，进去容易，但想要出来可就难了。（鹤flying:金融行业犯错也很容易，挣钱很容易，只要你不去跟着大家一起做蠢事。）
早年我积极参与再保业务，结果使得伯克希尔必须为我这一堂课付出昂贵的学费，更不幸的是，修再保课程的学生根本没有办法拿到奖学金，碰巧的是GEICO在1980年代初期，也面临过类似悲惨的命运，当时该公司一头热地栽进再保与大型灾害保险的业务，虽然GEICO愚昧的举动为期不久，但是它却必须花费十年以上的工夫收拾残局，著名的英国劳埃氏保险的困境进一步说明了不当再保可能造成的灾难以及共同投入资金参与保险业务出资人的利益，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不管是在顺境与逆境皆然，一旦人们失去对于这点观念的聚焦，保险业者就注定会发生问题，而且通常必须经历一段时间后，问题才会逐渐地浮上台面。
有一段小故事是有关一位保险公司总裁接受一位分析师访问谈到保险业的经营，面对分析师询问关于其公司的情况时，得到的答案显得相当无奈，费率低得离谱、财务报表上所提的准备连一般理赔都不够，更不要说其它那些因为石绵与环保问题所引发的重大损害赔偿，想到许多以往依靠的再保公司都已倒闭，只剩他一个人独撑大局，突然间这位总裁略微释怀的说到，当然情况有可能会更糟，再来可能就会轮到我的荷包，天啊!在伯克希尔，这可是我们的荷包呢!
伯克希尔其它的保险营运，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在1995年的表现却同样极为出色，国家产物保险传统业务的综合比率只有84.2，同时以其保费收入来看，还贡献了大量的浮存金，过去三年以来，这个由Don Wurster负责的部门平均的综合比率只有85.6；（鹤flying:远低于100）另外由Rod Eldred负责的Homestate业务也有相当幅度的成长，去年的综合比率更只有81.4，过去三年平均为82.4；由Brad负责的加州劳工退休基金在1995年面对激烈的价格竞争，同时还因为拒绝不合理的降价要求而失去续约的机会，虽然此举使得业务量大幅缩减，但整体的承保利益仍然相当可观；最后负责中央州立产险公司营运的John则依然表现出色，1995年的保费收入成长23%，承保利益更大幅增加59%，Ajit、Don、Rod、Brad与John的年纪都在45岁以下，这种情况也让我以往认为经理人要到70之后才能随心所欲的论点破功。
总的来说，1995年我们规模适中的保险事业缴出漂亮的成绩单，而展望1996年，在GEICO加入之后，在维持保险事业原有的品质之下，规模与成长皆可期，较之以往，保险事业已成为我们核心竞争事业。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在年报中你可以找到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详细的部门别信息，至于我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所有查理跟我认为在评估伯克希尔价值时，应该必要的信息。
在伯克希尔，我们相信查理的格言，只管告诉我坏消息，因为好消息绝对会不胫而走，而这也是我们希望旗下事业经理人向我们报告时所采取的态度，也因此身为伯克希尔负责人的我有义务向大家报告，去年总共有三个事业营运发生问题，虽然投资在他们身上的资金所取得的报酬率仍然相当的不错(或甚至是更好)，但每个事业都面临了不同的问题。
去年一整年我们的鞋类事业一直面临产业困境，有些同业只能勉强赚取蝇头小利，甚至是亏钱，当然这也代表在某个层面来说，至少我们与同业间仍维持着甚至是扩大了竞争差距，所以我依然坚信在未来，我们的鞋类事业一定能够回复以往的高获利，换句话说，虽然目前尚未看到反转的迹象，但我认为大家可以将去年的数字视为景气即将反转的底部，而不是永远的谷底。
至于水牛城新闻报的表现，较之同业虽然还是相当不错，却也面临另外的问题，那就是报业前景不佳，在1991年的年报中，我就曾说过报业早已失去以往金刚不摧的特许事业所享有的竞争优势，虽然时至今日，报业经营还算稳定，但却逐渐失去另一项竞争优势，我们预期报业的竞争力将与日剧减，虽然这产业在未来可见的年度内还是一项不错的投资。
在伯克希尔目前状况最多的就属世界百科全书，面临来自CD与网络激烈的竞争，虽然我们仍能勉强维持获利，(大概没有其它百科全书业者敢这样说)，不过业绩与获利却直线下滑，因此在1995年底，世界百科全书决定大幅改变行销方式，加强电子产品内容并大幅降低营运成本，当然这些做法的成效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个人相信此举绝对有助于我们继续维持生存。
我们旗下所有的事业，也包含几个获利大幅衰退的公司，一直都由杰出专注的经理人所经营，就算我们有机会能够挖到业界最好的经理人，但我们还是不会考虑将给他们取代掉。
我们有许多经理人根本就不必靠这份工作过活，但每天还是一样全力以赴，就像是口袋麦克麦克的职业高尔夫球选手还是继续打巡回赛一样，他们喜欢现在从事的工作，而且把它做的很好，把他们形容是在工作或许是个错误的名词，他们只不过是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他们所擅长的生产活动而非休闲活动之上而已，而我的工作则是努力维持一个让他们有这样感觉的环境，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做的还算是相当成功，回顾过去1965年到1995年这三十年间，伯克希尔没有任何一位主要经理人发生琵琶别抱的情况。

股票投资

下表是我们超过六亿美元以上的普通股投资。
我们继续做着我们的李伯大梦，在1994年持有的前六大持股中，有五支在1995年维持不动，唯一有变动的是美国运通，我们将持有股权比例提高到10%左右。
在1996年初期，有两个重大事件影响到我们的持股，首先在买下GEICO剩余一半的股份之后，GEICO变成我们百分之百持有的子公司，第二，我们将资本城股份转换成现金与迪士尼股票。
在迪士尼的并购案中，原来资本城的股东可以有好几种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将原有一股转换成迪士尼的一股外加65美元现金，或者他们可以要求全部换成现金或是股票，但是最终可获得的分配结果还要视其它股东的选择以及迪士尼本身的态度而定，以我们持有2,000万股来说，我们选择全部转换成股票，不过到年报截止日为止，我们还不确定到底可以分配到多少股份，当然可以确定的是最后收到的股数一定会超过2,000万股，除此之外，我们还透过公开市场继续收购迪士尼的股份。
再透露一点历史，我第一次对迪士尼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当时它的股票市值还不到9,000万美元，虽然该公司在前一年度-1965年的税前净利是2,100万美元，而且所拥有的现金甚至多过于负债，当时迪斯奈乐园斥资1,700万美元的加勒比海海盗船才刚要开幕，而这家公司的卖价只不过是这艄海盗船的五倍!
印象深刻的我，利用巴菲特合伙企业的资金，买进一大笔的股份，照分割调整后的平均成本约31美元一股，这样的决定显然很正确，因为现在的股价大概是66美元一股，各位的董事长却在1967年以每股48美元将这批股票卖出，使得其效果大打折扣。
不过还好，绕了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再度成为这家拥有独特资产与杰出管理阶层公司的大股东。

可转换特别股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伯克希尔在1987年到1991年透过与公司私下协议的方式，取得五种可转换特别股，现在的时机很适合来谈谈它们现在的状况，以下是一些重点摘要。
每一个案子我们都有权选择维持原来以固定收益证券为主的特别股形式或是将它们转换成普通股，刚开始它们的价值主要来自于固定收益证券的特质，至于其所附带的转换权利只不过具有加分的作用而已。
另外在1991年的年报中已经介绍过，我们透过私募所取得的美国运通Percs，并未包含在本表之中，其原因主要是因为Percs事实上是一种普通股的修订版，其固定收益的特性只占其原始价值的一小部份，在我们买下它们的三年后已经自动转为美国运通的普通股，相对的，本表所提到的五种有价证券只有在我们有意愿的状况下，才会转变成一般的普通股，基本上这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
当我们买进这些可转换证券时，我曾经跟各位提到我们预期这些投资的税后报酬率应该可以略高于其所取代的中期固定收益证券，幸运的是结果超乎预期，原因是因为其中有一个案子发了，同时我也提醒过各位，这些投资可能无法与真正找到具有竞争优势好公司的投资相比，不幸的就这点而言，我一语中的，最后我还说过，不论在任何状况下，我们完全可以预期这些投资一定能够回收本金再加上股息，这句话我想要收回来，虽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过︰把说过的话吞回去，并不会让人消化不良，但是关于我说过”特别股一定不会让我们赔钱的这句话”确实让我感到心痛。
其中表现最佳的是吉列特别股，从一开始我就跟各位说过这是一家相当好的公司，不过讽刺的是，这也是我犯过的一个大错之一，虽然这项错误从未反应在财务报表之上。
我们在1989年以六亿美元取得吉列可转换特别股，之后并转换为4,800万股吉列的普通股(分割调整后)，然而要是当初我们选择直接投资该公司的普通股，这笔钱将可以买到6,000万股，因为吉列当时每股的市价为10.5美元，而由于那次的私募对于我们有诸多的限制条款，所以拿到5%左右的折扣应该不成问题，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我认为当时要是我们选择直接以取得普通股的方式投资，该公司的管理阶层可能会更高兴。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虽然在这两年内我们另外还收到额外的特别股股息(这是普通股所没有的)，如果当初我选择普通股而非特别股的话，截至1995年止我们将可多获得6.25亿美元的利益，当然还要再扣除7,000万美元的特别股股息。
另外在Champion这个案子，由于公司可以以115%的价位赎回我们持有的特别股，使得我们被迫于去年八月有所动作，这个案子就在公司即将有权动用赎回权的前夕，以略微打折的价格申请转换为普通股。
查理跟我对造纸业从来没有涉猎，事实上在我长达54年的投资生涯中，印象中从来就没有持有过纸类股的股票，所以去年八月我们可以做的选择大概就是将这笔投资在市场上卖掉或是任由公司赎回，在我们投资Champion的过程中，该公司经营阶层对我们的态度一向坦白自重，而他们也希望将这批股票买回，所以到最后我们决定顺应公司的要求，这项举动让我们有19%的税后资本利得，当然还要再加上持有六年期间所收到的特别股股息，(附带一提，许多新闻报导都过度高估一般产物意外险业者所收到股利收入的税后报酬率，原因在于媒体记者忘了将1987年通过的新税法列入考虑，这项税法**减少了保险业者最后可以得到的利益，相关的细节请参阅1986年的年报)。
我们在第一帝国银行的特别股在1996年3月1日进行转换，这是可以转换的最早日期，我们对于能够继续持有这家经营良好银行的股份感到相当安心，该公司的总裁Bob Wilmers是位相当优秀的银行家，我们很高兴能够与他一起合作。
另外两个特别股投资个案的结果就让人相当失望，虽然所罗门特别股最后的投资报酬率仍高于其替代的固定收益证券投资，不过若考量查理跟我本人在这项投资上所花费的心思，其所得与付出实在是不成正比，当然我根本就没有料到到了60岁的这把年纪，会因为一笔固定收益证券的投资，还能够接下这项担任所罗门临时董事会主席的新工作。
1987年就在我们刚刚买下所罗门特别股不久之后，我就曾经说过我们对于投资银行业的发展前景与获利能力并没有特殊的见地，我想事后看来就算是最好心的评论家，也会觉得我当时说的那段话很有道理。
到目前为止，我们拥有将这笔投资转换为所罗门普通股的权利，其价值尚未浮现，另外自从买进这笔投资后，道琼指数已经涨了一倍，而券商的表现也相当不错，这代表我因为判断转换权利相当有价值而决定继续与所罗门交往的决策品质相当的差，不过即便如此，这笔特别股投资还是相当勉力地继续当作我们的固定收益证券投资，毕竟每年9%的股息收入还是相当诱人的。
除非我们选择转换，否则这项投资有一条款约定从1995年10月31日开始的五年，该公司每年都可赎回20%的投资，所以去年我们总计7亿的投资中，1.4亿已按计划由公司赎回，(有些新闻报导将这笔交易称呼为出售，事实上债券到期后应该称之为”赎回”)，虽然去年我们放弃转换选择而被赎回，不过我们还有四次机会，而我也相信未来我们应该很有可能在这些转换的权利中找到一些价值存在。
去年我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美国航空，这家公司今年的表现略微好转，不过还是着面临许多的问题，幸运的是我们的特别股投资条款当初订的对我们较有利，比如说，虽然从1994年起本来应该付给我们的特别股股息就已跳票，但是欠我们的股息每年还是必须以5%的基放利率加计利息，不过不幸的是跟我们打交道的是一家债信不良的公司。
关于美国航空特别股的情况，比起一年前，我们现在乐观许多，不过这家公司最后到底会变成怎样，我跟各位一样还是没有任何头绪，(事实上，观诸过去本人在这项投资上的经验，或许各位的看法要比起我个人来得具参考价值)，截至去年底，我们帐列的特别股投资金额是票面金额的60%(此特别股并没有公开明确的市价)，虽然在此同时，美国航空还有另一项发行在外，除了转换价格之外，其余的条件包含抵押顺位都不如我们的特别股，系以票面金额的82%左右的价位进行交易，而就在我写这份年报的同时，其交易的价格已上涨为票面金额的97%，衷心期盼市场的看法是对的。
总的来说，我们的特别股投资绩效算是相当不错的了，不过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压对了吉列特别股这个宝，若扣除吉列不记，我们其它的特别股投资带给我们的税后盈余，大概仅与原先他们所取代的中期固定收益债券的投资报酬率差不了多少。

股权重组提案

今年的股东会将会有一项股权重组提案需要各位进行投票表决，一旦获得通过，伯克希尔原来发行的股份，将会被分拆为两种普通股，一种为A级普通股，一种为B级普通股。
B级普通股拥有A级普通股三十分之一的权利，除了以下两点，第一，B级普通股的投票权只有A级普通股的二百分之一(而不是三十分之一)，第二，B级普通股不能参加伯克希尔股东指定捐赠计划。
当股权重组完成之后，每一股A级普通股可以依持有人的自由意志在任何时候，选择转换成30股的B级普通股，但反之则不行，也就是说30股的B级普通股不能要求转换成一股的A级普通股。
跟A级普通股一样，B级普通股也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中挂牌交易，而为了维持挂牌之后的流通性，伯克希尔预计将会发行总金额1亿美元以上的B级普通股，整个释股的过程将以透过公开说明书的方式进行。
市场最终将会决定B级普通股的合理价格，当然若无特殊情况，B级普通股将会以A级普通股三十分之一左右的价位进行交易。
持有A级普通股的股东若有赠与的计划，将可以很轻易地先将持有的股份转为B级普通股，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转换套利方面的交易可能使得B级普通股股价略高于A级普通股股价的三十分之一。
然而，由于A级普通股还是享有完整的投票权以及参与伯克希尔股东指定捐赠计划的权利，所以就这方面而言，A级普通股还是比B级普通股来得好，所以我们预期大部分的股东，就像巴菲特与曼格家族一样，还是会选择继续持有A级普通股，除非有股东有赠与的考量时，可能会将少部份的股份进行转换，而由于我们预期大部分会选择维持不变，所以A级普通股的流通性应该会比B级普通股来得高。
这次的股权重组对伯克希尔来说有利有弊，原因不在于发行新股所带来的资金，我们一定可以找到合理的用途，也不在于发行新股的价格，就在我撰写年报的时刻，伯克希尔的股价约为每股36,000美元，查理跟我本人都不认为这样的价位过于低估，因此此次发行新股并不会使得公司原本的每股实质价值受到损害，讲的再白一点，以现在的价位而言，查理跟我都不会考虑再加码买进伯克希尔的股份。
当然因为B级普通股的发行，伯克希尔公司本身必须承担处理更多股东所带来的股务作业，不过对于那些有赠与计划的股东来说，却变得方便许多，而对于喜欢股票分割的投资人来说，也多了一个自助式分割的管道。
当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举动还有其它理由，主要是由于目前坊间出现一种模仿伯克希尔的信托基金，号称价位低，只要收取部份费用，人人都投资得起，这样的主意并不是首次出现，近几年来，有一些人向我传达想要设立一种所谓的仿伯克希尔投资基金，以较低的价位对外发行，不过由于我个人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所以这些人才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对于这些人我不会一昧地打压，因为毕竟我们的目标锁定在大额投资人，如果可能，查理跟我当然希望公司的净值可以直接由1,000美元翻个两、三翻立刻变成3,000美元，如此一来大家因为这样的资本利得肯定不会再有其它的意见。
为了将这些小筹码成长三倍，我们可能必须让伯克希尔的市值从原本的430亿美元，一下子暴增为1,290亿美元(这相当于通用电气-目前股票市场上市值最高的公司)，这根本就不可能办得到，所以我们比较希望的是，平均而言，伯克希尔的每股价值每五年能够翻一番，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并不容易。
总而言之，查理跟我不太在乎我们的股东们拥有公司股份的多寡，我们衷心期盼的是不论是大、小股东，都能了解我们的营运模式、与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与长期投资理念，同时也能够明暸我们受到的限制，尤其是股本过大本身加诸予我们的负荷。
这些基金最近纷纷以这样的号召浮上台面，通常它们都是透过经纪人以高额佣金销售，所以加入的投资人必须背负相当沉重的成本，而一些不知情的投资人，可能冲着伯克希尔过去的成绩以及查理与我本人近年来的高知名度而受骗上当，最后的结果肯定是︰投资大众注定会大失所望。
所以透过B级普通股的诞生-一种低面额但远优于仿伯克希尔基金的产物，我们希望可以让那些模仿的假货无法在市场上生存。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再次提醒伯克希尔现有以及未来可能的股东，虽然在过去五年间本公司的实质价值以相当快速的速度成长，不过公司本身的股价涨升速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换句话说，在这期间股票的市价表现远过于公司本业的表现。
这样的情况不太可能无止尽的持续下去，不管是伯克希尔或是其它股票都一样，无可避免的，总有一天股价的表现会逊于本业的表现，我们不太愿意见到公司的股价受到股票市场影响而剧烈波动，我们比较喜欢的模式是伯克希尔的股价能够与其所代表的实质价值一致，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确保每位股东在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期间所获得的报酬皆能与伯克希尔本身事业的发展状况一致。
很显然的伯克希尔的股价不可能以这样理想的方式演变，不过若是我们能够确定现有与未来的股东在做投资决策时，能得到充分的信息、以公司发展为导向且不会受到高佣金的营业员所引诱，我们就越有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基于这样的前提，我们必须降低那些想要推销仿伯克希尔基金的动机，这也是我们决定推出B级普通股的主要原因。
当然若大家对于本次股权重组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股东年会上提出讨论。

其它事项

伯克希尔并不是第一家采用新颖有趣的ABWA走动式并购策略的美国企业，1995年7月14日下午1点15分，当时华德迪士尼的总裁Michael Eisner正在Sun Valley的野花大道上行走，在此同时，我刚好从同一条街上Herber Allen家中一场午宴离开，赶赴与资本城/ABC总裁Tom Murphy的一场高尔夫球会。
就在当天早上，面对由Allen的投资银行召集一大群企业总裁与基金经理人，Michael做了一场有关迪士尼相当精彩的演讲，会后在街上遇到他，于是我上前向他致意，我们做了短暂的交谈，聊到迪士尼与资本城进行合并的可能性，这并不是第一次讨论有关合并的可能，先前之所以一直没有进展，一部份的原因是由于迪士尼希望用现金进行交易，而资本城想要拿股票。
Michael跟我花了几分钟等候Murph的到来，在接下来短暂的会谈后，双方同意在现金/股票的问题上互做让步，几个星期后，双方达成协议，而经过连续三天马不停蹄的谈判后，终于拟订了合并契约。
我认为迪士尼与资本城的合并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即使没有那天在Sun Valley的巧遇，双方终究还是会结合，不过要不是那天刚好我在野花大道碰到正要赶飞机的Michael，整个合并案可能不会那么快地顺利完成，不可讳言的，迪士尼与资本城都将因为我们那天的巧遇而受惠良多。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一下Murph，简单的说，他是我在投资生涯中，遇到最好的经理人之一，同时除了优秀的管理特质之外，他也拥有同等的人格特质，他是一位杰出的朋友、父亲、丈夫与公民，许多时候当其个人利益与股东利益相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会选择后者，每当我提到我喜欢与那种我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的子孙、女婿或遗嘱执行人的经理人共事时，Murph就是我所能引用的最佳典范。
如果Murph决定另创事业，不必费心去研究其可行性，闭着眼睛投资就对了，而且绝对不要笨到像我前年一样把资本城三分之一的持股以6.35亿美元卖掉，这批股票在与迪士尼合并后，价值超过12.7亿美元。
大约有96.3%的有效股权参与1995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1,16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3,600家慈善机构。

1994

1994年本公司的净值成长了14.5亿美元或是14.3%，总计过去30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10,083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

查理．孟格-伯克希尔的主要合伙人跟我本身很少做预测，不过有一点我们倒是很确定，那就是伯克希尔未来的表现将很难再像过去那样的辉煌。

问题不在于过去的方法在以后会不管用，相反的，我们认为我们的成功方程式-那就是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具有产业竞争优势同时由诚实有才干的人经营的做法，在往后同样能够获致令人满意的结果，我们预估应该可以继续保持这种好成绩。

然而皮夹子太厚，却是投资成果的大敌，目前伯克希尔的净值已高达119亿美元，还记得当初查理跟我开始经营这家公司时，公司的净值只有2,200万美元，虽然还是一样有许多好的公司，但却很难在找到规模够大的对象，(就像是查理常常说的，如果一件事情不值得去做，那么就算是你把它做的再好也没有用) 现在我们只考虑买进至少一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在这样的高门槛下，伯克希尔的投资世界，一下子缩小了许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坚持让我们成功的方法，绝对不会放宽原有的标准，Ted Williams在我妻子的故事中写到，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打击者的话，首先你得先相中一颗好球来打，这是教科书里的第一课，如果强迫自己在不中意的好球带挥棒，我绝对无法成为打击率3成44的强打者，而可能变成2成5的普通球员，查理跟我都很同意这样的看法，所以我们宁愿静静的等待球儿滑进我们喜欢的好球带。

对于坊间一般投资人与商业人士相当迷信的政治与经济的预测，我们仍将保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三十年来，没有人能够正确地预测到越战会持续扩大、工资与价格管制、两次的石油危机、总统的辞职下台以及苏联的解体、道琼在一天之内大跌508点或者是国库券殖利率在2.8%与17.4%之间巨幅波动。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曾经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却从未让班哲明．葛拉罕的投资哲学造成丝毫的损伤，也从没有让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优良的企业看起来有任何的不妥，想象一下，若是我们因为这些莫名的恐惧而延迟或改变我们运用资金的态度，将会使我们付出多少的代价，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是利用某些历史事件发生，悲观气氛到达顶点时，找到最好的进场机会，恐惧虽然是盲从者的敌人，但却是基本面信徒的好朋友。

在往后的三十年间，一定还会有一连串令人震惊的事件发生，我们不会妄想要去预测它或是从中获利，如果我们还能够像过去那样找到优良的企业，那么长期而言，外在的意外对我们的影响实属有限。

而就像我曾经承诺过的，除了获利没办法像以前那么好之外，你们在伯克希尔股权所得到的待遇将会与查理和我一完全致，如果你遭受损失，我们也不好过，如果我们吃香的，那么你们也就跟着喝辣的，而且我们绝对不会靠任何奖金报酬制度让我们多占点便宜而破坏这样美好的关系。

此外我们也向大家保证我个人绝大部份的身家都将继续摆在伯克希尔的股份之上，我们不会在央求各位参与我们投资的同时，还把自己的钱摆在别的地方，甚至于巴菲特家族以及查理跟我在1960年代经营合伙企业时期的老朋友，所拥有的投资绝大部份也都是以伯克希尔股份为主。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很好的基础上努力打拼，十年前，也就是在1984年，伯克希尔的保险子公司持有价值17亿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每股约当有1,500美元的投资，扣除这部份的收益与资本利得不算，伯克希尔当年的税前盈余只有区区的600万美元，没错，虽然我们在制造、零售以及服务事业方面依然有不错的利润，但是大部分的盈余都被保险事业的承保损失、营业费用以及利息支出所抵消掉。

时至今日，我们持有的股票投资组合价值超过180亿美元，每股约当有15,000美元，若是再一次我们将这些股票投资所产生的收益扣除的话，我们在1994年的税前盈余是3.84亿美元，十年来，雇用的员工人数从原先的5,000人增加到22,000人，(包含企业总部的11人在内)。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果，要归功于旗下这群特别的经理人，是他们让那些看起来很普通平凡的事业能有不凡的结果，Casey曾经把他带领一支棒球队的工作，形容为靠着别人击出全垒打赚钱过活，这也是我在伯克希尔维生的方式。

我们持有少数股权企业的贡献，对伯克希尔来说也功不可没，从一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重要性，1994年可口可乐总计卖出2,800亿罐八盎斯饮料，每罐大概能赚一美分，不过积沙成塔，若按伯克希尔拥有7.8%可口可乐的股权比例，我们大概可以分配到210亿罐，总计光是饮料贡献给我们的盈余就有二亿美元；同样的，透过对于吉列的持股，伯克希尔大概可以分得全世界刮胡刀7%的市场占有率(以营收而非销量计算)，约为2.5亿美元的销售额；另外在拥有530亿美元资产的富国银行，我们持有13%的股权大概就等于是一家拥有70亿美元资产同时每年获利一亿美元的银行。

我们宁愿拥有天然钻石的一小部份，也不要有100%的人工钻石，而刚刚提到的那些公司堪称为天然的稀有宝石，更难得的是我们不是只拥有现在这一些，以后还会得到更多更多。

股票价格仍会持续波动，有时幅度会很大，同时经济景气的循环也会上上下下，然而就长期而言，我们相信所拥有的这类优良企业的价值很有可能还会继续以稳定的速度成长。

帐面价值与实质价值

我们会固定公布每股的帐面价值，虽然它的用处不大，但这总算是一个比较容易计算的数字，就像是我们一再提醒各位真正重要的是实质价值，虽然这个数字没有办法准确计算但却有必要将以估算。

例如我们可以很确定的告诉大家1964年每股的帐面价值是19.46美元，不过这个数字很明显的高于其实质的价值，因为公司的资产主要集中于获利不怎么理想的纺织事业，我们纺织资产的继续经营或清算价值都远比不上帐面价值，所以任何想要了解1964年伯克希尔资产负债表健全性的人士，得到的答案跟恶名昭彰的好莱坞大亨可能给你的答案一样，“放心好了，所有的负债都如假包换！”。

如今伯克希尔的情况已完全倒转，我们掌控的许多企业其实际的价值远高于帐面价值，(至于无法掌控的公司，如可口可乐或吉列刮胡刀则是以目前市价列示)，不过我们还是照旧提供各位帐面价值的数字，因为虽然这项数字被严重低估，但仍然可以被当作为追踪伯克希尔实质价值的一项指针，事实上，以去年来说，这两项数字以颇为一致的速度变动，帐面价值增加了13.9%，而实质价值大概也是以这个速度成长。

我们将实质价值定义为一家企业在其生涯中所能产生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任何人在计算实质价值都必须特别注意未来现金流量的修正与利率的变动都会影响到最后计算出来的结果，虽然模糊难辨，但实质价值却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能够作为评估投资标的与企业的合理方法。

为了了解历史投入的帐面价值与未来产出的实质价值会有怎样不同的演变，让我看看另外一种不同形式的投资-大学教育，假设把教育成本当作是帐面价值，再算的仔细一点，还要包含学生因为读书而放弃工作收入的机会成本。

在这里，我们姑且先不论非经济的效益而只专注于经济效益，首先，我们必须先估计这位毕业生在毕业后终其一生的职场生涯所能得到的收入，然后再扣除要是他没有接受这项教育，原本可以得到的收入，从而我们可以得到因为这项投资，他可以获得的额外收入，当然之后还要利用一个适当的利率加以折现，得到截至毕业日止的折现值，所得到的数字也就等于这场教育所能够带来的实质经济价值。

有些毕业生可能会发现其帐面成本可能远高于计算出来的实质价值，这就代表着不值得他去接受这样的教育，相对地，要是接受教育所产生的实质价值远高于投入的成本，那么就表示这样的投资是明智的抉择，不过不管怎样，有一点很明确的，那就是实质价值的多寡跟帐面投入成本一点关系都没有。

若各位觉得这种说法学究气太重，就让我们以伯克希尔本身实际投资史考特飞兹的经验当做具体的例证，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解释帐面价值与实质价值之间的关系会有多大的变化，同时可以藉此替大家上一课期待已久的会计学，当然这次我选择说明的对象是一个相当成功的购并投资案。

伯克希尔是在1986年初买下史考特飞兹的，在当时这家公司拥有22项不同的事业，时至今日我们没有新增，也没有处分其中任何一项，史考特飞兹主要的营运集中在世界百科全书、寇比吸尘器与Campbell空压机，当然其余的事业对盈余的贡献也相当重要。

当时我们斥资3.152亿美元买下帐面价值1.726亿美元的史考特飞兹，超过的1.426亿美元溢价，代表着我们认为这家公司的实质价值大概是其帐面价值的两倍。

下表显示的是自我们买下史考特飞兹后，历年来的帐面价值以及它的获利与股利收入。

因为在购并交易完成当年，公司帐上有多余的现金，所以虽然史考特飞兹1986年的获利只有4,030万美元，但却能够支付伯克希尔1.25亿美元的股利，另外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的是，在史考特飞兹我们并没有运用任何的财务杠杆，事实上，该公司在我们购并之初的负债便相当有限，之后甚至还掉了所有的债务(除了财务子公司的借款)，同时我们也没有把工厂卖掉再租回来或是出售应收帐款之类的举动，在我们拥有的这几年，史考特飞兹一直以相当保守的财务杠杆经营并且维持相当高的流动性。

大家可以看到，史考特飞兹的盈余在我们买下之后持续稳定的增加，不过在此同时净值却未呈等比例的增加，也因此在我们买下该公司时，就已经相当不错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到现在又变得更加优异，我们甚至可以拿它与财星五百大作比较，事实上以史考特飞兹的规模，若单独计便得以列入五百大之林。

以所能得到最新的1993年五百大名单来说，该公司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可以名列第四，故事还没结束，前三名分别是Insilco、LTV与Gaylord，全部都是因为当年度脱离破产边缘，除了当年因为债务获得免除致使盈余暴增之外，其它年度的获利皆乏善可陈，因此若扣除这些没什么营运的烂果子的话，史考特飞兹的股东权益报酬率足以名列财星五百大首位，远远比其它对手拋在脑后，甚至是第十名的两倍之多。

或许你会认为史考特飞兹的成功不过是盈余循环的高峰、独占垄断或是靠财务杠杆，不过全都不对，这家公司真正成功的原因在于总裁Ralph Schey优异的管理技能，这点在后面我们还会详加报告。

接下来是之前说过的会计课，我们支付超过史考特飞兹帐面价值1.426亿美元的溢价，将会被记录在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上，详细的细节我就予以省略(这些在我们1986年年报的附录都有)，而溢价在登录之后，不管怎样都必须按年摊销当作成本，并显现在每年的盈余报表之上。

下表显示，第一栏是伯克希尔每年必须慢慢地摊销购买史考特飞兹所产生的溢价的余额，第二栏是每年必须摊销的金额，这些费用对现金部位或税负支出都不会有影响，同时就我们的观点而言，也没有任何实质的经济意义(虽然很多会计师可能不同意我们的看法)，这不过是让我们的帐列投资成本能够慢慢减少，到最后终与史考特飞兹本身帐列净值一致的方法而已。

大家可能注意到截至1994年底为止，帐列的溢价还剩下5,420万美元，这个数字若再加上史考特飞兹当年底的净值9,400万美元的话，就等于伯克希尔帐上持有该公司的投资成本1.482亿美元，这个数字甚至不到当初我们买下它时的一半不到，然而史考特飞兹现在每年所赚的钱，却是当时的二倍，很明显的，其实质价值一直都在成长，然而透过溢价摊销，伯克希尔帐上持有的投资成本却一再向下调整。

史考特飞兹实质价值与其在伯克希尔帐上的帐面价值差距越来越大，如同先前我曾经提到而现在也很高兴在重申一次，这种不对称的现象完全都要归功于Ralph Schey-这位专注、聪明且高格调的经理人。

Ralph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并不复杂，我的老师葛拉汉四十五年前就告诉我，画蛇不必添足，尔后在我个人的投资生涯，我相当惊讶地发现，这道理也适用在企业管理之上，经理人真正应该做的是把基本工夫做好而不分心，这正是Ralph的做事方法，在设立好正确的目标后，并毫不犹豫放手去做，至于在私底下，Ralph也是很好共事的人，对于问题他坦率直言，自信却不自大。

我忘了经验丰富的Ralph今年真正的岁数? 但我确信他跟我们旗下其它许多经理人一样，老早就过了65岁，在伯克希尔，我们注重的是绩效，而不是年资，查理今年71岁，而我64岁，两人都把拳王George Foreman的照片摆在桌上，你可以记下，我们对于强制退休年龄的反感将会与日俱增。

实质价值与资金分配

了解实质价值，对经理人来说，其重要性与投资人一般，当经理人本身在做资金分配的决策时-也包含决定买回股份，必须确定这些举动能够增加公司的实质价值，并尽量避免损害实质价值的举动，这原则看来理所当然，但是违反的情况却屡见不鲜，而只要不当的决策形成，股东的权益立即就会受到伤害。

举例来说，在思考企业合并与购并活动时，许多经理人都会专注于每股盈余是会被稀释或是反稀释(或是在金融机构，则是每股帐面价值)，过分强调这点是相当危险的，回到我们先前所举大学教育的例子，假设一位25岁MBA一年级的学生，考虑将他个人未来的经济利益与另一位25岁的工人做结合，他会发现如果现在尚无谋生能力的他，要是现在与工人做一比一的合并的话，他往后几年的赚钱能力将会立即大幅提升，但是你想这位MBA会笨到接受这样的提议吗?

谈到企业购并，对于可能的买主来说，只专注于现在的获利情况却不管潜在的卖方拥有不同的前景、不一样的非营业资产或不同的资本结构，是一件很愚蠢的事，在伯克希尔我们不知拒绝了多少那种虽然会让短期盈余美观但却可能损及每股实质价值的合并案或投资机会；总之我们的方式乃效法Wayne Gretzky的建议，要紧盯小精灵的去向而不是它现在的位置，结果长期下来比起运用一般的投资标准方法，我们的股东因此多赚了好几十亿美元。

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购并交易案都充满了不公平性，对于被购并方来说，算是得到解脱，购并一方的管理阶层则名利双收，旁边的投资银行家与专业顾问也都能跟着大捞一笔，只不过真正受害的却是购并方背后全体的股东，他们损失惨重，原因在于购并公司最后所得到的实质价值通常远比得到的低，就像是Wachovia公司已退休的领导人John Medlin说，这种事做太多，就好象是在倒写连锁信一样。

就长期而言，公司经理然滥用公司资金将会对企业的价值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认为一家好公司所能贡献出的现金(至少是在早期)，一定会超过其本身内部所需，而公司当然可以透过分配股利或买回股份的方式回馈给股东，但是通常企业的CEO会要求公司策略企划部门、顾问或是投资银行，做出购并一、两家公司的必要性报告，这样的做法就好象是问你的室内设计师，你是否应该增添一条五万美元的地毯。

这类购并问题又因为隐藏在背后的生物原始本能而变得更复杂，许多CEO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位置，部份的原因在于他们先天拥有相当丰富的动物本能与自尊，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位主管拥有这样的特质，有时对他们有极大的优势，然而这种本能在他们爬上顶峰之后并不会消失，而当CEO被其顾问们鼓励去进行购并交易时，我想他的反应跟一位青少年被父亲鼓励可以拥有正常的性生活一样，这样的做法未免有点揠苗助长。

几年前，我的一位CEO朋友半开玩笑地在无意间透露出许多大交易的病态心理，我这位朋友经营的是一家产物意外险公司，当时他在董事会上向所有的成员解释为何公司必须要取得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在就经济与策略面解释了半天理由之后，突然间他停止了演说，同时露出顽皮的眼神说道： “好吧！我承认，谁叫其它人也都有一家。”

在伯克希尔，我们的经理人不断地透过看似平凡普通的事业，赚取惊人的报酬，这些经理人的第一步是先寻找可以充分利用其盈余的最佳方法，之后再把剩余的资金交回给查理跟我，然后我们会试着为这些资金寻找更好的出路以创造出更多的实质价值，我们的目标是取得我们熟悉了解、有持续竞争力且由我们喜爱、崇拜与信任的经理人所经营的公司的部份或全部所有权。

薪资报酬

在伯克希尔，有关薪资报酬这方面，我们试着采取与处理资金分配时一样合理的做法，举例来说，我们给付给Ralph Schey的报酬是根据他在史考特飞兹而非伯克希尔的成绩而定，这样的方式再合理不过了，因为他负责的是单一部门而非全伯克希尔的营运，若是将他的报酬全部锁在伯克希尔的荣枯身上，对Ralph Schey来说，其报酬将会显得不公平，比如说有可能他在史考特飞兹击出全垒打但查理跟我却在伯克希尔把事情给搞砸了，最后使得他的功劳与我们的过错相抵销，而万一要是伯克希尔别的部门大放异彩的同时，史考特飞兹的表现却平平，那么Ralph Schey又有什么理由跟其它人一样分享伯克希尔的获利与奖金呢?

在设定薪资报酬标准时，我们不会吝啬提出重赏的承诺，但绝对必须是在各个经理人的职权范围内论功行赏，当我们决定对某项营运投入大笔资金时，我们会将高额的资金利息成本算在其经理人的头上，相对地，当他们将多余的资金释回给我们时，我们也会对等的利息收入记在其经理人的功劳簿上。

这种资金有价的游戏规则，在史考特飞兹决策上再清楚也不过了，如果Ralph可以运用额外的资金创造出高额的报酬，那么他就绝对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当公司的投资报酬超过一定的门槛后，他本身所获得的奖金也会跟着水涨船高，不过我们的奖励方式可是赏罚分明，相对地，要是额外的投入的资金没有办法贡献足够的报酬，Ralph本身连同伯克希尔都将一体受害，另一方面，要是Ralph能将多余用不到的资金送回奥玛哈给我们的话，他将可以因而获得丰厚的奖金报酬。

最近上市公司很流行强调管理阶层的利益与公司的股东是一致的，不过在我们的赏罚簿上，所谓的”一致”是对等的，而不是只有当公司营运顺利时才如此，许多公司的一致性就不符合我们的标准，因为表面上虽是如此，但其实骨子里玩的却是”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游戏。

这种不一致的情况最明显的莫过于员工认股权了，因为认股权的认购价格并没有定期予以检视调整，这等于是漠视公司本身随着盈余的累积自动可增加的获利能力，假设一家公司给予员工十年的认股权，又该公司股利发放的比例很低，则经理人就很有可能会得到超过其本身应得的报酬，计较一点的人甚至会发现，每年支付给股东的盈余越来越少，但经理人透过认股权行使所得到的利益却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在一般公司股东会的投票议案里，看到有要求股东表决是否核准认股权计划案的。

我忍不住要提到我们与史考特飞兹总裁Ralph Schey所做的薪资协议，在我们正式买下史考特飞兹之后，只花了五分钟就达成这项协议，这中间没有律师或人力资源顾问的”协助”，这些条件仅仅包含了几个简单的概念，与那些不得不提出复杂的条款否则就无法附上高昂的帐单的人力资源顾问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条款每年还须定期检视以决定是否有修正的必要)，反观我们与Ralph的协议到目前为止从未更动过，当初在1986年我们双方认为公平合理的，至今仍然是如此，同样的我们与旗下事业其它经理人的协议也都相当简单，当然依照产业特性的不同以及部份经理人同时拥有部份所有权等情形，而有所变化。

在所有的个案中，我们强调的是公平合理，当然经理人对于高的不合理，或是名不符实的报酬通常都来者不拒，必竟没有人会拒绝免费的热透彩，但是这类的安排，对于公司的资源来说是一种浪费，同时也会导致经理人忘记他真正应该关心的事，此外，母公司脱序的行为等于是间接鼓励旗下子公司起而效尤。

在伯克希尔，只有查理跟我对公司整体的经营负全责，因此我们两人是唯一应该以公司整体的表现作为薪资报酬的依据，即便如此，那也不是我们两人真正想要的方式，我们花了相当的时间塑造我们的公司与工作模式，好让我们可以与我们欣赏的人一起做我们想做的事，同时也让我们可以不会被迫去做一些无聊或是不想做的工作，当这些物质与精神的报酬流向企业总部时，我们是最大的受惠者，在这种田园诗歌般的工作环境下，我们不期望股东们还需要额外给予一些我们不太需要的多余报酬。

事实上，就算不领薪水，查理跟我还是会乐在我们现在这种舒适的工作，最起码，我们效法里根总统的信条，辛勤的工作不太可能要一个人的命，但我在想为何要冒这个险呢。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在年报中你可以找到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详细的部门别信息，至于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给你所有查理跟我认为在评估伯克希尔价值时，应该必要的资讯。

透视盈余

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透视盈余，比起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数字，这是我们认为它更能反应伯克希尔本身实际的获利状况，其主要的组成份子有(1)前段所提到的帐列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帐上的盈余，扣除(3)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在这里我们所谓的营业盈余系扣除资本利得、特别会计调整与企业调整的主要支出。

长期而言，如果我们的实质价值想要以每年15%的幅度来成长的话，那么透视盈余每年也必须增加以这个幅度来成长，几年前我第一次提到这个观念时曾表示，到公元2000年为止，伯克希尔若要以15%的目标，透视盈余必须成长18亿美元以上，而由于1993年我们又发行了一些新股，所以现在的门槛提高到18.5亿美元。

到目前为止，我们稍微超越目标进度，但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霹雳猫保险近年来的表现超乎预期的好(有关这部份在下一段我还会详加叙述)，虽然即使扣除这项不正常部份，我们还是符合当初预期，但还是不能保证一定达的到。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有点粗糙，(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

保险事业营运

就像我们在过去年报跟各位解释过的，保险事业最重要的关键，第一是保险浮存金的数量，第二是它的成本，浮存金是我们持有并非我们所有，保险事业营运之所以能有浮存金的原因在于大部分的保单都要求保户必须预付保险费，另外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在被知会并真正理赔之前，通常都要经过好长的一段时间。

通常保险公司实际上收到的保费并不足以支应发生的损失与费用，所以大多会产生承保的损失，而这就是浮存金的成本。

长期而言，保险公司的浮存金成本若能低于其它资金管道所需的成本就能获利，但是要是其浮存金成本高于货币市场利率的话，其是否有存在的价值就有疑问。

如同下表中的数字所显示的，伯克希尔的保险事业大获全胜，表中的浮存金，系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相对于我们的保费收入总额，我们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至于浮存金的成本则决定于所发生的承保损失或利益而定，在某些年度由于我们有承保利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资金成本甚至是负的，此时我们的保险事业盈余等于是由原先从浮存金获取的利益再加上承保利益。

查理跟我对于1994年的浮存金能够继续成长都感到相当高兴，更有甚者，这些资金都是完全免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像去年那样再强调一次，虽然我们的保险事业经营得不错，但实际上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好。

我们之所以一再强调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我们的霹雳猫业务(也就是专门提供保险公司与再保公司规避重大天然灾害风险的保单)今年再度赚大钱，由于真正重大的灾害并不常发生，所以我们的霹雳猫业务有可能在连续几年赚大钱后，突然发生重大的损失，换句话说，我们这项霹雳猫业务到底有多吸引人可能要花上好几年才有办法看清，当然1994年绝对是相当好的一年，唯一的重大灾害要算是一月所发生的加州大地震，另外在这里我要特别声明1995年初发生的神户大地震对我们造成的损失并不大。

霹雳猫保单有数量少、金额高且非制式化的特性，因此，要承接这类业务必须仰赖相当专业的判断，而不像一般的汽车保险有庞大的数据库可供参考，就这点而言，伯克希尔拥有一张王牌-Ajit Jain，他是我们霹雳猫业务的经理人，拥有最精细的承保技巧，他可以说是我们的无价之宝。

此外，在霹雳猫业务，伯克希尔还拥有一项特殊的优势，那就是我们雄厚的财务实力，这对我们有相当大的帮助。首先，谨慎小心的保险公司都会希望对于真正天大的灾害-比如说像是纽约长岛发生飓风或加州大地震这类可能造成五百亿美元损失发生时，可以得到相当确切的依靠，但是保险公司也相当清楚，这类会造成本身财务需要支持的灾害，同样也有可能导致许多再保公司自顾不暇而破产，所以它们不太可能笨到将保费付出后，却换得无法兑现的承诺，也因此伯克希尔可以确保在不可预期的天灾发生时，仍然有办法拿得出钱来理赔的稳当保证，就成为我们最佳的竞争优势。

再者雄厚的财务实力让我们可以签下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大额保单，举例来说，1994年，有一家保险业者临时想要买一张金额高达4亿美元的加州地震险保单，我们二话不说立刻接下来，我们敢说全世界除了我们以外，可能没有人敢独立接下这样的保单。

一般来说，保险经纪人通常倾向将大额的保单拆成数张小额的保单以分散负担，但是这样的作业安排却颇耗费时间，同时也使得本来想要寻求再保分散风险的保险公司并须被迫面对它本来不愿意承担的风险，进而危及保险公司本身的利益，相对地在伯克希尔，我们对单一保单的投保上限最高可以到达5亿美元，这是其它同业所做不到的。

虽然接下这类大额的保单，会使得伯克希尔的经营成果变得很不稳定，但我们完全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通常保险同业(其实其它的行业也一样)总是倾向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使得营运数字可以平滑稳定一点，但是就这点而言，我们的做法比较不一样，选择接受变动较大的前景，我们可以获致比前景确定的方式更高的长期投资报酬。

在承受这类风险时，Ajit跟我总是会将焦点摆在最坏的状况下，虽然我们知道实在是很难去衡量，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同一年发生长岛飓风、加州地震以及霹雳猫X时，会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此外，保险损失通常会伴随非保险的问题，例如假设我们因为加州大地震而承受大量的霹雳猫损失，在此同时股市的大跌很有可能也会伴随而来，此举将会使得我们在喜斯糖果、富国银行与弗迪麦的持股价值大减。

在考虑过所有的状况之后，我们认为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在霹雳猫保险所可能产生的损失大约在6亿美元的上下，稍稍超过伯克希尔每年从其它事业的盈余，如果你对于这样的风险感到不自在，那么现在是你卖出伯克希尔股份的最佳时机，而不是等到这种无可避免的大灾难发生。

我们霹雳猫的业务量在1995年很有可能会下滑，因为保险的价格略微下滑，原因在于几年前新加入再保市场的资金，正以不合理的价格竞逐保单，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拥有一些重要的客户群，可以稳定的贡献我们1995年业绩。

伯克希尔其它保险事业1994年的营运表现皆相当杰出，由Rod领导的住宅保险、Brad带领的员工退休保险以及由Kizer家族经营的信用卡保险业务，以及由Don所领导的国家产险所从事的传统汽车保险与一般责任险方面，总的来说，这四类业务都表现的相当不错，不但有承保获利，还贡献了相当大金额的保险浮存金。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做出与去年同样的结论，我们拥有第一流的保险事业，虽然他们的经营成果变化相当的大，但是其实质价值却远超过其帐面的价值，而事实上，在伯克希尔其它事业的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股票投资

下表是我们超过三亿美元以上的普通股投资，一部份的投资系属于伯克希尔关系企业所持有。

我们的投资组合持续保持集中、简单的风格，真正重要的投资概念通常可以用简单的话语来作说明，我们偏爱具有持续竞争力并且由才能兼具、以股东利益为导向的经理人所经营的优良企业，只要它们确实拥有这些特质，而且我们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则要出错的机率可说是微乎其微(这正是我们一直不断要克服的挑战)。

投资人必须谨记，你的投资成绩并非像奥运跳水比赛的方式评分，难度高低并不重要，你正确地投资一家简单易懂而竞争力持续的公司所得到的回报，与你辛苦地分析一家变量不断、复杂难懂的公司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对于买进股份我们注意的只是价格而非时间，我们认为因为忧虑短期不可控制的经济或是股市变量而放弃买进一家长期前景可合理的预期的好公司是一件很愚蠢的事，为什么仅是因为短期不可知的猜测就放弃一个很明显的投资决策呢?

我们分别在1967年买进国家产险公司、1972年买下喜斯糖果、1977年买下水牛城日报、1983年买下内布拉斯加家具店、1986年买下史考特飞兹，而我们都是趁它们难得求售时才得以买进，当然也因为它们的开价我们认为可以接受，当初在评估每个案子时，我们关心的不是道琼指数的走势、联准会的动向或是总体经济的发展，而是这些公司本身未来的前景；而如果我们觉得这样的方式适用于买下整家公司的话，那么每当我们决定要透过股市买进一些好公司部份的股权时，为什么就必须采取不一样的做法呢?

在寻找新的投资标的之前，我们选择先增加旧有投资的部位，如果一家企业曾经好到让我们愿意买进，我想再重复一次这样的程序应该也是相当不错的，若是能够我们很愿意再增加在喜斯糖果或是史考特飞兹的持股，但要增加到100%的比例实在是有困难，不过在股票市场中，投资人常常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增加他有兴趣的公司持股，像是去年我们就扩大了我们在可口可乐与美国运通的持股数。

我们投资美国运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相当早的时期，而事实上也符合个人过去的经验，举个例子在1951年，当时我还是年仅二十岁的股票业务员，GEICO保险占我个人投资组合的70%，同时它也是我第一次卖掉的股票，我将100股的GEICO股份卖给我的阿姨Alice，基本上只要是我建议的她都照单全收，二十五年后，趁着该公司面临倒闭的危机，伯克希尔买下GEICO一大部分的股份，另一个例子就是华盛顿邮报，1940年代，我的第一笔投资资金有一半是来自发送该报的收入，三十年后，伯克希尔趁该公司上市两年后的股价低档买下一大部分的股权，至于可口可乐，可以算得上是我生平从事的第一笔商业交易，1930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花了25美元买了半打的可乐，然后再以每罐5美分分售出去，而直到五十年后，我才终于搞懂真正有赚头的还是那糖水。

我个人在美国运通的投资历史包含好几段插曲，在1960年代中期，趁着该公司为色拉油丑闻所苦时，我们将巴菲特合伙企业40%的资金压在这只股票上，这是合伙企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总计花了1,300万美元买进该公司5%的股份，时至今日，我们在美国运通的持股将近10%，但帐列成本却高达13.6亿美元，(美国运通1964年的获利为1,250万美元，1994年则增加至14亿美元)

我对美国运通IDS部门的投资可以追溯更早，该部门目前占公司整体获利来源的三分之一，我在1953年第一次买进成长快速的IDS股份，当时的本益比只有三倍(在那个年代，结实累累的果子垂手可得)，为此我甚至还特别写了一篇长篇报告(不过印象中我好象没有写过短的)，并在华尔街日报刊登广告，以一美元对外公开销售。

当然很显然的美国运通与IDS(最近已更名为美国运通财务顾问)今日的营运模式与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还是发现对于该公司与其提供的产品内容长久以来的熟悉度，仍然有助于我们的评估。

新鲜出炉的错误

错误通常在做决策时就已经造成，不过我们只能将新鲜错误奖颁给那些很明显的愚蠢决策，照这种标准，1994年可算是竞争相当激烈的一年，在这里我必须特别指出以下大部分的错误都是查理造成的，不过每当我这样说时，我的鼻子就会跟着开始变长。

获得提名的有. . .

1993年底，我将1,000万股资本城股份以每股63美元卖出，不幸的是到了1994年底，该公司股价变成85.25美元，(我可以直接告诉各位我们损失了2.225亿美元的差价，如果你心痛到不愿去算的话)；而当我们在1986年以每股17.25美元买进该公司股份时，就曾经向各位报告，在更早之前，也就是在1978年到1980年间，我就曾经以每股4.3美元卖掉该公司股份，并强调对于个人这样的行为感到心痛，没想到现在我却又明知故犯，看起来我似乎应该要找个监护人来好好监管一下。

更不幸的是，资本城一案只能得到银牌，金牌的得主要算是我在五年前就犯下的一项错误，但直到1994年才爆发出来，那就是我们在美国航空3.58亿美元的特别股投资，去年九月，该公司宣布停止发放特别股股息，早在1990年，我就很准确地形容这项交易属于非受迫性的失误，意思是说，没有人强迫我投资，同时也没有人误导我，完全要归咎于我个人草率的分析，这项挫败导因于我们过于自大的心态，不论如何，这是一项重大的错误。

在做这项投资之前，我竟然没有把注意力摆在一直为航空深深所苦、居高不下的成本问题之上，在早年，高成本还不致构成重大的威胁，因为当时航空业受到法令的管制，航空业者可以将成本反映在票价之上转嫁给消费者。

在法令松绑的初期，产业界并未立即反应此状况，主要是由于低成本的业者规模尚小，所以大部分高成本的主要业者仍然勉力维持现行的票价结构，不过随着时间慢慢地发酵，在长久以来隐而未见的问题逐渐浮现的同时，旧有业者完全无竞争力的高成本结构却早已积重难返。

随着低成本营运业者座位容量的大幅扩增，超低的票价迫使那些高成本的老牌航空公司也不得不跟进，然而额外资金的挹注(也包含我们在美国航空的那笔投资)，延迟这些老牌航空公司发现这项问题的时机，然而终究到最后，基本的经济法则还是战胜一切，在一个没有管制的商品制式化产业，一家公司不是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就是被迫倒闭关门，这道理对于身为公司负责人的我，可说是再清楚也不过了，但是我竟然疏忽了。

美国航空的总裁-Seth Schofield一直致力于改正该公司长久以来的成本结构问题，不过到目前为止，仍然力有未殆，一部份的原因在于，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不断变动的目标，因为部份航空业者幸运地取得劳资双方的协议，另一些业者则受惠于破产法令的保护，可以有一个全新出发的成本，(就像是西南航空的总裁-Herb Kelleher所说的破产法对于航空业者来说，就好象是得到了一次健康的spa)，此外，对于哪些在合约上受到保护得以获得高于市场水准薪资的劳工来说，只要他们发现自己的薪资支票仍能按时兑现，就会全力地抵制减薪的提议。

尽管面临目前的困境，美国航空还是有可能完成降低成本的任务，以维持长期继续生存的能力，不过到目前为止，还很难确定一定能够成功。

因此，在1994年底，我们将美国航空帐面的投资金额调降为8,950万美元，当初一美元的投资等于仅剩下25美分的价值，这样的举动反应出将来我们的特别股有可能完全或大部分地恢复其价值，但同时也有可能到后来变得一文不值，不论最后的结果为何，我们必须谨记一项投资的基本原则，那就是你不一定要靠那些已失去的赚回来。

本次打销美国航空投资价值的会计影响有点复杂，根据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的规定，保险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必须将它们的投资以市价列示，因此截至去年第三季止，我们在美国航空投资的帐面价值是8,950万美元，大概只有原始成本3.58亿美元的25%，换句话说，在当时我们的净值就已反应了这项调整。

不过到了第四季，我们认为这种下跌的情况，套句会计的专有名词，并非属于暂时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将这笔向下调整的金额反应在损益表之上，然而这个动作对于本公司的净值并不会再造成任何的影响，因为早在第三季我们便已反应过了。

在即将召开的美国航空年度股东会中，查理跟我决定不再续任董事，当然要是Seth总裁觉得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咨询服务。

其它事项

去年有两位对伯克希尔贡献卓著的经理人决定退休，分别是资本城/ABC的Dan Burke与富国银行的Carl Reichardt，Dan与Carl近年来在各自的产业都面临到相当大的挑战，但他们杰出的管理能力使得他们经营的事业在这段期间内仍能保有出色的盈余，并赋予公司光明与璀璨的前景，此外，对于他们的离开，Dan与Carl都已作好准备，将公司交由能干的人才接手，我们对他们报以深深的敬意。

大约有95.7%的有效股权参与1994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1,04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3,300家慈善机构。

1993

1993年本公司的净值成长了14.3%，总计过去29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8,854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3%。

回顾过去一年，伯克希尔的净值增加了15亿美元，主要受到两项负面以及两项正面非营业的因素所影响，为了做完整的表达，我将它们条列如下，若是大家对于会计有点感冒，大可直接跳过本段不看。

1.第一个负面因素是由于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变动所造成，主要与帐上依照市价计算的未实现增值利益所估列的所得税有关，原来规定税率必须按照涨价所发生时点来计算，因此在1992年底，我们的未实现利益也64亿美元系按照34%计算，其余12亿则按28%计算；而新的规定则改成全部依照现行税率计算，故1993年第一季所适用的税率则为34%，包含1987年以前的未实现利得在内全部适用，此举将使得我们的净值因此减少7,000万美元。

2.第二个负面因素与第一个也有关，因为从1993年开始企业税率提高为35%，此举又使得我们必须为帐上未实现利得多提1%的税负，导致我们的净值又减少7,500万美元，奇怪的是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这两项变动皆须列入损益表，却不顾当初这些未实现利得根本就从未列入盈余之内，而是直接当作是净值的增加。

3.1993年另外一个会计原则的变动影响的则是我们帐上持有的这些有价证券的价值，近几年来，我们保险公司所持有的不管是普通股或是约当普通股，都是按市价计算，至于母公司或是其它非保险业子公司所持有的的股票则以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算，现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则改成全部都按市价计算，这个规定将从1993年的第四季开始实施，此举将使得伯克希尔的净值增加1.72亿美元。

4.最后去年我们又发行的一些股份，在一项去年曾提过的购并交易中，我们在1993年1月将4,600万美元的可转换债券赎回，而发行了3,944股，此外在买下Dexter鞋业时，(后面报告还会详加叙述) 我们又发行了25,203股，总计一共新发行了29,147股，增加4.78亿美元的净值，每股帐面净值也因发行价格高于原先帐面每股净值而提升。

当然真正重要的是每股实质价值而非帐面净值，帐面净值是一个会计名词，用来衡量一家公司所投入的资本，也包含未分配的盈余在内，实质价值则是对于一家企业终其一生所能产生现金流量的估计折现值，对大部分的公司来说，这两个数字大多不相关，不过伯克希尔算是一个例外，我们的帐面净值，虽然远低于实质价值，但却是追踪实质价值相当好的一项指针，在1993年两项数值大约皆以14%左右的比率增加，这种成绩虽让人满意却不令人惊喜。

这些利得比起伯克希尔本身股价39%的涨幅来说还是略微逊色，当然就长期而言，伯克希尔的市价与实质价值将会到达相同的水平，但短期而言，两者的变化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这种现象稍后我们会再详细讨论，两年前我们两项主要的投资可口可乐与吉列刮胡刀的股价表现远超过本身的盈余成长，在1991年的年报中，我便说过这些公司的股票市价不可能永远持续超越其本业。

从1991年到1993年，可口可乐与吉列刮胡刀每股获利的增加幅度分别为38%与37%，但是同期间股票市价的涨幅却只有11%与6%，换句话说，这些公司的表现超越股票市场，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华尔街对于品牌有很深的疑虑，但是不管怎样，真正重要的还是这些公司本身的获利情况，如果他们经营顺利，伯克希尔也就跟着水涨船高，虽然不是依照一步步稳定的方式前进。

接着让我为各位上一次历史课，1919年可口可乐股票以每股40美元公开上市，到了1920年由于市场对于可口可乐的前景看法相当冷淡，而将股价下修一半至19.5美元，然而时至今日，1993年底，若是将收到的股利再重复投资下去，则当初股票的价值将变成210万美元，就像葛拉罕所说：“短期而言，市场是投票机器，投资人不须靠智能或情绪控制，只要有钱都可以登记参加投票，但就长期而言，股票市场却是一个体重机。”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伯克希尔去年的股价超越本质的表现呢? 很明显的在1993年底伯克希尔的股价占实质价值比重较年初为高，另外一方面，在长期利率只有6%到7%的投资环境下，同时若是你了解查理孟格跟本人只能让伯克希尔的实质价值每年达到15%的成长的话，你就知道伯克希尔去年这样的股价表现实在是有点反常，虽然对于这样的目标我们从不妥协，但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随着资本规模的日益扩大，想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困难度也与日俱增。

不过另一方面，伴随我们的是由一些相当规模且拥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并且由杰出的经理人所经营，对于这样的梦幻组合大家大可以放心。

倒是查理跟我在母公司利用子公司所贡献资金所作的资金分配工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就比较高，要找到像我们现在拥有一样好的企业并不容易，但是虽然难度高，查理跟我却绝对不会放弃追寻，而很高兴在1993年我们能有相当成功的斩获。

Detxter 鞋业

去年我们所做的乃是基于1991年买进HH布朗鞋业-一家管理良善的鞋子、靴子制造公司的续曲，布朗鞋业成为一家真正成功的赢家，虽然一开始我们就对他就有相当高的标准，但是在Frank与其它经理人的努力之下，这家公司的表现甚至还超过我们的预期，基于我们对Frank团队的信心，接着在1992年年底我们又买下Lowell鞋业，Lowell是一家女鞋与护士鞋的老牌制造公司，不过他的管理还需要改进，再一次他的表现又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我们立刻又再接再厉在去年又趁机买下缅因州的Dexter鞋业，一家专门制造高级男女鞋的品牌，这次我可以向大家保证Dexter并不需要改造，Dexter是查理跟我在职业生涯中，所见过最好的公司之一。

话说Harold Alfond从20岁以时薪25美分开始到制鞋工厂做工，并在1956年靠着一万美元的资本创立Dexter，1958年他的侄子Peter加入，从此两人建立起年产750万双鞋子的企业，大部分的鞋子都在缅因州生产，其余的则在波多黎各，就像大家都知道的，国内的制鞋业，一般被认为无法与国外进口低价产品竞争，但是大家似乎忘记提醒布朗鞋业与Dexter经营团队有这么一回事，是他们让两家公司位于美国的工厂拥有高度的竞争力以对抗外来的入侵者。

Dexter还包含77家的零售门市，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该公司同时也是高尔夫球鞋的主要制造商，全美的市场占有率约为15%，不过他的主要业务还是传统通路商的传统鞋类，这也是它最擅长的领域，去年Dexter还获得Nordstrom与JC Penny所颁发的年度最佳供货商奖项。

伯克希尔只能从1993年11月7号购并日后开始计入Dexter的业绩，在1994年我们预计伯克希尔光是在鞋类方面的销售额就达到5.5亿美元，而总计税前获利极有可能超过8,500万，记得在五年前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会跨进鞋类这一行，现在光是在这个产业所雇用的员工就超过7,200人，现在我每天上班，都会边开车边唱，没有一个行业会像卖鞋这一行，策略计划还有很多发挥的空间。

在伯克希尔，对于将来会进入那个产业，我们并没有特定的看法，事实上，我们常在想对于一家大型企业的股东来说，与其追求具有远景的新创事业有时反而有害，所以我们比较偏爱专注于那些我们想要拥有的经济型态以及我们喜爱一起共事的经理人，剩下的就只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运气，找到同时拥有这两项特点的组合了，在Dexter我们确实找到了。

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进段小广告，虽然他们拥有商业界的宝石，但我们也相信Harold与Peter(他们对于现金都不感兴趣)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将Dexter的股份转为伯克希尔的股份，他们所做的，实际上等于将一家规模小的好公司的全部权益转成一家大规模好公司的一部份权益，这样的转换并不会产生租税负担，同时还可享有依个人意愿随时进行赠与或变现的好处，如果他们的家族成员有意愿，他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追求不同的目标，而不必像过去那样所有的资产全部绑在一家私人的企业。

基于租税规划以及其它理由，私人企业通常很难透过延伸本业以外的投资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相对的，在伯克希尔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就多角化，因此藉由经营权移转至伯克希尔，Dexter的股东可以很轻易地就解决转投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虽然Harold与Peter现在持有的是伯克希尔无控制权的股份，而不是原先Dexter具控制权的股份，但他们很清楚自己将被视为真正的合伙人，同时我们也会以经营者的心态参与，所以一旦他们决定将自己的投资转为伯克希尔的股份，那么从合并那天开始，他们就可以确定本身的投资成果将会与我个人的投资成果相当，而因为我个人绝大部份的身家都摆在伯克希尔，也因为我个人从不会自公司身上取得特殊的股份或员工认股权，所以我个人的成败得失也将与其它所有公司股权持有人一致。

此外，Harold与Peter也相当了解，在伯克希尔我们言出必行，在可见的未来几十年内，伯克希尔的控制权与文化将不会有所改变，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Harold与Peter可以确定将能够继续经营原来的企业，这是他们最喜爱的工作，这点不会因为合并案完成而有任何的改变，在伯克希尔，我们不会鸡婆地去提醒打击率高达四成的强打者应该要如何挥棒。

我想这些的道理同样也适合其它大型私人企业的所有者，所以如果你有公司的情况符合我们的标准的，请务必让我知道，在年报的后段有我们拟购并企业的标准。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在年报中你可以找到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编制，详细的部门别信息，至于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给你所有查理跟我认为在评估伯克希尔价值时，应该必要的资讯。

透视盈余

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透视盈余，其主要的组成份子有(1)前段所提到的帐列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帐上的盈余，扣除(3)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在这里我们所谓的营业盈余系扣除资本利得、特别会计调整与企业调整的主要支出。

长期而言，如果我们的实质价值想要以每年15%的幅度来成长的话，那么透视盈余每年也必须增加以这个幅度来成长，去年我曾经提到，到公元2000年为止，伯克希尔若要以15%的目标，透视盈余必须成长到18亿美元，而由于1993年我们又发行了一些新股，所以现在的门槛提高到18.5亿美元。

这是一个高难度的目标，不过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在过去我们常常批评有些管理阶层总是先把箭射出去后再划上准心，不管这箭射得有多歪，因此关于这点我们宁愿先标出准心，然后再瞄准目标射箭。

如果我们想要命中靶心，那么我们绝对需要有能以合理价格买到好的公司与股份的市场，不过对我们来说，现在市场上的情况并不理想，当然这种情况随时都有可能会改变，在此同时，我们也会尽量避免手上闲钱太多而去做那些浪费工夫的蠢事，若方向不对，再怎么努力冲刺也是白费力气。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有点粗糙，(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

我曾告诉过各位，我们预估这些已依估计税率调整过的未分配盈余至少可以为伯克希尔创造出同等的实质价值，而到目前为止，其真正的结果甚至超乎我们的预期，举例来说，我们在1986年以每股172.5美元的价格买进300万股资本城/ABC公司的股份，去年我们以每股630美元的价格处分了其中的三分之一，在支付35%的资本利得税后，我们实现2.97亿美元的税后盈余，相对地，在我们持有这些股份的八年期间，经由这些股份资本城公司分配给我们的透视盈余在扣除估计14%的所得税之后，只有1.52亿美元，换句话说，透过出售这些股份，所获取的利益，即便在扣除较高的所得税负之后，还是比原先透过持股所分配到的盈余还要高出许多。

而我们也预期这样的情况在未来还会持续发生，因此我们相信伯克希尔所计算的透视盈余，算是相当保守的表达方式。

税负

就像是刚刚提到的资本城股份出售案，伯克希尔可以说是联邦政府的缴税大户，总计在1993年，我们总共缴了3.9亿美元的所得税，其中2亿属于本业获利，另外1.9亿则源自于资本利得，此外我们的被投资公司另外向联邦政府与国外政府又缴交了超过4亿美元的所得税，这是你在本公司的财务报表上看不到，但却又确实存在的，直接再加上间接合计，伯克希尔占去年所有美国企业缴给联邦政府所得税总额的1.5%。

对于这个比例，查理跟我本人一点怨言也没有，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我们努力所收到的报酬，其比例甚至比一些对这个社会有更多贡献的人还要多，透过租税政策，多多少少可以降低这种不合理性，不过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自己受到特别优厚的待遇。

虽然伯克希尔若是以合伙或S型企业的形式来经营，(在美国许多商业活动确实是以这两种形态在运作)，伯克希尔跟其所有的股东，总的来说可以**减少所需负担的税负，但基于许多理由，那样的做法并不适合伯克希尔的运作，所幸我们以企业形态运作的模式所受到的租税惩罚，因为我们采取长期投资的策略而稍稍减轻，虽然就算是证交所得免税，查理跟我还是会坚持遵照买进并持有的策略，这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投资方式，同时也最符合我们的个人特质，当然第三个好处就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只有在实现资本利得时才需要缴税。

经由我个人最喜爱的漫画短片，Li’l Abner，我有机会可以体会到延迟支付所得税的好处，虽然当时我没有好好地利用那次机会，为了让他的读者觉得自己很优越，Li’l Abner一直快乐地维持单身，直到他为纽约一位女演员Appassionatta深深地着迷，但由于她只对百万富翁有兴趣，因此一贫如洗的Abner可以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在遭到拒绝之后，Abner跑去智能老人Mose那里请他指点迷津，结果这位圣贤对Abner说，很简单你只要能够将身上仅有的一块钱，复制20次，Appassionatta自然就会投入到你的怀抱(1,2,4,8,….,1,048,576)。

我记得这段漫画的最后一段是Abner跑到一家旅馆，将他仅有的一块钱投入吃角子老虎中，结果竟然中了七星，一时之间奖金掉满地，没想到他老兄一丝不苟遵照Mose老人的旨意，只捡起了其中的两块钱之后，就出发去寻找下一次复制的机会，看到这里我便舍弃了Abner，并开始研读葛拉汉的理论。

Mose很显然地不配当他人的精神导师，除了低估Abner对于他的指示过于盲从的程度，他也忘了考虑到可能的税负，假设今天Abner也像伯克希尔一样必须负担高达35%的联邦所得税的话，而且他每年只能成功地复制一次的话，就算连续20年都如他所愿，他也只能累积到22,370元，当然若是他能持之以恒地保持这样的记录的话，他则还须多等上七年半，才能累积到所需的100万以赢得Appassionatta的芳心。

然而要是Abner只将资金放在单一不变的投资之上，同时连续27年半都能保持每年倍数成长的记录的话，这样到最后，他在税前可以累积高达二亿美元的获利，或是在扣除7,000万美元的所得税之后，得到税后1亿3,000万美元的利益，届时可能会换做是Appassionatta爬着来求他了，当然等到27年后，一个坐拥1亿多美元的富翁会怎么看待年华老去的Appassionatta，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宗小故事告诉我们必须负担税负的投资人从每年固定以一个比率成长的单一投资上，可以获得比每年更换投资对象所得的多的多，即便是两者成长的幅度一样也是如此，不过我怀疑许多伯克希尔的股东老早就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了。

保险事业营运

接下来到这里我们通常会准备一张表来说明保险业过去十多年来的综合比率，综合比率代表保险的总成本(理赔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例，多年以来，比率在100以下代表有承保的损失，也就是说，保险业者当年度从客户那里收到的保费，不足以支应必须支付给保户的理赔款以及营运所需的费用开支。

当然若是两者能够相等，将会是一个很令人高兴的结局，因为保险业者在真正支付给客户理赔金之前，通常有一段时间可以将这笔钱好好地运用，因为大部分的保单都是先向客户收取保费，更重要的是，通常得花上一段时间才会将损失理赔款给付出去，尤其是像产品责任险或是专门职业执行业务不当等保险，通常要花上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将理赔损失定案。

再讲白一点，这些保户预付的保险费加上那些已经发生但还未理赔的资金统称为保险浮存金，在过去，利用这些浮存金创造投资收益，使得整个保险业即使面临高达107到111的综合比率，却依然可以维持损益两平。

不过随着利率下滑，保险浮存金的价值大幅滑落，因此过去我们提供的比率已经无法用来衡量保险业者每年的获利状况比较，今天一家拥有相同综合比率的保险公司比起1980年代来说，已无法同日而语。

我们认为只有将保险业的承保结果与保险浮存金可以获得的无风险盈余做分析，才有办法正确地评估一家产物意外险公司真正的价值，当然一家保险公司利用其浮存金与股东资金所能创造的投资收益也相当重要，这点也是投资人在该公司的经营表现时，必须特别注意的，只不过那需要分开另外分析，而不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主题。事实上，保险浮存金的价值，关键在于其从保险营运移转至投资营运的转拨价格，这点可以简单的以长期无风险的资金利率作为标准。

下一页我们将会列出如何计算出伯克希尔保险事业价值，首先先计算浮存金总额-相对于我们的保费收入总额，我们的浮存金部位算是相当大的。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至于浮存金的成本则决定于所发生的承保损失或利益而定，在某些年度由于我们有承保利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的资金成本甚至是负的，此时我们的保险事业盈余等于是由原先从浮存金获取的利益再加上承保利益。

大家应该看得出，去年我们保险事业的营运结果，等于是让我们可以免费利用26亿美元的浮存金，而事实上，应该还要再加上3,100万美元的承保利益，这看起来相当不错，不过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们试着大家冷静一下，因为我们接下的生意其中有一大部分属于霹雳猫保单(这是其它保险公司或再保公司专门买来分担他们在发生重大意外灾害时，所可能造成的损失)，同时去年这类的业务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损失，意思是说，就连发生在1993年真正严重的中西部水灾也没有触及霹雳猫损失理赔的门槛，原因在于很少有私人保险公司会去购买水灾险。

这样很容易会产生错觉，并做出单一年度霹雳猫的成绩是相当不错且令人满意的一年，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说明一切，假设每个世纪平均都会发生25次重大的意外事件，而你每年都以以一赔五的比率赌它今年不会发生，则你赌对的年份可能远比赌错的年份多出许多，甚至你有可能连续赌对六年、七年，甚至是更多年，但我必须说，不管怎样，到最后你一定会以破产作为结局。

在伯克希尔，我们直觉地相信我们已经收到合理的保费，以类似以一赔三又二分之一的赌率接受赌注，当然没有人可以真正正确地算出霹雳猫保险真正的赔率，事实上，可能要等到几十年后，我们才能知道当初的判断是否正确。

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当损失真正降临时，铁定是件轰动的事，以后可能会发生三倍或四倍于我们在1993年所赚到的盈余那样大的意外事件，1992年Andrew飓风发生的那次，我们总共赔了1.25亿美元，时至今日由于我们已大幅扩大在霹雳猫保险的业务量，所以同样规模的飓风可能会造成我们六亿美元左右的理赔损失。

1994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算是幸运，在我写这封信时，我们因为洛杉矶大地震所造成的损失还算在正常范围之内，不过要是当时地震发生的规模不是6.8而是7.5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伯克希尔本身很适合从事霹雳猫保险的业务，我们有业界最优秀的经理人Ajit Jain，此外从事这行需要相当雄厚的资金实力，在这点我们公司的净值大概是其他主要竞争对手的10到20倍，对大部分的保险业务而言，背后所拥有的资源还不是那么地重要，一家保险公司可以很轻易地就把它所承担的风险分散出去，若有必要，也可以降低险种集中度以减低风险，但是对霹雳猫保险这种特殊的保险就没有办法这样子做，所以其它的竞争同业只能被迫降低理赔的上限来因应，而要是他们胆敢承担更高的风险，则一个超大型的意外灾害或是连续发生几个较小型的灾害，就有可能让他们粉身碎骨。

有一件事情可以显示我们超强的竞争力与卓越的声誉，那就是全世界前四大再保公司全部都向伯克希尔投保钜额的霹雳猫保险，这些大公司比谁都清楚，对于再保公司来说，真正要考验的是他们在困难的状况下，愿意且能够支付理赔金的能力与意愿，而绝对不是在太平时期勇于接受保费收入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愿意接受再保业务的供给量大幅增加，再保业者总共募集了近50亿美元的资金来进军这类业务，且大部分都是新成立的公司，很自然的这些新进的业者急欲承接业务以证明当初他们吸收资金时所作的预估，这些新加入的竞争并不会影响我们1994年的营运，因为我们早已经接满了生意，主要是在1993年签下的，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保费价格有恶化的趋势，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我们将会大幅降低承接的业务量，但随时准备好接下大型且复杂的保险业者所欲寻找确定能够理赔损失的保证。

在我们其它保险业务方面，我们由Rod领导的住宅保险、Brad带领的员工退休保险以及由Kizer家族经营的信用卡保险业务，以及由Don所领导的国家产险所从事的传统汽车保险与一般责任险方面，总的来说，这四类业务都表现的相当不错，不但有承保获利，还贡献了相当大金额的保险浮存金。

总而言之，我们拥有第一流的保险事业，虽然他们的经营成果变化相当的大，但是其实质价值却远超过其帐面的价值，而事实上，在伯克希尔其它事业的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股票投资

看到今年所列的投资与去年竟如此的相似，你可能会认为本公司的管理阶层实在是昏庸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不过我们还是坚持相信离开原本就熟悉且表现优异稳定的公司，实在是非常不智之举，这类的公司实在是还难找到更好的替代。

有趣的是企业经理人在认定何者才是自己本业时，从来就不会搞不清楚情况，母公司是不会单纯因为价格因素就将自己旗下最优秀的子公司给卖掉，公司总裁一定会问，为什么要把我皇冠上的珠宝给变卖掉，不过当场景转换到其个人的投资组合时，他却又会毫不犹豫地，甚至是情急地从这家公司换到另一家公司，靠的不过是股票经纪人肤浅的几句话语，其中最烂的一句当属，你不会因为获利而破产，你能想象要是一家公司的总裁用类似的方式建议董事会将最有潜力的子公司给卖掉时，就我个人的观点，适用于企业经营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股票投资，投资人在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所展现的韧性应当与一家公司的老板持有公司全部的股权一样。

先前我曾经提到若是在1919年以40美元投资可口可乐会获得怎样的成果，1938年在可乐问世达50年且早已成为代表美国的产品之后，财富杂志对该公司做了一次详尽的专访，在文章的第二段作者写到：每年都会有许多重量型的投资人看好可口可乐，并对于其过去的辉煌记录表示敬意，但也都做下自己太晚发现的结论，认为该公司已达巅峰，前方的道路充满了竞争与挑战。

没错，1938年确实充满了竞争，而1993年也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可口可乐一年总共卖出二亿箱的饮料(若是将当时加仑装改成现在192盎斯的箱子)，但是到了1993年该公司一年卖出饮料高达107亿箱，对这家当时已经成为市场领导者的公司，在后来将近50年期间总共又成长了50倍，对于1938年加入的投资者来说，Party根本还没有结束，虽然在1919年投资40美元在可口可乐股票的投资人(含将所收到的股利再投资)，到了1938年可获得3,277美元，但是若是在1938年重新以40美元投资可口可乐股票，时至1993年底，还是照样可以成长到25,000美元。

我忍不住想要在引用1938年财富杂志的报导，”实在是很难在找到像可口可乐这样规模而且又能持续十年保持不变的产品内容”，如今又过了55个年头，可口可乐的产品线虽然变得更广泛，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种形容词还依旧适用。

查理跟我老早以前便明了要一个人的投资生涯中，做出上百个小一点投资决策是件很辛苦的一件事，这种想法随着伯克希尔资金规模日益扩大而益形明显，而放眼投资世界中，可以大幅影响本公司投资成效的机会已越来越少，因此我们决定采取一种只要求自己在少数的时候够聪明就好，而不是每回都要非常的聪明，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求每年出现一次好的投资主意就可以了，(查理提醒我今年该轮到我)。

我们采取的这种策略排除了依照普通分散风险的教条，许多学者便会言之凿凿说我们这种策略比起一般传统的投资风险要高的许多，这点我们不敢苟同，我们相信集中持股的做法同样可以大幅降低风险，只要投资人在买进股份之前，能够加强本身对于企业的认知以及对于竞争能力熟悉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将风险定义，与一般字典里的一样，系指损失或受伤的可能性。

然而在学术界，却喜欢将投资的风险给予不同的定义，坚持把它当作是股票价格相对波动的程度，也就是个别投资相较于全体投资波动的幅度，运用数据库与统计方法，这些学者能够计算出一只股票”精确”的Beta值，代表其过去相对波动的幅度，然后根据这项公式建立一套晦涩难解的投资与资金分配理论，为了渴望找出可以衡量风险的单一统计值，但他们却忘了一项基本的原则，宁愿要模糊的正确，也不要精确的错误。

对于企业的所有权人来说，这是我们认为公司股东应该有的想法，学术界对于风险的定义实在是有点离谱，甚至于有点荒谬，举例来说，根据Beta理论，若是有一种股票的价格相对于大盘下跌的幅度更高，就像是我们在1973年买进华盛顿邮报股份时一样，那么其风险远比原来高股价时还要更高，那么要是哪天有人愿意以极低的价格把整家公司卖给你时，你是否也会认为这样的风险太高，而予以拒绝呢?

事实上，真正的投资人喜欢波动都还来不及，班哲明．葛拉汉在智能型投资人一书的第八章便有所解释，他引用了市场先生理论，市场先生每天都会出现在你面前，只要你愿意都可以从他那里买进或卖出你的投资，只要他老兄越沮丧，投资人拥有的机会也就越多，这是由于只要市场波动的幅度越大，一些超低的价格就更有机会会出现在一些好公司身上，很难想象这种低价的优惠会被投资人视为对其有害，对于投资人来说，你完全可以无视于他的存在或是好好地利用这种愚蠢的行为。

在评估风险时，Beta理论学者根本就不屑于了解这家公司到底是在做什么，他的竞争对手在干嘛，或是他们到底借了多少钱来营运，他们甚至不愿意知道公司的名字叫什么，他们在乎的只是这家公司的历史股价，相对地，我们很愿意不管这家公司过去股价的历史，反而希望尽量能够得到有助于我们了解这家公司的资讯，另外在我们买进股份之后，我们一点也不在意这家公司的股份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是否有交易，就像是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持有100%股权的喜斯糖果或是布朗鞋业的股票报价来证明我们的权益是否存在，同样地我们也不需要持有7%的可口可乐每日的股票行情。

我们认为投资人应该真正评估的风险是他们从一项投资在其预计持有的期间内所收到的税后收入加总(也包含出售股份所得)，是否能够让他保有原来投资时拥有的购买力，再加上合理的利率，虽然这样的风险无法做到像工程般的精确，但它至少可以做到足以做出有效判断的的程度，在做评估时主要的因素有下列几点︰

1)这家公司长期竞争能力可以衡量的程度

2)这家公司管理阶层发挥公司潜能以及有效运用现金可以衡量的程度

3)这家公司管理阶层将企业获得的利益确实回报给股东而非中饱私囊可以衡量的程度

4)买进这家企业的价格

5)投资人的净购买力所得，须考虑税负与通货膨胀等因素必须从投资收益总额中扣除的部份

这些因素对于许多分析师来说，可能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他们根本无法从现有的数据库中找到这些信息，但是取得这些精确数字的难度高并不代表他们就不重要或是无法克服，就像是司法正义一样，Stewart法官发现他根本无法找到何谓猥亵的标准，不过他还是坚称，只要我一看到就知道是不是，同样地对于投资人来说，不需靠精确的公式或是股价历史，而只要运用不太精确但却有用的方式，就可以看到潜藏在某些投资里的风险。

就长期而言，可口可乐与吉列所面临的产业风险，要比任何计算机公司或是通路商或小得多，可口可乐占全世界饮料销售量的44%，吉列则拥有60%的刮胡刀市场占有率(以销售额计)，除了称霸口香糖的箭牌公司之外，我看不出还有那家公司可以像他们一样长期以来享有傲视全球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可口可乐与吉列近年来也确实一点一滴地在增加他们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力量、产品的特质与配销通路的优势，使得他们拥有超强的竞争力，就像是树立起高耸的护城河来保卫其经济城堡，相对的，一般公司却要每天耗尽心思去打没有意义的游击战，就像是彼得．林区所说的，对于那些只会销售量贩式产品的公司来说，大家应该在其股票上加印这句警语-”竞争可能有害于人类的利益”。

可口可乐与吉列的竞争力在一般产业观察家眼中实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股票的Beta值却与一般平庸、完全没有竞争优势的公司相似，难道只因为这样我们就该认为在衡量公司所面临的产业风险时，完全不须考虑他们所享有的竞争优势吗? 或者就可以说持有一家公司部份所有权-也就是股票的风险，与公司长期所面临的营运风险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认为这些说法，包含衡量投资风险的Beta公式在内，一点道理都没有。

Beta学者所架构的理论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分辨，销售宠物玩具或呼拉圈的玩具公司与销售大富翁或芭比娃娃的玩具公司，所隐藏的风险有何不同? 但对一般普通的投资人来说，只要他略懂得消费者行为以及形成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或弱势的原因的话，就可以很明确的看出两者的差别，当然每个投资人都会犯错，但只要将自己集中在相对少数，容易了解的投资个案上，一个理性、知性与耐性兼具的投资人一定能够将投资风险限定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当然有许多产业，连查理或是我可能都无法判断到底我们在玩的是宠物玩具或芭比娃娃，甚至在花了许多年时间努力的研究这些产业之后，我们还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有时是因为我们本身智识上的缺陷，阻碍了我们对事情的了解，有时则是因为产业特性的关系，例如对于一家随时都比须面临快速变迁技术的公司来说，我们根本就无法对其长期的竞争力做出任何的评断，人类在三十年前，是否就能预知现在电视制造或计算机产业的演进，当然不能，就算是大部分钻研于这方面领域的投资人与企业经理人也没有办法，那么为什么查理跟我要觉得应该要有去预测其它产业快速变迁前景的能力呢? 我们宁愿挑些简单一点的，一个人坐的舒舒服服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费事去挨稻草里的针呢?

当然，有些投资策略，例如我们从事多年的套利活动，就必须将风险分散，若是单一交易的风险过高，就比须将资源分散到几个各自独立的个案之上，如此一来，虽然每个个案都有可能导致损失或伤害，但只要你确信每个独立的个案经过机率的加权平均能够让你获致满意的报酬就行了，许多创业投资者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若是你也打算这样做的话，记得采取与赌场老板搞轮盘游戏同样的心态，那就是鼓励大家持续不断的下注，因为长期而言，机率对庄家有利，但千万要拒绝单一一次的大赌注。

另外一种需要分散风险的特殊情况是，当投资人并没有对任何单一产业有特别的熟悉，不过他却对美国整体产业前景有信心，则这类的投资人应该分散持有许多公司的股份，同时将投入的时点拉长，例如，透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投资人通常都能打败大部分的专业经理人，很奇怪的是，当愚昧的金钱了解到自己的极限之后，它就不再愚昧了。

另一方面，若是你是稍具常识的投资人，能够了解产业经济的话，应该就能够找出五到十家股价合理并享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公司，此时一般分散风险的理论对你来说就一点意义也没有，要是那样做反而会伤害到你的投资成果并增加你的风险，我实在不了解那些投资人为什么要把钱摆在他排名第20的股票上，而不是把钱集中在排名最前面，最熟悉了解同时风险最小，获利可能最大的投资之上，或许这就是先知梅西卫斯特所说的，”好事物越多，就越完美”。

企业治理

“在年度的股东会上，有人常常会问︰”要是那天你不幸被车撞到，该怎么办?”我只能说很庆幸他们还是在问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要是那天你不被车撞到，我们该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让我有机会谈谈近年来相当热门的话题-公司治理，首先我相信最近许多公司的董事们已开始试着把他们的腰杆打直，而现在的投资人比起以前来说，也慢慢地被公司当作真正的拥有人来对待，但是评论专家并没有仔细地去区别目前公开上市公司三种截然不同的经营权与所有权形态，虽然在法律上，董事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是责无旁贷的，但他们能发挥影响力进行改变的程度却有很大的不同，大家通常都把注意力摆在第一类的案例之上，因为这是目前一般企业的常态，但由于伯克希尔本身是属于第二类，甚至有一天会变成第三类，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三者的不同。

首先是第一类，也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类，在公司的股权结构中，并没有一个具掌控能力的大股东，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董事会的行为应该要像是公司有一个因事未出席的大股东一样，在各种情况下，都要能够确保这位虚拟大股东的长期利益不会受到损害，然而很不幸的是，所谓的长期利益，反而给了董事会很大的弹性操作空间，而假设董事会运作尚称顺畅，不过经营阶层却很平庸甚至差劲时，那么董事会就必须负起责任将经营阶层换掉，就好象一般公司老板会做的决定一样，另外要是经营阶层能力尚可，只不过过于贪心，不时地想要从股东的口袋里捞钱，那么董事会就必须适时地出手制止并给予警告。

在这种一般常见的情况下，当个别董事发觉有不合理的现象时，应该试着说服其他董事有关他的看法，若能够成功，那么董事会就有能力做出适当的决定，但是假设要是这位落寞的董事孤掌难鸣，无法获得其它董事的支持，那么他就应该要让没能出席的股东知道他的看法，当然很少有董事真的这样做，很多的董事事实上并没有足够的胆识敢做这样大胆的动作，但我却认为这样的举动并没有什么不妥，当然假设问题真的很严重的话，自然而然发出不平之鸣的董事一定会遭到其他不认同看法的董事严正的驳斥，认为反对的董事不要在枝微末节或是非理性的原因上捣乱。

对于前述讨论的董事会形态，我认为董事的人数不必太多，最好是十个以内，同时大部分成员应该从外部遴选，而外部董事应该要能够建立对CEO表现的评核制度，并定期聚会，在CEO不在场的情况下，依据这些原则评断其表现。

至于董事会成员遴选的条件，并须具备商业经验、对这项角色有兴趣同时以股东利益为导向，只是目前大部分被遴选出来的董事，大多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或只是为了增加董事会成员的多样化，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更有甚至，这种错误还有后遗症，因为董事被任命之后就很难再加以撤消，好说话且没有意见的董事是不怕找不到位置的。

第二种就像是发生在伯克希尔的，具控制权的大股东本身也是经营阶层，在某些公司，经过特殊的安排，将公司的股权按投票权重的不同分成两类，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的董事会并非所有权人与经营阶层之间的中介，且除非经由劝说，否则董事会很难发挥改变的影响力，也因此要是老板经营者本身的能力平庸或很差劲或不顾他人，则董事除了表示反对以外，别无他法，而要是与老板经营者没有关系的董事碰巧做出相同的结论，有时或许还有用，但大部分的状况下是无济于事的。

而要是公司无法做出改变，且情况演变的很严重时，外部董事就应该要辞职，外部董事的辞职等于是对现有的经营阶层投下反对票，同时凸显外部董事没有能力纠正老板经营者缺失的现象。

第三种情况是公司拥有具控制权的大股东，但却不参与公司经营，这种特殊个案在现实社会中有Hershey食品与道琼公司等例子，公司能够充分运用外部董事的能力，若是董事们对于经营阶层的能力或品格感到不满意，他们可以直接向大股东反应(当然大股东可能也是董事成员)，这种环境相当适合外部董事的发挥，因为他只需要将情况向单一且关心公司前景的所有权人报告，同时只要论点理由充分就可以马上发挥改变的效果，但即便如此，有意见的董事也只能有这样的选择管道，若是他对于特定事情的处理结果不满意，他还是只能辞职而别无其它选择。

理论上，第三种情况最能够确保一流的经营阶层存在，因为第二种情况，老板不可能把自己给Fire掉，而第一种情况，董事们通常很难与表现平庸又难以驾驭的经理人打交道，而除非那些有意见的董事能够获得董事会多数的支持，这是一件很困难的协调沟通任务，尤其是经营阶层的表现虽然可恨但却罪不至死的时候，基本上他们的手脚是被绑的死死的，实务上，面临这种现象的董事通常会说服自己留在董事会，至少还能有所图，但在此同时，经营阶层却还是同样可以为所欲为。

在第三种情况下，老板本身不必衡量自己的表现也不必费心去取得多数人的支持，同时他也可以确保所遴选出来的外部董事将可对董事会的素质有所提升，而这些被选中的董事，也可以确定所提出的建议会真正被听进去，而不是被消极抵制的经营阶层当作是耳边风，而若是大股东本身够聪明且有自信，那么他就能够找到以股东利益为优先的菁英经理人，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他能够随时准备改正本身所犯的错误。

在伯克希尔，我们现在是以第二种情况在做营运，而且在我有生之年都会是如此，至于我个人的健康状况，我必须要强调，实在是好极了，不管是好或坏，大家都必须继续接受我担任大股东兼经营者。

直到我死后，我拥有的所有股份将会归我内人Susie拥有，要是她比我长寿的话，不过要是她比我早死，所有的股份将会捐给一个基金会，且不论如何都不会因为遗产或赠与税而必须被迫出售相当的股份。

而当我的股份移转到我内人或是基金会之后，伯克希尔将会进入第三种公司治理情况，变成一个关心公司但却不参与经营的大股东搭配完全为股东设想的经理人，为了预先做准备，Susie在几年前已经被选为公司的董事，而1993年我的儿子豪尔也紧接着加入董事会，这些家族成员以后将不会担任公司的经理人，但要是万一我不在时，他们将继承控制公司的权力，当然公司其它的董事本身也都是主要的股东，且皆有很强的股东利益导向，总而言之，对于那辆卡车可能到来，我们已经作好了准备。

BERKSHIRE HATHAWAY INC. To the Shareholders of Berkshire Hathaway Inc.:

Our per-share book value increased 14.3% during 1993. Over the last 29 years (that is, since present management took over) book value has grown from $19 to $8,854, or at a rate of 23.3% compounded annually.

During the year, Berkshire’s net worth increased by $1.5 billion, a figure affected by two negative and two positive non-

operating items. For the sake of completeness, I’ll explain them here. If you aren’t thrilled by accounting, however, feel free to fast-forward through this discussion:

1. The first negative was produced by a change in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GAAP) having to do with the taxes we accrue against unrealized appreciation in the securities we carry at market value. The old rule said that the tax rate used should be the one in effect when the appreciation took place. Therefore, at the end of 1992, we were using a rate of 34% on the $6.4 billion of gains generated after 1986 and 28% on the $1.2 billion of gains generated before that. The new rule stipulates that the current tax rate should be applied to all gains. The rate in the first quarter of 1993, when this rule went into effect, was 34%. Applying that rate to our pre-1987 gains reduced net worth by $70 million.

2. The second negative, related to the first, came about because the corporate tax rate was raised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1993 to 35%. This change required us to make an additional charge of 1% against all of our unrealized gains, and that charge penalized net worth by $75 million. Oddly, GAAP required both this charge and the one described above to be deducted from the earnings we report, even though the unrealized appreciation that gave rise to the charges was never included in earnings, but rather was credited directly to net worth.

3. Another 1993 change in GAAP affects the value at which we carry the securities that we own. In recent years, both the common stocks and certain common-equivalent securities held by our insurance companies have been valued at market, whereas equities held by our non-

insurance subsidiaries or by the parent company were carried at their aggregate cost or market, whichever was lower. Now GAAP says that all common stocks should be carried at market, a rule we began following in the fourth quarter of 1993. This change produced a gain in Berkshire’s reported net worth of about $172 million.

4. Finally, we issued some stock last year. In a transaction described in last year’s Annual Report, we issued 3,944 shares in early January, 1993 upon the conversion of $46 million convertible debentures that we had called for redemption. Additionally, we issued 25,203 shares when we acquired Dexter Shoe, a purchase discussed later in this report. The overall result was that our shares outstanding increased by 29,147 and our net worth by about $478 million. Per-share book value also grew, because the shares issued in these transactions carried a price above their book value.

Of course, it’s per-share intrinsic value, not book value, that counts. Book value is an accounting term that measures the capital, including retained earnings, that has been put into a business. Intrinsic value is a present-value estimate of the cash that can be taken out of a business during its remaining life. At most companies, the two values are unrelated. Berkshire, however, is an exception: Our book value, though significantly below our intrinsic value, serves as a useful device for tracking that key figure. In 1993, each measure grew by roughly 14%, advances that I would call satisfactory but unexciting.

These gains, however, were outstripped by a much larger gain – 39% – in Berkshire’s market price. Over time, of course, market price and intrinsic value will arrive at about the same destination. But in the short run the two often diverge in a major way, a phenomenon I’ve discuss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ago, Coca-Cola and Gillette, both large holdings of ours, enjoyed market price increases that dramatically outpaced their earnings gains. In the 1991 Annual Report, I said that the stocks of these companies could not continuously over perform their businesses.

From 1991 to 1993, Coke and Gillette increased their annual operating earnings per share by 38% and 37% respectively, but their market prices moved up only 11% and 6%. In other words, the companies over performed their stocks, a result that no doubt partly reflects Wall Street’s new apprehension about brand names. Whatever the reason, what will count over time is the earnings performance of these companies. If they prosper, Berkshire will also prosper, though not in a lock-step manner.

Let me add a lesson from history: Coke went public in 1919 at $40 per share. By the end of 1920 the market, coldly reevaluating Coke’s future prospects, had battered the stock down by more than 50%, to $19.50. At yearend 1993, that single share, with dividends reinvested, was worth more than $2.1 million. As Ben Graham said: “In the short-run, the market is a voting machine – reflecting a voter-registration test that requires only money, not intelligence or emotional stability – but in the long-

run, the market is a weighing machine.”

So how should Berkshire’s over-performance in the market last year be viewed? Clearly, Berkshire was selling at a higher percentage of intrinsic value at the end of 1993 than was the cas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n the other hand, in a world of 6% or 7% long-term interest rates, Berkshire’s market price was not inappropriate if – and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is is a huge if – Charlie Munger, Berkshire’s Vice Chairman, and I can attain our long-standing goal of increasing Berkshire’s per-share intrinsic value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15%. We have not retreated from this goal. But we again emphasize, as we have for many years, that the growth in our capital base makes 15% an ever-more difficult target to hit.

What we have going for us is a growing collection of good-

sized operating businesses that possess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ranging from good to terrific, run by managers whose performance ranges from terrific to terrific. You need have no worries about this group.

The capital-allocation work that Charlie and I do at the parent company, using the funds that our managers deliver to us, has a less certain outcome: It is not easy to find new businesses and managers comparable to those we have. Despite that difficulty, Charlie and I relish the search, and we are happy to report an important success in 1993.

Dexter Shoe

What we did last year was build on our 1991 purchase of H. H. Brown, a superbly-run manufacturer of work shoes, boots and other footwear. Brown has been a real winner: Though we had high hopes to begin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have been considerably exceeded thanks to Frank Rooney, Jim Issler and the talented managers who work with them. Because of our confidence in Frank’s team, we next acquired Lowell Shoe, at the end of 1992. Lowell was a long-established manufacturer of women’s and nurses’ shoes, but its business needed some fixing. Again, results have surpassed our expectations. So we promptly jumped at the chance last year to acquire Dexter Shoe of Dexter, Maine, which manufactures popular-priced men’s and women’s shoes. Dexter, I can assure you, needs no fixing: It is one of the best-managed companies Charlie and I have seen in our business lifetimes.

Harold Alfond, who started working in a shoe factory at 25 cents an hour when he was 20, founded Dexter in 1956 with $10,000 of capital. He was joined in 1958 by Peter Lunder, his nephew. The two of them have since built a business that now produces over 7.5 million pairs of shoes annually, most of them made in Maine and the balance in Puerto Rico. As you probably know, the domestic shoe industry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be unable to compete with imports from low-wage countries. But someone forgot to tell this to the ingenious managements of Dexter and H. H. Brown and to their skilled labor forces, which together make the U.S. plants of both companies highly competitive against all comers.

Dexter’s business includes 77 retail outlets, located primarily in the Northeast. The company is also a major manufacturer of golf shoes, producing about 15% of U.S. output. Its bread and butter, though, is the manufacture of traditional shoes for traditional retailers, a job at which it excels: Last year both Nordstrom and J.C. Penney bestowed special awards upon Dexter for its performance as a supplier during 1992.

Our 1993 results include Dexter only from our date of merger, November 7th. In 1994, we expect Berkshire’s shoe operations to have more than $550 million in sales, and we would not be surprised if the combined pre-tax earnings of these businesses topped $85 million. Five years ago we had no thought of getting into shoes. Now we have 7,200 employees in that industry, and I sing “There’s No Business Like Shoe Business” as I drive to work. So much for strategic plans.

At Berkshire, we have no view of the future that dictates what businesses or industries we will enter. Indeed, we think it’s usually poison for a corporate giant’s shareholders if it embarks upon new ventures pursuant to some grand vision. We prefer instead to focus on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businesses that we wish to own and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rs with whom we wish to associate – and then to hope we get lucky in finding the two in combination. At Dexter, we did.

* * * * * * * * * * * *

And now we pause for a short commercial: Though they owned a business jewel, we believe that Harold and Peter (who were not interested in cash) made a sound decision in exchanging their Dexter stock for shares of Berkshire. What they did, in effect, was trade a 100% interest in a single terrific business for a smaller interest in a large group of terrific businesses. They incurred no tax on this exchange and now own a security that can be easily used for charitable or personal gifts, or that can be converted to cash in amounts, and at times, of their own choosing. Shoul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desire to, they can pursue varying financial paths without running into the complications that often arise when assets are concentrated in a private business.

For tax and other reasons, private companies also often find it difficult to diversify outside their industries. Berkshire, in contrast, can diversify with ease. So in shifting their ownership to Berkshire, Dexter’s shareholders solved a reinvestment problem. Moreover, though Harold and Peter now have non-controlling shares in Berkshire, rather than controlling shares in Dexter, they know they will be treated as partners and that we will follow owner-oriented practices. If they elect to retain their Berkshire shares, their investment result from the merger date forward will exactly parallel my own result. Since I have a huge percentage of my net worth committed for life to Berkshire shares – and since the company will issue me neither restricted shares nor stock options – my gain-loss equation will always match that of all other owners.

Additionally, Harold and Peter know that at Berkshire we can keep our promises: There will be no changes of control or culture at Berkshire for many decades to come. Finally, and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Harold and Peter can be sure that they will get to run their business – an activity they dearly love – exactly as they did before the merger. At Berkshire, we do not tell .400 hitters how to swing.

What made sense for Harold and Peter probably makes sense for a few other owners of large private businesses. So, if you have a business that might fit, let me hear from you. Our acquisition criteria are set forth in the appendix on page 22.

Sources of Reported Earnings

The table below shows the major sources of Berkshire’s reported earnings. In this presentation, amortization of Goodwill and other major purchase-price accounting adjustments are not charged against the specific businesses to which they apply, but are instead aggregated and shown separately. This procedure lets you view the earnings of our businesses as they would have been reported had we not purchased them. I’ve explained in past reports why this form of presentation seems to us to be more useful to investors and managers than one utilizing GAAP, which requires purchase-price adjustments to be made on a business-by-business basis. The total net earnings we show in the table are, of course, identical to the GAAP total in our audi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000s omitted) ——————————————

Berkshire’s Share of Net Earnings (after taxes and Pre-Tax Earnings minority interests) ———————- ——————

1993 1992 1993 1992 ———- ———- ——– ——–

Operating Earnings:

Insurance Group:

Underwriting …………… $ 30,876 $(108,961) $ 20,156 $(71,141)

Net Investment Income …… 375,946 355,067 321,321 305,763 H. H. Brown, Lowell, and Dexter …………… 44,025* 27,883 28,829 17,340 Buffalo News …………….. 50,962 47,863 29,696 28,163 Commercial & Consumer Finance 22,695 19,836 14,161 12,664 Fechheimer ………………. 13,442 13,698 6,931 7,267 Kirby …………………… 39,147 35,653 25,056 22,795 Nebraska Furniture Mart …… 21,540 17,110 10,398 8,072 Scott Fetzer Manufacturing Group 38,196 31,954 23,809 19,883 See’s Candies ……………. 41,150 42,357 24,367 25,501 World Book ………………. 19,915 29,044 13,537 19,503 Purchase-Price Accounting & Goodwill Charges ……… (17,033) (12,087) (13,996) (13,070)

Interest Expense** ……….. (56,545) (98,643) (35,614) (62,899)

Shareholder-Designated Contributions ………… (9,448) (7,634) (5,994) (4,913)

Other …………………… 28,428 67,540 15,094 32,798 ———- ———- ——– ——– Operating Earnings …………. 643,296 460,680 477,751 347,726 Sales of Securities ………… 546,422 89,937 356,702 59,559 Tax Accruals Caused by New Accounting Rules …….. — — (146,332) — ———- ———- ——– ——–

Total Earnings – All Entities .. $1,189,718 $ 550,617 $688,121 $407,285 * Includes Dexter’s earnings only from the date it was acquired, November 7, 1993.

**Excludes interest expense of Commercial and Consumer Finance businesses. In 1992 includes $22.5 million of premiums paid on the early redemption of debt.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businesses is given on pages 38-49, where you will also find our segment earnings reported on a GAAP basis. In addition, on pages 52-59, we have rearranged Berkshire’s financial data into four segments on a non-

GAAP basis, a presentation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way Charlie and I think about the company. Our intent is to supply you with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that we would wish you to give us if our positions were reversed.

“Look-Through” Earnings

We’ve previously discussed look-through earnings, which we believe more accurately portray the earnings of Berkshire than does our GAAP result. As we calculate them, look-through earnings consist of: (1) the operating earnings report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plus; (2) the retained operating earnings of major investees that, under GAAP accounting, are not reflected in our profits, less; (3) an allowance for the tax that would be paid by Berkshire if these retained earnings of investees had instead been distributed to us. The “operating earnings” of which we speak here exclude capital gains, special accounting items and major restructuring charges.

Over time, our look-through earnings need to increase at about 15% annually if our intrinsic value is to grow at that rate. Last year, I explained that we had to increase these earnings to about $1.8 billion in the year 2000, were we to meet the 15% goal. Because we issued additional shares in 1993, the amount needed has risen to about $1.85 billion.

That is a tough goal, but one that we expect you to hold us to. In the past, we’ve criticized the managerial practice of shooting the arrow of performance and then painting the target, centering it on whatever point the arrow happened to hit. We will instead risk embarrassment by painting first and shooting later.

If we are to hit the bull’s-eye, we will need markets that allow the purchase of businesses and securities on sensible terms. Right now, markets are difficult, but they can – and will – change in unexpected ways and at unexpected times. In the meantime, we’ll try to resist the temptation to do something marginal simply because we are long on cash. There’s no use running if you’re on the wrong road.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how we calculate look-through earnings, though I warn you that the figures are necessarily very rough. (The dividends paid to us by these investees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operating earnings itemized on page 8, mostly under “Insurance Group: Net Investment Income.”) Berkshire’s Share of Undistributed Berkshire’s Approximate Operating Earnings

Berkshire’s Major Investees Ownership at Yearend (in millions) ————————— ———————– ——————–

1993 1992 1993 1992

—— —— —— —— Capital Cities/ABC, Inc. ….. 13.0% 18.2% $ 83(2) $ 70

The Coca-Cola Company …….. 7.2% 7.1% 94 82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 6.8%(1) 8.2%(1) 41(2) 29(2)

GEICO Corp. ……………… 48.4% 48.1% 76(3) 34(3)

General Dynamics Corp. ……. 13.9% 14.1% 25 11(2)

The Gillette Company ……… 10.9% 10.9% 44 38

Guinness PLC …………….. 1.9% 2.0% 8 7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 14.8% 14.6% 15 11

Wells Fargo & Company …….. 12.2% 11.5% 53(2) 16(2)

Berkshire’s share of undistributed earnings of major investees $439 $298

Hypothetical tax on these undistributed investee earnings(4) (61) (42)

Reported operating earnings of Berkshire 478 348 Total look-through earnings of Berkshire $856 $604 (1) Does not include shares allocable to the minority interest at Wesco

(2) Calculated on average ownership for the year

(3) Excludes realized capital gains, which have been both recurring and significant

(4) The tax rate used is 14%, which is the rate Berkshire pays on the dividends it receives

We have told you that we expect the undistributed, hypothetically-taxed earnings of our investees to produce at least equivalent gains in Berkshire’s intrinsic value. To date, we have far exceeded that expectation. For example, in 1986 we bought three million shares of Capital Cities/ABC for $172.50 per share and late last year sold one-third of that holding for $630 per share. After paying 35% capital gains taxes, we realized a $297 million profit from the sale. In contrast, during the eight years we held these shares, the retained earnings of Cap Cities attributable to them – hypothetically taxed at a lower 14% in accordance with our look-through method – were only $152 million. In other words, we paid a much larger tax bill than our look through presentations to you have assumed and nonetheless realized a gain that far exceeded the undistributed earnings allocable to these shares.

We expect such pleasant outcomes to recur often in the future and therefore believe our look-through earnings to be a conservative representation of Berkshire’s true economic earnings.

Taxes

As our Cap Cities sale emphasizes, Berkshire is a substantial payer of federal income taxes. In aggregate, we will pay 1993 federal income taxes of $390 million, about $200 million of that attributable to operating earnings and $190 million to realized capital gains. Furthermore, our share of the 1993 federal and foreign income taxes paid by our investees is well over $400 million, a figure you don’t see on our financial statements but that is nonetheless real.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Berkshire’s 1993 federal income tax payments will be about 1/2 of 1% of the total paid last year by all American corporations.

Speaking for our own shares, Charlie and I have absolutely no complaint about these taxes. We know we work in a market-based economy that rewards our efforts far more bountifully than it does the efforts of others whose output is of equal or greater benefit to society. Taxation should, and does, partially redress this inequity. But we still remain extraordinarily well-treated.

Berkshire and its shareholders, in combination, would pay a much smaller tax if Berkshire operated as a partnership or “S” corporation, two structures often used for business activities. For a variety of reasons, that’s not feasible for Berkshire to do. However, the penalty our corporate form imposes is mitigated – though far from eliminated – by our strategy of investing for the long term. Charlie and I would follow a buy-and-hold policy even if we ran a tax-exempt institution. We think it the soundest way to invest, and it also goes down the grain of our personalities. A third reason to favor this policy, however, is the fact that taxes are due only when gains are realized.

Through my favorite comic strip, Li’l Abner, I got a chance during my youth to see the benefits of delayed taxes, though I missed the lesson at the time. Making his readers feel superior, Li’l Abner bungled happily, but moronically, through life in Dogpatch. At one point he became infatuated with a New York temptress, Appassionatta Van Climax, but despaired of marrying her because he had only a single silver dollar and she was interested solely in millionaires. Dejected, Abner took his problem to Old Man Mose, the font of all knowledge in Dogpatch. Said the sage: Double your money 20 times and Appassionatta will be yours (1, 2, 4, 8 . . . . 1,048,576).

My last memory of the strip is Abner entering a roadhouse, dropping his dollar into a slot machine, and hitting a jackpot that spilled money all over the floor. Meticulously following Mose’s advice, Abner picked up two dollars and went off to find his next double. Whereupon I dumped Abner and began reading Ben Graham.

Mose clearly was overrated as a guru: Besides failing to anticipate Abner’s slavish obedience to instructions, he also forgot about taxes. Had Abner been subject, say, to the 35% federal tax rate that Berkshire pays, and had he managed one double annually, he would after 20 years only have accumulated $22,370. Indeed, had he kept on both getting his annual doubles and paying a 35% tax on each, he would have needed 7 1/2 years more to reach the $1 million required to win Appassionatta.

But what if Abner had instead put his dollar in a single investment and held it until it doubled the same 27 1/2 times? In that case, he would have realized about $200 million pre-tax or, after paying a $70 million tax in the final year, about $130 million after-tax. For that, Appassionatta would have crawled to Dogpatch. Of course, with 27 1/2 years having passed, how Appassionatta would have looked to a fellow sitting on $130 million is another question.

What this little tale tells us is that tax-paying investors will realize a far, far greater sum from a single investment that compounds internally at a given rate than from a succession of investments compounding at the same rate. But I suspect many Berkshire shareholders figured that out long ago.

Insurance Operations

At this point in the report we’ve customarily provided you with a table showing the annual “combined ratio” of the insurance industry for the preceding decade. This ratio compares total insurance costs (losses incurred plus expenses) to revenue from premiums. For many years, the ratio has been above 100, a level indicating an underwriting loss. That is, the industry has taken in less money each year from its policyholders than it has had to pay for operating expenses and for loss events that occurred during the year.

Offsetting this grim equation is a happier fact: Insurers get to hold on to their policyholders’ money for a time before paying it out. This happens because most policies require that premiums be prepaid and, more importantly, because it often takes time to resolve loss claims. Indeed, in the case of certain lines of insurance, such as product liability or professional malpractice, many years may elapse between the loss event and payment.

To oversimplify the matter somewhat, the total of the funds prepaid by policyholders and the funds earmarked for incurred-but-

not-yet-paid claims is called “the float.” In the past, the industry was able to suffer a combined ratio of 107 to 111 and still break even from its insurance writings because of the earnings derived from investing this float.

As interest rates have fallen, however, the value of float has substantially declined. Therefore, the data that we have provided in the past are no longer useful for year-to-year comparisons of industry profitability. A company writing at the same combined ratio now as in the 1980’s today has a far less attractive business than it did then.

Only by making an analysis that incorporates both underwriting results and the current risk-free earnings obtainable from float can one evaluate the true economics of the business that a property-casualty insurer writes. Of course, the actual investment results that an insurer achieves from the use of both float and stockholders’ funds is also of major importance and should be carefully examined when an investor is assessing managerial performance. But that should be a separate analysis from the one we are discussing here. The value of float funds – in effect, their transfer price as they move from the insurance operation to the investment operation – should be determined simply by the risk-

free, long-term rate of interest.

On the next page we show the numbers that count in an evaluation of Berkshire’s insurance business. We calculate our float – which we generate in exceptional amounts relative to our premium volume – by adding loss reserves, loss adjustment reserves and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s and then subtracting agent’s balances, prepaid acquisition costs and deferred charges applicable to assumed reinsurance. Our cost of float is determined by our underwriting loss or profit. In those years when we have had an underwriting profit, which includes 1993, our cost of float has been negative, and we have determined our insurance earnings by adding underwriting profit to float income.

(1) (2) Yearend Yield

Underwriting Approximate on Long-Term

Loss Average Float Cost of Funds Govt. Bonds ———— ————- ————— ————-

(In $ Millions) (Ratio of 1 to 2)

1967 profit $ 17.3 less than zero 5.50%

1968 profit 19.9 less than zero 5.90%

1969 profit 23.4 less than zero 6.79%

1970 $ 0.37 32.4 1.14% 6.25%

1971 profit 52.5 less than zero 5.81%

1972 profit 69.5 less than zero 5.82%

1973 profit 73.3 less than zero 7.27%

1974 7.36 79.1 9.30% 8.13%

1975 11.35 87.6 12.96% 8.03%

1976 profit 102.6 less than zero 7.30%

1977 profit 139.0 less than zero 7.97%

1978 profit 190.4 less than zero 8.93%

1979 profit 227.3 less than zero 10.08%

1980 profit 237.0 less than zero 11.94%

1981 profit 228.4 less than zero 13.61%

1982 21.56 220.6 9.77% 10.64%

1983 33.87 231.3 14.64% 11.84%

1984 48.06 253.2 18.98% 11.58%

1985 44.23 390.2 11.34% 9.34%

1986 55.84 797.5 7.00% 7.60%

1987 55.43 1,266.7 4.38% 8.95%

1988 11.08 1,497.7 0.74% 9.00%

1989 24.40 1,541.3 1.58% 7.97%

1990 26.65 1,637.3 1.63% 8.24%

1991 119.59 1,895.0 6.31% 7.40%

1992 108.96 2,290.4 4.76% 7.39%

1993 profit 2,624.7 less than zero 6.35%

As you can see, in our insurance operation last year we had the use of $2.6 billion at no cost; in fact we were paid $31 million, our underwriting profit, to hold these funds. This sounds good – is good – but is far from as good as it sounds.

We temper our enthusiasm because we write a large volume of “super-cat” policies (which other insurance and reinsurance companies buy to recover part of the losses they suffer from mega-

catastrophes) and because last year we had no losses of consequence from this activity. As that suggests, the truly catastrophic Midwestern floods of 1993 did not trigger super-cat losses, the reason being that very few flood policies are purchased from private insurers.

It would be fallacious, however, to conclude from this single-year result that the super-cat business is a wonderful one, or even a satisfactory one. A simple example will illustrate the fallacy: Suppose there is an event that occurs 25 times in every century. If you annually give 5-for-1 odds against its occurrence that year, you will have many more winning years than losers. Indeed, you may go a straight six, seven or more years without loss. You also will eventually go broke.

At Berkshire, we naturally believe we are obtaining adequate premiums and giving more like 3 1/2-for-1 odds. But there is no way for us – or anyone else – to calculate the true odds on super-cat coverages. In fact, it will take decades for us to find out whether our underwriting judgment has been sound.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when a loss comes, it’s likely to be a lulu. There may well be years when Berkshire will suffer losses from the super-cat business equal to three or four times what we earned from it in 1993. When Hurricane Andrew blew in 1992, we paid out about $125 million. Because we’ve since expanded our super-cat business, a similar storm today could cost us $600 million.

So far, we have been lucky in 1994. As I write this letter, we are estimating that our losses from the Los Angeles earthquake will be nominal. But if the quake had been a 7.5 instead of a 6.8, it would have been a different story.

Berkshire is ideally positioned to write super-cat policies. In Ajit Jain, we have by far the best manager in this business. Additionally, companies writing these policies need enormous capital, and our net worth is ten to twenty times larger than that of our main competitors. In most lines of insurance, huge resources aren’t that important: An insurer can diversify the risks it writes and, if necessary, can lay off risks to reduce concentration in its portfolio. That isn’t possible in the super-

cat business. So these competitors are forced into offering far smaller limits than those we can provide. Were they bolder, they would run the risk that a mega-catastrophe – or a confluence of smaller catastrophes – would wipe them out.

One indication of our premier strength and reputation is that each of the four largest reinsurance companies in the world buys very significant reinsurance coverage from Berkshire.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these giants understand that the test of a reinsurer is its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to pay losses under trying circumstances, not its readiness to accept premiums when things look rosy.

One caution: There has recently been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reinsurance capacity. Close to $5 billion of equity capital has been raised by reinsurers, almost all of them newly-formed entities. Naturally these new entrants are hungry to write business so that they can justify the projections they utilized in attracting capital. This new competition won’t affect our 1994 operations; we’re filled up there, primarily with business written in 1993. But we are now seeing signs of price deterioration. If this trend continues, we will resign ourselves to much-reduced volume, keeping ourselves available, though, for the large, sophisticated buyer who requires a super-cat insurer with large capacity and a sure ability to pay losses.

In other areas of our insurance business, our homestate operation, led by Rod Eldred; our workers’ compensation business, headed by Brad Kinstler; our credit-card operation, managed by the Kizer family; and National Indemnity’s traditional auto and general liability business, led by Don Wurster, all achieved excellent results. In combination, these four units produced a significant underwriting profit and substantial float.

All in all, we have a first-class insurance business. Though its results will be highly volatile, this operation possesses an intrinsic value that exceeds its book value by a large amount – larger, in fact, than is the case at any other Berkshire business.

Common Stock Investments

Below we list our common stockholdings having a value of over $250 million. A small portion of these investments belongs to subsidiaries of which Berkshire owns less than 100%.

12/31/93

Shares Company Cost Market

—— ——- ———- ———-

(000s omitted)

2,000,000 Capital Cities/ABC, Inc. …………. $ 345,000 $1,239,000

93,400,000 The Coca-Cola Company. …………… 1,023,920 4,167,975

13,654,600 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 (“Freddie Mac”) ………………. 307,505 681,023

34,250,000 GEICO Corp. …………………….. 45,713 1,759,594

4,350,000 General Dynamics Corp. …………… 94,938 401,287

24,000,000 The Gillette Company …………….. 600,000 1,431,000

38,335,000 Guinness PLC ……………………. 333,019 270,822

1,727,765 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 ……… 9,731 440,148

6,791,218 Wells Fargo & Company ……………. 423,680 878,614

Considering the similarity of this year’s list and the last, you may decide your management is hopelessly comatose. But we continue to think that it is usually foolish to part with an interest in a business that is both understandable and durably wonderful. Business interests of that kind are simply too hard to replace.

Interestingly, corporate managers have no trouble understanding that point when they are focusing on a business they operate: A parent company that owns a subsidiary with superb long-

term economics is not likely to sell that entity regardless of price. “Why,” the CEO would ask, “should I part with my crown jewel?” Yet that same CEO, when it comes to running his personal investment portfolio, will offhandedly – and even impetuously – move from business to business when presented with no more than superficial arguments by his broker for doing so. The worst of these is perhaps, “You can’t go broke taking a profit.” Can you imagine a CEO using this line to urge his board to sell a star subsidiary? In our view, what makes sense in business also makes sense in stocks: An investor should ordinarily hold a small piece of an outstanding business with the same tenacity that an owner would exhibit if he owned all of that business.

Earlier I mentioned the financial results that could have been achieved by investing $40 in The Coca-Cola Co. in 1919. In 1938, more than 50 year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Coke, and long after the drink was firmly established as an American icon, Fortune did an excellent story on the company.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the writer reported: “Several times every year a weighty and serious investor looks long and with profound respect at Coca-Cola’s record, but comes regretfully to the conclusion that he is looking too late. The specters of saturation and competition rise before him.”

Yes, competition there was in 1938 and in 1993 as well. But it’s worth noting that in 1938 The Coca-Cola Co. sold 207 million cases of soft drinks (if its gallonage then is converted into the 192-ounce cases used for measurement today) and in 1993 it sold about 10.7 billion cases, a 50-fold increase in physical volume from a company that in 1938 was already dominant in its very major industry. Nor was the party over in 1938 for an investor: Though the $40 invested in 1919 in one share had (with dividends reinvested) turned into $3,277 by the end of 1938, a fresh $40 then invested in Coca-Cola stock would have grown to $25,000 by year end 1993.

I can’t resist one more quote from that 1938 Fortune story: “It would be hard to name any company comparable in size to Coca-

Cola and selling, as Coca-Cola does, an unchanged product that can point to a ten-year record anything like Coca-Cola’s.” In the 55 years that have since passed, Coke’s product line has broadened somewhat, but it’s remarkable how well that description still fits.

Charlie and I decided long ago that in an investment lifetime it’s just too hard to make hundreds of smart decisions. That judgment became ever more compelling as Berkshire’s capital mushroomed and the universe of investments that could significantly affect our results shrank dramatically. Therefore, we adopted a strategy that required our being smart – and not too smart at that – only a very few times. Indeed, we’ll now settle for one good idea a year. (Charlie says it’s my turn.)

The strategy we’ve adopted precludes our following standard diversification dogma. Many pundits would therefore say the strategy must be riskier than that employed by more conventional investors. We disagree. We believe that a policy of portfolio concentration may well decrease risk if it raises, as it should, both the intensity with which an investor thinks about a business and the comfort-level he must feel with its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before buying into it. In stating this opinion, we define risk, using dictionary terms, as “the possibility of loss or injury.”

Academics, however, like to define investment “risk” differently, averring that it is the relative volatility of a stock or portfolio of stocks – that is, their volatility as compared to that of a large universe of stocks. Employing data bases and statistical skills, these academics compute with precision the “beta” of a stock – its relative volatility in the past – and then build arcane investment and capital-allocation theories around this calculation. In their hunger for a single statistic to measure risk, however, they forget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It is better to be approximately right than precisely wrong.

For owners of a business – and that’s the way we think of shareholders – the academics’ definition of risk is far off the mark, so much so that it produces absurdities. For example, under beta-based theory, a stock that has dropped very sharply compared to the market – as had Washington Post when we bought it in 1973 – becomes “riskier” at the lower price than it was at the higher price. Would that description have then made any sense to someone who was offered the entire company at a vastly-reduced price?

In fact, the true investor welcomes volatility. Ben Graham explained why in Chapter 8 of The Intelligent Investor. There he introduced “Mr. Market,” an obliging fellow who shows up every day to either buy from you or sell to you, whichever you wish. The more manic-depressive this chap is, the greater the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the investor. That’s true because a wildly fluctuating market means that irrationally low prices will periodically be attached to solid businesses. It is impossible to see how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prices can be thought of as increasing the hazards for an investor who is totally free to either ignore the market or exploit its folly.

In assessing risk, a beta purist will disdain examining what a company produces, what its competitors are doing, or how much borrowed money the business employs. He may even prefer not to know the company’s name. What he treasures is the price history of its stock. In contrast, we’ll happily forgo knowing the price history and instead will seek whatever information will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any’s business. After we buy a stock, consequently, we would not be disturbed if markets closed for a year or two. We don’t need a daily quote on our 100% position in See’s or H. H. Brown to validate our well-being. Why, then, should we need a quote on our 7% interest in Coke?

In our opinion, the real risk that an investor must assess is whether his aggregate after-tax receipts from an investment (including those he receives on sale) will, over his prospective holding period, give him at least as much purchasing power as he had to begin with, plus a modest rate of interest on that initial stake. Though this risk cannot be calculated with engineering precision, it can in some cases be judged with a degree of accuracy that is useful. The primary factors bearing upon this evaluation are:

1) The certainty with which the long-term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usiness can be evaluated;

2) The certainty with which management can be evaluated, both as to its ability to realize the full potential of the business and to wisely employ its cash flows;

3) The certainty with which management can be counted on to channel the rewards from the business to the shareholders rather than to itself;

4) The purchase price of the business;

5) The levels of taxation and inflation that will be experienced and that will determine the degree by which an investor’s purchasing-power return is reduced from his gross return.

These factors will probably strike many analysts as unbearably fuzzy, since they cannot be extracted from a data base of any kind. But the difficulty of precisely quantifying these matters does not negate their importance nor is it insuperable. Just as Justice Stewart found it impossible to formulate a test for obscenity but nevertheless asserted,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so also can investors – in an inexact but useful way – “see” the risks inherent in certain investments without reference to complex equations or price histories.

Is it really so difficult to conclude that Coca-Cola and Gillette possess far less business risk over the long term than, say, any computer company or retailer? Worldwide, Coke sells about 44% of all soft drinks, and Gillette has more than a 60% share (in value) of the blade market. Leaving aside chewing gum, in which Wrigley is dominant, I know of no other significant businesses in which the leading company has long enjoyed such global power.

Moreover, both Coke and Gillette have actually increased their worldwide shares of market in recent years. The might of their brand names, the attributes of their product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ir distribution systems give them an enormous competitive advantage, setting up a protective moat around their economic castles. The average company, in contrast, does battle daily without any such means of protection. As Peter Lynch says, stocks of companies selling commodity-like products should come with a warning label: “Competition may prove hazardous to human wealth.”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s of a Coke or Gillette are obvious to even the casual observer of business. Yet the beta of their stocks is similar to that of a great many run-of-the-mill companies who possess little or no competitive advantage. Should we conclude from this similarity that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of Coke and Gillette gains them nothing when business risk is being measured? Or should we conclude that the risk in owning a piece of a company – its stock – is somehow divorced from the long-term risk inherent in its business operations? We believe neither conclusion makes sense and that equating beta with investment risk also makes no sense.

The theoretician bred on beta has no mechanism for differentiating the risk inherent in, say, a single-product toy company selling pet rocks or hula hoops from that of another toy company whose sole product is Monopoly or Barbie. But it’s quite possible for ordinary investors to make such distinctions if they have a reasonable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the factors that create long-term competitive strength or weakness. Obviously, every investor will make mistakes. But by confining himself to a relatively few, easy-to-understand cases, a reasonably intelligent, informed and diligent person can judge investment risks with a useful degree of accuracy.

In many industries, of course, Charlie and I can’t determine whether we are dealing with a “pet rock” or a “Barbie.” We couldn’t solve this problem, moreover, even if we were to spend years intensely studying those industries. Sometimes our own intellectual shortcomings would stand in the way of understanding, and in other cases the nature of the industry would be the roadblock. For example, a business that must deal with fast-moving technology is not going to lend itself to reliable evaluations of its long-term economics. Did we foresee thirty years ago what would transpire in the television-manufacturing or computer industries? Of course not. (Nor did most of the investors and corporate managers who enthusiastically entered those industries.) Why, then, should Charlie and I now think we can predict the future of other rapidly-evolving businesses? We’ll stick instead with the easy cases. Why search for a needle buried in a haystack when one is sitting in plain sight?

Of course, some investment strategies – for instance, our efforts in arbitrage over the years – require wide diversification. If significant risk exists in a single transaction, overall risk should be reduced by making that purchase one of many mutually-

independent commitments. Thus, you may consciously purchase a risky investment – one that indeed has a significant possibility of causing loss or injury – if you believe that your gain, weighted for probabilities, considerably exceeds your loss, comparably weighted, and if you can commit to a number of similar, but unrelated opportunities. Most venture capitalists employ this strategy. Should you choose to pursue this course, you should adopt the outlook of the casino that owns a roulette wheel, which will want to see lots of action because it is favored by probabilities, but will refuse to accept a single, huge bet.

Another situation requiring wide diversification occurs when an investor who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economics of specific businesses nevertheless believes it in his interest to be a long-

term owner of American industry. That investor should both own a large number of equities and space out his purchases. By periodically investing in an index fund, for example, the know-

nothing investor can actually out-perform most investment professionals. Paradoxically, when “dumb” money acknowledges its limitations, it ceases to be dumb.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are a know-something investor, able to understand business economics and to find five to ten sensibly-

priced companies that possess important long-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s, conventional diversification makes no sense for you. It is apt simply to hurt your results and increase your risk. I cannot understand why an investor of that sort elects to put money into a business that is his 20th favorite rather than simply adding that money to his top choices – the businesses he understands best and that present the least risk, along with the greatest profit potential. In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Mae West: “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can be wonderful.”

Corporate Governance

At our annual meetings, someone usually asks “What happens to this place if you get hit by a truck?” I’m glad they are still asking the question in this form. It won’t be too long before the query becomes: “What happens to this place if you don’t get hit by a truck?”

Such questions, in any event, raise a reason for me to discuss corporate governance, a hot topic during the past year. In general, I believe that directors have stiffened their spines recently and that shareholders are now being treated somewhat more like true owners than was the case not long ago. Commentators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however, seldom make any distinction among thre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manager/owner situations that exist in publicly-held companies. Though the legal responsibility of directors is identical throughout, their ability to effect change differs in each of the cases. Attention usually falls on the first case, because it prevails on the corporate scene. Since Berkshire falls into the second category, however, and will someday fall into the third, we will discuss all three variations.

The first, and by far most common, board situation is one in which a corporation has no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In that case, I believe directors should behave as if there is a single absentee owner, whose long-term interest they should try to further in all proper ways. Unfortunately, “long-term” gives directors a lot of wiggle room. If they lack either integrity or the ability to think independently, directors can do great violence to shareholders while still claiming to be acting in their long-term interest. But assume the board is functioning well and must deal with a management that is mediocre or worse. Directors then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hanging that management, just as an intelligent owner would do if he were present. And if able but greedy managers over-reach and try to dip too deeply into the shareholders’ pockets, directors must slap their hands.

In this plain-vanilla case, a director who sees something he doesn’t like should attempt to persuade the other directors of his views. If he is successful, the board will have the muscle to make the appropriate change. Suppose, though, that the unhappy director can’t get other directors to agree with him. He should then feel free to make his views known to the absentee owners. Directors seldom do that, of course. The temperament of many directors would in fact be incompatible with critical behavior of that sort. But I see nothing improper in such actions, assuming the issues are serious. Naturally, the complaining director can expect a vigorous rebuttal from the unpersuaded directors, a prospect that should discourage the dissenter from pursuing trivial or non-rational causes.

For the boards just discussed, I believe the directors ought to be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 say, ten or less – and ought to come mostly from the outside. The outside board members should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the CEO’s performance and should also periodically meet, without his being present, to evaluate his performance against those standards.

The requisites for board membership should be business savvy, interest in the job, and owner-orientation. Too often, directors are selected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prominent or add diversity to the board. That practice is a mistake. Furthermore, mistakes in selecting directors are particularly serious because appointments are so hard to undo: The pleasant but vacuous director need never worry about job security.

The second case is that existing at Berkshire, where the controlling owner is also the manager. At some companies, this arrangement is facilitated by the existence of two classes of stock endowed with disproportionate voting power. In these situations, it’s obvious that the board does not act as an agent between owners and management and that the directors cannot effect change except through persuasion. Therefore, if the owner/manager is mediocre or worse – or is over-reaching – there is little a director can do about it except object. If the directors having no connections to the owner/manager make a unified argument, it may well have some effect. More likely it will not.

If change does not come, and the matter is sufficiently serious, the outside directors should resign. Their resignation will signal their doubts about management, and it will emphasize that no outsider is in a position to correct the owner/manager’s shortcomings.

The third governance case occurs when there is a controlling owner who is not involved in management. This case, examples of which are Hershey Foods and Dow Jones, puts the outside directors in a potentially useful position. If they become unhappy with either the competence or integrity of the manager, they can go directly to the owner (who may also be on the board) and report their dissatisfaction. This situation is ideal for an outside director, since he need make his case only to a single, presumably interested owner, who can forthwith effect change if the argument is persuasive. Even so, the dissatisfied director has only that single course of action. If he remains unsatisfied about a critical matter, he has no choice but to resign.

Logically, the third case should be the most effective in insuring first-class management. In the second case the owner is not going to fire himself, and in the first case, directors often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mediocrity or mild over-

reaching. Unless the unhappy directors can win over a majority of the board – an awkward social and logistical task, particularly if management’s behavior is merely odious, not egregious – their hands are effectively tied. In practice, directors trapped in situations of this kind usually convince themselves that by staying around they can do at least some good. Meanwhile, management proceeds unfettered.

In the third case, the owner is neither judging himself nor burdened with the problem of garnering a majority. He can also insure that outside directors are selected who will bring useful qualities to the board. These directors, in turn, will know that the good advice they give will reach the right ears, rather than being stifled by a recalcitrant management. If the controlling owner is intelligent and self-confident, he will make decisions in respect to management that are meritocratic and pro-shareholder. Moreover – and thi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 he can readily correct any mistake he makes.

At Berkshire we operate in the second mode now and will for as long as I remain functional. My health, let me add, is excellent. For better or worse, you are likely to have me as an owner/manager for some time.

After my death, all of my stock will go to my wife, Susie, should she survive me, or to a foundation if she dies before I do. In neither case will taxes and bequests require the sale of consequential amounts of stock.

When my stock is transferred to either my wife or the foundation, Berkshire will enter the third governance mode, going forward with a vitally interested, but non-management, owner and with a management that must perform for that owner. In preparation for that time, Susie was elected to the board a few years ago, and in 1993 our son, Howard, joined the board. These family members will not be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in the future, but they will represent the controlling interest should anything happen to me. Most of our other directors are also significant owners of Berkshire stock, and each has a strong owner-orientation. All in all, we’re prepared for “the truck.”

Shareholder-Designated Contributions

About 97% of all eligible shares participated in Berkshire’s 1993 shareholder-designated contributions program. Contributions made through the program were $9.4 million and 3,110 charities were recipients.

1992

1992年本公司的净值成长了20.3%，总计过去28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由当初的19元成长到现在的7,745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6%。

回顾过去一年，伯克希尔的净值增加了15.2亿美元，其中98%系来自于盈余与投资组合的增值，剩下的2%则是因为发行新股的缘故，这些股份是因为我们赎回在1993年1月4日所发行的可转换优先股，其中有部分持有人不要现金而选择领取本公司的普通股，大部分的持有人选择在1月进行转换，另外有一小部分则在去年12月就径行转换，总计当初我们发行总值4.76亿美元的债券中，4,600万在一月转换，另外4.05亿美元则以现金赎回，转换价订为11,719美元一股，换算下来一共发行了6,106股。

伯克希尔目前流通在外股数为1,152,547股，相较于1964年10月1日当初，巴菲特合伙取得伯克希尔控制权时的1,137,778股来说，增加的股数实属有限。

对于发行新股我们有相当严格的规定，那就是除非我们确信所收到的价值与我们付出的一致时，我们才会考虑这样做，当然同等的价值不是那么容易达到，因为我们一向自视甚高，不过那又如何，除非确定公司股东的财富也会增加，否则我们不会随便扩大规模。

大家要知道这两个目的不一定就会自然吻合，事实上在我们过去所举过的例子中，有些就是看起来有趣但却是让价值受到减损的经验，在那次经验中，我们在一家银行有相当大的投资，而银行经理人对于扩张却有极度偏好(他们不都是如此吗？)，当我们投资的银行在追求另外一家较小的投资银行时，对方开出的价码是以其净值与盈利能力作为基础后的两倍，当时我们的经理人因为正在热头上，所以很快就答应了，这时对方又得寸进尺开出另外一项条件，他说：“你必须答应我，在整个并购案完成后，我可以变成公司最大的股东，同时以后你也不能再做类似这次交易那样愚蠢的并购案”。

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希望能让公司每年以15%稳定的速度来增加每股的内在价值，当然公司的账面价值虽然保守了点，但却是相当有用的替代性指针，不过这样的目标很难以平稳的态势达成，这在伯克希尔尤其困难，因为会计准则规定，我们旗下保险事业所持有，占伯克希尔相当大部分的股票投资必须以市价列示。自从1979年以来，一般公认会计准则就要求它们以市价方式而非原先的成本与市价孰低法列在公司账上(当然要扣除未实现资本利得估计应支付的税负)，股票价格如同水车滚轮般上上下下，也使得我们每年结算的成绩变化很大，尤其是在与一般公司产业比较时更为明显。

为了解释我们净值变化的程度以及股票市场波动对于公司账面盈余短期的影响，从今年起我们决定在年报的首页放置每年公司净值变化以及与标普500指数(含现金股利)之间的比较。

大家在评估这份资料时至少必须要注意三个重点，第一、我们旗下许多事业每年年度的盈利并不受股市波动的影响，而这些企业对于我们绝对或相对的影响每年也都不一样，就早期而言，由于我们在纺织事业的报酬占我们净值相当大的部分，所以要是在这方面投资不当，我们的绩效可能会远远落后于将钱摆在标普500指数相关个股之上，不过到了最近，当我们逐渐利用投资组成一支由优秀经理人经营的优秀企业团队时，这些企业所带来的报酬通常远高于投资标普 500指数。

第二项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因素-也是影响我们相对表现的因素，那就是我们投资证券所产生的收益与资本利得必须要负担相当重的税负，而在此同时标普500指数却是以免税基础计算的，为了让大家了解这期间的差异性，假设伯克希尔在过去28年间就只投资S&P 500指数，则最后所得到的投资报酬将远低于标普 500指数本身的表现，依照目前的税率，若是标普500上涨18%，则在课税后投资人真正得到的报酬只有13%不到，而这个问题若是考虑目前税率即将调高的情况，将会变得更严重，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忍受的结构性问题，基本上没有办法可解。

第三点包含两个预测，查理芒格-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兼主要合伙人，跟我都相当清楚，那就是未来十年内标普500指数的表现将无法像过去十年那样的好，而我们同样也相信以伯克希尔目前资本规模越来越大的趋势，将会大大影响过去我们大幅超越指数的表现。

做出第一项预测有违我们的本性，一直以来我们认为股市预言家唯一的价值就是让算命先生看起来像那么一回事，即便是现在，查理和我还是相信短期股市的预测是毒药，应该要把他们摆在最安全的地方，远离儿童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像小孩般幼稚的投资人，虽然有时股市的表现会有相当大的起伏，然而很明显的股市的表现不可能永远都能超越其背后所代表的企业，这也是为何我们胆敢预测未来十年投资人在股市所获得的报酬将很难再像过去十年那样的优异的原因。我们第二点结论，规模越来越大的资金将会拖累我们的绩效，对于这点倒是不容置疑，唯一的问题在于我们拖着这样的重担的同时，如何还能以缓慢但是可以忍受的速度前进。

往后我们将会继续经历年度绩效的上下变动，面对多变的股市，这点绝对可以确定，尤其是我们将资金集中在几家主要的被投资公司之上，同时也因为我们将大部分的资源摆在超级意外险之上的商业决策，我们不但接受这种变动，而且相当能够接受，只要忍受短期变动的同时可以为我们带来长期的效果，套句棒球常用的术语，我们的表现主要是看长打率而不是打击率。

所罗门插曲

去年六月，在接手十个月后，我正式辞去所罗门董事会临时主席的职务，大家可以从1991年到1992年伯克希尔的经营绩效看出，公司并没有因为我暂时不在而发生任何差错，不过反过来说就不一定了，我很怀念伯克希尔且很愿意再度回到公司担任全职工作，对我而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工作比起经营伯克希尔更有乐趣，很庆幸我自己能够身处现在这个位置。

这次所罗门的任务虽然不是很愉快，但却相当有趣且值得，在去年九月财富杂志票选全美最受崇敬企业的年度调查中，所罗门在全部的311家公司中名列第二进步奖，此外所罗门兄弟-所罗门集团其下的证券子公司，其税前盈余更是创下之前历史新高34%之多。

所罗门能够得到解救需要感谢许多人，其中有几位尤其要特别提到的，若是没有Deryck Maughhan、Bob Denham、Don Howard与John Macfarlane等人的通力合作，这家证券商很可能无法幸免，这些人努力不懈、有效率、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永远感谢他们。

所罗门在政府事务方面的首席律师-Munger,Tolles&Olson联合律师事务所的Ron Olson也是这次问题能够顺利解决的核心人物，所罗门所面临的问题不但严重而且相当复杂，至少有五个主管机关-证监会、纽约联邦准备银行、美国财政部、纽约南区地方法院与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都牵涉其中，若是我们想要以明快有组织性地解决这件事，我们绝对必须要有一位具有商务法律专业与沟通技巧的律师来帮忙，Ron正是具备有这样条件的最佳人选。

并购案

在伯克希尔所有的活动中，最令查理和我感到雀跃的是当我们找到同时具有超强产业竞争力并且还拥有我们信任与崇敬的经营者的那种企业，想要买到这类公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们会一直努力寻找，而在寻找的过程当中，我们采取的就像是与一般人寻找终身伴侣一样相同的态度，当然积极、乐观与开放的态度是应该的，但绝对没有必要躁进。

过去我看过许多对于并购活动相当饥渴的经理人，很显然地可能是小时候青蛙王子的故事看太多了，脑中只记得那美丽的结局，他们很慷慨的花大笔的银子取得亲吻青蛙的机会，期望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而失望的结果往往只会让他们更积极地寻找下一次机会，(Santyana说：所谓的狂乐就是当你忘了目标何在时，还加倍投入你的心力)，到最后即使是最乐观的经理人还是要被迫面对现实，深陷在一堆没有反应的青蛙当中，然后他会再大声地宣布将进行另一波的重整改造方案，在这种企业版的全新出击方案，CEO能学到相当宝贵的教训，只不过学费却必须由股东们来出。

早年在我担任经理人时，也曾碰到几只青蛙，还好他们算是相当便宜的了，虽然我并没有那么积极，但所得到的结果与那些花高价追求青蛙的冤大头经理人差不多，在亲了之后，它们还是依然呱呱叫。

在失败过几次之后，我终于想起我曾经从某位职业高尔夫选手那儿得到的建议(像所有职业选手一样，只要和我打过球的，通常都不太愿意让我提起他们的名字)，他说：“不断的练习虽然无法达到完美的境界，但练习却能够使你的成绩永续维持”，也因此我决定改变我的投资策略，试着以合理的价格买进好公司而不是以便宜的价格买进普通的公司。

去年十二月，我们做了一个我们现在所认为最典型的并购案，那就是买下中央州立保险公司82%的股权，这是一家专门受理信用卡持有人因为突然失业或是失能而付不出信用卡账单风险的保险公司，现在这家保险公司一年的保费收入大概是9,000万美元，盈利1,000万美元，总部就设于奥马哈，并且由与我结交35年以上的老朋友Bill Kizer所管理，Kizer家族包含他几个儿子持有剩下18%的股权，而且还会如同以前那般地经营这项事业，我们实在是不太可能再找到更合适的人选。

碰巧的是这件最新的并购案与我在26年前第一次所做的案子有许多雷同之处，在当时，我们从另一位老朋友Jack Ringwalt手中，买下奥马哈另一家保险公司-国家产险公司，这家公司是由Jack一手草创，同时也跟Bill一样，当他打算把公司卖掉时，第一个人就想到我，(Jack当时说到：若是我自己不卖这家公司，我的遗嘱执行人也会卖，所以我宁可自己为它找个归宿)，国家产险在我们当初买下时，就是一家相当优秀的好公司，而在Jack的领导下依旧维持这样的情况，好莱坞在发行电影续集时，通常都会有不错的成绩，我想我也是。

伯克希尔的并购标准详见另页，除了母公司本身时常对外进行并购，我们旗下的子公司偶尔也会自行新添生力军，以延伸其产品线或是渠道能力，就这点儿言，我们很愿意扩大旗下经理人的视野，因为我们相当清楚他们优异的能力，这绝对是低风险高报酬的一件事，在1992年我们总共有5件这样类似的案例，另外还有一件比较大的案子，在年底时，布朗鞋业买下Lowell鞋业-一家年营业额9,000万美金，专门制造护士专用鞋的公司，当然我们旗下事业的经理人还是继续寻找扩充的机会，而我们也预期他们未来将能够为伯克希尔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不过市场上目前的趋势再度地不利于并购活动的进行，母公司在1991年所买下的布朗鞋业，经营者Frank有八个小孩，我们在1992年唯一的案子的经理人，Bill有九个小孩，不过我想这种趋势很难在1993年继续维持下去。

账面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账面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准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单位：千美金

（不包含史考特飞兹与联合储贷的利息费用，另外加计1992年与1991年分别赎回可转换债券所额外支付的2250万与570万溢价。）

在年报中你可以找到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编制，详细的部门别信息，至于我们的目的是希望给你所有查理和我认为在评估伯克希尔价值时，应该必要的资讯。

透视盈余

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透视盈余，其主要的组成份子有(1)前段所提到的账面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账上的盈余，扣除(3)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数字是完美的，但我们相信这项透视盈余会比按一般公认会计准则下的数字更能够反应伯克希尔实际的盈利状况。

我曾经告诉各位，长期而言，如果我们的内在价值也期望以这个幅度来成长的话，透视盈余每年也必须增加15%，1992年我们的透视盈余约为6.04亿美元，而到公元2000年为止，若要以15%的目标，透视盈余必须成长到18亿美元，要完成这样的目标，代表我们旗下的营运事业及主要的被投资公司必须要有更杰出的表现，同时我们本身资金规划分配也要更有效益才成。

我们不敢保证届时一定可以达到18亿美元的目标，甚至很有可能根本就达不到，不过这目标还是对我们的决策有帮助，每当我们在分配资金时，我们都会想到要如何将2000年的透视盈余最大化。

不过我们对于长期目标的专注并不代表我们就不注重短期结果，总的来说我们早在5到10年前就预先规划设想，而当时所作的举动现在才开始慢慢地回收，如果每次有信心的播种最后的收割结果都一再让人失望的话，农夫就应该要好好地检讨原因了，(不然就是农地有问题，投资人必须了解对于某些公司甚至是某些产业，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长期性策略)，就像是你可能会特别留心那些利用会计手法或出售资产撑高短期盈余的经理人，你也应该要特别注意那些一再延长达成目标期程，并把长期目标一直挂在嘴上的人，(即使是爱莉丝一再听到母后明天再挤牛奶的说教，她最后还是忍不住坚持，总有一些应该要今天挤吧！)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有点粗糙，(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

单位：百万美金

注解：（1）已扣除wesco的少数股权

（2）以年平均持有股权比例计算

（3）扣除重复发生且金额大的已实现资本利得

保险事业营运

下表是财产意外业的最新的几项重要指数

综合比率代表的是保险的总成本(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率，100以下代表会有承销利益，100以上代表会有承销损失，若把持有保费收入浮存金(扣除股东权益部分所产生的盈余)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列入考虑，盈亏平衡的范围大概是在106-110之间。

1992年的综合比率由于史上最大的单一损失理赔事件-Andrew飓风发生而多增加了4个百分点，Andrew让几家小型保险公司因此倒闭，另外他也让许多大型保险公司发觉自己并未寻求到足够的再保险保护(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还有一家大型的保险公司要不是因为背后有个有钱的母公司及时供应资金的话，可能早就已经关门大吉了。

坏归坏，还好Andrew没有往北20-30英里侵袭到佛罗里达，或是往东侵袭到路易西安那州，否则损失可能难以估计，总而言之，很多公司因为Andrew事件可能会重新考虑现有的再保险安排是否适当。

大家知道伯克希尔一直都是巨额保单相当大的发行公司，或许规模已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类保单通常是由其它保险公司买来分散他们本身在重大意外事故所需承担的风险，也因此我们必须承受一大块Andrew所造成的损失，金额约为1.25亿美元，这数字相当于我们一整年的保费收入，不过还好其它巨额保单实际发生的损失都相当轻微，所以结算下来全年的总损失只有200万美元，(另外我们的被投资公司盖可也因Andrew飓风产生了一些损失，在扣除再保分摊与税负抵减之后，金额约为5,000万美元，依我们的持股比例大概要分摊2,500万美元，虽然这项损失不会反映在我们的账上，但确实已对我们的透视盈余造成影响)。

在去年的年报中，我曾告诉各位我们希望能从巨额保险这类业务获得10%的利润空间，但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在某些特定的年度中，有可能一下子大赚或是一下子大亏，然而1991年与1992年倒是维持在盈亏平衡的边缘，不过我还是认为这样的结果有点异常，同时我还是坚持在这行盈利可能波动巨大的预测。

我还是苦口婆心再提醒各位巨额保单的特点，通常只有在两种情况发生时，理赔才会生效，首先受我们保护的保险或再保公司的损失必须超过一定金额-也就是保户的自留保额部分；第二整个保险业界的损失也必须超过一定的上限，比如说30亿美元以上或甚至更多。在大部分的状况之下，我们发行的保单只包含特定地区，像是美国一部分州、或是全美国或是除了美国的以外地区，另外有许多保单也不是在第一次大型灾害发生后就需理赔，有的只保第二次或第三次甚至是第四次大灾害，最后一点有些保单只保特定种类的灾害，比如说是地震，我们暴露的风险相当的大，我们有一张保单若是发生保单上指定的特定灾害发生的话，就必须给予保户1亿美元的理赔，(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常常盯着气象频道盯到眼睛酸的原因了吧)。

现在伯克希尔是全美国净值第二大的产业意外险公司(排名第一的是州农保险，不过他们并不从事再保业务)，因此我们绝对有能力也有兴趣去承担别的保险公司无法承担的风险，随着伯克希尔的净值与盈利能力继续成长，我们接受保单的意愿也跟着增加，但是我必须强调只有好的生意我们才愿意接，有人说：笨的有钱人特别好骗，我想这句话也适用在再保险之上，事实上我们平均拒绝98%以上上门的保单请求，我们挑选客户的能力跟我们本身的财务实力相当，Ajit Jain负责经营我们的再保业务，堪称业界的翘楚，两者结合使得我们的竞争力确保我们可以在巨额保险业界继续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只要保费价格合理的话。

当然何谓合理的价格实在是很难去界定，灾害保险从业者实在是很难依据过去的经验来预估未来，例如若是全球温室效应确实存在的话，意外变量一定会增多，只要大气状况有任何些微的转变就有可能造成气象形态的巨幅波动，更有甚者，最近几年美国海岸地区人口爆炸性成长，使得这些地区的被保标的特别容易受到飓风的侵袭，而飓风正是超级意外最常发生的第一名，现在一次飓风所发生的损失可能是二十年前的十倍以上。

而且有时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谁会想到Charleston地区竟然会发生大地震(它在1886年发生，芮氏规模6.6，造成60个人死亡)，又有谁知道美国史上最严重的地震是1812年发生在密苏里州估计规模8.7的那次地震，比较起来1989年发生在旧金山的大地震，规模只有7.1，大家要知道每增加0.1级代表其释放的力量就要增加10倍，哪一天要是加州发生大地震的话，将会对所有保险从业者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

当各位在检视我们每季的数字时，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巨额保险的会计准则与一般保险有些许的不同，没有将霹雳猫的保费收入按保单发行期间平均分摊确认，我们必须等到整个保单期间结束或是损失发生后才全部一次确认，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保守的做法，原因在于巨额保单在年度截止之前特别容易发生意情，尤其是天气状况更是如此，在历史上前十大意外灾害中，有九件是发生在下半年，此外由于许多保单在第一次重大灾害发生时，并不理赔，所以若真的发生损失的话，通常会是在下半年。

对于巨额保险我们的会计准则底限就是，巨额的损失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一季，但巨额的盈利只有在每年的第四季才有可能出现。

就像是前几年向各位提过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从保险业所取得的资金，其资金成本到底是多少，套句专业术语，就是浮存金成本，浮存金-系指我们靠保险业所取得大量的资金，系指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并购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至于浮存金的成本则是以我们所发生的承保损失来衡量。

下表是我们在1967年进入保险业后，浮存金的成本统计

去年我们保险营运所产生的资金成本还是一样低于美国政府当年所新发行的国债利率，在过去26年的保险事业经营中，我们有21年是远胜于政府国债发行利率，而且差距的幅度通常都相当可观，(哪天如果我们平均的资金成本高于政府国债的利率的话，我们实在就没有理由继续留在保险业了)。

1992年，如同以往年度，由Don Wurster领导的国家财产意外险公司所经营的汽车与一般责任保险以及Rod Eldred领导的Homestate营运，对于我们取得低廉的资金有相当的贡献，事实上，在去年这两家公司都有承保盈利，也就是说所产生的保险浮存金的资金成本都是低于零，当然我们也有一大笔的浮存金是来自于Ajit所开发出来的大型案件，展望1993年这方面所贡献的保费收入还会增加。

查理和我还是相当喜爱保险业，这也是我们预期未来十年盈余的主要来源，这个产业规模够大，在某些类别我们可以与全世界从业者竞争，同时伯克希尔在这方面也拥有特殊的竞争力，我们会继续寻找在这行增加参与的机会，不管是间接透过盖可、或是以取得中央州立保险公司的股权那样直接参与。

股票投资

下表是我们超过一亿美元以上的普通股投资，一部分的投资系属于伯克希尔关联企业所持有。

12/31/92

除了股票分割，我们1992年在这些主要投资的持股只有四项变动，我们小幅增加健力士与富国银行的持股，另外将房地美的持股增加一倍，至于通用动力则是全新增加的投资。

我们很喜欢买股票，不过卖股票又是另外一回事，就这点我们的步伐就像是一个旅行家发现自己身处于只有一个小旅馆的小镇上，房间里没有电视，面对慢慢无聊的长夜，突然间他很兴奋地发现桌上有一本书名为“在本小镇可以做的事”，只是当他翻开书后，里面却只有短短的一句话：“那就是你正在做的这件事”。

我们很高兴能买到通用动力，之前我并未特别留意这家公司，直到去年夏天该公司宣布买回流通在外30%的股权，看到这样难得的套利机会，我开始替伯克希尔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预期透过公司买回股份可以小赚一笔，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曾经做了好几次类似这样的交易，让短期投入的资金获得相当丰厚的报酬。

之后我开始研究这家公司，以及Bill Anders在担任该公司CEO短短期间所做的事，没想到让我眼睛一亮，Bill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策略，他相当专注于把这项策略付诸实行，而最后所得到的成果也相当不错。

过不了多久，我就把短期套利的念头拋开，决定伯克希尔应该成为Bill的长期投资者，而受惠于买回股份的消息，成交量扩大，我们得以买进大量的部位，在短短一个月期间，我们一口气买进通用动力14%的股份，这是在扣除该公司本身买回的股份之后的比例。

我们在股权投资的策略跟15年前的1977年度报告的那套一样，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在选择股票投资所采用的评估方式与买下一整家企业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我们希望投资的对象(1)是我们所了解的(2)具有长期的远景(3)由才德兼具的人所经营(4)非常吸引人的合理价格。但考虑目前市场的情况与公司的资金规模，我们现在决定将”非常吸引人的价格”改成”吸引人的价格”。

或许你又会问，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判断价格够不够吸引人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大部分的分析师通常都会选择两种看起来对立的方法，”价值法”与”成长法”，事实上有许多投资专家会将这两种方法交替运用，就像是轮流换穿衣服一样。

我们觉得这种观念似是而非(为此我个人必须承认，好几年前我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基本上我们认为这两种方法本为一体，在计算一家公司的价值时，成长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变量将会使得所计算出来的价值从很小到极大，所造成的影响有可能是正面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

此外，我们也认为所谓的“价值投资”根本就是废话，若是所投入的资金不是为了换取追求相对应的价值的话，那还算是投资吗？明明知道所付出的成本已经高出其所应有的价值，而只是寄希望在短期之内可以用更高的价格卖出根本就是投机的行为(当然这种行为一点都不会违法，也不违反道德，只是就我们的观点来说，只是在玩吹气球游戏而已)。

不管适不适当，“价值投资”这个名词常常被人引用，一般而言，它代表投资人以较低的股价/净值比或是市盈率或是高的股利收益率买进投资标的，很不幸的是，就算是具备以上所有的特点，投资人还是很难确保所买到的投资标的确有此价值，从而确信他的投资是依照取得企业价值的原意在进行；相对地，以较高的股价/净值比或是市盈率或是低的股利收益率买进投资标的，也不一定就代表不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

同样的就企业成长本身而言，也很难保证就一定代表价值，当然成长通常会对价值有正面的影响，有时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前提，但这种影响却不是绝对，例如投资人以往将大笔的资金投入到国内的航空业来支持盈利无望(或是悲惨)的成长，对于这些投资人来说，应该会希望莱特兄弟当初没有驾着小鹰号成功起飞，航空产业越发达，这些投资人就越悲惨。

成长只有当企业把资金投入到可以增加更多报酬的活动上，投资人才有可能受惠，换句话说，只有当每投入的一块钱可以在未来创造超过一块钱的价值时，成长才能有意义，至于那些需要资金但却只能创造出低报酬的公司，成长对于投资人来说反而是有害的。

在约翰·伯尔·威廉姆斯50年前所写的投资价值理论当中，老早便已提出计算价值的公式。我把它浓缩列示如下：今天任何股票、债券或是企业的价值，都将取决于其未来年度剩余年限的现金流入与流出，以一个适当的利率加以折现后所得的期望值，特别注意这个公式对于股票与债券皆一体适用，不过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但却很难克服的差异，那就是债券有债票与到期日可以清楚的定义未来的现金流入，但是就股票而言，投资者必须自己去分析未来可能得到的票息，更重要的是管理阶层的品质对于债券的影响相当有限，顶多因为公司无能或是诚信明显不足而延迟债息的发放，但是对于股票投资者来说，管理阶层的能力将大大影响未来票息发放的能力。

根据这种现金流量折现的公式计算，投资人应该选择的是价钱最低的那一种投资，不论他的盈余变化大不大、营收有没有成长，与现在的盈余以及账面价值差多少，虽然大部分的状况下，投资股票所算出来的价值会比债券要来的划算，但是这却不是绝对，要是当债券所算出来的价值高于股票，则投资人应该买的就是债券。

今天先不管价格多少，最值得拥有的企业是那种在一段长的期间可以将大笔的资金运用在相当高报酬的投资上，最不值得拥有的企业是那种跟前面那个例子完全相反的，在一段长的期间将大笔的资金运用在相当低报酬的投资之上，不幸的是，第一类的企业可遇不可求，大部分拥有高报酬的企业都不需要太多的资金，这类企业的股东通常会因为公司发放大量的股利或是买回自家公司的股份而大大地受惠。

虽然评估股权投资的数学计算式并不难，但是即使是一个经验老到、聪明过人的分析师，在估计未来年度票息时也很容易发生错误，在伯克希尔我们试图以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试着坚守在我们自认为了解的产业之上，这表示他们本身通常相当简单且稳定，如果企业很复杂而产业环境也一直在变，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去预测其未来的现金流量，碰巧的是，这个缺点一点也不会让我们感到困扰，就投资而言，人们应该注意的，重要的不是他到底知道多少，而是应该注意自己到底有多少是不知道的，投资人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做对的事，只要他能够尽量避免去犯重大的错误。

第二点一样很重要，那就是我们在买股票时，必须要坚持安全边际，若是我们所计算出来的价值只比其价格高一点，我们不会考虑买进，我们相信恩师格雷厄姆十分强调的安全边际原则，是投资成功最关键的因素。

固定收益证券

下表是我们固定收益证券主要持有的部位

注解：（1）是指财务报表上的账面价值

（2）公平价值是由查理和我来判断

1992年我们增加了ACF债券的部位，另外华盛顿公用电力系统债券有部分被赎回，另外RJR Nabisco的部位则已出清。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固定收益证券的表现还不错，靠着他们不但实现了相当大量的资本利得(包含1992年的8,000万)与利息收益，克莱斯勒、Texaco、时代华纳、WPPSS与RJR Nabisco都是相当好的投资，另一方面发生损失的部分也相当少，虽然过程一度紧张但幸好最后并没有搞砸。

虽然我们在吉列优先股的投资还算是成功(在1991年转换为普通股)，但整体而言，这类协议谈判所取得的优先股投资的绩效还是略逊于从次级市场所取得的投资，不过这种结果我们早已预期到，这与我们相信一个智能型的投资人在次级流通市场的表现会比初级发行市场来的好的道理是相同的。

原因与当初设定价格的方式有关，次级市场时常受惠于群众愚蠢的心理所影响，总是会有一个重新设定的全新价格，不管价格是多么的离谱，那都是代表该股票或债券的持有人想要卖出的价格，不论何时总会有一小部分的股东会有这种念头，在很多的情况下，一家具有X价值的股票往往以不到一半数，也就是1/2X的价格求售。

至于初级发行市场则受到发行公司与大股东所掌控，通常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时点发行，当市场状况不理想的时候，甚至会避开发行，可以理解的是，卖方不太可能让你有任何便宜可占，不管是透过公开发行或私下协议的方式都一样，你不可能以一半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发行普通股时，原有股东惟有在他们认为市场价格明显过高时，才有可能大幅卖出其持股，(这些卖方当然会换另外一种说词，强调如果市场过于低估其股份时，他们是不可能贱价出售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透过协议所作的投资，算是勉强达到我们在1989年年报所作的预期，这些优先股投资应该可以产生比一般固定收益债券还好一点的报酬，不可讳言若是我们当初不是透过协议而是直接在公开市场上买进类似的投资的话，我们的表现可能会更好，只是考虑到我们的规模太大与市场的状况，这样的做法在执行上有其困难度。

1989年报还有一段相当令人怀念的话，”我们没有能力去预测投资银行业、航空业或是造纸业的前景”，在当时或许有很多人怀疑我们这样公开的承认有点无知，不过到如今，连我的母亲都不得不承认这项事实。

就像我们在美国航空的投资，在我们签发支票的墨水还没干之前，产业情况就已经开始恶化，如同先前所提到的，没有人强迫我，是我自己心干情愿跳下水的，没错，我的确预期到这个产业竞争会变得相当激烈，但我没想到这个产业的领导者竟会从事长期自杀性的行为，过去两年以来，航空从业者的行为就好像觉得自己是公务人员抢着办退休好领退休金一样，为求尽快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在一遍混乱之中，美国航空的总裁-Seth Schofield在重新调整该公司体质之上，花了不少的工夫，尤其是去年秋天他勇于承担一次罢工事件，若是处置不当，再拖延下去很可能让公司面临倒闭的命运，而若是屈服于工会抗争的压力，则其下场一样悲惨，该公司所面对沉重的薪资成本与工会要求比起其它竞争同业来说，又更繁杂许多，而事实很明显任何成本过高的从业者到最后终将面临淘汰的命运，还好罢工事件在发生几天后圆满地落幕。

对那些为竞争所苦的行业，如美国航空来说，比起一般产业更需要好的管理技巧，不过很不幸的是，这种技巧所带来的好处，只不过是让公司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并不能让公司如何地飞黄腾达。

在1993年初，美国航空为确保存活以及长远发展，做了一项重大的决定-接受英国航空所提出的巨额的投资，透过这次的交易，查理和我本人被邀请担任该公司的董事，我们同意接受，虽然此举将使得我要同时担任五家公司的外部董事，远超过我个人认为对公司能做的贡献，不过即便如此，只要我们的被投资公司以及其董事认为查理和我加入其董事会，会对其公司有所帮助，我们还是会欣然接受，在我们期望旗下事业经理人拼死拼活为我们打拼以增加公司价值之时，身为公司大股东的我们有时也应该多尽一点自己的本分。

固定收益证券

1992年我们增加了ACF债券的部位，另外华盛顿公用电力系统债券有部份被赎回，另外RJR Nabisco的部位则已出清。

过去几年来，我们在固定收益证券的表现还不错，靠着他们不但实现了相当大量的资本利得(包含1992年的8,000万)与利息收益，克莱斯勒、Texaco、时代华纳、WPPSS与RJR Nabisco都是相当好的投资，另一方面发生损失的部份也相当少，虽然过程一度紧张但幸好最后并没有搞砸。

虽然我们在吉列特别股的投资还算是成功(在1991年转换为普通股)，但整体而言，这类协议谈判所取得的特别股投资的绩效还是略逊于从次级市场所取得的投资，不过这种结果我们早已预期到，这与我们相信一个智能型的投资人在次级流通市场的表现会比初级发行市场来的好的道理是相同的。

原因与当初设定价格的方式有关，次级市场时常受惠于群众愚蠢的心理所影响，总是会有一个重新设定的全新价格，不管价格是多么的离谱，那都是代表该股票或债券的持有人想要出脱的价格，不论何时总会有一小部份的股东会有这种念头，在很多的情况下，一家具有X价值的股票往往以不到一半半数，也就是1/2X的价格求售。

至于初级发行市场则受到发行公司与大股东所掌控，通常会选择对他们最有利的时点发行，当市场状况不理想的时候，甚至会避开发行，可以理解的是，卖方不太可能让你有任何便宜可占，不管是透过公开发行或私下协议的方式都一样，你不可能以一半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尤其是在发行普通股时，原有股东惟有在他们认为市场价格明显过高时，才有可能大幅出脱其持股，(这些卖方当然会换另外一种说词，强调如果市场过于低估其股份时，他们是不可能贱价出售的)。

到目前为止，我们透过协议所作的投资，算是勉强达到我们在1989年年报所作的预期，这些特别股投资应该可以产生比一般固定收益债券还好一点的报酬，不可讳言若是我们当初不是透过协议而是直接在公开市场上买进类似的投资的话，我们的表现可能会更好，只是考量到我们的规模太大与市场的状况，这样的做法在执行上有其困难度。

1989年报还有一段相当令人怀念的话，”我们没有能力去预测投资银行业、航空业或是造纸业的前景”，在当时或许有很多人怀疑我们这样公开的承认有点无知，不过到如今，连我的母亲都不得不承认这项事实。

就像我们在美国航空的投资，在我们签发支票的墨水还没干之前，产业情况就已经开始恶化，如同先前所提到的，没有人强迫我，是我自己心干情愿跳下水的，没错，我的确预期到这个产业竞争会变得相当激烈，但我没想到这个产业的领导者竟会从事长期自杀性的行为，过去两年以来，航空业者的行为就好象觉得自己是公务人员抢着办退休好领退休金一样，为求尽快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

在一遍混乱之中，美国航空的总裁-Seth Schofield在重新调整该公司体质之上，花了不少的工夫，尤其是去年秋天他勇于承担一次罢工事件，若是处置不当，再拖延下去很可能让公司面临倒闭的命运，而若是屈服于工会抗争的压力，则其下场一样悲惨，该公司所面对沉重的薪资成本与工会要求比起其它竞争同业来说，又更繁杂许多，而事实很明显任何成本过高的业者到最后终将面临淘汰的命运，还好罢工事件在发生几天后圆满地落幕。

对那些为竞争所苦的行业，如美国航空来说，比起一般产业更需要好的管理技巧，不过很不幸的是，这种技巧所带来的好处，只不过是让公司得以继续存活下去，并不能让公司如何地飞黄腾达。

在1993年初，美国航空为确保存活以及长远发展，做了一项重大的决定-接受英国航空所提出的钜额的投资，透过这次的交易，查理跟我本人被邀请担任该公司的董事，我们同意接受，虽然此举将使得我要同时担任五家公司的外部董事，远超过我个人认为对公司能做的贡献，不过即便如此，只要我们的被投资公司以及其董事认为查理跟我加入其董事会，会对其公司有所帮助，我们还是会欣然接受，在我们期望旗下事业经理人拼死拼活为我们打拼以增加公司价值之时，身为公司大股东的我们有时也应该多尽一点自己的本分。

两个会计新原则，还有一个亟待增加的原则一项与递延所得税有关的新颁会计原则在1993年开始生效，它取消了先前曾经在年报中提过会计帐上的二分法，而这又与我们帐上未实现投资利益所需提列的应付所得税有关，以1992年年底计，我们这部份未实现高达76亿美元，其中64亿我们以34%的税率估列应付所得税，剩下的12亿美元则以发生时点的28%估列，至于新的会计原则则要求我们以现行税率一体估计所得税，而我们也认为这样的做法较合理。

新颁的命令代表我们从1993年的第一季开始我们股票未实现利益就必须以34%的税率来估算，因而增加我们所得税的负债，并使净值减少7,000万美元，新规定也使我们在计算递延所得税时，在几个地方做了点修正。

往后若税率有做任何变动时，我们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及净值也必须马上跟着做调整，这个影响数可能会很大，不过不论如何，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在最后出售证券而实现增值利益时，所适用的税率到底是多少。

另一项会计原则的重大变动在1993年1月1日开始实行，要求所有企业必须认列公司员工应计的退休金负债，虽然先前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也曾要求企业必须先认列未来必须支付的退休金，但却不合理地忽略企业未来必须承受的健康保险负担，新规定将会使得许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认列一大笔负债(同时也会使得净值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往后年度在结算成果时，也会因为须认列这方面的成本而使得获利缩水。

另一方面查理跟我在进行购并时，也会尽量避开那些潜藏高额退休金负债的公司，也因此虽然伯克希尔目前拥有超过22,000名的员工，但在退休金这方面的问题并不严重，不过我还是必须承认，在1982年时我曾经差点犯下大错买下一家背有沉重退休金负债的公司，所幸后来交易因为某项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而告吹，而在1982年年报中报告这段插曲时，我曾说：”如果在年报中我们要报告过去年度有何令人觉得可喜的进展，那么两大页空白的跨页插图，可能最足以代表当年度告吹的交易”不过即便如此，我也没有预期到后来情况会如此恶化，当时另外一家买主出现买下这家公司，结果过了没多久公司便走上倒闭关门的命运，公司数千名的员工也发现大笔的退休金健保承诺全部化为乌有。

最近几十年来，没有一家公司的总裁会想到，有一天他必须向董事会提出这种没有上限的退休健保计划，他不须要具有专业的医学知识也知道越来越高的预期寿命以及健保支出将会把一家公司给拖垮，但是即便如此，很多经理人还是闭着眼睛让公司透过内部自保的方式，投入这种永无止尽的大坑洞，最后导致公司股东承担后果血本无归，就健保而言，没有上限的承诺所代表的就是没有上限的负债，这种严重的后果，甚至危急了一些美国大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而我相信之所以会有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一部份原因是由于会计原则并没有要求公司将这种潜藏的退休金负债呈现在会计帐上，相反地，会计原则允许业者采取现金基础制，此举**地低估了负债，而公司的经营阶层与签证会计师所采取的态度就是眼不见为净，而讽刺的是，这些经理人还常常批评国会对于社会保险采用现金基础的思惟，根本就不顾未来年度所可能产生的庞大负债。

经理人在思索会计原则时，一定要谨记林肯总统本身最常讲的一句俚语：”如果一只狗连尾巴也算在内的话，总共有几条腿﹖ 答案还是四条腿，因为不论你是不是把尾巴当作是一条腿，尾巴永远还是尾巴！”这句话提醒经理人就算会计师愿意帮你证明尾巴也算是一条腿，你也不会因此多了一条腿。

提到公司主管与会计师鸵鸟心态，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发行认股权这档子事，在伯克希尔1985年的年报中，我曾经对于认股权的滥用表示过个人的看法，但是即便是认股权规划得当，在许多方面这种做法还是显得相当没有道理，然而缺乏逻辑绝对不是第一次，几十年来，企业界就不断地向会计原则制定者进行攻击，意图将发行认股权的相关成本排除在企业的损益表之外。

通常企业主管会辩称很难衡量选择权的价值，也因此其成本应该可以被忽略，有时经理人也会说若认列这方面的成本，将不利于新成立公司的发展，有时他们甚至义正词严地指出处于价外(亦即行使的价格等于或是高于现在的股价)的选择权在发行时并没有价值。

很奇怪的是机构投资人协会这时也插进来表示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选择权不应当被视作为一种成本，因为从头到尾公司根本就不需要从口袋里掏出一毛钱，我认为这样的理由等于是给了所有美国企业大幅改善帐面获利的难得良机，例如他们可以以选择权的方式来支付公司的保险费，所以如果由你来担任CEO，同时充分地运用这种不付现金就没又支出的会计理论，我绝对可以提出一个你无法拒绝的条件，打个电话到伯克希尔给我们，我们很愿意以取得贵公司长期认股权的代价，接受你们的保单。

公司股东们必须了解当公司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交给别人，实际上就已经发生成本了，而不是等到现金付出去时才算，还有一点，如果有人说因为所付出的实在是难以准确衡量，因此就可以不须认列成本，这实在是既愚蠢又让人啼笑皆非的说法。会计这档子事本来就充满的不确定性，有哪一个经理人或是会计师可以正确的预估一架波音747客机的寿命到底有多久，那么难道他就不能估列这架飞机一年所需分担的折旧费用有多少吗? 何况像是产险业的损失估计更是有名的不准。

所以难道这类重大的成本项目，就可以因为一句难以估计而加以省略吗? 当然不行，相反地这些成本应该由诚实有经验的人加以估算并认列在帐上，而说到这里，没有其它任何成本，会像员工认股权成本金额既高影响更重大的了，难道会计师在计算年度损益时真的可以将这个项目刻意省略不计吗?

更何况，选择权也不是那么地难以估计，虽然授与经理人的选择权，因为加了许多限制条款，而使得计算的难度增加，所代表的价值也略微减少，但却从不表示他们就完全没有价值，事实上，如果我们旗下的经理人愿意，我也可以提供给他们有限制的认股权作为报酬奖励，而在发行的那天，虽然行使的价格远高于现在的市价，但伯克希尔还是必须因此付出一大笔金额，好让他们能在未来年度行使这项认股权，所以如果若你遇到任何一位总裁跟你说他发行的认股权一点价值都没有的话，告诉他来找我们试一试，事实上比起决定企业专机每年的折旧费用，对于认股权的评价我们觉得有信心多了。

总而言之，个人对于认股权的看法可以归纳为以下简单几点。如果认股权不算是对经理人的一种报酬的话，那么它又算是什么? 而如果一家公司可以不必把报酬列为是一种费用的话，那么它又算是什么? 又如果一家公司可以不必把费用列入盈余计算的话，那么它到底又跑到哪里去了呢?

会计学者以及证管会应该对于选择权会计长期受到企业牵制而感到羞愧，此外企业长期不遗余力的游说也会产生相当不良的副作用，个人认为，企业人士竟会为了一己之私利而干冒为社会尽一份心力、失去重大议题公信力的风险。

其它事项

今年我们有两件遗憾的消息，首先Gladys Kaiser我个人的朋友同时也是我25年的助理决定在1993年股东会后，辞去后面那项职务，虽然她永远都是我的好朋友，长久以来Gladys与我已培养出相当好的团队默契，虽然我老早就知道她准备退休的计划，但一时之间我还是不太能够接受这项事实。

第二去年九月Verne McKenzie辞去在本公司长达30年的财务长职位，早期Verne曾担任巴菲特合伙企业的签证会计师，不过他将以顾问的名义继续留在伯克希尔，虽然在大部分的情形下，这种顾问名义只是形式性的，但Verne却是真的会在伯克希尔扮演重要的角色，只是会稍做调整以符合他本身的步调，而跟在Verne已有五年之久的Marc Hamburg，将会接替Verne担任伯克希尔财务长的位置。

我一直记得有个女人曾经被问到什么样的男人是最理想的终身伴侣，她回答说：“考古学家！因为我越老，他就越对我有兴趣。”我想她也应该会喜欢我的品味，对于伯克希尔这群老早就超过他们退休年龄的资深经理人，我特别珍惜，因为相较之下他们远比那些年轻许多的同侪表现要出色的多，不过我还是相当尊重Verne与Gladys决定退休的想法，时间到了就必须休息，当然我也绝对不鼓励其它人这样做，因为实在很难教新狗老把戏。

对于退休年龄的看法比起B太太我可算是温和的多，现年99岁的她还是一样每周工作七天，提到她我有一项好消息要报告。

大家应该记得当B太太家族在1983年买NFM80%的股权卖给伯克希尔时，B太太还是继续留下来担任负责人并经营地毯生意，然而在1989年，她因为管理意见与其它家族成员不合而决定在隔壁自己再开一家店，在那里她亲自经营地毯生意，至于家具的部份则租给其它家具百货业者经营。

不过去年底，B太太决定把这家店连同土地全部卖回给NFM，但她还是会继续在原来的地方经营她的地毯生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一点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NFM将会在她店的旁边增设家具部门以扩大营运。

我很高兴B太太可以再度与我们合伙做生意，她成功的故事实在是前所未有，而我本人也是她忠实的支持者，不管她是我们的伙伴或是竞争对手，当然最好是能成为伙伴。

有鉴于上次她89岁时，我在签约时疏忽掉，这一次经过B太太的首肯，同意签下竞业禁止的条款了，B太太有好几项记录可以名列金氏世界记录之中，在99岁签下竞业禁止条款，只不过是再增添一项罢了。

Ralph Schey-史考特飞兹的总裁，也是另一位我希望他能够一直工作到99岁的经理人，在去年击出了满贯全垒打，总计去年创造出1.1亿美元的税前获利，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史考特飞兹总计也不过用了1.16亿美元的资本，就缔造出这样惊人的盈余数字，而且这样的结果并没有靠任何的财务杠杆，整个公司只有少量的借款(扣除旗下的财务金融子公司所运用的借款不算)。

史考特飞兹现在在存货与固定资产上的投资比起当初我们在1986年买下该公司时还要少，这代表着公司不但可以将我们拥有该公司七年的期间，所赚到的盈余全部分配给我们，同时还能继续保持获利能力大幅度的成长，Ralph不断地超越自我，而伯克希尔欠他的也越来越多。

眼尖的读者应该会发现，1992年420万美元的营业费用，比起1991年的560万还要少的多，或是各位会以为是我把企业专机—无可辩解号给卖掉了，别做梦！除非我退休，否则别想打这架飞机的主意，(对于这点我个人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弹性，早年对于企业专机我曾大力反对，不过到最后我的理念还是屈服在个人的因果报应之下)。

其实公司营业费用的减少主要是因为1991年的费用特别高的缘故，当时因为一次性地提列早期1970年代纺织事业与环境相关的费用所致，而现在一切回复正常，所以我们税后的费用占帐列税后盈余的比率不到1%，占年度透视盈余的比率更低于0.5%，在伯克希尔我们没有法律、人事、公关或是营运企划部门，这同时也代表我们不需要警卫、司机或是跑腿的人，最后除了Vernre以外，我们也没有任何的顾问，Parkinson教授一定会喜欢我们的营运模式，虽然我必须说查理还是觉得我们的组织过于庞杂。

在某些公司，营业费用可能占营业利益10%以上，这种十分法不但对于盈余有相当的影响，同时对企业价值也有很大的伤害，比起一家总部费用占其盈余的1%的公司来说，投资人可能因为企业总部额外的费用，立即就要遭受9%以上的损失，查理跟我这么多年观察下来的结果，企业总部的高成本与公司的绩效改善之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认为组织越简单、成本越低的公司运作起来会比那些拥有庞大官僚组织的公司更有效率的多，就这点而言，我们相当佩服Wal-Mart、Nucor、Dover、GEICO与Golden West等公司。

去年底伯克希尔的股价正式超越10,000美元大关，有许多股东反应高股价让他们产生相当的困扰，因为他们每年必须分出部份股份，却发现伯克希尔的股份价值超过10,000美元年度赠与税上限的门槛，因为超过上限代表捐赠人必须使得个人终身捐赠的上限额度，而且若是再超过的话，就必须要缴赠与税。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提出三种解决的方案，第一对于已婚的股东，可以与配偶共同利用20,000美元的额度，只要在申报年度赠与税时，附上配偶的同意书即可。

第二不论结婚与否，股东可以考虑以较低的价格进行转让，例如假设伯克希尔的股价为12,000美元，则股东可以考虑用2,000元的价格进行移转，则其间10,000美元的差价则视同赠与，(但是大家还是必须注意，若是价差超过你本身累积的免税额度时，还是要被课赠与税)。

最后，你可考虑与你要赠与的对象成立合伙关系，以伯克希尔的股份参与合伙，然后每年再将部份权益慢慢移转给合伙人，金额的大小可以由你自行决定，只要每年不超过10,000美元的上限，即可免课赠与税。

不过照惯例我们还是要提出警告，在从事比这些例子更极端的交易之前，最好还是跟你的税务顾问咨询一下比较妥当。

在1983年的年报中，我们曾经提到对于股票分割我们持保留的态度，毕竟我们相信我们以股东利益为优先的政策，也包含不分割股份在内，使得我们得以组成一群全美国企业中，最优秀的股东阵容，我们的股东不论是在想法或是做法上，都是长期稳健的投资人，同时与查理跟我一样看重公司，也因此伯克希尔的股价也才能一直与公司本身的实质价值保持一致。

此外，我相信伯克希尔股份的周转率比起其它公开发行的公司来说，要低的许多，股权交易所产生的摩擦成本，或是我们称之为持有股权主要的税负，在伯克希尔身上几乎是看不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负责我们股份交易的营业员-Jim Maguire藉由其搓合市场的能力使得我们的交易成本进一步下降)，而很显然地，股份分割对于交易成本的降低贡献着实有限，而且股份分割也不可以使我们的股东阵容水准进一步提高，相反的我们认为因为股份分割而被引吸上门的新股东可能会使得我们的股东水准变得更低。

先前曾经提到过，在12月16日我们宣布将于1993年1月4号将先前所发行的零息可转换债券赎回，这些债务在1989年发行的时候，所背负的资金成本大约在5.5%左右，在当时算是相当低的利率，但时至今日这样的利率水准并不吸引人，所以我们决定将他们给赎回。

这些债券其持有人可选择在1994年9月以5.5%的利率要求公司赎回，此外伯克希尔有可转换的权利流通在外，对其他股东而言，实在不是件有利的事，当然当初债券发行时，其利率水准相对对我们有利。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尽量避免举债，尤其是短期的借款，不过若是规划得当且对于股东有利的话，我们也不排斥承担少量的债务。

大约有97%的有效股权参与1992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76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2,810家慈善机构，目前我正考虑是否该提高提拨捐赠的比率使得其超越伯克希尔本身净值增加的幅度，同时我也很愿意听到各位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1991

查理跟我的天资实在是有限，以我们目前操作的资金规模，实在是无法靠着买卖一些平凡普通的企业来赚取足够的利益，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其它人就有办法以这种小蜜蜂飞到西、飞到东的方法成功，事实上我们认为将这些短线进出如此频繁的法人机构称为投资人，就好象是把一个每天寻找一夜情的花花公子称作为浪漫情人一样。    ——巴菲特

1991年本公司的净值成长了21亿美元，较去年增加了39.6%，而总计过去27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之后，每股净值从19元成长到现在的6,437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7%。

现在我们股东权益的资金规模已高达74亿美元，所以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可能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继续维持高成长，而随着伯克希尔不断地成长，世上所存可以大幅影响本公司表现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当我们操作的资金只有2,000万美元的时候，一项获利100万美元的案子就可以使得我们的年报酬率增加5%，但时至今日，我们却要有3.7亿美元的获利(要是以税前计算的话，更要5.5亿美元)，才能达到相同的效果，而要一口气赚3.7亿美元比起一次赚100万美元的难度可是高的多了。

查理孟格-伯克希尔的副主席与我一起设定，以15%做为每年公司实质价值成长的目标，也就是说如果在未来十年内，公司要能达到这个目标，则帐面净值至少要增加22亿美元，请大家祝我们好运吧! 我们真的很需要祝福。

我们在1991年所经历帐面数字的超额成长是一种不太可能再发生的现象，受惠于可口可乐与吉列刮胡刀本益比的大幅飙升，光是这两家公司就合计贡献了我们去年21亿美元净值成长中的16亿美元，三年前当我们大笔敲进可口可乐股票的时候，伯克希尔的净值大约是34亿美元，但是现在光是我们持有可口可乐的股票市值就超过这个数字。

可口可乐与吉列刮胡刀可说是当今世上最好的两家公司，我们预期在未来几年他们的获利还会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相对地我们持股的价值也会以等比例的程度增加，然而另一方面去年这两家公司的股价上涨的幅度却远高于其本身获利增长的幅度，所以说去年我们是两面得利，一方面是靠公司绝佳的获利能力，一方面是市场对于公司股票的重新评价，当然我们认为这样的调整是经得起考验的，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每年都发生，展望未来我们可能只能靠前面那点而获益。

第二件工作
1989年当我以每天五瓶樱桃可乐的爱用者身分，宣布买进价值10亿美元的可口可乐股票时，我曾形容这项举动其实只是将钱花在嘴巴上的最佳例证，在去年8月18日当我被推举为所罗门公司的临时主席时，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这次我把嘴巴摆在我们的钱上。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从报上看过有关我个人任命为所罗门董事会临时主席的报导，我之所以愿意接受这个职位具有一个深刻且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伯克希尔旗下事业的经理人是如此的优秀，让我可能很放心的时间摆在别的心思之上，而完全不必担心公司的营运会走样，Blumkins家族、Friedman 家族、Mike Goldberg、the Heldmans、Chuck Huggins、Stan Lipsey、Ralph Schey与Frank Rooney(我们最新购并的HH Brown鞋业的CEO，后面还会有详细的介绍)等人，都是所属产业的龙头，因此根本就不需要我个人的协助，我的工作只是要思考如何更公平合理地对待他们，同时有效地运用他们所产生出来的资金，而这两方面都不会因为我在所罗门的工作而受到影响。

查理跟我在这些成功的企业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由迈阿密大学著名的四分卫-George Mira与他的教练-Andy Gustafson的故事来作说明，有一回在与佛罗里达大学对抗时，在终点线前，Mira突然煞车后退并准备传球，他看到有一个队友有空档，不过他的右手边却有一位难以摆脱的防守球员在侧，右撇子的Mira于是将球换到左手，并丢出生平第一次的左手传球，而后达阵成功，当所有的球迷疯狂地簇拥而上，教练Gustafson镇定地转向一位记者说到：“这都是因为我平常训练有素的缘故！”。

以我们现有的梦幻明星级的经营团队阵容来说，伯克希尔的表现绝不会因为查理或是我偶尔跷班而有所影响，大家必须知道，我在所罗门的名衔只是暂时的，伯克希尔才是我的最爱，而且是至死不渝的爱，去年在哈佛商学院，有学生问我何时会退休，我的回答是：“大概要等到我死后五到十年吧！”。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年报中还有企业个别部门的信息，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所编写的格式，另外从今年开始我们将不再像过去那样详细叙述非保险业的营运，因为我们旗下事业组织日益庞大，且以后还会继续成长，所以实在是没有必要每年都重复讨论相同的事情。

透视盈余

之前我们曾经讨论过透视盈余，其主要的组成份子有(1)前段所提到的帐列盈余，加上(2)主要被投资公司的保留盈余，按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未反应在我们公司帐上的盈余，扣除(3)若这些未反应的盈余分配给我们时，估计可能要缴的所得税。

我曾经告诉各位，长期而言，如果我们的实质价值也期望以这个幅度来成长的话，透视盈余每年也必须增加15%，而的确过自从现有经营阶层于1965年接手后，公司的透视盈余几乎与帐面价值一样，以23%的年复合成长率增加。

然而去年我们的透视盈余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14%，这样的下滑主要导源于去年年报就曾经向各位提过的两项因素，那时我就曾经警告各位那对我们的透视盈余将会有负面的影响。

首先我告诉各位旗下媒体事业的盈余，不管是帐面直接或是间接透视一定会减少，而事实证明确是如此，第二个因素发生在4月1号我们吉列特别股被要求转为普通股，1990年来自特别股的税后盈余是4,500万美元，大概比1991年一季的股利总和加上三季的普通股透视盈余还多一点。

另外有二项我没有意料到的结果，也影响到我们1991年的透视盈余，首先我们在Well-Fargo的利益大概仅维持损益两平(所收到的股利收入被其累积亏损所抵消)，去年我说这样的可能性很低的说法，其可信度存疑，第二我们的保险业盈余虽然算是不错，但还是比往年低。

各位可以从下表看出我们是如何计算透视盈余的，不过我还是要提醒各位这些数字有点粗糙，(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利收入已经包含在保险事业的净投资收益项下)。我们也相信投资人可以透过研究自己的透视盈余而受益，在算这个东西时，他们就会了解到其个别投资组合所应分配到的真正盈余的合计数，所有投资人的目标，应该是要建立一项投资组合可以让其透视盈余在从现在开始的十年内极大化。

这样的方式将会迫使投资人思考企业真正的长期远景而不是短期的股价表现，从而藉此改善其投资绩效，当然无可否认就长期而言，投资决策的绩效还是要建立在股价表现之上，但价格将取决于未来的获利能力，投资就像是打棒球一样，想要得分大家必须将注意力集中到场上，而不是紧盯着计分板。

媒体产业的变化与其评价的算式

在去年的报告中，我曾经表示媒体事业获利能力衰退主要是反应景气的循环因素，但在1991年发生的情况则不是那么一回事，由于零售业形态的转变加上广告与娱乐事业的多元化，以往曾经一度风光的媒体事业，其竞争力已受到严重的侵蚀，然而不幸的是在商业世界中，从后照镜所看到的景象永远比挡风玻璃的还清楚，几年前几乎没有人，包含银行、股东与证券分析师在内，会不看好媒体事业的发展，(若是再多给我几年，我可能就能正确判断出这个产业正在走下坡)。

事实是报纸、电视与杂志等媒体的行为，越来越超越身为特许行业所应该做的事，让我们很快地看一下特许事业与一般事业在特性上的不同，不过请记住，很多公司事实上是介于这两者之间，所以也可以将之形容为弱势的特许事业或是强势的一般企业。

藉由特定的产品或服务，一家公司可以成为特许的行业(1)它确有需要或需求(2)被顾客认定为找不到其它类似的替代品(3)不受价格上的管制。一家公司到底有没有具有以上三个特点可能从他是否能积极地为本身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订定价格的能力，从而赚取更高的资本报酬率，更重要的特许事业比较能够容忍不当的管理，无能的经理人虽然会降低特许事业的获利能力，但是并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相对的，一般事业想要获致高报酬就只有靠着节省成本或是当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供需不均之时，但是这种供给不足的情况通常维持不了多久，倒是透过优良的管理，一家公司却可以长期维持低成本的营运，但即使是如此，还是会面临竞争对手持续不断的攻击，而不像特许事业，一般事业有可能因为管理不善而倒闭。

直到最近，媒体产业还拥有特许事业这三项特质，因此还能够订定侵略性的价格并容忍宽松的管理，不过现在的消费大众不断地寻找不同的信息与娱乐来源，也越来越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选择，另一方面很不幸的是消费者的需求并不会随着供给的增加而变大，五亿只美国眼睛，一天24小时，就这么多，不可能再增加了。所以结果可想而知竞争会变得更激烈，市场被区隔开，媒体产业因而丧失了部份原有的特许能力。

媒体产业转为弱势，除了让短期盈余获利受到冲击之外，对其本身的价值将有更深远的影响，为了让大家了解这种现象，让我们来看看稍微简化但却颇为相关的数学算式。

几年以来一般人都认为新闻、电视或是杂志产业的获利能力，可以永无止尽地以每年6%左右的比率成长，而且可以完全不必依靠额外的资金，也因此每年的折旧费用应该会与资本支出相当，而由于所需的营运资金也相当小，所以帐列盈余(在扣除无形资产摊销前)几乎等于可以自由分配运用的盈余，也就是说拥有一家媒体事业，每年几乎可以有6%稳定增加的纯现金流入，同时若我们以10%的折现率来计算现值的话，等于是一次2,500万的投资，每年可以贡献100万美元的税后净利贡献(亦即约为25倍的税后本益比，若换成税前盈余本益比则约为16左右)。

现在假设条件改变，这家公司只拥有普通的获利能力，所以每年100万的获利只能上上下下起伏，这种打摆子的形式就是大部分公司的状况，而公司的获利想要有所成长，老板就必须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才办得到(通常都是透过保留盈余的方式)，经过我们将假设重新做修正，同样以10%加以折现，大概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的价值，结果可以看出，一项看起来不大重要的假设变动却使这家企业的价值大幅减少至10倍税后盈余本益比(或6.5倍税前盈余本益比)。

现金就是现金，不管今天它是靠经营媒体事业或是钢铁工厂得来的都一样，而过去同样是一元的获利，大家之所以看重媒体事业的原因是预期他会继续成长(股东不需要再投入额外的资金)，而钢铁业很明显会落入打摆子的那类族群，不过现在大家对于媒体事业的看法也逐渐改为后者，而如我们刚刚所举简单的例子，评价的结果可能因为这样的修正而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在媒体事业有相当大的投资，不管是百分之百拥有的水牛城日报或是在华盛顿邮报与资本城/ABC的股票投资，而这些媒体事业的价值因为前面所提到的产业所面临的形态转变而大幅滑落，(景气循环因素也使得我们现在的透视盈余大受影响，虽然还不致于让实质价值减少)，然而就像是我们经营伯克希尔的企业原则所揭示的，我们不会只是因为还有其它更有利的资金用途，就随便将已被列为永恒的事业或主要投资出售，(当然之前我们也确实卖了一些媒体股，不过规模相对较小)。

还好我们的实质价值受到损害的情况尚称轻微，因为水牛城日报在Stan Lipsey的领导之下，表现远比其它报纸同业要来的优秀，另一方面资本城与华盛顿邮报的经营也都很上轨道，特别是在1980年代许多媒体公司以高价大举并购同业时，我们的投资事业都只是做壁上观，（鹤flying:又一次例证高价并购风险大啊。）而资本城与华盛顿邮报两家公司的负债也都很少，甚至于手上的现金就足以清偿所有的债务，因此公司资产的缩水并没有因为杠杆而扩大，所以现在在所有主要的媒体事业当中，大概就只有我们投资的这两家公司可以免于债务所苦，而早期那些透过大量购并的同业，除了盈余大幅缩水之外，还同时背负着至少相当于年度获利能力五倍以上的负债。

总而言之，资本城及华盛顿邮报超强的资产负债表与管理阶层，持有它们的股份使得我们比持有别家公司的股份感到更放心，而且就现阶段而言，媒体事业还是比其它一般美国企业要来的有竞争力，只是不再像过去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与诱人的暴利而已。

二十年的糖果店

我们刚刚跨过历史性的一页，二十年前也就是1972年1月3日，蓝筹邮票公司(原为伯克希尔的分支机构，后来并入伯克希尔)，买下喜斯糖果-西岸的一家盒装巧克力制造与销售厂商，当时卖方所提的报价，以最后取得的100%股权换算约为4,000万美元，但当时光是公司帐上就有1,000万美元的现金，所以认真算起来真正出的资金只有3,000万美金，不过当时查理跟我还不是那么了解一家特许事业所拥有的真正价值，所以在看过帐面净值只有700万美元的报表之后，（鹤flying:5.7倍PB，10倍不到PE！）竟向对方表示2,500万是我们可以出的最高上限(当时我们确实是这样子认为)，很幸运的是卖方接受了我们的报价。

之后蓝筹邮票公司的邮票买卖收入从1972年的1亿美元下滑到1991年的1,200万美元，但在同一期间喜斯糖果的营收，却从2,900万成长到1.96亿美元，更甚者，其获利成长的幅度还远高于营收成长的幅度，税前获利从1972年的420万，变成去年的4,240万美元。

对于每多赚一块钱的效益评量，大家必须将其所需额外投入的资金考量进去，就这点儿言，喜斯的表现实在是相当惊人，这家公司现在的净值只有2,500万美元，意思是说除了原来投资时的700万美元，后来只保留了1,800万的盈余未分配，除了之外喜斯将这20年来剩下所赚的4亿1,000万美元，在扣除所得税之后，全部发还给蓝筹邮票与伯克希尔，将资金分配到更有利的地方之上。

在买下喜斯时，有一点是我们已预见的，那就是它尚未被发掘的订价能力，另外我们有两方面算是很幸运，第一整个交易还好没有因为我们愚昧地坚持2,500万美元的上限而告吹，第二我们选中Chuck Huggins-当时喜斯糖果的副总经理，立即走马上任，不管是在公事或是私人方面，我们与Chuck共处的经验都相当难得，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购并案完成后，我们在短短五分钟内就与Chuck协议好他担任总经理的薪资报酬，而且连书面契约都没有签，就一直延续到今天。

1991年喜斯糖果的销售金额与前一年度相当，但是若是以销售数量来算，则减少了4%，所有减少的部份大多来自于占年度获利80%的最后两个月，不过尽管业绩不太好，获利还是成长了7%，税前盈益率更创下21.6%的新高记录。

喜斯糖果80%的收入都来自于加州，而我们的生意很明显地受到景气衰退的影响，尤其在年度的后半段更是显著，另外一个负面因素是加州在年度中开始对零食课征7%-8%的营业税(依每个市镇有所不同)，当然巧克力糖果也不能幸免。

若是精研认识论差异的股东应该会觉得加州对于零食与非零食的分类感到相当有兴趣。

你一定会问，那融化的牛奶冰淇淋棒要不要课税呢? 在这种仿真两可的状态下，它到底是比较像冰淇淋棒还是在大太阳底下的糖果棒呢? 也难怪Brad Sherman-加州公平交易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反对这项法案但还是必须负责监督执行，他提到我以税务专家的身分到这个委员会任职，但我觉得大家要选的对象，应该是小孩子才对。

查理跟我有太多理由要感谢Chuck跟喜斯糖果，最明显的原因是他们帮我们赚了那么多钱，而且其间的过程是如此令人愉快，还有一点同样重要的是拥有喜斯糖果让我们对于强势的特许事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我们靠着在喜斯身上所学的东西，在别的股票投资上，又赚了更多的钱。

布朗鞋业
我们在1991年做了一件大型的购并案，那就是买下布朗鞋业，这背后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27年时有一位29岁的年轻商人-Ray Heffernan以10,000美元买下这家公司，并把它搬到麻赛诸赛州，从此展开长达62年的事业(当然同时他还有其它追求的目标，高龄90岁的他现在还在加入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等1990年Heffernan先生宣布退休时，布朗鞋业在美国已有三座工厂，还有另外一座在加拿大，每年的税前获利约有2,500万美元。

这期间Heffernan的一个女儿Frances嫁给了Frank Rooney，当时Heffernan严正地告诉他的女婿最好断了想要参与经营布朗鞋业的念头，但这却是Heffernan先生所犯下的少数错误之一，Frank后来跑到另外一家鞋业Melville担任CEO，在他从1964年到1986年担任主管的期间，Mellville每年的股东权益报酬高达20%，而股价更从16元涨到960元(经过还原后)，而在Frank退休多年后，Heffernan先生因为生病，才叫Frank回来经营布朗鞋业。

之后在1990年Heffernan先生过世，他的家人决定要把公司卖掉，所以我们的机会就来了，那时我们认识Frank也有好几年了，但没有好到让他认为伯克希尔是布朗鞋业合适的买主，反而他把卖公司的事交给一家投资银行来负责，可想而知投资银行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但是就在去年春天，Frank跟John Loomis一起到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球，John是我多年的好友，同时也是伯克希尔的股东，他总是随时注意有没有适合我们投资的对象，在听到布朗鞋业即将出售的消息之后，John告诉Frank说这家公司应该要投到伯克希尔的麾下，而Frank也从善如流马上打了通电话给我，我当下觉得我们应该可以谈得成，果然在不久之后，整个交易便确定了。

我之所以会对这项交易这么感兴趣的原因在于Frank愿意继续留下来担任CEO，就像我们其它所有经理人一样，他不需要因为经济因素而继续工作，但他确实热爱这项任务且做的很好，这类型的经理人可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请”得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提供一个够水准的演奏厅，让这些商业界的天才艺术家可以在这里好好发挥。

布朗(跟圣路易的布朗鞋子完全没有关系)是北美地区工作鞋与工作靴的领导品牌，同时拥有非凡的销售毛利与资产报酬，事实上鞋子产业竞争相当地激烈，在全美一年10亿双的采购量中，大约有85%是从国外进口，而产业中大部分的制造工厂表现都乏善可陈，由于款式与型号繁多导致库存压力相当重，同时资金也绑在大笔的应收帐款，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只有像Frank这样优秀的经理人再加上Heffernan先生所建立这样的事业才有可能生存。

布朗鞋业有一个相当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的薪资奖赏制度与我之前看到的完全不同，不过却深得我心，公司主要的经理人每年的底薪只有7,800美元，之后再依据公司每年的获利，乘以一个事先订定的百分比，并扣除运用资金的成本，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经理人完全是与股东站在同一条船上，相对于一般说归说、做归做的经理人，选择运用红萝卜长，杆子短的薪资报酬制度(总是把股东所提供的资金当作是不用成本的)，事实证明布朗鞋业这样的安排，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公司与经理人都绝对有利，胆敢依恃个人能力来做赌注的经理人，绝对有相当的能力来下赌。

很令人失望的是虽然我们有四个主要的投资个案的卖方是透过著名的投资银行所介绍，但却只有一家是真正由投资银行主动联系我们的，其它三个案子都是在投资银行寻求其名单上的买主不成后，由我本人或是朋友促成最后的交易，我们很希望中间人在赚取其佣金收入的同时，还能够想到我们的存在，以下就是我们想要找的企业条件

(1)钜额交易(每年税后盈余至少有一千万美元)(2)持续稳定获利(我们对有远景或具转机的公司没兴趣)(3)高股东报酬率(并且甚少举债)(4)具备管理阶层(我们无法提供)(5)简单的企业(若牵涉到太多高科技，我们弄不懂)(6)合理的价格(在价格不确定前，我们不希望浪费自己与对方太多时间)我们不会进行敌意的购并，并承诺完全保密并尽快答复是否感兴趣(通常不超过五分钟)，像是布朗鞋业这样的案子根本就不要五分钟，我们倾向采现金交易，除非我们所换得的内含价值跟我们付出的一样多，否则不考虑发行股份。我们最喜欢的交易对象之一是像B太太- Heldman家族那样，公司经营者希望能马上有一大笔现金，不管是给自己、家人或是其它股东，最好这些经营者如往常一样能够继续留在公司，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具有以上想法的经营者，一个满意的方式，我们也欢迎可能的卖方与那些过去与我们合作过的对象打听。另一方面查理跟我也常常接到一些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询问，包括新事业、转机股、拍卖案以及最常见的中介案。我们发现如果你登广告要买牧羊犬，结果却有一大堆人打电话来要卖你长耳猎犬，对于这类的事业，有首乡村歌曲其中的一句歌词最能描述我们的感觉，“若电话不响，你就知道那是我”。除了以上买下整家公司的购并案外，我们也会考虑买进一大部份不具控制权的股份，就像我们在资本城、所罗门、吉列、美国航空、冠军企业与美国运通这几个Case一样的公司，不过对于一般直接从股票市场上买进股份的建议我们，则一点兴趣都没有。

保险业营运
综合比率代表保险的总成本(理赔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例，比率在100以下代表有承保的损失，在100以上则代表有承保的获利综合比率代表的是保险的总成本(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率，100以下代表会有承销利益，100以上代表会有承销损失，若把持有保费收入浮存金(扣除股东权益部份所产生的盈余)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列入考量，损益两平的范围大概是在107-111之间。

基于前几次年报所说明的理由，即使是通货膨胀在这几年来相对温和，我们预期保险业每年损失增加的比率约在10%左右，若是保费收入成长没有到达10%以上，损失一定会增加，(事实上过去25年以来，理赔损失系以11%的速度在成长)，若是保费收入还是大幅落后于10%的门槛，承保损失一定会继续增加。

然而产业普遍存在损失准备提列不足的现象，使得企业前景不佳的情况可以获得暂时的掩饰，这正是去年度所发生的事，虽然保费收入成长不到10%，但综合比率非但没有像我所预测地那样恶化反而还有点改善，损失准备的统计资料显示这样的现象实在是相当令人怀疑，这种结果也可能导致1991年的比率将更进一步恶化，当然就长期而言，这些利用会计手法掩盖营运问题的经理人还是要面对真正的麻烦，到最后这类的经理人会变得跟许多病入膏肓的病人对医生说的一样：“我实在是承受不起另一次手术，不过你是否可以考虑把我的X光片给补一补”。

于是伯克希尔旗下的保险事业将与公司本身或产业经营绩效越来越不相关的综合比率做了一番修正，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从保险业所得到的资金的成本，套句行话就是浮存金的成本。

浮存金-我们靠保险业所取得大量的资金，系指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至于浮存金的成本则是以我们所发生的承保损失来衡量。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1991年的资金成本甚至比美国政府新发行的长期公债利率还低，事实上在过去25年的保险事业经营中，我们有20年是远胜于政府公债发行利率，而且差距的幅度通常都相当可观，同时所持有的浮存金数量也以惊人的幅度成长，当然这只有在资金成本低的情况下，才称得上是好现象，展望未来，浮存金的数量还会继续成长，对我们而言，最大的挑战是这些资金是否能有合理的成本取得。

伯克希尔一直都是霹雳猫保单相当大的发行公司，或许规模已是全世界最大的，这类保单通常是由其它保险公司买来分散他们本身在重大意外事故所需承担的风险，这类保险的获利情况变化相当的大，就像是去年我曾经提过的，一亿美元的保费收入，这大约是我们预期一年所能接到的业务量，可能可以让我们有一亿美元的获利(只要当年度没有重大灾害发生)，也可能让我们产生二亿美元的损失(只要当年度发生连续几个飓风或地震)。

当我们在订价时，长期而言我们预期只要支付出90%收到的保费收入，当然在任何一个特定年度，我们可能大赚或是大亏，一部份的原因在于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并不允许我们在没有重大灾害发生的年度提拨损失准备，以弥补其它年度一定会发生的损失，事实上以一年为期的会计期间并不适合这类的保险业务，所以换句话说当你在评断我们公司的年度绩效时，一定要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去年照我们的定义可能会有一件霹雳猫保单要付上我们年度保费收入的25%，因此我们预计1991年这类业务的承保获利大约是1,100万美元(或许你很好奇想要知道1991年所发生的最大灾害是什么? 它既不是奥克兰大火也不是Bob飓风，而是九月在日本发生的台风造成的损失估计在40-50亿美元上下，若以上限估计，这个数字将超过Hugo飓风先前所创下的最高损失记录)。

保险业者总会需要大量的再保险来规避航海与航空以及天然灾害等意外事故，在1980年代许多再保险保单都是由外行人来承接，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类保险的风险有多高，所以现在他们已经被烫的不省人事，(就连伯克希尔在本人经营这项业务时也是如此)，保险业者如同投资人一样，还是会一再重复所发生的错误，只要有一、两年意外灾害较少，就会有无知的业者跳出来以极低的价格杀价竞争抢单。

然而只要市场上费率看起来合理，我们就会继续留在这一行里，而在推销这类保单时，我们所拥有的最大竞争优势就是我们的财务实力，有远见的客户都知道许多再保业者可以很轻松地接下保单，但是当重大的意外灾害接连发生时，要他们支付赔偿金可能就有点困难，(有些再保业者就像Jackie Mason所说的一样，我可以一辈子不花钱，只要我不买任何东西)，相对地伯克希尔在任何极端的状况下，都能够履行他所做出的承诺。

总的来说，保险业提供伯克希尔相当大的机会，Mike Goldberg在他接手这项业务之后，就一直缔造出优异的成绩，也使得保险子公司成为我们非常宝贵的资产，虽然我们无法以精确的数字来衡量。

有价证券股票投资

一如往常，以上这张表显示我们李伯大梦式的投资方式，健力士Guinness是我们最新的投资部位，至于其它七项主要的投资都持有一年以上(如果把吉列从特别股转换成普通股也包含在内的话)，其中六项投资甚至连持股数都没有变动，唯一的例外是联邦家庭贷款抵押(Freddie Mac)，我们投资的股数略微增加，我们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主要是反应我们把股票市场当作是财富重分配的中心，而钱通常由积极的份子流到有耐性的投资人手中，(我嘴巴可能闭的不够紧，我认为最近几件事情显示许多躺着赚的有钱人招到许多攻击，因为他们好象没做什么事就使得本身的财富暴涨，而在此同时过去那些积极活跃的有钱人，如房地产大亨、企业购并家与石油钻探大亨等，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一点一滴地缩水)。

我们在健力士Guinness的持股代表伯克希尔第一次对海外公司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不过Guinness所赚的钱与可口可乐、吉列刮胡刀等美国公司却极为类似，主要都是仰赖国际部门的营运，确实以国际性的眼光来看，Guinness与可口可乐的获利来源有相当的共通性，(但是大家绝对不能将自己最爱的饮料搞混掉，像我个人的最爱依旧是樱桃可口可乐)。

我们还是持续地在寻找大型的企业，那种令人容易了解、具有持续性且让人垂涎三尺的事业，并且由有能力才干并以股东利益为优先的经营阶层，虽然这些要求的重点并不一定保证结果就一定令人满意，当然我们一定要以合理的价格投资并且确保我们的被投资公司绩效表现与我们当初所评估的一致，这样的投资方法-寻找产业的超级明星，是我们唯一能够成功的机会，查理跟我的天资实在是有限，以我们目前操作的资金规模，实在是无法靠着买卖一些平凡普通的企业来赚取足够的利益，当然我们也不认为其它人就有办法以这种小蜜蜂飞到西、飞到东的方法成功，事实上我们认为将这些短线进出如此频繁的法人机构称为投资人，就好象是把一个每天寻找一夜情的花花公子称作为浪漫情人一样。

今天假设我的投资天地仅限于比如说奥玛哈地区的私人企业，那么首先我们仔细地评估每家企业长期的竞争力，第二我会再评估经营者的特质，之后再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一小部份的股权，既然我不可能雨露均沾地去买镇上所有公司的股权，那么为什么伯克希尔在面对全美一大堆上市大公司时，就要采取不同的态度，也因为要找到好的事业并加上好的经理人是如此的困难，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拋弃那些已经被证明过的投资对象呢? (通常我喜欢把它们称做是狠角色)，我们的座右铭是如果你第一次就成功了，那就不要费力再去试别的了。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他的投资绩效跟他的理论思想一样杰出，在1934年8月15日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生意伙伴Scott上面写到，随着时光的流逝，我越来越相信正确的投资方式是将大部分的资金投入在自己认为了解且相信的事业之上，而不是将资金分散到自己不懂且没有特别信心的一大堆公司，每个人的知识与经验一定有其限度，就我本身而言，我很难同时有两三家以上的公司可以让我感到完全的放心。

实时供应的错误

在1989年的年报中，我曾经写过伯克希尔头25所犯的错误，而且承诺在2015年还会再有更新的报告，但是第二阶段的头几年让我觉得若是坚持原来的计划的话，可能让这些记录多到难以管理，因此我决定每隔一段时间会在这里丢出一点东西，所谓自首无罪，抓到双倍，希望我公开的忏悔能够免于大家继续对我的轰炸(不管是医院的死后验尸或是足球队常常用到的事后检讨，我想应该也能够适用在企业与投资人之上)。

通常我们很多重大的错误不是发生在我们已经做的部份，而是在于我们没有去做的那部份，虽然因为各位看不到这些失误，所以查理跟我可以少一点难堪，但看不到不代表我们就不必付出代价，而这些我公开承认的错误，并不是指我错过了某些革命性的新发明(就像是全录像印技术)、高科技(像是苹果计算机)或是更优秀的通路零售商(像是威名百货)，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在早期发掘这些优秀公司的能力，反而我指的是那些查理跟我可以很容易就了解且很明显对我们有吸引力的公司，无奈在当时我们只是不断地咬着指甲犹豫不决，就是不能下定决心把他们买下来。

每位作者都知道，要让读者了解其意思最好的方式就是举个例子，不过希望我现在举的例子不会过于极端，回顾1988年当时我们决定以3.5亿到4亿美元之间，买进3,000万股(经过事后的分割调整)的联邦国家贷款协会，简称Fannie Mae，我们之前曾经拥有过这家公司的股份，也对其所处的产业相当了解，另外很显然的，也很清楚David Maxwell也就是Fannie Mae的总裁，有能力处理他所接下的一堆问题，同时进一步将公司建立成为一个金融巨擘，一切可说是前景看好，为此我还特地到华盛顿拜访David，确认他对于我们持有该公司一大部分的股权不会感到任何的不愉快。

只不过当我们开始买进不到700万股时，该公司股价就开始上涨，失望之余，我立刻停止买进(事后回想还好我没有在买进可口可乐时犯下相同的错误)，更有甚者，我觉得区区700万股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之后又把持有的700万股全部卖掉。

我期盼对于我这样不具职业水准的投资行为可以给各位一个稍微合理一点的解释，不过我实在是编不出来，不过我倒是可以跟各位报告因为本人的这项错误，大概使得伯克希尔在1991年少赚了14亿美元。

固定收益证券
1991年我们在固定收益证券这方面的投资有很大的变动，如同先前曾提到的我们的吉列可转换特别股被强制赎回，使得我们必须将之转换为普通股，另外我们也出清了RJR Nabisco的债券，因为它在被转换后赎回，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买进美国运通与第一帝国-一家水牛城的银行控股公司的固定收益证券，此外还在1990年底买进了一些ACF工业的债券，以下是截至年底我们持有的主要部位：

我们在第一帝国9%收益率的特别股投资了4,000万美元，在1996年前公司无法赎回，每股转换价格订为78.91美元，通常我会认为这样的规模对于伯克希尔来说实在是太小了，但由于我们对于该公司总裁Bob Wilmers实在是过于崇敬，所以不管金额大小，还是希望有机会能与他一起合伙共事。

至于美国运通的投资则不是一般的固定收益证券，它算是一种Perc-每年可以为我们3亿美元的投资贡献8.85%的股利收入，除了接下来会提到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的特别股在发行后的三年可以转换成最多12,244,898股的普通股，若有必要我们可转换的股份可能会向下调整，以确定我们所收到的股份总值不能够超过4.14亿美元，虽然对于可能取得的普通股价值有其上限，但相对地却没有下限，不过这样的特别条款还包含若是三年期限到时公司股价低于24.5美元时，可以有权请求延长转换期限一年。

总的来说，不管最近或是是长期而言，我们在固定收益证券上的投资表现还算不错，靠着这样的投资我们赚取大量的资本利得，在1991年这个数字大约在1.52亿美元左右，此外我们的税后投资报酬率也远高于一般的固定收益证券。

不过在这期间也发生一些小意外，当然没有像所罗门事件那样让我本人都跳进去，当我在撰写这封信时，我也同时写了一封信要放在所罗门的年度报告之内，我顺便提出来算是对于该公司近况的一份报告，(写给纽约第七世贸大楼所罗门公司)，虽然公司遭逢不幸，但查理跟我都相信，目前低利率的环境加上所罗门普通股的股价回升，使我们在所罗门的特别股价值已略见增加。

去年我曾告诉各位除非航空业的经营环境在未来几年内加速恶化，否则我们在美国航空的投资应该可以有不错的结果，不过很不幸的随着中美、泛美与美西航空相继倒闭，1991年正是航空业加速恶化的一年，(若是把时间延长为14个月，则还要包括大陆航空与TWA两家航空公司)。

表上我们对于在美国航空投资的评价之所以如此的低，反应出整个产业目前所面临到的获利前景不佳的风险，这个风险又因为法院鼓励已经宣布破产的航空公司继续营运而更加提高，这些同业得以用比一般成本还低的价格，因为它们完全可以不必在乎其它还咽咽一息的同业所需负担的资金成本，因为为了避免营运停摆，它们可以靠着变卖资产来弥补所发生的损失，这种拆家具拿来当材火烧的做法，有可能进一步危及其它营运还算正常的同业，然后引发骨牌效应，使得整个产业一败涂地。

Seth Schofield在1991年成为美国航空公司的总裁，正对整个公司的营运做出相当重大的调整，期能增加其成为航空业仅存的几位幸存者之一，在美国没有比经营一家航空公司还要困难的行业，虽然大笔的资金已经投入到这个产业，但是从小鹰号诞生开始，航空业历史累积加总所产生的损失却是相当惊人，航空公司的经理人需要的不只是智能、勇气还要再加上经验，而毫无疑问的，Seth 同时具有以上三项的特质。

其它事项

大约有97.7%的有效股权参与1991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68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2,630家慈善机构。

死忠的巴菲特迷可能会发现，许多年来头一次大家在年报中找不到查理孟格写给Wesco股东的信，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今年的报告相当阳春，所以没有必要附在我们的年报中，不过我个人还是建议，想办法写信给Wesco公司的秘书，就可以拿到Wesco的年报。现年88岁的Malcolm Chace二世，决定从今年起不再担任本公司的董事，但伯克希尔与Chace家族的关系却不会断，他儿子也就是Malcolm三世会接替其位置继续担任本公司董事。

1931年Malcolm进入伯克希尔针织工厂工作，后来该公司在1955年与Hathaway工业合并，成为现在的伯克希尔 Hathaway，之后两年他接任本公司董事长的职位，直到1965年由他一手促成巴菲特合伙事业买下他与亲人大部分的股权，而使得我们成功入主该公司，之后Malcolm家族在往后的27年内继续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成为仅次于巴菲特家族，本公司第二大股东，Malcolm一直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伙伴，我们很高兴Chase家族与巴菲特家族的感情能够延续到下一代。

1990

去年我们曾经预测过，伯克希尔的净值在未来的三年内有可能会减少，结果在1990年的下半年我们差点就证明了这项预测的真实性，还好年底前股票价格的上涨使得我们公司的净值，还是较前一个年度增加7.3%，约3.62亿美元；而总计过去26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后)，每股净值从19元成长到现在的4,612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2%。

1990年成长之所以减缓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们四个主要的股票投资市值加总并没有多大的变动所致，去年我曾向各位表示，虽然这些公司-资本城/ABC、可口可乐、GEICO保险与华盛顿邮报等，拥有良好的企业体质与经营阶层，但是因为这些特点现在已广为投资大众所认同，所以也促使公司股价推升到一个颇高的价位；另外其中两家媒体事业之后的股价又大幅滑落，原因在于后面我会再详细叙述该产业革命性的演进，另外可口可乐的股价也因为我个人也相当认同的原因为大众所接受而大涨，不过总的来说，目前这四大天王的股价，虽然不够吸引人，但比起一年以前来说，要算是合理的多。

伯克希尔过去26年来辉煌的记录并不足以确保未来也会如此发展，当然我们也希望过去一年惨痛的记录也不能代表未来的结果就是如此，我们还是依旧将目标订在每年15%的实质价值成长率，只是还有一点是过去从未向各位报告的，以我们现在的股权规模，要完成这项任务的门槛是53亿美金!

要是我们真的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那幺我们的股东一定赚翻了，因为伯克希尔的企业获利将会为那些买卖价格与公司实质价值一致的投资人创造相同的获利，举例来说，如果你以实质价值10%的溢价买进伯克希尔股份，假设后来公司实质价值每年成长了15%，而之后你同样以实质价值10%的溢价卖出所持有的股份，则你的投资年报酬率应该也会是15%(这个例子假设期间公司并未发放任何股利)，当然要是后来你以低于10%的溢价卖出股份的话，那幺你最后所得到的投资报酬率可能就会低于公司同期间15%的报酬率。

在理想的情况下，伯克希尔所有的股东的投资报酬，在其拥有公司部份所有权的期间，应该会与公司本身的经营成果相符，这也是为什幺查理孟格-伯克希尔的副主席，也是主要的合伙人，和我本身都希望伯克希尔的股价能与其所代表的实质价值维持一定关系的原因，相较于过去两年股市默视价值的任意波动，我们宁愿伯克希尔股价稳定一点，1989年的实质价值约成长幅度远低于帐面价值44%的增加幅度，与股价85%的大涨；到了1990年，帐面价值与实质价值都略微增加，但同期间的本公司的股票价格却下跌了23%。。

截至目前为止，伯克希尔的实质价值仍与帐面价值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不过我们无法告诉你实际的数字是多少，因为实质价值本身就是一个估计数，事实上光是查理与我自己本身所估出来的数字就可能有超过10%的差距，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我们所拥有一些优秀的企业其实际的价值远高于列示在公司帐上的投资成本。

我们的被投资公司之所以能够拥有这幺多额外的价值，完全要归功于经营它们的这批优秀经理人，查理跟我可以很自在地夸耀这支团队，因为他们之所以能够拥有这些才能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超级经理人一直都是如此，而我们的工作只不过是发掘

这些有才能的经理人同时提供一个环境，让他们可以好好地发挥，就这样他们就会将现金源源不绝地送回总部，接下来我们就会面临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如何有效地运用这些资金。

我个人在营运上扮演的角色可由我孙女Emily的一个小故事来做说明，去年秋天在她四岁的生日宴会上，参加的人除了小朋友与疼爱她的家人之外，还有一位小丑演员Beemer，席间他还特地为大家表演了一段魔术。

一开始Beemer请Emily帮他拿一支神奇的魔棒在一个宝贝箱上挥舞，绿色的手帕放进箱子里，在Emily挥了棒子一下之后，跑出来蓝色的手帕；接着又放进一条手帕，Emily又挥了一下，这回跑出一条打结的手帕，经过四回合一次比一次精彩的表演之后，Emily喜不自胜，脸上发光沾沾自喜的大叫，“我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就是我在伯克希尔的所有贡献，感谢旗下企业所有的魔术师- Blumkins家族、Friedman 家族、Mike Goldberg、the Heldmans、Chuck Huggins、Stan Lipsey与Ralph Schey等人，请为这些人精彩的演出给予热烈的掌声。

帐列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年报中还有企业个别部门的信息，有关Wesco公司的信息，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查理孟格所写的年报，里头包含我看过对银行产业写的最详尽精辟的分析。

目前我们已将伯克希尔的财务信息重新分类为四大部门，这是查理跟我认为最可以帮助大家计算本公司实质价值的最好方式，以下的资产负债表与盈余表就是依此分类表示(1)保险事业，另将主要投资部位归类(2)制造、出版与零售事业，扣除非本业资产与购买法的会计调整(3)金融业的子公司-诸如联合储贷与史考特飞兹财务公司(4)其它项目，包含前述非营业资产(主要是有价证券投资)与购买法调整，还有Wesco与伯克希尔母公司一些其它的资产与负债。

如果你将这四个部门的盈余与净值加总，会得到与经会计师依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查核一致的数字，然而我还是必须强调这种表达方式并未经过会计师的检视，我想他宁可选择不要看的好。

透视盈余

盈余这个名词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而当盈余数字再加上会计师无保留意见的背书后，单纯的投资人可能就会以为它是像圆周率一样经过计算，可以到好几个小数点般精确。

然而事实上，当公司盈余数字是由骗徒所主导时，盈余可能像油灰一样地脆弱，当然到最后真相一定会大白，但在此同时一大笔财富可能已经换手，确实许多美国财富传奇就是靠着这种会计数字假象所创造出来的。

有趣的企业会计并不是件新鲜事，对于企业诈骗的专家，我特别附上班哲明葛拉罕在1936年所写未经出版有关会计做帐的讽刺性文章，自此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葛拉罕所描写的方法散见于各大美国企业财务报表中，而且全部都经过各大会计师事务所签证背书，所以对此投资人必须特别提高警戒，要了解在计算一家公司的实质的经济盈余时，会计数字只不过是个出发点，而绝非是最后的结果。

伯克希尔本身的盈余在某些重要的方面也有所误导，首先我们主要的被投资公司其实际盈余远高于后来发放的股利，而伯克希尔帐列的盈余也仅限于这些已发放的股利收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资本城/ABC公司，若依照我们持股17%的比例，去年可分得的利润是8,300万美元，但伯克希尔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所认列的投资利益却只有53万美元(亦即60万股利收入扣除7万美元的税负)，剩下8,200多万的盈余则保留在该公司的帐上，虽然实际上对我们大有益处，但在我们公司的帐上却一点踪迹都没有。

我们对于这种被遗忘但却存在的盈余的态度很简单，到底认不认列数字一点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盈余可以为我们所有且会被充分加以运用，我们不在乎听到会计师说森林中有一棵树被砍倒了，我们在乎的是这棵树是不是属于我们的，以及之后要如何来处理它。

当可口可乐利用保留盈余来买回自家股份，该公司等于间接增加我们的持股比例，也就是此举让我认定这家公司是全世界最好的企业(当然可口可乐还将资金运用在很多加强公司利益的地方上)，除了买回股份，可口可乐也可以将这些资金以股利的方式退还给股东，然后我们同样可以利用这笔钱买进更多可口可乐的股票，只是后面这种做法比较没有效率，因为如此还要支付额外的所得税，使得最后所得到的持股比例比前面的方式少一点，而讽刺的是要是利用后面的那种做法，伯克希尔的帐面盈余可能还会更好看。

我个人相信最好的方式是利用透视的方法来衡量伯克希尔的盈余，2亿5,000万美元大概是我们在1990年可以从被投资公司那边未分配到的营业利润，扣除3,000万的额外股利所得税，再将剩下的2亿2,000万美元加到本来的帐列盈余3亿7,100万，所得的5亿9,000万大概就是我们经过透视的真正盈余。

就像我去年曾经提到的，我希望我们的透视盈余每年都能够成长15%，在1990年我们确实大幅超越这个比率，但1991年结果却差很多，我们在吉列的可转换特别股投资已经被赎回，我们将在4月1日把它们转为普通股投资，虽然这将会使得我们每年的帐面盈余减少3,500万，透视盈余也会跟着减少，另外我们在媒体事业的直接与透视盈余也可能下滑，但不论如何，我们每年还是会向大家报告透视盈余的计算结果。

非保险营运

看看52页的那些数字，亦即我们非保险事业的盈余与资产负债加总，1990年的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是51%，这个获利能力在1989年的财星五百大可以排在前20名。

还有两项因素使得这样的成绩显得更为出色，第一它们完全不靠融资杠杆，几乎所有的主要设备都是自有而不是向外面租的，仅有的负债可以由自有的现金完全抵销，事实上若讲到资产报酬率，亦即扣除负债对于盈余的影响，我们非保险事业甚至可以排在前10名。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获利并不是来自于像香烟或是电视台这些拥有特殊经济型态的产业，相反地它们是来自于一些再平凡不过的产业，诸如家具零售、糖果、吸尘器甚至是钢铁仓储等，这样的解释很明白，我们得来不易的报酬主要是靠优秀杰出的经理人后天的努力而非先天的产业环境优势。

让我们来看看其中比较大的营运去年对零售业来说算是相当惨淡的一年，尤其是单价高的东西，不过大家可能是忘了提醒在波仙珠宝店Ike Friedman这项事实，导致他店里的业绩逆势成长了18%，这是单店也是全店的数字，自从波仙仅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老店开幕以来就是如此。

喔!超厉害的一家店，我们实在不太敢相信这是事实，(因为大部分最高级的珠宝店多是私人拥有)，但我们却相信这家店除了纽约的Tiffany之外，全美其它所有的珠宝店没有一家比得上它。

波仙的客户群若只有大奥玛哈都会区600万人口的话，生意可能没有办法做的那幺大，长久以来我们在奥玛哈地区的占有率一直就很高，不过这部份的成长潜力实在是有限，所幸每年来自非中西部地区的生意都大幅成长，很多都是客户自己慕名而来单独上门，但还有一大部分是透过相当有趣的邮购方式购买我们的产品。

这些客户大多指定要一定品质与价位的珠宝，例如1万到2万美元的绿宝石，之后我们会送上五到十个符合他们要求的样品供他们做挑选，去年我们总共寄出超过1,500种组合，每种组合的价值从1,000美元到几十万美元不等。

这些产品被分送到全美各地，有些人是波仙素未谋面的，(当然他们必须要经过别人郑重的推荐)，虽然这个数量在1990年达到高峰，但事实Ike在几十年以前就开始这样的创举，厌世者在得知我们所实施的荣誉制度可能会崩溃，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因为客户的不诚实而遭受损失。

我们之所以能够吸引全美各地的生意上门主要是因为我们有几项优势是其它竞争对手所无法比拟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经营的成本，相较于同业的40%的高比率，波仙的营业成本大概是营业额的18%(这包含持有与买进成本，有些公开发行的大公司还把他们列在销货成本项下)，就像是Wal-Mart的营业费用率只有15%，因此可以以其它高成本竞争者无法达到的价位销售，从而持续地增加其市场占有率，波仙也是如此，同样的方式除了卖尿布以外，换做于卖钻石一样管用。（鹤flying:比同业低这么多，太历害了，怎么做到的！！）

由于价格低廉所以销售数量也相当大，因此我们可以备有各式各样的产品存货，比起其它店规模与数量甚至超过十倍之多，除了种类齐全、价格低廉之外，再加上我们贴心的服务，这也是为什幺Ike与他的家庭可以在奥玛哈这个小地方创造出全美闻名的珠宝传奇。

真是虎父无犬子，Ike的团队总少不了他儿子Alan与女婿Marvin和Donald，而且要是生意忙不过来的话，Ike的老婆Roz跟他的女儿们Janis与Susie还会跳进来帮忙，另外Fran Blumkin-Louie的老婆(内布拉斯加家具店的老板-Ike的侄子)，有时也会插花帮忙，最后大家绝对不要忘了还有高龄89岁的老祖母Rebecca，每天下午都会手拿华尔街日报坐镇店里，能够有一个家族像这样的投入，也难怪他们可以轻松击败那些由每天只等五点下班的专业经理人所经营的店。（鹤flying: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股份卖掉？）

当Fran Blumkin帮助Friedman家族创造波仙珠宝店的记录时，她的先生Louie再搭配儿子Irv与Ron，同时也在内布拉斯加家具店创造记录，1990年单店的营业额1.59亿美元，较前一年度增加4%，虽然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我们相信NFM的销售量最少是全美其它同业的两倍以上。

NFM成功的方程式与波仙十分的相近，首先经营成本实在是有够低，1990年相较于全美最大家具零售商Levitz的40%与家用电器折扣量贩店Circuit City的25%，NFM竟只有15%，第二也由于成本低，所以NFM的产品订价就可以比竞争同业低许多，事实上许多通路商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们唯一的做法就是尽量远离奥玛哈地区，第三便宜的价格导致销量大好，从而可以让我们备有更多别处所看不到，种类齐全的产品。

有关NFM的商品魔力可以从最近Des Moines地区的消费者行为调查报告中看出端倪，NFM在该地区所有的20家家具零售商当中排名第三，这讯息乍听之下或许没什幺了不得，但你可知道其它19家都位在Des Moines，除了NFM离该地区足足有130英哩远，这距离代表当地的居民虽然在附近有更多的选择，却还是情愿大老远开车走相当从华盛顿到费城的距离，只为了买我们的产品，事实上NFM就像波仙一样，急速地扩张其版图范围，靠的不是传统地展店模式，而是利用价格与种类散发出强烈的磁场，吸引客户远道而来。

去年在家具店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使我经历了一次自我反省，经常阅读我们年报的读者应该都知道长久以来我对于企业主管动不动就强调的企业综效饬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经营阶层对于愚蠢购并案所作的推托之词，不过现在我学乖了，在伯克希尔我们创造出第一个企业综效，NFM在去年底决定在店内摆设喜斯的糖果车，结果所卖出的糖果甚至比加州的旗舰店还要多，这次的成功打破了所有零售业的定律，有B太太家族在，所有不可能的事都变成家常便饭。

提到喜斯糖果，1990年的销售数量又创新高，不过成长相当有限且主要是拜年初业绩大好所致，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西方世界的交通活动大减，使得圣诞节的销售数量稍微下滑，虽然因为调整价格的关系，使得我们的营收成长了5%。

销售金额增加加上营业费用控制得当，获利也有所改善，面对零售业大环境不佳的窘境，就如同过去他接手后的19年，Chuck Huggins还是一如往常递出漂亮的成绩单，Chuck对于品质与服务的坚持，在我们所有225家分店中都看得到。

1990年所发生的一件事最足以说明喜斯糖果与客户之间紧密的关系，经过15年的营运，我们在Albuquerque的分店经营发生危机，地主不愿与我们继续签订租约，反而希望我们搬到购物商场地点较差的摊位，并且还要调涨租金，如此一来将会把我们仅有的利润给吃光，经过协调不成，迫不得已我们贴出的即将停业的告示。

之后靠着店经理Ann Filkins个人的努力，采取行动敦促客户们像房东表达抗议，总计有263位客户写信或打电话到喜斯位于旧金山的总部，有的甚至扬言要抵制购物商场，甚至引起当地记者的注意，大幅刊载这项消息，有了众多客户的支持，房东最后终于妥协，提供一个令我们满意的条件(我想他应该也得到一个自我反省的机会教育)。

事后Chuck对喜斯所有忠实的支持者一一写给每个人亲笔的感谢函，并在报纸上刊登所有263位客户名单，后续的发展是我们在Albuquerque分店的业绩大幅成长。

查理跟我对于过去几年媒体事业的发展感到相当的意外，包含水牛城日报等报纸在内，这个产业现在因为经济衰退所受到的伤害，要比过去的经验要来的严重许多，问题是这种退化只是因为景气循环的暂时失调呢? (意味着下次景气翻扬会再回复)，或是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企业的价值就此永远地流失掉。

因为我没能预料到已经发生的事，所以你可能会质疑我预测未来的能力，尽管如此我还是提供个人的判断供大家参考，虽然相较于美国其它产业，媒体事业仍然维持一个不错的经济荣景，不过还是远不如我个人、产业界或是借款人几年前的预期。

媒体事业过去只所以能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并不是因为销售数量上的成长，而主要是靠所有的业者运用非比寻常的价格主导力量，不过时至今日，广告预算成长已大不如前，此外逐渐取得商品销售市场占有率的一般零售通路商根本就不做媒体广告(虽然有时他们会做邮购服务)，最重要的是印刷与电子广告媒体通路大幅增加，因此广告预算被大幅度地分散稀释，广告商的议价能力逐渐丧失殆尽，这种的现象**地减低我们所持有几个主要媒体事业投资与水牛城报纸的实际价值，虽然大体而言，他们都还算是不错的企业。

不看这些问题，Stan Lipsey的新闻事业经营还是相当地杰出，1990年我们的盈余比起其它主要都会地区的报纸要好的多，大概只下滑了5%，虽然去年有几个月份，减少的幅度稍微大了一点。

展望1991年我可以很安心地向大家做出两个保证(1)Stan将会继续在所有的主要新闻出版者当中名列前茅(2)盈余一定会大幅缩水，因为虽然新闻印刷需求大幅缩水，但每吨印刷成本与劳工成本还是会大幅增加，再加上营收下降，面临两头挤压的窘境。

获利虽然缩水，但我们对于产品依然感到骄傲，比起其它相同规模的报纸，我们拥有超高的新闻比率-新闻占报纸所有版面的比率，从1989年的50.1%增加为52.3%，只可惜增加的原因是因为广告量的减少，而不是新闻版面的增加，虽然受到盈余不小的压力，但我们还是会坚持50%的新闻比率，降低产品的品质不是身处逆境最好的应对方式。

接下来是我们制服的制造与销售商费区海默的好消息，除了一个坏消息之外，那就是69岁的George Heldman决定要退休，我曾经试着说服他，不过他有一项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因为他留下了其它四位Heldmans家族的成员-Bob、Fred、Gary与Roger做接班。

费区海默的经营绩效在1990年又大幅增进，因为先前在1988年大型的购并所产生的问题已逐渐获得解决，然而由于几个特殊的事件使得我们今年的盈余表现平平，在零售的部份，我们持续地拓展店面，目前在全美22个州拥有42家店，总言之，我们对于费区海默的前景仍然相当看好。

轮到史考特飞兹，Ralph Schey经营19家企业的手法比起一般人经营一个还娴熟，除了后面所叙述的三家企业-世界百科全书、寇比吸尘器与史考特飞兹制造公司之外，Ralph甚至还掌管一家年税前获利1,220万美元的财务公司。

如果史考特飞兹是一个独立的集团，它在财富五百大股东权益报酬率的排名一定能名列前茅，虽然它所处的产业很难出现耀眼的明星，但这些难得的成绩全都要归功于Ralph。

世界百科全书，虽然销售数量略微下滑，但盈余却变佳，1990年因分散决策中心的做法所须负担的成本较1989年减少，而其所带来的效益却逐渐显现，世界百科全书在全美百科全书销售中依旧独占鳌头，至于海外市场方面虽然基础规模较小，但却持续地成长中。

受惠于新款的真空吸尘器，寇比在1990年的销售数量大增，第三代的推出无疑是一大胜利，由于先期开发成本与新产品制造所面临的学习曲线问题，使得获利增加不若营收成长的幅度，海外市场方面相较于去年爆炸性的成长，今年再度有20%的成长，而由于最近产品价格再度调涨，我们预期寇比在1991年的获利应该会更好。

至于史考特飞兹制造公司部份，最大的单位Campbell Hausfeld今年的表现特别好，它是全美中小型空气压缩机的领导品牌，年度营业额创下1.09亿美元的新高，其中有30%的营收系来自于最近五年新推出的产品。

在看我们非保险业的营运数字时，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何我们年度的盈余有1.33亿美元，但净值却只增加了4,700万美元呢? 这并不代表我们的经理人用任何方法来掩盖其公司的经济实力或成长潜力，事实上他们无不努力追求这些目标。

不过他们也从不会毫无理由地浪费资金，过去五年以来他们将所赚得的80%盈余送回母公司，交给查理跟我运用在新的事业与投资机会之上。

保险业营运

综合比率代表保险的总成本(理赔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例，比率在100以下代表有承保的损失，在100以上则代表有承保的获利综合比率代表的 是保险的总成本(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率，100以下代表会有承销利益，100以上代表会有承销损失，若把持有保费收入浮存金(扣除股东权益部份 所产生的盈余)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列入考量，损益两平的范围大概是在107-111之间。

基于前几次年报所说明的理由，即使是通货膨胀在这几年来相对温和，我们预期保险业每年损失增加的比率约在10%左右，若是保费收入成长没有到达10% 以上，损失一定会增加，(事实上过去25年以来，理赔损失系以11%的速度在成长)，虽然保险公司在景气不好时，会习惯性地将损失暂时隐藏起来。

去年保费收入的成长远低于最基本的10%要求，承保成绩可想而知会继续恶化，(不过在这张表上，1990年恶化的程度因为1989年发生Hugo飓风钜额损失而被略微掩盖)，1991年的综合比率将会再度恶化，有可能会增加2个百分点以上。

虽然以现在的市场状况保险业者大可以用比现在更高的价格来作生意，但营运结果却只可能在所有的保险公司主管因为恐惧而远离市场时才有可能好转，就某种程度而言，这些经理人应该已经收到了一些讯息，当你发现自己深陷洞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再挖了，不过这个临界点显然还没到，许多保险公司虽然不甘愿但还是用力地在挖洞。

还好这种情况可能在发生重大的天然灾害或金融风暴后很快地改变，但若是没有这类事件发生，可能还要再等一、两年，直到所有的保险公司受不了钜额的承保损失，才有可能迫使经理人大幅提高保费，而等那个时刻到来时，伯克希尔一定会作好准备，不论是在财务上或是心理上，等着接下大笔大笔的保单。

在此同时，我们的保费收入虽然很少但还是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在下一段报告中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去衡量保险公司的绩效表现，看完之后你就会明了，为何我 对我们的保险事业经理人，包含Mike Goldberg与他的明星团队在衡量我们保险事业过去几年的经营绩效时，大家必须特别注意因为我们所追求的生意形态而造成经营结果的波动，若是这类型的 生意扩张，事实上这很有可能，则我们的承保结果可能会与一般产业趋势有很大的差异，大部分的时候，我们的成绩会超乎大家的预期，但很有可能在某一年度又大 幅落后在产业标准之下。

我预估的波动主要是反应在我们即将成为真正超大型意外灾害保单(又称霹雳猫) 承保人的事实之上，这些灾害有可能是飓风、风暴或是地震，这类保单的购买者大多是接受一般保险业者分散风险的再保公司，由于他们自己本身也要分散或是卸下部份单一重要灾害的风险，而由于这些保险公司主要是希望在发生若干重大的意外后，在一片混乱之中还能有可以依靠的对象，所以在选择投保对象时，首重的就是财务实力，而这正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优势，在这个业界，我们坚强的实力是别人所比不上的。

典型的霹雳猫合约相当的复杂，不过以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可能签下一年期，1,000万美元的保单，其中规定再保公司在灾害造成两种状况下才有 可能得到理赔，(1)再保公司的损失超过一定的门槛(2)整个保险业界的总损失超过一定的门槛，假设是50亿美元，只是通常在第二种条件符合时，第一个条 件也会达到标准。

对于这种1,000万的保单，我们收取的保费可能会在300万左右，假设我们一年收到所有的霹雳猫保费收入为1亿美元，则有可能某些年度我们可以认列将近1亿美元的利益，但也有可能在单一年度要认列2亿美元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像其它保险公司是在分散风险，相反地我们是将风险集中，因此在这一部份，我们的综合比率不像一般业者会介于100-120之间，而是有可能会介于0-300之间。

当然有许多业者无法承受这样大幅的变动，而且就算有能力可以做到，他们的意愿也不会太高，他们很可能在吃下一大笔保单之后，因为灾害发生一时必须承担大额的损失而被吓跑，此外大部分的企业管理阶层会认为他们背后的股东应该不喜欢变动太大。

不过我们采取的方向就不同了，我们在初级产险市场的业务相当少，但我们相信伯克希尔的股东，若事先经过沟通，应该可以接受这种获利波动较大，只要最后长期的结果能够令人满意就可以的经营结果，(查理跟我总是喜欢变动的15%更胜于固定的12%)。

我们有三点必须要强调(1)我们预期霹雳猫的业务长期来讲，假设以10年为期，应该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当然我们也知道在这其中的某些年度成绩可能会很惨(2)我们这样的预期并非是基于客观的判断，对于这样的保险业务，历史的资料对于我们在做订价决策时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3)虽然我们准备签下大量的霹雳猫保单，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价格必须要能够与所承担的风险相当，所以若我们的竞争对手变得乐观积极，那幺我们的量就会马上减少，事实上过去几年市场价格有点低的离谱，这使得大部分的参与者都被用担架抬离场。

在此同时，我们相信伯克希尔将会成为全美最大的再保险承保公司，所以要是那天都会地区发生大地震或是发生席卷欧陆地区的风暴时，请点亮蜡烛为我们祈祷。

衡量保险业的表现

在前段文章我曾提到浮存金-也就是保险业者在从事业务时，所暂时持有的资金，因为这些资金可以用在投资之上，所以产物意外险公司即使在损失与费用超过保费收入7%到11%，仍能自行吸收达到损益两平，当然这要扣除保险业者本身的净值，也就是股东自有资金所产生的获利。

当然7%到11%的范围还是有许多例外情况，例如保险业者承保谷物冰雹伤害损失几乎没有浮存金的贡献，保险业者通常是在冰雹即将来临之前才收到保费收 入，而只要其中有任何一位农夫发生损失就要马上支付赔偿金，因此即使谷物冰雹保险的综合比率为100，保险业者也赚不了半毛钱。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执行业务过失保险-一种专门提供给医师、律师与会计师分散可能责任风险的保险，较之每年收到的保费收入，这部份险种的浮存金就很高，这种浮存金之所以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理赔申请案通常会在业务过失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提出，而且真正理赔的时点也会因冗长的法律诉讼程序结束后才会执行，保险业界统称业务过失保险与其它特定种类的责任保险为”长尾巴业务”意思是说保险业者在将理赔金支付给申请人跟他的律师(或甚至是保险公司的律师)之前，可以持有这一大笔的资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像这种长尾巴业务，通常即使综合比率高达115(或更高)都还可能有获利，因为在索赔与费用发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利用浮存金所赚的利润甚至会超过15%，但重点是所谓的长尾巴顾名思义，就是在某一年度承接的责任保险保单之时，假设会有115的综合比率，但结果到最后尾大不掉，经过多年的纠缠，终于和解的结果，有可能让保险业者承担200、300或是更糟的综合比率。

这项业务一定要特别注意一项时常令人忽略的经营原则的陷阱，虽然部份长尾巴业务在110到115的综合比率之间仍可以获利，但若是保险业者依此比率来订定保费价格的话很可能会亏大钱，所以保费价格必须要有一个安全的边际空间以防止当今总是会让保险业有昂贵的意外蹦出来的社会趋势，将综合比率设在100一定会产生重大的损失，将目标锁定在110-115之间则无异是自杀的行为。（鹤flying:巴菲特对这个行业点得很透。估计是某些保险公司开的单价格杀得太狠了。）

说了那幺多，到底该如何衡量一家保险公司的获利能力呢? 分析师与经理人通常习惯性的会去看综合比率，当然在我们要看一家保险公司是否赚钱时，这项比率是一个很好的正确指针，但我们认为还有一项数字是更好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承保损失与浮存金的比率。

这种损失/浮存金比率跟其它保险业常用的绩效衡量统计数字一样，必须要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有意义，单季或甚至是单一年度的数字，会因为估计的成份太浓而无参考价值，但是只要时间一拉长，这个比率就可以告诉我们保险营运所产生浮存金的资金成本，若资金成本低就代表这是一家好公司，相反地就是一家烂公司。

浮存金的数字是将所有的损失准备、损失费用调整准备与未赚取保费加总后，再扣除应付佣金、预付购并成本及相关再保递延费用，若是别的保险业者可能还有其它项目需要列入做计算，但因为这些科目在伯克希尔并不重要，所以予以省略。

在1990年我们大概持有16亿美元的浮存金，这些钱会慢慢地流到其它人的手中，当年度的承保损失约为2,600万美元，因此我们从保险营运所获得的资金，其成本约为1.6%，而 就如同这张表所显示的，有些年度我们有承保获利，所以我们的资金成本甚至低于零，但是也有些年度，像1984年我们必须为浮存金支付相当高的成本，但是总 计至今24个年度当中有19个年度，我们负担的资金成本甚至比美国政府发行债券的成本还低。这项计算式有两个重要的要求，首先胖女人漱口都很难听了，更何 况还要她唱歌，除非等到这时间所发生的损失都已确定解决，否则我们不能确定1967年-1990年的资金成本到底是多少，第二浮存金对于股东的价值有点打 折，因为股东们还必须投入相对的资金来支持保险事业的营运，同时这些资金所赚取的投资收益又必须面临双重的课税，相较之下直接投资的税负就少多了。

间接投资加诸在股东身上的租税惩罚事实上是相当重的，虽然计算公式铁定没办法做的很精确，但我估计对于这些保险事业的所有者来说，租税惩罚至少让他们增加一个百分点以上的资金成本，我想这个数字也适用于伯克希尔之上。

分析保险事业的资金成本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据此判断这家公司的营运对于股东到底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若是这项成本(包含租税惩罚)高于其它替代性的资金来源，其价值就是负的，若是成本更低，那幺对股东便能产生正面的价值，而若是成本远低于一般水准，那幺这个事业就是一项相当有价值的资产。（鹤flying:投资保险的精髓！但是国外的保险投资限制与国内的有不小的区别吧。）

到目前为止，伯克希尔算是资金成本相当低的那类，虽然我们拥有48%股权的GEICO的比率更好，且通常每年都享有承保获利，GEICO藉由不断地成长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以供投资，而且它的资金成本还远低于零成本以下，意思是说GEICO的保单持有人不但要先付保费给公司而且还要支付利息，(但就像有人又帅又有才干，GEICO非凡的获利能力导因于公司经营的效率与对风险的严格分类，如此使得保户也可享受超低价格的保单)。

在另外一方面，许多知名的保险公司，在考量承保损失/浮存金成本，再加上租税惩罚之后，事实上让股东产生负的报酬，此外这些公司像其它业者一样，相当容易受到大型灾害的伤害，在扣除再保部份所得到的保护之后，资金成本率还是有可能升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除非这些公司能够大幅改善其承保的成绩，历史的经验显示这是项不可能的任务，这些股东很可能会和吸收较高的存款利息支出，却只能收到较低的借款利息收入的银行股东一样的下场。

总的来说，保险营运给我们的回报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我们的保险浮存金以合理的资金成本率持续增加，而靠着这些低成本的资金赚取更高的投资报酬使我们的 事业蒸蒸日上，确实我们的股东必须负担额外的税负，但大家从这样低的资金成本所获得的利益却补回更多(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如此)。

尤其有更令人振奋的一点，这些记录还包含本人之前所犯下一些重大的错误，在Mike Goldberg接手后，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保险往往会有一大堆让你发生错误的机会，而通常在这些机会敲门时，我都会响应，以致于经过那幺多年之后，到现在我们还必须为我以前所犯的那些错误付出代价，在保险业愚蠢的程度是没有上限的。

我们保险事业的实际价值永远比其它事业如糖果或是报纸事业难以估计，但是不管用任何计算方法，保险事业的价值一定远高于其帐面价值，更重要的是虽然保险业让我们三不五时会出状况，但这行业却是我们现在所有不错的事业当中，最有成长潜力的。

有价证券投资

树濑天生特有的懒散正代表着我们的投资模式，今年我们没有增加也没有处分任何持股，除了Wells Fargo这家拥有良好的经营团队，并享有相当高的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银行，所以我们将持股比率增加到10%左右，这是我们可以不必向联准会申报的最高上限，其中六分之一是在1989年买进，剩下的部份则是在1990年增加。

银行业并不是我们的最爱，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性是资产约为股权的20倍，这代表只要资产发生一点问题就有可能把股东权益亏光光，而偏偏大银行出问题早已变成是常态而非特例，许多情况是管理当局的疏失，就像是去年度我们曾提到的系统规范-也就是经营主管会不自主的模仿其它同业的做法，不管这些行为有多愚蠢，在从事放款业务时，许多银行业者也都有旅鼠那种追随领导者的行为倾向，所以现在他们也必须承担像旅鼠一样的命运。

因为20比1的比率，使得所有的优势与缺点所造成的影响对会被放大，我们对于用便宜的价格买下经营不善的银行一点兴趣都没有，相反地我们希望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买进一些经营良好的银行。

在Wells Fargo，我想我们找到银行界最好的经理人Carl Reichardt与Paul Hazen，在许多方面这两个人的组合使我联想到另外一对搭档，那就是资本城/ABC的Tom Murphy与Dan Burke，首先两个人加起来的力量都大于个别单打独斗，因为每个人都了解、信任并尊敬对方，其次他们对于有才能的人从不吝啬，但也同时厌恶冗员过多，第三尽管公司获利再好，他们

控制成本的努力不曾稍减，最后两者都坚持自己所熟悉的，让他们的能力而非自尊来决定成败，就像IBM的Thomas Watson曾说:“我不是天才，我只是有点小聪明，不过我却充分运用这些小聪明。”

我们是在1990年银行股一片混乱之间买进Wells Fargo的股份的，这种失序的现象是很合理的，几个月来有些原本经营名声不错的银行，其错误的贷款决定却一一被媒体揭露，随着一次又一次庞大的损失数字被公布，银行业的诚信与保证也一次又一次地被践踏，渐渐地投资人越来越不敢相信银行的财务报表数字，趁着大家出脱银行股之际，我们却逆势以2.9亿美元，五倍不到的本益比(若是以税前获利计算，则本益比甚至不到三倍)，买进Wells Fargo 10%的股份。

Wells Fargo实在是相当的大，帐面资产高达560亿美元，股东权益报酬率高达20%，资产报酬率则为1.25%，买下他10%的股权相当于以买下一家50亿美元资产100%股权，但是真要有这样条件的银行，其价码可能会是2.9亿美元的一倍以上，此外就算真的可以买得到，我们同样也要面临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找不到像Carl Reichardt这样的人才来经营，近几年来，从Wells Fargo出身的经理人一直广受各家银行同业所欢迎，但想要请到这家银行的老宗师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当然拥有一家银行的股权，或是其它企业也一样，绝非没有风险，像加州的银行就因为位于地震带而必须承担客户受到大地震影响而还不出借款的风险，第二个风险是属于系统性的，也就是严重的企业萧条或是财务风暴导致这些高财务杠杆经营的金融机构，不管经营的再好都有相当的危机，最后市场当时主要的考虑点是美国西岸的房地产因为供给过多而崩盘的风险，连带使得融资给这些扩张建案的银行承担钜额的损失，而也因为Wells Fargo就是市场上最大的不动产借款银行，一般咸认它最容易受到伤害。

以上所提到的风险都很难加以排除，当然第一点与第二点的可能性相当低，而且即使是房地产大幅的下跌，对于经营绩效良好的银行也不致造成太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简单地算一下，Wells Fargo现在一年在提列3亿美元的损失准备之后，税前还可以赚10亿美元以上，今天假若该银行所有的480亿借款中有10%在1991年发生问题，且估计其中有30%的本金将收不回来，必须全部转为损失(包含收不回来的利息)，则在这种情况下，这家银行还是可以损益两平。

若是真有一年如此，虽然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相当低，我们应该还可以忍受，事实上在伯克希尔选择购并或是投资一家公司，头一年不赚钱没有关系，只要以后每年能够有20%的股东权益报酬率，尽管如此，加州大地震使得投资人害怕新英格兰地区也会有同样的危险，导致Wells Fargo在1990年几个月间大跌50%以上，虽然在股价下跌前我们已买进一些股份，但股价下跌使我们可以开心地用更低的价格捡到更多的股份。

以长期投资作为终生目标的投资人对于股市波动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态度，千万不要因为股市涨就欣喜若狂，股市跌就如丧考妣，奇怪的是他们对于食物的价格就一点都不会搞错，很清楚知道自己每天一定会买食物，当食物价格下跌时，他们可高兴的很，(要烦恼的应该是卖食物的人)，同样的在水牛城报纸我们期望印刷成本能够降低，虽然这代表我们必须将帐列的新闻印刷存货价值向下调整，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一直买进这些产品。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伯克希尔的投资之上，只要我还健在(若我死后，伯克希尔的董事会愿意透过我所安排的降神会接受我的指示，则期间或许更长久)，我们会年复一年买下企业或是企业的一部份-也就是股票，也因此企业的价格下跌对我们会更有利，反之则可能会对我们不利。

股价不振最主要的原因是悲观的情绪，有时是全面性的，有时则仅限于部份产业或是公司，我们很期望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做生意，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喜欢悲观，而是如此可以得到便宜的价格买进更多好的公司，乐观是理性投资人最大的敌人。

当然以上所述并不代表不受欢迎或注意的股票或企业就是好的投资标的，反向操作有可能与群众心理一样的愚蠢，真正重要的是独立思考而不是投票表决，不幸的是Bertrand Russell对于人性的观察同样地也适用于财务投资之上，“大多数的人宁死也不愿意去思考！”。

我们去年其它主要的投资组合的变动就是增加RJR Nabisco的债券，我们是在1989年开始买进这种有价证券，到了1990年底我们的投资金额约为4.4亿美元，与目前的市价相当(不过在撰写年报的同时，他们的市价已增加了1.5亿美元)。

就像我们很少买进银行股，同样地我们也很少买进投资等级以下的债券，不过能够引起我们兴趣的投资机会，同时规模大到足以对伯克希尔有相当影响力的投资机会实在是不多，因此我们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的投资工具，只要我们对于即将买进的投资标的有相当的了解，同时价格与价值有相当大的差距(伍迪艾伦也另一句台词用来形容开明的好处︰“我实在不了解为什幺有那幺多人排斥双性恋，人们在星期六夜晚至少可以有多一倍的机会能够约会？”)。

在过去我们也曾成功地投资了好几次投资等级以下的债券，虽然他们多是传统上所谓的失翼的天使，意思是指原先发行时属于投资等级但后来因为公司出现问题而被降等，在1984年的年报中我们也曾经提到过买进华盛顿公用电力系统债券的原因。

不过到了1980年代大量假冒的失翼的天使充斥着整个投资界，也就是所谓的垃圾债券，这些债券在发行时企业本身的信用评等就不佳，十几年下来垃圾债券越来越垃圾，最后真的变成名符其实的垃圾，到了1990年代在经济衰退引发债权危机之前，整个投资界的天空已布满着这些假冒失翼天使的尸体。

迷信这些债券的门徒一再强调不可能发生崩盘的危机，钜额的债务会迫使公司经理人更专注于经营，就像是一位驾驶开着一辆轮胎上插着一只匕首的破车，大家可以确定这位驾驶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开车，当然我们绝对相信这位驾驶一定会相当小心谨慎，但是另外却还有一个变量必须克服，那就是只要车子碰到一个小坑洞或是一小片雪就可能造成致命的车祸，而偏偏在商业的道路上，遍布着各种坑坑洞洞，一个要求必须避开所有坑洞的计划实在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计划。

在葛拉罕智能型投资人的最后一章中，很强烈地驳斥这种匕首理论，如果要将稳健的投资浓缩成三字箴言，那就是安全边际，在读到这篇文章的42年后，我仍深深相信这三个字，没能注意到这个简单原则的投资人在1990年代开始就会慢慢尝到损失的痛苦。

在债务恐慌最高点的时候，资本结构注定导致失败的发生，有些公司的融资杠杆高到即使是再好的企业也无法负担，有一个特别惨、一出生就夭折的案例，就是一个坦帕湾地方电视台的购并案，这个案子一年的利息负担甚至还超过他一整年的营收，也就是说即使所有的人工、节目与服务都不须成本，且营收也能有爆炸性的成长，这家电视台还是会步上倒闭的命运，(许多债券都是由现在大多倒闭的储贷机构买进，所以身为纳税义务人的你，等于间接替这些愚蠢的行为买单)。

现在看起来这种情况当然不太可能再发生，当这些错误的行为发生时，专门贩卖匕首的投资银行家纷纷把责任推给学术单位，表示研究显示低等级债券所收到的利息收入应该可以弥补投资人所承担可能收不回本金的风险，因此推断说好心的业务员所介绍给客户的高收益债券将给客户带来比高等级债券更好的收益，(特别要小心财务学上过去的统计资料实证，若历史资料是致富之钥，那幺富比士四百大富豪不都应该是图书馆员吗?)

不过这些业务员的逻辑有一个漏洞，这是统计系的新生都知道的，那就是假设所有新发行的垃圾债券都与以前的失翼天使一样，也就是说前者还不出本金的机率与后者是一样的，(这种错误就像是在喝Jonestown的毒药之前，以过去的死亡率为参考)。

这个世界在许多方面当然有很大的不同，对于开拓者来说，失翼天使的经理人无不渴望重新到投资等级的名单之上，但是垃圾债券的经营者就全然不是那幺一回事了，不思解决其为债务所苦的困境，反而偏好运用英雄式的行径，寻找暂时解脱之道，此外失翼天使忠诚的敏感特质通常比那些垃圾债券经营者要来的好的多。

华尔街对于这样的差异根本就不在乎，通常华尔街关心的不是它到底有多少优缺点，而是它可以产生多少收入，成千上万的垃圾债券就是由这帮不在乎的人卖给那些不懂得思考之人。
即使现在垃圾债券的市场价格只有发行价格的一点点，它还是个地雷区，就像是去年我们曾经说过的，我们从来不买新发行的垃圾债券，(唯一会买进的时点是没有y之时)，不过趁现在市场一遍混乱，我们倒是愿意花点时间看看。
在RJR Nabisco这个案子我们认为这家公司的债信要比外界想象中好一点，同时我们感觉潜在的利益，应该可以弥补我们要承担的风险(虽然绝非无风险)，RJR资产处份的价格还算不错，股东权益增加了许多，现在经营也渐上轨道了。

然而在我们看了市场以后发现，大部分低等级的债券还是不具吸引力，华尔街1980年代的技术比我们想象中差多了，许多重要生意都大受影响，不过我们还是会继续在垃圾债券市场中寻找好的投资机会。

可转换特别股

我们持续持有先前向各位报告过的可转换特别股，包括所罗门7亿美金、吉列6亿美金、美国航空3.58亿美金与冠军企业3亿美金。我们吉列的特别股将会在4月1日转换为1,200万股的普通股，在衡量利率、债信与普通股的价格之后，我们可以确信在所罗门与冠军企业的投资现值应该与我们当初的成本差不多，吉列的价值比成本高，至于美国航空的价值则远低于当初的投资成本。

在投资美国航空时，本人在下我真是抓对了时点，我几乎是在航空业爆发严重的问题之前，跳进去这个产业，(没有人强迫我，如同在网球场上，我把它形容做是非受迫性失误)，美国航空问题的发生，导因于产业本身的状况与对Piedmont购并后所产生的后遗症，这点我应该要早该预料到，因为几乎所有的航空业购并案最后的结果都是一团混乱。

在这不久之后，Ed Colodny与Seth Schofield解决了第二个难题，美国航空现在的服务受到好评，不过整个产业所面临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自从我们开始投资之后，航空业的状况便很急遽地恶化，尤其再加上某些业者自杀性的杀价竞争，这样的结果导致所有的航空业者都面临一项残酷的事实，在销售制式化商品的产业之中，你很难比最笨的竞争对手聪明到哪里去。

不过除非在未来几年内，航空业全面地崩溃，否则我们在美国航空的投资应该能够确保安全无虞，Ed与Seth很果决地在营运上做了一些重大的改变来解决目前营运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如此，我们的投资现在的情况比起当初还是差了一点。

我们的可转换特别股算是相当单纯的投资工具，不过我还是必须警告各位，若是过去的经验有任何参考价值，大家可能还是会读到一些不正确或是误导的讯息，举例来说像去年，有几家报章杂志错误地将它们的价值与可以转换的普通股价格混为一谈，我们的所罗门特别股转换价格为38美元，根据它们的逻辑，由于所罗门普通股的现价为22.8美元，所以其可转换特别股的价值只有面额的60%，但这样的推论却有一个盲点，因为这样的说法表示所有的可转换特别股，其价值只在其所拥有的转换权利，至于所罗门不可转换的债券价值则为零，不管它所拥有的赎回条件为何。

大家必须特别记住的一点是我们可转换特别股大部分的价值其实是来自于固定收益的特性，这意思是说这些有价证券的价值不可能低于一般不具转换权的特别股，相反地会因为它们拥有可转换的选择权而具有更高的价值。

很遗憾我必须在报告末段以我的好朋友Colman Mockler-吉列的CEO在今年一月过世做为结尾，除了“绅士”这个代表品格、勇气与谦和的字，没有其它字更能贴切形容Colman这个人，除了这些特质之外，再加上他所拥有的幽默与超凡的经营能力，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想象与他共事是多幺令人感到愉快的一件事，这也是为何包含我在内的许多人，会对他感到特别怀念的缘故。

在Colman死之前几天，吉列受到富比士以封面故事大加赞扬，标题很简单，这家公司在刮胡刀产业的成功，不单单只靠行销手段(虽然他们一再展现这方面的能力)，同时更源自于他们对于品质的追求，这种心理建设使得他们持续将精力摆在推出更新更好的产品之上，虽然现有的产品已是市场上最经典的，富比士对于吉列的形容，就好象是在描述Colman本人一样。

救命!救命!

熟悉的读者都知道我经常利用年报不顾廉耻地替伯克希尔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此外我们也常常在水牛城报纸刊登广告征求投资标的，而如此的宣传做法确实也收到效果，有好几家企业收到我们相关的讯息后，上门前来(任何好的业务销售人员都会告诉你不靠广告卖东西就好象是在黑夜里对于女孩扎眼一样没有用)。

附录B是我回信给一位可能的卖方的摘要，若是你知道那家企业可能会是我们有兴趣的标的，同时你有认识的朋友在那家企业，欢迎你直接将这份资料送给他参考。

以下就是我们想要找的企业条件 (1)钜额交易(每年税后盈余至少有一千万美元)(2)持续稳定获利(我们对有远景或具转机的公司没兴趣)(3)高股东报酬率(并且甚少举债)(4)具备管理阶层(我们无法提供)(5)简单的企业(若牵涉到太多高科技，我们弄不懂)(6)合理的价格(在价格不确定前，我们不希望浪费自己与对方太多时间)

我们不会进行敌意的购并，并承诺完全保密并尽快答复是否感兴趣(通常不超过五分钟)，我们倾向采现金交易，除非我们所换得的内含价值跟我们付出的一样多，否则不考虑发行股份。

我们最喜欢的交易对象之一是像B太太-Heldman家族那样，公司经营者希望能马上有一大笔现金，不管是给自己、家人或是其它股东，最好这些经营者如往常一样能够继续留在公司，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具有以上想法的经营者，一个满意的方式，我们也欢迎可能的卖方与那些过去与我们合作过的对象打听。

另一方面查理跟我也常常接到一些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询问，包括新事业、转机股、拍卖案以及最常见的中介案。我们发现如果你登广告要买牧羊犬，结果却有一大堆人打电话来要卖你长耳猎犬，对于这类的事业，有首乡村歌曲其中的一句歌词最能描述我们的感觉，“若电话不响，你就知道那是我”。

除了以上买下整家公司的购并案外，我们也会考虑买进一大部份不具控制权的股份，就像我们在资本城、所罗门、吉列、美国航空与冠军企业这几个Case一样的公司，不过对于一般直接从股票市场上买进股份的建议我们，则一点兴趣都没有。

其它事项

Ken Chace决定从今年股东会起不再担任本公司的董事，在伯克希尔我们没有强制董事退休的年龄限制(以后绝对也不会有)，但是住在缅因州75岁的Ken还是决定减少自己在伯克希尔的活动量。

Ken是我在1965年透过巴菲特合伙入主伯克希尔时，选择经营纺织事业的第一人选，虽然我在坚持纺织事业继续经营上做了错误的决策，但选择Ken却是正确的决定，他把公司经营的非常好，对于所面临的问题也是百分之百地坦诚，更重要的是他产生出足够让我们进军保险业的资金。

我的内人Susan将会被提名接替Ken担任董事，她个人现在是伯克希尔第二大股东，而且要是她活的比我久的话，还会继承我个人所持有的股份，进而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她明了也完全同意我个人对于可能接替人选的想法，同时也认同不管是伯克希尔本身或是旗下事业与主要的投资，都不会单纯地因为有人出高价要买，便轻易地对外出售。

我强烈地感觉伯克希尔企业与经理人的命运不应该依赖在我个人的健康之上，当然若是因此可以加分会更好，为此我已做好的万全的计划，不管是我个人或是我内人的遗嘱都不打算将这些财产留给家族，相反地重点会放在如何保持伯克希尔的特质，并将所有的财富回归给社会。（鹤flying:巴菲特90年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把财富回归给社会。）

所以万一要是明天我突然死了，大家可以确定三件事(1)我在伯克希尔的股份，一股都不会卖(2)继承我的所有权人与经理人一定会遵循我的投资哲学(3)伯克希尔的盈余会因为出售我个人的专用飞机-无可辩解号，每年可增加100万美元(不要管我希望让她陪葬的遗愿)。

大约有97.3%的有效股权参与1990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58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2,600家慈善机构。

我们敦促新加入的股东，仔细阅读年报上有关股东捐赠计划的详细内容，如果在未来年度内，你想要参加这类的计划，我们强烈建议你将股份登记在自己而不是受托人的名下，必须在1991年8月31日之前完成登记，才有权利参与1991年的捐赠计划。

伯克希尔除了透过股东指定捐赠计划对外捐赠之外，我们旗下事业的经理人每年也会透过公司对外捐赠，包含商品在内每年平均金额约在150万美元左右。这些捐赠主要是赞助当地像是联合劝募等慈善团体，所得的效益应该与我们所捐出的相当。

然而不管是旗下事业或是母公司的经理人在利用伯克希尔的资金对外捐赠给全国性组织或特别利益团体时，都是以站在股东利益立场所应该做的，相对地若是你的员工也包含CEO在内，想要与其校友会或其它人建立个人关系的，我们认为他们最好是用自己的钱，而不是从你的口袋里掏钱。

今年的股东会预计在1991年4月29日，星期一早上9点30分举行在Orpheum中心召开，去年股东会参加人数突破1,300人，大概是十年前的一百倍。

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先向以下旅馆预订房间(1)Radisson-Redick旅馆-就位在Orpheum中心对街拥有88个房间的一家小旅馆(2)较大一点的Red Lion旅馆-离Orpheum中心约五分钟路程，或是(3)Marriott位在奥玛哈西区，离波仙珠宝店约100公尺，开车到市中心约需20分钟，届时将会有巴士接送大家往返股东会会场。

查理跟我一直都很喜欢开股东会，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股东的素质可由大家所提出的问题看得出来，我们参加过很多股东会，但从来没有别的公司的股东像伯克希尔的股东一样由高智能水准与经营者荣枯与共的股东组合。

后面附有股东会开会投票的相关资料，跟各位解释如何拿到入场所许的识别证，因为开会当天会场不好停车，我们特地为大家预留了一些位置，附件也有相关说明供大家参考。

一如往常，会后我们备有巴士带大家到内布拉斯加家具店与波仙珠宝店或是到饭店与机场，我希望大家能有多一点的时间好好探索这两家店的奥妙，当然早几天到的股东也可利用假日逛逛家具店，星期六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30分，星期日则从中午开到下午5点30分，到那里时记得到喜斯糖果摊逛逛，看看伯克希尔企业综效的初步成果。

波仙星期天通常不开门营业，但在股东会期间特别破例，4月28日星期天从中午开到下午6点，去年由于大家的卖力表现让Ike相当的开心，在看过那天的业绩数字之后，他建议我们最好能够每一季都召开股东会，今年记得到波仙去看看，就算不买也没有关系，那是一场你不能错过的秀。

去年股东会第一个问题是由来自纽约11岁的Nicholas Kenner所提出，他们一家三代都是伯克希尔的股东，一开场Nicholas就来硬的：“为什幺股价会下跌?”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我的回答却不甚了了。

我希望今年Nicholas最好有其它的事要忙，不要来参加今年的股东会，若他真的出席了，他可能有机会再提出第一个问题，查理跟我都希望尽量不要碰到他，还好今年轮到查理先回答。

附录A

美国钢铁公司宣布全面更新计划

本文是葛拉罕于1936年所写未对外公开的讽刺性文章，由巴菲特于1954年提供Myron C. Taylor-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今天宣布令人期待已久，有关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公司的全面更新计划，与预期相反的，公司的制造或是销售政策全部没有变动，反而是会计帐务系统做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采取一系列最新最好的现代会计与财务措施之后，公司的获利能力因而大幅增进，即使是在景气不佳的1935年，在采用新的会计制度下，估计每股盈余还是可以达到50美元的水准，这项改造计划是经由Messrs等人经过广泛的研究调查后制定的，其中主要包含六大点：
(1)将厂房价值减少到负的10亿美元
(2)普通股每股面额减到一美分
(3)以认股权的方式支付所有的薪水与奖金
(4)存货的帐面价值减为1美元
(5)原有特别股改成不必马上支付利息50%折价发行的公司债
(6)建立10亿美元的或有准备

以下就是这项全面更新计划的官方完整声明

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很高兴向大家宣布，在经过对产业界所面临的问题广泛地研究之后，我们已经核准了一项重新塑造公司会计制度的方案，一项由特别委员会主导并经Messrs等人协助之下完成的调查显示，我们公司在运用最先进的会计制度方面远远落后于其它美国企业，透过这样的做法，公司不必负担额外的支出、营业与销售政策也不必改变，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善获利能力，所以大家一致决定不但要立即跟进采用，而且还要将这项技术发展到淋漓尽致的境界，董事会所采用的做法，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点：

1.固定资产减为负的10亿美元

许多代表公司都已将其帐列厂房价值减为象征性的1美元，好让其损益表免于折旧费用沉重的负担，特别委员会指出如果它们的厂房只值1美元，那幺美国钢铁的的固定资产比起它们来说还要少很多，事实上近来大家都承认一项事实，许多厂房对公司来说实际上是一种负债而不是资产，除了要摊提折旧之外，还要负担税金、维修及其它开支，因此董事会决定要从1935年开始将资产打销，从原先帐列1,338,522,858.96美元减少为负的1,000,000,000美元。

这样做法的效益相当明显，随着工厂逐渐折减，所代表的负债也相对地减少，因此以往每年4,700万的折旧费用不但可以免除，以后每年还可以有5,000万美元的折旧利益，一来一往等于让公司的获利至少增加9,700万美元。

2.将普通股面额减少到1美分。
3.所有的薪资与奖金一律以认股权的方式发放。

许多企业早已将本来应该支付给经营主管薪水奖金的大笔支出改以不必认列费用的股票认股权方式取代，这种现代化的创新做法很明显地还没有被充分运用，所以董事会决定采取一项更先进的做法。

企业所有的员工将发给认购价为50美元的认股权作为薪资的替代，而普通股面额则减少到1美分。

这项计划很明显的有下列好处：

A.公司将不再有任何的薪资支出，参考1935年的情况，每年估计将因此省下2.5亿美元。

B.同时，所有员工的报酬将因此增加好几倍，因为在新的会计原则之下公司帐上显示的每股盈余将因此大增，从而使得公司的股价远高于认股权所设定的50美元认购价，于是所有的员工都将因为认股权的行使而受惠，所得到的报酬将远比他们原来领的现金收入要高的多。

C.透过这些认股权的行使，公司因此还可以实现额外特别的年度利益，而由于我们将普通股面额设定为1美分，因此每认购一股便能产生49.99美元的利益，虽然就会计学保守的立场，这些利益可能无法显现在损益表之上，但却可以在资产负债表上以资本溢价的方式单独列示。

D.企业的现金部位也会因此**地增强，每年不但不再有2.5亿美元的薪资流出，透过行使500万股认股权的做法，每年还可以创造2.5亿美元的现金流入，公司惊人的获利能力加上坚强的现金部位将使得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配发股利，然后我们又可以透过行使认股权的方式补强现金实力，之后又可以有更高的配股能力，如此一直循环下去。

4.帐列存货价值调为1美元

在经济衰退时因为必须将存货价值调整至市价，公司可能会因此蒙受钜额的损失，因此许多公司，尤其是钢铁与纺织公司纷纷将其帐列存货价值压到相当低的程度，而成功地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鉴于此美国钢铁公司决定采用一种更积极的做法，打算将存货价值一举压低到1美元的最低限度，在每年底都会进行这样的动作，将存货予以调整，差异的数字则全部摆到前面所提到的或有准备科目项下。

这种新做法的好处相当的大，不但可以消除存货耗损的可能性，同时也可**地增进公司每年的获利能力，每年初存货因为帐列价值只有1美元，所以将因出售而获得大笔的利益，经估计透过这种新会计方法的运用将可使我们每年至少增加1.5亿美元的收益，而碰巧的是这个数字与我们每年冲销的或许准备金额相当。

特别委员会的一项报告建议为了维持一致性，应收帐款与约当现金最好也能够将帐面数字调整为1美元，同时也一样可以有先前所提的好处，但这样子的提案现在被驳回，因为我们的签证会计师认为，任何应收帐款或约当现金若冲回，最好还是先贷记原有科目，而不是直接作为损益表上的收入，但是我们也预期这种老掉牙的会计原则应该很快会更新，好与现代趋势做接轨，而等新原则一通过之后，我们一定会马上将这份报告的建议列为优先执行的方案。

5.将现有特别股改成不必马上支付利息50%折价发行的公司债。

过去许多公司在面临景气不佳的时候，大都利用买回自己原先发行大幅折价的债券来弥补其营业上的损失，不幸的是由于美国钢铁公司的债信一向都还算不错，所以没有类似这样的油水可以趁机捞一笔，但现代更新计划解决了这样的难题。

报告建议原先发行的每一股特别股全部换成面额300美元不必支付利息的债券，并且可分为十期以面额的50%赎回，总计将要发行面额10.8亿美元的债券，每年有1.08亿美元到期，并由公司以5,400万美元的价格赎回，同时公司每年将可因此增加5,400万美元的获利。

就像是第3条所述的薪资奖金计划，这样的安排将可以让公司与其特别股股东一体受惠，后者可以确定在五年内收回现有特别股面额的150%，因为短期的有价证券实在是没有多少报酬率，所以不必付息的特点算是无关紧要，如此一来公司每年将可以减少2,500万的特别股股息，再加上每年多出5,400万美元的获利，加总之后将可获得每年7,900万的利益。

6.建立10亿美元的或有负债准备

董事们有信心经过上述的安排，公司未来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确保拥有令人满意的获利能力，然而在现今的会计原则下，公司最好不要承担任何可能的潜在损失的风险，因为最好能够事先先建立一个或有损失负债准备以兹因应。

特别委员会因此建议公司可以建立一个10亿美元的或有负债准备，就像是先前所述的，存货价值调整为1美元的差异将由这个准备来吸收，同时为了怕将来或有准备消耗殆尽，每年还将固定由资本公积提拨补充，因为后者透过股票选择权的运用每年将至少可以增加2.5亿美元(见前面第3点)，所以随时准备好可供或有准备补充之用。

透过这样的安排，董事会必须坦承他们很遗憾还不能够向其它美国大企业一样，充分地运用各种方法，让股本、资本公积、或有负债与资产负债表其它科目互通有无，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公司所作的分录还过于简单，根本没有达到一般业界那样能够利用最先进的手法，让整个会计程序神秘复杂化，然而对此董事会还是强调在规划革新方案时，还是必须坚持清楚明了的原则，虽然这样做会对公司的获利能力有所影响。

实在是不必要跟各位股东报告，更新过后的资产负债表与原先的报表将会有很大的不同，我想为了让公司的获利大增因此必须就资产负债科目做很大的调整，大家应该不会对此有太多的意见。

总而言之，董事会这一连串措施，包含将厂房价值调为负数、薪水删掉、存货降到几乎为零，将可使美国钢铁在产业的竞争力大为增加，我们将可以因此以非常低的价格销售我们所生产的产品，同时还可以保有很好的获利，董事会也认为在这项更新计划之下，我们将可以彻底打败竞争对手，直到我们达到反托拉斯法100%市场占有率的最高上限。

当然在准备这份报告时，董事会不是不知道同业也有可能仿效我们这类的做法，使得我们这样做的效益大打折扣，但是我们有信心美国钢铁身为提供钢铁用户这类新式服务的先驱领航者，一定能够维持住客户的忠诚度，不论是老客户或是新客户，当然若是有任何意外，美国钢铁仍将透过我们新设立的会计研究实验室，致力于研发出更新的会计做帐原则，以继续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

附录B

对于阁下有意出售公司的一些想法

这是几年前我写给一位有意出售其家族事业给我们的人士，在经过修正后，我特地把这封信摆在这里，因为这正是我想传达给其它有意出售事业者的讯息-华伦巴菲特

以下是在前几天我们的谈话后，我个人的一些想法。

大部分的企业老板无不终其一生努力地建立自己的企业王国，经过不断地努力焠炼，他们在行销、采购与人事管理上的经验都能持续地精进，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先前一时的挫败通常会成就后来的成功。

相对地，自己当老板的经理人在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偶尔会在一时冲动的情况下，考虑出售自己拥有的事业，通常是因为中间人为了赚取成交的佣金不顾买卖双方的利益而怂恿老板赶快做决定，事实上做这样的决策牵涉重大，不管是在财务或是个人方面皆是如此，仓促地决定可能使得老板做出错误而不是正确的决策，而且一旦发生可就是一辈子无法挽回的错误。

价格当然很重要，但是通常它并不是整个交易最关键的因素，你跟你的家族拥有业界最棒的企业，所有的潜在买家当然都知道这一点，而随着时间的演进，你的事业也会变得更有价值，所以若你现在决定不卖了，这代表以后你可能可以赚更多的钱，而有了这样的认知，你大可以从容以对，慢慢地寻找你希望的买主。

但是要是你真的决定要卖，我相信伯克希尔绝对可以提供比别人更好的条件，基本上可能的买主可以分为两大类︰

(1)第一种是你的同业或是与你的所处的产业相近的业者，这种买家不管他给你怎幺样的承诺，通常会让你感觉到好象他比你懂得如何来经营你的事业，而早晚有一天他会想要插手来帮忙你的营运，而若是买方再大一点，通常还会应征一大堆经理人进来，借口表示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购并案，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一套做事方法，虽然你过去的经营记录明显地比他们好太多，但人性的某一面还是使他们觉得他们做事的方法才是对的，你跟你家人的朋友大概也有人曾经将公司卖给大企业的，我想他们应该也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证实大公司有倾向将子公司的业务接过去管理，尤其是他们对这行也很内行或自认很内行时。

(2)第二类的公司是财务公司，大量运用所借来的资金，只要时机得当，总是准备随时将公司再卖给投资大众或是别的大企业，通常这类买主对公司最大的贡献就是改变公司的会计政策，使得公司盈余比以前看起来好看一点，如此一来使他得以用更好的价格脱手而出，附件是最近一篇有关这类交易的文章报导，由于最近股市热络所以这类的活动也相当频繁，同时这类的资金也相当充沛。

如果公司现在的拥有人唯一的目标只是随时准备将企业待价而沽，弃企业整体的利益于不顾，很多的卖主确实属于这类型，那幺先前所描述的买方应该都可以为卖方所接受，但是要是卖方所要出售的公司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结晶，甚至已经成为其人格与生命的一部份，那幺这两类的买方可能都不能符合你的标准。

至于伯克希尔则属于另外一类型的买主，而且绝对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买进是为了拥有，但我们不要，也不希望公司的营运主管由母公司指派，我们旗下所有的事业都能够相当独立自主地营运，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重要事业管理人从来就没有来过奥玛哈，甚至于双方连面都没碰过，当我们买下一间公司之后，卖方依旧还是照原来的样子经营公司，是我们要去适应他们，不是他们要来适应我们。

我们没有任何家族成员或是新进聘用的企管硕士，准备要来经营我们买下的任何企业，我想以后也不会有这种情况。

如果你知道我们过去的购并案，我会附上过去我们购买企业的名单，我建议你可以打个电话check看看，我们是不是说到做到，特别是你可以问问少数几家经营不甚理想的公司，看看在艰难的状况下，我们又会采取怎样的做法。

任何买主都会告诉你，私底下他很需要你的协助，当然若他真的有大脑，他就会知道他真的是需要你，但大多数的买主，基于先前所提的几个理由，大都不会遵守先前所作的承诺，但我们不一样，绝对是说到做到，因为一方面我们已做出承诺，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有更有的经营成果。

这样的需求可以说明为何我们希望原有的经营团队最好能够保留20%的股份，基于租税规划我们需要80%以上的股权，这点很重要，但同时我们也希望继续留下来管理的家族成员也能够自己当老板，所以很简单，除非我们确定原有的主要经理人还会继续留下来成为我们的合伙人，否则我们不会考虑买下公司，合约并不能保证你会继续投入，我们相信的是你承诺的每一个字。

我们会介入的领域是资金的规划与配置，以及高阶人员的任命与报酬，其余的人事、营运策略等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有些伯克希尔旗下事业的经理人会把他们所作的一些商业决定向我报告，有些则不会，这主要是视他们本身的个性，以及与我个人的私人关系而定。

如果你决定要跟伯克希尔一起做生意，我们会以现金的方式给予报酬，你的企业资产也不会被伯克希尔拿来当作借款的抵押品，也不会有掮客牵涉其中。

另外在交易成交后，我们也不会临时宣布退出不玩，或是提出要做调整的要求，(当然要是银行、律师、董事会等方面的出状况，我们也会做出道歉与合理的解释)，你不会碰到几年前与你谈判的主管突然走人，之后新上任的主管一概不认帐，或是公司总裁很遗憾地跟你说，他背后的董事会要求你这样或要求你那样，(或甚至想要再把你的公司卖掉以支应母公司新的资金需求)。

另外也必须要提醒你在交易完成后，你并不会比原来还富有，因为拥有原来的事业已经让你用最有利的投资方式赚了很多钱，整个交易只会让你的财富形式有所改变，但基本上金额数量并不会改变，若你要卖，你可以确定将能够把原有100%持有且熟悉的资产，换得另外一种资产——-现金，或再加上一小部份你比较不熟悉的企业股份，要做出出售的决定总有许多理由，但若整个交易是公平合理的话，这个理由绝对不是卖方因此可以变得更富有。

我不会刻意纠缠你，但若你有任何的意愿想要出售的话，我会很乐意接到你的电话，我很荣幸能够让伯克希尔与你的家族成员一起拥有这份事业；我相信公司在财务上一定会变得更好，而我也相信在未来的20年内，你也会像过去20年来一样，愉快地继续经营这份事业。

1989

注：这一年巴菲特继续增持了可口可乐的股票，第一次投资了吉列和全美航空公司（可转债）。

本公司1989年的净值增加了十五亿一千五百万美元，较去年增加了44.4%，过去25年以来(也就是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后)，每股净值从19元成长到现在的4,296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8%。

然而真正重要的还是内在价值–这个数字代表组成我们企业所有份子的合理价值，根据精准的远见，这个数字可由企业未来预计的现金流量(包含流进与流出)，并以现行的利率予以折现，不管是马鞭的制造公司或是行动电话的从业者都可以在同等的地位上，据以评估其经济价值。

当伯克希尔的账面价值是19.46美元之时，由于主要的资产属于纺织事业，所以内在价值大概比账面价值要少一点，但时至今日我们企业的价值却早已较账面价值多的多，这代表着伯克希尔内在价值成长的速度要比账面价值每年平均23.8%的复合成长率还要再高一些。

后视镜是一回事，雨刷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账面价值大部分是反应我们所持有的有价证券，而这些有价证券除了少数的例外，又大多以市价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在去年年底这些有价证券较之过去，又以比内在价值呈现更高的价格，一方面当然是因为1989年股市的飙涨，另一方面则是这些有价证券的价值得到大家的认同，也就是说过去他们的股价曾经相当的低，但这种情况如今已不复存在。

我们仍然会保有我们主要的持股，不管相较于内在价值，他们现在的市场价格是多少，我们对于他们至死不分离的态度加上这些股份现在的价位，意味者他们在未来可能无法再像先前那样将伯克希尔的净值大幅向上推升。换句话说，我们能有现在的表现主要受惠于两方面(1)我们旗下的公司所创造出的内在价值增长(2)由于市场对于这些公司的股价，相较于一般企业所做合理的修正所带来的额外红利。在未来我们有信心仍然可以享受公司所创造出来的价值，但是对于先前补涨的利益则因为大都已实现，这意味着我们将来只能靠前者来受惠。

但现在我们觉得一动不如一静，虽然这样的投资报酬看起来可能会少一点，其中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找到相当难得的商业合作关系，并珍惜我们彼此间所发展出来的情感，做这种决定对我们来说一点都不困难，因为我们相信这样的关系一定会让我们有一个满意的投资成果，虽然它可能不是最佳的。也因此我们觉得实在没有意义要舍弃原来我们熟悉欣赏的人，而把时间浪费在我们不认识且人格可能会在水准以下的人身上，就好像一个有钱人竟然还为了金钱而结婚，这未免有些精神错乱。

此外我们还面临到另一项挑战，在有限的世界里，任何高成长的事物终将自我毁灭，若是成长的基础相对较小，则这项定律偶尔会被暂时打破，但是当基础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好戏就会结束，高成长终有一天会被自己所束缚。

CarlSagan曾经开玩笑地解释这种现象，假设有一种细菌每15分钟可以分裂一次，亦即代表每一小时复制四次，一天可复制96次，虽然单一个细菌其重量只有一兆分之一公克重，但是只要经过一天无止尽的无性生殖，其重量可能会比一座山还重，经过两天后，甚至会比太阳还重，要不了多久宇宙所有空间都将由这种细菌所组成，不过Sagan又说，大家不必担心，上天一定会安排障碍来阻止其倍数成长，有可能他会耗尽食物，或是毒死自己，或是有可能羞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复制。

即使是在最坏的情况下，查理芒格(伯克希尔的副主席兼主要合伙人)，与我都不认为伯克希尔会像细菌一样无止境地成长，当然更不可能像细菌那样找到每15分钟就能够复制一次的方法，虽然我们不会像细菌那般羞于在公开场合进行复制，不过Sagan的观察还是对的，相较于刚开始的2,200万，以伯克希尔目前的49亿美元的净值基础，我们实在很难像过去那样每年以15%以上的成长率增加。

税

事实上，1989年伯克希尔15亿美元的增加净值还是已扣除7.12亿美元估计应付所得税后的净额，这还不包含其五个主要被投资公司合计已缴1.75亿美元的所得税。

在今年的所得税费用中，大约有1.72亿美元是马上要支付的，剩下的5.4亿则可以记账递延处理，大部分是由于1989年我们持有的股票未实现利益，以34%的预估税率计算出来的数字。

另外我们也为1987年及1988年的未实现资本利得依照前项税率补提准备，但如同去年解释过的，我们在1987年所累积的未实现利益约12亿美元仍依照当时28%的税率计提准备。

新的会计准则有可能会要求公司将所有的利得以现行的税率估算(不管实际可能会是多少)，若以34%来计(等于将税率提高6个百分点)，这样的规则可能会大幅增加我们账面递延所得税的数字，并使我们的账面净值减少约7,100万美元，由于新提出的规定引发相当大的争议，最后的结果尚难定论，所以目前公司账上尚未做此反应。

大家可以从资产负债表上看到，若是年底我们一口气将所有的有价证券按市价全部出清，则我们要支付的所得税将高达11亿美元，但这11亿的负债真的就跟15天后要付给厂商的货款一样或是相近吗？很显然的并非如此，虽然在财务报表上计算的净值的方式都一样，只是很简单地减掉11亿美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难道这项估计所得税负债，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意愿要把股票卖掉，所以政府课不到所得税，就表示它不具重大的意义吗？答案很显然也不是。

就经济实质而言，这种所得税负债就好像是美国国库借给我们的无息贷款，且到期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当然除非国会把课税时点提早到未实现时)，这种贷款还有一项很奇怪的特点，它只能被用来购买某些特定涨价的股票，而且额度会随时市场价格来变动，有时也会因为税率变动而改变，事实上这种递延所得税有点类似于资产移转时所要缴交的交易税，事实上我们在1989年只做了一小部分的变动，总共产生了2.24亿的资本利得，因此发生了7,600万的交易税。

由于税法运作的方式，如果情况许可的话，我们偏爱李伯大梦式的投资，因为较之疯狂短线进出的方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利基点，让我们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做说明。

假设伯克希尔只有1块美金的投资，但它每年却可以有一倍的报酬，假设我们将卖掉后所得的资金，用同样的方式再重复19年，结果20年下来，依照34%的税率总共贡献给国库13,000美元，而我们自己则可以拿到25,250美元，看起来还不错，然而要是我们简单一点，只做一项不变的投资，但是它同样可以赚每年一倍，则最后的金额却高达1,048,576美元，在扣除34%即356,500的所得税之后，实得约692,000美元。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唯一的理由就是所得税支付的时点，有趣的是政府从后面那种情况所抽的税金还比前者高，当然政府必须等到最后才能拿到这笔税金。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因为这种简单的算术就倾向采用长期投资的态度，没错经常性的变动有可能会使我们的税后报酬高一些，事实上很多年前，查理和我就是这样在做的。

账面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账面盈余的主要来源，在这张表中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准则要求以个别企业基础做调整，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年报中还有企业个别部门的信息，有关Wesco公司的信息，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查理芒格所写的年报，里头包含查理在1989年5月写给美国储贷联盟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传达对于其推行政策的不满并做出辞去在其组织中的职位。

单位：千美金

*（不包含史考特飞兹与联合储贷的利息费用）

在后面我会提到重新将伯克希尔的部门分类为四大项，这是查理和我认为可以帮助大家计算本公司内在价值的最好方式，以下的资产负债表与盈余表就是依此分类表示(1)保险事业，并将主要投资头寸归类(2)制造、出版与零售事业，扣除非本业资产与购买法的会计调整(3)金融业的子公司-诸如联合储贷与史考特飞兹财务公司(4)其它项目，包含前述非营业资产(主要是有价证券投资)与购买法调整，还有Wesco与伯克希尔母公司一些其它的资产与负债。

如果你将这四个部门的盈余与净值加总，会得到与经会计师依公认会计准则查核的数字一致，然而我还是必须强调这种表达方式并未经过会计师的检视，我想他还是选择不要看的好。

除了账面盈余数字之外，实际上我们受惠于会计准则不能确认的盈余，后面我列示出五家主要被投资公司在1989年收到的税后现金股利收入合计是4,500万美元，然而若依照投资比例我们可以分得的税后盈余却高达2.12亿美元，这还不包含我们在盖可与可口可乐身上所获得的资本利得，而若将这应得的2.12亿盈余分给我们，则在扣除应付的所得税之后，公司账面的盈余可能会大幅增加为5亿美元，而不是现在的3亿美元。

你应该判断的关键在于这些未分配的盈余与我们账上已经列示的盈余同样的珍贵，甚至我们相信他们以后可能还更有价值，这一鸟在林胜于两鸟在手的道理，就像是与其把盈余交到我们手中，还不如留给我们信任有才干的经理人继续去运用发挥，通常我对一般的经理人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但以这几家公司来说，的确是实至名归。

就我们的观点，伯克希尔的基本盈利能力可以用直接法来衡量，也就是我们将被投资公司真正应分给我们的盈余加到账面的营业利润之上，同时扣除我们在这些投资已实现的资本利得，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让企业的内在价值每年平均以15%的速度成长，我们的直接盈余也必须要以同等的速度增加，因此我们相当需要现有的被投资公司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时时增加新进的成员才有办法达到这15%的目标。

非保险营运

在过去我们将主要的制造、出版与零售业昵称为七个圣徒，在1989年波仙珠宝加入后，马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贴切又好听的名词，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想到，现在姑且将他们称作为“七加一个圣徒”吧。

这神圣的组合-波仙珠宝、水牛城日报、费区海默、寇比吸尘器、内布拉斯加家具、史考特费兹、喜诗糖果与世界百科全书等公司，可以说是模范企业的绝佳组合，他们的管理人也可以说是好的不能再好了。

大部分的管理人根本就不需要为了讨生活而工作，他们参加球队的原因只是为了要击出全垒打，事实上这正是他们常常有的表现，他们合并的财务报表(加上一些较小的事业)，显示他们的表现是如此的优异，以历史投资成本做基准，他们现在每年的税后盈余高达平均股东权益的57%，更甚者，他们并不靠举债，账上所拥有的现金就足以清偿所有的借款，当我念到这些管理人的名字-the Blumkin,Friedman,Heldman families,Chuck Huggins,Stan Lipsey与Ralph Schey，这感觉就好像是名教练Miller Huggins在宣布1927纽约洋基队的先发阵容一样。

现在让我们逐一来检视。

在波仙珠宝加入伯克希尔的第一年，它达到我们所有的预期目标，营业额大幅成长，较四年前刚搬到现址的时候要好上一倍，事实上在搬来现址的六年前，它的业绩早已成长了一倍，Ike Friedman波仙珠宝的管理天才，只有一种速度，那就是全速前进！on seasonally-busy days.

如果你还没有到过那里，你一定没有看过有珠宝店像波仙那样，由于销量非常大，所以在那里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各种价格的种类，同样的理由，它的营业费用开销大概只有一般同类型珠宝店的三分之一，对于费用的严格控管，加上优异的采购能力，使得它所贩售的商品要比其它珠宝店要来的便宜许多，而便宜的价格又吸引更多的顾客上门，良性循环的结果，使得该店在忙季的单日人潮流量高达四千人。

Ike Friedman不但是个优秀的商人、表演者，更是品格高尚的人，买下这家店时，我们没有查账，事后所有的惊奇完全都是正面的，有句话说不懂珠宝没有关系，但你一定要有认识的珠宝商，这句话真的好有道理，不管是你要买一颗小小的钻石或是要买下一整家店都一样。

有一段故事可以说明为何我个人如此喜爱Ike，每两年我都会参加一个非正式的聚会，大家一起同乐并探索新事物，去年九月，在圣塔菲与主教会面，我邀请Ike跟他的太太与儿子为大家讲解珠宝。

Ike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所以特地从奥马哈带了总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各式珠宝，当时我个人有点担心，因为主教的住所并非像福克斯堡那般坚固，所以当晚在活动开始之前，我特别向Ike表达个人的关切，Ike把我拉到一旁说：“看到那保险箱没？下午我们早已掉过包，所以根本没有人可能分得清真或假。”听到这话，我放心多了，Ike接着又说：“看到旁边那两个腰配枪枝的彪形大汉没？他们会整晚守护着这只保险箱。”正当我舒口气准备回到宴会中时，Ike小声说到更重要的：“真正的珠宝并不在保险箱里！”

我们怎么能够错过这样一号人物呢？尤其是当他背后还有一个兼具才能与活力的家族。

喜诗糖果去年糖果的销售磅数再创新高，比前一年度又增加了8%，而且单店的平均销售磅数经过好几年来的下滑，首次呈现正成长。

广告在这家杰出的企业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去年我们的广告预算从原先的400万增加到500万美元，透过我们的广告代理商Hal Riney将钱百分之百花在传达喜诗糖果之所以能够如此特别的品质之上。

在我们的媒体事业，像是水牛城报纸，我们贩售广告，在其它的事业，像是喜诗糖果，我们是广告客户，反而变成买主，然而当我们买广告时，我们做事的方式跟我们当初在卖广告的诉求是一致的，去年喜诗糖果在报纸广告上的花费增加了有三倍之多，是我印象之中占营业额的最高比例，不过所得到的回报却更是惊人，对于能有这样的成绩，我们相当感谢Hal Riney与报纸的宣传效果。

喜诗杰出的表现好像变得很自然，但ChuckHuggins的管理却绝对不是侥幸，每天他都全心全意专注于生产与销售各个环节，将品质与服务的观念传达给公司上上下下几千位员工，每年销售超过2,700万磅的糖果，在一家拥有225家店面，再加上一个邮购与电话中心，要让每个客户都能够满心欢喜的离去，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过这差事到了Chuck的手上，总是让人感觉轻松自在。

内布拉斯加家具店的业绩与盈余在1989年又创新高，但是这伴随着一项坏消息，52年前以500美元创立这家店的B太太，由于与家族其它成员在内部改装与地毯部门的营运上意见不合，在五月决定离职。

B太太可能是现存美国人中最聪明的生意人，但在这件事上我却必须站在家族其它成员的这一边，过去三年来，当店内其它部门营收平均成长24%之时，地毯销售却减少17%，(这并不是代表B太太的销售技巧退步，因为她个人卖的商品绝对比店内其它营业员要多的多)。

大家应该很高兴B太太让Horatio Alger笔下的英雄看起来像是浴血奋战后的失败者，以96岁的高龄，她却执意再另创新事业，而且还是一样，卖家具跟地毯，同样地，每个礼拜工作七天。

在原来的家具店，B太太的子孙们还是继续支撑这家全美最大也最成功的家具事业，他们实在是相当优秀的生意人，管理者，跟他们一起相处实在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有一件事可以显示他们的聪明才智，在1989年第四季，地毯部门在奥马哈地区的市场占有率从前一年度的67.7%增加到75.3%，相当于第二名竞争者的六倍。

NFM与波仙遵循的是相同的成功模式(1)商品种类齐全、应有尽有(2)营运成本极低(3)大量采购进货成本低(4)毛利高但售价因销量压低(5)亲切的服务与家族式的管理。

另外提供一则新闻插播，NFM在1989年增加20%的报纸广告量，依旧是当地报纸的最大广告客户，(ROP是指印在报纸上的广告，与事先印好的夹报有别)，就我所知，奥马哈是唯一一个以家具从业者为最大报纸广告客户的地区，许多客户在1989年都大砍广告量，但是就我们在喜诗糖果与NFM的经验来说，这实在是个天大的错误。

水牛城日报在1989年有三点特别值得一提，首先在所有主要的都会报纸中(不管是平时或是假日)，水牛城的家庭渗透率是最高的(即当地家庭每天订购报纸的户数)，第二是新闻比率(报纸所有版面中，新闻所占的比率)，相较于1988年的49.5%，1989年则是50.1%，这比率代表水牛城报纸的新闻内容要比其它同类型的报纸要来的丰富许多，第三在同业盈利频频下滑之际，水牛城的盈利连续第七年成长。

某种程度而言，这三个因素是相关的，虽然很明显的高新闻比率会大幅减少盈利，一个精彩丰富的新闻能够吸引广大的读者，从而增加渗透率，而高的渗透率回头来又会使得报纸成为广告商喜爱的对象，因为这等于让他们可以透过一个单一的管道，对整个社区进行宣传，相对的一家渗透率低的报纸对于广告商的吸引力就大大的降低，到最后一定会使得广告费收入与盈利节节下滑。

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渗透率并不是个意外抑或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以水牛城报纸的大本营Erie市来说，当地的人口数从1970年的111万人一路减少到1980年的101万，乃至于1988年的96.6万人，但报纸发行量的变化却完全相反，1975年在我们刚准备开始发行周日版之前，Courier-Express一家水牛城当地相当悠久的报纸每周的发行量约为20万份，去年在总人口比当初还少5%的情况下，水牛城的发行份数却将近有30万份，我相信在美国没有其它地区能够像我们这样成长的。

当我们能够如此成长同时又得到家乡父老如此的支持，一定有人居功至伟，我想总编辑MurrayLight应该是当之无愧，是他日复一日创造出如此发人深省、有用且有趣的产品，当然发行与生产部门也一样功不可没，一家报纸若是因为印刷或配送问题而时常误点，不管他的内容有多精彩丰富，一定会影响客户订阅的意愿的。

Stan Lipsey报纸的发行人，利用盈利来加强我们的产品竞争力，我相信Stan管理能力至少让我们报纸的营业利润增加五个百分点以上，这真是令人赞叹的表现，这只有完全熟悉企业大大小小事物的优秀经理人才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成绩。

Stan的知识与才能也延伸到编辑出版之上，早期他个人的生涯多花在新闻采访之上，曾经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报导一系列的故事，并在1972年为奥马哈太阳报赢得新闻界的最高荣誉-普立兹奖，Stan与我已经共事长达20年之久，一起经历各种风雨、患难与共，实在很难再找到像他这么好的伙伴。

在费区海默，Heldman家族继续他们不凡的表现，1989年的盈利因为1988年的一件大的并购案出了点问题而略受影响，所幸问题及时获得解决，所以费区海默的投资报酬还是相当不错。

像我们其它的管理人，Heldmans家族对于其事业的了解事无巨细，去年的年度股东会时我曾经半开玩笑的说，只要犯人一进到监狱，Bob就可以马上知道他的身材尺寸是多少，不管你跟他们提到全美那一个地区，他们都相当清楚当地的市场与竞争对手的状况。

虽然我们是在四年之前买下费区海默的，但查理和我却从来没有去参观过他们的工厂或是位在辛辛那提的总部，我们有点像是无聊的Maytag维修工人，由于Heldman所管理的东西实在太好根本不会坏，以至于我们从来就没有接过叫修的电话。

Ralph Schey还是继续发挥他的才能，为我们管理-世界百科全书、寇比吸尘器与史考特飞兹所组成的大集团，自从我们买下这些企业以来，他们的总盈余年年都成长，投资的报酬相当可观，Ralph所领导的企业集团真是够大，单单他旗下事业加总起来就足以名列财富五百强，而若以投资报酬的角度来看，大概可以让他排在前十名。

有好几年，世界百科全书只在芝加哥的一个商业广场集中营运，有鉴于租约即将到期，未来它将分散成四个据点，搬迁的费用相当的庞大，不过尽管如此1989年的盈利还是会增加，这项搬迁的费用要经过好几年的时间才会慢慢地消化吸收掉。

寇比的生意去年特别的旺，尤其是在外销方面的成长惊人，近两年来的业绩已成长了一倍，累计四年来成长了四倍，市场占有率从5%增加到20%，我们1989年最大的资本支出就花在寇比身上，预计在1990年会有一次大改款。

Ralph的事业部门所贡献的盈余大概占非保险部门的四成左右，当我们在1986年初买下史考特飞兹时，能将Ralph一并挖过来当经理人，跟我们当初买下这家公司一样地重要，除了贡献可观的盈余之外，Ralph管理资金也是一把好手。这些能力使得伯克希尔能够获得源源不绝的资金，让我们回头可以再做更多更好的投资。

以上就是我们的职棒先发阵容!

保险事业营运

下表是财产意外险业的几项重要指数

综合比率代表的是保险的总成本(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率，100以下代表会有承销利益，100以上代表会有承销损失，若把持有保费收入浮存金(扣除股东权益部分所产生的盈余)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列入考虑，盈亏平衡的范围大概是在107-111之间。

基于前几次年报所说明的理由，即使是通货膨胀在这几年来相对温和，我们预期保险业每年损失增加的比率约在10%左右，若是保费收入成长没有到达10%以上，损失一定会增加，(事实上过去25年以来，理赔损失系以11%的速度在成长)，虽然保险公司在景气不好时，会习惯性地将损失暂时隐藏起来。

去年我们曾说若综合比率八成会继续上升，甚至在未来两年内还会加速，今年我们不再做加速的预期，不然的话还会再重复去年的预测，保费收入的成长幅度远低于每年最低10%成长的要求，而且大家要记住，10%只表示能抑止综合比率上升的情况，却不能使它下降。

1989年综合比率增加的幅度略高于我们的预期，原因在于意外灾害(主要是Hugo飓风)特别严重，这部分造成的影响大约占了2个百分点，假若1990年能够回到正常情况，相较于1989年略微膨胀的基础，综合比率可能只会增加一点点，然后到了1991年可能又会提高增加的幅度。

产业评论家常常会讨论到承保循环并预测它下一次反转的时点，若那个名词是用来暗示有节奏性的本质，则我们认为他们就有点张冠李戴的把这个产业情况搞错了。

这个名词在几十年前当产业界与政府单位通力合作维持一个类似卡特尔组织时或许还适用，在那个年代，综合比率只因两个原因上下变动，两者都具有递延性，第一是过去的信息会被分析然后据以制定新的费率，一体适用于所有的保险从业者之上；第二所有的保单通常是一次以三年为期，这代表着一张有问题的保单通常要花三年才能解决，所以新费率的实施影响有其递延性，这两个因素使得综合比率的变化有脉络可循，同时没有价格的竞争通常就保证可以有稳定的盈利，意味着整个循环下来可以获得满意的报酬。

不过卡特尔的年代早已过去，现在的产业有几百家公司在销售同一种商品，价格各自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所卖的商品是钢铁或是保单，除了产能短缺的情况之外，整体同业的盈利一定很可怜，不过却需视所处产业的盈利情况来决定短缺情况的发生时点与期间长短。

在大部分的产业，产能是以具体的事物来呈现，不过在保险的世界里，产能所代表的却是指财务数字，亦即假设一家公司的净值有Y，那么他可以承接的保单大概就只能有X，就实务而言，做这样的限制其实效果相当有限，主管机关、保险掮客与客户对于其节制背后的保险公司的反应都很慢，而且就算真正的资本有被夸大的情况，他们也给予姑息，因此一家资本额不大的保险公司若他们愿意，照样可以接下一大堆保单，因此整个保险业的供给能量，主要还是视保险公司经理人本身的心态而定。

在了解内情之后，大家不难预知这个产业未来的盈利情况，盈利要好只有当供给短缺时才有可能发生，而供给短缺只有当保险从业者感到害怕时才有可能发生，而偏偏这种情况又很少见，且可以确定短期之内不会出现。

有些分析师认为最近刚实施的保险业新税法过于繁重，同时加上Hugo飓风与加州的地震，将会使保险费率大幅提高，我们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因为这些负面的因素并不会迫使同业不以现在的价格接受保单，因此1990年的保费收入应该无法成长10%以上，也就是说整体的承保绩效可能还会继续恶化。

从业者同时也会宣称保险业需要调高价格才能维持一般美国企业的盈利水平，当然事实确是如此，钢铁业也一样，但需要与想要和产业长期的盈利并无绝对相关，反而是经济实质现况才是决定结果的关键因素，保险业的盈利要改进，只有靠所有从业者通力合作，除非价格合理否则就不接生意，但现在离那样的情况还很远。

伯克希尔1990年的保费收入可能会降至1.5亿美元左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传统的业务持续在萎缩，一方面是消防人员退休基金这项业务在去年八月已到期，但不管业务量减少多少，一点都不影响我们，我们完全没有兴趣去接那种一看就会赔钱的保单，光是那些看起来有赚头的生意就够我们受的了。

然而我们对于价格合理的生意胃口却很足，1989年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那就是CAT防护，也就是一般保险公司(也包含再保公司本身)都会向再保公司签约买下再保合约，来免于承担像是龙卷风或是飓风等单一意外事件所可能引发巨额损失的风险，在这些再保合约中，原始的保险公司可能会保留一个单一的损失上限，例如1,000万美金，然后在此之上买进好几层的再保险，当损失超过自留的部分时，再保公司依规定就要支付超过的部分，最高比例可达95%，(之所以要求保险公司本身每层保留5%，是为了让保险公司与再保公司站在同一阵线，避免保险公司请客再保险公司买单)。

CAT防护的保单通常是一年期，一般可以自动延长一年，这样的条款主要是保护保险公司避免因为重大灾害发生后投保出现空窗期，事件发生的持续期间通常由合约限定在72小时以内，在这种定义之下，一场持续三天的大风暴所造成的损害，可被归类为单一事件。要是大风暴持续四天以上，则保险公司可以切割出其受害最惨重的72小时，超过的部分则必须视为另一个独立的事件。

1989年有两件特殊的事件发生，第一Hugo飓风造成40亿美元的损失，不过之后不久72小时，又在加勒比海发生相同规模的灾害；第二加州大地震在几个礼拜内又接连发生，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受到这两个事件严重的打击，或者应该说是三个，许多有买CAT防身的保险公司及再保公司，立刻使用第二次投保权。

在当时许多卖CAT保单的从业者亏了一屁股，尤其是第二次投保部分，根本收不到足够的保费，由于有许多变量，保费通常会是在保额的3%到15%不等，有好几年，我们认为这种保费收入并不合理，所以没有介入这个市场。

但是1989年的大灾害使得许多CAT从业者穷于填补保险客户的伤口，使得地震灾后保单供给发生短缺，保费价格很快地就回到相当吸引人的水准，尤其是再保公司本身自己所买的保单，若有需要，伯克希尔可以马上就签下2.5亿美元以上的保单，虽然并不是所有上门的生意都接，但忙个十天下来所签的保单金额也是相当可观。

世界上再没有其它再保公司会像我们一样，愿意一口气接受如此大金额的投保，当然也有保险公司偶尔会愿意接下2.5亿美金的灾害理赔保险，但前提是能向其它保险公司分保出去，当他们找不到分散风险的再保公司时，他们会马上退出市场。

相反的伯克希尔的政策则是保留大部分的保额而不是把他们给分配掉，当保险费率看起来有利可图，我们很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以外界的标准而言，那应该是个大数字。

我们之所以愿意承担比一般保险公司更多的风险，主要有两个原因:(1)以会计准则的规范标准，我们的保险公司净值高达60亿美金，位居全美第二(2)我们并不在乎每季的短期盈余数字，就算是每年也无所谓，只要长期而言，这些决策是基于稳健盈利的立场所作的明智决定。

很明显的如果我们接下二亿五的灾害保险，并自己留大部分的保额，很有可能我们会在一夜之间损失这二亿五，这种机率虽然很低，却并不表示没有可能，若真的发生那样的损失，我们的税后损失大概会是1.65亿，相较于伯克希尔每季所赚的盈余来说，只能算是个小数字，虽然我们会丢了面子，但还不至于失了里子。

这种态度在保险业界来说实在是少之又少，通常一般的保险公司愿意接下很多的保单以确保公司每年可以获得一定的利益，但他们却不愿意公司在某一个单季发生大额的损失，虽然这种短期损失可以获得更长远的利益；我想我能够体谅他们的立场，对股东最有利的事并不一定对经理人最好，很幸运的查理和我的工作保障与身家利益与所有的股东皆一致，我们愿意被人当作是傻子，只要我们自己知道我们不是个傻子。

事实上我们这样的经营策略让我们成为市场上的稳定力量，当供给短缺时，我们可以马上进场满足大家的需求，而当市场过于饱和时，我们又会立即退出市场观望，当然我们这样的做法并不只是为了达到市场的稳定而已，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样才是最合理、对大家最有利的做法，当然这样的做法间接达到稳定市场的效果，也符合亚当．史密斯所提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说法。

现阶段相较于保费收入，我们自留大部分的浮存金，这样的情形应该可以让我们往后几年获得像1989年那样不错的结果，承保损失应该也可以接受，相较之下我们靠投资所赚得的利益却更为惊人，只是这种好现象可能会随着浮存金的流失而渐渐光芒不再。

不过在其它方面，还是有机会能够让我们找到大额且有利可图的生意，Mike Goldberg与其经营团队，长期而言可以为我们创造有利的地位。

有价证券投资

在为我们的保险事业选择有价证券投资之时，我们主要有五种选择(1)长期股票投资(2)长期固定收益债券(3)中期固定收益债券(4)短期适量现金(5)短期套利交易。

对于这五种类型的交易，我们没有特别的偏好，我们只是持续不断地寻找最高的税后报酬预计的数学期望值，且仅限于我们自认为了解熟悉的投资，我们无意让与短期的账面盈余好看，我们的目标是让长期的净值最大化。

下表是我们市值超过一亿美元以上的普通股投资，一部分的投资系属于伯克希尔关联企业所持有。

12/31/89

表上的投资组合与去年几乎相同，只有一项投资的持股有变动，我们将可口可乐的持股数由去年的1,417万股提高到今年的2,335万股。

这次的可口可乐投资，提供了一个机会来证明你们的董事长对投资机会的反应之快速，不管这些机会是如何的不明确或是被隐藏，我记得我是在1935年或1936年第一次喝到可口可乐的，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我从1936年开始以25分钱半打从巴菲特兄弟杂货店批货后，在以每罐5分钱卖给邻居街坊，作为我个人从事高毛利零售业的开端，我也深深观察到这项产品给消费者特殊的吸引力及背后所代表庞大的商机。

在往后的52年内当可口可乐席卷全世界的同时，我也持续地注意到这种特质，然而在同一时间，由于我个人过于小心谨慎以至于竟然连一股都没有买，反而将大部分的个人资产投注在街车公司、纺织公司、煤炭公司与邮票公司之类的股票之上，(如果你认为这是我编造的笑话，我可以再告诉大家确实的公司名称)，终于到了1988年的夏天，我的大脑与眼睛完成了联机动作。

一时之间，我的观感与眼界大开，经过70年代一度委靡不振之后，可口可乐在1981年新任总裁古崔塔的带领下，焕然一新，古崔塔加上唐纳德基奥(曾经是我在奥马哈的对街邻居)，经过思考并理清公司的政策后，切实地加以执行，使得本来就已是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产品又平添新动力，尤其是来自海外的营收更呈现爆炸性的成长。

利用其营销与融资方面的两把利刃，古崔塔将可口可乐产品的成长与股东的利益最大化，通常一家消费性商品的CEO，基于个人过去的经验与个性，会偏向公司的营销或财务任何一边，但是古崔塔却能够将两者调和到极致的境界，这样的结果实在是股东们前世修来的好福气。

当然我们应该在古崔塔与Don开始接掌公司时，就早点买进该公司的股票，事实上，要是我有足够的远见，早在1936年我就应该说服我爷爷干脆卖掉杂货店，然后将钱全部用来买进可口可乐的股票，这次我终于学到了教训，不过照这种情况看来，距离下一次我灵光一现的时间，可能要再等上个50年以上吧！

就像是我上次所提到的，相较于过去，我们这些被投资公司的股价已高于其内在价值，虽然目前以这种价位不会造成我们流鼻血，但难免会受到大盘波动的影响，当然股价下挫一点都不会造成我们的困扰，甚至反而对我们有利，但不可避免地可能会造成伯克希尔年度净值的减少，只要在未来的两、三年间，我们的投资组合市值平均每年减少10%，就有可能会发生这种状况。

我们持续受惠于这些被投资公司经理人，他们高品格、能力佳且设身处地为股东着想，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投资绩效，可以说是完全仰赖这些经理人不凡的人格特质。

去年我曾向各位报告今年可能会减少在套利投资方面的活动，结果正是如此，套利投资是短期资金的替代去处，有时我们手头上没有太多的现金，就算是有我们也宁愿选择不参与套利，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这些企业活动实在是没有太大的经济意义，从事这类套利交易就好像是在比谁比较笨（正如华尔街人士RayDeVoe所说，天使回避的地方傻瓜却趋之若骛），我们三不五时会从事大型的套利交易，但只有当我们觉得胜算颇大时，才会考虑进场。

除了后面会提到的三项可转换特别股投资之外，我们大幅减少在中长期的固定收益债券部位，尤其是长期部分，大概就只剩下华盛顿公用电力系统债券，去年我们处理了部分当初以相当低折价买进的低收益债券，处理价格与一般信用评等佳的债券差不多，是原始投资成本的一倍，外加每年15%到17%的免税利息，至于高收益的债券则予以保留，有些即将在1991年或1992年到期，剩下的则会在1990年中到期时赎回。

同时我们也卖了不少中期的免税债券，当初买下这些债券时就曾说过，只要时机成熟找到更好的投资标的，我们会很高兴地把他们给处理掉，不管届时的价格是高于或是低于我们的投资成本，如今时机确实成熟了，所以我们便将大部分的债券出清，所得的报酬还算不错，总结下来我们1989年从出售免税债券所获得的税前收益大概在5,100万左右。

我们将出售债券所得的收入连同期初账上的现金与年中所赚取的盈余，通通买进三种可转换特别股，第一种是在7月我们投资6亿美金在吉列刮胡刀年利率8.75%，十年强制赎回的可转换特别股，转换价格订为50美元；之后我们又花了3.58亿美金投资美国航空年利率9.25%，十年强制赎回的可转换特别股，转换价格订为60美元；最后我们在年底又以3亿美金投资冠军企业年利率9.25%，十年强制赎回的可转换特别股，转换价格订为38美元。

不像一般的可转换特别股，这次我们所拥有的是在限定时间内不得出售或转换的，所以短期内我们要靠普通股反转而盈利的机会不大，我并且已经加入吉列的董事会，至于美国航空或是冠军公司则没有，(我很喜欢现有加入的董事会，但由于分身乏术可能无法再加入其它公司的董事会)。

吉列这家公司与我们喜爱的类型非常相近，查理和我都熟悉这个产业的环境，因此我们相信可以对这家公司的未来做一个合理的预估，(若是没有试过吉列新的感应式刮胡刀，赶紧去买一个来试试！)，但是我们就没法预测投资银行业、航空业或是造纸业的未来前景，(我们在1987年买下所罗门公司的可转换债券)，当然这并不表示他们的未来就是个负数，基本上我们是不可知论者，而不是无神论者。所以由于我们在这些产业上缺乏强而有力的论点支持我们，因此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所采的投资方式就必须与那些显而易见的好公司好产业有所不同。

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只跟我们喜欢、欣赏且信任的人打交道，像是所罗门的John Gutfreund、吉列的Colman Mockler二世、美国航空的Ed Colodny与冠军企业的Andy Sigler都算是符合我们的标准。

同时他们对我们也相当的信任，坚持给我们无限制的转换权利，这在一般美国大企业融资案里头并不多见，事实上他们相信我们是聪明的老板，看的是未来而不是现在，就像我们相信他们是聪明的经理人一样，不但会看未来同时也会顾及现在。

这种可转换特别股的投资方式可以确保即便是我们被投资的公司面临产业前景不佳的环境时，仍能确保我们可以得到稳定的收益，同时若被投资公司表现不错时，我们又可以获得比投资一般美国企业更好的报酬，我们相信吉列在Colman的领导之下，一定会有不错的表现，另外John与Andy即使是面临产业不佳的前景，应该也不会让我们失望。

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预期这些可转换特别股都可以让我们收回本金加上股利无虞，然而若是我们真的只能收回这些，那么这样的结果毋宁是相当令我们失望的，因为我们必须被迫牺牲流动性，这有可能让我们在往后的十年内错失更好的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只能获得一般特别股所能获得的利益，而后者却根本不是我们想要去投资的，所以唯一对伯克希尔最有益处的是我们的被投资公司本身的普通股也能有优异的表现。

这需要靠好的经营团队再加上可以忍受的产业环境，不过我们相信伯克希尔本身对这四家公司的资金投入，也能够对这些公司与其股东的长远利益有所帮助，这是由于他们可以确信现在这些公司的背后有一个稳定又关心公司的大股东在默默地支持他们，在与我们被投资公司相处时，我们通常会采取支持、客观并给予分析建议的态度，我们了解这些公司的CEO对于其所处的产业都相当的清楚，但我想他们应该也会很珍惜我们这些与产业背景完全不相关的客观人士所给予他们的经验交流。

这些可转换特别股的报酬当然比不上那些具有经济优势却还没被市场发现的好股票，或许也比不上那些我们可以买下80%以上股权的优良企业并购案，但大家要知道后面这两种投资机会相当的稀少，实在是可遇不可求，尤其是以我们现在的资金规模，实在是很难找的到适合的投资标的。

总而言之，查理和我认为这类的可转换特别股投资应该可以让我们获得比一般固定收益债券更好的投资利益，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些被投资公司中扮演一种次要的但富有乐趣和建设性的角色。

零息债券

去年九月，伯克希尔发行了9亿美元的零息可转换次级债券，目前已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由所罗门公司负责本次的债券承销工作，提供了我们宝贵的建议与完美无缺的执行结果。

大部分的债券当然需要按时支付利息，通常是每半年一次，但是零息债券却不需要马上支付利息，而是由投资人在以相当大的折价幅度在取得债券时预先扣除，实质的利率则取决于发行的债券价格、到期面值与发行时间的长短而定。

以我们这次发行的债券来说，发行价是面额的44.314%，十五年到期，对于买下这次债券的投资人，约可获得相当于5.5%的年报酬率，因为我们只拿到44.31每份，所以这次扣除950万美元的发行费用，我们实得的款项是4亿美元。

这次发行的债券面额是10,000美元，每张债券可以申请转换为0.4515股的伯克希尔股份，因为每张债券的发行价大约是4,431美元，所以代表转换为伯克希尔的价格大概是9,815美元，约为现在市价15%的溢价，同时伯克希尔有权在1992年9月28日以后加计利息(5.5%的年利率)赎回这些债券，至于债券持有人也有权在1994年与1999年的9月28日要求公司加计利息买回其所持有的债券。

就税负的观点而言，虽然没有马上支付利息，但伯克希尔每年仍可享受5.5%利息支出的所得税扣抵，由于减少了税负支出，所以就现金流量的角度而言，我们每年还有现金净流入，这是一项不错的好处，当然一些不可知的变处，使我们无法确定这次发行真正的资金成本，但不管怎样，应该都低于5.5%，而相对的债券持有人每年还是要支付5.5%的利息所得税，虽然他们根本没有收到任何的现金利息收入。

去年我们与其它公司所发行的类似债券(尤其是Loews与摩托罗拉公司)，与这几年盛行的零息债券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后者，查理和我一直有相当的意见，后面我会再详加说明，我们认为这些债券隐藏着欺骗行为，对买下他们的投资人有相当不利的影响，不过在谈论这个话题之前，让我们把时光回溯到亚当还未引诱夏娃啃下苹果之前的时代。

如果你像我这样的年纪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买进最有名的E系列美国储蓄零息债券，(这种广为流传的债券几乎每两个家庭就会有一个家庭持有)，当然在当时没有人会把它当作是零息债券的一种，因为这名词当时还未出现，但基本上它就是一种零息债券。

这种债券的面额最小的只有18.75美元，买下10年后美国政府必须偿还25美元，投资人大概可以获得2.9%的年投资报酬率，在当时这是相当不错的一项投资，2.9%的年利率远高于普通的政府债券利率，且持有人不必担心利率波动的风险，而且他可以随时予以变现，利息不会被打折太多。

第二种形式的美国国库零息债券出现在十几年前，也相当的不错，一般的债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虽然它的票面是10%，但持有人却不一定能够保证就能得到10%的报酬率，因为要能获得10%的话就必须把收到的10%利息收入再投资也能得到10%以上的收益率才行，若是所得的利息之后只能得到6%或7%的报酬，则最后结算的报酬率可能没有办法达到10%的预定利率，这对于退休基金或是其它具有长期负债的投资者来说，再投资所可能遇到的风险可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储蓄债券则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可惜它只能发行给个人而且面额都不大，对于大买家来说，它们需要的是类似这种储蓄债券的替代品。

这时创意十足的银行家就适时出现了，(我很高兴的向各位报告那就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它们从标准的政府债券中，分拆出大家所想要的零息债券，每一张债券都跟储蓄债券一样，在未来的某一天到期后可以拿回完整的一笔钱，举例来说如果你可以将20年期每半年付息的债券，分拆成40张到期日分别为半年到20年不等的零息债券，之后再将到期日相同的债券并起来对外出售，假设现行的收益率为10%，半年期的价格大概是95.24%，20年期的则只有14.20%，如此一来所有购买这种债券的投资者就可以明确的确保它可以获得的报酬率，分拆债券这几年因符合长期的退休基金与个人的IRA账户投资者需求，广受欢迎而大量流行。

但就像是华尔街经常会发生的，不管什么好东西到最后都会变质，最近几年来零息债券(以及功能类似的pay-in-kind债券，只发放PIK债券取代现金)，有一大部分是垃圾债券等级，对这些发行公司来说，零息债券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因为在发行后直到到期日前根本就不必付出任何资金，所以根本就不会出现无法偿付的情况，事实上，LDC政府在1970年后除了长期零息债券之外就没有发行过其它债券，所以就一个债务人来说，它们到现在还拥有完美无暇的记录。

这原则实在是管用，你大可以正经八百的说你一定不会还不出钱，原因是因为你有好长一段时间可以不必支付一毛钱，直到支持者与投资银行家再发明出更刺激的融资方式。不过债权人也要花好长一段时间才能支持这种做法，当融资并购热开始风行的几年之前，投资者只能借到一点钱，因为债权人会保守地估计其未来的现金流量，亦即营业收益加计折旧与摊销再扣除资本支出，必须要能够确保未来的利息支出与本金的支付。

之后随着肾上腺素升高，买价持续飙高使得所有的预估现金流量都必须被分配用来支付利息，至于本金的部分根本就不在预计偿付范围之内，接着贷款者对于本金偿还的态度就变得像乱世佳人中的斯嘉丽一样，“管他的，明天再说吧！”，而更离谱的是偏偏就有借钱者愿意吃这一套，那就是专门买垃圾债券的投资者，债务从此以后只要再融资即可，根本就不用考虑要偿还，这种心态的转变在纽约客卡通片中描写的最贴切，一个贷款人痛哭零涕地握着银行员的手说到，“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偿还’你对我的恩情。”

很快的其它借款人又找到更新、更宽松的约束方式，为了拐骗金主借钱来从事更离谱的交易，这群人又引进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扣除折旧、利息与税负前的盈余EBDIT，来衡量一家公司偿债的能力，利用这种较低的标准，借款人故意忽略了折旧也是一种费用，虽然它不会马上有现金的支出。

这样的态度摆明了就是掩耳盗铃，95%的美国企业，长期而言其资本支出大概与平时计提的累积折旧费用相当，所花的每一分钱都与日常的劳工薪资或水电成本一样实在，即使是中学的辍学生也知道养一台车子不只是要负担利息与日常油钱保养费用而已，还必须精确地考虑到每月实际摊销的折旧，若是他跑到银行摆出EBDIT这一套说法，保证一下子就会被轰出来。

当然，一个企业的资本支出可以暂时不考虑，就像是一个人可以一天或甚至一个礼拜不吃东西，但若是这种情况变成一种坏习惯的话，身体很快就会吃不消，甚至有死亡的危险，更甚者，有一餐没一餐的做法比起稳定的进食习惯，更可能使得一个健康的人身体机能变差，不管是人体或是企业都是如此，身为一个生意人，查理和我对于竞争对手可能没有资金进行资本支出感到欣喜。

或许你会认为排除一项主要的费用诸如折旧等，使得原本一桩很烂的交易变成不错的交易，是华尔街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的表现，那你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华尔街过去几年的发展，支持者必须再找到一个更有看头的做法，来合理解释价格更离谱的并购案，不然的话，他们就必须冒犯最严重的天条–被其它更有“创意”的支持者把生意抢走。

因此，支持者与其投资银行宣称EBDIT现在只能用来衡量现金利息，意思是说在评估一项投资案的时候，那些记账不需马上支付的利息根本就不必纳入考虑，这样的方式不但是把折旧丢到没人注意的角落边，还将大部分的利息费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可耻的是，许多专业投资银行家竟然昧着良心附和，反正只要确定这是客户而不是他们自己的钱就好，(称呼这群人为专业人士实在是太恭维他们了，他们应该被归类为抬轿者)。

在这种新的标准之下，一家公司假设税前有1亿美元的盈利，同时最近一年有9千万的利息支出，大可以运用零息债券或是PIK债券来额外负担6千万只要记账却不需马上支付利息与本金，而这种债券的利率通常非常高，到了第二年，公司可能要承担9千万的付现息与6,900万的记账息，之后随着复利记账息持续增加，而这种高利率的融资计划，在刚开始几年还能获得有效控制，但不久之后就变成所有大型投资银行必备推荐给客户的标准融资工具。

当他们推出这样的新案子时，投资银行展现他们幽默的一面，他们将损益表与资产负债表的预估展延为五年或甚至更长的一段期间，虽然在几个月之前，他们可能连这家公司的名字都没听过，我想如果你那天碰到这种预估表，我建议你可以参与这样的游戏：跟这位投资银行家要一份他们自己公司的过去几年的年度预算，然后跟他们实际的结果比较一下，你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许久以前Ken Galbraith在他的名著“大恐慌”中，发明了一个新的经济名词-Bezzle，用来代表现有未被发现的贪污舞弊，这种财经现象有一个很奇特的特质，那就是贪污舞弊者因为贪污舞弊而发大财，但问题是受害者却一点也没有被剥夺变穷的感觉。

Galbraith教授真知灼见地点出大家应该把这个数字统计一下，加进国民财富当中，从而我们可以知道心理上的国民财富为多少，理论上一个社会若想要觉得自己经济繁荣发展，就应该多多鼓励人民去贪污舞弊，并试着不要去揭发它，透过这种方式，一个国家的财富可以大幅地增长，虽然实际上它什么有生产力的事都没做。

但是这种不合理的贪污舞弊，在现实社会中却被零息债券给比了下去，利用这些“零息”一家公司可以大大方方靠着这纸签约，享受利用借款所带来的收入，但另外一方面却不必承担支付的痛苦，以我们先前提到的例子，一家每年可以赚1亿美元的公司，利用这种方法，在债券投资人面前，却可以膨胀到1.5亿美元，只要投资人愿意充当彼得潘，不断地说“我相信你”，只要你愿意，零息债券所创造的收入是没有上限的。

华尔街以热情拥抱这项新发明，后知后觉的人可能就准备等着卷铺盖走路，终于在这里大家找到一个可以不必理会公司实际盈利能力的融资方法，结果很明显，当然就会有更多的生意上门，离谱的价格一定有卖家愿意出，就像Jesse Unruh说的一句话，交易就像是金融世界的母奶。

此外零息与PIK债券还有一项特点使得支持者与银行家更愿意推行，就是东窗事发的时间可以再延长，这点可是相当的重要，如果交易所产生的后果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浮现，那么支持者就可以在这段期间做更多的交易，从中赚取更多的手续费，直到事件东窗事发。

不过到最后，炼金术，不管是冶金的或是财务上的，终究会落空，一个烂公司不可能只靠着会计或财务技巧而摇身一变成为好公司，那个宣称会炼金术的财务专业人士或许会发大财，但他靠的却是容易上当的投资人而不是企业经营。

不管这些债券有多少缺点，我们却必须承认许多零息与PIK债券应该不会还不出钱来，事实上我们自己也投资了一些，而且若是债券市场情况再变差一点，我们可能还会买的更多，(当然我们从来就不会考虑去买那些新发行债信又差的垃圾债券)，就本质而言，没有一项财务工具是不对的，只是有一些含有相当高程度的伤害隐含在里面。

所有罪过应该归咎于是那些不能在当期支付利息的零息债券发行人，我们的建议是，当任何投资银行家在开始提到EBDIT之前，或是任何人在对你提供一个可以不必支付任何利息的金融工具时，为了你自己的现金流量着想，赶快捂住你的荷包。在零息债券完全付清以前不要让他们拿走报酬，然后看看他们对这笔买卖的热情还能支撑多久。

我们对于这些投资银行家的批判或许是激烈了一点，但查理和我以一贯的保守作风认为他们确实应该做好把关工作，保护投资人免于这些推销者过度的引诱，因为推销者对于佣金的饥渴就像是酗酒者对于酒精的沉溺一样，最低限度，投资银行家也要肩负起吧台调酒师的角色，必要的时候，就算少赚一杯酒钱，也要劝客户少喝一点，以免将一个醉汉送上高速公路。不幸的是，最近几年来，不少主要的投资公司已经发现酒保的道德观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限制标准，他们解释说，近来，那些已经在华尔街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过的人还没有遇上重大的交通事故。

最后还有一个令人不平的附带说明，零息债券的代价并不只由直接参与者自己承担，一些储贷机构由于是这些垃圾债券的大买家，利用由联邦政府所保险的人民储蓄存款来投资，为了尽量美化账面盈余数字，这些单位将这些即使还没有收到的超高利息收入全部确认，许多储贷机构现在却因此面临严重的问题，若是他们那些债信不佳的债务人付出本金，当然状况就可以顺利解决，但问题是通常他们都付不出本金，最后还必须由纳税义务人来买单，套句JackieMason的话，应该是由这些储贷机构的经理人来戴区棍球面罩。

头25年所犯的错误(浓缩版)

套用Robert Benchley的名言：“要一只狗教小孩子忠诚、忍耐，并且能够滚三圈再在地上躺好”，这就是经验传承的难处，不过不论如何，在犯下一个错误之前，最好能够先反省一下以前的那些错误，所以让我们花点时间回顾一下过去25年的经验。

首先我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买下伯克希尔纺织的控制权，虽然我很清楚纺织这个产业没什么前景，却因为它的价格实在很便宜而受其所引诱，虽然在早期投资这样的股票确实让我盈利颇丰，但在1965年投资伯克希尔后，我就开始发现这终究不是个理想的投资模式。

如果你以很低的价格买进一家公司的股票，应该很容易有机会以不错的盈利出脱了结，虽然长期而言这家公司的经营结果可能很糟糕，我将这种投资方法称之为“烟屁股”投资法，在路边随地可见的烟头捡起来可以让你吸一口，解一解烟瘾，但对于瘾君子来说，也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不过除非你是清算专家，否则买下这类公司实在是属于傻瓜行径。第一长期而言，原来看起来划算的价格到最后可能一点都不值得，在经营艰困的企业中，通常一个问题才刚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又接踵而来，如果在厨房发现了蟑螂，那么不会只有一只。第二先前的价差优势很快地就会被企业不佳的绩效所侵蚀，例如你用800万美元买下一家清算价值达1,000万美元的公司，若你能马上把这家公司给处理掉，不管是出售或是清算都好，换算下来你的报酬可能会很可观，但是若这家公司要花上你十年的时间才有办法把它给处理掉，而在这之前你只能拿回一点点可怜的股利的话，相信我时间虽然是好公司的朋友，但却是烂公司最大的敌人。

或许你会认为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不过我却必须经历惨痛的教训才真正的搞懂，在买下伯克希尔不久之后，我又买了巴尔的摩百货公司、Hochschild Kohn与一家叫多元零售公司(后来与伯克希尔合并)，我以相当的折价幅度买下这些公司，经营的人也属一流，整个交易甚至还有额外的利益，包含未实现的房地产增值利益与后进先出法的存货会计准则，我到底还漏掉了什么？还好三年之后，算我走运，能够以成本价左右的价格脱身，在跟Hochschild Kohn公司结束关系之后，我只有一个感想，就像一首乡村歌曲的歌词所述的，“我的老婆跟我最要好的朋友跑了，然而我还是十分怀念我的朋友。”

我可以给各位另外一个个人经验，以合理的价格买下一家好公司要比用便宜的价格买下一家普通的公司好的多，查理老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我的反应则比较慢，不过现在当我们投资公司或股票时，我们不但选择最好的公司，同时这些公司还要有好的经理人。

从这里我们又学到了一课，好的马还要搭配好骑师才能有好成绩，像伯克希尔纺织与Hochschild,Kohn也都有才能兼具的人在管理，很不幸的他们所面临的是流沙般的困境，若能将这些人摆在体质更好的公司相信他们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

我曾说过好几次，当一个绩效卓著的经理人遇到一家恶名昭彰的企业，通常会是后者占上风，但愿我再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创造新的例子，我以前的行为就像是Mae West曾说的︰“曾经我是个白雪公主，不过如今我已不再清白。”

另外还学到一个教训，在经历25年企业管理与经营各种不同事业的岁月之后，查理和我还是没能学会如何去解决难题，不过我们倒学会了如何去避免问题，在这点我们做的相当成功，我们专挑那种一尺的低栏，而避免碰到七尺的跳高。

这项发现看起来似乎不太公平，不管是在经营企业或是投资，通长坚持在容易又明显的好公司上会比死守有问题的公司要来的好，当然有时困难的问题也有被解决的机会，像是我们刚开始经营水牛城报纸一样，或是有时一家好公司也会有暂时的难关，像是以前美国运通与盖可都曾经一度发生状况，不过总的来说，我们尽量做到回避妖龙，而不是冒险去屠龙。

我最意外的发现是企业有一种看不到的巨大影响力，我们称之为“习惯的需要”，在学校时没有人告诉我这种规范的存在，而我也不是一开始进入商业世界就知道有这回事，我以为任何正当、聪明有经验的经理人都会很自动的做出理性决策，但慢慢地我发现完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相反的理性的态度在习惯的需要的影响下也会慢慢地变质。

举例来说：(1)就好像是受牛顿第一运动定律所规范，任何一个组织机构都会抵抗对现有方向做任何的改变，(2)就像我们会用工作来填满所有的时间那样，企业的计划或并购案永远有足够的理由将资金耗尽，(3)任何一个崇拜领导者的组织，不管有多离谱，他的追随者永远可以找到可以支持其理论的投资评估分析报告，(4)同业的举动，不管是做扩张、并购或是制定经理人待遇等都会在无意间彼此模仿。

是习惯的力量而非腐败或愚蠢，误导他们走上这些路子，也因为我忽略了这种习惯的力量，使我为这些所犯的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我便试图在伯克希尔尽量让这种规律降低其影响程度，同时查理和我也试着将我们的投资集中在对于这种问题有相当警觉的公司之上。

在犯下其它几个错误之后，我试着尽量只与我们所欣赏喜爱与信任的人往来，就像是我之前曾提到的，这种原则本身不会保证你一定成功，二流的纺织工厂或是百货公司不会只因为管理人员是那种你会想把女儿嫁给他的人就会成功的，然而公司的老板或是投资人却可以因为与那些真正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打交道而获益良多，相反地我们不愿意跟那些不具令人尊敬特质的人为伍，不管他的公司有多吸引人都一样，我们永远不会靠着与坏人打交道而成功。

其实有些更严重的错误大家根本就看不到，那是一些明明我很熟悉了解的股票或公司，却因故没有能完成投资。错失一些能力之外的大好机会当然没有罪，但是我却白白错过一些自动送上门，应该把握却没有好好把握的好买卖，对于伯克希尔的股东，当然包括我自己本身在内，这种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另外我们一贯采取保守的财务政策可能也是一种错误，不过我个人却不认为如此，回想起来，很明显的我们只要能够再多用一点财务杠杆操作(虽然较之他人还是很保守)，就可以得到远比现在每年平均23.8%还要高的投资报酬率，即使是在1965年我们也可以百分之九十九地确定高一点的财务杠杆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同时我们可能会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不管是从内部或是外部所引发令人异想不到的因素，而让我们面临极大的风险。

我们不会想要那种99比1的可能性，以后也不会，一点挫败或是侮辱也永远没有办法可以用很有可能大捞一笔的大好机会来弥补，只要你的行为合理，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好的结果，在大部分的状况下，融资杠杆顶多只会让你移动的更快，查理和我从来都不会着急，我们享受过程更甚于结果，虽然我们也必须学会去承担后者。

我们希望25年后还能向各位报告伯克希尔头50年所犯的错误，我想公元2015年的年报，大家应该可以确定这一部分将占据更多的版面。

其它事项

我们希望能够买进更多像我们现在拥有一样的企业，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大家的协助，如果你拥有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记得打电话或者是写信告诉我。

我们想要找的企业条件：

(1)巨额交易(每年税后盈余至少有一千万美元)

(2)持续稳定盈利(我们对有远景或具转机的公司没兴趣)

(2)高股东报酬率(并且甚少举债)

(3)具备管理阶层(我们无法提供)

(4)简单的企业(若牵涉到太多高科技，我们弄不懂)

(5)合理的价格(在价格不确定前，我们不希望浪费自己与对方太多时间)

我们不会进行敌意的并购，并承诺完全保密并尽快答复是否感兴趣(通常不超过五分钟)，我们倾向采现金交易，除非我们所换得的内在价值跟我们付出的一样多，否则不考虑发行股份。我们最喜欢的交易对象之一是像B太太-Heldman家族那样，公司经营者希望能马上有一大笔现金，不管是给自己、家人或是其它股东，最好这些经营者如往常一样能够继续留在公司，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具有以上想法的经营者，一个满意的方式，我们也欢迎可能的卖方与那些过去与我们合作过的对象打听。

另一方面查理和我也常常接到一些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询问，包括新事业、转机股、拍卖案以及最常见的中介案。我们发现如果你登广告要买牧羊犬，结果却有一大堆人打电话来要卖你长耳猎犬，在此重申我们对这些交易，只有高德温的另一句话可以形容，请把我排除在外。

除了以上买下整家公司的并购案外，我们也会考虑买进一大部分不具控制权的股份，就像我们在资本城、所罗门、吉列、美国航空与冠军企业这几个案子一样的公司，去年我曾告诉各位我们对于买进大笔金额的可转换特别股相当有兴趣，到现在这种态度还是没改变，只不过由于目前这部分的部位已经接近我们认为适当的水位。

两年前，我曾跟各位提到HarryBottle这个人，他在1962年曾帮我解决我个人所控制的第一家公司Dempster纺织制造公司(又是一个便宜货)，一个大难题，接着在24年后又重出江湖来拯救我，那次换做K&W一家伯克希尔所属专门生产自动组件的小公司，就像我曾提到的，Harry很快地就有效地降低K&W的资金负担、大砍成本使盈利倍增，你或许认为任务完成后，他铁定要休息一下喘口气，但是去年高龄70岁的他，又参与一家破产公司的拍卖，以极少数的资金取得符合K&W使用的产品线，经过这次斩获，公司的盈利又因此将增加50%以上，请大家好好拭目以待，这个专门替Harry准备的专栏。

Henderson兄弟公司的JimMaguire是纽约证交所专门帮我们买卖伯克希尔股票的交易员，一年下来他的表现相当称职，在伯克希尔上市挂牌之前，公司股份买卖的价差多在3%甚至以上，但Jim却能将价差维持在50点以下，这使得股东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交易成本降到1%以下。

因为我们与Jim、NYSE与纽约证交所这次合作愉快的经验，使我尽可能在纽约证交所安排的活动中免费帮他们打广告，通常这种场合我是能免则免，但这次我很高兴能够公开地赞扬交易所的表现。

去年夏天我们把三年前以85万美元买的公司专机给卖掉，另外又以670万美元买了一架二手飞机，大家只要想到先前我提过的细胞复制的数字游戏就会觉得很惊讶，如果我们公司的净值持续以相同速度增长，而更换飞机的成本同样也以每年100%的速度上升，大家会发现，伯克希尔庞大的净值很快就会被这架飞机给吃光。

查理对于我将飞机比喻成细菌的做法不太高兴，他认为这样岂不污辱了细菌，他个人最理想的旅行方式是坐有空调冷气的巴士，这还是当车票有打折时才有的奢侈做法。对于这架专机我个人一贯的态度是圣奥古斯丁当初想要脱离世俗的富裕生活出家去到教士一样，在理智与荣耀的中间天人交战，他乞求上天，救救我吧，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不过不是现在！

替这架飞机命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开始我建议取名叫做查理芒格号，查理反击说应该叫神经有问题号，最后双方妥协决定称它为“无可辩解号”。

大约有96.9%的有效股权参与1989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59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2,550家慈善机构。

我们敦促新加入的股东，仔细阅读年报上有关股东捐赠计划的详细内容，如果在未来年度内，你想要参加这类的计划，我们强烈建议你将股份登记在自己而不是受托人的名下，必须在1990年8月31日之前完成登记，才有权利参与1990年的计划。

1988

注：巴菲特这一年开始大量买入可口可乐，他的投资理念一直在进化，从初期的格式烟蒂型，到后来受费雪和芒格影响进化到以合适的价格买伟大公司。这个转变过程中，1972年买入喜诗糖果是第一步，但是真正的下重注当属1988年大量买入可口可乐。另外，信中加入关于套利部分的讲解。

本公司1988年的净值增加了五亿六千九百万美元，较去年增加了20.0%，而过去24年以来(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后)，每股净值从19元成长到现在的2,974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0%。
在过去的年报中我们一再强调真正重要的是企业的真实价值，它代表着我们旗下企业组成份子到底值多少钱？这个数字绝对是个估计数，根据我们内部的估算，目前伯克希尔真实的价值已大幅超越其帐面价值，过去24年以来，企业价值成长的速度一直要比帐面价值成长的幅度要高一点，但在1988年情况有点不同，后者增加的幅度略高于前者。

过去伯克希尔真实与帐面价值成长的背景，与现在有很大的不同，若搞不清楚其间的差异，就好象是一位棒球教练在判断高龄42岁的中外野手未来潜力时，以他一生的平均打击率作为判断依据。

今日我们所面临不利的因素主要有：(1)目前的股票市场过热，股价相对偏高(2)企业投资利益的税负过高(3)企业被购并的价格偏高(4)伯克希尔主要三大投资事业(约占本公司净值的一半)资本城/ABC、GEICO汽车保险与华盛顿邮报，个别的产业状况多多少少不若以往，虽然这些公司有杰出的管理与强势的资产，但以目前的股价来看，他们向上成长的潜力相对有限。
然而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还是不断增加的资金规模，先前各位也听过类似的说明，不过这个问题就好象是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与年纪的关系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问题也越严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希望这个问题越严重越好)
四年前我曾告诉各位若在未来十年，伯克希尔想要每年维持15%的报酬，我们总共约要有39亿美元的获利，时至今日，这个数字暴增到103亿美元，对查理与我来说，这实在是无法承担之重，(当然若这个数字事后发现真的过大，大家或许会在以后的报告中，查理可能会另外个别署名资深合伙人)
虽然资金规模会影响到最后的投资报酬率，但同时我们也拥有另外一项以前没有的优势，过去我们大部分的资金都被绑在没有多大经济效益的纺织事业之上，如今部份的资金已转移到一些相当不错的事业。
去年我将他们取名叫做七个圣徒：水牛城日报、费区海默、寇比吸尘器、内布拉斯加家具量贩店、史考特费兹制造集团、喜斯糖果及世界百科全书等_{（巴菲特100%控股的公司）}，今年七圣徒持续向前迈进，大家可以发现以历史投资成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投资报酬实在是惊人，没有依靠财务杠杆，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高达67%。
虽然其中一部分的企业本身就是属于强势的企业，但优良的管理却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查理跟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让他们放手去干。
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这些企业总的来说，应该还会持续有好的表现，我们想要在往后年度继续维持15%报酬率的目标，绝对需要他们的支持，唯一的关键在于查理跟我是否能够有效地运用他们所贡献出来源源不绝的资金。
在这点我们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就是买下位于奥玛哈Borsheim珠宝80%的股权，这项购并案会在后面说明，与我们当初的预期相符，一家优秀的企业由我们所欣赏且信任的人来经营，今年有一个好的开始。

会计原则变动

1988年开始有一项重要的会计原则变动开始适用，展望1990年还会有一项变动，当经济现况没有改变，但会计帐面却必须将数字搬来搬去，我们一定会花一番工夫讨论一下影响层面。
首先我习惯性的提出拒绝声明，虽然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确有缺点，但我却必须坦承没有能力重新订出一套新的规则，虽然这套原则确有其先天性的限制，却不必就此废除，CEO大可以也应该将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当作是对股东与债权人尽告知义务的开始而非结束；若他们只是提供阳春的财务报表，却没有附上经营分析所必要的关键讯息，部门经理人会发现会被总经理修理的很惨，同样的母公司的总经理是不是也应该向他的老板，也就是公司股东所有人，报告必要有用的信息。
真正需要的是资料;不管是一般公认、非一般公认或是一般公认以外，可以帮助财务报表使用者可以了解三个问题：(1)这家公司大概价值多少?(2)它达到未来目标的可能性有多大?(3)在现有条件下，经理人的工作表现如何?
大部分的情况下，简单的财务数字并不能回答以上的问题，商业世界实在很难用一套简单的规则有效地来解释企业的经济实质状况，尤其是像伯克希尔这种由许多各种不同产业组成集团。
更复杂的是许多管理阶层不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当作是应该达到的标准，而是应该要克服的阻碍，且大多数的会计师也心甘情愿给予协助，当客户问到二加二等于几?配合的会计师可能会回答：“那要看你想要多少?”即使是诚实且正直的管理阶层有时也会超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以使得报表数字更符合他们认为应该有的表现，不管是让损益平滑一点或是某季特别突出，都是还算正直的经营阶层经常运用的做帐技巧。
另外还有一些不肖经理人专门利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来进行欺骗与贪污，他们很清楚许多投资人与债权人把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当作圣经朝拜，所以这些骗徒运用丰富的想象力技巧性让交易记录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但却与实际的经济实质背道而驰。
只要投资人，包含看起来复杂的专业投资机构，迷信稳定向上攀升的盈余数字，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还会有经理人与拥护者不顾现实，继续滥用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来满足投资人的需求，多年以来查理跟我看到许多会计诈骗案，鲜少有人因此被惩罚，有的甚至都没有被发现，用笔偷钱要比用枪抢劫要来的容易的多。
1988年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变，依新规定伯克希尔必须将子公司与关系企业的资产与损益完全并到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之上，在过去互助储贷与史考特费兹金融(主要从事世界百科全书与寇比吸尘器分期付款的信用公司)，只须一次认列投资损益即可，意思是说(1)仅将被投资公司净值按投资比例以投资权益显示在伯克希尔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之上(2)仅将被投资公司年度损益按投资比例以投资利益显示在伯克希尔的合并损益表之上，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将被投资公司的资产与负债、营收与费用，放进合并的财务报表之上。
这项转变低估了公司也要报告部门信息，企业形态越复杂的公司，其按传统财务报表所加总出来的数字越没有意义，越没有办法让投资人回答前面所提的三个问题，事实上在伯克希尔我们会准备合并数字的唯一原因就是要符合外部规定，查理跟我看的则是另一套部门别的信息。
现在我们被要求在财务报表上将更多的数字混在一起，我们现在决定公布更多的补充信息，有助于帮助各位来衡量企业价值与管理当局的表现，伯克希尔将责任转移给债权人的能力;我们提到的第三个问题，应该很明确，不管是在看什么样的报表，在这些补充信息中，我们不一定会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甚至不会以公司别来区分，相反地我们会试着将同性质的企业汇总有助于大家分析而不是被一大堆信息所掩没，我们的目标是设身处地的为各位设想，给各位我们认为重要的讯息。
下表我们依(1)金融事业，包含互助储贷与史考特财务公司(2)保险事业，依投资部位分门别类(3)制造、出版、零售事业，去除某些非营业资产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4)其它项目，包含前述非营业资产(主要是有价证券投资)及Wesco与伯克希尔母公司所持有的资产与负债
如果将以上四类的盈余与净值加总，你将得到与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一致的总数，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新的表示方法并未经过会计师看过，最好是不要，因为他们要是看到这种报表，一定会被吓个半死。
先前我曾提到在1990年会有另一项会计原则的重大变动，主要与递延所得税有关，这原则相当的复杂且极具争议性，以致于原定计画于1989年实施延后一年。
当这项原则开始实施后，对我们有几个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重新修正旗下保险公司所持有的未实现股票资本利得，其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方式，
原先我们在这方面的负债分作好几层，对于1986年以前帐列未实现利益，大约在12亿美元左右，系以28%的税率估算，对于1986年之后的帐列未实现利益，大约在6亿美元左右，系以34%的税率估算，1987年起调整税率的差异反应税负的差异。
现在看起来，新的会计原则要求我们从1990年开始必须将所有未实现利益的预估税率订在34%，经估算光是这一项做法就会使得我们的年度盈余与净值减少七千多万美元，还不包含其它**小小的影响。
其实我们不认为这样转变有其必要性，因为对于伯克希尔来说不管税率是28%或是34%，都不能反应我们公司的实质现况，因为我们从来不考虑出售我们具有庞大未实现利益的股票。
对于那些对会计不感兴趣的人，很抱歉耽误各位的时间，我很清楚你们当中有很多根本不会仔细去看数字，但却仍持续支持我们，因为你们知道(1)查理跟我本身的身家也都在里面(2)我们绝对会与各位共享荣枯(3)到目前为止先前的记录还算令人满意。事实上这种完全信任的投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也有一些股东比较喜欢深入分析的方式，因此我们也有必要提供足够的信息给他们，至于伯克希尔本身在做投资时，则是两种方法并用，重点在于能不能得到满意的答案。

帐列盈余的来源

除了提供给各位最新四个部门的会计资料，我们一如往常还是会提列出伯克希尔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下表商誉的摊销数与购买法会计调整数会从个别被投资公司分离出来，单独加总列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让旗下各事业的盈余状况，不因我们的投资而有所影响，过去我一再地强调我们认为这样的表达方式，较之一般公认会计原则，不管是对投资者或是管理者来说，更有帮助，当然最后损益加总的数字仍然会与经会计师查核的数字一致。
年报中还有企业个别部门的信息，有关Wesco公司的信息，我强烈建议大家可以看看查理孟格所写的年报，里头包含我看过对储贷机构危机事件写得最贴切的一篇文章，另外也可以顺便看看Precision钢铁厂，这家Wesco的子公司所处的产业竞争相当激烈，但经理人Dave仍然努力创造相当不错的绩效，虽然手头上缺乏资料来证明，但我相信他的表现绝对不比其它同侪逊色。
我们旗下各项营运事业所创造的盈余，不管是依绝对值或是与同业相较，实在是相当出色，对此我们衷心感谢这些辛苦的经理人，你我应该感到庆幸能与他们一起共事。
在伯克希尔，这样的关系可以维持相当长久，我们不会因为这些杰出优秀的明星经理人年纪到了一定程度就把他们给换掉，不管是65岁或是B太太在1988年所打破的95岁上限，明星的经理人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罕珍宝，他们就像是插满蜡烛的蛋糕，如何叫人舍得把他们丢弃，相较之下，我们对于新进的MBA企管硕士的评价就没有那么高了，他们的学术经历看起来总是很吓人，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个人对于企业长期发展的投入却相当有限。
在内布拉斯加家具店方面，B太太坐着她的轮椅持续运转，自从44岁那年以500块美金开始创业当老板，至今已有51个年头，(要是当初是用1,000块的话，现在可能更不得了)，对于B太太来说，就是再多十岁也不嫌老。
这家全美最大的家具量贩店到现在还在持续成长，去年秋天，又新开了一家占地20,000平方英呎的清洁用品中心，让我们的产品线不论是各种价格都应有尽有。
最近Dillard一家在全美地区经营相当成功的百货公司打算进军奥玛哈地区，在它其它主要的分店都设有家具部门，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也做的相当成功，不过就在其奥玛哈分店开幕的前夕，Dillard总裁William先生却宣布这家分店决定不卖家具，他特别提到NFM，表示你绝对不会想要与它竞争，我想它在当地已经是最强的了。
水牛城报纸我们赞扬广告的价值，而我们在NFM的政策则是证明我们所宣扬的确实可行，过去三年来，NFM是奥玛哈世界先锋报的最大广告客户，(ROP是指直接印在报纸而非夹报式的广告)，据我所知，除此之外没有一家报纸的主要广告客户是家具商，同时我们也在堪萨斯等地区刊登广告，所得到的反应也相当不错，广告当然有其效果，只要你所要介绍的东西值得推荐。
B太太的儿子路易，还有他几个小孩组成了一支梦幻队伍，跟他们一起共事实在是一种享受，所有的成员品格与才能兼具。
去年我曾明确地表示水牛城日报1988年的税前盈余一定会下滑，事实证明要不是有Stan Lipsey，结果可能会如我所预测，与其它同规模的报纸同样地沉沦，很高兴Stan让我看起来很愚蠢。
虽然我们去年我们调涨的价格较同业水准略低，同时印刷与工资成本调整的幅度与同业一致，但Stan还是硬生生让毛利率又扩大一些，在新闻业没有其它人可以像他这样有更好的经营绩效，且同时还能够让读者得到如此丰富的新闻，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新闻比率，绝对是同样规模或甚至更大报纸中最高的，1988年49.5%，不管获利状况如此，我们一定会努力将这个比率维持在50%上下。
查理跟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很热爱新闻事业，而买下水牛城报纸的12年来，让我们渡过许多快乐时光，我们很幸运能够找到像Murray这样杰出的总编辑，让我们一入主水牛城报纸后，便深深引以为傲。
喜斯糖果在1988年总共销售了2,510万磅重的糖果，本来在十月前整个销售前景看起来不太乐观，但拜圣诞节旺季特别旺所致，整个局势跟着扭转。
就像我们以前告诉各位的，喜斯的糖果旺季越来越向圣诞节集中，去年光是12月的税前获利2,900万就占全年度3,250万的90%，(如此你应该相信圣诞老公公真的存在了吧)，十二月的旺季使得伯克希尔第四季的盈余看起来相当不错，另外第一季则是因为世界百科全书年度出版所以也会有一波小高潮。
查理跟我是在买下喜斯糖果五分钟之后，决定为Chuck Huggins负责这家公司的管理，在看过他这些年来的绩效之后，你可能会怀疑为何我们要考虑那么久！
在费区海默，Heldmans家族就好象是B太太家族的辛辛那提版，不管是家具业或者是制服业都不会很有吸引力的行业，也只有好的管理才能让股东们获得好的投资报酬，这正是Heldmans五位家族成员为伯克希尔所作的贡献，身为职棒大都会队的发言人，Ralph Kiner曾说比较该队投手Steve Trout与他的父亲Dizzy Trout也是老虎队名投手，你就会发现虎父无犬子。
费区海默在1988年进行了一项规模颇大的购并案，查理跟我对于他们相当有信心，所以我们连看都没有看就同意了这项交易，很少有经营阶层，即便是财星五百大企业也好，能得到我们这样的信任。
因为这项购并案与内部本身的成长，费区海默的营业额可望大幅成长。
所有Ralph Schey所管理的事业，包含世界百科全书、寇比吸尘器与史考特费兹制造集团，在1988年的表现皆相当出色，投资其上的资金也获得相当不错的报酬。
在史考特费兹制造集团当中，又以Campbell家用器具最突出，这家全美最大的中小型压缩机自从1986年来每年盈余都呈倍数成长。
寇比吸尘器与世界百科全书的1988年销售数量都大幅成长，尤其在外销部份更是强劲，世界百科全书在九月配合莫斯科当地最大的一家美国百货公司开幕，正式在苏联推出，成为该店唯一展示的一套百科全书。
Ralph个人的工作效率真是惊人，除了同时经营19项事业之外，他还投入相当的时间在克里夫兰医院、Ohio大学等单位，另外还负责一个创投，创设了16家位于Ohio的新公司，他可以称的上是Ohio与伯克希尔之宝。

波仙珠宝

伯克希尔是在1983年买下内布拉斯加家具店80%的股权，当时我忘了问B太太一个连小学生都会想到的问题，你还有没有其它兄弟姊妹，上个月我补救了这个错误，现在我们又成为另一个家族分支80%的股东。
当B太太1917年从苏俄往东经满州一路逃到美国之后，她的双亲与五位兄弟姊妹也陆续来到美国，其中她有一个姊妹Rebecca在1922年跟着丈夫Friedman冒着生命危险往西途经拉脱维亚，当家族在奥玛哈重新团聚时大家一无所有且身无分文，然而只要身具智能、品格与热情一切就已足够，后来证明他们所向无敌。
1948年Friedman先生买下奥玛哈地区一家叫波仙的小珠宝店，后来他的儿子与女婿陆续加入。
你应该不难预料，这个家族为当地珠宝业所带来的影响与B太太的情况相近，两家店共同的特色就是东西实在又价美物廉，另外共通的特色还有(1)单店经营，但货品样式价格种类齐全，满足消费者各式需求(2)老板每天专心经营(3)货品周转快速(4)精明的采购(5)费用开销难以想象地低。后面三项特点让店内产品的售价，全美其它地方都得比。
大部分的人们不管在其它行业多么学有专精，但是遇到买珠宝首饰时，就像是迷失在森林里的小孩子一样，不会判断东西的品质好坏与价格高低，对这些人来说，只要记住一条，不懂珠宝没有关系，只要认识珠宝商就好。
我敢保证大家只要放心交给Friedman家族，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我们购买波仙股权的方式就是最好的证明，波仙没有会计师查核报告，也没有盘点存货、验证应收帐款或是做任何方式的查核，他们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如何如何，于是双方就草拟的一页简单的合约，并由我们开出一大笔金额的支票。
随着Friedman家族声誉的远播，近年来波仙珠宝的生意越做越大，客户从美国各地远道而来，其中也包含我一些从东西两岸来的朋友，他们也都很感谢我能带他们去参观波仙。
波仙的营运模式并不会因为伯克希尔的加入而有所改变，所有的家族成员仍将持续在各自的岗位上奋斗，查理跟我会站在旁边默默支持，事实上所有的成员包含高龄88岁与87岁的老先生与老太太，仍然每天到店里工作，其它儿子媳妇也是从早忙到晚，家族的第四代已正准备开始学习接班。
跟你所欣赏的人一起共事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乐趣，Friedmans家族的成功就像是B太太家族的成功一样，实至名归，两个家族都坚持对客户有益的事之上，同时对他们自己也有很大的益处，这是我们最好的事业伙伴。

保险事业营运

综合比率代表的是保险的总成本(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率，100以下代表会有承销利益，100以上代表会有承销损失，若把持有保费收入浮存金(扣除股东权益部份所产生的盈余)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列入考量，损益两平的范围大概是在107-111之间。
基于前几次年报所说明的理由，即使是通货膨胀在这几年来相对温和，我们预期保险业每年损失增加的比率约在10%左右，若是保费收入成长没有到达10%以上，损失一定会增加，虽然保险公司在景气不好时，会习惯性地将损失暂时隐藏起来，如附表所示，1988年产业整体的损失确实增加，而这个趋势应该会继续持续下去，甚至在未来两年还会加速恶化。
产险业的获利情况不但是相当的低，而且也是不太受尊重的行业，(就像是山姆高德温曾说一个人要学会体验人生的苦与乐，不过这行很讽刺的是，做的要死要活的同时，还要被客户糟蹋，不像有些赚翻了的行业，东西明明贵的要死，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以早餐麦片为例，它的资产报酬率是汽车保险业的一倍(这也是为什么家乐氏与通用磨坊的股价净值比是五倍，而保险业者的股价净值比仅为一倍)，麦片公司常常在调整产品售价，即便其生产成本没什么变，但消费者却连一个屁都不吭一声，但要是换做是保险业者，就算只是反映成本稍微调整一下价格，保户马上就会生气地跳起来，所以若你识相，最好是选择去卖高价的玉米片，而不是低价的汽车保险。
一般大众对于保险业的敌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去年秋天加州通过的一项103提案，虽然成本一再上涨，却还威胁要将汽车保费价格大幅压低，所幸法院后来检视这项提案予以搁置，但这次投票所带来的冲击未曾稍减，保险业者在加州已很难再有营运获利的空间，(感谢老天还好加州人没有对巧克力糖果感到反感，若是103提案也如保险般适用于糖果的话，喜斯可能被迫以每磅5.76元而不是现在的每磅7.6元，果真如此，喜斯可能就要亏大钱了)
对伯克希尔来说，这项法案的短期影响不大，因为即使在这法案之前，加州现行的费率结构也很难让我找到有获利的商机，然而这项压低保费的做法却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持有44%股权的GEICO，约有10%2的保费收入系来自加州，更具威胁的是若其它州，不管是透过提案或是立法的方式，也跟进采取类似的行动，
若民众坚持汽车保险费的价格一定要低于成本，则最后可能要由政府直接来负责，股东或可暂时支应保户，但只有纳税人可以长久地给予支助，对大部分的产物意外险业者来说，社会化的汽车保险对于其股东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由于这个产业是属于大众产品，保险业者所赚的投资报酬平平，所以若因此被政府强迫退出市场，也不会有太大的商誉损失，但GEICO就不一样了，由于它的成本低，相对地可以获得高报酬，所以可能会有很大的潜在商誉损失，而这当然会连带影响到我们。
在1988年伯克希尔的保费收入持续减少，到了1989年我们预期保费收入还会大幅下滑，一方面是因为消防人员退休基金即将于八月底到期，届时依合约我们必须将未到期的保费退还，估计总共退回的金额8,500万美元，这将使得我们第三季的数字看起来有点奇怪，当然这对于我们公司本身的获利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伯克希尔 1988年的承保表现依旧相当不错，我们的综合比率(依照法定基础扣除和解与财务再保)大约在104，损失准备提列在前几年不佳后，连续两年情况还算良好)
我们的保费收入规模预计在未来几年内都会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因为有利可图的生意实在是少之又少，随它去，在伯克希尔我们不可能在知道明明会亏钱的情况下，还去硬接生意，光是接看起来有赚头的生意，就让我们的麻烦够多了。
尽管(也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保单量少，可以预期的我们的获利情况在未来几年内也会比同业来的出色，相较于保单量我们有高比例的浮存金，通常这代表着获利，在1989与1990这两年内，我们的浮存金/保费收入比例至少会是同业水准的三倍以上，Mike Goldberg在Ajit Jain等人的协助下，加上国家产险的经营团队使我们站在相当有利的位置。
有一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被保险事业拖垮，有可能会是一些重大的天然或是经济上的意外，但我们也有可能会遇到像1985年一样爆炸性的成长，因为当其它同业因长期杀价抢单，一夕之间损失突然爆发，才发现损失提列准备远远不足，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一定会稳固好我们的专业人员与资本并尽量避免犯下重大的错误。

有价证券投资

在为我们的保险事业选择有价证券投资之时，我们主要有五种选择(1)长期股票投资(2)长期固定收益债券(3)中期固定收益债券(4)短期约当现金(5)短期套利交易

对于这五种类型的交易，我们没有特别的偏好，我们只是持续不断地寻找最高的税后报酬预计的数学期望值，且仅限于我们认为了解熟悉的投资，我们无意让与短期的帐面盈余好看，我们的目标是让长期的净值极大化。

我们永久的持股-资本城/ABC、GEICO汽车保险与华盛顿邮报依旧不变，同样不变的是我们对于这些管理阶层无条件的敬仰，不管是资本城/ABC的Tom Murphy 与 Dan Burke、GEICO汽车保险的Bill Snyder 与Lou Simpson，还有华盛顿邮报的Kay Graham与 Dick Simmons，查理跟我对于他们所展现的才能与品格同感敬佩。

他们的表现，就我们最近距离的观察，与许多公司的CEO截然不同，所幸我们能与后者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有时这些CEO实在是不适任，但却总是能够坐稳其宝座，企业管理最讽刺的就是不适任的老板要比不适任的部属更容易保住其位置。

假设一位秘书在应征时被要求一分钟要能够打80个字，但录取之后被发现一分钟只能打50个字，很快地她就可能会被炒鱿鱼，因为有一个相当客观的标准在那里，其表现如何很容易可以衡量的出来；同样的，一个新进的业务，若是不能马上创造足够业绩，可能立刻就要走路，为了维持纪律，很难允许有例外情形发生。

但是一个CEO表现不好，却可以无限期的撑下去，一个原因就是根本没有一套可以衡量其表现的标准存在，就算真的有，也是写的很模糊，或是含混解释过去，即便是错误与过失一再发生也是如此，有太多的公司是等老板射箭出去后，再到墙上把准心描上去。

另外一个很重要但却很少被提起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差别是老板本身没有一个直接可以衡量判断其表现的上司，业务经理不可能让一颗老鼠屎一直留在他那一锅粥之内，他一定会很快地把它给挑出来，否则可能连他自己都会有问题，同样的一个老板要是请到一位无能的秘书，也会有相同的动作。

但CEO的上司也就是董事会却很少检视其绩效，并为企业表现不佳负责，就算董事会选错了人，而且这个错误还持续存在又怎样？即使因为这样使得公司被接收，通常交易也会确保被逐出的董事会成员有丰厚的利益(且通常公司越大，甜头越多)

最后董事会与CEO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要能够意气相投，在董事会议当中，对于CEO表现的批评就好象是在社交场合中打嗝一样不自然，但却没有一位经理人会被禁止不准严格地审核打字员的绩效。

以上几点不是要一杆子打翻一条船，大部分的CEO或是董事会都相当努力、能干，有一小部份更是特别的杰出，但查理跟我在看过很多失败的例子之后，更加对于我们能够与前面三家公司优秀的经理人共事感到非常幸运，他们热爱他们的事业，想法跟老板一致，且散发出才气与品格。

1988年我们做出两项重大的决定，大笔买进联邦家庭贷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与可口可乐，我们打算要持有这些股票很长的一段期间，事实上当我们发现我们持有兼具杰出企业与杰出经理人的股权时，我们最长的投资期间是永久，我们跟那些急着想要卖出表现不错的股票以实现获利却顽固地不肯出脱那些绩效差的股份的那群人完全相反。彼得林区生动地将这种行为解释成砍除花朵来当作野草的肥料（鹤flying:精辟，主要原因可能是不愿意承认错误。），我们持有Freddie Mac的股份比例是法令规定的上限，这部份查理在后面会详加为各位说明，因为他们是属于共同储贷-我们一家非保险的子公司所投资，所以在我们的合并资产负债表当中，这些持股将以成本而非市价列示。

我们持续将投资集中在少数我们能够了解的公司之上，只有少部份是我们想要长期投入的，因为当我们好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公司时，我们会想要达到一定的参与程度，我们同意Mae West的看法，好东西当然是多多益善。

去年我们减少在中期免税债券约一亿美元的投资，所有卖出的债券都是在1986年之后才取得的，当这些债券由产险公司所持有的时候，其中15%的利息收入是要课税的。

剩下我们仍持有约8亿美元的债券，都是属于适用1986年租税改革法案完全免税的祖父级债券，出售的债券将有些许的获利，而继续持有的债券平均到期日大概是六年，其市价大概略高于帐面价值。

去年我们曾提及我们所持有的已破产的Texaco短期与中期公司债券，1988年我们已经将所有的部位处分，获利约2,200万美元，此举将使得我们在固定收益债券的投资部位减少1亿美元。

去年我们还提到了另外一个深具固定收益特色的投资：亦即所罗门公司9%可转换特别股，这种特别股特别要求公司提拨偿债基金，自1995年到1999年间分批赎回，伯克希尔将这些投资以成本列示在帐上，基于查理所提的原因，现在的估计市价以从前一年度略低于成本，转变为1988年的略高于成本。

我们与所罗门CEO- John Gutfreund之间良好的关系，随着几年来的合作日益增进，但我们还是无法判断投资银行业的前景，不管是短期、中期或是长期皆然，这是一个难以预估未来获利程度的产业，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所拥有的转换权利会在其有效期间内，对我们产生相当大的贡献，然而这种特别股的价值主要还是来自于其固定收益，而不是股权特性之上。

我们对于长期债券的规避依旧不变，唯有当我们对于货币的长期购买力有信心时，我们才会对这类的债券有兴趣，但这种稳定却根本没办法预期，因为不管是社会或是选出来的官员实在是有太多的优先事项是与购买力的稳定性相冲突的。所以目前我们唯一持有的长期债券就是WPPSS华盛顿功用电力供应系统，其中有些属于短期，有一些则是分几年赎回的高票息，目前资产负债表上帐列成本为2.47亿美元，目前市价约为3.52亿美元。

我们在1983年年报中曾经解释过购买WPPSS的理由，现在很高兴跟大家报告结果完全符合我们当初的预期，在买进的时候，债券的评等被暂时取消，估计税后的投资报酬率约为17%，最近它被史坦普评等机构评为AA-等级，目前的市价大概只有比最高等级债信的投资报酬好一点。

在1983年的年报中，我们比较了投资WPPSS与一般企业的差异，结果显示这次的投资要比当时同期间所从事购并案还要好，假设两者皆以为无财务杠杆的基础下进行。

不过我们在WPPSS的愉快经验并未能改变我们对于长期债券的负面看法，除非再让我们碰到暂时僵住的大案子，因为短暂的问题使得其市价严重的被低估。

套利

在过去的报告中我曾经告诉各位保险子公司有时也会从事套利的操作，以作为短期资金的替代，当然我们比较喜欢长期的投入，但可惜资金总是多过于点子，与此同时，套利的报酬有时会多过于政府公债，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可以稍微缓和我们对于寻找长期资金去处的压力，(每次在我们谈完套利投资之后，查理总是会附带一句，这样也好，至少能让你暂时远离市场)

在1988年我们在套利部份斩获不少，不论是金额或是投资报酬率，总计投入1.47亿美元的资金，赚取7,800万美元的获利。（鹤flying:近50%的收益！）

如此的成绩使我们值得详细的描述一下，所谓的套利是指在不同的市场同时买卖相同的有价证券或是外汇，目的是为了撷取两者之间微小的差距，例如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币、英国的英镑或是纽约的美元，有些人将此行为称之为剃头皮，但通常这一行的人惯用法国的字汇-套利。

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套利或者说风险套利的定义，已延伸包括从已公开的企业购并、重整再造、清算等企业活动中获利，大部分的情况下，套利者期望不管股市变动如何皆能获利，相对的他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宣布的事件未如预期般发生。

有些特别的套利机会也会偶尔出现，我记得在24岁时当时我在纽约的葛拉罕-纽曼公司上班，Rockwood一家在布鲁克林生产巧克力的公司，原则该公司自1941年开始就采用后进先出制的存货评价方式，那时可可亚每磅是50美分，到了1954年可可亚因为暂时缺货价格大涨至64美分，因此Rockwood想要把帐上价值不菲的可可亚存货在价格滑落之前变卖掉，但若是直接将这批货卖掉，所得的收益可能要支付50%左右的税金，但1954的税务法令及时公布，其中有一项不太为人知的规定，就是如果企业不是把这些存货卖掉而是直接分配给股东间接减少营运规模的话，就可以免税，因此Rockwood决定停止其贩卖可可亚奶油的业务，并将1,300万磅的可可亚豆子发还给股东，同时公司也愿意以可可亚豆子换买回部份股份，换算下来，每股可以换得80磅的豆子。

有好几个礼拜我整天忙着买进股票、换豆子，再把豆子拿去卖，并常常跑到Schroeder信托公司拿着股票凭证换取仓库保管单，获利算下来还不错，而唯一的成本费用就是地铁车票。

Rockwood改造计画的规划者是32岁没有名气但相当优秀的芝加哥人Jay Pritzker，若你知道Jay后来的记录，你应该就不会讶异这个动作对于公司股东有多大的益处了，在这项提议推出不久之后，虽然公司营运呈现亏损，但Rockwood的股价却从15美元涨到100美元，有时股票的价格会远远超过合理的本益比之外。

近几年来，大部分的套利操作都牵涉到购并案，不管是友善的或是敌意的皆然，在购并案狂热之时，几乎感觉不到托拉斯法的存在，投标的竞价履创天价，在当时套利客大行其道，在这行不需要太多的才能，唯一的技巧就像是Peter Sellers的电影那样，只要轧一脚就行，华尔街有一句经过改编的俗话，给一个人一条鱼，你只能养活他一餐，教他如何套利，却可以养活他一辈子，(当然要是他到学校学习套利，可能就要靠州政府过活了)

在评估套利活动时，你必须要能回答四个问题(1)已公布的事件有多少可能性确实会发生?(2)你的资金总计要投入多久?(3)有多少可能更好的结果会发生，例如购并竞价提高(4)因为反托拉斯或是财务意外状况发生导致购并案触礁的机率有多高?

Arcata公司我们最曲折离奇的购并经验，说明了企业的曲曲折折，1981年9月28日该公司的董事同意将公司卖给KKR公司，一家在当时同时也是现在最大的融资买断公司，Arcata所从事的是印刷与森林产品，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1978年美国政府决定征收该公司所有10,700公顷的红木林，以扩增国家公园的范围，为此政府决定分期支付该公司总金额9,790万美元的征收款，但Arcata公司却认为金额太少，同时双方也对适用的利率也争议，Arcata极力争取更高的赔偿金与适用的利率。

买下一家具有高度争议的公司将会让公司在谈判过程中，会增加许多的难度，不管诉讼案件是不利或是有利于公司皆然，为了化解这个难题，KKR决定支付Arcata每股37美元再加上政府额外赔偿款的三分之二，作为购并的条件。

在评估过这项投资机会之后，我们自问KKR能否真正完成这项交易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够顺利取得融资，这对卖方来说永远是风险最高的一项条款，追求者在提出求婚到正式结婚的这段期间，要落跑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不过在这个案子我们却不太担心，原因在于KKR过去的记录还算不错。

我们还必须扪心自问若是KKR真的失败会如何，在这点我们觉得还好，Arcata的董事会与经营阶层已经在外兜售好一段时间了，显示该公司却有决心要出售，如果KKR跑掉，Arcata一定还会再找新的买主，当然届时的价格可能会差一点。

最后我们还必须问自己，那块红木林的价值到底有多少？坦白说我虽然个人连榆树跟橡木都分不出来，但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处理方式倒很简单，反正就是介于零到一大笔钱之间就对了。

后来我们开始从九月开始以每股33.5元买进Arcata股票，八个礼拜之内总共买进40万股，约占该公司5%的股权，隔年一月第一次对外公布股东每股可以拿到37元，换算年投资报酬约为40%，这还不包含可以的红木林赔偿损失。

然而过程中不太顺利，到了12月宣布交易可能会延后，尽管如果1月铁定会签约，受到这项鼓励，我们决定再加码以38元每股至65.5万股，约7%的股权，我们的努力终于获得回报，虽然有点拖延，但结果却相当令人满意。

接着在2月25日融资银行说有鉴于房地产景气不佳，连带对Arcata的前景可能有所疑虑，故有关融资条件可能还要再谈，股东临时会也因此再度延期到四月举行，同时Arcata公司发言人表示他不认为购并案已触礁，但是当套利客听到这种重申时，脑中便闪过一句老话：他说谎的方式就好象是即将面临汇率崩盘的财政部长一样。

3月12日KKR宣布先前的约定无效，并将报价砍至33.5美元一股，两天后再调高至35美元，然而到了3月15日董事会拒绝了这项提议，并接受另一家集团37.5美元外加红木林一半的收益，股东会迅速通过这项交易，并于6月4日收到现金。

总计我们花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投资2,290万美元，最后收回2,460万美元，但若是加计这项交易中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则15%的年报酬率(未包含红木林潜在收益)还算令人满意。

不过好戏还在后头，承审法院指派两个委员会来解决这项纷争，一个负责认定红木林的价值，一个则负责应该适用的利率，隔年1月委员会认定红木林的价值为2.75亿美元，适用的复利率应为14%。

到了八月法官裁定这项决议，这代表政府需要再支付高达6亿美元的赔偿金，联邦政府立刻提出上诉，而就在上诉即将宣判结果时，双方以5.19亿美元达成和解，因此我们又额外收到1,930万美元，相当于每股29.48美元的大红包，之后还可以再拿到80万美元的进帐。

伯克希尔的套利活动与其它套利客有些不同，首先相较于一般套利客一年从事好几十个案子，每年我们只参与少数通常是大型的交易案，有这么多锅子同时在煮，他们必须花很多时间在监控交易的进度与相关股票的股价变动，这并不是查理跟我想要过的生活方式，(为了致富，整天盯着计算机屏幕到底有何意义?)

也因为我们只专注在少数几个案子，所以一个特别好或是特别差的案子，可能会**地影响到我们一整年的套利成绩，所幸到目前为止，伯克希尔还没有遇到什么惨痛的经验，一旦发生我一定会一五一十的向各位报告。

另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只参与已经公开对外宣布的案子，我们不会仅靠着谣言或是去预测可能被购并的对象，我们只看报纸，思考几项关键因素，并依照我们判断的可能性做决定。

到了年底，我们剩下唯一的套利投资是334.2万股的RJR Nabisco，投资成本2.82亿美元，目前市价3.04亿美元，今年一月我们增加持股到400万股，接着在二月全部出清。有300万股是KKR决定购并RJR后，我们卖给KKR的，获利6,400万美元略高于预期。

稍早之前，另外一个竞争对手Jay Pritzker-第一波士顿集团浮现加入对RJR的竞争行列，提出以租税规划为导向的提案，套句Yogi Berra的说法:这感觉识曾相识！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买进RJR相当大的限制，由于我们在也是竞争者的所罗兄公司有投资，虽然查理跟我都是所罗门的董事，但我们却与整个购并案的所有信息隔绝，而我们认为这样也好，额外的信息对我们不见得就有好处，事实上，有时还会妨碍到伯克希尔进行套利的投资。

然而由于所罗门的提案规模相当的大，以致于所有的董事都必须完全被知会并参与，因此伯克希尔总共只有两个时点可以进行买进RJR的动作，第一次是当RJR经营阶层宣布整个购并计画的几天内，当时所罗门还未宣布加入竞标，另外是后来RJR董事会决定优先考虑KKR的提案，也因为所罗门的董事职务，使得伯克希尔的投资成本**提高。

看到1988年如此丰硕的套利成果，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应该继续朝这方面加强，但事实上，我们决定采取观望的态度。

一个好的理由是因为我们决定大幅提高在长期股权方面的投资，所以目前的现金水位已经下降，常常读我们年报的人可能都知道，我们的决定不是基于短期股市的表现，反而我们注重的是个别企业的长期经济展望，我们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对短期股市、利率或企业活动做任何的评论。

然而就算是我们现金满满，我们在1989年可能也不会从事太多的套利交易，购并市场的发展已经有点过头了，就像桃乐斯所说的: “奥图，我觉得我们好象已经不是在堪萨斯市了！”

我们不太确定这种过热的现象会持续多久，包含参与热潮的政府、金主与买家的态度会如何转变，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别人越没有信心参与这些活动时，我们的信心也就越高，我们不愿意参与那些反应买方与金主无可救药的乐观，通常我们认为那是无保障的，在此我们宁愿注重Herb Stein的智能，若一件事不能持久不衰，那么它终将结束。

效率市场理论

前面提到的套利活动使得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市场效率理论，这理论在近年来变得非常热门，尤其在1970年代的学术圈被奉为圣旨，基本上它认为分析股票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公开的信息皆已反应在其股价之上，换句话说，市场永远知道所有的事，学校教市场效率理论的教授因此做了一个推论，比喻说任何一个人射飞镖随机所选出来的股票组合可以媲美，华尔街最聪明、最努力的证券分析师所选出来的投资组合，令人惊讶的是市场效率理论不但为学术界所拥抱，更被许多投资专家与企业经理人所接受，正确地观察到市场往往是具有效率的，他们却继续下了错误的结论，市场永远都具有效率，这中间的假设差异，简直有天壤之别。

就我个人的看法，就我个人过去在葛拉罕-纽曼公司、巴菲特合伙企业与伯克希尔公司连续63年的套利经验，说明了效率市场理论有多么的愚蠢(当然还有其它一堆证据)，当初在葛拉罕-纽曼公司上班时，我将该公司1926年到1956年的套利成果做了一番研究，每年平均20%的投资报酬率，之后从1956年开始我在巴菲特合伙企业与之后的伯克希尔公司，运用葛拉罕的套利原则，虽然我并没有仔细地去算，但1956年到1988年间的投资报酬率应该也有超过20%，(当然之后的投资环境比起葛拉罕当时要好的许多，因为当时他遇到过1929-1932年的景气大萧条)。

所有的条件皆以具备来公平测试投资组合的表现(1)三个公司63年来买卖了上百种不同的股票证券(2)结果应该不会因为某个特别好的个案所扭曲(3)我们不需要故意隐瞒事实或是宣扬我们的产品优秀或是经营者眼光独到，我们只是从事高度公开的个案(4)我们的套利部份可以很容易就被追查到，他们并不是事后才特别挑选出来的

过去63年来，大盘整体的投资报酬(加计股利)大概只有10%，意思是说若当初投入1,000美元的话，现在可以获得405,000美元，但是若投资报酬率改为20%的话，现在却会变成9,700万美元，统计上如此大的差异使得我们不禁好奇的想要怀疑，然而理论支持者从来就不会去注意理论与现实如此地不相符，确实现在他们讲话已不如过去那么大声，但据我所知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承认错误，不管他们已经误导了多少个学生，市场效率理论还是继续在各个企管名校间列为投资课程的重要教材之一，很显然的，死不悔改、甚而曲解神意，不是只有神学家才做的出来。

自然而然，这些遇人不淑的学生与被骗的投资专家在接受市场效率理论后，对于我们与其它葛拉罕的追随者实在有莫大的帮助，在任何的竞赛中，不管是投资、心智或是体能方面，要是遇到对手被告知思考与尝试是没有用的，对我们来说等于是占尽了优势，从一个自私的观点来看，葛拉罕学派应该祈祷市场效率理论能够在校园中永为流传。

说了那么多，最后还是要提出一个警告，最近套利看起来相当容易，但它却不是永远都保证有20%报酬的投资活动，现在的市场比起过去来的有效率许多，除了我们过去63年所真正掌握的套利活动之外，还有更多是因为价格合理而因此被舍弃掉的。

一个投资者很难只靠单一一种投资类别或投资风格而创造超人的利益，他只能靠着仔细评估事实并持续地遵照原则才能赚取超额利润，就套利投资本身而言，并没有比选择利用飞镖选股的策略好到哪里去。

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

伯克希尔的股份于1988年11月29日正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后面附有我们写给股东有关挂牌的正式声明。

除了那封信之外，我个人还有一点要说明，虽然我们在交易所的基本交易单位是10股，但只要是1股以上还是一样可以进行买卖。

另外如同信中所提到的，我们之所以决定挂牌的主要目的是要降低交易成本，而我相信这目的也已经达到，一般来说，在NYSE买卖之间的价差会比在柜台买卖要来得小的多。

负责买卖伯克希尔股份的是Henderson兄弟公司-交易所中一家老牌专家，它的前身William Thomas Henderson，是在1861年以500块美金买下一个交易所的席位(最近一个席位的成交价大约是62.5万美金)，在所有54家交易公司当中，HBI共被分配到第二多的83种股票，我们很高兴伯克希尔能够被分配给HBI负责交易，到目前为止对于他们的服务感到相当满意，该公司负责人Jim Maguire亲自负责伯克希尔的交易，他是我们可以找到的最佳人选。

有两点是我们与其它挂牌公司最大不同的地方，第一我们不希望伯克希尔的股价过高，主要是希望它能够反应的实质价值范围内交易(当然我们希望实质价值能够以合理的速度增加，当然能够不合理的增加更好)，查理跟我都不希望，股价被过分高估或是被过分低估，两者都会使伯克希尔的股东的获利与公司本身经营获利状况不相当，所以如果伯克希尔的股价持续地反应企业实质的价值，则我们可以确定每个股东在他持有公司股份的期间所获得的利益，都能与公司本身营运的获利成等比。

第二我们希望交易量越少越好，如果我们经营的是一家只有几位合伙人的私人企业，我们也不希望合伙人时常进进出出合伙事业，经营一家公开上市公司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具有远见的投资人，在买进股份时，抱着打算与我们永远同在而不是订有卖出价格的时间表，我们实在不能理解为何有公司的CEO希望自己公司的股份交易量越多越好，这代表公司的股东组合会变来变去，在其它如学校、俱乐部、教堂等社会机构当中，没有主持人希望自己的组织成员离开的，(然而偏偏就有营业员就是要靠着说服成员离开组织来维生，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劝你反正最近基督教也没有什么搞头，不如下礼拜大家改信佛教试一试)。

当然还是有些伯克希尔股东需要或是想要偶尔把他持有的股份卖掉，而我们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人以适当的价格来接手，因此我们试着透过我们的政策、表现与沟通，吸引真正了解我们营运、认同我们理念并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新股东，如果我们能够持续地吸引这种类型的股东，同时很重要的，让那些短视近利的投资人远离我们，相信伯克希尔一定能够持续地以合理的价格交易买卖。

大卫．陶德

与我相交38年亦师亦友的大卫．陶德，于去年以高龄93岁过世，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许多伯克希尔的老股东却因为他对本公司的间接影响而受益良多。

大卫终其一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同时他也与葛拉罕合作著述 “证券分析”一书，自从我到哥伦比亚之后，大卫不时地鼓励与教导我，给我的影响一个接着一个，他所教导我的很一件事，不论是直接或透过他的著作都非常有道理，后来毕业后，透过不断往来的信件，他给我的教育持续到他逝世之前。

我认识许多财经与投资学的教授，除了葛拉罕以外，没有人可以比得上大卫，最好的证明就是他学生的成绩，没有其它投资学的教授可以造就出那么多杰出的英才。

当学生离开大卫的教室，就代表着他们一生将具备有投资智能，因为他所教导的原则是如此的简单、完整有用且持久，虽然这些特点看起来并不显著，但要将这些原则教导给学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卫总是言行一致，就像凯恩斯运用自己研究出的学术观点来致富，大卫也是如此。事实上他在财务操作上的表现远比凯恩斯来得出色，凭借着企业与信用循环理论，之后再演变成价值投资，大卫一开始就选择了正确的方向。

查理跟我运用大卫与葛拉罕所教的原则，在伯克希尔的投资之上，我们的成功正代表着他们心血的结晶。

其它事项

我们希望能够买进更多像我们现在拥有一样的企业，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大家的协助，如果你拥有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记得打电话或者是写信告诉我，

我们想要找(1)钜额交易(每年税后盈余至少有一千万美元)(2)持续稳定获利(我们对有远景或具转机的公司没兴趣)(3)高股东报酬率(并且甚少举债)(4)具备管理阶层(我们无法提供)(5)简单的企业(若牵涉到太多高科技，我们弄不懂)(6)合理的价格(在价格不确定前，我们不希望浪费自己与对方太多时间)我们不会进行敌意的购并，并承诺完全保密并尽快答复是否感兴趣(通常不超过五分钟) ，我们倾向采现金交易，除非我们所换得的内含价值跟我们付出的一样多，否则不考虑发行股份。

我们最喜欢的交易对象之一是像B太太- Heldman家族那样，公司经营者希望能马上有一大笔现金，不管是给自己、家人或是其它股东，最好这些经营者如往常一样能够继续留在公司，我想我们可以提供具有以上想法的经营者，一个满意的方式，我们也欢迎可能的卖方与那些过去与我们合作过的对象打听。

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接到一些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询问，包括新事业、转机股、拍卖案以及最常见的中介案。我们发现如果你登广告要买牧羊犬，结果却有一大堆人打电话来要卖你长耳猎犬，在此重申我们对这些交易，只有高德温的另一句话可以形容，请把我排除在外。

除了以上买下整家公司的购并案外，我们也会考虑买进一大部份不具控制权的股份，就像我们在资本城与所罗门这两个Case一样，尤其是我们对于像这次购买所罗门一样的可转换特别股当作长期投资特别有兴趣。

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接到了一个好消息，史坦普评等机构将我们的债信等级调高的三A的最高标准，相较于1980年的28家，目前全美只有15家公司可以拥有此殊荣。

过去几年企业公司债的持有人在事件风险上跌了一大跤，意思是说一家原本财务操作保守的公司，因为进行高杠杆购并或是重整再造，使得公司在一夜之间被大幅调降信用评等，购并的世界之中，除了少数经营权与所有权一致的公司之外，大部分的公司都会面临这样的风险，但伯克希尔绝对不会，查理跟我保证给债券持有人与股东一样的承诺。

大约有97.4%的有效股权参与1988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50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2,319家慈善机构，若经营情况许可，我们计画在1989年扩大这项捐赠计划。
我们敦促新加入的股东，仔细阅读年报上有关股东捐赠计划的详细内容，如果在未来年度内，你想要参加这类的计划，我们强烈建议你将股份登记在自己而不是受托人的名下，必须在1989年9月30日之前完成登记，才有权利参与1989年的计划。

1987

本公司在1987年的净值增加了四亿六千四百万，较去年增加了19.5%，而过去23年以来(自从现有经营阶层接手后)，每股净值从19元成长到现在的2,477美元，年复合成长率约为23.1%。

真正重要的当然是企业每股内在价值，而非账面价值的增加，在许多情况下一家公司的账面与其内在价值一点关联都没有，举例来说，LTV与鲍德温联合公司就在宣布破产之前的会计师签证的年度报告还显示，账面各有净值六亿与四亿美金，但是另一个公司Belridge石油在1979年以36亿美元高价卖给壳牌石油之时，账面净值却不到两亿。

不过在伯克希尔两者成长的趋势倒是蛮相近的，过去十年公司的内在价值成长率略高于账面价值成长率，很高兴这种好现象在今年也能持续维持。

我们企业价值对账面价值的差距，因为以下二个简单的原因又扩大了一点，一是我们拥有优秀的企业，一是这些企业皆由最优秀的经理人在管理。各位有理由对第二个原因表示意见，因为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很少会告诉公司股东说，你们所投资的公司是由一群笨蛋组成的经营阶层来管理，而也就是为了要避免露出马脚，所以常常使得一些公司常常会出现相当诡异的财务报表。

通常在致股东的报告中，CEO会花一大篇幅详细描述过去企业的表现是如何的不当，最后不可免俗地会以感性的语气来形容其所带领的公司干部实在是公司最珍贵的资产，这种形容有时会让人搞不清楚那其它的资产到底又算是什么?

经验显示，能够创造盈余新高的企业，现在做生意的方式通常与其五年前甚至十年前没有多大的差异，当然管理当局绝对不能够太过自满，因为企业总有不断的机会可以改善本身的服务、产品线、制造能力等等，且绝对必须要好好把握，不过一家公司若是为了改变而改变，反而可能增加犯错的机会，讲的更深入一点，在一块动荡不安的土地之上，是不太可能建造一座固若金汤的城堡，而具有这样稳定特质的企业却是持续创造高盈利的关键。

不过在伯克希尔，我个人对于管理干部任何的称赞都是很容易让人理解的，首先请看看后面的账面盈余表格，显示本公司七个非金融业的主要企业-水牛城报纸、费区海默西服、寇比吸尘器、内布拉斯加家具、史考特飞兹集团、喜诗糖果与世界百科全书的盈利状况(以历史成本会计基础)，1987年这七家公司的年度在扣除利息与所得税前的盈利高达一亿八千万美元

数字本身并不足以说明其特殊性，但若你知道他们利用多少资金就达到这项成果时，你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地了不起了，事实上这些公司的负债比例都非常的低，去年的利息费用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只有二百万美元，所以合计税前盈利一亿七千八百万，而账面的历史投资股本竟只有一亿七千五百万！

若把这七家公司视作是单一个体公司，则税后净利约为一亿美元，股东权益投资报酬率更将高达57%，即使财务杠杆再高，你也很难在一般公司看到这种比率，根据财星杂志在1988年出版的投资人手册，在全美五百大制造业与五百大服务业中，只有六家公司过去十年的股东权益报酬率超过30%，最高的一家也不过只有40.2%。

当然伯克希尔真正从这些公司赚得的报酬并没有那么地高，因为当初买下这些公司时，支付了相当的溢价才取得这些股份，经过统计我们在这些公司原始投资超过其账面的股权净值的溢价金额约为二亿二千二百万美元，当然要判断这些公司经理人的绩效应该是要看他们创造的盈余是靠多少资产所产生的，至于我们用多少钱买下这些公司与经理人的绩效并无关联，就算你用高于净值六倍的价钱买下一家公司，同样也不会影响该公司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以上所提数字代表着三项重要的指针，首先现在这七家企业的真正价值远高于其账面净值，同样也远高于伯克希尔账面的投资成本，第二因为经营这些事业并不需要太多的资金，所以这些公司利用所赚取的盈余便足以支应本身业务的发展，第三这些事业都由非常能干的经理人在经营，像是Blumkins家族、Heldmans、ChuckHuggins、StanLipsey与RalphSchey皆兼具才干、精力与品格，将旗下事业经营的有声有色。

也因此当初这些明星经理人加入时，我们抱持着极高的期待，事后证明得到的结果远高于预期，我们获得远高于我们所应得的，当然我们很乐意接受这样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借用杰克班尼在获得最佳男主角时的感言：“我不应该得到这个奖项，但同样地我也不应该得到关节炎。”

除了这七个圣徒之外，我们还有一项主要的事业-保险，同样地我也认为它的价值远高于其账面的资产，只是要评估一家财产意外险公司的价值就没有办法那么明确了，这个产业变动很大，报表所列的盈利数字有时会有很大的偏差，而且最近税法修正对我们未来年度的盈利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保险事业仍会是我们经营事业的最大重心，在MikeGoldberg的管理之下，保险事业的报酬仍可期待。

有这些优秀的专业经理人，在事业的日常营运上，查理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费心思的地方，事实上，平心而论我们管的越多，可能只会把事情搞砸，在伯克希尔我们没有企业会议，也没有年度预算，更没有绩效考核(当然各个企业单位因自身所需，有自己的一套管理办法)，但总的来说，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指导Blumkin如何去卖家具事业或是指导Heldman家族如何经营制服事业。

我们对于这些所属事业单位最重要的支持就是适时地给予掌声，但这绝对不是在做烂好人，相反地这是长久下来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企业的经营结果与管理当局的作为所给予的正面肯定，我们两个人这些年来看过太多平庸企业的表现，所以我们是真正地珍惜他们大师级的演出，对于1987年旗下子公司整体的表现，我们只能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是震耳欲聋的掌声。

盈余的来源

下表显示伯克希尔主要盈余的来源，其中商誉的摊销与购买法的会计调整数，从各个企业挑出汇总成单独一栏，事实上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让旗下事业的经营绩效，不因我们买下他们而有所影响，在1983与1986年的年报中，我已不只一次的解释这样的表达方式会比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更符合管理当局与投资者的需要，当然最后加总结算的数字，还是会与会计师出具的财务报表上的盈余数字完全一致。

在后面的部门别信息中，大家可以找到个别事业的详细信息，除此之外，我也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看查理写给Wesco股东叙述其旗下事业情况的一封信。

1987年 单位：千美金

GypsyRoseLee在她晚年的一场生日宴会上宣布：“我还是拥有去年所有的一切，现在唯一的差别是全部都矮了两吋。”如同本表所示，在1987年几乎我们所有的事业都又成长的一岁。

我们旗下这些事业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的变化可以特别提出报告的，所谓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剧烈的变动通常不会有特别好的绩效，当然这与大部分的投资人认为的刚好相反，大家通常将最高的市盈率给予那些擅长画大饼的企业，这些美好的远景会让投资人不顾现实经营的情况，而一味幻想未来可能的盈利美梦，对于这种爱做梦的投资人来说，任何路边的野花，都会比邻家的女孩来的具吸引力，不管后者是如何贤慧。

先前提到财星杂志的研究，可以充分支持我的论点，在1977年到1986年间，总计1,000家公司中只有25家能够达到连续十年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达到20%的标准，且没有一年低于15%的双重标准，而这些优质企业同时也是股票市场上的宠儿，在所有的25家中有24家的表现超越S&P500指数。

这些财富之星可能让你大开眼界，首先相对于本身支付利息的能力，他们所运用的财务杠杆极其有限，一家真正好的公司是不需要借钱的，第二除了有一家是所谓的高科技公司，另外少数几家属于制药业以外，大多数的公司产业相当平凡普通，大部分现在销售的产品或服务与十年前大致相同，(虽然数量或是价格、或是两者都有，比以前高很多)，这些公司的记录显示，充分运用现有产业地位，或是专注在单一领导的产品品牌之上通常是创造企业暴利的不二法门。

事实上我们在伯克希尔的经验正是如此，我们的专业经理人之所以能够缔造优异的成绩，所从事的业务相当平凡，但重点是把它们做到极致，经理人致力于保护企业本身、控制成本，基于现有能力寻找新产品与新市场来巩固既有优势，他们从不受外界诱惑，事无巨细地专注于企业之上，而其成绩有目共睹。

以下是近况报导

克里思蒂小姐嫁给一位考古学家，她曾说：“配偶最理想的职业就是考古学家，因为你越老，他就越有兴趣”，事实上应该是商学院而非考古学系的学生，需要多多研究B太太-这位NFM高龄94岁的负责人。

五十年以前B太太以五百块美金创业，到如今NFM已是全美远近驰名的家具量贩店，但是B太太还是一样从早到晚，一个礼拜工作七天，掌管采购、销售与管理，我很确定她现在正蓄势待发，准备在未来的五到十年内，全力冲刺再创高峰，也因此我已说服董事会取消一百岁强迫退休的年龄上限，(也该是时候了，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来我越相信这个规定是该修改了)。

去年(1987年)NFM的销货净额是一亿四千多万美元，较前一年度成长8%，这是全美独一无二的一家店，也是全美独一无二的家族，B太太跟她三个儿子拥有天生的生意头脑、品格与冲劲，且分工合作，团结一致。

B太太家族的杰出表现，不但让身为股东的我们受益良多，NFM的客户们更受惠更大，只要选择NFM的产品据估计光是1987年就可省下至少三千万美元，换句话说若客户到别处去买可能要贵上这么多钱。

去年我接到一封无名氏所写的相当有趣的信：“很遗憾看到伯克希尔第二季的盈利下滑，想要提高贵公司的盈利吗?有一个不错的法子，去查查NFM的产品售价，你会发现他们把一、两成的盈利空间白白奉送给客户，算算一年一亿四千万的营业额，那可是二千八百万的利润，这个数字实在是相当可观，再看看别家家具、地毯或是电器用品的价格，你就会发现把价格调回来是再合理不过了，谢谢——一位竞争对手”。

展望未来NFM在B太太“价格公道实在”的座右铭领导下，必将继续成长茁壮。

在全美相同规模(或甚至更大)的报纸中，水牛城报纸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在平时与假日的普及率最高(即订户数在该地区家户数的比率)，第二是新闻比率最高(新闻版面占总版面的比率)

事实上一份报纸能够同时拥有这两项特色绝对不是巧合，因为新闻内容越丰富，也就越能吸引更广泛的读者，从而提高普及率，当然除了量之外，新闻品质也很重要，这不但代表要有好的报导与编辑，也代表要有实时性与关联性，为了让报纸成为读者们不可或缺的东西，它必须能够马上告诉读者许多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而不是等读者们都已知道后，事后报纸才刊登出来。

以水牛城日报来说我们平均每24小时出七个版本，每次内容都会更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足以让人感到惊奇，光是每天的讣告就会更新七次，也就是说每则新增的讣告会在报纸上连续刊登七个版。

当然一份新闻也必须要有深度的全国与国际性新闻，但一份地区性的报纸也必须及时并广泛地报导社区动态，要把这点做好除了必须要有足够的空间，并加以有效地运用。

如同往年，去年(1987年)我们的新闻比大约是50%，若是我们把这比率砍到一般40%的水准，我们一年约可省下四百万美金的新闻成本，但我们从来都不会考虑如此做，就算哪一天我们的盈利大幅缩减也是一样。

基本上查理和我都不太相信营业预算，像是“间接费用必须缩减，因为预估营业收入不若以往”之类的说法，。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降低新闻比率或是牺牲喜诗糖果的品质与服务，以提升疲弱不振的盈利表现，或是相反地因为伯克希尔太多钱以致现金花不完，就去聘请经济分析师、公关顾问等对公司一点帮助都没有的人。这些做法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们完全不了解为何有些公司因为公司赚太多钱就增加一些没有用的人来消化预算，或是因为盈利不佳就砍掉一些关键的人事，这种变来变去的方式既不符合人性也不符合商业原则，我们的目标是不论如何都要做对伯克希尔的客户与员工有意义的事(你可能会问那公司专机又是怎么一回事?嗯!我想有时一个人总会有忘了原则的时候)。

虽然水牛城新闻的营收最近几年只有些微的成长，但在发行人Stan Lipsey杰出的管理之下，盈利却反而大幅成长，有好几年我甚至错误地预测该报的盈利会下滑，而同样地今年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1988年不管是毛利或者是盈利都会缩水，其中新闻印刷成本的飞涨是主要的原因。

费区海默兄弟公司是我们旗下另一个家族企业，而就像Blumkins一样是个非常杰出的家族，Heldmans家族三代几十年来，努力不懈地建立了这家制服制造与销售公司，而在伯克希尔取得所有权的1986年，该公司的盈利更创新高，此后Heldmans家族并未停下脚步，去年(1987年)盈余又大幅增加，而展望今年(1988年)前景更是看好。

在制服事业大概没有什么出奇的事，唯一的惊奇就是Heldmans家族，Bob、George、Gary、Roger跟Fred，对于这行业熟的不能再熟，同时也乐在其中，我们何其有幸能与他们一起合作共事。

ChuckHuggins持续为喜诗糖果缔造辉煌，自从十六年前我们买下这家公司，并请他主掌这项事业时，便一直是如此，在1987年糖果销售量创下近二千五百万英镑的新高，同时连续第二年单店平均营业额维持不坠，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事实上这已是相当大的改善，因为过去连续六年数字都呈现下滑的趋势。

虽然1986年的圣诞节特别旺，但1987年的记录比86年还要好，使得季节因素对喜诗糖果来说越来越重要，经统计去年一整年约有85%的盈利是在十二月单月所创造的。

糖果店是个很好玩的地方，但对大部分的老板来说就不那么有趣了，就我们所知，这几年来除了喜诗赚大钱之外，其它糖果店的经营皆相当惨淡，所以很明显的喜诗搭的并不是顺风车，它的表现是扎扎实实的。

这项成就当然需要优秀的产品，这个倒不是问题，因为我们确实拥有，但除此之外它还需要对客户衷心的服务，Chuck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地为客户设想，而他的态度更直接感染到公司上下所有的员工。

以下是一个具体的例证，在喜诗我们通常会定期增添新的口味并删除旧的口味以维持大约一百种组合，去年我们淘汰了14种口味，结果其中有两种让我们的客户无法忘怀，而不断地表达他们对我们这种举动的不满，“愿喜诗所有做出这种卑鄙决定的相关人士嘴巴流脓长疮；愿你们新的巧克力糖在运送途中融化；愿你们吃到酸掉的糖果；愿你们亏大钱；我们正试图寻求要求你们恢复供应原有口味的法院强制令”，总计最后我们收到好几百封的抱怨信。

为此Chuck不但重新推出原来的口味，他还将危机化为转机，所有来信的客户都得到完整且诚实的回复，信上是这样写的：“虽然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但值得庆幸的是最后得以以喜剧收场”，随信还附赠一个特别的小礼物。

过去两年喜诗糖果仅稍微地涨价，在今年(1988年)我们仍会继续调涨价格，幅度还算合理，只是截至目前为止销售持续低迷，预计今年公司盈余将难再有继续成长的可能性。

世界百科全书、寇比吸尘器与史考特费兹制造集团皆由Ralph所领导，很高兴我们能做这样的安排，去年我曾告诉各位史考特费兹集团在我们买下公司的当年度-1986年的表现超乎预期，但去年1987年的表现更出色，税前盈利成长了10%，但所耗费的资金却较前年大幅缩减。

Ralph同时掌管19项事业的方式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同时他也吸引了一群优秀的经理人协助他经营事业，我们很乐意再多找一些事业交到Ralph旗下去经营。

由于史考特费兹的事业范围过于繁杂，在此不便详述，这里仅就其中一项我们的最爱-世界百科全书加以介绍，去年底世界百科全书推出自1962年以来改版最多的最新版本，全套书中的彩色照片从14,000帧增加到24,000帧，超过6,000篇文章从新编写，840位作者参与；查理和我衷心向您与您的家庭推荐包含世界百科全书与儿童工艺等一系列的套书。

在去年该套书在美国地区销售量连续第五年成长，国外地区的销量与盈利亦大幅增加，史考特费兹集团前景看好，尤其世界百科全书更是如此。

保险事业营运

下表是我们惯用保险业主要指标的最近更新数字

综合比率代表所有保险成本(发生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率，一百以下表示有承保的盈利，一百以上则有承保的损失，若考虑保险公司利用保费收入(浮存金)所赚取的投资收益列入计算，则107到111之间大约是损益两平点，当然这是不包含公司自有资金所运用的收益。

保险事业的数字，若以上面那张简表来说明，事实上并不会太复杂，当同业平均保费收入年成长只在4%或5%徘徊，则当年承保损失一定会上升，原因不在于车祸、火灾、暴风等意外事件发生更频繁，也不是因为一般通货膨胀的关系。主要的祸首在于今天社会与司法过度膨胀，法律诉讼费用暴增，一方面是因为诉讼更频繁，另一方面是由于陪审团与法官倾向扩大保险单上的保险理赔范围，若这种乱象不能加以抑止，则保险公司每年至少要有10%以上的保费收入年成长，才有办法收支打平，即使在通货膨胀相对温和的状况下也是如此。

过去三年来保费收入的大幅成长几乎可以确定今年同业的绩效都会相当不错，事实证明也是如此，不过接下来的情况可就不太妙了，根据Best’s统计预估，1988年的每季的成长率将由12.9%按季逐渐下滑至11.1%、5.7%、5.6%，可以确定的是1988年的保费成长一定会低于10%的损益两平点，很明显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然而盈余数字却不会马上滑落，这个产业具有递延的现象，因为大部分的保单都是一年期，所以对于损益的影响会在往后的一年之间陆续浮现，因此打个比方，在party结束、酒吧关门之前，你还可以把手上的那杯喝完了再走，假设往后几年没有发生什么天灾地变，我们预期1988年的同业平均综合比率将会微幅上扬，紧接下来的几年则会大幅攀升。

保险业最近受到几项不利的经济因素所困而前景黯淡，数以百计的竞争对手、进入障碍低、无法大幅差异化的产品特性，在这种类似无差异产业之中，只有营运成本低的公司或是一些受到保护的利基产品才有可能有长期盈利成长的机会。

当产品供给短缺时，即使是无差异产业也能蓬勃发展，不过在保险业界，这种好日子早就已经过去了，资本主义最讽刺的地方就是无差异产业大部分的经理人都痛恨商品短缺不足，但偏偏这是唯一可能让这些公司有盈利的机会，当短缺出现时，经理人便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扩充产能，这无异是将源源不断流入现金的水龙头关掉一样，这就是过去三年保险公司经理人的最佳写照，再次验证Disraeli的名言：“我们唯一从历史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从来无法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在伯克希尔，我们努力避免自己的公司成为无差异的企业，首先我们凭借着自己强大的资金实力，来凸显我们产品的不同，但这种效果实在是有限，尤其在个人险的部分，因为即使是其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倒闭(事实上这种状况还不少)，汽车险或房屋险的购买者仍可获得理赔，在商业险的部分也是如此，当情况好时，许多大企业投保户与保险掮客都不太关心保险从业者的财务状况，即使是比较复杂的案件，顶多拖个三、五年，最后还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眼不见为净的结果，可能会让你的口袋落空)。

不过一段期间保户会偶尔想起富兰克林所说的空沙包很难站的直挺，并了解寻找一个可靠稳定的保险公司的重要性，这时我们发挥优势的机会就来了，当客户认真想到往后五到十年，若是面对景气不佳同时又碰上金融市场低迷，再保从业者倒闭频繁等景象时，而怀疑保险公司是否仍有能力轻松地支付一千万美元理赔金时，那么他可以挑选的保险公司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在所有的沙包之中，伯克希尔无疑是站得最直挺的一个。

我们第二个方法是试着让我们完全不理会签发保单的数量，在下一个年度我们很愿意一口气签出比前一年多五倍的保单，但若是只能签发五分之一的保单也无所谓，当然情况若许可我们希望是越多越好，但我们实在是无法掌握市场价格，若价格不理想，我们就会暂时退出市场少做一点生意，在同业中再没有其它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有我们如此高的自制力。

在保险业普遍存在的第三种情况，(这在其它产业并不多见)使得我们能保持相当的弹性，第一市场占有率并不绝对等于盈利率，不像新闻业或是零售业，最后能够存活的不一定是最肥的那个人，第二许多的保险类种，其中也包含我们所从事的主要险种，销售渠道并非只有唯一管道，所以进入障碍低，今年业绩不多，不代表明年就一定会很少，第三闲置的产能，在保险业来说主要是在于人力，这部分并不会造成太大的负担，在印刷或是钢铁业的话就不是如此，我们可以在保持慢速前进的同时，随时蓄势待发准备向前冲刺。

我们完全以价格为导向(而非竞争)来决定我们的风险部位，因为如此对于股东投资者才有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很高兴，因为这对社会同样也有助益，这个原则代表我们随时准备就绪，只要市场价格合理，我们愿意随时进场承接任何财产意外险的保单，配合许多保险同业遵循的进出策略，当他们因为损失扩大、资本不足等原因退出市场时，我们随时可以接替，当然当一些同业进来杀价抢食市场时，虽然我们也愿意继续服务大众，但由于我们的报价高于市场价格，所以只好暂时退出观望，基本上我们扮演的是市场供需调节的角色。

1987年中的一个事件可以充分说明我们的价格政策，在纽约有一家家族经营的保险经纪公司是由一个伯克希尔多年资深的老股东所领导，这老兄手上有许多客户是我们所想要交往的，但基于职业道德他仍然必须为他的客户争取到最好的权益，所以当保险市场价格大幅滑落，他发现我们的保费比起其它同业贵了许多时，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赶快把他客户的保单从伯克希尔转移到别的保险公司，接下来第二的动作就是买进更多伯克希尔的股票，他说要是那一天伯克希尔也一样以降价竞争作为因应，那么他就会把生意给伯克希尔做，但他可能就会把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光。

伯克希尔1987年的承保表现实在是好极了，一方面是因为先前提到的递延效应，我们的综合比率是105(泛指一般保单，不包含私下协议与金融再保部分)，虽然这个数字比起1986年的103来说略微逊色，但我们在1987年的盈利却由于有更多的浮存金运用而大幅增进，这种好现象将会持续保持，在往后几年我们浮存金对保费收入的比例还是继续增加，所以展望伯克希尔1988年与1989年的盈利仍将大幅成长，即便综合比率预估亦会增加。

我们的保险事业去年在非财务数字面亦有重大的斩获，我们组织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团队，专门承保特殊巨额的风险，他们已准备好帮助我们处理任何可能遇到庞大的商机。

有关损失准备计提的情况，详附表，今年的状况比前几年好一点，但由于我们签下了许多长期的生意，许多理赔申请可以要花上好几年才能解决，就像是产品责任保险，或专业经理人责任险，在这种特殊的产业，一年的损失准备其实无法代表最后结果。

大家应该对保险公司的盈余数字时时抱持怀疑的态度，(当然也包含我们公司本身，事实证明确是如此)，过去十年来的记录显示，有许多显赫一时的保险公司报告给股东亮丽的盈余数字最后证明只不过是一场空，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这种错误是无心的，我们诡谲多变的司法制度，使得就算是最有良知的保险公司都无法准确预测这类长期保险的最终成本。

但奇怪的是，会计师每年就是有办法为就这些管理阶层给的数字背书，并出具无保留的意见表示这些数字允当表达该公司，也就是他们的客户的财务状况，而事实上他们自己深知过去惨痛的经验告诉他们，这些经过验证的数字与最后可能结算出来的可能会有天壤之别，但却还是仍然使用这种坚定的语言，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就算是历史殷鉴在前，投资人却还是相当仰赖会计师的意见，对于会计门外汉来说，他根本就不懂得“该财务报表允当表达”，所代表的真正含意是什么。

会计师标准无保留意见查核报告的遣词用语在明年将有重大改变，新的用语有相当的改进，但还是很难充分说明财产意外险公司在查核时所受到的限制，如果一个人想要描述一件事情的真相，我们认为给财产意外险公司股东的标准无保留意见报告中应这样写：“我们仰赖管理当局提供损失准备与损失费用调整产生财务报表，而这些估计数字事实上影响公司盈余与财务状况甚巨，受限于损失准备的计提先天信息的不足与我们必须提出的意见，我们完全无法对这些数字的正确性表达看法，等等”

假若有人对这种完全不正确的财务报表提出诉讼官司(事实上就有)，会计师一定会在法庭上做类似的辩解，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坦白地说明他们真实的角色与所受的限制呢？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是怪罪会计师没有办法准确地评估损失准备(当然这会影响到最后的盈余数字)，我们无法原谅的是他们没有公开地承认做不到这一点。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看，这种不断在计提损失准备时所犯无心的错误，往往也伴随着许多故意的过失，许多骗子就是看准会计师没有能力评估这些数字，同时又愿意配合为这些数字背书，假装好像他们真的有这个能力，靠着这种方式来欺骗投资大众赚大钱，在往后的日子我们仍将看到这样的骗局持续上演，只要大笔一挥，盈余便可凭空生出，前述我们建议的查核报告措词，至少可以让无知的投资人提高警觉避免遭到这些掠食者的坑杀。

去年在年报中详述刚通过的税负改革法案，使得保险公司支付的税负以递延渐进的形式大幅增加，这种情况在1987年更加恶化，讽刺的是虽然这个法案大大地影响到保险公司长期的盈利与价值，却让保险公司短期的盈余数字格外亮丽，光是在伯克希尔1987年的盈余就增加了八百多万美金。

就我们个人的看法，1986年的法案是近十多年来保险业界最重要的经济事件，1987年的新法案进一步将企业间股利可扣抵的比率由80%减为70%，除非被投资公司有超过20%的股权是由一般投资人所拥有。

投资人透过中间企业法人(除了专业投资公司外)持有的股份或债券，先天上本来就比直接持有这些有价证券要来的不利的多，尤其是在1986年租税改革法案通过后，这种租税惩罚更为明显，(虽然1987年的情况稍微好转一点，尤其是对保险公司来说)，我们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规避这项增加的税负成本，简而言之，现在同样的税前盈利，在扣除税负成本后最后所得到的税后净利，要比过去要来得少的多。

不论如何，我们的保险事业应该可以做的不错，只是最后的成绩可能无法像过去那么好，目前的展望是保费收入将减少，尤其是消防人员基金在1989年到期后，但盈余可略微改善，之后我们可能可以再遇到好机会，不过那可能要好几年以后，届时我们应该可以作好更万全的准备。

有价证券-永恒的持股

每当查理和我为伯克希尔旗下的保险公司买进股票(扣除套利交易，后面会再详述)，我们采取的态度就好像是我们买下的是一家私人企业一样，我们着重于这家公司的经济前景、经营阶层以及我们支付的价格，我们从来就没有考虑再把这些股份卖出，相反地只要能够预期这家公司的价值能够稳定地增加，我们愿意无限期地持有这些股份，在投资时我们从不把自己当作是市场的分析师、宏观经济分析师或是证券分析师，而是企业的分析师。

我门的方式在交易热络的股票市场相当管用，因为市场三不五时就会突然浮现令人垂涎三尺的投资机会，但频繁报价其实并不太重要，因为就算是我们持有的股票停止交易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不在意，就像是世界百科全书或是费区海默同样没有每天的报价，最后一点，我们的经济利益取决于我们所拥有的公司本身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持有的是全部或者是部分股权都一样。

本杰明·格雷厄姆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很久以前讲过一段有关对于市场波动心态的谈话，是我认为对于投资盈利最有帮助的一席话，他说投资人可以试着将股票市场的波动当作是一位市场先生每天给你的报价，他就像是一家私人企业的合伙人，不管怎样，市场先生每天都会报个价格要买下你的股份或是将手中股份卖给你。

即使是你们所共同拥有的合伙企业经营稳定变化不大，市场先生每天还是会固定提出报价，同时市场先生有一个毛病，那就是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当他高兴时，往往只看到合伙企业好的一面，所以为了避免手中的股份被你买走，他会提出一个很高的价格，甚至想要从你手中买下你拥有的股份；但有时候，当他觉得沮丧时，眼中看到的只是这家企业的一堆问题，这时他会提出一个非常低的报价要把股份卖给你，因为他很怕你会将手中的股份塞给他。

市场先生还有一个很可爱的特点，那就是他不在乎受到冷落，若今天他提出的报价不被接受，隔天他还是会上门重新报价，要不要交易完全由你自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举止越失措，你可能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

但就像辛蒂瑞拉参加的化妆舞会一样，你务必注意午夜前的钟响，否则马车将会变回番瓜，市场先生是来给你服务的，千万不要受他的诱惑反而被他所导引，你要利用的是他饱饱的口袋，而不是草包般的脑袋，如果他有一天突然傻傻地出现在你面前，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或好好地加以利用，但是要是你占不到他的便宜反而被他愚蠢的想法所吸引，则你的下场可能会很凄惨；事实上若是你没有把握能够比市场先生更清楚地衡量企业的价值，你最好不要跟他玩这样的游戏，就像是打牌一样，若是你没有办法在30分钟内看出谁是赔钱的蠢货，那么那个赔钱的蠢货很可能就是你！

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理论在现今的投资世界内或许显得有些过时，尤其是在那些大谈市场效率理论、动态避险与beta值的专家学者眼中更是如此，他们会对那些深奥的课题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对于渴望投资建议的追求者来说，是相当具吸引力的，就像是没有一位名医可以单靠“吃两颗阿斯匹宁”这类简单有效的建议成名致富的。

这当然是股市秘籍存在的价值，但就我个人的看法，投资成功不是靠晦涩难解的公式、计算机运算或是股票行情板上股票上下的跳动，相反地投资人要能成功，惟有凭借着优异的商业判断同时避免自己的想法、行为，受到容易煽动人心的市场情绪所影响，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要能够免除市场诱惑，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格雷厄姆的市场先生理论铭记在心。

追随格雷厄姆的教诲，查理和我着眼的是投资组合本身的经营成果，以此来判断投资是否成功，而不是他们每天或是每年的股价变化，短期间市场或许会忽略一家经营成功的企业，但最后这些公司终将获得市场的肯定，就像格雷厄姆所说的：“短期而言，股票市场是一个投票机，但长期来说，它却是一个体重机”一家成功的公司是否很快地就被发现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只要这家公司的内在价值能够以稳定地速度成才能是关键，事实上越晚被发现有时好处更多，因为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以便宜的价格买进它的股份。

当然有时市场也会高估一家企业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考虑把股份出售，另外有时虽然公司股价合理或甚至略微低估，但若是我们发现有更被低估的投资标的或是我们觉得比较熟悉了解的公司时，我们也会考虑出售股份。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不会因为被投资公司的股价上涨或是因为我们已经持有一段时间，就把它们给处理掉，在华尔街名言中，最可笑的莫过于是“及时止盈就不会破产”，我们很愿意无限期的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只要这家公司所运用的资金可以产生令人满意的报酬、管理阶层优秀能干且正直，同时市场对于其股价没有过度的高估。

但是这不包含我们保险公司所拥有的三家企业，即使它们的股价再怎么涨，我们也不会卖，事实上我们把这些投资与前面那些具控制权的公司一样地看待，它们不像是一般的商品可以卖来卖去，反而像是伯克希尔企业的一部分，不管市场先生提出再怎么高的天价也一样，只是在此我要加一条原则，除非因为我们的保险公司发生巨额亏损，必须出售部分的持股来弥补亏损，当然我们会尽所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当然查理和我决定要拥有并持有一家公司的股份，是同时综合了个人想法与融资方面的考虑，对某些人来说，我们这样的做法可能有点不合常规，(查理和我长期以来一直遵从奥美广告创办人大卫奥美的建议，在年轻时发展出你自己的特异风格，这样子等你到老时，人们就不会觉得你是个怪胎)，的确，近年来在交易频繁的华尔街，我们的态度看起来有些特立独行，在那个竞技场内，所有的公司与股份，都不过是交易的筹码而已。

但是我们的态度完全符合我们本身的人格特质，这就是我们想要过的生活，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很清楚要如何去塑造我们想要的模式，因此我们宁愿跟我们喜欢与推崇的对象往来，就算是因此，会比跟一些我们讨厌或是不喜欢的人打交道，少得到一些投资报酬也没有关系，我想我们是大概不可能再遇到像这三家主要的被投资公司组成份子一样，令我们所喜爱与推崇。

以下所列就是我们永恒的持股：

在这些公司上，我们实在看不出买下并控制一家企业或是购买部分股权有什么基本上的差异，每次我们都试着买进一些长期看好的公司，我们的目标是以合理的价格买到绩优的企业，而不是以便宜的价格买进平庸的公司，查理和我发现买到货真价实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

必须特别注意的是，本人虽然以反应快速著称，不过却花了二十年才明白要买下好企业的重要性，刚开始我努力寻找便宜的货色，不幸的是真的让我找到了一些，所得到的教训是在农具机械、三流百货公司与新英格兰纺织工厂等标的上上了一课。

当然查理和我确实会误判一家企业的基础竞争力，结果是我们面临了一大堆问题与挑战，不管是买下全部或是部分的股权，当然后者要脱身相对容易一点，(确实企业很可能会被误判，一位欧洲记者被派驻到美国采访卡内基，发了一封电报给他的编辑主管说到，老天你一定不敢相信经营博物馆竟然可以赚那么多钱)。

在进行取得控制权或是部分股权投资时，我们不但试着去找一家好公司，同时最好是能够由品格与才能兼具且为我们喜爱的管理者经营，如果是看错了人，在具控制权的情况下，我们还有机会发挥影响力来改变，事实上这种优势有点不太实际，因为更换管理阶层，就像是结束婚姻关系一样，过程是相当的费时痛苦且要看运气，不论如何，我们三家永恒的股权投资在这点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有Tom Murphy和Dan Burke在资本城,Bill Snyder和Lou Simpson在盖可保险Kay Graham和Dick Simmons在华盛顿邮报，我们实在想不出有更有的接替人选。

我必须说明控制一家公司有二个主要的优点，首先当我们控制一家公司我们便有分配资金与资源的权力，相较之下，若是部分股权投资则完全没有说话的余地，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大部分的公司经营者，并不擅长于做资金分配，之所以如此并不让人讶异，因为大部分的老板之所以能够成功是靠着他们在营销、生产、工程、行政管理方面的专长。

而一旦成为CEO之后，他们马上必须面临许多新的责任与挑战，包括要做资金分配的决策，这是一项他们以前从未面对艰巨且重要的任务，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一位深具天分的音乐家，没有安排让他到卡内基音乐厅演奏，却反而任命他为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一般。

CEO缺乏资金分配的能力可不是一件小事，一家公司若是每年保留10%的盈余在公司的话，经过十年后，他所要掌管的资金等于增加了60%。

某些认识到自己缺乏这方面能力的CEO(当然也有很多不这样认为)，会转向部属、管理顾问或是投资银行家寻求建议，查理和我时常观察这种帮忙最后的结果，总的来说，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情况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让问题变得更严重。

结果你就会发现在美国企业一大堆不明智的资本分配决策一再重复的发生(这也是为什么你常常听到组织重整再造的原因)，然而在伯克希尔我们算是比较幸运，在一家我们不具控制权的股权投资方面，大部分的公司资金运用还算得当，有的甚至还相当的杰出。

第二项优点是相较于部分投资，取得控制权的投资享有租税上的优惠，伯克希尔身为一家控股公司，在投资部分股权时，必须吸收相当大的租税成本，相较之下，持有控制股权的投资则没有这种情况，这种租税弱势发生在我们身上由来已久，但过去几年的税法修订，使得这种情形更雪上加霜，同样的盈利，若发生在我们持有80%以上股权的公司，要比其它部分股权投资的效益要高出50%以上。

不过这种劣势有时可以由另一项优势所抵消掉，有时候股票市场让我们可以以不可思议的价格买到绩优公司部分的股权，远低于协议买下整家公司取得控制权的平均价格，举例来说，我们在1973年以每股5.63元买下华盛顿邮报的股票，该公司在1987年的每股盈余是10.3元，同样地，我们分别在1976、1979与1980年以每股6.67元的平均价格买下盖可保险的部分股权，到了去年其每股税后的营业利润是9.01元，从这些情况看来，市场先生实在是一位非常大方的好朋友。

一个矛盾又有趣的会计现象，从上面的表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三家公司的股权投资市值超过20亿美元，但是他们在1987年总共贡献给伯克希尔账面税后盈余却只有一千一百万美元。

会计准则规定我们必须在这些公司分配股利的时候才能确认利益，这通常要比公司实际所赚的数字要少的多，以这三家公司合计，1987年可以分配到的盈余数字高达一亿美元，另一方面，会计准则规定这三家公司的股份若是由保险公司所持有，则其账面价值应该要以其市场价格列示，结果是一般公认会计准则要求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上展示出这些被投资事业的内在价值，却不准让我们在损益表上反映他们实质的盈利能力。

在我们具有控制权的投资事业，情况却刚好相反，我们可以在损益表上充分表示其盈利状况，但不管这些资产在我们买下之后，价值在无形间如何地增加，我们也无法在资产负债表上做任何的变动。

我们对于这种会计精神分裂症的调整心态方式就是不去理会一般公认会计准则所编制的数字，而只专注于这些具控制权或者是部分股权的公司其未来的盈利能力，采用这种方法，我们依自己的概念建立一套企业价值的评价模式，它有别于会计账上所显示的具控制权的账面投资成本以及有的时候高的离谱的部分股权投资市值，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在未来年度持续稳定增加的数字(当然若能高速成长的话更好)。

其它有价证券

除了上述的三家重要投资事业，我们的保险公司也持有大量的有价证券，主要可以分为五个类型，分别为：(1)长期股票投资(2)长期固定收益债券(3)中期固定收益债券(4)短期适量现金(5)短期套利交易

对于这五种类型的交易，我们没有特别的偏好，我们只是持续不断地寻找最高的税后报酬预计的数学期望值，且仅限于我们认为了解熟悉的投资，我们无意让与短期的账面盈余好看，我们的目标是让长期的净值最大化。

首先谈谈普通股投资，1987年股市的表现精彩连连，但最后指数却没有太大的进展，道琼斯指数整个年度只涨了2.3%，你知道这就好像是在坐云霄飞车一样，市场先生在十月以前暴跳如雷，但之后却突然收敛了下来。

市场上有些所谓专业的投资人，掌管着数以亿万计的资金，就是这些人造成市场的动荡，他们不去研究企业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反而专注于其它基金经理人下一步的动向，对他们来说，股票只不过是赌博交易的筹码，就像是大富翁里的棋子一样。

他们的做法发展到极致，便形成所谓的投资组合保险，一个在1986到1987年间广为基金经理人所接受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只不过是像投机者止损单一样，当投资组合或是类似指数期货价格下跌时就必须处理持股，这种策略不分情况，只要下跌到一定程度便会涌出一大堆卖单，根据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有高达600亿到900亿的股票投资在1987年十月中面临一触即发的险境。

若是你认为投资顾问是被请来投资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买下一家农场后，一个理性的主人会不会叫其不动产经纪人开始寻求可能的买主，只因为隔壁的农场最近卖出的价格更低一些?或是你会不会一早起来就想要把你的房子卖掉，只因为几分钟前你听到隔壁的房子以比以前便宜的价格脱手。

这样的举动正是投资组合风险理论告诉退休基金或是学术单位当他们持有福特或是通用电气部分股权时，应该要做的动作，因为这些公司的价值越被低估，你就越应该赶快把他们处理掉，根据逻辑推论，这种方法还要求投资机构在股价反弹时再把他们买回来，一想到有这么多的资金，掌握在整天沉溺在爱丽丝梦游仙境般的经理人手中，也难怪股票市场会有如此不寻常的表现。

然而许多评论家在观察最近所发生的事时，归纳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他们喜欢说由于股票市场掌握在这些投资大户手上，所以小额投资人根本一点机会也没有，这种结论实在是大大地错误，不管资金多寡，这样的市场绝对有利于任何投资者，只要他能够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事实上由手握重金的基金经理人所造成的市场波动，反而使得真正的投资人有更好的机会可以去贯彻其明智的投资行动，只要他在面临股市波动时，不会因为财务或心理因素而被迫在不当的时机出脱手中持股，他就很难会受到伤害。

在伯克希尔过去几年，我们在股票市场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地方，在十月的那段期间，有几支股票跌到相当吸引我们的价位，不过我们没有能够在他们反弹之前买到够多的股份，在1987年底除了永久的持股与短期的套利之外，我们并没有新增任何主要的股票投资组合(指5,000万美元以上)，不过你大可以放心，一旦市场先生再次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好好把握住的。

至于我们主要的资金避风港-中期的免税债券，在去年我已经解释过其特点，虽然在1987年间我们也有进出，但整个部位变化不大，总金额约在9亿美元左右，大部分的债券是属于1986年税务改革法案中祖父级的债券，不同于现在保险公司新买进的债券，他们享有百分之百免税的优惠。

当作短期适量现金的替代品，中期免税债券的表现还算不错，他们贡献了不少额外的投资报酬，且目前的价值也略高于我们当初投资的成本，但不管之后他们的市价高或低，只要我们找到更好的投资机会，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把他们给处理掉。

我们持续避免去碰长期债券(也有可能因为没有对中期免税债券保持距离而犯下大错)，债券没有比他们表彰的货币来得好，在过去十年以即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出我们会对美国债券有太大的兴趣。

我们巨额的贸易逆差，使得我们必须面临许多不同形式的支票账单，这包含外国人持有的美国政府与企业公债、银行存款等，以惊人的速度累积成长，一开始我们的政府所采取的方式，就像是欲望街车的角色布兰奇所说的，我总是依赖陌生人的同情心而活，当然本案的陌生人依靠的主要是债务人的可靠性，虽然贬值的美元也让他们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

外国人对我们的信心可能有点所托非人，因为当要付的支票账单持续的增加，而债务人又能够无限制地主导自己的购买能力时，美钞发行人增加流通货币来稀释其货币价值的情况铁定会发生，对于债务国政府来说，通货膨胀这项武器就好像是经济战争中威力强大的氢弹一样，很少有国家可以让全世界充斥着以自己货币计价的债券，不过由于我们国家过去不错的财政记录，使得我们能够打破这项限制，只是这样的宽容使得我们通胀的压力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而一旦我们屈服于这样的压力，不只是持有美国债权的外国人遭殃，连带的我们也会受到影响。

当然在债务问题失控之前，美国政府也会试着采取一些方法来抑制贸易逆差，(有关于这点，下滑的美元汇率或许会有帮助，只是同样地它又会造成另一种伤害)，目前我们政府的做法跟乱世佳人里斯嘉丽的态度差不多一样，“明天再想办法吧!”，而几乎无可避免的对于财政问题的处理耽搁将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后果。

只是这些后果发生的时点与影响我们实在无从去预测，不过无法去量化或是锁定这种风险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忽视它的存在，当然我们的推论也许会不准确，目前的利率水准或可弥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只是我们对于长期的债券仍报以持续的戒心。

然而我们仍愿意把一部分资金摆在这上头，如果在某些特定的有价证券上有较好的收益，就像是我在1984年年报中曾经提到我们在华盛顿公用电力系统债券上的投资，在1987年我们又持续加码投资，总计到年底我们持有的这类账面未摊销成本为2.4亿美元债券，市价约为3.16亿美元，还外加每年三千四百万美元的免税利息收入。

我们持续在短期套利交易上有所斩获，虽然我们从事的规模有限，每年我们限制自己只专注在几个少数已公开信息的大型交易案，我们不介入那些已被投机套利客锁定的个案。

我们从事机率套利已有好几十年的经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成果还算不错，虽然我们从来没有仔细去算过，我相信我们在套利投资方面的税前年报酬率应该有25%左右，我确信1987年的成绩甚至比以前好的多，但必须强调的是只要发生一、两次像今年其它几个套利惨痛的经验，就可能使得整个结果猪羊变色。

今年我们新增5,000万美元以上的套利案只有斥资7,600万美元投资100万股Allegis，目前的市价约为7,800万美元。

我们在年底还有其它二个主要的投资组合不在前述五个范围之内，一项是Texaco短期债券，全都是在它破产之后才买进，要不是因为我们旗下保险公司的财务实力雄厚，我们实在不太适合去买这种已发生问题的债券，不过以这些债券在Texaco倒闭后的低廉价格，这是目前我们可以找得到最吸引我们的投资标的。

考虑其所牵涉的诉讼案件，在最坏的情况之下，我们认为应该还是可以将投资成本回收，而若是官司可以和解收场，我们预期债券的价值将会更高，截至年底Texaco债券在我们账面上的成本约为一亿美元，目前的市值则约为1.2亿美元。

在投资银行业，我们当然没有特殊的远见能够预知其未来发展的方向与盈利能力，就产业特性而言，投资银行业比起我们其它主要投资的行业更难预测，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以可转换特别股的方式投资。

当然我们对于所罗门公司的CEO-JohnGutfreund的能力与品格有不错的印象，查理与我都很尊崇且信赖他，我们是在1976年开始认识他，当时他在协助盖可汽车保险免于破产的命运时出了不少力，之后我们看到他好几次引导客户免于愚蠢的交易，虽然这使得所罗门因此损失许多顾问费收入，这种以客户服务至上的表现在华尔街并不多见。

如同查理在之前所陈述的理由，截至年底我们将在所罗门公司的投资价值定在面额的98%，大约比我们的投资成本少1,400万，不过我们仍然相信这家公司在高品质资本筹募与市场创造营运，将可为我们的投资创造不错的盈余，若果真如此，我们可转换为股权的权利将会非常有价值。

最后关于我们有价证券的投资再补充两点，第一照例我还是给诸位一个提醒，相较于去年底的持股内容，我们现在的投资组合又有变动，而且在没有知会大家的情况下，还会继续变动。

这二点跟前面也有相关，跟前几年一样，在1987年媒体不时在猜测我们进出的投资标的，这些报导有时是真的，有时是半真半假，有时根本就不是事实，有趣的是，我发现媒体的规模与声誉和报导的真实性一点相关都没有，曾经有一家全美举足轻重的媒体杂志刊登一项完全错误的谣言，另外一家出版从业者则将一桩短期的套利投资误当作是一项长期的投资，(之所以没有公布名字，是因为古有名训，遇到整桶买墨水的人，最好不要跟他发生争吵)，大家应该知道我们从来不会对任何的谣言加以评论，不管是真或是假，因为若是我们否认不实的报导，或是拒绝对真实的事件发表评论，都等于间接表达了我们的立场。

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型的投资机会相当的稀少且弥足珍贵，除非法令特别要求，我们不可能向潜在的竞争对手透露我们的动向，就像我们也不可能期待对手告诉我们他的想法，同样地我们也不期待媒体能够揭露他们独家采访得到的并购消息，就像是一个记者不可能向他的同业透露他正在努力追踪的独家新闻。

我特别觉得很不高兴，当我的朋友或是旧识告诉我说他们买进X公司的股票，因为报纸错误地报导说伯克希尔已经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不过后来我发现事情没有那么单纯，他们会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些股票实在太热门，至于是否能够真正盈利则是另外一回事。

融资方面

在年度结束后不久，伯克希尔发行了两期的债券，总共的金额是2.5亿美元，到期日皆为2018年并且会从1999年开始慢慢分期由偿债基金赎回，包含发行成本在内，平均的资金成本约在10%上下，负责这次发行债券的投资银行就是所罗门，他们提供了绝佳的服务。

尽管我们对于通货膨胀抱持悲观的看法，我们对于举债的兴趣还是相当有限，虽然可以肯定的是伯克希尔可以靠提高举债来增加投资报酬，即使这样做我们的负债比例还是相当的保守，且就算如此我们很有信心应该可以应付比1930经济大萧条更坏的经济环境。

但我们还是不愿意这种大概没有问题的做法，我们要的是百分之百的确定，因此我们坚持一项政策，那就是不管是举债或是其它任何方面，我们希望是能够在最坏的情况下得到合理的结果，而不是预期在乐观的情况下，得到很好的利益。

只要是好公司或是好的投资决策，不靠投资杠杆，最后还是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我们认为为了一点额外的报酬，将重要的东西(也包含政策制定者与员工福祉)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之下是相当愚蠢且不适当的。

当然我们不会畏惧借贷(我们还不至于认为借钱是万恶不赦的)，我们还是愿意在估计不会损及伯克希尔利益的最坏情况下，进行举债，至于这个限度在哪里，我们就必须评估自己本身的实力，伯克希尔的盈利来自于许多不同且扎实的产业，这些产业通常不需要额外大量的投资，负债的部分也相当健全，同时我们还保有大量的流动资产，很明显的，我们大可以承担比现在更高的负债比例。

我们举债政策还有一项特点值得说明，不像其它公司，我们比较希望能够预先准备而不是事后补救，一家公司若能够同时管好资产负债表的两侧，就会有不错的成绩，这代表一方面要能够将资产的报酬率提高，一方面要能够将负债的资金成本降低，若是两边都能碰巧的兼顾那就太好了，不过事实告诉我们，通常情况正好相反，当资金吃紧时，代表负债的成本上升，这正是对外并购的最好时机，因为便宜的资金有时会将竞标的资产飙到天价，我们的结论是，在举债方面的动作，有时应该要跟购置资产方面的动作分开做。

当然何谓吃紧﹖何谓便宜的资金﹖很难有一个清楚的分野，我们无法去预测利率的走向，所以我们随时保持开放的心态，随机地在市场还没有那么悲观时借钱，期望之后可以找到合适的并购或投资标的，而通常如同我们先前所提到的，大概是会在债市情况悲观时出现，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如果你想要猎捕那种罕见且移动迅速的大象，那么你的枪支就要随时上膛准备。

我们这种先准备资金，之后再买进扩张的政策，虽然会对我们短期间的盈余造成影响，例如我们之前取得10%成本的2.5亿美元，现在大概只能赚得6.5%的收益，中间的利差损失每个礼拜大概是16万美元，这对我们来说，只是个小数目，也不会迫使我们去从事一些短期高风险的投资，只要我们能在未来五年内找到理想的目标猎物，这一切等待都是值得的。

其它事项

我们希望能够找到更多像我们现在拥有的企业，当然这需要一些帮助，如同你知道有公司符合以下的条件，打电话或者最好是写信给我。
(1)巨额交易(每年税后盈余至少有一千万美元);
(2)持续稳定盈利(我们对有远景或具转机的公司没兴趣);
(3)高股东报酬率(并且甚少举债);
(4)具备管理阶层(我们无法提供);
(5)简单的企业(若牵涉到太多高科技，我们弄不懂);
(6)合理的价格(在价格不确定前，我们不希望浪费自己与对方太多时间);

我们不会进行敌意的并购，并承诺完全保密并尽快答复是否感兴趣(通常不超过五分钟)，我们倾向采现金交易，除非我们所换得的内在价值跟我们付出的一样多，否则不考虑发行股份。我们欢迎可能的卖方与那些过去与我们合作过的对象打听，对于那些好的公司与好的经营阶层，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好的归属。另一方面我们也持续接到一些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询问，包括新事业、转机股、拍卖案以及最常见的中介案(那些说你们要是能过碰一下面，一定会感兴趣之类的)。在此重申我们对这些一点兴趣都没有。

除了以上买下整家公司的并购案外，我们也会考虑买进一大部分不具控制权的股份，就像我们在资本城与所罗门这两个案子一样，尤其是我们对于像这次购买所罗门一样的可转换特别股当作长期投资特别有兴趣。

接下来是一点记忆回顾，大部分伯克希尔的大股东是在1969年清算巴菲特合伙事业时取得本公司股份的，这些合伙的伙伴可能还记得当初在1962年，我曾经在巴菲特合伙事业所投资控制的Dempster-一家帮浦与农用机具制造公司，面临经营上重大的难题。

在当时我带着我无法解决的问题去找查理，就像是现在一样，查理建议我在加州他有一位朋友叫HarryBottle非常脚踏实地，或许可以帮得上忙，我在当年四月去洛杉矶拜访他，一个礼拜后，他就被请到内布拉斯加州来管理Dempster，此后问题立刻获得解决，记得在1962年的年报中，我还特地将Harry封为年度风云人物。

24年后，场景搬到伯克希尔另外一家子公司K&W公司，一家专门生产自动机具的小公司，过去这家公司做得还不错，不过到了1985-1986年却突然发生状况，盲目追求达不到的东西，却放弃现有可以做的产品，负责管理监督K&W的查理，知道可以不必知会我，直接找到现年68岁的Harry，任命他为CEO，然后就静待结果出来，事实上他没有等多久，到了1987年隔年，K&W的盈利就创下新高，比1986年成长三倍，由于盈利提升，该公司所需的资金也就跟着减少，该公司的应收及存货水准减少了20%。

所以要是在往后的十年、二十年，我们的被投资事业又发生问题时，你就知道谁的电话又会响了。

大约有97.2%的有效股权参与1987年的股东指定捐赠计划，总计约490万美元捐出的款项分配给2,050家慈善机构。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约有50%的美国大公司的捐赠计划是由董事会所决定，这等于是由代表公司所有股东的一小群人来决定公司资金捐给他们所偏爱的慈善机构，却从来不会去管股东们的意见，(我很怀疑若情况刚好相反，由股东们来决定这些董事口袋里的钱要捐给谁时，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甲从乙的身上拿钱给丙时，若甲是立法者，则这个过程叫做课税，若甲是企业的主管或是经理人时，这就叫做是慈善，我们仍然坚信除非是捐给那些很明显对于公司有助益的单位时，应该要先征询股东们而非仅仅是经理人或是董事的意见。

我们敦促新加入的股东，仔细阅读年报上有关股东捐赠计划的详细内容，如果在未来年度内，你想要参加这类的计划，我们强烈建议你将股份登记在自己而不是受托人的名下，必须在1988年9月30日之前完成登记，才有权利参与1988年的计划。

1986

本公司在去年(1986年)的帐面净值增加了26.1%，大约是四亿九千多万美元，在过去的22个年头(也就是现有经营阶层接掌本公司后)，帐面每股净值由19.46美元，成长到2,073美元，年复合成长率为23.3%。
在计算每股净值时，分子与分母都同样的重要，过去22年公司整体的净值虽然增加超过有一百倍之多，但流通在外的股份却增加不到一个百分点。

在过去的年报中我已不只一次地提醒大家，多数公司的帐面价值与其实际的内在价值其实存在有极大的差异(后者才是对股东真正要紧的)，不过以我们公司本身的状况而言，过去十多年来帐面价值在某种程度(从保守的角度)，却颇能代表本公司实际的价值。意思是说Berkshire企业的价值略微超越其帐面价值，两者之间的比例一直维持着稳定的差距。

而现在跟各位报告的好消息是，在1986年本公司企业价值增加的幅度应该是超过帐面价值增加的幅度，我说”应该是”是因为企业价值的判断较为弹性，以我们本身的例子来说，两个同样完全了解本公司的人所衡量出的价值，可以会差到10%以上。

本公司去年企业价值成长的原因，主要系归功于旗下主要企业经理人杰出的表现，包含the Blumkins, Mike Goldberg, the Heldmans, Chuck Huggins, Stan Lipsey与 Ralph Schey等人，这些企业，除了保险业外，这几年来在没有耗费额外的资金的前提之下，还能稳定的提高公司的获利，这种成就塑造出我们所谓典型的经济价值或商誉，这虽然无法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出来，但必须向各位报告，在1986年这种情况极为显著。

讲完了好消息，接下来的坏消息是本人的表现并不足以与这些优秀的经理人匹配，当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经营事业，可是我却没能好好有效地利用他们所产生的资金。

查理孟格跟我平时主要只有两项工作，一个是吸引并维系优秀的经理人来经营我们的各种事业，这项工作并不太难，通常在我们买下一家企业时，其本来的经理人便早已在各种产业展现他们的长才，我们只要确定没有妨碍到他们即可，这点非常重要，如果我的工作是组织一支职业高尔夫球队，若尼克劳斯或阿诺帕玛愿意替我效力，我实在不必太费心去教他们如何挥杆。

其实我们一些经理人自己本身已经相当富有，(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经理人都如此)但这一点都不影响他们继续为公司效力，他们之所以工作是因为乐在其中并散发出干劲，毫无疑问地他们皆站在老板的角度看事情，这是我们对这些经理人最高的恭维，而且你会为他们经营事业各方面成就所着迷。

这种职业病的典型，就像是一位天主教的裁缝省吃俭用了好几年，好不容易存了一笔钱到梵蒂冈朝圣，当他回来后，教友们特地集会争相想要了解他对教宗的第一手描述，赶快告诉我们，教宗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只见这位裁逢师，淡淡地说︰ “四十四腰，中等身材。”

查理跟我都知道，只要找到好球员，任何球队经理人都可以做的不错，就像是奥美广告创办人大卫奥美曾说︰ “若我们雇用比我们矮小的人，那么我们会变成一群株孺，相反地若我们能找到一群比我们更高大的人，我们就是一群巨人。”

而这种企业文化也使得查理跟我可以很容易地去扩展波克夏的事业版图，我们看过许多企业规定一个主管只能管辖一定人数的人员，但这规定对我们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当你手下有一群正直又能干的人才，在帮你经营一项他们深具感情的事业时，你大可以同时管理一打以上这样的人，而且还行有余力打个盹，相反地，若他们存心要欺骗你或是能力不够或是没有热情时，只要一个就够你操心的了，（鹤flying:确实如此！）只要找对人，查理与我甚至可以同时管理比现在多一倍的经理人都没有问题。

我们将会继续维持这种与我们喜爱与崇敬的伙伴合作的原则，这种原则不但可以确保经营的绩效极大化，也可以让我们能享受愉快的时光。（鹤flying:绩效极大化，与享受愉快的时光两个都很重要）否则要是仅为了赚钱成天与一些会令你反胃的人为伍，这感觉就好象是当你本来就已经很有钱时，你还为了钱跟不喜欢的人结婚一样。

查理跟我的第二项工作是处理资金的分配，这在Berkshire尤其重要，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我们赚的钱比别人多，二是我们通常将所赚的钱保留下来，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旗下的企业可以不需要太多的资金便能维持竞争力与成长性，的确一家每年能赚23%且全数保留盈余的公司，比起每年只赚10%，且只保留半数盈余的公司，前者资金分配的任务要繁重的多，所以将来若是我们运用盈余的方式不佳，或是旗下主要被投资公司，诸如盖可、美国广播公司等表现不好，则Berkshire经营情况恶化的程度将会非常地快，假设公司净值以后每年只有5%的成长，则公司资金分配的工作虽然还是很重要，但体质改善的速度也会变慢许多。

事实上在1986年Berkshire资金分配的工作并不好干，我们确实是完成了一项购并案-那就是买下费区-海默兄弟公司，后面我们还会有详细的描述，这家公司极具竞争力，而且是由那种我们喜欢打交道的人在经营，不过就是小了点，大概只运用Berkshire不到百分之二净值的资金。

在此同时我们从市场直接买进股权这方面也没有太大的进展，相较几年前我们可以利用大笔资金以合理的价格买进许多不错的股票，所以最后我们只好将资金用来偿还负债并囤积银弹，虽然这比死掉还好一点，但却没有做到繁衍下一代的任务，若是查理跟我在往后的几年持续在资金分配这方面缴白券，Berkshire净值的成长势必将会变缓许多。（鹤flying:保险带来的浮存金，还有象喜诗这样的公司带来的可供投资的现金流，可是没有好的投资项目）

我们会持续在市场上寻找符合我们标准的企业，我想要是运气好可能每几年就能够找到一家，但若想要对公司净值有明显助益，则其规模就必须够大，只是以目前的股票市场状况，我们实在很难为我们的保险公司找到合适的投资标的，当然市场终究会转变，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站上打击位置，只不过我们不清楚何时能够换我们上场。

账面盈余来源

下表系Berkshire帐列盈余的主要来源，今年的表与前几年有几点不太一样的地方，首先由于新购事业史考特-费泽、费区-海默的加入，我们营业项目增加了史考特-费泽、寇比吸尘器、世界百科全书、费区-海默等四栏，同时也由于Berkshire整体规模扩大了许多，我们也将几个较小的部门合并列示，另外如同过去我们将个别企业购并的商誉摊销单独挑出，(原因请参阅1983年的附录)汇总后摆在最后一栏，由于史考特-费泽、费区-海默两件购并案使得1986年的商誉摊销较以往增加许多。

另外史考特-费泽的购并案依一般公认会计原则采购买法处理，所以在本表也稍作调整，在合并财务报表上所显示的数字系依照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所编制，但就我们本身的观点，这个数字对于经理人与投资人来说，并不见得有意义，因此下表所显示的数字系扣除这些调整前的数字，事实上这才是这家公司原本的盈余状况，假设今天我们没有买下他们的话，(详细解释请参阅附录，不过若嫌内容不具吸引力，可以不看，当然我也知道在所有六千位股东当中，有许多对于我个人在会计方面的观点感到折服，希望你们都能好好地欣赏) ，同时我也强力推荐各位看看查理每年写给Wesco股东的年报，里头有该公司旗下事业的详细介绍。

如你所见营业净利在1986年大幅改善，一方面是由于保险事业(这部份连同费区-海默公司会在稍候详细说明)，一方面则是其它事业群的表现:
水牛城报纸在史坦-利普席的带领下持续表现优异，连续第三年每人工作时数皆大幅下绛，其它成本也控制得宜，即使该报的广告增加率远低于同业，营业毛利仍然大幅增加，同时控制成本并不代表我们在新闻品质上有所退让，我们的新闻量(新闻版面占整体版面的比例)持续维持在50%以上，这是现有相同或是更大规模的报纸中比例最高的，一般同业的水准约只有40%。
各位可不要小看这10%的差距，同样三十页的广告，40%约有二十页新闻，50%则代表会有三十页的新闻，一比一的新闻与广告量是我们坚持的原则，我们相信这也是为何水牛城报纸能在当地拥有全美最高渗透率的重要原因(订户数占当地家庭户数的比率)，其中周日版的比率更令人印象深刻，十年前水牛城最主要的周日版报纸先锋报发行量为27万份，渗透率63%，大概与全美其它大城市相当，这在当时已被视为是很自然的上限，然而从1977年水牛城报纸开始发行周日版，虽然该地区人口数不增反减，到如今其渗透率已达83%，且发行量更高达37万份。

虽然拥有超高的市场接受度，却也代表营业利润已达顶峰，虽然去年年底新闻用纸价格调涨，同时1987年的广告比率增加量也比其它新闻同业来的少，但我们仍坚持过半的新闻量，即便如此会使得我们的利润下降也在所不惜。

屈指一算，今年已是我们买下水牛城报纸的第十个年头了，它带给我们的投资报酬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还有精神上的收获也是如此，我们对于水牛城报纸及其经营者Murray Light的敬仰从买下它开始与日俱增，是他让这份报纸拥有超高的社区认同度，他们在水牛城报纸面临困难与诉讼之时所展现的耐力，并未随着日后公司迈入坦途就松卸，查理与我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内布拉斯加家俱店NFM的布鲁金家族持续创造商业史上的奇迹，竞争者来来去去，但B太太跟她的家族却仍屹立不摇，去年该店业绩成长10%达到一亿三千万美金，是十年前的三倍，在当时该店便已独霸整个奥玛哈地区，若再考量本地缓慢的人口成长率与温和的通货膨胀率，这种成绩更是难能可贵，而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就是随着NFM价廉物美、样式齐全的声名远播，其市场范围持续扩大，而为了应付日后的成长，该店已着手扩充仓库，高龄93岁的B太太技压群雄，展现超高的销售能力与耐力，一周工作七天，每天从开店到打烊，想要跟她竞争需要无比的勇气，大家可能很容易就忽略B太太传奇，不过没关系93岁的她，还未抵达巅峰，等到2024年波克夏股东会召开时，请大家拭目以待。

比起前几年来说喜斯糖果的销售磅数增加约2%，销售业绩略有成长，(若你是巧克力的爱好者，告诉你一个惊人的数字，我们一年的销售量是一万两千公吨)，只是过去六年单店销售量持续下滑，使得我们只有靠增加店面来维持销售量不坠，但今年这数字大致维持不变，主要是拜圣诞节销售旺季特别旺所赐，而即便销售业绩迟滞不前，该公司仍然靠着成本控制维持利润空间，感谢Chuck Huggins在这方面为我们所做的努力。

喜斯糖果算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性化商品，甜美的糖果加上公道的价格，且该公司完全掌握销售管道并由店员提供贴心的服务，Chuck的成就反应在客户的满意度之上，并进而感染到整个公司，很少有销售公司能够持续维持客户导向的精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他，展望未来喜斯的获利应该可以维持在现有状态，我们仍会持续调整价格，以反映增加的成本。

世界百科全书是1986年加入我们的史考特-飞兹所属十七个部门中最大的一个，去年我很高兴地跟各位介绍该公司的经营者与营运状况，一年后我更加开心地向大家报告，Ralph真是个优秀的经理人，圆满地达成目标，虽然要管理各式各样的产品，并面对不同的机会问题与挑战，Ralph却使得他的工作更加精彩更多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合作愉快，看来我们的好运持续不断。

世界百科全书的销售量连续四年皆成长，儿童工艺套书也大幅成长，世界百科全书称霸于直销市场，不但编排精美，且平均每页不到五毛钱，可谓老少咸宜，有一数字相当有趣，那就是书中有高达四万多个困难字，入门部份由简单的生字组成，慢慢地加入难度更高的单字，如此使得年轻的读者能够循序渐进，最后轻易的便能运用大学程度以上的单字，推销百科全书是项神圣的天职，我们超过半数以上的销售人员是现职或是退休的老师，有些则是图书馆员，他们将自己视为教育工作者，而且做的有声有色，如果你家中还没有一套世界百科全书，那么我建议你赶快去买一套放在家里。

寇比吸尘器同样维持连续四年的成长，全球的销售数量共成长了33%，虽然其产品价格要比同类型吸尘器贵许多，但它的性能却将其它品牌远远拋在后面，有许多产品经过了三、四十年还很耐用，想要最好的，就买寇比！

许多靠直销销售其产品的公司，近年来纷纷倒闭，主要是由于上班族妇女越来越多所致，不过到目前为止，寇比吸尘器与世界百科全书的表现算是可圈可点，以上企业再加上保险事业，便构成我们的主要事业领域，简单地带过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我们不具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东西在过去的年报都已报告过，一方面是因为公司的股东结构非常稳定(每年约有98%的股东会选择继续投资本公司)，所以我们不必花太多时间重复赘述一些事情，当然若是有什么重大的事件或任何影响公司营运的情况，我们一定会立即向各位股东报告，总的来说，前面所提的公司都有非常稳固的经营基础，投资报酬率也很高，同时也拥有优秀的经营阶层，

另外每一年我都会在公司年报上不厌其烦地，提及我们想要买下公司的条件，在今年终于有了具体的回报，去年的一月五日我收到一位资深股东Bob的一封信，他是费区-海默公司的董事长，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Bob或费区-海默公司，他在信中提到他经营的公司应该符合我们的条件，并提议大家碰个面，于是等到该公司年度报告出炉后我们相约在奥马哈，他简单介绍一下公司的历史，这是一家专门制造与销售制服的老牌公司，成立于1842年，Bob的父亲-Warren于1941年接手，跟着Bob与现在担任总裁的弟弟George也加入该公司，在该家族的带领下，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1981年该公司被一家专门从事融资购并(LBO)的投资集团买下，但现有经营阶层仍保有部份股权，只是这类型的公司在被购并后，一开始通常都须承担极高的负债比率，所幸由于公司营运稳健，等负债逐渐被清偿完毕后，公司的价值便立即显现出来，基于某些原因，当初投资的LBO集团想要把股权卖掉，这时Bob立刻就想到我们。

事实上费区-海默正是我们想要买的公司类型，它有悠久的历史，有才能的管理人员，品格高尚，乐在工作，且愿意与我们一起分享公司经营所带来的利益，所以我们很快地就决定以四千六百多万美元买下该公司84%的股权，这与我们当初买下内布拉斯加家具NFM的情况很类似，持有股权的大股东有资金上的需求，原有经营家族有意愿继续经营公司并持有部份股权，且希望买下公司股权的股东不要只为了价格便随便将公司股权出让，并确保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的经营形态不受干扰，这两家公司真正是我门所想要投资的类型，而它们也确实适得其所。

说来你可能不敢相信，事实上我与查理甚至根本就从未去过费区-海默位于辛辛那提的企业总部，(另外还有像帮我们经营喜斯糖果十五年之久的Chuck，也从未来过奥玛哈Berkshire的企业总部)，所以说若Berkshire的成功是建立在不断地视察工厂的话，现在我们可能早就要面临一大堆问题了，因此在从事购并公司时，我们试着去评估该公司的竞争能力，其优势与缺点，以及经营阶层的能力与水准，费区-海默在各方面都很杰出，而Bob与George正值六十多岁的壮年期(以我们的标准而言)，且后继还有Gary等三位优秀的子弟继承衣钵，身为购并的最佳典型，该公司只有唯一一个小缺点，那就是它的规模不够大，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能遇到各方面条件都与费区-海默一般，且规模至少要有它好几倍大的公司，目前我们对于购并对象年度税后获利的基本门槛已由每年的五百万美元，提高到一千万美元，

报告完毕后，最后还是重复一下我们的广告，假若你有一家公司符合以下我们所列的条件，请尽快与我们连络：
(1)钜额交易(每年税后盈余至少有一千万美元)
(2)持续稳定获利(我们对有远景或具转机的公司没兴趣)
(3)高股东报酬率(并甚少举债)
(4)具备管理阶层(我们无法提供)
(5)简单的企业(若牵涉到太多高科技，我们弄不懂)
(6)合理的价格(在价格不确定前，我们不希望浪费自己与对方太多时间)
我们不会进行敌意购并，并承诺完全保密并尽快答复我们是否感兴趣(通常不超过五分钟) ，我们倾向采现金交易，除非我们所换得的企业内含价值跟我们付出的一样多，否则绝不考虑发行股份。我们欢迎可能的卖方向那些过去与我们合作过的伙伴打听，对于那些好的公司与好的经营阶层，我们绝对可以提供一个好的归属。
当然我们也持续接到一些不符合我们条件的询问电话，包括新事业、转机股、拍卖案以及最常见的中介案(那些通常会说你们要是能过碰一下面，一定会感兴趣之类的)。在此重申我们对这类型案件一点兴趣都没有。
除了以上买下整家公司的购并案外，我们也会考虑买进一大部份不具控制权的股份，就像我们在资本城这个Case一样，当然这要是我们对于该事业与经营阶层都感到认同时才有可能，而且是要够大笔的交易，我想最少也要在五千万美金以上，当然是越多越好。

保险事业部门

下表是我们固定提供的保险业统计数字，今年起多加了发生损失与GNP通膨指数两项，保费成长与损失比率与1986年差异，可用来解释为何整年度的承保表现能够大幅改善的原因。

综合比率代表保险总成本(发生损失加上费用)占保费收入的比例，若比率低于一百，表示承保有利益，反之则会有损失，若将保险公司从保户那边收到的保费，(又称浮存金)，运用在投资所赚取的利益列入考虑后（扣除股东权益部份），比率在107-112间会是损益两平点。（巴菲特给出的平衡点）
保险事业经营的逻辑，若用以下列简表来说明，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当保费收入年成长率只能在4%到5%游移时，承保损失一定会增加，这不是因为意外、火灾、暴风等意外灾害发生更频繁，也不是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主要的祸首在于社会与司法成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因为司法诉讼案件大幅增加，一方面是因为法官与陪审团倾向超越原先保单上所订的条款，扩大保险理赔的范围，若这两种情况在未来没有好转，则可以预见的是，保费收入年成长必须达到10%以上才有可能损益两平，即使目前一般通货膨胀的水准维持在2%到4%之间也一样如表上所示，保险业保费收入成长的速度甚至高于理赔损失增加的速度，因此承保损失大幅下降，去年的年报我们就已预先报告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同时还判断这样的荣景只是短暂的，很不幸的再一次我们一语中的，今年保费成长的速度已大幅减缓，从第一季的27.1%一路下滑到第四季的18.7%，而且我们预期还会进一步下滑，最后很有可能会落到10%的损益两平点之下，但尽管如此，只要1987年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灾难，由于保费调整的递延性，承保结果还是能够改善，通常在保费调整的半年到一年后，效果会反应到公司的盈余之上，但好景通常不易维持，过不了多久一切又会回到原点。
保险商品的订价行为与一般商品的订价模式几乎一模一样，唯有在供给短缺时价格才会上来，但偏偏这种光景维持不了多久，当获利旭日东升时，马上就有人会进来泼冷水，增加投入资金抢食大饼，结果当然会埋下不少后遗症，供给增加，代表价格下跌，跟着获利剧减。
当保险业龙头在要求他们的同业在订价时要维持同行之谊，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历史经验中学到教训，不管景气低潮或高峰，都能够合理的订价以维持适当的获利呢??他们当然希望保险费能够像华尔街日报一样，有一个好的开始，同时又能够每年持续稳定的调涨价格，但这种诉求得到的效果，就像内布拉斯加州种植玉米的农夫，要求全世界其它种植玉米的农夫一起遵守道德规范一样有限，事实上道德诉求的效果极其有限，重点是如何让玉米的产量变少，最近两年来保险同业从资本市场上所募集的资金，就好象是新进耕种的玉米田一样，结果是更多更多的玉米产量，只会使市场价格进一步滑落，我们自己本身的保险事业在1986年的表现还算不错，展望明年一样乐观，虽然市场的状况让我们获益不少，但真正要感谢的却是旗下经理人优异的能力与表现，我们的综合比率从1985年的111减少到1986年的103，此外我们的保费成长率更是杰出，虽然最后的数字现在还无从得知，但我确信我们是前一百大保险公司中成长最快的，诚然有一部份的成长来自于我们与消防人员退休基金的合约，但即使在扣除这部份之后，我们仍然维持第一，有趣的是在1985年我们是所有保险业者中成长最慢的一家，事实上我们是不增反减，而只要市场情况不佳时，我们仍会维持这样的做法，我们保费收入忽上忽下并不代表我们在这个市场来来去去，事实上我们是这个市场最稳定的参与者，随时作好准备，只要价格合理，我们愿意不计上限签下任何高额的保单，不像其它业者一下子进入这个市场，一下子又退出，所以当其它同业因资金不足或慑于巨大的损失退出市场时，保户会大量涌向我们，且会发现我们早已作好准备，反之当所有业者抢进市场，大幅杀价甚至低于合理成本时，客户又会受到便宜的价格所吸引，离开我们投入竞争对手的怀抱，我们对于价格的坚持，对客户来说一点困扰也没有，当他发现有更便宜的价格时，随时可以离去，同样地对我们的员工也不会造成困扰，我们不会因为景气循环一时的低潮就大幅裁员，奉行不裁员的政策，事实上这也是为了公司好，否则担心业务量减少而被裁员的员工可能会想尽办法弄一些有的没有的业务进来给公司，这在国家保险公司所从事的汽车保险与一般责任保险最可以看出，同业是如何一会儿贪生怕死，一会儿又勇往前进，在1984年的最后一季，该公司平均月保费收入是500万美元，大约维持在正常的水准，但到了1986年的第一季，却大幅攀升至3,500万美元，之后又很快地减少到每月2,000万元的水准，相信只要竞争者持续加入市场，并杀价竞争，该公司的业务量还会继续减少，讽刺的是部份新加入保险公司的经理人，就是几年前让原本几家旧有保险公司破产倒闭的那批原班人马，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然还要透过政府强制的保证基金机制，来分摊他们部份的损失。

这种我们称之为高风险的险种在1986年大幅成长，且在未来也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通常一次所收取的保费就可能超过百万美元，有的甚至还更高，当然承保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两极化，不管是保费收入或是承保获利，但我们雄厚的财务实力与高度的承保意愿(只要价格合理)使我们在市场上相当有竞争力，另一方面，我们在结构清偿业务则因为现在的价格不理想而接近停摆，1986年损失准备的变动详附表，数字显示我们在1985年底所犯的估计错误，在今年已渐渐浮现，就像去年我提醒各位的，我们所提的负债准备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而造成连续三年一连串的错误，若照木偶奇遇记的标准，我的鼻子可能早已能够吸引众人的目光。
当保险公司主管事后补提适当的损失准备，他们通常会解释成”加强”损失准备，以冠上合理的说法，理直气壮地好象的是真要在已经健全的财务报表上再多加一层保障，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只是修正以前所犯错误的婉转说法而已，(虽然可能是无心的) ，在1986年我们特别花了一番功夫在这上面做调整，但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先前所作的损失准备预测是否正确，（鹤flying:只有精算师能一张张保单算出来，但是事实上又得等时间到了期了才能知道正确的答案。很复杂的一个行业。）而尽管在预测损失与产品行销上我们遭遇极大的挑战，我们仍乐观地预期我们的业务量能够成长并获取不少利润，只是前进的步伐可能会不太规则，甚至有时还会出现令人不太愉快的结果发生，这是一项变化多端的行业，所以必须更加小心谨慎，我们时时谨记伍迪艾伦所讲的，一只羊大可以躺在狮子的旁边，但你千万不要妄想好好地睡一觉，在保险业我们拥有的优势是我们的心态与资本，同时在人员素质上也渐入佳境，此外，利用收得保费加以好好运用，更是我们竞争的最大利基，在这个产业也唯有多方条件配合，才有机会成功。

由Berkshire持有41%股权的GEICO（盖可）公司，在1986年表现相当突出，就整个产业而言，个人险种的承保表现一般来说不如商业险种，但以个人险种为主要业务的GEICO其综合比率却降低到96.9，同时保费收入亦成长了16%，另外该公司也持续买回自家公司的股份，总计一年下来流通在外的股份减少了5.5%，我们依投资比例所分得的保费收入已超过五亿美元，大约较三年前增加一倍，GEICO的帐是全世界保险公司中最好的，甚至比Berkshire本身都还要好，GEICO之所以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该公司从头到脚彻底地精简营运成本，使得它把其它所有车险公司远远拋在脑后，该公司去年的费用损失占保费收入的比例只有23.5%，许多大公司的比例甚至比GEICO还要多出15%，即使是像Allstate 与 State Farm等车险直销业者成本也比GEICO高出许多。

若说GEICO是一座价值不菲且众所仰望的商业城堡，那么其与同业间的成本与费用差异就是它的护城河，没有人比Bill，也就是GEICO的主席，更懂得如何去保护这座城堡，靠着持续降低成本开支，他不断地将这个护城河加大，使得这城堡更加稳固，过去两年间，GEICO创造了23.5%超低成本率，展望未来，这项比率仍将持续下降，若能够同时再兼顾产品品质与客户服务的话，这家公司的前途将无可限量，另外GEICO这一飞冲天的火箭，同时由负责投资部门的副主席Lou Simpson点燃第二节燃料仓，比起Lou Simpson于1979年接掌该公司投资部门后的绩效，身为母公司Berkshire投资主管的我，实在觉得有点汗颜，而也因为我们拥有这家公司大部分的股权，使我在向各位报告以下数字时，能够稍微心安理得一些。

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以上的数字不但是漂亮极了，更由于其稳定成长的态势，Lou能够不断地找到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加以投资，所以风险相对很低，也很少会产生损失，总而言之GEICO是一家由好的经理人经营的好公司，我们很容幸能与他们一起共事。

有价证券

在去年我们的保险公司总计买近了七亿美元的免税政府公债，到期日分别在八到十二年之间，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投入表示我们对于债券情有独钟，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债券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平庸的投资工具，它们不过是选择投资标的时看起来最不碍眼的投资替代品，虽然现在看起来也是，我突然发现我与Mae West的喜好完全相反，她曾说：“我只爱两种男人，本国人或是外国人”，现在的我对股票与债券皆不感兴趣 在保险公司随着资金持续涌入，我们当然必须将有价证券列入投资组合，一般来说我们只有五种选择： (1)长期股票投资 (2)长期固定收益债券 (3)中期固定收益债券 (4)短期适量现金 (5)短期套利交易 在其中股票算是最有乐趣的，当状况好时，我是说找到经营得当，业绩蒸蒸日上但价值被低估的公司，很有机会你会挥出大满贯的全垒打，不过很不幸的是目前我们根本找不到类似这样的标的，这不代表我们要预测未来的股市，事实上我们从来就不知道股市接下来到底是会涨还是会跌，不过我们确知的是贪婪与恐惧这两种传染病在股市投资世界里，会不断地反复上演，只是发生的时点很难准确预期，而市场波动程度与状况一样不可捉摸，所以我们要做的事很简单，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而当我在写这段文章时，整个华尔街几乎嗅不到一丝的恐惧，反而到处充满了欢乐的气氛，没有理由不这样啊?有什么能够比在牛市中，股东因股票大涨赚取比公司本身盈利更多的报酬而感到更高兴的事，只是我必须很不幸的说，股票的表现不可能永远超过公司本身的盈利表现，反倒是股票频繁的交易成本与投资管理费用，将使得投资人所获得的报酬无可避免地远低于其所投资公司本身的盈利，以美国企业来说，平均投资报酬率为12%，这表示其投资人平均所能获得的报酬将低于此数，牛市可以暂时模糊数学算术，但却无法推翻它。 第二种投资选择是长期债券，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就像是我们在1984年年报曾提到的华盛顿公用电力系统所发行的公司债，(截至年底我们拥有该公司债券的未摊销成本为二亿一千万美元，市价则为三亿一千万美元)，否则债券这种投资标的实在很难引起我们的兴趣。

我们对于长期债券没有兴趣的原因在于对于未来十几年通货膨胀可能再度肆虐的潜在恐惧，长期而言，汇率的演变将取决于立法诸公的态度，这会威胁到汇率的稳定，进而影响到长期债券投资人的利益，我们持续将资金运用在套利之上，然而不像其它套利客，每年从事几十个案子，我们只锁定在少数几个个案，我们限制自己只专注在几个已经公布消息的大案子，避开尚未明朗化的，虽然这样会让我们的盈利空间减小，但相对的只要运气不要太差，我们预期落空的机率也会减少许多，到年底为止，手上只有一个案子Lear-Siegler，另外还有一笔一亿四千五百万的应收款项，这是联合利华用来买下庞氏欠我们的款项。 套利是除了政府债券以外，短期资金运用的替代品，但风险与报酬相对都比较高，到目前为止，这些套利投资的报酬确实比政府债券要来的好的多，不过即便如此，一次惨痛的经验将使总成绩猪羊变色。

另外虽然有些不情愿，我们也将目光摆在中期的免税债券之上，买下这类债券我们将承担巨额损失的风险，若可能的话我们在到期之前就会把它们卖掉，当然这样的风险也提供我们相对的报酬，到目前为止未实现的盈利还是比短期债券要来的好的多，不过这种高报酬在扣除可能承担损失的风险与额外的税负，其实报酬好不了多少，更何况还有可能估计错误，不过即便我们真的发生损失，其程度还是比我们不断在短期债券上打滚来的好，大家必须有个认识那就是以目前的市场状况，我们在债券或股票的预期报酬都不会太高，目前我们可以做的，顶多是认赔处分一些债券，然后重新将资金投入到未来可能好一点的股票投资上，债券会发生损失的原因在于利率高涨，当然这同样也会压缩股票的价格。 下表是我们截至1986年底金额超过二千五百万以上股票的投资组合，不包含Wesco与NFM在内。

大家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会将三项投资列为永久的投资组合，分别是资本城/ABC、盖可保险与华盛顿邮报，即便这些股票目前的价格看起来有些高估，我们也不打算把它们卖掉，就像即使有人出再高的价格，我们也不打算卖喜诗糖果或水牛城报纸一样，这种态度现今看起来有点老套过时，现在当红的基金经理人所谓的企业组合，大多是为了迎合华尔街的喜好，列出适合再造的对象，(奇怪的是企业再造的定义范围却只限于拋弃被锁定的企业，但却不包含其经理人与负责人本身，憎恨罪恶却深爱犯罪者，这种理论在财富五百大企业流传地跟救世军一样普遍。

基金经理人更是肾上腺素分泌过多，他们的行为在股票交易时间大声叫嚣让不断念经的苦行僧看起来显得安静许多，事实上机构投资人这个名词听起来，跟超级大虾米、女性泥巴摔角手、收费便宜的律师，同时并列自相矛盾的修饰名词。

尽管这种对于并购案的热衷横扫整个美国金融界与企业界，但我们还是坚持这种至死不分离的政策，这是查理和我唯一能够感到自在的方式，事实证明这种方式长期下来让我们有不错的盈利，也让我们的经理人与被投资公司专注于本业之上而免于分心。

去年我们投资了二千三百多万在NHP50%股权，这是一家房屋租赁发展与整合商，不过若所有主管股票认股权都行使的话，我们的权益大概会降到45%左右。 该公司有段非凡的历史血统，1967年美国总统詹森指定Kaiser带领一个由民间与企业领袖所组成特别小组，研究如何满足中低收入家庭市场的生活所需，最后有两个小组因此具体成形，而目前这两者皆由NHP所拥有，在其中有一条特殊的规定，那就是该公司有三席董事必须由总统指定，并经参议院同意，依法每年还需提供年度报告给总统。超过260个美国大企业，非以营利为出发点，集资四千二百万成立两个合伙组织，透过与房屋使用者合伙形式，由政府补助租赁房屋，典型的合伙是持有一个房地产单位，附带一个抵押贷款，大部分的资金来源系由一群有租税减免需求的有限合伙人提供，NHP担任一般合伙人并买下所有合伙事业一小部分的出资权，后来政府房屋计划政策有所转向，所以NHP有必要转型扩展在主流市场-即非补助房屋租赁，此外NHP的一个子公司也在华盛顿特区建造了一个单亲家庭之家，年营业收入五千万美元，NHP目前管理五百个合伙产业，遍布全美四十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与波多黎各，总计有八万个家庭户数，这些产业的总值超过25亿美元，同时管理相当良好，NHP直接管理其中五万五千户，其余透过监督方式进行，公司管理的收入每年约一千六百万美元，而且还在持续成长中。 除了公司所投资的部分合伙事业的权益，NHP在产业处分后也可分得部分利益，虽然部分补助较多的产业无利可图，但有些的利润还不错，尤其当通货膨胀高张时，1986年通过的租税改革法案已使这些对于以租税由导向的投资人受到阻断，NHP目前的大方向是好好运用这些合伙权益与非补助租赁产业，强化其质与量，在这类计划中，NHP通常与大型的投资法人合作，NHP会持续寻求各种方法来发展中低收入房屋计划，当然除非政府政策修改，否则以目前情况很难真正成功。 除了我们以外，NHP的大股东还有Weyerhauser持有25%的股权，其余则由经营团队与其它60多家大企业持有。

税

1986年通过的租税改革法案对我们旗下许多事业影响的层面非常的广，虽然整体而言我们对于这项法案褒多于贬，但实际上对于伯克希尔财务投资来说却是负面的，新制将使得我们企业价值未来的成长率减少几个百分点，对于我们股东的负面影响更大，伯克希尔的价值每成长一美元，假设完全反应在公司的股票价格之上，股东在扣除相关税负后真正拿到手的，相较于旧制约有八十美分，新制可能只剩下七十二美分，主要是因为个人资本所得的上限税率由20%调高到28%的缘故。

兹将对伯克希尔所有影响列示如下： 企业一般收入的税率由46%减少到34%，这个变化对我们的影响颇为正面，同时包含几个主要的被投资事业资本城/ABC与华盛顿邮报在内。 会这样说是基于多年来一直存在于不同政党间，到底是企业或是消费者在支付所得税的争论，这种争论最后通常导致企业税负增加而不是减少，反对调涨税率的一派认为，不管税率有高，企业总是有办法将税负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产品价格调高，以弥补税负上的支出，反之调降税率并不会增加企业的盈利，而是会使产品价格下跌。 另一派则认为企业不但要支付税负，同时还要吸收调涨的税负成本，所以对消费者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 事实到底是怎样呢？当企业税率减少，伯克希尔、华盛顿邮报或是资本城公司他们自己真的可能将所有盈利放到自己口袋，或是将利益透过降价与客户一起分享吗?这对投资人、经理人或是政策制定者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最后我们自己得到的结论是部分企业会将减税的利益全部或是大部交到企业与其股东的手上，另一部分的企业则是将利益流到消费者或是客户的身上，主要的关键还在于企业本身的竞争优势与其盈利能力是否受到政府管制等因素。

举例来说，当强势企业如电力事业，其盈利程度受到法规管制，税率调降将直接立即反应在电力价格而非电力公司盈利数字之上，反之亦然，虽然调涨的速度较慢，另外像价格竞争激烈的产业也会有同样的结果，这类型的企业通常竞争力薄弱，不得不透过自由竞争市场慢慢地反应到产品价格之上，这种价格反应机制与前面所提的公用电力事业相类似，税负减少对价格的影响，远大于对盈利的影响。 不过另外一方面，在强势且较不受政府规范的企业，情况就完全相反了，企业与其背后的股东将会是最大的受益者，许多我们百分之百或部分持有的事业都属于此类型，所有降税的好处最后都落到我们而非消费者的口袋里，虽然这样讲有点冒昧，却很难加以否认，若你一时无法接受这项事实，看看你周围那些名医或是名律师，难道你会认为这些专业人士(也算是个人强势的事业)会因为个人所得税率减少而调降其收费标准吗?不过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因为预计在1988年实施的减税方案对我们一点来说有点不太切实际，因为可以预期的是这些减税方案将会造成未来华府的财政困难，进而对物价稳定有严重影响，所以可预期的在未来五年之内，高税率或是高通胀将会再现，且很有可能两者都会同时发生。 企业资本利得税率从1987年起将从原来的28%调高到34%，这种改变对于伯克希尔来说将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预期未来被投资企业的价值，如同过去一般会反应在企业的资本利得之上，例如我们主要的三大投资资本城、盖可与华盛顿邮报，目前总市值已高达17亿美元，约占伯克希尔净值的七成五强，但每年反应在公司账上的收益却只有九百万美元，其余大部分的盈余都保留在公司，继续发挥其投资效益，最终为我们带来大量的资本利得。

新法案增加所有未来实现的资本利得税负，包含过去新法修正之前已存在的未实现利益，到年底为止，我们账上有高达12亿未实现股票投资利得，原来以28%估算预计应付所得税，不久之后，若改成34%的税率，将会使得公司净值减少七千三百万美元，直接加到应付政府的所得税之上， 保险事业收到的股利与利息收入的税负将比过去为重，首先企业从国内公司收到的股利税率将从15%增加到20%，第二是有关财产意外险从业者剩下的80%的股利，若股票是在1986年八月以后取得的，还要再加课15%的所得税，第三也是与财产意外险从业者相关，也就是在1986年八月以后取得的免税债券，将只有85%的比例可以免税 后面两项的变动非常重要，代表我们在以后年度，投资所得将会比以前旧制来的少，我个人估计影响盈利能力约有十个百分点。 新税法也会大幅影响财产意外险公司支付税负的时点，新规定要求我们在报税时将所计提的损失准备打折，此举将使得我们的课税所得增加，另外在未来六年内，要求我们将20%未赚取的保费列入课税所得中。 虽然两者并不影响报表中应付所得税的数字，但却都会大幅加速我们支付税金的时点，意谓过去不必马上支付的税负，现在却都有可能要面临缴纳，这对我们的盈利将有相当大的影响，这好比当你21岁成年时，便被要求要对你一生所能赚得的收入预先课税，则你往后一辈子个人的财富与身家将会比原来你死时再课税要来的少的多。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项与我们先前所说不一致的地方，刚刚提到在价格竞争激烈的产业，我们认为税负的增减，只会将变化移转到客户的身上，对公司的盈利影响有限，不过以目前正处在激烈竞争的财产意外险业来说，税负的增加直接影响的却是公司的盈利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并非所有的保险从业者都适用同样的税法规定，由于一些公司先前账上有相当大的亏损可供往后年度的盈利扣抵，有一些则因为并进亏损的非保险部门享有租税上优惠，使得不同产险公司的实际税率不一而足，这与其它价格竞争激烈的产业，诸如汽车、铝业、百货业，主要竞争对手税率差异不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税负成本基础不一，导致差异无法完全反应到客户的身上，保险公司本身必须吸收部分的税务负担，另外部分负担可被”fresh start”所吸收，虽然当我们在1986年计提的损失准备，依照新税法规定，在1987年确认时将被打折，(当然在给各位的财务报告上的数字仍维持不变)，不过由于重复扣抵的结果，将会使得净影响数较以前增加。 这项净值增加的影响尚未反应在年度的资产负债表上，依照现行的一般公认会计准则，这项影响数将会陆续反应在未来的损益表的减税利益上，我们预期这项重新的调整将会使得公司净值增加三、四千万美元，不过需特别注意的是，这种优惠只是一时的，不过其它不利的税负增加却是永久的。

公用事业原则在新税法实施后将被取消，意思是说在1987年以后，对于企业的清算其税负将加倍，一个是在企业阶段，一则是在股东个人阶段，在过去企业阶段的税负可透过适当方法予以规避，举例来说，假设今天我们把伯克希尔清算(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在新制之下，公司股东所能收到的清算收入，将比过去旧制时代少了很多，虽然这只是假设，但事实上却影响到许多准备清算的公司，同样也会影响我们对投资标的的评估，如石油业、媒体业、或不动产业等等，虽然公司实际经营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其处分价值却因税法的修订而有极大的变动。 个人认为一般投资人或基金经理人可能尚未完全了解其严重性，虽然我不爱提，但我还是必须向各位报告以上复杂难解的内容，总之我只能说新法对伯克希尔来说，绝对会有不利的影响，至于详细的数字是多少，以目前的情况实在很难详细的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