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6b

№09839 图加里诺夫致库尔久科夫报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56年8月23日)
№21475 马尔采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通报中国高校会议工作结果(1956年8月23日)
№09838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益的草案(1956年8月25日)
№20761 驻华使馆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决议的反应(1956年8月25日)
№1381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21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21851-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1957年投资控制数字(1956年8月31日)
№20555-2 金日成与伊万诺夫谈话纪要：介绍劳动党中央全会情况(1956年9月1日)
№20555-3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朝援助及朝鲜党内斗争问题(1956年9月4日)
№0991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1956年9月4日)
№09837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1956年9月5日)
№21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1956年9月6日)

№1381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国协商处理朝鲜问题(1956年9月6日)

№20550 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的内部问题(1956年9月10日)

№0984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1956年9月11日)

№1038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报告(1956年9月14日)

№23063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关于江青到苏联休养事宜(1956年9月18日)

№20375 列昂季耶夫呈波斯佩洛夫请示：出版中共八大报告事宜(1956年9月19日)

№1038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停止为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1956年9月21日)

№25377 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祝贺中国国庆集会的报告草稿(1956年9月25日)

№21476 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专家工作报告(1956年9月27日)

№20590-1 伊万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20590-2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9月28日)
№20590-3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1日)

№138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报纸的错误(1956年10月4日)

№2055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

№2059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8日)

№20552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向中国使馆通报与金日成谈话内容(1956年10月15日)

№23030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定一谈话纪要(1956年10月16日)

№0409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1956年10月18日)

№0409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波兰局势问题(1956年10月20日)

№0970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匈牙利局势问题(1956年10月20日)

№0409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1日)

№252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讨论波兰事件的通报(1956年10月22日)

№0409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25203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共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通报(1956年10月23日)

№097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0409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1956年10月24日)

№21477 鲁坚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实习生在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上自杀(1956年10月24日)

№20585-1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1956年10月26日)

№0409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就波兰局势与刘少奇交换意见(1956年10月26日)

№097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28日)

№1605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召回苏联专家的问题(1956年10月30日)

№097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30日)

№25204 外交部远东司的建议：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1956年10月30日)

№097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1956年10月30日)

№097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1月1日)

№20586-1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5日)

№20376 刘晓致赫鲁晓夫函：十月革命节的祝贺(1956年11月6日)

№11453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越南政府要求经济援助(1956年11月10日)

№223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兄弟党会议(1956年11月13日)

№20560-1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对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处理(1956年11月19日)

№21487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等函：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1956年11月21日)

№20560-3 伊万诺夫与朴义琓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22日)

№23062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1月24日)

№16686-3 波列伏依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观感(1956年11月26日)

№2056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匈牙利事件和经济援助问题(1956年11月28日)

№20560-5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联合国召开和平会议问题(1956年11月28日)
№21479 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1956年12月4日)
№10495 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1956年12月12日)
№20588 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
№16686-4 斯托日科致切卡希洛函：到中国出差的感受(1957年)

№09839 图加里诺夫致库尔久科夫报告：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1956年8月23日)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现报告对在第十一届联大上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看法。

众所周知，在以往几届联大会议上，苏联恢复中国在联大合法权利的意图经常遭到美国的破坏，它每次都以多数票蒙混通过自己的提案：把这一问题推到“下次大会讨论”。

但是最近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联合国资本主义成员国开始倾向于正确地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促使这一倾向发展的主要是以下因素：

——总的来看，国际紧张形势有所缓和，因此在联合国成员国中寻求可接受的办法来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努力不断增长；

——中国政府国际威望的增长(特别是中国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

——许多不发达国家，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希望在巩固自己独立的斗争中得到中国政府方面的支持；

——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实业界人士同中国扩大贸易的兴趣不断加强。

对联合国许多资本主义成员国立场的变化——向有利于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方向转向——起了一定作用的还有一件事，即由于国民党分子在十届联大上的错误，18个国家没能同时加入联合国。

主张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国家的数目增多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在十届联大会议结束时吸收了16个新国家为联合国成员国，其中一半以上同中国有友好关系。

据非正式材料透露，蒋介石驻美大使馆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于1956年1月26日给国民党立法院外事委员会提交报告，其中指出，联合国的形势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十一届联大会议很难阻止讨论中国问题。

对在下届(第十一次)联大会议上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现在各国所持立场如下：

在联合国76个成员国中，对下届讨论这个问题持坚定立场的可能有24个国家(在第十届联大会议上，有12个国家发言赞成讨论中国问题；有42个国家支持美国的提案，主张再次拖延讨论这个问题；有6个国家弃权)。它们是：1.10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南斯拉夫)；2.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挪威、瑞典、丹麦，它们在十届联大会议上已发言反对美国拖延讨论中国问题的决议；3.埃及、叙利亚、也门，它们不久前已与中国建交；4.阿富汗，它在阿苏1955年12月18日共同声明中已明确表示对这一问题持积极立场；5.锡兰、尼泊尔、柬埔寨、菲律宾，它们已在第十届联大会议上被吸收为联合国成员国，从它们对中国总的态度看，可以预料，在第十一届联大会议上，它们对中国将采取积极立场。

但是应该指出，在上述国家中，其中一些国家虽说赞成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也可能采取不十分彻底的立场。众所周知，其中一些国家还没有彻底抛弃在联合国可有“两个中国”代表席位的思想。

另一方面，在第十一届联大会议上，坚决反对讨论恢复中国合法权利问题的可能有27个国家。它们是：美国、国民党分子、西班牙、葡萄牙、土耳其、希腊、伊朗、伊拉克、泰国、菲律宾，还有17个拉美国家(即除阿根廷、乌拉圭和墨西哥之外所有的拉美国家)。

至于其余25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立场(英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澳大利亚、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巴基斯坦、新西兰、南非联盟、老挝、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等)，现在尚不清楚。它们大部分承认尽快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必要的、适宜的，但同时也不想激化它们同美国的关系，其中有的找借口说，类似步骤对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今年美国大选中可能很不利。所以应该指出，从提出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的前景看，把第十一届联大开幕时间改在11月中旬，即美国选举时，可能会起积极的作用。

这样看来，同去年相比，明确支持尽快解决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问题的国家明显地减少了，它们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将不会占必定的多数。

在这种情况下，把该问题列入第十一届联大会议议事日程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但是把这些可能性变成现实，这将首先要看现在动摇的那些国家届时在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

所以，预先做好准备工作，尽量让大多数动摇的国家在未来联大会议上支持提出让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至少让其保持中立立场，是非常重要的。

附关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上的立场的材料(7页)。 [89]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图加里诺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4，д.51，л.60-63

№21475 马尔采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通报中国高校会议工作结果(1956年8月23日)

摘自马尔采夫А.Ф.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11日

第722号

机密

与中国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8月23日

8月23日，我拜访了中国高教部杨秀峰同志并根据苏联高教部的委托向其转交了叶留金同志的私人信件。杨秀峰同志请我转达对苏联高教部部长叶留金同志的谢意。随后，杨秀峰同志向我通报了中国高校会议的工作结果。

今天，我们请您来，是想向您通报我们在全国高校校长会议上所讨论的那些举措。关于此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我们以前已向您通报过了。根据我们的原定计划，此次会议应有59所高校参加，但最终只有21所高校的代表与会。与会代表中半数为高校的校长，另一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会议于8月16日闭幕，但与会者仍在部里继续工作，直到8月20日才开始各自返回原单位。正如我们以前所确定的那样，此次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能够清除大学生们的学习负担，而发展其独立思考能力等。与会并参与上述问题讨论的高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类型：技术院校、农业高校和综合类大学。在会上我们提醒校长们注意，当返回原单位后他们只可能把会议所提及的少量措施落实到实际，因为其他问题仍需要继续讨论。我们在此次会议上所制定措施的特点在于，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考虑采用哪些措施以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目前，我们并不打算重新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只想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以便统一意见，而在来年再对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加以修订。关于那些我们目前正在实施，或以后将要实施的措施，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释：

1.我们应当参考苏联的经验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并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条件来建立自己的高等教育体系，换言之，我们必须更深入地学习苏联经验，以便将之与中国的实际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的主要目标——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在苏联经验基础上建立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与苏联的实际情况相比，说明我们的条件在许多方面还相当薄弱和落后：如大学生的生活条件、大学教师的工作条件，教育设施和基本建设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大学生的学习为何如此的繁重。问题还在于，我们所制定的教学大纲和计划是在苏联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其所确定的教学课目和课程过多。从而导致学生们可以独立支配的时间太少，无法复习和巩固已学到的知识。因此只有少部分学生有可能牢固掌握所学到的知识。而一部分学生则很难掌握所有知识。由于时间不够，在准备讨论课时学生们只能死扣自己的课堂笔记，从而导致讨论课几乎都是一字不差地重复相同的内容。学生们自习的时间很少，课外阅读的时间也就更少了。因而也就无法为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做准备。由此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高校毕业生往往不能立刻独立承担起本专业的工作，从而对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鉴此，我们必须减少学生的学习负担，改变教学计划，减少一些不重要课目的学习材料，当然在采取此类减轻学习负担举措的同时并不排除在个别情况下增加一些课目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材料的可能性。换言之，我们在总体上减少所有学生学习内容的同时，也会向那些学有余力的，有特长的学生提供一些选修课以供其自由选择。我们现在暂时能供自由选择的选修课只有一门，今后会考虑增加其数量的问题。

如果一些人只是从表面上来看待我们打算采取的这些举措，那么就可能得出这些措施将导致学生学习质量下降的结论。但我们认为，我们将采取的这些措施不是会降低，而是会增进学生的学习效率。

2.在各地方院校灵活机动的基础上实施统一领导——这是我们的既定原则。会议指出，我们必须改正过去那种只强调统一领导的一刀切做法，在教学计划、大纲和管理规章制度方面我们应当使各高校拥有一定的灵活性。

3.“让所有学者们展开竞赛”——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该方针将与各地方高校灵活机动基础上的统一领导原则紧密结合起来。在会议上一些人赞成让校长和教师们在制定教学计划方面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但在总体上我们的教学计划仍需要以统一下发的文件为指导。鉴于多数与会者均要求提供这种灵活性，我们便在会议文件中指出，各高校在制定教学大纲和计划上应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以上三条原则充分反映在我们会议所制定的措施中。我们今后将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压缩教学计划，减轻学生负担。

与会的所有同志都赞成我们计划实施的举措，而实际上除了赞成外，有些高校已开始在这方面开始了具体的行动。

应当说，我们过去对大学生所制定的管理措施过于严厉，并要求其严格遵守。今后，我们对此将作相应的改变。在强调全面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爱好和能力。

我在会议上也发了言，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见解，而非会议结论。我的发言记录已准备就绪，3天左右我就可以审阅完毕。所有举措都是由3个局(技术高校、农业高校和综合类大学)制定的，并载入相应的文件。这些文件都应当经过认真的讨论，并报告给各高校上级机关和高校直属部委。我们希望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共同制定这些措施。

所有与会者均指出，在过去的数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而这些均与借鉴苏联的经验密切相关。我们的高校已培养了大量业务熟练的专家型骨干，理顺了教学进程。正是由于这些成绩，我们已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们将坚持的主要方针是：更深入地学习苏联经验，以便更广泛和紧密地将之与中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并在中国的实际中运用之。

在深化改革和改进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我们的经验仍很欠缺，因此我们请求苏联专家在这方面更多地给予我们帮助。

一些同志询问，我们所采取的这些举措是否是教育改革的继续。我个人认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在苏联专家帮助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业已成功结束。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只是进一步改进和巩固高等教育体系。我们目前的教学计划和大纲都拥有统一的模式和基础。另外，大家都承认马列主义在所有高校所发挥的领导、主导作用。我们高校的教学科目是最完备的，虽然应当指出的是，尽管有一些科目仍很欠缺，但这只是个继续完善和加强我们工作的问题。我们工作水平的改进和提高是永无止境的。因此，目前我们所说的并不是关于教育改革的问题，而是高等教育的提高和改进。

会议期间，我们还讨论了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大学教师、社会活动家和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在内的所有同志均承认，虽然我们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其中主要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完全领会苏联经验的实质，因此也就无法完整地将之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具体条件相结合。从而有时会导致我们在工作中犯形式主义的错误。例如，课堂讨论在苏联本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模式，但在我们的高校中，这一教学模式则往往变成了课堂笔记转述课。学习苏联经验的不足还明显表现在如下方面：在运用苏联经验的过程中我们没有充分考虑和研究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另外，关于中国高校的情况资料我们向苏联专家提供的也很少。我们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向苏联专家通报中国高校的实际情况，以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考虑到我们的具体条件。因此，今后我们应当清除一些阻碍，以便苏联专家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另外，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个不足，那就是我们很少迫使自己去思考所有这些存在的问题。所有上述三方面不足，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苏联专家也向我们指出了这些不足。而如今，我们请求你们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不足，以便改善我们的工作。

所有苏联专家，包括在高等教育部门工作的专家在内，均认为有必要高度评价和发展中国的传统。关于这方面的建议我听到许多，但我们在这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却不多。在创造性采用和正确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我们存在一些困难以及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等缺陷。如果我们能够把学到的苏联经验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并更紧密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那么我们就将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既应当改变这种状况，清除已渗透到我们高等教育领域内部的死啃书本和教条主义等不良现象，同时也要与经验主义作斗争。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在苏联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新的高等教育体系。我们不能走老路，走旧中国的路，或美国道路。我们高等教育体系的基础业已建立，如今只是涉及如何改善和提高我们整个工作水平的问题。

在会议上我们还争论了如下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犯了教条主义错误的问题。一些同志认为，我们并不存在教条主义错误，只是没有很好地掌握苏联经验的实质；另一些同志则说，我们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不过，多数同志均赞成如下观点：由于我们存在有教条主义倾向，因而导致没有很好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更正确一些。关于我们的工作情况，我们已向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作了汇报。陆定一同志认为，不能简单地说我们中间存在着教条主义，而应当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将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应当考虑到，我们的条件是不如苏联的条件的，因此我们最好提出这样的行动方针：“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要贯彻这一方针，就必须减轻学生负担。陆定一希望，我们能采取与苏联专家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方面问题。他指出，苏联在高等教育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并提醒我们有必要学习一下苏共二十大决议。

技术高校管理局局长谭淑云(Тан Шеу-юй)同志指出，由于大学教师不足，便出现了以生产实践考查替代毕业设计的问题。在压缩教学时间方面我们尚没有实施具体措施，因为这方面问题仍需要研究；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虽然思考了许多，但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完整而清晰的答案。许多人认为，此类课目，如安全技术和消防安全等，虽然也很重要，但按照苏联专家的话说，只需听几次讲座即可，而无须将之列为一门必修课。在高校中学生们往往很少在此类课目上下功夫。我们打算把这些课程换成一些独立的讲座或将之与其他课程混在一起。

关于考试的问题——其中包括口试和笔试在内，必须强调的相关内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把考试期确定为3—4个星期，这不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都是一项过于繁重的工作。一些同志建议将考试期限缩短至2—3个星期，但这里我们又会遇到另一个矛盾，即学生的复习时间就相应减少了。

其二，鉴于学生数量多而教师数量不足，一些同志建议以书面考试替代口试。

其三，许多人认为，只根据考试结果而不参考平时成绩来作为对学生所掌握知识的评价依据，才是一个合理的评估体系。但近年来在苏联，人们更经常强调在中学应当参考学生的平时成绩。针对这方面问题，我们应当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能是这样的：压缩学生的考试和掌握知识的评估次数，并在必要时参考其平时成绩。

综合大学管理局副局长于北辰指出，我们在关于综合大学的教学实践活动问题上仍有一些不甚明确的地方。例如，历史课的教学实践活动如何开展等。在自然科学方面，这个问题是清楚的，但在文科类科目中这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东北人民大学组织学生参观了北京的博物馆，这当然很好，但在博物馆中大学生们只能跟游客一样看到一些展品，而不能系统地接触到这些东西。另外，这样的实践活动也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对那些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高校就无法组织类似的活动。

我们没有人会否认毕业论文、生产实践和年级论文等的重要意义，但在教师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例如，根据北京大学的原定计划，如果400个学生毕业，就需要40位教师来做这些毕业论文的导师。可除了毕业论文，教师们还要负责指导学生的年级论文和社会实践活动。如果根据这样的教学工作量来计算，那么我们的教师数量就远远不够了。那么，北京大学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对于我们而言，这将是我们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关于考试的形式问题。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说是口试，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笔试。例如，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们先是为答题做了详细的准备，记录了所有需要回答的问题，然后在口试时读所记录的内容，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学生太多，教师根本没有时间提问其他问题。而这样一来，口试便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以依据平时成绩来代替考试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缩减考试数量。这样，学生们就不必在考试期间超负荷地工作了，就可能在一个学年中更平稳地、更集中地从事学习活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如果北京大学每个俄语教师只有15位学生的话，那么考试就当然没有必要了，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那里每个教师都要负责许多学生。

在会谈结束时，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补充提出了如下一些意见：

1.我们达成共识的观点如下：每个专业的课程必须明确固定的最低标准，其中专业课应当深入学习，次要课程应当压缩，作相应的改动，或将之与其他课程混合或作为选修课。教学计划也应按最低标准来作，并统一适用于所有高校。

2.在各高校的计划中学习科目过多，从而导致学生负担过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加以改变。但变化不能超过适用于所有高校的、统一的最低标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学生们能够很好地达到最低标准，那么对各方面来说都将是比较好的结果。

3.在统一领导下的灵活性。这里的灵活性不能理解为放任自流，在这种灵活性条件下，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灵活性——就是要考虑各个高校不同的具体条件：所培养学生的水平差异，教师专业能力方面的差异，等等。由此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灵活性，就会造成学生负担。当然，有时此类学习负担也可能是错误的教学方式引起的。过去，我们制定的制度过于严厉，从而造成了许多弊端，如形式主义、无效率地浪费时间等。而为了今后不再出现这种无效率的浪费时间现象，我们就必须迅速改变现状，对课程类型作相应的变动。所有这些举措都应当在统一领导和严格遵守原则的条件下实施。

4.我们应当全力搞好大学生的实践培训工作，这项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马虎。在三个管理局共同编制的文件中均非常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思想。在变动之前，我们必须对一些具体模式做出全面的分析，以便确定哪些教学模式需要变动，否则各高校就可能在这方面出现错误的认识。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对所编制的文件作一些修改。

5.会议反复强调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但一些高校仍没有对这一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6.农业高校管理局在自己制定的文件中关于口试和笔试的自由选择条款所作表述不甚明确。对此，我们必须按照如下意思来表述：笔试只能在特殊情况下——考试学生数量众多或根据课程性质需要采取笔试考查方式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不应当由教师，而是由高校来确定考试方式。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这里写上一切由教师本人说了算的内容，那么就会出现脱离统一领导和无限制灵活性的情形。这显然是对我们当前所面临任务的错误理解，并可能导致情况发生180度的根本性转折。所有这些并不是个别性的小问题，而是涉及原则的问题。那么，如何帮助各高校减轻学生负担呢？通过此次会议，我们制定了一些措施，专门为了一个年级确定了教学时间(当然，这一数据今后也可能仍需缩减)。我们仍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保留的最低教学时间究竟应当是多少。我们还要改变课程类型，这当然也是为了缩短教学时间。

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仍存在着一个尖锐的矛盾。大学生的入学数量在年复一年地增长，但教师数量不足，而且补充的可能性很小。今年，清华大学学生入学分数为不低于70分，而其他技术院校为85.7分。今年，在技术、法律和经济类高校中平均入学分数均为50分以上，但实际上注册到这些院校的学生入学分数均达到70分。我们年轻教师的数量庞大，这是与苏联的不同之处。而在这种条件下要求我们的高校都保持同样的教学水平和质量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学生的培养质量问题，我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的健康状况。在这方面我们收到了许多申诉。在体育方面我们的工作是有所进步的，但也存在学生负担重的问题。

关于培养质量的问题也与我们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任务密切相关。许多老学者都认为，大学生所掌握的知识质量是提高了，但他们不善于独立思考。指导学生实践活动的工程师们也提出了关于大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问题。在所设置的许多课程中，教师提出的要求不少，但实践条件很差，学生只能死记硬背，而考试过后便忘得一干二净。实验课总共只有2小时，都是由教师先展示和讲解，而最后留给学生亲自操作的时间却所剩无几。所谓学生的学习质量问题，就是要提高其独立工作和思考能力。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通过压缩次要课程的方式来给学生留出更多的独立实践的时间。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已作了许多研究，并专门对各高校作了跟踪调研。

今年，我们随机性地开始实施国家考试制度。参加这方面工作的工程师们都要脱产近一个月。于是，一些工厂便提出了申诉，一些申诉甚至发到了周恩来那里。这些问题充分反映了中国的实际状态。

杨秀峰同志请我就他通报中所涉及的问题谈点意见。对此，我当着当时在场的中国高教部顾问们的面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观点：

1.由于中国国民经济在最近12年内对高水平的骨干有着巨大需求，为了顺利完成达到或接近世界科技水平的任务，中国高校需要培养大量专业人才，并使其所掌握知识达到当代科技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首先从培养大学生的质量问题入手，重新审视高校的教学大纲和计划。

2.最好能为所有高校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并列入最低课程标准。在当前中国发展高级中学阶段，一些科目可以转为选修课，一些可以合并，还有一些小型科目可以清除。

3.最好也能制定统一的教学大纲，其中必须列入必要的、最低标准的学习材料，以便培养出掌握最低知识技能的专业人才。

4.希望高校总局帮助各高校更详细地了解“实践课”的概念，因为此类课程包括有实验课、解决实际问题、画图和练习等内容，如果学生不参加此类科目，就可能导致所培养大学生的质量下降。

5.以生产实践考查来替代毕业设计或国家考试会导致毕业生的质量下滑。

6.生产实践活动可以不必非安排在夏季进行，可以在一个学年的任何时间进行。但这门课一定得列入教学计划。

7.有鉴于此，在下一个新学年中各高校应从毕业的1万名学生中补充一些新教师，应当最大限度地关注一般技术和各科学领域教研室的教学工作法问题，以便在教学方法上给予那些尚没有任何从教经验的大学教师以帮助。

我感谢杨秀峰同志和各管理局领导就各高校校长会议情况所作的上述令人感兴趣的通报。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谭淑云——技术学校管理局局长，于北辰——综合大学管理局副局长，刘子载——中国高教部副部长，周其文(Чжоу Ци-вень)——农业高校管理局教学部主任，В.И.多库金教授，博士В.С.叶尔绍夫教授，科学副博士Н.И.格里斯坚科副教授——中国高教部苏联顾问。

翻译周岩苏(Чжоу Янь-су)和Г.И.拉古林——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科学、文化专家组负责人

А.马尔采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И.Ф.库尔久科夫、В.П.叶留金和В.А.基里林等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拉古林

发送：菲拉托维奇

1956年9月5日

第1187号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02-214

№09838 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益的草案(1956年8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一、考虑到印度将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届时苏联代表团应支持这一提案。应在发言中指出，关于恢复这样一个国家——它最初就是联合国的成员，它已经被33个国家(其居民超过10.66亿人)承认——的权利的问题是刻不容缓的。应该强调指出，事情关系到一个有着6亿居民的大国积极赞成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它是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它的参加国际生活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解决起来都会十分困难。

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缅甸、埃及、叙利亚、瑞典商量(视情况而定)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

二、在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可能出现允许“两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同时进入联合国的提案。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应驳斥任何可导致允许“两个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方案。在发言中指出，唯一合法的中国代表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效地控制着中国的领土(仅台湾加几个岛屿除外)，该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接下来应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当局不能代表中国。提醒人们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声明一定要解放台湾。同时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提醒注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现在正在日内瓦进行大使级谈判，目的是缓和由于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这一地区所出现的紧张形势。还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它已建议台湾地方当局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举行谈判。

三、在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有关的问题上，应视情况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埃及、缅甸、尼泊尔、锡兰、菲律宾、瑞典、叙利亚、也门、埃塞俄比亚、阿富汗、伊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挪威、丹麦、澳大利亚、老挝、柬埔寨、冰岛等国代表团保持接触并千方百计取得它们的支持。

四、反对可能提出的新的关于拖延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的提案。

五、如果接着出现把中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的席位让给他国的提案，在这种情况下应指出，这种做法是非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尤其是第23条。

六、如果西方国家把1951年通过的宣布是“侵略者”和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当作论据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苏联代表团应提出关于取消这些决议的提案，同时指出，这些决议违反联合国宪章，取消它们有助于发展信任，继续扩大国际合作。

接下来强调，禁运通常同现存军事行动有关，或是对某一国的限制措施进行报复而实施的。这些，同远东形势和中国的情况都沾不上边儿。中国同63个国家有着贸易联系，而且还在继续扩大自己的对外经济联系。

还应指出，被作为实施禁运的理由的朝鲜战争已经结束3年了。指出，对中国禁运已影响国际紧张形势的缓和，妨碍许多国家同中国的贸易往来，这与国际贸易自由和通航自由原则是大相径庭的。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9，д.51，л.71-73

№20761 驻华使馆致苏共中央函：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决议的反应(1956年8月25日)

绝密

中国各省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决议的反应

1956年7月12—25日

《人民日报》记者今年7月12日的通报

在《人民日报》公布了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之后，这个问题变成了山东省广大干部关注和讨论的中心问题。

在近日召开的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该省的部分高级领导干部，在学习了苏共中央的决议之后，主要表达了以下意见：

1.许多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尤其是把所有的错误推到斯大林一个人的身上，这是不公正的、违背了列宁主义原则的做法。在了解了决议内容之后，许多人认为：陶里亚蒂关于“产物”的声明未必是正确的。但是，其报告的主要论点毕竟是有根据的。他们认为，把全部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合逻辑的，苏共中央1956年6月30日决议，仍像从前一样无法说服任何人。

2.一些人声明说：“无论如何，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积极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难道在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上苏共中央会没有任何责任？现在对这一点还值得讨论吗？”一位领导干部说：“赫鲁晓夫同志过于自信了吧？”

3.另外一些人说：“与《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这个决议无疑是向前迈了一步。这种辩论是非常复杂的，需要逐渐地对问题作出详细的说明：不能要求苏联共产党迅速行动。”某些人声明说：“苏联共产党没能足够冷静地看待世界兄弟共产党的意见。决议还令人感觉到缺乏公正性。”

4.一些人表现出绝望情绪，对所有这些辩论隐约感到委屈。例如，他们声明说：“所有这一切给全世界共产党员的思想造成了某种混乱。意大利共产党有自己的意见(陶里亚蒂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英国和美国共产党也心存疑虑，论战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这将会给敌人制造许多可乘之机。难道不能采取其他方法与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斗争？这样做是何等的被动啊!”

“还是有共产国际好。现在统一意见就相对困难些。在发表决议之前，苏联共产党应该与兄弟共产党协商一下：事先做些准备没什么不好。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么会落到美国国务院的手里？是不走运？”“为什么不让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了解秘密报告的内容？——也可能，因为没有允许多列士和陶里亚蒂参加会议？”一些人还表示了自己的揣测：法捷耶夫的自杀是不是与反斯大林主义有关？

5.人们说：“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关于说陶里亚蒂意见是正确的(也就是可以被接受的意见)那部分内容，是采用了‘非常重要和正确的结论’这样普通的词组表示的，对此也没有作任何具体的说明，而与此同时，对于自己不同意的观点却提出了具体的反驳。如果陶里亚蒂的结论是正确的和非常重要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苏联共产党此前就清楚，对某些方面的分析不够正确或者是不够深刻？关于这一点一个字也没有谈到。”一些人声明说：“在决议中没有必要提陶里亚蒂的名字。”另外一些人说：“提不提名字无关紧要。可以进行公开的辩论嘛。”

《人民日报》记者肖扬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12日第1931号

重庆市读者普遍严重地关注苏共中央《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

新华社，重庆，今年7月13日

重庆市读者普遍严重地关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时表达了如下意见：

1.不少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仍然像从前一样过于低了，不应该把这个决议视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后结论。一些人声明说：“我对在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给予的评价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是，良心不允许我赞同在苏共中央决议中作出的那个评价。”某些机关的干部人员说：“不管那里怎么说，而斯大林的功总是大于过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像从前一样，把斯大林并列摆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之后，人们对此也是欣然接受的。”其他一些领导干部，在阅读了《参考消息》上的关于在苏联对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工厂进行更名的通报以及听说关于打算把斯大林的遗体迁移的说法之后，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认为这是极其幼稚和阴暗的做法。

2.在苏共中央决议中，首次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诡计，提醒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警惕被敌人欺骗的危险，大家都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在目前形势下，全体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必须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地支持苏联。因此，陶里亚蒂对苏联共产党进行公开的批评，有其不利的方面，如果他能够通过内部渠道把自己的意见通报给苏共中央就好了。但是，大家都认为值得认真地研究那样一个事实，即在苏共中央的决议中，单方面地谴责了某些兄弟共产党领导人对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不正确的解释。如果从最初开始就作出决议的话，那么，兄弟共产党就会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赫鲁晓夫的报告对兄弟共产党保密，而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却公布了报告的文本。敌人的嚎叫声渐渐平息，而事情变得越来越具有轰动性质的原因，是苏联共产党泄露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总之，大家对苏联共产党的这一步骤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某些人甚至怀疑赫鲁晓夫等人是故意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兄弟共产党的指责是毫无道理的，而正好相反，这些党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是自然的现象。

3.不少人认为：在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中，对斯大林的肯定性方面和缺点的分析，仍然如从前一样是不够全面的。目前，要是苏联共产党有“重新评价遗产”这种倾向的话，那么，也就是：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既然是属于斯大林的，就都应该抛弃。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领导集体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自我吹嘘。尽管决议确认了斯大林的功绩，但是，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勉强的。许多人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与苏联共产党的决议进行比较，并从中找出许多观点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把苏联共产党的决议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比较之后，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个文件采纳了我们的许多观点。陶里亚蒂和其他人的观点也确实起到了自己的积极作用。因此，许多人感觉到，兄弟共产党之间的相互批评，是一种至今仍未有过的、值得全面鼓励的现象。但是，同时人们还认为，苏联共产党盛气凌人的沾沾自喜和自私自利的工作作风，仍然没有彻底地改变。例如，苏联《真理报》没有发表对陶里亚蒂的批评，而是公布了丹尼斯的文章，从这篇文章中摘录了它不喜欢的内容；即使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也是以简略的形式发表的。所有这些证明了，苏联共产党只喜欢听好话，不欢迎反面的意见。这个决议是对在它之中有许多批评而几乎没有自我批评的解释。因此，一些人也表示了对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这种自高自大的批评意见，认为陶里亚蒂所作的这种直接批评是有益的。

4.在读者之中，许多人对在苏联共产党内部是否存在着统一领导这个问题表示出许多猜测；与此同时，各地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为什么长期与斯大林一起工作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提出的批评，与米高扬和赫鲁晓夫提出的批评不同？为什么在马林科夫辞职之后莫洛托夫也辞职了？一些重要的领导干部认为，在赫鲁晓夫的某些讲话和行动中，似乎流露出把人们吸引到自己一边的意图。例如，在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对朱可夫有成见；赫鲁晓夫也有降低朱可夫和铁托，尤其是我们的地位的打算。在国际事务中，赫鲁晓夫经常把自己摆在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的前面，同时说的也比他们多。某些人表示困惑：为什么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的立场是如此的草率；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他把斯大林从坟墓里拉出来，为的是痛斥斯大林和向他发泄愤怒，同时令人不理解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是否表现出了个人性格或者某种指责人的徒劳的企图。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13日第1932号

安徽省机关领导干部对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的反应

新华社7月25日来自合肥的报道

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公布之后，该省机关的中层领导干部普遍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这个决议有力地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敌人散布的谣言，决议表明了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巨大意义，分析了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同时确认了斯大林的一定功绩。与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真理报》编辑部的文章进行比较显示：这个决议更具客观性，更有说服力，因此使某些思想问题得到了明确。但是，领导干部人员同时对这个决议还表示了许多反对和怀疑意见：

1.认为：在这个决议中过分强调了客观因素是没有说服力的。以前，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斯大林，而现在又在决议中说是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导致了个人崇拜的发展。把一切错误都推到斯大林身上也是不公平的。在许多人看来，决议中的关于在斯大林生前没有进行批评完全不是由于缺乏个人勇气的声明，是非常勉强的说法。如果说过去对已经发现的斯大林的错误没有提出批评的话，那么，这表明(苏共领导人)原则性太低，追求个人平安，害怕坚持真理。某些人认为，既然斯大林当初接受了列宁的批评，那么，这就表明了，他完全不是不能接受批评的人。但是，莫非苏共中央在后来阶段没有向斯大林指出错误，当这些错误达到相当规模的时候？为什么对斯大林的批评会被认为是反斯大林的和可能不被人民理解？害怕在斯大林生前对其提出批评和只是在其逝世之后才提出批评以及推测斯大林不会接受这种批评，这是缺乏客观性的表现。苏共中央没有勇敢地承认自己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错误，这表明苏联共产党没有站在中国共产党所处于的那个高度上。

2.关于在批评陶里亚蒂方面的意见。

某些人认为，从决议中看不出来陶里亚蒂错在何处。陶里亚蒂根本没有表示怀疑苏联执行的方针的正确性。他也完全不否认社会主义根本的民主性质。如果说关于“产物”的方式那几句话，那么，这不应该作为对错误缺点进行批评的理由。许多人认为，在决议中对陶里亚蒂提出批评的那种方式，是不正确的，在策略上是错误的；应该采取其他的方式解决兄弟共产党之间存在的问题，因为这种做法只能有利于敌人。某些人认为，在对陶里亚蒂的批评中，表现出了苏联共产党的轻率和愚蠢、傲慢无礼，对兄弟共产党表现出盛气凌人和大国的派头。许多人表示担心：在对斯大林的态度方面缺乏统一性以及苏共中央的这些做法，将会对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产生不良的影响。

3.一些人认为，对某些问题的分析不是全面的和有说服力的。

(1)至于谈到个人崇拜出现的原因，那么，许多人认为，这里过于单方面地强调了斯大林个人品质的否定性方面。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决议中甚至可以让人看出人为地寻找斯大林错误行动连续性的痕迹。谈到关于列宁指出斯大林性格的事情，那么，也没有必须如此具体地阐述列宁的遗嘱，因为这表明：在这里潜藏着个人的感情；

(2)鉴于在决议中包含着这样的声明：在战争期间，中央委员和苏联军事首长们，可以就某些问题独立地做出决定，以便确保战争的胜利，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统一的集体领导，就不可能在战争中取得胜利；

(3)某些人认为：在决议中对斯大林的功绩谈得不足，而对于他的错误却谈了很多。如果这是决议的话，那么，在其中就应该有全面的总结。

4.某些人认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成绩建筑在实现了以前的五个五年计划的基础之上。只强调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成绩，好像追求全力以赴地表明现任领导人的正确和贬降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关于和平共处的问题和其他许多理论性的问题，早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来了，绝不是由赫鲁晓夫第一次提出来的。某些人还认为，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不少附带的后果，即在与斯大林的错误进行斗争的影响下，在某些国家开始了反对现任的或者是已经过世的共产党领袖的行动。

5.某些人认为：决议是被迫发表的。许多人认为，苏共中央这个决议的发表是被迫进行的，是在该问题上缺乏统一观点的结果。如果最初就发表这样的决议的话，那么，也就不会出现这样大的思想混乱了。但是，一些人还认为，这个决议的许多问题值得认真地研究；要是想以公布这个决议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的结论的话，那么，这些结论就作得太早了些。如果今后将会作出补充决议的话，那么，这将意味着，它是在受到很大的压力下做出的。一些人认为：这是苏共中央自高自大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久苏共中央就会做出进一步的结论。

6.某些怀疑和其他观点。

一些人有这样的怀疑：苏共中央是不是处在内部斗争的状态？他们询问：为什么在斯大林逝世之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离开了所担任的职务？是不是报复或者内部斗争的结果？谢皮洛夫怀有极强的反斯大林情绪，现在他担任了外交部长。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亲密战友，非常了解斯大林，他们为什么没有表明自己的立场？是不是因为赫鲁晓夫的高升，使他们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还有一些人说：赫鲁晓夫是“新官上任三把火”。

一些人还给自己提出了问题：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联领导人从一方面徘徊到另一方面，能不能发展到另一个极端——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在苏南关系问题上，责任应该在于双方，为什么只说自己错误的方面，难道这样不会混淆真理与谬误？

7.一些人提出怀疑：是不是解散共产党情报局与斯大林的错误有联系？

8.一些人说：过去大家都说，苏联共产党如何伟大，它如何公正，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怎样伟大的成绩，现在，当这些错误被发现时，这是不是与上面所说的内容相矛盾？

9.一些人声明，过去人们常说：“在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而现在为什么取消了斯大林的名字呢？

10.一些人说，不应该像决议中所说的那样断言，也就是：“以此建立一个牢固的保证，保证今后任何时候在党内和国内不出现类似个人崇拜的现象。”

11.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在决议中提到关于斯大林的悲剧是不妥当的。

秦聿震

摘自《内部参考》的报道

1956年7月25日第1942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407，л.175-180、187-190

№1381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8月27日会议第37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是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的。

第5项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8—1962年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 [90]

巴伊巴科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马林科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布尔加宁同志：关于供应设备问题：我们可以供应很多(尤其是机床供应方面)。

卡冈诺维奇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计划对内是不现实的，他们的速度过快了。

米高扬同志：两个问题——他们请求出主意和我们可以给予建议。这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需要工程人员。重型机床我们没有义务提供。就说我们做不了。

别尔乌辛同志：中国人的步子太快了、工业化的发展速度不现实。物资平衡情况——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会出现巨大的赤字。应该考虑制定建议。工作设计方案中国人自己能够完成。

马林科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情况的总结(在1957年完成)。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的义务——足够多了。触及到我们最尖锐的立场。应该进行修改和向中国人解释清楚。

苏斯洛夫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定得过高，国家计划委员会给出的结论也过高了。

赫鲁晓夫同志：在我们的要求被满足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可能性。应该进行仔细的计算，弄清楚。过重的负担会给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失。

委托巴伊巴科夫同志起草建议，委托米高扬同志、别尔乌辛同志、萨布罗夫同志审理并提交苏共中央审批。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24-27об

№2184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8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8月27日会议第37/5号记录

绝密

兹责成苏联国计委(巴伊巴科夫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观点，重新制定对中国1958—1962年间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令性草案的意见以及关于1957—1960年间苏联向中国供应设备问题诸提案，并责成米高扬、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等同志审查苏联国计委所起草的相关文件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РГАНИ，ф.3，оп.14，д.54，л.3

№21851-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国1957年投资控制数字(1956年8月31日)

第38号会议记录

1956年8月31日

绝密

兹责成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萨布罗夫同志和苏联国计委(巴伊巴科夫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制定1957年度投资控制数字，并在今年10月1日以前向苏共中央提交自己的相关提案。

РГАНИ，ф.3，оп.14，д.56，л.3

№20555-2 金日成与伊万诺夫谈话纪要：介绍劳动党中央全会情况(1956年9月1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9日至9月14日

第251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1日

今天，金日成邀见了我并谈了关于8月30—31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全会的结果。

金日成说，在全会筹备过程中在与崔昌益和徐辉等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不满的领导干部的会谈中已对他们所提出的如下问题：关于干部的错误任命、关于个人崇拜等作了相应的解释。通过在私下会谈中交换意见和在常务委员会讨论所产生的问题，我们已在存在争议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此次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定对朝鲜劳动党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访问作一总结。在全会报告中我们列入了如下问题：关于政府代表团的访问结果；参考兄弟共和国经济建设的经验说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关于改善朝鲜劳动党的工作。报告阐明了个人崇拜、改善党内民主、与官僚主义作斗争和改善党的工作等问题。8月28日该报告得到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一致称赞。崔昌益也认为，报告中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提得很尖锐。金枓奉也表示同意报告的内容。

此次全会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干部问题，而非个人崇拜。在研究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表明，那些对个人崇拜问题表示不满的领导干部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他们对朴正爱和朴金喆等领导人所提出的指责也是没有根据的。因此，金枓奉表示同意自己所提出的关于干部的问题不提交全会讨论。中央常务委员会得出结论，一些人对个别领导人提出指责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金日成接着说，利用这次与您会谈的机会，我想对您说，在与我的会谈中金枓奉说，他所提出的关于干部的问题是得到了兄弟党的支持的。针对我提出的关于究竟是哪个兄弟共产党的问题，金日成答，金枓奉对此并没有明说，但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对苏联使馆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金日成似乎向金枓奉解释道，兄弟党如果有什么意见都是会通过官方正式渠道来向我们转达的。

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结束以后，便产生了关于尹公钦的问题，后者在自己的发言中指责朝鲜劳动党否定了苏共二十大决议，不遵守马列主义原则。他指出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个人崇拜，并否定党的总路线。

按金日成的话说，全会的与会者被尹公钦在全会上所作发言的挑衅性质激怒了。他们纷纷要求剥夺其发言权。尹公钦表示自己支持崔昌益。而其他发言者则对尹公钦在全会上所作发言的反党性质进行了揭露并列举了他在全会举行前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党活动的事实。

根据金日成的声明，与尹公钦一起曾从事幕后反党活动的徐辉、李弼奎和文化部副相金刚4人均离开了全会会场并越过了边境，目前被中国边防军扣押在安东。

由于从事反党活动，尹公钦、徐辉、李弼奎和金刚4人均被开除党籍，崔昌益被开除出中央常务委员会，朴昌玉被撤销内阁副首相和中央委员职务。上述人的问题均移交中央党的委员会审议。关于此金日成宣称，党的领导层本没有打算对崔昌益和朴昌玉两人采取这些举措，只是由于其反党活动被彻底揭露，全会与会者才要求对这些领导干部作出组织结论。

关于金枓奉，金日成说，他们认为，他只是受到了该反党集团的影响，因而被搞晕了头脑。金枓奉目前已站到党的正确的立场上来了。这方面的证据似乎是，还在全会举行以前他便提出了关于将崔昌益从中央委员会开除的要求，而对此，金日成当时并没有表示同意。

金日成接着说，在研究了反党集团的活动之后，我们已别无选择，并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团结了自己的力量并达到了全党的统一。总之，虽然我们党的问题很复杂，可现在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全会上我们研究了国内的卫生状况，其中讨论了卫生教育、医疗设施网络的建设和医疗工作的改善等问题。

在结论中金日成指出，在8月2日与苏联代办彼得罗夫会见时，后者说苏共中央正对朝鲜劳动党的状况表示担心。金日成请我向苏共中央通报此次(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并表示此次全会的报告和决议在翻译后将转交苏联驻朝鲜使馆。

鉴于金日成说金枓奉曾提到关于兄弟共产党的意见，朴义琓解释道，金枓奉在常务委员会所提出的意见已被金日成曲解了。金枓奉当时只是说，在常务委员会内部不应当研究证人的口供，而应当委托金日成与这些证人交谈，这样的方式才是可行的。这样的方式也是各兄弟党内部所经常采用的。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19-321

№20555-3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朝援助及朝鲜党内斗争问题(1956年9月4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9日至9月14日

第251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8月4日 [91]

我拜访了南日并转告他，苏方打算在9月下半月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送那些根据劳务合同在苏联林业部所属企业工作并声明希望返回祖国的朝鲜工人。

南日表示同意依照既定程序向朝鲜政府移交上述工人。

接着，我又向他通报了今年9—10月间苏联相关机构就边境防护问题所举行的苏联内务部边防军代表与中国、朝鲜和蒙古等国边防代表会议决议。

对此，我请南日向朝鲜相应机构作出通报并就这方面问题提出意见。

在9月2日为庆祝共和国宣布成立11周年而在越南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馆所举行的招待会上，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邀我见面。9月4日，在我方使馆举行了此次会面。

乔晓光说，他此行是想请教两个问题。其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向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他说，今年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他的会谈中说，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物质需要，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关于在近五年内朝鲜朋友希望从中国得到的援助的具体数额，会谈中并未说明。不过，在确定1957年度两国贸易计划之时一切都变得清楚了。1957年度中国应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的总金额为1.85亿元，其中8500万元用以购买商品，5000万元为无偿援助，5000万元由中国政府直接拨款。

乔晓光说，朝鲜方面提出的关于向其提供补充援助的问题我们已向本国政府通报，但目前仍未得到答复。

关于第二个问题，乔晓光说，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召集期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之间发生了一件相当重大的事件。9月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相李东根向他通报，今年8月30—31日夜，4名朝鲜公民：贸易相尹公钦、职业联合会中央主席徐辉、文化部副相金刚和建材局局长李弼奎在安东地区越过朝鲜边境，并被中国边防军截获。李东根表示，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政府将上述人等遣返回朝鲜。

乔晓光说，上述事件立即报告了中国政府。朝鲜边防军也建议将上述人等遣返回朝鲜，可这些人均坚决表示拒绝返回朝鲜。

于是，中国方面针对朝鲜政府的请求所给予的答复是：上述人等并非普通越境者，强制性地将其遣返回国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乔晓光又说，9月1日他曾应邀与崔庸健和金昌满见面。后者向他讲了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进行情况。在关于金日成报告的讨论会上，贸易相尹公钦发了言。此人在发言中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进行了恶意的和诬蔑式的攻击。他指责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没有认真落实苏共二十大关于个人崇拜的决议，结果似乎导致朝鲜劳动党领导层犯了严重的错误，如党内缺乏民主，错误地提拔干部，以及在解决朝鲜人民物质困难状况方面表现无能。尹公钦的发言被终止了，而他本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在午饭后则与上述三人一起没有再参加后续的会议，而是逃到了中国。根据中央全会与会者的要求，尹公钦被开除了党籍。

乔晓光还通报说，有人告诉他，上述人等的反党活动早在政府代表团出访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前便已显出端倪，尔后尤其是当金日成不在朝鲜期间其活动更为猖狂。还在中央全会开幕以前，金刚便去了几次海州(Хечжа)，以便为逃往南朝鲜做好准备。可当其确定此事很难实现之际，便逃往了中国。

乔晓光问，我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过程以及关于上述四人有何看法。

在回答乔晓光所说的，即朝鲜领导人在关于全会工作的会谈过程中便在几个方面存在分歧的问题时，我说：据朝鲜领导人说，还在全会开幕前徐辉等人便发表了一系列攻击朝鲜劳动党中央的言论，其中包括在干部选拔问题上的指责。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已解决，金日成的报告也是得到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肯定的。可是，到了全会开始后所有这些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以上这些话都是尹公钦所言，也就是乔晓光所提出以上问题的答案。

乔晓光又说，据崔庸健和金昌满对他所言，一些对中央领导人不满的领导干部曾去过苏联使馆并声称苏共中央已向苏联驻朝鲜使馆专门派遣了一名工作人员以调查朝鲜劳动党内克服个人崇拜的相关情况。在会见过程中我向乔晓光解释道，类似说法都是不正确的，并说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彼得罗夫已向朝鲜领导人澄清了此事，而后者也已表示认可。

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经过和上述所有事件，我对乔晓光的答复是，朝鲜劳动党内所出现的严重问题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苏联或中国方面，也与其党内一系列因素密切相关。

乔晓光表示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与此同时他又再次询问我对那些逃到中国的朝鲜领导干部有何看法。我说，由于上述人等目前都在中国，中国方面显然更了解其从朝鲜出走的原因。我又补充道，关于这些人我个人并不了解，因而目前仍无法准确地说明其出逃的原因。我只知道，朝鲜领导人指责这些人不仅从事反党和破坏活动，而且还存在品行不端和盗窃国家财物方面的罪行。

乔晓光指出，自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后他只与徐辉和尹公钦有过交谈。对此，乔晓光补充道，他也知道尹公钦等人被人指责所谓盗窃了近100万元国家资产的事。

参加此次我与中国大使会谈并担任翻译的有(我使馆)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和(中方翻译)王保民。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22-325

№0991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提交美英对华政策的情报资料(1956年9月4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撰写的资料《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英国的对华政策》(1956年9月4日)。

该资料是为中国共产党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而撰写的。

附件共计19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席

И.图加里诺夫

1956年9月4日

第1294/Г号

文件送：А.И.米高扬同志、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И.В.卡皮托诺夫同志、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П.Ф.尤金同志

附件一：

《美国的对华政策》(资料)

(1956年9月4日)

美国政府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一直奉行公开敌视中国的政策，首先表现在：不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对台湾岛实行事实上的武力占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贸易禁运。

一、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拒绝承认进行辩解的理由是，中国的现政府以暴力推翻了“合法的”政府，“非法地”夺取了政权。

通过非正式渠道得到的比利时外交部1956年初写的关于美中关系问题的报告中说：“目前，不承认是美国政府的一项官方政策，为其辩解的理由多种多样：一曰会造成后果：如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使大陆上那些还指望获得解放的人失望，在马来西亚、暹罗(泰国的旧称)和印度支那的少数中国人就不能在两种制度间选择，在台湾，老一代国民党军队就会完全丧失斗志，注定被永远赶出大陆，蒋介石可能的继承人为返回大陆就要付出比现在还要大的努力。二曰有法律依据：毛泽东集团没有被授权代表国家主权。三曰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不抛弃老盟友的义务。最后(这种言论越来越少)是美国国内的影响，在美国，最高统帅还有一些忠诚的往往很有影响力的朋友。”

美国政府奉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长期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任何接触。但是，一方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和国内政治局势不断稳固，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国家对美国对华挑衅政策不满的增长，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些联系。

1954年美国被迫同意举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关于远东问题的日内瓦外长会议。同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领事级关于一国公民在另一国居住若干问题的双边代表会谈。

1955年8月，在日内瓦开始了持续到现在的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级代表的会谈，会谈商定讨论以下问题：双方遣返公民和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其他实际问题。

同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美国政府继续坚持不变的立场。1955年9月14日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麦菲在费城讲话时声明，美中的日内瓦会谈并不意味着“我方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反对承认这个制度的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杜勒斯去年3月在台北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和艾森豪威尔在去年7月给蒋介石的信件中，都再一次声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并承认它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应该指出，最近，美国国内有许多人讲话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1956年6月30日《纽约时报》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朗格在今年6月29日的国会发言中，呼吁修改美国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达成某些协议，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大陆”。朗格还声明，“为什么在这个会上谁都不敢承认，共产党控制中国大陆之后，我们在对华政策方面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去离间斯大林和毛泽东，把中国的领袖拉到我们一边，或者，起码促使中国保持中立的立场，而不是用我们的毫无前途的外交政策把中国推向苏联，使之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1956年7月12日的国会发言中声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意味着比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更加轻率地冒在远东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曼斯菲尔德接着指出，敌对国之间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的”，迟早会发展到要么冲突激化，要么关系更加密切，曼斯菲尔德说，“为了美国的利益要面对远东的现实”。

英国简讯《外事报道》在这方面的报道值得注意，1956年6月21日出版的加有密级标志“秘密”的一份报道说，“艾森豪威尔政府会保持它眼下的对华政策直到11月份总统大选结束之前不变，其理由是，任何变化都可能影响共和党在大选中的前途”，但是，在华盛顿的外交界里，人们“预言美中关系在1957年，最迟在1958年将会有相当程度的缓和”。

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从1950年开始，当苏联代表团第一次提议从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驱逐国民党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时，美国始终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组织的合法权利。

当时正在进行朝鲜战争，美国人为它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辩解的第一个借口，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处在“与联合国的战争状态”。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在每一届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都极力通过一项关于在本届例会上对“上一年度”的这个问题不予审理的决议。如根据美国人的提议，最近联合国大会第10次例会通过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是这样写的：“联合国大会决定，在本届第10次例会上，对上一年度任何关于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或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提供席位的提案都不予审理。”

目前，美国政府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立场从各个方面判断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克劳夫1956年6月7日在华盛顿与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谈话时说，美国政府和国会继续持“强硬”态度，反对对现行的对华政策，特别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7月9日在卡拉奇新闻发布会上声明，如果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那将是“一个道德方面的错误，是灾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未必会很快改变。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于1956年7月18日和23日一致通过决议，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因为“类似的加入将会给联合国造成严重的损失，会妨碍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目标、原则和章程有效地工作”。

应该提出，这一点在苏联驻中国大使与周恩来在1956年4月底的一次谈话中看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美国企图再一次阻挠联合国大会第11次例会讨论中国问题，并不排除一种可能，如果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的例会上得到讨论，美国会提出几种解决方案，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不会接受他的方案的。

这些方案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蒋介石集团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2.蒋介石集团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介石集团都做联合国一般会员国。

三、关于台湾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台湾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这一事实。杜鲁门在他1950年1月5日的声明中指出：“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中国主席1943年12月1日在开罗通过的联合宣言中声明，他们的目标是把日本从中国夺走的领土如福摩萨归还给中华民国。在美国签署的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中说，开罗宣言的条款应该得以实现。该宣言的条款在日本投降时已被日本所接受……最近4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都同意中国对这些岛屿行使自己的权利。

美国没有掠夺福摩萨或其他某些中国领土的任何意图……也没有使用它的武力干预现状的任何打算。美国政府将不会奉行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路线。”

1950年2月发表的国务院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说：“1950年1月5日的总统声明，从美国方面确认了关于解决福摩萨问题的开罗宣言。从1945年起福摩萨由中国管辖……该岛作为一个省已划进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各个盟国对这些步骤没有提出过异议。美国对这些步骤没有提出过异议，因为这些步骤完全符合在开罗通过和在波茨坦确认的协议。

换言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最近4年间把福摩萨一直看作是中国的一部分。”

但是，此后美国政府不仅拒绝遵循开罗和波茨坦宣言的有关规定，而且采取了许多实际措施，旨在阻挠台湾与大陆中国恢复统一。美国把朝鲜战争当作借口，按照杜鲁门1950年6月27日关于台湾“中立化”的指示，把它的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保护”该岛免遭“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进攻”。杜鲁门在这个指示中指出：“关于福摩萨未来地位问题，应该推迟到太平洋恢复安全、与日本缔结和约或联合国审理这个问题时解决。”

1951年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时，美国人达到了不把有关台湾未来地位问题的条款写进条约中去的目的，而只指出日本放弃它对这个岛屿原来的权利。

其后，美国政府据此宣称，台湾和澎湖列岛好像不能算是中国的领土，因为这些岛屿被日本放弃后并没有正式向其他任何国家移交。

最近几年，美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措施，让国民党盘踞台湾、澎湖列岛以及位于中国沿海附近的一些岛屿。

于是，艾森豪威尔1953年2月发布了所谓台湾“废除中立化”的命令，意思是美国第七舰队不要阻挠国民党袭击大陆中国沿海。这样一来，杜鲁门1950年的指示中关于美国舰队“保护”台湾的那部分内容就完全生效了。

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的条款，美国保证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试图通过武力解放这些岛屿。杜勒斯在1954年12月2日就签订上述条约说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时声明：“签订这一防御条约将一劳永逸地结束关于美国同意将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 [92] 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一切传说和报道。”

195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扩大“共同防御”条约范围的专门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总统获得了使用美国武力“保护”沿海岛屿金门和马祖的实际权力。

美国始终不想让台湾和大陆中国恢复统一，美方在目前举行的日内瓦会谈中的立场可以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美国人在这些会谈过程中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把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作为讨论美中关系具体问题必须的先决条件。

四、关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美国采取了很多经济措施，给中国恢复经济工作制造了困难。1950年3月美国公布了所谓“战略商品监督规定”，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商品达600多种。朝鲜战争爆发以后，1950年11月美国商业部将清单上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商品扩大到2100种。

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宣布，对在美国的国有和私人的中国财产实行监督，其中包括扣押中国的存款及扣留在美国或发往中国途中的商品。(据1950年12月17日路透社报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总数约为2亿美元，但中国机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定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实际金额。)

1951年5月18日，根据美国倡议，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贸易禁运的决议。

由于美国政府的这些措施，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贸易急剧缩减。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贸部的材料，1950年美国和中国的商品交易额为2.831亿美元，而1953年就缩减到10万美元，从1954年起美中贸易实际上已经完全停止。目前，美国政府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完全的贸易禁运政策。1956年4月26日，美国商业部长温克斯直接声明，“对共产主义的中国和北朝鲜实行的完全贸易禁运继续不变”。

关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美国政府鉴于这些国家的压力，被迫在这一方面做了某些让步。

众所周知，华盛顿会谈之后，1956年2月1日发表的艾森豪威尔和艾登的联合声明提出，虽然美国和英国打算将来还要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实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现在应该修改，应该根据情况的变化在范围方面进行定期修改，以便使这种监督以最好的方式为自由世界的利益服务”。

正如2月24日美国国务院中国处副处长克劳夫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人员谈话时所说的那样，美国已原则同意修改现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限制政策，让西方大国像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那样按照商品种类清单进行贸易。

1956年5月，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贸易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而美国对英国这种单方面行动的反应相对平静，就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根据外国报刊报道，艾森豪威尔政府好像对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施加了压力，迫使该委员会取消它1956年5月17日通过的决议，即关于禁止向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贸易的美国盟国提供援助的决议。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库普里科夫

1956年9月4日

第1294/T号文件的附件

附件二：

英国对华政策(资料)

(1956年9月4日)

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相比，实行了更加灵活的对华政策。这反映在英国人多多少少用另一种方法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恢复它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等。

一、关于外交和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

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并准备同它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它还宣布，断绝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尽管到现在它在台湾岛还继续保留着总领事。同年2月，英国政府临时代办级代表到达北京(从1950年到现在，英国换了4任代表，即哈奇森·拉姆——自1951年2月13日，杜维廉——自1953年8月29日，奥尼尔——自1955年6月26日)。英国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的官方目的是，为英中关系完全正常化做准备。但这个问题的解决由于朝鲜事件耽搁下来了，尽管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在北京还继续保留着它的外交代表。

在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英国政府在进一步扩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交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前，这个情况反映在英国极力加强英中之间的经济联系上(其中包括1953年下半年英国工商界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和艾登有过私人接触，并且达成了互派代办以及两国贸易代表团互访的协议。1954年6月23日，艾登在下院介绍他与周恩来的谈判时声明，“会议的成果之一是改善了英中关系”。

根据所达成的协议，1954年年底以代办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抵达伦敦。

与此同时，在很多情况下，英国政府在采取有可能导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更加密切联系的措施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克制态度。例如关于周恩来能否访问英国的问题。英国人十分冷淡地对待中国方面的试探。1956年6月1日法新社记者报道，伦敦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他说，周恩来访英之前，也许伦敦和北京先互派大使。英国政府“出于实际考虑”，拒绝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邀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正式的议会代表团，而这件事曾于1956年5月7日在下院宣布过。

英国还阻挠英中关系中其他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解决，尤其拒绝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开设常驻代表机构，而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6年2月15日就提出来了。工党党员布罗克韦曾问这个问题怎么办。1956年7月9日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给了模棱两可的答复。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容许一些公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有不友好性质的行动。譬如去年春天，英国政府把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后在香港着陆的飞机驾驶员和军用飞机返还给了国民党。这个事实证明，英国容许蒋介石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反华破坏活动的基地。

此外，英国政府至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揭开“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情况，事情发生在1955年，造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一些成员遇难(据调查，此次飞机失事与反革命破坏活动有关，破坏行动发生在飞机在香港停机时)。

至于英中贸易关系正常化问题，英国政府在广大英国工商界人士的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整对华贸易。

英国政府不止一次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必须减少对华贸易限制的问题。1956年1—2月英美最后一轮华盛顿谈判过程中，艾登坚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削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禁运。虽然美国也同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政策做一定的修改，“以避免全部监督体系的总体瓦解”，但是他们也让人们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会做出很大的让步。

英国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北约国家——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受制于北约的一个主管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委员会——谈判，现在已经把对华贸易的限制减少到对苏联和欧洲其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限制相等的水平。

同时，英国还采取措施巩固它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例如，英国利用所谓的“例外程序”(据英国贸易部代表称，“例外程序”为：向北约国家协商委员会主管对华贸易问题的小组发出通知书，声明该国希望准予对华出口某些禁运商品，例如在接到关于出口此类商品的国际裁决之前，准予作为货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来达到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一系列禁运商品的目的，这些商品无论是从英国本土还是从它的一些殖民地都是被禁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

1956年上半年，英国政府准许英国公司作为“货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了大约60台拖拉机。1956年4月，按照“例外程序”英国政府通过了一项决定，同意从马来亚和新加坡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橡胶。据路透社记者1956年6月4日报道：

“英国做出决定，允许殖民地马来亚和新加坡向共产主义的中国出口橡胶，这个决定是英国扩大对共产主义各国贸易的新政策的最新体现之一。”

当天，伦敦官方人士声明，这个决定除橡胶以外还涉及其他商品。

据英国报刊估计，英国对华贸易最近几年有可能增长到每年1.2亿—1.5亿英镑(1955年英国的贸易额共2100万英镑)。

当时英国官方政府是支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禁运政策的。至于发展英中贸易问题，英国外交副大臣里丁勋爵于1955年12月6日在下院声明，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关于对华贸易禁运的决议是应该遵守的，英国政府“并不认为现在是就这个问题进一步采取措施的适当时机”。

这样看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不同，它不仅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迈出了与之建立外交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的一步，尽管它推行这条路线还相当谨慎。英国政府推行这样的政策，首先应该用下列原因来解释：

——英国统治集团担心，美国推行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公开军事、经济压力的政策，事关远东的战争冒险。在英国人看来，远东的战争目前不管怎样都有可能使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而且它在马来亚、香港和新加坡已受到实际的损失。

——考虑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给西方大国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组织起反民主力量，并在他们的帮助下破坏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进而使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

——企图利用美国目前还不会成为英国对华贸易竞争对手这一时机巩固它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它在这个国家的投资完好无损。据某些资料反映，它在这个国家的投资1950—1951年已达到8亿美元。

应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己直到1955—1956年对关系的全面正常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兴趣。1954年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时称，“中国政府并不急于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

后来，尤其是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准备访问英国的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进行诚挚的谈话时，多多少少表示了不同的观点，强调了一个愿望，就是愿意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的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1956年5月2日，毛泽东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时，谈及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英国一事，他指出，苏联对英国政策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欢迎并完全赞同苏联政府的这一立场。毛泽东在阐明自己对英国的态度时说，美国最近把英国贬到一个小伙伴的地位，把它从欧洲、亚洲一切重要地方撵出去，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英国人不想打仗，也怕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是在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况下，英国也将变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必须争取使英国脱离美国。

二、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英国虽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在很多年的时间内却仍然奉行一个政策，那就是拖延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

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政府为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找的理由是，正如1950年1月12日英国代表卡多根在安全理事会上宣称的那样，中国新政府当时只得到不多的几个政府的承认。后来，英国人宣布，关于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只能在朝鲜战争停止后才能予以讨论。

但是在朝鲜停战后，英国仍继续坚持那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不予理睬的政策。尤其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十次会议上，英国代表团发言，表示支持美国的提案，即不在本次会议上讨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这时提出的理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1955年，英国和其他外国报刊广泛传播一条消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进入联合国，其条件是，在联合国中保留国民党分子(“两个中国”的代表机构)，据非官方消息反映，这个计划是艾登在1955年3月去德里时炮制的。该计划的实质在于，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在安理会中没有它的代表机构，国民党分子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除名，但保留它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据现有的资料判断，上面谈到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计划，是得到英国统治集团中最有影响的那一部分人支持的。

应该指出，最近，英国报刊又提起关于在联合国设立“两个中国”代表机构的可能性问题。但同时也提出了设立这种代表机构的另外一种条件。譬如，最近一期(1956年8月号)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北京，鉴于它的领土和在它统治下的居民，应该在安理会中占据中国的席位，而台湾应该作为一个新的国家被接纳。

很明显，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它在“两个中国”代表机构的基础上解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一问题的计划。因为直接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将意味着英美关系的严重尖锐化，英国政府未必会下决心走这一步。有个事实尤其证明了这一点，英国一些国务活动家在与驻伦敦的苏联大使馆的同事们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机构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是把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联系起来考虑的，所以说，在美国总统选举这一年，美国和英国也不可能改变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英时，艾登在一次与他们会谈时也声明过：

“虽然英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美国总统选举之前，很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

据非官方消息证实的外国报刊报道说，艾登1956年1月底2月初在英美华盛顿谈判时曾答应艾森豪威尔，坚持拖延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立场。

根据外国报刊的报道判断，1956年7月初结束的不列颠帝国各国首相会议也得出结论：延期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所有与会国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是“可取的、不可避免的”。

三、关于台湾问题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实质上是力图不使至少是近期不使这个地区的局势尖锐化。因为在英国人看来，局势尖锐化的进程会导致远东发生广泛的军事冲突，导致英国亚洲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加强，而且会削弱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从种种情况判断，英国人企图限制美国在远东，尤其在英国最重要的基地和交通线分布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影响，同时企图保持进犯中国领土的威胁。按照英国人的行动计划，应该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属于它的其他领土的积极行动。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不把台湾看成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开罗宣言(1943年)和波茨坦宣言(1945年)所确定了的。英国政府还提出了关于台湾和澎湖列岛(佩斯卡多尔列岛)法律地位“不明确”的论点。譬如，艾登1955年2月4日在给国会的工党议员辛威尔的回信中声明，“按照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是主权尚不明确或主权尚不确定的一些领土”。

在上述问题上，英国所持立场的另一个特点是，英国顽固地坚持这样一条路线，那就是拒绝在大型国际会议上讨论台湾问题，主张有关的国家进行非官方谈判。由这点出发，英国政府一方面不采纳苏联在1955年2月提出的关于就台湾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另一方面劝说美国放弃在联合国讨论台湾地区“停火”问题的意图(在安理会讨论“关于中国沿海一些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的提案，是1955年1月28日由新西兰政府正式提出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拒绝在安理会讨论台湾海峡的“停火”问题。此后，美国认为，不加紧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是适宜的，在2月14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联合国对台湾问题的讨论被不定期推迟)。据现有的情报反映，1955年2月7日，英国驻美国大使麦金斯在和杜勒斯会谈时说，没有必要在安理会上挑起“多余的风波”，而应当转为有关国家就台湾问题进行秘密外交谈判。

据非官方消息透露，1955年6月29日，艾登在英国各大报记者会上也说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是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最合适的途径。

英国人特别注意在台湾问题上与印度协调立场。他们同时考虑到：鉴于印度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特点，它可能比英国更能成功地扮演中美解决这个问题的中间人角色。1955年5月，印度的一个分三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计划，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现有情报反映，这个计划是得到英国人赞同的。这个计划的核心可总结如下：

第一阶段——解决诸如释放在华美国军人、留美中国学生回国、减少对华贸易禁运这些美中关系中最尖锐的问题。第二阶段——解决直接关系到调解台湾问题的那些问题，在这个阶段的第一期(3—6个月)，达成在台湾地区停火的协议。那时，英国、加拿大和印度则争取让美国从金门、马祖撤出蒋介石的军队。这个阶段的第二期规定：进行美中谈判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国民党分子的谈判。在这些谈判中应讨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的条件，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台湾在5—10年内是中国的一个自治省，并选举出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第三阶段——在上述5—10年期满后，自治的台湾将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由此看来，这个计划的实质是把解决台湾问题推迟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实际上保持美国人对台湾的占领。

然而，根据现有材料判断，上述计划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因此，英国人并不坚持实现它，尽管英国也没有最终放弃它。

以后，在安排日内瓦美中大使级谈判时，英国政府充当了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介人。美中谈判从1955年8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关于美中谈判的开始，1955年8月1日的《泰晤士报》写道：

“按照英国的意见，现在事实上的停火现状，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持。部分撤出双方的军队，只能在建立了信任感之后才能开始进行，也许要过很长时间。在此之前，有可能讨论福摩萨未来的地位问题。”

由此看来，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虽然基本上与美国的政策不相悖，但是，多多少少有所不同，这也使得西方大国难以制定统一的对华立场，也难以制定远东的共同政策。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库普里科夫

1956年9月4日

ЦХСД，ф.5，оп.49，д.235，л.87、88-96、97-106

№09837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递交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报告(1956年9月5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所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国同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参考材料》。

两份文件是因目前中共代表大会的召开而拟定的。

附上述报告(10页)和参考材料(32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Н.图加里诺夫

附件：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中某些问题的报告

(1956年9月5日)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报告以下情况——关于中国与不发达国家关系的某些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不发达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方针是：削弱帝国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影响，支持反帝运动和反对殖民主义的运动，帮助这些国家取得经济独立，帮助不发达国家巩固他们的中立立场或向中立立场过渡，以此使他们逐渐接近社会主义阵营。

到目前为止，中国同9个不发达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有5个是东南亚国家：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4个是中近东国家：埃及、叙利亚、阿富汗、也门。锡兰 [93] 和苏丹也宣布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柬埔寨和老挝的谈判为同这两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开辟了光明的前景。同时还呈现出了同突尼斯、摩洛哥、黎巴嫩等国家建交的可能性。

中共和中国政府特别关注东南亚国家。同时考虑到了很久以来中国同这些国家就有着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东南亚生活着许多华侨，这一因素有着重要意义。根据从英国和法国渠道得到的材料，在这些国家以及香港和澳门地区生活的华人数量有：

EPUB/Image00180.jpg

在确定对东南亚不发达国家的政策时，中国的朋友们考虑到了想在亚洲起领导作用的印度在这一地区的特殊位置。所以，正如刘少奇给苏联大使讲的，中国现在不宜于以亚洲国家领导的角色露面，这样会引起印度的担心，吓跑摇摆不定的人。

在同尼泊尔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中国政府对这个国家没有采取可以引起印度不满的一些措施。例如，在尼泊尔政府建议中国政府互派大使时，后者考虑到印度反对，没有答应尼泊尔的要求。现在中国驻印度大使兼任驻尼泊尔大使，而尼泊尔驻印度大使相应兼任驻中国大使。…… [94] 中国报刊没有就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声明发表评论文章。中国政府打算利用巴基斯坦总理即将访华之机充当克什米尔问题的调停人，认为巴印关系的改善将减少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考虑到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用什么办法克服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落后和实现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很感兴趣，中国的同志们广泛利用这些国家的政府、议会和社会代表团访华的机会，给他们介绍中国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的经验。为此目的，中国的同志们组织不发达国家的代表到中国各地旅行，参观大企业，建设项目和农业合作社，还组织他们同中国的资本家和民主党派的代表见面。其中，不久前访问中国的印度尼西亚国会议长萨尔托诺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同中国的资本家座谈之后，萨尔托诺说，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通过和平方式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是可行的政策，对于印度尼西亚政府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等国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支那半岛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也被邀请并同意将访问中国。中国总理周恩来于1954—1955年期间访问了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1956年年底，他还计划访问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锡兰、老挝、柬埔寨和缅甸。1955年9月至1956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接见过印度、智利、泰国、埃及、柬埔寨、约旦、苏丹、印度尼西亚、叙利亚和其他不发达国家的议会代表。

万隆会议对改变中国同亚非不发达国家的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利用会议通过的决定和会议上建立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来大大加强了它在东方的政治影响。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东南亚还未能同泰国、菲律宾、锡兰、柬埔寨、老挝，在中近东和非洲国家中还未能同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利比里亚、苏丹、突尼斯、摩洛哥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同拉美哪一个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

这种状况主要是由美国、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对抗造成的，他们努力对东南亚、中近东国家施加经济和政治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和中国政府把发展经济联系看得非常重要，将其视为解决政治任务的重要手段。必须指出中国同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交往中所奉行路线的以下特点：

一、在计划向亚非国家出口商品时，中国不追求让自己的商品同这些国家的商品竞争市场。

二、在多数情况下，中国都遵循政治考虑，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亚洲国家出售自己的商品。同时，中国从不发达国家的进口通常都高于对他们的出口。

三、中国贸易组织只同不发达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进行贸易联系，同这些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公司不发生任何联系。

四、中国政府努力同不发达国家签订协定：中国以优惠条件向他们提供成套设备(目前主要是轻工设备)，以便发展这些国家的民族工业。

五、在许多情况下，考虑到亚非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和商界代表害怕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有公开的联系，中国贸易组织便通过中间人同他们建立秘密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广泛利用香港和澳门以及亚洲国家的华侨。

在同不发达国家发展经贸联系中，中国朋友们取得了某些成绩。例如，中国同东南亚和非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从1954年的3.942亿美元增加到了1955年的4.81亿美元(增长22％)；1956年预计中国同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将达到6.30亿美元(计划增长31％)。中国同东南亚和非洲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从1954年占16.2％提高到1955年占17.2％。

尽管同中国的贸易对某些国家(缅甸、锡兰、马来亚等)来说有很大意义，但总的来说，人民中国在不发达国家的外贸联系中，其作用还不是很大。据中国外贸部的数据，1955年中国同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仅占这些国家外贸总额的1.9％。…… [95] 考虑到这一点以及不发达国家对工业品的需求，中国的同志们努力以工业品出口商的身份同不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中国同志们把发展这种出口看成是自己亚非政策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5年，中国出口的工业品主要有：轨钢、钢管、水泥、石棉制品、机床、纺织和电力设备、大米加工设备、火柴和石油储存厂成套设备、电话设备、工具等。中国对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品出口价值1955年达到6000万美元，即占中国对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21.5％。

1956年，中国计划继续扩大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出口，其中包括重工业产品。如，按照中国外贸部的计划，1956年计划对亚非非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以下产品出口：生铁，由1955年1256吨增加到1万吨；黑色冶金轧材，相应由3.959万吨增加到14.3226万吨；钉子，由1.6246万吨增加到3.2万吨。还计划对亚非国家出口新的工业品：柴油机、织布机、纺织机、电动机、变压器等，以及其他机械、车床、成套设备。

但是，中国技术和经济的相对落后，使它不能大力展开工业品出口，同时也不能保证制品的高质量。

为发展同不发达国家的文化和社会联系，中国的同志们广泛采用交换各种非政府代表团的做法。1955年，有32个不发达国家的864名社会、文化和宗教界代表到中国访问，其中东南亚国家——599人，中近东和非洲国家——151人，拉美国家——114人。同一时期，中国有550名社会各界代表到9个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访问。

在与不发达国家建立文化联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印、中国印尼、中缅和中巴(巴基斯坦)友好协会，这些协会同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巴基斯坦相应的友好协会保持着联系。对发展同亚洲国家联系有着重要意义的还有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正在根据印度亚洲团结委员会的倡议筹备1956年的亚非经济问题会议。

应该指出，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在同不发达国家建立文化联系问题上缺乏应有协调。因此，希望讨论召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文化部长系统会议的问题。

为同不发达国家建立联系，中国政府广泛利用中国的宗教组织，首先是佛教和穆斯林组织，因为佛教和穆斯林在东方不发达国家传播极广。在中国政府推动下，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穆斯林协会正同东方各国的佛教徒和穆斯林教徒进行接触，利用这种接触促进国家关系的接近。1956年，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出席了纪念佛教诞生250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国佛教代表团还将出席1956年10月18日在尼泊尔开幕的第四次国际佛教徒会议。亚洲不少国家的佛教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中国穆斯林协会不断邀请外国穆斯林代表团来中国。1955年12月至1956年2月，以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总书记卡迈尔·雅各布·萨布里为首的伊斯兰教青年国际大会代表团来京访问。1956年5月，埃及、叙利亚、苏丹、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代表团出席了中国穆斯林节庆活动。

1955年，中国穆斯林小组在朝圣期间访问了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巴基斯坦，同那里的穆斯林组织建立了联系。中国外贸部长叶季壮在率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埃及期间，于1956年4月3日参加了开罗清真寺的奠基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对伊斯兰的尊重在中近东穆斯林居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应该指出，中国朋友们为发展同不发达国家的关系没有充分吸收中国民主党派参加，况且这些党派的许多进步活动家同不发达国家的贸易界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着旧交，这些人可以帮助理顺贸易和文化联系，帮助从政治上接近这些国家。例如，中国民主界人士的著名代表宋庆龄，她的1955—1956年期间的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行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反响。

中国的朋友们完全没有利用中国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进步活动家。然而，为同拉丁美洲国家以及有不少天主教徒的亚洲国家(菲律宾、泰国、柬埔寨)建立联系，吸收这些活动家参加，可以帮助中国政府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

在同工人阶级组织，尤其是工会组织建立和发展联系方面，在同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党建立接触方面，中国的同志们所做工作不多。不过这个问题已经成熟。出席中国1956年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巴基斯坦工会代表团团长、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中央委员、巴基斯坦全国劳动联盟执委会委员阿布萨伊德·恩维尔的声明最富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可以倡议成立亚洲国家地区工会统一组织。他说：“如果在这方面提出什么建议，那么巴基斯坦代表团将研究或支持这一建议。”

万隆会议之后，亚非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为召开亚非国家政府新的会议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一新的会议可能成为对不发达国家施加影响使其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方向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召开新的会议的问题印度尼亚西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1956年4月就提出来了。当时曾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然而以后并没有为此采取实际的步骤。不过中国朋友们是可以利用自己在东方国家的影响采取措施，以加速召开新的亚非国家政府代表会议。由于最近将召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外贸部长会议，讨论亚非市场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贸措施协调问题，希望在会议上提出关于帮助中国加强它作为工业出口国(向不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和设备)地位的问题。还应该重视中国和苏联或中国和某一民主国家同不发达国家建设工业企业的联合协定问题(以苏联和民主德国同南斯拉夫在南建立铝联合企业的协定为蓝本)。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图加里诺夫

ЦХСД，ф.5，оп.28，д.408，р.5175，л.107-117

№2185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朝鲜劳动党问题的处理(1956年9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9月6日会议第39/8号记录

关于朝鲜劳动党的决议

绝密

一、对发生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事件予以认真重视，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就这些事项交换意见。

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委托苏共代表团联系朝鲜劳动党和中共领导人，以交换对朝鲜劳动党的形势的看法。

三、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在3天内，准备和交付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份宣言草案，用于苏共代表团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做出关于朝鲜问题的声明。

РГАНИ，ф.3，оп.14，д.56，л.3

№1381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国协商处理朝鲜问题(1956年9月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9月6日会议第3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和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А.И.米高扬主持。

第8项　伊万诺夫同志发自平壤的关于(……) [96] 的1956年8月31日电报和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体会议情况的1956年9月1日电报。

1.米高扬；2.卡冈诺维奇；3.伏罗希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勃列日涅夫，费德连科；4.马林科夫；5.别尔乌辛；6.苏斯洛夫；7.波诺马廖夫；8.阿里斯托夫；9.萨布罗夫。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接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

我们在中国的代表团应该与朝鲜人认真地谈谈。 [97]

周全地考虑一下给朝鲜大使的答复(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

给中国大使的答复：就这些问题，我们的代表团将与中共中央交换意见。

考虑和起草指示草案：代表团在与中国人和朝鲜人会谈时应该如何表现自己。

前言部分。

承认以下是必需的：

委托代表团…… [98]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和波诺马廖夫同志在10月1日前准备好指示草案。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答复中国大使，并接见朝鲜大使。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起草和准备汇总报告。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30

№20550 波诺马廖夫与李相朝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的内部问题(1956年9月10日)

致苏共中央：

应苏共中央的委托，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李相朝举行了会谈。兹提供此次会谈的书面记录。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6年9月12日

第25-c-1972号

1956年9月10日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相朝同志在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所举行的会谈记录。

李相朝请求转达他对苏共中央给予朝鲜劳动党的帮助的感谢，并说他想通报的内容与他在与费德林同志的会谈中和给赫鲁晓夫同志所写的信中的内容基本相同。另外李相朝又说，我已发出了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接着，李相朝同志表达了如下意见：目前朝鲜劳动党自身的内部力量已无法解决党所面临的问题。在一些诚实的好同志因提出批评性意见便被开除出党的条件下，此类批评活动也很难在朝鲜劳动党内展开。例如所有与个人崇拜有关的批评性意见均被认为是反党言论。李相朝说，我希望苏共和中共能够共同分析朝鲜劳动党内所存在的问题并帮助纠正当前该党内部所存在的不正常局面。

李相朝说，在劳动党内部存在很多需要批评的不足。金日成同志远远没有完整地将苏共中央的建议通报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关于这方面情况我是从一些中央委员那里获悉的。在今年7月份在苏共中央所举行的会谈中，与会者除金日成外还包括朴正爱和南日，而中央其他成员根本不了解此次会谈的内容。李相朝说，虽然在苏共中央金日成已承认了苏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领导层所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当返回朝鲜后他的做法却是截然相反。

李相朝说，他曾打算就党内情况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发一封信以阐明自己的观点，可南日却对他说，金日成为中央全会所准备的报告也说得很全面了。于是，在几位朝鲜同志的建议下我便没有发这封信。

李相朝称，南日向他通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在全会上转述了苏共中央的来信，其中对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些苏共党员的言论(指苏共中央关于二十大会议决议讨论和执行的结果)进行了谴责。鉴于这只是南日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单方面解释，李相朝请求让他了解该信的原文内容。

李相朝得到了对苏共中央来信中关于二十大会议决议讨论和执行结果的那部分内容的解释，其中谈到关于二十大会议以后在苏共内部出现了个别错误的言论。

李相朝同志被告知，他的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报告，我们从中共中央所得到的关于4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干部转到中国以及我国驻平壤大使所作的报告都得到了苏联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到忧虑。根据委托，参加中共第八次党代会的苏共代表团正与朝鲜代表团商议这一问题，并与中国同志商谈关于朝鲜劳动党的内部情况。

李相朝得到通报，正如他所清楚知道的，在金日成同志逗留莫斯科期间苏方与他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举行的会谈。金日成同志声称，他赞成苏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克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部的个人崇拜和发扬党内民主、自我批评的必要性的建议。

关于李相朝同志提出的关于苏共和中共方面有必要就党内问题向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提出建议和意见的问题，他得到如下答复：诸兄弟共产党原则上是可以提出此类建议和意见的，但必须指出的是，朝鲜劳动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诸兄弟共产党不可能干预其内部事务。因此李相朝应当理解苏共和中共方面在采取一定步骤和举措向朝鲜劳动党提出建议问题上所存在的各种复杂情况。

接着，李相朝说，最好能以某种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言论，以方便叙述劳动党活动中的不足和一些即使以普通方式表述的批评性意见。

有关方面对李相朝同志的建议的答复如下：目前不应讨论关于李相朝同志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或其他类型的言论的问题。

结束时，李相朝同志对苏共中央的接待和会谈表示感谢。

会谈记录者：И.谢尔巴科夫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228-232

№09841 图加里诺夫致波诺马廖夫函：关于台湾局势的备忘录(1956年9月11日)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兹呈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拟定的关于台湾形势的备忘录。

附备忘录(7页)。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副主任

И.图加里诺夫

关于台湾形势的备忘录

1956年9月11日

台湾岛隔台湾海峡与中国东海岸相望，海峡最窄处宽约130公里。台湾面积3.6万平方公里，据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资料，人口到1955年年底超过950万人。探明矿藏有金矿、铜矿、石油、煤和硫磺。水利资源估计在275万千瓦左右。岛上森林覆盖率在50％以上，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树种，如樟树。台湾和澎湖列岛(沙砾岩)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行政中心——台北市。

众所周知，台湾岛现在成了美国针对中国进行军事行动和准备实施侵略的基地，是蒋残余部队(主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歼灭)的避难所。美国在台湾的一切措施和蒋介石的政策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为反对中国做战争准备。

岛上养着大批部队(60万人以上)和庞大的行政机关，他们需要大笔非生产性开支。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从台湾的资源上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某些措施恢复和发展这里的工业和农业生产，但它仍无能为力负担这么大的开销。所以，军队和行政机关费用的主要来源是美国的援助，从蒋介石溃逃到台湾之时起，美国给他的援助已超过20亿美元。

台湾的经济形势。二战期间和战后初年，台湾经济急剧衰退。最近几年，台湾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呈现某种程度的增长。1955年主要农产品大米的产量与1945年相比增长1倍，达到173万吨(1938年是140万吨)。1955年全岛生产200多万吨甘薯，约14000吨茶叶；生猪2100万头，大角牲畜40万头。但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农业生产仅仅达到或在一些情况下略微超过战前的水平。与1948年相比，加工业的生产规模增长2.5倍。

对恢复台湾经济起了一定作用的是美国的援助。从1950年至1954年期间，根据美国援助计划，国民党政府得到8.69亿美元的援助。1955—1956财政年度，美国对台经济援助数额为7300万美元。尽管美国的援助大部分是以提供美国多余的农业品的方式实现的，但其相当一部分用在了台湾工业(水泥工业、化工、电站建设)的发展上。1953—1956年，用于台湾工业生产的资本82％来自美国的援助和用出售美国货物资金所建等值基金补贴。

在经济关系方面台湾不够发达。

台湾的工业主要同农产品加工联系在一起。岛上实际上没有重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只有几座不大的冶炼厂(以进口废铁为原料)以及一些为军队服务的装配厂和维修作坊。甚至连发展最快的部门——化工(主要生产化肥)和纺织业也不能满足当地群众的需求。台湾依然依赖工业品进口。

台湾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一天劳动(工作日)长达12小时，而工资微乎其微。1955年主要工业部门工人的平均工资为365台湾元(1台湾元=0.04美元)，即略高于官定的中等家庭最低生活费的一半。低工资、高税收和其他收费导致岛上群众贫困和居民破产。

利用贷款和税收手段，政府无偿夺去农民近2/3的收成，这些钱主要用来维持军队和国家行政费用的开支。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和地主手里。地主占农业人口的9％，而他们占有60％的土地。只有1/3的农民拥有一点儿土地，其余农民只好租地耕种，所收谷物的近70％用于交租。

台湾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美国资本的淫威。由于缺少地方资本，蒋介石分子努力刺激外国资本，尤其是美国资本投入。现在已给美国公司提供毫无阻挡地把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汇出国外的权利。美国垄断资本已控制台湾的主要经济部门——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掌握着各地一半以上的发电站。铝业生产为美国雷诺公司所控制，糖业生产30％以上的固定资本为美国公司所有，水泥和化肥的生产也控制在美国资本手中。

外国资本的渗透对台湾地方公司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许多当地公司竞争不过外国公司，被迫停止经营。例如，由于美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台湾船队货运吨位比1949年减少1/4。

台湾经济对美国资本和美国公司的依赖，军队、警察和行政机关费用的巨额非生产性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以上)导致台湾财政形势异常紧张。政府预算长期出现赤字。由于政府巨大的开支和它有限的财政能力，台湾通货膨胀加剧。与1954年相比，1955年货币发行量增加37％，而工农业产品仅增长2.5％。通货膨胀的增长引发了价格的不断上涨和台湾元汇率的下跌。

内部政治形势。台湾建立了公开的国民党军警专政，准确地说，是蒋介石和他周围一小撮心腹的专政。(在台湾，除国民党外，还有以徐福林(Сюй Фу-линь)为首的社会民主党，成员2000人左右。该党在台湾政治生活中不起作用。此外还有青年党，有200名干部。两党均由蒋介石运行和提供经费。)蒋介石的心腹有：蒋介石的妻子——他最亲近的顾问，积极干政，尽管据掌握的消息，她对他的影响近年来有所下降；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领导安全局和军事保密局(政治军官学院)；副总统陈诚，蒋介石学生时代的朋友，负责内部问题，被蒋介石任命为自己的继承人。蒋介石主要同上述几人保持直接接触，他们是他的决定的主要执行者。

蒋介石分子依靠军队和3万警察对台湾实施戒严。岛上居民经常遭受镇压。据台湾报刊报道，1955年初几个月，岛上逮捕了1万多人。至1955年年底，仅军事监狱就关押3.5万多人。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分子与当地居民相比，可谓高官厚禄，他们有自己的俱乐部，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单独住宅里。军队主要成分是大陆来的士兵和军官。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当地居民对蒋介石分子的不满。

台湾的资产阶级被课以重税，而且必须认购“爱国”债券，实际是在军事专制的条件下。当地资产阶级失去了政治权利，它在地方自治中的作用已化为乌有，因为国民党分子对地方自治机关的任何决定都有否决权。

国民党政府对当地居民所奉行的掠夺和恐怖政策，引起广大台湾群众的不满。但是，在军事警察专制和工人阶级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台湾劳动群众公开反对国民党制度的行动还未出现。

由于对当地资产阶级扩大了某些权利，一部分当地资产阶级开始同国民党合作，维护现有的制度。主要反映这部分资产阶级利益的是“班山”反动集团，它的许多成员加入了国民党，同蒋介石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另一个当地资产阶级集团“阿海”以前同日本人合作过。它在省议会成员之间和市政机构有很大影响。它支持把台湾交付联合国托管的口号，尽管它的成员还没公开反对蒋介石制度。

1955年9月，在日本由所谓的“福摩萨独立民主党”成立的“福摩萨临时国会”给国民党政府在海外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和麻烦。这一国会任命一台湾岛的“临时政府”。同日本人有联系的“福摩萨独立民主党”主张台湾独立，把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解除蒋介石分子的武装，解散国民党政府。该党在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有分部。中国政府对该党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活动持否定态度。

完全依赖美国和重返大陆已毫无希望导致了国民党队伍内部的分裂。国民党一些集团之间展开了争夺领导岗位和斗争。现在在国民党里起主导作用的是蒋介石、陈诚和蒋经国集团。这个集团顺利地大大地消弱了“第三力量”——国民党的部分领导，他们企图把中国内战国民党失败的责任推在蒋介石身上，夺取蒋的位置以实施更有效地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现在“第三力量”以“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的名义行动，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和建立广泛的反共战线。但是这一集团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威胁。美国人力图利用“第三力量”对蒋介石施加压力，也不排除在必要时利用它取代崩溃的蒋介石政权。

国民党上层瓦解的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国民党内部集团之间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55年8月，蒋介石的“军师”孙立人“退休”，长期以来他在许多问题上与蒋介石不和。据非正式消息，孙立人受到美国人的支持(顺便指出，受到美国驻台湾军事代表团团长杰斯将军的支持)，目的是想让他取代蒋介石。蒋介石以追查孙立人案件为由，在军官和官吏中逮捕一大批与他不和的人。

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分歧也不断增长。1955年10月，国民党领导批评俞鸿钧政府企图把财政困难和国民党政府威信下降的责任推到他身上。他被指控的一条罪责是他在所有事情上过分追随美国人。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矛盾正在加深，因为两者都追逐国民党军队中的关键位置。现在美国人正利用蒋介石的制度来掩盖他们武装占领台湾岛的事实，在亚洲这一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以对中国施加压力。

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一局局长

Т.库普里科夫

ЦХСД，ф.5，оп.28，д.408，р.5175，л.183-190

№1038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报告(1956年9月1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9月14日会议第22/1号记录

第1项　关于在苏联科学院系统内建立中国研究所的问题。

(加富洛夫同志、阿里斯托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一、为了深入全面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以及中国的历史、经济、语言、文学和文化，批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关于建立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的建议。

二、中国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如下：

(一)研究并撰写关于中国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历史、语言、文学和国际关系学问题的著作；

(二)翻译并准备出版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典籍以及中国现代历史、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著作；

三、允许中国研究所自1957年起出版学术杂志《苏联中国学》，每年6期，篇幅15个印张。

四、责成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在苏联科学院现有的编制和工资基金范围内，审理和批准中国研究所的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给研究所必要的外汇拨款，用于购买学术资料和研究所研究人员前往中国出差。

五、批准佩列韦尔泰洛同志担任中国研究所所长。

六、提交主席团审批。

ЦХСД，ф.4，оп.15，д.530，л.2

№23063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关于江青到苏联休养事宜(1956年9月18日)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陈楚同志会谈纪要

1956年9月18日于苏共中央联络部

陈楚同志说，中国使馆收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其中周(让我们)向苏共中央转达中共中央的请求——帮助安排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休养事宜。江青同志预计将乘图104飞机于1956年9月19或20日来莫斯科。关于其抵达的具体日期将另行通知。在江来苏休养期间，将安排医生、护士和翻译陪同，周恩来同志请我们提前向苏方表达谢意。

我们对陈楚同志说，我们将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组织好江青同志的休养事宜。根据两国间的医疗协议，江将被安排在一所疗养院或另一个医疗机构。

陈楚同志接着说，中共中央请求对苏方为以何长工和于毅夫为首的18名党的领导干部的团体休养活动所作的安排表示感谢，这些人已于9月1日返回北京。陈楚同志还向我们转达了这些已结束休养同志的谢意，后者非常满意苏联给予自己的关注和关心，其身体已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作为回应，我们对陈楚同志说，苏共中央总是很乐意接待各兄弟党的同志们来苏休养。

陈楚同志继续道，他以前曾与康斯坦丁诺夫同志谈过关于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康斯坦丁诺夫同志当时表示，希望在全会举行前再次与我见面，并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对陈楚同志答复道，苏共中央全会将延期举行，而康斯坦丁诺夫同志也已去休假了。等他休假回来后，我们会向其通报此事。陈楚同志感谢苏共中央提供给中方的其在苏共中央所在地与社会主义者们所举行的会谈记录。

会谈结束时，陈楚同志对举行这次会谈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В.В.莫舍托夫同志。

会谈记录者：Д.尼古拉耶夫(签名)

1956年9月18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382，л.196-197

№20375 列昂季耶夫呈波斯佩洛夫请示：出版中共八大报告事宜(1956年9月19日)

机密

1956年9月1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关于在苏联报纸上发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将这些报告的原文以附录的方式交给《新时代》外文周刊(共有五种语言)？

总编辑

列昂季耶夫

手写批注：

不要给，因为将以单独的小册子出版。

П.波斯佩洛夫

1956年9月20日

归档。答复已向В.М.勃列日涅夫同志作了通报。

А.索洛维约夫

1956年9月20日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79

№1038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停止为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1956年9月21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9月21日会议第23/75г号记录

第75项　关于在阿拉木图为新疆出版《新生活》杂志的问题。

一、责成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1957年1月1日起，停止在阿拉木图市用维吾尔族语和哈萨克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疆居民出版《新生活》杂志。

二、责成全苏国际图书协会(兹梅乌尔同志)，就在阿拉木图市停止出版《新生活》杂志事宜通知中国有关组织。

三、责成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析和研究阿拉木图和塔什干文学出版社继续为新疆居民工作是否适宜的问题。

ЦХСД，ф.4，оп.15，д.531，л.23

№25377 阿里斯托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祝贺中国国庆集会的报告草稿(1956年9月25日)

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根据委托，为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我将于今年9月28日在联盟宫圆柱大厅的盛大集会上作报告。兹发给你们我的报告草案。

请你们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

А.阿里斯托夫

1956年9月25日

报告：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

同志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个值得纪念的日子离现在已经有七个年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6万万中国人民在自己英勇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反动统治才建立起来的，是中国人民自己亲爱的、真正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就像庆祝一个人类获得解放的快乐节日一样，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和地球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与中国人民一道都在为这个著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日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日而欢欣鼓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之际，苏联人民谨向自己的忠实朋友和战斗盟友——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并祝愿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忘我斗争的结果，是伟大人民革命胜利的结晶。这个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日离我们越远，它在世界历史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和对各种历史事件所发挥的巨大影响也就展现得更为完整和全面。

从国际层面来看，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继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世界历史上所发生的最杰出的事件。它对东方各国解放斗争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整个进程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加强了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最为沉重地打击了世界帝国主义体系。由此，全世界进步的人们有充分理由确认一个事实，即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他们实现伟大的人民事业，走上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要阶段之一。

人民革命的胜利开创了6万万中国人民生活的新纪元，释放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并将中国人民带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如今，那个落后的、半封建的中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它与所有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一道成为了进步的力量和人类的先锋队。在成为了自己国家的主人和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短期内便在经济、文化和国家建设等各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国内发生的深刻的社会主义变革成果作了总结。与世界人民一样，苏联人民对此次大会的工作情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也具有重大意义。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所积累的经验，并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制定了令人振奋的计划。大会通过的决议得到了中国民众的热烈响应，并更紧密地将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大会在关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国革命的胜利条件、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式和方法等方面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并对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具有珍贵的借鉴意义。

中国人民的胜利就是马列主义的胜利，并再一次雄辩地证明了伟大列宁的天才预见。在马克思主义提出后，历史便不断地提供新证据以证明该理论的正确性。还在1913年，列宁便曾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标志了人类历史的未来时代，但仍需有一个巨大的胜利来证明它。”而随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充分地证明了列宁的这一论断：四年之后，俄国便爆发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正是在这一战无不胜的思想的武装下，1921年中国共产党得以成立。我们的中国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关注如何创造性地掌握马列主义，如何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等问题。毛泽东同志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比作箭和靶子。他说：“箭”就是马列主义，而“靶子”就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了自己和学会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一理论，才能够用这支“箭”来射中中国革命这个“靶子”。

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联盟，并将本民族中所有积极力量都团结在革命的旗帜下，从而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政权——人民民主专政。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形式之一。

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始终得到了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赢得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的深切同情。后者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条件，减轻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征途上的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是中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折的标志。

在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借鉴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并深刻了解了本国国情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自己确定了在社会转折时期的总路线：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循序渐进地对国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全中国人民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一年时间内，中国人民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对国家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这一新胜利，苏联人民由衷地表示欢迎。

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和著名马列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以创造性的态度解决中国转向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过程中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的理论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对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革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联盟是中国人民在将国家从帝国主义殖民和奴役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而当革命胜利后，统一人民战线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存在并得到加强，它在发挥着工农联盟基础作用的同时，又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贡献力量。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既兼顾了本国的国情——已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继续赢得一个又一个新胜利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国人民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的不仅仅只是国家的经济，另外还包括人的思想和意识。

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艰苦的劳动，顺利地完成了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该精心制定的建设计划包括有694个大型工业项目。在完成上述计划的过程中，中国扩建了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在中部和内蒙古又建设了一批新兴冶金工业基地和城市。如今中国工业已经能够生产重型汽车、喷气式飞机、大功率发动机、大型钢制设备、高质量的模压钢材、冶金和矿山设备、最新型的冶金机床和其他现代工业品。这些企业都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依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相关统计资料显示，这期间中国的工业品总产量增长了90％。所有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提前顺利完成了。例如，中国的工业品生产将于今年完成五年计划的预定产量，而在下一年度——1957年它将超额完成原定计划的近15％。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也是相当快的。

截至1956年(7月)末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工业比重的99％，产值的98％以及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工人和公务人员均已被改造为公私合营制。

工业在国家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增长了28％，1952年增至39％。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重从39.7％增至46％。国有企业已在国家工业品总产量中居于主导地位。

农业的增长和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1955年中国粮食收获量达到1.84亿吨，棉花达到151.9吨。

中国正在进行把个体小农经济纳入到集体经济轨道的伟大进程。在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上，中国人民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集体经济已在中国农业中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

截至1956年末以前，国家已建成99.2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在农户总量中所占比重已达91.7％，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比重达62.6％。预计截至第一个五年计划末——1957年，除个别边远地区外，中国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

中国的铁路和公路也正以迅猛的速度在发展着。它们将荒芜但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与国家工业中心地区连接起来。在党的鼓励下，中国的建设者们将铁路铺到了以前人们根本无法涉足的地区。众所周知，唐朝诗人李白曾就中国四川省的道路状况写过一首诗，即“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如今，经过那里山区的湍急河流和牧场已铺设了现代化的铁路。还有西康西藏和青海西藏公路，它们将西藏与中国内地紧密地联系起来。

通过兴建铁路，中国广大地区被连接成一个整体。通往蒙古和苏联的铁路也将中国与苏联边境紧密联系起来。

中国政府所建设的交通网络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兴建道路的出发点有根本性的区别。殖民者在中国兴建道路的目的是为了攫取中国的资源，而中国人民政府这样做的目的则是为了通过修路来发展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通过发展国家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好，商品流通总量不断增加。

在发展国内社会主义贸易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内市场。与1952年相比，1956年中国的商品流通总量增长了66.3％，出口和进口总量也增长了65％。在公共饮食方面，中国个体贸易企业和私营企业总量中68％—74％的从业人员，已接受改造并加入了公私合营企业、合作社或合作组。

目前，中国正打算着力进行文化革命，以繁荣国家的科学、教育和艺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便充分调动学者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创作的热情、主动性和积极性。中国政府还不断扩大高等院校、中学、专业学校和初级学校等教育网络，增加受教育学生的数量。通过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国家培养了一支有能力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新型的人民知识分子大军。

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工农联盟和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得以巩固，全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人民中国所取得的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中国人民忘我劳动、中国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引导的结果。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57—1962年)，中国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加宏伟。其主要目标包括：进一步发展国家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以便为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完善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和全民所有制、加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预计1962年国家工业和农业生产总量将比1957年增长两倍，并且工业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发展速度将比过去更为迅猛。

农产品总量将增长35％。在1962年国家粮食收获总量预计将达到2.5亿吨。与1957年相比，1962年国家工业品和农产品总量将增加75％。在工业投资比重方面，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58.2％相比，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至60％。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打算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将国内商品零售总量增加50％；将工人和公务员的工资提高25％—30％，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与此类似。

中国朋友在发展本国国民经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总有一天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那时，它不但拥有现代化的工业，而且还拥有装备着先进技术的社会主义农业。

同志们!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对其持续地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和保持与世界各国间的友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中间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和深深的敬意。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曾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这一贡献在数个世纪以来并未得到人们应有的评价。而在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国已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了作为一个伟大强国本应拥有的地位。

关于上述历史进程，其实早已被列宁预见到了。后者坚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人类的命运及其通向社会主义的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

俄罗斯民族的卓越思想家们也曾不止一次地强调，伟大的未来属于拥有天赋的中华民族。俄国的天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曾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隆隆炮声中曾这样写道：“我认为，在我们当前的时代，人类的命运将发生一次伟大的转折，而中国作为东方民族的首领，必将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发挥伟大的作用。”如今，在东方已然觉醒的时刻，我们已能够更加直观地看到，自由的中国对东方那些从殖民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的国家的吸引力有多么的巨大。自由的中国将促使后者在东方国家的复杂和独特条件下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消除朝鲜军事威胁和重建印度支那地区的和平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中国和印度在国际关系方面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们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者不但得到了世界各国的高度评价，并且已日益成为各国广泛接受的国际关系法准则。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承认中国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上所起到的重大主导性作用。正是在中国的积极努力和斡旋下扩大了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亚、非各国间的互信和合作。与所有爱好和平的民族一道，中国人民对埃及政府发起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合法运动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与世界其他爱好和平的政府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某些国家)对埃及所采取的挑衅性压制举动。

可以这样说，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问题，不论它在地球的哪个地方发生，如果没有伟大的爱好和平的强大中国的参与，那都是无法解决的。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与29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60个国家保持着贸易往来。其国际关系不断扩展，国际声望不断提高，对国际事件进程的影响日益增加。像所有那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推行的与世界各种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已成为当代公认的国际关系法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在联合国的恢复必然会对该重大国际组织的活动成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兄弟国家，也是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两国间的友谊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民族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利益血浓于水，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使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能够繁荣昌盛和将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两国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真正体现。

1950年签署的关于(两国)友好、同盟和互助的历史性条约使我们之间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依据苏中之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协议，两国建立了广泛的经济互助体系。这些互助活动促进了两国生产力的提高，文化的发展和经验上的互通有无。苏联把继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全面的援助视作自己的国际义务。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强劲崛起并促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世界各民族一致要求和平等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它们都为我们反对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现实的条件。近一时期，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印度、印度印西亚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不懈努力下，欧洲很多国家之间、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情况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乐意看到的。但是，我们绝不应放松自己的警惕性，要始终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因为西方国家中的侵略集团一直在致力于国际关系的紧张和加剧国家间的矛盾。

苏联、中国、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各民族都关心和平问题。为了维护和平，我们全身心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加强主张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阵营，发展和巩固与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关系。

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次又一次证明了马列主义原理的正确性，即一个国家的真正繁荣只有在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策和当共产党成为社会的领导和引导力量之后才可能发生。正是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与本国人民紧密联系的伟大的马列主义政党。该党不断地教导自己的党员要关心群众的利益，认真研究和总结工农群众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从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将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人民谋福利，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不遗余力地关心国家的繁荣和为人民谋福祉等内容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中国人民极其热爱中国共产党并对它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人民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并以高度的热情去完成党的指令。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中国成为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力量。它必将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征途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祝苏中人民的永恒友谊不断加强和发展!

祝愿伟大的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永远保持朋友加兄弟的关系!

祝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所有胜利的组织者和鼓动者万岁!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万岁!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81-95

№21476 马尔采夫致库尔久科夫等函：中国高教部苏联专家工作报告(1956年9月27日)

苏联驻中国使馆

北京市

1956年9月27日

第786号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苏联高教部副部长Б.С.格拉先科同志

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В.А.基里林同志：

兹发给你们中国高教部顾问В.И.多库金同志所作的关于自己在1956年1—6月间的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共计19页。

苏联驻中国科学文化专家组负责人

А.马尔采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上述三位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马尔采夫。发送者——菲拉托维奇。第1241号，1956年9月18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3份

1956年9月27日

苏联驻中国高教部顾问、社会学教授В.И.多库金

关于1956年1—6月间工作的报告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1955年中国思想斗争运动发展的总体特点，并对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的状况作了评价。

兹报告阐述了我1956年上半年在中国高教部作社会科学顾问期间所做的具体工作。报告以苏共二十大决议和资料为依据集中说明了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育的进一步改善等问题，并简要介绍了苏联驻中国的社会科学教师组的工作情况。

一、参与解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教学领域中存在的一般性问题

1956年上半年，中国高教部和整个中国高等院校系统都在积极地起草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前景计划。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经济、科学、文化和干部培养等领域实施全面规划的指示正逐步地落实到实际，并在中国高教部制定的一系列前景规划中得到充分反映。

为了反对保守主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总要求，中国各高校都在打算并逐渐实施广泛地规划以消除自身工作中所存在的缺陷。

中国高教部政治教育管理局在1956年第一季度就社会科学未来12年发展问题起草了如下一系列前景规划文件：

1.社会科学干部培养前景计划。

2.社会科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前景计划。

3.科学思想评论发展前景计划。

4.社会科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辑、翻译和出版前景计划。

5.在社会科学领域科研工作发展的前景计划。

根据计划预测，1967年中国高校将有在校大学生近200万人。为了开展社会科学教学，届时在目前3000名社会学大学教师的基础上仍需要再培养近8000名大学教师。

正如我在1955年报告中所指出，为了解决这一重大任务，中国各大型高校正大量培养社会学专业人才，扩大研究生和培训班招生规模。根据中共中央决议，中国人民大学将改组为一所专门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培养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专业的教师骨干。

1962年以前，还将组建两年制学习班，以便从优秀高校毕业生中培养理论专业的社会学教师。

关于进一步提高社会学教学、政治教育工作和开展科学思想评论的举措也制定了相应的前景计划。关于社会学教科书和参考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在这方面的基本要求是，在近三年内完成主要教科书的编写、教学大纲和资料的编制和翻译，研究生必修科目书籍清单的编制等工作。在未来12年内，必须完整地向高等院校提供社会学方面的教科书，作为干部的理论培训资料。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必须反映当代各相应知识领域的最新科研成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概括性地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计划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12年计划打算完成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出版苏共最重要的决议，苏共以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最重要的著作。

在科研工作领域，也打算开展对马列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研究活动。在哲学领域计划研究中国向社会主义转折的普遍和特殊规律问题。在经济学领域，将着重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需要特殊关注和研究的是工业、农业、交通、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经济合作诸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

中国同志还向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们提出了关于在以下方面提供帮助的问题：

1.对上述前景计划提出批评性意见和具体补充意见；

2.向中国同志介绍苏联科学在相应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3.就中国同志所编制的上述科学工作前景计划介绍苏联的经验。

二、(我们)对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局所给予的帮助

在上述期限内，我们以顾问的身份向中国高教部政治教育管理局提供了如下一些帮助：既参与并完成了整个计划期的一个基本工作，也参与并解决了一系列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

整个计划期的基本问题：

1.了解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在社会学教学和开展科学—思想评论、培养教师骨干领域所做的工作情况。

2.与政治培养管理局工作人员一起参观北京市各高校的社会学教研室并了解其工作情况。

3.根据既定计划，就社会学教学和政治教育相关问题与中国高教部领导者会谈，参与社会学教学、中国各高校政治—培养工作和教师培养等方面资料和指令的编制、起草工作。

4.就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相关问题组织和举行辅导和报告会。

苏联专家参与了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1956年计划的制定工作，该计划包括的主要问题如下：

1.制定社会学教学和干部培养领域未来12年的前景计划。

2.就在中国各高校开展科学—思想评论活动的问题而编制相应计划。

3.研究中国高校政治培养工作的发展经验。

4.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定期组织和举办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研室主任培训班。

5.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组织培训工作和举办夏季讲习班以提高社会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6.编辑出版教学大纲和研究生必修课的参考书籍目录。

7.对各高校社会学大学教师的教案进行评审。

8.对中国东部、湖南省和广州市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检查。

9.组织苏联社会学专家在长春、成都、南京、武汉、上海、广州和西安等城市举办讲座。

在帮助政治培养管理局落实既定计划的过程中，我在1956年完成了以下工作：

——对武汉马列主义教研室会议工作作了总结并提出相关建议；

——为了在社会学教学中将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而举办了上海马列主义教研室会议。我参加了此次会议并根据会议成果制定了相关举措。这些举措主要包括：根据为中国各高校社会政治课而准备的材料重新制定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法。

——参与制定相关前景计划并帮助落实改进社会学教研室科研工作的相关举措。

——参与编制定期举办的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的议题计划，在这些进修班上要作的理论性发言和报告(4次)以及中国同志起草的将在讨论会上要作的报告。

——参与筹备和举办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有关的中苏社会学大学教师国际会议(参见本报告第4章)。

——参与中国高教部组织的委员会赴广州、长沙、南昌、汉中和南京等城市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调研，并参加大学教学经验交流会。

——在中国高教部年中总结时，我就各高校社会学教师所提出的个别问题作了一系列报告。

三、向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帮助

1956年第二季度，由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题所刊登的一系列文章，中国社会学教学领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便成为我们工作的重点。

针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年中总结，我们的帮助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就一些与苏共二十大决议及其资料而产生的相关问题，就定期举办的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进修班的工作安排问题，苏联专家对技术院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咨询问题，组织夏季讲习班以提高社会学教师的专业素养。

从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角度阐明社会学教师所提出的问题。

苏共二十大之后，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出了大量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涉及二十大的会议资料，还有一些问题是关于一些教研室希望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基础教程的教学作了一些变动。下面，我们将从这些问题中列举一些比较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1.目前如何揭示关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终将胜利的问题？

2.个别同志说，现在不能把《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用作马列主义基础教程的教学参考书。这对吗？

3.与利用议会道路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关于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问题？

4.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同志指出，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那么，这里指的是哪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哪些国家中工人的实际工资没有下降？

5.И.В.斯大林在《经济问题》一书中就战争不可避免问题所作的论断是否已经过时？

6.关于苏共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和关于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教学参考书的编撰前景如何？

7.苏联如何评价《人民日报》所刊登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

8.针对中国同志提出的关于И.В.斯大林是否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问题，如何作答？

9.从下一学年开始，马列主义基础教程一课的教学如何组织？А.И.米高扬在苏共二十大上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只适用于苏联历史的说法是错误的。Н.С.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中也指出，必须编写一系列马列主义教科书。那么，即将编写的此类教科书将是怎样的呢？是否应当加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教程的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

10.除了南斯拉夫问题外，И.В.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还犯了哪些错误？《人民日报》上说，斯大林犯了一系列错误，具体都是哪些错误呢？

苏联社会学专家们就苏共二十大资料相关问题举办了一些会谈和辅导。在这方面苏联高教部发出的关于在1955—1956学年完成高校大学生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课程的学习的指示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苏联高教部的这些指示，及其在附录中所建议的参考书目也被中国政治培养管理局和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根据这些课程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教学特点，运用于大学生的社会学学习之中。

在开展针对大学教师的再培训和提高其理论水平的工作上，我们所进行的活动包括：长期组织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培训班，加强苏联专家对各技术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帮助，举办巡回讲座，并由苏联专家为中国社会学教师作报告，等等。

在培训班上除了听取苏联大学教师所作的报告外，还讨论了中国大学教师就一些现实理论问题所作的报告。期间，各马列主义教研室负责人所作的报告具体如下：

1.马列主义关于国家资本主义问题——报告人：林启茹(Лин Чи-жуй)同志；

2.中共在农业合作化领域的方针——报告人：郭高启(Го Гоу-чи)同志；

3.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学说——报告人：程州(ЧенЧжоу)同志；

4.关于过渡时期党的思想工作——报告人：艾知生同志。

在培训班上政治经济学教研室负责人讨论了如下报告：

1.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科学基础——报告人：陶大盛(Тао Да-шэн)同志；

2.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向社会主义类型的合作社的过渡——报告人：宋涛(СунТао)同志；

3.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劳动组织和收入分配原则——报告人：朱升富(Чжу Шенфу)同志。

开设社会学教研室负责人长期培训班的工作引起了大学教师干部的浓厚兴趣，许多大学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苏联专家在教学法的组织、科学研究和政治培养工作等方面向各技术院校的社会学教研室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苏联大学教师就马列主义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最重大课题所作的讲座和报告也使中国大学教师获益匪浅。参加此类报告会的人数一般都在1000—1500人左右。

我们通过上述举措向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所提供的帮助，得到了中国高教部和中共中央宣传管理局的充分肯定。

苏联专家所采取的旨在帮助中国高校培养高度专业化教师骨干和发展科研工作的一系列强化性举措也得到了上述部门的高度评价。而中国大学教师和研究生的实践成果则进一步证明了苏联专家工作的成效。

四、关于就苏共二十大会议资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而举办的首次理论联合会议的工作情况

今年3月31日至4月9日，在北京举行了首届理论联合会议。这次会议的与会者除了苏联社会学专家、大学教师外，还有中国科技工作者和各高校的社会学大学教师。

本次大会是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专家事务管理局和中国高教部的大力协助下，由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下属的科学—文化工作组和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教学法联合会(领导人为В.И.多库金教授)组织的。

举办联合学术会议的想法得到了中共中央宣传管理局的热情支持，其工作人员也积极参加了会议的工作。该理论会议的主席团主席为科学院院士П.Ф.尤金，成员包括苏联科学工作者代表，中国科学院，各高校和其他文化、社会组织的代表。

在社会学代表教学法会议和统一的党组织党委会议上讨论并肯定了这次联合学术会议的工作计划。会议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帮助同志们深入学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和资料，阐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并用这些资料来武装苏联专家。此次学术会议应有助于解决被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所面临的实际任务，确保进一步巩固苏中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创造性的学术合作。

此次学术会议的工作计划具体如下：

1.会议开幕。科学院院士П.Ф.尤金致开幕词。

2.И.М.巴尔哈托夫同志作报告：“苏共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历史经验的国际意义”。

3.В.И.多库金同志报告：“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并存”。

4.В.С.斯巴诺夫斯基同志报告：“关于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

5.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同志报告：“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问题”。

6.就上述报告如下同志将作发言：Л.С.拉布霍夫、М.И.库兹涅佐夫、С.В.亚历山德罗夫和М.Я.潘克拉托娃等。

7.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报告：“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及其进程”。

8.郭沫若同志报告：“关于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在社会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计划”。

9.中国国家计委副主任和统计计划管理局局长杨英杰同志报告：“中国国民经济未来15年发展前景”。

10.Н.И.克利姆科同志报告：“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合作”。

11.中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同志报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及其在中国的实现”。

12.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同志报告：“中国的阶级斗争”。

13.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报告：“中国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14.会议领导人为会议致闭幕词。

此次会议的工作引起了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的浓厚兴趣。这从与会者数量上便可充分反映出来，此次与会者人数为450—800人左右。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会议的组织工作做得非常好，从而为会议的成功举办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会议期间的报告和发言同时使用两种语言——中文和俄文，报告和发言稿均同时提供给苏联和中国同志。会议的翻译工作做得很好。

苏联科学工作者们(如В.И.多库金教授、Н.И.克利姆科教授、科学副博士兼副教授И.М.巴尔哈托夫和В.С.斯巴诺夫斯基等)的报告均涉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世界体系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一些最重大问题，展示了苏联人民在苏共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积累经验的巨大国际意义。

针对Л.С.拉布霍夫、С.В.亚历山德罗夫、М.Я.潘克拉托娃和Н.И.库兹涅佐夫等同志的报告，在会议发言中，同志们对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有益的补充，并提出一些评论性意见。

中国同志所作的关于以思想理论武装我们的大学教师骨干和加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报告不仅展示了中国未来12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前景，而且深刻分析了中国的阶级和思想斗争状况，揭示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巨大国际意义和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学说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自己的报告中展示了中国科学和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并对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以及在社会学领域培养科研和教师骨干的任务给予了巨大的关注。

关于联合理论会议工作的意义，郭沫若强调了此次会议工作对中国科学和教师骨干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他尤其满意地指出，此次会议的举办在巩固伟大的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科学合作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当然，作为苏中两国学者首次联合举办的学术会议，其进行过程中难免也存在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针对所作报告的讨论原本可以进行得更深入一些，个别报告仍需要作更详细的修改和编辑，报告和发言的时间一般都超过了所规定的时限。

但这些不足并不能抹杀此次联合理论会议对苏联和中国思想战线工作者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政治和实际意义。为了密切苏联和中国科学—文化工作者之间的创造性学术事业的交流，有必要全面地推广和进一步发展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经验。

在总结此次理论会议的同时，《人民日报》(1956年4月16日)指出，这次会议积极地推动了中苏两国社会学界工作人员之间的学术合作和经验交流。

所有报告全文，其中包括中国同志报告的俄语版均于1956年5月21日发往苏共中央和苏联外交部。

五、关于在中国工作的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教学法联合会的工作情况

截至1956年6月1日，在中国高校中工作的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共计34人，其中3人在上海市，2人在成都市。

该联合会的主要任务是给予苏联社会学大学教师以理论和教学法方面的帮助。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在教学法联合会会议上，及其分部(党史、经济和哲学)会议上，均就一些新课题的教学法资料和讲座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为了进行年中总结，举行了5次教学法联合会全体会议并每月举行一次分部会议。在教学法联合会中详细讨论了理论会议的筹备问题及其相关资料，研究了关于在苏共二十大决议基础上重新编制为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训练班学员提供的讲座和其他教学材料的问题。

所有社会学大学教师都有责任在自己的讲座中充分体现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联合会各分部在自己的会议上也讨论了苏联大学教师们以及中国同志所提出的问题。

教学法联合会在研究生必修课的参考书目和教学大纲草案的讨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苏联驻中国使馆的负责人会定期到教学法联合会作相关信息报告和咨询活动，以便向社会学大学教师们补充一些关于国内的新情况。社会学教师们已经听了一星期中国领导同志就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所作的讲座。

社会学教师们经常为在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工作的苏联专家集体作报告和讲座。这一工作为这些同志独立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苏共二十大以后，社会学教师集体根据会议资料准备并作了一系列报告和讲座。

他们为苏联专家准备并作的讲座的题目具体如下：

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苏联人民为争取共产主义建设新胜利的战斗纲领(巴尔哈托夫同志)；

战后国际发展中的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转变为一个世界性体系(库塔科夫同志)；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振兴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合作(克利姆科同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帝国主义矛盾的激化(库兹涅佐夫同志)；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博塔波夫和杜宾斯基等同志)；

列宁的两个体制和平共处的政策——苏联外交政策总路线(伊诺泽姆采夫同志)；

关于两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和平共处(多库金同志)；

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帕夫洛夫和缅任斯基等同志)；

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独特模式(亚历山德罗夫和西托洛夫等同志)；

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六五计划——共产主义建设的新的重大步骤(卡拉塔耶夫同志)；

苏共二十大关于社会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的任务(马卡罗夫同志)；

关心人民的福利——党的法律，苏共二十大关于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任务(斯洛博佳纽克同志)；

苏共二十大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安东诺娃同志)；

列宁的民族政策以及在农业和文化领导中进一步扩大各联盟共和国的权力(列文科同志)；

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阿列什金同志)；

苏联人民——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定性力量(巴尼拉托娃和萨波日尼科夫等同志)；

共产党——苏联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力量(贝斯特雷赫同志)；

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不可调和性(基谢廖夫同志)。

教学法联合会所做的工作使在中国高校工作的苏联社会学教师之间可以广泛地交流经验和相互帮助，以有利于搞清楚一些理论和教学法方面的问题。

关于被派往中国的苏联社会学教师集体工作的不足，主要有以下方面：

1.个别同志(如基谢廖夫和列为尼克等同志)参与教学法联合会及其分部的工作较少；

2.个别教师在与中国同志联合举办的会议上犯了错误。例如高级工会学校政治经济学教师马卡罗夫和克利姆科等同志，在有中国同志参加的教研室会议上，关于教学负担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北京国立大学工作的马列主义基础教师——巴特里克耶夫同志在有中国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抱怨负担过重。

3.在个别情况下不愿意向那些没有苏联专家的中国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提供帮助，如姆哈诺夫同志。

上述错误正在我们的工作中得到纠正。总体而言，我们的集体是以守纪律、负责任和真诚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肩负的使命的。

而一般而言，中国同志和相关组织对苏联社会学教师们的工作也都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的。

六、参与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委员会的出差事务

我们根据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委员会的要求，出差去外地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中国同志检查各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并举办与这些课程相关的教学经验交流会。

该委员会的出差工作主要涉及以下城市：武汉、上海、长沙、南京、广州、杭州、南昌等。该委员会工作期间，在这些城市高校举办了大量社会学教师会议，与会者既有中国同志，也有苏联专家。

在了解各教研室工作的同时，我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社会学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思想理论水平方面，检查教研室的前景计划，提高教师专业技能的措施以及科研和政治培养工作的开展情况。

苏联专家就马列主义基础教程、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一些重要题目为各高校教师集体作了一系列讲座。

1956年4—5月间，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特别委员会对中国南部和东南部一些高校社会学教研室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此次检查的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各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及其政治教育工作状况；检查各社会学教研室落实中共中央关于以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大学生的指示的情况。

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已对中国高校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些积极经验作了总结；正在对采取如下一些政治教育工作模式的成果进行研究，如在高校中设立先进集体制度，突出和奖励优秀工作者，尝试从所有教研室选拔优秀教师组成教育小组等；正在对把教师教学和大学生培养全面负责制原则落实到实际的结果进行预先评估。

各高校所出版的刊物在提高思想理论水平、社会学教学质量和加强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几乎所有高校在各系、年级和班级都办有报纸和墙报。高校刊物揭露和批评教学、科研和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不足。我们在政治教育工作路线方面计划实施的各种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一系列高校均在学术委员会上编制和批准了政治教育工作计划。

社会学教师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水平仍存在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严重缺陷。因此高教部实施的提高社会学教师骨干专业技能的举措便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

苏联专家对中国高校的政治教育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苏联专家在中国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工作的过程中；苏联专家进入技术院校社会学教研室工作；苏联专家参加定期训练班的工作；苏联专家就一些理论和教学法题目作报告和讲座；最后，与中国同志共同举办学术会议。

1956年5月末，在苏联驻中国使馆举办的科学和文化组老顾问会议上，听取和讨论了多库金В.И.同志报告：“关于中国高校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和任务”。

结论

1.1955—1956年度，中国高校社会学教学和政治教育工作的结果表明，各级党组织领导层对这方面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社会学教研室组织的建立以及教师队伍的不断壮大和补充，为中国各高校完成针对大学生的马列主义教学培养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前的任务在于，改装对各社会学教研室的领导工作，提高骨干教师的专业技能，确保在教学和科研工作方面给予年轻教师更大的帮助。

2.今年7—8月份，中国高教部仍将在北京和上海举办社会学教师和教研室负责人再培训夏季讲习班。参加者将包括中国所有高校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教研室的负责人。这些讲习班的工作计划将在苏共二十大决议和中共中央指示的基础上涉及一系列最重大的理论和教学法问题。

近期，中国高教部政治培养管理局所属特别委员会正在对各高校马列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大纲、参考书目和研究生必修课进行复审。

中国高教部请求社会学方面的苏联专家对上述举措的落实给予必要的帮助。另外，在举办夏季讲习班和新学年的准备工作方面，我们也必须确保向中国高教部给予相应的帮助。

3.针对苏联社会学专家在中国各高校所作的讲座内容也需要重新审定和编制，以便其能够充分反映和说明苏共二十大会议决议和相关资料以及苏共二十大业已提出并解决了的那些新的理论问题。

苏联驻中国高教部顾问

В.多库金(签名) 　

材料共4份，分送给：И.Ф.库尔久科夫、В.П.叶留金和В.А.基里林等同志——各1份，档案室——1份

经办：多库金，发送者——菲拉托维奇。第1240号，1956年9月18日

手写批注：

归档。此为信息资料，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的工作人员已经熟悉了多库金同志的报告。

…… [99]

1956年11月23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05-234

№20590-1 伊万诺夫与朴金喆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27日

拜访了朴金喆，同他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谈。会谈开始我向朴金喆介绍了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佩利申科在战前和战争年代都在朝鲜工作，他了解朝鲜的实际情况。朴金喆说，佩利申科具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希望他能够帮助解决经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关于这一点，朴金喆说，中央委员会领导干部必须同苏联同志保持更加密切的联系。他接着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前不久谈到，今后一定要加强同苏联大使馆的联系并交换意见。我说，最近大使馆的个别工作人员和朝鲜劳动党的领导干部之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消除。

朴金喆对我们的这次来访感到满意，因为他正想同苏联大使馆商量关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朴金喆谈到了中央委员会关于发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决议不合适，并建议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文件材料制成特别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将分发给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

我提醒朴金喆说，他们已经同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达成了在报纸公布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协议，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也同意这个协议。

佩利申科说，在报纸公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决议对朝鲜劳动党有利，因为这样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就可以了解朝鲜劳动党的工作状况。

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个原则性问题，其意义还在于履行金日成和米高扬、彭德怀同志达成的协议。

朴金喆说，他知道米高扬、彭德怀同金日成达成的协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通过特别的决议来公布这些决议，只是有意见认为在报纸上发表这些决议不合适。他说，将把我们这次会谈的内容报告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我问朴金喆，8月中央全会是否已经做出了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朴金喆回答说，正在制定这个决议，现在金日成正在审查这个决议。决议的最后文本还要2—3天时间进行准备。

佩利申科同志问，各级党组织是否讨论了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朴金喆回答说，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还没有分送给各级党组织，但是，已经向地方上通知了这个决议并且已经讨论了这个决议的内容。他说，几天之后，各级党组织将开始讨论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中央委员会正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委员会相关的工作人员将被派往各地。

我问朴金喆，9月中央全会关于个别同志的决议是怎样执行的。朴金喆回答说，已经通知了崔昌益和朴昌玉关于全体会议恢复他们中央委员的决议。朴金喆说，崔昌益现在身体状况不好，朴昌玉则被派往两江道工作。然后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通知那些出逃到中国的同志。

朴金喆对这次谈话感到满意，并再次向我们承诺，他将把苏联大使馆的意见报告给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参加了这次会谈。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20-23

№20590-2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9月28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9月28日

根据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临时代办曹克强的提议会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会谈。

大使馆参赞В.И.佩利申科和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以及翻译员王保民参加了这次会谈。

曹克强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三四天每天都提醒他们必须关注朝鲜报纸并立刻通知朝鲜同志公布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他说，根据报刊上的材料来判断，这个决议还没有公布。他还通报说，他在同金昌满会谈时，谈到了金日成对彭德怀的许诺，向金昌满要金日成的报告以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对此他得到的答复是：“材料一准备好就送给大使馆。”收到的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中只有金日成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族国家进行访问的总结报告以及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

曹克强问道，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问题苏联大使馆知道什么情况，并提醒说，彭德怀在他离开前说，关于公布这个决议问题已经同金日成达成了协议。

我回答说，从报刊发布的情况来判断，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到现在为止确实还没有公布。我提及了今天同朴金喆的会谈，并通知曹克强说，按照朴金喆的话来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有人认为在报刊上发表9月中央全会的材料不合适，一方面是因为，报刊上没有公布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另一方面，同苏联和中国的兄弟党代表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在报刊上公布这些材料。我引用同朴金喆的谈话内容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以单独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并分送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我也引用朴金喆的话说，对他所说的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材料的问题也不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最终决定。

至于8月中央全会的材料问题，我说，我们苏联大使馆收到的材料同中国大使馆一样。

在会谈的最后，曹克强通报说，他从北京收到特别指示，要在关于公布9月中央全会材料这个问题上同苏联大使馆进行联系，如果需要的话，就采取相应的措施让朝鲜朋友们解释这个问题。

曹克强又补充说，通过同金昌满的谈话他已经知道，出逃到中国的那些朝鲜同志的家属已经被恢复了粮食供应。至于这些同志返回朝鲜的问题，曹克强说，金昌满通知他说，朝鲜已经不需要他们了。

关于出逃到中国的朝鲜同志的家属受到的其他迫害这个问题，曹克强回答说，这些家属都被赶出了他们的住所，他们是否又搬了回去，他就不知道了。这次会谈由М.П.库尔巴茨基和王保民翻译。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23-26

[1]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均以省略号标示。——译注

[2]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所呈送的资料。——编注

[4] 该书已有中文本。——编注

[5] 据编者请教中国藏学专家，这个机构通常被译做“雪列空”(“列空”是机关、单位的意思)，是管理布达拉财务和拉萨郊区政法的部门，在旧西藏算不上高层机构。——编注

[6] 据编者请教中国藏学专家，囊萨康负责(班禅)服饰，夏曾康负责(班禅)膳食，泽康为财政处，冲依康为秘书处。此外，班禅政府的机构还有柴曾康(负责佛像上绸缎制品的制作等)、拉日康(负责佛画绘制等)。——编注

[7]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决议草案。——编注

[8] 原文如此。冀朝鼎并非中共中央委员。——编注

[9]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0] 在此段旁白处有手写批注：删除。——编注

[11] 乔治·寇松，1919年至1924年英国外交大臣，是鼓吹和实践维持英国在海外扩张及其大国地位的代表人物。——编注

[12]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13]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4]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5] 鸠山一郎，时任日本首相。——编注

[16] 以下为上述目录的具体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17] 1955年12月10日，苏联驻中国大使П.Ф.尤金向苏联领导人建议：让苏联交通建设部部长Е.Ф.科热夫尼科夫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利用无沉箱的方法在长江上建筑桥墩的问题。建议被采纳了。——原注

[18] 以下为上述目录的具体内容，略去未译。下同。——编注

[19] 参见以下文件№20757。——编注

[20] 这里指的是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以及对外政策和军事问题。会议是在1月6—11日期间进行的，从实质上来说，这是政治协商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原注

[21] 参加会议工作的还有以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罗马尼亚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议(АПРФ，ф.3，оп.1，д.5，л.1)。——原注

[22] 这里指的是1956年1月28日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就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苏联元帅И.С.科涅夫的建议通过的关于华沙条约参加国武装力量统一指挥的条例。——原注

[23] 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作出决定：在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之后，其武装人员将被列入华沙条约参加国联合武装力量的组成中，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部长，将由联合武装力量的一名副总司令担任。——原注

[24] 这里指的是“华沙条约参加国关于友好、合作和互助宣言”，其草案文本已经在1956年1月23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被批准。(参阅第183/Ⅰ号会议记录，АПРФ，ф.3，оп.10，д.217，л.1-9)——原注

[25] 政治协商委员会的会议是于1956年1月27—28日在布拉格举行的。关于会议的情况以及有关材料和最终通报可参阅第182/33号会议记录，(АПРФ，ф.3，оп.10，д.216，л.72、93、94)，1956年1月20—28日《真理报》。——原注

[26] 这里指苏联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代表。——原注

[27] 括号内的文字是用手写加上的。后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相。参见《人民日报》1956年2月14日第3版。——编注

[28] 略去未译。——编注

[29] 所收集的档案只有马来亚共产党1月12日的信件。——编注

[30] 此处人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31] 卡冈诺维奇的这个意见，显然是由Н.С.赫鲁晓夫报告的如下内容引起的(在“关于在现阶段可能避免战争”的章节里)：大家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理，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人们通常只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只研究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经济基础。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在战争可能或者不可能发生的问题上，拥有巨大意义的还有人们的意愿，阶级和政治力量的对比。——原注

[32] 在赫鲁晓夫报告最初的一份草案里，在关于“苏联的国际地位”一章中，确实只援引了列宁著作的以下内容：“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丑化和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在报告中说：“列宁在其对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评价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着对人的暴力’。在自己的关于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的天才论断中，列宁预见了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他写道，‘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个弱小的国家里，在相邻的大国完成了社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有可能和平地让出政权，如果它坚信抵抗是无济于事的话’。”引言在此处就中断了。在列宁的著作中接下来的内容应该是：“(资产阶级)认为保留自己的脑袋要更好一些。而更有可能的自然是，在弱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承认这样的战争应该是国际社会民主制度的唯一纲领，尽管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对人的暴力。”(《列宁全集》，第30卷，第122页)——原注

[33] 在赫鲁晓夫报告最终的修订文稿中，这段内容是这样表述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许多特殊性，它的经济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前是极其落后的，并带有半封建的性质。在控制了国民经济关键性命脉部门的基础之上，人民民主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执行的是和平改造私有工业和贸易，逐渐地把它们变成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的方针。”——原注

[34] 卡冈诺维奇的意见，是报告最初草案的以下一段内容引起的：“在未来完全有可能会出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形式。也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将会采用议会制度。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对于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传统性的机关，将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这个国家人民的绝大多数——意愿的工具，也就是变成对劳动人民群众来说是真正的民主制的机关。这种领导力量将是工人阶级的人民的议会，将能够动员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报告最终的修订文稿中，关于可能利用议会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找到了肯定性的回答。按照赫鲁晓夫的意见，在现代的条件下，“把劳动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全体爱国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和坚决打击了机会主义分子……的工人阶级，是能够战胜反动派和反人民的力量，在议会中夺取牢固的大多数，把这个资产阶级民主的机关，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工具”。——原注

[35] 斯大林1951年2月17日与《真理报》记者的谈话内容：“和平将被保持和得到巩固，如果各国人民将把和平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将把它坚持到底的话。”——原注

[36] 印度支那共产党在1951年时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改为越南共产党)。——原注

[37] 1946年8月22日，斯大林在对英国报纸《每日先驱报》发表讲话时，指出了英国的通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可能性，同时尤其强调了它的和平性质。他说，“俄国的道路是短暂的，然而，也是困难的，同时伴随着流血”，“同时，英国的道路也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原注

[38]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39] 尚未解密。——原注

[40]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1]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42] 1956年3月2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参加兰州—阿拉木图铁路乌鲁木齐市至中苏边界地段建设工作”的决议草案和给毛泽东的信函草案。苏联负责完成设计、勘查工作，提供必要的材料和设备，运输工具和机械以及在建设过程中给予其他的技术帮助。除此之外，苏联还将向中国提供用于建设这个铁路地段所需数额的年息为2％的长期贷款，自1960年开始，清偿期限为10年，中方以货物偿还(РГАНИ，ф.3，оп.14，д.8，л.7；д.11，л.11、48-50；д.13，л.81、105-113)。——原注

[43] 该档案系在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文件。——编注

[44] 李海秋，即苏联驻华使馆参赞利哈乔夫(В.И.Лихачев)。——编注

[45] 该档案系在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文件。——编注

[46]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8] 原文如此。关于这一机构，中国称中共中央宣传部，苏联称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编注

[49] 这里指的是关于公布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的问题。此前几个月，在1955年秋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以及在1955年12月14日在德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赫鲁晓夫曾说，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作为共产党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种形式而保存下来是合适的。二十大前夕，苏联领导人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改组共产党情报局。在此之前，情报局在政治上没有任何重大的威望。米高扬提出的关于设立几个地区性的联合组织来替代情报局的想法没有实现，或许这是由于没有获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4月18日，《真理报》刊登了关于中止共产党情报局活动的通报。这份通报指出，共产党将会找到建立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更好的形式。1957年、1960年和1969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会议成了各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最重要的形式。——原注

[50] 在4月13日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中谈到了以下内容：参加情报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在争取工人阶级利益以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中，每个政党或党派应该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的目标和任务以及根据本民族的特点和自己国家的条件，来开展自己的活动，一定能够找到各国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益的方式。在给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匈牙利劳动党和罗马尼亚工人党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中谈到，涉及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在近期即将举行的会晤，讨论这个问题是适宜的(РГАНИ，ф.3，оп.14，д.14，л.3、76-79)。——原注

[51]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名单。——编注

[52]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53]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4]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5]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句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6] 原文如此，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苏联有意出面调停国共内战是在1949年1月。——编注

[57] 即诺罗敦·苏拉玛里特(Norodom Suramarit)，诺罗敦·西哈努克的父亲，1955—1960年为柬埔寨国王。——编注

[58] 潘迪特，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妹妹，曾任第八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编注

[59] 原文如此。米高扬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编注

[60]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1]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的草稿中，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之中漏掉了А.И.基里琴科、Н.М.什维尔尼克和Н.И.别利亚耶夫的名字。——原注

[62] А.И.米高扬之行是在1956年3月20日至4月9日期间完成的。——原注

[63] 里丁，时任英国外交副大臣。——编注

[64] 原文如此。毛泽东与米高扬的西柏坡会谈发生在1949年2月。——编注

[65]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6]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8] 关于解散情报局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问题，苏共最初的想法是分别建立欧洲、亚洲和北美几个联络局。1956年3月米高扬访华时提出了这个建议，毛泽东表示不同意建立机构，并提出有事可以开会解决。——编注

[69] 1956年6月1—23日铁托访苏，苏南高级谈判最终结果是在6月20日签署了苏联政府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共同声明以及关于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关系的宣言。6月24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协商会议上，Н.С.赫鲁晓夫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领导人通报了关于与南斯拉夫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谈判情况。6月29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把这些情况通报给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以及苏联基层党组织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1956年7月13日，向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寄出了苏共中央的秘密信函，其中强调了应该注意与南斯拉夫代表团之间的分歧，南斯拉夫方面拒绝声明与苏联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思想统一以及南斯拉夫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原注

[70] 6月5日，在大克里姆林宫招待铁托的宴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А.布尔加宁提议“为朋友，为列宁主义者，为我们战斗的同志”干杯。在苏共中央致中国、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信函中，称这个声明为时尚早。——原注

[71] Л.Ф.伊利切夫，时任苏联外交部刊物部主任，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65—1989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编注

[72] 指的是1956年6月28日发生在波兹南的事件。——原注

[73] 6月29日，塔斯社驻华沙记者向莫斯科传送了波兰官方关于波兹南事件通报的文本。这个通报于6月30日被以标题为《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在波兹南的敌意性挑衅》发表在《真理报》上。当天，苏共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克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著名决议；决议中还包括对波兹南事件的评价，认为它是西方特务机关的阴谋活动。——原注

[74] P.S.南尼(1891—1980)，意大利社会党领袖。1947年11月，意大利社会党与意大利共产党联合建立了“人民阵线”，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两党分裂。——编注

[75] P.陶里亚蒂(1893—1964)，时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76] B.贝鲁特(1892—1956)，生前任波兰统一社会党主席和第一书记。——编注

[77] 西伦凯维兹(1911—1989)，时任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编注

[78] 米科瓦伊奇克，二战时期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编注

[79] 爱德华·奥哈布(1906—1989)，时任波兰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编注

[80] 拉伊克，曾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匈牙利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编注

[81] 拉科西，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编注

[82] 法尔卡什，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局委员。——编注

[83] 以下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84] 该附件略去未译。——编注

[85]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文件中没有该名单。——编注

[86]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87]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88]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89]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附件。——编注

[90] 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委托Н.К.巴伊巴科夫将这封信连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对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指示草案的意见，一并交给李富春。信中指出，这份文件中阐述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过于紧张了，苏联方面的技术援助，尤其是自1961年开始，在提供设备方面是可能的，而在一系列项目上——可以从1960年开始(РГАНИ，ф.3，оп.14，д.54，л.2 3，19，55 57)。——原注

[91] 原文如此，显然属于笔误。应为9月4日。——编注

[92] 即澎湖列岛。——编注

[93] 锡兰，现斯里兰卡。——编注

[9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95]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96] 原文如此。——编注

[97] 1956年9月中旬，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А.И.米高扬与中国领导人详细地讨论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局势问题，并与他们制定了共同的行动计划。米高扬和彭德怀按照计划访问朝鲜，于9月23日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工作。在苏联和中国的干预下，金日成许诺恢复8月事件参加者的党籍，不对自己的党内论敌采取大规模的镇压运动。——原注

[98] 原文如此。——编注

[99]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20590-3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1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1日

…… [1]

10月1日拜访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曹克强对我说，根据北京9月29日的指示，他拜访了朴金喆并说，对于长时间拖延公布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北京表示关切。

朴金喆回答说，《劳动新闻》报于9月29日已经刊登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而且是头版。

预计不会公布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以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因为他们将发行单独的小册子并分送给各级党组织。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26

№138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报纸的错误(1956年10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4日会议第4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这次会议由А.И.米高扬主持。

第38项　《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针对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临时代办陈楚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的说明。 [2]

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3] 、萨布罗夫、维什涅夫斯基、苏斯洛夫。

知悉，犯了错误。

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处罚犯错误的人。

关于塔斯社方面——书记处应该审理所犯的错误。

塔斯社的说明——不真诚。

宣布对维什涅夫斯基同志的警告处分。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5，л.33-40

№2055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

致苏共中央：

朝鲜驻苏联大使李相朝同志委托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同志将自己给朝鲜劳动党中央所写的信件译成俄文，并将译文转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李相朝还通报，关于这封信的原文，他打算于十月十几号左右发往平壤。

这里是发往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李相朝同志所写信件的俄语译文。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6年10月5日

第25-c-2136号

手写批注：

阅。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31日

附件：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相朝同志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的简要内容

在自己的信中李相朝同志叙述了苏共中央已经基本了解了的朝鲜劳动党内部的有关情况，并补充了一些新事实。

李相朝同志表示，自己不同意1956年8月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他认为，此次中央全会本应解决以下问题：

1.关于重新研究以往的(朝鲜)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以便以此为基础制定用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的切实措施。

2.关于清除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以确保党内真正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

3.关于恢复在金日成个人崇拜影响下被篡改了的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

4.关于消除党在宣传领域的错误，因为后者如今已背离了人民的现实生活。

5.关于免除那些妨碍党的团结和统一的人的领导职务。

但是，上述问题在8月中央全会上并没有得到解决，而那些试图提出这些问题的同志却遭到了镇压。

李相朝同志说，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过程中，多数所谓金日成撰写的“著作”都不是他本人，而是由其他同志撰写的。由于个人崇拜的普及和传播，金日成同志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自己手中并将自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李相朝同志的结论是：如果党内民主得不到保障和不能彻底地恢复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那么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将成为专横和违法乱纪的牺牲品。

李相朝同志认为，在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等人没有向全体与会者传达苏共中央向他们提出的那些有价值的建议，那些在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同志则被污蔑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密谋者”。与此同时，在朝鲜劳动党内部却谣传，仿佛苏共中央已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发了信并表示不希望对金日成同志提出批评性的意见。

还在此次全会开幕以前，一些同志在与金日成的私人会谈中便谈了自己对他的批评性意见，而他也向前者表示已诚恳地接受了他们的同志式的意见。可与此同时却制造了关于这些同志从事派别活动的所谓案件。很多领导干部遭到了暗中的跟踪，因而他们害怕彼此往来，并担心有朝一日被指责为“密谋者”。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金承化同志曾打算在8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于是便被紧急派往莫斯科学习。

500多名在机关和部委等部门担任骨干领导工作的同志被指责为“延安派”。所有当年在朝鲜战斗过的老一辈共产党员都被以各种名目定性为派别集团，扣上反党的帽子。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共产党员被称为“裙带派”，而那些从中国返回的则是“延安派”。而似乎只有那些由金日成领导过的游击队员和“祖国光复会”成员不属于任何派别并形成了党的主要力量。

总之，李相朝写道，所有与金日成没有关系的革命者都应当给自己带上派别活动者的标签。

李相朝接着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曾宣称，劳动党内不存在普遍的个人崇拜。然而，在8月中央全会上很多共产党员表示不满。于是，在关于金日成报告的决议中便写道：“……在党的队伍中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个人崇拜。其表现首先在于我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在这一工作中过度拔高了个人的作用。不过，个人崇拜并不能对中央一贯坚持的最高领导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制和劳动党的路线、政策产生影响。”

李相朝同志还列举了其他一些违反党章和社会主义规律的事实。例如违反党章的要求、不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便增选一些人进入党中央，而其中一些人随后便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这其中就包括成为民主党中央主席的崔庸健。

劳动党被金日成所制造的压制和专横氛围所控制。甚至连那些高级领导干部也被迫在恐惧和不自信的环境中工作。任何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的发言稿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以便确保发言者所说的都是“需要”的话，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党代会代表们。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们的所有发言稿都事先经过了详细的审查，并在不经代表同意的情况下胡乱修改。

李相朝写道，国家内部经常出现违反宪法的事。多数省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各地方人民委员会代表，而根据宪法相关条款，前者都应当是经过选举方可产生的。

由于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3万多人被关进了监狱。仅军人被逮捕者便超过了一个师的编制。8000人被定罪为反革命，约1万人因其他犯罪遭到审判。总之，在北朝鲜平均300人中便有一个犯人。

关于所谓“反革命分子”，涉及这样一个事实。8月中央全会召开前夕共有2000人被解除监禁，其中被判刑5年的“罪犯”，只是由于他们用了印有金日成肖像的杂志封面来作包书皮。

根据金日成所发布的指令，如果有两个证人便足以给一个人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任意年限的徒刑。

李相朝同志继续写道，朴一禹同志(前政治局委员)被逮捕，其家属也被从平壤强制迁移，理由是朴一禹竟敢在实物税和党对待反对派的政策等问题上与金日成唱反调，并声称，(党)不应该不加选择地采取残酷的镇压措施。

李相朝的信还谈到关于朝鲜当代文学中对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的歪曲问题。其中包括：过分夸大实际上早在1940年便已停止存在的由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的历史作用；吹嘘金日成的贡献，当年他在普天堡一带所发动的一场很平常的游击奇袭活动，竟被吹捧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夸大“祖国光复会”的作用，实际上该组织的人数还不到100人。

但与此同时，却对与中国人并肩战斗反抗日本人、蒋介石和美国侵略者的朝鲜共产党的活动避而不谈。

(朝鲜现领导人)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问题上犯了巨大错误。例如国内居民在饮食、住房和生活必需品等方面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便计划兴建汽车厂、平壤肉联厂和罐头厂等，却没有考虑到国内并没有可以为上述工厂从事生产所需要的原料。

李相朝同志在信中还写了关于当朝鲜战争进行到第一阶段时，他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会谈的情况。他说，当时(朝鲜)人民军已顺利地推进到了朝鲜南部，可毛泽东同志仍然预计到存在美国大部队入侵朝鲜的可能性。关于这个问题，李相朝同志向金日成作了汇报。而后者却答，我们不打算后撤，因此没有必要听从这一建议。

在信的末尾李相朝说，他并不反对金日成同志继续担任党的领导人，但是请求朝鲜劳动党中央把他的这份书面声明告知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因为他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在8月中央全会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

译自朝鲜文

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前不久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引起了朝鲜共产党员、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普遍关注。在这次全会上人们期待讨论的问题有：关于我们政府代表团对兄弟国家的访问；关于其他一些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未获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我们清除党和国家工作中的不足。人们尤其期待讨论并在党内形成广泛共识的问题是关于克服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这方面我们应当依靠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坚决反对个人崇拜的历史性决议和其他一些对国际工人运动产生了巨大积极影响的决议。在依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的基础上，所有兄弟党都广泛地展开了清除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思想斗争。

为了对那些将要在全会上解决的问题作出更详细的说明，我们可对之作出如下归纳：

1.重新审查以往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计划，以便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可以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状况的实际措施。

2.消除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以便确保真正的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

3.恢复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影响下被篡改的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史，因为在这样的历史叙述中金日成的贡献被过分地夸大了。

4.清除党的宣传领域中的不足，因为截至目前此类宣传已背离了人民的实际生活。

5.撤销阿谀奉承者的领导职务，因为这些人损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上述问题无疑会引发人们的激烈争论，很多共产党员的意见可能会与党内个别阿谀奉承者和一心想往上爬的人的意见发生矛盾。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但无论如何都不应当采取行政命令和限制性的措施，而且还必须允许所有人都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问题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对我们党具有重大的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只要通过全面的集体讨论的方式便可以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从而实现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统一。

我提出上述所有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想抹杀我们党、个别领导者在巩固人民政权和在战争年代领导全国人民反抗外部侵略者的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因为我们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领导朝鲜人民为了光明的未来而奋斗的主要力量。与此同时，我也不否认金日成同志在朝鲜人民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一定的积极作用。

问题的实质在于，上述问题的提出是为了揭露我们活动中客观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及扩大我国劳动者所取得的无可争辩的成绩。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消除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而不是为已有的成绩所陶醉并把这些成绩仅仅归功于某个人。

可是，这次全会的结果不仅辜负了朝鲜共产党员和其他兄弟党的期望，而且完全与这一期望发生了背离。

所有那些以列宁的组织原则为指导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对我党所造成的损害提出了原则性批评意见的同志均被定性为企图推翻政府和党的领导的“反党集团”。但显而易见的是，上述同志提出批评性意见的目的只是为了扩大党内民主、确保党的集体领导、恢复被个人崇拜的影响所篡改了的我们党史的本来面目，将阿谀奉承者和一心只想升官发财者从党的领导岗位清除掉，制定具体措施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粗暴的压制下那些曾在讨论会提出批评性意见的同志被剥夺了发言权，导致他们不能在中央全会上完整地表述自己的观点。一些诚实的敢于公开批评金日成个人崇拜的中央委员也受到欺骗并威胁可能被开除党籍。

难道这一切不令人感到可怕吗？

所有遭到镇压的同志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担负着重大职责的领导干部。其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崔昌益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内阁副首相朴昌玉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其案件移交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贸易相尹公钦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李弼奎等被开除了党籍。这样，上述同志便无法在全会上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其他一些也打算在全会上就这些问题发言的同志均被剥夺了话语权。

总之，这种粗暴和专横的做法是对我党党章的严重背离。

据说，曾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和私下批评过金日成的同志有朝鲜劳动党最高人民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枓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首相朴义琓、前建设相金承化和通讯相金昌海(Ким Чан Хэп)等。金日成及其亲信践踏了党章所维护的党内民主，并通过肆无忌惮的压制方式将所有这些对金日成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定性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的“反党”分子和“罪犯”。

在了解了上述事实之后，我们是否还可以昧着良心认可金日成及其同伙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和稍后所作出的结论，即我党内部不存在个人崇拜和党内具体的个人崇拜对象只是朴宪永呢？

我们是否可以断言，只有朝鲜劳动党可以避免国际工人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由于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严重错误呢？很明显，就像其他兄弟党一样，朝鲜劳动党也是无法避免这些错误的。然而，尽管这样，我们的代表团在参加了苏共二十大返回祖国之后竟在自己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声称，个人崇拜在苏共的活动中非常普遍，但在朝鲜劳动党——这样的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中是不可能存在个人崇拜的；由于在朝鲜劳动党的活动中不存在个人崇拜，因此她也就避免了由于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错误。可实际上，类似这样的声明并不符合事实，应当认为是对共产党人的欺骗。上述言论无疑是对绝大多数(朝鲜)共产党员意见的蔑视。

一、在朝鲜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及其表现已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这种情形下，难道我们还能苟同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所作出的结论：在朝鲜已形成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允许劳动党成为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并避免了在自身队伍中出现个人崇拜现象？如果我们苟同了类似这样的结论，那么就是承认其他兄弟党都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这难道不是滑稽可笑的理论吗？

实际上，就朝鲜的历史条件而言，它是有利于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的。更别说，我们没有适合的条件，从而可以避免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朝鲜曾长期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压迫，整个国家根本就不知道民主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日本殖民者极力用无条件服从手中掌握着权力的日本官吏的思想来“教育”朝鲜民众。久而久之，无限地服从上级对朝鲜人而言已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苏联军队帮助朝鲜解放以后，政府回到了人民手中。

当时在国家缺乏经受过解放斗争的革命考验的领导干部的情况下，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一些没有经过足够的革命培养的新干部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是促成官僚主义、阿谀奉承和个人崇拜在朝鲜普遍存在的客观条件。而根植在朝鲜民众思想意识深处的封建教育残余又为个人崇拜的繁荣准备了肥沃的土壤。的确，我们不得不承认封建教育是无条件服从国王及其偶像的基础。在封建教育中国王是国家的化身，谁反对国王就是反对国家的罪犯。而所有这些旧思想残余至今仍在朝鲜人的行为中有切实的反映。例如，根据阿谀奉承者所总结出的“理论”，谁批评金日成，谁就是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由此来看，上述“国王便是国家的化身”与金日成的拥护者们所坚信的“理论”又有什么区别呢？这些阿谀奉承者所提出的“理论”目前在我们党内得到普及。难道这一“理论”不就是在我们封建和殖民统治时期所形成和建立的那些旧思想的残余吗？换言之，该“理论”就是应当受到诅咒的封建和日本殖民统治思想的延续。其思想基础就是“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官僚政权”。所有这一切都促成了个人崇拜在朝鲜的形成和发展。在这方面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苏联军队解放朝鲜之际，国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被公认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共产党组织。在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警察式镇压的情况下，国内所有共产党组织都处于地下斗争状态，彼此之间并没有建立固定的联系。每个共产党组织都拥有自己的领导人，金日成只是其中之一。而当金日成同志与我们的解放者——苏联军队返回祖国之时，他便受到了全国民众的支持。这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朝鲜的共产党员们都毫无例外地相信苏联同志，因而也就热烈地欢迎和拥护得到苏联同志支持的金日成。

如果我们对当时从属于不同革命组织的领导干部们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这些人基本可分为如下四个类别：第一类——在朝鲜本土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第二类——分布在苏联并接受苏共领导的朝鲜人；第三类——在东北从事游击运动的共产党员，其活动截止于1940年；第四类——在中国坚持斗争并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员。这就是在朝鲜解放之际朝鲜共产党的内部基本情况。虽然那些坚持在朝鲜从事斗争的共产党员中有一些人曾反对由金日成担任党的领袖，但当时朝鲜大多数社会力量还是支持金日成的，他们还通过制定一系列举措以加强和提高他在党内的威信。人们在各处都将他的肖像与斯大林的肖像并列挂在一起，当时很多文件，其中包括国家复兴纲领20条等，都是以金日成的名义对外公布的。

而如今当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性决议使全世界都感到振奋之时，竟然有人极力将朝鲜人民的所有功劳都记在一个领袖的身上。以上所述都在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列宁的组织原则遭到违背的同时，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了一个人手中。尤其是战争时期，当干涉朝鲜战争的外国侵略者扩大了战争行动的规模之时，更是所有权力都由金日成一人把持。

如果说，在战争环境下党和国家内部的民主原则受到限制还有几分理由的话，那么当国家步入和平发展阶段，类似的限制必然对党和国家造成负面的影响。可是，和平发展时期在我们国家金日成的个人崇拜不仅没有终结，反而有人试图进一步强化之。其结果便导致金日成同志将自己置于党、政府和人民之上，而他本人则成为了神圣不可冒犯的人。

通过阐明上述事实，我们是否可以断定朝鲜拥有绝无仅有的良好历史条件，从而使朝鲜劳动党可以避免因个人崇拜所导致的那些错误呢？我们应当承认，朝鲜不仅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正相反，我们国家中的所有客观条件都比其他兄弟国家更有利于个人崇拜的形成和普及。在这种情况下，自高自大的金日成同志不是去尊重那些当年曾工作在各个共产党组织中的同志们的意见以确保和加强党的统一，而是完全不再考虑同志们的意见。

随着个人崇拜的出现，就像月影随形一样，在金日成的周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惜一切代价试图谋取权力的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这些人运用各种手段抬举金日成。一方面，如果说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有这些阿谀奉承之徒的存在，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个人崇拜现象的产生也是领导人对这些阿谀奉承之徒的行为不断鼓励的结果。而当从上述两方面来对个人崇拜现象加以分析之时，我们就必须承认在党内是存在着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而作为领导人的金日成同志则鼓励了这些人的活动，从而促成了个人崇拜的产生。我们不难推测，如果金日成不知道和不经过他的允许，类似“伟大的领袖”、“天才的统帅”和“卓越的领导者”等讴歌之词是否会在报刊上出现？

我们是否可以相信，有人在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个人崇拜所说的那些话呢？

这些话是：在劳动党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存在个人崇拜。

否认劳动党内存在着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就意味着有意欺骗党和人民，意味着对广大共产党员意见的歪曲。

如果全面分析报纸、杂志、中学教科书、文学著作和艺术创作，我们便显而易见随处可见、无时不在的个人崇拜现象，即金日成的名字被抬举得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国王。在很多歌曲中都在歌颂着金日成的名字。朝鲜的民主教育也在告诉人们，似乎只是由于金日成的意志，人民才获得了自由，农民才得到了土地。尚处年轻力壮时期的金日成，其名字已被用来为平壤大学、各个城市的街道和广场等命名。还有不少这样的称谓：年轻的金日成被称作朝鲜青年的父亲。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我们必须坚决反对那些不谦虚地极力试图将金日成比作“朝鲜的”列宁或“朝鲜的”毛泽东的说法。

难道将金日成与伟大的列宁或毛泽东同志相提并论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只有那些完全陷入了自高自大的泥淖或丧失了所有廉耻之心的人，才可能将自己与伟大的列宁或毛泽东相比。

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在金日成文选中所发表的那些作品。任何人都晓得这样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即金日成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其他同志——个人崇拜的积极信徒——代写的。试问，究竟有多少文章完全是出自金日成本人的手笔呢？

我甚至不打算对这些著作的质量加以评价。任何仔细和系统地研究过党和政府的文件的人都知道，很多文件都是在金日成的报告或发言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根本不考虑事物近期的发展前景。因此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来编制补充性报告，以便修正基础性报告中的错误。而自认为高人一筹并在国家管理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的金日成便是这样做的。我们会发现此类国家文件在有关形势方面的叙述往往大都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形。然而，即便如此，这些东西仍被那些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以金日成著作及其卓越的创造的名义发表。我建议党的高级专家和科研工作者对金日成的著作加以重新研究，以便对其中正面的、积极的内容与负面的、消极的内容加以正确的区分。然后再将它们作为党的报告集，而不是金日成的著作予以发表。其他材料则可作为党的政策研究的参考资料。

关于个人崇拜，我们在此不能不列举一些荒诞不经的事实，以便说明个人崇拜在朝鲜的普及程度。还在不久前曾存在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将金日成的所有讲话都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而这些讲话都只是涉及一些琐碎的小事。凡是金日成在发言中就一些微不足道的问题所说的话都立即成为了党的政治口号并被悬挂在每个大街上。例如金日成曾说过“大米就是社会主义”或“纺织是艺术”，便成为了党的口号。为了将这些口号以更形象的图画形式反映出来，有关部门还动员了大量的艺术家。而所有这一切都会使思维健康的人们感到好笑。不但城市大街上挂满了这样的口号，而且有人还让剧作家以“纺织就是艺术”的口号为基础写了一部戏并在平壤上演。类似这样的事实不仅让人感到可笑，而且也使人感到痛心。

由于个人崇拜的普及，金日成同志将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威望凌驾于党、政府和人民之上。他在任何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与是否反映了多数共产党员的意见无关，而且均被认为是“最高指示”。即使他的最终决定违反了党章和既定法律，也无人敢表示反对。正如刚刚结束的8月中央全会所显示的那样，党章和其他党内民主规范遭到了金日成及其拥护者的粗暴践踏。而当时所出现的这样一个事实也绝非偶然，即中央副主席公开声称：“谁反对金日成，那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等着他们的只有那些关押着人民敌人的监狱。”难道所有这一切不会引起党的严重恐慌？!难道这一切不会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吗？!

我们都依然非常清楚地记得，金日成是如何在每次会议上都提到的一个同志的名字，该同志以当年曾积极从事派别活动而闻名。但正是此人由于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一次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称，金日成同志是列宁的忠实学生而被立刻任命为内阁相。这里哪还有党的原则可言？对于金日成同志来说，违反党章、国家法律和共产党的原则都不是难事。他从来都不曾把共产党员们的意见放在眼里，更别说去认真考虑绝大多数党员的意见。如果我们说，金日成同志所信奉的信条是“力量便是真理”的话，那么他的观点的权威性则胜过所有国家法律。这种说法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如果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前人们已被类似的思想观念所控制了的话，那么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开始明白，金日成的做法并不是党的工作作风。盲目相信金日成同志并将之比作上帝的民众已逐渐开始从个人崇拜的意识中清醒过来。而一些捍卫党的原则性立场的领导同志则向金日成表达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并展开了对个人崇拜的批判。

可金日成，不是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做的那样，虚心接受这些同志式的批评，而是开始毫不留情地镇压那些敢于公开批评个人崇拜的人。对于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们而言，苏共二十大出台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的文件是比老虎还可怕的威胁，因此他们对后者充满了仇恨。

如果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否能够这样对待意义如此巨大的苏共二十大文件呢？如果我们不清除我们生活中所存在的类似错误现象，不能完整地捍卫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那么最终许多诚实的共产党员都将成为专横和违法乱纪的牺牲品。

二、8月中央全会并没有解决克服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消极影响等原则性问题

众所周知，8月中央全会本应成为坚决反对金日成个人崇拜和克服其消极影响的全会，但此次会议最终并未达到目的。

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兄弟国家期间，我们完全有可能了解这些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人民生活情况。我们的代表团多次与受访国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会面，后者直接或间接地向我们通报了使所有诚实的共产党员都为之激动的问题，即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

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样，苏联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向我们党提出了极其重要的同志式的意见。这些意见涉及如下问题：关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于克服金日成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等等。苏联领导人指出，需要对那些投机钻营者和阿谀奉承之徒提出警告，不应将党的历史与金日成个人的历史画等号。最后，他们还谈了关于脱离实际的党的宣传的危害性的问题。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上述意见无疑具有重大价值。每当发现兄弟党内存在不足和缺陷时，其他兄弟党都会从共产主义的原则立场出发提出批评以便对其纠正错误有所帮助。苏联领导人所提出的这些有价值的同志式的意见是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说的，并非针对金日成本人。很显然，对于了解苏联方面这些希望的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而言，本来应当顺理成章地将所有情况向中央全会作出汇报，以便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清除我们党和国家内部所存在的那些严重不足。然而，金日成等人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试图向党中央隐瞒苏共的上述期望。这里我们将以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同志的实际活动为例。作为例子，我们将举出这样一个事实。

在苏联当Н.С.赫鲁晓夫和Н.А.布尔加宁同志结束了对外访问回国之后，其与英国领导人所签署的协议性报告都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作了传达。而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苏共同志的愿望向我们的党组织作出通报呢？

这表明，苏联领导人都是极力向广大党员通报与党和国家生活密切相关的最重大问题，每个共产党员都了解谈判过程中所讨论的那些问题和英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所提出问题的答复。

所有这些都说明，苏联领导人的活动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意见为基础，而前者的意愿也能得到党员群众所给予的应有评价。与此类似的工作作风只是列宁原则在党的组织工作中的具体表现之一。然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党的工作中向与此类似的列宁式的工作作风看齐？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只能归结为一点，即或者我们的领导人公开忽视党的利益，或者他们害怕把苏联同志所提出的具有价值的意见让广大党员群众都知道。

另外，我们还应当明确一个问题，即苏共的愿望是针对我们党中央提出的。然而我们有些人却认为，劳动党中央就是指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等，或者后者已将自己看作了整个党的化身。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那当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每个诚实的共产党员都不能不同意这样一些同志的观点，即认为苏联领导人所表达的愿望都是针对我们中央的。

前不久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犯有严重的错误，因为它是在苏共以同志式的方式对我们提出了意见之后，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兄弟国家之后召开的。在逗留莫斯科期间，我们的同志曾向苏共中央承诺将把苏共的同志式意见向党中央汇报并认真考虑其中所提问题。可是，正如中央全会所显示的那样，这些人欺骗了苏共中央：他们不仅没有采取切实措施来纠正所犯错误，而且对那些敢于批评个人崇拜的人实施了镇压。

难道我们可以原谅他们的所作所为吗？针对那些以苏共所提出的意见为指导敢于对金日成及其周围的各类型拥护者提出批评的同志，对于这种健康的党内批评方式，金日成同志及其拥护者实施了镇压，所有提出批评性意见的人都被指责为企图推翻党和政府的“反党的延安派”和“密谋者”。

以这种方式伪造的所谓“延安派”实际上并不存在，他们都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共产党员。但此举的结果却是更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和团结。

众所周知，一些同志在私下里已对金日成同志提出了批评，而后者也允诺接受其同志式的批评意见。但时隔不久，金日成便在上述同志的背后下了手——制造了所谓关于他们派别活动的臆造的“案件”，这些提意见的同志被称作“延安派”。而在中央全会上也以公开的党内政治斗争替代了对党内各种错误问题的讨论。

可是，即使在这种党内民主基本规范得不到遵守的情况下，一些同志仍采取了真正的勇敢举动——公开对金日成及其周围的阿谀奉承者提出了批评。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顾自身命运所受到的威胁，这些同志勇敢地公开批评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这些同志的举动绝不应认为是试图取得内阁相首相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虽然也有一些昧了良心的人说这些同志的举动存在这样的企图。

这些公开对金日成提出批评的同志很清楚自己所选择的是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由于这一举动自己将被吓怕了的只知道机械地服从的全会多数开除出党。因为还在全会开幕前夕，金日成的拥护者们便已公开扬言：批评党的“领导人”的人将被开除党籍。由此一来，难道还可以继续说这些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是在关心自身的利益吗？事实上，他们批评个人崇拜只是考虑到党的利益，只是想恢复历史的真实。

金日成及其少数拥护者们所采取的这些镇压措施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记下了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前所未闻的可耻的一笔。类似这样的镇压是否可以看作是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与其他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关系而采取的预防性举措呢？

应当直接承认的是，类似这样的举措既不会促进党的团结，也不会有利于加强朝鲜劳动党与其他兄弟党的国际关系。它们只会削弱与其他兄弟党派的联系并背离马列主义的真理。

金日成及其拥护者以自己史无前例的镇压活动忽视了苏共以同志式的方式所提出的有价值的意见。除此之外，他们还制造谣言，仿佛是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发了一封信，其中希望不要对金日成同志提出批评性的意见。我们应当认真地读一下这封信。究竟苏共中央在哪说过，不应当反对个人崇拜的话？事实正相反，在这封信中苏共明确地肯定了与个人崇拜作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而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所有兄弟党派都已取得巨大的成绩。放出此类谣言的是南日，而对他的这一可耻活动提出支持的有金昌满等人。

难道他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应被认为是胆小鬼和骗子手的把戏吗？金日成及其拥护者断言，从中国返回的朝鲜共产党员组建了自己的“派别”，即所谓“延安派”。很显然，类似这样的判断都是荒诞不经的，根本不值得去驳斥。

人们只是对他们的政治近视感到惊奇，即他们竟然将朝鲜劳动党内部的“派别活动”与深受6万万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共产党员们热爱着的革命圣地延安联系起来了。这里，让我们对其在指责诚实的共产党员从事派别活动时所使用的那些理由作一下分析。金日成同志的拥护者们断定，那些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还在全会开幕之前便早已背着中央讨论过关于党的政策的问题。他们所作的这样一些类似的判断根本经不起推敲。大家都晓得，如今遭到镇压的同志还在全会召开前便已在私下与金日成的会谈中向他提出自己的批评性意见，然后才在中央全会上发了言。在中央全会上，由于党内民主的缺失，那些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同志都被剥夺了话语权。还有其他一些同志也由于这方面原因无法参加讨论会。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哪里可以看到“密谋”反对党和政府的痕迹？而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怎么还可以断言在我们党内还遵守着党内民主的基本规范呢？

至于其他一些他们惯用的理论是：对党和政府高级领导人的批评必然导致旨在“推翻”党和政府的“密谋”。难道共产党员提出批评意见以消除领导同志活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就是“犯罪”吗？

我们的党章为党内民主提供了保障，即允许任何一位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只要他的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没有一个共产党或工人党会承认自己党内有这样一条规定，即个别领导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并可以置身于党的批评之外。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并不认为个别共产党员对领导人提出的批评性意见便是“犯了罪”。在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我们在哪可以找到这样的内容，即要求构成一个党派的共产党员可以拜倒在个别领导者的权力面前？如今甚至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内部都不允许开展同志式的批评，而在中央常务委员会里——就更不用说了。要知道，即使在封建时代，个别国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讨好社会舆论和防止个别官僚做出极端的反人民举动，也会在自己的宫廷中成立一个国务院，其成员则有权指出国王的错误行为。

由此试问，为什么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开展针对个别领导人的批评活动？

那些对自下而上的批评实施调查跟踪的领导人，极力希望借助于权力压服所有共产党员并要求其无条件地服从自己。但显而易见的是，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还没有能够使全党和整个政府都屈从于他们。

我们可以假设，某人公开地反对金日成和个别国家领导人，我们是否可以判定，此人的这一举动就是旨在推翻党和政府的行为呢？真正意义上的推翻党和政府的行为意味着将改变现有的人民民主制度。可如果按照我们劳动党内一些人的逻辑和他们的观点来看，那么是否应将一系列兄弟党派中领导人的变化也视作推翻党和政府的举动呢？如果认为，金日成在有生之年都应当担任内阁首相和中央主席的职务，那么他与国王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可究竟是谁任命他终身担任内阁首相和中央主席的职务的呢？如果有人建议解除金日成同志的职务以纠正他在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及其负面影响，纠正被篡改了的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确保党和国家的真正的集体领导，按说，这里根本不存在任何反党和犯罪的企图。而那些被开除党籍的同志实际上并没有提出上述类似要求，他们只是建议解除几个阿谀奉承者所担任的领导职务，因为后者可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他们这样做有什么犯罪和反党活动可言呢？

金日成的拥护者们说，不应当在私下里从事有关政治话题的交谈。难道这不是一个荒谬的要求吗？难道有这样的政治活动家——不在私人圈子内就政治话题进行交流？这样的活动家是没有的。那么，是否有这样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竟然会在自己的队伍中禁止人们私下里从事政治问题的谈话？事实上这样的政治也是不存在的。难道金日成本人不在私下里从事政治问题的谈话？我本人就不止一次在饭桌旁私下与他就政治问题进行过交谈。难道类似这样的行为就可以被认定是从事派别活动？每个感到自己对党肩负着责任的共产党员都不可能同意类似这样的对派别活动的定义。要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除了金日成同志及其几个拥护者，我们每个人都会担心在一起吃饭或者举行某些庆祝活动，因为任何此类“聚会”都可能被找到“密谋”的蛛丝马迹。难道暗地里对领导干部实施跟踪是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原则吗？还在8月中央全会开幕前夕，李弼奎便在私下里向金日成同志谈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而当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副部长金英柱(金日成的兄弟)得知此事后，便要求李弼奎同志所在部门的基层党组织主席对该同志实施毫不放松的监视，并在稍后建议将其开除党籍，虽然李弼奎同志是中央候补委员，而只有中央全会根据相关章程才有权开除其党籍。那么，类似这样的随意开除党员党籍的要求是否可认为是公正的呢？人们在中央全会开幕前夕便已知道，中央委员金承化同志将在全会上就个人崇拜问题发言。可是还未等到时候，该同志便被迅速地派往莫斯科学习。

让我们列举另一个事实。

还在全会开幕前，金日成同志召见了曾向自己提出过批评性意见的副首相、中央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朴义琓同志。金日成对后者恐吓性地说，自己手中似乎掌握了会损害其名誉的经济方面的材料。难道金日成同志这样做是在依照党的原则办事吗？如果他手中真的掌握着有损于朴义琓同志声誉的材料，未必需要如此处心积虑，以便在“适当的”时机作为实施恐吓的手段。这可真是朝鲜劳动党的悲剧。

而当全世界都在普遍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之时，为何在朝鲜却出现了与之截然相反的情形。虽然，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金昌满曾在公开场合说，很希望随处见到共产党员毫不担心地讲任何事情。可是在由于最微不足道的批评就可能被开除党籍的情况下又有谁敢开口说话？在这种情形下又如何能够巩固党的团结呢？

有谣传说，已经有500多名厅、局和部级领导干部因被指责属于“延安派”而被解除了领导职务。

在全国上下都在高喊要根除“延安派”的情况下，还有谁敢当面说实话。可是，我敢说在我们党内远远不止500人是真心反对个人崇拜的。终归有一天，所有共产党员将摆脱个人崇拜的束缚，到那时我们拥有数百万党员的党都会起来坚定地反对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我们整个党(超过100万党员)都被指责为“派别集团”呢。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前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进步思想与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的反映。而其斗争的结果又被人为地利用，从而形成了我党历史上闻所未闻的所谓“延安派”。而这必然会削弱我们党的队伍的组织团结和思想统一。

我们为何在当前形势下一定要封住包括中央常务委员会和党中央委员在内的共产党员的嘴巴、耳朵和眼睛呢？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参加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都是不怜惜自己的生命，为了个性自由、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和劳动人民生活的改善而奋斗的。这也是人民参与革命的主要目的。如果我们党内有一个人，他就好像是国王，歪曲真理并将所有权力都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而让其他人都跪倒在他的权力面前，那么我敢说，一定有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会不顾及自己生命地反对并与之进行斗争。那时，这样的斗争将不会仅仅局限在劳动党内部，它将作为思想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扩展到国际范围。

金日成的拥护者反对共产党员私下里与苏联和中国同志会面。他们还放出谣言，有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同志给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难道朝鲜共产党员与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在私下里会面可以被判定为从事反党活动吗？难道个别共产党员向兄弟党的领导人写封信可以被认定是犯罪吗？

我们还不知道有类似这样的事实，即国外共产党员给金日成写了一封信，便被指责犯了反党和反国家罪。

金日成同志必须想到，很多诚实的共产党员都是非常了解我们中央的不足和错误的，他们忧心如焚，却害怕把这些都说出来，因为这样做必然受到镇压。

为了压制敢于提意见的同志而人为地蓄意制造出来的虚假案件，如所谓“延安派”案件等，其结果导致所有当年曾在朝鲜舍生忘死斗争过的共产党组织被定性为各种名称的派别集团，其中包括：“火曜派”(对日战争初期在上海活动的朝鲜共产党组织)、马列派(在南朝鲜活动的共产主义组织)、北方派、共产主义派、咸南派，等等。

从苏联回国的朝鲜族共产党员被称作宗派集团，从中国回国的朝鲜族共产党员被称作“延安派”。

总之，只有曾由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队成员和“祖国光复会”成员不属于任何派别，并构成了我们党的基础。

我们是否能够同意类似上述的判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的结论是：所有与金日成有关的革命者都应给自己打上派别主义者的标签。我认为，这一问题应当按照原则性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有必要将诚实的共产党员与真正的宗派主义者区分开来，以便根据党的原则对他们的革命功绩作出正确的评价。

在朝鲜这种无法保证党内民主、共产党员的权利遭到践踏和个别党员可以为所欲为等条件下，苏共中央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意见和愿望虽然也在那些阿谀奉承者中引起一定的反响，后者表面性地接受了这些愿望，但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将这些愿望付诸实现。

众所周知，在有一系列兄弟党代表参加的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金日成及其拥护者声称，在劳动党内部并不存在普遍的个人崇拜。

可是，在8月中央全会上他们又承认说，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活动中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根据以上所述，我们不禁要发问：难道这不是在欺骗党吗？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这样说，而在全会上又那样说。如此这般，还让人如何能相信他们所说的话呢？

在8月中央全会上为了压制多数共产党员的不满情绪，他们被迫在中央决议中写下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公开在全党面前所说的一些话。下面在自己所写的信中，我不妨重复他们在8月中央全会决议中所写的一段文字，以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他们对党的欺骗。

“正如我们党中央3月中央全会(指全党听取了关于苏共二十大报告的那一次中央全会)所承认的，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队伍中有了一定的小范围的普及。这主要反映在我们党的思想工作方面，即过分地吹捧一个人。不过，个人崇拜并不能对中央始终坚守的党的最高领导原则——集体领导原则，劳动党的路线和政策产生影响。”以上就是被写入我们党中央8月中央全会决议中的那一段文字。

根据上述决议得出的结论，个人崇拜在劳动党的活动中并不占据普遍意义，因而个人崇拜的后果也就不存在。这样，在表面上承认存在个人崇拜之后，实际上却拒绝清除其后果。

我们在上文中所列举的那些事实，已完全可以证明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兄弟党，而其对我党活动的影响也是尤其深刻的。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那些不顾威胁和恐吓而敢于在8月中央全会上提出批评性意见的领导干部的行为是反党的，旨在“推翻”党和政府以及组建反党集团呢？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是在苏共二十大所作出的历史性决议和兄弟党所采取的清除个人崇拜这一举措的推动下进行的，目的只是为了克服个人崇拜对我们党队伍的恶劣影响。

金日成的拥护者们用自己的粗暴的专横践踏了列宁的党内生活基本原则——党内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

我们是否能容忍类似专横做法在我们党内存在呢？

下面我们将尝试展示个人崇拜对我党活动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

三、关于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后果

阿谀奉承者断言，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我们党并未受到其影响。但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实际。

我下面将举几个实例，以证明个人崇拜对党章和社会主义法制的粗暴违背。在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违反党章规定、不经党代会的批准便让某人进入中央，而随后该同志又成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的情形，虽然他并不曾是中央候补委员。

这里我仅举一个实例。其实这个例子对任何人都已不是秘密。

所有朝鲜人都知道崔庸健是民主党中央主席。但他继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不久又成为了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副主席。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在朝鲜目前仍处于分裂状态和我们党正在推行所有爱国力量统一战线政策的条件下，是否有必要将该同志选为中央委员。而所有这些非法的决定都是根据手中掌握了一切权力的金日成同志的建议和在他的坚持下被通过的。所有共产党员在递交的报告中均指出，类似这样的决定违反了党章的相关规定。上述决定的通过并非由于我们的中央委员们无知，而是因为我们党已完全被金日成的压制和专横氛围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政治局委员、副首相内阁相和各道内阁相都是根据金日成的意愿任命的和免职的。因而甚至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被迫终日在恐惧和不自信的环境中工作。难道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断定说我们党内并不存在个人崇拜的影响吗？

我们在这里是无法完整地列举违反国家宪法相关规定的事实的。但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仅列举一个事实。

目前绝大多数省的人民委员会主席都不是地方人民委员会代表。可是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人民委员会主席只能由经选举产生的代表担任。对于金日成及其拥护者而言，经中央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大会只是某种“民主的装饰品”。据他们声称，中央委员依照党章积极参与党的工作并监督党的组织机关的活动或人民代表——最高人民大会代表根据宪法行使自己的权利，等等。而实际上这些都是一派胡言。

在第三次党代会期间，代表们的发言稿都经过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后者可以不经作者允许擅自对文章进行删改。当年曾为金日成个人崇拜的形成立下汗马功劳的朴昌玉曾打算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但当有关方面了解了情况之后，便取消了他在会议上的发言权。这样干是否可以被认为是公正的做法呢？

如果准备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人，其发言稿都是别人代写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央委员和代表只能说“需要”的话，那这样的发言还有什么创造积极性可言。甚至有人的发言稿是自己写的，可该稿件都要事先经过中央工作人员的仔细审查和修改。经常会听到有同志这样的半开玩笑式地抱怨自己总是在扮演代表的角色。

在党内民主的基本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任何违背领导同志观点的发言都被认为是派别活动和“反国家”罪。这里哪还有普通共产党员的创造积极性可言？难道在没有言论自由的条件下还可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过去在党的机关领导会议上只有领导者一人说的是真理，而其他人只是听，然后表示支持。

苏共二十大以后当开始强调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原则时，金日成同志曾说：“集体领导没办法搞，因为总是没有人发言。”而实际情况是又有谁敢对金日成的意见提出自己的反对性的建议呢？每个人都清楚，在经过这样的批评性发言之后，自己将很难保住目前所担任的职务。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同志自然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高那么一筹，只有自己有主见并日益自高自大起来。

苏共二十大之后，金日成同志开始断言，举行各种各样的会议便可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可是，在无法确保党内民主的条件下即使形式性地开上几千次会也是无法表明党是真正处于集体领导之下的。

朝鲜的个人崇拜还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破坏，其结果是数千人遭到了非法逮捕和囚禁。目前在朝鲜监狱中关押的各类犯人超过3万人。其中仅军人被逮捕者便超过一个师的编制。还有8000人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刑法被控犯有各种罪行，而依照该法相关规定很多人被控犯有反革命罪。除了上述被逮捕的人外，还有约1万人被控犯有其他罪行。如果将北朝鲜的人口总量(900万人)与被指控的人数相比，我们便可得出：朝鲜每300人中便有一个人犯了罪。难道这个事实还不具有代表性吗？

我们再举几个例子，以便我们来进一步看清所谓的这些“反革命”都是些什么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全会开幕前夕，一些不久前被开除党籍的人共计2000人被解除了监禁。这些人中包括有这样的犯人，即由于用印有金日成肖像的杂志做了包书皮而被判5年监禁。还存在这样的情形：有一个诚实的同志出于良好的动机用铅笔对没有画好的金日成肖像作了修改便被判剥夺人身自由5年。难道这一案件不让人感到气愤吗？

上述案件无论如何都不应属于常规刑事案件的追究范围之列。我列举的上述所有事实都有充分的证明材料，并在与一位负责领导干部的会谈中向司法省副相作了汇报(关于这个问题，金枓奉同志向司法省副相金京根(Ким Тды Ген)作了报告)。金日成曾发布了一个指令，根据该指令，如果有两位证人便足以给某人判处包括死刑在内的任何徒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司法部门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不关注案件的性质和证人供词的可信度。可是，如果从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立场来看，难道可以说金日成所发布的上述指令是正确的吗？

在看到了所有这些事实之后，我们难道还可以再相信金日成、金昌满、朴金喆、韩相斗和李一卿等人所说的关于朝鲜劳动党内并不存在个人崇拜影响的话吗？

这里，我不能不再举一个令人感到愤慨的违法乱纪的事实。

1954—1955年粮食采购期间，当局使用威胁强制手段剥夺农民的粮食。一个被剥夺了最后一粒粮食的农民无法压抑内心的愤怒，便来到乡人民委员会。那里挂着一幅金日成的肖像。这位农民用手指着肖像大声喊道：“您不了解人民的状况，只知道折磨人。”但正是因此，该农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被判处剥夺人身自由7年。在经过此事之后，我们如何可以说自己遵守了社会主义法制呢？现在所有的人都清楚地了解了曾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相以及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联合司令部副司令的朴一禹同志为何遭到了镇压。他的所有“犯罪”活动都归结为一点，即他敢于在关于实物税和党对反革命的政策等问题上反对金日成。他说，在对待反革命的问题上，如果没有经过调查分析便不应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可是正是因此，他便被开除了党籍，并被指控参加了反党集团。但有关部门通过对相关证明材料进行仔细的核查，却无法证明其犯有反党罪行。于是便有人伪造了关于他侵占国家财物的案件，如今该同志便因此受到追究。相关部门还根据所谓该同志企图攫取内阁首相职务的传闻，针对他准备提出新的司法案件审理程序。他的家属也遭到镇压，被迫从平壤迁往一个煤矿区。战前和战争期间，朴一禹同志曾担任金日成的得力助手。1950年当我军撤退期间，我被迫与金日成和朴一禹等同志一起后撤。在途中休息时，我们曾一起午餐和交谈。当时他们是最亲密的战友。可如今当朴一禹同志向金日成提出批评意见时，却被立刻逮捕，并投入原归他领导的机关所设的监狱。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朝鲜当局是如何遵守社会主义法制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吗？如果不是，那又作如何解释呢？

依照我们当代历史书籍中所写，只是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和“祖国光复会”的活动构成了朝鲜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朝鲜还未出现金日成同志领导的游击队以前便已产生了抗日武装。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朝鲜的工人、农民和大学生运动不断发展。在农民发动的三·一运动浪潮——在潭州(Танчон)、汶州(Менчон)、安澜(Елын)、万源(Хвонвон)、涂州(Тукчон)等爆发的起义——尚未结束之时，工人的罢工运动(分布在元山、兴南、汉城、平壤等地)又蓬勃兴起，并成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成长壮大的标志。

众所周知，上述这些运动均与金日成的名字无关。至于武装斗争，则是在“正义军”和“独立军”运动之后在中国东北兴起的。这些武装斗争都是在金日成的领导下开始的，而武装反日斗争的主体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在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一大批朝鲜游击运动领导人才逐渐成长起来。

金日成的名字以后之所以比较有名气，原因在于他所领导的部队与朝鲜联系密切。毫无疑问，这场斗争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如果把这一斗争运动仅仅与金日成一人的名字相提并论，就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从而也就歪曲了事物的历史本来面目。

大家都很清楚，截至1940年，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实际上已停止了活动。

当从革命者的原则性立场出发对整个运动以及整个抗日武装斗争进行分析时，我们必须在指出这场运动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还应强调其不足和缺陷。

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东北所进行的抗日武装斗争是存在一定缺陷的。其中之一便是截至1940年朝鲜游击队的作战行动实际上便停止了。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当时的确存在着一系列导致无法继续从事这场斗争的客观因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已占领了中国东北，从广大战线上向中国发动进攻，并准备发动针对苏联的更大战争。为了“巩固”后方，日本帝国主义者便采取了残酷的惩罚措施，从而对朝鲜游击队的存在构成了威胁。所有这些事实我们并不能否认。

但与此同时却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当时的游击队领导人是否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利用了一切可能以加强和开展游击运动呢。我个人认为，其并未充分利用这方面的可能性。

要探究这方面的主要原因，就需要了解为何截至1940年游击队的作战行动都停止了，以及游击队的组织本身和该运动的领导等方面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中国东北地区与朝鲜的东北地区不同，那里没有高山和森林地带，因而在这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条件理应更为困难，可即使这样，中国同志仍是坚持了下来，并与日本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当时为何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却停止了活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这样的，即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运动没有建立与群众运动的紧密联系，其游击队运动没有在人民中扎下深刻的根基。而与此相反，中国的游击队运动由于与人民联系密切，因而得到了后者的支持。

于是，当中国东北地区的爱国力量仍继续展开地下斗争之时，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却停止了活动。

不过，当时仍有很多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了地下斗争直到解放。

从1942年起，我便根据党的指示在中国东北工作。其他在朝鲜参加过地下工作的同志都可以证明当时朝鲜存在有地下党组织。

我们绝不应歪曲历史。为此，我们便有必要简要地研究一下在保青浦(Почонбо)地区所发生事件的真相以及祖国光复会的活动。因为这些事件和事实的经过都在朴金喆、韩相斗、李一卿、何安权(Ха Ан Чен)和李天源(Ли Чен Вон)等的描述中被蓄意篡改了。

在保青浦地区所发生的事件实际是游击队发动的攻击警察分局的战斗，结果是3名警察被打死。从事实来看，这不过是游击队与警察部队所发生的一次小规模接触战。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在撤退时又打死了10名日本士兵。可是，正是这场小规模的战斗却被上述历史伪造者们说成是一场大规模的在朝鲜革命运动史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战役。虽然我们不应否认朝鲜游击队发动的这场奇袭战的所有政治意义，但却不敢苟同上述伪造者们对这场战斗所作出的评价，因为我们是站在马列主义历史科学的高度看待这一问题的。

所有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一点，即有人是想刻意吹嘘金日成同志的个人功绩并企图人为地创造金日成的个人历史。

这里，我们还可以用平壤民族解放斗争博物馆中的资料来作为例证。

根据这里的资料，似乎所有朝鲜东北和中国东北地区都是金日成所领导的游击队的作战区域。这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关于“祖国光复会”再说几句。以往说法的问题在于，该协会似乎在朝鲜革命中发挥了全面的领导作用，而这又是一个明显的错误。该协会的纲领通常被称作金日成的纲领性原则。可历史事实表明，协会的纲领是以共产国际关于人民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以及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为基础编制的。这样，又怎么可以说这些文件的缔造者是金日成同志呢？

由此可以断定，有关这方面的历史都是被篡改了的。金日成的拥护者们企图把历史描绘成这样，即似乎“祖国光复会”在朝鲜各地都拥有自己的地方组织。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谁不知道，参加该协会的革命者人数很少呢？而按照那些金日成的拥护者所说，那么该协会所团结的革命者咋会有上万人之多。可任何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个数字明显是被夸大了。历史事实表明，当时真正按照该协会的指示在农村和郡城开展活动的人数最多不超过100人。

在朝鲜真实的革命运动史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能够将上万名革命者团结在自己周围的组织。另外我们还应考虑到，在当时地下斗争条件下，革命组织的任务并非仅仅是扩大自己的成员人数，而且还包括提高组织的战斗力。

每一个希望阐述关于“祖国光复会”问题的历史学家，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从这样一些问题入手，例如该协会存在的时间、人数，开展了哪些活动及其持续的时间，等等。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历史学家才可能对该协会的活动给予应有的评价。在提起这些与朝鲜人民民主解放斗争史有关的问题时，我们认为以金日成同志为首的游击运动理应成为朝鲜人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正确的历史评价。然而，如果我们把金日成同志所领导的抗日游击运动看作是20世纪30年代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的全部，那就有失水准了。在谈到关于朝鲜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在中国的朝鲜人所进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这些朝鲜军队不仅与日本人英勇作战，而且还参加了反对蒋介石和美国侵略者的斗争。在这些朝鲜人中最后共有5个师参加了朝鲜战争，更别说还有其他一些当时在朝鲜和中国各重要岗位上坚持斗争的同志。

关于来自中国的朝鲜师军人的英雄事迹，这是所有朝鲜人民都很清楚的。有这样一些证明材料：上述5个师中的几乎所有指挥员都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国家最高勋章，更不用说那些集团军指挥员在这方面所获得的国家奖励。然而，在战后这些当年功名显赫的军人中只有少量人留在了人民军中。即使有人留下来，也只是担任一些并非重要的职务。

对于篡改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史，歪曲众多在朝鲜本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的历史的做法，我们怎么能承认其正确性呢？要知道，这样的做法不仅无益于巩固党的组织的统一，而且只能起到涣散和削弱党组织的作用。为了蓄意突出金日成个人，他的阿谀奉承者们建立了所谓长白山开山战役展示图，根据该图所示：金日成的游击队和“祖国光复会”在北朝鲜地区积极开展活动。而在参加“祖国光复会”的人中，竟包括了那些根本与它没有任何关系的同志。

一场发生在开山附近的只具有地方意义的小规模战斗，却被说成是具有全朝鲜意义的重大事件。由此导致一些同志瞬间便被提拔到重要工作岗位，原因只是他的名字出现在关于长白山开山战役的显示板上。

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关于国家领导人有意篡改历史的事。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不支持，而且表示无比的憎恶。

在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时，我曾专门去看了一下朝鲜人民解放斗争博物馆。在参观期间我问博物馆馆长：“是谁编制了长白山开山战役的显示图，而金日成同志本人是否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东西？”馆长答，该图是由中央编制的，至于金日成同志，前不久还亲自参观了博物馆，并对馆中的展品和资料表示满意。当我听到这些，我心中充满了气愤。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该显示图被从博物馆的墙上拆除了。

如此不知羞耻地伪造朝鲜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其中原因自然要问这样一些人：如朝鲜劳动党中央副主席朴金喆、中央组织部部长韩相斗、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一卿、中央社科部部长何安权和李天源等同志，因为正是他们有计划地歪曲了我们的历史。

我建议，由一些具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组建一个权威性的委员会，以便从科学马列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恢复我党真实的解放斗争的历史。

由于受到个人崇拜的控制，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均被取消，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泛滥，进而导致我们在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问题上都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下面我将举几个实例。

近两年来，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下了一系列错误，而关于以前所犯错误，这里暂且不提。让我们以粮食采购问题为例。由于缺乏应有的科学统计和对各地方情况的调查研究，导致我们编制了官僚主义式的粮食采购计划，并犯了严重错误。强制性地向农民收购粮食的结果是300名农民自杀。而这一结果在我国农民中又引起了何等巨大的反响啊!

这难道不是我们工作中的重大失误吗？而在这场错误的运动中，当局曾预计要采购300万吨粮食。

在这场历时两个月的事件之后，金日成同志曾自夸式地向一位外国同志宣布，我们已有能力解决粮食问题了。

可任何一个对政治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化肥、劳动力严重匮乏和播种面积缩减的条件下是根本无法收获相当于战前最高收获量的300万吨粮食的。再加上这一年朝鲜北部省份和咸镜南部均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当地农民几乎颗粒无收。

在忽视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同时，根据金日成的指示，当局发动了强制性的粮食采购运动。情况不久便清楚了，农民坚决抵制这一采购运动。他们使用了各种抗拒方式：自杀，散发号召抵制采购运动的传单，等等。尽管这样，强制粮食采购运动仍在继续，结果共收购粮食2万吨。这场粮食采购运动的结局是：导致一些地区的农民甚至连粮种都被剥夺了；农民所饲养的家畜也由于缺乏饲料而大量死亡。但是，为了证明自己在这场令人发指的运动中有“功”，那些金日成的阿谀奉承者们仍继续进行这场反人民的强制采购运动。

而当政府已了解到此事的性质已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又开始被迫从国家储备中向农民发放救济粮。那么，究竟应如何对类似这样的事件进行评价呢？应当承认，这些举措直接破坏了我们制度的根本基础——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联盟。

其结果是：许多农民家庭已濒临饥饿的边缘。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朝鲜农民提供了帮助。每个志愿军战士将自己每天节约下来的口粮集中起来去帮助朝鲜农民。关于中国志愿军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举动，朝鲜人民永远也不会遗忘。

我们知道，正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志愿军总部向部队发出命令，要求每个部队的指挥员在朝鲜农民饥寒交迫之际要承担所驻防地区的救济工作。可是，即使在如此悲惨的时刻，我们党包括金日成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仍继续断言说：“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政策的执行者歪曲了我们的正确路线。”

因此那些在地方执行了这一错误指示的工作人员就必须承担本应由党来承担的责任。在停战委员会工作期间，我曾对开城地区农民的生活困难情况有所了解。我对这一地区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作了调查。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和调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结算了饮食和实物税之后，农民手中所剩余的商品粮仅占所收获粮食的0.5％。

根据这些数据性资料，我作了一个大致的推算，结果表明：在粮食采购过程中，朝鲜农民只能交纳15万吨粮食(而不是国家计划预计的300万吨粮食)。

关于农民的困难情况，我亲自向金日成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意见，即如果要在开城地区推行粮食采购运动，那么只能采取强制方式才可能保证这一运动的实施。另外我补充道，在新解放地区强制实施粮食采购运动将极大削弱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并引起广大农民的不满。我的意见得到了金日成的赞同，因而在开城地区未推行粮食采购运动。粮食采购是否可以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符合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可即使如此，金日成同志及其他一些领导干部仍继续断言，“这一政策本身是正确的”。尽管在这方面已存在有十分明显的事实，可金日成同志从未就这一问题作过自我批评。他依然忽视党和国家的利益，以便证明身为共产党员的自己总是比所有人都站得高、看得远，因而不应受到党内的批评。

前不久，我曾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土省副相提出了一个问题：“一年中农民究竟有多少天需要无偿地服徭役？”他答，农民每年平均需服役50—60天。而今年他们将需服役40多天。如果根据这一数据来推算，那么就可得出如下结论：农民每星期需要服徭役一次。这都是战争刚刚结束后朝鲜农民的服役情况。至于现在一些朝鲜领导干部所说，如今的农民都是自愿去服这些徭役的。这种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这里，我还想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关于国家的税务政策。在没有经过周密准备和对国内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国家便实施了旨在消灭私有贸易和工业企业的税务政策。难道在国内已经百分之百地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情况下，人民和国家的日子会比从前好起来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国家仍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这样的政策只能在全面深入地对所存在的问题加以研究的基础上才可能实施。由于这样的决策并不符合国内的实际状况，因此在推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内阁被迫就这一问题通过了另一个决议。在公开与上述类似的事实时，我绝对不是想将我们所推行的政策定性为左倾主义。这里我只是想表明这样一个意思，即我们政府所通过的一切决策都应当采取集体讨论的方式，在通盘考虑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再将政府的决定付诸实践。上述事实表明，这些决策都是经金日成个人提出并由少数几个领导人同意便通过和实施的。而这些决策本来是应当经中央政治局和内阁会议讨论后才可获得通过的。

不过，由于整天处于为自己的命运而提心吊胆的环境中，谁又敢在此类会议上以自己的意见来对抗金日成呢？

所有这一切悲剧性的结果都与党内的个人崇拜、阿谀奉承和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密切相关。在这种恐惧和无条件服从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期待这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呢？

个人崇拜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在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之后，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无偿给予朝鲜人民1亿卢布援助的决议。于是包括金日成在内的一些朝鲜领导人在没有与专家进行应有的商议的情形下便以在内阁所作出的主观判断为基础通过了关于建设和重建一系列工厂和工场的决定。根据金日成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者的倡议，国家计划建设汽车厂、平壤肉联厂和罐头厂等多个大型企业。当然，上述工厂对朝鲜而言也是需要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大家都知道，所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在主观判断的基础上来形成自己的计划。

所有人都清楚，目前在朝鲜工业部门欠发达。如果要建设汽车工业，就必须为该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否则超前性地建设此类工厂就只能是白白耗费劳动力。而在这种条件下建成的工厂则可能长期无法生产产品。因而在建设此类工厂时就首先要考虑此类产品的成本，如果其产品成本根本不适合我们的经济需要，那么这种建设是否还应当进行呢？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有关部门计划在朝鲜兴建肉联厂和罐头厂，等等。然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在朝鲜畜牧业不发达的条件下便投建上述工厂也只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结果，在平壤修建的肉联厂根本无法保证生产所需的原料，一个月的生产都无法维持，因为整个朝鲜也没有如此数量的肉。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当时市场上每公斤肉价格为400—500元，而工人每月平均工资只有600—1000元。由此可以推算出该肉联厂所生产的香肠肉制品的价格应达到多少钱1公斤。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国家领导者欠思考的、没有认真考虑国内居民的生活状况和国家的客观实际而做出的决策将对国民经济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啊!

上述事实也说明，所有这一切都是个人崇拜的恶果，在个人崇拜的控制下党内民主缺失，进而促使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泛滥。

通过以上事实，我们怎么还能否认个人崇拜在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存在呢？

所有人都知道，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非常低的。当然，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连续三年的由外部强加给我们的残酷战争摧毁了国家的大部分工业，国民经济遭受了重创。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指出的是，我们党对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关心得不够。这里，已不必说我们的工人、农民和公务人员在粮食和工业品等方面所经受的巨大困难。但我们知道，在我们政府代表团返回祖国之后，正如苏共中央向我们党所提出的愿望那样，我们国家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努力。

在住宅问题上我们也经受了巨大的困难。关于这方面我们已说得够多了。如相当多的居民仍住板棚、仓库和地窖等根本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企业工人的居住条件如下：平均每个3人家庭只拥有住房面积7.5平方米，换言之每人平均2.5平方米。至于居民的物质供应状况，我不得不指出，目前朝鲜每人平均只拥有5.4米布，每年2.1双鞋。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急需我们去解决的。因为在目前国家处于分裂的状况下，这些问题均具有特别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因此，苏共中央就这方面问题而提出的意见和愿望都完全是正确和必要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尽快地落实和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在提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绝不是想贬低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的重工业的意义。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首先重视重工业，但在解决这一问题之时，我们还必须理性地看待其实现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我们所存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我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投到了重工业建设领域，从而破坏了各工业部门的按比例协调发展。金日成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也说，我们将有计划地发展重工业和轻工业，可这些都只是纸上谈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国家在轻、重工业部门的资金和工人等的数量投入情况，便会清楚地发现其比例分配上的严重失调。

按说，我国的经济建设应参考以下情况：朝鲜经济是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它必须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步调一致。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建立了最紧密的经济和文化建设联系。这使得我们自己的经济计划有可能与其他国家的计划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看来，我们在经济计划问题上所坚持的所谓“独立的”立场是否正确就很值得商榷。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从有利于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出发来加以解决。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不重视兄弟共产党所提出的同志式的有参考价值的意见。苏共中央曾通过金日成、朴正爱和南日等同志及时向我们党提出了同志式的批评性意见。这些意见和愿望均涉及关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关于克服我们党内对金日成同志的个人崇拜，关于清除阿谀奉承和一心追求名利者以及关于我们党的历史和党的宣传等一系列问题。

这里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论证这些问题的严重危害了。只有迅速地清除在我们党工作中存在的所有上述不足，才有利于巩固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团结和统一，加强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只是形式性地接受了苏共的这些意见，而实际上却对之抱忽视态度。

据我所知，在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对我们党提出过自己的愿望。可这些有价值的愿望却被人以党的机密为借口完全隐藏了起来，并未落实到实际。或者关于此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而整个党却完全被蒙在鼓里。

当战争刚刚爆发之时，我根据金日成同志的指示去了北京，并与毛泽东同志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其间，毛泽东同志针对朝鲜劳动党中央负责同志谈了一些有价值的愿望。

我认为，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有责任把这一事实向中央作汇报。因此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我们人民军已将敌人驱逐到了洛东江一线。一切似乎都表明，我们胜利的日子只有几天了。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我们的会谈中，毛泽东同志就朝鲜人民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谈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我向他通报了我军前线的整个作战形势之后，他说了如下一些话：首先，他强调，朝鲜人民所要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阵营。对此我们时刻都要牢记。关于朝鲜军事行动的前景他谈了三种可能性。在谈话期间，他问我，朝鲜劳动党中央领导人是否会同意让朝鲜人民军实施战略撤退？

其一，朝鲜人民军有可能将侵略者从釜山港赶下海，并彻底解放整个朝鲜，但这种可能性非常有限。

其二，毛泽东同志说的意思是：敌人可能集中强大力量在釜山地区实施大反攻。

其三，他说，在人民军后方存在敌人实施直接登陆作战的威胁。这样，与继续在釜山港实施进攻的同时，敌人会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以便包围人民军部队。对此，他指出，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应建立在最大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全党进行相应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同志具体地谈了希望我们在以下方面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所有党的领导人、军官和士兵在思想上都要牢记可能实施战略性撤退的情况。

为此，毛泽东说，就需要朝鲜劳动党正确地、全面地向人民群众解释可能存在的危险。

在现有条件下，当人民军部队已实在无法在洛东江地区向前推进之时，就必须实施战略后撤，以便造成敌人在前进时力量的分散。要知道，打击握紧的拳头，总比打击张开的拳头要难，因为当出现后一种情况时，我们便可以对其每个指头实施打击。面对敌人将所有力量都集中到一点，就像一个拳头时，那我们的打击就很难奏效。如果敌人张开了自己的拳头，即分散了自己的力量，那么我们对每一部分敌人实施攻击也就要容易得多。毛泽东继续道，我认为，在朝鲜战争中我们应当采取这种经过考验的战术。

事隔不久，毛泽东同志的话便应验了。的确，朝鲜的军事行动进程完全符合了他的预测，尤其是关于敌人在仁川采取的作战行动。对此，我国驻中国前大使李周渊也是非常清楚的。

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内容，我均详细地向金日成同志作了汇报。可后者答道，我们不准备实施战略后撤，因为没有必要听从这一建议。随后，金日成同志又警告我，不要将这一情况告诉其他任何人。不过，现在我们已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的价值所在。

我怀疑，关于这方面事实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是否都是知道的，更别说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们了。

在战争进行当中，尤其是在我军后撤期间，我们均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忽视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结果导致我们对战略性撤退没有做好准备。美国侵略者直接插入我军后方，并立即切断了人民军的交通线。我们的部队陷入敌军重围，丧失了战斗力，并开始溃散。敌人对我军实施了沉重的打击。除来自中国的朝鲜师外，当时朝鲜人民军部队中均没有建立党组织。

而这一点对陷入重围的人民军部队的溃散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为了阻滞敌人的进攻，我们向前线派出了完全没有经过训练的甚至连军服都没有的师，有些部队甚至没有装备武器。所有这些师都在敌人发动的首轮进攻中便溃散了，大部分伤病员成了敌人的俘虏。这期间被敌人俘虏的人民军战士共计1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被我军俘虏的敌军数量。

导致我军蒙受如此巨大损失的原因之一，便是金日成同志不顾前线实际情况独断专行，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愿望。从金日成同志能够如此轻易地、不负责任地否决有威望的兄弟党及其著名活动家的意见和愿望来判断，我们就可以明白，那些遭到镇压的同志为何敢于公开地对金日成提出批评性意见了。

如果能将所有上述问题与那些列宁组织原则的捍卫者和扩大党内民主的拥护者们的原则性立场一起来加以研究，我们就会明白其中所包含的特殊意义。

也正是因此，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对朝鲜劳动党，而且对国际工人运动都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我们是否能够允许这种状况——共产党的自身活动与实际背离和拒绝清除党的活动中的严重错误等等继续在我们党内存在呢？当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那些违反列宁的党的生活原则的人，无论是在我们党内，还是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都必定受到谴责。我们完全有能力在始终坚持列宁的党的生活规范、扩大党内民主、坚定不移地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清除国家内部的官僚主义的同时，纠正和清除自身的所有错误和不足。从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我们必须对那些遭到镇压的同志予以支持。

为了确保党内生活的基本原则——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我坚决反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

我坚信，对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持反对态度的共产党员们将赢得我们党内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支持和同情。鉴此，我提请中央研究我的如下建议：

由于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全会上上述重大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决，我请求中央向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通报我的书面声明。

我提出这一建议的依据是我党党章第2节(第2、第3、第5诸条)第3款中的相关规定。

至于我本人，我已准备以一个党员的全部责任感，随时接受同志们对我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当然，如果我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233 295

№2059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关于劳动党中央9月中央全会决议(1956年10月8日)

1956年10月13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9月27日至10月8日

第28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8日

按照金日成事先的邀请拜访了他，并在他的别墅住了几天，这座别墅在平壤市外250公里。

10月8日拜访了金日成，当时南日也在场，我口头向他阐述了葛罗米柯10月5日指示来电的全部内容。

金日成作了如下答复：报纸上刊登关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通报的时候，他(金日成)当时不在平壤，这份通报的材料是常务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准备的。他同米高扬和彭德怀之间没有关于公布这些决议完整文本的特别协议，对于他们关于在报刊上公布这些决议的意见，他(金日成)当时对他们的答复是，常务委员会成员将考虑这些建议。

常务委员会认为不应公布这份决议的一个章节，这个章节承认，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做得过于匆忙，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不公布这个章节将会避免广大群众和北朝鲜的其他政党，特别是避免南朝鲜过度渲染这个决议。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将发送各级党组织进行广泛的讨论，这已经足够了。此外，中央委员会在工作实践中还没有在报刊公布组织问题决议完整文本的情况，而通常只是简短地通报信息。今后我们将公布党的所有重要决议，然而应当从公布好的决议开始。

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劳动党开展正确的组织工作的转折点，非常遗憾的是，由于他当时不在平壤，报纸上没有刊登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那个章节，而这个章节的内容是号召党员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和准则。

我提出看法说，这个失误可以弥补，可以在报纸上刊登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金日成回答说，现在就不必要了，何况所有党员将了解这个决议的完整文本。他说，各级党组织马上将对9月中央全会决议展开广泛的讨论，除了这个决议以外，还将向各级党组织分发金日成在这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然而，常务委员会认为，应该删除他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这些内容是关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的建议。在金日成看来，删除这些内容是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将给党员们留下一种印象，即兄弟共产党干涉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对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重新审查就是由于受到了他们的压力。第二，是因为不愿过分渲染中苏共产党代表对朝鲜的这次非正式访问。因此，决议的完整文本可能会被敌人利用而给我们的利益造成损失。

现在，各道党委正在召开全体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总结报告。参加道委全体会议的同志严厉谴责了党派集团的活动并要求给予他们严厉的处分。我们也知道一些党员的看法，这些党员不同意9月中央全会关于减轻对这些党派集体分子处分的决定。

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可以正确组织工作，来执行9月中央全会决议。金日成答复说，毫无疑问，中央委员会将贯彻9月中央全会决议并组织相应的解释工作。

我问道，那些出逃到中国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是否知道9月中央全会决议，这个决议直接涉及了这些人。金日成回答说，中央委员会同出逃到中国的同志没有任何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的居住地。关于这一点金日成提出建议说，中国同志可以把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告诉他们。

我也提出建议说，现在必须巩固劳动党，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给党员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将极大地促进对党员的教育工作。

金日成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朝鲜劳动党才存在10年时间，其成员组成有当地的朝鲜人，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同志，也有南方人。因此我们对党员干部的了解不够，不知道他们的历史问题。在提拔干部的时候，我们只是根据推荐，根据侧面材料。最近发生的事件就反映了这一点。同时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一些错误。比如，在我的坚持下，崔昌益被选入了常务委员会，尽管常务委员会许多成员都反对这一点，尽管大家都知道他在过去从事的党派活动。然而，我认为，崔昌益将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最近发生的这次事件之前我对徐辉的看法不错，但他受到了崔昌益的强烈影响。我们党内还有许多人不同意中央在个别问题上的决定，比如，中央委员会农业部部长朴勋一，他利用兄弟党代表出席9月中央全会的机会发言攻击个别领导同志。事情发展的地步是，朴勋一和其他一些人要求免除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郑一龙等同志的领导职务。

参加这次会谈的南日说，在他看来，朴勋一是在没收富农的财产和土地时逃出苏联的。金日成对此回答说，目前知道的只是他在东北参加游击斗争时期之后的情况。

金日成接着说，劳动党以前对出逃到中国的尹公钦的了解不够。现在才知道，他过去曾向日本人签名保证不再从事革命活动。

在党内有一些人，他们有着不光彩的过去，还企图败坏领导人的名声。党同他们作了斗争并且仍在同他们斗争，但是，他们对党的影响众所周知。现在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都采取措施来巩固劳动党。前不久关于9月中央全会决议召开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了必须在思想上巩固我们党并加强教育工作的问题。

金日成表示，他对朝鲜劳动党地方权力机构即将进行的选举能够圆满完成充满信心，但是让人担心的只是平壤市的一些居民。金日成说，最近党和政府建议减低商品价格，并且在今后采取措施来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而且，今年的粮食收成不错。

金日成请求我转告米高扬同志，由于上述情况，没有必要公布9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完整文本。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28-33

№20552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函：向中国使馆通报与金日成谈话内容(1956年10月1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伊万诺夫同志报告，他于今年10月8日就公开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与金日成举行了会谈。

从伊万诺夫同志的报告中可明显看出，金日成实际上拒绝了关于全文公开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的建议。金日成请伊万诺夫转告米高扬同志关于没有必要全文公开9月中央全会决议，因为该决议将散发各党组织进行讨论。另外朝鲜劳动党领导还认为将全会决议广泛地公之于众也有些不妥当。金日成援引说，似乎自己与米高扬和彭德怀等同志事先并未专门约定要全文公开全会决议。

苏联大使伊万诺夫同志建议让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了解他于10月8日与金日成的会谈内容。

我们认为伊万诺夫同志的意见很对，并表示同意。

兹附上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电报稿。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6年10月15日

第25-C-2236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给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电报已发出。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17日

附件：

平壤

苏联大使

678-685您可以简要地向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介绍一下您10月8日与金日成的会谈情况，期间不要提此举是受莫斯科的委托。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296-297

№23030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呈送苏联记者代表团与陆定一谈话纪要(1956年10月16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呈递给您(我们)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同志的两次会谈记录。

1.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2.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情况。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附件一：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的会谈——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其落实情况

(1956年10月5日)

1956年10月5日，苏联记者代表团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此次会谈的与会者除苏联记者外，还有现驻北京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通讯社的负责人和苏联无线电广播工作组成员。会谈伊始，陆定一同志首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并宣称在本次会谈期间他主要想讲一个问题，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陆定一同志还事先声明道，他认为此次会谈内容属于内部通报，不宜在报刊上公开。

以下便是陆定一同志的谈话记录：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工作领域的新方针的问题——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问题是与毛泽东同志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所提出的十点意见紧密相关的。

当前，思想工作问题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我们在这方面并不具备充足的经验，经常会遇到与思想工作和执行新方针有关的许多问题。如果同志们感兴趣的话，我将谈几个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并请大家就今天会谈的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会谈最初，陆定一同志简要谈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问题，并强调后者的力量如今已不是很强大。虽然关于此陆定一同志也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比重仍占到约20％，在贸易方面——控制着大部分的商品流转零售网络。

陆定一同志说，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在目前条件下将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对我们并不可怕。原因在于，如今我们共产党的力量已是相当的强大，共产党员人数超过了1000万，而在1949年时——只有约700万人。在当今的中国已没有一个党派能跟中国共产党在力量上相提并论。以前，蒋介石的国民党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组织，但如今它已被摧毁。中国现存的一些民主党派规模都不大。我们拥有强大的军队，军队归中国共产党领导，而非资产阶级各党派。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我们和我们所执行的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拥有一个好邻居——苏联，后者是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有这些原因，虽然不应在报纸上公开，但我们应当指出来，以便大家能够正确地了解当前中国的形势。

我们不害怕资产阶级，对我们而言，民族资产阶级也并不可怕。因此，我们允许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们参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我们在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思想工作中(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再教育。我们不害怕民族资产阶级，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人民群众在我们一边。我们极力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以便将之转变为人民中国中的劳动者。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再教育)是否具有可能性？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是的，有可能。为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方式：

1.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财产，使之成为贫穷阶级；

2.逐步地改造资产阶级，循序渐进地对之进行改造。

我们认为，可以实行逐步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方式。

实行这些教育方式对于正确利用民族资产阶级，以便其为实现我们的目标来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如今的知识分子很少，而且其中多数——包括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们均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特殊的地位——其拥有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国家的无产者虽然也拥有一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仍无法满足我们当前的需要。中国农民有知识的很少。地主们虽然也拥有一些知识，但他们的知识往往都不契合实际的需要。

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文化各领域都拥有广泛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对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当然，拥有大量知识的资产阶级并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如何能够利用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目前拥有约600万知识分子，其中在我们党的队伍中约有100万人。正如你们所看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党派人士，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中国过去是一个殖民地和封建国家，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怀有爱国情结，并参与过反对殖民压迫的斗争。当年，大学生和知识分子所发表的反对殖民压迫的言论会得到先进的革命工人的支持——这都不是偶然的。

针对知识分子，我们所采取的措施主要侧重以下两个方面：

1.思想改造；

2.建立统一战线。

在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一个统战部。起初，一些同志曾对该部抱有轻视态度，认为该部的领导干部与资本家交往过密。而如今，他们已深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建立统战部的工作——这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工作。

我们党很早便开始从事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认为，其中一项重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理解了资产阶级，理解了知识分子；我们详细地了解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阶层主要活动家的人生经历，细致地研究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因此，我们知道，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所有大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之发生关系便无法生存。因而他们与国民党联系紧密，甚至许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与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还知道，几乎所有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当年都坚持过反动观点，许多人还反对过共产党，与劳动者的革命斗争作对过。

在了解资产阶级和民族知识分子著名代表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他们当年反对共产党的言行的同时，我们党采取了吸引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著名代表参与国家领导机关的工作的方针。众所周知，李济深便在我们的政府里工作。他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党的八大上作了祝辞。他的这一发言受到了大会热烈的欢迎。与此同时，我们也都晓得，李济深曾在1927年4月参加了广州镇压共产党和革命工人的活动，是当时白色恐怖的积极参与者。1927年，他组织杀害了多名共产党人，而如今他也参加了政府的管理。这并不是偶然的。1927年以后，他脱离了蒋介石，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以前，他曾是一名著名的反革命者，而后来他逐渐地放弃了自己的原有立场，并开始支持共产党。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他彻底转到了我们一边。有这样的民主人士在人民政府里工作，当知道李济深也是政府组成中的一员之时，其他民主人士便不会害怕我们——共产党，这将有助于我们开展统一战线的团结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中很少有资本家逃到国外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国家在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方面所做的工作。

在开展建立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我们还非常重视针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再教育。

北京刚一解放，我们便开始大规模地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以之为依据来解释所有社会财富都由劳动人民创造而来的原理。在这方面我们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从1953年起，我们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而此前，我们已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和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情况，公安部长罗瑞卿已在党的八大上作过详细的介绍。应当说，此次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有70万人，230万人被监押或处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和强大威力。

我们在反抗美国侵略和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运动中所赢得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胜利打消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美帝国主义力量特别强大的迷信。以前，他们都相信美帝国主义拥有特别强大的实力，可如今这一信念被打破了。这(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盲目崇拜的偶像的美国已不复存在。此前，所有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都对我们是否能够在与美国的冲突中获胜持怀疑态度，可如今残酷的事实表明，他们失算了。我们在朝鲜赢得反对美国侵略斗争的胜利。

甚至在与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开展思想改造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将自己的主要打击目标瞄准那些以前曾与反革命分子保持了极其密切关系的人，而不是那些拥有不良思想者。我们首先对那些赞成与反革命分子，与国民党保持联系的人施压。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使这部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这里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事例。我们有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在西安一所大学工作的教授——张东荪。他年龄有60多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该教授经常发表虚伪的民主言论。可实际上他是个美国间谍。他利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广泛尊重，自以为自己是位专业的哲学家，顽固坚持反动思想观点，宣扬直觉主义哲学。他一度参加了最高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可是，随后他被群众揭发：向美国情报机关传递国家重大机密。因此，他被清除出国家领导机关，但与此同时，该教授并没有被逮捕。他依然是大学里的教授，但由于他的犯罪活动被揭露，大学生们都不愿意上他的课。起先，他还有四个学生，随后剩了两个，直到最后他连一个学生都没有了。但国家仍继续给他发薪水。我们不会枪毙他的，也不会让他蹲监狱。因为他现在已没有危险了，他已处于完全孤立的境地。类似例子我们还可以举许多。

在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同时，我们还在学者和各高校中以向苏联学习为口号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于是，人们开始了大量研究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各高校工作的活动；开始输入大量(苏联)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为了扩大高等教育和培养国家的新一代知识分子骨干，我们在高校改组上做了大量的工作，期间一些高校得到加强，新建了一批高校，还有一些被停办。

只有在前几次运动——如镇压反革命和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等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才可能得以成功开展。否则，这场思想改造运动便不可能取得重大的胜利，因为知识分子可能会起来反抗。

随后，我们又开展了反对胡风和胡适的运动，主要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这虽然是一场在思想领域开展的运动。但我们的主攻目标是一些政治反动分子。胡适——反动学者、思想家，现居住在美国。他宣扬实用主义。其学说曾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教育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被揭露的还有另一位反动思想鼓吹家——胡风。此人为资产阶级学者，自1932年起以左派言论为掩护开始活动。这一时期，他精心掩盖自己反对共产党的活动。近期，我们找到了他在国民党开始向共产党疯狂进攻时期所写的近10篇反动文章。如今可以确定的是，胡风的这些文章帮助了这些反动活动，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辩护。

胡风在留居日本时曾钻入日本共产党队伍。随后经确认，由于他的挑拨离间活动，因而遭到了日本共产党一位积极活动家的枪击。

稍后，从日本返回中国之后，胡风整天围着鲁迅转，极力试图利用鲁迅的名义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胡风一直与国民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最近，他仍在从事破坏活动，并在中国许多地区拥有自己的组织。所有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要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反对党的政策，而胡风本人也一贯以文学辩论为掩护进行着(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斗争)。他撰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近30万字)，以反对党的政策。我们的一些同志曾认为，不应当公开胡风的这篇文章，但我们决定采用另一种做法。对此，我们是这样看的：我们要改造资产阶级，后者就会反抗我们。而上述胡风的文章便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表现之一。我们决定把他的这篇文章发行7万册。我们认为，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表胡风的这篇文章，已是我们赢得这场运动胜利的一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就无法批判他的观点，我们也就不可能取信于人，有人就会说我们是宗派主义者，说我们害怕向其他人提供展示自己观点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发表胡风的这篇文章，只会有助于在大量的知识分子中间加强胡风的立场。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决定以单行本的方式发表胡风这篇文章的原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对之进行严厉的批判，揭露其反动观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对胡风组织的参与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对该组织中胡风的最亲密助手之一施加了影响。经过我们做工作，此人开始揭露胡风并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材料。我们公开了所有这些揭露胡风犯罪活动的资料。此后，我们逮捕了胡风及其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活动的走卒。我们还在报刊上公开了三个资料选集，彻底揭露了胡风的嘴脸。

揭露公开的反革命的运动取得了重大的结果。党和国家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大量的社会组织都参加了这场运动。这场运动的范围包括500万在中央和省的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组织中的工作人员。经过运动之后，在这500万人中共发现了约1％的公开反革命分子或异己分子。

我前面已经指出，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详细谈了关于肃清公开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肃反运动)的问题。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广大群众参与这场运动的重要意义。在我们的居民中拥有不同的阶层，其中也包括一些落后的群众。有时，这些落后群众却知道许多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了解一些先进阶层不了解的、关于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在对待这些落后群众的问题上，我们过去曾犯过一些错误——采取过压制的手段。初看起来，这些落后阶层与反革命分子很相似：他们对社会不满，有时说起话来跟反革命分子一个样。但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们是落后，而不是(真正的)反革命。虽然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极其复杂的历史(个人经历)，但在统一战线的帮助下，我们还是把知识分子发动起来并参加了反对反革命和争取再教育的斗争运动。这场斗争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虽然其间可能难免犯有个别错误和不足。可以说，我们正确地理解了知识分子，并与此相应大致明确了今后开展针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工作的途径。以上简要叙述便是我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前提条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方针呢？这一方针又包含了哪些具体内容呢？

在开展了各种前期的运动之后，(国内)开始出现宗派主义倾向的苗头。许多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自认为自己已是非常强大了，可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他们而言，这种自高自大的情绪才是极其有害和极其危险的。

列宁在自己的一系列文章——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及其在共青团三大的讲话等中都谈到关于不容许自高自大，关于必须正确地利用知识分子，关于唯物主义者与具有唯物主义倾向者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等问题。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论断。

我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领导。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就会手中拿一根大棒来敲打非马克思主义者们。这种领导方法无疑是错误的。还有另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们通过把所有唯物主义者和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团结起来的方式来开展工作。而针对其他唯心主义爱国者则通过以改造为目的的批评方式，而不是镇压。上述方式也适用于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展工作。如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在反对非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者时，动辄便手里拿一根大棒，那就不太好。更正确的方法是：我们应使所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人，以及那些是爱国者但还不是社会主义者的人们得到好处。我们在这些人中开展批评工作，但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团结他们，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种批评方式在我们党内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大家都知道郭沫若。众所周知，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许多著作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需要。其中很多作品均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性质。我们当然不应当镇压郭沫若，而应当尽量亲近他，并与之一道以团结所有知识分子先进力量的精神去开展工作。这种工作方式也适用于其他大艺术家们。我们有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叫齐白石，还有一位著名的戏剧家叫梅兰芳。他们现在都拥护社会主义，但仍不是社会主义者。即使这样，他们依然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郭沫若在科学院和文学创作领域承担着大量的工作。梅兰芳——中国的无价之宝，著名的艺术家。我们绝不应对这些人实施镇压的手段。

从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局出发，在为团结社会所有力量而斗争的同时，我们党和人民还应当从事针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的斗争。而宗派主义的表现则是对这些人实施镇压和打击。

我们的许多同志由于胜利而变得骄傲起来，他们认为自己什么都懂，并开始攻击其他人。在我们许多部门都出现了此类宗派主义的苗头。例如，一些人曾说，中医是封建主义的医学。但他们遗忘了一点，即中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正是借助于这种医术治好了许多疾病。我们中国的多数医生都是在利用中医在看病，而对西医知之甚少，或很少使用西医。的确，我们的许多(懂中医的)医生还不能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对自己的医疗做出正确的解释，但了解现代西医的医生们的责任便是帮助搞清楚这一点。在中国还有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些中国医生不学自己的中医，而苏联一些学者和医生却开始努力研究中医并广泛运用于实践。这时，我们学习西医的医生们才开始广泛地采用中医的治疗方法。再比如，针灸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可我们学习西医的医生们已停止使用针灸治病并称之为一种落后的、卑俗的、低级的治疗方法。可实际上，正如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种最好的治病方式之一，虽然它并不能医治所有疾病。

我再举一个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例子。一些自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的人有时会用大棒来对付其他不同意其观点的人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电影艺术仍相当落后。其主要原因在于，该艺术的领导者都是些持宗派主义观点的人。比如，他们认为银幕上只能出现工、农、兵。类似的例子还有许多。

由于我们赢得了许多胜利和成就，宗派主义者们便常常会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而也就变得更加自高自大了。但宗派主义者这样做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

我们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承诺给予学者、艺术家和文学家自由，但这是一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由。如果要更精确地翻译这一方针，大概应当是这样：“让百花一齐开放。”但在这一百朵花中也会有一些不好的花。比如胡风便是朵坏花，因此我们不允许他完全开放。该方针的另一句更精确的翻译是：“让所有学者争论。”意思就是说：“让百位学者争论。”胡适是一个坏的反动学者，我们当然也不允许他参与这场争论。

胡风和胡适不是普通的坏人，而是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分子，那么我们将给予他们言论的自由。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何要给予他们自由发表言论的机会呢？因为那些发表不正确观点的人们并不是反革命，因而他们的言论对我们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1.可以教育群众；

2.对他们自己——也是一种接受再教育的机会。

目前，我们正在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但这场斗争往往带有表面性。因为我们的人对这样一些哲学家——如黑格尔、康德、杜威、罗素等——的学问了解得不够。而为了顺利地开展这场斗争，就必须研究唯心主义。否则，便无法真正地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我们已摧毁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因此学习唯心主义并不会对我们的制度和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危害。当然，在学习黑格尔和康德的过程中，我们中间也可能会出现此类观点的拥护者。但也要看到，每出现一个此类唯心主义观点的拥护者，我们中间就会同时涌现出十个已成功武装起来并能够与唯心主义者战斗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显而易见的是，这样一些非常了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将能够更成功地从事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而不是只局限于高喊一些一般性的口号。

我们并不害怕唯心主义哲学，因为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拥有强大的共产党，我们拥有稳固的、得到了群众拥护的人民政权，我们拥有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还拥有苏联的强有力支持。

学习唯心主义不仅不会给我们带来危害，而且会带来好处。我们将能够更加成功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运用它去从事反对异己思想的斗争。这对我们从事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也具有重大意义。在自己数十年的历史上，我们党被迫与陈独秀、王明等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而实际上执行着非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主观主义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斗争。即使至今，此类人仍有不少。所有这些教条主义者和经验论者实质上都是唯心主义者。我们不害怕公开的唯心主义者，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与那些以马克思主义为掩护的唯心主义者展开斗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将会有益于我们的建设事业。当年在为摧毁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而斗争的革命时期，我们曾采用过一些方法。如今当我们已步入另一阶段——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也应采用其他一些工作方式。如今的中国已赢得一系列历史性的胜利，封建主义已被消灭，并正实施一系列改造资本主义的重大举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想工作也应相应采用其他一些方式。

为了文学和艺术的顺利发展，我们应当实现多样化的目标。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的舞台上可以而且应当排演出最丰富的、各种不同题目的戏剧。(而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们目前已大大落后于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应在思想和科学方面具备更多的知识，而不能忽视马列主义——这一最先进理论的学习；与此同时还应当更多、更深入地研究思想问题。当前，相对一些旧知识分子而言，我们的许多共产党员书读得比较少，还无法在所有思想斗争和反对唯心主义斗争的复杂问题中达到能够很清晰地辨明方向的程度。这正是为何我们认为应当让那些唯心主义的拥护者们有机会继续在高校中执教的原因，我们的目的就是想从这些人所教的学生——大学生中有人能站出来驳斥他们。如今，我们在一系列自己的高校中都安排了唯心主义哲学课，因为这对我们并没有威胁。例如，还在童年时我便学过儒学。可是，我最后并没有信仰这一思想，而是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而与此同时，我也能够以所学到的大量知识来驳斥儒家学说。在旧社会，我们没有机会去大学深入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而如今辩证唯物主义成为了我们的最高理论。在涉及关于唯心主义及其哲学的学习问题时，应当说，我们并不想让唯心主义者立刻便在我们的报刊上发表言论或拥有许多的大学生。

在我们的北京大学有一位罗素的学生。我们决定允许他上课，并在课堂上讲述罗素的观点。在其课堂听课的人员中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兼教师，以便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判断：即如何能够更好地组织以罗素观点为内容的课的讲授工作以及其中哪些内容是大学生们需要了解的，而哪些是需要我们予以驳斥和批判的。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这样一项任务，即应当把罗素的主要著作都译成中文，以便能够编制关于如何授课的教学大纲。只有在做好了这方面的工作之后才可以开始讲课，而且听课的学生只能是那些已在社会学领域具备了相当修养的高年级大学生。我们还建议在高校中更深入地研究法国18世纪的资料，并开设德国古典哲学课程。

把一些大学者、学派和流派的最新著作译成中文，编写基本的教学大纲，然后在大学的一些高年级讲授。

如果允许唯心主义的所有拥护者都立刻开始在许多大学的大量学生中讲授自己的课程，就是一件有害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与之进行斗争，因为我们现在对其理论还知之甚少。如果我们让学生们逐渐地、小范围地学习这些课程，那就没有危害。那时，我们可以派遣骨干人员，在批驳唯心主义的同时还可从各种哲学流派和学派中挑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如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

由于开设了这样的课程，我们的科学将发展得更快，并可以避免产生教条主义。当然，在此类工作中仍存在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应当逐渐地、谨慎地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我还想就党的教育和党内培养问题简单说几句。我们认为在组织党的教育工作之时应当更全面地展示两条路线：一方面是积极而正确的路线，而另一方面是消极而错误的路线，就是说要展示正、反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如果只宣传一条正确的路线，那么同志们就可能只简单地接受一些现象，而不能理解整个斗争的困难和复杂性。而以这种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就可能导致我们滑向教条主义立场——把一切都看得非常简单和轻而易举。这就是为何我们认为在党的教育中应加入学习正确和错误路线的内容的原因。为达此目的，我们必须出版一些能够准确描述关于正确和错误路线的书籍。当然，关于错误路线的书籍不应在公开的书店里销售，而应放到图书馆、办公室和教研室等地方。例如，我们决定出版蒋介石文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因为人们会逐渐地遗忘与国民党的活动相关的一些事。但所出版的蒋介石的书我们不会拿去销售，而只会放到图书馆和教研室里。我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方便人们记住国民党所做的那些事，从而与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及其表现作斗争。

我们中的资产阶级学者们都持观望的立场。我们会逐渐地为其敞开大门，而不是一下子。对于资产阶级学者，我们不会枪毙，也很少将其关进监狱。因为把他们都枪毙或关进监狱，对我们并没有好处。让他们都活着，但要生活在完全孤立的状态。更主要的是，要让群众了解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们仍会给资产阶级学者们发工资，以便他们能够活下去。我们不担心他们的思想会对我们造成严重的损失。因为我们不害怕他们，因为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应当将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区分开来，应当在政治斗争中把反革命分子与那些带有错误政治观点的人区分开来。

我们应当在思想工作中更广泛地采用辩论的方法。我们前不久曾就遗传学问题开展了一场重要的辩论。众所周知，遗传学有两个流派——米丘林派和摩尔根派。我们的这两个不同流派的学者们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米丘林派的学者将摩尔根派的学者称作是资产阶级的和唯心主义的；而摩尔根派的学者也相应地宣称，米丘林派的学者们如此说法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一些人认为，应当(在高校中)开设米丘林遗传学或摩尔根遗传学课程。于是，这年夏天，40位中国遗传学家在青岛开了一个辩论会，与会者中既有米丘林派，也有摩尔根派。人们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拥护一方并反对另一方。不过，最终大家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流派都具有自己积极的一面，因为遗传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总共才只有50年的历史，其中许多内容仍需要依据各种不同的结论加以澄清、分析和解释。辩论结束时，所有学者得出的结论是：当前中国既有米丘林派学者，也有摩尔根派学者；他们将携手解决一系列科学问题；再过10—12年，中国遗传学将达到这一学科的先进水平。正如我们所看到，我们为各个流派的学者们都提供了自由发表见解和自由交流意见的机会，而辩论的最终，他们决定将各自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中国科学的顺利发展。

如今，一些中国学者希望发表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一些文学界想发行自己的杂志。我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但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决定——赞成还是否定。

近期，在我们的报纸上也发现了某些倾向，出现一些观点，对之我们并不能总是同意。我们认为让其他人来批评我们是很重要的。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功和胜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担心的是，这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所有人都高喊：“万岁!乌拉!”，而不再批评我们了。如果我们对报刊上所出现的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和倾向实施打击，那么以后就不会有人批评我们了。关于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会仔细地、逐个地研究；对于其中一些问题，我们会作出答复，而对于其他一些问题——即使不作答复，但也不会对之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对于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将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予以回应，而不会随便给人扣帽子，不会给人贴标签。针对一些言论，我们可能答复得快一点，而另一些——晚一点。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强调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千万不能压制批评。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附件二：

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组织情况——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谈话

(1956年10月10日)

10月10日，(我)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举行了一次会谈。其间，他谈了关于宣传部的组织工作、该部的结构及其主要工作方式等情况。

据陆定一同志说，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结构具体如下：

1.宣传处；

2.鼓动处；

3.干部处(负责管理各党组织的宣传干部，各高校教师干部，等等)；

4.科学处；

5.高教处；

6.人民(民族)教育处；

7.文学和艺术处；

8.出版和杂志处；

9.报刊处；

10.国际宣传处(负责对外政策宣传和中国内部的族际生活问题)；

11.体育和卫生处。

在回答我提出的问题：各省党委和其他基层党的机关所属宣传部是如何建构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宣称，各地方党委所属宣传机构的构成并没有统一的规定。他说，例如在上海的党委会中便有四个处——负责处理中共中央宣传部职能范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据陆定一同志说，在上海市党委中，共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科学和高校部、中学部、文学和艺术部。上述4个部的全部活动均由一个隶属于市党委领导层的委员会统筹负责。

在北京市委设有以下各部：宣传鼓动部、中学部和高等院校委员会。问题在于，在各省和其他地方委员会中难道不能建立一个结构统一的宣传部体系和组织吗？据陆定一说，暂时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机构的建立将取决于各省的具体条件，并由各省委在与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自己决断。在各区党委中也设有宣传鼓动部，据陆定一说，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般有3—4人。陆定一同志说，各地方宣传鼓动部工作的特点是：我们的县级党委暂且没有固定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执行上级党委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在区、县党委机关中工作人员不多，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群众工作。陆定一说，各基层党委主要是执行上级党机关所分配的任务，其在工作组织方面都基本类似，这在一定条件下是必需的。但现在我们也已经感觉到在此类工作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因为它无法使各基层党的机关充分发挥自己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这一实践仍需要作进一步的完善，以便使各基层党的机关拥有更多的独立活动的能力(自主权)。

针对我提出的如下问题——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是以何种方式与基层机关的宣传部保持联系的；他们是否经常去基层组织，陆定一同志作了如下答复：党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要经常下到地方上去，要求各级党委领导干部要经常下到基层，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们要求，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干部每年要在地方党组织体验生活至少1—2个月，以研究地方上所发生的事务。在不了解地方情况和不作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你就没有向其他人提出建议和发出指示的权力。

陆定一同志详细谈了关于中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对此，他强调道，他们对思想工作的正确组织以及如何正确地协调宣传部和国家各机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我们拥有高教部、科学院，以及一些以联合知识分子为目的的创造性组织。中央宣传部不干涉国家机关和管理文化问题的各部委的日常事务，但掌握着拟定一些最重大思想问题的动议权，并时常开展对这样或那样一个问题的研究，推动各国家机关在思想领域的实践活动。

陆定一同志说，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实践，即我们经常会干预各部委的内部事务，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些负面结果，因而我们决定加以改变。

中央宣传部极力使自己的活动成为中央在思想战线上的助手。党中央领导着所有战线的工作。我们宣传部理应成为党在思想战线上的总司令部；应当及时领会中央在思想工作战线所提出的那些要求并将之落实到实际。思想问题的范围是很难确定的，在这条战线上的活动的性质要求我们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要讲究工作的效率。其他机关的任务可以用数据指标来体现，而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工作性质则往往无法用数字指标来衡量。

中央宣传部极力去发现那些业已成熟的思想问题，然后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办法。思想战线的工作与我们党在其他战线的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因而，我们总是极力以自己的全部活动来促进党的路线在其他战线的顺利实施。

根据总的政治任务——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我们在思想战线发动了针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但这项工作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兼顾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

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我们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开展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我们的任务是使自己的工作与党所进行的所有工作协调一致。如果我们过早地提出向资产阶级进攻的口号——不好，而过晚在思想战线上提出这一问题——也不好。因此，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发动思想领域的进攻，以便与党在全线发起进攻期间所提出的那些任务保持同步。

在去年和前年，我们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反对胡风集团和胡适——此人也曾鼓吹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反对过共产党——的斗争之中。

在医学领域，我们广泛开展了反对一些共产党员和专家对中医及其治疗方法的错误观点的运动。这次运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涉及能否正确看待民族遗产的大问题。

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在哲学领域我们组织了反对胡适反动学派的斗争。

在建筑领域我们开展了针对机械式地恢复古代风格建筑的批判。

在上述和其他思想工作领域，我们均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其间，我们对各个领域的实际情况，根据思想问题在不同领域活动的具体条件来制定相应的策略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详细研究了各领域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思想战线各领域应当采取不同的工作方法。从事反对与反革命有关的胡风的斗争是一回事；而在建筑领域反对梁思成所坚持的错误观点——则是另一回事。后者是一位资产阶级专家，但并非反革命。显而易见的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批判其错误的思想观点。这里就需要采用谨慎的、灵活的策略。例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整理了一批建筑学专家们所撰写的文章——内容以尖锐批判梁思成的错误观点为主。当然，其间我们并没有直接点梁思成的名字。这些文章均被刊登在报纸上。我们就是让梁思成看看，并直接对他说，虽然报纸上没有说出他的名字，但这些文章都是批判他的错误观点的。梁思成一度很长时间不同意在报纸上反对他的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在这些文章发表前，我们曾在大学里组织了一系列讨论会，其间梁思成也参加了。在对他做了一番工作之后，他本人决定对文章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性质作出回应。梁思成所写的文章包含了一定的自我批评的内容，并被我们提前发表。随后，我们才刊登了那些事先已经过讨论的批判性文章。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打击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其所持观点和观念。我们认为，在这次事件中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正确的。持有错误观点的学者在遭到批判后首先是感到害怕，只有在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后，他才能在报刊上表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解释工作对梁思成帮助很大。在开展反对该学者的错误观点的斗争的同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涉及他的公职，没有撤消他所担任的职务。不论是在遭到批判之前还是之后，梁思成一直都担当着大学建筑系领导的职务。他所写的包含有自我批评内容的文章也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其他一些专家所写的批判他以前所持错误观点的文章也刊登在《人民日报》。为了顺利开展这场反对建筑领域错误倾向的斗争，我们召集了十几位著名专家——这些人以前都曾是梁思成的学生。有了这些专家的帮助，我们就可以更全面地搞清楚该学者错误观点的原因，从而依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要求和参考建筑学的一些特点对这些错误观点作出正确的评价，并最终正确地解决在这一领域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每篇批判性文章都是由一些大学者撰写并事先经过了集体讨论。要知道，梁思成——作为一名建筑师在社会生活中享有知名的地位，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经过在报纸上广泛讨论建筑学的一系列问题，梁思成在(今年7月)全国人大一次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无疑是一次真诚的自我批评。

我们在哲学领域所开展的反对梁漱溟所持错误观点的斗争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此人当年是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学者、哲学家，思想反动，但他并不是反革命。针对此人，我们采取了另一个斗争方式。我们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尖锐批判梁漱溟在哲学上的错误观点的文章。其中有一批判文章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无党派学者撰写的。当这批文章发表后，梁漱溟也在政协例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虽然他对文章中批判自己错误的那些指责在态度上表现得并不够真诚。

针对我提出的究竟是谁具体负责这些文章的编写和组织，而这一切是否事先与学者们讨论过等问题，陆定一答道：在任何具体情况下都是由中央作出决断。至于就一些哲学问题发表言论以及这一言论的起草工作都是由科学院事先作准备，并由郭沫若直接负责。针对建筑学领域所出现的那些错误观点，所有工作都是由北京市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同志经大学领导层亲自领导的。

在谈及关于制定在思想领域的斗争策略的问题时，陆定一同志强调，我们都是极力避免由自己来写这些文章，而是尽量把发言的机会留给那些学者们。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这门学科，文笔方面也比我们好，并在群众和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应当广泛地利用他们的经验来为思想斗争服务。更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在起草关于思想问题的文章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当然，在工作过程中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干部们也要与各科学和社会组织以及组织负责人一起做一定的工作。只是在事先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全面地把自己的建议提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审议，以最终确定斗争的方式、策略，并形成必须在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中坚持的那些主要原则性条款和结论之后，中央宣传部才开始实施这一工作。这种斗争方法是在经过集体讨论之后制定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极其关注其他各类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活动家团体对我们所采取举措的反应，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对检验我们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是否得当，及时纠正我们自身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和新的政治任务的提出，我们必须改变自己在思想领域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当国内开始掀起改造资产阶级的高潮之时，我们在思想战线的方针也必须随之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整天手里拿一根大棒，只是采取打击的方式当然是不行的。而必须以团结的精神为指导采取更加灵活的做法。可我们当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一点。随后，党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起先，我们就这一问题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提出了一些初步的建议。在讨论的过程中这些建议得到了加强、完善并形成了一个体系，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思想领域的实际工作中落实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我们极力以这样的方式来协助宣传部的工作，即不纠缠于日常繁琐的小事。我们的主要任务——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各思想工作领域的情况，为各个不同的思想领域制定出不同的工作方法。为此，我们就必须研究大量的资料，以便很好地了解知识分子各个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我们极力使自己的思想工作与落实国家的主要政治举措紧密结合起来。众所周知，党在农业合作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宣传战线的工作人员也付出了许多努力。但当合作化基本完成之后，一些工作人员便表现出这样的情绪，即如今在思想工作方面似乎已不用再做什么了。他们说，以前仍需要解释农业发展的两条道路并揭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优越性，而如今在合作化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似乎思想工作的任务已显得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了。这种情绪当然是错误的。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思想工作要做，以便有助于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正确地教育已被联合到合作社中的广大农民群众。我们中间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即似乎一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制定出来，那么宣传思想工作的事务便自然而然地告一段落了。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和各级党组织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以便这一方针得以正确地落实。他们必须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地大力帮助各高校、科研机构和其他思想工作部门的党组织。

在开展思想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在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实际上只能够解决1—2个大问题。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集中自己的主要精力。当然，其间也会碰到其他一些宣传方面的日常小问题，但这些都可以在日常工作中加以解决。

针对我提出的——谁在宣传部中负责挑选这些工作人员和这些工作人员是如何在工作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等问题，陆定一同志答道：这些宣传部的干部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经验方面也有些欠缺。对此，陆定一同志强调，针对他们在工作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仍需要给予正确的引导，以便将其注意力集中到一些主要的、头等的问题上。有了这样的引导的同时，宣传部的工作人员还应当深入了解事物的本质，并对之进行细致的研究。陆定一同志通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有300多人，其中没有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者其工作效率仍不太高。

为机关工作及其工作人员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目前存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其中，一些人断言，不应当给工作人员下达某种固定的任务，而只向其指明工作的目标，并建议其搜集和研究各种资料，研究思想战线各领域的情况；而另一些人认为，应当给工作人员提出非常具体的任务，如指出应当设立多少所学校，出版多少家报刊，等等。持后一种观点的人没有对我们宣传工作的质量及其内容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起初，我们曾采用过提出具体任务，明确固定任务的工作方式。可后来的实践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正确的做法应当是这样：使我们自己从一些繁琐的小事中摆脱出来。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通过研究一个实际的问题使我们的宣传工作达到一定的思想水平。例如，在关于党的教育和关于党校的组建等问题上，我们认为，不应当把我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建设这些学校的数量上，而应当集中在如下方面：如何使这些学校研究正确和错误的路线；应当制定出更有效的方法，以便使其能够主动地去研究一些最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关键在于——确保对这些学校的思想指导，而不是沉迷于此类学校的建设数量方面。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如何实际组织党的干部的理论培训和党校的理论学习等问题，陆定一同志说，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可以在中共中央所属的高级党校里学习。在该校内设有两类学制的课程：

1.一年学制：学员200—300人。在此类学制学习的都是各省、市和区党委书记，部长和其他国家机关领导干部。

2.二年学制：学员500人左右。这里主要为各党校、高校和马列主义夜大培养社会学教师以及宣传部骨干。

在为党的领导干部设定理论学习任务的同时，我们还必须精确地计算这些同志学习各门课程的时间，不能让干部们的学习负担过重。我们领导干部离任学习的实际期限一般为一年。

陆定一同志接着说，在我们党内从区党委书记及以上约有1万名现任领导干部。通过对这一范围内的干部们进行研究，我们了解到，约50％的此类干部可不必系统而深入地学习，因为他们的年龄、健康状况和其他一些原因均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至于另一部分干部，则必须通过相应的学习课程。我们可以为他们制定一个多年的、轮流式的、在高级党校各年级的学习计划。在实际中我们也常采用这样的办法：向其提供几个月的假期，以便其就一些确定的问题从事学习。

在各省党委也有一些中等类型的党校，学制为6个月(半年)。此类党校在国内有10所，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各县党委和区党委的书记们。

针对我提出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是如何组织干部和党员们学习中共八大决议——问题，陆定一同志答：前不久中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并作出了两个重要规定。而根据该规定，我们需要组织学习会议决议的工作，具体做法如下：1.必须深入学习主要文件——党的八大就中央的政治报告所作出的决议。其他文件将由干部和党员们自己阅读和学习。2.学习会议资料的期限和组织方式由各省委和市委自己决定。他们有权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条件解决这一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各省党组织的态度并不一样。有的把学习文件的期限定为3个月，有的6个月，还有的2个月。一些地方的党委认为有必要开展整顿党的工作作风的运动，以便能够更经常和精确地核查各部门的工作情况。在这项工作的组织方面，总体而言我们认为应当给予各地方党委及其领导干部更大的独立性，以便让他们自己来决定这些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陆定一同志强调，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在思想工作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大家都应当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与此同时为了巩固世界和平和民主，我们还要在国际范围内团结一切能够被用来反对反动派阴谋的有利因素。

陆定一同志说，苏联在思想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拥有巨大的力量和可能性以成功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工作。他还说，苏联及其科学干部在各类国际科学组织和各种文化协会中设有大量的代表机构。中国共产党训练有素的干部比较少，也较少有机会在各国际科学和社会组织中发言。如果苏联学者们能够更广泛地利用自己的国际关系和自己的大量代表机构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发起进攻，这将对我们非常有益，也是对我们在国际范围内开展思想工作的巨大帮助。当前，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积极发动针对各反动流派的进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要顺利地开展这方面工作，我们就首先必须拥有很高的科学水平，深入而精确地了解自然科学知识。为了成功在思想领域发起进攻，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了解和不断地研究敌人，必须回击敌人的阴谋诡计，捍卫正确的马列主义原则。其中，我们认为，自己首先必须去学习资产阶级哲学，以便能够成功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没什么可怕的，但为了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就应当用正确的知识来很好地武装自己。

会谈最后，陆定一同志说，中国同志对学习苏联的思想工作经验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希望明年能去苏联一趟。陆定一同志还通报，毛泽东同志已告诉他们，他打算去苏联参加伟大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10月16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40，л.259-275

№04090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派遣苏共代表团赴波兰(1956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18日会议第47/59号记录

绝密

第59项　关于去波兰的苏共代表团。

1.鉴于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领导层出现的严重局势，决定派遣苏共代表团去波兰，代表团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组成。

2.将此事通告各兄弟党(见附件)。 [4]

附件：

绝密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委员会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法国大使口头通报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罗马大使口头通报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口头通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认为有责任将以下情况通报给你们：

最近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就评价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国内的形势以及就进一步采取与此有关的措施问题出现了尖锐的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党和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党的领导班子组成的根本问题。

由于波兰局势对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对苏联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出现的局势引起我们的严重不安。

考虑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苏共中央认为派遣由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米高扬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去波兰是必要的。

以后的情况我们将向你们通报。

苏共中央

ЦХСД，ф.3，оп.14，д.67，л.25，104

№0409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波兰局势问题(1956年10月2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0日会议

机密

出席会议者：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谢罗夫。

第1项　关于苏共代表团华沙之行的情况(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科涅夫、朱可夫)。

1.一个结论——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如果罗科索夫斯基留下来，那得忍耐些时日。

大演习。 [5]

准备文件。 [6]

成立一个委员会。

2.波诺马连科大使同志在评价奥哈布和哥穆尔卡时犯下一个愚蠢的错误。

3.邀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来莫斯科。也会派一位中央委员会代表去中国通报情况。

4.发出信息。

接收信息并通知。

思考所提出的问题。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49

№0970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匈牙利局势问题(1956年10月2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0日会议

机密

出席会议者：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谢罗夫。

第2项　匈牙利问题 [7] 。

考虑是否派米高扬去。

由米高扬和朱可夫研究将士兵召回部队的问题。 [8]

由米高扬起草对兄弟党的通报。 [9]

召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 [10]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49-50

№0409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处理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1日会议第47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朱可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

波兰问题(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别尔乌辛、朱可夫、科涅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

一、关于全会报道的第1页送去发表。

二、采取什么方针：

1.影响并注视事件的发展；

2.要么我们加以干涉。

召集兄弟党领导人。

时间——10月22日决定。

认为召开一次由民主德国、中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

鉴于波兰事件和波兰的局势，我们希望进行协商。

我们希望开会。

其他党的代表也有同感。

10月23日即星期二开会。

我们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因为欧洲各党表示极为不安，因为波兰事件是以尖锐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受到打击。

星期二、星期三，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将参加。

波兰问题(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谢罗夫、朱可夫、米高扬、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马林科夫同志)：

赫鲁晓夫同志：鉴于形势，应该放弃武力干涉。应表现出耐心(大家赞同)。

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哥穆尔卡同志关于克格勃顾问问题的信。

采纳修正意见：如果他们愿意接触，想要顾问，让他们先说，我们再讨论。

关于将领和军官，我们请你方准备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同意召回。

不要波兰的煤越早越好。

对形势的评价和我们的方针。

为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同志准备会见兄弟党代表材料(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说还是不写这种材料好)。

卡冈诺维奇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说要对形势作出评价。

莫洛托夫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政策已经发生了改变。

现在不写材料。

准备一封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的信为自己暂拟一份提纲——对形势的评价(为中央主席团成员准备)。

布尔加宁同志：期待中央全会作出决议。

暂时不公布任何消息(摘自讲话)。

关于顾问的信件。

经米高扬、朱可夫、谢罗夫、科涅夫、谢皮洛夫同志审阅。

对波兰的高频通信问题要自己提出来。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3

№0409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致中、捷、保、德各党中央电文(1956年10月2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1日会议第47/1号记录

绝密

第1项　波兰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朱可夫、科涅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谢罗夫、伏罗希洛夫、福尔采娃、马林科夫同志)

1.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的意见，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电报全文(电文附后)。

2.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交换意见的情况，委托米高扬同志、朱可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谢罗夫同志和科涅夫同志审阅苏共中央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关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在波兰的顾问问题的信函草稿，并报苏共中央最后通过。

附件一：

绝密

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诺沃提尼同志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尤哥夫同志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乌布利希同志：

鉴于波兰形势，我们希望交换意见。

我们建议在星期二，至少在星期三在莫斯科举行高级会晤。其他兄弟党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请告你们的意见。

苏共中央

附件二：

绝密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鉴于波兰形势，我们想交换意见。

我们想请你们，如果这样可以，请贵方代表于星期二、星期三来此，为此我们将派图104专机一架。

苏共中央

ЦХСД，ф.3，оп.14，д.67，л.1，4-5

№252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讨论波兰事件的通报(1956年10月2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2日

第868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22日

今天我根据中央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

对波兰事件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讨论。我通过密电将谈话全文发给了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Н.Г.苏达利科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д.9，п.410，л.200

№0409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3日会议

第1项　波兰问题。

(赫鲁晓夫、米高扬、基里琴科、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苏斯洛夫、福尔采娃、布尔加宁)

哥穆尔卡请求于11月8日会晤。

10月24日11时同中国人会晤。

还同其他人单独会晤。

然后大家聚会。

全体委员会见中国人。

赫鲁晓夫、米高扬、布尔加宁、萨布罗夫一起会见匈牙利人。

大使通报了上层的真实情况。物色大使人选。

赫鲁晓夫同志通报了同哥穆尔卡谈话的情况。

不发表哥穆尔卡的讲话。

准备进行接触。

致各级党组织的信没有写。

哥穆尔卡的报告、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决议和苏共中央致各级党组织的信分别送出。

由米高扬、波斯佩洛夫、谢皮洛夫、福尔采娃同志负责起草信。期限3天。信传达到区委员会(文件不留在区委员会，而由州委员会的代表传达后带回)。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5-5об

№25203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共政治局讨论波兰问题通报(1956年10月23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3日

第869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6年10月23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毛泽东。

毛泽东告诉我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波兰局势进行了讨论。对于该问题的详细谈话记录那天已通过密电发给中央。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王稼祥、胡乔木、师哲以及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顾问Н.Г.苏达利科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д.9，п.410，л.201

№097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出兵匈牙利的讨论(1956年10月2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3日会议

出席人：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和谢波洛夫。

关于布达佩斯和全匈牙利的形势。

(朱可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三同志)

朱可夫同志通报情况：

布达佩斯10万人游行。

广播电台被烧。

在德布勒森市，州委大楼和内务机关大楼被占领。 [11]

赫鲁晓夫同志主张出兵布达佩斯。

布尔加宁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出兵的建议是正确的。

米高扬同志：没有纳吉就控制不了运动，控制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对出兵表示担心。用匈牙利人自己的手整顿好秩序。我们有什么损失？我们出兵会自找麻烦。先尝试政治措施，然后再出兵。

莫洛托夫同志：匈牙利已经让纳吉搞得动荡不安。同意出兵。

卡冈诺维奇同志：正在推翻政府。不能和波兰相比。同意出兵。

别尔乌辛同志：必须出兵。

朱可夫同志：与波兰有差别。必须出兵。派一名中央主席团委员去。宣布全国实行戒严。实行宵禁。

苏斯洛夫同志：形势与波兰不同。必须出兵。

萨布罗夫：为了维持秩序必须出兵。

谢皮洛夫：同意出兵。

基里琴科：同意出兵。

派马利宁同志和谢罗夫同志去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吸收纳吉参加政治活动。但暂时不担任政府总理。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乘飞机去布达佩斯。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4-4об

№0409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中共代表团讨论波兰和匈牙利问题(1956年10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4日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基里琴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刘少奇同志 [12] 。

就波兰和匈牙利局势问题交换意见(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同志和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认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对波兰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基本的一条是，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不能有几个中心。

通报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

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

有时是强加于人。

有时候(对待决议)的方法和方式过于仓促。

批评的形式(第4点)。

立即发表。

应当预先修改。

关于日本的文章(在《争取持久和平》 [13] 上)已经发表(没有给毛泽东同志看)，斯大林没有寄出。在这篇文章的影响下日本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到现在情况仍未得到改善。在国际组织内工作方式的方向不正确。

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

关于援助…… [14]

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同意刘少奇同志的观点。

谈话将继续进行。

В.Н.马林的亲笔记录，铅笔所写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2

№21477 鲁坚科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实习生在莫斯科北京特别快车上自杀(1956年10月24日)

今年10月22日白天，莫斯科到北京的2次特别快车在开赴途中，在还没到达第一站亚历山德罗夫站的时候，在1号车厢5号包厢内发现了一具乘客尸体悬吊在绳带上，该乘客在莫斯科乘坐本次列车去北京。

按规定进行了初步调查，死者是中国公民陈国富(ЧэньГо-фу)，生于1927年，在莫斯科柳别尔齐炼油厂实习。

5号包厢的一位乘客朱应举(Чжу-Ин-Чжу)在被问询时说，在莫斯科一名中国驻苏联商务代表处的工作人员把陈国富送上了火车，并请求他和同包厢的其他乘客帮助同胞陈国富到达北京，并说陈国富是一名精神病人，因此在实习还没结束的情况下不得不让他回国。

朱应举解释说，他和他的旅伴在火车离开莫斯科后去了餐车，并邀请过陈国富同去，陈国富拒绝了，并在和他们的谈话中提到，他不想回中国。

陈国富一个人留在了包厢里，自杀了，用裤带上吊了，裤带固定在墙上的把手上。

在陈国富的大衣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用中文写的便条，是寄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的。便条说，他由于在苏联犯了某种过失，才迫使他走向悲剧的结局。

在包厢的小餐桌上发现了一本用中文写的笔记，其中一部分提到，陈国富入党时隐瞒了一个事实，他妻子的父亲是一名土匪，因此被枪毙了。笔记的第二部分写得很潦草，还没翻译完。

中国大使馆已经通过苏联外交部知悉了陈国富的死讯。

总检察院交通分院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

苏联总检察长

Р.鲁坚科(签名)

1956年10月24日

手写批注：

归档。根据这些资料，苏联外交部和总检察院已经采取了措施。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31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35-236

№20585-1 伊万诺夫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彭德怀和米高扬访朝后的情况(1956年10月26日)

1956年10月3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0月11—29日

第317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0月26日

拜访了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曹克强同志，这次拜访的目的是为了向他通报同金日成同志谈论的关于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非正式访问的问题。我对曹克强说，尽管朝鲜领导人向米高扬和彭德怀许诺公布朝鲜劳动党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朝鲜同志只是在9月中央全会召开5天之后，即9月28日才简短地公布了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通报。在这份通报中有两个重要章节。第一个重要章节涉及朝鲜劳动党的自我批评问题，其中指出，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过于仓促，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过于简单。第二个重要章节的内容是号召全党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和原则。

金日成解释说，对第一个章节要有意识地进行删改，因为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还没有发表，在他看来，没有必要让报纸知道这些仓促的决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前从来没有公布过自己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因此应该从公布好的决议开始，而不是从公布不好的决议开始。关于第二个涉及遵守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原则问题，金日成说，9月中央全会的通报是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公布的，当时他已经外出休假，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关于第二个问题的章节被删掉了。

对于我的看法，即关于公布8月和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上的疏忽是可以改正的，金日成回答说，这两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以及他在9月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将以单独小册子的形式发表，并要分发各级党组织进行讨论，而且报告中将删除米高扬和彭德怀的建议内容，按照他们的建议重新审议了8月中央全会的决议。用金日成的话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不把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这件事泄露出去，同时也不使广大党员认为9月中央全会决议是在兄弟党的压力下通过的，也不使他们认为兄弟党干涉朝鲜劳动党的内部事务。

我还把金日成说的以下的话通报给了曹克强，金日成说，好像我们并没有向米高扬和彭德怀承诺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只是向他们承诺将认真考虑这个问题。金日成还说，在各道党的积极分子讨论9月中央全会结论材料的会议上，许多党员干部怀疑减轻对崔昌益、朴昌玉等人的处分是否合适。

曹克强很想知道，朴昌玉和崔昌益目前在什么地方。我回答他说，朴昌玉现在是一个锯木加工厂的副厂长，而崔昌益现在好像生病了。

曹克强说，他没有同朝鲜领导人特别地谈论这个问题，然而中国大使馆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情况，但是他不能确认这些事实情况的可信性。比如，在平壤市委党的积极分子讨论9月中央全会结果的会议上，平壤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发言批评了破坏党内民主的现象，并支持在党内和中央委员会内恢复党内民主。在这次发言之后，这名副部长就被开除出了劳动党。平壤市党委委员长李松云在这次会议上也做了错误的发言，他说，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来到平壤是为了找出劳动党的缺点和错误，但我们使他们相信，情况完全相反。曹克强又说，有消息传到中国大使馆说，金昌满针对反对派强硬地声明说，无论他们怎样努力，我们都有内务省和军队。

我问曹克强，彭德怀曾请求把囚禁在狱中的朴一禹放出监狱并送往中国学习，对这个请求朝鲜同志采取了什么措施？曹克强回答说，现在看起来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因为中国大使馆什么也不知道。彭德怀同志将拜见金日成，并转告他说，如果朝鲜同志不需要他们，而相反，限制朴一禹和方虎山回朝鲜，那么中国同志同意他们到中国。对于方虎山目前在哪里的问题，曹克强回答说，方虎山和朴一禹一样，都是从中国返回的朝鲜同志，他对中国东北的革命活动有很大贡献，后来他加入了朝鲜人民军并领导了一支部队。现在他只是一个矿厂的普通工人。

曹克强也通报说，跑往中国的尹公钦、徐辉、金刚和李弼奎的家人至今还没有得到口粮供应。金刚的夫人到文化宣传部部长那儿请求帮助，但是这名部长没有接见她，并把她送往总务处处长那儿，这名处长骂了她一顿，并拒绝给她口粮。

我对曹克强的会谈表示感谢。

苏联驻朝鲜大使

В.伊万诺夫

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336-358

№0409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就波兰局势与刘少奇交换意见(1956年10月2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6日会议

到会的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萨布罗夫、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朱可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中共中央的刘少奇…… [15]

就波兰和匈牙利局势交换意见：

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刘少奇同志语)。

哥穆尔卡太过分了。

10月26日20时继续开会。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3

№097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28日 [16] )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28日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谢皮洛夫、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佐林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同志——事情正在复杂化。初步拟定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卡达尔的意向：与抵抗中心进行谈判。

纠正索博列夫在联合国所说的话。 [17]

工人支持起义(因此希望重新考虑“反革命暴动”的叫法)。

朱可夫同志——通报信息。暂时放弃对一个抵抗据点的镇压。 [18]

已经下达命令：不准许进行游行示威。

朱可夫同志——一些地区的铁路被毁坏了。

在德布勒森，政权已经移交给我们的军队了。

赫鲁晓夫同志——通报信息。局势已经复杂化。苏斯洛夫同志应该飞回莫斯科。

执政内阁还没有公布。建议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4人赞成，6人反对)。 [19] 目前正在召开全体会议。 [20]

伏罗希洛夫同志——缺乏信息通报。

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表现得很冷静，缺乏信息通报。

我们的处境很糟。我们应该制定一个匈牙利同志也同意的方针。

米高扬同志不适合继续这项工作。已经拟定的那件事，应该进行(派出一组同志)。我们将不撤出军队——应该以坚决的方式进行镇压。纳吉是取消派分子。

莫洛托夫——事情进展得不好。局势正在恶化。

事情在许多方面正在向投降的方向发展。

纳吉马上就要反对我们了。我们的同志表现得缺乏信心。

对于我们让步到什么界限应该达成一致。

话题谈到了政府的组成，还谈到执政内阁。排除赫格居斯，这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考虑我们了。关于与苏联的友谊问题，我们军队的援助问题——这是最起码的，米高扬同志安慰道。如果不同意，那么，就要讨论，将如何对待军队。

卡冈诺维奇同志——反革命活动活跃起来了。匈牙利共产党员们优柔寡断。对工人和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应该向卡达尔指明方向，也就是制止(运动)。对于反革命中心行动要果断，我们不应该后退。

布尔加宁同志——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行动不明确。卡达尔摇摆不定。重要的是：要求卡达尔更坚定一些。

应该这样做：与米高扬通电话并告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的行动应该更坚决；否则，我们将不经过他们而采取行动。莫斯科的政治局将不得不亲自任命政府。

马林科夫同志——我们的同志们对目前的局势不能忍受。坚决实施镇压的方针。要求纳吉代表政府发表纲领。

朱可夫同志——关于米高扬同志的作用，现在对他进行指责是不公平的。按另一种说法，当我们决定撤军时，局势就复杂化了。应表现政治灵活性，使中央采取更加灵活的行动。组织武装工人义勇队。准备支持我们的军队。对主要的抵抗中心进行镇压。

萨布罗夫同志——同意朱可夫同志的意见，在重大工厂占领自己的阵地。需要纲领。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要对许多事情负责。应该尊重事实。我们是否能拥有一个与我们一致的政府，或者是一个与我们不一致的政府，他们将请求撤出军队。到那时将怎么办？纳吉说，如果你们采取行动，他将放弃一切权力。那时，联盟将会垮台。 [21] 那里没有坚定的领导，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里。起义已经波及省里。军队可能会转向起义者一边。赫格居斯不再坚持。两种方案：政府行动起来，我们援助。这能够很快结束，或者是纳吉转而反对我们。

赫鲁晓夫同志——要求停火并撤出军队，然后是投降。可能还有其他什么方案？

1.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不好的方案)，到时我们…… [22]

2.控制这个政府，派政府代表前往各省。需要行动纲领。莫斯科政治局(起草)我们致居民、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呼吁书，否则，我们只有开枪。

3.是否应该要求中国人、保加利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南斯拉夫人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4.坚决镇压暴动分子的武装力量。

勃列日涅夫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应该起草文件。

达成一致：各兄弟党应该向匈牙利人发出呼吁。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23]

(苏斯洛夫同志)

苏斯洛夫同志——局势复杂化。10月23日，我们的军队介入。10月25日，还剩一个抵抗点，10月26日才知道这一点。在科尔文剧院区，以霍尔蒂军队的一名上校为首的匪帮。零星的射击(经常性的)。枪击军官。3000名伤员。350人被击毙(匈牙利人)。我方损失600人被击毙。 [24] 目前对于我们军队的态度不好(已经恶化)。原因是：1956年10月24日驱散了示威游行队伍。 [25] 开枪射击。居民中有70人被击毙。挂出许多黑色旗子。

工人们离开了企业。

在各个企业(自发性地)出现了委员会(每个城市都在谈论着)。游行示威具有反苏联的倾向。

如何控制局势？建立相对稳定的政府。

苏斯洛夫同志——我们的路线：不反对吸收一些民主主义者。昨天形成了政府。

10月28日晨5时，卡达尔同志前来提出一个问题：工会组织要求重新考虑对起义者的评价问题——应评定为民族民主起义。他们希望以波兹南事件为例进行评价。

卡达尔通报说，已经与工会工作人员就取消民族民主运动的提法以及有关国家安全机构事宜达成一致。 [26]

在呼吁书中，纳吉塞入了撤出苏联军队这一论题。 [27] 关于停火问题(一直在坚持这一观点)。

目前我们的方针是：既然政府建议停火，指挥部制定将部队从布达佩斯撤出的命令。

纳吉和桑托提出将赫格居斯撤出执政内阁的问题。

选举不应该进行。

苏斯洛夫同志——我们是否发表公开宣言支持该政府？ [28] 支持。没有其他出路。

布尔加宁同志——(…… [29] )

伏罗希洛夫同志——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紧要的不是撤军。美国情报机关的活动比苏斯洛夫同志和米高扬同志还要积极。需要的是一组同志尽快前往。在达成协议、组织政府之后，就撤出军队。再派你们(指А.И.米高扬和М.А.苏斯洛夫)前往那里就徒劳无益了。(赫鲁晓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表示反对)

布尔加宁同志——撤军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同意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看法。赞成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的做法。

布尔加宁同志——我们应该作出结论：在布达佩斯存在着这样的力量，他们希望摆脱纳吉和卡达尔政府。持有支持现政府的立场。否则，应该实行占领。这对我们来说很冒险。

卡冈诺维奇同志——关于派军队问题：派出军队的做法是正确的。责难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不应该)——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把一切都推到他们身上，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不支持，就得占领这个国家。这将会使我们走得更远。还是支持政府。关于撤军问题宣言不进行改动。让他们提到友谊。关于加强党的问题。不再增派人员。

马林科夫同志——行动是正确的。指责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没有任何根据。对于该政府应该支持。经政府同意保留军队。

马林科夫同志——那里卷入了这样一些同志，必须保证赦免他们。

莫洛托夫同志——派出军队，这是正确的做法。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最初的就对待政府态度的通报是镇静的。党对群众的影响很弱。关于该政府，应该支持。但是，他们的关于与苏联的友谊——谈论时提到撤军——应该谨慎行事。

朱可夫同志——支持该政府。关于从匈牙利撤军问题，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提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威信。对各兄弟党提出要求，让他们致匈牙利人呼吁书。

朱可夫同志——在布达佩斯，将军队从街道撤到一定的地区。也可能代表指挥部发表声明。关于对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的评价问题，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萨布罗夫同志——支持这个政府。应该在人民中提高政府的威信。不反对他们对于事件所作的评价。不反对撤军，但无须立即。

赫鲁晓夫同志——同意同志们的意见。支持这个政府。研究制定策略。同卡达尔和纳吉谈话：我们支持，宣言——显然，更多的你们(指卡达尔和纳吉)没有能力承受。我们停火。我们准备从布达佩斯撤出军队。约定条件，使抵抗中心停火。

莫洛托夫同志——第二，我们应该关心匈牙利的共产党员们。

布尔加宁同志——国内的人民民主政权垮台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不存在了。(…… [30] )掌握了政权。

卡冈诺维奇同志——话题谈的不是让步，而是为人民进行的战争。接受宣言。从首都撤出军队。

伏罗希洛夫同志——如果哪怕是建立一个小组，也可以保留军队。不能指望任何人。否则就会有战争。

赫鲁晓夫同志——我表示支持宣言。政治上对我们是有益的。 [31]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埃及制造了麻烦。 [32] 不要陷入同一境地。不要抱幻想。人员我们保留。基本接受宣言。接受带有修改的(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安排好城市里的生活。来自各兄弟党的呼吁书。给南斯拉夫发出密码电报。 [33] 波斯佩洛夫同志在1956年11月6日前着手准备报告。如果指挥部的传单…… [34]

赫格居斯、格罗、皮罗什，派他们前往保加利亚。

ЦХСД，ф.3，оп.12，д.1005，л.54-61об

№1605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关于召回苏联专家的问题(1956年10月30日)

摘自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10月30日

今天，(我)与刘少奇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有关会谈内容的完整纪要我已发送给苏共中央主席团。

对于1956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的宣言，刘少奇说他本人表示欢迎，并特别提及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有许多苏联专家的问题。他说，这些专家在工作中遇到许多困难，“他们对所在国的特殊国情不甚了解，一些专家就政治问题开出的药方往往引发了消极后果”。依据当时苏联专家的有关情况，刘少奇指出，经验表明，当地那些在各自工作中曾犯了某种错误或过失的干部，总会一股脑地把所有罪责推到苏联专家的身上。有鉴于此，中国已从越南召回了除技术专家之外的所有专家。

在谈及苏联专家时，刘少奇指出，他们为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他表示，这些专家已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协助各国培养起了自己的干部队伍，目前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一个苏联专家(不包括技术专家)回国的问题。刘少奇特别指出，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应小心谨慎，并与当事国共同协商解决，要避免像以前在南斯拉夫那样不加区分地召回所有专家。

刘少奇说，的确，一些国家会坚持提议撤走苏联专家，因为“他们在受援国待的日子已超出时限”。不过，有鉴于此，苏联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自己的一贯立场。

在随后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请刘少奇谈谈他对于从中国召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构中工作的苏联专家问题的看法，并提及此前曾与周恩来谈过这一问题。刘少奇没有给予正面回答，只是说中共中央需要对这一问题加以考虑并进行充分研究。

在谈到匈牙利问题时，刘少奇说，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事件应被视作是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有益教训”。刘少奇说，我们共产党人，需要从理论上总结出经验教训，“就像马克思当时总结和分析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列宁概括和阐释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样”。会谈时，使馆二等秘书О.Б.罗满宁也在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202 203

№0973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30日会议

第49号记录第1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米高扬同志和谢罗夫同志的情报被列入其中。

朱可夫同志：

关于在维也纳地区 [35] 集中军用运输飞机事宜的情况通报。

纳吉在耍两面派(按照马利宁的意见)。

派科涅夫同志前往布达佩斯。

关于与中国同志的会谈情况。 [36]

赫鲁晓夫：

考虑到我们部队驻在国的意见，通过宣言，今天从人民民主国家撤军(这些问题是在华沙条约会议上讨论的)。

整个苏共中央政治局都是这个立场。

一份文件给匈牙利人，另一份给华沙条约的成员国。

关于罗科索夫斯基的问题，对哥穆尔卡说，这是你们的问题(波兰人的)。

布尔加宁同志：

对于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中国同志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准备我们给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准备宣言。

莫洛托夫同志：

今天就给匈牙利人民的呼吁书，以便立即开始关于撤军的谈判。

还存在着华沙条约。与其他国家一起讨论。

关于中国同志的意见：(他们建议)以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我们与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的关系。关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一种基础上；党之间的关系，则在另一种基础上。

伏罗希洛夫同志：

应该向前看。宣言的制定，不应该将我们置于困境。可以批评自己，但要做到公平合理。

卡冈诺维奇同志：

关于五项原则，我认为，他们不会建议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之间的关系。

两份文件：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和宣言。

在这份文件中不需要进行自我批评。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差别。

谢皮洛夫同志：

事件发生的过程，暴露了在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方面存在着危机。反苏的情绪在扩大。应该深入地揭露其原因。

谢皮洛夫同志：

基础是牢固的。消灭操纵者，不让他们在目前的情况下起作用，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方面仔细考虑一系列措施。

宣言，这是第一步。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就不应该再发了。

关于武装力量，我们坚持不干涉的原则。

经匈牙利政府的同意，我们准备撤军。

应该同民族共产主义进行长期的斗争。

朱可夫同志：

同意谢皮洛夫同志所表述的意见。重要的是，在匈牙利解决问题。

反苏的情绪在扩大。

从布达佩斯撤军。如果要求，就从匈牙利撤军。

在军事政策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朱可夫同志：

关于驻在德国和波兰的军队，问题更加严重。

在协商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召开协商会议。

继续坚持下去，还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简短的决定，今天公布重要的内容。

福尔采娃同志：

通过共同的宣言，而不是致匈牙利人的呼吁书。

(宣言的呼声)并不高。

第二点，对于内部局势非常重要。

应该从其他方面看待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

关于与人民民主国家领导人进行会晤(有关相互关系问题)。

召开中央全会(通报信息)。

萨布罗夫同志：

赞同宣言和撤军事宜。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事后对群众的创造精神缺乏领导。

领导是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愿的。

没有奋起保卫真正的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我们将落后于形势。

同意福尔采娃同志的意见。向各位部长、中央委员询问。

关于罗马尼亚，他们欠我们50亿卢布，依靠这笔钱那里的人民建立了公有制。 [37]

应该重新考虑相互关系。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建立相互关系。

赫鲁晓夫同志：

表达的意见一致。第一阶段应该发表宣言。

赫鲁晓夫同志：

通报与米高扬同志交谈的情况。

卡达尔表现得很好。6个人中有5个人态度坚定。 [38]

关于撤军问题，主席团内部正在进行斗争。

国防部长将下达命令，用武装力量镇压戏院区的暴动分子。(看来，马利宁很紧张，离开了会议。)

(匈牙利的)国家安全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我们军队里。 [39]

讨论宣言草案 [40]

(谢皮洛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

布尔加宁同志：

根据宣言的有关问题来谈。第2页的第2段，不应该减轻自我批评、所犯的错误。更多地运用“列宁主义原则”。

赫鲁晓夫同志：

表示赞同，并说，我们遵循的是列宁主义原则。

第2页的第5段，所作的是声明，不是解释。

第3页，谈到经济权利平等，应该使其成为重要的一条。

说明，在大部分国家里没有军队。

说明，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领土上。

赫鲁晓夫同志：

这样做是经过他们政府的同意，并为了这些政府和人民的利益。

表明对匈牙利政府的态度。支持他们采取的措施。

关于党、匈牙利中央和政府的支持。召见纳吉和卡达尔。

卡冈诺维奇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朱可夫同志：

应该谈一谈与每个国家签署的波茨坦协定和条约。

朱可夫同志：

对于人民应该表示同情。我们呼吁停止流血事件。

第2页的第2段：应该说，二十大批评了缺乏权利平等。

尤金同志关于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报告 [41]

局势如何：匈牙利是否会脱离我们的阵营？纳吉是怎样一个人？

是否可以信任他？关于专家问题。

朱可夫同志： [42]

谈关于经济问题。二十大之后的改革被拖延了。

(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向华沙条约成员国提出，讨论关于专家的问题——准备召回专家。

应该让一些同志进行校订。 [43]

通过高频电话转告米高扬同志和苏斯洛夫同志。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赫鲁晓夫、朱可夫、勃列日涅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尤金。

中国同志。

关于匈牙利局势。

(赫鲁晓夫同志，刘少奇同志)

刘少奇同志：

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转达，军队应该留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

赫鲁晓夫同志：

两条途径。军事途径——占领。和平途径——撤军，进行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政治局势已经明确。建立了反革命的政府，过渡性的政府。 [44]

发表宣言。说明我们的立场。明确对新政府的态度。

我们开始撤军的谈判。

莫洛托夫同志：

纳吉——总理。

卡达尔——为国务部长。

蒂尔迪·佐尔坦——

科瓦奇·贝拉

洛松奇——共产党员，纳吉的支持者。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6-14

№25204 外交部远东司的建议：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1956年10月30日)

第1457/ДВ号

1956年11月23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远东司关于苏联政府声明的建议 [45]

1956年10月30日

第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中国不是经互会的成员国，因而有必要就设立机构、经济合作框架和周期性的年度计划达成协议。

二、有来自苏联的30个组织和10多万名苏联人在中国。应考虑取消部分机构，将其职能移交其他机构行使。

1.取消经济合作总局的驻华代表处。技术援助与成套设备供应的执行工作交给商务代表处，在华专家的管理工作交给大使馆。

2.取消“苏联电影出口公司”与“苏联新闻社”的驻华代表处。

……

7.召回负责亚洲各国工会工作的机构驻北京的代表处。

8.与中国政府就保留和方便苏联红十字医院活动达成协议。若达成协议，希望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将部分医生转为苏联在华专家顾问。

9.讨论关于进一步保留苏联在华巡视员机构的问题。中国在苏联尚无自己的巡视员。

三、每年有关商业和经济问题的谈判均在莫斯科进行。考虑与中国政府达成一致，此类谈判可在莫斯科和北京分别进行。

四、苏联专家对华援助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和10月27日签订的协议来管理的。应考虑仔细研究这些协议，统一专家的工作条件，并争取出台一个单独的协议，要涉及6年前就已确立的以外汇结算苏联专家公差的补偿金问题。

五、在中国，苏联大使可以定期拜见中国领导人并举行会谈，他们有广阔的途径可以获取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信息。我们应该考虑，应极大地扩展中国大使对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生活及外交政策措施的了解层面。

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委员曾会见驻华的苏联大使，双方就各种问题进行会谈。我们也应组织驻苏的中国大使与苏共领导和苏联政府开展此类会谈。

六、应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改进苏联与中国之间外交政策的协作。

七、应采取措施扩大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及科学家与中国重要人物的接触(非正式访问，共同组织休假、短途旅行、会议等)。

八、一般而言，中国赴苏联的代表团要由一名部长或副部长带队。我们应考虑派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或代表组成赴中国的代表团。

九、苏联的报刊只是以简短的形式刊登领导人的文件和报告，而一些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报告和决定(例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1956年9月12日发出的《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甚至都没有被提及。我们的报纸和杂志在编辑时应注意，不容许忽视中国领导人声明的重要文件。

十、在中国，尤其是新疆地区，有大批苏联侨民聚居，也有一些是没有苏联国籍的人(来自帝俄时期)。我们应考虑将苏联侨民的数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可以委托大使和中国朋友研究这个问题，请他们就遣返和接纳这些人中的中国公民提出具体的建议。

十一、苏联在中国有7个领事馆，而同时中国在苏联只有两个总领事馆。我们应考虑关闭苏联驻沈阳市和伊宁市的领事馆。

十二、苏联在中国有7所学校，超过1300名学生和100名教师。我们应考虑削减在华学校的班次，取消8—10个左右，并严令禁止超过学龄的儿童到这里就读。

……

АВПРФ，ф.0100，оп.49，д.37，п.414，л.8-10

№097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1956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0月30日会议第49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主席团成员：Η.Α.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В.М.莫洛托夫、М.З.萨布罗夫；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Д.Т.谢皮洛夫；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46]

绝密

第1项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苏斯洛夫同志、布尔加宁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萨布罗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谢皮洛夫同志、朱可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什维尔尼克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

通过经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修改的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和合作原则的宣言文本。

宣言文本于10月30日通过无线电广播进行转播，1956年10月31日在报刊上发表。

附件：

关于第49号记录第1项

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继续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原则的宣言

苏联对外关系的牢固基础，过去是和今后仍然是所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友好和合作的政策。

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中，这个政策获得了最深刻和最连贯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使社会主义各国联合在一起，而他们的友好大家庭只能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上。这不仅不排除，而且正好相反，要求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各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里密切的、兄弟般的合作和互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被粉碎之后，人民民主制度在欧亚一系列国家里，在这一基础上表现出了自己强大的生命力。

在新制度生成和社会关系深刻的革命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困难，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任务和直接的错误，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方面以及一系列降低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的平等原则的意义的一系列错误。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坚决地谴责了这些错误，并提出了任务，即苏联在自己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列宁主义的各国人民平等的原则。

苏联政府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性决议，在尊重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充分主权的这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为巩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创造条件。

正如最近事件所表明的那样，苏联有必要就其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首先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方面自己的立场作出相应的声明。

苏联政府准备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起，共同讨论确保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继续发展和巩固的措施，以便消除破坏经济关系中的国家主权、互利和平等原则的任何可能性。

这个原则应该适用于顾问人员。大家知道，在新的社会制度形成初期，苏联根据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政府的请求，向这些国家派出了自己的专家人员——工程师、农艺师、科学工作者、军事顾问。在最近时期里，苏联政府多次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关于召回自己的顾问人员的问题。

鉴于目前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已经在国民经济和军事建设的一切领域里，形成了本国专业干部队伍。苏联政府认为审理关于苏联顾问人员继续逗留在这些国家的适宜性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在军事领域里，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相互关系的重要基础是华沙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其参加国应该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包括接受“为加强其防御能力、使其国家人民的和平劳动免受破坏、确保其边界和领土不受侵犯和对抗一切可能的侵略行动所必须的协商一致的措施”的义务。

大家知道，根据华沙条约和政府协议，苏联军队驻扎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共和国里。在波兰共和国里驻扎的苏联军队，是以四大国波茨坦条约和华沙条约为依据的。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没有苏联军队。

为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安全，苏联政府准备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的参加国，共同讨论关于驻扎在上述国家的苏联军队的问题。同时，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那个共同原则，即某个国家——华沙条约的参加国——在另一个国家境内——华沙条约的参加国——部署军队，是根据其全体参加国相互间的协议和只有在那个国家同意的情况下，并按照它提出的请求布置军队或者指已经部署的这些军队。

苏联政府认为正值匈牙利事件发生之际必须作出声明。事件进程表明：在人民民主制度基础上获得了巨大进步的匈牙利劳动者，提出关于必须消除经济建设领域的严重缺点、继续提高居民的物质福利水平、与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斗争的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不久，反动的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就加入了劳动者这个合理和进步的运动，他们企图利用部分劳动者的不满情绪，颠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在那里恢复旧的地主资本主义制度。

苏联政府以及全体苏联人民，对于匈牙利事件发展导致的流血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

根据匈牙利人民政府的请求，苏联政府同意向布达佩斯派出苏联军队，帮助匈牙利人民军和匈牙利政权机关整顿城内秩序。

考虑到苏联军队继续停留在匈牙利，可能会成为局势更加尖锐化的借口，苏联政府已经向自己的军事指挥部下达命令：当匈牙利政府确认这是必须的，苏联军队立即从布达佩斯市撤出。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准备与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华沙条约其他参加国，就苏联军队在匈牙利境内逗留问题举行相关的谈判。

捍卫人民民主主义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的重要和神圣的义务。

苏联政府表示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允许国内和国际的反革命势力动摇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的，这是每个国家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英勇斗争和忘我劳动建立和巩固的制度。他们将付诸一切努力，消除在继续加强民主主义基础、自己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继续发展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经济和文化，以便不断地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物质福利和文化水平，他们将为巩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兄弟般的团结与互助。

1956年10月30日

ЦХСД，ф.3，оп.14，д.69，л.1，4-8

АПРФ，ф.3，оп.64，д.485，л.25，26-30

№097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匈牙利局势的讨论(1956年11月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1月1日会议

第50号记录第1项

出席会议的人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科涅夫和谢罗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米高扬等同志)

撤出军队的要求已经变成全国性的。

反苏情绪高涨。

(米高扬同志)

在目前的条件下，最好是支持现存的政府。

现在任何力量也无济于事。

参加谈判。(再等)10—15天。

如果当局将逐渐堕落，到时再决定怎样行动。

绝不能让匈牙利脱离自己(我们)的阵营。

目前不要与军队闹翻。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再作决定，我们是否撤出军队。

再等10—15天，支持这个政府。

如果局势稳定下来，到时事情就会向最好的方面发展。

苏斯洛夫同志：

政治局势不稳定。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已经紧紧逼近。

近日局势将会明朗化。事件在很平静地发展着，但是没有党的监督。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出现了分裂——党内斗争转入公开化。

我不认为纳吉组织了暴动，但他的名字却被利用了。

这个政府能否保存下来，没有保证。

只有借助于占领行动才能拥有支持我们的政府。

谢罗夫同志：

发言稿是经过认真准备的。纳吉与暴动者有关系。

应该采取坚决的措施。应该占领这个国家。

布尔加宁同志：

通报1956年10月31日通过的决议以及与中国同志会谈的情况。

布尔加宁同志：

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将失去匈牙利。

科涅夫同志：

布达佩斯处于起义者的控制之下。

无政府主义蔓延，反动派获得了胜利。

决定：实施占领。

卡冈诺维奇同志：

讨论是复杂的。中国人表明了意见：我们不能撤军。

从客观上讲，极端反动的运动。

党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不应该等待太久。

反动势力在进攻，而我们却(不)进攻。

福尔采娃同志：

对宣言的反应。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正在将匈牙利拱手相让。

(朱可夫同志)

没有理由重新考虑1956年10月31日决议。

不同意米高扬同志关于(应该)支持现政府的意见。

行动应该坚决果断。取消一切废话。解除反革命的武装。

阻止前往法国的议会代表团。

使驻布达佩斯大使的家人前往布达佩斯。

议会代表团前往泰国的事应重新审议。

布尔加宁同志：

根据10月31日决议精神采取一切行动。

朱可夫同志：

一切都会就绪。我们在宣言的基础上行动——

调动军队——使一切就绪。

苏斯洛夫同志：

现在局势已经变得更加清楚了。

摆脱诚实的人。

(措施计划)分送：朱可夫、苏斯洛夫、科涅夫、谢罗夫、勃列日涅夫

出席会议的人员：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谢皮洛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科涅夫、谢罗夫。

关于匈牙利的局势。 [47]

(米高扬)

关于我们驻在匈牙利大使馆的情况。

(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朱可夫、谢皮洛夫)

大使馆暂时保留。关于主要问题。

谢皮洛夫同志：

两条路：考虑运动的群众性不去干涉；另一条路：动用武力。

还有第三个结果：加以干涉，但反动派胜利了。

谢皮洛夫同志：

目前的局势：反革命叛乱结束了，国体改变了。

主要的方向是反苏的，主要方向的力量来自外部。

如果再不采取坚决的行动，那么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也会崩溃的。

利用武力恢复秩序。

米高扬同志：

如果匈牙利变成帝国主义的基地，那么就无话可说了。

话题指的是对今天局势的评价。

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应该太死板。

还有3天考虑的时间，同志们可以出主意。

策略是：与他们保持接触。

苏斯洛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匈牙利同志——

研究制定措施(依靠什么样的干部，今后我们将如何行动)。 [48]

ЦХСД，ф.3，оп.12，д.1006，л.19-22

№20586-1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5日)

1956年11月1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0月30日至11月14日

第330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5日

…… [49]

应中国大使乔晓光的请求接见了他。

在简短的礼节性谈话之后乔晓光问我，是否知道在执行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问题上朝鲜同志采取了什么新的措施。乔晓光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我说，在我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曹克强谈论过之后的这段时间内，我都不知道朝鲜同志对于这个问题采取了什么措施。通过非正式渠道得到消息说，朝鲜领导人预计将批准崔昌益为保护国家物质文化遗迹的国家委员会主席，而朴昌玉预计被批准为建设马顿(Мадон)水泥厂的领导人。通过从非正式渠道得到消息我们还得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前不久召开会议，决定释放朴一禹。

乔晓光请我谈谈朝鲜同志是怎样看待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对朝鲜进行的那次访问的。我回答他说，如果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进程来判断，那么朝鲜同志的回应应该说是积极的，但是，绝对地肯定这一点还为时过早。

我也请乔晓光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乔晓光回答说，关于朝鲜同志对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访问的反映他目前还没有得出一定的结论。

我问乔晓光，现在在中国的尹公钦、李弼奎、徐辉和金刚是否知道他们已经被恢复了朝鲜劳动党党籍，他们是否考虑返回朝鲜。

乔晓光说，这些同志都知道这些决定。他们还是不愿返回朝鲜，他们想请求朝鲜政府允许他们的家人到中国去，因为他们也知道朝鲜政府不会坚持让他们返回朝鲜。乔晓光接着说，尹公钦、徐辉、金刚和李弼奎在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指责朝鲜领导人说，朝鲜领导人在朝鲜获得解放之后这段时间以及在战争年代清除了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使用反民主的方法领导国家和劳动党；不能正确地使用和教育领导干部。他们认为朴正爱、朴金喆、金昌满和韩相斗这些人不能胜任在党内的领导职务；朝鲜领导人还被指责没有为反对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进行斗争。

乔晓光补充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其他的材料来证明上述这些人在信中所说的内容，对这封信的内容表示理解并谨慎地看待这封信的内容。

我通报乔晓光说，朝鲜领导人免除了李相朝朝鲜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并请求苏联政府同意李新八为朝鲜驻苏联大使，李新八现在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的职务。从朝鲜同志那儿得到消息说，李相朝拒绝返回朝鲜，并且，他大概是想留在中国。

我问道，中国大使馆是否有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乔晓光回答说，他们没有这个决议，但是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把这个决议转给了毛泽东。

大使馆一等秘书Г.Е.萨姆索诺夫参加了这次会谈。

这次谈话由中国大使馆翻译员王保民翻译。

苏联驻朝鲜大使

В.伊万诺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28，д.412，л.367-369

№20376 刘晓致赫鲁晓夫函：十月革命节的祝贺(1956年11月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使馆

莫斯科市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9周年——苏联人民的盛大节日之际，请接受我的诚挚祝愿。

我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在未来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继续取得胜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得到巩固。

致以共产主义式的敬礼

刘晓(签名)

1956年11月6日

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收)

莫斯科。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80

№11453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越南政府要求经济援助(1956年11月10日)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范文同今年8月27日在给苏联政府的信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实现1956年国家计划过程中，遇到了居民日用品不足的困难，请求在今年内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4000万卢布的长期贷款。越南政府原来打算将这笔贷款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筹措资金项目在1957年向苏联政府提出。越南政府建议在政府间今后的长期贷款谈判中讨论结算的期限和方式。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拟将上述4000万卢布用于购买苏联的日用品和手工业原料(棉布、面粉、食糖、医药、化肥、黑色和有色金属等)。同时还使用其中的500万—600万卢布，为军队购买物资(汽车及汽车零配件等)。

苏联大使以及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驻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商务处的代表支持越南政府的请求。

我们在讨论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上述请求之后特报告如下：

1955年，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4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和3000万卢布的贷款。贷款用于支付向越南军队购买设备和材料，只偿还一半的价格。

此外，根据苏联政府1956年6月6日的决定，苏联已经无偿地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军队提供了总价值2400万卢布的汽车和其他物资。

在提供给越南民主共和国4亿卢布无偿援助中，已经有1.93亿卢布用于供应设备，在28个工业企业的恢复和建设中给予技术援助。截至1956年年底，已经提供了约6500万卢布的设备和技术援助，这笔资金的剩余部分除了从前已经拨出用于建设鱼类罐头厂，而越南政府又认为不宜建设的500万卢布外，将留作1957—1958年使用。

2.02亿卢布用于提供商品，其中食品、日用工业品和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原料占了65％。在无偿援助账号内提供的商品，除了原定于1957年提供的价格1100万卢布的挖泥船之外，其余的已经在今年结束提供贷款。

今年内，依据贷款提供的所有商品和无偿向军队提供的物资也将全部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也提供了1.5亿卢布。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向越南朋友提供的资金中，截至今年9月1日仅使用了1.4亿卢布。

据范文同同志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无力向居民提供足够的消费品和生产这些商品的手工业原料。同时越南民主共和国又无外汇从国外进口商品。由于商品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从今年年初以来工业消费品上涨了20％—25％。由于完不成商品的销售计划，对国家预算和货币流通也造成威胁。

我们认为，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三年计划尚未结束，目前考虑向其财政提供信贷问题为时尚早。如果在制定三年计划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援助，那么这个问题宜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议为妥。

苏联外交部和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认为，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当前遇到经济困难，可以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3000万卢布的商品贷款，供其在1956年第四季度和1957年用于购买日用品。此外，还可以提供500万卢布的日用品，从在宜安没有建设的鱼类罐头工厂经费中支付。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大部分尚未使用，越南民主共和国还可以从中国得到所需的人民生活必需品。

АВПРФ，ф.022，оп.9，п.134，д.56，л.19-21

№2235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兄弟党会议(1956年11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1月13日会议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Η.Α.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7项　发自布达佩斯的密码电报。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勃列日涅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别尔乌辛、伏罗希洛夫、朱可夫、萨布罗夫。

同意会晤。 [50]

派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

哪些国家(参加)？不包括南斯拉夫。

中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华沙条约国家。

委托马林科夫准备给匈牙利人的信：“同意你们的建议，召开这样的会议将会有益处的。

“我方的代表团成员为：马林科夫、苏斯洛夫、阿里斯托夫。

“同意召开兄弟共产党会议。代表团将阐述我们的立场。”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6，л.49

№20560-1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对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处理(1956年11月19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19日

拜访了南日，并转告他说，根据金日成请求苏联相关机构采取措施尽快为兴南化工联合加工厂运送建设设备的请求，11月7日运出了2台混凝土搅拌机，每台容量为425升，最近还将运出泡沫混凝土搅拌机以及深度混凝土探捣器。

会谈中南日说，朴昌玉被任命为建设马顿水泥厂的总指挥。朴昌玉请求把他派往最艰苦的工地，以便证明他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根据南日的意见，他可以这样做。在11月8日的会谈中，金日成也这样说了。他说，就让朴昌玉担任建设总指挥一年时间，以表现自己。

关于崔昌益，南日说，他被委任为历史物质文化纪念碑管理局的局长，这一部门将从文化部中分离出来并隶属于内阁办公室。然而崔昌益拒绝了这一职务，并请求让他作为院士从事科学工作。南日的意见是不适合让这样重要的领导人担任自己的下属。

在谈到党内的局势时，南日说，不能认为8月中央全会上的反对派已经放下了武器，因为朝鲜朋友知道，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别是来自科学工作者圈子的一些人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工作者都聚集在他的办公室里。

南日说，9月中央全会之后跑到中国的那些工作人员，看起来是不打算回到朝鲜了，朝鲜朋友们认为，他们将不会放弃攻击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打算。如果他们希望把自己的家人也带入中国，他们将不会反对。

接下来南日说，李相朝给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写了一份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他解释了为什么他被解除了驻莫斯科大使的职务，诬蔑我们，同时他也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或者把他转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党校学习。

在谈到同波兰代表团在莫斯科的谈判过程时，南日说，在对苏联进行访问的时候，哥穆尔卡担心苏联领导人不会同意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但是在谈判中这些疑虑都被打消了。

然后他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把朝鲜、越南和蒙古大使请去并向他们通报了匈牙利事件，当时说，我们的苏联同志把哥穆尔卡错误地看作右派民族主义者，而现在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他的错误看法。

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87-295

№21478　安德罗索夫致苏共中央联络部函：提交中国留学生对苏联印象的信(1956年11月20日)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

现把在莫斯科地质学院二年级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彭瑞桑(Пэнжуй-сан)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信件发送给您，以便了解情况。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党委书记

Н.安德罗索夫

1956年11月20日

附件：

莫斯科地质学院大学生彭瑞桑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件

(1956年10月4日)

亲爱的《人民日报》主编同志：

首先，请原谅我在您非常繁忙的时候打扰您。我是在苏联学习的一名中国大学生，是一名党员，在莫斯科地质学院学习。今年夏天暑假期间我同一些苏联大学生一起到了北高加索，帮助集体农庄的农民收割庄稼，我在那里待了半个月，并且在那里对苏联有了更多的了解。现在我想把我的见闻告诉给您，同时也想谈论一些关于我国宣传工作的意见。

我们的国内总是在宣称说，苏联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在谈论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其他的一些高尚的品质。我们刚到达苏联的时候，充满了在苏联学习的强烈愿望。但是后来，特别是在集体农庄工作之后，我开始觉得，事实上情况恰巧相反，因此现在我想依次谈论所有的事情。

首先，我觉得，所有苏联人都没有什么共产主义的观念，他们都只是为了钱而工作。一些工人的家庭过得不错，他们的钱够花，因此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漫不经心：如果有人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就工作一会，而如果没有人监督他们，他们就开始休息。一些人甚至进行欺骗，抬高自己的成绩。比如，一名司机跑了12趟车，他却说跑了20趟。前来帮助收割庄稼的绝大多数大学生工作都不卖力，他们需要有人来驱使他们。如果在他们后面没有人监督，他们就在原地躺下来休息。即便这样，他们仍然要因为微薄的报酬而谩骂领导，而有时候甚至要组织罢工。这种现象绝不是个案。他们也不用心学习，为了不得到“两分”，他们只在考试期间突击背死书，考试期间抄袭现象非常盛行，对于那些不抄袭的人，他们感到不能理解，也感到奇怪。他们经常说：“我们要多休息，我们有吃有穿，还担心什么？”

他们中很少有人珍惜同学间的友谊。没有两个能够相互关心的好朋友，很少有人能够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利益分享给其他人。在半个月的集体生活和工作期间不得不多次请求，让他们帮助洗衣服、值班、挑水或者洗盘子。总的来说，在他们之间不存在像我们的同学之间存在的那种相互理解，相反，他们经常会暗地里相互怀疑，在他们之间很少能够看到像在我们的同学们之间能够看到的集体主义的温暖。

苏联人的纪律观念非常差，没有一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纪律。需要保密的东西通常都不能保密，他们总是说：“我们能够对自己在学习上的同学和在工作上的同事保守秘密，但是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难道能够对家人也保守秘密吗？”

至于共青团的工作，他们做得也不够好。没有发现他们开展任何思想教育工作。没有哪位基层组织和支部的领导人非常了解同志们的思想情绪，很少有人在组织生活中对思想上的不足展开批评。

苏联集体农庄领导干部的领导作风也应受到强烈的怀疑，他们在工作中很少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他们就没有这样做)，有一些管理干部跑来跑去，当他们跑到一个地方，发现不好的情况之后，就开始大骂起来。他们不去弄明白事情的真实情况，通常他们谩骂的都不是那些需要被谩骂的人，而是恰恰相反。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人们不听领导同志的话。没有看到哪位领导人能够耐心地开展工作，去说服和动员群众，所有工作都是自上而下地开展。而另一些领导人只是在使用干部，而没有表现出对群众的关切。比如，有一次他们派出了一批年龄为10多岁的一群孩子到10公里之外的地方挖土豆。结果孩子们浑身都湿透了，冻坏了，一直到了晚上10点才回来。

苏联的工资制度也不合理：经常存在的情况是，干了重活得到的很少，而干了轻活却得到了很多。因此，同我们一起前来的大学生经常组织罢工。

苏联的社会秩序也很差，酒鬼和骗子非常多，即使在节日的晚上，姑娘们也不能一个人上街，但是人民和社会舆论对此也无能为力。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苏联，不良的情绪要比健康的情绪严重(当然，也有一些健康的情绪，但是在此我就不谈论了)。

相比而言，上面所述都是在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此，我不得不进行观察，并就我们的宣传工作产生了一些想法。

首先，现在我们的民族是非常好的、令人满意的、不断发展的和健康的，我非常担心的是，在今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之后，我们的民族也开始逐步变质。我希望，我们的领导人能够特别关注这一现象，汲取苏联的教训，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并且一直贯彻下去。

第二，在报纸上发表和广泛宣传的只是一些非深层次的问题或者宣传的只是一些好的东西，对此我不同意。这会引起人们对我国宣传工作的不信任，并且他们会证明说，事情不是这样的。有宣传说，苏联的这好，那好，一切都好，但是当我们在苏联生活的时候却看到的是这样不良的现象(当然，事实上也有好的现象)。因此，我们怀疑，我们的宣传是否脱离了实际，对于报纸上的宣传：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在积极地参加生产工作，我们怀疑这是否符合事实？

第三，我不能同意某些领导干部的做法，他们不能区分黑白是非，大肆吹嘘说，苏联的某些东西是好的，把一些缺点看作是好的东西，把个别人的优点看作是整个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

这些就是我的意见和看法。或许，其中有许多错误，因此我请求给予严厉的批评。如果我的上面所述有一些正确的东西，那么请提请相关部门予以注意。

此致

敬礼!

莫斯科地质学院二年级大学生

彭瑞桑

1956年10月4日

(来自《内部参考》1956年10月22日第2028期)

什利亚普尼科夫翻译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37-241

№21487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等函：呈送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1956年11月2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6年11月23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Н.Т.费德林同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情报委员会：

兹呈交中共中央就苏共党史教学问题召开的会议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主要依据

中共中央宣传部秘密资料拟定。

附件共3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附件：

呈交中共中央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会议的情报资料

今年6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鼓动与宣传部理论宣传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党校召开了关于苏共党史教学问题的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以及那些开设了中级党校课程的初级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负责人。此外，出席会议的还有高等教育部、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师范学院的负责人。

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关于苏共党史研究的问题和“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创建问题。

就第一个问题，会议发表了对未来这一课程研究前景的基本看法，批评了苏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善这一工作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会议赞同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尽管教材《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存在着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指出的不足，其中包括与个人崇拜相联系的不足，还是应该继续在中国党校研究苏共党史。这是必要的，因为苏共党的历史经验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重要地位问题、革命斗争的战略问题、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会议指出，研究苏共党的目标是研究苏共党的主要经验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原则。至于一些历史琐事，个人功过的大小，即便是不了解这些内容也不会对苏共历史主要内容的讲授产生障碍。此外，在会议上提到，我们不需要将苏共党史授课方面的工作深化到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对个别人物的评价。

会议指出了苏共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主要不足，比如：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死板。这表现在，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科书的每一个句子都被看作是经典结论，认为这本书是完全正确的，是对苏共党史的完美概括。这导致了掩盖历史，文过饰非，并偏离了一些根本的切合实际的政治方针。在党校中和其他学校中的苏共党史教研室过分关注教学方法，这有损于对课程主要内容的创造性研究。学生把主要时间花在了写提纲、死记提纲上面，没有深入关注问题的实质。在教学中缺少创造和创新，或者教学大纲和讲义被视作是公式化的、不变的东西，教师和学生的观点实际上被“一条绳子连接起来”。

会议同意中共中央的如下观点：为了改善今后苏共党史教学工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将有极大的意义。必须研究苏共党史，从这一文件的精神出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关注无产阶级专政。每一个教研室都应该像研究历史科学一样研究苏共党史，积极地、创造性地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正确地向学生们叙述苏共党史。为了创造性地开展教学活动，需要向教师和学生们提供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进行论战的机会。考虑到时间不足和中级党校的大量课程，必须缩短苏共党史的授课时间，以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等主要科目。今后苏共党史的授课时间占到中级党校所有授课时间的8％—10％。会议委托高级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在1956年10月前制定与新的教学方法相适应的教学大纲，并与中级党校苏共党史教研室的负责人讨论该教学大纲。中级党校苏共历史教研室自己应该积极地制定新的教学大纲。

关于第二个问题，会议决定，从现在开始必须积极准备开设“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所有党校的苏共党史教研室都应该进行这项工作。准备的方法是：要逐渐把苏共党史课程扩充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今后打算首先把第一和第二国际的篇章补充进苏共党史课程，然后把第三国际之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篇章补充进来。

最后，会议指出了成功教授苏共党史对开设社会主义运动史课程的基础的重要性。

Г.什利亚普尼科夫

文件5份，送：波诺马廖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ЦХСД，ф.5，оп.28，д.485，л.52 55

№20560-3 伊万诺夫与朴义琓会谈纪要：朝鲜劳动党反对派干部的情况(1956年11月22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2日

参加了在朴义琓那儿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审理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会后应朴义琓的请求同他进行了会谈。

朴义琓说，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还没有完全缓和，党内气氛仍然紧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像8月中央全会前一样变得复杂化。

朴义琓对此解释说，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之后，朝鲜朋友们还没有作出自己正确的选择，在工作中把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生活准则应用得还不够。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之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次会议上金日成说，他同意米高扬和彭德怀的建议，只是为了不把他们的访问变得复杂些，而实际上他是不会同意关于8月中央全会决议操之过急和决议不正确这种意见的。朴义琓强调说，他和南日坚持必须贯彻实施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在此之后，金日成同意了这些意见。

然而，在此之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继续犯错误，这让人想起了波兰和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在9月中央全会之后平壤市委许多负责任的工作人员以及个别同情崔昌益的内阁相、或是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被更换了职务，他们或者被派往僻远的省份工作或者被开除出党。金日成说，因为参与崔昌益集团并应该负责任的个别人，也应该为朴义琓、金承化以及其他领导人有这样的看法负责。

朴义琓从他在朝鲜11年的工作经验中得出结论，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被看作是不受欢迎的人，他们早晚会被迫跑往苏联。去年为反对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而发动的运动带有反对苏联的性质，这类似波兰和匈牙利事件。

朴义琓说，他打算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工作到1957年5月，然后应该会到苏联去，因为他不能在得不到信任的环境中工作。

我认为关于朴义琓到国外去的问题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管理的事情，对此朴义琓引用了罗科索夫斯基的例子，他说，从苏联返回的朝鲜同志在朝鲜的情况同他完全相似。当他提出这一问题时，他请求被接受为苏联公民并回归到苏联共产党的队伍中。

在谈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9月中央全会总结材料的讨论问题时，朴义琓说，这些材料在各道、各郡以及党的基层组织都被讨论。各级内阁相级别的党组织把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决议看作是决议的最后文本。参与这次会议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

参加这次会谈的有大使馆参赞佩利申科。

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95-296

№23062 费德林与刘晓谈话纪要：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1月24日)

摘自Н.Т.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24日

机密

第165/НФ号

接待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1956年11月24日)

今天12点正，我接待了刘晓。

1.刘晓谈了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团访苏的情况。据刘晓说，在指出代表团受到了良好的接待和服务之后，鉴于在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彭真在自己的发言中又强调了如下内容：1.中国要走的道路——就是苏联所走的道路；2.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各个国家的唯一中心；3.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堡垒。

在此，彭真还特别指出了进一步巩固苏联与中国的团结和友谊的必要性问题。

我本人也表示，请中方及时向我们通报关于中国代表团在苏联的下一步安排情况以及代表团成员关于代表团的工作问题可能存在的各种意见和针对苏方可能存在的各种要求。

2.刘晓请求我们协助中国代表团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八大获得签证。该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彭真(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委员刘长胜，随行人员——代表团秘书张蓓飞(ЧжанПын-фэй)、翻译齐宗华和李茹华(ЛиЖуй-хуа)。刘晓说，他们已向意大利使馆提出了签证申请。但考虑到意大利使馆可能会对此进行阻挠和拖延，刘晓请求(我们)与意大利的意共中央取得联系以加速签证的办理。

我承诺将给予协助，并说我们会把中方的这一请求向苏共中央通报。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和三等秘书К.Л.克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Н.费德林(签名)

РГАНИ，ф.5，оп.28，д.382，л.181

№16686-3 波列伏依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作家代表团访华观感(1956年11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我有幸同苏联作家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了25天。我们走遍了中国的主要省份。我们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中国人，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普通老百姓，谈了很多、很久，而且正如我们感到的，谈得很亲切。在我们的交谈者中，有著名的作家、院士、省级党组织的领导人、地方中苏友好协会的负责人、投产及在建工厂的厂长和工人以及农民和农业合作社社员。

有鉴于此，我认为把在我看来同中国进行社会性联系的我们的组织工作中存在很严重的缺点告知中央委员会是自己作为党员的义务。

正如我感到的，这些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老化了，妨碍了这种交流的进一步巩固。

1.中国早已存在中苏友好协会，由极有威望的新中国活动家之一宋庆龄同志领导。我们在中国旅行时到处(在大城市和小乡村)接触了该协会富有成果的活动——我们到处看到的普及推广苏联成就的展览会，在工厂甚至在遥远的乡村经常举行的关于苏联的报告，普及苏联文学、苏联电影等等。这个协会有数以百计的会员，是个很活跃的、有战斗力的组织。在同该协会领导人的座谈或我们在作报告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好像是授意的：“苏联有类似的协会吗？有多少会员？”如此等等。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同所有国家进行文化交流，中国的朋友在我们那里有两亿。——回答不太令人信服。实际上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协会。这就在相互推广成就方面，造成了某种不平等，并且正如感受的，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社会舆论。我想，已经到了赶快在苏联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时候，并至少在共和国首府建立分支机构，使这种组织变成社会驰名的，安排著名社会活动家当领导，并开展相应的工作。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按章程应该同时造福于所有的人，但看来，这个协会的角色是不能完成的。我想，应当出版苏联报纸《友好》的中文版本，以便让中国人获得第一手的最有意义的苏联新闻。正像我感到的，作家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同志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即在北京和莫斯科出版相应的书目参考手册，它关注那里和这里最有意义的苏联文献和中国文献，并且推荐所有文化和科学问题的最重要文章，并加内容简介以用于阅读和翻译。这样做有助于把翻译事业引向精确和正确的方向，以便两国根据相互推荐而翻译最优秀的文献。

2.对所有来中国的苏联活动家，中国同志都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他们的部长和国家头面人物，甚至把接待次要代表团，并同他们座谈当作自己的职责。可惜，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给予同样的回报。在我们这里，所有代表团被一刀切。再说，正是因为中国人对苏联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和礼貌，正像我感觉到的，中国人有权指望我方的充分回报。这也涉及代表团的接见和对代表团的招待，尤其是中国同志与领导人员的会见。特别是与此相关的社会措施，我们这方面事情差得不可容忍。我们在中国逗留期间，举办了苏联电影联欢节。联欢节办得像重大的文化节日，工厂和乡村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提出了报告。因此，我们看到这个联欢节是在人群何等拥挤的情况下度过的。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也相应举办了中国电影联欢节。传到中国的报刊报道说，这次联欢节，像对待例行“措施”一样，只求做上记号来报告一下联欢节举办过了。郭沫若在告别座谈中有礼貌地提请我注意这一点，并且说：“大概我们的电影已差到如此地步，不值得苏联观众注意。”要知道，中国人不是随便说说的。显然，这样做留下了相应的遗憾。

3.在中国，我们早就牢牢记住由于各种原因而忘却的和往往因没有功劳而忘却的人们。他们是列宁派往中国的第一批使者以及巩固中苏友谊的带路人和奠基人。中国今天领导人的青少年时代，与马林、越飞、鲍罗廷、布柳赫尔这样的人，其他与孙逸仙并肩战斗而闻名中国的人，广东农民讲习所和黄埔军校的教员及北伐战争参加者联系在一起，而这些人在我们这里已经被忘却。他们的画像和图书陈列在革命历史博物馆里，向导会把他们作为中苏友谊的奠基人进行介绍。人们有机会时常记起他们的功劳，并为同他们的友谊而感到骄傲，等等。我们也怀念他们。正如我感到的，如今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某种不妙的状况。我想，为了我们能知道以前奠定友谊基础的人们的名字，如果不是全部，那么部分也好，为了中国人能知道这一点，同中国的友谊是值得的。这样马上就能使他们和我们摆脱我们之间现存的某种不妙的不协调之处。

4.我认为已经到了应该严肃地考虑一下在中国工业中苏联顾问工作组织的时候了。他们大多数是优秀的人士，拥有丰富的有意义的经验，很有知识，善于控制自己的行为举止。对他们，中国同志创造了少有的条件，不规定他们的工作日，用最好的火车把他们分送到全国，将他们安置在宾馆最昂贵的房间内，吃饭时以宴会的方式供养着他们，如此等等。中国人是很节约和讲究合情合理节约的民族。他们的生活勉强过得去，这不是秘密。这种突出的谦虚是他们的工作作风。我感到，苏联同志在接受被给予的受尊敬的地位和福利方面，表现得太顺从了。我想，该是研究这个问题并指导我们同志的时候了，以使他们不把所给予的特别福利当作是理所应当的，以使他们生活得节俭些，不使中国人过度破费，而应满足于自己的工资，顺便说一句，工资通常是很高的。为了说明现状，我敢于把一位苏联著名学者的私人信件当作本报告附录寄给自己在莫斯科的学者同志。在这封不是为了报告的信件里，我感到，这位聪明和有远见的苏联人、共产党员，揭露了苏联专家和中国人相互关系中的所有不足。对这些不足，我们有机会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从我们的工程师那里听到。我经收信人同意附上这封信。

5.最后，关于实现莫斯科与北京联系的苏联段航线问题。我们的国际航线，在西方国家的工作有了某些改进，但是在这一段，仍处于极差的状态。由于该航线总是有大量不同国家的人流，从欧洲来到中国，这一段航线出现的马虎行为已经变成了政治事件。10月16日，以中央委员为首的中国国家安全代表团从波兰回国时所乘的我国飞机，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转机时滞留了整整一昼夜，原因是没有找到必需的燃料。在归途中，我们不得不离开在新西伯利亚的国际班机，因为继续乘飞机去莫斯科的旅客比较少了，并在那里换乘了汽车。要知道，乘这架飞机的有以外贸部长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两个航班上发生两个错误。航空港的建筑物是宏伟的，而其中的服务仍像处于小木屋里那个时候。在同中国保持联系的该航线的三个地方，都高挂着众所周知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印有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纳尔班江画的复制品，在画中，毛泽东的样子就像一名通过了教授考试的激动大学生。即使这幅画是真品，都会令人感到恶心，可是至今那里还挂着它的商业性复制品。一般来说，最好是根据外国模式，用飞机着陆城市和地区的大幅美丽的照片来装饰机场围墙，而不要用著名巡回医疗展览派艺术家优秀画作的拙劣复制品。这些拙劣复制品只会引起稍有一点鉴赏力的人不寒而栗。在新西伯利亚飞机场入口的对面，两根柱子上挂着一大块胶合板，文字标题为“苏联——世界社会主义主要强国”。标题上画有一幅大大的红色苏联地图，旁边有两栏，由人民民主国家的地图组成，但大小只有苏联地图的10％，地图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这样，中国在此顺序中排在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后。挂起这幅地图的新西伯利亚的同志，完全失去了幽默的感觉，因为大地图上标出人口为2亿，而小小的中国地图上标出人口却有6亿。我们自己看到，外国人是如何站在这幅地图旁拿它寻开心的。我感到，务必对这条航线进行最严厉的检查，并且责成一些州的党委经常关心自己区段的工作、航空港的文化状况以及服务等等。

由于该航线苏联段和中国段间的不同已经太明显了，所以我感到这也是政治问题了。

Б.波列伏依(签名)

1956年11月26日

维诺格拉多夫(召集人)、基里林、留里科夫、佐洛图欣同志：

请审核一下Б.波列伏依同志的报告，并准备建议。

…… [51]

1957年3月16日

АВПРФ，ф.5，оп.28，п.126，д.506，л.87-93

№20560-4 伊万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匈牙利事件和经济援助问题(1956年11月28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8日

拜访了金日成并向他转告了匈牙利的局势。

在这次会谈结束之后金日成说，匈牙利的致命弱点是缺乏党组织，为了改正匈牙利劳动党领导人和政府所犯的错误，就不应该忽视党，要依靠党组织在实践工作中消除错误。

然后金日成说，卡达尔在自己的讲话中把匈牙利事件说成是一场革命，但是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说，铁托也把匈牙利事件说成是一场革命。对于铁托这一发言的后果，个别朝鲜工作人员认为铁托向社会主义阵营接近是不合适的，因为他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作出了错误的评价。

有人对我说，南斯拉夫正在建设社会主义，要团结所有的社会主义力量，把那些维护和平的国家吸引到自己一边，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是非常必要的事业。铁托的错误言论不应该在国内向全体人民传达。

金日成然后说，从波兰匈牙利事件中他们得出了必要的结论。帝国主义者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打开缺口，企图分裂苏联和其他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朝鲜，美帝国主义者唆使李承晚进行各种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破坏活动，最近李承晚政权号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起来反对民主制度。

金日成说，波兰匈牙利事件警示我们要坚持专政，不能满足，不能丧失警惕性。尽管朝鲜劳动党的党内状况是牢固的，朝鲜的国内状况是稳定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还是把中央委员会委员派往各道，去推进地方上的工作。11月27日地方人民权力机构的选举显示，几乎100％的居民参与投票，超过99.8％的居民投票支持人民阵线代表候选人进入各郡和各道的人民会议。

各工厂第一和第二级的党委委员长、各道委主席都被召集开会，会上向他们解释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意义，并且因此提出了现实任务。金日成亲自同他们谈论这些问题。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在宣传工作中阐释了工人阶级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中的意义和作用。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主人，这与南朝鲜的情况不同，南朝鲜的政权属于地主和资本家的政权。

在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方面我们党也做了工作，同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畸形现象进行了斗争，在党的工作方面着重于对党员进行解释和教育工作，在于同工作中的命令主义进行斗争，在于遵守党的生活准则。

对于在我国北部的南方人，党组织也开展了工作以便把他们吸引到社会生产生活当中。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为他们开办技术学校以及一所党校。南方人，特别是南方青年目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还不信任，我们的任务在于消除这种不信任并赢得他们的支持。

国际关系方面工作的着重点在于巩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友谊，在于加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

经济领域提出的任务是保证日用商品生产的增加，为此就要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和国内的资源。为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在12月10日讨论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在咸镜北道增加农业生产的问题，而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2月全体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增加捕鱼量和扩大渔业生产的问题。

因此，今年的农业生产的总产量将会比去年好一些，除了两个道，农民们的货币收入都增加了，他们对日用品的需求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到今年年底将提供1000万米布匹，然而，看起来这还不够。

然后金日成通报说，在1957年与中国的贸易中出现了大额逆差，本想通过从中国同志那里获得额外援助或贷款来弥补这一缺口。然而，周恩来在赴越南访问前夕召集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大使，向他们讲述了中国的国内状况，然后说，中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之前不能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义务。

在审视了朝鲜驻北京大使的这一通报后，朝鲜的同志们反对派遣贸易代表团同中国谈判，并指示国家计划总局考虑这一声明重新审查1957年的计划。他们将被迫不得不减少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煤和煤气。然而，他们却不得不请求苏联于1957年额外援助1500吨棉花。要考虑到一些情况再制定计划。

然后金日成说，1957年最高人民会议将进行选举。他指出，最高人民会议中有180名南方人。一些朝鲜同志就有了疑问，是否按部就班地保留所有的南方人代表或者也对他们进行重新选举，只保留足够的代表数额。

金日成然后谈到了他们所提出的货币兑换问题。到现在他还不明白，流通中需要多少货币，150亿或200亿朝鲜元。货币是否足够。同时也有一些假币在流通。1946年北朝鲜银行发行的纸币已经不符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现状了。

朝鲜同志提议按照1∶1的比率兑换现有货币。这将不是货币改革，但是，在兑换货币的过程中可以废除现在整个荒唐的货币体系，并改变货币体系的形式，使其更完善等。

目前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看起来，解决这项任务需要一年多的时间。不得不请求苏联印制货币，并将向苏联派遣必要的专家小组。

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297-300

№20560-5 伊万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联合国召开和平会议问题(1956年11月28日)

1956年12月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11月14—28日

第3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11月28日

拜访了南日，并转达了苏联政府对朝鲜政府备忘录的答复，这个备忘录表述了朝鲜政府对联合国第十一次会议有关朝鲜问题的立场，这个备忘录是今年11月5日由大使馆转交苏联政府的。

在知道了苏联政府的答复意见之后，南日满意地说，在朝鲜问题上苏联政府的立场和朝鲜政府完全一致，并说，今天他就将把这一答复报告朝鲜政府。

然后南日通知我说，这个备忘录他们也转交给了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在答复中也同意朝鲜政府在备忘录中关于朝鲜问题的立场，并在备忘录中提出了针对性措施。

然而，对于由联合国大会审议召开相关国家以及中国参加和平会议的提议，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疑问，他们认为联合国是同朝鲜交战的一方，因此不会通过这样的建议并作出有利于朝鲜和中国的决议。

对于这个问题，南日说，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14个国家参与了反对朝鲜的战争，因此，那些没有参战的国家可能会支持关于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此外，向联合国大会提出这一问题的事实本身也会对朝鲜有利，不论对这一问题会作出什么样的决议，因为这是展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平意愿的机会。

然后南日说，在朝鲜新大使李新八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新大使应当努力把这一路线贯彻到自己的实践工作中。金日成强调说，由于众所周知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像铁托这样的领导人的行为，这一点非常重要。

然后南日谈到了前大使李相朝的行为，原来他不是一个好同志。同志们都知道李相朝的亲中国情绪及其对苏联的轻视。然而，同志们都认为这是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以及不熟悉苏联真正生活的结果。同志们原都认为，李相朝在莫斯科的工作会对他的观点产生积极影响。

而现在，李相朝却打算留在苏联，南日认为，他不应该为了依靠苏联生活就作出这样的决定，他在苏联将什么也做不成。

РГАНИ，ф.5，оп.28，д.411，л.301-302

№21479 米舒京的工作报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访华(1956年12月4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12月4日

第1708с号

致苏共中央：

现把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报告发送给你。

附件共7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

雅科夫列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代表团的建议已经落实。

И.谢尔巴科夫

1957年1月16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1708с号

1956年12月4日

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在中国访问的信息报告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苏友协的邀请，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访问时间为1956年9月30日到11月1日。

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了解了中央和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的组织和活动以及地方上对司法的管理工作，也了解了法律干部培养工作的组织以及法律方面的科研工作。

代表团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高等教育部的领导人以及地方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加了法院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并参观了上海的监狱。

代表团分成几个小组，详细了解了法院、检察院、司法部的工作，了解了高等法律学校、大学的法律系和政法学院的教学过程的组织，也了解了政法干部学校教学过程的组织。

代表团成员米舒京同志、帕夫洛夫同志、莫罗佐夫同志、布拉图斯同志和诺先科同志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就苏联法律一些迫切的问题和苏联法律的科学问题作了报告，有将近7000名法律界的实习人员和法学界科学工作者听取了这些报告。这些报告引起了听众的巨大兴趣，并提出了许多问题。此外，应中国法律工作者的请求，代表团成员同他们就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举行了20多场会谈。

前不久，在回国前夕，代表团受到了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接见。

代表团到中国各地进行了访问，访问了南京、上海、汉口和广州，在这些地方了解了一些工业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工作，了解了北京西郊一个名为中苏友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代表团还访问了博物馆和剧院、幼儿园以及其他的一些文化机构。在中共上海市委、代表团听取了关于把私营工商业企业改造成合营企业的谈话。在北京，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向代表团通报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问题。

代表团同中苏友协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举行了会谈，访问了《友好报》编辑部。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机关的研究证明，这些机构能够顺利解决一些问题，保障和加强中国的人民民主法制。在组织上加强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正在接近尾声。他们的实习活动和任务要服从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提出的任务。但在制定和通过新的法典(刑事法、民事法、诉讼法)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工作，这些法典都是现有法律的牢固的基础，是国内司法秩序的可靠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关注关于法律干部的培养工作，在大学、政法学院、政法干部学校开设法律系以及开办各种学习班对法律工作者进行培训。但是国内缺乏法律干部，因此，法律高校接受的听众的名额在不断增加的同时，每年这些高校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接下来简要地阐述一下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体系、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结构和工作形式的一些最为重要的特点以及司法干部培养体系的特点和司法领域科研工作的方法。

一、司法机关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是司法管理机关。其职能包括对法院的工作进行监督，通过核查和对其实践活动进行总结，检查其作出的判决和决定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实施这些功能的不仅仅是司法部和各省司法厅及三个中央直辖市的司法局，还有中级法院及基层法院的一些专门的司法机构，它们对基层法院及其专门的司法工作者实施管理。因此，司法机构的功能和行使司法权的功能在组织上的区别仅仅在最高的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司法局，而在基层的司法机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则由法院自身来行使司法职能。

还必须指出，司法机关对法院司法权的监督是平行的，而且常常还是一起进行监督的，其途径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进行检查和对其实践活动进行总结。

二、司法系统的特点。与我国的人民法院不同的是，中国的基层人民法院设立了处理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委员会。基层人民法院有几个审判庭(5—7个或者更多)，它们是法院的组成部分。大多数法院没有常设办公地，通常是几个乡共用一个办公地，通过定期去固定的案件审查点开展工作。大多数法官都没有固定负责的下辖地区，这些地区通常都包含数个乡，他们通过定期到一些地点出巡来审理案件。

还应当指出，不太重要的民事和刑事案件由单独的法官审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司法系统的特点是，军事法院不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领导的司法体系之内。人民解放军最高法院隶属于国防部，在组织上同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关系。

铁路系统的法院和水路运输系统的法院的特点是，这些法院审理的只是在运输期间在运输时犯下的罪行，只审理在其运输路线及其办公场所犯下的罪行。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法院关于助理法官的条例是苏联的司法制度所没有的。助理法官的任务是协助法官工作。在地方法院，根据法官的提议，相关的审判委员会(见下)可以批准助理法官行使司法权。助理法官条例的制定，是由于很多法官都没有受过法律教育。

关于案件的管辖范围。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最终确定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任何一个法院，从最基层的法院开始，都可以根据案件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把下级法院认为应该转交给上级法院审议的案件转交给上级法院审理，上级法院审理的时候应考虑下级法院的意见。

审判委员会。所有的法院，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都组建了审判委员会，由相关法院的领导干部组成，其数量为5—7人，或者更多。审判委员会对法院的实践工作进行总结，对一些重要的复杂的案件进行讨论，也讨论一些审判政策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法院的审判工作。

三、诉讼程序的特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案件的调查和审议的程序进行调节的诉讼法，但是195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法院的实践工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对诉讼程序进行调节的原则。现在法院在对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依据的都是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决议所确定下来。

现行的诉讼程序的特点如下：

1.没有秘密商议室；法院在结束案件审理后有权宣布休息几天，并与法院领导人、党机关的工作人员商议案件的判决。

2.对于法庭很难宣判或者作出决定的任何一个案件，都可以预先提交给审判委员会；法院在作出判决或者决定的时候应当考虑到法庭审判委员会的意见。

3.如果法院院长认为，对案件作出的决定是不正确的，案件就要提交给审判委员会审议，审判委员会不能撤销已经作出的判决或者决议，而要委托组成新的法庭再次对案件进行审理，并作出新的判决和决议。

4.缺乏明确的对提出的控告进行审议的程序：对提出的控告进行审议是以提出诉状和上诉书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对某些案件的审理程序的确定要依赖审理诉状的法院的考量。

值得指出的是，法院应该组织好接待来访者的工作。任何公民如果认为任一官员的行为不对，他就有权携带对其行为的申诉书去法院。如果法院认为该申诉不由其管辖，就会把申诉转寄给国家政权的权威机关。作为对申诉的回复，提交的申诉会转寄当地法院，并被交给申诉人。

四、调解委员会。这是一种独特的对社会进行调节的法院，审理的是一些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其中包括侮辱，小规模的打架斗殴等)，该委员会隶属于人民委员会(地方权力机构)。调解委员会是一个社会组织，不属于司法体系，但受到法院的帮助。向调解委员会递交的案件只有在各方都愿意协调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决议的履行也只能是自愿的。一旦不同意解决方案，相关的一方可以请求法院解决。全国共组建了15万个协调委员会。他们使法院得以少审理数万、数十万的案件。

五、人民检察院。与苏联的人民检察机关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检察院是合议机构。在各级人民检察院都组建了监察委员会，对检察院工作中的所有主要的问题进行集体讨论。只有中共党员才能担任检察官。在检察院组建了党小组。党小组成员及其领导人由党委会批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仍然在实施事先审查的制度，这一工作由公安机关进行。但是由检察院授权逮捕，并将被告移交法院。必须指出，对法院进行监督的一个特点是：在审查程序结束，进入对案件进行事先调查的阶段之后，在指控的结论得到批准之前，检察官自己会亲自对被告人进行审问，如果需要证人，他们的讯问记录可以归入审讯案件的卷宗中，而不会向公诉人提供有关案件的调查情况。检察院认为，这样的处事方式有助于通过材料确定案件的真相，是对调查材料进行检查的一种方式。

检察院现在尚未组建侦查机构。预计，社会安全机构今后将仅会对反革命案件进行侦查，其余案件(社会刑事案件)将由检察机关侦查。

检察院不对民事案件进行侦查。对社会的侦查工作还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

六、对司法干部培训的组织及关于司法领域的科研工作。法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以及教学过程制定的基础利用了苏联法学院的工作经验。

在1954—1955年之前，在法律大学中主要采用的是苏联的法律课程，并使用苏联的教材。现在主要讲授的是中国法，而苏联的法律课程则被作为选修课。

目前还没有固定的中国法教材。因此，教师们在向学生授课之前通常必须撰写教案。

一些法律高校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希望尽可能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他们亲自参与到案件的实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从事实践工作。

法律方面的科研工作尚处于发展阶段。出版了法律方面的杂志，正在进行组建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准备工作。正在讨论的问题是，怎样在科学工作中，在法学领域的教学中实施“百家争鸣”的方针。在科学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实践中正在加强对原有的法律干部的利用。

七、同周恩来同志进行的谈话。在同代表团成员进行的谈话中，周恩来同志谈论了如下各点：

1.检察机关应当实行集体领导。对于一些属于司法机构管辖权的重要的案件的审判，应当事先由检察机关、司法机关、法院和社会安全部门同党组织共同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考虑到了对行使司法权的必要限制，以便消除错误。一些案件关系到公民生命和自由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刑事案件必须避免在对案件进行调查的任何阶段由个人作出决定。

2.所有公民，无论是中共党员还是非党员，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因此，在决定对某人进行逮捕这个问题的时候，和在对刑事罪犯进行起诉的时候，不应考虑其党性如何，但应当征得党的机构的同意。

3.在所有的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中，在社会安全机构的工作中必须推行“群众路线”。人民应当了解党和国家机构的目的、任务和方法，了解党和政府采取的措施。这一工作以及所采取的措施不应是秘密的。周恩来说，在依赖群众的同时，我们要相信群众。上述状况也完全适于各司法机关的工作。司法方面的所有工作都应当建立在两个原则上：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周恩来说，我们反对检察院和其他的司法机构在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工作中，其中包括同国家罪犯作斗争，实行集中的、独立的领导。他说，只有通过集体领导，进行仔细调查，实行让群众参与这一斗争的政策，并对犯罪分子实行劳动教育与改造相结合的政策，才能真正同犯罪行为进行斗争。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请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的称赞少一些，而要更多地就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方面的不足提出批评意见。

八、一些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构希望在自己践行法律的工作中以及在巩固国内法律的工作中逐步推行“群众路线”。司法机构认为，顺利完成这一任务的保证是实行集体领导制，依靠群众来揭露罪犯，实行宽大处理和教育工作结合起来的政策，消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保守工作秘密，反复对案件进行仔细的调查，提高思想理论和科学工作。

现存的不足阻碍了中国司法机构加强国内的司法工作，这些不足是：缺少法典，缺少成熟的法律。因此，对于那些法律没有作出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处罚规定，都要由审理案件的法院和检察院根据个别情况来确定，这不能不对国内司法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此外，可以提出如下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愿望，来改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工作、司法高校的工作和法律管理工作。

1.看起来，现在改造法庭的时机已经成熟，基层人民法院的“常设委员会”要有独立的司法区。

2.为了确保诉讼业务的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创建军事委员会是相宜的，军事法院通过军事委员会隶属于最高人民法院。

3.应当承认，最好能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权限，其途径可以是授权其就下级法院实践工作中的问题下达指示。这一任务还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全体会议更大的权力。

4.应该取消助理法官制度，如果需要，可以增加法院人数来代替。

5.最好在所有级别的法院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举，创建统一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6.最好制定检察院参加二审案件的审查监督制度。

7.提出质疑：缺少秘密商议室，在作出判决或者决定之前审判委员会介入案件的审理，法院调查期间和作出宣判期间进行休庭，上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再审的不确定性(缺乏明确的程序上的规则以及通过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理由，通过对他们审理的结果进行上诉)。诉讼程序普遍民主的原则要求建立诉讼形式的更高准确性和确定性。

8.一方面通过司法部和司法局，另一方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人民法院来进行检查和对实践活动进行总结，这种双重监督的合理性值得怀疑。

9.必须准确地确定各级法院对案件的管辖范围。

10.在很多情况下，法官自身就是法庭决议的执行者，而人民法庭组织法第38条规定了法院执行者的独立职能。

11.有关公证和律师的法律规定是必需的。同样还必须通过关于司法部的结构和职能的法律规定。

12.应当加强对检察机构进行的普遍监督，并建立检察院对民事案件的司法监督。

九、代表团提出的建议。

1.必须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列宁格勒和伏龙芝召开法律工作者代表大会，由代表团成员向这些城市的法律界代表报告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结果。在召开会议和作完报告之后，向各法律单位和高校通报关于同上述活动有关的材料，并向中苏友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进行通报。

2.必须出版关于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总结的小册子，同时在《苏维埃国家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制》杂志上发表如下题目的文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司法体系的一些特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工作的一些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人员培训组织及司法研究的状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律状况的若干方面》。

3.建议《苏维埃国家和法律》与《社会主义法制》杂志编辑部定期同时刊登他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界科学工作者约稿的文章，试着在自己的杂志上转载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法律杂志上刊登的比较具有现实性的文章。

4.为了今后加强苏中两国法律工作者之间的联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的苏联代表团成员应当同中国的法律工作者保持全面联系，其途径可以是私人的和公务上的信函，互换文献，就双方都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互通信息。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领导人的坚决请求，代表团应该提出自己在了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构的工作之后产生的意见和希望，并在1956年12月10日之前把其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和中苏友协。

苏联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苏联副总检察长

А.米舒京(签名)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42-249

№10495 陈云致布尔加宁函：中国决定减少向苏联的军事订货(1956年12月12日)

1956年4月30日，我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在1957年中国将订购总计价值8.9亿卢布的军备物资。然而由于中国今年大面积遭受严重水灾而引起的物资供应短缺，我们不得不重新分配原计划出口的物资以满足国内供给的需求因而就会减少明年的出口。为了保持1957年进出口的平衡，我们除了减少购买外国产品外别无选择。可是，就像我们已计算过的，为了避免给现行的基本建设带来反作用，我们无法缩减成套设备及一般的贸易项目。因此，我们决定我们原定1957年从苏联订购价值8.9亿卢布的物资降为4.26亿卢布。

我们知道我们减少订购苏联军备物资将给苏联政府带来一些问题，而这样做也是有悖于我们的意愿的。我们希望苏联政府能接受我们的请求。如果你们接受我们的请求，我们将派唐天基 [52] 作为军备物资的全权代表到莫斯科与苏联外贸部进行谈判。我们也将尽快向苏联驻华使馆经济处提交一份详细的经过缩减并已经确定的订购清单。盼望回信。

АВПРФ，ф.100(1957)，оп.50，п.423，д.5

№20588 伊万诺夫的报告：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及目前局势(1956年12月28日)

根据Д.Т.谢皮洛夫同志的命令发出

机密

文本第10份

1956年12月28日

第1578/дв号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朝鲜劳动党的局势

1956年是朝鲜劳动党党内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的一年。朝鲜劳动党代表大会在中断了8年之后，于1956年4月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确定了今后朝鲜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也确定了朝鲜劳动党今后对外政策的任务。因此，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朝鲜国内及朝鲜劳动党内重大的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实践意义。

同时，这次会议的准备和召开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其中，最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及其决议都没有反映苏共二十大最重要的内容，也不能从朝鲜的具体状况出发得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原则：克服朝鲜党内对个人崇拜的后果，遵循集体领导的原则并加强民主纪律。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表现出的还是以前那种着重发展重工业各个部门，特别是发展机器制造业的倾向，而没有考虑到现实的可能性。同时，这次代表大会也没有提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中心问题，朝鲜人民的生活水平极其低下。

无论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一些著名领导干部都特别担心这些问题。金枓奉、崔昌益、朴昌玉、朴义琓、徐辉、尹公钦、金承化和其他重要领导干部都认为，今后决不能容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最大错误。甚至军队和工会的一些领导干部对劳动党党内的状况都感到不满。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对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更加加强了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

以上指出的那些人打算在朝鲜劳动党8月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的重大错误，他们指出，盛行的个人崇拜以及按照个人忠诚的原则对干部进行任命的做法束缚了人民的积极性，并降低了党和国家各个机构的责任感，党内仍然像以前一样笼罩着互不信任和互相怀疑的气氛，事实上人们在工作中缺乏集体主义，朝鲜国内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极其困难。

这些著名的劳动党领导人对现状产生的不满情绪证明朝鲜劳动党内产生了民族主义干部，他们对劳动党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上指出的领导干部希望通过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揭露现有的严重错误。

众所周知，金日成没有按照苏共中央委员会对他的建议，也没有像劳动党内许多领导干部对他的期待那样在劳动党8月全体会议上批评党内工作的缺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没有开展自我批评，反而采取了一切措施孤立那些打算发言批评缺点和错误的同志。一些对劳动党领导人的缺点不满的领导干部勇敢而又开诚布公地谴责了劳动党内的状况，因此他们也被看作“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敌对集团”，并遭受党内处分。以上指出的部分领导干部由于害怕今后再受到迫害就跑到了中国(9人)，而朝鲜驻莫斯科前大使李相朝则拒不返回朝鲜。

这样朝鲜劳动党内就形成了复杂的局势，党的领导人的重大缺点和错误没有被揭露出来，也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来消除这些缺点和错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交换了意见，决定派遣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到平壤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讨论朝鲜劳动党内形成的局面。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9月中央全会，这次会议重新审查了8月中央全会关于崔昌益、朴昌玉等同志的决议，并且承认，“8月中央全会没有认真审查这些同志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9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出逃到中国的同志也被恢复了党籍。

同时，9月中央全会决议也承认必须在党内创造良好的氛围，以便更加积极地组织活动讨论党内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并通过开展深入的批评找出真理，而不要采取组织和行政的方法。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各级党组织应当为扩大党内民主和发展党内民主而努力，要加强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来自下级的批评。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召开以及通过的决议是兄弟党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施加影响的结果。金日成和绝大多数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都是不愿意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的。在准备召开9月中央全会过程中他们企图证明崔昌益和朴昌玉等人的罪行，证明他们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这些人采取的措施是有道理的，对他们作出的组织决定也是有依据的。

现在朝鲜劳动党内和以前一样都有一种看法认为，8月中央全会揭露了崔昌益和朴昌玉敌对集团，他们企图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尽管我们对他们进行了宽大处理，恢复了崔昌益和朴昌玉中央委员的职务，恢复了其他人的党籍。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不愿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朴昌玉等人的组织决定也表现在如下事实，即尽管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其他领导人都同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进行了会谈，商定在报纸公布9月中央全会关于上述问题决议的全部文本，这个决议的文本终究没有公布。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只是在报纸公布了简短的信息通报，公布的这份决议删除了其中两个重要章节，而这两个章节涉及了8月中央全会对崔昌益和朴昌玉所采取措施的评价，同时也涉及了必须发展党内民主、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

在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他们也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商定重新审查党委关于与崔昌益和朴昌玉有牵连的其他同志的决议。然而，这项工作朝鲜领导人进行得非常缓慢。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的领导干部、国立大学的委员长以及建设厅、工会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和贸易部的许多领导干部在9月中央全会召开之后都被解除了职务，其中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

关于被逮捕的前政治局委员朴一禹，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也同金日成达成了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10月召开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建议把他软禁在家或者遣送他到中国学习，如果他愿意到中国的话。然而，这项决议现在还没有执行，这就说明了朝鲜总体的政治局势。

朝鲜内务相方学世认为，考虑到当今的国际局势，不排除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一些不受欢迎的言论的可能性，他们支持在党和国家内实行比较民主的领导方法，尽管8月中央全会，把这种言论谴责为党派活动和反党行为，并对一些领导干部进行了严厉的处分。首先，这些言论可能来自中央委员崔昌益，他希望得到金雄(民族保卫省副相)、方虎山(是名中将，曾领导过一个方面军，现在是一个矿厂的副厂长)和高峰起(朝鲜劳动党黄海南道党委委员长)的支持。在方学世看来，在进行发言批评的时候，还可以期待得到金枓奉类似的发言支持。

以上所述证明，过去金日成曾多次清除自己的对手并且有时对他们滥加镇压，企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现在他的领导方法改变得仍然非常缓慢，他极不情愿改正过去的错误，并且非常勉强地对对手采取说服和教育的方法。

同时应当指出，不论今年的国际事件，还是朝鲜国内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以上指出的朝鲜部分著名领导干部对朝鲜劳动党领导人的严重不满现象，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金日成今年夏天对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进行了访问，他同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谈，他在莫斯科得到加强对国家经济领导的建议，他也得到建议加强对劳动人民物质状况的关注，米高扬和彭德怀在平壤也开展了工作，这些也不可能不对朝鲜领导人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众所周知，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指出，朝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应该是建立牢固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并完成农业生产合作化。在这方面朝鲜劳动党开展了政治、经济和组织工作。

战后恢复和发展朝鲜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4—1956年)，工业领域提前四个半月完成了计划，而农业计划基本上也将完成。尽管北方一些省份的庄稼收成不好，朝鲜粮食生产总产量基本达到了270万吨，达到了战前1949年的水平。

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8月中央全会上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想作了明显的修改。这次全体会议指出，在进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兄弟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遵循社会主义国家劳动分工和合作的原则。

因此，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承认可以暂时放弃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设大型工业项目的计划，这些大型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和较长的建设时间，而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拥有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和经济资源的地方建造工业企业。

通过了决议决定放弃平壤大型机电设备厂的建设，放弃以金策的名字命名的清津金属加工厂的恢复工作，放弃平壤化妆品厂的建设以及其他的建设项目。

为了增加农业生产，主要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领导人最近比较关注矿物化肥的生产。他们提出了缩短兴南化肥厂硝酸钾生产车间建设时间的任务。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推行农业生产的合作化。到今年10月底，所有农业作业的79％都实现了合作化生产。可以想象，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农业生产合作化将基本完成。

朝鲜领导人在工业和农业领域推行的这些经济措施证明，在朝鲜政府代表团对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访问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能够更加现实地对待经济增长的速度问题和工业能力问题，并且表现出对提高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关心。

最近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打算在这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从1956年11月1日起，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提高了35％。并且制定和推行了新的工资表，按照这个工资表，每月最低的工资标准是1000元，而以前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每月600元。

在今年8—9月份，国家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业商品的市场价格，这些价格平均降低了10％。由于工资得到了提高以及一些商品零售价格降低，人民一年大约得到了120亿元的好处。这个数目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格可以使人民得到12万吨的大米。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朝鲜领导人除了利用自己国家的资源外，还希望得到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日用品的援助，这些援助应该从1957年开始得到。如果不能增加出售的商品数量，即使提高工资和降低商品的价格也得不到良好的结果。

为了减轻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对国家的税务负担，朝鲜政府通过了减轻农业税和免除农民1956年借贷的粮食的决议，也不再追索在过去年份借贷的粮食。按照这个决议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被免除今年的农业实物税，并且他们有实物税的优惠，这些税收不超过他们农业收入的10％—12％。由于干旱粮食收成低的农民、物质条件特别困难的贫苦农民、生活在非武装地带的农民和遭受自然灾害的农民，对于他们应该完全或者部分免除1956年借贷的粮食和种子，不再向落后的合作社、军属、搬迁者和难民追索过去的借贷。

不应该在1956年给予农民上述优惠，但是，为实现这些目标，预计需要2.6万吨以上储备的粮食。

通过了关于降低使用灌溉设施的实物税，这些税平均降低了4％。

朝鲜政府在10月份也通过决议减少小商人、私营企业主、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50％的所得税和地方税，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不能超过1万元。

朝鲜政府的其他决议也规定地方上的人民权力机构和部门领导人应当保证私营企业主生产日用品所必需的原料供应。在没有国营和集体贸易的地方可以允许私营商人出售工业品，并且可以为他们提供从事这些活动所必需的资金。为了增加居民收入和外汇的积累，可以允许私营企业主加工金砂矿床。

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提出的上述措施都在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了人民民主制度。然而，朝鲜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目前仍然没有达到战前的标准。

朝鲜大约40％的国民需要国家给予生活保障。每个工人和职员每天可以分到700—900克的粮食，而每个学生和受赡养的人每天可以分到400—500克粮食。每个人得到的粮食其中50％是大米，50％是其他种类的粮食。其中只有4％的工人能够每天得到900克粮食，22％的工人能够每天到800克粮食，大部分工人每天得到700克粮食。

工人和职员按照级别每年可以分到15—23米棉布，3—12双袜子，2—12块肥皂，2—6双胶鞋(朝鲜人穿的橡胶鞋)，3公斤植物油，7公升酱油，7公斤黄豆和12公斤盐。最高级别的人占1％，第二级别的人占6％，第三级别的人占17％，73％的工人属于第四、第五和第六级别，他们这类较低级别的人获得的供应比较少。

按照票证供应的商品，远远不能满足工人和职员家属在饮食和衣着方面的需求。

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几乎不能按照票证得到肉食、油脂和糖。渔产品的供应也不经常。

市场上食品的价格非常高。比如，1公斤肉需要250—300元，1公斤鱼需要100—200元，1公斤大米需要100元，1公斤土豆需要30—40元，1升豆油需要600元，10个鸡蛋需要130—150元，等等。工业品的价格情况也是这样。纺织品、衣服和鞋的市场价格和商业价格都很高，几乎大部分国民都买不起。

国家在战后的三年时间内建造了350多万平方米的住宅。然而将近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仍然居住在地下室或者简易住所内，这些简易住所是用高粱秆和黏土建造的。城市居民冬天极缺燃料，学校校舍和一些机关的办公室几乎不能取暖。

今年农民们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然而朝鲜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农民在把地租、灌溉设施使用费以及机器租赁站的一些费用上缴给国家之后，在新一季庄稼收获2—3个月之前他们的粮食就已经不够了。

这样，应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朝鲜国内的物质状况有了一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极为低下。许多工人、职员和农民的家属长期吃不饱，得不到暖和的衣服，生活在条件极差的住所里。

在国家分配的条件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极其困苦。关于这方面应该指出，南朝鲜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居民的粮食状况要比北朝鲜居民好一些。南方居民必需品的保障程度也要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南方的国民经济在战争期间遭到的破坏要轻一些，也是由于南朝鲜市场上充满了美国的工业品。

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朝鲜人民目前经受的苦难有比较正确的认识，造成这些苦难的原因是战争造成的严重破坏还没有被恢复，也是由于以前朝鲜朋友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对迅速提高农业生产和发展轻工业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尽管朝鲜的国内状况严重苦难，朝鲜劳动党的政策还是得到了城乡广大劳动者的支持，他们过去遭受外来压迫，他们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困苦。

然而，由于英国和法国对埃及的侵略事件以及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防备南朝鲜当局和敌对势力在南朝鲜的代理人可能进行的挑衅活动。为了做好群众的政治工作，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和政府官员奔赴全国各地。他们也非常注意深入研究朝鲜人民军官兵的思想政治状况和居民的情绪。

由于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美国人和南朝鲜当局加强了针对朝鲜的破坏活动。在这段时期敌对势力更加频繁地把他们的代理人送往北朝鲜，更加频繁地散发传单，他们的广播节目也加强了侵略论调。11月份汉城和南朝鲜的其他一些城市组织了群众集会和游行，号召北朝鲜人民起来反对人民民主制度和朝鲜劳动党领导人。为了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几百名汉城大学生在11月底乘坐汽车到了三八线，他们号召北朝鲜人民“以匈牙利为榜样”。

应当指出，北朝鲜人民对南朝鲜日益加剧的挑衅活动没有什么明显的回应，也没有发现什么反对人民政权和朝鲜劳动党的言论。

这段时间朝鲜许多工厂、机关的工人和职员举行会议，平壤市民也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来支持埃及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和反对匈牙利反革命势力的挑衅活动，这些都证明，朝鲜人民支持朝鲜的人民民主制度。

最近，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非常注意在党内和居民中开展政治工作。何况这也是必要的，因为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松散：党的队伍中有116万党员和预备党员，这意味着朝鲜每八个人中就有一名是党员或者预备党员。也考虑到，60％的党员是农民，23％是工人，86％的党员和预备党员是文盲，他们只读过小学，只有0.8％的党员和预备党员受过较高的教育，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注意提高党员的素质和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

1954年事实上停止了接收党员，在这一年开展了检验党性的运动，今年要更换党组织发的证明文件。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采取了许多措施改革意识形态工作。重新审查了高校和中学的教学大纲，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科的教学大纲，也开始对教科书和参考书进行再版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删除其中那些用个人崇拜的观点解释社会生活的内容。

谴责了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现象，也谴责了把苏联的一切经验都机械地运用到朝鲜实际工作中的现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为基础改革了意识形态工作，他们更加注意研究和掌握朝鲜人民过去的革命经验和进步成果。

同时为了改正意识形态改革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开始在报纸发表更多关于苏联的各种材料；剧院的剧目中重新加入了苏联和俄国的话剧，不仅在党的建设中全面推广苏联经验，而且在国家的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建设中也全面推广苏联经验。

今年10月份召开了朝鲜作家代表大会，而在11月召开了青年民主联盟代表大会，这些都显示了朝鲜知识分子和青年团结在朝鲜劳动党周围。这些会议反映了他们对朝鲜劳动党政治和经济路线的支持，反映了他们对朝鲜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支持。

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核心发生了明显变化。同以前的政治委员会相比较，改选的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增加了两倍，其人员组成都是那些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并拥有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干部。有5名前领导人被留任，其中包括金日成、金枓奉、朴正爱、金一和朴金喆。其中，金枓奉和朴正爱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最近有所削弱。同时，当选的常务委员会新成员的作用和影响加强了，他们是崔庸健、金昌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郑一龙(副首相)和金光侠(朝鲜人民军总司令)。

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成员，特别是崔庸健、朴金喆和金昌满在任用干部方面做得并非都对。比如，他们经常夸大从中国和苏联返回朝鲜的许多领导干部的错误，企图把这些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赶下去。他们就是这样对待政治委员会委员许哥而、朴一禹的，然后也这样对待朴昌玉、朴永彬和崔昌益。对他们都采取了严厉措施(逮捕了朴一禹，罢免了崔昌益)。最近针对领导人的批评言论被看作是党派集团和反党活动。

应当指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内的局势有了一定的缓和。崔昌益返回了平壤，重新考虑了他的工作问题；朴昌玉被任命为建设一个水泥厂的领导人；一些朝鲜劳动党党员被恢复了党籍，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对以前苏联籍朝鲜同志的态度向好的方向转化，其中一些苏联籍朝鲜同志官复原职甚至得到了提拔，被安排到驻外机构从事外交工作。

对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进行了解释工作。9月中央全会的材料有：大会报告、金日成的总结发言以及关于重新审查8月中央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完整文本，这些材料都被分送到各道、市、郡和基层各级党组织以便对党员进行相应的解释工作。

一些地方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材料的同时，也讨论了8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各级党组织会议，特别是各部和其他大型企业机关召开的党组织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议都召开两天、三天甚至四天时间。按照朝鲜同志们的通报，他们不得不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大量的组织和解释工作，以便向党员们证明必须通过决议恢复崔昌益和尹公钦等同志的名誉，向他们说明，对那些犯了错误的党员，党内应当采取耐心教育的方法并且同志般地对待他们，而不要采取惩罚措施和行政方法；他们不得不证明一些同志的错误发言，这些发言要求严厉谴责崔昌益等人。

朝鲜劳动党及朝鲜政府领导人不仅参加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而且还出席讨论中央委员会8月和9月中央全会总结材料的各级党组织会议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他们对地方上党的领导人和地方权力机构领导人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意见，批评他们不够关心劳动人民，不能满足劳动人民的物质需要。这些批评意见包括，要求他们加强住宅建设，加强粮食和工业品等方面的供应等等。他们也提议说，各企业在提拔工长和队长职务时要考虑到工人的意见，对生产先进分子的奖励，也要根据工人集体推荐。

对于党员在讨论9月中央全会决议时提出的所有批评意见和要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都进行了总结并且在实践工作中将会考虑到这些意见和要求。

党内来自下层的批评也更加勇敢了，然而，对最高党组织的批评还不够。各级党委在实践工作中越来越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越来越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群众的联系得到了加强。

党中央的报刊上发表了许多关于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的总结材料，这些材料把说服教育的方法看作是教育党员的基本方法。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之后，一些党组织重新审查了由于8月中央全会决议而被开除出党的那些同志的案件，其中两名副主席和平壤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被恢复了职务。然而，前平壤市委副委员长洪淳宽前不久由于不愿意“改正错误”而被重新开除出党。

我们认为，9月中央全会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开始遵守列宁主义关于集体领导的原则以及党内生活准则。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走出的只是第一步。

朝鲜劳动党9月中央全会和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朝鲜朋友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

1956年11月20日和27日地方权力机构实现了选举。绝大部分居民参加了选举，对朝鲜劳动党、其他党派和社会组织推出的候选人进行了投票。有99.73％的选民参加农村人民会议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89％的选民参加郡、市级候选人选举投票，有99.93％的选民参加省级候选人选举投票。现在正在准备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这次选举预定在1957年4—5月份举行。

朝鲜朋友们认为，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恢复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关措施以便不在党内和国内引起不良后果。

消除对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进行得非常缓慢，在这个问题上，朝鲜朋友们采取渐进的政策。最近朝鲜劳动党的决议和文件指出，朝鲜劳动党内不存在个人崇拜。现在朝鲜朋友们承认朝鲜劳动党内的个人崇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朝鲜的个人崇拜没有消极后果。朝鲜朋友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在宣传中不再颂扬金日成，文学和艺术工作也实行这一方针。党和国家最重大的问题都经由集体解决；对那些对领导进行批评的人也表现出更大的耐心。

苏联政府在1956年10月30日发表的宣言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和最高人民会议第十二次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朝鲜朋友们的称赞和支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声明，对于苏联政府发布的这份声明他们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同苏联政府讨论。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十二次会议指出，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热爱和平的对外政策，它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即完全平等，不干涉内部事务，友好合作，循序渐进，努力推动苏朝关系的不断发展。

尽管朝鲜朋友们宣布对于这份说明他们对苏联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朝鲜的一些内阁相非正式地提出了现在个别苏朝条约和协议中的不平等的地方，这些不平等损害了朝鲜的权利。

1955年年底和1956年年初这段时期，极不正常地对待苏联籍朝鲜同志，并且在对朝鲜人民的民族历史进行宣传的时候也犯了错误，在反对一切外来东西的幌子下经常禁止宣传苏联的活动，而现在他们改正了这些错误。

在谈到米高扬和彭德怀同志作为兄弟党的代表对朝鲜进行访问的必要性时，金日成说，各党相互关系之间的这些访问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

同时应该说，朝鲜和中国的关系不应该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最近在他们的关系中出现了特别消极的因素。

应当指出，朝鲜和中国关系中的不正常因素产生于反对美国和李承晚军队的战争时期，当时中国朋友和朝鲜领导人在一系列关于战争的发动和进程等重大问题上都存在分歧。

朝鲜领导人和金日成对待中国朋友们的态度不对，这种错误态度不符合中国人民给予朝鲜的巨大援助，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战后时期。

朝鲜朋友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学习和宣传明显不够，而推广这些经验或许会给朝鲜劳动党和朝鲜的国家建设带来实际的利益。

朝鲜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至今还具有严格的官方性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个人接触非常少。

金日成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中国民族节日到来时金日成没有参加那次隆重的民族节日盛会，也没有出席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然而他却出席苏联民族节日时举办的这类活动。朝鲜朋友们很少同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见，也很少同他们商量朝鲜劳动党和国家建设的相关问题。

对中朝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的较为重大的事件就是朝鲜的一些领导干部出逃到了中国。朝鲜朋友们认为，中国方面将会遣返这些出逃的朝鲜领导干部，然而，众所周知，中国没有这样做。在中国朋友们看来，这些出逃者将继续“抹黑”朝鲜领导人在这些朋友们心目中的形象。

最近中国朋友拒绝向朝鲜提供新的经济援助使中朝关系更加不正常。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在1957年向朝鲜提供额外的无偿援助或者提供5000万元贷款，他的这个请求三个月没有得到回应，而然后的答复是拒绝。因此朝鲜朋友们取消了朝鲜贸易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这次访问是事先商议好的，打算派遣以副首相金一为首的贸易代表团与中国签订1957年的贸易协定。

朝鲜朋友们对中苏代表在1956年对朝鲜的访问作了积极的肯定，然而，他们不满的是，彭德怀作为中国代表被派到了平壤。彭德怀好像不受朝鲜的欢迎。

上述论述证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尽管做了一些工作来改善劳动党内的状况，来实现国内生活的民主化，但是朝鲜劳动党内及朝鲜国内的状况仍然是复杂的，这需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逐渐采取措施来贯彻列宁主义关于党内生活的准则，而兄弟国家的共产党也非常关注朝鲜劳动党的党内局势。

考虑到朝鲜人民的物质生活状况仍然极其困难，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领导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今后巩固朝鲜国内政治状况以及在民主基础上和平统一朝鲜的必需条件。

关于以上指出的朝鲜领导人和中国朋友们关系的不正常性，金日成应当注意这个问题。

苏联驻朝鲜大使

В.伊万诺夫

分送以下同志：

布尔加宁、朱可夫

伏罗希洛夫、勃列日涅夫

卡冈诺维奇、毛希丁诺夫

基里琴科、福尔采娃

马林科夫、什维尔尼克

米高扬、阿里斯托夫

莫洛托夫、别利亚耶夫

别尔乌辛、波斯佩洛夫

萨布罗夫

苏斯洛夫

赫鲁晓夫

第2/ш号

1957年1月2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486，л.1-17

№16686-4 斯托日科致切卡希洛函：到中国出差的感受(1957年 [53] )

副本

地理科学博士、教授、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副主席阿列克赛·华西里叶维奇·斯托日科致朋友、冻土学研究所学者А.М.切卡希洛的信

亲爱的安德列·马利克维奇：

再一次祝贺您节日快乐。您白白地抱怨我了。事与愿违，我对您最近的来信一封也不能回，因为我去国外出差了一个半月。至于这次出差，我在莫斯科跟您说起过，并且我记得在信中写到过。确实，我想不能，当然也没有告诉您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不起您，请原谅。我没有从中国给谁写过信，甚至给家里也仅写过一封信，为此我当然要受到训斥。但是那里的状况是这样，甚至没有足够时间做梦。要知道，我们不是去旅游，而是去工作。而工作到处多得吓人。我们的路线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格罗迭科沃—哈尔滨。哈尔滨工作10日后的路线是：哈尔滨—牡丹江—密山—虎林—锦西—穆棱—牡丹江—哈尔滨(这样的环形路线)。在哈尔滨休息3小时后(未来得及洗澡)的新路线为：哈尔滨—沈阳—天津—北京。在北京工作10日后的新路线是：北京—长春—吉林—丰满—长古里(Чаньгуль)—哈尔滨。最终，在哈尔滨逗留2天后。经过牡丹江和绥芬河回家。出差的任务是：让中国同志熟悉自己的工作、资料、示意图和未来计划；熟悉他们的资料，考察他们的资源，同水工技术、地质学、冻土学、土壤学、林业、农业和其他机构(包括科学、教学机构，也包括设计机构)建立联系；而最主要的是同中国的学者和专家们建立私人接触。间隔一个月之后，我们带着同样那些任务被В.Т.佩科夫派往朝鲜。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向我们提出任务：同邻居建立最紧密的科学联系，按许多科学领域归纳选题，而如果需要，那也可全部修改我们的选题、计划和纲要。我们是打着阿穆尔考察的旗帜来中国的。但我们在当地得到证实，这种旗帜在那里显得太破烂和褪色了。要以自己的旗帜即以远东分院的名字来开展工作。对中国同志而言，远东存在苏联科学院分部，是完全意外的。他们差不多是在同一计划内开展工作的。对我们的手稿(遗憾的是，我们不能拿出自己的印刷品，因为手稿上还标有“机密”字样)，他们简直是一抢而光，分成若干部分，马上开始翻译。我们有可能将自己的著作用中文出版，随后翻译成俄文再版。

一般来说，中国人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惊人的强烈印象。他们为自己提出了任务——12年内赶上世界科学(因而包括我们的科学)。但一切表明，他们完成计划要花长得多的时间。他们首先从此开始，从建设和装备研究所开始，这方面显示出的规模，让我们看得头昏脑涨。他们4年来建成的研究所要比科学院存在20年来建成的多好几倍。仅仅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就建成了10个左右研究所，其中包括带冻土实验室的建设研究所(我们还没有这种研究所，而中国已经有了，怎么样!)冶金研究所、土壤学研究所、林业研究所等。每个研究所，占地好几公顷，建设的建筑物规模有好几万立方米。建筑物内部有最完美的设备，这只是我们研究所所梦想的，其中也包括莫斯科的研究所。设备主要是从两个德国或捷克斯洛伐克订购来的。虽然也有我们的设备，但最新最完美的我们自己还没有见到过。这方面最诱人的是，这些研究所已经建成，而他们的设备是在我们的顾问指导下订购和配备的。那么说，我们的学者在别人的土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部属研究所、高等学校和设计院也有类似的情况。尽管普遍存在甚至莫斯科理解的那种糟糕的拥挤，但公共建筑物、文化生活建筑物，研究所和高等学校是宽敞的，虽然工作人员和学生人数到处是巨大的。在高等学校，有7000—8000名大学生和500名教师；在设计院分院，有2000名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规模真正是惊人的。他们甚至在拍集体照时，也一定是500人或1000人一张。

在东北，没有一个大城市不建立数十个研究所的。而且，他们建设得很快(规模2万—3万立方米的楼房，在半年内建成，包括所有各类作业直至建筑物周围的设施)、很漂亮、很有质量(墙体和设计是我们的，而屋顶是中国式的)，也很便宜。在一个项目上集中了500—600名工人，每人每月挣工资30—40元(按官方汇率60—80卢布，或按黑市汇率300—400卢布)。机械化是最少的：矿井升降机＋混凝土搅拌机，这就是全部。

纪律和组织是极好的。一名技术人员领导这500—600名工人。设计图纸是最少的，而施工图纸全部都装在这位技术员的脑海里。

但中国最珍贵的是中国人自己。他们热爱劳动，遵守纪律(40天中没有见到一个懒汉，一个醉汉，一个逃兵，虽然处于最密集的人群中)，极有能力掌握所有科学，行动果断，敢于首创，不仅对我们俄罗斯人，而且他们相互间也很礼貌、很客气，但最主要的是人人都正直。如果把照相机遗忘在商店或存衣箱(我们以前有这种情况)，过了一小时、一昼夜或一星期，它就回到你身边了，也就是说你会找到它们。所有国内开销都是凭承诺进行的。把钱交给出差者没有收据，他凭自己的良知来花钱。返回后要交回剩余钱款，并按照规定将发票附上。无论他使用多少，谁也不会指责他。不过最主要的是，没有一个出差者想多花费一个卢布。罗戚柱(ЛуЦу-чжу)教授得到考察费6万卢布(7个人考察了两个月)，他花费了4600卢布，剩下55400卢布。要知道“花费”是按我们的标准精确计算的。

他们花费唯一不节约的是招待和照应苏联同志。遗憾的是，许多莫斯科人没有理解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个年轻而贫穷的共和国，他们的节约规定不是空话。因而不应该以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可以随便吃，可以睡高级旅馆，乘国际列车。诚然，离开之前，阅历丰富的莫斯科人对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无法顾及我们的感受，实在是用强力将奢侈的接待强加于我们的，而拒绝这种接待，中国人会用引起国际纠纷来威胁。但这一切都是谎言。当我们告诉主人，我们非常喜欢中餐，但按照习惯，我们更喜欢自己的俄罗斯饭菜。这种俄罗斯饭菜不是由20—40道美味菜肴，而是由2—4道普通简单菜肴组成。他们马上相信我们，保持平静状态。我们单独用了餐，并全数付了我们的饭钱……我们说，在苏联乘国际列车的只有部长，而乘软卧车厢的只有厂长经理。于是，我们决定坐硬卧车厢。我们乘坐普通列车，认识中国同志，要比乘坐软卧“监狱”有意义得多。他们相信了我们，心情轻松，因为他们跟自己人在一起乘车，跟他们打牌，要比寂寞地与我们在一起感到有意思得多。很快我们也迅速掌握了他们玩都拉克(即“傻瓜”)扑克的游戏规则，之后也把自己的游戏教给了他们。

АВПРФ，ф.5，оп.28，п.126，д.506，л.9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