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亚·文斯《人类进化史：火、语言、美与时间如何创造了我们》

Transcendence: How Humans Evolved through Fire, Language, Beauty, and Time

目录
前言
创世
第一章 开端：孕育人类的地球
第二章 诞生：成为文化的物种
火
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第四章 大脑发展：学会用火让我们更加智慧
第五章 文化杠杆：构建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语言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第七章 语言：天生的交流欲望
第八章 讲述：构建人类的信任
美
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第十一章 建造者：我们物种的纪念碑
时间
第十二章 计时器：创造时间认知
第十三章 理性：发明科学的关键
第十四章 全能人：人类的未来

前言

2004 年，内尔·哈比森准备更换他的英国护照，但是他提供的照片却出了问题。英国护照署规定，护照照片“不可包含申请人之外的其他人或物”“不可戴帽子，不可含奶嘴，不可戴有色眼镜”。
但是没有任何一项规定提及天线。
尽管如此，英国政府仍然要求哈比森摘掉他头上的“配件”，重新提交换证申请。哈比森解释，他头上的天线不是配件，而是他身体的一部分，是他大脑的延伸。而且，天线也摘不掉，因为天线已经通过手术被植入他的颅骨。最终，英国政府给哈比森签发了护照。
哈比森也因此成为世界上首位被正式承认的电子人。
哈比森则称自己为“跨物种”人。在科技的帮助下，他进化成了不一样的人，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已经超出了自然的范畴。
哈比森现在有了超感官认知能力，他可以通过头上的天线“听到”颜色。哈比森患有罕见的先天性全色盲症，他看不见颜色，眼中的世界全部笼罩在灰色的阴影下。21 岁时，这位艺术生同一名音乐家和几名程序员一起策划开发了一款电子设备，这款设备能够将色彩转化为音符与和弦，从而让他感知色彩。苦寻之下，在 2004 年，哈比森终于找到一位愿意帮助他将设备植入体内的匿名医生。
哈比森头上有一根可弯曲的黑色天线。天线从他后脑的头发下伸出，向上绕过头顶，垂到额头前。哈比森把头发剪成锅盖形，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头盔罩在头上。这样的造型进一步模糊了生物人和人造人之间的界限。天线的前端有一只电子眼，可以识别哈比森周围物体的颜色。这些颜色的光波频率会通过天线传送到哈比森头骨中的芯片中。这个芯片可以将传来的光波频率转换成相应的声音频率，帮助哈比森通过头骨“听到”世界的颜色。
植入芯片和天线后，颜色信息如洪水般涌入哈比森的大脑。一开始，他非常不适应。他要十分费力地弄懂这些颜色信息，分辨出哪种声音对应哪种颜色。但是，15年过去了，现如今的他生活在“色彩丰富”的交响乐中，甚至连梦境都是彩色的了。哈比森脑内的电子传感器已与他的大脑完美结合，他可以把各种声音当成颜色来体验。后来，哈比森开始尝试将人们的声音和音乐作品绘制成画，从莫扎特的古典音乐到 Lady Gaga（美国歌手）的流行音乐都有涉猎。接着，他开始将自己的感知扩展到人类感知范围之外。现在，哈比森能够感知到紫外线、红外线，所以他可以“看见”暗处的东西，欣赏到那些正常人看不到的图案，甚至还能感知到残留在树干上的动物尿液中的紫外线荧光。哈比森还升级了芯片，使芯片可以接入互联网，因此他可以同卫星相连，通过外部设备感知色彩。哈比森说，这个芯片就是一个可以不断进化的器官。
2018 年，哈比森将指南针组件嵌入膝盖中，这使他能够感知地球磁场。他的下一个植入物是他设计的一个冠状装置，他将这个装置称为“时间器官”。这个装置会覆盖他的整个大脑，创造出一个 24 小时围绕头骨不停旋转的热点，使他能够感知时间。换言之，感知地球自转。在他的大脑能够接受并融合这个新器官之后，哈比森希望能够通过改变热点运动的速度来拓展或加强他对时间的感知。比如说，如果想要拉长某个瞬间，他可以降低热点的旋转速度。通过这种方式，他甚至可以改变自己对衰老的感觉，操纵自己对时间的相对体验，活到170 岁。他解释道：“我们有视觉器官，所以可以制造视错觉，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感知时间的器官，我们同样也可以制造时间错觉。”

“电子人”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科学家曼弗雷德·克莱因斯和内森·克莱恩提出。他们当时描述了一种设想，即增强的人类可以在外星环境中生存。现在，这种设想在哈比森的身上得以实现，在数以亿计的依靠隐形眼镜、人工耳蜗、人工心瓣膜以及其他仿生设备增强身体能力的人的身上得以实现。不管这些工具或者设备是否同人的身体融为一体，它们都帮助人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比如，我们不用翅膀就能飞行，不用鱼鳃就能潜水，甚至还能“死而复生”，或者登陆月球。简单说，这些工具可以是增强牙齿咬碎能力和指甲撕碎食物能力的刀片，也可以是带底的鞋子，让我们在碎石路上跑得更快。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电子人”，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科技发明。
但是，如果只把人类当成拥有高级工具的聪明猩猩，就不会明白人类因何而伟大，也无法理解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方式。人类发明了纷繁复杂的工具，同时也拥有语言文化、艺术作品、社会群体、基因遗传、风光景致、信仰体系等诸多工具以外的事物。我们创造出的是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一个社会操作系统。没有它，哈比森的天线根本制造不出来，即便制造出来了，也毫无意义。正是人类赋予了科技存在的意义，推动着创新的发展。我们绝不仅仅是进化的电子人。
我猜你不是光着身子坐在刚果的丛林中的一棵树上读这本书的，而是像我一样穿着衣服。我们衣服的原材料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植物。这些植物先通过机器被纺成纱线，然后被织成布，之后被染色，再按照某地某人的设计被剪裁，由多人缝制成衣服。之后衣服会被运到别处，经由他人定价和营销，通过商店等各种渠道，最终成为我们身上的衣服，将我们的皮肤完美地保护起来，就如同动物的皮毛对动物的保护一样。或许你正坐在一把塑料椅子上，其原材料是沉积的海洋生物残骸。这些原材料由钢制工具开采矿石而得，历经爆破、精炼、组装等步骤。在造型方面，更有许多设计师团队独立设计，千年来在不断变换。
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脑海中都在浮现出我写的这些话，就像我在你身边对你讲述一样。这一刻，我们的思想直接相连，哪怕我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是用不同的语言写下这一切，哪怕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

即便聪明如你，孤单一人时，也会无以存续。可以说我们的生存完全依赖于身边无数的陌生人。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辛勤工作和共同努力，才有了我们吃的午餐，穿的衣服，用的家具，住的房屋，走的道路，居住的城市、国家和更广阔的世界。而这些相互协调合作的陌生人也依赖着成千上万的其他人，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已经死去的人。但是，生活在地球上的 70 亿人之间并没有合同，也没有计划，甚至也没有共同的目标。
几十亿人辛勤忙碌，过着看似独立实则互相依赖的生活，而这一切居然是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发生的。千万不要认为这太不可思议，因为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身体——从眼睛到脚趾甲，再到有意识的大脑，所有这些东西都源于一个小小的细胞，并且在几周内就可以长成。当受精卵开始生长和分裂，它可以形成大量多能干细胞。多能干细胞可分化成身体中任何类型的细胞，而分化的结果取决于细胞落脚的地点。如果一个细胞偶然到了囊胚的外胚层，那它有可能会成为脊髓中的神经细胞，而另一个细胞则可能会因为落到了其他位置，而成为一个心脏细胞。进化创造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一个简单的细胞就可以构建起一个由相互协作的细胞和器官组成的功能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人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动机和欲望，然而人们的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觉。人类进化是一项没有方向和目标的社会工程，却创造出了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

今天的人类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而且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动物。而我们现存的近亲，也就是如今濒临灭绝的黑猩猩，仍然保持着数百万年不变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但又与其他动物有着相同的进化过程。人类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让我着迷，我开始着手了解人类到底为何与众不同，开始探索到底是什么样的自然力量让地球发生了改变，将猿转变成人。

下面这个神奇的进化故事深深地吸引着我。故事的背景就是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间的特殊关系，我将其称为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它们互相强化，使人类与众不同——既能在不断变化的宇宙中生存，又能推动自身的变化。人类已经脱离了其他动物的进化轨迹，变得更加伟大、更加非凡。其实当我们改变了创造人类的环境时，我们就开始了最伟大的自我超越。
让我来解释一下。
人类是地球的产物，由地球孕育，在地球上出生。地球对人类的塑造作用经常被忽视。但不得不说，是地球使我们进化成今天的样子。为了适应地球环境，我们开始直立行走，讲有声调的语言，对流感病毒产生免疫力，并形成了文化。所以，我的故事就从“创世纪”的地理起源讲起。所有的生命都由宇宙中的物质构成，人类就是广袤宇宙的一个缩影。沿海岸线分布的石灰石悬崖里的钙，也存在于人类骨骼中，来自恒星。起源于彗星的水，在地球上形成了奔涌的河流，以及流淌在人类身体里的血液。

人类同其他生命形式一样，都经过了生物进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流逝，随机发生的遗传差异在族群中世世代代积累，最终带来物种演化。如果某些生命体携有更适合生存的基因，那么它们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并将这些基因传给后代。生物通过这种方式来适应环境的压力，也推动物种不断进化，开拓地球上每一处栖息地。

我们的祖先聪慧机敏，社交能力强，适应了他们早期生活的热带雨林。而文化就是他们适应环境的方法之一。“文化”有很多含义，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文化是指我们使用的工具、技术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通过学习得来的信息。人类的文化依赖于向他人学习，并把学到的东西表达出来。人类并非唯一进化出文化的物种，但人类文化比其他物种的文化要灵活许多，因为它会不断累积、不断进化。人类不断累积的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能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累积的文化进化改变了地球上生物的生存方式。人类的进化不再仅仅是因为环境和基因的变化，文化也成为影响因素。文化进化与生物进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基因进化依赖于变异、传递和生存差异，这三点也与文化进化有关。不过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生物进化主要发生在个体层面，而对文化进化来说，群体选择要比个体选择更重要。同样，人类智慧更多地来源于集体智慧，而非个体智慧。

我们并不是唯一一个沿着这条进化之路走下去的人类物种——后文还会谈到我们的表亲，但我们是唯一幸存下来的人种。几十万年前，人类在文化的帮助下，开始摆脱原始的生活环境，突破了物理和生物上的限制——正是这两个限制让其他物种无缘创造力。人类这种非比寻常的进化，由4个关键因素驱动，即火、语言、美和时间，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一一介绍。

“火”部分描述我们如何为自身的能量消耗找到外部资源，突破生物极限，拓展身体能力。“语言”部分研究信息在人类成功进化中扮演的角色：语言帮助人们准确地传递并存储复杂的文化知识，进行思想交流。语言是一种社会黏合剂，用共通的故事将人类连接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测未来，让我们依据社会声誉分辨出谁更值得信任。“美”部分则重点讲述人类活动的重要意义，即让我们通过共同的信仰和身份凝聚在一起。艺术表达不仅促进了文化物种形成，推动了社会之间和社会内部部落文化的形成，而且促进了资源、基因和思想之间的联结。这些联结在阻止遗传物种形成的过程中，让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联系更加紧密、技术更加先进。最后，“时间”部分讲述时间是人类客观、合理解释自然演化过程的基础。知识和好奇心的碰撞让人类比其他所有动物走得更远：我们利用科学来规范世界秩序和自己的位置，让人类遍布全球却又紧密相连。

正是火、语言、美和时间 4 个因素的相互交织造就了人类的与众不同，解释了人类的各种行为：为什么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更有创造力？为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人不那么焦虑？为什么菲律宾说书人有更多的性生活？为什么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更高？为什么欧美人和东亚人看脸的方式不同？这与人类进化相关的三种因素——基因、环境和文化相互影响。比如，你的任意两个朋友彼此可能也是朋友，这就是所谓的社交网传递性，它会影响你个人的命运和群体的表现。但是这种传递性会受环境的影响，比如与世隔绝的村庄具有更强的传递性，因为大家互相认识。更重要的是，你朋友的数量会受到你的基因的影响。这大部分归结于机缘巧合：你是谁、你出生的地点和时间可能比你将来做出的任何选择都重要。

人类如何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物种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而现在正是探讨这个问题的好时机。我们在群体遗传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生态学和社会学领域都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进展。这些进展使我们对人类历史有了新见解，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物种进化过程的理解。例如，之前有人认为，通过某种认知或基因革命，所谓的行为学意义上的现代人首次出现于 2 万（或 4 万）年前，但现在这一观点面临着挑战。2007年，人类首个个体基因组排序完成。从那之后，成千上万的人解开了自己独特的基因编码。这样一来，我们能更加理解我们的集体历史，理解我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以及我们与最亲密的人类近亲是如何联系的。考古学家使用新的年代测定技术，在最古老的艺术品和古老的技术上有了惊人的发现；古生物学家也向我们展示了人类的进化绝非教科书上描述的那样简单。

我们正迈入一个新型合作时代：许多来自保护主义研究领域的人首次开始交流，推翻了既定的教条，公开了大量的数据、见解和经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核心悖论，即为什么我们在生物学上如此相似，在行为上却如此不同。我们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自己，认识到我们的生物、文化和环境之间存在的深层联系。
我们会发现，文化进化让我们能解决许多与基因进化相同的适应性问题，而且解决的速度更快，不涉及物种形成。人类反复经历基因进化、环境进化和文化进化的三位一体，正在成长为一个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非凡物种。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可以扩大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从而加速我们的文化进化，使其更复杂。而文化进化又会让人类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和地理范围。这是一个相互强化、循环往复的过程。
今天，人类人口规模和连通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类也使地球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将创造我们的这个星球推入了全新的地质时代，即人类世。单单是物质变化的累积重量，包括道路、建筑和农田，目前就约有 30 万亿吨，这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与人的联系无限紧密的地球上。地球人口或将达到 90 亿甚至 100 亿。看看周围：人类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景象的智慧的设计师。地球上没有一块地方是不受我们影响的，我们甚至开始往太空里扔垃圾。
我将带你们踏上一段旅程，向你们展示人类独特的属性是如何改变人类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属性是如何重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所有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临界点上。文化、生物和环境相互作用，正在高度合作的人类群体中创造一种新生物——人类正在成为一个超有机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全能智人，简称全能人。
这就是人类自我超越的故事。

创世

每种文化都有自己解释人类起源的创世神话。人类对自己的起源充满了好奇，于是编造了许多离奇的神话故事，解释类似猿如何学会说话等那些难以置信的事情。重要的是，事情的真相确实意义非凡。
仰望星空，我们看见的并不是它们现在的样子，而是几百万年前的样子。人类正在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过去的世界，接收人类诞生之前就有的光和图像，感知早已不复存在的美好。
人类不仅要通过历史，也需要通过科学了解人类起源，毕竟现在的人类是由过去的人类发展而来的。这就好像一个人的酒窝可能遗传自他的曾祖母，一个国家的政治基础可能源自古时的某场战役，所以我们要回到过去，回到我们祖先的时代，才能找到驱动当今人类世界发展的各种结构、科学技术和行为的源头。
探索到最后，我们发现，人类同太阳联系密切。我们的创世故事是一个关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故事，这三者共同作用创造了某种物质，而这种物质又控制着这三者。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到地球上的一切，再到地球本身乃至宇宙中的每一个星系，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 137 亿年前的奇点上。

第一章 开端：孕育人类的地球

137 亿年前，宇宙大爆炸产生了足够的物质而非反物质，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
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曾像量子点一样稳定。宇宙大爆炸后，它的产物以无序状态不断膨胀。在地球上，宇宙中唯一已知的生命体同熵进行斗争，试图在无序中创造有序，利用粒子能量形成复杂的物质结构。
物质的产生需要能量。物质由原子构成，而原子是构成铁块、大象的耳朵还是热带雨林的气味，取决于质子数的不同。1 个氢原子只有 1 个核内质子，而 1 个铅原子则有 82 个核内质子。氢和铅的不同及对我们的用处主要由原子之间的能量转移方式决定。原子的能量转移方式又受到核外电子的影响。这些电子绕原子核运动，遵循量子力学的玄妙法则。
原子间的电子运动伴随着能量的交换，这是地球上每一个化学反应的基础。这些反应可以是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复制，也可以是婴儿的咯咯笑声。我们早餐喝的粥中也含有电子，正是电子运动转换的生物能，才让我们中午有力气吃三明治。电子运动帮助原子形成化学键，构成分子。分子是所有活细胞的基本构成物质，也是构成人类的基础。
宇宙中大约 90%的物质是氢，5%是氦（2 个质子组成的惰性元素）。氢和氦都是在宇宙大爆炸的瞬间产生的元素。恒星发光时，氢原子融合，产生人类世界中质量更大的元素，包括氧、碳和氮。这些元素在宇宙中十分罕见，却是构成人类身体的主要元素。剧烈的宇宙大爆炸带来了人类，也带来了我们珍视的元素。人们佩戴的黄金首饰，很可能是某次足以让整个宇宙随之震颤的恒星碰撞后的残骸。

引力将星际间由氢、氦和宇宙尘构成的云（即星云）汇聚在一起，使这些物质的原子融合，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创造出新一代恒星。太阳是人类创世故事中最重要的恒星。诞生于 46 亿年前的太阳是一个核反应堆，它在宇宙尘埃云中不断燃烧氢气。日冕层之外，大量矿物质碰撞融合，形成了不同的星球。其中，地球是太阳系由内到外的第三颗行星。地球形成之后，受到一颗巨大的小行星的撞击下，被削去很大一部分，削去的部分形成月球。受月球的影响，地球上出现潮汐变化。此外，撞击使地球的地轴倾斜，形成了四季和洋流。地球的位置、木星的引力和地球与太阳的相对位置为宇宙间最伟大的实验创造了一个坩埚。

水分子仅占地球分子的三百万分之一，但有一点很关键，它们都集中在地表上。40 亿年前，彗星撞击地球，它带来的数种氨基酸是 DNA 的重要组成成分。它们与地球上的元素结合，促使海洋中孕育出生命，拉开了创世故事的序幕。因为纳米级别的原子质量过小，所受万有引力可忽略不计，所以占主导地位的是分子间作用力，比如静电荷的吸引与排斥。人们吃惊地发现，某些化学过程可以自我复制。单一的 DNA 分子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创造出新生命。这种奇迹是发生了一次还是多次？确切答案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可以自我复制的细胞奇迹般地进化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生命，这其中包括人类。而人类品尝了智慧果，现在能够创造自然了。

生物的进化没有目的，也没有方向。视、走、飞的能力可能会出现在不同的生物上，也可能会消失。但复杂的生物进化需要时间。在与人类相似的生物产生之前，其他生物和环境的进化已经持续了几十亿年。最初，地球上的大气不能供生命呼吸，因为原始大气由氢气和水蒸气组成，不含氧气。20 亿年后，大气中才含有“生命之气”——氧气。这种改变要归功于蓝绿藻。它们吸收光能，进行二氧化碳同化，制造糖类有机物。在制糖的过程中，氧气作为副产物被释放到大气中。

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火山爆发、地质运动以及地球公转过程中与太阳距离的远近都会不断影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和“生命之气”氧气的平衡，改变地球气候，改变海洋的化学和生物结构。在地球形成伊始的 35 亿年间，地球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强烈的冰川作用。最后一次冰川作用结束后，结构复杂的多细胞生命形式在地球上激增。

生命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地球，将地球变成了一个能呼吸的、极具生命力的系统。植物进化时，其根茎加速了岩石的分解，侵蚀河道，拓宽河流。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化学能，为整个地球提供能量。动物吃掉植物，吸收化学能，释放二氧化碳。动物死后，它们的尸体形成原始岩石的沉积层。

反过来，地球也制约着生物的繁衍，因为生物的进化受到地球地质条件、物理因素和化学因素的多重影响。在过去 5 亿年间，地球上有 5 次物种大灭绝，主要原因是火山喷发、地壳活动、行星撞击和重大气候变化事件。每一次大灭绝后的幸存者都会重整旗鼓、不断繁殖。繁殖过程中会产生基因随机突变，这些突变后的基因会传递给下一代，就像中国耳语游戏。环境迫使生物进化，生物也会选择性地适应环境带来的进化压力，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以植物为例，随着基因的改变，植物逐渐适应了沙漠环境，又反过来把沙漠变成相对湿润的灌木丛林或旱地森林。而这种改变又会影响其他基因和物种在这里生存的可能。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人类的进化似乎是必然的。但并非如此，我们人类的产生没有必然性，其他任何智慧生命的产生亦是如此。不过就是大量的大大小小的偶然事件累积在一起，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些偶然汇聚成了涓涓细流，带来了不可预料的结果。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章鱼和人类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可以共享时空。
我们要感谢上天赐予我们最大的进化突破。6600万年前，6月下旬的某天，一颗令珠穆朗玛峰都相形见绌的巨大陨石以每秒14千米的速度（子弹速度的20倍）坠落在现在的墨西哥尤卡坦半岛。它来势汹汹、速度极快，落到地球表面时完好无损。这颗陨石对地球大气层造成了巨大压力，在它坠落到地表之前就已经压迫地面形成了巨坑。坑有约 32 千米深，直穿地幔。这次撞击形成的冲击波波及整个地球，引发了火山喷发、地震、滑坡和火灾。灾难后，即便有幸存下来的生命，它们大多也被随后天谴般的全球气候变化毁灭了。统治地球数百万年的恐龙消失了，随之产生的生物空缺由哺乳类动物的祖先填补。
约1000 万年后，迅速的气候变化使世界变得湿润。热带雨林、棕榈树和红树林向北蔓延至英格兰和加拿大，向南至新西兰。当时的北冰洋水面平静、水流平缓，水温达到 20 多摄氏度。全球海平面上升，动植物大规模迁徙或灭绝。哺乳类动物逐渐多样，出现了许多今天常见物种的祖先，包括第一批真正的灵长类动物。约 2,000 万年前，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相互碰撞，板块交界处高高隆起，形成了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开始上升，这种上升态势一直持续到今天。板块碰撞形成的新地理情况让该处的生物和气候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比如猿猴分化出新大陆猴和旧大陆猴，包括东南亚季风气候在内的多种新气候类型形成。同时，非洲之角下方的火山活动在非洲大陆东部撕开了一个南北大裂谷，裂谷两侧隆起高山，其间有一个海拔不断升高的山谷。这一过程破坏了地貌，改变了气候，孕育出大量进化的机会。
人类突出的色觉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此时，已经学会觅食的人类祖先发生了基因突变，进化出额外的（第三种）视锥细胞，使它们可以分辨红色，而大多数猴子只能看见蓝色和绿色。依靠辨色能力，它们可以识别有毒植物和成熟果实。成熟果实含有更多的能量，而且消耗较少的能量便可将其消化吸收。良好的营养促进了大脑发育。有数据表明，吃果实的灵长类动物比吃植物的同类多 25%的大脑组织。
人类进化过程中，另一个关键转折点是我们祖先的栖息地从森林转移到草原，其根源可追溯到300万年前的一次地质活动。当时，漂浮的南美大陆与北美大陆在今天的巴拿马附近冲撞在一起，这改变了洋流路线，分割了太平洋，形成了如今的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热带的温暖海水向北冰洋流动，到了那里水温下降，海水下沉，并向南回流，形成大洋传输带，主导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这个环流形成了墨西哥湾暖流，为冰封的北极提供水分，多次带来全球冰期，甚至重置了全球降水分布。这使东非气候变得干旱，并在那里产生了全新的热带草原。
在人类祖先逐步适应草原环境的几十万年中，气候变化也使以前的森林栖息地面积逐渐缩小。大多数时间里草原上没有果实，所以我们的祖先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咀嚼植物的根和鳞茎来获取蛋白质，而且越来越依赖群体的帮助。人类这种由可自我复制的细胞编排而成的物种，已准备好开始自我驯化。

第二章 诞生：成为文化的物种

直布罗陀巨岩屹立于欧洲南端，即便隔着地中海从非洲望去，这个荒凉的白色地质图腾依然清晰可见。巨岩底部有一个泪滴形裂口，里面便是戈勒姆岩洞，其内部巨大，宛如一座教堂。这里上演过怎样的故事？又是谁，在何时，在这古老的由海浪冲击形成的岩洞内出生、恋爱、工作、生活，直到死去？这个岩洞是我们祖先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在地球上最后的家园，它们在此生活了数十万年。

回溯到 35,000 年前：彼时的欧洲大陆还处于极寒的冰川时期，局部出现了物种灭绝，而本可以迁往气候温暖地区的一些动物却选择留了下来。因为在那样艰苦的时间里，戈勒姆岩洞着实是一个世外桃源。海平面比别处低上好几米，辽阔的狩猎平原一直延伸到海边。岩石高处会有人放哨，随时提醒下面的人注意猎物或是危险，比如狮子。岩洞前地势开阔，矮丘上碧草如茵，泉源湖波光粼粼。湖附近的湿地是鸟儿和鹿的天堂。半岛周围蛤蜊成群，燧石成丘。附近的洞穴是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

来看看尼安德特人的日常生活。岸边，孩子们在收集河中的浮木。平原上，两个女人刚刚伏击了一只漂亮的黑羽秃鹫，准备把它带回戈勒姆岩洞。岩洞的中庭有一个大壁炉，人们聚集于此，有的在聊天，有的在准备食物，有的在打磨工具、制作衣服。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高大，正用石刀削着一根笔直的白杨树杈，削下的木屑卷被他踢进了壁炉的柴火堆中。小伙子身边一个红头发的矮胖女人正在剥蛤蜊，并把它们串在一根削尖的骨头上。弄好后，她先送给她虚弱的婶婶吃。婶婶的孩子夭折了，人们已经将孩子埋葬。
这边在准备食物的时候，另一边，一个年长的男人，好像是个巫师，正在用打来的秃鹫制作漂亮的黑羽披肩和头饰。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精神生活，还有时间思考和创造艺术。洞穴深处是一间间小卧室，每间卧室都点着用来防御的火堆。一个特殊角落里有一块石雕，上边刻有交叉着的平行线，这种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已经消失在了漫漫历史长河中。相比较来说，偏北部地区的尼安德特人创造的东西更容易理解，比如赭色的动物画、手印、鹰爪串成的项链和赭色蛤蜊壳制成的盒子。
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走出非洲，有着先进的文化和超强的生存本领，最后仍将走向灭亡。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干旱的气候将适合打猎的茂密森林变成了尼安德特人不了解的草原。幸存下来的少数人生育率也不高，婴儿总是生下来就夭折，大人们也更容易染上疾病。或许他们已经遇见了体型稍小的智人，这些人大规模地迁移，来到尼安德特人雄踞已久的地盘上建起他们的家园。这样一想，就觉得人类是如此脆弱。而又是怎样的偶然让今天坐在这里的是我们，而不是尼安德特人的子孙呢？

要想回答“生而为人意味着什么”，我们或许首先要问，是什么让我们的生活方式，即我们的文化，有别于其他动物。人类文化其实是个特例。尽管动物有着越来越多令人着迷的行为，但没有任何一种动物的文化会像人类文化一样复杂和灵活。大多数动物都依赖天生的技能生存，而非相互学习。它们的文化不具有累积性。同人类日新月异的科技不同，几百万年来动物们使用的简单工具似乎没有任何显著的改良。

不过，部分动物的文化确实可以在同类之间传播。这些物种必须要足够聪明，能够学习全新的行为，还要有足够的社交能力来传播文化。与人类血缘最近的黑猩猩使用的工具复杂程度最高。原本，人类与它们有共同的祖先，但是在 600 万年前二者出现了分化，走上了各自的进化道路。灵长类动物学家在非洲黑猩猩身上发现了 39 种不同的行为（大部分黑猩猩群体有 20 种），其中最复杂的是砸坚果。

文化的累积性是指文化发展像棘轮一样，一环搭一环，根据自身情况不断进行调整，并代代累积下来。而一种文化想要具有累积性，需要达到很高的要求。一只黑猩猩可以用石头砸开坚果。另一只黑猩猩能学习这种行为（文化）。但是它不需要思考用什么样的石头砸、怎么砸，只知道拿石头砸，坚果基本能被砸开。但是，如果想要让砸坚果变得更有效率，就要考虑选择哪种类型、哪种形状的石头，甚至可能还需要自己磨石头。简言之，就是要增加步骤。黑猩猩要把每个步骤按顺序准确地记下来，然后向另一只黑猩猩展示，让对方学会正确的流程并能教会下一只黑猩猩。久而久之，随着新步骤不断增加，砸坚果的方法得到改良，坚果夹就被发明出来了。同基因进化一样，文化只能在足够精确的复制下才能进化。这就要求某一文化中成功的方法，比如选择合适的石头，必须要被长期保留下来，直到有更好的方法出现。黑猩猩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人类对此很在行。
那么，一种拥有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动物，它自身的进化是何时发生的呢？
如果拿着儿时的照片站在镜子前，我们很难把照片中的自己和镜中的成年人对应起来。明明是同一个人，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却发生了很多变化。
要追溯过去，一探几万年前人类的生活，我们需要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和更强大的同理心。事实上那些人与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也需要食物、居所和友谊。面对人生的挑战，生活上的也好，技术上的也罢，他们同样需要思考解决方案。他们成功了——有些只是昙花一现，而有些，比如直立人，则延续了100多万年。我们少有机会接触到这些早已逝去的近亲祖先，但是每次接触都有实实在在的证据，比如支撑身体奔跑的股骨、容纳智慧大脑的头骨。比起这些身体化石，更让人感慨的是他们留下的遗产：亲手制造的工具和在墙上留下的标记。可见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有装饰的想法了。
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留下存在的痕迹。他们用兽皮和纤维制作衣服和工具，但这些东西最后都腐烂成泥，就连他们自己的身体最后也都归还给了养育他们的大自然。但在我们的 DNA 中，在我们的性格中，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都有我们祖先的身影。我们对他们无比好奇，不仅因为他们跟我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因为他们是我们文化的祖先。

依据这些线索，包括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在内的许多专家尝试还原地球上某个时期数十种古人类一起生活的场景。1965年，鲁道夫·扎林格绘制了著名的《进化进行曲》。从这幅画看，人类进化就是不同人科动物排队依次行进，远古人类朝着现代人的方向在进化。画中展现的是一个线性进化过程，从左到右，每一个角色都是其左侧角色的直系后代。这幅画将现代人类形象放在了进化过程的最前端，象征着我们在进化竞赛中取得了胜利。

这幅画将现代人类形象放在了进化过程的最前端，象征着我们在进化竞赛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古生物学和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进化进行曲》不过是一幅卡通画，唯一接近事实的就是现代人类的诞生时间距今不太久远。《进化进行曲》中描绘的不同形象很多是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种，他们之间并不是继承—进化的关系，有的甚至还是混种繁衍而来。最近的发现表明，这种混种繁衍在以前很常见。在进化的某个阶段，一种特殊的文化出现了。追溯它的出现要从我们和古人类共同的过去中寻找线索。
最早的候选人是现代人类的祖先直立人，他们出现的年代最早，大约在 180 万年前。当时，古代人种的大脑体积从 600 立方厘米增长到 1 300 立方厘米。他们有亲社会属性，极其聪慧，可以记忆多步骤的行为，使用的工具也越来越复杂，不像 300 万年前早期人科动物制造的工具那样简单。这些简单工具一人即可制作，不需要他人帮忙。直立人是非常成功的猎人，他们会生火，能够使用工具，还善于社交，足迹遍布亚非欧。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的语言，甚至还会制作简易的船只横渡大海，去小岛探险。从基因上看，直立人非常多样，种群丰富，分布广泛。数十万年的时间里，他们与其他古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出下一代。120 万年前，可能是气候变化的原因，直立人几乎全军覆没，全世界仅剩下18500人。在长达100多万年的时间中，我们祖先的濒危程度甚至比现在的黑猩猩和大猩猩还要严重。但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人口瓶颈，尽管人种的多样性有所减少，我们自身物种的进化反而得到了推动。

我们不知道曾经有多少种不同的人类，换言之就是有多少“人种”。但是有证据表明，50 万年前，非洲海德堡人掌握了气候变化的规律，利用大地回春的时节，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欧洲及更远的地区。但是到了 30 万年前，他们却停止进入欧洲。这可能是因为极寒的冰川时期在撒哈拉创造出了一片茫茫沙漠，隔绝了海德堡人和其他人种的交流。这种隔绝导致基因差异进一步发展，最后形成了不同的人种。也就是从那时起，非洲首次出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即智人。在非洲，智人发展自己的文化，同新近发现的纳莱迪人（现已灭绝）等其他人种混居在一起繁衍生息。而那些离开非洲的人种逐渐适应了欧洲北部较冷的环境，最终成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其他只能通过遗传学才能被了解的人种。

大约 8 万年前，第一批现代人类家庭成功走出非洲。当时，尼安德特人十分活跃，从西伯利亚到西班牙南部都有他们的活动范围。我们在人类现存的基因中还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因为我们似乎无论在哪里遇到其他人种，都会与他们繁衍后代。包括我在内的每一位有欧洲血统的人，基因图谱中都有尼安德特人的DNA。其中有多达 20%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或许曾因帮助过人类在欧洲生存下来，现在仍在代代相传。其他古人类也在现代人类的基因中留下了遗产。澳大利亚原住民携带着我们所知甚少的丹尼索瓦人的基因。还有那些还没能辨别出名字的古人类种族，也影响了世界各地其他人种的基因，包括距今两万年的非洲人种。可能是天性使然，我们的祖先总能从自己遇到的各类人种身上获得有用的适应性基因，这帮助我们的祖先将活动范围成功地扩大至全世界。

想象一下，在那个时代，人们可以遇到那些真正不同种族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在进行文化试验。我们当时都很脆弱。把生存的“鸡蛋”全都放在了文化一个“篮子”里，要与凶猛的野兽和残酷的天气斗争，人类的进化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我们自身并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因此，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生存都岌岌可危。例如，74,000 年前，印度尼西亚托巴的火山大爆发导致全世界人类数量骤减至几千，濒临灭绝。今天，尽管世界上还有不同种类的类人猿，但存活下来的人类只有一种。

在这场“赌博”里，人类文化赌赢了。人类的近亲全都灭绝了，仅有星星点点的记录表明他们曾在地球上生活过几十万年。因此，如果要把人类在地球上取得的成功归因于我们的文化，就要认识到，人类的辉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点，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就是最好的说明。他们有自己的文化。甚至跟我们相比，他们身体更壮，大脑更大，更能适应寒冷的环境，但到最后，他们还是灭绝了。为什么只有我们成功存活了下来呢？

有运气的成分在。气候变化对草原猎人十分有利。我们或许携带了欧洲人没有免疫力的疾病。更重要的是，在尼安德特人遇上草原猎人之前，尼安德特人已经开始近亲繁衍，他们的人口总数仅是同时期智人的 1/10。据遗传学家估计，尼安德特人的进化适应度比同一时期的现代人低 40%。进化适应度是衡量一个物种生存和繁殖能力的指标。较低的进化适应度导致尼安德特人的相对人口和基因多样性水平较低。曾有人利用电脑模拟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互动情况，根据人口数量、迁徙模式和生态因素等资料，电脑演算出，尼安德特人应该是在人类到达后的12,000 年内灭绝或被完全同化的。

进化的成功最终是通过数量来衡量的——进入欧洲的人类数量更多。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是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我们比我们的近亲更聪明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事实是，无论是大脑的大小，还是使用的工具，我们都和尼安德特人极其相似。尽管如此，我们的生理或文化中必定存在什么东西，使得人类的发展可以欣欣向荣，并使人类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中具有更强的适应力，毕竟当时世界上多达 1/3 的土地都被冰层覆盖。

基因库的规模和多样性为我们了解文化规模和多样性提供了一条线索。人类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人口数量越多，就让人类整体拥有越多可利用的文化知识。相比其他人种，我们现代人的祖先可能更擅长社交和互相学习，对外部世界更加好奇。还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尽管尼安德特人已经生存了几十万年，但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的家园，而我们的祖先早已开始探索世界。化石记录证明，对于所有物种来说，遍及全球的分散性会让它们遇到灾难时最有可能存活下来。

正如本书所讲，长期以来，人类之所以能够成功存活，同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种群规模和社会结构密不可分。气候的急剧变化、人口扩张或减少都会带来人类的创新和文化活动的大爆发，当然也有可能是大幅下降。在这些经历中，我们试验、学习并教会彼此生存的技巧。我们分布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因此我们的基因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于地球，但随着文化发展，人类开始改造地球家园，控制生育率，直到我们成为唯一能够决定自己命运的物种。
让我们通过4个关键因素一探变化的究竟。首先，从推动文化进化的火开始。

火

所有生命都需要能量来维持，并从食物中获得能量。对植物而言，太阳能为其提供能量。人类也能够利用自然形式的能量，让一切变得不同。人类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人类，是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从而能够摆脱环境的限制，扩展我们的身体机能。那么，人类是如何在环境、生物和文化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的呢？

第三章 环境改造：重新创造我们的生态系统

12 月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酷暑当头。我沿太平洋高速公路一路驱车而下，经过甘蔗田，穿过空旷的原始森林。黏糊的轮胎在沥青路上转动，路上热气蒸腾，单调的蝉鸣声不绝于耳。热浪猛烈地吹过平地，稀释了甘蔗田甜得发腻的味道，取而代之的是绿色粗糠柴让人沉醉的气味和桉树的刺鼻气味。从车里望出去，低矮的灌木丛如同树林一般。蜥蜴、蛇和鸟（大部分都是尸体）从我眼前飞驰而过。道路笔直，偶尔有个转弯。我就这样以稳定的每小时 80 千米的速度沿着柏油路一路向南。
过了一会儿，我回过神后才发现路两边的绿植变黑了。我顿觉新奇，也隐约感到了一种宁静。我继续向前开，前方烟雾四起，烟笼罩着烧焦的地面。道路上有许多鸟，黑色鸦科鸟类和猛禽在高速公路上盘旋，寻找从滚烫的树丛中逃出的猎物。黑鸦、黑烟和黑灰连成一片。再往前开，烟雾更浓，车外一片漆黑，我仿佛置身异界，燃烧产生的硫黄臭气很呛鼻。明亮的火光在黑暗中跳动，阴燃的火焰愈燃愈烈，直到路的尽头变成一条舞动的火河。我担心这里可能会很危险。躲在车里的我从挡风玻璃和后视镜里看到了同样的景象：火花飞溅，浓烟四起，让人不知所措。
于是我放慢了车速。
隔着车窗，我看见两边的火池越来越多，火势愈演愈烈，有连成一片之势。我甚至都能听到火的声音，像一条猛龙在咆哮怒吼。一时间，高高的火墙将我包围住，吞噬着车子周围的空气。高温令光线扭曲，火龙的吼声震耳欲聋，浓烟从紧闭的车窗渗了进来。我惊慌失措。
时间仿佛停滞了，每一秒都令人十分煎熬，周围也安静了下来。我的视线变得模糊，我的双手紧握方向盘。我猛踩油门，终于在几分钟后穿越火区。在我身后，浓烟滚滚，直冲青天，而在我前面是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我降下车窗，呼吸着桉树散发的樟脑味道，享受着绿树蓝天的美景，聆听鸟儿的鸣叫声，我的心也不再怦怦猛跳了。

在被人类驯服的人造世界里，多数情况下大自然不会给人类造成威胁，但是火仍然保持着可怕的威力。它破坏环境、毁坏财产，是一个主要杀手。困在大火中的那几分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觉自己到了地狱。火是一种原始产物。
但世界上有一个时期是没有火的。那时，地球就像它在太阳系星云中形成时一样，由炽热的液体物质组成，无法维持火的燃烧。
在最初 10 亿年左右的时间里，地球上没有火是因为没有东西可供燃烧，也没有氧气来帮助燃烧。但是随着地球进化出了可进行光合作用的细菌，以及过了很久之后最初的森林的出现，地球才具备了火燃烧的条件。所有生命都要为其自身毁灭创造环境。
燃烧是一种可见化学反应：氧和燃料混合，散发出光和热能。这同我们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维持生命是一样的化学反应。但在活细胞中，这种反应被称为新陈代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火焰的燃烧快如闪电，释放大量的能量。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取火，并征服了这股原始力量，为自己所用。人类率先利用火改造养育自己的环境，从而扩充了自己的生态位，永久地改变了生态和不可抗力之间的动态关系。
当人类开始有意识地获取体外能量资源时，我们就超越了生物生命的范围，开启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丰富的体外能量使一种全新的选择性适应形式成为可能，即累积性的文化进化，这种进化决定了人类的未来。我们的祖先发展出能够利用外部能量的能力，这样一来，人类文化发展的认知和社会条件不断加强。由于大脑的发育，人类更善于社交、合作和互相学习。能源推动物种的发展，我们对能源使用效率的追求将加速文化进化，甚至能改变人类基因，让所有人都成为电子人。
所有的一切，都始于数百万年前的一场野火。

大火吞噬了森林，破坏了栖息地，切断了食物来源，但同时也为包括草在内的新植物的生长开辟了空间，改变了其他动植物在食物链上的等级。在广阔的大草原上，大型食草动物越来越多，捕猎它们的食肉动物也越来越多。

火能够改变一个环境中食物的密度，我们的祖先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在进化到某一阶段的时候，他们开始利用火。早期居住在森林里的人类祖先和鸟类都发现，火灾过后很容易找到食物。随着原始人渐渐可以直立行走，他们更容易到达广阔地带，这些本来主要吃素食的原始人对肉类越来越感兴趣。有证据表明，在340 万年以前的埃塞俄比亚，尽管南方古猿的牙齿和下巴还没进化到能够正常吃肉，但他们已经开始食用牛和山羊大小的动物了。

他们用石器宰杀动物，吃生肉，并敲碎动物的骨头吸食骨髓。咀嚼和消化生肉很困难，而煮熟的肉类（和植物）更美味、食用起来更卫生，还能让人类更有效地获取热量。这是因为火能够让食物发生化学变化，变得更容易消化。吃熟食的人会更健康，存活的时间更长，从而把基因传给下一代，把获取食物的本领传授给其他人，因而生火煮食在我们的祖先的饮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丛林大火产生的烟雾可以吸引来自远方的种群。

久而久之，我们的祖先学会了利用野火生火，让我们与火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在澳大利亚，包括黑鸢在内的一些猛禽也有传播火的文化。有一种被原住民称为“火鹰”的鸟会从野火中衔起燃烧的树枝，然后故意在其他地方点火，以便引出草丛中的猎物。不难想象，数百万年前，我们聪明的祖先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把燃烧的余烬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这些火种通过人手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传递到不同的地方。因此，人类对火越来越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更为亲密。

火是人类的保护伞。人类的祖先最开始为了安全而在树上睡

觉，而后来火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免受食肉动物的侵袭和寒冷的

折磨，他们便可在广阔的草原上睡觉。换句话说，火改变了人类

的生存方式，火让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于是人类开始改变周围的

环境。当然，我们并不是第一种改变环境的动物，但其他大多数

动物对环境的改变都是出于本能，也就是它们的基因促使它们以

特定的方式改变环境。比如，海狸可以筑水坝，蚂蚁可以筑复杂

的土丘，但海狸不能筑土丘，蚂蚁也不能筑水坝。相比之下，人

类体内并没有哪类基因决定要对某种特定的环境进行改变，相反，

人类创造力非凡。我们祖先的基因不断进化，从而适应了由文化

主导的全新环境。后来，我们完全靠两足行走，适合攀爬的双足

进化成更适合跑步的平足。这种进化只有在夜间足够安全的情况

下才可行，而火正起到了保证安全的作用。

接下来是生火。这是人类必须学习的技能，而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技能。正是由于生火的技能如此重要，所以每种文化里都有精心设计的神话来描述火的起源。古希腊人说火是普罗米修斯从神那里偷来的最好的礼物。普罗米修斯因盗取天火而被永世缚在山崖上，每日遭神鹰啄食肝脏。北极的育空人说乌鸦从水中央的一座火山上偷走了火。尼日利亚的埃科伊人则说火是一个小男孩从创造之神奥巴斯·奥斯奥那里偷来的，这个小男孩教人们生火，但他因为偷窃行为而受到跛足的惩罚。

我想象中的取火非常平淡无奇。两件石器相互摩擦肯定会产生火花。这样一想，我们的祖先能生火也不足以称为一大飞跃。然而，据目前所知，只有人类能生火。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火种来自东非大裂谷颇有考古价值的图尔卡纳遗址。尽管火种保存得不是很好，但它距今已有150万年的历史。

取火可以很简单，钻木就可以取火。我曾在坦桑尼亚与一群哈扎比部落的猎人有过难忘的狩猎经历，在那之后，他们教我如何取火。我坐在地上，把一块又宽又平的木头紧紧夹在两脚之间，这块木头被称为灶台木。他们先是向我展示了如何在木头上磨出一个凹槽，然后给了我一根类似铅笔一样的光滑笔直的木棍。我将木棍的尖端牢牢地插在凹槽里，用手掌来回搓动木棍，让木棍不断摩擦凹槽。几分钟以后就有烟冒出来。随后将油树皮的干木屑放在凹槽里引火。猎人们手捧灶台木，将木屑吹进火里。其实钻木取火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我怀疑，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做，我自己很难摸索出这种方法。首先要确定哪里可以找到合适的木棍和灶台木，这一点看似不起眼，其实非常重要。其中一位哈扎比人把绳子绑在木棍上来回拉动，这就形成了一个钻头，很好地保护了人的手掌。他从别处学到这个方法，又把它传授给其他人。有证据表明，在法国几个尼安德特人的聚居地有一种特别复杂的点火方式，其中用到了燃点较低的软锰矿（二氧化锰）。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黑色小方块，他们认为这些方块混合了引火菌粉末，需要时就可以随时生火，就像我们今天用火柴一样。但无论一个种群使用哪种方法，都会一代一代地把这个方法传递下去，这些方法和生火材料一样珍贵。

小小的火苗是区分原始人与其他动物的关键。灵长类动物的文化行为很简单，而且对于聪明的个体来说，靠自己很容易实现创新。但对于它们来说生火的步骤烦琐，操作复杂。在 100 多万年前的直立人时代，从生火到制造工具，当时的人类已经有了复杂多样的技能，但是这些方法不可能是一个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创造的。相反，这些知识之所以能够积累起来，是人们互相学习，不断练习和记忆细节的结果。人类文化建立发展起来，我们祖先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学习了。

那么究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大、更聪明了，所以能生火，还是生火让我们拥有了更大、更聪明的大脑呢？答案是二者都有。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进化的结果要到数十万年后才能看到，其间我们的基因、文化和所处的环境都发生了适应性变化。正如希腊人所说，火赋予了人类神一般的力量，让人类凌驾于自然。古人类成为环境的建造师，利用火改善他们喂养的食草动物的生存条件，创造适合他们需求的生态系统，从而提高了生存能力。

换句话说，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环境条件有利于他们传播文化。他们越能控制和调节自己的生存环境（及他们子孙的生存环境），代代传递文化信息的优势就越明显。这就是我们创造自己的过程。改造环境后，人类迁徙到大草原。那里能更加容易地捕猎到更大的动物，这些动物有更多的脂肪和肉，能够产生更高的热量。我们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狩猎的证据大约是在 200 万年前，这标志着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改变了我们祖先的身体结构和行为方式。数百万年来，原始人主要是素食者，因文化和环境的变化，开始食用肉食，之后他们的身体也适应了肉食。到我们祖先的时候，人类已变成了有耐力的猎手，弹跳力强，脚背拱起，臀部和骨盆收窄，臀部肌肉发达，面部宽阔扁平，S 形脊柱支撑着身体。我们的躯干和手臂变长，确保走路平稳。我们还拥有了投掷的新能力。尽管一些灵长类动物偶尔会投掷物体，但只有人类能够在投掷石头或长矛时可以兼备速度和准头，这是因为人类的肩膀和躯干可以支撑投掷动作，解剖学家估计这种进化发生在 200 万年前。

人类体毛减少，汗腺数量大大增加，这让我们在太阳下跑步

时，可以出汗降温，从而保持稳定的体温。体毛减少的原因可能

是某个基因的改变，这让人类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汗腺密度最高，

每天能够产生数升的汗液保持体温稳定。大约在同一时期，我们

的祖先体内出现了一种深色皮肤的基因，保护我们免受紫外线的

伤害。人类的基因随着人类的行为发生改变，我们比草原上的其

他动物更长寿，奔跑的耐力比它们更强，还能用投掷的方式捕猎。

伴随着这一系列身体上的变化，人类认知、文化和社会也发

生了转变。饮食方式发生转变，人类适应环境的能力变得更强（换

句话说，身体进化提高了人类在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很明显，

我们的基因进化已经改变了轨迹：与草原上其他的狩猎者不同，

我们的身体条件一般，没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但文化和身体结

构的变化让我们成为最具杀伤力的生物。即使是在 200 万年前，

人类的狩猎工具和武器也比其他动物的更多样化。驱赶猎物时黑

猩猩只使用棍棒，海豚只使用海绵，而人类使用的工具和武器是

自己制造的。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祖先使用的是一系列的工具

而不是一件工具，而且他们会对捕杀的猎物进行处理，骨头、角

和毛皮都另有用处。在特定的工作中使用特定的工具比保持一身

肌肉更有效。狩猎是后天形成的文化适应，步骤烦琐，经过数千

代人的改进，演变成了今天的全球机械化肉类生产产业。

反过来，狩猎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社会。它带来了猎人和采集者之间的劳动分工，并且让人们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更长。与此同时，营火成为群体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需要经常关注营火是否还在燃烧，是否需要补充木柴。这意味着，人们在只能勉强糊口的情况下，为了寻找木柴，还要频繁长途奔波，而这必然会带来额外的消耗。为了解决额外劳动力成本消耗，提高狩猎效率，人类社会出现了更大的多代群体。

换句话说，狩猎让人类变得社会化。一次狩猎可能需要三四个人合作，如果要猎杀大象这样的大型动物，就需要一个更大的团队集体作战。一个团队想要成功，每个团队成员都必须能通过想象他人的想法和观点，来预测其他猎人和其他掠食者可能采取的行动。这要求团队成员必须要有毅力，因为这个过程可能要持续几个小时，同时还要有精湛的技巧、细致的观察和灵活的策略。人类学会了识别和跟踪动物的足迹，看懂它们的行为。每一次狩猎都需要深思熟虑，并且制订出缜密的计划：人类会在脑海中想象一个未来的场景，比如几个小时后我们会非常口渴，并告诉自己同伴。于是人们在狩猎时会用袋囊或皮囊装水。人类之所以比更强壮的动物活得更久，就是因为汗液蒸发后，人类体内仍有充足的水分供给，也因为人类可通过训练提升耐力。我们有精神策略来鼓励彼此前进，让我们即使身体疲惫，也可继续前进。我们可超越生理局限和阻碍，冲破限制我们的那堵“墙”。在人体因体力消耗或饥饿而不堪重负时，血液优先流向大脑而不是肌肉，因为当我们进化到某个阶段，敏捷的思考能力比快速行动更重要。

狩猎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和心理活动，对体力要求高，具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与狩猎带来的更多热量相比，它消耗的体力不值一提。这种相互促进的进化过程推动着人类前进。

合作狩猎对智力有严格要求，所以需要更大的额叶皮层，额

叶皮层是大脑中处理社会行为、进行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区域。这

就是狮子这种唯一成群狩猎的大型猫科动物拥有高度发达的额

叶皮层的原因。母狮的额叶皮层最大，它们在群体中活动的时间

更长，并承担了大多数的捕猎活动。研究还发现，在海豚与渔民

合作狩猎时，那些与渔民合作最好的海豚彼此之间的交流能力最

强。它们彼此之间的亲密关系增加了从同伴那里学习合作狩猎技

能的概率。只有当动物有足够的社交能力，而且有机会互相模仿

时，新的行为才可以传播。在驯养动物之前，人类利用动物的社

交能力来更有效地获取热量。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部

落，人们会依赖与小蜂鸟的伙伴关系。这种小蜂鸟会回应人类的

呼声，并指引他们去蜂巢。到了蜂巢之后，人类可以用烟把蜜蜂

熏出来，这样人类和小蜂鸟都能采到蜂蜜，而消耗的热量只是一

些狩猎采集群体所消耗的热量的15%。

不过，人类最依赖的还是人类同伴。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的是，人类狩猎不是只为了自己，他们会把食物带回去，分给同伴。有证据表明，200 万年前人类就会将食物带回自己的居住地。专业化提高了狩猎效率，最好的矛匠可能不是最会用矛的猎人，但制矛和用矛都有利于群体的发展，可以让群体成员捕获更多的猎物。合作和食物分享让一个群体变得更强大，让成员拥有更复杂多样的技能。尽管猎人在20多岁时身体最好，但狩猎能力要到40岁才会达到顶峰，因为对人类来说，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专业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熟练程度，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学习。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中，大多数猎人在 18 岁之前，都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来养活自己，更不用说养活其他人了。相比之下，同样以狩猎采集为生的黑猩猩大约 5 岁时就能养活自己。即便一个人并非完全依赖群体生存，但如果哪天被赶出群体，或是群体中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供分享，他挨饿的风险也会增加。群体和彼此合作对群体和个人的生存都有很大的帮助，比自力更生更胜一筹。

人类越是能更好地利用集体生活，如照看火种、有策略地用火和合作狩猎，个人能获得的食物就越多，生活就越好，人类的基因就越有可能遗传下去。社交活动要消耗精力和时间，但它能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因此会激发有利于发展的生物进化机制。所有灵长类动物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为彼此梳理毛发。这种身体上的交流，可以建立和维护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它们在群体中的阶层地位。梳理毛发能在动物体内释放天然麻醉剂内啡肽，让它们产生很舒服的感觉，因此会引发更多的社交行为。我们也会从社会交往中获得快乐。有一种神经回路通过释放后叶催产素或多巴胺来“奖励”社交行为，因此人们通常会想要再次寻求这样的体验。在集体活动中，尤其是在同步进行的活动中，比如音乐创作或跳舞，我们的大脑会释放出同样的“药物”，让我们想要寻求下一次刺激。社会排斥会造成伤害，它在大脑中引起的反应就像身体疼痛一样。然而，我们的祖先并没有把宝贵的白天时间花在互相梳理毛发上，而是用火来延长一天的时间，保证在天黑后还能进行社交活动。大多数哺乳动物每天的清醒时间是大约8个小时，而成年人类每天的清醒时间要长得多，可以达到16个小时甚至更长。傍晚时分是世界各地文化“社交”的开始。

经历文化进化的人类能使用火和工具狩猎，而且颇具策略，但这一切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东非如今只有 6 种大型食肉动物：狮子、豹子、猎豹、斑鬣狗、条纹鬣狗和野狗。200 万年前，那里的食肉动物种类曾多达 18 种，包括熊、麝猫、剑齿虎以及和熊差不多大小的水獭。我们的祖先开始狩猎之后，大型食肉动物的种类急剧减少，不仅是东非，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情况。到了约 11,000 年前的更新世，近 500 万人捕杀了约 10 亿只大型动物。即使捕杀没有致它们完全灭绝，人类也会和它们直接竞争，争夺猎物，或者是当其狩猎成功后对其进行驱赶。与大型猫科动物不同，身为杂食动物的人类，在艰苦年代总是可以依靠觅食存活。如此多的顶级食肉动物的消亡改变了东非的生态系统，通过所谓的营养级联，使小型哺乳动物和食草动物的数量激增，降低了森林覆盖率。人类取代了大型食肉动物的位置，成为地球上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捕食者。如今，大多数大型动物都忌惮投掷物，这是对人类行为的本能反应。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对我们居住的生态系统造成了多重影响，改变了许多动植物的进化轨迹。这进而又改变了人类自己的进化过程。食草动物数量减少，而且它们惧怕人类，导致使用长矛狩猎变得更加困难。更擅长长矛狩猎的人有了选择优势，所以历经数代，无论是从生理角度看（优秀的猎人将他优秀的基因传给后代），还是从文化进化角度看，人类都更擅长使用长矛狩猎了。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在练习这种技能，久而久之，自然会越做越好。

火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它不仅让人类能够改变环境，还帮助人类离开了至今仍束缚着很多灵长类动物的热带地区。人类比它们自由多了，“食物群”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安营地点，还可改变不适合居住的生态系统。直立人是人种中走遍全球的先锋，从热带地区到严寒的高纬度地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几十万年后，智人部落也进行了类似的大迁徙，在罕见的潮湿时期，这些人依靠含水层的泉水补给，冒险离开非洲。这个过程很缓慢：根据考古研究和远古DNA证据显示的时间尺度，智人平均每年移动 1 千米，先进入中东，再继续向东迁移。

一些智人从中东一路来到澳大利亚（当时与新几内亚相连）。大约 6 万年前，人类大胆地进行了第一次海上航行，那是一次跨越 100 千米的勇敢迁徙，而起因很可能是他们看到了丛林大火产生的浓烟。因为烟就意味着火，意味着那里有被植被覆盖的土地，意味着那里可能既富饶又和平（因为远离部落竞争），这是每个移民都梦寐以求的。人类的这次非凡航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第一批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后，发现了一片无人居住的广阔土地，那里只有巨大的有袋类动物、鸟类和爬行动物。

久而久之，我们的生活环境已被火“驯化”，以至需要人类进行定期焚烧。在澳大利亚，“烧荒”的农业耕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这片大陆的生态环境，形成了干燥森林和大草原，增加了袋鼠和其他食草有袋类动物的数量，同时促进了可食用水果、花卉和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其他植物的生长。这种管理土地的方式确保了耐火性植物的生存，减少了不必要的“燃料”负荷。因此，澳大利亚如今频繁的大火是相对得到控制的。在非洲，通常每年会烧掉相当于美国本土面积一半大小的稀树草原。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持牧场肥沃，抑制灌木丛的生长。但随着生活在非洲、欧亚草原和南美洲的人的生活方式由游牧转变为农耕，烧荒就不断减少了。1998—2015 年，全球烧荒每年减少 24%，减少面积约 70 万平方千米，但同时也导致了一些濒危的食肉动物的栖息地面积的减少。自然创造了人类，人类征服和奴役着自然，现在自然的持续发展都要依赖人类。如今，世界上大部分与火有关的事情都与人类有关。

第四章 大脑发展：学会用火让我们更加智慧

2018 年 3 月 11 日，星期日，在美国肯塔基州的法兰克福地区医疗中心，一位经验丰富的助产士埃米莉·戴尔如往常一样洗手，为一台普通的剖宫产手术做准备。准备好之后，她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戴好外科手套，在产房里进行术前讨论。然后，她爬上手术台，仰面躺好，掀起了自己的病号服。

麻醉师先对戴尔进行了麻醉，然后同事们用手术刀划开了她的肚子，但是接生孩子的是她自己。

医生拉着戴尔的手，放到切口处。这时整个产房鸦雀无声，只剩下医疗设备的滴滴声。她小心翼翼地摸着孩子渐渐露出的头，用手托住，接着把孩子滑溜溜的身体一点一点地从自己肚子里拉了出来，动作十分娴熟。当她把粉粉嫩嫩、皱皱巴巴的孩子抱在胸前时，孩子发出了响亮的哭声，产房里的所有人都为她欢呼鼓掌。就这样，这位助产士成功地给自己接生了。

尽管为自己接生非常了不起，但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人类都需要他人帮助才能分娩，这是因为与产道宽度相比，孩子的头实在太大。人类的头之所以大，是因为在进化过程中，大部分能量都优先提供给了大脑而非躯干，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文化和环境。和黑猩猩相比，人类身体弱小，但是智慧远远超过它们。通过对火的使用，人类大脑的进化已经超越了生物学的障碍。虽然我们不能独立分娩，但我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和社交能力让自己生存下来。

我们已经了解了人类可以用火改变环境，以及这种改变对人类生理和文化的影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火是如何帮助我们的大脑实现进化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独特之处主要在于大脑的体积。大脑的进化就像是在文化、生物和永恒的物理法则之间跳着一支复杂的舞蹈。

一般来说，随着动物的成长，它们的大脑也会发育。这种发育和智力、社会性以及文化的发展相关。比如说，海豚的一些行为和活动与人类相似。它们会一起玩耍，照顾彼此的孩子，合作捕猎，有自己的名字（代表名字的特征口哨声），还能互相学习。但是只有大脑体积更大的动物才会表现出这种高级的社会性和丰富的文化。动物的大脑和身体大小有一定的比例，当大脑的大小超出了这一比例，它们就成为更聪明的物种。黑猩猩的大脑体积是与其同体积动物的大脑体积的 2 倍。人类大脑与身体的比例是所有灵长类动物中最高的，是正常比例的 7 倍，比黑猩猩的大脑与身体的比例还要高 3 倍。

更大的大脑能促进人类社会性的发展，而社会性的发展又可

以推动大脑体积的变化。一代又一代，我们的祖先越来越依赖聪

明才智，他们的大脑体积不断变大，社会性也在不断提升。因为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活得更长久，才能繁衍后代。遗传学家近期发

现了一种只存在于人类体内的基因有 3 个近乎一样的副本。专家

们认为这种基因和大脑的发育有关，正是它促进了人类祖先大脑

体积的增长。在 300 万—400 万年前，这种基因的第一个副本出

现了，当时正是人类祖先开始制作石器工具的时代。后来，这个

基因又复制了两次，形成了如今现代人类所携带的基因版本。在

几乎所有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最关键的基因——和大脑相关

的基因——变化最小。而人类是一个例外。过去的 200 万年里，

人类大脑 90%的基因一直在有规律地进化，进化的效果也不断加

强。

人类的高智商并不仅仅归功于大脑的体积，大脑中所包含的神经元数量及其联系也至关重要。人类的感知、记忆、语言和意识等高级认知功能同人类的大脑皮层有关。大脑皮层是一个只有几毫米厚的褶皱神经组织，但它展开时有 4 张 A4 纸那么大。黑猩猩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 A4 纸大，猴子的大脑皮层只有一张明信片那么大，而老鼠的只有一张邮票大小。大脑皮层的厚度和关键部分的大小也很重要。大脑皮层比较薄的人智商就会相对较低，那些大脑前额皮层面积更大的人则可能会拥有更多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类祖先更喜欢聪明且善于社交的伙伴，而非强壮好斗的人。可以说，是人类自己驯化了自己。

但是，人类大脑体积的增加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出于选择

压力，人类的大脑实现了进化，身体随之也出现了变化：臀部变

窄，骨盆变小，人类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行走耗能少、效

率高。雌性黑猩猩直立的时候只有人类女性一半高，但它们的产

道和人类的差不多宽。然而，黑猩猩新生儿的脑容量（大概 155

立方厘米）还不到人类新生儿的一半。大头颅要安全顺利地通过

窄产道，还要保证母子（女）平安，这确实是一个挑战。

对于任何一个物种来说，新生儿的死亡都是大家不愿见到的，

而母亲的死亡却没有受到同样的重视。对许多动物来说，母亲在

分娩之后会死亡、被吃掉或者很快消失。但是这种情况却不会发

生在哺乳类动物身上，尤其是灵长类动物身上。这是因为拥有文

化的物种更多依赖技术和行为的习得，而非本能，它们需要父母

长时间的关怀和照顾。母亲的存活对于人类长期生存至关重要。

要解决分娩的困境，需要进一步提升人类的社会性，同时身

体结构也要有相应的变化，其中就包括暂时缩小胎儿头部的大小，

这是通过胎儿头骨的延迟融合实现的。在母亲分娩的时候，胎儿

的头骨仍然是 6 块独立的骨板，可以重叠和移动，这使头部变形，从而使胎儿通过产道。此时人类新生儿大脑的大小还不到成年时期大脑的 1/3（28%）。而黑猩猩新生儿的大脑有其成年大脑的 40%。人类胎儿在出生的时候还远远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产后的前 3 个

月又被称为“第四孕期”。为了通过骨盆，人类胎儿还进化出了

危险的旋转动作。猿类胎儿能很容易地穿过母亲相对宽的骨盆，

不需要旋转。它们出生的时候脸朝上，头朝着母亲。这样一来，

它们一出生就能被母亲抱着吃奶。阿法南方古猿露西是我们的能

够两足直立行走的祖先，生活在距今 300 万年的时代。她分娩的

时候，胎儿需要旋转一次（45 度），所以胎儿出生的时候会面向

母亲的大腿侧面。而现代人类胎儿必须要在母体中转两次，这就

引发了脐带绕颈的风险，胎儿出生时脸朝母亲的尾椎骨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出生时大脑体积小且未发育成熟，头骨

也未发育完全。虽然人体出现了这些适应性改变，但是地球上所

有的人类依旧需要帮助才能实现顺利分娩。我们超高的社会性需

要庞大的大脑，因此助产必不可少。由此，女性间的友谊和合作

就成为顺利分娩的重中之重，也是整个群体得以生存的强大保障。

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即使是在分娩之后，人类母亲也依然需要他人帮助才能保证新生儿存活。在有孩子之前，我一直认为母乳喂养是一种本能。毕竟，母乳喂养作为哺乳类动物的关键特征，应该和呼吸一样平淡无奇。后来我惊讶地发现，吃母乳对孩子来说是一项全新技能，作为母亲的我对母乳喂养也是一头雾水。如何让孩子张嘴、孩子吃奶的位置和哺乳时间都需要学习，还要花时间练习。我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才能像哺乳期的黑猩猩一样，自然熟练地进行母乳喂养。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母亲都会在分娩后学习母乳喂养。如果母亲不能进行母乳喂养，她们的孩子会由家族或族群中的其他女性来喂养。到了现代社会，则有模仿母乳营养成分的配方奶粉作为母乳替代品。

人类基因传递和种族生存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娩和哺乳。

但是这两件事情都非常困难，需要学习才能掌握，无法独立完成，

而且对母亲和孩子来说事关生死。而从进化角度看，这些都是值

得的，因为人类拥有了更大的大脑、更多的社会性和文化知识。

与人类进化中的其他变化相同，分娩和哺乳的出现伴随着人类对

火的使用。如果没有火的保护，分娩这样困难的事情就无法进行。

因为生活在平原地区就意味着暴露，而人类新生儿不可能像瞪羚

或其他食草动物的幼崽一样，直接跳起来逃命。人类的大脑不断

变大，这是人体结构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由此也就增加了分娩

的难度。这一切都发生在人类学会用火之后。

随着成功地适应了相互合作，人类开始将其应用在照顾后代方面。大部分哺乳类动物的幼崽在出生后很快就能站立和奔跑，但是人类新生儿甚至连翻身都不会。由于头骨融合的推迟，人出生两年以后头骨才能变得坚硬，因此，在这两年里，需要有人照顾和保护头骨还比较柔软的婴儿。在刚出生的几年里，人类大脑

的发育比黑猩猩快得多。这主要是因为脑细胞之间的联系在这一

时期迅速增强，即脑白质发育迅速。虽然大脑的绝对大小和智力

水平密切相关，但是我们文化学习中的很多部分都是通过建立脑

细胞之间的联系实现的，而不是产生新的脑细胞。人类大脑的生

长和发育至少会持续到 30 岁（这成就了人类非凡的神经可塑性，

扩展了人类的学习能力。神经可塑性是指大脑会终生重组并生长

出新的神经连接来处理新信息、适应环境或是应对损伤），所以

即使在孩子断奶和学会走路之后，父母和部落仍然要在孩子们身

上投入时间，提供各类资源，让他们成为有社交能力的成年人，

在部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同猿类相比，人类的孕期更长；孩子出生后，人类要花更多

时间和精力关心、照顾孩子。不过，人类兄弟姐妹之间的年龄差

距比猿小。人类母亲可以每隔一年生育一次，但更常见的情况是

每隔 2—4 年生育一次。相较之下，黑猩猩每 5 年生育一次。光

是这种差异就说明人类可以繁衍得更快，社会群体扩张得更快、

更复杂，文化也因此更进步。

得益于食物分享以及其他社会支持，人类母亲才能同时照顾多个孩子。食物分享依旧普遍存在于狩猎采集社会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位母亲可以在照顾新生儿的时候依靠族人分享的食物存活，也可以在外出采集食物的时候，让别人帮忙照顾孩子。而母猿很少会放下自己的孩子，它们需要一直自己照顾幼崽。在非洲中部一个名叫埃菲的游牧部落中，平均每个新生儿有14个人照顾，我们称之为“替代母亲”。“替代母亲”一般是家庭的直系亲属，比如父亲、姐姐和兄长、姑妈和姨妈、祖父母，还有其他姻亲。能够辨别自己和父系家庭的关系是人类独有的特征。这一重要行为拓展了我们的社会网络，有利于儿童的抚育，增加了文化学习的机会，使知识和技能在社会中自由传播，同时也丰富了性伴侣的基因库。这样可以减少近亲繁殖，同时也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源，比如在十几岁时去做学徒。这对姻亲们也有利，尽管他们可能和孩子没有血缘关系，但他们也可以共享下一代生存发展带来的好处。

合作对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实验研究显示，早在孩子 3 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在众多玩偶中挑选出有用的玩偶，放弃无用的。几个月之后，他们还会“惩罚”无用的玩偶。对人类幼儿这种分辨物体的早期能力的解释之一就是，人类是唯一一种由不同人来照顾孩子的灵长类动物，因此孩子需要在小时候就能分辨出谁可以信任、从谁那里可以学到东西。

在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和畜牧社会中，因为母亲不是只负责照料孩子，所以孩子出生之后，她们很快会回到采集食物的岗位上。数据显示，通过采集植物及其根茎和猎杀小动物，女性能比男性带回更多热量。在许多狩猎采集部落中，比如菲律宾的阿格

塔部落和澳大利亚西部的马尔杜原始部落，女性也是猎人。年纪

大了之后，女性还会继续照顾他人。在哺乳类动物中，人类是除

虎鲸和短肢领航鲸之外唯一会经历更年期的动物。其他物种的雌

性很少能活过生育年龄。这种变化的出现是因为祖母效应。祖母

效应是指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家族中年长女性的存在能增加其子

孙的存活概率。比如在哈扎比族群中，年长的女性会比年轻的女

性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家人收集食物。

在工业社会中，父母也会依靠外界帮助来照顾孩子，比如把

孩子送到学校这样的正式教育机构；可以到医院生孩子，那里有

经过专业训练的医生。人们寻求外界帮助的方式正在经历大变革，

尤其是在我们大部分人生活的城市。社交平台上有本地父母交流

群，群里会收集各位家长的帖子，为需要的人们提供分娩中的注

意事项以及产后恢复的建议。向陌生人求助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怀孕的女性通常都是向家庭成员和朋友寻求

帮助。

社会联系在直接的母子和伴侣关系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和加强，成为更加广泛的亲属和社区关系，这对人类文化的发展来说是很重要的一步。这种社会联系的发展可能来源于母亲的社会依赖性、照看孩子的集中性，以及母系成员对合作网络的追求和维持。同时，这也是人类大脑体积增加带来的直接结果。合作能力的增强有助于提高群体在干旱等困难时期的适应力，从而让我们的祖先更容易生存下来。经历几百万年后，人类祖先已经变得十分聪明，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大脑也更加发达，能够结成强大的互助联盟。

在聪明且具有社会性的动物中，人类祖先并不是唯一一个拥

有文化技能和文化行为的动物。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周围

的环境和身体结构发生了改变，大脑也在不断发育，但是其他动

物没有做到这一步。它们的大脑和文化几百万年如一日。为什么

其他猿没有进化出更大的大脑呢？

我个人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原因是它们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持

大脑的发展。大脑会消耗大量能量。神经元需要时刻保持敏捷的

状态，为了保持这种状态就需要维持细胞膜上的电荷，清除脑中

的神经碎片，并产生新的神经递质。从这个角度来说，脑细胞比

身体其他部位的细胞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大脑越大，需要的能

量就越多。人类大脑只占身体重量的 2%，却消耗了超过 20%的能

量。猿无法给更多的神经元提供能量。因为如果有更多的神经元，

它们就需要花费长得超乎想象的时间来觅食和进食。一项研究观

察了 17 种灵长类动物的体重、饮食和觅食习惯，并且计算出了

它们的神经元数量。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只黑猩猩要有和人类

一样的大脑，那它每天就要花 7 个小时来吃东西，还要把体重控制在 26 千克左右。根据黑猩猩的实际体重，再加上每天 7 小时的进食时间，一只黑猩猩最多可以支持 320 亿个神经元（而人类有 1,000 亿个神经元）。

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的认知需求也在不断增强，这带

来了一系列的适应性进化，从而提高了身体的能量使用效率，保

证关键神经元能够获得足够的能量。这其中就包括大脑中出现的

新基因，它们能够调节葡萄糖和肌酸转运蛋白（肌酸是葡萄糖过

低时的备用能量），而我们肌肉中的基因还和灵长类动物的一样，

这说明进化优化的是大脑而非肌肉。

尽管这些进化促进了人类大脑性能的提升，但是大脑还是因

能量不足而受限。生活在冰川时代的人类祖先仅维持体温，每天

就需要至少 3 500 千卡的热量。据估计，尼安德特人（体型略大）

每天需要 3 360—4 480 千卡的热量来维持体温，以保证冬天能

够出去觅食。古生物学家认为，尼安德特人标志性的宽鼻脸型是

为了实现“涡轮式呼吸”，这样可以增加呼吸量、提高呼吸效率。

这样的进化说明，当时的生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能量，所以就需

要高热量的饮食。但是除去蜂蜜、水果和偶尔能吃到的肥肉，灵

长类动物的日常饮食并不能算是高热量饮食。这就是灵长类动物

要花大量时间进食，以及它们的大脑和文化没有进一步进化的原

因。

最早的原始人类，比如露西，大脑中至多有 400 亿个神经元。它们的饮食与猿相似，但是要每天进食 7 个小时来维持神经元的活动。直立人（620 亿个神经元）每天则需要 8 个小时以上的饮食摄入。在此之后的古人类，比如尼安德特人和我们，需要每天进食不少于 9 个小时，这样就会大大削减觅食、打猎、社交和其他所有文化活动的时间。事实是我们都没有时间找到足够吃 9 个小时的食物，更不要说还要花时间来吃完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是火的使用让人类存活了下来。

我们其实可以把生命看成一个简单的化学系统，它从环境和

能源中获取能量。所有生命，如同无生命的物质一样，都围绕这

种关系运转。事实上，自然选择就像一股可以改善生命世界中能

量流动的力量，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决定动物（和植物）在自

然界中角色不变的正是它们的能量消耗。一只猎豹时速最快能达

到 120 千米（短途冲刺跑），但这就是极限了，因为它的速度受

限于肌肉的能量消耗。与之相反，“阿波罗 10 号”载人飞船的

飞行速度为每小时 4 万千米，是迄今人类最快时速（美国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朱诺号”木星探测器是目前速度最快的人造飞行

器，最快时速约为 26.5 万千米）。黑猩猩没有人类聪明，就是因

为人类大脑消耗的能量更多。我们将消耗成本转移出去，这样就

提高了我们的脑力。

下面让我们暂时回到宇宙大爆炸时期。大爆炸之后，万物都处于不断膨胀的过程中，整个宇宙处于无序状态。为了实现有序的状态，所有的生命都需要能量。太阳每天都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植物通过太阳获得能量。这种能量的密度比较低，但足够让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打破空气中的强化学键，刚够产生数量较少的新植物组织，保证自己的生存、生长和繁衍。细胞数量较少的生物，能依靠光合作用生存，同时，自身蒸腾作用会带来气孔的微弱运动。食草动物通过吃植物，可以获得密度大一点的能量；食肉动物能通过吃其他动物获得密度更大的能量。

从本质上来说，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归因于我们能比

其他物种更好地利用能量，并且能够将能量的消耗成本转移出去。

我们没有依靠身体通过生化途径消化分解食物，而是利用我们的

文化：我们通过物理方式加工食物或是通过发酵或腌渍的方式让

食物更好消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我们能生火做饭。

生火需要一个初始的能量爆发——火花——来打破氧气和燃料中的强化学键，将分子重组，释放出能量。人类身体也有类似的情况。食物给予我们能量，但是需要消耗能量打破食物中的分子，形成新的化学键，提供我们需要的能量和身体组织。一般情况下，要想获得同样的营养和能量，吃植物要比吃肉类消耗更多能量。牛会花几小时来咀嚼反刍的食物，切断食物中的纤维链，然后食物才会进入它的 4 个胃进行消化分解，最后成为脂肪储存起来。我们的大脑需要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肉类和脂肪正好可以提供这些。获取它们（清洗或捕猎）、处理它们（使用工具、手和牙齿撕碎食物）和打破它们的分子结构（咀嚼、消化和代谢）都存在能量消耗，但是这些能量消耗远低于吃树叶所消耗的能量。

烹饪过的食物更易于消化，因为火已经完成了胃的大部分消化工作。吃熟肉的效率比吃生肉的效率高了 10 倍左右，而且每千克熟食提供的热量也更多。这是因为人体能从熟食中吸收更多的能量——肉类中 40%以上的蛋白质，谷类和根茎类蔬菜中 50%以上的碳水化合物。烹饪也能让我们更好地从肉类中摄取其他营养成分，比如铁、锌和维生素 B12。这些成分都是建立和维持大脑复杂构造的必要元素。

烹饪的出现也改变了人类的食物种类。其他大型动物很少吃难以消化的块茎或草叶，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轻松地获取这些植物。我们将草籽碾碎、脱粒，获取其中可食用的蛋白质和谷物。我们把富含淀粉但硬邦邦的根茎类蔬菜煮熟，使其变成高热量且易于消化的食物。人类的消化有别于其他动物。比如狮子会将大块生肉放在胃里花几个小时去消化，而我们将火作为身体外部的胃，从而可以更快地消化食物。因为火帮助人类完成了许多消化工作，所以我们的胃就慢慢缩小了。现在的人类没法再消化太多其他灵长类动物吃的生树叶或水果。这是一场进化的博弈。因为这样一来，我们能吃的食物变少了，更容易遭遇饥荒，也无法像其他灵长类动物那样应对植物中的毒素。然而，结肠变小，能让我们将更多宝贵的能量输送给不断变大的大脑。

如今的狩猎采集部落可以从动物制品中获得一半以上所需的能量，剩余的能量则来自采集的蔬菜。所以说烹饪能够大幅减少我们祖先花费在采集、准备和咀嚼食物上的时间。黑猩猩每天花5个小时左右咀嚼食物，而我们每天只花1个小时左右，这就让人类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对于我们的下颌来说，无论是从物理、化学还是能量分解的角度看，烹饪过的食物吃起来都更加简单，而且我们不再需要通过撕咬来捕猎了。这就意味着人类不用保留食肉动物的下颌了，所以我们的嘴巴、嘴唇、牙齿和牙齿间隙都有适量的缩小，现在大概和松鼠猴的尺寸一样。由于我们对烹饪的文化适应，人类的下颌不像以前那么强壮，而且没有那么突出了。短肌肉只延伸到耳朵下面（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短肌肉能延伸到头顶），这让我们发声变得更简单。（最后这一点对社交很重要，虽然人类的咀嚼能力有所减弱，但是这种适应性改变却有可能在人类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到了直立人的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进化出了缩小的下颌、牙齿和嘴巴，这使得咀嚼生肉更加困难。直立人已经有了体积更大、对能量需求更多的大脑，需要高质量的熟食，同时他们也足够聪明，可以烹饪出熟食。

所以，烹饪文化是驱动人类大脑生物进化的一个主要因素。熟食的能量密度更大，这让人类祖先大脑的增大超越了自然的界限，而肠道得以收缩。这种进化带来的变化会很迅速地表现出来，因为饮食的变化对人类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最近一项关于达尔文雀族的研究发现，干旱过后，它们可食用的食物只有一些坚硬的种子。所以只有那些鸟喙比较坚硬的个体得以存活，它们的基因也得以延续。在下一代中，只有15%的鸟有正常的鸟喙。

这种改变发生在1年之内，而它的影响却持续了15年。烹饪的出现不仅可以改变物种的生存方式，在人口数量极少的情况下，也可以让物种发生改变。这种现象被称为遗传漂变。在这种变化中，基因差异可能会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平均寿命变短，比如黑猩猩的平均寿命大概是 30 岁。在饥荒等困难时期，个体数量可能会骤降，威胁到整个种群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摄入足够热量的雌性会停经从而无法生育。它们的孩子可能胎死腹中，或因为没有母乳喂养而早夭。只有那些能在困难环境中获得营养的雌性，才能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烹饪使得食物更加柔软，更易消化；烹饪还能够分解食物中的毒素，杀死细菌和寄生虫。这样的食物对于断奶的幼儿和儿童来说更加安全，也更有营养。因此，烹饪能大幅提高一个孩子长大成人的概率。

我们知道，大约 200 万—175 万年前，快速且极端的气候变化造成了巨大的环境压力。在这种环境下，微小的基因变化对生存的影响会被放大，使得某些基因特征更有可能保留下来。如果一个种群所剩生物个体较少，可能就会和其他种群结合，产生新的基因，并且有选择地传播，从而导致种群越来越多样化。换句话说，进化和新物种的形成会加速。事实上，这一现象在牛科动物等很多哺乳类动物身上都可以得到印证。人类祖先会用火，进而学会了烹饪，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彻底的变革。通过烹饪，人类获得的能量翻倍，同时减少了能量流失（火减少了夜间的热量流失，还无形中保护我们免受食肉动物的攻击）。由此，我们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灵长类动物，而且还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我们不再只是调整自己去适应环境，还会主动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需求。

随着低成本获取高热量葡萄糖方法的出现，人类大脑的体积不再受到猿饮食的限制，开始快速发展。到了 20 万年前，我们的大脑发展到了我们骨盆所允许的最大体积，但是我们大脑内的神经连接仍然在不断进化。然而，近几十年来，安全剖宫产手术的出现又带来了新的进化。以前，有些女性因产道太窄无法自然分娩，母亲和孩子都有生命危险。但是现在这类母亲也可以诞下婴儿，从而让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这样一来，窄产道的女性越来越普遍：因产道太窄而选择剖宫产的女性数量在过去的 60 年里从 3%增至 3.6%，增长率达到 20%。未来，我们可能会像依赖他人的帮助一样依赖剖宫产手术。另一方面，在过去的 1 万年中，我们大脑的体积缩减了 10%左右，相对于我们的身体体积来说缩小了 3%—4%。有一种理论认为，现在的人类社会太过复杂，导致智商不够高的个体也能生存下来，这些人在小型部落中就无法生存。然而，大脑体积缩小在驯养动物中非常常见，所以这可能是使人类拥有超强社交能力和合作能力的一系列基因变化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智商人士倾向于少生孩子，这也许是因为智力因素在基因库中的作用有所下降。随着我们将积累的知识储存到文献或电子设备中而非大脑中，我们也许不再需要那么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生存了。

最近流行的生食饮食最能说明人体对烹饪的依赖程度。支持者认为生食更健康，因为人类（遥远的）祖先就这么吃。但是研究人员发现，每个吃生食的人都会迅速消瘦，然后很快就重新开始吃熟食，虽然现在的加工食品所含热量比几百年前的要高很多。生食的风靡并不新奇。古罗马人就曾经喜欢一种俄罗斯套娃式的生肉宴席。他们把老鼠放进鸡里面，再把鸡放进孔雀里，然后把孔雀放进野猪里……用餐者会用热水沐浴，这是为了用体外的蒸汽把体内的东西弄熟。不出所料，这种时尚引发了严重的疾病，甚至还有死亡事件。从尤维纳利斯到老普林尼等一众公共知识分子都对这一行为嗤之以鼻。

事实上，我们对于在身体外部处理食物这件事非常熟练。我们甚至可以不吃动物食品，而是将需要的所有能量和营养浓缩出来。然而，虽然我们能轻易地放弃肉类，但是如果要让75亿人口中的每个人都以个人的形式获得所需食物以及烹饪所需的燃料，我们的生存将会变得非常困难。其他动物一生中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在吃东西，而火将我们从这种禁锢中解放出来，给予我们时间去发展文化。同时，火也让我们在共同的社会文化群体中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可能和我们的生理习性背道而驰。最新的证据显示，烹饪文化的进化在生理层面上改变了整个人类。20世纪60年代，冷冻快餐和其他创新饮食的出现帮助人们将每天准备食物和做相关家务的时间从平均 4 小时减至 45 分钟。食品工业化彻底改变了我们和食物的关系、食物的来源和口味。我们不再处理生的原材料，而是直接用微波炉加热方便食品。此类方便食品中充满了廉价的鲜味剂，比如糖、盐和脂肪。长期食用这些食品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灾难性的损害。事实上，现在很难找到低糖低盐的食物，所以自童年起，我们的味觉就适应了寻找没有添加鲜味剂的食物。人类祖先很少能吃到甜食，比如蜂蜜和枣，而生理反应也显示，对人类来说，更大的威胁是饥饿，而不是肥胖。

给自己提供食物对于人类来说是事关生存的活动，而它和分娩一样需要依靠他人的帮助，因为烹饪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文化技能。然而，它对我们是有用的。烹饪文化历经了几万年的进化，如今，人类享受着迄今为止最丰富的食物种类，人类的基因也已经适应了这种变化。农耕种群的后代和以非谷物为食的狩猎采集者的后代有着不同的唾液酶和肠道菌群，前者的身体更适合消化淀粉；后者的肠道精准地适应生存环境，他们体内的微生物组每年都会根据环境发生变化。同理，喝牛奶和饮酒的种群个体体内也就有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消化这些饮品的基因。

第五章 文化杠杆：构建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1860 年，原陆军军官、警察督察罗伯特·伯克和测量员威廉·约翰·威尔斯率领一支由 19 个人、26 头骆驼、23 匹马和 6辆马车组成的探险队从澳大利亚南海岸的墨尔本出发，从南向北，穿越整个澳大利亚，前往其北端的卡奔塔利亚湾，全程 3 250 千米。此行的目的是探索出一条贯穿整个澳大利亚的最佳电报线路。

探险队声势浩大地从皇家公园出发，引来 15,000 人驻足围观。

其实，早就有迹象表明这次探险只不过是道旁之筑。探险队的 6 辆马车上装了够吃两年的食物、各式各样的家具，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竟然还有一面重达 20 吨的中国铜锣。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一辆马车还没离开皇家公园就坏了。探险队花了 3 天时间才到达市郊，此时又有两辆马车坏了。到达库珀溪时，探险队已经卸下了大部分装备，其中包括约 230 升朗姆酒，据说这些酒是为了防止骆驼患上坏血病而准备的。库珀溪是当时欧洲人探索澳大利亚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在这里，探险队分为两组，其中伯克、威尔斯、水手查尔斯·格雷和士兵约翰·金 4 个人，带着 3 个月的食物，冒着酷暑，向北部海岸继续进发。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原住民。伯克相当警惕，坚决不吃他们给

的鱼，甚至朝原住民的头顶上开枪，还命令其他人把原住民赶走。

就这样，行走了 59 天后，他们已是步履维艰。由于缺吃少喝，

加上沼泽地挡住了去路，他们决定返回。没过多久，他们只能靠

吃骆驼肉续命。格雷染上了痢疾，很快就去世了。不过值得庆幸

的是，剩下的 3 个人最终回到了库珀溪。漂泊了这么久，他们只

希望能和其他队员重聚，却发现营地在几小时前已经被遗弃，探

险队的其他人早已不知所踪。

灾难继续降临在这 3 个人身上，还好他们遇到了当地的延德

鲁万达原住民部落，原住民把自己的鱼和豆子拿了出来，还给他

们吃一种叫恩加度的种子做的面包。然而，伯克仍然觉得延德鲁

万达人不怀好意，开枪打伤了一名原住民，最后把所有原住民都

赶走了。这些倒霉的探险者继续上路。他们从一种半水生蕨类植

物中找到了更多的恩加度。起初，这 3 个人试图煮这些种子，后

来他们看见一些原住民能用石臼把种子磨成面粉，3 个人欣喜若

狂，也学着做。他们一连吃了一个月的恩加度面包，每天能吃两

三千克。但奇怪的是，吃得多反而让他们越来越虚弱，还要忍受

着排便困难的痛苦。他们在日记本里写道：“正常来说，吃的那

些面包也不至于拉出这么多，而且好像根本没有消化，吃进去时

什么样拉出来时基本还是那个样子。”写完这篇日记后不到一周，

威尔斯和伯克就相继去世。剩下的约翰·金走投无路，只能向延

德鲁万达人求助，请求他们收留自己，这才活了下来。3 个月后，一支来自墨尔本的搜救队找到了金，把他带了回去。这 3 个月的时间里，金还让一名延德鲁万达女子怀了孕。

和许多欧洲探险家一样，伯克和威尔斯也落入了文化知识陷

阱中。如果他们能利用原住民积累的智慧，就能学会如何用恩加

度为身体提供营养，而不是被恩加度取了性命。恩加度不能在新

鲜发绿的时候采集，必须要等它成熟后采集。之后还必须把它磨

碎，这样人体才能消化。磨碎之后还要用水彻底冲洗干净，过滤

掉维生素 B1 分解酶——这种酶会破坏人体内的维生素 B1。这 3

个人要是肯向原住民学习，他们还会知道要把恩加度面直接放在

灰里烤，这样可以进一步分解酶。可是，这 3 个人根本没有这些

知识，于是便在不知不觉中毒害了自己。

人们往往会相信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生产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衣服和工具。毕竟，我们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然而，人类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比如火，降低自身能量消耗。这样的做法使环境改变，人类身体不断进化，大脑逐渐发达。现在，我们来看看文化杠杆是如何让我们借助外部力量开展日常活动的。我们利用工具提高了身体机能，同时，利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集体智慧，一起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通过累积性文化进化，人类用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和对环境的利用，这一切都得益于文化杠杆。

技术提高了人类开发地球的效率。我们的手指轻轻一点就可

以调配大量能源。我们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思想吗？是，也不

是。弱小的灵长类动物只靠体力就能夷平山顶。但是，从生火到

做饭，人类掌握的工具和技能，以及做出的行为，光靠体力是不

够的，还需要认知能力。只有集体智慧才能让体力与认知结合。

毕竟，人类依靠体力就能生存下来，但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

依靠集体智慧。

为了不断地探索各种各样的文化，适应各类环境，人类没有

选择仅仅在祖先的栖息地上生活，而是选择走出去，所以掌握所

到之处的风土人情对人类的进化来说不可或缺。从生态位中解放

出来也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够完全自力更生：从生物学角度来讲，

我们无法适应每一种环境，所以，我们必须依靠他人，从而获得

生存知识。

一个群体几代人积累下来的文化知识能够让这个群体收集信息、辨认环境、轻而易举地找到食物和住所。延德鲁万达人有能力发现身边的食物，而欧洲人却发现不了，这就好像一个欧洲人在城市里很容易就能找到咖啡馆一样。我们从婴儿时期就开始学习如何适应自己周围的环境，在这方面可谓驾轻就熟。正如相片显影液能生成独特的图像，我们的文化显影液是整个社会的行为、技术和其他文化实践，它塑造着我们个人的行为、认知、感知、个性、智力、体能等方面。

我们的大脑确实是由文化塑造的，神经学能很好地解释这一点。最近一项研究观测了数百名人类和数百只黑猩猩大脑皮层中控制智力的褶皱。这些褶皱被称为脑沟，在个体出生后继续生长和变化，但人类和黑猩猩的脑沟有所不同。研究人员发现，黑猩猩大脑褶皱的形状和位置很大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兄弟姐妹的褶皱几乎相同），而对于人类的大脑来说，基因的作用则要小得多，环境和社会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人类相比，黑猩猩的基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的认知能力，所以它们的大脑发育以及学习新行为或技能的能力受到了限制。人类新生儿的大脑并没有黑猩猩的大脑发达，但人类大脑会继续发育，这样一来，外部世界的影响就更为重要。

人类大脑非凡的可塑性推动了人类祖先智力和文化的发展，然而，这意味着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几乎所有的东西都需要向他人学习。进行文化学习的条件有很多，首先要有一个特别大的大脑，其次要经历漫长的童年期和青春期，并在这期间认真学习，同时还要有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的支持。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最终才能成功完成文化学习。母亲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天生就依恋母亲，从出生起就会不自觉地辨认和寻找她的声音、面孔，追随她的目光。随着我们不断长大，其他家庭成员、同龄人、长辈和值得信赖的人也会成为我们的老师。

现在，我们习惯利用社会资源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遇到问

题时，我们很少尝试自己解决，而是迅速向他人寻求帮助，但黑

猩猩却不会这样做。直接拿别人的方案来解决问题所消耗的体力

和脑力通常比自己摸索着解决问题所消耗的要少得多。黑猩猩必

须自己解决所有问题，也就是说，每次它们都要从零开始。而文

化进化可以让人类做起事来不仅能采用最合适的方法，而且效率

还更高。黑猩猩的大脑不仅小，而且不够聪明，要花费更多的精

力解决同样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它们的认知能力很弱，无法将技

能结合起来产生复杂的文化。

当然，因为文化进化本身依赖有效的模仿机制，所以我们只

能依靠集体的知识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像基因序列的复制是生

物进化的基础一样，模仿是文化进化的基础。如果我们模仿得不

够精准、不够逼真，那么不同的文化实践在一个群体中留存的时

间就不够长。无法供人模仿，也就不会有文化的积累。精准度高

的文化传播大大延长了一个群体中不同文化变体的留存时间，这

能让一个群体拥有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这是因为模仿的东西越

精准，群体中实践的版本就越多，因而对实践进行微小修改和完

善的机会就越多。这些变化会推动人类进化。

通过模仿，我们创造了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的文化解决方案、实践和我们使用的技术都不是特意设计的。我们习惯将发明与发明家联系在一起，例如闻名世界的爱迪生发明了灯泡，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机。但在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单独由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创新和发明通常是出于偶然或是对现有技术反复改进和组合的结果，这就是达尔文提出的盲目变异和选择性保留。事实上，在累积性文化构建其复杂性的模型过程中，一个发明有多少新特性对创新的影响最小，影响最大的是能将多少现有特性组合在一起。精准的模仿确保一种实践有足够的时间在人群中传播，并和其他实践相融合，从而让文化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多样。

然而，我们进化出这么大的大脑，主要只是为了互相模仿，这似乎有违常理。对许多专家来说，有一个一直困扰他们的问题，那就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到底是发明还是模仿。毕竟，如果像灵长类动物一样，直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摸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能让我们获得第一手且最新的相关知识。

2010 年，进化生物学家凯文·拉兰德开始通过实验来回答这个问题。他的团队设计了一场电脑竞赛。参赛者打造自己的虚拟人物，将他们放置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类似《虚拟人生》和《幸存者》等游戏中的世界。虚拟人物在这个世界里探索，寻求生机，胜者可以赢得 1 万英镑的奖金。100 多个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参赛人员包括神经科学家、计算生物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他们为自己的虚拟人物编写了程序，使其能够在陌生的、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一样，拉兰德认为最好的生存策略是将创新和模仿相结合。

不过，比赛的结果却让他们感到惊奇：在模拟出来的所有情形下，模仿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创新。拉兰德说：“这次竞赛的参赛者有的采用模仿的方法，有的采用创新的方法，却没有人把创新和模仿相结合。”赢得比赛的是由 2 名研究生、1 名数学家和1 名神经科学家组成的小队。他们设计的程序采用了一种模仿策略：当环境快速变化时，虚拟人物会优先模仿发生时间较近的行为，而不会模仿已经过时的行为。人类也是如此，会战略性地选择模仿他人。不同情况下，我们选择学习的对象也不同，这样我们可以一直获得最新的可靠消息。

没有一个人能凭借个人的智慧设计出恩加度的七步处理方

法。它需要几代人不断完善才能形成，每一次完善都被其他人频

繁模仿传播，久而久之人们就摸索出了制作面包最好的方法，这

种文化实践可以直接用于学习模仿。然而，即使一种文化实践经

受住了考验，十分成功，能够代代相传，但它能在文化发展环境

中传递给其他人，可能并不是因为这种文化实践能给人们带来一

些实际好处，而是因为传统风俗。延德鲁万达人研磨和冲洗恩加

度不是为了免于中毒，只是因为要遵循他们的传统。他们处理恩

加度的时候必须使劲砸很长时间，这样的准备过程十分耗时费力，通常由勤劳的女性来完成。科学家们最近发现，文化进化产生的恩加度七步处理法大大降低了硫胺素酶引起中毒的风险。

我们不需要理解为什么每一步实践都很重要，我们只需要学习这些步骤，这是区别人类和其他聪慧动物的关键。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进化心理学家迈克·托马塞洛做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迈克分别给一个人类幼儿和一只黑猩猩一个装有糖果的盒子，但两个实验对象都没能把糖果从盒子里拿出来。然后，他给实验对象演示了拿出糖果的步骤——一步步地推拉盒子的关卡，最后拿到糖果。在这些步骤中，他还做了一个看起来很荒谬的动作：在做最后一步之前拍了 3 次头。幼儿和黑猩猩都能模仿他的动作，最终拿到奖赏，但只有幼儿做了拍头的动作，而黑猩猩却忽略了这个动作，可能是因为它觉得这个动作和得到食物没有关系。蹒跚学步的孩子相信教她取糖果的那个人教她的每一步都有理由，所以她会全部模仿。事实上，目标越不明确，人类幼儿就越会仔细和精准地模仿，即使模仿的步骤与最终的结果毫不相关。

模仿对人类来说意义重大。为了更好地完成模仿，我们的文化和生物机制不断进化，比如说更长的童年期、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和更好的记忆力。除了模仿，我们也会教导别人。人类母亲会教她刚出生的孩子如何做一件事。孩子模仿母亲时，母亲会在旁边悉心教导。每进行一步，她都会一遍遍示范，根据孩子的做法，再来调整自己的教法，直到孩子学会才会继续教授下一步。而其他动物不会主动教导幼崽。

通过教学，知识能很准确地得以传播，学生学习的效率远远高于单纯模仿的效率，对于复杂的技能或有精细步骤的操作更是如此。在一项研究中，被试用不同的学习方法学习打磨石器的技术。通过比较，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教学学习的效果是通过其他文

化传播方法的效果的两倍。也许正是教学赋予了人类将知识精准

传递下去的方法，才让累积性文化成为可能。这项打磨石器的研

究可以解释早期的原始人类陷入 70 多万年的技术停滞，只能制

造原始的奥杜威石器工具的原因。这是因为和奥杜威石器工具相

比，阿舍利石器工具更为复杂，制作起来需要更多的步骤，单凭

模仿无法进行，必须有人来教授制作的方法和步骤。所以直到大

约 180 万年前，在直立人的大脑进化到可以通过学习制造工具时，

阿舍利工具才出现。

但是教学对老师来说代价很高，因此只有当学生学习宝贵知识的好处超过老师所消耗的能量时，教学才能逐渐发展。对于像黑猩猩这样聪明的动物来说，成年猩猩不值得在教学上投入，因为年轻猩猩很聪明，自己就能够学会一些生活所需的简单技能。教学是一种利他行为，蚂蚁和猫鼬等物种会放弃自己的繁殖机会，帮助其他个体繁殖，又称合作繁殖。复杂的文化内容依靠教学实现知识的准确传播，这也让教学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方式。这是因为随着文化实践变得越来越复杂，知识也越来越有价值，仅仅依靠模仿来学习，不仅低效而且也不可靠。此外，在知识的复杂程度增加的同时，人们拥有的文化知识不断增多，教师的数量就慢慢增加了，所以更多的人拥有足够的知识来传授学生。在人类另一个进化反馈机制中，教学解释了文化复杂的原因，但教学同时又是复杂文化的产物。

在我们的文化工具箱中积累起来的实践和技术，是几代人通

过无数次模仿得来的结果。环境变化能促进生物进化，同样也会

带来文化变异。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在东非出现的一些复杂的

文化特性，比如人们大规模生产锋利的黑曜石刀片，进行频繁的

贸易往来，与大约 32 万年前发生的一系列大规模气候和环境变

化有关。发明一个东西并不一定是因为需要，它能说明有新的选

择压力作用于现有的技术和行为，这种新的选择压力能够改变技

术和行为的传播速度。如果陆地上的猎物变得稀少，人们可能会

广泛学习一种以前罕见的鱼钩制作技能，就像澳大利亚 6.5 万年

前草原面积扩大时，磨种子的技能也随之传播开来。与其说进化

是适者生存的结果，还不如说是淘汰劣者的过程。加工程序和操

作技术纷繁复杂，经过几代人的实践，有些程序和技术会被渐渐

遗忘或淘汰。剩下的那些会在社会群体中不断被模仿和使用，人

们会慢慢熟悉和适应这些程序和技术。

环境变化会影响人口规模，而人口规模对文化也有重要影响，因为它会改变集体智慧的发展程度。集体智慧就像一根杠杆，让个人学习变得不那么费力。所以文化杠杆越长，即包含的文化实践越多，集体的能量就能得到更高效地利用，并且加速文化进化。

创新常常来自现有想法的结合，所以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再有

几种新的想法，就可以结合产生更多的想法，从而产生巨大的影

响。试想，3 个条目可以有 6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如果每个条目

只使用一次），4 个条目可以有 24 种不同的组合方式，而 10 个

条目就有 350 多万个组合方式。大型群体拥有更高的集体智慧，

同样，只有大型群体才拥有所需的物理能量并从中获益。因此，

随着人口的增长，文化的多样性也会不断增加。增加到临界点时，

文化多样性会全面爆发，形成文化大爆炸。

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这种爆发似乎发生在大约 4 万年前的欧洲。一些专家据此认为，现代人类文化，包括人类复杂的语言和工具都出现在那时。他们认为，大约在这个时期，人类远古祖先可能与尼安德特人交配，从而改变了基因，这迅速提高了人类祖先的认知能力，行为上的现代人由此出现。但至今也没有可以支持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在欧洲看到大量当时的手工制品，并不是因为人类祖先与众不同。一部分原因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人们对这些出土手工制品的遗址的研究要比其他地方更多，而且这些地方通常是凉爽干燥、隐蔽性强的洞穴，所以与热带地区相比，这里能更好地保存古代的物品。

另一个原因是，4 万年前欧洲的人口、社会、环境和文化都

发生了变革，这些变革带动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最近，遗传学

家发现，史前时期最大规模的人口激增发生在 4 万—5 万年前。

与此同时，另一组遗传学家比较了 4.5 万年前欧洲和 9 万年前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化爆炸现象，发现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十分

相似。随着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变化，人口数量越多、文化多样性

越强的群体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越多。这样他们适应文化实践的机

会就越多，社会因此也会变得充满活力，他们的工具和手工制品

及其制作方法才得以保存下来，种类也多种多样。人口越多，文

化杠杆就越长。同理，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的联系越紧密，群体

内部关系越和谐，群体中个体获得新的文化实践和技术的机会就

越多。反之，小而孤立的群体也可以经历文化进化，只不过技术

会变得更简单，种类会更少，最终他们的文化也就销声匿迹了。

有时甚至基本的技术也会慢慢消失。由此可见，任何可以增加社

会人口的文化实践——改善营养条件、提高生育率或降低婴儿死

亡率，都有利于实践本身的发展。因此这些文化实践就会传播得

更快、范围更广。这样一来，像生火这样的技术就会迅速普及。

不论是文化技术的发展还是消失，整个社会都在传播一种思

想，那就是群体之间的联系让技术成为可能。我现在正在电脑上

打字，我不需要知道每一个按键是怎样用塑料制成、印上字母、

最后装进键盘的，我也不需要知道字母是如何出现在屏幕上的。

我只需要知道，只要我轻敲键盘，字母就会出现。但在这背后是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括工程师、工匠、工厂工人、矿工等，没有他们，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这就是生活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的全球化社会中的意义，我不可能知道做每一件事的所有步骤，更不用说在日常生活中亲自动手了。不仅是我，其他人也做不到。一名矿工知道从什么角度击打凿子，也知道应该用凿子敲打什么样的岩石，但是他不知道他取出的石块会被加工成船体还是电子元件。正如我们从生物进化中看到如此多的生态多样性和生命复杂性一样，文化进化也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系统，人类的日常实践一直在其中发挥作用。

我把一块打火石放在手里，很难想象这块小小的石头经历了

怎样的生命历程。事实上它是由微小海洋生物演变而来的。微小

海洋生物把食物的能量转变成自己的骨骼，它们死去之后，骨骼

变成了石英。数百万年后，板块运动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把石英

卷到悬崖之上，形成了火石。这块泪滴状的火石又经过人手的改

造，变成了这把 4 万多年前制造出的斧头。在人类生存的自然环

境中，人类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的东西虽原始粗劣，却能够用来工

作。我的手和这把斧头的制造者的手差不多大小，所以我用起斧

头很顺手。我感觉到它的重量和形状像是为人体量身打造一般，

我自然而然地就把手指扣进凹槽里。如果有人教我如何使用斧头，

我就能用它从刚宰杀的鹿身上挖肉，而这可能是它最后一项工作。

手斧在当时就像现在的瑞士军刀一样，是一种必备的万能工

具。斧头由石头打磨而成，用于砍伐、切片、钻孔、塑形、削片、

雕刻木制工具，以及许多原本要花费更多时间的工作。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物质和文化的双杠杆。

现今发现的手斧最早可以追溯到 150 多万年前。直到 20 世

纪，狩猎采集部落中仍或多或少地用着斧头。从撒哈拉以南非洲

到北极，斧头随处可见，要么在洞穴里，要么大量出现在悬崖下

方工厂大小的生产基地里。人类想要生存，手斧必不可少。但是

制作一把斧头的难度之大，有些出人意料。工匠们需要别人教他

们怎样寻找石头，如何把石头敲下来，最后还要教他们怎样制作。

别忘了，在这个时候，人类已普遍使用各种各样专门的石器、木

制工具、绳子、带把手的材料、生火的火石和火绒，以及动物毛

皮、内脏和其他动物制品了。“石器时代”这一术语通常指的是

原始或落后的时代，但是在几十万年前，确切来说是人类出现之

后，石器加工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十分复杂的技术，需要掌握熟练

的工艺，还要有地质学、断裂力学和岩石热性能等相关的知识。

人类学家最近在南非发现了 50 万年前由海德堡人制造的精致的

石矛尖。

制作这样的组合工具需要熟悉不同的材料，而且包括木制的轴和用来固定石矛尖的绳子在内的材料还需要单独制作。如果想要固定得更加结实，还要把树脂胶（取自某些树皮）放在火中软化。制作组合工具需要很高的认知水平，其他动物很难达到这一水平，因为制作这样的工具需要调用大脑的“工作记忆”，同时回忆、处理和记忆好几部分信息。工作记忆用于处理多项任务和制定策略，早期的许多技术都需要这种脑力，例如设置捕捉动物的圈套和陷阱。设置陷阱十分消耗脑力，人们先是要想象如何才能捉到动物，然后按照想法创造出一种装置，过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捉到，以此来检验这种方法是否可行。制作组合工具除了对认知能力有要求之外，还有生理上的要求。尽管人类已经学会如何制作工具并且有能力完成，但是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会让人十分劳累，搜集材料和制作工具也非常消耗体力。创新源于一次次的尝试和错误，耗费了数小时的精力之后，希望最终得到和预期一样的结果。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动物都是通过新陈代谢从食物中获得能量，所以要想得到更多的能量，就要吃更多的食物，然而寻找食物又要耗费时间和能量。但是人类一旦学会了一件事情，或者熟练掌握了一项技术，它就会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这样人体所需的能量就会大大降低。

制作工具时，精准的模仿能提高时间和能量使用效率。这样一来，很快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技术，随即产生更多提高能量效率的装置和专业设备（如果你曾经用刀拧过螺丝，你就会知道选对工具能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要做到精准的模仿，不仅个人要消耗很多时间和能量，整个群体也一样。大规模群体能够抽出专门劳动力（物质杠杆），可以带来规模效益，这时消耗能量才有意义。实际上，在大规模群体中，只有拥有集体智慧（认知杠杆）的群体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群体规模扩大之前，通过与其他群体建立良好可靠的关系，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这种规模效应。通过这种方式，集体智慧汇集起来，资源和技能的交换可以降低每个群体的劳动力成本。这就是规模更大、联系更紧密的群体能发明出更先进的技术的原因所在。

人类之所以能带来复杂技术的文化进化，是因为人类可以通

过群体成员的认知处理能力、记忆力、知识储备和体力完成工作。

文化进化带动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人类本身能达到的。能量的使用

效率是一种强大的选择压力，直接影响着文化进化和生物进化的

进程。渐渐地，我们将个人的生理和生物能力与人类改造环境的

能力分离开来。武器和食物处理工具的发明意味着我们可以抛弃

食肉动物的大颚、牙齿和爪子，社交工具让我们可以做任何其他

动物的生物能力无法企及的事情。从火到回形针，再到苹果手机，

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人类能够日益熟练地高效处理能量的

结果。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的生理文化杠杆也在不断变化。人类每天摄入 2,000 千卡的食物，保证有足够的能量供身体进行 90瓦功率的活动（以人类的平均代谢率计算），然而我们所消耗的能量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说得更具体一些，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得的能量只能够点亮一盏 90 瓦的白炽灯。我现在正在写作，头顶有两盏这样的白炽灯，身后放着一盏台灯，前面是一台正在工作的电脑。除此之外，我的收音机开着，电暖气开着，洗衣机在洗衣服，我一天吃的大部分东西需要用烤箱烤。我的早餐粥提供的能量显然无法满足如此多的能量消耗需求。现在英国的人均家庭能量消耗是一个人代谢能力的 4 倍，美国则高达 12 倍。人类现在总共使用大约 17.5 太瓦功率的能量，这样来算的话，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 2 300 瓦的能量消耗，是我们“自然”能力的26 倍，靠我们自身的能力显然是达不到的。在做一些消耗体力还浪费时间的工作时，我们要利用其他形式的能量，从而减少自身的能量消耗。这样一来我们就会有剩余的能量、食物和时间，人

口数量就会增多，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又会进一步提高能量和资

源的利用效率。例如，劳动力分配可以让擅长不同领域的人发挥

自己的价值，从而让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时间和能量来加速文化实

践的发展。我们的物质文化杠杆在效率和规模上不断进化，直到

我们达到另一个临界点。这时，从食物采集到运输的劳动密集型

工作，不但成本极低，还很容易完成，所以我们就能肆意地开发

地球。人类现在使用着地球上 40%以上的原始产物，其中的能量

都是由植物的光合作用提供的（因此也可供地球上其他生命使

用）。

促进能量产生或流动的新实践形式是驱动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新形式会改善人类基因的存续情况。因为对所有动物来说，养育幼崽都需要耗费大量能量，而它们自身新陈代谢能够产生多少能量会决定它们生育能力的高低。然而最终，成功的文化进化将人类的文化存续和基因存续分离开来。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工业化社会越富裕，人口出生率就越低。有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太低，已经导致人口总数在不断下降，尽管这些国家可以提供最好的食品和医疗保障。通过文化进化，我们正在推翻生物进化的关键证据。

我们可以利用能量改造环境、改变自身，也可以用能量将自然界的东西变成人类世界的物品。我们周围日常使用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是自己制造的，我们依靠人造的基础设施规划着社会生活中的能量流动和社交活动。我们之所以把一些东西称为人造的，是因为它们来自自然界，之后由人类二次加工，我们不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吗？人类的文化进化是生物特征的一部分，就像文化进化的产物是我们共同创造的新地球的一部分一样。

鸟类筑巢，海狸筑坝，它们把自然界的东西重新组合，各得其所。但只有人类能利用世界的原始材料，生产出复杂多样的产品，引发物质的进化。技术通过组合而发展，社会和文化紧密相连，因此通过社交网络和技术保证，一种发现或做法可以广泛流传。人类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灵活的头脑发现新事物，应用新事物。以泥土为例，用泥土可以做出几乎任何东西，这一点人类已经做到了。火让泥土变得持久耐用，让本身柔韧的分子层变成完全不同特性的立体物件，而且十分结实。烧制黏土不仅是人类文化的一场变革，也是材料行业的一大飞跃。

陶器可以用来炖菜煮汤，能储存脂肪、海鲜和美酒，还能让人随身携带液体。在陶器出现之前，游牧民族只能用袋囊或皮囊来携带或储存水。所以能装血、牛奶、水、油和动物内脏的坚硬容器带来的改变是革命性的。陶器可以用来煮汤。喝汤能帮助婴儿断奶，而且汤羹营养丰富，易于消化，基本不含毒素。通过喝汤，婴儿逐渐接触到新的食品，也可能是有潜在危险的食品。比如，在锅里煮鱼汤可以防止鱼肉脂肪流失。鱼肉脂肪中含有有利于婴儿大脑发育和女性生育的 ω-3 脂肪酸。汤有利于儿童身体健康，有利于提高存活率，直接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

陶器的出现促进了农业发展。很难想象没有陶器的时候人们是如何储存、烹饪或发酵谷物的。有充分证据表明，世界各地陶器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农业水平也迅猛提高。储藏的食物可以被重新分配和拥有，这对奉行平等主义的狩猎采集社会的社会结构、领土和经济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为政治操纵创造了机会。

陶器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把自然材料转变成人造材料，揭示了社会和发明之间的反馈关系，因为每一种发明带来的变化都推动着社会进一步发展。在几千年的文化进化中，世界各地人民创造了纷繁复杂的陶器加工、烧制和装饰技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产品，包括牛奶罐、小雕像、砖块、瓦片、台灯、抽水马桶、陶瓷电子元件等。制作陶器最耗时耗力的环节是烧制，因为需要收集燃料，并让窑炉一直保持足够的温度，但好处是可以同时烧制多个罐子。这种大规模生产使其制作成本变低，所以制陶的技术很快取代了制作篮子或木箱这样的技术，因为后者很难做到大规模生产。

随着人类群体能支配的能量越来越多，生产技术也随之发展，

生产效率也在不断提高。随着制陶发展起来的窑炉技术，可以为

上釉创造可控制的高温环境，冶金学很可能就是由此而来的。人

们将岩石矿物碾碎后用于装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小铜珠

在火床上沉积，这些铜珠可以被打碎和熔化。发现可以从岩石中

提炼出铜，这让人们兴奋不已。提炼的方法就是高温熔炼矿石，

比如亮绿色的孔雀石、蓝铜矿石和硫化铜矿石。突然间，我们发

现脚下土地里居然隐藏着新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被制成任何东

西，而这些被制成的东西还可以被制成其他东西，如此往复，实

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为此，人们需要更多的能量：窑炉靠木炭燃烧供热、风箱供氧维持燃烧，以保证温度至少达到 1,000 摄氏度。人们制作出坚固的铜制刀片后，就可以切割骨头、木头甚至石头。伟大的埃及金字塔是奴隶们用铜凿一点点雕刻石块建成的。据估计，整个工程需要 30 万把凿子，为此开采了大约 1 万吨铜矿，在当时恶劣的条件下，矿工的寿命维持不到一年。

公元前 3000 年，人们发现在铜中加入锡可以制成青铜，这

是一种更坚硬的合金。青铜开辟了新的贸易路线，因为锡在地壳

中比较稀有，所以需要从遥远的英国运输。这条贸易路线从锡的

发源地英格兰西南端的康沃尔郡开始，沿着锡的开采路线一路到

达阿富汗。这条路带来了商品，同时也传播了思想。这是第一个

大规模的国际贸易网络，让新精英阶层变得非常富有。由于游牧

民族的入侵，这条贸易路线在公元前 1200 年被迫中断，人们不

得已开始寻找青铜的替代品。结果人们发现几乎到处都是——每

一块岩石都含有铁，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金属。从此人类进入了铁

器时代，铁器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与冶炼铜相比，冶炼铁矿石需要的温度更高，消耗的能量更

多。人们用古老的熔炉最多只能炼出一种多孔的海绵状物质，叫

作熟铁，这种熟铁并不比铜强多少。熟铁经过反复捶打后可以提

高强度，但仍然无法代替青铜。（尽管如此，到公元前 1500 年，

铁在古埃及已经很常见了。）后来冶炼者发明了一种方法，突破

了技术限制。他们通过在火中添加木炭来提高和控制热量，这样

一来，一种铁和碳的合金就生成了，我们称之为钢，钢是当时最

坚硬的金属。合金中碳的含量至关重要：1%的含碳量可以制成高

强度的钢，4%的含碳量就会让钢变得脆弱易碎。遗憾的是，直到

20 世纪，我们才明白这个道理，才知道为什么有些炼钢工艺行得

通，有些却失败了。

炼钢技术作为一种复杂而神秘的仪式代代相传下来。罗马人

离开英国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铁钉藏起来，也没有公开其他冶

金技术，就是为了防止别人知道怎么制造不易折断的剑、渡槽和

船只。后来，人们在苏格兰发现了一个深坑，里边埋藏着的铁钉

和钢钉重达 7 吨，这是一个罗马军团撤退时埋下的。由于锻造钢

铁关键技术失传，人们把钢铁神化为坚不可摧的武器，比如英国

亚瑟王使用的神剑。

高炉是一种冶炼设备，通过在冶炼矿石的过程中添加木炭，

可以减少矿石中氧的含量，通过空气鼓风提供氧气支持燃烧，最

终得到金属制品。世界各地发明的高炉多种多样，至今仍在广泛

使用。正是因为加工出了铁这种特别又普通的金属，才让铁制工

具创造了现代世界。铁犁耕种土地的效率更高，铁斧砍树比用石

头更快，铁钉、铁质渡槽和桥梁让基础设施更加坚固。因为这些

进步，城镇和城市人口的数量增加了。环境造就了人类，支撑着

整个社会的运转。然而，为了控制更多的能量，我们改变了环境。

冶金需要用到木炭，所以世界各地的森林被大规模砍伐，环境遭

到破坏，给社会经济带来不良影响。

一个人无论多么聪明，也不可能偶然间有这么一个重大发现或是自己发明出从岩石中变出钢铁的方法。每一种技术都包含诸多步骤，这些步骤是几代人学习和传承的结果。这种复杂的文化依赖一个重视教学和学习的社会，还要具有跨越地理区域的强大网络。这个社会规模要足够大，才能有劳动分工，才能有养活劳动者的食物和水源。今天的世界之所以存在，完全是因为经过了足够长的时间，让技术和社会得以进化得复杂多样，让人口和社会网络发展到足以支撑所有的能量消耗。

生火和控制火种赋予了人类了不起的能力，可以将地球上的物质转化为人造世界的物质。掌控火种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地球生命的转折点，因为它是让地球迈向新行星之路的第一步。我们永远地改变了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能量动态关系。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几乎完全是因为我们有策略地互相模仿，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聪明的集体大脑。

语言

进化完全依赖于个体间的信息传播。这些信息被忠实地复制、储存和传播。在生物系统中，基因信息储存在 DNA 中。在人类文化进化中，必不可少的信息是文化知识，它储存在语言中。正如生物进化出了生存策略以改善其基因的繁殖过程一样，人类的文化也产生了适应性方法，帮助其传承发展。

第六章 故事：存储累积的思想

在海边的火光中，海浪轻轻拍打着海岸，有一个人在唱歌。

他像是在为我歌唱，又好像不是。火光中，只看见那人来回走动

着，时而蹲下，时而起身。他黝黑的皮肤已与黑夜融为一体，但

是身上的油彩却熠熠生辉。当我看清跳舞之人的面貌时，不由得

大吃一惊。他扮成神灵的样子，合着音乐的节奏，挥舞胳膊，跺

着双脚。他眉目间神采飞扬，牙齿也闪闪发亮。他一边唱，一边

敲击着彩绘的棍子。我们脚下的红土地，也随着他双脚的律动颤

动了起来。另一位光彩夺目的年轻人用迪吉里杜管演奏着音乐。

舞者的舞姿越发狂野，前后甩着头，手胡乱地抓着空气，却张弛

有度。燃起的篝火还在噼啪作响。周围的人也都加入其中，敲打

着木棍，手里摇晃着干豆荚。几个小时过去了，那位雍古族舞者

还在跳着，唱着。他会一直唱下去，直到启明星在天边升起。

歌中唱的是天地万物的故事。在梦幻时代，第一批人类遵循造物主的指引，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来到澳大利亚。这个造物主就是我们熟知的维纳斯，也就是金星（又称启明星）。维纳斯在飞行时，唱了一首有关她一路见闻的歌曲，里边描述了她途经的地标和万物起源的创世故事。雍古族舞者的歌声余音绕梁，舞蹈活灵活现，配合着身上的彩绘，令人印象深刻。即便是闭上眼，我似乎也能看到舞者的身姿。舞者脚下律动不停，敲棍声和鼓声笃笃作响，迪吉里杜管乐声悠扬，沙滩之火闪烁不停，引人入胜的歌曲不绝于耳，给所有人都带来了难以忘怀又意义非凡的体验。事实上，这样的歌曲一直没有被人遗忘过。或许从 6 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开始，人们就开始学习、传唱这些歌曲，口口相传至今。它们就是歌径。

歌径以口述故事的方式记载文化知识，利用共通的文化背景将人们联系在一起，以一种微妙的方式重新定义家庭或社会。澳大利亚每个原住民部落都有他们自己的歌径，包含各种各样的故事，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法律条文、礼节仪式、权利义务、祖先神灵和山河风光。歌径也是澳大利亚的“活”地图，绘制了这里交错纵横的无形道路。原住民通过变化的旋律、艺术作品和舞蹈表演展现澳大利亚的地理标志、草木林海、高矮岩壑、天地生灵、气候类型和水源分布，而且这些对周遭世界的认知通常与天上的星座相关。因此，歌径可以跨越语言的障碍，在各个部落之间传唱。如果你了解歌径，就会发现，一曲终了，你可以轻易地转到下一曲上，因为歌径中的每一乐句都是歌径地图上的索引。此外，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文在他有关歌径的开创性研究中补充了另一个原因：“歌径中的乐句（还）是记忆库，指引我们找到自己与世界连接的道路。”

这也解释了人类的故事为何如此重要，又为何能够广泛传播。因为这些口述的故事是人类集体的记忆库，它们以叙事的方式储存着人类世界的文化信息。它们还提供了一种可靠且节省力气的方法来广泛传播内容复杂、内涵丰富的文化信息。一则则故事帮助文化知识尽可能长时间地储存在人类集体记忆中，便于人类将其代代相传、不断更新。随着人类文化越来越复杂，讲故事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文化适应行为，我们的大脑在进化过程中还将其自发纳入认知环节。故事塑造了我们的思想、社会，甚至改变了我们和环境的互动。故事拯救了人类。

6 万年前，一小队人来到了澳大利亚。他们颇具开创精神，在澳大利亚迅速繁衍生息，建立起欣欣向荣的部落，同时还学习如何与独特的自然环境相处，以便更好地生存。他们发展出烧荒农业，利用各类材料制造渔叉、猎矛等复杂的工具。旱季和雨季不断交替，各个部落为了获取水源和其他资源，迁徙十分频繁。而且每到一处，他们都详细绘制了当地的地图。故事帮助人们学习知识，回忆过去，并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他人。正如一位原住民长者解释的那样：“我们没有书本，我们的历史就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从祖辈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带我们参观这些圣地，教授我们历史，通过歌曲和舞蹈给我们展示朱库尔帕信仰，也就是梦幻时代信仰。我们用舞蹈演绎故事，这些故事也融入了我们的记忆和身体中。我们也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朱库尔帕信仰。”通过歌径，朱库尔帕信仰在澳大利亚世代相传，人类在这里繁荣兴旺。

从本质来说，讲故事更像是一种全社会参与的事业。它需要人们思想相通，愿意搁置现实，探索虚拟时空。虽然歌径让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部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很关键，那就是它们将这些部落连在了一起。这些关于故事、土地、人民和文化的口述地图之所以意义非凡，是因为它们不仅对保持原住民身份的独立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使原住民免于灭绝。

约 2 万年前，来势凶猛的冰川时代摧毁了澳大利亚的自然环境。北半球的欧亚大陆冰盖绵延了 4 500 千米，海平面下降 20米。同时冰盖冻结了大量水分，导致全球各地雨水稀少。随着干旱越来越严重，对很多哺乳类动物来说，地球上的环境越来越不适合生存。以澳大利亚为例，在这个时期，大型有袋类动物全部灭绝，人口数量也骤降了 60%。那些设法坚持下来的原住民部落孤单地散落在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上。这种情况延续了上千年。人口数量少、种群孤立，再加上极端困苦的环境条件，使得人类基因库没有得到及时更新，甚至还有毁灭性的基因突变悄悄混入，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这些都给种群灭绝制造了充分的条件。

某个种群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种群隔绝了上万年，并且分化成了人数稀少的孤立群体。这些条件看似已经形成了进化的死胡同，却没有造成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灭绝。在如此众多的大型动物都灭绝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呢？

是歌径拯救了原住民。面对极端险恶的环境，原住民不得不更加依赖专门的知识寻找所需资源，应对不同的气候条件以便生存。2 万年前冰川时代的石臼显示，当时的人们已经擅长加工处理恩加度。成年原住民臼齿化石上特殊的磨痕也表明，他们已经会加工纤维来制作渔网。这些步骤繁多、工序复杂的技艺必须要储存在集体记忆库中，代代相传。即便这些技艺不再有价值，比如当某个群体生活的地方不再有恩加度，它们仍然薪火相传。也许若干代之后，人们会在记忆中重新发现这些技艺，让它们得以存活下来。

我们“自私的基因”只懂得拷贝自身，而歌径则从集体的角度出发，将其承载的整个族群的文化信息传递给每个人。在处境糟糕的冰川时期，歌径和其中描述的仪式帮助部落应对孤立无援的状态，而这种孤立也让歌径和那些仪式得以保存。如果一种文化中没有那么多持不同观点的人，那么文化变革的压力就会小很多。但是，因为歌径可以为所有人理解，所以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联系也得以加强。部落之间进行必要的基因交换时，歌径在其中做纽带。这既可以保证基因的多样性，也可以避免种群灭绝的发生。歌径保证文化和基因库都十分健康，帮助冰川时期的原住民文化在孤立和联系之间达成平衡，这是其他大型哺乳类动物做不到的。随着气候逐渐变暖，澳大利亚越来越宜居，原住民数量激增。到 17 世纪，澳大利亚已经居住着约 100 万原住民，说着 300种语言。

人类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全世界，经历着环境和社会带来

的诸多挑战，正是故事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带领着我们共同面对

挑战。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的故事也发生了相应的改

变，讲述的内容从叙事者周围的环境扩大到了整个世界。在这个

过程中，故事给予全人类精神力量，让我们坦然面对自然和社会

环境的变革。家喻户晓的故事通常会浓缩成一句文化格言，比如，

用“狼来了”的故事提醒大家不要撒谎，用“三思而后行”规劝

他人谨言慎行。在过去，故事地图的应用十分广泛。有人指出荷

马创作的《奥德赛》用诗歌的方式描绘了一幅便于记忆的地中海

地图。同时还有证据表明，大象也可以使用故事地图。与人类相

似，大象的大脑体积占身体体积的比例相当大。生物进化会青睐

那些记忆力更好、更善于沟通与合作的个体。象群中的母象就像

人类的祖母一样，即便在干旱结束很久之后，依然会记得那个能

拯救集体的遥远水源位于何处。

故事是一种强有力的适应生存的手段，因为它不仅帮我们跟随记忆回到过去，还让我们不耗费时间和精力就能在脑中想象未来。它就像精神世界的思想实验，可以让我们在头脑中模拟危险或困难的事件，并将得出的结论储存在脑中，供日后参考。其实，我们一直在下意识地做这些事情。我们可以想象前往两个不同水源地的路线，不需要真正走一遍，就能权衡出哪条路线才是更好的选择。

如果有人告诉我们，“不要靠近巨石，危险”，我们或许记不真切，也很难因此幸存。但是如果有人这样告诉我们：“我表弟曾坐在巨石旁，结果被睡在那儿的狮子咬掉了脸。”我们或许就会记得更加真切，从而保住性命。故事是文化的记忆库，因为故事提供了语境这样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我们理解、组织、分享和储存真实的信息。

研究表明，通过故事传递的信息比其他途径传递的信息更便于人们记忆，中间的差距有 22 倍。这是因为，在讲述故事时，大脑的多个部分都会被激活。单纯地陈述事实只能激活大脑的语言处理区域（布罗卡氏区和威尔尼克区，即赋予单词意义的区域）。但如果通过讲故事传递同样的信息，大脑中同叙事有关的区域就会被激活。假如一个故事中提到了跑或跳，大脑的运动皮质就会活跃起来。如果提到了某人的缎质上衣，大脑的感官部分就会被激活。叙事让我们的大脑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这种方式，故事讲述者可以将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灌输给听众，让他们感同身受。研究人员对讲故事的人和听众的脑部做过 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扫描结果显示，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二者的大脑会产生同步反应。神经学家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听说神经耦合”。

换句话说，随着大脑不断进化，人类可以通过故事来了解世

界。故事因此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工具，加强了基因—文化的共

同进化。人类的故事来源于生活。我们通过故事看清世界和自己

的人生。许多人将人类的故事——这个不曾中断过的长篇故事—

—归功于神的旨意。

这其实是我们大脑复杂的预知系统为了人类的生存，在进化

过程中产生的一桩怪事。大脑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处理包括眼睛、

耳朵、皮肤和内脏器官等身体其他部分的感官输入信息。大脑通

过这些信息创造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对自我的认知和对周围世

界的了解。我们将其统称为意识。人体不断地感知信息，大脑也

不断地更新它的预知工具，并利用预知指导我们和周围环境的互

动，帮助我们趋利避害，繁衍生息。大脑的预知系统让我们意识

到质量重的物体会下落，阴影中的物体看起来颜色更深，液体不

需要咀嚼等。

大脑将接收到的碎片信息收集起来，选择合适的故事模式，构想合适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以碎片信息为主角的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看到被吃了一半的牛，再听到一声狮吼，可以轻易联想到狮子袭击了牛。有了前车之鉴，我们会修筑围栏保护牛群，以免遭受损失。如果因果关系没有那么明显，比如说牛的死亡原因不明，我们心中会有其他思量：可能是牛运气不好，可能是被村里老妇诅咒了，也可能是触怒了神灵。我们无法控制运气这种奇妙的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把下咒的老妇沉塘，或者向神灵献祭，平复他们的愤怒。做完这些之后，如果剩下的牛活了下来，那故事就可以改动了：牛能活下来是因为老妇不在了，是因为神灵对献祭的东西感到满意，是因为我们时来运转。这样，我们就向人类文化知识库里成功添加了一些信仰，这些信仰虽然有用，但也会带来不少的问题。

人类也会无中生有，自己创作故事。因为故事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有意义，用独特的方式回答了存在的问题。1944 年，在美国

进行的一项研究中，34 名大学生观看了一段简短的动画。视频

里，两个三角形和一个圆形来回滚动，一个长方形则在一边保持

不动。当被问及他们看到了什么时，34 名学生中有 33 名都将视

频中的图形拟人化，编了一个故事：圆形代表“焦虑和担忧”，

小三角形代表“无辜稚子”，大三角形则代表“（人）被愤怒和

挫折蒙蔽了双眼”。只有 1 名学生说，他看到的不过是屏幕上的

几何图形。

从本质上来说，我们的大脑让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了“幻觉”。所以，只需对输入大脑的信息稍加调整，这种幻觉就会被改变。这种调整十分有效，不仅可以改变我们对外界的认知，像上文“牛之死”的故事一样，还可以影响我们的身体感受。后者是因为大脑用故事帮助我们理解和回应它从身体获得的感官体验。如果医生给了身体疼痛的病人一片药片，并告诉他，这个药片可以缓解疼痛，那么药片很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效果。疼痛之所以得以缓解，可能是因为药片随着人体的新陈代谢，逐渐被人体吸收，抑制了体内的组胺分泌，还有可能是因为大脑希望药片可以起效，从而要求身体减少组胺分泌。我们给自己讲的“药和医生”的故事足以让药片产生生化反应，即使药片只是用糖做的安慰剂。

其实，即便病人知道药是安慰剂，“药”这个字代表的强大治愈作用足以让病人相信“吃了药就可以康复”的美好故事，促使大脑产生被治愈的感觉。如果想要病人得到治疗的感觉更加强烈，可以让开“药”的人穿上白大褂、在“药”的包装中塞入用药医嘱、包装外列出药品成分（有的“药”会列出空气的化学成分）或让病人通过相关仪式求药。有时，注射安慰剂比直接服用安慰药片的效果更明显，因为人们相信，生病时打针比吃药好得快。

安慰剂之所以有用，是因为药的故事深嵌在人们的文化“显影液”中。不过安慰剂发挥的作用因文化而异。相关实验数据可以支撑这种观点：在德国，安慰剂对溃疡的治疗效果比其邻国丹麦和荷兰高了一倍，而对降血压的效果远不如其他国家。大脑中的化学物质会受到信念的刺激，改变我们对炎症、压力等一系列致病因子的反应。有些人认为，人的生辰年同最终导致死亡的特定身体器官相关。对这个说法深信不疑的人，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会比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患有该病的人提前四五年。这个发现令人震惊。随后，研究者又对比了同一年出生的部分美籍华裔人和美籍欧裔人的死亡率，结果证实了这个发现的真实性。部分美籍华人相信“生辰年和疾病”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将这个故事变成了现实——他们确实更容易死于相关疾病。这样一来，“生辰年和疾病”故事的可信度也随之提高。由此来看，长寿并不由基因决定，而是由相关文化故事的力量决定的。

故事能够说服大脑来治愈疾病。这种力量在其他方面也有体

现。历史上曾有多次报道，青少年和年轻女性会出现大规模流行

性昏厥和癔症，且无明显病因。其中一例于 2012 年发生在阿富

汗北部塔哈尔省省会塔卢坎市的比比哈耶尔高中。该校的女生和

老师随后住院接受治疗。最开始人们以为病因是塔利班的毒气袭

击，但是，上百人的血检和尿检结果都为正常。之后，世界卫生

组织将此次事件看作一次“群体性心因性疾病”。约旦河西岸也

曾发生过类似事件。最初，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互相指责，都认为

对方应对事件负责。但医生最后得出结论，该事件也只是一次心

因性疾病。第三个例子发生在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当地的歇斯

底里感染（即流行性癔症）后来还引发了塞勒姆女巫审判案。以

上事件中的受害者都处于十分恐怖的氛围中。对于她们即将面临的危险，她们的大脑用最真实的身体反应给出了回应。60%的病人在准备接受化疗时，会产生预期中的恶心，因为她们的大脑中已经有了“化疗会让人恶心”的思维定式。

这种现象叫作“反安慰剂效应”。它与安慰剂效应相反，会

对病人的身体情况产生负面影响。反安慰剂效应解释了诅咒和黑

魔法为什么能够起效。有些人甚至会因诅咒而亡。据文件记载，

大约 80 年前，在亚拉巴马州，一名男性因伏都教的诅咒而日渐

消瘦。将死之时，他遇见了一位名叫德雷顿·多尔迪的医生。可

他认定自己行将就木，不管多尔迪医生说什么都无法改变他的想

法。最后，医生决定用另外一个故事破除伏都教的诅咒。多尔迪

医生给他服下了一种很有用的催吐剂，并在其呕吐时娴熟地从自

己的口袋中变出了一只活蜥蜴。多尔迪医生称伏都教的诅咒就是

这只寄宿在人体内的蜥蜴，并向病人保证，既然现在蜥蜴已经吐

出来了，那身体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了。结果，病人真的恢复正

常了。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身体对内心的感受产生生理反应合情合理。如果我们处于危险之地，如果吃下了不干净的食物，呕吐和昏厥都是一种警告，让我们尽快逃走或采取相关措施。同样，如果处在安逸的环境中，我们的大脑会认为这里可以舒缓疼痛、减轻炎症。这点在儿童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对他们来说，父母的一个亲吻便可缓解他们摔破膝盖的疼痛。像这样将感官体验与现实（大脑相信的故事）结合起来，也是大脑影响现实体验的一种策略。

为了理解世界、与世界互动，人类进化出了故事，将其作为认知世界的工具。我们做的梦是故事，我们清醒时的内心活动也是故事。我们用自己主演的故事理解世界。历史是我们的暖场表演，而广袤的宇宙是我们的舞台。很多人将人生看作“一场旅行”，我们的目标是“旅行的终点”。在人生旅行中，我们可能会“迷失”，也可能会“处于十字路口”。不论人类处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从小就会讲故事，这是人类的共性。在学会说话之前，我们用表情和手势讲故事：当我蹒跚学步的孩子给我看一只蝴蝶、兴高采烈地拍着手时，我知道，她正在给我讲故事。人在讲故事时将各种情绪带进了形形色色的故事中，这也是故事便于记忆的原因之一。

从几十万年前山洞和岩壁上赭色的绘画便可得知，人类祖先十分喜欢讲故事。在贫瘠荒凉的地球上，人类特意留下手印和其他涂鸦。除了表示划分领地的意思，这些涂鸦还在努力传达着别的东西。它们向我诉说着，人类不但要讲自己的故事，还要让他人知道自己的故事。正如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所言：“小说（故事）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诉说。这是我对于小说（故事）的感受。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从非洲南部到澳大利亚再到欧洲，赭色手印均有广泛分布。这是人类从历史早期甚至是语言产生之前就开始使用的讲故事手法，从未中断过。2017 年，为抗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对杀害原住民男童罪犯的从轻判决，当地原住民在最高法院的玻璃门前印下了赭色的手印。鲜红的颜色表达着人们对正义的呼唤，也让人们回忆起最早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人们将其用作文化工具的时代。

坎塔布里亚位于西班牙北部巴斯克自治区的腹地，当地有一处名为萨尔瓦多卡斯蒂略的洞穴群。两条河流流经洞穴，河流之间坐落着三座山谷。这里是动物每年迁徙的必经之路，人类可以在这里狩猎。或许是这个原因，千百年来，尼安德特人都居住在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洞穴中。后来，人类的祖先也住了进去。这里成了人类祖先在冰河时期的避难所。洞穴内部交错复杂，宛如迷宫。墙上到处都是非同一般的绘画作品。这些画由两个人种分别绘制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 64,000 年前，但是科学家们直到最近才发现这些画，因为人们根本想不到洞穴深处的房间中还藏有这样的作品。当我参观萨尔瓦多卡斯蒂略时，我让导游把洞穴内的照明灯关掉，因为我想欣赏它最初的壮丽。

我的眼睛在黑暗中恍惚了几秒。随后，在导游手电筒的幽幽光线中，我看见洞穴顶部出现了一头野兽的影子，形象立体，若隐若现。这影子说是野牛，但又像人，看着令人毛骨悚然。当手电筒的光照到洞穴内一根三米高的钟乳石柱时，天花板上半人半兽的影子突然变大，形状也更加扭曲，影子随着光移动，走过了整个天花板。一种混沌原始的感觉从我内心升起，这感觉中掺杂着敬畏、好奇和恐惧。这令人惊叹的画面便是史前的电影画面。

至少在 15,000 年前，一位聪明的“动画师”就用这种画面成功

地吸引了观众。他利用燃烧动物脂肪的石灯和石柱凸起，将光和

影灵活地应用在岩壁的图像上。“动画师”通过移动石灯，让图

像动了起来，赋予了它们生命。这样讲故事会将创作者的思维传

递给观众，进而启发观众的想象力。讲故事为社会的凝聚提供了

史无前例的机会。大家都默许了在讲故事中可以撒谎：我们愿意

以观众的身份先进入连接现实和幻想的故事世界中，再向前走进

幻想世界中。

影院的多重感官体验增强了这种效果。一部分原因是影院的

画面比例，即现代电影中使用的特写镜头对大脑认知面孔和人体

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每秒 12 帧到 24 帧的画面让人目不暇

接，我们根本不能理性地思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我们不

确定自己是不是认识银幕上的人，所以通常会觉得电影中的人物

与自己关系密切。）清晰的野牛人兽画像遍布石壁和石柱，造型

各异，或许代表披着野牛皮的萨满巫师。通过这些画面，我们可

以清楚地认识到，史前山洞影院的创造者十分清楚这些画面会带

来怎样的感受。那么在这个神秘的黑暗洞穴中，他们到底创造出

了什么样的世界？萨满教让人们产生了怎样的幻觉，能让人们为

共同的事业和信仰联系在一起？

我们利用想象出的神灵和魔力解释生活中难以解释的神秘

现象。对很多人来说，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的界线并不明确，甚

至也没有必要区分两个世界。幻想世界中的故事会给我们带来慰

藉。对于高度依赖社会的人类来说，神灵是我们面对险境时最后

的依赖。比如，地震之后，信教人数就会增多。再比如，向一位

普度众生的神灵祈祷可以减轻压力。祭祀这样的神灵也会让人安

心，还能得到社会支持，这样的心理暗示可以说服大脑缓解身体

的疼痛感。信教人士会更加平和地面对自己的错误，或许是因为

各类宗教都有宿命论的影子，也有神灵负责事情的善后，这样就

能让人们少些“事后诸葛亮”的行为，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进化

选择压力下生存下来。

不过，那些依据故事产生的习俗虽然看起来不够合理，却可

以广泛流传。这是因为这些习俗实际上于人有益。以打猎为例，

世界各地的打猎都有仪式，包括模仿动物、只在规定区域打猎或

者沿着看来不大可能打到猎物的方向打猎。除了仪式导向的打猎

外，还有一种理性打猎。理性打猎是指总结成功的打猎经验，形

成固定的打猎模式并应用到以后的打猎中。不过，研究人员在分

析打猎的成功案例时发现，同理性打猎相比，仪式导向的打猎是

一种更好的打猎策略。比如选择打猎地点时，理性打猎会回到以

前捕到猎物的地方。但问题是猎物已经学会了避开这些地方。仪

式导向的打猎则会随机挑选打猎区域，帮助猎人摆脱对某地的偏

爱，而这种偏爱正是人类认知的致命缺点。就拿黑猩猩来说，它们没有这种偏爱，因此它们在打猎地点的选择上就更加随意。

故事也为整个族群提供了一种保护和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的途径。所以难怪泛灵论早在狩猎采集社会就得以广泛传播，或许在语言产生之前的早期人类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泛灵论下的多数宗教故事都将自然和人类联系在一起（犹太派基督教徒凌驾于自然的观点为个例）。西伯利亚雅库特的原住民会猎杀驯鹿，但是他们相信驯鹿的体内存在灵魂，驯鹿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生命，自愿成为人的食物，等待人们捕杀。每一次猎杀驯鹿都有相应的仪式，表示人类会顺从驯鹿灵魂的旨意，并感激它给人类部落带来了礼物。

人类的祖先在这些环境信仰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文化都认为祖先的灵魂栖息在动物身上或以自然界的其他形式存在。已故之人通常会继续在群体中发挥作用，维系代与代之间以及跨生命形式的联系。与死亡相关的习俗是文化故事的一部分，考古学家发现的诸多重要装饰品都用于装饰已故之人。只有文化不断传递下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即便个体去世，他们曾坚持的文化实践也必须有人继续坚持，文化才能进化。如果把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使用的仪式归为群体故事的一部分，将会推动文化的延续，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或许这就是关于祖先的故事和过去的仪式如此广为人知的原因。从纪念碑到玛丽莲·梦露的海报，我们现在仍用实物创造文化记忆，讲述逝者的故事。

编故事的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赞誉。阿格塔人生活在菲律宾，以狩猎采集为生。但是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这个种群更看重讲故事的能力，看重程度是看重狩猎能力的两倍。故事讲得最好的人，家里人丁最为兴旺。

故事将听众带入其中，让他们一起感受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

从而引发听众的共鸣，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火在人类的早期

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延长了一天的时间，让人们之间的

对话充满想象力。人类学家分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现代狩猎

采集者间的对话。他们发现猎人们白天的对话主要讨论经济、土

地权益等世俗问题；但到了晚上，人们在篝火旁对话，80%的内

容都是故事。我们将自己对世界的解读和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用

故事、绘画、歌曲和舞蹈传递给他人，这是人们思想间的对话。

大家共同进行的这种仪式对于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增进互信

和团结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从足球场上的呐喊助威到一起

吟唱的宗教赞美诗，这些一起唱歌跳舞的活动绝不仅仅是几分钟

的共同活动。这些活动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让人们好

像成了一家人。实验证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之后，个体之间的

合作会更好，会向社会捐助更多的款项，打造对人人有益的社会。

对大脑的预测系统来说，仅仅创作自己的故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确保每个人的故事同群体的故事相一致。故事能够用共同的信念将群体内部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同时还可以吸引外人加入群体。所以，尽管讲故事并没有给一个群体带来食物和其他有形资源，但讲故事的技能是一种人类适应进化的表现。它在逐渐促进群体的凝聚和合作，巩固社会规则，传授文化知识。人类学家发现，在阿格塔人中，故事讲得越好的群体，合作能力就越强，而且更乐于分享。阿格塔人流传的故事里，80%的内容都同合作、性别平等、平均主义、惩恶扬善等有利于群体生存的文化行为有关。如果一个群体有关合作的故事较少（相对应地，有关自然的故事可能较多），那这个群体的合作能力就会较差。

因为故事，我们的社会更加团结，社会成员间更具有凝聚力。

利用故事，我们传递自己的信息、他人的信息和整个世界的信息，

并学习如何与人交往、如何共情、如何规矩行事。通过故事，我

们可以探索世界，了解他人的想法。这可以让我们坚定信仰，坚

持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同时也有勇气挑战这些信仰和看法。尽管

人类讲的语言不尽相同，但当我们听到故事时，大脑会产生相似

的反应，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自我意识，更能换位思考。心理学家

通过扫描大脑活动发现，当把同一个故事用英语、波斯语和汉语

讲给人们听时，一旦听众明白了故事的深刻内涵，他们的脑部会

产生相同的脑部活动激活模式。另有研究发现，阅读小说可以增

强人们的同理心，即便大家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

读者越是把自己放在故事中，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同理心就越强。

在某项研究中，如果研究人员“不小心”弄掉了笔，那些曾“高度沉浸于小说”中的人比其他人捡起笔的概率高了一倍。另一个研究则得出结论，文学小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读者感受小说人物主观体验所需的心理过程”。在读小说的过程中，你会感

受到不同的情感。这是人们在合作型社会中要掌握的重要技能。

故事也是一种传播新观念或行为的有效途径，能让有抵触情

绪的人更快接受，从而加快不同社会和制度的文化进化。故事具

有集体性的特征，即分散在一个个小故事里的信息合在一起，才

能完整地表达出集体故事里的信息。因此，故事及其包含的信息

很难被操控和破坏。信息的分散让那些“反动”的信息得以保留，

赋予弱势群体力量。兰代是阿富汗的一种诗歌体裁，由两行诗行

构成。人们匿名作诗，主要讲述性爱和女性解放等在极端保守的

阿富汗属于禁忌的故事。兰代在普什图女性之间口口相传，比如，

“当姐妹们坐在一起，她们总是夸赞自己的兄弟/当兄弟们坐在

一起，他们把自己的姐妹卖给他人”，或者“用你的炸弹背心拥

抱我/但不要说我不想给你一个吻”。故事让人们可以涉足危险

的政治或社会领域，比如会给世界带来变革的女性或奴隶解放。

的确，书可以有非凡的影响力：乔治·奥威尔的《1984》和玛

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时至今日还在被人引用；托斯卡纳诗

人但丁创作《神曲》（原名《喜剧》）时，选择用意大利语而非当

时主流的拉丁语，这推动了意大利语成为民族统一语言；亚历山

大大帝将荷马的《伊利亚特》看作自己征战的蓝图，据传大帝睡觉时也要枕着这本书。

史诗故事帮助人们树立民族认同感。它会告诉人们他们从哪里来，到底是谁，以及如何看待邻邦。一个个故事创造了民族共同的历史，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在很多语言中，“故事”这个词的含义等同于“历史”。通过故事，我们发展出了关于民主、爱国等观念意识，并把这些观念传播了出去。人类想要将世界改变成自己心中的样子，并想让后人从中受益，童话故事便由此而诞生。文学人类学家发现，包括《美女与野兽》在内的部分欧洲童话故事，其创作时间可追溯到 6,000 年前的古印欧人时期。追溯这些故事的创作时期，可以揭示远古人类数量扩张和位置分布的特点，展现数千年来故事传播带来的非凡力量，比如“人不可貌相”就是一条永恒的真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现在仍在读希腊奴隶约 2,500 年前创作的《伊索寓言》。

千年以来，我们好像一直在讲着同样的故事，只不过会根据听众和时代的不同更新故事的角色和细节。1872 年，当乔治·史密斯破译了古巴比伦石板上复杂的楔形文字后，世界上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体现了人们对冒险和永生的追求。尽管这篇史诗已有 4,000 年的历史，但里面的内容给人奇妙的似曾相识之感。在其所谓的“大洪水篇”中，苏美尔水神伊亚让一位名叫乌特纳比西丁的人放弃现世的财产，另建一艘船。伊亚还让乌特纳比西丁带上自己的妻儿、村子里的工匠、动物幼崽和食物。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基本就是这个故事的翻版，而且肯定受到了这个故事的启发。

事实上，当刻有《吉尔伽美什史诗》的石板还没有被人挖掘

出来时，一位名叫安库的埃及抄写员就指出，现在大家说的东西

都是前人说过的东西。他不无痛惜地感叹道：“如果我可以说出

没有人说过的话就好了！如果我说的不是祖先们说过的陈词滥调

就好了！”不过，故事的基本情节或许不多，但在情节有限的情

况下，我们仍然编织出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甚至不需要创作新

故事，只需根据听众和时代的变化改编原来的故事就能得到新故

事。我们总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向不同的人讲述相同的故事。

我们创作的都是我们需要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着时代的文化背景，为我们了解文化变迁打开了窗口。最初，许多宗教故事与宣扬美好品德、规范行为无关。在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多数宗教中，神灵拥有凌驾于我们的权力，过着电视剧般精彩的生活。我们通过仪式和献祭安抚他们，有时会因此得到神助。羞愧也是推动我们献祭的重要因素。在《伊利亚特》中，宙斯不在乎公平正义。当时的古希腊是以家庭为基础的父权制国家。父亲在世时，即便孩子们已经成年，他们仍无法保有自身权利。

到了《奥德赛》时期，也就是大约 50 年后，情况有所改变。时局动荡，社会巨变，人人自危。战争和经济危机频发，阶级对立情况严重。宗族制度式微，要求个人权利和个人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对强大的父权家长制形成了挑战。希腊人似乎将自己对社会公平的要求影射到了宇宙中。《奥德赛》中，宙斯的形象更具有审判性，他抱怨人类“用自己的恶行招来了不必要的麻烦”。宙斯拥有了道德观念，他就丧失了人这一属性，人们对古希腊众

神的崇拜演变成了一种恐惧。在《伊利亚特》中并没有“敬畏神

明”的说法，但是到了《奥德赛》中，敬畏神明是一种值得称颂

的重要品德。人们之所以改变了对待神灵的态度，还有另外一个

原因——空气。可能当时的人们都十分害怕空气污染（其实是瘴

气），结果导致净化仪式盛行。在《伊利亚特》的故事中，人们只

是象征性地进行净化仪式。仪式结束后，大家就能呼吸新鲜空气

了。在后来的《奥德赛》中，魔鬼成为散播瘴气的罪魁祸首。俄

狄浦斯染上了瘴气，开始四处流浪。一开始，人们觉得瘴气事不

关己，任由它像细菌一样随机感染他人，只要不是自己就行。但

如果不净化空气，人们就要世世代代都经历感染瘴气的痛苦。被

感染的人也会因此感到羞愧难当，而这种情绪要到瘴气被彻底清

除时才能释怀。从这里开始，瘴气成了罪恶的象征。罪是一种意

念上的疾病，大家都害怕陷入其中。于是，净化仪式多了荡涤思

想的环节，形式变得更加复杂。

故事是一种异常强大的认知手段，因为通过故事，人类创造了诸如“罪恶”这样的观念，后来还让人类集体信服。这样的方法不断塑造人类的行为和社会，引起对死刑或堕胎等问题的讨论，从而影响人类的繁衍，决定人类的生存。由此，人类在文化上的发明推动着生物进化，比如它可以规定我们与谁共享基因是罪恶的。

所以，讲故事其实是人类对进化的适应，它延长了我们的思

想和发明的寿命，将文化信息完整封存起来，以便忠实地传递下

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储存非故事型的资料也变得越

来越重要，比如，谁欠了谁什么东西。从印加人的结绳记事到刮

花的贝壳、刻痕的黏土，再到石板，非故事型资料通过这种物理

可视的途径储存起来。上万年来，澳大利亚原住民用“信息棒”

在广袤的大地上传递信息，内容涵盖邀请、贸易谈判和请求。这

些约 33 厘米的木棍上刻有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理解的符号，同

时也可作为穿越其他地区时的通行证。

约 5,000 年前，人类发明出了一种出色、灵活的信息储存工具——文字。这是迄今为止，管理、储存和忠实传送大量信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累积性文化进化的关键。

但是，学会读写要耗费大量时间，而且要从孩子抓起。所以，只有能从中受益的社会才会接受读写。对于那些人数少、分布广、语言多样的狩猎采集族群来说，他们所面临的进化压力不足以让他们学会书写。土地、麦子、山羊和孩子的数量象征着“财产”，而财产的概念要在人类定居某地后才能发展起来。对很多农耕社会来说，作物的种类也是文化进化的关键。国家更容易对有固定收获季节的谷物征税，比如小麦和稻谷。收税可以推动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使书写成为有利生存或生存必需的技能。即便是这样，只有一小部分农村人口有读写能力，而且一般是担任政府官员或宗教领袖的男性。

使用和发展文字的社会通常是定居的部落（社会）。整个部落可以生产足量粮食来养活大量人口。在部落内部，大家开展贸易，还能控制诸多宗族，保证稳定，而避免打仗。大约在公元前3000 年，由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农民种植了小麦，粮食充足下，世界上第一批人口密集的城邦出现。从宗族部落到匿名个体组成的大城邦，这种戏剧性的社会变革影响深远。文字在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大多没有文字记载。一旦税收或贸易涉及的财产所有权，城市港口的货物进出情况，统治者的财富及他们多变的法则，胜利的战役等世俗之事被人们永久记录在石板上，“历史”就开始了。从早期苏美尔人的文字记录到如今的脸谱网账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记录生活的心情。信息储存和传递方式的进化让社会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最终使社会变成文化知识的集中网络。

文字可以传递更加复杂的数据（比如表示 4 头牛时，用符号表达取代图片表达），还可以实时传播真实的演讲内容。这两种传播不同内容的文字分别在不同的文化中发展。这一至关重要的步骤包括设立一套统一可见的符号代表语音，无数社会都已完成了这意义非凡的一步。大家还会相互借鉴彼此的符号，并最终形成自己社会的文字系统，比如古代汉字和精简版的字母表。书写系统中一个符号基本代表一个音。字母表只发明过一次，而且根据古希腊人的说法，它是普罗米修斯送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其地位甚至超越了火的地位。字母表一词的英文是 alphabet，其词源是早期的闪米特语（即腓尼基语）。古希腊人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语的字母。在希腊语字母表中，“Aα”（读作 alpha）、“Bβ”（读作 beta）和其后的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单纯的字母。但在腓尼基语中，第一个字母的写法是希腊语中的 A 转置到一边，该字母名为 aleph，在腓尼基语中是“公牛”的意思，该词从迦南语的“alp”演变而来。腓尼基语第二个字母的写法同希腊语中的 B 类似，象征着尖顶屋。该字母读作 beth，在腓尼基语中是“房子”的意思（如今，我们可以在巴勒斯坦的伯利恒看见这种尖顶屋子），该词则可能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屋子”的图像。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腓尼基字母系统是今天使用的多种字母系统的起源。

字母系统还在不断地进化中。英语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已经丢失了 6 个字母，包括 ð（“eth”，发音类似 th 在单词 the 中的发音）、þ（“thorn”，发音类似 th 在单词 thing 中的发音）和 ȝ（“yogh”，发音类似 ch 在单词 loch 中的发音）。

现在，我们的生活已经与文字密不可分，我们很难想象城镇化的大型社会没有文字会是怎样的情形。对代代生活在黑暗中的盲穴鱼来说，它们的视力逐渐成了多余的东西，最后会逐渐丧失。同理，有些文化也会失去它们的技术和实践，而且缺失的时间会持续上百年。这再次提醒我们，文化的进化没有方向，我们的发展并不一定是朝着好的方向“前进”。伴随着一系列毁灭性的侵略战争和自然灾害，古希腊进入了文化失明的“黑暗时代”。到公元前 1200 年，古希腊人生活在他们以前文明的虚墟中，不再具备读写能力。

但我们要认识到，正是在全民多为文盲的黑暗时代，荷马或许是在仍然重要的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创作出了永垂不朽的诗篇。这一点非同凡响。如同音乐，诗歌创作的目的是表演。当人们表演诗歌时，诗歌中的文字、比喻、节奏和音乐性都变得生动起来。传奇的盲人诗人荷马凭记忆表演他的诗歌，听众会自行记下诗歌，然后再背给他人听。即便荷马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目不识丁，但他们知道什么是文字。他们周围的寺庙和纪念碑废墟上刻满了文字，他们与腓尼基人等受过教育的群体通商往来。荷马本人在《伊利亚特》中也提到了文字这门艺术。诗中，一名信使带着一块折叠的青铜板，上边写着：“杀了送信人。”

想象一下，你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书写文字的能力在你生活的地方已经丢失，但是在其他地方仍然存在。此时，就是最合适盲人作家的时代。荷马和他同时代的人依赖另一种认知技巧——记忆力，因为没有读写能力的人记忆力更好。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对如今人类记忆能力下降的诧异不亚于我们对他们的时代书写能力丢失的诧异。像《奥德赛》这样的史诗遵循严格的格律，朗朗上口，便于人们背诵和即兴发挥；同时诗篇中还包含大量重复的内容，所以常见的短语能以合唱的形式穿插在史诗作品中。然而，当时的人们如果要像受过教育的人一样熟记上千诗行，需要一定的记忆技巧，就像现在伦敦出租车司机熟记各条街道名称和各种路线一样。记忆大量诗行对当时人们的大脑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使他们的大脑结构产生变化，比如海马体变大。

希腊人发明了一套关于记忆的复杂艺术，名为“助记符号”。

这是一种文化的习得技巧，其原理就如同澳大利亚原住民的歌径

一样，将一个个故事用风景和星座的形式固定在人们的脑海中。

传说，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受邀在一场宴会上朗诵自己的作品。

他表演完之后便离开了会场，可他刚一离开，会场屋顶就塌了，

里边的人无一幸存，他们的尸体也面目全非，无法识别。但是西

摩尼得斯凭借记忆，回忆了会场大厅的情况，记起了每一位宾客

的席位，从而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以便安葬。据传，西摩尼得斯利

用自己琢磨出的记忆技巧将记忆植入虚拟的“思维宫殿”。也就

是说，记忆技巧利用我们在文化和生物层面共同进化出来的用故

事记忆事物的能力，魔术般地创造出了一个空间，将需要记忆的

内容都放了进去。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思维宫殿里四处走动，再现某个故事。对背诵一篇公共演讲稿或一篇史诗等需要记忆大量信息的情况来说，这种方法十分适用。

当然，这对认知能力的要求很高。读写能力可以减少我们在脑力记忆上的能量消耗，转而依赖人脑外部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储存在图书馆中，最新的方式是储存在互联网上。

同其他的文化习得技能一样，学习读写尽管没有改变我们的遗传规律，但改变了我们的生理结构。8 岁左右时，受过教育的人和没受过教育的人在大脑发育上就会有所不同，因为前者已为阅读“量身打造”了视觉处理系统。这些发生在大脑上的变化逐渐连通了大脑的不同区域，提升了人在物体识别和语言方面的能力，但是降低了在其他领域的认知能力，比如人脸识别能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可以精准识别字词，就像狩猎采集者可以通过蛛丝马迹发现猎物的踪迹一样。阅读母语文字时，人类会一下子识别出文字组合，无意中就解读了文章的意思。

即便文字或者字母的顺序不对，也不会对阅读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脑大可自以动调顺整序。我们的大脑很擅长利用上下文语境重构写作（和演讲）文本。部分原因是熟练的成年读者不会显性阅读，即不会（像孩子们一样）读出声，他们通常高效迅速地直接从文字获取内容。就英语母语人士而言，成年人的平均阅读速度为每分钟 230 个单词，到 20 岁时，词汇量约为 42,000 个。20 岁后，一般每天学习一两个新单词。所以退休人士的词汇量要比刚毕业的大学生多得多。这样一来，依靠不断积累起来的知识，老年人可以丰富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源库，使其内容多样化。

书写这个动作本身也会调动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广泛的认知效果。把东西写下来不仅是将信息记了纸上，还将其存在了书写者的记忆中，因为这种行为会刺激大脑底部一组负责过滤信息和集中注意力的细胞。书写可以整理我们脑中的思绪，让朦朦胧胧的感情跃然纸上，使其可以为人理解，与人分享，让深不可测的事物也可为人所见。文本的英文“text”的词源是拉丁语的“texere”（编织），因为组织语言就像编织纺织品一样。

受过教育的新兴市民和商人阶级将各类信息大众化，再加上印刷机的发明和廉价纸张的供应，推动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作家和读者的产生。现在，从 11 岁的儿童开始，阅读已经是人类在读写社会中学习新知识的主要方法。由于文字可以得到广泛传播，所以它的影响力很大，我无须和我知道的作家一一见面，但他们的文字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好像他们在我耳边喃喃低语一样。现在，人们没有必要再记那些可以快速搜索到的信息。人们需要学习的是在哪里可以获得信息，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分辨出哪些有价值，就好像我们需要明白谁才是值得模仿的人一样。

比起口头故事，书籍在保存文化信息上更加可靠，储存时间也更长，同时给累积性文化进化提供了新的机制。一方面，书籍的写作建立在作者本人的学识之上，另一方面，作者也会参考其他作家的著作。《死海古卷》中的故事可追溯到公元前 250 年，其内容同所谓的《列宁格勒抄本》中的故事基本相同。后者写于前者成书后的 1,000 年左右，由抄写员忠实地抄写前者而成。书中的故事是根据人们口头传唱了 1,000 多年的故事编写而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大卫王时期，当时希伯来语还没有形成文字。

书写不仅改善了我们储存和传播信息的方式，还从根本上改

变了我们因文化形成的集体思维模式，提升了人类处理信息的能

力，减少了人类自身的能量消耗。这个大进步将人类社会和技术

带向了更复杂的阶段。哲学观点、逻辑推理、抽象概念、高等数

学的发展都得益于诸多思想家的努力。不过，思想家们需要将他

们思考的过程写下来，最后得出相应的观点。这样，每一个观点

都有据可循，还为新观点奠定了基础。同时，与言辞争论相比，

人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理解、分析纸质记录的观点。因

此，社会上的独立实体，比如政府、公共服务和以货币为基础的

经济体，可以变得更加复杂。如此，书写的发展带来了人类组织

体的发展。

尽管很多人预期纸张会退出历史舞台，但目前来看，纸张的使用依然很广泛。现在，数字化的信息储存模式不再根据数字化的音素或字词发音进行分类，也不是根据用于我们书写的、数字化的字母表进行分类，而是根据二进制下 1 和 0 的排列组合，将信息储存在硅基芯片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本身就像能量和物质一样有物理特性；操作、储存、传播信息需要消耗能量，而“忘记”信息——比如清空磁盘——的难度和代价都很大。在未来几十年中，我们将会利用生物进化意义上的终极信息储存系统来储存信息，那就是 DNA。现在，人们已经利用 DNA 的结构，解码了构成生命的蛋白质的遗传信息。正是这种生物系统创造出了有视觉、创造力和技术文化的人类，人类开始用自己的身体储存自己的思想。

我们创作的故事为不断累积知识提供了一个集体记忆库，促进了文化的忠实传播，扩大了文化的传播范围，同时让社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故事减少了文化进化的能量消耗，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讲述故事和不断地使用故事成为人类意识进化的一部分。这种意识进化会塑造人类的思想、社会以及与环境的互动模式。语言宛如货币，是使用语言的人交换故事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语言。

第七章 语言：天生的交流欲望

位于副热带地区的火山岛戈梅拉岛属于非洲的加那利群岛。这里山石耸立，怪石嶙峋，崎岖陡峭的悬崖间，是一条条深邃的山谷。岛屿上空，一首由口哨组成的优美二重唱穿云而来，方圆百里都清晰可闻。我安静地等待着。山谷中有动听的鸟鸣，还有羊群在山间行走时偶尔发出的咩咩叫声和用鼻子喷气的声音。不知过了多久，我在头顶的某处听到了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回复刚才的口哨声。

以前，这里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所以人们就用一种古老的

口哨语言——希尔博语交流。口哨语言帮助这里的人们克服地理

障碍，将话语传过一座座山，传到遥远的田间地头，最远能传到

8 千米以外的地方。就像一位老牧羊人所说，和打电话相比，使

用希尔博语更便宜快捷，而且也不怕没有信号。现在，虽然很多

孩子都把西班牙语作为母语，但是他们仍在戈梅拉岛上的学校学

习希尔博语。这种语言需要含着指关节发声，或学习具体的卷舌

技巧。它听起来很像鸟叫，所以模仿能力很强的乌鸫鸟已经能模

仿希尔博语的对话了。

交流是生物活着的基本特征之一。每一种生命都会通过某种

形式的信号证明自己的存在。植物通过土壤中的真菌网络交流，

头足类动物则依靠改变肤色交流。海豚、猿类和犬类等哺乳类动

物能够非常熟练地和人类进行交流，以至我们一般认为它们拥有

某种原始语言。然而，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无

论以哪种形式呈现，要想理解人类语言都需要一定水平的理解能

力，而这正是其他动物不具备的。黑猩猩可以学会吹口哨，但它

们没有乐感，也没有语言表达能力。它们的交流能力和人类有着

巨大差距。举例来说，黑猩猩只能发出 5 种基本的声音。而且和

人类不一样的是，它们所有的叫声都依赖于语境。如果捕食者不

出现，黑猩猩永远都不会发出“有捕食者”的警告叫声。而人类

所发明的语言是一种真正的交流工具，规则众多又不失灵活。

语言并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系统，更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

的根本。语言即思想。没有语言，我们就不会有内心的独白，想

法也会杂乱无章。我们能体会到的感觉都是我们能用语言描述出

的感觉。患有失语症（指失去语言能力，通常是中风或脑损伤的

后遗症）的人无法跨越时间的桥梁，无法回忆过去，也无法预测

未来。他们不能辨别事物之间的联系，更不能理解别人的观点。

他们只能处理眼前的文字，同时还要费力应对人类最基础的思维

过程。所以说，我言故我在。

正如地球上的不同环境推动了基因进化一样，环境压力也引导着语言文化的进化。不同地方的人拥有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这些语言和方言受当地地理环境和声学的影响。

在地势陡峭的地区，或在森林、海洋等环境中，远距离交流

比较困难，所以就逐渐形成了口哨语言。与正常语言相比，口哨

传得更远，而且也不容易吓到猎物。大约 7,000 年前，第一批从

非洲北部的阿特拉斯山脉到达戈梅拉岛的人类将口哨语言也带

到了这里。阿特拉斯山脉地区的柏柏尔人现在仍在使用一种名为

塔马塞特语的口哨语言。历史上，在抵抗法国侵略时期，柏柏尔

人利用这种语言传递秘密情报，成效显著。同样，在二战期间，

澳大利亚军队雇用巴布亚新几内亚说沃姆语的原住民，在无线电

中利用口哨传递消息，挫败了日军的窃听。目前，已知仍在使用

口哨语言的族群有 70 个左右。其中包括亚马孙雨林中的狩猎采

集族群、北极地区拥有捕鲸传统的因纽特人和希腊岛民。喜马拉

雅山脉地区的苗族人会用口哨语在森林和耕地间交流。身处不同

房间的苗族情侣悄悄说情话时，也会使用口哨语（因为口哨比其

他语言更难辨别说话者的身份）。

动物世界也存在类似情况。几十年前人们就发现，因为树木会使声音变低或失真，所以与生活在开阔地区的鸟类相比，生活在森林里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变化更少。生物学家最近发现，为了应对城市嘈杂的环境，城市中的一些鸟类会改变它们的叫声。和生活在安静环境中的同类相比，城市中的鸟类鸣叫频率更低，生理构造也更简单。现在，科学家们发现，人类语言中也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一种语言中辅音的数量和辅音群在音节中的组合方法，似乎和这种语言发源地的年平均温度、降水量、植被面积、海拔高度和地表的崎岖程度等因素有关。

东南亚等温暖湿润且植物茂密的地区的语言元音多，辅音少，

词汇也大多由简单的音节构成。相比之下，像英语和格鲁吉亚语

这些发源地不是雨林的语言，就会大量使用辅音。高海拔地区的

语言中有更多词汇含有强爆破辅音。干旱的荒漠地区不容易产生

类似汉语（普通话）和越南语这样的声调语言，其中的部分原因

是干燥的环境会对声带运动产生不利影响，这是一种人体—环境

—文化三位一体的适应。

口头语言本质上是高频辅音（如 f、p 或 t）和低频元音（如

e、o 和 u）等一系列声音的组合。密集的植物或空气中的热浪等

环境障碍会使高频声音失真或消失，从而对语言形成选择压力。

所以，语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文化适应不同环境的表现。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受到影响，因为这些声学上的变化也会

导致人类基因的进化。有证据表明，非声调语言，比如欧洲的一

些语言，在过去的 5 万多年中，一直影响着两种新型基因变异的

传播，这两种变异与大脑的生长和发育相关。声调是指语言通过

音高、音长和音强来传达语义。在英语这类非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的音值，能帮助听众将长句子断成几部分，便于理解。而在声调语言中，声调会改变词汇或短语的真实意思。比如说，汉语（普通话）中的“/ma/”这个音，就可以指“妈”、“麻”、“马”或“骂”，具体含义根据声调而定。苗语有多达 8 个声调，分别表达不同的意义。如今，一些声调语言已经演变成了非声调语言。比如，荷马那个时代的希腊语是声调语言，然而现代希腊语却是非声调语言。

对于声调语言来说，音素间（辅音和元音）的细微差别并不

是很重要。所以用音乐（比如口哨）或鼓点传递信息会更加简单。

撒哈拉以南非洲曾经聚集着众多用鼓点交流的村落，村落中的每

名村民都懂一维的鼓点语言。利用鼓点语言，一条路上沿线的村

庄可以接替传递消息、诗歌、通知、警告、笑话和祷告，而且传

递范围很广。一个小时内，就可传递到 100 多千米以外，甚至更

远的地方。在电报出现之前，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如此高效地传

递消息。

口哨和鼓点语言迫使说话者在大脑里把语言和旋律结合起

来，这能帮助我们追寻语言起源的线索。大脑中处理音乐和语言

的是同一块区域。除此之外，音乐和语言还存在其他方面的联系。

研究发现，学习音乐能够提高读写能力。一些语言学家认为，人

类的语言起源于一种音乐性的原始语言，比如口哨声，猿类也具

备这种语言能力。苗族人经常用口琴复制口哨语言中的音调，形成了一种非常成熟的音乐语言。

文化进步会影响语言使用，而语言使用又和人类的生理结构

息息相关，因此，文化的进步可以引导人类生理结构的变化，反

之亦然。几千年前，在人类开始发展农业之后（变软的食物使人

类可以有较小的下颌和全新的牙齿咬合），人类的下颌发生了变

化。语言学家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能发出“f”和“v”的音，同

时，还推动了新语言中爆破音的出现。然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从来都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进化出来的。文化进化促进语言产

生的过程和它促进烹饪产生的过程如出一辙。就像每天都要做饭

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离不开语言。每一个人类社会都有复杂

的语言。使用语言是一种进化出的生物本能，虽然我们并不是天

生就会使用语言，而是必须跟他人学习，但是说话的能力是与生

俱来的。按照达尔文的话来说，语言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谜语——

“一半是艺术，一半是本能”。

语言的神经基础尚不清楚，因为人类大脑中没有“语言”中枢，不仅如此，这种能力也似乎非常模糊。从这个角度来看，语言遍布在我们大脑中，就像它遍布在文化中一样。人类出生几个月后就可以说话了。在此之前，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语言学习，只是听别人的对话而已。这种非凡的能力几乎每个人都具备，即便是智力比较低下的孩子。随着婴儿的成长，这种基因上的天赋也逐渐显现。出生之后，新生儿的身体又小又脆弱，尚未发育完全，需要他人长时间的细心照顾，他们体内的语言基因也需要精心地培养和开发。

那么，人类的近亲猿类是如何开始说话的呢？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的口语是从灵长类的叫声进化而来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口语是从猿类的手势发展而来的。不过最有可能的是，口语是这两者的结合体。直到最近，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的一些狩猎采集部落还在广泛使用复杂多样的符号语言。举个例子，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洲前，北美洲原住民使用平原手势符号在广袤的北美大陆上交流、讲故事、进行贸易往来。时至今日，全球的听力障碍人群依旧在使用手语。

即使是人类发出的最无意义的声音也是口腔器官高度复杂

的协作的结果，所以在说话之前，我们需要有意识地思考想说的

话是否有必要，然后就会变得字字千金，睿智达意。为了发出更

多的声音，我们的祖先在身体构造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首先

是人类开始直立行走后，肋骨和横膈膜（之前用来支撑前肢）得

到了解放，由此，我们能更好地控制呼吸，同时也打开了声道。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喉咙（喉头）降到了舌头后面。它降到舌头

后面延伸出去的部分，舌头从蹄铁型的舌骨上垂下来。舌骨虽小，

但很重要。这个变化意义非凡，让我们的声道能更好地发声，同

时也在发声时给予舌头更多空间，舌头可以放在更多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就能发出元音和辅音。但这种进化风险也很大，喉咙位置降低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同时吞咽和呼吸，而且比其他灵长类动物更容易窒息，因为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喉咙位于鼻腔上方。人类新生儿出生时喉咙的位置比较高，就像潜水时的通气管，所以他们能一边吃奶，一边呼吸。但 3 个月左右大的时候，婴儿的喉咙位置就开始下移。喉咙的下移很有意义，猿类的高喉咙使它们无法像我们一样说话，哪怕经过训练也无法做到。

每个声音都是气流在喉咙中成千上万次微小碰撞的结果。每

次发声都依靠喉咙中一对薄薄的、芦苇状的肌肉——声带。在我

们不说话时，声带会打开，辅助我们呼吸。当我们唱歌或是说话

时，从肺部呼出的气流冲向声带，声带的边缘快速合拢，受气流

冲击产生振动，从而发出声音。振动越剧烈，音高就越高。当女

高音发出华丽的高音时，她的声带正以每秒 1,000 次的频率振动，

将她肺部爆发出的一股气流转化为足以震碎玻璃的音乐。

目前尚不清楚人类语言是何时出现的，但是我们的祖先可能和尼安德特人交流过。尼安德特人的喉头也为了说话而发生过适应性变化，他们也有所谓的语言基因，对应我们人类的 FOXP2 基因（控制语言能力发展的基因）。如果这一基因发生突变，那么人可能会在学习说话、发音、理解句子和造句方面存在障碍。

FOXP2 基因由 740 个碱基组成，存在于许多动物体内。在进化的过程中，这个基因的人类版本和黑猩猩版本出现了两个差异碱基，这个微小的改变具有变革性的意义。我们已经了解到，和黑猩猩的基因相比，人类基因中的这个微小变化改变了其他 100 多个基因的表达。而这些被影响的基因主要与大脑的发育与机能以及软组织的形成与发育有关，因此，FOXP2 基因和人类的语言认知以及发音能力密切相关。研究人员曾经把人类的 FOXP2 基因植入老鼠体内，试验结果显示，植入这种基因的老鼠叫得比以前更频繁，叫声也更复杂，而且它们学习解谜的能力也更强。更好的交流和学习能力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生存优势，所以有微小变异的 FOXP2基因很快就在整个人类种族中传播开来，人类发明的语言也随之进化。

加拿大著名实验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提出了“语言本能”

这一概念。具体是说，人类天生就拥有学习语法规则和上千词汇

的能力，同时还具有强烈的交流欲望。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类的双

手，让我们用其他动物不能做的手势进行交流，其中之一就是指

向。婴儿出生几个月后才能明白这个动作的含义。到了 12 个月

大的时候，他们就能自己做这个动作了，由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

第一次“对话”。指向是非常复杂、独特的人类行为，要求我们

首先要有了解事物的好奇心，其次要对别人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

情有非常细致的理解。通过指东西，一个孩子可以就一些具体的

事情进行交流。比如，想要某个东西——给我一个香蕉（命令指

向），解释某件事或分享信息——你可以用这把椅子，又或是要

分享某个经验——看那个气球（陈述指向）。最后一项是在思想碰撞中与他人分享观点。这起源于我们对于合作与生俱来的渴望，它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进行合作的根本方法。

交流从眼睛开始。哪怕是对刚刚出生的婴儿来说，只要母亲

移动眼睛就能影响他注视的方向。相比之下，猿类母亲必须要转

动新生儿的头，才能让它们知道有要看的东西。为了更清楚地看

到世界，人类进化出了面积很大的巩膜。我们可以在几米之外察

觉到别人眼球哪怕 1 度的微小移动（相当于注意点周围 5 厘米范

围内的移动，大概是从左眼到右眼的距离）。事实上，眼神交流

是社交认知以及自我意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小孩子

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看不见某人，不代表对方不在场。

你或许曾经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学龄前儿童玩捉迷藏的时

候只蒙上眼睛？答案就是他们认为自己看不到别人，别人也就看

不到自己。他们还认为自己听不见耳朵被遮住的人说的话，也没

办法和嘴被捂住的人说话。

小孩子能敏锐地察觉到人类交流的本质，同时，他们也天生就拥有通过联合注意力来学习知识的能力。这就意味着他们要经历一个发展期，在这一阶段，他们相信自我必须通过经历才能被感知到。2003 年美国有一项研究，将幼儿分成 3 组，以视频学习、音频学习和真人教学的方法分别教授普通话。结果显示只有那些真人教授的幼儿才真正学有所成。联合注意力是人类有意识学习的开始。所以幼儿无法通过视频、音频或偶尔听父母对话来学习语言，人类还没有进化到这个程度。我们需要互相交流来确认自己和他人的不同。当我们说话时，我们不像有声机器人或闹钟一样简单地发布消息，我们更期望和别人进行思想上的交流，并期望得到回应，哪怕别人只是简单示意他们听到了我们说的话。人类其他情绪性的表达，比如笑和哭，也有非常强烈的交流目的。事实上，笑声极具传染性，尤其是当我们认识的人笑的时候。

语言作为人类进化出来的另一个重要生存技能，也依赖他人

进行学习。在我们童年时期，有一小段学习语言的重要时期，如

果在这一时期没有处在某种语言环境中，那么我们将永远无法像

真正的母语者一样使用这门语言。语言学习的过程早在孩子出生

之前就开始了：胎儿能够分辨母亲说话的声音和韵律，而且更喜

欢母亲的声音。儿童要花费几年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语法和词

汇，还有复杂的肌肉控制和说话所需的运动。就像在文化学习的

其他方面一样，文化环境在语言学习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一个孩子 3 岁时听到的词汇量就可以预测出他 9 岁时的学业

成就。这种差异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且是显而易见的。一项

研究显示，3 岁儿童听过的词汇量的差异最多可达 3,000 万个。

然而，语言技能的差异并不仅仅由听过单词的多少决定。最近一项针对 4—6 岁儿童的研究显示，无论父母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如何，儿童听到的话轮数量可以很好地预测他们语言能力的发展。成年人主要通过模仿和重复婴儿的动作和咿咿呀呀的语言与婴儿交流，这就是幼儿父母普遍使用的妈妈语。这个看上去无关紧要的口语训练阶段却可能是人类语言发展非常重要的环节。在妈妈语中，有一种类似话轮的对话韵律：母亲以相同的

顺序，用同样的音调和音高重复婴儿的话。婴儿 3 个月的时候，

就可以和父母一来一往地交流了，而且只需 600 毫秒的反应时间。

话轮比正式的语言出现得早，一些灵长类动物和鸟类也会用

话轮交流。长臂猿就是轮流发出叫声，而类人猿只有动作上的

“话轮”，没有语言上的话轮。存在话轮行为的物种通常都有极

高的社会性，而且大多数都有固定配偶，它们彼此投入，去了解

自己的配偶，了解它们的生存方式和喜好。从交配到合作，话轮

行为在各种事情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人类而言，话轮还增强

了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协作本能。不管我们说什么语言，大

多数人都会遵循话轮行为的潜在规则。除非是和孩子说话，否则

我们很少会明确地指出某个人说得太多，占用了别人说话的时间。

我们会用一些方法来让失衡的对话回归正轨，比如打断对话，或

是让别人笑从而停下对话。

如果从话轮在普通对话中的发生速度来看，嘴巴要比大脑反应快。说话者在对话时的平均反应速度为 200 毫秒，这可能是人类最快的回应速度，和眨一次眼睛的时间差不多。但是，声音从耳朵传到大脑，明白其中含义，考虑好如何回应，最后说出来，这一过程至少需要 600 毫秒。实时对话的进行依赖于人类大脑精密的预测系统。通过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并同时准备好回应，人类最快反应速度能达到 200 毫秒。每一次话轮基本只会持续2—3 秒，所以，当一方说话的时候，另一方就必须判断出他将要说什么，以便及时做出回应。神经科学家仍然在研究人类是如何同时做到预测对方要说的话并考虑回应的，因为我们大脑的一大块区域同时参与了说话和倾听。据统计，我们每天要进行大约1,500 轮对话。

在社交世界中遨游，意味着我们要磨炼自己的预测系统，不

仅要探索物理世界，还要探索他人神秘莫测的思维世界。语言可

能已经经历了很好的进化，因为它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机制，让我

们能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预测别人将要说的话。虽然语

言不会取代其他感官输入，比如眼神和肢体语言的暗示会推翻我

们对别人话语的理解，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能增进互信，建立

联盟，传播美誉，还能让人们更容易产生好感。话轮在这其中发

挥着关键作用。

在对话过程中，我们的预测系统通过一系列元素来判断加入

对话的时机。这其中包括语法线索（比如，“如果”后面经常接

“就”）、面部表情、音高、音调、音量、手势（把手放回膝盖）。

把句子的重要部分放在对话的开头部分会让加入对话的时机提

前，因为这样听者对于对话走向和内容的判断会更加自信。这就

像接力棒的传递过程，其中会有一个临界点（持棒者抬起胳膊的时刻）。此时，听者就开始思考回应的话，等待插入对话的时机。在对话结束之后，说话者会有一个大约 500 毫秒的停顿。如果听者没有在停顿之后做出回应，那说话者就会意识到对话存在问题。

举个例子，如果说话者说：“你想去喝杯咖啡吗？”但在之后的

500 毫秒内没有得到回应（北欧人的反应速度会稍慢一些），那么

说话者就会对问题进行补充或修改，从而推进对话：“或者我们

可以这周晚些时候去？”如果是否定回答，那么之前的停顿时间

更长。但是，在进化过程中，为了适应合作，我们更倾向于给出

积极的回应，所以我们很难拒绝别人。影像学研究显示，我们的

大脑会对“不”这个词产生抵触情绪。

学习一门语言是非常复杂的事情，但婴儿很擅长。大部分儿

童到 5 岁的时候，都可以流利地说话，掌握上万的词汇，并且能

够非常自然地遵循母语的规则。我们说母语非常流利，不需要学

习语法，不需要了解词源，更不需要别人教我们如何说话。这是

一个普遍现象，以天生失聪的儿童为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发展

出一套手语，而且也有复杂的语法规则，和口语一样丰富多样，

也和口语使用相同的神经通路。就像眼球不是一种发明而是一种

进化的结果一样，语言也是文化进化无目的、无意识应对选择压

力的结果，因此人类语言具有诸如发音简单、易学以及随环境变

化等特点。

语言这一极其灵活的交流系统源自事物间复杂的关系。其中

最简单的关系就是：如果 A=B，且 A=C，那么 B=C。这看似很简

单，但其实非常复杂，我们并非天生就能理解这些关系，必须经

过学习。事物之间有 9 种关系，包括相对关系（上对下）、对等

关系（一幅马的图片和一匹马对应），还有比较关系（大象比老

鼠大）。生活中所有事情都可以套用这些关系。比如，我们学会

了如何使用比较关系，那么在比较两个物体的大小时，就可以轻

易判断出哪一个更大。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将“比较”的方法

应用于其他新的环境中。儿童 16 个月大的时候就能轻松掌握这

项技能，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它是语言认知的核心内容。因为

这些抽象化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将其应用于其他事物上。所以，

“球”这个字指球这个物体，虽然它的读音听上去一点也不

“球”，而且现场也没有实物。最终，我们能够讨论抽象的概念，

比如，踢足球和看别人踢足球哪个更好？这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技

能。许多其他物种只能理解这些关系的基本规则，但不能普遍应

用这些规则，即使是受过大量语言训练的黑猩猩也做不到这一点。

人类一旦学会了词语组合和关系的规则，就能用全新的方法

组合这些文字符号，由此语言就能够像生物进化一样发展，最终

变得多样且复杂，而字词则是语言的基因。

我来讲个故事：
女孩水果摘 转身 猛犸象看见女孩跑 树到达 爬 猛犸象树摇晃 女孩喊叫喊叫 爸爸跑 长矛投掷 猛犸象吼叫 倒下 爸爸石头拿起 肉切 女孩给女孩吃 吃饱 睡觉

这是以色列历史语言学家盖伊·多伊彻创作的故事，原文没

有英语语法（事实上是违反了英语语法规则），也没有涉及其他

语言的语法，但是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理解这个故事。事实上，

无论用哪一种语言讲这个故事，结果都是一样的。多伊彻用了几

个自然原则创作这个故事，这些原则深植于我们的认知当中。第

一，如果某些东西出现在一起，那么就将表示这些东西的词语组

合在一起（“女孩”和“水果”）；第二，根据事情发生的顺序

对词语进行排序；第三，使用最普通的“主宾谓”语序（研究发

现，人类会按照主语、宾语和动作的顺序思考。只有 10%左右的

语言会把动词放在主语前面）。所以“女孩水果摘”要比“水果

女孩摘”或“摘水果女孩”更好理解，尽管它们都没有遵循主谓

宾的语法规则。

不难想象，在语言出现前，人类就已经使用这些简单的组织规则，用手势来讲故事。抽象关系的应用，让我们不再需要在事情发生的地方、在所有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讲故事，我们可以用语言再现所有的故事元素。我们不需要正式的语法组织语言，只需共同掌握部分词汇（上面的故事里有 24 个英文单词），就可以讲故事，而且别人也能听懂。话说回来，现在我们说话时，25 个单词就支撑起了人类 25%的话语表达。世界上超过 2/3 的语言，常用词汇的发音都相似。

自此，文化进化稳步提升着人类原语言的复杂性，词汇体系

和语法规则都在不断完善，语言更清晰易懂。最近有一项研究，

目的是让人工智能机器人像人类一样，互相说话，内容不限。结

果显示，人工智能机器人会收集所有的语法结构，进行概括总结，

并在之后的对话中加以应用。在这一过程中，输出的句子结构往

往比输入的多。最终，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语言中出现了人类语言

的结构，而这仅仅是通过反复的学习和信息传输实现的。

文字的出现带动了语法上的创新。对英语来说，在过去的5000 年间，类似“之前”（before）、“之后”（after）和“因为”（because of）的连词，让句子结构更长、更复杂。没有这些连词之前，最早的苏美尔语和其他同时代的语言都差不多，读起来枯燥无味。有了这些连词之后，从句就能够顺畅地连接在一起，不至于因为冗长而失去读者。然而，也有一些现存的语言没有表示从属关系的词汇，比如澳大利亚和北极地区的一些语言。和所有积累文化进化的结果一样，只有规模最大、联系最紧密的社会才能创造更高级版本的语言。因此，某种语言的使用者越多，该语言的语音和词汇就越多，而且也会比使用者较少的语言更快地实现多样化。

我们会发现语言的语法化现象。名词和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

和副词。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可能会失去原本

的用法，使用新的意义。比如，气温“火箭式暴涨”。通过在生

活中的运用，词汇的含义会不断发生变化。“Nice”（美好的）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无知愚蠢。13 世纪时，这个词带有

侮辱的含义，用来形容愚蠢。随后，其含义又经历了许多变化，

到 18 世纪为止，nice 可以理解为荒唐的、夸张的、优雅的、奇

怪的、谦逊的、稀薄的，以及害羞的或是腼腆的。而现在，这个

词指讨人喜欢的或善良的。然而，语境决定词语真实的含义。在

某些圈子中，这个词是“无聊”的委婉表达。隐喻使得语言具有

歌唱性，在最普通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物种而言，

如果每个个体都认为所有文字只表示字面上的意义，那这个物种

中就永远不会出现抽象的概念。

基因可以在族群间传递，词汇和语言也可以。人类思维灵活，

可以发明语言，比如世界语和供听力障碍者使用的手语。同时，

我们也会偶尔重新使用一些古老的语言或已经灭绝的语言，比如

希伯来语。希伯来语以前仅用于礼拜仪式，后来，它作为以色列

的官方语言实现了复兴，以色列人每天都会使用。类似的创造和

重塑十分罕见，但语言一直在稳定地发生变化。就像基因和生物体本身会经历自然选择一样，语法不规则的词语承受着“规则化”的巨大压力，这也是英语中的很多不规则动词都消失了的原因。比如，印欧语的原始语言中的“drove”进化成了日耳曼语中的“drived”。

从全球来看，年轻女性是引领语言变化和创新的主力军。有时候，男性在这方面会落后一代人。这和社会性别歧视有关：女性通常不会身处高位，所以她们说话时无须字正腔圆。同时，年轻女性非常擅长社交，所以她们说的话会被传开。而当男性试图

吸引女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女性创新的语言。举个例子，气

泡音（或“嘶哑音”）是压缩喉咙发出的声音，美国演员梅·韦

斯特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使用这种装腔作势的声音说话。现在又

有很多名流重新使用这种说话方式，比如美国名媛金·卡戴珊。

而社会价值观，比如性感，也会成为一种语言特征，所以很多人

为了表现自己的性感，也会使用卡戴珊的语言表达方式。西方年

轻女性还带来了其他的语言变化，比如把“像”（like）作为一

种对话中的填充词，或使用升调话语（句子中的音调升高），这

些语言变化在社会中广泛传播。

新洋泾浜方言是从早先语言词汇和语法的混合体中一步步进化而来的。基茨德语最初起源于德国的土耳其移民群体，但是现在的年轻德国人，包括没有土耳其血统的人，除了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外，也普遍会说基茨德语。英国年轻人现在说的“加法伊腔”，是一种混合了牙买加方言、洛杉矶说唱和伦敦南部俚语的语言（被喜剧演员阿里·G 疯狂嘲讽）。基茨德语和这种语言一样，都和说话人的身份以及他们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紧密相连。如果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魅力非凡或非常酷，那么无论年轻人属于哪一种族或有何种社会背景，他们都会使用这种语言。

不过，与此同时，在英国，英语口音的多样性正在逐步消失。

14 世纪的时候，英国东南部肯特郡的人甚至听不懂东部地区诺

福克郡人说的话。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说英国东南地区的口音，

可能是因为很多富人都是这种口音，这就是萧伯纳在《卖花女》

中描述的那种语言偏见。我们总是会根据交谈对象和对话情景的

不同，调整自己的语言和口音，比如在写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用

书面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调整都是为了吸引你的对话对

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政治家们在给贫穷阶层做演讲时，会刻意使

用这类人群更熟悉的“河口英语”。与之相对，《卖花女》中的

女主角伊丽莎·杜利特尔用发音标准的英语和上层阶级交谈，试

图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即使是英国女王也没能避免这种情况，

她放弃了她坚持了数十年的优雅，不再把 “very” 发 成“veddy”，把“poor”发成“poo-er”。如果英国女王自己都不能说一口标准的“女王英语”，那么又有谁能做到呢？

语言同身份以及文化归属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受到其他因素（如种族）影响之前，小孩子们会模仿说他们母语的人说话。通过和语言习惯相似的人组成团体，年轻女性知道社会上还有人支持她们，她们就能从这个小圈子中获得力量，这也是年轻女性创造新语言的原因之一。生活中，当听到有人和你操着同样的口音，说着同样的语言时，你会自信地认为你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着共同的社会关系，你们可能都支持某种文化价值观，捍卫某些利益。语言是集体归属感的有力标志，同时也将不同的社会团体区分开来。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能比新几内亚岛更能体现语言的多样性了。这里有 800 多种不同的语言，是地球上语言种类最多的地区。各个群体之间的地理屏障，比如大山、沼泽和河流，都能促进语言在孤立的环境中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在这座岛上，有1,000 多个不同的词汇可以表示“水”。岛民们也将语言视为一种强有力的部落身份证明。为了和临近的村落区分开，一个村落集体决定把表示“不”的词从“bia”变成“bune”。为了与邻居的语言相区别，岛上的另一个群落则故意调换了所有词语的阴阳性。

全世界都在经历着相同的进程。目前全球一共有 7,000 多种

语言，也就是说，一种哺乳动物的语言数比哺乳类动物的种类还

要多。语言学家已经建立起了语言树，用以追溯众多分支语言的

共同源头，比如印欧语系产生了从英语到梵文的众多语言（不包

括巴斯克语）。而遗传学家、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们正在利用这一信息追溯人类的分布和多样性。

一旦可以说话，我们就不会止步于一种语言。地球上大多数

人都至少会两种语言，而一个人掌握的每一种语言都潜移默化地

改变着他的大脑、性格和行为。人类语言的文化进化改变着人类

的生物状态。

土耳其作家艾丽芙·沙法克说：“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我

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受语言支配，幽默会变，肢体语言也会变。

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用土耳其语描写悲伤，用英语撰写讽刺作

品。”

语言塑造着人类的思维方式。在记忆引发事件的人或物方面，

英语使用者要比日语使用者表现更好。我们用打碎花瓶这个例子

来说明。英语中会说：“吉米打破了花瓶。”而在日语中，则不

常提到因果关系中的行为人，所以人们会说：“花瓶碎了。”语

言中的固有结构对于塑造我们构建现实的方式发挥着深刻作用。

事实证明，现实和人性会因我们使用的语言产生巨大的差异。我

们的大脑会发生变化，认知会根据大脑接收的文化输入和做出的

回应而发生变化。

用颜色词汇的演变举例，人类群体通常从命名浅色和深色开始，比如黑色和白色，之后出现的通常是红色（大概因为血是红色的）。英语中“红色”这个词过去还指棕色、紫色、粉色、橙色和黄色。然后出现的颜色词通常是黄色或绿色。很多群体都意识不到蓝色的存在，学习了英语之后，他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蓝色这个颜色种类。许多语言都会吸收其他语言中表示蓝色的词。德语中有很多词都表示蓝色，与英语使用者和纳米比亚的辛巴族人相比，德语使用者能更好地分辨蓝色。辛巴族的语言中没有表示蓝色的词，而且他们很难分辨绿色和蓝色。然而，辛巴族拥有更多描述色调深浅的词汇，辛巴族的儿童也比欧洲人更容易分辨颜色的明暗。

换句话说，语言这一文化发明影响着我们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如何（以及是否）学习将大脑接收的感觉输入（光的波长）变成语言，实际上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有意识地体会到这些感觉。当我们有两样除了颜色之外完全相同的东西时，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表示颜色的词。工业化社会要比狩猎采集社会有更多外形相同的事物需要被描述和选择，所以我们就需要能够区分绿色的汽车和蓝色的汽车，还要有一个更丰富的颜色词汇库。在自然环境中，选择不同颜色的东西一般意味着选择不一样的属性，等同于一个标签。某些群体，比如马来半岛的嘉海族很擅长辨别不同的气味，他们的语言中关于颜色的词汇不多，但是有大量关于气味的词汇。

色彩认知、面部表情的解读、时间观念或方向等都是通过语言习得的文化知识，我们认为这些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概念，而其中却也蕴含着令人惊讶的微小差异。给事物命名打开了一扇通往新认知的心灵之门，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新方法。希伯来语具有典型的性别化特征，而芬兰语则没有，所以说希伯来语的儿童要比说芬兰语的儿童早一年知道自己的性别。

各种语言在描述方向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英语中经常使用左右来描述方向，比如“你的左腿”，但是大约 1/3 的语言都不会这样描述方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北部地区，人们使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语，英文中的 kangaroo（袋鼠）这个词正是源自这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人们用东南西北来描述位置和方向：“站在玛丽北边的男孩是我兄弟。”因为每一次交流都需要报告方位，所以说话者必须一直在脑海中辨别方向，才能说出合乎语法的句子。这就要求说话者在组织语言的方式和空间意识方面发生认知变化。如果你打算用古古·伊米德希尔讲一个故事，为了把故事讲清楚，就必须记住故事里走近你的人是从东面来还是从西面来的。因为在类似的语言中，所有动作动词都包含方向。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非方向型语言的使用者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学习。

美国人类学家莱拉·博罗迪茨基就去学习了古古·伊米德希尔：
在那个社区的第一个月，我感觉自己非常愚蠢，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能熟练地使用方向动词，但我不会，大家都很同情我。大约一周后，我一个人散步时，发现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小窗口，就像电子游戏里的一样，我就是那个俯瞰图上的小红点，当我转身时，窗口就会调整方向，朝向我面对的风景。我不由自主地惊叹，这样就简单多了。发现这一点之后，我胆怯地告诉了其他人……他们看着我说，就是这样，要不然呢？在这样的社会压力下，为了在语言社群中自如地生活，大脑就会努力创造让我能正常使用其中语言的方法。

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就已经确定左脑掌管语言，具体分为两个区域：布罗卡氏区（与言语的产生以及发音有关）和威尔尼克区（与理解能力有关）。这两个区域中的任何一个区域受损都会导致语言和言语方面的障碍，甚至是失语症。然而，在过去 10年中，神经学家们发现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语言并不仅限于上述两个区域，也不是只存在于大脑的一侧，大脑在我们学习新的语言时会继续发育。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和含义的词汇会和大脑的不同区域产生关联。神经学家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中相同含义的词汇对应大脑中的同一片区域。

双语人士有不同的神经通路对应两种语言，而且，不管使用哪一种语言，两个神经通路都表现活跃。因此，双语者会持续地、下意识地压抑另一种语言的使用，以便能集中精力于正在使用的语言。这一结果首次出现在 1999 年的一项试验中。这一试验要求掌握英俄双语的被试按要求操纵桌子上的物体。主试者用俄语对他们说：“把邮票贴在十字架下面。”但是，在俄语中，邮票一词是“marka”，和英语中的“marker”（马克笔）一词听起来很像。眼动结果显示，被试在听到指令做出正确选择之前，眼睛会在马克笔和邮票之间来回看一看。即使我们在学会了一种语言后并不使用它，但这种语言带来的不同神经模式似乎也会永远印刻在大脑中。加拿大有一些从中国领养的儿童，他们被领养的时候还不会说话，几年之后，通过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发现，虽然完全不会说中文，但他们的大脑还是会对汉语元音产生神经识别。

具备多语能力已经在社会、心理和生活方式方面展现出了优

势，而且对神经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人类大脑的进化似乎是为

了掌握多语言，人类的远古祖先可能就具备多语能力。现代的狩

猎采集部落普遍是多语社会。很多部落都禁止部落或氏族内部的

通婚，所以每个孩子的父母说的都是不同的语言。澳大利亚的原

住民仍然使用着 130 多种不同的原住民语言，多语言已经成为当

地的一种风情。当你和原住民在当地散步聊天时，可能只是跨过

了一条小河，但你的同伴突然就开始说另一种语言，这是因为地

区变了，语言也就变了。其他地方也有多语的情况。以比利时为

例，在列日市乘坐火车时，列车广播使用的第一种语言是法语，

然后，当火车经过勒芬市时，首先以荷兰语进行广播，等到了布

鲁塞尔，就又先用法语广播了。

多语能力对大脑和自我意识有惊人的影响。如果你用英语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就会想象自己在伦敦，并且选出我在那里最爱吃的食物。但如果你用法语问我，我就会想象自己身在巴黎，答案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用不同的语言问我同一个非常私人的问题，我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有观点认为，每当你学会一种新的语言，就会有一种新的性格，同时，使用不同的语言也会让人有不同的行为。这一观点意义深远。

有一项试验是分别给说英语的人和说德语的人播放一些视频，视频里的人都在动，比如一位女士走向她的车。说英语的人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的动作上，往往会做出“一位女士在走路”的描述。而说德语的人看待事物则更加全面，他们还会注意到动作的目的，所以会（用德语）说：“一位女士朝她的车走去。”出现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两种语言使用了不同的语法系统。与德语不同，英语有——ing 这个后缀，即现在分词，用来描述正在进行的动作。这就使得说英语的人不太能像说德语的人一样，在一个目的不明确的场景里注意到动作的目的。然而，对于使用英德双语的人来说，他们关注的重点是动作还是动作目标，取决于在哪个国家接受测试。如果在德国接受测试，他们就会更关注动作的目的；如果在英国接受测试，就会更关注动作本身，而这些与他们使用哪种语言无关。这一研究表明，文化和语言紧密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

20 世纪 60 年代，心理语言学先驱苏珊·欧文-特里普要求掌握日英双语的女性把一些句子补充完整。研究发现，造句的结果会因为使用的语言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举个例子，被试需要补全句子“当我的梦想和家庭产生冲突时……”，用日语补全时，被试会写“我觉得很苦恼”，而用英语则是“我要做我想做的”。通过这个试验，欧文-特里普得出结论，人类的思维是在语言思维中产生的，对于双语者来说，每一种语言都有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个想法非同寻常，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许多双语使用者也表示，当他们说不同的语言时，感觉自己像变了一个人。

然而，当双语者的大脑在决定使用哪一种语言时，两种语言

带来的不同思维模式就会不停地产生矛盾。这种情况就与大脑中

的前扣带皮层有关。前扣带皮层负责执行控制，即让人专注于一

项任务，排除其他任务的干扰。脑成像研究显示，当双语者使用

一种语言时，他们的前扣带皮层会持续压抑使用另一种语言的词

汇和语法的欲望。事实上，仅仅通过观察大脑扫描结果，就可以

将双语者和单语者区分开。双语人群的大脑前扣带皮层中有更多

的灰质，因为他们前扣带皮层的使用频率更高。这使得他们在从

语言和非语言测试到理解他人意思等一系列认知和社交任务中

都表现得更好。双语能力似乎能让我们心理健康，这一能力在文

化和生物学层面上被保留下来或许是因为我们学习新语言很容

易，并且能够在语言间灵活转换，同时还因为在人类历史中，使用双语的情况很普遍。

许多语言产生的关键就在于我们天生的交流欲望，这种欲望

来自社会驱动型的大脑，我们希望不必独自在茫茫世界中寻求生

存，而是可以组建强大的群体，建立合作，依赖整个群体的力量。

交谈建立并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哪怕这些人和我们并不是

亲属关系，交谈拓宽了我们的社交支持网。但是，如今全球性社

交网络的成功也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加速语言的灭绝，每 14 天就

有一种语言消失，因为现在世界上 80%的人口只使用 1%的语言进

行交流。

我们现在正在研发人工智能回应我们口头指令的功能，甚至开发和我们交谈的功能。人工智能已经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是语言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编码信息，而且机器人也只能是非常原始的交流者。原因在于信息和含义之间存在着微妙但又深刻的差异。信息是嵌在词汇和句子里的，最重要的含义都依赖于说话者和倾听者所处的语境，即文化显影液。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对同一个句子做出不同的解释，为什么人工智能还不能算人类。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把希望描述成“希望长着羽毛，栖息在灵魂深处”；英国诗人约翰·邓恩则把希望说成“她是所有的国度，我是一切的君主”；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看到森林中的两条小路，说：“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些诗句对于人类来说很好理解，但是人工智能无法像人类一样处理这些信息。顺便一提，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基因信息，因为它的解码要依靠化学分子的“语境”。

语言赋予人类无与伦比的能力，来传达无穷无尽的思想。我们用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是后文要探讨的内容。

第八章 讲述：构建人类的信任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孩子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长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农村，还在他妈妈和祖母开办的单班学校里度过了童年，那这个孩子的眼界可能会受限，见识不够广博。毕竟，这个孩子生活的环境是当时发展滞后的美国农村，身边能教导他的人屈指可数。

但是年幼的吉米·威尔士却找到了摆脱这种限制的道路：读《世界百科全书》。在他 3 岁时，他的妈妈从一个旅行推销员那里买来了这套书。可以识字读书后，吉米就被这套书深深地吸引了。书中引人入胜的内容让他欲罢不能，不由自主地从一个条目转到下一个条目，就连参考文献他都读得津津有味。参考文献为他开辟了更多了解世界、获得知识的道路，吉米后来回忆称：“参考文献会让人迷失其中。”

《世界百科全书》的内容每年都会更新，并随书附赠有关新内容的贴纸，吉米和他妈妈每年都会一起将贴纸贴在书中对应的位置。这些经历孕育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40 年后，吉米·威尔士凭借期货交易，身家超过百万美元，但他没有忘记自己对百科全书的热爱。他将自己对编码的兴趣和最初的这份热爱结合了起来，准备投资建立一个网络百科全书，并召集相关学者撰写百科条目。一开始，他设计了同行审校程序层层把关，保证条目的质量，但这导致编撰过程缓慢枯燥，而且会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后来，威尔士新聘的哲学博士拉里·桑格提议，利用维基这种在网络上开放且可供多人协同创作的超文本系统编撰网络百科全书，这样一来，每个网络用户都可编辑条目内容。区别于自上而下的传统发布结构，维基可以利用每一位用户身上的创造力，迅速产出内容。

2001 年，维基百科正式面世。截至本书写作时，维基百科有

约 71,000 名活跃的条目贡献者，他们用 299 种语言撰写了 4 700

多万个条目，以平均每秒 10 次编辑的速率更新着网站内容。维

基百科英文版目前收纳了 560 多万个条目，大约是《大英百科全

书》的 50 倍。不过，维基百科最为人称道的不是条目的数量，

而是其内容的准确度。维基百科在科学报道领域的准确度和《大

英百科全书》的准确度相差无几。《大英百科全书》聘请了包括

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大量专家学者撰写书中的条目，维基百科则

没有聘用任何的条目编撰者，也不要求他们有相关资质。我们大

可不必为此感到惊讶，因为编撰维基百科的过程就是几十万年来

社会不断积累、编辑和更新文化信息这个进程的缩影。

维基百科让我们看到了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过程。语言为这种进化提供了可能性。它能保证人类将翔实具体的文化信息忠实地传递下去，并能让信息同时传递给许多人，从而促进复杂多样的技术、社会、线上条目等其他事物的发展。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语言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水平。所以，语言的出现对人类先祖时代的文化进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或者说，语言其实就是当时文化进化的主要动力。

从本质上来说，语言和其他所有的交流方式一样，都具有社会性。其他灵长类动物通过一对一的梳毛行为加强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而语言的产生让人类在做其他事情的同时，还能与他人谈天说地、互相恭维，甚至可以彼此八卦，并迅速地将对话内容传播开来。语言以最高效省力的方式，帮助我们维系和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语言有助于凝聚社会，帮助个人生存，并让我们同上百万人展开合作，而不是区区几十人。随着人类社会的规模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复杂，与我们自身并无交集的人也越来越多，我们越来越依赖每个人的声誉信息，帮助我们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值得投入精力、时间和资源与之交往的人。

任何人都能编辑维基百科的条目，也可以创建新的条目，不过这也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在条目中添加错误、虚假或带有偏见的信息。但是，维基人随时都做好了更正错误信息或反驳一面之词的准备，而且更正只需几秒钟。维基百科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它的声誉：首先，条目中陈述的内容都附有参考文献或信息来源，以便用户自行判断内容的可信度；其次，维基百科会根据条目编辑者的工作经验给他们排名。此外，维基百科的条目也会影响被收录人物的形象，因为条目内容一方面可以提高其知名度，另一方面则可能会曝光有损其形象的丑闻。出于对维基百科的信任，每月都有数亿人访问维基百科。通过在这个体现着集体智慧的网站上搜索，他们减少了个人记忆和研究需要消耗的能量。

如果我们将重要和值得信任的内容传播给大众，那我们就用语言给人类的文化进化施加了极强的选择压力，因为这些声誉信息告诉了我们要模仿谁、要模仿什么、要信仰什么以及要如何行事。

为什么要花费时间编撰维基百科条目？为什么要帮助一群

素不相识的人？最令人信服的回答是，因为人类一直以来依靠社

会群体生存，而包括上述做法在内的利他行为构建了社会的凝聚

力。我们的群体越强大，在和其他群体的竞争中就能表现得越好，

这样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概率就越高。对人类基因存续十分重要的

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它让我们形成了公平公正、与人为善的默

认行为模式。而且为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我们花费了大量

精力，为这种积极的社会行为打造美誉。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道

德准则，对人类来说则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尽管道德准则千差万别，但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我们尊重彼此的财产权，所以偷盗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是绝对不可触碰的红线。社会合作和利他行为是相互配合的两种社会工具，累积性文化进化依靠它们创造了复杂多样的社会，并利用它们管理社会。

在过去的研究中，生物学家曾认为，人性向善的原因和影响

其他动物进化的因素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人类和其他动物都相

信，与人为善和乐于助人会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自己的亲属，从而

保证自己基因的存续。蚂蚁等存在利他行为的动物个体之间联系

十分紧密，由此可见，利他行为确实能够帮助动物们延续基因。

对人类来说，无论是人口众多还是人口稀少的群体，这个道理也

同样适用。但是，仅仅是“人与人之间存在亲属关系”这个原因，

并不能解释为何大多数人类群体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利他行为，因

为人类群体的规模过于庞大，我们和陌生人之间的交集过多，尤

其是人类体内还有自私的基因。在这种基因的影响下，我们很难

相信人们会做出利他行为。

人类之所以会进化成合作的群体或许还有一个解释，即人人

为我，我为人人。就像在原始社会时期一样，你给我挠痒，我也

给你挠痒。这种具有互惠性质的利他行为能很好地解释人与人之

间为什么会有长久的联系，但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多好

事却不留名，小到给陌生人扶门，大到无偿献血。我们也并不期

望我们帮助过的陌生人哪天找到我们，回报我们。不过，他人会看见并模仿我们善意的举动。大脑进化出了镜像神经元，让我们能对他人的行为或经历产生共情反应，帮助大脑敏锐地接受社会暗示，促使我们从婴儿时期就能模仿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模仿

他人的社会行为，而且当模仿大家喜欢或尊敬的人所做的事和选

择时，我们会收获很多快乐。换言之，随着更多的人模仿被交口

称赞的人，这些好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一项研究发现，当司机主动给十字路口等待通行的车让路后，

那些被让路的司机在以后的生活中会更愿意给其他车让路，算是

一种对当初给他们让路的司机的“回报”。善意总是会这样传递

下去，激励每一个人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会在等待时排队，为陌

生人扶门，咳嗽时捂嘴。这些善意的举动每天都会发生，虽然只

是举手之劳，却能创造出一个互帮互助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不用担心门会拍到我们脸上。在数千代人的发展中，这些善意的

行为已将我们驯化，让人类普遍学会了合作，让群体之间的凝聚

力得以增强，最终增强了每个人的体质，从而能生存下去。会合

作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而自私的人家族不会兴旺，也不会家财

万贯。

不过，从进化的角度来看，一些利他主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意义。2018 年 3 月，在法国西南部的卡尔卡松市，一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手持枪械，在当地超市里劫持了数名人质。警方成功说服该男子释放其他人质，只留下一位女性人质。男子威胁称，如果他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杀了这名女性。此时，一位名叫阿诺·贝尔特拉姆的警官做出了最高境界的利他行为，他要求用自己去替换那名女人质。最后，贝尔特拉姆警官被歹徒枪杀，那

名女人质活了下来。贝尔特拉姆的利他行为对他基因的存续没有

任何好处，因为女人质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但他舍生取义的伟大

行为，鼓励着人们多做善事，使得警察机制建设得以加强。贝尔

特拉姆的行为得到了举国上下的赞许，这不仅为他自己赢得了美

誉，其家庭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提升。尽管这种极致的利他

行为似乎和基因进化的规则相反，但从文化进化的角度来说，这

种行为十分合理。在整个事件中，贝尔特拉姆扮演着两个角色，

一个是社会角色——服务法国民众的警官，另一个是宗教角色—

—天主教徒，天主教有舍己为人的教义。贝尔特拉姆的利他行为

让他所在的群体（法国人民和天主教徒）更加强大，提升了群体

成员的生存概率。

随着进化过程的推进，合作逐渐成为人类的一种天赋。我们

不再需要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与人为善的目的和做法，

因为它慢慢变成了大家默认的行为模式。这是因为，在许多情况

下，出于个人利益的行事对集体利益不利。数据统计显示，合作

才能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双赢，经典的思想实验“囚徒困境”可以

对此进行解释。一个犯罪团伙的两名成员被捕，警察将他们关在

不同的牢房里，两人无法交流。虽然知道他们有罪，但检察官在

提审罪犯时，却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定罪。于是检察官和罪犯进行了一场交易：要么揭发对方，要么保持沉默。如果罪犯彼此背叛，即互相揭发了对方，那么他们每人各坐两年牢；但是如果只有一人揭发，另一人保持沉默，那么被揭发的一方坐三年牢，揭

发的一方被释放；如果双方都保持沉默，那每人各坐一年牢。这

样来看，背叛另一个人似乎是最理智的选择，但如果两个人都只

考虑了自己的利益而选择背叛对方，那么两个人最后都会坐两年

牢。如此一来，以个人利益行事的两人得到了最坏的结果，加起

来总共 4 年的刑期。事实上，他们最好的选择是都保持沉默。现

实世界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合作就逐渐成为我们的默认行

为模式。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进行了一次公共物品博弈的实验

研究。研究以游戏的形式进行，玩家（被试）被分成不同的小组，

并且要给自己的小组捐钱，小组最终筹到的钱款将由所有组员平

分。研究发现，如果要求玩家迅速决定捐多少钱，他们会下意识

地捐出数量较多的钱。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类社会困境和所有合

作一样，都是建立在相信小组中的其他人会和自己一样慷慨解囊

的信任之上。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游戏中

4 人成组，组里每个人拥有的钱数相同，小组最后收到的钱会在

翻倍之后平分给 4 人。此时，如果大家将所有的钱都捐给小组，

最后每个人分到的钱都会加倍。双赢！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不能以

一己之力支付的集体项目，比如建医院、挖沟渠，但是每个人都

可以向这些项目贡献一点资金，让生活变得更好，只是每个人在贡献时都有一定的风险。从经济层面来说，人越自私，挣的钱就越多。回到游戏中来看，从个人捐款来说，如果一个玩家捐出1美元，按照游戏规则，1 美元会变成 2 美元，最后分成 4 份，这就意味着组里的人能从 1 美元中得到 50 美分的回报；但如果你捐得比他人少，自然就可以从小组的捐款中获得更多的回报。所以，一个人会尽可能少地捐款，然后从别人慷慨的捐款中受益，这是有经济原理的。如果给玩家时间思考自己要给小组捐多少钱，他们通常会否决本能驱使下做出的决定，不再慷慨大方。

每当帮助陌生人时，我们都需要解决他们可能会借机利用我们的问题。对此，人类社会的解决办法是“胡萝卜加大棒”。从长远来看，与群体合作有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对人类来说，待在群体中是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尽管有时与他人合作会牺牲一定的个人利益。这就给了群体可以控制其成员行为的力量：是否能待在群体中并从中受益，取决于个人在合作中表现的好坏。像人类祖先生活的小规模群体，所有人的互动对象都是未来可能会相见或有交集的人，这样就产生了声誉威胁。因为不论是善举还是恶行，人们对彼此的行为都很熟悉，因此大家都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不想让声誉受损。这种爱惜让人不过激、不自私。

群体中的合作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从而推动大家进行更多的合作，带来更多的好处，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反之亦然，我们可以学坏。人想要合作的天性是由社会决定的。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如何让自己更好地帮助别人和与他人合作。在公共物品博弈的游戏中，被要求快速决定的玩家大都十分慷慨，收到了可观的分红后，他们更加相信慷慨是值得的。但是，被要求思考后决定的玩家就会比较自私，捐的数额较少，导致整个小组收到的款项较少，最后的分红也不可观。如此，这类玩家就更加确信不能依赖小组。之后，研究人员进行了第二阶段的实验，他们在快速决定和思考后决定的实验小组中分别选了一些已经进行过几次博弈游戏的玩家，给了他们一笔钱，并问他们会给素昧平生之人捐多少钱。这一次，玩家的捐赠不会有任何金钱上的奖励，也就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善意。

结果显示，玩家的慷慨程度存在很大差异。那些习惯合作的玩家捐赠的钱款数额是那些习惯自私的玩家的 2 倍。仅凭在合作中有或没有获利这一段短暂的经历，在没有任何奖励或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人们就能改变自己内在的行为准则和具体的行为。这表明，人类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可塑性，文化环境对塑造人类的行为模式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即便人类生来就具有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这种倾向也会受到影响。

耶鲁大学人类合作实验室还测试了不同国家的人在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中的表现，以期发现政府、家庭、教育体系和法律体系等对人类个体行为的影响。肯尼亚的公共部门腐败程度较高，美国的相对较低，所以肯尼亚玩家给小组的捐款比美国玩家的少。这表明，社会制度越公平，人们就越具有公共精神；社会制度的可靠性越低，人们就更倾向于保护自己。但是，在玩过了仅一轮合作版（快速决定）的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之后，肯尼亚玩家再次捐出的钱数就和美国玩家的一样了。反过来也一样，美国玩家玩了一轮自私版（思考决定）的游戏之后，捐出的钱少了很多。所以，文化环境的确会影响人们的合作行为，但是我们的思想意识足够灵活，能够迅速适应其他社会环境。

无论我们身处何种社会环境中，人类群体都不是同质个体的

集合体，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个体组成的网络。网络的互联性会影

响行为和信息在其中的传递。有的网络，比如一个人口稀少、位

置偏僻的村落，其中的人紧密相连，村里的人可能认识聚会中的

每个人；而有的网络，比如人口众多的城市，尽管其中的人们住

得更近，但是他们不太可能认识聚会中的每个人。不同的人际网

络，性质也有所不同，它们影响着群体整体的行为，还会影响其

中个体的行为，这在城市和乡村中有明显的体现。社会心理学家

正在通过调整人际网络的形态和有影响力的人在其中的位置，研

究人际网络的作用。耶鲁大学人性实验室的尼古拉斯·克里斯塔

基斯率领其团队进行了一项实验。该实验搭建临时的虚拟社会，

邀请玩家进入其中体验，观察他们的互动方式以及他们会如何对

待彼此。克里斯塔斯基会在游戏中操控人际网络，调整玩家之间

的互动联系。“我可以让玩家对彼此十分友好，合作十分愉快。

玩家在虚拟社会中身心健康，生活幸福，而且愿意合作，”他说，“但对同一批玩家，如果我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操控他们的人际网络，他们会对彼此十分刻薄，表现得又蠢又坏，还不会合作，更别提共享信息了。”

在虚拟社会中，克里斯塔斯基还会随机挑选彼此陌生的玩家

组成小组，进行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他说：“一开始的时候，2/3

的人都会选择合作（慷慨解囊），但一些人会利用他人的慷慨捐

款。玩家面临的选择只有继续合作和背叛合作（自私），于是很

多人到最后都会选择背叛合作，因为他们受够了别人一直占自己

的便宜。”到了游戏的最后，他说：“每个人都是坏人。”后来，

克里斯塔斯基稍微改动了一下虚拟社会游戏的规则，即每玩一轮

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之后，玩家可以自行选择接下来要与谁来往。

“玩家需要进行两个选择：我是否要与邻居友善相处，我

是否要和这个邻居待在一起。”克里斯塔斯基解释道。游戏会提

示玩家，他们的邻居在上一轮公共物品博弈中选择了合作还是背

叛。这个小小的改动帮他证明了人会切断自己和背叛者之间的联

系，同合作者建立联系，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网络会自己变成一

个亲社会型的结构，而不是不合作的结构。上述实验都揭示了人

类如何在代代合作中形成了合作型社会。

人类利用声誉维系社会运转。在这种机制下，行为卑劣的人会被惩罚，不与他人合作的人会被移出社交网络。而我们的意识中还会自带声誉警察，监督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共鸣，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在最近一项实验中，被试需要选择自己或素昧平生之人接受痛苦（但无害）的电击，之后会得到一笔现金。被试拿到钱后，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脑部扫描。结果显示，同一个被试选择他人接受电击时，没有选择自己接受电击

时开心，即便前一种情况拿到的钱更多。在我们的大脑看来，不

义之财不如脚踏实地挣来的钱有价值。在童年时期，我们发展出

了自我意识，它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自己，并根据他人对我们

的认识和看法调整自己的行为。少数智商较高的群居动物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所谓的心智理论能力，不过它们的这种能力并

没有人类的发展得好。但人类也不是天生就具备心智理论能力。

在一项经典的实验中，研究人员向一位孩童展示了一个娃娃

和两个有盖的盒子。一个成年人进入了实验室，将娃娃藏在了一

个盒子里，随后离开了房间。第二个成年人也进来了，他将娃娃

从原先的盒子中拿了出来，放入另一个盒子里。接着，第一个人

回到房间，准备取出娃娃。当他向旁边一直观察着的孩童询问娃

娃放在哪个盒子里时，孩童会指向装有娃娃的那个盒子。实验发

现，只有当孩童到了 4 岁时，她才会意识到她对房间的认知不同

于问她问题的成年人，也就是说，她和其他人对同一个事物有不

同的看法。一旦孩童意识到了这种不同，她会获得巨大的社会力

量，并借此操纵他人的想法，向其他人讲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被

编成对她自己有利的内容。说谎需要很强的认知能力。一个人想要说谎，必须编一个虚拟的情况，然后向他人描述；同时他还要记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并能够区分谎言和现实。撒谎者首先要明白，听自己说话的人对事情的理解与自己并不相同；其次撒谎者要了解听众知道些什么，听众对事情有着怎样的理解，这会让人筋疲力尽。有理论认为，我们的大脑是从一场军备竞赛中培养出了这种说谎的能力，即马基雅维利主义式的智慧。灵长类动物专家发现，猿行骗可能性的高低与其大脑大小有关。

对人类这样一个社会性很强的物种来说，能够操纵他人是我

们的进化优势，也是我们这个物种独有的优势。人类逐渐成长为

专业的操纵者，操纵能力构成人类社会中笑话、故事、政治和犯

罪的基础。不过，整体来看，人类还是会互帮互助、与人为善，

还是会多多体谅他人，还是会履行道德义务。在人类社会中，诚

实守信、体谅他人和心地善良都是十分珍贵的品质，我们会将其

转换为现实世界的经济利益。

我们都从美好的社会中受益，因为在很多社会制度中，人们

的利益起码有一部分是重合的。对人类祖先来说，随着群体越来

越大，每个人需要同与自己非亲属关系的人，即对自己幸福生活

投入较少的人，进行越来越多的合作。因此，社交技巧就越来越

重要。处理好大量的社会关系可以让我们更有效率地生活，让我

们合作开发、共同使用资源，在更大的基因库里找到自己的伴侣，

从而帮助我们提高繁衍的成功率。同时，它还能扩大我们的文化资源库，帮助我们生存。

但是，生活在大规模群体中的人，享受着大群体带来福利的

同时，彼此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承担的压力也更大，这让人们

需要运用更高的认知水平来适应整个群体的社会环境。比如，人

们需要缔结、保护和发展同盟，需要记得每个人的名声和他们在

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哪些人值得信

任，而这要以牺牲自我照顾、打猎和其他活动为代价。因此，在

人类进化过程中，大脑体积的急剧增长主要发生在新皮质区绝不

是巧合。新皮质区主要负责社会认知加工，该区的皮质皱起越多，

语言所需的大脑连通性越强。大群体为语言的进化带来了选择压

力，而语言的进化推动大群体进入下一阶段的进化。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进化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发现，在灵

长类动物间，群体规模的大小和该物种的新皮质面积大小有着十

分紧密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邓巴数。由于新皮质面积的限制，

大多数猿的群体规模为 30 只左右，而脑容量较大的黑猩猩的社

交圈则有 50—60 只黑猩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大脑的

体积增长了 3 倍多，新皮质面积也随之扩大，帮助我们扩大了社

交网络的规模。人类的有效社交网络规模约为 150 人，其中的社

交关系包括信任和责任，这个数字就是邓巴数。不管是末日村庄

和现代狩猎采集社会中每个人的平均朋友数量，还是现代社会中

每个人圣诞贺卡的平均寄送数，抑或脸谱网用户的平均好友数，都同邓巴数十分吻合。不过，目前有迹象表明，互联网社群会将这一数字扩大至 200 以上（在我们见到的众多面孔中，大脑可以识别5000人左右）。

对人类的近亲灵长类动物来说，梳毛极耗时间，而且在较大

的群体中，梳毛会变得十分复杂、难以应对。人类的群体规模较

大，社会生活复杂，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人类进化出了闲聊。确

实，有关猩猩的研究表明，当猩猩在新环境中需要依赖另一只猩

猩一起行动时（梳毛除外），它们仅仅放大了梳毛时所用的叫声

进行交流。由此可见，这种“交流”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梳毛；

同时我们还能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生活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叫

声就越大。闲聊八卦对人类的作用和梳毛对猩猩的作用是一样的。

而且人类的很多闲谈或者玩笑都是客套话，其中的内容本身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想借此寻求合作。我们谈论天气是为了建立

和维持社会关系，让我们能够与原先没有关系的人展开合作。闲

谈最终的目标是让我们的听众在闲谈的过程中感觉良好并喜欢

上我们，但它是一种后天习得的技能。孩童在这方面总是做得不

好，比如，他们会认真地回答“最近怎么样”这类寒暄性问题。

通过闲聊，人们可以找到共同点，建立于共同点之上的聊天

可以让人们彼此产生好感，进而分享自己的经历。如此一来，原

本需要很多天才能完成的活动便能压缩进短暂的聊天时间里，减

少了缔结重要社会关系所需的时间和精力。随着不断进化，人类逐渐爱上了这种聊天。与他人交流观点、分享信息会激活人类大脑的奖励中枢，让我们心情愉悦。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童年期很长，整体寿命也更长。在漫长的一生中，我们总会需要他人的帮助，所以，与直系亲属之外的可靠之人建立人际关系十分有用。

在人类之间的对话中，至少 60%的内容都是关于不在场的第

三方的八卦。我们会在聊天中了解第三方的声誉，甚至会给他们

编排一些事情，影响他们的声誉。声誉由社会创造，既会给我们

的行为带来深远影响，又让我们在与他人开始交往前，就能大概

了解他人，帮助我们节省人际交往时所花的力气。一个人的行为

往往一以贯之，他们过去的表现会是他们未来表现很好的写照。

以贸易为例，进行贸易需要双方的高度信任。如果你准备用

一捆精心制作的箭换取一件皮斗篷，你必须要相信得到自己箭的

那个人能够履行他的承诺，给你带来皮斗篷（他用你的箭射中野

牛，而这头牛的皮就是给你制作皮斗篷的原料）。在规模较小、

联系紧密的群体中，这种以物换物相对容易实现，但随着群体规

模逐渐扩大，它就不那么容易实现了。如果想要拥有一个好名声，

人们必须要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自己所属的不同人际关系

网络需要相互联通。人类的大家庭可以满足这个条件。人类是唯

一一种通过婚姻将配偶及姻亲看作自己亲戚的灵长目动物，因此

人类可以扩大人际关系网络。人类有语言，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我们可以凭借自己或自己朋友的声誉，认识朋友的朋友、朋友的亲戚来层层扩展我们的社交网络，甚至扩展到其他群体中。邓巴数字理论提到的 150 人可以来自不同的群体，我们的社交网络也会涉及不同的群体和文化。这样一来，即使我们和朋友所属的部落或群体之间竞争激烈，我们和朋友还能以个人身份展开合作。

我们的生存和我们基因的存续取决于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

地位，声誉在这样的世界中起到了非比寻常的重要作用。好的名

声能够帮助我们在所有的人际交往中占据先机，即好的名声让我

们更有可能得到别人的帮助，让我们的孩子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

照料。相反，坏名声则会带来最严重的社会惩罚，被他人排斥，

甚至导致死亡。但是，尽管我们自身在树立自己声誉的过程中起

到很大的作用，我们却不能完全控制它，因为即便我们死了，我

们的名声还会在众人口中流传。我们可能流芳百世，也可能遗臭

万年。如果一个人已经听过关于某人的故事，且故事具有说服力，

那么仅仅通过那个人的行为，很难判断此人的好坏，因为我们的

社会学习绝大多数是基于模仿他人，而不是生成自己的新想法和

新观点。实验表明，我们和陌生人一起玩信任游戏时，即便是玩

了几轮之后，和他一起玩过的上一位玩家（上一位玩家和我们同

这位陌生人玩家的游戏时长相近）的说法，依然会影响我们对这

位陌生人的可信任程度的判断（基于游戏经验）。不过，如果我们能够亲眼看到陌生人在上一轮游戏中的表现，那么我们在下一轮和陌生人合作的概率约为 60%。如果我们同时听到了一些正面的小道消息，合作概率则会上升到 75%。但是，如果我们听到了一些不好的八卦流言，合作的概率会下降至 50%，即便这些传言同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相悖，即便传出八卦的人根本没玩几轮游戏，我们也依旧会选择相信这些传言。

想要讨人喜欢的想法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让我们在与

他人意见相左时，不能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我们想被他人

注意到并成为群体中受欢迎的一员。这就导致社交媒体上出现越

来越多的极端观点，导致一个先前名声清白的人可能会因为一点

小事毁了自己的声誉，甚至会导致极端狂热追随者的出现。对于

生活在小群体中的人来说，成也八卦，败也八卦；对大群体中的

人来说，八卦的风险会更高。古代有拉美西斯二世将每场战役都

说成埃及的胜利，如今有很多新闻媒体和网站被屏蔽，可以说掌

控声誉的战役已经从荒谬走向了极端。我们对通过八卦传递的社

会信息有一种天然的依赖。对那些污蔑某人或某个群体，并想要

借此引发社会变革的人来说，这种依赖让社会信息成为他们的武

器。一个很经典的笑话反映了这个道理。20 世纪 30 年代，一位

犹太人十分高兴地读着《冲锋队员》，要知道这份报纸可是反犹

刊物，是纳粹分子的宣传阵地。他的朋友对此感到十分困惑，于

是他向朋友解释道：“如果你读的是犹太人写的文章，那么整个

世界看起来一片黑暗，没有希望。但你读《冲锋队员》时，就完

全没有这种感觉！在《冲锋队员》的报道中，我们掌控了银行，掌控了国家，甚至还掌控了整个世界！”

文化法令警告我们不要作伪证，不要说别人坏话，这被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称为“语言谋杀”。但是，对于人与人相互依存的社会而言，八卦是监管社会的必要工具。它能将做错事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和反社会的人带回正轨，保证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各司其职。八卦不好的一面体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者”，但好的一面是每个人都可以传播八卦。一个人要想挑战他人，其身体不需要足够强壮，只需要利用八卦就可以挑战。这样一来，八卦就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方式纠正反社会行为。

有人监管时，我们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窃贼都有一个习惯，他们在进入别人家里偷东西时，会把这家人的全家福倒扣在桌上，因为他们不想被人看见自己正在做坏事。同理，仅仅是在商店的墙上挂上一幅眼神犀利的照片，就能减少小偷入店行窃的情况发生。

一神教中的神通常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并进行终极审判，根据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是下地狱还是进天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神教的三大教派，它们的祈祷书中都有一位可以看透我们思想和内心并对我们进行神圣审判的神灵。比起善行，大多数神灵对恶行更感兴趣。宗教在社会选择的压力下不断发展，其目的是管理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正如《荷马史诗》中描述的诸神一样，一个社会选择哪种宗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社会需要什么类型的监管。规模较大的社会通常会选择在人类事务和道德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至高神，因为这类社会通常需要陌生人之间相互配合来创造财富，增加税收。事实上，信奉这类会干涉人类世界、惩罚人类的神灵可能是人类的一种适应手段，以此促进相隔较远的群体之间的大规模合作。近期，社会人类学家用一款网络游戏验证了这个想法。游戏要求有宗教信仰的个人玩家将钱在玩家自己、本地教友、远方教友和一些欧美人较少信奉的宗教的教徒之间进行分配。涉及的宗教包括佛教、基督教、印度教和包含万物有灵论及祖先崇拜等教义的宗教。研究人员发现，如果教徒信奉会惩罚恶行的神灵，那么这些教徒对相距较远的教友会更加慷慨（他们与其他人的共同点对他们本身的行为影响较小，比如彼此住得很近）。这种将神作为道德化身的做法能够帮助人们扩大合作。一个无所不知的神可帮助人们提高自己的声誉，这样或许可以弥补由于群体不断扩大带来的社会声誉较弱的缺陷。人们通常认为信教人士会比一般人心地更加善良，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值得信赖。不过，信教人士的这些优秀品质只在和他们价值观相同的人士的交往中才有所体现。

羞耻和内疚是两种声誉化的情绪。随着人类的生活范围从规模较小的部落逐渐发展到较大的群体，人类文化在不断地利用这两种情绪。猿没有羞耻和内疚这两种情绪，羞耻和内疚是人类与生俱来、普遍拥有的情绪。通过羞辱他人来降低他人的自我评价，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生理和心理影响。因为人类身体对羞耻的反应和它对物理伤口的反应一样：压力荷尔蒙皮质醇飙升，炎症反应加重。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

许多社会将羞耻作为左右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因素，比如日本就是耻感文化的代表。在这类文化中，他人的看法比内疚感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更大。而在美国等罪感文化中，人们不在乎他人的看法，不在乎是否羞耻，更多的是做到问心无愧，依靠良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道德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究竟是羞耻还是内疚，主要取决于社会连接的紧密程度与八卦传播之间的关系。关系稳定且紧密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非常熟悉，典型的代表是村民喜欢闲聊天的小村庄。在这样的村庄中，人们喜欢评价他人，常将社会差异归因于人们性格的优缺点。耻感是控制这种族群非常重要的手段，而避免耻感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但是，在城市这种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中，人们更加注重隐私，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没有那么紧密。大家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交圈子，而是游走在多个但有重叠的圈子中。这种模式让生活在个人主义至上社会中的人不喜欢评判他人，因而耻感在保持社会道德水平方面发挥的作用会减弱很多，取而代之的是内疚感。

当一个人被他人贬低时，他们自己也会贬低自己。大量研究已经证明，我们的自尊心取决于别人怎么看待我们。换句话说，自尊心取决于自己的声誉，而声誉本身驱动着我们的道德行为。同理，如果问心无愧，自尊心就会变强，其他人会认为我们强大的自尊心来自良好的声誉，这样一来我们的自尊心又会增强，如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个人的道德品质推动我们采取行动，让别人对我们留下好印象，从而提升自尊心。这样的内省对认知能力要求较高，却能让我们在社交场合中操纵他人。

几年前，一部英国纪录片讽刺了社会对艾滋病传播的态度。

如果一位血友病患者因输血而染上了艾滋病，那么他得的就是

“好艾滋”；而如果一个人是因为性爱或注射毒品染病，那他得

的就是“坏艾滋”。同其他伟大的讽刺作品一样，这部纪录片深

刻揭示了一个荒谬却现实的、有影响力的价值观体系。一项研究

发现，如果携带艾滋病毒的男同性恋患者对社会排斥非常敏感，

而且对感染艾滋病感到十分羞耻，那么他们的病毒载量就比其他

艾滋病患者的要多，免疫细胞机能的下降速度也更快，最后导致

他们的平均寿命比其他患者少两年。尴尬和羞耻这样的情绪让人

痛苦，但是它们的存在是有原因的。它们证明人类有共情能力，

这个能力在人进行高效的社会学习和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

们还证明人十分重视自己所属族群中其他人的想法。如果我们想

要在某个群体中获得归属感，那就必须要遵循这个群体的社会价

值观。被整个社会排斥意味着死亡。因此，如果一个人不曾表现

出羞耻和尴尬，不在意社会是否会接纳自己，那么这个人会十分

危险，不值得信任和深交。

正如我们所见，到目前为止，利用他人经验是获取信息的最佳方式。当我们决定要去哪家餐厅吃饭时，我们不需要尝遍所有餐厅，只需要看看大多数人的选择就行，即利用餐厅的人气（声誉）进行选择。选择一家座无虚席而非门可罗雀的餐厅吃饭肯定没问题。不过，这种想要模仿他人的强烈欲望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股市崩盘，但这只是个例。通常情况下，跟风会让某些无伤大雅的事物风靡一时。一般来说，社会信息（闲谈八卦）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可靠的文化信息。
声誉告诉我们哪些人可以模仿。毕竟，如果模仿错了人，我们可能会生病或者营养不良。而且这种糟糕的行为还可能被我们的下一代模仿，导致人类的技术和文化在设计、复杂程度和多样性等层面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变得越来越糟，最后甚至造成技术的退步和技能的失传。声誉会给文化进化施加选择压力，使其变得更有效率，因为它会帮助我们过滤掉无用的选项，突出可靠的选项。

所有的群居动物都必须要决定自己的模仿对象，人类在这方面优势明显，而且全世界的人类似乎都在用同一个模仿模式。在婴儿期和幼儿期，我们先模仿父母，然后模仿哥哥姐姐。后来，我们开始模仿和自己相同性别、说相同语言和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到了青少年时期，同龄人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模仿对象逐渐变成了同龄人，而不再只是长辈。模仿对象的转变调整了我们通过模仿学习到的内容，使其与时俱进。但是，人类并不一定依据一个人在某项任务中的表现来决定是否模仿他。比如，有人曾研究学龄儿童如何选水果。结果显示，他们不会模仿比自己年龄小的孩子，而是选择模仿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不过，如果要求孩子们解谜题，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模仿对象，选择和擅长解谜的孩子一样的答案，即便这个孩子年龄比自己小。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声望转移现象。

声望是一种表现社会地位的特殊形式，只有人类才会辨别。绝大多数动物会注意到占据统治地位的优势，所以它们会想成为群体中力量最大、最有攻击性或者体格最壮硕的。当然这些特质对人类而言也很重要，比如强大的战士在哪里都受人欢迎。声望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况。有声望的人是指值得其他人模仿的对象，如专家或长者。如果一个人在某一领域享有盛誉，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会水涨船高，且影响力也不再只局限于自己的领域里。我们很可能会模仿他们所有的选择。声望俨然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可以提升文化传播效益的方式。如果一个人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那他可以成为意见领袖，引导大众的想法。我们想向成功人士学习，哪怕只是以某种方式和他们产生联系，觉得这样就能沾上成功人士的光，这就是人们心甘情愿买高尔夫球星的同款手表的原因。

这可能源于人类文化技术的复杂性。比如，一名优秀的猎人需要以下几项技能：跑得快、会追踪、正确使用武器、与他人配合默契、能够击倒猛兽。模仿者可以分辨出谁是优秀的猎人，但是判断不出哪项技能让他如此优秀，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模仿他的全部行为。但是，如果我们因为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的声望就去模仿他的所有行为，就可能给我们带来危险。比如，一个名人自杀了，有人可能就会模仿他的自杀行为。这样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模仿者生前通常没有任何情绪低落或抑郁的表现，其自杀的手法和其他细节都和他们所模仿的名人一模一样。

声望高的人影响力巨大。他们可以重塑社会关系网络，既可以让人们具有亲社会的属性，互相包容，也可以让人们不再合作，变得自私自利。戴安娜王妃拥抱艾滋病患者后，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变，对艾滋病毒的传播渠道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王妃一个小举动带来的影响远大于病毒学家十几年科普带来的影响。同理，如果一名政治家未能谴责种族仇恨，甚至纵容种族仇恨，其他人就会效仿他，特别是当他是国家总统时，这种行径甚至会颠覆一代人的社会道德准则，即文化显影液。
自我价值取决于他人怎么看待我们，因此有声望的人通常相信自己不但能在某一领域成绩斐然，而且还能将这种优势延续至其他领域。许多名人的社交圈仅局限于其他名人和自己的忠实粉丝，这就导致很多名人过度自信，好像自己能成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专家，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演员为资质可疑的医疗产品做代言。
不同文化赋予人们声望的方式也不同。在狩猎采集社会中，最好的猎人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向老人学习不无道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寿命长，获得的信息更多，而且因为在狩猎采集时代，寿命长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事。那时如果有人活到 65 岁，那么自然选择已经将大部分同代人淘汰了，所以活下来的长者进行的各项实践都更有价值。美国进化人类学家约瑟夫·亨里奇用人们食用红辣椒的例子清楚地解释了这个事实。想象一下，一个群体有100 人，年龄均为 20—30 岁，其中40%的人每次都会用红辣椒烹制肉类。由于辣椒可以杀菌，所以食用红辣椒可以降低食源性细菌致人死亡的概率。如果年复一年地食用辣椒可以将一个人活到65 岁的概率从 10%提升至 20%，那么该群体中寿命达到 65 岁的人中，有 57%的人是辣椒食用者。如果人们不喜欢学习年轻人做肉的方法，而是更喜欢学习年长者做肉的方法，那么他们有更大的概率习得加辣椒这个能够提高生存概率的方法。经过几代人的文化进化，做肉时加辣椒就会成为该群体准备肉类菜肴时的常规步骤。亨里奇解释道：“基于年龄进行的文化学习可以细化自然选择的步骤，不同的步骤会导致不同的死亡率。”

在西方社会，或许是因为人们的寿命普遍偏长，再加上现代科技的飞速变化，年龄失去了原本的优势。文化变化的速度过快降低了社会学习的可信度。向他人学习可能会有风险，因为你学习的可能是已经过时的信息。尽管如此，在一些需要勤学苦练才能熟能生巧的领域，年龄依然是一个优势。对制陶高手来说，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将一件陶器拉制成坯，但是拉制的技巧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熟练掌握。
但是对于所有文化来说，毫无意外，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人是那些掌握最先进知识、最乐于大方分享的人——教师。教学就是交流。为教学发明出的工具加强了人类合作型社会之间的联系，将我们通过共同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我们的群体身份都体现在了语言文字中，因此语言也成为弥合文化差异的关键工具。当我们用某个群体的特定语言与该群体中的人交流时，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让我们融入群体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一是因为不同亲社会族群之间的竞争，二是因为跨文化交流。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探讨这些内容。

美

人类对美的思考成就了自己。人们在生活中找寻意义，而美通过它的表达给了我们目标，甚至让我们不朽。美虽是主观创造，却促进了人类进化。美推动了人类最伟大的合作，它让我们互联互通、互相交流。美创造了人类世界，就像爱默生所说：“世界的存在于灵魂而言，是为了满足对美的渴望。”

第九章 归属感：身份认同的塑造

卧室的角落里有一个旧衣柜，我在上面安了两个陶瓷把手，

用来挂项链。一串串打磨过的石头、贝壳和金属珠子在阳光的照

射下熠熠生辉。一条条相扣的银环亮光闪闪，照射在上面的阳光

似乎都变得柔和了。由半透明的珠子——如玻璃、塑料和切割过

的石头——串成的项链更是自带魔力，它们把阳光打散成上千种

颜色，透过小小的心形散发出五彩缤纷的光芒，把沉闷的衣柜变

成了闪烁的彩虹瀑布。

孩子们痴痴地看着这一切。他们小心翼翼地拿起项链，让它

们像缎带一样从手中倾泻而下。他们仔细检查每一颗珠子，好奇

它们的不同之处，惊讶于它们在阳光下竟能如此清澈。他们对我

说：“求你了妈妈，让我戴一会儿吧，一会儿就好。”我给他们一

个一个戴上项链。他们高兴极了，昂首挺胸，踮着脚尖朝镜子走

去。

我的项链大都物美价廉。只有一条可以称得上值钱，那是我祖母生前留给我的传家宝。一条镶嵌着一颗漂亮的黑珍珠吊坠的金项链，它虽和我的日常风格很不搭调，但我视它为珍宝，因为它意义非凡。这条项链是我亲爱的祖父送给祖母的，之后我的祖母又把它留给了我。它承载着记忆，是一条非同寻常、完美无瑕的项链。我偶尔会戴着这条项链参加一些令我紧张的活动，脖子

上坚实的重量和它永恒的美让我感到安心。珍珠的形成象征着应

对生活中的挑战：沙砾进入牡蛎的贝壳之后，牡蛎体内的外套膜

受到刺激，便分泌珍珠质，将沙砾一层一层包裹起来，最后形成

了珍珠。想要找到珍珠并不容易，人们经常需要在异国的深海中

潜水寻找，尤其是我戴的这颗珍珠，它的尺寸更罕见，寻找起来

可能更加危险。这条项链由不同材质组成，汇集了各个地方手艺

人的智慧。设计项链的人一定想象力十足，才能构思出如何将各

个部分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美妙、珍贵的整体。

我的其他项链是用玻璃、塑料、木头或陶瓷珠子、贝壳、纽

扣和其他便宜的材质串成的，但它们对我来说价值连城。它们很

漂亮，能把我衬托得更漂亮。有些项链是纪念品，看着它们就会

让我想起过去的美好经历。我有一条由色彩斑斓的塑料珠子串成

的项链，那是许多年前我在新奥尔良参加狂欢节时有人扔给我的。

这串项链让我想起了自己在 20 岁出头时，第一次独自穿越美国

的经历。透过珠子，我回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旅程，回想起街上

喧嚣的人群、狂热的舞蹈和音乐，回想起一些刺激危险的时刻。

扔项链是一种沿袭了上百年的传统，起源于法国殖民时期。一般

都是男人向女人扔项链，女人们则以美味的啤酒、妖娆的舞姿和

一闪而过的胴体作为回报。当年，一个赤裸着上身、在阳台上跳舞的帅气男人把这串项链扔给了我。我一把接住了项链，他朝我喊：“给我看看你的胸！”我吓坏了，沿着街道跑进了一个小酒吧。酒吧里，一支三人乐队狂热地弹奏着音乐，一群人配合着音乐有节奏地扭动着身体。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抓着那串珠子，沉浸在狂热的氛围中，音乐流淌过我的心田，我感觉自己不再是个未经世事的小女孩。现在，这条廉价的塑料项链是我与那时那地的那个自己的唯一联系。握着它，就仿佛握着我的过去。

我的项链是装饰品，只有我自己或与我非常亲近的人才懂得

它们宝贵的象征意义，这才是它们的不寻常之处。珠宝通常还有

另一种明显的象征意义——财富和身份。佩戴珠宝可以让人知道

佩戴者很富有，也能让人了解佩戴者的身份，如佩戴十字架表示

某人信奉基督教，戴在无名指上的戒指表明佩戴者已婚。对我而

言，我佩戴的珠宝也传递着关于我的生活方式、年龄、背景、社

会阶层、性别等微妙信息。

美好的事物会吸引我们停下脚步去打量它们。人们对美有一

种情感上的反应，这也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反应，人类文化利用和

发展了这一点，让我们能够赋予装饰品意义和价值。我们以这种

主观赋予的意义为媒介，通过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社会准则和

各类仪式，形成了有凝聚力的部落社会。社会和环境压力带来了社会准则的进化，这些准则对生物学和基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们重塑了人类和人类社会。

在没有遗传关联的人组成的庞大社区里，我们用美来表达归属感。美让人类创造出一系列人造表现型特征，这些特征影响着人类的进化。

人类对美的接受能力非常强。我们到处寻找美的足迹——人

们的脸庞、完美对称的花朵、鸟儿清脆的叫声、自创的艺术作品

——我们通过认出美来获得快乐。美具有安抚人心的力量：它赋

予生活意义与目标，可以增强同理心，让人拥有团体归属感。美

的事物能带来更多的美，因此，以花装点或种有鲜花的社区，能

促使人们让社区变得更美。我们可以欣赏我们发现的美，也有动

力通过美术、音乐、建筑、文学和舞蹈，在物质世界中创造我们

自己的美的表达。事实上，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或制作的大部分

东西都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我们设计制作的物品都是为美而生。

我们吃饭时，遵守餐桌礼仪；说话时，音量适中，避免使用“丑

陋”的词语；出门前，精心装扮。

人类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追求美，甚至可以为艺术献身。2015年，叙利亚考古学家哈立德·阿萨德因为拒绝透露巴尔米拉古代艺术品的位置而被武装分子斩首。对于这位81岁的老人来说，这个有着2000余年历史的寺庙群里的美丽石像和石柱，值得他用生命来捍卫。

美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工具，然而它来源于主观构想，而非客

观存在。我们对美的创造很可能源于生物学的性选择。孔雀和其

他许多鸟类一样，会利用华丽的外表来展示自己健康的体魄。出

于这个原因，雌性孔雀逐渐进化到喜欢羽尾最华丽的雄性孔雀。

如果一种动物能在华而不实的事物上浪费能量，比如色彩斑斓酷

似“眼睛”的羽尾，那就表明它有大量的能量可以浪费。人类与

孔雀不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自己选择性伴侣。所以我们

可以推测，人类在男性和女性的脸上都寻找美的标准，就像孔雀

的标准是漂亮的羽毛一样，人类的脸是健康的标志，很难伪装。

漂亮的脸要有高度对称的面部和完美的肤色。其他灵长类动物也

“以貌取人”，和人类一样，恒河猴也更喜欢面部对称的伴侣，

因为这样可以让后代的质量更高。

科研人员曾根据诸多人脸数据合成了一张人脸，相比单个人

脸，这张合成人脸对大众更有吸引力。这种偏好的进化根源可能

是优质的基因结合之后会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在调查中，人

们普遍认为“混血儿”更有吸引力，而近亲繁殖生出的孩子吸引

力较小。生育信号也是吸引人的特征：男性的睾丸素水平越高，

女性的雌激素水平越高，这些信号的表达就越明显。

因此，我们对美的感知不仅仅基于一时的审美冲动。人们更喜欢年轻、健康、生育能力强、没有疾病迹象的伴侣。这些特征组合在一起，会优先激发我们的求偶欲望，让我们认为有这些特征的人更漂亮。有些人擅长发现健康、生育能力强的伴侣，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经过了数千年，人类对美的认识不断提高，人类也确实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然而，人类的许多审美偏好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的生物学

上的健康并无太大关系。事实上，很多审美好像受时尚引领，源

于一时的冲动。动物世界也有有趣的相似之处。20 世纪 80 年代，

研究斑胸草雀的进化生物学家南希·伯利用不同颜色的标志环

区分实验室不同群组的斑胸草雀。让她感到惊奇的是，她发现佩

戴特定颜色标志环的斑胸草雀更容易找到配偶，也会花费更多的

精力养育后代。雌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红色标志环的雄雀，而雄

性斑胸草雀更喜欢戴黑色和粉色标志环的雌雀。实验室中的斑胸

草雀在短时间内就“进化”出一套新的能吸引异性的方式，伯利

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标志环和健康毫无关系，这说明动物对美

的认知具有随机性。也许有些特征或颜色在它们的大脑中根深蒂

固，当这些特征或颜色出现时，它们更倾向于选择新的变化。很

多自然界中的多样性和美好事物都源于动物自身对美的欣赏。

这些看似随机的偏好似乎也塑造了人类的外貌。几十万年来，人类生活在不同部落的小群体中，使文化和基因差异得以积累下来。数千年来，从亚洲的斯里兰卡到北欧的瑞典，人们的外貌出现了显著差异。在小群体中，外貌特征积累的速度正发生改变。因为群体中携带这些基因的人数不够，一些基因类型可能会完全消失；而因为某个群体碰巧有许多携带者，另一些基因可能会变得异常普遍。人类有不同的发色和眼形，而每一种颜色或形状一开始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后来因为当地人喜欢这样的风格，他们按照这种喜好选择自己的性伴侣，从而让这种发色和眼形保留至今。

东亚人头发浓密、汗腺发达、门齿独特、胸部小，所有这些

都与大约 3.5 万年前发生的 EDAR（外异蛋白 A 受体）基因突变

有关。专家们对这种基因迅速传播的原因的看法存在分歧：有人

认为是炎热的气候让额外的汗腺变得十分有用，也有人认为是人

们觉得这些特征更有吸引力。拥有白皙皮肤和蓝色眼睛的人曾被

认为具有异国情调，极具吸引力，更容易找到性伴侣，这使得这

些特征在北欧迅速传播。在过去的 2,000 年里，英国人变得个头

更高、头发更加金黄，拥有蓝色眼睛的概率更大。

漂亮的面孔会激活大脑视觉皮层各个独立的部分，这些部分

专门负责处理面孔和物体。与此同时，即使我们不思考美，大脑

的奖赏机制和愉快中枢也会被激活。在我们欣赏美的过程中，道

德因素也起着作用，即使人们没有明确地思考美和“善”，对美

和“善”进行审美判断的神经活动也会发生重叠。这种反射性关

联可能在生物学层面上激发了美的社会效应。有魅力的人在生活

中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例如，人们会认为他们更聪明、更值得信赖，他们得到的报酬更高，受到的惩罚也更轻。

脑部扫描研究显示，与厌恶和疼痛有关的前脑岛对审美有重

要作用。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或许能解释我们对美的感知是如何

进化的：审美过程的关键是对客体价值的评估，判断这个东西对

我们来说是“好”还是“坏”。这种评估是主观的，取决于个人

当时的生理状态。俗话说，“饿了糠如蜜，饱了蜜不甜”。在人

类进化过程中，大脑的审美系统可能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生物层面

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客体（包含食物和配偶）的价值判断能力而进

化的。经过文化进化，这套审美系统会扩展到具有社会价值的事

物上，比如绘画和音乐。大脑扫描结果显示，事实上，喜欢一块

蛋糕和喜欢一段音乐时，大脑的反应十分相似。

审美能力也很有可能与我们寻求事物发展规律的神经冲动

共同进化，作为指挥注意力的认知信号辅助大脑的预测系统工作，

告诉大脑哪里有需要发现或破译的东西。美具有激励作用，推动

我们产生想要进一步探索的情感反应，是一种非常有力、强烈的

好奇心形式。艺术可以激发这种本能。比如我们在欣赏凡·高的

作品时，大脑审美中枢欣赏到了画中的美，让我们觉得这幅画不

只是色彩的旋涡，还有着深刻的内涵。科学家在一项大脑扫描研

究中发现，人们听一段熟悉的贝多芬作品，在听到自己最喜欢的

部分之前，尾状核（与好奇心有关的大脑区域）就开始活动了。

研究人员说，这表示人们期待即将听到让人心情愉悦的音乐片段，“这可以让人期待兴奋等情绪的到来，产生一种想要满足自己和获得奖励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让人感觉愉快的荷尔蒙多巴胺会激增。美以一种有力的方式帮助大脑感知哪些感觉值得感受，哪些感觉可以忽略。

所以，在生理上，人类对美有反应；在文化上，人类把美看

作一种视觉语言。我们把美的东西变成有价值和意义的符号。人

类随时随地都能发现美好的事物，而不仅仅只是具有性吸引力的

异性身体。在审美中体验到的愉悦鼓励我们花费宝贵的时间专注

于思考，关注那些没有实际效益或对生存没有益处的事物，并把

时间、人力和资源投入我们自己对美的表达中。其他生物都做不

到这一点，对于大型动物来说，任何对生存没有益处的活动代价

都很大。就算我们把矛装饰得极其漂亮，它也不会帮助我们捕获

到更多生存所需的食物。然而，所有人类群体都会在装饰上投入

大量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这说明装饰对生存有着重要作用。

正是通过美的象征意义和其自身的意义，我们才在群体中团结一

致，用共同的价值观、信仰、同情心和其他情感构建了合作型社

会。

我们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建立在思想和观念的符号化之上的，这是我们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我们使用视觉符号表达我们创造的观念，并借此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然后代代相传。货币系统、善恶、政府这种抽象的概念要通过身体装饰、艺术、音乐、建筑、园艺或其他技能等美的载体进行表达。

与我们血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也使用象征符号。在乌干

达的基巴莱国家公园，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了一群野生黑猩猩，发

现幼年黑猩猩赋予了捡来的木棍特殊的含义，它们经常把木棍当

成“宝宝”，和它们一起玩耍。有记录显示，猩猩幼崽抱着木棍，

并将其带入白天的巢穴，但是用木棍做其他活动时，它们就不会

这样做。研究人员还发现，一只年轻的雄性猩猩会为它的“玩偶”

另立巢穴，而一只雌猩猩在看到它的母亲照顾生病的其他小猩猩

时，会像“拍打婴儿的背部”一样拍打木棍。

大约 20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也会照料捡来的物品。在南非远古人遗迹中，考古学家曾发现一块红碧玉岩卵石，上面有明显的“脸”的形状，这是经环境风化形成的。这块所谓的“多面卵石”，很可能是从距离远古人住所几千米之外的地方带回来的，并被视为最早的艺术品。这块人脸石在很久之前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它有多大用处，而是因为它背后的含义。在直立人时代，人们会刻意美化自己的物品，考古学家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装饰性的贝壳，其年代可以追溯到 70 万年前。

当然，人们通过象征符号进行装饰和交流的欲望，始于我们的身体。任何一种当代文化都有身体彩绘的传统，例如给嘴唇涂上口红，或是其他更加夸张的传达方式，在许多史前遗迹中都发现了用于身体装饰的黄棕色矿物染料赭石。身体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是一种视觉语言，表达了个人对群体的忠诚。

生活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埃科伊人，在装饰的基础上发展出

一种极其复杂的群体组织形式。按照传统，埃科伊女性的脸上和

身体上，都有复杂的符号文身，包括用纳斯碧迪神圣语言书写的

神秘记号。这些文身记录了爱情、战争或是神圣的元素，虽然每

个人都能看到暴露在外面的文身，但只有狩猎豹子的克皮族群成

员才能看懂，他们是殖民时期前的统治精英。复杂的文身费时费

力，但像这样清晰的视觉信息只是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改变身体的

众多方式之一，他们以此重新塑造自己的外貌，以超越自然的性

选择。我们的外貌由基因决定，但是文化用这种方式重塑了人们

的外貌。

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实验之一就是发明了个人装

饰品，这是向他人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从远古时代开始，项链

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项链一来可以彰显文化身份和社会地位，

二来可以作为可穿戴的符号。装饰品虽小巧却影响巨大，它们可

以激发人们的活力、生育能力和创造财富的能力。在西班牙发现

的尼安德特人佩戴的彩色贝壳珠子，可以追溯到 11.5 万年前。

目前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人类祖先项链是在南非南端的布隆伯

斯洞穴中找到的。这条项链上至少有 65 个小泪滴状的扁虱贝壳，

上面有人为的穿孔痕迹和赭色装饰图案。我们能看出，7.5 万年前这条项链最后的主人和我们有着共同的偏好。如果把布隆伯斯洞穴的贝珠和我柜子上的其他项链挂在一起，它不会显得格格不入。珠宝的设计者从对称性和美学角度精心挑选珠子，这种做法得到了项链佩戴者的认可。

串珠饰品是装饰工艺的一类，通过穿戴者和其所在群体共有

的视觉语言传达信息，通过广泛的社会网络，这些信息为更多的

人所理解。象征文化依赖于集体信念。在我所处的文化中，人们

理解并接受项链是用来装饰的这一概念，但是在其他文化中，对

项链意义的解读可能会截然不同。有些文化认为珠子的颜色有自

身的意义：肯尼亚北部的图尔卡纳游牧民将黄色的珠子赠予未来

的结婚对象，当地的寡妇则佩戴白色珠子。人类学家将这些共同

的信念定义为社会规范，它们会体现在一个群体对美的共同认知

上，会体现在群体行为中，会体现在其他方方面面。

考古学家分析了在布隆博斯洞穴出土的许多贝壳珠子，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尚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洞穴地层较深的地方发现的贝珠上的磨损痕迹表明，这些贝珠是随意地串在绳子上的，它们扁平、发亮的一面靠在一起。然而，在地层较浅的地方发现的贝珠则是两两打结，发亮的一侧朝上。这个看似微乎其微的变化却是社会规范转变的最早证明。这是一种文化进化，等同于化石中的解剖学差异或手斧的改良，只是这一次证明的是新的社会适应性。通过这样的行为转变，人类发展成为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并且结构复杂的小社会。

不过，布隆伯斯洞穴出土的项链的串珠方式发生变化，是因为洞穴的早期居民改变了时尚观念，还是因为他们被另一群喜欢其他串珠方式的早期人类所替代，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无论做何解释，这些珠子都像今天的珠宝一样，具有象征意义，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规范。

衣着也是如此。人类学家认为，由于人类是直立行走的动物，

最初用无花果叶子遮挡性器官就是一种社会规范，否则性器官就

会一直暴露在外面。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行为，却可以让很多毫

无关联的人簇居一处，还能避免不断的冲突。我个人认为，无花

果叶子这样的遮羞布最初是携带婴儿的吊兜或者妇女经期时使

用的腰布。就像我们创造或使用的其他所有东西一样，遮羞布也

会变得具有文化意义和一定的价值，具有装饰作用，被男女都接

受并继续使用。有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穿衣标准，人的地位、性别

和其他重要的文化信息都会通过服饰衣着显示出来，例如忠于部

落、忠于宗教信仰。这让“你”与“我”的差异变得明显，从而

将不同的群体分开，也加剧了部落内部的社会分化。因此，衣着

在推动文化发展和进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让每一种文化不断

进步，运用各自的技术和专长彼此竞争。总的来说，装饰反映了

社会规范，并用同样的故事将部落成员团结在一起，这就是装饰在文化适应性进化中的作用。

累积性文化具有模仿性，这意味着我们会复制自己的行为和

偏好，因此，我们会制定和遵循社会规范。穿着风格的规范可以

不切实际，可以荒诞不经，但是人们总会想方设法在规则之内巧

妙地应付。例如日本曾禁止平民穿着装饰华丽的丝绸和服，为了

避开这个规定，一些女性就将华丽的图案文在身上。装饰规范和

其他社会规范相互交织，因此当女性权利得到保障，女性地位提

高时，其服饰也变得更加实用。自行车的发明加速了女性解放，

推动了女性穿的裤子的出现，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人类不仅美化自己，美化自己制造的物品，还美化社会，试

图通过美让物质世界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变得井井有条，以满

足人类的需求。社会规范不仅约束我们的服饰，也约束我们的行

为，其目的是既要有视觉上的美感，又要风度翩翩。社会规范源

自群体且由群体实施，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人类可以达到如此高

的合作水平了。社会规范不断演变，统一人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

减少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内部分化

和等级制度开始出现，避免冲突的一个策略就是让社会规范来加

强分化，消除其他选项。例如，按照“规矩”，猎人 14 岁的儿

子“应该”成为猎人而不是去做陶工。如此一来，整个群体就会

串通起来保持这种分化的明确性。在社会规范披上了毋庸置疑的

超自然法则外衣时，这种情况尤甚。仪式通常将社会各行各业毫无关联的人联系在一起，并强化社会等级制度。人们共同经历艰苦且危险的入会仪式、测试和典礼，此后便紧密联系在一起。

社会规范还有助于解决人们在共享资源上的冲突。比如，大

部分群体都有关于肉类的规定，包括肉的准备仪式、相关禁忌以

及不同部位的肉与不同人群的对应。也就是说，当一群猎人带回

了捕杀的猎物，根据规范，上等的肉要留给制作箭头的人和哺乳

期的母亲等。这意味着肉不一定会被平均分配，但是每个人都能

得到一些，分配的原则是确保符合整个群体的利益，从而保持群

体的凝聚力并维护社会规范。

在宗族本位的狩猎采集部落中，“订单”和“交付”之间存

在“延误”，通俗来讲就是生产食物付出的努力和最终得到的实

际食物不一定等价，但严格的社会规范避免了两者之间的冲突。

以巴拉圭的亚契部落为例，他们依靠森林养殖甲虫。首先，他们

必须要通过砍树来准备育虫的场所，6 个月后，他们才能从这些

砍倒的树中收获甲虫。由于部落对财产有着严格的规范，因此，

砍树的人会给砍倒的树系上专门的带子表明此树的归属。因纽特

人捕鲸（一项危险但有利可图的活动）时也遵循类似的规范。被

刺的鲸鱼不会立即死亡，几天或数周后才会被冲到岸边或浮到水

面上，这段时间，另一个群体可能会占有它。同样地，根据规范，

鲸鱼上岸时身上插的是谁的矛，鲸鱼就属于谁。

社会规范极其强大，不只规定我们在公共场合的行为表现，还对私人生活提出要求，甚至对我们独处时的行为也有所规定。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是对自慰的大量规定证明了这一点。规范是一种约束，它阻止分歧，限制创新，还可能造成个人损失。尽管规范会带来不便，但我们通常都会遵守规范。因为背离社会规范不仅会玷污个人名誉，还会影响子孙后代，在许多社会群体中，后代会承担上一辈的社会惩罚和债务。

正如服装的时尚，社会规范和仪式其实没有实际价值。我所

在的文化认为吃昆虫很恶心，但是其他文化却认为昆虫很美味。

然而，正如我们将善良与视觉吸引力联系在一起，我们也将道德

水平与社会吸引力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遵循规范是生来就有的

好行为，所以可以说，遵循规范的人天性良好。这样，社会规范

通过创造共同的道德基础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它帮助我们理解人

们做出某种行为的原因，从而更容易预测他人的行为。

社会规范约束着我们的生活，但它们并不作为世界的物理属性而存在。无论你认同与否，万有引力都永恒不变；在一种文化中，谋杀可能代表罪恶滔天，而在其他文化中，这也许是被推崇的行为。这看似显而易见，然而动机、策略和信仰约束着人类世界的大部分行为，这甚至让我们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三者均是被发明的社会规范。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些规范，将它们视作人类的特有属性。

相比男性，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这并非因为

男性和女性有巨大的认知差异，我们都知道女性的智力水平并不

比男性低，出现这样的情形是因为社会规范阻止女性扮演有声望

的角色。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限制女性的条条框框无处不在，

以至我们误认为这些条条框框自古以来就存在。而实际上，人类

学和遗传学数据显示，在人类进化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性别平

等才是常态。的确，当人类从灵长类祖先中分离出来之后，性别

平等和配偶制成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两个进化演变。性别平等

为人类提供了生存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利用父母双方的人际网络

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让无血缘关系的群体成员合作更为紧密，

从而加速思想的交流和基因的传递。统治着原始族群的很有可能

是母权社会规范。如今，性别平等在狩猎采集部落中依旧是常态，

这虽然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必须扮演相同的角色，但在这些部

落中没有性别权力失衡现象，要知道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非常普

遍。现代狩猎采集部落中，男性和女性对群体的贡献相同，并且

都照看孩子。男性和女性也会对周围环境和身边的人产生相同的

影响，这有助于与无血缘关系的个体加强合作。

人的性别由生理决定，而人的社会性别则是文化的产物，在很多情况下源于某种社会倾向。大多数艺术作品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男性的审美。父权社会规范得到世界上主要宗教的支持和认可。大多数农耕社会都利用各种规范来控制和约束女性性行为，例如遮盖女性身体和杀掉让男性“蒙羞”的女性。宗教为这些做法授权，女性通常要为维护群体的荣誉而付出代价。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印加帝国山脉的寒冰墓穴（今天秘鲁的库斯科附近）发现了女性祭品，为何妻子必须跳进丈夫的火葬柴堆殉葬，为何女儿在雅典要成为祭祀的祭品。这种对女性的文化压迫和控制深深影响着社会规范，女性要表现得十分谦卑，男性却可以嚣张跋扈。这种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中国古代的女性裹足习俗，到两性在健康和财富方面机遇的失衡。

这种文化熏陶从人一出生就开始发挥作用，人们按照规范行事，就能够被社会所接纳。事实上，社会规范甚至在人出生前就开始发挥作用。研究显示，当告知孕妇胎儿性别后，她们描述胎动的方式会有所不同。如果孕妇得知胎儿是女孩，那她往往把胎动形容为“安静”“非常温柔，在肚子里滚来滚去，很少用脚踢我”；若得知是男孩，则形容为“活力十足”“拳打脚踢”“动起来犹如天崩地裂”。但如果孕妇不知道胎儿性别，她们形容的胎动则没有区别。

许多我们认为普遍存在的观点都只不过是文化中的社会规范。自由、平等、博爱（18 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政治口号）在某些文化中是需要誓死捍卫的价值观，然而对许多社会来说，个人自由并不重要，它们追求的是心灵纯洁。再来谈一下责任感。在我所处的文化中，蓄意伤害他人或损害其财产是比意外伤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然而在其他文化中，因为人们的行为动机难以判断，所以人们不会根据动机对受惩罚的程度进行评判，而是根据他们的行为后果进行评判。

有些人把我们的行为归因于生物基础，而且不承认社会规范

的本质，即在文化层面进化的可改变的动机和行为。这种想法很

危险，它会让个人和群体在生活中无法获得平等的机会，而且还

会受到伤害。（当然，你是否认为人应该被赋予平等的机会，部

分归结于你所处的文化环境。）社会规范衍生出奴隶制度、种姓

制度、“荣誉”杀戮以及许多其他的害人行为。然而，许多这类

行为曾一度被认为是生物法则或是由上帝规定的，但随着社会的

发展，这种观点有所改变，而且有时改变还极其迅速。

某些带有偏见的社会规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越来越平

等，反之亦然。在美国，禁止通过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一个人的社

会规范已经发生了转变，甚至总统都开始用肤色或性别来评判人。

除了社会通过规范对人产生的影响之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表明

人的肤色和性别会对其自身道德或智力产生影响。这点尤为重要，

因为强加于个人或群体的社会规范能够改变他们的行为和生理

机能。

不同的文化信仰不同的真理，遵守不同的规范，那么社会规范是如何产生的呢？有一种常见的误解是某位领导者提出了社会规范，或者依靠一个集中控制的媒体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实际上，规范是在社会中自然产生的。以给新生儿起名字为例，在一项在线实验中，匿名玩家被随机配对，两位玩家就宝宝名字达成一致后，才可以再与其他玩家进行配对。最初，看起来根本不会有哪个名字胜出，因为与前一个搭档选好的名字很快就会被

取代，因为玩家需要与新搭档达成一致，如此往复，想要达成共

识实在困难重重。但仅仅几轮过后，所有玩家就对同一个名字达

成了共识。通过随机配对，规范从无到有、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网络连通性的变化让一个名字脱颖而出，流行起来，这个概念在

物理学中被称为对称性破缺。无论参与者是 24 人、48 人还是 96

人，结果都不变。这表明这种对称性破缺可以无限扩大，并可以

解释社会规范如何能够在一个类似国家的大型群体中自然形成。

这个实验也表明，通过调整参与者间的交流方式，可以操纵达成

共识的过程，这与前文公共物品博弈中合作者的行为类似。社交

网络细微的改变会让人们更容易自发地就一种社会规范达成一

致，因为人们都有从众心理。

但是，那些坚持个性、不愿随波逐流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可能是感觉自己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的青少年，或者是想要

标新立异的 20 多岁的年轻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的外貌

打扮都与社会规范相悖，要么尝试夸张的妆容，要么做个花里胡

哨的发型，甚至连胡子的造型都不放过。但在展示了与众不同之

后，他们发现其实上百万的同龄人都和他们的做法一样，结果是

他们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这就是所谓的潮人效应。数学模型显

示这种同步性自发行为是多数人的属性。模型显示，大多数人都会遵循现有的规范，但是少数不从众的人对当下的流行趋势的反应会有一个延迟期，在此期间他们会创造新的潮流，在经历一段过渡期后，人们开始追随这一小部分人创造的潮流，新的潮流由

此产生。2019 年 3 月，一本科技杂志报道了这项研究，选用了一

张头戴无檐小便帽的“时髦”年轻人的照片。编辑之后收到了一

位愤怒的读者的来信，这名读者指责杂志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

使用他的照片，而后来这名读者才发现照片中的人根本不是他，

因为“潮人们看起来都很像，甚至他们本人都说不出自己和别人

的不同之处”。

在遵循同一社会规范的小圈子里，社会规范将我们联系在一

起，即使成员之间毫无血缘关系，社会规范也能帮我们找到“家

人”。群体之间会互相竞争，一旦个人的命运与所在群体的存亡

息息相关，那么找到自己群体的成员就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服

务那些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人，对我们最有好处。着装、装饰、

行为、技能和实践等社会规范都成为展现群体归属感的重要途径，

并确保我们能得到所需要的帮助和保护。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某些群体中的极端行为，例如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某些部落曾

盛行的扁头，当地人为了变成扁头，会将木板绑在婴儿头部数年。

一个社会的规范越多，执行得越严格，成员之间就越可能识别彼

此，排除异己。

这是部落主义的起源。我们越了解某些人所遵守的社会规范，就越能预测他们的行为，也更容易判断他们是否可以信任，能否与我们一起创造利益，这降低了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互动的成本。从出生起，我们就有意识或是下意识地学习自己“部落”的规范。生活环境和长辈的教导让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对“部落文化”产生“归属感”。

为了掩盖身份而故意遵从另一种社会规范的人很容易就能

够被发现，例如用工人阶级的“街头”口音隐藏自己特权背景的

政治家，伪装成“暴发户”的趋炎附势者。语言与扁头这样的外

貌特征一样，也是极好的部落标识，因为很难作假。我们的双耳

能敏锐地察觉不同的口音、语法错误以及外来者在措辞上与我们

的细小差异。即使精通某种外语的人可以流利地用这门语言进行

交流，但是依旧瞒不过母语者。移民和那些跨越部落社会规范的

人往往面临着巨大挑战，例如萧伯纳的《卖花女》和贾维斯·考

克尔的歌曲《普通人》中描述的故事。在欧洲，当犹太人表现出

自己与大部分人不同时，他们得不到社会的信任，而在他们试图

接受和遵从主流文化规范时，更难获取信任。

个人身份与群体紧密相连的另一个结果是，如果一个人从一个群体到了另一个群体，他可能失去身份认同感，并感觉两个群体都在疏远自己，他的心理健康因此会受到影响（例如，移民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更高）。但是人们会继续尝试成为新群体中的一员，因为群体不仅能提供保护，而且会带来经济利益。

部落主义意味着我们对待群体内部的人与外部的人会有所不同。这种情况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黑猩猩的群体观念强烈，它们敌视外来者，不同群体间冲突的死亡率高达 13%。与黑猩猩不同，人类生活在更大的群体中，各种群体交融在一起，并非所

有人之间都有血缘关系，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文化符号来确定并

维护自己的群体身份，对群体忠诚。我们对外部群体的偏见从幼

儿时期就形成了。对外部群体的敌意尽管不体现在对个体的抵触

上，但会表现在对文化差异的抵触上，实际上这些都是根深蒂固

的认知模式。通过辨别群体外人员，我们会明确自己群体的标准，

并且巩固自己在群体内的地位。人们可以感觉到自己与群体中其

他成员之间的联系，例如，人们的大脑会对其他成员的痛苦产生

同情反应。然而，人们要是知道对方是群体外的一员，例如，敌

队的粉丝，他们便会停止产生这种反应。大脑扫描显示，在我们

观察一个我们认为是外部群体的人时，大脑的神经放电模式类似

于我们识别物体的模式，而不是识别人的模式，因为我们从认知

上已经将那个人视为物体。其他研究显示，荷尔蒙催产素能促生

利他主义行为，但仅仅是在与群体内成员的相互交流中才奏效；

当与群体外成员交流时，就算是使用同样水平的荷尔蒙催产素，

也没有这种推动作用。

一个部落社会合作的前提是我们可以信任无亲缘关系的人为我们谋求利益，对于群体而言，没有什么比相信一个不做实事、只知瓜分共同利益的人，或相信一个居心叵测的人更具威胁性了。人的长相越相似，所处的文化环境越相近，群体的识别符号和社会规范就越重要。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样貌和声音都很相似，就像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一样，因此他们便只能依据仪式、禁忌、宗教或食物等社会规范上细小的差别，来判断一个人和自己是否属于同一个群体。在与其他群体的竞争中，我们通过故事将自己塑造成正义的一方，如英雄或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受害者，从而打造我们群体的身份。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让看起来相似却属于敌对群体之间的人互相残杀。

在群体受到威胁时，成员会联合起来护卫共同的利益，这个

时候即使是 5 岁的孩子也会表现得更加团结和慷慨。一起作战的

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当部队中的每个士兵

都做好了为彼此牺牲的准备时，每个士兵就更有可能活下来。这

可以解释竞争法则中激进的“忠诚证明”仪式的由来。通过和其

他群体的竞争与冲突，这一仪式强化了亲社会的规范和制度，增

强了社会凝聚力。这有助于解释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这种仪式

的出现表明群体受到了威胁，而这作为一个反馈循环，又让一个

民族确信他们正在遭受外来移民或相邻国家的威胁。然而，一个

国家面临的大部分威胁来源不在外部，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十分

和平。真正的威胁通常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裂和不平等。

群体间冲突一直是对生命的巨大威胁。大部分狩猎采集部落会发生反复不断的冲突，死亡率达到 15%左右，与黑猩猩的死亡率相当。如今，在工业化世界中，冲突带来的死亡率很低，而过去冲突带来的死亡率一度很高，而且大部分冲突都涉及领土争端。

胜利的群体以失败者的牺牲为代价进行扩张，寻求更多的经济利

益，失败者的土地被占领，人民或被奴役，或流离失所，或移居

他地。群体之间的竞争可能推动许多亲社会的规范，但只有最具

合作能力和凝聚力的群体才能在冲突中获胜。群体内部的选择压

力促使外交家出现，这些人能用语言和魅力化解冲突，促进合作。

每个群体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为生存需要掌握的技能也不同，所以出现了践行不同社会规范的人类群体。践行的社会规范不同，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身体构造也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学习改变人的大脑。任何技能的实践都离不开连通神经网络的硬性条件，包括对肌肉的控制和协调、平衡能力以及对速度和距离的判断等。发展到最后，我们对这些技能的掌握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身体自动就能做出反应。一旦我们能够熟练做出某种行为、某个动作或是进行思考，大脑的工作量就会显著减少，为工作记忆腾出更多的空间。那些熟练程度最高的人会成为人类中最优秀的一群人，他们在熟练实践的基础上，会对行为或过程的细节进行创新，从而突破人类的极限。无论是学习走路，还是成为钢琴家或是玩杂耍，这些过程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从小玩《精灵宝可梦》游戏的人，大脑内会有一块专门识别游戏中人物的区域。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会影响身体构造。例如职业网球运动员惯用手一侧的身体骨骼密度会增加 20%左右；居住在高海拔地区的人，为了应对氧气稀薄的生存环境，体内会产生更多的红细胞，肺也比一般人大。这里需要明确一点，上述情况中发生的不是基因变化，而是一个人一生中的生理变化。

有些群体利用社会规范和科技改善身体素质，提高经济收入，

这样的群体更可能生存下来，并将其文化实践传给子孙后代。许

多情况下，这种文化上的进化能改变人类的生理构造。比如，泰

国西海岸有一个名为莫肯的海洋游牧民族，部落中的人发展出一

种独特的能力，能让他们像海豚一样在水下看清东西。莫肯族的

孩子大部分时间都会潜水寻找食物，为了适应水下的环境，他们

的视力变得很好，是欧洲孩子的 2倍。一般人在水下，视觉会很

模糊，因为水对光线的折射率和眼角膜对光线的折射率相同，所

以我们无法聚焦光线。而莫肯族的孩子拥有海豹和海豚一样的视

觉，可以适应这种折射。他们的瞳孔缩小到了人类极限，因此增

加了眼睛看到的景深，晶状体的形状也有所改变。这些改变可以

被视为人类为了适应文化环境在生理层面做出的改变，但它们不

是基因的变化。人们在后天无意间习得了这些能力，这意味着任

何孩子都能拥有这项能力，科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了这个结论。他

们训练瑞典孩子潜入水下，观看卡片上的花纹，11 个训练期后，

这些孩子拥有了与莫肯族孩子一样敏锐的水下视力。

然而，对另一个海洋游牧民族——印度尼西亚的巴瑶人来说，

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让他

们的基因也发生了改变。遗传学家在调查巴瑶人杰出的潜水技能

时发现，巴瑶人的 DNA 中存在一些基因变体，这些变体让他们的

血液和器官中存有更多氧气，能控制二氧化碳含量，并将含氧血

液的储存器——脾脏——增大了 50%。这些基因似乎是从已经灭

绝的人类近亲丹尼索瓦人处继承而来的，而后在文化进化的压力

下，在诸多基因中得以保留。

文化环境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思考、行动和看待世界的方式。

一项研究比较了西方人和东亚人的神经处理过程，结果显示文化

塑造了我们看人的方式（西方人主要打量对方的眼睛和嘴巴，观

察的区域呈三角形，而东亚人则集中在一点），也塑造了我们在

背景下看事物的方式（西方人擅长将人和物与其背景分开来看，

不擅长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观察，但在其他大部分文化中，情况

却恰恰相反）。如果要求从“公交车”“火车”“轨道”中选出

两个有联系的词语，西方人可能将交通工具放在一起，选出公交

车和火车，而东亚人更可能选火车和轨道，因为它们相互依存。

研究者认为，东亚人和西方人处理信息的方式之所以不同，是因

为他们有不同的社会规范。西方的社会规范主要为个人主义，擅

长处理单个事物并将信息分类。相反，东亚的社会规范更倾向于

集体主义，他们将自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会优先将事物和其背

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文化环境造成了人类大脑通路的差异。不过，一个人在另一种文化中生存的时间越长，新旧两种文化的差异就会越小，最后变得可以忽略不计，到下一代时，这种差异会彻底消失。

然而，社会规范可以对人类产生长期的遗传影响，因为它限定了人们与谁繁殖后代。例如，在泰国北部的多数群体中，新婚夫妇会搬去女方家居住，当然更常见的是住在男方家。遗传学家发现，居住方式会对基因的多样性产生影响。若婚后居住在男方家庭，则家庭中女性数量增多，因此儿子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 Y染色体几乎没有什么多样性。若婚后居住在女方家庭，虽然人们的 Y 染色体各不相同，但是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 DNA 线粒体几乎一样。

另一个鲜明的例子也能解释文化环境是如何造成生理和行

为差异的。在经典的实验“走廊”实验中，一组男学生需要填写

一份调查问卷（这些学生一半来自美国北部，一半来自美国南部），

然后将填好的问卷送到走廊尽头的一张桌子上。学生穿过狭窄走

廊时，会经过一个在文件柜前工作的大块头男人，要想过去就需

要大块头让路。他让路的时候，会故意撞到学生，然后低声骂学

生“混蛋”。送问卷的学生要么怒气冲天，血皮质醇和睾丸素飙

升，要么耸耸肩，一笑而过。学生反应的差异取决于他们来自哪

个州：大部分北方学生会淡然一笑，而不是气愤万分；而 90%的

南方学生会愤怒不已，压力荷尔蒙上升。如果南方学生随后遇到一个目睹了这场“羞辱”的陌生人，他们会表现得很跋扈，蛮横用力地与陌生人握手，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陌生人的眼中自己缺乏男子气概。

美国南部的荣誉文化要求并激励男性用暴力捍卫自己的财

产、家庭或声誉。不是很严重的轻视行为，比如直呼一个人的名

字，在美国南部都可能导致人们大打出手。在实验的第二个阶段，

刚刚送问卷时受到侮辱的学生在返回狭窄的走廊时，会遇到迎面

走来的另一个人，这些学生不得不让路。先前未受到侮辱的南方

学生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在两米开外停下，站到一侧，给陌生人

让路；北方学生会在不到两米处停下。然而，在受到侮辱之后，

北方学生会再多走一步；而南方学生则会在差一点就会撞上对方

的地方（两人相距不到一米）才会让步。

我们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美国，南方人被认为比北方人更友好，更懂礼貌，而北方人经常表现得很唐突粗鲁。然而，南方人比北方人更容易惩罚别人，他们会体罚孩子，并且赞成警察开枪杀人。所以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人讲着相同的语言，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下，感受着相似的文化，但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这是生物差异而并非基因差异。文化环境不同，人们的大脑发育也会产生差异。“走廊”实验可以解释地区犯罪的统计数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美国南方人在因受到侮辱而导致的打斗中，更有可能杀死朋友或熟人；南方腹地的谋杀率是全美其他地区的两倍。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会影响他的生存。

荣誉文化一般出现在资源匮乏和政府软弱的地方。这类地区对社会规范的选择压力来自权势而非威望。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这种情况的都是一些地处偏隅的游牧群体，这些群体中偷牲畜的盗贼很多，人与人之间缺少合作，因而暴力的名声就成为保护自己财产的必要手段。攻击一个人引以为傲的东西，由此产生的羞耻或耻辱的感觉是大部分暴力行为出现的原因。相比之下，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定居相伴，必须要相互合作、分享土地、共建灌溉水渠等公共基础设施才可以生存，这就导致农业社会重视威望而非权势。偷农作物不如偷牛划算，农民可以依靠更强大的集体行动体系来惩罚违法者，不用出于自卫而使用暴力。阻止邻居攻击自己的办法不是用攻击性的行为来对抗他们（这种情况下自己可能会受伤），而是对邻居慷慨大方，并在必要时与之合作。

美国南部多是苏格兰和爱尔兰移民，在荒野和山地里放牧，他们实行自治，看重荣誉。尽管他们在很多地方定居，并融入当地农业和城市文化，但在他们的家乡——美国南方腹地的乡村地区——“人人为己”的荣誉文化仍然存在。相比之下，美国北部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多是德国和荷兰移民，他们种植农作物，社区力量很强大。社会规范很难改变，因为人们觉得社会规范并不是发明出来的，而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

归根到底，经济因素驱动大部分社会变革。欧洲贵族推崇的

决斗荣誉文化随着中产阶层的兴起而消亡。一些解决争端的明智

方式由此出现，让为荣誉而战的做法看起来很荒谬。随着社会制

度变得更加强大，决斗者更容易被指控谋杀，而不是因捍卫自己

的荣誉而受到赞扬。雅兹迪部落曾严格遵守荣誉文化，但最近，

在“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伊拉克雅兹迪部落女子实施暴行之

后，这种文化发生了转变。数千名被绑架和强奸的幸存者不敢回

到村子，因为当地社会排斥失去贞操的女性。然而，当地经济和

社会的发展需要这些女性返回伤亡惨重的村庄，这样就带来了社

会规范的变革。村里的人给这些女性举行了“净化”仪式后便重

新接纳了她们，这意味着她们重获自由。暴行之后，这种方式不

仅挽回了大家的面子，而且使村子重新走上正轨。纳迪娅·穆拉

德就是被残害的女性之一，她在这场暴行中的勇气得到了全世界

的认可，并让她获得了 2018 年诺贝尔和平奖。

荣誉文化正在逐渐消亡。恐吓会阻碍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因此倡导荣誉文化的社会往往会解体，逐渐转变为亲社会群体。像美国北部各州那样，倡导威望的文化成为主流。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社会规范，比如在城市里，人们更能容忍越轨者，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要表达自我。接触不同的社会规范让人的思想更加开放，如果从年纪较小的时候开始接触，这种效果会更显著。研究显示，当孩子所在的学校种族更加多元时，各种族之间会有更强的凝聚力。
部落共同的信仰形成了社会规范，并通过各类装饰来传递这些规范，这些规范反过来又影响部落的文化信仰和身份认同。例如，在北非和中东，一个人如果按照西方国家的文化规范公开同性恋身份，就会受到强烈排斥。这并不是因为两种文化中的同性恋伴侣有什么不同，而是社会表达方式完全不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而在西方，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者。有什么样的社会规范，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装饰，因为装饰是一种身份象征。
我们通过美创造了一种视觉语言。群体再大，这种语言也能让大家像一个小部落一样紧密合作在一起，拥有共同的身份、社会规范和集体信仰体系。大规模合作带来的能量、经济和生存优势，让我们与其他部落竞争资源。然而，人类文化的巨大悖论就是，尽管我们支持部落主义，但我们还是依靠部落间的合作关系网来交流想法、资源以及传递基因，下一章将继续探讨这些问题。

第十章 饰品和珍宝：被创造的价值

1492 年 1 月，一名男子骑着骡子，独自离开了西班牙科尔多瓦。他身后的这座城市曾是欧洲最繁荣的地方，而如今，繁华已如过眼云烟，消失殆尽，正如他现在的境遇：壮年不再，希望渺茫。他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 10 年拿来追求一个疯狂的梦想，却又一次碰了壁，未能筹集到资金，这个已经年至不惑的水手只好向命运低头。

这个人就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出生在意大利热那亚一

个纺织工人家庭。热那亚是一个国际化港口城市，周围群山环绕，

远处是一望无尽的大海。当时，前往远一些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要比去近处的意大利米兰或瑞士日内瓦等地更加便捷。哥伦布成

年后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船上度过的，穿梭于葡萄牙和西非地区

之间的大西洋上，做些小生意。在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商品就

是香料。它们来自神秘的东方，价格高昂，供不应求，催生出利

润丰厚的欧洲香料市场。但当时通向东方的道路都在奥斯曼帝国

把控下，香料的价格和贸易的风险都越来越高。

因此，人们开始寻求一条前往东方的海上航线。1488 年，一名葡萄牙水手首次成功绕过非洲的最南端，到达印度洋地区，但这条线路危机四伏。对此，哥伦布有另一个想法，那就是从欧洲向西航行，直达亚洲，这样就可以避开危险的好望角。在哥伦布

小时候，欧洲就已经有了印刷机，他得以博览群书。通过阅读研

究，他认为地球的周长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长度短 20%左右。然

而，哥伦布辗转多个国家，包括葡萄牙、热那亚、威尼斯、英国，

最后到西班牙，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相信他关于地球周长的观

点，拒绝给他提供探险基金。几年后，似乎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二世和女王伊莎贝尔一世改变了主意，派遣

了一支皇家卫队，三艘帆船，追随这个骑着骡子的人开始航行。

女王给哥伦布发放年度津贴，并且许诺，如果事情成功的话，他

还能得到许多其他的奖赏，不过要取得成功似乎不太可能。

1492 年 10 月，哥伦布登上了新大陆，这意味着美洲人民结

束了长达一万年的与世隔绝状态（在当时，美洲地区的人口占全

世界人口的 1/3），也意味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这种相互依存将

改变我们的世界。哥伦布大交换把金、银、各种矿产、新的食材、

烟草、梅毒和火鸡带到了欧洲，进而传播到亚洲和非洲地区。而

对美洲来说，哥伦布的航行带来了疾病、奴役、灭绝、基督教、

牲畜、枪支和人，带来的影响如疾风一般，迅速到达美洲的每一

个角落。美洲曾经先进的文明在几十年内被迅速摧毁，90%的原

住民死于麻疹、天花和流感。在哥伦布的残酷统治下，仅仅在伊

斯帕尼奥拉岛，就有超过 300 万人死去。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次航行带来的资源交易和美非两洲的奴

隶交易降低了创新的能源成本，并为创意、技术、建筑、艺术和

贸易的文化爆炸提供了资金支持。仅玻利维亚的赛罗里科山就出

产了 7 万吨白银，这一产量足够支持西班牙超过两个世纪的花销。

欧洲的精英阶层利用从美洲涌入的新财富重塑并巩固了社会阶

层，使得基督教取代了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位置，还在当时已知的

世界范围内加快了探索，促进了贸易、殖民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这其中，荷兰和英国受益颇多。两国通过控制东印度群岛，特别

是通过控制其中香料群岛的香料贸易谋取了大量利益，因为这里

是肉豆蔻和丁香的唯一产地。自此，世界爆发了诸多战争，出现

了大规模的殖民行为，但同时也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新大陆的发现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西方经济的发达、工业

的繁荣和前所未有的扩张，都以扼杀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代

价。这些地区深陷贫困，资源匮乏，当地文化也因此被破坏或者

说是被刻意破坏。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几代人积累的文化知识

消失了。部落或四分五裂，或迁移变动，或被迫停止进行自己的

社会仪式。有的地方，新移民取代了原住民，新的文化和语言也

取代了原来的文化和语言。有的地方，人们因为疾病、冲突或饥

荒死亡。时至今日，西方殖民主义早已在一代人之前就分崩瓦解

了，现代全球化经济也已发展了几十年，但殖民时代产生的文化

和经济影响依然根深蒂固，让人无法忽视。

哥伦布于 1506 年在西班牙去世。他因为掠夺来的黄金而腰缠万贯，但他永远都无从知晓自己到底发现了什么，因为他一直以为自己发现的只是亚洲的一些偏远地区。

这种全球范围的文化、环境和基因交换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对

香料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帮助欧洲的殖民帝国仅凭一己之力

创造了政治、军事和商业网络。然而，香料的价值完全是随意虚

构的。香料一词在英语中是“spice”，词源是拉丁语的“spec”，

意为“外表”。香料正是因其美丽的外表才受人们追捧。香料虽

然不能提供营养，但它色彩缤纷，芳香诱人，滋味独特，充满异

域风情。它作为防腐剂的任何所谓好处都会被一个事实抵消，那

就是新鲜肉类比香料更便宜、更容易买到。换句话说，胡椒、丁

香、肉桂和肉豆蔻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我们赋予了它们文化价

值。一旦这种价值被社会大众接受，购买香料就成为一种炫耀性

的消费，香料就成为精英阶层的标配，并且开始在全球各地进行

交易。因为人们对美的追求狂热至极，香料贸易在当时是一项非

常重要的全球性活动。

美不仅是部落归属感的象征，还在人类文化中扮演着另一个重要的角色——赋予事物意义，即社会价值，而不考虑它们的存在是否有意义。我们重视各种各样的美：香料味等稀有的味道，紫色等难以染出的颜色，丝绸、宝石和金属等有光泽的材料。虽然装饰无用，但我们以此为乐。早在哥伦布大交换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利用人类天生对于美丽的渴望降低贸易成本，建立起了能够增加文化复杂性和改善生存条件的网络。贸易在过去是一种文化杠杆，它让人类这一物种通过合作进行竞争。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资源、基因和技术的交换实现传播。可以说，美促进了贸易。

最早的人类社群就像现在的小型社会一样，在以物易物的基

础上进行交易。尽管每个群体的强大依靠的是对自己的群体的热

爱和对外人的敌视，但其实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依存，就像群体

内部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一样。部落与部落为资源而合作，为共

同抵抗其他部落而合作，为交换技术和材料而合作。贸易确实十

分重要，基于这一点，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可能正是贸易驱动

了语言的产生，因为如果没有语言，哪怕最简单的物物交换也十

分困难。人与人之间的贸易都是出于自愿，因为大家都认为他们

在交换中获得的收益要多于全部自己投资生产的所得，事实上也

确实如此。诚如 19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所言，正如

专业化在一个部落中意义重大一样，一个部落自身实现专业化也

具有经济意义。

李嘉图提出过这样一个假设：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擅长生产食品，更擅长生产服装；另一个国家则不太擅长生产食品，更不擅长生产服装。此时你可能会想，既然第一个国家两件事情都做得很好，那就应该让它既生产食品又生产服装，从而忽略了另一个国家。事实上，李嘉图运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对于这两个国家来说，最高效的方法是只生产各自最擅长的产品，然后通过和另一个国家进行交易来获得其他产品。比较优势比绝对优势更重要。我们进行交易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存概率。专业化是最节省自身能量的策略，所以从蚂蚁到人类的脑细胞，整个生物系统中随处可见这一策略。如制作矛头和捕杀鲸鱼这样的专业技能的提升依赖群体之间的以物易物，这也使得文化实践和技术种类更加繁多，内容更加复杂。

如果一个群体不会捕杀鲸鱼，但可以制作矛头，那他们就可

以和一个需要长矛的捕鲸族群进行交易。但是如果捕鲸群体在进

行交易时还没有鲸鱼肉，需要先获得矛头才能捕获鲸鱼进行交易，

这又如何是好呢？这种情况就是延迟的互惠，它需要贸易双方对

彼此信任，制作矛头的群体在交付自己制作的矛头时，肯定希望

最终能收到鲸鱼肉。虽然技术在专业化分工的影响下会发展得更

加迅速，摆脱群体内部社会规范和声誉因素的影响，但是技术对

彼此的依赖性会更强。交易的复杂化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制作矛

头的群体附近不是捕鲸的群体，而是采集红薯的群体呢？采集红

薯的人不需要长矛，但是制作矛头的人仍然需要吃饭，此时又该

何去何从呢？

以物易物需要交换双方在供应、技术、偏好和时间上的一致。

在小规模群体中，这些条件容易满足，但在大规模群体中，以物

易物就困难了。所以当群体的规模变大，各种网络变得更加复杂

时，依赖陌生人彼此信任的多方交易就会出现，但是这样一来，

不仅跟踪商品动态和推进后续服务很困难，还会产生十分高昂的

成本。无论是大自然还是贸易伙伴“欠”下的货物，如果只靠声

誉和社会规范进行约束，延期交货的风险都会很高。声誉可能会

误导我们对他人行为的看法和评价，而且在交易过程中，我们会

不停地计算交易成本和风险，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心理负担会成

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会阻碍双方之间的交易，甚至可能导致冲突。

以令人向往的事物的形式存在的美，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类

有收集的欲望，就像园丁鸟和喜鹊一样，人类也有收集的本能。

从孩提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收集东西，原因不过就是我们觉得

这些东西好看，而我们的文化进化操控着这种冲动。到 3 岁左右

的时候，儿童就有了强烈的占有欲，他们会抗拒别人替换自己的

物品，哪怕是拿一模一样的东西换也不可以。当社会发展到一定

阶段时，物品私有化规范帮助人类从装饰自己的人变成拥有装饰

品的人。收藏品的转让和交换取代了声誉，推动着部落之间的交

易。贸易从此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以非洲南部的布隆伯斯洞穴中的古代贝壳项链为例。它们为什么如此特别？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收藏品。当人类处于生存边缘时，制作项链需要大量时间和许多技巧。正是因为制作如此耗时费力，所以寻找贝壳和制作项链一定有一个重要的选择优

势。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就是，这些漂亮的小饰品不仅能提升一

个部落的地位，还可以用于交换和收藏，这就是最初的货币形式。

从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到非洲最南端，再到以色列的诸多

遗址，都发现了布隆伯斯洞穴中的那种穿孔贝壳项链。其历史最

早可追溯到 12 万年前，这说明制作和佩戴这种贝壳项链是数千

年里诸多部落共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一些发现海洋贝壳的遗址位

于大陆腹地，所以一定是有人把贝壳带到了这些地方。由此可以

看出，早在那个时候，沿海和内陆地区间的贸易网络已经十分活

跃和广泛，而贝壳项链很可能是创造这些网络的契机和维系网络

运行的动力。这些贸易网络有益于基因和文化的交流，进而加速

了人类的文化进化。人类个体的生存依靠部落，同理，一个部落

的生存也需要依靠其他部落。贸易网络对人类的非洲祖先至关重

要，同样，对离我们近一些的冰河时代的澳大利亚人也同样重要。

（虽然在生物系统中存在群体选择，但群体选择对生物生存影响

力的大小仍充满争议，然而在文化进化中，群体选择通过声誉和

社会规范对社会进化产生驱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文化进

化和基因进化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

收藏品不菲的价值推动了制造工艺和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资源贸易和开发。美成为一种重要的可交易资源，满足了文化上的需求，同时也降低了资源（食物和领土）交易成本，从而填补了我们身体上的饥饿。贵重物品可以在存在延期补偿的交易中充当抵押品，可以作为彩礼，补偿给嫁女儿的一方，或是作为

战利品安抚敌对部落。一些收藏品还赋予社会角色以权威，比如

王冠是首领的象征，这类收藏品一般会传给下一任接班人，但是

它们象征的权力不变，而且篡权者可以通过在冲突中夺取这些收

藏品以获得它们所象征的权力。拥有者死后，其收藏品可以是分

配给继承人的财富（人类是唯一有“财富”概念的动物），也可

以是被赋予特权和责任的头衔。这意味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

不仅有生物遗传基因，还有社会文化。这两者都会影响我们的基

因（和文化知识）延续的概率。

当有人刻意美化某样东西时，这样东西就会被赋予重要的意

义，哪怕我们无法解释其中的深意，也依然会承认且重视它。在

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品中，有一枚镀金的凯尔特人十字架胸针，发

掘于爱尔兰的贝利卡登沼泽地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8—9 世

纪，其特别之处在于它中间镶嵌着一颗小小的玻璃一般的宝石，

上面用阿拉伯语刻着“以真主的名义”。当时，爱尔兰西部附近

的港口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很可能是某位穆斯林在这里遗落了这

颗宝石。12 个世纪前，发现它的人根本不可能识字，更别说读懂

阿拉伯语了，但他下意识地认为这颗宝石象征着什么，有一定的

意义，因而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所以就把它镶嵌在另一个具有

象征意义的物品中。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居无定所，四处打猎、采集或放牧，所以随身携带的生活必需品要尽可能地少。这些少数个人物品通常是珠宝或是地毯、衣服等装饰性纺织品，它们往往都有经济价值和收藏意义。如今，图尔卡纳牧民会珍藏他们的串珠项链，蒙古牧民可能会保留纺织品和精心装饰过的蒙古包的门，因为用这些物品进行交易可以帮助他们四处迁徙，在无法预测的生活中应对突发的变化，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在交易中用有价值的收藏品作保，是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装饰物质文化的发展。

在多瑙河畔的德国巴伐利亚州乌尔姆地区，坐落着一个小博

物馆，那里收藏着一尊精美的小雕像，名为“史前狮子人”。它

的原料是一块猛犸象牙，雕刻者于 4 万年前雕刻将其完成。这座

雕像有着穴狮的头颅（穴狮是雕刻者最惧怕的食肉动物）和人类

的身体，是已知最古老的超自然生物形象。狮子人雕像虽然只有

30 厘米高，却使用了极为精湛的雕刻技艺。它的姿态和面孔栩栩

如生、惟妙惟肖，眼睛炯炯有神、目光如炬。这样一个小小的物

件散发着强大的力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试验表明，一个技术

熟练的人要花 400 多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

这尊雕像身上的磨损表明，在雕刻过程中，工匠曾反反复复进行

修改。狮子人雕像是一件很漂亮的装饰品，所以在制造它的时代里，这尊雕像一定有着重要的精神意义，可能代表一位连通人类世界和动物世界的神明。

这个冰河时代的作品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满足了生

物需求，而是像那些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子一样，通过美化，也就

是给装饰品赋予意义而获得了价值。制作这个小雕像的群体重视

创造开发能力，并乐于投入时间和人力来学习和实践这些能力。

他们还制作了许多其他的装饰品，比如穿成串的北极狐牙齿和驯

鹿鹿角，这些物品和狮子人雕像一起，被小心地存放在洞穴群的

一个房间里。狮子人雕像的嘴里有一些有机物残留，考古学家认

为是血液。对关系复杂的远古社会来说，狮子人雕像这个人造符

号在集体叙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组成强

大的部落，让他们在冰河时代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在穴狮和人类

竞争者的威胁下，求得一线生机。这些第一批欧洲人留下的装饰

品和引人回味的画作刻画了一个富有创意、足智多谋的民族。他

们不仅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还利用强大的贸

易网络，实现了不同文化之间知识、技术、资源和基因的交流，

超越了他们的近亲尼安德特人，实现了繁荣兴盛。

在现代人类取代尼安德特人后，地球上的人口密度至少增加了 10 倍。为了提高土地承载力，人们很可能进行了财富转移，而利用收藏品进行财富转移效率更高，成功率也更高。尼安德特人也制作过一些装饰品，但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是否利用这些装饰品进行过大规模的交易。我们的祖先跨越千里，收集、购买原材料，用这些材料制造乐器、雕像、珠宝和其他具有附加价值的装饰品，并利用它们开展贸易。贸易让我们建立起更广泛的社会网络，规模更大的团体，数量更多的文化机构，增强了我们对严酷环境的适应能力。这使得我们的祖先能够跨越大陆，占据大片土地，而尼安德特人却从未冒险走出过欧亚大陆。

狩猎采集部落通常在狩猎季节分成几个团队打猎。他们会每

年聚在一起举办几次盛大的庆祝活动，每次活动持续一周左右。

在这些活动中，不同部落和文化的手工艺品制作者和专业猎人会

相互交流，并借此机会交换肉类、分享故事和其他资源，还会交

流想法，分享技术和各种工具，检验舞蹈、音乐和制作装饰品的

成果，逐渐发展成贸易往来关系。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如今的

狩猎采集部落，比如西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会花费大量时间来

准备和制作可以交易的收藏品，比如鸵鸟蛋壳珠宝。这是对群体

时间和精力的宝贵投资。昆族人用这些收藏品购买的东西之一就

是进入另一个群体领地狩猎和采集食物的权利。收藏品就是昆族

人的未雨绸缪之举，它们就像是昆族人为自己购买的一份保险，

帮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求得生存。

非洲部落的祖先用收藏品来扩张领地或迁移。贸易推动远古部落进行迁移，因为它可以转移环境风险。如果一个部落领地内的水源干涸导致猎物匮乏，那该部落就有可能与另一个远一些的部落进行贸易以获取食物。迁移是一种适应手段，让人类在不断

变化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中得以生存。但是，在迁移过程中，贸然

进入另一个部落的领地是很危险的事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

祖先的行为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例如，黑猩猩对自

己群体之外的所有同类都怀有敌意，它们会攻击任何入侵自己领

地的动物，并且主要通过攻击和杀戮邻居实现领地的扩张。人类

也会武力抢夺领地，但是人类通常使用外交等手段，让整个部落

安全地穿过其他部落，或者和别人共享领地，或通过贸易购得领

地。当人类部落被武力征服时，失败的一方并不一定总是被屠杀，

他们可能会被迫进贡，也可能沦为奴隶，被迫效忠于胜利方，遵

循胜利者的规则，而胜利者则从中获得劳动力和资源。

人类群体间的互动往往是合作而非敌对，其原因之一是人类

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使得相邻群体之间更容易开展贸易或移民。

我们包含姻亲的大家庭经常跨越群体界限。人类通常不会攻击和

消灭邻居，主要是因为和邻居做生意可以获得很多好处。因此，

我们制定了群体间互动交流的社会策略。通过友好的语言、提供

代表通行权的收藏品和其他表示善意的信号，我们可以接近一个

陌生的群体，而且不会受到伤害。大多数群体都有欢迎陌生人的

社会规范。如果来访者受到热情款待，他们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慷

慨大方、举止礼貌、富足的部落，这样就能确保部落拥有良好的

声誉，部落领导者拥有一定的威望。这为往来贸易铺平了道路，

也为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这样做的好处在贸易集团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像欧盟这样的贸易集团就让竞争性冲突的成本与和平合作相比显得毫无吸引力。

当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活动都还局限于热带森林时，人类的贸

易网络却跨越了部落之间的障碍，使得人类自身和人类思想的流

动不再受地理因素的限制，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发展，

也改变了环境和基因。通过绘制现代人类基因标记的出现和频率，

我们能够绘制出古代人类走出非洲后在世界各地迁徙的时间和

路线图。最可能的路径是从现在的吉布提穿越曼德海峡到达也门

附近。其中一些人沿着海岸迅速到达印度，并在大约 65,000 年

前到达了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此同时，另一群人从阿拉伯半岛

出发，穿过中东，横跨亚洲中南部，向亚洲内陆迁移。从那里开

始，人类各部落开始在北半球进行殖民活动，在大约 8 万年前到

达中国，大约 4 万年前到达欧洲地区。最终，在末次冰盛期，也

就是大约 2 万年前，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 90 米左右，一小群亚

洲猎人走进了冰封的东亚北极区，通过一座冰川大陆桥来到了美

洲。他们又花了 5,000 年到达了北美洲南部没有冰封的地区，不

到 1,000 年之后，他们到达了南美洲的最南端。这样一来，原本

居住在热带地区的类人猿就占领了地球上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

大陆。

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人类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更新世时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类种群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还限制了分散群体之间的贸易往来。群体规模较小的非洲探险者的后代之间存在的差异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藏族

人的祖先首次在高原上定居时，他们就已经克服了大多数胎盘哺

乳动物基因中的海拔限制，他们体内有一种基因，能够帮助孕妇

应对血氧较低的情况。在藏区，如果女性携有这一基因，那她们

存活下来的孩子数量是没有这一基因的女性的孩子数量的两倍

多，这表现出一种很强的自然选择性。在大约 11,000 年前，第

一次有人定居在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地区，这里的人们经历了不

同的基因适应，血液中的血红蛋白浓度升高，改善了其浓缩氧气

的方式。人类的皮肤颜色由几个不同的基因控制，通常随纬度的

变化而变化（纬度越低，黑色素的流失越少），因为不同纬度的

太阳光照强度不同。不同的皮肤颜色是人类祖先迁移行为的外在

证据。黑色素可以抵御紫外线，但也限制了人体必需的维生素 D

（可通过皮肤与阳光反应产生）的数量。不过，我们熟悉的浅肤

色欧洲人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根据对西班牙狩猎采集者基因的分

析可知，7,000 年前的欧洲人还是深色皮肤和头发。

欧洲人除了皮肤白皙、有诸多语言外，还拥有许多其他特质，这些都归功于一个非凡的民族，那就是颜那亚人。颜那亚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大陆的贸易网。大约 5500 年前，颜那亚人作为第一批牧民，沿着欧亚大草原上的黑海和里海向北迁徙，随行带着优质的商品，还有他们自己的商品运输系统。颜那亚人的转变始于由捕猎野马转向驯养野马，马可以帮助他们驮东西，还可以拉战车。随后，车轮的发明使他们在运送货物时走得更远、更快。当他们所生活的草原遭遇干旱时，他们就出发去寻找更好的牧场和新的贸易机会，其中一些人搭上马车前往中欧和北欧，另一些人则冒险向东进入亚洲。

对于当时的欧洲农民来说，颜那亚人是一道不同寻常的风景

线，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深色的瞳孔，白皙的皮肤，戴

着青铜首饰，像战士一样骑着马，拉着轮式马车。颜那亚人所说

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他们还拥有先进的金属加工技术，能够制

作用于收藏和装饰的珠宝，以及图案复杂的钟形陶器，被称为比

克陶器。这些艺术品因其时尚的造型而拥有广泛的市场，从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到摩纳哥，多地的考古发掘都出土过这类艺术品。

根据最近的一项分析报告显示，颜那亚人会吸食大麻，并且完成

了欧亚大陆上的第一桩大麻贸易。

颜那亚人在畜牧业方面非常成功，他们会驯养一些野生动物，

比如野牛、山羊和绵羊，让它们成为温顺的牲畜，为人类提供食

物、皮革、血液和奶制品。许多牧民都会从动物身上采集血液，

因为活体动物的血液能够有效提供热量和蛋白质，但是颜那亚人

可能是第一个从牲畜身上挤奶的族群。许多比克陶器罐里都能检

测到牛奶残留，这是当时人们制作酸奶、凝乳和奶酪的证据，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至今也有这种习惯。这种文化改变了他们的基因。

虽然哺乳动物在婴儿时期依赖乳汁生存，但他们在断奶之后，

身体就会停止产生能够消化乳制品中的乳糖的基因，所以在远祖

时，哺乳动物成年之后就不能再喝乳制品了。酸奶和硬奶酪的乳

糖含量很少，所以它们不难消化。但是颜那亚人用未经加工的牛

奶进行了试验，他们的基因对此做出了反应。大约 9,000 年前，

颜那亚人的基因出现了突变，自此，颜那亚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

年人也能消化牛奶。那些遗传了乳糖耐受基因的人可以从牛奶里

的糖分、蛋白质、脂肪和其他营养物质中受益，而没有这种基因

的人则会因为喝牛奶而变得十分虚弱。像乳糖耐受基因这类可以

改善人体营养状况的基因变化会在人群中快速传播。因为这些基

因，一部分人的身体会更加健康，生育能力更强，他们的孩子更

有可能存活。这样一来，这些变化后的有利基因更有可能传递下

去。人们捕捉到一头野牛，引导它进化，最终将它驯化为家养的

奶牛。人类开始喝牛奶，人体基因逐渐适应牛奶。这就是一种文

化—环境—基因三位一体的进化。

在短短几个世纪中，颜那亚人就彻底变革了欧洲的社会、文化和基因，带领农民迅速从石器时代进入青铜器时代。乳糖耐受能力对以往营养不良和发育不良的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生存优势。如今，欧洲西北部有大约 98%的成年人可以正常饮用牛奶。浅色的皮肤也是当时农民的优势之一，因为他们很难获取动物肝脏或其他能提供维生素 D 的食物，而浅色皮肤能促进身体产生维生素 D。在人口较少的群体中，无论多么微小的基因优势都能帮

助基因不断扩散。同样，颜那亚这个先进部落的社会规范、制度

和技术也会被其他群体模仿和采用。这就是先进部落的信仰体系、

珠宝、艺术、技术和制度大范围传播的方式。每一个部落在这些

方面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最后融合成了一个皮肤白皙、乳糖耐

受的民族。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全新的原始日耳曼语（即包含农业

用语的印欧语系语言）。他们会种植作物、驯养牲畜、生产奶制

品，还发明了石器时代新的陶器工艺——绳纹陶器。这种陶器的

风格让人们回想起颜那亚人装饰的木棺，多由女陶工制作，主要

用来喝啤酒。

颜那亚人之所以对人类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变革意义，一方

面是因为他们形成了一个由移动群体组成的网络，另一方面是因

为他们拥有强大的贸易能力。颜那亚人利用这个网络在各个大陆

之间进行交流，而且他们还用马车这种更快捷的交通工具运输食

物和水。他们踏上欧洲大陆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当时瘟疫肆

虐，生灵涂炭。这群带着狗牙和狼牙项链的颜那亚男性，纵马如

暴风般横扫欧洲大陆，四处殖民。原住民中的男性被俘虏、屠杀

或驱逐——DNA 证据显示，这些农民最后逃到了现在意大利的撒

丁岛——而女性则或是被强奸，或是成为这些高大健壮的外来者

的伴侣。最终，欧洲大陆原始基因库中大约 90%的部分被颜那亚

人消灭，包括如今西班牙和葡萄牙地区的所有男性。

颜那亚人作为青铜器时代的牧民，可以算是全球化的先驱。他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交换食物，交流知识、金属加工技术和文化技能。其中一些物品具有实用价值，例如金属工具，但是更多的只是纯粹的装饰品。这些精美的装饰品流通广泛，推动了规模更大、效率更高的经济体系的产生。颜那亚人和他们临近的部落共同创造的贸易路线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诸如琥珀、丝绸和香料等价格不菲的收藏品的交换中更是如此。几千年后，这条贸易之路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在全球人口只有 500 万的时候，颜那亚人就实现了基因和文化的革命。在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全球共有 3.6 亿人口，人口越多，就越具有文化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各条贸易之路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不再仅仅是简单地输出和引进文化，而是相互传播新思想、新技术和新信仰，从而加速了文化进化。

可以说，丝绸之路的雏形早在欧亚大草原上的人发明捕捉和

驯养野马的方法前就出现了。大约 7500 年前，中国的工匠们就

开始饲养一种非常小的动物：桑蚕。几个世纪后，他们培育出了

一种体积更大、繁殖更快、产卵更多、产丝量更高的桑蚕品种。

人工培育的蚕蛾无法飞翔，它们完全依靠人类喂养桑叶进行繁殖。

这种蚕蛾在幼虫和成虫阶段都是可食用的，但真正价值连城的是

无比美丽的蚕丝，也就是成虫蜕变过程中形成的茧。蚕丝可以纺

成丝绸，丝绸以光亮美丽、强韧耐用、质量上乘而著称，当然也价格不菲，曾经一度和货币地位相当。一匹丝绸可以是部落之间用于交换的和平礼物，也可以用来支付士兵和其他工人的工资。人类引导野生物种实现的进化是一种人为的生态变化，这种变化

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生物效益，但是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文化价值。

由一只不起眼的虫子“演变”而来的丝绸，是当时中国最有

价值的商品。不仅如此，丝绸还改变了全世界。从埃及到罗马，

人们都十分渴望这种精美的布料，于是他们派遣间谍，试图破解

这种布料的制作秘密。到公元 2 世纪时，颜那亚人古老的贸易之

路已经扩展成为连接太平洋和地中海的一个巨大网络，覆盖方圆

6,000 多千米的地区，其影响延绵几个世纪。这条贸易之路连接

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经济和智慧，连接着曾经与世隔绝的人群，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到香料、宝石、

金属和陶瓷的交易，都紧紧围绕着丝绸之路，但丝绸之路也传播

了可怕的黑死病。由于干旱，中亚地区的旱獭和沙鼠四窜，它们

身上的跳蚤带有鼠疫杆菌，沿途经过的商队感染了这种细菌。到

1345 年，鼠疫已经蔓延到了黑海的港口，并从这里向君士坦丁

堡、中东、埃及和地中海地区传播。当时的惨状简直无法想象，

欧洲有将近 2/3 的人丧生，其中伦敦有一半的人口死亡，英国东

安格利亚部分地区 7/10 的人口因此命丧黄泉，从诺维奇到佛罗

伦萨，昔日繁华的城市陷入一片荒芜，宛如世界末日。

这无疑是过往世界秩序的终结。传染病和战争会破坏交流网络，迫使人们摆脱“安全”的做事方式，建立新的联系。不同以往的人、思想和技术都会被优先考虑，从而形成新的网络。黑死病之后，社会的重组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这样一来，欧洲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成本和风险都明显提高，但也正如前文所说，这催生了美洲大陆的发现。

最终，丝绸的秘密还是被泄露了。但究竟是一位嫁给于阗国的中国公主把桑蚕和桑树种藏在头巾里偷带了出来，还是两个拜占庭僧侣用竹竿把蚕卵偷运了出来，我们就无从得知了。从此以后，虽然中国仍然保持着丝绸主要出口国的身份，但失去了丝绸生产的垄断地位。丝绸促进了相距千里、隔山望海的部落之间的文化和基因交流。

如今，基因、人群、文化和技术都在进行规模巨大的融合，其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即人类为物品创造价值的偏好。这种价值并不是生活必需品的价值，而是我们内心渴望的价值。贸易带来的利益促使我们与拥有不同社会规范、基因和技术的部落进行合作。如此一来，贸易扩大了人们的交流网络，提升了集体智慧，鼓励人们探索自然环境以寻找有价值的原材料。一个部落选择和发展的技术和行为会受到其他群体带来的新选择压力的影响，所以贸易推动了文化进化。这是一个元选择的过程，它会增加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时候，新的思想和技术跟随资源和收藏品进行传播和交流。有时候，人类自身通过迁移或其他方式成为交流沟通过程的一分子，文化也由此产生变化。我们可以用种群遗传学来观察文化中的差异，但是无论如何，历史证明，增加群体和社会交流沟通网络的数量能增加文化的复杂性。

社交网络带来了协同效应，使那些已经形成内部组织关系的

群体能够做到临时聚集起来的群体无法做到的事情。哥伦布之所

以能促成影响深远的文化交流，是因为他本身就处在一个有组织

的国际贸易网络中。纵观人类历史，先进的技术往往出现在贸易

网络强大且广泛，以及气候条件适宜的地方。而在不满足这一条

件时，文化就会失去其复杂性，有时甚至会消失上千年。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同一区域考古发现中会存在文化差异，而造成这些差

异的原因并不在于物品保存得是否良好。

在族群相互孤立的地区，文化（和基因）的复杂性会不断降低，最终导致整个族群濒临灭绝，或是在生存线上挣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原住民部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欧洲人到达塔斯马尼亚岛时，这里已经与澳大利亚大陆分离了至少一万年。岛上的族群规模较小，彼此孤立，生活十分困苦。他们掌握的技术已经非常简化，只有 24 种不同的工具，包括工艺粗糙、漏水严重的小船。他们不再捕鱼。而且，据说因为文化和经济的孤立，他们还失去了生火的能力。塔斯马尼亚人的工具甚至比 4 万年前欧洲人使用的还要粗糙，当然，更无法与他们离开澳大利亚大陆之前使用的工具相提并论。与之相比，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对面巴斯海峡另一边的原住民就完全不同。他们说着帕马-恩永甘语系的语言，拥有数百种复杂且部件繁多的工具、船只、专业服装，还有各种各样用来捕鱼、捕鸟和捕捉其他动物的网和长矛。塔斯马尼亚人的孤立状态深刻影响了他们的集体智慧，也就是说，他们的文化“被”简化了。

加拿大的爱斯基摩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作为一个已经

适应了北极环境的部落，足智多谋，拥有高超的捕猎驯鹿的技能，

工具的专业程度令人惊叹。大约 6,000 年前，部落中的一小部分

人克服了恶劣环境的影响，跨越冰雪和海洋，从西伯利亚来到了

北美洲。之后的 4,000 年里，他们在加拿大南部避寒，气候温暖

的时候就向更远的地方迁移，成功度过了导致人口大量减少的寒

冷期，最终在北极的气候变化中幸存。这些古爱斯基摩人的部落

规模小，整体人口可能从未超过 3,000 人。尽管他们和社会高度

复杂的美洲印第安原住民一起生活在加拿大南部，但爱斯基摩人

利用社会规范，刻意在文化和基因上自我孤立。所以，在美洲原

住民中并没有发现古爱斯基摩人的 DNA。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斯

基摩人的生存遇到了危机。由于近亲繁殖，他们的身体日益虚弱，

文化形式也趋于简单，社会和技术的复杂性已不复存在。可以说，

生活在加拿大南部的爱斯基摩人已经退化了。后来新的一群爱斯基摩人——所谓的极北人，又名新爱斯基摩人，从西伯利亚来到加拿大南部。虽然从基因层面来说，他们和古爱斯基摩人是相同的人，但是文化之间的差异已经十分明显。会捕鲸的极北人生活

在组织严密的大村庄里，并且为拥有狗拉的雪橇和带筋的弓这样

先进的技术而自豪。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则生活在规模为 20—30

人左右的小村庄里，用不规整的石刀狩猎。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

族群之间存在冲突，但是古爱斯基摩人很快就灭绝了。他们也许

是在资源争夺中被淘汰，被迫退到了北极地区的边缘，又或许是

因为疾病而灭绝。不管怎样，事实是因为缺乏与其他族群的贸易，

古爱斯基摩人永远消失了。

虽说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地区的人更加脆弱，但仅仅一个对

外联系的网络就能够为当地文化的存续提供一线生机。19 世纪

20 年代，生活在遥远的格陵兰岛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时间上离

我们更近的族群）遭遇了一场传染病。疾病夺去了很多知识渊博

的高龄猎人的生命，整个族群由此失去了制造重要且复杂工具的

能力。没有专业的捕鱼长矛（鱼叉）、弓和箭，也不会制造冰屋和

皮艇，这里的因纽特人被困在了格陵兰岛上，孤立无援，无法获

取必需的食物。在这种情况下，格陵兰岛上因纽特人的人口持续

减少。1862 年，一群从巴芬岛来的因纽特人到达格陵兰岛，解救

了这里的因纽特人。双方在一次狩猎中相遇，巴芬岛因纽特人还

教授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基本的文化知识。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学会

了巴芬岛因纽特人的所有技术，重获狩猎和迁移的能力。从那时

起，格陵兰岛因纽特人利用新学习的知识，制作船体更宽的巴芬岛风格皮艇。几十年之后，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以及岛上其他因纽特族群之间联系频率的增加，他们制作的皮艇风格开始回归格陵兰岛因纽特人线条更流畅、造型更美观的风格。

文化进化并不总是推动文化进步，这个观点可能有点奇怪，

但是生物进化也是如此。比如，据达尔文观察，即使大部分藤壶

都进化得越来越复杂，但一些藤壶还是在基因上进化出了相对简

单的形式。对于人类的文化进化来说，人口规模和连通程度是重

中之重。人类学家的调查显示，一个群体的人口越多，它拥有的

技术种类就越多，技术也更复杂。一项研究比较了太平洋各个岛

屿的人口规模、连通程度、捕鱼工具数量和工具精密程度。马勒

库拉岛上约有 1,000 人，拥有 12 种不同的捕鱼工具；夏威夷岛

上居住着超过 100 万相互联系的居民，有超过 70 种精密的捕鱼

工具。

放眼世界，存活下来的族群都拥有足够多样的基因，保证身

体健康，同时还都有一个规模足够庞大的社会网络，保证文化学

习的复杂性。一个族群的规模越大，就越有集体智慧，因为族群

内会有更多思想的碰撞，“不经意间”就会形成更多的创新。以

羽毛箭的发明为例，假设一个人只靠自己，要活 1,000 次才会有

一次想出给箭装上羽毛的主意。那么，10 人小组中的一个人在一

生中想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 1%。也就是说，一个 10 人小组要经

历 100 代（2 500 年）才能想出这个主意。当小组里有 1,000 个人时，他们在一代人之内创造出这个发明的概率是 63%，平均花费 40 年时间。对于 10,000 人的小组来说，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就会有人想出这个发明。更为重要的是，从文化学习角度来说，人口越多，意味着教师就越多。约瑟夫·亨里奇设计了一项试验，让一位学生向 5 位不同的教师学习图像编辑或打结，让另一些学生只向一位教师学习，然后让他们把学到的技能传授给下一位参与者，如此往复。在这两项任务中，和 5 位教师学习的人在总共10 代被试的试验过程中提高了他们的技能，然而，只和一位老师学习的学生在此过程中却失去了已学到的技能。通过观察群组的规模，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即小规模的群组无法长时间保留完成复杂任务或改进简单任务的能力，而大型群组却可以随着时间推移同时推动这两种能力的发展。

除了群体规模的大小，影响资源可用性和群体流动性（人们

是否可以轻松迁移到更好的环境）的环境因素对文化复杂程度的

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干旱歉收、火山爆发和海啸都会导致文

化被破坏、人口减少，有时还会带来黑暗时代。但是这些情况也

会改变人们的联系方式，推动人口流动和技术发展，从而引发社

会变革，加速文化进化。现代人类是一个会模仿的物种，而不是

从零开始创新的物种，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失去了文化的复杂

性，那我们只要接触拥有先进技术的人，就可以相对快速地恢复

文化的复杂性（就像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通过技术交流，通

过代代向其他部落学习，文化可以从中迅速受益。比如，美国原住民平原印第安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习得了驯马技术，由此改变了他们的水牛狩猎文明。

贸易网络以及在其中传播的资源、基因和文化都受到运输技

术发展的影响。颜那亚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驯养了马匹、建造了

马车，就好像哥伦布拥有帆船一样。当罗马人在帝国内建立起四

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时，他们的贸易和创新立即实现了飞速发展，

直至 2,000 年后的今天，交通网络产生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建

在罗马道路沿线的城镇依旧富裕，当地人掌握着更加精密复杂的

技术。在贸易集散地，文化总是更多样、更复杂。

随着交际网络和社群规模不断扩大，而且越来越复杂，贸易

也在不断发展，黄金、丝绸和贝壳等收藏品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

人们用这些东西记录债务。随着生意规模的扩大，人们需要跟别

人借贷，这样一来债务就增加了。在北美地区，当地原住民的货

币叫作贝壳串珠，就是串成项链的贝壳珠。当荷兰殖民者来到北

美占领了新英格兰时，他们接受了这种贝壳货币，并从当地的英

美银行里贷了一大笔贝壳珠串。1637—1661 年，贝壳串珠成为新

英格兰的法定货币，贸易也因此蓬勃发展。欧洲商人还以不法手

段获得贝壳货币，并操纵殖民地市场，比如，他们将数十亿货贝

投入西非的贝宁共和国，以换取大量的奴隶劳工。随着时间的推

移，中东和欧洲地区的国家制定了贝壳货币的制式规范，货币的标准尺寸比美观性更为重要，硬币的诞生也经历了同样的步骤。

对于拥有国际化贸易网络的复杂经济体而言，这种货币形式存在一些问题。很多国家曾将黄金或其他贵金属作为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时，需计算出与其价值相等的金属量用以支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随身携带真金白银和一些贵金属碎块。再考虑到金属的纯度问题，用贵金属作为货币就更不方便了。黄金在其自然状态下，经常和银子以及其他金属混在一起，很容易被看作有意为之的掺假。阿基米德著名的浮力原理，即计算物体的密度，成功解决了贵金属的纯度问题。但是如果将其应用于交易，则既耗时又复杂。所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铸造用作交易货币的硬币，国家以官方名义发行硬币，并保证硬币的价值。硬币的出现加速了贸易发展，简化了贸易过程。历史上的第一批硬币大约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土耳其和中国。硬币一经发明，便大获成功，带来了大笔的财富。土耳其吕底亚王国的克洛伊索斯国王设定了世界上第一个黄金纯度标准。当时，炼金术师克服了难题，成功地把黄金中的银子分离出来。黄金被制成硬币，并且上面压印了一头狮子的形象。硬币不仅很快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批量生产的商品，并且给使用硬币的国家带来了转型。

继硬币之后，货币的下一步发展确实具有革命意义。它将人类对金本位的信任延伸到了本来毫无价值的东西上。使用纸币需要人们的观念和信仰实现巨大飞跃，并且要接受一个事实，即虽然纸张本身没有价值，也不美观，但国家财政赋予了它相当于黄金的价值。这就要求举国上下不仅要对纸币的价值深信不疑，还要相信保持货币价值不变的相关执行机构具有稳定性。世界上第一张纸币由桑树皮制成，在中国发行。尽管它在中国及其附近地区传播迅速，但是在此之后的 1,000 年间，纸币都没有传到欧洲地区。纸币的问题之一是容易被伪造，更严重的问题是使用纸币带来的通货膨胀。在古代中国，官府承诺纸币可以在任何时候兑换成等价的硬币，即圆形方孔钱，也就是当时的“现金”，所以人们能够保持对纸币的信任。但是到 15 世纪时，明朝统治者发行过多纸币，导致纸币价值暴跌，通货膨胀极其严重。之后，纸币在中国被淘汰，几百年后才恢复使用。不过，纸币着实是好东西，不可能被永远抛弃，我们也无法想象没有纸币的现代经济会是什么样子。
我有一只漂亮的玻璃碗，用来存放出国旅行剩下的各国货币。以前每次出国前，我都会翻看自己的收藏，看看有没有用得上的硬币。我的藏品里有法国的法郎、南斯拉夫的第纳尔、厄瓜多尔的苏克雷、德国的马克等。但目前来看，这些大部分硬币和纸币都已成为陈旧的纪念品，毫无用处和价值。当国家解体，政权更迭，货币就会消失或被替代。不过，在过去 15 年里，我没有再翻动那只布满灰尘的碗，主要原因是，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硬币和纸币已经被新兴技术所取代，货币完全丧失了民族性和物质性。信用卡、电子转账和加密数字货币的出现，使得人们仅仅按一个按钮或刷一张卡就能实现国际转账。贸易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换漂亮的收藏品，而是要依靠通信和声誉。如今，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从未谋面的大型跨国企业或是陌生人进行交易。

1996 年，皮埃尔·奥米迪亚厌倦了自己解决拍卖网站Auction Web 上的买卖纠纷，所以他引入了一个公开的反馈评分系统——用户可以给出+1，–1 和 0_（中立）的评价，还可以留下评论。这种在线信誉系统一经推出便取得成功。当年的这个拍卖网站就是如今每年收益超过 20 亿美元的 eBay_{（美国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在线信誉评分系统被各类经营者广泛使用，为陌生的交易者架起信任的桥梁。电子转账和信用卡交易可以追踪，且有担保和保险的支持，这些成为不同国家和文化间陌生人顺利交易的“润滑剂”。如今，我们能在世界范围内从几乎任何人手中买到需要的东西，但我们依然像自己远古的祖先一样，依赖声誉和我们赋予收藏品的价值来进行交易。
“求合作、不争斗”的决定使得人类开始与亲友之外的群体进行合作。一开始，是以物易物的交换，后来演变成了通过有形的藏品交换债务。现在，我们已经把许多和金融债务相关的工作外包给了社会机构，让它们帮我们记录谁欠了谁什么东西，帮我们分辨谁是可以放心交易的对象。现如今，贸易简单了许多，但是交易使用的货币不再具有内在价值，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集体信念来引导贸易往来。然而，用收藏品对生物上无用（即不能养活我们）的材料进行估价、完成交易，可能是人类在观念和信仰上实现的最大飞跃。

第十一章 建造者：我们物种的纪念碑

切尔卡瑟州位于乌克兰中部，两条河流在该州的一个村庄附近交汇。1965 年，村里的一位农民正在挖地下室。挖着挖着，他感觉自己的铁锹碰上了一个十分坚硬的东西，根本挖不动。定睛一看，原来这个障碍物是猛犸象巨大的下颚骨。农民试图把下颚骨挖出来，但却发现，它与另一具猛犸象的下颚骨交错在一起。不知如何是好的农民找来了有关专家。后来，专家们在这里挖掘出了 150 具猛犸象的骨头，它们相互交错，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 4 座宏伟的建筑。这些建筑大约在 20,000 年前建成，当时木材十分稀少，人们也很难找到可容身的洞穴。

这 4 座建筑的建造者是一个吃苦耐劳的狩猎采集部落。生活在艰苦的北寒之地，他们在建造过程中克服了坚硬的冰层、暴风雪等险恶的自然条件，成功建造了这 4 座规模宏大的绝美建筑。如今，这些建筑历经沧海桑田，依然屹立不倒，成为人类世界最早出现建筑的证明。

这 4 座建筑构造复杂，需要精良巧妙的设计和施工才能建设完成。每座建筑的地基宽约 4 米，由一个完整的猛犸象下颚骨倒置而成，十分坚实；门廊和屋顶则由大约 36 根巨大的象牙做支撑，有些象牙甚至还连着头骨；不同长度的象牙用一个象牙制成的空管连接在一起。如此一来，房屋会异常结实。框架建成后，人们在外边覆上一层兽皮。直到 19 世纪，西伯利亚沿海的猎人还在使用类似的方法建造棚屋，只不过他们用的是鲸鱼的皮和骨头。

每一座这样的建筑都需要整个猛犸象群的骨头才能搭建完

成，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猎杀了整个象群，因为一些象骨上明显

有食肉动物啃咬过的痕迹。即便如此，要想将 100 多千克的头骨

运送至任何一个地方，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组织和人们之间的相互

合作。显然，这几座建筑对它们所属的族群来说举足轻重，所以

族群才会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细致规划，利用大批人力建造

它。猛犸象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连城的材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

尺寸巨大，而且有证据表明，它和现在的象牙一样具有珍贵的收

藏价值。

这些建筑内部宝藏颇多，令人着迷，有来自 500 千米之外的琥珀饰品和贝壳类化石，还有来自一面赭色鼓的碎片。这面鼓是世界上最早的打击乐器之一，鼓身由猛犸象的头骨做成，鼓槌由动物身上的长骨制成。从鼓的磨损情况能看出，它大概被用于仪式或者其他社交场合中。专家们还在这里挖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地图，它刻在猛犸象的獠牙上。这张地图不仅从俯视的角度绘制了房屋本身的位置，还标注了附近河流的相对位置，房屋周围或许是一片森林。房屋对居住者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它为人们在旷野中开辟了一处家园。

人们用猛犸象骨建造房屋，起初是为了抵御寒冷和狂风。这

些骨屋是文化适应的一种表现，让从热带进化而来的类人猿可以

在严酷的极寒环境中生存下来。人们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建造骨屋。

建成之后，每个屋子至多可容纳 100 人。它们的外观、规模和设

计给考古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考古学家指出，这些建筑还有一

定的宗教或社会意义。现在，人们已经发现了大量类似的骨屋，

它们往往四五个聚在一起，形成小“村落”。这些骨屋的建造者，

要么是之前提到的那 4 座骨屋的建造者，要么是其他部落中学会

了这种建造技术的人。再往西走，这种过分坚实的建筑就没有必

要了，因为西边的山洞和周围凸起的岩石能为人类提供遮风避雨

的场所。

人类利用美来形成个人和族群的身份特征，随后赋予物体以

价值和意义。人类也用美设计和定义环境。首先，我们寄情于自

然界中的地理结构，比如一座山峰、一处洞穴，然后我们创造出

纪念碑和固定居所，以托付我们的情感。人类既是建造者也是创

造者，建造了各类象征性建筑、家宅和花园，给这些建筑赋予了

全新的意义。我们从大自然中获得材料，重新打造这些材料，精心设计各类建筑，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人类世界。由此，人类便改

变了自己作为自然生态系统一部分的生存方式。我们还利用与其

他物种全然不同的合作方式，在世界各地搭建起紧密的人际网络，

交换彼此的基因、技术和行为方式，实现真正的人际网络全球化。

建一个“家”的想法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人们在法国西

南部的布吕尼屈厄洞穴发现了尼安德特人在 17.6 万年前留下的

建筑——环形矮墙。矮墙位于洞穴深处，由石笋碎片精心堆砌而

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由人类全新设计的建筑物。它们可能是

洞穴内部的隔断，以此在洞穴中打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但根据洞

穴里用火的痕迹判断，这些矮墙也可能用于举行仪式或有其他用

处。建造住处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会对天然形成的洞穴及其内

部的岩石进行一番装饰，还会利用手头的资源建造自己的住处。

在洞穴遗迹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木制隔断和单坡棚顶建筑残骸，

其作用很可能是隔绝寒冷和潮湿。他们还发现了人类祖先用穴狮

的皮做棚顶的证据。

我们通常认为狩猎采集部落四处流浪、居无定所，或者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大部分的狩猎采集部落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居所，多则可能几代人都定居在一个地方，少则几个月居住在同一个地方。在此期间，他们的居住地还是举办节日宴会和宗教仪式的地方，同时也是贸易往来的中心。早期的住所都是营帐的样子，多由棕榈树、普通的木材或竹子等植物制成。在西欧，研究人员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远古时期半固定式露天营地遗迹。这些营地似乎是规模较小的猎人族群在夏天时的歇脚地。这些猎人会在冬天时加入更大的族群，共同生活在洞穴中避寒。法国的塞纳河畔有一处名为潘色旺的营地遗址，其历史可追溯到约 15,000年前。研究人员对这个营地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成果颇丰。他们在这里发现了 5 顶用驯鹿鹿皮做的帐篷，小规模的猎人族群会在夏天使用这种帐篷。虽然帐篷的地基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工匠们在帐篷内敲砸的燧石却得以保留，根据燧石的外观可以推测出帐篷的部分外观形状。

洞穴等固定式建筑曾是人类祖先上万年以来的家园，展现了

人类丰富多彩的半定居式生活。洞穴中藏有丰富的艺术作品，包

括尼安德特人于 65,000 年前留下的绘画作品和绘制图案时用到

的模板，以及苏拉威西岛上的人类于 35,000 多年前绘制的栩栩

如生的作品。这些作品数量之繁多、内容之详尽让人惊讶不已。

从苏拉威西岛手印的大小判断，这些作品可能大多出自女性之手，

它们让洞穴内部变得十分美丽。在把“房子”转化为“家”的过

程中，人类采伐树木，围捕大型动物，不断地改造周围的环境，

最后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工景观。人类会在心理和生理上对“家”

这个环境产生反应。在家时，我们会感到安心舒适。从外面回家

后，人体的肾上腺素水平、葡萄糖耐性、新陈代谢和呼吸都会发

生显著的变化。家用微妙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刺激和影响着人类

的睡眠模式、脂肪沉积和其他方方面面的生理情况。

我们的祖先曾围着篝火讲述了诸多故事，大家因故事而凝聚

在一起，相互合作，共同面对生存挑战。其中一类故事是关于超

自然力量的神秘故事。它们通常和祖先有关，给天空、岩石、湖

泊和山川等自然界中的标志性景象赋予精神力量。直到现在，万

物有灵论文化依旧崇拜自然界重要的地标，并从中汲取力量。长

期信奉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族群仍然追随着自古流传下来的信

仰，他们相信形状奇怪的岩石、完美的锥形火山或者漂亮的动物

（比如美洲豹）蕴藏的神秘力量。一旦这些物体被赋予的意义为

族群接受，人们就会将它们作为装饰元素，用于各类仪式中，如

澳大利亚原住民会在乌鲁鲁巨石（俗称艾尔斯岩石）一带的岩壁

上作画或是穿上有美洲豹元素的衣服。

后来，人类就开始建造自己的纪念碑。这一过程很大程度上

将人（及其文化符号）与自然区分开来。哥贝可利山丘位于土耳

其东南部，当地人称其为大腹山。大约 12,000 年前，曾有一个

狩猎采集族群生活于此，并建造了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巨石建筑。

数量众多、体积庞大的石柱排列为圆环形状，矗立在山丘之上。

这些石柱高约 5 米，顶部呈长方形，远看像 T 字形。石柱大多经

过精细的雕琢，刻着造型生动逼真的秃鹫、狐狸、狮子和蝎子等

图案。石柱上雕刻的每一种动物都有重要的文化内涵，这些用于

装饰的石雕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这里，美不再是私人拥有且可

以交易的收藏品，而是变成了某个集体共同拥有、可以团结族群

的人造地标，抑或某个埋葬已逝之人的地方。

由于过度农垦和气候变化，现在哥贝可利山丘附近的土地已

变成一片荒芜贫瘠的褐土。可这里曾经也是富庶的人间天堂，人

们追随动物的脚步，不远万里从黎凡特和非洲迁徙到此。当时，

这里绿意盈盈，种植着野生大麦和小麦，潺潺的河水吸引了大鹅

和候鸟，水果树、坚果树比比皆是，食草动物成群结队聚集于此。

山丘上平均每根都重达 7 吨的石柱绝不是由一群漫步于此

的人临时起意信手开凿和建造的。它们是当地的狩猎采集者以前

所未有的合作规模，努力了几个世纪的结果。石柱上的诸多装饰

元素让这个工程充满象征意义。工程庞大的规模，意味着这个工

程需要上百人一起完成，而这些人要由某个族群提供集体食宿。

后来，随着石柱修建的规模逐渐扩大，声名远播之下，越来越多

的游牧部落加入建设中。有的部落则将这里视为圣地，来这里朝

圣。由此一来，哥贝可利山丘就成为朝圣者、商人和移居者寻找

机会的目的地。山丘附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诸多村落，年复一

年地为这里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食物和其他资源。

大约一万年前，人们想要创造美的欲望，即创造一个巨大的象征集体意识的物体的欲望，促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永久居所的出现。定居的生活改变了人类的文化进化，因为定居生活不但影响了人类族群内部和族群之间的互动（即人际网络的形态），而且影响了人类与生态系统其他部分的互动。

人类一旦永久地定居在某地，就会对当地资源造成极大的压

力，因为人们会不断消耗最容易获取的食物，待其消耗殆尽，就

只能依赖不太容易获得的食物。人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做更多

的准备才能找到这样的食物。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食物需求，人

类从游牧民转化为村民，开始圈养绵羊和山羊，开垦荒地，种植

谷物和水果，同时剔除那些果实少、味道差的植物。科学家利用

放射性碳测定年代技术，在距离哥贝可利山丘约 32 千米的史前

村庄遗址中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农业活动痕迹和最古老的家用

小麦品种。这个村庄建于哥贝可利石阵形成之后的 500 年。

在此之后的数千年来，人们不断收集和播撒野生植物的种子，

逐渐改变它们的进化方式，直到新的驯化物种产生。史前时期，

人们培养出宜咀嚼、能发酵的谷物，开始酿酒，这让人类的基因

得以进化——人类可以消化酒精了。酿出酒后，人们对谷物有了

更多的了解，比如说，有的谷物可储存在定居的村子中。储存谷

物这个想法本身就极具变革性，选择储存谷物则带来了更伟大的

实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种植那些脂肪含量高、易脱壳的作物。

正如我们祖先的祖先将狼驯化成狗一样，我们的祖先也开始驯化

草。他们改变了草的基因和进化方式，使它们从随风飘散、落地

生根、自然生长的物种进化成可由人用镰刀收割的物种。新的作

物品种个头大、蛋白质丰富的种子，可以被碾碎制成面粉，然后

烤成面包供人食用。这一过程意义重大，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

泛传播。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认为“和他人分享一块面包”是件大事。

人类内心对美充满渴望，并希望利用有一定意义的实物，在

视觉上直观地表达自我。对美的渴望带领着人类从蛮荒的部落文

明走向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进入稳定的农业文明时期。在人类

经历的每个历史阶段，环境人口容量都有显著提升。到了农业文

明时期，人类从土地中可获得的卡路里是狩猎采集时代的 5 倍。

狩猎采集时代，人类族群的规模较小，当时，人们每消耗完一处

资源，便会离开去寻找下一个住处。随着物物交换的兴起，人与

人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人们可以用其他地方的资源补充自己家

园短缺的资源，这使得我们祖先的族群人口数量得以显著增加。

人们在某地永久定居下来之后，很快便依赖农业生存，这让所在

地的环境人口容量进一步提升。所以，尽管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

数量并不多，但还是超过了他们定居之地的狩猎采集族群。农业

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分布在全球的几大文明都独立进化

出了农业文明，并迅速将其传播到其他地方。我们人为建造的世

界根本离不开农业。

我们的祖先或许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纪念碑了，只不过有的纪念碑还未被发掘，有的已被岁月埋没。博茨瓦纳有一处犀牛洞，距今已有 7 万年的历史。洞穴中有一块刻了几百个圆洞的大石板，人们会将自己精心制作的矛头在大石板前烧掉或砸烂。

上文提到的哥贝可利石阵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完成，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环境不适宜大量人口生存，那么类似石阵这样的大规模工程根本无法建成。但地球在上一个冰期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非常少，仅有 0.018%，或许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导致地球上的光合作用效率很低，植物长势并不喜人，植被总量只有如今的一半多。稀薄的植被无法支撑牧群长久地在一个地方生存，2 万年前的游牧民族无法大规模地定居在某处，他们想从牧民发展到农民也就无从谈起。冰河时期根本无法发展农业，而只有农业才能支撑大量定居人口的发展，从而支撑哥贝可利石阵等大型建筑的建设。

约 11,000 年前，地球上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的海

水环流模式让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不断升高，生态系统也随之

活跃起来。在此之后 3,000 年的时间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上升至 0.025%，植物的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这有助于土壤储存

氮和水，使土壤变得肥沃。野生谷物、水果和其他对人类生存有

帮助的作物得以大量生长，狩猎采集族群中的人类无须再为了食

物跋山涉水，牧群也能在一个地方停留更长时间，人们所需的各

类资源都有了相对稳定的供给。如此一来，他们便可以合作完成

大型纪念碑。就这样，人类一小步又一小步地前进，从居无定所

的原始人变成城邦里的公民，变成帝国的建造者。美改变了人类

和人类世界，但是美带来的文化变革只有在自然环境发生变化时

才有可能发生。

人类进入农业文明，开始居有定所的生活后，生活方式的转

变带来了进一步的环境进化。人类驯化野外动物，使其成为新的

家畜，驯化野生植物，使其成为栽培植物。5,000 年前，我们已

经驯化了今天人类所需的各种家畜和作物。人体每天所需热量的

60%仅来自 3 种作物：小麦、玉米和大米。这种环境——文化进

化还带来了人类基因适应性的变化，我们的身体可以吸收谷物的

营养，抵御因人口密集带来的疾病。5,000 年前的人类与尼安德

特人的基因非常不同，现代人的基因与 5,000 年前的人类也有很

大不同，而且不同程度远超前者。在这 5,000 年里，也就是 150

代人的时间里，正向选择的发生率是人类以往任何一个进化阶段

的 100 倍。人类进化之所以加速，一是因为饮食和流行病的改变，

二是因为人口数量增加。现在人类体内约 7%的基因都在这一时

期发生了改变。

但农耕，尤其是早期的农耕，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方式。许

多人食不果腹，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野生动植物早晚会被定居

下来的人类消耗殆尽，一旦作物收成不好，人类迁徙到新的牧场

也会更加困难。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半岛上有一处遗迹，其年代

可追溯到 8,000 到 9 100 年前。考古发现表明，尽管当时当地人

口出现显著增长（主要体现在人口出生率上升），但由于他们平

时饮食以淀粉为主，蛋白质含量较低，越来越多的人出现骨感染

和蛀牙。农业的扩张开始带来社会的崩塌。

农业的兴起不仅导致了健康问题的发生，而且导致社会福利

发生了变化，由此出现的许多不公平现象至今仍然存在。规模宏

大的恰塔霍裕克遗址位于土耳其中部，这里曾是早期人类的定居

点之一，8,000 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一座城市。在这里，数百栋泥

砖单人房鳞次栉比，人们从屋顶进入屋内。遗址中的种种遗迹表

明，这里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社会控制力强，制度森严，禁

止财富积累。不过到了 6,500 年前，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

各家各户之间越发不平等，社会对离经叛道的成员的惩罚也越来

越重。遗迹出土的头骨中，6,500 年前及以后的头骨上出现了殴

打痕迹，虽已愈合，但仍清晰可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性别等级开始出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

是，与女性相比，男性上半身的力气更大，犁起地来更方便，而

这意味着男性掌握了食物的支配权。一旦男性可以支配如此关键

的资源，他们就能控制很多其他资源。1970 年，丹麦经济学家埃

斯特·博塞拉普在其著作中指出，因为各个社会的农业技术不尽

相同，所以女性在不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也有所不同。有的社会

是迁徙农业，多使用锄头和挖掘棒等手持工具，需要投入大量人

力进行耕作，因此女性也能积极参与农耕；而有的社会则用犁翻

土，这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而且犁的使用或控制拉犁的动物都

需要人有很强的上肢力量、握力和爆发力。再加上用犁耕地无法

与照看孩子兼顾，因此，犁耕农业社会中的男性会专门从事田地

间的农业劳作，而女性则专门在家中做家务。久而久之，这种劳动分工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规范，好像女性“天生”就应该待在家中做家务一样。现在，经济发展早已超越了农耕时代，但是这种社会规范还在影响女性参与就业等家庭以外的活动。非洲地区的人原先多依赖锄头或轮耕生存，中东地区的人则更习惯于用犁。研究表明，非洲地区的男女平等程度要高于中东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养牛，那里也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而母系社会仅存在于舌蝇严重阻碍牲畜耕种的地方。由此可见，环境压力会影响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耕种的作物类型会影响其他社会规范。种稻子需要构造复杂的灌溉系统，这个灌溉系统会涉及多个农场，要求人们展开通力合作；种小麦则不需要人们展开较强的合作，因为小麦的生长更多依赖降水。于是稻米种植者会更有集体意识，而小麦种植者更具有个体意识，即所谓的“西式思维”。

不过，不论使用哪类耕种工具，随着我们的祖先逐渐择地定居，开始种植谷物（农田是每个地区生产热量最多的地方），社会规范也逐渐转向父权制。以前，女性的平均寿命不超过 28 岁，新生儿的死亡率高达 75%。那时，为了部落的发展，女性需要不停地生养哺育孩子。由于每次迁徙只能带一个新生儿，游牧部落的人们会控制生育孩子的间隔，而农业社会中女性则每年都会生育。由于儿童也可以耕地放牧，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丈夫开始有意识地操纵妻子的生育。同时，丈夫也会监控妻子的性行为，以保证自己抚养的孩子确系己出，并在积累了一定资源后，确定他们的继承人。以往的部落还会互送女子进行联姻，这让送出去的年轻女子失去了家人的支持，同时也意味着和男性亲属建立联盟更有价值，因为他们一生都不会远离部落。居有定所的农业社会导致父系战士部落逐渐占据上风，而没有形成战士阶层的平等族群则日渐式微。一旦爆发战争，男性俘虏统统被杀，而女性和儿童则成为奴隶。总而言之，女性和儿童成了男性的财产。

定居农业还带来了其他巨大的社会影响。首先，为了建设大

型公共设施，如保护部落的城垛，定居农业社会更依赖非亲属间

的合作。一旦人们在一片土地上种了庄稼，有了财产，他们就需

要保护这片土地免遭其他部落侵害。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支撑着城

市和村庄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需要挖掘灌溉渠道，修筑防御性

堤坝和沟渠等大规模土木工程，此类工程的实施需要人们进行整

体规划，有序组织和管理，并建立完善的等级结构和制度。如此

一来，社交网络和人在其中的位置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影响人类

的生活。

狩猎采集时代，人们从自然环境中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对

当时的人们来说，生产有盈余并不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花时间

找来的东西吃不完，不但浪费食物，而且还显得十分愚蠢。但到

了定居农业时代，经济生活中诞生了全新的概念——税收。税收帮助人们更好地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促进人口增长；完善的公共设施和不断上升的人口数量又可以增加税收。对每块田地上的作物征收税款其实很简单，因为作物的成熟时间都有规律可循，而且农作物可用于储存和交易，有时甚至还会发挥货币的作用。如果一个族群出现了税收制度且人丁兴旺，该族群就会出现精英阶层，这个阶层会掌控国家，用作物盈余和税款收入资助基础设施、军队和城墙等的建设。

以木薯等块茎类植物为主要作物的地区不易形成城邦或国

家，因为木薯等作物通常埋在地下，且收获时间不定，对这类作

物征税并不容易。农业是一种劳动力高度密集型产业，一旦国家

的发展依赖农业，依赖生产力水平和税收时，劳动力就会像粮食

一样重要，因此精英阶层会毫不留情地管理和控制劳动力资源。

当人的寿命因疾病和营养不良而大幅降低时，精英阶层会选择发

动战争，奴役其他部落的族人，或用“劳务抵债”的方式控制农

民，以保证自己部落的劳动力充足。还有一些国家会用“关税”

供养穷人，这样既能保证这部分人对国家的忠诚，又可以防止骚

乱。比如，古罗马会向战败城邦征税。征收来的税款可以当作罗

马贫穷市民的救济金，这样这部分市民就不用缴税。当时，罗马

城有 200 万人，很多人都没有工作。为了避免暴徒等危险分子的

出现，古罗马实施“面包与马戏”的政策，即市民可以领到免费

的食物，进行免费的娱乐活动。

农业给人类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农业帮助人类在艰苦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人们开始在大型项目上投入时间和精力，相信丰收和回报都会到来，尽管这需要漫长的等待。美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纪念碑是人们心中希望的具象表现，代表着一种可以让有缺点的普通人依赖的巨大力量。由此，我们逐渐形成了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座纪念碑。我们将自己的价值观嵌入国家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在其中形成统一的族群身份。

那些规模巨大、引人注目的纪念碑是由最无可救药的一群人

建成的。从常识上看，如果这群人能把建造纪念碑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养活自己，他们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想法低估了建造纪念

碑的意义和价值。纪念碑能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互相合作。复活

节岛上的标志性雕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座小岛位于遥远的

南太平洋东部，当地人称其为拉帕努伊岛，岛上有人类早期用于

纪念的雕像——摩艾石像，这些石像无声地诉说着一场悲剧。复

活节岛距离智利本土 3,000 多千米，曾是地球上最后一片没有人

类永久居住的荒地。但在 1 300 多年前，聪明的波利尼西亚人掌

握了海洋的秘密（就像非洲中南部卡拉哈里沙漠中的布须曼人掌

握了热带草原的秘密一样），乘坐双壳独木舟，漂洋过海来到了

这里。波利尼西亚人利用自己文化中传承下来的一系列技能，如

识别不同的海浪，分析海洋上漂浮的碎片、云层形状和天气的情

况，往返于新西兰和斐济之间的贸易点，甚至还能到达更远的地方。

但到了 16 世纪，拉帕努伊岛上的居民却失去了航海方面的技能，陷入了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再加上不断累积的环境压力降低了农业产量，绝望之下，岛上的居民雕刻了上百座摩艾石像。在他们看来，摩艾能够庇护自己，给予自己力量，让所有人团结一心。这一次，人类为了生存，主动选择了文化进化。摩艾石像最高可达 21 米，上面刻有花纹。要想将石像所用的巨石从采石场运回部落，需要人们大量砍伐岛上的森林，制成圆木，方便滚动运输。但是大量伐木导致水土流失、干旱加剧，最终引发了岛上的饥荒，人口也急剧减少。部落和部落之间爆发了战争，他们将敌对部落的石像推倒，杀死敌人并把他们吃掉充饥。我们可以象当时骂人的狠话很可能是“你妈的肉就在我的牙缝里”。也就在这时，波利尼西亚人不再崇拜摩艾石像，转而崇拜海鸟，并自称“鸟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一个文化在没有外界影响下改变了宗教信仰。春天，崇拜海鸟的岛民会举行盛大的祭祀盛典，祈求获得岛上稀缺的自然资源。拉帕伊努岛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进化带来了环境变化，而环境变化又带来了进一步的文化进化。

规模较大的族群要想继续发展，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机制或完善原有的社会机制。声誉机制固然重要，但声誉机制的背后还有等级结构和大族群内部的小族群。族群的规模一旦扩大，等级结构和内部小族群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依靠规模效应，更多的人就能够得到食物。与北美的农业社会相比，亚欧大陆上的农业社会更不平等，这可能是因为亚欧大陆的农业社会驯化了马和牛等型动物充当劳动力，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让亚欧大陆在能源和资源上更占优势。不过，资源引发的竞争让亚欧大陆农业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族群中的等级制度已经深深融入用于凝聚人心的族群故事中，社会规范、装饰用的各类肖像又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使得挑战当权者或正统派变得越来越困难。纪念碑和符号艺术都体现了这些社会规范。掌握大量财富的人经常被视作神或是与神十分接近的人，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土地和食物，还掌控着普通人的生计。同理，穷人会被认为不够虔诚、不够善良、不够负责。贫穷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他们还要对慷慨施舍的富人表达感谢。

现在，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他出生时

就已经确定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例子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种姓

制度下的印度社会规矩森严，通过印度人基因组中表现出来的近

亲繁殖便可见一斑。虽然印度已经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其影响在

印度依然根深蒂固。英国也是类似的情况。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职业和收入。当父母将孩子送进精

英学校时，他们支付的不只是高昂的学费，还有社会选择的成本。

精英学校可以被视为精英网络中心，这些孩子中的很大一部分将

来会担任政商界领袖或影响社会发展的意见领袖，他们会一直处于社会层级的顶端。社会层级的另一端就是底层阶级，他们地位低下、为人不齿。法国也存在这样的等级制度，卡果人处于社会的最低等级，上百年来，他们只能聚居在破败的贫民窟。

人类天生想要公平，所以在规模较大的族群中，人们总觉得

存在不平等。忙碌的工蜂并不渴望成为雄蜂或蜂后，而人类却总

是渴望在生活中获得美丽、幸福、价值，最好还能有权力。人类

群体中，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百万年

来，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防止社会中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人们进行

反抗。孔子通过研究个人价值和自我表达，想要创造一个更加公

平、幸福的社会。他认为，管理社会就像管理一个大家族，每个

人都应该在其位、谋其事。王的权力是由上天授予的，且要通过

父系传承；社会治理无须用恐吓威胁的方式进行，而是为政以德，

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互敬互信，互尊互爱。孔子还认为，人

们要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良好的品德，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社

会。以上这些理念可以总结为，社会中要存在一种组织，它可以

控制每个人的行为和他们所属的小族群。这种实践哲学构成了世

界上很多著名教育理念的基础，从苏格拉底到耶稣的观点中，我

们都能看见它的影子。它还教育人们要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从

而将失控的社会拉回正轨。从集体角度来看，维护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就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种善良让我们获得了人

性。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说法都成立。

人类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对自然环境产生了深远影响。狩

猎采集时代转瞬即逝，随着漫长的农业社会的到来，人类先前与

大自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定居下来的人们从河床中

挖取泥土建造房屋，修建排水系统，改变河道，砍伐森林，过度

放牧，最后导致水土流失。新石器时代，人们开创了大规模改变

环境的先河，将大片的森林、湿地和草地变成我们如今熟悉的农

业用地，种植单一的农作物，将自然景观变为人造景观。某块地

一旦被开垦为农田，土壤中的硝酸盐和磷酸盐等营养物质很快就

会被消耗殆尽，且很难再生。所以，为了耕作，人们要补充土壤

中的营养物质。当时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树木和其他植被砍倒并

焚烧，焚烧后形成的草木灰烬变成肥料，用于耕种。这种农业生

产方式被称为刀耕火种，它很快就改变了欧洲的自然景观，后来

人们还将自己和牲畜的粪便用作土地肥料。与此同时，人们还建

造了第一个人工“洞穴”——面积巨大的长屋，可以同时容纳好

几个家庭。“洞穴”如雨后春笋般在 8,000 年前的欧洲涌现。

人类祖先对环境的改造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对大自然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和自然界的关系。大部分的狩猎采集族群认为自己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下，他们进化出了对应的行为、技术和社会规范。比如，目前所知，狩猎采集族群在每年的某个时间段或在某个地区会限制人们打猎。这些社会规范出现可能就是为了避免不可持续的资源获取方式，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但是，一旦人类开始驯化动植物，不再将自己和动植物摆在平等的位置，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当人类不再用动物和自然构造代表神灵，而是选择用人类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和人类形象来象征神灵时，我们也改变了自然与人类的等级地位。当我们建造坚固的建筑抵挡雨雪风霜，当我们改变河道调整水流方向，我们便建造了一个与自然界越发不同的人类世界。我们创造了一个没有寒冷、没有潮湿、没有泥泞、没有危险的环境，幸运地摆脱了自然环境带来的不便。同时，我们鼓励大家去自然界

中获取所需的资源，如人工改良的作物品种、可以负重的动物和

其他物质资源。最近一项研究对比了美国芝加哥城市里的孩子和

美国原住民梅诺米尼人的孩子与动物玩具的互动方式，探索了人

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实验中，梅诺米尼的一位长老说，让孩子们

脱离生态环境只与动物玩具玩耍是毫无意义的。研究人员遂对研

究进行了调整，将孩子们放置在了一个立体的，有真实树木、草

坪和岩石的环境中。研究发现，城市里的孩子在玩耍过程中会赋

予动物玩具以人的属性，而梅诺米尼人的孩子则将自己想象为动

物。

一旦我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世界，我们就开始认为人是独立于自然的，并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自然只有在为我们提供有价值的物品时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这对自然环境和无数动物的进化轨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们知道农业技术传播广泛，但直到最近，我们还不清楚它

的传播模式。它是像货物一样被交换到了世界各地，还是随着迁

徙的人类到达了世界各地呢？中间经历了什么？现在，基因分析

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明确的答案，似乎这两种传播模式都曾发生过。

在新月沃地，农业技术的传播似乎按照第一种模式进行，随着工

具和黑曜石之类的收藏品在当地农民之间传播。而从 DNA 证据可

知，在 7000—9000 年前，一小部分当地农民从安纳托利亚半

岛移居到气候更加寒冷、环境更加恶劣的欧洲，将他们的线纹陶

文化、全新的种子收集和播种技术、酿酒技术和畜牧业也一并带

到了欧洲。当地另一部分农民从黎凡特出发，来到了东非。其中

一个证据就是，目前 1/3 的索马里人的 DNA 来自以前在黎凡特地

区生存的人类。

到达了欧洲的安纳托利亚农民，开始与当地的狩猎采集族群融合。他们将大麦和黑麦等作物带到了欧洲北部，这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大麦和黑麦在中东进化了几百万年，已经习惯了干湿季的变化，但被人类带到欧洲后，它们要生长在刚刚“解冻”没多久的欧洲北部地区。也正是这些经验丰富、乐于实践的农民建造了巨石阵等气势宏伟的建筑。当时的建筑工人食用的正是在这里生产的第一批农产品，还会时不时补充些野生食物，如野猪和野牛（家养牛的祖先，现已灭绝）。

颜那亚人进入欧洲后，欧洲原先的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逐渐被强有力的新社会规范和新观念同化。新的社会规范强调财产和土地所有权，新观念则指在个人和家庭之间转移财产。这些社会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欧洲各族群之间存在的微小的基因差异，甚至英国内部也存在这样的差异。一份精细的英国人 DNA 图谱显示了英国内部族群间的不同。有的族群祖祖辈辈定居一隅，在那里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有的族群祖先则可以追溯至移民英国的诸多外族人中。毫不意外，奥克尼群岛人与英国其他地方的人存在基因差异，前者身上有十分明显的挪威维京人的基因。在英国其他地方，看似随意划分的地界两边也存在着基因差异。以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为例，936 年，英格兰国王阿瑟尔斯坦用泰玛河划分了两郡边界，而几个世纪之后，两郡的人口在基因上呈现了巨大差异。其他地方也有这样的例子，北威尔士地区的人类祖先可以追溯到第一批英国居民——凯尔特人，当地文化也主要受凯尔特文化影响，但是北威尔士人与同样受凯尔特文化影响的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的基因之间并无联系。各种文化发展出来的实践技能，有时像货物一样在人们之间交换，有时被强加给他人，有时因人类的迁徙和融合而传播。人类基因学研究取得的新进展，再加上古 DNA、考古学、古生物学和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让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文化进化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可以根据当地基因库的改变判断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国后定居在了哪些村庄。罗马人、维京人、诺曼人曾入侵英国，改变了英国的文化，但他们在英国人的 DNA 中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欧洲其他地方的人口遗传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特征。遗传学家

开展了一项涉及 3,000 人的调查研究，研究显示，“欧洲的地理

地图从二维角度能很好地反映欧洲人的基因差异”。但有一点值

得注意，那就是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不论是康沃尔人还是德文

郡人之间，斯里兰卡人还是瑞典人之间，不同族群的基因之间看

得见或看不见的差异，都只是现代人类这一物种在基因遗传上的

微小差异。现在，人类个体之间十分相似，至少比两只黑猩猩的

相似程度高。这是因为在 20 多万年前，现代人类作为一个相对

较小的族群出现在世界上，后来，由于建立了贸易网络，现代人

类又经历了多次种群崩溃（或遗传瓶颈）和迁徙繁衍。现在，任

意两个人类个体之间的 DNA 碱基对差异仅为 0.1%，这表明，与

类人猿相比，人类的基因并没有太多多样性。

如果我们把人类按照所处的大陆划分，那么不同大陆的人之

间的基因差异可占全人类基因差异的 90%，而同一大陆的人之间

的差异只占 10%。原因之一就是人类之间有血缘关系，不过这种

血缘关系无须从远古祖先时期寻找，在最近几代人里就能找到。

要想找到我们与他人的血缘关系，无须追溯双方的族谱，也无须

追溯很久远的年代。想象一下，我们每个人有两位父母，4 位祖

父祖母，8 位曾祖父曾祖母，16 位高祖父高祖母。这样推算下去，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往前追溯 40 代，即大概 1,000 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的祖先数量就大概是 1 万亿，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人口总数，这是因为我们将每个人族谱中共同的祖先也算了进去。如果往前数几代人，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祖先扮演了越来越多的角色，我们父亲叔祖母的叔祖母也可能是某人的表亲的表亲，也有可能是我们爱人的表亲的表亲。统计学家约瑟夫·张发现，在几代人的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族谱就会产生关联，这是一种时间层面的“六度分隔”。

任何有欧洲血统的人都算得上是查理曼大帝的后裔。事实上，

1,000 年前的欧洲人中 80%的人都是今天欧洲人的祖先，当然是

有后代的那 80%。我们最晚只需回到 3,000 年前，就可以找到今

天地球上所有人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不仅是先知的后代，也

是先哲孔子的后代，甚至还是古埃及纳芙蒂蒂王后的后代。同理

可得，如果我的孩子一代代地繁衍下去，终有一天，我也会是地

球上人类共同的祖先。

人类家庭之间的紧密联系让我们的基因有了相似性，基因的

相似性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是混血儿，也意味着人类不存在不同

的种族。不同人之间确实会存在基因差异，但是与文化差异的影

响比起来，它们对人类行为乃至生理的影响微乎其微。通常情况

下，环境、文化和基因等条件的结合会带来新物种，还会影响新

物种“新”在何处。太平洋岛国居民的祖先需要长时间在食物稀

缺的海洋中航行，为了适应这种文化压力，他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机制在基因上发生了变化。现在，尽管岛国居民的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出海，不会面临食物稀缺的情况，但他们仍然保持着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以高热量的进口食品为主要食物，加上他们体内的基因变体，太平洋岛国居民已成为世界上最胖的人群，糖尿病患病率极高。其实，人体内有多种基因负责新陈代谢，但生活方式才是导致肥胖问题的元凶。斐济和波利尼西亚的肥胖问题主要是因为文化的影响，基因发挥的作用很小。

即便是身高这种 80%都靠遗传决定的身体特征，生活在贫困

地区的营养不良的人和营养良好的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在战

争和饥饿中长大的父母，身高通常不及他们营养良好的孩子。由

于过去 200 年的经济增长，荷兰人的平均身高增长了 20 厘米。

在印度，女孩和非长男的个头普遍较矮小，长男通常是一家孩子

中最为高大的，这是因为受当地文化的影响，长男一般会获得最

好的营养。

但是，在南太平洋的平格拉普岛，基因对人类却有着巨大的

影响。1780 年的一场火山爆发几乎消灭了岛上所有的人，只有 20

人幸存了下来。这座岛屿相对封闭的地理位置，再加上不鼓励与

外族人通婚的社会规范，使得基因突变在人口中不断累积。现在，

由于近亲繁殖，平格拉普岛上 10%的人出现了基因突变，患有全

色盲症，只能看见黑色和白色。白天，全色盲症确实是个问题，

但是到了晚上，全色盲症者的夜视能力要比一般人强，这使得他们擅长夜间捕鱼，也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基因能够保留并传递下去。

在狩猎采集时代，族群规模小，相对孤立，族群与族群之间

的基因和文化差异相对明显。一般来说，一旦发展了农业，先前

形成的基因和文化差异就会减少，因为人们生活的村庄不断扩大，

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加。但巴布亚新几内亚却有些特殊，尽管当地

已有农业，但是当地人之间的基因差异仍十分明显。欧洲、东亚

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十分不同，原因很可能是

这些地区先后经历了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在炼铜和冶铁技术

的带动下，贸易网络得以形成和扩张，人们开始四处经商，并改

变了当地的文化。时间一长，一个基因更相似的地域得以形成。

相比之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基因和语言的多样性程度仍保持了

颜那亚人将印欧语系和金属加工技术带到欧洲之前的水平。现在，

欧洲狩猎采集时代留下的语言遗产仅剩了一种——巴斯克语。

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对人类之间的混居、经商和文化传播都有巨大的影响。亚欧大陆面积广阔，但海拔都不是很高，相同的纬度下气候条件相似，这就为同一种农业绵延数千千米打下了基础。当亚欧大陆的居民到达北美时，他们可以在北美大陆上栽种同样的作物，放养同样的牲畜，南非和澳大利亚也是同理。但是，在非洲南部和北部、拉丁美洲的热带地区和非热带地区之间就无法这样做，而是需要改良原先的农业技术，从而适应当地的农业发展。从运输方面来说，欧洲水系发达，文化传播也更加容易。而非洲内部和南美洲虽有河流，但这些河流不适合航行，再加上山脉等其他天然屏障，文化传播受到了严重阻碍。

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是影响人类基因混合的一个更加微妙

但又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具有部分可遗传性，并极受环境的影响。

随着定居农业的兴起，人口逐渐密集，与人或动物密切接触就会

染上的一般传染病开始在各个社群之间传播，而幸存下来的人会

将抗病基因传递下去。肆虐欧洲和亚洲的瘟疫改变了人类发展的

历史进程，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帝国的统治，开启了人类文化的新

篇章。灾难性的瘟疫和天花还留下了很有意思的“后遗症”：从

这些疾病中存活下来的欧洲人后裔，体内可能携带了抵抗艾滋病

毒的基因。长期的疾病肆虐还使欧洲人迅速征服了澳大利亚大陆

和美洲大陆，因为当地的原住民对欧洲人带去的天花、麻疹和流

感毫无抵抗力，这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和文化版图。

与此同时，欧洲人还在试图征服非洲和亚洲雨林地区，寻找

黄金、钻石和象牙等有价值的收藏品，但他们却被疟疾等当地的

疾病打败了。这两个地方的人普遍能够抵抗疟疾，但他们也是遗

传性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高发人群。镰刀型细胞贫血症患者的血

红蛋白为奇怪的镰刀状，寄生虫无法在这种蛋白中生存，进而无

法传播疟疾。但血红蛋白的镰刀形状也让体内的血液无法运输充

足的氧气，导致当地人的体质较差。山药种植为可以传播疟疾的

蚊子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繁殖环境，对于有山药种植历史的非洲人来说，镰刀型细胞贫血症的发病率较高，疟疾的致死率较低。人类在改变环境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自己的基因。

人类族群之间的基因差异正在缩小，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基

因不再进化，而是因为不同族群的融合程度比以往更甚。各族群

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被族群之间的交往、通婚、迁徙和

贸易打破。虽然各族群都严令禁止通婚，但基因证据表明，通婚

一直都存在，而且马的驯化和轮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加速了族群间

的通婚。比如，直到 19 世纪，欧洲人仍然和近亲结婚，但自行

车的出现让相距较远的人们有机会通婚，从而大幅减少了近亲结

婚的情况。“一战”之前，法国自行车销量达 400 万辆，这对法

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人与血亲结婚的情况减少，全国人

的平均身高也有了显著提升。英国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人类纪念碑的终极形式是城市。它是由人类一手打造起来的

景观，其设计和建造表达了当地文化和人民的愿望。城市重新定

义了地球的美，即使在太空中也能看到人类创造的景观。城市的

建造是为了展示美、传递价值，因而牺牲了它的部分功能。城市

生动形象地代表着生活在其中的市民。2019 年 4 月，巴黎圣母

院险些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这一事件立刻在世界各地引起了强

烈反响。巴黎圣母院的大火让当地的基督教徒失去了礼拜的地方，

让宽敞的避难所化为乌有，让当地的旅游业遭受重创，但这都不足以体现这场大火的悲剧性。人类的存在既是基因遗传的结果，也是文化传承的结果，历经百余年风雨的巴黎圣母院正是人类文化的见证。面对熊熊大火，悲痛的人类其实是在哀悼自己失去了

组成人类这个物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火发生后，人们在短短

几天里已经募集了数十万欧元用于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工作。

在将城市改造为自己居住地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加速人类的

文化进化。就像丝绸之路和大西洋是思想、技术和基因交流的重

要网络一样，城市在跨文化的商业往来中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城市宛如文化工厂，吸引着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聚居到一起，推动

着大家进行互动。贸易网络的逐渐形成和技术的不断发展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城市中。人口的增长又进一步加速了技术和

创新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自从罗马人离开英国，伦敦人

就失去了建造木结构的技术。但是到了 13 世纪，伦敦人从欧洲

其他地区的商人那里重新学习了这种技术，伦敦街头因此出现了

众多多层建筑，人口密度也由此上升。13 世纪末期，伦敦齐普赛

街出现了三层高外加小阁楼的联排别墅。

同其他社会网络一样，城市间也需要合作，联合起来的城市

比孤立的城市更具影响力。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增加一倍，那它

的创造就会提升 115%。城市无法孤立地存在，城市中的商人、外

交官和工匠搭建贸易网络，从其他地方带来全新的资源和思想观

念，支撑着城市的发展。新思想在街道、咖啡厅、大学校园、城市机构中慢慢孕育出来，一步步走到今天。它们不但发展成了种

类繁多的技术、艺术和文化实践，还利用自身强大的影响力，让

人们在几个世纪后还能看见它们的影子。约 400 年前，夏阿

姆·姆布尔·恩贡格担任西非库巴人的首领。这位极富魅力的领

袖打造了和平的库巴王国（位于如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中南部），

将诸多民族部落联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结构完善、规模巨大的

城邦制国家。这里有非常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包括宪法、民选的

政府部门、陪审团、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以及社会支持。库巴王

国很快就成为创新之国，繁荣富庶，以艺术作品闻名天下。19 世

纪末，第一批欧洲人到达这里时，他们难以相信库巴王国能自己

形成这些欧洲人所熟知的政治制度。他们觉得，库巴人以前肯定

和欧洲人有过接触。后来，库巴王国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其民

族多样性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但是库巴王国留下了自己的遗产，

并顽强地传到了今天，活在库巴王国后裔的 DNA 中。同该地区的

其他民族相比，库巴王国后裔的遗传基因更具有多样性，他们也

有多个民族的特征。

公民的相对匿名性减轻了人们遵循社会规范时的声誉压力，

这种匿名性再加上小群体的力量，让公民更有能力创造全新的社

会规范，包括从性别差异到音乐时尚等方方面面。装饰是重塑社

会规范的关键。以随处可见的陶土瓦为例，数千年以来，陶土瓦

一直被用来装饰地面、墙面和屋顶。从家庭装饰到田园风光再到

宗教故事，装饰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象征着一个社会在不同阶段的思想观念。由于装饰反映了社会规范，它们还可以代表（和塑造）群体身份。668 年，朝鲜半岛进入统一新罗时代。为了彰显国力，政府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在当时的首都金城，也就是如今的韩国庆州市，政府细致规划了 18 万间新屋的建设。新屋屋顶用昂贵的瓦片取代原先的茅草，抵抗恶劣天气和火灾。屋脊尽头的瓦片上绘有以龙为主题的各式图案，这很快成为统一新罗时代力量的象征，一直沿用至今。就这样，小小的瓦片成了国家的纪念碑。

城市是人类创造美、征服自然的愿望的最好写照。人类在美

化住所、利用建筑传递意义上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乌尔城的塔庙

到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哈尔帕音乐厅与会议中心，人类利用各

类珍贵的材料以及宝贵的人力和时间，将摸索出来的生存经验用

在建筑及其装饰上。建筑存在的时间往往会超越人类肉身存在的

时间，甚至基因存在的时间。

人类建造城市，形成易于生存的环境，又在文化的压力下，

不断改变城市的形态和人类生存的环境。城市反过来也改变了人

类的身体构造、文化进化和自然界的遗传进化。为了适应城市环

境，鸟类进化出了更响亮的叫声，而且为了适应人类的喂食，它

们还进化出了更长的鸟喙，就连全身的羽毛都有所变化。200 年

前，洞穴蛾首次进入欧洲，现在它们已进化成衣蛾，其食物来源

是城市家庭中的装潢陈设。人类自身也受到了城市生活的极大影响。在营养不良、人口密集的地区，疾病极易肆虐，基础设施不足也会让疾病带来的问题更加严峻。比如，无论是古罗马还是现代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疾病以及铅等有毒金属都可以通过排

水管道进入人体。如今，城市中的大气污染导致心血管疾病和呼

吸道疾病高发，每年造成约 900 万人死亡。这里有必要说明，即

便文化进化产生了更先进的科技和社会制度，也使人口数量越来

越多，但它并不一定能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也不一定能延长大

部分人的寿命。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进化十分伟大，却对其子民

的健康造成了致命打击。罗马帝国占领英国期间，英国男性的平

均股骨长度有所下降，而在罗马帝国撤离英国后，这一长度迅速

增长。“罗马人取得的进步其实是一个茧，将自己束缚在其中，

并造成了令人困惑的生态后果。”罗马帝国之所以会出现文化发

展和健康水平成反比的情况，主要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

市中，但城市的卫生条件较差，而且帝国形成的新网络传播了疾

病。考古学家现在可以根据肠道蠕虫的传播路线来确认罗马帝国

的扩张情况。

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卫生一直是个大问题。城市生活会显著缩短市民的寿命，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好转。城市居民的死亡率奇高，只能依靠不断的外来移民才能维持城市的人口数量。1861 年，英国利物浦市出生的男性平均寿命为 26 岁，而德文郡奥克汉顿镇的男性平均寿命则为 56 岁。当时人们相信，保持干净最好的办法就是穿一件可以清洗的亚麻衬衫，因为人们觉得洗澡可能会染上瘟疫或其他会致死的疾病。从 15 世纪到 19 世纪末期，欧洲人在整整 5 个世纪里都尽量避免洗澡。但是，由于霍乱的肆虐和 1858 年夏天的伦敦大恶臭事件，人们开始愿意保持身体的洁净。再加上细菌理论的出现和政府在公共卫生上的投资，洗澡和保持身体洁净变得简单起来。于是，社会规范也随之发生改变，一个人是否具有魅力的标准多了“是否干净卫生”一项。保持干净卫生变得十分重要，人们发明了浴室、厕所、排污系统等一整套工业系统，用于去除人口密集地区会产生的味道，帮助人们打造干净卫生的环境。

从狩猎采集的原始生活转向依赖农业的城市生活，人类实现了文化转向。这加剧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使得整个社会的生活方式仅对一小部分精英有利，大部分人群的饮食结构和健康状况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也使生态系统发生了诸多变化。贸易给西欧带去了财富和思想，但也带去了黑死病。黑死病使西欧的人口数量锐减，自然环境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口减少后，人类的农业活动也随之减少，森林得以恢复，污染减少，平均温度也明显下降。（美洲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大量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传染病，人口锐减，当地的平均气温也有所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黑死病导致食物产量下跌，农业和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原先开放的公共土地被人圈了起来，农民有了更多的权益，甚至拥有了土地的所有权，这激励着农民进行创新和投资。先前，耕地都会有一段休耕期，让土地能够恢复养分，此时牲畜会来耕地上吃草。而在土地被圈起来后，农民使用作物轮耕的方法，密集耕种土地。收割完小麦等浅根系作物后，人们会种下甘蓝等深根系块茎作物，最后种下三叶草等豆科类作物，恢复土壤中的氮含量。以前，人们几乎不会考虑种植根茎类蔬菜，因为种在公共土地里的这种蔬菜很可能会被别人家的牲畜吃掉。农业技术方面，荷兰出现了可调节式无轮犁车（类似中国发明的曲辕犁），有了这种工具，一两头牛就可以耕完原先 6 到 8 头牛才能耕完的松软潮湿的土地，排出沼泽和湿地中的水分。农业总产值激增，成为世界上产值最高的生产方式，多余的农业产品可以在庞大的贸易网络中进行交易。农业产值的飙升还促进了人口增长，形成了全新的劳动力，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发生和现代世界的建造。

现在，生活在城市的人类仍在不断进化。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问题行为、哮喘等免疫系统疾病的多发，都与人类不断增大的压力有关。城市中的人也有可能产生表观遗传，即基因序列无变化，但是基因功能发生了可遗传的变化。如果孕妇居住在生活压力大、污染严重的城市，胎儿的大脑、新陈代谢系统和免疫系统更容易受到负面影响，并可能会代代传递下去，这就是文化—基因—环境（人类进化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除去健康风险，城市对人类还是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城市象征着人类部落的扩大，代表着金钱和文化财富带来的诸多益处。

互联网就像一座虚拟的城市，它会产生类似城市一样的文化影响，因为它能扩大人们的社交网络。史蒂夫·乔布斯曾经将电脑比作思想的自行车。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结识陌生人。一个数学模型估算出，线上人际网络大幅提升了不同种族之间的结婚率，大幅降低了离婚率（因为伴侣之间会更加契合）。在美国，自从在线约会网站出现，跨种族婚姻的发生率激增。人类大规模的迁徙、入侵、逃离、奋斗、探险、漂泊、殖民、奴隶贸易，为躲避战乱或为寻找工作和更好的未来而背井离乡，再加上现在的互联网，种种因素促成了近几个世纪，特别是最近 1,000 年的基因大融合。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北半球缺乏维生素 D 的黑人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我们正在向一个新的局面发展：人们肉眼可见的差别将不再影响族群内部或外部的偏见和吸引力。换句话说，基于所谓的“种族”区分人类的说法将成为无稽之谈。

动物被寻找食物和伴侣的生理冲动所支配，人类被某种意义和目的所驱动。我们可以在探索美的过程中发现这些目的和意义，也可以在追求知识的道路上找到它们，下一章将会详细讲述这个问题。

时间

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知道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体和文化都是我们祖先的身体和文化不断进化的产物，而我们质疑自己的存在，想知道自己是谁，处于空间和时间的何处。我们有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们知晓过去、畅想未来。但我们被现实的想法——客观真理困扰着，于是我们追寻着真理。终其一生，我们都在试图抓住无形的时间，标记时间，甚至控制时间。我们观察、预测、估量、推理发生在人类身上的种种谜团，以此破解未来的奥秘。如此，我们重新创造了世界，也重新创造了身处其中的自己。

第十二章 计时器：创造时间认知

1962 年，一位年轻的法国地质学家米歇尔·西弗雷选择在阿尔卑斯山深处的一个洞穴里独自待了两个月。他想要研究人类身体是否需要外界的刺激（比如阳光）来维持自然节奏，或者说，人类身体中是否存在某种计时系统。西弗雷说：“我决定像动物一样生活，不戴手表，不知道时间。”

西弗雷的实验是一场艰辛的耐力测验。他选择了一个满是冰雪的洞穴，这个洞穴和外界仅靠一条长 45 米的 S 形险峻通道连接，要想顺利通行，是很艰难的。西弗雷仅是带着所有的装备到达这个洞穴就历经风险，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受伤，他基本不可能获救。但这位 23 岁的年轻人坚持要一个人进行这项实验。第一个月，他告诉大家，不管情况如何，都不要救他。在洞中漫长的9 个星期里，他一直仔细地记录着自己的生理体征、吃过的所有东西以及心理状态。在此期间，他的两位同伴一直驻扎在山体上方的洞穴入口处，并且和西弗雷保持单线电话联系。每当西弗雷起床，他就给两位同伴打电话，同伴们会记录下当时的时间。

在对昼夜毫无概念的情况下，西弗雷的身体很快调整了睡眠

时间。尽管西弗雷努力在精神上适应新的环境，但是他在这个潮

湿冰冷的“家”里越发痛苦不适。后来，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道：“我的设备不够好，脚总是湿的，体温最低降到了 34 摄氏度。

很多时候我都在思考自己的未来。”

当时，西弗雷精神上十分孤独，肉体上饱受痛苦。他变得食

欲不振，每天只吃些面包和奶酪。很快，他对自己带去的两张唱

片也失去了兴趣。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自己的宠物——在洞里抓到

的一只蜘蛛。那么他对时间的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实验的第

二天早上，西弗雷的时间已经比实际时间慢了两个小时。第十天

的时候，他的时间已经昼夜颠倒。西弗雷在日记中记录了同伴令

人愉快的问好，他觉得同伴接电话时是早上，而且他们已经醒来

很长时间了。但实际上，西弗雷是在午夜时分打的电话，而且十

分规律。每次和同伴打电话的时候，西弗雷会测量自己的脉搏，

在两分钟内从 1 数到 120。然而，洞穴外的同伴发现，西弗雷的

两分钟实际上持续了 5 分钟。

西弗雷忍耐着孤独的生活，谨慎地分配自己带的奶酪（这是

他最喜欢的食物），以便能坚持完成实验。可是按照他的计算，

在距离实验结束还有 24 天的时候，外面的同伴突然告诉他实验

结束了。两位同伴宣布两个月时间已到，他们要下去接西弗雷。

这表明西弗雷在洞中对时间的估算和实际时间完全脱节。一共 63

天的时间，他“丢失”了 1/3 左右。一些他自己记录的 10-15 分钟的小憩，其实是 8 个小时的睡眠。因为无从知晓昼夜更替，时间对西弗雷来说变慢了。但对他的身体来说，时间没有变慢。尽管西弗雷觉得很困惑，但是他体内的 DNA 让他的身体在漆黑的地下保持着和地面上一样的运行时间表。

我们都是时间的产物。我们在一个空间和时间交织的宇宙中

进化，我们的身体适应了地球的运转。人类所有的细胞中都含有

时钟基因，它们就像机械表里的齿轮一样，是基因表达的振荡器。

这些计时器调节着我们的基因、激素、心率、大脑活动、情绪和

身体机能。上午 10 点左右，我们的肠道最活跃；下午 2 点，身

体的协调性最好，对疼痛的忍耐度最高；下午 5 点，我们的身体

处于最佳状态，肌肉力量最强，灵活性最好，心肺功能最佳；晚

上 8 点，我们对酒精的耐受力最强；9 点，睡眠激素开始上升；

凌晨两三点，我们会进入深度睡眠状态。凌晨四五点，我们的体

温达到最低值。从月经期到妊娠期，女性的身体遵从着生物钟，

极具规律性。

虽然我们的身体进化出了计时能力，但我们的有意识的头脑却没有，而人类文化的发展依赖于有意识的决策。时间的流逝和太阳系的周期影响着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人类必须进化出能跨越时间的认知工具，还要发明出能追踪时间的文化工具。只有通过掌控时间，我们才能创造出精细复杂、顺序严谨的技术以及层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和语言（词序和语句结构决定意义）。尽管时间是一个抽象虚构的概念，但我们的祖先学会了信仰它、操纵它，人类成了最高级的精神时空旅行者，既能回放过去的片段（即使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事件），又能设想未来。

目前来看，人类是唯一明白性和生育之间关系的动物。我们

清楚一次性行为会在 9 个月之后产生结果，因此，我们能够追溯

自己的亲缘关系，从而扩大我们的人际网络。人类也明白死亡的

必然性——人必有一死。也许正是因为感知到时间流逝的不可逆

性，再加上我们对过去的认知和对未来的预知，人类有了追求生

活目标的欲望。对人类来说，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我们渴望

了解万事万物的客观真理。对于生育原因和死亡必然性的认识能

够长期持续地推动人类文化进化。人类掌控了时间，这意味着人

类拥有了历史，并且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文化和环境长久

不断的变迁。我们能够在这种广阔深远的背景下理解生命、文化

工具和实践，我们拥有了更多有价值的集体文化知识可供借鉴。

我们的身体能够进行有规律的进食和睡眠，这不仅让我们的

生物循环和地球的转动联系在一起，还让大脑对时间的感知和宇

宙的普遍时间始终相契合。为了将自己固定在身边的物理世界中，

人类需要让自己由文化驱动的生活适应客观现实，所以我们从时

间的校准开始，理性地研究时间，这让人类进入一个全新的轨道。

西弗雷的试验表明，人类在清醒和睡眠之间存在一个周期性循环，其时长是 24 小时 31 分钟。自此，人类开启了生物钟领域的研究。我们的身体主要依靠大脑下丘脑内部持续振荡的神经元进行自动计时。神经元通常根据阳光来校对时间，让我们的生物钟循环周期保持在 24 个小时。

另一方面，我们的大脑需要后天学习如何感知时间。婴儿没

有时间的概念，所以他们完全生活在自己视线范围的世界里，而

且需要几个月才能明白物体具有存续性，也就是说，即使某样东

西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依然存在，能够

再次被看到。然而，我们确实天生就能感知时间的间隔，比如，

婴儿可以分辨 20 秒和 40 秒的差别，他们甚至在出生前就能感知

韵律，这能帮助他们学习语言。但是婴儿没有时间概念，所以他

们无法把自己的经历和实际的事情联系起来，也无法回想过去、

畅想未来。尽管刚出生的孩子有学习能力，但他们没有长期记忆，

要到三四岁时才能“穿越时空”，在精神上逃避到另一个事件的

情景中，想象自己遇到这件事情时的情绪。这意味着人类可以对

未发生的事情进行预测或产生恐惧的情绪，有助于人类管理自己

的情绪。在精神层面进行时间旅行让我们能够未雨绸缪，这一能

力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变革性的意义。

人类用记忆“穿越时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拥有累积性文化，能够记录我们庞大社会族群的发展历史。面对问题时，我们回忆过去，想想以往在相似情景下的解决方法，无须创新，重复以前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记忆能让我们想象未来。要想象未来，我们大脑中的预测系统需要依赖

一种复杂的记忆类型，即情景记忆，这种记忆可能只有人类拥有。

大部分的记忆类型都是长时间地记忆某些东西，例如学习新技能

和记忆常识，记住“法国首都是巴黎”。而情景记忆能让我们回

溯过去、展望未来，进入某一个特定事件，还能让我们的记忆个

性化，并将自己置身于事件的场景中，这样一来，我们就能以一

种微妙的方式从过往的经历中学习经验，将不同的情绪线索纳入

信息分析中，帮助我们在未来相似的情景中做出更好的选择。这

种进化而来的认知能力赋予了人类一种重要的生存优势：我们能

够快速适应多种环境变化，还能够预测未来的变化，比如季节性

事件和食物的获得。

和语言类似，情景记忆依靠的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认知联

系。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当一个人创建或回忆一个情景记忆时，

大脑中会出现一个独特的活跃网络。猿类不具备这种能力，但至

少在 160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拥有了这个能力。古人类学家发

现，当时人类使用的石质工具会被带到距离工具生产地很远的地

方，这说明制作工具的人类已经可以预见到未来可能要使用这些

工具。其他灵长类动物没有提前计划的能力，因为它们无法模拟

还未发生的情景，所以当食物有剩余时，即便过往的经验告诉它

们自己之后会再度饥饿，它们还是会在吃饱后立即把食物丢掉。像松鼠这样会储存食物的动物依靠的是本能而非有意识的决策。

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是由思维、记忆、情绪，以及时间在某处与空间相连的想法主动创造出来的。这种对时间的生理感觉就是“思维时间”，它是我们对现实的体验的核心。对大多数人来说，时间如江河一般流逝：我们站在河流中间，身后是已经发生的事实，面前是模糊不定的未来。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系列有趣的试验已经表明，情绪、畏惧、年龄、孤独、体温、排斥心理和注意力都会影响我们对时间流逝速度的感知。

我们需要根据客观的真实时间来校准自己的思维时间，以便

理解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我们祖先的生存活动，包

括寻找居住地、狩猎、农耕和旅行，都高度依赖时令和季节，人

类的文化日历就此出现。仪式、典礼和盛宴的出现，一方面是为

了纪念特别吉利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社会极度脆弱的时

期，比如冬天白昼最短的时候。反过来说，为了将这些文化活动

和自然时钟对应起来，时间记录就显得很重要了。

我们祖先使用的最可靠的钟表是天空中的星体。他们绘制星图，在星体的运转中寻找规律。尽管天空中的天体彻夜旋转，并随着时节循环往复，但它们之间的相对位置保持不变（以地球为观测点），而且每年都以同样的顺序升起落下。人们在小石块、骨片或鹿角片上制作轻便的小月历，以便在持续数周的狩猎以及季节性的迁移等长途旅行中携带。法国多尔多涅地区的塔杜瓦尔河流域有一个洞穴，里面有很多壁画，人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小块刻有图案的鹰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 3 万年前。鹰骨上有刻痕和凹痕，表示的是月亮 14 天盈亏变化的周期，包括运行轨道、新月和月牙。在德国阿赫河谷的一个洞穴中，人们发现了一件历史更为久远的文物，它是一块 38,000 年前的猛犸象牙板，上面刻着一个动作像猫的人类形象，这个人双手举起，双腿开立，腰间别着一把剑。专家认为这个图像符合猎户座的样子，象牙板两侧和背面有 86 处清晰的刻痕，可能与生育有关。

在法国拉斯科史前洞穴群中发现的规模宏大的天文地图令世人瞩目。其中包括一幅有 17,000 年历史的月面图，上面用圆点和正方形描绘了月球这颗地球卫星 29 天的完整周期变化。在这些圆点上面，还有一行圆点。这行圆点一共 13 个，代表弦月，也就是从昴星团在冬天升起的第 1 天往后算 13 天，这段时间通常是马的繁殖期，比较容易被人捕猎。此外，这座洞穴中记录其他重要自然现象的精美壁画中都穿插着星座图。绘制这些详尽的宇宙地图的是那个年代的科学家，他们通过观测自然客观现象来理解世界。拉斯科洞穴就是一座绘满星图的史前天文馆。
考古学家们再次观察了史前洞穴中的壁画后发现，星体地图遍布欧洲，那时的人们对宇宙进行了数学和科学观测。狩猎采集族群发展出了一系列空间导航和时间记录技术，比如绘制夜空中的星体地图、用表示影子长度的折线图记录太阳的运行轨迹，从而制造出越来越精细的天文时钟。巨石阵过去可能也是一座追踪太阳、月亮和星星运动的天文台。每到夏至，巨石阵的主轴线都和日出的方向一致。建造巨石阵的人们一定是知识渊博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建筑家，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巨石的位置为何如此精确。越过爱尔兰海，在博因河谷有一座历史更悠久的墓穴——纽格莱奇墓，它展现了当时人们对天文学的掌握程度。这座墓穴用了 2,000 块左右的石英石板材，这些板材是从 80 千米以外的地方开采然后运到墓穴这里的。大多数时候，位于地下深处的纽格莱奇墓及其 20 米长的通道都是漆黑一片。但每当到了冬至的日出时，一束阳光就会穿过墓穴主入口上方的一处小洞（类似于“车顶箱”），照亮墓室。这座墓穴堪称一座意义重大的纪念碑，它的设计师一定非常了解太阳在不同时间的角度、位置和运行情况。

这样的大型建筑是群策群力的产物。修建它们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建造者能够敏锐地感知天文现象，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以及精准的预测能力，而这一切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到。建造这些建筑的人认为，与他们希望获得的知识相比，这些投入都是值得的，因此从肯尼亚到澳大利亚，都可以见到这类建筑的踪影。

掌握天文知识是人类适应文化和环境的表现。这类知识帮助我们的祖先应对变幻的季节，预测在何时何地获得食物。天文观测的结果蕴含在故事和歌曲中，比如代代相传的歌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西部的维尔盖亚原住民中有这样一个传说。一次严重的旱灾过后，饿殍遍野，一位名叫玛宾克里克的女性离开部落，为大家寻找食物。很久之后，她发现了一个蚁穴，挖出了几千个富含营养的蚂蚁幼虫，她的族人因此熬过了冬季。玛宾克里克去世之后，化作了天空中的大角星。如今，每当大角星升起，就意味着到了可以大量捕食蚂蚁幼虫的时节。

澳大利亚的其他原住民部落用故事描述日食、月食的过程，

记录行星与恒星不同的运行方式，解释月亮与潮汐之间的关系。

一些具体的星座，比如昴星团等，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占有重

要地位。昴星团地位如此之高，是因为它是一个独特的参照点：

昴星团的 7 颗明星紧密相连，而且每年都在相同的时间升起。因

此，7 在人们心中成为一个吉利的数字。因为昴星团每年都会在

丰收季节出现，所以在美洲，玛雅人和印加人将丰收富足与昴星

团联系起来，并且建造了天文台日夜观测昴星团的动向。美国新

墨西哥州的祖尼人将昴星团视为“种子之星”，因为昴星团出现

的时候正是播种的时节。北非的柏柏尔人认为昴星团的出现标志

着季节的冷热交替。古希腊人则认为昴星团出现时，他们就可以

出海，在地中海上安全地航行。

天文学在航海领域也是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很多动物都进化出了生理机制，利用月光或磁场感应在大海中遨游而不迷失方向，而人类在海上的航行则几乎完全依靠我们在文化层面进化出的一种能力——在大脑中绘制地图的能力。这些地图根据地理景观的细节和天空中星体的运动轨迹绘制而成，可能会蕴藏在故事中，通过故事进行传播。波利尼西亚人进化出了一种独特的技能，他们的大脑中有一个“星星罗盘”，可以记忆大约 220 颗星星的运动轨迹。他们能记住星星的升降顺序，并且记录星星的运动速度、方向和时间。这种能力让波利尼西亚人成为专业的水手，他们在夜晚绘制出星路图，根据星路图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以自然周期和自然事件为基准，我们可以校准自己的神经时钟，还可以观测和预测事件模式。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通过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探索整个星球，进行短期旅行。时间给了我们祖先一个参考网格，一种标记自己在空间中位置的语言，这种语言切实有用：它允许我们相见，讨论过去，计划未来。这样一来，我们对时间的利用降低了生活中的熵值，即减轻了生活的混乱程度，降低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还能减少生活中能量的消耗。例如，我们离开生物丰富的热带地区、进入有季节变化的高纬度地区，这时我们需要储备食物以度过食物短缺时期，从而保证自己能够存活下来。许多动物通过基因进化获得储备食物的能力，但对于人类来说，文化进化让我们能够更快地适应食物的季节性变化。

我们的时间概念逐渐进化，帮助我们组织建设社会群体。我们对于时间概念的使用并不依赖主观意识，而是依赖各个部落间达成一致的客观规范，这些规范都有可衡量的标准。随着社群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不断提升，人类需要越来越精确的日历，时间设定也成为一门重要的专业技术。在各种文化中，天文专家都享有极高的声望，受到高度追捧。人们称颂他们预测未来的能力，例如成功预测丰收的到来，类似的称颂后来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天文专家通常被视为魔法师一般的存在，不仅能预测未来，还能改变未来。

与此同时，时间标准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千年以来，就一天

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一年有几个月，一天有几个小时这些问题，

人们几乎从未达成一致。天体周期的问题在于，月运周期的天数

和一年中月运周期的次数都不是漂亮的整数，甚至都不是整数。

如果以月运周期计算，一个月有 29.5306 天，一个太阳年平均天

数为 365.2422 天，两者相除就得到了一年有 12.3683 个月，显

然这些数字并不令人满意。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竭尽所能解决时

间的计算问题，希望能制作出一份方便普通大众、神职人员和政

府员工使用的日历，而且这份日历要能精准地标注一年的时间。

古罗马人把新年日期从 3 月移至 1 月，之后，其他历法也模仿了这一改动，比如英国在 1752 年将 1 月 1 日定为新年，但也仅使用了一年。在耶稣受难 4 个世纪之后，信仰基督教的古罗马帝国重置了历法。他们估算出耶稣生日的日期，并据此设定日历（因为当时还没有数字 0 的概念，所以公元 1 世纪紧跟在公元前1 世纪之后）。时间是相对的，却被视作一种可以量化的资源：1752 年 9 月 2 日，英格兰宣布，为了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保持一致，英格兰将会更新历法。新历法中，即将到来的 9 月 3 日将变为 9 月 14 日。因为调整历法而“丢失”的日子，伦敦和英国西部的布里斯托尔曾经爆发过骚乱。现在，全球普遍使用格里高利历。然而，不同社会中，每个月包含的星期数也不尽相同，比如1792 年大革命后的法国就尝试过 1 星期 10 天的历法。

在体验和精准测量同一客观天体时间的同时，人类也使用各

种各样的方式解析社会时间，这是一件颇具启发性的事情。这说

明，虽然我们的知识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丰富，但我们阐释和使用

信息的方式依旧取决于文化规范和社会政治需求。儒略历由数学

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创立，罗马人自公元前 45 年就开始

使用这一历法。它标志着欧洲人的时间观念从周期性转变为线性。

这个转变意义深远，自此开始，时间的测量开始与天体周期分离

开来，并且为数学等其他抽象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将时间概念应用于生活的是古罗马人，应用方式和现在西方工业社会一样。当时，日晷已经非常精密复杂，而且无论是在公共场所还是私人场合都能见到。大约公元前 3 世纪时，罗马著名喜剧作家普劳图斯曾经这样咒骂过：“天知道是谁在这里放了日晷，把我的日子分成一块一块！”而到了公元前 1 世纪时，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能列出 13 种不同的日晷。

然而，因为日晷只在日升月起之间工作，所以日晷所指示的

小时时长会因季节不同而不同。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巴比伦人 1 天

24 小时的时间制度。古巴比伦人使用的是 60 进制，和如今使用

的 10 进制相比，60 进制的数字可以被 2、3、4、5、6 和 12 整

除。但是罗马人假设白天和夜晚各占 12 个小时，那就意味着在

当时的罗马，夏天的 1 小时实际是 75 分钟，冬天的 1 小时则是

45 分钟。重力时钟的出现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古罗

马法庭使用滴漏控制每位律师发言的时间，正是这一举措引起了

法庭和政治辩论的复兴。

测量时间的技术不断发展，保证了整个社会与客观可测量的

宇宙节奏同步运行。对过去的人类来说，计时还有益于生存，比

如计时能提醒人们获取食物。不过现在，计时完全被主观的社会

规范操控。以前，为了确定复活节的日期，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在

天文学领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因为这一日期的计算非常复杂，

需要先计算二至点和二分点的日期。基督教历法中包含政治元素，

这些政治元素揭示了人类与时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们是如何通

过阐释时间来建立人类的文化规范的。复活节是基督教一年中最

重要的节日，由异教徒的春季庆典演变而来，人们自 2 世纪才开始庆祝这一节日。基督教徒认为，耶稣是在犹太教的逾越节（即耶稣受难日）3 天之后复活的。在犹太历中，逾越节是尼散月的第 15 天（即 4 月左右），这一天和春天的第一个满月日期相对应。但是因为犹太历中有一个闰月而非闰日，所以每年逾越节所在的月份都不一样。基督教徒希望把复活节设在基督教的圣日（星期日），还想确保自己的新宗教能和犹太教区别开来，保证基督教的复活节永远不会和逾越节重合。这听起来可能很奇怪，尤其考虑到逾越节是完整的复活节由来故事的一部分，但这就是宗教政治。最终，基督教徒决定将复活节定在春分后第一次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满月的日期刚好是星期日，复活节日期就顺延到下一个星期日。要想确定每年春分的日期，需要一个复杂的天文学和数学运算系统模拟月球、太阳等星体的运动，所以基督教的神职人员才会几世纪如一日地领导并支持天文学的观测研究。基督教使用的历法仍与太阳和月球的运动有关，也就是与季节同步，但同时也会根据月相庆祝一些节日。

精确的计时方法、历法和年历对伊斯兰教也意义重大，因为

穆斯林每天要做 5 次礼拜，每一次都有具体的时间，而且必须朝

向圣城麦加的方向。这推动了中世纪时期伊斯兰帝国天文学的发

展，在这一时期，星盘是帝国最重要的科学仪器之一，需要不断

改进。作为一种多功能仪器，星盘通过角度和梯度测量天空中星

体的位置，除此之外，它还可以用于计算时间、测量土地、在航

海时计算纬度。

最终，擒纵装置于 14 世纪问世。从此，时间不再和天体的

各种运动息息相关。擒纵装置是一种通过落锤拉动产生旋转，从

而保持自身稳定运动的装置。该装置仅凭一个轮子便可控制一个

齿轮组，并会在整点的时候敲钟（英语中“钟表”一词来源于法

语中的“钟”）。对我来说，钟表里擒纵装置的滴答声就是时间

流动的声音。机械表的发明意味着 1 个小时的长度不再由日晷测

定，不再随季节变化。

英国韦尔斯有一座修建于 14 世纪的美丽的机械钟。钟表上

的装饰图案展现了当时人们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罗列了朔望

月的周期以及月相变化，其中还特别突出了 3、6、9、12 这几个

数字。随着大型公共时钟的修建，时间成为一种贵重的商品。人

们可以听到时间的流逝，时间越是精确，我们对时间的掌控就越

全面。时间实现了全新的量化发展，这种发展也扩展到了其他领

域。比如，度量衡的精密度有所提高，新的货币标准出现，复式

记账、透视画法和复调音乐也都变得更为精确。在当时的西欧，

人类对于世界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改变，开始用数字认识事物并进

行分类，这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规范，这种规范不仅流行开来，而

且带有强迫性。从此，人们认为“浪费”时间的行为不仅愚蠢，更是一种罪过。

规模更大、更复杂的社会帮助人类掌握时间，但也正是对时间的掌握使社会更大、更复杂，因为掌握时间让贸易变得简单，消除了人类互动中的不确定性（“浪费的”时间），从而降低了成本。随着国家变得越来越复杂，时间越来越全面地支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人们对时间产生了新的认知，那就是时间可以以分钟为单位

进行标记，甚至还可以以秒为单位。这种认知彻底改变了社会，

将我们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计划性更强的世界。时钟成为广场、工

作场所和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人们也开始随身携带怀表。衡

量业务时间的标准不再是一个人用了多长时间完成一项任务，而

是用了多少工时。时钟出现之前，人们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工作时间主要视自己的需求而定。后来，机器、工业作坊和织机

决定了生产的速度，人们会给这些工具设定相同的开启和关闭时

间，工人们打卡上班、打卡下班，时间由此成为金钱。人们不再

是度过时间，而是花费时间。对时间的严格把控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了解时间也变得至关重要。时间本身不再与自然周期有

太多的联系。就像浪漫主义者在他们的诗歌等艺术作品中抱怨的

一样，人类已经将时间和自然分离，把它设置成了工作的节奏。

人类发明出的时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使之成为由时间决定的环境，而这也改变了人类的文化和生物构造。当自然世界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外部线索和刺激时，我们很有可能可以再一次从更符合身体波动周期的角度出发，了解我们自己的自然韵律。普劳图斯两千年前的抱怨揭示出一个道理：一旦时间开始占有一个人，时间也就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年幼的孩子像动物一样，在没有时间概念的世界里漫无目的地漂流。他们可能会在游戏中忘记时间，要想从游戏中出来，只能依靠他们自己生理上的饥饿和疲惫。当孩子们学习社会规范，了解了文化意义上的时间如何与真实客观的时间相对应时，他们的思维时间也会发生改变。在一些文化中，即使对成年人来说，时间也是相对轻松缓慢的；然而在工业化社会里，闲暇会让人产生负罪感。在一些英语国家，时间主宰人们的生活并被精确校准，“时间”一词比其他任何名词使用的频率都高；而亚马孙雨林的阿莫达瓦人使用的语言中则没有关于时间、月份或是年份的词。

1972 年以来，人们遵循一个公认的时间标准，但文化时间还

保持着多样性。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莱文就

全球 31 个国家人们的生活节奏进行了比较研究，主要观察了人

们的行走速度、时钟精准度以及办事效率（对比了人们在邮局买

一张邮票花费的时间）。结果证实，世界不同地区在按照完全不

同的生活节奏和时区运行。生活节奏最快的国家，经济也最强大；

城市的生活节奏比农村的快；高纬度地区国家的生活节奏比热带

地区国家的快。莱文注意到，生活在大洋洲新几内亚西部高地地

区的卡保库人不会连续工作 2 天，非洲南部的昆族人每周只工作

2.5 天，每天 6 小时左右。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并不急着

赶时间。公交车不会按时刻表运行，而是满员才发车。在印度，

一个人可以选择放弃工作，进行一次苦旅，寻求精神的启迪和神秘的参悟，社会也认可这种行为，苦旅途中，人们会随身携带食物。但在西方社会中，这种人则可能因为流浪而被捕。西方人会怀疑和否定无法有效利用时间的人，工人们也会花很多精力让自己看起来很忙。欧洲文化中有很多骷髅头的形象，它们时刻提醒着人们时间的宝贵，因为人只能活一次。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贝尔实验室的无线电工程师们发现了

一个现象：给石英晶体施加电流时，晶体膨胀和收缩的时间长短

相同。石英器件和摆钟部件不同，不会受到大气湿度、温度或运

动的影响，如果将石英器件应用在手表上，可以将手表计时的准

确度提高好几个数量级。很快，计时精确、价格便宜的新型石英

手表就占领了市场。石英表的精确度揭示出，由太阳、地球和月

亮运行决定的天数并不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精确，因为每天的

时长会受到潮汐引力、地球熔核的运动，甚至风的类型的影响而

发生波动。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随着原子钟的出现，每一天

时长的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原子钟里面的电子以准确的节奏跳动，

显示的时间可以精确到纳秒级，比石英表的微秒级还要精确1,000 倍。

原子钟的使用让一天的时长不再是地球自转一周的时间，而是 86,400 原子秒。人类文化发明的时间依赖宇宙物理学，遵循地球生物学设定的时间：为了配合地球轨道的变化，全世界的原子钟时间每年都要重置，以保证原子时间和太阳系的时间相差无几。每年，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服务中心都会决定是否要增加1“闰秒”，根据地球自转速度波动而损失的时间的多少而定。如果不增加闰秒，几十年后，人类以原子时间为基础的国际时间将与地球时间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将生物时间和文化时间分离开来，让我们的家庭和城市

充满了人造光。人类彻底与自然界的晨昏周期分离，动物和植物

也因此混淆了自然作息，动物在黄昏歌唱，植物则不分季节地开

花。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生物时间和卫星向智能手机发送的原

子时间出现了匹配错位的情况。我们会工作到深夜，会在天不亮

时起床。在高纬度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冬天里甚至可能有好

几个星期都见不到太阳。许多人一直生活在“时差”中，这不仅

影响我们的健康，比如罹患癌症和抑郁症的人数不断增加，还会

影响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

随着旅行时间和交流时间的大幅缩短，曾经分隔族群、阻碍

进化的地理距离也急剧缩小。生活在这个速度更快的世界里，拥

有一个精确运行的时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时间。

人类开始将自己放在自宇宙大爆炸开始算起的宇宙时间中，并由

此出发来理解人类自身。从推算地球形成的年代，到探索我们祖

先与地球上所有生命的亲缘关系，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在更新我们

对自己的认知，动摇我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信仰。1837 年，达尔文在描述自己关于万世以来生命进化的理论时，在笔记本上写下“我认为……”，并在下面画出了进化树图。一个多世纪之后，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以物理化学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的 X 射线衍射图为基础，用铅笔绘制出了 DNA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这个结构是一种简单而美丽的“生命本质”，它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间传递基因信息。就像岩石中沉积层的条纹标志着地质年代一样，DNA 是人类生命本身的基因时钟。
1895 年，英国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出版了中篇小说《时间机器》，比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早了 10 年。这是人类第一次尝试在数学层面完全掌控时间。讽刺的是，尽管我们对时间有了诸多新的了解，但想象我们死后的世界并规划人类的未来，与以往一样困难。这也许是生物学认知的失败，当然也是文化的失败。

第十三章 理性：发明科学的关键

在希腊海岸帕纳索斯山脚下的岩石上，有一条神圣裂缝，这里供奉的德尔斐神庙至少有 3 500 年的历史了。按照宙斯的说法，这条裂缝通向地球的脐窝，即地球的中心。关于德尔斐地质裂缝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太阳神阿波罗杀死巨蟒皮同的地方。巨蟒被扔入裂缝之后，腐烂的尸体散发出诱人的甜美气味。

据说，有一天，一位名叫科雷塔斯的牧羊人发现他的一只山羊跌跌撞撞地走向德尔斐裂缝，动作十分奇怪。科雷塔斯很好奇，也跟着走过去。进入裂缝之后，他感觉自己被一种神圣的力量附了体，可以看到过去和未来。他感觉自己仿佛插上了时间的翅膀，可以自由地飞翔，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世界。

科雷塔斯的故事很快流传开来，德尔斐裂缝因此声名远扬，许多人慕名前来参观。他们想体验浑身抽搐、精神恍惚又十分兴奋的感觉，据说有些人太过疯狂，直接跳进裂缝，再也没有回来。德尔斐神庙曾是大地之神盖娅的神庙，当地村民会选出一名单身的年轻女子作为神使，获取神谕并将神谕告知众人。后来，太阳神阿波罗成为神庙的主人，神使代表所有神发布指令。神谕出现的时间会根据天文星座的运行提前确定。时间计算好之后，在接受神谕的现场，年轻的神使会深入裂缝，吸入神兽巨蟒散发出的甜蜜气味。然后她会进入一种恍惚状态，开始狂呼乱叫，而人们则会怀着敬畏和崇敬的心情记录下她说的话。
神使能看到未来，并且具有超凡的预测能力，这一点吸引着那些别无选择只能活在当下的凡人。几个世纪以来，神使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帝王们会向她们请教各种事情，小到爱情，大到战争。她们的预言会改变命运，决定生死。可以说神使是无所不知的。

神使是一股强有力的进化动力，推动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我

们的预测的准确度越高，我们及后代的生存概率就越大。由于无

法真正做到穿越时空，所以人类就运用其他手段预测未来，例如，

我们利用声誉信息来引领社会生活。但是在自然环境中探索前进

需要新的认知方式，想要更好地预测世界，就需要通过探索我们

所生活的世界的运行方式，通过观察和测量来更好地理解它。好

奇心让我们不受主观观念的束缚，理性地审视世界，在客观事实

中寻求真理。好奇心还引导我们进行实验和创新，从这个意义上

说，是好奇心使我们成为科学家、探险家和工程师。

科学是建立在预测未来和检验理论之上的，由此衍生出的知识让我们能够做出更准确和多样的预测，并加速科技的进步。这样的文化进化往往与我们的观念相冲突。它利用人类特有的批判性思维、推理和理性思考的能力，给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味模仿别人的想法和做法。文化进化将人类的文化变得复杂，并主导供人学习的社会规范。现在，大部分人都相信，理性思维可以让他们做出更有利于未来发展的决定。但是，我们选择遵循的神谕却不可能总是理性的。

知识是文化进化的实质，也是文化进化的单位。它在人与人

之间代代相传和复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小小的变化，这

些变化可能会带来生存优势，被社会中更多人接受。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些变化会推动适应能力的提升，这就是文化进化，过程

类似于基因进化中的突变。然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充满智慧

的精心设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个人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创新会

显著地推动文化变革的速度。天才凭借一己之力突然创造出令人

震撼的发明，这样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天方夜谭，人类其实

是在文化的摇篮里进行创新，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创新总是基于他

人的见解，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新的联系。这样的突破，并不是因

为人们选择复制错误而实现的所谓创新，而是实实在在的原创发

明的结果，文化创新因此实现了质的飞跃，而不仅仅是数量的增

加。有目的的创新发明加速了文化复杂性的进程。

动物普遍喜爱创新，这与它们不断增大的脑容积有关。很多

生物学家尝试观察动物新的行为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计其数。例

如，有生物学家发现英国的鸣禽知道啄碎奶瓶上的箔盖可以吃到

奶油，还发现了能在屋顶上滑雪的乌鸦。与通过缓慢的进化来改

变固有行为相比，创新能够帮助动物们更快地适应环境。一项研

究发现，在人类将鸟类带到新环境之后，具有创新精神的鸟类存

活下来的概率明显更大。我们的祖先频繁地迁徙到世界各地，所

以他们必须拥有创新能力才能生存下来。

主动开展反复试验可能是最原始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毕竟，

我们与世界接触得越多，作为预测系统的大脑就有更好的预测能

力，从而提高我们的存活概率。婴儿和小孩通过碰触、品尝和观

察物体来探索周边的环境，他们会发现两个物体碰撞可以产生加

速度，比如用脚去踢球，还会发现冰比水冷。但是人类经过文化

进化的大脑会优先考虑模仿式的社会学习而不是创新，因为模仿

已有的成功案例或者根据他人的经验来进行预测，要比局限于个

人有限的思考更有效。创新是一种高风险策略，失败率极高，所

以相对来说人们较少运用。曾有一项分析运用在线编程竞赛来研

究文化是如何在现实环境中进化的。研究结果发现，绝大多数的

文化进步是通过模仿最好的解决方案并进行不断调整实现的，只

有极少数的文化进步是通过创新得到的。基于他人方案的调整与

完全自主创新的比例为 16∶1。

尽管文化创新发生的次数相对较少，但它至关重要，因为如

果没有创新，只专注于模仿和改进现有的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久而久之，文化多样性就会减少。这会让社会缺乏足够的适应性

解决方案，在面对环境快速改变等危机时就会束手无策。创新和

模仿两种文化进化过程为集体智慧注入了一系列可能性，拓展了

集体智慧的功能。对现有事物的刻意改变是构成人类累积性文化

的重要因素，这种改变也要面对同样的选择压力，通常最好的解

决方法会被精准复制并在人群中广泛传播。

虽然创新的步子比模仿大，但与通过模仿取得的进步一样，

创新也是建立在集体知识基础之上的。发明了轮子之后，人们就

更容易想象出陶工的轮盘、马车、战车、手推车、齿轮和水车。

技术发明更是如此，因为它依赖于物理和生物学的规律，会随着

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而加速发展。这表明，对世界的理性理解是

基于实验和客观测量的。随着这种知识文化的发展，创新也在不

断前行。在累积性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充满智慧的设计就像棘轮

的工作原理一样，只有文化多样性达到一定程度，创新才可能发

生。一旦知道了这一点，社会就会加速进步。

以数学为例，零的发明推动了数学的发展。第一个有关书面数学的证据来自 5,000 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他们发展了数字和测量，以及乘法口诀和几何学，巴比伦人和希腊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扩展，并不断取得进步。7 世纪时人们发明了数字零，这之后开始使用零作为十进制占位符，用阿拉伯数字区分1,000 和 10,000 变得很容易。更复杂的数学变得可行，简单的财务会计等许多实践也都发展起来。零还允许小数点的存在，让数字无限精确，这让牛顿等善于思考的人发展出新的物理定律。（教条主义的基督徒认为，既然上帝代表一切，那么零就是撒旦，他们 1,000 年来一直试图将零驱逐出欧洲，但没有成功。）

在过去的十几个世纪里，天文学家、哲学家、数学家和工程

师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这让他们

能够更加准确地预测未来。这些预测是经得住考验的，因为他们

预测时不依靠权威的断言，也不人云亦云、盲从盲信，而是基于

客观的测量与计算。

这与其他领域的文化进化有所不同。对世界的主观认识没有

所谓的逻辑等级，你说新娘应该穿白色婚纱，而我说白色是葬礼

时穿的，新娘应该穿红色礼服，这纯粹是选择相信哪种观点的问

题，只能说明不同文化中的民俗不同。不过，东西方提出的重力

科学并没什么不同，没有所谓的“西方”科学，只有纯粹的科学。

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前我们在故事和其他文化事件中找到的象征

意义失去作用了。现在，仍然有许多科学无法解答的问题，需要

我们不断地通过故事和其他文化解读方式寻求解释，例如什么是

生命的意义，以及什么是意识。一些人认为，科学不能回答这些

问题；另一些人认为，科学终将有一天会从理性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然而，大多数接受和使用科学论据的人仍然会从超自然的角度看待一些事情，并能轻松地将两种角度结合起来看问题。

目前所知，人类第一个能与神使等超自然预言家相媲美的科学家是泰勒斯，他生活在2600年前的古希腊。泰勒斯年轻的时候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学习，回国后，他改革了纯数学领域，提出数学定律必须得到证明才能被称为真的观点。泰勒斯还对尼罗河洪水和地震等自然现象做出了理性解释，这些解释让那些将自然现象归咎于愤怒神灵的故事站不住脚。正是泰勒斯基于客观事实对农业进行的预测让他变得富有。通过研究爱奥尼亚米利都地区的气象模式，泰勒斯能够准确预测下一季的收成。有一年冬天，他通过计算预测橄榄会大丰收，随即他就付了一小笔定金租下了米利都所有的橄榄压榨设备，为丰收季节做准备。等到来年夏天，种植橄榄的人意识到即将会迎来大丰收的时候，才发现泰勒斯已经租下了所有的压榨设备，泰勒斯通过租赁设备赚得盆满钵满。

知识和创新在社会中的传播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社会规范的影响，有的社会规范会压制调查研究，有的则鼓励调查研究。对古希腊人来说，哲学思维，探索和质疑，通过辩论和观察获取知识，这些已经融入他们的智识生活之中。宗教故事因新思想和新发现而充满活力，它们让文化变得包容和理性。不过，哲学和科学探究却成了基督教教义的牺牲品。

耶稣去世后，理性的衰落始于圣保罗。保罗是一个狂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之前，他迫害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他宣扬，希腊哲学家被他们自己的质疑蒙蔽了双眼，会直接下地狱。到了4 世纪时，在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下，《圣经》成为判定一切事物的最终标准，如果质疑《圣经》，那就是异教徒。罗马也从一个相对开放、包容和多元的文明社会，变成了等级森严、受规则束缚的集权社会。无论是《圣经》、盖伦、希波克拉底的医学著作还是托勒密的天文学，都能体现出这一点。西方世界从一个信仰多种宗教的哲学理性世界，变成了只有一种宗教贯彻始终的死板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仅会明确拒绝科学和理性思想，还信奉教条主义，经常残忍地惩罚那些不愿意服从的人，这是西方世界的一大标志性转变。

希帕蒂亚是希腊杰出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是古亚

历山大时期最后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是当时少有的女学者，

却不幸遭到了迫害。希帕蒂亚积极传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

点，教授数学和天文学课程，包括指导学生如何设计星盘。她是

一位颇受尊敬的知识分子，虽与一位著名的基督徒有过一段关系，

但她本人不是基督徒。415 年，希帕蒂亚和往常一样乘马车去讲

学，读经人皮特带领基督教狂热分子把她从马车上拉下来，拖进

了教堂。他们把希帕蒂亚剥得一丝不挂，然后用瓦片割她的皮肉，

将她残忍杀害。希帕蒂亚死后，暴徒们仍不罢手，肢解了她的尸

体，扔进火里焚烧。希帕蒂亚的死只是因为她孜孜不倦的求知精

神。

宗教的不包容程度越高，社会的创造力和技术创新力就越低。

由于社会规范变得更倾向于忠实的复制而非创新思维，集体文化

也随之萎缩。在更为包容的古典时期，人们重视学习，富裕的上

层阶级和从事贸易的中产阶级都受过教育，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庞

大而活跃的网络。从 5 世纪起，西罗马帝国开始衰败。教会之外，

人们的文化水平直线下降，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变成了一个封建社

会。神职人员只靠古代手稿混沌度日，不再进行科学研究。由于

缺乏科技创新，这一时代又被称为黑暗时代。各种交流的网络不

复存在，文化在很多方面不再进化，逐渐失去了多样性。在这个

如此黑暗的时代里，由于人口锐减，群体孤立，再加上限制信息

流动的社会规范和制度，人们的思考方式受到了禁锢，导致文化

进化的速度减缓。

然而，在遥远的东方，社会规范却大不相同。无论男女都很

重视读写能力，伊斯兰学者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教学方法运用于

科学和医学方面，并引入了波斯和印度的传统。到 8 世纪，在阿

拔斯王朝的统治下，巴格达成为全球的学习中心。当时的巴格达

拥有 200 万人口，地处欧亚非三洲的交界处，受到各种文化、思

想和经历的影响。正是这种地理上的连通性、对各种思想的开放

包容以及对学习的重视，让这个历史上的伊斯兰黄金时代成为科

学的堡垒。以至于在此后的 700 年间，国际上一直使用阿拉伯语

作为科学语言。

当人们意识到不同观点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时，创新通常就

出现了，此外，标准化的广泛应用也推动了社会创新。比如，使

用通用的阿拉伯语意味着知识可以更加广泛地传播，知识的传播

带来了更多的“原来是这样”的顿悟与惊叹。在巴格达，阿拉伯

人从中国战俘那里学会了如何造纸，这种纸比其他地方使用的纸

草或羊皮纸更便宜，而且能够更快捷地传播信息。纸的出现，再

加上更为简单的新书写系统，使信息逐渐变得大众化，人们仅靠

写书和卖书就可以谋生。在波斯裔阿拉伯人哈里发艾卜·加法尔

-马蒙的赞助下，人们启动了一个收集世界知识的宏大项目。这

个项目欢迎其他文化的学者加入其中，同时资助阿拉伯使者前往

世界各地收集文献和手稿。那个时候，给战败国提出的投降条件

不是索要黄金，而是要求敌国把他们图书馆中的书交出来，从中

可见知识和信息在当时的价值。随后，这些书被翻译成阿拉伯文，

保存于智慧宫中，用于研究学习。智慧宫和 1,000 年前被破坏的

古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作用基本相同。这样的举措使得大量古代知

识得以保留，否则这些知识将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全球性的

传播可以保护物种，让其免于灭绝，让小种群恢复遗传多样性；

同样，图书馆、修道院和实践社区的建立能够保护文化，不让其

消失。

欧洲用了 1000 年的时间才摆脱了狄奥多西王朝统治的影响。古代思想家的思想重获新生，很多先进的思想从伊斯兰国家传到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国家，从此欧洲进入了科学和探索的复兴时代。教会领导并控制西方早期的科学探索，但这种情况在 15世纪中期发生了变化，约翰内斯·谷登堡发明了活字印刷，再加上欧洲开始使用纸，印刷术得以普及。印刷术的出现，让信息以标准文本的形式传播开来，欧洲各地的人们可以阅读相同的东西，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比较和相互参照。后来，从事印刷和出版的威尼斯人阿图斯·曼纽修斯发明了更小、更便宜的 8 开大小的纸张，信息的传播范围由此变得更为广泛。文字印刷的普及开启了一系列对社会规范的全面改革，鼓励人们进行探索、实验和调查。“敢于求知”成为自然哲学家的座右铭，好奇心也从愚昧的象征变成了值得称赞的求知欲望。15 世纪后期，学者们纷纷怀疑旧书中的内容是否都是真理，并认为获得知识最可靠的方式来自直接经验：亲身实践。17 世纪 60 年代，人们开始广泛使用“事实”这个词。

多运用理性思维会让人越来越擅长思考。在人类发展进程中，

通过社会交往，我们不仅获得了关于世界的各种事实，知道如何

看待它们，还逐渐建立起了让“事实继承”成为可能的认知过程。

也就是说，文化学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随着社会规范的发

展，许多机构诞生了，从而创造出了一个更大的集体大脑，也让

每个人变得更加聪明。决定文化产物先进程度的不是这个文化中

的人天生有多聪明，而是要看他们是否会社交。这就是为什么把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大学可以促进思想交流和技术创新。

科学逻辑推理是一种认知处理工具，是观察和理解世界的一

种方式。在理性思维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所使用的认知工具，

能引导他们科学地探索知识和寻求解释。这些行为可以看作他们

大脑发生的生物变化，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理性

的想法被赋予了权威。这些人更有可能质疑现状，因此他们的文

化会加速科技变革以及社会变革。

读写能力和时间观念这样的认知工具也有助于技术进步。在

能培养读写能力的社会里，孩子们可以更好地依据他人的观点或

者通过改进他人的观点形成自己的观点。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在生

物学层面上塑造大脑的认知途径，这有时会涉及认知妥协。高等

数学以更复杂的方式处理数字和符号，涉及许多方程式，因此用

数学语言和格式把解题思路写下来的数学逐渐发展了起来，但这

种计算方法在求和时比珠算要慢。珠算用于加减法运算已经近

5,000 年了，进行连加运算时，经过珠算训练并使用算盘的人要

比使用计算器的人快。在世界上一些经常使用算盘的地方，那些

大脑中已经形成虚拟算盘的成年人的心算速度，比依赖语言认知

（用词汇表达数字）的西方大学生快。

我们经常忽视科学探索的物质条件，但人类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绝不是脱离肉体，存于知识领域的抽象思想。我们的身体给大脑传递信息，它们相互配合，共同进化。通过感官与大自然打交道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第一步。众所周知，牛顿和达尔文等精英科学家引领人类文化向理性和科学进化，但这种进化依赖的基础却是这些科学家对于最基本的数据、仪器和测量的痴迷。过去 500年里，大量的科学发现不仅应归功于工匠、机械师和工程师，还应归功于哲学家和思想家。事实上，欧洲之所以能引领启蒙运动，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许多欧洲思想家具有实用主义思维。许多推动英国科学和工业革命的重要人物并没有上过牛津或剑桥大学，他们只是普通的手艺人或工匠。例如，解决海上经度测定问题的约翰·哈里森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木匠和钟表匠，而发明改良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是一位仪器制造工人。

科学、技术、金融和其他领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加快了

人们对新知识的探索速度，但这些都离不开国家、机构和社会规

范的支持。科学实际上可以看作一个长期的公共产品项目，需要

赞助人的支持，这些赞助人包括希望获得二至点更准确数据的宗

教机构，需要改进收成预测模式的企业以及需要计算税收的政府

机构。虽然科学概念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被本领域的科学家接受，

然后再被大众接受，但在科学探索中出现的工具和技术会被人们

更快地采用，并可能对其他领域产生变革性的影响。科学是需要

协作的，时间及其他度量方式的标准化是建立共识的重要过程，

它带来了技术系统的稳定性，让全球贸易和思想交流及零部件交

换成为可能。因此，标准化是加速技术进化的文化杠杆。

科学的原理就是推翻现有理论。托勒密为了让大家相信他的

地球中心宇宙模型，尝试使用了各种复杂的几何手段，但都没有

取得满意的结果。即使是这样，在有另一个理论能够成功挑战托

勒密的理论之前，托勒密的模型依旧是当时科学家们拥有的最好

的宇宙模型。然而，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客观探索和最新发现并

没有突然照亮集体无知的黑暗。科学理论很难与主观解释区分开

来，人们通过模仿别人来获得自己的信仰。大多数人不会盲目拒

绝接受新事物，其实我们并不真正相信那些反科学的故事和宗教

故事。当我们认识到地球是太阳系的中心时，这种宇宙模式就成

了我们宗教和文化故事的一部分。当科学证明地球不是太阳系的

中心，只是太阳系一颗普通的行星时，科学范式发生了转变，也

从根本上动摇了我们的身份。地球是上帝创造出来，是放置在宇

宙中心的一颗特殊星球，这个故事不得不重写。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多数人开始相信最新的发现，宗教故事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说

信徒们直接无视了之前的故事。

观念的改变可能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当新观念与我们的经验相悖时，需要的时间则更多。从我的角度来看，地球是静止不动的，太阳位于地球的东边，以弧线的轨迹绕着地球转，一天结束时就正好转到了西边。后来，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错误的观点。在理性层面，我相信日心说，但在感性层面，还是无法割舍之前的想法，因为人们直观的感觉就是太阳随着人们的生活移动。随着科学的解释逐渐变得更加复杂，感性的观点变得与理性的事实更加不符。我从数学的角度理解了量子力学、重力和磁力的基础内容，但直观上完全不能理解。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基本概念，但是我对这些知识的理解和接受与我对其他形式的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接受有很大不同。当然让人更加担忧的是，研究显示，大多数人通常都不能理解数值极大的数字之间的关系，例如不知道如何在一条数轴上让百万、十亿和万亿这些数字等距排列，而理解这些数字的关系对人们如何看待政府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不太会在数值如此大的领域里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对大数的直观理解不如我们对20 以下数字的理解。

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大脑逐渐进化，构建了一个基于自身感知的现实世界，这种感知依赖人类的生理机能、文化经验和周边环境的综合作用。两个人感知现实的方式可以完全不同，大脑必须平衡我们的经验知识和客观知识，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视觉错觉说明大脑很容易误解眼睛接收到的感官信息，我们到的其实是一个改编版的现实。但即便知道是视觉错觉在作祟，我们依然坚信自己看到的才是事实。2015 年，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 的一名记者在网上发了一张条纹连衣裙的照片，配文是：“朋友们快来帮帮我，这条连衣裙是白金色还是蓝黑色？我和朋友争论不下，我们快疯了。”几个小时之内，成千上万的人就裙子的颜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社交网络充斥着愤怒的回复，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别人对世界的认知与自己的不同。对人类来说，没有什么比现实更神圣的事情了，我们的内在想法、身处的外部世界和自己的身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意识的基础。只有把控好现实，我们才能远离疯狂。

过去对视觉现象和其他奇怪现象没有科学解释，那时这些现

象都是上帝存在于世间的证据。最近，科学家在德尔斐进行地质

勘查时，发现了两条隐藏的断层线，正好穿过德尔斐的下方。这

些地质裂缝中散发的神经性致幻气体，包括具有甜味的乙烯，只

需轻微的剂量就能让人产生飘飘然的感觉（高剂量会产生麻醉的

感觉），这些气体很有可能就是神使产生幻觉的原因。随着我们

越来越了解大脑神经受体，越来越了解大脑是如何加工视觉数据

“创造”现实的，我们能够越发清楚地理解不同的化学物质是如

何改变人们对现实和宗教的理解与认知的。

很多时候，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并没有经过大脑的深思熟虑，而是大脑在下意识的状态下根据接收到的有限信息形成的对现实的认识。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描述了人们在决策过程中的“躯体加工”，即大脑的腹内侧前额叶皮质发出血压改变或心率增加等身体信号，来标记大脑产生的无意识决策（基于过去的经验），大脑会先处理这些信号，做出直觉决策，然后再进行有意识的推理。在分辨连衣裙颜色的那个案例中，有一些证据表明，如果一个人大部分时间待在室外的自然光环境下，那么他更偏向于白金色；而如果一个人经常待在室内，那么他就更有可能认为裙子是蓝黑色的。这就是知觉恒常性。婴儿要到大约 4 个月的时候才会发展出知觉恒常性，并且能看到对的颜色。然而，人类大脑现在学会了克服客观不同，达成主观一致。

人类的生理机能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左右着人类对现实的

认知，这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政治选择、信仰和行为。一个社会

群体会通过阻止或谴责其他群体信仰的传播，或通过大力宣传本

群体支持的观点，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群体的信仰系统。社交媒体

就是这种所谓的泡沫效应的典型表现。我们究竟是相信基于经验

的现实还是基于客观的现实呢？毕竟，一个群体认为百分之百正

确的事情，对于另一个群体来说，可能会是疯狂和邪恶的，例如

当今的持枪权、堕胎权、同性婚姻和几十年前的全职太太、国家

兵役或者颅相学。我们通过常识了解世界，但是这些常识一次又

一次地蒙蔽了我们寻找现实的双眼。我们错把直觉感知当成了事

实，不相信我们无法触摸和感知的过程和现象，例如我们穷尽一

生都不会看见的人类漫长进化过程，以及人类难以感知和想象的

亚原子领域的量子力学。

亚里士多德形容人类是“理性动物”，但我们经常表现出不理性的一面。最近，人们揭露出一些上市公司不使用卫星图像和地质知识等最新的科学技术，反而依赖水脉占卜探测的方法来检测漏水点。科学家们对此感到十分生气，他们难以想象，21 世纪的人类还在使用这种中世纪的愚昧技术，作为消费者的普通民众也无疑会因为给这种白痴公司花钱而感觉到耻辱。但是这也说明，在我们通过文化学习到的解决方案中，客观理性的方案和故事传说中的方案并非泾渭分明。

批判性思维是人类在文化发展中形成的认知工具，帮助我们

理性地分析形势，从而形成合理的信仰和判断。但问题是，理性

的解释并不总是能够轻易得到，它需要进行复杂的计算和数据分

析。所以，在面对复杂情况需要快速做出决定的时候，我们通常

会根据直觉行事，部分原因是这样做对认知的要求较低，因此也

就更省力。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描述

了两种思考方式。一个是“快思考”，即无意识地、依靠直觉不

费力地思考；另一个是“慢思考”，即有意识地、依靠分析费力

地思考。他解释说，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大部分决定是理性

的，但事实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思考方式是“快思考”。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快思考和慢思考有一定意义。在许多生死存亡关头，人们需要快速做出决定（如果你遇到狮子，还得停下来想一想如何跑过它，那么你已经死了），这种直觉决策通常是无意识的，根据模式识别、环境线索以及其他有些实用价值的偏见做出的。集体存活也需要快思考，如果一个消防员或者战士在冲过去救援同伴之前还要考虑自身安全，他可能会因为风险大而放弃救援；但如果他选择冲过去救人并且成功了的话，那么更多人就能够存活下来。如果让熟练掌握运动技能的运动员或是熟练掌握其他技能的人在做每一个动作前，都有意识地进行思考和判断，那么他们的发挥就会受限。情绪是有用的，毕竟恐惧驱使我们快速应对风险，愤怒会促进我们交流，让威胁变得可信，内疚阻止我们做出有违社会规范和危害群体团结的事情等。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要求学生两人一组，商量如何分配他们的资金。一些学生被安排听一些让人生气的音乐，所以在进入实验室的时候他们身上带着更多的怒气，而结果是生气的学生最终带着更多的钱离开了。

尽管文化进化产生的规范让人类可以进行理性思考并做出合理的决策，但生物进化没有跟上，所以人类的认知还是会受情感的牵动。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凌驾于理性，而是人们头脑中的偏见。即使是专家也会有偏见，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犯错误，代价就会更大。在一些组织中，成员们坚信自己不是种族主义者，也没有性别歧视思想，自己是凭借技能而非运气获得了如今的职位。而事实上，这样的组织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撞大运的情况却无处不在。

我们做出的决策会受到自身生理和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以恐惧对心理和生理造成的影响为例，研究表明，投票时表现得越保守的人，其大脑恐惧中枢杏仁体就越大。在一项研究中，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在实验室研究中表现得越恐惧，其 20 年后的政治

态度就越保守。恐惧的影响立竿见影。在另一项研究中，自由派

人士在遭受人身威胁时，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会暂时变得保守。

保守派政客和竞选团队就利用了这种心理，他们把移民比作细菌，

直击人们内心深处抵御污染和疾病的本能，引发投票者对于移民

问题的恐慌，从而为自己拉选票。这种比喻提出之后，在 H1N1 流

感流行期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提醒人们要注意流感病毒带

来的危险，然后再询问他们对移民的态度，最后询问他们是否接

种了流感疫苗。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更有可能反对移民政策。

但在一项后续研究中，研究人员在提醒人们流感有危险后，立即

给人们提供了洗手液，移民偏见就消失了。让人们感到安全会让

他们在投票时更加宽容。在研究人员要求人们想象自己百害不侵

时，支持共和党的选民对堕胎和移民等社会问题的态度明显变得

更加宽容，理性中充满了感情。这也暗示了文化的复杂性，从艺

术作品到专利申请的几项研究中可以看出，一个社会越保守、规

范越严格，它的创造力就越低，产生的创新就越少。社会越宽容

开明，技术进步越快。

有时候，凭感觉而不凭理性做决定可以产生更好的结果，因为通过排除大脑预测系统中的干扰，我们非理性的认知偏见通常能很有效地做出与情感有关的复杂决策。例如，统计模型很容易出错，因为它们是不完整的，且带有内在偏见，它们是建立在与复杂的现实世界相矛盾的完美数学情境下的。因此，许多金融模型未能预测到 2008 年金融危机。大多数决策带来的社会影响也是决策过程中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比如，银行业内部人士虽然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感到焦虑，但他们依然会选择保持沉默，不发表批判现实的理性观点，以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在支持者占大多数的情况下，违背多数人意见投反对票的人就会受到排斥，因为他们违背了社会常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明智地选择忽略理性的证据，而根据感性思维做决定，因为和寻求一个客观正确的答案比起来，社会凝聚力和维持现有的社会网络更能激发我们的积极性。

部族文化比事实更能影响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人为的气

候变化为例，全球科学界几乎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美国人

之间却对这一问题产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分歧。民主党人和共和

党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分歧就越大。有大约

25%高中毕业的共和党人非常担心气候变化，但仅有 8%受过大学

教育的共和党人有同样的担心。乍一听，这似乎不合常理，因为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似乎更应该能意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但

在舆论界，气候变化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气

候变化是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技术复杂，所以许多美国人采纳

了他们的“部族首领”，也就是政治精英的观点。共和党的政治

精英们缺乏科学头脑，虽然受过良好教育的共和党人可能会更多

地接触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信息，但他们同样也更了解党派利益，而且研究表明后者更重要。正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在 1720 年指出的那样，“理性思考永远无法纠正错误的观点，因为它从来不曾让人们获得错误观点”。人类获取知识和巩固信仰的主要途径是精准地模仿他人，而不是利用现有的依据和自己的判断进行发明创造，因此我们很容易因为模仿对象的不可靠而受到影响。更糟糕的是，通过文化进化，我们已经学会了重视对科学问题的理性解释而不是主观解释，会不由自主地相信我们复制模仿的观点是合理的，因此要改变这些观点就非常困难了。

通常，在实际决策时，理性思考的主要作用并不是做出决策，

而是要证明这些决策是合理的。心理学家认为，人类主要还是依

靠盲目的直觉做选择，理性仅仅是在做出决策之后证明决策无误。

这可能是因为，尽管我们的潜意识会存在认知偏差，但是与逻辑

思维相比，它更具理性。在做决策的过程中，几乎没人能够完全

区分主观推断和客观推断，但人工智能却能做到。人工智能合乎

逻辑，但是只能在算法规定好的范围内进行客观推理。很多决策

都具有主观性，其背后有一定的原因。讲究证据的科学基于可测

量的结果帮助我们进行决策，但是社会规范，即整个社会的价值

观念，却决定着我们的最终行为。尽管从统计学来看，持枪权和

枪击犯罪之间的联系是毫无争议的，然而在美国，每次发生大规

模枪击事件后，少数有权势的人就会两手一摊，装腔作势地思考

到底该如何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

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灵长类动物中，只有人类能够接受错误信息或与已有信息相悖的信息。这意味着，其他灵长类动物无法想象世界的状态与它们当前的现实不符，也无法想象其他个体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世界。然而，人类却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也知道其他人会有不同的观点。仅依据这一点，我们往往断定自己是理智的，而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是不理智的。更为稳妥的做法是，我们应当认为即便是和我们意见不同的人，也同样理智，只是彼此之间有不同的目标、背景、信仰和偏好罢了。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本来的面目，而我们的主观想法告诉我们要如何理解世界。但后来，科学也逐渐开始解释我们的主观反应，例如情绪是如何产生的，要如何控制它，记忆是怎么形成的，为何可以编造记忆等。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人类思维的运作方式，开发出越来越人性化的人工智能，我们能否通过揭开意识中主观部分的神秘面纱，最终达到纯理性选择的地步呢？或许有这个可能。
目前，我们发明的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顶峰”，能够在 1秒钟内完成 20 千万亿次计算，这一运算量需要人类大脑花费 630亿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现在，“顶峰”主要用于天气预测。

第十四章 全能人：人类的未来

公元 12019 年，美国得克萨斯州，你在黎明时分徒步进入深

山，开始了朝圣之旅。走着走着，在一块岩石上发现了一处隐藏

的入口。入口处有两道门，第一道由玉制成，门框为不锈钢材质，

第二道则是铁门。这两道门组成了一个简易气阀，隔绝灰尘，同

时防止野生动物闯入其中。你转动门上的圆把手，门开了。进去

之后，你将身后的门牢牢锁上，进入了一条隧道中，眼前一片漆

黑。你不断向前走，最后发现，地面上似乎有一些微弱的光。你

四处寻找着光源，然后发现，在这条宽约 4 米、长约 150 米的垂

直隧道的尽头，似乎有一个小光点。你登上旋转的楼梯，沿着隧

道壁，朝着头顶的光点，一圈又一圈地向上爬。最后，在一片光

明中，你登上了山顶，看到了这趟旅程的终点——由太阳提供动

力的山顶之钟。钟响了，你是第一个听到钟声的人类，因为这座

钟在一万年前建成后，就再也没有响过。

时间一个是相对的概念。各个板块漂移的速度和我们指甲生长的速度差不多。我们用事物发生的速度来衡量时间的快慢，而人类累积性的文化进化正在加速时间的流逝。过去，几千万年才可被称作一个地质时期；现在，几十年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地质年代。过去，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需要数天之久，现在只需几

个小时就能结束旅程，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甚至只需要 1 秒钟。物

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灭绝的1000倍。全球人口翻了一番。

在行星时间的心跳中，人类已经走了很远。5 万年前，1,000

亿个生命之前，现代人类的祖先只是诸多人种中的一种。现在，

我们是地球上唯一的人类。文化复杂性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时间，

将现有的技术与社会体系传承下去也需要时间，而在大部分时间

里，人类都受到了更新世时期恶劣自然环境的限制。研究表明，

在环境恶劣、食物匮乏的时期，一个族群在文化上就会更加保守，

创新的频率有所下降；族群成员在逻辑判断、创造性思维等方面

也表现逊色，在做选择时，更依赖情绪而非理性思考。人类 95%

的时间都是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度过的。但是，就像我们现在看

到的那样，即便是在上个冰川期最冷的时期，人类文化依旧具有

惊人的复杂性。同一项研究还发现，当食物充裕时，族群成员的

认知能力会显著提升。11,000 年前，自然环境变得十分宜居，地

球进入了气候稳定温和的全新世时期。其他人种此时已无福消受，

只有现代人类一路繁荣兴旺至今。在全新世时期，人类可利用的

资源持续增加，我们祖先的人口因此得以增长，贸易网络得以扩

张，这都促进了文化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人类在与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使用的任何一种提高效率的

方法，换句话说，任何能够提升能量流动效率的改进方法，都可

以提高我们的生存概率，加速文化进化。以社会复杂性为例，社

会复杂性受制于社会能利用多少资源。所以，当一个社会的可利

用资源主要是人力和牲畜时，国家的活动要么是战争，要么与食

物和安全有关。不过历史上也有一些著名的例外，比如罗马帝国，

其 900 多年的繁荣主要依靠的是奴隶。随着水车等新型能源工具

的出现，各个国家开始发展贸易，从贸易中获得的财富比从战争

中获得的财富要多得多。煤炭的使用使官僚机构不断增多，政府

随之变得更复杂。其他复杂的系统也逐渐出现，彼此相辅相成。

由此一来，现代工业社会便在复杂的能源分配系统中诞生了。

这是因为能源的可利用程度和它的成本成正比。如果利用能

源实现的创新成本过高，这些新方法就无法继续发展进而形成一

个更为复杂的体系。然而在人类历史大多数的时间里，能源都十

分昂贵。以照明为例，1800 年时，每人每年平均使用 1,100 流明

时；200 年后，这个数字上涨到 1 300 万，是原先的 11,800 倍。

这一切要归功于成本的降低。1800 年，一位工人辛苦劳作 60 个

小时产出的微弱烛光（蜡烛由羊脂制成），如果供一人每天使用

2 小时 26 分钟，可以使用一整年。同样的劳动力能产出 54 分钟

的白炽灯光亮。但看看成本的差异：2006 年，英国 100 万流明时

人造光的成本仅为 2.67 英镑；而在 14 世纪，这一成本为 35,000

英镑。

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其他提高效率

的方法的使用，能源变得越来越便宜，经济得以加速发展。在更

新世时期，全球经济产值每 25 万年翻一番；在全新世时期，得

益于农业的发展，全球经济产值每 900 年翻一番；自 1950 年开

始，全球经济产值每 15 年翻一番。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数量

也从 150 年前的 10 亿飙升到 77 亿。那么，新增的庞大人类群体

居住在哪里呢？答案是大部分人都聚集在高效的城市系统中，目

前占地球陆地表面 3%的城市中居住着 75%的人类。城市化正在将

人类网络的密集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

特性，例如文化和基因的融合，精心设计的医疗保健系统，以及

首次出现的人口增长放缓现象。增长放缓的原因可能是人类自愿

限制家庭规模，但最主要的还是人们想要更多的资源。如今，在

伦敦出生的婴儿存活到成年的概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有的

甚至能活到百岁。她可以在联系最密集、规模最大的人类族群中

学习，可以读书认字，知晓车轮、弹簧、杠杆是何物，理解分数、

进化、金钱、民主、感染控制、观察视角等概念。她还会接触到

目前最伟大的认知和科技工具。这意味着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最近几十年，人类进入了“大加速

发展期”。人类活动的加速发展带来了人口数量、全球化程度和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

在本书中，我向大家介绍了人类如何通过“基因—环境—文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获得了进化的成功，以及人类是如何成为一个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非凡物种的。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人类正在变为一个超级有机体，我们姑且称之为全能智人，简称全能人。

为了更好地了解全能人，我们先深入土壤，认识一种构造极

其简单且十分古老的单细胞有机体——黏菌。它大概出现在 6 亿

年前，遍布在全球各地的土壤中，和其他单细胞一样生存于世。

有时，成千上万的黏菌会聚集在一起，它们的黏液会组成一个外

壳，里边包裹着一个新形成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可以蠕动爬行，

有脉搏，会长出触须，甚至可以走出迷宫。科学家将这些黏菌的

聚集形式描述为“社会”，因为每一个黏菌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

努力，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黏菌所在的土壤缺少

食物，黏菌会合成一根卷须，爬到阳光下。在那里，一部分黏菌

会牺牲自己，将它们的身体转化为坚硬的纤维素，在地上形成茎。

剩下的黏菌则会顺着茎向上爬，在茎的顶端等待路过的动物。有

动物经过时，它们会附着在这些动物身上，到达新的土壤，继续

生存下去。

人类的大脑有点像黏菌，不过人类的大脑既不能独立存在，也不可以自己移动。独立的大脑细胞（即神经元）本身并没有感知能力。但当 1,000 亿个神经元同时联网共同感知时，大脑感知到的东西远远超过这 1,000 亿个神经元单独工作的效果。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弄清楚，思想、人格或行为是如何在神经网络中扎根生长的，我们也不清楚神经元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过意识就是从这些最普通的“建筑材料”中诞生的。全能人大脑所拥有的智慧、创造性和社会性，可以和全体人类大脑通过相

互连接和沟通建立起来的网络式积累相媲美，而全体人类大脑还

包括给我们留下文化和智慧遗产的祖先的大脑及电脑程序等人

造大脑。全能人的全球帝国由跨国公司控制。我们通过全球社交

平台进行交流，用美元进行交易结算。我们用的是同一个互联网，

在各个城市都能吃到意大利面、比萨和米饭，买牛仔裤，喝可乐，

嚼口香糖，听流行音乐。全能人通过联合国发挥全球政治权威和

司法系统的作用，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

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管理医疗卫生，虽然这些机构的办事效率很低。

对很多人来说，当他们面对这样的全球网络时，家庭、部落和国

家的概念都缩小了。人们逐渐将自己看作地球公民而不是某一国

的公民。

到目前为止，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生理差异，

但未来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未来几十年里，那些不属于超个体

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文化、技术，甚至是身体和认知方面，都

与社会格格不入。举例来说，描述一个人时，我们将越来越频繁

地假定这个人寿命比较长，交流能力比较强，不满足这个条件的

人将属于一个不同的人类种族，甚至有可能是一个亚种。如今，

石器时代人类和现代都市人之间的文化差异类似于卡拉哈里野

狗和巴黎贵宾犬之间的差异（不过人和狗不同，来自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成为“文化表型”）。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会比其他文化优越或“进化层级更高”。依赖复杂技术的生活不一定比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方式更快乐或更有意义（许多人会认为恰恰

相反）。然而，像狩猎采集这样的社会被逐渐淘汰，取而代之的

是人口密度极高的工业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能源使用效率更高。

随着全能人越来越同质化，我们应该牢记保持文化和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一种生存适应。在过去，它能提供我们需要

的东西，而当我们进入未知领域时，它可能会成为无价之宝。这

意味着我们要保护所有人类的权利以及人类的居住地，使其不受

自身掠夺成性的超个体的影响。

全能人也表现出了强大的物理存在性。人类个体和社群未来

会对居住地或周边环境产生影响，而我们的超个体对地球的改变

之大已经超过了地球过去 46 亿年中经历的任何事情。地球正进

入另一个地质时代，而这一次是我们改变了地球。地质学家将这

个新时代称为人类世，他们认为人类已经成为一种地球物理力量，

这种力量和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是体积庞大的火山不相上下。

影响人类进化的自然环境已经被人类自己彻底改变了。

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就成为非凡的全球性力量，而且这一力量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地球上 2/5 的土地用于农耕，3/4 的淡水资源掌控在人类手中，地球上不再有“无人之境”，我们甚至可以决定大气的温度。人类，已经从非洲稀树草原上一种濒临灭绝的弱小灵长类动物，成长为地球上数量最多的大型动物，数量位居第二的则是我们培育出的供我们食用、使用的其他动物。我们对自然世界贪婪的掠夺已经导致森林遭受了大规模的砍伐，大量物种惨遭灭绝，生态系统严重崩坏。其他哺乳类动物需要花数百万年（是人类存在时长的 10 倍以上），才能恢复被人类破坏的进化多样性。我们还制造了大量的垃圾，这些垃圾需要

几个世纪才能被彻底降解。当我们从海洋中捕食野生鱼类时，我

们也吃下了它们体内人类自己丢弃的塑料垃圾。地球上不再有无

穷无尽的自然美景，所到之处，皆有人迹。未来的几代人将会直

面人类世产生的后果，也就是说，人类已经殖民了自己的未来。

文化进化让全能人能够极大地改变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所

有物种的命运。然而，人类的个体生活更多地由人类在全能人

“连接体”（即我们的集体智慧网络）中的位置决定，而不是由

人类生理或基因决定。想象一下，现在有一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的白人男性，出身显赫，家庭富足；还有一位来自南半球发展中

国家的深肤色难民，身无分文，无权无势。他们将会在同一座城

市里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的智商、身心健康程度、政治信

仰、患病情况、子女数量、未来财富和预期寿命都和他们在“连

接体”中的位置紧密相关。这些差异会通过文化传承“复制给”

他们的后代，至少是下一代。当黏菌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有机体

时，位于中心位置的黏菌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位于外部的黏菌

则很容易受到攻击。

人类进化的三位一体，即基因—环境—文化，都与社会网络

形成的方法有关，这也决定了人类社会的运作方式。全能人时代

的来临，表明自由并非如想象般美好。然而我们依旧渴望自由，

因为虽然全能人整体统治着我们，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社会网络

影响他人，因此，也会对全能人整体产生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于黏菌的超个体，人类的超个体由数十亿个不相关的个体组

成。全能人是自然进化过程中独一无二的产物。

从进化角度来看，生命的意义在于基因的延续。我们的祖先

利用文化发展出了一种成功传承基因的方式，得益于此，如今我

们主宰着地球上所有的生命。然而，我们的文化目标——自我决

定，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生物学界限。我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基因，

决定别人的生死，甚至还能消灭整个物种。如果人类想生存下去，

那么文化进化就必须迈出下一步，从群体存活走向全球人口存活，

即全能人的存活。

作为地球上的一个物种，人类的自我意识日益增强。也许人类世给我们最大的教训就是：文化进化的规则同样适用于自然环境的生物进化。也就是说，如果想看到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就需要保持生物的种群数量和连通性。虽然全能人拥有的巨大网络在技术复杂性和文化多样性上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但这一切都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地球资源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全能人已经使用了地球原始净资源的 1/4。这种不可持续的资源使用方式会让我们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然而，如果依靠个人力量减少淡水浪费或减少碳足迹，那么所产生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能人，但目前看来，我们无法应对地球在人类世时期向人类发出的挑战，而且被人类改变的地球也一定会对全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人类世很可能和从更新世到全新世的地质转变一样，具有文

化变革性。不过上一次的转变花费了数千年，而这一次会在几十

年内就完成转变。在我们子女生活的时代，海平面会上升，这可

能会毁灭人类世界，甚至会摧毁人类文明。过去，气温仅仅升高

1 摄氏度左右就对古罗马文明和玛雅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

人类世，气温也有一定幅度的升高，由此产生了战争、地区动荡

和数百万难民。我们的文化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适应我们正在

创造的新世界。

人类的生理机能已经发生了变化：西方男性的精子数量已经

减少了一半以上；不仅超过 1/3 的成年人被肥胖困扰，而且出现

了一些导致营养不良的新方式。令人诧异的是，现在人们致力于

研究如何减少食物中的卡路里含量，但这与我们过去几十万年中

孜孜不倦追求的进化正好相反。

在科技和社会规范的推动下，人类不断进化，例如，我们的前额在变大，身高在变高，近视的发病率也在大幅上升。这些变化发生得很缓慢，因为生物层面的进化比文化层面的进化慢。然而，接种疫苗以及在试管授精的过程中使用直接破解 DNA 工具的做法，正在帮助人类加快基因进化。2012 年，人类发明了一种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它就像一把分子剪刀，能把特定的基因剪掉，然后插入其他的基因组片段。CRISPR 可以快速、简单、精准地编辑生命“蓝图”，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现在，人类有能力创造新的生命形式，从新的作物品种到新的人类，每一次转换一个基因。如今，我们已经有可能消除引发严重疾病的基因。总有一天，我们有可能战胜死神。与此同时，利用遗传和生物特性，再加上实验室培养的细胞、组织和器官，针对不同病人的个性化治疗正在逐步发展。

随着我们不断用人造肢体提升身体能力，类似内尔·哈比森这样的电子人将越来越常见。未来，纳米机器人会监测人体血液和器官的情况，还会根据健康状况，为我们提供靶向药物。人类将越来越成为一件“设计品”。

随着全能人的发展，机械组件在这个超个体中的占比将不断

增加。如今，我们已经和 900 万机器人共享地球，同时，随着我

们将大脑的能量需求，甚至大脑本身外包出去，我们的集体智慧

中也包含了人工智能。人类严重依赖机械记忆和机械处理，人类

每年的数据足迹已达 40 千兆字节，或约 5 泽字节，这是一个难

以想象的二进制数字。随着文化进化，我们有了更多的“拐杖”

帮助我们减轻认知活动的负担，但这些先进的信息处理技术和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可能让我们变得更笨。几千年前，苏格拉底曾担心书写技能会削弱年轻人的记忆能力。事实证明，苏格拉底是正确的。死记硬背没有多大必要，我们在其他方面有更好的表现，比如处理抽象信息，因为我们从小就浸泡在工业化世界中，所以从小就具备了归纳、用符号思考和分类的能力。在过去的 80 年里，人类的平均智商提高了 30（即弗林效应），但认路的技能退化了。

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大脑不断渴求预测能力的最高表现形

式。就预测能力而言，人为设计的计算程序难逢敌手。在许多重

复性的任务中，计算机程序已经呈现出远远优于人类的特点。人

类使用机器的目标是让其独立执行任务、做出决策，这让人工智

能可以完美胜任涉及大量信息采集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统计结

果比主观判断更为重要。与人类相比，机器往往更快、更精确，

因为人类需要较长时间来记忆或查找信息，而且容易产生偏见、

疲劳和厌倦等情绪。

但是人工智能出错时会发生什么呢？目前，人类社会规范允许人类犯错误，却期望机器决策始终百分之百正确。人工智能决策失误的例子已不在少数，由于出现编码错误或者数据偏差，人工智能也会像人类一样犯错误，却无须为此埋单。另一个则是隐私问题，为优化人工智能，我们需要提供最全面的数据集，而这些数据本质上来说就是我们的声誉信息。现在个人信息正逐渐被一些跨国公司控制，并可能会反过来被用来针对我们。基因组检测公司收集了大量的个人数据，家谱数据库已经可以识别 60%的美国人，即使有些人之前没有做过检测。大数据集让全能人成为一名非常高效的星球玩家，但如果我们的声誉得不到保障，就会面临个人悲剧和更大的社会不公等风险。如今国家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潜入公民的私人生活。有的国家开发出信用评分体系来监督人们的行为，通过行为和友好关系等数据来为个人的“社会信用”排序。分数低的人会被列入黑名单，从而影响买飞机票、找工作和贷款。

这些都是人工智能正在面临的真实而重要的问题，但如果能

有效管理，这些问题都可以控制。人工智能是一个希望与威胁共

存的综合体，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会取代人类，因为即使是最

先进的机器人也比不上人类的卓越、灵活多变和多才多艺。尽管

人工智能在计算和模拟数据方面能力出众，令人印象深刻，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人类智力的顶峰。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只

拥有上述能力却缺乏常识或社会意识，他会被诊断为认知障碍。

然而，人类做的工作会越来越多地被机器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机器效率更高，并且正如我们所见，能源使用效率是驱动文

化进化的根本动力。问题是，人类与机器人不同，人类要从工作

中获得使命感、认同感和价值感。如果没有社会规划，人类可能

无法以稳定且人道的方式过渡到下一个经济时代。

我着手写本书的时候，对人类进化的故事有一个模糊的理解，

我认为从猿人进化到现代人，我们从最初的悲惨困苦的猿一步一

步变成了享受现代世界的舒适便利的公民。令人吃惊的是，尽管

科技发展了数千年，但直到最近几个世纪，人类福利才有了真正

的改善。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1500 年，英国伦敦

人与印度德里人一样艰难度日；1950 年，葡萄牙的儿童死亡率为

史上最高，至今都没有国家超越；19 世纪至今，普通民众的健康

得到显著改善，这要归功于农业和医药方面的科技发展。放眼整

个人类历史，如今，我们拥有人类历史上最安全、最充足、最实

惠的食品供应。

尽管世界上仍有战争，但死于战争的人口比例已经有所下降。（这未必是因为战争不再那么残暴，而是因为人口总数有所增长，其他灵长类动物也有过类似经历。）全能人降低了全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核威胁是一部分原因，但主要是因为人类在经济、贸易、家庭和文化实践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尽管对人类来说，全能人的世界是一个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但人类的持续发展是历史必然。

我在新闻中看到，我们与之斗争了上千年的社会问题依然存在，例如部落主义以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亘古不变的紧张关系。我看到英国试图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和平合作，却因党派之争而分裂；我看到法西斯主义在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我看到美国总统对其他性别和种族的公民发表充满仇恨的言论；我看到数百万人因为战争和暴力逃离非洲、亚洲和中东；我看到全球在预防环境灾难方面的不作为。尽管我们取得了科技进步，但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都有所倒退，让大型多元文化社会和谐共处的有效准则正在分崩离析。群体之间的不平等意味着利益不一致，他们认为彼此属于不同的阵营，这就导致合作时会产生冲突。尽管人类科技越来越精进，但我们似乎无法避免重蹈覆辙，让错误不再重演，这一切就仿佛人类的文化算法有缺陷一样。

的确，悲观和绝望有很多缘由，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视角问题。我们只能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因此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细枝末节对我们来说却是史诗般的大戏。然而，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看，渺小的人类只是变革海洋中的微波，也许还没来得及实现人权的改善，就又倒退回种族不平等的黑暗时代了。我想知道这些高峰和低谷是否是更伟大的进步的一部分。我们可能正奔向某个更宏伟、更美好的时代。在黑暗时代，要牢记人类的诸多善举和个人勇气，正是这样的勇气让我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的巨大变革。许多曾经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在都变为现实，如废除奴隶制、尊重女性权利和建立全民医疗卫生体系等。在先驱者的引领下，数百万人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全能人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因为它集合了数十亿个卓越的人类个体。全球 1/4 以上的人口是儿童，他们仍需要获取文化知识来应对人类未来的重大挑战。他们将开发新的技术，制定新的社会规范，并以新的方式解读社会，与自然界互动。但是，这些孩子只有在善良、合作、包容的环境中成长，他们自身巨大的人类潜能才能被发掘出来，因为即使我们作为全能人的一部分在全球范围内运作，我们的实际生活范围仍然是只有数百人的社区。只有承认、接纳与我们在地球上共同生活的所有人，才能创造一个美好宜居的人类世。
作为一个物种，人类在遗传、文化进化和环境适应与改造上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几乎地球上所有人之间都存在联系。如今的我们是被困在短暂阶段的个体，但同时也是联通的数据流、记忆库和意见领袖，是更伟大的人类的一部分。我们当下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注定影响深远，关乎我们能否成为未来人的好祖先。因此，做决定时我们要放眼未来，把未来数十亿人的福祉考虑在内，因为这些人将生活在我们亲手为他们创造的世界中。几个世纪前，北美原住民易洛魁族的首领创造了“七代管理”这一概念，要求人们考虑每个决定对自己的子孙后代，即未来 7 代人产生的影响。在地球属于我们的这宝贵的几十年里，我们在享受祖先开辟的花园时，也绝不能从后代那里偷走树荫。

思绪至此，夜空中有一颗永恒的流星划过我的窗前，它就是国际空间站，我们永久占据的外太空家园，人类是地球上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生命形式。人类通过几十万年的合作，实现了最不可思议的奇迹。我们是如此非同寻常，集体文化的迭代将我们带去未知的领域，这给我们带来了新的问题，但我们希望它也能带给我们解决方案。毕竟，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拯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