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对深化改革的一点看法

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

今年（1981年）元月一日至八日，我随紫阳同志到鄂豫鲁三省的宜吕、荆州(重灾区)、南阳、开封和菏泽(困难地区)五个专区，对农村情况进行了考察，听取了地方干部的汇报，访问了一些农户。据一路所见所闻，深感农村形势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更好一些。在生产方面、党群关系方面、干部工作作风方面，都出现了好的势头。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党的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农村的重要决策都是完全正确的。坚持下去，必然会推动农村事业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

一、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

河南省的兰考县和山东省的东明县，属于长期落后、贫困的地区，是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教济的“三靠”穷县。这两个县都是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从一九七八年开始试行至今，兰考县已占生产队数的百分之八十，东明县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经济效果显著。兰考县粮食总产量，近十几年在二亿斤上下徘徊，一九八〇年达到三亿一千万斤，全县一九七八年还净吃返销粮八百万斤，一九七九年转缺为余，一九八〇年净交售三千二百万斤。棉花、花生也大幅度增长。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由一九七九年的四十九元七角，增至八十元，如将超产部分的个人收入计算在内，可达一百几十元。有个最穷的生产队，社员常年在外要饭棚口，包产到户后，一年人均口粮即达五百八十六斤，最困难户收入亦达三、四百元，还出现不少千元以上的“富裕户”。一九八〇年全县累计社队陈欠国家贷款一千五百万元，当年增产增收后，农民立即偿还陈欠贷款一百八十万元。东明县一九五八至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四亿五千万斤，花国家救济款和累欠国家贷款达七千八百万元。现在也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到目前为止,国家已收购粮食六千万斤，棉花三百万斤，花生七百四十万斤，芝麻四百七十万斤。社员人均集体分配收入一九七九年为三十一元，一九八〇年连超产部分的收入计算在内，超过百元。全县农村的人均储蓄存款，一九七九年为三元，一九八〇年达十七元。

开封地区的登封县和菏泽地区所属各县均实行了包产到户，与兰考、东明的变化情况大体相同。

目前，这些地区社员的温饱问题已大体解决。农民喜气洋洋说:“过去愁着没饭吃，现在愁着粮食没处放，再不用出门要饭了。”“联产联住心，一年大翻身。红薯换蒸馍，光棍娶老婆。”农村市场上，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的确良等消费品供不应求。有百分之十的农户盖起了新砖瓦房。同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量也大大增长，大牲畜、架子车、双犁、轧花机、小型脱粒机、高质量的手扶拖拉机等添置不少。他们说:“二十多年了，可熬到自己能当家了”。现在是“既有自由，又能使上劲。”“戏没少看，集没少赶,亲戚没少串，活没少干，粮没少收”。到处听到同样的呼声，希望能三几年不变，“一年不变有饭吃，二年不变有钱花，三年不变小康家，国家赶快盖粮仓。”

这些长期落后，贫困的地区，在短短一两年内发生了如此显著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气候好，“天帮忙”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极左路线下也有天时好的时候，并未见引来象去年的这种变化。看来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党的政策。据菏泽地委谈，三中全会以来，他们根据中央文件精神落实了十一项政策，其中主要的有三条:
(一)尊重社队自主权，因地种植(过去沙壤地不准种花生，盐碱地不准种棉花，淤地不准种大豆)。
(二)收购价格优惠(这些穷困地区没有征购任务，或基数很低。现在交售的粮、棉、油多按超、议购价格收进)。
(三)生产队建立了各种生产责任制，并允许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把集中劳动和平均分配当作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来提倡，大呼隆加上吃大锅饭，把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搞掉了。社员在干部的监督下进行“集体劳动”，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一年干到头，分到的东西还不足棚口。农民穷得活不下去，想自己谋点生路，又被当作资本主义行为来批判、斗争、限制，一点自由都不给。社员出工不出力，搞低效劳动或无效劳动。干部管得越紧，群众应付办法越多：“队长在，我就磨，队长走，我就站。”人们把这种情形概括为三个字：“摽、穷、靠”。摽在一起受穷，穷得没饭吃，就靠国家救济。干群关系越来越坏。一个支书说：“一年之内，春、夏、秋拿龙提虎，冬天当狗熊。”意思是平时想法儿整治社员，得罪了人，一到冬天搞运动时，就成了斗争对象。上级领导看到集体办不好，总认为是“资本主义作怪”，连年整顿，越整越“左”，离群众也就越远。集体经济本来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可是由于采取了上述过左做法，压抑了社员积极性，就走向反面，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解了这些情况，就不难理解包产到户为什么在贫困、落后地区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对于包产到户，群众热烈欢迎，干部冒险倡导，这正表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法则，在背后起着不可抗拒的作用。在与干部谈话中，紫阳同志说:“包产到户，堵是堵不住的，只能导，不能堵。群众要求政策三年不变，我们就按群众意愿办。在这些地方，包产到户的办法要稳定一个时期。”只有这样，符合当地实际，有利于大局。

类似兰考、东明这样的穷困地区，全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口。退到包产到户，搞它三、五年，使这里的社队转变穷困面貌，使每个农民平均收入达到一百元上下(集体收入和家庭收入)，并减轻国家每年返销儿十亿斤粮食的负担，是完全有可能的。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这种形式，虽然带有个体经营性质，但由于它是处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同于历史上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经济，今后一个时期还会有相当大的生产潜力可以发挥，这是可以肯定的。以两千年搞小农经济受穷为理由，来否定包产到户有增产可能性，是缺乏根据的。当然，包产到户也有它不容否认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在这些地方，包产到户和大包干到户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计划种植、农机利用、水利设施的维护和使用、地块零散、军属和五保户的优抚、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的待遇等等问题，已经遇到了，也提出来了。但据已有经验，凡是生产队组织和领导能继续下去(这点至为重要)的地方，都能找到某种解决办法。如：农机具可以包给机耕承包组或户，实行计费代耕：民办教师包了一份田，又补口粮几百斤，加上每年公助费一百八十元，收入不算太低，军烈属也有照顾办法。而且，对于包产到户，应当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来评价其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农民对扩大再生产的要求必然会提出来，那时就会重新走向新的联合。一些农民也很清楚：“包产到户是个穷法儿。三几年后，叫俺咋办就咋办，俺还要集体的。”听说实行包产到户较早的社队，社员之间由于各种条件不同，已出现了收入差距;一部分农民为了克服生产上的困难，又开始了小规模的合作，如简单的牲口插犋、换工、调整地块等等。有些资金较充裕的人，三、五联合起来，自负盈亏，搞打井、机耕、育种、粮米加工等专业性的技术服务业务。预计今后承包土地会逐渐向务农能手集中，副业向另一些能工巧匠集中，逐步形成专业化分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联合范围。可以看出，包产到户走向联合是必然的，但不一定再走过去的路子-一声令下，全面组织起来，而将根据经济上的需要，通过各种自愿的小型合作，走上逐步扩大的道路。这是后话。现在应当先稳定下来。在稳中求变，不要急忙图进。

本文来源：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

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几点看法

一、当前中国要过好“市场关”与“民主关”

在加入 WTO 以后，中国承诺了，而且国际认同了中国将按WTO的规则，即全球化贸易规则，重新修订中国的有关法律、规章。包括总结历史经验，需要在《宪法》中规定市场经济和私有经济的合法性，并接受工商联的建议，进一步确认在现阶段，和公有财产一样，应“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过“市场关”，必须同时过好“民主关”，两者密不可分，不能只接受市场，不接受民主。经济上所有制多元化，反映到政治上必然出现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的新格局，他们分别代表不同所有制与不同阶层的经济利益，提出不同的要求。为使这些不同声音、不同要求得以充分表达，作为执政党，必须发扬民主，尽可能地从多方面集中群众意见，避免决策的失误。这就是在过“市场关”的同时，还要过“民主关”的经济动因。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实质上是当前深化改革、稳定社会的主要桎梏，也是对于执政党，地位的一种潜在的威胁。江泽民同志提出加强民主法制，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不是形式上照搬西方的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正确决策。

二、过好“民主关”，必须确立相应的制度框架

(一)政府主要官员经民主选举，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法，行政司法立法，相互分工，相互制衡，防止政府过度集权。

(二)给农民以国民待遇。从制度上、体制上、法律上废除歧视农民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让农民享有自由迁徙权和《宪法》给予的其他公民权利。除土地税外，免除其他附加税，经营服务业按城市居民一样收取所得税。

(三)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精神，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鉴于市场经济包含多元化的经济成分，极为分散的独立的企业，复杂的对内对外的经济联系，以及频繁的社会交往，党的一元化领导应主要依靠制定方针政策和党员模范作用来实现。不可以党代政，干涉政府、社团、企业、事业单位的具体业务。党要管党，特别是管好在不同岗位上担负领导工作的干部，要求他们以身作则，凭本人道德品质和优良业务水平，以及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密切联系群众，从整体上推动社会进步。要发动群众实行民主监督，防止公务人员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蜕化变质。

(四)加强全国人大、政协的民主功能。建国前后，毛泽东、周恩来极其重视政治协商会议，拟订政协《共同纲领》，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通过民主讨论，集思广益，共商国是，提倡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以利于发挥各阶层、各界人民的建设积极性。关于政府组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规定了“三三制”的权力结构。放手使用、信任非党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今天，党具有崇高威望和掌握政治上、军事上及组织上不可替代的实力，应当更充分地发挥人大、政协的作用。党不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要从直接干预经济事务中退出，以便发挥好领导作用。

民主的实质，首先是一种办事秩序，重大的问题要经过当事人、有关者，特别是法定协商机构，表达意见，体现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应充分发挥《宪法》赋予人大代表的神圣的民主权利。对于人大代表提出的问题以及批评、建议，党组织应采取热情支持、鼓励的态度。由人大、政协承担部分民意的反馈作用，对全局和长远的稳定是极为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五)要消除民主“恐惧症”。一个民主国家发生一点小乱子不可避免，不必害怕。中国不会由于民主而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只会由于不民主而出现暴力闹事局面。

有13亿人口，占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出点小乱子有利于暴露出隐患和潜在矛盾，及时研究对策，改正错误，有利于防止小病酿成大病。因此，对个别地方群众集体反映意见，无需惊慌失措，但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预警方案、对策。在和平建设时期，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甚至会突出起来，解决矛盾的惟一办法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导方针，发扬民主，建立民主制度。全球化，不只是经济全球化，也伴随民主政体全球化。“民主关”必须过，中国一定会在这一进程中走在前列。

本文为2002年6月11日，杜润生谈话记录整理稿，选自《 杜润生文集》下册，山西出版集团2008年7月第1版第1283—1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