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反对用中考分流把40%孩子锁定为“未来低收入者”

本文原载“北大国发院”，为《姚洋：如何理解共同富裕的本质和关键点》一文的节选版。

为什么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觉得收入低？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觉得收入低是参照系的问题。1917年，当时27岁的胡适回北京大学当教授，他一个月的收入是300大洋，相当于现在的11万元人民币，比他当时在美国的老师杜威还高。当时的中国很穷，而美国已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所以很难想象北京大学一名普通教授的工资会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高级教授的工资还高。
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知识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现在全国18~22岁的青年有55%在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比例还会提高到60%，高学历人才数量在增多。事实上，大学本科的毕业生刚走出校门的头三年收入的确较低，但是之后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很多。工资暂时较低不用太着急，只要持续努力，终究会脱颖而出，收入也自然会提高。不能因为一时收入不高就否定教育的价值。

为什么高收入群体感受到了劝捐的压力？
在最新的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提出来之前，高收入群体就已经有这样的担心见到政府或者基金会的人就担心对方要“劝捐”了。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全世界都如此，因为社会期待企业家们能够拿出一部分财富来支持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面对共同富裕这一奋斗目标，企业家们也没有必要产生“非捐不可”的压力。捐赠应是自愿行为，我们也不应该总是把目光集中在少数企业家身上，而是应把社会捐赠作为一项事业来推进，要鼓励普通老百姓树立捐赠意识。当大家都自愿捐赠时，一方面，捐赠者会因为救助了弱者或是支持了某项社会事业而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受捐者也会因为受到帮扶而心存感激，社会也就因此更加和谐了。如果捐款行为是被迫的，捐钱的人不舒服，拿到钱的人也会不舒服，而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应该是鼓励大家都积极向上。

共同富裕是不是与打破阶层固化有关?
谈到三个群体的收入调节方式，大家很容易联想到“阶层固化”这个词。从数据来看，我们的阶层固化程度在上升。
通过分析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出生的人群，观察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与其父辈受教育水平的相关性，我们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关性呈下降趋势，即阶层流动性在上升。直观地说，不是父母的知识水平高，子女的知识水平就相应也高。但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二者的相关性又重新呈现上升趋势，即阶层流动性在下降。因此，这几十年时间中国的整个阶层流动性呈现的是U形走势。
北京大学的实际情况就如此。现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越来越多地来自大城市或者县城，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而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农民子弟还是很多的，这说明我们的教育或者学生的精英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阶层固化最主要的原因和教育规划有关，通常上一辈受教育程度低会导致下一辈受教育程度也低，阶层就这样固化了。而当前社会的人如果不通过接受教育的途径，基本不可能从一个阶层上升到另一个阶层。
父母的教育理念和支撑教育的资源都会影响下一代。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来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现在的政策没有做到把教育资源公平分配，还是完全以成绩为分配标准。学校被分为一类、二类、三类，然后一类学校得到的资源最多，三类学校得到的资源最少，资源最后集中到了少数学校，这不利于阶层固化的打破。

共同富裕为什么离不开教育公平?
教育对共同富裕和阶层流动十分重要，应该让大家尽可能享受到更长时间、更平等的教育。有些人为中考分流辩护，说这样有利于学生发展特长。我不认同。十四五岁的孩子并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是什么，如果被过早分流，可能他的一辈子就毁了。
有人说德国比我们做得还早，孩子10岁就分流了。但是德国国内对此的争论也非常大。自由派就非常不赞成这一制度，但是因为保守派势力强大，这一制度得以保存。
想让教育资源平均化，首要任务是改变人的思想，包括家长的思想。中小学阶段不应该选拔人才，而应该培养人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让孩子知道自己的价值。如果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分流、分级的做法，家长就会因此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担心，像在我们读书的时代就不存在这些担心。

共同富裕最需要的政策调整是什么?
我认为第一是要保证中小学的教育公平性，因为个人的发展首先取决于教育。
共同富裕作为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长期目标，不会像搞经济建设那样很快见效，而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至2016年不断下降，但下降幅度很小，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共同富裕既然是一个长期目标，那就要用长期的手段来推进，首先要推进的就是投资教育并促使教育公平化，将资源平均分配，消除制度性不公平。
我期望未来取消中考分流，这将是影响共同富裕非常关键的一点。我们不能用分流手段把40%的孩子定义为“你未来是低收入者”，这显然是制度上出问题了，因此要先把这项制度给改了。
我们要相信，所有的孩子都具有创造力和潜能，应该先让他们去试试，等他们到了18岁建立起初步的世界观后再做决定，而不是在他们还懵懵懂懂时就把其中一部分人抛到一边，然后告诉这些人“你永远在社会底层了”。在此基础上，再做一些税制改革，包括征收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等，用再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
从2020年到2021年，中国坚定推进改革，在房地产、教育、环保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力。这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不确定性”，包括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疫情反复、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转向和中国内生经济的不确定性。但很多人只看到表面的不确定性，没有看到长期的确定性。
长期的确定性是，随着各国疫情的平稳，全球经济终将进入复苏反弹阶段。2021年全球经济向好，中国经济增长较快，美国和欧洲国家的表现也不错，社会生活也在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为未来做准备，不该再去应对“不确定性”了，而是要准备迎接恢复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活动。所以我觉得，那些所谓的悲观情绪完全没必要，产生这种情绪是因为没有看到事情发展的主流。
不管是企业家还是老百姓，都应注意不要被短期因素所左右。现在社交媒体上情况复杂，很多人会讲一些极端的话来吸引眼球，大家应注意分辨。一些政策的实质性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比如说“双减”后，大家都不用再去上一些不规范的补习课了，而那些正规的补习课也仍在继续。企业家也应该学会分析相关的政策消息。再比如房产税，都已经讨论10年了，而目前也是在试点，而且有5年试点期。
当然，我们还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消费不足，这也和疫情有关。很多消费行为对大家而言是可有可无的。疫情导致不能外出旅游，大家也就不去了。但是当每个人的消费都减少一点，总量就十分可观了。不过我想这只是短期现象，一旦疫情消退，消费就会慢慢复苏。
我们也不必担心资本无序扩张，我认为不存在所谓的资本无序扩张，资本运作的底线是不要干政。
一个运转良好的现代社会最怕的就是资本干涉政治，这会导致政治变成少数人的政治。历史上曾有掌握巨额资本的人干政，想通过政治来巩固自己获得的经济利益，甚至把国家掏空，这些人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另外，要实现技术发展，就得允许一定程度上所谓的过度投资、浪费型投资、重复建设甚至低级消费等。以元宇宙为例。很多人反感元宇宙，认为扎克伯格搞元宇宙太低级，认为他应该像马斯克那样去建造火箭。但如果没有人在元宇宙玩VR(虚拟现实)，VR技术就发展不起来，而VR技术对于人类的发展非常重要，和马斯克要移民火星一样重要。
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宽容地对待这些看似低级的消费和股市对科技投资产生的泡沫，如果真的出现泡沫，市场和社会会做出合理的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