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

顾顺章（1904－1935），男，上海宝山吴淞人。

早年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工头，曾参加青帮并当选小头目，在上海滩的帮会、流氓斗殴中表现非凡，在工人中颇有影响。1924年，进入上海市总工会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五卅运动”时，表现突出，一度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

1926年被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顾在苏联受训时间不长，学会了化装、表演魔术、操作和修理机械、心理学等技能，擅长双手开枪、爆破、室内开枪室外听不到声音、徒手杀人不留痕迹等。国民党中统老牌特务万亚刚在其回忆录中称其是“全能特务，够称得上大师。在顾顺章之后，特务行列中，无人能望其项背。”

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中共转入地下活动。8月7日，在“八七会议”上，顾顺章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任中央交通局局长，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组织和领导工作。1928年6月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反叛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成立负责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特别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务主席向忠发、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伍豪。当时中央特科以抓阄的形式取代号，周抓到伍号。邓颖超抓到一号，叫逸豪）、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负责。特委是决策机构，下设行动机构中央特科，由顾顺章负责。中央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通讯四个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是洪杨生（1924年入党）；二科负责搜集情报，科长是陈赓；三科也叫做红队，俗称“打狗队”、红色恐怖队，负责镇压叛徒特务，谭余保、王竹友先后任科长；四科负责无线电通讯，科长是李强。顾顺章协助伍豪领导中央特科并兼任第三科（行动科）的负责人。

顾所领导特科的武装组织——红队，处决过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叛徒和国民党特务。如1929年11月，曾带人在上海霞飞路设埋伏，枪杀叛徒白鑫。枪杀白鑫后，特科人员迅速撤离，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白鑫死后，鉴定法医在他头部发现了四个弹孔，法医判断，白鑫同时中了三枪，三颗子弹从不同的部位打进，从同一个部位穿出。顾的公开身份是魔术师化广奇。

瞿秋白遗孀、和顾顺章同在中央机关共事过的杨之华回忆：顾顺章有几个特点：一、“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不多说话，也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鸦片、玩伎女，打老婆”。

在级别上升过程中，顾顺章吃喝嫖赌等习性不断显现，伍豪和陈赓等人对其颇不放心，准备将其调离特科领导岗位，以康生（赵容）代之。

1931年3月，顾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结交了一位女性。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1931年4月24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发现了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表演的魔术大师化广奇。当晚，化广奇被当场逮捕，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处长的蔡孟坚得知，这个魔术师的真实身份是中央特科的“天字号”人物黎明，黎明是顾顺章的化名之一。

《民国日报》报道：1931年4月，顾顺章奉党内安排赴汉口处理党务工作，共四人由上海搭轮船去汉口，一行人在途中已被汉口行营司令部侦悉，派人在码头伏击守候，顾顺章一行抵达汉口上岸，即被拘捕三人，一人漏网。

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要求去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供认其掌握的机密。

顾顺章清楚，南京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中潜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汉口被捕后，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见蒋介石，并告诫特务们不要事先向南京发报。但汉口方面的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得知电报已发往南京时，认为：“抓不住周恩来了！”钱壮飞通过李克农抢先通知了特科，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

影响

杨之华回忆：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特科在顾妻室内搜出了顾顺章早就亲笔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从中央到支部的各种组织关系，一概交出。

由于顾顺章所处地位高，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中共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

由于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伍豪不可能尽知。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即将出狱脱险之际，终被处决在南京雨花台。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杀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

1931年6月，顾顺章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遭杀害，年36岁。

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伤即将返回苏区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各界人士营救之下，蒋介石对其“特赦”。

向忠发被捕后，接任的总书记王明让康生、陈云为其在上海郊区租了一整层楼，深居简出。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组织一再遭到破坏，王明离开上海，辞去中央总书记，去往莫斯科。

顾顺章对伍豪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伍豪此后也离开了上海。

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在上海无法立足，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

伍豪召集特科的成员和他们的家属说：“中央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出卖朋友，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共产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洪扬生后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被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自首，当了一段时间的特务，后来长期失业，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后，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领导中央特科的潘汉年，潘未置可否。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时洪一度被抓，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被捕，关押到1974年，未正式判刑。文革结束后，由当时担任外贸部长的李强证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馆，每个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费。

《上海1931》的作者吴基民认为，顾顺章叛变后，在大出卖的同时，还作了相当多的保留。据《中国共产党史稿》记载，顾顺章有一段供词：“共产国际派遣代表9人来上海，即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都不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实际上当时远东局在上海仅2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美国人，恰恰没有俄国人。牛兰绝非远东局主任，经常和中共领导人开会的远东局执委会代表叫罗伯特，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米夫之前还在上海，并曾和顾顺章多次开会见面。远东局6月1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就认为顾顺章有意隐瞒了许多重要秘密。杨奎松在《民国人物过眼录》一书中认为：“顾顺章早先是有过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和盘托出的想法的，但为什么在供词中表示他只知道一个人叫牛兰，而对这方面其他人员的名字和地址一概不知呢？唯一能够用来加以解释的理由，大概就是顾顺章对出卖俄国人，包括中共领导人，还是多少有顾虑的……”

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1931年12月1日，中共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发布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通缉令（此系以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名义发出的第一号通缉令），通缉令称：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最终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报复

顾背叛时家属居住上海威海卫路(今威海路)802号，由伍豪负责保护，顾被捕后，在汉口的同志即电告顾顺章的家属，因为顾顺章一被捕，势必有被抄家的可能，叮嘱他们立即搬离到其它处，其家属得悉后，即搬入爱棠村33、37号。

1967年5月，伍豪调阅上海的旧报，把1931年到1932年报刊有关内容编为《大事记》：“1931年1月中央开六届四中全会，4月顾顺章汉口被捕，向蒋介石自首，5月中央决定消灭顾顺章家属10人”，“11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11月21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6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91号，从21日至28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8具共16人”。

1931年6月，伍豪亲自指挥，康生带队，对顾顺章全家实施了报复行动，勒杀顾顺章全家13人，洪扬生、王竹友等参与。

行动经过周密考虑，一是考虑到枪击声响惊动周围居民和杀人后血迹溅飞处理麻烦，而用绳索勒死全部家属，二是运尸体外出怕泄漏案情，采用处决其家属后直接在住宅庭院地下深埋并铺上水泥。因考虑到顾顺章幼女顾利群年龄只有4岁，伍豪派手下人员谭钟玉送回顾的家乡上海宝山，随后秘密行动开始，特科行动组人员即用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对顾的家属逐个进行处决，并在庭院挖坑深埋。

这一事件中当场被杀的有顾顺章的十几个家人和亲友。洪扬生亲自杀了顾顺章的妻子，还安排把顾顺章七岁的女儿送去浦东，后来下落不明。

行动时，顾家的9个成年人一个也没放过。因为市内不敢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所以采取了绳勒的方式。又因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1931年6月，顾顺章全家十三人已被伍豪带同王竹友亲手铲除，分别在法界甘斯东路爱棠村十一号及公共租界武定坊三十二号，新闸路斯文里七十号等处掘出尸体三十余具，彼时上海各报才发布该案。

在场有顾8岁的女儿顾利群和12岁的小舅子张长庚，伍豪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

据当事人陈养山回忆，从不抽烟的伍豪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后历史将怎样看待我们呢？”这件事被尼克松写进所名著《领袖们》一书。

此后的几十年里，伍豪再也没有碰过烟。

黄埔军校的学生斯励那天在顾家打麻将，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将领，有记载斯励在“四.一二”清党中曾将伍豪从国民党手里救出，因此认出伍豪，也一同被杀。

张长庚回家后，顾向他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张长庚回答不知道。于是，顾让他每天在街口等候，发现熟面孔就立即指认。几个月后，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骑车经过，张长庚认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边的特务立刻一拥而上，将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供出顾顺章家属的下落，并带着国民党特务去掘尸，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影响，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发现。

由于整个行动在上海三处四个地方进行，实际掩埋地如下：
一、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亦可称大同坊37、33号(目前地址为上海徐汇区余庆路102号、110号)；（当年案发的33号，天井内地下埋尸三具），最右为102号（当年案发的37号，天井内地下埋尸四具），33号和37号中间隔着3 户。
二、武定路修德坊6号(目前地址为上海静安区武定路930弄14号)。
三、麦特赫司脱路383弄陈家巷91号(目前地址上海静安区泰兴路383弄91号，已拆除)。严格一点讲陈家巷的埋尸不是顾的家属，时间上不是同一时段，或先或后，只是告密者一次交代了三个地方，但是这三个地方处置性质是一样的，即中共特科对叛徒和告密者惩治行为。

上述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37号、33号的地址是当时报刊连续报道案情采用的地址名，严格一点讲，是该建筑物的初名。查30年代弄堂地形图，实际上当时案发埋尸地址名，也就是门号牌，应该称姚主教路125弄大同坊37号、33号，而33与37号必定要从姚主教路125弄进入。至于余庆路初名爱棠路，在33、37号沿街面一段，也是案发后十年才辟通筑路，与麦尼尼路(康平路)以南的爱棠路接上，通路后才把大同坊37号定为余庆路102号、大同坊33号定为余庆路110号。

查看当年地形图，33号和37号门前为荒芜地且无路可通行，据当年报道案件的报刊称：该路段白天也行人稀少，晚上更是漆黑一片，该里弄1930年刚建成，为三层楼新式里弄建筑，每月租金为银42两，租用该弄房子只有9户，据案发后该弄看门人反映，4月时有一男的来租37号，父母妻女同来，同时33号亦有一对夫妇及儿女搬进来，另有女佣，为宁波口音，一行人汽车进出，门牌31号的一周后迁出，门牌33号的一月后迁出，从上述当年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冷僻的，所以周恩来的行动组进行活动可以无人知晓和极为隐蔽的。

秘密行动经过一个炎夏一直没被察觉，实际上顾顺章一直在四处打听家属下落而无结果，顾也渐渐感到事情不妙而极度不安，只是无确切证据，终于在1931年11月中共特科人员王世德被捕，他供出了案情和埋尸具体地址。

关于王世德泄密，透露埋尸体地点，在报界刚刊出时，隐蔽了王世德的真名，以“李龙章”的化名来记述案情，经查阅《申报》1931年11月24日第十五版，该版面有报道案情调查进展的记载，其中一节，在小标题“李龙章供惨杀经过”下，讲到汉口当局抓获了李龙章，李供出顾顺章全家被杀，藏尸点，当局根据李的口供，请本埠巡捕房侦查等等，李龙章还特别提到，有九具尸体。王世德参与勒杀、埋尸，这次又由他曝出隐蔽数月的机密，因此，王世德是此案件的关键人物。

根据王世德(李龙章)的供述，11月21日，巡捕房接到汉口来电，要求调查某案件，但是开始来电称，有绑匪撕票，埋在姚主教路33、37号，先派员打探一下，为慎重起见，巡捕房先派员初步挖掘一下，天井泥土下有木板，缝隙中窥见尸体，后来得知此案并非绑匪撕票，确系政治性质，所以报请法院研究后再挖掘。

11月23日下午二点，巡捕房协同首席检察官陈满三、检察官丁仕奎以及法医魏立功、姜璇和书记官彭珊一同乘汽车到场，此时，巡捕房西捕白而地与特别机关侦探督察员金九通、中西包探以及小工已在案发地等候，随后检察官下令小工：对上述几个地点中37号和33号进行开挖。

挖掘先从33号动手，开挖刚开始时不见起色，并再次盘问知情者，得知确切无误后便明确挖掘，掘地四、五尺后，挖出男尸二具，接着在37号挖掘出女性死尸一具，随着多具尸体出现，一股恶性臭气冲出，使得围观居民纷纷掩鼻而逃，任凭巡捕怎样驱散围观者都不见效，这些尸体大都赤裸身体，或背心短裤，绳索在尸身颈部和肢体上均绕上几股，因尸体腐烂，又多具堆积在一起，实在是恶臭难挡，警备司令部只得先垫资购买棺木。

装尸体的棺木抬上卡车，被运往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位于法租界宁波路、东自来火街东北角路口，今淮海东路永寿路口)验尸。法租界总巡捕房刑事科报请第二特区第二法院验尸，地方法院呈报同等第三法院检察官章宗侃会同地方法院检察官丁仕奎、姜璇、以及书记官彭珝带同法警到达位于法租界宁波路8号、东自来火街口的同仁辅元分堂验尸所，此时，顾顺章家属与中央党部特派员尚未到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查长杨凤岐到场迎候。

接着，法医命令小工开棺，把尸体抬出来，顿时臭气直冲，旁人有呕吐感，此程度为该验尸所首次碰到，只得点燃芸香、香樟脑等中药，以烟气驱赶恶臭，但只是稍微冲淡一下窒息的气味，魏立功、姜璇二法医各戴橡皮手套，即对各尸体详细检验。

在尸体装运过来时候，报验37号尸体的棺木为顾维贞夫妇、张阿桃、张爱宝，33号为吴克昌夫妇、男佣，共四男三女，但是对标有吴克昌、男性尸体一具的棺木，经检验为女尸，判断为案发地初查有误，实际共四女三男，女尸身份一时不能鉴别，后来叫顾顺章其他家属辨别，该女尸为一个姓叶的亲戚。

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司令部官员黄凯到场，在验尸所除了法医外，巡捕房派人请来顾顺章十五岁小舅子，即那天不在场而尚未遇险的张长庚来辨认尸体，虽然尸体经过数月掩埋尚未全部腐烂，但是张长庚讲这些亲戚也不是全认识，但是他马上认出了尸体中的二具：父亲张阿桃、姐姐张爱宝，对于其他尸体的辨认，不是像对其父亲、姐姐那样的熟识度，能立即辨认出来，验尸官称：各尸体头上的麻绳割下来，可以绕三四股到五六股不等，这批麻绳收集要达八包，被法院贼物库收缴。

后验尸查证，在37号(即现在余庆路102号)掩埋尸身为顾维贞吴韶兰夫妇(顾顺章兄与嫂)、张阿桃(顾的岳父)、张爱宝(顾的妻妹)共四具，在33号(现余庆路110号)掩埋尸身为男佣(脸有麻皮，名不详)、叶小妹(顾顺章妻子的表妹)、吴克昌妻子(顾顺章嫂子的弟媳)共三具尸体，记者也获知，叶小妹的丈夫陈阿松，在叶小妹阴历四月失踪后，到其在松江的亲戚家里打听，还曾经到爱棠村找寻过，但是该处已无人居住。

因为王世德供述有9具尸体，现在挖掘出来7具，为考虑到或许有遗漏，以及慎重起见，征得业主潘肇邦的同意，对爱棠村这一排房子中间的34、35、36号的天井也挖掘一次，没有发现死尸。此时，修德坊有尸体的消息披露。

王世德以化名李龙章继续对外称：当时准备要处决的人共有11人之多，听到过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以及胞弟斯励二人也在内，除姚主教路屋内，在公共租界的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天井地下，也埋有尸身4具。从《申报》的记载来看，王世德的供述和记者的报道都是很谨慎的，因为王世德称“谋毙”，说明要杀斯烈(斯励之兄)只是计划，未必是具体行动，而《申报》记者称：若凶手李龙章的供述与挖掘出来死尸吻合，则说明李的口供正确。

修德坊6号在该弄底独立一幢，该弄共双间楼五幢，延街二幢当时门牌定为武定路98a和99号，弄堂中间二幢为2号与4号，案发的6号在弄底独立一幢，西首为汽车间，1930年底完工，为大陆银行地产部建造，每月租金为银90两，据查，1931年5月有个叫黄维国的来租房，特征是留八字胡，他一次付清三个月租金，一共银270两，案发后黄维国不知去向，事后曾一度查到担保人即劳合路泰亨源水电行老板张义安，实际上该处为特科在上海活动据点一个，但是张慌称不认识那个姓黄的，是他人转托的，称是地产部收了三个月租金后直接借出的，(由此也可查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实际在泰兴路召开，因有些回忆文章讲“另一说法是可能在武定路修德坊召开”的假设，现在看来当年1月尚未租房，实际上中央特科5月起租到案发，这个说法有一些依据)。

此刻，《民国日报》记者已从巡捕房调查、泄密人员那里获知，并在该报上披露：特科在党内已有定例，对不忠、叛变、倒戈、泄密者，若被侦知，即派人将其处死，其处决方法是，先用绳子对要处决者的双手紧扎，由他人持绳圈从其背后套入颈项。勒毙之后脱去死者衣服，随后赤身裸体埋藏，或者尸体肢解分别抛弃。

据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队长王斌禀接到京中来电，确认了武定路的埋尸处，西探长亨特承办此案，11月24日去现场打探一下，发现屋内已搬空，只有墙上火表一只没拆掉。

第二日，淞沪警备司令部会同戈登路巡捕房(位于戈登路康脑脱路、今江宁路康定路西北角口)探捕前往武定路修德坊6号发掘，同时附近派武装探捕巡守，先在天井北首近正屋处掘出麻袋包裹的男尸，尸身穿布背心，手脚用麻绳反搏，经辨认后为斯励尸体，后挖出3具尸体，认定为张杏华(顾顺章妻)、张陆氏(顾的岳母)、吴克昌(顾顺章嫂子的弟弟)，斯励为国民党26军第二师师长斯烈的弟弟，以前为中共党员，顾顺章与斯励非常熟识的，某次顾在上海被当局拘捕，中共曾托其兄斯烈转告当局说情保出，所以两家常往来，中共特科估计斯励可能会随顾投诚敌方，所以采取此行动，当报纸披露案情后，其妻陈佩英(当年28岁)于11月24日下午一时赶到修德坊，见到刚被挖掘出丈夫的尸体后便号啕大哭，四时左右被陪来者劝回家，斯有二子，长子三岁，幼儿尚在襁褓中。

《时报》记者根据斯励的妻子陈佩英的回忆和讲述，而写出新闻报道，称具体日期是在7月24日(未考证)下午三时，有人去闸北斯励家的，叫他外出有事，然后那天其丈夫出门后，一直没有归家，使她焦急万分，却无处打听到任何线索。现在案情已浮出水面，据调查披露，实际情况是在数月前，特科人员引诱斯励至武定路修德坊6号楼下，开始对他执行处决，四时左右动手勒毙斯励，深夜埋尸地下，同时特科人员以公务人员身份对斯家搜查。

记者从特科叛逆人员那里获悉，顾顺章的妻子被特科人员叫到里面问话，说是你丈夫将来到了南京必定做大官，你是否也跟着他一起去呀？顾的妻子张杏华答道，我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然跟着他了。此话刚落，行刑人员即把绳索套住她头颈，猛力一勒，随即倒地毙命。

随后这些在修德坊挖出的死尸被移送斐伦路(今九龙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到场监督，张长庚辨认了其母张陆氏、其姐张杏华的尸体，并收去大殓，而陈佩英以后则把丈夫斯励尸体送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大殓。

上面提到的顾顺章妻子与岳母，是由中共特科派人引诱她们二人至修德坊后被勒死的，至于为何没有死于爱棠村，也就是顾的家属大批人员死的地方，现在无法查证，只能估计爱棠村埋尸地方不够了，或者母女二人可以一起使唤叫来，由于用上面提到的处决手段，即绳索迅速套入颈部勒死，这批遇难者连惨叫一声都不能，因为这批死尸的恶臭程度实在厉害，验尸所不得不点上芸香檀降香苍术来驱散一下窒息的味道。

顾的被杀家属遗体，在验尸后由张长庚和其他亲属收殓，后安放在闸北延绪山庄(1926年建的延绪山庄，又称天下会馆，位于现在在闸北童家浜一带，地址为老沪太路203弄2号，其旧址与门口牌坊于2004年被上海市列为“首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实际上顾顺章家属遗体在延绪山庄为灵柩寄存，以后几年均移入江苏镇江。前面讲到顾顺章的女儿顾利群、小名毛毛，后来实际藏匿在金山张堰乡东约十里地方，据了解，在周恩来一行的行动刚开始时，顾的家属已被监视，4岁幼女一直大哭，并强行外出游玩，行刑者怕泄漏机密又不忍惨杀幼女，周恩来下令派人将她送到宝山家乡，但是实际上途中改变方向，送金山张堰东十里一乡民家，对人谎称该女孩父母病亡无人抚养，不得不送人，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得知原委后，于11月26日早派人偕同顾顺章妻弟张长庚，去乡下寻回顾女，午后到了闵行，再派专车送往市区后上火车至南京。

当年上海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以及它的副刊《北华捷报》(周刊)，都对案件作了深入的报道，在1931年12月1日出版的《北华捷报》对此案件中提到的武定路现场，作了如下描述：“……it was nearly noon before the first corpses， the two women were unearthed，The yard is about 20 ft square， with one corner cut away，the whole being surrounded by a wall nearly 9 feet high， After spading 18 inches deep，……they saw two bodies，both female，prone and face downwards，……they body of younger was entirely unclothed，while that of a considerably elder women was partially covered……”当二名女尸中第一具被挖掘出，已大约过了中午时分，……这天井大约20 平方英尺(译注：约6平方米)，里面一个角被斜切，整个天井被一个约9英尺(译注：约2米7)高的墙围住，在挖掘了18英寸(译注：约合45公分)深后看 到二具女性尸体，脸朝下卧倒着，……其中年龄看上去轻一点的女尸，身体全裸露，而看上去年长一些的女尸，身上尚有部分衣服遮体。……

陈家巷挖尸工作也基本上同时进行，据告密者供出线索，上海方面接京中电报，明确得知在麦特赫斯脱路383弄椿寿里内陈家巷，门牌标有A91号的地下，埋有 黄弟洪，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四具尸体，后来得知有一名字王盘的青年也埋在91号，为此，静安寺巡捕房(位于极司非而路愚园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东北角口)着手调查，该91号大房东为姓蒋的，(据后来被认为中共六届四中曾在此举行)，前后洋房二座，前一座前有空地，上面种花草，另一幢洋房在后面东北角，有空地一块，以前空地上搭芦席，1931年夏前房客迁出，后由新中华实业社迁入，前幢为办公处，后幢为家属宿舍，迁入后将芦席拆去，改为铁皮房内铺木板，此时大批花露水生发水等化妆品置于其中，租住者浑然不知下面埋有死尸，《申报》记者对该案发地描述，讲到该处东通麦特赫司脱路(泰兴路)、西近戈登路(江宁路)、南达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北临新闸路，大门开在陈家巷狭弄内，前面有竹篱笆，屋后为一小花园……，捕房正式挖掘前一天到现场查看过。

第二天国民党党部特派员顾建中、总司令部汉口行营参议黄凯会同凇沪警备司令部暨公共租界巡捕房探捕前来查办，上午八时先挖掘该地东北角，发现草拖鞋一只，直至下午三时尚无结果，当时围观的新中华实业社员工嚷着没有出现尸体，乱挖弄坏地面要求赔偿，于是在斜对面西南角挖掘，又发现草拖鞋一只，但是仍没有发现死尸，于是又调往东北角挖掘，后挖出脚趾一段。

直到五时许才在东北角矮垣下七尺深见一席子，掀开一看为尸体一具，赤身大半溃烂，经风吹后发黑，此时围观者才掩鼻纷纷离开，被挖尸身开始认为是男尸，为朱完白尸体，后来辨认为女尸，是邹志淑尸体，因为巡捕房以及挖掘尸体的小工，是无法辨认死者身份的，只能由在原特科内任职的人士来指认，此时天已黑，只得待明天继续挖掘，第二天又挖出一具男尸，初步认定为黄弟洪尸身，直到第三天一下共挖出三具尸体，其中男尸一具是在离地一丈五以下挖出，尸身中等身材，皮肤惨白奇臭难挡，尸旁衣包一个内有血布，为王盘的尸体，王是一位留俄学生，另二具为赤身男女裸体，并头并脚在一起，将二尸翻转，辨认为朱完白夫妇，朱完白尸身头颈绕有长绳，四肢用布绑住，女尸皮肤灰白尚未全腐烂，身材纤细。

在陈家巷91号挖掘出来的死尸，后被移入斐伦路验尸所，第一特区法院郭炜检察官、法医魏立功、书记官刘椿来到验尸所督办，据验尸官称，这批遇难者头颈被勒打结手法和尸身捆绑均一个式样，故一人所致。

最后确认这5具尸体分别为黄弟洪(又名黄警魂)，黄是黄埔一期六队学生，江苏扬州人，1930年和刘伯承一起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据说害怕国民党残酷镇压欲投奔敌方，曾发信给蒋介石，以看在也是黄埔学生这一点上，望蒋介石给予器重，发出的信被特科获取，杨登瀛(又名鲍君甫，广东人，1901-1969，卅年代为中共安插在敌方的情报人员，实为双面间谍，1949年后杨曾被中共方面关押，后来陈庚说情担保，被公安机关定为管制一年处理)设圈套引出黄第洪，说是请他与国民党方面的人士约见，黄不知有诈，上门请他外出者实际为特科行动组人员，经黄包车接送七拐八拐，后将黄弟洪秘密送入91号，即被特科行动人员勒毙处死。邹志淑(女)，浙江嘉兴人，负责地下党交通和掩护工作，尸体被挖掘前一段时期，有不知详情的人发现邹志淑怎么神秘失踪，据当时熟悉中共内部情况人士称，邹志淑可能工作不力，有违背党纪事宜，在平时言语中流露出动摇倾向，中共特科认为假设她叛变会对中共组织极大破坏，故特科决定将邹志淑也勒死，朱完白夫妇二人，朱是苏州工艺学校学生，朱完白二十余岁，长于词令熟悉英语，任党内翻译，在杭州工作是由党内某人介绍娶当地白相人之女为妻(其妻姓名不详，难以考证)，婚后感情甚好，以至置党务工作不顾，至月末朱完白赴党部领薪金发生争执，特科人员恐其叛变泄密，将夫妇二人同时勒死，王盘(亦有称王培)男，曾留学苏联，有关他更详细资料未找到，后来据案发地新中华实业社人员讲，自迁入91号后每至深夜闻哭声，并有开门声拖鞋声等恐怖现象，该社准备另迁它处，邹志淑和朱完白夫妇以及黄弟洪等人的尸体因为没有亲属认领，验尸完毕后被送入普善山庄安葬，后来这批勒死人的麻绳全送入法院贼物库。

最后法官通知蒋姓大房东购买石灰十担，把被挖地填没，并施苍术等药物以驱臭气，该处附近居民下午四时左右购买鞭炮，在91号前燃放，扫一下晦气，虽然还有其它地方仍埋有死尸的传闻，但种种原因缘故，挖掘工作到此暂停。

在挖掘死尸接近尾声时，顾顺章于1931年11月29日《申报》第六版、11月30日第二版，以及以后数天该报不同版面，均以“悬赏緝拿杀人凶手周恩來等紧要启事”为标题，刊登如下相同内容的悬赏文告：

敬啟者，順章乃於本年四月間自动脫离共黨，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閉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長進。對於共黨任何人，從未加以陷害。盖順章只有主义之斗爭，並无个人仇恨之心理，此亦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意共黨首要周恩來、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將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慘杀，而順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亦被劫夺以去。有人能將該犯周恩來、赵容等捕获解案，順章当賞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決不食言。伏祈公鉴。顾順章谨啟 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1932年1月11日《申报》第二版启事栏、右起第五条启事上，王世德用真名刊登《王世德脱离共黨紧要声明》，全文如下：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黨。近两年来充任该黨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黨之倒行逆施，贻害社会，而复惨无人道，白相残杀，乃于前月向国民黨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黨，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之人名李龙章者，实即鄙人之化名。因该惨案确为共黨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亦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份子，自向黨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黨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黨之罪恶。王世德谨启

结局

顾顺章背叛后，被徐恩曾安排在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并派亲信王思诚任顾的秘书。由于顾妻张杏华已被处决，徐恩曾委托王思诚，王思诚在手下帮忙下为顾物色了南京女子张永琴为后妻。张永琴在顾顺章死后，组织了新的家庭，有了自己的孩子，并将顾顺章的女儿抚养长大。改革开放后，曾接受过吴基民的采访。

据张永琴回忆，1932年4月，19岁的她正在读中学，经人介绍与26岁的顾顺章结婚。婚礼在南京安乐酒家举行，徐恩曾率领中统的大小头目都出席了，徐还代表蒋介石，送上了1000元大洋作贺礼。结婚以后顾顺章一家搬到了南京细柳巷41号。顾顺章深居简出，偶尔外出，除了带上保镖，还特意化装，通常是戴一副眼镜、在嘴里塞上一副牙套。

顾有空便和王思诚等聊聊天，一些叛离共产党的中统特务也常到顾顺章家里来坐坐。他还用手头的钱，买了一些古董，主要都是古玩瓷器，装了两大箱，只待时机一到就去上海开古玩店。

据张永琴回忆：1933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深夜，陈赓来到了细柳巷顾顺章家里，与顾顺章整整谈了一个晚上。说些什么，张永琴也不知道。一直到天蒙蒙亮，陈赓才走。据顾顺章对张永琴讲：陈赓离开顾家直接坐火车去了上海……

据张永琴回忆：这一夜长谈，对顾顺章触动非常大……

其后数年，顾受徐恩曾指令在南京开设了技术训练班，为中统培训特务，其熟练的技术深受好评。1933年，戴笠将其借调去负责军统的筹备训练工作。

顾顺章与陈赓在细柳巷见面以后，不久就被保镖出卖，将他写给戴笠的信直接交给了徐恩曾。顾顺章与徐恩曾大吵一场，随后被安排住到了由中统严密看管的安品街70号。

徐恩曾与戴笠，是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但两人私下里却斗得死去活来。徐恩曾的中统逮捕顾顺章立下了大功，戴笠非常眼红。与此同时，戴笠又对顾顺章颇为佩服，经常将顾顺章从徐恩曾那儿“借过去”用用。徐恩曾表面上答应，心里却非常不快。现在顾顺章给戴笠的密信被徐恩曾拿到，他非常恼火，曾当面威胁要枪毙顾顺章。顾顺章非常愤懑，从此装病在家。

为了缓和与顾顺章的关系，不久后，徐恩曾在城南甘露寺5号为顾租了幢独进独出的小屋，也相对放松了监视。 1934年4月末，徐恩曾还安排顾顺章去日本休息养病。

1934年初夏，张永琴带着顾顺章前妻生的女儿也来到日本，住了将近1个月。这是顾顺章一生中最惬意轻松的日子。但好日子总是不长久的，为了照顾婆婆与自己的父母，张永琴带着女儿顾利群先回到了南京。徐恩曾亲自将张永琴接了去，详细询问了顾顺章在日本的情况，并关照张永琴写信给顾顺章让他早点回来。在徐恩曾的催促下，顾顺章于1934年9月回到南京。

1933年初开始，一个叫蒋云的苏州人经常出入细柳巷4号顾家。蒋云是顾顺章当年的同学，两人私交甚密，每次蒋云夫妇一来，就与顾顺章关门密谈大半天，不仅行踪诡秘，而且谈话内容连顾的亲信班子也不得而知。这其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顾顺章心腹中的心腹林金生。林是顾的贴身保镖，但没多少文化，顾对其很放心，许多机密事情也不避他。时间久了，林金生也渐渐知道，顾与蒋原来是在密谋建立一个“新共产党”。

顾顺章虽然曾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是负责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实在是外行。因此，他将组建这个所谓“新共产党”的相关筹备事宜，一概交给蒋云来搞。蒋云也确实精明能干，没多长时间，便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而且还拟订了一个“五年计划”交给顾。顾顺章看了颇觉满意，对蒋云夫妇慰勉有加。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在蒋云交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纲领及五年发展计划不久，一天晚上在顾顺章家里吃饭时，蒋云夫妇双双被毒死，尸体被顾连夜用麻袋弄走，埋在南京荒郊。这显然是顾顺章唯恐泄密的杀人灭口之举，同时顾过河拆桥，背信弃义，凶残歹毒，也令了解内情的林金生不免胆战心惊。

事情还不止于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召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

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起意外，让林金生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这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饭店××房间。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大衣口袋。没料到了地方，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踪影，方知是不小心在半途丢失了。没办法，他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满带狐疑的眼睛在林金生的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心里寒气顿生，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退出来后，林金生左思右想，最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当天便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静静听完林金生的揭发，虽然没有更多表示，心里却对顾背着自己组建“第三党”，进而阴谋成立特务队，想干掉自己和陈立夫的种种行径大为吃惊。徐恩曾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而林金生此时哪敢再回顾家，急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离南京越远越好。”徐恩曾也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说罢即做了安排。

林金生离开后，不敢停留，当晚即乘夜车转道赴西安就职，躲过了顾顺章的追杀。原来，当晚顾顺章迟迟未见林，便情知有变，又通过其安插在中统局的内线得知林调往西安的消息，遂连夜派出杀手在浦江车站窥伺赴西安的车次，寻机对林下手。接连三天，枪手都在车站守候，只因未见林踪迹而作罢。

这边，徐恩曾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已暗中做着除去顾顺章的准备。一方面，徐恩曾要稳住顾顺章，防止他狗急跳墙，搞极端之举；另一方面，清洗顾顺章是件大事，自己不可以随便做主，必须告知陈立夫同意，说不定还要报蒋介石本人亲批。这些都要作相应安排，且需一定时间。因此，徐恩曾内紧外松，只将顾的一举一动秘密监视起来，其他似乎一切照旧。而顾顺章自林金生出事后亦有警惕，行动有所收敛，未敢过分张扬，更不敢轻举妄动。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又过了几个月，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为防止顾顺章利用缩骨功摆脱手铐，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防止其逃脱。

中统特务头目陈蔚如在《我的特务生涯》一文中回忆：1933年初，顾顺章在上海召集旧部聚会，酒足饭饱后抨击国民党，并表示要建立新的党派。顾顺章的这番话被人告诉了徐恩曾。顾顺章知道后，认为自己在徐手下，一条命早晚要被送掉。于是便派张永琴与戴笠暗中联系，不料此事又被人出卖给了徐恩曾。徐随即下令将顾顺章关押起来。据说顾顺章会魔术，会催眠术，怕他逃脱，在押往苏州反省院途中，还用铁链子穿在他锁骨上。

在武汉抓获顾顺章并亲自安排将他解押到南京的特务蔡孟坚在晚年撰写的《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文有：“据立夫(陈立夫)方面得来的消息：我方工作人员发现顾又与共匪勾结，其文件为我方搜获，彼企图暗杀中央要人后逃往匪区，故镇江江苏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予以看押……江苏省政府派秘书长罗时实先生监斩。”

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一书中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的经过：“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1935年春，因和敌人重新勾结而被处刑。”1935年春，徐向蒋介石报告顾顺章有“反骨”和种种反叛迹象，蒋介石随即下达手谕：“顾顺章怙恶不悛，着即枪决可也。 ”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据知情者透露，因顾顺章在特务中名气甚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装术、魔术，而且会催眠术，甚至“土遁术”。为此，徐恩曾特地叫人在顾顺章的扇子骨上插上一根铁条，穿“琵琶骨”以镇其邪术，防其逃跑。负责执行枪决的特务名叫吕瑞京，与林金生（顾顺章贴身保镖）是熟人，行刑情况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林。

中统特务万亚刚回忆顾顺章：执行任务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但平时与人相处，却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意与之亲近。

20世纪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恩曾回忆录》中说顾顺章“说话很风趣，处世经验丰富老到，很富人情味，善于揣摩人的心理，对人态度和蔼诚恳，使人乐于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