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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71
№2290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1971年1月9日)
№1159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1971年2月12日)
№1041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1971年2月12日)
№01830 佐林与武文松会谈记录：中苏共同援助越南问题(1971年3月17日)
№2290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美关系和美中苏三极格局(1971年5月10日)
№01829 谢尔巴科夫的政治信函：苏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务(1971年5月21日)
№22907 多勃雷宁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政策等(1971年6月8日)
№22908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1971年6月30日)
№22947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尼克松访华背景及苏联的应对(1971年7月17日)
№22910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1971年7月19日)
№2291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涉及尼克松访华问题的估计(1971年7月22日)
№2291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1年7月27日)
№2294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1971年7月29日)
№2291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和谈及中美关系进展(1971年8月9日)
№22916 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函：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年9月7日)
№22917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1971年9月26日)
№22919 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1971年9月29日)
№22920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1971年9月30日)
№2292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通报即将进行的访华安排(1971年10月4日)
№2292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1971年10月15日)
№2292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详细情况(1971年10月30日)
№20848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1971年11月22日)
№2290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日内瓦会谈及中国的立场等(1971年1月9日)
1月9日基辛格在我们大使馆对我进行了访问。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在加利福尼亚，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特地从加利福尼亚赶过来停留一天的时间，以便在我返回莫斯科之前同我进行会谈，使我把尼克松总统的一些想法转告给苏联领导人。
第一，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表达了尼克松总统对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大楼爆炸一事深深的遗憾，他们坚决谴责这一野蛮的行为。
尼克松总统请求秘密地通告我们，他们已经委托美国司法部部长米切尔亲自处理关于苏联大使馆遭到攻击一事，并提出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米切尔下周开始就会很快处理这件事情。
我对基辛格说，我们将等待具体的结果。
基辛格还向我通报说，在尼克松政府的鼓励下，欧洲的一些主要组织都对激进分子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第二，基辛格然后阐述了尼克松总统在一些主要的对外政策问题上的想法。他说，在到加利福尼亚以后的两天时间里，尼克松总统花了大量的时间对苏美关系的现状及其今后可能的发展前景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总统请求向苏联领导人转达如下的话。
苏美关系的现状现在还不算好，莫斯科无疑也会这样认为。一些问题造成了苏美关系今天的这种状况，对这些问题进行谁是谁非的争论毫无意义。主要的问题在于是否有改善关系的前景，如果有这种前景，那么具体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善苏美关系。
总统个人的看法是，尽管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改善苏美关系的可能性总是有的。但是苏美改善关系的时机这一因素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72年美国将开展总统选举运动。正如美国以往的经验所证明的，通常在总统选举期间很难指望进行一些重大的国际谈判，因为任何一位总统及其政府通常都会把他们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国内事务上。
因此，实际上只有1971年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将决定苏美双方能否通过它们之间相应的谈判成功地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其结果也将决定苏美关系能否在总体上得到改善。
尼克松提出了目前苏美在各方面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而且还尽力考虑到莫斯科在哪些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之后尼克松总统请苏联政府对如下两个问题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他看来，这两个问题现在是两国关系中的首要议题。当然，还应当包括近东问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后再说。
除了其他一些原因，尼克松总统还考虑到，苏美改善关系的时机这一因素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尼克松总统所说的，这个因素对苏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基辛格暗示苏联即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而美国要举行选举)。
尼克松总统的具体设想随后再说。
第三，近东问题。尼克松总统仔细地研究了前不久苏联就近东问题发出的呼吁，这份呼吁是通过秘密渠道转交给他的。
关于这份呼吁，尼克松总统想确认，苏联方面对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同他(尼克松总统)进行的谈话的印象是否正确。
他们(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对四大国大使最近在柏林举行的会谈过程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也对苏联方面在12月10日的会谈中提出的建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美国驻联邦德国大使拉什(Раш)在送往华盛顿的报告中对这些报告曾进行了评价，拉什认为，苏联提出的这些建议没有任何新的内容，现在他们不同意拉什的这种评价。拉什过于匆忙地得出了结论。他们现在认为，尽管苏联还没有充分满足他们的愿望，但是已经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如果苏联方面同意的话，尼克松总统愿意使苏美双方都严格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预先交换意见，以便双方事实上能够立刻确定，四大国大使在近期将要举行的谈判中能否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总统认为，从各方面判断，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但这还需要双方核实一下。事实上美国方面的立场可以被简单地归结如下：苏联现在关注的问题是削减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影响，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重申了他对葛罗米柯外长所说的话。此外，他还要说，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愿意接受任何得到联邦德国赞同的立场，他们知道，苏联代表同联邦德国代表已经直接开始就这个问题和其他的问题进行讨论。
美国及其盟国最感兴趣的首先是运输和通道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两个问题是时而造成紧张的根源。但是尼克松总统个人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将来签署的任何一项协议都要使他作为签署这些协议的一个主要成员，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从“另一方面”向苏联政府寻求帮助。
如果直接地说，那么尼克松总统现在担心的是：在某一时刻会出现困难的局面，比如，因为通道问题。后来应该怎么办呢？苏联方面那时就可以说：请找民主德国政府去吧。然而他很难向乌布利希抱怨，或直接向他请求，特别是还要考虑到日益临近的美国总统选举。那时，尼克松的竞争对手们就会指责他签署了诸如巴黎协议这样的协议。
尼克松总统同时想对我们说，他首先想确保国内战线，他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一点。苏联给予他签署协议的保障，以便在需要的时候他再向苏联寻求帮助，对于作为总统的他来说，这一点很重要。作为总统，他不反对德国人就他们感兴趣的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但是他非常希望四大国随后能够给予某种保障(对于美国来说，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事实上只有苏联方面的提供的保障才是重要的)。比如，现在我们正在考虑关于四大国对近东问题进行保障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这无论怎样也不会限制埃及和以色列的主权。民主德国的主权问题也属于这样的问题——尽管两者还不完全相似，美国根本就不打算侵犯他们的主权。
主要的问题在于，找到签署这样的协议的相应的形式。美国方面还没有准备妥当的、可以使大家都接受的这种形式的协议。但是他们准备同苏联方面一起找到这种协议(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顺便说了几句话，其意思是：他觉得，最近在12月10日苏联就过境运输问题提出的建议暗示了怎样打破在民主德国问题上的僵局的办法：重要的是形式，而不是实质，当时苏联谈到了几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但是基辛格没有继续谈论下去)。
基辛格补充说，当然，在双方事先相互交换意见的过程中，每一方都可提出他所关心的、要在四大国柏林谈判过程中讨论的任何问题。
基辛格说，根据他的看法，如果苏联领导人同意了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建议(上述提到的建议，苏美双方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交换意见)，那么这种交换意见的时间将不会超过一个月。为了使双方达成妥协，这些时间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随后在四国大使会谈中进行，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
基辛格接着补充说道，经尼克松总统同意，他打算在一个星期之后邀请巴尔(Бар)从波恩到华盛顿访问，他本人很早就认识巴尔了。
得到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答复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是在下周给出原则性的答复。一旦我们同意，到时候他们就会同巴尔举行会谈，对今后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包括对我们感兴趣的那个问题——关于限制联邦德国的政治存在问题进行讨论(他们将不会告诉巴尔关于我们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
不久四国大使将恢复在柏林举行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美国大使拉什(和整个国务院的人一样)对尼克松总统向苏联提出的这些建议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建议是被严格保密的。因此，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可以不必考虑拉什关于这个问题的言论。他们请求我们注意这一点。
第四，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尼克松总统对苏联在赫尔辛基会谈中提出的立场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对苏联最近提出的关于首先签署单个的反导弹防御协定的建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想向苏联方面提出如下折中方案。
尼克松总统同意，首先只是就战略防御武器问题缔结和签署一份单独的协议。同时，他建议，在此之后双方马上恢复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协议的谈判(在签署防御武器协议的时候就要写下这点内容)。
尼克松总统提议，在随后进行的这些会谈期间(关于进攻性武器)，冻结美苏双方所有类型的陆基进攻性武器。他认为关于海基战略武器的问题暂时还不要谈论：如果苏联方面认为也需要冻结这些武器的话，那么尼克松总统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在签署防御性武器的协议的时候最好明确提出诸如冻结进攻性武器协议的原则)。
还需要指出，对于达成协议所需的大致时间，双方可以进行秘密的或公开的协商，在这段时期内，双方可以在谈判中努力就某些问题达成具体的协议，或者是全方面的协议，或者是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某一方面的协议。
冻结武器协议相应地在商定的时期内生效。
基辛格说，他的这些观点都是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阐述的，现在他还不能提出达成这份协议所需要的具体的时间，而只是提出了一些想法。如果苏联方面在原则上认可这种想法，那么到时候就讨论关于达成这份协议所需要的时间这个问题。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走出目前苏美战略武器谈判的困境。尼克松总统认为，他提出的计划首先可以使关于防御性武器的协议获得突破，而他认为，苏联最近提出的一些建议的实质在于：在政治环境得到改善以后再寻求关于签署进攻性武器协议的途径。
基辛格说，我们在维也纳的谈判代表将恢复谈判(3月15日)以便两国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就一些原则问题交换意见。如果苏联政府同意我们的这个建议，那么，就可以在这次谈判还没有恢复的时候，在3月中旬之前签署相应的协议，比如，可以通过两国政府非常秘密地交换信件的形式达成协议，终结这次会谈。双方通过交流意见的形式对两国在维也纳的代表团下达指示，也有助于他们今后就其他问题进行会谈。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期待着苏联方面对这个具体的建议做出答复。基辛格说，对于尼克松总统来说，尽快得知苏联领导人对他就如下两个重要问题上所谈的那些想法的态度非常重要：柏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再次强调说，无论是美国国务院还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都不知道尼克松总统的这些建议。
第五，近东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请求转告苏联政府，他认为，在一段时间之后应该恢复苏美双方就调解近东问题进行的对话。
尼克松总统的考虑是，应当在今年，也就是1971年，在调解近东问题上作出主要的努力，因为到明年，也就是1972年的时候，美国将会开展公开的选举运动，将对调解近东问题造成影响，也会对尼克松总统本人造成一定的压力。尽管他们完全可以对国内的选民进行解释，但是这还是将会引起相关选民一定的不满情绪。
基辛格继续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现在就准备进行努力，以便今年同苏联一起通过秘密渠道为调解近东问题奠定基础，尽管看起来，这项工作将会非常困难。
他们指的是在短期内制定他们的立场，同我们恢复谈判。他们建议这些谈判首先通过苏联大使—基辛格秘密渠道进行，然后在苏联大使和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之间进行。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种想法现在还在酝酿之中。
关于调解近东问题，基辛格就此还说了一些观点非常超前的话，我返回莫斯科的时候将会对此进行报告。
第六，越南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注意到了日本《朝日新闻》报上刊登的关于苏联总理的一段采访记，也注意到苏联总理的声明：苏联政府愿意“帮助美国人退出越南”。
基辛格还预先说明了他在非正式会谈中所要进行的谈话的内容。他说，他想“大声地说出”尼克松总统在调解越南问题上的考虑，以便苏联政府能够了解，他们同尼克松总统仍然在花费大量时间来解决越南问题。
如果河内现在或不久就针对南越开展大规模行动的话，尼克松政府仍然将会进行坚决的反击，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现在他们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和平解决问题方面。
尼克松总统知道，撤出美国军队这个问题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他们同尼克松总统现在讨论以下这种可能性：
——如果美国承诺在某一具体的时间内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关于这一具体的时间他们将怎么对越南人说呢？
——美国可以不要求北越也从南越撤军，因为河内明显不会接受南越，河内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在南越有自己的军队。
但是，北越要保证在美军撤离期间和在美军撤出之后不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停火，这一点非常重要。
基辛格没有说出撤军的具体日期。但是，从他那刻意模糊和非常谨慎的言谈中可以使人明白：尼克松在各个方面都考虑到了选举运动，这起到了很大作用。尼克松的考虑是：在选举运动的关键时期内要履行停火协议。此外尼克松还有对他个人威望的考虑，在撤出美军之后，南越的局势不能马上就再次恶化。
基辛格说，如果美军撤出一段时间之后，越南人之间又爆发了战争，那么最终这将不是他们美国人的事情了，而是越南人自己的事情。首先，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已经不在越南了；第二，尼克松政府相信，如果南北越南之间再次爆发战争的话，南越人不是很快就能够被打败的，而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不管怎样，如果“越南人自己不早先达成理智的妥协”的话，在尼克松总统的整个任期内，这场新的战争都将“困扰着”他。基辛格说的这段话非常奇怪。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接着又谨慎地表达了以下看法：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必再就南越问题进行长期的、事实上是毫无成果的政治调解，因为一旦美军从越南撤出，所有的事情直接涉及的都将只是越南人自己。
基辛格的想法事实上可以被归结如下：如果美国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军事上成功地达成了协议(关于美军撤出南越)，那么，那时候尼克松政府就不再为越南人自己进行的政治调解负责了。美国将继续关注越南问题，正如对这一地区感兴趣的其他大国一样，但美国将不再是作为“直接参与越南冲突的一方”。
基辛格特别说明，他所说的都不是什么正式的建议，而只是他的一些想法，他觉得，了解这一点对于苏联政府采取措施解决越南问题将是有益的。
根据基辛格的谈话，我同时也感觉到，看起来，白宫也愿意让我们把美国人的这些想法告诉越南人，然后再以间接的方式让他们知道河内对这一外交试探的反应。
关于这一点基辛格说，他本人愿意在任何时候恢复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会谈，愿意在巴黎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
基辛格想知道，我们是否知道，在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中国是否会改变立场。他继续向我通报说，他们从瑞士人那里得到消息说，中国的一位级别非常高的代表曾对他们说，对于召开这次会议中国的态度是比较肯定的，同时他们还说，他们不反对把这种看法告诉给美国人。
基辛格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一消息是否可靠。还没有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情报的证实，而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通过瑞士人传递过什么信号。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瑞士人把这件事情想象得过于乐观了。
我回答基辛格说，关于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任何消息。
第七，远东问题。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说，他们打算从苏、美、中、日四方的角度对远东局势的发展作出长远的评价，他的这些谈话令我很感兴趣。
基辛格说，他们现在在对外政策上考虑的是：在70年代，是日本，而不是中国将在远东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到80年代，中国将会同日本竞争。使他们特别担忧的是：中日会联合起来，或组建了针对该地区某一大国的联盟。到那时候，这种联盟将是非常难以战胜的。它们已经在暗自考虑成立这样的联盟了，但是从长远看来，事实上还不需要过多地考虑这些消极因素。
第八，关于麦斯基参议员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们知道这个问题很微妙，但是，如果苏联政府现在对某些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或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有一些具体的建议的话，他们还是希望苏联政府把这些建议直接告诉给美国政府，而不要通过麦斯基。
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没有直接提到关于举行高层会谈的问题，尽管在整个会谈的过程中都暗示了需要进行高层会谈这个问题。但是，就在他要离开的时候，看起来是忍不住了，就对我说，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他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п.426，д.1，л5-15
№1159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给出席兄弟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1971年2月12日)
第123/3от号
1971年2月12日
第3项 关于七国兄弟党(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工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会议。
(苏斯洛夫、基里连科、杰米切夫、鲁萨科夫、罗满宁等同志)
1.批准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团出席每年例会。代表团成员为：О.Б.罗满宁、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Б.Т.库利克、В.И.拉扎列夫、Б.М.佩什科夫、М.Л.季塔连科、Г.А.契尔年科等同志。
2.批准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指示。
3.有关代表团赴保加利亚的费用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附件：
给苏联代表团下达的关于与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谈的指示
1.在就中国问题进行的会谈中遵循如下原则立场：苏共中央6月中央全会和12月中央全会决议(1969年)、勃列日涅夫1970年8月28日在阿拉木图的讲话，苏共中央关于国际部代表华沙会谈的结果的决议(1970年4月9日，第96/14гс号)，给苏联驻华大使馆下达的指示(1970年10月15日，第П180/73号)。
2.利用这次会谈就中国领导人内外政策的新趋势，特别是就北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交换意见。同时在关于对华政策、对华宣传和对华科研工作方面协调立场的可能性提出建议。
3.要遵循如下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的发展、北京领导人的内外政策证明了上次1970年3月华沙会谈材料《中共九大之后的中国问题》(这份材料在政治局会议或者在与会各党书记处进行了审议)中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和结论是正确的。这些看法和结论在现在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应当指出，对中国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于我们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应当利用这一点来制定我们国家对中国具体的政治路线，这对我们深化科研工作也起着重要作用。
4.在对北京领导人的内外政策进行分析的时候应当注意，经中共中央二中全会(1970年)确认的中共九大决议以及近期的一些指导性文章(例如，关于纪念列宁100周年诞辰、苏联西德条约、波兰事件等文章)非常明确地证明，当今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方针没有改变。
根据这一方针，北京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继续积极进行破坏、分裂的工作，企图把民族解放运动服从于自己的霸权主义、大国主义的目的。尽管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作过一切尝试，但当今中国领导人在大喊反帝口号同时，坚决反对反帝的协同一致的统一行动，从而客观上造成有利于激活帝国主义力量的形势，并使它们的图谋转向对世界革命运动的反攻。
与此同时，最近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形势的压力下，力图在国际舞台上避免孤立和占据有利的地位，在策略上随机应变，给自己的政策添加了更温和、诱人的色彩。在这一新策略的范围内，他们在外表上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摆出友好的姿态，企图利用各兄弟党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而力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以达到恶化各兄弟党内部关系的目的。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明显特点是：区别对待同这些国家关系正常化，以和平共处原则作为同个别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基础。
ЦХСД，ф.4，оп.19，д.605，л.3，40-42
№1041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情况通报(1971年2月12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71年2月12日会议第123/4г号记录
第4项 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
(送苏斯洛夫同志、基里连科同志、佩尔谢同志、杰米切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卡图谢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鲁萨科夫同志)
一、批准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附件)。
向苏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各边疆区和各州党委员会委员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相应级别的军政干部传达通报的内容。
委托苏联外交部把通报的内容通知给苏联驻外大使。
二、提交政治局审批。
附件：
机密
第123号记录第4项
关于中苏关系状况的通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确定了苏联共产党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则性立场，苏共中央的各种决议以及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多次阐述了这种原则性的立场。苏共中央委员会早些时候，也向党的骨干通报过苏中在北京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过程以及苏中关系的现状。
不仅中苏之间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且恢复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睦邻和友好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联合他们的力量，符合我们的民族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直高瞻远瞩，以此为出发点，制定对华政策。在一贯地执行这个方针的同时，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密切地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的发展。事实表明，通过耐心的工作和长久的斗争，中苏关系会取得根本性的转变，其结果应是中国方面放弃反苏、反列宁主义的方针。
在采取使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步骤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对中国领导人准备响应苏联方面的建议并排除在恢复中苏睦邻合作方面存在的障碍，并不抱有幻想。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对中苏关系的原则性立场，能够使中国领导人难以推行反对苏联的路线，有助于中国各阶层人民对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两国之间友好联系的可能性仍抱有信心。苏联共产党的这种方针，还有利于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团结，得到了世界各国所有进步力量的理解和支持，有助于消除受中方宣传误导的一部分国外舆论，对中苏关系紧张起因的错误认识。
由于苏联方面的主动行动和中国当局的对应措施，边界局势有了几分缓和，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了。两国政府代表团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还在北京继续进行。中苏阿穆尔河流域界河航运联合委员会也召开了例行磋商会议。签署了1971年中苏两国易货贸易协定。在长时间的中断之后，驻北京的苏联大使和驻莫斯科的中国大使开始履行各自的职能。
但是，中国领导人仅做出了最低限度的对应行动，而且举步谨慎，以便不使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遭到攻击，因为在这些决议中，反苏主义作为中国国策的一个基本方面被固定下来。因此，他们在与我们继续谈判的同时，还在进行反苏的恶毒宣传和采取旨在反对苏联的军国主义措施。
在北京的谈判中，中国代表团仍然拒绝讨论谈判议程的主要问题，即确定个别地段中苏边界的走向。中方继续坚持作为先决条件签署一个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其中规定：在开始确定边界走向问题的谈判之前，在中国代表声明的“争议”地段，在有些地方苏联应单方面将实际守卫的边界线，向苏联领土纵深后移数十公里。在北京的谈判中，中方力求使苏联代表团承认边界上存在“争议”地区，企图以此对大部分地段的中苏边界线的法律基础以及他们提出异议的地段属于苏联领土提出疑问。
为了力促谈判有所进展，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的协定草案，该草案基于中苏两国政府首脑于1969年9月2日所达成的协议之上，并考虑了中方的某些建议。但是，中国代表否决了苏联的建议，继续拒绝讨论关于确定边界走向的问题，顽固地坚持签署实质上他们在一年多以前就提出的那种根本无法接受的“临时措施”协议。这就是尽管我方代表团做出了一切建议性的努力，但实质上谈判没有丝毫进展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事情有所进展，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于1970年7月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的名义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了重要的倡议。在这封信函中，我们从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性路线出发，建议在北京进行谈判的同时，两国政府专门代表团就起草中苏两国关于不以武力其中包括使用核力量相互进攻、禁止针对另一方的战争宣传和战争准备的协议草案，在莫斯科开始谈判。
同时，为了消除谈判中的许多争议问题，还建议以国家间协议的形式，把约占中苏边界一半以上(4300公里)也是边界事件多发地段的东部边界(从苏联、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边界交会点向东，然后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继续向南)的走向固定下来。这方面有一个相应的先决条件，即1964年谈判时按工作程序几乎就全部地段达成的协议。
在这封信中还表明这样的意见：为改善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再次举行会晤是适宜的，这次会晤可以在苏联境内进行，信中还提出了其他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中方对此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当时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内宣传方面，北京继续利用存在所谓来自苏联方面的“武力威胁”大做文章，散布反苏谗言。
为了使中国领导人编造的这些谗言站不住脚，促使他们转入对作为谈判内容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苏联于今年的1月15日又做出了一个举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提出一项建议，建议中苏之间签署一个关于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导弹和核武器的合同，并将该合同的草案通过驻北京的苏联大使转交给了中方。
将合同草案提交中国政府审议时，苏联方面表示坚信，落实我们的建议，即尽快签署不诉诸武力的协议，将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尤其是对正在北京进行的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有助于恢复中苏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若中国方面对苏联的新倡议给予肯定的答复，那么将会使谈判出现决定性的进展。但是，中方至今没有对这个倡议作任何答复。越来越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北京仍旧希望在与苏联的关系中，保留“边界领土问题”，力图通过不正当的、有时甚至是挑唆的手段，利用这一问题来达到反苏的大国沙文主义目的。
是什么原因使苏联采取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措施遇到了如此大的困难呢？正如我们党的文件中曾经指出的那样，其主要原因是：反苏主义现在仍然是中国现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路线的组成部分。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体会议(1970年8—9月)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21周年庆典的特点，在国外，尤其是通过国内渠道继续进行反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造谣中伤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报刊也加大了反苏活动的力度。仅仅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中央机关报就刊登了数百份粗暴攻击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文件。在北京、上海、广州以及中国其他各大城市建筑物的墙上，写满了号召进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标语。在中国，反苏小册子和宣传画册大量出版，并进行广泛传播。例如：不久以前出版了一套内容明显反苏的系列小册子，并且推荐为儿童教材的辅导资料和俱乐部及文艺活动小组演出用的剧本。影剧院也经常上映反苏内容的影片。在无线电广播、电视和口头宣传中，也经常对中国居民进行反苏教育。
反苏主义和臆想的来自苏联的进攻，被中国领导人积极地用来继续进行战争宣传，准备反苏战争和加强对国内局势的控制。中国领导人担心，苏联方面建设性的步骤以及调整两国关系方面的进步，将破坏他们的基本思想方针，即使中国人民确信，他们目前所处的困难状况，似乎都是苏联政策造成的结果，而不是中国领导人本身的反列宁主义的冒险主义政策造成的。
中国方面的挑唆行动遭到的坚决回击以及其后我们提出的就解决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倡议，对组织新的冒险行动起了很大的遏制作用。
中国领导人已开始努力摆脱由于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实行红卫兵外交，使中国在国际上陷入的孤立境地。中国已开始积极地与许多国家进行外交接触，并得到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承认。目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7个国家已经与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中国领导人甚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而以前在这些问题上他们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积极使用了这种献媚并不奇怪。
帝国主义强国，尤其是美国，转绕着中国耍起了复杂而又狡诈的把戏。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反对苏联的斗争中利用毛分子的反苏主义，另一方面，也希望自己在中国这个广阔市场上扎根。从这些强国中越来越响亮地传出一个呼声：积极“吸收中国参加世界友好大家庭”。
最近，中国领导人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很明显地作出了对外友好的姿态，许诺在贸易、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领域为其开辟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合作成效，它们之间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国际地位、在解决国际政治重大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的相互协作，明显地使中国的首脑人物感到不安。北京领导人竭力利用一切机会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一致，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现存的社会制度。例如，中国的宣传机构不停止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挑唆性言论。对不久前发生的波兰事件，北京的表现也恰恰如此。
坚决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兄弟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看清了北京旨在分离社会主义友好大家庭和孤立苏联的策略手段，并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1969年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给了中国首领的分裂计划以沉重的打击。确信自己将一些国家的亲华分裂小组变成政治上有影响的政党并将他们拼凑成反列宁主义派别的企图站不住脚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下了赌注：或者是把某些共产党拉到自己一边，或者是使它们拒绝公开批评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为此目的，北京的宣传机构和中国共产党的官方代表集中自己的主要力量，在国外共产党员面前，竭力诋毁、诬蔑和编造苏联共产党的内外政策以及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局势。同时，中国的活动家们还企图激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他们利用一切借口，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煽动民族主义、分裂主义和反苏主义情绪。
北京企图将发展中的不结盟国家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对抗的策略，似乎苏美正“达成一致”，“瓜分世界”，中国领导人竭力使“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脱离他们的可靠支柱，即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所有这一切证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并没有改变自己以往的沙文主义方针。
在国内，中国领导人在所谓的“文化革命”中镇压了自己的政敌之后，目前试图消除现统治集团近年来的行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造成的混乱局面。在全面军事化和保持“受困要塞”气氛的道路上，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也有某种程度的调整。军队在国家中仍然占据关键地位，是当局的重要工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仍旧盛行，个人统治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被确定下来，目前国内正在讨论该宪法草案。当然，这对全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不可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
中方的一些重要人物在与苏联代表直接接触时虽然口头上宣称，在可预见的未来国家关系正常化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可能的，但是他们仍然强调说，中苏之间在思想领域的斗争，而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目前，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与我们为敌的思想和政治立场，苏联与中国国家关系的调整及其正常化，不得不在尖锐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条件下争取实现。
苏共中央认为，在向党的骨干通报目前阶段中苏关系的状况时，必须强调指出，在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与中国人民友好关系的长期方针范围内采取实际措施的同时，必须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挑衅采取应有的措施，还必须持续不断地与中国领导人反列宁主义的、反社会主义的观点进行思想政治斗争。苏共中央委员会认为，这项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只有同核心是反苏主义的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继续加强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为中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创造牢固的前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ЦХСД，ф.4，оп.19，д.605，л.13，43-50
№01830 佐林与武文松会谈记录：中苏共同援助越南问题(1971年3月17日)
摘自В.А.佐林的工作日记
1971年3月29日
第31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法国代表团总代表武文松的会谈记录
1971年3月17日
今天会见武文松作礼节性拜访。
1.在举行的会谈中，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高度评价苏联对越南人民在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给予的援助与支持。
武文松指出，根据越南同志的看法，尼克松的“越南化”政策遭到挫折，如果美国继续进行侵略，等待美国人的只有新的惨败。而尼克松放弃“实力政策”，那么政治协调的大门就会是敞开着的。在指出尼克松政府企图利用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后，武文松说，这些飞行员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上被俘的，如果有必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可以利用这个问题对美国施加压力，让全世界都看看美国人在北越领土上所犯的罪行。
2.武文松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愿意与法国发展合作，不过他强调这不单取决于河内。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相关的是法国仍坚持戴高乐确定的立场，尽管现在法国政府的立场不十分坚定，然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越南民主共和国利益的。他表示赞成继续与苏联共同努力对法国的立场施加影响。
3.在回答我们的问题时，代表团总代表说，周恩来是在印度支那冲突危险尖锐化的时刻访问河内的。越南同志向中国代表团陈述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估价。他说，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同意这一估价。
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声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援助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美国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威胁看成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因此，中国人民为了确保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能够保住自己的独立，准备给予必要的支援，不惜作出牺牲。周恩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1971年补充援助。
据武文松说，越南代表团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对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表示满意，并希望沿着这个方向取得更大的进步。
他接着说，我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是全面的，但我们也注意到，现在中苏采取共同行动的时机尚不成熟。苏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是在国家间进展，这有助于在援越问题上苏中协同行动条件的成熟。
武文松肯定地说，中国人在河内的会谈中向越南同志指出，在对越南人民的援助方面，中国和苏联的行动并行不悖，中国表示完全愿意保证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援助的运输通过本国的领土。
武文松强调，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地主张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这既符合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也符合共同反帝斗争的利益。
武文松说，党的代表团，就他所知，将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为首，即将前往参加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并向苏共领导人全面通报印度支那的形势。
从我们方面，提请武文松注意，苏联过去和现在都一贯主张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共同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然而，遗憾的是，中国领导人不同意。我们强调指出，苏共中央与苏联政府将始终不渝地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全面的支持。我们向会谈对方表示，大使馆将一如既往准备与代表团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武文松称，越南劳动党的领导高度评价在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上，驻巴黎大使馆给予越南同志的帮助，并希望已建立起来的合作将持续下去。
苏联驻法国大使
В.佐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482—4484页
№2290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美关系和美中苏三极格局(1971年5月10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我在白宫对他进行了访问。
1.基辛格说，巴尔同法林大使进行了会谈，他想知道，今天我们是否从巴尔那里得到了关于他们对所提出的新的立场进行的一切必要的解释：在就柏林问题继续进行谈判之前，注重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我们得到这些建议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对他们的呼吁是否作出了答复，因为，正如他们已经向我们通告的，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政府代表很快就将举行会议，如果苏联政府对这次会议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他们可以在这次会议上同联邦德国代表一起提出相关的建议，让西方大国进行审议。现在，我们的答复对于他们为此会议制定相关的指示非常重要。
我提醒他说，我们已经同意了关于苏联、联邦德国、美国代表在波恩举行会谈的建议，并建议在四国大使柏林会谈之后举行这次会谈。我接着说，就我所知，关于美国就西柏林举行谈判问题的“新立场”，巴尔尚未完全阐述。
2.基辛格问道，对于他们最近就导弹防御问题提出的建议，莫斯科是否有什么反应。我回答说没有。
3.然后基辛格说，他想简短地谈一下中国问题。基辛格说，他们期待着在我从莫斯科返回之后，能够提出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基辛格说，他们自己认为需要向我们强调一点，这一点对苏美两国政府今后的关系非常重要，即美国的一些报刊出于反苏的动机不时地在操弄舆论，他们关于尼克松政府改善同中国关系的一些报道是不符合事实的。
基辛格补充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在4月29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需要就这件事作出特别的声明。
基辛格接着说，当然，他们非常清楚，中美“乒乓球事件”以及周恩来对美国乒乓球队员的接见，是中国对美国作出的外交姿态，这是中国领导人为了同莫斯科继续进行竞争而采取的一项措施。
他们也不愿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影响力的增长不可避免，他们也非常关注这一事实，他们今后将继续在美国—中国—苏联“三极体系”的框架内发展这种关系，并会考虑到日本因素。
同时，基辛格还援引尼克松总统的意见确信地说，他们愿意同中国开展“建设性的对话”，但这不意味着他们是在反苏的基础上开展这些对话的，他们在美中关系领域有非常广阔的活动空间。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希望恢复同中国的关系，并且希望这将有助于越南问题的逐步解决，还可以向日本人施加一定的压力，最近日本在同美国的经济关系方面采取了越来越不妥协的立场。
最后基辛格强调说，重要的是，尼克松总统的考虑是，在他执掌白宫政权的这段时期内，决定国际局势最为重要的因素仍将是美苏关系，而不是美中关系。这完全是国际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他们应当考虑这一点。
我不愿过于详细地谈论关于中国的所有话题，同时，我也简短明确地表明了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对基辛格说，他们的这些保证将会被转告莫斯科。接下来我强调说，如果美国想因此打苏联牌——而他们企图打苏联牌的征兆还是有的，那么我想事先公开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实行了这种政策，那么将招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基辛格回答说，白宫非常清楚这一点。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话中可以感觉，最近华盛顿同北京之间正在进行调情，白宫是希望以此来平衡苏美关系，但是他们还非常谨慎。我们知道，根据国务院和白宫的政策，他们现在正在采取一些措施，使苏联围绕美中关系的预测而进行的议题更少一些。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1，л180-182
№01829 谢尔巴科夫的政治信函：苏联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任务(1971年5月21日)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绝密
文本第5份
1971年5月21日
第302号
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
(政治信函)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对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的形势极为关注。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党的最高机关——党代会就个别国家的问题做出特别决议，还是为数不多的。关于越南问题由苏共代表大会做出特别决议，这是第二次。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委员会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称印度支那是世界政治最重要的“热点”之一。这一切表明越南以及整个印度支那在苏共的国际活动中占有何等地位。对于我们，重要的是预见印度支那所有事件今后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能对这一地区施加什么样的影响。
在党代会上的报告中也确定了我们的政治路线，即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临时革命政府解决越南问题的纲领，促进印度支那的政治协调，在武装斗争中与和平劳动中，越南民主共和国今后仍然能够得到苏联兄弟般的支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苏共二十四大有关印度支那的决议向我们指明，现在越南劳动党在自立的道路上已经强大巩固，党的路线总的来说(虽然尚为缓慢)正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已经拥有相对来说更大的可能性在这一地区确立我们的政策。并不排除印度支那有可能成为我们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何况除越南而外，在这一地区我们目前还没有其他什么人更可以依靠。
关于我们目前在越南具有较为有利的前景这一点，可以越南劳动党近几年在其立场中所发生的两大进展为证。第一，自1968年起，越南劳动党不无成效地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切斗争形式——武装的、政治的和外交的形式相结合。第二，越南劳动党现在对苏共的政策更加能够理解与接受。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进步。
当然，我们还远远不能说我们将来在越南和印度支那实施我们的路线有可能会容易些。这个地区是各种最为对立的影响与倾向的焦点，在这方面抱有任何幻想都是绝不应该的。何况，越南劳动党在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中，还有许多尚待克服的消极方面。
印度支那当前形势的特点是军事的和政治的极度紧张状态，以民族解放运动的各种力量为一方与以美国及其盟国，首先是印度支那各国的反动政权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范围的扩大。如果事态仍然继续朝1970年和1971年初那样的方向发展下去，那么越南劳动党未必能够长期顶得住那样的战争速度与规模。印度支那其他解放力量(越南南方的、老挝的以及柬埔寨的)就更加不可能承受。因此第一位的任务就是阻止战争进一步激烈化和扩大化。这一点似乎已为越南同志所懂得和认清。正如黎笋同志指出的，在现阶段，他们不希望战争升级并为此采取相应的措施。在西贡入侵老挝的军队于今年3月受挫之后，军事行动似乎消停下来，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却又活跃起来。
在巴黎，朋友们对停火和战俘问题作了若干说明。老挝各战斗力量之间已经恢复了联系；越南同志已经与西贡政权的某些人士建立了接触。与此同时，尼克松宣布在1971年再次撤军10万人。如果事态真能朝这个方向发展下去，战争激化危险性就有可能减弱。随着美国军队的撤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人滋生着一种黩武情绪，酝酿着在1972年给予“决定性打击”和“推翻尼克松”的构想。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会重新激化。
目前，在印度支那已经形成了各解放力量斗争的统一战线，覆盖着越南、老挝与柬埔寨的全部疆土。这一战线的主导力量，也是最强大的力量，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拥有100万人的武装力量。由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才得以打破美帝国主义的计划，尽管斗争因而大大复杂化，并给印度支那所有解放力量造成了严重困难。虽然1970—1971年的军事行动仅在老挝和柬埔寨两国展开，但是越南同志认为主要战线是越南南方，因为在那里对峙着斗争各方的主要力量。
印度支那解放力量在顶住柬埔寨与老挝境内的军事压力以后，在1970—1971年“旱季”的结束阶段给予越南南方北部诸省、下寮和柬埔寨等范围内的敌军以显著的打击，明显地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而且在某些方面则改善了在战争中的地位。爱国力量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粉碎了侵略者切断“胡志明小道”的企图，从而保证了连接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越南南方、老挝与柬埔寨各解放区之间的交通线的相对安全。此外，不久前在下寮“越南化”的西贡军队的一支相当大的集团军被击溃，严重削弱了西贡军队甚至凭借美国的支持，与爱国武装力量对抗的能力。从越南乃至整个印度支那各个方面抵抗斗争今后发展的前景来看，所有这一切对于解放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印度支那各国，相互对立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正进行着一个分化与集聚的过程，一个各种内部政治矛盾深化的过程。在越南南方，朋友们最近一个时期正在开展政治斗争，将越南南方的城乡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最大限度地削弱西贡政权的政治基础，达到孤立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并将其排除于政权之外的目的，从而在西贡建立“和平政府”，并进一步建立临时联合政府。越南同志竭尽一切可能粉碎“越南化”与“绥靖”计划的实施，将工作深入到政府人士、社会团体、军队中去，与西贡的各种政治与宗教派别建立接触，并安排与之合作。越南同志保持着与反对派活动家杨文明将军联系，此人目前被认为是今年秋季即将进行的南越大选中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之一。越南朋友眼下还没有就对他的态度确定官方的立场，但是，显然认为在与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斗争方面，杨文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人物，在他一旦掌权的情况下，可以与他进行有关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越南人竭力阻止在当前执政联盟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广泛的反共联盟(这一点美国人正在逐步得逞)，并竭力以一个由各政党和各团体组成的民族主义联盟与之对抗。在这方面，他们特别寄希望于与佛教徒，尤其是集聚于安广佛塔周围的佛教徒之间的合作。
越南同志日益认识到，在敌人营垒中开展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朋友们对于工人阶级在政治斗争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对于越南南方各工会组织扩展联系的必要性，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在开展政治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对越南南方一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西贡周围、湄公河三角洲等)失去控制；由于敌人实施“绥靖”行动的结果；同时也由于西贡政权(在国会等)的合法反对派大多数目前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还持相当保留态度更谈不上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情况下，朋友们遭遇到大量非常严重的困难。反对派只赞成在支持西贡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政权的同时与阵线对话。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积极支持老挝爱国战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的活动，给予他们政治与物质的援助，保持与他们的密切合作。这一合作关系近年来在以越南劳动党、老过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之间直接全面的互相支持为基础形成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得到了巩固。印度支那各国解放力量不断增长的团结的外部表现是，在广州举行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高级协商会议，西哈努克1970年5—6月和1971年1—2月，老挝人民代表团1970年10月以及宾努1970年11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这些力量在军事方面的密切协同行动显示在美国—西贡下寮战役期间。
现在，河内已成为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各国解放阵线交流意见、协同行动与合作的中心。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总的来说，承认越南人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中的主导地位，与越南劳动党保持一致，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依靠它丰富的经验和支持。然而，有时越南同志对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过于明显的狭隘民族主义态度、将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从属于越南利益的明显企图，造成了老挝和柬埔寨的朋友们暗中不满。在越南北方人和南方人之间也曾发生过某些分歧，例如在对待“越南化”的问题上，南越人从一开始就认为它的实施对于解放斗争的未来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威胁。但此类负面现象迄今未对印度支那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的统一行动造成严重影响。印度支那解放运动队伍中的向心倾向无疑超过离心倾向，而这一情势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不会改变的。
越南同志维护着自己在印度支那事务中的方针，目前并不急于对在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框架内的各解放力量进行组织定型的工作。他们显然对于根据党的路线与老挝朋友和柬埔寨朋友在直接合作的基础上目前所达到的相互协作的程度，对于他们在印度支那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主导地位，眼下还是满意的。
越南朋友认真考虑到中国的因素，它是印度支那半岛事态发展极其重要的因素；考虑到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加强自己影响的意图，这一意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年来遭受到了挫折。在印度支那政治军事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北京领导人企图将自己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独特方针强加于人。
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及时认清了北京的图谋，包括利用建立所谓“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达到自己目的的意图，与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一样，在其框架中，中国利益传导者以及与越南人抗衡者的角色都落在了西哈努克的身上。印度支那的同志们事实上拒绝了北京和平壤建立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他们审慎地对待西哈努克关于召开一个类似广州协商会议的新的印度支那协商会议的提议，明显地回避在印度支那事务中，与西哈努克实现比现在更密切的协调与保持步伐一致的必要性。
在对外政策方面显而易见的严重失误，在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世界舞台上威望的下降，迫使北京不得不对自己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方针做出某些修正。北京在印度支那的政策开始有了明显的和缓和某种程度的灵活，其表现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显示性地提供了一笔1971年补充援助；公开承认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纲领是协调越南问题的公正基础，进而间接地“恢复”巴黎谈判以及周恩来今年3月对河内的访问。在北京采取了诸如此类的步骤以后，中越关系似乎开始有些热乎起来。越南同志看来产生了某些幻想，以为中国人可能开始在更大程度上为他们着想，考虑他们在印度支那的利益。但是，越南人的希望很快便由于北京领导人对美国的调情而产生动摇。越南同志，把这看成可能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新的摩擦的开始，是中国在印度支那事务中施压的再起。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朋友的策略是，在非原则问题上表现出与中国人达成妥协的姿态，而在对自己比较重大的事务中，首先是在协调越南及印度支那问题的事务中，避免对他们作出让步，捍卫自己处理此类事务的独立性。
越南朋友在竭尽一切努力从军事、政治与外交诸方面解决越南与印度支那问题的同时，也把实现这些任务与接受援助，首先是外援，主要又是接受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道义和物质的支持相联系。在苏越关系进一步顺利发展的道路上，苏共二十四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代表大会对越南及其他印度支那人民解放斗争所给予道义政治支持受到了朋友们的高度评价。他们期望在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支持将会更为加强。但是，与此同时，越南领导人也极力保留解决越南与印度支那问题的特殊权力，阻止——至少在现阶段——各社会主义国家广泛参与印度支那的协调事务。由此，在很大程度上，越南人也就无意在与苏联交换有关越南与印度支那协调问题的意见与信息方面再向前迈出信任的一步，无意与社会主义各国进行充分的协同动作，尤其是在对外政策的领域内。
越南劳动党领导为赢得确保在尽可能充分满足自己要求的基础上，协调越南及印度支那问题的有利国际条件，将其对外政治活动的目标，定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停止印度支那半岛战争的斗争统一战线。越南同志为达到自己对外政治活动的目的，首先是利用社会主义各国的声望与支持，并竭力将世界的，尤其是已解放国家的公众舆论的同情争取到印度支那解放运动这方面来，并促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站到自己这一边。越南人明显地扩大了与国际上民主公众组织的联系，在美国社会各不同阶层中也开展着一定的工作。
越南朋友的主要要求是美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南方。由于美国总的来说对此并不反对，因此，越南人就将自己的全部努力放在敦促美国人宣布彻底撤出自己军队的日程表上。美国人为确定准确的日期提出了先决条件，即停息在越南南方对美国军队的战火，开始与美国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以及讨论战俘问题。越南方面迄今为止提出的是，在1971年6月30日以前，完成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军队。现在朋友们提出了更加建设性的建议。看来，如果现在另外确定一个较晚的期限，越南人也会感到满意，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目前重要的是确定这样一个日期的事实本身。可以设想，朋友们也完全可能同意，将美国撤军的期限定为半年甚至还更长一些。
越南同志的一个原则性要求是，将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排除于政权之外，因为这个集团被认为是不适宜于与之就协调问题进行直接谈判的。当然，西贡政权将会有类似杨文明将军这样的较为温和的领导人，他们能够导致在越南南方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如果这样一个政府“承认致力于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话，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就准备与之进行有关在南方组建以三方(三分之一为爱国力量——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三分之一为现政权的各界代表，三分之一为中立的政治与宗教派别的代表)为基础的临时联合政府的谈判。临时政府可以安排越南南方的大选，然后再把政权移交给“正式的联合政府”。越南同志对自己的事业满怀信心，他们希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活动在越南南方合法化之后，随着临时联合政府的建立，能够把越南南方相当多的居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而大选的结果又会导致正式的联合政府的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可以预期，越南北方和南方将会在生活的所有领域内建立起彼此间的紧密联系，并且进入关于国家统一的谈判。这样一来，在一定的时期内，越南就不得不保持分割状态，这是对1954年关于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大选之后立即统一国家这个基本原则之一所作出的瞩目让步。
越南人对于自己同意停火提出的先决条件是，一方面“美国政府宣布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及其盟友的军队和军事人员的日期；另一方面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西贡政府之间排除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就组成“临时三方联合政府”达成协议。此时，与美国军队停火和与西贡军队停火是分别进行的，因而预料可能出现越南南方的交战行动仅在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与西贡部队之间进行的局面，例如，在美国人单方面停火，撤出交战行动的情况下。
越南人把讨论战俘问题与达成停火协议联系在一起，放在美国宣布全部撤出自己军队的日期之后。双方都特别看重美国战俘——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和在越南南方被人民解放武装力量俘虏的军事服务人员。朋友们认为美国人是犯下反越南人民罪行的人，对他们的战俘地位表示怀疑，显然要释放这些美国人，将取决于对监禁于越南南方集中营和牢狱中的所有政治在押犯的大赦以及对轰炸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损失的赔偿。
越南同志原则上承认在越南问题协调过程中国际监督与观察的必要性。这一点可由他们对越南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的态度证明。他们希望保留这个委员会的机构，尽管其活动现在实际上已陷于瘫痪。越南人强调应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但他们又认为这些协议已不能反映目前越南出现的形势，在当前局势下，个别问题甚至可以不按照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办。
越南人并不排除以后再召开类似1953—1954年关于越南或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它可以保证所取得的政治协调的实施。在将来也不排除召开印度支那各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会议，以协调地区问题。然而目前，朋友们坚决反对任何有关协调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认为这样的会议预先就注定要失败。他们只赞成召开那些能确保支持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和谴责美国侵略的会议。
越南同志也反对让联合国参与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越南问题在政治解决的最初阶段就已经可能出现在印度支那对协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有利的局面。显然，老挝问题的解决在回到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道路上将是现实可行的；正是根据这种精神，由苏发努冯在今年5月致梭发那·富马信中提出的老挝爱国阵线关于在老挝进行政治协调的两点新倡议是经受得住检验的。至于在柬埔寨的协调，根据一切迹象判断，在很多特征上将是与未来在越南南方的政治协调相似的。越南同志支持老挝爱国阵线和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在老挝与柬埔寨进行协调的纲领，但是在现阶段他们显然不愿意看到老挝或柬埔寨先于越南达成协调。越南同志极力强调没有越南的协调就不可能有老挝和柬埔寨的协调。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认为，随着越南问题的解决，将有可能讨论那些在他们看来目前还仅具有“理论兴趣”的问题：在东南亚组织国际关系的新体系；使印度支那和东南亚中立化；在亚洲的这一地区建立无核区等等。对于我们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越南同志也持相似的立场，据可能的判断，这个建议在他们看来对当前没有多大现实意义。
可以预见，要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还要历经相当长时期的斗争和谈判。迄今为止，各方都拒绝一切由对方提出的政治协调倡议；由于各自立场的重大差异，双方眼下都无意采取任何具体步骤，而唯有在具体步骤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着手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
以下陈述几点导向性及实践性的意见：
1.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舆论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国内对我们不友好的势力也活跃起来，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保持同时与苏联和中国结盟不变，但是也出现了发展和巩固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关系的新机遇。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某些对我们有利的情况。苏联党政代表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应当成为本年这一趋向的重大事件。
2.近些年来，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内独立自主的倾向、探寻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越南具体实践更正确结合起来的倾向日益增强。例如，在文化领域正进行着独特的越南化过程，亦即是清除那些贬低越南文化、民族尊严和独特风格的毫无用处的中国和法国积淀。越南劳动党日益坚决贯彻执行加强独立自主的方针。对这种意向我们看来必须继续加以支持和鼓励。当然，个别情况也存在着发展成狭隘民族主义观点的危险，但对此可以进行斗争。
在这方面，对于越南同志来说最为敏感的当数印度支那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明说，越南劳动党作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中的主导力量，在解决涉及这些国家的有关问题的过程中既应独立自主，同时又应与老挝人民党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密切结盟。
对于越南劳动党来说，另一个敏感的问题是与中国的关系。现在可以肯定，越南劳动党依靠苏联顶住了中国领导人的粗暴压力。中国领导人不得不作出让步，表面上同意越南劳动党关于在越南协调的纲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我们必须加以考虑。当然，中国领导人绝不会放弃改变越南劳动党的方针，使之朝着合乎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的企图。从去年春季起，他们变化策略，开始向越南人送秋波。即使这样，中国人眼下也还是没有捞到预期的效果。不久前，毛派分子又给越南同志上了新的一课，毫不顾及他们的利益，采取了与美国人亲近的步骤。越南人不便公开反对中国人的这些步骤，但采取了一些间接的措施，用同样的形式也可以对他们在这方面给予支持。
3.认真考虑一些新措施以提高和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印度支那以及整个东南亚的地位，这应当说是合乎时宜的。例如，在东南亚的宣传问题方面可以提供我们的援助；安排在外交部的层次上更加系统地交流关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形势的信息，而在党的层次上则可以交换有关东南亚各共产党内部状况的意见。交换意见与信息的结果便可能产生越南劳动党有能力付诸实施的建议。
最近一年，越南同志以谨慎的形式重新提起原印度支那共产党纲领中有关建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的一个论点。这个问题是极其微妙的，但未尝不可将它利用于社会主义的共同利益。
4.在整个战争期间，越南同志都在致力于实现建立支援越南人民、而现在已包括支援整个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世界统一战线的思想。这一战线实际上已经建立起来，而苏联为此比任何其他人，其中包括越南人自己，做得都多。目前的任务是扩大这个团结的战线。在这方面还可以做不少事情。例如，越南劳动党应该摒弃在筹备世界反帝大会这件事情上的旁观者立场。这方面还应对越南劳动党另外再做一些工作。
5.至于进一步帮助越南劳动党消除模糊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甚至是错误观点的问题，则应当更积极地吸引其他兄弟党来做这一工作，更密切地协调我们的行动。目前，华沙条约各国已协调了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共同立场，但在具体问题上我们注意到仍存在着不同点。越南人虽然谨慎行事，但确已开始利用社会主义各国在具体问题上的差异。事情的这种发展是极为不幸的。
6.在经济、文化、军事以及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合作的其他形式领域内，大使馆都经常提出自己的建议。这里我们只想简单地谈一谈某些个别的意见。
我们的经济援助已经成为加强苏联在越南地位的巨大杠杆之一。很快我们就将面临由短期(每年)援助朝着有计划的、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的任务。我们已经积累了在越南进行经济活动的经验，制定出了合作的形式与方法。只是希望我们参与援越的经济组织更好地了解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不要让经济与技术的援助脱离政治路线。我们已经用解决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制定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计划这一问题的实际行动充实了苏共二十四大的决议，这是很有裨益的事情。
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对我们来说合乎时宜的事情显然就是继续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援助在接近我们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武装力量建设。对这一问题正在准备国防部层面上的个别建议。
7.根据苏共二十四大通过的“给印度支那人民以自由与和平”的号召，就更加要求加强我们对印度支那军事政治事件进程的影响，对以政治手段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影响。必须努力使越南同志充分懂得现在应该设法阻止战争的激烈化与扩大化，政治协调已经是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主要手段。下面(在其他各点中)将展开这一基本论题。在这方面，苏联党政代表团即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有许多事情可做。
8.如上所述，越南同志已着手蓄积力量，准备在1972年“旱季”期间在越南南方开展广泛的攻势。这一攻势还正好安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其目的在于“推翻尼克松”，按照朋友们的想法，这定将为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协调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难道就不会适得其反吗？我们认为恰当的办法是委托驻美国大使馆、近邻和远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时候发表我们的意见。越南人冒的风险太多、太大了。
9.我们认为有必要继续向越南同志阐明，在反击美国侵略的同时，必须将事态引向协调，始终将外交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制定解决越南和印度支那问题新的倡议和途径的过程中，似可与越南人讨论将美国撤军问题与建立越南南方临时联合政府问题区分开来的合理性。一系列迹象表明加以区分是明智的。这样的划分以及制定各个别纲领所提出的每项任务的实现途径，似有助于推进以和平手段进行协调。
10.应该说服越南同志，一切斗争形式的中心应是美国撤军问题，与以临时联合政府更换西贡政权的任务似可分开解决，根据可能甚至无需美国人参与，而作为越南内部问题处理。既然在西贡政权的领导人物中间出现分裂，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倾向于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判，那么以越南自己各方之间进行直接接触为基础，就协调的某些问题达成协议的努力就一定有成为现实的一天。
同时，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双方代表之间进行秘密会晤也不无裨益，这是美国人的建议。在这类会晤中，可以讨论诸如停火、战俘、美国撤军之类的问题。
11.考虑到(今年10月)南越总统大选，需要劝说朋友们提出和平、消除美国霸权以及进行社会经济改造的新纲领。这会有助于在大选中动摇阮文绍—阮高其—陈善谦集团的地位。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1967年的纲领已被遗忘，在许多问题上已经过时，而众所周知的十点纲领又尚待进一步确切说明。
12.越南同志似乎开始明白，不由分说一下子就抛弃了停火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他们稍为缓和了自己的立场。可以劝告同志们自己拿起停火的主张以用于武装并且更加明确地对这一主张发表意见，此时可动员起新的力量以支援协调。
13.当初越南同志说，他们在一定阶段愿就从越南南方撤军的问题达成对等的协议。这个问题是协调工作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可能应该建议越南同志以某些方式让美国人了解这一点，从而促成美国撤军。
14.似也应考虑一下就被俘美国飞行员的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新步骤。例如，在对给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的破坏获得相应赔偿的条件下，为换取在西贡的政治在押犯，可允诺摘除俘虏的罪犯标签，将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用在他们身上，并保证在达成协调时释放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
15.近几年来，越南同志已不再反对利用联合国讲台揭露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似可以就为印度支那各国人民斗争的利益，扩大利用联合国的问题交换意见(向本届联合国大会提交集体控诉和谴责美国的决议案)。
16.根据我们的意见，应当采取措施扩大与老挝人民党和爱国阵线以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接触。这些党接近越南劳动党并形成东南亚的兄弟党群体，在很多问题上与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不相一致。
应建议越南同志鼓励柬埔寨朋友过渡到不仅利用武装斗争的策略，而且也利用其他的(政治的、外交的)斗争形式的策略。
17.显然还需要与越南人就现在如何对待召开类似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会议的新国际会议的意见交换看法。在我们看来，在当前条件下，对召开新日内瓦会议的意见也不宜断然拒绝，在将来，那样的会议可能会有好处。印度支那各国人民进行着共同的斗争，在一定阶段肯定会出现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达成政治协调，就必然要求国际保证，而这一点只有一个有关国家参与的会议才能办到。
18.就印度支那各种问题在高层与越南同志进行详尽商谈是一个复杂的事情。因此，在这种例行会晤中，妥当的做法是，协商一致，责成双方外交部进行会晤并讨论整个范围内的问题，交换信息与意见。此时，正如早先多次强调的，越南同志应自己作出决定，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他们该如何行动。
19.在与越南同志的工作中，极其重要的是充分利用在印度支那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的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前者再一次得到苏共二十四大令人信服的确认；后者则由近一时期出现的中国意欲接近美国的明显迹象所证明。但是，当然，始终应当考虑到越南人的微妙处境。在这方面有两条措施值得注意，必须一贯实行：有针对性地向越南人通报苏中关系的状况；请越南劳动党继续起到我们与中国人之间的中介作用。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谢尔巴科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8卷，第4485—4503页
№22907 多勃雷宁基辛格会谈纪要：德国问题、苏美关系、对华政策等(1971年6月8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同他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在尼克松总统的城郊官邸戴维营举行。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希望我们能够平静地就两国关系问题和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进行“全面审视”。这次会谈持续了大约6个小时。在这次会谈中我阐述了我们就相关问题的一些立场。如果对基辛格的谈话进行简单的总结，那么这些谈话可以被归结如下：
1.基辛格特别强调说，尼克松总统希望改善同苏联和苏联领导人的关系。
2.关于这个问题他首先援引尼克松的话说，要就柏林问题“建设性地交换意见”，其中包括在他们提出的在波恩机制(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巴尔)的框架范围内交换意见。基辛格援引尼克松总统的话说，关于柏林问题还有2—3个条款没有达成协议，现在他们愿意听取我们对这些没有达成协议的条款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要努力在德国总理勃兰特对美国即将进行的访问之前达成妥协。尼克松总统已经委托基辛格于下周二在这里就这个问题同巴尔和拉什大使进行会谈，专门商讨那些尚未达成一致的条款。总的来说，对最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他们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甚至同意在北约最近举行的一次例会的公报中声明说，今年有望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关于同基辛格进行的这次会谈详见以下的第11项内容)。
3.苏联和美国就协议的重要条款事先进行秘密的协商促进双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重要因素，在最终达成协议之后或达成协议的前夕，可以解决关于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精神正如尼克松总统本人对葛罗米柯所说的那样。
4.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北约最近发布了一份联合公报，其中包括就欧洲裁军问题发布了公报，其目的确实是为了赢得时间。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讲话以及这些讲话引起的广泛反响，使华盛顿有些措手不及。根据尼克松总统的指示，现在已经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以便制定出美国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在4—5个星期之后，这个委员会将会向尼克松总统提出建议。在得到尼克松总统的赞许之后这些建议还要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协商。到那个时候(大约在9—10月份)他们将准备进行具体的谈判。
5.基辛格表示，希望苏美之间的贸易关系能够逐步深化。按照尼克松总统的指示，他们对苏联贸易代表团提出的要求“持肯定的态度”，这些要求是以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科马罗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对美国进行访问的时候提出来的。
6.基辛格事先向我们通报说，最近几天他将秘密地飞赴巴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就政治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举行秘密会谈。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尼克松总统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各方的利益，他不能再作出更大的让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没有立刻对这些建议进行批判(他们过去通常都是马上批评的)，但是他对基辛格说，他们需要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并且将会把这些建议报告给河内。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想把他们采取的这些步骤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
7.明天，也就是6月10日，美国将宣布取消向中国出口一些商品的限制。但是，相比那些允许向苏联出口的商品来说，允许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将会受到广大的限制。或许，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条款将是，在向中国出口粮食方面将不再使用至今仍然适用的规则：50％的粮食应该用美国的船只运输(美国船只运输这些粮食的费用实际上要比其他国家的船只更贵)。这条规则也适用于苏联。总的来说，明天将宣布取消对出口中国的一些商品实行的限制，但这一举动将更加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实际意义则不大。因为中国已经有机会从欧洲进口这些商品了。美国不希望这么做，但是这些限制性条款已经过时了，没有必要再保持下去，这些条款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反而经常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怨恨，这完全是不必要的。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现在同中国没有保持经常性的接触，只是通过第三方进行接触，并且这种接触都是不定期举行的。“齐奥塞斯库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他进行这次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没有向他特别委托什么。”当齐奥塞斯库到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只是泛泛地对他说，希望逐步实行同北京的关系正常化，并且他也说，如果齐奥塞斯库希望的话，他可以把自己(尼克松总统)的这些愿望通报给中国领导人。但是，关于齐奥塞斯库对北京进行的这次访问，美国方面没有对他提出什么特别的请求。
在美国看来，北京现在对日本的迅速增长非常关切。美国专家认为，“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日本逐渐成了中国的头号敌人，而美国成了中国的第二号敌人(如果不考虑苏联的话。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仍然是北京的头号敌人)”。
在东南亚地区“抗衡中国的重大力量是印度尼西亚”。
8.基辛格说，对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仍然非常不安。“根据华盛顿掌握的可靠情报”，印度政府仍然没有放弃对东巴基斯坦进行武器援助的想法，前一段时间，在德里“做出灾难性的决定之前”，美国政府秘密地向英迪拉·甘地提出了严正的交涉。看起来，这次交涉起到了作用，消除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直接爆发武装冲突的威胁。在这件事上，尼克松总统考虑的是，苏联对预防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同样感兴趣。
9.基辛格说，华盛顿知道，对于中国向印度洋发射弹道导弹和进行导弹试验一事，德里非常关切。印度政府在秘密地讨论，是否向美国和苏联请求援助，帮助印度建造反导系统。然而他们还没有在原则上向美国发出呼吁。
10.基辛格详细地描述了美国国内的某些政治状况。他谈论的中心思想是：尼克松总统的地位正在逐步得到巩固。他举出了对美国居民进行秘密调查的一些数据来对此进行证明，这些调查是白宫根据总统的命令定期进行的，就总统内外政策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尼克松总统相信，1972年总统选举前的斗争将主要围绕国内问题进行，特别是围绕失业问题。
尼克松总统现在认为，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和汉弗莱最有可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肯尼迪在个人智慧和个人发展方面来说都不及他已经亡故的两个哥哥：约翰·肯尼迪总统和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但是他还是能够非常轻松地击败汉弗莱的。肯尼迪的“分量不足”以及他与淹死一名姑娘有牵连这件事将妨碍他进行竞选。“白宫的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
基辛格明显是在渲染关于民主党人重返白宫的暗淡机会，并以此来向我们宣示和强调尼克松本人竞选总统的状态和前景，尽管如此，应该承认，根据我们大使馆的观察，现在尼克松当选总统的机会确实要比民主党人大一些。
11.详细谈论了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过程，无论是三方在波恩举行的谈判(苏联大使—美国大使—巴尔)，还是四国大使在柏林举行的谈判。
基辛格特别强调，“就白宫向波恩三方会谈提出的建议建设性地交换意见”。巴尔和拉什同基辛格都直接保持着单独的联系，并抛开了其他所有的联系渠道。只有尼克松总统一人非常了解这件事情，尼克松总统亲自委托他“尽一切努力，以便在各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最近几天，基辛格分别向巴尔和拉什进行询问，了解他们对达成协议的前景这一问题的看法。巴尔回答说，看起来，还需要三方在波恩举行4—5次秘密会谈，才能最终达成协议。
拉什的看法是，为了达成协议还需要举行5—6次会谈。因此白宫做出了“非常乐观的预测”。
基辛格想知道我对这些谈判的看法。
我说，我们对最近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会谈持肯定的看法。现在已经明白了各方立场的分歧所在，应当努力消除这些分歧。我向他提及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同时我也使他注意，近来，法林巴尔拉什于6月5日在波恩会谈期间，拉什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而看起来，巴尔则是愿意在这些问题上让步的。我也举出了相关的例子。
然后我表达了对拉什所持立场的不解，何况，基辛格本人当时曾对我说，他们美国人愿意接受联邦德国接受的一切建议。我也使基辛格注意到，拉什曾公开承认，对于积极地解决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一直还没有进行研究。但是基辛格当时曾对我说，美国方面愿意作出大的让步，承认苏联的这些利益。
基辛格说，他阅读了拉什和巴尔的一些电报，从这些电报中他没有感觉到拉什所持的立场是比较强硬的，然后他又大声地把这些电报读了几次。在他所读的这些电报中，拉什和巴尔都对同苏联大使举行的这些会谈作了乐观的评价，并且他们都表示，希望最终能达成协议。接着基辛格说，拉什宣称说，美国方面还没有对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令他“吃惊”，因为白宫曾命令拉什研究这些问题。
在我同基辛格会谈结束，并返回大使馆之后大约2个小时，基辛格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把我们的这次会谈报告给了尼克松总统。尼克松总统授权他告诉我，当拉什返回华盛顿的时候，他们将“使他重新想起”关于命令他研究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基辛格说，他可以保证，当拉什返回波恩的时候，他将准备讨论这个问题。看起来，他们会满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大部分愿望：目前有待解决的只剩下关于总领事馆的问题。尽管拉什现在请求休假，尼克松总统不打算批准他。从各方面来看，拉什将在勃兰特总理访问华盛顿后不久，在6月24—25日返回波恩。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委托他在勃兰特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同拉什和巴尔一起再研究一下关于三方波恩会谈和四国大使柏林会谈的事情。下周二他将同拉什和巴尔在白宫秘密进行会谈。
关于这件事情基辛格继续说，如果我们认为做这件事情是有益的，那么请我们在举行这次会谈的前2—3天，把那些尚未达成协议而我们认为对达成整个协议比较重要的主要问题报告给他(我们提出的这些问题最好是我们已经做出了妥协后的立场)。当他同拉什和巴尔在举行会谈的时候将会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的关注。基辛格又另外说明说，他指的确实是最为重要的一些问题，而不是还没有达成协议的一般性问题，因为他认为，在勃兰特访问华盛顿的短短时间内，应当使勃兰特和巴尔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确实关键的问题上，而不是不适当地做四国大使们遗留下来的那些工作，他们现在正在拟定协议的整个文本，何况尼克松总统未必能够关注所有的细节问题，这些细节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从技术上来说非常容易使谈判陷入误区。
我具体地提出了我们首先最感兴趣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限制联邦德国的政治存在问题，包括禁止召开各党会议和联邦议院委员会会议；关于联邦德国在西柏林设立的联络局问题，该联络局是全权代表联邦德国的唯一机构；国际政策的适用问题；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
基辛格再次说，对于莫斯科现在认为必须转告给他们的这些主要问题，他们确实准备进行非常仔细的研究，并且在他同拉什和巴尔在华盛顿即将举行的会谈之前，他们就将特别地研究这些问题。我的感觉是，白宫是为了让莫斯科了解到，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良好意愿”。
看起来，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点，在调解西柏林问题上，就那些对我们来说比较重要问题向尼克松总统施加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他同勃兰特进行会晤前夕。
12.在经历了6个小时的会谈之后，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重又提出了关于尼克松总统访问苏联并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本人希望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举行会谈。我的感觉是，在此之前他们对整个苏美关系进行“全面审视”，就是为他们在会谈中提出这个主要问题，即关于举行高层会晤问题做准备。
接下来基辛格对举行苏美领导人高层会晤的意义展开了论述，他说，这次会晤不仅对两国关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关系来说、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建设性地解决那些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近东问题和欧洲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说，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的时候，他准备同苏联领导人讨论关于欧洲事务的一些问题，以便共同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他提到了关于裁军问题和关于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问题)，基辛格接着强调说，现在近东问题造成了复杂而危险的局势，尼克松总统认为，现在就近东问题交换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又补充说，尼克松总统以前曾提议把近东问题列入高层会谈的议事日程，现在这个问题成了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希望就近东问题同勃列日涅夫进行单独的会谈，美国方面就他一人参加这次会谈。他希望开诚布公地阐述自己对近东局势的看法，阐述他对调解近东问题的途径的看法。考虑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国内非常微妙，尼克松总统不信任国务院官僚机构中的任何人，哪怕是国务院的翻译人员。如果在这次“有益的、开诚布公的会谈”中同苏联领导人秘密地达成了重大协议，尼克松总统就无需向其他人进行报告，就可以找到办法，履行在近东问题上达成的部分协议。
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请求我把尼克松总统的建议转告给苏联领导人(如果莫斯科接受了关于他对苏联进行访问的这一原则性问题)，即关于他对苏联进行访问的日期问题。
基辛格解释说，尼克松总统不希望莫斯科认为，他有意把这次访问的日期推迟到美国大选临近的时候。因此，他提议在9月份进行访问，何况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曾提议，让他在今年夏天的时候访问苏联。除了他们指定的那些日期，在其他月份进行访问对尼克松总统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特别是在1月份的时候，他还要每年一次地例行向美国国会作“关于美国国内局势”的国会咨文。但是，他当然也愿意考虑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任何建议。
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领导人给他答复，如果可能的话，在本月月底前答复，因为他应当确定今年下半年自己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确定下半年自己对外政策中相应的优先任务。如果苏联领导人同意了某一具体的访问日期，他建议到时候公布双方就这一访问日期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不是马上公布，而是在这一协商日期前的4—5周公布。
听了基辛格所说的这些话之后，我对他说，关于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苏联政府的观点原则上早就告知了尼克松总统。这次高层会晤不应该仅仅在组织方面进行相应的准备，而且还要营造有利于举行这次会晤的氛围。接着我向他提到了我个人对举行高层会晤可能性的一些怀疑：如果到时候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没能达成协议的话，举行高层会晤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关于这一点我从莫斯科返回之后已经告诉过他。
基辛格开始着急了，他说，尼克松总统不能接受把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和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问题与西柏林问题相挂钩，并且这些要求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如果苏联领导人处在他的位置上他们会怎么办呢”。
我回答他说，苏联政府没有，当然也不会对尼克松总统下达任何最后通牒。接着我请他注意我们以前就这个话题进行的会谈。
基辛格的语气已经平静了下来，他说，尽管尼克松总统不能接受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这个预先设定的条件，不能接受必须要正式地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尼克松总统非常清楚，苏联领导人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便使双方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转入建设性的轨道，以便使这次谈判圆满结束。尼克松总统本人将继续关注这些谈判的进程，并且希望在他所希望的、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之前，能够结束这些谈判，或者使这些谈判达到可以被确保圆满结束的阶段。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1-10
№22908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和谈、中国加入联合国等问题(1971年6月30日)
根据基辛格的提议我同他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
基辛格说，他希望就东南亚相关各个问题交换意见，因为他马上就要对东南亚进行一次为期很长的访问，当他从东南亚访问回来的时候，将会马上回到加利福尼亚，届时尼克松总统将在那里，因此他将不回华盛顿，也不能在7月20日之前能同我举行详细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基辛格提到了如下问题(我简要概括地阐述一下，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将作详细的阐述)。
基辛格对东南亚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
1.越南问题。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基辛格对东南亚总的状况和军事局势进行了评价。随后，他将在这些评价的基础上就今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向尼克松总统提出一些建议，提出一些将要采取的可行措施。在这几天，基辛格在巴黎会见了参加越南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布鲁斯，或许，他还将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
基辛格说，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北越人最近将会提出新的建议。但是他没有更加明确地说出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对基辛格所说的这句话应当予以注意(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今天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在巴黎进行的谈判中提出了新的建议；而基辛格是在昨天对我说这些话的)。
2.印巴冲突问题。白宫认为，印巴冲突是非常现实的威胁，有爆发重大军事冲突的危险。印度现在处于同巴基斯坦爆发战争的边缘。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印度军方司令部认为，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印度人可以占领全部东巴基斯坦，而西巴基斯坦方面可以成功地抵制住巴基斯坦人可能发起的反攻。
美国军方在给白宫的报告中对这种预测表示同意。诚然，印度担心中国会支持巴基斯坦，介入冲突。美国认为，中国人未必会直接介入印巴军事冲突，但是将会提高武器、弹药和粮食援助。
尼克松总统给基辛格下达指示，要他访问德里，并且秘密地、但是以最强烈的语气告诉英迪拉·甘地，提请他注意美国正在密切地关注着印度实行的这种危险政策，这种政策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基辛格将会告诉英迪拉·甘地，如果局势向再次爆发一场印巴战争的方向发展，那么美国今后将中止向印度提供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
出于这种考虑美国政府拒绝了印度坚持的提议：对出入巴基斯坦的所有物资进行正式的禁运(用于援助难民的粮食援助除外)。
尽管华盛顿打算在事实上遵守这种禁运(如果不考虑不久前派出的一些输送武器的船只的话，事实上这些船只是根据去年的决定排除的)，美国人也不愿“在印度鲁莽行事的情况下”向他提供援助。
简短地说，基辛格概括地说，美国政府支持维护印巴之间的领土现状，同时支持寻找政治手段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尼克松总统希望，苏联政府能够配合他的这一政策，防止印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关于这一点基辛格解释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他们同苏联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在基辛格进行这次访问之后，他们将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
白宫认为，最近几天在波恩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三方秘密会谈使他们更加确信了他们以前的看法：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三方秘密谈判将在7月份顺利结束，而四国代表进行的正式谈判也将在8月底和9月初结束。
我同基辛格就可能达成协议的个别条款进行了协商，在协商的过程中基辛格说，关于苏联在西柏林的利益问题已经对拉什大使下达了指示，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满足苏联在经济上的愿望，但还不能满足苏联关于在西柏林设立总领事处的愿望。但是他(基辛格)可以说，如果其他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就剩下关于设立总领事处这个问题的情况下，美国方面将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作出让步，找到相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的考虑是，即使在关于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存在这个问题上也将很快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协方案，并使各方的要求得到满足。
五个核大国会议
美国政府将继续对苏联就这个问题提出的建议进行研究，看起来，2—3周之后将会给予苏联答复。他们仍然还不明确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苏联和美国为一方，英国、法国和中国为另一方，双方在核能力方面存在重大的差距，考虑到这一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将提出什么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呢？而且苏美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仍在进行，现实地说，也只有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他们才能够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
根据美国事先掌握的情报，中国明显是不愿参加这次会议的，并且，看起来，中国已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中国还不愿意利用这次会议来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同其他四个核大国一起进行谈判，而更好的选择是继续向第三世界国家显示，中国同它们是站在一起的，中国属于“无产阶级国家”，不愿参与“美苏之间的阴谋”。何况，事实上中国人明显担心，在这次会议之后它们的核能力将被冻结起来，停留在目前较低的层次上。
正如尼克松总统已经对苏联大使所说的，白宫愿意在这次会议上同苏联方面讨论与这次会议有关的一些具体问题，但问题是，这些要讨论的具体的问题是什么？这次会议将怎样进行？
关于欧洲裁军问题
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已经就这个问题向苏联方面提出了建议，美国政府期待着苏联方面对这些建议作出答复。9月份北约各成员国外交部副部长将就这个问题召开会议。看起来，10—11月份将会进行谈判。
近东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对以色列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同调解近东问题或者同解决近东问题进行的外交谈判没有关系。这次访问的目的只是对有关近东军事状况的情报进行总的评估(还包括就这个问题同以色列情报部门和以色列政府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将会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是否正如以色列所说的那样，目前近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已被打破。白宫现在认为，以色列人的这些言辞是被夸大了，因而，美国没有必要再向以色列提供额外的武器援助，而以色列人现在则坚持要求美国提供额外的武器援助。
基辛格确信地说，白宫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所谓的“贝格斯备忘录”。基辛格秘密地说，整件事情都是西斯科在罗杰斯的同意下做出来的，“希望首先从埃及人那里打听到什么情况，然后再从以色列人那里打听到什么情况”，并以此来支持“罗杰斯提出倡议”，这一倡议正在逐步破产。基辛格确信，他本人一开始就不相信罗杰斯国务卿单方面提出的这个倡议会取得成功。他现在仍不相信。但是他不愿阻止罗杰斯，因为罗杰斯说服了尼克松总统，要尝试一下“苏伊士方案”。这个方案的结果怎样呢？这一点众所周知。现在这伙人(罗杰斯、西斯科)正在准备一些新的建议，并打算随后提交给尼克松总统审议，但是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的结果会是怎样。
很明显，基辛格想表达的意思是，现在尼克松总统把近东事务交给罗杰斯办理，这将不会有什么好处，只有当白宫(准确地说是基辛格)再抓起这件事的时候，才有望使这件事情获得进展，“西柏林问题就是这样”。
基辛格所说的话的意思是，他不认为有理由认为，调解近东问题会有所进展。他再次强调了他自己的一些看法，即，只有当苏美两国政府就近东问题直接达成相互的谅解，调解近东问题才有可能实现并获得成果，他的这种看法我们都已知道。
中国和联合国问题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问题，尼克松总统尚未最终确定自己的立场，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总的立场是：他们不打算，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阻止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提议(其中包括，不再坚持要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投票才能通过这个提议的要求)，但是，同时，他们将利用各种程序和规则，使台湾不被联合国开除出去。如果这件事情得以顺利进行的话，美国在原则上不反对同北京就这个问题达成某种谅解，使中国以后可以在联合国大会行使两个投票权(包括台湾)，这就像苏联在联合国有三个投票权一样(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但是关于这一构想的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来，并且也有可能存在其他的解决方案。
关于贸易和海运问题
对于苏联提出的、关于向其提供设备的一些新的要求，美国政府将继续予以“建设性的”研究。7月底将会对这些要求作出答复。同时，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希望简化驶入美国港口的苏联船舶的入港程序的要求，白宫也愿意予以研究。
关于就导弹防御问题举行谈判
基辛格非正式地事先(他特别请求我不要援引他所说的关于赫尔辛基谈判情况的话)向我通报了尼克松总统就这个问题下达的指示，他指示美国代表团不久后恢复在赫尔辛基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
1.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的时候，美国代表团将提出自己的一些总的建议，这些总的建议的内容还将包括关于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草案的一些条款以及关于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一些设想。
美国代表团然后首先愿意就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一份草案进行协商。但是在一段时间之后(基辛格的意思是在2—4周之后)美国代表团希望，同时就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的形式和程序应该依据两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大家都知道，两国政府都同意，现在首先集中精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美国方面认为，两国代表团的工作都应该严格遵守这一协议。基辛格说，他们美国人当然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同时还希望讨论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一些问题，这一点已经写入了两国的联合公报中，并且这一联合公报已经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了。
2.美国代表团对就导弹防御协议问题进行的谈判的立场的实质是，看起来是，应该同意，让每一方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反导体系是用来保护自己国家的首都还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战略进攻武器系统。简单地说，双方都可以自主地选择，但是，这种选择自然相应地是要考虑到双方军事技术的平衡。
我向基辛格指出，两国政府需要就今后所要讨论的一些问题的程序达成协议，其中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导弹防御体系作出的限制对苏美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任何一方都不应享有某些权利。
基辛格说，他们完全同意这项条款，在双方交换的信件中他们已经同意了这一点。但是这项原则的实施不可避免地会把双方相应的具体地位联系起来。
基辛格表明了他们的立场。他说，如果以苏联提出的原则作为基础，只是对行政和工业中心进行保护，那么受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城市就只有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就与以上所说的平等原则相违背，因为莫斯科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是华盛顿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保护的人数的1.5倍(美国首都有100万人口，而苏联首都有700万人口)，而它所保护的工业力量也几乎是华盛顿的2.5倍。从历史上来说，华盛顿只是纯粹的行政中心，华盛顿及其周围地区都没有什么重大的工业。出于对导弹防御体系进行的限制对苏美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这种考虑，美国专家已经研究出了具体的数据，对以上列举的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差异情况进行比较，在赫尔辛基会谈期间，美国代表团会提交这些相互比较的数据。
美国代表团准备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找到导弹防御的条件和限制范围，并且使它们对美苏双方来说都是平等的。
3.基辛格顺便指出，在给美国代表团下达的指示中还有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该问题他们正在进行研究，这个问题就是，重新向苏联方面提出关于“零导弹防御”的可能性问题，也就是关于双方都完全废除导弹防御体系的问题。
基辛格补充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这个指示的时候，尼克松总统首先犹豫了，要不要给美国代表团下达这个指示呢？因为这个指示会给莫斯科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好像完全是为了进行宣称而采取的措施。但是他基辛格被授权向我们作出保证，如果(苏方)愿意认真考虑“零导弹防御”问题，那么美国方面也愿意务实地讨论这个问题。
(可以非常有把握地作出一种假设：看起来，美国人将会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因为在美国参议院有一个比较有影响力的集团——由富布赖特、曼斯菲尔德、赛明戈通等人组成，这些人坚持认为，现在建立导弹防御体系只会白白地花钱，因为在现代的技术条件下、在爆发核战争的条件下导弹防御体系是起不到作用的，不会有什么益处。这个集团得到了美国许多著名科学家的支持。因此这个问题对尼克松政府来说很重要，如果这些人对他施加了压力的话，他就有理由说，他已经提出了关于彻底废除导弹防御体系的建议，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个建议。实质上，正如我们所知，尼克松政府和五角大楼都不愿意停止美国的导弹防御建设。我们的代表团在制订方案、在赫尔辛基就“零导弹防御”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应该考虑到这些情况，以便不给美国人制造机会，使他们既可以反对我们，又可以反对那些支持削减军费的美国人，他们也反对五角大楼在导弹防御领域制定的军事计划。)
4.关于冻结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基辛格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突然产生了“内部矛盾”，关于这一点他想以非正式的方式告诉我。
史密斯是参加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和史密斯都了解美苏两国政府秘密交换的信件的内容。但是他们完全都不知道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双方秘密交换的另外一些意见。关于基辛格和苏联大使举行的会谈仍然只有尼克松一个人知道。
因此五角大楼和以史密斯为首的美国裁军处起草了一份指示草案，提交给尼克松总统，让他批准，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份指示草案关于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的意见“在表面上完全符合两国政府通过交换信件所体现的思想”：双方接受关于冻结战略进攻性武器的思想，并准备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的看法，这指的是，赫尔辛基谈判将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达成共识，其中包括关于战略武器的范围等问题。因此五角大楼和裁军处拟定的指示草案考虑的不仅是冻结陆基进攻性战略武器，而且还包括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希望，马上把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排除出去，因为在美苏双方秘密达成的协议中没有直接包含这一点。但是，他随后决定不把这一点从提交给他的指示草案中删除，而是逐步地进行删除，以便不使五角大楼和裁军处产生强烈的怀疑。
尼克松总统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是，五角大楼认为，苏联的海基武器很快将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赶上美国，他们今年已经多次向白宫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如果尼克松总统直接反对把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纳入会谈的范围，将会使五角大楼和裁军处感到奇怪和不解，因为尼克松总统不能向他们公开基辛格与莫斯科秘密会谈的所有内容，因为这些会谈都是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
但是，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后不久，白宫将采取措施，逐步回归到他们在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中所采取的那些立场上。
我直接对基辛格说，使谈判发生这样的波折不符合他们早先达成的协议，而且，这样还会使人对莫斯科产生一种不好的印象。我接着强调说，如何在这种两难处境下作出选择是尼克松政府和美国相关部门自己内部的事情。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严格地履行双方达成的协议。
基辛格回答说，双方达成的协议仍然有效，但是他们请求注意一下他们国内的实际状况，这种状况类似于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在这两种情况下，美国方面都只有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本人两个人参与了秘密谈判，就两次谈判中比较微妙的一些问题进行协商。
他可以保证使赫尔辛基谈判代表的会谈向如下方向发展：在美国代表团提出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及其他的提议之后，苏联代表团可以在下次会谈或者在最近的会谈中否决这些提议，(苏方)可以说这一提议与现阶段进行的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的谈判不相符合。到时候白宫将给史密斯下达指示，要他不要坚持这一提议，然后赫尔辛基谈判就会步入双方达成的秘密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内，也就是说，这次谈判将只是围绕着陆基进攻性武器进行会谈。
整件事情要发生这样的波折。基辛格补充说，尽管看起来，这件事情会引起莫斯科的不满，出现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尼克松总统希望采取这种战术手段，避免五角大楼的直接反对，五角大楼将会与美国国会中一些有影响的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尼克松总统在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问题上的政策。如果尼克松总统马上说他决定不把冻结海基进攻性武器问题纳入会谈的范围(根据与苏联达成的秘密协议)，那么他就会遭到反对。因此他要把这个问题隐藏起来，通过一定的手段解决这个问题。尼克松总统那时候将会冒着被指责的风险，一些人将不会理解他对俄国人作出的让步：在赫尔辛基谈判开始之前就拒绝提出关于冻结海基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
根据基辛格的上述谈话，我们认为应该提出如下看法。当然，我们都知道，美国方面同时在进行两场会谈，一场是关于限制导弹防御问题进行的谈判，另一场就是关于西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事情确实是这样的。然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都决定保险行事，因为就导弹防御问题进行的谈判不同于就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就这次谈判签署的条约将来是需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的，这就意味着参议院要就这一条约进行相应的听证，要了解这一条约是怎么签署的(特别是现在围绕所谓的五角大楼报告闹得沸沸扬扬)。总的来说，在进行秘密会谈的时候，甚至白宫也没有暗示会出现现在这种“波折”的可能性，这也是事实，从各方面来看，他们也是由于担心，这件事情会使他们达成协议更加困难，甚至使谈判进程中断，大家都知道，这些秘密协议是花了很大的努力才达成的。
基辛格没有提到关于即将举行的赫尔辛基谈判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他只是再次指出，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美国舆论界对苏美关系的看法会对战略武器谈判的进程产生很大的影响。
基辛格说，当然，现在应该给我们在赫尔辛基的代表团和专家们一个机会，使他们能够对相关问题进行详细的、高水平的会谈。然后，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重新返回到秘密渠道交换意见，但这取决于赫尔辛基谈判的进展。尼克松总统就是这样认为的。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再次强调说，美国方面，首先是白宫遵守通过秘密渠道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要。抛开这一协议而为自己单方面捞取好处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只会危及到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基辛格说，他们非常清楚这一点。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42-53
№22947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尼克松访华背景及苏联的应对(1971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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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和华盛顿就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该协议无疑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对东南亚、远东地区以及对“苏—中—美”三角关系都会产生潜在的深远影响。
很明显，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比尼克松更加没有原则。正如驻美大使馆全体人员所一致认为的，中国对外政策发生这种急剧的转变的基础是：北京奉行的反苏政策；北京对其国际角色的追求，首先是他们对自己民族主义目标坚持不懈的追求，他们对民族主义目标的追求要比对意识形态上追求强烈得多。
尼克松对中国态度发生的这种变化是有一些原因的。
经常起到作用的因素是：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苏中分歧，尽可能地深化和加强这种分歧，同时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择手段。现在已经明白，长期以来，尼克松不仅就他个人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展开着谈判，而且同时还就他同北京领导人进行会晤展开着谈判。毛泽东和周恩来刚刚表示愿意同他举行最高会晤，而重要的是，他们同意事先公布关于举行这次会谈的通报，美国总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次机会。如果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也是照着这样的精神进行的话，毫无疑问，他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这么做的。
在美国，现在总统的作用是如此重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有了这种趋势)，在这种条件下，总统事实上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在这些问题上把美国的社会舆论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他一个人就作出了选择。
决定尼克松现在这样做的另外一些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非常希望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再次当选总统。对他来说，这个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为此他愿意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在他看来，他对北京或者对莫斯科进行的这种访问，首先就是在总统大选前采取的行动。
另外一种状况也很重要：现在对尼克松来说，关于退出越南战争的问题已经成了一个比较迫切的国内政治问题，为了退出这场战争，同北京领导人就举行最高会晤问题达成协议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做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首先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这种宣传现在可以极大地减缓社会舆论对他个人造成的压力，有利于他迅速解决越南问题和撤回美国军队，也有利于舆论界对最近在巴黎提出的普遍裁军计划建议作出积极的反应。多亏了中国人，尼克松现在可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真正地喘上一口气了。但是，除了宣传上的考虑之外，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白宫现在是真正地希望和平解决越南问题，为此，他们希望通过中国领导人的帮助使他们找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如果这件事能够成功，几乎就可以保证尼克松再次当选总统了。
当然，由于就尼克松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可以预料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而这种博弈的言外之意非常明确，它实际上首先是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暗中进行的。
现在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对此作出什么反应。
在现在的条件下，我们的一项主要的任务是，根据我们以前制定的方针和下达的指示继续开展工作，不使美中两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日益接近。
中国领导人把苏联看作是最大的敌人，根据他们的行为判断，现在看起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对中国直接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不大。
我们认为，对美国直接施加这种影响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们认为，我们工作的主要方向仍然应该是利用一切主观的和客观的因素，利用美国希望同苏联发展关系的这种因素，来阻止美国在反苏的基础上同北京发展关系。
另外一个有利的因素是，尼克松个人也希望同我们保持关系，这个因素对他在1972年开展总统选举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而美国的社会舆论也希望避免同苏联发生冲突，在这件事情上，美国的社会舆论认为，同苏联发生冲突比同中国发生冲突的后果更加不堪设想；美国的商人也非常希望同我们发展更加牢固的联系，等等。
出于多种考虑，首先是出于选举的考虑，对尼克松来说，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对他来说，举行这次会晤的迫切性已经小了一些。
尽管美国和中国就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一事达成了协议，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一些矛盾仍然客观存在，并且还很深刻，多年以来这些矛盾一直在使它们相互敌对；“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是出于反中的考虑，这一点将仍然起作用。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举行会晤之前也存在很多的议论；我们都知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会晤的结果怎样。这些因素也很重要，应当予以充分的考虑。
尼克松将对中国进行访问，现在，这件事情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都轰动一时，大家私下都在议论纷纷，认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前景美好，但是，看起来，尼克松总统采取的这一措施的意义，并不比美国在实际承诺中采取的措施的意义更为重大。
在这些议论中，有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美中双方都有意夸大美中关系的作用，并利用这个因素，以便对苏联施加压力。
我们远远低估了美中两国现在所达成的这份协议的重大意义，但是以上列举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至于我们对美中两国达成的这份协议所作出的实际反应，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
1.对于尼克松总统就他访问北京一事同中国达成的协议而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件，我们可以给他简单的回复，回复的意思应该是：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关系建立在反苏的基础上，企图损害苏联的利益，那么我们就会对此得出我们自己的结论，其中包括在同尼克松个人相互关系方面的看法。
在作出答复的时候，不能让尼克松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对这件事非常关切或者是恼怒。重要的是，不能使华盛顿认为：我们害怕他们同北京达成协议，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会对美国作出某些让步。在给尼克松的答复中要让他们看到，我们对待这件事情很平静也是很自信的，要让他们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2.在外交上就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继续对美国施加影响，在这方面应该遵循苏联领导人就苏美关系特别作出的决议(在今年1月份最后作出的那份决议)和下达的指示，应当遵循苏共二十四大作出的决议。
应当继续同尼克松政府进行接触，首先应当关注欧洲问题的解决，实施我们的欧洲政策和计划。
不应该给中国人机会，使他们积极地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在欧洲的利益将更难得到保障。
我们现在同美国就我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进行着谈判，首先是就柏林问题进行着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西方国家提出了关于准许联邦德国同我们签署条约的问题。尼克松在7月15日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件中表示，美国同北京的接近并没有削弱他打算同我们就一些具体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意愿，并希望“证明”这一点。在谈判中，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点尽快达成使我们感兴趣的协议。
3.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尼克松还担任着总统，他都会认为，同我们现在的关系是通过努力才获得的，无论是对于美国，还是对于作为总统的他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利用这一点。
为了阻止华盛顿和北京在反苏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应该在经济(贸易、船舶运输、互访)和科技领域发展我们同美国的关系，这对我们今后将是有利的。
4.至于苏美高层会晤的前景问题，我们认为，不宜直接拒绝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要使这个问题成为尚未确定的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比较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应当使尼克松今后还对高层会晤寄予希望，以此作为我们对他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而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将继续讨论下去，要使这次高层会晤能否举行与欧洲问题的顺利解决、与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其中包括华盛顿和北京关系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
5.根据既定的方针，在我们对美国和对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应当继续努力，避免美中两国在反苏的基础上接近。对于美国和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有损苏联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东南亚国家)利益的任何行为都要予以揭露。我们工作的主要目的仍然是利用一切客观因素对苏—美—中—日“大四角”施加我们的影响。应当继续努力(利用秘密渠道和宣传手段)促进美中两国矛盾的激化，使他们相互更加怀疑和不信任，而现在，无论是在华盛顿，还是在北京，他们彼此都是存在这种怀疑和不信任的。
总的来说，所谈论的是要继续实行我们现在对美国实行的政策，这种政策也反映在苏共中央的决议里，但应当更加关注美国和中国最近的调情，并考虑到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
最后，美国的历任总统都是施展各自的阴谋诡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他们换了一任又一任，但是我们同美国这个西方最先进国家的关系，今后对我们来说仍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59а，оп.7，п.13，д.9，л.81-88
№22910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高层会晤情况(1971年7月19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午餐的时候和他在白宫进行了会谈。
在会谈中，我故意不主动提出关于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这个问题。
我感觉到，基辛格从会谈开始的时候就在焦急地等待着我提出这个问题。
最后，基辛格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谈话(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可以被概括为如下几点。
1.关于前不久美中两国达成的协议，基辛格主要作了如下声明：这一协议无论如何都没有被用于反对苏联。在尼克松总统看来，苏美关系仍然重于美中关系。这种看法是从现实出发的，因为从经济、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苏联和美国。由于这一现实情况，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具有全球的性质。尽管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也很重要，但是这种关系目前只具有地区的性质，只是局限于亚洲地区(东南亚和东亚)。
基辛格为他们最近同北京达成的协议进行了辩护，在进行辩护的时候，基辛格又详细地重述了我们两国就领导人高层会晤问题进行的谈判的整个过程，基辛格说，在7月初他们又一次收到了我们(对高层会晤问题)“不完全确定的答复”，只是在此之后，尼克松总统才作出访问北京的决定。
如果当时收到苏联的答复是“最终的肯定的答复”，那么，在基辛格看来，尼克松总统将会毫无疑问地对莫斯科进行访问。他确信地说，关于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只是在他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才提出来的。在此之前，他们从来就没有实际地考虑过这一问题。
基辛格不断地抱怨过去和现在存在的一些严重困难，从心理层面来说，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私人之间必须要相互理解，能够对对方的动机毫无偏见地作出评价。迄今为止，双方还是对对方作出的保障和许诺“过度的怀疑”和不信任(比如，关于尼克松总统在西柏林问题上作出的保证)，这种情况在两国关系中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危害极大。今后，双方最好都能够“克服这种心理上的障碍”。
2.尼克松总统希望，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继续沿着它们最近努力推进的那个方向发展。
——他希望柏林问题能够在我们指定的日期之前早日得到解决，也就是说，美苏两国大使和巴尔进行的波恩秘密谈判将在本月底结束，而四方柏林谈判将在8月底和9月初结束。根据最近几天白宫得到的最新评估，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谈判是完全可以结束的。尼克松总统刚刚得到了勃兰特本人对这些谈判作出的评估，他们可以秘密地把这一评估告诉我们：勃兰特认为，他们同民主德国之间进行的谈判将在年底结束，他们希望在今年年底或在明年年初的时候能够同苏联就批准条约问题举行谈判。
——尼克松总统希望苏美赫尔辛基谈判能够取得成功，他认为这对改善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尼克松总统对两国之间大量的贸易合同持肯定的看法，他打算继续审理这些合同。其中包括，他也赞成现在向苏联提供封闭式铸造循环机，用于卡姆斯基汽车厂的汽车生产。
——我们提议为美苏两国的海上货物运输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对于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所有建议，他下令予以研究。
3.尼克松总统关于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的建议仍然有效，当然，如果这一提议符合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在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就可以举行美苏首脑会晤。但是，在尼克松总统对苏联进行访问之前，还必须宣布就这个问题同苏联达成的协议。
正如你们以前向我们提出的(在第二个方案中)，尼克松希望，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时间是1972年4月份或者5月份。关于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具体日期，我们同中国人还没有达成协议，尽管已经提出了一定的期限，也就是在1972年5月之前对中国进行访问。如果能够很快同你们达成协议，把访问的日期定在4月份，那么他们就可以开展一些工作，把他们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定在明年年初的前几个月进行。
现在，尼克松总统想知道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苏联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持肯定的态度，那么他们非常想知道，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可以定在什么时候进行。
第二点，根据我的要求，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谈论了关于他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的一些细节问题。如果把他的这些谈话概括在一起，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内容。
在白宫和中国领导人事先进行的接触中达成了如下协议，即在基辛格对一些亚洲国家进行访问期间对中国进行访问，以便同周恩来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没有拟定出特别的会谈议程，大家都只是知道，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
关于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事先没有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在事先进行的接触中完全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诚然，周恩来现在宣称，这个问题是尼克松总统首先提出来的。这句话指的只是，在公开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尼克松只是泛泛地说，他希望并且也愿意到中国去。当时他自己也不认为他所说的这些话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这只是一种演说术。
在基辛格出访前夕，尼克松总统“没有收到莫斯科最终的答复”，他对基辛格说，他当然愿意对北京进行访问，但是他不想使中国人产生一种特别的印象，好像他对访问中国特别感兴趣。因此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不要主动提出关于他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而首先要考虑的是关于周恩来就其他问题作出的反应。
但是在进行第二次会谈的时候，中国总理就问他，为什么尼克松总统不到北京来，不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直接进行会谈。在周恩来看来，进行这样的直接接触，可以使他们就促使两国产生冲突的所有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更加清楚地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立场，并寻求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基辛格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接受了这项建议。基辛格说，确实，随后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进行协商，拟定关于这个问题的联合公报的文本。中国人希望，使这份联合公报看起来完全是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了呼吁，请求进行会谈，而中国领导人满足了这一请求。周恩来甚至对基辛格说，当全世界都知道中国领导人同美国总统进行会晤的时候，他应该理解的是，中国人现在“在各个方面”面临的一些巨大困难，而且今后还将面临这些巨大的困难。最后，就制定了现在的这份联合公报。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会谈的过程中完全没有谈到关于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只是有一次，当周恩来在谈论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时候，他提到了苏联领导人，他说，苏联领导人喜欢把毛泽东及其战友想象为“挑起新的世界大战的原子弹狂热主义者”。此外再也没有提到苏联。
基辛格提到了关于美国报刊和美国一些观察家的报道，这些报道说，周恩来曾告诉他说，苏联可能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或者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对于这种威胁周恩来非常担心。这些报道都“纯粹是对舆论的操弄”。
总的来说，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的会谈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相比苏联来说，中国人现在更加担心日本。对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非常紧张。他们相信，日本人暗藏着一股潜在的复仇情绪，这种情绪非常强烈，并且，他们显然很担心日本成为一个核大国。相应地，他们同时也在批判美国同日本结成军事同盟，他们表示，希望美国把日本的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让其越过一定的界限。
就印度支那问题，其中包括就柬埔寨、老挝和越南问题进行的讨论在这次会谈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就越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基辛格不愿谈论关于这个问题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细节问题。他只是谨慎地指出，看起来，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同中国人面临的都将是一场艰难的会谈。
基辛格还说，澳大利亚自由党领导人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他从这次会谈中得出的一些印象是，北京同意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但是基辛格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想法非常克制。
总之，基辛格从他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中得出的印象是，尽管在东南亚问题上将面临“一场艰难的、并且是非常漫长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但是，这些问题终究是会得到解决的，并且会找到一条途径，使这一地区中立化，以便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后，使该地区可以摆脱外部势力的干预。
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比较困难的问题是台湾问题，而不是联合国问题，或者类似的其他问题。华盛顿不愿现在，或在今后2—3年内(中国人坚持要让他明白这一点)放弃同台湾的联盟，尽管愿意表示，美国不反对双方，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达成任何形式的和平协议。
关于基辛格对他同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会谈的论述，还必须指出如下两点。
基辛格说，他同周恩来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讨论越南问题，但是他没有谈论关于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的一些细节，而只是说，在他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的时候，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关于他就解决越南问题提出的看法，白宫早已通过秘密渠道向苏联方面作了通报。
基辛格不愿具体地谈论这件事情。然而，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他指的是他以前(1月9日)向我们提出的一些设想，对于北京和华盛顿现在进行直接谈判来说，这些设想是不错的会谈基础。
我们都知道，当时基辛格向我们谈到了一种可能的情况：如果美国承诺，在某一完全具体的日期之前撤出所有的美国军队，他们将怎么向越南人通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人或许不会要求双方都撤军，也不会要求北越从南越撤军。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使北越方面承诺，在美军撤离期间和在他们撤出后一段不长的时间内进行停火非常重要，尽管这段时间不是很长。
基辛格没有提到关于美军撤军的具体日期。然而，从他那谨慎的言谈中可以看出，出于对美国大选的考虑，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说，在美国大选的关键时刻，停火协议基本上要被遵守；此外还有尼克松对他个人威望的考虑，如果南越的军事局势再次严重恶化，那也不是在美军撤出以后就马上发生的。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已经是西贡政权的责任了。
基辛格当时还谈论了另外一层意思，越南局势的这种发展进程，可以使他们不必再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而进行那场事实上“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因为在美国撤出军队的情况下，整件事情都只与越南人自己直接有关。
我们知道，关于基辛格“放声说出的这些想法”，我们都已经告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他们对这些想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并且表示，愿意直接同基辛格讨论这个问题。此后，就在巴黎举行了几次秘密会谈，但是我们还不知道，整件事情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不管怎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后提出的“七项条款”同基辛格提出的“想法”具有一定的共同点，希望它们能够成为今后讨论这个问题的基础。
因此不应该排除的一种可能是，美国和中国现在也许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秘密的会谈，并在这些会谈的基础上秘密地达成某种妥协。问题只是在于，在不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充分商量的情况下，北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美国进行妥协。
基辛格也简短地谈了一下关于他本人对周恩来的印象(这是他们的初次会面)。周恩来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他认为，周恩来“显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在对他有利的时候，他也愿意把那些教条主义式的说教隐藏起来。他非常了解美国的局势，尽管很明显，对于现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的一些特点他还“不是那么容易地明白”。
同时，引起基辛格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在国际政治中使用核导弹的战略思想(基辛格认为他自己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落后了大约10年时间。并且基辛格也说，看起来，整个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显然也都是这样。周恩来“远远不能总是理解”他(基辛格)作出的解释，因此有时候请求(基辛格)向他“解释和说明”关于这一领域的一些细节问题和术语。基辛格说，在苏美就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接触中，双方很快就会都明白这些问题。
看起来，中国领导人在核导弹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这种无知和思想落后说明，中国的核导弹能力还非常不完善。基辛格确信，中国要想“真正地被看作是第三个超级大国”，他们在国际政治中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更加“成熟”。现在，中国对核武器相关问题作出的评价，其中包括对核裁军问题作出的评价显得过于简单。他们这些简单的想法有时候简直就可以被称作是原始的想法。
基辛格认为，周恩来在核导弹问题上的思想是落后的，老实说，他的这些看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看起来，周恩来和基辛格在会谈的过程中也确实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问我，关于他对北京进行的这次访问、关于他同中国总理进行的会谈，我是否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要问。
我对他说，没有问题要问了。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如果莫斯科在这方面有一些问题的话，那么，“他愿意开诚布公地回答这些问题”。看起来，他这样说完全是在故意惺惺作态。基辛格强调说，他们“没有同中国人进行任何触及到苏联利益的谈话”，用他的话来说，这也正是尼克松总统给他下达的指示。
基辛格接着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今天接见了美国所有亚洲盟国和大部分欧洲盟国的大使。罗杰斯概括地对他们保证(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点)说，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一事，同中国达成的协议丝毫不会减弱华盛顿履行美国承担的同盟义务或条约义务的决心。此外，罗杰斯还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来安抚美国的一些盟国，受报刊和其他大众舆论的影响，这些国家或许会对美国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产生“不完全正确的想法”。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罗杰斯把有关基辛格北京之行的情况告诉给了美国盟国的那些大使们，但是罗杰斯所通报的内容还不及他(基辛格)向苏联大使通报的内容的十分之一，他是在尼克松总统的授权下向苏联大使进行通报的。因此，他也请求我们严格保守这个秘密。
关于美中关系总的发展问题，关于这种发展可能会损害苏联的利益问题，我也在会谈的过程中向基辛格表明了我们的原则和态度。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都是使用官方语言平静地进行谈论的，以便不给基辛格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对他们达成的、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协议感到不安。
同时，我也感觉到，尼克松和基辛格显然也非常期待现在就得知莫斯科对这件事情的反应。
第三点，关于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这次访问，基辛格简单地谈论了他的印象。
基辛格说，白宫担心印巴局势可能会严重恶化，在他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这次访问之后，这种担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或许是增加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关系仍然非常紧张，两国领导层都怀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抱定绝不让步的决心。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印度高层代表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非常不安。印度高层代表曾向他暗示，一旦印度半岛爆发冲突，并且在局势总的发展不利于印度方面的情况下(暗示的是中国因素)，苏联似乎已经向印度政府作出了承诺，一旦收到印度方面的书面请求，苏联就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
我要基辛格澄清这个问题，就问他，印度领导人是否确实以某种形式说出了这样的话。基辛格在思索了一会后说道，尽管他很难直接证明印度某位领导人这样说过，但是印度领导人的一些谈话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基辛格还说，在他同巴基斯坦总统的谈话中，巴基斯坦总统对印度人进行了抱怨，在印巴冲突的各个方面都指责印度人，指责他们使局势复杂化。根据巴基斯坦所掌握的情报，印度人仍然在进行着重大的阴谋活动，企图对东巴基斯坦采取军事行动，以便使它脱离西巴基斯坦。叶海亚汗对基辛格说，他决定武力捍卫巴基斯坦的完整，并强调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毫不犹豫地“向国外请求援助”。
基辛格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巴基斯坦人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叶海亚汗提到的“国外”明显就是指中国。
基辛格自己也怀疑，在印巴爆发冲突的情况下，中国是否会派出军队。但是，中国将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弹药援助，这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对此，他们美国人没有太大的疑问。
基辛格明确地说，对于苏联实行的和平解决印巴冲突的政策(他们认为这是苏联的政策)，白宫是同意的，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也会实行这样的政策”。
看起来，对于基辛格就印巴争端问题所说的话应该持一定的谨慎态度，因为在印巴争端中美国偏向巴基斯坦，而不是偏向印度，因为他们担心，印度采取的行动会破坏这一地区的现状。美国人所希望的是保持印度半岛目前的力量平衡。何况巴基斯坦还在帮助华盛顿同中国进行接触。
第四点，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说，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科马罗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关于向美国的一些公司订购设备(主要是为卡姆斯基汽车厂订购设备)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还没有把所有相关的供货问题都审议完毕。
但是，他们现在可以告诉我们的是，白宫将在最近几天，在本周同意进行相关的谈判，商议关于我们为卡姆斯基汽车厂购买新型的铸造循环机工艺一事(价值在1亿美元以上)。
正如他所知道的，苏联方面对这一设备比较感兴趣。
对有关苏联订货的其他问题进行的研究还需要2—3周时间。他们仍将“本着良好的意愿”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基辛格说，关于这件事情他有个问题要问我们：苏联的贸易组织是否认为，现在就应该就供应铸造循环机设备问题进行谈判(而不是在等到其他问题解决以后再进行谈判)，还是认为等待苏联贸易代表团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以后再进行谈判较好。
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一种方案。他们让我们充分考虑这个问题。
基辛格请求把我们的答复通知给他，因为白宫要根据我们的答复对美国相应的部门下达指令，关于尼克松总统事先就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这些部门现在一点也不知道。
第五点，基辛格援引我们上次就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话，说道，我们认为应该继续努力签署政府间的协议，同时现在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撤销美国对我们的船舶实行的歧视性限制政策。
两国专家可以进行会晤，就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进行讨论，这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这指的是，在专家的层面上能够更加具体地研究上述问题。在此方面，苏联方面既愿意讨论比较宽泛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也愿意讨论与解决美苏在海上船舶运输领域相关的问题而采取的部分措施。如果美国方面认为通过外交渠道讨论一些实际的措施比较好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提出如下问题。
另外开放以下港口，为苏联船舶的入港开辟通道：
(1)太平洋沿岸港口——朗维尤、斯托克顿、圣地亚哥、塔克马(优先)以及萨克拉门托、阿斯托利亚和库斯贝伊。
(2)大湖区港口——托莱多、克利夫兰、底特律、芝加哥、密尔沃基。
(3)大西洋沿岸港口——伯恩赛德、杰克逊维尔、莫比尔、帕斯卡古拉、皮德蒙特、查尔斯顿。
这指的是，苏联船舶享有与其他国家的船舶平等的机会。我们要通知你们的是，苏联方面在原则上也愿意保障美国船舶享有类似的机会，一旦美国船舶到达苏联港口的话。
2.废除现行的关于入港通告的一些做法，(如果美国方面不同意这样做的话)或者在对苏联船舶开放的所有港口，把入港通告的时间缩短为7天。
3.废除苏联船舶进入美国港口前所需的提交船舵程序。
4.在圣弗朗西斯科为苏联远东轮船公司或者全苏外国船只联合公司设立代办处。
5.开辟列宁格勒和纽约之间的旅客航线。
6.也愿意同联邦海上运输委员会解决关于驶入美国港口和通行巴拿马运河的苏联船舶支付能力的证明书问题(这是由于1970年底美国通过了相关规定，旨在预防由于事故或其他原因导致美国国内或美国控制内的水域受到来自船舶上的石油或石油产品的污染)。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举行单独的谈判(在商业船舶部和美国联邦海上运输委员会之间举行)。
基辛格说，在原则上，尼克松总统愿意放宽苏联和美国海运船舶运输的相关条件，并且愿意在双方都可接受的条件下同苏联达成相关的协议。
在一段时间之后，在美国相关的权威部门进行研究之后，就可以对苏联提出的各项建议给予具体的答复。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60-72
№22912 多勃雷宁致外交部电：对涉及尼克松访华问题的估计(1971年7月22日)
关于美国宣布的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协议，我想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所要谈论的这些想法考虑到了我就这个问题同基辛格和罗杰斯国务卿举行的会谈，也考虑到了美国国内政治界对这一通报的反应。
尼克松宣布了他同中国领导人就他访问北京一事达成的协议，这成了轰动一时的事，随着这件事情尘埃落定，现在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件事今后将会给白宫带来一定的困难。
首先，关于这次访问的日期还没有确定，而到明年5月份之前才最终有可能把这次访问的日期确定下来，也就是说，距现在还有长达10个月的时间。
没有确定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对美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大缺憾。
从我们所掌握的所有情报来看，当基辛格和周恩来在就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显然发生了争执。关于这个问题，美国方面明显想尽力把这次访问安排在更早的时间进行，而且越快确定下来越好，但是，中国方面却想尽力把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往后推迟一些，想尽力把它推迟到明年举行。
正如共和党参议院领袖斯科特参议员在同我们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关于同周恩来举行谈判，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领导人进行谈话的时候说，基辛格受他的委托向中国总理提出，在美国初选前，也就是在3月之前对北京进行访问。然而，周恩来虽然在原则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他拒绝把这一日期写入双方的联合声明中，并坚持让尼克松在1972年5月份之前对北京进行访问。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最近同我们举行的一次会谈中，在谈及尼克松仍然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时候，基辛格说，他们希望在4—5月份举行这次会晤，并顺便说，这可以使他们对中国领导人施加压力，使他们接受在更早的时间——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对北京进行访问。
简短地说，从各方面来看，在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这一问题上，中国人是不会作出让步的。美国人不得不作出让步，目前只能接受这种更宽泛的表述方式——在1972年5月之前访问，也就是说还要等待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
2.为什么尼克松想尽早对北京进行访问，而中国人则希望把这一访问的日期向后推迟，其原因是非常明显的。
在更晚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比如在1972年春天的时候进行这次访问，有一个方面的好处——美国的选举运动将会临近，这种轰动一时的访问会对这次选举产生影响。但是，从宣布进行这次访问到实际上进行这次访问有为期几个月较长的时间间隔，这样就使美国人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为自己采取的一些主要的行为，特别是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采取事务行为承担“责任”，在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前就不能使局势复杂化，否则的话这次访问就不能进行了。
而中国人，除了可能会泛泛地作出一些保证之外，不必承担这样具体的责任，因为他们不同于美国人，他们没有直接介入诸如在东南亚这样的军事行动。
简短地说，华盛顿的政策现在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对北京进行访问，在对这次访问进行准备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在东南亚问题、联合国问题等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好好地表现自己”。
此外，白宫还要在美国国内承担一些义务，其中包括兑现继续撤出美军的承诺。对北京的访问进行得越早，就越能巩固他们“强硬的政策”(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有这样的偏好)，他们也能在同中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表现出这种立场。这次访问的日期越靠后，美国留在越南的军队就越少，美国就越没有指望再实行“强硬政策”。
这样就可以理解，这次访问的时间越是往后推，就越不利于白宫。
3.根据我们的观察，最近发生的一些状况已经使华盛顿开始非常不安起来。
其中包括，美国现在不得不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保持极大的克制，克制自己的军事行动，不能主动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放弃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轰炸的权力，而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则是他们到现在为止一直在采取的行动，等等。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不破坏尼克松企图打中国牌的图谋，为了不给中国人以口实，使他们宣布尼克松破坏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气氛。这些都使得五角大楼内有一定的不满情绪。
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在此期间北越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印度支那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该怎么办呢？这对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考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许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不可避免地会从空中、海上进行大规模的反击，或许还会派出地面部队来拯救西贡政权，使它免于重大的失败。
美国人还会暗自担心南越军方采取一些“冒险”行动，准确地说是挑衅行动，这也会对美国实施美中两国会谈的计划带来很大的麻烦。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白宫也会希望北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的民族解放阵线军队施加影响，使他们在此期间也能表现出一定的克制。但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政策还不完全明确。需要担心的是，北京对越南的影响只是有限的，而不是很大，这将使白宫现在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打算和考虑遭受一定的风险。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能否完全达成协议，在目前的局势下还不能作出评价。
而且，正如在我们所得到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在同斯科特参议员进行单独谈话的时候，尼克松本人曾经承认，他自己目前也不完全清楚，他对北京进行的访问将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访问。
从各方面来看，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一些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这件事情证明：中国人和美国人目前还没有找到途径，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越南战争问题、老挝问题、柬埔寨问题，并且还有台湾问题，这些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即使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已经接近，双方也都不愿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多的思考，使这次会谈能够尽早举行。所有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
但是，从各方面来看，美中双方已经开始解决这些问题，开始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折中方案。无论怎样，基辛格已经在白宫成立了相应的“专家队伍”，为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做准备，该“专家队伍”以基辛格为领导。在这一“专家队伍”中也有熟悉中国导弹防御问题的专家，以便在同中国人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所准备。
美国方面在做准备的是关于越南问题和关于整个东南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尼克松来说是首要的问题，而正如所显示的，尼克松希望中国人帮助他“体面地”走出越南战争的泥潭，保证他在总统大选中获得胜利。
尼克松愿意访问北京，进行这次冒险的访问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为此尼克松也愿意在中国人感兴趣的一些问题上作出一定的让步。简短地说，尼克松显然愿意投下一定的赌注，同中国人达成一笔交易。
当然，上述分析远远不能说明美中之间就尼克松访问北京和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所达成协议这一事件的意义。毫无疑问，这一协议证明了美中关系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将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影响。
同时，另外一种情况是，看起来，尼克松急于在国内政治方面取得好处，急于公布关于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晤所达成的协议，但是他还没有从中国人那里得到必要的保障，使这次会谈取得成功。这个情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这也可能会使情况更加复杂化(这些复杂化也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的一些内外政策产生影响。
如果抛开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方面的失败不说，那么中国人现在取得了比美国人更加有利的地位：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没有什么大的“后顾之忧”，而美国事实上则必须在亚洲事务上，首先是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表现出“克制”。
当然，对于在这段时间内华盛顿的政治氛围以及他们的华盛顿伙伴的行为举止，北京的“革命者们”并不是毫不在乎的，特别是在中国人对美国进行了多年的谩骂之后。美国人以某种理由重新加强对越南的轰炸，通过其他手段来继续消灭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是中国人所未必会喜欢的，他们也未必会喜欢美国人对南越采取越来越多的野蛮行径。白宫现在对他的一些盟友作出的保证不能不刺痛北京领导人，特别是白宫对日本的佐藤政府和蒋介石政府作出的保证使中国人特别不快。
诸如此类问题自然将会使局势复杂化，会影响中国领导人“盛情欢迎”美国总统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当这些问题被社会舆论广泛了解之后。而在将近10个月的漫长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
这样，在进行总结的时候可以肯定，在美中两国对北京会谈进行准备期间，我们在客观上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很好地加以利用，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这指的不是现在就从国家的层面对美中两国就进行北京会谈所达成的协议进行批判。如果好好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样做未必是明智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渠道，使那些能够对美中两国政府的动机和行为产生非常负面影响的问题和事实一直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虽然不应该总是喋喋不休地纠缠这些问题。同时应该使美国和中国继续为它们面临的问题闷闷不乐，阻碍它们接近，特别是要阻碍它们在反对我们的基础上接近。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59а，оп.7，п.13，д.9，л.91-98
№22913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限制战略武器谈判(1971年7月27日)
同基辛格在白宫进行了会谈。基辛格说，美苏两国代表团现在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赫尔辛基进行着讨论，这次讨论还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关于减少意外爆发核战争的危险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非常详细的研究。因此，美国方面认为，现在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努力，就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就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该协议随后可以在华盛顿或者在莫斯科签署。现在可以通过两国代表团负责人，比如通过现在在赫尔辛基举行会谈的代表团负责人来做这件事情。
美国政府可以接受这些方案中的任何一个方案，如果苏联方面就这个问题提出其他的建议，无论是关于签署这项协议的地点的建议，还是关于所要授权签署这项协议的人员的建议，美国方面都愿意讨论。
基辛格预先声明说，当然，无论如何，他们的这些提议都不应违背两国政府在今年5月20日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些协议仍然是两国代表团在赫尔辛基进行谈判的基础。
我指出，苏联代表团已经在维也纳和赫尔辛基发出声明，关于减少爆发核战争危险的问题具有独特的意义，因此，在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在协调相应的立场之后就可以讨论如何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
然而，基辛格又再次提及了他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他说，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以后很快就签署协议，而不是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不论是美国高层还是苏联高层，现在都就这个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定。然后，经过两国相互协商后作出决议，随后再根据该决议对两国的代表团下达相应的指示。
基辛格接着说，如果非正式地、但非常开诚布公地说，那么，他们白宫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在现在的条件下(暗示最近美中关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如果这件事情符合苏联的看法，那么这当然是非常好了，双方可以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取得进展，这种进展也会成为今后美苏关系中非常重大的积极因素，同时，这也将有助于消除美苏关系中的“各种投机行为”。
无论是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来说，关于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尽快签署单独协议问题，美国方面提出的建议都具有一定的优点和缺点。在当前的局势下，在白宫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下，这个问题还具有另外的意义，这一意义已经超出了最初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从现在的苏—美—中三角关系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现在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从我国的国家安全角度来说，预防苏美之间意外爆发核战争这个问题仍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也应该从对美中接近的进程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这一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尽管其后果未必就是单方面的。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75-76
№2294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对尼克松访华的想法(1971年7月29日)
应基辛格的请求在白宫拜访了基辛格。在同基辛格会谈的过程中谈到了如下问题。
西柏林问题。基辛格在会谈开始的时候谈论了这个问题。基辛格援引了美国驻波恩大使拉什就波恩秘密谈判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他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基辛格以前在同我进行会谈的时候，提出了结束这些谈判的日期(7月底)，现在，可以令人非常满意地确定，这一点实际上是实现了。
基辛格接着提及了最近就苏联在西柏林设立总领事馆问题进行的讨论，他说，美国方面现在将履行在波恩就这个问题达成的谅解。但是，他(基辛格)需要7—10天的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来履行这些秘密协议，因为国务院和其他部门对这些秘密协议毫不知情。
他们仍然认为，四方柏林会谈可以在8月底或9月初达成协议。这件事情取决于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自身需要多久才能达成协议。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他能够履行对苏联领导人秘密作出的承诺，会努力使关于西柏林问题进行的谈判顺利结束。
贸易问题。基辛格说，今天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命令，允许苏联的卡姆斯基汽车厂向美国购买价值1亿美元的铸造循环机。还需要大约3周的时间来审议苏联的其他订货要求。总的来说，对于苏联的这些订货，他们的态度仍然是“乐观其成”。
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仍然还没有商定下来。一旦这一日期确定了下来，他将迅速告诉我们。在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这件事情上，现在又出现了许多问题，需要进行特别的研究和商议。应该注意基辛格所说的如下的话，他说，最初是中国人自己急于解决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原则问题，并急于宣布这件事情，但是他们现在倒不急于把这一访问的确切日期确定下来。
基辛格又再次详细谈论了关于尼克松总统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一些想法，他说，尼克松总统主要考虑的是，应该改善同诸如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关系，并希望以此来摆脱在越南问题上的困境，为他自己随后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创造良好的条件。
基辛格再次重申，在这件事情上尼克松总统不打算反对苏联。即使他愿意同毛泽东建立“这种不可思议的联盟”，那么对于任何一位美国总统来说，他将如何现实地面对苏联呢？是用战争来威胁苏联吗？但是一旦苏美爆发战争的话，这将是一场核战争，即使毛泽东以及7亿中国人也帮不上美国什么忙。白宫还没有这样的疯子，将来也未必会有。
基辛格又提出了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又提及了苏美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举行的历次谈判，以此来进行辩护。
基辛格最后的谈话就好像是代表尼克松总统说的，好像是在对苏联领导人发出呼吁：现在还不要抱有先入为主的观点(关于苏联对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敌视态度)，等待可能出现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意《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思想，这篇文章众所周知，其谈论的是必须“睁开双眼”应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这些情况都不是“事先就注定的”。 [11]
如果苏联领导人愿意的话，尼克松总统也愿意同苏联就各个重要的问题进行谈判，不受第三国因素的干扰签署协议，如果这些协议符合双方利益的话。
他们希望的不仅仅是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顺利结束，而且还希望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顺利结束，尽管这还面临一定的困难。
他们再次提出了他们前不久提出的建议：就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这件事情不应该长久地拖延下去，应该尽快结束这一工作，因为就这个问题单独签署协议是完全可能的。这个问题不仅对苏美两个主要的核大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此外，苏美两国共同采取这一行动还可以制止由于投机而造成的两国关系的过度恶化，“由于最近发生的事件”，国际上的这种投机行为现在非常盛行。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简短地指出，他们仍然希望，他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关于美国总统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能够得到解决，仍然希望苏联方面能够作出某种回应。
然后基辛格向我通报说，尼克松总统计划在8月10—15日到加利福尼亚去休假，并在他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进行工作。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也阐述了我们的立场，其中包括我们就美中关系问题的立场。
总之，从基辛格的话中可以明显看出，尼克松希望同苏联领导人保持接触，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避免由于宣布他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一事而恶化同苏联的关系。
越南问题。基辛格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向苏联政府转告他们对目前越南局势的看法。他在向苏联政府阐述这些看法时，不会提出任何需要特别加以考虑的建议，无论苏联是否会利用这些信息同河内进行接触。如果苏联政府认为，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来调解越南问题，那么这除了会产生其他的作用以外，还将有助于苏美两国改善关系，因为越南冲突的持续无疑会对两国关系产生消极的影响。
基辛格接着说，他在巴黎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黎德寿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并向他阐述了尼克松总统对调解越南问题的立场。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提出的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总计划是可以持续操作的，这一计划的内容如下：
1.接受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这一宣言可以由基辛格和北越代表团团长(黎德寿)秘密地讨论和拟定。
2.签署最终的协议。该协议要以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为基础，由双方参与巴黎谈判的代表来拟定。
3.就印度支那问题召开新的国际会议。除了直接参与冲突的各方，还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参加这次会议。新的国际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双方达成的最终协议，为这一协议提供相应的国际保障。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在同他进行谈话的时候，黎德寿原则上没有反对这一计划，其中包括关于召开国际会议的最后一项条款。
为了继续澄清美国的立场，基辛格又阐述了关于发表解决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问题，他认为关于这一宣言可以包含如下几项条款。
——指出美国最终从南越撤出军队的具体日期。
——美国没有义务对西贡某一具体的政府提供支持。
——美国限制自己对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协商，把这些援助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双方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停火。
——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释放和遣返战俘。
基辛格说，在这份宣言中还可包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7项条款中的一些条款(基辛格在同黎德寿举行的会谈中提及了这些条款)。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政府在形式上不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战争赔偿。但是美国政府愿意秘密地向河内承担这一责任，愿意向美国的国会提出一些建议，并采取一些行动，使国会能够同意相应的法律草案，在5年内向印度支那国家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其中相当大部分的经济援助将直接提供给河内。
基辛格接着说，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存在的主要分歧仍然是关于西贡政府的组成问题：美国政府不能同意北越方面的要求，他们要美国政府以武力来推翻阮文绍，尽管美国政府还不确定，今后是否还要承担起支持阮文绍的义务。基辛格再次重复说，今后随着事件的发展进程，南越现政府的权力将会被剥夺，但是他们美国人现在还不能用武力来推翻阮文绍。
基辛格接着说，在南越10月份举行的选举之前，如果双方就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达成了协议，那么，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取得的这一重大进展将会产生一定的心理效果，而正如上述所说的，在发表的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中，将会强调美国没有义务把自己同西贡某一具体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也没有义务介入南越的事务，而这将会导致“强大的”胡志明派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到时候，关于阮文绍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基辛格接着说，然而，要确切地预计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还有些困难。
他们白宫认为，如果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达成了协议，那么在此之后，在巴黎进行的会谈将会制定出详细的协议，并在几个月内结束谈判，到时候，在1972年就可以召开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尽管还有些遮掩，但是基辛格就那些有争议的关键问题(关于南越政府的组成问题)进行的谈话，同他受尼克松的委托在今年1月份向我们事先通报的一样，这就是：他们现在需要体面地退出越南，而在今后，在经过几年之后，至于谁掌管西贡政权，尼克松就不关切了。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在会谈中表达了如下思想：现在北越完全不必担心1954年的局势会再次重演。当时曾就越南问题达成了国际协议，但是后来美国进行了武装干涉，阻碍了这一协议的实施。
基辛格说，如果杜勒斯仍然幻想着控制河内，而从各方面来看事情正是这样，那么他基辛格就要使人们注意，现在美国国内的局势完全不同于1954年的时候。美国现在已经从自己对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中得出了沉痛的教训，在此之后，现在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都不能再派出军队到越南地区作战了。
基辛格强调说，换句话说，无论怎样，从军事干涉的角度来说，美国退出印度支那将是真正地完全撤出。美国退出印度支那将会首先被正式写进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中，然后被写入双方所达成的协议中。
我问道，对于美国的上述立场中国人是怎么看待的。基辛格答复道，他可以向我保证，无论是同北越人，还是同我们所讨论的这些细节问题，他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都没有进行谈论。他们也没有详细地讨论关于阮文绍政府今后的命运问题。
基辛格说，总的来说，他得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即中国领导人主要关切的是关于美国军队尽快撤出印度支那地区这个问题，至于目前由谁来掌管西贡政权，则处于次要地位。并且，看起来，他们期望的是，关于西贡局势今后的发展进程问题需要他们予以修正。
基辛格随后表达了如下一种思想：他正是尽力用这种看法来对黎德寿施加影响，但是正如他所认为的，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关于西贡政府的组成问题是他们同美国的主要分歧。
在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再次说道，尼克松总统请求莫斯科了解美国政府对调解越南问题的看法，他们通报的这些信息都是保密的，请求苏联政府考虑一下，怎样更加妥当地利用这些信息。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通过秘密渠道同我们交换看法的时候，白宫都没有提及越南问题。最近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详细讨论还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进行的。
尼克松决定同我们再次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对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出于如下考虑：
——关于他的北京之行，他明显想显示，在解决越南问题上他得到了我们的支持(此外，这一姿态看起来也加强了我们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公开支持)。
——这同时也强调了另外一种看法：从各方面来看，尼克松现在还不能确信，仅仅借助于中国人的帮助他能否顺利地解决越南问题。
——白宫事实上承认，他们同中国人和北越人的立场存在着重大的分歧(中国人现在关切的主要是关于撤出美国军队的问题，而北越人除了关切关于撤出美国军队的问题，还关切关于废除阮文绍政府的问题)；因此他们就非常关注苏联的立场。
应当同北越人就所有的问题进行接触。这将能更加强调我们在调解越南问题上的作用，将会对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施加积极的影响，也会对尼克松同中国人现在进行的游戏施加影响。
近东问题。我在会谈的过程中提出，想知道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现在对以色列进行的这场访问的目的。
基辛格答复的意思是说，对于现在对以色列进行的这次访问，他本人目前也不期待会取得重大的成果。
西斯科对以色列进行的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仍然是，使以色列同埃及就苏伊士运河问题交换意见。
对于同以色列政府举行谈判，现在西斯科有了两项收获：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意继续讨论关于调解苏伊士运河的问题，同意美国进行斡旋来进行调解，也找到了一个妥协方案，可能达成一些妥协，这一妥协方案是由美国国务院，准确地说是西斯科本人制定的，他向以色列提出了这一妥协方案，来调解就苏伊士运河问题存在争议的一些条款。
西斯科应当努力得到关于以色列对这些方案的一些建议。在此之后，他会前往开罗。
基辛格说，他本人也不知道，西斯科现在在以色列的进展是否顺利，阿拉伯世界现在正在发生一些内讧，以色列人对此非常幸灾乐祸。
关于调解近东冲突问题，我对美国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基辛格拒绝更加详细地讨论美国的立场，只是在总体上说，白宫“不太相信以色列人同阿拉伯人之间能够达成协议”，现在他们没有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处理近东事务。
基辛格说，关于近东的这些事务，现在仍然主要属于国务院管辖的领域，确切地说，是罗杰斯和西斯科在处理这些事务，他们面临的任务是：不允许破坏停火协议，并继续努力，力求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达成妥协，作为调解近东问题的最初阶段。
然后我同基辛格就近东问题进行的讨论没有涉及什么新的内容。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129，оп.55а，п.426，д.2，л77-85
№2291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和谈及中美关系进展(1971年8月9日)
今天基辛格同我谈论了如下问题。
基辛格说，前不久，А.А.葛罗米柯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比姆进行了会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这次会谈中，苏联外长提出了关于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个人对苏美关系的理解问题，也提出了他个人对苏美关系的一些评价。
关于这次最为重要的会谈比姆直接向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作了汇报。
考虑到这个问题是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来的，国务院根据现行的政策，指示比姆对А.А.葛罗米柯进行访问，并提出一些答复性的建议。
基辛格请求转告莫斯科，这些答复性的建议具有非常总括的性质：尽管白宫授权比姆进行这次访问，但是他的这次访问没有太大的意义。他得到的唯一的一项任务是，在形式上谈论涉及比姆大使和国务院的一些问题，但是，关于尼克松总统本人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比姆和国务院一点也不知道，而如果华盛顿对苏联外长的这些重要的言论不予答复的话，这只会引起误解和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基辛格说，他们请求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比姆所转达的答复的性质及其特别的目的，并对此采取相应的态度。无论如何，这些建议都同尼克松总统本人写的那封信件没有任何关系，尼克松总统在他的那封信件中把他的所有真实的想法都转告给了苏联领导人。
基辛格请求苏联领导人在莫斯科同比姆进行会谈的时候注意这个问题。关于尼克松本人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比姆一无所知。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谈话中还谈论到了两个问题。
1.基辛格谈论了关于他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于7月26日在巴黎进行的秘密会谈。关于这次秘密会谈，他的谈话与北越人向苏联驻巴黎大使馆进行的通报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而，基辛格的谈话还有另外一些补充的内容。比如，基辛格说，他向北越代表详细地阐述了可能实行的调解计划，其中包括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问题(在此之前不久白宫已经向我们通报了这一点)。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关于调解越南问题的原则的宣言，越南人“非常关注”。
然后基辛格较为详细地谈论了两个尚有争议的主要问题，即：关于美军撤出的最后日期问题以及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的问题。美国的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使北越人有理由认为，美国企图在越南保留自己军队。关于这两个问题北越人向我们驻巴黎大使馆进行了通报。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关于美军撤出的最后日期这个问题“不是什么难题”。比如，撤出美军的最后日期可以被定在明年7月1日或8月1日。但是，他们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主要分歧似乎在于，北越人不愿意承担一些责任，而在美军撤出之前，他们美国人则是愿意承担这些责任的，也就是说，要把就最为实质性的问题举行的谈判推迟到美军全部撤出之后，届时白宫将没有什么理由在谈判桌上坚持自己的立场。
关于在巴黎举行的秘密会谈中，他就美国军事顾问继续留在西贡这一问题向北越人进行的解释，基辛格确信地说，他对北越代表说，美国军事顾问只会在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内留在西贡，在撤出美军之后，美国驻西贡的武官机构“只有为数很少的代表”。
基辛格说，不久后，他将再次同北越代表在巴黎举行秘密会谈。他将尽力消除北越人对这个问题可能产生的担忧，并向他们提出留驻西贡的美国代表具体的人数，这些代表将为数不多(主要是为了在后方进行服务和提供保障)，以便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不认为美国通过军事顾问的形式来掩盖在越南继续驻军的事实”。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现在白宫在努力加强同北越人的秘密接触，看起来，他们在尽力对北越人施加相应的影响：一方面对北越施展相对怀柔的政策，另一方面利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这件事情对北越施加压力。
为此，基辛格不久以后将同北越代表再次举行秘密会晤。
2.基辛格说，他们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日期目前还没有最终商定。从各方面来看，这次访问不会在今年举行，而是可能会在1972年初，在1月份和5月份之间举行，5月份是他们举出的关于这次访问的最晚的日期，但最有可能是在1月份举行。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们白宫很清楚，他们即将同中国人举行的谈判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怎样结束这次谈判，签署什么样的文件，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他们现在正在准备各种方案。比如，其中他们准备的一个方案是，签署的关于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的宣言没有什么价值，或许这份宣言只会在总体上掩饰较有争议的台湾问题。
基辛格说，白宫得到了一份重要报告，其内容是关于《纽约时报》副主编莱斯顿同周恩来进行的一次会谈。
基辛格随后说，使他们还感兴趣的是，中国总理在这次会谈中表示，在尼克松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中，中国愿意讨论关于签署美国、中国、日本和苏联之间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尽管中国总理还说，签署这一条约的机会看起来非常渺茫(今天，《纽约时报》就莱斯顿同周恩来进行的会谈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其中包括关于这次会谈的纪要。这次会谈非常能够反映中国对一些基本的国际关系问题的立场，最近，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总是通过对中国总理进行相应的采访的形式，通过美国的大众舆论来不断地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基辛格还说，在他自己同周恩来进行的谈话中完全没有谈论这个问题。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103-106
№22916 勃列日涅夫致尼克松函：越南战争及中美关系正常化(1971年9月7日)
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收到了您在8月5日写给我的信件，正如您一样，我也想就苏美关系的一些问题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您认为，两国领导人个人之间相互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和重要的，我同意您的这一看法，并且我认为，交换这些意见自然会涉及苏美关系中一些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当然，在交换这种意见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苏美关系的状况对国际局势产生的影响。
如果在这么宽广的范围内非常直接地谈论两国关系——而我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那么，首先就必须明白，我们双方是否都理解以下这个主要的问题：应该怎样制定一个国家的政策，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国家来说。在决定对外政策的时候是否从保持和加强和平的角度进行了思考，或者是遵循其他的想法，是否使事态向推动着人类创造新的财富的方向发展。迄今为止，人类已经经历了更加沉痛的过去。
我们的答复非常简单，这种答复反映在我国对国际事务的总路线中。对外政策方针的实行可以加强战争的危险，也可以与我们社会体系的实质格格不入。我们坚决认为，不应该通过武装对抗的途径来解决国际问题。
正如您无疑所知道的，我们党前不久召开了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不仅再次确认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而且还确认，我们准备发展苏美关系。我们相信，在目前双方都有良好意愿的情况下，苏美关系能够成为巩固和平、保障所有国家都更加安全的重要因素。
我也很清楚，您，总统先生也曾表示过，相信美国与苏联改善关系是可能的，正如您在给我的信件中所说的，您也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把一个更加美好和更加持久和平的世界转交给下一代”，我对此做了一点补充，不仅仅是我们的后代，而且如果使现在这一代人有机会生活在这一美好的世界就更好了。
我们在确定对美国的政策的时候，正如我们在确定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一样，我们既没有忽视社会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差异，也没有忽视在具体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这种差异和分歧是由客观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历史上的客观因素。我们通常也会考虑到我们的盟国和朋友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两国在相关的国际问题上达成谅解所完全必需的，这样解决的问题在实践上将更加有效和持久。而我们则希望积极地做到这一点。经验证明，当两国都努力寻找双方都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时候，那么这种解决方案就可能找到。
在最近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内，我们两国开始就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谈判，这一点令人感到满意，关于这一点您在自己的信件中也谈到了。
关于这一点我想说，总统先生，您本人曾为就西柏林问题举行的谈判取得成功作出了一切，对此，我们应该好好地评价一下。当我们两国最高领导人在相关问题上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弄清了双方利益的共同点，在原则上取得了相互谅解之后，我们两国代表应努力使他们达成的协议具体化。这样就做了一件较好的、有益的事情。
您认为，我们两国政府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具有务实的性质，我同意您的这种评价。重要的是，我们和你们都得出了结论，我们都认为，如果双方都能谨慎地对待那些涉及他们安全利益的问题，不追求单方面的利益，那么，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就可以达成协议。关于这次谈判首先应该集中解决哪些问题，现在双方已经有了共识，这为实际上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们仍然希望就限制反导系统这一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只是应该在完全对等的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关于采取措施，就减少苏美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这一问题达成的协议，是这些谈判达成的首批具体的成果，这一成果无疑是苏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两国可以利用这种积极因素，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就禁止和摧毁化学武器问题协调立场。
然而，应该开诚布公地说，尽管我们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征兆令人欣慰，两国关系的整体状况仍然是两方面的，这种状况一方面使我们感到欣慰，另一方面使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仍然期待两国关系在更多的领域更好地向前发展，但是美国方面的一些立场却使我们感到为难。
就此我想谈论两个问题，即印度支那问题和近东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国际事务中以及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占据着特别的地位。
我们国家、我们全体苏联人民以及苏联共产党都表达了他们的意愿，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地区的人民都遭受了来自外部的直接侵略。成千上万人被夺去了生命，无数的住所被摧毁，我们一直都坚决地反对这种行径，今后也将继续反对。这些行径在这些地区以及其他的地区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外部入侵的后果应该被消除。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调解问题。无论对于印度支那局势，还是对于近东局势，我们的原则立场都是这样。事情的实质就在于此。而且，我们还非常关注这样来解决问题，其原因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兄弟国家，而近东地区有一些对我们友好的国家，这一地区同苏联直接接壤。
同时，我们完全不会侵犯某一方在印度支那地区或近东地区的利益，不会破坏某一方的国际威望。我们希望根据这些地区的人民的合法利益来建立和平。
在这些地区，有哪些地方不合美国的意愿呢？难道这些地区也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范围吗？
我认为，我们双方现在进行的接触的意义不是为了争论。我想，您也会认为，进行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我仍然认为，我应该谈论一个问题。
您知道，长期以来，我们就调解近东冲突的途径和手段进行着对话。一年前，确切地说是在1970年6月初，这种对话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时已经确立了调解近东冲突的基础，其中包括确立了以色列撤军的条件以及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确立和平的条件，或许，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的立场。但是，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方面根据自己的需要失去了寻找途径进行协商、解决问题的兴趣，并且转变了自己的政策。难道这不会对苏美关系产生影响吗？很明显，是会产生影响的。
如果近东事态的发展导致了这一地区局势的再度紧张，甚至导致了冲突，这就非常令人痛心了，我相信，您和我们一样，是希望避免这一点的。
至于印度支那战争，您自己也说，这场战争对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事情确实是这样。你们曾发表声明说，希望努力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好像也说过，为此你们要撤出部分美军。或者你们关心的是怎样延长这场战争。老实说，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哪一种情况更加符合实际。
如果美国的政策是从印度支那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我们觉得，美国就不应该不提出完全撤军的最后日期。如果美国确实想翻开自己对印度支那政策新的一页，那么当时为什么不接受关于在南越组建民族协调政府的想法，组建民族协调政府完全可以使越南人自主地解决问题；毕竟越南是他们自己的家园。
您说，希望苏联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使印度支那地区获得和平。当美国方面表现出现实主义思想，表示愿意停止直接针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行动、愿意就和平调解问题开始谈判的时候，我们曾帮助双方克服了一些障碍。现在你们同越南方面正在进行着直接的接触，这当然是一种积极的因素。我们当然也非常了解你们正在进行的这些接触。我们认为，停止印度支那战争、寻找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件事情上越南方面最近提出的建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希望美国方面最近能够采取一些措施，真正为调解越南问题开辟道路，这也是所有人的期待。是否应该说，这将对苏美关系的现状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您谈论了关于您即将对北京进行访问的问题。我和我的同事们都知道您对这件事情作出的解释。我们当然不会在原则上反对美国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整个问题在于，美中关系正常化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显然，不久后关于这个问题将会得到答案。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历史早就教导我们，要把各国之间建立和平关系的自然进程同建立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联合区别看待。
您提出了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总的政策的看法，您向我们保证不威胁这些国家的安全，不企图破坏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您的这些看法和保证对我们来说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您在自己的信件中谈到了关于我们两国双边关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方也愿意使苏美关系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更好的发展，其中包括发展双方的贸易，在太空研究领域进行合作，在国际海域研究问题上、环境保护问题上和卫生健康问题上进行合作。对于各国人民的生活来说，人类活动的这些领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然而，现在进行的军备竞赛花费了大量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如果不停止这样的军备竞赛(哪怕首先暂停这种竞赛，然后减少这种竞赛的速度)，不减少军费的增长，那么，无论在国际会议上发布多么重大的声明，来要求各国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现代文明发展极为重要的问题，这样声明也将不会起到作用，这种合作也不能持久，而其成果也只能是有限的。
这意味着应该寻找更加可靠的途径来解决裁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禁止核武器的问题。如果直接地说，那么裁军问题的责任首先是落在我们两国的肩上，我们两国的责任极为重大，尽管其他国家当然也应该为这一伟大的事业作出贡献，特别是那些也会获得核武器的国家。
总统先生，人们有时候会说，尽管共产党人奉行的是唯物主义哲学，他们的行为是理想主义的，提出了大规模裁军的计划。而且我们也确实认为，裁军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签署的一些重要条约以及取得的一些其他成果加强了我们的这种信心。因此，双方都应该作出努力，而我们是愿意为此努力的。
如果我们和你们能够真正地对对方总的政策方针予以相互理解，那么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就简单得多了，两国之间的不和因素将会被减少，在一些迫切的、具体的问题上，双方将会减少他们含糊其辞的表述，减少他们提出的保留条件，而我们两国的安全、国际和平和安全则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总的方针就是和平共处。当我们在最高级别的场所和国际舞台上宣布这项原则的时候，我们是非常认真的。我们的这一方针不受当今某些事态发展的影响，即使这些事态现在产生的影响可能非常重大，但是它们以后将会被完全忘却，我们不是狭隘地考虑问题，去取得战略上的利益——这样做是不认真的，我们考虑的是根本的和平利益。
这就是我根据您的来信，对苏美关系的状况产生的一些想法。总的来说，我认为，尽管现在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苏美关系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期待着同您在莫斯科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将是非常重要的，而它越重要，就越有利于局势的发展，有利于这次会晤的举行。而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
致以敬礼!
Л.勃列日涅夫
АПРФ，ф.80，оп.1，д.814
№22917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电：与罗杰斯会谈情况报告(1971年9月26日)
纽约
优先发送
9月24日午餐的时候，在罗杰斯那里进行了一般性的会谈，苏美双方代表团的成员也参与了这次会谈，这次会谈主要谈论的是欧洲问题。有关同罗杰斯单独举行的会谈的那部分内容将单独进行报告。
全欧会议问题。我对罗杰斯说，美国方面前不久发表的声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在就西柏林问题达成协议之后，现在美国政府对召开全欧会议的态度更加积极了。我强调说，社会主义国家提议，召开全欧会议应该追寻的目标是：扩大合作，促进欧洲局势的缓和，这一目标不仅符合欧洲国家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我说，希望现在能够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来准备全欧会议，就这次会议召开的日期问题和会议的议事日程问题达成协议。关于这个问题我说，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相关各方现在都已经非常明确了，也就是说，所有的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将参加这次会议。我提及了芬兰政府提出的关于在赫尔辛基召开多边磋商会议的提议：以多边磋商的形式集体准备全欧会议，当然，这种形式不排除继续进行双边磋商的可能。
我对罗杰斯说，我现在能否向苏联政府报告说，美国政府同意在1972年召开全欧会议。
在会谈中罗杰斯始终都没有直接答复这个问题。但是，不同于以往的是，罗杰斯说，召开全欧会议是一次重大的事件，美国政府在原则上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积极的。罗杰斯问道，对于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我们是怎么认为的，其中包括关于多边磋商的问题，是否所有即将参加全欧会议的所有国家都应参与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在什么层次上进行，我们认为什么时候应该开展实际工作，对这次会议进行准备。
我对罗杰斯说，我认为，既应该从政治上，也应该从实际上进行考虑，以便将来的与会国家都参加欧洲全体会议的准备工作，当然，这指的是所有愿意参与会议准备的国家。至于与会代表的层次，那么，未必就一定要采取非常死板的形式，与会代表可以是外交部副部长、特别代表，而如果某些国家认为，委托自己驻芬兰的代表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比较好的话，那么也没有理由对此表示反对。
总的来说，罗杰斯对于这些想法的态度是肯定的。同时，他也特别地问道，我们认为，应该什么时候开始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是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还是在此之前。
关于这个问题我对罗杰斯说，尽管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事情的发展是，全欧会议的召开看起来应该是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根据各方面判断，苏联和波兰将在1972年初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就我们所知道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也认为，全欧会议应该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召开。但是没有理由把关于召开这次会议的集体准备工作以及其他的准备工作推迟到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这些准备工作应该尽快进行。
对于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前，就开始着手进行关于欧洲会议的准备工作，罗杰斯对这种做法在事实上的合理性表示了怀疑。我对罗杰斯说道，即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考虑，也应该同时进行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如果在开始解决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要等到上个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的话，那么就会把一些迫切的问题推迟到数年之后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罗杰斯仍然坚持认为，只有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才能开始进行关于全欧会议的多边准备工作。随后就这个问题继续交换的意见仍然没有什么新的内容，罗杰斯说，在下次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可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对此表示同意。
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罗杰斯总是提到“召开预备会议”，他的谈话使我觉得，在他们看来，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不仅仅应该解决组织问题，而且还应该预先研究关于全欧会议日程的一些实质性的条款。
助理国务卿希伦布兰德主管欧洲事务，他在同我方成员进行的会谈中确认，美国的立场就是这样。他说，美国方面认为，最好是在“预备会议”上商议关于全欧会议的一些主要文件草案，然后，全欧会议再对这些文件草案进行研究，在对这些文件草案进行“加工”之后予以通过。
希伦布兰德也明确指出了关于美国方面认可的进行多边磋商的日期。他说，北约成员国在北约委员会里斯本会议上“共同决定”，在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生效之前，不可能召开对边会议，来准备全欧会议。同时，希伦布兰德也承认，并非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支持这一决定，1971年12月，在北约委员会例行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许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因此，关于召开全欧会议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交换意见，可以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继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可以预先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将不会怀疑召开全欧会议的合理性，甚至将会尽力强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政策将是，拖延在多边的基础上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甚至会把在赫尔辛基就组织问题举行的这种多边会谈变为某种形式的“预先会议”，对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进行研究。
全欧会议的组织准备工作预计在近期进行，全欧会议也预计会在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之后再过一段时间(但是，不能指出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因果联系)，在1972年召开，当然，对于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采取的拖延政策，我们应当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予以明确的反对。我指的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谈中，我们要坚定地执行这种政策。
同时我想指出另外一个状况，这一状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罗杰斯强调说，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在此之后，就可以开始进行全欧会议的准备工作，对于苏联和波兰批准同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罗杰斯不仅没有表示某种怀疑，而且还认为批准这个条约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这个条约很快就会得到批准。
欧洲裁军问题。在会谈中，我向罗杰斯阐述了我们对欧洲裁军问题的原则立场，并特别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不仅应该就裁减在国外的军备问题、而且还应该就裁减在国内的军备问题达成协议，并且认为，应该在不结盟的基础上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罗杰斯说，今后可以就这个问题更加具体地交换意见，而且相关各方可以在全欧会议召开之前，或者在这次会议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根据我们的立场，我反对在全欧会议上讨论关于欧洲裁军的问题，使全欧会议承担更多的议事日程，因为这只会使这次会议更加复杂，会影响这次会议的成功。无论是在全欧会议上将要讨论的问题，还是关于欧洲裁军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把这些问题都放在一起解决，更加现实的做法是，把这些问题分开讨论并予以解决。
总的来说，对于我作出的这些解释，罗杰斯的反应是积极的。是否所有参加全欧会议的国家都应该参与就欧洲裁军问题进行的讨论？罗杰斯想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对罗杰斯说，看起来，对于欧洲裁军问题，所有国家都很感兴趣，但是这不意味着所有欧洲国家都应该对解决这个问题承担责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对其应该予以考虑。
关于召开全欧会议，关于就欧洲裁军问题进行谈判，罗杰斯没有表示反对。希伦布兰德助理国务卿也曾对我们的同志说，美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灵活的：他们愿意在全欧会议的范围内讨论欧洲裁军问题，也愿意在全欧会议范围之外讨论这个问题。
罗杰斯的谈话反映了他在裁军问题上的基本态度，他的谈话表现出的明显是一种集团对抗的思想。比如，罗杰斯问道，北约方面委托某位将军同华沙条约成员国家事先交换意见(希伦布兰德说，这指的是北约前秘书长曼里奥·布罗吉奥，他被委托参加在今年10月初即将举行的北约国家副外长会议)，对此我们是怎么看待的。
我以坚定的语气答复罗杰斯道，对于我们来说，这种程序是不适宜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明显采取了集团对抗的态度。对于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其中不仅仅包括对中立的国家(罗杰斯明白，这暗指的是法国，在缓和欧洲紧张局势问题上法国坚决反对采取集团对抗的态度)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也是没有理由的。我说，应该找到更加适宜的形式事先进行接触，苏美双方也不排除以这种形式交换意见，但是这是在两个相关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华约和北约的代表之间进行的。当然，在这种交换意见的过程中，苏联和美国都可以同自己的盟国交换看法和交流情报，但仍然不能说，这种交换意见的形式是在两个集团的代表之间进行的。
罗杰斯对我们的这些想法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但是他没有具体地谈论自己的看法，并且他说，看起来，在华盛顿即将举行的会谈中还要讨论这个问题。
就西柏林问题签署最终的协议的程序问题。罗杰斯建议由四大国外长在西柏林签署关于西柏林问题的最终协议。他对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很感兴趣。
我对罗杰斯说，他的这一建议值得注意，并且，看起来，这一建议我们是可以接受的。
关于中国的一些问题。从罗杰斯以及美方成员，其中包括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主管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德·帕尔马、美国国务院总顾问佩德尔森的一些讲话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现在正密切关注着最近几天有关中国局势的报道，并在努力搞清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但是，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情报。对于大部分美方成员的谈话的意思可以作如下概括：在北京最高领导层中，现在可能正在进行某种斗争，而他们美国人现在还不清楚，这种斗争将会对尼克松总统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罗杰斯以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提出了如下问题：关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问题，能否“接受”两种立场。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双重代表”的建议，并不意味着提出了“两个中国”的概念，这一建议只是反映了“客观现实”。
我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我们有自己的原则立场，在这次联合国代表大会上我们将继续坚持这种原则立场。我问罗杰斯，应该怎样看待如下情况：如果事与愿违，美国提出的关于“双重代表”的提案被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而如果蒋介石政府的代表不退出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那么中国是否会接受自己在联合国的席位？罗杰斯回答说，尽管他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不接受”关于双重代表的建议，他既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复，也不能作出否定的答复。
美方的其他代表(布什和德·帕尔马)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比较确切一些，他们说，哪怕是不接受关于驱逐蒋介石驻联合国代表的决议，如果不是在今年，那么在明年中国最终也会接受在联合国的席位。
关于印巴地区的局势问题。罗杰斯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也没有提这个问题。但是，主管近东和南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在同我方同志的谈话中就这个问题谈了他们的一些想法。
西斯科说，美国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三方都有接触。
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的目的是：不允许爆发军事冲突，但是，如果由于东巴基斯坦事态的发展而产生的问题不能迅速解决的话，军事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美国的评估，比较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的形式是，巴基斯坦对印度采取军事行动，“反击”孟加拉游击队在印度领土上日益加强的军事行动。
西斯科继续说，在这些条件下，美国政府将努力使三方之间以某种形式进行谈判。如果三方开始了这种谈判，那么美国将作出一切努力，使谈判取得成功，使东巴基斯坦问题得到政治解决，并为遣返东巴基斯坦的难民创造条件(美国认为，难民的人数不是像印度人宣称的那样，有800多万人，也不像巴基斯坦所确定的，有200多万人，而是有500万—600万人)。
用西斯科的话来说，美国方面关于政治调解问题的设想如下：在东巴基斯坦逐步恢复“正常局势”(西斯科认为，首先应该由主管民事事务的总督马利克替换主管军事事务的总督蒂基汗，这一点已经做到)。指定在今年11月份，在东巴基斯坦另外进行选举，选举之后组建新的政府，新政府的绝大部分成员都应该是亲近穆吉布尔·拉赫曼的人(西斯科说，现在，美国方面同这些领导人已经建立了联系)，但是，不要求成立独立的东巴基斯坦国家。新政府在“穆吉布尔·拉赫曼提出的六项条款”的基础上同中央政府签署协议。在此之前开始向东巴基斯坦遣返难民。
西斯科说，美国方面认为，事态完全会这样发展，但是“苏联和美国必须为此共同采取行动”。我问道，这指的是什么。西斯科解释说，美国政府的考虑是，苏联和美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地区不存在利益冲突，并且，防止这一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双方都很关切。因此，美国方面认为，苏联可以利用自己对德里的影响提醒印度政府，首先，使印度政府不要对孟加拉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支持，停止在印度领土上组建孟加拉游击队的活动，并且，第二，不要坚持免除穆吉布尔·拉赫曼的职务，并以此作为政治调解问题的先决条件。
我方说，苏联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印巴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印度政府已经向我们保证说，他们没有打算对巴基斯坦发动战争，而我们也相信他们的这一保证。而巴基斯坦方面的答复尚不清楚，他们的答复也很含糊，这使人产生警惕。我方强调说，苏联政府今后将继续推行保持该地区和平的政策，对于东巴基斯坦事件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方认为，进行政治调解是唯一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途径。
从各方面来看，美国政府非常担忧印巴地区局势的发展，他们提出了关于同苏联协调行动的想法，这种想法证明，美国方面希望协调美国和苏联的某些行动。显然，对于美国在印巴相关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我们应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他们所采取的这些行动的性质和目的，并且，我们今后在制定应对措施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
А.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059а，оп.7，п.13，д.10，л.58-70
№22919 葛罗米柯与尼克松会谈纪要：美苏合作及中国问题(1971年9月29日)
1971年9月29日同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一场会谈，参与前半场会谈的人员还有：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和多勃雷宁同志。然后我同尼克松举行了单独的会谈。
(一)
在我们开始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说，从我们进行上次会谈至今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了，在这一年里，美苏关系在一些领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其中包括在西柏林问题和军备控制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苏美两国外长明天签署的协议将证明这一点。尼克松总统接着说，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国际局势进行的评价。而他也愿意谈论一下关于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双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一下，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我同意在这次谈话中谈论这些问题。并且说，我非常荣幸地接受了一个委托，代表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向尼克松总统表示问候。
1.在转入对一些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我提议，首先开始讨论涉及苏联和美国双边关系的一些问题。我说，尽管我们已经多次阐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但是，考虑到自我们上次会谈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现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概括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两国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两国还没有共同的观点。这些问题既涉及两国关系本身，也正如其他的许多问题一样，同两国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我现在想强调的主要是，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愿意寻找途径，克服他们之间现存的、现在可以克服的一些困难。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同美国的关系。同时，我们也非常清楚，在一些问题上我们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很难找到共同的观点。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希望，双方能够在这些问题上避免迎头相撞，或者，正如美国方面经常所说的，能够避免冲突，并且进行努力，以便在就某些问题不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顺利地解决那些有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
正如您所非常清楚的，现在我们两国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都存在分歧。但是近来——从我们首次会谈以来的一年里，两国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征兆。我们对此予以积极的评价，尽管这种进程涉及的还只是非常少的一些领域。如果更加具体地说，那么首先就应该肯定四大国就西柏林相关问题达成的协议。我们非常清楚地记得同您上次进行的那次会谈，在当时进行那次会谈的时候，您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美国政府和您，总统本人，都对就西柏林问题达成的协议作出了贡献，我们对此都很满意。
现在，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征兆，尽管这些征兆，或许才刚刚出现。但是，我现在想谈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还不完全清楚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如果您能够就这个问题谈论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谈论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及其对我们两国关系的意义，那就更好了。
在对我所说的话进行总结的时候，我想代表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再次声明，过去，我们的国家在维护和平，今后，我们将继续维护和平，其中包括发展同美国的和平关系。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战争不仅损害我们的短期利益，而且还损害我们的长远利益，战争与我们的国家基础以及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也是不相容的。我们希望，我们同美国的关系，正如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是一种和平的关系。
苏联和美国都是超级大国，我们完全理解两国在世界中的作用。我们两国都有着重大的责任。如果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两国都可以说，我们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良好的关系，而且还是非常友好的关系，那么这样就更好了。但是，为达到这一目的，两国的政策都必须要向这方面发展，我要强调的是，两国都要实行这种政策。
最后我说，我希望尼克松总统能够从当今局势发展的角度、从未来两国关系发展的角度对苏美关系发表一些看法。
尼克松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观点。在对局势开始进行评价的时候，他说，如果谈论我们所提及的关于柏林问题这一具体的问题，那么，就柏林问题达成的协议或许是最近十年来最为重大的事件。长期以来，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来说，还是对于欧洲国家、对于德国来说，柏林问题都一直是个敏感而微妙的问题，现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就证明，我们同你们是能够就其他一些重要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尼克松接着说，对于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美苏两国之间保持和平的重要性的看法，他们是同意的，对于这个问题不存在其他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前不久就这个话题进行的谈话给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们希望同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平关系。比如，我们希望同玻利维亚保持和平关系，并且愿意就这个问题举行会谈。但是，我们是否同玻利维亚保持和平关系最终并不取决于全世界是否和平。但是，国际间的和平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个大国之间是否保持和平关系。对此谁也不会怀疑，而我们自己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美国政府和我，美国总统，都赞成同苏联交换意见并举行这类的谈判，前不久就柏林问题成功举行的谈判就是类似这样的谈判。
最近，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致力于发展同苏联的经济关系。我们已经签署了合同，向卡姆斯基汽车厂提供美国的一些设备。今天我还同意同苏联签署一项价值2亿美元的合同。这样一来，我们已经同意，同你们签署价值大约为4亿美元的合同，向苏联的汽车厂提供设备。对于发展同苏联的贸易关系，美国的实业界人士自然也表现出了兴趣。此外，我们认为，发展两国的贸易关系有助于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而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则是两国追求的目标。但是，为了大规模地发展双方的贸易关系，还需要克服一些法律上的困难，而这些困难的存在是由于一些政治问题、首先是越南冲突问题尚未解决。我谈论这一点不是为了把这两个问题挂起钩来，而是由于国会的法规所造成的一些实际情况。总的来说，我作为美国总统，是支持更加稳定地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的。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就贸易问题交换意见的建议(是根据相关决议提出的)。他开玩笑地说，那就应该对这些代表进行一些筛选，因为希望到莫斯科的人有很多。
2.尼克松接着说，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美国政府和他个人比较关切的一个问题。诚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共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是这还不能使目前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到解决。关于迈出的这一重要的一步，他指的是今年5月20日我们两国共同发表的宣言，这份宣言的发表在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在美国都引起了积极的反响。该宣言的发表反映，美苏两国政府都愿意努力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两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现在他不想谈论关于一些细节问题，而只是想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他们觉得，关于应该受到限制的武器的类型，无论是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还是关于防御性战略武器的类型，他们提出的建议都是公正的，平衡了双方的利益。他们将提出什么建议呢？
实质上他们建议的是，冻结进攻性战略武器和防御性战略武器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甚至可以在进攻性导弹的数量上稍有优势，同时，美国不发展一个地区——首都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而是发展两个地区的导弹防御体系，但不包括洲际导弹。而根据美国方面的资料，事实上苏联拥有的陆基洲际导弹比美国拥有的要多500枚。同时，苏联舰载导弹在数量上也将很快赶上美国。但是，美国好多年都已经没有增加自己陆基导弹和海基导弹的数量了，事实上是单方面冻结了自己的进攻性武器的数量。
尼克松接着说，当然，苏联政府完全有权利做他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随意地加强自己进攻性武器的规模。在此方面美国政府不会对苏联方面提出任何要求。
但是，两国政府实际上都会考虑到如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容忍对方在战略武器方面取得决定性的优势。根据美国方面的估计，现在美苏两国的战略武器状况已经大体均等。正是由于这一点，美国政府才建议双方都不要为了把对方远远地抛在后面而拨出巨款进行这场毫无结果的军备竞赛了。反正另一方是不能容忍对方这样做的。
现在美国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我们民主党的人都在谩骂我，谩骂美国总统，因为在我入主白宫的3年时间内，我没有开展什么工作来增加美国战略进攻性导弹的数量，结果是美国的战略进攻性导弹的数量没有变化，而同时苏联的战略进攻性弹道的数量则迅速增加。
尼克松接着强调说，开诚布公地说，现在两国政府都应该对各方面的情况予以权衡并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我希望，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能够使双方在战略导弹问题上达成协议，保障双方现在的大致平衡关系。关于这一点尼克松明确地表示，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他们的必然选择将是，恢复美国战略导弹的建设，生产新的陆基和海基导弹及其发射装置，以便在战略导弹领域不落后于苏联。
尼克松的这些话指的是，苏联在战略导弹领域已经赶上了美国，并且在一些方面已经开始超越美国，尼克松已经不能忍受了，他必须尽快作出选择：美苏双方达成协议，要么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在谈话的最后，尼克松呼吁双方共同努力，以便在这一领域达成协议。用他的话来说，这对苏美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尼克松两次主动地提到了这个问题。给人的感觉是，这个问题已经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许，这部分是由于他对这些谈判结果的预测过于乐观，他曾发表过一些非常乐观的公开声明，而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他希望以某些具体的谈判成果来证明自己的那些公开声明。何况，美国军事工业体现在施加的压力上明显在增长，他们要求实行新的军备计划。
在对尼克松进行答复的时候，我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就反导问题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问题进行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也顺便说，这些谈判促进了明天将在华盛顿签署的那些协议。没有这些谈判，那些协议要么是不可能达成，要么只会长期处于研究阶段。我提请尼克松注意法国外长舒曼昨天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声明，舒曼声明说，关于进攻性武器问题和反导问题，法国事实上同意我们提出的那些目标。法国外长还说，法国愿意加入苏联和美国制定的协议，采取措施减少未经批准的导弹偶然发射的危险。我再次说，我们认为这些谈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的立场是认真的，我们的意愿是真实的，对此不应怀疑。
接着我提请尼克松注意苏联最近就反导问题提出的建议。我说，我不知道，美国政府和总统本人是否已经对这些建议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但是我们认为，这些建议将会为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奠定建设性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简短地阐述了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的实质。
我接着说，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问题，我们同意，在维也纳举行的例行谈判中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讨论。我们希望双方真正地把谈判进行下去，无论怎样都不应丧失进行协作的决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谈判取得成功。
尼克松表示，同意我的这些谈话，并且说，他想再次强调，必须一揽子地研究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所有问题。他继续说，如果我们把反导问题和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问题分开讨论，并就某一问题达成相应的协议，那么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如果我们随后认为，在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类型方面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不仅不能限制这些武器的增长，而且这些武器还会以更加快的速度被生产出来，那么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改变我们的全盘考虑。我们必须共同研究这份协议，把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代表苏方再次说，看起来，现在双方都应该对以往开展的工作总结一下，并认真地制定出关于下一阶段维也纳谈判的计划。我强调说，我们认为，在下一阶段的维也纳谈判中，我们将会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充分地讨论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类型问题，并提出我们关于就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的想法。
3.然后，根据我方的提议，就欧洲安全问题和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交换了意见。
我说，关于欧洲问题原则上需要谈论很长的时间，需要谈论很多。我首先想强调说，欧洲局势问题具有首要的意义。可以令人满意地说，近来欧洲局势有了一定的改善，而没有恶化，欧洲的紧张局势缓和了。我们认为，就西柏林相关问题签署的协议为欧洲今后的缓和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和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当我们去年就这个问题同您举行会谈的时候，您没有否认这一建议。但是，美国以及参与西柏林问题谈判的一些代表却对我们说，首先必须解决西柏林问题，然后才有可能讨论全欧会议问题，尽管他们没有理由这样说。
最近几天，我们已经提请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注意，现在已经为召开全欧会议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总统个人现在能够采取更加明确的立场，促进这次会议的召开。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再次声明，苏联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不是为了谋求单方面的利益。我们相信，全欧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将会符合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也将符合美国和加拿大的利益，美国和加拿大可以参加这次会议，并且您本人也曾公开说过，要促进世界的缓和、特别是要促进欧洲的缓和。
尼克松同意，现在就解决柏林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应该更好地研究欧洲其他的、也可以取得进展的那些问题。
尼克松接着说，他认为，一旦柏林问题最终解决之后(他说，要最终解决柏林问题，毕竟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就可以着手研究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在同其他国家，无论是北约国家还是华约国家一起采取某种行动之前，我们两个主要的大国事先应该秘密地交换意见。对于这一点，他认为非常重要。
当然，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和自己的盟国进行磋商。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目标就召开会议，那么，看起来这将是个错误。换句话说，正如我所说的，对于那些我们希望在会议上进行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同你们事先进行秘密的磋商。
罗杰斯说，最终，最主要的是苏联和美国将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尼克松对此表示同意，同时他还风趣地说，否则，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这次会议将被变成类似联合国召开的会议。
我请尼克松总统确认一下，我们的如下理解是否正确，我指的是：苏联和美国将就召开全欧会议这个问题进行双边磋商，这件事情不会被拖延。我就此指出，我们认为，把类似这样的磋商看作是北约代表和华约代表之间进行的磋商，也就是说以集团对抗的方式来准备这次会议是不正确的。但是，总的来说，我们不反对就会议的准备工作以及会议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磋商，其中也不反对同美国进行磋商。接着我问尼克松道，我是否能够向莫斯科报告说，美国政府支持召开全欧会议，美国认为，这次会议的准备工作无须拖延，现在就可以进行，以便这次会议明年就可以举行。
尼克松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他的答复是：美国倾向于认为，首先同我们就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如果在经过双方交换意见之后，能够证明，这次会议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那么美国愿意在实践上采取措施召开这次会议。至于这种预先交换意见的形式，尼克松再次强调说，他指的是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单独的秘密的磋商。关于这件事情，他说，在这件事情上双方都遵守秘密磋商这种形式非常重要，因为任何所谓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共同主宰世界的议论都会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尼克松说，现在已经签署了苏德条约，就柏林问题签署了协议，并采取了其他一些积极的措施，我们可以预先就这个问题开始交换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尼克松说，他相信，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们都不希望只是为了这次会议而召开会议。
罗杰斯补充说，不得不考虑的一种情况是，柏林问题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两个德国之间尚在进行谈判。他说，他完全知道，关于柏林问题同召开全欧会议之间的直接联系这个问题，我们不愿谈论，但是，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
尼克松就像是接着罗杰斯的谈话继续说道，他们不想给我们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是在柏林问题上向我们施加压力，但是，他们认为，只要还没有解决目前的问题，也就是“柏林问题”，就很难在实际上着手讨论另外一些欧洲问题。
关于尼克松和罗杰斯的这些谈话，我要强调，我们坚决认为，美国在召开全欧会议问题上提出的条件越少越好。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纠缠在一起，那么这只会使事情更加复杂。然后我问尼克松道，我想知道这样说是否正确：美国愿意在近期就他刚才所谈论的那些问题进行秘密的磋商。
尼克松回答说，如果把这些磋商看作是事先进行的秘密的磋商，那么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些磋商。但是就此不能得出如下一种印象：好像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问题已经由我们两国最终解决了。我不想被人认为，我们现在在这里已经决定要召开全欧会议。我只是说，我们可以进行磋商，经磋商后或许会召开这次会议。同样重要的是，在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关于进行秘密磋商这件事情不要公开。
在对这段谈话进行总结后就可以断定，尼克松总统同意，苏联和美国近期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秘密地交换意见。
尼克松再次说，关于这一点他认为不存在困难。
4.在接下来进行的会谈中，我们同尼克松就近东问题交换了意见。我方指出，近东的局势不能不令人担忧。或许，局势的发展会超出人们的预料，使苏联和美国也难以控制。近东地区的局势非常复杂和危险：以色列侵占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但是以色列的消极立场使得在调解近东问题上现在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调解近东问题没有基础，如果开诚布公地说，前不久美国向埃及提出的建议也没有依据。
我方接着说，我们不愿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并强调了如下一种重要思想：在讨论近东问题的时候，回避关于使以色列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完全撤军的任何建议都不能为调解近东问题创造条件，都不能持久地巩固和平。只有以色列从被占的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军才能解决问题，才能使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才能营造和平，这也符合该地区相关国家的利益。如果这个中心问题得到了解决，那么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了，其中包括关于所有国家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提供保障的问题、以色列的船舶通过运河问题、中止战争状态问题以及其他所有问题。我方最后说，我们想知道美国总统本人对近东局势如何进行评价，对今后近东问题解决的前景如何进行评价。
尼克松就这个问题谈论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说，关于近东局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我方作出的评价，他是完全同意的。他说，当然，如果就以色列撤出所有的军队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那么就可以解决所有的近东问题。但是，以色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简单地同意这个问题。这一地区的状况要求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来调解问题。他认为，他们和我们都非常清楚，从原则上来说，即使一个小国也可以使他们同我们发生对抗，这是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此外，近东局势使双方都很深地卷入了该地区正在进行的那场军备竞赛。在苏联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武器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也会受到国会的压力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事情不在于是谁首先向该地区提供了武器，或者谁有权利这样做，或者谁对谁错。关于这个问题会进行长久的争论。我想，我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限制该地区的军备竞赛，这将有助于近东问题的解决。
尼克松接着概括说，他认为，现在签署拓展协议已经有了较好的前景。遗憾的是，他们同我们都不能像双方所期望的那样，在全面调解近东问题上取得进展。目前近东的局势是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努力保持停战状态。我们中的任何一方都应该对自己在该地区的友国施加压力，使他们保持克制。第二，应该努力限制近东地区国家武力的增长。第三，应该继续进行谈判，在谈判中应该考虑到，要求以色列宣布从所有被占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完全撤军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罗杰斯在谈话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关于使以色列完全撤军的问题，安理会在1967年的决议中回避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进行了激烈而长久的争论。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阿拉伯国家的，并且认为，除了对边界问题稍加调整之外，以色列应该撤出军队。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接着说，事实上，美国的立场更加接近阿拉伯国家，而不是以色列的立场。但是美国仍然不能断然宣称，美国支持“完全撤军”的建议。至于签署中期协议问题，罗杰斯强调说，毕竟不是美国，而是萨达特总统首先提出来的。美方仍然认为，签署中期协议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宜的地方，会使埃及完全得到一定的利益，尽管在形式上看来只是恢复了埃及对运河的控制。
我方对尼克松总统和罗杰斯国务卿的这些谈话作了答复，我们主要强调的是：签署中期协议显然应该同和平调解近东问题这一总的任务联系起来，否则签署的中期协议看起来就像是使以色列对其所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大部分领土得到了巩固。阿拉伯国家反对的正是这一点，它们的反对也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同意它们的看法，并且支持它们。
接下来我问尼克松总统，为什么不能在一些基础上达成协议，比如，在第一阶段签署领土协议，并且在签署这一协议时明确考虑到：该协议中规定的一些措施应该成为整个协商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协商计划应该分阶段地实施，应该考虑到，使以色列在一定的期限内完全撤出军队，并指明撤军的期限。如果某一阿拉伯国家，我具体指的就是约旦，愿意同以色列自由地、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共同确定它们的一些边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以色列也愿意的情况下，约旦当然是有权这样做的。
我向尼克松总统问道，这个计划对以色列有什么不适合的呢？何况在开始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苏联和美国都会提供严格的保障。我们想，如果美国愿意的话，可以说服以色列接受这一明智的立场。美国越快说服以色列就越好。
尼克松回答说，美国政府愿意毫无成见地研究和讨论任何一项建设性的建议。他风趣地说，但是，如果苏方认为，美国能够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他只能以一句欧洲的俗语相赠，这句俗语来自圣经，说的是“男人是用柔软的黏土做的，而女人则是用硬材料做的”(是用男人的一根肋骨做的)，如果我们亲自会见了果尔达·梅厄，那么，他认为，我们完全会相信这句俗语是毫无根据的。如果严肃地说，总的来说，他们自然将会继续努力，积极地解决问题。
尼克松接着表示，他希望继续就近东问题进行单独的会谈(关于这一点将另行报告)。
5.接下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讨论了印巴关系问题以及印巴紧张局势问题。尼克松指出，印巴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加剧，两国有直接爆发冲突的可能，这使美国政府非常关切。尼克松接着说，对印度政府施加压力，使其保持克制，不采取一些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行动，是符合美苏两国的利益的。当然，他也知道，许多人会说，巴基斯坦不能同印度作战，因为印度在人口上占据优势。但是，如果印度施加了过于大的压力，那么巴基斯坦方面也会采取玉石俱焚的行动。对于苏联过去在调解印巴冲突中曾经起到的作用，美方将给予应有的评价，并且希望，苏方今后在此方面继续作出努力。
我回答说，尼克松总统说，美国很关注印巴问题，在努力避免印巴之间发生冲突，对此我们非常满意。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政府也不希望印巴之间发生冲突，并将力所能及地作出一切努力。看起来，尼克松总统是知道这一点的。
当然，就国土面积来说，巴基斯坦确实小于印度。但毕竟并非一定都是强大的一方挑起了冲突和事端。如果没有保持应有的克制，如果国家领导人没有智慧、丧失责任感而不顾及该地区的局势，那么，面积较小的国家也会挑起冲突和事端。苏联的立场是，对印巴双方都施加一切可能的压力，使它们之间不发生冲突。印度政府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本人(最近几天她在莫斯科进行访问)都坚决向苏联政府保证，印度不会采取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措施。巴基斯坦军方领导人也向我们作出了类似的保证，但是，如果直接地说，我们不相信他们的这些保证。
最后我强调说，我们向尼克松总统阐述了我方的立场，希望美苏双方都对印巴施加压力，以便印巴不发生冲突。我们是积极地看待这件事情的。如果苏美双方都能这样做，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会有共同的政策。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现在应该“首先”对巴基斯坦施加压力，使其保持克制。
尼克松同意，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接触。我们没有反对这一点。
然后尼克松表示希望继续进行单独的会谈。
(二)
尼克松说，他想单独地谈论一下那些对双方来说都是敏感的问题。
首先他想说，通常有一种看法认为，他是一个对苏联不友好的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他是尊重苏联和苏联人民的。他过去和现在的看法都是，只有通过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创造稳定的和平。
尼克松说，其他国家仍将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和平不取决于这些国家，而是取决于苏联和美国。或许，通常在公共场合不适合发表这样的讲话，这是另外一回事。但重要的是，在政策中承认，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无论如何，美国是承认这一点的，并且今后将会继续承认这一点。
尼克松总统说，当然，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两国在某些问题上会存在分歧。但重要的是，两国都应该避免冲突，并寻求途径在最大程度上就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强调了这个问题，并且在谈论时尽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美国努力同苏联达成谅解，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阐述了我们对美政策的原则和计划。我主要强调的是，苏联致力于和平事业，愿意寻求途径在双方都可接受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其中包括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同美国达成协议。同时我也强调说，苏联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和平的国家，坚决反对侵害各国人民合法权益的国家，坚决反对那些不仅损害苏联利益，而且也损害苏联的友国和盟国利益的国家。
尼克松接受了我的这些看法，没有进行争辩，并继续提出了我们曾经谈论过的一个话题，开始谈论关于四大国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的意义。他尽力强调了这份协议的意义，该协议不仅会对苏联和联邦德国、波兰和联邦德国之间的条约的批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对解决其他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甚至也谈论了这份协议对发展苏美双边关系的意义。
关于苏美两大国之间取得谅解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问题，尼克松对他进行的谈话作了总结，他说，在他看来，应该利用目前形成的良好形势，加快苏美两大国改善关系的进程。应该进行努力，至少使今后25年的和平得到保障。
尼克松接着强调了关于两国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达成协议的意义。他说，还有一些应该讨论的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已经被相关方面提了出来。他顺便说，或许，美国方面将会就苏美经济关系问题发表一份声明。
我问尼克松总统，什么时候将会发表这份声明。尼克松回答说，或者在苏美高层会晤之前，或者在进行苏美高层会晤的时候宣布。他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尽力表达的一种思想是，在经济关系领域采取的上述措施，对苏美两大国整个关系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尼克松提出的关于举行两国高层会晤问题，我的答复是，苏联领导人认为，这次会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双方都应该进行一切努力，使这次高层会晤取得成功，并签署协议。为保障这次会晤取得成功，双方现在进行的一些努力也很重要。我们认为，这次会晤是会取得成功的。至于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明确的，并且多次被提了出来。
尼克松接着说，他还没有让白宫知道美苏两国就举行高层会晤问题达成的所有协议，他再次请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考虑到这一状况。对于在美国国内条件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尼克松进行了解释。
我对此的答复是，我们完全考虑到了这一点，对此尼克松总统无须任何怀疑。尼克松说，对此他没有任何怀疑，因为这符合我们两国的相互利益。
尼克松接着谈到了一个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问题，即关于勃列日涅夫对他的来函的答复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是直接谈论的。他认为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复函以及这份复函的内容都是非常积极的，他一定会继续同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这种接触，直接地交换意见。他非常清楚苏共中央总书记在苏联的国家地位及其在决定苏联政策中的作用。尼克松说，在我们举行这次会谈之后，他很快将会再给勃列日涅夫写一封信件，在我们这次谈话的基础上谈论他的一些想法。在我们同尼克松举行这次会谈之前，今天早上基辛格在同多勃雷宁会见的时候也把这一点告诉了多勃雷宁。
尼克松说，他不愿谈论所有的话题，他指的是在会谈的第一阶段，在有其他与会人员的情况下就近东问题举行的会谈。接着他说，应该付出最大的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首先，苏联和美国两大国应达成协议。他不认为这对局势的发展是无所作为的。他委托基辛格明天在华盛顿，在这里举行会谈，以便更加具体而详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我对尼克松说，对于苏美两大国进行合作，迅速地解决近东问题，我们像以前一样，是积极地对待的。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我们。只是应该考虑到，如果以色列不从所有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军队，近东问题就不能解决。撤军问题是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就撤军问题达成了协议，调解其他的问题将不再困难，这就是我们的看法，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一点。
在就相关的问题交换意见，其中包括在就以色列和近东地区的其他国家提供安全保障问题交换意见的时候，我说，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还不明朗。难道以色列认为，苏联和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更不要说还有其他国家和安理会一起提供的安全保障还不够吗？如果我们两个大国都支持他们的话，没有一个国家胆敢破坏对他们提供的这种保障。总统先生未必会否认这一点。难道由于一个国家毫无理由地绝不妥协，苏联和美国就要冒着发生冲突的风险吗？而以色列的行为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如果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对于我所说的这些话，尼克松没有进行争论。
尼克松不愿过多地谈论一些具体的问题。但从原则上来说，他对解决近东问题是乐观的，这不同于在今天举行的上半场会谈中，在有其他与会者参与的会谈中罗杰斯发表的谈话。
从尼克松的谈话可以看出，在谈论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时候，在谈论关于推进近东问题得到解决的可能性的时候，尼克松还提到了关于苏联的军事人员在埃及的军事存在问题，还谈论了关于一些国家向近东国家提供武器的问题。
我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意愿，我愿意在明天早上接见基辛格，同他进行会谈，关于这个问题将会通过多勃雷宁告知基辛格。
尼克松认真地听取了我们在近东问题上的发言，他说，对于我方所说的这些话，他们将会认真考虑。对于我们同罗杰斯进行会谈之外，还即将同基辛格进行会谈，他表示了满意。尼克松总统已经委托基辛格就近东问题和越南问题同我们举行会谈。
尼克松强调了多勃雷宁—基辛格秘密渠道的意义。他赞成今后利用这一渠道。
我答复说，我们也高度评价这一秘密渠道的意义，并认为今后应该利用这一渠道，其中包括在就近东问题举行会谈的时候。
尼克松说，关于近东问题和调解近东事务的主要内容正是应当通过这种秘密渠道进行讨论。
在会谈结束、尼克松送我们上车的时候，他顺便又简短地谈了越南问题和中国问题。
关于越南问题，尼克松说，看起来，在今天进行的这次会谈中很难讨论越南问题，但是他认为，越南问题的解决仍然是向前推进的。
关于中国问题，尼克松说，他采取了措施，同北京达成了协议，在这件事情上他根本就不会追求有损苏联利益的目的。关于同北京进行合作的意义，他今天已经作了详细的说明。尼克松补充说，美国根本就没有打算通过中国对苏联施加压力。
我说，通过中国来施加压力的这种企图是坚决要被放弃的。尼克松好像是对我的这一看法作出的回应，他补充说，当然，双方都不利用中国对另一方施加压力，那就最好了。
在就要上车的时候罗杰斯、多勃雷宁、基辛格和苏霍德列夫也走到了我们这里，他们在白宫的另一个房间里等待我们。尼克松带领我们参观了罗斯福战时用于观察世界军事局势的那个房间，战时，这个房间用于观察世界的军事局势是适合的。
当我们走到汽车旁的时候，尼克松指着驶向白宫的许多汽车说道，这里现在正在召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会议。他风趣地问道，我们是否愿意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我们也风趣地回答说，从各方面来看，参加这一组织的首先都是亿万富翁，而我们毕竟都还不是亿万富翁。
同尼克松举行的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小时。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153-174
№22920 葛罗米柯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中国问题等(1971年9月30日)
昨天，尼克松在同葛罗米柯外长单独进行的谈话中说，要委托基辛格同葛罗米柯进行会谈，根据尼克松总统的这一意愿，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访问了葛罗米柯。
多勃雷宁也参加了对基辛格的接见。
(一)
基辛格说，关于我们同尼克松总统单独进行会谈的情况，尼克松总统已经告诉了他，并且认为，这次会谈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一次会谈，其中包括在近东问题上进行的会谈，尼克松委托他代表自己就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另外再谈论一些看法。
如果把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的内容进行总结，那么可以作如下概括：
近东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继续进行的会谈的结果大致是这样的。考虑到我们在同他进行的会谈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尼克松总统原则上同意，同苏联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事先交换意见，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渠道进行非常秘密的会谈，这指的是弄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所要达成的协议的原则和计划，正如我们同基辛格在会谈中所讨论的，可以作如下描述：首先(第一阶段)达成中期协议，关于中期协议的内容我们双方应该达成协议。最终解决近东问题应该包括确定最终的边界问题，而这意味着以色列在撤军问题上要有具体的政策，考虑到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苏联和美国的战略目的都不应该是马上就希望就这个问题协调立场并制定出可以公开发表的文本，目前未必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应该是，努力就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重要的问题非常秘密地达成谅解，这些谅解与中期协议是密切相关的，是中期协议的秘密条款，这指的是，这些谅解要在第二阶段执行。
至于执行这些计划的时间，基辛格说，尼克松面临着国内一些复杂的政治程序。在1972年，美国将会积极开展选举运动。考虑到亲以色列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美国的大众报刊，尼克松总统很难在选举期间采取一些会招致这些人严重不满的措施。这甚至会妨碍他再次当选总统，因为民主党正在进行一切努力，以便利用这种情况影响事态的发展，为自己谋取利益。选举以后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尼克松还将会有4年时间，而他也将不会考虑再次竞选了，因为美国的宪法是不允许总统有第三届的。因此到那个时候，尼克松就不必过于理会美国的犹太阶层，就能够解决近东事务。而在此之前，可以和苏联方面一起制定关于解决近东问题的方案。
出于这些考虑，白宫认为，到时候，调解近东问题(如果到时候苏联和美国能够就调解问题达成协议的话)的时间表可以以如下方式进行：第一阶段(中期协议)可以在1992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达成，第二阶段(最终的调解方案)在美国总统选举后达成。
苏美在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不难预料，它们是：拟定中期协议的内容；同中期协议密切相关的、关于最终调解协议的秘密协议(在公布的时候其中的联系不应过于详细)；最终调解协议的内容以及其中包含的撤军问题。
基辛格援引尼克松的看法说，如果尼克松总统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秘密协议能够顺利达成，那么就应该作出相应的准备，在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于1972年5月在莫斯科进行私人会晤的时候巩固这份秘密协议。
我们同基辛格商定，大约两周之后就开始通过秘密渠道进行协商，就上述计划的各项具体内容预先交换意见。看起来，一个月后双方就会明了，在上述计划中提到的协议能否达成。
要注意，在苏美进行的讨论到了某一阶段的时候，要同埃及和以色列的最高领导人进行谈判，但是现在还无需通知他们，还需要非常严格地保守这些会谈的秘密，使苏美双方都只有尽可能少的人知道这些秘密会谈。
我们商定，只要美国方面愿意在这次会谈的基础上继续讨论问题，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就准备进行会谈。
越南问题。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昨天尼克松总统就把他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我)，基辛格谈了一些想法。在他看来，这些想法可以成为一种妥协方案，他的这些想法的实质如下：
——签署和平条约。
——在商定的期限内撤出美军，关于撤军的期限美国愿意进行协商。
——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留在南越这一具有争议的问题可以协商。
——预期的选举工作。这段时间(从签署和平条约到开展选举运动)会持续5—6个月，成立过渡政府，监督选举的准备工作。同时成立开展选举工作的机构。
可以商定，阮文绍总统既不参加过渡政府，也不参加为选举工作作准备的组织。民族解放力量的代表完全有权参加为选举工作做准备的组织。或许，在选举之前，他们不能参加过渡政府，但是这个问题需要另外再讨论。
基辛格说，换句话说，关于美军撤出的日期问题、关于美国的军事顾问问题(尼克松认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可以被解决的)、怎样进行选举问题、由谁来监督选举的进行以及关于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份额进行公正的分配问题，尼克松总统愿意事先就这些问题秘密地达成协议。
基辛格说，所有这些建议都还没有被完全制定出来，也还没有被转告给北越人，以某种形式进行讨论。或许，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基辛格可以秘密地做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莫斯科认为，鉴于苏联主席对河内进行的访问，应该把白宫现在的一些考虑通报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尼克松总统也不反对莫斯科这么做。如果北越认为可以的话，将会达成协议。
尼克松总统甚至也愿意把基辛格秘密地派往莫斯科，以便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继续进行非常秘密的谈判，而他们美国人当然也不反对在巴黎继续进行这样的谈判，如果北越人认为在巴黎谈判比较合适的话。
要达成的妥协的总的轮廓就是这样，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将很难作出更多的让步。他努力在1971年底之前使协议尽快达成，因为对尼克松政府来说，1971年底以后，同北越人现在进行的这场谈判很快将会失去价值，因为到那个时候，关于撤出美军的计划将会基本结束，“主要的负担”也会转交给西贡政权，美国政府事实上将无须再亲自参与今后的谈判，到那个时候，参与谈判的将只会是参与冲突的越南各方。
基辛格同时表示，尼克松总统相信，结束越南冲突将会为改善苏美关系起到非常大的作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结束越南冲突对尼克松总统来说，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同时，尼克松当然也知道，苏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
在会谈的过程中，我们简洁而明确地阐述了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我们也提请基辛格注意，尼克松总统和美国政府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行动迟缓，美国应该果断地结束越南战争，并撤出军队。
中国问题。基辛格说，尼克松非常仔细地研究了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的言论，并且他也非常清楚这些言论。尼克松总统想再次向苏联领导人保证，他无论如何都不愿因为自己同北京进行接触而损害美国同苏联的关系，至少在今后的25年里，苏联对于美国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们不打算干涉你们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且我们也不会简单地这么做。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的另外一个领域就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应该有任何关系。
基辛格接着说，他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我向苏联领导人坚决地作出保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哪怕是在同中国人进行谈话的时候，更不用说在其他的情况下了，美国现政府都不会作出什么行动，被莫斯科(更不用说被中国方面)看作是美国对苏中边界争端的干涉。
为了证明自己的这种意图，证明自己对中国实行的总的政策方针，对于将来美中关系发展中可能发生的、莫斯科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尼克松总统愿意事先秘密地向苏联领导人进行通报。
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最终日期至今仍然还没有确定。除了其他的一些因素之外，其中的困难还在于，白宫同北京之间没有像他们同莫斯科之间一样建立这种可以经常接触的秘密渠道。因此，同中国进行谈判非常复杂。考虑到这一因素，中国政府前不久建议，要尼克松再次派遣基辛格到北京商讨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总统愿意接受中国人的建议，从各方面看来，基辛格很快将会同一到两名自己最亲密的助手一起再次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
基辛格说，在委托他把这一信息通报给莫斯科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还表示，希望随着高层会晤的临近，他同苏联领导人个人之间的工作关系能够更少的形式化，能够使他们就各个问题更加深入地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避免目前的一切障碍，避免对已经开始进行的良好的接触造成障碍，避免最终可能出现的重大争论，避免美国总统和苏联领导人就一些复杂的问题出现不必要的论争。尼克松总统认为这很重要。同时，尼克松总统也很清楚，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提出各种借口，希望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这一已经开始积极发展的进程遭到破坏，使一切都再次退回到过去。
基辛格说，正因为如此，尼克松总统认为，在双方的关系中要及时消除对对方行为的怀疑，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时候，怀疑是由于第三方产生的。基辛格说，因此，尼克松总统建议，今后，如果莫斯科产生了某些怀疑，那么就可以通过多勃雷宁大使向他基辛格直接询问，要求作出相应的解释。这不单单是尼克松总统作出的良好的姿态，而是一项实际的政策，尼克松总统相信，这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在的任务的基础——对高层会晤进行建设性的准备，这次高层会晤将是复杂的苏美关系顺利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主要标志。当然，尼克松总统也知道，目前我们两国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着分歧，也知道这些分歧是不能很快解决的，而一些分歧看起来仍将存在下去。但是，总的来说，他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同苏联领导人发展关系的时候能够遵循上述方法。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对于同尼克松总统进行的会谈，我进行了总结。我说，现在，在从各个方面进行思考的时候，双方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现在主要的事情是，把我们共同的任务和良好的想法转变成具体的行动。
在会谈的过程中，根据尼克松提出的建议(通过基辛格转达)，我们商定，今后我们首先通过罗杰斯，然后再通过秘密渠道就召开全欧会议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在进行交换意见的时候，要依照我们同尼克松在白宫就这个问题进行谈话的精神。
我们还向基辛格阐述了我们的如下观点：四大国就西柏林问题签署的协议必须同时生效，波恩必须完成最后的程序，批准同苏联和波兰签署的条约。并请求基辛格把我们的这一观点转告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从总体上对我们的这一态度表示理解，尽管在此之前，谢尔在同我们的谈话中说，四大国应该就柏林问题签署最后的备忘录，或许同时还要互换照会，确定这份备忘录的生效，同时确定同苏联和波兰签署的条约生效。
(二)
10月1日基辛格给多勃雷宁同志打了电话，并且以尼克松总统的名义，就我们昨天同他进行的会谈请求我转达如下内容。
1.对于昨天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商定的一切事项，尼克松总统完全赞同。尼克松总统把这次会谈看作是他自己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的会谈的继续，把这次会谈看作是我们取得的另外一项成果。尼克松确认了昨天基辛格代表他所说的一切话。
2.总的来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同他尼克松在白宫交换的意见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单独会谈时交换的意见，他把这看作是为明年5月份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晤前所作的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3.对于白宫准备就调解越南问题提出的新的妥协性建议，如果苏联领导人决定让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知道这些建议的话，尼克松总统请求苏联领导人让北越人注意保密这些信息，并且在同北越人进行交涉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密这些信息。基辛格强调说，如果在河内出现了一些公开的报道，对白宫提出的这些建议的实质进行评论的话，那么，对于他现在正在进行的、准备今后秘密同北越人讨论的一切事项，白宫将会被迫公开予以否认，并中止为寻求妥协方案而进行的所有准备工作。
4.尼克松总统再次强调，对于他尼克松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即将就近东问题交换意见一事，对于苏联和美国可能就近东问题达成协议一事都必须严格保密。这是由于考虑到这一话题是个极其敏感的话题，美国方面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两个人：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2，л.175-182
№2292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美国通报即将进行的访华安排(1971年10月4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白宫会见了他。
第一，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要说，根据他同葛罗米柯外长进行的谈话的精神，根据这次谈话的后续会谈的精神，尼克松总统想秘密地告诉苏联领导人如下几点：
正如他基辛格本人已经向苏联外长通报的那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建议，再次派遣基辛格到北京访问，进一步讨论关于尼克松对北京进行访问的准备工作。
尼克松总统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星期六同中国人达成了协议，于明天，也就是10月5日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公布如下内容：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基辛格博士将在10月底对北京进行访问，以便同中国政府讨论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具体的准备工作。”
基辛格说，关于他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确切的日期还没有确定，但是这一日期很快将会确定下来。关于这一日期到时候他会另外向我通告。
基辛格接着说，他这次访问北京的主要任务是，商议尼克松到北京进行访问的时候需要讨论的问题，确定尼克松访问北京的日期，讨论关于这次访问的组织工作以及关于会议记录的细节工作。(根据基辛格的谈话，将会有3—4名随行人员，他们都是从事有关尼克松访问的准备工作的人员。)
基辛格承诺，在他从北京返回之后，将会根据尼克松的委托，把他进行的这次访问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向我们进行通报。
基辛格强调说，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问题，他通报给我的信息以及今后将要通报的信息都是需要绝对保密的，并请求我们也严格地保守这些秘密，不要让中国人知道。
最后基辛格说，尼克松委托他通过苏联大使转告莫斯科，他尼克松是说话算数的，对于他同葛罗米柯外长在进行会谈的时候就他对中国的态度问题向苏联领导人作出的所有保证，他是会践行的。
第二，基辛格建议我继续同他就近东问题事先进行秘密的讨论，关于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是在尼克松总统和葛罗米柯外长之间开始的。
基辛格提议，在下个星期(10月14日或15日)同我举行这次秘密会谈。
同时他也表示，他需要更加仔细地了解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的情绪，为此他计划安排里亚德外长在纽约同他进行一次秘密会谈，在他的一个朋友的私人住所里，在午餐的时候进行这次会谈。他也注意到还需要同以色列大使拉宾进行这样的会谈，他认为，相对于埃班部长而言，拉宾是个更具影响力的人(从他同果尔达·梅厄之间密切的私人关系的角度来说)，尽管他也会会见埃班。
基辛格强调说，当然，在进行这些会谈的时候，关于同我们进行的会谈他是一个字也不会说的。
在我们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再次详细地阐述了尼克松对前不久他同苏联外长进行的会谈的看法(关于这些看法的实质内容已经通报过了)。
第三，在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再次提出了那项建议：秘密安排他基辛格在莫斯科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高级代表进行一次会谈，以便就和平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基辛格曾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在同葛罗米柯进行会谈的时候提出过这项建议。
基辛格说，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现在要补充说，如果河内对这些建议感兴趣，并且表示愿意派遣某一拥有全权的领导人到莫斯科进行这次秘密会谈，真正愿意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那么，他基辛格也将拥有尼克松总统授予的全权，并且，将会依照当苏联外长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时候他对苏联外长所说的那些话的精神，努力在3—4天的时间内就解决越南冲突的主要问题达成协议。
第四，基辛格援引Н.В.波德戈尔内结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访问，说道，尼克松总统同苏联外长就越南问题在白宫进行了秘密会谈，他(基辛格)根据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也同苏联外长就越南问题进行了秘密会谈，他想知道，关于这些秘密会谈我是否有一些情报。
我的回答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情报可以向他通报。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3，л.1-2
№2292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印巴冲突及尼克松访华安排等(1971年10月15日)
午餐的时候在我们大使馆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
第一，我转交给了尼克松总统本人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是：对于就举行苏美高层会晤问题达成的协议，勃列日涅夫非常满意，这一协议巩固了在10月12日达成的相关协议的成果。
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中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谈论的——已经聚集了许多重大的问题，需要在高层解决。为解决那些尚未成熟的问题现在还做了许多工作，但是这些问题还不能在高层会谈中进行讨论，当然，它们还不得不被留待以后解决。苏联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看待的，这种看法可以从今年9月底在华盛顿交换意见的会谈中体现出来，这次会谈的成果得到了莫斯科的肯定。我们已经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如果在实施这些谅解的过程中、在寻求途径解决其他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两国领导人都不追求单方面的利益，而是希望达成两国都可接受的协议，那么，我们达成的协议不仅将符合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而且也将符合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我们认为，这正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
基辛格马上说，他应该把这一重要的看法报告给尼克松总统，他现在正在市郊戴维营官邸里。
基辛格接着说，尼克松总统现在正在努力，以便完成他写给勃列日涅夫信件的最后文本。看起来，最近几天他会最终完成。
第二天，也就是10月16日，星期六早上，基辛格给我打电话说，关于举行高层会谈问题莫斯科方面转交给他个人的通报他已经向尼克松总统作了汇报。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对这份通报作了非常充分的肯定。他请求转告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他完全赞同苏联方面对高层会晤的态度，并且他可以保证，在即将举行的高层会晤期间，他本人将会本着这种精神讨论相关问题。对于他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他非常满意，并认为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基辛格补充说，因此尼克松总统决定，今天就完成他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件。
由于基辛格在中午12点将要飞往夏威夷，前往中国访问，尼克松总统将会通过黑格(基辛格的助手)转交自己写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信件。尼克松请求到时候立刻就转交这封信件。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会立刻转交这封信件。
第二，我也向基辛格说，根据受到的委托，我想请求转告尼克松总统如下通告：
根据苏联领导人的委托，前不久，苏联外长在华盛顿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的过程中，关于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苏联方面已经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必须防止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冲突，促进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政治解决，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爆发冲突是由于东巴基斯坦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美国政府将会采取措施阻止双方爆发军事冲突。
苏联政府方面也曾多次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发出呼吁，呼吁他们采取措施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现在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再次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发出呼吁。
我们对他们发出的呼吁当然是有区别的，在发出这些呼吁时，我们将会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方面的立场。应该直接地说，莫斯科非常相信，印度政府和英迪拉·甘地总理个人能够保持克制，相信他们作出的关于努力避免同巴基斯坦发生军事冲突的保证。我们对巴基斯坦方面作出的这样的保证就很不相信，其中，这是由于我们考虑到，巴基斯坦方面在作出这种保证的时候，还以发动“总体战”对印度进行直接的威胁。因此，我们非常希望美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说服叶海亚汗政府尽快采取措施，政治解决东巴基斯坦问题也非常重要。东巴基斯坦问题是由叶海亚汗政府的政策引起的，东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企图挑起巴基斯坦和印度发生军事冲突，企图以此来阻止东巴基斯坦问题的解决。如果能够推动事情向政治解决问题的方面发展，那么，这无疑将会为东巴基斯坦的激进分子设置障碍，阻止他们的图谋。
在听完了我们的这一通告之后，基辛格说，他将会把这一通告报告给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继续说，美国方面还想作如下通告，前不久，白宫收到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复函，对尼克松总统向他发出的呼吁进行了答复。巴基斯坦总统在这一复函中表示，他愿意把所有的军队都撤离到距印巴边界一定距离的地段：无论是在西巴基斯坦的军队，还是在东巴基斯坦的军队，撤出多少公里要进行协商，如果这一相互撤军的建议也被印度政府接受的话，那么这将会缓和印巴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
因此，尼克松总统又给英迪拉·甘地写了一封信。
基辛格说，他们刚刚收到印度政府的复函，这封复函的内容很多，但是非常含糊其辞，实质上印度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们提出的建议。
尼克松总统认为，印度方面作出这样的答复，在客观上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加剧了印巴边界的紧张局势。基辛格继续说，他们尊重我们提出的，关于各方都应该为这一冲突负起责任的观点。同时，白宫越来越担心印度政府(基辛格说他指的不是英迪拉·甘地)会倾向于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印度政府的一些人认为，现在的时机适合他们对巴基斯坦公开采取军事行动。
基辛格接着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现在给英迪拉·甘地又写了一封信。
基辛格再次确认，他们愿意在印巴冲突问题上事先同我们继续交换意见，这是由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允许印巴半岛发生武装冲突。
应当指出，今天，10月16日一大早，美国的广播在头条报道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重大新闻：无论是印度，还是巴基斯坦，都在大规模地向边界地区集结部队。美国驻这两个国家的观察家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预料，近期将会爆发军事冲突，而这场军事冲突的理由或借口则不是那么重要。
第三，基辛格说，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的时候，美方请求苏联外长把他们提出的建议转告给河内。基辛格想知道，Н.В.波德戈尔内在河内访问的时候是否讨论了这个建议，我是否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
我说，现在我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基辛格说，最近几天，他们已经向北越人提出了他们的这些建议。这些建议的主要内容已经在华盛顿事先告诉了葛罗米柯。美方在这些建议中告诉北越人，基辛格愿意同北越高级代表举行秘密会谈，愿意在任何地方讨论这些建议，无论是在巴黎或者是在莫斯科。他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越南人的答复。
在就这个问题举行的会谈中，基辛格用非常坚决的语气强调说，这些建议是他们对北越人提出的最后的建议，如果北越人不愿意现在就同美国方面讨论这些建议的话，以后白宫不会再向他们提出任何新的建议。
基辛格接着说，同时，美国将继续实施自己的“越南化”计划，特别是会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但是，如果北越在美国进行撤军的过程中，在“对于美国来说最为敏感的时刻”(暗指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在南越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便给尼克松总统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造成困难，那么，到时候尼克松总统将会对北越采取“严厉的措施”。
基辛格继续说，关于这一点他也告诉了中国人，在他同周恩来再次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他还要再次重复这一点。
他们希望，苏联方面现在也明白了这一点。这不是威胁，而是不可避免地采取的反击行动，一旦局势向上述不良的方向发展，尼克松总统将被迫采取这种反击行动。基辛格接着说，他们认为，如果苏联方面和中国方面现在都知道了所有事情，考虑到自己的特别利益，就会关心该地区局势的发展，这对于美国同苏联、美国同中国直接发展关系来说也是较为有利的。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总统可以保证，他本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来加剧南越的紧张局势，他将继续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他已经答应美国人民要这样做，并且他打算履行自己的承诺，何况这是在总统大选的年份。但是，如果局势向上述不良的方向发展，北越方面迫使他采取反击措施的话，那么他也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特别是如果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他就不得不暂停美军的撤出。如果在美军已经撤出的时候爆发了战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军将会在明年基本上全都撤出。
接下来就越南问题进行的谈话都是简短地重复曾经表明过的立场。
第四，在同基辛格进行的这次会谈中，就调解近东问题进行的讨论占据了大部分时间。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葛罗米柯同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举行的会谈中所提出的那些问题进行的。
对于已经讨论过的问题，目前，基辛格还没有提出什么新的实质性的建议和想法。
基辛格说，由于他现在正在准备对北京进行访问，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继续深入地思考关于调解近东问题的各个方面。
基辛格再次强调说，尼克松总统决定同莫斯科一起秘密研究关于最终调解近东问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现在能否就最终调解近东问题达成协议？基辛格建议继续通过两国之间的秘密渠道，从11月2—3日(也就是在他从中国返回之后)到11月20—23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11月20—23日，尼克松总统将会到加利福尼亚去，在自己的住所里待一段时间，基辛格也将在这段时间陪同他。
我对此表示同意。
在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说，最近，他同以色列政府代表举行了两次秘密会谈，他觉得以色列人非常不愿意让步，看来，以色列人认为，在美国总统选举临近的时候，可以更容易地对美国的政治家施加影响。他列举最近的一个例子说，当尼克松政府还没有来得及决定，是否恢复提供幻影战斗机时候，参议院四分之三以上的议员已经开始争相就这个问题签署决议草案，呼吁立刻向以色列恢复提供这一类型的飞机，并用最近苏联和埃及签署的联合公报作为借口。苏联和埃及签署的联合公报从总体上说要加强对埃及的军事援助。
基辛格突然对苏联向埃及提供军事援助的实际情况感起了兴趣，但是没有坚持让我们具体说明什么。
我说，不应该把当前的局势同长远的任务混为一谈。并强调说，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就近东问题签署最终的调解方案，如果双方都能高度重视这一任务并希望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协议是可以达成的。
当我们在讨论关于最终的边界问题的时候，应当指出基辛格在会谈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开罗是否同意把以色列的军队从沙姆沙伊赫撤出，这个据点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否同意建立一条从西奈半岛通往沙姆沙伊赫的“国际通道”？
我对他说，这些建议是不可被接受的，因为它会损害埃及对自己领土的控制。
基辛格说，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后来他就没有再谈论这两个问题。
同时，基辛格表示，希望继续详细地讨论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关于这种保障的方式问题，继续讨论非武装区问题和边界问题。
我说，我愿意同他们进行这样的讨论。
基辛格说，他越来越相信，以色列的主要立场是不愿意交出所占据的领土，希望继续占据这些领土，对此应该有充分的考虑。比如，以色列人曾经向白宫提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是，让阿拉伯人同意停止战争状态，签署协议，在协议中规定关于“和平状态”的一些条款。但是，当萨达特刚刚同意这样做的时候(在答复亚利尔格的时候)，特拉维夫方面马上就对这个问题失去了兴趣。现在埃班又再次说，要同阿拉伯人进行“直接的谈判”，他明显是希望阿拉伯人拒绝他提出的这一不可接受的提议。
此外，基辛格还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以色列人未必会归还领土。需要对以色列政府施加直接的压力。但是以色列政府很清楚，在美国现在的条件下，任何一届华盛顿政府要做到这一点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基辛格说，白宫现在也在寻找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的办法，同时首先要考虑到的是关于这些办法的效果，特别是在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前的情况下。这指的是，在考虑到美国同苏联关系的同时，在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以色列的真正利益之间怎样找到一个结合点(特别是在美国的国内宣传方面)，因为以色列领导人会采取一切手段使以色列的利益最大化(他们采取的这些手段经常会得逞)，他们会故意把这个问题同获得美国亲以色列的实业界的人士的积极支持混淆起来，而这是华盛顿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不加以考虑的。
我说，美国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越快找到办法，对调解近东问题就越有利，而且最终也会对以色列有利。我再次强调说，如果制止了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归还所有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那么所有的问题将都能得到解决。近东局势向这方面发展符合近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这也必将会对苏美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的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次确认了我们所达成的协议，继续加强对有关近东事务各方面问题的研究，研究就调解近东问题达成的协议的可能性。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在今年11月初开始进行的。
第五点，关于尼克松总统即将对北京和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的一些组织问题，基辛格同我们交换了意见。
1.关于尼克松总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期，基辛格说，他将会向北京提议，尼克松在明年，也就是在1972年1—2月份对中国进行访问，但是现在还不知道，中国人会对这一提议作何反应。
2.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路线，将沿着基辛格这次对中国进行访问的路线进行，不同的是，尼克松总统将不会在夏威夷群岛停留，而是首先到圣·克莱门特，在自己的家中过夜，然后飞往关岛，他将在关岛再过一夜(这是为了习惯从华盛顿飞往中国的巨大时差)，然后从关岛直接飞往北京，或许首先在上海着陆，以便带上中国的导航人员，正如基辛格这次前往中国的飞行路线一样(他是乘坐总统专机前往中国的，驾驶员是尼克松的私人驾驶员，以便让他进行练习)。在从北京回国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将经过阿拉斯加返回华盛顿。
3.在基辛格现在乘坐的总统专机上配备了必需的、功率强大的无线电设施，以便同华盛顿保持直接的联系。尽管基辛格认为他在北京的时候不必同白宫进行联系，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同尼克松总统取得迅速的联系，以便得到另外的指示。基辛格说：“最后一个星期，几乎每天我们都会在饭后同尼克松总统讨论几个小时，演练到北京同周恩来进行谈判的各个方案。”
4.基辛格说，关于对莫斯科进行的访问的一些组织安排工作，尼克松总统已经确定了下来。
他的计划安排是这样的，首先从美国飞往爱尔兰，在他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很大的僻静的庄园里过一夜，他在这里可以得到良好的休息并适应时差，然后从这里直接飞往莫斯科。
关于工作会谈的安排还要考虑如下因素：必须考虑到时差，能够在飞往莫斯科的第二天开始进行就好了。尼克松打算从苏联直接飞回华盛顿。
第六点，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主动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
1.基辛格说，他要谈论的这个问题没有受到尼克松总统的任何委托，但是他个人想“私下友好地”向我通告一件事情，美国政府高层现在对这件事情非常关注。
这件事情与苏联的一个海军舰队有关，该舰队还带有一些潜艇，目前正在经过大西洋驶往古巴。美国的最高军事指挥官“非常系统地”向尼克松总统汇报了关于这个舰队的航行情况。关于这件事情他私下对尼克松总统说，在宣布苏美举行高层会晤之后，苏联马上就排出了这个舰队，“因此，在同尼克松总统举行会晤这个问题上，克里姆林宫的态度不能不使人产生警惕”，因为，“众所周知”，古巴问题对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总统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军人们提请尼克松总统注意如下事实，在他同苏联外长举行会谈的时候，对于驶往古巴的海军舰队，苏联外长“闭口不谈”。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时候，尼克松总统说，他并认为，苏联领导人故意把他们宣布举行高层会谈和派遣舰队前往古巴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以便使美国总统处于尴尬的境地。看来，苏联外长也不知道关于苏联派遣舰队一事，苏联的海军长官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他，或许，苏联的海军长官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关于两国领导人举行高层会晤的报道。简短地说，苏联国防部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没有同苏联外交部进行联系。
基辛格强调说，他谈论的这些看法纯属个人观点。尼克松总统和他个人都认为，苏联完全有权把自己的海军舰队派往古巴。要说的只是，他们认为，在宣布苏美高层会晤的消息之后就马上采取这一行动，苏联方面对时机的选择“非常失败”。
基辛格说，他们不请求，也不期望我们召回我们的海军舰队，如果白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话，那么，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为即将举行的高层会谈投下阴影。而他们则是不会为这次会谈投下阴影的。
关于苏联驶往古巴的舰队，在进行谈话的时候，基辛格突然说，两国可以达成秘密协议，相互限制向外派出军舰：它们可以限制它们派往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军舰，而苏联则限制它们派往古巴的军舰。但是他没有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对于苏联的舰队出现在大西洋(我说，关于苏联舰队前往古巴我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所说的话还是完全有效的)，不应该认为这件事情非常严重。顺便说一句，毕竟不要忘了：美国的舰队在所有的海域中，其中包括在距苏联海岸线不远的海域中都随意航行。
我接着强调说，当然，我们没有针对尼克松总统直接开展任何阴谋诡计，而且，在莫斯科，还没有人对两国举行高层会晤一事表示反对，将来也不会有人反对。尼克松总统做得很对，没有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因此，对于基辛格所提到的、美国军事指挥官中的那些“挑拨者”的真实动机就不难得出相应的看法。
然后，我表示，我同意基辛格所说的话：双方都应努力避免采取有碍高层会晤进行的任何行动，同时，我还使基辛格注意，由于他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宣布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第二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莱伊尔德说了关于苏联的军事威胁在增长以及其他类似的话，无论如何，这些话是不符合关于举行高层会晤所达成的协议的相关精神的。我问基辛格，应该怎样理解美国国防部长所说的这些话呢？
基辛格说，至少莱伊尔德说这些话的时间和场所不合适。基辛格表示，希望，类似在今天的会谈中提出的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将来会少一些。
2.然后基辛格说，他受委托还想谈论一个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个令人不快的问题。
这指的是，关于苏美两国秘密地作出的一些决定，应该及时达成双边协议。
基辛格提到了前不久白宫和莫斯科之间就通报举行高层会晤一事进行的一场对话，苏联驻日本临时代办把关于即将宣布苏美举行高层会晤这个消息提前通报给了日本外交部，基辛格说，“但是他们后来得知，关于这一协议的通报苏联驻日本临时代办几乎提前了一周，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巴黎”。
基辛格说，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在日本人面前又显得非常尴尬。当白宫从其他的渠道得知，法国总统也得到了苏联方面的通报之后，尼克松总统马上亲自(没有通过国会)给美国驻巴黎大使下达了指示，要他赶快访问蓬皮杜，并把这一信息通报给他。
但是，法国总统没有接见美国大使，而是委托自己的办公室主管接见了他。这位办公室主管冷嘲热讽地说，他当然会把这一通报向蓬皮杜报告，但是，蓬皮杜已经从其他国家获得了这一通报，而且这个国家在形式上还不是法国在北约的盟国，他们得到这个信息要比美国的通报早得多。
基辛格说，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他要表示，这些事情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双方应该商定以后不再发生这些事情。关于类似的事情今后我们应该事先达成协议。
我向基辛格提到了前几天从莫斯科转交给他的复函(关于“日本事件”)，我们在这份复函里表示，显然，今后我们应该在这类问题上协调我们的行动，以便避免可能产生的误会 [12] 。
基辛格说，他们完全同意这些看法。因此在得到我们的解释之后，当他们得知苏联方面把关于举行高层会晤的消息还告诉了法国人之后，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
白宫认为，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件现在都结束了，今后，双方都应该事先协调自己的行动。
第七点，我向基辛格通报了如下几点，请他转告尼克松总统：
前不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收到了对古巴共和国进行访问的邀请。因此，在结束对加拿大进行的正式访问之后，柯西金将会对古巴进行短暂的访问，以便讨论有关苏联和古巴双边关系的一些问题。
我强调说，我受到委托向尼克松总统通报这个信息。
我还补充说，关于柯西金对古巴进行访问的通报几天后将在报刊发布。
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总统对我的这一通报表示感谢。他说，无疑，尼克松总统将会高度评价这一通报，并将认为，这表示，他同苏联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更加信任的关系，这是尼克松总统要努力实现的。
然后基辛格说道，他们得到的消息是，勃列日涅夫将在今年12月到明年1月对古巴进行访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我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3，л.14-26
№2292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通报中美会谈详细情况(1971年10月30日)
应基辛格的邀请在白宫同他举行了会谈。
基辛格说，根据尼克松总统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他们的信件中提到的精神，尼克松总统委托他现在把有关他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的绝密情报通报给苏联方面。
关于即将对莫斯科和北京进行的高层访问，尼克松总统首先想谈论一个总的想法。尼克松总统对这两次最高会晤的态度是不同的。
在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时候，他打算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同中国的双边关系方面，尽管，他当然也会谈论关于总的国际局势问题以及个别的国际问题。他希望这一点在同中国最后签署的联合公报中也能重点反映出来。从基辛格对中国进行的访问来看，中国人明显希望把他们同美国总统进行的会谈看作是两个大国进行的一场会谈，赋予这场会谈影响深远的国际意义，把这场会谈看作是加强了他们在世界各个事务中的平等地位，并希望以这种方式来拟定联合公报，并把双边关系推到相对次要的位置。尽管如此，尼克松总统仍将继续实行他的政策。
他们白宫“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打算附和中国人的意见的”，因为美国应该明白，美国的利益在世界事务的各个方面都同中国不同，而在许多情况下两国还存在明显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
尼克松总统认为，在他对莫斯科进行访问的时候，当然会讨论有关美苏双边关系的各个问题。但是他希望，他们会晤的大部分时间都能够被用来在更广的范围内讨论各种全球性问题和地区性问题，这些地区性问题都与其他的国家有关，但是，美国和苏联都深深地卷入了这些问题。
尼克松总统认为，无论是在他们进行的谈判中，还是在他们高层会晤之后将会发表的最终联合公报中，所有这些考虑都应有所反映。
在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关于尼克松总统总的想法的言论明显再次确认了他早先的时候曾对我们说过的类似的话：在进行访问期间，尼克松政府会考虑到同苏联的关系具有全球性，会考虑到现实的力量对比，对于华盛顿来说，他们同苏联的关系比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更为重要(尽管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其中包括在同我们的关系中愿意利用对北京进行的访问)。
但是，在基辛格最近对北京进行访问之后，在他的谈话中另外还出现了两个新的差别。
第一，基辛格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如下看法：他们白宫不愿使中国人通过同尼克松进行的会谈，“就这样”帮助他们取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同时，中国人现在还没有作出什么特别的事情来进行“交换”。基辛格还说，如果毛认为，他刚刚答应会见尼克松，美国就开始从不利于中国的所有地方撤出军队(他说，这具体指的是从朝鲜半岛撤军)，如果他这样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白宫现在在不断地说，他们坚持主要在双边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全球事务的基础上同中国人进行对话，至少现在他们是这样说的。
看起来，基辛格对北京进行的访问使白宫认为，中国人希望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的访问中捞取好处，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交换”。
从各方面来看，特别是在越南问题上中国能够同美国进行“交换”，尼克松希望借助中国来解决越南问题，并把这看作是他同北京进行直接对话的主要原因。应该注意到的一个情况是，在访问北京返回美国之后，基辛格马上就在白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基辛格说，美国希望解决越南问题，或者通过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来解决，或者通过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解决，“但是，不会通过北京来解决越南问题”。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中国对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这个问题，基辛格回答得非常含糊其辞，但是他说，中国人的立场“从原则上来说与苏联的立场比较接近”，看起来，他还不得不同北越人再次举行会谈。基辛格补充说，对于白宫最近提出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没有予以答复，尽管“中国人，就像你们一样”，告诉他基辛格说，河内愿意同他们继续进行谈判。
在同基辛格进行的会谈中可以看出，关于尼克松对中国进行访问的确切日期，在基辛格对北京进行访问期间还没有最终商定。基辛格诚恳地说，关于访问的日期，他们现在达成的协议是，在明年1月到3月15日之间进行访问。今年12月1日之前将会最终商定并公布关于这次访问的日期。
基辛格接着说，关于他对中国进行访问的另外一些细节问题，尼克松总统也委托他向我们进行通报。如果对基辛格就这个问题的谈话进行总结的话，那么，这些谈话的要点可以被归结如下：
1.基辛格同周恩来谈论了自他们今年7月第一次会谈以来国际上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基辛格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2.关于同苏联的关系，在这次会谈中没有讨论。只是中国人曾两次提到了关于苏中边界的状况问题，两次都是周恩来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
在第一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周恩来是在对基辛格施加压力。周恩来认为，美国必须从靠近中国的所有地区(从日本、朝鲜、台湾和东南亚)撤军。在这个时候，中国总理“非常严肃地”谈到了关于苏联在蒙古的驻军问题。苏联在蒙古驻扎的军队“与中国的北部边界接邻，长期威胁着中国的安全”；中国总理说，莫斯科和华盛顿都很“傲慢”，不愿意考虑中国提出的正义要求，从靠近中国的地区撤出他们的军队。
周恩来第二次谈到苏联，是在详细地谈论苏中边界的状况的时候，他说“俄国人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企图在谈判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中国”。基辛格好像对中国总理说，尼克松总统直接给他下达指示，要求他不要谈论有关第三国的问题，更不要讨论苏中关系问题。之后周恩来就没有再提出这个问题。
3.在公布关于苏美举行高层会晤的通报的前24个小时，白宫已经把这一通报告知了中国人(基辛格想知道，我们是否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北京；我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信息)。
在同周恩来进行会谈的时候，周恩来只有一次问道：你们(白宫)是否希望同俄国人举行的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不再重蹈上次会谈的覆辙？基辛格说，他的答复是，他们希望在莫斯科进行的谈判取得建设性的成果。
4.在会谈中，周恩来坚持讨论关于日本经济能力增长及其重新武装可能存在的危险这个问题。看起来，中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出现这种危险。中国总理显然希望讨论(尽管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一下，美国和中国能否一起考虑采取某种措施，防止上述危险的出现。基辛格说，他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美国)同日本现在的紧张关系是难免的。”
5.关于朝鲜问题，周恩来坚持要美国撤出军队，并且他认为，美国必须中止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关系。基辛格说，他的回答是，美国不打算废除同南朝鲜的军事同盟，而且日本也认为我们同南朝鲜的军事联盟非常重要，华盛顿认为，现在比较正确的做法是，让南北朝鲜之间开始进行的接触继续下去，这指的是，必须从总体上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这是完全可能的。
6.中国人给予他基辛格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为他准备了非常丰盛的午餐，这使他非常荣幸。(基辛格向我展示了他随身携带的一些照片。)此外，他还同中国总理在内宫 [13] 观看了京剧。当他们走进大堂的时候，在座的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基辛格风趣而认真地说，他没有想到，在北京他会受到这样的欢迎，周恩来说，对他进行这样的欢迎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周恩来接着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我们正在使他们转变思想，接受尼克松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访问的事实，但是这需要时间”。中国的报刊刊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合照，看起来也是为了这个目的。
基辛格说，顺便说一句，表演的京剧明显具有反日的性质(接着他请求我们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日本人，否则他将会很尴尬)。
基辛格还风趣地说，看起来，在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中，他成了“教导中国人转变对美国人的看法”的对象。当他访问一个博物馆以及其他这类场所的时候，总是有5—6个人组成的一个不大的人群向他鼓掌，而到访的其他中国观众在迅速弄清情况之后也马上鼓起掌来，这些人群显然是根据指示事先准备好的，然后和其他人一起鼓掌。简短地说，基辛格对北京进行的第二次访问没有被隐瞒起来，而是他逐步被安排到一些公开场所抛头露面。
基辛格说，中国人还“迎合他的要求”，在他要到的那些地方撤下非常令人讨厌的反美招贴画。
7.他们花了许多时间就一些技术性问题进行了谈判。所有这些技术性问题他都不得不同周恩来进行讨论，因为其他的中国代表都不能在任何问题上作出最终的决定。比如，关于在尼克松访华期间美国和中国进行电话和无线电联系的问题。尼克松总统可以通过他的专机同华盛顿保持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他的随行人员，特别是记者将很难同华盛顿取得联系。与基辛格随行的白宫联络部的长官，在了解了北京现有的无线电设施之后对基辛格说，白宫拥有的这种无线电设施比中国整个首都所拥有的还要多。
8.基辛格说，现在他还不清楚，北京政权幕后现在是否在进行权力斗争，白宫从各种渠道得到了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对外政策领域，周恩来现在享有必要的威望。
在会谈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他向勃列日涅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通报的这些信息都是严格保密的，并得到了尼克松总统的授权。
基辛格多次强调说，请求我们不要把这些信息告诉其他国家的政府或者其他国家的代表，无论他们是苏联的盟国还是美国的盟国，以免被中国人知道。他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基辛格请求我们采取措施，以便我们(就像他们一样)尽可能限制这些信息流传的范围，并且在今后也对这类秘密信息进行限制。
总的来说，从各方面看来，尼克松尽力显示，他想履行对葛罗米柯作出的承诺：他将尽可能地向苏联领导人通报关于他同北京取得的谅解。
当然，他们所通报的所有这些信息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这样做是有益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向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而且使尼克松在同中国人进行接触的时候更加谨慎。从这一意义来说，即将举行的苏美莫斯科高层会晤现在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A.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5а，п.426，д.3，л.39-45
№20848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苏联的国际活动及相关决议(1971年11月22日)
第二次会议
(1971年11月22日，晚间)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下面由勃列日涅夫同志发言。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这次全会——实际上就是在代表大会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研究五年计划草案和最重大国际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将继续讨论党的第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国内外政策主要问题，评价在二十四大之后我们所做的工作和进一步落实二十四大相关决议中的具体任务。
关于政策方面，我们首先必须说的是，我们党、所有共产党员、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一句话——所有苏联人民都将(二十四大)大会决议视为自己的切身事业并以英勇而忘我的劳动作为自己的回答。
关于经济成果方面，依靠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工业、交通、贸易和经济各领域党组织，我们的经济各部门均顺利完成了五年计划第一年的各项任务。
下面简单谈一下农业的情况。众所周知，今年我们的天气条件非常不尽如人意。这从粮食采购计划的完成方面便可反映出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的主要畜产品采购(除牛奶外)增长速度均超过了预定计划。在籽棉生产方面我们今年赢得了一个好收成。通过客观地分析农业生产状况，可以说，我们的农业劳动者们工作得很好，即便在1971年遇到了极其困难的情况，但他们已经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当然，我们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一帆风顺。在我们的工作中仍存在不足和失误，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所有潜力，而关于这些我们也必须指出。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在1971年已经为完成整个五年计划开了个好头。今年的经济成果证明，二十四大决议所确定的(经济发展)计划是符合我们的实际的。
所有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州的劳动者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而这就是我们对在二十四大后的第一年里党的活动的实质性评价。
同志们都已经知道，各计划性机关、各加盟共和国、苏联部长会议和党中央政治局为准备我们在今天全会上即将讨论的文件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正是通过这一工作，我们的各项计划草案才变得更加完善，更加严整和更加讲究各方面的平衡。所有那些在指示中只是略微提及的方面如今已补充了更加具体的内容并增加了大量的数据性说明。
当然，在一系列问题上我们还想做得更多一些，而针对各经济部门或个别州和共和国我们也想采取一些更为坚决的举措——对于地方上在这方面所表达的愿望，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相信，一些将在全会上发言的同志以及那些将在最高苏维埃例会发言的代表都会在这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而所有这些建议我们将会加以认真的研究。不过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考虑如下情况，即一些重大的变化(暂且)仍无法添加到国家计划和预算草案中去，另外我们也必须考虑我们资源的实际供给能力。
政治局认为，当前所提交的(计划性)草案已很好地说明了我们的需求情况和我们实现这些计划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想提请中央委员们关注如下主要内容：这些草案完整地反映了二十四大就国民经济发展一系列最重大指标和提高苏联人民福利水平问题所确定的目标及其发布的指令性任务。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坚定地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相关决议(掌声)。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治局基本同意此次所提交的会议文件草案。而通过这里所进行的讨论，我们将有理由认为，中央全会一定会同意我们的上述评价(掌声)。我们也相信，这些文件一定会被即将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所接受。
同志们，巴伊巴科夫同志已就五年计划和1972年计划的基本情况作了报告。因此，我这里自然也就不必重复他的发言内容及其所提到的相关数据。当前，我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把该五年计划及其所明确的任务落实到实际。而与此相关，我这里想提请大家注意如下两个极其重要的情况。
其一，根据二十四大相关决议，我们必须实现经济的整体和谐发展并保持发展速度的平稳。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国家的计划性原则。计划性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重要优越性，是我们整个经济体系的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及时地完成(国家所制定的)经济计划，这里既包括整个国家计划和平均计划，也包括我们国家巨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每个企业、工程项目和各个环节的计划在内。
我们必须考虑到如下情况：如今与以前任何时候一样，如果我们的某些具体任务没有完成，我们复杂的经济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那就必然导致我们的许多其他经济环节陷入困境，导致我们的整个工作陷入瘫痪，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在我们与其他兄弟国家一道实现向经互会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转轨的过程中，不和谐的工作状态和合作供应制度的缺陷等都会对上述进程的实现产生重大的阻碍作用，从而对我们与兄弟国家的互助关系造成危害。
有人可能会说，这些都是最起码的常识。是的，可是即使如此，关于这些我们还必须反复地说。须知，正是因此，我们今年有许多部委都没有完成国家下达的重要指标性任务，如采用新技术等。在这次全会上我想指出如下事实，在过去的10个月里我们有1/6的工业企业没有完成产品销售计划，而1/4没有完成利润计划。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相当严重的结论。在总体状况良好的背后是我们许多企业的工作状况不能令人满意。而之所以出现这一情形，是因为其他一些工作状况好的企业掩盖了那些工作状况不好的企业。由此也说明，在我们国民经济中还有许多潜在的资源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利用。不过遗憾的是，这种无法令人满意的状态年复一年地持续存在。而由此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我们的许多领导已安于现状，不愿意知道这种情况，这对于一个按当今世界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经济领导干部来说，是根本无法忍受的。显而易见的是，中央今后也应当由此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就完成任务的情况更加严格地向所有领导者发出质询。
其二，我们目前的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既依据了自己所确立的主要任务，同时也考虑到了如下因素，即希望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状况将会比过去更好。正因为此，我们首先对自己的经济计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速科技进步。我们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在于，将把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完善国民经济各环节的管理工作。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所有这些能够确保我国经济集约式增长的因素，我们必须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我们可以公开地说，如果不这样，我们就将无法完成自己的经济计划。如果我们学不会比以前更好地工作，那么我们的计划必将变得极其繁重；如果我们学会了——那么我们就可能完成比原计划更多的任务，并为我们的经济未来更迅速的向前发展奠定必要的前提。
这里我们首先谈一下关于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对此我们以前就说过。我记得，九五计划中87％的工业品增长和100％的农业增长都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九五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情况是我们历次五年计划期间从来没有过的。
鉴于劳动生产率作用的迅速增长，我们通过了相关决议以重新为各部委和企业确定了生产增长任务。其目的就是要让各企业、联合体和部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国家任务，从而把(增加)效益作为自身经营活动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我们也将必须从这一角度来考查和评估相应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活动)(掌声)。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一情况，即加快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还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里我就不列举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了，只遗憾地提一下美国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情况。目前，该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约是我们的两倍。
那么，在如今已开始的五年计划中我们将如何解决劳动生产率问题呢？据相关报告，1971年我们在工业方面将完成劳动生产率计划。这很好。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总体而言我们1971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要低于1970年，而1971年第三季度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也比该年度第二季度要低。我们应当学会使用统计学知识，要尽可能经常地看一看这些统计数据，以便能够及时地得出相应的结论。
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来提高工业品生产总额——远远不是所有承担了这一任务的州和共和国都能胜任。例如，俄罗斯联邦在今年的9个月期间便有28个州没有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其中包括布良斯克和古比雪夫诸州、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等。采取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但工业品生产增长速度低于总体水平的有乌克兰、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摩尔达维亚等。另外，未完成相应任务的部委企业还有：天然气、化工、机床制造和工具制造业等。
要注意到，许多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所承担的生产计划是被压低了的。例如，我们1971年为工业部门制定的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方式必须完成的总体年度任务为5.9％，但根据企业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该劳动生产率总共只达到4％。
显而易见的是，各企业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充分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此事关系到党所通过的生产集约化方针能否真正得以落实的问题。生产的集约化方针给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来完成生产计划。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完成社会主义宏伟计划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的主要源泉，是当前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所需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应成为所有经济部门领导干部关注的焦点，各级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也应时刻对此进行严格的监督。
加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基础——科技进步。而加速科技进步——具有巨大的意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将会一如既往地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我们打算在中央最近一次全会上专门讨论该问题。
劳动，尤其是辅助劳动的机制问题依然是我们的尖锐问题。虽然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已说了多年，但进展相当缓慢。让人感到忧虑的是，近年来我们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的比重每年下降速度还不到1％。而从绝对数量来看，由于生产规模的扩大此类工人的数量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有许多工人仍在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而工作环境往往又极其恶劣，从而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还必须关注其他一些问题。许多部委和企业仍没有提高生产效率、改良所生产的产品和更合理地利用现有能源、劳动和物质资源的计划。要知道，所有上述问题均应与系统性地提高产品质量的任务一起，始终成为我们经济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和完成五年计划过程中的工作重心。
政治局在研究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再次强调了基本建设领域的严峻形势。必须肯定地说，如果我们在最近期限内不能在这一国民经济领域实现一个坚决转变，那么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
同志们，首先我们必须达成这样的共识，即必须在基本建设方面确保我们计划的稳定。我们所制定的五年计划安排是相当紧张的。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需要寻找一些额外的资源，突破现有计划安排并在计划外补建这样或那样一些新的、时常还相当昂贵的配套设施，——这样的任务无疑是相当艰巨的。
如今，我们必须特别关注如下问题，即更完整地掌握和有效地利用我们在五年计划期间向基本建设领域所调拨的资金。这笔钱的数量，同志们，可是不少——共计5010亿卢布。
我想在这里提醒一下，由于我们在上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完成动力设备的引进计划，从而导致一些极其重要的工业品生产任务无法完成。其后果即使现在我们仍感觉得到。而今年我们的基本建设形势依然严峻。今年10个月期间，引进新的、主要生产基金的任务仅完成了年计划总量的45％。要知道，主要基金和动力设备的引进——这是评价我们基本建设部门整个工作状况的主要、最终参考指数。
如下一个事实有助于同志们理解我们为何会对这方面情况如此的忧虑，即一些部委，如肉类加工、食品和轻工业等在完成基本建设任务方面极其迟缓，而这些部委所涉及的领域都是我们人民消费品生产的基础性部门。多数情况下上述部委都不能严格遵守自己所承担的基本建设项目计划的施工期限。一些工程的建设进度令人无法忍受地缓慢，往往拖延10年，甚至更长时间。可能会有人认为，我这里不值得谈这方面问题。可是，由于这一问题是如此的重要，而且如此的尖锐，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我们这次全会上提到它。我这里只举两个实例。
例如，从1961年起，在赤塔开始建造一个精梳毛呢联合企业。即使按照我们现有最宽松的建设计划来进行，该企业的建设工作最多也应在5年期限内彻底完工。可实际情况是，这一工程至今仍在继续，并说什么只能到1972年才可能彻底结束，这就是说该工程从开始建设到彻底完工需要花费11年时间。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们从1955年起开始在基洛夫建设一个皮鞋联合体。其完工期限一直被拖延到了1972年，即整个工程建设时间不多不少整整用了18年。同志们，请好好思考一下这些数据和这些事实吧。这一切绝不会使我们的中央机关，尤其是国计委以及直接负责这些工程建设的相关部委、州党委和托拉斯等感到光荣。
我上面只举了两个实例，可是遗憾的是我们此类例子还有许多。这对我们的上层和下层领导者都不是件荣耀的事。看来，针对类似情况已不仅仅只是采取批评和谴责的方式，而是应动用更为严厉的举措。我们绝不应当对这一事实置若罔闻。每当涉及国家向居民住宅、文化生活和城市福利设施以及学校和医院建设等调拨资金的问题，我们大家常常都会振振有词地大发议论，每个人都极力想让国家向这些方面尽可能多投一些资金。大家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政治局对此也是持完全赞成态度的。可是，至于我们这些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大家的期望值可能都不会太高。例如，在今年的10个月期间我们的居民住宅年计划就只完成了57％，而一些幼儿设施和学校的建设工程则根本没有完成原定计划。我们应当把全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完成大量而紧张的基本建设规划方面，必须切实动员广大工人、工程师、经济工作者和各级党组织，我甚至认为应当把全党和全体人民都动员起来，以完成我们所提出的这些基本建设任务。
众所周知，党的二十四大高度关注农业的发展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了大量而复杂的任务，并设定了相当高的发展速度。我们与你们大家一样，过去还从来没有掌握过如此规模巨大的资金，也从来没有像这次五年计划那样——要完成如此之多的任务。在这个五年计划期间，首先在农业领域我们必须向各苏维埃政府发放资金1286亿卢布，如果再加上我们帮助集体农庄社员和国营农场工人建设生活住宅的76亿卢布，那么我们这次所发放的资金总量便达到1360亿卢布。请想象一下，这是一项规模多么浩繁的工作。仅从数字来看，就知道我们——包括上层领导者和基层领导者在内——在这个问题上将面临多么艰巨的任务。
如果我们的政治局，部长会议，农业、土壤改良和“农业机械”等相关部委，如果我们各共和国的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甚至在基层的州委和区委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行动计划——干什么，什么时间干，谁来干，依据什么计划干，这样干是否符合我们现阶段的发展需要，是否能够适应当今世界最新科技进步的要求，等等。那么，我们就必然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因此，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不谈其他，只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将精力集中到如下方面，即党中央、部长会议、相关部委和部门以及各地方都有一个明确的发展计划，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知道——谁将负责什么，将干什么，谁将负责建设方面的事务，物资从那里来等问题。总之一句话，我们必须对自己所面临的这一巨大的一整套问题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期望，我们向这次五年计划所作的投资将会带来自己所预期的成效。
关于提高(农业领域)劳动生产率的问题，应当说，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搞好相关组织工作，从而彻底清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社员中所存在的懒散和无纪律性等不良习惯。
同志们!每个共产党员，尤其是每个担任着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时刻都不能忘记党的整个经济政策的宗旨——关心人民的福利。
在起草五年计划指令性草案的过程中我们尤其重视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问题。在将由最高苏维埃批准的五年计划法律草案中，我们确定了在该五年计划后续年间自己将要实施的一些重大社会举措的期限。所有这些重大举措都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整履行。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根据我们的计划安排和目前政治局所掌握的数据资料，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任何疑虑。我们相信，我们为这次五年计划所制定的那些社会举措都将会得到完整的落实(掌声)。
所有苏联人都应当知道，列宁主义的党始终都是言行一致的，始终都将关心人民的福祉——看作我们党活动的最高法律(掌声)。
在讨论会上已有许多报告人和发言者都涉及关于我们要完成任务的复杂性问题，如尽力向群众供应更多的商品，防止国家经济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等。
我与你们大家——不论是上层领导还是基层骨干，都要竭尽全力在不违反国家财政政策的情况下生产出所需商品以满足我们人民的需求。
关于住宅建设问题，我们不论是在二十四大召开以前还是在会议举行期间都讲了许多。但我们认为，在这里我们——中央委员、政府和政治局全体委员——都没有理由自欺欺人。在我们许多城市居住问题依然相当尖锐并对民众的生产活动和情绪造成重大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继续花大力气增加住宅建设。这里我就不谈相关建设技术方面的问题了，如引进先进的建筑方法、新的建筑结构、施工材料、寻求和节约资金等。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劳动者们建造新房屋和新住宅。
要顺利地完成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系列新的、复杂的任务，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的整个工作方式和作风的改进。现实生活和二十四大向我们提出的任务，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自己管理国民经济的组织模式和方式。而对此，在党的二十四大上我们已作了详细的说明。
可是，负责关于完善经营机制问题的提案的制定工作的国计委、各部委和部门等，却一直在拖延这方面的工作进度。而对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在这次全会上指出。
这里让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党的二十四大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联合企业将必定在今后成为我们社会生产的主要经济环节。我还记得，当时在大会上有许多发言者多么热烈地谈到这一问题，他们在报告中还举了许多实例。
可是，建设联合体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呢？实际情况是这项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截至目前联合体暂且只在我们的工业中占有很小的比重。更主要的是，当更深入地接触到这一问题时我们都清楚了事情的原委：遗憾的是，我们的多数部委时至今日手中也没有一个根据各部门的实际条件和特点而制定的、经过深思熟虑和经济论证的、按时间阶段分步进行的联合体组织的完整计划。由此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在我们的一些部委中存在着势力强大的保守主义成分，这些人不愿意依照新方式开展工作。而要完成我们的新任务就不能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就不能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像俗话所说的全凭碰运气。当然，碰运气有时也可能成功，但也可能导致事情的发展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要求的方向背道而驰。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同志们，我们所有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首先取决于我们各级党组织、党的骨干、每个共产党员、每个经济部门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等的工作水平，取决于这些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落实我们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另外，这当然也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对上述这些人提出严格的要求并以此作为对每个共产党员的工作情况及其所担任职责进行评价的根据。
总之，我们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这些数据落实到实际中。如果需要对以上所述作一个整体性的总结的话，那么显而易见，关于党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工作就是：强化党的监督职能并以党的观点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至于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可以作如下归纳：
其一，针对所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要从始终不渝地落实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立场出发，而该政策的宗旨就是要解决我们在现阶段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具体问题。
其二，在解决经济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进行全面的论证，以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这些解决方式是不能被采用的，从而争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完成既定任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减少对社会所造成的损失，并争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我们要坚定地与本位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不良现象作斗争。
其三，严格要求各级别领导干部增强对自己职责范围内各项事务的责任心，要求其不断掌握现代领导方式、学会以高瞻远瞩的视野来解决当前问题、提高自身工作的效率的灵活性和坚定地清除自己工作中所存在的违背党和国家纪律的各类不良现象。
后天，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会将讨论和通过我们的五年计划草案。然后该计划将对外公布，从而成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与此相关，我们也即将开展大规模的政治工作。我们必须向每一位工人、集体农庄社员和所有劳动者们解释清楚我们五年计划中所提出的各项任务的具体含义和伟大之处，及其在巩固我们祖国的强大，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加强我们国家国防力量等方面的重大意义。
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整个宣传和鼓动机构和所有政治教育网络都必须以全部力量来完成上述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全部宣传工作的重心就在于使人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彻底完成五年计划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共同事业。我们第九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所有劳动者是否拥有积极性、纪律性、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及其艰苦顽强的劳动。
先进工作者的经验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源泉之一。不论是我们中央还是地方都必须以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一财富，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便更充分而有效地利用其来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这样一个想法，即召集全苏先进工人大会。此类会议既可以采取各职业工人联合大会的模式，也可以按行业分类举办。我想，此类会议的召集一定会对我们完成各自所承担的任务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同志们!苏共二十四大对近年来我们国家所形成的广大群众政治和劳动热情普遍高涨的良好、健康形势起到了进一步推动的作用。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力借助相关组织的力量来加强工人阶级、集体农庄社员和知识分子的劳动热情，以求提高我们所有工作的务实性和具体效益。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顺利地完成党所交给的一切任务(雷鸣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以上我只是简要地就我们议事日程第一项中的主要问题谈了谈，下面请允许我继续进行我们议事日程的下一项——作关于在我们党二十四大以后苏联共产党国际活动情况的报告。
关于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的国际活动情况
同志们!说起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国际活动情况，我想首先作如下强调，这些活动都是苏联人民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体伟大工作的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相互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苏联人民和平的创造性劳动，落实五年计划所提出的各项任务以及我们全会正在讨论的(新的)五年计划草案——所有这一切都将确保我们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福利得到新的提高，进一步增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提高其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和在道义上的威望。
苏共二十四大相关文件已对我们在当前历史阶段的国际政策作了极其完整和明确的表述。我们的这一对外政治纲领既得到了党的二十四大的肯定，同时也被当今许多国家称作苏联的和平纲领。
该纲领具体、务实、酷爱和平，并继续坚持为了各民族的和平和自由而斗争的路线。我们党将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一纲领，并始终捍卫和忠诚于列宁的遗嘱。该纲领得到了所有苏联人民的热烈拥护并被他们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我们党和国家将该纲领视作自己对所有国家、所有爱好和平力量和全世界所有善良的人民发出的一个号召。我们所发出的这一号召得到了许多政府的热情响应和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
不过，如果一切只是些写在书面上的华而不实的东西，那么即使是最好的纲领也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我们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的力量就在于，其被实际运用于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政策的实践之中，而且该纲领的现实性也在不断接受各种国际生活进程的检验。
自我们党二十四大至今已过去近8个月了。在这段时间里，在国际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新情况。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必须在我们国际活动的各个领域采取不同策略，改变自己的工作重点和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与此同时，我们和我们的盟友也面临一些新机遇和一些新任务。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必要向中央全会报告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之后的国际活动相关情况。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要全面地分析世界发展状况。因为我们在二十四大上已作了此类分析，而这一分析即使至今也没有过时。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在落实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所作的一些实际工作情况。在前一段时间里，政治局就当前国际问题相关情况已向中央委员们和广大党员积极分子作了一系列信息通报，因此现在我的报告也就更轻松一些。
凭借我们党在二十三大和二十四大两次大会之间在对外政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中央政治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我们在广泛的战线上展开行动，极力对世界各地区的政治进程施加积极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不同的外交行动，我们政治局的所有委员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党和国家代表团还对许多国家进行了高层访问，这些国家具体包括：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及、印度、伊朗、加拿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摩洛哥、蒙古、法国、南斯拉夫、日本，等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往这些国家访问的人员具体包括我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波德戈尔内、柯西金、政治局其他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各书记等。其中许多同志还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我们与外国代表团的一系列谈判。
在一如既往地执行自己的对外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始终与我们的盟友——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与进步的已获得解放并摆脱了殖民压迫的国家保持友好的接触，与其他爱好和平国家采取共同行动。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就相关国际问题所作出的决议，近期苏联在所有或几乎所有主要方面所采取的具体行动均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并在一系列问题上业已取得了实际的进展。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党和国家在二十四大以后所从事的国际活动的个别问题作一阐述。
(一)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至今的几个月里，政治局继续对东南亚和近东等地区的问题给予特别关注。这些问题并不是新问题，但其在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和各民族安全方面均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上述两地区的形势目前依然相当尖锐。清除这里可能导致整个国际局势恶化的业已成熟的战争根源，使当地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变，就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失败。这就是我们对自己在这一地区开展外交工作的本质认识。我们在这里开展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这些地区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我们国家以及整个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所有革命力量的根本利益。
下面，请允许我首先谈一下东南亚的情况。
利用各社会主义国家持续不断的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正在取得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而美国的军事干涉则越来越明显地陷入困境。
在巴黎谈判期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南越临时革命政府的代表团经常主动出击，提出各种揭露美国侵略计划的提案，从而时常搞得美国人很被动。这些提案包括：越南同志还在夏季便提出的由著名的“七点”组成的纲领，与此同时该纲领也吸收了美国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想法。如今，美国政府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更难再玩弄阴谋诡计了。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已开始逐渐收缩自己在越南战场的军事活动：如果说1969年3月美国在南越拥有军队54.4万人，那么如今——只有约20万人，另据华盛顿确认截至1972年秋季以前美国在越南兵力将继续缩减至5—8万人。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印度支那的形势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各种迹象均表明，使用政治调解手段解决越南冲突的前提条件正越来越趋于成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幻想着仅仅通过这一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要知道，尼克松政府即使被迫减少了自己在印度支那地区的军队数量，他也依然不会完全放弃通过军事方式解决在世界这一地区所出现问题的打算。目前，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臭名昭著的所谓“越南化”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即主要由南越士兵来继续进行战争。在极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美国不顾自己所作出的承诺，继续对其领土实施轰炸。这表明，越南军事形势再度趋于尖锐的可能性目前依然存在。
根据我们的建议，我们的越南朋友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在军事、外交和各条政治战线上积极开展斗争。他们对坚持斗争和最终赢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在以该必胜信念坚持斗争的同时，也以此来动员人民。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就尤其显得不友好。如果说还在前不久北京仍极力强迫越南只通过军事方式解决问题并拒绝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话，而当美国人已流露出撤出印度支那的明显迹象、以政治调解方式解决问题的前景已在某种程度上渐趋明朗之时，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
在北京宣布将邀请尼克松访问本国之后，人们才明白，北京是打算与美国人讨论“越南问题”。中国领导人所发表的声明显然证明，北京正极力利用印度支那的当前形势来加强自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我们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美国和中国正企图以越南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来达成某种交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派遣以Н.В.波德戈尔内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项合理而重要的举措。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了我们代表团热情的兄弟式接待。我们在河内举行了谈判，并与黎笋和范文同等同志举行了亲切的会谈。这一切均表明，该国领导人正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加强与苏联的关系。
针对中国所奉行的政策，越南同志向我们谈了自己的态度。他们毫不隐讳地说，自己时常是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考虑自己北方邻居的意见。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拒绝让北京在印度支那冲突中充当中间调解人的角色。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北京邀请尼克松访问的举动持怀疑态度。正因为此，周恩来才不得不来到河内，安慰越南同志并极力使后者相信中国与美国的谈判不会损害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利益。
当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首都时，周恩来曾致函越南民主共和国——建议就印度支那问题协调双方立场。对此，越南同志答复道，自己的立场只有一个并均已在著名的“七点意见”中作了完整的表述；至于中国人应当做的，那就是继续对上述立场提供支持。
我们在东南亚从事外交活动的主要目的依然在于继续坚持斗争，以阻止美国针对越南的侵略活动。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给予越南及其英勇的武装和政治斗争全方位的援助(掌声)。我们今后的目标就是要使印度支那各民族赢得独立，并在不受到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独立决定自己的命运。
下面，请允许我谈一谈近东局势的发展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东冲突一直处于久拖不决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顽固的以色列统治集团以美国作为自己的靠山并充分而明显地利用了美国的支持。
近一段时期，阿拉伯东部地区的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纳赛尔去世。他死后，埃及局势趋于复杂化。一方面，该国家领导人，更难以抵御右翼分子极力使埃及脱离进步发展道路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更难以阻止部分军人和政治激进主义者以军事方式解决埃及与以色列的冲突的倾向。
的确，在1967年以后，埃及的军事实力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由于得到我们的决定性帮助以及那些带有高度责任感的苏联顾问和教官的积极参与，埃及军队的力量得到了恢复和加强。其还得到了现代的武器装备，从而可以有效地确保埃及的国防。经过培训，埃及的多数军人都学会了使用这些最新装备，从而巩固了阿拉伯人的现有阵地。所有这一切，以色列及其盟友不可能不有所顾忌。不过，我们当然还不清楚，如果一旦再爆发大规模的战事，埃及军队及其盟军是否能表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
今年5月，埃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结果导致一些著名政治家——纳赛尔以前的战友退出国家领导职位。其中许多人都是我们曾在开罗和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中认识的。我们知道，这些人一直都在维护与我们国家的友谊。埃及国内的反对派和帝国主义国家一直在试图利用所发生的事件，来改变该国的内、外政策，鼓动对苏联的不相信感，从而达到破坏苏联阿拉伯国家友谊的目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举措。其中包括派遣以Н.В.波德戈尔内同志为首的代表团赴开罗。我们在那里举行谈判的最终结果是：签署了苏联和埃及友好、互助条约。这是一份新型的文件。此类条约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以前从没有签署过的。
苏埃条约并不具有军事联盟的性质，但在政治关系方面依然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巩固了苏联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埃及国内的进步力量回击反对派和破坏后者的计划。从这一角度来说，第二个条约的相关内容具有尤其重大的意义，其中写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以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目标的联合阿拉伯共和国，在保证维护和继续发展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成果的基础上将紧密和全面地进行合作。”
在签署了上述条约后不久，我们便在莫斯科接待了来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与之进行谈判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极力达到的目标是：强化埃及领导人的反帝立场并促使该国一些具有亲美国倾向的集团保持中立。我们当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支持萨达特继续执行如下路线——维护和发展纳赛尔时期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巩固苏埃友谊。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我们不希望看到埃及人仅凭武力方式来解决近东问题，应当向其强调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意义。因而在埃及领导人来访期间，我们便指出，通过政治途径调解阿伊冲突以防止爆发新的战争，将是阿拉伯各国人民和所有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
总结我们与萨达特的会谈成果，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上述问题均得到了他的理解。萨达特表示将在各领域与苏联保持最广泛的合作关系，并承诺他领导的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反帝路线。他还强调道，自己将对谋求政治方式解决近东问题给予高度重视。
还有一个事实具有重大意义，即不论在萨达特访问莫斯科期间苏埃两国所签署的联合公报中，还是在苏联代表团今年7月逗留埃及期间与埃方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均对反共产主义和反苏主义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就此事的性质而言，此类声明是所谓第三世界主要国家之一的领导人首批签署的。
更重要的是，在我们举行上述谈判不久前苏丹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而关于此次全会的与会者们都是知道的。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必须尽一切可能挫败帝国主义者们促使该国背离进步路线并顺利地将其纳入反苏轨道的企图。今后，我们仍将继续容忍苏丹当局所进行的反苏和反共产主义活动。为了改善苏联、苏丹关系和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目前也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使苏丹政府重新返回到真正的反帝斗争路线上来。关于所有这一切，我们均已直接而坦诚地向萨达特作了说明，从而希望其能够对苏丹总统——尼迈里施加影响。
与萨达特所举行的谈判无疑有利于巩固我们两国的互信关系和加强我们的立场。埃及局势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对该国给予关注，并对那里所发生的一切做出灵活的反应。针对萨达特本人，我们仍应继续做工作，利用一切可能对其施加影响，以便其朝着我们所需要的方向前进。
近东局势的走向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所有阿拉伯国家能否团结一致，以共同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侵略军的斗争。不过，时至今日关于如何解决现有问题这些国家依然存在着许多分歧，即使在实际行动上也常常是各行其是。
近期，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今年夏，成立了由三个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利比亚等组成的联邦。我们并不反对成立该联邦，因为其有助于联合所有阿拉伯力量以共同参与反帝斗争。更重要的是，埃及——该地区最先进和进步的国家在这一联邦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当然，目前该联邦只采取了自己的首批举措。至于其以后将如何发展，会采取哪些实际的行动，仍需要时间的检验。我们将对此给予密切的关注。
至于我们，在巩固与埃及友谊的同时，我们还将极力加强与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而此举也无疑会促进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团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与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目前正与埃及并肩战斗。我们继续拓展了与伊拉克的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改善与阿尔及利亚的关系。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大影响，即使至今阿尔及利亚的发展并不太顺利。现在，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宣称将与苏联继续发展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并表示愿意在协调民族解放阵线各党派与苏联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对此，众所周知，我们双方已在苏联和阿尔及利亚联合声明中达成了共识。而该声明是А.Н.柯西金同志于今年10月份出访阿尔及利亚期间，在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才由双方签署的。
对西方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施加影响是我们积极参与近东危机的调解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极力使自己在近东事务中发挥独占鳌头的作用，似乎自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事务的公正仲裁者，并试图给阿拉伯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解决近东冲突问题的钥匙似乎是由华盛顿掌握的。正是出于这样的图谋，美国实际上一直在暗中破坏近东四个强国之间本已协调好的关系。
我们非常了解美国人所玩弄的这些阴谋诡计，因而竭力打破他们的如意算盘。我们计划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加强对其所持立场的压力，这其中便包括我们在筹备尼克松即将对(苏联)的访问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另外，我们还利用了自己与法国的关系。
当前的近东形势是这样的。虽然人们都认为，开放苏伊士运河和撤退以色列军队是和平解决整个近东冲突的第一步。不过，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埃及人希望，在将本国军队移至运河对岸的同时，还要使以色列军队尽可能多地撤往离运河更远的地区。而以色列人的观点则相反，他们极力想占据离运河最近的地方，另外他们还拒绝将运河问题的解决与整个近东冲突的最终调解问题挂钩，而这一观点又是阿拉伯人无法接受的。
我们坚持的观点是应依据联合国1967年11月22日决议彻底解决近东冲突。可是，在目前形势下也不能排除再度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同志们!近期我们还为解决世界上另一个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就是印度支那，这里的局势也是极其尖锐而紧张的。
关于这一地区局势的实际发展进程，同志们可能都是知道的。因此，我这里只简单说一下。今年春季，巴基斯坦军事统治集团上层对国家东部地区——东巴基斯坦出现的广泛的人民自治运动实施了残酷的镇压。这期间，有数万人被政府军打死，地方政府机关被解散，大量地方议会代表被关进监狱，并有近1000万东巴基斯坦居民被迫迁往印度境内寻求庇护。由此导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关系的急剧恶化，爆发军事冲突的危险迫在眉睫。
苏共政治局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关系作了评估，认为其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该两国间的深刻矛盾已是由来已久，其中包括在其一系列边境地区——尤其是东巴基斯坦地区所存在的尚未解决的大量民族问题以及关于克什米尔的领土争议和宗教纷争。
问题的复杂之处还在于，在这一地区还交织着美国、英国和中国的利益。这些国家都在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以试图加强自身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众所周知，长期以来他们的关系就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就在前不久还发生了武装冲突。
如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发生战争，那么谁也说不准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论这场战争持续多长时间，无疑都将是极其残酷的，而且还会把其他一系列国家也拖进去。
鉴于以上所述的这些情况，苏共政治局认为有必要立刻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我们的目标就是防止印度战争的爆发。
从东巴基斯坦发生一系列悲剧性的事件起，我们便已多次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致函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我们对他说，解决目前该国内部诸多困难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停止镇压并确保东巴基斯坦人民所享有的合法权利。我们还对其明确说明，在针对巴基斯坦的问题上印度并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从而使两国之间因此而发生一场战争。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在回复中承诺，自己也不想使事情发展到军事冲突的地步，巴方将极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过，我们非常清楚，在巴基斯坦国内的各集团中也有不少人极力想促成该国与印度的军事冲突。
当然，在这段时间我们还始终保持着与印度政府的联系，并极力向其提供支持。我们很了解印度在当今世界上所占有的地位。政治局认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是：必须尽一切力量支持这个最大的南亚国家坚持反帝斗争立场，并使其成为自己的朋友。
印度国内的形势也是相当复杂的。虽然在近一个时期，印度的资产阶级反动派遭到了一系列重大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放下武器，仍在继续进行着针对政府的破坏活动，这其中便包括一些势力极力对政府施压，以促其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
鉴于国内的复杂形势，英迪拉·甘地寻求我们的建议和帮助。我们建议其访问莫斯科。甘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首次对我们国家进行了访问。在与之会谈期间，我们建议甘地继续坚持维护和平的路线并表现出必要的沉着。英迪拉·甘地向我们保证，印度政府将反对战争并极力确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冲突。
印度总理强调，今年夏季签署的印苏和平友好互助条约在这一困难时期对本国的巨大帮助。就本质而言，该条约的初衷在于强化印度政策中的进步路线并推动印度进一步加强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虽然该条约并没有任何条款规定我们在爆发冲突时必须承担支持印方的责任，但巴基斯坦方面也不能不认真考虑这一条约的存在。
鉴于印度地区所出现的情况并不仅仅只具有区域性质，而是全球性质的，因而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达到如下目标，即促使各个国家对世界这一地区的问题所持立场相互接近。我们已与美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后者声称，自己对印、巴间爆发军事冲突不感兴趣。我们还与铁托同志、法国总统蓬皮杜和其他国家一些领导人讨论了这方面问题。应当说，后者实际上也基本同意我们的观点。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印巴事件的后续进程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总之一句话，我们正竭尽全力以避免在亚洲出现新的战争策源地。然而，印度地区的形势无疑依然十分严峻。印、巴两国均在边境地区部署了大量军队，并经常发生相互枪击事件。这一切均表明，我们在以后时期仍需要倾注更大的精力以防止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继续滑向武装冲突的边缘。
促使那些正在进行战争或存在军事冲突的地区的局势转向正常化，这当然是我们目前最为关心的。但与此同时，政治局仍希望向中央全会报告的是，我们目前对整个东部以及所有亚洲国家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我们很清楚如下一些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日本和中国等在当今国际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国家在世界政策中的作用仍将会不断地增长。
在亚洲大陆上生活着人类一半多的人口，但亚洲的形势在许多方面都是不稳定和不确定的，而且在其中很多地区形势依然相当紧张。帝国主义者们在亚洲积极地展开活动，以谋求正在发生的和潜在的军事冲突策源地。这一切，尤其是在那些直接距离我们祖国边境不远的地区所发生的此类事件，无疑会使我们备感忧虑。
因此，亚洲问题在我们对外政策中所占的地位日益增长。在这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改善与多数亚洲国家的关系，帮助亚洲革命力量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扶持那些对我们国家持友好态度的力量的壮大。
我们已与一些亚洲国家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如阿富汗、伊朗和叙利亚。正如我前面已指出，我们正顺利地发展与印度的关系。而与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关系还存在一些复杂的问题，而要解决它们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政治局认为，在亚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对外政策的最重要侧重点之一，是苏联与日本的关系。就经济实力而言，我们的这个邻国已在资本主义世界占据了第二位，其在军事方面的潜在实力也是相当巨大的。该国对亚洲所执行的政策明显具有经济扩张的性质，因而必然会引起亚洲其他发达程度略低的国家的担忧。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密切，他们之间签署了军事条约，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些势力极力试图在民族主义、大国主义的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妥协；而北京领导人当然也明显不拒绝谋求这样一种可能性——与日本达成某种勾结(协议)。
鉴于以上这些情况，政治局决定把发展苏日关系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我们极力寻求各种途径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与该国建立长期的互惠经济关系。为此我们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与日本的经济贸易范围相当广泛，尤其在近几年我们两国的贸易增长尤其迅速。如今，我们正在研究一系列大型贸易项目，以便扩大对日本的石油、森林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而日本方面也将向我们提供一些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自然资料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当然，确保促进我们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不过，要解决这一问题仍存在着一系列困难。其中，首先便是日本与美国之间所形成的军事政治关系，其次便是日本人不断向我们提出的所谓的领土问题。
在发展与日本的政治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积极的工作。我们认为，近期派遣葛罗米柯同志出访日本是一项合理的举措，而后者也已得到了日本方面的邀请。
在研究苏联与个别亚洲国家关系问题的同时，我们也一直在制定一些更宏大的计划，而这些计划的落实势必从根本上改善整个亚洲大陆的形势。例如，还在莫斯科共产党会议期间我们党便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机制的想法。而如今我们对实现这一思想的兴趣更加强烈。当然，要实际解决这一问题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因为还从来没出现过类似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的先例。但关键在于，我们要使这种亚洲集体安全的思想工作起来，并使之服务于我们的利益。
(二)
同志们!我们近期所研究的那些对外政策问题对我们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现在和未来以及欧洲安全均具有重大意义。
政治局所坚持的战略路线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和平，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一路线要求我们完成在战后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根本性任务，即巩固战争所遗留下的那些有利于苏联人民和所有革命力量的社会、政治成果。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确保各欧洲国家的现存边界不可更改，解决与现存两个德意志国家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使国际社会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的二十四大以前，上述任务一直是我们政治局的工作重心。而如今，我们仍将继续致力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党的二十四大以后，赢得西柏林问题的谈判成为了我们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鉴于这些谈判的重大意义，我下面将就这些问题谈得更详细些。
战后数年间，围绕西柏林问题曾多次发生严重而复杂的事件，而每次发生此类事件我们都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因为正是在这一关键点上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与美国、联邦德国、英法等国的利益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西方列强对此势在必得。他们利用西柏林地位的不确定性，以实现自己的破坏目的。为了使欧洲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在西柏林做了大量挑拨离间的勾当，而且其所选择的发动这些罪恶勾当的时机都是对我们最不利的。
解决西柏林问题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样一个原因。联邦德国政府不听从我们所发出的警告，拒绝批准与苏联和波兰签署关于共同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条约。为了清除批准该条约道路上所存在的阻碍，不使西方强国插手和决定该条约的命运，我们就必须集中力量就西柏林问题举行谈判。谈判进行得很艰苦。我们必须动用一切手段来对西方强国的立场施加影响，以便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最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协议，而该协议将有效地确保苏联、民主德国和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将有助于促进其他一系列欧洲问题的解决。
该协议强化了对我们很重要的一项条款，即柏林的西部地区不是联邦德国领土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其今后也将不由联邦德国管辖，这样便彻底结束了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政治存在。双方还根据国际常规就过境交通问题达成了民主德国能够接受的协议。民主德国与西柏林之间的边界线也得到了确认。另外，该协议还包含有其他一些旨在确保民主德国国际法律地位的条款。协议中的所有这些内容已能够满足苏联、民主德国和其他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多年的需要。
如今，要落实西柏林协议，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必须就该协议所产生的一系列具体问题达成共识。我们正密切关注着这一谈判进程并极力促成谈判的成功。当然，在这期间我们都是持全力支持民主德国的立场的。我们注意到，在波恩没能顺利达成四方协议的问题上联邦德国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明显有表现并不反对向民主德国作出让步的迹象。于是，当今年10月末在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后，我们便在与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会谈中讨论了关于谈判期间的策略问题。而关于这些问题，德国朋友一直与我们进行着定期磋商。
近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以及联邦德国与西柏林议会之间的谈判将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朋友们均对这些谈判今后的发展前景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勃兰特政府也对谈判进程感到满意，因为对该政府而言，如果能就西柏林问题与民主德国达成共识将有助于其与内部反对派力量的斗争。
勃兰特很清楚，是否批准莫斯科条约将决定着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及其所领导的联邦德国现政府的命运。而如今他所剩的时间已不太多，联邦议院选举即将在1973年开始。他必须使自己所执行的对外政治路线见到实际的成果。而要得到这样的实际成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行的。
今年夏季，勃兰特表示希望前往苏联并与我们进行非正式会谈。我们考虑了他的这一建议，鉴于我们欧洲政策的实现与是否能够同联邦德国现政府搞好关系密切相关，政治局决定满足他的这一愿望。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勃兰特在克里米亚举行的这次会谈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我们很想了解联邦德国在发展与苏联关系方面的近期和更长远计划。其中首先便是(联邦德国政府)批准苏联和波兰与联邦德国条约的期限问题。在提出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强调，波恩要想改善与苏联的关系，那就首先必须改善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并承认后者的主权。
勃兰特承诺，联邦德国与苏联条约以及联邦德国与波兰条约都将在不晚于1972年春季获得批准；联邦德国政府将严格落实这些条约中所规定的条款。勃兰特表示同意，准备让自己的政府集中力量在权利完全平等、不存在任何歧视、相互尊重独立和自主的基础上促成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勃兰特宣称，联邦德国政府将帮助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都加入联合国。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承认目前欧洲形势已为召集全欧会议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同意游说自己的盟友为这次会议的召开进行全面的筹备工作。通过与勃兰特的会谈，我们了解到两国在关于削减欧洲军队和武器的问题上均存在有一些共同的立场。
勃兰特赞成与苏联保持广泛而长期的合作。他要求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这样一种观点，即必须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消除沉重的历史创伤。而对此，我们对他说，(联邦德国政府)应当以和平共处的思想严肃对待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一代的教育问题。勃兰特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
总之，我们与勃兰特所进行的谈判无疑在许多方面是有益的。谈判期间，我们涉及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而这些都对今后的苏联与西德关系及其国际合作的发展前景具有一定意义。我们之间所通过的文件将对欧洲，甚至其他国家的事件发展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该文件得到了民主德国和其他兄弟国家的高度评价。当然，这一成果未必会让美国和北约其他一些成员国感到满意。法国人也带着醋意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克里米亚谈判的发展进程，因为他们担心当批准了相关条约之后联邦德国就可能成为苏联的首要合作伙伴，而法国就可能退居其次。
依据所取得的谈判成果，我们开始与联邦德国进行各方面的合作。当然，对此我们也不能过分炫耀，这一方面是因为勃兰特政府目前正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国也有一些人对其持不信任态度。不过，在此我们已为自己确立了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我们国家将以斗争方式瘫痪军国主义和其他侵略势力的活动，从而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团结的立场。我们绝不允许西德一些集团和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利用当前欧洲的政治形势来从事分裂社会主义国家和破坏其团结的活动。我们也要注意社会民主主义者政策中的反共产主义倾向。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就所有涉及联邦德国的问题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保持紧密的联系和行动上的一致。
我们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之一便是与法国的关系，该国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法国是北大西洋集团中唯一的一个退出了该集团军事组织的国家，并在欧洲和国际政策许多问题上都执行着一条与其他西方强国不同的路线。
法国政府及其总统蓬皮杜本人都主动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法国一直坚持的与苏联接近的路线的进一步发展。与苏联接近的路线是由戴高乐——法国前总统执政时开始实施，并在蓬皮杜去年访问我们国家时得到了延续。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认为法国人的这一路线对苏联是有益的，因而我们一直积极地支持和利用它来为苏联谋取利益。
从另一方面来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也认为苏联领导人访问法国是有好处的。马尔舍同志和法共中央政治局极力说服我们接受这一邀请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我们对此当然是言听计从。
我们在访问法国期间受到了该国总统及其各级政府的热情接待，从而充分说明了法国人对发展与我们国家关系的高度重视。我们在巴黎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期间所取得的成果都在相关文件中得到了反映，并在国际上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其中，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对我们两国今后的关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那么，该文件的意义究竟何在呢？
首先，该文件包含了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如何处理相互关系的诸原则，而这些原则都是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一贯坚持的。这是在战后时期为了世界的合作与和平利益，我们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署的第一份共同政治纲领性文件，而此前我们还从来没有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署过类似的文件。
该文件的具体内容还包括如下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坚持平等、独立，拒绝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而当前的法国政府正是在运用这些原则来处理欧洲事务。我们认为，可以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普及上述这些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在全欧会议上通过相应的决议。
尤其重要的是，法国政府完全同意在欧洲范围内各国现有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无疑表明，法国政府已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不可侵犯和两个德国并存的事实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现有边界。
这份涉及诸原则的文件还成功地包括了其他一些与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策纲领内容相符合的条款。例如，苏联与法国将继续执行缓和路线和加强欧洲安全，致力于整个国际局势的缓和，促进各冲突地区重建和平，消除以军事、政治集团为代表的世界分裂局面，增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两国都将全力推动裁军问题，尤其是核裁军问题的解决。两国还讨论了这样的可能性，即通过协商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采取一致行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时至今日类似这样的义务在国际实践中还从来没有过先例。
该文件中还包含了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条款，即苏联和法国将以协商和合作的方针作为处理两国间关系的固定政策和在处理国际生活问题时必须考虑的固定因素。类似这样的义务，不论是当年的戴高乐还是去年访问莫斯科的蓬皮杜都不曾承诺过的，而如今这项义务实际上已具有了无限期的性质。
这份关于苏法两国合作诸原则的文件，涉及了广泛的国际生活和两国双边关系问题，规定了两国相互所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并认为如今所签署的文件还有待进一步扩展——所有这一切都赋予了该文件以极其重大的意义。苏联与这样一个巨大的欧洲国家——法国之间所建立的政治合作关系，其目的只是为了有益于维护世界和平。以上所述便是我们在巴黎签署文件所确定的苏法两国合作的具体内容。
下面，请允许我就我们与蓬皮杜谈判期间——主要是在单独情况下进行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简单说几句。
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在全欧会议诸问题上达成了高层的共识。法国将会继续谋求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并立场鲜明地迅速投入全欧会议的筹备工作，以便促成会议于1972年举行。法国的这一举动无疑会对其他国家的立场产生积极影响。
我们还提出了关于法国对民主德国所执行的路线问题。蓬皮杜说，法国正等候两个德意志国家之间的最终谈判结果，而法国自然将不会是最后一个承认民主德国和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蓬皮杜指出，法国赞成和支持勃兰特的“东方政策”，虽然与其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蓬皮杜表示相信，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将会被批准，并强调法国期望着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之间的谈判能够尽快结束。
我们与蓬皮杜坦诚而信任地讨论了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相关问题。我们强调，任何涉及联邦德国裁军问题的讨论，苏法两国都应给予密切关注和保持高度警惕。不论是对以前的勃兰特还是现在的蓬皮杜，我们都明确表示，苏联人民对所有与希特勒进攻我们国家有关的情况都极其敏感并将对苏联—联邦德国条约的精神和字面意义的落实情况给予密切的关注。联邦应当拥有这样的军事地位，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拥有核武器(掌声)。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神圣的原则。
我们还讨论了法国与美国的关系问题。蓬皮杜说，这些关系是在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并不想改变它。但在法国谋求彻底独立自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在着许多困难。蓬皮杜说，“应缩减美国在欧洲的力量”，“应当结束美国对西欧的保护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是在战后强加给西欧的。
这里，我将不详细叙述我们就印度支那和越南战争、近东和印巴冲突等问题所进行的谈判结果。因为涉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观点，基本上都与苏法声明中所反映的观点相近似。
针对法国的对外政策，我们自然应当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加以评价，应当考虑到该国的社会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决定了其今后政策的总体性质。
在对法国访问期间，我们尤其直观地感到，法国共产党的确是本国一支巨大的民族政治力量。从很大程度上说，正是由于法共的存在，才使得法国人对苏联人民怀有友好的情感，并发自内心地对列宁主义的政党和我们代表团抱以同情和尊敬。我们在巴黎和马赛的大街上多次看到带有苏联标志的红旗在飘扬，不止一次见到法国劳动者以高唱国际歌的方式欢迎我们代表团，这充分反映了那里的良好政治氛围。
总体说来，巴黎谈判及其所通过的相关文件使我们拥有了新的能够对欧洲和国际形势施加影响的手段，而借此我们将达到如下目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涣散北大西洋集团、维护各国安全以及始终不渝地把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对外政治纲领落实到实际之中。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联和各兄弟国家一直在为已于1972年召集了的全欧安全和合作会议展开积极活动。我们并没有把该会议看作是一次单个的活动，而是作为我们今后将要采取的一系列举措的开端。实施这些举措的目的就是要使欧洲实现真正的和平，就是要在欧洲建立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以确保每个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发展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认为，上述一系列目标的实现将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目前我们必须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正如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在这方面已与勃兰特和蓬皮杜达成了共识。在与他们两人的会谈中我们已事先谈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可能采取的方式问题。
我顺便在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加拿大也已对此表示完全理解和支持。而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美国政府也同意举办这次会议。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以最简捷有效的方式为会议的筹备铺平道路。当然，这里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们协调立场。我们在一起参加会议的同时，还要对其可能产生的结果及其今后的前景加以评估。目前，我们正在起草相关文件草案，它们将成为我们与兄弟党以及随后的法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等展开进一步讨论的议题。
要维护和加强欧洲的安全和合作就有必要召集国家级会议，而在社会各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会议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近期，我们更加积极地进行着会议的筹备工作。这是一种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新方式，而这种新方式一定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益处。
在准备全欧会议的同时，我们还预先采取了一些举措以利于实现我们关于削减欧洲武装力量和武器的建议。即便是这一建议的提出本身，已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并对西方那些鼓吹依靠北约扩张武力和增加“欧洲”对北约军备的“贡献”立场的集团作了有力的回击。
针对裁减欧洲武器军备的问题，我们必须持谨慎的态度并要充分考虑到我们国家和盟友的利益。关于以什么方式来削减欧洲军备的问题，我们自然应当首先在华沙条约国范围内进行磋商。然后，我们才可能向西方各国提出具体的提案。
裁军，即使是少量的削减，也可能只是从中欧地区开始进行象征性的武力限制，都可能对整个欧洲大陆局势的缓和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而紧张局势缓和的直接结果便是军费开支的下降。欧洲裁军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我们所建议的——其必须与联邦德国的军备削减相联系。我们曾就此问题与勃兰特谈过，后者对此表示同意。
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落实自己的对欧政策提供了新的机遇。
同志们!近期，在我们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斗争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情况。因此，下面，我将谈谈关于我们对西半球一些国家所采取的举措。
政治局对智利采取了积极的外交政策。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该国已走上独立、进步的发展道路，而且也对南美其他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应当说，由于革命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反美帝国主义立场的强化，智利当前的国内形势极其尖锐。鉴此，该国领导人请求我们给予帮助并提出建议。一个星期以前，我们与智利共产党政治局代表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智利同志提出的问题，最终决定给予该国民族团结政府一定的援助。
我们将继续开展和加紧针对拉丁美洲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此举完全符合我们自身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
我们与另一个美洲国家——美国的邻邦——加拿大的关系也取得了新进展。你们知道，加拿大一直承受着美国垄断阶级的压力。加拿大一些有影响力的集团目前已充分认识到与苏联发展各方面关系将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抵御这种来自美国的压力。当然，在目前条件下要想摆脱美国而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对加拿大统治集团而言，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我们已看到该国内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其具体表现就是：特鲁多访苏并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访问加拿大。为了发展苏加关系，根据政治局决议，А.Н.柯西金同志于今年10月份对该国进行了访问。
通过访问，苏联和加拿大对如下一些重大问题的立场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接近，如欧洲安全、德国问题的个别方面、裁军、印度支那局势、近东形势和印巴冲突等。双方立场上的接近均在苏、加发表的联合文件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特鲁多的讲话及其前不久发表的声明均反映了渥太华在自己立场上所发生的积极变化，其中都强调加拿大将执行“承认”民主德国的政策。
在对美国关系上，我们将继续利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给予坚决的打击并通过其他国家——包括通过他的盟友——对美国施加压力，谴责其所执行的强制政策和滥用武力，动员世界舆论与美国政策的各种表现进行斗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谋求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
实际上还在当选为美国总统的那一刻起，即在接到访问中国的邀请很早以前，尼克松便已开始试探举行苏美高级会晤的可能性。在原则上不反对举行此类会晤的同时，我们从一开始便向尼克松表示，要会谈就必须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即我们必须有理由相信，这一会谈将会促进一系列业已成熟的国际问题的解决。
美国被迫考虑了我们的上述立场。他们参与了西柏林问题的协议活动，应当坦诚地说，其间他们甚至还发挥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从而使关于西柏林问题的谈判得以顺利结束。近来，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美国已开始在某种程度上顾及我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决定对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访问莫斯科的建议做出积极的回应。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判断，美国统治集团已清楚地认识到，1972年5月苏美高层会谈的结果将对我们两国的相互关系和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尼克松本人而言，此次对苏联的访问将关系他的个人威望。因此，他当然想以此作为自己在总统竞选中的一张王牌。而我们也将因此而得到更多的能够对美国当局施压的手段，以便使事情朝着有益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朋友们的充分理解——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各兄弟党派均对我们就尼克松访问莫斯科问题达成协议持欢迎态度。
于是，这次会晤即便现在已开始对我们有利起来。美国总统必须时刻关心着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而这样的话，就不可能不对其在访问中国期间的作为产生威慑性的影响，尤其是当他们的会谈涉及与苏联的关系之时。
即将举行的(我们)与美国总统的谈判——将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它来取得一些具体的结果，以便有益于我们国家的广泛利益、社会主义事业和全世界的利益。
近几个月以来，我们所进行的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对苏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还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所举行的此类谈判期间，我们已成功签署的协议有两个：关于完善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联络的措施和关于防止核战争意外爆发的举措等。
在此类敏感问题——如限制战略性武器等涉及我们国家的最高利益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彻底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我们将努力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即尽可能阻止美国发动一轮新的核武器军备竞赛，在讨论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在政治局详细而全面地评估了“正”和“反”两方面的各种情况，其中首先应当考虑的当然是苏联和我们盟友的安全利益问题。而这些利益，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是我们评估任何问题的一个固定标准。
同志们!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斗争。我们正就全面裁军问题提出关于召集世界性会议的建议。我们的这一建议在联合国内、外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当然与此同时也置裁军的反对者们于尴尬的境地。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关于停止细菌武器的生产和清除此类武器的储备的协定即将成功签署。而该协定的草案正是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提出的。
以上便是苏共二十四大以后政治局和苏联政府一直在处理的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可能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何原因促使这样一些国家，如法国、联邦德国和美国等摆脱“冷战”思维，转而与我们、与苏联举行谈判并进而就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相当重大的问题签署相关协议呢？究其原因，具体如下：首先，当然是由于我们的强大实力，世界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它们越来越难以对抗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其次，我们国家所执行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对各个国家成千上万人民群众思想意识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如今，关于苏联具有“侵略性”的谎言再也无法欺骗和蒙蔽任何人。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不断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困难等开始发挥作用。所有这一切都为我们积极开展国际活动、提出和解决所有那些日益具有重大意义的对外政治任务提供了可能性。
针对帝国主义列强，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是要在它们中间制造不和并阻止其联合起来反对我们，我们的这一政策是否是正确的呢？——列宁当年就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并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这样的政策，当然是正确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无论我们是与勃兰特会谈，与法国统治集团代表就一系列政治行动问题达成协议，还是筹备与尼克松会晤——在所有这一切活动中，我们都是在利用我们与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中存在的这些契机来达到如下目标：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的地位，推动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持续不断的掌声)。
(三)
同志们!在为实现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而斗争的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始终以该纲领中所提出的利益和目标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并不仅仅属于我们国家，而且属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正是因此，在国际舞台上不论是涉及欧洲问题，还是涉及近东、印度支那、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时，我们始终都是与各兄弟党和国家携手并进的。
在落实二十四大会议决议的同时，我们尤其重视执行团结的路线，即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完善华沙条约国和经互会的活动机制。
随后，我们又针对那些在政策上受到民族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情绪影响的党派开展了耐心而艰苦的工作。
最终，我们与毛主义者领导层的思想政治纲领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在今年春、夏季节，我们党代表团分别参加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和德国等共产党大会。这期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便是所有这些兄弟党代表大会都是在苏共二十四大深刻而全面的积极影响下举行的。这些会议的举行再次证明，我们党和人民的经验已成为了国际主义的共同财富。
其二，所有这些会议实际上都成为了广泛的共产党国际会议。而且，其显著的特点是：绝大多数与会的代表团对当代一系列最为重大而尖锐的问题均持极其一致的立场。
苏共代表团自然会利用参与这些会议工作的机会与各兄弟党派进行新的广泛的接触。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举行期间，根据我们的建议又举行了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集体性会谈。这期间，我们就一系列国际问题推心置腹地交换了意见。
还是根据苏共的倡议，今年8月初各兄弟党领导人又在克里米亚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面。我们认为必须向朋友们通报我们即将计划实施的一些主要外交举措并听取他们的意见。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会谈中就一系列最重大和最现实的问题明确了自己的对外政治活动方向。
会面期间，我们对欧洲事务给予了重点关注。在关于采取政治行动以促使与联邦德国的条约得以批准以及使该国在我们能够接受的立场上得以巩固等问题上，我们交换了意见。我们还谈了关于法国、关于对该国政策施加影响的途径等问题。我们再次讨论了筹备欧洲会议的各方面问题。
在克里米亚会议期间，我们讨论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与美国的关系，关于尼克松即将对中国的访问，近东和印度支那局势等。与会者们完全同意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原则性评价和所采取的相应实际立场。
克里米亚会谈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些成果再次证明，各党派领导人集体会谈是一种灵活而有效的多边政治合作模式。
同志们无疑注意到罗马尼亚代表没有出席克里米亚会谈。这不是偶然的。应当说，各兄弟党派从罗马尼亚领导人所执行的路线中得出的结论是，该党领导人的路线除了自身政治策略的需要外，还与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甚至还在克里米亚会谈举行不久以前，罗马尼亚领导人的无原则性便在Н.齐奥赛斯库对北京的访问中充分表现出来。由此，我们政治局和朋友们便形成了如下统一的意见——不邀请罗马尼亚人参加克里米亚会谈。不过，各兄弟党领导人也表示支持这样一种做法，即针对罗马尼亚人我们应当继续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并利用一切可能——其中当然包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会谈方式在内——对布加勒斯特的立场和实际政策施加影响。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我们在多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方面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步骤。今年7月，经互会第二十五次例会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一揽子计划。目前，我们正在具体落实这一计划。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一体化无疑是符合苏联国民经济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的，同时也将是促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团结的有力手段。正是由于一体化符合了我们现在和今后工作的需要，因此我们党要对所有与落实这一重大任务相关的国家和经济机关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们当然也不会忽视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兄弟党派的双边关系。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在认真研究个别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存在的特殊问题。我们会思考这些问题正在或即将对我们与相应国家和党派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影响。
例如，在处理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同志的关系方面，我们的工作重心就是帮助捷共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克服党内秩序方面所明显存在的危机；而在与蒙古的关系方面，我们主要侧重解决经济问题，以期提高蒙古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效率。
在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上，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首要问题都是在外交方面，而对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与此同时，现实生活还向我们提出了其他一些问题。你们都知道，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乌布利希同志健康方面的原因，该党领导人发生了变化。而对此，乌布利希同志和昂纳克曾与我们商量如何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重要的是应当维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性和加强该党中央领导层的集体领导模式。波兰朋友认真地听取了我们的建议。
针对那些在各种问题的立场上与我们有别的国家，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此相关，请允许我在这里谈谈关于我们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方面最近所采取的一些举措。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近些年来苏南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这一做法对西方的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们的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南斯拉夫国内的右倾主义者希望该国进一步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因此极力夸大这样的传闻，即似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面临遭到苏联、保加利亚和其他兄弟国家“干涉”和“入侵”的危险。为达此目的，他们借助了臆想的所谓“主权有限”理论，各种关于华沙条约国玩弄阴谋诡计的敌视性宣传以及关于似乎在苏联存在一个南斯拉夫侨民——“共产党的情报人员”“中央”等投机性说法。于是，这些造谣中伤式的言论开始大量地充斥南斯拉夫的各种宣传媒介。
鉴于这种情况并考虑到有必要直接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立场施加影响，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接受铁托的邀请并派遣勃列日涅夫同志访问贝尔格莱德。
访问的结果表明，政治局的上述决定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很难期望仅凭这一访问便会使南联盟领导人的立场立刻发生急剧的转变，而且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南斯拉夫的政策发生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波折。但通过这次访问期间我们与铁托同志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所举行的坦诚、甚至是激烈的会谈，毕竟使我们有机会向南斯拉夫同志表述了苏共的原则性立场，充分揭露了该国流行的那些完全站不住脚的挑拨离间式言论，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所发表的言论使广大民众有机会了解苏南关系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的友好情感。而从自己方面来说，我们再次坚定了这样的信念，即南斯拉夫劳动者也对苏联和苏联人民怀有深厚的情谊。
通过在南斯拉夫所举行的谈判，我们也确认了自己所得到的如下信息，即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苏一南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并非都持同一立场。部分领导人——如铁托同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卡德尔在内，都对南—苏关系的现状感到忧虑。他们均以相当现实主义的态度，来评价由于“自治社会主义”实践活动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困难，南联盟威望和领导作用的下降等情况，并试图寻找某种——在我们看来并非十分有效的——方式来改善国家目前的现状。
还有一些人，试图削弱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并促使其与西方接近。他们破坏国家和南联盟的团结和统一，强化市场经济原则。
目前，我们仍难以明确判断南斯拉夫领导层中的力量对比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正尽一切力量，加强那些持拥护与我们进一步接近立场的人士在该国领导层中的地位。而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这样做。
苏联和南斯拉夫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具有重要意义。关于该声明的内容，贝尔格莱德曾进行了相当热烈的辩论。最终，我们所有的原则性评价均被纳入了该声明。在强化了我们两国和两党关系中的积极方面的同时，该文件还强调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诸原则是两党和两国的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围绕不结盟政策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南斯拉夫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极其模糊，同时也没有以阶级斗争标准作为评价政治行为的尺度。因此我们这里只是借用这一说法，而对于其中内涵，苏联只是支持该政策中那些具有反帝国主义倾向的内容。
在我们代表团的坚持下，苏—南联合声明反映了马列主义对在不同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的理解，并强调不允许这些方式之间相互发生抵触。
总之，我们认为对南斯拉夫的访问是成功的。它有助于消除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阻碍，并为发展这些关系创造了更加良好的条件。
同志们，在评价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发展前景之时，我们应当从整个巴尔干的总体形势的高度来审视这一问题。我们不能忽视美国人和毛主义者们在该地区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及其通过幕后交易导致巴尔干国家分裂，从而损害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企图。虽然，铁托也向我们作了十分坚定的保证，即南斯拉夫永远都不会参加这样的(以反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为宗旨的)联盟。但即使这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始终关注巴尔干局势的进展情况。
下面简单谈一下我们与古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近期古巴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而这与我们对该国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如今，该国领导人已经能够更加成熟地面对许多问题。在一系列国际问题——其中包括与毛主义者的政策进行斗争的问题——上，其立场实际上已与我们一致了。古巴领导人高度评价我们党的外交政策，而在近两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访问智利期间的讲话中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我们与古巴关系的首要任务是：说服和建议古巴领导人循序渐进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来成功地发展古巴的国民经济。
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尖锐，是因为古巴的经济状况一直都极其沉重。国家经济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计划。商品货币关系体系混乱，货币供给方面虽然能够保证，但实际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劳动生产率低下。民族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多数工业品和农产品都要凭票证分配，而且数量极其有限。
每当与古巴领导人在莫斯科会面和谈判，我们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古巴以及苏古双方政府委员会工作期间，我们都会反复提请古巴领导人关注上述这些问题。政治局还采取了如下不同寻常的举措：我们向菲德尔·卡斯特罗发了一封信，其中内容是以巴伊巴科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所作的一份报告。该报告对古巴经济情况作了批评性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关于改善古巴经济发展的具体建议。
前不久，应政治局的委托，А.Н.柯西金同志也访问了古巴，并与该国领导人讨论了苏古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问题。最近，为了继续进行与苏联的谈判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即将访苏。而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的访苏事宜我们也已达成协议。可能，其对苏联的访问将于明年5—6月份进行。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有可能与古巴领导人就如何解决古巴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那些尖锐且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同志们!目前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对外政治问题是政治局始终关注的，那就是中国问题。就苏中关系本身而言，近期除了两国贸易方面略有起色之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坚持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方针路线的同时，我们为改善两国关系作了巨大的努力。至于中国人，他们也以共同郑重声明的方式表示打算保持和发展两国间的正常关系。但是，每当涉及要讨论具体的建设性问题时，中国代表往往都会拒绝以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使这时已具备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
这些问题既包括从整体上发展国家间的关系，也包括两国边境问题的谈判事宜，后者已持续了两年多了，但至今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对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却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他们极力扩展自己在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正积极地试图在发展中国家中赢得政治地位、甚至领导地位。在针对发达国家的态度上中国的政策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其高潮便是中美两国就尼克松访问中国问题达成协议。
尼克松在公开讲话中和给我们的致函中均宣称，其(对中国)的访问不会被用来对付包括苏联在内的其他国家。他甚至还告诉我们，访问莫斯科对自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不论是北京还是华盛顿都是很懂得政治游戏规则的，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当完全排除中国和美国在我们背后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性。
与北京和华盛顿直接外交关系的建立密切相关，就在这届例会上中国已被正式接受为联合国成员。在取得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之后，中国将可能对该组织的活动产生重大的影响力。而这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加以思考的问题。
你们都知道，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起，苏联便曾积极地要求联合国接受中国为正式成员并从那里驱逐蒋介石分子。不论苏中关系如何，我们的这一原则性立场都是始终不曾改变的。
但在目前条件下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另一个方面并对我们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毛主义者们的外交政治路线在策略方面如何经历波动和转折，但其坚持反苏和追求大国主义的宗旨是始终不变的。
在密切关注毛主义者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的同时，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对其与世界形势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在加强我们的国际地位并在欧洲、在与印度、美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执行积极的爱好和平政策的同时，我们将以此来创造良好的条件，以便对抗中国现任领导人的反苏路线。
当然，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预测，即中国积极地、拥有完整权利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包括参加联合国在内，将有利于促使中国人以更加健全和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和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会与中国代表进行合作。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仍存在着另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即中国人正极力促使我们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复杂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巩固与“第三世界”代表的关系，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家的统一行动。总之，我们应当时刻准备着消除由于中国人的活动所导致的一切消极因素，并对他们可能发动的新的、旨在反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进攻予以回击。
很显然，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内部将发生什么事。至于近期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暂且还不能看得很清楚。北京正仔细地掩盖着这些事件的原因和本质，虽然某些实质性的东西已初露端倪。
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动荡之后，近期中国国内形势正逐渐趋于稳定。但大约从今年9月起，又有一些迹象表明在中国统治上层正发生着一场新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深刻性至少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即于1969年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有25人，而如今已有一半多人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越来越多的消息表明，林彪已被解职，而根据另一些资料——林已被击毙。在秘密会议上当局正在向广大干部和民众解释，林彪——中共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是一个“叛徒”，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叛徒，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而正是关于此人，就在两年半以前所通过的中共党章中还这样写道，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是在这份文件中林彪被称作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及其事业的接班人，即实际上已被宣布为毛泽东的继承人。如果的确是毛要求立即罢免自己的“战友和接班人”的，那么这就充分说明了北京肮脏的幕后政治斗争已到了何等尖锐的程度。
把中国领导人中出现的新一轮冲突的原因仅仅看作是以争夺权力为目的——这显然是不对的。也有不少根据认为，中央斗争反映了北京政策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我们现在还很难说，高级领导人的调整将会给北京的政策带来那些具体的变化。虽然从官方层面来看，北京依然坚持中共九大所确定的政治路线。中国国内的形势依然处于紧张状态，内部斗争和反苏运动仍在继续，好战的军事歇斯底里仍在不断升温。
关于针对中国的政策和宣传问题，我们都会定期地在不同水平上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协商，以便协调各自的行动。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据说，毛泽东及其亲信对苏联政治家、学者、报刊和其他共产主义党派就毛泽东理论和实践问题所发表的批判性言论所产生的影响感到忧虑。这些批判性言论在对世界公众舆论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对中国国内产生了影响，从而有助于那里的各种力量了解毛主义者所坚持理论及其实践的没有说服力和可能造成的危害性。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更加具有进攻性地展开这项工作。而这方面工作，当然主要是由我们驻各个国家的使馆来负责。
在针对与中国的关系方面，我们将继续坚持苏共二十四大所制定的路线。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揭露毛主义者的反苏政策，及其反列宁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本质，针对北京对苏联民族利益、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统一的蓄意侵犯给予应有的回击。我们拥有足够的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来阻止其旨在损害我们利益的任何企图。另一方面，我们也将继续坚持苏中国家间关系正常化的路线。针对北京的反苏活动，我们也将采取相应的积极政策，以确保苏联国际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进一步团结(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现实生活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总体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当前解放运动的强大支柱。全力加强世界社会主义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继续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关系——这一切，我们认为都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掌声)。
(四)
同志们!在制定和落实苏维埃国家对外政策的同时，苏共中央也一直在思考我们党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和任务的问题。这是我们党一个重要的普遍性立场，因而也受到了非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的称赞。正因为此，他们与我们一道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其中一些党派已明显具有了对本国外交政策施加影响的能力。
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能够完全地与苏共的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保持一致。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党派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在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已变得日益强烈。
共产党员们对苏共所开展的“世界性进攻”的阶级性问题作了正确的评价。苏共二十四大所提出的和平纲领及其随后在国际上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行动，西方一些统治集团承认直接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建立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反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势力的重大打击。于是，成千上万的人们亲眼见证了那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共产党人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开始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与苏联的关系正好符合那些正在走这条道路的国家的民族利益。因此，共产党人们公开宣布，苏共的积极外交政策帮助各共产主义党派加强了自身的地位，提高了他们的威望。
我们致力于执行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在理论活动方面，苏共与各兄弟党派代表进行坦诚的会谈，其间以党的工作方式率直地指出其工作中的优点和错误，帮助那些坚定捍卫马列主义、始终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现象作斗争的党派加强自身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现实生活已在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们路线的正确性，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曾导致我们与那些反对我们行动的党派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过去3个年头了。历史已经对谁对谁错给出了答案。一些党派正式撤消了自己的错误决议。但也有一些党派，在知道争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不但对事情的实际进程不会产生任何结果，而且会对自己本身带来损害的情况下，只是偶尔地提及自己以前所发表的声明。而更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与1968年，甚至1969年相比，在这个问题上捷共第十四次党代会的态度已发生了强烈的变化。出席此次大会的68个党派代表团中的绝大多数均高度评价联盟国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兄弟式帮助，并表示支持捷共现任领导层(掌声)。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解决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我们党已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如今，当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形势日益好转的情况下我们想再次强调的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一切不仅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如果当时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形势放任自流并任其走向另一方向，那么如今我们就不可能在欧洲局势的缓和整个国际关系领域取得那些我在这次全会上所提到的良好的成绩。而我们所取得的这些良好成绩已充分地证明了一切(持续不断的掌声)。
在过去的半年间，在落实苏共二十四大的相关决议的同时，政治局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其主要目的包括：与各兄弟党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上达成一致，始终不渝地向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国际主义力量提供支持。
今年7月，我们在莫斯科与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这次会谈的意义已超越了我们两党关系的范畴。双方代表讨论了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并从政治和理论层面上对这些问题做了研究。苏共和法共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引起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关注并获得了广泛的称赞。
今年9月初，我们与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鲁伊兹·隆哥举行了会谈。由于国内长期存在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中人数最多的共产党组织之一目前正面临一系列艰巨的任务。正是从解决这些任务的角度出发，在与隆哥同志会谈期间我们着重讨论了意共与苏共的关系，苏联和意大利劳动者之间的友谊和无产阶级团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对意共的一些立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应当说，我们政治局已不止一次提醒意共领导人关注自身在一些原则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动摇和软弱。我们这样做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在该党内部仍继续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并时常公开表现出来。尤其危险的是，目前该党还表现出谋求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迹象，并拒绝从根本上对中共路线进行批判。我们对此绝不能置若罔闻，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我们将继续针对意大利同志开展耐心而细致的工作。
我们对加强西德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寄予厚望。我们与西德共产党领导人也建立了兄弟式的互信关系。今年夏，苏共中央将举行与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根据后者的请求，我们将就即将召开的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相关问题交换意见。在这次大会之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活动的共产党就将只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德国共产党。到那时，以前处于非法状态的德国共产党党员们也就实际上成为了该统一共产党组织的成员。
应当说，我们与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宫本同志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之间曾举行了长期而艰难的谈判。就在前不久，我们与该党的关系曾几乎处于彻底崩溃的边缘，而其主要原因在于，最初该党领导人一直坚持亲中国、反苏和民族主义立场，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的两党关系形成了许多隔阂。不过，如今我们已有了两党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如今，拥有30万党员的日本共产党已开始积极地反对北京的沙文主义政策，反对日本统治集团中的部分人试图在大国主义基础上与中国达成勾结的做法。我们认为，不论是发展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还是发展与日本另一个巨大工人党——社会党的关系，都将是我们对该国政治形势施加影响的重要手段。
除了上述会谈外，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苏共政治局委员们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还在莫斯科会见了葡萄牙、英国、芬兰、叙利亚、黎巴嫩、阿根廷和秘鲁等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我们首先会见了智利的执政党之一，以总书记阿尔塔米拉诺同志为首的智利社会党代表团。
根据中央所制定的总路线，苏共二十四大以后，先后来苏联访问的共有60多个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的代表团。与此同时，我们党也有20个代表团前往非社会主义国家访问。所有这一切，正如我们中许多人都知道的，是一项艰巨的政治工作。要知道，每一个被中央派往国外的代表团以及那些根据中央委托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或州委等负责接待外国代表团的同志们，都肩负着中央所赋予的一定的任务。在执行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他们都是我们党针对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制定的相关政策的积极实现者和参与者。
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认为，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切都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在与各种背离马列主义原则倾向作斗争方面，我们还有一些党派做得不够坚定，不够彻底。在个别党派中修正主义者们仍占据着主导地位，如澳大利亚、荷兰等国的共产党组织，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也经常会背离正确的路线。因此，要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彻底赢得马列主义原则的胜利，我们还必须继续坚持毫不松懈的斗争。在这方面苏共一直都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而对此我们也从没有拒绝的打算(掌声)。
你们都记得，关于克里米亚会谈的联合公报曾再次强调了1969年国际会议的思想和结论的意义。我们的经验表明，这次国际会议所提出的思想及其结论，将有助于将苏共的外交努力与各兄弟党的活动以及各资本主义国家内广大劳动群众所进行的为了争取和平和安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与此相关，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近期国际工会运动已在自身的团结和统一行动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目前，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已与没有加入世界工联的一些工会组织建立了正式联系。在经历了1949年的分裂之后，前不久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欧国家的工会领导人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会议。会议期间，与会者们约定开始筹备全欧工会组织大会。而我们则打算利用这次大会来建立一个全欧工会组织。
在苏共二十四大之后不久，我们便针对社会民主运动开展了积极的工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其积极参与维护和平、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斗争。我们对这方面工作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随后，根据中央所制定的路线依照工作程序我们又与一系列社会民主党派代表举行了会谈。而在当前有利条件下，这些接触表明，我们比以前更有可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对社会民主人士施加影响。当然，这里我们并不否认这样的必要性，即我们仍必须坚定地与社会民主党派右翼领袖政策中的反共和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
总而言之，同志们，过去一个时期的事实表明，苏共领导人始终不渝坚持的是一条灵活、坚定、讲原则，在哪里都行得通的路线(掌声)。
同志们，以上所述便是二十四大以后我们党中央政治局所从事的国际活动中的一些主要内容。这些事实说明，我们始终坚持了党的二十四大所制定的旨在解决对外政策中最重要和业已成熟的问题的正确路线。党的二十四大发出的指示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利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矛盾来争取和平，进一步加强我们祖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地位，促进各民族革命解放斗争的发展。
我们的工作经验也说明，要赢得事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坚持原则，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的团结，同时也要沉着、有灵活性和讲究策略，要充分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民族等方面的特点。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党的二十四大所通过的关于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决议真正落实到实际中去。
大家当然也很清楚，我们的事业并不容易和轻松。例如，英国保守政府便完全坚持反苏立场，而北京统治者目前所坚持的立场就更不用说了。为了破坏我们前不久通过采取一系列外交举措所形成的外部环境，西方形形色色的反苏分子们可谓是费尽心机，其中包括使用各种挑拨离间式的卑鄙手段和在报刊上的大肆诬蔑。我们也知道，还有大量的反动派和复仇主义势力正在反对批准联邦德国与苏联和波兰所签署的条约，完全不赞成改善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众所周知，在联邦德国和西欧其他一些国家中一些最反动的亲美集团正打算利用一切机会——其中包括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等——来重新在国内占据主导地位。
所有这一切均表明，要实现我们党在国际事务中所面临的那些目标，我们就需要继续坚持不懈地、顽强地与各种侵略、反动和反苏势力作斗争。我们正在进行着这样的斗争，并相信自己一定会最终赢得胜利(掌声)。人们常说，事实胜于雄辩。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实呢？不久前苏联和我们党所采取的外交举措而赢得的胜利——这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英国托利党徒们反苏冒险事业的破产及其目前在欧洲实际所面临的孤立地位——这也是事实。而在联邦德国现实主义力量的影响力也无疑是在不断地增长着。最后，中国统治集团，自从走上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道路的时候开始，尖锐的内部斗争便使其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对于反苏分子们来说，当前形势明显是不利于他们的，而我们国家所制定的爱好和平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却越来越得到群众的广泛响应和拥护(掌声)。
同志们，我还要强调的是，在当前条件下把我们业已开始实施的那些举措继续进行到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包括目前我们与这样一些国家所建立的关系，如南斯拉夫、法国、印度、各阿拉伯国家、联邦德国、加拿大，等等。我们应当继续巩固和发展那些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方面业已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因此而产生的任何新机遇。政治局相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党的各级机关、负责国际事务的各部门、外交部以及通过各种渠道负责发展与外国关系的其他部委、部门和社会组织都会积极地开展工作。
综上所述，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必须面对的对外政治任务如下：
——继续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开展工作，其目的就是要积极阻止帝国主义对印度支那和阿拉伯东部各民族的侵略活动，防止印巴军事冲突；
——使我们与联邦德国签署的条约得以批准，使联合国接受民主德国为成员国；
——确保西柏林协议顺利发挥效力；
——展开全欧会议的实际筹备工作，并促使其尽可能在1972年召开；
——与各兄弟党协商上述举措，并在欧洲裁军问题采取共同立场。为达此目的，可能需要尽快召集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或社会主义阵营诸国领导人会议；
——继续展开积极工作，以确保那些尚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的国家顺利签署该条约；
——为与尼克松的会谈作好各方面准备，以便最大限度地“促使”这次会晤有益于世界和平事业、我们国家和我们盟友的利益；
——为在远东和整个亚洲进一步展开活动制定相应计划，其中包括积极促进与日本的关系，因为这对当前形势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针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策略；在近期与各兄弟党派就当前最迫切问题进行讨论，以应对中共的分裂路线和协调我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宣传活动；
——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进一步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尤其需要强化苏共及其队伍的理论和思想工作。
同志们!虽然当前国际形势极其复杂，但我们仍有理由满意地指出，我们党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的顽强斗争必将取得成功。由于“冷战”的寒风早在10年以前便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肆虐，两个主要的军事政治集团狂热地为相互之间的直接对抗而积极准备，从而导致当今世界上仍存在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我们是否能够顺利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重大国际任务，确保苏联人民拥有稳固的、牢不可破的和平，保障各个国家的安全，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当今世界的整个发展进程施加影响，均取决于我们将如何在各条战线上推进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同志们，以上所涉及的问题便是我们党的国际活动情况。也正是关于这些问题，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本次中央全会作出报告(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刚才我们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就苏共二十四大以后苏共中央国际活动情况所作的报告。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明天早上才可能对该报告进行讨论。而现在，我们建议就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中的第一问题通过一个已经中央全会讨论过的决议。同志们，有人对这一程序持不同意见吗？
没有。那么，现在请允许我宣读一下将送交你们审议的这一决议草案的内容。
“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决议：
赞成1971—1975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1972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国家计划基本草案和1972年苏联国家预算基本草案，并同意将其送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审议。”
这就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决议草案。有人有意见吗？没有。
那么，同意中央全会这一决议的人请举手。请放下手。
有人有异议吗？
有人弃权吗？没有。
决议一致通过。
那么，现在宣布休会，直到明天早上10点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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