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田江理《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

主要人物

东久迩宫稔彦王：皇室亲王；陆军大将；裕仁天皇的叔叔
裕仁：昭和天皇；1926年至1989年在位
贺屋兴宣：1941年10月起担任大藏大臣
木户幸一：侯爵；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裕仁的心腹
近卫文麿：公爵；1937年6月至1939年1月、1940年7月至1941年10月担任首相，是日本国际危机加深时期的领导人
来栖三郎：近卫内阁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的日本驻德大使
松冈洋右：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主导日本的亲轴心国外交，最终在1940年9月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永野修身：海军大将；1941年4月起担任军令部总长
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1941年1月任命为日本驻美大使，曾担任过外务大臣
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1940年9月起担任近卫内阁海军大臣
西园寺公一：近卫首相政策顾问；西园寺公望公爵之孙
西园寺公望：公爵；现代日本最后一位元老、最有权力的政治家；曾将近卫视为其门生
岛田繁太郎：1941年10月接替及川担任海军大臣
杉山元：陆军大将；1940年起担任担任参谋总长；第一次近卫内阁（1937～1939）陆军大臣，使中日战争加剧
铃木贞一：企划院总裁；退役陆军军官，受到近卫和东条信任，常常担任二者之间的联络人
高松宫宣仁亲王：皇室亲王；1941年成为军令部成员；裕仁天皇的弟弟
东乡茂德：20世纪30年代末历任驻德国大使和驻苏联大使；1941年10月起担任外务大臣
东条英机：陆军大将；近卫内阁陆军大臣；近卫辞职后成为首相
丰田贞次郎：海军大将；1941年7月担任近卫内阁外务大臣；《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时任海军次官

序言　改变历史的一天

1941年12月8日清晨，雾，大和民族被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惊醒。7点刚过，日本人得知，该国“黎明前在西太平洋与美国和英国进入战争状态”。尽管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彼时日本已成功袭击了珍珠港。第一批战机于日本当地时间凌晨1：30起飞，清晨5：30完成了这次突袭。上午11：30，日本袭击美国瓦胡岛珍珠港海军基地的确切消息传到日本，整个国家都为之振奋。稍后不久，日本正式向同盟国宣战；日本在英国殖民地马来亚和中国香港取得进一步军事胜利的消息也随之传来（实际上，日本在马来亚的军事行动比太平洋行动早了近2小时）。整个这一天，日本广播协会（NHK）在6小时常规节目外，为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日本听众特意增加了12小时的特别新闻报道。

由于时差原因，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部队袭击夏威夷时仍是夏威夷时间的12月7日。在这次袭击中，日本击沉或损毁了大量美国军舰、飞机及其他军事设施。袭击中丧生及后来伤重不治者共计2400人。日本在发动这次毁灭性袭击前并没有终止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更没有对美宣战，这让日本声名狼藉。但12月8日当天，日本普通民众对这些战术细节并不在意，他们的第一反应是欢呼雀跃。

日本派飞机偷袭珍珠港时，该国正深陷经济和政治动荡。由于国家不断加强对公共生活的控制，一种无助感在日本国民中蔓延。从日本1937年年中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伊始，日本民众曾相信他们的国家将很快赢得这场战争。然而，尽管不断传来日本在中国节节胜利的消息，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并不打算放弃。与拿破仑的军队当年在俄国的情况类似，日本军队过于深入艰苦而陌生的中国腹地，难以有效展开军事行动。尽管日本媒体继续大力鼓吹沙文主义，但民众私下却开始质疑，为什么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大多数民众并不了解日本外交的真实情况，他们所知道的是前外相、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Nomura Kichisaburo）1941年年初被派往华盛顿进行谈判，以期和平解决日本面临的国际孤立局面。但随后并没有传来好消息，这让日本民众颇为担忧。许多人知道美国对日本一系列举动相当不满，例如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先后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北部与南部等。美国似乎决心要通过经济制裁来打击日本，除非两国能很快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奢侈品很快消失了，食品也出现短缺，尤其是日本人的主食——大米。由于在中国的战事久拖不决，精壮男子都进入军队以及与战争有关的工业部门，留在农村的人为部队生产更多粮食的压力更大了。从1940年夏天开始，即使东京最高档的餐厅也只能供应廉价进口大米和土豆，这种大米口感干涩，被当地人讥笑为“老鼠屎”。1941年4月以后，在曾经充满现代生活便利的6大都市，当地居民只有通过定量配给券才能获得大米。到1941年12月，这一配给制度涵盖了99%的日本民众。对于一个国产大米在国民饮食中占据近乎神圣地位的国家，这如同一场灾难。

用当时一位评论家的话说，日本人的生活如同墓地一般阴郁。曾身穿艳丽和服或新潮西服、流连于影院与舞厅的时尚男女们现在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小说家永井荷风（Nagai Kafu）对这些变化深感愤慨。这位年迈随性的都市生活记录者曾经认为，纽约中国城的鸦片烟馆、巴黎蒙马特的咖啡馆和旧日东京的市井街区都是让他感觉轻松自在的地方。他又瘦又高，看起来并不过度讲究衣着，但实际上他既了解也十分在意时尚——这是他出身富裕家庭的结果。但即使以他独特的审美观来判断，他也觉得日本人变得过于不在乎外表了。1940年秋，这位年届六旬的作家在日记中抱怨道：

东京市中心的街景已面目全非。仅仅半年前还热闹繁华的街头，如今却变得安静而毫无生机。晚上6点左右，这儿如往常一样挤满了通勤族，但看看这些都市男女穿的什么衣服啊！说这些人变得没有光彩都是客气了，他们显得老态而土气。女人们似乎也不再注重外表，不费心打扮了。夜晚的街道漆黑一片，人们不得不加紧回家的脚步。那些拼命挤进火车的人相互推挤，一个个看起来与难民无异。

暗淡的都市生活说明，从1940年夏天开始提倡全国节俭的宣传运动完全奏效了，日军在中国战事的拖延是主要推动因素。光“真正的日本经不起放纵”和“奢侈是敌人”这样的标语牌子就有1500个，悬挂在东京各地（不过也有人在“奢侈是敌人”中间插入一个假名变成“奢侈是极好的^[1]”）。

妇女爱国社团的志愿者走上街头，主导着这场节俭运动。这些看似正经的妇女以警觉的目光搜寻并告诫身穿漂亮衣服的女性，递给她们一张写有“请自重”的卡片。那些烫着头发，戴着戒指，涂抹指甲油、口红，或戴着金边眼镜的女人也成了攻击目标，因为她们被看作“腐朽”“个人主义”西式生活的拥护者。这种迫害运动有时也会遇到激烈抵抗。曾有一名女子歇斯底里地哭喊：“我受不了！”还有一位“化了妆”的年轻男子趾高气扬地走上街头，对这些爱国的时尚督察员挑衅地说：“你们不打算让我说点什么吗？”但这些反抗行为都只是个例而已。

曾贩卖梦想的百货商场也受到严格监视。每个商场都被要求执行“每名顾客限购一件商品”的政策，以抑制与节俭倡议相抵触的过度消费行为。1935年，化妆品公司资生堂开始让漂亮的“服务员小姐”免费在商场柜台为顾客讲解化妆技巧，其美容润肤霜的销量在两年内提高了23倍。但随着中国战事的深入，“战时爱心包”取代化妆品成为资生堂最畅销的产品。装有小零食、手帕、铅笔和笔记本的爱心包被送往前线士兵手里，以示家中亲人的精神支持。

1940年10月31日夜晚，每个舞厅都挤满了最后肆意疯狂的男男女女，因为第二天所有的舞厅和爵士乐表演都将变为非法（这些活动也被认为有损人们的道德，会危害公共秩序）。《朝日新闻》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形容这些拥挤在舞池中央的人就像“刚下锅的小马铃薯，总是彼此碰撞”。事实上，从1938年年中开始，只有职业女舞者才被允许在舞厅跳舞，由于被迫加入各种妇女社团，这些女舞者的人数已减少了一半。妇女社团竞相抢夺新会员，让她们从事更加“体面”（也更加清贫）的工作，例如打字员和工厂工人。但在1940年10月31日夜晚，即使乐队的告别曲——《友谊地久天长》已演奏完毕，人们仍不愿离开舞池，仿佛在用一种微小、无力的方式抗拒着即将笼罩日本的漫漫长夜。

1941年12月8日这一天改变了一切。成功袭击珍珠港让过去两年日本陷入僵局而产生的暗淡情绪几乎顷刻间转变为狂欢，大多数日本人为此欢欣鼓舞。一男子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那时他还只是二年级学生，他的父亲在东京开了家收音机店，他惊讶地看到父亲的店门口大排长队，人们等待着修理手中的收音机，因为预计政府将发布更多特别公告。他此前从未见过父亲一天之中做了那么多活，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过。

这一天，日本人固有的矜持荡然无存。大街上，陌生人相互道贺。东京市中心皇宫外的广场上，人们在地上跪拜，感谢天皇对国家的神圣领导。永井荷风当晚在拥挤不堪的列车上冷静地观察到，“一个家伙以颤抖的声音发表着演讲”，他显然无法抑制对当日新闻的兴奋之情。这种公开表露的情绪与过去数年政府精心安排的各种胜利庆典形成鲜明对比，政府曾希望借助庆祝活动唤起人们对中国绵延战事的支持。

日本文人也无法摆脱珍珠港魔咒。时年59岁的斋藤茂吉（Saito Mokichi）是日本20世纪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年迈的热血正焕发新生！……我们袭击了夏威夷！”36岁的小说家伊藤整（Ito Sei）在日记中写道：“干得漂亮，日本的战术就像日俄战争时一样令人称道。”的确，日俄战争也始于1904年2月8日日本对亚瑟港（Port Arthur）（译者注：旅顺港）俄罗斯军舰的突袭，两天后日本才正式对俄宣战。最终，日本赢得了那场战争。

即使之前不赞成在亚洲扩张的日本人也对日本与西方的交战感到兴奋。在过去10年，日本一再表示要逐步将亚洲从西方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现在，不赞成日本扩张的人立刻接受了这种官方立场。而在此之前，打着为亚洲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号却在中国与亚洲同胞作战的这种自相矛盾不断折磨着这群人。31岁的汉学家竹内好（Takeuchi Yoshimi）表示，他和他的朋友一直误解了日本领导人的真实意图：

我们此前担忧，在“建设东亚”这样的漂亮口号背后，日本一直在欺凌弱者。（但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日本其实并不畏惧强权……让我们一同为这场艰难的战争而战。

尽管日本在12月8日充满欢庆情绪，但仍然有一些头脑冷静的人对日本发动的战争表示怀疑，甚至担忧。人们私下的情感也常常与公开表露的兴奋有很大不同。许多人只是厌倦了战争及其对日常生活的束缚，还有人十分担心他们的爱人可能必须奔赴战场。

在距离东京东北约70公里的一个种植水稻的村庄，一位9岁男孩放学回家后得知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他的母亲在屋外焦急地等候他，母亲哭喊道：“又打仗了。”她流下的不是欢快的泪水，而是担心其他6个儿子的安危。假如这场战争与中日间的战争一样长久，那她这个最小的儿子也可能会被带走。村子里各家各户深深的哀伤与电台传来的欢快声音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切让小男孩印象深刻。

少数对西方有深刻了解的日本人也高兴不起来。他们深知日本资源有限，确信日本最终会失败。一位在名古屋三菱重工工作的年轻人仍然记得，那日在工作中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则消息后，他产生一种混合着兴奋与害怕的奇怪感觉。尽管他对成功袭击珍珠港感到高兴，但同时也担忧日本的前途。他所在的制造“零式”战机的工厂也将在几年后成为美军轰炸的首要目标。他的同事大多被炸死了，而他侥幸捡了条命。

在珍珠港事件后的欢愉气氛里，表达上述种种关切可能会以不够爱国的罪名遭到逮捕。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军事胜利让大多数日本人变得狂热，使他们至少暂时忘记了等待他们的艰难时刻。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珍珠港事件同样激起了广泛的爱国热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他的声音从容而坚定：“昨天，1941年12月7日——将永远成为国耻日——美利坚合众国遭到了日本帝国海军和空军有预谋的突然袭击。”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罗斯福的阁僚们最初要求总统向国会陈述日本过往在国际上的种种劣迹。但罗斯福最后决定发表仅500字的讲话，以便将他的信息传播给尽可能多的受众。他表示，日本发动袭击是背信弃义的，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击败这个懦弱的敌人。

罗斯福总统通过这一策略成功在国内激起针对日本的强烈情绪。曾在参加欧战问题上与罗斯福争执多年的孤立主义者也不再反对，罗斯福对日宣战的提案立刻获得国会批准，只有来自蒙大拿州的反战主义者、共和党议员珍妮特·兰金（Jeannette Rankin）投了反对票。从这一历史时刻起，珍珠港被深深烙在美国人的心里，并在热门歌曲《铭记珍珠港》那强有力的口号中不断强化。这首在珍珠港事发10天内录制的歌曲这样激励着美国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我们将要上战场；让我们铭记珍珠港，正如当年的阿拉莫……让我们铭记珍珠港，直至最后的胜利！”

在遭受日本袭击之前，夏威夷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几乎就如同另外一个国家。讽刺的是，日本人及日裔美国人占到夏威夷总人口的将近40%。如今，位于平静太平洋上的夏威夷已成为美国爱国主义永恒不变的核心。

珍珠港事件也改变了战争其他方的命运。蒋介石听闻珍珠港遇袭后顿时非常兴奋。有消息说他用留声机播放了《万福玛利亚》并跳起了舞（蒋介石当时已皈依循道公会）。英国数月来的独自作战也终于结束了。温斯顿·丘吉尔在与美国特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及美国大使约翰·吉尔伯特·怀南特（John Gilbert Winant）共进晚餐时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罗斯福向他告知美国遇袭的情况。丘吉尔说，那一晚，他“躺在床上，怀着解救与感恩之情入眠”。4天后希特勒对美国宣战，这又让丘吉尔松了口气。

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影院和戏院临时取消了当晚的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播放首相东条英机当天早些时候录制的讲话。以前日本人喜爱的诸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等美国电影被正式禁播。当晚，观众们听到的不是美国影星吉米·斯图尔特的声音，而是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声音。

东条英机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秃顶中年男人，除了他的胡子外，没有什么显著特征。他夸张的龅牙形象只存在于西方漫画中，但他的确不像一位让自己的国家与最强大敌人为伍的那种政治领袖。他朗诵着《响应大日本帝国的召唤》，他的嗓音毫无特点，发音矫情得就像一个二流舞台剧演员：

我们卓越的帝国陆军和海军正在进行一场孤注一掷的战斗。尽管大日本帝国尽了一切努力，但仍未能维护整个东亚的和平。政府在过去尝试了一切可能使日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但美国不肯做出丝毫让步。非但如此，美国还加强了与英国、荷兰和菲律宾的关系，要求日本单方面作出让步，包括无条件从中国撤出全部军队，抛弃（日本扶持的）南京政府，并废除与德国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即使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仍然坚持寻求和平解决方案，但美国至今仍拒绝重新考虑其立场。假如大日本帝国屈服，满足美国的所有要求，那么日本不仅将颜面扫地，无法完成“支那事变”（译者注：全面侵华战争）开创的事业，而且日本自身的生存也将受到威胁。

东条英机片面地解释了袭击珍珠港的原因，强调日本主动发起的战争只是出于“自卫”。他如实表达了日本根深蒂固的受害者心理、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对更大认同的渴望，所有这些可粗略概括为“反西方主义”。这是一篇感情色彩浓重的演讲，而他没有讲的内容更值得关注。

日本领导层对于在太平洋和东南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没有形成清晰的共识，许多人对他们的决定仍然极度怀疑，犹豫不决。诚然，正如东条的一句名言所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这里提及的清水寺是位于京都的佛教寺院，以突出悬崖外的平台而闻名。人们常引述这句话作为东条英机鲁莽冒险主义的象征。外界认为他是盲目将日本推向战争的军事独裁者，但他在决策时也犹豫不决，尤其在发动珍珠港袭击前的两个月。在政府关于是否开战的最后讨论中，东条从始至终都清楚日本取胜的机会微乎其微。1941年10月18日，东条英机就任日本首相时，他给自己设定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虽然一些日本领导人对胜利抱有希望，但没有人对日本的最终胜利信心满满。东条的前任近卫文麿公爵（Prince Konoe Fumimaro）没有军队背景，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他陆续担任日本首相长达近3年。近卫文麿鲁莽而极权的领导方式对日本的国际地位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也让军队对政府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近卫明确反对与西方开战。他的女婿兼助手细川护贞（Hosokawa Morisada）说，近卫听闻日本对西方开战的消息后，他惊讶地仅说了这么一句话：“究竟怎么回事！我真的感到一场惨败不远了。这（日本的有利局面）最多只能维持两三个月。”

与近卫文麿不同，小说家伊藤整无法接触到政治或战略信息，但他的直觉却是对的。12月22日，在他兴奋地将珍珠港事件比作日俄战争的两个星期后，伊藤整在日记中表达了自己的怀疑：

他们至今只宣布在登陆马来亚和菲律宾时损失了两艘船只。难道日本军队在此之后再没有其他任何损失了吗？还是他们规定不允许公布我方的损失？假如是后一种情况，我会感到非常担忧。

无论对于战争走向有着怎样的担忧，大多数日本人还是倾向于认为，这场战争不仅为了日本，更是为了全亚洲的解放。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对于日本士兵来说，因为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自己是为了一项有意义的事业献身，而不是相反。

的确，随着西方列强在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相继被日本击败，日本开始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名噪一时。这个共荣圈内几乎所有国家当时仍属于西方殖民地，包括缅甸、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以及菲律宾（但日本入侵时菲律宾不再是殖民地）。因此日本占领军可以借机宣称他们解放了受压迫的亚洲兄弟姐妹，帮助他们完成社会重建，融入日本领导下的多元文化、经济和政治集团。尽管披着教化使命的外衣，但“大东亚共荣圈”首先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服务，意在加强对东南亚和东亚大量资源的控制，以帮助日本继续战斗。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需求将愈加紧迫。

由于1942年6月的中途岛惨败，日本帝国海军势如破竹的胜势结束了。制订中途岛作战计划的与策划珍珠港袭击的是同一团队。但这一次，日本损失了289架飞机和4艘航母，以及海军花费数年培养的优秀飞行员，他们是不可替代的。中途岛战役证明，日本在珍珠港并未把敌人真正摧毁。

1941年12月7日，在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的指挥下，日本飞行员的确完成了打击8艘美军战列舰的首要目标，其中击沉4艘、摧毁4艘。但南云忠一的部队却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目标，比如储油罐和弹药库躲过了一劫，修理厂也没有遭到袭击，这让绝大多数受损战舰很快得到修复，甚至还提升了性能。遭到日本袭击的8艘战舰中，只有“亚利桑那”号和“俄克拉荷马”号彻底毁了。更重要的是，袭击发生时美军航母并不在珍珠港，这为美国取得中途岛大捷埋下伏笔。

中途岛战役后，日本的局势急转直下。由于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日本人肯定不了解他们国家的失败，这一点伊藤整已经在1941年12月的日记中质疑过。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人开始感觉到国家对战事正逐渐失去控制，他们的忍饥挨饿就是佐证之一。由于可供分配的食品太少，食品配给体系开始失灵。领取食物的队伍越来越长，而蔬菜、海产品等新鲜食品早已杳无踪迹。一位40多岁的女人在日记里写道：“配给商品并不意味着你能免费得到它们。你要花钱购买每一样东西，但你仍然受到乞丐般的待遇。这真让人恼火！”

营养不良问题在战争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变得更加突出。每个人每天的口粮只能提供约1400卡路里的能量（一个140磅的成年男性每天需要2400卡路里）。政府号召国民通过“创造性”方式获取食物，例如在黑市上进行买卖，自己种植蔬菜，以及用稻草、锯屑或稻谷壳为原料来烤制“面包”。

到1944年年末，日本本土的生活已变得异常艰难，包括东京、大阪、神户、仙台、名古屋和横滨等主要城市都在美军地毯式轰炸下化为焦土。1945年3月10日凌晨，美军B-29轰炸机给东京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东京老城大部分地区化为火海。被邻居尖叫声惊醒的永井荷风匆忙收拾好日记本和手稿，拎着公文包逃出屋外。他穿过翻滚的浓烟，最终到达一座小山上的空地。但他突然想要亲眼看看自己居住了26年的家最终会变成什么模样，在这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下，他开始往回走。他的房子曾奇迹般逃过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大火，他希望这一次也能发生奇迹。他躲在树木和电线杆背后以避开正指引人们离开危险区的警察，永井设法来到了他家附近，但最终仍被浓浓黑烟挡住了去路。他抬头看见天空突然蹿出的火苗，确信他家楼上的书房着火了。他曾声称对任何人都鲜有深深的依恋之情，却对“失去那些书籍感到痛心疾首”。

永井荷风和他的日记幸存了下来，但许多人并没有这么幸运。尽管不清楚具体数字，但据估计当晚遇难人数超过10万人。至此，人们都清楚地意识到，珍珠港及其带来的解救众生的快感不过是一场毁灭性战争的开始。

倘若一个人试图向外界解释自己国家不光彩的历史，他往往会被某些浅薄的评论家贴上“狡辩”的标签。首先需要澄清的是，通过回顾珍珠港事件前8个月的历史，我绝对不是想为日本的行为辩护。相反，日本领导人必须为发动这场本可避免且毫无胜算的战争承担最终责任。倘若更加理智，更具耐心，这场战争本是可以避免的。

诚然，我们很容易站在道德制高点来控诉前人的罪行，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不去分析发动这场不负责任战争的原因和方式。相反，这一巨大历史疑团迫切需要破解。经过时间的涤荡，彻底抛开情感影响后，人们才能更清晰地审视这段群情激奋的历史时期。

不幸的是，清晰审视历史事件并不容易，日本这一重大决定的背后有众多复杂而矛盾的因素。毫无疑问的是，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无论是出于体制还是个人原因，都极力避免彼此发生公开冲突。他们说话绕弯，让相关历史记录的解读变得尤为困难。对多数军方领导人而言，任何软弱的迹象都是不能流露的，因此，即使他们对战争心存异议，也不可能公开而坚决地反对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相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下，时而支持开战，时而又加以反对。例如，一些人在政府与军方高层的联络会议上支持战争，又在私下避免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他人所获悉。大家都期待其他人能代替他们表达自己的意见。

会议记录的缺乏也构成一个重大难题。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Sugiyama Hajime）保留的一份名为《杉山备忘录》的笔记集为了解日本高层会议讨论的议题提供了宝贵线索。这些文件能够保存下来实属偶然，多亏一位下级官员的敏锐直觉，他确信这些文件具有历史价值，所以在战争临近结束时他没有按照命令将其销毁，而是将文件保存在自家地下室的铁皮油桶中。但这些备忘录是远远不够的。首先，备忘录的记录方式混乱，前后不一致。每次会议后，杉山元会向他的高级参谋通报会议内容，这主要依赖于他的笔记和记忆力，其中一位参谋负责记录杉山所讲的内容。当然也不是每个词都记录了下来，记录本身也缺少必要描述，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会议室内的气氛，这更增添了日本重大决定是平白无故做出的这种诡异感受。备忘录的语言时而生硬时而流畅，语言的正式程度也不尽相同，人们很难揣摩真正的语气，更不用说词语间的细微差别。即使是准确无误的记录也无法完全呈现这些会议的重要内容。

然而，这些保存下来的记录的确提供了足够证据证明，日本领导人在数次官方会议后，刻意作出与西方开战的决定。他们说服自己相信，在当时的局势下，他们是受害者而非侵略者，所以他们更多选择鲁莽而抛弃理性，不情愿却又颇具挑衅地将国家推向战争轨道。从东条英机12月8日的讲话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委屈”，即日本因为外部势力毫不讲情面才被迫卷入战争，包括美国的经济制裁、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刻意误读，以及来自更广泛西方世界的傲慢与偏见。

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领导人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所承受的压力。他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不计代价地发动战争，要么为了避免战争而将日本多年的战利品拱手让人。日本领导人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两种极端处境正是他们的决定和行为一手造成的。随着日本领导人在外交上做出更多误判，他们开始讨论一场不切实际的战争，同时虚假地宣称自己为此已准备就绪，所以他们在国内外事务中已没有多少可选项，日本就像卡在漏斗的底部一样。这些领导人一定认为，战争这个选项是打破束缚最快捷也最可靠的途径。悲哀的是，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他们为何没能预料到后果？正如本书将要展示的，主要原因还是归结于日本自身。不过，日本及其在1941年所处的环境倒的确是20世纪20至30年代纷乱岁月的产物，那时整个世界都经历着重大变革。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野心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结束后，人们尝试各种努力，建立国际新秩序，防止爆发另一场大规模战争。建立国际联盟、召开华盛顿裁军会议（1921～1922年）、签署《凯洛格—白里安非战公约》，这些措施旨在规范和促进国际事务的解决，使大小国家朝着建设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而努力。但许多国家感觉自己被这一更加民主、高度理想化的新秩序所欺骗。

典型例子就是战败的德国。在领土扩张、实现国家荣耀、壮大军队、通过征服实现自给自足等帝国主义梦想的驱使下，德国发动了一战，最后失败了，被解除了武装。德国将一战后一系列和平协议及其衍生出来的国际主义运动视为战争胜利方企图削弱德国的阴谋，因此德国更加渴望实现最初的野心，这最终导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从1933年至1938年，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巧妙地逐步脱离国际联盟，重整军备，再度占领莱茵兰地区，并把矛头对准奥地利。奉行自由主义的西方大国为了保住和平而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它们选择牺牲当时中欧唯一存在的民主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当西方国家认识到希特勒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并不断抬高价码时，一切为时已晚。到1940年年中，西欧大部分土地已尽数落入纳粹入侵者手中。这样令人沮丧的经历势必会在1941年影响到西方对纳粹盟友日本的看法。

作为一战的战胜国，日本从国际联盟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割让和临时统治权。一时间，许多日本人兴奋地拥护自由国际主义，尽管也有人感到不满。持异议者认为，在当时国际体系下“掌权”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美国，都是自私的种族主义者，一心想阻止日本变得真正强大。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不断萧条的经济让日本面临严峻的社会问题，所以抵制西方的观点甚嚣尘上。

当然，整个世界都面临类似的社会经济问题，人们从极右到极左的各种意识形态中寻找解决方案，造成了国家的分裂（例如西班牙和法国）。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很容易就把日本面临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其他国家，并过度强调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让其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进而发展为极端民族主义。对天皇的崇拜在日本激化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是日本大家庭仁慈的首领。许多日本人声称，一个不完整的民族可以通过对外扩张、对内军事化来实现完整。与纳粹德国不同的是，实现过去的帝国主义目标也是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尽管一些目标已不再可行。

中下级别的年轻军官尤其容易受到这种激进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他们能在其中大展拳脚。他们大声指责“掌权”国家在大萧条后结成经济团体，对日本商品征收高关税，认为这是西方的阴谋。极端民族主义者还将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展现的经济和军事自信视为对日本地区主导地位的威胁。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日本国内也有特定的敌人。西化的大资本家及依附于他们的政治团体因支持自由民主而备受指责，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暴力行为（比如暗杀）的对象。虽然这些极端民族主义恐怖分子从未真正控制过日本，但他们却成功营造出恐怖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讳。

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所面临的许多或真实或假想的困难，其历史根源都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日本对外部世界敞开国门的时代。结束闭关锁国、德川幕府倒台以及之后建立了现代日本，这一系列事件与世界权力结构的大规模重组同时发生。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本性，以及中国、西班牙、奥斯曼帝国的瓦解都让日本相信，实力是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同样在这一时期，不加辨别的各种思潮迅速发展。新帝国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至上论，所有这些都不断强化世界的种族主义观念。尽管日本人无法改变他们的肤色，但此时的日本就像一个模范学生，不断加强国力、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快实现工业化，以期赶上西方的脚步。

需要注意的是，现代日本从一开始就清楚认识到，成为强国并不仅仅是实现工业化与军事化，它还需要遵守规则并赢得国际尊重，因此日本需要确保一个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1895年战胜中国清朝后，日本天皇告诫国民：“勿随意轻视其他国家，不要因胜利而自我膨胀，傲慢自大，这会让日本失去其他强国的尊重……我们尤其不能侮辱他国，不能因为胜利而盲目自大，这将使友邦失去对日本的信任。”但这种谦逊到20世纪30年代已为大多数日本人所故意忽视。由于日本作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加之历史上遭遇西方不公平待遇而积累的怨恨，日本变得更加盲目自信，认为自己能够凭借坚定的决心（还有常常伴随的好运气）渡过各种国内外危机。这种自信最终驱使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进一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中国北方，加剧与中国的冲突。基于同样的自信，日本还谋求夺取东南亚的资源，以支持中日战争的持续，直到取得满意的结果，并以此摆脱对外界的经济依赖，于是日本朝着太平洋战争的错误方向迈出第一步。而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使欧洲列强无暇顾及亚洲殖民地，这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胆大妄为。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前夕自以为是地鼓吹对外扩张，未能正确认识到自己的政策失误，也没能重新审视过去数十年对中国、朝鲜和中国台湾推行的严苛的帝国主义政策。尽管存在自身资源不足的劣势，但日本仍然坚信该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国家。日本决策者1941年对国家命运进行抉择时，近乎狂妄的自信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们心态的一部分。

日本官方关于被迫与西方开战的表态折射出长期的历史记忆对其心态的影响，也解释了为何这场近乎自杀的战争在1941年12月能如此轻易地被日本民众接受。但归根结底，被压抑的负面情绪不足以解释为何在领导人普遍没有信心的情况下，日本仍然发动战争。

丸山真男（Maruyama Masao）是日本战后最卓越的政治学家之一，他在1949年反思这一问题时写道：
失败的可能性让人发抖，但（日本领导人）仍然用手蒙住双眼决意向前。假如我们问：“他们想要开战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假如我们问：“他们希望避免战争吗？”答案还是肯定的。虽然想要开战，但他们又试图避免战争；虽然想要避免，但又故意选择了走向战争的道路。

当个人职责模糊时，责任认定就难以进行，日本就是如此。与其法西斯盟友不同，日本从来都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即便其议会政治到1940年秋季已正式不复存在。日本的决策过程冗长，常常令人困惑。决策涉及一个横跨军队、政府部门和皇室的复杂结构和政治文化。

最重要的是，政府分裂并不是什么好事。根据宪法，军队可以越过民选政府直接向天皇“进谏”，这一特权通常被称为“最高指挥官的独立性”。这意味着日本有可能出现两个外交政策完全相反的政府。更糟的是，这两个“政府”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根深蒂固。此外，日本陆军与海军总是不和，每支部队内部在政治倾向、世界观、派系及战略取向方面都存在差异，他们的主要对手也不同。考虑到这些分歧，日本领导人能够同意发动一场无人真正知道如何取胜的战争着实令人意外。

在整个1941年，日本文化固有的对团结的偏好（即使是最浅层的团结）妨碍了该国在关键节点上对国家前途进行坦诚探讨。日语的长处在于谈论复杂的社会关系、区分语义细微差别并给对方留有余地，但这种语言不善于阐明想法或引发公开辩论。然而，尽管这些结构、文化、社会甚至语言因素有助于解释事情的真相，但它们不是政治误判的借口。

一场重大的国家赌博是对日本开战决定最贴切的理解。虽然社会因素迫使日本领导人孤注一掷，但他们最终决定跳入火海是有意为之的。日本认为与希特勒交战的欧洲人无法守护亚洲殖民地，日本军方规划部门的战略家于是大胆推行侵略方案，并让他们的长官相信，决策时间拖得越长，日本可获取的用于战争的资源就越少，美国也将获得更多时间为两国“不可避免的”冲突做准备。日本认为从地缘角度看，日美两国必须决定谁来领导亚太地区。假如冲突在所难免，那何不自己掌握时间？客观来说，这是一个通过获取新领土来为战争提供物资和资金支持的鲁莽战略，这正是古罗马言简意赅的名言“以战养战”所表达的道理。当然，仍有许多日本领导人并不认为与美国爆发冲突是历史的必然，有些人直到最后阶段仍未完全放弃通过外交途径与美国实现和解。但没有人愿意为日本错失赢得战略优势的机遇承担责任。

激进冒险的准则是：机会越小，收获越大。日本在近代的两场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受此鼓舞，日本领导人认为，日本总有打赢这场冲动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他们并不过多考虑该如何取胜。他们既有绝望的心态，又有赌徒般异乎寻常的兴奋感。尤其当他们只关注于短期前景时，这种兴奋感就更加强烈。但无论日本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如何，这场战争太草率了。日本获得战争胜利的前景完全依赖于不受日本控制的外部条件（除了日本人的意志力外），比如美国很快求和或纳粹德国征服欧洲这样一厢情愿的局面。就像日本领导人宣称被推入战争一样，他们似乎认为他们还将以某种方式被推向和平。可以这样说，在珍珠港事件前夕，领导日本的是一群“赫尔曼”式的人物。赫尔曼是普希金小说《黑桃皇后》中的颠覆性主角，他穷困潦倒，却默默做着准备，希望在赌博中大捞一笔，最后丧失理智。

关于日本开战决定最讽刺的是，如果没有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日本领导人甚至不敢想象进行如此大的一场赌博。但山本五十六本质上却是反对这场战争的。作为头脑冷静的政治家，山本在1941年9月底警告日本参谋本部说：“不应进行一场获胜希望如此渺茫的战争。”虽然这位日本最见多识广的指挥官清楚，美国不会轻易放弃战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珍珠港战略。

人们有权在赌桌上挥霍自己的钱财，但日本的国家赌博却在威胁本国人民的生命，而对于那些遭受日本袭击与侵略的国家来说，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受到生命威胁。将如此重大的决定归结为“不可避免”是绝对不够的。驱使日本袭击珍珠港的人究竟是谁？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第一章　战争传闻

瘦高、留着小胡子的近卫文麿公爵热衷艺术，他曾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的《社会主义下人的灵魂》。近卫现在成了日本首相，却忧心忡忡。在官方照片中很少能见到近卫的笑容，却时常见他陷入沉思。1941年春天，有太多事让他心情沉重。

自1940年秋开始，日本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更为紧张的新阶段。1940年9月23日，日本占领军抵达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这让罗斯福政府警觉。日本认为，占领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相关政策的一种应对措施。首先，美国自1938年年中起，对日本所有飞机进口实施“道义禁运”；其次，美国1940年1月又终止了实施30年之久的《通商航海条约》，对美国工业材料的出口实施更为严格的管控。另外，1940年5月珍珠港被指定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忧虑。而美国上述举措是对日本从侵略中国开始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回应。

此外，纳粹德国在欧洲不断扩大的优势也给日本在亚洲的扩张主义注入了更多动力。1940年6月巴黎沦陷后，日本攫取战略物资的时机看似成熟。由于美国的封锁政策，日本缺乏战略物资。日本还想通过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切断英美两国援助蒋介石的主要运输线，进而结束中日战争。

但这一政策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尽管占领行动表面上是根据与法国殖民政府签订的防御条约执行的（在法属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欧洲殖民者仍掌握政权，尽管他们的祖国已被纳粹占领），但日本的行动显然体现了在更大范围控制东南亚的野心。这也是美国对日本实施经济报复性措施的原因。美国立刻加强了对蒋介石的援助，美进出口银行向蒋介石政府追加了5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美国还对日本实施金属材料禁运，极大限制了日本的金属生产。

美国对日本做出针对性回应后，日本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与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德国派遣特使赴东京直接与近卫政府进行协商，绕过坚决反对这一联盟的日本驻德大使。由于征服英国的希望日渐渺茫，德国越发感到焦虑，因而急切想与日本走得更近。德国空军在1940年7月至10月不列颠空战中没有取得成果，无法实现入侵英国的计划。德国希望通过与日本和意大利结盟来威慑美国，尽可能减小美国参加欧战的可能性。与此类似，日本也将法西斯联盟看作实力制衡的一种方式。日本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支持迅速签署结盟协议，认为这将显著增加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筹码。

为宣扬三国的同盟关系，日本发行了一张题为“三个好朋友”的明信片。在这张具有政治宣传色彩的卡片上，来自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挥舞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在卡片顶部，是一排希特勒、近卫文麿和墨索里尼的小照片。近卫文麿的照片居中，他看起来有些愚蠢。他帽子上的白色羽毛装饰大概借鉴了19世纪西方法庭的正式装扮，但显得不合时宜。而他的小下巴和茫然的眼神让他显得虚弱又不真实。

这张卡片实际上创作于数年前，用以纪念《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最初由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年底签订，意大利于一年之后加入。尽管人们很容易将1940年建立的新轴心国联盟看作这一旧联络机制自然发展的结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反共产国际协定》并无意成为一个法西斯联盟，日本外务省曾试图劝说波兰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协定，但没有成功；而当时在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担任武官的大岛裕志（Oshima Hiroshi）却成功吸引纳粹德国加入这一协定。大岛裕志早年在德国留学，与纳粹关系极为密切，他先后于1938年至1939年以及1940年年底担任过日本驻德大使。此后，只要东京上层决策圈出现建立轴心军事联盟的提议，日本海军省就坚决反对，因为担心这将诱发日本与美英两国之间的战争。此外，日本对1939年8月23日签署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颇感忧虑（此时正值日本和苏联在“满洲国”附近的边界开战）。在这份条约的秘密协定中，苏德两国同意共同瓜分波兰，并将波罗的海地区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撼动了日本早前与德国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基础，接替近卫担任首相的平沼骐一郎（Hiranuma Kiichiro）对此颇感震惊。平沼在下台时说：“欧洲的事情太复杂、太奇怪了。”

随着德国1940年春季后在欧洲节节胜利，要求巩固日德关系的呼声再次浮现。1940年秋，时任日本海军大臣的吉田善吾（Yoshida Zengo）仍然认为，结成法西斯同盟是个错误，他因强烈反对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而心脏病发入院（也有人怀疑吉田入院的原因是自杀未遂），这使他不得不在德国特使抵达东京前辞职。没有吉田善吾的阻挡，再加上海军中仰慕德国的人越来越多（很大程度上由于德国首创的闪电战所取得的成功），海军同意支持《三国同盟条约》，只要该条约明确表示日本不因此条约而自动卷入德国与美国之间的战争（海军还因此得到更多预算的承诺）。日本外交自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1941年年初，关于战争的传闻开始在日本外交界流传。不断恶化的美日关系促使美国开始撤回驻日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家属。2月，东京的一家美国学校被迫宣布关闭；与此同时，一家主要出版商出版了一本预测并分析日美假想战争的书（获胜方自然是日本），这本书在一个月内售出了5.3万本。

日本与英国的关系也日趋紧张。英国传统上对日态度一直在务实与安抚间游走。1939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与英国驻日大使罗伯特·克莱琪（Robert Craigie）爵士签署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根据此协定，英国同意既不主动反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但也不给予法理上的承认。该协定签署一年后的1940年7月，英国对日本做出让步，同意关闭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是向中国运输物资的重要补给线。但日本对印度支那北部的占领最终促使英国放弃绥靖政策。1940年12月，英国同意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1000万英镑贷款，并重开滇缅公路。加之苏联在北方的威胁，日本从1941年开始要面对更多的敌人，这是日本没有想到的。

对日本民众来说，1941年是食品和燃料愈加短缺的一年。酷爱享乐的永井荷风因久居美法两国而“无肉不欢”，他总是愿意把钱花在美食上。但此时他开始面临大问题。他在1941年春天抱怨道：“与半年前相比，肉类和蔬菜的质量都急剧下降。”但这还仅仅是开始。数月后，他又写道：“我已经有好几天没见过任何蔬菜或水果了，豆腐也买不到，大伙都感到很忧虑。”在繁华的银座地区，有一家以出售高档水果而闻名的商店（例如用精美的美纹纸包装的鲜亮苹果，以及分装在木盒中单独出售的香瓜等），但这家商店现在除了一些桃子外也没有东西可卖。至于永井日思夜想的肉，他写道：“牛肉已不见了踪影。”同时，由于石油和煤炭需留作军用，日本国民不得不依靠木炭生火做饭、取暖；甚至公共汽车也依靠木炭提供动力，这些资源也开始变得短缺。

与使用替代燃料的车辆一样，日本外交也失去了动力。1940年12月14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在一封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称呼后者为“亲爱的弗兰克”，他在信中绝望地写道：

想必您之前已看过我的一些电报。在那些电报以及这封信中，我们都试图尽可能清晰、准确地呈现当前日本的情况。我们不得不摸索着来获取信息，因为日本也常常处于一种“右手不知左手在干什么”的状况。日本人所谓的“新结构”（近卫文麿的中央集权计划，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新体制运动”。该计划终结了日本的政党政治）一团糟，政府内部的持续争吵与分歧空前激烈。打着正义的口号一步步向极权主义迈进，这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我们曾了解并喜爱的日本了。

格鲁认为美国不得不“阻止日本的中央集权计划”。唯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如何阻止。

与此同时，美国加入欧洲战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1年1月29日至3月29日，美英两国的规划人员聚集在华盛顿（所谓的美英对话），讨论未来的共同战略。同年3月，《租借法案》的签署终结了美国不干涉主义的借口。这一法案允许美国向同盟国提供军需物资，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尽管罗斯福总统仍面临《中立法案》及孤立主义者的坚决反对。

美国对同盟国越来越多的支持也激化了美日关系恶化。即使日本政府缓慢向东南亚殖民地推进，在欧洲结交饱受争议的朋友，与美国及其盟友交恶，但近卫文麿无意让日本与西方开战。近卫领导下的日本仍在努力从中国战场脱身（日本委婉地将这场战争称为“中国事变”，部分原因是日本从未正式向中国宣战，同时也因为日本并未料到战事会持续数年之久）。日本已无力发动另一场战争，这是日本军界与政界高层官员的共识。毕竟他们认识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将是日本无法企及的。1940年，日本93%的石油来自美国。

1941年1月，近卫指派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吉泽健吉（Yoshizawa Kenkichi）赴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重启与荷兰当局的谈判，期望不用动武就能确保另一个可替代的石油进口来源。同年2月，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抵达华盛顿就任日本驻美大使。时年62岁的野村笑容可掬，长得颇像个大号泰迪熊。本已处于半退休状态的野村被说服承担这一重大使命。与大多数他这一辈的海军同僚一样，他伴随着英日同盟的黄金岁月长大，野村对英、美两国友好，反对开战。野村与罗斯福是旧相识，因此他被认为担任驻美大使的最佳人选。

然而，所有的领导人都清楚，近卫所面临问题的根源不在荷属东印度或美国，而在中国。1937年年底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三军统帅蒋介石从这里发起对日本的顽强抵抗。为避免针对战备物资的国际制裁，中日双方都未正式将这场事实上的惨烈冲突称为战争。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后被称为“流氓国家”的日本也因这场冲突更加臭名远扬。由于在第一任期内错过了结束中日冲突的机会，当近卫于1940年7月再次就任首相时，他希望结束这场冲突。

近卫文麿1937年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首次就任首相。尽管并未经过民选（日本首相传统上由天皇根据有权势的政治寡头们的推荐来任命。这些建立现代日本的政治寡头在人事安排上权力巨大。后来，首相的提名权落到最后一位健在的政治寡头西园寺公望公爵及其高级助手的手中。近卫就是由西园寺提名担任首相的），但似乎整个日本都希望这位45岁的近卫能成为该国领导人。日本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将天皇崇拜作为国策，在这样的国家里，近卫的出身与年纪都为其公众形象加分。他拥有最高贵的头衔，血统可追溯到显赫的藤原（Fujiwara）家族。藤原家族起源于7世纪，家族成员一度作为摄政王统治日本，并把女儿嫁入皇室。

近卫文麿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普通政客。虽然有人说他平易近人（他曾在乡间散步时哼唱一首俗气的流行情歌《我想念你》），但他已习惯了骄奢的生活。在他首次被任命为首相时，对食物的极度挑剔曾引起广泛议论。大家都听说过他曾在盛大的政治晚宴中婉拒了最新鲜、最精心准备的生鱼片（人们猜想，近卫可能觉得相对于他的高雅品位，生鱼片太过粗糙了）。为他服务的艺妓会将切好的生鱼片放入一碗沸水中，就像涮火锅一样，然后用勺子（或筷子）喂给他吃。

近卫就任首相前夜，报纸在刊登的人物介绍中半开玩笑地说，他品尝草莓的方式也十分挑剔（事实上，近卫只用消过毒的水来清洗草莓），草莓是他最喜爱的水果。近卫在一次杂志访谈中承认过这些癖好，他解释说，他不吃生食是因为他的胃不好。这种癖好不但没有让近卫显得过于软弱而不足以领导国家，相反增加了他的贵族神秘感和政治魅力。在对近卫满怀崇敬之情的民众看来，近卫不可能犯错。

近卫的名望或许源自这些表层印象，但日本民众的确期盼近卫文麿的任命能够带来变革。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几乎在举国欢呼中就任日本最高政治领导人，尽管当时日本经济萧条，经历自然灾害和农业减产，还有可能面临以激进改革为名而发动的军事叛乱。近卫的内阁人选立刻让一些机敏的观察家感到失望。由于近卫让上届政府的陆军、海军和法务大臣继续留任，一位专栏作家说，他的选择辜负了人们对变革的期望。这位专栏作家说：“这使我们想起了（前任政府的）一味妥协纵容，我们应该感到警惕。”尽管主要政党在前一年春天获得压倒性胜利，迫使上届政府下台，但近卫拒绝让主要政党成员进入他的内阁。近卫内阁仅有的两名具有党派背景的阁僚来自一个亲军方且支持极权主义的新政党。没有迹象显示，近卫想要复兴日本千疮百孔的议会制，尽管这一制度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后半段迎来黄金时期。近卫对多党制的厌恶显而易见，但他的个人魅力使日本民众看不到其中潜伏的危险。

近卫就职仅一个月后，日本与中国爆发战争，他的政治立场却更加强硬。1937年7月7日夜晚，中国和日本军队爆发小规模冲突，确切起因仍十分具有争议性。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一小群日本军人在永定河岸边进行空枪演练（日军根据1901年签署的国际条约驻扎于此地，该条约是在美欧列强为平息义和团运动入侵中国后而签订的）。但让他们意外的是，日本士兵听见他们的空枪演练遭到很可能来自中国军队的实弹还击。更让他们慌张的是，日军随后在点名时发现其中一名士兵失踪。日本人要求搜查附近村镇，这不在他们通常的控制范围内，因而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随后双方发生口角，开始召集部队。失踪的日本士兵又安然无恙地返回部队，大概是去附近解手，但这已无关紧要了。中日军队间的小规模冲突很快演变为严重的武装冲突。由于当晚的事件发生在北京城外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附近，这位13世纪的意大利商人曾记录过这座桥的美丽，因此这一事件在西方也被称为“马可·波罗桥事件”。

刚开始，近卫因忙于国内事务而无暇顾及发生在国外的小规模冲突。他同时还忙着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军官请求赦免，这些军官因前一年发动军事政变并险些取得成功而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近卫的这些努力不仅反映了他对极右翼势力的支持程度，也显示出尽管多次出访海外，但他对外部世界仍一无所知。现在，中国的形势需要他的关注。

充满个人魅力的石原莞尔（Ishiwara Kanji）曾在1931年策划日本入侵“满洲”，他认为应当避免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因为更大的敌人苏联潜伏在北方。然而，一些东京和驻扎在中国的官员认为，日本正在错失给蒋介石致命一击的天赐良机，苏联国内正因斯大林的大清洗而陷入混乱，假如日本试图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不太可能干预。最终，认为日本还未准备好在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观点占了上风，与中国的休战协定也于7月11日夜晚达成。如同前一年许多类似的小冲突一样，中日双方的此次对抗似乎也被控制在地区冲突的级别。

然而，就在休战协定签署的同一天，近卫以保护冲突地区的日本国民为由，推动了一项向中国华北地区增兵的计划。这一计划暴露了近卫迫切希望收买军中强硬派的意图，强硬派向来对避免战争的安抚政策感到不满。增兵计划很容易被视为战争动员，近卫文麿传递给中国的信号是，尽管双方达成停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将撤出中国，也不意味着日本怀有扩张目标。

近卫主动在东京展开魅力攻势，为他的中国政策争取支持。7月11日晚间，他在官邸召集议员、金融界和媒体人士，宣布其增兵计划，并号召他们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名进行全国动员。第二天的报纸将向中国华北增兵的目的称为“为了充分让（中国人）感到后悔”，而中日两国签署休战协定的新闻要么被搁置角落，要么干脆被忽略。

近卫努力在外人眼中表现出很强硬，包括对蒋介石、政府同僚、参谋本部以及本国民众，他积极将国家上下团结在一起，他深知个人名望是其最大的武器。他并不希望（也可能没有料到）将与中国爆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认为仅仅通过虚张声势和强硬表态就足以加强日本的地位。他时常通过“日本放送协会”（NHK）发表讲话（近卫于1936年起担任NHK总裁，一直到他1945年12月自杀身亡）。套用当时一位敏锐的评论家的话说：“当战争打响后，他指挥日本破釜沉舟、孤注一掷。”

这一休战协定到7月20日蒋介石正式批准时已名存实亡。随着战争范围和强度的升级（日本轰炸了南京、上海、杭州及中国其他主要城市），近卫却责怪其他人，尤其是军中好战分子，而这些人既无名也不曾露面。1937年夏天，他对日本陆军中校池田纯久（Ikeda Sumihisa）说，冲突是“年轻的陆军军官发动的”。池田纯久曾因对中日战争持反对意见而从中国被调回，他对此回应说：

公爵先生，恐怕不是军队，而是首相您本人发动了这场战争……看看现在报纸上都在说些什么吧，尽管您的政府之前采取避免事态升级的政策（在您通过言行鼓励那些渴望战争的军官，并赋予他们权力后），战争的爆发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

近卫继续采用自相矛盾的政策来实现政治调解，他只想避免国内起冲突。1938年1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已经沦陷，随之发生大规模杀戮、抢掠和强奸，近卫此时错误地认为战争胜利在望，并发表了他政治生涯中最傲慢、最强硬的一次讲话。不过，与强硬的措辞相比，近卫尖细的嗓音却阴柔得让人不安。近卫指责“（国民党的）侵略行径让日本帝国忍无可忍”，日本不会与蒋介石接触。大日本帝国“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武力，让（蒋介石政权）付出代价”。但这一傲慢的声明是毫无道理的。

日本的暴行以及1937年8月以后对中国多个地区的轰炸不仅缺乏人道，也是自取灭亡。他们没有迫使中国求和，反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同时加强了外界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德国轰炸西班牙城镇格尔尼卡及随后的相互指责仍让西方记忆犹新。中国战场正成为泥潭，接连胜利使日本得以占领特定的“点”（城市）和“线”（铁路和交通干线）。但国民党部队撤得越远，日本人占领并驻守这些“点”和“线”的难度也就越大。日本人力资源有限，对地形的熟悉程度也有限。蒋介石的临时盟友中国共产党从北方抗日根据地对日作战，他们迅速消失，让日本占领城镇和村庄，但日本人离开后又再度出现（国民党希望共产党进行抵抗和战斗。共产党人在战时保存实力的做法将有助于他们日后战胜国民党）。

近卫不知该如何结束这场冲突，结果他的对华政策前后矛盾，带来灾难性后果。他一方面同意向中国增兵，主动增加军费预算，签署法律在国内进行更密集的战争动员；另一方面他仍寻求与蒋介石直接接触，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每当有和平的希望时，近卫要么满足军队强硬派的期望，要么犹豫不决，或直接做出错误判断。例如，1937年12月初，日本即将攻陷南京时，蒋介石通过德国驻中国大使转达愿与日本进行谈判的意愿，而近卫拒绝了中国的主动示好。

很显然，外交事务从来都不是近卫的强项，但他极其擅长让其身边的人觉得他们获得了聆听与关注。他独有、招牌式的伶俐口齿使他能有效应对各种政治派别，并在日本政治最动荡的年代游刃有余地拓展自己的政治生涯，或许这正是他们家族存活下来的原因。但这一特质的缺陷也显而易见。近卫曾谈道：“我既没有明显的敌人，也没有明显的盟友。一个人即使有5个敌人，他也能在政治上依靠5个真正的盟友。但（我所拥有的）10个盟友，却可能随时变成10个敌人。”

近卫的这种孤立感很可能源于他复杂的成长历程。他是父亲第一次婚姻中唯一的孩子，母亲在他出生仅一周后就去世了。他的父亲很快再娶，第二任妻子是近卫母亲的妹妹，此后两人育有数个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同父异母这么简单。近卫的父亲41岁去世后，近卫或许是这个古老家族最尊贵但绝非最富有的成员。12岁的近卫继承了家族的宅邸，以及他父亲生前政治活动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年幼的公爵感觉遭到了遗弃，终日郁郁寡欢。在同为藤原家族后裔的西园寺公望侯爵（Marquis Saionji Kinmochi）（后来获封公爵）的帮助下，近卫家族才免于捉襟见肘的尴尬。

近卫读大学时第一次见到西园寺，但两人并没有立刻熟络起来。年轻的近卫公爵那时深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他对西园寺坚持称他为“阁下”感到不快。事实上，两人有许多的共同点。外表上，两人都身形修长，无论是身着昂贵的西装还是不菲的和服，都显得得体、好看。更为重要的是，两人都兼具头脑与野心，相对于两人的家庭背景，这一点很难得。近卫大学毕业步入政坛后，两人越发紧密。西园寺很乐见拥有这样一个聪明的门徒。

务实的西园寺反对神化天皇，但认为天皇对于现代日本的团结至关重要。在他看来，多余而繁复宫廷礼制的创立者要么是无所事事的旧贵族，要么是（19世纪末日本现代化期间）品位差劲的新贵族。然而，尽管不认同赋予等级制度过度的重要性，但西园寺深知在具有等级观念的日本拥有一个贵族头衔的好处，关键是知道如何从这个头衔中谋利。他认为比他年轻40岁的近卫文麿有足够的聪明才智在这场危险的游戏中取胜。

遗憾的是，西园寺没能将自己的价值观传授给自己年轻的门生。出生于1849年的西园寺是个古典自由主义者，深受19世纪的欧洲影响，他曾作为学生在巴黎经历了巴黎公社运动，并与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成为朋友。曾与西园寺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克里孟梭后来成为法国著名政治家。西园寺在十几岁时萌发了政治意识。当时位于京都的日本王室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政治变革之中，这一变革最终导致1868年的明治维新。西园寺此后的人生原则就是既要在激烈的政治变化中生存下来，又不牺牲自己。

近卫从未在日本以外的国家生活过，并且在成长过程中被过分溺爱，所以他与西园寺的人生态度截然不同。作为一个对政治哲学充满热情的学生，近卫的学术兴趣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似乎从未对他有过吸引力）。近卫深信日本应该在更宽广的世界中变得更加伟大。他沉溺于这样一个观念，即日本不应该在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竞争中处于下风。出身于特权阶层的近卫希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也占据类似的特权地位。他的这一刻板观念在他首次出国之旅后进一步得到巩固。1919年，时年27岁的近卫文麿仍是政坛新人，他陪同西园寺参加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他感到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因而请求西园寺带上他。

近卫发现前往巴黎对他的个人生活也极为有利。当时，近卫正因情人菊（Kiku）怀上他的孩子而心绪不宁。这个名叫菊的女人原来是一名艺妓，近卫把她从京都带到东京。近卫最初需要她的陪伴以短暂逃离他的家庭。为他延绵子嗣的任务是他妻子的工作，这一点她做得很好。近卫知道，菊怀上的这个孩子将取代自己在菊心中的位置，因此两人也就没有继续维持情人关系的必要了。菊被送回了故乡。在变卖一些家传宝物筹措旅费后，近卫也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

近卫对巴黎和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前一天，他写了一篇题为《我呼吁反对英美和平框架》的文章，刊登在一份民族主义杂志上。尽管他并未全盘否定伍德罗·威尔逊关于建立一个政府间组织的理念，但他对国际联盟说教式的激进主张深表怀疑。他坚称英美两国制定的战后新秩序与两国宣称的促进民主与和平毫无关系。相反，他认为这一新秩序反映了英美渴望继续推行经济帝国主义，以加强自己的优势和国际地位。

近卫认为，他的同胞之所以青睐自由国际主义提案，是因为他们感情用事，太容易被“公正”“人性”这样的花言巧语所打动。他以黄种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告诫日本读者要清醒认识到国际上不平等、不公正的残酷现实。他说：

这些国家欢迎白人移民，但抵制黄种人移民，其中当然包括我们日本人。这个事实一点也不新鲜，而且是我们多年愤怒与沮丧的根源。仅仅由于我们的肤色，白人就阻止我们获得工作、租赁房屋和土地。我们有时甚至无法投宿旅店，除非我们有白人做担保。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糟透了。

近卫这篇情感强烈的文章本来是只为日本国内读者准备的，却被传到外界。文章被翻译成英文，受到位于上海的《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的批评，近卫被冠以激进分子的恶名。西园寺认为这篇文章轻率而带有挑衅性，在外交场合也欠妥，对于一个即将随官方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成员来说，这样做不合时宜，西园寺表达了自己的不悦。但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领导人及泛亚洲主义者孙中山在上海邀请近卫共同进餐，两人在亚洲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

近卫在巴黎见证了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政府间秘密会议。他远远地观察着克里孟梭和威尔逊，观察着与会者的肤色构成。由于每个代表团席位有限，近卫无法作为正式代表与会。他设法通过拥有记者证旁听了会议，却在之后被西园寺斥责为有失尊严。近卫还因在公园里摘花而被西园寺责备为“缺乏一个大国国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礼仪”。更让西园寺感到震惊的是，他在无意中听见近卫轻率地调侃着如何与海关官员交谈来摆脱麻烦。

对于近卫这名参议院（日本议会两院之一）新成员来说，此次行程为他开启了更宽广世界的大门，使他得以获得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视角来认识外交是如何运作的。当他离开代表团独自游历欧洲时，最令他着迷的是英格兰可爱的花园。他还访问了美国，但他的首次异域冒险最终并没有改变他的根本信念，即一战后的各种协议是强加于战败方以维持现状的迦太基式和平。虽然日本是获胜方，但他认为日本人也是失败者。他认为由于白人的歧视，日本将种族平等及宗教信仰自由等条款写入国际联盟宪章的努力才以失败告终。

在返回日本后不久，近卫出版了小册子，记录他西方之行的印象。他思索着日本如何能不用摇尾乞怜即可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在评论美国因移民问题而日渐高涨的反日情绪时，近卫写道：

白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常都厌恶有色人种。这是明摆的事实，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黑人的境遇中。我个人在伦敦感受到的种族压迫比巴黎更多，而这种压迫感最甚的地方还属纽约。

但就是在这个始终鄙视英美种族主义的男人的带领下，日本20年后与纳粹德国（这一所有欧洲政权中最为狂热的种族主义者）结为联盟，这真是讽刺至极。

年轻的近卫继续探讨中国对美国公关的成功，哀叹日本在促进民族大业方面的相对失败。他阐述了中国旅美学生如何比日本学生更有效地推销（并唤起美国学生同情）自己的国家。奇怪的是，近卫并没有将中国视为日本高调反抗英美不公正待遇的亚洲伙伴。相反，他认为中国想要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以赢得西方尊重和承认，是对日本具有威胁的对手。由于担心中国可能超过日本，近卫倡议日本奉行更加强硬的外交。归根结底，近卫更多的是一名大日本主义者，而非亚洲民族主义者。与许多沙文主义者类似，近卫对伟大的追求往往伴随着深深的不安和孤立感。

于是，近卫有意栽培长子文隆（Fumitaka）进入政界，将他送入一所名叫劳伦斯维尔（Lawrenceville）的美国私立预科学校和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希望有朝一日他能成为美国精英层中日本利益的实际支持者。近卫对那些质疑他把儿子送往美国的右翼朋友说，在国外更容易培养出真正的日本精神，而日本国内的大学则常常将学生的日本精神损耗殆尽。他还表示，国外生活更容易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近卫将儿子送往美国更令人信服的原因是，他大多数同为贵族出身的助手和朋友都毕业于英美顶级名校。他们具备的社交与语言能力，使他们更容易成为更大特权世界的一分子。由于父亲早逝，近卫本人在成长阶段并没有如此优越的条件，他很可能内心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近卫公开反对英美的立场。近卫对中国的态度也毫无疑问是矛盾的，他一方面钦佩中国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担忧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近卫热衷于宣称日本深受掠夺成性的西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之害。他的这一论断在当时一点都不新鲜，但他成功地在公开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又不至显得过度激进和危险（至少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因此，日本国内外的评论家常常看不清近卫的真面目；由于他与西园寺公爵貌似亲密的关系，近卫有时甚至被错误地贴上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在西园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对这位从前的门生在外交政策上的挑衅言论日益感到失望和忧虑。1937年春天，近卫在女儿婚礼前夜的化装舞会上身着纳粹制服，以类似希特勒的形象示人。这无助于缓和他与西园寺之间时常紧张的关系。粗略来看，这不过是贵族阶级的消遣方式。但这样做却让西园寺勃然大怒，于是，近卫在公开表达对纳粹主义的溢美之情方面有所收敛。然而，近卫后来的大多数政策仍然表现出对法西斯意识形态某些方面的偏好，尤其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所称颂的“欧洲新秩序”。这一理念认为，在一个广泛文明的复兴过程中，优等民族注定要领导其他民族，这与近卫亚洲“应以日本为中心”的观点不谋而合。这正是近卫1938年年底宣布意欲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原因。

但他此前政策带来的损害无法被轻易消除。近卫在1938年1月拒绝与蒋介石接触的表态惹恼了这位国民党领导人，阻断了两国未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西园寺私下对他的孙子说：

日本不得不把蒋介石作为合法的谈判对手……中日甲午战争谈判时的中方代表李鸿章同样在日本声名不佳，但他是当时的唯一人选。因此，我们要接受现实，认清中国在谁的掌控之下，并与这个人进行谈判。

近卫对蒋介石缺乏耐心，所以他倾向于支持日本需要迅速击败中国的看法。

同时，在近卫任内，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久拖不决，日益影响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为了确保有效开展国内动员，日本政府于1937年秋设立企划院，专门负责资源调配。这为《国家总动员法》的通过铺平了道路，这部法律最终于1938年4月生效。通过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该法律赋予国家绝对权力以管控行业、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该法律将日本的半战时经济彻底转变为战时经济，极大减少了原材料向市场的流动，为最后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

然而，《国家总动员法》在微观层面上偏离了其初衷。作家永井荷风记录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善良的面包店店主因为给员工发奖金而被处以巨额罚款。他哀叹道：“为什么有人会因付出太多而受到惩罚？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奇怪的世界啊！”这件事充分表明，国家监控无孔不入，人们很容易因为错误的原因遭受惩罚。

由于中日间的战争，日本中心权力的基本结构也迅速发生着变化，后来证明，这种变化是极其重要的。1937年11月，近卫创立了政府与军方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在国际危机加剧的背景下，这种联络会议旨在帮助领导人克服政府与军方间的分歧，实现政策统一。联席会议在第二次近卫内阁期间召开次数更为频繁，1941年7月前，会议地点一直在首相官邸；而在近卫第三次就任首相后，会议地点也挪到日本皇宫。参加联席会议的人员通常包括首相、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所有与会人员都有相同的发言权。然而，与最初设立联络会议的意图相反的是，会议后来成为推动战略实施的场所，而非各方辩论的平台。由于与会6人中有4人从属于军方（即使理论上讲，陆军和海军大臣属于政府内阁），因此这4人的意见往往占据主导地位。这被证明是日本战前决策的一个主要结构性缺陷。

近卫当权期间，国民党出现了另一个亲日政权。近卫支持这个由汪精卫领导的政权，汪精卫是孙中山的学生，也是蒋介石的最大对手。与强硬、务实的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是一个天真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于1938年12月逃离国民党新首都重庆，经历诸多挫折（包括侥幸逃脱暗杀）后，汪精卫政权最终于1940年春在南京宣告成立。促使汪精卫这一举动的既有爱国主义，也有狼子野心，而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加顺从的谈判伙伴。于是在1940年11月底，日本与德、意两国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两个月后，第二届近卫内阁宣布承认汪精卫为中国新领导人。他或许觉得在道义上有义务承认汪精卫政权，毕竟他是近卫一手扶持的。但承认汪精卫政权的时机却糟糕透顶。当时，汪精卫政权在中国已名誉扫地（而且，日本并未将整个中国的控制权交给汪精卫，而是继续保留了一系列附庸政权，包括“满洲国”、台湾、华北和内蒙古。这削弱了汪精卫在中国的声望）。近卫再一次证明了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无能。

日本官方的宣传永远是日军继续在中国取得巨大进展。但实际上，日本的行为就像是经典黑色喜剧《无止尽前行》（限りなき前進）中患上妄想症的主人公。这部影片根据小津安二郎（Ozu Yasujiro）编写的故事拍摄而成，并于1937年中日冲突爆发不久后放映。在影片中，52岁的德丸（Tokumaru）在为公司效力大半辈子后遭到解雇。此前不久，德丸还以为会获得晋升，并开始建造一栋超出其承受能力的房屋。现在，沮丧将德丸推向崩溃边缘，他无法再分清妄想与现实，妄想着自己得到了提拔，开始以一位大人物的姿态出现在公司，这让他的家人和以前的同事相当尴尬。就这样，德丸得以在他混乱的精神世界里“无止尽前行”。

日本的中国情结也在1941年影响了该国的政治选择。在日本的历史长河中，该国引入（常常通过朝鲜）并融合了中国文明的许多方面，包括文字、儒家思想以及佛教。日本历史上对中国心存敬畏，但作为地理位置孤立的岛国，日本社会也容易与中国保持距离感。但到19世纪40年代，曾经辉煌的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威胁面前显露出彻头彻尾的无能与软弱。这个顷刻间走向衰败，沉溺于鸦片的国度不再是日本追寻的典范。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经过相对平静的两个半世纪后，日本被迫摒弃自我封闭——闭关锁国限制了日本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国在19世纪中叶的衰落意味着，它无法再成为日本的缓冲带，日本不得不独自面对西方列强。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沙皇俄国似乎渴望向日本和中国北方扩张。

作为列强游戏中的绝对新手，日本不得不迅速学习游戏规则。而日本之所以能快速掌握游戏规则，正是归功于一群有才华和远见的年轻人，这群人缔造了现代日本。20世纪初，日本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令人惊叹地在西方帝国主义精英俱乐部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日本从未真正完全融入该俱乐部。西奥多·罗斯福的评论（或者说一种恭维）可以解释其中原因，他将日本称为“荣誉白种人”。日本常常陷入不自信与多疑的状态，既感到自己高人一等，却又孤立无助。

日本的敏感有时不过是妄想症般的过度反应。但有些时候，日本的确有充分理由认为自己受到怠慢，甚至排挤。1868年建立的日本明治政权在最初几十年一直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废除之前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与美国的条约直到1911年才失效。这些通过舰炮外交强加于日本的条约剥夺了日本的商业与法律主权，迫使日本在多个港口开放对外贸易，实施固定的低关税，并使在日居住的外国人拥有治外法权。

甚至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胜利也因西方的介入黯然失色。这场中日两国在1894年至1895年因朝鲜而爆发的战争最终以《马关条约》的签署而终结。条约将福尔摩沙岛（今中国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由于辽东半岛的大连和亚瑟港（中国旅顺）作为中国东北门户的战略位置，辽东半岛成为各大国（尤其是毗邻的俄国和日本）竞相争夺的目标。《马关条约》公之于众后，俄国、法国和德国（在英美两国的默认下）成功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即所谓的“三国干涉还辽”。这就是国际政治中的残酷现实。三年后，俄国在这个垂涎已久的半岛获得租赁权。

日本并未就此止步，它继续坚定地追求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更大范围的领土扩张以及更强大的军队。1904年至1905年，日本与俄国开战并获得胜利，其帝国主义美梦终于成真，日本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喝彩，尤其是英美两国。朝鲜由此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并在1910年被完全吞并。日本还获得俄国此前在“满洲”南部的铁路和矿产权利。日本从俄罗斯帝国手中收回辽东半岛的租赁权，获得萨哈林岛（库页岛）南部土地，萨哈林岛位于日本北方，长期生活着日本原著民阿伊努人。不过，中国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大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中国改革派人士惊叹于日本的快速崛起，他们纷纷涌向日本，学习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日本人利用西方科学与政治思想维护国家独立，许多中国人对此颇为推崇，其中就包括孙中山，他将日本视为现代化的成功典范。一些日本人也对孙中山的事业予以支持，例如利用自身财富资助孙中山民族主义运动的日本影业大亨梅屋庄吉（Umeya Shokichi），他与其他资助孙中山的日本人都认为，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有利于整个亚洲未来的发展。

近卫的父亲近卫笃磨公爵（Prince Konoe Atsumaro）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中日联盟。在他担任参议员期间，他于1898年帮助建立了一个名为“同种文字协会”（the Same Character Society）的文化组织。该组织成员认为，中日两国应该互相帮助，因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人种上属于近亲，并共用相同的文字体系。该组织最著名的项目是在上海建立了一家学院，毕业生后来纷纷成为日本研究中国政治、外交、新闻和经济领域的专家。

尽管在各个民间层面存在加强中日关系的努力，但在国家层面，日本处理对华关系时始终坚持强硬的帝国主义方式。清王朝1912年的土崩瓦解引发中国国内外势力的终极竞争，各方都想进一步控制这一幅员辽阔的国度，占有看似无穷无尽的资源。日本通过讨价还价、强迫、威胁，以及偶尔使用的武力和政治暗杀（最著名的例子是1928年日本关东军对军阀张作霖的暗杀）等手段获得了各种特权。

1915年，日本显露出对中国更大的野心。日本企图利用中华民国严重的国内危机，并趁欧洲爆发战争之机，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此后不久袁世凯想要自我加冕为拿破仑式的皇帝。刚刚在山东击败德国的日本要求继承前者在该区域的特权，日本还要求将南满铁路区域的租借期延长至21世纪（这一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得的区域，其租期本应于1923年到期），以及任命日本人担任中国政府的顾问，这几条把中国几乎变成日本的傀儡政权。中国人对此进行抵制，日本只好作罢。最终，这段插曲演变为一场公关灾难。日本只是巩固了它已经拥有的权利，却激怒了作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守护者的美国。一些日本人认为，“门户开放”政策意味着美国否认自己的“门罗主义”，使美国得以介入日本的后院，阻挠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当然，日本的要求激怒了中国。日本对中国山东的领土主张获得巴黎和会支持，以奖励日本在对德战争中加入正义的一方，这进一步激起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强度大、范围广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在1919年反日反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中达到顶点。结果，日本对中国的利益关切变得尽人皆知（在美国的调停下，日本最终在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同意将山东归还中国。这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眼中是一次耻辱的让步）。大体上的外交事件就是这些。

一切皆因石原莞尔大佐策划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而改变。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日本租借铁路区以保护该国在中国东北南部利益的关东军士兵炸毁铁路路轨，并宣称是中国抗日人士所为。日军以此为借口对当地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袭击，并在接下来的5个月内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性格古怪但充满号召力的军官石原莞尔几年前曾提出了一个终极战争理论。他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让他成为日本为中日间的战争以及最后的太平洋战争进行军备建设的关键人物（尽管石原本人并不赞成中日战争）。石原一直将东西方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视为历史的必然，认为这种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日本与美国之间，但也可能是日本与苏联之间。这种美化日本英雄主义命运的花言巧语将影响到许多陆军和海军中的普通战略规划人员。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夕，石原担心，蒋介石特有的民族主义自信以及他的领导地位在西方日益得到认可已成为日本面临的重要问题。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此后不久，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发动北伐，以期统一因军阀混战而四分五裂的中国。蒋介石在北伐期间与共产党闹翻，1927年4月在上海对共产党发动屠杀，这导致国民党左、右派之间发生短暂分裂，领导国民党左派的正是汪精卫。然而，尽管遭遇一系列挫折，北伐仍然在1928年全年继续推进。这一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与派来保卫日本国民的日军发生冲突。到1931年，蒋介石已被成功塑造为整个中国的名义领导人，尽管他屡遭军阀盟友及共产党的挑战。日本确信，蒋介石正日益倚重与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合作，并同时疏远日本，对日措辞强硬。

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蒋介石在短时间内获得西方支持代表一种背叛，这与维持中国分裂以让所有大国从中受益的帝国主义长期策略背道而驰。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还高度关注布尔什维主义的崛起。此时，苏联正开展“五年计划”以加强自身经济，同时又在紧邻日本北方的远东地区加强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迫使石原莞尔及其部下超越职权范围，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入侵。虽然他们的鲁莽行动让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感到意外，但也不排除行动策划者受到陆军参谋本部高级别领导支持的可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伊始，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和外相币原喜重郎（Shidehara Kijuro）等官员希望控制事态。然而，在极端爱国主义媒体的煽动下，石原的冒险行为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公众被各种赞扬野战军勇气和弘扬国家自豪感的新闻报道所包围。主要的几家报纸彼此竞争，纷纷登载日本每一步战略行动的独家照片，突然井喷的发行量让这些报纸获利颇丰。记者也被派往战区，发回一系列吸引眼球的报道，诸如“我国陆军英勇地从长春向吉林挺进”“帝国陆军攻陷齐齐哈尔、伟大精神穿透云霄”等。

此时，这些报纸做出了一项影响力深远的政治选择：自我审查。尽管私下通过一些陆军军官得知，所谓中国精心策划的爆炸不过是个幌子，但所有主流报纸都选择封锁这一消息。他们从未向读者透露这个虚假的借口，他们还毫无保留地支持日本关东军的声明，不断炮制号称“揭露‘满洲事变’真相”的虚假报道。这些报道还配有照片，展示了遭到毁坏的铁路路基，以及一个据称应为此事负责的中国士兵的尸体（实际上，这名中国士兵是被日本人杀害后放置在铁路旁边的）。

媒体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营造出看似明确的民意支持，迫使若槻政府在9月24日勉强批准了军事行动。这样一种模式就被确定下来：极其被动的政府同意军事入侵，政府既不鼓励也不纵容这种侵略行为。由于无法控制军方，若槻于当年12月辞职，继任者是反对党党首犬养毅（Inukai Tsuyoshi）。

到1932年2月，日军已控制了中国东北三省：辽宁、黑龙江和吉林。卫戍部队在没有获得正式许可的情况下即可占领中国部分地区，这释放出一个危险信号。一段时间以来，失意的年轻士兵倾向于将日本所面对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困难归咎于掌权者，并期望推动激进变革。现在，由于没有上级的明确指令，东京的默许进一步加剧了暴力活动。用古代武士的话说，这就是家臣篡夺了主人的位置。用现代军事术语来说，这就是不服从命令。然而，没有一个陆军领导人打算阻止这一切。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标志着迈向政治孤立的重要一步，即使很少有日本人认识到这一点。关东军扶持的傀儡国家“满洲国”于1932年3月1日宣告成立，但国际谴责也随之而来。同年5月15日，一伙年轻的海军军官和陆军军校学员闯入首相官邸，枪杀了犬养毅。行刺者对犬养毅温和的对华立场颇为不满，害怕他可能放弃日本对“满洲国”的控制。在国际联盟存在的大多数时间里，日本都堪称这一国际组织的模范成员，但日本却在1933年3月因“满洲国”问题宣布放弃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

不过，由于双方的现实利益，中日关系并未完全瘫痪。整个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始终在更加慎重、甚至友好的中国政策与军方压力下形成的强硬政策之间摇摆。而蒋介石忙于在中国其他地区巩固自己的控制力，尤其忙于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与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共产党进行战斗，他似乎也愿意暂时忽略“满洲国”这一棘手问题。毫无疑问，蒋介石竭力避免在中国北方与日本爆发重大冲突。关东军认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它首先将日本势力范围扩展到“满洲”以西的热河省（这一地区1933年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随后进一步扩展至附近的河北和察哈尔（今属内蒙古）地区。在中日两国1933年和1935年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中，国民党接受了耻辱性条款，包括从华北部分地区撤出军事力量、国民党组织撤出“满洲国”周边地区以及在河北东部和察哈尔建立亲日自治政府等。

在国内，日本社会努力从全球大萧条引发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而民众的忧虑与不安却日益加重。在这种惨淡氛围下，部分青年军官在1936年2月6日发动了一场几近成功的政变，他们在投降前杀害了数位政府关键人物。此次刺杀行动的头号目标西园寺公爵逃过一劫。广田弘毅（Hirota Koki）内阁于3月9日成立，但他得以就任首相是因为近卫文麿公爵由于身体原因婉拒了这一职位（近卫不愿意对同情反叛军官的势力进行清洗，他本人希望与这些势力保持友好关系。后来他试图赦免这些遭起诉的军官，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广田政府开始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要求扩充军备为与中国、苏联及西方大国之间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同时还制定了进军东南亚的计划。中国立刻感受到日本的政策变化，这也是造成马可·波罗桥（卢沟桥）紧张气氛的原因。在没有事先与中方商议的情况下，日军人数在1936年增长至原来的3倍，达到将近6000人。

中国国内局势此时也发生了本质变化。日本的扩张愿望与蒋介石领导强大而统一中国的野心已无法继续共存。由于之前对日本不断妥协让步，蒋介石在共产党的宣传面前变得越来越站不住脚，共产党称蒋介石是向日本帝国主义低头、不惜出卖中国同胞的国家叛徒，迫使蒋介石重新思考与日本的协议。决定性的转折点出现在1936年12月，蒋介石被年轻的张学良将军（被日本人刺杀的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所劫持。张学良想让蒋介石与共产党一道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为了维持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合法性，蒋介石决定，再也不能看起来对日软弱了。这意味着他不能再与日军一样，将击败（中国或苏联的）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这种变化又进一步促使日本军方强硬派推行更具侵略性的政策（尤其在中国北方），以维持日本现有利益，并使之最大化。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马可·波罗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不久前上任的近卫文麿坐视该事件升级，但他不承认自己有意为之。他制定和支持的政策常常相互妥协，从未真正贯彻执行过一项政策，其累积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越来越多的男性（包括那些年近四旬的人）被派往战区。1873年颁布的《义务征兵条例》在1927年被适用范围更广的《兵役法》所取代，后者一直实施到1945年。在这一新体系下，陆军征召入伍的新兵将服现役两年，并在随后大约15年的时间里成为预备役。而在海军现役和预备役的时限分别为3年和9年。随着中日战争升级，为了“大批量生产”战士，军方放宽了健康与体质要求（例如，最低身高要求由1.55米降至1.5米）。许多迫切想要逃避兵役的人佯装身体有残疾或疾病。一些人在体格检查前喝下超大瓶的酱油，以期造成暂时性的肝脏或心脏衰竭迹象，也有人通过服用泻药减去大量体重。但无论如何，征兵还在继续。合乎兵役要求的男性人口数量由1935年的大约20%提高到1937年的23%，并在1939年进一步提高至47%。

一个名叫潮津吉次郎（Ushiotsu Kichijiro）的士兵（由于还有成千上万像他一样的士兵，让我们暂且叫他大兵潮津）刚好在中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他所在部队在扬子江（长江）河口登陆前，这个来自京都的小店老板从未听过枪声。他也从未闻过将他绊倒的一具中国士兵腐尸所散发出的难以形容的恶臭，这具臭气熏天的死尸上布满了成千上万只饥饿的苍蝇，而苍蝇发出的巨大嗡嗡声让他无法相信它们仅仅只是昆虫。已过而立之年的潮津对自己的新身份毫无准备。

大兵潮津在日本人刚刚占领的一座城市执行巡逻任务，检查房屋内是否还有人。一个大约12岁的小女孩主动接近他。让他颇感惊讶的是，女孩自愿将他领到了自己的床上。女孩不顾一切的绝望姿态让他让感到惊讶和难过，他完全知道，要是其他人早就顺势占了便宜（日本最终决定设立“慰安妇”，也就是从朝鲜半岛及其他地方强制征召的性奴隶。其主要目的是对日本士兵的欲望加以些许控制）。

还有一次，潮津见到一个刚生产完的年轻中国妇女蹒跚走出她的屋子以躲避枪战。她最后为流弹所杀，手中还抱着刚出生的孩子，连脐带都没来得及剪断。同样让人难以忘却的是，日本士兵将中国俘虏抛入河中，在他们挣扎求生时将其射杀，鲜血把河水染红，潮津却只能无力地看着。

1937年10月末，潮津听到传闻说，日本与国民党的谈判陷入僵局，他感到很沮丧，担心这场预期中迅速而简单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在前往南京的危险路途中，潮津又惊又喜地遇到自己的哥哥，他在潮津离开后也被征召入伍。潮津不敢相信一个36岁的人也需要入伍服役，这更加证明事态的发展并不那么顺利。

更糟的见闻还在后头。随着他所在的部队进入沦陷的国民党首都南京，潮津再一次被熟悉的尸臭所笼罩。南京挹江门堆满了尸体，这里是恐慌的中国士兵与南京市民1937年12月12日逃离南京的必经之路。潮津的部队不得不绕过堆积如山的尸体，一些尸体像纸片一样被人践踏。潮津默念着佛经前行。

日本军队突然扩军，招募像潮津这样的业余兵，这意味着中日战争为职业军人的快速晋升提供了重要机会。士官通常负责监督那些不上进和不合格的新兵，所以职业军人变得更加重要，也推动了日本社会进一步军事化。其中一个表现就是若干“爱国妇女协会”的出现，这些组织请求志愿者捐款支持“千针腰带”，一种由1000名不同的妇女缝制带有刺绣装饰的腰带，据称可以防弹。这些腰带被送往中国战场以示支持。令穿戴这种腰带的人失望的是，这种腰带成了虱子的温床。

日本因入侵中国东北而名誉扫地，与中国的战争又让日本失去挽回国际声誉的机会。在中日战争爆发整整一年前的1936年7月，东京赢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日本人为了这一荣誉曾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日本将作为第一个主办奥运会的非西方国家，这是现代日本最为重要的国家项目之一。运动场馆的建设工作迅速展开。但到1938年，要求日本放弃主办权的国际压力不断加大，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暗示将抵制这届奥运会。

随着中日战争的结束遥遥无期，军方担心其资源需求无法满足，因而建议与奥运会有关的工程只使用木材和石料。曾为东京奥运会摇旗呐喊的主流媒体在这一问题上却异常沉默。1938年6月末，近卫内阁对战争目的以外使用的工业材料设置了限额，这实际上终结了日本的奥运梦，东京将不得不继续等待24年才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奥运荣耀。

讽刺的是，在国际社会舆论对日本日趋强硬的同时，日本除军事实力以外，其他各个方面的自信心都在不断膨胀。在193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师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36岁建筑师坂仓准三（Sakakura Junzo）以日式凉亭作品赢得了最高奖项。8月，东京骄傲地主办了世界教育社团联合会（World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Associations）第七次双年会。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亚洲举办，吸引了48个国家的3000名与会者。之后是“神风”战机。当这一双座战机1937年4月6日飞离东京时，欧洲似乎没有人在意这架飞机的24岁飞行员饭沼正明（Iinuma Masaaki）与36岁飞机工程师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所要经受的挑战。欧洲和北美飞行员统治着长距离飞行纪录，日本在这项迷人而极其危险的领域完全是个未知数。这架日本飞机表面上前去庆祝英国国王乔治六世5月12日的加冕典礼，并对欧洲数个国家的首都进行友好访问。但实际上，这是《朝日新闻》仿效欧洲报社，通过雇用飞行员进行自我推广的宣传噱头（当然也是为了收集新闻）。

“神风”热潮不再是一家公司的广告宣传，因为整个日本都在关注这两名飞行员的伟绩。由三菱公司为军事侦察目的制造的测试飞机被吹捧为“完全”国产，进一步煽动了这股爱国热（实际上，飞机所用的金属和所需要的汽油都来自其他国家。冢越贤尔还具有一半英国血统）。“神风”是从《朝日新闻》读者提供的大约50万个名称中挑选出来的。4月1日举行的命名仪式由皇后的叔叔东久迩宫稔彦王（Imperial Prince Higashikuni Naruhiko）主持，这更让这架飞机的成功成为国家骄傲。

许多开始对此不以为然的西方媒体也被这架飞机所吸引。飞机4月8日离开卡拉奇飞入地中海上空时，欧洲开始屏息以待，1937年4月9日，“神风”出现在伦敦以南的克罗伊登（Croydon）上空。飞机盘旋了数圈，似乎是要取悦4000名欢呼的群众，包括300名充满喜悦与自豪感的日本人。下午3点30分，飞机完美着陆。两名飞行员从东京飞抵伦敦，创造了51小时19分23秒的长距离飞行世界纪录，平均速度为每小时299.2公里。英国《泰晤士报》报道：“飞行员好不容易从‘神风’走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欢呼和‘万岁’。人们给他们戴上花环，如潮水一般同他们握手并道贺。”两名飞行员又在法国受到热烈欢迎并得到了荣誉奖章，其中包括法国政府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Legion of Honor）。4月16日，正打算在欧洲开启小提琴演奏事业的神童诹访根自子（Suwa Nejiko）和日本驻比利时大使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以及他的家人）一道，在布鲁塞尔为两名飞行员献上了鲜花。

与“神风”飞行员不同，小提琴演奏家诹访已经体会过巨大民族期望感所带来的压力。她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就很长时间里都是日本人自豪感的重要源泉。尽管如此，当她见到这两位飞行员时，她的表现也同其他17岁的倾慕者一样。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两人如此梦幻！尤其饭沼正明先生是那么英俊……我可以尽情地看着他！真是令人高兴的一天！”布鲁塞尔机场的这一短暂相遇就像是对青春美丽和活力的定格，它如同海市蜃楼一样，展现了日本本可以拥有的景象，而最终这一切美好却很快离日本远去。

为了庆祝“神风”飞机的成功，自豪的赞助商在1937年4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致英国民众的一则留言。留言称：“当前国际关系的狂风暴雨将危及未来的世界和平，此次飞行将有助于营造和平与友好的氛围。”要真是这样该多好。但不幸的是，近卫的领导将辜负“神风”飞机所创造的功绩。

近卫强烈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败，于是1938年春天时，他开始让助手知晓他准备辞职的打算，但正式辞职的决定却一直拖到1939年1月。近卫总是认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其实他并不清楚哪一边才是正确的。他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信念与职责之间挣扎，当日本深陷中国泥潭时，近卫却选择抛弃自己的祖国。民众仍然被告知，日本在中国所向披靡，因此许多日本人对近卫的辞职颇为不解。而对中国战争成就的怀疑也悄然蔓延开来。

近卫1940年7月复出前的三个短命内阁都没能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与此同时，德国自1939年9月以来取得的军事成功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思维。当时，荷兰以及法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纳粹德国的占领之下，英法军队也由敦刻尔克撤离欧洲大陆，所以东印度群岛、印度支那和马来亚的殖民地似乎唾手可得。这诱使一些战略家相信，日本应该从东南亚积聚足够资源，以便在与中国的战争中占优势。他们认为，如果德国能够取胜，那么依仗西方国家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将不得不求和，因此对日本来说，确保与德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

1940年7月22日，近卫第二次就任首相，他的前任首相米内光政海军上将（Admiral Yonai Mitsumasa）不愿与纳粹结盟。身体虚弱的西园寺公爵拒绝支持近卫的任命，两人的关系已无可补救，并维持在这种状态，直到当年11月西园寺离世。

受到德国这个近卫本不屑一顾的国家鼓舞，近卫开始第二次担任首相，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希望结束与中国的战争，推行大规模政治改革。他想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取代议会政治，依靠右派和左派的支持者发起“新体制运动”，但他如何可以避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不得而知。最初，近卫的顾问、秘密共产党员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建议创建全新的地方协会和议会制度，以确保中央政府的稳固。但政府官僚设法保住了现有的政府结构，避免了他们的权力基础被破坏。近卫的人事选择反映出他想取悦每个人的倾向，但他无法坚持特定的政治纲领。日本成立政治团体“大政翼赞会”（Imperial Rule Assistance Association），它的一些纲领遵循法西斯主义理念，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生育）加以控制。

这一新团体推行的一项匪夷所思的计划是，“重新定义‘大政翼赞会’式的美女”。该团体成立后不久便就这一议题召开了由内科医生、舞蹈家、艺术家和人种学家共同参与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称，完美的女性应该强健而魁梧，同时具有宽大的臀部。与过去偏爱的苗条美女不同，这些臀部宽大的美女被认为更有可能生育大量强壮的小孩，所以她们值得赞美。

1940年秋强制建立的社区协会将在数年内改变日本的日常生活。内务省让平均每12个家庭组成一个组，成为国家动员时最小、最基本的单元，这些团体将履行诸多爱国义务，例如组织消防分队（以便在遭遇空袭时保护国家）、参与爱国集会以及分发配给物资等。

社区协会的代表轮流排长队购买配给物资，然后他们将根据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仔细对物资进行分配。一位妇女在日记中抱怨道，一旦接到分发中心的通知（随机通知），相关负责人必须“停下手上的一切事务，丢下煮了一半的米饭或用宝贵供给燃料烧热的宝贵洗澡水，冲向分发中心”。邻里间相互警惕和嫉妒让公平分配的任务成为一场噩梦。即使唯一可争的只有萎蔫的莴苣叶，人们也要为此大打出手。

由于邻居之间相互监督，所以这些所谓的社区协会大多与睦邻友好等词汇毫不沾边。相互监视制度的基础是相互猜疑与恐惧。因残酷迫害政治犯而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在每个社区协会中都有眼线，这也成为公开的秘密。这一警察部门成立于1911年，其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加强，当时它的主要目标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被视为维持日本政体的威胁。中日间的战争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特别高等警察”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打击目标，致使社会关系的基础发生根本性变化。

尽管社会发生这些变化，近卫在第二任期内的外交政策却与其第一任期如出一辙：既优柔寡断又鲁莽冲动。他总是在需要当机立断时犹豫不决，却又在需要谨慎小心时行事冲动。他令人担忧的一个倾向是喜欢迎合周遭最响亮的声音。为应对美国对日本工业原料进口越来越多的限制，近卫内阁在1940年批准了日军在东南亚确保更稳固根基的提案。作为这一政策变化的直接后果，日本自9月23日开始占领印度支那北部，美日从此针锋相对。

日本在9月27日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的《三国同盟条约》不过是进一步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紧张局势。近卫及其新任外相认为，日本加入法西斯联盟将对美国形成遏制，并将开启更加有利于日本的外交谈判。前日本驻美大使石井菊次郎（Ishii Kikujiro）及枢密院其他成员对近卫与德意两国结盟持怀疑态度。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的前一天会议上，石井当面向天皇及枢密院其他成员表达了他的严重关切。他谈到俾斯麦对结盟的看法：“国际上的联盟关系就像一头驴与其骑手的关系，德国应永远争当那个骑手。”考虑到意大利毕竟是“马基雅维利的故乡”，这个国家也不可信。但石井并没能劝阻近卫，后者当天早些时候向枢密院顾问表示：“必须向美国发起挑战，这样美国才不会低估日本……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我的政府也决心要处理好一切。”

近卫在10月4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延续了他的傲慢姿态，他说：“我认为假如美国能试着理解日本的意图，并试着积极参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这将对美国更有好处。假如美国有意误解日、德、意三国的真正意图……继续其挑衅行径，我们除了开战别无选择。”但他的虚张声势没有奏效，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双方没有取得任何外交突破。近卫面临他所谓的“最糟糕情况”——与美国发生正面碰撞。

近卫在1941年春天的郁闷心情可想而知。日本政府面对的是美国与日俱增的经济压力和中日战争胜利的遥遥无期（日本甚至无法体面地撤出中国）。近卫后悔与法西斯结盟的决定，但仍对未来抱有一线希望。尽管军方强硬派与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竭力主张对美开战，但近卫身边的幕僚却认识到，这样一场战争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对于许多军方领导来说，一个未曾言明的问题是如何保全颜面，即在排除战争选项的同时又不损伤军人的名誉。军方不情愿向蒋介石或美国做出让步，也许一些焦躁的军官需要得到安抚。帝国海军和陆军总是为了更多荣誉和拨款相互竞争，两军都不想看起来是较弱的一方（请记住，获得更多预算是海军最终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方并不是唯一存在内部分歧的机构。外务省主要分裂为亲德派与亲英美派。1940年夏，近卫内阁外相解除了许多亲英美外交官的职务，任命亲轴心国的前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Shiratori Toshio）担任外务省特别顾问。这极大削弱了外务省内的自由派，并在不久的将来产生严重影响。

日本宪法对于天皇的模糊定位也让形势更加复杂。尽管裕仁天皇日益沦为一种象征性角色，成为这个家族式国家的神圣族长，但他仍然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动荡时期，裕仁天皇在普通日本人眼中变得更加神圣（这也是掌权者想要努力确保的）。1940年11月10日，几乎有5万人聚集在帝国皇宫前，参加近卫首相主持的庆典，庆祝日本皇室据信有2600年的统治。庆典还通过广播进行直播，日本各地也都举行了类似的庆祝活动。民众很早就接到通知，要放弃一切休假计划，并被鼓励前往各地著名的神社朝圣。许多人欣然前往，只求从日常生活的苦差事中解脱出来。而铺张的娱乐活动被明令禁止，这是日子艰难的又一佐证。

庆典成功提升了天皇的地位，而对皇室作为神圣庄严的准宗教机构的强调也削弱了君主的世俗权力。这意味着近卫无法期待太多来自天皇的公开帮助，以引导日本驶离错误的轨道。近卫出身于日本最显赫的家族，拥有足以比肩天皇的社会地位，他本可以坦率地与裕仁天皇讨论政治问题。但自1940年6月起担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Kido Koichi）阻碍了与天皇的直接沟通。近卫政府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技巧行事，所以他备感焦虑，常常禁不住要溜出办公室，投入他喜爱艺妓的怀抱。1941年4月18日，好消息终于从美国传来。自2月中旬担任驻美大使的野村吉三郎向外务省发回一封电报，概述了所谓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这份粗略的计划包括日美同意承认（伪）“满洲国”，同意蒋介石与汪精卫政府合并以结束中日战争，并实现贸易关系正常化。不管怎样，该草案让矛盾方聚拢到谈判桌前成为可能。

美国的友好姿态足以让副外相大桥忠一（Ohashi Chuichi）感到高兴。他读到这封电报后激动地大喊：“假如这个计划成真，世界的命运都将因此而好转！”裕仁天皇也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据木户4月21日的记录，裕仁天皇对近卫说：“美国总统主动愿意详谈，这真出人意料。我猜想所有这一切正是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的结果。最终重要的还是保持耐心与坚持不懈，你觉得呢？”言辞间仿佛和平即将到来。在当晚核心决策人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包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内的军方领导人也对此感到欣喜。日美试图和解的前景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日本陆军与海军刚刚决定暂缓前一年制定的向南扩张的计划。两军的共同决议说，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原则上必须通过外交方式（获得）”，日军应避免向新加坡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挺进。

与裕仁天皇猜测罗斯福“愿意详谈”相反，《日美谅解协定草案》事实上只是太平洋两岸一些希望避免战争的“业余外交家”的产物。1940年11月25日，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总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传教会）的两名天主教神父詹姆斯·爱德华·沃尔什主教（Bishop James Edward Walsh）和詹姆斯·M.德劳特神父（Father James M.Drought）抵达日本，开启了两国和解行动。在日本的一个月里，他们凭借一些华尔街重要人物的介绍信得以拜会日本政治、商业和军事领域的重要人物，包括近卫内阁的外相松冈洋右（Matsuoka Yosuke）。在这些会面中，两位牧师阐明了改善美日关系的重要意义。当被问及他们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本质时，两人却含糊其词，不愿透露更多。

两人回到美国后联系了罗斯福总统的邮政部长弗兰克·C.沃克（Frank C.Walker）。在虔诚的天主教徒沃克的安排下，两人于1941年1月在白宫向罗斯福总统汇报，日本领导人渴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罗斯福总统随后继续通过沃克及两位牧师寻求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两位牧师最终拿出《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他们的日本朋友（其身份后续再详述）对草案进行了修改。

在4月18日的联络会议上，大多数日本高层官员希望立即对美国的友好姿态做出回应。然而副外相大桥忠一却认为，必须等4天后他的上级松冈洋右外相从欧洲返回后，才能向美国发出肯定答复。大桥的观点最终得到认可，这也将成为一项具有重大影响的决定。

第二章　堂·吉诃德的归来

1941年早春的一个夜晚，俄罗斯草原上寒风凛冽，日本外相却欣喜若狂。“红矢号”（Red Arrow）行驶在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奢华的头等车厢配备有会客厅和私人洗手间，车厢里的松冈洋右正沉浸在他最大的外交成就中。1941年4月13日，他刚刚与苏联签订了中立协议。出于好客，约瑟夫·斯大林没少招待他伏特加和鱼子酱。松冈喝了一杯又一杯，他的脸越来越红。

当松冈3月12日启程前往欧洲时，日本国内领导人心里都没底。此次行程的本来目的是庆祝《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但日本没有捞到什么外交实惠。许多同僚抱怨，这位极度虚荣又浮夸的外相只在谋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他们认为，松冈远道而来既无必要，又无价值，日本外相的工作应该只是从东京总部指挥驻守全球各地的外交人员。

松冈在柏林见到了希特勒，受到了隆重接待。日耳曼严格刻板的接待方式给松冈的随行人员留下深刻印象，随他一起来访的有外务省官员、军官和记者。柏林火车站所有站台都装点上了“卐”字旗和旭日旗。松冈的火车一抵达，迎接他的就是击鼓声和“希特勒万岁！松冈万岁！”的欢呼声。松冈洋右打开车窗，向穿着整齐制服的希特勒青年团做出回应，他抬起右臂行纳粹礼。这手势似乎是本能做出的，就好像他是经过多年训练、追求舞台效果的歌舞伎演员。只是，在这样的纳粹欢迎下，他泛红的脸颊暴露了内心的狂喜。松冈在罗马也受到墨索里尼和教皇的热情接待，但意大利的接待与德国可不能比。

松冈认为，他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是给祖国带去的最好纪念品。这将加强《三国同盟条约》，使之成为“四国谅解协议”（用他的话叫做“欧亚大陆同盟”），与自由主义的英美联盟进行对峙。他早就构想过这一同盟关系。在动身前往欧洲前，他对秘书说：“与德国握手就有了与苏联握手的暂时借口，而与苏联握手也不过是与美国握手的借口。”他坚持认为，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将向傲慢的美国人施压，迫使其做出外交妥协。这样，日本就能活在和平中，用松冈的话说，整个世界都不用动一发子弹。

松冈喜欢惊世骇俗，喜欢成为众人关注的核心。如果说近卫是忧郁的哈姆雷特，那么松冈就是堂·吉诃德，患有严重的狂妄自大症。再次借用日本戏剧术语打个比方，松冈是歌舞伎演员，他夸大每个动作和每句台词，为了刺激观众的感官；而近卫是能剧演员，没有太多动作，把自己的情绪隐藏在没有表情的面具后，留待他人来解读。

松冈戴着眼镜，留着胡子，中等个子，外形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他确是现代日本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外务大臣之一。他对自己的极度信任让他与众不同。最让他满足的事情就是连续数小时高谈自己的外交政策哲学，最好在一些酒精的刺激下。他珍惜每一次高谈阔论的机会，只要对方愿意（或出于礼貌）聆听。一名德国翻译说，松冈是少有的胆敢与希特勒进行类似同辈间闲聊的人。

与许多日本人不同，松冈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谦逊。1940年夏，他不知疲倦地进行游说，想要成为第二次近卫文麿内阁的外务大臣。令近卫印象深刻的是，松冈单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自我推销，这种能力可以利用在谋求日本利益上。他认为，松冈是日本迫切需要的一种发言人。松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大规模重组了外务省，这让他在外务省不受待见，但他本人也不在乎。

日本政府官员不愿意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决策过程也往往沦为寻找最大共识点的过程，松冈的个性也有好处，意味着他能很快完成任务。但近卫很快认识到，松冈的过度神经质常常让他的手下忧心忡忡。有人猜测，他过于活跃因为吸食了可卡因，据传言，松冈在美国学习期间接触了这种毒品。近卫文麿向来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一切都是安排好的，甚至连首相职务都是送到他手上的，但松冈前行的每一步都经过了奋斗。松冈洋右生于1880年，比近卫还早11年，出生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角的山口县。他的家庭做海上贸易，曾一度很富有。由于父亲投资失败欠下债务，哥哥又挥霍无度，松冈家的财产迅速消耗殆尽。所以松冈13岁时前往美国西海岸投奔一位做生意的亲戚。

在美国，松冈被美国家庭收养，先后住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他的英文名叫弗兰克，是个有抱负的小孩。他一边学习一边做各种零工，包括在餐厅打工，在农场帮忙，做过楼管、铁路工，甚至充当过牧师主持婚礼。不论多么辛苦，美国都是松冈洋右逃避家庭贫困的避风港，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他渐渐爱上这里，尽管他受到严重的种族和社会歧视，这些赤裸裸、无可否认的歧视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他也正是在美国第一次接触到基督教，成为一名循道宗信徒（他在临死前几小时皈依了天主教）。他在俄勒冈大学以班上第二名的身份毕业，拿到法学学位，他还自学了日本法律。他不仅酷爱读书，他的大学同学还惊叹于他的扑克牌技巧，这无疑对他的外交生涯有所帮助。

由于母亲病重，松冈洋右1902年回到日本。此时他已22岁，在美国度过了影响他一生的9年时光。虽然他担任外相后对美国咄咄逼人，但他却把美国当作第二故乡。他50多岁时重返当年度过青少年岁月的故土时，在“美国母亲”伊莎贝尔·邓巴·贝弗里奇的墓地立碑种树，这位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曾引导他的循道宗教信仰。

1904年，年轻的松冈以优异成绩通过外务省考试（在进入考试的130人中只有7人通过），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这样的职业选择让他刚好躲过日俄战争期间被征入军队服役。他大部分时间在中国任职，在俄国也短暂工作过。他后来总爱吹嘘自己在俄国被许多美女诱惑，但其实，相比玩弄女人，他似乎更爱喝酒。

松冈善于发表令人难忘的演讲，这绝对是多边会议上的宝贵技能，所以他在1919年作为日方发言人参加了巴黎和会。他正是在巴黎和会上首次见到近卫文麿，见识到世界权力顶峰的样子。他不想只做一名官员，所以他在1921年41岁时离开外务省。他进入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这是一家半私营企业，拥有许多分支，涉及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他的事业如火如荼，1927年成为“满铁”副总裁。1930年，他成功参选进入众议院，成为保守党立宪政友会的一员。

1931年9月的“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对松冈洋右开始的政治生涯至关重要。虽然他本身没有鼓吹军事占领“满洲”，但他支持对“满洲”的接管。他一直敦促日本对华强硬，这基于地区安全考虑，担心苏联从北部挺进。作为一名“满洲”通”，他坚持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他看到自己的事业开始腾飞。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一年多后的1933年2月24日，在日内瓦湖西岸由豪华酒店改造的威尔逊宫，松冈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威尔逊宫阿拉伯纹饰的天花板绘有金色树叶，5个波西米亚大吊灯将大厅点亮。来自40多个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代表在这里静静地聆听松冈洋右庄严宣读一份准备好的声明。他宣布，作为《国际联盟盟约》5大倡议国之一，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这是把日本推上国际孤立道路的重要一步。

国际联盟刚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了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由英国人李顿爵士领导的一个独立调查团被派往远东调查“满洲事变”，调查团撰写了报告书，并于1932年9月向国际联盟提交。报告书建议日本撤走部队，恢复中国行使主权。松冈拒绝接受这一结论。

松冈是反对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他怀疑东京最后一刻做出的这一决定是否是一项共识，该决定基于日本不愿失去对“满洲国”的控制。东京的领导人认为，只要日本仍然在国际联盟，日本就很可能成为惩罚性经济制裁的受害者（正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而受到的制裁）。他们认为这种制裁很不光彩，而日本政府通过离开这一国际组织可以避免遭受制裁。对于一向在乎国际舆论的现代日本来说，这是一个极端而短视的应对策略。

松冈所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减小离开国际联盟的损失，他再次试图解释日本的处境。站在讲台上的松冈抛弃准备好的讲话稿，他大声呼喊道：“读一读历史吧！我们从俄罗斯手中解放了“满洲”，我们一手缔造了‘满洲’的今天……日本从始至终一直都是远东和平、秩序和进步的中流砥柱。”他反对国际社会对“满洲”的接管，他说：“美国人会放弃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吗？英国会把主权交给埃及吗？”演讲完毕，他向自己的代表团挥手，代表团成员全体离席。

这无疑是国际联盟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次会议。合众通讯社记者从日内瓦发出的报道称：“代表团由衣冠楚楚的松冈洋右率领……看起来沉重而坚决。”代表团离开时，“拥挤的过道里混杂着嘘声和掌声”。

虽然《李顿调查团报告》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谴责，但报告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既得利益，认可日本对该地区发展所作的贡献。尽管世界主要大国满口主权、自立、平等、和平，强调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尊重，但毕竟这些国家仍占有大片殖民地，单独挑出日本说事会让自己名誉受损。所以当松冈洋右的代表团以这种戏剧化方式离席时，国联大会确实大感意外。

松冈能够率领日本代表团参加此次国际联盟特别会议的一个原因是他了解中国东北。他本要说服国际社会接受“满洲国”的合法地位，宣称这将促进亚洲种族和谐、现代化城市规划、广袤农田的开拓，让国际舆论有利于日本。1932年12月8日，松冈一抵达日内瓦就即兴做了一番奇怪的演讲，他总是喜欢这样做。他在演讲中为“满洲国”辩护说：“当前，没有人看到‘满洲国’的重要意义。但世界最终会承认，日本是正确的。”他继续以他典型的夸张口气说：“日本即将像耶稣一样被钉上十字架。正如他后来在欧洲社会获得救赎，日本也将获得救赎。”松冈洋右的发言持续了将近90分钟。他受到观众的起立鼓掌，但大家更可能是为了这一冗长演讲的结束而鼓掌，而不是为了演讲内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向来是国际联盟自1920年成立以来的模范成员，日本向国联派出最能干的官员，捐出大量款项，主要原因是日本认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正迅速成为20世纪外交的惯例。让日本失望的是，尽管做出最大努力，日本很快被称为沉默的伙伴，因为日本代表往往不爱交谈。许多人对松冈这位话多的全权代表感到惊讶，对松冈大加赞扬，说日本终于从“无声默片”转变成“有声电影”。

《李顿调查团报告》的最后投票结果让松冈非常失望，他此前两个月所做的公关工作完全没有奏效。他和他的团队驻扎在日内瓦湖边的大都会酒店夜以继日地工作，进行各方游说，包括放映关于“满洲国”的宣传纪录片。松冈的助手回忆道，虽然他的上司很固执，又像一个任性的小孩一样渴望得到关注，但在这些辛苦工作中，他仍然对手下体贴、关切。这名助手还透露，松冈洋右在酒店房间里长时间地准备自己的“即兴”演讲。

松冈宣布日本决意退出国际联盟时，对听众说：

日本政府现在不得不作出结论，日本和国际联盟其他成员在实现远东和平的方式上看法不同。日本政府认为，在中日分歧问题上，日本与国际联盟合作的努力已经达到极限。但日本政府仍将尽最大努力确保远东地区和平，保持并加强与其他大国的友好关系。

松冈洋右从国际大会上贸然退场，成为日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孔之一。大肆鼓吹极端爱国主义来增加销量的日本各大报纸率先将松冈塑造成不畏西方及其走狗欺凌的伟人。国内的狂热反应确实让他惊讶，但他很快开始享受这一英雄归来的角色。他现在成了羽翼丰满、受人爱戴的当红政客。为了利用这一声名，他在1933年12月辞去众议院职务，离开立宪政友会。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走遍日本各地，进行了184场演讲，听众共计7万人，宣传他所谓的政党解消联盟。他开始把巨幅旭日旗放置在讲台后方，这逐渐成为展示爱国忠心的做法。

1933年12月的一天，东京日本青年中心里挤满了听众，松冈谈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罪恶，宣布了日本议会体制的死亡，他说：“我不认为政党政治是实现宪政政府的唯一方式……政党政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

至此，他的政治信条转向法西斯主义。但与近卫一样，他对法西斯主义的狂热是有限度的，也是肤浅的。松冈当然对纳粹德国的崛起感到惊叹，但他显然无法接受带有种族歧视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亚洲人被列为次等地位。松冈没能预见纳粹大屠杀，但他其实也表现出对纳粹政策的不满。1935年8月至1939年2月，他再次在“满铁”工作。他担任“满铁”总裁时，驻扎在哈尔滨的樋口季一郎少将请他帮了一个忙。樋口季一郎在波兰和德国见识并遭受过歧视，所以他关心犹太复国主义和欧洲犹太人的困境。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反共产国际协定》后，樋口季一郎公开表示，犹太人被赶出欧洲前应被给予一块国土。1938年3月，樋口季一郎听说，一群逃出德国的犹太人被阻挡在“满洲国”外，所以他寻求松冈的帮助。松冈派他公司的火车将这些难民安全送往上海，他们因此逃脱迫害。

松冈渴望成为强大而具有感召力的领导人，有能力像法西斯独裁者那样搅动全国，这解释了他对轴心国感到着迷的原因。但他认为，结盟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取得相对的力量优势。而他对轴心国野心的肤浅理解也再次解释了，为何他根本不理解英美对纳粹，以及日本与纳粹结盟而感到厌恶的极端程度。

1941年4月13日，微醺的松冈洋右在穿行苏联的“红矢号”列车上说：“年轻人们，外交就是力量。与轴心国的外交就是获取力量的方式。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我懂的就是多。”他其实只是对30多岁的外务省顾问西园寺公一重复之前说过的话。松冈借着酒劲教导西园寺公一说：“《三国同盟条约》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结盟，而是为了维持和平！”

松冈强调，他受到力量的引导。他崇拜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后者利用自己的能力让各大国长期保持均势，并在维也纳会议上成功对拿破仑战争做出了结。但时代变了。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及其各自分支彼此对抗。西园寺公一认为，松冈洋右不认真对待政权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分歧将是十分危险的错误。

完全在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西园寺公一总是与养父西园寺公望关系紧密。他不相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或国务卿赫尔会因为日本与苏联签署中立条约而被迫与日本妥协。在一次酒席上，西园寺公一对松冈说，日本不应该与轴心国过于接近。西园寺公一知道，近卫后悔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所以他希望松冈也能看清，该条约是一种外交负担。“你必须支持近卫公爵。”西园寺公一说。松冈洋右回答道：“是的，是的，我在支持公爵大人。我甚至表示一旦他组建内阁，我愿意当他的秘书……不过公一君，外交可需要专业知识啊，我比你更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

随着列车的行进，松冈越来越确信，日本首相的位置唾手可得。酒精的确让他变得自大，但同样迷惑他的还有对斯大林的记忆。几小时前，松冈的火车即将离开车站时，斯大林带着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冒着莫斯科的浓雾亲自为松冈送行——鉴于斯大林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甚至很少会见外国政要，此举实属罕见。斯大林说：“你看，我也是亚洲人，我来自格鲁吉亚！我们是兄弟，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合作！”

斯大林没有按照习惯考虑一下就同意与松冈洋右签署协定。日本代表团从柏林返回的途中抵达莫斯科时，德国袭击了南斯拉夫，这让斯大林感到焦虑，或许也让他高估了日本与纳粹的关系。对于斯大林来说，与日本签署中立协议很划算，协议确保了苏联东部边境的安全，又不用向日本割让土地。由于松冈访问柏林时暗示与苏联签订中立条约，斯大林认为苏联西部边境也不会受到德国袭击，至少暂时不会。斯大林确实感到焦虑。在克里姆林宫莫洛托夫空旷的办公室，日本和苏联代表相继在外交文书上签字，这时，穿着标志性深灰立领大衣、没有佩戴任何奖章的斯大林慢步走来，手里拿着一根烟。他走向墙边的餐桌，开始检查并摆放玻璃杯和餐具，好像他是这栋庄严大楼里的男管家。后来的一切都进展顺利。

斯大林和松冈在车站相拥道别时，两人都喝多了，显得很亢奋。酒劲过去许久后，松冈仍然感到自己不可一世。他与近卫日益紧张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有些缓和。近卫听到来自莫斯科的消息后说：“松冈洋右是个能人！”

日本民众习惯于接受广播和报纸所营造的基调，他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感到欢欣鼓舞。《朝日新闻》4月23日称赞松冈“使《三国同盟条约》得以新生”，在日本与西方快要爆发战争时确保了日本的和平。美国和英国都不敢挑衅日本了，因为苏联已清楚地表示，不会被同盟国利用。在松冈最受欢迎的时候，他的肖像照甚至卖得比当红影星都要好，包括“满洲国”影星李香兰（李香兰其实是出生在中国的日本人，本名山口淑子，与松冈洋右的长子秘密约会）。

4月22日，松冈洋右英雄凯旋般回到日本，4天前，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用电报传回《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摘要。虽然来自美国的消息让人意外，但松冈却很得意，因为他错误地推断自己促成了美国突然的外交谈判意愿，认为他拉拢苏联的均势策略立即奏效了。

松冈洋右在莫斯科三次会见了美国驻俄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想要试探罗斯福是否会鉴于“新形势”而与他谈判。一位随行记者说，松冈握有吸引罗斯福的计划：松冈将与蒋介石会谈，之后两人再飞往华盛顿会见罗斯福，罗斯福、蒋介石和松冈洋右届时将同意长城以北地区实现中立、日本从中国撤军、“满洲国”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然后签署中日、美日互不侵犯条约。松冈在与近卫通电话时得知美方愿意接触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大连等待乘坐飞机回国，松冈兴奋地对他的秘书说：“接下来我们将飞往美国！”松冈的狂妄自大症可见一斑。他最后知晓《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真正起因后，感到自己被抢了风头。他不允许日方任何人（包括野村大使）采取重大外交行动，这份草案建议近卫文麿与罗斯福在夏威夷会晤，而不是他与罗斯福进行会晤，这让他怒不可遏。他认为这会威胁到他的权威，也会夺走他受关注的地位。

松冈回到东京的当天晚上，内阁、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对美国的回应。参加会议的主要有内阁大臣、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和首先得知该谅解草案的副外相大桥忠一。松冈决心要破坏这次会议。这本应是属于他的时刻。他开场先吹嘘了欧洲之行取得的成果，当讨论到美方的草案时，松冈向与会者怒吼道，野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他还说，作为德国的盟友，保持忠诚和坦诚很重要。鉴于此，他认为日本必须向德国汇报谅解草案的内容。他坚信，这份草案包含“70%的险恶用心和30%的善意”。他没有做出决定，以疲倦和身体不适为由离开了会场。

松冈洋右离开后，大桥忠一说，松冈在从机场回来的路上对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很快对美国做出答复。但包括军方在内的大多数与会人员更愿意与美国尽早接触。近卫总显得既冷漠又迟疑，他以发烧为由离场返回住处。

由于等不到指示，在华盛顿的日方谈判人员4月29日向松冈致电，但没有结果。野村感到沮丧和失望；他本以为松冈会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谈判，因为这份谅解草案尤其符合松冈的核心外交思想，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野村频繁出入美国国务卿所在的卡尔顿酒店，不断为日方的延误道歉。他让赫尔不要“失去耐心”，因为“日本国内在当前形势下有一些政治摩擦”。

罗斯福和赫尔并不认为绝大多数日本领导人希望避免战争。华盛顿方面只想通过这一草案开启与日本的官方交流，然而日本方面却不太清楚这份文件与白宫没有直接关系，它只是双方业余外交人员发起的。

日方最主要的调停者是47岁的银行家井川忠雄（Ikawa Tadao），他曾与近卫文麿一同上学，几年前为近卫公爵建立了一个智囊团。井川曾娶了一位美国妻子，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驻纽约总领馆的财务主管，在美国有许多关系。此前，他安排两位美国牧师访问东京时见到了日本领导人。在这两位牧师访日期间，他决定也参与到这项和平计划中。

井川彬彬有礼、外形俊朗，他游刃有余的交际能力也让他流露出轻浮傲慢的气质，让包括松冈在内的许多人信不过。他也精力充沛、野心勃勃。从牧师那里一听说罗斯福同意寻找外交解决方案，井川立即以私人身份前往纽约，表面上是为了解决与美国前妻的纠纷。他在1941年2月27日抵达纽约。

由于井川忠雄并不属于外务省，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工作人员对他很冷淡。但他还是设法取得了大使的信任。才上任不久还有点像个局外人的野村大使一开始不信任井川，松冈告诫过他要远离此人，但这位银行家3月8日安排了在国务卿住所的一次秘密会面，把野村大使介绍给了赫尔后，野村开始对他另眼相看。随着42岁岩畔豪雄（Iwakuro Hideo）大佐的到来，美日“非正式会谈”（美国人这么叫）很快开始。

牧师最初拟定的草案在岩畔豪雄与野田大使、使馆武官和一名专家的商议下进行了大幅修改。日方研究草案的小组在其他使馆工作人员回家后聚集在使馆地下室里商议，讨论出一份冗长的文件，其要点可以归结为：

1.美国和日本承认，两国是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将共同致力于该地区的和平，达成友好谅解。

2.日本承认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是为了防止欧洲战事扩大。日军只有在德国受到非战争第三方的主动攻击时才履行其军事义务。美国对欧洲战争做出回应的出发点只能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3.美国总统将劝告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讲和，为此，美国总统和日本政府同意：（a）中国独立；（b）日军基于中日条约撤军；（c）不吞并中国领土；（d）没有赔款；（e）中国重启门户开放政策；（f）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政府实现合并；（g）日本克制不向中国大规模移民；（h）承认“满洲国”。

4.美国和日本都停止以恐吓目的向太平洋地区部署空军和海军力量。

5.两国政府恢复《美日通商航海条约》。

6.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包括东南亚）获取利益不能依靠武力，只能通过和平方式。作为交换，美国将确保日本的资源获得，包括石油、橡胶、锡和镍。

7.为了太平洋政治稳定，美国和日本都不能接受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侵入，双方确保菲律宾的独立，美国确保日本移民受到平等对待，没有歧视。

4月16日，赫尔询问野村日本是否愿意基于这份日本修改的文件与美国谈判，这份文件“包含的许多条款我国政府都愿意同意”。赫尔还表示，文件的一些条款“需要修改、扩充或全部删除”，另外还需要添加新的、单独条款。野村在汇报与赫尔会面的电报中没能阐明这份谅解草案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提议。岩畔豪雄后来承认，这是野村的助理、公使衔参赞若杉要（Wakasugi Kaname）故意选择的措辞。若杉认为，强调美国的渴望而忽略日本对文件的修改将能取得更好的效果。野村向东京派发的电报清楚表明，美国政府希望进一步修改协议。收到电报后过于兴奋的副外相大桥忠一可能没能看到美方的这一条件，所以给日本领导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拿出了一份满足日本要求的提案，但美国其实没有做出这么多让步。

松冈洋右认识到，他的同事庆祝得太早了。他丢掉野村发来的《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要求查看英文原文。5月初，他私下向一位外务省官员抱怨说，来自美国的谅解草案让人大跌眼镜，因为：

很显然，这不是美国的文件，而是日本人写的。所有人，包括近卫公爵，似乎都认为最艰难的时刻过去了，我们只需给美国一个肯定答复。多么愚蠢啊！我敢保证，一旦我们开始谈判，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由于中日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将无法取得满意结果……如果谈判失败，军方将有理由发动战争。我知道我是对的。

松冈洋右是对的，事情并不像开始看上去那么乐观。但他并没有将草案本身看作展示日本谈判意愿的机会，而是出于褊狭和怨恨做出了过激反应。在5月3日政府与军方的联络会议上，终于走出自我封闭的松冈拿出一份“5·12计划”（野村吉三郎于5月12日将该计划交给赫尔），这也可以称为“松冈计划”，据说是对《日美谅解协定草案》的阐释，但内容却相差甚远。其中最明显的改动是关于欧洲战争的未来：

美国和日本政府将实现世界和平作为其共同目标；两国因此应当共同努力，不但要防止欧洲战争的扩大，也要帮助欧洲迅速实现和平。

松冈想要促成欧洲和平的理想（在他渴望成为“伟人”的推动下）看起来很高洁，但他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罗斯福政府根本不愿意与纳粹政权谈判。另外，一个深陷中国战争泥潭的国家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结束战争？日本的这一最新提案删除了所有与中国和谈的条件，大概松冈不想被具体条款所限制。他坚持认为，如果蒋介石不同意与日本讲和，美国应该放弃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援。日本既想不受牵制，又想获得帮助。松冈答应确保菲律宾独立的条件是，菲律宾要“永久保持中立”，并且“日本人移民美国应受到友好对待——与其他国民平等，不能歧视”。《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说：“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区域的活动应当以和平方式开展，不能诉诸武力。”这种表述受到“松冈计划”的攻击，因为它“既不合适，也很多余”，因为“内阁总理大臣和外务大臣已在多个场合的各种发言中清楚表达了日本政府的和平政策”。删除这些文字意味着日本不愿放弃在东南亚的军事选项。罗斯福政府对此感到震惊。

松冈不妥协的态度甚至让日本军方感到惊讶。松冈想要所有人知道，他只能以掌权者的身份（或者看起来像掌权者）参加谈判。他一直坚信，强硬和自信是对付美国最有价值的品质。

虽然松冈和近卫的性格迥然不同，但两人惊人的相似点是，他们都想看到一个强硬的日本。当年22岁的松冈刚从美国回到日本时，他对自己从前的老师说：“记住最重要的一点是，永远不要被美国人轻视。”然后他描述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狭窄过道相遇的假想情景：

美国人并不会因为你向他鞠躬并礼貌相让而感谢你。他其实会鄙视你，认为你太容易对付了。如果你朝他脸上来一拳，他才会尊敬你，认为你和他地位平等。日本外交官应该从现在起注意这一点（美国人的性格）。

“松冈计划”让赫尔更加讨厌这位日本外相。赫尔和野村为此达成了奇特的默契。5月11日赫尔收到“松冈计划”的前一天，赫尔向野村抱怨信任日本外相“行动和大话”的难度，赫尔注意到，“（大使）不但没有反驳我的话，我还觉得他其实赞同我对松冈的评论”。从野村处获得日本最新方案后，赫尔发现“不诉诸武力”的段落被删去了，他嘀咕道：“所以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保证不向南挺进。”赫尔指的是日本挺进东南亚，以取得战略制高点。

美国从一开始就建议，这一非官方的《美日谅解协定草案》应当成为推动两国对话的起点。但松冈洋右认为，除非美国首先接受日本的一些要求，否则日本无法开始谈判。他相信，日本因为强硬而赢得美国的尊重。实际上，日本正在浪费一个对该国极为有利的谈判机会。

此时，美国仍然准备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比如，赫尔表示愿意与日本谈判，只要日本接受他的“四项原则”：（1）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及领土完整；（2）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予以支持；（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继续保持太平洋现状，但这一现状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改变。但在与野村的私下交谈中，赫尔表示，第四条原则不会影响“满洲国”，而是适用于达成总体协议后的未来。对于美方的回应，松冈却设定了无法撤回的前提条件。松冈非要坚持保留日本向南使用武力的权力，他在军方自己都愿意妥协的问题上小题大做，这是没有必要的。日本陆军尤其想要停止进一步军事冒险，因此之前，1939年5月至9月，日本陆军与苏联军队为了“满洲国”和蒙古国的边界纠纷在诺门罕（Nomonhan）进行了惨烈的战争。现在，一个曾逃避服兵役的文官却指挥军队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近卫透露，他曾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松冈欧洲之行的归来，以便讨论《美日谅解协定草案》的有关事宜。他不想因为没有通知这一最新进展而惹怒极度敏感的松冈洋右。但松冈拒绝与他一道回去，坚持认为外务大臣的首要任务是向皇宫鞠躬致意。近卫对松冈冷若冰霜的态度感到震惊，他放弃了两人同乘一辆车的想法。近卫后来表示，这件事让两人之间的裂痕加深。

虽然对松冈越来越不满意，但近卫仍然让他主管日本的外交，即使冒着疏远美国的危险。近卫只是不想与外务大臣起争执。松冈不断对其他官员说，关于大洋彼岸的这个不友好的大国，他比其他人懂得更多。没人能够反驳他。参谋本部一位陆军军官后来回忆道：“松冈惯常的做法是直接把自己的提议拿到联络会议上，不论如何强迫该提议获得通过。其实他的做法相当令人赞叹。”日本的政治文化完全不欢迎惊喜，提前打报告是通常的惯例，而松冈洋右是唯一的特例。日本有句老话叫“移植树木前先将根部周围挖开”（译者注：引申义为事前讲明、打好铺垫），但这句话不符合松冈的办事风格。

与之相反，喜欢幕后秘密做事的近卫已经在为除掉他的外务大臣做着准备。松冈可不是普通对手，近卫公爵深知，在日本悠久的政治斗争传统中，松冈的倒台必须经过精心策划，这是近卫公爵天生就擅长的。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卫还需要一些时间，而日本其实等不起更长的时间了。

第三章　一切的开端

1882年是日本军事史上关键的一年，因为日本新生的现代政府颁布了一份官方文件。

新年第四天，现代日本第一位天皇、29岁的睦仁（明治天皇）在日本皇宫铺着红地毯的大厅里，拿着这份文件。与这个新兴国家的许多事物一样，天皇和少数随从栖身的宫殿只是暂时性的，因为从前的宫殿几年前被烧毁了，现在仍在建设中。睦仁像普鲁士军官一样穿着黑色制服，戴着白手套，站在只适合这种盛大场合的由金缕布铺设的讲台后面，笔直得就像一名训练有素的体操运动员。这一西方式背景中凸显出来的是一个传统日式火盆，放置于他的身后，以温暖天皇陛下的臀部。

以当时的标准，睦仁1.68米的身高算是高大的（在他的统治时期，包含肉类和奶类的西式饮食引入日本，从此日本人的身高迅速提高）。他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双眼炯炯有神，还留着浓密的黑胡子。讲台的另一边站着陆军大臣大山岩（Oyama Iwao）。这个矮胖的男人比睦仁大10岁，他俩的共同弱点是对西方美食没有抵抗力，尤其喜爱牛排和法国红酒。大山岩被同辈人戏称为“小蛤蟆”，他总是穿着深色普鲁士制服（这种制服及其他制度安排都是模仿普鲁士军队的）。他接受这一皇家文件的时刻到了，大山岩毕恭毕敬地伸出双臂，向天皇深深鞠躬。天皇颁布了对军人的训令《军人勅谕》，文件按照礼仪从天皇手中递给下属手中。该仪式既是做给外界看，也是做给国内群众看的。它清楚地表明，日本在认真开启现代化步伐，对西方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很不满。

一些西方观察家对日本开始迈向现代化的努力不屑一顾。最著名的就是曾做过水手的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他在《菊子夫人》中对日本人进行了冷嘲热讽，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描述了法国海军军官与一位日本女性一段短暂的权宜婚姻，后来激发普契尼创作了歌剧《蝴蝶夫人》。他的另一部不太有名的作品《江户的舞会》（Un bal à Yeddo）描述的是鹿鸣馆的一个夜晚，东京的鹿鸣馆是可以举办舞会的两层楼建筑，1883年年底落成，用于招待外国宾客。洛蒂这样形容日本新兴的绅士和他们不合体的西装：“带尾巴的西装，甚至我们穿上都很难看，他们穿上多么奇怪啊！……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看来，他们都有点像猴子。”

作为容易讨女性喜爱的男子，洛蒂对异性的描述稍微留了情面：

噢！还有这些女人！……年轻未婚的女孩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她们的母亲在墙边一字站开，就像挂毯一样。仔细观察，她们真是令人惊讶。她们哪里不对？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无法精确形容：也许她们戴的耳环要么太多，要么不够；她们位置不是太高，就是太低；抑或是她们没有穿束身内衣。但她们的外在并不粗俗，她们的手小小的，穿的衣服是从巴黎直接进口的……不，她们的确很奇怪，一切都很奇怪——她们是这样不真实，细细的眼睛，扁平的鼻子，走路内八字。

颁布《军人勅谕》后，鹿鸣馆盛大而不自然的舞会就开始了，这已经是日本国家工程的一部分，为了展现其现代化的一面。由年轻的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Josiah Conder）设计的鹿鸣馆既不完全像西方建筑，也不是东方建筑，初衷就是用于召开盛大的宴会。但对这一奇特景象感到震惊的不光是盛气凌人的洛蒂一人，日本人也觉得不自在。许多女性出于礼节或害羞不愿意跳舞，所以在这些舞会上，男子的数量远远多于女子。但没有什么可以阻止爱国人士为了现代日本而跳舞。性格古怪却喜欢作乐的大仓喜八郎是帝国饭店和鹿鸣馆的创办人之一，他描述了一天晚上在舞场上的一对奇怪组合：

两人均为男性，其中一人像相扑一样壮硕，另一人极为瘦小。这两人非常认真地跳着舞，但因为对比太明显，他们在观众中引起了骚动，大家都想弄清楚两人的身份。仔细一看，壮硕的男子原来是陆军大臣大山岩，而瘦小的那位是东京府知事……在这个场合下，大山岩穿着正规的西式军服，而他的舞伴穿着日本和服，他们都在认真地跳舞，尽管两人并不擅长。

对于日本来说，所谓的鹿鸣馆时代就是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军人勅谕》是这一进程的重要开始，再加上1890年颁布的《教育勅谕》，这些文件定义了现代日本民族性和明治政府的性质。《军人勅谕》不只是军队的行为准则，也是天皇对军人的命令，即使在一个快速变革的世界，军人也要培养和保持日本核心精神。《军人勅谕》开宗明义，强调了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治权，军队由职业军人和强制服役3年的入伍士兵组成，强制服役制度从1873年开始实施。军人必须将忠节、礼义、武勇、信义、质素这五德作为指导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忠节，强调军人对天皇（而不是对任何民选政府）的绝对忠诚。《军人敕谕》开篇写道“朕既为汝辈军人之大元帅，”接着：

故即倚汝辈为股肱，汝等亦当仰朕为元首，效其亲爱。朕之能否保卫国家，上应天心，以报祖宗之殊恩，全视汝辈军人之能否克尽其职……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夫保卫国家，维持国权，既唯兵力是赖，则当明兵力之消长，既为国运盛衰之所系，故当毋为世论所惑，不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节为主。须知义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慎勿丧失节操，而徒受无耻之污名可也。

尽管这样说，政府和武装部队之间的确切关系仍很难定义。

大约8年后开始实施的《明治宪法》也没有说清楚，没有规定军队要响应政府的号召。这给半个世纪后的右翼政客和极端主义官员留有余地，他们可以通过向天皇提“建议”来执行不同的政策，利用天皇这位最高统帅的独立性。因此，1882年颁布的皇家法令可以被视为日本20世纪30年代军国主义倾向并最终发动对珍珠港袭击的潜在因素之一。

一开始，《军人敕谕》立即起到加强日本新军的作用。法令由当时的军队领导和学者专家共同起草，最著名的人物包括“皇家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法令首要目的是减轻一些人对“新兴、开放”日本的不满情绪。1882年，一些被剥夺权力的武士仍然对1868年推翻德川幕府的新政权感到不满。这些失去社会特权的武士对新国家怀恨在心，渴望恢复旧制度。

除了这些，新政府还有许多理由让人不满。受改革派思潮影响的人，尤其是武士阶层受过良好教育、怀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他们认为明治维新并不彻底。19世纪70年代，这种情绪演化为日本第一次大规模的自由民权运动，渗透至各个社会经济阶层。受到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让-雅克·卢梭等自由主义哲人著作的影响，民主人士抨击新政权寡头统治的倾向，要求制定宪法，成立民选的立法机构。他们还开拓进取，呼吁保障社会福利与人权，包括妇女和一些遭受社会歧视人群的个人权利。

到1880年，民权运动变得更有威力，有时甚至具有颠覆性。与所有通过武力取得权力的政府一样，日本新政权一开始也采取镇压手段，但作用有限。政府随后展示出令人惊讶的灵活性，采取不同的策略，承认民权运动的成就，并在1881年承诺10年内开设国会。

不久《军人勅谕》颁布时，民主活动人士对天皇要求的绝对忠诚与服从并不高兴。1882年颁布的这一法令其实是脆弱的，日本皇室可以说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久的皇室，但天皇几百年来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在现代日本诞生之前，德川幕府的大将军显然更像是日本领导人。

长期以来，日本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一直是将军的任务，天皇沦为配角，把权力下放给军事统治者。1603年，大将军德川家康从血腥权力争斗中胜出，他的家族从此统治日本超过250年。一种复杂的等级制度体系得以建立，以防止内部叛乱。德川幕府的统治者谨防外国思想和影响力的渗透，他们认为最具威胁的是基督教。虽然中国人和朝鲜人仍然可以进入日本，但德川幕府只允许少数（所有西方人中传教士最少的）荷兰商人在长崎湾建立小型贸易站。

值得赞扬的是，日本皇室展现出对变革时代的适应力。在群雄割据的时代，天皇仅仅保留了神道教守护者的地位，而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依靠天皇使自己的世俗权力合法化，所以皇室才经历了某种复兴。通过授权德川家族统治日本，天皇也恢复了拥有天赐的最高而不可侵犯的合法性。这种共生关系有点类似一些欧洲君主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

明治维新时期的年轻改革派取代德川幕府后，他们也寻求天皇的庇佑，但他们走得更远。他们把15岁的睦仁推上日本作为现代大国重生的核心位置。天皇1868年1月宣布重新“直接”统治日本。一年后，皇室从一直所在的京都迁往东京江户城，最后一任幕府将军刚刚从这里搬走。睦仁的前15年一直生活在幕后，但现在，不论是公共区域还是私人住宅，到处都有他的肖像。

统治初期，睦仁在全国到处巡游（前10年巡游了271次），为了建立他与臣民的联系，有的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拥有皇帝。来日本传授西方医学的德国内科医生埃尔温·贝尔兹（Erwin von B.lz）在1880年的日记中写道，让人担忧的是，“民众对其统治者毫无兴趣”。人们被强制要求庆祝睦仁的生日，“只有当警察要求时，各家各户才会装点旗帜，如果没有要求，他们能不做就不做”。

颁布《军人勅谕》的睦仁是一位现代皇帝，他的穿着、行为和言谈都不再是那个京都穿着和服的少年。天皇的西式服装和胡子被赞誉为文明、现代和开化的标志，受到普通男子的争相模仿。为了证明对新事物的渴望，日本很快开始推行以肉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寿喜烧（日式牛肉锅）很快成为受大众欢迎的国菜。

虽然日本第一位现代皇帝要面临各种矛盾，但睦仁从容不迫地适应着新角色的转变。天皇本应代表古老与神圣，但他也体现出一位现代西化的君主特征。1889年的明治宪法让神道教成为准国教，而睦仁成为其最高领袖。明治政府的创始人仔细研究了西方列强，他们发现基督教是这些国家的精神支柱，他们认为神道教也可以起到相同作用。他们也看到，世俗政府是议会制成功的重要因素，所以日本应该效仿现代欧洲理念，做到政教分离。因此，睦仁的地位必须是象征性的。宪法规定，天皇的地位神圣而不可侵犯，凌驾于政治之上。但相互矛盾的是，天皇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把天皇神化为日本国家政治体的核心是推动现代日本民族认同的有效方式。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对天皇的盲目崇拜中。但在1882年，明治新政府和天皇的地位还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这是一个没有精神和现实根基的政府。明治维新带来了需要抚慰的感情伤痕和需要填补的制度缺口。

明治维新始于1866年，日本南部两个藩属地萨摩藩和长州藩结成了军事联盟。这两个藩属地由于历史上对抗过德川幕府而被贬为二线藩，它们向来对幕府不满。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的一系列政治失误让这两个藩中有抱负的武士最终抓住了机会。由于与英国的关系，萨摩藩掌握了现代战争技术（虽然从1867年开始德川幕府也在法国军队的帮助下迅速实现军队现代化）。取得天皇的支持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部队逐渐北上，击败幕府军。1868～1869年的内战——戊辰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这两个藩的权力。

来自胜利一方的下级年轻武士开始统治新政府，后来被授予贵族爵位。权力来之不易，种种好处让一些人开始腐败，但更多的人奋发努力，发挥才干，遵守纪律，并充满创造力，他们渴望日本成为强大的民族国家。

陆军大臣大山岩就是这样的人。他来自萨摩藩，是所谓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Saigo Takamori）的表亲，西乡隆盛是戊辰战争中的英雄人物，他体格健壮，性格简单却充满魅力。大山岩就是这场战争以及日本寻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分子。他对1863年萨英战争（只是小规模战争）中英国展现的军事技术印象深刻。因此，他开始潜心研究西方枪支（面向未来的萨摩藩决定与英国签署协议）。

大山岩与天皇军的发展紧密相连。他在明治政府初期帮助镇压叛乱，随后前往欧洲加深对西方军火技术的了解。19世纪70年代初期，他见证了普法战争，并在日内瓦学习，进行战略研究。由于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的出色指挥能力，大山岩先后担任了陆军大臣和内大臣，被授予公爵。

美国没有参与日本明治时代的大小战争，但一些紧密、重要、常常属于私人性质的联系让两国未来的对抗不可避免。新日本的先锋理念其实非常美国化。

颁布《军人勅谕》的1882年夏，纽约州波基普西市一所大学的礼堂讲台上站着一位高挑纤瘦的鹅蛋脸美女，她是少数几个在毕业典礼上发表告别演说的学生。她叫山川捨松（Yamakawa Sutematsu），是瓦萨学院（Vassar）学生中的佼佼者。她担任班主席，以优异成绩毕业，是几个最有威望社团的成员。她就像一位完美的西方女性，但在她柔弱优雅的外表和完美无瑕的举止下是一颗钢铁之心。她是第一位拿到文学士学位的日本女性。

明治政府成功进行社会改造，一些项目受到美国的友好帮助，而从11岁开始在美国生活的山川捨松就是社会改造项目的产物。她是政府资助送去美国培养的5名日本女性之一，培养目标是要成为现代日本女性的模范，这一想法最初由来自武士家庭的黑田清隆（Kuroda Kiyotaka）提出，他当时负责北海道的开发。1871年访问美国时，黑田对美国女性印象深刻，尤其令他刮目相看的是，这些吃苦耐劳的女性与男人一起开荒。黑田认为，美国西部开发是男女共同开荒拓土，而作为妻子、母亲甚至苦劳力的日本女性也应在日本成为强国的道路上尽一份力。

山川家是古老有名望的武士家族，效力于会津藩藩主。在内战中，会津藩与其他北方藩属地一样支持衰落的德川幕府，因而被贴上皇室敌人的标签。1868年8月，在最后最为惨烈的一场战争中，会津藩被敌人包围，8岁的山川捨松与会津藩的男男女女一起进行抵抗。她负责防止会津藩城堡被炸，给没有引爆的炮弹盖上床垫。这些炮弹是萨摩藩的部队发射的，其首领就是她未来的丈夫大山岩。

南方部队受到英国的技术支持，在这些部队的攻击面前，北方叛军无力抵抗。会津藩失陷后，山川家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必须做出重大改变才能再次取得社会地位。教育是最好的方式，通常也是恢复地位的唯一方式。当时，政府呼吁大家申请留学，敦促年轻人去西方学习知识。许多没落家庭的年轻人接受了挑战。虽然没有多少家庭愿意把女儿送去那么远的地方，期限又很漫长，但绝望的山川家决定把女儿送走。

山川捨松住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一位牧师家里，伦纳德·培根牧师主张废除奴隶制。山川捨松与牧师的14个小孩一同长大，先在当地学校上学，后来进入瓦萨学院。她最好的朋友是牧师最小的女儿艾丽斯·梅布尔，许多年后，艾丽斯·梅布尔还帮助日本建立了一所女子大学。与其他一些受到同化，甚至快要忘记母语的日本学生不同，山川捨松决心要维持自己的日语能力，她每天都坚持给家里写信。

1882年初夏，山川捨松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允许她前往美国学习的日本新政府，有设法洗脱叛军罪名的家人，有把她当亲人一样对待的培根一家，也有把她培养成独立思考女性的瓦萨学院。她渴望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发挥作用。

经过11年的国外生活，1882年年底回到祖国的山川捨松感到失望，因为对于明治时代妇女能干的工作来说，她学历过高，资质过剩。之后她嫁给了明治政府里最有权势的一个人——大山岩。大山岩的原配已经过世，他比山川捨松大18岁。大山岩就是击败山川家族藩属地的将军，这种联姻是当初无法想象的。婚后，她开办了一些慈善和教育机构。

大山公爵与留学生新娘的故事展示出，个人努力、勤勉、野心和创新能够克服分裂日本的历史伤痕。这种团结正是被日本未来的敌人美国所激发的。在世界即将发生深刻变革的年代，日本和美国都是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起来的新兴大国。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这是“一个由帝国组成的世界，每个帝国由军事力量控制”，然而这也是一个“国际化的世界，世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一体性”，推动一体化的因素有经济相互依赖、和平运动及大众传媒（当时“全球化”这个词还没有被造出来）。在这个充满竞争和不确定因素的世界里，日本将美国视为导师。“赶超西方”是日本不断强调的目标。通常，这里的西方指的是美国，而不是旧欧洲。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大山岩谨记《军人勅谕》，避免沾染太多政治权力，他只想做一名军人。大山一家的公共和私人生活都很成功，成为明治时代权势集团核心。他的儿子后来迎娶了近卫的妹妹，大山家与旧时代贵族家庭的关系更加紧密。明治创新精神逐渐消失在旧秩序的新版本中。

明治时代结束于1912年，那年睦仁天皇逝世，他在位45年（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还多一年）。日本最早是亚洲外围一个偏远的封建国家，却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家。日本现在拥有高等教育机构、高效的铁路系统和邮政系统。明治时代最大的骄傲是其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日军先后在两场战争中击败中国清政府和沙皇俄国。明治时代末期，新兴的日本却越来越像个老牌强国，或至少是老牌强国的惊人模仿者。而激发明治维新的美国先锋理念和个人进取精神却越来越像是日本帝国主义光辉前景的威胁，是日本成为亚太地区领头羊的障碍。

在睦仁天皇的儿子嘉仁的统治下，日本充满积极创造力。这一时期见证了日本缺陷与活力并存的议会制蓬勃发展。日本在海外也确立了新兴大国的身份。大正民主这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开始了（大正时代即嘉仁天皇从1912年至1926年的统治时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不仅包括民主运动方兴未艾，日本人的生活也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自由。尤其在城市，更多的人喜欢花一点钱去舞厅、咖啡馆、百货商场、剧院和电影院里享受生活。正如一位诗人观察到，文明的标志体现在每个人都有能力在每天早上买一杯咖啡和一份报纸。

唉，可惜嘉仁并不适合这一时期的领导角色。他既缺乏个人魅力也没有好的体力，在他强势的父亲眼里，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皇位继承人。他是自动成为天皇的，他所有的哥哥都过早夭折了。他小时候得过脑膜炎，身体虚弱，精神状态越来越差。1921年，他身边的官员都认为，嘉仁的天皇角色过于被动，他的儿子裕仁应当尽快继承王位。

鉴于未来要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裕仁在1921年3月至9月访问了欧洲，他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他在“香取”（Katori）号战舰上学习西方餐桌礼仪，还练习打高尔夫球。此前没有哪位日本皇太子访问过欧洲。裕仁在旅途中度过了20岁生日，他回国后成了一名英国狂热者。他在英国受到热情接待，部分原因是两国1902年以平等身份缔结了同盟关系。日本一部纪录片骄傲地宣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皇太子的照顾是“父亲般的关怀”。戴着眼镜的皇太子看起来有些内敛，但他内心其实很兴奋，展现了少年天生的好奇心。

裕仁行程的亮点之一是前往珀思郡阿索尔伯爵的布莱尔城堡。皇太子的确被这位苏格兰贵族的简朴生活所打动。在一次以欢迎裕仁为名的舞会结尾，领地里的普通下等人纷纷涌向舞池。据称伯爵对这些人说：“让我来展示真正的苏格兰舞蹈。”于是他和妻子一起加入人群，与佃农手拉手。裕仁的心情从震惊转为欣赏，他意识到只要贵族和富人过着简单的生活，就不用担心阶级斗争。除了养成每天吃传统英式早餐的习惯外，裕仁似乎被英国王室“统而不治”的理念深深吸引，这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回到日本后，由于他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裕仁开始摄政，代替天皇行使权力，成为实际君主。裕仁同时成为日本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在《军人勅谕》颁布40年后，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已成长为强大的军事力量。

裕仁在军事问题上具有强烈的个人观点。欧洲之行加深了他对战争恐怖的认识。在苏格兰高地钓完三文鱼后，他被带到弗兰德斯（Flanders）最著名的伊普尔（Ypres）战场。一战已经结束3年了，但这片荒凉的战场上仍然散落着战争遗物，几十万青年人在伊普尔血战中丧生。碎弹壳和子弹到处都是，这似乎是周围景致中的永恒部分。英国诗人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在1914年的著名诗作《致倒下的战士》中写道：“他们永远不会变老，当我们活着的人们都已老朽。年华不能使他们厌倦，岁月也不会让他们愧疚。”让皇太子为之动容的不仅是年轻生命的逝去，还有无尽的缅怀。充当导游的一名比利时军官在给裕仁做讲解时突然情绪失控，裕仁后来得知，这名军官的儿子正是死在这片战场，他也流下了眼泪。

裕仁对君主制的看法以及对战争的嫌恶很快受到挑战。1923年年底，一名年轻的非政府主义革命者试图行刺他（1932年又有一名韩国独立主义者试图行刺他）。裕仁本想通过亲民来博得大众喜爱，他的信心受到打击。由于神圣最高统帅的身份与统而不治的想法充满矛盾，裕仁的天皇身份与个人责任的界定也愈加复杂。他掌管政府和军队，可以选择行使自己的绝对权力，但他一般不会这样做。在一战结束后的短暂平静期，裕仁的表现与任何本质上孤独而焦虑的人一样。他小心翼翼地为登上王位做准备，他要捍卫从明治时代开始积累的成果，明治天皇是他崇拜的祖父。1926年12月，47岁的嘉仁驾崩，裕仁正式成为日本天皇。

第四章　军人的两难境地

1921年10月，裕仁刚从欧洲回到日本不久，日本陆军的一场革命正在悄然进行。革命始于一个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点——德国黑森林风景如画的温泉小城巴登—巴登，陆军士官学校1904届的3名同学永田铁山（Nagata Tetsuzan）、小畑敏四郎（Obata Toshiro）和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秘密在这里会合。此三人均30多岁，在陆军仕途顺利，因公务原因在欧洲停留，但他们看起来都不强壮。瘦小的体格和圆形眼镜都透露出，他们更喜欢书本而非严格的户外训练，更别说打仗了。陆军开始像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机构，这三人因其出色的学历和政治素质被称为“陆军三羽鸟”。第二天，常驻德国的陆军士官学校1905届毕业生东条英机也加入了他们。

他们专门避开外界视线，秘密发誓要对帝国陆军进行改革。4人同意铲除陆军内部的地方派系，对人事和军事体系进行大幅重组，并建立总动员体制。在未来10年，这4位军官都在各自的道路上受到提拔，大范围的改革也在稳步进行，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帮助陆军壮大和团结——以便让日本更加强大。

明治时代的内战和快速发展所留下的伤疤仍然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陆军。1921年，明治时代的权力结构仍然稳固。现代日本陆军两位奠基人之一的山县有朋公爵现在已经80多岁，但仍然活跃在政坛。大家都相信，只要他还活着，任何长州藩派系以外的人就休想进入陆军领导层。山县有朋派系对陆军的控制其实越来越弱，更多派系外的人进入了最高指挥层。但山县有朋派系的影响力仍然让在巴登—巴登密谈的军官感到忧虑，他们都不属于长州藩。

东条英机的父亲就是派系争斗的受害者，他来自19世纪60年代与长州藩—萨摩藩联盟作战的一个北方叛乱藩属地。即使东条的父亲以第一名身份从陆军大学校毕业，他的仕途也未有任何起色。东条非常理解父亲的不得志，决心要报复那些当权者，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如此不公平。

1922年年初，就在黑森林会面仅几个月后，山县公爵去世了，于是长州藩掌控陆军的问题也解决了。但陆军的风气变得更加严格和刻板。在贤能主义推动下，学校成绩受到空前重视，这对巴登—巴登会面的4位军官非常有利，他们都成绩突出，尤其是永田铁山。随着时间的推移，永田很快要领导陆军的趋势越发明显。小畑敏四郎并不十分乐见永田的晋升。虽然两人对陆军需要改革的意见一致，但双方对改革应以何种形式进行有很大分歧。小畑是“皇道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其创立者是夸夸其谈的极端民主主义者荒木贞夫和他的盟友真崎甚三郎。该派系的追随者往往会成为满腹牢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赞同使用极端和恐怖主义方式。在他们看来，理想中的日本应该团结在天皇的神圣权威下，天皇在军队的帮助下履行引导日本的职责。他们认为，新日本必须摆脱政治腐败和派系的影响。他们把日本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困境归咎于当前政权。

永田代表另一个改良主义集团，通常被称为“统制派”，该派系没有正式的创始人，反对“皇道派”的人大多属于这一派系。永田不喜欢加入任何派系政治，他所想象的未来日本是一个以陆军为核心、具有高度国防效率的民族国家，一个重组为高效战争机器、为全面战争作好准备的国家。“统制派”非常务实、理智、不择手段。在其他部门也有永田铁山的支持者，他们也想在效率方面“重新包装”日本。另外，这些所谓的“新官僚”在1940年近卫文麿再次担任首相时都支持他的“新秩序运动”。

与之相反的是，“皇道派”倾向于感情用事，认可传统主义价值观，将军队看作日本武士精神的守卫者。他们认为日本社会过于腐败，无法救赎，只能重建。但两个派系均同意让日本的政治生活军事化，不论哪个派系胜出，日本都必将拥有一支渴望干涉政治的陆军，完全不顾1882年的皇家敕谕。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另外两个巴登-巴登盟友冈村宁次和东条英机的帮助下，永田依靠圆滑和结盟战胜了许多挫折，他显然已脱颖而出。1934年年初，永田被任命为陆军省军务局局长，他完全有权力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包括人事改革。他的梦想在1935年8月12日突然破灭了，一人突然闯入他在陆军省装饰华丽的办公室，用一把武士刀对他砍去，毫无防备的永田头部中了一刀，背部两刀，最后是喉部，他倒在自己办公室的地板上。

杀手是40多岁的相泽三郎（Aizawa Saburo）中佐，永田的一些人事安排影响了“皇道派”高层领导，包括荒木贞夫，这让相泽十分气愤。永田终年51岁，正值事业高峰期。讽刺的是，相泽强行闯入时，永田正在开会，讨论如何控制怀有极端思想的军官寻衅滋事。在对相泽的审判过程中，他获得许多人的支持与同情。他最后被判有罪，执行死刑，但这起刺杀事件以及凶手所获得的声援的确令人震惊。

暴力仍在持续，以1936年2月26日的军事政变达到高潮。受“皇道派”影响的青年将校（他们自称是独立的派阀）信奉极端民族主义价值观，他们发起这次政变。在大雪覆盖的东京，他们带着将近1500名士兵杀害了数名政府重要人物，包括大藏大臣和内大臣。许多参加这次政变的士兵并没有太多政治化倾向，他们只是在服从命令。相信革命能为改变现状提供机会的是反叛军官，而不是士兵。早在世界经济大萧条前，日本的农村就已变得一贫如洗，年轻女子和儿童被卖给做肮脏交易的中间商，随后又被送往城里的妓院，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许多下层士兵正是贫困的不幸受害者，军官可以轻易利用这些士兵的不满情绪。

策划政变的反叛军官称，他们不想自己取得政治控制权，而是要把天皇从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腐败影响中解救出来，认为自己的手段合理合法。其实，主要政变策划人想要拥立裕仁的长弟秩父宫亲王（Prince Chichibu）成为他们的新领导人。秩父宫亲王也是军人，在陆军中受到广泛拥戴。

裕仁天皇展现出以往不多见的魄力，他立即对这一政变予以谴责。这种夜间发动袭击的懦弱行为让他既震惊又愤怒，那些手无寸铁的七八十岁老人被害时还穿着睡衣。奇怪的是，在天皇不同寻常地公开进行谴责后，民众却再次对凶手表示同情。与刺杀永田铁山的凶手一样，这些行凶者得到称赞，因为他们据称想要把天皇和日本从错误路线中拯救出来，其动机是纯粹而无私的。主要策划者虽被处决，却被视为烈士。“皇道派”的思想仍然具有影响力，但该事件结束后，陆军再也没有制造更多的恐怖事件。

尽管发生这么多流血冲突，但在派系争斗中没有明显的胜者。此外，陆军领导层还将被迫背负一枚炸弹（对下属可能造反的担忧），它可能随时爆炸。接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英机需要控制青年将校的暴力急躁情绪。他的政治立场更加复杂，因为他愿永远做天皇忠实的仆人，不会因为他的对手“皇道派”信奉天皇崇拜就立即反对这一信念。他成长于军人家庭，从小就被教育成为一名军人，是《军人敕谕》的极端产物。他总是喜欢说：“军人每天的24小时，包括吃饭在内，都是在为天皇效忠。”用东条自己话说：“天皇不是人，是神。”

东条为自己的崇高原则感到骄傲。他很勤劳，知道如何坚持不懈。他小时候并不注重学习，但有一次被一群比他大一点的孩子欺负后，他决定在考试成绩上打败他们，后来完全做到了。他追求平等主义，鄙视裙带关系，他更喜欢与下属吃一样的饭菜。他对细节的过分关注几乎要到神经过敏的程度。他有笔记强迫症，要同时在3个不同的笔记本上记录琐事，他还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笔记小心翼翼地归类整理，不用任何助手帮忙，这已成为他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东条既不邪恶也不腐败，但他小肚鸡肠，敏感易怒。他对批评声非常敏感，会严惩那些胆敢激怒他的人，并且睚眦必报。他在家对儿子十分严厉，但对女儿却很溺爱。他不吸烟，很少喝酒，也没传出过什么绯闻。他显然没有什么个人魅力，但他非常能干。他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守纪律和效忠天皇，他也要求别人这样做。

1940年7月，自动代替永田成为“统制派”领导人的东条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陆军大臣。利用他的显要地位，这位天皇永远忠诚的仆人对他的官兵发布了一份教育文件。1941年1月8日，几乎在明治天皇颁布《军人敕谕》的60年后，东条发布了《战阵训》，详述了士兵的理想品行，意在灌输和激发他孜孜以求的自律品质。《战阵训》最受人诟病的一条就是“活着就不能接受被俘虏囚禁的侮辱”，这一条把被俘前自杀作为一种命令，即将造成惨痛的后果。尽管日本严重缺纸，但《战阵训》还是印刷成册，发给每个士兵。普通民众也可以买到东条英机背诵《战阵训》的留声机唱片。

在东条发布《战阵训》的两天前，罗斯福总统发表了著名的“四个自由”国情咨文演讲，诺曼·洛克威尔以此为题材创作的画作刊登在《星期六晚邮报》，成为永恒的经典。罗斯福提倡世界任何角落的人民都应享有言论表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摆脱穷苦自由和免于惊恐的自由。他的演讲是《世界人权宣言》的前身，阐明了美国政府的核心价值观：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确保其公民的安全，而不是去危害和牺牲自己的公民。另外罗斯福总统认为，个人自由，即便在美国国土之外，也不能受到威胁。

但在日本，这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象征）思想完全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表现。这种思想甚至影响到盛冈（Morika）一所男子预备学校。盛冈是东条英机家族的藩属地，过去以高度创造力和自由文化著称，诞生过多位文坛巨匠。据一位该校的成功申请者称，1941年3月，只有12岁的他参加了为期3天的入学考试，考试题目包括“《教育敕语》何年颁布”“《教育敕语》中说‘我臣民，克忠克孝’是什么意思”“你能想出其他类似的口号吗”，这些问题显示，创造性思维只能限定在当下时局中。

考官的问题越来越深入，体现出对经济困局和与西方爆发战争的担忧，问题包括“距中国事变爆发已经多少年了”“我们供奉战争烈士的神社叫什么名字”“哪些国家在阻碍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哪两个欧洲国家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想要从荷属东印度购买什么资源”。

考试的另一个部分意在考察候选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包括“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节俭”“你在每天生活中如何做到节俭”“使用灯罩如何能够节约能源”“你知道日本全国储蓄目标的具体数字吗”。

这个男孩通过了考试，但他很快就会失望，因为这所学校带有某种荣誉感的特制校服不能再穿了，一项全国着装规定要求所有人必须穿着沉闷的卡其布衣服，类似军服的卡其布让所有学生都看起来像个小士兵。在第二学年，预备学校曾经严格的课程设置也发生了大变化，由于越来越多的老师被迫去服兵役，学生们不再在教室学习，而是去种田和参加军训，等待未来某一天，他们也会为天皇走上战场。

日本陆军向来很自信，因为它扮演了明治维新主发动机的角色。海军的发展相对较慢，但如果没有海军，日本发动对美国及其盟国的战争根本无法想象。海军兵学校1876年建立时，日本还没有一艘战舰。1888年，海军建立了培养未来军官的学校，而陆军早在6年前就建立了培养精英的陆军大学校。海军大学校的学生规模也更小，但1902年日本与英国结盟后，日本海军和陆军的差距在缩小，日本海军不但从英国获得了战舰，还学到了造船和战略知识。

1905年5月28日，日俄战争中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对马海峡海战（Battle of Tsushima）——以日本胜利告终，这奠定了日本的最终胜利，沙皇俄国当时正与日本争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海军渴望已久的光辉时刻。当时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不同寻常的活动被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位机敏的外交官发现，他就是25岁的松冈洋右，松冈及时发出警告，造成俄军丧失大量舰船（包括8艘战舰）和5000多条生命，迫使对方求和。

在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双方于1905年9月5日在缅因州朴茨茅斯附近的基特里（Kittery）签署和约。罗斯福还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日本也需要这一和约，因为日本已欠下巨额战争贷款，没有能力再打下去了。和约条款却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愤慨，尤其对日本放弃向俄国要求战争赔款感到不满。许多人不太清楚日本政府到底在财政和军事上的负担有多重，他们走上街头抗议领导人的这一外交举措。在这样令人失望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来的外相松冈洋右受到民众欢迎，因为他在谈判中展现的可靠和精明务实令人眼前一亮。日本后来不切实际地期待美国充当中日战争的调停人，其根源也可能在于美国总统的此次调停，但关于中日战争的解决方案却成为日美两国1941年和解谈判的绊脚石。

虽然民众对《朴茨茅斯和约》感到不满，但日本胜利的消息却让许多人提振了信心。渊田美津雄（Fuchida Mitsuo）是后来带领帝国空军偷袭珍珠港的轰炸机飞行员，他的飞机在偷袭成功时发出著名的电报“虎！虎！虎！”1905年，渊田只有3岁，但整个他这一代的年轻人都对胜利感到兴奋，也渴望穿上海军军装。打败俄国给日本留下的丰厚遗产远超过未来日本制造的战机。这场战争被吹捧为有色人种在现代大型战争中第一次打败白人。日本的胜利破坏了西方人天生的种族优越感，也在世界范围殖民地内激发了反殖民抗争的愿望。这一事件影响到当时还是少年的印度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回忆道：“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我每天都盼望从报纸上获得更多消息。我买了很多关于日本的书，读了其中的一些……我满脑都是民族主义思想，想象着印度以及亚洲摆脱欧洲的奴役。”

日本的胜利似乎证明了该国的物质实力与文化进步。帝国海军给士兵提供大量富有营养的大麦，可以防止折磨许多俄军士兵的维生素B缺乏症。（大麦还常被认为是海军比陆军表现好的原因之一，陆军士兵吃精加工的大米）。到日俄战争时，日本的识字率高达75%，超过任何西方国家，极大促进了士兵的训练。武装部队可以印发说明手册来教士兵使用复杂的武器，而俄国士兵据说一半以上都不识字。日本坚持履行了1889年《海牙公约》的精神，确保以人道主义对待囚犯，在日本的大约7万名俄国战俘受到有尊严对待，关押条件也相对较好，这让国际社会震惊。

从此，日本海军开始全面升级与壮大，而海军和陆军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两军都要争取更多资金和更多荣誉。陆军担心1905年以后的俄国会采取报复，认为日本北部受到最大威胁。而让海军愈加担忧的是美国。美国似乎渴望扩大在太平洋上的势力范围，控制了关岛，并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控制了菲律宾。不管怎样，日俄战争都开始让天皇的陆军与海军平起平坐。

“日进”（Nisshin）号巡洋舰上一位21岁的海军少尉候补生为日本的海上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对马海峡海战中，他被派到这艘巡洋舰的船头位置，不幸被流弹击中，下半身着了火。他的右大腿被炸了个大洞，左手食指和中指也被炸掉。他在长崎海军医院休养了160天，伤口感染时，医生建议他截掉左胳膊。他说：“我拒绝截肢，因为我怀着成为海军士兵上战场的梦想进入海军部队，我要么死于伤口感染，要么恢复过来继续当一名士兵。我有二分之一的机会，我要赌一次！”他赌对了，最后获得了康复，也没有失去胳膊。但这并不是山本五十六一生中最后一次赌博，他总有一天会成为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策划人。

山本一生中都将战争伤疤视为荣誉勋章。他非常在意残疾所带来的不便，尽力不要落在后面，不要让他人觉得他需要特殊照顾。当他第一次跟儿子玩抛接球游戏时，他只有3只手指的左手总是接不住球。但在他的坚持练习下，他很快能用左手从任何角度接住球。他保持了良好的状态，能以轻盈灵巧的步伐爬上一艘战舰。许多人认为，山本是帝国海军历史上最杰出的战略家之一，从某种程度来看，他走在一条典型的精英晋升之路，就像东条一样。此二人都生于1884年，进入只对少数人开放的高等军校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两人都来自过去北方“叛乱”藩属地的武士家庭，他们一出生就活在家族没落的不满中，需要证明自己是新日本国有价值的一员。

作为勤劳工作的奖励，他们二人均被派往国外常驻——山本前往美国，东条前往德国。他们与西方的直接接触更让他们确信，军队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20世纪20年代，山本尤其意识到海军空中能力的重要性。虽然山本从未接受过飞行员训练，但他在发展海军航空部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形成他日后太平洋战略的支柱。

但两人的性格却大相径庭。与东条不同的是，山本是一个开朗、风趣的人。即使50多岁，他仍然像一个充满好奇心、爱问问题的小男孩，对他来说，世界仍然充满新奇。山本不戴眼镜也不留胡子，他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厚厚的嘴唇更让他显得年轻。唯一体现他年龄特征的是额头上越来越深的皱纹和越来越白的头发。许多人认为他所散发出来的特质与自信非常迷人。他身高只有约1.57米，但他匀称的身材和自信的举止弥补了身高上的不足。另外，与中规中矩的东条不同，山本喜欢赌博。众所周知，他的娱乐活动就是打扑克和桥牌，即使在战舰执行任务时也照打不误（松冈洋右外相也以善于打扑克而闻名）。他曾开玩笑说，退休后要住在摩纳哥，可以玩轮盘赌。据说他有一次在蒙特卡洛因为赢得太多而被赌场拒之门外。山本善于虚张声势，常常能巧妙隐藏自己最大的弱点。与其他赌场高手一样，他在时机来临时敢于冒险。他认为赌博是成人的标志，据称他曾表示：“不赌博的男人不是真男人。”

山本认为，生命最终就是一系列简单选择，而选项最终都能归结为生与死。他随时准备献出生命，这样才能活得完整。他要求下属也随时为死亡做准备。他年轻时受的重伤对他影响深远，他认为士兵对这个世界的个人牵挂越少越好，尤其是在前线打仗的士兵。所以他建议年轻军官晚婚（他34岁才结婚，40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但山本并没有视死亡如儿戏。在他总是随身携带的黑皮记事本里，他记录了所有在他指挥下送命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每当恰巧访问有阵亡士兵的社区，他都会走进阵亡士兵家中，在祭坛前祈祷，有时甚至控制不住地哭起来。

山本崇拜美国。他于1919年至1921年在哈佛大学学习，1926年至1928年任日本驻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他看到美国人跟他一样充满活力。在与国内的通信中，山本描述了在美国的生活，寄回了在美国各地旅游时的照片，记录了当地的人和风景。每当日本年轻人问他如何提高英语时，他就会建议他们去读卡尔·桑德堡写的《林肯传》。他认为自己与林肯很像，都是靠自力更生的草民（山本家明治维新后一落千丈，家境贫寒）。他还崇仰林肯的勤勉、志向远大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或许也十分崇拜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后者也是一位克服自身身体残疾、意志力坚强的人。

山本充满活力的美国生活正值两次大战之间自由国际主义的鼎盛时期。如何与他国和平共处成为许多有识之士心中的重大问题。许多国际和政府间组织兴起，比如威尔逊总统力主建立的国际联盟。但一方面是打仗或者至少是准备开战的军人职责，另一方面是实现无硝烟世界的理想，一个人如何能把二者统一起来？穿军装的男人们必须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比如山本就经常代表海军出席国际裁军大会。在缔造热爱和平的世界中，日本渐渐成为一名领导者。

山本作为海军顾问参加了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举行的伦敦海军会议，日本的国际主义受到挑战，但获得认可。当时的首相是来自立宪民政党的滨口雄幸（Hamaguchi Osachi），他是一位深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举止高雅，头发长得像鬃毛，这让他赢得一个绰号“狮子宰相”。他誓言要保卫日本的国际声名，在许多国家深陷大萧条困境而无力关心国际事务时，让日本成为国际上具有正义和协作精神的一员。滨口决心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概述了海军交战规则，详细规定了各主要海上强国军舰数量的限制。与会方进一步完善了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提议将美英日三国主力舰吨位比从5:5：3调整为10:10:7。

由于增加了日本的份额，日本海军省支持签署这一协议。但海军军令部清楚滨口的强硬领导风格，担心他会削弱军方权力，所以竭尽全力进行反对。在右翼、反对党立宪政友会和枢密院保守派的支持下，军令部斤斤计较地说，伦敦海军会议提议的目标比预期少0.4%（山本当时还没有认同裁军的信条，他也支持军令部的观点）。滨口知道军队最高统帅裕仁天皇支持他的政策，所以他坚持自己的立场：“枢密院反对我们也没有关系。我打算请求天皇批准，我绝不会妥协。”9月19日，枢密院做出让步。10月27日，英国首相、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共同通过广播宣布了正式决定。这是一种史无前例、非常成功的宣传，在一个艰难时刻展现了国际合作与善意。

然而，滨口任内日本议会政治的强势没有持续多久。与强硬派结合的立宪政友会利用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指责滨口侵犯了“统帅权独立”。对此抨击最厉害的议员是来自政友会的鸠山一郎（Hatoyama Ichiro），他在战后帮助建立了自由民主党，并在1954年至1956年出任首相。鸠山一郎1930年春天时表示，武装限制不符合海军省规定，他坚持认为，参谋本部和军令部在这些问题上必须享有特殊政治权力。为了取得政治优势，鸠山不但不限制军队以加强政党政治基础，反而帮助破坏议会政治。

此后，政党政治迅速衰落。1930年晚些时候，随着不满情绪加剧，首相滨口被一名极端民族主义者开枪打伤，枪手对《伦敦海军条约》的签署极为不满。鸠山一郎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要求受伤的首相参加即将召开的国会会议接受质询。这是日本历史上最黑暗的大会，是日本议会政治迄今为止的最低点。致力于推翻执政党的政友会成员扰乱国会，在滨口没能出席会议时对代理首相进行人身攻击。滨口不顾医生的反对，坚持参加了1931年3月的国会，他决心推动社会改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涉及工会和农田租赁，提出降低税收，将国家财政进行更合理的分配（军费预算的削减让这成为可能），将男性选民最低年龄限制从25岁降低为20岁，并在地方选举中给予女性选举权。

他穿着一双看起来像普通鞋子的棉拖鞋（他无法忍受穿皮鞋的疼痛），曾经结实强壮的滨口现在却异常消瘦，他跌跌撞撞地走上讲台，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回答着问题。反对党大喊“大点声”“滚出去死吧”。参加了10次这样的会议后，滨口终于在4月决定辞职，4个月后就与世长辞了，日本影响深远的改革努力也无疾而终。

20世纪30年代，社会不安与动荡在日本愈演愈烈，这些因素填补了民主改革失败所留下的空白。作为盲目军国主义的反对者，自由派和温和派人士不断遭到刺杀身亡。袭击的目标甚至包括军方人士，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1935年夏天永田铁山的被刺身亡。这些暴力事件造成大范围恐慌。1931年9月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关东军指挥官宣称，占领行动虽然没有经过批准，但是出于大公无私，而且没有回旋余地。与议员鸠山一郎一样，这些指挥官以“统帅权独立”的不可侵犯性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滨口的继任者若槻礼次郎（Wakatsuki Reijiro）首相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紧急事件。“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驻沈阳总领事说：“如果在危机发生几天后内阁辞职……如果政府发布抗议声明并以同样的精神处理事件，所有的一切，包括政府的尊严、日本的国际地位、经济和政党政治，都能得到挽救。”相反，日本政府犹豫不决了将近3个月，“即使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东北的形势每分每秒都在恶化”。

1936年，永野修身（Nagano Osami）成为海军大臣（海军省最高官员；山本五十六是他的次官）。永野正在谢顶，目光令人生畏，他很容易被人误以为是黑帮老大。他的学习和晋升道路特别让人羡慕，也比山本更快一步，他在哈佛留过学，也参加过各种国际大会。他以班里第二名的成绩从日本海军兵学校毕业，这几乎可以保证一个光明前程。但他是一位不讨人喜欢的领导，缺少山本的号召力和个人魅力。他常常在办公室打盹，被称为“打瞌睡的将军”。记者在他背后说，他之所以需要白天休息是因为他无法满足比他小30岁的第四任妻子（前三个已经过世）。

海军大将米内光政（Yonai Mitsumasa）从1937年4月至1939年8月担任海军大臣，对于山本来说，米内是更容易相处的长官。1940年年初，米内光政成为首相，《时代》杂志这样描述他的外貌：

他的外号“白象”听着令人生畏……这指的是他的身材。他的肤色异常白皙，颇显高贵，他的头发又黑又亮，就像胶片唱片，这更加映衬出皮肤的白皙。他看起来刚毅而睿智。

这比日本陆军给他的评价要好听得多，后者将他称为“金鱼大臣”——虽然好看，但根本不适合担任政府重要角色。

陆军低估了米内的政治能力。他在3届不同的内阁中担任过海军大臣。政治上的误判他也有份，尤其他一开始支持近卫对蒋介石实行强硬政策。但后来日本政府内大多数人越来越亲德，米内却成为日本与法西斯结盟的坚定反对者。在1939年8月召开的一次重要内阁会议上，大藏大臣问米内：如果日本因为与法西斯国家结盟而被迫与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组成的联合战线作战，结果会怎样？这种战争势必会在海上打，因此米内的回答至关重要。他说，日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因为日本海军无法对抗英美联盟。米内极力阻止日本加入这一不合时宜的联盟，至少能阻挡一时是一时，裕仁天皇也不禁对他说：“多亏了海军，我国才得以挽救。”但米内非常清楚，他的反对声恐将威胁到他的性命。1941年的日本领导层明显缺乏勇气和直言不讳。

尽管一些海军官员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但也不能说，海军作为一个整体在判断日本相对实力时比陆军更为谨慎和理性。米内和他的坚定盟友山本五十六以及军务局局长井上成美（Inoue Shigeyoshi）渐渐沦为少数派。作为米内光政的得力助手，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很快意识到纳粹意识形态的肤浅与危险。井上在德国读过《我的奋斗》，他知道这本书对日本的蔑视，但这一部分却在日本翻译版中被删掉了。但米内及其同盟要对抗的不仅是陆军，还有海军内部的纳粹崇拜者，随着希特勒闪电战的成功和对轴心国联盟的推动，海军中的纳粹崇拜者越来越多。

海军中将冈敬纯（Oka Takazumi）后来成为海军军务局局长，并在1940年秋提拔主战的石川信吾（Ishikawa shingo）成为课长。石川相信，轴心国联盟是一件好事，他认为日本可以通过威吓英国来结束对华战争，通过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日本就能迫使英国为日本和中国进行调解。米内、山本和井上对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嗤之以鼻。他们认为，与轴心国结盟肯定要招致与英国以及美国的战争。冈敬纯强调说：“美国历来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不会站在日薄西山的英国这一边，与强大的德意日联盟抗衡。”

随后两派的争论日益激烈，米内越来越担心他副手的安全。1939年8月，在米内的强烈建议下，坚持想要留在海军省的山本被任命为海军联合舰队的总指挥官。讽刺的是，米内本想让山本担任军职来保护他，但也让他没有机会反对政府的主战政策，他后来不得不制定偷袭珍珠港的计划。井上也被调往远离东京政坛的其他位置。1940年1月开始担任首相的米内仍然反对与轴心国结盟，据说裕仁天皇十分器重米内。然而，米内的地位很快下滑。1940年6月，受纳粹在欧洲胜利的鼓舞，近卫及其他亲轴心国政策的支持者（多数来自陆军）开始破坏米内内阁。陆军大臣畑俊六从内阁辞职，而陆军拒绝推荐新的陆军大臣，陆军的不合作意味着内阁必须解散。于是当年7月，近卫文麿第二次出任首相，随他一同上台的还有与众不同的外相松冈洋右。

海军大臣吉田善吾一度追随米内的脚步，反对加入轴心国。但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40年9月被及川古志郎（Oikawa Koshiro）取代。及川看起来很随和，留着灰白色的寸头和浓密的胡须，但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让他看起来茫然而不自信。虽然及川同情亲英美的米内光政等人，但他总是保持沉默，这在关键性的政治讨论中常常是无益的。他来自日本北方，沉默在那里是受推崇的品质。外人常常开玩笑说，这是北方极度严寒把嘴冻住的结果。及川将这一家乡的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甚至怀疑他是否有自己的思想。他不但不愿发言，还认为政治不关海军的事，许多海军官兵都有这种想法。他个人不喜欢对抗，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争论。及川认为，米内1939年以来对轴心国结盟的强烈反对是不可想象的举动。所以及川在1940年秋并不反对《三国同盟条约》也不足为奇。他不会疏远近卫文麿和松冈洋右，更不会疏远海军中支持这一条约的人，以及整个陆军。

1941年4月，海军必须推选接替即将退役的伏见宫博恭王（Fushimi Hiroyasu）出任军令部总长，并由裕仁天皇任命。对于海军中不想日本与西方为敌的人，这是一个重新找回自己声音的好机会。伏见宫博恭王曾在德国留学，参加过日俄战争，曾在海军拥有至高权力。作为老派的军人，他坚信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威望与所拥有的战舰数量直接成正比（因此军令部1930年反对滨口雄幸签署《伦敦海军条约》）。这意味着伏见宫博恭王及其支持者[他们由于因循守旧的思想常被称为“中队集团”（Squadron Group）]完全不能赞同米内光政、山本五十六和井上成美，因为这三人在呼吁与其他大国和解（并同时发展新技术，比如空军力量）。

让人失望的是，尽管希望与美国和解的人极力为提名米内光政获得提名进行游说，但及川利用自己的身份向天皇推荐了“打瞌睡的将军”来接替伏见宫博恭王。这也符合伏见宫博恭王的意见，他在海军中的资历加上皇族血统使他成为一位无法违抗的长者，至少及川这样认为。当山本听到他从前的上司永野修身被任命的消息后，遗憾地说：“这个相信自己是战略天才的人现在成了军令部总长，而他其实差得远呢……似乎战争已经打响了！”

山本五十六不看好永野还说明，他似乎接受了一场他曾公开反对的战争，尽管他还继续反对战争，但他同时想要进行策划。诚然，山本有其冷静谨慎的一面，他相信日本没有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但如果必须为之一战，他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指挥战争。他可以尽量为战争做最好的准备，而他最好的努力最后换来了最好的战略效果，这是一个没有人想过的大胆计划，完全是一个赌徒在没有胜算时的选择。山本知道，如果日本想要有一线获胜希望，就必须在一开始占据上风，这样美国才“有可能”被骗上谈判桌。

1941年1月27日，在东京听到“战争传闻”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给赫尔写了一封信，他表示使馆工作人员“从多方渠道（包括一位日本消息人士）听说，日本军队计划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袭”。格鲁说，“这一计划看起来很荒诞”，事实的确如此。但山本决心要让这荒诞的一幕变为现实。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尤其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山本就在专心研究日本的太平洋战略。一般的战略无法满足他，而他不同寻常的战略也将需要寻求不同寻常的支持。

1941年2月初，第一航空部队参谋、海军少佐源田实（Genda Minoru）正在一艘停靠在鹿儿岛志布志湾附近的航母上，36岁的源田实身手敏捷，是海军中的明星飞行员。他曾带领一支特技飞行队，在全国各地为庆典活动进行表演，让海军航空队受到热捧。在这个特别的冬日里，他被第十一航空部队长官大西泷治郎少将召唤，于是他在日本南部海军基地鹿屋离舰上岸。两人在大西办公室的沙发落座，大西长官从他胸前口袋里不经意地掏出一封信。大西对他说：“你不妨看看这个。”源田实瞥了一眼信封背面，他惊讶地看到山本五十六的签名，山本书法娴熟人尽皆知。源田实回忆，山本在信中说：

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也许被迫要与美国开战。如果日本与美国打仗，我们就要拿出最极端的战术……依靠我们第一和第二航空部队的全部力量，我们必须设法给美国在夏威夷的舰队一记重击，这样美国才能在一段时间里不敢向西太平洋进发（日本在该区域将面临其他敌人，比如荷兰和英国）。我们的目标将是一群美国战舰……这不容易实现，但我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项计划，我将亲自指挥航空部队。我想让你仔细研究该计划的可行性。

自从美国1908年在夏威夷珍珠港建立海军基地以来，日本海军一直觉得自己有可能受到美国袭击。1940年5月，美国指定珍珠港为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这更加深了日本的担忧。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日美战争将是一边倒局面，美国占据压倒性优势，日本海军的战略必须是纯防御性质，日本最大的希望就是通过空中打击和潜艇来阻止美国海军前进。山本五十六显然不这么认为。

读完山本五十六的信后，源田实一时语塞，他仅蹦出一句：“了不起的想法！”当他讶异地抬起头时，大西对他说：“那么……我想让你看看这一计划是否可行。”虽然这让源田实万分惊讶，但也勾起了他的兴趣。

该计划最明显的障碍就是如何对敌军舰船发动鱼雷袭击。普通航空鱼雷需要下沉10米才能重新调整深度。由于珍珠港水浅，只有12米深，估计许多鱼雷将直接栽进水底，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让航母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进入目标区域也很困难。这样的军事行动并不容易。1941年4月初，在源田实读到山本五十六信件的两个月后，大西泷治郎递交了进攻计划。该计划远超山本的预想，它排除了航空鱼雷的使用，转而利用俯冲轰炸和水平轰炸（后者由横向飞行的飞机发动，需要通过准确计算才能打击到目标区域，所以常常不够精准）。山本回应说，如果现有的鱼雷不能奏效，那就去改进鱼雷和提高飞行员技能来使之奏效。而大西坚持认为他的方案可行。

第五章　摆脱麻烦还是保持友谊

由于松冈洋右所谓的“闪电外交”，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以及苏联缔结的新联盟关系本应能迅速而和平地解决日本在海外面临的所有问题，包括中日战争和日美紧张的外交关系。但日本没那种运气。松冈5月12日给美方答复后的几周内，什么都没有发生。尽管太平洋这边没什么动静，但欧洲战事正酣。

南斯拉夫沦陷后，雅典4月27日也在德军的进攻下沦陷，在英联邦部队的帮助下，希腊政府和国王乔治二世逃往克里特岛，但又遭到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尽管德国也损失惨重）。5月底，希腊领导人撤离到埃及，但埃及也不是长久之地。1941年2月开始，新成立的德国远征军“非洲军团”在“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的指挥下开赴利比亚，援助准备占领北非的意大利。

与此同时，英伦三岛继续遭到轰炸；先是贝尔法斯特、赫尔，然后是利物浦，这座城市5月初曾连续7个夜晚遭遇空袭。但这将是德国猛烈轰炸英国的尾声了，因为希特勒的注意力将转向东方。

1941年6月22日，一个炎热的周日，外务大臣松冈正在东京接待汪精卫，邀请他来银座地区的“歌舞伎座”观看下午场的传统演出。这个剧场的建筑是日本本土主义者对前一世纪“鹿鸣馆”的颠覆，它故意保持传统建筑式样，包括日式城堡使用的石板瓦房顶，这座混凝土建筑于1925年才完工，据称能容纳2700人，似乎是故意炫耀日本的现代化成就。

日本最近越来越没什么可炫耀的了。1941年4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的资源集中原则，钢铁工业被“整合”到钢铁控制协会。其他大型工业也开始合并，让国家拥有更大权力进行资源分配和定价。因此，公民私自使用金属是严厉禁止的，即使是校服上的金属扣也要被没收，并换成玻璃扣。在5月的男孩节，最受欢迎的玩具是飞机、坦克和头盔，但这些玩具都是木头、竹子和塑料制成的。

“歌舞伎座”的周日下午场演出吸引了东京最具权势的人物，他们穿着得体而华丽的衣服，庆祝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成立。整个演出过程中，松冈的秘书加濑俊一坐立不安，他特别想搞清楚当天早些时候听到的一则消息是否属实。他从座位上溜出溜进，为了从地下换衣间打电话给外务省。最终，在第一幕结束时的掌声中，他给松冈递了一张字条，确定德国在当天上午对苏联发动了袭击。

松冈估计到德国某一时刻会进攻苏联，他甚至这样表示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Oshima Hiroshi）不断发回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消息，但松冈对这些报告表示怀疑，他相信自己会直接从德国人口中得到这一消息。所以松冈此时大吃一惊。

希特勒曾说过：“整个世界都将屏住呼吸，不做评论。”纳粹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行动让希特勒的预言成真。的确，在这一决定命运的一天，世界大多数人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斯大林则完全震惊了。他再三忽视德国调兵的警告，相信1939年8月签署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译者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暂时让他的国家安全。我们知道，斯大林认为德国在英国那边的战事还没有了结，不会再发动战争形成两线作战。德国突袭苏联时，斯大林正在索契的黑海别墅附近钓鱼。消息传到他的船上时，他静静地收回鱼竿，说了一句：“谁能想到会是这样啊？”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及日本其他领导人认为，日本是德国最忠诚的伙伴。现在他们面临一个两难局面。近卫首相派铃木贞一（Suzuki Teiichi）前去打探东条对这一消息的看法。已退役的陆军中将铃木担任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1937年设立的企划院负责统一和监管资源调动的政策。随着对华战争的深入，企划院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而铃木将在评估日本与西方开战可行性上扮演关键角色。他对比他年长几岁的东条毕恭毕敬地说，近卫认为，德国进攻苏联为日本抛弃《三国同盟条约》提供了令人欣喜的机遇，采取更加中立的外交立场对日本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相处十分重要。听到这番话，东条气得大叫：“你真觉得我们能违背人性不顾法律，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其实，德国已经违背了日本士兵奉为圭臬的忠诚原则。1882年的《军人敕谕》规定：“军人当以尽忠尽节为本分。”但东条就是不愿放弃自己的想法。

生于普鲁士的奥托·D.托利舒斯（Otto D Tolischus）在《纽约时报》工作，他曾获得过普利策奖。1940年3月，他被纳粹德国驱逐，后来在东京从事报道，1941年6月22日他写道：“德国与苏联爆发战争……日本官方集体失声，唯一的官方回应就是无可奉告。”

“巴巴罗萨”行动迫使松冈接受，他的四国外交势必要崩溃，但早在这一天之前，松冈就已经在近卫内阁中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松冈和近卫由于《日美谅解协定草案》而产生的矛盾越深，松冈对日本首相位置的觊觎之心就越大，他对内阁的批评也越发公开，尽管此时他仍是内阁成员之一。他自以为获得了天皇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自欺欺人的想法。松冈从欧洲回国后多次公开发表亲德言论，对此裕仁天皇表示：“松冈可能被希特勒收买了。”

1941年5月3日召开的联络会议是他欧洲之行结束后的首场重要会议。松冈极力鼓吹着他的新计划——日本进攻新加坡，回避了日方该如何就谅解草案答复美国这一更加重要的议题。赫尔曼·戈林曾在私人别墅卡琳宫用一场盛大宴会招待了松冈，戈林和希特勒都敦促日本进攻在新加坡的英军，从而帮助德国这边的战争。松冈对他们说：“如果我是日本首相我就会这样做。”回到日本后，松冈坚持强调新加坡必须立即拿下。听到这一提议后，参谋总长杉山元十分震惊。欧洲之行前，杉山元就已告诉松冈进攻新加坡是不可能的。另外，他也不认可松冈对德国很快独霸欧洲的信心。杉山指出：“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准备入侵英国，在北非建立了诸多基地（即使这样），他们也没能成功。”松冈说：“德国说能在两个月拿下苏联。”但他并不清楚德国的计划。“新加坡也不会是什么问题。”他说。

松冈对自己的提议遭到反对并不担心，他在5月8日的联络会议上再次提出新加坡问题。他强调说，时机和速度至关重要。“罗斯福渴望（在欧洲）参战。你看，他是个大赌棍。”松冈坚持认为，在新加坡战胜英国将让美国重新考虑是否与日本直接对抗，他说：“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前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美国就会改变主意，不去参战。（但）如果在美国参加欧战后的一小时英国（向日本）投降，那么美国就会继续战斗到底（并与日本开战）……一旦美国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将被拖延，世界文明将遭受毁灭。”他对在场的内阁大臣和高级军官说：“如果战争要持续10年……日本该怎么办？”

没有人作声。松冈相信，他能再次让自己的提议强行获得通过，自从前一年夏天开始担任外相以来，他已屡试不爽。他当天前往皇宫，向天皇汇报自己的想法。松冈向来认为，日本可以不使用武力，而仅依靠娴熟的外交就能变得更加强大，现在他却开始鼓动直接军事对抗。裕仁天皇对此大吃一惊，特地召见近卫询问，后者向天皇保证，松冈并不代表政府其他人的观点。

松冈对美国国家性格的误解严重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他执着地认为，只有挑衅才能赢得美国尊重。他太过依赖边缘政策，不知道该何时收手。而政府中没人对他加以限制，这让太平洋两岸的外交僵局变得更糟。我们知道，赫尔5月12日收到了“松冈计划”，但此后一个月没有任何回应。松冈5月3日曾给华盛顿传达了一条大胆的口头声明（一种口头外交声明，但通常也以文字形式递交），他以自己典型的戏剧化风格声称，美国加入欧战将招致灾祸。他表示，日本无意退出《三国同盟条约》。野村大使负责传达这些信息，尽管赫尔已经从破解的情报信息中知晓此事。

松冈命令野村提出一个日美中立条约，赫尔当即予以否决（“我没有犹豫，立即把它抛在一边”），他认为这并不实际，也与当前问题并不相关。松冈的许多举动都带有这些特点。早在华盛顿决定以《日美谅解协定条约》与东京接触的4月16日，赫尔对野村说，他对此前几天签署的《苏日中立条约》并不十分担心，因为：

我一向认为，苏联的政策是不与任何国家开战，除非为了自卫。另外，我没有看到日本有任何想要进攻苏联的打算。所以我觉得这份书面文件不过是把两国政府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和政策写在纸面而已。

美国并不急于与日本达成中立条约。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基于“1941年年初获得的消息，政府从可靠线人处得知，德国已决定进攻苏联”。美国甚至“私下把这一信息透露给苏联大使”。这将改变一切，包括美日关系。

美国之所以不着急回复“松冈计划”，正是因为美国料到，德苏开战后，日本将更有可能对美国做出让步。6月21日，美国对日本的回应几乎与“巴巴罗萨”行动消息同时到来。与松冈的挑衅语气一样，美国也变得明显强硬了。美方在4月谅解草案里提到过承认“满洲国”，这曾让日本领导人感到欣喜，现在却一字不提了。华盛顿现在强调，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是其首要任务，美国和日本都不应觊觎该地区领土。美国因此断然拒绝日本在东南亚动武的权力，而“松冈计划”强调的正是动武权力。

总之，美国在回应中表示，亚太地区应基于贸易自由和机会平等原则。这一理想状态也反映出赫尔的基本世界观。他来自田纳西州，靠自己的努力成为律师，自1933年起出任罗斯福政府的国务卿，他总是批评自大萧条以来一直影响全球经济健康状态的保护主义和各种经济集团。赫尔毫不让步的表态浇灭了日本的希望。当然，协定草案本来也不是美国政府起草的。

赫尔的回复还包括一条口头声明，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该声明显然是针对松冈洋右的。虽然声明称赞日本大使及其手下的敬业精神，但赫尔也抱怨道：

一些位高权重的日本领导人坚持的路线竟然是寻求对纳粹德国及其侵略政策的支持，而他们唯一愿与美国达成的谅解是，如果美国因为自卫政策而卷入欧战，那么日本将站在希特勒这一边……只要这种领导人坚持这种官方态度，并以此来影响日本民意，那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只有通过当下讨论的这份协议才能奠定一种基础，我们才能沿着想要的路线取得实质结果。

这是对松冈5月3日自负言论的强烈谴责，松冈当时说，无论如何日本都将坚持《三国同盟条约》。赫尔的声明还说：“我国政府必须等待更加明确的信号，即日本政府整体上想要寻求和平路线，但现在还没有收到这种信号。”这其实是要求换掉松冈。1933年松冈从日内瓦回国前见过罗斯福和赫尔。据说他让罗斯福立即感到厌烦。自我膨胀的松冈很可能无法体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感觉。虽然他思维很快，善于使用言语和姿势来制造效果，但他不能理解他人，他的行为常常难以预测，所以他并不适合这样一个需要耐心、斟酌和技巧的政治岗位。他极其缺乏自知和自我约束。1941年4月他在梵蒂冈对教皇庇护十二世说：“在世界上所有政治家中，没有人对基督教的理解和热爱有我多，此前没有，此后也不会有。”而在莫斯科，他竟教导斯大林什么是共产主义，这让斯大林惊讶不已。

松冈曾经一度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完全控制权突然不见了。但当德国进攻苏联的消息传来时，他迅速试图挽回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虽然他感到自己在政府中没有支持者，但他并不在乎，他直接请求天皇立即下令攻打斯大林。裕仁天皇震惊了：不久前松冈还在倡导进攻新加坡，现在他又说，日本应该进攻北方的苏联（对此，松冈厚颜无耻的借口是“英雄总能果断改变主意。我之前同意南进，但现在我想转向北方”）。根据《三国同盟条约》，日本并没有义务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中，但松冈似乎认为这是绝对必要的事。后来松冈在与苏联驻日本大使康斯坦丁·斯梅塔宁（Constantin Smetanin）会见时宣布，《三国同盟条约》优先于《苏日中立条约》，这让斯梅塔宁吓得脸色发白。

近卫发现松冈在直接呼吁对苏开战后，他感到无比尴尬。第二天他前往皇宫，为自己外相的所作所为做解释。近卫再次向天皇保证，远征苏联是松冈一厢情愿的想象。“巴巴罗萨”行动让松冈更加孤立。

作家永井荷风并不了解德国进攻苏联时日本国内的真正形势和外交挑战，但他清楚日本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他能够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创作自由越来越被限制。他为巴黎陷落感到惋惜，并用红色墨水在日记中为巴黎陷落一周年做了记号。第二天，1941年6月15日，受风寒而卧床休养的永井在家读书，他读到18世纪以批评社会而闻名的一位作家的话（译者注：原文只给出作家的名字叫Kicho，但无法查到具体人）。这位作家晚年时，曾有年轻人问他，为何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无所畏惧。他严肃地说：“在每日生活中表现得彬彬有礼、矜持一点也没什么，但一旦拿起笔，你就不能再拘谨了。”他承认，家人和朋友多年来劝他不要这样做，他们担心他的写作很容易被认为是攻击当局，可能会因此入狱。他很高兴自己最后坚持了信念，总是记录下在周围观察到的事实。

以上是从永井在日记中摘录的段落，这让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羞愧”。1941年年初，有人从他已发表的一篇作品中发现，永井多年来都有记日记的习惯。由于担心受到迫害，“一天晚上我熬夜从日记中剪掉了（对当局）批评和抱怨的话。我出门时将日记藏在鞋柜里以防万一”。受到鼓舞的永井现在想要弥补自己的懦弱行为。他宣称未来的历史学家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关于他对日本的政治观点是真实、发自内心且毫无畏惧的想法（至少在他的日记中）。他写道：

日军一开始入侵中国国土时，日本宣称是去“教训不守规矩的中国”。但战争意外拖延后，（政府）完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决定称之为“圣战”——完全空洞的词语。现在日本政府想要向东南亚扩张……试图利用英国军队在欧洲的困境。无知的士兵和残忍的策划者都负有责任，人们本质上并不会为这一发展感到愉悦。

永井认为，人们因为害怕迫害而不去抗议，但他知道，仅仅是害怕不足以说明过去10年日本发生的一切。他指出，遗憾的是，总有“一些人试图宣扬忠心以及对国家的忠诚来获得好处”。所以他做出结论：“日本人本质上都是乐天派，最主要的追求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招惹太多麻烦，也没什么崇高理想。”对于这些冷漠的国民来说，“不论是当前（军国主义）还是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变革都没有什么意义。

6月20日，宣泄完情绪的第五天（也是“巴巴罗萨”行动的两天前），永井又抱怨糟糕的政治形势对人们读写方式的负面影响，读书和写作是他最在乎的两件事。新杂志《意大利朋友》主动寄给他的一封推销信激怒了他，东京帝国大学校报的来信也让他不满，学生们用毫无礼貌甚至蛮横的语气要求他做出贡献。他说：“最近的人们啊……我觉得很遗憾，像我们这样一个傲慢的国家，竟然去统治我们的邻国。噢，美国人，你们为什么现在不站起来，教训这个野蛮国家？”

尽管日本对未来的方向摇摆不定，但“巴巴罗萨”行动过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盟关系迅速发生重组。同盟国（尤其是英国）认为，苏联现在的命运与这些国家息息相关。6月22日晚，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来到广播前，发表了关于希特勒入侵苏联的演说，这次演说也在美国播出。“今晚，我要借此机会向大家发表演说，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战争的关键时刻。”他一开场讲道。他随后列举了此前3次重大转折点——法国的陷落、纳粹试图对英国的入侵和1941年年初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以援助同盟国，而第四个转折点就是希特勒对苏联开战。丘吉尔夸张地描述着德国的突袭，他说：“德国炸弹在俄国城市上空像雨点般地落下。”对英国的入侵只是暂时停歇，袭击苏联是希特勒的策略，以便他能够“更大规模地重施故技”，征服西半球。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决定帮助苏联——尽管与美国相比，英国也做不了什么重大贡献。

丘吉尔知道，罗斯福很难让美国国内的反对者（孤立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接受美国对苏联支持的必要性。虽然他也知道“没有权力指挥美国”，但丘吉尔仍然强调：“俄国的危险就是我国的危险，就是美国的危险；俄国人民为了保卫家园而战的事业就是世界各地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

罗斯福也有同样想法，希望鼓励和支持苏联抵抗，但他也清楚，他必须谨慎应对新形势。他已经感觉到，美国势必要前往欧洲参战，但他知道眼下时机还未到。他完全清楚，请求国会批准开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他这一届政府的政治失败。他身边的军方代表，包括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和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都催促他立即采取打击德国的战略行动，向大西洋派遣战舰，他们预计，德国几个月内就能击败苏联。罗斯福也想加强其打击轴心国的政策，但不包括开战。

作为一系列举措的第一步（从斯大林角度来看，这一步微不足道），美国决定解除1939年年末苏联入侵芬兰后，美国冻结苏联的4000万美元资金。罗斯福6月24日解冻了这笔资金。美国还成立专门负责苏联所需军事装备的工作组，军备费用大约为5000万美元。罗斯福让苏联购买这笔军需品，不能赊账，而政府各个部门又不情愿处理这么一大笔订单，所以1941年夏天美国对苏联的实际援助并没有很多，斯大林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再撑几个月。

欧洲脆弱的形势更让罗斯福政府想极力避免太平洋战争。四国联盟瓦解了，华盛顿估计东京将重新考虑其谈判立场。德国进攻苏联当天，野村吉三郎拜访了赫尔，赫尔问他：“德国对苏宣战难道不会影响形势，好让日本政府更容易（撇清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关系）？”

日本当然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在国际法中，如果出现不可预知的形势骤变，各方达成的协议就没有约束力。“巴巴罗萨”行动符合这一条。如果日本当时与轴心国分道扬镳，那么美国（以及苏联）将会相信，日本与西方的谈判意愿是真诚的，德国没有主导日本的扩张政策。近卫立即派信使铃木贞一拜访东条，这证明近卫首相渴望纠正错误路线，想与美国拉近关系（他后来还宣称召集过个别大臣参加小规模会议，但没有关于此次会议的任何记录。而联络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这一话题）。

松冈和东条都阻挡了他，而本应亲美的内大臣木户幸一也不站在他这一边。木户完全不考虑《三国同盟条约》对美日关系造成的损害，他愚蠢地对裕仁天皇说，日本坚持做希特勒的朋友很重要，因为美国重视国际条约。实际上，木户不想让天皇站在任何一边，希望天皇和皇室不要影响重大政策的转变。最后，近卫只好选择什么也不做，因为他不想与这些人对抗。前一年秋天他还是《三国同盟条约》的坚定支持者，所以他可能觉得，如果这么快就抛弃这一盟约，他会丧失自己的政治信誉。

第六章　北进，还是南进？

1941年6月23日，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二天，德国驻东京记者理查德·佐尔格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情报命令：“汇报日本政府对德国入侵苏联的立场。”40多岁的佐尔格身材高大，面容棱角分明，很有魅力，他是苏联在日本安插的间谍。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巴库，母亲是俄国人，他大部分时间在柏林长大，一战时加入德国部队，但他在这场战争中负伤（让他成为跛子），于是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接到命令几天后，苏联政府又要求他“汇报（日本）陆军向我边界调遣的信息”。莫斯科现在急切盼望他的情报一定让他觉得很可笑，因为此前他发回一系列关于德国入侵苏联的警报都被斯大林当作耳旁风。

1933年秋，佐尔格抵达日本。他曾总结说，他的任务就是：

密切关注日本对苏联的政策……确定日本是否计划进攻苏联。这是给我以及我的团队下达的最重要任务……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是我在日本的全部目的。

佐尔格似乎在日本很自在。他住在普通的两层房屋里，家里堆满历史书籍以及他在各地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人们常能看到他穿着皮夹克，骑着摩托车。他很随和，很快就成为东京德国人圈中受欢迎的人。他能够赢得重要人物的信任，尤其是当时德国驻日本使馆专员、1938年晋升为德国驻日大使的欧根·奥特（Eugen Ott）。这就是为什么佐尔格能够提前知道“巴巴罗萨”行动的准确日期。

奥特如此信任佐尔格，甚至允许这位记者在德国大使馆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佐尔格在这间办公室编辑每日新闻摘要（并与奥特太太发生关系）。佐尔格富有成效地招募新成员，组建他的间谍网络，团队包括至少13名男性和3名女性，但这些人很少与佐尔格保持直接和长期联系。间谍网络成员有曾在莫斯科读过书的普鲁士无线电通信工程师马克思·克劳森，在克罗地亚长大的塞尔维亚犹太人、为法国和南斯拉夫报纸撰稿的布兰科·德武凯利奇（Branko de Vukelic），来自冲绳、从小在加利福尼亚接受训练的画家宫城与徳（Miyagi Yotoku），以及近卫文麿的顾问、十分了解中国的著名记者尾崎秀实（Ozaki Hotsumi）。

尾崎胖乎乎的脸庞和善良的眼神能让所有见到他的人放下防备。他是佐尔格网络中最重要的人物。生于1901年的尾崎主要在殖民地台湾长大，他的父亲是派驻中国台湾的记者，后来他回到东京接受高等教育，最终成为《朝日新闻》的记者，1928年至1933年常驻上海工作。

尾崎在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经历对他意识形态的形成至关重要。他回忆说，他与台湾的中国人亲密接触，在“每天生活的每个细节中”认识到殖民帝国主义下由“统治者统治”的权力体系，这是他普通童年生活中唯一“不同寻常”的经历。他看到即使像他父亲这样好脾气的人，有时也会变成傲慢的殖民者，斥退想讨要更多钱的人力车夫，这让他很难过。在上海生活的日子更加强了他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他尤其支持中国的民族解放。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为亚洲国家提供了一条摆脱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并为日本和中国提供了和平共处、为相同目标进行合作的道路。

美国作家和记者安格尼斯·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以印度独立运动中的激进言论著称（她也是佐尔格的众多情人之一），在史沫特莱的介绍下，年轻的记者尾崎1930年年初在上海见到了佐尔格。佐尔格当时正为莫斯科调查中国国情及共产主义的发展，他向尾崎请教日本在华活动的实质。佐尔格描述，他们俩的关系“不论在私人层面还是工作方面都完美契合”，尾崎1932年离开中国回到东京，这是佐尔格调查中国过程中的“巨大损失”。尾崎说：“这些人（史沫特莱和佐尔格）的意识形态坚定，拥有崇高的准则，在工作中既投入又能干。如果他们有丝毫自私的动机，或者存心想要利用我的话，我早就会拒绝他们，与之分道扬镳了。”

在这种相互欣赏的基础上，1934年尾崎秀实在日本见到佐尔格并同意与他合作就并不让人意外了。尾崎有个条件，他不会收取任何金钱上的酬劳。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点，都具有分析能力、学者气质（佐尔格拥有政治学博士学位）和热情、爱交际的性格，这让两人既能成为优秀的记者，又是娴熟的特工人员。

在日本，佐尔格利用自己纳粹党的身份隐藏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忠心，但偶尔他也会犯错。1939年9月4日，英法对德宣战的第二天，他差一点露馅了。佐尔格从德国通讯社（DNB）的办公室出来后，碰到法国哈瓦斯通讯社（Havas）东京分社的社长罗伯特·吉兰。吉兰一看见这位“纳粹”记者就开始数落：“我爷爷与德国人打过仗，但当时法国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输了。我爸爸1914年也与德国人打过仗，那是因为德国攻打我们。你似乎对这两场与法国的战争不怎么满意。那么好吧，我们将跟你打第三次仗，这一次我们将把你彻底击败。我们将把希特勒轧成粉末，把你们全都炸死。你等着瞧吧，德国将成为一片废墟。”听完这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同行发表的长篇大论后，佐尔格却热情邀请他共进午餐。两人吃饭时，佐尔格对他说：“我跟你一样厌恶这场战争……我也参加过一战。我曾相信世界会迎来和平。希特勒出现后，我曾以为他会给德国带来新秩序，给欧洲带来和平，但我知道自己错了。”犹豫了一下后，他又补充道：“我是个和平主义者，你看是吧？”

没有尾崎的佐尔格发挥不了作用。他缺乏必要的语言能力，无法在日本有效开展活动，他的日语口语能力还停留在基础阶段。（他的俄语能力也很有限，他与莫斯科之间的交流大多靠英语和德语）。尾崎作为政治分析家和时事评论家（尤其关于中日关系）常常很忙碌。他为《朝日新闻》报道的重点正是中日关系，他还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智库进行研究工作。随着中日间的战争升级，他也成了知名公众人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军方和警察，都想听听他的看法。他还是近卫首相政策顾问团“昭和研究会”的积极成员，单靠这一职位他就获得了重要的信息来源。但更有意义的是，他加入了所谓的“早餐俱乐部”。

这一封闭式俱乐部每月举办两次聚会，每次都在早上8点，会员们交流信息，讨论时局。俱乐部会员的名字令人生畏。近卫并不是俱乐部聚会的常客，但其他成员都以自己成为近卫的心腹而感到自豪。大多数会员来自日本特权阶层，他们有的30多岁，有的40岁出头，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在英美接受过精英教育。这些人包括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Ushiba Tomohiko）、西园寺公爵之孙（陪同松冈洋右乘坐“红矢号”列车出访欧洲的）西园寺公一、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Kazami Akira）、国际问题记者松本重治（Matsumoto Shigeharu）、犬养毅首相的第三子——小说家犬养健、明治元老松方正义之子松方三郎（Matsukata Saburo）。

也许因为出身高贵，俱乐部成员觉得没有必要在近卫面前保留意见，也正因为如此，近卫也特别看重这一圈人。尾崎与西园寺公一关系密切，再加上他对中国的深刻见解，所以他也被纳入该俱乐部。1936年，尾崎与西园寺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相识。西园寺对尾崎的激进主义思想丝毫不了解。实际上，尾崎甚至对他妻子也隐瞒这一面，但他在其他方面却对她百依百顺。

两人从美国回来后几乎每天都要小聚一下。他们很自然会讨论一些政治话题，两人都深知日本的政治正偏离正轨，中日战争应该马上结束。尾崎后来表示，他“十分真诚”地结识这些人，并利用他们获取信息，这是“出于对国家当前危机的共同关心”。

“巴巴罗萨”行动后，共产主义间谍需要弄清楚日本是否有意进攻苏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松冈认为日本应当进攻苏联，他甚至让德国人相信，日本即将加入德国的军事行动，这让苏联感到焦虑。由于松冈仅依靠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从柏林发回的片面报告，所以他深信德国最终会获胜。攻打苏联既能让日本扩张领土，又能向纳粹方面表达忠心。他认为，日本所处形势类似于1940年6月的意大利，当时墨索里尼正是在德国胜利在望时决定进攻法国。但松冈的新政策倾向具有严重问题：他的“北进”建议没有伴随任何实质性战略规划，除他以外的日本领导层也没人愿意与苏联开战。

尽管日本陆军向来提防北方，把苏联视为主要对手，但陆军丝毫不愿意支持松冈的理由很充分：日本陆军没有能在蒙古和西伯利亚作战的重装坦克，苏联对日本的优势已在1939年诺门罕边境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日本也没有足够的部队同时在中国和苏联打仗。1941年6月，陆军决定与海军一道推动向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扩张的计划。

军方强调，在适当的“外交”压力下，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很可能将以和平方式向日本转交控制权，毕竟仅在过去10个月，日本就已控制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日本还通过裹挟武力威胁的外交手段帮助解决了泰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争端（对前者有利）。通过占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日本不但能够建立更靠近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战略根据地，还能获取更多大米、锡和橡胶，让日本短期内有能力与中国作战，长远来看还能建立自给自足的经济圈，以便在未来打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另外，荷属东印度还有可能被日本的存在所震慑，从而最终同意向日本提供更多石油。所以军方认为，印度支那以南并不需要派兵攻打。

松冈对此坚决反对。他错误地相信，德国将迅速消灭苏联（包括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也这样认为），他还认为，如果日本决定占领更多法属殖民地将可能遭到英美方面的严厉报复，这样做将过分表露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野心，让美国警觉。他的担心是对的。1941年6月底，到底是攻打北方（苏联）还是向南挺近成为东京的决策重心。不同的派系和决策机制让东京的决策过程充满辩论，这将在未来几个月对东京的政策制定产生持续影响。

大体上，日本的战略构想都是陆海军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做出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提出战略建议，作为内阁一部分的陆军省和海军省有时也会提出建议。在后两个部门中，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是最高级别的官员，其次是陆军次官和海军次官，然后是各个局长（军务局、人事局、法务局、整备局、会计局等）和各个课长（局的下属处室）。参谋本部和军令部也有类似的层级结构，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是最高指挥官，其次是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然后是各个部长（作战部、情报部、动员部等）和各个课长。战略设想很少是最高官员做出的，而是陆海军下设的局级、课级部门做出的。由于这些团体都为自己利益着想，出台新政策是十分复杂的过程。

比如，如果参谋本部下的某个部门或某个课室提出一项建议，它首先需要获得其他部级和课级领导的认可、修改和批准，然后才能拿到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联合会议上讨论，参加会议的通常是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同时，陆军省的局级和课级领导也会被征询意见，如果意见相合，他们会共同征求海军（军令部和海军省）和外务省同意，这些部门都有错综复杂的下属分支。如果能够确保获得外务省和海军方面的支持，参谋总长才会正式代表最高统帅部在联络会议上向内阁提交方案。

这种费劲的基础工作由中级军官完成，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有参与过最高官员召开的联络会议。他们被贴切地称为“幕僚”，字面意思是“帘幕后的官员”。在过去，“幕”在解释权力时有两层意思。其中一个指代政治，是政府的同义词，比如“幕府”（幕后政权）；另一个指代战略，暗指野战营地中大本营使用的临时帘幕，只有少数人才能在大本营讨论战略。在战前的日本，幕僚既承担与不同方面讨论和联络等政治任务，也参加制定战略这样的实际工作。由于幕僚在主导日本政策上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个名称总是唤起一种战争发动者的形象，他们以对上级辅佐和建议之名秘密炮制黩武政策。

1941年初夏，日本最具影响力的3位幕僚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Tanaka Shinichi）、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Muto Akira）和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他们都在50岁左右。武藤章和冈敬纯常常合作促成陆海军之间达成共识，而田中新一独立行动，他那充满敌意的世界观给整个参谋本部笼罩了末日气息，他所领导的作战部最为激进。

田中不断倡导对华强硬。对他来说，在华取得完全胜利是唯一选项，而日本领导人近来展现出与美国谈判的意愿是一种耻辱。他认为不开战与投降这种懦弱行为没有区别，还不如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后再失去一切。虽然他在参谋本部只是三把手，但由于他信念坚定和性格强势，他即将比其他任何人都拥有更大的政策决断权。

田中常常对他所认为的武藤章的妥协主义倾向感到恼火（但其实，武藤章很难算是一个温和派）。田中看到武藤章在军务局的下属佐藤贤了（Sato Kenryo）更有培养前途，佐藤也是陆相东条的心腹之一，40多岁，若干年前曾在国会上强烈支持《国家总动员法》而闻名全国，当时他被议员们的质问激怒了，大喊一声“住嘴”，随即夺门而出。民主进程显然不合佐藤的口味。

海军也有自己的鹰派中层官员。最典型的要数海军省军务局下一个40多岁的课长，名叫石川信吾。1931年“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前后，他以笔名写了一本颇有争议的书叫《日本的危机》（这没有经过海军同意，足以被海军开除）。他在书中警告说，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有意控制东方，他敦促日本在美国威胁迫近之际，开展“全国性运动以确保生存权”。他认为在华盛顿和伦敦召开的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是西方阻止日本崛起的一种阴谋活动。与制造“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一样，石川利用这本有争议的著作去影响年轻官兵，让海军中的许多亲英派变成纳粹同情者。他的狂热向来让高层警觉，他的外号叫“不规弹”，所以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总与关键职位无缘。而在1940年秋，强烈鼓吹日本轴心国联盟的海军军务局局长冈敬纯不顾人事局的反对，任命石川信吾为军务局主管军备的课长。

石川与其他志趣相投的同事组成了海军国防政策第一委员会，正是这个“第一委员会”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推动了日本海军的主战立场。他与田中新一一样，都相信不应回避与美国的战争，而要勇敢面对。在他看来，日本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就意味着日本要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做好准备。实际上，石川甚至希望战争打到印度支那边界外，他想要征服英属马来亚。石川后来夸耀地说：“我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人。”

可以说这些幕僚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时刻关注扩大战略优势和领土的机会。但日本在1941年年中的问题在于，备战成为唯一的重心，而日本缺少全面的国家政策来指导备战。上层决策者任由下层军官带动，下层军官的权力本应受到限制，但决策者现在却不加分辨地接受他们煽动性的言论。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毫不脸红地解释说：“因为底下官员最了解情况，所以我接受他们的意见。”

50年后，当年在陆军省成功起草多项提议的石井秋穗（Ishii Akiho）回忆，在珍珠港事件前关键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曾经手握重权，他说：“尽管我们很愚蠢，但只要积极主动，我们就能左右一项重大政策。当然，我们的政策建议在这一过程中也会被修改，但（我们的声音）是重要的……所以我罪孽深重。”他认为当时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决策层中没有一个人对日本注定成为地区领导者有任何怀疑，所以日本需要不顾一切去扩张。于是，即使一项扩张计划遭到否决，政策规划者还会拿出另一项扩张计划。他们会问：“如果我们不能向那里进发，那我们还能向哪里挺进？”

但还有必要强调的是，1941年6月，军方高层领导人或政策制定部门的幕僚并不认为田中新一、石川信吾及其他好战分子过于激进。这些决策人也支持向印度支那南部挺近，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风险小回报高的机遇，在其他国家忙于应付欧洲战事之际，东南亚的权力真空必须加以利用。虽然松冈洋右呼吁日本在德国战胜苏联前应立即向北进发，但这些幕僚却认为，日本在南边的机遇转瞬即逝。这就是日本关键时刻南北争辩的背景，其结果将严重影响日本的国际地位。

6月24日，海军和陆军取得共识，日本应当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而陆军是否进攻苏联待定，取决于是否出现有利时机——比如苏联将部队从远东大规模调往欧洲前线。近卫很快对该计划予以认可，这也是他想利用政策目标的转变除掉松冈的权宜之计。不久前近卫还依靠松冈的强势来引领政府，现在，失望的近卫开始依靠军方来打压松冈，而他以前正是通过松冈来制约和控制军方的。隐含政治目的的南进计划必须经过联络会议同意才能执行。

联络会议不是什么正式场合，各方领导人会直接而毫不客气地抛出具体问题。提议总有遭到否决的可能性，所有人都认为松冈会提出反对意见，因此海军和陆军最高指挥官把参谋次长和军令部次长也带到会议上壮大声势，他们声称这些次长是专家，掌握具体细节。（对于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Tsukada Osamu）来说，专家的称号名不副实，据说他对一位手下说：“我看不懂数据，我把这些交给你了。”）松冈必须接受挑战。近卫将这次联络会议定在6月25日举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松冈表现得格外顺从。他没做太多争辩就同意了军方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提议。他说：“该计划需要迅速行动。既然决定了，我们就执行下去吧。”按照流程，当天下午将召开内阁会议（对联合会议的决定加以认可，成为正式的政府决策），然后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将觐见天皇，告知他这一计划。联络会议的讨论焦点转到日本的苏联政策时，松冈再次要求进攻苏联。

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吃一惊，他回应道：

外务大臣是在宣扬激进政策，但陆军并没有做好准备。只有当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形势同时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才能进攻苏联……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匆忙进攻苏联，美国可能会与苏联联手。

杉山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入侵印度支那不会受到美国干预。松冈却极力要求对苏联保持“威慑力”，他无论如何要成为南进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最后领导人不情愿地宣布将再次召开联络会议解决这一分歧。

第二天，6月26日，松冈呼吁军方对德国盟友拿出点诚意，他再次极力要求立即进攻北方。参谋次长冢田攻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我不懂政治，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德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更让我们有理由不去（同德国）商量。”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同意冢田的观点，但他不能轻易做出同意占领印度支那的决定。6月23日东条曾与陆军燃料部门的一位官员谈话，此人建议他说，日本获取石油的唯一方式就是进入印度支那南部。东条英机勃然大怒，他反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偷？”他对陆军研发人员拿着充足的经费却没能发明出人造石油感到愤怒。他说：“我无法向天皇陛下汇报说：‘恐怕我们不得不沦为小偷。’”

在他狭窄的视野里，东条没能认识到，政治决定能够威胁到日本与西方的外交关系。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自以为是的道义原则，同意向印度支那进发。虽然6月26日的联络会议也无果而终，但这场内讧开始对松冈产生不良影响，在会议结束时他一反常态，变得语无伦次，他表示自己“大体上”同意军方的计划，但“从根本上”并不认可。他提出第二天再做解释。

新的一天，新的会议。在6月27日的会议上，松冈试图收回自己对入侵印度支那的草率同意，他说他总体上理解进攻印度支那的战略逻辑，但他觉得这犯了根本性政治错误，因为此举将刺激同盟国进行报复。只有当纳粹确立在欧洲的统治地位后（他认为很快就会实现），入侵印度支那南部才更加可行。对于杉山元此前表示的美苏可能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松冈也不屑一顾，他说，美国向来恨透了苏联。

的确，苏联向来不是国际社会中受欢迎的成员。希特勒在欧洲发动的战争既是他的总体方案，也是被斯大林对波兰、波罗的海和巴尔干地区的领土野心所驱使。芬兰拒绝向苏联割让领土并因此在1939年遭到苏联进攻时，西方舆论支持芬兰，于是苏联成为唯一一个被国际联盟开除的成员国。这些都是事实，但联络会议上没有一个人指出，美国与英国一样，相比苏联更憎恨纳粹德国。

松冈在6月28日、30日和7月1日的会议上继续做着不懈努力。他一度威胁：“我对未来的预言向来灵验，我预计南进将带来巨大灾难。”武藤章并不同意。松冈眼看争论不出什么结果，于是退让一步：“为何不推迟6个月？如果最高统帅部和首相本人都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这么做，那我也不能反对他们的意见，我本人对此已经表示赞同。”

松冈少有的示软似乎动摇了一些人的决心。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建议参谋总长杉山元将计划推迟6个月。军令部次长近藤信竹也小声建议参谋次长冢田攻考虑推迟计划。但冢田不会轻易被说服。他公开对上司杉山元进行劝阻，敦促他坚持原计划。杉山元照做了，于是近卫对南进计划表示赞同。大藏大臣和商工大臣本来能够帮助领导人以更加实际的角度看问题，但他们6月30日开始才参加联络会议，一切都太迟了。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或者用东条英机的话说，成为窃贼）获得正式批准。御前会议很少召开，通常预示着战争的开始和结束。与会人员包括主要内阁大臣、内阁书记官长（chief cabinet secretary）、企划院（cabinet planning board）总裁、枢密院议长（Privy Council）、参谋总长和次长、军令部总长和次长以及陆军省和海军省的军务局局长（陆军军务局局长因身体原因缺席7月2日的会议）。所有人都着正装，不是军服就是燕尾服。

裕仁天皇曾经说：“御前会议真是个奇怪的会议……天皇没有决定权，无法左右会议的气氛（除了会议名称）。”天皇会默默听着决议的宣布，枢密院议长代表天皇提出问题。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历史上还没有天皇许可被推翻的先例。得到皇家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突然少了政治味道，似乎政治领导人都对新批准的政策不负担任何个人责任。

7月2日的会议是日本袭击美国前召开的4次御前会议中的第一次。会议在建于1889年的明治皇宫里举行，这座宫殿体现了东西方审美的结合，天花板挂着水晶大吊灯，墙壁用绣满日本传统花纹的紫色丝绸装饰。长方形的会议桌上铺着格子图案的丝布。这些颜色组合营造出一种低调的奢华，我们常在最好的和服设计中看到这一点。

这次会议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正午。枢密院议长原嘉道（Hara Yoshimichi）质疑向印度支那南部进发的决定。这些官员必须在天皇面前证明他们对其决定深思熟虑过，这一会议不是审视和重新考虑的场合。在7月2日的会议上，原嘉道对占领印度支那政策的通过感到害怕，该政策纲要说：“大日本帝国不会逃避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这句话最早出现在6月初的军方草案中，随后在政策制定的不同阶段，这句话一度被删除，后来又被加上。这句话完全是说给松冈听的，他曾说过：“前去（占领）泰国或印度支那需要有与英美决一死战的决心，由于缺少这份决心，我不愿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为了强行通过占领计划，其倡导者需要向松冈展现他们的决心。

“不会逃避”的决心并没有经过军方的深思熟虑。陆军的田中新一和海军的石川信吾等强硬派战略家愿意与松冈针锋相对，军方绝大多数人却对南进提议的通过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海军次官泽本赖雄（Sawamoto Yorio）事后回忆道：

我对此很震惊，并询问了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的意见。他说他也反对战争，但考虑到陆军向来对北方的兴趣……我们必须充分表达意见，以免机遇从（向来想要南进的）海军手中溜走。我还询问了商工大臣丰田贞次郎（Toyoda Teijiro）海军大将的意见，他安慰我说：“别担心，及川大臣不想要（战争）。”

对于海军领导层来说，推动南进提议的通过不但意味着与外务大臣针锋相对，也意味着与陆军的竞争。打着备战的旗号，海军就有可能获得更多军费预算份额。

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70多岁的枢密院议长原嘉道敏锐感受到好战言论中轻率的一面，他向与会者抛出一系列关于与西方开战决心的问题。他戴着眼镜，留着胡子，具有法律背景，他的保守主义和反共思想人所共知，因此他赞同松冈进攻苏联而非法属印度支那的看法。现在他根据常识判断来提出质疑，他对与会者说：

我们必须谨慎出兵……让印度支那听从我们号令的方式就是展示力量。但动用力量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想看起来像是“入侵”……你们说不会逃避与英美的战斗……但你们如何将这一决心与（没有为此做准备的）现实保持一致？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我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英国和美国会做出回应……如果（新政策）促使两国联手（对付）日本该怎么办？我想得到明确答案。

东条承认，这的确是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松冈也支持这一观点。但其他官员向原嘉道保证，占领过程将以和平方式进行，不会使用武力。松冈并不相信，那天他一度退让说，动用武力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但既然已经到了这一庄严肃穆的正式场合，即使松冈也不愿该计划白白流产。谈判桌远端的裕仁天皇默默地聆听着。

日本领导层反复强调其挺进计划的本质是和平、非胁迫的。前一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半岛北部时，尽管东京也承诺进行和平过渡，但鲁莽的日本士兵主动向不愿离开的法国部队射击。日本与法国当局达成协议前已有几百人死亡。这一事件加深了日本在西方人眼里的无赖印象，这也正是原嘉道担心的地方。

每次原嘉道谈到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问题时，他总是得到模棱两可的答案。军方领导人不愿意在御前会议上深度讨论这一问题。杉山元对绝大多数人的意见进行了总结，他说：

我们十分有必要执行这一计划，以对付英美（经济孤立日本的）阴谋。如果德国（统治欧洲的）计划遭遇挫败，当然可以预见，美国会（与日本）开战。但德国现在胜利在望。（有这么一个强大的盟友），我想美国人不会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与我们为敌。当然我们必须以和平方式完成占领。我们想一直推进到泰国，但那样就与（英属）马来亚靠得太近，会惹来大麻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到法属印度支那边界为止……我们要小心谨慎地开展这一计划。

原嘉道这下放心了。他说尽管该计划措辞大胆，但日本应当避免与英国和美国的战争，只要在座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那就达成了“基本共识”。所有人都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过程中不发生任何暴力冲突并限定在印度支那半岛范围内，世界就不会说三道四，更不会与日本开战。

裕仁天皇对占领印度支那感到不安。他在6月25日拿到这份计划时表示：“鉴于国际法准则，这一计划让我疑惑。”但由于其他人的自信（并为了打压天皇并不信任的松冈），裕仁心中的疑虑没有大到想要阻止该计划的程度。近卫首相则保持缄默。最后天皇召唤官员时，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月2日的御前会议决议是理查德·佐尔格的转折点。尽管松冈的再三保证让德国驻日使馆相信，日本将参加对苏战争，但佐尔格仍然表示怀疑。他后来回忆说：

对于日本局势，尾崎秀实在御前会议前观察到，近卫首相和他的文职内阁成员不想与苏联开战，海军也不想发生战争。陆军内部有强烈的参战意愿，但他们更倾向于暂时观察形势……只有外相松冈赞成日本撕毁他缔结的《苏日中立条约》。

松冈亲自告知奥特大使御前会议的决定，这也是佐尔格获得消息的来源。佐尔格注意到：

松冈外相的信息包含御前会议决议的两个要点，分别是：（1）在北方，日本将增加军力，为进攻苏联做好一切准备。（2）在南方，日本将主动向前推进……奥特大使将理解的重心放在第一点，因此他认为日本将向北增加部队……他认为这一调动意味着日本与苏联战争的开始。

尾崎“则把重心放在第二点”，他认为日本只会进攻法属印度支那。佐尔格知道自己该相信谁，于是向莫斯科汇报说：

各方在御前会议上决定，日本军事入侵西贡（印度支那南部）的计划不变。另外，只有红军被摧毁时，日本才会考虑军事入侵苏联。

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认真考虑了佐尔格的情报，并认可他的结论。但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改变主意，日本似乎是德国的坚定盟友。这种怀疑让苏联与美国更加靠近。

御前会议结束几天后，海军大臣和军令部总长将舰队指挥官召集至东京。他们被告知日本的决定，包括不畏惧战争的决定，这些指挥官惊呆了。“我们真的为一场空中战争做好准备了吗？”山本五十六问道。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问题的答案。第二舰队指挥官古贺峰一（Koga Mineichi）大发雷霆，他说：“你怎么能不跟我们商量就同意这一重大决定？万一战争真打起来怎么办？你不能只对我们说，‘好吧，你们上阵打仗吧’，我们赢不了！”
支持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表现得事不关己，他回应说：“我能怎么说？这是政府的决定。”

第七章　危机悄然临近的7月

7月2日，日本通过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决议，这一过程的迅速和乐观程度说明，大多数日本领导人没有意识到危机正在逼近。近卫文麿的内阁书记官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向全国宣布：“鉴于当前形势，政府近来作出一项重大政策决定。”向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发送的供内部传阅的占领计划已被美国在一周之内破解。罗斯福对日本不愿进攻美国的新伙伴苏联感到宽慰，却对日本愿意冒着与英美开战的风险向南挺近感到震惊。他7月1日对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说，控制大西洋局势对我们维持太平洋和平至关重要，“我没有足够的海军力量来两边周旋——太平洋上每出现一点状况就意味着大西洋上少了几艘军舰”。

日本领导人喜欢激进言论，似乎认为与美国搞外交都是次要的。7月10日，在收到美国对“松冈计划”的回复近3周后，近卫主持召开联络会议，商讨日本的对美政策。所有人都觉得美国回复日本的内容和语气都强硬得有些离谱，美方提出的新要求显得盛气凌人，这触碰到该国根深蒂固的敏感神经，日本向来因为自己起步较晚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白人而感到自卑。松冈洋右认为，华盛顿的回应是一种挑衅，其对外政策近乎是一种种族主义。

可以想象，松冈对赫尔要求撤换他感到焦虑。他说：

赫尔的声明欺人太甚。野村吉三郎作为我的心腹竟敢将这一声明传给我。干涉他国内政，比方说要求重组内阁，这令人大跌眼镜，尤其是竟敢这样对待像日本这样的世界大国。

松冈再三强调他对赫尔和野村的不满，以及对美国整个交涉“方式”的不满。他对所有相关者感到恼火——尤其是几米开外默默坐着的近卫。

松冈在两天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仍然宣泄着愤怒之情。他说：“赫尔的口头声明应该一接到就立即扔回去。其内容太令人震惊了……这更加确定美国看不起日本，把日本当附庸国或其领土的一部分……只要我还是外务大臣就不能接受这一声明。”他提议中止与美国的谈判，这让最保守、最反美的与会者都感到意外。

沉默了一会儿后，杉山元说话了，这位参谋总长客气地表示“虽然我与外务大臣感同身受”，但军方当前在南北面临重大时刻，再经不起与美国为敌了。抛开个人感受，“谈论与美国完全断交并不合适，我们应当为谈判留有余地”。

内务大臣平沼骐一郎在杉山元之后开始发言。73岁的平沼身材消瘦，戴着眼镜，表情冷漠，儒雅且自信，这些特征有点像伍德罗·威尔逊。他是一位沙文主义者，强调亚洲至上，认为日本注定要带领亚洲走向一个更美好、更公平的世界。1939年他曾短暂担任过内阁总理大臣，他赞同近卫的一些右翼观点。但他并不像近卫那样欣赏法西斯主义，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共产主义的变种。他反对近卫的法西斯政治倾向，包括1940年成立的“大政翼赞会”。

这一天，平沼不同寻常的健谈说明他对与西方对抗的前景深感忧虑。他说：

当前，大日本帝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与美国开战，这是最重要的事……（如果爆发战争）战事可能会持续50年甚至上百年。外务大臣也再三提及“八纮一宇”所代表的大日本精神。根据这一精神，我们最好避免战争。日本既不是极权主义国家，也不是自由主义国家。但只要我们坚持理念，我们就能消灭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战争。美国也许不能理解，但避免战争是日本应当遵循的路线。所以我们的任务是引导美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外务大臣认为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挑起战争，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也没必要与你争辩。就算外务大臣坚持认为罗斯福在引领自己的人民朝战争方向走，而他的人民跟随着他，但这些人中也有反对战争的……正如外务大臣所说，抨击一下（赫尔的口头声明）也没什么。但即使希望渺茫，我们也不能试一试（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吗？

平沼诚挚的恳请让松冈别无选择，只好表示只要美国收回对他的批评，他愿意继续谈判。东条英机说：“即使没有希望，我们也应将和平坚持到底。我知道这有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真诚交流，传达我们日本人的看法，他们一定能体会到我们的感受。”及川古志郎说：“海军内部认为，国务卿赫尔希望避免太平洋战争。日本也不希望在太平洋开战，所以这不正好有（达成和平的）希望吗？”

现在这些军方领导人似乎又反对御前会议刚刚通过的不畏惧与英美开战的决定。显然，这些人没有开战的决心，松冈也不例外，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诞。松冈只想通过威胁中止美日和谈来展现强硬和决心，希望借此恢复他的威望，但他打错算盘了。他对东条及其他军官说：“你们军人怎么这么窝囊？”据说，松冈甚至因为军方对美国的妥协态度而骂他们是“傻瓜”。他说，穿军装的人不懂外交，因此不要多管闲事，安守军人本分管好作战就行。松冈的这番言论势必激怒了军方，引来他们的反感。

与自相矛盾相伴的是讽刺。没有人意识到，日本决定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后，其实距离与美国断交已经更近了一步。当然，松冈看到了这层风险，他比其他人都更了解美国，所以威胁要彻底抛弃和谈。就连领导层中最保守的平沼骐一郎和东条英机都忍不住敦促他不要鲁莽。

的确，松冈此前强调过，日本有动用武力保卫东南亚利益的权利，他从欧洲回来后也呼吁立即进攻新加坡，协助德国的战争发展。其他领导人似乎很难理解，此前支持、现在又反对南进的两种态度在松冈洋右心中其实有明显区别。他认为日本进攻新加坡将是迅速而有针对性的威慑，但进驻印度支那将招致更大规模的战争。但矛盾的是，为了能够打赢更大规模的战争，日本需要冒这个险。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日本领导层继续暴露着自己对外部世界的肤浅认识，他们讨论的焦点是给美国答复的时机，而不是内容。杉山元建议，日本应该推迟答复，一直到军事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完成后。日本将在两天后的7月14日与维希法国展开谈判。杉山元说，给美国支持和介入法属印度支那的机会将是一个错误，如果进驻进展顺利，美国即使不喜欢日本的举动，但也不会为了距离美国本土如此遥远的“和平”过渡而大动干戈。当然，杉山元并不知道美国已经破译了日本的计划。

日本领导人目光短视，充满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总是提到日本的崇高道德典范、日本精神的优越性、日本将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任务，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日本外交和经济困局。在他们的想法里，这些目标并不矛盾——只要目标保持抽象就行。这形成了一种错觉，即日本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联络会议渐近结束时，永野修身对外务大臣说：“松冈，如果你说不论我们怎么回复，美国人都不会改变他们的态度，那为什么不按你说的做呢？”他指的是松冈应该拒绝这一提议，拒绝赫尔的口头声明，并以此断绝与美国的关系？还是日本不用等待占领印度支那就给美国答复？永野没有说清楚。不论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他这一问招来了海军省冈敬纯的不满。对于这位海军首领刚刚的言论，冈敬纯说：“我知道不论希望多么渺茫，我们都应该进一步努力。但是阁下，您现在是说，我们应该放弃所有努力。”永野于是承认，他的意见应当被忽视，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是错误的。

7月12日紧绷的联络会议在这种奇怪的不安气氛中结束，唯一取得的共识是，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不应给美国任何答复。近卫继续沉默地坐在一旁。

7月14日，尽管身体不适，但松冈还是起草了日本给美国的第二份答复。基于军方和政府的共识，答复内容与7月12日讨论的计划没什么改变。这份答复声称，在日本、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联盟瓦解后，日本不会示弱，日本不会抛弃《三国同盟条约》，美国要敦促蒋介石与日本和解，并且不能介入日中谈判。

松冈想先拒绝接受赫尔的口头声明（用冗长篇幅指责赫尔的行为），几天后再将日本对美国的完整答复交给美国。近卫及其他人觉得，单单驳回口头声明太过挑衅，可能会导致两国“非正式交流”的中断，他们想将抗议和答复同时送达。松冈还是将对赫尔的抗议发送给了野村吉三郎，但没有那么长篇大论的批评。7月15日，松冈又把答复美国的草案发给德国批准。近卫气得发狂，他终于做出了迅速决断。他要结束松冈的个人表演。

7月16日，近卫重新担任日本首相以及松冈开始担任外相快要满一年之际，第二次近卫内阁集体辞职。松冈并不愿意辞职，而一个遭遇政治失败的大臣（就像松冈7月2日所经历的）通常想要辞职。根据《明治宪法》，近卫不能开除大臣，因此只能通过这一迂回方式除掉松冈。由于身体原因，松冈没有参加做出辞职决定的紧急内阁会议。近卫立即重新组阁，除了更换外务大臣外，其他人的职位不变。新内阁从7月18日起正式取代旧内阁。

许多人来探望这位声名在外的国民英雄，虽然身体虚弱，但他还是象征性地最后一次前往他的办公室。有记者让他评价此刻的心态，松冈创作了一首自我贬低的俳句，提到他标志性的光头。他一边吸着烟斗，一边咳嗽，他说：“下雨天赶路的秃子摔倒在路旁。”

日本民众不知道松冈被解职的具体原因，他们感到很困惑。松冈外交生涯中展现出来的自信和能干让许多民众为之钦佩。他是一位公共关系领域的天才，天生就知道在公众眼里应当说什么和做什么，所以日本人民爱戴他。可以理解的是，一些人错误地猜测，松冈被撤掉说明日本与苏联即将开战。小说家野上弥生子在她的日记中猜测，近卫很可能想要立即进攻苏联，但松冈无法接受，因为“松冈先生与斯大林那么亲密”。永井荷风则一如既往更具有洞察力，他的观察是，这一变化是政府内部权力争斗的结果，不代表外交政策会有重大转变。他在7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内阁重组感觉像一个圈套。”

对于7月这样的月份来说，7月18日这一天太不寻常：气温过低，风太大了。永井看到田野里的叶子被耙成堆在燃烧，他恍惚觉得已然是深秋了。他的思绪飘向一战，他正在读一本莱昂·布卢瓦（Leon Bloy）的战争日记《卑微者之门》。他说，不用为家人和朋友的安危牵挂是多么幸运啊。“尽管大米口感奇差，白糖也不足，但我们能靠这些活着。毕竟这比无缘无故被关监牢强。”在当前政治气氛中，每天都有人无罪却被投入监狱。永井在日记中提到他越来越不自由了，但他决心要捍卫这最后一点自由。

松冈下台后不久，西园寺公一看望了他。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外务大臣彻底成了泄了气的皮球。可能由于他幼年患上的肺结核病复发，他从欧洲回来后体重减轻了近30磅。他的住所过去总是充满各种谄媚者和政治掮客，现在却突然冷清了，房子本身还曾经住过一位贵族。在差不多两小时的会面中，西园寺公一用威士忌安慰着他。仅仅担任外相12个月，松冈却让日本陷入与美国的危机中，而他显然知道如何避免这场危机。由于推行边缘政策，他对日本国际地位造成的损害比其他人更深。

走了一位性格古怪、脾气暴躁的松冈洋右，来了一位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但这位在牛津留过学的海军军官不是干外交的料。虽然他的自信近乎自命不凡，但缺少外交经验。他的确在军方有需要的人脉，包括海军老兵野村大使。他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商工大臣，这让他深知日本物质匮乏的劣势，他本可以让其他人相信，在太平洋开战是不明智的。然而从丰田的过往表现来看，相比在日本政坛的未来发展，他对保住自己的地位更感兴趣。1940年秋，作为海军次官的丰田积极推动《三国同盟条约》的签署，主要原因是海军将能获得更多经费。

在华盛顿的野村感到乐观。但他高估了近卫的政治意愿，本以为松冈的离开将为外交政策的转变铺路，认为日本会退出轴心国联盟，暂缓入侵印度支那南部。美国也感到乐观。德国进攻苏联那天，《纽约时报》报道：“华盛顿高层希望，德苏战争可能将导致日本出台新政策。他们希望日本不但将在近期与轴心国决裂，还将掉转矛头反对德国的战争。”这种希望很快破灭。到7月18日，美国已经成功推测出日本政策不会发生改变。而日本领导人似乎认为，单靠重组内阁就足以恢复日本在美国眼里的可信度。日本新外相已经在胁迫维希法国政府交出对印度支那南部的控制权。法国拒绝后，丰田威胁说，日本乐意动用武力来达到目的。法国最终在7月22日妥协，接受日本的“和平”占领。这让日本获得了该地区的8个空军基地和2个海军港口。

罗斯福政府很快获知日本与法国的协议（再次感谢密码破译人员），代理国务卿（赫尔生病了）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7月23日向野村转达了美日谈判终结的决定。两天后，美国冻结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荷属东印度、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和菲律宾也纷纷效仿。美国随后建立了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挥的远东陆军，以保卫菲律宾。还有人提议实行石油禁运。英国对新加坡岌岌可危的地位感到担忧。英国大使罗伯特·克雷吉在日本正式宣布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前拜访了丰田，他以反常的激动语气对日本的占领计划大加反对，他说：“你们总说我们在缅甸、马来亚、中国等地方包围日本。这根本不是事实！如果你们继续这一占领，我们则必须拿出对付你们的新方法。”

日本虽然大感意外，但仍然保持自欺欺人的态度。在7月24日的联络会议（在皇宫而非首相官邸举行，大概为了更加私密），丰田表示，如果美国实施全面石油禁运，这将是个“大麻烦”。陆军参谋本部的会议记录上写道，野村在报告中“歇斯底里地”警告美国会报复，丰田的担忧是对这些报告的过度反应。第二天的会议记录的主旨依旧：“我们确信只要军事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不采取新的举动，他们就不会实施（石油）禁运。”

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田利种与石川信吾一样，在起草向南扩张的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多年后回顾当时的形势说：

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美国会对我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如此生气。我们本以为扩张到印度支那南部不会有什么麻烦。这纯属无稽之谈……我没有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比如外务省的意见。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确信这一点……实在是无法原谅。

反复提醒日本政府警惕美国反应的野村现在必须将损害降到最低程度。7月24日，罗斯福冻结日本资产的这一天，野村下午5点在椭圆形办公室见到了这位美国总统。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和副国务卿韦尔斯也在场。韦尔斯做了会议记录。罗斯福对焦虑的日本大使说，美国政府猜测，日本的南进政策是希特勒主导的。这不是他第一次这么说，野村对此坚决否认。罗斯福暗示，如果日本试图用武力攫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美国将进一步制裁，甚至发动战争。

野村回应说，他本人也反对日本最近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罗斯福提到，他很高兴得知丰田曾是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这也许让罗斯福看到希望，也许日本向南扩张的计划会被取消。据韦尔斯的记录，罗斯福做出了一项大胆提议：

如果日本政府放弃军事占领印度支那，或者在占领步骤已经实施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如果愿意撤军，美国总统将向日本政府保证，他将尽一切可能让中国、英国、荷兰和美国政府联合发布一项郑重声明，宣布印度支那成为像瑞士那样的中立国，日本也要做出相同的承诺。

这是美国做出的最大让步。凸显了法属印度支那的战略重要性，该地区能向美国提供锡、橡胶及其他重要原材料。另外，罗斯福想尽一切可能让日本与希特勒政权划清界限。由于罗斯福的首要任务是向英国（现在又加上苏联）提供最大帮助，他必须确保太平洋的和平，所以这需要一些变通。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很显然没有将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与对华战争这一更大的问题联系起来。这也说明罗斯福渴望他的提议能对日本具有吸引力。

这一提议打动了野村，在韦尔斯眼里，野村似乎并不看好该提议能够获得通过。野村暗示，只有强势的领导人才能扭转日本对印度支那的政策。罗斯福说，美国认为日本很显然受到来自纳粹政权的压力，他很担心日本政府看不到希特勒一心要吞并世界的野心。但野村否认日本的执迷不悟是受德国影响，他表示将立即将总统的提议传达给日本政府。

美国驻日本大使约瑟夫·格鲁尽管60岁了，但他仍然精神抖擞。1932年来到东京前，他分别担任过美国驻丹麦、瑞士和土耳其大使。他在日本的职位对他意义重大，因为他娶了马休·佩里的侄孙女，佩里正是当年强迫德川幕府结束闭关锁国政策的美国海军准将。已经在日本生活8年的格鲁对该国产生了特殊情感，他也是东京上流社会的常客。

格鲁来自波士顿名门世家，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他与罗斯福和韦尔斯一样都毕业于格罗顿中学，然后去哈佛深造。他们都彼此了解，格鲁立即理解总统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他乐观地认为，这将带来某种突破。

罗斯福与野村会面的两天后，格鲁收到相关报告。他立即在7月27日上午拜访了丰田，“以便不要遗漏任何可能促成日本接受美国总统提议的因素”。美国大使积极主动，他敏锐地意识到速度很重要，确信双方都不想开战。考虑到这一提议的实质，他相信日本领导人一看到其内容就会长出一口气。他对此坚信不疑。

令格鲁意外的是，日本外相丝毫不知道这位美国大使在说什么。丰田专门离开房间去核查是否从野村处收到这一信息。答案是没有。有可能外务省亲轴心国的成员故意扣下了这一信息，抑或是因为办事不力。野村已向东京汇报过两次他与罗斯福的会面：在7月24日当天以及7月27日。

格鲁自然很震惊。没有想到他反而需要向丰田解释罗斯福提议的要点。丰田的第一反应至多只能用不热情来形容。他说，很遗憾总统的建议来得太晚了，民意已经因为美国冻结日本资产而变得充满敌意。他不认为日本政府会转变自己的路线。

丰田对格鲁说的话只对了一半。的确，日本媒体已经开始使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词语——这些字母分别代表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并耸人听闻地描述日本的经济困境，不断提高调门。在非民主社会，这种迎合当局、危言耸听式的报道并不稀奇。但令人有点意外的是，在罗斯福的提议面前，丰田竟然不去研究让印度支那中立的意义。但不管怎样，他还是表示将把提议拿去与其他领导人进行讨论，最终结果会通知美方。

格鲁清楚，罗斯福做出的这种让步对美国来说并不容易。他试图让丰田相信，扭转日本政策将意味着更美好的未来。格鲁私下以非官方的身份甚至暗示，倘若日本同意总统的提议，日本资产会获得解冻。他对丰田说，他“完全理解‘颜面’问题势必会成为一种阻碍”。但他表示：

丰田眼下面对着一个不受周遭因素影响的机会，他可以发挥高超的领导才能，做出正确选择，该决定不但能让他从当前紧张的局势中松一口气……还可能会让他成为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格鲁对这位外务大臣的判断失误了。这种恭维或许对松冈有用，但丰田喜欢在他熟知的世界里打安全牌。格鲁还严重低估了日本错综复杂的领导关系所带来的障碍。至少从现存的记录来看，罗斯福的提议甚至从未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似乎近卫决定将这一异常敏感的提议限制在政府最高层内部流通。

近卫后来宣称，他不同意罗斯福的提议是因为时机不对，他无端批评野村没有尽早及时汇报。如果非要说野村有什么失误的话，那就是他没能足够强调该提议的重要性。从美方角度来看，野村在一开始也没能强调赫尔“四项原则”的重要性。野村应该在美日谈判伊始就对国内说清楚，如果日本政府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日美问题怀有一丝诚意的话，日本就应该认真对待赫尔提出的这几点原则。历史学家认为，野村是谈判的好手，却是糟糕的传话者。也许真是这样吧。但人们也必须考虑到，当时通信手段（主要靠电报）的特点决定，迅速而有效地交流很困难。

近卫表示，收到罗斯福提议后，他已尽力寻找同意该提议的方法。他说自己考虑过“100种不同的方向”。但关于这些努力的记录已经不存在了。近卫肯定与外务大臣丰田、海军大臣及川和陆军大臣东条会晤过。不难想象，一开始反对“窃取”印度支那南部的东条依照自己的原则拒绝改变南进政策：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经过了天皇批准，是神圣而不可违背的。

罗斯福的建议来得确实有一点晚，但近卫也并不急于抓住机遇。近卫内阁没有一位大臣能够挺身而出，像格鲁希望的那样不受颜面问题和内部争斗的影响，强行解除阻挡两国关系的障碍。

日本领导人坐视外交危机升级。与此同时，日本民众对此却毫不知情。在席卷全国的募捐宣传活动中，人们被逼着购买国家人寿保险。到7月中旬，据称5000万份保险已经卖出（日本人口大约7300万），筹集到100亿日元（几乎是该国194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0%）。这笔钱大部分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以资助日本在中国的战争。日本人其实并不知道，他们用血汗钱真心支持的政府却把他们的生命看得如此廉价，甚至一文不值。

7月28日，日本正式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新加坡也处于日本的威胁范围。不费吹灰之力的占领让一些军人开始口出狂言，尽管他们此前宣称，自己并不觊觎印度支那半岛以外的地区。在7月最后一天，永野修身前往皇宫觐见裕仁天皇，他手里拿着新的作战计划。这位军令部总长对裕仁说，我们应当避免与美国开战，他强烈反对《三国同盟条约》，认为该条约妨碍了日本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但他没有建议日本撕毁《三国同盟条约》（也许他认为这是与他本人或最高统帅部无关的政治决定）。相反，永野警告说：“如果我们的石油供应被切断，我们两年就能用完存量。如果战争爆发，我们将在18个月内用尽存量。”为了在有限时间内使日本的存活机会最大化，永野的结论竟然是，日本“别无选择，只能进攻”。
“我们能打一场大胜仗吗？就像我们在日本海（对俄国）的胜利？”裕仁问道。
永野回答说：“我连获胜都不能肯定，更别提在日本海取得的那种巨大胜利。”
裕仁惊呼：“那将是多么不计后果的战争啊！”

第八章　“朱诺见”

石井花子（Ishii Hanako）长着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和圆圆的脸蛋，在认识理查德·佐尔格的5年里，她从未见到她的男人这样消沉。6月末的一天晚上，花子走进他的书房（一间简朴而舒适的房间，窗户上暗红色的窗帘将房间与外界隔开），看到他躺在长沙发上一动不动，一只手搭在额头上。花子坐到他身边，惊讶地发现他的眼角挂着泪水。佐尔格将头埋在花子的大腿上失控地哭起来。“你，你怎么哭了？”花子问道。她抱着他，轻拍他的背，不知道还能怎样安慰他。

花子身材娇小，看起来比她29岁的实际年龄要小很多。虽然算不上绝代佳人，但她却具有孩童般的无邪之美。就算浓妆艳抹，她也掩盖不住自己的天真气质。高大、蓝眼睛的佐尔格比她大15岁，但他历经沧桑的脸上布满皱纹，让两人的年龄差距更加明显。佐尔格为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而痛哭。

佐尔格在银座“金色莱茵”酒馆认识了在那里工作的花子。他们从1936年夏天开始就在一起了，但两人分开住。花子知道佐尔格很累，她觉得这种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累。佐尔格失控的这一天在花子的记忆中停留了很久。

佐尔格的双重身份让他精疲力尽。作为德国人，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出发点越来越站不住脚。他全身心投入的共产主义理想本应跨越“微不足道的”国家界限，但随着他为苏联提供情报的深入，他越发觉得自己正是为这些他所鄙夷的界限区别所困。佐尔格相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更接近于“共产国际”或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这在斯大林苏维埃化（或俄罗斯化）的莫斯科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佐尔格几乎所有理想化、信奉列宁主义信条的密友都在过去几年遭到斯大林的清洗。他对东京的同事布兰科·德武凯利奇说，他确信如果被召回莫斯科，自己将有去无回。

佐尔格开始酗酒。花子常常在佐尔格的书房里一边读书，一边耐心等待她的爱人回来，佐尔格总是喝醉了很晚才回家。德国对苏联开火的这一天，德国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看见佐尔格在帝国酒店里喝得醉醺醺的。佐尔格想要吸引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及酒吧其他人的注意，但没有人对这个东拉西扯的醉鬼感兴趣。他用英语呼喊着，希特勒这个杂种违背了与斯大林的互不侵犯条约。这名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很有同情心，他在楼上帮佐尔格订了间房间，并塞给他足够过夜的钱。佐尔格没被告发，这很走运。

纳粹入侵苏联后，正如佐尔格和尾崎秀实猜到的那样，日本将所有北进计划无限期推迟了，而将南方视为其战略重点。但一些观察家对此仍有怀疑，因为日本皇家决议中有个附加条件：“如果德苏战争带来的局势变化给日本帝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将动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秘密为对苏战争做准备。”但这其实只是为陆军挽回颜面的条款，陆军对海军吹嘘与英美开战而感到不快。

为了与海军步调一致，也为了全面备战，7月7日陆军开始进行重大军事调动，准备在8月中旬将85万士兵和大量装备运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梦寐以求的局面是苏联将部队从远东调往欧洲前线，这样对日本的防备将减弱。陆军的新计划被称为“特别展示”，但单从其规模看，这更像是一种战前军事部署。尾崎后来回忆到，这一变化让他再次怀疑日本与苏联的战争还是要打。德国希望如此。当然斯大林一想到两面夹攻的前景就惊恐万分。随着德国长驱直入，快要接近莫斯科时，苏联方面迫切想要知道日本的计划。佐尔格和尾崎将会很忙碌。

由于陆军的最新政策，1938年3月从中国前线回到日本的大兵潮津在7月中旬又被派往中国增援，他现在已经35岁了。他听到的解释是，这次征兵只是临时性的（意思是即使已经服役多年回到老家的人也会再次入伍）。1937年夏，潮津第一次派往中国前，国家为他们举行了大型送别会，而这一次没有什么庆祝活动。一想到再次离开家他就感到万念俱灰，但他知道自己只能将店铺关门，与亲友道别，去军队报到。他倒希望自己体检不合格，但他出色地通过各项考核，很快在“满洲”开始第二次毫无道理的服役。

由于东京对印度支那中立提议没有作出回复，美国从8月1日开始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能算是美国国会讨论的“完全”禁运，而是与日本的石油贸易将需要更加严格的许可限制，但日本还是能够购买不能用于飞机使用的低规格石油。像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和财长小亨利·摩根索这样的鹰派人士充分利用许可程序的烦琐，国务院、财政部和司法部通过合作，确保了与日本的石油交易无法达成。7月底美国冻结日本财产时赫尔还在生病，他在9月初才完全了解到石油禁运的举措。

在日本与美国的危机陡然加剧之际，近卫文麿（mí）的缺点更加凸显。他有了更多不作为的借口，尤其在他感到走投无路时。他现在受到资深外交官有田八郎（Arita Hachiro）的逼迫，有田曾在4个不同内阁担任外相，包括第一次近卫内阁。他8月1日致信说，近卫不应该在日本与美国谈判之际允许日军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占领。有田很少对英美强国妥协，所以这是很严重的责备。

石油禁运开始后的8月3日，近卫答复有田说：

认为（占领）法属印度支那不会招致严重后果的想法是一个错误……（但除掉松冈洋右后的）新内阁组建时，（开往印度支那的）海军舰船已经抵达海南岛，这就好像是射出去的箭，没有办法让它停下来。

他说，他所能做的只有“祈求奇迹和天神干预”。

此时扭转日本的南进计划真的太迟了吗？从一般意义上讲，阻碍撤销战争决定（尤其是一场你要输的战争）的最大因素，就是为已经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找个正当理由。例如，2006年6月美国参议院就是否从伊拉克撤军分歧严重，民主党认为，这场战争已给美国造成巨大损失。但共和党政府认为，任何形式的撤军都相当于承认失败，共和党强调，拥有“信念的勇气”继续战斗至关重要，这样“那2500多名阵亡将士的血才不会白流”。同样的逻辑在20世纪30年代末建议日本从中国撤军时也不绝于耳。

然而到8月初，从印度支那撤军仍然是可能的，因为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时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与前一年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不同，南部的占领过程没有受到当地抵抗。既然日军进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秩序，那么日本政府本可以宣布撤军，因为其确保没有大国势力（包括法国）可以染指中立印度支那的目标已经实现。近卫内阁本可以将帮助亚洲国家“去殖民化”作为一种政治胜利。但近卫可没有这么伟大。

由于日本领导人没能抓住接受美国提议的机会，8月1日开始实施的石油禁运成为美日关系的转折点。现在，日本认为自己“和平”占领却受到如此严惩太不公平，感到既惊讶又愤怒，一些人真正开始考虑与美国打一仗。在陆军省军务局工作的石井秋穗回忆道：“‘战争’这个词出现在7月2日的政策文件中主要是为了提高士气。”但仅仅一个月后，他说：“这个词（战争）成为一个现实问题，我们感到必须要作出非黑即白的选择。”

美国石油禁运的消息让民众看到，日美两国的关系在迅速恶化。媒体继续用“ABCD包围圈”这样的描述，不断宣称最大的恶霸美国决心要孤立日本。为了让日本打造“东亚共荣圈”合理化，《读卖新闻》8月中旬刊登了一系列介绍东南亚文化的文章，主要从殖民地历史角度加以探讨。

一位分析人士读道：“近来，日本被所谓ABCD阵营包围的趋势日益明显。”

太平洋的和平再次被（西方）经济压迫、敲诈和恶意宣传所威胁。这些无端的威慑手段不断阻碍我们打造“大东亚共荣圈”的丰功伟绩，还显露出（西方的）极端贪婪。所有（西方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形成一个马蹄形，从缅甸到新加坡、荷属东印度、菲律宾群岛、澳大利亚、萨摩亚、夏威夷和关岛，都在东亚国家的势力范围。但这些地方都遭到白人蹂躏……我们现在必须正视5个世纪以来的白人入侵，勇于面对现实。

这种论调和分析人士的偏见比比皆是。马来人和印度尼西亚人被描述为勤奋、干净、富有同情心和敏感。“他们同我们日本人非常像，但他们缺少经济头脑和政治抱负，经济上被外来的中国人控制，政治上又无法摆脱英国和荷兰的镣铐。”菲律宾人由于吸收了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所以遭到贬低：

这个岛上88%的居民是混种，是当地人与西班牙人或美国人的结合，他们信奉基督教。他们是一群自负、美国化的人，就会跳舞和爵士乐。他们有一点白人血统就如此骄傲，认为自己比日本人地位高。但事实上，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他们一切照搬美国。

这些媒体报道并没有将美国所谓的不公正对待日本与日本自身的傲慢和常常对邻国的惊人之举平衡看待。但关于中国发生的一切人们还是有相当的认识——甚至感到内疚。作为小道消息的收集者，永井荷风有一天记录了一位年轻人在中国的作战经历：

在汉口，这位年轻人和战友闯入一名医生家里，他家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医生和他的妻子哀求日本士兵不要碰他们的女儿，愿意奉上所有金银财宝。但士兵拒绝他们的请求，当着他们的面强奸了两个女孩，最后把所有人绑在一起，活活投入井里。

这位年轻人后来回到日本的母亲和妻子身边。这两个女人看起来有点儿奇怪，她们心烦意乱、闷闷不乐，但不愿告诉他原因。

几个月之后，在妻子出门后，母亲向他坦白了一切：他不在家的一天夜里，家里闯进了盗贼，母亲和妻子被盗贼绑起来并遭到强暴。

年轻人疯了，开始到处讲述他的故事，包括在汉口的罪行。他被军警收押，很快被转移到东京以外的精神病院，与其他三四千战争制造的“疯子”关在一起。

罗斯福开始怀疑，日本是否真对太平洋达成和平方案感兴趣。7月26日，罗斯福给他最信任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写信，霍普金斯曾推动加强美国对同盟国援助的《租借法案》的通过，他此时正在伦敦，准备前往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罗斯福说，关于印度支那的提议，他还没有从日本“收到答复”。虽然他也预计，东京“很可能会拒绝”，但他知道美国政府“至少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作出了进一步努力”。罗斯福想要给日本回应的机会，为了与此精神保持一致，美国对中国发生的一起严重外交事件进行了低调回应。7月30日，日本差点儿误将一艘美国炮艇炸沉，这艘停泊在重庆的“图图伊拉”号炮艇长期负责在长江上巡逻，当时它无法开赴下游。日军不断轰炸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希望迫使蒋介石投降。当时炸弹落到这艘炮艇上，炸毁了引擎，但没有美国人在事件中伤亡。日本立即为此事道歉，单靠野村转达的歉意就平复了美国的怒火。美国仍在等待日本对罗斯福提议让法属印度支那中立化地回应。

答复拖了很久终于来了。日本直到8月6日才声称，只有中国战事得以解决，日本才会从印度支那撤军。与1941年春天起日本对美国的所有回应一样，日本都要求美国帮助在中日之间调停，但日本强调其“特殊地区地位”不容妥协。日本不但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还再次将中日战争这一长期问题与印度支那占领这一紧迫问题相提并论，而这正是罗斯福想要极力避免的。日本虽然承诺不会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但在慕尼黑绥靖政策破产后，罗斯福当然觉得日本的保证不可信。

两天后，近卫要求与美国总统会面。这一元首会晤的提议来自近卫的最亲密的助手和朋友，包括“早餐俱乐部”成员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牛场友彦，他们希望与华盛顿和解。他们认为，一场远离东京的国际会议将从物理上隔绝军方强硬派，不论最高首脑之间达成什么样的协议这些人都不容置喙。此举还意在给军国主义者留情面，因为峰会上的一切决定都与他们无关。这场会晤还将给近卫提供一个弥补一切过错的机会。

日本尝试过这一策略。1930年，滨口雄幸首相批准《伦敦海军条约》时，该条约的威望及其帝国主义背景帮助了滨口。尽管近卫不论在行动还是思想上的连贯、胆识和原则都远不及滨口，但他似乎也意识到，直接会见罗斯福这种极端策略对于挽救急速下落的趋势很有必要。他认为局势还有挽救的余地，尽管他已经向有田八郎提出了辞职意愿。

然而，近卫提议会见的时机和方式都毫不恰当，令人难以理解。8月4日，近卫政府拒绝罗斯福提议的前两天，近卫向陆军和海军大臣告知想要与美方进行高层会晤的打算。尽管表面上强硬，但军方内部现在越来越感觉到，南进计划是形势上的误判。虽然这一错误不会怪罪到任何领导人身上，但如果外交上能够安排妥帖的话，他们愿意退让一步。没有准备好在太平洋上开战的海军当即同意近卫的提议。

陆相东条英机的支持分量更重。据近卫称（近卫的个人记录都是有选择性的，通常是对他有利的好事），东条在一份署名文件中表示，他不会反对近卫会见罗斯福，“只要首相大人前去会见时心里完全清楚，与美国开战可能仍是最终结果”。东条还说，如果会晤没有任何成果，近卫应当继续领导政府进行备战。东条给这位最喜欢打退堂鼓的首相将了一军，确保在日本与西方开战时，近卫能承担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东条的霸道语气惊吓到近卫，大概因为如此，近卫才将此记录在案，以作为他在自己的内阁里被人逼迫的证据。而海军和陆军已经同意近卫进行高层会晤的提议，所以日本本来可以后再拒绝美方的提议。但日本选择先拒绝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然后再要求高层接触。从美方角度看，现在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美国人看到，他们超乎寻常的慷慨让步已遭到日本的断然拒绝，丝毫没有引起日方的兴趣。

8月8日，美方对近卫的提议作出答复。赫尔对野村说，日本近来对美国的答复葬送了首脑会议的机会。罗斯福政府认为，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扩张主义野心已显露无疑，尤其无法接受的是，当时美国还在等待东京的答复。外相丰田没有机会提及近卫所考虑的让步细节，他指示野村向美方转告，日本此前对印度支那问题的答复其实并非“无法改变”，“着眼于世界和平的大局，近卫首相希望与美国总统交心”。野村无法立即传达这一信息，因为罗斯福总统此刻正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岸线外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会晤。

这一年夏天，在加拿大取景的电影《北纬49度》（49th Parallel）正在最后的制作中。阵容强大的演员名单中包括劳伦斯·奥利弗和莱斯利·霍华德，这部杰出的电影讲述了一艘德国潜艇搁浅在加拿大海湾的故事。北纬49度划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边界，对于德国船员来说，这是一个参战国和一个准备参战国的界限，他们从加拿大向美加边界逃跑，想要逃到当时仍然中立的美国，这样他们才不会被逮捕。绝望中的德国船员偷盗、杀人，让加拿大人感到恐惧。通过提出德国人登陆北美海岸的可能性，这部电影想要说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不应只被视为欧洲的事。不论怎样，战争都很可能通过北大西洋向美国国土蔓延。影片制作人包括英国人迈克尔·鲍威尔和逃往英国的匈牙利裔犹太人埃默里克·普雷斯伯格（Emeric Pressburger），他们呼吁美国及时参战。丘吉尔会见罗斯福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8月9日至12日，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和英国战舰“威尔士王子”号并排停靠在普拉森舍湾（Placentia Bay），这里成为历史性的英美首脑会晤的地点。虽然罗斯福还没准备好给丘吉尔一个具体承诺，但最近欧洲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更加现实地考虑美国参加欧战事宜。在国内，《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在国会引起激烈辩论，1940年8月通过的《选征兵役与训练法》让美国陆军最多可以征募90万士兵服役一年。如果新的修正案得以通过，这一征兵限制将被取消，陆军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可以保留这些士兵，并派往西半球以外。参议院8月7日通过了这一修正案，但众议院势必会进行阻挠，其结果将极大影响美国的战争准备。

尽管罗斯福骨子里不喜欢老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但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会谈期间建立了私人友谊。他们联合起草的《大西洋宪章》详细确定了同盟国战斗的目标以及战后世界的安排。两国领导人都保证要支持斯大林抗击纳粹进攻。他们被斯大林乐观态度所感染。罗斯福此前派遣特使哈里·霍普金斯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霍普金斯返回途中，与丘吉尔首相一起前来参加两国首脑会晤。这成为同盟国抵抗希特勒的关键节点。尽管华盛顿战略专家一开始预测德国将迅速获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开始展现坚持不懈的韧劲。美国主流媒体开始出现苏联的正面形象，而《租借法案》也将从1941年11月开始扩大到苏联，这本是罗斯福一开始不情愿看到的。

在纽芬兰会谈期间，罗斯福还作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批准美国武装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从9月16日开始执行。苏德战争刚爆发时，罗斯福的鹰派军事顾问就曾极力要求美国在大西洋进行武装护送。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斯塔克对此表示赞同，尽管他承认此举“势必将使我们卷入战争”。虽然丘吉尔没有得到美国明确参战的肯定答复，但罗斯福表示，美国参加欧战只是时间问题，这已经是谨慎的罗斯福所能承诺的极限。不过，两国领导人仍然愿意探寻与日本的外交解决途径，甚至同意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给日本一个挽回颜面的机会。

在会晤的最后一天中，罗斯福得知众议院以一票的优势通过了《选征兵役与训练法》修正案。这对于参战动员是不可或缺的。

最终，野村在8月17日见到了罗斯福。刚从普拉森舍湾归来的美国总统同意在一个周日接见这位焦虑的大使。赫尔透露说，野村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来自日本政府的指示，野村非常认真地强调说，日本“渴望保持两国的和平关系”，并且：

近卫公爵对待保持两国和平关系的态度是非常严肃和认真的，他愿意在我们两国之间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中间点会见总统阁下，双方本着和平的精神坐下来协商解决问题。

罗斯福则以更加空泛的词语进行回复：

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奉行其政策或计划，即对邻国通过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进行军事控制，美国政府将不得不立即采取一切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保卫美国及美国人民的合法权益，并确保美国的安全。

尽管措辞严厉，但罗斯福并没有拒绝与日本高层会晤的提议。他说，日本提议的会晤地点夏威夷对他来说太远了，他建议设在阿拉斯加的朱诺。他向来不排斥一个观点，即伟大的人物做伟大的决定，既能讲究成效，又能风度翩翩。他已经在与丘吉尔的会晤中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来，近卫再次有理由相信，他仍有机会避免一场灾难性战争。

佐尔格将日本陆军向北部调兵的消息告诉了莫斯科。但陆军的调动明显放缓，在8月中旬的截止日期前并没有按照计划完成。实际上，参谋本部8月9日已经决定不准备攻打苏联，至少不在1941年进攻。德国对苏联还没有出现必胜的前景，理智的战略家都不会建议在西伯利亚冬天很快来临前开战。到8月的下半月时，连德国驻东京使馆都认为日本攻打苏联的可能性非常低。

整个夏天，大兵潮津都在日本中部的基地等待调遣。8月24日，一艘小型运输船搭载他及其他士兵从大阪出发，经朝鲜抵达中国。他们于9月初抵达“满洲”北部。他们大多是新兵，所以潮津作为老兵，开始负责监督他们的密集训练，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敌人是谁。这些士兵忍受着饥饿，苛刻的体能训练让饥饿感更加强烈。绝望的士兵只好时不时去当地农田偷一些蔬菜。

日本国内的物资也不富余，但当权者还是能勉强度日。尾崎秀实8月末的一天与他的好友西园寺公一会面，他们在尾崎工作的南满铁路大楼顶层的亚洲餐厅吃饭，这栋气派的混凝土建筑于1936年完工，似乎是要彰显日本在“满洲”项目的成就。席间尾崎问道：“似乎他们决定了？”近卫的特别助手西园寺答道：“是的，他们决定不打了。”

尾崎向佐尔格汇报说，日军正式放弃了北进计划，佐尔格脸上露出喜悦和宽慰的神情。西园寺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无意间向苏联透露了一条重大信息。如果不是出于对佐尔格发自东京情报的信任，斯大林可能不会决定将部队调往西线，他向来对日本向北方派兵（大兵潮津也在其中）感到多疑，当然这一点也无从求证了。如果不是坚信日本不会袭击，苏联就不可能反攻，尤其当时美国并没有立即予以援助。后来西园寺也发现自己的无心之语竟然帮助了间谍活动。

在这些天里，西园寺一心帮助近卫安排与罗斯福的会见。西园寺与他的贵族朋友清楚，与西方开战必输无疑。耶鲁毕业的记者松本重治也同意西园寺的看法，松本也是明治时代显赫家族的直接后裔。近卫曾向他吐露心声：“在日本对华关系上，我犯了一个大错。”近卫首相只对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展现脆弱的一面，他遗憾地说道：

我太惭愧了，没脸面对我的祖辈。我不想重蹈覆辙，所以我要不惜一起代价避免与美国的战争。如果还有一丝可能的话，我还想改善日中关系。我想尽力而为，你愿意帮我吗？

在1941年8月26日的联络会议上，近卫准备向罗斯福传达的信息获得了批准，这条信息说：

两国一开始的非正式接触在7月中断之前，无论在精神还是内容上都符合当时形势。但继续这种对话，并且两国政府首脑认可其结论，并不符合当前迅速变化形势的需求，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预知的紧急事件。因此，我认为两国首脑急需先见一面，从广泛角度讨论日美之间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的所有重要问题，探寻挽救形势的可能性。如果需要的话，会见结束后，一些细节的调整可以留给两国有能力的官员去协商。这就是我当前提议的目的。我真诚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被完全理解，并得到阁下的积极回应。鉴于此次会晤的性质，我希望会谈能够尽快举行。

野村8月28日将这条信息转达给罗斯福。他称赞了该信息“语气和精神”，并再次建议将会见地点设在朱诺。对野村来说，会见地点无关紧要。这位日本大使感到欢欣鼓舞，因为罗斯福明确告诉他，近卫首相的提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罗斯福说他“非常抱有希望”，“非常渴望与近卫首相谈上三四天”。

野村当晚拜访了赫尔，对他安排了自己与总统的会见表示感谢。他说朱诺与其他任何地点都一样合适，因为从日本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尽快会面。他还描述了日方可能派出的代表团成员：“大约20人，分别有5人来自外务省、陆军、海军和日本驻华盛顿使馆。”他表示，9月21日至25日将是合适的时间，近卫首相将比罗斯福总统提前5天出发，这样两国领导人将能同时抵达。

野村的热情很快就被浇灭。赫尔不是特别赞同两国首脑会晤。他间接暗示最近“在一些基本问题上遇到的困难，这些问题造成拖延，并以日本说一套做一套而告终”。他当然是在说印度支那。他认为，举行高层会晤前，他必须要求日本在威胁两国关系的最紧迫问题上作出明确承诺，包括日本的轴心国联盟问题、对中国北方和内蒙古地区的增兵问题以及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奉行不歧视原则。

努力保持冷静的野村说，他觉得中国问题最难在会谈前达成基本共识，建议将该问题留待会谈时讨论。赫尔明确回应说，美国参加会谈是因为日本的积极姿态。“我们可以共同努力，把中国看作一个贸易国家，充分挖掘其5亿人口的潜力。”这也是罗斯福所赞同的。赫尔再次表示：“双方在举行会谈前，应该对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先达成原则性共识。会议的目的将是对这些原则性共识予以正式批准。这难道不是更让人安心吗？”野村觉得几分钟前近在咫尺的朱诺会议现在变得遥不可及。

近卫仍然相信会举行首脑峰会。8月29日，他和支持者聚集在富士山脚下的一处度假胜地，按照赫尔的要求起草会前协议。刚从美国回来的银行家井川忠雄和开启美日非正式接触的德劳特神父也赶到现场给予精神支持。8月的最后3天，这些人聚集在以银质茶具和法国菜闻名的高档酒店富士屋，夜以继日地忙着起草协议，他们偶尔打一两杆高尔夫球作为高强度工作的调剂。

在协议起草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变得最为棘手。一个是日本应当“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这将成为日本第一次明确承诺撤军。另一个是如果美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日本的判断不应基于在《三国同盟条约》中的义务。这意味着向美国保证，日本不会自动参战。起草者必须在吸引美国和不伤害日军领导人面子之间小心拿捏，近卫也积极参与文件的修改。最终，起草者认为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平衡点。

这份草案必须经过9月3日的联络会议批准后，近卫才能正式交给美方。西园寺做了必要的铺垫工作，将建议转达给海军和陆军方面领导人，他们最终表示同意。现在该轮到近卫做他最不擅长的事了，那就是直面争议，坚持己见。他必须清楚，归根到底，与罗斯福在朱诺会见才是最重要的。

第九章　毫无胜算又非打不可

1941年8月27日上午，“总力战研究所”的一群研究生聚集在日本首相的官邸。当时的气氛有些压抑，甚至令人沮丧，夏末的阵阵细雨更凸显了这一感受。在大吊灯照亮的大厅里，研究人员（平均年龄只有33岁）与内阁面对面交流，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第二天依然如此。他们拿出一份冗长的报告。经过过去6周对一系列数据的仔细研究并模拟各种外交和战略形势后，该研究小组作出结论：如果日本与美国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如果爆发战争，日本很可能在初期几场战役中占据上风，但随后将拖入僵持战，日本将看到自己的资源不断消耗并最终用光。

这些作出预测的研究者在进入“总力战研究所”前已有约10年的专业经验。该研究所于1941年4月成立，有点儿模仿英国的帝国国防大学，为军官和政府领导人提供一年密集训练。这一精英教育机构意在培养日本未来在军方和政界的领袖。

该研究所创立者的崇高志向并没有实现。每个部门都将最优秀的候选人送进来，所以学员都是在职公务员中的精英。尽管研究院位于东京市中心的最佳地段，但建筑本身足以让新来的学员心里一凉。这座两层棚屋与周围政府典雅的红砖建筑格格不入，许多新人以为他们遭到了贬低。

学员们都喜欢第一任院长饭村穰中将。他为人和蔼，语言能力很强，会讲流利的法语和俄语。他曾在土耳其的一所陆军学院讲课，并将许多战略文件翻译成日语。他亲和的性格吸引到许多有趣的人来学院做讲座，其中包括佐尔格的间谍同伙尾崎秀实。尽管如此，大多数学生仍然对突然强加给他们的生活感到不满。他们本想做一些高端研究，结果却在进行基础体能锻炼，上一些陈词滥调、毫无新意的课程。

因此，1941年6月20日开始的日本中部之旅让学员们得以透透气。他们访问了山本五十六所在的伊势湾，登上了海军旗舰“长门”号和另一艘军舰“日向”号，两艘军舰都装备有海军最先进的技术，学员们还获准观摩了演习。一切都进展顺利，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军舰的性能，其模拟发射的鱼雷在完全黑暗的环境能精准袭击目标，这着实令人惊讶。

演习过后，山本想听听这些来宾的意见。他询问了来自朝鲜总督府办公室的日笠博雄，他谦恭地回答说：“长官，我对反潜能力印象深刻，您的轰炸战略也很出色，但我觉得空中打击能力有些弱。”

日笠说得很对。其他军官可能会被这位年轻文职官员的无礼所激怒，但山本奖励了他一瓶威士忌，那时威士忌在日本是个不错的奖品。山本对日笠的直言不讳感到高兴，他认为日本精英普遍缺乏这种能力。的确，这些巨大海军舰船并非看上去那么坚不可摧，山本对此非常认可。

学员们随着舰队一直开到日本南部的志布志湾（附近还有锦江湾，其形状酷似珍珠港）。这时，广播传来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这一变化再加上随后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南部的决定突然让研究人员的工作紧迫起来。

他们返回后开始进行模拟演习。每个学员都扮演一个假想国家（以日本为模型）的一名内阁成员，并且要参加一场假想战争（假想敌是美国）。演习从7月12日开始，距离松冈外相参加他最后一次联络会议并不遥远。

对于这场全面战争，内阁需要制定各种政策，包括军事战略、外交、意识形态和经济。指导他们的教官指出，这些政策需要适应国内外局势预计未来两年内的变化，政策步骤必须细化到月份。学员们必须尽可能准确地去模拟实际情况，他们使用日本各个政府部门的真实数据。最后，这场战争不再像是假想的，而是会真实发生的。

模拟演习一开始，日本差点儿要与美国宣战，由于美国和英国政府对日本的全面禁运，日本经济被完全孤立，不得不进一步挺进东南亚，用武力获取资源。

学员们对教官提供的这一假设前提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深入东南亚（最有可能的国家就是荷属东印度）将让日本必然与西方开战，连通过外交阻止战争的机会都没有。大多数人预计，日本能够占有印度尼西亚的油田，但敌军在菲律宾驻扎的舰队将很快对日本船只发动全面进攻，让石油无法被运走，获取印尼石油的目标无法实现。其结果是，日本将被迫挑起与美国更大规模的战争，这是日本负担不起的。许多学员甚至在这次模拟演习前就坚定地认为，这场战争毫无胜算，不应该发动。

这些研究员将模拟演习的报告呈献给近卫内阁后，东条英机不停地做着笔记，他以前一定是非常认真的学生。报告最后毫不含糊地得出结论：这场战争赢不了。东条的脸煞白，似乎是他最不祥的预感得到了应证。但他不应对报告的结论感到意外。陆军省自己的战争经济研究办公室综合参谋本部驻纽约情报人员发回的报告称，日本的工业力量仅为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只要看看东京市中心的建筑你就能感受到日本的物质状况是多么贫乏。自4月以来，所有明治时代的铸铁装饰栏杆和大门都被拆掉了。东京府厅的大门也在6月23日被拆掉了，这一公共权威的象征化作1900磅废铁用于制造武器。

当然，那些红砖楼还在，但其木质围栏让人担忧。在东京这样的街景下，“总力战研究所”的棚屋并不显得很寒酸。很难想象，仅仅几年前，这座同样的城市还成功赢得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时，东条不愿接受这一悲观情绪，他评价说，研究小组做了细致的工作，但该研究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它毕竟是纸上谈兵。真正的战争并不是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我们当年打俄国时也没有想过会赢，但我们的确赢了”。他极力粉饰着刚刚呈献给他的残酷事实，他说：“你们的研究并没有将不可预测的因素考虑在内，但我也不是说这是一份空洞的理论。”他最后坚决要求研究小组不能将这一结论传出去。

东条是寄希望于日本突然发现油田吗？他难道忘了日本此前90%的石油来自美国吗？他指望合成石油会突然取得突破性进展吗？他预计天灾会再次帮助日本，就像13世纪的台风阻止了蒙古人的入侵？抑或是他指望战士能展现出过人的斗志和抵抗力，坚信自己继续作战的能力？来自陆军的堀场一雄教官对学员们说：“美国所缺乏的是大和精神，这是我国最伟大的财富。”他指的是一种据称是天生的特性，让日本人成为独特、有抵抗力、守纪律和勤劳的民族。这种玄乎其玄的独特性论调几乎是民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

模拟演习时，自始至终都强烈反对战争的是海军省的志村少佐，他以优异成绩从海军大学校毕业，毕业论文论述全面战争。他曾对教官说：“就算日本人发挥大和精神，但美国人也有他们的精神，只看到自己忽视对方是不对的。”

大和精神当然有其短板。8月中旬，东京的污水系统出现严重问题，缺少燃油是其直接原因。据估计，东京100多万家庭平均每天产生31.5万加仑排泄物。冲水马桶还没有普及，大多数排泄物需要运往农村地区用于堆肥。平时都靠机动车辆运输，现在燃油短缺，这些300多名挑粪工必须借助人力车和船。很显然，这种服务的供应远远满足不了需求。东京的公共福利部门被各种投诉淹没，对官僚不作为而怨声载道的市民开始直接呼吁市长夫人出面。8月16日，一篇题为《如何处置粪便》的文章出现在《国民新闻》报纸上，解释了市政府为此召集了紧急会议，但没有拿出确切解决方案。

另外，市长夫人并不是这些不幸的市民可以寻求帮助的最佳人选，因为市长大久保留次郎（Okubu Tomejiro）根本不担心东京的污水问题。他曾是内务省的官僚，担任过臭名昭著的特别高等警察课课长，在20世纪20年代带领内务省对共产主义者（或有共产主义嫌疑的人）进行大规模迫害。永井荷风说，据传言大久保曾敲诈文学杂志《中央公论》，声称可以起诉该杂志诽谤，并勒索了5000日元（作为对比，东京郊区一所公立小学管理员每月收入145日元）。

9月3日，野村大使收到美方关于近卫要求会晤的官方答复。罗斯福与赫尔的口气一样，他说如果没有事先谈好，没有在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达成谅解的话，他不同意会见，尽管他仍然对会晤持积极态度。这也可能是一个缓兵之计（有人从罗斯福在普拉森舍湾对丘吉尔说的话中推断，他想再“哄”日本3个月），但这一点无法确定。但近卫也得到安慰，因为罗斯福说：“我十分渴望与您合作，努力让这些原则性问题在现实中得到实践。”

虽然两人领导的国家有本质不同，但近卫和罗斯福却有相当多的性格相似点。两人都不喜欢当面起争执，也讨厌被意见完全不合的顾问所包围。近卫身边既有马克思主义者，又有极端民族主义者；罗斯福身边既有干涉主义者，又有欧洲恐惧者。这两位出身高贵的领导人都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藏起来，即使在内阁会议上也不表露，别人很难理解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最基本的世界观却惊人的相似。

然而，罗斯福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是因为即使在争论面前，即使在统一看似自相矛盾的政策思想时（他不得不反复修改），他坚持了自己出色的直觉判断，清楚什么具有政治可行性，并小心而坚决地贯彻它。近卫要对付的国内形势很敏感，但罗斯福也一样，他必须说服国会，考虑民意，游走于各种限制之间。很可惜，近卫缺乏罗斯福的坚持力和对事物轻重缓急的判断力，出身贵族更让他愿意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他人。《纽约时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准确抓住了近卫缺乏坚持力却具有独特魅力的根本原因，他在1941年8月3日在这位日本首相的新闻人物介绍中写道：“作为日本第二显赫家族的首长，近卫不屑于追求个人野心，担任首相对他来说不是一种升迁，而是一种贬职。”尽管他总是让支持者失望，但他仍能受到爱戴，因为他散发出的气质让人们必须保护、帮助和支持他——他就像日本的另一位天皇。

近卫认为，他必须听从于国内的强硬派，这是他与军方达成的一种默契。军方仍然制定作战计划，口气强硬，但也允许首相出国会见罗斯福。近卫相信，他将能在会晤中永久性阻止战争趋势。军方幕僚也认可他，期待他与罗斯福直接会面时能达成某种全面协议，以避免战争。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的一位军官在8月29日的记录中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矛盾心理：

一位驻美武官告诉我们，美国总统以极高的热情对待近卫首相的提议。似乎在夏威夷的会面真要发生了。一旦实现，我们认为与美国的对话就不会中断……这意味着我们在第一步（心理上）正向美国屈服……我们的帝国未来还要退让好几步，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想要打一场持久战。

即使那些鼓吹开战的军人也知道，仅靠逞能无法让日本获胜。陆军省军务局的一位课长佐藤贤了说：“在华盛顿的这帮蠢货！如果美国人同意不带任何条件会见近卫，那一切都将对他们有利。”

佐藤的手下石井秋穗被秘密任命为陪同近卫前往朱诺的代表团成员，此时美方甚至都没有确定邀请他们见面。石井推测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顺序是：近卫会见罗斯福、近卫表达日本军方已经认可的条件、罗斯福拒绝接受这些条件、近卫将美方的意见传回国内、军方动怒、天皇介入并批评陆军的强硬、两国最后达成和平协议（包括日军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

8月末和9月初的这段时间里，战争和峰会的准备并行不悖地进行着。这一天然的矛盾性似乎并没有让人觉得不妥。相反，这种双管齐下才被视为全面的准备。

在9月3日的联络会议上（罗斯福告诉野村无法安排会见的这一天），日本领导层对8月底开始制定的一份联合军事计划取得共识，该计划对7月2日御前会议通过的《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要纲》进行了充实。修改后的计划叫作《帝国国策实行要领》，该计划虽然同意日本与美国继续谈判，但如果谈判在10月初这一最后期限前没有成果，日本就将开战。

参谋本部的开战支持者认为，战争必须在年内打响，这样才能赶在敌军积蓄力量前先发制人，此时南部的季风季节尚未来临，而北部严寒的冬季也让苏联无法发动进攻。军令部总长永野说：“帝国的每一种物资都在不断消耗。”最好在帝国仍有能力发起有效进攻时开战，因此留给外交解决问题的时间很紧迫。

这一通过的决议从字面上看是强烈主战的，但仔细研读后会发现，决议只是军国主义者的强硬外衣。他们完全意识到要作出让步，包括撤军，但制定并通过这一针对美国的逐步作战计划，最高军方指挥官才能挽回颜面，在作出巨大的外交妥协时仍能不失士气。

但也不是所有军方领导人都认可这一计划，尤其是在确定最后期限方面。该计划的措辞甚至都在讨论范围之列，说明军方感到不安。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不想严格界定外交失败，他想以后再讨论。参谋总长杉山元说，近卫与罗斯福会面时要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包括向泰国调兵。他说他对阻止陆军向印度支那运送物资一事无能为力。这让东条感到惊讶，他说：“但这样做将暴露我们的（备战）意图。”杉山说：“那也没有办法。”无论怎样，大多数人相信，很快就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这次联络会议也讨论了外交途径。

近卫本来要在8月底的会议上拿出他在富士屋酒店的朋友所起草的计划，该计划强调了日本从中国撤军的大体意愿，以便讨好美国。但近卫从未公布这份计划。外务省在会议上拿出了自己的计划，于是近卫就放弃了他的计划。制定近卫计划的背后推动者西园寺公一要求他作出解释。近卫咕哝道：“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应当先与他们（外务省）协调好。”然后就躲到自己办公室去了。近卫觉得，外务省的计划中已经包含足够吸引罗斯福来谈判的让步条件，所以为何要小题大做呢？

近卫再一次让他的支持者感到失望，他甚至在自己召集的联络会议上都无法坚持自己的计划，太平洋的和平竟要系于这个男人身上！与此同时，备战仍在继续。

第二天，外务省的计划用电报发给华盛顿的野村。该计划提议和平解决南太平洋的紧张局势、推行不歧视的贸易政策、日本与美国在获取地区资源方面保持合作以及解冻日本资产。计划还说，一旦中日达成协议，日本将立即从中国撤出。这一点与近卫的计划不同，近卫的计划承诺，日本从中国撤出，不附加任何条件。罗斯福政府9月6日收到日本外务省的这份提议。

在外交陷入困境时，东京的军事调动严格按照计划执行。9月5日下午，近卫前往皇宫拜访了裕仁天皇，向他解释了9月3日达成共识的《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提到了外交努力将从10月初停止，他还表示第二天将召开御前会议，让天皇批准这一计划。裕仁对他的话大吃一惊。这份“要领”更像是作战计划，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裕仁很快理解。这份计划可以被归结为3点，按照重要程度排列分别是：

1.日本帝国不会避免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并将进行备战。

2.备战的同时，日本帝国将在一份附属文件（见下文）的指导下，尽力通过外交努力与美国和英国和解。

3.如果外交努力在10月初仍没有结果，日本帝国将在10月底发动与美国、英国和荷兰的战争。

第二点提到的附属文件包含日本的外交要求以及作出让步的底线，与会前协议是独立的。日本的条件包括美国不干涉日本与中国的战争解决方案，要求重新关闭西方向蒋介石运输重要物资的滇缅公路。作为回报，日本承诺不会利用法属印度支那作为向南军事挺进的基地。只要苏联保持中立，日本就不会对其动武。另外，日本不会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或放弃《三国同盟条约》。日本拥有的外交影响力越小，其顽固的一面就越凸显。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相信，近卫将对罗斯福作出更多妥协来避免战争。

裕仁一直感到不安。他确切地感受到这一指导谈判的方针更多强调的是战争，他对此提出异议。他要求近卫修改条款，把外交努力列为日本的头等大事。近卫说这不可能，大概他觉得为了与罗斯福会见他只能妥协这么多。近卫是在违抗充满疑虑的天皇，他在同意签署《三国同盟条约》时也违抗过天皇，总是尽量避免过多干政的裕仁当时并没有充分反对近卫。但这一次，天皇的态度更加坚决。他说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不清楚日本的备战已经进行到如此地步。他问为什么要瞒着他？近卫没有直接回答，但他建议裕仁召见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和战略人员来更好地解释具体形势。他似乎是说，政治在这一重大抉择中不起任何作用，而这一抉择恰是近卫自己的政府所作出的。

永野和杉山被立即召唤入宫。7月底，永野曾拿着一份战争计划进入皇宫，尽管他当时表示不确定日本会赢。裕仁当时对这份计划感到很不安，他与海军大臣及川商量更换永野一事，但后来没有了下文。现在，仅仅5周后，永野带着一份升级版的计划又回到皇宫。

裕仁受到压力时会展现他果敢的一面（但很少发生），他向军方抛出尖锐的问题，近卫在一旁听着。他对军方说，战争和外交不能同时进行，外交必须优先。他询问日本在南部的战争预计要持续多久。

杉山：陛下，我们准备在3个月内完成在东南亚的任务。

裕仁：中国事变发生时，你担任陆军大臣。我记得你当时告诉我，战争将在大约1个月内结束。但漫长的4年过去了，战争还没有结束！

杉山：中国有广阔的偏远地区。所以我们无法按照最初设想完成计划。

裕仁：如果你说中国有广阔的腹地，那太平洋岂不更广阔。你基于什么得出3个月的结论？

感到极其尴尬的杉山无言以对，他低着头掩饰自己的脸红。

无法忍受这一幕的永野出来解围。尽管陆海军总是相互竞争，但这两位总长关系不错，因为永野显然地位更高。代表最高统帅部的永野说：

如果把今日的日美关系比作一个病人，那这位病人急需手术治疗。如果不动手术坐视不管，病人将逐渐衰弱。并不是说病人没有康复的希望，而是我们必须在仍有70%至80%（手术成功）的希望时作出决定。统帅部期待外交谈判能取得成果，但一旦失败，恐怕我们必须要拿出足够勇气来实施手术。

裕仁天皇试图接受战争，但他很难将永野预计的获胜概率与他之前承认没有胜利希望的表述结合起来。他向永野抛出了不久前刚刚问过的同一个问题：“我们能获胜吗？你能说我们一定会赢吗？”对此，永野回答道：“我不能保证‘一定’，因为这既基于人力，也基于神力。”他强调，战争不是统帅部的首选，但鉴于当前面临的危机，日本不得不为战争做准备。“如果（通过战争）能有解决问题的一线希望的话，我们就必须一试。”他说。

于是裕仁最后问道：“那么我再问你：最高统帅部想要从今天起将更多重心放在外交上，我这样理解对吗？”陆海军两位总长予以肯定。

40岁的天皇凭直觉感受到，主战言论站不住脚，比他年长的两位主战军官极其不负责任，他的皇家批准可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裕仁能够觉察出该计划的鲁莽性正是因为他身处东京奇怪的决策过程之外。作为日本爱好和平的大家长，他想要避免战争的本能与他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责任相冲突，作为最高军事统帅，他必须保证日本通过军事准备来确保生存，于是，这一点最终占了上风，他默许了战争计划。

近卫在天皇发问时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才意识到所做决定的重大程度。第二天再次来到皇宫参加御前会议时，他的恐慌越来越深。近卫希望天皇能把御前会议的方向引向和平，他请求天皇最亲近的顾问木户幸一帮忙。

御前会议上午10点整准时开始。与往常一样，与会人员包括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内务大臣、大藏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另外还有陆海军总长、次长、军务局局长、内阁书记官长和企划院总裁。代表天皇发问的又是枢密院议长原嘉道。

原嘉道问两位总长，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到底是军事战略还是外交，这似乎是裕仁论调的翻版。两人都没有作答，出现令人尴尬的沉默。坐在长桌远端金色屏风前的裕仁本应保持缄默，但此时，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开口说话了：“原嘉道议长刚才的问题提得很合适。很遗憾两位总长没有能力回答。”他随后从胸部口袋里掏出一张字条，上面是他已故祖父明治天皇写的一首诗。由于他对两位总长的问话不能令人满意，而近卫当天早上又要求天皇进行干预，裕仁于是带来这首诗。他开始朗诵：

四海之内皆兄弟，缘何风雨乱人间。

这首和平主义者的挽歌仅有31个日语音节，创作于日俄战争伊始。裕仁通过大声诵读这首诗来表达他对新计划的严重不安，以及对日本避免战争的渴望。至少，这是他想间接向听众表达的意思。但朗诵诗歌却创造出一种古怪的氛围和被动抵抗的无奈。天皇就是日本的象征，由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外力，日本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但该国更想得到和平。这一和平主义诗歌并没有让裕仁摆脱自己的责任，他仍然批准了这一计划。

我们不禁设想，如果裕仁的反战态度更明确一些或拒绝批准这一计划将会怎样。与其朗读诗歌引来诸多猜疑，他为何不干脆坚持不开战？有可能谨慎的木户当天上午在转达近卫想要天皇干预的愿望时，建议裕仁不要确切表露政治态度，他担心天皇会为将来的后果承担责任。木户和裕仁都认为皇室不应过多干政，这是让裕仁没有明确表示反对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天皇的性格：他过于温顺，无法阻挡走向战争的洪流，历史上也没有天皇否决的先例（明治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天皇不能否决，所以他理论上可以否决——关键要看裕仁自己）。在神圣与世俗角色之间如履薄冰的天皇只好念了这首诗。

当天晚上，天皇批准10月初为最后期限后，近卫秘密邀请格鲁大使来到一位朋友家做客，陪伴近卫参加晚宴的有“早餐俱乐部”成员牛场友彦，他英语流利。在场的还有生于大阪的美国使馆官员尤金·杜曼。近卫的艺妓情人负责端茶倒水。

之所以安排秘密会面，是因为8月15日，近卫内阁中的资深政治家平沼骐一郎在家遭到极右翼刺客袭击。尽管身中六枪，包括头部中枪，平沼奇迹般幸存下来，即将完全康复。他因为与格鲁关系过近，希望避免与美国开战而成为目标。这件事让近卫心惊胆战。

在3小时的会面中，近卫试图向格鲁表达想见罗斯福的愿望。之后，格鲁向美国总统发回一份长篇报告，总结了这次会面并转达了近卫的希望，即“他想亲自向总统阁下作出说明，他认为自己的说明将是对野村大将通过外交途径所转达信息的补充与澄清”。理论上讲，近卫仍有与美国达成外交共识的机会，但时间紧迫，因为主战派刚刚跨越了一道障碍，赢得了天皇的同意。

虽然军方的意见也有分歧，对仓促应战的可行性没有把握，但军方已受困于自己的好战言论中。既然具体期限已经确定，日本的仓促备战就有了内在动力。

相比之下，“总力战研究所”模拟内阁所作出的选择更多基于对相对实力的分析。的确，研究人员并不清楚日本仍有多少石油，但在其他方面的评估中，日本都无法赢得与美国的战争。近卫及其内阁大臣不可能对这一结论视而不见。1941年夏末，模拟政府认为毫无胜算的战争在现实政府眼中却几乎是非打不可的。

第十章　最后一次机会

陆军大臣东条英机日益叫嚣备战的必要性。为了延缓战争趋势，近卫安排东条与东久迩宫稔彦王会面。东久迩是一位自由主义亲王，他年少的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度过，尤其是在法国。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人。由于他也是一位陆军大将，他对东条的劝导可能会得到认真考虑。东久迩还是裕仁天皇的叔叔，属于皇族，这加强了他的说服力。东条对皇家的态度近乎奴颜婢膝，似乎是想为祖上曾与皇家对抗来赎罪。

近卫对时机的把握又很拙劣。两人的会见安排在御前会议后的第二天，前一天天皇刚刚批准10月初作为外交努力的最后期限，不然就在10月末开战，所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东条坚持开战的决定，除非天皇收回成命。据说东条向下属描述裕仁诵读和平诗时流下了眼泪，但他不认为天皇是在反对战争。对他来说，这首诗代表皇家对军方战胜困难的鼓励。

东条决心要走在为他铺好的道路上，如果必要的话，他要拖着整个国家跟他一起走。他对东久迩说：“美国最终想要日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加入英美阵营。”但即使日本放弃法西斯道路，加入同盟国，“英美一旦打完德国后，一定会袭击日本”。

虽然东条的西方威胁论纯属猜测，但他的恐慌是确实存在的，且一直萦绕不散。他相信自由主义的西方只有对日本有企图，并且想要支配亚洲时才会对调停日中战争感兴趣。国务卿赫尔喜欢宣扬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但他认为鉴于美国拥有更大的野心，赫尔的话不可信。东条还强调说，考虑到“所有为国捐躯的英灵”，日本不可能从中国撤军。东条是在重复军方内普遍存在的看法。但他不是普通军人，他是陆军大臣，直接对内阁负责。他一味沉浸在军人的效忠职责中，拒绝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失去了理智。东条最大的特质就是极其专注于他所认为正确和正直的目标上。东久迩能否像近卫希望的那样改变他的顽固态度？

东久迩身材纤瘦，气质阴柔，他的小下巴是日本贵族的特征。他相貌较好，与其他陆军官僚不同的是，他不蓄胡子。这位有国际视野的53岁亲王拥有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他一开口就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他对东条说，日本的形势让他想起法国政治家马歇尔·贝当和乔治·克列孟梭曾对他说过的话。两人都表示美国最终想要挑起与日本的战争，他们很容易判断出，开战是地缘政治的必然结果，目的是争夺对亚洲的控制权。但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日本由于物质相对匮乏将败于美国。日本所能做的就是保持耐心，尽量减少损失。然后，东久迩严正表示：既然天皇和首相都想与罗斯福达成协议，作为陆军大臣的东条应当顺从上级意思。如果他无法执行非抵抗政策，他就应当辞职。

东条对东久迩的话完全不感到惊讶，这一定是近卫的意思，近卫认为东条爱惹是生非，但又不想直接与东条起争执。东条回应说，如果“ABCD包围圈”仍然存在，日本注定要灭亡。如果日本现在冒险一搏，日本还有二分之一的获胜概率（如果从战争非胜即败的角度看才是二分之一的概率）。当然，冒险一搏比不抵抗灭亡的选项更好。东条的冲动显然战胜了理智，他对东久迩说，他无意停止备战。

9月8日和9日，参谋总长杉山元来到皇宫，向裕仁介绍陆军的战术细节。天皇想知道，日本与西方开战后，苏联与“满洲国”边界发生军事冲突怎么办。杉山向他保证，冬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小，就算发生冲突，陆军总是可以将在中国的部队派向北方。但冬天不会永远持续，日本也承受不起将中国的部队派去攻打苏联（杉山这一不负责任的言论说完不到10天，日本陆军就发动了长沙战役，以控制中国的中南地区，但日军受到中国的猛烈抵抗）。再发起一场战争难以想象，裕仁本可以提出异议，但他反而对杉山说，他理解这一决定背后的逻辑，似乎裕仁认为这是理论上的演习，与政治现实无关。或许他仍在指望近卫与罗斯福的会面。

陆军先后6次（5次在9月，1次在10月3日）宣布成立临时部队以及向南调动的计划。日本伞兵部队开始加紧训练，该部队是征服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关键。日本伞兵部队一年前才刚刚组建，组建过程依靠对美国陆军空降部队照片的模仿。伞兵部队在游乐场的自由落体塔接受训练，别人以为他们是享受娱乐活动的大学生。这些伞兵2月底首次实现空降。

海军也在加紧备战。9月11日至20日，一场模拟向南侵略的演习在海军大学校展开。9月16日还进行了袭击夏威夷的桌面演练，但军令部认为该计划过于危险，不切实际，最终放弃了计划。

日本武装部队大肆宣扬战略家和领导人的好战言论时，美国差点儿在冰岛开战。德国于1940年4月入侵丹麦，根据《联合条款》，位于大西洋重要航线上的冰岛属于丹麦附属国。英国在1940年5月向冰岛派兵，加拿大也派出援助部队。丘吉尔希望，美国将能接管冰岛的国防。1941年春，罗斯福同意如果美国加入欧战就承担保卫冰岛的责任。德国入侵苏联后，虽然罗斯福的强硬派顾问呼吁立即向欧洲地区派兵，但罗斯福一直很谨慎。1941年7月7日，在冰岛政府的请求下，罗斯福同意派出44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他小心地绕开《选征兵役与训练法》，派遣职业士兵而非应征入伍者——后者不允许在西半球以外的地区服役。这样他就避免了与公众作对，履行了他此前的承诺，即这些“孩子”不会参与外国战争。后来，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罗斯福同意美国军事护送所有船只，最远到达冰岛。这一系列举动与日本息息相关。由于美国关注于西大西洋，所以在1941年春，美国开始愿意与东京达成某种和平，这将确保日本不会妨碍美国即将与纳粹的战争。当然，日本浪费了这一机会。

1941年9月4日，冰岛海岸线外的水域成为德国与美国上演不宣而战的舞台。载有军方人员及邮件的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Greer）于上午8点40分抵达冰岛时，一架英国轰炸机发出警告说，有德国潜艇在附近潜伏。英国飞机发射了4枚深水炸弹，但没有击中目标，由于燃油快要耗尽，英国飞机决定返航。没有接到任何出击命令的“格里尔”号决定追赶德国潜艇，而不是回基地待命。德国潜艇已暴露了3小时，它的电池可能耗尽了，所以急着要浮出水面。它此时距离美国军舰不足330英尺（译者注：约100米），并发射一枚鱼雷，但也没有击中目标。“格里尔”号发射了8枚深水炸弹，但没能给潜艇带来太大伤害。德国潜艇又向美国军舰发射第二枚鱼雷，但也打偏了。双方于是停止了这次近距离接触，经过约10小时的追逐，两艘舰艇均安然无恙。

“格里尔”号事件是美国第一次与德国发生交锋。在9月11日的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总统利用这一插曲调动民意反对希特勒，强力推销他决心要打的战争。他并没有指出，首先发射深水炸弹的是一架英国飞机，让美国的行为成为对德国发射鱼雷的自卫。他也没有提到“格里尔”号在没有上级批准的情况下坚持复仇（这些细节直到一个月后一参议院委员会进行调查时才得以明确）。但罗斯福在讲话中明确表达了他对纳粹政权的憎恶。他以夸张的语调对美国民众说：“这纯属海盗行为——法律和道德上的海盗行为。这不是纳粹德国对美国的第一次海盗行为，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因为袭击总会招来更多袭击。”

罗斯福还讲述了此前几个月美国船只和巴拿马船只疑似遭受德国袭击的事例，他因此警告说，这些不是单独个案，而是“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说，这些都是藐视国际法律的行为，证明纳粹故意要阻碍航海自由，想要独自控制和支配这些海域。他还说：

纳粹控制海洋的企图只是纳粹现在对西半球密谋的一部分——这些计划都朝着相同的目的。希特勒的前哨——既包括公开身份的特工也包括安插在我们周围的奸细——已经努力帮他在“新世界”建立根据地和桥头堡，他一旦控制了海洋就能利用这些基地。但他对“新世界”的阴谋诡计和蓄意破坏都逃不过美国政府的法眼。阴谋后面还是阴谋……袭击“格里尔”号绝不是北大西洋的局部军事行动，也不仅是两国斗争中的个体事件。德国想要永久建立一个基于武力、恐怖和杀戮的世界体系，“格里尔”号事件就是朝这一目标迈出的坚定一步。

罗斯福对美国人民说，发照会及其他“一般外交惯例”不再对德国有用。为了维护提供战争物资以击败希特勒的方针，为了确保美国在公海航运的自由，美国必须毫不迟疑地袭击纳粹潜艇及入侵者。他们是“大西洋的响尾蛇”，“当你看到随时准备进攻的响尾蛇，你不能等它先袭击你”。“积极防御”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意味着美国舰船可以在对美国自卫至关重要的水域袭击德国潜艇。另外，至关重要的水域由美国政府界定。罗斯福还借这一机会介绍了允许美国在大西洋对同盟国船只护航的新计划，这是他在普拉森舍湾批准的，将于5天后开始生效。

罗斯福再次展现了他的演讲天赋。这次“炉边谈话”后，民调显示62%的美国人支持他在大西洋针对德国的政策。然而，正如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敏锐地向丘吉尔汇报的那样，绝大多数美国人希望不要插手欧洲战争，尽管他们认可总统的大西洋新政和击败希特勒的愿望。

对美国一些战略家来说，战争的前景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在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的要求下，由阿尔波特·魏德迈少校领导的中层军官1941年7月开始制定大范围战争计划，也就是“胜利计划”，完成于9月25日。该计划对作战所必需的军事和工业生产规模进行了评估，并对击败轴心国提出战术指导方针。很快该计划就被证明是不可或缺的，但当时在这群计划制定者眼中，德国仍然是美国的主要敌人，他们敦促美国领导人尽量控制日本。

日本政府应当考虑到，是否有一天美国会认为日美之间也不再需要“发照会”，这一天是否会很快降临，该如何防止这一恶化趋势。与其相反的是，日本却在为自己的“积极防御”计划做准备。

从佐尔格处得知日本不会进攻苏联后，斯大林在整个9月从远东向莫斯科调集了20个师。斯大林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德国了。他最终将远东的部队砍了一半，苏联西线的形势将逐步好转。

这更应该让日本重新审视自己对待美国的态度。日本留在法西斯阵营完全是因为德国的优势，日本的战略计划仍然基于这一理念，但参谋本部的许多人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抵抗能力出奇的强。另外，日本虽然并不认可真正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但日本领导人也不愿摆脱轴心国同盟关系。这也许是因为没人敢于承认自己曾盲目坚信德国坚不可摧的错误。因此，从联盟角度看，日本仍然属于法西斯政权，与美国达成外交和解的机会越来越小。

9月10日，野村在著名的华德曼公园酒店的新住处会见了赫尔，这座酒店是为了纪念一战结束而建，共有1000间客房，戒备森严。他询问赫尔如何看待日本的最新提议（外务省的计划）。赫尔表示，这一提议“缩小了此前谅解的精神与范围”，而双方此前的谈话中“对整个太平洋地区达成了更广泛、更开明的谅解”。简言之，该提议是进一步倒退。

这一明显倒退更加剧了赫尔对近卫的怀疑，他认为近卫的政权地位不稳，无法作出重大让步。这次会面让野村更坚定地认为，东京必须在任何高层会见前作出切实的让步。他尤其警告日本政府，从中国撤军的问题对美国很重要。但东京的领导人对此很难接受。

日美谈判伊始，日本部队在中国的存在就注定是个问题，但其重要性后来才在美国人眼中变得越发明显。要是在5月，赫尔肯定会对日本军事占领中国更加纵容（至少私下里更加纵容）。银行家兼业余外交家井川忠雄曾经表示，赫尔甚至建议过将日本军事占领中国的表面目的从“反共产主义”改为“维和”。这种更改将让日本能够继续占领不受共产主义威胁的海南岛。

1941年夏天的一系列变化——德国进攻苏联、日本不顾罗斯福提议进驻印度支那南部、日本坚持留在法西斯阵营以及美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似乎打消了美国想在中国问题上的妥协。与捷克斯洛伐克不同，中国不能被牺牲掉。日美谈判中能否不涉及中国问题就像（用萨姆纳·韦尔斯的话说）“询问《哈姆雷特》搬上舞台时能否不要哈姆雷特角色一样”。如果近卫递交他的密友所起草的提议，承诺“日本‘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所有地区撤军”，事情的结果将有很大不同。这件事只能归咎于近卫自己。

赫尔拒绝日本的提议后，9月20日的联络会议又通过了一份准备递交美国的提议。这份修改提议的基本轮廓与9月6日的版本一模一样，强调了美国需要在日本和蒋介石政府之间调停，但又不能干涉日本解决中日战争的计划；解冻日本资产和恢复贸易；而日本不会涉足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区。

新提议对中国实现和平开出更多条件，语气上也更加强硬，说明参谋本部的影响力日益盖过外务省。野村认为这份新提议没有任何一点有助于他的谈判。这件事说明他对东京的影响力有限，也证明近卫的勇气有限。

野村尤其对日本开出的其中一个条件表示担忧。东京方面继续坚持让蒋介石政府与日本支持的汪精卫傀儡政府合并。美国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一条。野村觉得，任何为日本在亚洲利益的申辩只会起反作用，让美国更加警惕。他向东京发回一条电报说：“我不认为这一提议能被接受。”但他的警告再次遭到忽视。

对于幕僚过分干预这份外交文件的起草，军方至少有一人感到震惊。陆军省军务局的石井秋穗后来抱怨说：“参谋本部应该是只负责国家的防御和军事动员的机构，为何要对一份外交文件吹毛求疵？我不理解。”

即使袒护军方的外相丰田贞次郎也承认，9月20日的新提议对美国没有吸引力。但他仍然将这一提议转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作为参考，这份材料于9月27日传到了美国国务院。

近卫和罗斯福会晤的准备工作没有什么进展，西园寺公一也不知所措。近卫首相任命他做顾问，大概是因为对他无条件地信赖。作为回报，西园寺为近卫非常卖命，帮助近卫起草了他没能拿出来的提议。几周前西园寺还对这一提议感到兴奋，现在兴奋感早已散去。西园寺感受到近卫的脾气反复无常，常常优柔寡断，但他仍然相信近卫由衷希望与罗斯福会面。

9月下旬，西园寺接到好友尾崎秀实的电话，尾崎刚刚从“满洲国”巡讲两周后归来。对这位记者兼间谍来说，过去的这个夏天十分忙碌。当晚，西园寺与尾崎共进晚餐，交换了对日本与美国谈判的看法。尾崎对前景完全不看好，认为美国并不信任当前的日本领导层。他说，美国不可能认真考虑日本的提议，包括高层会晤的提议。西园寺告诉他，在近卫的要求下，他参与了一份新提议的起草工作，希望仍能挽回局面。

9月24日，尾崎又邀请西园寺在上次用餐的地方喝一杯。夏季还迟迟没有过去，两人点了啤酒（与日本大多数人不同，他们俩仍能享受啤酒。根据东京的配给制，从1941年4月开始，每户人家每6个月只能购买2至4瓶啤酒）。他们选择在私人隔间见面，尽管两人并不搞什么秘密活动。西园寺带来了他们在富士山脚下起草的提议，也就是近卫没能拿出的提议。尾崎并没有要求查看，但西园寺与他最好的朋友分享这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尾崎从头读到尾却一言不发。他随后推掉了西园寺安排的与其他朋友一起用餐的活动，并先行告辞了，很可能是去找佐尔格汇报情况。这次会面也让西园寺日后受到间谍指控时多加了一道罪名。

第二天开始是晴天，温暖舒适，气温一直是20多摄氏度，但一到下午就下起雨来，气温骤降。这一天的联络会议更增添了近卫心中的愁云。参谋总长杉山元和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共同提出，抛弃10月初这一模糊的最后期限，设定中止外交的具体日期。他们说：

开战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战术需要。因此，最后认定日美外交谈判的成败之前，我们一天都浪费不起。我们必须最迟在10月15日前选择外交还是战争。

由于两位总长提出更加确切的要求，近卫开始感到恐慌，尽管他没有表现出来。他谢绝继续加入军方安排的午餐会，而是带着主要内阁成员回到了首相官邸。他向外务、陆军和海军大臣询问：“10月15日的期限会不会太苛刻？”这一问题其实是针对陆军大臣东条的，在立即备战方面，东条与陆海军总长看法一致。东条轻蔑地对他说，御前会议已对这一问题早有定论——10月初是野村在华盛顿任务的中止。

善于隐藏内心想法的近卫不容易让人读懂。但这次联络会议后，他的变化很明显。负责记录的战争指导办公室的官员第二天表示：“表面上看，昨天军部的要求没有掀起太大波澜，但实际不然。近卫首相的心中似乎发生了巨大变化。”近卫不想伤害表面和气的做法让他无法提出反对意见，这带来了后果。他最终认识到，美国不会与他会谈。恐慌之际，他立即出于本能作出反应：自保。

他第二天私下与木户幸一会面时谈到自己准备引退。两人是学习院（Peers Academy）的同学，可以说他们从小就形影不离，关系密切。近卫抱怨道：“如果军方坚持10月15日是开战的最后期限，我没有任何信心，我只能考虑辞职。”木户说：

是你召集9月6日的御前会议。你不能将问题搁置，一走了之。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为何不提议重新考虑这一决议？在与军方交锋前你不能这样说。以这种方式留下烂摊子是不负责任的。

木户的劝诫让近卫没有选择辞职。他逃往古都镰仓的一处别墅，虽然距离首都仅30英里（48公里），但却被群山和海洋隔绝开，他在这里一直待到了10月2日。

由于首相离开东京，外相丰田只好独自游说，争取促成近卫和罗斯福的会面。但他没能听取野村的建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策，并拿出更诱人的方案，相反，丰田交给美国大使格鲁一份我们之前看过到的修改提议。他想当然地认为，格鲁大使与罗斯福是老朋友，所以更有影响力。丰田希望格鲁能做一些幕后帮助。丰田打开新的外交渠道，并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与白宫的交流更有效果，但这样做实际上让野村颜面扫地。

丰田9月27日请求格鲁向华盛顿方面解释东京决策层的复杂体系，为近卫及其懦弱寻找借口。他暗示，东京拿出的“官方”提议并不代表近卫在朱诺不会作出更多妥协。

9月29日，格鲁向罗斯福发回一份冗长的11点报告，他强调说：“日本政府不可能对未来作出确切保证，无法作出更多承诺。”其中一个原因是：

前外相松冈在7月下台后，向德国驻日大使详细讲述了美日谈判在7月以前的发展状况。由于松冈的许多支持者仍在外务省，这些人有可能无所顾忌地向德国和日本极端分子透露任何有损于内阁的信息。虽然一些基本原则已暂时被日本政府接受，但日本未来的目标及政策走向……太虚太模糊，可以理解为他们更愿意模棱两可而不是澄清日本政府愿意作出的承诺。

因此，格鲁建议美国应该相信近卫的诚意并同意会谈。他谨慎地推测说：

我认为相比前期的交流，近卫可能会直接给罗斯福总统更多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格鲁进一步强调，美国应当奉行渐进主义方式。丰田曾表示，“唯一的选择……是通过建设性妥协，尽量去改变日本的想法和观点，这与美国当前的努力保持一致”。格鲁对此表示赞同。

外交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把当前的危机作为决定下一步棋的参考。美国政府里有人认为，格鲁所鼓励的“建设性妥协”就是某种绥靖政策。不论日本的形势与1938年秋天的希特勒第三帝国有多么大的不同，慕尼黑会议的惨痛教训仍然历历在目。虽然丰田成功地将近卫内阁的处境进行粉饰，说日本政府被亲松冈和亲德派人士所支配，但他也只能责怪他的前任。不管有没有松冈洋右，日本都无法避免对纳粹政权的认同，它毕竟也是轴心国的一员。格鲁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坚持认为自己所主张的“不是所谓的绥靖政策”。

可惜的是，近卫没有良好的业绩来让华盛顿相信他值得信任。虽然近卫和丰田不断表示，近卫如果能去朱诺，就一定会带来令人满意，甚至令人惊讶的妥协方案，但美国政府仍然表示怀疑。

1919年年初，近卫声讨巴黎和会英美独裁的爱国主义文章让他首次引起西方关注。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他担任首相，对战事升级负有责任，包括对日本在中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暴行（尤其在南京）负责。他担任首相期间，日本正式支持汪精卫傀儡政权。他还推动了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结盟。他在《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美国继续故意误解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的真正意图，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战争。”近卫却认为，这些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不会影响他的可信性，他毕竟是一位公爵。他这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让近卫感到失望的9月25日联络会议还让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极其担忧。的确，为了推翻松冈洋右，向来十分谨慎、不轻易发言的及川竟然鼓吹：“海军有信心与英国和美国开战。”松冈回应说：“如果你连打英国和美国都不怕，再加上一个苏联又有何难？”及川没有体会到松冈的挖苦语气，他只能老实地回答：“你难道看不见苏联的加入意味着我们多了一个敌人吗？”就在他俩这次交锋的整整3个月后，及川真的要面对同时对抗这3个国家的可能性。

值得赞扬的是，在9月25日的联络会议上，当陆海军总长想要将10月15日定为外交努力的截止日期时，及川公开表示反对，这一点近卫都做不到。虽然他无法阻挡战争趋势，但他也希望让趋势变缓。自争论日本南进还是北进时就态度强硬的陆军参谋次长冢田攻显然对及川的阻挠很不满。他狂热地相信日本天生的伟大，坚信日本必打不可的战争不需要基于理性的战略思想，而是基于“我们神圣大地的正义精神”。虽然许多日本人（既包括军官也包括文职官员）都或多或少地接受“日本命中注定”这类伪宗教命题，但冢田的狂热令人惊讶。联络会议后，冢田对下属抱怨说，东条应当敦促及川不要胡闹，这样他们才能继续备战——似乎及川是唯一没有理智的人。但冢田也承认，如果海军不愿意，日本就无法与美国开战。

陆军中不是所有人都像冢田一样，一心想要战争。陆军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战争感到迟疑，尤其是陆军省军务局的人。由于军务局负责陆军内的资源调配，与参谋本部一起制定陆军政策的总体基调，所以军务局局长是陆军省的三把手（仅次于陆军大臣和陆军次官）。9月29日，军务局成员聚集在局长武藤章的办公室里，他们将详细讨论未来可能发展的局面。他们的口吻差不多。陆军无法公开向华盛顿低头——尤其是从中国撤军，但在武藤的心里，战争是更糟糕的选项。他说：“最可能的结果恐怕还是要开战。但你看，一旦擦枪起火就可能让日本置于万劫不复之地。我就是不能下决心开战，我不想要战争，既然天皇也表示不想要战争（通过朗诵诗歌），我更不想要了。”武藤曾在1937年极力支持与中国开战，但他现在认识到，这是日本的一次“误判”。他心里清楚，如果再来一次战争，日本将彻底毁灭。

当天，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向军令部总长永野发出警告。虽然在过去10个月里，他一直在精心策划给美国致命一击，但山本仍然认为，赢一两场战争并不能确保在长期拉锯战中胜出。因此他对永野说：

我们的军演显示，南部应能在4个月左右拿下，但至少要损失60架飞机。当然在真实战争中损失的数量可能会更多。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补充足够的飞机来继续作战……如果以我们目前的实力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唯一可能）是在战争初期取得巨大胜利。

山本当然想要向世界证明，他有能力取得这一巨大胜利，这是他赌徒的一面。但一个更加理智的山本向永野建议：

我想补充一点……显然日美战争势必要拖延。只要日本占上风，美国是不会放弃的。战争将持续好几年。另外，日本的资源将被消耗殆尽，战舰和武器将受到损耗，补充资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将一贫如洗。

他得出一个经典的结论：“胜算如此渺茫的战争不应该开始。”

这位海军指挥官的犹豫说明，参谋本部推动的战争与日本的战略现实是脱节的。军方的战争意愿不代表一致意见。近卫希望利用意见上的分歧。10月1日傍晚，近卫召见海军大臣及川来他所躲藏的镰仓别墅。近卫问他对确定外交期限的看法，及川说：

阁下，您已表示坚决反对战争。（但不开战）将意味着接受美国所有的要求，以便维持正常关系……如果您下决心走这条路，海军将支持您到底，陆军也会这样做。

近卫显然很高兴，他对及川说，这下他终于放心了。

及川随后在东京拜访军令部总长永野，据海军次官泽本赖雄表示，永野同意支持避免战争的决定，这说明永野在联络会议上的强硬表态不能被当真。及川总是对日本与西方开战的前景感到胆怯，他一定支持近卫和永野的缓和态度，他也感到松了一口气。来自海军的外相丰田也认为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他很后悔御前会议草率地定下了外交截止日期。现在，近卫感到自己拥有足够勇气了，他从自我放逐的状态中走出来，回到东京。

10月2日上午9点，野村大使被赫尔召唤到他的公寓。赫尔交给他一份声明，呼吁日本接受美国国务卿提出的“四项原则”：（1）尊重双方及其他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通商机会平等；（4）不扰乱太平洋地区现状，除非太平洋地区现状通过和平方式发生变化。赫尔还要求日本向美国毫不含糊地阐明关于日本从中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撤军的想法。至于日本与轴心国的联盟，赫尔说：“日本政府最好作进一步研究，看看自己还有哪些立场可以作出澄清。”赫尔断然表示，在“关键问题上达成共识”前不会进行双边高层会晤。他再三提醒野村，美国政府认为“临时拼凑的协议不能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形势”。为了尽量减少负面舆论，美国需要“确保双方召开的任何会议都能取得成果”。

当被问及对这份文件有何看法时，野村一开始表示，日本政府可能会很失望。赫尔的“四项原则”是在要求日本发生根本性改变，从一个国家的角度看，日本在这么短时间里根本无法做到。美国毕竟还是想要占领道德制高点。对许多日本人来说，美国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1911年才作废）、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结盟以及针对有色人种的政策都让美国自诩的道德高标准看起来异常伪善。

日本很难从中国撤出所有部队。因为苏联紧挨着中国北方，日本陆军认为，日本撤军的迹象将引来苏联的进攻——这一担心在4年后得到印证。

野村认为，最实际的解决方案就是举行峰会，让双方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他对赫尔说，日本政府对高层会晤的态度是认真和诚挚的，鉴于日本的国内形势，日本政府很难在会前作出什么承诺。野村强调说，近卫内阁仍然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保守团体上台的可能性非常小。野村极力解释近卫出于性格原因不愿直接与反对者起争执，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的领导力——荒谬的是，正是他不愿起争执的性格特点让他坐上首相宝座，并保持了很长时间。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是野村与赫尔交涉不成功后的首个会议，气氛很沉闷。野村用电报传回了与赫尔的谈话内容，但在会前还没有被完全翻译出来，所以无法讨论细节。与会领导人只好表达了自己的大体看法。参谋总长杉山元告诫，抛弃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不应被推迟。他说：

（我们）浪费不起时间了。如果不能很快下决心并浪费更多时间的话，我们最终将完全没有能力发动战争，不论是向南还是向北。我们不需要今天决定，但我们必须（很快）决定。

杉山话音刚落，军令部总长永野紧接着说道：“现在没有时间讨论了。我们应该马上（为战争制定时间表）。”

当然，永野两天前对及川说过，他更愿意避免与西方军事对抗。永野善于说两面话，但其实所有日本领导人都能毫不费力地在公开和私下角色之间转换，并不觉得不妥。另外，这种两面性的说话习惯（日语里叫作“本音”和“建前”，即真心话和场面话）常常被视为一种为了避免尴尬的美德。一旦永野代表指挥部讲话，需要体现日本战略兴趣时，他就拿出霸道、几乎像是恶棍的一面。在联络会议上没有任何人声援的情况下，及川的反战努力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及川能够理解永野作为军令部总长说这些场面话的重要性，另外及川也是一个懦弱的人，所以他不会公开指责永野。联络会议逐渐沦为一场为了面子而维护面子的可悲闹剧。他们关注的重点完全偏了，日本的国家命运被放在次要位置。

这天的会议记录中没有及川的发言，他可能一直保持沉默。1946年1月，及川在一次前海军官员参加的圆桌讨论会上说，他认为首相当时应主动把政府的政策从战争中拉出来。他认为近卫想把政策转向的责任完全推给海军，这让他感到警觉，所以比平时更加沉默。及川对世界毫不了解，见识短浅，他不愿承担避免战争的过错，不愿承认自己缺乏信心是胆怯的表现。及川不是唯一自我欺骗的人，日本领导层的每个人都在徒劳地相互推卸责任。

在1946年的这次圆桌讨论会上，海军次官泽本对及川面临的棘手形势表示同情。他说，在1941年秋，一个人很难开口说：“海军没有能力打仗。”这将打击海军官兵的士气。另外，军方领导人不顾日本利益而只想着自己和本部门的利益，这种做法着实有点儿过火。

圆桌会议上自称是极端自由主义者的井上成美不接受这种战后解释，他直接向及川发问：“海军本应全力阻止陆军（做出战争决定）。相反，我们最后失去了一切，包括陆军和海军。你为什么不（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他进一步逼问：“你是说你之所以不反对战争是因为近卫应当表示反对吗？”及川无力地辩解道：“连首相都不能阻止（强硬派），海军如何能够做到？”

井上认为，及川完全有能力阻止滑向战争的趋势。他本可以辞职，海军可以拒绝任命新大臣（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海军大将中挑选），这样海军就能拖延开战的最后期限。但及川和其他海军领导人都没有利用这一策略，这说明不论战后解释些什么，战前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或勇气）阻止一场注定要给日本带来灾难的战争。

10月4日的联络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时间拖得越久，拒绝战争所需要的勇气就越大。10月5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举行高层会议，他们同意，首相应当在10月6日会见陆军大臣，以“讨论（日美外交）谈判期限的延长和我方（对美）条件的放宽”。海军次官泽本一开始建议，首相、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参加这一会议，但及川不愿意参与，大概他不想被视为开战的唯一反对者。

及川的恐惧不无道理。参谋本部现在误以为近卫支持开战选项，因为他没有对此表达强烈反对。陆军的中层战略研究人员也在为战争做准备，他们抨击海军的迟疑不决。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5日的记录透露了他们的感受：

首相似乎决定开战。他今晚要与主要内阁成员单独举行会议。我们参谋本部都感到很高兴，觉得松了口气。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海军大臣。

近卫当晚见到东条，试图说服他放弃战争。他们的见面地点是东京西郊近卫最喜欢的别墅“荻外庄”（Tekigaiso），这里能看到富士山。近卫很喜欢在这里举行私人政治活动。然而，这次会面自始至终都是东条的表演，他说：“美国要求我们退出《三国同盟条约》，无条件接受‘四项原则’，并结束军事占领，日本无法忍受所有这些条件。”

近卫说：“最核心的问题是（从中国）撤军。为什么不能原则上同意撤军，但以保护资源的名义保留一些部队？”

东条说：“这种做法叫作阴谋诡计。”

感到恼怒的近卫换了一种策略。“让我们想想御前会议的气氛吧。”他说。他指的是裕仁天皇当时读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犹豫。近卫问东条与英国开战能否避免让美国卷入其中。这一想法是海军中的一些人提出的，充分暴露了他们内心并不愿意与美国对抗。东条断然否认这一可能性。他说，“经过大量研究”，最高统帅部有了明确答案，“从海军战略角度看，分别作战无法实现”。

10月6日，陆军和海军分别举行会议，但没有讨论日本的备战问题。杉山当晚会见东条，他表示反对向美国妥协，要求政府坚持10月15日这一外交最后期限。两人同意参谋本部应当“坚决”制止海军阻挠战争的努力。

海军的高层会议由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总长、次长和海军军务局局长参加。永野首先听取了关于上次会议的汇报，因为他没有参加那次会议。虽然海军领导人都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态度，但他们仍然在前一天达成了广泛共识，即“与美国开战很愚蠢”。另外，海军还“原则上”同意日军“从和平与稳定得到保证的中国部分地区逐步撤出”。这当然会激怒陆军。据海军次官泽本的描述：

及川说：“那么，不如我斗胆去与陆军争吵吧？”似乎他自己下定了决心，又想让军令部总长（永野）对他进行鼓励。永野对此回应：“我认为这样做不明智。”这一下子打消了他的决定，为了作出这一决定他曾拿出巨大勇气，永野的话还立即浇灭了高涨的（反战）士气。

及川性格的弱点显而易见。他的前任吉田善吾因为生病而主动请辞，而及川又从来不树敌，所以他当上了海军大臣。永野稍微提出异议，及川就不再有勇气反对开战，毕竟他一开始就不敢与陆军正面交锋。另外也没有人支持和鼓励他。

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10月6日的记录总结道：

陆军和海军仍然意见不合。陆军认为（外交）没有希望。海军仍然相信有希望。海军认为，如果陆军重新考虑军事占领（以及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军的）问题，那就还有希望。我们不禁要问海军军令部（说这些废话时）到底在想什么。仅仅在前天的联络会议上，（永野）还宣称没有“讨论”的时间了。但现在为何会这样？……海军真是个谜……一个人很难不（对海军的意见）感到生气……（海军中有人）预计将损失巨型战舰……（还有人）琢磨，是否能够避免攻打菲律宾（以避免美国干预的风险）。在这个时候，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啊？自私的海军想要废除御前会议作出的神圣决定。难以置信！海军多么不负责任啊！多么不可靠！实际上海军在摧毁我们的国家！

虽然很难判断这位参谋的意见在整个陆军中有多大代表性，但可以肯定的是，陆军与海军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

海军在联络会议上勇于承认日军现状的是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他说：

从战舰的损失角度看，（据信）开战后第一年就将有140万吨的舰船沉没。联合舰队对战争进行的模拟演习显示，战争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我（对这场战争）没有信心。

10月7日，陆军大臣终于与海军大臣进行了会面。在一次内阁会议上，东条说：“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我必须说出来。当前的经济并不正常，当前的外交状态也一样……我们现在首要任务应当是杀出一条血路。”他随后与及川单独会谈。他强调说，陆军不会允许日本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他还表示，日本从中国全部撤军或立即撤军都是不可能的。

及川建议，陆军应当重新考虑其强硬的姿态。他指出，美国10月2日的提议并没有看起来严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仍有希望。东条专门问到，对于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议，海军是否改变了主意。及川回应道：“不，我们没有改变主意。我们的战争决心没有改变。”也许对及川来说，“战争决心”并不一定意味着开战。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含糊且危险的态度，因为东条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东条不肯让及川好过，他继续逼问，倘若真的开战，海军大臣有信心赢吗？及川这时说出了自己的“本音”（真心话）：“恐怕我没有信心……如果战争拖上几年，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是怎样……但我说的话不要传出去。”

东条一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倡导者，此时却突然态度软化。他对及川说：“如果海军没有信心，我们必须重新考虑。该纠正的必须纠正，当然这需要我们接受自己的责任。”这意味着内阁中有责任的大臣都必须辞职。

不论多么尴尬和不自在，海军和陆军大臣终于谈到了问题的核心：尽管9月初仓促作出了决定，但日本（尤其是海军）并没有为战争作好准备。但与此同时，军令部总长永野却继续逞口头之勇。我们已经见识了及川的胆小和谨慎，而永野当天会见参谋总长杉山时，他的口气更强硬了。但即便如此，永野偶尔也忍不住透露自己的疑虑：

永野：我不认为外交能解决问题。但如果外务大臣认为仍有希望，我愿意继续谈判……但这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决心，即在10月15日作出是战是和的决定。（同时）我们必须留心，不要错过任何战略机遇……（我们谈判的同时必须备战，因为）我们需要保持战斗能力，万一（政府领导人）哪天对我们说：“我们在外交方面已经尽力了，但没有成功，现在该你们登场了。”……

杉山：但我可以认为海军对战争没有信心吗？

永野：什么？对战争没有信心？这不是事实。当然，我们从未说过一定会胜。我也对天皇说过这些，但我想强调，现在还有获胜的机会。对于未来，成功或失败将取决于物质实力和精神力量的结合。如果你支持海军大臣的看法，那么这种态度将质疑一切军事准备的需求……至于开不开战的最后期限，海军不介意将其延长一点……但陆军似乎不这样认为，是吗？你们似乎已整装待发。

杉山：不是，我们也非常谨慎……

永野：天皇9月6日可是同意了这一决议……现在我们向印度支那南部的增兵不能犹豫。

杉山：我完全同意。

这天晚上，近卫再次在“荻外庄”会见东条。及川坚持让近卫单独会见他。近卫提出，如果日本能够原则上同意从中国撤军但时间由实际情况决定，那么外交努力就有可能成功。东条回应说：“我们决不能这样做。”近卫再次指出，撤军问题是阻碍和平的主要障碍，他说：

在“四项原则”中，我们应该接受机会平等的原则。当然，由于一衣带水的关系，我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我相信美国将会对此予以承认。至于《三国同盟条约》，书面保证（日本退出该条约）将很困难，但我有信心在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时能想出解决方案。剩下唯一的问题就是军事占领了。为什么不能宽容一些，不要称之为军事占领呢？如果这个问题成为谈判的绊脚石，你会怎样处理？我们不能一边同意撤军，一边寻找维持实际军事占领的方式吗？

东条表示，总体问题比近卫想的要复杂得多。东条认为，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地区利益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另外，在所有问题都没定下来时（包括两国高层会晤），他拒绝让陆军主动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对此，近卫只能说：“军人对战争的想法太草率。”

东条坚持认为，9月6日的决议是不可违背的，10月15日的最后期限必须得到遵守。东条用他最有名的一句话说：“有些时候，一个人必须鼓足勇气做事，就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近卫说，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负责的话，跳下深渊也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如果我要为一个已经存在2600年的国家着想，为数亿日本人着想，肩负如此重任，我无法这样做”。

在他强硬的外表下，东条内心也疑虑重重。第二天，及川前去拜访东条，看看他与近卫谈得如何。东条说：“我们在中国事变中已经失去了数万人。（从中国）撤军似乎是无法接受的选项。”表情痛苦的他继续说道：“但如果我们与美国开战，我们将再失去数万人。我正在考虑撤军，但我就是下不了决心。”

东条对那些死在中国的人念念不忘，但最为讽刺的是，在中国的高级指挥官却强烈要求日本避免与美国开战。10月初，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Hata Shunroku）派一名手下到东京传话。他认为，日本的战争资源已经耗尽，因此应当接受美国的要求并永久性解决与中国的战争问题。东条完全理解中日战争中的阵亡士兵让日本感到沉重。他后来的举动不断证明，死去的人对他来说比活着的人更重要。

赫尔在战后评价东条说，他“相当愚蠢”，“小心眼、古板、想法偏狭”。这其实是不准确的。1941年秋的东条内心十分纠结，其原因很复杂。作为职业军人，他认为撤军是耻辱的失败。由于他处理问题的刻板方式以及心中的信条，他无法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最糟的是，东条（以及大多数军人）似乎不太理解国际谅解条约的作用，其实这些临时达成的谅解并没有涉及具体细节。他或许无法摆脱自己严谨的军事生活习惯。

10月12日是近卫的50岁生日，但却没有庆祝气氛。这位随时准备辞职的首相决定最后一次尝试为外交争取时间，他召开了一次会议，叫来了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铃木与近卫和东条的关系都很亲近。在这种小范围会议上，近卫觉得自己更有机会改变形势。

下午两点，近卫在“荻外庄”华美的接待室召开了这次会议。虽然“荻外庄”是传统日式风格的建筑，但接待室的风格却融合了多种元素：中式家具、巨大的窗户和门，以及繁复图案装饰的天花板。近卫对与会者说：“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式。我对这样的战争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必须开战，那这一决定必须由一个对此有信心的人来做。”

及川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是否开战完全由近卫决定。他说：“我们现在站在外交还是战争的十字路口，最后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须作出决定。如果决定不开战，（海军）也无所谓。”

及川的确有许多机会可以发表自己的真正看法，他把决定权单单交给近卫也是不对的。根据宪法，首相没有决定战争的单独特权——这必须经过整个内阁的认可。由于日本对抗西方的行动主要依赖于海军，所以及川基于现实的反对意见将会很有分量。井上成美5年后指出，及川当时有能力也有义务质疑内阁的战争决定，有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辞职。但及川不想让自己及整个海军蒙受耻辱，他再次选择不去冒这个险，这一点儿也不意外。

及川认为自己能够逃避责任，因为他坚信近卫将作出这一重大抉择。这次会议召开前一晚的半夜12点半，两个人突然来到海军大臣官邸拜访，及川穿着睡裤接见了他们。他们一位是近卫派来的密使、内阁书记官长富田健治（Tomita Kenji），另一位是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敬纯。富田说，他希望海军能够明确表示反对战争，这样首相才不会难堪。

及川回避了这个问题。他对富田说，这纯属“政治”问题。他说：
我们能不能开战不是军方说了算。这是一项政治决定，应由政府作出。如果政府决定开战，军方就必须支持，不论这场战争将多么困难。我将在明天的会议上重复这一观点，作为海军大臣，我将永远支持首相作出的任何决定……近卫首相必须自己主动表示，他希望（外交）谈判继续，并且（停止备战）。
及川在会上把皮球又踢给了近卫，他认为海军已经把放弃宣战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近卫。他在镰仓的秘密会面时对近卫说过，如果真想给外交更多机会，首相必须“准备忍受”美国的要求，而海军将支持首相的决定。近卫的确渴望阻止战争，但他却没有勇气说出来。他也认为，阻止战争最终是海军的责任，与他无关。这也是近卫在最后一刻派富田去见及川的原因，他想争取海军将直接干预的明确承诺。这最后演变成一场闹剧，剧中严重缺失的是勇气。
近卫没有办法将责任推给及川后，他自己也无能为力。他能想到的最后一招就是让与会者质疑御前会议的决定。外相丰田是唯一进行深刻反思的人。他承认这是一个集体“失误”，敦促继续进行外交谈判。他说：“请允许我不留情面地坦白说一句，我认为御前会议的决定是草率的。我们甚至在收到相关文件的仅仅两天后（并且只经过了一次联络会议的讨论）就作出了决定。”
这时东条对近卫感到很恼火。他对近卫大喊：“什么叫你没有信心？你难道不是应该在我们制定《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时就提出来吗？”东条强调，政府应当坚持9月6日的决议，因为这是已经决定好的事。他仍一如既往地对他人表现出强势的一面，丝毫没有显露最近在及川面前流露过的那种内心纠结。他展示的是他的公众面孔，他的“建前”。他厉声道：“这太冒失了！”尽管天皇没有确切表达自己的意见，但这一“皇家”决议对东条至关重要，现在改变这项决定为时已晚。
这就是著名的“荻外庄五相会议”，让人记住的不是会议成果，而是会议的毫无建树。距离10月15日只剩3天了。

第十一章　军人接任

1941年1月11日，作为对《国家总动员法》的补充，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报纸及其他媒体的规定。诸如，军事、外交和财政政策等敏感话题不能再见诸报端或公开谈论，对于其他有可能影响国内动员的社会题材也有详细规定，这些题材包括资源短缺、天气预报（因为可能具有战略敏感性）、家庭问题（比如，丈夫在中国打仗，而妻子背地里通奸）。这些规定更加限制了报纸的报道，但其实日本的新闻自由已经很久都不存在了。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自从“满洲事变”开始，主流报纸都毫不避讳地支持政府政策，依靠煽动爱国主义来竞争发行量。日本入侵“满洲”时，军人与记者主动相互结交，随着越来越多的记者被派往前线，他们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客观报道原则已被抛弃。中日战争爆发后，媒体坚持有选择性的报道政策，集中报道日本的胜利。到1941年，日本媒体已经无法摆脱自己与军方危险的联系。

在官方政策的发布方面，日本国家广播电台NHK总是抢先报纸一步。1938年5月的一天，NHK首次从江苏徐州现场直播了一场战役。广播员兴奋的声音传遍整个日本，他将眼前发生的一切称为“一场巨大胜利”。其实，敌军很快撤退了，根本没有多少抵抗，但听众并没有听到这些，他们听到的是：“徐州攻破了！徐州攻破了！亲爱的国内听众们，现在还不是欢呼的时候，胜利的喜悦仍然在等着我们。在我说话的同时，我们伟大的搜索歼灭行动仍在继续。所以请大家回家去，今晚要整晚守候消息，为日本最伟大的胜利祈祷！”在这种煽动下，许多人前往靖国神社，排长队进行午夜祈祷。这相当于为1941年12月8日早上更加煽动性的广播报道进行了彩排。

并非所有的媒体都像NHK或报纸那样进行一边倒式的宣传。那些吸引中高端读者、通常每月发行的杂志除了刊登政治评论外，还包括文学作品。但现在，这些杂志的日子很不好过。杂志发行人收到一份自由派撰稿人名单，他们的文章被禁止刊登。杂志还需递交一份订户名单，以及即将出版期刊的详细提纲，以征得政府新闻部门批准。儿童杂志也不例外。1941年秋，一种男孩刊物上连载10年的漫画故事戛然而止，让日本少儿读者感到失望。这个深受欢迎的故事讲述了流浪狗士兵野良犬的冒险活动，它被认为是对军方的不敬，但并非故事本身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而是因为故事里的士兵全都是动物。

缺少纸张这一现实问题也是出版业面临的难题，迫使许多杂志倒闭（西园寺公一编辑的一本用光面纸印刷的摄影杂志在1941年年初也停止发行了）。但有些杂志似乎经营得很好。一天，永井荷风惊讶地发现几家新杂志在打广告。他说：“多么奇怪啊！不是说让我们节约用纸吗？为什么现在发行新杂志？”这些杂志都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倾向的名字。

以表演美式时事讽刺剧而声名大噪的女子剧团“宝冢”也面临巨大压力，她们要演出更多爱国题材的剧目。1941年秋，她们的主要剧目是《天空之母》，这台音乐剧讲述了身为飞行员的丈夫和儿子在离家期间，妇女们保卫家园的故事。

但即使在这种严格审查的气氛下，日本人对美国的某种钟爱程度并没有减退，也没有受到约束。10月初，一年一度的美式橄榄球锦标赛在东京举行。电影院里仍然能放映美国电影，但次数比以前少多了。这一切持续不了多久了。

理查德·佐尔格是银座一家高级餐厅的常客。10月4日，佐尔格选择在这里庆祝他46岁生日。餐厅老板奥古斯特·洛迈尔曾经是一名德国战俘，在一战期间的德日青岛战役中被俘。他曾专门学过做香肠，成功开了一家熟食店，当时这些各种各样的加工肉食品在日本仍很少见。如果不是一战，这位来自德国威斯特伐利亚的农村小伙根本不可能来到日本，更别提在这里开一家餐厅了。如果佐尔格不是因为自己的战争经历，他也不会投向共产主义，并成为苏联的间谍。现在，佐尔格感到战争临近了。

佐尔格和花子在酒吧喝鸡尾酒时，他发现了私人侦探。日本警方跟踪外国记者并不罕见，但这天晚上，这些侦探的存在的确让他感到惊慌。他拉着花子来到后面的桌子，他小声对花子说，日本很快将要突袭美国。

“但野村大使是个能干的人。”花子争辩道，似乎她认为外交途径最终能解决问题。爱好文学、生性浪漫的花子可能对紧张的政治局势缺乏了解，她并不清楚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形势有多糟。但她对野村的信心也反映出大多数日本人一厢情愿的乐观。

佐尔格对花子说：“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很富足，日本永远赢不了。如果日本开战，失败在所难免。”佐尔格高兴地看到，日美关系恶化至少确保了日本不会进攻苏联。他尽其所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天早些时候，他向莫斯科发出一条语气肯定的信息：“如果美国10月中旬不做出任何妥协，日本将会袭击美国，然后是马来亚、新加坡和苏门答腊。”苏联不再是日本战略计划中的敌人。经过8年，佐尔格感到自己的任务终于结束了。他决定询问莫斯科方面自己是否能回到苏联，或者被派往德国。

晚饭后，佐尔格前往德国使馆会见“朋友”，包括大使奥特，并继续庆祝自己的生日。花子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她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人了。

形势对近卫来说不能更糟了。他把日本带入了另一场战争的边缘。他的领导地位受到东条的挑战，于是他在寻找自我脱身的方法。我们不能责怪罗斯福政府不相信近卫，因为近卫总是无法树立自己的权威。两国高层会晤或许会给和平带来一线希望，但美国不愿会晤也是可以理解的。

距离外交最后期限只剩一天了，东条在内阁会议前见到了近卫。近卫最后一次劝说东条接受撤军。也许近卫觉得自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他表现出异常的坦率。他说：

我对中国事变负有最大责任。经过了4年，日中战争仍然没有结束。我的确无法同意再开启一场前景未卜的战争。我建议我们同意美国的撤军要求，避免日本与美国交火。我们确实需要结束日中战争……日本未来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但为了取得巨大飞跃，我们有时必须（向更强的一方）妥协，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和加强我国国力。

东条毫不脸红地说：“我认为首相大人的意见太悲观了，这是因为我们深知自己国家的弱点。但你看不到美国也有自身的弱点吗？”东条已经下定决心，撤军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本届政府任内不可能。

近卫回应道：“这最终的实质是我们意见上的不同，我想让你再想一想。”

东条语重心长地说：“我倒认为这是我们性格上的不同。”

在随后的内阁会议上，东条摆出一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发表演讲。他的语气和用词都故作刻板，这种正式语体的发言反而有效地表达了陆军大臣坚定不移的态度，以及终结近卫领导权的决心。他的发言如下：

恕我直言，对于外相自4月以来为恢复两国关系所做的努力，我必须说我方已经尽力了。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外交，我们必须确保谈判成功……陆军的行动基于9月4日御前会议的决定。该决定是每位内阁大臣深思熟虑的结果。该决定要求：“如果外交谈判到10月初仍然无果，如果我们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我们将决定与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今天是10月14日。我们约定在10月初，但现在已经14日了！……以10月底为底线的陆军正在调集几十万部队，并且我们正在从中国和“满洲”调集士兵……现在，他们正在转移！如果外交取得突破……我们就停止（部队）转移。希望各位考虑接下来该怎么走。

会后，东条前往皇宫去见内大臣木户。他希望为自己公开反对近卫寻求支持，并要求近卫辞职。东条表示，海军领导也坚称他们没有改变9月6日的决定，尽管及川持有保留意见。东条和木户认为，为了避免战争，必须确保下一任首相不受御前会议决议的牵绊。木户表示，陆军和海军必须停止争吵，同心同力。东条则放下刚刚矫揉造作的腔调，直接说道：“已经决定的事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指责（谁该为9月6日的决定负责）了。”他认为，此时是考虑实际可行性的时间。

这天下午，东条前往参谋本部杉山元的办公室，向他汇报与木户的谈话。他仍然在抱怨及川关于海军备战的态度前后口径不一。东条说：“海军大臣没有明确表示他没有信心，但他的讲话让人觉得他没有任何信心。如果海军不愿意（开战），我们必须想想其他办法。”

最后成了这样的局面：海军不会表示自己不想开战，认为没有必要明确表达海军的不情愿，因为陆军应该完全理解海军的犹豫。如果按照外交妥协，日本开始撤军，陆军将成为大众羞辱的主要对象，所以陆军责怪海军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只有海军反对，陆军才会被迫表示自己无法进攻。

东条认为，重新开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结束近卫内阁。这天晚上，他让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带着他的口信去见近卫，要求近卫下决心辞职。铃木解释说，由于海军对战争前景缺乏信心，而9月6日的决议又必须遵守，所以东条认为，正确的程序是曾经作出该决议的内阁承认自身错误后辞职。东条推荐反战的东久迩宫稔彦王担任下一任首相，讽刺的是，东久迩最近刚刚责备东条不支持外交努力，并以近卫的名义要求他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挑选东久迩也透露出东条内心对战争选项的放弃，这一变化令人惊讶。东条认为，只有带有军方背景的皇室成员才能收回9月初的皇家决定。

东条的决定让忠于皇室的内大臣木户震惊。自从西园寺公望1940年去世后，木户对首相人选的选择拥有很大影响力。对木户来说，皇室永远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信条基于一种循环论证，即皇室就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木户不想让天皇的叔叔参与政治，尤其在这一敏感时刻。

木户身材矮小，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完美的侍臣，总是很正式地穿着无可挑剔的深色西装。他躲在天皇的背影中，就像操控木偶的人。日本皇室在19世纪下半叶经历了重大转变，以满足现代日本的需求，木户以自己身为皇室守卫者而自豪。他的祖父木户孝允（Kido Takayoshi）是长州藩武士，也是明治时代元老，帮助了日本天皇的集权。常言道“三代才能出一个贵族”，木户幸一侯爵正好是第三代，他清楚什么才是最好的政治体系。

虽然人们认为木户对天皇产生了自由主义影响，但他摆脱不了自己的右倾本性（毕竟他支持近卫1940年让日本集权化的“新体制运动”）。或许他只是在介意自己并非“真正”的贵族，像近卫或西园寺他们都能追溯到1000年以前的贵族血统。无论出身贵贱，他已经成了皇室看门人，他不会允许东久迩出任日本首相。

尽管局势动荡，近卫“早餐俱乐部”的顾问仍然坚持聚会。10月15日，俱乐部成员聚在一家餐馆吃午餐，他们品尝着烤鳗鱼——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在当下。尾崎秀实显然还没来。其他人决定不等他了，于是开始用餐，这时近卫的秘书岸道三（Kishi Dozo）突然冲进包房大喊：“我得到可怕的消息，尾崎被捕了，据说他被指控为间谍。”

在逮捕画家宫城与徳前，日本警方并不知道佐尔格国际间谍网的存在。来自冲绳的宫城在加利福尼亚度过青年时代，他在艺术学校学习期间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感兴趣。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被派往日本，他不属于佐尔格集团的核心成员。另外一名日本籍美国共产党员在与佐尔格团队无关的一次秘密行动中被牵连，由于宫城与他有关系，所以10月10日宫城也被逮捕。宫城试图从二层审讯室跳窗自杀但没有成功，之后他坦白了一切，包括为佐尔格集团工作，这最终导致尾崎被捕。

近卫身边著名的知识分子竟然是共产主义间谍的消息让近卫及其他人大感震惊。（由于媒体审查制度，尾崎的间谍活动直到1942年6月才被公之于众。）近卫无法承受不可避免的批评声，10月16日，近卫辞去首相职务。

其实他早已下定决心。他不愿意承担取消9月6日决定的责任，也不想在任内面对与美国开战的前景。无论近卫及其支持者如何为他开脱，如何为他的绝望处境争取理解，近卫显然是个失败者，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他的贵族血统和学术背景并没有成为有效领导能力的保证。近卫的重新上台是因为他不爱表露心迹，他常常赞同并不十分支持的提议，他希望所有问题都能以缓和的方式暗中解决，他不必弄脏自己的手。

近卫的政治倾向不断在左右之间摇摆，表面上是为了团结日本。在过去日本国际危机加深的4年中，近卫担任首相将近3年。这段时间，日本没有打赢中国，战斗趋于白热化；而日本明明打不过西方，与西方开战却成为“官方”政策选项，得到了皇室批准。

内阁更替计划属于最高机密，而日本帝国的其他臣民感受到的是日本紧迫的现实。厚生省开始宣传“爱国婚姻”活动，以支持中日战争。10月9日，约50名官员、学者、医护人员和教育学家聚集在厚生省会议厅，用整个下午讨论未来的目标。最后他们同意，日本需要降低初婚平均年龄，男子降低3岁，女子降低4岁；夫妻应鼓励生育5个以上的孩子；取消封建时代的婚姻门第观念；婚礼从简，以节约开支。

在这天讨论的所有问题中，晚婚趋势（尤其是女性的晚婚趋势）算是最严重的挑战。10月10日，《朝日新闻》关于这次会议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一起结婚吧！》，著名女性医生和活动人士竹内茂代（Takeuchi Shigeyo）在文章中指出：

父母往往对女儿过度保护……在女儿毕业后，他们总是把女儿留在身边生活几年，培养其家务能力，比如，插花、缝纫和持家。但这种能力应该在上学的同时就应培养，这样女儿一毕业就能结婚。学校在家政方面的教育也不要只教西式烹饪。首先，教师必须认识到，教会学生烹饪经济而又有营养的蔬菜膳食至关重要。

不需要专家评论我们就能感受到，日本的传统社会机构（尤其在婚姻方面）正在危机面前迅速解体。10月初的一天，永井荷风与一位老人聊着当前的一些变化。这位老人说，日俄战争期间，人们不能给不认识的士兵寄送爱心包裹。而现在，由于邻居协会的成立，寄送爱心包裹成为强制性义务，人们必须在每一个寄往中国的包裹中夹带一封精神鼓励信（百货商店里的爱心包裹热销不是没有原因的。这些包裹是家庭与前线最直接的联系，也是爱国的象征。9月，一个夸张的故事获得了全国文学比赛一等奖，故事讲述了一名死在战场上的士兵紧紧抓着皇宫大院里的鹅卵石，这些石头是通过爱心包裹寄给他的）。

在学校，给军人写信也受到积极鼓励，年轻的女学生有时与她父母不认识的士兵通信。这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单相思、纠缠和永远无法相见的爱恋（当然，除非这名士兵活着从战场回来）。士兵其实和少女一样脆弱，一些女性则利用这种新型社会关系。酒吧小姐及其他服务行业的女性都纷纷给战场上的士兵写信，为了增加未来的潜在客户。永井向来关注处在社会边缘的妇女群体，她们的求生本能令他印象深刻。

10月17日下午，东条接到来自皇宫的电话，要求他立即前往。这是让人心惊胆战的召唤。东条以为他会因为促成近卫内阁倒台而受到责备。东条的心腹、陆军省军务局的佐藤贤了说：“大人，您逼得近卫公爵走投无路……（因为）您说过，如果从中国撤军您就会辞去陆军大臣的职务。于是天皇陛下要责怪您了。”

东条说：“我不敢与天皇陛下争执，无论他说什么都是最终决定。”

东条清楚，作为陆军大臣，他自己也是失败的近卫内阁的重要一员。为了正大光明地取消9月6日的天皇决议，参与决议制定的内阁必须全体辞职。东条已经开始搬离陆军大臣官邸，把自己的东西陆续运至东京郊区的私人住宅。

虽然心情沉重，但他作好了一切准备，东条在下午5点见到裕仁。得知天皇要提名他作为日本下一任首相时，东条完全震惊了。提名者通常要回答：“请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这一任命。”但东条连这么一句话都忘了。裕仁打破了这一尴尬的沉默，他说：“我们给你一些时间好好考虑一下。”当然，这样说其实也是例行公事。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前一天，近卫及全体内阁成员刚刚辞职，第二天，资深政治元老就立即开会讨论首相人选。这种会议在将近10年前也召开过，当时执掌现代日本的明治元老们相继去世。参加讨论的大多数历任首相，他们要帮助皇室挑选下一任首相。木户在会上表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必须统一陆军和海军的政策，重新审视9月6日御前会议的决定。从这一点来看，我推荐陆相东条为下一任首相。”其他人大感意外。

据木户说，没有人对此公开反对。他认为，这样做是为了“以毒攻毒”。因为东条曾坚持认为9月6日的御前会议决定是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所以木户觉得，最好让他来承担改变这一决议的艰巨任务。但东条始终忠于军队，现在让上届内阁中最好战的人担任下一任首相以避免战争，这种逻辑显然是有问题的。另外，带来麻烦的御前会议决定是内阁和军方联合作出的。如果内阁必须为此负责的话，那么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也应该承认错误，但木户并没有要求杉山和永野辞职。

与木户所说的全体一致同意东条的任命不同的是，一些老资辈在10月17日会议上推荐东久迩或另一位来自陆军的宇垣一成（Ugaki Kazushige）担任下一任首相。然而，他们都没有像木户那样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木户的观点占了上风，而极度信任木户的天皇也认可了东条的任命。“没有磨难就不会有收获，不是吗？”天皇对木户说。这句话其实来自一句中国谚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穴也许指的是日本的军事司令部，这里充满了狂躁、嗜血的战争狂人；虎子则是对日本和平解决与美国危机的隐喻。

为了确保陆军和海军对突然任命东条的真正原因没有怀疑，木户还召唤了及川来到皇宫，他对及川和东条说：

我知道你（东条）刚刚听到了天皇关于陆军和海军需要合作的表态。我必须强调，天皇希望你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不要受到9月6日决议的牵绊。你必须深入、广泛地考虑国内外形势。天皇希望你能作出谨慎的选择。

离开皇宫后，东条让司机首先送他到明治神宫，然后前往东乡神社[为了纪念日俄战争英雄东乡平八郎（Togo Heihachiro），他击败了沙皇的波罗的海舰队]，最后抵达靖国神社（供奉在过去的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士兵）。在一小时左右访问东京3处神社后，东条回到陆军大臣官邸。他被任命首相的消息已经传到他的手下耳中，他们纷纷表示祝贺。但这位日本新首相并没有心情庆祝，他认识到自己现在面临的任务有多么艰巨。这天晚上，他严格下令陆军中不准有人进入他的办公室，他宣布这里完全是他的私人空间。他开始四处打电话，为了确定各个内阁成员。他任命自己为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然后任命曾担任日本驻苏联大使的资深外交家东乡茂德（Togo Shigenori）出任外相。

60岁的东乡留着胡子，满头白发。他娶了一位德国妻子，曾经想要研究德国文学。他不喜欢纳粹主义，他在1937年至1938年只短暂担任过日本驻德国大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与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关系不好。东乡既不亲美也不亲德，是个纯粹的日本爱国者。他将自己的爱国信条写在袖子上，也许他认为无论自己在事业上多么成功，他仍然容易被贴上外来者的标签。他出生于九州岛西南端的鹿儿岛，本名朴茂德，先祖是在16世纪末被掠到日本的朝鲜陶工，他们家数代人保持住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在朴茂德5岁那年将家族姓氏改为东乡（纠正一个普遍误区，他与“东方纳尔逊”东乡平八郎没有血缘关系）。

整体来看，比起前任丰田，东乡的确是更加合适和明智的选择。他是一位资深外交家，他的外交技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东乡也有自己的考虑。午夜前，他前去见东条，问问这位未来的首相是否准备作出巨大让步以避免战争。强硬的东条对这位狡猾外交官说，现在的形势已经很不同了，“我同意再次审视形势”。重新审视意味着陆军作出让步，包括撤出已经调集的部队，这样才能给新外相更多外交谈判空间。有了这一保证后，东条和东乡这种意想不到的组合成立了。

新大藏大臣和海军大臣的候选人也想得到东条避免与美开战的保证。贺屋兴宣（Kaya Okinori）得到了满意的答案，于是答应管理国家经济。而一向反战的岛田繁太郎（Shimada Shigetaro）经过多次劝说后最终也同意出任海相。

就在10月17日这一天，理查德·佐尔格清晨6点从熟睡中惊醒，他隐约听到门外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喊他的名字。佐尔格有一次骑摩托车时遭遇交通事故，在事故处理过程中与警察斋藤熟络起来。现在斋藤正在喊他：“佐尔格先生！我是警察局的斋藤。我来找您有事。”

佐尔格开门后，迎接他的是用德语表达的完全不同的声音：“我是检察官，根据这一逮捕令，我们现在要正式逮捕你！”佐尔格被十来个日本警察包围，他被戴上手铐。他的间谍同伙德武凯利奇和克劳森也在当天被捕。佐尔格已经在为永远离开日本作准备。

即使传来更多外国间谍的落网消息，西园寺公一仍然拒绝接受这一切。他不肯相信尾崎受到的每一项指控，认为他的朋友与佐尔格没有关联。西园寺对自己说，尾崎的被捕一定与近卫内阁的倒台有关，他认为尾崎是某种政治阴谋的牺牲品。
西园寺认为东条是最不可能让日本避免战争的人，他在东条就任的第一天前去拜访他。西园寺说：“我有三点要谈：第一，你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第二，你必须尽快与中国和解；第三，你必须争取日美谈判取得成果。”东条极其镇定。天皇已经把他神圣国家的领导权授予了东条，而东条的祖上曾在戊辰战争中与朝廷对抗过，所以他能走到今天的确不容易。东条对西园寺冷淡而有礼貌地说：“西园寺先生，感谢你的建议，我的秘书从今往后会与你保持联系。”
不到一年，西园寺公一的祖父西园寺公望仍然在世，他是日本在天皇以下第二受崇敬的人。尽管近卫能力有限，但填补西园寺公望空位的本来就是近卫，结果西园寺公望的这位门生倒台了，连带着他的孙子。不久前，东条曾向近卫抱怨说，西园寺公一、松本重治和已被关押的尾崎秀实等“早餐俱乐部”成员不应该干涉日本的政治决定。近卫当时为自己的朋友辩护，东条只好作罢。现在的局面已经变了。
东条开始一项爱好，他在早上散步时检查普通民众的垃圾箱。这样做的本意是想宣传他努力确保配给工作的公正公平，保证人民吃得饱并且吃得好（东条在寻找“吃得好”的证据，比如鱼骨头）。一些日本人对这位首相如此重视细节表示赞赏，但大多数人却感到反感，并给他起了一个讽刺性的绰号：垃圾堆首相。

第十二章　扭转历史车轮

从10月23日至30日，东条一次又一次地召开联络会议，重新考虑9月6日的决议。此前没有讨论的基本问题成为这些会议的焦点，包括全面战争的可行性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可能影响。与此前会议不同的是，大藏大臣贺屋兴宣和企划院总裁铃木贞一也参加了联络会议，战争的经济后果最终进入了讨论范围。很显然，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仍然强烈要求备战。

在10月末困难重重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对欧战、日中战争、日美外交关系以及日本与德国的盟友关系进行了评估。10月23日，在东条上任后的首个联络会议上，外相东乡对德国必将获胜的推断提出质疑。他直言不讳地说：

由于德国攻打苏联，英国得到一些喘息时间。明年，（德国战胜英国的）概率将会是对半开。而到后年，英国的获胜概率将更大。德国将会尽早求和，但日本制定自己的政策时不能指望这种和平。

实际上，东乡认为德国不可能与英国达成和解。海军军令部认为，德国可能在陆地上会遭遇英国的强烈抵抗，但德国在空中和海上将占据优势。陆军一位代表说：“（德国入侵英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这种言论很难有助于开展有意义的讨论。正是这种思想滋生了负面论断，比如“日本打赢美国会很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

此前表示“没有时间讨论”的永野重复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最初设定的）10月份的期限已经过去了。你为什么还开这种形势研究会议？每一小时我们都要消耗400吨石油。形势很紧迫，你必须立即决定我们到底要不要开战。

陆军参谋总长杉山表示赞同。他说：“我们已经拖了一个月，不能再花四五天研究了。快点决定吧！”

正如我们所见，东条的立场现在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他在陆军大臣（意味着他仍属于现役军人）、首相和内务大臣的角色之间挣扎。为了安抚两位总长，东条说：“我的确理解军方要求迅速作出决定的强烈理由。”但他表示：“本届内阁包括一些新面孔，比如海军、大藏和外务大臣，（为了他们）我们必须弄清（关键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完全（为最终决定）负责。”

军方坚持认为备战仍将继续，因为时间和能源正在耗尽，贺屋则坚持自己的立场。52岁的贺屋算是重要内阁成员中比较年轻的，但他的外表显得老成。实际上，他与东乡有几分相像，都是方脸，头发向后梳，留着浓密的胡子。但东乡更瘦更有风度，而贺屋比较胖，时常面部肌肉抽搐。

贺屋可不容轻视。作为大藏省的官员，他在国家预算局磨炼了专业知识，还作为大藏省的代表参加过20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国际裁军会议。虽然他有一个民族主义的父亲和强硬派的母亲，贺屋早年却坚信国际条约的作用，是一位自由国际主义者。1929年，在伦敦海军会议的准备阶段，贺屋与代表海军参加会议的山本五十六发生争吵，山本当时并不支持裁军。然而在30年代，他和山本的政治观念却相互靠近。贺屋在第一次近卫内阁中担任大藏大臣，他很有野心，在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成功将日本经济打造成战时体制，他还支持近卫加强集权的“新体制运动”。另一方面，山本却越来越接受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批评近卫的极权主义倾向。

不论他持什么政治观点，贺屋都不会赞成一场经济上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在10月末的联络会议上，贺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能用一种我能理解的方式解释吗？”

我要问的问题有：如果我们开战，我国的物资形势将会怎样？假如我们不开战，并按照现在的道路走下去又会怎样？我们与美国外交谈判失败了该怎么办？……这些是我们目前需要考虑的问题。我认为预算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一旦物资的供需关系明确后（也就是确定日本要走哪条路，能利用的资源有多少），预算问题也就解决了。

贺屋的问题很直接。这些问题很难回答，尤其对于那些把战前观点基于一些想当然假设的人，比如，他们认为德国将继续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而且太平洋爆发战争后，日本仍有能力确保从东南亚运输足够的物资。如果这些假设条件没有实现该怎么办？

对身处十字路口的日本来说，10月23日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但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这是东条重新审视战争的第一天。在日本的主动提议下，早前自由国际主义的象征《北太平洋海豹保护条约》（North Pacific Fur Seal Convention）在这一天宣告终结。美国、英国、日本和俄国在1911年签署的这一协议对捕杀海豹进行了限制。但对连自己国民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的一个民族国家来说，去关怀海豹的命运的确要求太高了。日本渴望成为世界模范公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在10月24日和25日的联络会议上，军令部仍然认为，与美国最初的几场战役能够获胜，但最终胜利要看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民的精神力量。但普遍的观点是，敌人无法单靠武力征服，还需要外交力量。讽刺与矛盾比比皆是：由于外交目前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日本要开战；而一旦开战，日本又要立即重新开展外交来结束战争，因为日本没有足够资源打持久战。日本希望美国主动提出外交解决方案，所以日本战争初期的胜利要足够震慑，美国才会求和。

但倘若美国拒绝屈服呢？山本已经警告过永野，这种可能性更大。万一像英国抵抗希特勒一样，日本的军事进攻让美国更坚决呢？这些联络会议的记录里找不到对这些不安问题的回答，甚至辩论。

不论怎样表述，这些主战派的理由都是基于自欺欺人的想法，似乎日本已为持久战做好了准备。令人不安的统计数据被抛到一边，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没有对预计将要损失的军舰数量进行讨论。众所周知，交战国损失军舰将立即影响其作战和运输能力，尤其在以海战为主的情况下。但对战时损失的估计多少有些歪曲。为10月底的联络会议准备最新数据的陆军省资源办公室主管中原重俊（音译）第一次看到海军对损失的评估时大感意外。他认为，如果损失这么大，日本根本无法开战。第二天海军拿出新的评估。这些数据让两位总长都很满意，成为军方要求开战的基本出发点。该数据显示，战争前3年，平均每年预计损失的战舰为70万吨；而3年之内，日本完全有能力弥补损失（相比之下，联合舰队9月作出的预测为140万吨，第三年将没有民用船只。果不其然，开战后的3年里，日本战舰的损失远超其造船能力，缺口达400万吨）。

新的数据简直就是一夜之间造出来的，但两位总长对数据的可信度并不怀疑。相反，永野利用这些数据为海军谋利，丝毫不在意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果日本输了，海军还有什么利益可言？永野宣称：

为了海军能够打持久战，海军实力的补充至关重要，所以战略资源的获得就异常重要。为了保持我们在东南亚关键地区的优势，海军将需要1000架轰炸机、1000架战机以及1000架飞机来保卫这些地区。

永野没有考虑到日本补充损失的现实能力，包括精锐飞行员的损失，他们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找到替代。海军一直在小规模训练精锐飞行员，而美国却有能力培养大批能达到作战水准的飞行员，并能生产出几十万架飞机。显然战争拖得越长，美国的相对优势就越大。这些现实问题似乎并没有困扰永野，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没有。

贺屋没有那么无所谓。在10月27日的会议上，他试图将大家的关注点拉回到这些基本问题上。轮到铃木发言时，他立即对日本糟糕的物资形势表示认可，他说：

日本没有建立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每年都需要应对物资分配……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物资形势。对于1942年，我们预计物资供应将只有今年的90%……这意味着我们将消耗掉现在所有储备。

铃木说，从物资上看，日本很难维持一场战争，但他却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战争。他本可以利用手中的数据对此进行有力的回击。1940年，企划院曾经对比过日本和美国的工业产量。根据调查，美国的石油产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铁20倍，铜块9倍，铝7倍。再加上其他产品，比如，煤炭、汞、锌和铅，美国的平均工业产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而陆军的估计为20倍）。这些差距即使是钢厂的初级工都知道。铃木的数据更加具体，这些数据本身就足以让大多数领导人面对现实。然而，铃木却没有公布这些数据。多年以后，当铃木93岁时，他解释了原因：“我当时很沮丧……似乎他们已经决定开战。我的任务只是拿出支持这一决定的数据。但在我内心，我不想开战。”

最初，铃木被视为东条重新考虑9月6日决定的关键人物，近卫下台前曾亲自要求他留任。但铃木很快认为，他根本没有能力影响政策转变，于是选择站在主流意见的一边。他本人偏袒陆军（他是一位退役将领），他不喜欢别人暗中指望他来挑明战争赢不了，从而解救陆军。铃木在战后的访谈中说：“最终应当由海军来决定（反对战争），因为战争还是要靠海军来打。但海军没有明确表示不想开战！”

所以铃木回避了贺屋的问题，只是解释了日本如何确保国内对商品的需求。他说：

（在民间消费方面），如果我们总是预留出300万吨运力，那么就能维持当前水平的国力。然而，为了保持这300万吨，我们将必须在1942年生产40万吨轮船，在1943年生产60万吨轮船。海军大臣岛田（在前一次会议中）已经表示，这些数字砍掉一半才比较现实……因此，维持目前的水平很困难。

这些推测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没人能够保证运输军用和民用货物的海上航路能够畅通无阻。军令部并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护航计划来减小航运的损失。

尽管贺屋的问题很有针对性，东条也是出于好意组织大家辩论，但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参谋本部对10月27日的会议记录总结道：“（1）首相似乎没有改变（开战的）主意；（2）海军大臣仍然模棱两可，但大多数时候（对战争）持有消极态度；（3）总体来看，海军想要争取更多的资源分配；（4）外务大臣直接而明确（反对战争），他看起来很自信。”（这一天，东乡的具体发言没有被记录在案，但其判断是对的。在最后的这些会议中，东乡令人钦佩地对战争大加反对。）

海军大臣岛田加入东条内阁的条件就是东条要尽量避免战争。他本应比他的前任及川更加反对战争，但10月27日他与海军大将伏见宫博恭王的私下会面似乎动摇了他的意志。这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66岁老兵对岛田说：“除非我们能立即决定，不然我们将失去一个机会。”与其他短视的决策人一样，岛田也相信海军应该在仍然有力量的时候开战，对美突袭后达成外交协议就不难了。虽然伏见亲王1941年春天就从军令部总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在海军广受欢迎，非常具有影响力（尽管此前裕仁天皇建议撤换军令部总长永野，但永野受到伏见亲王的保护，这大概是他能保住位子的最大原因）。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办公室在这一天的记录中写道：

会议没有任何进展的迹象……我们讨论的同时，宝贵的战略机会正在被浪费，作为军方指挥部成员，我们对此感到很遗憾。此时，我们首先需要下定决心。然后我们才应该评估国力，引导日本备战。然而，当前的形势是无休止的争论，在“能不能开战”问题上犹豫不决，根本没有下定决心。这样不会有任何成果。

毫无逻辑的是，7月第一次御前会议上“不畏惧战争”的决议又被看作日本外交政策中不可违背的原则。9月的第二次御前会议又给这一决议加上了一个时间限制。开战的势头已变得越来越难以抵挡。

10月28日的会议讨论了将与美国的战争推迟到1942年3月。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认为，坐观欧洲战争局势的变化将对日本更为有利，因为美国专注于欧洲的战争，而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的战略和外交机会会更好。这种武断看法的依据是，美国迟早要与希特勒开战，与其盲目认定德国会继续支配欧洲，不如看看谁是这场战争的最后胜者，这样才对日本有利。

尽管军方的战争贩子们公开承认推迟开战对日本有利，但他们认为战略难题仍然存在：日本等得越久，其自身的物资形势就会越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了。他们在会议上宣布：“战争开始的时间必须设在11月。10月31日前，我们必须下决心开战。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等待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对海军是致命的。”东条无法坚持住立场，他向两位总长为自己考虑这么久而道歉。仅仅经过一次会议，推迟开战的选项就被搁置了。

10月29日和30日的会议集中讨论了开战后的物资可行性，最后才谈到与美国外交和解的前景。在物资方面，贺屋此前提出，他需要了解“在开战和不开战的情况下，日本物资供求关系的具体数字”。铃木再一次代表企划院进行阐述。他预计开战一年后，日本的石油储量将剩255万吨，第二年年底为15万吨，第三年年底为7万吨。日本届时将很难维持下去。然而，铃木的结论却是，这场战争很困难，但也不是不能打。

贺屋试图让大家理性对待战争的努力再一次失败了。不想惹事、自我保护、复杂的体制再加上失去理性的信念，这些都在发挥着作用。现在该轮到东乡发问了。

如果贺屋无法从物资角度让其他人看到主战派观点的不堪一击，那东乡也许能从外交角度试一试。当然，这两个方面紧密相连。首先，东乡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使日本要作出巨大让步（包括从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但外交努力仍应被放在首位，因为这些牺牲换回和平是值得的。

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对此提出批评。他们声称，这种妥协将让日本看起来是一个三流国家，成为西方容易欺负的对象。东乡则公开而大胆地要求从中国撤军。他强调说：“只有撤军我们的经济才不会崩溃，越早这样做越好。”他的这一态度引起参谋本部的强烈不满，东条只好提出一个折中提议：如果日本能自己掌握撤退的期限，日本就同意从中国大部分地区撤出。

于是这引发了关于撤军期限的离奇讨论，各方提出能够接受的时间限制，有人建议25年，也有人建议99年。东条说，5年才是更加现实、能用于谈判的选项，这又引起各方的激烈争论。他们最后决定，如果美国要求具体期限，日本将提出在25年内从华北、内蒙古和海南岛撤出，而驻扎中国其他地区的日军将在日本与中国达成协议后的两年内撤走。至于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将在当地“恢复和平”以及“日中战争问题解决”之后撤走。对东乡来说，这样的共识也聊胜于无。

10月30日，与会者还决定不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对于美国提出来的条件，大多数官员认为不应该将赫尔的“四项原则”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先决条件，但他们也知道，日本对美国已经作出的表态无法收回。他们认为，做比说更重要，向贸易自由方向的态度转变无法一夜之间完成，正如人们不会立即抛弃自己的穿着，而转向更加时尚的风格。这种想法占绝大多数，说明1941年的日本领导人从总体上看并不善于国际谈判。他们没能认识到，在外交谈判中，说往往比做更重要——至少承诺总在行动之前。

东乡说，政府需要暗示日本能够原则上接受“四项原则”，不附加任何条件，让美国看到日本渴望避免武装冲突的意愿。东条在参谋本部与东乡外相之间寻找折中点，建议日本坚持让美国先对世界其他地区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然后再要求日本在中国的执行。同时，日本不再要求承认任何形式的特殊地区利益。

总体外交路线（《甲案》）就这样制定了。该计划包括有期限的撤军；世界其他地区实行自由贸易后，中国再开始实行自由贸易；维持《三国同盟条约》。但日本没能直接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东乡的坚持显示，军事妥协是可以实现的，而上一届内阁太容易对军方让步了。不过，东乡仍然感到不安，因为他深知好的外交谈判不能与紧急备战同时进行，他对还对海军没有帮助他对抗强硬派感到意外。他说：
我料想到陆军将走强硬路线，但我本来期待海军的态度能够更加缓和，我的各种努力都基于海军会站在我这一边来考虑的。然而，我在联络会议上惊讶地发现，他们在包括撤军等一系列问题上也相当强硬。

东乡没有受到海军帮助的最主要原因是，海军大臣岛田在与伏见亲王会面后决定支持备战。岛田向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吐露：“如果因为我以海军大臣的身份横加阻拦，从而葬送战争机遇的话，我将无法原谅自己。”东乡并不清楚岛田心意已变，他试图通过海军中的其他老资辈来赢得对他的支持，他们资历深（包括前首相和前海军大臣），思想更加开放，但最后都徒劳无果。
讽刺的是，似乎只有永野赞同东乡想要重振日本外交的努力。当讨论一度卡在是否在中国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的时候，永野突然问道：“为什么反对呢？为什么不同意实行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为什么不能展现我们的宽宏大量？”他也许想要确保外交方面还有机会，这样仍可以避免战争，而不需要让海军（或者他本人）看起来像是想要退缩。
在10月30日会议的最后，东条内阁中最反战的两名大臣贺屋和东乡已经精疲力尽了。在一周时间里，这些上层官员几乎每天都要开会。东条本着一丝不苟的官僚作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表示，想要讨论所有问题，但其实，并非所有的选项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坦诚探讨。
日本的命运即将在11月1日决定。

第十三章　崩溃边缘

11月1日上午7点30分，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碰面，东条对战争的疑虑越来越大。东条试图劝说杉山重新考虑其主战立场，他说一会儿将要召开的联络会议需要讨论3项政策选择：不开战、迅速备战并开战，以及继续外交谈判，但不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东条说：“我倾向于第三种方案。”但他表示，日本不会对美国作出任何不必要的外交妥协。

前一天晚上，东条与主要内阁成员进行了协商，包括岛田、东乡、贺屋和铃木。东条对杉山说：“海军大臣、大藏大臣和企划院总裁都同意第三条路线。”东条和杉山都知道，东乡支持第一种方案，但可能也会接受第三种。东条建议杉山也选择第三种方案。

岛田的意图很明显，陆军战争指导办公室的日志中写道：“正如料想的那样，海军（大臣）不停地说：‘我们需要钢铁，我们需要铝，我们需要镍。除非你把这些都给我们，否则我们不能打仗。’”该日志充满嫉妒和愤恨（陆军和海军毕竟是对手），但从日志来看，陆军并没有认识到，不顾一切地开战是自私的行为，最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

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杉山元的最大担忧仍然是海军不需要承诺打仗就能争取到大量军事资源，这即使事后想来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对东条说：“我们已经开始从日本和中国调集20万部队（为东南亚的战争做准备），相比其他地区需要发动的战役，我们认为眼下的调动最为重要。如果我们把士兵们派去南海，但最后没有发动战争就把他们召回，这将打击他们的士气。”这的确是一个奇怪的开战理由。杉山表示，参谋本部要求：（1）放弃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想法；（2）决定开战；（3）开战日设在12月初；（4）确定最终战略；（5）开展（欺骗式）外交，以帮助军方占据战争有利地位。

东条回应说：“我不会试图改变军方的意见。然而，我认为这很难让天皇陛下接受。”讽刺的是，东条期待天皇所做的事也正是天皇希望东条去做的——阻止战争贩子。

这一天的联络会议在上午9点召开，也就是在东条与杉山单独会面后。会议持续了17小时，成为日本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会议。

会议的第一项议题是，如果发生战争，海军、陆军和企划院将如何分配资源。最后的提议是，在1942年，海军将得到110万吨普通钢铁，陆军得到79万吨，而企划院得到260万吨用于国内需求。受到打击的杉山对岛田说：“如果你获得这么多钢铁，你总该下定决心（开战）了吧？”海军大臣只是点了点头。经过数小时讨论，各方默默达成一致，这一分配方案也就这样确定了。

东条开始引向关键话题——日本开不开战？他以自己的刻板方式首先回顾了之前给杉山概括的3种方案：不开战、开战和外交与战争齐头并进。与此前类似的是，贺屋又开始提出了质疑。他不厌其烦地问海军领导人：“如果我们现在开战，日本几年后还有力量继续作战吗？如果日本不挑起战争，美国3年后还有可能攻打日本吗？”

海军大将永野回答说：“（立即开战的）获胜概率很难确定。”他认为是五五开。

关于美国袭击日本的可能性，贺屋说：“我不确定日本是否有能力赢一场海战。”

永野说，日本现在开战比等待3年后再开战要有利得多，“因为持续战争所需要的基础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需要的基础”在这里指的是东南亚的资源。

贺屋说：“如果到了第三年，我们赢得战争机会仍然很大，那我就赞成开战，但永野似乎对此不敢确定。另外，我质疑美国会攻打我们的可能性。我认为现在开战太不明智了。”

与东条此前的判断不同的是，贺屋坚决反对开战。东乡也表示：“我不认为美国舰队会开到我们的海岸。现在开战没有必要。”

永野说：“常言道，‘无恃其不攻’，未来还不确定，我们不能高枕无忧。3年后，东南亚的形势将很难控制，敌人的舰队也会扩大。”

永野引用了《孙子兵法》，但却是对这句话的曲解。孙子强调的是作好全面准备，甚至包括遭到可能的袭击（《孙子兵法》并不赞成挑起本可以避免的危险战争，甚至警告不要因为恼羞成怒而发动战争，鼓励不以武力制服敌人，而以非暴力方式达到政治目的。总之，《孙子兵法》强调全面了解敌人的实力后再最终发动战争）。贺屋说：“那么，你认为我们何时开战才能赢呢？”永野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故意忽视贺屋话中的反讽语气，他坚决地说道：“现在！开战的机会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东条认为铃木肯定支持继续外交，但他错了。铃木对战争态度冷漠，他后来表示自己其实反对战争，但当时感到很压抑。铃木最终还是支持了开战，他说：“贺屋担心没有足够的军备物资作保障，认为我们可能会在1941年和1942年处于不利地位。但不必担心，如果我们开战，局势将在1943年开始好转。”这是军方此前对他说过的话。前几次会议上，铃木还在提醒日本没有“防御系统”，“没有长期战略物资计划”，现在铃木却支持战争，这的确令人意外。

一想到外交作为掩饰备战的工具，贺屋和东乡就感到作呕。军令部次长伊藤整一（Ito Seiichi）表示反对，他说：“海军认为，还可以继续开展外交到11月20日。”而参谋次长冢田攻则认为这一期限太宽泛了，他说：“陆军认为，可以（开展外交）至11月13日，但多一天我们都不同意！”

东乡打断他们说：“外交从本质来看需要许多日日夜夜才能达到目标。作为外务大臣，我无法在没有任何成功可能性时开展外交工作。我需要确保有足够时间和所需的条件来完成任务。当然，战争必须避免。”东乡询问自己有多少时间进行真正的外交，这引发了他与参谋次长的下列对话：

冢田：我们坚持认为，外交不应该干涉战略。我们不愿意让变幻莫测的外交形势决定和影响我们的战略计划，所以我们要求11月13日作为外交的最后期限。

东乡：11月13日，这太不像话了！海军说11月20日。

冢田：为战略行动做准备就是“战略行为”……11月13日将是展开“战略行为”前的最后一天。

冢田认为，即使不宣布开战，为了备战而调兵遣将也一定会招致与敌军的冲突。因此备战就是一种“战略行为”，就是意味着要开战。这是一个牵强的理由，永野评论道：“小冲突只能算是地区冲突，与战争不是一回事。”东条和东乡清楚地表明，外交必须严肃认真地去做，尽力取得成果。冢田只好同意，但他表示，外交期限也要严肃认真地履行。他说：“11月13日前可以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但这天过后，任何举动都将是对最高指挥部的冒犯。”

随着天色渐渐变暗，会议气氛变得更加压抑。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只能听见屋外蟋蟀的叫声，时不时又会爆发一阵争吵。由于无法就外交期限达成一致，他们决定休会20分钟，在这段时间，参谋本部叫来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商量接下来的对策。军令部也召唤了海军作战部长福留繁（Fukudome Shigeru）。最后军方同意将外交最后期限定于11月30日。

在休会期间，协助东乡的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Yamamoto Kumaichi）在走廊碰到永野。永野拍了拍他的背问：“外务省决定自己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了吗？如果是这样，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了，你觉得如何？”大吃一惊的山本只是重复了东乡的看法，即现有的条件不足以赢得外交成果。

永野突然意见松动说明，尽管他外表强硬，但他其实是这些人当中最摇摆不定的。在过去几次会议中，他暗示过希望给外交一个机会。他觉得自己越来越难以隐藏心中的不安。更糟糕的是，永野对他最近批准的一项进攻计划根本毫无概念。前几个月，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一直在制定他的进攻计划，协助他的是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Onishi Takijiro）和海军少佐源田实。他还依赖快50岁的军官黑岛龟人（Kuroshima Kameto），黑岛强烈要求海军积极进攻的计划甚至影响到了永野。

1893年，黑岛生于广岛一家贫穷的石匠家庭，他从小失去了父亲，从3岁起由叔叔和婶婶养大。他喜欢独来独往，很少表露自己的情感。完成夜校的学习后，他先是被海军兵学校录取，后来又进入顶尖的海军大学校学习。对一个社会底层的孤儿来说，他没接受过什么正式教育，成长期又适逢日俄战争后海军蒸蒸日上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能进入海军大学校无异于梦想成真。而让人们记住他的，是他在战略研究中不同寻常的提议。

大概是在山本五十六的要求下，当时还是第二舰队司令长官的岛田推荐黑岛进入战术决策层。1939年10月，缺乏资历的黑岛被任命为山本的参谋。从通常的挑选标准看，黑岛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高挑、纤瘦，面容憔悴，由于他极其恪守自律，同事都称他为甘地。但他的一些习惯一定会让圣雄甘地感到战栗。他几乎从不洗澡，不停地抽烟，不论他走到哪里，烟灰就弹到哪里。为了集中精神，他会全身赤裸地把自己锁在一个漆黑、充满焚香的屋子里，一连数日。一旦灵感降临，他会迅速写出自己的计划，就像着了魔一般。

这种古怪的行为本应严重影响黑岛的前途，但山本似乎一点儿也不以为意。实际上，黑岛的古怪反而让山本觉得，他是一位奇才。山本看到，黑岛是唯一胆敢反对他的人，黑岛有时提出的建议是山本从未想到过的，黑岛是唯一能够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山本认为，虽然自己有许多优秀的参谋，但这些人总是给他同一问题的相同答案，这让他感到失望。在制定太平洋特别行动计划时，他总是听到各种忠告，以及他的方案在技术和后勤方面无法做到的理由，这让他感到厌烦。然而黑岛却决心帮助山本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大西和源田帮助提供技术层面的细节，在他们的协助下，黑岛完成了袭击夏威夷的最终计划。这一行动打破了常规，是一场赌博，因此风险巨大。正如前文谈到的，行动最大的障碍是在珍珠港浅水区发射航空鱼雷进攻的可行性。但到1941年秋，这些鱼雷得到了改进，鱼雷发动攻击前需要下沉的深度大为缩小，所以不太可能直接栽进海床。飞行员经过良好的训练，能够以极低的高度进行飞行，这也将防止鱼雷沉入水中太深。从9月开始，飞行员就在日本南部鹿儿岛锦江湾（Kinko Bay）附近进行训练，这里与珍珠港地形相似。10月，训练强度被加大，这些飞行员都不知道如此辛苦训练的真正目的。

当夏威夷计划递交东京批准时，军令部对此强烈反对。该计划需要出动日本大部分的海军力量，包括（10艘中的）6艘航母（而更多的航母还在建造中）。日本只能放下东南亚计划，将需要的航空力量转向太平洋方面，海军可能会面临失去制海权和制空权的风险。海军大学校9月的模拟演习更证实了军令部的担心，这份计划的风险太大了。

山本不会让步。黑岛前往东京不遗余力地为这一计划进行游说。他甚至使用威胁手段，声称如果不批准夏威夷袭击计划，山本及其所有支持者将准备辞职。永野不想失去山本，于是他在10月20日不情愿地同意了这项计划，此时东条正在进行组阁。在这次特殊的行动中，永野完全依赖于山本的指挥能力。即使他仍然怀疑山本鲁莽计划的可行性，但他无法寻求其他战略家的帮助。这也有助于理解为何在联络会议上叫嚣开战的永野会突然恳求外务省的帮助。相比之下，想要阻止战争才加入东条内阁的海军大臣岛田却下定了开战决心。

在休息后重新召开的会议上，东条向军方问道：“最后期限为什么不能延长到12月1日？我们不能给外交努力更多时间吗？”冢田尴尬地说：“绝对不行，超出11月一天都不行。这是不可能的！”海军大臣无趣地问了一句：“你说11月30日，那你具体指的是什么时间？你当然会给我们整整24小时吧？”冢田冷冷地说：“是的，午夜12点前都可以。”战争的势头越来越难以阻挡了。

讨论于是转向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上。东乡知道《甲案》是不足以吸引美国的。所以，他让外务省11月1日上午拿来了《乙案》，希望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余地。东乡起草了这份计划，协助他的是资深外交官币原喜重郎和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这两人都渴望避免战争。当天晚上10点，这份备选方案被拿到桌上讨论，此时这一天的会议已经进行了13小时了。该计划规定，日本和美国都不能向南太平洋派驻军队，两国应相互合作确保从荷属东印度获取需要的资源，还应把两国贸易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美国要承诺向日本供应石油。

而军方需要作出的最大妥协写在另一张纸上。计划明确表示，日本将立即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转移至北部。日本还承诺，如果整个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得以确保，日本将完全从印度支那撤出。如果需要，未来还可以对全球贸易不歧视原则和《三国同盟条约》等问题进行探讨。东乡试图通过《乙案》将棘手的中日战争问题排除在谈判桌外，至少暂时不讨论这一问题，并设法将日美外交关系恢复到7月之前的形势，那时罗斯福政府还想要与东京达成一种交易，美国想把战略精力集中在大西洋，同时对太平洋进行控制。

对于无条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强硬派的冢田和杉山立即表示反对，这一点儿也不意外。冢田和东乡为此又展开激烈争论。东乡说：“总体来看，我认为我们目前处理谈判问题的方式走偏了。我们应当降低我们的条件，先解决东南亚问题，然后才能按照我们的方式处理中国问题。”他知道日军撤出印度支那只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他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这是日本唯一能够做到的具体行动。

冢田说：“不能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因为）如果我们撤出，美国将会进驻。届时美国就能随时对我们进行干预。”他不认为日美贸易关系会得到恢复，因为“美国不会停止对蒋介石的支持，（即使从印度支那撤军）日本也不会获得石油”。他断言：“半年后，开战的最佳机会将离我们远去。”

最后，各方提出一种折中方案，即对《乙案》增加一条要求：美国不能干涉日本与中国的和解过程。东乡打算，如果美国拒绝日本的要求，他再把最后这一条去掉。但重新涉及中国撤军问题，并把它与东南亚问题混在一起，这非但没有简化东条的外交计划，还变得更不易于操作。

虽然加上了这条折中的要求，冢田仍然对从印度支那撤军感到强烈不满。他要求完全放弃《乙案》，呼吁东乡“尽量接受《甲案》”。而东乡也同样坚持己见，不愿意妥协。紧张的会议气氛迫使东条宣布再休会10分钟。

休息期间，陆军方面试图接受将占领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撤回到北部的《乙案》，尽管他们大部分人对这一让步条件感到震惊，但大家都认识到，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最终还是会阻碍《乙案》的成功。让参谋本部更难以接受的是，他们花更多时间讨论《乙案》的同时，日本发起决定性进攻的时机却转瞬即逝。最后，冢田勉强接受了《乙案》，或许他认为，这样做日本外交努力失败的可能性就更大。

最终，史上耗时最久的联络会议以达成一份初步计划告终。开始军事行动的时间被定在12月初，相关的战略准备也将着手开始进行。如果在12月1日零点前与美国达成外交妥协方案，军事准备将无条件停止。现在东乡手上握有《甲案》和《乙案》，但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贺屋和东乡都从本质上不认可开战理由，他们不明白为何其他与会者不能感同身受。

这次会议的结束时间是11月2日凌晨1点30分。

东乡并不需要同意这一临时决议。他和大藏大臣贺屋，以及任何一位内阁大臣都有权否决这一决议，形成“内阁内不合”。根据明治宪法，内阁大臣都直接对天皇负责，这意味着首相不能直接开除大臣。（实际上，在首相的要求下，大臣通常会辞职，但这也不是一定的，近卫和松冈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大臣执意否决一项决议，随后又拒绝辞职，这将导致整个内阁的垮台。另一个破坏决议的方法是一位内阁大臣自己直接辞职，这将造成整个内阁的立即倒台，但这样做会严重损害内阁声誉。1941年11月初，选择任何一种方式都意味着公然让军方难堪，因为这样做将对已经进行中的备战工作是一个打击。这次会议结束后，东乡开始考虑辞职，这是表达抗议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法，显然军方中的强硬派人士也担心这种可能性。

东乡寻求前首相广田弘毅的建议，广田也曾在4届不同内阁中担任过外务大臣。极其谨慎的广田让他不要辞职，因为他的职位有可能被一位主战派人士填充。这当然是有可能的。但如果辞职，东乡将能拖延战争计划。广田认为，东乡还是最好继续与美国开展外交，东乡于是决定留任。

11月2日中午，东乡对东条说，他将按照前一天的决议行事。贺屋也接受了这一初步决议。东条承诺将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他表示，如果美国对《甲案》或《乙案》表现出任何兴趣，他都将设法作出更多妥协。东条向东乡保证，不论备战进行到哪一步，只要外交上取得突破，军事活动将立即停止。东乡则表示，如果日本无法通过外交来避免战争，他将会辞职。东乡和贺屋都渐渐接受了这一不可想象的决定。

当天下午5点，永野和杉山向天皇呈交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为了保密，该计划并没有拿到联络会议上讨论。这次会面的目的是让天皇为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作好准备。呈交的战术细节包括山本袭击夏威夷的计划，袭击事件定在12月8日（当地时间12月7日）。根据预测，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合适，凌晨时月光明朗，有助于日本在破晓发动进攻。

裕仁露出难过的神情，他重申自己倾向于外交途径。他还就一些战术细节问题向两位总长表达质疑，他最后退让一步说：“也许，继续为军事行动作准备是无法避免的。”另外，日本计划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发动东南亚战役，裕仁对东南亚地区的天气表示关心。（他问道：“你说过季风将妨碍我们的部队登陆……那我们能登陆吗？”……“马来亚的天气怎么样？”）虽然裕仁仍然对外交抱有希望，但他也似乎渐渐接受了即将开战的想法。毕竟所有人都看到，开战能让日本对自己的未来握有掌控权，主动采取行动总比坐以待毙要好吧？

11月4日召开了军事参议官会议（Supreme War Council）。天皇及其军事顾问（包括东久迩宫稔彦王）出席了会议。对于外交与备战齐头并进的最新联络会议决议，没有人表示反对。如果12月1日零点前日本无法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这将意味着开战。主持会议的东条似乎变了一个人。尽管他才对东乡保证过要全力支持外交努力，但他现在宣布，战争是必然的，也是一件好事。这是他在天皇和军方重量级人物出席的正式场合中的面孔，他所扮演的是英勇的军人，而不是内心纠结的政治领导人。他说：“如果我们只是袖手旁观，坐视我们的国家倒退回‘小日本’的状态，我们将玷污日本2600年的辉煌历史。”

11月5日，明治时代的典雅宫殿再次成为政治舞台，今年第三次御前会议在这里上演，会议将批准此前联络会议的决定。在天皇面前，东乡开始阐述日本外交的前景。他的任务是完全而明确地支持即将受到天皇批准的计划。他收起了反战言论，开始拿出反殖民主义借口，声称日本即将开启拯救亚洲的伟大计划。他承诺自己不但致力于日本的生存，还有整个亚洲的生存，这样他就从意识形态层面为支持他曾强烈反对的战争找到理由。东乡本来是在决策层中最勇敢、最理性的领导人，现在却与其他人看起来无异，把战争推向了不可避免的边缘。4月以来一直没能与美国达成谅解的责任被推向大洋彼岸。东乡认为，日本是个被压迫的国家，他说：

罗斯福总统利用了美国的经济优势。美国似乎已经进入战争状态，它帮助英国，用经济政策压迫日本。自从今年4月中旬以来，我们一直就日美关系正常化进行非正式谈判。大日本帝国政府向来坦诚，从一开始就本着公正的态度进行谈判，希望给东亚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

他数落了日本如何耐心谈判但其努力（包括9月底递交了新提议）却付之东流。他说：“如果事情按照现在这样发展，谈判恐怕不太可能很快取得成果。”他的这一言论并没有如实反映内心深处的声音，这种场面话也说明，东乡已经没有勇气做自己认为对的事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最高决策层中，他曾经比任何人的反战力度都要大。

虽然所有领导人都旁敲侧击地暗示，他们已无力阻挡日本的命运，但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坚持认为通过主动开战就能掌控日本的命运。他们都在尽力让自己免责，似乎他们也感觉到，这一痛苦决定势必要招致毁灭性后果。御前会议只是一种形式，意在将重大的政治决定去政治化，这样个别团体或人才不至承受日本严峻未来的重大负担。

第十四章　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罗斯福总统天生就是有魅力的政治家，1941年11月17日上午，他对两位日本客人说：“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其中一位客人是野村大使，他在过去半年是白宫的常客。另一位算是稀客：来栖三郎（Kurusu Saburo）。来栖比野村矮得多（野村与他的许多美国同事一样高），但来栖却更加沉静。55岁的来栖气质儒雅，有些灰白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他穿着合体的西装，留着细密的胡子，戴着银边眼镜，他对记者打招呼时彬彬有礼，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他的优雅。但正是因为他无可挑剔的举止，来栖看起来有点儿距离，不了解他的人会觉得他很冷漠。来栖是东条政府派到美国的特使，他两天前才刚刚抵达华盛顿。

实际上，来栖最新的职责从11月3日晚就开始了。他这一天过得愉快而劳累，白天他陪着儿子逛了博物馆，在东京老城区走了走，他的儿子是陆军的航空工程师。半夜，附近警察局来人把他叫醒，警察说：“请立即前往外相官邸。”来栖家里的电话线出了故障所以才派警察来通知他。来栖本来以为他被召唤是因为自己的反战言论，但很快他就知道自己错了。赶到东乡的官邸后，他看见外相和他最亲密的助手聚集在灯火通明的房间里，所有人都神色凝重。

东乡首先概述了美国与日本之间的非正式谈判的进程，指出当前形势需要立即改善。为此，野村大使需要一名在国际谈判中富有经验的得力干将。作为首位日本驻马尼拉总领事，来栖帮助缔结了日本与菲律宾的友好关系。1919年，他阻止了一项议案的通过，该议案让日本有权强占该国开发的农业地产。虽然来栖处于半退休状态，但他仍然是最佳人选。外务省问他是否愿意前往华盛顿。

东条从近卫手中接手政府事务后，野村要求回国，这也不是第一次了。但他再一次遭到了拒绝。我们可以想象野村有多绝望，他几乎是一个人在与美国政府周旋，而即使在美国使馆里他都被视为局外人。如果他知道留给外交努力的期限如此短的话，他或许会崩溃。他并不知道东京已经对开战的具体时间进行了讨论、决定、重审和最后批准。随着新的截止日期被设定在11月末，东京已经没有更换野村的时间了，只好派人去协助这位过度劳累的大使。

派遣来栖的官方解释是野村英语能力有限；其实，东乡对野村的外交能力评价并不高。他在后来写道“在这一危急时刻，我们没有时间将他解职，也没有时间犹豫不决”，所以东乡要“向他发送非常详细的指导，比如关于条约样式，这些是大使不擅长的地方”。东乡甚至觉得，连这些充满详细指导的电报也不足以弥补野村的差距。

在与东乡的半夜会面中，来栖还获知《甲案》和《乙案》的内容，这些方案将在未来几周内向美方提出。来栖2点左右回到家中，他让家人感到震惊，因为他宣布自己即将启程前往美国。

在之后的20小时里，来栖努力熟悉着日本与美国自春天以来的所有“非正式会谈”。他翻阅着文件，与外务省知情人士会面。他知道两国的会谈在开始阶段进展顺利。他也明显看到，转折点出现在7月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后。美洲局的山本熊一再次向来栖保证，如果来栖哪怕看到谈判取得成功的一线希望，他都会尽一切可能劝说军方放弃战争。山本相信事情会好转，因为永野曾对他说过，“海军将很高兴把一切交给外务省”。

第二天晚上，来栖即将启程前拜访了东条，他们两人此前从未见过面。在来栖看来，东条首相显得比较放松，东条没有穿他平时穿的卡其色军服，而是换上了一件和服，但仍然属于比较正式的和服。东条说，他已经将来栖的特别任命上报给了天皇。他还预测，“与美国谈判的成功概率为30%”。但他认为还有时间，他认为美国还没有准备好开战，美国的舆论也显然反对战争。东条说，美国缺乏橡胶和锡等自然资源，所以不太可能与日本开战，因为这样会威胁到他们从东南亚获取自然资源的途径。

“请尽全力达成协议。”东条说。但让来栖失望的是，东条还补充了一句：“日本无法同意撤军。”如果作出这一妥协，东条将没脸面对所有在战争中为天皇捐躯的英灵。这是东条惯常的底线，也是第3次近卫内阁与美国达成外交协议的障碍。然而，东条在这一问题上也不是像他表述的那样强硬而固执。他在最近的联络会议上帮助东乡取得了军国主义者的一些让步：《甲案》至少承诺有期限地从中国撤出；《乙案》则承诺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以此作为从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撤军的第一步。尽管东条仍会提到那些逝者的英灵，但他的确在撤军问题上作出了很大让步，或许他理解该问题的重要性。

来栖认为东条过于乐观。他说自己之所以同意接受这一艰巨任务，是因为他相信，避免战争是他为了天皇和日本人民义不容辞的事情。他是为了活人而非死人服务。来栖问道：“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你能顶住反对声而支持外交行动吗？”东条回答：“是的，我当然能做到。”来栖很快认识到当前形势的微妙：虽然东条作为军人无法公开答应有辱军方的让步条件，但实际上，只要来栖与美国方面保持谈判，东条就做好接受妥协的准备。这让来栖看到了希望。

结束会谈前，东条漠然地对来栖说，谈判不能拖过11月末。东乡并没有向来栖提到这一期限。在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来栖突然意识到，真正的障碍是时间限制。

尽管来栖的能力和经验毋庸置疑，但在公共关系领域中，他并不是一个好选项。对外部世界来说，来栖永远是那个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人们从照片中看到他就站在希特勒旁边。那是德日关系最好的时期，尽管他反对签署该条约，但1940年秋天作为驻德大使的来栖身不由己。来栖从来都不想担任这一职务，他拒绝了好几次。他本来准备在比利时的任期结束后就退休了（他1936年至1939年担任日本驻比利时大使）。他在布鲁塞尔期间正值中日战争爆发并不断升级。他利用自己的大使身份出面请求比利时和法国政府帮助调解冲突。他知道日本不但没有什么清晰的战争计划，还缺乏一位得力的领导。用他的话说，造成战事升级的原因是“政府总是被既成事实拖着走，没有长远解决方案”。更糟糕的是，“陆军和海军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缺乏协调”，每个人都“只想着保存颜面和逃避责任”。

来栖从来没有想到过事态竟能如此迅速地恶化，1937年4月，他和家人以及一群兴高采烈的观众还在布鲁塞尔机场欢迎破纪录的“神风”飞机。来栖1939年接受驻柏林大使的任命时，他希望能够防止日本的外交进一步偏离轨道。在德国期间，他继续寻求德国的介入来解决中日战争问题，但正当一切看似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时，近卫内阁认可了汪精卫政府，从而永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德国与日本官员之间的交流很快就避开了来栖。希特勒政府认为，单靠来栖不足以吸引日本，最后《三国联盟条约》是一位德国特使在访问东京时与松冈洋右仓促达成的。尽管如此，由于来栖在照片中与希特勒并排站在一起，他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来栖十分厌恶这张照片以及他在德国的所有经历，于是他要求卸任，最终在1941年2月，他被允许离开柏林。回到日本后，他过着自我放逐的生活，他拒绝一切政府任命，包括加入东条内阁的邀请。解决日美分歧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本质上是亲英美的。他的父亲是成功的实业家，帮助了横滨国际港的发展，也许因为这样，对商业自由主义的崇尚渗透在他的血液里。在日本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横滨港一直是认识世界的窗口，也造就了像来栖这样理智、务实的人。

来栖为了美国和日本的未来着想还出于个人原因，他娶了一位来自纽约的美国姑娘（女方的父母是英国人）。来栖将尽一切可能避免这两个对他家庭意义重大的国家开战。这势必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参谋本部甚至有人说，他们希望来栖乘坐的飞机坠毁。带着这种恶意诅咒，来栖11月7日清晨动身前往台湾。

来栖的路途漫长，所以在11月中旬前，野村仍需要单兵作战。东乡向野村概述了《甲案》和《乙案》的内容。东乡写道：“眼下的谈判是我们孤注一掷的尝试，是我们最后的对策……如果我们不能迅速达成妥协，那么很遗憾，谈判和两国关系都将中断。”虽然真正的截止时间是12月1日的零点，但野村却被告知，必须在11月25日前达成协议。野村还不知道东乡在《乙案》中争取到了多么大的军方妥协——立即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东乡认为，如果所有努力都失败了，他可以在谈判的最后一刻打出这张牌以取得最大效果。

野村尽早采取行动。11月7日，他去见国务卿赫尔，向他递交了《甲案》。赫尔已经从情报部门获知了《甲案》的内容，但他告诉野村大使，他需要一些时间研究和考虑。11月10日，野村见到罗斯福。总统没有直接提到《甲案》，但却用“权宜之计”来形容两国想要取得的成果。罗斯福说，他和野村、赫尔“在讨论两国关系及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上仅花了6个月”，保持更久的耐心是必要的。在他看来，权宜之计“不仅是暂时的协议，而且是考虑实际现状的协议”。野村离开后，他推测总统开始在考虑与日本达成临时妥协，不再要求日本进行全面彻底的政策改变以达成永久性解决方案。

从美国角度看，罗斯福一心想要参加欧战，所以想要在另外一边形成威慑，让日本不敢进攻。美国一点也不着急，但野村等不及了。为了在东京下达的最后期限前取得具体成果，他需要罗斯福对《甲案》条款给出最终答复，于是他11月12日再次要求总统给出答复。公使衔参赞若杉要第二天会见了副国务卿约瑟夫·巴兰坦，他说：“（日本）民众正变得失去耐心，甚至绝望。”这是个巨大的谎言，把日本描述为信息开放的民主国家，似乎公众对当前至关重要的事情了如指掌。

若杉对巴兰坦说，既然野村大使11月10日已亲自将东京的方案呈交给总统，日本认为两国的谈判本质上是正式的谈判。但巴兰坦却说，美国政府认为双方之间的对话“仍然处于非正式的探索阶段”。他进一步解释说，美国政府在需要时还将与中国及其他有关各方会谈，在此之后日美之间才算进入“谈判阶段”。

11月14日，野村向东乡拍发电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应在一两个月草率了事，我们必须坐下来，从全局上审视整个世界，耐心地等待，直到我们找到一个更好的未来路线。”由于最后期限日益临近，这一非常合理的观点其实有点儿答非所问，这让东乡感到恼火，但他在内心深处也知道，野村是对的。

11月15日，野村和若杉来到赫尔的住处，野村得到一份口头声明以及关于美日经济政策和贸易机会均等联合声明草案。赫尔没有同意日本的观点，即机会均等政策在中国实施前应先在世界其他地区实施。赫尔解释说：“（日本不能指望）美国对其司法管辖权以外的歧视性做法承担责任，或者向美国提出只有征得其他政府同意才能实现的条件。”但他至少认可了《甲案》中的一项具体条款。若杉询问了美国是否对其他问题也能迅速作出答复，而野村询问了两国现在是否算是跨过“非正式会谈”阶段而进入了正式谈判（因为这对东京意义重大）。赫尔均给出否定答案，他说，“如果我们要在太平洋地区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美国政府“只能通过这种试探性对话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赫尔认为，只有美国与英国、中国和荷兰协商后，他才能将“之后的过程称为谈判”。赫尔反问到，如果这些国家从报纸上读到，美国不提前打招呼就与日本就牵涉这些国家的问题进行谈判，他该如何向这些朋友交代？最后，赫尔也鼓励地说，只要日本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和《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展现和平意图，双方“就能像兄弟一样坐下来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驻军问题”。

11月16日，东乡对野村取消最后期限的要求给予回复。东乡写道：“很遗憾，由于各种现实因素，我们不能等到看清世界格局的那一刻……我们必须迅速在谈判中达成和解，我们无法改变这一现状。”

前一天，来栖终于抵达华盛顿。在东京，东乡向他详细交代了向白宫递交《乙案》（如果《甲案》被否决）的不同版本，两个方案的条款略有不同。《乙案》3个版本中的第一个版本是11月5日御前会议上达成的，包括：（1）不再向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地区进军；（2）在确保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两国商业关系恢复到美国冻结日本资产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在这一版本中，日本准备从印度支那撤军、在非歧视性贸易政策上让步以及为《三国同盟条约》辩护等内容仅被列为“附加说明”。

在第二个版本中，前4项条款没有变化，后3项“附加说明”变成正式条款（分别列为5～7条）。这些新条款也有不同的限定条件，以“附加说明”的方式列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条件是：如果美国和日本能达成协议，日本将愿意把印度支那南部的军队立即撤往北部。

东乡认为第三个版本对美国最有吸引力，这一版本的第5条（不是以“附加说明”的形势）明确表示，日本准备“将现有驻扎在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的部队转移到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于是对来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确保他与野村利用这些差异达到最大的效果。除了这些方案，他们两人拥有的外交自由度几乎为零。

来栖离开东京前造访了美国使馆，他想感谢约瑟夫·格鲁为他安排了横跨大洋的远程飞机。“你带着新的提案吗？”格鲁显然有些急切地问道。格鲁仍然清楚地记得他在夏天试图说服美国政府给近卫文麿一个机会。格鲁当时表示，虽然不能在纸面上提前达成确切协议，但近卫肯定会亲自带来有利于美国的让步条件。而来栖的回答却是“不”。可以明显看出格鲁很失望，他祝来栖好运。

来栖不确定美国政府是否会相信他。他不但签署过《三国同盟条约》，尽管这是不情愿的，而且他不具有内阁成员的重要地位。他能否让美国人相信，日本领导层的确希望避免军事冲突？《乙案》的不同版本足以达成这一目标吗？

11月17日，在赫尔的带领下，来栖与野村从赫尔在国务院的办公室走向白宫，来栖第一次见到罗斯福。会面的气氛虽然不算轻松，但也不是特别紧张。会谈结束后，来栖认为美国愿意继续这种“对话”。他对罗斯福说，他的到来不是施加压力，而是日本方面为了寻找共识所作出的更多努力。在阐述日本观点时，来栖请求总统从日本“思维框架”看问题。于是罗斯福说了一句“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

这句话尤其引起日本人的共鸣。罗斯福其实是重复将近30年前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对日本驻美大使珍田捨巳（Chinda Sutemi）说过的话。珍田为美国带来了樱树，种在波托马克河的岸边。但对日本人来说，珍田的名字还与1913年《加利福尼亚州外国人土地法》联系起来，他当时公开对这一主要针对日本移民的法律表示反对，法律规定不符合入籍条件的外国人不能购买土地（1870年的《入籍法》规定，所有不在美国出生的亚裔群体不符合入籍条件）。珍田向威尔逊总统提出抗议，但没有取得满意结果，加州的法律后来发展为1924年的《移民法》，其中包括排除亚洲人的法案。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这些规定体现了美国白种人对有色人种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歧视。这些排外措施推动日本人走向其他地区，间接促进了日本向亚洲其他地区的帝国主义扩张。尽管日美外交关系多年来屡经波折，但日本政府在与美国交往时总是能从布莱恩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些许安慰。罗斯福此时引用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来栖。

罗斯福似乎对来栖的努力报以热情的回应。他在中国问题上立场更为缓和，宣称他能够从日本角度理解立即撤军的敏感性和后勤方面的困难。他说自己愿意充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介绍人”。在两国和解过程中，美国既不会“调停”，更不会“干涉”，而只是把双方拉到谈判桌前，这正是日本所要求的。

截至目前，一切顺利。来栖察觉到，除了中国撤军问题外，罗斯福认为最棘手的就是日本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他现在开始转向这一问题。来栖承认，日本很难自己脱离这一条约，至少不能作出正式表态，但如果日本能与美国达成“普遍谅解”，它的光辉必将掩盖《三国同盟条约》，使其成为一纸空文。与希特勒签署该条约的人作出这样的表态让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美国领导人一时难以接受。赫尔此时介入，对来栖刚刚说的话表示强烈反对。

会谈结束后，来栖觉得总体上很成功。野村也对来栖的社交和语言能力感到放心。于是他们向东京传达美国释放善意的信号，但这种乐观态度在大洋彼岸并不被看好。赫尔在写会议总结时抑制不住自己的不满。日本不能正式放弃轴心国联盟让他无法接受。他鄙视来栖“为了绕过《三国同盟条约》而给出貌似合理的解释”。

约瑟夫·格鲁总是很热切，他试图从日本的角度来进行理解和交流。赫尔虽然展现了充分的耐心，但他更倾向于听取国务院中的对日强硬派斯坦利·霍恩贝克的意见。赫尔在前一次与野村的会议中说，他很难“让我国人民及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人民相信，日本想要走和平道路”，毕竟，日本仍然“与过去2000年来这个星球上最暴力的狂徒结盟”。如果美国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而日本同时对德国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那么赫尔会觉得自己受到谴责。

由于赫尔对纳粹及其“朋友”深恶痛绝，所以他一直对来栖这一特别使者表示怀疑。来栖与罗斯福会面后，赫尔立即邀请他继续就《三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进行讨论，但来栖拒绝了，后来他为这一决定后悔不已，尽管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为何当时要拒绝赫尔。也许他觉得自己需要一天的准备时间，或者他要等待东乡的具体指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经历长距离旅途后感到十分疲倦，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从这天起，赫尔对来栖形成了永久性的判断，赫尔在会议备忘录中写道：

总之，日本大使和来栖特使没有带来什么新东西。来栖特使总在强调两国不应产生严重分歧，必须找到解决当前局势的方法。他提到首相东条虽然来自军方，但却非常渴望为了和平作出改变……总统总是与野村大使和来栖特使陷入争论，尤其在两国之间的3个主要分歧点上（贸易机会均等、中国撤军、《三国同盟条约》问题）。这次会议并没有尝试解决这些问题。

后来赫尔在1948年表示：“（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来栖）是个骗子。”

美国有越来越多关于日本政客大放厥词的报道，这让来栖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11月17日东条在国会的演讲对来栖刚刚开始的任务带来负面效应，因为这次演讲被广泛传播。这是东条首次在“议会”上的发言，并被拍摄下来（日本第2次近卫内阁成立“大政翼赞会”后，日本的议会制度不复存在）。NHK播放了这次演讲，第二天作为新闻电影向公众发行。东条效仿纳粹的宣传方式，主动通过音视频媒介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虽然东条说，日本的政治形势现在“十分关键”，但这次演讲的内容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什么新内容。东条在演讲中指出，形势并没有好转，因为日本仍然遭到那些无法理解日本和平愿望的国家欺凌。他对在中国作战的士兵表示感谢，并向全国保证，蒋介石政权的末日即将来临。他还表示，鉴于苏联形势不稳定，日本正在采取措施确保日本北方边境的安全。至于南方，东条强调说，日本被迫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因为“英国、美国和荷兰加大了针对日本的排外经济政策”，而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是对抗这些政策的“防御措施”，日本的做法却“受到这些国家的质疑和猜测，它们于是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形成事实上的全面制裁”。东条认为，这种做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相当于挑起武装冲突”。

东条对国民说，政府仍然在尽力达成和平解决方案，但他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因为，“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为了日本、亚洲和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整个国家需要团结一心。最后他对日本国民的动员努力表示感谢，对保家卫国“战死沙场的英灵”表示崇敬。

东条的发言结束后，议会正式批准了一项新政策，其中包括增加军费。1941年11月18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在《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引述了这项政策的内容：

尽快解决东亚问题，确保东亚国家永续共荣并促进世界和平，这是日本帝国坚定不移的国家政策。政府必须解决当前危重的形势，妥善处理国内外问题，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不能犯任何错误。

东条的演讲并没有让日本人过于担忧，这种强烈的措辞由于过度使用已经失去了效果。但演讲成功地让东条的声音第一次传遍全国。他那种有距离感、正式语体的讲话方式让日本人感到颇为熟悉，甚至学校里的孩子都开始模仿他。

这一被广泛宣传的演讲对美国的影响更大。日本没有发出和平主义言论的领导人，虽然包括东条在内的大小官员都声称想要和平，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战争做准备并公然进行战争威胁。托利舒斯认为，东条和东乡在国会中所作的发言“明确显示，日本和美国的最终对决不远了”。虽然东乡表示达成和解也绝非不可能，但托利舒斯观察到，“国外及此间外交人员普遍的观点是，（这些演讲）对日本宣称想要实现的太平洋地区和平无所助益”。

11月19日，托利舒斯发回另一篇报道，引述了岛田俊雄（Shimada Toshio）的演讲。这位前农业大臣说，“傲慢的美国领导人想要称霸世界，他们甚至通过帮助英国来对欧洲进行干预，这些人心中有一颗太平洋毒瘤”，当前的决定对治疗毒瘤至关重要，日本应当用大刀切掉毒瘤，继续日本的“正义之战”。他还表示，“让有关方面理解我们还有其他方式”。

虽然美国认为日本已决定开战，但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几乎没有人离开。尽管两国外交关系紧张，但在一段时间内，住在东京的美国人的数量却在增加，并在1940年6月达到超过1000人的高峰。但到了1941年11月，仅有200名美国人离开日本，是在过去30年中最少的。

来栖要在华盛顿洗刷的负面形象不止他一个。

尽管美德关系紧张，但美国一直在避免与希特勒开战。“格里尔”号事件后，美国驱逐舰“奇尔尼”（Kearny）号10月17日在冰岛海域被一艘德国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造成11人死亡。虽然从罗斯福当时的表态来看，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他接下来并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10月30日，美国再次遭受打击，德国潜艇在爱尔兰以西1000公里处袭击了美国驱逐舰“鲁本·詹姆斯”号，造成115人死亡。罗斯福总统又没有要求国会宣布开战。实际上，罗斯福对这起事件的回应很慎重，这让人意外。他非常重视国内孤立主义者和反战者的意见，认为美国没有做好战争动员工作，而在太平洋方面，美日关系的不确定性也与日俱增。

“鲁本·詹姆斯”号事件后，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废除《中立法》部分条款的决议，众议院在11月13日也通过了该决议。两院通过决议的票数都很接近（参议院为50票赞同、37票反对；众议院为212票赞同、194票反对），这也说明罗斯福的谨慎不无道理。美国现在能够武装商船，携带任何货物前往战区。美国议员最终移除了阻碍美国向大西洋进发的法律屏障，与此同时，太平洋方面也蠢蠢欲动。占领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数量增加了，于是英美两国也加强了对马来亚和菲律宾的防御，东南亚地区的气氛令人不安。

日本新的调兵计划再一次直接影响到大兵潮津的命运。我们前面看到，1941年夏天他被征召入伍，为进攻苏联作准备，但最后这一切没有发生。他于是在“满洲”北部负责训练新兵，一直到初秋。10月末，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满洲”地区的大城市哈尔滨，开始连续40天从事艰苦的建设工作，他们建造军事地堡。这项工作给他的左腿造成轻度残疾。11月中旬，他们突然接到撤离哈尔滨的命令。潮津和他的伙伴带着轻松的心情上路，他们认为自己的“临时服役期”终于结束了，现在正在回家的归途中。他们在整整3天的火车行程中都兴高采烈。

当他们抵达大连后，这股兴奋劲立刻被浇灭。他们被命令换上夏装，每人发了用蚊帐做成的面罩和手套。他们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但显然不是回家。他们与其他部队一起登上一艘大船，在海上，他们靠少量米饭和海藻生存，这很难填饱肚子。随着船的航行，他们感到天气一天天热起来。这艘船最后终于停了。有人说他们在台湾海峡。士兵们爬上甲板，他们惊讶地看到一个壮观的日本海军舰队。所有舰船加满油后便一起出发。在战机和军舰的护航下，这些士兵感到很安全。气温越来越高，他们又饿又渴，潮津还是不知道要去向何方。

向南部调兵只是日本进攻计划的一部分。在此之前，11月7日，军令部发布了第一份调动命令。11月10日，海军挑选出10名水兵，他们将协助珍珠港空袭，发动潜艇袭击。参加这项特别任务的是5艘小型潜艇，每艘潜艇由两名水手操作，携带两枚鱼雷。这些鱼雷的射程有限，所以水手一旦进入珍珠港的范围，他们活下去的概率微乎其微。山本五十六向来不赞成以自己手下的生命作为代价的战略方案，但在制定该计划的年轻军官的坚持下，山本最终妥协——但条件是，这些军官必须继续研究潜艇安全返航的可能方式，并承诺要尽最大可能实现安全返航。

一项有效的自杀任务就这样制定了。这也反映了整个战争决定的根本逻辑：只要有一丝成功希望，就值得冒险搏一把。11月18日，完成最后一次演习后，6艘航母驶向日本最北部岛链上的单冠湾（Hitokappu），舰队将最终从这里向珍珠港进发。之所以从这里出发是为了避免被其他国家船只发现。54岁的海军中将南云忠一（Nagumo Chuichi）负责指挥第一航空舰队。这位老派的舰队指挥官可以说没有任何航空作战经验，他的任命完全依仗自己的资历。

同一天在华盛顿，野村和来栖与赫尔会面。对于日本留在法西斯集团问题，赫尔与前几天一样强硬。他说自己不能理解为何日本如此执着于履行与希特勒的协议，要知道，在遵守朋友协定方面，德国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赫尔对日本外交官说，只要日本还是法西斯盟友，他不知道“如何能够与日本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他说，美国会“尽力走得更远，但不会超过某一点”。他不会在他所认为的基本道德标准上作出妥协。来栖只能重申，日美达成的条约会优先于《三国同盟条约》，他请求赫尔理解，“大船无法立即掉头，只能慢慢、一点点地转动”。

接下来，野村向华盛顿打出他最大的一张王牌。野村向赫尔暗示，日本可以将军队撤出法属印度支那南部，这样两国可以“回到7月以前的状态……回到（美国）实施资产冻结前”。野村的这张王牌是东乡从军方那里争取到的，来栖可能提前告诉了他。

赫尔却对野村的提议无动于衷。他担心日本可能只是将撤退的部队转移至其他地区，他说美国政府很难撤销对日禁运，除非美国“相信日本的确走在和平道路，并已经放弃了侵略目标”。野村强调说，日本人民已经厌倦了在中国的战争，他向美国政府保证，日本想要向和平迈出切实的第一步，日本的态度是诚挚的。

野村提议，与其寻找（甚至很快实现）一个全面、双方都能接受的理想计划，双方应先缓和局势。他向美方表示，日本非常认真地在寻找权宜之计。赫尔最终有所松动，他说自己将与英国和荷兰方面就日本的最新提议进行商谈。用赫尔之前的话说，这是从“试探性对话”向“正式会谈”转变的标志。两位日本外交官突然看到了希望。

与赫尔会面后，来栖立即向东京发送了信息。他自信地写到，他和野村都认为，华盛顿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单单由于另一方不能立即同意日本的条件就采取鲁莽、不可挽回的行动是愚蠢的。来栖还在信息中强调，罗斯福和赫尔更加坚定地要求日本与德国断绝关系。虽然日本恐怕无法立即放弃联盟条约，但他觉得日本必须明确表态，将逐渐与希特勒划清界限。来栖说，鉴于留给谈判的时间十分有限，他们应当继续基于野村的最新提议并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军，以便与美国达成协议。日本附加的条件越多，两国政府进行有效谈判就越困难。他最后写到，他和野村想要在11月22日罗斯福离开华盛顿前与总统达成某种形式的谅解。

在之后的两天，一切都似乎有所好转。两位日本外交官不断收到罗斯福政府正在认真考虑野村提议的消息。11月19日上午，曾经开启美日两国“非正式会谈”的沃尔什神父来到日本使馆拜访来栖。他与罗斯福的邮政总局局长弗兰克·沃克关系密切，沃克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沃尔什神父获得了一些内幕消息。沃尔什对来栖即将完成任务表示祝贺，他说美国很可能会接受野村的提议。

受到鼓舞的野村和来栖当天晚上再次拜访赫尔。赫尔的确看起来很乐观，他说达成这一共识“或许可以稳住日本领导人，并将民意拉回到和平轨道”，但他也承认，转变民意“需要时间”。两国政府的代表终于开始有了共同语言，似乎很快将要向其共同目标迈进切实的一步。

11月20日东乡向野村发来的电报让这一希望瞬间破灭。东乡感到很愤怒，因为野村没有按照他精心布置的指令行事，而是擅作主张。由于东乡还没有收到美国关于《甲案》的答复，所以他没有授权华盛顿谈判人员拿出《乙案》。东乡说，野村没有权力将从印度支那撤军问题与《乙案》其他条款分隔开，使之成为一项单独提议。

东乡之所以发怒，还可以解释为他看不上这位非职业外交官的鲁莽行为。东乡有些高傲，认为与美国的谈判是他的事，而在华盛顿的外交人员只是执行他命令的人。在东乡看来，野村的行为说明自己忘记了“执行命令的职责”，给对手承诺的事情太多了。也许东乡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知道军方不可能单方面同意撤军（军方尤其想要看到交换条件，比如以有利的方式解决中日战争）。也许东乡只是精疲力竭、意志消沉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东乡都决心要撤销野村的提议，而不是进一步争取军方让步，即使东条曾承诺过会支持他。

东乡对华盛顿的外交官说：“这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野村超出其职权范围的做法“令人遗憾”。东乡指挥他递交日本的“最终提议”，也就是《乙案》的一个版本，其中包括：（1）不向印度支那以外地区进发；（2）在开发荷属东印度资源方面进行合作；（3）将贸易关系恢复至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之前；（4）美国不干涉中日和解；（5）日军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出。中国问题还是不可避免地涉及了，野村试图让两国外交互动起来的努力失败了。东乡表示：“如果我们不能获得美国（对《乙案》）的同意，我们将只能接受谈判破裂的结果。”

第十五章　赫尔照会

毫无疑问，外交本质上是需要耐心的。但东京给自己强加的谈判期限让等待变得更加困难，即便对于老练的外交官也一样。来栖焦急地等待着赫尔对最近递交的《乙案》答复，他11月21日来到赫尔的公寓，现在该轮到他鲁莽一回了。

来栖递给赫尔一封草拟的信件，信件承诺如果美国参加欧洲，日本的行动将不受制于《三国同盟条约》。这完全是一项私下提议，但也基本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现有立场。其实，来栖只是抄写了东乡11月20日发出的指令内容中的一段，该指令告诉他如何解释日本政府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的立场。东乡不让他立即作出指令上的表态，必须要等到达成协议后。

东乡不想让他所说过的关于日本脱离法西斯联盟的话落入美国手中，如果美日谈判破裂，他害怕美国政府会将这些话宣扬出去，来挑拨德日关系。但来栖不理解为何这样重要的信息要对美国有所隐瞒，他强烈地感觉到，东京现在放弃《三国同盟条约》将可能扭转谈判形势。来栖推测，如果当年签署《三国同盟条约》的人现在能够以书面形式保证日本已“从实质上”放弃了《三国同盟条约》，这将对美国很有说服力。于是，他向赫尔递交了他的私人信件：

阁下完全清楚，本人正是在我国政府的命令下签署该条约的人。我很乐于作出以下表态，相信它将有助于消除以前的错误印象。

毋庸置疑，该条约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侵犯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主权……

此外，条约第三条规定，日本能够独立自由地解释其义务范围，不受到条约其他方解释的约束。我想强调，我国政府并未被这一条约绑定，不会参与任何第三方的侵略行动。

我国政府绝不会听从任何外国势力的命令而把日本人民送入战争，只有为了保证安全、保护国民不受非正义审判而具有不可逃避的根本必要性时，才会寻求战争手段。

我希望上述表态有助于消除阁下一直以来的猜疑。我想补充的是，如果两国达成全方面谅解，阁下随时可以公布这封信件。

读到这封信后，赫尔表示想把信件交给另一个人看，并询问来栖他是否可以留下这封信。来栖询问这个人是否是总统，赫尔予以否认。国务卿是想拿到内阁会议上讨论吗？答案再次是否定的。赫尔没有透露更多信息，但来栖决定冒一次险，将这封没有署名的信件留在赫尔手中。

来栖认为，他与赫尔的30分钟会谈是有帮助的。赫尔甚至与他闲聊了一会儿。赫尔对来栖说：“你远道而来，我应当邀请你一同用餐或打高尔夫球，但你知道我们双方都很忙，我觉得打一场高尔夫占用的时间太多了。我开始相信打高尔夫球与处理国事是矛盾的。”赫尔显得情绪不错，他称赞了来栖处理《三国同盟条约》问题上的智慧，并回忆了1933年与日本代表在伦敦经济会议上共事的情景，他一时显露出怀旧之情，甚至对日本想要缔造地区新秩序表示同情。他说自己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想法，尽管“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字起得很差。

更重要的是，尽管日本国内强硬派施加了巨大压力和限制，赫尔似乎真正对他与野村的外交努力表示认可。赫尔抱怨说，他自己深知外交总是受制于各种政治压力。赫尔似乎开始对来栖放下戒备，这是非常好的信号。两人握手道别时，来栖发现赫尔发烧了，他说：“请保重身体。”就这样，来栖打出了他剩下的最后一张牌，但还不确定是否能够成功。

赫尔对此次与来栖单独会面的记录很简短，也让日本颇为失望：

我读了这封信，并询问来栖关于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案他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他说没有什么补充。我说我不认为这会有特别的帮助，于是不予考虑。这就是所有重要的谈话内容。

11月22日，来栖和野村再次来找赫尔，他从感冒中恢复过来，又变成平时那位干练的国务卿。他并没有对《乙案》作出答复，相反，他再次对日本的和平意图表示质疑。他对日本夏天进驻印度支那南部表示谴责，尽管他已经在与野村讨论撤出事宜。他说，日本在春天购买的石油“没有用作普通的民用消费”。他还指出，日本媒体出现越来越多反英美言论。

赫尔不明白，日本国家领导人为何没有以公开宣讲和平的方式来支持这两位外交官，他问到，难道日本领导人现在不能站出来表示日本想要和平吗？尽管世界对日本仍存疑虑，日本也不愿主动争取并维护和平吗？为何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他表示自己更喜欢野村只包含一点的提议而不是东乡的《乙案》。

赫尔指出，日本在提议中阻止美国干涉中国问题显然具有风险。这也证实了野村和来栖一开始的担心，即在日本提议中加入中国问题将阻碍美国帮助调停中日战争。由于《乙案》包含不准干涉中日和解的内容，该提议的前景堪忧。

野村不愿意放弃希望。来自美国的任何回应都代表双方的接触在持续。他认为，只要仍然存有一线希望，右倾的日本政府就不会放弃外交。野村认为，尽管东京已经设置了最后期限，但只要他能争取美国对《乙案》中的一点作出回应，谈判就能继续。所以野村询问赫尔，在日本的提议中，美国哪些点可以接受，哪些想要日本修改。但没有得到回应。赫尔说，他不能“承担全部责任”，他问日本政府是否可以等待他与其他有关各方代表（荷兰、中国和英国）商量后再答复。野村不想因为逼得太紧而影响关系，所以他同意继续等待。

同一天，野村收到东乡的电报，告诉他11月25日的谈判最后期限被延长至11月29日，但“超过这一期限绝对不行”。之所以延长期限，是因为要考虑到“完成整个（外交）过程需要的等待时间”。在规定的时间里，日本外交官既要获得美国对日本文件的签署，还要与英国和荷兰交换正式文件。东乡附上了草拟的文件，这些文件需要交换并被有关方签署。其实这很难实现，东乡也清楚，但这样做符合正式程序。

11月25日晚，赫尔准备好了美国的答复，美方要求日本立即从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并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驻军减少至2.5万人。作为交换，美国将解冻日本的资产，与日本恢复经济关系，但仍带有一些限制。这一临时安排的期限是3个月，双方都可以提出延长期限。

无论赫尔多么强硬和正直，不论他对日本及其外交官有什么个人成见，他仍然是一位务实、极其耐心的谈判者。他的新提议显示他寻找折中方案的努力，该计划将让美国有更多时间加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并为欧战做准备。但到第二天上午，赫尔决定完全抛弃这一计划。关于这一突然转变有若干解释，其中一个是中国和英国反对美国与日本妥协（荷兰支持赫尔的计划）。根据赫尔在战后的解释，“日本同意这一计划的可能性很小，不值得冒这个风险，尤其是中国的士气可能会被浇灭，甚至陷入分裂”。但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无疑是日本向南部调兵的报道，尤其向台湾以南调兵，这让罗斯福政府确定，日本随时准备挑起战争。

当然，两国都已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调兵，这不是什么秘密。罗斯福已经知道东乡11月22日对日本使馆说，11月29日后事物将“以自动方式”发展。基于这一截获的情报，罗斯福11月25日对他的顾问说，日本可能会在12月1日袭击美国，“日本最擅长不宣而战”。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在日记中写到，核心问题是如何“诱使（日本）开第一枪，但又不会对我们造成太大伤害”。罗斯福完全意料到日本会采取军事行动，但低估了日本发动致命袭击的能力。日本向南部加强军力的消息也许让他相信，日本即将对英国、荷兰或美国在东南亚目标进行袭击。当他认识到这一点后，他对日本在华盛顿谈判的看法一定变得更加强硬——这些人要么是傻子，要么就是以欺骗方式争取时间。

在二战刚开始的黑暗时期里，罗斯福认为美国对德国开战很重要。他觉得现在是对付日本的时候了。罗斯福和丘吉尔曾谋划让美国通过与日本开战来进入欧战。既然日本没有加入德国一起进攻苏联，德国当然有可能不帮助日本与美国为敌。没人能确定会发生什么。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唤到国务院，他们没有收到美国的暂时提议，而是赫尔起草的另一份文件，正式的名称是《美日协定基本纲要》，史称“赫尔照会”。他要求两位外交官仔细阅读。

该文件第二部分为“美国和日本政府需要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最重要的10点方案。文件提议，美国、日本、英国、中国、荷兰、苏联和泰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尊重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完整和平等的贸易通商待遇。

然而，达成一项多边协议并不是日本外交官的目标。东京已经明确表示，想要与美国达成双边协议，一方只需要向另一方提议并获得批准。日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构想庞大的国际和平计划。

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要求让日本外交官更加失望。该文件第3、4、5点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应将所有陆军、海军、空军和警察部队从中国及印度支那撤出；美国和日本政府同意，除临时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国民国政府外，不能对中国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权予以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帮助；两国政府放弃在中国的一切治外法权，包括放弃在中国的外国租界和租借地内的有关各种权益，以及根据1901年义和团事件议定书（译者注：辛丑条约）所获得的各种权利。

双方都清楚，这些条款是短时间内不可能被讨论和通过的。“赫尔照会”反映出，美国向来希望亚洲基于自由贸易和机会均等的原则进行发展，“赫尔照会”可能本来是作为美国对日本答复《乙案》的附加条款，但现在作为单独的文件被提交，好像美国还没开战就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曾抱怨日本“把想要取得的目标一次性装进提议中”，而“赫尔照会”更是如此。虽然这一纲要性文件只是初步计划，但赫尔完全清楚，他后来也承认：“我们从没有指望日本会接受这一提议。”

日本代表拿走这份文件前，他们试图让赫尔降低美国的要求，这一努力只是徒劳。来栖指出，日本政府无法坐视汪精卫政权的倒台。赫尔称，汪精卫政府没有能力统一中国，在这个失败的政府身上浪费时间不值得。来栖表示，日本此时无法突然转变外交政策，很难达成多边协议，但赫尔不愿意就此进行讨论。

野村问道，他们是否可以直接与总统交谈，他说罗斯福最近说过，朋友之间总有商谈余地。虽然赫尔很不情愿，但他仍然同意安排会面。来栖表示，他非常担心“这一提议意味着结束”，美国还有可能与日本达成暂时协议吗？答案是否定的。赫尔说他已经尽力了。

在“赫尔照会”发布的这一天，日本向南海调兵招致华盛顿的强烈反应。但这一天更为重要的事件是，南云忠一的航空舰队（以“赤城”号为旗舰）悄悄地从单冠湾出发了。船员直到最近才知道他们将要袭击的目标。该计划被严格保密，就连东条都被蒙在鼓里（东条甚至不知道日本舰队已在单冠湾集结）。如果在最后期限前达成外交协议，这些军舰将掉头回家。这似乎非常不可能了。

第十六章　纵身一跃

“赫尔照会”并没有规定具体期限，但当这一文件11月27日正午时分抵达日本政府手中时，它就是一份最后通牒。

东乡对其内容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我遭到绝望的打击。我试图想象接受所有（这些要求），但我无法强迫自己将它们全部咽下。”他认为，“赫尔照会”直接否定了两国在谈判中已经作出的努力，就好像这些谈判从未发生过。对于陆军中那些不计后果想要开战的人来说，这一照会无异于一个奇迹。现在已经没有外交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了。

多数日本领导人将该照会视为一种挑衅和侮辱，其傲慢的语气和苛刻的要求更加让他们确定，他们遭到了欺凌和羞辱。它还给日本领导人停止内斗、把责任完全踢给美方创造了机会，给日本处于“ABCD包围圈”的故事增添了可信度。美国成了头号恶霸，它让日本民不聊生，打着中立的旗帜分别帮助蒋介石和英国政府进行战争。

当然，日本的这种解读只是片面的。日本强行占领印度支那南部时也没有顾及罗斯福的中立化提议。日本没有采取足够行动来打消美国对它与德国结盟的担忧，即使“巴巴罗萨”行动给日本提供了断绝联盟关系的绝好机会。东条的公共演讲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日本是军事独裁国家的印象——尽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独特的决策过程很难与独裁挂钩，而天皇当初任命东条时正是希望扭转日本的战争方向。总之，设定外交期限完全是日本领导人自己的主意。日本的自欺欺人最终演变为难以抑制的自我怜惜。

东乡的女儿伊势（音译）观察到她父亲的变化。拿到“赫尔照会”前，东乡充满能量；而11月27日后，他看起来十分沮丧。他认为“赫尔照会”不但是对日本政府的侮辱，而且是私人报复行为。他考虑辞职，于是询问其他官员的意见，包括前外相佐藤尚武（Sato Naotake）。佐藤劝他不要对照会感到绝望，他现在应该寻找解决办法。

知名自由国际主义者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对“赫尔照会”报以一声叹息。这位80岁老者说：“这写得的确很过分！”他对美国语气强硬、要求苛刻感到不满。尽管如此，他仍然认为东乡的任务是避免战争。他通过他的女婿、前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对东乡传话说：

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之间需要小心拿捏。我非常希望外务大臣处理局势采取行动时不要犯任何错误。倘若我们与美国开战，而我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立即遭到破坏，那么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外务大臣也脱不了干系。

吉田对东乡说，无论“赫尔照会”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算是最后通牒，没有给日本设置时间限制。吉田建议外相通过辞职来表达相反的政治立场。他对东乡说：“如果你辞职，内阁将被迫停转，鲁莽的军方也必须要三思。”吉田建议他与格鲁大使会面，但东乡认为这种谈话没什么作用。东乡完全泄气了，他认为自己是受到误解的英雄（现在是被华盛顿而不是日本军方误解），他觉得没什么可做的。也许这是他逐渐开始接受御前会议决议的原因，“赫尔照会”只是帮他认识到了这一点。

11月27日，罗斯福和赫尔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了野村和来栖。尽管罗斯福对他最亲密的助手警告过，日本将在12月1日发动袭击，但善于外交的他仍然高兴地对两位日本外交官表示欢迎，掩饰着自己的猜疑。日本外交官落座后，总统给他们发了雪茄，野村道了声谢。总统点燃火柴为野村点烟，由于野村的右眼在中国战场上受伤而失明，所以他努力寻找着火光。罗斯福微笑着将火柴伸向野村，帮他最终点燃了雪茄。现场的气氛十分友好。

开始大家闲聊了罗斯福为什么没有假期，然后总统开始谈到德国。他说，美国和日本在一战中是盟友，双方都见识了德国无法理解其他国家的心理。来栖明白，总统的这番言论是在间接但毫不避讳地批评日本选择德国作为盟友。

随后，野村谈到此行的目的，对美国最近的提议表示遗憾。罗斯福似乎已经对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感到遗憾，他说，美国政府对“日本和平人士支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努力表示感谢。虽然他说自己仍然没有放弃希望，但他认为形势“严峻”，“这一现状应当被认可”。

他继续总结着过去的事件，回顾了4月以来与野村进行的对话，似乎想对双方的谈判做个了结。他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就像让美国政府“洗了冷水澡”，而最近“日本完全向武力征服的方向倾斜，忽视了整个和平谈判及其强调的原则，这种做法和表态”让美国担心自己会再洗一次冷水澡。日本媒体充斥盲目的爱国主义宣传，日本向南部调兵的举动已经暴露，还有传言说，日本即将与中立的泰国达成军事协议。罗斯福强调自己对“不断挑战和平与秩序基本原则的”日本领导人表示失望。他说，如果日本“不幸要效仿希特勒而走上侵略道路”，美国坚信，日本“终将成为失败者”。

作为回应，野村试图让总统念及旧情，他与总统已相识30年，请求总统寻找解决危机的办法。会谈开始时的那种融洽气氛已不复存在，美国没有对“赫尔照会”作出重大修改，赫尔断然拒绝了野村的请求。他说：“除非控制政府的那些阻碍和平的人能下定决心，确实要在和平道路上作出承诺并采取行动，否则，正如已经显示的那样，谈判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日本外交官离开后，通常对美日谈判细节保持沉默的国务院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美国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纽约时报》11月28日报道：

美国与日本解决分歧的所有热情昨天似乎已经耗尽，下一步——要么谈判要么开战——完全是东京的决定。总统罗斯福在国务卿赫尔的陪同下与日本外交官举行了45分钟的会谈……日本官员现在正在等待东京对“赫尔照会”的回应，确定该国在远东地区的基本政策立场。会谈前，有报道说日本正向法属印度支那增兵，可能要袭击泰国。对于周三晚间交给日本官员的照会，东京高层表现得很平静，说明日本对这种答复早有预料。

美国政府现在表示，是否开战完全由日本决定，这与东京领导人的看法恰恰相反。

说东京高层对“赫尔照会”表现得很平静并不是事实。双方的判断都有误，但这些误判主要是东京在过去执行外交政策时的善变和不灵活造成的，尤其在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和签署《三国同盟条约》之后。罗斯福低估了日本的军事实力和战术策划能力，却高估了日本与纳粹政权关系的紧密程度。但归根到底，不论感到多么耻辱而难以接受，避免战争的选择仍然在于日本，而非美国。尽管日本领导人认为自己被逼上绝路，但限制东京作出这一选择的战略期限和官僚主义规则都不是美国制造的。他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是被误解的一方，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对美国妥协。而实际上日本以《甲案》和《乙案》形式作出的妥协最近才浮出水面，为时已晚。“赫尔照会”现在推动犹豫不决的日本领导人走上战争这条可怕的道路，他们心中只有自怜、愤怒和一个赌徒应有的胆量。另一方面，美国打得起一场漫长的战争，即便同时还要与德国作战。丘吉尔对日本命运的预测是：“他们将被碾成粉末。”

当然，日本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也不是没有理由，这一感觉源自日本对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恐惧。日本很容易将战争看做该国为了亚洲与傲慢西方人的对抗。在大范围文明冲突中，所有西方国家（白人）都是日本的潜在敌人。在11月5日的御前会议上，枢密院议长原嘉道与内大臣木户幸一进行密切协商，他代表天皇问道：“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必须考虑德英关系和德美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原嘉道并不信任德国，或者是任何“白人”国家。希特勒曾将日本列为二等民族，这让原嘉道感到不安。由于德国没有直接向美国宣战，他担心一旦开战，日本将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他说：

美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抗情绪与对德国一样吗？相比希特勒，他们是否对日本感到更愤怒？一旦开战，我担心德国、美国和英国会达成协议，准备抛下日本。他们对黄种人的憎恨将很快发泄到日本身上，超过对德国的憎恨。我们必须为这一可能性作好准备……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种族因素，必须确保大日本帝国不会被抛弃，不会被雅利安人所包围。

对于原嘉道来说，“雅利安人”包括所有白人。日本人的许多感受都与肤色息息相关。

但种族自卑和脸皮薄并没有让日本领导人丧失判断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日本忍受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屈辱，当时俄国、德国和法国干涉《马关条约》的签订，以满足其各自帝国主义需求。与民众反应不同的是，由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领导的日本政府决定不发动战争，因为打赢的机会渺茫。于是，日本主动退出辽东半岛以避免灾祸，日本领导层作出了谨慎的政策选择，与日本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大战略目标相符。

而在1941年11月，日本缺乏明治时代那种有能力的领导人。我们很容易从11月29日的午餐会看到这一点：日本几位前首相这一天与天皇共进午餐，讨论“赫尔照会”，虽然他们都不想开战，但大多数人都不愿直抒己见，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改变既定政策。只有向来反对纳粹的米内光政大胆发言，他说，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但这种含糊的表态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实际上，近卫文麿才真正表达了对战争的反对意见。他问，日本付诸战争是否真的必要，“我们必须坚持现状吗？换句话说，我们能不能等待艰难时刻过去，看看我们是否有机会打破僵局呢”？遗憾的是，这种表态来得太晚了，他本可以在7月和9月批准御前会议决议前，发出相同的疑问。日本前首相们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来帮助和鼓励天皇迎难而上，利用自己的权威来叫停备战。

午餐会结束后召开的联络会议上，各方宣布战争计划已进入最后准备阶段，日本即将进行的战争将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东乡甚至都不知道战争何时会打响，他向永野问道：“还有外交争取的时间吗？”这位军令部总长回答：“还有一些时间。”东乡又问：“到底军方准备在哪一天开火？……除非我们知道（具体日期），否则我们不能开展外交。”永野说：“好吧，是12月8日。你为什么不能拿出投入外交的这股劲头来帮助我们赢得战争呢？”

在大洋彼岸，没有被自杀式宿命论影响到的野村和来栖认为，现在只有天皇才能够改变日本的行进路线。他们不断听到罗斯福和赫尔抱怨，日本领导人从未公开表示想要和平的愿望。他们也看到，美国对日本和平意图的怀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11月26日，就在收到“赫尔照会”前，来栖主动对东乡说，作为最后一搏，可以要求天皇进行干涉，防止外交谈判崩溃。来栖的打算是，请求罗斯福给天皇去信，表达想要维持太平洋地区和平及美日合作的意愿，天皇届时只需作出同样的回应即可（来栖知道天皇绝不会主动去信）。来栖希望，这样做将让谈判得以继续。

来栖向东乡建议，作为东南亚的长久解决方案，日本应当同意在法属印度支那、荷属东印度和泰国建立中立区，这将让双方受益，不但可以打消美国对日本南进的怀疑，还可以提前阻止美国在荷兰的同意下占领荷属东印度的企图。最后他恳请将自己的想法传给内大臣木户，并立刻予以答复。

野村完全同意来栖的计划，但东乡立即表示反对。尽管如此，他仍然与木户进行了协商。木户并不同意，他说“现在并不合适”让天皇参与其中。然而，还有一位皇室成员可能很想让天皇干预局势。11月30日，36岁的海军少将高松宫宣仁亲王来宫里拜访他的哥哥裕仁，他最近被调到了军令部中工作。

这对兄弟有4岁的年龄差，由于要继承皇位，裕仁从小也不跟其他弟弟一起长大，但他们的关系仍很亲密。爱好体育、精力充沛的高松宫宣仁亲王一直被认为是主战派，但这天他对天皇说的话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根据木户的记录，高松宫宣仁亲王对裕仁说：“海军经受不起战争。大家都认为，如果可能的话，海军想要避免日美开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个机会，战争将无法避免。海军将在12月1日为战争进行调动，之后，（战争）就无可阻挡了。”

裕仁向他的弟弟坦白承认，他害怕日本最终战败。高松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天皇才更应该现在采取行动。裕仁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说，他无法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都已通过的决定，再说也没有天皇执行否决的明确宪法程序。裕仁说：“如果我不同意开战，东条就会辞职，之后将爆发一场大的政变，这样反而引来更多荒唐的开战理由。”当然，他选择不干涉的做法已经让“荒唐的开战理由”占了上风。高松宫宣仁亲王离开后，木户召见东条进宫，以便天皇澄清自己对军事行动存留的任何疑问。东条没有对袭击计划的细节作任何评论，他推荐军令部总长永野和海军大臣岛田来进行进一步阐述，他说：“海军战略是（未来战争中的）一切。”

两位海军军官抵达皇宫。他们重复了海军进行备战的熟悉论调，表示自己只等天皇一声令下。裕仁问道，如果德国不出手帮助日本该怎么办（他已经听到原嘉道关于“雅利安人”联手对付日本的担忧）。为了平复天皇的心绪，岛田表示，大日本帝国并没有指望德国的任何帮助。

然而，日本与美国及其盟友开战的出发点是德国取得胜利，或至少德国在欧洲占支配地位。11月15日联络会议通过的“推动对美英荷战争终结计划”说：

我们的目标是立即消灭美国、英国和荷兰在远东地区的基地，以确保我们的生存和防御，我们应积极促使蒋介石政权的投降，与德国和意大利合作，首先加快英国投降，然后尽力削减美国继续战斗的意志。

德国战败或者德国与同盟国妥协从来都不在日本正式作战计划的考虑范围。

天皇并没有听到多少真心话。他不但没有下决心阻止战争，反而还认为战争的齿轮已经“自动”开始运转，日本必须经历重大手术才能治愈“太平洋肿瘤”。
很巧的是，同一天，日本《报知新闻》报道：“告诉癌症患者一个重大好消息，名古屋帝国大学的冈田教授发现了所有癌症的治愈方法。”这名教授称，4月以来，他通过注射胃和十二指肠黏膜的方式治好了十来位病人。这位教授还很谦虚，说这些人的癌症仍有复发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可能性极低。他相信这些人能够用同样的方法再次治愈。
当然，日本并没有这种梦幻般的癌症治愈法。
1941年12月1日，东条召开了御前会议，这是5个月里的第4次御前会议，会议气氛肃穆。外交谈判的最后期限已经过去，这次会议是要批准对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的决定。在“讨论”开战事宜时，政府和军方没有提出什么新观点。裕仁天皇自始至终都保持沉默。原嘉道询问了关于泰国中立的问题，以及东京对空袭的防备问题，这是出乎意料的，似乎他已经预料到这座城市将遭受毁灭。原嘉道还认为，“赫尔照会”中有几点需要澄清。在他来看，美国要求日军撤出中国似乎并不包括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原嘉道说，如果的确不包括，那么“赫尔照会”是不是并不像开始看到的那么强硬？东乡并不确定，但现在讨论这些细节为时已晚。这次御前会议与前几次一样，只是为了走个形式。
最终，裕仁对决议进行批准：
基于11月5日《帝国国策实行要领》，我们与美国的谈判并未取得（圆满）结果。大日本帝国将与美国、英国、荷兰开战。
11月2日，山本五十六从广岛附近岩国（Iwakuni）湾停靠的“长门”号上向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发送无线电信息，南云的第一航空舰队正在开往珍珠港的路上，即将跨越国际日期变更线。这条消息是“登新高山1208”。
日本将在12月8日开战。

尾声　新的开始

1942年6月18日夜，瑞典美国船运公司的“格里普斯霍尔姆”（Gripsholm）号从纽约驶出，船上有一群曾被关押在临时营地的日本公民，其中一处营地位于埃利斯岛。另外，日本政府派的“浅间丸”号从横滨港出发，意大利轮船“绿伯爵”号从上海出发，它们最终将把来自北美和南美的国民送回家。

被送回来的日本公民中有一些熟悉的面孔，包括野村和来栖。12月7日，日本进攻珍珠港的这一天，他们经历了任何外交官可以想象的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为了确保在夏威夷军事行动的成功，日本政府将开战的决定完全瞒着这两位外交官。袭击的前几小时他们才接到东京打算断交的通知。

日本使馆的管理低效，致使野村和来栖没能通知白宫日本结束外交的决定。东京命令野村和来栖于下午1点去见赫尔，此时第一枚炸弹还没有落到珍珠港。由于包括14个部分的外交文件在打字时受到耽误，两位日本外交官于2点20分才抵达赫尔的办公室，他们丝毫不知道日本已经袭击了美国。

赫尔才读了几页他的手就开始颤抖。两位日本外交官不理解赫尔为何如此生气。他读完全部文件后（这不是他第一次读到这份文件，上午10点罗斯福就拿到了被破译的文件电报），对野村说：

我必须说，在我与你的所有对话中……我从未说过一句假话。所有的会议记录都能为我作证。在我担任公职的50年里，我从未见过一份能充满如此无耻谎言和曲解的文件——其规模如此庞大，今日之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地球上竟然有政府能够说出这种谎言。

两位外交官十分困惑，无言以对，他们离开时仍然不清楚自己不知不觉中参与的巨大外交骗局。

由于是周日，野村和来栖抵达美国国务院时没有太多工作人员和记者，但离开时，他们却被大群记者簇拥。他们逃回日本使馆，紧闭铁门，警察需要出面制止愤怒的群众在使馆前聚集。这时他们才得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并且意识到，赫尔在见他们时早就接到了通知。

在动身前往华盛顿上任前，野村在海军的老朋友米内光政曾经提醒过他：“小心一点……今天的这一伙人将来在你爬上去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从你的身下抽走梯子。”

太平洋开战后的几个月里，野村、来栖及其他日本国民在临时征用为关押营地的拥挤酒店中等待被遣返（比起其他日本移民以及日裔美国人被关押的拘留所，这里的条件很不错了）。在弗吉尼亚州的温泉酒店，来栖有足够的时间回想，两国在为和平进行最后谈判时到底出了什么错。

虽然两位外交官明白他们的任务紧急，但他们并不清楚（东京故意不让他们知道）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小。11月30日，外务省美洲局局长山本熊一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用暗语快速地交谈着，东京想要他们为避免战争继续作出努力。因此，野村和来栖在11月29日这一东京规定的最后期限后，仍然亢奋地进行工作，他们在12月1日提出一项建议，让来自两国的代表召开紧急会议，地点最好在火奴鲁鲁。野村提议日本出动重量级人物，希望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能够出席会议。

直到1942年夏天，来栖才终于知晓日本进攻前的10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日本占领的新加坡，“格里普斯霍尔姆”号短暂进行了停留，他无意中听到陆军军官回忆，开战前几天的准备有多么困难，因为军方领导人直到11月26日才决定开战。

这一发现让来栖心灰意冷。军方领导人11月26日决定开战的事实说明，要求他和野村继续开展外交只不过是存心欺骗对方。当然，他们多多少少也知道东京即将放弃外交路线，尤其在收到“赫尔照会”后。11月28日，东乡对他们说，他对这份照会的内容感到“遗憾和惊讶”，他暗示外交谈判可能很快会终结。但东乡当时让他们等待将在3天之内发出的正式命令，而接到谈判终结的命令后再向白宫递交名为《大日本帝国政府观点》的文件。在此之前，他们必须表现得很正常。

这份官方文件并没有到来。12月3日，东乡指挥他们继续纠缠美国。东乡的原话是：“我认为，（《乙案》）是克服困难局势向前推进的最好方式，你必须将这一点向美方解释清楚。”东乡称，即使棘手的中国问题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让来栖和野村重新燃起外交和解的希望。直到12月5日，野村和来栖才要求赫尔重新考虑《乙案》，尽管罗斯福政府发布了“赫尔照会”，但也没有正式否决《乙案》。同一天，罗斯福还向裕仁天皇发送了一封和平电报。这些努力都无果而终。

来栖和野村在珍珠港袭击发生后才递交断交信，这在战后的日本引起了持续几十年的激烈辩论。这迟来的断交信让罗斯福有理由强烈谴责日本的虚情假意，最著名的要数罗斯福的“耻辱日”演讲。日本人的行为强化了总统的开战决心，不但对日本开战，还对日本在欧洲的法西斯同盟开战。有人推测罗斯福和丘吉尔早已知晓日本即将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但他们坐等日本进攻，以便让美国加入欧战，这激起许多人的想象。

也有人认为，军方故意让日本推迟递交断交信，以确保日本的进攻不会有任何先兆。实际上，使馆人员虽然没能及时准备最后的这份文件，但他们从未挨罚——甚至有些人还在战后获得升迁，这加强了这一观点的可信度。

其实，日本发出迟来的消息是一系列原因造成的，既包括使馆准备工作的不力，还有东乡向军方的妥协，以确保进攻计划的成功。山本五十六坚持认为，日本应当提前警告美国日本将发动武力进攻。裕仁也这样认为，他想让日本遵守国际法原则。12月3日，外务省起草了准备递交赫尔的最后备忘录，其中包括日本可能根据《海牙公约》宣战的句子，但东乡将这一部分删掉了。为了军事战略的严格保密，这种敏感信息故意留待最后一刻才对华盛顿发出。

即使赫尔在珍珠港袭击开始前就收到这份最后文件，这仍然不会减弱日本发动袭击的震惊感（和非法性）。迟来的消息对罗斯福更有利，帮他让美国人团结一心，但罗斯福也表示，偷袭珍珠港并同时用外交作掩护的战略是日本最恶劣的行为。他在12月8日的国会演讲中漂亮地将这一信息传达给全国民众：

就在日本空军部队已经着手开始轰炸美国瓦湖岛之后的一小时，日本驻美国大使和同僚还向我们的国务卿提交了对美国最近致日方消息的正式答复。虽然复函声称继续现行外交谈判似已无用，但却并未包含有关战争或武装攻击的威胁或暗示。

珍珠港事件发生3天后，西波托马克公园里4棵最大最美丽的樱树被人故意砍倒。这些树曾经是美国和日本友谊的象征，两国之间“总有商谈余地”，现在这些树却成了美国强烈仇恨的对象。在“铭记珍珠港”口号的带动下，美国对日宣战，日本的战争贩子渴望打响这场战争，以便不要“浇灭士气”。

“格里普斯霍尔姆”号在里约热内卢装了更多被关押的日本人后，于1942年7月20日抵达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港口洛伦索—马贵斯（马普托）。两天后，插有日本旭日旗的“浅间丸”号和“绿伯爵”号也在这一印度洋港口停靠。战争双方正是在这里进行了国民交换。来自北美和南美大陆的日本国民在这两艘日本派来的船上重新安顿下来。同盟国和轴心国阵营的国民之间没有直接接触。但在港口等待时，野村和来栖都看到对面格鲁大使那高大的身影。来栖立刻回想起1941年11月初他动身前往华盛顿前的晚上，他与格鲁会面的情形。现在他们彼此之间不可逾越的距离足以说明，和平早已远去。3人默默地向对方脱帽致敬。

1942年8月20日，载有日本国民的轮船回到来栖的家乡横滨。此时，日本在海上的优势正迅速下滑，均势局面开始被打破。6月4日至7日，大日本帝国海军打了一场近代历史上最惨痛的战争——中途岛战役。当年策划珍珠港袭击的这个人再次制定中途岛战略，希望永久将美国赶出太平洋。结果日本惨败，失去了8艘航母中的4艘，以及300多名优秀飞行员。此时，日本的军事密码已经被美国破解（而在珍珠港袭击时，只有外交密码被破解）。日本海军从辉煌的顶峰上跌下来只用了6个月。

大多数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一切。搭载海外国民的轮船回到日本时，珍珠港的余热仍未散尽。野村和来栖参加了一系列庆功会，包括宫廷御宴以及与首相共进午餐。似乎日本政府急切想要补偿在外交危机中受尽折磨的日本最高代表，他们成为了美国的公敌。他们被关押期间也是仇恨的目标，有人涂鸦说：“谁是来栖，我要拧断他的脖子！”回到日本后，这些遭受欺凌的人突然之间被抬高到国民英雄的地位。

来栖喜欢将外交比作在沙滩上画画，无论外交官能达成多少协议和盟约，政府政策一旦改变，所有这些都会被水冲走。他的儿子来栖良决定学习工程，而不是走他父亲的老路，他说：“我想为国家繁荣作出更加实际的贡献，留下一些持续时间更久的东西，即使只留下一座桥梁。”来栖良并没有机会建造一座桥，1945年2月，这位生于芝加哥、日美混血的试飞员在他父亲无力阻止的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曾驾驶“神风”飞机、在布鲁塞尔受到过来栖欢迎的两位潇洒的飞行员也在战争中阵亡了。年轻一些的饭沼正明（Iinuma Masaaki）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后死于金边（他在飞机跑道上行走时被卷入运动中的螺旋桨，所以有人怀疑他是自杀）。不到两年后，他的飞行搭档冢越贤尔（Tsukagoshi Kenji）在执行一次任务时失踪了。1944年10月，日军“神风特攻队”在菲律宾的莱特首次出击，指挥他们的正是珍珠港策划人之一，海军少将大西泷治郎。“神风”飞机自杀式袭击的恶名很快淹没了这两位飞行员曾经创造的成就。

小提琴家诹访根自子（Suwa Nejiko）是来栖家的挚友，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她决定跟着她的俄国导师伯里斯·卡曼斯基继续学习。她是一位天才少女，常常前往德国，与汉斯·克纳佩兹布什以及柏林爱乐乐团一起演奏。1943年2月，约瑟夫·戈培尔赠给她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后来她被进入欧洲的美军逮捕，关押在美国，最终在1945年12月回到日本，此时日本已是一片废墟。

然而，来栖和野村1942年夏天回到日本时，东京虽然形势困难但仍能维持。两位外交官被迫参加了各种欢迎仪式。有一次，裕仁对日本的处境没有表露任何感受，他只是称赞了他们的敬业精神。高松宫宣仁亲王则更加直率，他对来栖说，很遗憾外交没能占据上风，最后不得不开战了。

在与首相的午餐会上，东条谈到日本政府以及他本人在1941年11月末最终决定开战前的种种顾虑。毫不意外的是，他说政府是被迫选择战争路线的，因为美国从未停止欺压日本。他说，对日本来说，战争从来都不是首要选项。他还表示，如果罗斯福对天皇的来信早3天到，战争或许就能避免（罗斯福的和平信件于日本时间12月7日晚抵达格鲁大使手中，但参谋本部扣押这一信件长达10小时，故意破坏任何最后一刻的努力。裕仁在珍珠港袭击前半小时才读到这封信。实际上，来栖11月26日就提议罗斯福和裕仁天皇交换和平信件，但他当时没能让东乡和木户相信此举的价值）。

虽然东条将战争原因自我解读为美国的强硬，但日本政府的内在根本问题在整个1941年一直存在：最高领导人尽管偶尔表示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足够的意念、欲望或勇气来阻挡战争洪流。

尤其对军方诸位总长和次长来说，他们呼吁备战比阻止战争更容易。其他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也不敢明确对战争说不，而作强硬表态则让军方领导人充满力量和勇气。联络会议和御前会议让每个领导人觉得，他们不担负个人责任。

从1941年4月至12月，日本领导层作出了一系列决定，但许多决定一开始并不是要走战争道路。而随着每一步深入，留有的余地越来越少，但这场与西方无法打赢的战争绝非不可避免。尽管可能会丧失明治时代以来取得的所有成就，但日本领导人最终还是走上了毁灭与自我毁灭的道路，他们的目标是让日本在短期内的生存和自我维持的机会最大化，并长期建立一个由日本统治的亚洲。日本的短期和长期目标都没有实现，因为这样的计划并不现实。日本对待战争的心态就像赌徒，他们喜欢一开始占据优势的满足感，打算赢了钱就跑，只是在这场游戏里，逃跑从来都不是一个选项。

的确，珍珠港袭击被全国称赞为令人惊叹的大胜。许多人认为，这是日本为了缔造亚洲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光荣而英勇的选择。据说天皇对珍珠港胜利的消息也感到高兴。然而在东南亚，大多数刚刚纳入日本控制下的人民却抗拒日本强加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的占领比西方殖民主义更虚伪，因为日本宣称的崇高理想与其统治规划的混乱形成巨大差别，这通常导致贫穷和残暴。所以人们常说，珍珠港是战术上的巨大胜利，但却是战略上的巨大失误。但它算是战术胜利吗？1941年12月7日，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决定缩短预定袭击，第一波袭击出动的183架飞机中仅损失了9架，只遭遇到零星回击。但在第二波袭击中，167架飞机损失了20架，南云对战机损失数量的上升感到泄气，于是选择放弃。

结果，美国的油轮、机械工厂及其他设施大多完好无损。美国的潜艇和航母也没有损失，珍珠港袭击时美国的航母刚好不在港。另外，珍珠港水浅，受损的军舰比较容易修理，所以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很快就恢复了。

至于在空袭前派小型潜艇自杀式攻击的计划，这些水兵的死除了用作宣传外毫无意义。各大报纸都将他们称为“九军神”（一共派了10人参加潜艇袭击，一人存活并被美军俘虏，但日本普通民众并不知情）。在开战一周年纪念日上，这些人受到国民英雄般的祭拜。

开战一周年的另一个亮点是海军省拍摄的一部电影《夏威夷—马来亚冲海战》，1942年12月3日向公众放映。该片的主角是一名飞行员新兵，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后成长为帝国海军的优秀飞行员。这部电影配着雄浑的音乐，它的高潮是日本袭击夏威夷以及马来亚海战，最后以大日本帝国对美国及其盟友宣战结束。但日本领导人靠珍珠港和马来亚进行的胜利宣传的日子不多了。

大兵潮津十分清楚，宣传电影里描绘的士兵生活与实际的差别相当大。他的漂泊命运仍在持续。1941年12月8日，在不知道目的地的舰船上，他所在的部队得知了日本宣战的消息。这艘舰船驶过印度支那东南的金兰湾，进入湄公河，在西贡加油，最终将士兵带到泰国南部。他们即将与英国打响马来亚战役，他在这场战役中存活了下来。

1942年2月新加坡陷落后，潮津被派往苏门答腊岛北部城市棉兰维持当地秩序，那里的生活相对平静，日本占领者与当地人民相处和睦。他在这里从未感到饥饿，但他很想家。1942年12月，他听说自己因年龄过大而即将退伍，他非常兴奋，而他的回家之路又是一段生死历险。他乘坐的船总是要躲避鱼雷进攻，当他及其他满心期待回到祖国的士兵在夜间抵达广岛时，由于战时停电，港口四周一篇漆黑，他们的船相互碰撞，一些人落入冰冷的水中身亡，而另一些人则被救上岸，潮津就是其中之一。

到1944年年中，日本本土恐遭袭击的预测催生了一项新政策。仍然在东条领导下的日本政府宣布，将13座城市的小学生紧急撤离。这些8岁至12岁不等的孩子被疏散至乡村，他们以群居方式生活在一起，许多孩子是第一次离开父母。他们通常将就在设施极其简陋、拥挤不堪的寺庙或传统民居里过夜。共有大约80万儿童经历了这次集体疏散，他们忍受着饥饿和思乡之情，过着简朴的日子。这形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报纸和杂志则粉饰着这次疏散，这些媒体说，孩子们享受着乡间新鲜的空气，他们的笑脸见诸报端——虽然都是缺乏营养的脸庞。在一张照片上，一群小男孩在浴室地板上蹲成一圈，每个孩子都在为他前面的孩子搓背。他们看起来很快乐，但他们皮包骨的身体不禁让人怀疑，这些孩子哪有力量去笑，更何况去搓背。

除了发给他们少量食物外，这些被疏散的孩子没有任何其他食物来源，他们首先必须忍受饥饿。这些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画食物。一位妇女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松糕、饺子、油酥、甜酥饼、焦糖、大米饼干……我们把这些都画了出来，几乎是你能记住的所有小吃。画好后我们相互展示，并讨论这些东西实际上有多好吃。”由于抱怨和不满的信件影响士气，所以他们的老师在信件寄出前要检查每一封信。1941年10月实施了国家审查和没收信件制度，即使孩子们的信件也不例外。

杂乱无章的疏散行动是日本对美国威胁的直接反应，美国有可能登陆其本土，尤其在1500英里外的塞班岛失陷后，这种可能性陡然增大。1944年7月7日塞班岛沦陷，5.5万多名日本人（包括平民）死亡（1920年，国际联盟将塞班岛划给日本管理，岛上于是住有日本人，包括归为日本人的台湾人和朝鲜人，1943年其人口为29348人）。南云及其他海军将领命令士兵“像英雄般战死”，成为阻挡美国的“海上堤坝”。南云作出表率，7月6日他在塞班岛失守前自杀。在失去军方保护后，平民也必须作出“最终献身”。许多人选择死亡而不是投降，有时是在残留日本士兵的指挥下，这些士兵要保证不会有人去忍受被俘的耻辱。

这种可怕的爱国忠诚度被美国海军陆战队以胶片形式记录了下来。岛上的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跌跌撞撞地走到火山悬崖的边缘，最后纵身一跃。你能感受到他们向下看时有些许犹豫和短暂恐惧，但坚定的信念让他们克服恐惧，跳了下去，这些天皇的忠实臣民最后通常要喊一声“万岁”！随着美国向前推进，天宁岛、关岛、冲绳也出现了类似的自杀景象。

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失败再也瞒不住了。1944年7月18日，日本国民听到塞班岛战败的消息，同时还有东条内阁的辞职消息。7月20日，东条辞职两天后，华尔基利行动（Operation Valkyrie）上演，这是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行动。这位狂热的元首仍将继续领导德国，直到他自杀身亡。

没有希特勒的德国立刻会有很大不同，但没有东条的日本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导致决定开战的体制和文化缺陷仍然存在，而为了战争已经投入的巨大物资和人员牺牲更让人没有无法轻易结束战争。即使上层领导人普遍认为，这场战争必须结束（他们希望德国或者苏联能够介入调停），但日本仍然要再等待13个月、更换两任首相、日本主要城市完全被毁、吃了两颗原子弹后，天皇才最终插手，结束了这场没有任何退出计划的战争。日本领导人向来喜欢自保、爱面子的问题最终在1941年让日本作出史上最鲁莽的决定，但类似的问题在1944年和1945年仍在作祟。

另一方面，生活仍在继续，孩子们仍在被疏散。1944年8月22日，大约700名儿童在从冲绳运往鹿儿岛的途中死亡。美国潜艇已经如此接近日本了。疏散计划于1945年3月终止，城市家庭需要自己为子女的安全作出打算。家庭团聚的时间常常是那样短暂，许多被疏散的孩子刚一回到东京就赶上3月10日拂晓发动的东京大空袭，这次空袭也让作家永井荷风的房子化为灰烬。

几乎每一座日本城市都遭到毁灭，不断传来士兵的死亡消息，这让日本人的士气跌至谷底。对忍受疾病、饥饿、躲避燃烧弹的国民来说，生存下去成了首要任务。在炸弹袭击时，一位母亲搂着孩子窒息而亡；乘船逃生的小女孩看到，河面上到处是快要死去的人；人们扒着烧焦的尸体寻找自己的亲人……这样的故事已经司空见惯。举行御前会议的明治皇宫也在1945年5月烧毁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前的最后两次御前会议被迫在防空洞内举行。

农村生活相对不那么紧张，但物质也很匮乏。植物的根成为主食，给成长中的孩子提供宝贵的蛋白质和钙。学生们跑到树林里采集松脂来制作汽油（这并不容易成功）。为了生产飞机，所有家庭的金属物品，包括水桶和长柄勺，都必须上交。一名农村孩子推测说：“我们一定要输了，不然政府不至于将穷人家的厨房用具都收走。”但带有宿命论的国民并不抱怨，他们默默地忍受着，似乎是在忍受持续的自然灾害而不是人为灾害。

在这苦难的日子里，一小群人（主要是军官，但也有电影工作者、大学生及其他民众）偶尔能观看英国人在东南亚留下来的电影。其中一部叫《乱世佳人》。日本人对这部将近4小时影片的质量、技术和魅力感到惊叹。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可能击败一个能拍出如此精妙绝伦电影的国家（另一部留下来的电影是迪士尼公司1937年制作的《白雪公主》，它的质量也远超日本的动画制作水平）。

1945年8月17日，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日本投降3天后，东久迩宫稔彦王成为首位（或许也是最后一位）皇族首相。他的任务是要解除武装，将该国交给同盟国占领军，签署日本无条件投降文件，以及重振人们的士气。

东久迩宫稔彦王是一位演说家，总能以简单而有力的语言进行演讲。9月5日，他在有美国大兵旁听的国会会议上强调说，日本不会抓着战争的起因不放，而是要向前看。他说整个1亿人的国家都有责任，因为大家都需要为此忏悔。这与不久前只剩下竹质长矛和头盔也要抵抗到底的民族是同一个民族。东久迩宫稔彦王的发言很有作用，尤其在1945年夏末，因为摆在日本人面前有那么多工作要做。他的话还为此后的日本领导人定下了基调，他们选择忽略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谁该为发起这场战争负责？这场战争毫无必要的说法难以让日本人接受，毕竟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那么多。但官方故意选择忽略也容易让人们对其他问题进行逃避，比如接受战争罪行和铭记战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忘记自己经历的一切。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恰恰相反，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来接受这段战争历史的许多方面。活到84岁的大兵潮津有足够时间来悄悄反思他的经历。虽然他一生中从未谈起这段往事，但他小心地留下了一份书面记录，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情。
宣称所有日本人都应对战争负责的言论其实暗含的意思是，没有人会受到责备，这也回避并冲淡了日本领导人的责任，正是他们把日本引向战争深渊。近卫公爵在东久迩宫内阁再次成为公众人物，他无疑是东久迩宫稔彦王政策路线的支持者。保守派政治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掌权，他们乐于接受这种偏袒、不完整处理日本过去的方式。虽然个体民众、学者和记者对这段历史进行过坦诚辩论，但很难否认的是，日本官方在本质上一直倾向于忽视这段令人不快的不堪往事。
1952年，《乱世佳人》终于在日本上映了，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许多日本人十分同情热情、鲁莽、不屈不挠的南方姑娘斯嘉丽，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即使失去了一切也依然意志坚定。她最后一句名言“毕竟，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在战后日本人心中引起广泛共鸣，他们试着在战争的废墟中寻找光明的未来。这正是日本的选择：带着这一不可思议的过去，蜕变为崭新的国家。

人生潮起潮落，
若能把握机会乘风破浪，必定能马到成功。
若不能把握机会，他们人生的航行就只能受限于浅陋和悲苦之中。
我们正漂流在茫茫大海，
当浪潮涌来时，我们必须把握住它，
否则就会使我们的冒险失败。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主要人物

1941年4月前的日本历史大事件

（此处及整本书出现的日期均为当地时间）
1853年7月：海军准将马休·佩里敦促日本结束闭关锁国政策。
1854年3月31日：德川幕府签订不平等的《日美和亲条约》，结束闭关锁国体制，对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港口。
1868年1月3日：幕府时代结束，明治维新开始。
1882年1月4日：《军人敕谕》颁布，这份军人行为准则将形成日本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
1889年2月11日：《明治宪法》颁布。
1890年7月1日：日本首次举行大选。
11月25日：日本两院组成的国会首度召开会议，4天后再次召开会议。
1894年8月1日：日本对满清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1895年4月17日：日本击败中国，签署《马关条约》，台湾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4月23日：俄国、德国和法国催促日本将辽东半岛还给中国（三国干涉还辽），日本5月5日同意交出辽东半岛。
1898年3月27日：俄国成功拿到辽东半岛租借权。
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以平等身份缔结英日同盟。
1904年2月8日：日本在亚瑟港袭击沙皇俄国，两天后才对俄宣战。
1905年5月27～28日：日本海军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9月5日：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俄战争结束，双方签署《朴次茅斯和约》。
11月17日：朝鲜成为日本的受保护国。
1906年8月1日：日本成立关东军，以保卫刚从俄国手中夺得的“满洲”。
1910年8月29日：日本吞并朝鲜。
1912年7月30日：明治天皇睦仁驾崩，其子嘉仁继位。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8月23日：日本对德宣战，11月前占领德国在中国及太平洋地区的领地。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的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但日本压迫中国时没能取得外交特权。
19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
1922年2月6日：日本签署《九国公约》和《华盛顿海军条约》，开启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
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及随后的火灾让东京被毁。
1926年12月25日：嘉仁驾崩，皇太子裕仁继位。
1929年10月29日：“黑色星期五”标志着大萧条的开始。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会议开始。
11月4日：由于批准《伦敦海军条约》，首相滨口雄幸遭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身受重伤。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炸毁穆克顿（沈阳）附近的铁轨并嫁祸给中国，随后入侵中国东北。
9月24日：若槻禮次郎内阁批准关东军占领“满洲”吉林省，纵容军方的擅自行动。
1932年3月1日：关东军宣布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
10月2日：李顿调查团发布报告，谴责日本入侵“满洲”。
1933年1月28日：关东军占领热河（今河北省北部），这是“满洲国”和中国之间的缓冲带，日本想在华北建立根据地。
2月24日：日本全权代表松冈洋右宣布，鉴于“李顿报告”获得通过，日本打算退出国际联盟。
5月31日：日本成功迫使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签署《塘沽协定》，在河北东部靠近“满洲国”边界的地区设定非军事区。
1935年6月：日本加大对蒋介石的压力，迫使蒋介石从河北、察哈尔、内蒙古撤出部队，日本得以确保“满洲国”周边的势力范围。
1936年2月26日：青年将校在东京发动政变，差一点成功，但裕仁果断介入平息政变。
12月12日：蒋介石被反日军阀张学良绑架，被迫与中国共产党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成为首相。
7月7日：中日双方在北京附近的马可波罗桥擦枪走火，中日战争打响。
12月13日：日军攻陷并洗劫国民党首都南京。
1938年1月16日：近卫首相宣布日本不以蒋介石为对手。
3月24日：日本国会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实施一系列紧急集权措施以开展有效的战争动员。
7月1日：美国开始针对日本，对飞机及零部件实行“道义禁运”。
11月3日：近卫宣布，日本在中日战争中的目的是要建立“东亚新秩序”。
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辞职。
2月10日：日本开始占领海南岛。
7月26日：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日美通商航海条约》。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亲日政权。
5月7日：珍珠港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基地。
6月4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工业设备。
6月17日：法国向德国投降。
7月22日：近卫第二次担任首相，松冈洋右成为外务大臣。
7月底至8月初：美国对日出口金属、航空燃油和润滑油受到严格管控。
8月1日：松冈用“大东亚共荣圈”来形容政府的野心，日本渴望领导一自给自足的地区集团。
9月23～29日：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9月25日：美国加大对蒋介石的财政援助。
9月26日：美国禁止对日本出售钢铁和废铁，从10月16日开始生效。
9月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
10月12日：近卫领导下的大政翼赞会宣告成立，日本政党政治结束，“新体制运动”开始。
10月31日：舞厅关闭，爵士乐表演在日本成为非法活动。
11月10日：全国庆祝日本皇室2600年的统治。
1941年1月8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发布《战阵训》，要求士兵战死沙场，不能被俘，这种美化牺牲的训诫成为日本战时信念的基石。
2月11日：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抵达华盛顿。
3月12日：松冈启程前往欧洲，会见日本的轴心国伙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