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9

№26585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方承担责任的完成情况(1959年1月1日以后)

№1038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停止对中国的维语广播(1959年1月8日)

№24829-1 库卡尔金的工作报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合作(1959年1月14日)

№20630-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情况(1959年1月15日)

№20630-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1959年1月16日)

№26586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1959年1月17日)

№24101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传达米高扬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情况(1959年1月21日)

№2063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1959年1月25日)

№24946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1959年1月25日)

№09910 安东诺夫的报告：关于苏中1958年科技合作状况(1959年1月27日)

№26587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会议纪要：讨论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草案(1959年2月26日)

№26588 西卢亚诺夫致阿列克先科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九次会议(1959年7月4日以后)

№2063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一大文件(1959年3月3日)

№09874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1959年3月31日)

№08828 茹科夫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出版苏中友好文件资料(1959年4月6日)

№24948 苏联电站组织建设研究所与中国电力研究所合作协议(1959年4月18日)

№25236 普希金与章汉夫会谈纪要：通报西藏平叛情况(1959年4月20日)

№25237 尤金与刘晓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及中印关系(1959年4月23日)

№25238 葛罗米柯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印关系及对尼赫鲁的看法(1959年5月4日)

№25239 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1959年5月4日)

№25240 尤金与帕塔萨拉蒂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影响(1959年5月5日)

№24978 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1959年5月6日)

№13580 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1959年5月6日)

№20633-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1959年5月7日)

№25241 尤金与陈毅谈话纪要：苏联对西藏事件和中印关系的立场(1959年5月8日)

№24949 苏联地质研究所关于同中国地质研究所合作的报告(1959年5月9日)

№24950 米克拉泽致马克萨廖夫函：关于借鉴中国竹筋混凝土的经验(1959年5月14日)

№09873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1959年5月27日)

№2524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问题(1959年6月1日)

№25244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西藏问题及中印关系(1959年6月2日)

№24980 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1959年6月3日)

№103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提供给中国的飞机质量问题(1959年6月10日)

№20634 曹克强在苏联驻朝使馆的座谈：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业收成(1959年6月17日)

№09872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

№20700 葛罗米柯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日内瓦外长会议前景(1959年7月4日)

№25245 葛罗米柯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所需新的军事援助订单(1959年7月7日)

№20635-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1959年7月9—12日)

№13582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1959年7月9日)

№2524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中国计划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1959年7月22日)

№20635-2 普扎诺夫与朴基永谈话纪要：金日成谈苏朝关系(1959年7月23日)

№20635-3 普扎诺夫与金一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9年7月24日)

№25247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继续并增加聘请苏联军事专家(1959年7月24日)

№24952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关于同中国进行渔业领域合作(1959年7月27日)

№24953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同意接收中国的实习专家(1959年7月31日)

№26589 米尔琴科的报告：在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1959年8月4日)

№13583 波采罗布致贝内迪克托夫函：提交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记录(1959年8月10日)

№24955 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1959年8月11日)

№25249 普希金与张伟烈谈话纪要：请求苏联提供防空导弹及使用技术(1959年8月27日)

№25250 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纪要：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1959年8月28日)

№13585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1959年8月29日)

№13590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1959年9月9日)

№23036 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

№206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期待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59年9月18日)

№13586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1959年9月25日)

№25250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感谢赫鲁晓夫同意来中国参加庆典(1959年9月25日)

№24956 施耐德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1959年10月)

№20706 葛罗米柯与金日成会谈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1959年10月2日)

№1166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1959年10月2日)

№20636-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赫鲁晓夫延期访问朝鲜(1959年10月3日)

№26590 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通报：中苏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26591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26592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26593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1959年10月12日)

№26594 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十次会议(1959年10月12日以后)

№09909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1959年10月14日)

№1383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959年10月15日)

№2078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959年10月15日)

№13588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1959年10月20日)

№26595 鲁缅采夫的报告：苏联高校在科研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1959年10月20日以后)

№24972 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1959年10月22日)

№13587 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1959年10月26日)

№20637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乔晓光评价赫鲁晓夫访美(1959年10月27日)

№09871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国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反映(1959年11月4日)

№09970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加强中苏友好和团结(1959年11月6日)

№13589 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1959年11月13日)

№24792 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1959年12月)

№20638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1959年12月1日)

№10462 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1959年12月8日)
№24957 杰缅季耶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提供设备(1959年12月11日)
№26596 苏洛耶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向中国供货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1959年12月12日)
№0906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单方面裁军的提议(1959年12月14日)
№08103 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
№26597 苏联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向中苏合作委员会提交的技术文件清单(1959年12月18日)
№26598 希涅里尼科夫的报告：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合作项目完成情况(1959年12月30日以前)
№16669 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1959年12月31日)
№26599 关于1959年苏中高校科学研究合作完成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31日以后)

1959年

№26585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方承担责任的完成情况(1959年1月1日以后 [74] )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成员

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

苏方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上几次工作会议苏方机构承担责任完成情况的通报

亲爱的朋友们!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作为经济交流的形式之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苏方在第七次和第八次工作会议期间，主要全力以赴进行了如下工作：(1)履行上几次工作会议确定承担的责任；(2)进一步发展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3)履行与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内容实施相关的责任。

一、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在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的决议基础上，进行了向中国转交技术文件的紧张工作。

第七次工作会议后，苏方有1435个项目没有完成。根据1959年1月掌握的情况，共向中国转交了1052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还有383个项目待完成。

苏联完成的项目清单中，共向中国转交了：基本建设项目131个、机械设备图纸722套、139项工艺流程文件、351类部门技术文件及其他文件。

从第七次工作会议至1959年1月1日这段时间，苏联共接待了198名中国专家。这些专家考察了冶金、燃料、化学、机械制造、纺织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科技成果和经验，以及交通通讯、建筑工程和建材工业。根据上几次工作会议的决议，还要在苏联接待16名中国专家。

二、依据1954年10月12日所签《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

在第七次工作会议上，双方表达了加强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在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基础上实行直接合作的意愿。

遵照上述意愿，苏方在这一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工作。因此，根据1959年1月掌握的情况，56家苏联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45家中国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开始进行合作。这些单位制订了共同的合作计划，为确保其实施还向苏中委员会提交了关于相互转交科技文件和互派专家方面的建议进行审议。

科研院所的建议被苏方纳入苏中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审议的范畴。

在执行苏中委员会第五次工作会议的决议中，苏方为第二届中国水利研讨会准备了10份科技报告，有若干家各个部委和机关的院所参与了这些报告的准备工作，共有8名苏联学者参加了1958年12月召开的这次会议。

有8名苏联学者和专家出席了1958年11月由中方主办在中国召开的两次化工会议。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在进一步加强苏中两国科研院所的直接合作方面将继续工作。

三、依据1954年10月12日所签《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科学技术合作

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第四项)，与转交重要科技文件和样品有关的问题，以及为执行协定附录规定工作而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接待赴苏联的中国专家的问题，都应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来解决。

这是苏中合作新的重要的领域，具有广阔的前景。该协定确定了1958—1962年期间，双方将在16个不同科技方向共同进行122项重大科研项目的合作。

委员会苏方组提请委员会中方组注意，1958年签署的这个协定的合作计划还未获最终批准，所以苏方在年内将不得不对中方提出的单独需求申请进行审议，并对其通过有效的决议。这些决议由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苏方组共同做出，并且众所周知将对执行方进行统计和监督后，在工作会议纪要中形成相关决议。

委员会苏方组表示，在下一步批准实施与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方面相关的1959年合作计划时，通过签署工作会议纪要的必要性可能会失去实际的意义。

根据1959年1月1日掌握的情况，苏方机构决定承担如下责任：

1.向中国转交688个项目的技术文件；

2.根据中方的申请，在苏联接收194名实习生和研究生长期(1—3年)学习；

3.根据中方的申请，向中国派遣74名苏联专家进行长期(1—3年)科技援助；

4.根据中方的邀请，向中国派遣172名苏联学者进行短期(至3个月)讲学和在科技项目研究中提供咨询。

派遣技术援助的苏联专家和接收中国实习生、研究生，都将依据合同通过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全苏联合企业——即苏联电力工程公司与苏联进出口联合企业——来实现。至于涉及向中国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向中国派遣苏联学者的工作，则由苏中委员会苏方组的秘书处负责实施。

在第七次和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定，苏联机构要向中国转交近4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此外，根据中国驻苏联商务参赞处科技部门的数据，苏联机构向中国转交了136个未包括在苏中委员会纪要内的项目技术文件。

在此期间，共向中国派遣了136名学者前往讲学，并对在研的科学研究项目提供了咨询。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在今后将尽力做到快速、及时履行苏方承担的责任。与此同时，提请苏中委员会注意的是，目前对于苏方机构而言，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规定承担的有81个项目的责任难以履行，且有必要延长上几次工作会议决议规定的339个项目要在1959年上半年完成的期限。

因此，苏方就以下内容向苏中委员会提请审议并做出决定：

1.根据双方协商解除执行的项目清单(附录十二)；

2.根据双方协商延期执行的项目清单(附录十三)。

附录十二和附录十三由委员会双方的秘书处最后商定。 [75]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44，л.23-27

№1038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停止对中国的维语广播(1959年1月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9年1月8日会议第91/42г号记录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通过的问题，1959年1月8日。

第42г.项　关于停止用维吾尔族语从塔什干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决议。

取消联共(布)中央1947年7月14日(第314/365гс号记录)的关于用维吾尔族语从塔什干向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进行无线电广播的决议。

ЦХСД，ф.4，оп.15，д.616，л.17

№24829-1 库卡尔金的工作报告：与中国天文学家的合作(1959年1月14日)

1958年就如下题目共同开展了咨询工作：微星星表、报时业务和纬度站。在这些领域共同开展的工作比较顺利，并且逐年都不断发展。195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紫金山(Зо-се)天文台，根据国家的天文观测计划对银河系进行了观测，在报时业务方面普尔柯伐(Зи　Кавей)天文台借助国家天文台，特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的光电设备进行了检测。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设在天津的纬度站开始工作，中国的天文学家在该站对国家天文台的工作进行了实践，用苏联制造的天顶仪进行了观测。

苏联科学院总天文台正在审议关于接受3名中国同志前来上研究生班或者进行实习的问题。

张钰哲(Чжан　Юйчже)教授应天文学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1958年5月在苏联的基辅召开的天体测量学第十四次国际会议。

苏联天文台通过国际图书交流部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定期把他们出版的科学文献送给中国天文台。此外，还向中国相关的科研单位以及个别的科学家发送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出版物。

苏联方面履行了所有的义务，除了派2名天文学领域的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这是由于这些出差没有被纳入苏联科学院的计划中。

1959年，打算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报时勤务、纬度勤务和对月球的天文观测方面提供帮助。

苏联科学院天文学委员会副主席

Б.В.库卡尔金

1959年1月14日

РГАЭ，ф.9493，оп.1，д.970，л.31-33

№20630-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朝鲜政府代表团访华情况(1959年1月15日)

1959年1月2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20日

第2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1月15日

南日秘密地谈了以下问题：

关于金日成率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即将访问莫斯科。

据1月14日南日所说，金日成在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我对即将访问莫斯科赋予十分重大的意义。除了有机会参加大会之外，我们一定要会见赫鲁晓夫同志，就国际最大和原则问题进行会谈，尤其是朝鲜状况问题，让我们感到十分着急。具体就是向赫鲁晓夫同志通报有关朝鲜的政治与经济状况，而要协商的主要问题是，今后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保卫我们国家。具体是指，南朝鲜方面有可能发起军事挑衅和冲突；该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平统一朝鲜。我知道，赫鲁晓夫将埋头忙于大会举行和接待前来出席大会的各共产党与兄弟国家代表团事情。但是，我们希望他能关注对我国是那么重要而尖锐的问题。

我问南日，在莫斯科代表团是否打算提出什么经济秩序问题？

南日答道，在常务委员会那次会议上金日成说，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将不会提出任何经济性质问题，因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已对朝鲜提出的所有问题做出研究和决定。

关于政府代表团赴中国访问。

南日说，与政府代表团会谈时毛泽东声称，中国不答应加入联合国，以免自己被束缚手脚，只要那里还是美国人把持的话。

任何一个重大国际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都是无法解决的。但为了向国际舆论解释为何中国不加入联合国，我们要求(依次进行)：

把蒋介石一伙赶出联合国；

取消联合国大会关于中国是朝鲜战争侵略者的决议；

从南朝鲜和日本撤出所有美国军队；

承认美国人是朝鲜战争的侵略者。

即使美国人承认我们提出的条件，毛泽东说，那么最后一条要承认自己是朝鲜战争侵略者，大概他们肯定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始终有机会解释为何不想加入联合国。

我对南日的通报表示了感谢。

我问南日，他们近日是否打算发表一系列声明？比如，假如李承晚一伙，就像他们经常所做那样，破坏停战条件(飞机入侵朝鲜领空等)，对其行径予以强烈揭露，重申朝鲜不变的和平政策，使停战变成永久和平政策以及是否想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发表声明。

南日说，朝鲜政府正在就李承晚一伙打算派遣很大部分朝鲜人去巴西和其他国家工作准备声明。我们觉得，南日声明，他们所追求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摆脱战争期间进入或者流落南朝鲜的几千名不受其欢迎的北朝鲜人。在该声明中，我们打算对李承晚一伙实际是遣送自己同胞去当奴隶的行径予以严厉谴责，并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再次提醒，朝鲜政府对此十分关切，将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同胞按照各自意愿返回朝鲜人民共和国。

我也向南日通报，我国报刊几乎全文刊登了关于旅居日本朝鲜人返回问题的最后声明，并就这一问题写了几篇文章。

南日请我弄清苏联提供的用作盘尼西林生产厂的设备问题。我说，设备供应(结束)计划为1963年，而我们希望能在1961年。这很重要，南日接着说道，因为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我们就有可能依靠国产盘尼西林保证军队与居民的需求。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8-20

№20630-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访问苏联要解决的问题(1959年1月16日)

1959年1月2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20日

第20号

机密

平壤市

1959年1月16日

应金日成邀请，我拜会了他。

金日成说，他想通报一下有关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打算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一大期间讨论的问题。

金日成首先提到了李承晚政府打算派遣很大一部分朝鲜人去巴西和其他国家工作问题。朝鲜政府对此，金日成说，正采取一切措施使旅居其他国家的朝鲜人按照各自意愿返回祖国，李承晚一伙拒绝我们所提出的援助贫困受难的南朝鲜居民，实际上是把自己人民出卖当奴隶。为此，我国政府正在准备声明，从中将对李承晚上述措施提出强烈抗议。在各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将举行集会支持朝鲜政府声明。

接着金日成说道，鉴于李承晚一伙可能发动武装挑衅的情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采取了加强军队警惕与战备以及培训居民的措施。我们决心，金日成说，把人民武装起来，为此组建工农赤卫队。挑选年龄17—45岁的人员参加，首先是朝鲜劳动党和民主青年团成员。武装赤卫队总人数将达到30万人。接着，金日成讲述了有关赤卫队按里与郡单位的组建程序(见1月14日与南日的会谈)。同时，金日成表示，根据他们的意见，建立赤卫队并非破坏朝鲜停战协议。

在中国访问期间，向毛泽东也谈过这一问题。对朝方制定的措施他表示了赞同。

在莫斯科，金日成接着说道，我们一定要会见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打算向他讲述我们保卫国家的措施，并请向我们通报有关重要的国际问题；必须就南朝鲜方可能对朝鲜人民共和国发动突然袭击问题交换意见，并预先商定，一旦发生袭击该采取什么措施。

至于经济问题，实际上都已解决了。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加快一部分设备发货，具体是：

1.在1961年完成平壤20万千瓦热电厂设备的发货。苏联政府就该问题已表示愿意接受，根据1958年5月15日协议所规定的期限，把发货期截止1965年改为1963年。但是，鉴于降水量不足，尤其是近2—3年内，冬季我们电力生产急剧下降，我们才不得不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再次提出请求，目前，因水位不足，水丰水电站7台机组只有4台在工作。此外，平壤建立的热电站只能帮助解决首都劳动人民住宅取暖问题。

2.根据协议规定，亚麻纺织厂建设设备发货期限截至1963年。我们请求发货期限截至1961年。亚麻纺织厂拟建在北方，那里亚麻生长很好。该厂早一步投入运营有助于我们完成保证居民布匹需求任务。一旦发生军事袭击，坐落在北方的亚麻纺织厂就能缓解军队穿戴需求紧张问题。

3.根据1959年贸易协议规定，向朝鲜纺织工业提供2万纱锭。我们希望，该设备发货能在第一季度末或者第二季度初。这对我们很重要，因为在轻工业上织布机与纱锭之间存在很大脱节，后者数量不够。第二季度收到纱锭有助于我们完成今年所提出的任务——保证人均20米布匹产量。

最后金日成说，有关加快电热厂设备发货问题，看来，我们要请求赫鲁晓夫本人在这一问题上寻求支持我们的可能。有关加快其他设备的发货问题，打算会见苏联相关领导人以及商讨这些问题。

金日成再一次向赫鲁晓夫提出很大请求，希望在会议召开前或会议结束后接队朝鲜劳动党代表团进行会谈。为此，金日成表示，鉴于国内面临的形势(南朝鲜方发动军事挑衅危险)，会议一结束代表团必须马上返回平壤。

金日成请将上述请求转达赫鲁晓夫同志。

我对金日成说，他所提出的理由和请求将立刻转告莫斯科。

出席会议的有代表团成员朴正爱和李钟玉。

朴吉渊担任会谈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1-23

№26586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1959年1月17日 [76] )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

会议于1959年1月9—17日在北京举行。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

苏方：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К.А.弗拉索夫、М.И.伊万诺夫、В.К.罗斯托茨基、П.Г.特列季亚科夫、С.Я.符明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兼学术秘书：Ф.И.克列伊梅诺夫

中方：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

委员会中方组成员：李昌、刘冰、杨显东(Ян　Сянь　дун)、钱信忠、江泽民、李苏(Ли　Су)、严济慈

委员会中方组学术秘书：程兵(Чэн　Бин)

工作会议主席：韩光

工作会议秘书：程兵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工作会议议程：

一、审议了由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于1958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署的交换信函；

二、审议了苏方提出的关于向中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方面的问题；

三、审议了中方提出的关于向苏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方面的问题；

四、审议了关于增加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合作的数量问题；

五、审议了与实现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条款相关的问题；

六、通报了双方关于委员会上次工作会议采取决议的完成情况；

七、听取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成员的报告；

八、确定第九次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会期安排。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及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基础上，讨论了第八次工作会议议程中指出的问题，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双方确认了在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签字的交换信函，以及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文件和相互派遣专家的决议。这些带有附录的交换信函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八次工作会议纪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纪要附录中的编号延续交换信函相应附录的编号。双方认为，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在必要时应经常会晤并及时交换由双方提出的达成一致意见的项目信函，以便在下次工作会议上确定这些项目。

二、鉴于中方同意满足苏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中国机构向35位苏联专家介绍了22个项目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见附录一；并向苏联机构转交了69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二。

此外，中国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经委员会苏方组同意，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9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三。

三、鉴于苏方同意满足中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苏联机构向101位中国专家介绍了36个项目的生产经验和科技成果，见附录四；并向相应的中国机构转交了435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五。

此外，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经委员会中方组同意，向中国机构转交了43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六。

四、双方就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条款执行情况做如下通报：

1.根据1957年12月2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关于苏联和中国专家及工人进行生产技术实习的规章》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将接待53个项目的98—101位中国专家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期限和人数见附录七。

2.根据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按中方邀请将派遣9个项目的32位苏联专家赴华提供技术援助，期限和人数见附录八。

3.根据1954年12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机构将向中国机构转交597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九。

4.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在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中规定的136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十。

五、双方同意新增的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在科技合作项目方面建立直接联系，见附录十一。

双方指出，当前已经在大多数的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建立了直接联系，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这些联系。在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上建议总结有关合作方面的经验。

六、在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委员会双方关于完成上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的情况汇报。双方指出，在过去的这段时间内，完成了履行双方责任的必要工作，认为1959年上半年合理履行了上次工作会议决议中规定的还未完成的责任。

七、双方同意解除附录十二规定执行的项目，同意延迟附录十三中规定项目的完成期限。

八、在工作会议期间，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向中方专家作了两个报告，题为“在苏联采用大块材料组成的住宅项目建筑经验和用于生产和安装大型预制板的建筑设备”(罗斯托茨基同志)和“苏联地下煤炭气化”(克列伊梅诺夫同志)。

九、双方决定在1959年6月上半月举行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

本纪要于1959年1月17日在北京签字，附有13个附录和由委员会双方学术秘书于1958年10月23日在北京签字的交换信函，它们是本纪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7] 中俄文正本2份，双方各持1份，两种语言的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М.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

韩光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06，л.1-5

№24101 库兹涅佐夫致苏斯洛夫报告：传达米高扬同美国领导人会谈情况(1959年1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М.А.苏斯洛夫同志：

应苏联外交部的委托，兹呈递可靠情报草案，以便转交如下国家的政府首脑——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锡兰、缅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伊拉克、阿富汗、奥地利、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南斯拉夫。其主要内容：А.И.米高扬同志与美国国家领导人的谈话。

建议：该情报的转交可通过我国驻相关国家使节进行。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59年1月21日

第164/гс号

附件：

绝密

致苏联驻德里、雅加达、科伦坡、金边、仰光、开罗、巴格达、喀布尔、维也纳、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奥斯陆、赫尔辛基、贝尔格莱德大使：

请拜访尼赫鲁(对应的是苏加诺、班达拉奈克、西哈努克、奈温、纳赛尔、卡塞姆、达乌德、拉布、埃兰德、汉森、基哈德森、苏克舍拉宁、卡德尔)，并转告如下内容，你们受苏联政府的委托向该国领导人通报关于在今年1月非正式访问美国期间米高扬同志与美国国家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谈内容。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米高扬此次去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度假，而其与这些美国国家领导人的会谈都是应美方的要求举行的。会谈双方并未进行任何谈判，只是就一系列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会谈期间，米高扬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和其他著名人士非正式地交换了意见，其中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如下一些：

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

在双方的会谈中，鉴于美国方面的主动提出，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

米高扬对美国国务活动家们说，在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是以当前的事实为基础的。这些事实包括：西德国家的存在，东德国家的存在以及被前盟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占领的柏林等。苏联现在承认所有这些事实，而美国只承认其中部分事实——美国拒绝承认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德意志民主德国的存在；拒绝该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巩固，并因此而形成了各社会力量的稳固的团结。现在的德意志民主德国不仅得到共产党人的支持，而且得到了各爱好民主和自由人士的拥护。

得到美国支持的联邦德国要求德国的全面统一，但其提出的充满挑衅的、吞并式的条件却是民主德国无法接受的。联邦德国政府的立场只会对这两个德意志国家的相互接近不断地制造新的障碍。当然，民主德国永远也不会同意——被西德吞并。武力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在东德有苏联军队，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约会随时准备援助自己的盟友。

联邦德国政府不仅对民主德国的态度充满挑衅，而且对其他一些国家的态度也是这样。难道能够容忍其如下做法吗？拒绝承认战胜国的政府——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等战胜国，拒绝与战胜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如果最终德国和约得以签署——其中包括现有的边界得以稳固，那么德国和欧洲的形势就可能会得到改善并趋于正常化，到那时任何人已无法再要求重新研究这方面问题——如同现在联邦德国政府所做的那样。苏联政府坚持认为，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目前要稳定德国的局势只有在承认两个德意志国家并存的情况下通过签署和平条约的方式才可能实现。

大家都希望，如果统一的德国没有能够签署和约的话，那么至少现在还可能由业已存在的两个日耳曼国家来签署这样一个和约。

苏联政府并不认为，这两个现有日耳曼国家签署和约非要等到德国问题解决前夕才能够进行，但认为德国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这两个国家相互接近，并有益于他们以后通过协商的方式来管理整个国家。

苏联认为和约的签署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并将为此而不懈努力，因为苏联坚信这不但关系到全世界的福祉，而且也涉及到德国的利益。

米高扬指出，苏联和美国均在对德和约的签署问题上具有许多共同利益，两国完全可能在此达成共识。因为它实际上涉及欧洲是否仍会以战争的方式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涉及确保整个世界和平的问题。德国统一的最现实方式——便是组建德意志族际联邦。

两个德意志国家一下子便完全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目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是不相同的，所以机械性的联合必然存在许多对德国不利的障碍，而且…… [78]

苏联并非执意要向德国人民复仇或有意使其处于附属的地位。情况正相反，苏联与东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很想改善与西德境内的德国人民的关系。西德面临着维护和平的重任，并非常清楚，如果爆发新的战争对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德国将意味着什么。

可目前在西德仍有一些鼓吹复仇主义的集团正极力想以暴力方式来改变现状。

如今，尽管遭到了本国民众的抗议，但西德仍在不断发展武器装备。……联邦议会通过决议，要求用最先进的武器来武装西德。

总之，尽管有美国政治家为西德总理担保，但苏联人民仍对西德的武力怀有巨大的疑虑，因为后者所拥有的武器已远远超过了其纯粹的国防需要，而且在这方面仍不断得到美国的支持。

米高扬说，在柏林问题上苏联并非极力想为自己获取什么，也并非想破坏西方强国的威望或使其“丢面子”。苏联希望西柏林成为……如果成为自由市，可能会符合四大占领国的利益……

……

完全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柏林成为一座自由市……使其成为苏联和美国为了未来的世界和平而进行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地区。

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判断也是不对的，即认为，似乎苏联关于柏林问题的照会是采取某种最后通牒的方式，是在威胁。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在动用武力威胁手段。在柏林问题上苏联政府建议在……期限内采用谈判的方式，这个期限可不短。米高扬说，我们并不想因为柏林问题而挑起战争，而且希望你们也不要这样想。如果有人竟然想凭借柏林问题而实施威胁，那只有西方的将军们会这样去做……但他们应当知道，任何侵犯德意志民主德国边境的企图最后只能招致应有的回击，并以失败而告终。

……

美国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的立场主要都是杜勒斯所表述的那样。

米高扬接着说，美国政府准备就德国问题举行谈判，但同时在柏林问题上美国政府又实际上在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签署与德国的和约和关于解决柏林问题的建议。在表示希望在更广泛基础上举行谈判，而不仅只就柏林或和约问题与德国达成协议的同时，杜勒斯指望用一个一揽子的关于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的谈判来取代上述两个具体的、最重要问题的解决。

杜勒斯声称，他理解苏联对德国的未来走向和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等问题的担忧。他还说，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美国希望确保如下条件，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和德国的威胁。按杜勒斯话说，美国并不想从德国的统一中为自己取得任何军事战略中政治上的优势。美国认为，德国统一后所实行的任何一种制度均应由一系列安全措施、协议和条约等来加以保障，以确保苏联和美国能够在防止德国侵略的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

艾森豪威尔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也谈了类似上述的观点，并对杜勒斯的看法持赞成态度。

双方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的意见交流表明，美国政府依然坚持自己的旧有立场，不愿意采取任何举措，从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确保整个世界安全的角度出发来解决当前所存在的这些问题。

裁军和停止核试验问题

在与美国国务活动家们会谈的过程中米高扬同志简要地涉及了关于终止军备竞赛的问题。

米高扬对艾森豪威尔说，在削减军费方面苏联政府准备采取最激进的措施。但此举只有在(苏、美)两国彼此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才可能得以实施。几位美国部长对米高扬说，苏联要是削减自己的国防开支，就可以加快苏联的经济发展。但是谈的是单方面削减，而同时美国则继续扩充自己的军力。当然，也不可能奢望苏联这样单方面裁军。应该承认，尽管……军费支出有大的扩张，最近3年苏联的军费开支并没有变化……米高扬说，当然，裁军问题是苏联和美国之间基本的、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双方所采取的积极步骤将会对整个世界的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回应美国方面的观点时，米高扬说，如果美国用缺少信用来说明军费开支的话，那么苏联也无所谓。米高扬说，任何一个聪明人都不会费劲去证明苏联对任何一个国家实施军事袭击的能力。

作为对米高扬的答复，艾森豪威尔总体上表示，愿意双方在裁军问题上取得某种进展。

但是，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没有证明这一点。

米高扬对杜勒斯表述了苏联在禁止核武器试验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政府认为，苏、美两国应当立即就永久性禁止此类试验的问题达成协议。因为达成这样的协议，不仅对自己国家本身具有巨大意义，而且还可促进和建立苏、美两国之间的互信，有利于其他一些协议的达成。苏联政府认为，如果美国和英国方面有这方面意愿的话，达成永久性禁止核试验的协议是可能的。

接着，米高扬问杜勒斯，美国政府是愿意签署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还是打算继续为此而制造新的障碍。米高扬指出，尽管在日内瓦谈判中各方已达成了包括有4项提纲的协议，但由于美方的一项提案，导致该协议的实施显得并不那么容易，从而使我们对美国人的企图产生了严重的疑虑。美国政府的意思是必须设立一个监督机构，并根据该机构成员多数票来做出决议，而不是通过各国之间的协商。苏联政府明白，美国在该机构一定会占据多数，正如其在联合国那样。因而对此，苏联是永远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该机构只会导致美国人说了算。在日内瓦谈判中，由于美国的阻挠，各谈判国之间还产生了其他一些重大的分歧。其中便包括美国提出的关于不可能终止地下核试验的声明。众所周知，去年夏天专家会议已达成了关于对核爆破进行登记的可能性的协议。但仅在几个月之后，美国便发表了关于可以不公开地下核爆炸的官方声明。总之，美方在这方面是不断地制造障碍。

作为对米高扬所提出问题的答复，杜勒斯断言，美国政府希望就禁止核试验的问题(与苏联)达成协议。杜勒斯又说，美国并不想破坏日内瓦谈判，但要解决关于禁止核试验的问题是困难而复杂的，仍需要长期而耐心的谈判。

杜勒斯也向米高扬保证，美国不打算拖延关于恢复预防突然打击议题会谈的工作，但是他们想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从杜勒斯的言语中可明显看出，美方的目的依然是不愿解决这些问题，并继续执行拖延谈判的路线。

近东和中东问题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杜勒斯宣称，美国对近东和中东的局势感到忧虑。他认为，那里的情况是复杂而混乱的，并对各方是否能够对那里的形势达成一致观点表示怀疑。

杜勒斯说，该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并处于世界上最重要交通线的关键位置，因而对西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表明自己对近东和中东当前形势的看法的同时，杜勒斯指出，美国担心当前伊拉克事件的发展趋势，该国似乎已处于“民族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他试图向米高扬保证，美国军队进入黎巴嫩似乎不是企图以武力来维护西方对近、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他还指出，该地区的形势极其危险，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干预，就很难预测当地的局势今后将如何发展。

米高扬对杜勒斯说，苏联清楚阿拉伯的石油和经过中东的交通线对西欧国家的重要性，而关于此苏联政府早在相关声明中提到。当年，苏联政府就曾建议各大国讨论中东问题和商定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但该建议并未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还在1950年，美、英、法三国便宣称，它们三国将共同决定该地区事务，甚至不同诸阿拉伯国家商议。

至于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米高扬指出，1958年夏当伊拉克爆发那一系列著名的事件之时，当地并没有一位苏联人。那里的……政府只是因为是民族政府才受到(民众的)拥护。

苏联之所以在其他国家享有崇高的道德政治威望，是因为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米高扬认为，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各个国家——其中包括近东和中东国家在内——之间的关系，而这样不会对西方强国产生任何不利。如果阿拉阿国家都实行独立政治，独立控制自己的资源，它们就会依照正常的商业价格向西欧国家出售石油。

由于支持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西方国家自己损害了形象，破坏了自己在近东和中东的地位。

杜勒斯极力弱化正在进行的美国、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关于签署双边协议的谈判的意义。据他说，协议的内容似乎主要是协商关于美国将给予上述诸国军事援助的条件问题。

米高扬指出，该条约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显著特点——极力把更多的国家拉入旨在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而这就不能不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应。美国强加给伊拉克的军事条约，导致苏联与伊拉克的关系恶化。美国的政策就是要利用土耳其来反对苏联，而这必然会引起苏联的严重关切。

米高扬强调，美国在近东和中东诸国所实施的军事举措必将导致苏联周边地区出现紧张的局势。当然，也必然考虑如下因素，即该地区的一些国家原本与自己邻国的关系便不融恰。米高扬援引了印度驻美国大使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中所说的话，即印度受到了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威胁。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已多次对阿富汗发出了威胁性的声明。米高扬强调，在这种情形下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所签署的军事协定便可能导致，一旦巴基斯坦与其他国家在这一地区发生冲突，那么就可能成为军事摩擦，并进而演变为更广泛的军事冲突。

远东问题

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杜勒斯还提到了关于远东的问题。他声称，在美国看来，中国以及类似的朝鲜、越南和德国，都是好战的国家……

米高扬答复杜勒斯道，这些国家——中国、朝鲜、越南和德国，不论是在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依据上都没有任何类似之处。由于在二战中被打败，德国的领土范围根据盟国的协议得以确定。朝鲜也是在盟国战胜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当然，李承晚是一个危险的人，大冒险家，他应当懂得节制。众所周知，北朝鲜现在发展得很好。那里的工业不断恢复，仅在2年时间便超过了战前水平的2倍。其农业也发展得很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李承晚眼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会对南朝鲜有任何侵略的企图。因此，米高扬说，美国军队最好能撤出朝鲜，这样做会促使李承晚走上与北朝鲜接触的发展道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多次表示，希望南、北朝鲜之间进行接触和发展经济方面的关系。

至于越南，则是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被分裂的。

米高扬对杜勒斯说，关于中国的问题与上述问题完全不同。当中国开始内战之际，美国并未以武力实施干涉。这是明智之举。但当国民党被击溃的残部逃往大陆周边岛屿和台湾之时，美国却与其签署了相关条约，即为了给自己获得好处而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而你们的这种做法，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作过的。中国自然不可能对美国的类似做法善罢甘休。

米高扬继续道，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不曾要求美国离开太平洋诸岛屿。而要求美国离开台湾——离开中国自古以来的领土，并不是要求美国离开太平洋地区。如果美国能够终止自己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美国只会在各方面获利——其中包括赢得自己的威望。美国在台湾只会加剧远东的紧张局势，并使这一地区始终成为战争的一个策源地。至于苏联，则准备帮助并消灭位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战争根源。

对此，杜勒斯依然坚持过去的说法，即美军之所以在台湾、南朝鲜和南越，都似乎是依据相关的军事协议。

其他一些问题

在与美国国务活动家、企业和其他各界代表的会谈中米高扬强调，苏联政府只是想与世界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和合作的关系。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结束“冷战”并逐步地建立各国之间的互信。米高扬向自己的交谈者们解释道，苏联始终贯彻绝对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苏联和美国之间关系的主要问题在于，双方均应拒绝战争方式，而都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渴望和平和和平共处。苏联人之所以希望和平，并非他们胆小或软弱，只是因为他们需要和平的环境来发展苏联的经济，更进一步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苏联人民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就是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尽管一些美国政治家总是试图得出相反的结论。

米高扬指出，苏联和美国代表之间在各个水平上的私人接触应当有助于消除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成见，从而最终更有利于通过谈判的方式克服现有的分歧。

在美国逗留期间，米高扬与美国企业各界代表举行了会谈。他们涉及到了关于苏、美两国之间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的问题。米高扬强调，两国理应发展贸易，而在这方面双方都拥有巨大的、尚未充分利用的机遇，只是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必须消除美国在对苏联和其他国家贸易中所采用的歧视性限制政策。

针对米高扬关于发展苏、美之间贸易关系的言论，尽管美国企业各界总体反应积极，但美国官方人士却未给予支持。

苏联政府认为，米高扬和美国国务活动家们之间所进行的意见交流是有益的。

请电告执行情况。

1959年1月21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300，л.1-17

№20631-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对赫鲁晓夫报告的评价(1959年1月25日)

1959年3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1日至3月24日

第68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平壤市

1959年1月25日

大家参观了社会主义国家艺术画展。

参观过程中，金日成发表了自己以下印象：

我感觉，波兰联合工人党领导并未掌握意识形态战线阵地。所以，可以明显发现其艺术工作者创作中存在徘徊、迷茫、缺少现实主义原则以及在造型艺术中存在错误方向；

东德方面，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同样没有彻底把知识分子吸引到自己一边；

说到朝鲜作品展览，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同志带来的作品太少。

从画展参观回来后，金日成交代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来信，尤其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以及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发表想法。这次会谈的详细记录于当日转发给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并由他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

代表会议结束之后，我拜访了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所在官邸。金日成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一大会议上刚才所作的报告给予了十分热诚的评价。

金日成说，我们以毫不松懈的极大注意力聆听了十分出色的报告，报告在内容上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共产主义与工人运动总结上显得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7-28

№24946 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等的报告：中苏在制盐技术方面的科技合作(1959年1月25日)

全苏制盐技术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的情况

1959年1月25日

根据《关于在科技领域共同开展科研工作以及苏联向中国提供帮助解决一些最为重要的科技问题》的合同的第18项《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盐湖的寻找和综合利用方面进行研究》，我和高级研究员В.В.米基钦斯基被全苏制盐术科学研究所派往中国出差。

1958年2月18日，我们到达了北京，第二天就开始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天柳大纲教授向我们介绍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盐资源进行的研究和综合利用情况。柳大纲教授特别详细地介绍了柴达木盆地的盐湖，黄海和东海沿岸的滨海盐湖以及山西省的运城盐湖。

同时，柳大纲教授还向我们介绍了科学院和研究所的历程。在科学院，我们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化学研究所和地质研究所一些实验室的工作。

除了科学院，我们还访问了北京大学，在那里非常详细地了解了化学系一些实验室的工作以及半工厂式的装备的工作。

还访问了地质勘探研究所，在那里参观了收藏丰富的地质和矿藏研究所，还访问了地质部的矿物原料研究所。

根据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安排的出差任务，1958年2月26日乘坐火车到达了天津，在那里访问了化学工业部化学工业科研设计研究所在天津的华北分部，访问了隶属于工业部的天津大学，访问了天津制盐厂等。研究所所长曾昭抡 [79] 就研究所的工作向我们作了一场详细的报告，并使我们了解了一些先进的实验室的工作。

根据研究所所长的提议，我作了题为苏联的盐产地以及全苏制盐技术研究所在对盐的研究和开发中的作用的报告会。研究所、大学和制盐厂的工作人员出席了报告会。报告后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并且表示，希望在今后同苏联制盐术研究所在工作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1958年2月28日，我们同天津研究所的代表们一起到了大沽，在那里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制盐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以及制盐工业的工作。

根据制盐工业研究所所长的提议，我作了题为《亚速海黑海沿岸和里海的盐湖，对其进行的研究以及为制盐工业和化学工业进行的开发》的报告。出席报告会的有研究所和制盐工业的工作人员和一些学生。他们向我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关于克里米亚的萨基(Саки)湖和喀尔巴阡山的盐资源利用情况的问题。

1958年2月2日一返回北京就召开了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扩大会议，科学院、大学研究所的代表以及教育部、化学工业部和地质部所属的一些科学院研究所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在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会议上我得到了关于苏联专家根据合同中第18项的条款参加工作的情况的通报，柳大纲教授还向我通报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建议。在对计划进行讨论之后，对其作了重大修改(见根据第18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盐湖的寻找和综合利用方面的研究》1959年的科研计划)。

柳大纲教授制订了我们在1958年12月和1959年1月工作的详细计划。根据该计划我被建议就盐产地和盐的寻找问题向科学院研究所、制盐行业的教学和科研研究所作系列讲座，向科学院柴达木勘探组的工作人员以及轻工业部盐业局盐业开发组的工作人员提供一些咨询，并同他们进行一些谈话，12月底到山西省的运城盐湖出差，1月到上海向科学院研究所上海分部提供工作上的咨询。

В.В.米基钦斯基被建议在1958年12月7日至1959年1月1日到柴达木盆地出差，到中国科学院柴达木盆地工作组和轻工业部青海西部开发组的工作地，向他们提供咨询。

关于今后的工作计划是我同柳大纲教授一起讨论的，我们确定了一些细节，并被接受履行。

我作了如下一系列讲座：《关于湖盐产地——盐湖的基本知识》(2小时)，《湖盐产地——盐湖的寻找、勘探和评估》(2小时)，《关于盐产地——石盐和钾盐产地的基本知识》(2小时)，《石盐和钾盐产地的寻找、勘探和评价》(2小时)，《硼矿、天然矿泉水和盐水的研究和开发问题》(2小时)，《污水和化工厂硬废物的收集问题》(2小时)，所作的报告的文本都以俄语书面文本的形式提供给中方，并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翻译张喜良(Чжан Силиан)同志翻译成汉语。

在作报告期间，我还同如下同志进行了会谈并向他们提供了咨询：王文晓(ВанВэньсяо)、叶秋(Е Дзю)、尚楚飞(Шан Чуфинь)、罗铁林(Ло Телин)等人；并同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孙玉可(Сунь Юйкэ)和韩友廷(Хан Ютин)就碳酸盐岩溶问题举行了会谈。

根据出差安排，我于1958年12月19日到达了太原，然后到了运城盐湖，陪同我的有盐业开发组组长叶秋、总工程师王文晓、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梁明章(Лян Минчжан)和翻译李福德(Ли Фудэ)。

在太原同山西省的化学工业局局长以及总工程师刘德启(Лю Дэчи)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他们向我描述了山西省和太原市化学工业的状况和今后的发展计划。从谈话中得知，太原市化学工业今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污水和废物的收集问题。就这些问题我提供了一些咨询和建议，并指出了一些在各地具体的条件下可以使用的方法。

在太原，我们访问了化学工业研究所，了解了杨格远(Ян Гэюань)教授的对盐和盐水进行研究的实验室，在化学和石油工业研究所了解了卓裴立(Чжо Пэли)实验室的工作。在市郊参观了焦炭化工厂以及收集污水的大湖，他们竟然把含有大量酚和其他毒素的物质直接排到了汾河。我们从太原到了运城盐湖厂，在这里我们了解了盐厂对盐湖资源的开发和加工情况，了解了防护盐湖免受增加的淡水的影响的电子设备。

在参观了运城盐湖以及以盐为原料的化工厂作业区之后，召开了科学方法会议，会上听取和讨论了如下一些主要报告：运城盐业和化学工业管理局局长许兴民(Сю Синмин)关于防止运城盐湖免受增长的淡水的影响的保护状况；盐业开发研究所总工程师王文晓关于对运城湖盐资源进行的研究；山西省化学工业总工程师刘德启(Лю Дачи)关于运城盐湖化学工业的发展前景；泽恩斯利托夫斯基关于苏联的陆地盐湖、盐的开采过程、对其进行的研究和开发。在听取了上述报告之后，对提出的如下建议和结论进行了全面的讨论：(1)运城盐湖是盐业和化学工业非常重要的原料来源。(2)盐湖的主要问题是淡水，这些淡水从东北和西南对盐湖带来了淹没的威胁，特别是考虑到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大坝，该水坝的水位要高于运城湖20米。(3)必须刻不容缓地对运城盐湖及其湖堰进行研究，以便对运城盐湖区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流量进行管理，合理地使用这些水资源用于农业，把多余的水排往低于三门峡大坝的黄河。(4)对工厂需要的原盐实行机械化开采和输送。(5)在原盐的加工方面使用比较成熟的方法。(6)全苏天然气研究所通过柳大纲教授索要在工厂生产芒硝干燥剂(脱水)的技术图纸，并在自然的条件下从芒硝中获取无水芒硝。(7)根据关于第18项的计划，在原盐的加工方法问题上通过柳大纲教授同苏全苏制盐术科学研究所之间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

1958年12月7日至1959年1月4日，高级研究员В.В.米基钦斯基出差到兰州，主要是去柴达木盆地东段的盐湖，以便实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和研究院勘察组工作的主要项目。

在出差的整个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以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综合开发小组副组长韩清石(Хан Чинши)为首的一些工作人员的直接参与下进行的，他们在工作的安排方面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在出差的过程中参观了大柴旦湖、达布逊湖、察尔汗湖以及这些湖所在地区。

同时对现有的、1958年科学院和轻工业部通过野外勘探得到的资料和通过科研工作从实验室中得到的资料进行了研究。

从资料的质量和完整性方面对上述资料做出了批评性的评价(就向苏联提出的要求而言，同全苏制盐术研究所多年的工作经验相比较)，并就改善野外勘探工作和实验室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在达布逊湖和察尔汗湖产地有一段可以开采钾矿和硼矿的地段，并就原料的加工采取一些措施。了解了所采取的工艺流程，了解了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以及经济技术指数。

为了对1958年所开展的工作的结果有更加充分的认识，听取了19场对柴达木盆地、大柴旦湖、达布逊湖、察尔汗湖、马河(Мах)地区、西藏的一些湖、雅萨图(Ясату)等地区的地质状况进行研究的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此外，还讨论了关于大柴旦湖和察尔汗湖的开发状况，讨论了对从这些地方获取的钾矿原料和硼矿原料进行加工的一些问题。

对报告进行的讨论，其结果一般都是就各个感兴趣的问题提供一些咨询。

以开发组组长余江(Юй　Цзян)同志以及总工程师何思彤(Хэ Сытун)同志为首的轻工业部青海西部开发组代表参加了一些特别会议，在这些会议上讨论了如下一些问题：开发组总的组织结构，科研机构(科学院)同生产机构(地质部)之间的联系以及改善现代工作的方法；根据1959年的计划今后寻找和勘探工作的主要方向；进行综合研究；对矿产产地及其地区从地球流体力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状况；从水化学和地球流体力学的角度进行严格观察的组织；液态盐湖(表层的天然盐水和晶粒间的盐水)含盐量的勘察和计算方法；山地机械的使用条件以及对盐湖产地盐的开发；相对柴达木盆地的具体条件而言，苏联在盐湖方面的研究经验的转交和使用；关于翻译工作的状况以及加快把苏联国家矿产储量委员会的领导方法和指示，其中包括把苏联制盐术研究所研究员А.И.泽恩斯利托夫斯基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方法。

在对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之后提出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会使得在短短的时间内，使用较为正确的方法完成对大柴旦、达布逊、察尔汗盐湖区的研究，以便解决对这些原料产地各种矿物资源进行综合利用的任务。

为了把科学院的工程技术开发小组的工作人员和轻工业部的青海西部的勘探队的工作人员联合起来，1958年12月19日作了一场详细的报告，该报告的内容是关于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勘探盐湖产地盐的方法和技术。

1958年12月28日，同两个勘探队的工作人员一起召开了总结会议，对所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就对盐湖进行研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提供了咨询。

除了同地质工作者以及两个勘探队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直接进行工作之外，在出差期间还同青海省人民委员会、党组织领导人以及科学院分院的代表举行过一些内容丰富的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部副部长袁天琪(Юань Тяньци)同志参加了这些会谈。在会谈的过程中讨论了关于今后在柴达木盆地进行进一步的勘探工作的问题以及对盐产地的原料进行综合利用来加快青海省化学工作的发展问题。

一返回到北京，А.И.泽恩斯利托夫斯基就根据柳大纲教授的建议，从1959年1月1日至7日为《中国科学院院报》杂志撰写了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的题目是：《用水化学的方法寻找天然盐的特征以及稀有成分的排除》、《盐产地的盐水以及盐湖水的类型》。

同柳大纲教授、王文晓和叶德友(Е Дэю)一起起草了关于保护运城盐湖盐资源免受水量增加的影响的报告，并建议采取一些措施，这些建议将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主席团提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同时，我同В.В.米基钦斯基同志一起同中国科学院矿物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一起举行了会谈，并提供了咨询。比如，1959年1月7日听取了科学院勘探盐湖的地质学家章树岑(Чжэн Шуцзынь)关于驻在台吉乃尔(Тайтинэл)湖的勘探小组1958年开展的勘探工作的结果的报告，并对这些报告进行了讨论。

讨论了关于今后对这些化学原料产地进行研究的方法问题做出的报告，并提供了咨询。В.В.米基钦斯基同志也提供了一些咨询。

根据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规定的出差任务，1959年1月8日同В.В.米基钦斯基以及翻译李福德一起到了上海，在上海参观了工业部上海华东化工研究所，并且在研究所张副所长的带领下参观了研究所的实验室工作。在该研究所下边设有两个附属研究所：(1)海水化学研究所；(2)有机合成研究所。

根据化工研究所所长的提议围绕如下题目进行了谈话：“关于化工厂废水的排放和废料的处理”。在同研究所的教师和研究员进行了会谈之后，参观了研究所的实验室和图书馆，图书馆中关于化学方面的期刊非常丰富。在化工部上海科研所我们听取了化学工程师曹同志关于他从物理化学和工艺学方面对柴达木盆地察尔汗湖的盐和盐水进行的研究的报告。在对曹同志的报告进行讨论的时候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关于柴达木盆地的水文学和水化学方法，关于盐的结晶及其形成过程，对于这些问题，我和В.В.米基钦斯基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进行的一次会谈是关于在氢氧化钠中对芒硝进行加工的问题。我们指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主要俄语科技文献，并解释了С.З.马卡罗夫教授和Н.И.韦夏金教授正在进行的在氢氧化钠中对芒硝进行加工的试验。在会谈的最后一致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的条件下不适宜建立生产芒硝的氢氧化钠工厂。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我就如下题目作了一场讲座：《苏联的盐湖及其对苏联的盐工业和化学工业的作用》。在讲座上我进行了类比，并指出了苏联的盐湖和中国的盐湖的不同。出席这次讲座的有上海一些科研所和设计学院的科学工作者。

出差返回北京之后，1959年1月17—26日我们举行了一些会谈，提供了一些咨询，同如下一些单位召开了会议：同中国盐业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召开了会议，会议由杨局长主持，内容是关于对中国盐产地各种类型的盐进行研究的方法及其加工方法；同地质部的地质学家们一起召开了会议，会议由非金属矿物局局长李叶阳(Ли Еян)主持，内容是关于在中国各类矿盐和湖盐的搜寻和勘探工作中的搜寻特征和方法。

在会谈中，讨论了一系列涉及开展的搜寻工作和勘探工作的组织、方法和技术问题，涉及对盐产地的形成过程进行的研究和储量的计算问题，原料的质量标准问题，快速分析方法问题等。就地质学家们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提供了咨询。

В.В.米基钦斯基同志向柳大纲带领的科学院盐湖开发小组的工作人员们作了一场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根据苏联现有的状况，制盐术的领导和实践经验对盐湖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

同中国科学研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召开了会议，会议由镭实验室主任柳大纲主持，内容是关于镭实验室和镭工厂废物的处理问题。

同地质部水文地质专家和地质工厂研究所的水文地质专家小组一起召开了会议，会议由王如业(Ван Жуе)主持，内容是从水文地质和地质工程方面对柴达木盆地的盐湖进行研究，并计算裂缝中的盐水的储量。

同化工部北京设计院的研究小组举行了会谈，会议由设计院院副院长陈光如主持，内容是关于设计的化工厂的废水的排放问题以及从工厂的硼灰中提取氧化镁。

同盐业管理总局的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谈，内容是关于岩盐和湖盐的搜寻、勘探和开发工作的七年发展计划。

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石油地质教研室主任庞忠祥(Пан Чжунсян)教授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石油地质教研室主任И.О.布罗德教授举行了会谈，内容是关于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油气产地进行勘探的搜寻工作中盐产地的水和盐水所起到的作用。

同工艺工程师曹夏湖(Цао Сяхо)就从盐水中和从大柴旦湖的盐水中提取锂的工艺问题举行了会谈。

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准备好报告，特别要感谢柳大纲教授细心的组织工作以及对我们所有人的工作进行的领导，我们向他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还要感谢我们勤奋的翻译李福德(Ли Фудэ)、周才凡(Чхоу Цайфань)和张驰亮(Чжан Чилян)，向他们表示感谢。

苏方第18项工作负责人

А.И.泽恩斯利托夫斯基教授

В.В.米基钦斯基高级研究员

РГАЭ，ф.9480，оп.3，д.1761，л.36-43

№09910 安东诺夫的报告：关于苏中1958年科技合作状况(1959年1月27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9年1月28日

绝密

文本第3份

关于1958年苏联与中国科学技术合作状况(简要报告)

回顾过去的1958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技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国科研机构、学者的业务和友好来往得到进一步加强。

1958年1月18日苏中两国高教部、农科院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和《关于科学技术合作和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协议》，这两个协议对发展苏中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及苏联科技援华协议》规定，1958—1962年期间，两国共同进行的项目122个，这些项目都是解决至关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的，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朋友认为，签订这两个协议具有重大意义。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是这样写的：“今年1月中苏两国签订的科学技术协定，又是中苏两国互助合作的一件大事。根据这个协定，苏联将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越来越亲密的友好团结、互助合作，使这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日趋繁荣，使世界和平获得更加可靠的保障。”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强调苏联科技援助的重大意义时说：“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协议，为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科技工作的‘大跃进’创造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条件。”由于签订了这两个协议，中国朋友为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对苏联的科技成就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1958年2月14日《光明日报》在谈学习苏联科技成果的重要性时指出：“如果科学工作者善于学习、在实践中善于应用苏联的科技成果，就可以有把握地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能掌握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就一定会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1958年，苏联根据1954年10月12日和1958年1月18日签订的政府间协议，为解决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重要的科技问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对中国的科技援助是通过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和科学家、提供科技资料、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实现的。

截至1958年底，根据科技合作项目苏联向中国派遣了169名苏联专家，占苏方应派专家总数的一半，中方向苏联派遣了大约3000名中国专家。

根据上述协议，去年苏联向中方提供了1052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的制定对发展中国国民经济某些最重要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中方向苏联提供了200多项科技资料，这些项目对苏联的经济，特别对化工、纺织、黑色和有色冶金工业具有意义。

由于苏联的大量科技援助，去年中国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已交付使用，并建成第一个回旋加速器。这两套设备在中国建成，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原子能时代。苏联核子物理学家在中国公布了在世界第一次用磁场吸持装置(ОГРА)控制热核反应的新方法，中国朋友对这一报道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声明说：“在中国公布震撼人类的这一崭新的科学成果是苏中深厚友谊的体现。”

在过去的一年里，像与中国学者、专家一起进行许多重要学科问题研究，两国科学家一起进行科学考察活动这样形式的科技合作，都得到充分体现和发展。

如1958年苏中科学家对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资源情况进行了联合考察，成果显著，通过大量的科学考察工作，取得了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珍贵的资料。苏中天文学家联合观察日蚀的科研活动是十分有益的，他们在观察过程中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科学结论和总结。

在过去的一年里，苏联专家十分注意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1958年他们就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提出了200多条建议。

但是应该指出，在研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成果方面从总体上看是不够的。有一些苏联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对中国的成功经验缺乏应有的兴趣，不去分析中国在“大跃进”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出现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闭在旧知识和陈旧观念的狭小圈子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处对来华苏联专家的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加强苏中科学院两院的学术交往在1958年的科技合作中做得很突出。去年进行了广泛的学者交流，对计划中规定的课题进行了重要的咨询。两国科学家首次就广泛的问题密切接触和一起工作。

1958年共同进行科研工作的计划已基本完成。1957年12月11日和1958年1月18日协议确定的科技项目总数中，有89项由中国科学院负责在去年完成拟定工作，其中已完成71项，另外18项没有完成是因为课题内容不准确，中国学者没有去苏联，有一些课题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推迟到1959年完成。由于苏方的原因(没有派学者去中国)没有完成的有4个课题。

根据预定的计划，1958年苏联科学院向中国派遣199名科学工作者，其中有5名科学院院士，13名科学院通讯院士，55名学科博士，65名学科副博士及其他一些人。

在此期间，根据科技合作计划，有61名中国学者来过苏联，此外，有14名中国学者到苏联参加过学术会议。

1958年访问中国的苏联学者和专家就某些问题提供过咨询，参加过学术会议，做过报告，帮助中国朋友解决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去年一年，苏联学者和专家讲课和做报告达500多次。

中国学者注意学习苏联的科技成果，努力尽快掌握成功的经验，特别是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的经验。如：在苏联科学院自动化和遥控力学研究所加夫里洛夫教授作过答疑和学术报告之后，目前最先进的无接触遥控复合系统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得到普及。雷宾德尔院士关于更经济地利用水泥的建议开始被采纳使用。

苏联科技工作者艰巨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朋友的高度评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苏联学者的这种帮助看成是“共产主义无私援助精神的体现”。

但是，苏联科学院在完成在华科技工作计划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重要的不足。

一些科学工作者有时没有如期抵达中国，一些学者不同时到达的现象很突出，这就给中方组织科研工作造成了困难。苏联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进行直接联系时，经常把专家们派到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没有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告知大使馆，结果大使馆无法了解专家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无法检查他们的工作情况。许多学者、专家来到中国没有预先制订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发生过不按期提供科技资料的现象。

去年苏联高教部和中国教育部也进行了科技合作，根据1958年1月18日协议规定完成90项科技研究课题，但是某些课题的研究工作进展得不平衡。

根据中国方面的要求，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新技术、新产品、先进的工艺及水利技术建设方面的课题上。

有关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课题完成情况不令人满意。协议规定的69项学术课题中，只有32项在苏、中高校之间做了安排。

根据1958年的计划规定，在144所苏联院校和80所中国院校进行科技合作，但实际上只安排了56所苏联院校和45所中国院校。不是所有的中国高等院校都积极按照共同的科研课题与苏联高等院校建立联系。许多中国高等院校并不了解苏联高等院校的具体情况，对苏联高校的状况和科研课题的发展前景都不了解。远非所有参加联合科研工作的苏联高等院校都主动采取必要措施，执行科研工作计划。去年，两国高等院校没有就具体联合科研工作进行科学工作者交流，给完成工作计划造成了困难。

大使馆不止一次讨论过执行苏中两国高等院校之间科技合作协议的进展情况，也就这一问题多次与中国朋友座谈。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不够，协议执行情况进展缓慢。

苏联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之间的科技合作，因为没有1958年的工作计划，所以执行得很差。

原拟于1958年11月召开的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到1959年1月才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两国间科技合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通过了关于1959年互派专家、提供科技资料和进行科研工作方面苏中双方义务的一些有关决议。

大使馆总结1958年苏中科技合作时，认为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主要的不足之处：

根据科技合作项目，为共同进行科研工作，去年许多苏联机构派遣了苏联专家来中国，这些机构在这方面的工作中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苏联缺少一个统一的派遣专家和监督他们在中国工作的机构，致使在工作中经常造成重复、混乱和无人监督的现象。虽然1958年的协议规定，提供资料、派遣和接待专家都通过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但是实际上这些工作目前多数没有通过委员会。

因为设在北京的苏联机构对执行1958年1月18日的协议有许多问题不明确，所以根据该协议来中国的苏联专家和学者，一些由大使馆的科技文化组负责，一些由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负责。

这方面工作中主要缺点之一，依我们的看法，是1958年1月18日两国间《关于共同进行重要科学技术研究和苏联科技援华》的协议签订之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受苏联政府的委托，负责对该协议各项工作的监督和协调，负责所有工作的组织以及与苏联和中国各有关机构联系，安排所有工作项目。但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委员会没有做过这些工作，而且与实际处理苏中科技合作事务的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处在工作中也很少联系。

我们认为，目前亟需适当地对这一工作实行集中领导，在中央(莫斯科)和北京都需要有一个机构在更大的范围内协调与中国科技合作的所有工作，委托这一机构处理苏中两国科技合作的所有问题。

今年1月份大使馆已向中央提出过有关建议。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1959年1月27日

文件送：М.В.齐米亚宁同志、А.А.奥尔洛夫同志、Ю.В.安德洛波夫同志

执行人：阿加宁

第81号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27-36

№26587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会议纪要：讨论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草案(1959年2月26日)

1959年2月26日召开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联组工作会议纪要

参会人员：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В.К.罗斯托茨基同志、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М.И.伊万诺夫同志、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

主要议题：

一、讨论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关于在北京召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的草案。

二、关于变更委员会苏方组的构成。

三、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们“中苏友谊”勋章。

听取了：

一、讨论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关于召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报告的草案。

决定：

1.基于所交换的意见，同意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和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起草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的报告草案。

2.委托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和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在完成委员会大会通过的修改后将报告提交给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审核。

听取了：

二、关于变更委员会苏方组的构成(西卢亚诺夫同志的报告)

考虑到委员会苏方组的一些委员最近换到了其他工作岗位，由于新工作自身的特点和条件不允许今后在需要时参加苏中委员会苏方组的工作，遵照1959年9月10日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决定：

1.请求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领导，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免除委员会苏方组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和委员会委员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К.А.弗拉索夫同志、В.И.奥夫相金同志及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的工作。

2.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推荐，提请苏共中央批准国家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担任委员会苏方组主席，以及苏联驻华大使经济事务参赞С.Я.符明同志作为委员会苏方组委员。

听取了：

三、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们“中苏友谊”勋章。

西卢亚诺夫同志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委员会苏方组委员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К.А.弗拉索夫同志、М.И.伊万诺夫同志、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В.И.奥夫相金同志、В.К.罗斯托茨基同志、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和秘书处高级专家Б.А.孔德拉季耶夫同志“中苏友谊”勋章。

此外，还向委员会苏方组上届委员Н.П.亚历山德罗夫同志、А.В.戈卢布科夫同志和А.Л.马利琴科同志授予了勋章。

同时，根据中方的委托，西卢亚诺夫同志还向参与大会的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和М.И.伊万诺夫同志授予了勋章。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03，л.9-10

№26588 西卢亚诺夫致阿列克先科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九次会议(1959年7月4日以后 [80] )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席

Г.В.阿列克先科同志：

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九次提交工作会议的报告

根据1959年6月5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的决议，于1959年7月1—4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如下问题：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情况；关于落实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第四项有关补充增加中苏合理建立直接合作的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数量的情况。在工作会议上听取了双方关于完成委员会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情况的通报。

根据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签署的纪要，苏联机构在1959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409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52个项目的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09个项目的文件，其中在休会期转交了39个项目文件。

苏联机构在1959年接待了53名中国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苏联1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同期接待了39名苏联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中国15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双方同意每方补充4家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国朋友表达了加强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直接合作的必要性，其中还建议在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听取双方关于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合作的组织工作开展和有效经验方面的情况通报。上述建议反映在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中。

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赞同委员会双方关于完成上几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情况的通报。

此外，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协定中，及在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商定的基础上，苏联机构在1959年向相应的中国机构转交了86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140个项目的文件。遵照该协定第四项的内容，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有相应的记录。

由于自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与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并解决1958年1月18日所签苏中协定中规定的122个项目的措施，因而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不将完成上述协定的措施写进随后的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

在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准备和召开中，为了保证让苏联机构在转交文件的数量和其完成期限方面不用过于紧张，苏中委员会苏方组考虑了1959年6月5日召开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关于明确和拓宽苏方课题及明确中方课题的指示。

在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写有这样的决定，即中国机构将在1959年向苏联机构转交125个项目的文件，而不是在1959年6月5日召开的对外经济问题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苏方组汇报的30个项目。

在讨论苏中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召开期的问题时，中国代表团建议于1959年10月初在北京召开。

中国代表团团长钱信忠强调了在10月初召开工作会议的必要性，是由于这次工作会议纳入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的总计划中，获得中共中央同意和中国政府的批准。钱信忠说：“10周年庆典期间，苏中委员会委员们将有机会在专门安排的展览上了解中国在苏联帮助下取得的成就，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成绩。”

苏联代表团同意了中国代表团关于在1959年10月初召开第十次工作会议的建议。

而且1959年10月12日将迎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署5周年的纪念，双方认为有必要在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交换苏中科学技术合作5年期总结的通报。

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将于近期把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筹备的活动方案提交给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审核。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03，л.11-13

№20631-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学习苏共二十一大文件(1959年3月3日)

1959年3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21日至3月24日

第68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3月3日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邀请，我拜访了中国大使馆。会谈时涉及了以下问题。我谈了有关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回北朝鲜问题的情况。为此，谈了苏联红十字与红新月执委会给日本红十字会的呼吁书。发表了自己对朝鲜、南朝鲜、日本等其他国家政府对该问题采取措施的看法。尤其是，我说，朝鲜政府在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问题上所持立场引起了关注，并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同情与赞同。

乔表示，我对该问题所发表的与中国方面的评价和意见完全相符，中方同样密切关注从日本遣返朝鲜族人回北朝鲜的事态。

我向乔讲述了有关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党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一大会议期间对其给予的热情接待，并谈了与中国政党代表团成员一起工作的同志所留下的印象。

我告知，从今日起，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开通了飞行图104飞机固定客运航线。乘坐由平壤起飞首航的是前往出席波兰联合工人党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朝鲜政党代表团。

大使告诉我，昨天3月4日，中国外交部向英国驻北京办事处面交了给参加朝鲜战争联合国方16国家的回复照会。乔简要地讲述了朝鲜政府的回复照会内容。该照会文本，乔说，作为通报已转交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之后，乔通报说，金日成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1958年底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了以下请求：鉴于朝鲜劳动力不够，派遣有意前往朝鲜的朝鲜族中国劳工。不久前，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向朝鲜运送4万朝鲜族中国公民的决议，这些人主要居住在中国东北。

第一批朝鲜族中国公民抵达朝鲜的时间为今年3月底，好让他们能赶上春耕季节。此外，中国大使馆正在对将定居朝鲜的13000多名中国公民开展调查工作，了解他们转朝鲜国籍是否合适，并且是否符合其愿望。但这项工作至今尚未取得积极结果，因为中国公民并不说明其转朝鲜国籍的愿望。这些将定居朝鲜的中国公民，其这种立场并非是由于其对朝鲜公民存有反感，而是其多年来所形成的传统。

中国公民居住在世界许多国家，他们在各地都设法保留本国国籍和民族习惯，也就是说，他们尽量避免与居住国的本地居民同化。

乔告知，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着手学习苏共二十一大会议材料，并向我提出请求，在对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可能产生的问题提供咨询方面给予帮助和协助。

我对乔说，任何时候我对他们学习苏共二十一大会议资料都可提供帮助。

乔同志将一本《苏共二十一大会议资料》中文版图书赠送给了我。

出席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Н.Е.托尔宾科夫、大使馆二等秘书В.М.巴库林和中国大使馆随员王保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40-43

№09874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1959年3月31日)

1959年3月3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上“关于西藏形势”的备忘录。该报告是根据中国朋友们所提供的关于最近事件的消息和苏共中央联络部所收到的其他材料写成的。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9年3月31日

第15-Д-262号

关于西藏形势

西藏是中国面积最大的边陲省份之一，面积超过120万平方公里。根1953年统计，中国藏族人数达到277.5万人。但居住在西藏的不足中国藏族人数的一半(127万)。其余藏族人居住在中国西藏的临近地区，建有其自治区(在青海、四川省境内)。

西藏过去长期是英国然后是美国势力范围的目标。印度资产阶级在西藏也有很大的利益。西藏的领导上层一直同这些国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处心积虑想建立“独立的西藏”。1949年国民党统治垮台的时刻，西藏统治集团企图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他们向所有国家呼吁，请求援助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把国民党分子赶出西藏，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建议并开始准备反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1951年，中国部队进入西藏境内，西藏统治者被迫停止了反抗。1951年5月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签订协定，在此基础上西藏正式和平解放。率领西藏谈判代表团的是阿沛·阿旺晋美，在此之前他把东部西藏献给了中国部队。参加谈判的还有班禅喇嘛，他早就同中国朋友们建立了联系，有意从被驱逐中返回西藏和恢复自己二号人物的地位(在达赖喇嘛之后)。

协定规定实施以下基本措施：西藏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对西藏部队实行改编，编入中国的武装力量；在西藏建立军政委员会，吸收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参加其编成。协定还规定，保留西藏现有的政治制度以及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职能和权利；保留西藏人民的宗教、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对外权力集中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手中。还达成了在中国政府的总的领导下实现西藏民族自治的协定。协定指出，在涉及西藏各种改革的问题上，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有任何强制，实施各种改革需征得西藏当局的同意。规定了帮助西藏发展自己经济和文化的措施。

至今西藏仍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尽管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些提高西藏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最重要的是修成了3条重要的公路：康藏公路(2255公里)、青藏公路(2100公里)、新(新疆)藏公路(即将竣工)。组织了地方工业企业，几个国营农场和农业实验站。在西藏居民工业品和食品供应上做了大量工作。以前西藏没有一所世俗学校，现在建起了60多所，其中还包括一所中学(在拉萨)。在卫生保健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培养大批藏族干部。

尽管中国朋友们在西藏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个地区的政治形势一直是很复杂的。在西藏经常出现骚乱。1954—1956年，出现过几次特别大的骚乱。1955年按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陈毅同志来到西藏。作为安抚措施，当时从西藏撤走部分中国机械化部队。把藏族居住的昌都地区并入西藏。把军政委员会改为建立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的筹备委员会。

达赖喇嘛及其反动亲信一直阻挠实施民主改革。因此西藏没有实行土地和其他民主改革。土地仍在寺院、世俗的和宗教的农奴主手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封建农奴制度几乎未被触动，宗教、寺院和喇嘛仍占统治地位。在西藏，有10万多喇嘛，他们是基本的反动力量，积极支持达赖。西藏至今没有人民政权选举机关，在这方面中国宪法还暂时未适用于西藏。

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里指出，在西藏实施民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58—1962)那里暂不进行民主改革。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话讲，第三个五年计划里实施这些改革的问题将由西藏人自己解决。

中共对西藏实行自治至今所依据的各条件仍是：这一地区总的政治形势、实施民主改革和培养能贯彻党的政策的新干部的程度如何。把藏族居住的中国其他地区并入西藏也取决于这一问题。

在西藏，英、美特务，其中包括达赖周围的人一直在积极活动。

处在国外的达赖喇嘛的同宗(3个兄弟)经常进行反对中国的反动宣传，为西藏“解放”而奔波。在达赖喇嘛一个兄弟——洛桑三旦的领导下(目前他住在同西藏交界的印度边境城市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解放战士委员会”。1958年，这个委员会发表了告亚非各国人民书。呼吁书中讲，似乎中国人正在消灭西藏人，消灭他们的宗教、文化和民族传统。呼吁书号召亚非人民“援助西藏从中国占领下解放出来”。

中国朋友们在西藏奉行十分谨慎的政策，防止在那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虽然这样努力，西藏的形势近来开始紧张。1958年底，西藏一些地区开始混乱，公开叛乱。1959年1—2月，西康地区(在东西藏)发生大规模叛乱。叛乱分子截断西藏东部的公路，同国外建立联系，其中包括同留在缅甸的蒋介石部队取得联系。

根据中国同志的通报，3月份西藏形势变得十分尖锐，带有直接军事行动的性质。3月19日，近3万名叛乱分子封锁了拉萨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卫戍部队并向他们射击。叛乱的境内中心是拉萨，境外中心是印度的噶伦堡。实施叛乱的口号是“争取西藏独立和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

据中国同志掌握的情报，西藏叛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挑唆的。美国人通过巴基斯坦和缅甸向叛乱分子提供援助。根据中国同志的情报，尽管尼赫鲁保证不干涉西藏事务，但印度也没袖手旁观。印度通过尼泊尔向叛匪提供援助，从那里往西藏送大炮和机枪。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直接参与组织叛乱。在印度噶伦堡建立了西藏境外叛乱中心。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朋友采取了坚决平叛的措施。根据他们的通报，拉萨叛乱于3月22日平息。达赖喇嘛从拉萨逃走，至今下落不明。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仍在继续，但中国朋友相信，近期他们将恢复整个西藏的秩序。对此一个有利因素是，班禅喇嘛和前面提到的阿沛·阿旺晋美站在中国一边。打算在他们和其他西藏进步活动家的周围团结西藏劳动群众和推行改革，首先是土改。出于政治考虑，中国朋友们还打算把达赖喇嘛重新吸引到自己这边来。

从中国朋友们的通报中可以看出，西藏叛乱带有民族主义宗教色彩。叛乱席卷西藏中部、东部和南部这些地区。西藏主要的反革命力量是封建宗教集团，他们把西藏地方部队和一个山区部落岗巴族吸引到自己一边来。叛乱的唆使者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叛乱的组织者。而且还可认为，大部分居民，尤其是劳动农民，脱离于积极行动，他们既不支持这方，也不支持那方。很明显，这里应找到中共在西藏政策方面的一些原因。首先应指出，在西藏解放达8年之久的时间里，农民仍处在农奴制度之下，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已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党的政策在那里博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在西藏，重点放到了通过同封建神权集团和他们“所培养的人”协商和平解放一切问题上。基本劳动群众很少能看到他们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结果。

中国朋友没有排除，西藏事件在资本主义世界广泛宣扬，会给中国带来明显的不利的国际麻烦。按照他们的意见，英国和美国努力利用西藏事件进行敌视中国和加强“冷战”的宣传，竭力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不排除，逃亡的叛乱分子在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下可能成立流亡政府。如果达赖隐藏在国外，这将更麻烦。

正如从中国朋友们的通报中看到的，由于西藏事件，他们对中印关系表示很大的担心。由于某些印度集团干涉西藏事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到中印关系。近几天，印度反动的党团要求在国会辩论西藏事件问题。印度人民社会党组织反华聚会和游行。许多印度报纸开始煽动反华运动，印度宗教界人士也企图利用西藏事件加剧印中关系紧张局势。

由于尼赫鲁在3月23日讲话中同西藏事件划清了界限，中国朋友们打算暂不公布他们掌握的印度干预西藏事件的事实。在当前形势下，陈毅说，主要任务是中立印度，然后把它拉到我们这边来。

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和电台围绕西藏事件正在掀起轩然大波。在大字标题下报道“西藏流血事件”，全国规模的“起义”，等等。多数报道都给予这样的评论——称西藏事件为“亚洲的匈牙利”。西德报纸《白昼报》3月24日登了一幅画，把西藏画成正在喷发的火山。

西方评论总的调子是要求西方政府密切关注西藏的形势。在官方声明中，除上面提到的尼赫鲁讲话之外，还有3月27日公布的美国代理国务卿赫脱的声明，该声明中说，他(赫脱)对西藏事件“深表震惊”，对西藏人民深表同情，谴责“中国共产党人”镇压自由和宗教。蒋介石也声明说，他将给西藏“起义者”提供武器援助。

中国朋友非常担心国际形势和西藏叛乱的后果。看来，他们将发表相应的声明和采取某些实际的步骤。

ЦХСД，ф.5，оп.49，д.238，л.42-48

№08828 茹科夫和杜多罗夫呈苏共中央请示：关于出版苏中友好文件资料(1959年4月6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共中央：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苏中友好协会和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按照苏共中央所批准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周年之际出版文献资料的计划，做好了《苏中友好文件资料汇编》的出版准备工作。

汇编里搜集了反映1918—1958年期间苏中人民文化和社会友好联系的文件，刊登了关于中苏文化活动家代表团访问、艺术展览和剧团巡回演出的报道以及苏中著名科学和文化活动家揭示两个伟大民族紧密友好往来的信件。

在苏共中央审阅了汇编材料之后，按照提出的意见对汇编手稿又进行了加工。今把要加入汇编的材料寄去，请准许他们发表。

出版工作将由“苏维埃俄罗斯”出版社承担。

附汇编(724页)，收件人。 [81]

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

茹科夫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

ГАРФ，ф.9401，оп.2，д.505，л.248

№24948 苏联电站组织建设研究所与中国电力研究所合作协议(1959年4月18日)

北京

1959年4月18日

为了继续发展和加强电力技术建设领域的科学合作，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和中国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在了解电力建设工作和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之后，签署如下协议：

1.双方研究所通过自己的上级部门互换得到批准的年度计划和前景规划。

2.每年通过自己的上级部门交换一次关于已经完成的科研工作的名单以及研究所出版著作的名单，并以附件的形式简单地概述一下最为重要的工作或出版著作。

3.双方的研究所都可以委托对方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评价，并就研究所的工作问题展开协商。评论工作应该有书面文字。

4.经上级部门同意，就相互的需要交换如下材料：

(1)关于建设、安装、电站设备的材料和关于生产车间的科技领域的出版物。

(2)关于科研项目的最终报告以及设计项目的材料、新的建筑材料的样品。

(3)技术资料、工艺生产资料、影片、照片册。

5.经另一方研究所的同意和作者本人的同意，使用另一方面在定期出版的刊物中已经发表的科研成果、专家的文章。

6.经上级部门的同意，相互通报预计召开的会议，邀请相关方参加这些会议，交换会议的出版材料，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就双方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召开共同会议。

7.按照规定的程序派遣高水平的专家进行磋商、授课、参加共同的科研工作和设计项目，并且经双方的同意，派遣专家进行实践。

8.在一些情况下，每一方经另一方的同意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在一定的期限内出版另一方的一些出版物。在这一问题上可以是双方共同选题或者单独选题。

9.双方研究所的图书馆之间建立联系，以便相互可以临时使用科技文献、报告和其他的文献材料。

10.双方不能把所得到的材料转交给第三方，不经转交这些材料的一方的同意，不得发表或在出版物中引用这些资料。

11.双方有权就技术合作问题进行直接的通讯联系。

12.为了帮助另一方工作的完成而进行的出差相关工作的开支，根据相关的规定支付。

13.根据一方的提议，经双方同意，该备忘录可以补充或变更。

14.该备忘录由双方代表的签字生效。

15.双方的法定地址：

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古比雪夫市，萨马尔广场。

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北京，府右街，第26号。

水电部电力科学研究所总工程师

陶立中(Тао Личжун)

全苏动力工程建设组织设计院总工程师

Е.А.沃龙科于北京

1959年4月18日

РГАЭ，ф.9493，оп.1，д.1042，л.42-44

№25236 普希金与章汉夫会谈纪要：通报西藏平叛情况(1959年4月20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4月22日

第976/ГС号

机密

文本第7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会谈记录 [82]

1959年4月20日

在章汉夫访问莫斯科期间接待了他……

……

会谈期间谈到了西藏问题。章汉夫强调工作已基本结束。从很多方面来说，叛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使得我们在西藏迅速地实行了相关改革。在那段时间里，叛乱某种程度上检验了中印关系。国内外的总体反应都认为，这件事破坏了中印关系。但其实尼赫鲁在这一问题上并未采取敌对立场。一方面，他声明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另一方面，他也表明了“对西藏人民的同情”以及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可能。章汉夫说，达赖喇嘛也可能会去美国，因为他在那里的哥哥对他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7-8

№25237 尤金与刘晓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及中印关系(1959年4月23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0日

回复第191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会谈记录 [83]

1959年4月23日

我们在刘晓的北京家中会面。

……

刘晓同意这个观点，并主动谈起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他表示，七中全会那一天的工作日程就是准备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全会主要讨论了这个问题。刘晓继续说道，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中国1959年的农业计划，这个计划将对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二年计划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计划的讨论，我们强调了“用两条腿才能站稳”的道理。刘晓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允许“单腿支撑，结果必然会从一边摇晃到另一边”。李富春关于1959年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对于1958年预算以及1959年预算草案的修正，这些都被包含在全会对于相关问题所做出的决定里。

……

我谈到了西藏反动叛乱的问题。

我表示，尼赫鲁显然是围绕这次叛乱组织了一个广泛的反动宣传阵线，以将印度民众的注意力从中国的成就上转移开来，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秩序井然，也出现了反对当局的种种情绪等等。刘晓对此表示同意，他说尼赫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有一种完全错误的认识。他认为向中国施压，就能迫使中国让步，他想利用西藏事件中的达赖喇嘛作为交换筹码和一种资本。刘晓强调，在他看来，尼赫鲁最近的声明已经表明了他对中国进行了错误的估计，他目前急需找到一种可行的方式，将自己从这个他亲身参与了的西藏叛乱所导致的泥潭中脱身。刘晓接着说，在达赖喇嘛发表声明之前，我们中方都未对印度人进行公开指责。声明发表后，有利形势转向了我方，因此我们现在利用了这个机会，对印度政府的声明提出了一系列的尖锐批评，今后我们还将继续这么做。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7，п.442，л.27-31

№25238 葛罗米柯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印关系及对尼赫鲁的看法(1959年5月4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5日

第1085/ГС号

机密

文本第35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84]

1959年5月4日

我在张闻天访问华沙的途中接待了他……

……

4.谈到中印关系，张闻天认为关系还很紧张。这种紧张是由于印度干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藏问题。印度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报刊上指责中国政府执行了一系列的迫害行动，他们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前组织示威。基于这些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反对印度的斗争，一方面是为了揭露尼赫鲁的政策，并反击印度的反动派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用印度的例子向中国人民表明这些国家的不坚定立场，比如印度以及其他那些两面派人物，如尼赫鲁和纳赛尔。

我问张闻天，是否可以认为中国友人并不想进一步恶化与印度的关系，因为那样的话，帝国主义就会出于他们的利益来抓住这个机会？张闻天回答道，对于尼赫鲁及其政策的批评言论都是临时的。这就使得尼赫鲁被迫要为自己进行辩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将在一段时间内与他展开斗争，迫使他以后更加坦诚，从而得出“中印两国人民在斗争之后重新团结”的最终结论。张闻天表示，尼赫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定还有着各种算计。他在西藏问题上已经蓄谋已久。尼赫鲁早在1956年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就已经与其会面，扮演了两面派的角色。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印度开展的斗争取得成果后，才会重新开启两国间的友好对话。张闻天继续说，印度不应由于缺乏自控和耐心而冒犯中国，但是过去10年中印度方面已经出现过3次不友好的举动：1.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及在1950年对西藏实行和平解放措施的时候；2.朝鲜战争时期；3.最近在西藏发生的相关事件。印度还支持和散播达赖喇嘛要求西藏“独立”的言论，此举尤其不恰当。在这三次事件中，我们都在恰当的时间点对印度进行了反击，并使得我们的关系走向正常化。很明显，这次也会是这样。

谈到达赖喇嘛，张闻天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他回家。如果他没有回来，那就更好。张闻天将达赖喇嘛称为处于藏独反动势力控制下的“小男孩”，那些藏独领导人也与他一起出逃了。所以我们没有把达赖喇嘛驱逐出中国，张闻天说，是他自己跑出去的。

……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10-14

№25239 普希金接见张闻天谈话纪要：中国对印度的政策(1959年5月4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6日

第1091/ГС号

机密

文本第7份

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 [85]

1959年5月4日

下午1点，我接待了张闻天同志，他即将从华沙回国。

会谈开始时张闻天谈到了中印关系的问题。他表示直到西藏叛乱开始，中印关系一直都是正常的。但是印度企图在西藏事件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导致了双方关系的急剧恶化。中方对印度极端分子进行了坚决反击，并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展开反击，以揭露他们的阴谋和不当行为。张闻天表示中国朋友希望用这种方式帮助尼赫鲁变得理智一些。

上次尼赫鲁面对中方的指控而进行自我辩护，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来自中方的反击，张闻天继续说道。在西藏叛乱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中方容忍了印度极端分子的指控，表现出理智的克制。然而当印度方面实质上声称支持西藏“独立”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迫做出反击。

张闻天表示中印关系中还存在着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尤其是边界问题，但目前在西藏问题面前，所有那些问题都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张闻天强调，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已经让自己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但现在他已表现出了清醒的迹象。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7，п.442，л.16-18

№25240 尤金与帕塔萨拉蒂谈话纪要：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影响(1959年5月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2日

回复第20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驻华大使帕塔萨拉蒂的会谈记录 [86]

1959年5月5日

……帕塔萨拉蒂说：西藏事件对印度的公众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触及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宗教情感，尤其是在北印度，那里的许多人来自西藏，他们与西藏有着密切的宗教联系。

……印度人民对西藏事件的反应没有掺杂政治因素。它只是在表达对西藏人民陷入困难境地的一种同情。

……尤金说：印度有印度教，西藏有佛教，两者没有密切联系。

帕塔萨拉蒂回答：印度教、佛教和喇嘛教是同属一种宗教的三个部分。

……帕塔萨拉蒂说：达赖喇嘛是出于自己的意愿留在印度的。

……

……帕塔萨拉蒂说：印度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友好关系，譬如印度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争取成为联合国成员的资格。印度从未有过让西藏成为“缓冲”地带的计划。

……

……帕塔萨拉蒂批评了社会主义国家对于那些不结盟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通常会宣称：在这些国家存在两种势力，一种是反动势力，但规模不大，另一种是民主进步势力，并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而这种区分其实误解了这些国家的真实情况，即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因为殖民主义而导致的一种民族主义。

……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7，п.442，л.32-35

№24978 达什扬致苏共中央函：关于苏联专家在蒙古的工作情况(1959年5月6日)

致苏共中央：

目前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苏联专家共有900多人，其中近760人在工业、农业和其他组织工作，144人分布在教育、卫生、科学和文化等部门。

根据苏联和蒙古政府间1958年月11日协议——“苏联为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服务而向蒙古派遣专家的条件”，根据苏联派遣人员的专业熟练程度，蒙古政府将依照每位专家每月2200—800卢布的支付标准与苏联政府进行补偿性结算，如果参照附加汇率以卢布计算该数额为18900—6880卢布。苏方对所派每位专家的每月实际支出为5300—2800卢布。其中具体包括：以外汇和苏联卢布计算的专家工资，当地津贴、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差旅费、行李费、休假费，等等。

以上所列数据表明，蒙方为苏联专家而向苏联政府所作的经济补偿额远远高出苏联派遣这些专家的实际费用达2.5—3.5倍。1959年，为使苏联派遣专家前往蒙古工作，蒙古方面应向苏联提供价值约1700清算卢布的商品——占蒙古向苏联出口额的10％。

鉴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特殊条件——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苏联外交部认为，派往蒙古的苏联专家补偿费用问题理应按特例处理(以例外方式处置)——使此类补偿费数额不超过苏联实际支出费用的1.5—2倍。

决议草案参见附录。 [87]

提请审阅。

С.达什扬

1959年5月6日

1959年5月

第829号

АВПРФ，ф.РеферентурапоМонголии，оп.41，пор.21，пап.261，л.53-54

№13580 波采罗布致克留科夫函：关于印中关系问题(1959年5月6日)

绝密

文本第2份

莫斯科，1959年5月6日

给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Н.Н.克留科夫同志的信

德里

苏联驻纽约常设代表处于5月1日向苏联外交部通报如下：

印度驻联合国代表贾在早餐时对联合国副秘书长多勃雷宁说，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人都非常担心由于西藏事件而使印度同中国关系恶化。在他看来，尼赫鲁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因为他的反对派在国会中向他责难，指责他对外政策的失败，并号召同西方国家和巴基斯坦进行更加密切的联系。在鲍姆别伊工业贸易区支持进行这种密切联系的力量更加强烈。尼赫鲁有足够高的威信来压制目前的各种倾向。但尼赫鲁的年龄也不小了，他不可避免地要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成立的政府将不能压制这种倾向，特别是如果印度同中国的关系继续紧张。

贾说，现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批评，被印度政治界理解为首先是针对尼赫鲁本人的批评。如果这种批评继续下去，并且还是这样强烈，那么印度政府将会反击。事态的这样发展会对亚洲和平和整个国际局势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贾接着说，尼赫鲁对达赖喇嘛留在印度不感兴趣。几个月后世界将会忘记达赖喇嘛，但中国将不会忘记他。他将是两国关系中的麻烦。为了避免这一点，可以尝试利用尼赫鲁的影响和功绩来调解达赖喇嘛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排除达赖喇嘛“在一定条件下”返回中国的可能性，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这样的话(贾顺便说，印度一些人不是特别确信这一点)。为什么两国政府不能平静下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或许甚至可以通过安排尼赫鲁和周恩来个人进行会谈？贾说，他说的这些话都是以个人立场说的，并且他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是否向中国进行了这样的试探或采取了措施。

贾在谈话中也谈到了印度政府对尼赫鲁个人的强烈不满，由于他未能调解同中国的边界问题。关于这一点他援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的地图。用贾的话来说，根据这些地图，一些属于印度的边界地区被标识成中国领土。贾确信，边界问题现在成了尼赫鲁反对者手中反对他对外政策的工具。

按照苏联代表处的意见和贾的谈话，尽管具有个人的性质，也反映了印度政府在自己对西藏事件上的政策越来越陷入了死胡同。对此要注意一种状况：加强了对尼赫鲁个人困境的强调，并足够明确地暗示了其对印度政府今后的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对此不排除会考虑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为此向您进行通报并作出判断。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Б.波采罗布(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1，л.12-13

№20633-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西藏平叛与中印关系(1959年5月7日)

1959年5月22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4月25日至5月19日

第126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5月7日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乔晓光举行了宴会。

宴会时，我把自己对赫鲁晓夫同志接见崔庸健一行的印象告诉了乔晓光。

乔晓光讲了平定西藏叛乱的经过，讲了西藏的经济与政治状况。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区，那里至今仍存在着奴隶制社会。在西藏叛乱之前，那里所有的土地全都属于僧侣和地主们的享有特权的上层统治集团，也就是40％的土地被地方政府成员所掌控，30％的土地在僧侣手里，还有30％的土地则在地主的手里。西藏有300户人家占据着统治地位，其中有20—30户最具影响力，他们拥有巨大的地盘和大量的农奴。一切权力全都集中在这小集团的手里。

现在中国政府正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实行土地改革，搞政教分离，并建立地方民主政权机关。

在西藏实施土地改革是按下列方针来进行的：参加过西藏叛乱的反革命分子的土地全部充公，并分配给以前的农奴们。此外，政府打算向地主和僧侣们购买大部分土地，并把它们免费分给贫穷的农民。在实行土地改革时，西藏的广大农民群众给予政府以全面的支持和帮助。

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首脑利用一切手段反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革，因为这些改革会触犯他们的财产状况和政治地位。

西藏政府的反动集团在一些唆使他们并给他们以物质帮助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支持下发动了叛乱，命令自己的农奴和地方军队对抗人民解放军的驻防军队。然而，农民没有支持地主和僧侣。参与叛乱的一共只有将近2万人。现在西藏的叛乱已完全被平息了。

乔晓光说，全西藏都在举行群众大会，居民在会上对反动集团犯下的罪行表示愤慨。农民讲述地主和僧侣对他们的残暴态度，并坚决要求惩罚罪犯和实行民主改革。这是教育和提高西藏人的自觉性的好形式。

溃败的叛乱分子逃到了为他们提供政治避难所的印度。现在印度国内正在进行肆无忌惮的反华宣传。扩张分子在印度组织集会，在会上要求让西藏享有独立国家的地位。不久前，印度执政的国大党的主席英迪拉·甘地公开号召党员们协助正处于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之中的“起义的”西藏人。尼赫鲁的妹妹在英国发表了一份针对中国的诽谤性声明，并表示要支持“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几乎在所有的发言中，其中包括尼赫鲁的声明，西藏的叛乱都被认定是“正在为谋求独立而斗争的”西藏人民的“起义”。

接着乔晓光指出，英国人一撤离西藏，印度的统治集团就竭力想加强自己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早在1950年，印度政府的照会里就有了想要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和妨碍中国政府在西藏地区实施自己主权的企图。从1950年至1954年，印度在西藏享有治外法权，也就是拥有自己的警察部队、邮政事业、贸易机关等。在1954之前，印度驻拉萨的总领事是一个英国人(英国的国民)。

接着大使说，印度政治集团的代表们发表反华演说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害怕中国(特别是在西藏)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会对印度人民起很大的影响。印度的政治家们想要有一个作为独立国家的西藏，或者至少是中国的一个能让以前的有利于印度民族主义分子的农奴制度得以继续存在下去的自治区，其目的是希望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可以充当一种使印度免受中国影响的牢固栏栅的地区。印度的公开的反华运动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施加压力，并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和放弃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改革。印度领导集团深信中国会做出让步，因为中国害怕同印度的关系会恶化，而后者曾在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帮助和支持过中国。

从我们这方面而言，我对大使说，西藏叛乱是中国的内部事件。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完全支持和赞成中国政府在西藏平定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资本主义集团及其走狗们围绕着西藏叛乱这件事大肆叫嚣，企图破坏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各国人民中间的影响。然而，这一番喧嚣却是白费心机，将来也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我以赫鲁晓夫致纳赛尔的一封私人信为精神向乔晓光讲了我们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的关系。

然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乔晓光，我认为可以像去年在我们的外交使团里所做过的那样，让各国派驻平壤的大使们就各国的迫切的外交和内政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和信息。特别是我表示想要给大使们讲一讲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中所提出的那些理论原则；听听乔晓光介绍西藏的情况也会是一件很好的事，等等。

乔晓光同意我的建议，我们约定一起去同外交使团的使团长商谈。

会谈和宴会是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出席宴会的有：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袁齐贞(Юань Чжи-цин)和大使馆随员王保民以及苏联大使馆参赞Н.Е.托尔宾科夫和大使馆二等秘书В.М.巴库林。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87-91

№25241 尤金与陈毅谈话纪要：苏联对西藏事件和中印关系的立场(1959年5月8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0日

回复第214号

绝密

文本第4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陈毅的会谈记录 [88]

1959年5月8日

……根据中央指示我拜访了陈毅，向他转达了印度政府人员就西藏问题与苏联代表会谈时所表述的一些观点，这些政府人员包括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印度外交部秘书拉南，外交部秘书长彼尔莱，以及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杰哈。

……由于此次西藏事件，印度政府和尼赫鲁本人都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他们对中印关系的恶化感到不安，想要采取措施来修复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我说，苏联政府告诉印度方面，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苏联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

……

我继续说道，我们感觉到印度方面尤其是尼赫鲁本人，在西藏问题的处理上陷入了一个不利的处境，如今也明显是在寻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修复关系的途径，尽管他们在各种国内外压力下有些摇摆不定。印度政府代表安排了与苏联代表的这次会谈，以表明自己的倾向和意图。毫无疑问，中国朋友对此也已经知晓了。

我说，我们理解中国朋友在处理与印度关系上采取的立场，他们不希望关系恶化，并希望恢复先前的友好关系。他们已经在西藏事件上对尼赫鲁及其政府做出了极大的妥协，他们也想走出当前这个困局。

这种观点在我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中印关系持续紧张下去的话，帝国主义敌人(尤其是美国)便会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这一点，从而损害中国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我总结说，考虑到印度政府安排了这次会谈并提供了以上信息，我们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在追求和平与减少国际冲突等方面，中、印拥有共同的利益……

……

……陈毅表示感谢，说他会立即转告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对苏联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立场感到非常满意。

……陈毅同样认为现在尼赫鲁的处境十分艰难。

我们观察到，《人民日报》的社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中就提出了这个连尼赫鲁本人都无法反驳的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同时也为其指明了一条如何走出困境的道路。陈毅谈及此事时说道，社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将为此事画上句号，并呈现出一条修复双方关系的道路。陈毅继续说道，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两天时间里，印度方面没有对其进行报道，影响也很小。显然，印度方面希望降低大家对西藏问题的关注热情，从而能够与中国和平相处。

……我们不会再发起对印度的激烈反击运动了……

……

从会谈中可以看出大家都想重修友好的中印关系，不希望关系恶化，并打算采取解决措施。但是，这仍将取决于尼赫鲁未来的表现。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7，п.442，л.48-52

№24949 苏联地质研究所关于同中国地质研究所合作的报告(1959年5月9日)

随着中国地质部地质学家代表团对列宁格勒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访问，苏联地质保护部地质研究所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在1956年建立了科学上的联系，参加这次访问的有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者，其中包括现在的研究所所长朱晓晨(Чжу Сяочен)、副所长黄汲清、研究所区域地质与矿产综合研究室主任郭文魁。他们熟悉了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的结构、主要部门和实验室、最主要的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所科研工作的总方针。

1957年2月，以地质保护部部长П.Я.安特罗波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地质学家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А.П.马尔科夫斯基同志参加了这次访问。苏联代表团在对中国进行访问期间了解了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工作，研究所的结构、计划、科学工作的总方针。

1957年11月，中国地质部北京地质研究所代表、前寒武纪研究室主任的程裕淇同志对苏联进行了访问。这次中国地质学家小组由地质部副部长许杰领导，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首，他们在研究所研究了地质工作的方针，其中包括对远古厚层进行研究，以便确定其绝对年龄等。

1957年12月至1958年1月，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А.П.马尔科夫斯基以及地图绘制部主任С.А.穆济列夫在中国期间同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朱晓晨副所长、地质所地方分部主任郭文魁以及地图绘制部主任王晓晨(Ван Сяочен)同志一起，对中国地质部的勘测工作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地质地图的绘制问题，该任务被委托给了北京地质研究所。

1958年8—9月，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А.П.马尔科夫斯基、地质和矿藏部主任Л.И.博罗维科夫、古生物学地层部主任Н.К.奥韦奇金、古生物学实验室部主任И.М.波克罗夫斯基在苏联地质保护部科学分部主任А.А.阿米拉斯拉诺夫的带领下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他们同北京地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就苏中两国政府在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议中规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协议规定了关于共同解决一些科技问题，苏联援助中国解决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对地质和矿藏的远古厚层进行研究，制定欧亚大陆的地质地图、古生物地层工作，苏联方面的负责单位是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而中国方面的负责单位是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

苏联专家进行的这次访问以及他们同地质研究所工作人员一起进行的工作都是根据已经得到批准的1958年的共同工作计划进行的。

双方的研究所一起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协调了立场，并通过了双方在1959年的工作计划。

自从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建立联系以来的上述时间内，通过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全苏地质学图书馆以及直接向北京研究所的代表转交了在苏联印制的一些地图、专著、教学指南、关于各种地理问题的指示和指南。对中国各地区岩石的绝对年龄进行了确定，并把相关的结论送往了北京研究所。

苏方从中国方面得到了各种出版的关于地理问题的专著和文章。

苏联专家对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工作进行了了解，并根据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方针共同制定了直接进行科技合作的选题，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А.П.马尔科夫斯基、地图绘制部主任С.А.穆济列夫、哈萨克斯坦地质和矿藏部主任Л.И.博罗维科夫、古生物地层学部主任Н.К.奥韦奇金、古生物实验室主任И.М.波克罗夫斯基共5名专家参与了这一工作。

在这段时间，中国各方面地质学家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访问，了解了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代表团成员有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所长朱晓晨同志、副所长黄汲清同志、前寒武纪研究室主任的程裕淇同志、区域地质研究室主任郭文魁4名同志。

规定的一项共同的工作计划是1959年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对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进行访问，研究需要共同完成的一些课题。

在完成相关工作的时候，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苏联其他地质机构的工作人员使用了来自中国的关于各种地质问题的研究材料，这些材料使得苏联专家可以确定一些新的地质数据和中国的矿藏，解决许多共同的地质问题，其中包括对一些古老的厚层进行研究，进行生物地层学研究、大地构造学研究以及对矿藏分部的规律进行研究。

现在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和中国地质部地质研究所正在共同制定下一步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对于苏联解决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课题是：绘制欧亚大陆的地缘地图、研究古老的地层、进行古生物学地层研究。

全苏地质科学研究所所长

Н.И.马罗奇金

1959年5月9日

РГАЭ，ф.9493，оп.1，д.1042，л.4-8

№24950 米克拉泽致马克萨廖夫函：关于借鉴中国竹筋混凝土的经验(1959年5月14日)

副本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主席Ю.Е.马克萨廖夫：

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有非常良好的自然条件来发展竹业。栽种的竹子有数千公顷，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不仅可以在黑海沿岸，而且还可以在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栽培。

同木材相比，竹子有一些非常宝贵的品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用于生产的竹竿，竹子的能产性很强、很坚固，因此利用竹子作为竹筋混凝土的结构在国民经济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竹子可以替换一些建筑材料，并且可以节省钢筋，弥补钢筋的不足。在农业建设中使用竹筋混凝土，特别是在葡萄园使用竹筋混凝土架构是很经济的，也是非常有前景的。

格鲁吉亚竹筋混凝土的开发同一些研究工作和理论实验性工作的完成紧密相关，这些工作需要花费一些资金和时间，主要是要依靠竹子作为加强料来保障混凝土的黏着力。

根据文献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了竹筋混凝土的生产，关于寻找绝缘材料的组成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没有给出关于绝缘材料的组成的数据以及关于生产竹筋混凝土工作的特点。

考虑到，竹子和竹筋混凝土在民用、工业和农业建设中都有广阔的前景，为了真正在我国使用竹筋混凝土，我们认为需要了解中国生产和使用竹筋混凝土的丰富经验，为此应该派遣三名专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哈尔滨工学院)出差一个半月，他们到中国出差的这些地方在就建设中使用竹子而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经非常充分了。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请求，在就上述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专家一事上提供帮助。

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主席

Г.米克拉泽

РГАЭ，ф.9480，оп.3，д.1734，л.126-127

№09873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有关台湾、西藏等问题(1959年5月27日)

摘自П.Ю.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237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会谈记录

1959年5月27日

受中央委托，我拜访了邓小平，向他转达了关于日内瓦会谈进程的消息。

邓小平请我转达他对苏共中央向他通报这一消息的感谢，而且说，他将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邓小平顺便说，毛泽东身体欠佳，患了感冒。刘少奇身体也不大好，右臂疼。周恩来现在不在北京。

谈到政府首脑会议问题，邓小平表示同意这种看法，即召开这次会议势在必行。然后他问到美国新国务卿赫脱的情况，我根据我们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情报向他介绍了这个问题。

提到哈里曼即将去苏联访问和他也打算到中国来，邓小平说，他们讨论过哈里曼访华的适宜性问题，结论是现在访华没有好处。但是，他补充说，我们不排除哈里曼将来到中国访问。

根据从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消息，我同邓小平议论了苏加诺访问土耳其的问题。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表示浓厚的兴趣，他指出，现在在亚洲所有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为友善，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印尼的看法与中国是一致的。

然后又谈到南斯拉夫问题，谈到铁托访问东南亚国家，南斯拉夫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南斯拉夫严重的经济形势等。在会谈中指出，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集团接受南斯拉夫的思想。我们一致同意，为揭露南斯拉夫的挑衅政策，我们必须在阿拉伯国家加强我们的共同宣传。

邓小平强调，在某些方面，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比美国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人还危险，所以说，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邓小平说，我们非常关注这个问题，这是南斯拉夫提出特别抗议的原因。邓小平说，在中国报刊登载了新华社关于贝尔格莱德大学生罢课抗议饮食不好的报道之后，南当局提出抗议并警告中国记者，再出现类似情况，他们将采取报复措施。

谈到铁托和纳赛尔提出的四国领导人——铁托、纳赛尔、尼赫鲁和苏加诺会晤计划(鉴于日内瓦会议协调中立政策)，邓小平说，尼赫鲁坚决反对这一会晤。苏加诺似乎对这一计划表示出了某种兴趣。据消息灵通人士报道，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声称，他将详细研究铁托和纳赛尔所提建议的全部内容，到目前为止，还很难断定苏加诺对此问题的态度。邓小平指出，但有一点已很清楚，铁托和纳赛尔对这一会议的召开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邓小平说，美国人需要像现在南斯拉夫领导人这样的武器，美国人对这一武器利用得也不错，对此也不惜金钱。邓小平相信，最终这些钱将白花，就像当年在蒋介石身上花钱一样。

我问当前台湾形势怎样。

邓小平表达了他的看法：蒋介石不可能放弃政权，他要设法保住第三任期“总统”的位置。如果蒋介石继续连任“总统”的话，中国方面认为比陈诚甚至胡适当“总统”更好，美国则倾向胡适当选，陈诚当选是最差的，蒋介石至少目前还是适合美国需要的。在西藏问题上，邓小平表示，中共与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决不允许将西藏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解决。

我问台湾经济形势如何，邓小平指出，蒋介石目前是靠美国的援助而生存的。他认为让美国人出钱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最终要回到中国的怀抱。当然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中国也会等待一个时期，等待着情况越来越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那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使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中国的长期分裂会使全世界人民意识到，是美国在插手干涉中国的内政，更重要的是这将使蒋介石意识到，美国并非真正支持蒋介石，而只是在利用他，那时蒋介石也就不会再相信美国了。

在以后的会谈中涉及了苏联和中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我向邓小平介绍了我国正在为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做准备的情形。

我告诉邓小平，我们正在准备举行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邓小平预计中国今年农业将会取得大丰收，一些地区的小麦产量将比1958年提高50％，尽管一些地区的产量比去年有所下降，但全国小麦的总产量将比去年高出20％。一些地区减产的主要原因是遭到洪灾，还有一些地区是因为干旱造成的，如果雨季很快到来，这些地区的旱情可能会得到一定缓解。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严重失误，邓小平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去年大丰收的许多粮食，被人民公社的农民吃饭不要钱而消耗掉了。邓小平讲到在此之前，由于粮食供应比较紧张，农民注意经济核算和节约用粮，浪费粮食的现象很少，现在5亿 [89] 人口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他们需要更丰富和更美味的食品。邓小平重复说，目前最大的缺点是，农民自己消耗的粮食太多，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太少。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整顿公社的决议，指的就是逐步整顿这一重要的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简要谈了达赖喇嘛的问题。他说，以前尼赫鲁曾预言达赖喇嘛将在印度的总体计划中充当一个重要角色，并认为西藏如果没有达赖喇嘛将会发生混乱。但事实正好相反，西藏没有达赖喇嘛后情况越来越好。对尼赫鲁来说，达赖喇嘛反而成了他的负担，尼赫鲁和美国每个月要花20万卢比来供养达赖喇嘛和他的随从人员，现在尼赫鲁正打算把达赖喇嘛送回西藏。邓小平补充说，如果达赖喇嘛回来，我们给他的薪水会比印度和美国给他的都高。过去达赖喇嘛每次出访北京时，我们都至少给他20万元的开销，当他在拉萨时，我们每月支付给他和随从人员70万元人民币。

就此我指出，由于西藏事件，西藏农奴得到了最大的好处，他们渴望摆脱农奴制度。

邓小平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西藏人民群众已经起来进行民主改革。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同志、翻译阎明复、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莫丘尔斯基。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40-44

№2524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大跃进”的后果及中印关系问题(1959年6月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239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的会谈纪要 [90]

1959年6月1日

刘少奇今天接见了苏联代表团……

……

话题转到了国家现状上来，刘少奇认为，就整体而言是很好的，但仍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去年，中国发动了“大跃进”来解决所有新的、困难和紧迫的问题。现在，党认为并且希望可以解决掉这些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各领域之间出现的发展不协调，特别是工业和农业。1958年的下半年和今年的部分时间内，工业发展一直领先于农业，农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党的口号是工业和农业并举，这样的情况本不应该出现，但却发生了。形成差距的原因之一是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仅一年时间，中国国内的工人和雇员的数量就增加了2200万人。1957年底，中国拥有2400万名工人和雇员，而现在有约4500万。这样一种急剧的增长带来了许多政治和经济问题。工人们拿到工资，因此，提出了额外的商品供给的要求。……尤为困难的是人口与物资供应之间的矛盾。在中国，我们无法满足人们对包括食品在内的一系列商品的全面需求。所幸我们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

大量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发展。我们讨论了将过去一年间进城的部分工人送返回到乡下的可行性的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清楚认识到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增产的必要性。刘少奇说，不久前他读一本有趣的书，书中提到美国约有600万人直接从事农业和畜牧工作，这部分人是重要的，因为他们为美国人生产了所需的食物，甚至还满足了出口其他国家的需要。在中国，我们在农村有大约5亿人，不少于一半的人有能力工作。有人会认为这个数量足够了。然而没有机械化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还需要站在国家发展的视角上考虑问题，同时，我们的生产力必须提高，只有这样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才会被解放出来，以便进入其他的生产和研究领域。

……在这一点上，刘少奇再次强调了中国劳动力和生产经验的低效。刘少奇说，我们必须更加注意这个问题，科学在日后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

谈到国际问题，刘少奇谈到，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中国的彭德怀元帅一起去阿尔巴尼亚表示担忧。

……刘少奇关于西藏的看法：我们的敌人很高兴。印度反动派很希望达赖喇嘛能在印度。但是这不会让我们有任何不安。相反，这能使我们有机会更快地推进西藏的民主改革。反动派在西藏人越少，我们的工作越容易进行……

现在，印度人想要与我们进行谈判，商讨达赖喇嘛和他那些(在印度的)叛军返回西藏的问题。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回来，当然，这是在印度不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印度提出的条件。

……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7，п.442，л.88-93

№25244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西藏问题及中印关系(1959年6月2日)

摘自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6月3日

第1385/ГС号

机密

文本第7份

普希金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谈话记录 [91]

1959年6月2日

我应刘晓大使的要求接见了他。

1.大使先生递送了一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信。这封信是关于1960年苏联给予中国的军事援助的。

(我)告诉大使先生这封信一定会递送到它的目的地。

注：这封信是专门送给赫鲁晓夫同志的。

……

3.谈到西藏的情况，刘晓说：西藏问题在其内部方面应该被视为已经解决了。我们仍然面临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要清算封建关系，并且这个工作的开展要建立在民族自治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都十分现实。

刘晓表示：从这种意义上说，发生在西藏的反革命叛乱也有它的积极意义。由于我们已经把参与组织西藏叛乱的西藏反动派领导人的财产充公并禁止他们出境，因此这件事情的危害应该不大。我们没有打算继续镇压这股反叛势力。政府将会赎买地主的牲畜以及西藏封建地主的房产，此外我们会每年给他们一定的利息。刘晓强调这个过程不应采取过分强硬的手段。

提到西藏问题的外部方面，各个方面也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刘晓继续说道。尼赫鲁明白如今中国已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国家。印度反动派关于西藏的阴谋已经失败。尼赫鲁认识到在印度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并没有带给他想要的结果。如果印度想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也会得到中国方面的积极回应。

刘晓说，不久前中国给印度的外交照会中提到了关于中印关系的问题，其中特别指出，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印度的主要敌人，真正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刘晓表示，这封照会在印度受到了高度重视。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普希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20-22

№24980 达什扬的报告：关于苏联政府给予蒙古的借贷情况(1959年6月3日)

关于苏联政府向蒙古政府提供借款和信贷的报告

下面将要摘录的是苏联向蒙古提供的借款和信贷的资料。这些资料，或者源自两国当年签署的条约和协议，或者众所周知地保存在外交部的相关资料。鉴于苏联给蒙古的此类借款和贷款并非都具有事先的协议——这种情形在蒙古人民革命后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我们这里所提供的这方面资料并不完整。例如，依据档案资料我们知道，还在1921年苏俄便曾给了蒙古约10万卢布，以助其组建蒙古合作联盟，可当时关于苏俄对蒙古的这一援助并没有签署任何书面协议。

关于苏联在1924—1925年间给蒙古的一些借款的情况，我们只是在更晚时候双方所签署协议中找到相关内容并引用之。

例如，从苏联外交部档案中现存的文件来判断，苏联根据1924年12月23日协议曾以4厘的年息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借款100万卢布，或者1052901图格里克(按当时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在现有档案中虽然没有找到该1924年12月23日协议，但有其他一些官方文件证明：在1932年11月1日以前蒙古已偿还了该借款的一部分——数额为75万卢布或789743图格里克；截至1933年1月1日以前剩余的借款——数额25万卢布或263158图格里克被列入1932年5月26日苏联给蒙古的另一项借款——据此，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共向蒙古借款400万图格里克。截至1933年1月1日，苏联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在不同时间向蒙古提供的、尚未偿还的借、贷款共计8950326卢布或(根据1图格里克=0.95戈比的汇率)9426658图格里克。但这些借、贷款均没有保留相关协议，只有依照年代划拨该借、贷款项的文件记录。

一、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苏联)向蒙古提供总额1400万图格里克，名为“1933年整理借款”的长期借款，期限15年(自1933年1月1日至1948年1月1日)，年息2厘。该整理借款包括了苏联以前给蒙古的、截至1933年1月1日以前尚未完全或部分偿还的借、贷款。

1.125万卢布或263158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为蒙古尚未偿还的、苏联依据1924年12月23日协议向蒙古提供的用以确保蒙古发行新货币的借款。

2.该借款的年息为4厘，利息计算时间为：自苏联向蒙古政府实际提供这笔借款的1925年4月至1933年1月1日即7年零9个月，期间利息共计77500卢布或81580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3.根据上述1924年12月23日协议，苏联还向蒙古借款75万卢布(789743图格里克)，年息4厘，期限为：自苏联向蒙古贸易工业银行转交第一批铸币(1926年1月)始至蒙古偿还该部分借款(即1932年11月1日)止，共计6年零9个月，利息共计20.5万卢布或215800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4.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根据1932年5月25日协议向蒙古提供了400万图格里克的借款(用途不明)。

5.这笔借款的年息为2厘，结算具体情况如下：

(1)自1932年6月1日至1933年1月1日即7个月间，160万图格里克借款的利息为18666图格里克。

(2)自1932年11月1日至1933年1月1日即2个月间，其余240万图格里克借款的利息为8000图格里克。

6.苏联军事和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在不同时间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的、尚未偿还的贷款余额共计8950326卢布或9426658图格里克(依照汇率1图格里克=0.95戈比计算)。

以上所列蒙古欠苏联的借款、贷款和利息共计14013862图格里克，其中1400万图格里克是苏联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以年息2厘、整理借款方式给蒙古的，其余13862图格里克已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汇入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活期账户。

二、依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苏联相关组织应向蒙古提供800万卢布的商品和物资等。期限为8年，无息。

三、依据1934年3月9日协议，苏联向蒙古提供贷款共计1120万图格里克，其中以现金方式——823.7万图格里克，以商品和物资方式——226.3万图格里克。期限为10年，无息。

四、上述三项总额为3320万图格里克的借款，根据1935年10月5日协议被变更并纳入1934年的一项统一的无息借款——总值为500万金卢布或1740万图格里克，期限为25年。

为了这些借款的变更，苏联和蒙古政府之间在1934年12月1日有一些书信往来(具体为斯托蒙扬科夫和甘东的互通信函)。在这些互通信函中提到：1933年以前苏联给蒙古的用于国防的借款，根据1933年8月27日协议被变更为1933年借款名目，总金额为1400万图格里克。在1933—1934年间，苏联又给了蒙古两笔用于国防目的的借款，总金额1900万图格里克。这样，截至1934年11月30日，蒙古欠苏联的、以国防为目的的借款总额为3300万图格里克。

为了满足蒙古政府的请求——关于请苏联为其偿还这些借款而提供更优惠的条件，以及出于协助蒙古组建本国军队的良好意愿，苏联政府表示准备将蒙古的欠债从3300万图格里克削减至500金卢布，并相应地把该500万金卢布和蒙古为偿还这笔借款而每年上缴的20万金卢布(票面价值)，一起列入1934年的一笔统一的无息借款名目之中，期限为25年，即从1935年12月1日起至1959年12月1日止。

另外，在同年12月1日的一些双方互通信函中还提到：苏联决定由自己承担截至1934年1月1日蒙古所欠的一笔商业债务——共计2940万图格里克。上述信函中指出：这笔商业债务是由于苏联一些组织依据蒙古政府相关决议而紧急运往蒙古而造成的，目的是满足蒙古牧民的需求和促进蒙古经济的稳固。而在蒙古已建立了正常的商品流转的情况下，此举无疑会导致蒙古市场的商品饱和即当地市场价格的下滑。

苏联商品迅速输入抬高了蒙古对苏联商品输入的成本，从而形成了蒙古对苏联的一大笔商业债务。

截至1934年1月1日，苏联外贸银行的资产平衡表数据显示：蒙古银行对苏外贸银行的欠债金额为3900万卢布，而苏联外贸银行对蒙古银行的债务金额为960万卢布。

鉴于蒙古政府提出缩减蒙古银行的债务的请求，为了切实帮助蒙古稳定经济并表明自己对蒙古人民的友好态度，苏联政府决定由自己承担蒙古银行对苏联外贸银行的债务，并无偿地代其向苏联外贸银行偿还2940万图格里克。

1934年12月1日关于重新评估苏联蒙古公司固定资本的协议规定，苏联将承担与这些公司的组建相关的部分开支。

该协议指出：“两国政府同意对如下苏蒙合营公司——蒙古运输公司、蒙古羊毛公司、工业公司和‘蒙苏布内尔’(Монгсовбунер) [92] 的固定资产进行再评估，并以金卢布来确定图格里克的结算汇率，以便两国政府在不晚于该协议签署之日起的6个月内共同明确如下问题：那些合营公司将完全归属蒙古所有，而蒙古政府将在何期限内和在何条件下偿还苏联政府在这些公司中所投入的资本。”

应蒙古政府的请求，在按金卢布把“工业公司”的资本额确定为300万图格里克的条件下苏联政府同意把上述资本定额的超支部分，即500万图格里克(根据1934年12月1日协议，1图格里克=30金戈比)无须补偿地全部由自己承担。

五、1933年，苏联轻工业部向蒙古借款55万图格里克，以补充蒙方在合营的“蒙古羊毛公司”中所占股份的比例，偿还期限8年，年息2厘。

六、1937年，苏联向蒙古贸易和工业部贷款46万图格里克，以便(向蒙方)供应汽车，偿还期限10年，年息4厘。

七、根据1937年11月30日苏联驻蒙古贸易代表与蒙古贸易、工业、交通和通讯部之间所签合同，苏联向蒙古贷款220万卢布，以扩建中央热电站工业综合体，贷款期限10年，年息3厘。

八、1940年苏联向蒙古贷款124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赎买苏联在两国合营股份公司中所占的股份，贷款期限20年，年息3厘。具体情况如下：

EPUB/Image00034.jpg

九、1940年苏联向蒙古借款1740万图格里克，用以从苏方手中赎买窄轨铁路，借款期限20年，年息3厘。

十、1944年苏联向蒙古贷款3800万图格里克，以助蒙方从苏联手中赎买乌兰巴托至阿尔坦布拉克的公路，贷款期限25年，年息(未知)。

十一、1947年苏联向蒙古贷款3470万图格里克以助蒙方赎买东部公路，贷款期限10年，年息(未知)。

所有这些贷款和借款都是苏联在战前向蒙古提供并被(蒙方)使用的，虽然其中一些借、贷款协议是在战争期间(1944年)和战后(1947年)才签署的——例如，苏联向蒙古提供的用于赎买(于1937—1941年建筑的)公路的贷款。

苏联给蒙古的较大规模的借、贷款都是近期提供的——始于1949年，当时蒙古正开始兴建乌兰巴托铁路和其他一些工程。

十二、根据1949年6月6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3680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上缴在乌兰巴托铁路联合企业中所占股份投资，贷款期限50年，年息1厘。

注：1957年经换算为外贸价格后，该贷款金额为18690万卢布。

十三、根据1953年4月8日协议苏联向蒙古借款95800万图格里克，以助其补缴在乌兰巴托铁路联合企业中所占股份投资，借款期限50年，年息1厘。

注：依据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3月25日指令——要求依外贸价格重新评估乌兰巴托铁路的造价。而因此，苏联依据1949年6月6日和1953年4月8日两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从132600万卢布减少至67360万卢布。这就是说：苏联根据1949年6月6日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为18690万卢布；根据1953年4月8日协议而给蒙古的借款金额为48670万卢布。

十四、根据1953年11月28日协议苏联给蒙古贷款8000万卢布，以助其建设纳来哈矿山，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注：协议最初规定贷款数额为1亿卢布。

十五、苏联根据1955年6月27日协议向蒙古贷款220万卢布，以助其购买工程设备，贷款期限5年，年息2厘。

十六、根据1955年8月12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5500万卢布，用于建设工业和市政企业，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十七、根据1956年4月23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3500万卢布，以便在乌兰巴托建设生活性住宅，贷款期限15年，年息2厘。

十八、根据1957年5月15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2亿卢布以改造热电厂、建造广播电台和发展农业等，贷款期限10年，年息2厘。

十九、根据1957年5月15日协议苏联向蒙古贷款4000万卢布，以便蒙方赎买苏联当年在蒙古股份公司“苏蒙冶金”中所拥有的股份，贷款期限30年，年息不详。

附录：蒙古向苏联偿还借、贷款的相关资料。 [93]

С.达什扬

1959年6月3日

1958年10月27日

第2101/ДВ号

АВПРФ，ф.РеферентурапоМонголии，оп.41，пор.21，пап.261，л.56-63

№103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提供给中国的飞机质量问题(1959年6月10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9年6月10日会议第107/5号记录

第5项　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21厂领导对其产品质量问题的错误态度。

(谢尔宾同志、塞菲同志、杰缅季耶夫同志、伊格纳托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基里琴科同志)

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21厂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米格19飞机有生产缺陷。

正如所查明的那样，飞机的生产和装配工艺水平低下以及对完成工序质量的监督情况不尽如人意，是造成提供给中国的米格19飞机生产缺陷的原因。

厂长亚罗申科同志和总工程师塞菲同志没有及时采取措施，以保证所提供的飞机必须具有的质量以及提高工厂工作人员对于生产的产品的责任心。

苏共中央决定：

1.由于提供给中国有生产缺陷的飞机，给21厂厂长А.И.亚罗申科同志以及工厂总工程师Т.Ф.塞菲同志警告处分。

2.责成苏共高尔基州州委员会和高尔基州国民经济委员会，研究21厂和119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情况，给予各级党组织和工厂领导必要的帮助，以便消除现有的缺陷，并对于生产不合格产品的犯罪分子追究责任。

ЦХСД，ф.4，оп.15，д.632，л.3

№20634 曹克强在苏联驻朝使馆的座谈：人民公社的整顿和农业收成(1959年6月17日)

1959年6月1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5月21日至6月19日

第14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6月17日

今天中国大使馆参赞曹克强在苏联大使馆里为大使馆、商务代表处和经济顾问部门的外务工作人员们开了一次题目为“谈谈朝鲜的农业发展”的讲座。

讲座开好后举行了座谈会，座谈时曹又一次强调说，中国的党和政府经常不断地注意纠正中国在组织人民公社的最初几个月里所犯下的人民公社社员的薪金上的缺点。现在人民公社里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的过程中，那些匆忙地和无足够根据地竭力想把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工作干部的错误观点也在得到纠正。

我问，今年有哪些品种可收割，52500万吨稻子的收成计划是否完成得了。对这个问题，曹回答说，全国的农作物收成是好的。如果没有什么自然灾害的话，那么今年全国的农民定会完成这一年的计划，并会收获5亿多吨谷物。现在全国的人民公社社员都在为完成中国的党和政府摆在他们面前的今年的任务而奋斗。

曹讲，在苏联，鉴于今年6月24日即将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到处都展开了一场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七年计划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所有的企业中，工人和职员都在具体地讨论完成和超额完成七年计划的措施，并在发掘提前完成计划的潜力。

曹讲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国民经济委员会诸企业的工人和职员的主动精神，他们做出了决议要在1964年提前完成生产水平方面的七年计划。苏共中央在一份特别决议中表扬了他们的责任心，并号召全体苏联人民效法他们的榜样。

随后我通知曹，莫斯科的全苏国民经济成果展览会已开幕了。

我通报了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进程：详细地叙述了苏联代表团在今年6月10日的会议上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西柏林和全德委员会问题的新提案；向曹讲了西方强国在对待苏联提案和解决德国恢复统一问题的态度上的立场。

曹说，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葛罗米柯经常向中国驻瑞士大使通报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进程，因此中国政府和外交部是了解日内瓦会议的正在进行中的大事的。

出席座谈会的有参赞托尔宾科夫、二等秘书В.М.巴库林、使馆随员王保民。

拜访了南日，他转交了一份7、8月份要被派到苏联去休养和治疗的8个领导人员的名单。

南日还通报说，中国朋友同意朝鲜的非官方代表团去谈判朝鲜人民军的物质技术装备问题。到北京去谈该问题的是金一、李钟玉和金光侠。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43-144

№09872 斯卡奇科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关于中国经济状况的报告(1959年7月2日)

苏共中央：

兹按照情报程序呈上国家对外经委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整理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附上述报告，共7页。

国家对外经委主任

斯卡奇科夫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

根据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朋友们开始打算在1959年仍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与1958年相比，年度计划预计工业总产值增长41％，钢产量增长62％，煤炭增长41％，基本建设投资增长26％，等等。

但是，正如现在中国朋友们承认的，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定得高了，因为制订计划时没考虑客观条件和国家的现实能力，没充分分析1958年的结果。在实施“大跃进”过程中，到1958年底，国家经济发展已出现严重困难，一些国民经济部门之间已出现比例失调。它们是：能源、冶金，尤其是交通运输落后，工业产品质量急剧下降，居民食品和某些工业品供应出现紧张。

据周恩来同志今年6月17日同扎夏迪科同志会谈时承认，在计划国民经济和领导经济建设中，中共中央和地方机关在1958年采取了主观主义立场，出现了重大失误。没有充分注意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大大提高了计划任务指标，如煤炭、冶金生产任务和铁路运输，过高估计了“小高炉”(习惯叫法)的作用。经验表明，小高炉不行，根本不能作为发展冶金工业的基础。这些小高炉生产的大量生铁(约6000万吨)和钢(250万吨)质量不高，含硫和磷很高，不能用来生产优质钢和轧材。用这种方法冶炼的部分金属根本就没从边远地区运出来。

谈到1958年几乎增加2100万职工，周恩来同志指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不需要招收这么多职工。一部分新招收的工人没有用场，还得给他们发放工资。工资总额的急剧增长加剧了城市和农村居民供应的紧张。

在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问题上也有失误，按照计划，本应建设692个超限额项目，实际上建了1600个，没有集中资源搞首要的项目。

1959年过去的几个月表明，年度计划指标是不现实的，必须进行调整。过去5个月主要工业产品生产状况是这样的：生产钢430万吨(或年度计划的24％)，轧钢290万吨(或21％)，电力151亿千瓦(或38％)，煤炭1.59亿吨(41％)，水泥410万吨(32％)。由于物质、技术器材供应和集中供货的中断，由于继续大量生产伪劣产品，中国朋友还没能克服许多严重的困难，还没能理顺企业的正常工作。

这些困难和经常完不成工业生产计划决定了这种状况，5月份国家计委和其他部一起被迫对年度生产指标进行修改，降低生产指标。例如，钢生产指标由1800万吨降到1300万吨，生铁由2400万吨降到1900万吨，轧钢由1400万吨降到900万吨，煤炭由3.9亿吨降到3.3亿吨(由于外运困难)，铁路建设由10000公里降到5000公里。尤其是大大降低了机械制造计划指标。这一变动的正式通知尚未公布。

今年5月份同4月份相比，工业生产额明显减少。例如，蒸汽机和汽轮机的生产比4月份减少40％，蒸汽锅炉减少66％，动力机械减少52％。由于原料不足，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生产也减缩了，棉纱减少19％，酒精减少25％，卷烟制品、胶鞋、自行车、麻袋等生产减少10％—15％。5月份相应的工业生产总额(包含人民公社工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比今年4月减少8.2％，产值136亿元。

在基本建设领域，尽管建设项目的数量减少，开工项目的物资材料供应有所好转，但项目投产运营不够充分。5月份，超过项目限额工地约有1100处，5个月时间里投产项目仅有115个。5个月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86亿元，为去年同一时期的189％。5个月新投产项目生产能力达到：生铁210万吨，焦炭200万吨，开采石油89万吨，石油加工130万吨。

5月份各种运输有所改进。铁路运输5月份比4月份增长5.8％。每昼夜装车达到36800个车皮。滞留货物有所减少。同时应该指出，粮食、棉花和日用品运输5月份比4月份有所减少。总的说来，运输业仍然落后于其他部门的发展，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在农业方面，现在已开始群众性夏收工作。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预计(这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经济参赞报告的)，夏季粮食可收获4000万—4500万吨，其中包括冬小麦3000万—3400万吨。鉴于去年产量提高而一些省份多征农业税的做法，毛泽东于今年5月初写信给各省委，批评提高产量指标和多征农业税的做法，批评一些县和省过高地规定完不成的产量指标。他同时强调，中国的粮食问题仍然很尖锐，解决这个问题，大约还得10年时间。这期间要完全解决农业机械化问题。这样评价粮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新的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按照中国领导人1958年的声明，他们准备在2—3年内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供应总的形势依然紧张。5月份，粮食和其他商品仓库储备继续减少。例如，到5月底，同4月份比较，粮储减少24％，棉布仓储减少5.2％，植物油减少2％。

在加速建立人民公社的过程中，在组织收入分配和农产品需求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向供应的平均制度过渡，放弃严格的生产定额，热衷于满足农村的需求以及其他一系列原因导致了城市农产品供应大大减少。城市食品，尤其是肉、动物油和植物油短缺。由于出现紧张，除粮食、植物油和棉布限额供应外，1959年肉、糖和肥皂也开始凭票供应。市场上和商店里开始排长队，食堂2—3个小时便卖完一天的定额，只好关门。

农村粮食也不够吃，山东、河北、广东省粮食短缺。而甘肃、云南、新疆粮食形势很好，但把粮食调往缺粮的地方有很大困难。农村粮食供应也紧张，据陈毅今年6月8日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北京外交代表通报情况时所讲，这是人民公社(有5亿多农民)免费饮食过度浪费直接造成的。如果再考虑到毛泽东对地方党委的专门呼吁，禁止各地向农民多征收粮食，可以看出，说1958年收获3.75亿吨粮食，看来是多说了。

从短缺商品供应定量上看，可以说，规定是很严的。比如，植物油，北京市民每人每月供应10两(330克)，干部定额是16两，合500克，计划今年内的定量是每人每月500克。糖的定量是3口之家每月供应500克，肥皂3口之家每月1块，棉布每人每年8米。

按照中央机关的决定，现在执行的居民粮食定量还要减少，这要在居民点街道委员会开展宣传的条件下，根据自愿原则实行。

在实施大跃进的过程中，中国朋友忽视了扩大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因此到1958年底尤其是今年，像毛巾、香烟、碗碟、小件金属制品等这样一些畅销商品都感到很紧张。统计机关在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大城市进行的调查表明，现在小型日用工业品的生产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例如，今年4月份肥皂生产比去年同期下降40％，而肥皂销售这一时期几乎增长37％；胶鞋——相应数字为2％和72％，暖壶分别为26％和6％；毛巾和针织品生产增加30％—55％，而他们的销售增长60％—95％。

由于畅销货短缺，在上海、北京、天津和南京，对中国消费者不典型的一些日用品如闹钟、手表、毛料和丝绸布、收音机等的销售在今年第一季度也增长1—2倍甚至3倍。

现在日用品的生产，不仅是数量上，品种上也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例如，北京批发基地的商品品种，同去年相比，减少4200种。

造成国内市场紧张形势的首要因素是居民购买力的增长：职工人数急剧增加和工资总额的增长。1959年1—4月，国家支付的工资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9亿元，是1958年职工工资总额的1/6。

由于商品短缺，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取消了部分储蓄(约7亿元)，用这些钱搞个人商品储备。

人民公社由于出卖农产品，货币收入今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亿元，除偿还贷款，剩下的钱也用来购买工业品。

这样，仅上述几个因素就使购买力增加近40亿元。

为了纠正出现的形势，中共中央打算采取以下措施：1.坚决缩小食品和工业品总的开支，压缩居民购买力(其中行政管理机构开支保持去年水平)；2.严格控制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其中计划裁减职工1000万，主要是从农村招来的新工人；3.对给人民公社发放农业贷款建立严格监督；4.加强吸引劳动者进行储蓄的工作；5.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司司长

Г .舍维亚科夫

ЦХСД，ф.5，оп.49，д.243，л.1-8

№20700 葛罗米柯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日内瓦外长会议前景(1959年7月4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6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第1709/ГС号

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南日的座谈记录

1959年7月4日

礼节性拜会、接见了赴伊拉克途中在莫斯科逗留的南日。

在谈话过程中我问南日，现在南朝鲜当局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方面表现如何。南日说，李承晚在不久前的一份声明中又谈到了“向北方进军”好像是统一朝鲜的唯一途径。李承晚分子认为，如果美国容许南朝鲜军队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挺进的话，那么国家将会迅速地统一起来了。李承晚断言，由于担心会有国际麻烦，所以这一次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会干涉朝鲜的事务的。

我说，李承晚在该情况下简直是像个老土政治家在发表议论。美国人对局势估计得比较清醒，所以才阻止他去冒险。

对南日的关于日内瓦外交部长会议的工作前景的问题，我回答说，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的代表，我们对日内瓦会议的工作看得比较乐观。不过，在柏林问题上还将会有一番艰巨而又复杂的辩论。至于召开峰会的问题，那么我们也许是能达成协议的。至少我们正怀着这个目的在做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

南日问，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打算不久就要再次访问苏联的这一消息是否属实。我说，这些谣传是没有根据的，没有进行过任何有关麦克米伦的新访问的谈话。

我问，朝鲜朋友如何评价今年的粮食收成。南日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今年的早熟谷物(小麦、大麦)的收成是空前的高。本地户指出，朝鲜在最近的100年里没有遇见过这种丰收。但是南日补充说，小麦和大麦在粮食作物的总数量中的比重并不高。水稻和玉米具有决定性意义。今年春天降下的雨雪数量大得足以令人相信，稻子的收成也将是高的。暂时还没有为玉米担心。朝鲜的条件对它的生长发育而言是很好的。

南日感谢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希望在今年7月份向它供应3万吨小麦的请求。南日同时还说，要不是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因失算而向国外出售了比该出售的数量多的小麦，那么粮食本来是完全够国内使用的。

谈话快要结束时，南日说，他想要与我详细地交换关于主要国际问题方面的意见。他还说，他受金日成的委托要谈一些问题，因为朝鲜国内正在为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来访做准备，而且还要通报朝鲜国内的内政情况和朝鲜的一些国防问题。

我与南日约定了要在下周初会面。

出席座谈会的有：朝方——李新八，苏方——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齐米亚宁同志和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Г.Е.萨姆索诺夫同志。

А.葛罗米柯

文件送：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琴科、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马林、А.Л.奥尔洛夫(中央委员会)、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佐林、谢苗诺夫、齐米亚宁、波采罗布

第мб-3156/гс号

1959年7月6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А.葛罗米柯

1959年7月6日

АВПРФ，ф.0102，оп.15，д.5，л.5-6

№25245 葛罗米柯接见刘晓谈话纪要：中国所需新的军事援助订单(1959年7月7日)

摘自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7日

第0608/ДВ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葛罗米柯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94]

1959年7月7日

(我)应刘晓同志的要求在中午12点的时候接见了他。

1.刘晓同志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提交给我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关于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请求新的军事援助的问题(这份备忘录已单独呈送苏共中央)。

刘晓大使特别强调了这批军事订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我)答复刘晓大使一定会立即把中国政府的这个请求传达给苏联政府。同时，我还说，关于这批军事订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们也会认真考虑。

……

苏联外交部长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24

№20635-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谈话纪要：满足朝鲜的经济要求(1959年7月9—12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第18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7月9—12日

应金日成之邀，我到他正在度假的水丰水电站地区(鸭绿江)的别墅里去拜访他，并详细地通报了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的情况。

谈话持续了2个小时，并进行得很活跃。金日成对全会的资料，特别是对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表现出了很大的兴趣。他不止一次地对一些可以和应该为朝鲜所采用的问题表示赞同，并发表自己的想法。尤其是金日成非常留心地听取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对下列问题的意见：

用有经验的干部去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严格遵守国家和党的纪律；

建立党组织监督行政工作的组织形式；

在工业和建设中组织安排铸造工作、电焊。

金日成对这些问题发表了下列意见：

我们自己必须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要用先进的、好的组织者去替代落后的集体农庄主席的论点。我们也必须靠把积极分子中最好的、有经验的同志调到农业合作社去任职的方法做到这一点。

我们有许许多多违反国家和党的纪律的事例，不过我们正在中央委员会里系统地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加强党的监督工作，要求也必须更严格。

我们应该在朝鲜更快地组织中央集权的机械化的铸造业。我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某些经营生产的领导人不同意我的意见。赫鲁晓夫同志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大概现在不会再让他们中的某个人心存疑虑了。

在发表这些和另一些意见的同时，金日成立即就委托出席座谈会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和内阁办公室主任崔哲焕准备一份供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审理的提案。

我也向金日成通报了下列问题：

供应3万吨小麦。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的请求，并下达了在今年7月份提供3万吨小麦的命令。

延长12300万卢布贷款的偿还期限。我通知说，苏联政府暂时还没有审理这个问题。朝鲜政府的延长贷款偿还期限的请求正在获得来自苏联有关部门方面的支持。

…… [95]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83-185

№13582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印度与西藏的关系(1959年7月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13日

第169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 [96] 的会议记录

1959年7月9日，符同志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

会谈期间，他说，近年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明显右倾，试图与美国亲近。他认为，印度国内的亲美集团对尼赫鲁施压，而后者无法以应有的方式抗拒这一压力。

关于西藏问题，符同志通报道，中国所掌握的材料充分证明，西藏事件与印度有着直接干系。在我们所掌握的文件中直接涉及了尼赫鲁本人参与其中的一些活动。但中国政府目前并不想将这些文件公之于众，并不想因此而对印中关系造成损害。印度政府实际上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现在它正在改变以前的立场，试图寻求与中国和解的渠道。符同志称，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都不想走极端——因为西藏问题而破坏两国间的外交关系。符同志指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所持立场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符同志说，实际上中国是有意让达赖离开西藏的，虽然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放他出去；中国现在认为，如果达赖不在西藏，那么政府将更容易整顿当地的社会秩序和对西藏实施必要的改革。

符同志个人认为，达赖喇嘛如今就是印度人的走卒。针对我提出的关于现在是否可能让达赖返回西藏的问题，符同志答，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只能在达赖无条件投降的条件下才可能接纳之，但后者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符同志说，中国研究印美关系的同志得出如下结论：目前美国正想办法与印度亲近，并为此试图协调印、巴(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此次会议持续1个小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利哈乔夫和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第252号

1959年7月11日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1，л.36-37

№2524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中国计划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1959年7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原文为中文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 [97]

……

根据朝鲜政府关于加强防务的要求，中国政府打算从1960年开始，在未来的若干年里，向朝鲜政府提供如下根据苏联型号批量生产的军事技术装备：

1.米格19型战斗机；

2.1226 MS型反潜舰；

3.用于炮兵和步兵的多种R型雷达站；

4. P-10雷达。

依照中苏两国政府已经签订的关于军事技术装备交付的一系列协议，我们迫切要求苏联政府对上述即将给予朝鲜的军事技术援助给予答复。

中国外交部预先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北京，1959年7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3，п.442，л.15

№20635-2 普扎诺夫与朴基永谈话纪要：金日成谈苏朝关系(1959年7月23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第18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7月23日

我接见了朴基永，他在朝鲜工作14年之后即将于今年7月25日返回苏联。

朴基永再一次感谢苏共中央为他提供了在苏共中央附属高等党校里学习，并同家人一起在这段时期居住在莫斯科的机会。

接着他说，昨天他与金日成通了一次电话，金日成感谢他(朴基永)在朝鲜的出色工作，并请他保持联络：给他(金日成)写信，并在他到莫斯科的时候去拜访他。

朴基永说，在拜访朴金喆的时候，后者请求他客观和准确地向苏联同志通报朝鲜的实际情况。同时朴金喆指出，有些朝鲜同志在回到苏联时并非十分准确地讲述朝鲜的情况。

接着朴金喆说，现在金日成与苏联大使建立了信任的同志关系；金日成不止一次地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们说，他一直都很高兴会见苏联大使；金日成会向大使通报国内所有的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42

№20635-3 普扎诺夫与金一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9年7月24日)

1959年7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7月3—30日

第18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7月24日

7月24日与金一会面，并通知他，鉴于朝鲜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决定把朝鲜付款偿清苏联按1955年3月31日协定所提供的那笔贷款的总数为12300万卢布的本金和利息的期限推延到1965年和随后的2年。还通知他，已经委托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去与朝鲜方面就这个问题进行正式谈判和签署议定书。

金一衷心感谢苏联政府满足了朝鲜政府的请求，并说，他会立即向金日成转达这个消息。令他表示特别感激的是因为偿清贷款的期限并非像朝鲜方面所请求的那样推延到1965年，而是推延到1965—1967年这段时间，即推延3年。他说，这是真正的兄弟般的援助，它是全体朝鲜人民的一件大喜事，并将更加巩固朝鲜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137-140

№25247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继续并增加聘请苏联军事专家(1959年7月24日)

原文为中文

中国外交部给苏联使馆函 [98]

……

……鉴于今年8月，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在1956年8月10日达成的关于苏联军事专家的岗位问题的协议即将期满，中国军事部门现已提出了苏联军事专家的人员职务列表，其中有137名专家，或者是被中国政府额外加入到聘请之列，或者是延长了其在华任期，其中115人是中国政府聘请的，22人是延长了任期的，另外还有任期未满的58位专家，总共是195人。需要指出的是，该表列出的需要聘请到中国的军事专家的任期是1959年8月到1961年7月。

……中国政府要求苏联大使馆将这个请求传递给苏联政府，并希望获得批准。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章)

北京，1959年7月24日

本函于1959年6月24日由中国外交部副司长陈伯清亲手递交给苏联大使馆顾问И.И.萨夫罗诺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3，п.442，л.12

№24952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关于同中国进行渔业领域合作(1959年7月27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副主席Г.В.阿列克谢延科：

在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工作期间，在同中国代表举行会谈的时候，中国方面多次向我们请求，就防治船蛆问题和轮船及港口设施的水下附生物问题的经验进行交流，据此，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在1957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交流经验，相互帮助，研究出防治船蛆(船上的寄生虫)和损害港口设施水下附属机体”的建议。必须为中国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木质渔船(大约45万艘)，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我们的专家准备了一些小册子和文章，并将其送往中国。同时，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些成就是令苏联感兴趣的。

考虑到上述所述，为了圆满地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专家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在1960年苏中科技合作计划中应该考虑向中国派遣3名在这一领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事先可以建议派遣生物学副教授Н.И.塔拉索夫(苏联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副教授А.С.乌瓦洛夫(物理化学研究所)、副教授Е.С.古列维奇(物理化学研究所)参加这些工作。

考虑到，今年10月5日将在河内(越南民主共和国)召开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例行会议，显然，在这次会议上将会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因此，请求您的建议，以便在有利的情况下，可以向委员会建议提出这样的条款。

全苏渔业与海洋学研究所副所长

西太平洋渔业调查委员会副主席

П.莫伊谢耶夫教授

1959年7月27日

РГАЭ，ф.9480，оп.3，д.1734，л.143-144

№24953 莫伊谢耶夫致阿列克谢延科函：同意接收中国的实习专家(1959年7月31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科技委员会副主席 Г.В.阿列克谢延科：

对您在1959年7月18日第10 34/1893号来信的答复。

兹通报如下：极地海洋渔业和海洋勘测研究所原则上同意接收中国的2名实习专家秦炳刚(Цин Бингуан)和吴业刚(УЕган)。

在这件事情上应当考虑到如下几点：

1.实习捕鱼方法最好的时间是从10月底到(次年)2月，也就是用深度不同的探测器在北冰洋地区捕捞鲱鱼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有机会了解用漂网捕捞鲱鱼的方法和技术。

2.了解用水声仪器搜寻、用探测器捕捞深水鱼的技术以及了解探测器的设计和试验方法可以在2月份到8月份进行。

3.为了进入海洋，中国的专家们应当有相关的通行证。

同时请求把工作计划以及专家的赞助单位和费用的支付程序(无论是他们的生活费，还是对其提供服务的费用)告知上述专家。

全苏海洋渔业和海洋勘探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П.莫伊谢耶夫

РГАЭ，ф.9480，оп.3，д.1734，л.128-129

№26589 米尔琴科的报告：在中国合作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计划(1959年8月4日)

第28-643号

1959年8月4日

1960年中苏关于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计划

(项目Ⅲ/12)

在中国和苏联开发油田和天然气田的合理性及制定合理的勘探方法

批准。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院士，地质地理学分院书记

Д.И.谢尔巴科夫院士(签名)

1960年中苏关于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计划

EPUB/Image00123.jpg

续表

EPUB/Image00023.jpg

续表

EPUB/Image00181.jpg

续表

EPUB/Image00089.jpg

苏联科学院地质和矿产开发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

М.Ф.米尔琴科(签名)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60，л.19-23

№13583 波采罗布致贝内迪克托夫函：提交赫鲁晓夫与尼克松谈话记录(1959年8月10日)

绝密

文本第2份

莫斯科，1959年8月10日

第01995ГС号

致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同志：

德里市

根据你们收到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8月8日下达的指示电报，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今年7月24—26日进行会谈的谈话记录的英文本送给你们。

为了使你们了解情况并做出判断，把提及的上述材料的俄文本送给你们。俄语文本按规定应在大使馆销毁。

附上述材料112页。 [99]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Б.波采罗布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1，л.34

№24955 米哈伊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夏衍谈中国电影的发展(1959年8月11日)

机密

1959年8月11日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如下，今年8月4日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请求接见了他，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夏衍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电影展代表团的团长，他说，中国同志希望，首先对电影展进行良好的组织，营造友好的氛围，希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团能够团结。

接下来夏衍同志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苏中两国文艺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当相互直接地、公开地告知我们工作中的所有缺点，就像分享工作中的经验一样。中国同志希望在今后发展文化联系的问题上得到友好的建议。夏衍同志指出，这些联系在深化和具体化。但是在其实现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

当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发展问题的时候，夏衍同志指出：中国艺术家是在“多、快、好、省”的口号下工作的，有时候忘记了为高质量的艺术作品而奋斗的必要性；在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也是如此。现在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高质量的电影、戏剧、音乐等等。1958年中国发行了103部电影，发行量就像苏联一样多，但是其中较好的或者说算得上好的大约有30部，中等的大约40部，有30多部被认为是较差的。因此，今年打算最多发行70—75部电影，以便保证电影的质量和思想艺术水平。

在中国的电影业中，目前导演的水平还很低，指挥还很缺乏。在艺术领域发展落后的是绘画和雕塑，周恩来同志已经指出了这一点。

今年8月份，中共中央将就文化问题召开会议，各省文化管理局的所有领导人都将会参加这次会议。

夏衍同志谈到了中国同志们关于1959年在莫斯科举办中国纪录影片和故事影片展的一些希望，他还请求帮助印制电影的副本。

8月6日同中国的同志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我们向他们通报说，中国同志关于中国电影展的所有愿望都会被加以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影片和科普影片展将在1959年8月25日到9月2日举行。

在展出计划中有如下影片：《星火燎原》、《卢西的生活道路》、《金鱼》、《庐山》、《北京的名胜古迹》、《苏州艺术展》、《儿童晚会》、《太阳在长江上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联合拍摄)、《地下宫殿》、《早春》、《盆景》、《珊瑚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故事影片展将在1959年9月29日到10月6日举行。展出计划中的影片包括：《党的女儿》、《红色的种子》、《护士日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飞行员保卫者》、《平凡的事业》、《老兵新传》、《风从东方来》(中苏共同拍摄)。

在举办影展的几天内我国荧屏上将会上演中国往年最好的电影作品(《祝福》、《女篮五号》等)。

电影展将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赤塔、乌兰乌德、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市举办。

中国同志们关于印制电影副本的请求也将被满足。

随后友好的会谈继续进行，在会谈中我阐述了苏联文化部工作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并讲述了苏共二十一大向苏联文化工作者提出的任务的完成过程。

中国的同志们也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对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特别强调说，他们的一项中心任务仍然是同艺术领域的修正主义作斗争。我们的敌人——修正主义者希望挑拨我们同苏联朋友们争吵，他们利用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夏衍同志说，在这一口号上他们有自己的盘算。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关于社会现实主义的讨论。但是中国的革命文学和艺术早就应当追随这种方法。

夏衍同志特别强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把社会现实主义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这一口号的出发点是，中国的一些作家和艺术家必须修正他们对社会现实主义方法的不正确的理解。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把现实主义理解为自然主义——没有梦想和想象。因此我国经常会出现一些枯燥的、公式化的作品。

夏衍同志在最后说，我们党的领导人特别关注文艺问题，指出必须把思想性同高度的艺术性结合起来。

苏联文化部部长

Н.米哈伊洛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307，л.44-46

№25249 普希金与张伟烈谈话纪要：请求苏联提供防空导弹及使用技术(1959年8月27日)

摘自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8月27日

第2129/ГС号

绝密

文本第33份

普希金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张伟烈的谈话记录 [100]

……我应张伟烈的请求接待了他。

……

……过去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飞机侵入了大陆领空进行空袭，使用了美国生产的RB57D型军用飞机。今年6月，有两架飞机还侵入了北京的上空。由于这些飞机的飞行高度太高，解放军空军无法进行拦截。

……为了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庆典之际保卫首都北京的安全，刘晓大使于7月7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致信苏联政府，要求其提供防空导弹和使用技术。……并要求在1959年9月15日前交付。

……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35

№25250 扎夏迪科与习仲勋谈话纪要：中共八中全会及中国状况(1959年8月28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А.Ф.扎夏迪科与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谈话记录 [101]

1959年8月28日

……

此外，习仲勋同志主动地详细阐述了中国当前形势的一些问题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成果。他指出，现在，尤其是八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形势正在转好。习仲勋提到，八中全会解决了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对1958年国家经济发展中的过高指标进行了修正，二是降低了1959年国家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习仲勋回顾了1958年国家经济发展的过高指标，并表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已经感到其目标是过于超前了。根据习仲勋的解释，鉴于当时群众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所以没人能对那些制定出来的指标进行客观的反思，因为那样做可能会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但现在是时候做出相关的纠正措施了。

习仲勋继续讲道，当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时，中共党内出现了一些不相信本国实力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这些同志认为要想在几年之内到达那样的钢铁产量增长是不可能的，也不相信整体经济会出现大幅增长。

习仲勋说，随后又出现了一些说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件坏事的同志……

习仲勋继续说，人民公社的巨大活力和优势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尤为明显的是，“在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公社遭受了失败”……

习仲勋不止一次提到，右倾机会主义者们正是利用了眼下遇到的困难，不仅反对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高速度和人民公社，事实上也在反对党的总路线。

习仲勋说，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团结。

习仲勋还提到，我们必须承认，1958年我们在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原则方面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你当然明白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将人民公社确定为农村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时，就对人民公社提出了一些问题。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就是一个例子。从一开始我们就确定了“将小集体整合成大集体”的原则。然而在建立公社的运动中，许多的超前行为得到了允许。分配领域中出现的类似超前行为也得到了允许——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得以确立。但是，这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1958年在郑州的会议上毛泽东就已经指出了类似的错误，并要求采取坚决的措施来修正这些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者们都知道，党在八中全会召开前的7个月里的确对这些错误进行了一些修正工作。

习仲勋再次强调，采取这些措施的确改善了全国农村各个经济领域的状况。

他进一步表示，我们认为“到了今年秋天，情况会有进一步的明显好转，而到了1960年上半年，全国的情况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善”。习仲勋笑着说，在他看来，“现在苏联同志可以对我们放心了”。

А.Ф.扎夏迪科同志回答习仲勋说，我们苏联人对中国同志始终是非常放心的……

在进一步谈到中国面临的食品供应困难时，习仲勋表示，1958年的农业实际上取得了大丰收，但是庄稼没有被得到很好的收割。除了你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情况之外，食品供应困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农民被灌输了“吃饭吃到饱”的理念，他们认为如今食物要比过去多得多。习仲勋还表示，我们当然一直在研究苏联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了解类似错误的可能后果，但我们没能避免这些错误在中国发生。

在回答扎夏迪科同志的问题时，习仲勋表示中国的工业企业在实行计时工资的同时，也引进了计件工资的制度。他强调，我们现在在那些适合的领域实行计件工资制，而在那些无法实行计件工资制的领域仍保留了计时工资制。

……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36-41

№13585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1959年8月2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7日

第32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年8月29日

8月29日，我应邀参加了使馆武官Г.帕夫洛夫上校举办的招待会，在那里遇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并询问了他对印中边境事件的看法。

他对我说，8月25日两名印度士兵靠近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一个名为郎久的边防哨所并向其射击。当中国军队开枪还击之后，印度人便扔下武器和一名被打死的士兵逃走了。8月27日，中国向印度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而印方也于28日就这一问题向中方提出了反抗议。稍后在与我的翻译交谈的过程中符同志又说，(印方)挑起这一事件的目的之一便是迫使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对此，中国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符同志对我说，据他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前不久阿尤布汗给尼赫鲁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两国)签署盟约以保卫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在苏联或中国对印、巴两国实施侵略的情况下，巴基斯坦将向印度提供军事基地并与之相互交流军事情报。符同志还说，他(阿尤布汗)这样做，是由于受到了美国和英国的压力。我对符同志说，我手中也掌握了类似的资料。我还告诉符同志，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阿尤布汗为了说服尼赫鲁这样做，甚至不惜以搁置克什米尔问题为交换条件。关于阿尤布汗的来信，尼赫鲁已与潘特和捷萨伊进行了讨论，似乎后者并不反对信中所提出的建议。符同志说，9月1日在与尼赫鲁会见时阿尤布汗还可能会提及这一问题。符同志继续道，据他所获得的情报，尼赫鲁已在内阁会议上公开了这封信的内容，但并未说明自己的意见，该信也没有在内阁会议上进行讨论。符同志表示同意我的观点，即印度报纸上关于印中边境事件所发出的鼓噪，印度国会中所提出的各种挑衅性问题和喀拉拉事件均表明，某些势力正希望促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将其纳入某个侵略性条约之中。所有这一切均证明，印度右翼势力正在进行积极活动并向更具侵略性的方向演变。

接下来，关于不丹问题，符同志说，在关于西藏的问题上印度已丧失了自己的立场，此外他还极力试图将作为主权国家的不丹当作自己的保护国，并以中国的侵略为借口对后者实施恐吓。符同志指出，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对不丹总理所发表的声明给予关注，后者在声明中一方面对尼赫鲁所做出的——在中国实施侵略之时印度将会为不丹提供保护——承诺表示欢迎，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止一次地声称不丹是一个主权国家。根据符同志所掌握的资料，不丹总理则倾向于与印度交好，但国王却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倾向于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符同志认为，不丹总理要想推行亲印度政策也并不太容易。

我对符同志说，不丹希望与一系列国家(其中包括苏联)建立外交关系。前不久，一位亚洲国家的大使曾向我通报道，不丹总理在9月初访问印度期间可能会在尼赫鲁面前提及此事，也可能向我们(苏联)驻印度使馆提出这一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经济参赞拓(Та)同志对我说，中国决定不参加1959年12月份在印度德里举办的世界农业展览会。他说，中方已通知印度，中国之所以不参加是因为中国正忙于节日庆典的准备活动。而实际原因在于，中国政府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参加展览会一定不会取得所希望的结果。

此次会谈的译员为俄国使馆一级见习翻译А.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5，л.115-117

№13590 贝内迪克托夫与符浩会谈纪要：关于中印冲突情况通报(1959年9月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14日

第34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符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9年9月9日

9月9日，我在保加利亚公使处举办的招待会上遇见了符同志，他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他说，他刚刚从印度外交部回来，周恩来同志托他向(印方)转交一封关于印中关系的信件。据符同志说，该信总结了印中关系的历史，并断言即使在1913—1914年间的西姆拉会议上中国也没有承认麦克马洪线。符同志声称，在1921年以前中国出版的边疆区地图与印度和英国的地图还几乎没有区别，但稍后印度人和英国人已开始有意地对其出版的地图进行改动。符同志还说，中国准备与印方举行谈判，并就一些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问题签署临时性协议，以便恢复边境的安定和在双方详细准备之后再最终解决边界问题。据符同志说，虽然中国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人从来也没有破坏过这条所谓的印中边界线，反倒是印度人越过了这条界线和侵犯了中国领土。符同志继续说，该信件要求印度人必须将自己的军队撤出中国领土，这样才可能大大地缓解印中间的紧张局势。

据符同志说，中印间的冲突事件只有一次，而所有其他关于印度侵略的报道均纯属杜撰。他认为，其他所有报纸上的鼓噪和在印度议会中所提出的问题均表明，在印度存在着这样一些人，其试图使印度脱离中立立场并被纳入某个西方侵略集团。可能，这只是他们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即首先破坏印度与中国、苏联和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进而促使印度与美国结盟，而后者将向印度保证——确保印度与中国和苏联的边界安全。也可能，印度的一些社会集团之所以要破坏印中关系，只是因为中国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印度。总之，符同志认为，周恩来同志给印度政府的信件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反动派，加强了进步力量。符同志说，周恩来同志的这封信很快将对外公布。

据符同志说，昨天印度驻伊朗大使Т.К.考尔又到他那里来了一趟，而在前段时间造访他的还有其他一些印度著名人物，如克里斯纳·梅农 [102] 、拉达克里希南 [103] 主席等。虽然这些人中有一些来是想向中国施加压力，但大多数还是怀着一个良好的目的，那就是希望印中关系得到改善。符同志继续道，正如周恩来同志在自己的那封信件中所言，印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国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中印紧张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印度自己最终什么也不会得到。

符同志还向我通报道，他打算明天第六次向印度外交部递交抗议书，原因是印度出现的针对中国驻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代表处的示威游行。

符同志认为，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上，而且在印度的报刊上，要对反动势力——纳里扬、克里帕拉宁等以应有的反击和驳斥。

此次会谈持续1个小时，翻译：使馆一级见习科员А.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5，л.129-131

№23036 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地位(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面积大约为990万平方公里，根据1953年7月30日的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为601938000人。现在中国大概有650000000人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就其实质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立法机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最高的执行机构是国务院。全国自上而下的地方权力机构都由选举产生，并设有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

于1921年7月1日成立的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社会制度的领导力量。到1958年年中，中国共产党拥有1272万党员和预备党员。中国共产党在各行政区、工厂、机关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都设有组织。中国共产党利用如下社会组织同群众保持联系：工会、全国…… [10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付诸了巨大努力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在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涉及到各个阶层，这些运动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运动(1950—1952年，1955年)，支援朝鲜反对美国的运动(1950—1953年)，1951—1952年的“三反”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浪费和反对贪污)和“五反”运动 [105] ，在1957年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开展了整风运动。

在社会政治领域也推行了根本的革命性的改造，比如，推行了土地改革(于1952年底结束)，在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贸易领域和手工业生产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由于在国内采取了这些措施，恢复时期的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并且开始了广泛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工农联盟得到了极大的巩固，居民的政治觉悟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在某些阶段的经验估计不足，是由于中国朋友们在思想理论方面不够成熟，这特别反映在经济问题的解决方面。

现在，特别是在中共中央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朋友们采取了新的方针，以便改变状况，消除不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

在1949年之前，中国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占农村人口不足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70％—80％的土地，占中国农村90％人口的贫农和中农只拥有20％—30％的土地。在工业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外资本。到1937年，中国的国外资本大约占国内总资本的7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人民政府在1950年通过了关于在尚未进行土地改革的那些地区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这次土地改革于1952年结束……

……同1946年相比，1949年煤的开采减少了2倍，生铁的产量较少了14％，钢的产量减少了16％……的生产减少了20％。农业生产也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战前相比，1949年的粮食生产减少了78％，棉花的生产减少了52％，耕作牲畜减少了16％。

在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年遭受战争摧残的经济恢复到了战前的最低水平，在一些方面还超过了战前水平。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利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不惜任何代价使中国摆脱政治、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局面。为此，中共中央在1952年颁布了早先制定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且据此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该计划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总路线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五年计划期间进行了……多项工业项目的建设。由于大部分大型工业企业都已投入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的性质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建立了诸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机床制造这样新的工业行业，建造了生产电子设备的企业等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生产的总量增加了大约25％，1957年为60.3亿元。在这一时期粮食的总量增加了20％。

在恢复时期，特别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初是通过建立生产互助队(有常设的和临时的)，然后是建立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低级合作社)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高级合作社)。到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98％以上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其中96％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高级合作社。1958年初，中国又开展了一场运动来巩固已经组建的合作社，后来这些合作社被合并进了人民公社。

……

由于顺利地完成了经济建设的任务，同时由于在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完成了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57年，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在国民收入中占据了89％，而1952年它们只占据20.5％，而国家和私人混合所有的经济成分占据8％，而在1952年它们占据了0.7％。因此，社会主义工业经济成分以及国有资本经济成分开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私人资本主义工业、贸易和手工业企业几乎完全被改造成了国家私人所有的和合作化的企业。在农村推行合作化的结果是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现在在国家和私人所有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前工厂主可以保证每年得到他们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入股资本的5％，而不再是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获得25％的利润。

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1958年中国存在非常有利的局势，以便考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对“大跃进”期间的农业生产评价的不足，由于没有考虑到在粮食收割期间分出大量的劳动力参加大炼钢铁运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损失以及由于1958年的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损失，1958年农业生产的数据被定得过高(粮食1.25亿吨，棉花121万吨)。根据中共中央在1959年上半年的指示进行了检查，确定了粮食生产的指标。粮食总产量被确定为2.5亿吨(比1957年增长35％)，而棉花的总产量为210万吨(比1957年增长28％)。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投资为223亿元，比1957年增加77％，这些投资几乎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总投资的一半。1958年建设了大约1600个大型企业和采矿企业，其中完全建成或部分建成并且投入生产的大约有700个项目，也就是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建成和投产的企业多168个。

根据中国报刊公布的数据，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比1957年提高了6.7％，其中，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9.7％。

同时应当指出，正如中国的朋友们所承认的，1958年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困难，正如周恩来在1959年6月27日对苏联专家所说的，这些困难主要是由于建设速度过快、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一些质量指标评价的不足引起的。

在中国的经济中出现了一些部门之间比例失衡的现象，开始感到工业原料的不足，许多产品的质量都降低了。允许加快小型冶金工业的发展导致了物力和人力的分散，导致了日用品生产的急剧减少。能够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在1958年下半年建设了90多万个小型冶金企业，吸纳了8000万—9000万农民。如此多的农民在农忙期间不参加农活，导致了一些地区的庄稼没能完全收获。这种状况以及其他的一些原因(人民公社对产品的需求急剧增长，对粮食收购工作的关注不够，大量的新的劳动力流入城市等)导致了对市民和工业中心的饮食，特别是肉食和蔬菜的供应出现了重大问题，致使供应经常中断。

1958年中国报刊就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残余”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对经济建设领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农业方面的表现是平均主义盛行，在工业上的表现就是在绝大部分企业都废除了计件工资的制度，而这一制度作为在物质上进行刺激的一种形式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消除计件工资制度是1958年全国平均工资比1957年降低7.1％的一个原因。

1958年国内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增加了208万人，到年底又增加到了450万人。正如中国的朋友们所承认的，是没有必要增加这么多的新的工人的。工业领域多余的工人大约为800万人。从1959年起开始采取一些措施，把一些工人和职员遣返到人民公社，在上半年遣返的人数大约为450万。

由于出现的局势，中共中央紧急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消除出现的困难。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国民经济发展中一些部门比例不平衡的现象，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建设工作的质量，对技术标准进行严格的监督，改善运输工作，保障居民食品的供应以及一些地区必要的物质技术资源的供应，扩大地方日用品企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等。近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反对物质利益原则，并进行宣传说，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主要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一些企业重又实行计件工资制。

在农业领域，1958年中国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加快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把所有的物力和人力都动员起来加快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此在1958年开始了深化合作化的运动……提出了把公社变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单位的口号，采取了一些措施把农民的所有私人财产公有化，归各级公社集体所有，把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公社，废除农民劳动中物质利益的原则(在公社中实行免费就餐，这在事实上意味着平均主义)和自愿的原则，对于日常生活广泛的集体化没有进行应有的组织和准备(在公社建立宿舍、食堂等)，过早地把地方的权力机构和公社的管理机构相合并。在组织公社期间允许在实践上推行“军事化劳动”，这就加剧了单纯的行政化。

此外，1958年在农业生产中毫无根据地缩减了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却增加了作物的播种密度，同时对简陋的灌溉设施对于提高农业生产的作用估计过高……

……解决了关于人民公社财产的所有制形式(在人民公社中主要的所有制形式是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现在是主要的生产单位。对公社中的生产和劳动的组织问题进行整顿，其中包括保留按劳分配的原则和能够保障农民劳动热情和生产积极性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曾被以前的农业合作社所接受。同时，应当注意，在关于公社成员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上，中国的朋友们尽管考虑到了必须减少收入分配中通过提供免费就餐这种分配的比重，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公社中的免费就餐制度应当保留下来，正如彭真在今年8月份在发给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件中所指出的，这一分配的比重不应超过30％，最多占公社社员收入的40％。

可以发现，1959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继续得到了发展和增长。工业的总产值为729亿元，也就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5％，生铁的产量增加了2.6倍，钢铁产量增加了66％，煤炭的开采增加了2倍，发电量增加了55％等。这一时期的粮食总产量为……

……何况，14种最为重要的工业品的生产计划到1959年上半年才完成不到40％(钢、轧钢、化肥、电子设备、糖、植物油等)。次品的比率很高(比如，1959年第一季度生铁的次品率为41％。在6月份为22％)，没有完工的生产增加了，生产出了一些不配套的设备。计划中新投入生产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其原因是物资的分散以及主要的建设物资(水泥、金属、木材)不足。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中国农业的发展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根据官方的数据，3400万公顷的农田，也就是全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农田都遭受了水灾、干旱和其他的自然灾害。畜牧业领域的形势也极为严峻。今年7月1日猪的头数从1.6亿头减少到了1.3亿头，家禽的数量从1959年1月1日的4.9亿只减少到了3亿只。

所有这些都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这些消极现象在1959年未必能够消除。

中国的朋友们决定对早先批准的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重新进行审议，降低一些标准……

……根据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1959年的发展计划作了如下的调整。工业总产值从1650亿元缩减为1470亿元，农业总产值从1220亿元缩减到738亿元，(看不清楚)总投资从270亿元缩减为248亿元，钢材的生产从1800万吨减为1200万吨，煤的产量从3.8亿万吨缩减为3.35亿万吨，粮食总收购从5.25亿万吨缩减为2.75亿万吨，而棉花的收购从500万吨缩减为231万吨。其他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指数也被缩减。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关于中共的总路线问题和消灭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右派的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扩大会议上就党的路线问题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可以发现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反对中共中央政策和领导的集团。该反党集团的成员利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过程中出现的暂时的、并且已经得到克服的不足和困难，来反对在国内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反对建立人民公社，反对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群众运动，反对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该反党集团还企图剥夺毛泽东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第八次代表大会一致谴责了反党集团的行为，该集团的成员有：彭德怀(前国防部长)、张闻天(前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黄克诚……

……结果小学和中学学生的数量增加到了9800万人，高中的学生数量增加到了……(1949年有2500万名小学生和中学生，11.8万名高中生)。就消除文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是到1957年全国78％的居民仍然是文盲(解放前90％的居民是文盲)。

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工作中存在一些重大的不足，并且在1956—1957年的高等教育工作中犯了如下一些错误，比如不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科目进行系统的学习，取而代之的是对毛泽东的一些著作以及中共中央的一些主要决议进行学习。1957—1958年，在没有从新知识分子中补充足够数量的干部的情况下就开始不加区分地对旧的、有经验的高校教师进行批判，并把他们逐出大学。可以发现大学生的生产活动增加了，但是这对学习带来了影响。所有这些都还导致重点培养的年轻专家的政治和理论水平急剧降低。

现在中共中央正在改正这些缺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校中再次开始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9年中国提出了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实现文化和技术革命的口号。刘少奇在同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谈话中说道：“这项任务是非常重大的，也是困难的，因此在得到苏联应允的情况下中国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没有这些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实现任何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

……到现在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同33个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南斯拉夫、14个亚非国家和7个西欧国家)。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得到了以色列的承认，但没有同该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政府得到了……、马来亚联邦和……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而其对外贸易额达到了128亿元。同19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文化和……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了6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国家的)和46个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外长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这些会议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洲和全世界的国际威望都增长了。但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仍然被蒋介石分子所占据。在美国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年复一年地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甚至拒绝把这一问题纳入会议日程。在最近的一次联合国第十四次大会上有29个国家的代表团赞成，44个反对，9个弃权。中国朋友们强调说，中国人民不能为了加入联合国而接受任何侮辱性的条件……为此还开展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坚决斗争，这一斗争现在被看作是中国对外政策方面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同志们进行了一些非常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导致了中国和南斯拉夫关系的恶化。中国朋友们在一些场合指出，他们的考虑是，不能承认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并且表示，不愿参加有南斯拉夫参加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会议。

1956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今后发展和加强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发表声明之后，中国同志们对他们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批评和研究，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消除他们关系中的摩擦和误会。这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包括改善了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消除了众所周知的1957—1958年间中朝关系中的困难。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注意加强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

在所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关注的是亚非国家。中国朋友们对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帮助，以便促进这些国家向中立的方向发展，割断他们同美国的联系，并把他们引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决支持埃及，并且坚决支持中东和近东的民族解放斗争，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同叛乱者的斗争给予了道德上的和物质上的支持，对其他的一些亚非国家提供了经济上的援助，支持印度尼西亚关于归还西伊里安的要求，支持印度对果阿地区的要求等等。但是，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公开说明支持哪一方，中国朋友们保留了自己的立场，看起来是为了以此既对印度，也对巴基斯坦施加影响。在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亚非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关于亚洲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问题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在1954年的日内瓦外长会议上，周恩来对尼赫鲁在前不久提出的“和平地带”的思想表示了支持。1954年年初，中国的朋友们向尼赫鲁提出了关于在亚洲建立安全地带的问题。但是遭到了尼赫鲁的拒绝，他们指出了一些亚洲国家面临的国际局势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内局势，对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式建立无核区的建议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并建议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同志们然后提出了支持在亚洲建立无核的自由和平地带，缔结集体和平公约的想法，但同时他们认为，缔结的和平公约应当是最一般的形式。

在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提出了关于一些亚洲国家共同支持禁止核武器和核试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提出在远东和整个太平洋地区建立和平地带，首先是建立无核的自由地带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在这些地区建立无核地带的思想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正式声明，对这一建议表示支持。在这个问题上，1959年1月18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谈话中表达了如下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亚洲组建和平地带，并且这一地带已经建立。他说：“我们希望，这一和平地带能够持久存在，并扩大到整个亚洲。”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许多亚洲国家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担心。这种担心不仅存在于……而且还由于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在东南亚国家有1200多万中国移民，迄今为止，中国同印度和缅甸的边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西藏事件也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带来了影响。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的关系恶化了，印度官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在事实上同西藏反动的叛乱有着直接的关系。近来发生的中印边界事件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印度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尽管在1957—1958年印度人经常挑起边界事端，以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政府不急于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并且表示，支持在有争议的边界问题解决之前保持现状，不允许帝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些问题进行挑衅。但是，亚洲局势现在发展的性质是，边界事件发生了越来越大的政治效应，并被敌人利用来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被美国所利用，美国的目的首先是迫使印度重新考虑其对外政策方针。西方大国和亚洲反动派尽力利用西藏事件和边界事件来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所有这些都给中国朋友在同中立国家的关系中制造了更多的困难。

中国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便同那些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建立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考虑到这些国家由于对美国和英国处于依附地位而面临的一些困难。因此中国朋友们致力于在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建立半官方的和非正式的关系，把这看作是建立正式关系的第一步。

在亚洲国家中，中国朋友们特别关注日本，他们把日本看作是“一个隐藏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954年苏、中就同日本的关系问题发表联合宣言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加了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困难，以便使日本脱离美国，使中国朋友们失去了他们本希望在日本国内得到的部分支持，使他们对日本国内局势进行影响的可能性受到了限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处理同任何一国和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的关系的时候都考虑到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两个中国”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美国、英国和日本较为盛行。(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越来越企图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其原因首先在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巩固及其国际威望的增长，越来越明显的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推行不下去了。)中国朋友们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图谋，这一图谋的实现将会为国外永久占据台湾提供条件。他们强调说，中国人民不同意任何使台湾“中立化”的计划，使其受到托管，或者建立“独立的”台湾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同任何一个承认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推行的是拒绝参加有蒋介石政府参加的国际组织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朋友们的考虑是，事实上台湾问题不会在数年内解决。现在他们为自己制定的任务是，为将来解放台湾创造条件，并利用台湾问题来揭露美国的帝国主义阴谋，加剧美国和蒋介石的矛盾。为此，早在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开始参与中美大使级谈判，这一谈判持续至今。中国朋友们在政协谈判中的主要议题是，美国应当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并撤离台湾。1958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采取了“惩罚性的行动”，企图使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政策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最初，中国朋友们打算解放金门岛和马祖岛，但是他们在10月初改变了战略，因为他们认为解放沿海岛屿的问题和解放台湾的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样较为妥当，尽管解放的时期会被推迟。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措施不仅仅应当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发展，而且还应为动员国内人民创造条件。但是，应当说，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上，中国朋友们的考虑不周，无谓地使这一地区出现了紧张局势……

……在亚非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与此同时，应当指出，中国朋友们在1957—1958年的对外政策上有些失算，这些失算显然是由于中国当时众所周知的国内生活而对自身的力量评价不足的结果。在理论层面的反应就是，毛泽东提出了“所有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都是‘纸老虎’”和“不怕牛鬼蛇神”的口号。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以及在台湾海峡问题上采取的措施在事实上也表现了这一点。对于亲美的反动派在老挝掌权，中国朋友们对印度支那地区形成的政治局势的评估明显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老挝的消极态度还在于老挝反对派后来对国内进步爱国力量的镇压，这引燃了老挝的国内战争。

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欧洲事务很少表现出兴趣，甚至对于一些关于整个亚洲的重大问题也不够积极。看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时期特别忙于国内生活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如下看法在中国非常普遍：因为时间在我们这边，一些困难问题的解决可以推迟到局势较为有利的时候进行。

三、苏联与中国的关系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坚定采取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相接近的政策。1949年6月，毛泽东声明：“在国际关系中他们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阵营的一边，他们应当希望从这一阵线，而不是从帝国主义阵线得到真正的帮助。”

1949年12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到达了莫斯科，1950年2月14日签署了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和大连旅顺的协议，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经济贷款的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1950年4月19日签署了苏中贸易协议，就过境运输问题签署了秘密备忘录。所有这些文件都为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进行广泛和全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52年8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谈判的结果是于9月15日达成了关于苏联无偿把中长路的权利转交给中方的协议以及由于远东局势的加剧延长苏联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期限问题的协议，还签署了关于在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的三方协议以及关于在种植橡胶树问题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帮助的秘密协议。……

当我们讨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初3年间苏中关系发展中的总体成就的时候，也不应当忽略双方关系中有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利益的一些消极因素。这反映在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的一些协议中，例如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关于禁止外国人进入东北和新疆地区的协议，关于建立苏中联合股份公司的协议以及1950年6月1日签署的关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元和卢布的汇率的协议以及其他的一些文件。

从1953年开始，苏方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完全消除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苏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的状况，因为这种状况妨碍了以完全平等、互助和信任为基础的苏中关系的顺利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废除了上述协议中不符合兄弟般友谊精神的协议，或者对这些协议重新进行了审议。1954年10月，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对于在两国之间建立更加紧密、更加信任的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次访问的结果是，双方就苏中关系和国际局势问题、就他们对日本的关系问题签署了联合宣言。此外，双方还签订了关于苏方将苏中科技合作联合股份公司苏方的份额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关于建设兰州—乌鲁木齐—阿克斗卡铁路的协议、关于建设集宁—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等等。

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进一步改善苏中关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这次会议创造了一种气氛，有益于更经常、更友好地相互坦率地交换观点。中国朋友们开始更公开地谈论他们的计划和困难，同时还(站在一种友好的立场上)就苏联机构和苏联专家的工作以及其他有关苏中关系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

中共中央完全赞同苏共就消除个人崇拜及其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在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反苏和反共宣传的局势下，中国朋友们坚决回击了那些企图把斯大林晚年所犯的错误当成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的人(《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然而，应当注意的是，中共中央尽管没有公开说出，但在对斯大林的活动进行评价的时候，他们同我们的立场却并不一致。稍后，中国同志们重新检讨了他们对于斯大林的作用进行的评价，这反映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发表的讲话中。当时他说过：“……总的来说，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现在我们同苏共的看法是一致的。”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对斯大林的错误给予了批判性的分析。

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中国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和被称为“百花齐放”的运动。与此相关，中国的出版物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对苏联哲学界、自然科学界、文学艺术界一些作家的著作以及有关学术观点进行批评。对于那些歪曲苏联，发表反苏言论的右派而言，这事实上是火上浇油。右派分子指责苏联没有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并断言，苏联的援助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是低水平的。他们还宣称，苏联没有偿还从东北掠走的设备的费用；还坚持说，苏联正在为朝鲜战争中援助的武器向中国榨取钱财，而中国志愿军在那场战争中已经付出了大量鲜血。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苏联提出了大量的领土要求。很难确认在反右斗争中公开发表这一类言论的目的，即使是考虑到我们的朋友们的战术意图也仍然不易理解，他们当时正在准备揭穿右派分子的假面具，以便对其所有言论发动一场决定性的反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右派分子发出了叫嚣，中国朋友们却从来没有在正式出版物中公开提出过所谓“对苏联的领土要求”。

中国对苏联政府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声明非常满意。1957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苏联，签署了一项苏中联合声明。这份声明强调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一致是维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重要因素，声明还驳斥了关于“苏共与中共为争夺国际共产主义领导权而进行斗争”的毫无根据的流言。根据这一声明，苏联研究和采取了一些采取具体的措施，以便今后在平等、互利和完全信任的基础上发展苏中友谊和合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内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在今后巩固同苏联的友谊和合作，这就是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活动。苏联在国内成立苏中友协对中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1957年，苏共中央与中共中央之间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探讨了有关世界局势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状况和具体问题。中国朋友积极参加了1957年11月召开的莫斯科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的筹备活动。当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时候，毛泽东满意地谈到这些磋商的成功经验，并表示中国同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再次就有关事务共同进行讨论。

苏联就改革国民经济的领导而采取的措施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全力支持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和其他各次全会的决议，虽然中国报刊并没有对这些会议的决议做出官方评论或反应。在向中共中央详细解释了同反党集团有关的活动之后，中国朋友们开始更加坚决地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言论。毛泽东在莫斯科宣称：“如果莫洛托夫的路线在苏共中央获得胜利，那么，这不仅会给苏联，而且会对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带来危险。”

考虑到修正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和帝国主义者的宣传攻势，鉴于他们试图利用1957年中国进行的几次思想战线的运动，特别是“百花齐放”运动和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文的发表，来分裂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紧密团结和苏联共产党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领导地位。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向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发表讲话时非常明确地谈论了(1957年11月)，关于这一点，在同南斯拉夫的代表进行会谈时以及在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见波兰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代表团时，都谈论了很多。1959年，中共中央在讨论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澄清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的提法的建议之后，再次肯定必须长期维护这一提法。

苏中之间的持久关系和牢固友谊形成一股新的力量，在中东国际危机时期和1958年夏天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挑衅活动中，这一力量都发挥了强大作用。在那一年中，苏中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事件是7、8月间赫鲁晓夫同志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见，那次会见对于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在会谈期间讨论了一些关于苏中关系，其中包括关于军事合作的问题。赫鲁晓夫同志在讲话中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意味着对苏联的攻击，这一讲话受到了中国的感谢和高度赞扬。对于我们做出的在中国遭受核打击的情况下苏联愿意提供核反击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感到非常满意，并且也表示，在苏联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向苏联提供帮助。

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和苏共中央的一些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能力的报告，关于减少在华的苏联专家人数和取消苏联顾问制度的报告，关于苏共中央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党纲草案的态度的报告等，都在政治上取得了重要的结果。

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对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在实践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应当指出，在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提纲发表之后，在二十一大召开期间，中国朋友们虽然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总体上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但同时却几乎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理论部分，并且认为那些部分仅仅是以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为基础的。

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1958年5月)制定的文件以同样的论调谈论了关于反对“迷信外国”和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同时宣称“大跃进”的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会议使得中国的部分领导干部骄傲起来。他们开始过分地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并且对苏联的经验和苏联专家提出的建议越来越冷淡了。有些人开始宣称，苏联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而中国则正在飞速地奔向共产主义。对于苏联实行的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实行的计件工资制度等，中国报刊都相当积极地开展了批评。一些文章的作者还把公社和集体农庄的实质对立起来。

后来，随着对代表大会材料的研究，同时由于在组织人民公社和推进“大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中国共产党开始对苏共二十一大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比如，关于建立物质技术基础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意义问题，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的作用等问题。

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规律进行了解释，但是在中国进行“大跃进”和组织人民公社的时候，苏共的这些原则立场都被忽视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的报告以及随后他的发言)。苏共的这些立场帮助了中国同志，使他们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改正已经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中友谊持久巩固的声明扫清了帝国主义者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宣传，这些宣传企图使我们两国互不信任，对苏中关系进行挑拨。

在10年期间，苏中经济合作发展顺利。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额从1950年的23亿卢布增加到1958年的61亿卢布，也就是增加了2.6倍。在苏联的对外贸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据第二位，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苏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占据45％。根据1959年的计划，两国的贸易额为74亿卢布。

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正在建设的大型工业企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根据协议，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完成、在建和将要建设完成的企业有300个，这还不包括苏联提供科技援助，并且这种援助起到了重大作用的数千个企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恢复和大规模扩建了鞍山冶金联合加工厂，武汉和包头冶金联合加工厂正在建设中，沈阳机床制造和光缆工厂即将投入生产，长春汽车厂、哈尔滨蒸汽涡轮厂、锅炉厂和亚麻联合加工厂，屏南5号矿场和武汉重型机床厂，洛阳轴承厂和矿山机械厂，佳木斯制浆造纸联合工厂以及其他许多现代化大型工业企业已经投入生产。从1950年到1959年6月1日，苏联帮助完成的设计工作、援助的设备和派遣的苏联专家的费用共计52.3亿卢布，其中供应的设备价值43.4亿卢布，提供的技术援助价值8.88亿卢布。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科技合作的基础是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协议以及……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还开展了文化合作(1956年7月5日签署的协议)，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了一些科技干部，苏联接受了7000多名中国专家到苏联进行实习，1950—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了6561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到苏联学习。

对过去10年苏中关系进行的分析证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并且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这些友好关系和合作关系每年都不断扩大和加强，是今后增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加强它们之间的团结以及巩固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М.齐米亚宁(签名)

ЦХСД，ф.5，оп.30，д.307，л.49-79

№20636-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期待赫鲁晓夫访问朝鲜(1959年9月18日)

1959年10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18日至10月5日

第25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9月18日

休假回来后，我拜访了金日成同志，并与他有过一次时间超过1个半小时的谈话。出席座谈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崔庸健和南日。

向金日成转交了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信是我随身带来的)。信中告知的是苏联党政代表团的人员组成，该代表团应朝鲜朋友的邀请将于今年10月初被派赴朝鲜。

了解来信的文本内容后，金日成说了下面一番话：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确定了一个很好的、威信很高的代表团的人员组成。为此，我们非常感谢和感激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朝鲜人民非常高兴和迫不及待地期盼着赫鲁晓夫同志率领苏联党政代表团的来临。苏联代表的来朝访问将会更大地鼓舞我国的人民在朝鲜北方继续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并会有益地影响到南朝鲜居民对我们的共和国的好感的增长。

我们不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能在我们这儿待多久，但我们希望他和代表团成员能尽可能多地看看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其他组织；能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谈谈。我们非常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在了解我们的国情后能对我们讲讲他自己的观感，能给出一些好的建议和要求，能提出一些批评性的意见。

金日成问，代表团什么时候抵达平壤以及能在朝鲜逗留多久。同时，金日成说：“我们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及代表团成员能在我们这儿至少待上10天。”

我回答金日成说，因为现在赫鲁晓夫同志正在美国，回到苏联之后就要到中国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而他在中国的逗留时间又尚未确定，所以现在难以说出我国代表团抵达朝鲜的日期。这事稍后就会办到的。至于逗留的时间，那么众所周知，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员的会谈中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想要更近距离地了解朝鲜人民的生活、工作和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情况。但是，由于他非常忙，所以正如我在莫斯科时人家预先告诉的那样，赫鲁晓夫同志未必能在朝鲜逗留超过5—7天的时间。

金日成说，他们很清楚地想象得到赫鲁晓夫同志的时间有多么忙以及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正在进行一件对全人类来说有着多么特别重大意义的巩固全世界和平的事业，尤其是在美国逗留的这些日子里。但他们还是敢于希望赫鲁晓夫同志尽可能地在朝鲜待得久一点。同时金日成说，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威望如此之高的苏联党政代表团是第一次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来访问。接着金日成说，如果仔细查阅一下我国的历史，那么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俄罗斯的政府代表团到朝鲜来过。金日成在结束发言时请我参加制订苏联党政代表团在朝鲜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计划的工作。

我回答说，我愿意参加编制我国代表团在朝鲜逗留期间的日程安排计划的工作。因为南日是负责接待代表团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所以我已与他约定要就这些问题进行面谈。

按照中央的委托，我通知了金日成，莫斯科那边同意朝鲜朋友的关于签订苏联和朝鲜之间的友好、合作和互助条约的提议，并以绝对信任的方式把供商讨的条约草案转交给了金日成。

看得出，金日成和出席座谈的崔庸健及南日对我们的苏共中央的这种决定感到非常高兴。

金日成说，他会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介绍条约的草案，如果有意见的话，他们会及时地把它们通报给你们的。

接着金日成说，他完全赞同莫斯科所发表的那种意见：希望朝鲜政府在签订条约时能发表一个宣言，宣言中最好能写明，朝鲜政府在签订这份条约时的出发点是，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统一朝鲜时他们将不受朝鲜的任何一部分在其统一之前所承担的义务的约束。

按照苏联外交部的委托(9月16日的来电)，我通报了几内亚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善意访问苏联的结果。

金日成感谢了我通报的消息，同时他还说，苏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仅会大大地促进几内亚共和国的经济发展，而且还会在巩固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非洲人民中间的影响方面起作用。

在我通报消息的时候，金日成和出席座谈的人对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与几内亚人的谈话中所发出的不要盲目乐观的警告，以及对除了公开的叛徒外，国家的全部民族力量都会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联合和团结起来的那种见解做出了热烈和首肯的反应。当国家已获得民族解放的时候，阶级矛盾就开始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显露出来了。

在谈话过程中，我对金日成讲，苏联的工业运转得很顺利。在执行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的同时，企业、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其他组织的全体人员还承担着要提前完成七年计划的责任。我略微详细一点地谈了列宁格勒的企业的全体人员承担的责任：他们不是要在计划的7年时间里，而是要在5年的时间里完成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我还说，粮食的收割和收购工作进展顺利。

崔庸健询问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收成。

我回答说，正如他们所记得的那样，在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逗留时，曾向他通报过，今年的春天是来迟了的。然而，由于土地耕耘得很好，而且天气也很好，所以在夏天期间棉花的收成是好的，他们希望能完成自己的义务——向国家上交305万吨棉花。

金日成询问了处女地上的收成情况以及粮食的收割和储备工作的进程。

我对金日成说，今年在处女地上——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小麦、玉米、土豆和其他蔬菜的收成是好的。粮食的收割和储备工作进展顺利。今年，由于干旱，在伏尔加河流域(斯大林格勒州)和北高加索(罗斯托夫州、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个别地区，收成比去年低。

金日成也向我通报说，尽管8、9月份的雨水太多，甚至过量了，但今年的稻米和其他农作物的收成是好的。预料粮食的总产量是400万吨(1958年是370万吨，计划规定的是500万吨)。今年首次在14000公顷土地上播种的甜菜(种子是从苏联运来的)的收成预计对第一年来说是不错的——平均是每公顷收获130公担，个别地块上则是每公顷收获300公担。今年的棉花收成(种了4万公顷)预计比去年少——每公顷少收8—10公担。

接着金日成告诉我，前几天他召集了一组农业专家和学者，与他们商讨了转为用种子种稻和在种稻的田上进行第二次播种的问题。与会者以在国家的各个地区所进行的实验为根据汇报说，用种子种稻的方法会带来好收成——每公顷收获60公担，而且劳动力的耗费要比用移植秧苗的方法种稻的时候少得多。实验也证明，为了在种稻用的土地上获取饲料，可以在稻子收割后至播种前这段时间里播种用作青饲料的黑麦或大麦。

金日成说，常务委员会成员明天将集合在一起去看一看用种子播种的稻子的收成，并邀请我与他一起去。同时，金日成开玩笑地说：我邀请您，并不是把您看作大使，而是把您当作我的农业顾问。

我感谢了金日成的通报，并说，我很乐意接受他的邀请。

至于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的逗留，那么金日成说，朝鲜人民像热爱和平的全人类一样急切地期待着Н.С.赫鲁晓夫同志与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良好成果。金日成说，我们知道，为了消灭“冷战”和取得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赫鲁晓夫同志会把一切事情都办成的。我们以前就刊登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全部演说，并仔细地学习了它们，但是我们特别仔细和特别用心地在学习Н.С.赫鲁晓夫现在的演说。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7，л.186-189

№13586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关系状况(1959年9月2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9月2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年9月25日)

9月25日，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拜访了我，他9月23日刚刚从中国返回印度。

我通报他说，昨天晚上巴里佳博士拜访了我。巴里佳通告我说，他刚刚同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进行了会谈，并且使我明白，他当时反映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观点，也是尼赫鲁的看法。我向中国大使通报说，按照巴里佳的话，尼赫鲁现在不满意的是，中国没有正式邀请印度政府某一成员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因此巴里佳放弃了他关于中国国庆邀请的建议，因为，用他的话来说，“与当前印中关系的气氛不协调”。

我也向中国大使通报说，巴里佳对我说，印度准备进行任何层次的会谈来调解印中关系：从总理级别到大使级别。在必要的情况下，他本人和阿伦·阿萨夫·阿里可以开始这样的会谈。但这只能在节日后进行，那时才会有相应的气氛。

潘自力同志对我说，中国正式邀请参加国庆10周年纪念活动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至于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的一些部长到中国来，是他们自己表达了前来参加国庆的愿望，因此向他们发出了邀请。至于巴里佳和帕尼卡尔的建议，尽管他们是以中国国际关系学院的名义转达的，但是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正式的，因为这得到了周恩来的赞同。何况中国不久前邀请了文化部长卡比尔，并进行了关于邀请拉达克里希南的谈判，但是他们没有回应对他们的邀请，关于日期什么也没有说。确切地说，卡比尔已经把自己的访问改期，而拉达克里希南，已经报道说他可能会被邀请访问中国，他只同意了这一点，而关于他访问的日期什么也没有说。这样，因为中国不知道这一点，就不能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尽管他准备在任何时候进行访问。

接下来，对于我的问题——正如在印度人们所议论的，中国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否同边界事件有关，中国大使回答说，这同印中边界事件没有任何关系。国防部长被解除职务是由于他的右倾观点。

潘自力同志通报我说，前不久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印度驻中国大使，并同他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并且他补充说，在印度，他本人能够获得印度外交部和尼赫鲁的接见很困难。

中国大使对我说，尽管中国指责印度干涉中国内政，因为西藏事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但是，现在中国主张恢复同印度的友好关系，并赞成尽快开始谈判。

他通报我说，同印度的一个分歧是，印度坚持承认麦克马洪线，尽管中国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条线，中国的军队从来都没有越过这条线。何况在一年内印度国内发生了两次反对中国的运动——因为西藏事件和边界事件。

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拒绝参加在德里举办的国际农业展览会，因为这首先在现在的气氛下不会带来理想的结果；第二，他们现在忙于准备中国10周年国庆节日和组织自己的展览会。

谈话的最后他通报我说，前不久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该决议没有公布，就是一位元帅，由于其右倾观点，被免除了国防部长职务，尽管还给这位元帅保留了副总理的职务。在告别的时候他询问我关于进行会谈的意见，以便就印度国内状况详细交换意见。

这次会谈持续了45分钟，参加这次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同志 [106] 和见习科员А.阿加皮耶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5，л.141-143

№25250 普希金接见刘晓谈话纪要：感谢赫鲁晓夫同意来中国参加庆典(1959年9月25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27日

第2413/ГС号

绝密

文本第6份

接见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1959年9月25日

应刘晓请求在11点钟接待了他。

刘晓同志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对于赫鲁晓夫和苏斯洛夫同志作为苏联党政代表团首脑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大使继续表示，中共中央委员会获悉赫鲁晓夫同志同意将在结束了紧张的美国之行后立即到中国参加庆典。刘晓继续说道，苏联代表团将会分批抵达，包括苏斯洛夫在内的主要人员将在9月27日即抵达北京，以便参加9月28日举行的庆典会议，这也非常好。

之后刘晓还告诉我说，苏联政府很快回应了中国政府在建国10周年庆典上加强防空措施的请求，北京对此十分感激。

最后，大使亲自递交了两封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赫鲁晓夫同志的信，内容涉及苏联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并要求按照协议予以转达。

(我)让(他)自己转交。(这两封信被送给了赫鲁晓夫同志。)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苏联远东司二等秘书B.Е.科瓦利斯基也参加了这次接待。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44-45

№24956 施耐德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公社的情况介绍(1959年10月 [107] )

石景山“中苏友谊”人民公社(北京丰台区)，由公社副主席杨希明(Ян Шиминь)同志解说介绍。

公社的最高机构是于1958年7月26日选举生产的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代表们在会议上选出了由23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席，4名副主席以及18名管理委员会委员。管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是主席和副主席。管理委员会下设的部门有：农业部、工业部、附属生产部、行政执法部、计划部、军事部、教育部、贸易部、卫生部、财政部。

公社从事多方面的作业：耕作，畜牧业，园林业，蔬菜种植，渔业，电子工业，生产石墨零件，生产陶器、玻璃、耐火砖，生产小型的农业工具、日用品，开采矿藏——建筑材料(被看作是辅助生产)。

公社由4个生产大队组成(它由5个高级生产合作社组成)，每个生产大队又分为几个生产小队，而生产小队也被分为许多环节。

产品实行按劳分配。此外，每个有劳动能力的社员每月可以得到5元钱，病人和老人每人每月得到3元钱，每个孩子每月得到2元钱。没有正当的理由而不工作的人什么也得不到，但事实上不存在这种情况。

公共饮食的组织，确切地说就是准备食物。公社社员从厨房带走为每家准备好的食物(大约86％的人使用公共食堂)。所有的孩子，如果父母需要的话，他们白天就免费上托儿所和幼儿园。

单身的老人生活在养老院——以前地主的庄园内。在养老院的俱乐部内有收音机(苏联大使送的礼物)和“红宝石”牌子的电视机。

每个生产队都有两个缝纫作坊(有“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在缝纫作坊内工作的是公社的妇女社员，她们不参加其他的劳动，而只接收缝纫工作。

每个公社都有几个门诊部(平均每个生产大队2个门诊部)，有小学和中学(教师由国家提供保障)。

公社中的党员比例大概为8％(根据最大的一个生产队进行估算，该生产队有140多名社员)。在最大的一个生产队的牲畜饲养场有8头母牛，一小群小牲畜和2头种牛。这群牲畜喂养在非常宽阔的地带，很干净，但这些场所的保暖不够。冬季看起来非常地冷。母牛是产奶的。牛奶用来喂养公社社员的孩子以及到城里出售。

电子设备厂(准确地说，是一些不大的作坊)内装配了几台车床(其中的1台车床是大连市在1958年生产的)，钻孔车床以及1台刨床(自动的)。在一些作坊内生产电动机的变阻转换装置，其价格看起来是非常昂贵的：事实上，它们是用手工的方法生产的。

在作坊内有铸工间，它们在2个棚子内，在这2个棚子内浇铸非常复杂的零件：变阻转换器的电板、机床床身。

石墨制品车间装配了油压床以及生产电焊条的车床。

公社还生产发电机的电刷和电动机、风车。

公社的农业机器自己修理。

原料是生产各种玻璃制品的沙子以及生产电焊条的石墨，这些原料由国家供应，根据订购生产产品。

以当地的泥土为原料制作耐火砖以及整个结构的独特的炉子。

在公社管理委员会的房子内摆放着成就展品。

上海的“华漕”人民公社。该公社是在9个高级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的。其中有3076户社员(14729人)。公社总面积为27512亩(其中可耕地26344亩)。由7000名有劳动能力的社员组成11个生产大队，这些生产大队也被分为68个小队，而这些小队又被分为338个特别小组。

在该公社的地域内还生活着没有加入公社的574户城市居民(4135人)。

该公社种植棉花、粮食和蔬菜。棉花的种植面积为6503亩(占总面积的23.6％)，蔬菜的种植面积为8719亩(占31.7％)，水稻种植面积为904亩(占17.8％)，饲料作物种植面积294.7亩，宅旁园地占1270亩。有640亩耕地打算每年收两次庄稼。除了水稻，还种植玉米、高粱、小麦、大麦、荞麦。

公社成立的历程。在1952年开展土地改革之后开始着手组建互助组，把80％以上的农户都联合了起来。1958年65％的农民都加入了低级合作社。1954年冬，开始组建实验性的高级合作社，到1955年底1956年初，98％的农民都加入了高级合作社。表现出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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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感受到了高级合作社的优越性。

1958年整风运动期间开始大跃进，开展水电设施的建设。在高级合作社内出现了一些内部矛盾：(1)水电设施应当共同建设，但是一些合作社可以提供人力资源，而另一些合作社则不能；(2)并非所有的合作社都能够独自购买农业工具；(3)不同的合作社存在大量的耕地交错现象，这就加剧了使用农业工具的困难。

1958年第三季度，根据农民们的要求联合了3个高级合作社，结果以乡为基础组建了“东风”人民公社。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通过了组建人民公社的决议。1958年10月1日组建了“华漕”人民公社，该公社最初的名字为“解放”公社。

在组建人民公社之后，以前的地方管理机构的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公社中包含了：农业、工业、贸易、教育和军事。公社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公社的最高机构是公社社员代表大会，大会选举管理委员会。生产小队全体会议选举代表的计算方法是：在小队50名有劳动能力的社员中选出1名代表。全公社共计有127名代表。

生活在公社领域内的非社员没有参加1958年10月1日的选举。但是该县的前人民代表被邀请参加公社代表大会，并享有发言权。

在2次代表大会之间，公社的所有工作都由以21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领导(1名主席、4名副主席、4名部长、7名队长和5名生产队党组书记)。管理委员会下设如下部门：农业部、人民教育和卫生部、财政部、工业部、民兵事务部、保障部、办公室、社会保障委员会。

公社社员代表大会每季度召开1次(已经举行过4次代表大会)。在生产小队通常每周召开1次会议。在生产大队选举出管理委员会(5—9人)，在生产小队选举出1名队长和3—4名副队长。生产大队的最高机构是该队的代表大会(从60名有劳动能力的人中选举出1名代表)。

该公社有192名党员，由12个基层党组织组成，有751名共青团员，有53个基层共青团组织。

公社农业生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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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总收成是516.7万斤粮食，111.6万斤棉花。出售68万斤(11月底)。

猪的头数：1957年平均每户4.5头，1958年平均每户6.8头，1959年平均每户10头。平均每亩地1.27头猪。

1958年公社有20万条鱼，1959年57.7万条。此外，还有11.4万条小鱼。

蘑菇：1958年18000平方尺，1959年44258平方尺。

油料作物：1958年每亩88斤，1959年每亩203斤。

公社的工业。公社中有6个工业企业：1.糖厂；2.纺纱厂；3.砖厂；4.酿酒厂；5.农业工具修理厂；6.饲料加工厂。在所有这些企业有固定的工人214名。

公社的文化和日常生活。公社有：78个食堂，供应全公社98％的社员的饮食；74所托儿所(其中有1549名小孩，占所有需要上托儿所的小孩的81％)；24所幼儿园(有690名4—6岁的孩子，占所有需要上幼儿园的小孩的60％)；3个门诊部；1个农业技校；1个无线电转播站，进行广播。

公社有2985名18到25岁的青年人，其中2211人是有文化的(占77％)。有6所公社办的小学，11所国家办的小学。所有年满7岁的孩子都在接受教育。有1所国家办的中学(11个班级，1047名学生，86.8％的学生都是工人和农民的子女)。部分小学毕业生或者到该校上学，或者到农业技校上学。其余的毕业生到离公社不远的其他学校上学。

1957年在中学学习的学生有207名，1958年401名，1959年1047名。1957年有13个班级，而1959年有24个班级。共有11个教室，因此2个班要混在一起上课。

每个生产小队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有78个俱乐部设在食堂)，自己的图书馆。公社有2台移动电影放映机，每3天放映1场电影。经常有来自上海的剧团到公社表演。此外，还有业余的艺术小组，在每个生产队都有业余小组。地方的皮影戏很受农民的欢迎。

生产队出版墙报。书写民歌，但是没有优秀的诗人。

公社社员的休息日每月2次(轮流休息)。

公社的文盲占25％(主要是老人，多子女的妇女)。到1959年1月，绝大部分的青年和妇女文盲都被消除了(教会600个字)。

该公社没有养老院，因为大部分老人都不是独身一人。独身的老人居住在自己的房子内，得到公社的充分保障。今后他们打算组建养老院。

公社有7名医生，9名护士，11名卫生员。妇女在当地的门诊部产子，但通常都是在家里。

每个生产队都有一小组裁缝，他们不参加农业劳动。

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要依靠生产队的资金。但工人们要缴纳幼儿园和托儿所的学费，要由孩子的母亲们支付。

公社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干部，比如公社主席陈定亮(ЧэньДинлян，1921年生)，他在解放前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49年被党派往农村，他在农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的各个阶段。他很聪明，是做各种农活的能手。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初级研究员

М.Е.施耐德

АРАН，ф.457，оп.3，д.3，л.84-93

№20706 葛罗米柯与金日成会谈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1959年10月2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59年12月4日

第1054/ДВ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内阁首相金日成的谈话记录

北京，1959年10月2日

我会见了金日成，并受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向他通报了今年9月27日Н.С.赫鲁晓夫同志与艾森豪威尔在有关朝鲜的问题上的谈话内容。

金日成表示感谢我的通报，并完全同意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与艾森豪威尔的谈话中所提出的那些论点。

我对金日成说，昨天，即10月1日，通过莫斯科收到了艾森豪威尔致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一封关于台湾问题的信。向金日成介绍了信件的文本。我说，实质上，艾森豪威尔的信证明美国政府打算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艾森豪威尔的信反映美国统治集团有点感到不安，因为他们由于无远见的对华政策而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处境。艾森豪威尔的信就是在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的那个时候寄给他的——这决不是偶然之举；显然是考虑到了他与中国朋友之间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根据一切迹象来判断，美国不愿意因台湾而被拖入一场战争。信中提出一系列不能为人所接受的论点，但同时又竭力强调指出，美国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调解那些与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有关的问题。当然，如果Н.С.赫鲁晓夫同志没有斩钉截铁地向艾森豪威尔声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并认为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的话，那么就可能也不会有这封信了。

我对金日成说，我是按照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向他通报有关上面指定的问题的消息的。

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苏联的立场。他接着说，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结果是，美国人开始害怕战争了。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正如可以根据艾森豪威尔的信来判断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引伸到朝鲜问题上去。美国人在对南朝鲜当局施加有分寸的影响。

从我自己而言，我也表示同意金日成的这一看法，我指出，国际形势的全面好转，特别是由于Н.С.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在远东的局势中也有所反映。

金日成再次为上述通报表示了感谢。

出席座谈的有：朝鲜方面——保卫相金光侠和朝鲜外务省工作人员崔元植；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М.В.齐米亚宁同志。

АВПРФ，ф.0102，оп.15，д.5，л.34-35

№1166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1959年10月2日)

绝密

特别重要

文本第1份

Н.С.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陈毅，书记处书记王稼祥的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日

今天，应毛泽东的请求，同М.А.苏斯洛夫同志和А.А.葛罗米柯同志一起，在毛泽东的住所拜访了他。

毛泽东：我们了解了艾森豪威尔给您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的内容，该信是根据您的委托在今天上午转交给我们的。

Н.С.赫鲁晓夫：很好。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使您了解我在1959年9月27日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谈中有关中国问题的一些内容，然后就我访问美国的问题以及就同美国的关系问题，交换一下看法。最好由翻译将前面提到的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在此口头翻译一下。

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口头翻译了我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一些内容。

使中国人较感兴趣的是有关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的问题以及艾森豪威尔的如下言论：苏联为什么不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同在德国问题上一样的立场。

Н.С.赫鲁晓夫(在翻译结束之后)：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艾森豪威尔急于把自己的信件送往中国这里了。

毛泽东：就我的理解，艾森豪威尔谈论的意思可以归纳如下：应当克制，推行温和的政策。

Н.С.赫鲁晓夫：是的。

毛泽东：艾森豪威尔还说，有45个国家承认台湾，而承认我们的国家要少一些，战争是不必要的。艾森豪威尔的信件中有积极的成分，即谈到了不应让战争爆发的意思。我们也不想要战争。

Н.С.赫鲁晓夫：您说得很对。我想强调艾森豪威尔信件中表达的一个意思，即不能总是急于寻求解决台湾问题，而要使其退居次要位置。艾森豪威尔信件的主要意思是：不要战争。我们希望，不要因台湾而爆发战争。

毛泽东：台湾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我们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可以是不同的：和平的方法和战争的方法。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时就声明过，中国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实际上，后来中美之间就开始谈判了。先在日内瓦，后来到华沙。先是代表们一个星期谈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现在是一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有一个时期，美国人试图中断会谈。我们宣布，不谈不好，并提出了恢复谈判的期限。美国人宣布，他们也赞同继续谈判，但不能接受“最后通牒”式的期限。我们同意了这一点。然后，在炮击中国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之后，谈判就恢复了。我们中国人在谈判中历来提出的主张是，请美国人撤离台湾，那么，我们之间就没事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蒋介石不想让美国人撤走。美国人反过来害怕蒋介石同大陆建立联系。在这一地区有军事行动，但并不是战争。在我们看来，就让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留在蒋介石的手里，10年，20年，甚至30年，我们都能容忍。

Н.С.赫鲁晓夫：我要说的是，在第一次会谈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苏联驻美大使馆的宴会上说，他们美国人已经同中国进行了好多年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甚至被拘禁在中国的5名美国人，他们中国人也不同意释放。这只会使局势复杂化，并深深地激怒美国人民。而且，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可以让所有愿意离开美国的中国人离开美国，他们不会阻拦。艾森豪威尔还告诉我，我到中国来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中国同德国不同，不仅是因为台湾的人口比中国大陆的人口要少得多，而且因为中国战后不是一个战败国，是战胜国之一。德国分裂为两个国家，是波茨坦协定的结果。朝鲜三八线也是根据以金日成、我们为一方，以美国人为另一方之间的协议而确定的。越南是按照日内瓦协定被划分为北方和南方的。就台湾问题而言，没有任何国际会议对它做出决定。美国占领台湾，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不满，而且连英国、美国本身和其他国家都不满。

Н.С.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明白这一点。但问题在于，他首先应当承认中国革命，然后才能承认中国政府。承认革命是他不愿意做的事。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美国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想按照他们的意愿来进行谈判。美国政府暗示，中国应当声明在台湾问题上不使用武力。美国人想得到不使用武力的保证，而他们自己则是想怎么干，就怎样干。

Н.С.赫鲁晓夫：我一点也不知道中国还扣押了5名美国人。这是真的吗？在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中，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友好的建议，我只能在北京提这个问题。

周恩来：1956年8月1日在日内瓦，我们同美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美国人可以返回美国，(移民)可以在中国长期居住。但协议也规定，如果这些人犯了罪，他们将被逮捕。中国法律也规定，如果犯人在监狱里表现很好，他就可以提前得到释放。协议中有权离开中国的第二类人是战俘。在中国安东地区而不是在朝鲜击落过一架美国飞机。这架飞机上的13名美国军人被俘。后来我们把他们全部都释放了。您记得，联合国曾经讨论过美国战俘的问题，1955年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曾就此事到过中国。在哈马尔舍尔德之后，孟戴斯弗朗斯也就此事到过中国。美国人通过英国人告诉我们，他们想同中国举行谈判。我们对此表示同意，会谈就开始了。我们采取主动，释放了13名美国战俘。因此，在日内瓦会谈期间，美国人没有进行争论的借口。在此之后，我们拘押的还有两名美国人——费克图和多尼。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被当场抓住。当他们驾驶的飞机试图逃跑时，他们的飞机被击落了，在飞机上找到了进行间谍活动的特殊装备。中国法庭判他们长期监禁，一个是无期徒刑，另外一个20年。当哈马尔舍尔德到中国来的时候，他说，他的使命不是就这2名美国人进行谈判。另外3个人长期居住在中国，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像这样的美国人约有90名，绝大多数已经释放，只有5名还关在监狱里。他们都是间谍，按照中国法律被判监禁。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释放的美国人已经够多了。

Н.С.赫鲁晓夫：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但是假如要听听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是你们，就不会这样做。关押在中国的美国人，要么把他们驱逐出境，要么用来交换有关人员，假如你们不打算采取对抗方针的话。列宁当时就这样做，而且是正确的。如果说要“招惹”的话，那当然可以继续把美国人关起来。而且，我们当时曾用一名我们关押的匈牙利间谍交换了拉科西。照我们看来，一句话，最好释放你们关在监狱里的美国人。

毛泽东(带着明显的不高兴和恼火)：当然，可以放，或者不放，我们就是现在不放美国人，要到一个适当的时间再放。毕竟，美国人把我们在朝鲜作战的大批志愿军战士送到了台湾，把许多北朝鲜的士兵送到了南朝鲜。

Н.С.赫鲁晓夫：那好吧，这是你们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干预。但是，你们对这一问题的提法，并且，看起来这使你们感到了恼火，这些都使得很难交换意见。我想强调的是，我不是美国的代表，也不是美国人的说客，而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我在此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搞清这一问题并阐述我们的看法，因为这个问题会激化国际局势。

毛泽东：也就是使美国人感到为难。

Н.С.赫鲁晓夫：这个问题也使我们感到为难。我们有相当多的理由向美国提出我们的要求。毕竟，他们也扣押了为数众多的所谓的流亡者。我们立场中的弱点就在于，其中的许多人都不愿回到苏联。当然，我们不会同美国人讨论关于释放在中国监禁的美国人的问题。我只是向艾森豪威尔许诺，在我访问中国的时候，以友好协商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而且美国人也是间接地提出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台湾问题很清楚，在10年、20年也许30年我们不仅不会碰台湾，而且也不会去碰沿海岛屿。

Н.С.赫鲁晓夫：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的一个省，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是没有分歧的。至于5名美国人，我们可以按另一种方式解决。您说您可以10年、20年甚至30年不解放台湾。这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策略问题了。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在我们内部以信任的方式讲，我们不会因台湾而战；但是对外界我们就不这样讲了，我们会说，一旦因台湾而局势紧张，苏联将保护中国。美国也会宣布，他们将保卫台湾，这样就形成了大战前的气氛。

毛泽东：那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像美国说的那样，宣布在台湾地区不使用武力，把这个问题变成国际问题。

周恩来：关于台湾问题，应当明确两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的关系是内政问题，而中国和美国有关台湾的关系，是这个问题的国际方面。

Н.С.赫鲁晓夫：这很清楚，我们对艾森豪威尔也是这样说的，正如你们从我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节录中看到的。当然，任何问题肯定有它的许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奠定什么样的基础。列宁当时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了远东共和国，列宁还承认了它。记住，这个共和国是在苏联领土上建立的，这是令人难于置信的，但是列宁临时承认了它。后来，正如它应该如此的，远东共和国重新回到了苏联。

我们对台湾问题没有任何建议，但是，我们认为，应该寻求缓和局势的途径。作为你们的盟国，我们对你们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行动丝毫不知，今天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在这一地区问题上的立场。我们是盟国，应当就那些不仅会使你们卷入、也会使你们的朋友们卷入的所有问题交换意见。应当寻找有助于缓和国际紧张的途径，同时不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望和主权。

毛泽东：我们的总参谋长通过你们的军事总顾问，通报了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我们要他向苏联国防部报告一切情况。我现在就要澄清，我们并不打算在台湾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是考虑到美国已经陷在黎巴嫩，想给他制造更多的麻烦。而且我们认为，我们采取的措施是成功的。

Н.С.赫鲁晓夫：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同。

毛泽东：尽管我们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但不会解放它们。我们也认为，美国不会为沿海岛屿和台湾打仗。

Н.С.赫鲁晓夫：美国人的确不会为台湾和沿海岛屿打仗。我们也知道当杜勒斯去同蒋介石会谈时，他所得到的指示的内容。如果你们有兴趣看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给你们看。至于对沿海岛屿进行炮击，如果你们打了，就应该拿下这些岛屿；如果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占领这些岛屿，那么就不应该进行炮击。我不理解你们的这种政策。坦率地说，我曾认为，你们要拿下这些岛屿，当听说你们没有拿下这些岛屿的时候，我感到难过。当然，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只是作为盟友谈一谈。

毛泽东：我们在炮击沿海岛屿之前一个月就向你们通报了在台湾问题上的想法。

Н.С.赫鲁晓夫：你们向我们通报的不是关于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而仅仅是关于一些个别的措施。我们表达了我们的立场，同意不同意，现在是你们的事了。我们也不完全了解你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应当协调国际政策问题。看起来，我们应当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通过外交部长就那些我们尚未达成一致的重大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毛泽东：我已经说过，我们通过我们的总参谋部，向你们通报了我们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对我们究竟该怎样做，你们有什么看法。

Н.С.赫鲁晓夫：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只是想让人民了解，我们赞成和平。为了逗弄猫儿而向沿海岛屿打炮，那是不值得的。

毛泽东：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和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完全是两回事。对美国，我们试图用和平的手段解决问题。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我们就同他谈判，一直谈到他撤走为止。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可以用和平的手段，也可以用其他的手段。至于建立远东共和国的问题，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曾经从苏联被分离出去的事实，则应该注意到，在这些地方没有出现过外国干涉。

Н.С.赫鲁晓夫：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问题，完全是另一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民族自决问题。至于远东共和国，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毛泽东：台湾问题非常复杂。

Н.С.赫鲁晓夫：我们和你们对台湾问题的理解是一致的。现在只是关于策略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无论怎样，你们都不愿制定出能够使我们理解的政策。你们会想，我们好像是在干涉你们的内政，但我们是在谈论自己的想法。因此，应当指出，我们不知道你们明天又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毛泽东：我们不想同美国打仗。

Н.С.赫鲁晓夫：不应这样提出问题。谁都知道，您和我都不想打仗。问题是，不仅全世界的舆论不知道你们明天要干什么，就连我们，你们的盟友，也都不知道。

毛泽东：这里有两个方法。第一，照美国人的要求做，也就是保证不对台湾动武。美国人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5年3月就通过艾登提出过。第二，把同美国的关系与同蒋介石的关系明确区分开来。至于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因为同蒋介石的关系，是我们的内政。

休息1个小时，会谈重新开始。

毛泽东：我们做什么？

周恩来：继续吧。

毛泽东：按照美国人的建议做，对我们不利。而美国人也不愿按照我们的意见办。

Н.С.赫鲁晓夫：你们会使我们处于尴尬的境地。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是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但是，我们是站在苏联的、共产党的立场上的。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无限期地推迟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明白，我们离美国很远，是美国，不是我们，把舰队派到我们的海岸。

Н.С.赫鲁晓夫：应该指出，我们也并非没有过错。毕竟是我们把美国人拖进了南朝鲜。应当采取这样的措施，使得美国人可以作出回应，采取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您知道，当匈牙利事件发生时，我们对坚决镇压反革命非常果断。刘少奇同志当时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当时一起解决了这个问题。假如还有必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坚定不移地履行自己的国际共产主义职责，你们会相信这点。我们认为，需要制订整个的行动计划，要使人民理解我们。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我可以对您讲出很多方面，我本人是不同意的。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随时可以开火的大炮。我们预想随时都会遭到进攻。我们成功地消除了这种局面，并为此感到骄傲。而且请注意，为取得这种成效，我们并没有放弃自己任何的原则立场。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理解你们的立场，其中包括，不理解你们同印度的冲突。我们同波斯就边界问题争论150年了。三四年以前，我们通过将自己的一些领土划给波斯而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我们的边界多出5公里，或者少5公里，这些都不重要。我要举出列宁的例子，他把卡尔斯、阿尔达汉和亚拉腊给了土耳其。直到今天，在外高加索地区，还有一部分居民对列宁的这一举措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这些行为是正确的。我说这些是要向你们表明，对于我们来说，这一领土问题并不是难以克服的。你们同印度有着多年的良好关系，突然就发生流血事件，结果尼赫鲁就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尼赫鲁是个资产阶级活动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尼赫鲁下台，又有谁会比他更好？达赖喇嘛从西藏逃跑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我们对这个问题还不清楚。当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尼赫鲁反对我们，而我们也没有因此怪罪于他，因为我们不能期望从他——一个资产阶级活动家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尽管他反对过我们，这也不妨碍我们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如果您让我说，我就会说一个客人不会说的话——西藏事件是你们的错。你们控制着西藏，应该在那里有自己的情报机构，应该知道达赖喇嘛的计划和意图。

毛泽东：尼赫鲁也说，发生西藏事件是我们的错。此外，苏联就中印冲突问题发表了塔斯社声明。

Н.С.赫鲁晓夫：你们真的想要我们支持你们同印度的冲突吗？对我们来说，那是愚蠢的。塔斯社声明是必要的。你们终究会注意到我同尼赫鲁的一些不同。如果我们不发表塔斯社声明，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社会主义国家组建了反对尼赫鲁的统一战线。塔斯社声明使得这个问题成了你们同印度之间的问题。

毛泽东：我们的错误是，没有立即解除达赖喇嘛的武装。但那时，我们同西藏的人民群众还没有建立联系。

Н.С.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也没有同西藏人建立起联系。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认识不同。

Н.С.赫鲁晓夫：当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可以这样说：我们那里和你们这里都有从金日成那里跑出来的朝鲜人。但这不会使我们有理由破坏同金日成的关系，我们同他仍然是好朋友。至于达赖喇嘛逃出西藏，如果我们处在你们的位置，我们就不会让他跑掉。如果他死了就更好了。可他现在在印度，也许会到美国去。这难道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吗？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当时不能逮捕他。我们不能阻止他离开，因为同印度的边界线那么大，他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跑走。

Н.С.赫鲁晓夫：事情不在于逮捕，我只是说，让他白白地给跑掉了。是你们让他有机会跑到印度去的，那么，尼赫鲁该如何处理这件事呢。我们认为，西藏事件是中国共产党的错，不是尼赫鲁的错。

毛泽东：不对，是尼赫鲁的错。

Н.С.赫鲁晓夫：那么，匈牙利事件错的不是我们，而是美国，你们是这样认为的吗？你们要知道，我们在匈牙利有军队，我们支持那个愚蠢的拉科西。这是我们的错，不是美国的错。

毛泽东：难道可以把拉科西比作达赖吗？

Н.С.赫鲁晓夫：假如你们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

毛泽东：印度人在西藏的所作所为，就好像西藏是属于他们的。

Н.С.赫鲁晓夫：我们了解这一点。正如你们所知，尼泊尔想在自己那里有个苏联大使，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向那里派遣大使。你们也是这样。这是因为尼赫鲁不想让那里有苏联大使和中国大使。对此也不必感到吃惊，对尼赫鲁不能期望什么。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同他断绝关系的理由。

毛泽东：我们也支持尼赫鲁，但在西藏问题上，我们要揍揍他。

Н.С.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要在同印度的边界上杀人？

毛泽东：他们首先攻击我们，越过边界，持续开火12个小时。

周恩来：你们更相信哪些材料，我们的，还是印度人的？

Н.С.赫鲁晓夫：尽管印度首先进攻，但是，中国没有死人，而印度却死了人。

周恩来：如果他们先进攻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总不能对空鸣枪吧。印度人甚至越过了麦克马洪线。另外，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最近将要来访。这就是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在我今年9月9日给尼赫鲁的信件中，我们详细解释了我们同印度之间所发生的一切。

Н.С.赫鲁晓夫：周恩来同志，您担任中国外交部长多年，应当比我更清楚，如何以不流血的方式解决有争议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不会提出边界问题，因为，如果中国人和印度人都不知道你们之间的边界线是如何划定的，那么，我一个俄国人就不需要插手了。我只是反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手段。

周恩来：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边界事件的。一切行动措施都是由地方机关采取的，并没有中央的指示。另外，问题是中印之间有三块争议地区。印度人首先越过麦克马洪线，首先开火。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比如说，如果苏联边界遭到了芬兰人的进攻，你们会不会反击？

М.А.苏斯洛夫：我们不会对芬兰政府提出要求。

Н.С.赫鲁晓夫：中央对一些事情一无所知，这对于我来说是少见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自己曾反对过什么。1941年6月22日，德国人开始进攻苏联，斯大林禁止开枪还击，开枪还击的命令只是后来才下达的。斯大林的解释是，这也许是挑衅。当然，这是斯大林的错误。他实在是胆怯了。中印边界冲突完全是另一回事。

朱德：印度越过麦克马洪线，抢占了中国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陈毅：西藏叛乱后，在印度出现了多次反华、反共产主义的运动。在我们驻德里的使馆和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周围组织了游行，游行者辱骂中国领导人，高呼反华口号。我们却没有做任何这样的事情，印度驻华大使也没有一点借口，说我们有不友好的行动。

Н.С.赫鲁晓夫：同你们相比，我们苏联代表在国外遭受的挫折要多得多。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少苏联大使在国外遇害。在我们苏联，仅有一位德国大使在1918年被杀。在我们苏联，美国大使馆和联邦德国大使馆的窗户被砸烂过，那是我们自己组织的。

陈毅：如果讲到工作的效果，把尼赫鲁拉到自己一边，那么，我们的方法显得更有效，而你们的方法则是迁就。

Н.С.赫鲁晓夫：陈毅是外交部长，善于斟词酌句。他这样说不是偶然的。我们已经存在了42年，其中30年是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我们谁也没有迁就过，而是推行自己的、有原则的共产主义政策。

陈毅(非常气愤和恼怒)：长期以来，中国人民都主张要有恻隐之心，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遭受了英国、美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压迫。苏联同志应该理解这一点。我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和平解决同印度的冲突。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印度副总统拉哈卡里什南可能在10月中旬来访。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迁就分子。你们应该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政策，我们的路线是更为坚定的，是更加正确的。

Н.С.赫鲁晓夫：瞧瞧都“左”倾到什么程度了。陈毅同志，您在向“左”走，但会走到右边。橡树坚硬，但它也会折断。我想，最好搁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对此看法不同。

周恩来：赫鲁晓夫同志，甚至印度人自己都不知道，在印度和中国边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发生的。

林彪：在苏联和法西斯德国战争期间，苏军在消灭法西斯后进入了柏林。这并不意味着是苏联发动了战争。

Н.С.赫鲁晓夫：我这个中将是不应该来教导您，元帅同志。

М.А.苏斯洛夫：林彪同志，您是在把完全不能比较的东西进行比较。在卫国战争时期，成千上万的人死掉了，而这里发生的是一个小事件。

周恩来：印度人不想从他们渗透的地方撤军。我们希望和平解决冲突，因此，我们过去建议，现在还建议，一件一件地解决问题。

Н.С.赫鲁晓夫：你们现在所做的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以前所做的事情。

周恩来：在发动挑衅前的40天内，印度人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华宣传。他们首先越过边界，首先开火。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认为是我们挑起了事端？

Н.С.赫鲁晓夫：我们都是共产党人，而他们那里则犹如诺亚方舟。周恩来同志，您对这一点的理解不会比我差。

М.А.苏斯洛夫：应当理解诺亚方舟的比喻，在他们那里什么样的人都有。

彭真(怒气冲冲地)：纳赛尔在毫无理由地谩骂向他提供无私援助的苏联。其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反动的一面。如果你们苏联同志可以谩骂民族资产阶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

Н.С.赫鲁晓夫：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谩骂，但是，射击和谩骂是不一样的。

彭真：麦克马洪线是一条卑鄙的界线，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过。

Н.С.赫鲁晓夫：我们在这里只有3个人，你们有9个，不停地讲着同样的事。我认为这样也没有用处。我仅想表述我们的立场。接不接受，那是你们的事了。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冲突，只是局部的边界问题，又不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冲突。尼赫鲁本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据我们所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我们对此了解得都很晚，是在冲突发生之后。所有这些，不仅尼赫鲁不清楚，甚至连我们西藏军区的人都不知道。因此，当尼赫鲁得知他们的巡逻兵越过麦克马洪线时，他下令让他们撤回来。我们也在做工作，争取和平解决问题。

Н.С.赫鲁晓夫：如果在互相射击之后马上这么做，冲突就不会发生了。另外，在很长的时间内，你们都没有向我们通报这次边界事件。

刘少奇：我在9月6日通过安东诺夫同志，向您通报了边界的情况。我们不能更早地通知您，是因为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

周恩来：塔斯社声明，是在把我写给尼赫鲁的信件转交给您之前发表的。信件是在9月6日下午送给安东诺夫同志的。

М.А.苏斯洛夫：看起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为需要考虑到，北京和莫斯科有5个小时的时差。

А.А.葛罗米柯：印度驻苏大使对我说，中国的信件不仅没有使事情平静下来，实际上使一切都后退了。

М.А.苏斯洛夫：现在温度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可以抛开这个问题了。

毛泽东(带有怒气地)：温度降下来难道是由于你们的声明？

М.А.苏斯洛夫：不，不仅是这样，还因你们议会 [108] 的决定。

刘少奇：今年9月6日我通过安东诺夫转告您，我们将在一个星期之内对印度人进行反击。

М.А.苏斯洛夫：你们议会的决定要比照会缓和得多。

彭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问我，如何理解塔斯社声明，是不是老大哥还没有弄清楚谁对谁错，就对中国和印度各打五十大板。

王稼祥：但首先开枪的是印度，不是我们。

Н.С.赫鲁晓夫：是的。他们首先开了枪，然后自己被打死了人。我们有责任向你们谈谈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因为除了我们，不会有人向你们说这些话。

周恩来：中共和苏共之间会有争论和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对外我们一直强调同苏联的团结。

林彪：印度人首先开枪，他们打了12个小时，直到打光了子弹。我们认为，对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态度，但事实总归是事实：第一，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第二，印度人首先开枪；第三，印度人打了12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两种方法，第一，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后退；第二，印度人越过边界，我们进行反击。

毛泽东：根据当地军事部门的决定进行了反击。

林彪：上面没有下命令。

毛泽东：我们没能留住达赖喇嘛，因为同印度的边界那么大，他从任何一个地点都能越过边界。

М.А.苏斯洛夫：需要提前知道他的意图和阴谋。

毛泽东：我们想对西藏的改造暂停4年。

Н.С.赫鲁晓夫：这就是你们的错误。

毛泽东：推迟对西藏进行改造的决定早就做出了，是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之后。我们不能没有借口就发动进攻。但这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我们就采取了行动。看起来，这正是你们不明白的。以后您会相信，同印度的麦克马洪线还会存在，边界冲突则会被消除。

Н.С.赫鲁晓夫：那就好。但问题不是麦克马洪线。我们不了解这条线，也不想了解。

毛泽东：同印度的边界问题，我们将通过谈判解决。

Н.С.赫鲁晓夫：你们的这种想法，我们欢迎。

周恩来：今年1月22日我们曾向尼赫鲁建议，就边界问题的举行谈判，当时他不同意。现在他同意了。

毛泽东：你们给我们扣了两顶帽子：同印度的冲突是我们的过错，达赖喇嘛的逃跑也是我们的错误。我们给你们扣一顶帽子，叫迁就分子。请接受吧。

Н.С.赫鲁晓夫：我们不接受。我们采取的是有原则的共产主义的立场。

毛泽东：塔斯社的声明，使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兴高采烈。

М.А.苏斯洛夫：恰恰相反。这个声明和我们最近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局势的缓和。如果中印关系搞僵了，那帝国主义者才高兴。我们有情报表明，美国人已经向尼赫鲁建议，对于中印冲突他们愿意提供帮助。我们的行动扑灭了反动派的火焰。

林彪：整个问题是，谁先开的枪，而不是谁死掉了。

周恩来：结果就是，强盗闯进了我们的家，我们把他揍了一顿，我们还犯了错。

Н.С.赫鲁晓夫：为什么你们能批评我们，老大哥就不能批评你们。在同尤金的一次会谈中，毛泽东同志非常尖锐地批评了苏共中央，我们接受了这个批评。此外，米高扬同志在中共八大上讲话时，您，毛泽东同志离开了会场。这是表示抗议的行为，米高扬同志也可以离开。实话说，我也可以收拾箱子离开，但是我不会这样做。当匈牙利事件爆发时，周恩来同志到我们这里来，给我们上了一课。他因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国家而谴责我们。我们也接受了这一教训。结果是，你们可以向我们提意见，而我们却不能。现在，甚至我们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在说：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提法，但实际上，对苏共中央的意见甚至都不尊重。难道你们同我们说话不傲慢吗？

毛泽东：我们是以特别信任的方式来谈论自己的看法。你们这次也是如此。这很好嘛。这有利于事业。但是你们的公开言论，我指的是塔斯社声明，则是不好的。

А.А.葛罗米柯：塔斯社声明并没有使印度疏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摘读一些语句)。

彭真：我们也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毕竟是印度人首先越过边界，然后开火，持续打了12个小时。毛泽东同志刚才说了，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在中印边界发生了什么事。

Н.С.赫鲁晓夫：你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认为自己是正统，你们的傲慢也表现在这一点上。陈毅给我们扣了一顶帽子，而且是一顶政治帽子，他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陈毅：塔斯社声明是支持印度，支持资产阶级的。

Н.С.赫鲁晓夫：你们想让我们屈从你们，这是办不到的。我们也是一个政党，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不迁就任何人。

毛泽东：那么，我们是在哪一条道路上？

Н.С.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现在也认为，我们和你们共同走一条道路，而且，把你们看作我们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我不明白，我们的错误是什么？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不也从你们那里跑掉了。

Н.С.赫鲁晓夫：达赖喇嘛跑掉，你们就没有错误？我们也犯错误，这是事实。我们让克伦斯基从苏联跑掉，是我们的错，但应该考虑到，这确实是发生在革命最初的日子里。列宁信守诺言，释放了克拉斯诺夫将军和卡列丁将军。至于托洛茨基，是斯大林赶走了他。尼赫鲁可能会倒向美国。当同我们在一起有利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同路人。当我们给纳赛尔援助时，我们知道他可能会反对我们。当他真的反对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给他贷款建造阿斯旺水坝，这是一个策略。如果我们不给他贷款，纳赛尔可能会投入美国的怀抱。

毛泽东：你只看到我们“威胁的姿态”，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即我们在争取把尼赫鲁拉到我们这一边来。

Н.С.赫鲁晓夫：我们不相信纳赛尔会坚持长期同我们站在一起。维系我们的只是一条很细的线，随时都会断掉。

陈毅：令我非常气愤的是，你们说“同印度关系恶化是因我们的错”。

Н.С.赫鲁晓夫：你说我们是迁就分子，我也很气愤。我们应该支持尼赫鲁，帮助他执掌政权。

毛泽东：西藏事件和边界冲突，这些都是暂时的。我们最好不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评价我们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是团结的，个别的分歧不会妨碍我们的友谊？

Н.С.赫鲁晓夫：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个看法。

毛泽东：我想澄清一下，当米高扬同志讲话时，我根本就没有参加八大的那次会议。我需要同米高扬同志本人谈谈。

Н.С.赫鲁晓夫：你不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米高扬要讲话。周恩来曾经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他是个很好的教师，但是，我不同意他讲的内容。

刘少奇：我们从未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对任何兄弟党谈过我们之间的分歧。

Н.С.赫鲁晓夫：这很好，很正确。你们已经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我们也听了，你们现在应该听我们讲。请放弃政治指责，否则就会损害我们两党的关系。我们是你们的朋友，说的都是实话。我们不愿迁就谁，即便是朋友。

陈毅：但是，你们却对我们进行了两项政治指责，说恶化同印度的关系，让达赖喇嘛跑掉，都是我们的错。我认为，你们仍然是在迁就。

Н.С.赫鲁晓夫：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只是向你们指出你们的个别错误，没有对你们进行重大的指责，而你提出的则是重大的指责，如果你认为我们是迁就分子，陈毅同志，就不要把手伸给我，我不会同你握手的。

陈毅：我也不会。应该说，我不怕你发怒。

Н.С.赫鲁晓夫：不要自以为是元帅就瞧不起我们。这不值一提。不要斥责我们。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一方面，你们使用“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另一方面，你们不让我说一句话。在这种情况下谈论的是什么样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提出不再讲“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原因。我们不想由一个党来当头。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和独立的。否则就是虚假的。

毛泽东(用调和的方式)：陈毅说的是特殊性，不应普遍化。

王稼祥：问题在于翻译错了，陈毅没有把迁就当作一种主义来谈。

Н.С.赫鲁晓夫：我们打下的美国飞机不止一架，并且总是在说，它们是自己坠毁的。对此，无论怎样你们都不应称之为迁就。

М.А.苏斯洛夫：你们现在准备同印度谈判，这很好。

А.А.葛罗米柯：中国是不是有必要发表一份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声明？我要预先说明，我这样说事先没有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过意见。

周恩来：不必发表这样的声明。我们已经通知印度方面，在10月15日至12月1日这段时间里，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可以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来访。

Н.С.赫鲁晓夫：我也要提出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我刚才因副总统来访的问题而产生的。如果是副总统，那么人们就会产生迷惑，为什么不是总统和总理访问中国。

周恩来：拉达克里希南的人选是印度自己建议的。印度总统和总理已经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给我们发来了贺信。作为回应，我们再次想到了关于邀请拉哈卡里什南访问中国一事。

毛泽东：《真理报》在刊登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件的时候有删减，而塔斯社的报道我们则是全文刊登。我们就这些问题的讨论可以到此结束，然后谈谈老挝问题？

Н.С.赫鲁晓夫：好吧，让我们谈谈，不过我对这个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这一事件本身并不重大，但对其却议论纷纷。今天胡志明来见我们，同我们谈了老挝问题。我让他去见你们，因为你们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在波匈事件期间，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曾到过我们这里。我们同刘少奇同志的立场不同，有时是完全对立的。好多天，我们都不能达成一致的看法。我们的立场被改变了，但后来我们达成了一致，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我们反对老挝战事升级。

Н.С.赫鲁晓夫：我们也反对。

刘少奇：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有一个扩大老挝斗争的计划，胡志明反对这个计划，反对扩大军事行动。我们支持他的立场。

Н.С.赫鲁晓夫：不应扩大在老挝的军事行动，如果扩大的话，美国人就会卷入。那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上，肯定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挑衅。这样，他们会直接部署在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很近的地方，但是我们距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很远。如果局势变得复杂起来，美国人会极为迅速地摧毁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则来不及采取措施。我们认为，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不要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同你们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历来都赞同，不仅不在老挝扩大军事行动，而且应保持台湾地区的现状。我要再说一次，1958年8月当我们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打算采取什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随员Р.Ш.库达舍夫；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翻译阎明复和李越然。

会谈记录：С.Ф.安东诺夫和Р.Ш.库达舍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3210—3222页

№20636-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赫鲁晓夫延期访问朝鲜(1959年10月3日)

1959年10月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9月18日至10月5日

第25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10月3日

我参加了从北京归来的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的欢迎仪式。在与我打招呼时，金日成说，他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谈过话了(关于谈话的内容却只字未提)，并转达了葛罗米柯和安东诺夫同志的问候。

晚上，我邀请了南日偕同其夫人以及应朝鲜劳动党中央邀请正在休养的苏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苏朝友好协会副会长Б.П.米罗什尼琴科同志来赴晚宴。

米罗什尼琴科讲了自己在朝鲜逗留期间所产生的良好印象，并请南日向朝鲜劳动党中央代为转达他对良好的休养安排和对朝鲜国情的了解所表示的感谢之意。

我问南日，关于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谈话，金日成对常务委员会成员们讲了一些什么话。

南日回答说，关于此事金日成将于10月5日向常务委员会通报。在站台上会面时他只是说，当他去北京的时候，他想的是，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访问过美国以后能否到我们朝鲜来，并简短地讲述了一下：中国在最近一年里建成了非常多的东西，并使铁路保持着非常好的状态。

接着南日讲述了，昨天他在中央委员会与朴正爱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最后确定了诺沃提尼于今年10月7日从北京到平壤来访问朝鲜的计划。

南日在谈话中说，他与之谈过话的那些常务委员会成员(他没有报出姓名)正确地理解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的延期原因。南日说，其他领导人也会予以正确理解的。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7，л.196

№26590 科技合作委员会中方通报：中苏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109] )

附录一

(拼写和标点符号保留)

中方关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5年工作的通报

亲爱的西卢亚诺夫同志!

亲爱的委员!

亲爱的同志们!

再过几天，即将迎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签订5周年的日子。这5年中，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构建的中苏友好科学技术合作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仅代表个人和委员会中方组的名义对取得的这些成绩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们对双方共同走过的这5年的道路由衷地赞赏。1954年10月12日签署了《中苏科技合作协定》，同时成立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从那时起，委员会就积极展开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事务的组织工作。如今，我们召开的是第十次工作会议，这10次会议的每一次工作会议都签署了基于双方友好协商结果的会议纪要。这一时期，委员会双方的主席共交换了5封关于转交保密技术文件的信函。在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共组织了4次双方学术秘书间的会谈。从第四次工作会议开始，双方就不间断地安排了187对业务对口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进行直接接洽，其中包括93家中方机构和171家苏方机构。

由于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积极努力，中、苏双方科学技术合作的规模和数量日益扩大，合作项目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其总量不断提高。5年来，苏方向中方转交了近50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向中国派遣了超过230名以科研为目的的学者和以技术援助为目的的专家，接待了近1000名以考察和提高业务水平与进行实践为目的的中方专家。中方同样也向苏方转交了近7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接待了约300名以考察或联合进行研究为目的的苏方专家。特别是转交技术文件和其他相互移交项目方面的数量，在1959年得到快速增长。仅1959年9个月的时间，苏方向中方转交的项目数量就比1955年增加了5倍，而中方向苏方转交的项目数量则增加了3倍。

1959年1月18日，中、苏政府签订了《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122项重大科学技术项目研究》的协定。根据此协定，在1958—1962年期间，中、苏将就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进行共同研究，这标志着重大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将全方位更加有计划有目的地展开合作。从此，中、苏的科学技术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利用苏联先进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对我国加快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技术升级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特别注重苏联的先进科技成果和经验。几年间，我们已经在工厂设计和建造领域及主要产品生产设计与开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冶金行业，目前我们不仅能设计和建造中小型规模的冶金企业，还能设计和建造大型的冶金企业，可以冶炼500种钢，生产6000种不同类型等级的轧钢，自给率可达到国家建设所需轧钢总量的90％左右。机械制造领域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的机械制造体系，实现了从维修到制造的转变，并进入了从生产普通机械和设备到制造重要的、大型的、精确的和新型的机械和设备转变的阶段。有能力设计和制造容量达1386立方米和1513立方米的高炉、1150毫米初轧机、10000吨位的货轮、72500千瓦的液压机组、50000千瓦热电站的成套设备，以及超过250种金属切削机床。计划在本年度末设备自给率超过80％。电能产业领域，我们已经可以设计100万千瓦左右的大型水电站，以及650千瓦高压和耐高热的电站。由于苏联转交的技术文件，在化工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生产一些重要型号的产品，例如化肥、化纤和塑料、高质量的绝缘材料、航空漆、有机玻璃等。在煤炭工业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生产比较复杂的采煤设备，自主研制现代矿井；迅速掌握了液压采煤技术，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此外，石油工业、建筑、交通和其他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我们之所以能够快速取得这样巨大的成果，与苏联对华提供的兄弟般全面系统的援助是紧密相连的。请允许我代表委员会中方组的名义向以西卢雅诺夫同志为领导的委员会苏方组所有委员和以您为代表的苏联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以及苏联政府、苏维埃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达深深的谢意。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5年来向苏联转交了自己的科研技术成果和经验。但由于中国现实的经济基础薄弱，科技落后，能向苏方转交的科研技术成果和经验总量不大。合作的第一年我们向苏联转交的成果主要涉及农业、保健、轻工业、纺织业和其他领域。而最近几年，我们逐步向苏联转交了冶金、机械制造、煤炭业、化工业和建设领域的成果和经验。我们非常愿意向我们最亲爱的苏联朋友转交这些成果。从锡卢雅诺夫同志刚刚演讲的报告中我们了解到，苏联同志已经有益地应用了这些成果和经验，所以在此我将不再就此详细讲述。

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是全面友好互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中的每个成果和每个发展阶段对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相互支持都做出了贡献。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实现的科技成果和经验交流不仅直接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整体提升与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还在两国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科研工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国人民在共同的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对我们而言是最珍贵的。毛泽东同志在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初就说：“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我们之间建立在两个伟大国家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充分理解和深厚友谊。人们所看到的是，我们两个伟大国家通过协定确立的紧密团结是永久的、牢不可破和难以分割的。这种团结不仅会影响我们两国的繁荣，还一定会影响未来的人类、正义的胜利与世界和平。”我们确信，中苏科学技术合作越来越广泛的加深和发展将对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产生深远而有利的影响。

过去的5年中，科学技术合作中苏委员会在两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顺利完成了自己神圣的使命。我们两国的科学技术合作事业坚定不移地发展，我们在该合作中永远秉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坚决遵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原则，遵守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规定的原则。

5年来，我们双方的合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高兴地看到，委员会的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和提高。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正面经验，在我们的合作中已经基本得到应用。在此想归纳主要的几条：

第一，中苏科学技术合作与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紧密配合，这些规划应成为合作和双方共同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的主要基础。由此可以较易获得结果，这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生产能力都成倍增加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而且国家的科技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第二，合理发展中苏对口科研和设计单位的直接联系。由于坚定不移发展合作要求不断充实合作的形式，所以从1956年起，委员会就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安排一系列中苏对口科研和设计单位进行直接联系，使他们能够及时交流经验。这种合作方式在很大意义上向前推动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

第三，加强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工作会议休会期间的工作是合作中积极的措施。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量很大，依据工作会议召开的届期，一年只召开两次，完全不能满足需求。因此，中苏委员会采取了措施，有目的性地展开工作会议休会期的工作，包括建立直接联系和安排双方学术秘书进行必要的会谈，由此来加快实现决议的进程。

第四，完全必要加强执行决议的监督。5年来我们双方一直都在加强对执行决议的监督。特别是从第八次、第九次工作会议起，由于双方加强了对执行的监督力度，执行决议的情况取得了很大的好转，执行决议的及时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此阶段，苏联人民正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在6月苏共中央全会的号召下，为实现工业和建筑业生产过程的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为提前完成宏伟的七年计划以及为缩短赶上美国的期限而积极斗争。中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高举党的总路线的光辉旗帜，在去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跃进，并为在今年提前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为10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为提前实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而斗争。我们双方在国民经济中全面跃进的形势要求我们更加努力工作和紧密合作，在两国经济建设事业中更全面地借鉴先进经验和新的科学技术成果。

过去的5年是满载巨大成就的5年，但我们的工作中某些地方仍有不足。当然这些不足是在进步的道路上出现的，它们具有日常组织工作的特性。比如，总是存在拖延执行决议的现象，部分技术文件未能按期转交。在建立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直接接洽方面的工作开展存在不足，其中一些单位至今还没有建立起与对口单位的联系。据此我们应该从合作的原则出发，发挥中苏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未来的作用，加强对执行情况的监督工作，快速及时实现工作会议的决议，力争杜绝和减少拖延执行决议的现象，在未来加强工作会议休会期的工作，强化对对口单位直接联系工作的领导和监督。此外，对申请工作我们应该进行继续优化，确保申请编写得准确而具体。还有，必须要严格执行第七次工作会议相应的决议，即双方约定了相互通报的期限，对于紧急件的回复应在收到后不晚于1个月内答复，对于一般件的回复则应在收到后不晚于3个月内答复对方。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已经紧密合作了5年，在中苏团结友好合作的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过去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为我们合作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向前发展和推进。中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将不断创造奇迹，这是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日后加强工作的基础。未来工作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广阔的前景，其中蕴藏着无穷的活力。中国人民一直重视向苏联人民学习，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未来我们将继续学习并在科学技术领域充分借鉴苏联的先进经验。

至于我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一些成果和经验，如果对苏联的建设事业有益，我们将尽力满足苏方的要求。在跨入中苏科学技术合作新篇章之际，我们深信，我们未来的合作将更加紧密，我们的合作将取得更大的发展并将作出巨大贡献。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60，л.115-124

№26591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110] )

附录二

苏方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5年及该领域交流经验情况的通报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是按照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进行的。按照该协定，双方相互转交了技术文件，交换了相关信息，并派遣了技术援助和考察两国科技领域成果的专家。

自1954年起，苏中科技合作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工作会议，5次在莫斯科，4次在北京。在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研究了双方关于互换科学技术文件和派遣学习经验专家的申请，并形成了相应的决议。从第七次委员会工作会议起，为了缩短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技术经验交流的周期，在工作会议休会期内收到双方相互的申请，通过决议后在应届工作会议再形成工作纪要的形式越来越普遍。

苏方的信息内不包括本届第十次委员会工作会议的工作总结。

在已召开的9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向中方转交5763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含在第七次工作会议上以独立附件形成的，由赴苏联对苏联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考察的中方专家所选出的10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以及991名中国专家对苏联171项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考察的决议；

——关于向苏联转交796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和397名苏联专家考察146项中国科技成果和经验的决议。

关于按各次工作会议决议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一。

按照这些决议，在科技合作方面，苏联至今已向中国转交了1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704套机械设备制造的图纸，1018套各种工艺流程组织的文件和3094套各个部门的技术文件。除此之外，有879名中国专家访问了苏联的企业和单位，对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进行了考察。

同样，苏联从中国获得了3个基本建设的项目，188套机械设备制造的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299套各个部门的技术文献和资料。有294名苏联专家访问了中国的企业和单位，对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经验进行了考察。

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内展开。在此情况下，中方申请获得技术文件占比最大的是机械制造，占35.8％，建筑和建材占11.6％，化工占10.6％，冶金和矿业占10.4％。苏联向中国寻求获得科学技术文件的领域主要为农业，占18.5％，机械制造占15.1％，冶金和矿业占10.7％，纺织、轻工和食品工业占10.7％，还有卫生保健领域。

从中方向苏联申请获得科技文件的性质分析来看，可以确定，中方向苏联提出获得工作图纸、工艺流程描述申请的优先是机械制造类产品，并且这些申请一般涉及不复杂的车床制造、锻压设备、电机、泵、工具和其他设备等，还有就是转交与国民经济独立行业有关的工艺流程组织文件，如黑色和有色冶金业、化工业及其他行业。

随着在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援助下进行新建企业及改造老旧机械制造企业、冶金企业、化学和其他国民经济领域的企业，中方所提申请的性质也随之改变。例如，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工作会议上，中国在提出其他申请的同时，向苏联提出了申请转交10吨位干货海运船的生产技术文件，20万千瓦功率汽轮机、大型冶金设备、轧机、高炉与平炉设备的生产工作图纸和技术设计文件，以及为实现大型机械制造业和重工业原料领域对应发展及配套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所要求的其他各种设备生产和新工艺流程组织的技术文件。

同时，苏方在苏联利用中国经验和成果的项目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初期主要借鉴了农业和卫生保健领域的经验，但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对中国经济与科学的了解，苏方所提申请的范围也拓宽了，在机械制造、冶金、燃料工业、化工和建筑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开始借鉴中国的经验。

中国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工人和科技人才素质的提高，以及苏联和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快速增长，委员会所面临的任务是要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工作，在科学技术合作中寻找到新的组织形式，能高效和高质量解决那些与完成两国发展未来规划和超额完成相关的问题。如我们在这方面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结果，通过了关于两国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与合作的决议，还有更加先进与完善及更符合两国需求和潜力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

在第四次至第九次苏中委员工作会议所述的意见指导下，通过了关于苏联158个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88个中国相应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直接合作的决议。按国民经济行业的划分，建立直接联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见附录二。

没有必要列出所有应建立直接合作关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只须指出，在该合作框架内，与重工业、机械制造、农业和其他中、苏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发展相关的任何根本问题都能组织共同研发和经验交流。目前有48对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了合作。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通过交换文件和互派专家，以及就独立的科研课题进行共同研究来实现。

就独立科研课题进行共同研究的苏中科研设计院所的大致名录见附录三。

从这个简短的进行共同研究的院所名录中可以看出，就科技含量方面正在进行哪些重要和深入的工作。同时必须指出，我们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这种较为积极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还不够完善，同样我们还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在进一步提高和加快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交流方面拥有的巨大潜力。我们必须慎重思考，并采取必要的改进工作这一重要方面的措施。

为了合作的未来发展和进行科技领域的研究工作，1958年1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这个协定规划的是1958—1962年期间，双方共同进行16个不同科学技术方向的122项科学技术课题的研究。

应该说，委员会苏方组在履行由这个协定规定的苏方义务时，不仅限于对我们工作会议中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的相应活动正式表示赞同，还积极参加了其筹备及后续的实施。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协定第四项时，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根据苏方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共同决议，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3次委员会工作会议期间，办理了向中国转交科技文件和样品的手续，还有派遣苏联学者和专家赴华进行技术援助和接收中国实习生和研究生赴苏联学习。依据这些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437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派遣了232名苏联学者和专家赴华举办了讲座，并在科研工作进行中提供了帮助。苏联接收了57名前来学习和提高技能的中国专家。

正因如此，按照1958年8月14日由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和刘晓签署的交换公函，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就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122项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和解决措施。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在下次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不包括实施上述协定的措施。这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做了相应的记录。

我们认为，令人可喜的决议是确认了我们的总路线，即在加快和改进我们相互利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和成果方面，将消除一切阻碍或形成的一些额外的困难。

应当提出的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的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工作，仅是这个协定框架内实现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所有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领域的大量重要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以列宁命名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与相应的中国机构完成。

按照1959年双方同意的计划，苏联机构向中国机构转交了1449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同时，中方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58个项目的技术文件。

苏联科研机构与中方机构继续参与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根据中国机构的请求，共向中国派遣了266名学者和技术专家进行讲学和咨询，并在勘探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及现代高效能生产机械与设备的设计和掌握生产领域方面提供了技术援助，此外还接待了215名派往苏联的中国专家，在最新研究方法和重点型号生产领域进行了培训和技能提高。

1959年，苏联机构接待了76名中国专家，带领他们考察了苏联的科技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段时间共接待了48名苏联专家，带领他们考察了中国的科技成果和经验。

苏联机构还完成了一系列技术鉴定，并对在中国进行的47项科研工作就设计和结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至1959年8月，负责参与解决122项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的中国机构向苏方相应的机构完整地转交了1960年的计划草案。初步计算的结果表明，中方拟定的所有形式合作的工作量比1959年计划中规定的工作量略有提高。这要求苏方采取补充措施，以满足中国组织和机构增加的与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规定的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相关的申请。期望双方能及时研究这些计划，并根据双方的协商在1960年初获得批准，以便在相应的机构和单位为其实施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同志们!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在过去的5年内不断发展巩固，并促进了两国的技术进步。这从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内我们大量相互利用两国先进经验和成果中显而易见。

为了例证中国经验和成果在苏联的利用，我想请大家只关注简短的实例清单。

那么，对于我们农业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苏联采用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经验。其中包括，在香精油料作物的农业技术和香精油的生产方面，在茶叶种植园种植和茶叶生化领域工作的农业技术方面，在园艺布置方面，在种棉业、园艺和林业发展方面，以及用于棉花地浇灌的地下水利用等其他方面，苏联都汲取了中国的经验。

苏联还获得了许多重要农作物的大量种子和幼苗。这些农作物在苏联试验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特别有价值的是在中国东北和高原区域普遍种植的地方性早熟耐寒的农业植物和作物品种，如小麦、大米、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在苏联种植获得了成功。一些软小麦和裸大麦的种子样株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科研机构进行试验种植时，表现出了高产量和倒伏稳定性。在苏胡姆斯克的育种站种植的3000株特大果实的中国大枣幼苗样株，生长令人满意。纤维作物的种子样株由全苏纤维作物科研所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大麻种子的样株具有高秆和中柱组织较优等特点。

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在医治疟疾、麻疹、百日咳、白喉、布氏杆菌病、糖尿病、哮喘、痢疾和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用植物的培养繁殖与应用方法方面，从中国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民间医学处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伊万诺沃、高尔基、塔什干、考纳萨、基希涅夫、苏胡姆及其他城市的附属医院和医院里应用了中国的针灸治疗方法。依据针灸治疗的初步数据表明，在治疗神经根炎、神经炎和支气管哮喘时有明显的积极效果。利用中国用“百金花”植物治疗百日咳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等等。

1958年11月从中国送来的56000条1岁的鲩鱼和白鲢鱼鱼苗对于苏联渔业发展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种鱼有很大的国民经济意义。鲩鱼每年生长近1.5公斤，而白鲢鱼每年生长近0.7公斤。从中国获得的有关鱼类回游、在水塘和水库进行鱼类养殖、鱼类疾病防治等方面感兴趣的资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工业建筑方面所获文件的利用可以列举如下例子：

在库兹巴斯矿井内开始运用中国采用的地下开采厚矿层的经验及水力填充工艺。

在选洗煤的示范项目中采用了带斗式提升机和带混凝土座架的筛分设备。

从中方获得的关于生产活性漂白粉的技术文件被应用在次氯酸盐溶液的真空脱水方面。这种方法在生产条件下得以检验并在次氯酸盐溶液脱水设备的设计中得以应用。

对描述氨碱法生产纯碱时将碳酸氢钠碱浆送入碳化塔的工艺流程技术文件很感兴趣，国家基础化学科学研究设计院在生产条件下进行了结果检验。

运输建设部应用了中国用于生产钢筋混凝土桩和大功率振动打桩机的离心机技术文件。在建造桥梁和其他水利工程建筑的地基根基时采用了组装的钢筋混凝土外壳，同时节约了40％的造价，并缩短了建设工期，还可以避免繁重的、昂贵的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沉箱施工方式。

中国在组织仓储业专用线上的经营、装卸工作和小件货运方面的经验被道路交通部在柳布利诺、斯维尔特罗夫斯克、尤季诺、奥西诺沃、基辅、巴泰斯克等大型交通枢纽站采用，为这些地方节省了大量费用。

苏联应用中国经验的其他一些例子详见附录四。 [111]

从中方的信息可见，中方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被中国专家借鉴的苏联企业的生产与技术经验，为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为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借鉴的经验使中国在掌握新生产时，在多数情况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用于考察、科研、结构设计与编制工艺流程的资金，这些文件被直接利用在了新企业建设和现有企业改造，以及机械设备和其他类型工业产品的生产组织中。

我国这种有效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利用鼓舞着我们继续更好地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中科学技术合作。

为了更全面地体现科学技术合作的范围和特性，以及发展和巩固苏中经济关系方面共同任务的这种合作联系，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科学技术合作紧密相连，与苏联通过其他渠道向中国提供的技术援助密不可分。

许多苏联设计单位参与完成了中国项目的设计。苏联的许多设计单位，如“国家热力工程科研设计院”为中国完成了超过10个现代化的电站的设计，“国家煤炭矿井工程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为中国设计了许多煤矿和选矿厂，“国家冶金工厂设计院”列宁格勒分院为中国完成了大型冶金联合企业的设计，莫斯科“国家有色金属企业设计院”为中国完成了有色金属工厂的许多设计工作等。

苏联为中国所做的大型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是苏联现有的先进的新技术，其中还包括利用了众所周知的国外最新成果。正如中方李富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对这部分工作所做的评价，他说：“苏联为我们所做的设计包含了最近几年的技术，而提供的设备是最好最新的。”

为了在苏联援建的项目建设中和对援建企业掌握生产方面提供技术帮助，以及向中国提供其他类型的技术援助，苏联总共派出了7000余名专家。

过去几年，有超过7000名中国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在苏联企业中实习。

在我国工作的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专家，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摘自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

在苏联援建的企业设计和建设中，苏联专家对中国朋友竭尽全力提供帮助，直接复制了国内工厂的设计方案，其中包括在建设中应用了苏联的标准方案和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取得的可再次利用的项目方案。

在从苏联转交的科学技术合作方面的设计文件基础上，中国的朋友编制了配套的设计方案，建设了超过400个现代的工业企业和工程。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有140家工厂根据苏联的技术文件掌握了2620种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

根据中国朋友的通报，利用苏联技术文件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设计周期、建设周期和投产期，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是保证工业快速发展的条件之一。

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工作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了解确实如此。但如果苏方没有指出自身一系列批评性的建议，也没有使我们的朋友注意，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共同工作中存在许多相同的不足之处，那将会出现许多不全面甚至是不正确的决定。

在实现苏中科学技术的合作中，以及在苏中委员会两方的工作中都存在不足之处，大致可归纳如下：

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力度不够，其中一些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究完全没有展开。

双方处理申请的时间较长，即自收到需求申请后不早于3个月才回复，而技术文件的准备时间自苏中委员会决议通过后一般要4至5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导致技术文件的转交期限拖延。

双方关于在两国国民经济中推广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不够，因此苏中委员会两方只掌握了因利用技术文件而取得效果的个别例子。

考察两国经验的计划制订得不够深入，且拖延了提交的时间，所以专家接待工作的准备不够精心，未尽到最大的可能。

在刊物和定期出版物中对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阐述不够。

苏方认为利用中国的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期望中方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苏联国民经济中有可能成功应用的项目应尽量多提建议。

同志们，1959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12] 确定了要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伟大的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目标，提出了要在未来15—20年内建成能够生产出中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任何机械设备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1959年8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力争在10年内基本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用15年达到其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水平。

苏共全会(1959年6月)关于《执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的措施，为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建设、提高生产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造价，将在工业和建设中推行全面机械化、工业自动化、引入流水线、替换老旧设备、冲床和工具》的决议清晰地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即为了中国社会主义顺利建设，为了1959—1965年间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建设的物质技术基地，将更充分和更全面地在利用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方面进行相互帮助。

委员会苏方组认为有职责和义务尽全力高质量和及时地满足中方的需求，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在苏联利用中国悠久的经验和成果，同时积极促进苏共二十一大和中共八大会议确定的伟大任务。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60，л.125-137

№26592 科技合作委员会苏方通报：苏中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情况(1959年10月10日以前 [113] )

苏方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的通报 [114]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是按照1954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的《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展开的。按照该协定两方相互转交技术文件，交换有关信息，以及派遣进行技术帮助和考察两国科技领域成果的专家。

自1954年起，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共召开了9次工作会议，5次在莫斯科，4次在北京。在委员会的历次工作会议上，研究了两国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派遣取经专家的申请，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从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起，为缩短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交换技能经验的时间，越来越普遍的做法是在休会期间相互审核对方的申请，并通过其决议，随后纳入下次例行工作会议的纪要中。

在已召开的第九次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向中国转交6100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及向992名中国专家介绍苏联169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成果；

——关于向苏联转交782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及向462名苏联专家介绍中国187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成果。

关于按各次工作会议决议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一。

根据这些决议，截至目前苏联在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共向中国移交了1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704套机械设备的生产图纸、1018套组织各种生产工艺流程的文件以及3094套各部门的技术文件。此外，有929名中国专家以考察苏联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为由访问了苏联企业和单位。

同时，苏联从中国获得了3个基本建设项目、188套机械设备的生产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352套部门技术文件和书籍。苏联专家共计337人访问了中国的企业和单位，考察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科学技术合作在两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展开。在此情形下，中方申请获得技术文件的最大占比集中在机械制造(占35.8％)，建筑和建材(占11.6％)，化工(占10.6％)，冶金和矿业(占10.4％)。苏联向中国询问最多的科学技术文件主要集中在农业(占18.5％)，其次是机械制造(占15.1％)，冶金和矿业(占10.7％)，纺织、轻工和食品工业(占10.7％)，还有卫生保健领域。

关于按国民经济行业派遣专家、转交科学技术文件和样品的相互责任划分见附录二。

分析中方向苏联提出获得科学技术文件申请的特点后，可以确定，中方在初期向苏联提出的申请主要是获得机械制造产品的工作图纸和工艺流程描述，且这些申请一般涉及不复杂的机床制造、锻压设备、电机、泵、工具和其他设备，以及转交与国民经济独立行业部门相关的组织工艺流程文件。

随着在苏联帮助下实现机械制造、冶金、化学和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新厂建设和老厂改造，中方所提申请的特点也随之改变。比如，在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工作会议上，伴随着其他请求，已经开始向苏联申请转交生产载重量达10000吨船舶的科学技术文件、生产功率达20万千瓦的蒸汽涡轮机的工作图纸和技术方案、大型冶金设备的生产(轧机、高炉设备和平炉设备)，以及为实现大型机械制造业和重工业原料领域对应发展以及配套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所要求的其他各种设备生产和新工艺流程组织的技术文件。

按照苏中委员会第四次至第九次工作会议的决议，要组织158家苏联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与88家中国的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建立直接合作。具有直接联系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按照行业的分布见附录三。

没有必要列出所有应建立直接合作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只要表示，在此合作框架下可以就任何与发展重工业、机械制造业、农业和其他中国和苏联国民经济主要行业相关的重要问题能组织联合研制和经验交流就可以了。目前有48对苏联和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展开了合作。苏联和中国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通过互换文件、互派专家以及对独立的科学技术项目进行联合研制来实现。对独立科学技术项目的联合研制是先进的合作形式。对独立科学技术项目进行联合研制的苏联和中国的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的名录见附录四。

从所列数据可以看出，我们的科学院所和设计单位间最为积极的科学技术合作形式未完全得以实现，而且我们在进一步改进和加快两国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交流的工作中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机构所拥有的巨大潜能。我们应该认真地思考并采取必要的改进我们工作重要方面的措施。

为了在科学技术领域进一步发展合作和进行研究工作，1958年1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了《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这个协定规划的是1958年至1962年间，双方就16个不同科学技术方向的122个项目进行联合研究。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第四项内容时，苏中委员会苏方组根据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联合决议，在委员会第七次、第八次、第九次工作会议上形成了有关向中国转交科学技术文件与样品和向中国派遣进行技术援助的苏联学者和专家，以及接收中国实习生和副博士研究生赴苏联学习的决议。根据这些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437个课题的技术文件，共向中国派遣了147名苏联学者进行授课和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帮助，还派遣了28名苏联专家对华进行技术援助。苏联还接收了49名中国专家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

正因如此，按照1958年8月14日由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和刘晓签署的交换公函，从1959年起，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将就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122项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编制共同的年度计划和解决措施。苏中委员会双方商定在下届委员会工作会议纪要中不包括实施上述协定的措施。这在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纪要中做了相应的记录。

需要提出的是，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进行的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工作，仅是这个协定框架内实现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所有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领域的大量重要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苏联高等教育部和以列宁命名的全苏农业科学院与相应的中国机构完成。

在执行1958年1月18日所签的协定中，所有上述的苏联机构都对中方的机构提供了大量帮助。在1958年间，根据这个协定，按照中方的请求共有455名中国专家对研究工作进行了考察并增长了知识。根据中方的邀请向中国派遣了243名苏联学者和专家，进行了授课和咨询，对科研工作进行了指导和技术援助。转交和准备好转交的有：546种机器、机组、设备和仪器的整套设计和图纸，研究工作的学术成果和报告840份，以及其他技术文件1326份，并对提交给中国机构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的技术鉴定。

根据双方同意的1959年的计划，苏联机构向中国机构转交了1449个课题的科学技术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58个课题的文件。

苏联的科研机构继续与中国机构一同进行解决重大科技项目的工作，根据中国机构的请求向中国派遣了266名学者和专家进行授课，在自然资源的勘探与无线电应用及现代高生产效能机器和设备的设计和生产开发领域提供咨询和技术援助，还接收了215名中国专家在最新研究方法和重要生产类型领域进行培训和技能提高。

苏联机构在1959年接待了76名中国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苏联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一时期接待了48名苏联专家，并带他们考察了中国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苏联机构完成了一系列技术鉴定，对在中国进行的47个课题的科研工作的设计和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中国负责承担122个重大科技项目的机构，在1959年8月完整地向苏方相应的机构转交了1960年的计划草案。初步计算表明，中方草拟的各种合作形式的工作量比1959年计划中规定的工作量要略微多一些。

5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不断发展和巩固，促进了两国的进步。

比如，在苏联采用的中国农业经验对苏联的农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包括在香精油料作物的农业技术和香精油的生产方面，在茶叶种植园种植和茶叶生化领域工作的农业技术方面，在园艺布置方面，在种棉业、园艺和林业发展方面，以及用于棉花地浇灌的地下水利用等其他方面，苏联都汲取了中国的经验。

苏联获得了许多重要农作物的大量种子和幼苗。这些农作物在苏联试验后已经取得了良好的结果。特别有价值的是在中国东北和高原区域普遍种植的地方性早熟耐寒的农业植物和作物品种，如小麦、大米、玉米、大豆、花生和蔬菜，在苏联种植获得了成功。一些软小麦和裸大麦的种子样株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摩尔多瓦的科研机构进行试验种植时，表现出了高产量和倒伏稳定性。在苏胡姆斯克的育种站种植的3000株特大果实的中国大枣幼苗样株，生长形势喜人。纤维作物的种子样株由全苏纤维作物科研所研究。报告数据显示，大麻种子的样株具有高秆和中柱组织较优等特点。

卫生保健和医疗领域的合作发展顺利。在医治疟疾、麻疹、百日咳、白喉、布氏杆菌病、糖尿病、哮喘、痢疾和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用植物的培养繁殖与应用方法方面，从中国获得了有价值的材料和民间医学处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喀山、伊万诺沃、高尔基、塔什干、考纳萨、基希涅夫、苏胡姆及其他城市的附属医院和医院里应用了中国的针灸治疗方法。依据针灸治疗的初步数据表明，在治疗神经根炎、神经炎和支气管哮喘时有明显的积极效果。利用中国以“百金花”植物治疗百日咳的经验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等等。

1958年11月从中国送来的56000条1岁的鲩鱼和白鲢鱼鱼苗对于苏联渔业发展应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种鱼具有很大的国民经济意义。鲩鱼每年生长近1.5公斤，而白鲢鱼每年生长近0.7公斤。从中国获得的有关鱼类回游、在水塘和水库进行鱼类养殖、鱼类疾病防治等方面感兴趣的资料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运输建设部应用了中国用于生产钢筋混凝土桩和大功率振动打桩机的离心机技术文件。在建造桥梁和其他水利工程建筑的地基根基时采用了组装的钢筋混凝土外壳，同时节约了40％的造价，并缩短了建设工期，还可以避免繁重的、昂贵的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沉箱施工方式。

在库兹巴斯矿井内开始运用中国采用的地下开采厚矿层的经验及水力填充工艺。

在选洗煤的示范项目中采用了带斗式提升机和带混凝土座架的筛分设备。

从中方获得的关于生产活性漂白粉的技术文件被应用在次氯酸盐溶液的真空脱水方面。这种方法在生产条件下得以检验并在次氯酸盐溶液脱水设备的设计中得以应用。

对描述氨碱法生产纯碱时将碳酸氢钠碱浆送入碳化塔的工艺流程技术文件很感兴趣，国家基础化学科学研究设计院(НИОХИМ)在生产条件下对结果进行了检验。

中国在组织仓储业专用线上的经营、装卸工作和小件货运方面的经验被道路交通部在柳布利诺、斯维尔特罗夫斯克、尤季诺、奥西诺沃、基辅、巴泰斯克等大型交通枢纽站采用，为这些地方节省了大量费用。

苏联应用中国经验的其他一些例子详见附录五。 [115]

根据委员会中方组提供的初步信息，中方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被中国专家借鉴的苏联企业的生产和技术经验为完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并为顺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了条件。从苏联获得的技术文件和借鉴的经验使中国在掌握新生产时，在多数情况下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用于考察、科研、结构设计和编制工艺流程的资金，这些文件被直接利用在了新企业建设和现有企业改造，以及机械设备和其他类型工业产品的生产组织中。

在委员会中方组的通报中报道，依据1957年7月1日前获得的苏联文件，中国设计了159个大型和小型项目，掌握了202种生产并开发了104个重要的新产品。

委员会中方组委员江泽民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说，中国60％的机械制造产品根据国外获得的文件生产。其中这部分文件中，苏联文件所占比例达85％。1952年至1957年间生产的515000台机车总数中，按照苏联文件生产的机床达435000台。从苏联获得的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文件在中国的应用达到95％。

评价从苏联获得的科学技术文件和生产经验对于中国机械制造的意义时，江泽民同志说：“1953年我们开始仅掌握了‘K’型泵、373型平磨机床、750公斤空气锤和10立方米/分钟空压机的生产，即呈现出一般技术要求的产品。1958年我们已经开始生产许多具有较高技术指标的新的复杂的大型产品，例如：用于年生产能力达5万吨的氮无机肥料工厂的成套设备(包括320个大气压的高压反应器，10000立方米/小时的空压机)；2430型高度精密的坐标镗床；载重能力达250吨的桥梁起吊机；功率达5万千瓦的汽轮发电机设备；1万吨位的海轮；高度经济的快速蒸汽客运机车；功率达72500千瓦的水轮发电机设备；40500千瓦、154千伏的大型变压器；22万千伏的高压断路器；0.5级的精确电表；各种拖拉机；煤气汽车和瓦斯罐汽车；轻型汽车等。总而言之，若干年间中国的机械制造业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取得了空前的业绩。这些成绩离不开苏联给予我们的巨大帮助。”

在即将到来的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上讨论该问题时，所列数据将补充委员会中方组所通报的数据。

在展开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以及苏中委员会双方的工作中仍有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归结为以下几点：

苏中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力度不够，其中一些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究完全没有展开。

双方处理申请的时间较长，即自收到需求申请后不早于3个月才回复，而技术文件的准备时间自苏中委员会决议通过后一般要4—5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这导致技术文件的转交期限拖延。

双方关于在两国国民经济中推广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不够，因此苏中委员会两方只推动了由于利用技术文件而取得效果的一些个别典型。

考察两国经验的计划制订得不够深入，且拖延了提交的时间，所以专家接待工作的准备不够精心，未尽到最大的可能。

在新闻和定期出版物中对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问题的报道不够。

苏方认为利用中国的成果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并期望中方根据自己的观点，对苏联国民经济中有可能成功应用的项目应尽量多提建议。

1959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116] 确定了要在最短时间内将中国建设成伟大的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技和文化的社会主义大国的目标，提出了要在未来15—20年内建成能够生产出中国国民经济所需的任何机械设备的工业体系的任务。

1959年8月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基础上提出了目标，力争在10年内基本实现赶上英国的口号，用15年达到其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水平。

苏共中央全会(1959年6月)《关于执行苏共二十一大决议的措施，为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和建设、提高生产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和造价，在工业和建设中推行全面机械化、生产自动化、引入流水线、替换老旧设备、冲床和工具》的决议清晰地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为了顺利建设共产主义，将更充分和更全面地在利用两国经验和科技成果方面进行相互帮助。

苏方尽自己的努力，在今后将继续尽力最大限度地及时满足中方提出的申请。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03，л.26-37

[1] 根据米高扬1958年5月12日在致苏共中央提交的报告上标注的日期。——原注

[2] 名字是用铅笔写的。——原注

[3] 未公布。——原注

[4] 原文如此，据1958年5月25日《真理报》，5月24日会议参加者在克里姆林宫聚餐。——原注

[5]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手抄件。——编注

[7] 此处文字摘抄时遗漏。——编注

[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9]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名单。——编注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致Н.С.赫鲁晓夫的1958年6月28日信函中，正式向苏联提出了关于帮助建立中国海军的请求。尤其是，中国人还请求帮助他们建立潜水艇舰队。1958年7月21日，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П.Ф.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并提议苏联和中国建立联合潜水艇舰队。这个提议遭到了毛泽东的驳斥，他声明说，他对建立莫斯科和北京的“军事合作社”不感兴趣。——原注

[12] 中央主席团委托А.И.米高扬同志准备苏共中央就建立中国海军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的草案(РГАНИ，ф.3，оп.14，д.223，л.2)。——原注

[13] 信函所标明的日期是1958年7月14日。——原注

[14] 6月19日，美国一名军事部长马克尔公开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反对阿拉伯人民。他说，如果美国武装力量不得不干涉黎巴嫩内部事务，他们会毫不动摇地在中东使用载有核炸弹的轰炸机。——原注

[15] 1958年7月17日，黎巴嫩议会主席致信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信中认为美国向贝鲁特派遣军队侵犯了黎巴嫩的独立和主权；要求外国武装力量立即从黎巴嫩撤出。——原注

[16] 7月21日尤金与毛泽东进行会晤，讨论关于中国请求帮助建设海军的问题。尤金提出了建立中苏共同舰队的问题，引起毛泽东的强烈不满。第二天，毛再一次邀请尤金谈话，又提到几个月前苏联提出的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问题，并严厉批评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认为这是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编注

[17] 毛泽东在与尤金会谈时提出愿意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所谓“情况不允许”，是指当时赫鲁晓夫已经决定要同西方领导人会谈，以解决中东危机问题。后来会谈取消，赫鲁晓夫于7月30日秘密访问北京。——编注

[18]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19] 这段文字下面有手写划出的下划线，旁边还有一条竖线。——编注

[20] 这句话下面有手写划出的下划线，旁边还有一条竖线。——编注

[21] 原文如此，应为1958年5月22日。——编注

[22] 参见以下文件№20392。——编注

[23] 档案复印件此处的手写日期没有印上。——编注

[24] 在中方关于这次会谈的记录中，苏方出席人员还有费德林。——编注

[25] Н.К.库兹涅佐夫，苏联海军元帅，曾任海军总司令。——编注

[26] С.Г.戈尔什科夫，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编注

[27] G.摩勒，时任法国总理。——编注

[28] 中方关于这次会谈苏方出席人员的记录中还有费德林。——编注

[29] 在关于这次会谈的中文记录中，有关中方出席人员是这样写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杨尚昆。——编注

[30] 此处俄国档案的记录与中方的记录有差别。据中方的档案，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共有65万军队。”——编注

[31] 谢哈布，时任黎巴嫩陆军总司令，在1958年7月底的大选中当选总统。——编注

[32] 夏蒙，时任黎巴嫩总统，在1958年7月底的大选中下台。——编注

[33] 7月19日日本岸信介政府提出的关于解决黎巴嫩危机的提案说：鉴于美国政府表示它是“应黎巴嫩政府的要求”而派遣军队到黎巴嫩去的，联合国观察团继续目前的活动是适当的；日本的提案主张加强这个观察团，以便造成使美国部队能够“迅速地撤退”的局势。——编注

[34] J.杜克洛，时任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35] 费萨尔，1953年就任伊拉克国王，1958年7月被推翻，在政变中被打死。——编注

[36] 阿列夫，时任伊拉克共和国副总理。——编注

[37] 阿尔·卡里姆·卡塞姆，1958年伊拉克政变后出任的伊拉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编注

[38] 穆罕默德·纳吉布，1952年埃及政变推翻帝制后成为第一任埃及总统。同年纳赛尔发动政变，仍保留了纳吉布的领袖地位，但自己掌握着实权。1954年纳赛尔担任总理后，将纳吉布长期软禁起来。——编注

[39] 俄国档案的记录与中方的记录有差别，据中方的档案，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伊拉克共产党比较大吧，据说有2万多人？——编注

[40] 此处中方记录为：中南海颐年堂。——编注

[41] 中方关于这次会谈苏方出席人员的记录中还有费德林。——编注

[42] 在中方的记录中，中方出席人员除毛泽东外是这样记录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王稼祥、黄克诚、胡乔木。——编注

[43] 1958年5月2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闯入日中友协长崎支部主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强行扯下悬挂在展览会上的中国国旗，制造了侮辱中国国旗的反华事件。对此，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于5月9日发表谈话，表明中国的严正立场，各有关团体纷纷发表声明，提出抗议。中日贸易于12日全面停止。——编注

[44] 扎波罗热营地，16—18世纪第聂伯河石滩地区的乌克兰哥萨克组织，受哥萨克统领领导，与克里木鞑靼人、土耳其人以及波兰和乌克兰的封建主打仗。——编注

[45] 在中方的记录中，苏方出席人员还有费德林、季米宁、李海秋。其中季米宁即齐米亚宁(М.В.Зимянин)，李海秋应该是苏联使馆参赞利哈乔夫(В.И.Лихачев)。——编注

[46] 这里指米高扬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编注

[47] 决议起草和提交者：Н.С.赫鲁晓夫、Б.Н.波诺马廖夫、В.В.库兹涅佐夫、Р.Я.马利诺夫斯基、П.Н.Поспелов、М.А.苏斯洛夫和Л.И.勃列日涅夫。——原注

[48] 苏联国防部向社会舆论通报说，7月18日，按照苏联武装力量的军事准备计划，在外高加索和土库曼军区进行了陆军和空军军事演习。黑海舰队也参加了外高加索的军事演习(《红星报》1958年7月17日)。8月7日，中央期刊通报了军事演习活动的结束。——原注

[49] 指的是保加利亚海陆空军的军事演习，这次演习始于1958年7月18日。苏联一个空军师和保加利亚人民军一起参加了军事演习，这次演习由空军元帅Н.С.斯克里普科领导(《红星报》1958年7月19日)。8月8日《红星报》通报，军事演习结束。——原注

[50]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5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2] 原文如此，此处日期有误，应为23日。——编注

[53]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54]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55]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为《黄鹤的故事》，下同。——编注

[56] 俄文原文Небесные ворота，意为天空之门。但北京没有类似名称的剧场，估计可能是指“天桥”剧场。——编注

[57] 原文如此。——编注

[58] 手写签名在档案复印件中被遮蔽。——编注

[59] 1958年8月19日，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董守义致函国际奥委会主席，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20日中国奥委会发表声明，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关系，同时退出各国际体育组织。——编注

[60] 布伦戴奇(Arery Brundage)，1952—1972年担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编注

[6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62] 该档案系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所藏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的文件，译自英文节录本。——编注

[63] 毛泽东说的这句话，俄文翻译用的是一句俄国谚语“让病人喝牛奶”——意思是于事无补。故此推断，毛泽东的原话可能是一句成语“亡羊补牢”。——编注

[64] 在1958年9月2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文件中还有赫鲁晓夫1958年9月19日所写便条的复印件以及附录的由赫鲁晓夫于1958年9月19日口授的一些信函的底稿；В.В.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4日报告，中央决议和信函草案；В.В.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6日报告和附录在新印本中的未加修改的原始资料，В.В.库兹涅佐夫1958年9月27日报告，中央决议和信函草案。参见：РГАНИ，ф.3，оп.12，д.433，л.9-139。——原注

[65]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6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67] 指的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航空和炮兵装备的问题。——原注

[68] 苏联生产的一种导弹系统的型号。——编注

[69] 苏共中央主席团委托苏共中央思想、文化和国际党务联络问题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缺点。——原注

[70] 此处原文为Оспан(奥斯潘)，当是新疆匪徒乌斯满。——编注

[71] 赫列布尼科夫，时任驻中国的苏联军事总顾问。——译注

[72] 在原件中，这段话被画出，并有手写批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表达”。——编注

[7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4]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75]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76]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77]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78]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以省略号标示。下同。——译注

[79] 此处原文为Чен Тяофу(程眺福)，当是曾昭抡。1957年曾昭抡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后由柳大纲任代所长。——编注

[80]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8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7]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9] 当时实际人口应为6亿多。——编注

[9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2] 蒙古与苏联建立的一个批发贸易股份公司。——编注

[9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9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5] 以下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96] 原文如此，估计是中国驻印度政务参赞符浩，下同。——编注

[9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10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2] 克里斯纳·梅农，时任印度国防部长。——编注

[103] 拉达克里希南，时任印度副总统。——编注

[104]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记。——译注

[105] “五反”运动的目的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资产。——原注

[106] 原文如此。——译注

[107]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08] 原文如此。——编注

[109]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10]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11]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112] 原文如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8年5月。——编注

[11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14] 该档案内容与以上文件№25691大体相同，经过对比，估计该文件是初稿。——编注

[115]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116] 原文如此。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958年5月。——编注

1959年

№26593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1959年10月12日 [1] )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工作会议于1959年10月5日至12日

在北京举行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员：

苏方：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Н.М.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В.К.罗斯托茨基、П.Г.特列季亚科夫、С.Я.符明

委员会苏方组成员兼学术秘书：Ф.И.克列伊梅诺夫

中方：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

委员会中方组成员：李昌、钱信忠、刘冰、杨显东、江泽民、李苏、严济慈、张化东

委员会中方组学术秘书：程兵

工作会议主席：韩光

工作会议秘书：程兵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通过了以下工作会议议程：

一、审议苏方提出的关于向中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问题；

二、审议中方提出的关于向苏方转交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的问题；

三、审议关于补充增加苏中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建立直接联系的数量问题；

四、通报双方关于委员会上次工作会议采取决议的完成情况；

五、通报双方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和该领域经验交流的总结；

六、确定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的会期安排。

苏中科学技术委员会在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基础上，讨论了第十次工作会议议程中指出的问题，通过以下决议：

一、鉴于中方同意满足苏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中国机构向26位苏联专家介绍了12个项目的科技成果和生产经验，见附录一；并向苏联机构转交了79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二。

双方确认，中国机构在第十次与第十一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苏联机构转交了21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三。

二、鉴于苏方同意满足中方提出的关于转让科学技术领域经验的请求，苏联机构向18位中国专家介绍了10个项目的科技成果和生产经验，见附录四；并向中国机构转交了228个项目的技术资料，见附录五。

双方确认，苏联机构在第七次与第八次工作会议休会期间，向中国机构转交了33个项目的技术文件，见附录六。

三、双方同意在科学技术合作领域的对口设计单位之间建立直接联系，见附录七。

四、双方通报了上一次工作会议通过决议的完成情况，同意解除履行和延后项目完成期限，见附录八和附录九。

五、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方面双方所做的工作。

双方满意地提到了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领域5年来取得的巨大成绩。合作5年来，苏联向中国转交了近5000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向中国派遣了超过230名学术访问学者和提供技术援助的专家，接待了近1000名中国专家前来考察、提高技能培训和实习。同时，中国向苏联转交了近700个项目的技术文件，接待了近300位苏联专家考察和进行共同研究。苏中科技合作不仅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繁荣，还加强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双方也指出，在我们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共同的不足。

双方提出申请的项目没有充分论证和准确表述，所申请项目的审议时间过长。一些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联系发展不够，特别是在联合研制专题科研项目的领域。关于相互感兴趣的两国国民经济中实现的科技成果和经验的情况相互通报不够。

由于两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必须进一步加强合作，消除不足，利用取得的积极经验，要更广泛和及时地交换科技成果和经验，更好地促进两国国民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因此，双方认为，必须要：

在双方的项目申请中要尽力做到充分论证，有具体准确的内容，并提前告知；

更坚决地实现苏中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双方申请审议进度的决议；

未来要对相互感兴趣的两国国民经济中实现科技成果和经验的情况进行通报；

尽力发展和加强两国对口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以及协助他们对完成试验研究工作中所获初步结果建立相互通报机制。

六、双方决定，苏中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将于1960年5月初在莫斯科召开。

本纪要于1959年10月12日在北京签署，共有9个附件 [2] ，是本纪要不可分割的部分。中俄文正本2份，双方各持1份，且两种语言的文字具有同等效力。

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М.西卢亚诺夫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

韩光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22，л.1-4

№26594 西卢亚诺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苏中科技合作第十次会议(1959年10月12日以后 [3] )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

Ю.Е.马克萨廖夫：

关于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十次工作会议的汇报

根据苏中委员会第九次工作会议的决议及1959年9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1959年10月5—12日在北京召开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第十次工作会议。

会上讨论了如下问题：

——关于相互交换科学技术成果和生产经验；

——关于补充追加苏联和中国对口项目单位的数量，使其相互之间合理地建立直接的合作；

——关于委员会上届工作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

——双方通报苏联和中国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

根据委员会签署的第十次工作会议的纪要，苏联机构将在1959年第四季度和1960年上半年向中国机构转交261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文件，其中在休会期已经转交了33个项目的文件。同时中国机构向苏联机构转交了100个项目的文件，其中在休会期转交了21个项目的文件。

苏联机构在1959年第四季度和1960年上半年将接待18位中国专家，并让他们考察苏联10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同时中国机构在这段时期也将接待26位苏联专家，并让他们考察中国12个项目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

双方同意，对委员会之前通过的决议进行补充，让苏联国家矿业企业设计院与中国鞍山矿业设计院在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建立直接联系，还有交换执行上次会议通过决议的信息。

委员会第十次工作会议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恰逢苏联和中国之间签订《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5周年之际。第十次工作会议听取了双方关于苏联和中国5年来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同志在第十次工作会议上通报的中方信息中强调，采用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在加快中国国民经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技术改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采用苏联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的同时，在工厂设计和建设领域，以及重要工业品的设计和掌握生产领域，中国用几年的时间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韩光说：“比如像冶金业，目前我们已经不仅可以自行设计和建造中小型冶金企业，还可以设计和建造大型冶金企业，能冶炼出超过500个牌号的钢，以及能生产出6000种由不同钢牌号的钢轧制出的钢材。因此，轧钢的自给率可达我们国家建设所必需的总轧钢数量的90％。完整的机械制造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如果之前我们只能够进行维修工作和生产普通机械和设备，那现在我们已经转向生产重要的大型的新型精密机械设备和仪器。有能力设计和生产容量达1386立方米和1513立方米的高炉、1150毫米的初轧机、载重量达10000吨的货轮、功率达72500千瓦的水力机组、50000千瓦发电机组的成套设备和超过250种金属切削的车床。截至本年度末，中国国民经济所需设备的自给率达到了80％。在电力工业领域，我们已经设计了装机容量约为100万千瓦的大型水力发电站，以及装机容量为65万千瓦的热电站。由于苏联提供的技术图纸，在化工领域我们已经有能力生产一些重要的化学产品，像化肥、化纤和塑料、高品质绝缘材料、航空涂料、有机玻璃等。在煤炭工业领域，我们已经有能力生产较为复杂的采煤设备和设计现代的矿井。在苏联采用的液压采煤技术，被迅速掌握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石油工业、建筑、交通及其他领域的生产技术水平同样得到了大幅提升。从这些举例可以看出，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是由于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兄弟般全面而系统的帮助。

“通过科学技术合作这条线展开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经验交换，不仅直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面提升，以及两国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提高，还在两国学者专家和科技工作者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请允许我代表委员会中方组向委员会苏方组的所有成员，并通过您向苏联参与实现科学技术合作的学者、科技工作者和专家表示深深的感谢。我们对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向中国人民提供的兄弟般无私的帮助致以深深的谢意。”

在已初步获得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同意的苏方的通报中，表明了科学技术合作与发展和深化苏中经济关系的共同任务间有斩不断的联系。在通报中指出，5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根据委员会工作会议决议，共向中国转交了1169个基本建设项目，3704套机械设备制造图纸，1018套各种生产工艺流程组织的文件，及3094套不同行业的技术文件。向中国转交的科学技术文件的总数中，约70％集中在重工业行业。同期从中国获得3个基本建设项目，188套机械设备制造图纸，97套工艺文件和299套行业技术文献和文件。所获的大部分文件涉及农业、纺织业、轻工业和食品业，还有卫生保健领域。最近从中国的申请及相应获得的文件涉及机械制造、化学、冶金、矿业和建筑。

在苏方的通报中表明，共有158家苏联科研院所与设计单位与88家中国相应的对口单位展开了直接的联系与合作，指出了加强独立科研项目共同研发的必要性，并列出了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利用所获中国经验和成果方面的数据(列举了实例)。

在通报了1954年10月12日签署的《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框架下苏方完成的科学技术合作的工作量的同时，通报中还表明了1958年1月18日签署的《苏中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协定》的责任履行情况。

委员会中方组发言的委员们对苏方的通报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并在自己的发言中对其用确认的实例以独立的章节进行了补充。

鉴于双方就5年来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的总结通报交换了意见，双方满意地指出了5年来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苏中科学技术合作促进了两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还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完全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高境界。

双方还指出，在实现科学技术合作中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共有的不足之处。

双方申请的课题，大多情况依据不足且描述不准确。申请的课题审核时间比较长。在一些科研院所和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发展得还不是很完善，特别是在独立科技项目的联合研发领域。关于两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交换不足。

此外，中方就苏方延期交付执行1958年1月18日协定相关的涉密资料问题提请关注。

为了进一步提高科学技术合作的组织工作，双方认为必须：

尽力使双方的申请更加富有依据，有准确具体的内容，并且提前告知；

更加坚决执行苏中委员会第七次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审核双方申请的决议；

今后定期交换两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利用科技成果和经验方面的信息。

尽量发展和加强两国对口科研院所与设计单位间的直接合作，以及协助组织他们及时对完成试验研究工作时所获的初步结果进行相互通报。

鉴于提出的委员会工作中的不足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1959年9月10日决议中苏方组根据其报告给出的评价相符，联合会已通过关于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组织中消除现存不足的措施，可保证排除委员会工作中指出的这些不足，因而不建议采取其他任何补充措施。同时委员会苏方组将采取全面措施，以完成1959年9月10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联合会决议。

委员会中方组主席韩光同志根据中国政府的授权，在1959年10月12日签署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时，在预先没有通报苏联驻华使馆和委员会苏方组的情况下，向委员会苏方组的委员Н.М.西卢亚诺夫同志、Ф.И.克列伊梅诺夫同志、В.К.罗斯托茨基同志、П.Г.特列季亚科夫同志和秘书处高级专家Б.А.孔德拉季耶夫同志授予了“中苏友谊”勋章。

此外，还转交了若干枚“中苏友谊”勋章，授予苏中委员会苏方组委员：А.Н.阿斯科琴斯基同志、К.А.弗拉索夫同志、М.И.伊万诺夫同志、В.И.奥夫相金同志和委员会上届委员：Н.П.亚历山德罗夫同志、А.В.戈卢布科夫同志和А.Л.马利琴科同志。

签署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时，苏方参与的人员除了代表团之外，还有苏联驻华临时事务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和苏联驻华使馆参赞С.Я.符明同志和Н.К.安德罗索夫同志。

双方决定将于1960年5月初在莫斯科召开苏中委员会第十一次工作会议。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主席

Н.西卢亚诺夫(签名)

学术秘书

Ф.克列伊梅诺夫(签名)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03，л.2-8

№09909 安东诺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1959年10月14日)

摘自С.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0月21日

第424号

绝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59年10月14日

按照指示，我拜访了毛泽东，并且带给他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秘密情报。在交给毛泽东这份情报文本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根据中国的新闻报道和中国同志的解释，大使已经深信我们的中国朋友赞成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们完全赞成苏共的这一外交做法，而且他们在看待这一访问的意义上没有分歧。我半开玩笑地问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中苏是否联合得像十个手指一样？毛泽东说，是的，并且补充说，一般来说，如果我们之间存在着不同意见的时候，这些分歧就像十个手指之外的一个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是半个手指一样。就这一点，他继续说道，即使我们之间存在着分歧，也不是永久性的，而是局部的、暂时的。在大多数问题上，我们联合得就像是十个手指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分歧像是出现在许多个手指上，而不是在一个上，但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所有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上我们之间始终是一致的。

为了回应毛泽东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简单地向他透露了有关我所告诉他的情报的要点。毛泽东非常感兴趣地听着，并且在许多地方加进了他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评论。他同意在这份情报中包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结论，即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将真正缓和国际形势的紧张局面。毛泽东表示非常赞同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访问时提出的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并提交联合国检查的提议。毛泽东说，苏联政府关于全面裁军的提议是解决整个裁军问题真正的最好的方法。他强调说，全面的和完全的裁军是必要的。他接着又说，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中一共有将近200万人。中国国内并不需要一支这样规模的军队。控制中国国内局势完全可以由民兵完成，而这些民兵并不是军人，而是在工厂做工。全面裁军的真正效果就是军队的规模会明显地缩小。毛继续说，如果美国缩小他们的军队规模，中国一定会相应地缩减陆海空三军。

毛泽东继续说，在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将要通过一项承认和支持苏联全面裁军提议的决议。通过这样的方法，苏联的裁军提议将得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支持。

我告诉毛泽东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并批准关于苏联裁军决议的做法，是我们的中国朋友采取的一项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用的措施。此外，我向毛泽东简要地指出了在Н.С.赫鲁晓夫访美的报告中所讨论的中美关系问题。

对此，毛泽东指出，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中，已经坚定地和正确地阐述了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二战后根据国际协定造成的许多分裂的国家不同(如德国、朝鲜、越南)，在台湾问题上，从来就没有任何国际条文曾经提到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相反，甚至在战争期间，开罗宣言已经提出，在军事行动完成之后，台湾将摆脱日本占领者的统治而回归中国。

同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打算向美国发起战争。毛泽东继续说，中国可以等上10—20年，甚至30—40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到了苏联的经历：22年(1918—1940年)来，苏联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使波罗的海国家回到苏联的版图。然而，虽然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不发动战争，但我们会经常谈起并声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毛泽东继续说，众所周知，在1958年，中国炮击了台湾海峡的沿海岛屿。这是在美国于中东处于困境之后。毛泽东补充说，从去年的形势来看，这一举动确实是加剧美国困境的有效方法。毛泽东进而又说，是蒋介石他们自己希望而且要求这样一种炮击的。在炮击开始后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确实怀疑过作为炮击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会占领金门和马祖，这是真实的。但是，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蒋介石很快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没有这个意图。

毛泽东继续说，美国也和蒋介石一样，在两周的时间里，他们曾经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想要占领这些岛屿，后来他们明白了，这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次计划的一部分。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朋友的出发点在于这一事实，即美国不会为了几个沿海岛屿发动战争。此外，他又说，去年炮轰这些岛屿是在某些具体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毛泽东提到，情况已经不同了。

接下来，毛泽东主动提到了有关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边境冲突问题。毛泽东强调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这是明确规定了的。这是对一块没有意义的领土的争议。”

毛泽东进而又说，尼赫鲁现在一直想在边境地区采取武装行动。他有三个目标：第一，他想给印度共产党一个突然的打击；第二，想要改善印度接受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援助的条件；第三，想要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阵营对印度人民的影响。

接着，毛泽东提到了西藏的情况，并指出，西藏目前正在进行民主改革，这正是尼赫鲁感到最可怕的事情。毛泽东继续说，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广大群众对这次改革具有极大的热情。在西藏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大约有12000人离开西藏去了印度。其中反动分子、大地主、反动喇嘛、拥有地产的管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大约有600—7000人。大约有5000人是因为受到胁迫、欺骗或者是恐吓而逃到了印度。这些难民目前表示愿意回到中国。西藏的所有大地主，有80％参与了叛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逃到了印度。但是，仍然有一些大地主留在西藏。

毛泽东说，对于那些留在西藏的大地主，已经对他们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之后能够长期留在中国。

为了表明西藏的特殊地位，毛泽东不得不尽力强调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问题。毛泽东说：“达赖喇嘛是一个神，而不是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西藏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看待他的。”毛泽东进而又说，达赖喇嘛去了印度倒比留在中国好，如果他留在中国，许多西藏的农民们就不会投入到民主改革中去了。毛泽东继续说，如果我们逮捕达赖，就会引起西藏人民的反抗。

毛泽东补充说，这一点甚至对中国其他地区的人民都是很难理解的；只有在西藏，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内蒙古、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居住的中国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尽管如此，西藏的农奴阶级对地主的仇恨和憎恶感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现在，大部分地主已经离开了西藏，他们的土地都分给了农奴，农奴自发地、热烈地赞成现在正在实施的民主改革。

毛泽东说，西藏的情况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毛泽东说，直到现在，在中国甚至还有外国殖民地，比如说澳门。像葡萄牙这样一个小国，400年前就从中国掠走了这样一大块土地。这让我们怎么办？中共中央考虑了这个问题，并且制定出现在不触动澳门的方针。

毛泽东特别提到：“当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好战的国家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在一定的情况下，最有利的是向对方显示自己的稳定。比如说去年，在中东危机中，美国国务院出版了指责中国侵略朝鲜、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备忘录。但是，美国最终是孤立的。在我们炮击沿海岛屿之后，美国并没有履行保卫金门岛和马祖岛的职责，他们处于了一种被动地位。”毛泽东继续说，在这里似乎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不清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一切都已经很清楚了。他补充说，当然，所说的这一切都与去年秋天的形势有关。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实施这些措施了。毛泽东继续说，总的说来，我们去年所采取的措施，也许可以看作是为美国制造的一系列麻烦中的一部分。这一系列麻烦中的另一部分是苏联制造的柏林问题的发展。中东危机、炮击海岛和柏林问题的发生，所有这些事件都给美国带来了麻烦。毛泽东特别提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为你们在欧洲取得一些成绩提供了可能性。他继续说：“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与美国发生战争，在台湾问题上，也不会和蒋介石发生战争。”

毛泽东说，至于中美关系问题，我们中国已经尽了我们所能。美国人不想承认我们，并且每天进行反对中国的宣传，在报纸上和官方声明中以各种方式诅咒我们。同时，在中美关系中还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台湾问题。毛泽东继续说，关于美国终止占领台湾的期限问题，我们已经有一定准备在这件事上实行妥协。如果美国履行他们的义务，即在一定时期内，比如说5—10年或者15年内撤离台湾，我们就准许美国在台湾待一段时间。毛泽东说，我们和他们做一种交易：你们美国人喜欢哪一种方式——在台湾地区永远保持紧张的局势，还是在一段时期后履行离开台湾的义务？毛泽东评论说，这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在华沙和美国谈判的时候由中国方面提出的。如果美国同意，那么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会得到缓解。但是美国人太愚蠢，他们寄希望于动用武力和制造高压。毛泽东继续说，中国没有派飞机飞往台湾，就连中国防空部队的侦察机也没有飞到过那里。同时，一直有美国制造的飞机从台湾飞往大陆，实际上，不久以前，借用从苏联得到的武器，我们在北京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

我对毛泽东说，从这个军事行动的结果来看，目前，这种武器已经从苏联运到中国，而且我们的中国同志已经使用上了这种武器，并且掌握得很好。但是击落这架飞机的荣誉属于中国防空炮手们。我插话说，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对我们的武器的评价，并且将这次胜利与我们的帮助联系起来。

毛泽东说：“是的，我们将他们联系到一起。”听了苏共中央关于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的结论的报告，毛泽东又说：“你们的估计(比如对苏美关系)是正确的。我们表示同意。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没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进而又说，冷战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已经慢慢变为一个不利因素了。而只有在冷战真正成为对他们不利因素的时候，美帝国主义者才会结束冷战。毛泽东强调说，在他与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1958年7月至8月的会谈中，他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现在想要结束冷战，似乎对他们不利。毛泽东继续说：“但是对我们来说，冷战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如果美国像以前一样，坚持强硬路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得更强硬，但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毛泽东随即又说，1957年12月在莫斯科和1958年7月到8月在北京举行的他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谈中，曾就关于冷战将要成为美国的不利因素，关于哪一方害怕战争和关于好战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特征这些问题，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换了意见。这些集团的特征不仅仅是具有攻击性，当我们的社会主义阵营遇到一些不利情况的时候，如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还具有侵略性。如果我们内部非常稳固，那么这些集团的成员将会采取守势。他们建立基地，就像用水坝阻挡洪水一样。上面提到的各个集团，就像是这种水坝一样。帝国主义者害怕共产主义的细菌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

毛泽东进而又说，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目前，这些国家还没有殖民地，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在许多范围内都有势力。毛泽东说，比如说美国，每一件事——从台湾到土耳其，其本质就是“美国的世界”。美国人掠夺了许多东西，他们企图在每一个地方抓住每一件东西，不想让任何东西逃避他们的掌握，甚至是我们中国的金门岛。毛泽东继续说，比如说，在我们看来西柏林的版图并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美国人非常害怕失去它，他们从各方面抓住它，他们显然害怕失去西柏林之后，会降低他们的国际威信，就好像他们失去西柏林就会失去其他一切一样。

毛泽东进而又说，至于解决西柏林问题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列强应该开始明显地减少他们在西柏林的驻军。这需要很长时间，大约10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那些西方人将被迫完全放弃西柏林。

毛泽东反复说，美国人害怕放弃任何东西。他接着说，但是，现在，即便是在远东，我们也不会碰他们，甚至是在像澳门或金门这些美国力量薄弱的地方。通常，美国不希望我们在任何地方碰他们，哪怕是最轻微的。他们不希望我们碰资本主义势力影响下的任何地方。毛泽东继续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骚扰他们的原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国土，我们可以用20或者30年，甚至更长时间生存、发展，最后完全战胜资本主义。

毛泽东强调，从总体上讲，国际形势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采取了很好的措施。”毛泽东补充说，帝国主义者有许多弱点。他们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帝解放运动正在迅速壮大。

毛泽东继续说，至于亚洲，表面上看(这一运动)有所减弱，这是因为在许多亚洲国家，国内资产阶级已经掌握了政权。在非洲和拉丁美洲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两个大陆为美国、英国和法国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麻烦和任务。

同时，毛泽东又说，在与赫鲁晓夫同志在北京会谈期间，他已经清楚地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从机场到住处的路上)，即目前西德和日本对于我们，对于和平事业，是主要的危险。可以说，美国、英国和法国是愿意维持现状的。所以，与美国、英国和法国保持缓和的关系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排除联合这些资本主义力量反对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毛泽东说，西德不仅对我们是一个危险，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危险。目前，美国是最富有的国家，因此，它愿意在一定范围维持现状。但是同时，美国人在他们占有有利地位，甚至是统治地位的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比如，他们有计划地危害柬埔寨，并且煽动周边国家反对它。美国人甚至想打倒蒋介石，用更加顺从的人替换他。对此，毛泽东讲述了1957年5月24日美国在台湾的大使馆遭到破坏的那天(这件事是由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关系紧密的人组织的)，国民党负责人是如何发现美国讨论推翻蒋介石计划的机密文件的。毛泽东说，这些文件是在美国大使馆遭到破坏的时候，在示威者们用大铁锤砸开的保险柜中发现的。由此可见，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对蒋介石、对苏加诺(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对卡塞姆(伊拉克首相)或者对纳赛尔(埃及总统)，实际上没有一点同情心。毛泽东说，所以，资本主义内部有着尖锐的冲突。

毛泽东同志对给他的那个机密报告表示感谢。他请求我们代他向Н.С.赫鲁晓夫同志和那些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的所有的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们表示问候。

我本人对这次谈话向毛泽东表示感谢，并且简要地向他讲述了苏联1959年经济计划的进展情况，及已经开始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的准备情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取了这些。

大使馆顾问Б.Н.魏列夏金同志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翻译阎明复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大使馆以前曾以电报方式发送过该资料。已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 [4]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9-96

№1383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959年10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9年10月15日会议第244/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Л.И.勃列日涅夫、К.Е.伏罗希洛夫、Н.Г.伊格纳托夫、Я.Э.卡伦别尔津、А.П.基里连科、А.И.基里琴科、Ф.Р.科兹洛夫、Д.С.科罗特钦科、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К.Т.马祖罗夫、В.П.姆扎瓦纳泽、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关于党和政府代表团出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通报。

(赫鲁晓夫、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勃列日涅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科兹洛夫、库西宁。)

问题的紧张程度——应该进行改善。

不进行辩论活动。

在报刊上发表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

不提供使问题尖锐化的理由。

以(苏联)为首的口号——是有缺陷的。

斯大林所执行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存在着反对派，如果它出现了，那么，就要彻底地消灭。

我们应该在我们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民主化。

我们的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了。

与中国朋友的会谈记录，没有被保留在档案馆里，而是被销毁了。

已经向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中央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口头通报了会谈情况。

把尤金与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会谈内容告知金日成。 [5]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报了情况。

代表团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的活动受到了赞扬，并认为访问的成果是富有成效的。

委托苏斯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准备材料。

关于安东诺夫同志的电报——委托通过大使征求中国朋友的意见。

关于中共中央转交给我们的3封信件——应该转交给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个答复。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0，л.32-33

№2078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赫鲁晓夫访问中国(1959年10月15日)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10月15日会议第244/1号记录

一、称赞党和政府代表团在访问中国期间所做的工作，这次访问是为了庆祝中国建国10周年进行的，这次访问的成果是积极的。

二、认为应该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听取赫鲁晓夫关于苏联代表团这次访问的报告。

委托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库西宁、福尔采娃、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准备关于这次报告的必要材料。

三、决议。把同中国朋友们谈话的情况口头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第一书记以及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同志。

四、决议。当金日成到莫斯科的时候，让他了解尤金同毛泽东关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

五、把代表团从中共中央那里得到的关于格鲁吉亚一个集体农庄工作状况的3封信件转交给格鲁吉亚中央审议。委托格鲁吉亚中央验证信中所提内容的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向中共中央发送一份信息报告。

РГАНИ，ф.3，оп.14，д.327，л.1-2、20

№13588 贝内迪克托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印度可能爆发新的反华运动(1959年10月20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11月10日

第425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内迪克托夫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的会谈记录

今年10月20日，我礼节性地拜访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同志。其间，潘自力同志向我通报了如下情况：

1.根据印度报刊所提供的资料，美国打算为印度建造冶金联合企业，以便以此来削弱比莱联合企业的政治意义，并使美国向印度国营冶金工业部门实施渗透。

2.在印度完全可能爆发新一轮反华运动。该运动的发动可能被安排在预定于今年11月份召开的印度国会例会前夕。

3.中国人民一致拥护Н.С.赫鲁晓夫同志访问美国。这次访问将向全世界表明，苏联为巩固世界和平是不遗余力的，并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

担任此次会谈翻译工作的是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等秘书张之毅。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驻印度)使馆译员А.И.菲阿尔科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3卷，第3249页

№26595 鲁缅采夫的报告：苏联高校在科研项目方面提供的帮助(1959年10月20日以后 [6] )

关于对中国国家建设重大项目的研究

此处指的是由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与天津大学合作完成的项目“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机器房的试验研究与计算”(第14号)。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将被应用在湘江上的水电站建设中。该项目包含若干个课题，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水利工程设施教研室负责“水利设施中真空与气穴现象研究”这部分工作。

一、在工厂生产了专用的真空设备(由工程学副博士、Н.П.罗扎诺夫副教授设计)，并在水利设计科研局完成了安装，用于洞穴式水利工程设施模型的气穴试验。这种新设备的开发与相关研究由水利设计科研局与莫斯科工程设计学院水利工程设施教研室共同进行。

收集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真空溢水坝设计与施工经验方面的资料，并对一些堰进行了实地调查。

二、制造了用于测量水流总脉动对整体缓和堤坝堰板影响的模型，对该模型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的成果，包括液压荷载的脉动，特别是方法论上，天津大学在进行研究(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建筑模型研究)时可以采用，那个模型只在排水部分的轮廓上有所差异。

三、继续进行消能槛和能防止空蚀的溢水坝流量分配器的实验室研究(董柏年的论文研究，导师为工程学副博士、Н.П.罗扎诺夫副教授)。目前，以数据立方体的形式完成了消能槛的研究，进行了3个周期的试验。

流量分配器的研究按照计划将在1960年进行，这些流量分配器的研究可直接利用到房顶可通过洪水的水电站建筑项目研究。

四、向天津大学水能应用教研室发去了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学术论文集第24辑，以及工程学副博士、Н.П.罗扎诺夫副教授的书，名为《在真空条件和高速水流下涵洞设施的设计问题》和《侧面收缩的真空溢水坝》。这些书中的一些科研成果，天津大学在进行该课题的研究时可加以应用。

天津大学水能应用教研室向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提交了关于“湘江水电站溢水坝上水流脉动压力方面的试验研究”课题的简要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富有成效地共同完成上述课题的工作，应适当派遣课题完成者(既有中方，又有苏方)预先研究课题的工作计划。到目前为止，这些派遣没有实现。

水能应用教研室就这个项目完成了两项工作：

1.布拉茨克水电站建筑物的应力研究；

2.拉脱维亚普拉维纳斯水电站上与溢洪道一起的结构应力状态研究。

此外，上述教研室还与天津大学共同进行了水电站的应力研究与地下机器房的计算。

该课题采用光学法和饱和蒸汽压力测定法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应力的研究。

“钢结构预应力”项目(第12号)，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合作进行了如下工作：

一、完成了多次预应力钢桁架的理论和试验研究。引入跨度12米的多次预应力测试，2个桁架破坏。对试验结果进行了分析，编写了报告。

二、继续预应力连续梁的计算和最优结构形式的理论研究。

三、测试4根不同结构形式的单次预应力梁。

1959年间，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教研室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不止一次交换了工作结果的资料及有关组织和研究方法的信函。

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的金属结构教研室向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了3份与该课题相关的科技报告。

教研室从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获得了若干份关于钢桁架和梁的最佳解决方案的报告。教研室就这项工作向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去了简短的结论。

今年7月，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发去了新的工作计划，其中对此项工作在合作基础上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建议，建议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加入共同合作，以及参与该项目的科研工作。

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的信函中对共同工作的成果表示满意。西安建筑工程学院通过中国教育部邀请了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副教授Е.И.别列尼娅赴华2个月，对项目的工作进行帮助，并发去了期望获得帮助的大纲(项目清单)。

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依据经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协商，回复同意该项目1960年共同工作的未来发展和派遣Е.И.别列尼娅副教授赴华。

关于“浪潮对大海和大型水库浅水区建筑物与河岸冲击的影响研究”项目(第13号)，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经济和海港教研室与大连工学院合作。

一、对苏联和其他国家就此发表的科研学术著作进行了研究。可向大连工学院提供初步的数据。

二、设计和开发了一系列用于在实验室条件和自然条件下测量速度的测量系统及相应的校准设备。对通过拍摄显示器和电子传感器获得的速度进行了比较试验。有关数据可提供给大连工学院。

“拱坝应力状态的试验研究”项目(第10号)，由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联合北京工业学院共同进行。

一、完成了实验室设备的安装(试验台)，该试验台用于在刚性(脆性)材料和塑料制成的模型上测量拱坝应力状态。

在该设备上，今年将进行如下模型的研究：

1.托洛尔斯克拱坝。

2.有轮廓接缝的拱坝(根据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的论文题目和经济合同课题)。

二、继续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对有轮廓接缝拱坝的研究工作。在大块料碾压而成的拱坝模型上开始第二系列的研究。根据副博士研究生许季龙研究出来的近似理论方法进行了弯度计算和拱坝应力计算。

三、继续副博士研究生宣祥沃对拱坝地震影响的研究工作。对在地震平台上的拱坝模型进行界限试验。

四、“用于拱坝设计方面技术指导的材料研究”课题方面，确定了拱坝的计算方法，遵照Х.Г.加涅夫的方法，采用专用的电子计算器，编写了《拱坝温度应力的计算》一文。

五、向北京工业学院水利设施教研室发去了莫斯科工程建筑学院论文集第29辑，其中刊登了工程学副博士Х. T.加涅夫关于坚固拱坝计算的文章。

此外，苏联高等教学机构向中国的高校就一系列项目提供了相当的帮助。

以连索韦特命名的列宁格勒理工学院与大连工学院共同进行了“苯胺在染料工业中二酮的提取及其应用”课题方面的工作。

这个项目在中方的帮助下，教研室设计和制成了大尺寸的乙烯酮灯，通过包裹邮寄到了大连市。大连工学院可按规定程序获得苯胺车间的技术文件。

在研究苯胺与氨基蒽醌反应和所获产品特性的领域，教研室通过不断地咨询(Б.А.波赖科希茨、Л.С.埃夫罗斯)，通过发送稀缺的原产品，新合成产品的可见紫外光谱测绘，向中方提供帮助。概括这项工作的文章刊登在中国(《大连工学院学报》1959年第2期)和苏联(《普通化学》杂志，印刷版)。

1959年上半年内，染料教研室的Л.С.埃夫罗斯教授在大连工学院出差，帮助完成了这些研究。

莫斯科车床工具学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对“科研过程中加工质量积极监管可行性的研究”项目进行共同研究。

该项目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侯镇冰同志负责的机械制造工艺教研室编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发表有综合结论，其中一些数据被应用到莫斯科斯坦基工业大学的科研工作中。

在交换学术资料的过程中，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去了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副博士研究生И.Е.弗拉金副博士论文的摘要，涉及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的项目：外圆磨削时磨削径向力随磨削深度参数的调节。已准备好提供副博士研究生Л.В.胡多宾关于零件速度参数调节方面的论文。

根据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请求，对进行这些试验所必需的测量仪器和设备进行了咨询帮助。

课题“齿轮切割加工”是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的。交通大学西安分院的代表向苏联计划委员会下属全苏工具制造科研所作了通报。

莫斯科航空学院发动机教研室与北京航空学院建立了工作联系。按照帮助的方式，针对课题“发动机性能调控”(第27号)，教研室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去了空气喷气式发动机“直流发动机”理论的讲课提纲。

对课题“燃烧室过程的研究”，莫斯科航空学院向北京航空学院交了大量教学方法方面的资料，大量教学设备、压缩机设备、驱动装置、发动机BMW压缩机驱动的减速器的图纸(蓝图)，确定本地燃料浓度的仪器，直流喷气式发动机组件的零件图册，以及如下工作技术报告：

1.“涡轮喷气发动机燃烧室在固定、移动和中断状态下燃烧过程的研究”；

2.“紊流对火焰涡流面蔓延速度和充分燃烧的影响研究”；

3.“两种稳定器的火焰锋面对相同汽油空气混合气燃烧过程的影响研究”。

课题“超音速气动学理论和试验研究”(第25号)，莫斯科航空学院制造了用于亚音速风洞的标准机翼。

目前，标准机翼处于检测试验阶段。对课题“燃烧过程和稳定性及燃烧室设计研究”(第26号)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设备调试，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谢祥春(Се Оян Чунь)进行了此项工作。另一副博士研究生江哲星(Цзян Чже Син)在其中一家工厂见习，目前正在试验设备上进行试验。

列宁格勒电工学院与北京工业学院和航空学院对口的教研室保持着经常性的联系。在经常性的往来信函中，包括列宁格勒电工学院电解质与半导体教研室与北京清华大学半导体教研室间详细探讨了教学问题和科研工作。此外，学院转交了“陀螺电子仿真”、“将陀螺作为陀螺定位仪的应用”和“关于将带径向修正的垂直陀螺仪作为陀螺定位仪应用的可能性”方面的资料。

准备好在《北京航空学院学报》上刊登Н.П.博戈罗季茨基、О.Е.布斯洛夫斯基和В.В.帕森科夫的题为《半导体点火装置》的文章。

在列宁格勒电工学院陀螺装置教研室，共有15名中国大学生在读。

副博士研究生乔立(ЧаоЛи)在电解质和半导体教研室完成了答辩。

列宁格勒电工学院电解质和半导体教研室工程学副博士Л.К.切尔金在北京清华大学半导体教研室进行了为期1年的出差成果：

一、准备了100个学时的“半导体仪器”课程的授课；

二、组建了“半导体仪器”课程的教学实验室；

三、理顺了基于硅碳化物制造平面二极管的科研工作；

四、理顺了非线性半导体电阻的科研工作。

莫斯科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工业学院按规定向北京石油学院展开合作并转交了大量与原油分离过程研究和合理地震勘探方法研究方面有关的科学技术资料和五部微缩影片。

列宁格勒工学院为清华大学编制了“振荡理论”课程实验室工作用教学设备的技术文件和图纸。

列宁格勒工学院压缩机教研室为第一机械部锅炉和涡轮机制造研究院(上海)制造了一系列空气动力仪器。

根据西安交通大学的请求，列宁格勒工学院不断向其寄去了苏联动力机械制造领域的新书。

莫斯科动力学院承担了为清华大学设计和制造3台设备的责任：

1.用于确定在500大气压和600℃高温时水、水蒸气和其他类似物质黏度的设备；

2.用于确定在500大气压和600℃高温时水蒸气焓值的设备；

3.用于确定在2500℃高温时固态物质和液态物质焓值和热容的设备。

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经费，这些设备还没有制造完成。有2位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的中国大学生施德强和房德中参与了建造所指这些设备的工作，他们毕业后留校8个月参与设计、安装和调校上述设备。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与北京大学展开合作。在过去的1959年，学院向北京大学发去了大量纯金属和半导体领域的科研资料(专著、报告等)。

根据经验交流的规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的高级讲师С.С.基帕里索夫在中国长沙市的学院进行了粉末金属学方面的讲课。

目前在长沙的学院进行粉末金属学授课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的副教授И.П.基斯利亚科夫，他是1959年10月5日启程前往中国的。

基斯利亚科夫同志在北京航空学院就粉末金属学和高熔点化合物生产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答疑。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有色金属学院有8名来自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在学习和完成选矿、有色金属学和稀有金属学领域的论文工作。此外，还有2名从中国派到学院来的意在提高业务水平的专家。

国立莫斯科大学按合作规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举办了“中国学者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学术交流”的展览。

展览于1959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举行，约有3000人参加了展览。

展览上共展出了：

1.由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者撰写并在中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各类学科的学术文章、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专著，有超过100份展品。

2.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写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共5份展品。

3.由中国学者撰写并在苏联出版的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和专著，共有5份展品，以及学术文章，25份展品。

4.由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编制的中国地震区域图和土壤自然地理地区划分图。

5.以在阿穆尔河进行水利工程建设和发展渔业为目的的阿穆尔水文地质河岸研究的共同考察报告。

6.中国学者和研究生与国立莫斯科大学合作完成的各个不同学科的工作成果，超过20份展品。

7.展现苏联和中国学者共同进行科研的大量图片资料，有超过100张照片和20本相册。

8.莫斯科大学从中国地质学家手中获得的矿物标本，共有超过30份的展品。

9.从中国学者处获得的作为礼物赠与国立莫斯科大学植物园的中国生长的一批植物和在两次联合考察期间获得的一批鱼苗。

10.中国授予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的荣誉证书和奖状及各种由中国学者赠给国立莫斯科大学学者的礼物。

国立莫斯科大学就如下几个方向展开了富有创造性的合作：

38. [7] 代数拓扑学。寄去了科研成果的印样。

与吴文俊教授进行了学术上的书信往来。М.М.波斯特尼科夫教授在中国就代数拓扑学进行了讲课。

39—42、53.李群和李代数。与国立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副博士研究生刘绍学和陈庆益进行了学术书信往来。

1959年将Г.Е.施洛夫教授两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分别是《线性空间理论概论》和《矢量分析讲义》。经常会发去学术成果的印样。

44.数字几何理论。交换了学术成果的印样。

45.微分控制。目前有在读的副博士研究生李德元——导师为Е.М.兰季斯，吴厚心——导师为С.А.加利佩林副教授。吴厚心向1959年《数学学科成果》杂志提交了题为《抛物线系统新类型》的文章。

通过已毕业的研究生周毓麟发去了课堂讨论和专业课程的大纲。

46.微分几何。1959年6月，谷超豪在国立莫斯科大学完成了微分几何方面的博士论文答辩。寄去了在微分几何课堂讨论上所作的报告摘要。

47.概率论和统计数学理论及其应用。Е.Б.登金教授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进行了学术通信往来。梁志书编写了《马尔柯夫过程规则》的论文，导师为Е.Б.登金教授。

48.计算数学。1959年李文绚毕业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徐家福和杨芙清完成了计算专业的进修；副博士研究生唐珍、进修生胡家赣、2名三年级本科生、6名四年级本科生以及2名五年级本科生都在继续学业。在中国出版了А.А.马尔柯夫的名为《算法理论》的书。

49.流体空气力学，超音速空气力学。国立莫斯科大学流体力学教研室高级研究助理С.С.格里戈良1959年10月20日前往北京大学进行超音速空气力学课程讲课，为期3个月。

50.固态物体力学。极限平衡理论。通过苏联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向中国力学研究所发去了高速气动冲击试验机的技术性能、结构描述和工作图纸，以及А.А.伊柳申与П.М.奥吉巴洛夫关于“新型气动冲击试验机”的学术文章。准备向中国发运用于ИМЕХ5型机器温度控制装置的图纸和材料与用于材料松弛试验的Rabotnov型机器的整套工作图纸。

51.线性与非线性振荡理论。发去了学术成果的印样。准备寄出研究线性和非线性系统试验设备的说明书。

53.整系数二次型。发去了学术成果的印样。进行了学术书信往来。

54.天体物理学、星体天文学。副教授Г.Ф.西特尼克结束了2年到访中国的出差回国，所到之处他进行了天体物理学课程的授课，并对天文设备的安装进行了指导。

55.太阳物理学。对1958年中苏联合考察获得的日食观测结果进行了处理。

56.无线电天文学。与南京大学的中国学者交换了学术成果的印样。

57.理论物理学。国立莫斯科大学理论物理学和力学教研室的学者与北京大学杨立铭和王竹溪教授保持着书信往来。

58.固态物体理论。副博士研究生王华馥顺利完成了题为《锰钢中固溶体的分解研究》的副博士论文答辩。

61.无线电波传播。副教授В.Д.古谢夫曾到访武汉大学，在那里进行了“无线电波在电离层的传播”课程的授课，并对组织和进行电离层中吸收无线电波研究以及电离层中风的研究和微小不均匀性的研究方面的科研工作给予了帮助。由于提供的帮助，武汉大学的工作人员薄祖基(По Цу Ди)完成了《电离层反射的无线电波的极化研究》的学术文章。

63.自由基化学。与郑州的大学的化学系建立了联系。

64.用物理化学分析方法研究稀有元素。

目前，教研室有2名中国的副博士研究生在从事稀有元素研究领域的工作。

65.分子构成。在光谱学实验室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了如下工作：

(1)研究和弄清了两个原子分子(原子团)的光谱CCL、CCL＋、BeCL。确定了分子常数和电子态类型；

(2)制定了在高能量仪器中获得气体联合散射光谱的方法。获得了粒子细微程度达140000的气态CO 2 的光谱，以及气态丁二烯的光谱；获得了早先在实验室发展成熟的计算方法和在加拿大由伯恩斯坦开发的计算方法的概括，并给出了烷烃生成动力方程的量子力学结论。这些研究结果还未向复旦大学通报。

66.溶液理论。向北京大学发去了学术文章和专著。

67.交换反应。根据执行与吉林大学的联合工作计划规定，研究了高强度变形铸铁与丙酮的交换。活性能量约为7000卡/摩尔。找到了丙酮的第一序列和高强度变形铸铁的零点。在固相和液相中研究了丙酮和水之间的交换。研究成果还未发给吉林大学。

70.天然化合物化学。杂环化合物化学实验室与南京大学的李清漪教授建立了联系。莫斯科国立大学关于2噻唑烷、2噻唑烷二酮、2噻唑烷丙酮及这一族的其他衍生化合物方面科研成果的印样，将在近期发出。所获的试验结果促使结束这一领域的工作。

72.晶体结构和结构化学。在晶体化学实验室进行了如下中方感兴趣项目的工作：X光结构和电子衍射研究钴、镍和铜的络合物和螫合物。确定了一些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对镍、钴络合物的研究做了总结，并发现了其立体化学的基本规律性。

73.稀有元素化学。按照计划，在稀有元素实验室完成了如下工作：

(1)长春大学的副教授郑汝骊(Чжен Жу Ли)同志曾在В.И.斯皮钦院士的指导下工作。研究了高分子偏钨酸乙醚。郑汝骊同志通过了放射化学、X射线照相术和其他专业实习科目的专业培训。

(2)中国专家刘越山在实验室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业培训。

(3)实验室保证了2名中国副博士研究生的培训。副博士研究生陈伯涛研究的对象是高分子磷钨酸盐。副博士研究生王乾石(Ван Чень-ши)从事的是稀土元素铪酸盐的研究。

74.络合物化学。北京大学派遣的大五学生王毓宾在实验室内进行了“四价铂金酸基络合物同分异构现象研究”课题的研究工作。工作成果将以刊登文章的形式发表。

75.抑制问题或抑制的生理结构。与北京大学建立了书信交换。确定了联合工作的计划。该项目的科研工作由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显然，根据这个计划北京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也在进行研究。教研室之间的联系目前还没有建立。

76.对动植物的生理和生化辐射效果。

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物理教研室向北京大学生物物理实验室发去了教学计划，以及生物物理专业课程大纲的所有复印件和3本教学方法的教科书。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教研室收到了北京大学实验室对其提供材料和书籍所示的感谢。

77.昆虫分类学与动物区系学。安德罗雅诺夫副教授在广州大学工作了一年。关于水上昆虫学研究成果的印样发往了广州大学。此外，О.А.切尔诺娃确定了给广州大学蜉蝣目方面的资料，并给出了研究摇蚊科一簇的具体建议。

78.家禽的遗传与育种。莫斯科大学遗传与育种教研室向武汉大学发去了联合进行母鸡性交配科研工作的协议，并建议交换育种资料和进行互访。中国同志对这些建议截至目前还没有给出任何信函回复和表示同意。

79.大米的遗传和育种。教研室经常发去苏联出版的关于生物学问题的印刷版科研成果的包裹，对武汉大学达尔文学说和遗传学教研室的科研工作计划发去了评论，就大米和小麦分级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经常性的咨询(书信往来)。——参加书信往来的有：王祥鸣(Ван Сян мин)副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吴莱培(У Лак пый)和唐锡华教授(上海)。准备出版大米形态生成项目方面苏联和中国专家联合的工作成果。中国专家研究成果将会出版在会议主题论文集中——王祥鸣、唐锡华同志和中国派遣的副博士研究生朱之垠和于彦波。

中国翻译并大发行量出版了3本中文版的关于小麦方面的俄文书籍和1本关于禾本科植物有机生成阶段形成方面的书，这些书都是由国立莫斯科大学的学者撰写的。

80е. [8] 确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山间谷地油气聚集分布的规律性。从1958年12月14日到1959年1月30日，国立莫斯科大学地球化学和可燃性有机岩地质学教研室主任И.О.布罗德教授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差。

И.О.布罗德教授向中国学者介绍了在大范围地域油气聚集分布规律性方面综合文件编成的教学方法。

此外，根据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领导的请求，И.О.布罗德教授还对油气含量远景比较评估和在中国一些油气田进行勘探工作的方向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帮助和咨询。И.О.布罗德教授作了关于石油生成问题的现状和世界油气田分类转向大型凹陷区油气含量远景的比较评估法的报告。

И.О.布罗德教授拜访了地质部部长李四光院士，并与他就石油勘探方法的问题和许多理论地质问题进行了会谈。

中国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给И.О.布罗德教授规定了任务，期望在油气含量远景评估方面，以及在松辽油气田与四川油气田组织科研工作和进行油气勘探工作提供帮助和咨询。

И.О.布罗德教授在初步了解松辽油气田的资料后，与自己的助手地质矿物学副博士К.И.克拉夫琴科一同出差到长春市。出差的目的是了解松辽盆地油气含量方面已有的数据。

松辽油气田1959年石油天然气勘探的主要任务是：

(1)获得第一桶工业石油；

(2)准备勘探1958年发现的较有远景的区域，1959年对其进行勘探(已经划出了最有希望的场地)；

(3)对整个松辽油气田根据油气含量的远景进行地区划定，划出最有利的区域，在此区域可打出最大涌出量的油气田，为此区域性的横截面布置十分有必要。

建议为松辽所有的油气田编制整体的全面计划和工作草案。该建议被采纳，国立莫斯科大学地质学和地址物理学的专家团队参与了松辽油气田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工作1959年全面计划纲要的编制。

И.О.布罗德教授作了题为“松辽油气田地质层、油气储量远景和石油天然气勘探方向”的报告。

第二次出差去了四川，目的是了解在四川油气田各个不同的油气田范围内独立的大规模岩石地层杂岩的油气储量远景比较评估方面的材料，以及四川油气田中部的高山沉积层内油气聚集分布中表现出的规律性，为了建立与油气勘测钻探相关的后续研究所必需的综合设施。

И.О.布罗德教授组织了以司徒欧旺(Сы Ту Ой Ван)和介光明(Цзе Гуан Мина)为领导的研究小组的工作，涉及天然贮槽的划分和弱渗透性的分区，以及四川中部地区工业油岩的详细比照。

И.О.布罗德教授返回北京后，在中国石油工业部部长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四川油气田油气储量远景和勘探方向的全面报告，余秋里部长与石油工业部和石油工业研究院以及区域性的石油管理局的责任人和苏联专家参加了此次报告会。

在石油工业部的专门会议上，И.О.布罗德教授就地质学方面作了综述和一系列的报告。

同时，就讨论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工作的主要方法问题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

И.О.布罗德教授向中国通报了国立莫斯科大学地质石油教育的安排。

依据在中国所做的工作，И.О.布罗德教授编写了信息内容丰富的地质学报告。

86.动物物质代谢及其调控机理。

动物生物化学教研室副教授К.Ф.索尔瓦切夫目前在中国北京大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教研室工作，参与生物物理教研室大学生实习课的组织，还帮助中国的同志掌握生物化学研究的方法(电离子透入法、色谱法)。与北京大学有经常性的书信往来。

87.可塑性理论主要规律的理论与实验研究。1959年实现了科学技术信息的交换。1959年10月22日收到了来自中国的资料，介绍了中国进行该项目的工作现状。该资料目前教研室正在研究。

地理系：(1)完成了对中国学者团队起草的稿件“中国自然行政区划分”的评论(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请求)。(2)6个月内，А.Г.沃罗诺夫在昆明大学讲课。(3)根据互换规定，给中国的大学寄去了超过50本的地理书籍和地图册，中国同志同时给莫斯科国立大学发去了书籍。

在地理系有8名中国的地理学家在进修。

核物理学院。1959年9月北京大学的助教秦诚儒(ЦинЧьнжуй)结束了进修。

数学历史工作。1959年5月召开了“自然科学与技术历史”的学术会议。李彦(ЛиЯнь)教授参加了数学历史分会场的工作。

植物园。目前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植物园与杭州、庐山、南京、北京和云南5个植物园交换了种子目录、种子和活植物。

最近几年(1955—1959年)，从中国植物园邮购获得了超过500株种株。

国立莫斯科大学植物园在这些年向中国发去了超过800株种株和活植物，其中包括来自列宁山上玫瑰花圃的玫瑰插条和我们的针叶幼苗(来自列宁山的树木园)。

在植物园的暖房中培育了许多出自中国的植物种类。其中有许多是有用的观赏植物。

在分校的公园和列宁山园内的植物园室外也有来自中国的树木和灌木。许多都是由交换获得的种苗成长而成的。植物适应了当地气候，生长得很好。

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与北京工业大学就增压发动机В2的研发一同工作了2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向中国发去了大量技术文件。

莫斯科矿业学院与北京矿业学院就“针对中国标准煤矿难洗选高硫煤炭的有效洗选方法研究”课题展开了合作。

И.М.韦尔霍夫斯基教授在北京矿业学院讲完了重力选矿理论方面的课程。所讲的教程出版了中文。同时还在他的指导下组织进行了难洗选高硫煤炭的可选性研究工作。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工作在И.М.韦尔霍夫斯基离开北京前已经结束。

该项工作的手稿总结报告用中文出版。

莫斯科矿业学院对北京矿业学院选矿教研室提出的询问进行了解答。

莫斯科铁路交通工程学院与唐山铁道学院建立了联系。1959年学院向中国发去了铁路电气化领域的学术成果。

莫斯科化学机械制造学院与浙江大学共同进行了高压容器的设计、制造和密封的项目研究。

目前，莫斯科化学机械制造学院正在进行弹性密封或轴用密封圈的研发、制造、装配，并运用到了试验设备上，用于对各种不同剖面直径为75—80毫米密封样件进行试验。在该试验设备上已经获得了部分凸面密封和平面密封的数据。同时进行120吨压力机的安装，用于直径达220毫米的密封样件的试验，其目的是最大限度接近工业设备的尺寸。压缩机与泵教研室进行了评论，并对中国浙江大学化学机械制造教研室研制的终端压力达5000个大气压的液压泵给出了设计结论。此外，给出了该泵结构优化方面的建议。

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副部长

С.鲁缅采夫(签名)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79，л.56-82

№24972 列夫金等与谢甫生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蒙古的问题(1959年10月22日)

摘自В.И.列夫金和Ф.М.马尔季亚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2月3日

第271号

机密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9年10月22日

今天，我们应邀去中国驻蒙古使馆与谢甫生同志会谈。中方参与会谈还有使馆参赞孟英、使馆一等秘书张树元(Чжан Шу-юань)、中国贸易部代表邱山(Цю Шань)、使馆二等秘书杨云贲(Ян Юнь-пэнь)和翻译马春明(МаЦунь-мин)。

关于此次邀请我们会谈的目的，谢甫生说，会谈期间他想涉及如下几个问题：向我们通报关于中国给予蒙古技术援助，了解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就各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蒙古援助和今后的援助模式等问题与我们彼此交流意见。

在谢甫生同志的提议下，邱山简短地通报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蒙古承建的1.6亿卢布的工业项目和市政项目的建设过程，这些项目是根据1956年的协议向蒙古提供的。

邱山同志说，中国此次帮助蒙古建设的14项工程(参见1959年10月14日第233号报告)已有11项交付使用，仍在建设的还有3个工程项目：灌溉设施和公路的建设将于明年完成，精梳毛织厂计划于今年年底投产。除了这14项工程外，中国工人还在乌兰巴托单独为蒙古建造一座宾馆，费用以贸易方式支付；中国工会中央还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会中央赠送了一座带有100张床位的结核病治疗大楼；还有三座桥梁的建设即将完工：经土拉河至乌兰巴托机场方向的大桥、鄂尔浑河大桥和乌尔德塔米尔(Урд-Тамир)河大桥。所有这些工程建设都是在中蒙双方1958年12月29日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交工期限截至今年10月27日。

邱山同志继续道，在由中国援建的各建筑工程和已投产的企业中目前共有101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随着精梳毛织厂的投产，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总数也将增至170人。此外，前不久根据1958年12月29日中蒙协议，又有20名中国专家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工业企业建筑的勘测工作。

随后，邱山同志又谈了在蒙古的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物质保障问题。据他讲，不论技术熟练程度和工作量，每位中国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为400—600图格里克，外加以元计算的该工人赴蒙古之前在国内每月所拿到的全额工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月工资为600—800图格里克。上述工资收入均不用向国家纳税。中国工人在蒙古工作的期限为6个月至1年，在抵达乌兰巴托之前的旅程费用由中方承担，而返回北京前的旅程费用由蒙古方面承担。在总值为16亿卢布的建筑工程中工作的中国工人总量约7000人。此外，根据中蒙1955年协议还有近11500名应蒙古政府之邀在该国工作。其工作的物质保障条件与上述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作条件略有不同——其所获工资与蒙古当地工人一样，即视其技能熟练程度和工作量而定。其工资的30％允许汇回中国，如果他们在国内仍有家属或受赡养者的话。对于派遣中国工人前往蒙古，蒙古方面不向中华人民共和政府支付任何费用。在谢甫生同志的支持下，邱山同志强调说，中国工人在蒙古的日常生活物质条件是完全有保障的，他们也没有向蒙古朋友和中国驻蒙古使馆提出任何与物质保障相关的问题。

谢甫生同志继续道，蒙古朋友们对中国给予蒙古的此类援助模式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在强调由中国援建的各类建设项目均适合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之后，谢甫生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在以这种模式所进行的援建过程中，中方对所有企业的建设均做了充分设计工作；提供建材、劳动力、机械和各种建筑工具，并几乎免除了蒙古方面在建设过程中所承担的一切责任。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援助模式无益于利用蒙古的当地资源和使蒙古朋友学会独立地解决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蒙古朋友总是以本国缺乏劳动力为借口而希望中方去完成整套建筑工程，并经常违反中蒙相应协议中已规定好的条件。其具体表现为：蒙古方面中断供应建筑工程所需要的当地建材和建筑机械，而这些都是中蒙协议里原本规定应由蒙古相关组织负责供应的。由于这方面原因，经常会导致建筑工程的完工和投入运营期限被延长。另外，蒙古方面还常常要求更改协议中的既定条件。就在前不久，蒙古朋友便要求中方不要在蒙古开始建设一个酒精厂，而把中方根据1958年协议原本为此目的而向蒙古提供的无息贷款，用于改造乌兰巴托机械厂，以便后者经改造后能够生产一些机床和机床设备，而不是原先计划生产的五金制品。与此同时，蒙古方面还违反原定协议，要求扩大中国原打算在1960年为其建设的一座养禽场的生产能力。对于蒙古的这一要求，中国政府还没有接受。

应谢甫生的请求，Ф.М.马尔季亚诺夫谈了苏联向蒙古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的方式，并指出苏联向蒙古提供技术帮助的方式包括：编制工程建设草案、提供设备和机械以及为其派遣苏联专家。马尔季亚诺夫强调，苏联的这种援助模式促进了蒙古朋友建设领导水平的提高，使其学会了独立解决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并对其民族干部的培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方的列夫金同志也补充道，苏联把这种援助模式既用于社会主义国家，也用于在经济关系上仍属于不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印度、埃及，等等)。

谢甫生接着通报说，中国使馆正认真研究中国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且越来越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使这种援助与蒙古的具体条件相适应。为此目的，中国使馆提出如下建议：取消正在蒙古国内开展业务的建筑托拉斯，并将其领导建筑活动的职能移交给蒙古朋友。

邱山同志对谢甫生同志的上述观点作了解释。他说，在取消了建筑托拉斯之后中方对蒙古的技术援助活动范围就剩下这样一些：根据相应协议向蒙古供应建材、设备，派遣专家和中国工人。而蒙古方面将全权负责如下业务：建筑设计、供应必要的当地建材，确保为建筑工程提供劳动力，等等。

接下来，谢甫生同志请求与我们交流一下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情况，如果我们掌握这方面的资料的话。

我们解释道，不论是苏联驻蒙古使馆还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蒙古代表处，目前都不掌握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控制数字的任何具体材料。据我们所知，目前蒙古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仍处于编制和确认的阶段。

谢甫生同志请我们讲一下关于未来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予蒙古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问题。针对其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目前尚难判断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包括中国在内，将如何帮助蒙古。因为给予蒙古技术和经济援助的问题属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蒙古的方式是由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能力和与蒙古所达成的协议独自决定的。至于苏联将如何援助蒙古，可以这样认为，苏联首先会考虑蒙古在近年来(经济)发展的既定方针。在实现了牧民家庭的合作化之后蒙古朋友打算解决牧民从游牧转向定居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和经济改造，统筹兼顾畜牧业发展与农业联合体的土地经营。由于苏联的帮助，1959年蒙古已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粮食作物收成达到9万多吨。在援助蒙古从事荒地开发的同时，苏联还帮其建设了一些磨面厂、木材加工厂，等等。而这些无疑会为其解决牧民定居的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我们还对谢甫生同志说，苏联在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提高其畜牧业的产品率。为此，苏联将向蒙古运送数千头良种畜。苏联还将在水利资源开发方面给予蒙古重大援助，以便使蒙古朋友能够更正确地利用本国的自然财富，其中包括水能和森林资源。

谢甫生同志强调蒙古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的重要性——因为该国在这方面拥有很好的条件以及利用水利和森林资源的必要性。他还说，目前蒙古已建设了相当数量的工业企业，可由于国内缺乏劳动力和原料致使这些企业的运营情况不尽如人意。谢甫生同志认为，蒙古人口数量少是该国国民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大阻碍。谢甫生同志指出，不增加人口就无法指望蒙古的变革会产生重大结果。而该国摆脱目前这一困境的出路，可能得寻求中国的帮助。至于来自中国的这一帮助如何落实，谢甫生同志并未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谢甫生同志接着说，前不久蒙古朋友请求中国政府帮助并提出建议——如何能够有效地利用蒙古的沙漠，如何在那里从事森林采伐获得经济效益，如何利用蒙古的森林资源，从哪个方面着手才能更好地展开蒙古的地质勘探工作。中国使馆对蒙古朋友说，希望其派遣专家组来中国，以便就地学习中国目前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此目的，一个由15人组成的蒙古代表团已前往中国进行为期15天的访问活动。

谢甫生同志继续道，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之间应当以诚相待。他请我们直言相告：大家——其中包括蒙古朋友在内，对中国工人在蒙古的工作如何评价。

我指出：我们认为，中国工人勤劳且工作积极，对蒙古国民经济的发展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在与个别蒙古朋友的交谈中他们也都对中国工人和专家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在随后的会谈中，我们又涉及了蒙古牲畜头数增速缓慢而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数量迅速增加的问题。

当时在场的中国使馆参赞孟英说，在内蒙古解放后的12年间当地的牲畜数量比原先增长了几乎3倍，即从1948年的920万头增至今年的2900万头。孟英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成绩均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当地牧民所实行的正确政策——提高牧民的生产自觉性，并要求其意识到自身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变革事业所肩负的责任感。为此，中共提出了8项条件——如培养牧民的社会主义自觉性、发展农业、提高牧民的文化水平等等，而这些条件的落实都确保了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数量的增加。孟英同志还指出，在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当地畜牧业的问题上没有犯任何错误。可在同样问题上，孟英认为，必须承认蒙古的畜牧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这样，蒙古共产党中央却没有就如下问题向民众做出解释：为何国内牲畜数量增长缓慢，而其增长计划总是无法完成。例如今年虽然仍未完成畜牧业发展计划，蒙古共产党就没有做出解释。对于这一问题，我方的列夫金同志指出，我们应考虑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畜牧业发展条件与蒙古并不太一样。谢甫生同志表示同意我方的上述观点。

会谈结束后，谢甫生同志设晚宴款待我们。

我方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苏联驻蒙古使馆二等秘书А.К.涅霍罗舍夫同志。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В.列夫金(签名)

苏联驻蒙古使馆经济参赞

Ф.马尔季亚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11，oп.41，пор.10，пап.260，л.25-33

№13587 贝内迪克托夫与高士会谈纪要：印中关系恶化的影响(1959年10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59年11月2日

第413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同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谈话记录

1959年10月26日邀请了高士偕夫人前来午餐，这是考虑到他愿意同我进行会谈，他委托别人说了这一点。在午餐时高士谈了如下的话：

印中关系的持续恶化，特别是再次发生的边界事件，引起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舆论界的强烈不安。

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冲突转移了印度舆论界对国内事务的注意力，缓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给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并为印度同美国的接近创造了条件。印中关系的恶化被美国人和印度反动力量用来改善同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以便尽可能地把印度纳入军事集团。以前印度同巴基斯坦的矛盾使印度同美国的关系紧张，并促使印度同苏联和中国接近。反动势力已经得逞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印度同巴基斯坦在水上运输航道上的冲突得到解决，关于东巴基斯坦的边界争端举行的会议结束，寻求途径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印美关系有了改善。

在这种背景下印中关系急剧恶化，短时间内，在印度的中国人丧失了自己的许多朋友。

不排除印中关系的恶化会对印苏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因为反动势力企图利用印中关系的恶化，以便造成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满。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印度共产党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按照中央政府的一名部长通报给高士的话说，10月24日内阁会议讨论了关于1959年10月21日区的边界冲突问题。尼赫鲁在进行讨论时说，在这次事件之前，他希望印中边界争端能够很快解决，并准备做出领土上的让步。10月21日，中国人向印度边防巡逻部队的开火证明，中国政府不愿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调解边界争端。因此，印度政府在这样的条件下也不打算让步。尼赫鲁在这次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的立场。他说，苏联政府真诚地希望印度同中国的边界争端能够尽快解决。尼赫鲁称赫鲁晓夫为最出色的国务活动家，他真正地做到了预防战争。

正如那名部长向高士通报的，在内阁会议上，内政部长潘特、财政部长М.德赛和铁道部长贾格吉凡·拉姆都建议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把印度共产党作为“反民族的党派”，他们在边界争端中支持中国，而这个问题对印度很重要。尼赫鲁说，这样的建议还为时过早。他就此强调说，在印度共产党内存在尖锐的矛盾，印度共产党已经开始瓦解，印共现在几乎脱离了人民。高士难过地说，由于印中冲突，印度共产党内确实存在尖锐的矛盾。丹吉公开宣称，他不同意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关于印中争端问题的意见。南布迪里巴德、高帕兰、阿赫米德和其他人事实上同意丹吉的观点。其他的一些同志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反对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受到明显的损害。敌人开始把共产党员称为“第五纵队”。如果说，在印中边界冲突之前印共领导人坚信在即将到来的喀拉拉州的选举中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现在印度共产党将没有获得胜利的机会。乌塔尔普拉德斯州的市政选举显示，在一些城市中印度共产党候选人都遭受了失败，其原因是，许多选民不支持共产党，尽管他们以前会投共产党人的票。

今年11月4日，在米拉特召开的党的国民会议全体会议上，由于对印度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和评价可能会导致党的分裂。其明显的征兆就是丹吉今年10月25日在孟买的公开声明。

对于我的问题——是否会对印度国内局势和印共党内局势的严重性重新做出评价，高士说，由于印中边界事件而引起的印度国内局势，印共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政府和国民会议中的亲美分子要利用印中边界事件来恶化印度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便攻击共产党。党的领导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反动势力很早就提出了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问题，但是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印度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何况反动派也没有正当的理由禁止印度共产党的活动。现在一些州的领导人提出了通过关于禁止印度共产党活动的法律问题。西本加林首席部长Б.Ч.罗伊早就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现在的局势是，各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在谈到印中争端的时候就会谈到党的关系，就会指责印度共产党是“反民族的政党”，并要求禁止印共的活动。如果现在这样的局势再持续几个月，那么政府将会禁止共产党在印度的活动。

印中关系的恶化对国内的所有进步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对和平主义运动和亚非团结运动的影响。维护和平的任何一次谈话都会导致印度人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政策的指责，也就是引起了回应。

因为到过北京，从谈话中高士明白，在评价印度局势以及对待印度的态度和方法上，中国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人认为，印度已经投向了西方大国阵营，为了不允许印度继续同美国接近，中国方面必须推行强硬政策。他们现在正在推行这样的政策。高士试图说服中国同志改变看法，并且他离开中国时的印象是，中国人对印度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然而，却发生了10月21日的事件。各级印共领导人，别说普通的印度人了，都受到了资产阶级宣传的影响。

根据高士的意见，中国驻印度大使没有认真分析印度的国内局势以及印度国内对边界事件的反应，这样，他也没有向中国政府通报事情的真实情况。中国人认为，在印度只有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和空谈的知识分子反对中国的政策。但事实上印度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反对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政策。高士对此的解释是，看起来，中国驻德里大使没有对中国政府进行正确的导向。

高士认为，在调解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人应主动提议。为了保持印度同中国的正常关系，并防止印度同美国接近，就必须这样做，这也是为了缓解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国内所有进步力量面临的困难状况。尼赫鲁个人对调解同中国的边界争端是感兴趣的，因为不这样做他的中立政策、同苏联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就会受到损害。尼赫鲁个人本来也表现出可以首先提议，但他担心中国领导人对他的提议不做回应，而这会被右翼利用，再次向他攻击。

至于苏联政府对尼赫鲁的态度，高士强调说，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和尼赫鲁个人的良好关系在印度总是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并且有利于印度共产党和印度进步力量的工作。因此，当印度同中国关系恶化的时候，就非常希望苏联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对此应当指出，苏联在11月14日——尼赫鲁70大寿的日子，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发了贺电，苏印友好协会召开了会议，苏联报刊发表了关于尼赫鲁在为世界和平而斗争中的作用的文章，刊登了他的照片等等，这些措施都是受到欢迎的。这是对尼赫鲁及其拥护者的支持。尼赫鲁继续处于主导地位，对印度的内外政策施加影响，尽管他在内阁和国民会议中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目前印度还没有一位国务活动家能够比尼赫鲁更好地继续推行中立政策和保持同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高士请求苏联政府施加影响，尽可能尽快地调解印中关系。高士所说的话都证明，对于印中边界事件的后果印共领导人非常担心。

反动分子积极活动起来，并且资产阶级报刊也说，政府中的右翼分子和右翼国民大会党企图利用印中边界冲突来恶化印度同中国、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以便改善印巴关系，使印度同美国接近；也谈到了反动势力事实上企图改变印度政府的对外政策和路线。资产阶级报纸多次批评中立政策，批评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政策。

1959年10月27日印度总统普拉萨特在州长会议上作了发言，号召“在对中国关系上采取更强硬的政策”。

Г.Г.叶菲莫夫参赞参加了会谈并做翻译。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5，л.161-167

№20637 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乔晓光评价赫鲁晓夫访美(1959年10月27日)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

1959年11月5日

第263号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0月6日至11月4日

绝密

文本第3份

平壤市

1959年10月27日

我在大使馆里为各国大使作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美国之行的总结报告。在报告后发言的有：中国大使乔晓光，罗马尼亚大使奥尔加努·杜米特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里哈德·费舍尔。

乔晓光对报告给予好评，并说，现在已经看得出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美国之行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他在自己的发言中阐明了“冷战”政策与“实力”政策的毁灭性以及和平共处的必要性。这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来说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奥尔加努·杜米特鲁说，我们当然全都读过美国之行的报道，但在苏联大使的报告中简明扼要和合乎逻辑地叙述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所做的工作和这次出访的成果。大使感谢了我的报告。

里哈德·费舍尔说，我们读过和听到的一切内容都给我们以巨大的影响。我国有一句口号：按社会主义的方式生活、工作和休息。Н.С.赫鲁晓夫同志证明了应该如何行动，如何工作。我们大家也像苏联人一样感谢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美国所做的大量工作。它可以与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所取得的胜利相提并论。世界各族人民都表示拥护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提出的全面裁军的建议。我们不仅用言论，而且还用行动、事实来支持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和建议。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7，л.247

№09871 苏联驻华使馆的报告：中国对赫鲁晓夫访美的反映(1959年11月4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9年11月4日

第44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关于Н.С.赫鲁晓夫访美在中国的反映

(情况报告)

今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得到了中国朋友的好评。在中国，把这一事件看作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巨大胜利，看作是冷战的失败。

中国朋友们在同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在正式文件、讲话和文章中所表达的思想都贯穿着这种精神。周恩来在9月26日外国专家招待会和9月30日国庆招待会上的发言中，在他《伟大的十年》一文中(发表在10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在陈毅为《消息报》而作的《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十年》一文中(见10月3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中国的解放——中苏友谊——人类向未来的跃进》一文中(见9月16日《人民日报》)，在宋庆龄10月4日庆祝中苏友好协会成立1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中，都对赫鲁晓夫的访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中国报刊为赫鲁晓夫访美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访问的消息不胫而走。有关赫鲁晓夫到美国，他的讲话以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各界对访问的反应，中央和地方报纸发表了不少消息。

在反映访问的社论和文章中(见《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以及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文章中，都把赫鲁晓夫的访问看作是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事件，认为它在当代国际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苏联和平外交政策新的伟大胜利。报刊上反映出这样的信心，认为苏、美领导人的互访会给国际形势以重要影响。中国社会舆论界热烈欢迎赫鲁晓夫访美公报。

在向毛泽东递交关于赫鲁晓夫访美的秘密总结报告时，毛泽东说，中共中央完全赞成苏共这一对外政策步骤，对苏共中央对此事的评价没有任何异议。

在有来自80个国家5000名外宾出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招待会上，周恩来宣布：“我们特别高兴的是，今天出席我们招待会的有赫鲁晓夫同志。我们祝贺他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的成功，并欢迎他同美国总统会谈的公报。”

在今年10月14日召开的全国人大第十次常委会上，通过了关于支持苏联政府全面彻底裁军建议的决议，其中指出了苏联在争取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斗争中的作用，决议强调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支持苏联政府于1959年9月18日发表的宣言和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具体建议。”但无论是陈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的发言中还是在通过的决议中，都只字未提赫鲁晓夫访美一事和他在联大上所提的全面裁军问题。

最近中国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文章，高度评价赫鲁晓夫访美。例如，今年10月20日第20期的《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了傅鹰的文章《赫鲁晓夫访美13天》，其中写道：“赫鲁晓夫同志的访美，是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新胜利，这一访问是对‘冷战’势力的沉重打击；赫鲁晓夫是杰出的和平斗士，他光荣地捍卫了苏联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捍卫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利益，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在争取改变美国世界观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10月6日第19期《时事手册》上陈军(Чэнь Цзюнь)的文章《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巨大成就》写道：“赫鲁晓夫同志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世界和平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赫鲁晓夫同志访美成功是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的一个光辉胜利，这一政策受到了整个世界的欢迎。”

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中国10周年国庆期间，和中共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对赫鲁晓夫访美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党代表团一致认为：“不久前赫鲁晓夫同志对美国的访问，是对美国冷战势力的沉重打击，是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巨大贡献。这一访问将对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深刻的积极的影响。”

在赫鲁晓夫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期间和他离去之后，苏联大使馆收到了中国公民从各地写给赫鲁晓夫的许多信件。这些信件包含着对赫鲁晓夫访美的积极评价。没收到带否定意见的信件。信的作者们(工人、农民、职员、学生等，甚至还有右派和在信里对中国现在形势表示批评意见的人们)都一致赞扬赫鲁晓夫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不懈努力，对赫鲁晓夫访美结果和他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感谢赫鲁晓夫不顾访美之后的劳顿又来中国。

中国报刊非常正常地报道了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劳动群众对赫鲁晓夫美国之行的反应。

但是在中国，在居民中过去和现在未曾进行广泛宣传，宣传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访美的意义和结果。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С.捷捷林

ЦХСД，ф.5，оп.49，д.235，р.8927，л.99-102

№09970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加强中苏友好和团结(1959年11月6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2月8日

第496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谈话记录

1959年11月6日

我第一次拜会邓小平，并同他进行了谈话。邓小平说他腿部骨折以后尚未完全康复。再过两三天他就要出来工作，但医生只允许他每天工作4小时。接着他问我关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的感受。我回答邓小平说，庆祝活动组织得气派宏大，显示出人民热情奋发，团结一致。

邓小平说，他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又说，苏联的一切都组织得很好。这种逢整数的纪念日应当好好庆祝。庆祝这些重大节日可以显示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热情以及世界进步力量和兄弟党的团结。

我回答说，兄弟党的团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得到了鲜明的表现。短短的10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足以鼓舞全世界人民的成就，中国人民的这一成就是任何人也埋没不了的。兄弟民族的团结不止一次地展示出其伟大意义。比方说，如果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乌克兰是个单独的国家，而没有参加由其他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的大家庭，它就可能被帝国主义者消灭和分解。友谊——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它的意义我们有时还不能彻底认清。历史终将证明，它有多么伟大的意义。

邓小平回答说，统一和团结，这确实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要我们团结起来，任何帝国主义我们都不害怕。“我们竭力维护和平，在和平条件下帝国主义必亡。如果一些狂人仍然要发动战争，那么在战争中他们得到的只是灭亡。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在蒸蒸日上。而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其中也有美国的——这就是劳动人民。”

我说，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访问说明美国劳动人民对我们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极大兴趣。

邓小平说，因此，美国统治集团也害怕这次访问。他们想把赫鲁晓夫同志与人民隔开，但人民冲破了堤坝。我接着说，在社会主义力量发展和巩固的条件下，必须对帝国主义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他说：“帝国主义很想破坏我们两国的团结，但这是徒劳的。”

邓小平问我很久以前是否从事过党的工作，我向他叙述了我以前做过的工作，并补充说，我把驻华大使的使命看作党的工作的继续。邓小平对我的这个意见很快做出反应。他说，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外交，而是党的工作。刘晓在莫斯科也不是搞外交，而是做党的工作。尤金在北京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外交官，他是在从事党的工作。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来说，主要的不是例行外交公事。

我说，刘晓留给我的印象是个很有经验和很内行的干部。邓小平回答说，刘晓长时间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地下工作。

邓小平很关心尤金同志的健康，他请我有机会时向尤金同志转达他的祝愿，祝他早日完全康复。他说，我们之间有过良好的合作。我说，尤金同志对所有中国同志对他工作中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苏共中央将要召开的中央全会和进一步发展与加强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措施。

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你们解决这些问题较容易，因为你们有强大的工业。我们也打算把建立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的困难在于工业基础还很薄弱。在你们的帮助之下，我们不久前修建了1个拖拉机厂。

我说，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有中共的领导作用，邓小平说两者都很重要，既要有中共的领导，也要有苏联的援助。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所处的形势比你们十月革命后早期的形势有利得多。如果再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它比我们都好。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苏联在各方面情况都很好。至于说我们，我们的情况也不坏。”

我说，在我们事业进展顺利的条件下，我们要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对待自己，力争根除一切缺点。邓小平回答说，我们也有缺点，并且一直都会有缺点。即使对于来自敌人的批评，有时也应当听取。

在会谈结束时，邓小平说，我们以后还要经常会见。

我为这次会谈对邓小平表示感谢，并希望我在大使馆的工作中能得到他和中共中央机关的帮助。参加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苏联东欧司副司长余湛、苏联大使馆参赞Б.Н.魏列夏金和三等秘书Б.Т.库利克。

苏联驻中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107-110

№13589 普希金与梅农会谈纪要：通报中印冲突新情况(1959年11月13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1月14日

第2818/ГС号

机密

文本第36份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К.П.Ш.梅农的会谈

(1959年11月13日)

我应邀会见了印度驻苏联大使К.П.Ш.梅农。

印度大使说，(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苏联在中印边境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Н.С.赫鲁晓夫在亲近一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

印度大使又说，自己受本国政府的全权委托原本希望简要地向Н.С.赫鲁晓夫介绍一下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情况。但鉴于Н.С.赫鲁晓夫公务非常繁忙，自己无法亲自向他通报这一问题，因此便想通过我来向Н.С.赫鲁晓夫转达如下情况：

众所周知，前不久在印度与中国接壤的东北部地区发生了一系列边境冲突事件。印度政府希望此类事件今后不要再重复。然而，这样的边境事件最近又在拉达克地区重演。于是，印度政府便在今年11月4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印度大使向我方转交了该照会的复印件)。印度大使强调，目前印度政府已收到了中国的答复性照会。在其中，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并没有提及印度政府在所发照会中所涉及的问题，而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建议两国军队沿存在争议的边境线各后撤20公里(其中包括各自占据的阵地)。对于上述建议，印度政府并不认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便对它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以便向中方做出建设性的答复。印度政府还要向了解中国所提建议的印度军方专业人士进行咨询。印度大使继续通报道，当总理尼赫鲁结束自己对一些国家的4—5天的出访回国之后，印度政府将对中国政府的上述建议做出答复。

鉴于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印度政府对中方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表示担心。在1959年10月21日发生的边界冲突中，印方被打死9—10人，7—8人被俘。10月24日，中方同意向印方移交死亡士兵的尸体和俘虏。为了协调这一问题，印度于10月26日专门派出了一个小组，但由于中方的原因导致其至今无法完成既定任务。

中方在这一问题解决上的拖延做法引起了印方的担心，即中方是想赢得时间以便对在押印度人施压。而中方的这一举动将可能导致整个问题的解决陷入困境。

印度大使指出，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和平解决争端是印度一贯坚持的外交政策。但这里已涉及国家领土的完整问题了。由于印度右翼分子和一些机关报刊的煽动，总理尼赫鲁已很难控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民族情绪。印中关系已有4000年的历史，两国边界长度达到4000公里，两国还从没有发生过边界冲突，更别说战争了。

针对苏联政府真诚希望中印关系保持和平和友好，印度大使表示感谢。

我答复印度大使道：大使先生说得很对，关于中印边境冲突，我们的立场印度政府应当是非常了解的，具体可参见塔斯社所发的声明和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的发言。我们非常希望，我们共同的朋友——印度和中国——在边境问题上不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并能够通过谈判和双方都满意的方式来解决边界争端。

我承诺，将会把他所通报的情况向本国政府做出报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翻译司随员П.В.卡萨特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签名)

分送给下列同志：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毛希丁诺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罗特琴科、卡伦别尔津、基里连科、柯西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马林、潘友新、葛罗米柯、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齐米亚宁、波采罗布和图加里诺夫等，顾问小组，南亚司，苏联驻德里和北京大使馆，档案室(3份)

第4992/гс号

1959年11月14日

АВПРФ，ф.090，оп.21，п.64，д.3，л.17-19

№24792 列瓦达的报告：关于在中国出差和调查的情况(1959年12月 [9] )

出差目的。出差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人民为完成1953—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的问题。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关于中国社会阶级成分的变化，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在出发之前，研究所所长同意了我这次出差所要进行的一些主要的具体的工作：同中国的一些科学家进行会谈，对科学机构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进行研究，对一些企业进行访问。这次出差的直接目的就是为集体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准备材料。此外，为我今后的研究计划准备一些关于今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变化的材料。我认为，我完成了这次出差的主要任务。

工作安排。在中国出差的日期为1959年10月18日至1959年12月18日。

在10月20日到达北京的那天，我们的小组受到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的接见。10月21日，中国科学院第三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接见了我，根据协议，该研究所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起都应是主要的接待单位。但是，在会谈的时候，第三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年说，他们中，很少有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因为大家主要关注的时期是1919年之前，应该研究所领导的请求，我把我计划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我被告知，第三研究所不能对我计划的完成提供帮助，因为对于我感兴趣的历史时期，在他们单位还没有一位这样的专家，并且在10月23日把我介绍给了经济研究所。在讨论我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中国的同志们满足了我的愿望，但他们坚持减少在各省停留的时间。最初我请求的工作计划是：10—12天在北京，7—10天在上海，20天到一些中小城市——省级的城市或县级的城市，其余时间在农村工作。最后，在北京及其郊区停留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从10月20日到11月11—15日)，其余的时间安排是：11月14—16日在郑州，11月17—25日在新乡及其近郊地区，11月26日在郑州，11月28日至12月9日在上海及其近郊地区。

我认为，安排更多的时间，以便对一些省的问题进行研究更加合理一些，但是在中心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安排计划中，同一些专家举行会谈太困难了，有时候，特别是由于领导干部过于忙于反右倾的运动，不可能组织这样的会谈。

在到一些省之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访问了国营第二纺织厂(10月30日)，伊利联合糖果厂(11月3日)，在石景山的名为中苏友好人民公社(11月1日)，红旗人民公社(11月4日)，北京第一机械制造厂(11月6、9、10日)，妇女纺织合作社(11月11日)，北京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展览会，在民族文化宫举办的“民族政策的10年”展览会。

此外，应中国同志的邀请，还访问了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 [10]

10月2日，我被安排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特别改造的办公室负责人进行了会谈。该办公室工作人员非常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改造前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后来还把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材料交给了我。11月13日，在教育部就国民教育的发展、消除文盲问题以及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举行了会谈。

11月9日，哲学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吴传启接见了我。11月11日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举行了会谈，这两次会谈主要具有纪要的性质。后来得知，在我返回之后，将组织一些对我所提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进行会谈。

在北京我还在北京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进行了工作。

在郑州我访问了郑州纺织机械厂(11月14日)、纺织厂(11月15日)、轻工机械制造厂，并参观了河南省国民经济和文化成就展览。

11月17日访问了新乡师范学院。

11月18、19日和20日访问了七里营人民公社。

11月21日和22日访问了新乡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

11月23日访问了新乡纺织厂。

11月24日和25日同新乡市城市规划处、农业局和教育局的领导干部举行了会谈，11月25日访问了新乡金属加工厂。

11月26日在郑州同河南统计局副局长就河南省的发展举行了会谈。

11月29日受到上海经济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领导接见。

11月30日和12月1日同上海资本家、合营工厂的一名厂长进行了会谈，谈论了关于该厂改造前后资本家的状况。

11月30日同上海工会委员会主席就解放后上海工人和职员的状况问题举行了会谈。

…… [11]

我共访问了15个企业、5个人民公社、3个县，同中央和地方一些机关的领导同志进行了谈话。根据我的请求在每个地方都安排了几个企业进行参观。总的来说，中国同志对我的请求是认真的，并尽力帮我完成自己的计划。这在我对河南省进行访问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我认为，妨碍我实现一些预定的会谈的主要原因在于，由于现在举行的反右倾运动，一些领导干部过于繁忙。事先曾设想在上海和北京同从事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干部组织会谈，但是这些会谈没有举行。对此，中国同志多次致歉。

对中国一些问题的研究状况

由于上述状况，关于这些问题得到的信息是不全面的。看起来，第三历史研究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规模不大。用哲学研究所学术秘书的话来说，该所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很少。被派往农村工作的一个工作人员开展了一些调查：但是调查材料还没有发表，只是部分材料被《人民日报》的“人民公社调查”系列报道采用。在哲学研究所有两名旧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冯友兰和贺麟在工作，他们不研究现代问题。对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批评主要限于一些研究者出版的《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论文集以及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上海经济研究所对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生活水平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工作，他们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其他的一些省份也开展了调查工作，但是没有发表著作。该研究所非常关注对上海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改造问题。就这个问题出版了3本书，其中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材料——关于一些企业的发展和变革的历史。现在正在准备出版整套类似的材料集和关于上海10年社会改造的书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组建于1957年，但是在1959年得到了急剧的扩大(工作人员的数量由50增加到了200人)，现在共有10个部门：政治经济部、工业部、农业部、贸易部、金融部、统计部、国际经济部、上海市经济部、农业区经济部、经济史部。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于1959年，有38名工作人员。该所主要从事教学工作，该所教师也从事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学、哲学史问题的研究，其中包括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的作用问题，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斗争的规律问题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发表著作。

在中国新出版的经济和哲学文献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论文集。改造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在利用去年出版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改造的书籍的时候要谨慎，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是错误的。

近期，看起来会出版一些关于个别经济部门的材料集、一些省经济的材料集以及关于社会改造的材料集，该书准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但用中国同志的话来说，该书还没有出版。

对这次出差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的评价

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同中国专家进行的会谈以及对一些工业和农业企业进行的访问可以使我们搞清正在研究的一些重大问题，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在苏联的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得到的信息是部分的，大部分是关于某些单个地区和单个企业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对于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程以及对于了解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都有很大的帮助。在努力完成预定计划的同时，我认为，还应该得到更加具体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在一些地方，其中包括在农村得到的很多材料都是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关于全国的和一些大的地区的材料是不允许发表的，也不允许用于科学研究。但中国同志认为，关于一些公社和企业的材料可以在苏联发表，但条件是，不允许把关于部分地区的材料没有根据地当作是全国的材料。由于考虑不周，特别是中国同志在农村向我列举的数据经常是大致的数据材料，不充分的数据材料，但这并没有使它们失去价值。

关于人口问题。在上海经济研究所，中国科学家向我谈到了他们关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其中包括上海人口增长速度的想法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还得到了关于上海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材料，关于城市成年人组成的变化的材料。一些农村和县也有类似的关于自然出生率和人口迁移的材料。得到了关于金山(Синьсян)县和松江县有关城市和农村人口对比关系变化的材料。

关于社会成分。根据材料，居民被分为各工业生产领域、管理领域、文化领域的工人和职员。得到了全国范围的一些年份的资料以及上海县、奉贤县、松江县的资料。个别农村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明了在农业改革和合作社运动之后农村阶级成分的变化。

关于工人阶级。前不久发表了关于普通工人增长的材料，这些材料补充了关于河南省、上海市、新乡市的材料以及个别县和个别企业的材料。得到的关于全国的以及河南省和上海市的材料非常令人感兴趣，这些材料谈到了关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和1958年工人阶级增长的根源。并且得到了关于全国、地区和一些企业的具体的关于来自农村的工人的材料以及关于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形式的材料。

在一些谈话中搞清楚了一些问题：关于劳动的支付制度、关于转而实行临时工资制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新的趋势。从一些企业得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关于工资变化的材料。得到了关于工人家庭收入和支出的材料，关于他们的住房保障、幼儿园的材料等。

关于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在这个问题上，关于北京第一机械制造厂的材料和上海器具厂的材料特别充分。

关于工人的学习和文化水平的材料。得到了关于参加夜校的工人和职员的材料，关于学习的形式的材料，关于企业政治教育的材料以及关于识字率和受教育程度的材料。

关于农民。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全国范围的总的材料。得到了关于一些公社和一些县在一些年份经济变化和农民劳动积极性增长的详细材料。得到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详细材料可以使我们对公社与国家和单个生产队在现在条件下的关系有了具体的认识，对人民公社中的工业以及其中的劳动条件有了具体的认识，对公社的管理、个体经济的作用、分配的形式、市场等有了具体的认识。还有一些关于城市和农村经济关系的材料。从在各公社和生产队进行的谈话中得到的材料使我得到了关于一些预算的材料，在一些情况下还是关于几年预算的材料。我也得到了关于个别公社和县在近年新的发展计划的材料。

关于以前农村中的剥削阶级的状况问题也得到了一些关于一些公社和县具体的关于以前富农、地主及其家庭成员表现的材料。

关于资产阶级的状况。得到了社会改造之前和之后关于各类资产阶级的收入和财产规模的详细材料(全国的、上海的以及一些合营企业的)。关于他们现在的状况，也得到了一些关于资产阶级代表参与生产的材料，关于他们放弃利润的材料以及关于利用资产阶级的部分收入为公共服务的材料。

关于文化。得到了关于居民识字率的材料，关于国民教育体系发展的材料，关于学员社会成分的材料以及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形式。得到了关于个别地区的、关于公办学校工作的材料。得到了关于上海居民教育增长的材料。

结论。上述罗列的只是中国同志在谈话中列举的材料和反映的状况。只有在对得到的所有的文献材料进行研究之后才能评价上述材料的意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我收集到的材料以及已经发表的一些材料，可以为集体研究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中关于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为题的研究工作的完成奠定非常充分的基础，也可以为我今后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的专著的写作奠定基础。

建议。应该向中国发送的不仅仅是根据协商的形式拟定的简短的计划，而是尽量详细的关于具体问题的清单，这些具体的问题事先应该在莫斯科协商和确定。这将会极大地方便我们的工作以及接待方的工作。

我认为，应当事先同那些研究共同的题目或者相近题目的学者协调研究计划，这样就可以相互帮助。

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哲学博士

Ю.А.列瓦达

1959年12月

АРАН，ф.457，оп.3，д.3，л.100-115

№20638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谈话纪要：印度的反华活动(1959年12月1日)

1959年12月8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1月6日至12月7日

第2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9年12月1日

应乔晓光的请求，我接待了他，并与他谈了话。

乔在谈话时讲，昨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朝鲜大使费舍尔拜访了他，并把外交使团的公文案卷转交给他了，费舍尔在长达4年的时间内任该使团的团长。

我祝贺乔接受了外交使团团长的职务，并祝他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的事业中工作得富有成效。

乔同我商量该用什么方式去组织一次欢送外交使团团长里·费舍尔的仪式，后者为在那些派驻朝鲜的大使以及整个外交使团的工作中建立友好氛围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大使们的名义组织一次告别宴会，并赠送一件礼品留念。

然后我对乔讲，不久前，苏联最高苏维埃审阅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1959年10月27日致世界各国议会的信，并发出了复函，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旨在用和平民主方法恢复朝鲜民族统一的措施。接着我讲述了复函的内容，同时着重指出，解决朝鲜问题应该从所有的外国军队都撤离南朝鲜开始，就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去年秋天之前撤离那样。

乔也讲了美国人拘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的事。

由于这一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中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孟买总领事馆拘留美国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鉴于这种诬蔑性的声明，外交部于今年11月30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该声明是揭露驻孟买的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的丑陋行径的。

我说，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冷战”的拥护们所感到厌恶的，他们千方百计地企图，今后也将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和挑拨离间的途径去维持国际紧张局势。

我向乔打听了一下，有没有尼赫鲁对周恩来的最近一封信的回信。

大使回答说，他没有被正式告知，回信是否已发出。然而，印度报刊正在大张旗鼓地评论尼赫鲁给周恩来的信的回信。印度报刊在自己文章中声称，尼赫鲁不接受周恩来的从边境线上撤走边防军的提议，并提出了要中国边防军单方面撤离的要求。

接着乔讲，尼赫鲁不愿意会面和进行以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为基础的总理级别的和平谈判，并宣布，只有在中国政府接受印度的要中国军队撤离尼赫鲁认为是印度领土的拉达克地区的提议的情况下，才会有谈判。此时尼赫鲁的出发点是从前在拉达克的领土上有过一个独立国家的那个事实。接着乔说，拉达克的统治者们同西藏打仗，结果失去了独立，并入了西藏。乔说，尼赫鲁以此为据认为拉达克地区的中国领土是印度的，并要求中国政府把这块面积等于4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转让给印度。乔说，中国政府不可能同意印度过激分子的凭空臆造出来的理由。

接着乔告诉我，现在印度国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华运动。在给这场运动煽风点火的过程中，印度的一些著名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担任的并不是最小的角色。例如，印度国防部长不久前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在解决同中国的边境纠纷的过程中，印度政府将会用直到动用武力为止的一切方法来捍卫自己的领土权。

接着乔说，美国和英国在煽动反华运动的过程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我讲述自己的看法说，印度的反华运动是一连串旨在燃起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敌意和仇恨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行动中的一个环节。帝国主义分子心里非常明白，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领头国家，所以他们竭力用一切方法破坏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以便保持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然而，印度右派分子和他们的美、英主子们的扩张主义目的一定会破灭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各国人民和亚洲热爱和平的各国人民都非常明白真理是在哪一方，并且都支持中国人民的争取亚洲和全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

谈话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结束的。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7，л.287-289

№10462 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备忘录：关于裁军问题的决议(1959年12月8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

我愿意明确表达一些想法，我们应在努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并就有关缩减军备和裁军问题做出决议。

当前，苏联已经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优越的位置。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访问和我们在联合国全面裁军组织上的提议被世界广泛接受，甚至各国的反动派也不能简单地拒绝和忽视它。甚至那些不想缓和紧张局势、不想裁军的人，考虑到这样广大的公众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减少军备的愿望，都不能公然反对它；也许他们将用拖延战术找到一些论据以扭转他们的颓势，或者想推迟或破坏对我们提议的表决。

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利用这一机会。这是一个对我们有利而敌方不满意的机会，它是我们依靠公众的认可、国际声望和我们始终如一地保持几年的领导地位和主动权而获得的。我想现在我们应该着手进一步缩减我们国家的军备，大幅减少陆、海、空三军人员，甚至不以其他国家的相应裁军为条件。我想也许能削减100万或者150万人员，这必须与国防部讨论研究。

我相信这样一种相当大的精简将不会破坏我们的防御能力。然而，如果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并且实现它，将有对国际形势有巨大的积极影响，并且，我们的威望将在全世界的眼光中出现巨大的增长。这将是对和平的敌人、战争贩子和冷战鼓吹者的不可抗拒的打击。为什么我相信今天这样做是可行的，而且没有危险？我的决定是基于：第一，事实上现在我们苏联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很好的状态；第二，我们优先关注火箭工厂；当然，我们有适于任何军事目的的各类火箭，从远程到近距离战术范围的“地对地”火箭以及“空对地”和“空对空”火箭，核潜艇等等，而且，从爆炸物的生产来说，我们有很多的种类。另外，我们已经设计出并连续生产这些火箭。在这封短信中我将不列举所有这些火箭——那些主管，他们知道，当我们开始讨论它——我们将反复讨论——因此我不在信中列举，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我能展示更多的细节。我们现在有远距离射程的火箭，并且有实质上能够粉碎世界的数量。人们也许要问——我们有这么可怕的武器——原子弹、火箭武器，那么我们还要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吗？

这没有道理。我们的设想是我们不寻求战争，并且我们不准备进攻(战争)，但是，我们准备防御，如同我们做的那样。如果人们接受这一假定，当我们有类似这些火箭的强大的武器的时候，我们军队就有保卫国家的能力，可以击退妄图攻击我们祖国或我们同盟国的敌人。

但是，战争是他们希望的。当我们事实上能运用我们的原子弹和氢弹把这些国家从地球上抹掉，并且我们的水下火箭能打到地球的任何一点的时候，哪个欧洲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胆敢攻击我们？

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够成功地裁军，并且不能使十国委员会做出裁军的决策，我们就不会保持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的提议将被送到委员会的迷宫，将有许多的谈话、讲演和华而不实的空话和颂扬，并且，这将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中的主动权相应减少。

假如我们现在就通过决议，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大约100万或150万，这将是适当的论据，是一大进步。我认为对我们来说，裁军的条件是非常成熟了。的确，我们已经对此表示了看法：在我的报告中，并且在我们其他的宣言中，我已经讲过了。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我们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经济竞赛来解决。因此我们提议并实施进一步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我们承认将给我们的对手——帝国主义国家施加压力。一些同志们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们裁减军备，而敌人不会这样做。但是，如果敌人做这件事情，就说明有问题了。我们裁军，是因为我们的核和火箭武器能够使我们在必要的水平上保持防御能力，因为我们不想打仗，所以我们想裁军，因为我们不准备进攻。苏联从不寻求征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庞大的军队呢？维持这巨大的军队意味着减少我们的经济潜力。我们有精简军队的机会。即使我们的敌人不随着我们的样子做，也不必顾虑会给我们造成损害。

相反，像在社会主义国家显现的情况那样，国家维持着大量的军队(比如，他们的经济上的潜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强大的热核和火箭武器)，打个比方说，这些军队吮吸他们的预算，耗尽国家经济，并且，如果拿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件事来说，他们(即帝国主义国家)将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的“同盟国”，因为他们将吞没他们的预算，减缓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有助于增加我们体系的优势。

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许多想法，决定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送出这样一封短信，以便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候补成员能阅读它，并在我到达的时候讨论它。如果同志们赞成我，那就能通过一个必要的提议。我的看法是，能够做以下事情：召集最高苏维埃开会，例如能在十国委员会开会前的1月末，或者在2月(应该挑选时间，但不应耽搁)召开会议，那样在2月召开的十国会议将讨论我们的提议。在十国委员会开始其工作之前，我们将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一名大会报告人，向最高苏维埃作报告，展开辩论，做出决议，承诺呼吁中的保证。无论其他国家对我们呼吁的反应如何，无论他们是否追随我们的榜样，我们都将遵守最高苏维埃的决定。

我确信这将是非常有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步。而且，这一步将不会以任何方式对我们的防御带来损害，但是将带给我们主要的政治、道德和经济上的好处。因此，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么用经济上的术语来说，它将意味着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所积累起来的强大的资本。因为我们的经济是成功的，发展是迅速的。我们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程度，使我们在创造保卫我们国家的手段上占有优势。并且，我们不仅有科学的发明，而且为了实际的需要能使科学的发现巧妙地实现。我想，现在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有火箭，而同时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将没有道理。

另外，应该记住自从我们拥有现代化的、强有力的、迄今为止是无法防御的武器，并且自从我们维持这支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以来，的确使我们的敌人惊慌，并且它甚至使那些以不同的方式欢迎公正裁军的诚实的人们受到惊吓，但是他们的害怕也许正好促成我们策略上的转变。他们的争辩如下：苏联提出了新的裁军建议，但是不在它自己的领土上裁军。这可能使一些诚实的正在寻求裁军的人们害怕。抵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反动势力，那些侵略成性的和军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毫无疑问将利用这一点，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进一步裁减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这样的步骤将鼓励资产阶级国家里的那些力量，那些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那些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打算改善国际形势、通过和平共处原则来生活的人们。这将加强他们的力量，使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的集团，无法利用我们的优势作为恐吓其他国家的论据。

应该就此交换意见：我们如何去做以及全部的细节。我们将给国防部、总参谋部指示，以便他们具体准备提议。

这样的裁军，这样大规模的裁军将持续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这次，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在此期间逐步地裁减军队，因为这样大量地裁减军队，需要接纳他们：官员们、军官们(士兵更容易接纳)，为了将他们全部安置和接纳。然后我们将看一看它进行的趋势，因为我们不是立刻裁减：它将需要一年、一年半、两年(但不超过两年)。它将是合理的。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一项大约要4年的全面裁军提议，但我们在2年或更少的时间内实行部分的单方面的裁军。这将是合理的和令人信服的。此外，它也是没有危险的。

我经过透彻的思考，向主席团提出审议这些建议，我希望我们的主席团好好地讨论它们，并权衡所有的争论和反对意见。也许我不能预见到每一件事。但是，看来我的这些提议，如果我们实现它们，将不会引起任何对我们国家的损害，将不会威胁到我们针对敌军的防御能力，而是将提高我们的国际威望，加强我们国家。

我的这些提议中有一些细节，但是，我不在备忘录中描述它们。当我们开始讨论它们的时候，我将阐释我的论据中比在这一备忘录中提到的更多的细节。例如，裁军时，应该确定某个时间，也许确定某个程度上，军队编制转到地方系统。换句话说，将有些团和师的建立实行属地原则(城市新兵在他们服役时不离开他们的企业)。当然，应该有适当的军官做这样的军队单位的骨干，武器必须储存在某处仓库里。我们必须有运输机空运系统，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必须把这些团从一个地方迅速地部署到其他地方。例如，如果必须把几个师调到德国，我们必须几乎在几天内完成它。给这些地方师的武器必须保管在靠近这些编队展开地点的各种适当、合理的地方。例如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的这些师，得到警报，将立即到达指定地点集结，乘飞机出发。并且，我们还将考虑到其他因素，因此，我们国家的防御能力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

我们将解放因维持巨大的军队和武器而枯竭的资源，维持军队的负担将更小，并且，我们的国内以及国际的政治地位将加强。在国际竞争中为了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将以有利的地位在更多的领域获胜，我们国家的威望将更进一步增长。所有这些将发扬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理，促进我们为和平而奋斗，因为不仅是工人阶级，而且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在每个新的年度变得更加赞同我们。他们的赞同将增长。他们首先将把恐惧转变到中立状态，然后将逐步发展为对我们国家的同情。我感到这是自然的，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它。

当我说也许我们应该不仅有骨干军队而且要有部分地方自卫武装的时候，这样做实质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重复了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做法。但是，形势不同，某些方法也不同。当时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没有军队；今天我们有资源和武器，我们有一支军队。我们不能不保留军队，而且我们也不想那么做。

但是，我们应该以这样的方法建设这支军队，它将是适当规模的，没有过度的累赘，以便它能做好战斗准备，满足国防的需要。

当然，我们也必须整顿军事院校系统：他们的分布和数量。也许，如果我们转变为新体系，我们也应该设立这样的军事学校：军官们将不离开他们在企业的工作而受训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全部这些措施将无疑地去掉国家预算的负担。我们有很大的机会实现我大致描述过的单方面减少我们武装力量的提议。

一个关于我们军队院校的消息。当初我们创办我们综合军事学校的时候，我们国家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员当教官。如今，所有的年轻人都受教育，因此，征募足够的人到军校工作，培训干部们，使他们不脱离生产，并且为全军的所有分支准备军官是可能的了。这些指挥官将是更接近人民的一类人，而且是不受所谓的社会等级约束的，可为军校提供更好的生源。

在其他方面它将是有意义的，并且，费用将不那么昂贵。

这些问题我认为必须提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仔细讨论。

Н.赫鲁晓夫

1959年12月8日

ЦХСД，ф.2，оп.1，д.416，л.1-9

№24957 杰缅季耶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提供设备(1959年12月11日)

副本

绝密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月9日第61-25сс/ов号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应该在1959年向中国的П15导弹(火箭)提供两套检测设备和一套地面装备，而从协作工厂得到的产品向协作工厂订购。

上述成套产品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生产，而部分从协作企业得到的产品，将在1959年12月15日之前运往中国，但是附件中列出的一些特别的汽车以及一些复杂的装备，由于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在1959年没有储备的装备，因此不可能供应。

为了保障对上述汽车和设备的供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航空技术委员会请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划拨必要的储备金，并请求国防部从现有的储存中供应这些物品。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通知说，1959年不可能在工业生产中安排这些设备，而国防部则拒绝了从现有的设备中供应。

因此，请求把附件中列出的产品改在1960年供应，并责成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委员会在1960年生产和向中国供应这些产品。

我将提供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 [12]

国家航天技术委员会主席

П.杰缅季耶夫

1959年12月11日

РГАЭ，ф.4372，оп.79с，д.261，л.5-6

№26596 苏洛耶夫致马克萨廖夫报告：向中国供货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1959年12月12日)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1959年12月12日

第A118-4685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

为完成1958年1月18日所签的苏中协定中规定的科研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在根据中国的申请安排订购必要的设备、仪器和器械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中方在编制这些设备的申请时，苏联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没有参与，因此中方所订的设备不全是为进行科研而必需的，并且有些设备，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履行国外供货的生产。

一些申请，显然是依据我们专家不谨慎的建议提出的，或者是基于到访过苏联实验室、研究所和企业的中国专家、副博士研究生和大学生提供的信息编写的，未考虑供货中的必要性。

有这种情况发生，是由于必须与中方共同解决所有与仪器、材料和设备保障科研工作相关问题的苏联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苏联科学院、国家无线电电子委员会、国家化学委员会、通信部及其他单位)回避了这项工作。

由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是执行1958年1月18日协定的监督机构，为理顺对上述设备和仪器的订单安排，请您采取如下措施：

一、责成苏方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在编制科研工作计划时，经与中方协商确定进行研究所必需的设备供应量。

苏方责任机构必须明确供货的类型、特性、大致价格、必要性及可能性和每一项的生产厂家，指出设备有无批量生产，并向中方给出相应的结论。

确定供应量的工作应在本年3月1日供货前结束。

二、鉴于1958年1月18日签订协定后有新部委和新的国家委员会成立，以及其他部门进行改组，必须明确哪些苏方机构是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单位，并在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中规定的负责科研项目的责任机构名单中进行相应的变更。

还应当研究替换与科研工作无关的机构问题，比如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电子工业处(第11个研究方向的4个项目)，指的是这些机构无法展开这个问题的任何工作。

国家委员会副主席

М.苏洛耶夫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988，л.145-146

№09068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同意赫鲁晓夫关于单方面裁军的提议(1959年12月14日)

摘自1959年12月14日中央主席团会议第253号决议

第253号记录

绝密

致赫鲁晓夫同志：

关于为进一步减少国际紧张局势而奋斗

一、赞成Н.С.赫鲁晓夫同志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中的关于由苏联单方面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直接措施的提议。

有关单方面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直接措施的问题，应该被列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议程中。

二、委托国防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对这一问题提出具体意见供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审议，同时也作为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参考意见。

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8日召开今年指挥官会议，总参谋部首长和军区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讨论有关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备忘录中概述了要点的提议在军队里的实际措施。

委托Н.С.赫鲁晓夫同志为会议主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ф.2，оп.1，д.416，л.10

№08103 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函：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

兹呈上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要作的《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请让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一阅，如他们对草稿意见，请通知我们。

М.苏斯洛夫

1959年12月18日

关于苏联党政代表团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报告(草稿)

同志们!

苏共中央主席团听取了党政代表团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国庆的报告，主席团同意代表团的活动，决定把这一问题通报给中央全会，同时也把我们同中共中央的关系通报给中央全会。

代表团今年9月赴北京是为了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朋友们通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美的成果，并就一系列现实的当代国际问题与兄弟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交换意见。

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见和在会见时所进行的互通情报和交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紧密的兄弟般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共同目标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之上的。

我们一直深刻同情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革命斗争，千方百计支持他们的斗争。苏联人民为人民中国——我们的朋友和盟友所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我们和中国同志在当代主要的根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同时，不能不看到，苏共中央和中共领导过去和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我们不止一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些问题。这次北京会谈给了我们向他们公开讲明我们的考虑和听取他们对某些原则问题的观点的机会。

在向中央全会通报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时，中央主席团的出发点是：全会不仅应当知道这些相互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还应该知道它的困难方面，为了顺利地克服这些困难，坚定地贯彻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方针，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些困难。

在革命胜利后的10年时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所有社会主义建设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内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起了工业化的基础。

现在，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千方百计加快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任务，以便在今后10—20年的时间里使国家摆脱长期以来的贫穷状况，使之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认为，我们的中国朋友根据自己的国情这样提出问题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不只是同情，而且实际上总是帮助兄弟的中国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纲领，认为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责任。可以充分地说，在291个工业企业和59个独立的设施和其他项目的建设上，苏联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重大援助。其中135个企业已完全或部分投产。在设计，提供设备、材料和给予其他技术援助方面，从1950—1957年期间，苏联所给予的援助以出口价格计算总额将达140亿卢布。在过去10年时间里，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达1.1万人。在苏联企业学习和实践过的中国专家和工人达7.5万人，大学生和研究生超过7000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给予了中国援助，帮助中国100多个工业企业的建设，或提供其他援助。

同志们，这是苏联人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小贡献。

在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应有的援助，帮助他们努力发展国家，积极而巧妙地动员劳动人民实现所提出的任务的同时，我们对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出现的阴暗方面不能视而不见。

问题的实质在于，中共领导近来出现了对自己的成绩和能力估计过高，夸大中国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的程度的倾向，他们因中国已经站了起来并得到显著的巩固而有点头脑发热，尤其是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在这次会议上，实质上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计划，采取实施所谓“大跃进”的方针。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觉得，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达到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8％—19％的速度还不够。他们抛弃了1956年所确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控制数字，在1958年和1959年期间多次改变计划，过度扩大计划。

为了给自己的新的经济计划找科学根据，中国的同志们开始发展值得怀疑的“以跃进的方式”发展经济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中国经济不应有计划地逐步发展，而应采取跃进的冲击方式。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直接讲，实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跃进”，应该按照“马鞍形”的方式发展国家经济，遵循“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原则。马鞍形，刘少奇同志继续解释说，这意味着两头儿高，中间低。

中国的同志们认为这种跃进的主要手段和动力是真正的群众热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国民经济似乎是靠加大劳动力的紧张程度，靠紧张再紧张。不难理解，这种领导国民经济的方法违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破坏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

为了实现“大跃进”，中国的同志们大搞所谓的“小高炉”。他们认为借助这种办法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大大提高生铁和钢的产量。不顾对其他部门，首先是对农业的损害，大约有9000万人被投到了“小高炉”工作中去。1958年为建设自制的小高炉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白白消耗了几千万吨煤炭。结果炼出300万吨钢，但它们不得不从国家指标中划掉，因为这些钢，连中国同志自己都承认，回炉都不能用。这是不奇怪的。在今天，在原子能时代，当生产建立在高科技成果基础之上的时候，哪里还需要这样的金属呢？

顺便指出，在1959年整个苏联黑色冶金部门，其中包括采矿、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总共才70万人。这年，我们的黑色冶金行业为国家生产矿石9440万吨，生铁4300万吨，钢6000万吨，轧材4690万吨。

尽管中国朋友们利用人民的巨大努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违反了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原理，结果造成了国家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引起普遍的紧张。1959年初，开始暴露出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部门严重落后。国内出现了紧张形势，居民粮食和工业品短缺。农业感到劳力不足，城市有将近1000万多余的工人，他们不得不被工厂解雇，重新返回农村。

我们看到了“大跃进”的隐患，曾同志式地坦诚地给中国朋友们讲了我们的疑虑。我们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及时地提醒中国人注意他们计划中的严重缺点，但没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只是过了很长时间中国领导人才承认领导国家经济工作中存在失误。在中共中央1959年8月召开的全会上通过了大大缩小工农业发展速度的决议，使之适应国家的现实能力。改变了对待小高炉的态度。尽管中国同志至今仍在报刊上继续强调用土办法大炼钢铁运动的意义，但实际上去年建起的成千上万座小高炉现在已停止使用，大多数已被遗弃或拆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同志们放弃跃进式前进。类似的跃进在中国农村还可以看到。1958年中期，在中国兴起了建立“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为取代现有的农业合作社，开始成立农民联合企业，在这种企业里，中国的同志们企图实行明显不适合生产水平的分配原则，以军事化的方法组织劳动。在这种公社里，大体联合有5000个农户。地方工业、贸易和财政问题交给公社管理。地方人民政权机关被取消，其职能转交人民公社管理部门。在人民公社里开始建立劳动连、营、团。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农村，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也建起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里，农民的全部财产，包括房舍、家禽和家什都实行了公有化。按劳分配被平均实物供给所取代。用强制的办法实行公共食堂制。

所有这些实验，不是在一些个别地区，而是有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的全部国土上进行的。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中国的同志们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直接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领导农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的基本方针，强调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我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中国报刊和个别负责同志的讲话，在这些报刊和个别的讲话里，中国农村建立的人民公社不少地方简直与共产主义没有差异。

在过分夸大城市和农村社会主义关系成熟程度的同时，某些中国理论工作者公开攻击和反对在中国条件下实施列宁的物质利益原则，把这一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某些“理论工作者”公开宣布按劳分配的原则已经过时，应当被新的分配原则所取代。中国人所主张的，其实不是别的，正是平均主义。他们认为，既然我们为共产主义而奋斗，那就建立公社吧，尽管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政治条件都不具备。

自然，中国同志们的所有这些危险的表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简单粗浅的理解，不能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到1959年初，中国的农村形势严重地恶化起来。按照统计资料，去年中国获得了大丰收，而实际情况是，不仅城市，连农村都出现严重的粮食困难。

所谓的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导致了商品粮的急剧减少。中国人自己承认，农村已卖给城里的粮食开始就地加工，没几个月就被公社吃光了。采购部门已付款临时存在公社里的粮食也被公社吃光了。违反物质利益原则导致公社劳动纪律松弛；部分农民开始不好好出工；劳动生产率降低了。

面对这些困难，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在农村按证定额分配食品。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内政治的复杂化迫使中国的同志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改变了对人民公社的许多观点和方针。生活严肃地纠正了他们。他们被迫在公社恢复被他们破坏了的社会主义劳动原则和分配原则，纠正把农民财产充公的路线，取消了农村军事化制度。现在形式的人民公社实质上是大型的农民合作社联合企业。中国的同志们现在强调这些联合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保留人民公社名称的情况下实际上改变了它的内涵。公社内部基本的生产单位现在是生产队，是实际上过去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房舍和小副业不再公有化。给农民重新分配了宅旁地段，鼓励农民个人饲养牲畜和家禽。吃食堂现在采取自愿原则。

当我们谈论中国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所犯的错误时，我们没忘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上述错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同志们领导国家和国民经济的经验不足。当然，包括苏联共产党在内的其他兄弟党有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但是，别人的经验，即便是最好的经验，也不能完全代替自己的经验，只有自己的经验，才是共产党员和全体人员最理解的经验。须知中国同志们所犯的许多错误，当年我们都犯过。我们也曾试图建立公社，组织劳动大军，在集体农庄收入分配上允许平均主义。自然，中国同志知道这一切。但他们没吸取我们的经验。在进行类似的实验时，现在他们不能不看到，客观的经济规律是不能绕过去的。应当认为，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干部的成长，中国共产党人将清醒地估计事物的形势。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同志们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引起了我们深刻的怀疑。中国共产党1956年提出的这种思想工作方针，尤其是在知识分子当中，实际上意味着放弃党领导文学、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原则。按照这一口号，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获得了宣传自己的观点的广泛可能性。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的反动派在文学、艺术领域里，在学校讲坛上，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

实际上，“百花齐放”的理论导致了文化领域反社会主义倾向的活跃，导致了1957年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公开的反革命进攻。看到这种情况，中国的同志们开始改变对“百花齐放”口号的初始解释，开始限制“百花齐放”这一口号，宣布将只支持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那些观点和学说的发展。结果，中国的同志们被迫又回到唯一正确的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上来——在科学和文化上实施党性原则，但并没有公开放弃“百花齐放”的口号。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中国同志们试图赋予他们的某些措施以普遍意义，不仅仅对中国适用。在《人民日报》、中共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领导干部进行所谓的“劳动锻炼”等，都被作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词汇来加以描述。

一些人民民主国家开始效法中国，尽管在那里实施类似措施可能会造成更危险的后果。甚至在地方上我们也有一位同志，不分辨怎么回事，就试图宣传和贯彻中国朋友们的类似创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乍看起来属于中国内部的问题报告中央全会的理由。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曾想各种办法，试图让我们支持他们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这些创举，支持他们的“百花齐放”口号。他们希望我们广泛、正面报道、宣传这些问题。我们能这样做吗？假若我们在苏联报刊上，在正式讲话中对中国同志们的这些创举给予正面的评价，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自然，这样做他们会很高兴。但这会给中国共产党人帮倒忙，使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结果，当中国朋友们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会有充足的根据谴责我们没有及时以同志式的态度帮助他们认识错误，而是相反，由于虚伪的动机和对团结精神的不正确理解而加深了这些错误。我还不用说，这样做我们会把我们的干部和其他国家的兄弟党引入歧途。

同时，我们也不能站出来直接批评，因为这样会引起不必要的公开辩论，会被说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让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笑苏共和中共中间发生了分歧。在这些情况下，唯一的抉择是避免公开辩论，通过私下会晤以及兄弟党关系中使用的其他方法，向中国朋友们解释我们的立场。苏共中央主席团正是这样做的。

现在让我转向我们同中国同志们存在一定分歧的某些对外政策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的积极支持下，确定巩固了自己的国际地位。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和影响增大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总的来说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事业，为保卫和平和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服务的。中国共产党支持苏共主要的对外政策措施，与我们一起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提高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而斗争。

然而，最近以来，尤其是从1958年开始，在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开始出现骄傲和急躁的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对外政策不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不利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中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1958年，中国出版了题为《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小册子，于是上述命题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下面从小册子中摘录出的几句话，代表着对帝国主义的典型看法：“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

中国领导人发动这场思想运动，试图以此教育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一用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在宣传“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一命题时令人产生吹牛和对战争威胁满不在乎的情绪。甚至试图为这种立场找理论根据。在上面提到的小册子中就包含有这样的原则：“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不可抗拒的法则。”

1957年秋天，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发言中发展了类似的观点。当时他讲：“问题是不能用钢铁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毛泽东同志继续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所有这些见解离对国际舞台力量对比作具体分析相去甚远。中国朋友们这样简单地号召不要怕帝国主义，要相信“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等等。看来，他们只是根据自己过去同蒋介石的斗争和朝鲜战争经验出发的，对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现代战争估计不足，不知现代战争可造成数亿人的毁灭。

当然，不应该拿原子战争蕴藏的危险吓唬人民，但是也不应该安慰人民，说战争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可以轻视它。

当教育人民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时候，就可能对现代战争产生错误概念，国家和人民就可能对战争处于无准备的状态。

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应该教育人民树立相信社会主义力量的伟大信念，让每一个人都坚信，一旦发生战争，不管斗争多么残酷，胜利将一定属于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的方针不是战争。在苏共二十大决议中，兄弟党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包含着当代正确的结论，在当代条件下，不存在所臆想的战争不可避免性。捍卫和平事业的是当代强大的力量——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联合所有这一切力量可以防止新的战争的发生和保障和平。正是这一点决定着我们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长期维护和平的路线。这就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对战争和和平的观点；我们不止一次给中共领导人讲过这些观点。

应该说，中国同志们的好战情绪带有故作姿态的性质。事实说明了这一点，在危机时刻，他们解除了警报。

例如，去年台湾海峡地区形势紧张的时候就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政府为收复台湾和澎湖列岛进行着正义的斗争。他们不止一次声明，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完全合法的，我们支持这一立场。

至1958年之前，中国的同志们为沿海诸岛，其中包括澎湖列岛，主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动员社会舆论界支持自己的正义要求。但是到1958年8月，出乎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预料，中国部队开始突然炮击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美国为援助蒋介石把自己的部队调到台湾地区。大陆和金门、马祖对射了几个星期。远东局势迅速紧张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信件交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中声称，我们把对人民中国的进攻看成是对苏联的进攻。我们认为坚定地支持兄弟的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盟友的义务把我国和兄弟的中国人民联系在一起。

从我们截获的秘密文件中得知，美国统治集团已在精神上做好准备，准备把上述沿海岛屿交还中国。然而，当把沿海地区的形势弄到白热化程度，而且按照自己的声明走了很远之后，在关键时刻中国的同志们却踟蹰起来。他们开始强调，说什么中国不急于解放沿海岛屿，它似乎对蒋介石在这些岛上驻军感兴趣。

此后整个事情变成了定期炮击列岛和对美国发表警告；“严重警告”现在已达70多个。

我们完全不明白，中国怎么能对武装敌人待在它的岸边和家门口感兴趣。当时很清楚，中国的同志们只是动用福建前线的大炮，然后又改变主意，其行动是不谨慎的。这被国外看成是退却。美国军事部门的领导人大力宣扬这一事实，肯定这是“实力政策”的结果。

对此还应该补充的是，美国当局为了宣传目的，极力把中国对台湾和沿海岛屿的行动责任推到苏联身上。他们挑衅性地强调，说中国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我们协商过的。

中国对外政策的不彻底性还表现在它对日本的关系上。在1958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的是逐步同这个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政策。中国人努力设法同日本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中国释放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并遣送他们回国。

中国朋友们对日本的策略路线在1958年上半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导火线是一次在日本长崎市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事件。这次事件之后中国方面停止了同日本的所有进出口业务，拒绝在渔业协定上签字，中断了文化联系。中国报刊展开了反对日本岸信介政府的广泛运动。

1958年6月5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招待会上，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发言时威胁说：“如果现在的日本政府继续加剧紧张形势和组织类似的挑衅，那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使1945年的事情重演。”

中国的压力，不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被看成是对日本内政的干涉。结果日本借口保障国家安全开始积极地武装自己，加紧了日、美所谓“安保条约”的审议谈判。中国朋友们失去了他们所指望的日本进步界人士的支持。

近来中国朋友们，看来开始明白，他们对日本施加如此猛烈的压力时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于是开始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不久前，应周恩来邀请，前日本首相石桥湛山来到中国。在周恩来和石桥湛山签署的公报中强调，中国人民应根据万隆原则“改善两国关系”。

今年春天，中印关系严重恶化。这与1959年3月西藏叛乱有关。大概印度的反动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但是，假如在西藏及时实行民主改革，根据西藏具体的历史特点实施相应的发展经济和文化的措施，对反动分子保持应有的警惕，西藏的叛乱就不会出现了。很遗憾，中国的同志们没从苏共中央的警告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苏共中央早就提醒注意反革命分子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

中国同志们坚决镇压西藏的反革命叛乱是正确的。他们正确地声明，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他们。我们反对西方国家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企图，利用西藏问题加剧国际紧张形势。在最近联合国大会第十四次会议上，苏联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坚决支持中国，反对讨论所谓的“西藏问题”以及其他，其中包括利用中印边界争端给人民中国脸上抹黑的企图。

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在于，把西藏问题变成首先是中、印之间的纠纷之源，使亚洲的这两个大国彼此之间发生冲突；加剧东南亚的紧张形势，消除社会主义阵营，其中包括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立场。美国报刊上公开写道：对于消除中国的威望，印度说一句话胜过美国说一万句。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没考虑到帝国主义分子策略的这些特点。为了回答帝国主义报刊所掀起的关于西藏的议论，他们发起了自己的宣传运动，集中火力对准印度和尼赫鲁本人。他们指责印度和尼赫鲁本人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反对中国。还是基于这种原因，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藏的革命与尼赫鲁的哲学》的长篇社论。

尼赫鲁，作为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世人所知。不排除在某种程度上，他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尼赫鲁有充分的远见，清楚地看到了同中国、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友好对印度的重要意义。尼赫鲁表现得十分克制。在自己的多次演说中，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建立所谓的“达赖喇嘛流亡政府”，强调印中友谊的意义。印度不止一次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问题。正因如此，同美、英资本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印度资产阶级右翼猛烈抨击尼赫鲁，指责他对待人民中国“不彻底”和“退让”。他们的目的是推翻尼赫鲁，改变印度中立的对外政策，恢复它同西方结盟的权利。假若印度的反动集团实现这些目的，那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和平事业就会蒙受严重的损失，因为尼赫鲁政府的现今对外政策是争取巩固和平事业的积极因素。

不禁要问，中国同志们如此不调和地反对尼赫鲁目的何在呢？他们自己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团结—斗争”的原则。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他们给尼赫鲁戴上了“两面派”，“一半是人，一半是鬼”，“一半是绅士，一半是流氓”的桂冠，似乎是“迫使”他加强同中国的友谊。

自然提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同这些“鬼”相处？如何同印度建立关系？中国的同志们找到办法：迫使尼赫鲁悔过，通过施压迫使他同中国合作。而且中国人还说，他们考虑到了尼赫鲁政府垮台的可能性，即使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上台也没有什么不好。他们认为，这只能加快印度的革命。

很清楚，这种路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同印关系的进一步紧张。果不出所料，西藏叛乱平息之后，中国军队前进到了中印边界。

人民中国和印度没有解决的边界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这里不可能再去纠缠历史问题的某些涉及喜马拉雅山地区领土问题的实质。但重要的是要看中国的同志们以什么方法解决这个使双方棘手的问题。

中国的同志们把这个问题搁了起来，待以后解决。他们强调，为了保持同印度的友好关系，不立即强行划定边界，将来要考虑实际形成的状况。但是中印争端由于西藏叛乱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边界领土问题又尖锐起来。8月25日，中、印边防军发生了武装冲突，结果印度方面死伤了几个人。帝国主义宣传工具利用这一冲突大肆叫嚣，指责“人民中国实施侵略”。在印度国内，反动的民族主义者掀起了疯狂的反华浪潮，同时对尼赫鲁和印度共产党也展开了攻击。

应该指出，上述事件是在赫鲁晓夫同志出访美国之前几天里发生的。敌人的宣传工具大做文章，利用印、中冲突破坏苏联的和平行动，把中国行动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想以此挑起我们同印度的争论。

考虑到这一切，苏共中央决定致信北京，表达我们对由于中、印冲突所出现的形势的关切。同时还决定由塔斯社发表声明，促使和平调解所出现的冲突，让国际社会正确理解我们的立场。苏联的行动当时暂时制止住了冲突的发展，戳穿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危险把戏。中国和印度政府声明，为了世界利益，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再继续扩大分歧，他们将遵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边界问题。

但事态进程表明，印中边界问题蕴藏着新的危险。众所周知，10月21日印中边界又发生了武装冲突，出现了人员伤亡。此后印度又爆发了更大的反华运动。

应该指出，在印度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妄图加剧同中国的紧张关系。遗憾的是，中国的同志们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帮了印度反动分子的忙，使他们能够容易地动员本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人民中国，使印度的进步力量处于困境。

中国的同志们肯定，他们是从考虑自卫和本国声望出发，真理和正义在中国一边。所以必须向全会报告，我们致中共中央的信和塔斯社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声明，没有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应有理解。中国的同志们在给我们的回信中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国朋友们在信中指出，该政府的“内外政策早就有了反动趋向”。信中接着说：“我们认为，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仅仅实行迁就退让政策，不仅不能使他们的立场向好的方面转化，相反，在他们步步进逼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只能助长他们的猖獗，如果中国不予以还击和谴责他们。这不仅对中印关系不利，而且也不利于让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向好的方面转化，不再继续向西方靠近。”

信中包括有这样的内容，指责“塔斯社声明把中国和苏联对中印边界事件的不同态度暴露于全世界，这只能使印度资产阶级、美英帝国主义者高兴，让他们利用这一点挑拨中苏关系。这不能不令人遗憾”。

分析中共中央的这封信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它们是：中国的同志们不仅不能正确地认识他们在同印度关系中所犯的错误，而且也不能正确地认识苏共中央在调解印、中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由于冲突，中国领导对印度形势和尼赫鲁行为的评价毫无疑问是错误的，主观臆断的。

请允许我援引一下我们的印度朋友在致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信中所表示的意见。在指出由于冲突，印度形势在不断恶化时，印度朋友们说：“如果再继续争论，这将对印度的反动势力有利，给广大印度居民带来不利影响。”印度的同志们正当地认为，印中关系继续恶化，可能削弱印度的民主运动，深刻动摇印共的阵地，使其面临被禁止的威胁。用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的话说，印度共产党人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中国的立场，为什么它在这个时候提出边界问题，不知其中隐藏着什么目的。所有印共领导人都表示诧异，为什么中国政府给印度反动派提供了介入这一边境冲突的机会。

至于中国同志们肯定，说印度反动派、美英帝国主义者对中、苏对印中边界事件立场不一表示惊喜，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帝国主义者确实惊喜过。但是在印中冲突发生的时候，假如苏联也介入这一冲突和造成这种印象，似乎为反对尼赫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统一战线，他们，应该认为，将更加高兴和感到惊喜。事实表明，当苏联主张和平调解印、中冲突的时候，帝国主义者的喧嚣明显地降低了。

中印关系紧张和中国同志们的其他外交政策失误导致了什么结果？导致了中国国际威望的下降，导致了它在亚洲阵地的削弱，导致了许多亚洲国家同西方和美国结盟趋势的加强，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非常仇视他们的长期以来的敌人——殖民主义者。

中国和印尼关系目前变坏便是其标志，在此之前两国关系一直很好。

事情在于，在印尼生活着200多万华侨。大部分华人从事贸易，对印尼经济有着很大影响。这早就使印度尼西亚人产生了压力，但在最近以前他们没敢采取任何措施。今年11月苏加诺总统颁发决定，禁止外国(其中有10万以上中国人)在农业地区经商。印尼的反动派利用这件事发起了广泛的反华运动，并企图使其具有反共性质。

中国朋友们试图抗议印尼政府所采取的似乎是歧视中国公民的措施。但是中国人的抗议没有也不会有成效。它只能加剧印尼的反华情绪，因为客观上事情显得是这样的，人民中国政府庇护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在印尼人的故乡剥削印尼人。

毫无疑问，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和其背后的帝国主义者努力利用中印(尼)争端挑拨印度尼亚西同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使印尼更加依附于西方国家。难道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洲国家推向资本主义阵营有益于和平和社会主义吗？

如果考虑到中国同缅甸和泰国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那么就可以认为，中国朋友们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它同亚洲和远东所有不结盟国家的关系。

中国的同志们抱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在国际舞台上显得孤立。是的，这种认识是对的。但这主要归咎于中国领导人自己。在苏联和其他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努力维护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形势的条件下，中国同志们对待亚洲许多中立国家的行动实际是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对外政策路线相违背的。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缺乏应有的一致性是不正常的。所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利用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去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的机会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上述问题。同时还打算，在苏斯洛夫同刘少奇或周恩来同志会谈时讨论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存有分歧的某些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我们这样做了。

参加对外政策问题讨论的，我方有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中方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等同志。

会谈于10月2日在中共政治局驻地举行。赫鲁晓夫同志向中国朋友们通报了他访美和同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谈的消息。同时指出，在美国政治活动家中间普遍存在着一种有利于对悬而未决的争端问题进行和平调解的情绪，对于继续沿着巩固和平的道路坚定前进出现了一种完全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提醒中国朋友们注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避免一切可以被反动派用来把世界重新拉回“冷战”轨道去的可能性。

赫鲁晓夫同志对中国同志们说，我们完全不理解他们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印度和台湾问题上的政策。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了我们两党的领导在最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上必须更好地互通消息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的盟友，不知道明天中国同志们在对外政策领域采取什么措施，不能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不仅被共同的思想和目的，而且被盟友的义务联系在一起。其中一个国家不正确的行动会给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形势造成困难。应该看到，帝国主义的宣传直接把中国同志们的行动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联系在一起。而且各个共产党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只有一个对外政策方针。

至于苏共中央，我们定期向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党的领导通报苏联最重要的对外政策行动，必要时还要同他们一起协商。

应该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同志们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所做的反应令人难过。他们宣布，他们对待台湾和沿海岛屿的政策证明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还要坚定地贯彻执行，他们对待尼赫鲁政府所采取的路线也是正确的。我们的会谈一时气氛非常紧张。事情僵到这种程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说，我们对待尼赫鲁所采取的路线似乎有些迁就，看风使舵，而中国的政策比较坚定和正确。很明白，对类似说法，我们给予了坚决的反驳。

鉴于中国同志们的意见，不禁提出一个问题，他们怎样理解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他们是否把它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否认为需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保障普遍和平而斗争。

我们形成了一种印象，中国的同志们表面上承认世界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倾向于只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临时的策略手段。

中国的同志们对促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国务活动家承认同社会主义阵营对话的思想的动机理解得不正确。我们认为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技术实力的增长，不久前取得了对民族独立国家影响的增长以及对资本主义国家本国内爱好和平力量影响的不断增长。

甚至帝国主义的思想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切。比如著名的美国记者С.苏茨贝格今年在纽约出版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瑕疵》一书，其中公开承认资本主义西方在同社会主义竞争中失败了。苏茨贝格这样写道：

“1945年……美国和它的西方朋友的战略形势很好。今天，其形势可以这样概括，即使作乐观估计，也只能称不佳。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一个接一个地交出了自己在中东和亚洲的城堡。阿拉伯人拿起了武器，站起来了——他们大多数反对我们。我们丢掉了中国大陆。我们失去了我们一时的核优势，而苏维埃俄国在惊人迅速地复苏之后在所有方面变成了超级大国。

“我们亲眼看到国际舞台上发生了这一惊人的变化。”

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现在不能不看到力量对比中的这种变化，从中得出结论以改变自己破产的对外政策。然而某些中国同志把这些进展看成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新的阴谋。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况，中国的同志们不是把美、英当局某些人士出现的有益于和平的情绪变化用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是用来发动新的反美攻势，实际是加剧紧张局势。中国报刊近来加紧了反美和反英宣传。赫鲁晓夫同志访美电影在中国一些城市仅放映了2—3天就停止了。

从中国同志们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措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不完全同意我们的和平共处方针。他们不理解或不想理解，实现和平共处原则，需要有益于防止战争和有益于和平的相互退让，需要想到考虑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利益。列宁很好地指出了它的理论根据，他教导，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和夺取政权之后，必须善于贯彻灵活的对外政策，善于协商，当生活需要、事业利益需要这样做的时候。

当然，在原则上，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在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问题上，我们从来没有退让过，将来也不会退让。但是，正是为了这些原则的胜利，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巩固和迅速向共产主义推进，必须坚定地奉行和平共处原则。

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和平共处是必要的，因为它为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提供建立良好的对外政策条件的可能性。它可以为我们为保障社会主义力量超过资本主义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所蕴藏的所有可能和优势赢得必要的时间。不难理解，在我们时代，赫鲁晓夫同志不止一次提醒我们注意的列宁的这一指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正是现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时代对我们有利。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此之后开始的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全世界的革命进程。时代对社会主义有利，赢得7—10年的时间意味着保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竞赛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历史的规律性和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里胜利的不可避免性，今天不只是为共产主义者所承认。问题在于，社会主义通过什么途径实现胜利。我们坚信，在未来时代，社会主义体系会不断增长自己的实力。我们的力量优势会不断地增长，追随我们的榜样，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运动一定能胜利。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竞赛中，不是靠外部武器的力量，而首先是靠榜样的力量，靠自己经济和政治优势的力量取胜。

我们全身心倾注于这一胜利，为此我们正在做所需要做的一切。但这完全不意味着，为了接近这一胜利的时刻，必须冒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

今天这一战争可能是导弹核战争。这种无数人牺牲和广袤千里变为废墟的战争不仅不能加速共产主义的胜利，相反，会大大制约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迟滞它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前进。

在奉行和平共处原则的同时，我们党考虑到，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这种危险扎根于帝国主义最反动的阶层的反人民和冒险主义的政策之中。存在军事进攻的威胁，要求我们对侵略势力的阴谋保持高度警惕，经常做好保卫苏维埃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他们取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果的准备。只要战争危险未被消除，没有达到彻底全面裁军，我们就应该一直关心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免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巩固自己武装力量的实力。

当我们说和平共处原则和我们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的时候，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事业的成就不仅取决于我们，还取决于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统治集团。我们明白，在这些集团中有不少“冷战”和热战的疯狂追随者。有不少有影响的人物热衷于军备竞赛。最后，还有不少失去理智的疯子，他们憎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准备盲目地冒任何风险。自然，不能为这些人的行动，为他们努力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形势作担保。

但是，如果单从帝国主义分子可能重新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出发，那么就可能忽略问题的主要方面——在巩固和平、制止战争方面我们有巨大的可能性，如果放过这种可能性，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将是不可饶恕的。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千方百计动员社会舆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孤立他们和钳制他们，保障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支持和平事业。正是这样才是当代条件下防止战争的最有效的手段，符合所有世界人民的期望，而报之以穷兵黩武则形是而实非。

应该指出，在10月2日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同志们宣布，他们不希望战争，将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台湾问题，通过谈判调解同印度的冲突。他们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同我们有共同的路线和共同的目的。我们对此表示了满意。

在会谈过程中就老挝形势交换了意见。而且我们的观点完全吻合。我们达成协议：应该继续坚持执行1954年的日内瓦老挝问题协定。应该采取措施防止这个国家内战扩大，防止帝国主义干涉这个国家的内政。

不能不提醒我们的中国朋友注意他们接受苏共代表团批评意见时的神经过敏和抱怨态度。赫鲁晓夫同志说，这不符合共产党兄弟大家庭里所形成的平等和同志关系原则。应该指出，中国的同志们在过去对苏共中央提过批评意见，而我们对此保持了应有尊重——尽管我们对这些意见有很多地方不同意。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共领导说出我们的批评意见，况且中国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地强调过苏共的领导作用，虽说我党中央反驳过这种说法。

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同中国的共产党人走的是一条道路。我们把你们看成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以高傲的态度同我们讲话，即使是我们的朋友。”

在我们会见结束时，中国的朋友们开始平静下来，详细地向我们解释他们对上述问题的立场。这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也对同我们存有某些分歧感到不安并想消除分歧。

我们认为，尽管会谈一时很不愉快，但也是必要的和完全有益的。

在我们在北京逗留的最后和代表团离开之后，在会谈总结中，中国同志努力强调我们两党之间原则的统一。

10月4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离京前，赫鲁晓夫同志对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党政代表团怀着坦诚的心回国，我们的友谊不应因具体问题的一些分歧蒙上阴影。中国的同志们回答，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几天过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周恩来同志发来电报，表示支持苏联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相信苏中友谊将一如既往，继续巩固和发展。

不能不说，上述中共在内外政策方面的错误和缺点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状况造成的。形式上中共中央内部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但实际上最重要的决定是由个人做出的，因此不少是主观主义的，在不少情况下简直是非深思熟虑的。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对毛泽东同志的歌颂已成为无法控制之势。在党的报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论点：“我们中国人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同志被描述成伟大的天才的人物。称他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灯塔，共产主义思想的化身。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成了党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中国被说成是最新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被列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行列。实际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党和国家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甚至在中国高校里，最近2—3年社会科学教学归结为学习他的著作。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本人对对他的这些赞誉完全信以为真。这同斯大林晚年我们当时的情况相似。当然，我们不能同中国的同志们谈论这个，但中央全会应该知道中共生活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在与中国朋友们的相互关系中，近年来中央主席团坚决遵循无话不说、坦诚和协商的原则，并为此做了应做的一切。苏共中央克服了斯大林生前发生的有损中国主权的某些消极因素，严格使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上。

为了广泛讨论苏共与中共关系和国际形势问题，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中共领导人以前也见过面。这方面重要的一次是赫鲁晓夫同志同毛泽东1958年在北京的会见。这次会见是在国际形势由于美、英对近东进行军事干涉而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举行的。当时我们讨论了在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情况下实施共同防御的措施问题，制订了防止近东冲突的共同路线。在这次会见时，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主要的基本的问题上永远是一致的。“如果把我们的关系比作十个指头，”毛泽东对我们说，“那我们有九个指头完全是一致的，只有一个小指头有分歧。”我们认为有必要消除这些分歧。

我们同人民中国的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自利益的原则基础上。苏联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而全面的援助是我们同中国人民兄弟般关系的鲜明体现。

众所周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是由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集体经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新生活的经验来丰富的。我们党继续以该有的注意力对待包括中国同志们在内的国外的同志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创造的一切好的经验。同时，必须创造性地批判地思索这一经验，把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勇敢创新同“左”倾幼稚病和标新立异相区别，以便为我们的干部指明方向，不使他们迷途。我们应该冷静地客观地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好的和不好的东西，用我们的经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请求帮助的时候。

在对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政治方面一切好的东西给予应有评价的同时，我们应该对那些关系到我们共同利益而观点又有分歧的最重要问题坦诚地说出我们的意见，在原则上捍卫我们党认为是正确的立场。所以，应该指出，我们的报刊应加大力度宣传列宁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联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措施，坚定地捍卫为我们党的整个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对国际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当中的根本问题的观点。

同志们!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十分清楚，正确地发展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我们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友谊，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仅对我们两党两国来说重要，它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也是必需的。为了这一崇高的目的，我们必须做出一切努力，在坚持我们原则的条件下克服我们相互关系中出现的困难。

毫无疑问，关于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总路线依然未变。苏共中央主席团为加强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将继续做出不懈的努力。我们应该警惕地捍卫和保护我们的友谊，不给人以破坏中苏关系的机会。应该说，在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势力，他们正企图寻找我们同中国相互关系中的缝隙，挑拨我们相互争吵。可以坚定地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深信，中国的同志们将坚定地站在统一和与苏联友好的立场上。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应坚决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所陈述的、已证明是正确的列宁的平等和相互合作的原则，应表现出最大程度的谨慎、尊重和分寸感，对需要我们两党协调行动的问题进行磋商。为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将继续为中国的同志们提供必要的援助，千方百计促进人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巩固它的国际地位。

ЦХСД，ф.2，оп.1，д.415，л.56-91

№26597 苏联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向中苏合作委员会提交的技术文件清单(1959年12月18日)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第1146 08号函附录

1959年12月18日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1959年发给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秘书处的技术文件清单

EPUB/Image00006.jpg

续表

EPUB/Image00029.jpg

课题负责人

А.С.福捷耶夫(签名)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988，л.139-140

№26598 希涅里尼科夫的报告：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合作项目完成情况(1959年12月30日以前 [13] )

关于完成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工作计划中VI项目“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的报告

此项工作由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完成。

今年1月底，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从苏联科学院矿业研究所获得了本年度应由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完成的V I项目“综合利用固体可燃矿物”1959年的工作计划。

在今年的2月份，通过国民经济列宁格勒委员会对外联络局，获得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指示及有关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与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建立交流经验直接联系的形式。

基于所获得的指示和形式，起草了与中方合作的如下协议，并于3月份发给了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

一、工作计划；

二、苏联向中国转交的技术文件清单；

三、苏联接收考察科技成果的中国专家的课题清单；

四、中国接收考察科技成果的苏联专家的课题清单。

至1959年年底，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没有获得与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协商一致的上述文件，因此所有往来信函及所有技术文件的转交在本年内都没有实现直接对接，而是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秘书处实现的。

多次就此询问后，只在今年11月份收到了秘书处的回复，其中告知，在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所提的计划中，删除第四项“浮选法油页岩选矿”，尽管科研所已经在1959年5月份就将该项目转交给中国的资料发给了秘书处。

此外，在该回复信函中该告知，苏联和中国专家相互考察出差的内容也要从1959年的计划中被删除，因为这可以在1959年提交给爱沙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专家。

从1959年的计划中还删除了编写小颗粒页岩有效的工业加工方法研究的结论，因为从中国在年内没有收到任何用于这个结论的资料。

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年度计划中给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规定的其余部分都全部完成，并通过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苏方组秘书处给中方发去了本信函附件中所示的技术文件。

全苏燃料加工和利用科研所主管科研副所长

А.希涅里尼科夫(签名)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988，л.136-138

№16669 葛罗米柯致伏罗希洛夫等函：访问印度的谈话提要(1959年12月31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致К.Е.伏罗希洛夫同志Ф.Р.科兹洛夫同志Е.А.福尔采娃同志：

苏联外交部向你们呈上关于同印度和尼泊尔的国务和社会活动家会谈提要的草案。

请告知你们的意见。苏联外交部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并将这份文件提交给苏共中央审议。

葛罗米柯(签名)

1959年12月31日

第3213/ГС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在印度的会谈提要

К.Е.伏罗希洛夫、Ф.Р.科兹洛夫和Е.А.福尔采娃等同志访印的目的是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印的友好关系，加强我们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发展印度政府对外政策的爱好和平趋向，争取印度在维护和巩固和平的对外政策举动获得更积极的支持。

此行的情势特点是，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9年12月访问了印度。这次访问对印度各界主张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国建立更紧密联系的积极性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苏联代表团的出访为了抗衡上述影响，应当促使那些在印度主张印度实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合作的对外政策的力量结合和积极起来。

代表团在会晤、会谈和公开演讲的场合下，必须遵循下列要点：

现在国际关系明显趋向于紧张局势缓和以及政治气候变暖。这样的形势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其中包括印度和苏联过去和现在共同努力的结果。

促进美苏关系改善以及有力地影响东、西方紧张关系基本上缓和的最重要措施，就是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访美，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联合国代表苏联政府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极大的意义，受到各国人民一致支持和许多政府的赞同。

最近，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领导人的个人接触，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外长会议，各国在经济、科学、文化、各领域交流的加强等等，有力地促进各国政府更好地互相了解。

上述因素对通过谈判解决一系列重大的未决问题创造出有利的可能性。按我们的意见，应完全利用这些可能性。要表达这样的信心：政府将采取一系列新的实际步骤，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苏联政府认为，因此召开四国首脑会议将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会上将研究当代这些迫切的问题，如全面彻底裁军，签订对德和约，包括关于建立西柏林自由城市和东、西方关系等问题。苏联政府将竭力设法使会议在高层领导人中取得成功，使会议在建立世界持久和平及推动各国走向进步的事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苏联政府首脑赫鲁晓夫即将对法国进行的访问，我们希望，这不仅是改善法苏关系，而且是东、西方关系最重要的措施之一。

世界持久和平的建立不能没有所有国家，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积极参与这一事业。这对解决国际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是公认的。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每一实际步骤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形势总的情况，“合作精神”的维护与发展，各国避免新的冲突与分歧的努力。和平长期处于“冷战”状态，而现在刚刚出现了新的各国互相对待态度的最初萌芽，表现出更多地互相谅解和业务合作的渴望。这些新动向当然需要非常认真和关心的态度。

印苏关系

1.政治关系。在同印度国务活动家会谈时，应对苏印关系给予肯定的评价，并着重指出，苏联政府认为加强苏印友谊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印苏关系经受了一系列考验并证明了其牢固性，这种关系的顺利发展基本上对改善国际局势产生了有利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内促使西方国家发生新的态度对待不同社会经济制度国家共处和互相谅解的问题。印度和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对一系列国际问题的互相支持，使这些问题为了和平与安全得以顺利解决。扩大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既符合印度，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在国际紧张局势，特别是赫鲁晓夫访美后，总的趋向缓和的条件下，苏联政府仍认为，加强印苏合作是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将促进解决迫切的国际问题。

我们的观点是，更广泛地交流关于对外政策性质问题的信息是非常有效的，这样的良好实践已经形成。苏联政府对尼赫鲁的个人信息赋予重大的意义，并愿进一步继续同印度政府交流信息。

2.关于印度和苏联国务活动家今后的个人接触。会谈时表示，印度和苏联的国务活动家进行个人接触，尤其是两国政府首脑正式互访，大大地促进了印苏关系顺利发展。苏联政府认为，不同国家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的个人接触，是使各国人民亲近的重要方法，并促进相互谅解的发展和巩固。

苏联政府认为，为了进一步开展印苏合作，应扩大两国国务活动家的个人接触。关于这个问题，代表团授权宣布，苏联政府对尼赫鲁访问苏联的邀请仍然有效，如果他能够在1960年方便的时候同其女儿英迪拉及孙子们一起对苏联进行访问，我们将非常高兴。

在预先同尼赫鲁商谈后，应邀请内阁总理及其他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到苏联访问，其中包括克里希纳·梅农、潘特、莫拉尔吉·德赛、С.Κ.帕蒂尔等。

在同普拉萨特总统会谈时，适时地提出，邀请他在方便的时候访问苏联，并表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他在1960年来苏联。

3.经济关系。指出，近年来我们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感到愉快的是，印方对此合作给予高度评价。我们高兴的是，苏联政府准备今后尽力发展同印度经济技术合作的互利形式。

如印方提出新的贷款问题，则回答印度人，我们认为，应当在印度偿还苏联提供的贷款，包括偿还最近一次提供的15亿卢布贷款之后，再提出这一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要考虑到在执行苏联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过程中可能会另外出现的储备金。

4.贸易关系。表示，印苏贸易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认为，尚有一些条件未被利用起来，以便显著扩大互利的贸易量。苏联准备按通常的商务条件，根据印度需要的数量，扩大机器和设备的销售，供应石油、石油制品以及其他商品。因此，签订苏印长期贸易协定(现在要每年商定货物清单)，以及签订有苏联和印度参加的三方贸易协定，这将是积极的因素。应表示，希望双方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扩大互利的贸易。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应表示，希望印度和苏联能够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发展各国间平等互利的贸易，彻底废除关于贸易问题的歧视政策。

关于中印关系

若尼赫鲁和印度其他领导人在会谈时提及中印关系问题，则以广泛讨论这一问题的合理性为出发点。在谈到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问题时，应限于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二次会议报告上阐明的苏联政府立场以及塔斯社1959年9月10日的声明。应当强调：通过谈判尽快调解中印边境冲突，符合一切爱好和平国家的利益。

若印度人提到请苏联在调解中印边界争端的问题上出面斡旋，则指出，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自己能顺利解决这一争端，而不需要任何第三国的帮助。

若印度人提到关于苏联地图上的中印边界线问题时，则说，这一复杂问题要由苏联的主管机关认真研究。

关于克什米尔

若印度人关心苏联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早在1955年赫鲁晓夫访印时已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在关于克什米尔争端中支持印度的这一立场至今不变。

关于西藏

若印度人以任何形式提到西藏问题，应回答说，苏联政府的意见是，这一问题完完全全是中国的内政。

关于苏联与尼泊尔关系

由于苏联代表团被邀请到尼泊尔访问，不排除印度人在会谈时将会提到关于苏尼关系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所持的出发点是，苏联政府完全理解尼泊尔同其邻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紧密和友好关系，并衷心地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同尼赫鲁进行秘密会谈时，关于苏尼关系问题应补充指出，关于这一问题，正如苏联驻德里大使当时已向印度外交部通知的，苏联政府在同尼泊尔的关系中总会考虑到印度在尼泊尔的利益，今后有意继续遵循这条路线。

关于联合公报的发表

认为，应当发表关于苏联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的联合公报。

1959年12月31日

第3213/гс号

АВПРФ，ф.5，оп.30，п.73，д.301，л.241-258

№26599 关于1959年苏中高校科学研究合作完成情况的报告(1959年12月31日以后 [14] )

关于1959年在苏、中高等院校合作中开展科研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

历史上首次将苏、中两国高等院校的学者联合在一起，解决大型科研和国民经济的问题。

在1958年1月18日所签协定的基础上，苏联高等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之间制订了联合科研合作计划，该计划由两国的高校负责完成。

按照1958年的计划，25所中国高校(其中有11所综合大学)与27所苏联高校(其中4所综合大学)就完成85个科研课题展开了合作。

1959年，在富有创造性的合作中，有29所中国高校(其中12所综合大学)与27所苏联高校(其中5所综合大学)参与其中。1959年，高等教学机构在完成114项课题方面进行了大量多种多样的工作，其中一些课题是跨期的。

中国和苏联高等院校2年的共同工作总结，表现出了许多正面的结果。

在新技术和新工艺领域：2年内，莫斯科钢铁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理工学院及北京钢铁学院共同做了大量工作。

对“用中国自有元素制成新牌号合金钢的科学研究”项目进行了研究。

研究了在普通加热条件下奥氏体状态对动力学的影响和3种过冷奥氏体钢的等温转变机理。采用感应加热，绘制了钢淬火所允许的最佳状态曲线。

关于“炼钢过程机理与动力学研究”的项目，共完成了7个课题。

课题一，“氧化剂射流对熔融金属作用下氧化过程的规律性研究”

在实验室完成了不同加热方式条件下钢的熔炼试验和以确定碳的临界浓度为目的的金属熔炼，在此状态中氧化过程放缓。检验了炉浴表面对比氧化剂供应的数量和速度。对试验数据进行了理论处理。进行了金属炉浴不同状态和氧化剂供给不同浓度条件下的实验室金属熔炼。采用真空熔炼法研究金属氧含量，研究结果正在处理中。

课题二，“钢熔炼时炉浴成分不均匀性研究”

完成了设备的制造，根据其高度准备了专门用于炉渣采样的盛渣桶，及不同层位炉渣和金属炉浴的金属采样仪器。掌握了采样的方法。就金属炉浴不同高度碳和氧分布的不均匀性研究进行了部分试验。

课题三，“液钢脱氮和脱氢的机理、动力学和冒泡效果研究”

设计并建成了用于测定炉渣气体的真空设备。进行了试验和调试方面的工作，对接触面上氮和氢的表面活性进行研究：惰性气体—金属、氮和氢从金属容器移到表层的动力学。

课题四，“现代贝塞麦炼钢法的研究”

使用低硅含量(0.7％—0.8％)的生铁进行了多次软钢的平衡熔炼，熔炼结果正在处理中。

课题五，“滚珠轴承钢的真空处理”

此项工作完成，发给北京钢铁学院的研究报告在准备中。

课题六，“500吨平炉优质钢(包括合金钢)熔炼工艺研究”

进行了含有锰、镍、铜、铬元素的合金钢的多次熔炼。确定了一些重要的熔炼工艺参数。得出了在500吨炉内炼出来的钢的质量，相比在185吨和25吨炉内炼出来的钢的质量并不差的结论。

课题七，“在用天然气燃料的平炉内炼出优质钢的熔炼工艺研究”

在寻求重油与天然气合理比例方面进行了研究。多次熔炼表明了天然气燃料的炉内环境中水蒸气局部压力升高与钢中氢的性状之间的关系。

关于“电热处理时相变与工艺研究”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课题研究。

课题一，“高频电流加热合金结构钢时，淬火的最佳状态研究”

研究了8个牌号的中国含有钨、钼、钒的合金钢。

绘制了两个参数，即淬火后的硬度和晶粒度的最佳状态曲线。得出了快速加热时每个牌号奥氏体化的温度间隔。工作已完成，编有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二，“高频淬火状态与稀土元素(镧、铈)对50X2C型钢机械性能的影响”

绘制了添加微量镧、铈的中国牌号50X2C钢感应加热最佳状态的曲线。为了达到最佳淬火状态，对低温回火的动力学和回火温度与机械性能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同时对未添加稀土元素的同类型钢的回火及在正常淬火后两种钢的回火进行了研究。对硬度、冲击韧性、抗拉强度方面的机械性能进行了评价，以及固溶状态回火时对应单位电阻率和矫顽力的变化。

课题三，“感应加热时奥氏体化状态对等温转变动力学影响的研究”

对两个中国牌号的钢进行了研究。参照感应加热特征引起的若干变化，在相变测量仪上进行试验。绘制了感应加热两种状态下奥氏体等温转变的曲线。此项工作完成，编有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四，“高频电流加热的气体氰化处理”

在机械车间流水线上现行的设备中对30XГТ钢进行气体氰化试验。

设定的制度，使得35—45分钟内在齿轮上形成深度达0.4—0.55毫米的氰化层，在氰化层表面区域氮含量为0.1％—0.3％。

此外，在实验室设备上进行试验，为了高频电流加热的氰化处理，研究使用三乙醇胺蒸气作为活性介质的可能性。

关于“新型冶金熔炼炉机组”项目进行了一系列工作。

课题一，“炉中熔炼室射流运动的研究”

从圆形喷口流出的平射流扩散研究。在单向供应燃料和双向供应燃料两种情况下，循环炼钢炉熔炼室的空气动力学研究。进行试验数据的处理，其结果是应确定熔炼室中速度场与温度场间的关系。

制造了模型，并制定了平炉沉渣室(平炉沉渣室内尘降)的研究方法。研究工作已结束。

课题二，“由于气体运动与燃烧，在炉内熔炼室中热交换的辐射特点及机理”

建立了用于研究天然气在氧化环境分解的试验设备。重新安装了用于研究火焰混合过程对辐射特性影响的设备。部分进行了3种混合方式的研究试验：完全扩散式、部分预混式、完全预混式。为了研究混合过程的机理，建成了可在冷态气流状态下进行研究的专用设备。

建成了第一台燃气电加热器，利用它可进行气体燃烧温度曲线测量方面的试验，对燃气分解物抽样进行质量和数量的分析。在工厂条件下准备在实际炉内进行试验工作。此外，在工厂建成了着手重油火焰研究专用的试验台。

“金属压力加工理论”项目共进行了4个课题的研究。

课题一，“金属与工具间接触摩擦力的研究”

继续1958年开始从事的研究，列入轧钢教研室副博士研究生董德元论文的研究范畴，有关压力和摩擦力分布不均时夹角、摩擦角、临界角方程式的结论与分析。

课题二，“在合金钢轧制的不同状态下抗变形和抗展宽的研究”

制定了研究方法，选定了相应牌号的钢，可研究抗变形和抗展宽与碳和铬含量变化的关联性。标定了压轧的状态，确定了轧制的温度和速度。选定了轧制用的相应设备、测量和记录仪器、加热设备和工装。所有设备都已安装好，完成试运转和调校。

完成了第一部分在平滑轧辊上轧制时确定抗变形和抗展宽方面的试验，获得了一系列试验数据，一部分数据已经处理。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继续进行。研究了轧制金属线材变细的孔型系统和在轧辊上制造孔型槽。

课题三，“在轧制合金钢时用轧辊改善金属夹紧度”

预备好了样件，用于研究轧制A-12号钢时，单位压力与展宽性及轧制该种钢时的可塑性间的关系。

制造了用于轧制A-12号钢时，确定摩擦系数的工装，进行了试验。

课题四，“顶锻时变形的基本规律性”

该课题的研究方向是分析实际的变形系数和变形率，选出新的更加合理的变形系数和变形率。

最终确定了在轮流顶锻和拉拔作用下的总变形系数。

“高温合金研究”项目包括13个课题。

课题一，“在1700℃以下温度工作的钼合金研究”

1.帮助北京钢铁学院制定一系列试验的方法，包括联结性试验、周期持久强度试验、抗氧化性试验、耐腐蚀性试验，以及试件通过电流时的温度控制试验。

向北京钢铁学院提供整套设备图纸，包括周期持久强度试验机和一般持久强度试验机，以及设备ВИМ-IM、ИМАШ-6、ИМАШ-6的图纸。

2.冷硬化对钼及钼合金的老化和特性的影响研究。

在北京钢铁学院准备的试件上完成了工作。试件于1959年10月收到，研究随之展开。

课题二，“镍基高温合金的研究”

1.镍基高温合金的结构、特性、生产和研究方法的信息。

撰写了有关信息的内容，并转交给了北京钢铁学院。

2.编制了提炼和杂质分析的指南。

相关信息与合金ЭИ-437杂质光谱分析用标准物质配套，在1959年3月一同转寄给了北京钢铁学院。

3.冷硬化对Нимоник-100型合金特性的研究。

此项研究应在北京钢铁学院提供的试件上完成，但目前还未收到试样。

4.热处理对合金结构和特性的影响研究。

(1)二次淬火的影响研究。合金二次淬火后对其晶界结构的分析研究。

(2)多次组合式回火的影响研究。

研究了多次(分开)回火以及连续先进行低温回火，之后再进行高温回火处理。

课题三，“铁镍铬基高温合金的研究”

为北京钢铁学院准备有关铁对镍基高温合金影响的通报。

课题四，“用于电机制造业的不含镍的奥氏体钢的特性和老化研究”

在北京钢铁学院熔炼了各种成分的钢。制造了试件，进行了腐蚀性的研究。此项工作由北京钢铁学院的肖纪美(Сяо Дзи Мей)教授与莫斯科钢铁学院的А.А.亚斯克维奇副教授共同完成。

课题五，“莫斯科钢铁学院在设备制造中的帮助”

准备好发运7台持久强度试验机和做试验用的80公斤纯镍。设备和材料将在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办理完许可后发运。

课题六，“镍铬基高温合金中出现不等粒性的原因研究”

熔炼出了真空炉和非真空炉的镍铬基合金。在用获得的合金制成的试件上，用金相学统计方法确定晶粒的平均大小和不等粒性的程度。确定了真空合金与非真空合金晶粒增长倾向的巨大差异。所有非真空炉合金直到1200℃以下微小晶粒依然存在。进行了超过一半以上的X射线检查。

课题七，“热处理时复杂混合物结构方位散乱变化的X射线检查和镍铬基高温合金的利用”

在不同时间内利用镍铬基高温合金ЭИ437研究复杂混合物结构的方位散乱。采用较为精确和敏感的X射线方法进行试验。

课题八，“制定引起高温合金领域兴趣的结构改变的研究方法”

制定引起高温合金领域兴趣的结构改变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在不同温度下温度特征的表现(说明晶格耦合强度)，确定-177℃—＋550℃温度范围内的衍射线强度，在隔箱内的纯金属上组织和测试。对合金Х20Н80进行研究，根据X射线照片底色制定固溶体实际结构的研究方法。

课题九，“参与组织北京钢铁学院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1.印刷实习课的材料，并寄给北京钢铁学院。
2.准备报告和发给中国的文章的印样。
课题十，“液态金属与合金流动性的研究”
与副博士研究生韩其勇一起完成了关于确定液态熔渣成分流动性部分的工作。编写了科学技术报告。
课题十一，“反映扩散的研究”
与高英山(Гао Ин-шань)教授一同完成了反应扩散方面的研究。编写了科学技术报告并发给中国。
课题十二，“内耗法研究马氏体不锈钢回火脆性的机制”
继续研究合金添加物对马氏体高铬钢回火脆性的影响。内耗温度相关性研究是研究的主要方法。除内耗外，还研究了冲击韧性。部分研究了冷却速度对回火脆性的影响。
今年打算完成合金元素对回火脆性的研究，之后转而研究回火时持久性对脆化过程的影响。计划研究合金添加物碳的可溶性影响。
课题十三，“研制达到2000℃温度时高熔点金属与合金表面应力的测量方法”
制成了设备，正在进行试验。
ГАЭРФ，ф.09493，оп.1，д.1079，л.4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