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旭玲：节气神话叙事的时间谱系与中华文明的创新性[节]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1期，转载有删节。

中华节气神话内容丰富，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此构成了节气神话叙事的时间谱系。概言之，中华节气神话叙事大致经历了从主要讲述节气的发现到主要讲述节气体系的确立，再到主要讲述探索节气测定方法的演变过程。节气的发现、节气历法的制定和应用过程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因此通过对节气神话叙事时间谱系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一、节气发现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创新动力

节气发现神话主要讲述了先民在早期天文观测中发现可以指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时间节点，也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些重要节气的发现过程。节气发现神话是最早产生的中华节气神话，彼时“节气”概念尚未形成。

遂人氏观大火星神话是最著名的节气发现神话。燧人氏是早期氏族首领，《尚书大传》《白虎通》等将燧人氏视为与有巢氏、伏羲氏并列的上古三皇之一，其神话叙事主要围绕着人工取火技术的发明展开，如《韩非子·五蠹》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除发明人工取火之外，燧人氏还是早期天文学家。战国时期的《尸子》较早记录了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燧人氏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宋代《路史·发挥一》也载：“昔者，燧人氏作，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辰星”“辰心”指的都是二十八宿之心宿三星中的心宿二，它散发出火红色光芒，与火星类似而大得多，因此在中国古代得名大火星，也称辰星，同时也是拜尔命名法中的天蝎座α星。相传，燧人氏仰观天象，见到黄昏时大火星出现于东方的地平线上，发现春天已经到来，告诉民众出火（即放火烧荒）的时间到了。燧人氏提示民众的出火时间就是后来二十四节气的春分，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由此可以被视为最早的节气神话。

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诞生于原始迁移农业生产的背景下，反映了中华先民的早期科学探索行为具有直接为生存服务的实际目的。不少研究指出最早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迁移生产，族群迁移到哪里就在哪里垦荒下种，然后任作物自然生长，成熟后去收获。迁移农业时期的农耕劳作更像是对植物自然生长过程的模仿，先民用石斧等工具砍倒野生植物，并放火将它们烧成草木灰以肥田，最后将采集的植物种子撒下，待成熟后再去采摘，中间不进行任何田间管理，因此对迁移农业时期的先民来说最重要的时间节点是烧荒下种的春耕时间。

春耕时间的确立对中华先民生存发展的意义远比我们今日能想到的还重要，这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距今1.2万年左右第四纪冰期结束后全球气候显著转暖，温暖的气候促进了原始社会人口爆发式增长，同时在欧亚大陆、大洋洲、美洲等地都出现了大型哺乳动物的灭绝，如猛犸象、披毛犀等，严重影响了原始先民的食物来源，采集、狩猎等不稳定的食物获取方式已经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要，发展种植农业以获得稳定食物来源成为生存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在中华文明诞生地之一的黄河流域，有着不那么适合农业生产的大陆性季风气候，由此决定了黄河流域适合作物生长的无霜期偏短，摆在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晚期先民面前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准确把握烧荒下种时间。

烧荒下种时间的确定经历了漫长的探索，最终是天文观测解决了问题。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自然科学各个部门中最先发展的是天文学，因为“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中华先民也在仰观天象中寻找到了能提示春耕时间到来的大火星。实际上，先民对大火星的观测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他们不仅在大火星的运行中感知到了春分，也感知到了其他一些重要的节气。《礼记·月令》有“季夏之月昏火中”一句，“昏火中”指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方天空的正中，约为二十四节气的夏至；《诗经·豳风·七月》有“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句，“流火”指大火星黄昏时出现在南偏西的天空中，约为二十四节气的大暑；《大戴礼·夏小正》中的“八月辰则伏”指大火星黄昏时出现于西方地平线上，约为二十四节气的处暑；《大戴礼·夏小正》中的“九月内火”指大火星隐没于西方的地平线下，约为二十四节气的秋分。

众所周知，节气的变化是由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引起的，先民之所以能在大火星的观测中发现节气，是因为大火星是一颗偕日恒星，具有偕日升和偕日落规律，能反映太阳视运动的变化，因此燧人氏时期的先民将大火星黄昏时出现于东方地平线上的天象作为春播时间到来的标志。基于大火星的视运动规律对早期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先民曾制定了以大火星为标准星的大火星历。大火星历直到夏代还有深刻影响，《夏小正》说：“初昏大火中。大火者，心也。心中，种黍、菽、糜时也。”《左传·昭公三年》载：“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极也，能无退乎？”杜预注曰：“心（大火）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从先民注意到大火星，到发现它的视运动规律能反映季节流转，再到通过观测大火星的视运动来指导农业生产，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众多祖先为此贡献了聪明才智，而神话将观测大火星指导农业生产的功劳归于燧人氏，其原因值得深思。本文认为，大火星有效观测的发生时间与人工取火技术发明时间相差不远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先民给予人工取火与能指导农耕的大火星观测同等的重视，认为它们都在华夏早期先民的生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的发生时间已不可考，但该神话的叙事时间则较为清晰。有学者认为人工取火“可能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办到了”，也有研究认为人类是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前文已述，迁移农业发生在距今1.2万年左右第四纪冰期结束后的食物短缺中，而人类在距今1万年左右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大火星观测技术因指导迁移农业生产而产生，因此其产生时间不应晚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是燧人氏观大火星神话的叙事时间。

总的来看，燧人氏观大火星叙事是一则相当有价值的节气发生神话，它表明中华先民的科学探索行为诞生于为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早期农业劳动实践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是充满务实精神的创新活动。与此相反，西方早期天文探索行为的发生更多出于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思考，而非为劳动实践服务。可以说，求真务实地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是中华早期科学探索行为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文明创新性发生的重要动力。

二、节气体系确立神话与中华先民的创新思维

随着节气知识的不断积累，较为完整的节气知识体系被建构起来，并产生了以节气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历法，表现这一过程的神话叙事本文称为节气体系确立神话。

在中华节气神话中，众多文化始祖都为节气体系的确立贡献了智慧。比如农业始祖炎帝神农氏就很重视把握自然变化的规律，《白虎通义·号篇》载：“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天之时”即季节、温度、降水等气候条件，“因天之时”就是遵循气候变化的规律，而把握“天之时”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根本办法就是不断丰富节气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节气历法。唐代《艺文类聚》卷五引三国《物理论》载录了神农正节气叙事：“畴昔神农始治农功，正节气，审寒温，以为早晚之期，故立历日。”“历日”即日历。神农氏在带领先民开创早期种植农业高潮的过程中，注重测定节气、辨别冷暖，是为了确定播种和收割的最早、最晚时间，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以节气为主要内容的历法。从“正节气，审寒温”六字来看，炎帝时期的历法仅仅建立在对天象和气候变化的直接观测基础上，还较为粗略。

相传，黄帝对早期节气历法的发展也有贡献。《史记·五帝本纪》记录了黄帝迎日推策神话：“（黄帝）获宝鼎，迎日推策……顺天地之纪，幽冥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宋代《云笈七签》卷一《轩辕本纪》中也载录了黄帝迎日推策叙事：“黄帝得蚩尤，始明乎天文，帝又获宝鼎，乃迎日推策，于是顺天地之纪，旁罗日月星辰，作盖天仪。”“迎日”即观测太阳运行，总结其规律。“推策”是以蓍草推算节气日辰。“迎日推策”意味着黄帝时期不仅观测天象，还在此基础上进行计算，由此制定的节气历法显然更精准。在这种较为精准的节气历法指导下，黄帝时期的先民能够顺应天地四时的变化，按照季节种植百谷草木，驯化鸟兽虫鱼。基于天文计算能力的发展，黄帝时期甚至制作出了天文仪器盖天仪。

很明显，与燧人氏时期仅通过简单观测大火星而发现春分节气不同，神农正节气神话与黄帝迎日推策神话显示出先民在天象观测技术和天文计算能力方面的巨大进步，甚至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早期节气历法，这些叙事显示了中华先民创新思维能力不断发展的过程。

相传少皞时期不仅实施了节气历法，还设立了主管分（春分、秋分）、至（夏至、冬至）、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八大重要节气的官职，“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少皞，也作少昊，名挚，相传为东夷少皞部族首领，后成为黄河流域部族联盟首领，也是《孔子家语》《帝王世纪》等文献所载“五帝”说中的上古五帝之一。少皞设节气官神话讲述的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事情，为我们提供了先民划分节气的一种方法——物候法，即根据物候（这里主要指候鸟的活动）定节气。“玄鸟”一般指燕子，燕子春分来，秋分去；“伯赵”指伯劳鸟，杜预注曰：“以夏至鸣，冬至止”；“青鸟”指鸧鷃，杜预注云：“以立春鸣，立夏止”；“丹鸟”指鷩雉，杜预注说：“以立秋来，立冬去”。根据天象判断节气需要专业知识，普通民众不适用。根据自然物候定节气虽不能对节气进行十分精细的划分，但符合农业生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且判断起来相当简便，人人适用。因此，以物候定节气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发明，它使节气从较为高深的天文领域进入了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了节气知识的普及。

值得注意的是，神农正节气神话、黄帝迎日推策神话、少皞设节气官神话共同显示了中华先民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多元性与开放性。创新思维的多元性指善于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进行思考；创新思维的开放性指能够广泛吸收新信息、新知识，从而整合为自己的思维成果。多元性与开放性一般来说是同时存在的。比如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了解到，通过观测天象可以划分节气，通过天文计算可以推知节气，通过观察自然物候的变化也可以了解节气的变化，于是就综合了三种方法，使节气划分方法更科学，天象观测法、计算法和物候观察法在后来的中国二十四节气体系中都得到了应用，七十二候就是早期物候观察法的延续。

在诸多节气体系确立神话中，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为叙事时间的帝尧敬授人时神话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先民在累积节气知识和完善节气历法方面的创新，《尚书·尧典》载：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

此段神话讲述了帝尧派遣世代掌管天文历法的羲氏与和氏家族的四位成员分别去往东南西北四方观测天象以制定新历法的过程。元代许谦在《读书丛说》中这样概括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的工作内容：“仲叔专候天以验历：以日景验，一也；以中星验，二也；既仰观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析、因、夷、隩，皆人性不谋而同者，又虑人为或相习而成，则又远诸物，四也。盖鸟兽无智而囿于气，其动出于自然故也。”因为前代已制定了节气历法，所以羲氏、和氏四人的工作其实是验证和改进历法。他们的工作主要包括四方面：

第一，观察、测定太阳起落时刻与运行规律。这代表着先民已意识到太阳对季节和气候的决定性作用，相关内容即“寅宾出日”“敬致”“寅饯纳日”。

第二，观察和测定四仲中星。先民制定历法的标准星已经从燧人氏时期的单一大火星创造性地扩展到鸟星、大火星、虚星、昴星四种偕日恒星。羲氏、和氏通过观测总结出四星为四季中点的标志性特征，即“日中星鸟”为仲春到来的标志，“日永星火”为仲夏到来的标志，“宵中星虚”为仲秋到来的标志，“日短星昴”为仲冬到来的标志。并确定了定时（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各月的初昏）定向（南方天空正中）的观测方法，由此，鸟星、大火星、虚星、昴星被称为“四仲中星”。天文学家早已指出，“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符合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特征，这四个节气正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支柱性节气，可以由它们推算出其余二十个节气。也就是说，在四仲中星的观测过程中，二十四节气体系已经得到了确立。由此，先民也可能制定出了一年有366日，且通过置闰的方式调节日历年与太阳回归年之间差距的较为成熟的历法，即“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已经比较准确了。

第三，观察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析”“因”“夷”“隩”，皆为动词，指春夏秋冬四时民众的活动。“民析”是指春日万物始动时，民众分散求食；“民因”指夏日花果繁茂时，民众聚合就食；“民夷”指秋日果实累累时，民众因食物多而喜悦；“民隩”指冬日寒气降，民众掘室避寒。

第四，观察动物物候。“鸟兽孳尾”“鸟兽希革”“鸟兽毛毨”“鸟兽氄毛”指鸟兽在不同季节中的外在表现。春季万物复苏时，鸟兽交配繁殖；夏季气温升高时，鸟兽脱毛而露出皮；秋季硕果累累时，鸟兽因摄入足够的食物而毛羽鲜洁；冬季气温下降时，鸟兽体表长出绒毛以保暖。

这种多角度、多任务的工作，较充分地体现了先民创新思维的多元性和开放性。比如在作为节气历法标准星的四仲中星的确立过程中，先民明显持有开放的态度。虽然先民使用过大火星历，但先民也发现大火星作为历法标准星有缺陷。《夏小正》载：八月“辰则伏”，“辰也，谓星也。伏也者，入而不见也”，意思是大火星在夏历八月的黄昏时出现于西方地平线上，但很快隐没，此后再也看不到了。这个时间正是二十四节气的秋分，也就是说每年秋分以后就不能再观察到大火星的偕日落现象了。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先民又寻找到了鸟星、虚星、昴星这三颗标准星。又如，先民不仅通过天象观测验证和改进历法，还对人类和鸟兽的季节性活动进行观测，由此体现了先民创性思维的多元性。

帝尧敬授人时神话不仅有记录在文献中的语言文字叙事，也有以考古遗址形式存在的景观物象叙事。考古发现证明中华先民至少在距今约4100年前已经有了创新性很强的观象授时实践，此实践的发生地之一正是神话中的“尧都”临汾。2003—2005年，考古工作者对山西省临汾市陶寺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具有观日授时功能的夯土观测系统，包括观测缝、观测点和所对应的日出点。学者对这一系统进行了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按一个太阳回归年的顺序，从东2号缝冬至开始，经东12号缝夏至，再回到东2号缝冬至”，初步摸清了此观象系统的使用方法及据此制定的历法规律。根据观测，“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确定一个太阳回归年中的20个时节，以一个太阳回归年中四季气候变化的节令为主，兼顾陶寺当地的宗教节日和农时”。研究者对陶寺节令和二十四节气进行了比较，发现两种时间知识体系的冬至、夏至一天不差，大多数节令有少许差别，由此得出陶寺历法“是后来秦汉廿四节气的主要源头”的结论。二十四节气历法的探索经历了以偕日恒星为标准星到以太阳为标准星的发展过程，研究者在陶寺遗址的模拟观测也表明某些观测缝无法用于太阳观测，“据实地模拟观测，位于观测缝最南端的东1号缝，日出最南点不能进入该缝，因此1号缝不可能用于日出观测授时，或许与其他天象观测有关”。本文认为，陶寺观象台应是同时用于观察太阳和其他偕日恒星以测定节气的观象授时设施，是陶寺先民的重要发明创造。

三、节气测定神话与中华文明的创新传统

随着节气知识的不断丰富，精准测定节气的需要越来越迫切。先民曾长期通过观测偕日恒星来判断节气，但此种方法存在很多问题，比如使用难度较大，非天文历法专家以外的人无法轻易掌握。又如精确度不高，在没有精确计时工具的早期，观测偕日恒星的黄昏、清晨的具体时刻只能靠估量，粗略的观测时间导致粗略的观测结果，由此判断的节气点显然并不准确。节气的精准测定一直到先民意识到气候的温寒是由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引发，然后发现影子的长短与太阳高度角大小呈负相关关系，并由此发明利用圭表测影方法来掌握太阳高度角的变化规律才实现，表现这一过程的神话就是节气测定神话。节气测定神话是中华节气神话中叙事时间最晚的一类，众多节气测定神话的持续讲述和传播，表明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了重视创新的传统。

夸父追日神话表现了先民在节气精细测定方面的早期探索。学者对夸父追日神话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不少有影响的研究成果都将夸父追日神话视为征服自然的神话，将夸父视为追求光明的英雄。这当然是非常高明的解读方式，能够鼓舞人心和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但这种解读方式也有不足之处，主要问题在于遮蔽了夸父追日神话所反映的先民观测太阳视运动轨迹的早期科学探索。如果单纯将夸父追日神话视为先民与自然斗争的神话，神话叙事中就有不少细节难以解释,如“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大荒北经》）中的“日景”，以及“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列子·汤问》）中的“日影”，日景即日影，也就是因太阳照射而形成的阴影，那么夸父追逐的究竟是太阳还是影子？又如夸父执手杖追日的细节，“弃其杖，化为邓林”（《海外北经》），“弃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邓林”（《列子·汤问》），夸父追日时必然要全速奔跑，持手杖显然会影响奔跑速度，而且手杖一般是在体力不支或攀登时才会用到，所以夸父执杖与日竞走的情节很难解释。当我们把夸父追日神话与先民测量日影的早期探索联系起来，上述这些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追日影其实就是先民到各地测量日影，因此表现在神话中夸父所追的对象是日影而非日。如何测量日影呢？立竿见影，也就是竖立一根木杆，测量每日同一时间（一般是正午）木杆投影的长度，通过统计正午日影长短的周期变化，可以较为准确地测定节气，因此神话中夸父所持手杖其实就是先民用来测量日影的木杆。从这个角度看，夸父追日神话更适合被称作“夸父测日影神话”，它的叙事时间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

夸父部族与古老的炎帝部族有一定的亲缘关系，“炎帝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生共工，共工生后土”（《山海经·海内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因此夸父部族也是一个农业部族。炎帝部族早已有“正节气”（《物理论》）的实践，曾通过观测偕日恒星来判断节气，后来在长期的耕种实践中更逐渐认识到影子长短与太阳直射点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其后代夸父便着力探求影子与太阳视运动之间的关系。从炎帝正节气到夸父追日的神话叙事反映了古老的农业部族对于能精确指导农业生产的时间知识的不懈追求。立杆测日影的方法在今人看来很简单，但先民找到这种方法并进行准确测量却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探寻，夸父“道渴而死”的情节正体现了其中的艰辛。神话中的夸父追日虽然没有成功，但先民立杆测影的科学探索行为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以原始社会末期大洪水为背景的大禹治水神话中，立杆观测已成为大禹治水成功的法宝之一。

大禹治水相关文献中常出现“随山刊木”“行山表木”的记录，如《尚书·禹贡》载：“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也载：“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古代学者大都将“刊木”“表木”视为砍伐树木，如孔安国传《禹贡》曰：“随行山林，斩木通道。”当代不少学者将其解释为勘察、测量，如“与图籍的研究相比，更重要的还是实地勘察，这就是‘随山刊木，奠（定）高山大川’。……‘随山刊木’，刊为‘立’义。……循行大山间，立起木柱以为标识’”。“‘刊’有刻画的意思，‘随山刊木’大约是原始的水准测量。”当代学者的观点相当有启发性，但尚不够深入，本文认为“刊木”与“表木”皆是树立木杆的意思，然而其目的并非以此为边界标识或进行原始的水准测量，而是以此作为测日影的标杆，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第一，木杆易腐且质地松软，长期作为边界标识不合适；第二，根据唐代李筌的《太白阴经》，比较完备的水准测量仪在唐代才出现，且结构复杂，由“水平”“照板”“度竿”三部分组成，完全不是“刊木”或“表木”二字可以概括的；第三，后世发明的测影工具——圭表是由被称为“表”的立杆与作为量尺的“圭”所组成。

在长期探索中，先民总结出立杆测影的三方面重要功能，即辨别方向、测定时间与确定节气，成语“立竿见影”就源自并记录了先民的科学观测活动。大禹立杆的作用可能涉及以上三种，实施大型治水工程时既需要辨别方向又需要了解时间。节气也是一种时间，帝尧敬授人时神话说明先民很早就以二分、二至作为四季仲月的标准日，而掌握季节变化对于预测和治理季节性洪灾显然有重要意义。相传，夏禹一统九州后曾“颁夏时于邦国”（《竹书纪年》卷二），孔子得到过这部夏代历书。《礼记·礼运》说孔子自述想了解夏朝的政教，就去夏王后裔的封国杞国考察，但留存文献太少，幸运的是他得到了一部夏朝历书，即“吾得夏时焉”。在详细研究了夏历之后，孔子成为夏代节气历法的推崇者，《论语·卫灵公》载颜渊向孔子请教治国方法时，孔子所答的第一条便是“行夏之时”，即采用夏代的历法，他认为夏代的节气历法更能指导农业生产。这一段叙事可以视为大禹测日影神话的延续。

大禹测日影神话也有景观物象叙事形式。2002年，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中期王墓曾出土一件公元前2100—前2000年（即夏朝初期）的漆木杆，漆杆被漆为黑绿相间的色段并以粉红色带分隔，考古学者认为此根漆杆是测量日影的圭尺，圭尺上的不同色带是不同节气的测定标准，“陶寺圭尺No.12刻度彩带用于夏至影长判断，No.34用于春分、秋分影长判断，No.33用于前2000年秋分影长判断，移杆后No.37用于冬至影长判断”。这件圭尺的出土，以实物的形式证明在国家文明诞生之初，中华先民已经能够较为精准地测定节气，并制定出相当实用的农业节气历法。

周公测影定都神话也是一则重要的节气测定神话，虽然它后来常被视为政治神话。《周礼·地官·大司徒》中“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的记录，便是以周公测影定都神话为叙事背景。贾公彦疏《地官·大司徒》解释道：“周公摄政四年，欲求土中而营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影）之法测度也。度土之深，深谓日景（影）长短之深也。正日景（影）者，夏日至，昼漏半，表北得尺五寸之景，正与土圭等，即地中。”周公曾组织大规模的测日影行动，发现夏至中午，洛邑某地竖立八尺长的表，其投影为一尺五寸，与圭等长，这一测量结果后来成为洛邑适合为周之新都的神圣性证明。周公测影定都神话也有景观物象叙事形式。相传，周公测影的地点在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观星台，此地至今还保留着一座被命名为“周公测影台”的国家级文物。

从夸父测日影神话到大禹测日影神话，再到周公测影定都神话，这些节气测定叙事的持续讲述和传播的过程，也是中华文明传统的形成过程。正是基于这种传统，中华先民制定出了人类历史上成熟最早的太阳历——二十四节气历。不少西方学者，甚至一部分中国学者都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是古埃及人制定的科普特历。但从本质上看，科普特历是以天狼星为标准星而制定的偕日恒星历，而不是太阳历，且在公元前22年前一直没有置闰，误差极大，每4年比实际太阳回归年少1天。而中国古代的二十四节气历法，从测定日影的方法成熟以后，就成为一种真正的太阳历，且早在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五年）之前就采用了19年7闰的科学置闰方法。

节气测定神话表现了中华先民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甚至影响了国名的产生。周公用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了洛邑为“地中”，既然新都洛邑是天下的中央，那么居于天下中央的天子所统治的国家当然就是中央之国，即中国，正如《集解》载汉末学者刘熙所言：“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之名其实来自一种科学探索活动，展现的是中华先民善于发明创造、勇于创新的传统。

结语：重视发掘中华创世神话的创新传统，充分认知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在中华先民创新思维和创新传统的指引下，节气神话不断发展壮大，形成了一个从讲述节气发现到讲述节气测定的较为完整的叙事时间谱系。早期神话的产生时间不可考，本文所讲的“时间”是神话叙事时间，也就是神话所述之事的发生时间，神话的叙事时间是被建构出来的，“神话的叙事时间是在历史事实与历史叙事的基础上对历史秩序的构建，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早期历史的谱系”。根据前文的论述，本文将中华节气神话叙事时间谱系列表如下：

表1 中华节气神话时间谱系表

学界对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已经取得了诸多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但大多数成果的形成主要依靠两种途径取得，一是考古，二是历史文献研究，而忽视了创世神话研究在中华早期文明探索和建构中的重要价值，这实在是一种遗憾。中华创世神话是探索和建构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切入点，因为一方面中华创世神话是关于文明创造的神圣叙事，“创世神话是人类思维发展到较高程度，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形成的对于文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的关于文明创造的神圣叙事”，必然记录了中华文明诸多方面的起源细节；另一方面，中华创世神话也是关于文明发展的神圣叙事，是“关于时间的叙事，关于世界进程的叙事……中国创世神话，不仅注重叙述从哪里的来的问题，也非常关注其过程，重视讲述发展过程问题，思考未来的问题”，必然记录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大量古代学者都曾采用神话材料建构历史，这绝不是随意的。现代考古成果也早已表明，神话中的黄帝、尧、舜、禹等上古帝王及其叙事的真实性并不能完全否定。也就是说，神话是建立在一定的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基础上的叙事，就涉及内容的广泛性来说，神话叙事也超过了考古文物和历史文献，因此在中华早期文明的探索中不能缺少对神话的深入研究。

中国现代神话研究起于民族危亡之际，因此研究者更关注中国神话的文化启蒙功能与政治启蒙功能。同时西方科技文明成果大量涌入，遮蔽了古中国曾取得的科技创新的文明成就，造成了“西方=先进”“中国=落后”的错误认知，和忽视本土神话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启蒙与引领功能的研究倾向。时至今日，这种研究倾向尚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对中华创世神话的创造创新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更不用说发掘其中的创新思维和创新传统了。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对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充分认知。

实际上，中华创世神话具有非常鲜明的强调科学发明、弘扬创造精神的特色。比如女娲炼五色石补天神话反映了早期冶金技术的萌芽。“五色石”叙事的关键并不在于“五”（这是五行观念渗入神话的结果），而在于“色”。金属矿石因金属成分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自色，比如赤铁矿石颜色暗红，褐铁矿石呈黄褐色，黄铜矿石表现出黄铜色。石器时代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偶然发现颜色各异的石块经燃烧后变成了比石头更坚硬的物质，也就是早期金属，这些发现直接导致了早期金属冶炼生产的发生；又如帝喾神话展示的算术与天文方面的进步。帝喾即帝俊，《山海经·大荒南经》记录了帝俊之妻羲和生十日、浴十日的神话，《大荒西经》记录了帝俊之妻常羲生十二月，浴十二月的神话，两则神话都展现了先民在记时方面的科学探索。十日叙事主要是对先民发明十进制，总结出十日为一旬的记时方式的记录。十二月叙事主要是对先民观察到月亮圆缺变化，总结出朔（初一）、望（十五）等时间点，并结合四季流转将十二个朔望月的长度称为“一年”的探索过程的记录。此方面的神话叙事不胜枚举，无不体现了中华先民对发明创造的热爱和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在这些神话不断流传的过程中，注重创造创新的传统早已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并成为中华文明不断壮大发展的重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