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7-70

1967年
№2571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1966年的中美关系(1967年1月10日)
№25478 国防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武官的态度(1967年1月12日)
№25484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大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被召回国(1967年1月20日)

№25704 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遭遇(1967年1月25日)

№25721 谢米恰斯内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活动(1967年1月25日)

№25975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联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1967年2月3日)

№25707 苏联政府的声明：抗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受到围攻(1967年2月4日)

№25738 费留宾与越南等国驻苏代表会谈纪要：通报苏联驻华使馆被围攻情况(1967年2月4日)

№25710 拉兹杜霍夫发自北京的高频电报：中国外交部的重要通告(1967年2月6日)

№25959 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1967年2月15日)

№25962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措施(1967年2月16日)

№25723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整理的材料：1967年1—2月中国的反苏运动(1967年2月25日)

№2548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1967年3月1日)

№25961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群众性保卫工作(1967年3月2日)

№25677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朝鲜与中国关系开始疏远(1967年3月7日)

№25974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1967年3月14日)

№25976 纳西诺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1967年3月22日)

№25726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领导人的对外活动(1967年3月28日)

№25977 别谢金致利哈切夫函：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

№25978 利哈切夫复别谢金函：同意与香港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29日)

№25979 阿扎鲁什金的报告：关于香港骚乱事件(1967年6月10日)

№25982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及英中关系(1967年8月3日)

№25620 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的供应急剧减少(1967年9月25日)

№2572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1967年11月5日)

№25719 利哈乔夫致费德林函：驻华使馆收集中国情报遇到困难(1967年11月20日)

№25720 利哈乔夫致多勃雷宁函：加强对中国情报的收集和分析(1967年11月20日)

№2572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加强对中国情报收集和反宣传工作(1967年11月28日)

1968年

№106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1968年2月28日)

№1040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与兄弟党协调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研究(1968年3月12日)

№10257 苏共中央给驻外使馆的指示：加强援越反美的舆论宣传工作(1968年4月5日)

№22993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22994 苏共中央全会记录：格里申关于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22991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国际局势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1968年4月10日)

№25772 外交部致中国大使馆照会：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军人迫害(1968年5月12日)

№25771 李强给拉兹杜霍夫的通报：苏联援越物资转运任务全部完成(1968年7月22日)

№1040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出版和发行王明的著作(1968年12月4日)

1969年 №10406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七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1969年1月21日)

№01843 切谢夫与巴杜拉谈话记录：越南局势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帮助(1969年1月23日)

№10256 佐林与春水、陈宝剑谈话纪要：越美和谈的进展和前景(1969年2月21日)

№10282 苏联政府致兄弟党政府的情况通报：中国在珍宝岛的军事挑衅(1969年3月8日)

№2289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苏边界冲突及越南和谈问题(1969年3月11日)

№25956 梅尔库洛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报告：加强边防军战斗准备的问题(1969年3月24日)

№10463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1969年4月[126])

№10277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中国为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设置障碍(1969年4月[128])

№2289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1969年4月2日)

№25955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政治教育(1969年4月3日)

№25957 吉尔吉斯奥什州委决议：落实在中苏边境地区加强政治教育的决议(1969年4月16日)

№10407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和科研工作(1969年4月28日)

№10408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巩固苏联在香港阵地的一些措施(1969年5月13日)

№22347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1969年5月28日)

№2289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及中苏冲突(1969年6月11日)

№208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报告和决议(1969年6月26日)

1969年

№01841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7月19日)

№1040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1969年8月6日)

№11882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8月15日)

№11883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9月1日)

№25457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1969年9月11日)

№10284 苏共中央致各兄弟党的通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情况(1969年9月11日)

№13862 哈巴罗夫斯克党委致苏共中央报告：讨论苏中领导人会谈(1969年9月22日)

№1041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1969年9月24日)

№11959 米赫也夫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1969年9月25日)

№01838 驻越使馆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1969年9月29日)

№21507 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1969年10月2日)

№2289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与中美苏三角关系(1969年10月9日)

№2299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中苏关系(1969年12月15日)

№2289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赫尔辛基会议、中美苏三角关系等(1969年12月20日)
1970年
№1041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在内部出版中共简史的建议(1970年7月29日)
№06765 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1970年8月28日)

1967年

№2571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1966年的中美关系 [92] (1967年1月10日)

……

美国和中国都是在谨慎地试探对方的意图，寻找调解双方争论问题和今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中国领导人加强反苏的分裂方针是1966年美国对华政策中出现新动向的基本原因。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自己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弱势，千方百计地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不使美国有机可乘进攻中国。

……中国领导人加强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逻辑……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与美国的紧张局势，在斗争中利用美国，甚至试图挑起苏联与美国直接冲突。

腊斯克于10月7日与匈牙利的佩特尔部长举行的会谈中宣称，美国“与北京的外交接触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1966年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新动向并不表示两国之间关系正常化发展得很快”。存在一些重大的客观障碍，它们暂时难以克服，首先是台湾问题、越南问题等。

……中国领导在越南问题上追求自己特殊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目的。他们想借越南人的手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手破坏美国的军事威信，将美国从东南亚排挤出去，而中国人把东南亚看作为他们传统的势力范围……

陈毅于1966年8月23日在与波兰大使克诺泰的会谈中直截了当地说，不相信“美国会对中国进行侵略”。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2，л.1-6

№25478 国防部的报告：关于中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武官的态度 [93] (1967年1月12日)

……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相比，中国的权力机构对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武官公开表现出好感。比如，1966年9月30日在中国政府举办的建国17周年招待会上，所有武官中仅邀请了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官。

……1966年11月底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对外联络处的邀请，我驻华武官参观了军事博物馆。

……参观结束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开始就现代革命问题进行“授课”。在我武官问参观是否已结束时，博物馆工作人员回答，参观博物馆已经结束，但计划中还有关于现代革命内容的会谈。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3，л.3-4

№25484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大批中国驻外机构人员被召回国 [94] (1967年1月20日)

……

可以推测，将大量外交人员和技术人员从驻外机构召回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努力清洗自己驻外机构中不合适的工作人员，即那些因某种原因得不到政府信任的人，并将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拥护者派去充实驻外机构的空缺。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1，л.8

№25704 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关于中国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遭遇 [95] (1967年1月25日)

……

69名留学欧洲的中国大学生途经莫斯科时，向革命导师列宁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墓敬献花圈。悼祭仪式以后，学生们朗读了毛泽东语录。苏联军人和民警推搡和殴打中国女学生。我们学生正唱着国际歌的时候，苏联一群军警和便衣警察包围了他们，并残酷地殴打了我同胞，制造了一次闻所未闻的严重流血事件。

……

АВПРФ，ф.0100，оп.54，п.228，д.11

№25721 谢米恰斯内致葛罗米柯报告：关于中国留学生在列宁墓附近的活动 [96] (1967年1月25日)

……

中国留学生得到允许(安放花圈)后……排在苏联公民的队伍后面，他们安静地走向列宁墓前。在入口处将花圈安放在警察给他们指定的地方以后，他们不愿进入陵墓，拥挤在入口处，拿出毛泽东语录后，他们开始高声朗读……对要求他们别拥挤在入口处的建议，他们拒绝了，并开始唱国际歌。后来在民警队和苏联公民的积极参与下，他们离开了陵墓，被挤出了红场。

……应该指出的是，只是警察的介入才防止了苏联公民对中国人进行更多的肢体攻击。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2，д.12，л.1-2

№25975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联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1967年2月3日)

…… [97]

苏联的立场。在第16届联大会议讨论“香港华人难民”问题时(1951年以前和1956年，当时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边境是开放的，随后到1962年有100多万人移居香港)。苏联代表团发言反对讨论这个问题并表示，在香港生活的华人并不是政治难民，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中国公民生活的干涉。

在第16届联大会议讨论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宣言的执行情况报告时，苏联代表在发言中指出，像香港和澳门这类脱离祖国，现在仍处于殖民主义占领下的领土，毫无疑义，是另一个独立国家的组成部分，应该由后者收回，就像印度和达荷美收回其固有领土一样。还应强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益以前，联合国的任何机构都不能研究香港和澳门问题。

在1962年12月12日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指出，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怂恿中国采取一些其自身认为不合适的行动是不正确的。中国政府考虑到了目前形势和实现的可能性。“但是，当到了中国朋友意识到这种局面不能容忍时，他们会厉声说：‘收拾东西，滚蛋!’我们将对这一步骤表示拥护。但在做这件事时，要让中国朋友自己去做。我们不能催促他们”。

从1948年到1962年，苏联代表只是在前往日本和其他国家中途过境时到过香港。苏联驻中国商务代表在1962年5月、1964年2月和1966年末到过香港。入境签证是从英国那里拿的。苏联记者一直驻留在香港。在回国后他们发表过关于香港的报道。(《消息报》1964年4月29日，《真理报》1964年5月27日)

苏联对外贸易组织全苏联合公司各类商品出口公司、医疗器械出口公司等同香港一些公司有过商业接触(年贸易额达200万港元)。还要指出的是，全苏对外贸易公司“国际旅行社”、“民用航空公司”和其他一些机构同香港公司之间在空运和旅游等问题上有过接触。苏联机构在进行这类接触时所遵循的原则是，香港是被“强占”的中国领土，而不是“殖民地”，或“自治地区”。所有的接触都未超过商务问题的界限。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7年2月3日

第440号

文号102/двнс

1967年2月10日

文本10сэ/зс，аа

1967年2月3日

第440号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31，д.31，л.10-11

№25707 苏联政府的声明：抗议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受到围攻 [98] (1967年2月4日)

……从今年1月26日起，白天和夜里都在苏联大使馆附近发生了激烈反苏的集会，并组织了这样的示威游行。

……被反苏的宣传蒙骗的一群中国居民肆无忌惮地在苏联大使馆周围举行了篝火集会，焚烧苏联领导人的肖像。

2月2日，在首都的大街上挑衅者拦截了两辆汽车……汽车里的外交人员想为使馆和其他驻京苏联工作人员的妻儿购买车票……在16个小时内肆无忌惮的人群对这些外交人员采用了挖苦、污蔑、人身攻击的恐吓和其他心理恐怖手段。

……苏联临时代办十多次要求会见外交部的代表。

……对苏联临时代办的请求给予了示威性的拒绝……甚至切断了苏联大使馆试图与外交部联络的电话。

……中国当局的行为引起苏联人民的义愤。苏联政府认为必须警告中国政府，苏联人民的忍耐是有限的。

苏联将保留根据当前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自己公民的安全和合法利益。

АВПРФ，ф.0100，оп.54，п.228，д.11，л.105-107

№25738 费留宾与越南等国驻苏代表会谈纪要：通报苏联驻华使馆被围攻情况 [99] (1967年2月4日)

2月4日，Н.П.费留宾接见了一些驻苏的大使和临时代办，其中有越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向他们通报А.Н.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以及苏联政府的声明(声明已刊登在报上)。

Н.П.费留宾(对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声称，“由于中国发生的事件，我们决定对中国的挑衅予以回击”。

……

2月2日，苏联外交官乘坐两辆汽车去为自己的家属购买回苏联的机票，被红卫兵扣留了16个小时。

2月1日，苏联大使馆附近有4名大使馆工作人员遭到袭击。

1月31日，运载专家的苏联客机降落在北京加油，被革命群众包围。

……

АВПРФ，ф.0100，оп.54，д.227，л.9-15

№25710 拉兹杜霍夫发自北京的高频电报：中国外交部的重要通告 [100] (1967年2月6日)

……当地时间20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给我们发出了“重要通告”。

“现在我们通知你们，从现在开始，你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暂时不能离开大使馆。否则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由此引起的后果由苏联大使馆自负。”

大使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保证去机场为妇女、孩子送行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安全返回使馆驻地，对乘坐21名工作人员的汽车放行，让它返回使馆。汽车已经被拦截了3个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员对此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接受抗议，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坚决支持我国群众的革命行动，他们都对中国外交官在莫斯科遭受的迫害感到愤怒。所有离开了机场的使馆工作人员，由于不能进入使馆驻地，都待在波兰大使馆。

葛罗米柯将此电报分发给政治局的各成员。

……

АВПРФ，ф.0100，оп.54，п.228，д.11，л.125-126

№25959 萨姆萨利耶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函：加强中苏边境地区军事教育工作(1967年2月15日)

致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

近年来，尤其是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阿特巴什、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乌兹根和阿赖等地区的军事爱国主义和国防工作已得到很大改善。在适龄入伍和入伍前年龄青年中，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更有制度性。但对于其他人口，这项工作进行得不系统，并不总能满足相关要求。

应党的二十三大决议、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和这些边境地区当前形势之要求，各区党委、共青团、区执委、区军事委员会、社会组织在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工作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仍无法完全胜任他们所面临的任务。

究其原因，当然很多：这些地区所占面积大，道路网络薄弱、交通工具不足，区党委、共青团、区军事委员会在编人数少，懂行、善于从事国防工作的骨干匮乏，全苏支持陆海空志愿协会组织缺少必要的物质基础，以及这些地区距离共和国中心大城市太远，等等。

为了强化这些边境地区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整个国防工作，在短期内提高人们的军事素养，我们应在国防动员和防御能力方面采取如下举措：

1.最近，召集党和共青团会议，通过说明中国事件的本质，动员各居民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企业和机关积极分子，提高上述地区全体居民的警惕性。

在所有居民点人口中开展解释工作，尤其注意提高人们的警惕性。

为开展这项工作，应重视素质较高的党员积极分子，提前对其作相应指导。

责成党和共青团基层组织，通过定期召集座谈会、报告会和讲座等方式，宣讲党和政府决议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成就，揭露毛泽东分子的反苏宣传，加强民众的政治军事警惕性，教育人们与间谍、特务和各种破坏分子作斗争。

及时、准确地向党和苏维埃上级机关通报边境各居民点形势、居民情绪及其政治思想动态。

在所有地区建立印刷所和区报编辑部。

2.把军事教员列入固定编制，强化上述地区区党委班子。在位于边境的奥什州党委中设立军事部。

3.把军外训练处列入区兵役局固定编制(配置军官2—3名，士兵2—3名)，责成其负责兵役适龄青年和兵役前青年的军事训练，以及当地居民的军事培训工作。

4.组建丘普斯克区军事委员会，以便杰特奥古兹斯克区军事委员会能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本区工作上。

5.为提高征兵纪律，兵役人员登记的真实性及其动员准备，应在各边境地区村苏维埃设立兵役办公室，并安排固定兵役登记人员。

6.在所有中学、技校和职业学校设立军事教导员。确保边境地区学员军训教学课程的必要物资供给。

7.用经验丰富的干部充实到边境地区的全苏支援陆海军志愿协会组织。在各地区中心设立全苏支持陆海空志愿协会组织教学点，并配备必要的技术装备和武器。在边境各地区集体农庄和企业建立射击武器研究、汽车修理、无线电技术基础等小组。

对当地居民进行必要的普及性军事训练。

8.为提高各地区的动员准备能力，应给各村苏维埃部门开设动员集训班，培养其完成信息通报和物资供应等工作的能力；给汽车运输企业、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负责人开设集训班，培养其为军队提供技术保障的能力。

9.确保各居民点与区中心的电话联络，区中心与伏龙芝市，以及阿赖和乌兹根等区中心与奥什市的无线电通讯联系。

加速建设丘普斯克区的通讯枢纽。建立边境附近所有居民点的二十四小时通讯值班制度。

所有区兵役局都要建立能与伏龙芝和奥什市保持联系的无线电站。

10.体育协会和组织应采取针对所有——尤其是边境各地区——青年的体育训练，并授予综合素质达标者“时刻准备保卫祖国”的徽章。

共青团组织要在青年中积极开展军事爱国主义素质教育。举办运动会、军事游戏和组织青年到军事名胜地行军。

11.要使位于雷巴奇耶、普热瓦利斯基、纳伦、乌兹根等城市和阿赖地区的民用机场能用于军用飞机起降。为这些机场装备必要的导航和防空设备。

12.改善道路网络，尤其是那些能够通往边境的居民点线路。扩大桥梁的载重及其通过能力。

13.扩大客车停车场，确保各居民点与区中心之间乘客能够更宽松、稳定的通行。

14.实现所有居民点的无线电化，确保与外界联系通畅，以便必要时立即向居民发布相关信息。

15.组建地方自卫队。由预备役军人和适龄入伍青年组成。从部队军官和军士中选拔经验丰富者作自卫队的指挥官。

在遭到进攻的情况下，由区党委和区军事委员会与边防军指挥员一起共同制定自卫队行动计划，以便与边防部队的行动相互协调。

16.在区军事委员会或边防警备队储备用以武装自卫队的武器和装甲布雷车弹药。

17.事先研究，当遭受进攻情形下在可通往国土腹地的山路、山道上设置鹿砦的可能性。为此，须预先勘察当地地形。在边防部队储存必要炸药和其他引爆装置。

18.应建立预案利用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快速向遭到进攻威胁的自卫部队空投武器和爆炸装置。

19.责成医疗机构严密监视水源，尤其是源自边境的河流和小溪的卫生状况，检测其污染状况。

20.每个居民点都要有由当地人组成的志愿卫生队。

建立能够提供基本救助的药品“应急储备”。预案撤退方式。

21.在区中心储备充足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必需品。

22.各地区都要预备把儿童和妇女撤往国家腹地的计划。为此，应事先预备必要的交通工具。

23.边境居民点义勇队保卫通讯枢纽，以便在通讯线路故障情况下仍能以其他方式确保与区中心的联系。

24.加固主要的，尤其是那些最容易抵达我国边界的边境居民点的工事。

25.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应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各边境地区国防工作的组织和实施等所有行动。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军事委员

萨姆萨利耶夫少将(签名)

1967年2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71—1076页

№25962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措施(1967年2月16日)

特别卷宗(手写)

绝密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7年2月16日第3次会议第38号决议记录

关于落实苏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决议的措施

1.接受苏共中央今年2月10日“关于加强对华无线电宣传”的决议，并责成相关领导予以落实。

2.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附属电视广播委员会确保无线电宣传工作的切实有效开展，具体涉及以下方面：

——揭露“文化革命”的本质及其对中国人民的严重危害；

——对成为“文化革命”牺牲品的党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中国社会其他集团的现状进行报道；

——展示中国在国际舞台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日益孤立，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对反帝斗争和反击美国侵略越南诸事业的危害，中国领导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揭露中国经济政策的不切实际、违背社会主义规律和党内民主，以及对劳动者利益造成的损失；

广泛利用以前的，尤其是中共中央第八次、第十次及其他全会决议，以及毛泽东发表的言论，以揭示毛泽东集团背离了中共以前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符合中国实际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决议；

——强化专门针对中国各军区的广播宣传；

——通过广播定期播放各行业苏联人，尤其是劳动英雄的言论，以具体事实揭露所谓苏联人对毛泽东及其事业抱以同情的谣言。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Т.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77—1078页

№25723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整理的材料：1967年1—2月中国的反苏运动 [101] (1967年2月25日)

……

中国领导集团把反对苏共和与苏联政府进行政治斗争作为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目的，并把它们作为实现霸权与大国主义目标最主要的阻碍，在很长的时间段内进行大规模的反苏运动。与苏联作斗争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的决定，该决定巩固了反苏为党和国家的官方政策。就是这些决定成为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组织的挑衅以及1966年8月20日开始的其他反苏活动的基础。中国方面在1967年1月底在北京对苏联和苏联大使馆的挑衅和敌对行为……是中国发动的民族主义及大国沙文主义逻辑的延续，为加强该民族主义以及大国沙文主义，去年12月底以及今年1月它们指责苏联“军队在中苏边界进行集结”以及“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

新的反苏运动的开展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是毛泽东与其集团之间为了争夺权力而在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斗争。反苏挑衅组织者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人民对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中的失败和错误产生的不良情绪，为了表明冒险的反苏方针得到全面的支持，以便在反苏的基础上团结全国人民，把意志不坚定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在中国国内加强反苏尽快建立起一堵中苏人民之间的“万里长城”，使之完全消除苏联的影响和马克思列宁思想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在中国的影响。按毛泽东及其一伙的设想，这样可以减轻对敌人的斗争，以便掌控权力和证明军事官僚独裁手段的正确性。

中国领导集团燃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火焰，目的是完全置两国之间的关系于不顾，甚至与苏联彻底决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谈到过与苏联分裂，甚至打仗的可能性。今年2月5日，陈毅在接见西安高等院校联合兵团和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司令部的代表时说，“苏联问题可能有所发展，可能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也可能打仗。你们这里(西安)以及东北和内蒙古会成为前哨”。

……可见中国在实行分裂方针的同时，也担心走这一步棋所引起的后果，试图让苏联首先在这方面采取行动。可以认为，这就是他们在这一时期使中苏关系极端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次反苏的举动也是有预谋的，它们得到政府和当局的鼓励。众所周知，新的反苏浪潮的起因是今年1月25日在莫斯科红场上中国挑起“痛打”中国留学生的事件。第二天傍晚时分，市中心和通往我们大使馆的街道贴满反苏的传单、招贴画和大字报，在这次挑衅性运动过程中，这些宣传品的数量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恶毒。

从1月26日傍晚到2月13日无数人群拥堵了大使馆的大门，有时候也阻止大使馆的交通工具。人群中装在宣传车和装在大使馆工作人员住所对面的每隔40米的电线杆上的高音扬声器日夜不停地传出俄文和中文的叫骂声、对苏联及其领导人的诽谤声、对苏联使馆及其工作人员的威胁声……他们要求苏联人出来向中国人“低头认罪”。类似的威胁和要求在中国官方人员的声明中随处可见。例如，今年1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副主任声称：“中国人民绝不会任人欺侮，在修正主义没有承认错误之前，我们决不罢休。”……

……大使馆遭受了物质损失……大门里面挂着苏联领导人形象肮脏的肖像、各种模型、标语等。大使馆驻地满是燃烧的物品和反苏传单。使馆工作人员……靠近大门的时候，中国人就往他们身上扔石头和其他杂物，洒涂料……

……为了使反苏的歇斯底里更加高涨，与1966年8月对围绕大使馆的胡作非为者的态度不同，他们对待这次事件更加正式，中国政府为“受害者”派两架专机去莫斯科……

……让陈毅代表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向“反修战士”表示“深切的同情”。今年1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代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林彪给参加莫斯科挑衅的留学生发去了一份电报，把学生的行为看作“一次国际阶级斗争的严峻考验”。

为期17天的狂热反苏活动刚一结束，今年2月11日在北京体育场组织了一场10万人的大会，大会的名义为“反对苏修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中国留学生、反对苏联修正主义匪徒冲进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并毒打中国外交官的法西斯罪行”。在群众大会上，周恩来说，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着他无视明摆的事实，说：“我们不应该采取他们采取的暴力手段。我们没有冲击过他们的大使馆，也没有殴打过他们的人。我们允许他们进行正常的外交活动。”

……只有苏联人民的英勇精神和坚毅精神才使我们在机场发生的拥堵和殴斗中避免了牺牲。此时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曾想挑起一桩血腥事件。

……在机场，流氓胡闹了三天三夜，用俄文和中文广播了命令：“这里正进行反苏修的斗争。谁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就走，否则我们不负责任。”

……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声明，流氓不放走被扣的苏联工作人员，他们决不回去。

……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工作人员确保我们大使馆的生活需要(食品供应等)。

……他们给我们提供情报。

……法国、英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瑞典、丹麦机构的领导和工作人员给我们一定的援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2月6日声明，“革命群众的反抗是完全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务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断言，“革命群众的行动是正义的”。

……对我们的抗议以及保证2月6日护送妇女、孩子去机场的苏联工作人员安全进使馆的要求，外交部代表说，“绝不接受你们的抗议，我们坚决支持我国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他们对中国外交官员受到法西斯镇压义愤填膺”。

……在三周规模巨大的反苏运动期间，毛泽东及其一伙人使苏中关系更加尖锐，几乎达到断交的边缘。为何他们在此悬崖勒马了呢？

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领导层中对这个问题意见不一。看来，里面有一股势力认为保持与苏联的关系在现阶段对中国有利。毛泽东及其一伙为掌控权力的尖锐斗争，其结局尚不明朗，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采取的行动所引起的不良反应可能也影响了这个。中国人没能使苏中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是苏方坚定的原则立场，即1967年2月4日苏联政府的声明、部长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的发言以及他今年2月2日给周恩来的信件，苏联外交部的声明以及苏联没有受中国进行的挑拨而表现出的极大的耐心。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2，д.12，л.20-35

№2548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关于中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 [102] (1967年3月1日)

……

“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是由毛泽东集团建立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中国的国家机关和民众各阶层出现强烈反对毛泽东领导的反对派的时候，作为对付自己政敌的斗争工具。

……在与反对派势力的斗争中利用了在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人，按毛泽东派的打算，本应制造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幌子以针对他们的反对派，假借斗争以“捍卫毛泽东思想”，“反对资产阶级蜕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等等。

……自1966年年底开始，当时毛泽东派与反对派的斗争更为尖锐，毛泽东集团给自己提出的直接任务是“彻底夺取党、国家和经济的所有权力”，中国到处出现了新的所谓“造反派”组织，意为“造反”……毛泽东派的用意是，“造反派”应该是来自各阶层更为广泛的毛泽东派拥护者，是一个更为“成熟”——与“红卫兵”相比——更有力量的组织，它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夺取政权”并摧毁反对派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机关。

“造反派”组织听命于毛泽东及其集团，是对国内实施“军事恐怖”专政的幌子，其主要依靠的则是军队。

……

手写批注：

该报告分送给中央政治局各委员。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29，д.23，л.198

№25961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群众性保卫工作(1967年3月2日)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7年3月2日第17次会议第40号决议记录

苏联国防部致函吉尔吉斯奥什州党委，吉尔吉斯阿尔泰、乌兹根、阿特巴希、杰特奥古兹斯克和丘普斯克等区党委、区执委和其他清单上的组织，以及丘巴罗夫、图尔古诺夫和加尔金等同志

关于落实苏共中央政治局1967年2月4日决议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如下：

1.兹批准，加强附录所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界地区居民和义勇纠察队的群众性保卫工作的举措。

2.责成奥什州党委和州执委，阿尔泰、乌兹根、阿特巴希、杰特奥古兹斯克和丘普斯克区党委和区执委，以及吉尔吉斯共和国各部委和部门，制定和采取具体举措，以强化本决议所列边境地区的群众性国防工作。

3.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共和国社会秩序保卫部，认真研究边境地区的居民构成情况，必要时可建议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迁移那些不愿在边境地区居住的人口。

4.责成吉尔吉斯共和国财政部和共和国国民保卫部，研究关于将国民保卫后补单位列入边境地区区执委固定编制。

5.就在丘普斯克区组建兵役局，以及把由2—3名军官和2—3名公务员组成的军外训练处列入边境地区兵役局固定编制等问题，请求苏联国防部批准。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Т.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附件：

关于加强与中国交界边境各地区居民和志愿义勇队的群众性国防工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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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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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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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79—1084页

№25677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朝鲜与中国关系开始疏远 [103] (1967年3月7日)

……

现在朝鲜和中国之间关系的特点是“朝鲜领导人在逐渐脱离以前单方面地跟随中国”。

在1958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朝鲜与中国之间相互比较亲近。

……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如下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贸易、经济和军事合作方面。

……

……中国领导为了加强自己对朝鲜的影响，竭力扩大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自1962年年底起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关系特别积极活跃，当时苏联没能满足朝鲜人要求增加无偿军事援助的请求。1963年3月，中国的一个军事代表团非正式地访问了平壤，签署了关于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协议。据某些资料称，中国人承诺一俟朝鲜发生军事冲突，将派遣100多万名自己的战士去那里。

可是很快朝鲜的立场发生了变化：

……越南事件对朝鲜领导起到了很大的觉醒作用，越南的例子使朝鲜人深信，毛泽东及其集团为了自己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目的不仅会牺牲越南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会牺牲朝鲜人民的利益。中国方面不止一次地企图推动朝鲜人以“援助越南的方式”加剧南朝鲜的紧张局势，而不考虑现实状况及后果。

苏联与朝鲜关系的改善引起了北京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试图阻挠朝鲜脱离亲中国的方针这一令他们不愿看到的过程。在1966年4月6日谢胡访问北京之际，中国人对参加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工作的各党提出了“修正主义、宗派主义”的指责，金日成将中国人的这些攻击看作是对劳动党内部事务的干涉。

……苏联与朝鲜的经济协议签订后(1966年6月)很快作为回应，中国人开始使中朝关系发生困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机构开始对朝鲜商品的质量提出各种投诉，要求供应稀缺产品并拒绝提供部分生活上对朝鲜十分重要的商品。1966年中国急剧削减了对朝鲜供应的植物油、大豆，1967年1月削减了硫黄和几种工业原料的供应。中国当局禁止朝鲜渔民在中国沿岸捕鱼。

……劳动党领导人不满意中国人反对从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派遣志愿者，不顾因北京阻挠带来的困难，以专家的形式向民主越南派遣了将近100名朝鲜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

……平壤对中国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相关的事件进行了谴责。朝鲜的报刊不直接说中国人，却发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章。金日成在劳动党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不应容许有“左”倾过火行为，人为地展开猛烈的阶级斗争……

……金日成在秘密会谈中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难以置信的发傻”。金一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大致也是这样消极地谈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据获得的消息称，在劳动党的党组织内部会议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看来也是同样目的，朝鲜领导人在1966年罢免了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金昌满、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安权(ХаАнЧен)以及其他一些朝鲜领导人，这些人是中国思想对劳动党影响的主要传播者。]

最近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红卫兵报纸的报道，对朝鲜和劳动党领导的对内政策方面散布了诬蔑性的言论。开始使用“朝鲜的修正主义”这一术语。中国领导人在会见红卫兵时表示，“朝鲜也很快要滑向修正主义”，中国的东北部是“面对三个国家的前沿阵地，即苏修、蒙古和朝鲜修正主义”。

报纸和红卫兵的传单上散发的关于朝鲜似乎发生了军事政变的消息引起了朝鲜领导人的激愤。今年1月26日刊登的朝鲜中央通讯社官方声明中，红卫兵企图“将世界公众舆论引入歧途”等诬蔑之词遭到了朝鲜的强烈谴责。朝鲜公共安全机构在1966年12月和1967年2月先后两次禁止中国大使馆准备的让中国学生在苏联驻平壤大使馆周围举行反对苏联的游行。

劳动党偏离北京立场的行为使中国领导人很气愤，他们已经开始采取极端措施。根据苏联驻平壤大使馆的消息，中国人开始加强自己与朝鲜的边界，人为地制造边境事件，破坏有关和平解决叛逃者问题的协议，重又开始对白头山(即长白山)上朝鲜和中国的边界问题进行争论等。

与此同时，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对北京分裂主义冒险行为方针的支持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彻底地站到了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立场一边。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劳动党的观点并不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路线相一致。朝鲜领导人对待苏联共产党十分警觉，毫无根据地放肆地批评它的政策，又常常是虚伪的。在秘密会议上金日成和其他劳动党领导人基本上支持我们党的所有对内和对外政策，包括他们积极响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2月(1966年)的全体会议。但是没有向劳动党的广大党员群众通报这次会议，朝鲜的报刊对苏联共产党全体会议只字不提。

劳动党10月(1966年)会议正式宣布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既反对“当代修正主义”，又要反对“左倾机会主义”。金日成在党代会上着重指出，劳动党永远不会“随着别人的笛声跳舞”，与所有的兄弟党“建议”实行严格独立政策。强烈地强调自己立场独立性的同时，朝鲜领导人以此表现出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分歧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没关系，竭力与不管是中国还是苏联都保持正常关系。

АВПРФ，ф.0102，оп.23，п.112，д.24，л.5-12

№25974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的政治经济状况(1967年3月14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第391号文

关于香港的报告

香港是英国在中国东南海岸的殖民地，坐落在九龙半岛、香港岛和其他几个小岛上。香港由殖民地和“租借地”构成。

1.概述

领土——398.25平方英里(九龙——3.75平方英里，香港岛——29平方英里，新界——365.5平方英里)。

居民——382.3万人(1965年末)；98％的居民是华人。

行政中心和主要港口——维多利亚(居民——约100万住户)。

语言——英语和汉语。

2.政治发展和领土管理

香港从1842年起就是英国的殖民地。所谓的“新界”是位于中国沿海的一块土地，根据1898年协定，中国把这块土地和一系列小岛及其附近水域租给英国，租期99年。1941年12月，英国殖民地被日本军队占领，日本军队在那里占领了三年半。在日本占领期间香港人口减少到60万人。赶走日本人后，恢复了文官统治，殖民地人口快速增长，到1947年时已达180万人。1950年，香港政府开始限制华人进入殖民地，但是，秘密移民仍在持续，人口过于稠密一直是香港的重要问题。

殖民地由英国总督管理，在总督之下有司法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

司法委员会在1964年7月扩大，现在由4名当局代表、8名官方指派代表和13名非官方代表组成，其中华人9名，印度人1名。法律由总督颁布。司法委员会履行总督治下的咨询职责，对殖民地的财政和开支实施监督。

执行委员会由5名殖民当局代表，1名官方指派代表和5名非指派代表组成，其中华人3名，葡萄牙人1名。执行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就各类管理问题向总督提供咨询。总督既是司法委员会主席，也是执行委员会主席。

政府通过香港殖民地行政长官总的领导下的各司来实现其行政职能，香港殖民地的行政长官要协调约30个司的工作。

就连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也多次承认，香港当地居民被完全排除在领土管理之外，尽管在类似的非洲国家居民参与某种程度的管理已有20年时间。英国议员詹姆斯·琼森去年到过香港，不久前他在下议院表示，香港是少数白人统治百万华人的典型例子。他说：香港同南罗得西亚之间有某种可比性。

联邦国务大臣哈尔特在答复琼森时说道，她同意这个意见，但是，香港在其他各殖民地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它同中国存在的关系，所以不能考虑香港自治和司法委员会选举的问题”。(《每日电讯报》1967年1月)

英国政府在香港拥有大量武装力量：海军、志愿兵兵团和空中辅助力量，军费主要靠殖民地。负责殖民地事务的书记官李告知，未来4年香港每年需为英国军队缴纳军费452.25万英镑。香港还承担防务工程加固的责任，香港每年防务开支总额达500万英镑。(《每日电讯报》1966年12月21日)

3.经济和贸易

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香港是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集散中心，地理位置奠定了香港经济的基础。战后时期香港建设了一系列各类工业企业，但和以前一样，由于自然资源有限，必须进口粮食和本地工业所需的原料及设备，其经济继续依靠港口。服装和纺织品生产在香港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产品的一半以上供出口。铁矿、铅矿、钨矿、石墨和陶土开采量不大。1965年企业工人数量有60万人。旅游业是殖民地的主要收入来源。有40万人从事服务业。

捕鱼业发达。拥有联邦国家各港口中最大的渔业船队，渔船的数量共有9400艘。

农产品在经济中的份额不大。几乎所有的可耕地都集中在新界。主要的农产品有：大米和蔬菜。养殖牛、猪和家禽。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内部需求。1965年从事捕鱼业和农业的工人数量有11.26万人。

对外贸易额(亿港币)(1港币=1先令3便士)

1951 1961 1964 1965

进口　48.64 59.69 85.5 89.64

本地商品出口、转出口　44.32 99 13.55 15.02

主要进口种类：工业品(占进口总额的31％)、粮食(23％)、机器和交通设备(13％)、原料、化工业品等。主要出口种类(不包括再出口)：服装(35％)、纺织品、鞋子、电工器材、金属制品、水果罐头等。

1965年香港商品的主要出口国有：美国(34％)、英国(17％)、新加坡(3％)、日本(3％)、加拿大(3％)、澳大利亚(3％)。商品再出口的主要对象国是：日本(17％)、新加坡(14％)和印度尼西亚(10％)。

1966年香港政府和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按照该协定，美国进口香港纺织品的限额是英国的两倍以上。

4.教育和医疗卫生

1965年殖民地共有2281所学校，91.4万名学生和3.07万名教师。一半以上的学生在小学学习(62.76万)。大部分小学都是为华人居民设立的，中学英国人的孩子占多数。香港还有技术专科学校(全日制学生1270人，半脱产学生10288人)和两所大学。香港大学建立于1911年，系别：艺术学系、科学系、医学系、建筑工程系和东方学研究所。1965年有2203名学生在大学学习。香港中文大学建立于1963年，有3个系：艺术系、商务系和社会科学系，1965年有1871名学生。还有3个师范学院(2170名学生)。1965年9月，有2319名学生从香港前往英国留学，981人——美国，383人——加拿大，213人——澳大利亚。[《联邦实况》(Fact Sheets on the Commonwealth)，香港，第4页]

殖民地有39家医院13000张病床。将近2％的成年人患有肺病。每10万居民中有3359人死于各种形式的肺病。霍乱定期爆发。

5.劳动人民状况

同其艰难的生活水平相适应，香港华人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地位。英国议员琼森在发言时表示：“香港工人的状况与目前掌权的自由党所标榜的原则不相适应。”妇女和儿童每周工作60小时，每年加班量达到100小时。琼森说：“对于总督治理下的殖民地和最终向议会负责的当地政权来讲，这是极其令人气愤的事。”(《每日电讯报》1967年1月)英国政府暂时只是希望在调整妇女和儿童的工作时间方面，近期会有进一步的举措。

《卫报》刊登了议员Л.耶格尔从香港发回来的信件，他讲述了香港居民简陋的居住条件，近400万人居住在面积不足400平方英尺的住宅内。通常家庭成员都居住在同一间房里，尽管有2万间私有住宅处于空置状态。学校常常设在住宅的顶楼，供孩子们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学习，而晚间则又是供成年人学习的夜校。(《卫报》1967年1月6日)

英国资本家威廉·戈登在《星期日电讯报》刊登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守住香港的》中写道：如果英国不向居住在香港的华人提供帮助，那么，他确信他们将会成为共产党人，香港将不再是英国的殖民地。(《星期日电讯报》1966年4月17日)

6.英中关系中的香港问题

1966年，中国政府两次抗议美国利用英国的殖民地香港作为军事基地。在最后一份抗议书(1966年12月末)中指出，英国允许美国第七舰队把香港作为一个辅助的基地，就意味着允许对河内和位于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的中国大使馆进行空袭。在照会中，中国政府暗示，英国此举可能招致香港华人的“反感”。

在中国政府的声明中指出：“中国人民及其在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强烈谴责美国和英国之间卑鄙的帝国主义合作。他们对英国自由党政府听从美国的要求把香港变成美国的军事基地表示严重的不满和强烈抗议。如果英国继续一意孤行，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每日快报》1966年12月30日)

英国政府在回应中国的抗议照会时狡辩说，香港永远不会被用来充当美国海军的军事基地，美国远东部队只是利用香港来“休息和给养”。

同时，1966年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发生的事件令英国非常紧张，它开始对自己的殖民地香港感到不安。《每日电讯报》在评论中国事件时指出，英国密切关注着任何一个信号，距离中国海岸40英里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很有可能成为“红卫兵”清单里的下一个目标。

但是，看来中国政府并不希望同英国的关系严重恶化，剥夺英国对香港的占领权，因为香港位于东南亚海空交通线上，是最大的货运中心。香港是中国获取大量外汇的来源地，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基地。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Б.丘季诺夫(签名)

发送4份，送：欧洲司(2份)、军事情报局，归档

1967年3月11日

АВПРФ，ф.69，оп.59，п.239，д.29，л.222-227

№25976 纳西诺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1967年3月22日)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

1967年3月22日

第539号文

致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Н.Г.苏达利科夫同志：

现把葡萄牙驻联合国代表团在今年3月4日及蒋介石政府要员在今年2月15日分别就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致秘书长的信件的副本发送给您，以便加以利用。

附件：上述文本。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顾问

Е.纳西诺夫斯基(签名)

文本2份：发送，归档

1967年3月__日

附件一：

纽约

1967年3月4日

第9号

尊敬的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代表我方做出如下告知：关于中华民国常驻代表在1967年2月15日信函中(参见第56 168号)所提及的问题，我方所采取的措施，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完全符合其职责范围的；实施这些举措，旨在有效抑制和阻止非法活动以及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机构和组织。大量自称为“难民”的人员并不具备良好的信用，并且隐瞒了他们的真实目的，这无疑将危及澳门当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毫无疑问，葡萄牙政府既没有违背任何人道主义原则，也没有无视于任何国际公约，并且…… [104]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

附件二：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纽约东42街201号，邮编：10017

参见56 168号

1967年2月15日

尊敬的阁下：

根据我国政府的指示，我谨代表我方告知阁下：1966年12月23日，葡萄牙政府澳门殖民当局强行关闭了澳门的华人难民救援机构及学校。随后，澳门当局还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强行将7名华人难民驱逐至中国大陆。近日，另外两批华人难民——其中一批为14人、另一批为5人——也同样被强行遣返给中共当局。

葡萄牙当局的这些行为，明显违背了国际公约和惯例，并且完全无视人权原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作为缔约国之一的葡萄牙，其举措显然是对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中“不推回”原则的公然挑战。根据公约的第33条规定，任何缔约国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遣返至可能对其人身安全和自由构成潜在危险的领土境内。

由于在澳门的华人难民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请求将该议题传达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尊敬的阁下，我再次重申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锴(签名)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10017

附件三：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105]

纽约东42街201号，邮编：10017

参见56-368号

1967年4月10日

尊敬的阁下：

关于在澳门的中国难民问题，其中涉及1967年2月15日我方信函(56 168号)以及葡萄牙常驻代表团临时代办在1967年3月4日递交阁下的信件(9号)，根据指示，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做出如下声明：

1.根据1967年1月29日同中共当局签署的协议，葡萄牙澳门殖民当局已经承诺，将任何试图在澳门寻求避难或政治庇护的中国人驱逐或遣返至中国大陆。截至目前，总计36人的7批难民已被驱逐或遣返。

2.这些难民中，绝大部分为妇女和儿童，仅仅是为了逃避共产主义当局的压迫，然而，在葡萄牙代表团的信函中，指控他们试图在澳门从事任何可能“危及当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活动，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我国政府明确否认了相关指控。

3.葡萄牙政府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缔约国，曾庄严承诺将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国际义务。驱逐和遣返这些难民的行为，明显违背了这一公约，而葡萄牙代表团在其信函中将其行为称作“对任何政府而言，都是其正常职责范围内”的举措，实在令人难以苟同。

4.根据澳门当局同中共签署的双边协定，驱逐和遣返中国难民并非是偶然事件，已然演变成为葡萄牙当局的一项既定政策。这一政策是对1951年公约中关于对难民的“不推回原则”的公然蔑视，应该引起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和广泛关注。

我请求将该信函传达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

尊敬的阁下，我再次重申对该事件的高度关注。

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刘锴(签名)

致联合国秘书长

尊敬的吴丹阁下

纽约，10017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31，д.31，л.12 15、23-24

№25726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现阶段中国的对外政策及领导人的对外活动 [106] (1967年3月28日)

……

1966年上半年中国政策的特点是坚持执行政策的灵活性，积极地在世界舞台上开展活动，这一特点体现在刘少奇、陈毅访问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方面以及周恩来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基斯坦方面。

但是，战略上的改变并不能掩盖中国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只是他们过去推行的强硬方针的继续和证明。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从“强权政治”的立场来谈论问题的企图反映在1966年的三次核武器试验中。这种情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扫地，削弱了它的国际地位。

中国文化大革命和不断的核武器试验使东南亚国家闻风丧胆，这“证实”西方人士说的关于中国人为了达到目的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

……至今尚不清楚，对外政策问题在什么程度上被纳入中国现今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如何影响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活动。

……现阶段中国领导人的主要目的依然是：与苏联公开斗争、破坏苏联的国际地位、阻挠苏联政府一些重要的国际行动；进一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在亚洲、非洲，获取领导人的地位；与美国接触为了避免与美国军事冲突，中美关系正常化……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1，л.52-85

№25977 别谢金致利哈切夫函：与香港国泰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

民航部

国际航空局

莫斯科，А167，列宁格勒大街，37号

电话：К4-18-31

1967年5月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В.И.利哈切夫同志：

苏联民航局收到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关于签订商务合作协定和在中转站向旅客提供地面服务的协定的建议。

民航局认为，同上述航空公司签订这样的协定是适宜的，因为该公司可以飞往18个国际航空港，其中包括民航局飞机可以飞抵的雅加达、仰光和东京。

请告知您对同国泰航空公司签订上述协定的意见。

苏联民航部国际民航局局长

А.别谢金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31，д.31，л.17

№25978 利哈切夫复别谢金函：同意与香港航空公司进行商业合作(1967年5月29日)

1967年5月28日

第454/двнс号文

苏联民用航空部国际航空交通管理局局长

А.В.别谢金同志：

对您第24/4 52号信件的复函。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原则上认为，同香港国泰航空公司签订关于商务合作和向旅客提供地面服务的协定是可行的，其条件是，在条约文本中不能含有可能被解释为我们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或香港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术语。

同时，考虑到香港的现今政治状况，同公司签订协定的时间应当稍后确定。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В.利哈切夫(签名)

2ов/АД

1967年5月27日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31，д.31，л.18

№25979 阿扎鲁什金的报告：关于香港骚乱事件(1967年6月10日)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

1967年6月10日

第317号文

关于香港骚乱事件

(报告)

最近在英国殖民地香港出现了骚乱，形势严峻。按照当地(香港)消息灵通的华人和著名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香港骚乱是由北京方面的教唆引起的，他们利用九龙地区两个工厂突发的罢工，试图在香港制造“第二个澳门”。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所追求的政治目的，首先是宣传目的，即因英国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政策，向英国施加压力，转移中国居民对国内政治危机的注意力，在某种程度上回应苏联在香港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提醒英国人，中国在这一殖民地的影响力是很强的，并在适当的时候向英国提出自己的打算。

事件表明，英国当局并没有像葡萄牙在澳门的政权那样满足北京的要求(立即满足工人的要求；停止法西斯式的迫害；释放被捕游行示威人士；向受害者道歉，补偿他们的损失；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人没有实现预期的计划，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英国在香港的势力要比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势力更强，英国人还得到香港大多数倾向台湾或持反共和亲英观点居民的支持。

在遇到挫折后，北京开始寻找有利的解释，以便挽回面子。有这样一个传闻，说香港骚乱的组织者是从中国和澳门派到那里的，事后组织者被召回北京，好像是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在探讨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时，组织者将其归罪于“群众动员”方面。从广州派往香港的代表，他们严厉批评在香港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他们没能争取到居民的支持，在动员居民时首先不是使用政治观念，而是用钱(参加游行示威和罢工的人，每天发放10—15港元)。此外，在香港的领导人还向北京许诺，他们在行动中将会得到当地华人的广泛支持。只是根据这一许诺，北京就发表了致英国政府的声明，在声明中提出了上述五条要求。

根据香港亲北京人士提供的消息判断，现在香港各企业和机关中的亲北京分子都在秘密集会。他们向华人解释说，目前的局势不利于开展反对港英当局的积极活动。据此提出了新的方针：停止冲突；使用秘密手段制造令英国人不安的局势(其中包括小规模的罢工和抗议)；全力揭露英国当局的残酷手段；培养香港华人对英国人的憎恨情绪；全力支持和赞美中国；在组织方面采取措施团结力量。

可以把这些行动看作是中国放弃了最初的打算，策略变更为：在较长的时间内北京将坚持“制造小麻烦”，对英国人进行口头威胁(在中国组织抗议集会、发表声明等)，但考虑到香港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不会采取坚决行动。香港是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中国可以在这里通过出口自己的商品换取外汇。1964年中国对香港出口额为5.16亿美元，1965年——6.08亿美元，1966年——7.3亿美元。(《星暹日报》1967年5月21日)境外华人(在亚洲有1700万人)每年向自己的亲属和朋友汇款约2亿美元。(《曼谷邮报》1967年5月28日)

中国和外国的评论家的共同观点是，香港局势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近几年内北京不打算对香港采取激进的行动，不会为追求政治目的而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这些评论家确定，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是另外一种情况：北京事实上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控制，葡萄牙当局满足了他们的全部要求，这些要求现在没有不得到解决的，暂时不会再听到北京的意见了。香港和澳门联系紧密，澳门的大部分生意都掌握在香港人手里。按照《纽约时报》的评价，澳门每年给北京带来4亿美元的收入。实际上，澳门和中国(内地)的边界形同虚设。在去年12月澳门事件期间，这条边境线上没有一名警察存在。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清除中国土地上的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是广州的郊区)，但是，在短期内中国将保持克制，不会采取这一措施。

苏联驻泰国大使馆二秘

В.阿扎鲁什金(签名)

发送4份，送：东南亚司、远东司、军事情报局，归档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31，д.31，л.19-21

№25982 丘季诺夫的报告：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及英中关系(1967年8月3日)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

1967年8月3日

第1415号文

香港事件发展态势和英中关系

(参见报告《香港事件与英中关系恶化》，№1127/A，1967年6月17日)

今年6—7月，注意到在香港涌现的反英行动加剧了，这一行动始于今年5月，是由于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劳工矛盾造成的。在各企业工人和雇员举行罢工的同时，出现了群众性反抗英当局的行动，罢工人员同警察和军队之间的冲突经常转变为对抗。

香港骚乱初期已现冲突形态，香港官方和报纸一致把它定性为政治性质的事件，与中国文化大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英国人的资料，骚乱是由“香港红卫兵”和各组织(包括工会联合会)的亲中领导人领导的。随后，北京积极支持香港的行动，导致英中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确定自己对香港反英行动的态度时，英国人既要考虑自己对保存这一殖民地的关切，还要考虑北京方面的打算。无论是在政府，还是在一系列各类会议上，都讨论了这个问题。为了了解事件的态势，派遣英国外交部代表率工作组前往香港本地；香港总督和香港警察署署长被召回伦敦；在香港本地，英国远东部队司令同地方当局进行协商，等等。

因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原因，英国人不想放弃香港，对它来说，香港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个殖民地作为英国在东南亚和远东的金融和银行业务中心起到重要作用(香港有75家银行和325家支行；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英国对香港的投资约5000万英镑，英国银行中的香港资产达1.2亿英镑以上，极大地“巩固”了英镑的地位。英国在香港购买了大量廉价纺织品。香港还是一个大型交通中心。香港拥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站点，英(美)可以从那里得到关于中国情况的完整情报。按照《星期日电讯报》的说法，香港是中国的“窗户”，从那里“可以观察和听取”在这个极度疯狂的国家里发生了什么。(《星期日电讯报》1967年7月17日)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保存香港主要取决于中国对这个英国殖民地的意图。这种意图在什么时候会明确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中心，而香港事件的发展态势是引起日常不安的对象。在会谈中英国官方人士公开表达了意见，“占领”香港对中国没有好处，也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观点在报纸中居于主导地位。主要论据是：香港是中国获取所谓“硬通货”的主要来源，是中国购买资本主义国家的设备和粮食的保障(例如，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购买粮食)。一般认为，香港向中国提供的“硬通货”不少于中国得到的“硬通货”总额的一半(仅贸易就提供了约2亿英镑)。

基于对中国意图的这种判断，英国人打算眼前不仅要“留”在香港，而且不能把这种变化写入香港法律，因为这可能导致“华人对殖民地当局影响力的增强”(仅打算采取某些改善劳动条件和提高工资等的措施)。5月末，时任联邦事务部副部长的贝兹维克在下议院直言，香港“不适合”类似于其他殖民地那样具有自治形式。

关于中国现在不会去占领香港的判断，显然，成为英国对反英行动采取“强硬路线”的基础(7月20日，宣布“免去”香港警务处处长戴磊华的职务。报纸的看法是，他是因为反对“强硬路线”才被免职的)。

至于6—7月香港事件的态势(比5月更为猛烈)和与此相关的英中关系情况，按时间先后顺序有如下表现：

6月12日，殖民地政府和私人公司管理机关解雇了数百名罢工工人，其中包括112名邮政雇员。

6月13日，中国中断粮食供应支持香港商贩为期1天的罢工。中华全国总工会汇款62.5万英镑，“支持左派工人”，号召他们在殖民地继续开展反英国压迫的斗争。

英国报纸已经指出过，香港6月“突发的暴乱具有政治性质，并非工人不满的结果”。

香港还出现了示威游行和集会，有时会与警察部队(共有11000人)发生冲突。由于借助警察行动对游行示威参加者执行“强硬路线”，6月27日，英国驻北京临时代办霍布森被中国外交部召见，并向他宣读例行的中国政府抗议照会，指责英国对香港华人工人实施新的“法西斯式挑衅”。照会中指出，港英当局应该立即接受华人的“正义要求”，执行中国政府在今年5月15日抗议照会中阐述的5点内容。因其“粗鲁的非外交语言”，霍布森拒绝接受抗议照会。

6月27日，中国减少了对殖民地淡水的供应。

从6月27日到7月2日，食品工业企业工人宣布举行为期4天的罢工。但是，根据英国报纸评论，罢工组织者试图阻断交通，并把罢工变成总罢工，但未获成功。报纸报道说，在这次罢工期间，中国的出口单位损失了100万英镑。

鉴于街头反英行动的加强，英国当局把廓尔喀雇佣兵(800人)从马来西亚调到香港，外加驻扎在殖民地的9000人部队。英国人明显准备同反英行动的参加者进行“决战”，期待着反英行动的规模因北京的“革命性声明”而进一步扩大。这样的声明(7月5日)后的一个表现是香港的一些中学生和大学生被捕，他们响应号召“作为反英斗争的先锋部队开始行动”。

当时，《泰晤士报》在评价香港局势时写道：“北京期待制造出类似澳门的形势，到那时这一块领土同中国之间的财政大门将会被打开，而管理机关也将处于共产主义的有效控制之下”。(《泰晤士报》1967年7月6日)

由于今年7月8日的事件英中关系紧张到了极点。英国报纸报道说，这一天约有3000名来自中国的武装华人袭击沙头角边境检查站的警察哨所。在冲突中有5名英国警察被杀害，14人受伤。驻香港英军司令紧急向沙头角派遣了600名廓尔喀雇佣兵，占领了那里的阵地，尽管有报道指出，他们没有参与同“红色华人”的冲突。

在中国关于沙头角事件的官方声明中说，7月8日，沙头角和九龙新界边境村镇的中国居民举行群众集会，声援“港澳同胞”开展反对英国当局在香港犯下的血腥罪行的正义斗争。报道说，集会后中国居民返回九龙新界时遇到了港英当局的武装警察，他们实施“早有预谋的血腥镇压”，使用了催泪弹，既向集会人员射击，也向中国边境领土方向射击。声明接着说，中国边防军人进行了警告射击，但是香港警察继续向集会人员开枪。结果1人被打死，8人受伤。随后，中国边防军人对香港警察进行了公开还击。(中国驻伦敦办事处新闻稿，1967年7月13日，№67048)

今年7月9日，联邦事务部部长鲍登在下议院说，香港边境的游行示威人员起初得到了中国警察的支持，事实上并不是中国军队。鲍登还说，英国政府完全支持港英当局针对游行示威人员的行动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障香港的和平与稳定”。

从英国官方和反动报刊的言论中可以看出，英国对这次边境事件感到不安。从英国外交事务办公室官员在私下会谈中表达的意见来看，他们对中国不会“占领”香港这个结论再次进行了“检查”。

但是，边境形势并没有继续恶化。关于中国把自己一个师的兵力调到香港边境的消息没有引起英国的特别紧张。看来，是掌握了关于这种意图的某种情报。一些英国记者报道说，调动这个师所追求的目的不只是向英国进行军事示威，还为了防止边境形势失去控制。报道说，例如，这个师接到命令“防止边境地带出现骚乱”，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会(《星期日泰晤士报》1967年7月23日)，禁止武装的共产党农民越过边境(《星期日电讯报》1967年7月14日)，即切断中国与香港的边界。

所有这些事件都伴随着双方大量的抗议与反抗议，既针对香港事件和英国驻中国办事处的言论，也针对双方互扣各方记者。例如，7月9日，中国外交部向霍布森递交了反对英国在香港“制造新的武装挑衅”的抗议照会，在照会中，中国政府要求英国政府：

1.对7月3日在沙头角的武装挑衅进行公开道歉；

2.立即惩罚罪犯，赔偿沙头角居民以及被害和受伤人员的一切损失，释放24日在沙头角所有被捕人员；

3.保证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中国驻伦敦办事处新闻稿，1967年7月13日，№67048)

当天(7月9日)，英国临时代办就数百名中国游行示威人员进入香港领土，致使5名警察遇害和12名警察受伤一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霍布森驳斥了中国关于香港警察制造事件的论据，拒绝接受中国的抗议照会。

中国外交部(7月11日)和新华社(7月16日)就2名新华社记者(其中1名被判处2年监禁)和5名香港“爱国报纸”的记者被捕一事向英国当局和香港当局提出抗议。

7月12日，在英国驻北京代办处组织了抗议逮捕中国记者的示威活动。据报道说，当时代办处的一秘和二秘从小门出来接收示威人员的请愿书，但后者向他们投掷石头和西红柿。

作为对逮捕香港华人记者的报复措施，北京当局逮捕了路透社驻北京记者格雷，当时格雷正在家里。报道说，格雷被带到中国外交部，告诉他逮捕他是因为英国政府拒绝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多次就其在香港实施的法西斯式镇压提出的警告”。

7月21日，英国外交部向中国驻英国临时代办沈平抗议格雷在北京家中被捕，要求立即予以释放。但是，格雷暂时仍被羁押。

根据对英国人采取的另一项措施，中国当局中断了对香港的淡水供应，导致这个城市对水实行严格的定量供应。

至于示威人员和香港警察之间的对抗仍在继续，从7月13日起当局增派军队援助警察。英国报刊报道了关于几名华人警察被害、英国士兵被从中国边境方向投过来的手榴弹炸伤、“亲北京的华人”攻击在香港的英美海员的消息。殖民地警察局加大了对罢工工会和游行示威人员的镇压力度。反英行动参加者陆续被捕，行动领导中心(党组织和工会)受到攻击。

同时，7月15日，香港街头再次出现示威游行。英国报刊写道：示威人群号召交通运输业举行总罢工，共产党报纸号召进行反英国“法西斯主义政权”的“人民战争”，暗示人民夺取警察的武器，并用它来反击警察。警察和军队对这次大规模的反英行动进行了镇压，而在7月16日，他们尝试捣毁反英运动领导中心，进行了大规模袭击和逮捕。仅这一天就有600人被捕(从5月起到现在，总共逮捕了2000人，其中似乎约有650人获释)。

随后香港的消息证实，英国当局努力巩固自己在殖民地的地位。7月20日，香港政府宣布了“非常措施”，根据这些措施，“任何散布虚假消息和言论，以此号召制造恐慌和骚乱，都被看作是犯罪行为”。香港政府的新措施赋予警察和军队利用武器镇压“制造骚乱分子”的权力，居民有义务向警察出示自己的居住地址和姓名，禁止集会，无论是在私人场所，还是在公共场所，等等。

英国针对香港事件采取各种措施时，尽管进行了强烈抗议和交涉，仍努力不要走上同中国关系恶化的道路，关系恶化可能会促使后者对香港采取“坚决”行动。他们努力强调，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存在任何反对中国的倾向，都是通过“正常程序”进行的，这些措施可能会被中国人解释为挑衅(例如，把军舰调往香港)。英国暂时不打算同中国关系破裂。7月17日，在下议院答复保守党人道格拉斯·休姆的提问——英国政府是否曾考虑到出现针对英国驻中国官方代表的反英行动的可能性？议员、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罗杰斯回答说：“有一些因素和可能性，其中之一便是所谓的机会。但是，在一些方面我们应当尽力以我们的代表为榜样，表示坚决的反对，但与此同时，在困难的形势下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如果我们认为这符合我们的长远利益的话。”

英国人，包括官方人士，对香港局势“正常化”没表现出更多的担心。官方公开承认，当时随时可能再次出现反英活动。在他们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京对香港的路线。总体上仍从中国不打算占领香港的这个前提条件出发，英国人在这方面始终感觉不安，对此的解释是：中国自身的局势都非常不确定，很难讲毛泽东周围的哪一个集团在什么时候得势。同时，这也牵扯出了对北京在香港问题上的打算进行“检查”的必要性。

苏联驻英国大使馆三秘

Б.丘季诺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欧洲司(2份)、远东司，归档

1967年8月1日

АВПРФ，ф.69，оп.59，п.239，д.31，л.115-123

№25620 诺维科夫与李周渊会谈纪要：中国对朝鲜的供应急剧减少 [107] (1967年9月25日)

……

李周渊说，在我们的代表团工作期间，朝方想与您商谈煤和盐的问题。就像我们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一样，因为中国的情况，我国煤的供应发生了困难。至今我国每年从中国进口200万吨煤。但中国煤的供应急剧减少。因此我国的冶金工业、生产烧碱的企业发生了困难。

我们建议像在哈巴罗夫斯克区组织木材生产那样组织煤炭生产。朝方提供劳动力，苏方提供设备和物质。生产出来的产品按比例分配。

……朝方认为，煤是讨论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当然，可能中国方面的情况会有所好转，我们又可从中国进口煤。但目前没有人能预言中国的混乱状态要持续多久。

……

我想告诉您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品上存在的困难。过去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如硫黄、石膏、锰、矿和石棉(目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从苏联进口锰、矿和石棉)、石油、煤炭(石炭砂)、锡、硝酸钾、棉花纤维、糖、大豆等的数量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可是现在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商品数量很有限。

目前很难完全说明中国事件对我国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后果对我国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朝鲜方面恳请你们认真考虑我们的困难，给我们援助，以免我国工业遭受更大的损失。

您知道，“大国”的局势使我们产生了巨大困难。没有必要讲些每天在边界地区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没有必要谈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进行的不友好的宣传。我们现在与中国的关系对我们的贸易产生了消极影响。

……朝方希望苏联购买下列商品：车床、拖拉机(目前中国拒绝购买朝鲜的拖拉机。我们和中国把拖拉机交换为四吨货车)……

……有一个问题我们想公开地同志式地与您交换意见。现在中国有困难，我们不能直接声明不准备与他们进行贸易。要进行贸易。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没有可以与之进行贸易谈判的对象。中国的外贸部里坐着的不是工作人员，而是那些不懂贸易的中学生、红卫兵。我们不能直接说，我们不相信中国能履行自己贸易方面的义务。说实话，我们真的不相信中国能给我们供应商品。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准备与中国做生意。

……В.Н.诺维科夫问，中国供应你们多少盐，李周渊回答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每年从中国进口20万吨盐。但现在供应不正常。他们不想，而且也没有东西供应。

……我们现在灾难性的局面是因“大国”而造成的。

……

АВПРФ，ф.0102，оп.27，п.53，д.2，л.75-91

№2572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中国的对外关系陷入困境 [108] (1967年11月5日)

……

在与许多国家关系尖锐化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的削弱是一种因在国内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而引起的客观的过程，是中国人民被迫为毛泽东一伙的冒险、大国沙文主义的方针付出的巨大代价。毛泽东一伙内部无原则的斗争以及他们沙文主义的对外政策深刻地反映在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上，以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丧失了有效影响和操纵亚非拉国家的能力和机会。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1，л.241

№25719 利哈乔夫致费德林函：驻华使馆收集中国情报遇到困难 [109] (1967年11月20日)

……

……由于目前驻北京大使馆收集关于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状况情报的可能越来越受到限制，希望外交代表机构利用外交关系及当地在纽约的机会，进行收集和分析中国国内局势的工作。

远东司请求给他们寄关于中国的英文和中文的参考资料、个人传记手册、有关中国政治人物的报刊、中国经济手册等。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2，л.55

№25720 利哈乔夫致多勃雷宁函：加强对中国情报的收集和分析 [110] (1967年11月20日)

……

外交部部务委员会指出，(收集中国情报)这项工作应该由驻美国大使馆以及驻日本、法国、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及驻在与中国邻近国家的大使馆负责。目前由于驻北京大使馆和其他机关对中国国内政治和经济情况资料收集的可能性受到很大的限制，大使馆需要做的是对于他们所拥有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情报(主要来自美国的)、美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中国内外政策、中国的核试验以及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的评估进行系统的分析，并将这些材料寄过来。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2，л.92

№25728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加强对中国情报收集和反宣传工作 [111] (1967年11月28日)

苏共中央于1966年8月16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对中国宣传并反击中国领导人在第三国家进行的反苏宣传”的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驻河内、平壤、东京、雅加达、拉瓦尔品第、曼谷、仰光、巴黎、伯尔尼、布鲁塞尔、开罗、阿尔及尔、达累斯萨拉姆、哈瓦那以及苏联驻联合国办事处的15个机构拥有汉学专业并在该领域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外交官，建议让他们在所在国家系统地研究中国领导人的分裂和破坏活动，并提出抵制毛泽东分子影响的具体建议。

目前在上述这些大使馆和联合国办事处都有以研究中国问题为工作范围的工作人员。我们向16个国家中的12个国家派去有中国工作经验和熟悉当前中国问题的外交官……

在所有苏联大使馆(除北京大使馆)里今年10月已经有了40名在不同程度上懂得中文的外交工作人员。

……

驻16个国家的大使馆送来的情报资料证明，各大使馆在加强工作，对所驻国家中国人的行为以及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进行研究和解释，制订反对毛泽东分子积极活动的措施。在许多国家还吸收其他苏联外国机构(在开罗的苏联亚非委员会的代表、在东京的苏联记者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

……

大部分大使馆(苏联驻美国、日本、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国家的大使馆)提供的情报资料中有益的方面是，对中国代表的行为方法和手段，以及中国领导人对所在国政界和社会各界进行影响的方式进行了分析。

通常，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记录都表明，与所在国的代表以及外国人的接触都被积极利用，以便获得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以及为了揭露中国领导人的政策。

……

今年9月，在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大会上执行决定的部门作了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报告，当时听取了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关于中国的情况以及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情况的报告。其中也指出，除了在决定中提到过的大使馆以外，还有苏联驻英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驻中国一些邻国的大使馆都应当特别注意对中国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建议苏联大使馆加强关于中国问题的情报工作。会后，远东司委员会准备了关于自己对研究和解释中国问题的一些建议的报告，并把其发送给了决定中提到的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

АВПРФ，ф.0100，оп.60，п.534，д.31，л.211-214

1968年

№10686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1968年2月2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8年2月28日会议第45/10г号记录

第10项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

(基里连科同志、罗满宁同志、库拉科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

一、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根据“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而撰写的3组编辑部文章。近期，在《真理报》、《消息报》、《共产党人》、《党内生活》、《哲学问题》、《历史问题》、《经济问题》杂志上，以“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为基础，按照附上的题目刊登一组理论性文章。在中央各报上转载各兄弟党报刊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无论是在进行对内广播还是对外广播中，定期播送有关中国问题的材料，并在转播时系统地使用各兄弟党的有关资料。

三、塔斯社、新闻社以及其他进行对外政治宣传的部门和机关，必须保证在国外广泛传播苏联公布的以“关于中国事件”论题为基础的材料。

四、苏共中央宣传部、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全苏知识协会，以“关于中国事件”的论题为基础，在居民中开展政治教育工作，揭露反苏维埃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实践的毛泽东集团。为实现以上目的可以广泛使用口头宣传的方式。

五、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负责通告报刊、广播和其他宣传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进行中国问题的宣传时要以“关于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论题精神为依据。

ЦХСД，ф.4，оп.19，д.490，л.7

№1040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与兄弟党协调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研究(1968年3月12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8年3月12日会议第47/1г号记录

第1项　关于与兄弟党协调中国问题宣传和研究的决议。

批准就中国问题前往柏林与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晤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代表团所提交的备忘录(附录)。

附件：

第47/1г号记录

前往柏林就中国问题与兄弟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举行会晤的苏共中央国际部代表团所提交的备忘录

一、向与会者通报，苏共中央关于在我们党的实践活动中使用共同的资料——《关于中国事件》的决议。

二、建议在会晤时，讨论以下附件——兄弟党在中国问题上开展宣传和科学研究的具体措施。

(一)组织措施：

——为交流加强与协调反毛宣传活动方面的意见，1968年4—5月间，在莫斯科会晤参加国其中一个国家的首都，举行报刊、广播、电视、新闻机构以及出版社代表会议。

(二)在广播和电视领域：

——交换广播电视材料，以便在对内和对外广播宣传时使用；

——组织共同广播，其中包括对最重要和最迫切问题的有力的反宣传讲话；

——近期制作出关于中国事件的电视纪录片；

——在国际广播电视组织和国际电视组织中，协调我们各国的力量；

——互派专家，以便交流中国问题宣传的经验；

——就中国问题广播宣传中的主要方向互通信息；交换参考资料，特殊情报资料等。

(三)对第三国报刊宣传领域：

——在向第三国发放关于中国问题的材料中，协调兄弟各国新闻机关和其他对外政策宣传机关的力量；

——共同整理编制“关于中国事件”的文件汇编手册。这本手册应译成各种文字(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阿拉伯文)并在第三国发行；

——共同出版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照片文献，并在第三国发行；

——协调关于反毛宣传方面的前景计划；

——定期交换有关中国问题的业务材料和情报信息；

——在收集和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资料方面，加强我们各国驻外新闻代表的合作。

(四)在科学研究领域：

——1968年底举行题为《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这次讨论会的材料；

——协调即将参加1968年8月在布拉格举行的第二十次中国学专家代表大会的兄弟国家各位中国学学者们的立场；

——互派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交换科学工作者、实习生和大学生；

——在今年的春夏之际，举行我国各个科研机关领导人会议，交流信息以及协调出版、学术研究计划。

三、在与兄弟党代表会谈时，在与中国有关的宣传和科研活动协调的具体问题上，除多方接触外，还要指出双方接触的适宜性；指明兄弟国在上述领域里进行合作，一切实际问题都在非外汇等价交换的条件下解决。

ЦХСД，ф.4，оп.19，д.504，л.115-117

№10257 苏共中央给驻外使馆的指示：加强援越反美的舆论宣传工作(1968年4月5日)

机密

特急

优先拍发

维也纳(致莫洛佐夫同志)

布拉格(致波泽尔科、列别杰夫、叶罗费耶夫同志)

柏林(致拉希姆巴巴耶娃同志)

布加勒斯特(致格拉乔夫同志)

开罗(致阿卜杜拉扎科夫同志)

苏联大使：

兹委托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一步开展和强化为争取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而斗争的世界性运动。

在这个运动中，就采取共同行动问题与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扩大接触时，应该指出，约翰逊的声明只是个迫不得已的步骤。这是越南人民英勇抗击美国侵略的结果，是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友好国家对越南卓有成效支援的结果，是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空前高涨、美国政府碰到的社会困难和经济困难增长的结果，是世界各国进步的社会舆论和爱好和平力量对美国政府压力日益增大的结果。

同时必须强调，约翰逊宣布的措施，还远不符合越南人民和国际舆论希望达到的目标，即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谈判。在各种国际社会舆论范围内不容许出现幻想，即似乎可以放松国际舆论对美国政府进一步施加日益增长的压力的必要性。这种群众性压力的目的仍然是：停止美国侵略并在此基础上按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条件，政治解决越南问题。

从当前局势出发，全世界的和平拥护者运动、工会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亚非团结运动、所有的国际民族、民主主义组织，都应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今年4月3日发表的声明以及可能采取的其他行动。

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而且应该以更大力量、更大强度开展要求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的世界性运动，以此造成开始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谈判的有利条件。鉴于美国空军不顾约翰逊的许诺，继续对非军事区以北200—300公里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进行狂轰滥炸，在全世界面前充分暴露了美国政府“爱好和平”保证的虚伪性，这样做显得尤其必要。

鉴于这种情况，各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任务是要对美国新的战争行动保持警惕，进一步发展支持越南人民的活动，实现早先通过的决议。今年3月23—24日，为协调各爱好和平的组织和运动支持越南人民、制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动，召开了斯德哥尔摩协商会议，要千方百计努力发展这次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通过的文件，特别是号召书，是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采取共同行动的很好的基础，是把国际社会新的、更广泛的阶层吸引到这些行动中来的很好的基础。

您应采取措施，使您所在的国际组织从自己方面，对斯德哥尔摩协商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的行动之决议和建议表示支持(首要的是以号召书为基础)，并对自己国内的组织发出相应的呼吁。要注意必须使这个运动对社会产生最大的动员影响，要利用所有渠道和手段使这些文件得到广泛传播，做到家喻户晓。在准备这些文件时请以上述意见为指针。

在实施这些措施时，要尽可能使赞成停止美国对越南侵略的各种组织和运动广泛参加进来。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中央委员会书记

送：葛罗米柯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

附件：

第71号记录第50项

机密

第00139号

第2处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现将为进一步开展和加强为完全彻底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及其他军事行动斗争的世界性运动，所拟订的对苏联驻各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代表所发指示的草案提请你们审议。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112]

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

А.别利亚科夫

1968年4月5日

第25-c-536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45—4349页

№22993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中国问题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绝密，不得复印

在3个月期限内必须返还

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处)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

(1968年4月9日上午)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因正当原因——生病和到国外出差等未参加本次中央全会的党中央委员8人，中央候补委员——6人，监察委员会委员——6人。还有什么建议吗？

会场上有人道：开始开会吧。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那么，请允许我宣布此次中央全会开幕。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委员们都已知道了会议的议事日程，有人对此有意见吗？

会场上有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打算对会议程序作如下安排…… [113]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同志们!

当我们面对不断变换的外部形势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同时，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在促进整个反帝阵线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在12月中央全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定期与各兄弟国家和党派领导人会面，与其讨论世界政治的现实问题以及我们国家间关系和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问题。这些也是政治局会议上经常讨论的问题。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动员劳动者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方面所做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在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上各社会主义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并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政治局这里并非指的是所有与发展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相关的那些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向全会汇报关于一些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尖锐的问题…… [114]

首先，请允许我谈一下关于中国的情况。这不是个新问题。我们曾在12月(1966年)中央全会上详细讨论过这个问题，1967年6月中央全会也涉及它。前不久，向党的积极分子都发放了“关于中国事件”的详细资料。因此，这里我们不再涉及细节问题，而只想简短地谈谈，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最严重的后果以及当前中国形势的最重要的特点。

在经济领域“文化大革命”导致生产大幅下降；1967年的工业品总值与1966年相比下降了15％—20％。中国各地区间的国民经济联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劳动者，尤其是工人的物质状况继续恶化。

在政治领域，“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政府和管理的宪法机关被摧毁，各级党组织和党委被解散。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党实际上已不存在。

如今在经历了两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这场运动已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在指出这一事实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毛泽东及其集团至今仍没能够完整地落实自己的路线，彻底消灭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方针的反对派。

应当说，虽然毛主义者们作了绝望的努力——在所有省份和自治区以所谓“革委会”替代政权宪法机关和党委，但时至今日此举并不成功。目前只在3个大城市以及26个省和自治区中的15个建立了“革委会”。

必须指出的是，正如我们所看到，“革委会”的建立绝不会导致毛主义者们所期望的结果——终止对毛集团政策的反抗以及内讧和冲突。如今，首都的北京“革委会”已发生了分裂，而上海和其他一系列省份的“革委会”也面临分裂的威胁。虽然当局实施了空前规模的镇压，但对抗依然在继续。国家许多地区在毛的拥护者及其反对者之间仍在不断发生着公开的、经常带有流血性质的冲突。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引发了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增长。例如，1968年3月1日广州的《南方日报》对公社内部的情况便做了如下描写：“在春播工作前夕，农民中出现了大量不遵守纪律、拒不服从领导的情况。所有人都只想参加会议，而不愿意参加集体劳动。到处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没心情工作——只愿四处闲逛，即所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会议厅响起一片笑声)在青年学生中这种情绪更加强烈。此时，多数高校的课程实际上都未恢复，虽然大学生们基本上都已被从大街上召回并借助军队的力量被约束在各学院的高墙内。

由于面临对事件发展失去控制的现实威胁，又担心成为自己所发动的社会大混乱的牺牲品，毛泽东的拥护者们近期开始改变策略。从前，他们号召造反，那么现在则威胁性地宣称要对“无政府和宗派集团”采取“惩罚性态度”。从前他们呼吁“对各司令部开火”，那么如今则开始劝说干部们“要忘记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和污辱”。根据现有资料，当局在坚定地开展联合所有所谓的“革命团体”的运动的同时，各企业和机关已得到指令——要求停止向相互敌对的集团成员发放工资，如果他们在今年5月以前不结束斗争和实现联合的话。在一些仍继续保持混乱状态的组织中，作为过渡举措，其成员工资数额已被削减了一半多。

为了试图稳定局势，毛泽东集团采取了各种可能的举措。这期间，他们越来越公开地把这一期望寄托在进一步加强军队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方面。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即使在军队和军队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针对军队干部的不间断的攻击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还在前不久，即今年3月25日在北京便出现了有组织的群众游行，其口号是：“打倒军队中从事破坏活动的上层!”这一次成为毛主义者迫害对象的有：被撤销总参谋长职务的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傅崇碧、空军政委余立金，以及其他一些中国军队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家。

近期，中国制定了所谓党的“整顿和改组”方针，其实际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构成，让数百万红卫和造反派加入进来。可能，毛主义者们是打算在维持原有名称的同时，而实际上要建立一个新的党，从而使党在组织和政治思想方面都完全成为毛泽东及其亲信实施军事官僚主义专政的工具。完全可能，也正是因此才确定了要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据一些资料表明，中共计划于今年秋季召开这次大会(虽然也有消息说，这次大会不在今年举行)。

关于毛泽东集团对外政策活动的结果，可以确定地说，其提出的使中国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所谓“第三世界”领导者的计划是完全落空了。如今，中共领导者和中国倒是享受了“大中华”沙文主义思想首脑的殊荣，其在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放弃了阶级斗争观点，依然极力试图挑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冲突，利用各国家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中的困难和社会主义合作过程中的复杂问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每当我们遇到某个巨大的国际冲突——如越南问题，印巴冲突和近东问题等——都会出现毛泽东集团的身影。他们极力激化矛盾，加剧紧张局势。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只会导致毛泽东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进一步孤立。

中国的政治危机仍在继续。目前，我们还很难说，这一切需要经过哪些阶段才会告一段落。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局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以前已批准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政治路线。在不给中国领导人的挑拨以可乘之机和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列宁观点、大国沙文主义方针的同时，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以维护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友谊。与此同时，同志们，我们也必须看到毛泽东集团仍在继续其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北京正在发动一场真正的反对我们社会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宣传战，试图败坏我们对外政策的声誉。针对这些敌视性的活动，我们的路线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始终给予其有力而坚定的回击。(掌声)

同志们!在12月中央全会上，我们已提请大家关注这样一个情况，即在古巴领导人的国际政策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向全会通报如下情况，即最近古巴领导人的一些行动使苏古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应当说，如今古巴领导人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和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道路等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特殊观念，日益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观点和政策相矛盾。事实上，上述特殊观念还在几年以前便开始由菲德尔·卡斯特罗提出。例如，他提出关于通过加快发展速度的方式，仅仅依靠革命热情便可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

…… [115]

РГАНИ，ф.2，оп.3，д.101，л.1 2、56-61

№22994 苏共中央全会记录：格里申关于勃列日涅夫报告的发言(1968年4月9日)

苏共中央全体会议第二次会议

(1968年4月9日晚)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全会工作继续进行。由格里申同志发言，谢列斯特同志做发言准备。

格里申：同志们!在党的二十三大之后的短暂时间内，我们已是第三次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关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对我们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并始终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关注的重心。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深刻而全面地阐明了国际形势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展示了苏共中央在团结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方面所作的大量工作。苏共中央所做的上述工作受到了党和苏联人民的高度评价。

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在布达佩斯的召开，是苏共中央和各兄弟党领导层所作出的巨大努力的结果。在此次会议上所达成的，关于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约定，是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胜利。

苏联积极帮助英勇的越南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赞扬。在大会和群众集会上工人、集体农庄社员和知识分子均表示，要与越南人民团结一心，完全支持政治协商会议对所有国家和政府所发出的号召，坚决要求美国立刻停止侵略越南；完全彻底地支持苏联政府就以色列军事集团不断的军事挑衅活动所发出的声明，表示随时准备为了公正的胜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与此同时，我们如今仍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领导人和毛泽东集团的分裂、反苏和民族主义活动给革命团结事业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巨大危害。

毛泽东集团的政策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和革命事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首先在于，他导致中国脱离了社会主义体系，使中国演变为敌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这一危害还体现在，毛泽东集团在国际舞台的活动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帮凶。其所执行的分裂革命力量和激化国际紧张局势的方针更便利了帝国主义实施自己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在践踏国际团结原则的同时，中共领导人拒绝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采取共同行动，他们的这一做法只会有助于国际帝国主义。中国领导人无耻的反苏活动甚至让美国统治集团都感到意外。美国反动集团的代表们为此而不断地发出欢呼之声。例如，前不久美国著名政治家乔治·凯南便写道：“我们方面曾一度摊着手傻坐着，竟完全忽略了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而没有充分利用这种冲突可能产生的积极结果。”

苏联人民和所有国家的马列主义者们均坚决谴责蛊惑人心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运动。它导致党、共青团和工会的骨干遭到污辱和被毁灭，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并贬低了其作用，以敌视态度对待知识分子，所有这一切均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并只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敌人去反对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视作实现自己霸权目标的主要障碍，毛泽东集团集中力量以巨大的规模向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发起了攻击。与以前一样，他们动用数十部广播电台开展针对我们国家的工作。可以说，他们以粗鲁的、很不体面的、有辱苏联人民尊严的方式播放了大量反苏材料，恶毒诬蔑苏联的实际，极力试图促使苏联人民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

与从前一样，与苏联的领土争议问题在中共领导人的反苏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近期，在一系列边境问题上他们又对我们发起了新的积极进攻。他们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就是想对两国现有边境进行重新界定。大量事实证明，中国公民违反边境规定，已进入我方位于阿穆尔和乌苏里等河流上的诸岛屿。

我们，作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相邻边疆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居民们，是这场由中共领导人目前正在发动的赤裸裸的、反苏运动的亲历者和证明人。

经常会有人数不等的红卫兵组织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等河流上的我方岛屿上出现，并挥舞着毛泽东语录，高喊反苏口号。

仅在1967年和1968年的三个月间，在由远东荣获红旗勋章的边防军区所保卫的区域内便发生了112起由中国人发起的粗暴挑衅性行动，参与者达到4000人以上，其中既有平民，也包括军人在内。

在这一期间，中国人违反边界制度共计1665起，参与者近9500人。1967年渔汛期，在乌苏里河上中方共计1800多艘快艇和渔船侵入我方水域。

近期，在乌苏里和阿穆尔河边境地区沿岸中国人正大量修筑防御工事、掩蔽部、公路、通讯线，露天观察哨，重建了日本人当年的所有防御工事，新建了一些村落并从中国南方诸省向这里移民。

据中国叛逃者证实：中国国内目前粮食不足，人们经常挨饿，燃料匮乏，许多省份和城市都出现了完全失控的状态，办公大楼、商店和铁路站被毁，火车运行不按时刻表，许多城市中匪患横行。

中国劳动者谋取更好生活的合法意愿，被当作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受到严厉谴责和严肃追究。毛泽东集团顽固地断言，“人民越贫穷，就越革命”，并以此口号作为处理一切事情的依据。

作为对经济困难的解释，中国宣传媒介说，本来就应当这样，“为了中华民族就必须准备打一场大战，准备克服空前的自然灾害”。

“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家们也一直在宣称，毛泽东思想得到了苏联人民的拥护。

同志们，在这个讲台上我必须说的是，这些关于我们苏联人民的话都是赤裸裸的谎话，不论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还是整个远东，反正都不可能找到一位苏联人会对毛泽东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反苏和分裂主义政策抱有即使一丁点儿的好感。

边疆区的党员积极分子和所有共产党员们坚定而彻底地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列宁和民族主义方针，系统地向全体居民解释中国所发生事件的实质和我们党中央所采取的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措施。

边疆区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清醒地认识到，苏联人民不付出巨大的劳动和不加速积累我们国家的经济潜力，要巩固我们祖国的国际地位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整个国家一样，为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任务，边疆区也正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以便能够以应有的姿态来迎接卡尔·马克思150周年诞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

…… [116]

РГАНИ，ф.2，оп.3，д.96，л.1-74

№22991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国际局势与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1968年4月10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国际形势中的现实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

(1968年4月10日通过)

在听取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中的现实问题和苏共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做出如下决议：

完全、彻底地赞成中央政治局在国际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及其实际活动。

全会认为，由于坚定不移地落实苏共二十三大所定的方针和进一步发展了中央(1966年)12月中央全会、(1967年)6月中央全会的决议，整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更加稳固，苏维埃国家更加强大，威望不断增长，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得到了更加积极的维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斗争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通过与各兄弟党的密切合作在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全会完全赞成布达佩斯共产党会议的结果。这次会议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事件…… [117]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近期，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筹备计划于1968年11—12月间举行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全会委托政治局在布达佩斯会议联合公报所达成的既定立场的基础上与各兄弟党进行密切的接触，全力争取新的国际会议的胜利。

全会高度评价和赞成苏联代表团在索菲亚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的活动，并对此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由于美国对越南侵略的扩大化而导致世界和平受到威胁的宣言”表示欢迎。该宣言是对美帝侵略者发出的、新的严正警告。它再次展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战斗的越南人民的国际团结。为了正在遭受帝国主义进攻的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尽快恢复越南的和平，我们将全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人民给予援助。

中央全会一致赞成六个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针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采取的共同立场。全会特别强调六个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所举行的德累斯顿会议的意义。全会再次批准我们党准备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和国防领域的合作。

在指出由于以色列右翼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导致近东局势依然严峻的同时，全会赞扬政治局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举措——消除以色列侵略后果，解放阿拉伯被占领土，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中的进步力量。

中央全会肯定了中央旨在揭露西德复仇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政治的正确性，强调苏共与兄弟党所采取的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以及所有反帝力量，从事反对西德帝国主义斗争的联合行动的重要性。

全会指出，现阶段历史发展的特点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极其尖锐。整个反共产主义的庞大宣传机构的目的，就是要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瓦解当代进步力量，并试图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社会。在自己的内、外政策都遭到了严重动摇和失败的同时，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除了在军事政治领域实施冒险外，还将更大精力投入到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和自身民主运动的具有一定破坏作用的政治、思想斗争方面。

在这种条件下与敌对思想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对苏共党员和全体劳动者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全面加强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便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所有党组织的主要责任之一。其职能就在于，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积极反对个别文学、艺术作品的腐朽思想和其他错误观点以及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格格不入的异己思想。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充分运用一切思想教育手段坚定人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使每个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具有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情感，从而使人们能够从思想上抵御任何形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

我们为庆祝卡尔·马克思150周年诞辰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而采取的举措，理应成为促进我们政治思想工作和广泛开展马列主义思想宣传的有力因素。

各级党组织的思想活动应当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劳动和社会积极性，与每个苏联人在顺利完成国家五年计划生产任务中的实际贡献紧密联系起来。

党和全体苏联人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祖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防，促进整个社会的更全面发展，在自己的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下去赢得共产主义的胜利。

全会委托政治局制定和落实一系列举措以改善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18]

中央全会认为，当前国际形势要求所有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解放力量更积极地行动起来。苏共自身也将继续执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防止世界战争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的政策。

РГАНИ，ф.2，оп.3，д.89，л.1-12

№25772 外交部致中国大使馆照会：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受到中国军人迫害 [119] (1968年5月12日)

……

1968年4月25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中国军人在奠边府地区残酷迫害苏联地质专家И.В.瓦西里耶夫。他们将他从汽车里拖出来，采用暴力手段折磨他两个小时：他们要求苏联专家低头，亲吻毛泽东语录，用脚踢他，用拳头、铲子打他，并用武器威胁他，甚至朝他头顶上开枪。虐待狂将失去知觉的瓦西里耶夫抛到带刺的铁丝上……类似的事件以前也发生过。

……

苏联外交部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照会

1968年5月1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2，п.220，д.3，л.26

№25771 李强给拉兹杜霍夫的通报：苏联援越物资转运任务全部完成(1968年7月22日)

尊敬的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Ю.И.拉兹杜霍夫：

兹向您通知：

根据1967年3月28日的中苏意向书和1967年6月20日、8月8日和9月6日互换的信件，中方已于1967年至1968年1月全部完成了运送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专用物资的铁路运输任务。中国政府为此支付了984.8822万卢布40戈比。

上面提到的经费全部由中国政府承担。

此致

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

李强

1968年7月22日

于北京

АВПРФ，ф.0100，оп.55，п.232，л.47

№10405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出版和发行王明的著作(1968年12月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8年12月4日会议第62号记录

关于责成新闻出版社出版并在国外发行王明同志题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的文章的决议。

(基里连科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佩尔谢同志、杰米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罗满宁同志)

决定交政治局协商。

…… [120]

ЦХСД，ф.4，оп.19，д.522，л.10

1969年 №10406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七国兄弟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1969年1月2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1969年1月21日会议第65/84г号记录

第84项　关于七国兄弟党中央代表就中国问题进行的会谈。

1.同意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1969年1月17日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见附件)。

2.批准以Α.М.鲁缅采夫、О.Б.罗满宁、Б.Т.库利克、В.И.拉扎列夫、Б.М.佩什科夫、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Л.Π.杰柳辛等同志组成的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代表的会议。

3.批准关于代表团出席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指示。

4.有关代表团赴民主德国的有关一切开支在党的预算中支付。

1969年1月21日

附件：

关于出席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蒙古人民革命党、波兰统一工人党、苏联共产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代表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不准公布

1.在同各兄弟党代表讨论材料过程中，代表团应遵循苏共中央1968年4月和7月中央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原则评价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1968年11月22日，第П108/18号)；并运用苏共中央办公厅和苏共中央国际部拟定的“现阶段的中国局势和毛泽东集团的政策”提纲。

2.利用这次会议协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局势和毛泽东集团的国际及国内政策等问题的观点和评价，交流各兄弟党协调对中国问题宣传和科研活动的意见。

3.如同1967年12月莫斯科会议一样，尽可能争取在苏共中央国际部门拟定的草案基础上，以提纲的形式，制定出协同一致的材料。如各兄弟党代表团不认为可能制定出共同的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要坚持己见，则限于对讨论主题的原则问题进行协商，达到一致的思想和评价。

4.力求同其他与会者达成协议(像在莫斯科会议一样)，在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工作时，运用共同提纲作为正式发言、党的文件、本党信息的工作材料。

5.向与会者通报，苏共如何运用在莫斯科会议制定的关于“中国事件”提纲，苏共在反对毛泽东集团的反马克思反人民政策、在实行同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团结和友谊的政策所作的努力中，达成了相互一致的协议。

6.提出关于协调各兄弟党的宣传和科研活动的意见(具体措施清单见附件)。

7.在同各兄弟党谈话时着重指出，协调有关中国具体问题的宣传和科研活动的多边和双边接触同样具有合理性；并提示，各兄弟国家在指定范围内合作的一切具体问题，希望在对等、非外汇的条件下解决。

附件：

协调对中国问题的宣传和科研活动内容

不准公布

1.组织措施

——1969年6—7月，在这次与会的某一国首都举行报刊、电台、电视、通讯社及图书出版业的代表会议，交流关于加强和协调反毛宣传的意见。

2.在广播和电视方面

——交流可能利用的对内和对外的广播电视材料；

——组织共同播放，尤其是针对最重要和迫切问题的干练的、反宣传的讲话；

——在近期内制作关于中国事件的电视新闻片；

——协调我们的国家在国际无线电通讯和国际电视组织中的努力；

——互派专家交流在宣传中国问题方面的经验；

——相互通报关于无线电宣传中国问题的基本方向；交流咨询材料、独家新闻等。

3.关于报刊对第三国进行宣传方面

——协调各兄弟国家通讯社和对外宣传机构推进宣传中国材料的努力；

——用共同力量准备出版“关于中国事件”的材料汇编。把这本汇编译成外语(英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并在第三国散发；

——在反毛宣传方面协调远景规划；

——定期交流关于中国问题的精干材料及情报；

——组织我们国家报刊的外国代表对搜集和交流中国情报进行合作。

4.在学术研究方面

——1969年底举办研讨会，主题是“现代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随后出版这次研讨会的材料；

——互派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交换科学工作者、见习人员和大学生；

——1969年夏，组织我们国家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会议，交流情报并协调出版和学术计划。

ЦХСД，ф.4，оп.19，д.525，л.29，107-110

№01843 切谢夫与巴杜拉谈话记录：越南局势和中国对柬埔寨的帮助(1969年1月23日)

摘自Г.В.切谢夫的工作日记

1969年1月31日

第3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波兰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巴杜拉的谈话记录

(1969年1月23日)

本人应邀访问了巴杜拉。

从驻西贡大使多布罗沃利斯基那里得到的由其说明的消息是有关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北京与越南南方的相互关系问题，越南南方的内部政治形势问题。

一、据1月22日的消息说，“法新社”西贡分社副社长在与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谈话中说，1月21日阮文绍与在西贡访问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列克西斯·约翰逊进行了会晤，据说达成了有四项内容的美国西贡计划，该项计划应在巴黎会议首先进行讨论。

1.西贡当局释放战俘。

2.对渗透地区进行监督。

3.对不设防的地区恢复原状。

4.停火。

据说，美国人在释放战俘问题上对西贡施加压力，而阮文绍在这个计划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宣传的数字与在越南南方实际存在的越共战俘有极大的出入。

美国新闻记者罗斯和贝姆证实了这个法国人的消息，他们强调说，在巴黎最先提出的将是关于不设防地区和停火问题。

根据多布罗沃利斯基的资料，约翰逊向新闻记者们证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在越南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说，他约翰逊不会建议尼克松去改变政策。

二、据1月22日消息说，多布罗沃利斯基从与一位不久前访问过柬埔寨的美国新闻记者的谈话中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侨民起着中间人作用，他们用中国武器和粮食供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部队。观察到居住在柬埔寨的中国人有参加阵线武装力量队伍的情况。

驻金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层领导人员保持着经常的接触，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柬埔寨购买大米并将它运送到阵线去，在这些活动中他们充当了中间人的作用。

根据波兰大使的报道说，他也掌握中国大使馆与解放阵线部队联系消息的其他资料。

三、据1月21日报道，1月19日迟到一星期的消息说，举行了一次所谓的“全国民族大会”，召开这次大会的倡议者是越南南方天主教教会的主教黄琼(ХоангКунь)和从北方逃走的天主教的领导人。按照组织者的意图，这个大会应该在“和平”的口号下，在得到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广泛的民族支持下，和建立在佛教徒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来进行。但是事件说明，越南南方绝大多数政治和宗教团体无论是对天主教最高层想达到和平的想法以及对政府在这个问题的政策上都持否定的态度。“大会”遭到了惨败：预计有1500个参加，结果仅有200人；有战斗力的佛教徒团体、越南国民党、大越党、越南劳动会议都拒绝参加。

据观察家意见，“大会”的失败同时也是政府的失败，它打算把这次大会的召开作为表面上给人看看的措施，这一措施似乎想证明越南南方人民对现有制度的广泛支持。佛教徒们有自己在越南达到和平的计划，但是仅在政府的“和平计划”公布以后他们才打算公布自己的计划，当时西贡的领导人关于这项计划曾有过声明。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Г.切谢夫

ЦХСД，ф.89，оп.54，д.22，л.23-25

№10256 佐林与春水、陈宝剑谈话纪要：越美和谈的进展和前景(1969年2月21日)

摘自В.А.佐林的工作日记

1969年2月28日

第203号

今天拜访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官邸，在那里与春水 [121] 同志和陈宝剑 [122] 同志举行了会谈。

一、我简要地向越南同志通报了今年2月15日美国代表万斯在与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奥别列姆科同志谈话时表达的最新意见以及法国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德拉伊今年2月18日与大使馆参赞乌特金同志谈话中，就越南的调解问题阐述的法国人的看法(没有直接引用他的话)。越南同志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介绍并对通报表示感谢。

二、我借口说，我最近将对参加巴黎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洛奇进行回访，询问越南同志，在尼克松来巴黎之前，有没有越南同志感兴趣的问题需要我们向洛奇提出来，以便我们在政治解决方面对美国施加影响。我还问，考虑到戴高乐很可能与尼克松讨论越南问题，越南同志有没有希望向法国人提出的问题。

越南同志在回答这些问题时谈了以下意见。

(一)陈宝剑同志指出，现在美国不愿意在谈判中讨论实质性问题，他说尼克松正努力加强西贡政权及其军队，然后才解决实际问题。然而，南越的局势将会发生变化，美国不可能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美国正采取措施以保证自己在城市中的安全。美国人现在不得不面对由于城市各阶层居民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新困难。城市居民的运动不仅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而且更加广泛，它指出的基本要求是在国内恢复和平，让阮文绍、阮高其和陈文香等所有人一起下台并组建“和平内阁”。

他继续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已经提出了要政治解决问题，就必须予以讨论的一些建议，并且明确阐述了自己关于解决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立场。但美国却试图首先解决军事问题，努力改善自己在南越的地位，以便以实力地位进行谈判。

(二)春水同志同意陈宝剑同志的看法，他强调，尼克松和约翰逊一样，都想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所以美国继续加强傀儡政权，打算即使自己的军队撤出之后也继续留在南越，以便利用傀儡继续自己的新殖民主义政策。

美国人暂时还没有解决越南问题的具体计划。他们在头几次会议上提出的那些具体建议(指洛奇建议开始讨论关于非军事区的问题、关于撤出外国军队的问题和交换战俘的问题)，不过是为了进行对话，而不是为了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是在拖延解决问题。美国人明白，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将给他们提供加强西贡傀儡的机会。美国之所以硬要讨论军事问题，其目的就是要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施加压力。

至于法国在越南问题上所持的立场，据春水同志说，法国人希望美国从南越离开，而法国返回那里，但不是像他们以前那样。很显然，法国人在与尼克松谈判时将在这个方面对他施加影响。

往后，春水同志说，如果我与洛奇谈话，让我转告他以下情况：

——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希望在达到真正独立的基础上，解决越南问题，而不是在美国希望的基础上。

——如果美国想继续从实力地位行事，那么越南人民不会同意这样做并将继续反对美国的侵略斗争。

——如果美国想解决越南问题，它就应该开始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如果不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越南问题将得不到解决。暂时美国和西贡在谈判中还只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谈，而不愿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谈。

——如果美国不同意完全和无条件地从南越撤出自己的军队，那么他们就将遭到更大的军事失败。

至于具体问题及解决它们的立场，春水同志和陈宝剑同志认为，现在还不到与美国人讨论它们的时候。

三、在就越南问题的某些方面交换意见时根据我们主动(为了弄清越南同志的立场)谈到了“和平内阁”的问题、分阶段撤出美军的问题、消灭美军基地和停止军事行动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越南同志谈了以下自己的意见：

(一)陈宝剑同志解释说，反对政府的西贡政权只是一个战争政府，它只能为战争服务。反对派运动及它提出的要求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关于建立“和平内阁”的思想，所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支持这个运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支持反对派运动作为“和平内阁”候选人提出的人士。被推举的候选人都是些值得尊敬的人，他们中间有的人过去与美国人有联系，但现在已站在进步的立场。

(二)春水同志补充说，西贡当前的政府不希望和平并继续奉行支持美国侵略战争的政策。所以西贡、其他城市和美国人占领地区的居民都要求推翻阮文绍、阮高其和陈文香。这个要求不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要求，而是人民群众的要求，是从下面提出的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支持这个要求。

他继续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当前对建立“和平内阁”没有什么具体建议，但我们欢迎将进入新政府，并愿意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所有人进行对话。如果越南南方居民方面提出要求，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也参加政府，那这是件好事。如果不提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和平内阁”的希望，而只是表示准备与其谈判，那这也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可以接受的。主要的任务在于，在这个“和平内阁”中，应当实现各阶层居民的民族大联盟，并在内阁成员中包括进“民族、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联盟”的代表。当这样的“和平内阁”建立起来之后，有可能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组建临时政府。

(三)当我提出，为了解决军事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是否应该提出某些具体建议，比如，关于缩小某些地区军事行动的范围或者关于分阶段撤出美国军队和在一定期限内消灭美军基地的建议，春水同志说，还不到讨论军事问题的时间。美国人想从实力地位进行谈判并想使用这种实力。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要求迅速、完全(而不是分阶段地)、无条件地撤出美国军队。美国人现在认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力量已经耗尽，他们已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行动。所以，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现在提出某种具体建议，比如说关于缩减军事行动的建议，那就会被美国人视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软弱的表现。

陈宝剑同志对此补充道：“我们要狠狠教训一下美国人，并且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春水同志要我在与美国人谈话时暂时不要涉及这个问题，他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将讨论这个问题，并在稍晚些时候与(苏联)大使馆交换意见。

(四)我以探讨的方式向越南同志提出，为了迫使美国人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对话，是否应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依据4点和5点提出一个巴黎会谈的具体纲领，而越南民主共和国则对此表示支持。

越南同志对此想法表示感兴趣，而且春水同志说，两个代表团将研究这个建议。

参加该次谈话的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何文楼同志、梅文蒲同志，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成员阮文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工作人员阮玉蓉同志，我大使馆参赞泽连佐夫同志，大使馆二等秘书戈里茨基同志。

参赞В.А.泽连佐夫同志为谈话担任翻译，二等秘书В.А.戈里茨基担任记录。

苏联驻法国大使

В.佐林

共打印6份：科济列夫同志、苏共中央、第一欧洲司、东南亚司、沃姆普(УОМП) [123] ，存档

1969年2月24日

第256号

ЦХСД，ф.5，оп.61，д.460，л.56-60

№10282 苏联政府致兄弟党政府的情况通报：中国在珍宝岛的军事挑衅(1969年3月8日)

1969年3月2日，当地时间11点整，中国在达曼斯基岛上组织了一次挑衅行动。该岛位于比金和伊曼之间(普里莫尔斯基地区)，哈巴罗夫斯克以南的乌苏里江上。

据已查明的事实情况来看，这次行动是中国政府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后发起的。在1968年12月和1969年1—2月间，成批武装的中国士兵从虎林方向出动，几次入侵达曼斯基岛。遭到苏联边防军的抗议后，中国军队返回他们的边防哨所，或沿中苏之间指定的边界线行进。

在1969年3月2日事件中，驻虎林地区的边防部队仅扮演了一个次要角色。一支200多人的经过特殊训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队伍，被用来发动这次挑衅行动。这支队伍于3月2日天明前秘密进入达曼斯基岛，其成员均配有特殊装备，并身着伪装服。从中国一侧岸上还架设了一条通往该部队的电话线路。在此之前，炮兵部队以及后备队、军备物资和地雷、自动火炮、重机枪等军火都已汇集于中国一侧江岸附近。事后找到的那些稳定器、炮弹、地雷和手榴弹碎片以及遗弃在被击毁坦克中的木板箱等物，证明这些武器确曾被使用过。

莫斯科时间约2点钟左右(当地时间9点)，我们的观察哨所发现，达曼斯基岛上有30名中国军人在前进。为此，我边防站派出一支队伍前往中方越界地。我方指挥员带领一支小分队向侵界地点靠近，打算如以往反复做的那样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未使用武力)他们从苏联领土上退出去。但是，在双方交涉的最初几分钟内，我边防军就处于对方的交叉火力之下，中方未提出任何警告便在暗中开了火。与此同时，中方还从岛上的灌木丛中和中国一侧江岸上向我边防军余部开火。我边防部队接到战斗命令，并获边防站附近留守部队的增援，阻击中方的突然袭击，并采取果断行动，将入侵之敌驱逐出苏联领土。

双方均有伤亡。

当对岛上事件发生的现场进行检查时，发现了军事装备、电话和通向中国大陆的电话线以及大量散在的空酒瓶(这些酒显然是中方奸细及这次冒险活动的参加者在鼓足勇气开始行动之前所饮用的)。

达曼斯基岛既无居民，也毫无经济上的重要性；其附近方圆几十里没有村庄。人们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该岛之所以被选为入侵的地点，是由于在那里可以秘而不宣地暗中为此次行动做准备，然后在世界上造成一种有利于该行动组织者的舆论倾向。

在挑衅行动中，中国军队对苏联边防军伤员施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残忍的暴行。根据对事发现场的检查和医学委员会对阵亡苏边防军人尸体检验的鉴定报告，表明这些伤员都是被中国人用刺刀和匕首从近距离(或较近距离)击中的。一些伤亡人员的面部被毁得几乎难以辨认，还有一些阵亡者的军服和靴子被中国人扒走。中国人对苏边防军人犯下的暴行只能与20—30年代中国军阀和蒋介石部队的极其残忍的暴行相比肩。

毛主义新的危险的挑衅行径暴露出，北京意欲加强同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和西德的机会主义政治调情。正当波恩在西柏林举行的联邦总统选举中挑起事端时，中国军队发动了对苏边防分队的伏击，这并不是偶然的。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挑衅行动是毛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其目的在于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内对外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并使其国家转化成为一个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敌对的政权。毛泽东集团很久以来就准备组织对苏中边界地区的武装侵犯。1960年以来，中国当局人为地制造了苏中边界地区的紧张局势。从那以来，中国已制造了几千起带有挑衅目的的边界入侵事件。

1967年初，中国当局的边界入侵次数急剧增加。在一些地区，他们试图在属于苏联的岛屿和那部分河流上进行边境巡逻。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中国方面在乌苏里江上的七里沁岛和卡萨克维奇运河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挑衅行动。1969年1月23日，中国发动了一次对达曼斯基岛的武装攻击。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边界是根据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63年6月俄中双方代表签署的附件地图确定的。根据这些文件所划定的分界线，达曼斯基岛位于苏联的国土上。这条线一直处于苏联边防军的警戒内。

与中国的边界挑衅行动相反，多年来，苏联方面一直在采取步骤使局势正常化。

1964年8月22日，(苏中边界)磋商中断。尽管我们一再提出会谈的建议，中国也不恢复会谈，甚至当1967年8月31日苏联外交部备忘录提出这一问题时，中国方面依旧毫无反应。

与此同时，中国当局继续严重违犯1951年苏中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在1967年和1968年，他们还造成苏中边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所举行的会谈破裂。该委员会是根据1951年达成的协议成立的。

中国在边界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备战(修建机场、通道、营房和仓库，训练民兵等)。中国当局在边界地区进行挑衅活动，有意识地造成边界冲突局面的形成。而在我们方面，则是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边界冲突事件的发生，避免冲突局势逐步升级。苏联边防部队接到命令，不得使用武力，如果可能，要避免武装冲突。尽管中国人在许多情况下，玩弄骗人的鬼把戏，找碴儿斗殴，用刺刀一类武器、铁棍和其他类似器械攻击我们的边防战士，行为极具挑衅性，但不使用武力的命令仍被我方严格地执行着。

达曼斯基岛地区的武装挑衅行动是中国当局的路线、方针所致的逻辑性结果，是北京旨在加强反苏运动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

1969年3月3日以来，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再次遭到经过特殊训练的毛主义团体的有组织的围攻。反对苏联驻华机构代表的野蛮、残酷的暴行在全中国每天都有发生。中国全国上下燃起了激烈的反苏运动的烈火，其特点在于，整个运动蒙上一层军事色彩，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狂热的大国沙文主义气氛中。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鉴于所面临的这种局势，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以防止边界入侵行动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挫败毛泽东集团制造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的罪恶计划，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将去做一切必要做的事情。

苏联政府通过表示友好的感情来引导其与中国人民的关系，并打算在将来继续实施这种政策。中国当局这种恶意的挑衅行为将遭到我方的断然回击，同时，我方决心结束这种局面。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61—4364页

№22892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中苏边界冲突及越南和谈问题(1969年3月11日)

3月11日。

午餐的时候，我与基辛格两个人在我们的大使馆举行了会谈。

1.基辛格说，由于美苏即将就近东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尼克松总统希望能够找到稳定近东局势、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方面将由美国助理国务卿西斯科参与这次会谈，同苏联方面交换意见。但是，如果下一阶段双方进行交换意见的会谈需要转到莫斯科举行时，将由美国驻苏联大使比姆参与会谈。第一次会谈于星期五或者星期一在这里举行。为了同美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今天，以色列外交部长埃班到了美国，当他离开华盛顿的日期比较明确的时候，西斯科将会立刻另行向我通报这件事情。

基辛格接着说，他受委托向我转告，如果在同西斯科进行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由于美国助理国务卿过于外交化的辞令”而产生了“一些不明确的问题”，并且需要确定“美国方面更为真实、更具权威的意见的时候，或需要就某一微妙的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会谈的时候”，我可以秘密地向他基辛格——尼克松总统的助理寻求帮助。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又说，尼克松总统真诚地希望在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上能够取得进展，解决近东问题。

我对基辛格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将采纳这一提议。

2.基辛格推心置腹地说，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建造有限的导弹防御体系，尽管下周才会宣告这一决定。

3.基辛格想了解苏中边界事件，我根据现有指示的精神向他做了说明。

基辛格指出，美国人做出的评价是，只要毛泽东还活着，苏中关系将不能实现正常化，但是，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使他们没有料到的是，北京领导人现在就直接同苏联发生了边界武装冲突。

在谈到关于他们现在对苏中边界冲突这一事件的评价时，基辛格说，对这一事件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评价：短期性方面的评价和长期性方面的评价。

如果从短期性方面进行评价，那么他们没有看到中国对苏联有什么真正重大的军事威胁，“无论中国人会挑起什么样的事端”(他没有明确说出这种事端可能具有的性质，只是说“中国人的行动总的来说很难预料”)。

如果从长期性方面进行评价，那么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成为敌对国家，中国的长期威胁将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因素，这是苏联未必能够忽视的，尽管考虑到现代化武器，从军事的角度来说，这种因素将不会像在常规武器时代和军队的数量起作用的时代那样具有决定性。

基辛格自己主动保证说，尼克松政府“不打算利用”中苏关系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基辛格说，在此之前，他们就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同中国改善关系；关于改善关系下一步应该由他们(中国方面)提出意见(“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现在提出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要求”)。

基辛格继续说，尼克松新政府确信，只有通过同苏联进行合作，苏美双方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互理解，他们才有可能在如下三个方面取得成功：调解近东冲突，调解越南问题以及保持欧洲的稳定(关于保持欧洲的稳定这一点，基辛格指出，他们完全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维持欧洲现状、增多西方大国进入柏林的通道的提议，关于这一点“可以另行交换意见，并考虑到苏联方面在1959—1963年提出的关于解决德国问题的一揽子建议”)。

基辛格接着说，现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都明白，无论是在现在或是在将来(至少在尼克松政府的这届任期内)，中国都不会在解决上述问题中起到主要的作用”。用他的话来说，美国政府将努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也将努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同时将避免介入他们有争议的问题和矛盾，因为那样做将会反过来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根据基辛格的上述言论以及其他的迹象判断，对于中国人近来采取的行动，尼克松政府愿意向我们保证美国的“中立”，甚至愿意表示对中国人某些行为的“不赞成”。同时，从各方面来看，美国政府非常关注苏中关系的发展，并在他们的对外政策中尽力考虑到苏中关系，在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上持谨慎的态度。

在同基辛格进行谈话的过程中(以及在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进行的谈话中)我们都在努力增加美国人对中国人行为的谨慎和警惕，向美国人显示，中国在达曼斯基岛的军事挑衅行为是北京对外政策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推行的大国沙文主义路线的一种表现，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希望培养中国人民对邻国人民的仇恨(并且还不仅仅是对邻国人民的仇恨)，为他们新的、更具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亚洲国家更具冒险性的对外政策创造一种氛围，并以此来证明这种政策的正确性。

4.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也提出了关于就越南问题举行巴黎谈判的问题。

基辛格援引前不久，我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就越南问题进行的会谈(这次会谈是根据罗杰斯的提议于1969年3月8日举行的)说，我在同罗杰斯举行的会谈中没有对美国政府的立场产生完全正确的印象，他对此表示“担心”(当时罗杰斯对我说，洛奇正在准备新的指示，以便对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四方将要在巴黎举行的秘密会谈提出建议，美国打算在这次会谈中不仅仅讨论军事问题，而且还打算讨论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政治问题，并且，他们美国人根本就不愿意把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地区分开来，至今他们仍然持这样的观点)。

基辛格说，美国政府在巴黎谈判中的立场可以被归结为如下几点：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提议举行一次秘密会谈或一系列的会谈(基辛格说的“再过一段时间”的意思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以便确定今后南越军事局势的发展：游击队是否继续对南越的城市展开猛烈的攻击，如果继续攻击的话，他们美国人就会一直反对提出关于举行秘密会谈的建议)。

在这些会谈中，美国方面将会“务实地”提出相互撤军的问题：美国从越南撤军，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南越撤军。基辛格说，他们认为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而且他们甚至愿意提出关于他们准备撤出的军队的数量、撤军的日程和日期等问题。

基辛格说，他们希望，在此之前能够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和西贡代表同时进行秘密会谈，讨论关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基辛格说，他们有材料显示，对于同西贡进行接触，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不会坚决反对，而西贡方面也不反对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进行建设性的对话，无论这种接触和对话是否公开进行。

在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说，这些双边会谈可以被纳入四方秘密会谈中同时进行，以便就各个问题进行讨论。

基辛格关于这两场双边谈判的计划和构想以及他为这两场谈判确定的任务是：在尼克松政府看来，这一构想以及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将讨论撤军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对参与会谈的双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施加压力，这可以“很好地提醒越南人，他们应该抛开个人的情绪，现实地寻找相互妥协的途径”。基辛格说，这指的是，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谈判，除了具有其直接的意义之外，还将对越南双方的代表施加压力。

基辛格说，美国新政府和尼克松总统本人，都很关切关于从越南撤出美军这个问题。“我们是非常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能也将不会使这一问题的解决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失败，看起来好像是由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出了自己的军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尼克松就得不到白宫的支持。”

至于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基辛格又重述了早先对我说过的话。他们的意思是，他们不能容忍在刚刚签署协议之后，就立刻使南越政权发生变更，或立刻就在南越实行急剧的政治变革。这将为人们指责尼克松政府提供口实，人们会指责他同敌人进行了“密谋”，背叛了“盟友”等。

另一方面，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或是在“正常的政治发展过程中”逐渐推行了某些政治变革，并且这种变革是由越南人自己推行的，那么美国将会认可这样的变革，不管到时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或取代它的其他组织在这一变革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基辛格也指出，他们很清楚河内关切的是什么，很清楚莫斯科很关心越南干部今后的命运，也很清楚谁会支持他们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基辛格说，“我们不仅仅清楚这些，而且还准备讨论所要采取的相关措施，以便撤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危险的领导人，以便不发生类似最近几年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们不希望，支持我们(美国)的人都被屠杀殆尽”。

基辛格和其他美国的官方代表一样，他们都表示，非常希望苏联在解决越南问题上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于这一点我又向基辛格阐述了苏联的立场：如果美国想使巴黎会谈取得成果，那么，就不能忽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不能再把解决军事问题同解决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在考虑西贡政权的时候，不能忽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事实上起到的作用。基辛格试图掩盖自己的图谋，他说，尼克松政府和尼克松本人都“热爱和平，但是不得不焦急地等待着越南的另一方开始进行建设性的对话”，他企图通过说这样的话对我施加压力，我也果断地引开了他提出的这个话题。

应该说，基辛格事实上是在尼克松总统的许可下宣布取消罗杰斯的代表资格，这显然证明，尼克松政府内部在对外政策的选择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持不同意见的各派相互进行着斗争，试图对总统施加影响。

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基辛格在很早(这指的是，其中包括，1月份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建议)以前就提出了上述计划，即进行两个阶段的会谈，或者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同时进行会谈。正如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出的结论一样，他至今仍然确信，他的这个计划事实上使得对于美国来说比较重要的撤军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同时这个计划还可以使美国人最低程度地卷入这场就政治解决南越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而现在看来，这场谈判是毫无前景的(正如他暗自想的一样)。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表了强硬的声明，他们声明说，不应该完全不让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与谈判，如果不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这个要求，那么，越南民主共和国将不会同美国在巴黎进行秘密谈判，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不会同西贡的代表进行谈判。我们对这些声明表示了支持。看起来，这对罗杰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3，п.399，д.5，л.143-149

№25956 梅尔库洛夫致吉尔吉斯党中央报告：加强边防军战斗准备的问题(1969年3月24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部边境军区军队管理局

1969年3月24日

第14/059号

阿拉木图市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部队司令部和政治部，鉴于苏中边境局势继续恶化和联盟部长会议克格勃主席关于加强边防军战备的指示，拟研究和积极解决如下问题：

——在边防区党委例行全会上讨论“关于通过揭露毛泽东集团的反苏分裂活动和培养劳动者警惕性来强化党组织工作的问题”；

——在边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就“共产党员在培养劳动者警惕性和揭露中国反苏宣传本质方面的任务”问题召集党的会议；

——就苏中边境军事政治挑衅的本质和提高警惕性的任务等问题对边区劳动者开展解释工作；

——在中央机关、州委和共青团区委全会上讨论关于吸引青年保卫边界和在边境地区展开共青团青年警惕性突击检查等问题；

——今年5月，以边防工程技术装备为主题举办共和国共青团青年宣传月活动；

——派遣演讲报告团、音乐队和艺术家团体前往边防部队、工厂和边境居民点，给予部队政治组织和地方党组织实际帮助，加强当地居民和边防军的党政思想工作。

——指示区党委、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志愿纠察队指挥部根据道德思想品质、业务能力和健康状况在各边境居民点选拔纠察队员，培训其使用武器，以便在局势复杂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执行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小组人员清单)。

每个此类人民志愿纠察队战斗小组均固定配备必要数量的交通工具。

边境地区各医院须配备医疗救护车辆、药品储备和通讯工具，以便在边境局势恶化时能在第一时间提供医疗救助。

各战斗组要进行日常学习、培训和作战射击训练。鉴于此，应指示各区委、区招委和人民志愿纠察队指挥部对于此类活动积极予以协助。

附录：1页。 [124]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司令

梅尔库洛夫中将(签名)

苏联部长会议克格勃东方边防军区政委

拉斯波平上校(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5—1086页

№10463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关于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125] (1969年4月 [126] )

苏联政府责成苏外交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做出如下声明。

3月6日，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京代表打算预先通知中国方面，大约10天后的3月16日，苏联军列将抵达满洲里火车站。这次军列是根据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就通过中国国土运送苏联军备物资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发出的。

苏方代表曾三次要求中国政府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一处会见他，以使他能就此事通报情况。但是对方以该机构官员“忙”为借口，拒绝见他。

这次会见直到3月8日才举行。会见中，中国政府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代表詹勤泽(Jan Cin-dse)断然拒绝接受此通知，并争辩说这个消息传递得“迟”了。为答复此种说法，苏联代表指出，他曾几次要求获得接见，以便能通报关于这批货物符合1968年2月10日中苏协议提出的最后期限的情况，而中方两天来却一直回避与他会见。对此，詹勤泽解释说，“任何时候他都愿意接见苏联代表团”。这次会谈是在中国代表粗暴的腔调声和可恶的反苏激情中进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代表的这种行为，其目的在于为将苏联的武器和军需物资运送给战斗中的越南人民制造障碍，并构成对中苏2月10日协议的违犯。

苏联政府再次提请中国政府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它对中断将苏联物资运送给正在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的越南人民，负有重大责任。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65—4366页

№10277 苏联政府致中国政府照会：中国为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设置障碍 [127] (1969年4月 [128] )

……

最近，中国当局重又开始为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的武器及军需物资经中国境内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设置障碍。

越南朋友对越南和中国就1969年将援助物资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运送至越南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他们强调说，“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为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问题也将变得非常困难”。越南同志完全没有考虑到会出现这种可能，即苏联军备物资经中国运往越南的货物运输活动将会完全终止。

自1969年1月以来，中国人拒绝运送苏联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由于中国的这种做法，迫使苏联在1至3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

……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66—4367页

№22894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巴黎会谈及中美关系(1969年4月2日)

4月2日。

同基辛格举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谈到了以下问题：

1.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对所有欧洲国家发出的呼吁。我依据我国对驻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们所下达的指示向基辛格详细地解释了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这一行动的原因。

基辛格仔细地听取了我的解释，然后问道，(苏联)期望美国在全欧会议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因为这对尼克松政府对上述呼吁做出评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我回答基辛格说，大使馆得到的指示的精神是，因为谈及的是关于欧洲的安全问题，因此应当由欧洲国家自身来讨论关于美国参加这次会议的问题，他们应当好好想一想，作为非欧洲大国的美国应当参与这次会议中关于哪些问题的讨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这次会议。(在解释我们的指示时也应当指出，不应留下一种印象，好像我们反对美国以任何形式参与全欧会议。)

基辛格说，总的来说，这一解释非常重要，他今天就将同尼克松(他已经去了佛罗里达过复活节)联系，并告知他这一点。

基辛格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说，他们已经对华沙条约国发出的呼吁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且事先认为，这一呼吁是非常克制而郑重的，白宫认为这份呼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然后，基辛格解释说，或许，一周后在华盛顿召开的北约委员会会议将会审议这一呼吁。

根据得到的指示，我在会谈中指出，欧洲局势在很多方面都取决于整个国际局势，应尽快采取行动，消除世界其他地区(近东、越南)的紧张局势和危险的根源，为缓和和巩固欧洲安全创造条件，并协调相关国家的行动，达到这些目的。基辛格说，至于近东问题，他认为最好是在过一段时间后能够同我另外进行详细的会谈。

2.越南问题。关于越南问题，其中包括巴黎谈判问题，基辛格说，美国代表团已经同北越人进行了几次秘密会谈(基辛格说，“也许，你们对这些会谈都很清楚”)，但是这些会谈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我问道，目前美国的实际立场是什么。基辛格回答我说，他们仍然认为，应该同时举行两场会谈，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军事问题举行会谈，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西贡政权之间就政治问题举行会谈。在经过一定的阶段之后，再把这两场会谈合二为一。

基辛格说，他们现在还不准备让达成的军事协议生效，直到就政治问题的主要框架达成协议，尽管看起来，不需要等到把所有的问题都完全确定下来。基辛格继续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愿意最终和平解决问题，这是具有一定的保障的，他们不必担心类似发生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身上的那种事情，但是另一方面(西贡方面)毕竟还是希望他们得到一定的保障(关于这一点，基辛格抱怨说，对于“说服”阮文绍、阮高其等人，他是多么困难)。

关于军事行动，基辛格说，美国不打算在进行巴黎会谈期间扩大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规模，但是这不意味着“如果另一方(北越)加强了自己的军事行动，美国有不采取相应的军事措施的义务”。

基辛格补充说，他们目前还没有任何扩大军事行动的计划。

基辛格说，“我们也非常清楚，加剧军事行动会不可避免地损害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因此，如果局势的发展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重大的反击措施的话，那么，看起来，我们将不会再通知苏联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的动机，这些措施不是特别地针对苏联的。在任何情况下，莫斯科都不要把我们在越南采取的某一行动，看作是华盛顿忽视了从苏美在越南冲突的角度看待问题，或进一步把这看作是华盛顿不重视美国同苏联发生关系，而尼克松政府认为，美苏关系具有最为重大的意义。这一点非常重要”。基辛格补充说，然而，他们不希望事态发展到这个地步。

基辛格也顺便提到，并且略带强调的口吻多次强调说，在对待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条件上，尼克松总统“不能完全不考虑1972年的总统选举”。基辛格说，“美国政治生活的逻辑就是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我对基辛格说，在公正的条件下把美军完全从越南撤出，尽快结束越南战争，比起固守和拖延战争，将会给执政党及其总统候选人带来更多的选票。这在上一届政府身上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的谈话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暂时还不愿意抛弃西贡的阮文绍和阮高其政权，并且仍然指望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同他们在巴黎或其他地方进行的接触中会最终作出让步。关于这一点应该指出我同基辛格进行的一段简短的谈话。基辛格说，在巴黎进行接触或许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另找地点进行接触，取代在巴黎进行的会谈。

对此我答复他说，问题不在进行接触的地点，而在于西贡政权本身，他们仍然不愿考虑南越的现实状况，仍然像以前一样指望借助美国的军事力量，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

基辛格在最后说，他们将继续研究关于越南问题的各个方面，看起来，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同意我就这些问题提出的这些想法。

3.中国问题。有消息说，白宫成立了一个以基辛格为主席的专门委员会，研究美国同中国最近的关系，基辛格确认了这一消息，尽管他补充说，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因为这样的委员会他已经领导了大约六个，而且都是为解决最为重要的问题而设立的。

基辛格接着说，他同尼克松总统就中国问题交换了几次意见，因此，他知道，在同В.В.库兹涅佐夫举行的会谈中 [129] ，尼克松总统已经非常开诚布公地说出了他个人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就是：现在世界上有美苏两大强国，两国都拥有巨大的经济能力和军事潜力，但是二十或二十五年之后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另一个强国，这就是中国；因此，苏联和美国要利用一切可能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制定和作出一些决议，使国际事务向良好的方向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基辛格接着说，他们现在正在考虑，在现在正在召开的这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实行什么样的政策，美国和中国是否存在改善关系的某种可能。

基辛格说，他还利用他们的一些欧洲朋友的帮助，对北京的意图进行试探，确定在哪些领域可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在贸易方面、互换报刊代表方面、文化联系方面等)。

基辛格补充说，同时，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把台湾交给中国。除此之外，他们在处理有关美中关系事务的时候，“都是非常灵活而没有成见的”。

基辛格继续说，总的来说，大部分美国专家都认为，只要毛泽东还活着，美中关系就未必能得到发展。但是，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仍然要尽力为双方今后关系的发展打好基础，他们仍然认为，这样做是不无裨益的。无论怎样，中国都是一个拥有七亿人口的大国，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到。

基辛格继续说，尽管他们的专家还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关系具体会怎样发展，因为这将取决于谁来接管北京政权。但是，他们认为，在毛泽东死后，美国仍然比苏联更容易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因为到那个时候，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仍将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为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权)和领土分歧。中国同苏联接壤，并且拥有漫长的边界线，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因素。

基辛格补充说，美国方面，当然也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华盛顿方面目前还不会抱太大的幻想，因为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能忽视：中国位于亚洲大陆的中央，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重大的生存利益，美国完全不会在这些利益上向北京让步，尽管“我们不希望北京无事生非”。基辛格说，因此，位于亚洲大陆中央的中国，其政治如何发展，绝不是美国可以漠然置之的。

基辛格说，因此，他们正在密切关注着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因此，华盛顿组建了一个拥有大批中国问题专家的小组，对北京现在发出的“每一点声音”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确定中国领导人现在想的是什么。白宫认为，中国共产党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将对中国今后的发展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尽管美国目前还没有多少关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可靠资料。

在会谈过程中，当谈到美国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意图的时候，基辛格援引了尼克松本人的意见，他强调说，美国现政府不打算打中苏关系牌，并且认为，第一，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是美国现政府最为重要的任务，第二，企图利用中苏矛盾将不利于美国，会使苏联和中国都更加疏远美国，特别是，在目前北京的政策还不是非常明确的情况下。

顺便说一下，基辛格也指出，华盛顿“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打苏联和中国牌，这些人认为，美国同中国接近首先可以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地位”。

基辛格接着说，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民主党内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例如小肯尼迪、索伦森等人现在在谈论美国对中国政策的时候都持这种观点。看起来，这种观点可能会引起莫斯科的警觉。

基辛格确信地说，然而，尼克松政府不同意所有这些观点。(基辛格的这些话显示，美国两大政党出于选举斗争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开始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看起来，同他们的竞争对手民主党相比，自由党在对这个问题上显示了他们更加有利的地位。)

总的来说，从基辛格关于中国问题的这些谈话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尼克松政府现在非常关注中国局势的发展，在盘算着，在不使美国同苏联这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复杂化的情况下，同时找到同北京改善关系的途径，并且不排除将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中苏矛盾的可能。但是，现在感觉他们采取的是一种观望政策，这是因为，第一，对于中国能否现在就急剧地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他们明显还没有信心，第二，他们的考虑是，在尼克松执政期间(4年甚至8年)，苏联在军事上将比中国占据明显的优势，因此，相对于同北京的关系而言，同莫斯科的关系对美国来说仍然是最为重要的。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不存在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利用苏中分歧这个问题，尽管目前事态只是渐渐地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们已经向我们谈论了关于美苏关系优先于美国和中国关系的重要意义，尼克松政府对我们强调说，他们的行为是“慎重的”，希望莫斯科在对外政策方面能够对此予以正确的评价。

应当指出，在谈到美国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意图的时候，基辛格说，他们不希望把这看作是企图同中国建立关系的举动。因为远远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而且这种看法本身也显示，他们同我们的关系的发展“还不完全顺利”。基辛格再次说，这所涉及的利益众所周知。他再次向我强调了尼克松总统早先就美国对东欧政策相关问题委托他转告给我的话：他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仍然完全有效(在会谈过程中，基辛格完全没有提及最近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

4.在就越南问题进行的会谈中，我问基辛格，美国社会研究所的一名领导人哈里斯是否有全权代表基辛格同苏联代表在纽约就越南问题进行接触。

基辛格非常肯定地说，他没有给哈里斯任何权限就这个问题进行会谈。诚然，哈里斯曾说，他同苏联在纽约的代表进行了很好的接触，并答应，保证把他从苏联代表那里得到的信息马上就发送给基辛格。基辛格说，他当然没有反对哈里斯这样做：如果这些信息是有用的，为什么不得到它们呢？

基辛格说，但是，哈里斯对苏联代表所说的话完全不代表白宫的意见，而是纯属个人看法。对此莫斯科方面应当明白。

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给他有明确的指示：只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同苏联代表进行非正式的接触。他基辛格只执行这一指示。

在会谈的最后基辛格表示，希望在4月10—11日，北约理事会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之后，能够同我进行非正式的会见，两人能够共进晚餐，就如下问题进行略谈：欧洲事务问题、近东问题、裁军问题以及关于苏美关系的其他问题。

我的答复是同意进行这次会谈。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3，п.399，д.5，л.177-184

№25955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议：加强中苏边境地区的政治教育(1969年4月3日)

绝密，特别重要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9年4月3日第12次会议第106号记录

关于在吉尔吉斯边疆地区加强政治教育工作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出，共和国的劳动者们对苏联政府就中国政府在苏中边界地区的挑衅发表的声明高度一致地予以欢迎，他们热烈地赞同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列宁主义对外政策，赞同为保障我们祖国的神圣边界的不可侵犯和完整而采取的一切措施。

鉴于毛泽东集团的危险行动，党组织应当在广大的居民中加强教育工作，保持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警惕性。

为了加强边疆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揭露中国反苏政策的实质和北京领导人的挑衅行动，使居民对苏中边界局势的加剧保持警惕，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决定：

1.责成奥什州、阿赖斯基、乌兹根州、阿特巴希、天山、贾特奥古兹和杰特奥古兹斯克、丘普斯克地区的党委：

在1969年4—5月的地区党委全体会议上审议这一问题；

在边界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基层党组织中就提高劳动者的警惕性和揭露中国领导人的反苏分裂活动问题召开会议；

在边界地区的所有居民中开展大规模的解释工作，解释在苏中边界地区的政治军事挑衅的本质，以及提高劳动者的警惕性的任务。

2.责成吉尔吉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央局、奥什州委和边境地区的共青团全会上研究关于吸收青年保卫国家边界、就青年共青团员的警惕性开展突击检查的问题。

今年5月，就边界地区的工程技术装备在加盟共和国开展青年共青团员月活动。

3.应向边境的一些队、哨所，以及边境的居民点派遣一些作报告的小组、举办音乐会的工作队、艺术家小组对部队的政治机关及当地党组织提供实践上的帮助，在居民和边防战士中加强党的政治工作。

4.各区党委应依据思想政治品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状况在边境居民点内挑选义勇队员，并训练其使用射击武器，以便在形势恶化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参与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队人数清单 [130] )。

每个此类战斗队应配备固定的、随时待命的必要数量交通工具。

这些战斗队应协同军队开展日常学习、训练和射击。

5.责成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确保边境地区各医院和医疗所拥有救护交通工具、药品储备和包扎手段，并由专门人员负责卫生业务培训，以便在边境形势恶化情况下提供基本的医疗求助。

6.为激励那些在保卫苏联国家边境、单兵作战和政治素质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边防军，决议认为，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应设立先进红旗奖项，每年授予部署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最优秀边防部队。

委托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行政和贸易机关对该决议的执行进行监督。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Т.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7—1089页

№25957 吉尔吉斯奥什州委决议：落实在中苏边境地区加强政治教育的决议(1969年4月16日)

绝密，特别重要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委1969年4月16日第2次会议第34号记录关于落实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1969年4月3日

“关于在吉尔吉斯共和国边疆地区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的决议

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委会指出，本州劳动者一致赞成苏联政府就中国当局在苏中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所发声明，热烈拥护和支持苏联政府和共产党所执行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及其为确保我们祖国神圣边界的安全和不受侵犯而采取的所有措施。

鉴于毛泽东集团所采取的危险行动，各级党组织有责任加强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思想教育工作，确保其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警惕性。

鉴于中苏边境局势恶化，为加强边境地区党组织工作、揭露中国反苏政策和北京领导人挑衅活动的本质、提高民众的警惕性，吉尔吉斯共产党(奥什)州执委机关做出如下决议：

1.责成阿尔泰和乌兹根区党委：

——在1969年4—5月举行的区执委全会上研究这个问题；

——在边境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基层党组织中就共产党员在提高劳动者警惕性和揭露中国领导人反苏分裂活动的本质等问题召集党的会议；

——就苏中边境军事、政治挑衅的实质和提高劳动者警惕性的任务等问题，在各区全体居民中开展广泛解释性工作。

2.责成吉尔吉斯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奥什)州执委，在州执委机关和边境各共青团区委全会上研究关于吸收青年参与捍卫国境和开展加强警惕性的共青团—青年突击检查活动。

本年5月，在全州范围内举办边防工程技术装备共青团—青年月活动。

3.责成奥什州执委，通过空中交通管理局采取措施，加强州边境地区的交通制度，确保应有的通关秩序，以便夏季从乌兹别克共和国的安迪让斯克和费尔干纳诸州，塔吉克共和国各地区和奥什州因公来访的畜牧专家的旅途顺利。

整顿通往国境附近各居民点的道路和专线，在本年5月份建成直达乌兹根区克孜勒扎尔村的电话线路。

4.责成州文化局(马杜马罗夫同志)向各边防部队、哨所，以及边境居民点派遣演讲——报告组、音乐队和艺术团体，以实际行动帮助部队党机关和地方党组织加强居民和边防军的党政思想工作。

5.区党委应依据思想政治品质、业务素质和健康状况在边境居民点内挑选义勇队员，并训练其使用射击武器，以便在形势恶化情况下武装和吸收其参与作战任务(附录居民点和战斗队人数清单 [131] )。

每个此类战斗队应配备固定的、随时待命的必要数量交通工具。

这些战斗队应协同军队开展日常学习、训练和射击。

6.责成州卫生部，确保边境地区各医院和医疗所拥有救护交通工具、药品储备和包扎手段，并由专门人员负责卫生业务培训，以便在边境形势恶化情况下提供基本的医疗求助。

7.据悉，为激励那些在保卫苏联国家边境、单兵作战和政治素质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边防军，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设立了吉尔吉斯党中央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先进红旗奖项，并将每年向部署在吉尔吉斯境内的最优秀边防部队颁发。

责成吉尔吉斯共产党州执委宣传、行政和财政贸易机关等部委负责监督上述决议的落实情况。

吉尔吉斯共产党州委书记

С.ИБРАИМОВ(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89—1092页

№10407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中国学的研究队伍和科研工作(1969年4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1969年4月28日会议第71/1г号记录

第1项　关于加强中国学研究队伍的培养和改善中国学科学研究工作。

(基里连科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卡图谢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Н.米哈伊洛夫同志、梅夏采夫同志、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罗满宁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

1.赞同关于扩大培养中国学干部和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附件)。

2.责成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以及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对该措施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附件：

第71/1г号记录

关于扩大培养中国学干部和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的措施

一、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基里林同志)应该在培训科学教育干部的年度计划中，规定高等院校和苏联科学院中国问题研究生部，每年招收研究生达50人。

二、批准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每年招收5—7名中国学研究生。

将中国经济和政治问题专题课纳入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高级党校以及州际的高级党校教学计划中。

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协同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在科学文化联系年度计划中规定派研究生和科学教育工作者前往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大学实习(每年派出人员20名，期限6—12个月)。

四、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以及苏联教育部，应该组织提高专业水平以及中国学教师的进修活动，保证专门住宿学校汉语学习的完善。

五、为了协调和完善中国问题的科学研究工作计划，苏联科学院(克尔德什同志)、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叶留金同志)与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米哈伊洛夫同志)，在一个月期限内，制定苏联科学院科研所和国家高等院校1970—1975年期间中国问题研究和出版的综合协调计划并将其提交苏共中央。

整个科学研究活动的协调工作由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负责。

六、1969—1970年期间准备完成以下出版工作：

(一)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加富罗夫同志)，负责出版面向广大读者的科普读物《中国历史》；

(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费多谢耶夫同志)和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季莫费耶夫同志)，负责出版《中共党史概述》；

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保证以上著作的出版。

七、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并作出决定，公开出版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信息公报的资料。

八、委托苏联科学院，在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设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分支机构。

九、苏联科学院在今年的6月1日前，应该向苏共中央提交关于加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物质基础和改善该所研究人员物质保障的提案。

ЦХСД，ф.4，оп.19，д.543，л.2，37-38

№10408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巩固苏联在香港阵地的一些措施(1969年5月13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13日会议第72/111г号记录

第111项　关于加强苏联在香港的地位的一些措施。

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苏联海军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与其他有关组织一起，共同研究苏共中央办公厅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并在一个月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出建议。

ЦХСД，ф.4，оп.19，д.544，л.33

№22347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宣传措施计划(1969年5月28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28日会议第73/185г号记录

中央书记处1969年5月28日表决通过的决议

第185项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

一、同意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见附件)。

二、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组织部以及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对该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监督。

三、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财政部同有关组织一起，在两周期限内提出关于与实现本计划有关的一切开支(包括外汇)的资金来源的建议。

四、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应与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国际部，就其代表例外会晤问题进行磋商，以对“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作出一致评价，并为此准备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资料。

附件：

第73/185г号记录

关于针对中国问题宣传措施的计划

在党的教育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领域：

一、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各级教育组织中，加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研究，加强苏共反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加大力度揭露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固定下来的中国领导人反社会主义的方针。

规定进一步扩大初级政治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校、党的骨干分子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和理论知识进修班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同时考虑将一些补充课程和专题课列入其中，举办座谈会、理论性代表会议以及其他形式的学习，使学员能够更深入地学习和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同中共领导人政治方针和立场作斗争的迫切问题。

二、为提高培养在各级组织中从事党的学习和群众政治鼓动工作宣传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开办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的和州的进修班和学习班，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迫切问题的宣传组织及其内容，并特别注意毛分子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破坏活动的危险性。

三、责成苏共中央宣传部、苏共中央组织部、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同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一起，在今年的6—7月份，在哈巴罗夫斯克和塔什干举办报刊编辑人员和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以及与中国相邻的州的广播电视委员会代表会议，讨论反宣传和对居民进行军事爱国教育问题。

责成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在10天期限内，制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军队中开展工作以防备出现武装冲突的建议并提交苏共中央。

四、《真理报》和《红星报》报刊总局，应该系统地保证向地方报纸的编辑部提供关于中国问题的材料。

五、各加盟共和国党的中央宣传部、边疆区委员会和与中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州委员会，应对中国越境人员进行经常的解释和教育工作。

考虑到应在从中国越境到苏联的维吾尔族人之中加强政治教育工作，研究在《共产主义旗帜》报纸中增添阿拉伯文插页的问题，该报是用维吾尔语在阿拉木图市出版的，请于1969年6月30日前提出本问题的提案。

在报刊宣传领域：

一、《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在5月份和今年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应该发表编辑部文章，分析“中共九大”决议、揭露“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性质以及毛分子对内对外政策的冒险主义。

在关于“中共九大”的材料中，主要注意力应集中在揭露林彪报告以及中共“新”党章中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试图提出毛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将加强反苏主义作为毛集团的正式方针；修正列宁关于党、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放弃根据事实制定的经济建设纲领；背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组织地建立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对立的毛分子中心的方针，等等)。

二、委托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和进步出版社，在1969年第四季度出版苏联国内和国外共产主义报刊重要文章的专题汇编，揭露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同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共同出版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以及同毛主义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方针进行斗争的学习材料。

政治书籍出版社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出版以“毛泽东——中国人民的敌人”为题目的文件汇编手册。思想出版社、知识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应该系统地出版关于中国当前的形势、中苏关系、中共党史、毛分子在一切革命队伍中的破坏活动等内容的书籍。

在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一切出版物里，应该揭露“中共九大”方针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民主性质，及其反苏倾向。

三、责成新闻社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共同撰写准备在国外散发的系列小册子，揭露毛泽东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的实质以及它对于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危害性(宣传手册的题目——附件一)。

四、责成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同新闻社，共同准备在中国及其邻国散发的、揭露毛泽东集团反人民性质和揭示中国人民愿与苏联真诚友好的宣传小册子(宣传手册的题目——附件二)。

五、责成新闻社出版社同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准备并在1969年第三季度用俄语、主要欧洲国家语言、汉语、朝鲜语和越南语出版关于中国当局在中苏边界进行挑衅的“白皮书”。

六、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保证有效地出版并大批发行由《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编辑部编辑的题为《今日中国》的书籍。

七、新闻社应在1969年第四季度出版并大批发行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毛分子反人民犯罪活动的照片集，并配上俄文、主要欧洲国家语言、汉语、朝鲜语和越南语的文字说明；从每周一期的《今日中国》电讯上摘录资料翻译成英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国外报界更加广泛地传播这些材料。

八、为了扩大出版和印刷基地，用汉语进行系统的出版宣传活动(出版书籍、宣传册子和传单)，责成：

(一)新闻社(布尔科夫同志)扩大和加强国际情报总编辑部专门小组，增配中国学专业干部——记者和编辑人员在现有的定员范围内达到8—10人。专门小组的任务如下：整理出版业务材料(文章、宣传手册和传单)以及书籍和随后翻译成汉语的反宣传材料。

新闻社出版社保证将指定的材料翻译成汉语。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新闻社出版社成立汉语翻译编辑部，并根据工作量确定其人员数量。

(二)《真理报》出版社和印刷厂(费尔德曼同志)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使汉语的排版能力达到每月50印张。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出版委员会(米哈伊洛夫同志)，应该扩大第7号印刷厂排版车间能力，使其汉语排版每月达20印张；设立中文打字组，采用轮转印刷的方式，扩大印刷能力，达到每月20—25印张。

为保证实现上述工作量，规定购买相应的设备、培训排字工人和打字员。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补充吸收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批准《真理报》出版社和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购买铅字、纸板和必需的生产设备，并用超计划积累支付以上开支。

(三)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应该在中国、与其相邻的且有大量中国居民居住的国家以及在苏联境内居住的中国人中间，组织提供并散发汉语宣传书籍。

九、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研究，在某第三国家以中国健康力量的名义(或者是反毛的进步组织)用汉语出版报纸或者周刊的可能性，目的是把他们散发到有中国居民的国家和中国。1969年6月10日前提交该问题的建议。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新闻社应该采取措施，在反对毛集团的斗争(对中国进行反宣传等类似活动)中利用从中国迁出居住在苏联的侨民，尤其应考虑成立这些侨民的相应组织(同乡会、学校等)。关于所采取的措施应于1969年7月1日前报告苏共中央。

十、为了提高杂志编辑部和中央出版社编辑出版委员会对中国问题出版内容和方向的责任心，在一系列杂志编辑部里成立由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问题著名专家组成的出版委员会。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联络部于1969年6月15日前将该问题的建议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

在影视宣传领域：

一、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电影艺术委员会，拍摄制作揭露毛主义、展示自十月革命之后直至今日苏联对于中国的真正的国际主义立场的大型纪录片。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在今年的8月1日前夕，筹备制作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中国当局在边界地区的挑衅活动以及中国现代领导人觊觎邻国领土等内容的电视纪录片，并采取措施在国外广泛宣传这部影片。

苏联外交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向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文件。

附件一：

国外宣传文章和小册子的选题

一、为什么毛分子诽谤苏联以及苏联的现实？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选中苏联作为自己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因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反帝阵线的最强大的可靠支柱。十月革命的思想、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对于世界人民，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都是一种诱人的力量。毛分子猛烈地造谣诽谤苏联的现实，是因为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中国人民认识到事物的真实面目，中国人民就会坚决地批驳毛泽东集团冒险的、反人民的方针。

二、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大公无私的援助

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苏联给予了坚定的支持和援助。在将中国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苏联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建立中国的现代工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兄弟般的援助。在粉碎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侵略阴谋的斗争中，苏联的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毛泽东及其集团一笔勾销了两国兄弟人民和党的关系历史中所有这些光辉的篇章，用忘恩负义回报苏联。

三、毛分子手中的核武器——威胁人民的和平与安全

扩张主义——是毛分子对外政策的组成部分之一。加紧建成核导弹部队的目的，正是极力追求扩张。中国的核潜力不是一块盾牌，而是一柄悬在世界人民头上的利剑。

四、毛分子在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毛泽东及其集团在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中，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破坏活动，力图使其与兄弟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工人运动脱离。毛分子拒绝参加制止美国对越南侵略的共同行动，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给予越南的援助加以阻挠。试图使古巴陷入孤立，使其脱离社会主义国家，让它单独对付美帝国主义。拒绝参加给阿拉伯国家援助的共同行动。拒绝对南非共和国采取经济制裁。

五、毛分子正在走上与世界资本主义结盟的道路

中国重新确定对外贸易的方针是面向资本主义国家(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有57％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中国的主要对外贸易伙伴是：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给予帝国主义继续在中国境内开采矿藏的权利(台湾、香港、澳门)。

与波恩复仇主义(臭名昭著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日本帝国主义集团进行政治调情。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提供特权。

六、毛分子的反苏挑衅活动是对那些直接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的打击

毛分子在中苏边境上的武装挑衅行动，削弱了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使和平、进步和社会主义力量遭到了打击，使那些直接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国家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西方国家的反动军事集团利用中国对苏联的武装挑衅活动，号召加强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欧洲、印度尼西亚和近东的仆从国的进攻。中国的武装挑衅行动可能会给一些国家，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古巴、老挝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

七、目前中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叛卖角色

毛分子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越南人民的共同行动——实际上是在鼓励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行动。毛泽东集团挑拨苏联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极力孤立正在进行斗争的越南的企图，使它单独对付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由于中国当局百般阻挠苏联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物质的运送，给越南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对于政治调解越南问题毛泽东集团持捣乱立场。

八、毛分子在东南亚共产党和民族、民主政党队伍中活动的有害后果

现今的中国领导人视东南亚为自己的世袭领地。毛分子以牺牲东南亚人民的民族利益来换取自己世界大国的地位。这些国家的中国侨民都是为毛泽东服务的。北京领导人在东南亚政策的实质是——加剧紧张局势、忽视现实情况、推动共产党和民族、民主政党过早地进行没有准备的武装进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缅甸共产党、菲律宾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毁灭——应归罪于毛分子。

九、毛分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活动

毛分子企图在批驳毛泽东反列宁主义的方针的大多数共产党内，建立反党集团和反党宗派，从内部分裂共产党。对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肆无忌惮的诽谤中伤，而这些党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立场并在自己国家的人民中享有威信。毛泽东集团实际上脱离了集体制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毛泽东主义与帝国主义反动派狂妄的反共产主义行为非常吻合(鼓励捷克斯洛伐克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拒绝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协商会议，阴险地攻击参加筹备和举行会议的绝大多数党。

十、毛主义——反帝力量团结的敌人

毛分子竭力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团结、国际工人运动对立起来。毛分子在国际社会组织里进行破坏和分裂活动。毛泽东及其集团一贯否定整个爱好和平力量为制止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所进行的共同行动。毛分子的反苏挑衅活动——是它的霸权主义方针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旨在削弱世界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地位。

附件二：

对中国进行宣传的文章和小册子的选题

一、苏联——中国人民的朋友和兄弟

苏联——开辟了东方人民解放道路的十月革命的国家。在将中国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苏联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斗争中，苏联给予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以广泛的和多方面的支持。在建立现代化工业基础过程中，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奠定经济基础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兄弟般的援助。在粉碎帝国主义集团对中国人民的侵略阴谋的斗争中，苏联的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为争取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及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所进行的斗争。

二、世界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敌人

各个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中国人民的长期剥削者和压迫者。帝国主义分子掌握着中国领土上的矿产资源(台湾、香港、澳门)。帝国主义者反人民中国的阴险意图。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中国处于美国的军事基地以及亲美的军事集团包围之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扩张主义阴谋。当今中国领导人与西德帝国主义分子亲昵的危险性。

当今中国领导人造谣诽谤，说苏联是中国的敌人，这对中国人民的利益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三、毛泽东及其集团鼓吹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现阶段战争的性质。热核军事冲突对于中国人民的命运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武装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的觊觎——这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相违背的。毛泽东集团利用军国主义化和对军事行动的狂热追求来替代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毛泽东集团对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扩张主义意向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的创造性劳动。

四、中国的劳动人民是否需要占领新的领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本身就有很多新的土地还没有条件进行开发。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为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人民的文化水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是提高中国人民的福利事业，满足其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另一条道路——觊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将对中国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是与其根本的民族利益相抵触的。

五、消除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

中苏之间的分歧严重地削弱了社会主义体系、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以及世界革命力量的地位。煽起对苏联人民的敌对情绪，疯狂地反苏联的行动，给中国本身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牵扯了中国人民解决迫切的经济任务的力量。所有这一切都被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以加强对社会主义、民主和和平力量的进攻。

中苏之间的分歧不带有对抗的性质，因此是能够也应该是在平静的状况下，通过谈判的途径解决。这也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要求的。

六、造谣诽谤苏联的现实——这是迷惑中国人民的方法

毛泽东分子对中国的劳动人民宣传说，在苏联已经“复辟资本主义”，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苏联“已经同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了”。所有这些阴险的谣言都具有故意诽谤的性质。苏联已经成功地建设了社会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和技术基础。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一切胜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将自始至终地与一切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行为、与修正主义的“左”右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纯洁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而奋斗。苏联永远站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全世界都知道：正是苏联的全面援助是越南人民取得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对苏联的现实以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进行造谣诬蔑，毛和他的集团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反对十月革命的国家，并借此压制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对派。

七、中苏边界关系的真相

目前的中苏边界，是俄国和中国在两国边界地区历史性划分的结果。苏联政府永远是根据中俄两国关于边界条约的实际情况出发的。

根据友好同盟和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担的责任是：尊重苏联领土的完整。

中国领导人对于边界问题立场的改变证明，他们已转入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方针。在北京1964年的协商会议上，苏联就边界问题表现出了良好的意愿，力求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毛泽东集团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加强在中苏边界的挑衅活动。珍宝岛的挑衅事件就表现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竭力激化中苏关系，在中国加强反对苏联的行动。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95—4409页

№22895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及中苏冲突(1969年6月11日)

在我6月12日返回莫斯科的前一天，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先生给我打了电话。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离开之前同我进行一场会面。我同意了这次会面。我们的这次会谈是在白宫基辛格的办公室内进行的(像以前同他进行的各次会谈一样，这次会谈也是秘密举行的)。

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知道我将返回苏联，我们的这次会谈就是他安排的。以便我返回莫斯科向苏联政府进行报告的时候，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把美国总统在各个国际问题、特别是苏美关系问题上的观点亲自报告给苏联政府。

基辛格说，他可以完全负责任地说，在对外政策方面，除了越南问题，尼克松总统认为他应该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就是苏美关系。他认为他在苏美关系领域的主要目的是：必须避免出现会导致美苏发生直接冲突这样的局势。总统认为，这一目的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尼克松总统都不允许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出现危险的局势，导致我们两国之间发生直接的冲突。关于这一点尼克松总统希望，并且他认为，苏联政府也会这样认为。

基辛格接着说，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1972年之前，或许是1976年之前，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的话)苏美关系能够进入建设性的阶段，使苏美关系有别于“冷战时期”的关系。遗憾的是，冷战时期的这种关系仍然存在，并影响着两国现在的关系。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并且这些分歧仍将存在，因为这些分歧太深刻了。尽管如此，尼克松总统仍然认为，我们两国关系完全会向我们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尽管这需要时间，需要双方都考虑到对方的利益，耐心地工作。

基辛格继续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在各方面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他对这一最为重要的问题还要有一定的谨慎，这主要是由于要考虑到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和全世界的反应。因为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噪音，引起各种各样的轰动效应，一些人会仓促地做出预测，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会对会谈产生所谓的“巨大期待”，但是随后将是非常大的“失望”，尽管在2—3天的高层会谈之后很难预测到马上就取得重大的成果，何况重大的国际问题未必就是一下子能解决了的，因为日积月累的障碍和阻力需要一步一步地清除。遗憾的是，大众舆论期待这些高层会晤“创造奇迹”，因为这些“奇迹”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就评论这些会晤是“不成功的”、“失败的”会晤。这无助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反而会给参与会谈的领导人施加心理上的压力，这些领导人在会谈之初就不由自主地在考虑，在会谈结束的时候，他们应该向报刊发表什么样的声明。

基辛格接着说，因此，尼克松总统确信，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同苏联领导人不应该只是组织一次会晤(肯尼迪和约翰逊总统任期内都是组织了一次会晤)，应当在一定的时期内举行一系列的会晤，他们的意思是，一年举行一次。那时这些会晤将不再那样具有轰动效应，将会更加具有务实的性质。在这些会谈中不必一定要寻求对外做出一些圆滑的说法，而应在实质上推动事情缓慢地向前发展。应该定期举行务实性的会谈，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讨论，寻求相互都可接受的途径，而不必担心报刊随后对这些会晤扣上的帽子：苏美领导人没有“达成协议”，或他们的会谈“没有成功”，因为所有人都将知道，过一段时间之后将举行新的会谈，继续讨论问题，而在这些会谈的间隔期内双方应通过外交渠道做出相应的努力。

基辛格接着说，在这些会谈中，不仅仅应该寻求途径，解决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一下子总能够解决的)，而且还要就潜在的危险局势进行磋商，相互交换意见。这些潜在的危险局势会把美苏两国卷入冲突中。双方即使没有就这些潜在的危险局势达成一致看法，还可以理解彼此的动机，不使自己的行为越过危险的底线。当然，这些高层会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预先进行精心的准备，这指的是，在某些具体的条件下这些会谈必须取得最大的效果。

基辛格想知道我对关于定期举行会谈这个想法的看法。我回答说，根据我自己的意见，从原则上来说这个想法应予以重视。

然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具体问题和关于一些地区的局势问题上。基辛格说，在欧洲问题上，不应该企图改变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局势，尼克松同意这种看法。众所周知，美国在原则上赞成德国的统一，但是如果现实地谈论这个问题，那么，从各方面来看，这将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尼克松政府不打算重提德国统一问题或加剧局势向这一方向发展。相反，尼克松政府感兴趣的是使西德能够得到一定的稳定，以便苏美关系不因德国局势而发生动荡。基辛格补充说，他们期待苏联方面就这个问题提出更加具体的建议，这是由于考虑到今年2月份苏联政府对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呼吁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反问道，美国方面能否就这个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基辛格对此回答说，他们仍然首先想得到苏联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同时，从他的话中也可以看出，他们会考虑采取一些措施，使联邦德国在西柏林的行动“中立化”，以换取通往西柏林的道路，这个问题是民主德国及其盟国(首先是苏联)同联邦德国及其盟国(首先是美国)之间发生摩擦的原因。然而，同时也可以看出，华盛顿现在还不准备使西柏林获得“自由市”的地位。

在就欧洲事务进行会谈的过程中，基辛格再次说道，尼克松总统考虑到苏联在东欧地区的特别利益，美国不打算在这些地区采取任何被莫斯科看作是对其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进行“挑战”的行动。基辛格确信地说，这就是尼克松总统对这一问题的原则立场，因此不应该特别在意“尼克松总统对东欧某国公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因为这只是为了安抚美国一些阶层的情绪，但这些情绪会对美国的选举产生影响”。

基辛格又提出了罗杰斯在此之前提出的关于双方都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问题，这正如几个月之前尼克松总统向我们建议的那样。基辛格强调说，尼克松总统认为，苏联和美国同时批准这一条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有两个原因。首先这是自他担任总统以来苏美共同采取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在他看来这些行动的意义超出了这一行动本身。

第二，在尼克松看来，苏美共同批准这一条约，会对那些现在仍然没有签署这一条约的国家施加压力。

我也阐述了我们就这一问题的立场。我提醒基辛格说，正如我们向美方通报的那样，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正在审议这个条约，根据苏联法律这是批准这一条约所必要的法律程序。接下来我谈了自己的看法：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对联邦德国政府施加必要的影响和压力，联邦德国政府公开反对签署这一条约，这在很大程度上就使这项条约显得很空洞。然后我表示，希望尼克松政府对波恩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使他们尽快签署这一条约。

基辛格实际上也没有否认，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他们还没有对波恩施加什么大的压力。他尽力对此进行辩护，其理由是“我们拖延”答复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苏美同时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建议。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波恩领导人除了援引联邦德国选举前的运动之外，似乎还对他们说，如果苏联都不急于批准这一条约，那么他们也不必着急。

总之，关于这个话题的会谈给我的印象是，对于我们拒绝尼克松提出的关于尽快批准核不扩散条约的建议，尼克松把这看作是：我们不愿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正在召开，苏中分歧加剧)就采取这一共同行动，以显示我们和他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尼克松比较确信地认为，我们没有批准这一条约会对联邦德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基辛格千方百计地要说服我，他说，苏联和美国没有批准这一条约刚好帮了联邦德国那些反对签署这一条约的势力。)

总之，根据我们的观察，可以看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信，美国近期不打算最终批准核不扩散条约或者向联邦德国施加强大的压力，直到我们同意尼克松的上述建议，或者对他的建议做出更加具体的反应。(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最高苏维埃对外政策委员会不应该拖延对这一条约的审查。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在批准条约的同时保留特别的条款：联邦德国也必须批准这一条约。)

在谈及其他领域的关系时，尼克松的意思是苏美应该加强接触，相互交换意见，基辛格指出了调解近东问题、限制战略核武器问题、今后逐渐发展贸易关系问题。

在谈及近东问题时，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认为，如果现在可以做一些工作、有助于解决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的话，那么美苏双方只能秘密地相互交换意见，美苏都知道，他们的“当事人”想的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观点，但都不应该以自己的当事人为借口行事。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尼克松打算在不远的将来——他在前不久就越南问题制定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并希望尽快审议和批准关于苏美即将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的谈判而下达的指示之后，他本人能够对关于具体调解近东问题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进行更加仔细的研究。除了同约旦国王举行了会谈之外，他还打算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同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举行会谈。美国政府打算同果尔达·梅厄举行会谈，其中包括就目前形成的局势问题、特别是就苏美双方相互交换的意见举行会谈，有鉴于此，华盛顿非常期待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也许，在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开罗并返回莫斯科后不久他们将会得到答复(同基辛格举行的这次会谈刚好是在葛罗米柯访问开罗期间)。

在接下来就近东问题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拒绝就我所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会谈，他说，由于他忙于越南问题，暂时还没有对这些具体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大约过一个月或一个半月，他将“亲自介入”苏美就这些问题进行的会谈。但是他介入这些会谈的条件是，他不会在所有的细小事情上都替代西斯科。他(基辛格)可以同我进行秘密会晤，就调解近东问题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关键性的问题可以由我们提出)进行全面的会谈，同时也将提出自己的报告以及尼克松总统对这些报告的意见。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根据事态的发展和其他的一些状况，这份报告将会成为尼克松总统的特别指示，成为国务院今后同苏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的基础。基辛格补充说，在他看来，为了取得成功，双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必须“吞下苦果，做出一定的让步”，然而，基辛格没有再详细地谈下去。

基辛格还说，尼克松总统希望，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葛罗米柯和罗杰斯国务卿能够就调解近东的所有问题进行会谈。

在说完这些话之后基辛格转入了越南问题。从各方面来看，尼克松总统及其顾问们现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越南问题。

在会谈中基辛格详细阐述了他们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他所阐述的主要思想和论据实质上都是在重复今年5月尼克松在白宫同我最近举行的一次会谈中所说的内容，也是早先基辛格受尼克松总统的委托向苏联领导人转告的那些话。

然而，基辛格说的一些新的内容就是更加直接地号召我们帮助他们走出巴黎会谈的死胡同。

基辛格说，美国政府一如既往地高度评价苏联政府为保证巴黎会谈的举行所做的一切工作。基辛格接着说，如果开诚布公地说，那么，他们现在产生的印象是，最近几个月莫斯科对谈判进行的干预减少了，这看起来是为了让河内领导人完全任其所为；苏联对谈判的影响明显减少，这与苏联对河内和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影响是不相称的，毕竟苏联是对他们进行武器援助和经济援助的主要国家。我们当然知道莫斯科在越南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是：不引导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但是他仍然顺便提出说，他所说的上述情况使尼克松总统的一些顾问们产生了一个问题。在白宫召开的会议上这些顾问们越来越经常地问他：“莫斯科现在是否认为，由于一些原因，越南战争的持续最终是有利于他们，因此他们就应不急于调解这场冲突？”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他本人和尼克松总统是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的。他们认为，莫斯科对结束越南战争是感兴趣的，因为这场战争花费了他们大量的金钱，这也是考虑到越南冲突是一块巨大的绊脚石，不清除这块绊脚石就谈不上真正地改善苏美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基辛格立刻又提到了中国问题。他提请我们注意尼克松总统早先提出的一个观点：他们不打算介入现在苏中发生的冲突，并再次确认这一原则。基辛格说，他们当然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愿意为此采取一些理智的措施，但是这一过程应该具有双边的性质。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但是，在对中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和最近发生的事件进行分析之后，他们还没有证据来证明北京领导人准备对美国实行比较和解的路线。

基辛格用半带讽刺的口吻说道：“诚然，现在苏联已经取代了我们成为中国攻击的主要对象，而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也处于被攻击的第二位，但是北京对我们的态度没有发生任何明显的变化。北京一如既往地坚持要把台湾转交给他们。但是美国是不会做出这样的让步的，尽管我们不反对他们自己同台湾就这个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会谈，但是台湾方面暂时还没有表达这样的意愿，而尼克松政府将不会在这件事上施加什么压力。在遏制北京扩张的意图方面台湾仍然是防御链中的重要一环。”

基辛格确信地说：“但是，这些还都不是重要的问题。我们是现实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苏联，而不是中国拥有主要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能力。不仅仅现在是这样，而且在尼克松的总统任期内都将这样。从这一意义上开诚布公地说，如果谈到全球范围、特别是在爆发核战争给美国可能带来的后果来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苏联。因此，尼克松总统认为，同苏联保持良好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适当的关系，不使这种关系激化而处于危险的边缘具有首要的意义。”

基辛格继续说：“我们知道，看起来，在莫斯科有一些人认为，美国和中国可以在反苏的基础上达成谅解。从世界历史的角度、从各国以往经验的角度来说这种说法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基辛格确信地说，但是，在现在这种具体的情况下，如果从美国政府的角度来说，那么这种想法首先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

基辛格继续说：“当然，如果说你们同中国日益加剧的分歧使我们非常难过，你们会认为这是假仁假义，而无论怎样你们都是不会相信我们的。但是存在一种实质性的情况，尼克松总统认为这一情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尼克松总统相信，对他来说比较好的政策是：既不倾向于苏联，也不倾向于中国，要特别注意不使苏联政府认为美国支持中国的反苏政策或寻求在这一政策的基础上同中国达成协议。尼克松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的逻辑非常简单：相对中国而言，苏联有更大的机会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对抗，这种对抗会造成冲突和危险的局势，一旦爆发战争，就是在拿美国的国家安全作赌注。而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就其军事和经济潜力而言还不会对美国造成这样的威胁，但是苏联就会。”

基辛格接着说：“此外，毛泽东的行为不合逻辑。对他还要观察一下，尽管迄今为止他显然在避免中国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指的不是在第三国的冲突)。而苏联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苏联的领导人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关切的是本国人民的福利。同苏联领导人可以达成符合两国利益的具体协议，而且这些利益不仅仅符合两国的利益。因此尼克松总统曾对苏联领导人表达了如下思想：如果我们两国在今后的10—15年能够共同努力，至少两国的政策不发生冲突的话，那么就可以避免把世界卷入冲突和战争，直到中国‘成熟起来’，比较负责任的人掌握了北京政权。”

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尽快结束越南战争，并且苏联在调解越南问题上就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委托给河内，因为河内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只是从自身狭隘的角度出发的，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客观上符合的首先是中国的利益”。

基辛格接下来的所有发言几乎都是围绕这一论题展开的。给人的感觉是，他向我们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受尼克松的委托而说的，尽管基辛格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是他自己的看法一样。

我又向基辛格重述了我们对解决越南冲突问题的原则立场。我强调说，我们确实希望尽快结束越南战争，但必须考虑到整个越南人民的法律地位和利益。我还说，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不现实的，这种政策正符合毛泽东及其团伙的心意，在事实上妨碍了建立一个独立、中立的南越，这正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他们的十项条款中阐述的一样。这十项条款众所周知。华盛顿尽快接受这些条款，不仅会使越南得到更多的好处，而且对美国自身，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基辛格仍然在重复尼克松提出的关于“调解”越南冲突的计划，他多次强调说，如果河内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最终开始进行谈判，并不再是“只是重复他们的最后通牒”的话，他们愿意讨论“任何建议并寻求妥协”。当谈及“妥协”的时候，基辛格指出，可以“秘密讨论各种不同的方案”，但他补充说，“他们现在还不能抛弃阮文绍，因为这将意味着向越南投降”。

在讨论的过程中，基辛格又放话说(像尼克松之前说的一样)，如果河内再没完没了地在谈判问题上进行“捣乱”，那么几个月后尼克松政府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的措施来说服越南”。

基辛格坚定地告诉我说，如果不是现在的尼克松政府不想重蹈上届政府的覆辙，那么就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和平谈判与和平调解问题的选择。但是，上届政府造成了什么后果呢？前任总统的例子就让人足够明白了。

基辛格明显是不想让会谈的气氛紧张起来，就把谈话转入了另一个话题。但是，不能不指出尼克松和基辛格在会谈中坚定地提出的关于“采取其他选择”的问题。这意味着在经过一定时期之后，尼克松会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或者采取其他的军事行动，尽管看起来，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试图对越南和苏联进行讹诈的性质，但是，总的来说，如果在尼克松看来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他采取这些行动的话，不能完全排除美国政府采取这种行动的可能性。

对于局势的这种发展仍然要作好准备，特别是如果北京针对苏联的挑衅政策加剧的话，华盛顿将不再会认为，局势的发展会对河内产生不利的影响。看起来，在这一点上基辛格放出那些话也不是偶然的，基辛格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得不采取“其他的选择”，那么他们希望，这不会使苏美关系降到“危险的底线”，因为他们将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给苏联造成损失或损害苏联的威信。我对基辛格说，美国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的图谋是注定要失败的，美国的这种政策无疑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不可能不影响到我们同美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从这些会谈中可以得出的一些看法是，尼克松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首要问题是：在美国可以接受的条件下找到退出越南战争的方法，确保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从各方面来看，基辛格今后还会试图“说服”苏联帮助他们调解越南冲突，在我们今后同尼克松政府就其他的国际问题进行的谈判中要理解这一点，如果他们不直接提出这个问题，那么众所周知，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延缓谈判或延缓解决其他问题的速度。

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回去之后，他还能同我就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系列问题和总的国际局势问题进行会谈。我对此表示了同意。

关于对基辛格本人的几点看法。通过对尼克松及其主要的对外政策顾问(而我现在实际上已经都认识了他们)的活动进行的观察，可以确信地说，现在基辛格对总统的对外政策事实上起着决定性的影响作用。总统个人的和发给白宫的关于对外政策的所有报告(包括侦察部门的报告)基辛格都可以得到。他同其他25个各方面的专家一起组成一个小组，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会议日程及其需要讨论的材料，总统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尼克松上台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定期工作，每星期至少召开1—2次会议)。正如尼克松本人最近在同我进行的一次会谈中所承认的，相比他的任何一名助手，基辛格每天都更会让他感到“厌烦”(也就是说他经常使尼克松感到“厌烦”)。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比较，相比约翰逊和他的助理罗斯托的关系，可以说，在总统面前，基辛格要比他的前任自由得多，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信，已经在白宫获得了牢固的地位(国务院就直接说，如果亨利反对某一项建议，那么尼克松就一定会否决这一建议)。

基辛格是一个聪明博学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他喜欢在和我进行会谈(我已经同他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吃饭时进行两个人单独会谈的时候夸耀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在最近的一次谈话中他毫不谦虚地说，整个华盛顿“现在只有两个人能够对美国对某一问题的立场做出准确的答复，这两个人就是尼克松总统和他基辛格”。因此他对我说，如果(我们)确实需要搞清楚某些重要的问题，“以便莫斯科可以正确地理解尼克松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政策”的时候，那么，就可以秘密地直接找他。

应该说，在我方提出相应的建议之后，他总是愿意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苏联大使，或者到苏联大使馆进行单独的会谈。他自己也经常主动提议进行这样的会谈。可以看出，他在利用一切类似的机会来巩固自己在尼克松政府中的地位，来加强自己在同苏联进行秘密接触中的作用。关于这一点应当指出，对于尼克松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同我们大使馆进行的所有联系，基辛格都予以严密的监视，并密切关注，使这些会谈能够向他个人汇报，如果他认为必要的话，就会亲自再向总统报告。最近很明显的一个趋势是，他限制了这种联系的范围，把这种联系转入他个人同苏联大使进行联系的轨道上。

可以看出，今后应该积极发展和利用基辛格这个渠道，同他进行会谈，以便对尼克松施加影响，或者通过基辛格把我们在各个重要问题上的相关观点传达给尼克松，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微妙的情况下，在不愿意公开的情况下，在通过国务院远远不是总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当然，现在，所有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的事务，特别是那些反映我们立场的事务，应该像往常一样通过通常的外交渠道进行。罗杰斯国务卿的作用明显在不断增强，他依靠国务院各部分和各驻外机构，在美国外交政策领域开展了更加积极的活动。但是仍然应当注意，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得到的资料，可以断定，目前基辛格对尼克松对外政策的制定仍然产生着最为重要的影响。

А.多勃雷宁

分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69年7月12日，А.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0129，оп.53，п.399，д.6，л.98-111

№208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报告和决议(1969年6月26日)

1969年6月26日会议。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由于正当原因(因为生病、或出差、休假和出国等)来参加全会的人有：中央委员13人，中央候补委员10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3人。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没有。

表决：会议开幕。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正如已通知的那样，今天全会的议事日程只有一个问题：“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总结”。有人对今天会议的议事日程有意见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波德戈尔内同志。

下面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报告。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总结

勃列日涅夫：

同志们!

6月5—17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60年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这次会议充分显示共产党人在当今世界上的作用在不断增长。会议再次表明，共产党人是领导广大群众反对帝国主义、为了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先锋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列宁已全面揭示了，在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而斗争的过程中，所有国家无产者的国际团结和共产党的团结的意义。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党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要始终坚持高举国际主义旗帜。可以相信一点，前不久闭幕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将成为全世界共产党人进一步团结起来的强大动力。我们有充分理由说，在历经了严峻考验之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步入一个新的高潮期。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召集此次会议的过程是复杂的。如果说其间我们遇到的许多困难最终被克服，会议得以召集并顺利举行，那么在其中作出最大贡献者，正如许多代表团在会议中所强调的，应当是我们的党(掌声)，应当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须知，正是苏共是现在这个会议的倡议者，正是苏共是确保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会议宗旨为指导并团结起来的主要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同志们，这次会议的召集及其工作成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是我们的政治路线的成功，同时也是所有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兄弟党的成功。(掌声)

鉴于这次会议本身及其所通过文件，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其中包括我们党在内的巨大意义，(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就此次会议的工作总结问题向中央全会报告。

政治局已经多次就这次会议召集的各个阶段及其筹备工作情况向全会作过通报。关于会议本身的详细经过我们已在报刊上披露，因此这里请允许我只对几个与会议有关的原则性问题——会议的筹备、经过和总结(结果)等来作讲述。

一、苏共在会议筹备方面的活动

为了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新的共产党会议做出评价，我们就必须让自己的思绪返回到几年以前，回想一下在1960年代前半期共产党运动的形势。当时的情况，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的确是相当复杂的。

1960年会议以后，中共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反列宁主义路线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我们运动的主要危险。在针对多数共产主义党派开展了公开的思想政治斗争之后，为了传播自己的冒险主义思想，北京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分裂共产党、破坏反帝国主义统一战线的团结和诋毁苏共的政策。

尽管北京的分裂活动未达到目的，但这却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众所周知的分歧和动乱，“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开始活跃起来。一些党派在决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时逐渐失去了明确的阶级标准；开始怀疑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民族主义自我封闭倾向开始潜滋暗长。其对政党的独立性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诸原则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就意味着轻视自身所肩负的国际主义责任，从而严重危害了无产阶级的团结事业，为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舞台上的协调行动制造了困难。一些党派的活动表现消极，对自己的力量不自信。

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各类背离马列主义政党的出现，自然使帝国主义分子们感到高兴。后者开始加紧活动，试图利用这一情况来削弱社会主义、整个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力量。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我党中央和全世界马列主义者的严重忧虑。而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清除在共产主义发展道路上阻碍我们凝聚力的绊脚石，实现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起来这一转折。正是基于此，我们在所有路线和最广泛战线上展开了实现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斗争。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1964年)之后不久，我们便采取了措施，并在莫斯科举行了与中国领导人的谈判，试图调解与其分歧。在此期间，我们提出了关于共同筹备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问题。然而，中共领导人并没有与苏共合作的打算。中国代表无论如何都要求我们放弃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期间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我们的党纲，换言之，中共就是要让我们脱离马列主义立场并接受中国领袖们所制定的思想和政治方针。针对这些要求，我们自然予以坚决拒绝。

当自己的企图遭到回击，中国领导人便开始试图对我们党施加压力并加紧从事反苏、分裂活动。

与此相对，为了在实现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尤其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能够统一行动，即使当苏中双方在各种不同问题上均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苏共中央依然从维护团结的大局出发。关于此我们曾作过强调，即共同行动——这是消除分歧的最好办法。我们的这一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尽管当时的形势依然复杂，但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仅符合当前各共产党开展直接斗争的需要，而且为各共产党的团结及其国际主义统一战线的胜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这一思想也是我们党中央提出并召集此次新的国际会议的初衷。

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要求付出大量而繁重的劳动，克服各种相当大的困难。更不用说中共领导人已对此采取了公开敌视的立场。还有一些——如罗马尼亚、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对会议持消极态度。其中一些党派竟提出关于是否召集此次会议取决于中共领导人是否参与的问题。至于我们党，则坚决反对给中国领导人对召集此次会议说“不”的机会。

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并依靠许多兄弟党的支持，我们坚决贯彻了筹备此次会议的方针。召集这次国际会议的问题还与我们党的第二十三大有关。1966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我们提出了关于到了该采取具体举措以筹备新的国际会议的问题。我们的上述建议得到了朋友们的响应。这样就到了公开谈关于召集这次国际会议的必要性的时候了。1966年11月，该问题再次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提出。苏共代表团在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召集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条件已日益成熟。

整个事件的进程表明，我们正确地估计了形势。越来越多的党派宣布了自己准备开始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1966年)指出，“举办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在各党派之间相互协商的过程中，此次会议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筹备”。

依据我们党中央全会的上述决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就未来会议的相关问题与60多个党派的代表举行了100多次双边协商，与一些政党的代表团也多次讨论。在此期间，还举办了几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人会谈，在这些会谈过程中，我们集体性地讨论了与会议筹备有关的最重大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我们认为，在如何正确选择会议的议事日程和确定会议的筹备方式的问题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主张，会议的议事日程应当这样来安排，目的就是要为与会者的团结创造最良好的条件。在斟酌各种情况并与朋友们协商后，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议事日程，其目的就是要将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任务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各兄弟党的支持，我们提出的关于在集体主义和平等诸原则基础开展会议的整个筹备工作的一系列建议也受到了积极的响应。最终我们成功地清除了许多反对召集会议的思想，说服了犹豫不定者，从而确保苏共的立场得到了几乎所有赞成召集会议的共产主义党派的支持。

于是，通往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道路就这样被开辟出来了。

当然，在这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的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即我们党在国际舞台上执行的总路线总体上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各兄弟党的广泛支持。后者对我们的一贯做法——维护和平、国际安全和援助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诸民族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苏共在捍卫和发展我们的革命理论方面所开展的积极的意识形态活动，对一些政党的立场产生了正面的促进作用。

我们在苏共中央4月中央全会(1968年)上，曾详细地提到关于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协商会议。苏共中央全会支持苏共提出的关于会议的议事日程及其筹备方式的建议。从这时起，便进入了会议筹备的最后阶段——集体实际工作阶段。4月中央全会以充分的论据在自己的决议中指出，“近期，筹备和举办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是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中心环节”。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筹备会议是一项极其繁重的工作。仅在制定会议文件的过程中便提出了约上千次不同的修改和建议，而所有这些修改和建议都需要经过最细致的研究。对此我们已说得够多了。

这里可以说的是，未来会议的基本思想和结论性文件的主要方向，都是由苏共中央制定的。在坚持了所有原则性条款的基础上，我们在协调了自己与兄弟党代表的行动的同时，完全有能力带领他们经过各种争论，经过所有的讨论阶段。为了消除文件中所混杂的各种容易令人产生疑虑的内容和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我们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会议筹备工作的每个阶段，政治局都要讨论事情的进展状况并对苏共代表团发出明确的指示。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的代表们都很好地完成了自己所承担的任务。

在会议筹备的过程中，我们党曾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会议专门通过一个文件以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我们认为，该文件应当被确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则性思想基础。筹备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例会一致同意将这一问题列入会议的议事日程。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同志们，最初我们将会议召开的时间是定在去年11月份的。但是，形势迫使我们对此作了修改。问题是一些政党的代表，试图利用兄弟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捍卫社会主义的集体行动来干扰会议的召集。由此便发生了相当激烈的争论。顺便说一句，当时有不少预言家，其中不仅只包括那些断言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召集这次会议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他们甚至预计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思想本身也会走向崩溃。

我们当然对自己路线的正确性，对各兄弟国家及时采取的果断措施的正确性充满了信心。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11月前夕关于是否召集会议的问题的争论正处于最激烈的时刻，如果我们继续按原定计划行事，就可能在会议期间使形势严重复杂化。于是，我们便考虑把会议召集的时间挪到现在，此时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已被人们所接受，而这为我们举办会议创造了更为良好的条件。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如果要从整体上对会议筹备工作的结果加以评价，就不能不谈我们的匈牙利朋友在这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这尤其体现在当会议的筹备机构在布达佩斯开展工作之时。另外，在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还有如下国家的兄弟党：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蒙古、苏丹等，而与这些党派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会议筹备工作的具体积极成果之一，便是扩大了与会者的范围。如果说在布达佩斯协商会议召集时共有66个党派的代表参加，那么到了莫斯科会议之时已有75个党派的代表出席。

这里，我还想就14个未派代表参加此次会议的党派说几句。

我们对其中的两个党派(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发与会邀请。关于第一个党派——是因为我们与之关系遭到了破坏，至于第二个政党——是因为该党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境外委员会请求允许其代表来参加会议。我们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请求，于是印度尼西亚同志们便以嘉宾的身份被邀请与会，虽然根据一些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不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会议文件中均不提及他们与会的情况。

从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便对此次会议持敌视态度，而与其相勾结的有叙利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共产党领袖们——这些人一直居住在中国，另外还有亲中国的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

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日本和荷兰共产党。而这主要与这些党派领导人政策中所包含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与其不愿意承担任何因签署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性文件而产生的相应义务有关。

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均对我们发出的与会邀请表示感谢，但由于他们害怕恶化与中国的关系，因而要求我们理解他们无法派代表与会的苦衷。但与此同时，上述两党同志均强调，他们总体上并不反对会议的指导思想。持上述类似立场的还有老挝人民党。

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上述党派不来参加会议的原因都是很不一样的，由此说明他们绝不是某个反对此次会议的统一的集团。

同志们!极其繁重的筹备工作的主要结果——当然是召开会议。

与此同时，此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具有独立的政治意义。在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经常举行集体性的会谈，在此期间讨论我们运动中相对重大的现实性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事思想方面的斗争。这一切必须促成这样的结果：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当前形势评价方面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立场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者，而那些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动摇分子们，即使在表面上仍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实际上已是被迫放弃了原有立场。

在会议筹备的所有阶段始终充满着民主和平等的精神。这促进了各党派之间的信任，增强了兄弟党对会议的兴趣。总之，整个筹备工作为会议的成功举行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二、会议的工作进程

同志们!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工作的主要方向和政治内容是由其议事日程和提交给会议审议的文件题目所确定的。

这次与会者关注的重心是我们时代的关键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帝国主义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世界和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主要敌人。这个问题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统一行动——这一最重大问题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会议一致认为，上述统一行动，是我们赢得反帝斗争和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胜利的必要条件。

在会议讨论期间，我们极其广泛地涉及了一系列具有原则性意义的重大问题。当然，与会者在发言中主要谈的还是本党的经验及其活动，同时他们还对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理论和纲领性一般问题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集体性地分析一般问题并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这即是我们赢得反帝国主义斗争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特点。

不论是会议期间对一般性政治问题的讨论还是会议各个机构的工作，苏共代表团都积极参与。例如你们——同志们读过的我们党代表团的所有发言稿，这便是集体工作的结晶，其中凝结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心血。

我们在发言中，分析了当今世界的形势和最近十年来世界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进展，评价了现代帝国主义及其政策的一些主要特点以及反帝国主义力量的斗争和活动中的主要问题。我们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及其团结的巩固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尖锐而有原则地提出了关于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与任何歪曲马列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活动作斗争的问题，并就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道路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总之，从苏共中央全会所讨论和制定的那些立场出发，我们以坦诚的方式向会议展示了苏共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所坚持的政治路线。

苏共代表团的发言受到了会议的热烈欢迎。各兄弟党代表们纷纷指出，苏共表明自己立场的举动，对会议的整体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许多代表团均强调了我们在发言中所指出的，苏维埃国家的各方面外交政治活动对整个革命事业的意义，如进一步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支持各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确保欧洲安全、消除世界各地区的战争和侵略的方针，为避免人类遭受新的世界大战的威胁而积极斗争，等等。

关于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整个讨论过程，应当毫不犹豫地指出，总体而言这是一次有意义、有内容的交流意见的大会。

发言的多数同志深刻地分析了当今世界上所出现的新问题，并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给出了正确的答案。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针对一系列主要的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党派在会议上所提出的观点均与苏共的立场相一致。

显而易见，我在这里是不可能对各兄弟党代表发言的所有内容都进行详细的分析的，而只能对他们在会议讨论期间所提出的主要议题作一简要的论述。

从丰富马列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期间围绕帝国主义诸问题而进行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坚持和发展会议文件草案中所提出的思想的同时，同志们从总体上广泛而全面地描绘了现代帝国主义的景象，并对之进行了批判。在一些同志——如法国、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美国和意大利等的发言中，就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特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观点。其强调，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日益尖锐的条件下，不断发展的形势的重要性，指出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活动特点就是导致该社会的总危机不断深化。在分析当代社会发展进程的基础上，进而依此揭示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表明从事这场斗争的全部意义就是着眼于各民族的未来。

仍想要指出的，是乌拉圭、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圭亚那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发言中，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拉丁美洲各国劳动群众的斗争所作的分析。从这些发言中可看出，近年来在各拉丁美洲国家中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进步。南美大陆已转变为一个巨大而紧张的社会政治斗争的策源地。

通过分析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影响，一些党派代表提出了不少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所提出的一些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包括：关于居民社会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及其同盟者队伍的扩展——这不仅体现在反对垄断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还反映在为了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变革成功的斗争中。

在很多发言中，都包含关于青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的内容。兄弟党们正确地估计了青年在未来革命战斗中即将发挥的积极作用，并极力在青年中开展工作，以便尽可能完整而迅速地把青年们引导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轨道上来，使之接受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

那些研究现代社会主义——帝国主义的主要敌人和革命斗争的主要力量等问题的发言也引起了与会者的热切关注。

在我们代表团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代表团的发言中，都对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特点及其继续成长的前景作了广泛的分析。会议还提出并分析了这样一些问题：如何在利用科技革命成果的基础上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问题，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合作问题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民主基础等，所有这一切无疑将会丰富我们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结构的经验宝库。

代表们在发言中，着力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许多兄弟党代表团的团长均指出，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对所有革命者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士起到了无法估量的帮助。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对整个落后世界的影响和深刻促进作用，就无法正确地了解国际舞台上和个别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运动进程。

例如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代表便宣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每一个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苏丹共产党代表宣布，“捍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最重大的国际主义义务，因为这一体系的命运不仅事关该体系内的所有国家，而且涉及全世界工人和地球上所有国家的利益”。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说，“每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事斗争活动的共产党的成就，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成功和支持，及其成功对国际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密切相关”。

来自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同志们，在会议发言中提出的，涉及当代民族解放斗争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印度、锡兰等国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团在发言中，重点关注了如下问题：发展中国家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深化，这些国家兄弟党针对农民群众而开展的工作，有必要将民族解放斗争与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相结合，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及其前景，等等。

此次会议，还就如何评价现代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和前途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一些发言揭示了近年来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各种困难的客观原因：一些带有各种特殊心理和政治观念的非无产者社会阶层加入到了反帝斗争行列；由于处于不同的斗争条件之下，各共产党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不同的斗争任务；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作用，有时导致一些政党的政治立场发生动摇。与此同时，会议发言还着力指出某些党派领导人的政治错误也是导致诸多困难的原因。一些发言强调，共产党人开展斗争的可能性是极其巨大的，只有在善于执行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完善党的策略和全面拓展与群众联系的条件下，才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可能性。

几乎所有发言，都对在当今我们这个时代实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问题的巨大意义，表现出深刻的理解。而事实上关于团结的议题和各兄弟党紧密联合起来的强烈呼吁也一直贯串了整个会议工作的始终。

我还想在这里强调的是，就如会议讨论进程所显示的那样，共产主义运动正是借助于我们党很久以来就坚持的、为了团结而斗争的思想才保证了自身的步调一致。至于一些由于个别问题所导致的分歧，绝不应妨碍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整体斗争，而共同积极参与斗争自然会有助于我们观点的接近，并最终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基础上克服已有分歧。

如同其他所有问题的讨论一样，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团结问题的讨论带有公开的、同志式的性质。可能，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这种直接地、把各种观点进行广泛对照的讨论问题方式已很久没有采用过了。会议期间，我们并没有回避那些存在争议并引起分歧的问题。相反，我们把这些问题都摆在了桌面上。就结果来看，我们认为总体上这些问题都得到了正确的回答。这样做不仅使会议本身充满了同志式的良好氛围，而且无疑促进了与会者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团结。公开性质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更明确地揭示个别党派与多数兄弟党之间在观点上存在的那些分歧。应当强调的是，总体而言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任何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虽然也有个别代表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但并未获得与会者明显的支持。整个讨论过程再次表明，有原则地对一些错误观点给予反击，再加上在坚持正确观点的基础上更多一点耐心、更多一点坚持不懈，就会取得好的效果，就会使我们成功地影响那些与我们运动中的多数在观点上存在分歧的党派。

那么，究竟是哪些党派在会议发言中表明了自己特殊的立场呢？

确定与会者立场的重要标准，就是看其如何对待关于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的文件。

众所周知，只有多米尼加党的代表拒绝签署这个文件。其在会议上发表了极其杂乱无章的“左”倾言论，让人明显感觉是受到了中国思想的影响。该发言贬低为和平而斗争和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政策的作用，否定将各种——和平的和非和平的斗争方式相结合的必要性。针对多米尼加代表的“左”倾论调，许多同志均在发言中给予了坚决的回击，其中包括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志在内。这表明各兄弟党已清醒地认识到，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坚持反对“左”倾斗争的必要性。

同志们知道，有四个兄弟党只同意会议总结文件的第三部分，即表述反帝斗争具体纲领的那部分内容。这四个党派就是意大利、澳大利亚共产党、圣马力诺和(非洲法属)留尼汪共产党。

还有两个代表团——英国共产党和挪威共产党——还在讨论关于反帝斗争任务的会议文件之前，便在本党中央全会上提出对该文件持保留意见。

还有几个签署了该文件的代表团对其中一些问题提出了与会议多数观点不同的保留意见。这样的共产党代表团包括：罗马尼亚、西班牙、比利时、瑞士劳动党。

必须坦诚地说，同志们，上述党派所持立场某种程度上是中了右倾机会主义、民族主义观点和思想的流毒。

以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们为例，其所持立场就比较典型。其主要原因在于，该党领导人时常会犯众所周知的脱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极力迎合意大利居民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观点和立场，从而希望增加自己对此类人口的影响力。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本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带有资产阶级自由派观点的烙印。其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同时存在政治在野党，并提出“教授自治”、“文化自治”等口号。他们这样做实际是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以资产阶级民主来暗地取代社会主义民主。也正是因此，在国际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才绝非偶然地发出如下呼吁，实质上就是要求以由民族—民主政党、左派社会主义党派、各种民主组织和运动等组成的更为广泛的联合，来替代以马列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持上述类似立场的共产党领导人还有：英国、澳大利亚、挪威、瑞典、瑞士等。

其所持立场的特点都在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就估计不足，只片面强调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和矛盾。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意大利共产党外以上所列各党派在人数上都不多，与群众的联系微弱，在本国并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力。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遭到了多数与会者的批判。В.哥穆尔卡、Г.胡萨克、Т.日夫科夫、В.罗歇、Г.霍尔等同志均严厉地指出，与此类倾向作斗争是各党派健康发展的条件，是现代革命进程最主要的要求。

如果要对会议所有发言作一总结的话，可以说，关于国际主义、关于在当代条件下国际主义所包含的内容、关于国际主义与我们运动中每支队伍的民族任务之间的关系等议题在会议上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绝大多数兄弟党针对这一问题均采取了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态度。例如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霍尔同志便说：“我们认为国际主义在我们的无产阶级观念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不认为它是一种负担、一种让步或一具自己不得不背负的十字架。它是我们阶级斗争中的一种主要成分，是我们革命的必要内容。”

在揭示了我们当代国际主义原则的内容和本质的同时，多数同志，还把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采取联合行动，作为自己重点论述的主要方面。例如，叙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巴哥达什便宣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意味着要支持和维护任何一个国家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果——这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我们党认为，无限忠于与苏联和列宁的党的友谊是拥有共产党员称号的主要标准之一”。巴哥达什同志继续道：“可能有人会对我们说，——你们这样做就是依附。我们答：否，这才是完全的独立性，这才是完整的共产主义的独立性，是独立于所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宣传，独立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独立于社会民主主义思想。”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前面曾提到，在会议讨论期间，也有一些代表在发言中对国际主义问题作了歪曲的阐释。

对此我们不能不提到罗马尼亚代表团所坚持的立场。该代表团的发言——同时也可以看作是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的基本立场，极力限制国际主义诸原则的适用范围并以自己所理解的狭隘民族利益与之相对，他们针对一系列问题所坚持的立场均背离了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的根本利益，具体表现为：过分强调自身的独立性、主权、权利平等，同时否认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和集体保卫社会主义的实际成果等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的必要性。

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错误解释，还首先体现在一些党派代表在会议发言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认识方面。

鉴于整个该问题，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事件的过程所解决。因此这里，我们只在自己的发言中提出一点，即针对这方面的社会舆论我们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性，要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要深刻洞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积极活动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危害性。我们强调，帝国主义分子们正在积极地利用所有这些因素，以企图迫使社会主义从自己已占领的阵地上退却。

共产主义运动的敌人们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各种势力认为并早就预言说，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的争论，必将使这次共产党国际会议变成一个谴责苏共及其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和波兰等国兄弟共产党的讲台。

可是，他们的这些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只有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等党的代表团以及比利时、西班牙、瑞士和英国等党派的代表以间接的方式对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提出了批评性的意见。但他们的做法均遭到了应有的回击。许多党派的代表在会议上就此作了坚决、坚持原则的和进攻性的发言。他们指出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一切对社会主义的危害。他们强调，为了帮助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员们和捍卫全世界社会主义的整体利益，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事。

针对那些批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的言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该党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同志也作了权威性的驳斥。他在自己的发言中呼吁广大共产党员们要对帝国主义分子所采取的破坏活动的新方式给予清醒的认识。在提请人们注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是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力量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之后，胡萨克同志对这样一个事实表示了惊讶，即一些兄弟党派只是在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事态和形势发展有了肤浅认识的情况下，便就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做出了草率的结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请求他们不要在这方面表现得过于仓促。胡萨克同志对一些坚持类似上述路线的党派作了评价，即这都是由于这些党派受到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宣传压力所致。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团所表现出的坚定而坚持原则的立场，充分反映了近几个月以来，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在社会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和积极的发展进程。而对于这一进程，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国际主义立场和我们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们的友好帮助，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同志们，你们知道，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而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出于我们对自身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的始终不渝的高度责任感，都是基于4月、7月和10月等苏共中央全会所出台的相关决议——强调必须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如今，所有那些不对事实持先验臆断态度的人们，都已逐渐了解了近几个月以来所发生事件的真相，人们已完全清楚地认识到，正是由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所采取的行动，才挫败了颠覆该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才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有可能重整旗鼓并组织针对反社会主义分子们的反击(热烈的掌声)。

这一事件的过程最终使捷克斯洛伐克的同志们坚信，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右派们与党外那些得到境外帝国主义分子资助的反社会主义势力联合起来之后会造成多么巨大的危害，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果断采取摧毁社会主义的敌人及其帮凶的举措又是多么的必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们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必须采取切实举措，以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层的人员组成。

近两个月以来，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组成、党的领导层得到加强，对各部门党机关的领导工作得以健全，通过采取一定举措清理了反苏的社会主义的最凶恶敌人所使用的各种大众性宣传手段。这些措施，加强了捷共新领导层的威望和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领导作用。

如今，我党领导层与新的捷共领导人之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事务性的、同志关系。两党和两国的关系在各方面都活跃起来。我们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加强与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友谊和合作，是我们党和国家国际政策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当然，要说全面地实现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双边关系的正常化，现在还有些为时尚早。因为在该国内部右倾势力、社会主义和捷苏友好的敌人们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他们绝不会停止自己的活动，虽然现在他们的活动被迫是以各种经过更巧妙伪装的方式在进行。这就要求捷共领导人仍需花费不少精力，果断而坚定不移地贯彻上述路线，从而使国家转到正常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至于我们，我们将会一直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同志在这条道路上前进。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在现代条件下与右倾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作斗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作斗争是多么的重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都由此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从这次会议公开讨论的资料中你们已知道，多数代表团在发言中，均对目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及其分裂活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对之持批判态度。

同志们，你们都已了解了一系列事件的经过。前不久，在北京召开了中共九大。会议期间，中共正式确定了公开反对苏联、苏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方针。中国人在苏联边境上组织了武装挑衅，在全中国范围内展开了敌视苏联的运动并号召准备反对苏联的战争。北京正加紧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分裂活动。

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所执行的类似路线也是极其危险的，而在该国内部出现并日益发展的迹象，就如我党中央在1966年12月的全会上曾指出的那样——已对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鉴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此次国际会议，如果要我们对毛等人所执行的政策采取回避态度不仅不合适，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北京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在反帝斗争中团结各方面力量的主要障碍之一。因此对此我们必须大声疾呼。经过与保加利亚、匈牙利、蒙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诸党派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法国共产党协商，我们决定，在此次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明确地对中共领导人的路线提出批评，虽然我们已预见到，我们针对北京的批评一定会引起某些人的反对。

事实上，齐奥塞斯库同志在会议上自己的两次发言(一次是在依照会议程度回答相关问题的过程中，另一次是在主题发言中)均坚决要求不要对中国领导人的政策提出批评。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关心。

不过，会议的进程充分表明，毛等人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性质，其分裂活动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威胁及其对反帝斗争事业的危害，已几乎被所有兄弟党很好地接受了。而罗马尼亚人在会议上试图使毛泽东一伙免遭火焰式批评的努力，只是公开得到了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的“左翼党派瑞典共产党”代表团的响应。实际上，罗马尼亚代表团由于这个问题已在会议上处于被孤立的状态。

多数代表团积极支持我们提出的意见，列举了大量北京针对个别兄弟党而实施的有害的分裂破坏活动，愤怒地谴责了北京对苏共和苏联的诬蔑，强调中国领导人实际上是放弃了一切反帝斗争。可以这样说，同志们，除苏共代表团外，在此次会议上几乎60个兄弟党代表均对北京的政治方针作了批判。

包括罗马尼亚和瑞典共产党代表团在内，出席此次会议的所有党团没有一个试图在某种程度上为毛泽东的政策进行辩护。因而，可以肯定地说，此次莫斯科会议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毛等人所执行政策进行威严地、公开谴责的大会。(掌声)

同志们，问题在于，关于抨击北京领导人的背叛式路线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能够使大家在本次会议上团结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兄弟党也对苏共代表团在发言中和苏联政府在相关文件中所表述的我们党在处理国家间相互关系(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方面所执行的路线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在这里，我们显然已没有必要详细论述如下问题，即关于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在我国边境进行军事挑衅以及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提出领土要求，等等。你们对这些问题都是知道的。我们对这些问题所持立场已在苏联政府的相关声明和会议发言中作了表述。该立场在涉及捍卫国家利益和苏联安全的问题上是果断而坚决的，但与此同时又是沉稳而克制的，因为我们并不打算使苏联陷入某种欠考虑的挑衅行动之中。针对北京方面的谩骂和污辱，我们依然从苏联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以坚持原则的、建设性的政治路线作为回应。我们依然真诚地而非作秀式地准备与其进行谈判，因为我们坚信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够解决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

针对苏联的上述立场，不仅是出席此次莫斯科会议的兄弟党，而且连全世界的社会舆论都表示赞许。

这里涉及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无疑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那就不妨就此问题再多谈一点。

在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反苏路线急剧尖锐的情况下，苏共中央政治局一直关注着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领导人旨在侵犯我国利益的敌视性政治活动，苏维埃国家首先应当在世界各地区实施积极的外交政策。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加强我们东部的边防工作。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在这方面落实一系列切实举措。远东地区的同志们可能对此了解得更多一些。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的边防越牢固，那么在我国东部边境上爆发真正的、严重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就会越小。

当然，我们制定的对华关系的政策路线的根本性基础，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依然是恢复和继续发展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正如苏共代表团在各兄弟党会议上以及苏联政府在相关声明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长期前景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始终牢记一点，即苏联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这些利益的一致，终究会使中国返回到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加强友谊和合作的道路上来，同时也要求我们必须为此竭尽全力。

同志们!在评价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之时，可以不打任何折扣地说，会议进行得很好，很有成果。就像共产党应当做的那样，会议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讨论问题。各党派公开表述各种观点的做法不但没有恶化会议气氛，反而更促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几乎所有代表团都极力使会议工作富有建设性的性质。

就我们这方面而言，应当直言不讳地讲，参与这项巨大而不轻松工作的不仅有苏共代表团成员，而且实际上连所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也包括在内了。

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即尽可能地让我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都出席这次国际会议。

应当说，这次会议所做的一切工作对我们大家都是有好处的。我们从中学会了许多东西，比以前更清楚地了解了各党派的立场。而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成功地促进共产党人之间的团结和实现我们共同的伟大目标，提供了更多的有益手段和可能性。

三、会议的结果和我们的任务

同志们!请允许我对这次会议的结果及其意义做出评价。

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此次大会的重大任务之一，是根据十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我们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做出概括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经过协商的反帝斗争纲领，从而有助于取得我们反帝和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会议的另一个任务是，在中共领导人积极从事分裂活动和我们运动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的条件下，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向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一致的局面的转折。

今天，我们已有充分的根据说这样的话，即会议已圆满地解决了上述任务。这不仅指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召集的这次为期11天的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而且还包括此前为召集会议我们所作的长期准备、多次的讨论、多方接触、思想斗争以及这次在莫斯科所通过的各种文件的政治影响，等等。

事实上，所有这次与会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都对会议持有类似上述的评价，具体如下：“历史性的会议”，“巨大的成功”，“是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为了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反帝斗争的新阶段”，“是恢复我们运动团结的重要转折点”，“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的著名事件”。(掌声)

具有同样典型意义的是，我们的敌人对这次会议做出的评价。大家都还记得，他们最初是预言会议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召集。之后，资产阶级报刊又胡说什么，会议可能会召集，但其最终唯一的结果便是分歧的加剧。如今，在用尽了各种方式以贬低会议的意义之后，资产阶级报纸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所取得的毫无疑问的胜利，首先是苏共的胜利。例如，在拥有影响力的英国周刊《观察家》上关于会议写有如下内容：“全世界共产党会议是苏联在外交和政治上取得的显著成就。通过分析与会者的立场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主要问题上，就本质而言与会者之间的分歧并不太大。”又据最大的美国通讯社——美联社报道，“各种建议将成为这次会议的满意成果”。《纽约时报》指出，“苏联希望并获得了多数对自己普遍立场的支持”。总之，近期此类五花八门的评价逐渐出现在资产阶级报刊上。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美国、联邦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界领导人对此次会议的评价是：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是苏共和苏联的胜利。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会议成果。

首先，我想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会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有能力制定出经过协商的政治立场和能够将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联合起来的总的行动纲领。我们所做工作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这次会议通过的各种文件。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同志们，其中有这样一些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行动”，关于越南问题，保卫和平呼吁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另外，根据各代表团的建议我们又通过了一系列文件以表述会议对当前一些现实问题的态度。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几乎所有与会者在立场和观点上的统一，我们才成功地就如此广泛的问题达成一致，这本身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尤其是当回想到，我们是在如此复杂的条件下，在分歧如此尖锐的情况下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的。

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上述所列文件中的第一份文件的意义。关于该文件的内容，你们——同志们想必已是非常了解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这份文件的特殊价值，这主要体现在内容方面：在各兄弟党的集体努力下该文件对世界形势作了具体的分析，得出了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战略的重要结论，指出了革命力量在反帝斗争中所拥有的新的后备军和可能性。文件还把对世界发展问题的分析与反帝行动的具体纲领紧密结合了起来。

这份实际上已获得了几乎所有与会者赞同的行动纲领，囊括了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直接、最终目标而奋斗的主要战略和策略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方针。它们将有助于共产党员们与那些试图把毛泽东路线和其他各种“左”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各兄弟党的做法作斗争。该文件还包含了许多适用于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内容，从而使其成为共产党人与其他反帝国主义战士们结成广泛团结的行动纲领。

可能认为，该文件最大的价值在于其中表述了马列主义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的立场，也正是由于一些党派对这些理论问题阐释上的错误成为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发生分歧的原因之一。我们之所以赋予该文件以重大意义，是因为它包含了这样一个论题，并由此得出“捍卫社会主义——共产党员的国际主义义务”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该论题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一些党派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上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关问题作了错误的解释。

总之，此次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已远远超出了就(各党派)在反帝斗争中联合行动的有关问题进行简单协调的范围。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该文件为我们克服在个别思想和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我们以马列主义为基础，进一步顺利进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奠定了根基。

我们认为，本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对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的文件也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这是本次会议出台的一份最重要的思想文件。它极其坚定地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马列主义就是共产党的思想纲领。这是对毛泽东主义的回击，是对中国试图以“毛泽东思想”替代列宁主义的觊觎的回击，是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回击。尤其重要的是，在本次会议上没有一个代表团表示反对通过这份文件——该文件在会议闭幕式上在所有与会者的掌声中获得一致通过。(掌声)

另一个也相当重要的会议成果是：会议强化了各兄弟党要求团结的意愿。

会议期间，一些代表团在发言中发出的个别不和谐声音并没有改变整个会议的和谐氛围。马列主义者们从会议讲台上发出了坚决反对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呐喊。这充分表明了多数兄弟党政治上的成熟。

忆往昔，我们坚信，本次会议将从思想和政治上促使那些尚处于迷茫状态，倾向于错误立场的人们清醒过来，并为这些人提供了新的多种可能性，以帮助其返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而如今，对我们而言，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

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应当说我们还提到了一项重要的会议成果，而这对所有苏联共产党员都很重要，这就是：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苏联共产党再次在本次会议上令人信服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掌声)

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关于苏共和苏联的作用问题，关于如何看待我们党和国家在几乎所有代表团发言中所占据的显著地位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哥穆尔卡同志的发言为例。后者宣称：“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苏联在世界反帝战线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苏联的这一作用——便是头号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正是这个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预定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苏联人民巩固了这个国家，又以巨大牺牲和努力建立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头号社会主义国家在二战期间赢得了对法西斯暴君的伟大胜利，而这场胜利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为中欧、中国、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苏联是当今帝国主义侵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保卫人类免遭帝国主义的核恐吓，支持和帮助了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所有为获得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民族的坚强支柱……”

卡达尔在会议发言中说：“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与我们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在这方面并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但他们在自己身上却肩负了无法估量的、比我们任何人都重大责任。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各民族的自由和防止世界战争，以及未来人类的福祉，在以共产主义精神指导自己行动的同时，他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无私地承担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牺牲。”关于此发表了诚挚和热情讲话的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以及美国、加拿大、智利、乌拉圭、葡萄牙、丹麦、以色列、印度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古巴共产党代表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

苏共和苏联人民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性胜利，成为整个地球发生巨大变化的源泉，我们党和国家在当今反帝、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苏联给予革命和解放运动的巨大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在各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中得到了应有的反映。而关于上述事实，甚至连那些在一系列问题上与会议多数持不同立场的代表们也不否认。这里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并不仅仅是由于我们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工作和斗争得到人们的高度评价而感到自豪。加强各兄弟党与苏共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将是我们整个运动和全部反帝斗争的重要力量保证。

这里还想特别指出的是，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其他队伍的工作环境、斗争条件和所面临问题所表现出的深刻理解，给各兄弟党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此，各兄弟党均给予了如下评价：苏共在会议上始终致力于民主的工作方式。

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报刊相比，苏联报刊对会议工作情况所作报道都更为全面和客观。这再次证明我们对各方面问题所持的严肃和现实主义的态度，证明了我们对自己立场正确无误的自信，而我们之所以会这样，都是由于我们依靠的是马列主义真理的力量。

通过总结我们所做的各方面工作，可以罗列出如下主要成果：

——会议认为，虽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共产主义运动依然是当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是反帝斗争的先锋队，这一运动将有助于我们创造性地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理论性任务；

——在制定了经过协商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反帝斗争力量的统一行动纲领之后，会议便为赢得现阶段反对反动派和战争的斗争，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明确目标和任务，武装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会议称自己为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的重要阶段。而会议顺利召集的事实本身及其成果便是对帝国主义宣传机器发出的所谓“世界共产主义危机”的诽谤的毁灭性打击；

——会议再次表明，苏共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公认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掌声)；

——在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党派一起做了大量的政治、理论和组织工作，克服了所有会议召集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之后，苏共表现了真正的马列主义原则性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对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所肩负的责任。也正是因此我们列宁主义的党才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会议本身自然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无论这次会议以多么完满的方式结束，它都不是我们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阵线团结的斗争的终点，而仅仅是这一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会议帮助我们登上了一个新的基点，而我们在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同时，即将从这一基点出发开始向帝国主义发起更加广泛和积极的进攻。

与此相关，我想强调一些从会议工作中引申出来的、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我这里指的是会议期间通过的一些决议，如关于召集各民族反帝国主义国际大会，关于召集维护欧洲安全的各民族国际会议等。我们将与其他党派一道共同完成这些任务。

一些党派拥护我们提出的，关于就我们运动中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政治问题(包括那些引起尖锐争议的问题在内)组织创造性的讨论和理论性国际会议的建议。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落实这一建议。

还有人提出了关于定期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其中既包括世界性的，也包括区域性的。而提出这些建议的事实本身就是具有相当大的意义的。这说明大家正极力倾向于集体式的工作模式，倾向于将各兄弟党的努力联合起来。我们必须在以后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并采取相应的方式以促其落实。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制定一个具体的措施性计划，以便能够更有效率地利用和发展会议所得出的那些成果。而当我们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商议之后，便将由政治局负责这个计划的编制工作。我希望在此次会议的预备程序中关于我们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问题谈几点想法。

会议及其成果完全印证了我们党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方针，我们旨在团结社会主义力量、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政策的正确性。我们将继续积极贯彻这一政策。

该政策的最重要环节依然是必须坚持以下措施：在坚定维护马列主义立场的基础上，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各兄弟党和其他共产党、工人党的联系。我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是进一步加强我们运动核心的团结，增强其对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总体情况表明此次与会的各兄弟都积极倾向于团结起来。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这些成果过于陶醉，无论它们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因为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依然相当复杂，而团结的进程将不会是自然而然式的自己成为现实。关于这一点，即便从会议上表现出的一些事实便看得出——这次依然有一些党派没有与会，依然有几个与会的党派对会议文件提出了保留意见，最后还包括一些党派在会议上所作的(异类)发言，等等。

而且近几个月来的情况发展也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即针对个别尚处于动摇状态的党派，及其背离马列主义路线的做法我们绝不应听之任之，并被迫与之妥协。所肩负的国际主义责任要求我们，必须加强自身对这些发生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进程施加政治和思想上的影响。这无疑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工作，而且遗憾的是，这项工作并非总能在短期内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只有我们在今后更顽强、更善于和更策略地落实这项工作，它才会取得更有效的结果。

这样的工作在我们与罗马尼亚同志的关系上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你们知道，罗马尼亚代表团一度示威性地退出了协商会议的会场，而如今它也签署了会议文件。我们还可以举出这样一个事实。近期，罗马尼亚领导人已开始在华沙条约和经济互助会范围内更加积极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了。在关于与苏联友好互助的新条约文本的问题上，当我们拒绝了罗方建议的我们无法接受的文字表述之后，罗方做了一定的让步——实际上是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约草案。最近我们就要签署该条约。所有这一切当然并不表明，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已然放弃了自己在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体系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所持的错误立场，但正说明我们针对他们的工作必须更顽强地继续开展下去。

我们必须继续顽强地开展针对意大利、英国同志以及其他党派代表的工作，因为他们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的立场都是错误的。

同样也可以谈一下关于我们与那些拒绝参加此次会议的党派的关系问题。就拿越南和朝鲜同志为例吧。显而易见，我们不能说减弱我们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与他们的联系的话的。即使在存在这样一个事实的情况下，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刊，对于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上都持实际上的沉默态度，也不能使我们的上述立场发生任何改变。相反，由于我们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势必要求我们加强与这些党派的关系并发展与他们的友谊和合作。

我们认为，有理由发展(苏共)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众所周知，近年来该党在活动中起初表现出的是强烈的“左”倾、亲中国思想，然而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例如，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明显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估计不足。其实际上是加入了关于要求将千岛群岛归还日本的反苏复仇主义运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丧失阶级立场的举动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明显表现出来。然而近期，尤其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形势已趋于正常化的情况下，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开始声称，尽管与兄弟党之间仍存在分歧，但它已准备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与各党派采取一致行动。我们认为，应当引导日本共产党的活动朝着这一方向发展。这样做将有助于逐渐克服该党与我们运动的多数之间所存在的分歧。

我们过去所做的停止开展针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联盟的政治工作的做法，现在看来是个错误。我们认为，在从原则上批判南联盟错误的理论和思想方针的同时，我们今后还应当从国家层面上坚持正常发展(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方针，也可从党的层面保持与南斯拉夫同志的接触并利用这种接触对南联盟施加影响。

我们对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诸问题的态度是：将耐心开展工作与必要的灵活性相结合，其中包括在处理我党与那些出现动摇和犯了错误的党派的关系方面。我们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为了坚定地捍卫马列主义的政治原则，循序渐进地与各种错误观点、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进行思想上的斗争。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未来我们仍将面临与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尖锐的思想政治斗争。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后，根据会议所制定的路线，我们将强化这方面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进一步广泛展开马列主义反对其所有敌人的进攻。

与此同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必须有区别地进行。当我们从事反对阶级敌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是一种情况；而当涉及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斗争，涉及与那些有时提出了错误的观点，但依然是我们的盟友，或者我们想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的人们的斗争之时，则是另一种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这种斗争不仅仅是“反对”——反对错误和有害的观点，而且斗争的首要目的——在于说服、在于引导，即通过斗争的方式把那些暂时迷失了方向的同志引导到正确的立场上来。这里既经常会进行有益的、同志式的、友好的争论，而有时则要表现得相当克制。列宁曾教导我们说，共产党各党派之间所存在的许多分歧都可以通过实践经验、事件的过程本身、对站不住脚的错误方针的揭露等方式来加以解决。

因此，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式、方法的问题便具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会议的成功便是这方面明显的例子。会议期间，我们在推动并开展了尖锐而公开的争论的同时，也获得了多么巨大的收获。总之，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样做就能够加强我们的立场，因为要回应一个错误的发言，就会有几十个正确的发言紧跟其后。

这里还有必要从政治方面来考虑这一问题。在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之后，北京领导人便会极力把所有那些被我们赶走的、受了委屈的人们拉拢到自己身边，并可能利用这些人的不满来反对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显而易见，我们不能做有助于其实现此类伎俩的事，因为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同志们!截至目前，我们谈了关于我们活动的方向和任务等问题，而这些均与会议的工作及其决议直接相关。不过，全会的与会者们都很了解本次会议的中心问题——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挫败中国领导人的敌视阴谋。这也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更为广泛的任务，它实际上涉及了我们党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所有活动。

我们大家首先都认识到，目前积极开展和完善思想教育工作是多么的重要。

要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加强团结斗争过程中所发生事件的进展情况，以马列主义、国际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为指导，来培养教育所有苏联人民就具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为自己的党和国家而自豪的情感、深刻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的国际主义意义、尊重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所有这些都成为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有觉悟的苏联公民的特征，这在当前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正是这样来加强本国各民族的友好和兄弟情谊的——而如今这方面内容，正如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显示的那样，也具有了巨大的国际意义。我们是在持续不断地与资产阶级思想和民族主义影响的斗争过程中，在以马列主义学说武装群众的进程中培养教育所有人，以使之获得这些(优良)品质的。今后，我们仍需将所有这方面工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会议为我们展开这方面工作奠定了极其有价值的基础。如今，相关会议资料理应成为我们从事思想教育活动和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的核心内容。这次会议工作的成果使我们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的事业获得了新的进步。会议文件中所包含的思想——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财富。如今，我们的思想战线应当遵照会议文件所确定的方向开展广泛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工作并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这将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干部的积极创新，有成效地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积极分子直接参与了苏共在国际许多领域的活动。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尤其应当认真地学习会议资料并用之来指导自己的工作。

对于(国内)各报刊、全军所有的宣传员和鼓动员而言，与以往任何时间的不同在于，其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搞清楚苏共的根本路线，尤其是与中国问题，与中共领导人所执行政策有关的内容。因为正是在这里，如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出现了一个严峻的斗争战线，而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这条战线将会长期存在。而我们党在国防和外交领域所采取的那些预防性措施应当采用各种思想教育手段来强化，在坚信我们事业正确无误的基础上以全体苏联人民的新团结来强化，从而掀起一场强大的爱国主义高潮。(掌声)

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要求，不仅要以我们的宣传机器来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反苏阴谋，更重要的是还要揭露中国领导人整个国内、外政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整个揭露过程要深刻、论据充分和全面。这已是我们所有参与反对北京的敌视政策的同志们的责任。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理论工作的意义正变得更加重大。会议再次向整个运动表明，苏共——是一个在理论领域拥有巨大力量的政党，有能力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在高举马列主义理论旗帜的同时对世界形势进行创造性的分析。毫无疑问的是，未来我们在兄弟党中的威望，将更多取决于我们的理论工作水平如何。

我们的外交政策面临着重大的任务。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对外政策都在整个反帝国主义斗争力量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是打破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维护和平、捍卫和平共处原则、支援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最近，党和苏维埃国家外交政治活动的相关问题，将要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上进行讨论。届时，我们会向民众详细解读这次例会的相关资料。

我还想简要涉及这样一些重要且复杂的任务，即我们将如何来解决与加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相关的问题。这里我主要指的是这样一个任务，即在发展一体化的同时，(苏联)如何与经互会成员国在经济上进一步拉近距离以确保这些国家的民族经济能够更紧密地互动。

我们这里所涉及的问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主义体系的未来，这就是要为社会主义体系的政治团结建立牢固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把与首先包括苏联在内的兄弟国家的经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那么我们盟友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国土规模有限、市场狭小和原料基础薄弱的条件下都是不可能顺利发展现代经济的。而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自然就会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并促进社会主义体系牢固的政治团结。帝国主义针对个别社会主义国家所实施的破坏活动计划就是想要把这些国家纳入到在经济上依附于西方的范围之内。

今年4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经互会第23次特别例会，各兄弟国家政府和共产党代表均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一体化发展的问题并通过了相关重要决议。而要实现这些决议内容则仍需要所有兄弟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内，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我之所以把所有这一切在本次全会上提出，就是想让我们所有从事与兄弟国家经济联系方面工作的同志们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的政治意义，从而在兼顾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相互利益的基础上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还有一点，希望能引起大家的特别关注。这就是我们自身的经济成功和科技成就，苏联国防力量的加强对反帝斗争和发展革命进程，以及我们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你们，同志们完全可以在会议资料中找到许多与该问题有关的明确表述。这些内容激发了我们情不自禁的自豪感并再次向我们证明，我们日常所从事的与国家经济建设，科技、文化发展和提高人民福利等相关事务所具有的国际意义。

但与此同时，这也提醒我们自己所肩负的这方面工作的责任有多么的重大。应当让各经济部门的领导干部——不论高级还是低级的——以及各级党组织和成百万的苏联劳动者们都更好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精力应当首先投入到全面提高劳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的效率方面，投入到加快我们国民经济各领域的科技进步速度方面。

如果说到我们目前最紧迫的国民经济任务，那首先必须说的是：顺利地完成当前所面临的五年计划。各企业集体、各部门和共和国都要很好地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从而能够以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来庆祝即将到来的列宁诞辰。而是否能够无条件地完成五年计划和自身所承担的义务，使1969年成为真正列宁式的突击工作之年——这是一个关系到所有党组织，所有国民经济工作人员的荣誉的问题。

今年，我们在农业领域仍需要解决一系列重要而复杂的任务。在国家一些地区气候条件不利于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这就需要我们更紧张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如有组织地进行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加工等。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畜牧产品，尤其是肉类的生产速度。

各级党委和所有党组织的责任，就是要动员共产党们和所有劳动者来完成这些任务。这不仅是我们对自己国家所肩负的责任，而且是我们对全世界革命者所肩负的义务。我们必须使国际主义责任感转化为新的鼓舞我们人民完成共产主义建设任务的忘我劳动。

简要说来，以上便是从第三次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成果中所得出的，今后我们活动的主要方向和我们党的主要任务的相关内容。

同志们!苏联人民始终密切关注着本次国际会议的工作情况。会议收到了数千封我国劳动者发来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在其中表达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忠诚，为反帝斗争事业做出新贡献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及其对苏共政策的一致拥护。共产党员们和所有苏联人民以极其满意的心情接受了会议的成果。

在这一段时间里，会议文件和资料正在民众中间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已成为人们的主要议题。在众多发言和声明中劳动者们均对会议成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指出，此次会议本身标志着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各民族的反帝、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已步入了一个重要阶段。

会议的顺利举行，在国家内部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和劳动高潮。这就是——对会议成果的良好评价。同志们，这就是对我们在巩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方面所进行的全部活动的最好支持。这种支持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其中表达了我们多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的意愿。(掌声)

同志们!我们党对所有国家共产党生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是满意的。

会议的成功必然会对我们在各条战线和各个方面——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过，我们满意已完成的工作与盲目乐观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坚信，会议的成果将会更加激励我们全党和全体苏联人民去解决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任务，鼓舞我们党为了共产主义的新胜利而争取新的伟大成就。(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中场休息之后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同志们，全会继续进行。下面发言的是П.Е.谢列斯特同志——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里申同志作发言准备。

谢列斯特：同志们!如今，整个世界都密切关注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巨大成果。地球上所有进步的人们都受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和促进。

我们在思想领域的阶级敌人——帝国主义分子以及马列主义的变节者和叛徒们——事先采取了一系列疯狂的举动，企图干扰各兄弟党会议的召集。他们近乎疯狂地夸大个别党内部以及他们之间所存在的和不存在的分歧，挑拨共产党人之间的冲突。

这其中便有美国国务院。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关于全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党派”的报告。在反对此次会议的过程中他们把各类叛徒们联合了起来。他们唾沫四溅地诬蔑马列主义政党，高喊什么不必维护共产主义的兄弟情谊，似乎各党派的存在只是个形式，而其心灵都是死的。

当会议召开之后，共产主义的敌人们又开始不遗余力地试图抹杀和贬低其历史意义。他们指责说，会议尖锐地激化了分歧，甚至将发生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而其最终结果似乎必将削弱苏联的对外政策立场。

不过，所有上述企图都在共产党人不可遏制的、追求反帝斗争团结的压力下被瓦解，化成了过眼烟云。现实使所有这些虚伪的预言家们成了人们的笑柄。如今，许多资产阶级报刊和广播机构不得不承认，破坏和抵制会议的思想破产了。

众所周知，曾几何时在个别党派领导人中存在有一些怀疑论者和信念不坚者。他们对举办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适时性、可能性和迫切性均怀有疑虑。只是在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做了大量而耐心的工作之后，他们中的许多党派才改变了看法并参加了会议。

有一些党派拒绝参加会议。但如今这些党派的领导人，可以说，已处于来去两难的困境。因为他们现在很难向广大党员们解释，自己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做和为什么要对履行国际主义义务采取那样的态度。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在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团结的斗争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作为与会者，我们亲眼见证了该发言在所有参加共产党国际大会的党派代表中间引起了多么巨大的关注和多么由衷的赞叹。

该发言论述深刻而具说服力，内容详尽而务实。其中对帝国主义的强大和薄弱等两方面都作了客观的评价，坦诚地叙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困难，对毛泽东集团的分裂活动作了清晰而明确的评论。共产党员们都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称作我们党和各兄弟党的纲领性文件。事实也的确是这样。在听取这一发言的同时，我们为我们党及其光荣事业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勃列夫涅夫同志在此次全会的报告中，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工作、所通过决议及其所确定的我们党要实现的具体任务。

让我们——苏联共产党员们感到高兴和鼓舞的是，我们党成了会议的倡导者。尽管存在有大家都知道的困难和政治分歧，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仍是通过进行大量的政治和组织工作，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确保了共产党人们的团结。而在这次会议上，众多党代表团在发言中，给予我们党所做工作的高度评价也让我们感到欢欣鼓舞。

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胜利，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正确路线的胜利。

近两天召开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全会。全会一致、完整、全面地赞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所通过的文件。

同志们!与会议的举办及其所通过的文件相关，乌克兰共产党明确了自己未来的任务：广泛开展学习和宣传各兄弟党会议成果以及本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资料的工作。乌克兰共产党将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来加强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斗争团结，显著提高自身以马列主义教育广大党员、共青团员和所有劳动者的水平。

乌克兰已在以国际主义、民族友好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共和国劳动者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是今后，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以对我们共产党和苏联祖国的自豪感，对各兄弟党、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所有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战士们的尊重等内容，把我们教育所有劳动者的工作做得更好。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目前正在制定相关措施，而这些必将极大地促进在人民中积极开展宣传和各种思想教育工作。我们必须加紧揭露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观点和观念，以保护我们的人民免受敌视共产主义的宣传的毒害。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宣传家、中国和其他分裂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们均用已破产的托洛茨基主义来作为自己的武器。在一些国家中托派集团实际上已成为了工人运动中的第五纵队，并给各兄弟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托洛茨基主义都是列宁主义的敌人。

毛主义者们——当代的假革命者。他们以托洛茨基主义来武装自己，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投降变节者和叛徒。难怪帝国主义们会认为他们是自己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斗争中的后备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维护马列主义的斗争中一定要加紧揭露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工作，目的就是要我们的人民知道和认识到他们的反列宁主义本质。

近期，反共产主义和反苏宣传开始将矛头集中到所谓民族主义问题上，并试图以此来对抗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光辉思想。他们竭尽全力的目的，就是要在个别人的思想意识中激起和挑动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渣余孽。美国报纸《芝加哥每日新闻》不久前曾写道，“‘民族主义的复兴’，当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胜利之后，就可能跨向乌克兰，然后再向其他14个苏联共和国扩展”。

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一些初露头角的民族问题“理论家们”，他们就像盗窃粪球的屎克螂一样，竟试图把马列主义按自己的方式来加以阐释，并极力对之进行肆无忌惮的篡改和伪造。

境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积极从事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设立了分支网络，拥有巨大的物力和财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手段，以及国际旅游等，大规模从事反苏宣传活动。但是，无论资产阶级宣传机器采取何种方式，其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关键是我们——共产党人要能够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学说，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并善于一针见血地揭露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马列主义——共产党员最强大的武器，而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当学会使用它。

在西德，法西斯和复仇主义黑社会势力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要求修正二战之后所确定的国界，并执行着一项危险而不明智的政策，而该政策正得到国际反动派，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们的支持。

西德一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竟公开声称，一切有害于苏联的东西都对他们有益。因此他们愿意与所有人作任何交易，其中包括中国分裂者在内。以此为目的，他们极力建立某个欧洲国家集团，以对抗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团结。

所有这一切，自然会引起那些在反对法西斯奴役者斗争中遭受了巨大损失的苏联人民的忧虑。

乌克兰共产党和所有劳动者，完全赞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执行的列宁主义国内政策、外交政策。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和安全将取决于苏联的力量和强大。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经济和国防更加稳固，乌克兰人民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兄弟党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的文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该文件再次确认，只有马列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它是揭露包括毛集团在内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们以各种疯狂思想取代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学说的企图的最重要文件。

该文件鲜明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列宁与全世界劳动者们是多么的亲近，我们的同志是如此之多，同志们对列宁学说给予了多么高的评价。

乌克兰正在为庆祝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日进行大量的工作。各级党组织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和组织工作，以动员劳动者们把苏共二十三大相关决议付诸实现。在各工厂、矿山、建设工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正更广泛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以提前完成国家五年计划第四年度的任务和所承担的相关义务。

同志们!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意味着，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已开始了一次新的强劲的发展高潮。

乌克兰共产党和乌克兰人民将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计划的建设之中，并将以应有的姿态迎接和纪念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掌声)

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是В.В.格里申同志——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库纳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格里申：同志们，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历史意义，展示了苏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在会议筹备和团结共产党、工人党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和劳动者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会议的进程。与我们全党一样，莫斯科市党组织完整而全部地支持会议结果、苏共代表团的活动、我们党中央所坚持的旨在巩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和统一的路线。

近期，在莫斯科的各企业和组织中都举行了群众性集会和会议，莫斯科人对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成果一致表示称赞。

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是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如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会议令人信服地表明，以马列主义学说武装起来的、在阶级斗争中久经考验的共产党人正走在反帝斗争的最前列。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们在同志式的、民主和平等的氛围中讨论了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表明了不同国家和大陆的共产党人谋求行动上的团结统一的意愿，并得出了关于目前世界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的一致性结论。

关于反帝斗争的任务，关于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性致辞的，支持越南人民的呼吁书和维护和平的倡议书等——所有这些文件均具有重要的原则性意义。其中包含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战争，维护和平、各国家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所有进步力量的联合行动纲领。

会议结果表明，各共产主义党派已深刻了解了自身对工人阶级的事业、对社会主义的命运、以及世界和平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会议必将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促进反帝战士们更积极的活动及其国际团结。

在经历了前一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世界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新情况。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召集一次(新的)共产党国际会议，以制定一个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以及反对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的共同纲领。

如今当全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圆满结束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我们可以完全有理由说，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成果——是我们党的路线在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所取得的一个真正重大的胜利。这也是那些始终坚持维护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所有兄弟党所取得的一个巨大胜利。

我们党中央倡议和召集了此次会议，并尽一切可能使这次有各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世界性会议得以成功举行并圆满结束。自1966年苏共中央12月中央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坚持要求召集这次会议。在会议的筹备、吸引多数兄弟党来参会和制定会议文件等方面政治局做了大量的、并不轻松的工作。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同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与各兄弟党领导人，尤其是那些持有错误或动摇立场的党派的领导人举行了多次的会面和谈话。正是在这些会面和谈话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地清除了过去与一些党派在双边关系上所积累的隔阂，克服了由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和中共领导集团的破坏活动而导致的种种困难。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召集和成功举办，相当程度上是在我们党中央、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的积极促成下才得以实现的。在落实苏共二十三大相关决议的同时，我党始终执行了正确的政策路线，其目的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确保良好的和平环境，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和所有反帝力量的团结。在国际政策方面，我们党始终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劳动者的阶级团结诸原则为指导。

近年来，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团结和华沙条约组织，扩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方面付出了重大努力。我们党对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全力支援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斗争，始终执行反对殖民压迫和全面与已获解放国家合作的方针。

在处理与兄弟党的关系方面，我们党严格遵守团结和相互支持、尊重(各自)独立和平等的原则，这对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也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为了提高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我们党一直在进行顽强的斗争。

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与会者们对苏联及其共产党所发挥的卓越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是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基石，是反帝斗争中的决定性力量。诸多兄弟党领导人对苏共和苏联发出的热情赞誉言辞，使我们由衷地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中央而感到自豪。

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坚定而始终不渝地捍卫马列主义诸原则。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其深刻的发言中，所阐述的我们党的立场，对会议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苏共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当代一系列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状况，明确了我们反帝斗争的主要任务。苏共代表团发言中所包含的评价和结论，是我们党在革命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略和战略的制定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发言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中共领导人的政治方针，以及毛泽东集团坚持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分裂路线的危险性等所作出的原则性评价，对维护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反对各共产主义党派、具有霸权主义和大国主义倾向、觊觎他国的领土、史无前例地诬蔑苏共和苏联，及至最后在边境上向苏联发起武装挑衅——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毛主义者们与马列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已是多么的巨大。

在中共领袖们以自己的主要路线反对苏共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况下，坚定地揭露毛主义者们的冒险主义政策，便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和各国共产党员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多数兄弟党代表们，把中共现任领导人所执行的反列宁、反苏和大国主义方针，看成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异类并给予了坚决的谴责，这一事实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

会议对毛泽东集团的危险方针所作的原则性批判，必将有助于动员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全力投入与中国领导人的敌视性政治活动的斗争之中，必将有助于加强中共内部那些依然坚持马列主义立场的人们的力量。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都对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评价。我们大家都知道，为了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政治形势、帮助捷共的稳定和使捷共中央返回到与国内右倾修正主义和反革命势力坚决斗争的轨道上来，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努力。正是由于苏共中央的大力帮助和我们党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才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局势得以向好的方向转变。

近几个月来的情况充分证明，苏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兄弟党所采取的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相关的举措，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而多数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上对上述举措的坚定支持和赞同，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他们都着力强调，捍卫社会主义既得成果以使之免遭其敌人的蓄意侵犯——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制定了共产党员的统一行动纲领，这是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道路上的重要一步。如今，各兄弟党所面临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会议所通过的相关决议。而与会议结果相关，关于我们党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自己的报告中作了详细的说明。

当前，莫斯科党组织正在会议资料的解释宣传方面开展大量工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有宣传家、鼓动员、政治时事宣传员和广大党员积极分子。

在研究和学习会议资料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们均热烈称赞会议结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同时表示根本不赞同澳大利亚、瑞典和意大利等党派代表的发言，及其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问题所作的解释。他们还表示，不同意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团领导人发言中的一系列观点，并要求会议坚决批判中国领导人的分裂政策。

莫斯科共产党员们表示对如下情况感到非常满意，即近年来在我党中央全会上除了一系列国内生活问题外，还讨论了对外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而苏共中央会定期向党内通报这些问题。这表明，我党中央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守列宁主义的党内生活模式，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民主作风。定期向广大党员通报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将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世界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相关问题，进而正确地认识这些问题，从而能够更有目的性地在群众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莫斯科党组织从事所有与宣传和解释会议资料有关的工作的目的，就是想以此来提高广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的政治和劳动积极性，完成各项经济任务。莫斯科工业和城市经济部门的工作者们，以提前结束五年计划的干劲，正在顺利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生产计划和义务。当前，莫斯科人正处于即将完成上半年产品销售额和主要工业品生产的阶段。城市建筑工人们，根据首都的设计规划，正在完成大量的住宅、文化生活和工业设施建设项目。科技工作者们也在加紧工作。而为纪念列宁诞辰所做的准备工作，越来越广泛地一天天开展起来。

莫斯科的广大共产党员和所有劳动者们，紧密地团结在我们党和党中央周围，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为了顺利实现党的二十三大和苏共中央历次全会所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国家的五年计划并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他们将不遗余力。

这里，我以莫斯科市党组织的名义提出建议，让我们完整而全面地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在筹备和举办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会议所通过的文件，赞同苏共代表团在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执行的路线及其实际活动。(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库纳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费多谢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纳耶夫：同志们!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详尽而明确地向我们展示了莫斯科会议工作的主要政治成果，向我们党提出了，关于在现阶段进一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具体任务。

此次会议的召集及其举办过程，充分展示了全世界共产主义队伍以苏共为核心而形成的巨大团结，展示了我们党列宁主义路线的重大胜利。尤其需要强调的是，这次会议完全证明了，我党二十三大相关决议中对当今时代的性质及其主要发展趋势所作的马列主义分析的正确性。

莫斯科会议及其所通过的纲领性文件，无疑是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沉重打击，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也是对形形色色反列宁主义者的沉重打击。显而易见的是，正如与会者在发言中所显示的那样，此次会议，必将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不可动摇的纲领的基础上，促进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

莫斯科会议的意义还在于，它以新的深刻而富有建设性的思想丰富了马列主义宝库，研究了世界历史现阶段社会主义发展及其增长前景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并将之提上了我们的议事日程。

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明显已被会议普遍公认为——是对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重大贡献。哈萨克斯坦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们，接受了我们伟大的高举光荣的列宁主义旗帜的党，并为之感到由衷的自豪。该发言以深邃的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所研究的一系列问题，从而被所有进步的舆论评价为进一步强化共产主义队伍行动一致的战斗纲领。

这里仍需要再次指出的是，众所周知，甚至连最广泛的资产阶级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次会议的成功，而这一成功的原因，在相当程度上主要在于：一方面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做了大量的会议筹备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党代表团在会议过程中开展了积极的、富有成果的实际活动。正因为这样，如今我们才可以勇敢地说，正是由于苏共采取了既灵活多变而又固守原则的立场，才使会议有了一个好的结果。这也再次印证了列宁曾提出的一个论题的正确性，即“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方面的活动和贡献以及在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在此次会议上受到了与会者们高度的评价，这使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些对我们党的领导作用的高度评价表明，苏共是公认的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先锋队，而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包括对内和对外政策，都是唯一正确的，是符合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劳动者的根本利益的。

同志们!正如你们大家都能够看到的，此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对当代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巨大的关注。与该运动相关问题，在勃列日涅夫同志和许多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并在会议所通过的文件中得到了详尽的分析。借此，会议以应有的方式对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巨大的、不断增长的作用作了评价。而这与苏共中央及其政治局始终执行的路线是完全相符的。

苏共和苏维埃国家，全面支持年轻的民族国家和所有遭受奴役民族的解放斗争。正是由于苏共的活动，才使得帝国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和各民族解放力量之间制造分裂的计划以及毛泽东集团在各民族解放运动之上建立自己霸权的企图屡屡受挫。苏共所进行的这些需要智慧和远见、原则性和策略性、灵活性和坚定性的活动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得到了人们正确的理解，这使我们感到莫大的欣慰。也正因为此，难怪来自亚、非、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各兄弟党的代表，在会议发言中要强调苏联和苏共在被奴役国家各民族解放斗争发展事业中的巨大作用。

会议表明，我们在从事共同事业的道路上，有许多忠实的战友和可依赖的朋友，我们永远能够与他们一起同甘共苦。与此同时，正如列昂尼德·伊里奇在今天的报告中所坚定揭示的那样，在我们的运动中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而要克服这些分歧仍必须作大量的工作。一些党派，尤其是他们的领导者们，正在修正科学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条款；而另一些——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则极力依照“本民族的住宅”模式来“肢解”社会主义。

在这方面，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即在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和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更紧密团结的斗争中，我们党仍需无条件地付出新的更大的努力。

同志们!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们，完全同意政治局在报告中对我们与中国关系的现状所表达的忧虑。

毛泽东分子们的奇谈怪论竟说什么，无产阶级不可能避免战争，他们公开而赤裸裸地觊觎苏联领土，中共九大也制定了向苏联开战的方针，如今所有这一切都已是世人皆知的。目前，仅在属于哈萨克斯坦的苏联边境地区，中国领导人便集中了大量的军队。中国的战争贩子们已经多次在谢米巴拉金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阿尔泰等地区侵犯我国边界，并不断挑起一个又一个新的武装冲突。只是由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谨慎做法，他们才暂且没有成功实现将我们拖入其挑衅圈套的计划，即使这样，中国人仍无耻地把自己的入侵活动说成是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领土。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周恩来前不久访问新疆之后，中国人在我们边境上的挑衅活动更加猖獗。在该地区的领导干部会议上，周恩来号召采取积极措施以准备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随后，新疆伊宁、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地方领导人也发出了类似指示。

在新疆，目前(中国人)正在集中进行所谓消除各敌视集团之间分歧的运动。问题在于，在这些地区仍然存在有毛主义者与其敌人之间的冲突，因而导致其至今仍无法在个别地区成功建立革命委员会。

在极力禁止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与苏联接触的同时，中国加紧了将土著居民从边境地区迁往国家腹地、贫瘠的草原和沙漠地区的行动。他们在通往苏联边境方向地区铺设了具有纯军事目的的道路。尤其是近期，中国人用一批新部队——已证明“忠诚于”毛泽东的军队替换了原先在边境驻防的老部队。

在新疆居民中也正在进行一场明确的、关于中国必然而且不可避免地要与苏联开战的宣传活动，其借口是：似乎是要解放被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和进行那个在我们国内已然是臭名昭著的“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人为所有当地居民组织放映了含有诬蔑性的反苏内容的电影，以煽动民众对我们国家的仇恨，混淆数百万民众的思想意识。

当然，我们不应当过分夸大那里的情况。但鉴于当前形势，我们仍必须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我们认为，我们当前应制定和实施这样一条与中国叛徒们斗争的路线，即最终促使中国内部健康的力量赢得胜利，从而使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重新返回到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团结的轨道上来——就像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自己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

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实现上述目的的过程中，中国人民事业的顽固叛徒——毛泽东及其集团绝不会善罢甘休，而后者的活动已日益成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威胁。不过，我们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把毛泽东集团与中国劳动群众混为一谈，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这样来提出问题：即中国分裂主义者很早便已丧失了被称作共产党员的权利；他们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列宁主义者，而是伪社会主义者，而从本质上说，就是彻头彻尾的民族沙文主义者，他们在国内所建立的秩序实际上就是在(从肉体上)消灭数百万现存制度的敌人，而少量的部族和民族也难逃灭绝的命运，所有这一切与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我们应当现在就把这一切向全世界公开，我们完全有充足而严谨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结论。即使在国际会议上，绝大多数兄弟党也极其坚定地揭露了北京叛徒们的活动对我们共同的反帝斗争事业的深刻危害。

在此次全会上很适宜宣布这样一个消息，即前不久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收到了维吾尔民族代表大团体的来信。后者带着惶恐的心情，在信中通报了关于居住在中国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少数民族所经受的苦难。他们还报告说，当地居民已对饥饿和毛主义者的嘲笑绝望到了极限，并准备发起针对毛泽东集团的解放斗争，以便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最终实现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组建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

显然，所有上述情况仍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及时强调了进一步完善思想政治工作和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的必要性问题，尤其是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确，我们在这方面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政治思想机构的活动中仍有一个主要缺陷需要克服，那就是在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敌视思想的疯狂压制的情况下，我们往往总是过于强调防御和固守已有阵地，而不是在各条思想斗争战线上发起全面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更有效地揭露，毛泽东分子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尤其是对苏共和我们国家所作的恬不知耻的诬蔑、所施展的阴谋诡计和各种攻讦，与此同时我们还可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对我们的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展开宣传工作。

同志们!这些天，哈萨克党组织正普遍开展学习会议资料的活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打算以实际行动来改进自身在所有阶层居民中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共和国党组织正采取必要措施，以便以牢不可破的民族友谊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来深化我们对劳动者的培育教育工作。

苏联哈萨克斯坦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宣布，他们将一致、彻底和完全地赞同我们党的明确、始终如一和深刻的原则性立场，赞成中央政治局旨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以及苏共代表团在国际会议上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哈萨克斯坦劳动者们，将与所有苏联人民一道竭尽全力，以全面加强我们祖国的经济和国防事业。在消除由于上一个严冬所导致的些许落后的同时，共和国各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劳动者们正在弥补损失，加快生产速度，以便以在共产主义建设所有领域所取得的优良成绩来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П.Н.费多谢耶夫同志——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奇里亚耶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费多谢耶夫：同志们!中央委员会完全有理由对这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功，当然也是我们党在为共产党的国际团结而斗争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就。

会议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政治思想领导作用。虽然在近几年以来的国际会议中已经强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领导党和被领导党之分，所有党派都是平等的，但与此同时，根据普遍的观点，苏共仍被公认为兄弟党中的首位和居领导地位的党派。

我们国家的共产党员们和所有苏联人民，都可以为苏共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困难、崇高和责任重大的使命而感到自豪。所有代表团都是知道的，即我们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在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立场的同时，积极参与了会议文件的准备工作。苏共代表团团长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中从马列主义高度分析了当代世界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任务，从而使苏共的政治思想威望不仅得到了加强，而且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党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所表述的观点对其他许多代表团的发言都产生了影响。可以这么说，正是我们党所表述的观点促使了会议文件的产生及其被采纳，正是它把问题具体化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对反帝斗争文件的主要条款作了更为详尽的论证。因此，要从事对会议所通过文件的解释工作，就一定要充分利用我们代表团在这次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代表团，对现代帝国主义所作的理论性分析，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是否了解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进程，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制定。

个别党派的代表，其中包括澳大利亚和意大利的代表在内，并没有充分借鉴这次国际会议文件草案中关于帝国主义分析的内容。他们以帝国主义问题和新现象的复杂性为理由拒绝签署会议文件的相应章节。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尝试去对这些新现象作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这里，我将不过多论述毛主义者们的谬论式论题“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目前，关于现代资本主义诸问题存在两种表面上相互对立的观点。一方面，在一些党派中广泛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似乎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危机，已排除了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思想和政治渗透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而且它也已经完全没有力量加紧从事自己的侵略活动。于是，这种观点的拥护者们便认为，关于在现代世界中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尖锐化的论题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竟被个别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就和生产增长所迷惑，以至于他们对社会主义体制优越于资本主义的论断丧失了信心，就其实质，他们实际上更倾向于趋同论的拥护者们的立场，即主张两种社会政治体制的进化和融合。

在评价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党并没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进步条件下获得的那些成就和可能性视而不见，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代表团也明确揭示了帝国主义最深刻的矛盾和缺陷，并强调只是在一些国家中而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技术经济发展方面出现了进步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并没有减弱，而是在加强；在个别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仍被经济落后、物质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贫乏所笼罩。

必须指出，那些认真从事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党派代表们，都是完全赞同我们党代表团对现代帝国主义所作的上述评价的。而美国、法国和联邦德国等共产党代表团的发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必须承认，我们代表团在本次会议上所持立场的强大之处在于，始终不渝地、令人信服地运用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去认识当代社会发展进程——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列宁根据我们国家的经验，揭示了阶级斗争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规律。他的主要结论是：剥削阶级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面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进攻他们将进行绝望的抵抗，而阶级斗争将按照“谁战胜谁”的原则展开。我们国家已经历了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过渡期，而其他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也曾经历或正在经历这样的时期。如今，在两大体系对抗的条件下，我们正亲眼目睹这一规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

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范围来看，“谁战胜谁”的问题一定是社会主义占据上风。但这个问题只有在两个世界体系的激烈交锋中，在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才能够得以解决。

在两大阵营的阶级斗争过程中，不论是在个别国家内部还是在国际舞台上都必然会出现一些在这个阵营之间动摇不定的成分。列宁指出，“我们知道那些处于帝国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人们通常总是会转向这个或其他方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预计，在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情况下，那些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动摇不定者们，可能不仅仅只是个别人群、个别社会集团和政治党派，而且还可能有个别的国家。如今，我们看到，比如南斯拉夫领导人便以自己的“不结盟”政策或“非集团”政策及其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游离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间，游离于社会主义阵营和所谓的“自由世界”之间。

在对那些没有原则的领袖们进行抨击的同时，列宁教导我们在对待这些动摇的社会阶层和政治集团方面要表现出克制和灵活性，以便消除他们的动摇并最后与之结为盟友。列宁说，“我们现在给自己所设定的任务是：战胜剥削者并将动摇者吸引到我们一边来——这是整个世界的任务”。

如今，列昂尼德·伊里奇刚刚在中央全会上所作的发言与列宁的上述指示是完全相吻合的。其论题要求我们：对待那些动摇者和迷失方向者，我们的斗争应当遵循“不但不反对，反而要支持”的原则，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些人的迷茫和动摇，并把他们争取和吸引到我们一边来。

帝国主义是历史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阻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只有依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我们才能够明白，解放运动所要克服的困难有多么的巨大，我们才能够对资产阶级的压力和以各种方式与民族主义共同成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现阶段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危害作出全面的评价。

以各种变种方式存在的修正主义，不论是其右的还是“左”的派别，过去和现在都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异化现象。

世界范围内解放运动队伍的扩大，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群众的一系列新阶层的加入，都为各种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实现方式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传播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这些观念并不是新事物。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在他们那个时代便曾遇到过类似的社会主义变种。还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便揭露了这些变种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其中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封建社会主义和基督教僧侣社会主义，等等。

由此便产生了一个，关于所谓社会主义各种“类型”的问题。我们党对这个问题已搞得非常清楚。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一个，而且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而对它的曲解是各种各样的，从而出现了多种多样的非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模式。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各种阶级派别。如今，他们已不仅只是一些理论观念。在个别国家中新露头角的社会主义预言家们，都在极力把这些与劳动者利益对立的观念付诸实践。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关于此类冒险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从何而来的问题。在对此类问题的认识上，我们时常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例如，直到最近，以前在国外和我们一些著作中仍认为，毛主义的出现是由于数百万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多数。如此来解释毛主义的社会根源必定不能被认为是科学的。一方面，其认为毛主义反映了农民的观点——这无疑是对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诽谤。我们应当把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和原始无政府主义偏见与农民的最终根本利益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如果毛主义果真是反映了数亿中国和所有东方国家农民的思想和利益，那么亚、非洲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不会有太大的前途可言。

我们知道，任何政权都是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并依靠后者来维持自身的存在。列宁主义揭示了国家政治发展的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转折时代社会出现危机的条件下，政权可能落到军人或政治集团的手中，而后者会利用工人阶级的软弱和无组织性，以便时常在各不同阶级之间寻求平衡。这里，列宁曾以克伦斯基政府为例，来比喻经过伪装的反革命势力。列宁称这种社会现象为波拿马主义并明确了他的如下特征：依靠黩武主义，随机应变于各阶级之间，毫无节制地从事社会蛊惑。难道毛主义者们的国内、外政策不正体现了这些特征吗？难道“文化大革命”不正是独特的波拿巴类型的反革命政变吗？

如今，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毛主义者们运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依靠黩武主义，或利用青年学生，或利用一部分工人，保护和供养资产阶级，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农民和各类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偏见，即诉诸民族主义的冒险主义倾向。

共产党人们从理论和实践出发得出如下结论，即我们面临着反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的长期而艰巨的斗争。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共产党代表在会议上，积极支持苏共提出的积极展开反对“左”、右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歪曲的斗争路线，便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理论和思想工作中，应尤其重视我们代表团提出的关于修正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的思想。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当年已很好地揭示了这种联系，而目前的现实也再次证明，机会主义滋养了民族主义，而本身又从民族主义中吸取营养。究其本质，就是放弃阶级观点，而代之以民族主义观点来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

近期，在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采用了反苏主义的模式。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应当在自己的宣传中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况且，民族主义者们也在加紧宣传自己执行反苏主义政策的原因。例如，南斯拉夫和其他民族主义者们便断言，似乎反苏主义是对苏共和苏联所执行的霸权主义政策的反作用。而对于上述说法，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中的“绝对自治”拥护者们均持默认态度。

实际上民族主义转变为反苏主义的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苏联一直坚定不移地高举国际主义旗帜，苏联始终真正地将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落实到本国建设和对外政策之中。因而苏共和苏联才成为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们敌视的主要堡垒及其主要攻击目标。而那些苏共和苏联的最忠实朋友们——自然也就成了坚定不移的国际主义者。这尤其体现在此次国际会议上，一些著名的国际主义者——如哥穆尔卡、卡达尔、日夫科夫、乌布利希、盖斯·霍尔 [132] 、阿里斯门迪 [133] 及其他国际主义的积极贯彻者们，都极其坚定地公开反对反苏主义。而与此相反，我们并没有听到那些狂热地钟情于“自治”和“独立”的活动家们，即使以搪塞的、支支吾吾的方式提到“国际主义”一个字。

作为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的旗手，我们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时刻准备着向修正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们发起一次又一次新的冲锋。正如列宁所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将不会与举止庸俗的人们以及社会民主派和其他机会主义者们的见风使舵做法相妥协。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代表团完全胜任地代表了苏联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了马列主义原则。当前，我们政治思想和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巩固和加强我们党在世界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政治思想威望。我们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各兄弟党的理论骨干正在迅速地成长起来，思想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着可能落后的危险。

如果说通过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努力，能够高水平地对当代一些现实问题作出理论性的总结和概括，再加上我们各科研机构的工作，就一定能够促进这些问题的解决。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与党的国内、外政策，与党和国家的建设，与思想工作和斗争需要等直接联系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工作，其中具体包括：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社会进展情况，关于右倾和“左”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本质，关于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民族关系，关于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发展方向上的原则性区别，关于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的各种评价，关于对党内生活规范和原则的不同理解，关于对青年运动的领导，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正如在这次国际会议上许多代表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所有科研机构都应当与各兄弟党的理论干部一起以系统性而非间歇性的方式来共同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党和所有苏联人民，都高度评价这次国际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的文件。在当前修正主义者们加紧攻击列宁主义并指责其已经过时或是纯粹的俄罗斯现象之时，当中国大汗的拥护者们试图徒劳地将其拖上当代理论思想的顶峰之际，列宁主义——这一国际主义学说无疑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根本需要。

在最后结束时，同志们，请允许我，向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的代表团顺利完成会议筹备工作并成功举办了这次会议表示祝贺。这次会议，完全称得上是现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奠基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开创事业的继往开来。(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Г.И.奇里亚耶夫同志——苏共雅库茨克州委第一书记。准备发言的是库里贾诺夫同志。

奇里亚耶夫：同志们，我们所有人都对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会议上讨论了当代一系列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今天中央全会的报告中，全面、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这次共产党大会对未来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积极开展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团结为了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全世界统一战线力量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世界解放运动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展示了当代革命力量阵容的强大。其成果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成就，是世界进步力量的重大胜利。会议显示了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与共同敌人——帝国主义斗争中共产党队伍团结的不断增强和巩固。

引人注目的是，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国家，是在世界上第一个开辟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故乡召开的。整个会议进程以创造性的列宁主义精神为指导，以纪念伊里奇的百年诞辰为标志。与会者一致通过了“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的文件。这更直观地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不可动摇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

上述致辞热烈地号召所有共产党员、所有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而奋斗的战士、进步和和平事业的所有拥护者，都要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伟大列宁的百年诞辰。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任务，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所有反帝力量的统一行动》，对我们所在的时代和加强针对帝国主义的进攻的前景作了马列主义的分析。该文件是我们为争取人类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和平和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强大武器和战斗纲领。它将对我们动员世界上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帝斗争发挥巨大作用。这就是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成千万共产党军队和世界上所有进步力量对会议主要文件的评价。

我们，所有此次中央全会的与会者都很了解政治局在会议之前及其举办过程中所作的大量工作，而这些都是会议成功举办并通过那些完全符合我们预定目标的文件的决定性因素。

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报告对全体与会者、共产党员们和世界公众舆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深刻的科学性极其坚定地陈述了我们党的立场。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对当代世界的发展作了详尽的马列主义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本质，为所有反帝革命力量指引了团结的道路，及其为争取和平、民主、民族独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行动方式和方法。

国际会议的与会者评价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发言是对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贡献，是分析当前世界形势的样板，从而为我们制定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性任务奠定了基础。

关于雅库茨克劳动者们如何看待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正如“阿尔丹佐罗托”联合企业工人在发言中所道：“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代表了所有苏联人民的心声。我们对此期待已久了。我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我们党中央与我们，与全体苏联人民的密切联系。中央非常了解我们的思想和情绪，因而能够完全正确地表达我们的意愿。”

我同意前面的发言者们所提出的建议，即完全彻底地赞同以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活动。

这里，我想报告一下雅库茨克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一致意见：与全体苏联人民和国家的所有共产党员们一样，我们始终抱着极大的兴趣密切关注着我党代表团在此次国际会议、在多次群众性宣传集会和其他会议上的工作，并在自己的回应中热烈称赞了会议的成果及其所通过的决议。

雅库茨克全体共产党员说了许多支持、热烈称赞和感谢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党代表团的话，感谢他们在这次国际会议为了马列主义思想的胜利和全世界共产党队伍的团结、统一所进行的积极而坚持原则的斗争，感谢他们在提出和解决一系列涉及反帝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等重大问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

同志们!

这次刚刚结束的国际会议所提出问题的涉及面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有一个问题贯穿了整个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这就是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队伍的团结。会议鲜明地表达了所有反帝斗争力量的团结愿望，而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充分体现我们运动的力量，才是我们未来赢得胜利的保证。

苏共代表团把此次国际会议与会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当前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的迫切需要克服的分歧上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分歧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各种右的和“左”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渗透所致。苏共代表团的上述做法也赢得了所有与会者的支持。

这里，我们不得不愤怒地指出，中共领导人所进行的反马克思和反社会主义的分裂活动，及其对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的大国沙文主义方针及其公开的反社会主义目的，实际上是帮了帝国主义的忙，只能使我们的阶级敌人们感到高兴，并终将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所谓的中共九大，在将毛泽东集团的现行方针合法化之后，又在中国的国内、外政策中增加了新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和此次全会的报告中以及许多代表团领导人在发言中都针对所有上述内容提出了尖锐的原则性评价。揭露毛泽东集团政策和实践活动的本质对在当前条件下加强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反击帝国主义具有重大意义。

只有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试图维护毛泽东集团，反对揭露其活动的反社会主义性质。罗马尼亚领导人的徒劳努力非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遭到了许多代表团的善意谴责。

会议表示，今后将继续坚定地寻求各种可能，从而为消除现存分歧和加强各兄弟党的团结、统一打下良好的基础。

我们完全赞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为消除与一些兄弟党的分歧，而制定的路线和所进行的实际活动。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国际会议自己的发言中宣布：“共产党拥有争取团结斗争的久经考验的武器。该武器曾在光荣的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的战斗中使我们赢得了胜利，它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关于这一点，我们的阶级敌人们是非常了解的。为了隔离和分裂共产主义运动，他们寄希望于民族主义并极力败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声望。

这次国际会议特别强调了，每个与民族主义倾向做不妥协斗争的共产党在自身活动中，遵守列宁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正确地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任务紧密结合的重要性问题。会议讨论期间，一些政党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从而再次证明了上述问题的现实意义。

我们党坚定不移地以列宁遗训为指导，其所制定的政策是国际主义的样板。在处理与其他党派和国家的关系上，苏共真正地贯彻着国际主义政策，坚持以这一精神来教育全体苏联人民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些成功对革命运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认为，当前自己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促进各民族和部族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搞好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毫不妥协的精神，培养教育苏联人民有关的工作。

同志们!

这次中央全会着重强调了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思想工作的必要性。而这样做的原因源于，我们在会议主要文件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致辞基础上所制定的反帝斗争，以及为了和平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共同任务。

在当前条件下，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积极向资产阶级思想发起进攻，全力揭露那些旨在欺骗广大群众，瓦解其警惕性和麻醉其意识的思想神话。

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与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斗争的强大武器。用马列主义思想宣传、武装全体劳动者是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将对中央的上述决定给予高度重视。

这一段时期，我们州党组织在向广大劳动者解释会议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将努力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每天的劳动并不仅仅是在完成地方上的任务，而且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在为已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主要堡垒的强大祖国的经济和国防稳固作贡献。这是我们从此次国际会议成果中所得出的结论之一。

雅库茨克自治共和国的劳动者们，正在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巨大贡献。他们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钻石、黄金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采掘以及农产品和毛皮的生产方面，以确保其产量的不断增长。如今，共和国工业部门的劳动者们正在加紧完成产品销售的半年计划。正是在我们会议召集的这些天里，雅库茨克的地质学家们又在和平山附近发现了一个新的储量丰富的钻石矿，并将之命名为“国际主义矿”。“雅库茨克钻石”采掘第五联合企业选矿厂的工人们又发现了一块精致而巨大的金刚钻石晶体，并称之为“团结”。

共和国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和建筑工人们正在为高质量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社会主义义务而奋斗，准备以此来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他们一定会以高度的荣誉感完成自己的任务，并以应有的姿态来迎接伟大领袖的周年纪念。

共和国的党组织也将根据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和今天报告中的内容得出如下具体结论：在今年必须坚定地为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技进步、改进投资建设和取得农产品生产的增长而奋斗。

同志们，在发言最后请允许我再次表示：完全赞成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成果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我们党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的活动；请中央相信，雅库茨克党组织一定会采取一切措施以圆满落实此次全会的相关指示。(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下面发言的是Л.А.库里贾诺夫同志——苏联电影工作者协会管理局第一书记。叶皮谢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里贾诺夫：同志们!现在，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国家的银幕上正放映着为我们为纪念一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而摄制的纪录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挤满了我们的电影院，亲眼目睹了这次大会的工作进程。这次大会，是人类马列主义先锋队的伟大军队的一次盛大集会，会议的举办地是莫斯科——这个列宁曾工作过的城市，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的首都。

苏联人民满怀激动的心情亲眼看着这些骨干们——地球上最先进和革命运动的代表、领导人通过红场前往列宁墓，并再次将自己的尊重和敬爱献给自己的伟大领袖。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即使我们看不到列宁，但他依然是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因为正是列宁的思想确定了整个会议的工作进程及其所通过的历史性决议，而后者无疑将对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苏联文化界的活动家和所有我们从事创作工作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其关切和激动的心情关注了会议的进程及其相关资料，而这是尤其需要强调和广泛宣传的。

会议工作及其所通过的文件，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帝斗争、加强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以及联合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功。

会议以新的历史经验丰富了共产主义运动并对革命理论、战略和策略的发展作出了最重大的贡献。

而我们，对于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的积极活动在各共产党队伍的团结和联合革命斗争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感到无比的自豪和满意。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党中央领导人在此次会议的筹备过程中作了多少大量、缜密而细致的工作。通过始终关注会议的讨论过程，我们所有人想必都能够就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各共产党队伍的团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在反帝斗争中肩负着主攻责任的苏联和我们党，与会者们采用不同语言都说了同样的非常有分量的话：所有国家真正的革命者们都很清楚，只有苏联，只有苏联共产党是当前反帝斗争以及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最主要决定性力量。这些话让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

苏联知识界以热烈赞扬和满意的态度接受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纲领性发言。该发言极其清晰而直率地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表明了苏共的立场。

其中，对于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界代表而言，尤其重要的是那个涉及当今世界思想斗争的段落中的内容。

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该段落中说：“马列主义思想——是我们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强大斗争武器。我们非常了解这一武器的威力。我们看到，我们的思想正在群众中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如今，马列主义正处于进攻的状态，我们应当把这一攻势开展得更加广泛。勃列日涅夫同志警告道，无论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如果我们共产党在思想工作方面有任何的放松都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增强。”

我们——苏联的艺术家们已把这些话看作是直接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始终认为自己就是思想战线上的工作者，就是党在谋求世界和平，在培养新人和新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事业上的忠诚助手。

苏联艺术文化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充满了革命的精神。而服务于伟大的目标——在我们国家建设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才是苏联艺术家的生活意义和幸福。

革命性的目标，是苏联艺术家创作活动的无可争辩的规律。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和艺术就是要展现那些，在当年曾沦为战场的土地上，正从事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民的生活，揭示几代人民之间存在的政治和道德关系——从当年冬宫的猛烈进攻，直到今天西伯利亚电站建设者们、宇宙的征服者们、新型现代机器和企业的创建者们所创造的劳动功绩，而后者则直观地体现了我们在科技方面的进步精神，体现了苏联科学和技术思想的发展。

对于我们来说，会议资料不仅是激发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是我们从事实际工作的指导性纲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很清楚在培养新人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过程中向党提供帮助的重要意义，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我们的艺术思想要反映现代人的思考及其所关心的问题，适应我们党在政治、组织和教育工作方面的需要。

我们认识到，自己在那些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们面前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是多么的重大。如今，在拥有了会议的经验和榜样的同时，我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即进一步弘扬始终存在于我们艺术之中的国际主义革命传统，以便我们的艺术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当前的思想斗争之中。

我们需要各种艺术类型的关于人民反帝斗争和反映马列主义者自身团结、战斗友谊内容的新书籍、电影、戏剧和作品，以便全面地反击帝国主义及其表现、反击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我们需要新的带有共产主义激情的作品以展现苏联人民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民众的劳动和斗争的国际主义意义。

请允许我向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保证，苏联艺术家和所有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清楚自己所肩负的这些最重大任务，并将会尽一切可能来完成它们。

请允许我在这个崇高的讲台上宣布，苏联知识界热烈赞成和支持我们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所奉行的马列主义路线，而这就是苏共代表团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工作中所非常清楚地表现出的那一路线。(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同志们，下一个发言的是叶皮谢夫同志，托尔斯季科夫同志作发言准备。我想提个建议，我们是否将继续进行讨论？

表决：不要。所有问题都清楚了。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有没有持反对意见？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

那么在托尔斯季科夫同志发言后我们将结束讨论，现在由叶皮谢夫同志发言。

叶皮谢夫：同志们!

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我们还没有一次在自己的全会上详细分析过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状等问题。现在，我们又重新回顾这些与刚刚结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结果相关的问题。

我们很难对我们党旨在坚决制止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在全面加强反帝斗争力量，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进行重新评价。

随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已特别明显地证明，在解决对外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其中包括与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相联系的问题，无论他们有时是多么的尖锐和复杂、在解决的过程中存在多么巨大的困难和阻碍，我们的党中央和政治局总是能够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和深思熟虑，总是能够从列宁主义的原则出发，分析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和世界工人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进程及其趋势，总是能够对自己所采取的每一项举措的现实可能性作出清醒的估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效率。而正是在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努力下才决定性地确保了这次刚刚结束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功。

我党中央所采取的举措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本质，具有深远的国际主义意义并与我们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目标相适应。正是因此，我们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所有苏联军人与所有苏联人民一样都热烈地、发自内心地一致赞成和支持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政策。毫无疑问，现在正在进行的全会的决议也将会对之表示深刻的理解和赞同。

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明确且论据充分地表述了我们党在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筹备工作期间所坚持的立场。其中不仅包括对当代国际生活中各种复杂进程和现象所作的全面的马列主义分析，明确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而且还依据共产党国际会议的成果清晰地制定了我们今后所要实现的目标，明确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步骤。

这使我们不仅能够对我们的政策、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前景和力量部署等问题进行深刻地思考，而且可以在这场斗争中清楚地确定自己的立场和适当的地位，并为落实党的政策承担自己应有的职责。莫斯科会议的工作过程及其所通过的文件已成为世界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所引起的国际反响一样，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成果的意义在于，它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其战斗先锋队——苏共为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已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斗争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当从会议的讲台上听到与会者们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在加强各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团结和给予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解放运动全面援助等方面的作用所作出的高度评价之时，我们全体苏联人民——共产党员、非党派人士都为我们党和我们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的自豪。

会议成果以及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发言中就我们党对一系列原则性问题所坚持的明确而毫不妥协的立场在国家武装力量全体人员中引起了积极的反响。与全国人民一样，我们对此表示最热烈的拥护和一致的赞成。

国家武装力量和陆、海军的各军事委员会、指挥员和政治机关、党和共青团组织将尽一切力量努力把共产党国际会议的结论和此次全会的各项决议落实到实际。

同志们!目前所出现的一系列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帝国主义分子们的军事图谋正在愈演愈烈，反对派们正在全面地积极展开活动。西方列强正在进行疯狂的军事竞赛和策划反革命政变。

图谋世界霸权的美帝国主义者们，每年用于侵略目的的资金动辄近千亿美元，并在其他33个国家拥有自己的军事基地。

以侵略目的为指针的西德复仇主义者和纳粹分子，得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全面支持和援助。在近东，以色列侵略者在美国的帮助下试图摧毁各阿拉伯国家的先进制度，点燃新的战争之火。美国发动的针对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挑拨离间活动，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在这方面谋取自己的狭隘阶级目的，美帝国主义不仅指望自己所拥有的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且寄希望于社会主义国家自身的分裂以及利用世界共产主义和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各种困难。

在帝国主义试图转入进攻，其中包括借助于武力的情况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加强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并将各自的国防力量联合成一个更加完整的模式便有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正如会议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华沙条约诸国的国防力量不仅是条约成员国民族独立和主权的可靠保障，而且也符合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运动的利益，符合整个人类进步发展的利益。

当前军事政治形势具有复杂的性质，由于西方强国的侵略活动导致世界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强大的国防力量，坚决地为争取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尤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斗争。

苏联陆、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们，对当前帝国主义战略和策略的危险性及其阴谋诡计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后者一直在利用各种手段来遏制社会主义——从企图采用直接的武装侵略到使用构思最为缜密的意识形态牵制活动，等等。国际上的反动派更广泛地利用机会主义的头脑发昏的社会残渣余孽们，如右倾和“左”倾集团来从事破坏活动。我们知道机会主义不仅在“纯粹的”理论领域，而且还直接地对反帝斗争的实际活动造成了损害。因此，我们一直在对全体陆、海军指战员进行教育，以使其充分认识到坚决与各种歪曲马列主义和背离革命理论基本原则的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实现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的重要意义。

通过教育我们要使他们明白，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要信仰这样一个真理，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赖以生存的共同阶级基础，他们拥有共同的改造社会的任务。不论是在个别国家里还是在国际范围内，这都是社会主义力量赢得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必然就要求我们不折不扣地遵守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最重要原则——忠诚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不过，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个别环节上所出现的事实和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严重忧虑。在一些党派的领导人中出现了这样一些人，他们口口声声地说要忠诚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打着为谋求“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了独立、民族主权和平等各类幌子，可实际上却越来越背离阶级立场，滑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局限、社会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改革的泥淖，脱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主要原则，蔑视各兄弟党在争取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斗争过程中所长期积累的经验。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提及在会议前夕及其进行过程中，意大利、罗马尼亚、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所坚持的立场。后者所持立场之所以引起我们的极其痛心和愤怒，是因为他们已严重脱离了列宁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理解。不难看到，所有这些党派代表“深思熟虑的论断”，就是关于所谓的“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与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作斗争，为了争取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自由化”，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反对一党“独霸”，等等。所有这些实际上将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削弱共产党和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及其党内的纪律性；导致小资产阶级的污泥浊水表面化并四处泛滥，其中包括致使这些党派脱离无产阶级的斗争利益，并在口号和行动上均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

更为遗憾的是，上述类似现象也存在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些国家的注意力和精力都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无助于当代反帝斗争力量的团结。看来，要清除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破坏分子仍需要我们花费更多的时间，保持更大的克制和耐心。而在这方面，刚刚召集的共产党国际会议无疑曾经而且必将发挥巨大的作用。

同志们，我们自己得出了如下结论，即阶级敌人正越来越频繁地将自己的暗中偷袭与我们整个革命事业的叛徒们、各类沙文主义者和政治冒险家们的破坏活动结合起来。敌人是善于从事各种挑拨离间活动的。但更为危险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各类妥协主义分子、伪革命家和修正主义者们在客观行动上已与帝国主义同流合污，并在实际上借此来直接或间接地实现其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共领导人所坚持的，脱离马列主义和与国际主义分裂的立场，及其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和严重后果。尤其令人担心的还在于，毛主义者们不单单要修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路线并将自己所谓的“特别方针”与之形成对立，而且还要公然展开反对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众所周知，这一斗争所采取的方式是极其激烈和尖锐的。

毛主义者们在苏中边境地区赤裸裸地实施武装挑衅，这必然引起了苏联人民的愤怒和不满。而与此同时，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反动集团却对此大加称赞。他们极力挑动苏中关系的激化，利用当前形势积极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并制造新的紧张策源地。

毛主义者们不论是在会议召集前夕，还是在会议工作进行过程中，都一直在企图挑起严重的边境冲突事件。

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应当从由于毛泽东集团进行的分裂破坏活动而导致的目前新形势中得出怎样的结论，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对我们国家东部边境所构成的实际威胁。

不断地在边境地区进行挑衅，在所谓中共九大之后加紧歇斯底里的反苏活动，极力把苏联和美帝国主义纳入同一类型，公开号召准备与“苏联修正主义者”进行一场战争，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们怀疑北京领导人如此行为的真实动机。党要求我们作好随时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时刻准备反击毛主义者们更大规模的挑衅性举动。不过，正如会议所强调的那样，苏联完全拥有足够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拥有坚强意志的苏联人民也是不会被任何叫嚣所吓倒的。任何人如果试图使用武力方式来与我们对话，必将遭到我们坚决的回击。

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们，与我们全国人民一样，都对近几年以来党和政府在巩固远东边防方面所采取的各项举措持完全赞同态度。我们在完善边防和提高远东军区部队的战备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太平洋舰队保卫国家海疆的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后贝加尔军区时刻严阵以待。我们在土耳其斯坦地区也采取了严格的组织措施。

就在这两天，一些大规模的训练课目已经结束。其目的就是要制定出必要的举措，以成功解决我们南部和远东边境地区的防卫问题。在这些战术训练过程中，在参考了军事行动所在战场的各方面特点和具体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同时，我们实施了大规模的军事调动，研究了在大规模作战情况下如何开展部队和集团军的动员，从事后勤物资保障工作和预备队的使用等问题。

训练表明，我军战备和军事素养的不断增强，已能够满足当前军事的需要和有能力完成确保祖国安全的军事任务。尽管情况依然复杂，但我们全体指战员仍在这种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了战术训练任务且表现了自己最优秀的品质。我们的战士和军官都非常了解当前形势、共产主义思想并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坚定地说，在坚持搞好战备训练和时刻保持警惕性的同时，苏联军人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履行自己巩固国防的爱国主义义务和职责。

在这方面，我们来自预备役的士兵和军官也有良好表现。这反映了党和苏维埃各机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训练使我们再次坚信一点，即我们在国防方面对苏联人民所进行的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和训练工作产生了多么大的积极成果。现代国际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积极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共产党国际会议发言中，公正地强调了广泛开展向资产阶级思想发起进攻的问题。而与这些对劳动者思想产生着消极影响的思想作斗争，无疑是我们各级党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极力阻碍历史的规律性进程的同时，帝国主义思想家们一直试图对我们的队伍实施思想渗透，腐化我们青年一代的思想意识，破坏其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由于自身精神准则的薄弱，他们便广泛采用了意识形态影响和精心设计的阴谋诡计等各种手段。而我们的军事历史领域、国家的道德—政治潜力和苏联武装力量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在准备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即将来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5周年纪念日的同时，帝国主义思想家们在篡改历史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关于他们所编写的这段历史的全部内容的阶级意义，我们认为，首先应当基于这样一种最起码的认识，即承认苏联在摧毁法西斯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资产阶级思想家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促使年轻一代对苏联的力量和强大产生疑虑，从而削弱苏联国家对世界性事件发展进程的影响力。他们的上述如意算盘无疑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不过，我们这方面对于敌视性宣传的影响也存在一种错误的观点，即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估计不足。如果我们不坚决地与之进行斗争，这些敌视性宣传便会对我们中的一些不成熟人群，其中包括军队中的一些人在内，造成消极危害。虽然我们在揭露资产阶级思想和帝国主义的阶级本质等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但事实上这种敌视性思想的影响仍然在我们中间有所反映。

如今在举国上下正越来越广泛地筹备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之际，我们更应当关心我们整个宣传工作、英雄主义与爱国主义和艺术创作的思想性、方向性、纯洁性和战斗性，从而确保我们时刻保持革命的警惕性。这一任务具有全国意义，要求我们以全部的责任感和极其严肃的党的原则性来对待它，从而使任何敌视我们的阴谋诡计都没有可乘之机。

同志们!请允许我向中央全会报告如下内容，即苏联武装力量全体指战员完全认识到自己对祖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所肩负的重大负责，而这与国际形势的尖锐以及毛主义者们所进行的反苏主义和冒险主义活动的不断加剧等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苏联军队将尽一切可能来巩固我们军事力量的强大。

现在，在各部队和舰艇上都在进行紧张的战备训练。鉴于准备庆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纪念，我们人民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党对加强国防事业的不断关怀，国家为进一步完善军队的作战技术、强化军队纪律和秩序、提高军队的战备水平而创造的各方面良好条件，等等，从而激起了我军广大士兵、水兵、军士、尉官、军官、将军和海军上将等的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和高度的政治积极性。

在为纪念列宁诞辰而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竞赛过程中，我军陆、海军中都在战备和政治宣传工作方面涌现出一批真正称得上是和平时期的英雄的优秀分子，与此同时先进连队、部队和舰艇的数量也在增加。

请允许我以苏联军人，陆、海军中所有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作出如下保证：苏联武装力量将一如既往地有效保卫我们祖国的神圣边境，无论威胁来自何方，我们都随时准备予以坚决的回击。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下面发言的是В.С.托尔斯季科夫同志——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

托尔斯季科夫：同志们!列宁格勒和列宁格勒州全体劳动者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进程。我们都非常了解，我们代表团在召集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在编制会议主要文件方面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

当时，政治局曾面临着一个最复杂的任务——从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着手，对现实生活本身向我们提出的那些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做出恰当的分析，举行坦诚的对话，反对那些由于故意或缺乏理智而以响亮的语句粉饰自己的民族主义错误的不可救药的理论家和头脑不清者，反对机会主义的动摇，并与那些在关于如何以辩证唯物方式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特殊和统一相互比例关系的问题上已完全丧失了具体概念的人们作斗争。

会议成果鼓舞并使所有苏联人民感到高兴，使他们充满了对我们党的自豪感。它们也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使共产党员们掌握了强大的理论和宣传武器，并以共同的目标为反帝战线的战士们确定了统一的战斗立场。

请允许我以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名义对整个会议工作的成果以及苏共代表团团长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会议发言中所明确的我们党的立场表达最热烈的赞同。

通过学习会议资料，我们可以再次确认一点，即列宁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多么的伟大和巨大。

列宁的遗训及其学说——他毕业所追求的事业——不仅没有丧失自身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在此次国际会议工作和文件中得到了具体的落实。

正如列昂尼德·伊里奇在这次全会报告中所完全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我们所有党组织都面临一个任务，即深刻学习会议所有文件，学习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讲话。

同志们!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关于改善党的政策通报的决议已经收到应有的成效。精练而客观地报道会议进程使广大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都能够对一系列共产主义党派的立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并再次坚信苏共总路线的正确性。我们的整个政治思想工作在这些天里已变得更加灵活、富有创造性，更讲究效率。

如今，我们州党委已制定并开始实施关于深入学习和解释莫斯科会议资料的实际工作计划。

我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宣传干部、讲师和政治通信员的培养方面。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些人首先必须面对并答复劳动者们提出的大量问题，向群众解释阶级斗争和与当代修正主义斗争相关的许多复杂问题。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罗马尼亚、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代表团在国际会议发言中所发出的那些不和谐的声音。此类发言并不太多。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会议中已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增长势头——广大共产党员都要求团结，倾向于国际主义。对于我们而言，更重要的是要向我们的人民解释这样一些问题：意大利代表别尔林古埃尔同志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关于“国际主义危机”的话是从何而来的；而一些党派的代表们又为何要试图使毛集团以及“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们避免遭到会议的严厉批判，其这样做的本质何在，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第一个搞清楚了这种病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精确地作出了自己的诊断：它们是机会主义的主要根源之一，——不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是民族主义。而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更准确地说就是其领导人，堕入机会主义泥淖的事实本身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忧虑。

会议正确地指出了，这种在最广泛且多种多样的革命斗争中出现，并往往被掩饰的堕落的客观原因，即它们的滋生时常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迅猛胜利进程相伴。事实上，在当今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不仅融入了工人阶级，而且还包括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农民、大学生、革命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等阶层的代表。所有这些数量众多的人群都会对共产主义运动施加影响。作为一些党派的新加入成分，一旦该政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效率低下，这些人便必然会在理论和策略方面发生动摇，滋生犹豫不定、怀疑、立场不坚定、政治近视等不良情绪。他们时而一厢情愿地极其热衷于议会活动和阶级斗争的和平方式，与此同时却对包括革命斗争在内的其他斗争方式估计不足或甚至抱以轻视的态度。这方面的例子包括：英国共产党及其“英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纲领；还有其他一些党派的领导人，如意大利共产党，这些人也钟情于议会斗争方式并大力宣传反对资本家政府的改良主义斗争道路。

每当涉及这方面的话题时，我们便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1919年3月末就第三共产国际问题所作的讲话，他说：“……多数党派的工人领袖们已习惯了和平时期，从而丧失了从事革命斗争活动的能力。”

当然，他的这些话当时是针对第二国际中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领袖们而言的。但是，事实上目前的情况与当时存在着某种类似：都处于和平状态、(领袖们)都钟情于已习惯了的、不危险的斗争方式——所有这一切便滋生了温情脉脉、无忧无虑、庸俗市侩的感伤主义情绪。

我们的共产党员们，对一些党派遵循社会主义的和平斗争方式的正确性问题，一直存在许多疑虑。由此可见，我们的科研干部和共产主义运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深入分析所积累的经验，以便能够把这一问题说清楚，并进而以此来帮助其他兄弟党的共产党员们。

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我不得不经常了解芬兰、挪威和丹麦等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那么，我们能从他们——如挪威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得出一条怎么样的结论呢，该党领导人非常热衷于研究全球性问题，而忽视内部问题。其这样做的结果便是：该国共产党逐渐停止领导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放弃了自己的思想立场，从而丧失了自身在本国劳动群众中的威望和信誉。

这里，我们尤其需要强调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这样一个思想，即必须创造性地研究会议提出的所有问题并进一步加强我们与兄弟党的联系，从而增强我们对他们的影响力。

我们——各级党委所面临的任务是：系统地组织深入而广泛研究莫斯科会议资料，研究我们党就国际和内部，尤其是青年问题所作出的所有最重大决议。

这里，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关于青年问题的决议？因为首先，青年们没有生活经验、不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是资产阶级宣传的主要对象，并非总是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和国际政治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

如今，我们已拥有了成规模的政治教育体系，它既拥有自己的教学大纲和明确的教学进度，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连续性。不过，该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它无法对共产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的发展进步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进行充分深入而系统性的研究。看来，我们现在应当在不影响现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再补充一些能够深入研究这些现实问题的课程。在学习我们党的文件过程中，我们还应当利用其他一些学习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仍需要苏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国际部制定并向各级党组织下发相应的教学计划和大纲。这将使我们的政治教育体系更具有灵活性，对当前所发生的事件做出迅速反应并将这些事件创造性地与学习党的基本纲领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必须在我们的高校、技校、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和高级中学中也开展类似的工作。我们也可能把这一想法落实大学生升学考试和中学生的一般性考查当中，其内容会涉及在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党的主要文件以及国内、外最重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社会学教研室以及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大学教师们更加关注这些文件，并从苏共中央近期的一系列全会要求出发更有力地加强针对青年的整个思想教育工作。

同志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自己的全会报告中相当公正地指出，会议再次证明我们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是多么迅速、多少坚定地增长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中央政治局，因为正是他们才使我们得到了参加此次会议的机会并有幸亲眼看到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的旗帜如何重新被高高举起。而这一切均得益于苏共中央在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最重大问题上，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内——所采取的坚定、讲究原则和始终不渝的路线。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已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正是由于我们的帮助和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扶持，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健康力量和捷共才重新以自己的力量恢复了国家的秩序。

我们针对毛泽东集团所采取的立场无疑也是正确的。尽管罗马尼亚人和一些其他与会者试图使执行冒险主义、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路线的北京分裂主义者们免遭会议的批判，但他们均受到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谴责。这再次证明苏共立场的正确性，证明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成熟性。

我们一致拥护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和平解决(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争议性问题和加强我们远东边境地区的国防而采取的举措。在不激化矛盾的同时，我们应当继续揭露毛集团，全力促使中国人民返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

同志们!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将激励我们继续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赢取新的更大胜利。我们对前途充满信心，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我们将全力发展经济和完善各级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应当向中央全会宣布，列宁格勒工业企业明天将完成自己的上半年生产计划。

共产党国际会议为我们转向第二阶段——共产党和工人党思想上的团结创造了良好的前提。列宁格勒人与全党一道，在列宁主义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准备尽一切可能以争取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更大胜利。(掌声)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同志们，讨论到此结束。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拒绝作总结性发言。

与通常的做法一样，下面我们应当通过决议。由政治局制定的(决议)草案已分发给了全会的全体成员。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完了没有？

表决：是的。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有人有意见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那么，请大家表决吧。赞成将所分发草案作为决议文本的，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全体通过。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没有意见吗？那么，(该草案)就可能是全体通过，责成中央政治局最后(对草案)进行编辑。

表决：正确。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没有反对意见吗？没有。(那么，)决议通过。

表决：(决议)将于明天公开见报。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建议明天(将决议)公开见报。有人反对吗？

表决：没有。

会议主持佩尔谢同志：那么，全会工作就到此结束了。在会议日程之外，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还有些话要说。

勃列日涅夫：同志们，首先我想强调一点，这对我们所有人，中央委员、各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以及区委——这里所有的与会者都很重要，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努力以应有的方式，用此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资料来武装我们党、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阶级和农民、国家全体劳动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的人民如此关心会议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那么我们就应把从事这方面的相关工作看作自己的首要职责。政治局已讨论了这一问题并通过了如下决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都有几天时间可以下到基层，以便亲自与当地的积极分子们见面。我们准备这样做：从星期一开始，政治局委员及其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将按照事先的约定前往国家各地区并就莫斯科会议成果问题作相关报告。

明天将举行莫斯科市和州(一起)的积极分子会议，其间我将作报告。这将作为我们广泛工作的开始。我们必须把这项工作落实到基层党组织，然后再落实到工人和公务员会议。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想建议的是，在今天全会闭幕之后，我们这里所有到会的，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州委书记、州执委会主席、边疆区委书记和边疆区执委会主席等，最好能再留一下，以便主要就农业状况相关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当然，有一些问题仍需要在作了相应准备后才能够作出决定，就是说，应首先由国家上层来决断，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来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召开前夕让我们(这里多数同志都是最高苏维埃代表，而那些目前仍不是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我们届时将向其发出邀请)开个会，以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关于粮食收割的准备工作问题。

我们开会期间，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畜牧业生产和此类经济产品在国内的供应情况。近期，我们在这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而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可以从如下方面来探寻：我们的计划数据有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地方上相关部门检查力度不够和歪曲事实以及个别部门牲畜大量损失，等等。集体农庄社员的劳动报酬转为有保障的支付，也导致该部门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显而易见，这里所出现的情况是我们以前没有充分考虑到的。当然在这方面，还存在其他一系列原因，而关于此我们将在会议上作细致的交流。

因此，我们请求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和州党委书记、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各边疆区执委和州执委主席、各土地机关，以及所有与此相关同志，就所有这一系列问题认真准备并将进行严肃讨论。不应认为这次会议只是作作发言而已，而是要让同志们在进行了深刻思考后再对我们在这一部门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提出建议，而关于这些举措，显然我们能想出的一定不会少。我们一定会纠正所存在的问题，我对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

不过，我想现在预先声明的是：我们有一些同志表现出这样一些情绪，即所有事情都是按计划进行的，而1970年畜牧业的生产情况将会更糟糕。对于这种情绪，我敢说，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言论。作为共产党员，是怎么都不应当说这样的话的。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手段来改善这方面的情况。

你们可以只列出这样一些数据：一年我们能繁殖多少畜仔，有多少能够存活，又有多少可以出栏(以生猪业为例)。假如我们每年生猪的出栏率即使只有50％—60％，那么我们的生猪供应情况就会比我们1至1年半以前所估计的情况要好，甚至还会好得多。因此我们绝不应当再发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牢骚话。我们家禽业的情况与此类似——而这一经营行业也对我们有很大帮助。总之一句话，我们在会议上一定有实实在在的话题可以说。

我们目前正处于极其关键的时刻。如果我们无法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供应，我们的政策就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就可能将我们的现行政策与实际中的失误混为一谈。我认为，我们在农村的政策是正确的，尽管遗憾的是其中也存在着一些实际的错误。我们应当对这方面问题给予关注。

总之，我们决定今天暂不举行关于农业问题的会议，而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会召开前夕我们将再邀请你们，以便就这些问题来交换意见。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那么此次中央全会便宣布闭幕了。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成果所通过的决议

(1969年6月28日)

在倾听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果”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彻底地赞同苏共中央政治局旨在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以及苏共代表团于1969年6月5—17日期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工作。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共产党、工人党和整个解放运动的巨大胜利。会议将对世界上所有民主、进步力量在最广泛团结行动的基础上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产生巨大的影响。会议标志着以马列主义诸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

有如此多与会者参加的这次会议召开的事实本身就已经充分证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已意识到自己对我们的与人类未来紧密联系的运动的命运所肩负的崇高责任。会议整个过程也反映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为了整个运动的利益而急切要求加强团结和统一的倾向，因为大家都知道，各个党派的利益是与我们整个运动的利益密不可分的。上述倾向的发展和加强均得益于我们在会议筹备和举办过程中采用了如下一些工作方式：以广泛、公开、真正同志式的平等合作态度自由、民主地讨论问题和集体式地制定文件，等等。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反映了现阶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反映了加强反帝斗争、争取各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实现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各项任务。

会议文件和与会者的发言，总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丰富经验，深入分析了当代世界的发展，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的任务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反帝国主义力量的联合行动》的意义最为重大。该文件强调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世界发展的主要路线依然是由革命、社会主义、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诸力量决定的。文件为所有反帝斗争在新的、更高水平上的兴起开辟了道路，为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步调一致在实际组织方面指明了方向。

文件内容把对世界发展、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本质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的马列主义分析与统一行动的反帝斗争具体纲领紧密结合起来。这使我们将当代三股主要革命力量——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际工人阶级和民族解放运动——团结起来的斗争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

会议再次确认，社会主义体系是全世界反帝革命运动的成果。新世界在与旧世界的对决中是否能够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社会主义体系是否能够团结一致并继续不断取得成就，取决于执政党是否能够充分利用自身新社会制度中所拥有的各种有利条件。由此也就相应地向我们提出了如下要求，在关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的同时，也要关心世界革命进程的发展，关心反帝斗争的实际活动。

会议坚定地认为，社会主义体系团结事业的主要方向，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落实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诸原则，正确地将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任务相结合，发展兄弟式的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会议竭力宣称，捍卫社会主义——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

会议强调工人阶级在现阶段革命斗争中的作用，认为其是我们运动和可以动员的主要力量。会议指出，劳动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具有参加革命的巨大可能性，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种民主和反帝运动的意义，亚非拉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增长。

会议尤其强调，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反帝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与其为实现工人阶级的最终目的斗争和为赢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本国的胜利而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都是密不可分的。

会议通过的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具有重大的意义。该文件确认了共产党人对列宁主义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并强调了自身普遍的国际主义意义。文件以简明扼要的形式表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思想基础。致辞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以纪念列宁诞辰为契机广泛宣传列宁主义思想，加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思想教育工作。

苏共中央全会也指出了其他会议文件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会议通过的“争取越南独立、自由与和平”的呼吁书向世界显示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战斗团结，及其今后将在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决心。

“保卫和平的呼吁书”继承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反帝战斗传统。该文件就当代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表明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性立场。该立场旨在团结广大的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以投入到防止世界核战争的斗争之中。

全会对会议文件和与会者发言都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全力支援那些坚持反帝斗争、为争取自身的社会和民族解放、确保和平和国家安全、防止热核战争，遵守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给予广泛支持的情况感到满意。

会议肯定了党的克服已有分歧和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马列主义路线的正确性。该路线所追求的目标——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全面拓展各兄弟党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总结党的理论工作，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理论。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会议结论具有重大意义，即坚持不懈地为纯洁马列主义而斗争，反对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巩固共产党队伍、共产党国际主义团结和加强共产党在整个革命运动中先锋模范作用的必要条件。

苏共中央指出，会议期间广泛的意见交流坚定地表明，中共领导人的现行外交方针及其分裂政策遭到了绝大多数兄弟党的坚决反击。

全会一致赞成苏共代表团在会议发言中所表述的立场。苏共将与中国领导人所奉行的反列宁主义思想、分裂政策和大国沙文主义外交方针作毫不妥协地斗争，并会竭尽全力保卫苏联人民的利益和击退任何蓄意侵犯。与此同时，从苏联和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角度出发，苏共今后将会继续极力维护和支持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所怀有的友好感情，而中国人民心中无疑也会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怀有同样的情感。

全会指出，苏联广大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们，均表达了自己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结成国际主义团结的意愿，完全支持我们党的政策。

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再次显示，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在自身的发展中仍存在一些困难，但它依然是整个反帝斗争力量的战斗先锋，是当代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内容，具体如下：

1.批准会议所通过的文件：《现阶段反帝斗争任务以及共产党、工人党和所有反帝斗争力量的联合行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致辞》、《“给予越南独立、民主与和平”的呼吁书》、《捍卫和平倡议书》。

2.遵照会议成果，继续坚持苏共的一贯路线：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基础上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各方面全力发展与各共产党的关系，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右倾、“左”倾修正主义和民族主义，为纯洁马列主义学说而斗争。

3.苏共中央全会赞成苏共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治路线。苏联对外政策，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在各反帝力量的共同斗争中，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和友好团结方面发挥最重要的作用；都将是粉碎帝国主义侵略企图，维护和平，捍卫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诸原则以及支持各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手段(真正工具)。

4.鉴于，经济成就、科技成就和巩固国防对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反帝斗争和革命进程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全会特别提请苏联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一定要保证完成国家五年计划和任务，争取在科技、文化和艺术各领域的新胜利；集体企业、建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等要集中力量提高生产效率，加速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尽快实现生产能力的转化和更好利用以及现有资源储备向生产领域的投入。

5.与会议成果相关，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开展关于会议成果及其所通过文件的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讲座等各种宣传手段。

6.中央全会肯定了苏共的路线，即坚定不移地以苏联爱国主义精神，以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与所有为了本国的社会和民族解放、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国家的友好、兄弟互助和团结的精神，来培养教育我们的人民，从而激发人民对自己的党和国家的自豪感、时刻准备为了党和国家的繁荣而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力量并深刻认识到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国际主义意义——所有这些，作为有觉悟的苏联公民在现代条件下应具备的特征，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7.由会议成果中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而其中之一便是要大力发展科研工作，具体包括：从理论高度深刻总结当代诸问题，以及世界革命运动的普遍规律和特点；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中最重大理论问题，以及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反帝斗争；并以此为目的广泛而经常地举办国际理论会议和讲座。

8.应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州、民族区、市和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和基层党组织会议上讨论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成果，并组织共产党员深入学习会议资料。

鉴于苏联在建设新社会过程中所取得各项胜利的巨大意义，苏共中央号召所有党组织、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民，以更加积极的忘我精神投入到实现共产主义建设宏伟蓝图的斗争之中，从而以应有的姿态来庆祝我们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100周年诞辰。

РГАНИ，ф.2，оп.3，д.161，л.3-20об

[1] 参见以下文件№20776。——编注

[2] 此处在校订贺词时删去了下面的一段话：“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您的多次讲话——为了不让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分歧感到高兴而有加强团结的必要性，主要的是我们是团结一致的。”(РГАНИ，ф.3，оп.16，д.539，л.59)。——原注

[3] 1963年7月5日，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开始举行关于计划讨论两党关系问题的会谈，但是最终北京和莫斯科交换的《公开信》，双方口气异常尖锐，导致谈判失败。经过两周后的相互指责，7月20日根据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双方对此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谈判中断。此后，双方在党的路线方面没有再重新恢复谈判。——编注

[4] 这里所谈的是苏联外交部长А.А.葛罗米柯同美国总统Л.Б.约翰逊和美国国务卿Д.腊斯克的谈判的背景即是在越南的军事冲突在扩大。给自己亲近的同盟者通报有关苏联外交政策的实践是苏联共产党政府的一个政治特点，这是从1950年后半期开始的。从1963年开始，莫斯科把北京从得到上述情报的名单中剔除。——原注

[5] 记录是由领导苏共中央总务部的В.Н.马林整理。——原注

[6] 所指的是苏联代表团出席1965年1月19—20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原注

[7] 括号内的文字均为俄国公布该档案时编辑所加。下同——编注

[8] 苏联代表团去越南两个主要的目的是：政治、经济的积极民主化和在军事冲突扩大以及美国积极参与其中的条件下支持河内的局部战争，改善党际之间的关系，因为越南劳动共产党这些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许多问题都一直申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6—10日访问越南，同时在去河内的途中和返回途中的2月5—6日和10—11日在北京做了停留。柯西金А.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但却无果而终。——原注

[9] 这里所谈的是1961年十月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讨论的苏阿关系问题的Н.С.赫鲁晓夫的决议。这个事实是Н.С.赫鲁晓夫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而遭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领导人在其“党内”代表大会上的尖锐的公开的批评，这引起了多数共产党的抗议，并建议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决出现的问题。

[1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 档案以上内容未公布。——原注

[12] 原文如此。根据1961年6月19日中苏协定，苏联援建中国的企业和其他项目共66个。——编注

[1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4] 所收集的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5] 所收集的文件系俄国档案的英译本，这里的人名标示为Jian Chen-yu，不知何人。很可能是英文翻译时出现了拼写错误。——编注

[1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9]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于北京时间1965年3月23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译注

[20] 原文如此。梅夏采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编注

[2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2]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2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26] С.Г.拉宾，1965—1967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编注

[27] 本·贝拉，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编注

[28] 吴丹，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编注

[29] Ф.В.莫丘利斯基，时任苏联驻华使馆顾问。——编注

[30] M.И.斯拉德科夫斯基，苏联经济学家。——编注

[31]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2] 该档案摘录时漏掉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3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4]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5]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括弧内为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3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括弧内为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37]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38]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注。——编注

[39] 此处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1] 中国宣布自1965年6月1日起取消军衔。——编注

[4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3]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译注

[44] 此处列出约48个亚非国家首都，复印件字迹不清。——译注

[45] 括弧内的文字被手写划掉。——译注

[4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7] 以上四点为档案摘抄者的归纳。——编注

[4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1] 此处档案原文复印件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52] 此处有4个手写签名，但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53] М.В.扎哈罗夫，时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编注

[54]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5]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7]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8] 1964年5月在火奴鲁鲁(夏威夷岛)举行了美国高级将领关于南越形势的会议。——原注

[5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括号内的文字是摘抄者归纳的内容。——编注

[60] 原文如此。看内容这似乎应该是“使越南……”。——编注

[6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2]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编注

[63] 下划线为原文所有。——编注

[64]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65]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66] 该文件是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在俄国档案馆工作时手抄的，后以英文发表(The Journal of Americam-East Relations，1993，Vol.2，No.4)，其中部分内容威瑟斯比在抄写时省略了，但做了简要说明，并用方括号加以标示。该文件译自英文。——编注

[67] 原文如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周恩来对苏联新领导人提出的尽快结束朝鲜战争的决定感到惊讶，并认为这样的突然“转弯”令中国很难接受。周恩来回国后，向毛泽东转交苏共领导人建议接受美国条件、准备停战的信函。经商议，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苏联的意见(参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世界史》2001年第2期)。——编注

[68]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0]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1] 马格里布，阿拉伯语意为“西方”，这里指阿拉伯西部地区。——编注

[72]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3]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4]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5]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6]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7]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这里是根据内容推断的。——编注

[7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9]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0]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1] 原文如此，显然应是二十三大。——编注

[82]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3]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84]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85]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缺一页。——编注

[86] 原文如此。包尔汉长期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但未曾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编注

[87] 在这两行文字旁有打印的文字：不在报纸上发表。——编注

[88] 原文如此。——编注

[89] 此处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9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2]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3]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4]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5]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7] 所收集的档案以上缺页。——编注

[9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2]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3]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4] 原文如此。——编注

[105] 该档案是一份单独文件，未发现其主件，但显然与№25976文件所述事件有关，故作为附件安置于此，以便读者了解难民问题的结果。——编注

[106]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7]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8]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0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0]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1]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12]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113]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114]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115] 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16] 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17] 所收集的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无法翻译。——编注

[118] 这段话旁有一行打印文字：“不发表”。——编注

[119] 该档案系摘录自俄国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120] 以下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121] 春水，越南出席巴黎谈判代表团团长。

[122] 陈宝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团长。

[123] 查不到该缩略语所表示的内容，这里是音译，可能是内务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编注

[124]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25] 该档案系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俄国档案的节录英译本。——编注

[126]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27] 该档案系在美国刊物上发表的俄国档案的节录英译本。——编注

[128]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129] 库兹涅佐夫带领苏联代表团参加了艾森豪威尔的葬礼。尼克松总统同苏联代表团在1969年3月31日举行了会谈。——原注

[130]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31]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32] 霍尔，美国共产党主席。——编注

[133] 阿里斯门迪，乌拉圭共产党第一书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编注

1969年

№01841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7月19日)

机密

文本第17份

致К.В.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年7月19日9时

第167号

中国

目前在中国唯一的生产铀235的工业企业是在兰州(甘肃省)1963年投产的气体扩散工厂。工厂每年生产300公斤浓缩到90％的铀235，这种铀用来生产核武器。

根据现有资料，在贺兰山地区(兰州东北250公里)中国人在建设新的生产铀235的工厂。工厂工程峻工期大约在1972年初。

…… [1]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

近一个月来，在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发生了变化，总体上加强了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国内形势仍然很复杂。右派势力、西方国家和中国都在竭力不让新的领导得到巩固。在卫戍部队和居民点中散发的传单和传播挑拨性的谣言说，政府在“领导国家走向共产主义”，在执行废除私有制和消灭伊斯兰宗教的政策。居民被号召进行武装抵抗。亲英情绪的人或者支持沙阿比的军官，在6月事件的转变关头，没有冒险去反对新政府对国家的领导，他们大规模地离开军队，回到自己的部族去进行教唆性的活动。目前已有150多名军官擅自离职。中国在亚丁的一些人士企图在一部分居民中组织“与中国友好团结”的游行示威活动，想以此在苏联与南也门的关系上给人们造成警惕心理。

在亚丁的外交界人士中有人认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的新领导人在解决这些困难问题时，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新领导人最近就想向这些国家提出请求。

巴基斯坦、中国

从今年7月12日到17日，空军元帅努尔汗访问北京时，中国领导人曾试图证明说，巴基斯坦参加旨在反对中国任何形式的区域性政治和经济合作都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他们承诺将很好地研究巴基斯坦人要求拨款在塔克西拉和达卡建设军事工业项目以及供给预备部队和某些类型的弹药和武器装备。

根据拉瓦尔品第政治界人士的评价，巴基斯坦政府在派努尔汗去访问北京后，国家对外方针没有产生任何变化。巴基斯坦人仍然打算执行“保持平衡”政策来发展与所有大国的双边关系。

越南

1.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成立以后，西贡行政当局内部的分歧明显地加剧了。民族议会下议院要求陈文香政府辞职。资本输出增加，侨居国外的大企业家和官僚们的人数也增多。从越南南方军队中逃跑的逃兵在增多。西贡的政界认为，阮文绍总统不能稳定国内形势。

西贡行政当局在采取紧急措施来巩固其阵地，对反对派加强镇压手段，进行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在西贡的美国人士担心新的政府会发生危机，将会促使提高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的威望。

2.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为供养美国战俘的开支的增长而感到忧虑。粮食和医疗保证的问题尤其令人感到不安。据来自河内的资料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准备在最近与美国方面重新讨论关于交换战俘问题。

中国、日本

中国领导人继续支持与日本进行经济贸易的交流，这种交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商品总额中占第一位。1968年日本对中国出口的数量估计为3.26亿美元。这段时期内从日本进口的主要货物是：钢100万吨、铜4400吨、锌5000吨、铝约1000吨、矿物肥料1800万吨以及机器和工业设备数额约3300万美元。中国供应的主要项目是：煤27万吨、铁矿6.9万吨和生铁3.1万吨。根据贸易协议两国间的商品贸易额到1969年计划总数约为6亿美元，这超过了1968年水平的9％。

美国

在美国军事工业集团人士中表现出焦急不安的情绪，因为即将举行的苏美两国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会导致废止许多大的军事合同。据这些集团的人士估计，在签订苏美协议的情况下，航空火箭和无线电子工业将要损失总数不少于160亿美元的订货，这些订货是近几年来由美国国防部规划的。也可以看出，在未来的10年中，取消对加工比较精良的战略武器类型的订货将会导致这些工业部门损失达1000亿美元。

“阿波罗11号”起飞

在今年7月18日期限内美国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基本上按预定的计划继续飞向月球。计划中的第三次校正方向没有进行。在23时43分，规定时间前1小时，宇航员奥尔德林和阿姆斯特朗从指挥舱出来走向月球座舱，在这里检查各种仪器装置和生活保证系统。

今年7月19日5时30分，“阿波罗11号”飞船停留在距离地球约34.3万公里的地方，运动速度每小时为3308公里。

П.伊万舒金

1969年7月19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93页

№1040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1969年8月6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8月6日会议第76/77г号

第77项　关于继续加强与蒙古各机构合作抵制中国的宣传。

一、责成《真理报》编辑部撰写并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发表编辑部文章，新闻社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就毛分子对苏蒙关系进行诽谤性宣传撰写系列文章，并准备对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进行无线电广播。

二、责成《真理报》、《消息报》和《在国外》杂志编辑部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系统地转载蒙古报刊揭露中国领导人诽谤苏蒙关系的材料。新闻社保证在国外传播这些材料。

三、责成《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应蒙古朋友的请求，定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出在国际问题方面经验丰富的新闻记者、评论员，期限2—3周，帮助蒙古新闻记者提高专业水平。

四、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

——与蒙古方面达成协议，每年互派从事中国问题的两国新闻记者1—2名分别在苏联无线电台和蒙古无线电台进行实习；

——以相互的方式，向蒙古有关组织提供从中国无线电台截获的涉及蒙古问题的资料以及涉及当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的材料；

——为了协调对中国的无线电广播宣传活动，与蒙古方面达成协议，每月交换一次关于苏联电台和蒙古电台对中国广播的主要信息情报。

——为保证有效地交换信息材料，同苏联邮电部一起进行关于在苏联电台和蒙古电台之间建立直接电传联系的谈判。

五、责成苏联外交部和苏共中央办公厅，利用自己的渠道，向蒙古朋友通报所采取的关于继续加强与蒙古组织合作以抵抗中国的宣传的措施。在会谈时表示希望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领导人在蒙古和苏联报刊上发表一系列重要文章，以具体事实说明苏蒙之间关系的真实性，对于毛分子的诽谤中伤给予具体的反击。

ЦХСД，ф.4，оп.19，д.545，л.58

№11882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8月15日)

机密

文本第15份

致К.В.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年8月15日9时

第190号

中国

今年8月14日期间，同苏联和蒙古接壤地区的中国军队，其战斗成员、部署和行动性质，均未发现有重大变化。

捷克斯洛伐克

1.党和国家机关基本上在执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7月24日关于纪念8月事件1周年的决定。但是拟定的措施几乎完全没有按照民族阵线和工会的路线去实现。军队、人民警察和国家安全机关决心在8月的日子里采取坚决措施来对付破坏秩序的人和挑拨者。但是所有这些机关都要求，希望他们的严厉行动都应是为党和政府领导完全明确核准的，不是模棱两可的。其原因是，在国内不顾提出警告，还是继续散发反党反苏的传单，也发生公开的挑衅，或是破坏行为。

最近几天，姆拉达·博利斯拉夫市汽车制造厂发生火灾时，市内的供水也遭到破坏，而且对苏军司令部的提供帮助的建议，地方当局作了否定的回答。在清除阻塞期间，把苏联商品换装到提索河上的契梅尔纳的过程中，在这个地区发生了两辆火车相撞的事件，铁路运输中断。

从8月8日夜到9日在布拉格地区，1945年牺牲的苏军战士墓上的石板被用200克梯恩梯的炸药块所炸毁。向载有苏联旅游者的公共汽车投掷螺母，玻璃被砸得粉碎。当在一家捷克人的企业里安装玻璃时，聚集起来耍流氓行为的一群人不让进行维修。

8月12日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斯基广场上，在周围贴满传单的地方聚集了人群，其中有外国的采访记者。当某些捷克公民向站在旁边的安全机关的一位工作人员提出要求，采取措施来对付这群人时，他回答说，他“没有接到处理这种事的有关指示”。在“阿列特玛”工厂到处散布反党反苏的传单(“可耻日”、“拥护克里格尔的发言”)。这些手段得到工会、工厂委员会的代表们、部分青年和管理处的支持。在高分子化学研究所的工会布告栏上贴着支持克里格尔的信件，表示不同意苏联军队驻扎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会的材料和文章。

生物化学和有机化学研究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党支部反对捷共5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将近14％的共产党员退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很多党员不交纳党费。在固体材料物理研究所和其他某些科学研究所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

2.今年8月13日在布拉格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捷共党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作了长达两小时的报告。他比较具体地和明确地对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给予了定性，指出他们(右派)的行为给社会所带来的整个危害。

胡萨克强调了对国内形势进行分析的必要性，并特别提出，去年8月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解决所发生的问题，但是党没有把这些力量动员起来。胡萨克说，面临的这些天是相应一次检查，检查中将查明，谁真正在从事与国家和人民为敌的活动，谁在迷失方向并成了骗局的牺牲品。

胡萨克声明说，党的耐心已到极限，它将进行最坚决的和无情的斗争来对付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势力。

…… [2]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领导人懂得，如果它执行旨在与中国相接近的政策，就不能从苏联方面得到那些数量的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而这些数量对装备巴基斯坦的武装力量是必需的。因此，目前正在伊朗进行正式访问的西巴基斯坦省长向伊朗国王递交了叶海亚·汗的一份请求，希望国王在今年9月在美国访问过程中，请求尼克松卖给巴基斯坦一定数量的航空和坦克装甲的技术设备，其中包括“幻影”飞机和一些坦克。巴基斯坦省长向国王保证说，为了回报这种帮助，巴基斯坦政府准备在今后支持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政策。

越南民主共和国、泰国

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力图加强其对泰国共产党和爱国主义运动的影响，在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间举行了关于从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发展泰国起义者运动中给予帮助的会谈。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同意向泰国派送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军事部的工作人员，以便就地研究形势并制订计划在泰国开展游击斗争。为了与泰国游击队的力量协同行动，越南民主共和国将派送越南的军事专家和地面部队分队，总数量共约7000人。同时将向泰国的爱国主义力量援助粮食、武器装备和战斗技术设备。双方达成协议到1969年底扩大爱国主义力量数量达2万—2.5万人，拟于1970年5月开始展开战斗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收到发自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信函，信中中国人表示支持越南南方的革命，并坚持必须用战争的方法来取得胜利，可以看出，从越南劳动党方面没有一贯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因此，信中“阐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包括呼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团结一致，因此，建议在北京或者其他地方与越南劳动党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一起举行会谈，目的是为召开国际会议作准备。信中呼吁越南劳动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治方针，原因是在其执行中，无论是国内或是国外都遇到了一些困难。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与毛泽东进行了会晤，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范文同和长征与林彪进行了会晤。在三次谈话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指责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说，他们在支持苏联修正主义的路线。越南代表们企图从中国领导人那里得到对越南的有效帮助未能成功。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签订的对1969年的援助协议，半年里中国人仅完成31.4％。中国人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对越南南方爱国主义力量的援助变得复杂化了。

…… [3]

П.伊万舒金

1969年8月15日

РГАНИ，ф.89，оп.54，д.19，л.1-7

№11883 伊万舒金致鲁萨科夫简报：关于国际形势的调查(1969年9月1日)

绝密

文本第16份

致К.В.鲁萨科夫同志：

形势调查简报

1969年9月1日9时

第204号

中国

1.根据美国专家的估计，尽管毛泽东集团企图整顿国内秩序，但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最近时期以来明显地尖锐化了。可以看出，在许多省各敌对派别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武斗的性质。其中今年8月，一些大规模的反毛主义的行动在中国北方和西北部发生了动用武器的事情。工人及军事人员更多地参加了反政府的行动，这一事实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严重不安。

2.最近一个时期，中国政府打算在西欧国家购买一些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的种类。这引起了意大利的垄断组织的浓厚兴趣，这些组织要求政府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国家银行“意大利信贷”同意意大利向中国出口载重汽车和化工企业设备的很多商行提供贷款。

3.日本政界倡议于1969年底召开会议来讨论改善与中国关系的问题。预计，除日本外，美国和加拿大将参加会议。

…… [4]

越南

1.今年8月30和31日，美国空军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主要是与老挝毗邻的边境地区和南部的目标进行了空中侦察，两昼夜中进行了60架次以上的侦察。

在越南南方境内双方陆地上的部队大规模的战役没有进行。人民解放武装力量小股部队同美国及西贡部队小分队之间的部分冲突主要发生在岘港以南50公里的中部沿岸一带，波来古以西地区(中部高原)以及在湄公河三角洲。

为了打击爱国主义力量的目标和决定其他的战斗任务，В52战略轰炸机在过去的两昼夜中出动了100架次以上，战术的和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出动了800多架次。

2.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对提高南越军队的战斗力和用必要的武器装备它继续给予高度重视。继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将军访问南越之后不久，今年8月20日至28日美国国防部长里索来到西贡。据他估计，把进行地面战役的重心转移给南越部队可视为满意的。但是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如成立参谋部，培养技术熟练的军官和军士骨干和建立有效率的系统从物质上和技术上保证对南越武装力量的供给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П.伊万舒金

1969年9月1日

РГАНИ，ф.89，оп.54，д.18，л.1-7

№25457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 [5] (1969年9月11日)

对苏中关系现状感到担心的苏联领导人曾坚定不移地探索改善苏中关系的途径。曾经通过外交渠道提出进行高级会晤、协调边界问题等项建议，但中国方面对我们的所有建议都置若罔闻。

1969年9月初，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在河内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也在那里，就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交换了意见。在河内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柯西金就起飞回国。在9月10日夜间，我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并被告知，周恩来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会见。我们迅即将此事通知中央，而柯西金尚未飞抵莫斯科，就从塔什干飞往北京。9月11日在中国机场大楼举行了两国总理会晤。我出席了这次会晤。

中方出席这次会晤的，除了周恩来，还有他的两位副手李先念和谢富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长余湛。

谈话是在善意的气氛中开始的。柯西金指出，双方积累了这么多要讨论的问题，而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又需要不少的时间。柯西金强调指出，西方报刊和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势力都在不遗余力地促使苏联和中国发生冲突，并把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这点上。因此，苏中相互关系问题具有巨大的世界意义。于是我们想就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同你们交换意见。你们还记得，柯西金接着说，我曾想在电话里同您谈谈，可当时你们说，问题应当通过外交渠道研究。我们苏联觉得，应当找到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途径，这无论对我们两国人民来说，还是对社会主义各国人民来说，都有着利害关系。因此我想同您，周恩来同志，就一些最近切的问题交换意见。柯西金请周恩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以便弄清那个时期苏中关系处于什么阶段和应当如何解决所积累的全部问题。

周恩来同意柯西金对中苏关系重要性的评价，声称：我们应当力求中苏关系正常化，找到解决各种问题的途径，缓和紧张局势，从而不给帝国主义因中苏关系紧张而兴高采烈的机会。他声称，中心的问题是边界问题。这个问题还早在没有共产党的时候形成的，当时我们两国人民都处于无权的地位，但如果我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当然很好。在边界上发生的冲突，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才发生的，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要停止边界上的武装冲突，双方军队都必须撤出争议地区。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正在进行文化革命，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我们在国外没有任何军队，并且我们也不希望在国外驻扎军队。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政治紧张状态。美国开动整个宣传机器，意在使我们两国发生冲突。苏联在远东、在哈萨克斯坦都集结了军队。你们的飞机在那里飞行，那里有我们的飞机。我们没有主动搞边界式的冲突，并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挑起冲突。我们试验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核垄断，并且我们已经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现在，周恩来继续说，正在流传着有可能对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基地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传说。我们不希望事态如此发展并建议召开会议，以便禁止这种武器。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当通过谈判、通过和平途径加以解决，并且我想能够找到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周恩来再次强调，应当使争议地区摆脱双方军队在那里的存在。苏联方面说，在新疆，边界的走向是向东，而我们说是向西，于是就形成了争议地区。像我们所建议的那种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是能够找到的。应当解决这些问题，缓和我们相互关系中的紧张情况，从而不给帝国主义为紧张局势的加剧而兴高采烈之机。苏联方面，周恩来继续说，7月26日给我们发来了同级会晤的信件。这项建议是在我们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提出的，因此我们没有采纳你们的建议。我们不能同意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不能把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转移至国家关系方面。关于在新疆的冲突，我们认为，发生武装冲突的那个地区在我们一边，而你们却认为是在自己那边并在那里打死了我们20名战士。中国没有任何要把你们的军队赶出这些地区的意图，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但是，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上的那些有争议的岛屿是我们的，并且我们的人历来都在这些岛屿上从事生产活动。

仔细听完了对话人的话之后，柯西金同意此时把边界问题放在首位加以讨论。针对周恩来的关于中国任何人都不希望战争的议论，柯西金宣称：在苏联，无论是苏共还是苏联政府，无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一份文件中都没有号召人民进行战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告诉人民：勒紧腰带，准备打仗!而是相反，总是讲要和平。我们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有许多事情，因此，要发动战争就是冒险主义。当然，谁也不相信中国人在准备战争。

如果您在今天还要让我相信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苏联同样有许多问题，因此在我们这里任何战争都是不可想象的。我想，柯西金接着说，中国很清楚，苏联没有准备战争，但在相互关系中紧张状态是存在的。接着，柯西金同意周恩来关于在中苏间现存的边界问题上，既没有苏联人民的过错，也没有中国人民的过错的议论，说道：如果我在讨论边界问题的时候，又回到500年前，即使是100年前的事情上来，那就会乱套了，因而赞同周恩来的研究边界问题要从现存状况出发的态度。

苏联总理在强调了双方都有足够的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之后说，除了经验，还要有解决问题的愿望。苏联既有调整边界问题的愿望，也有调整边界问题的意向，如果中方也有相同的见解，那么就应当组成权威性的代表团就要谈判的问题达成协议，在哪儿开始这些谈判，在莫斯科还是在北京，对我们反正都一样。

如果我们和你们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我要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他接着说，你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就可以为进行边界谈判委派双方的高级政府代表团。如果这样，那么就可以结束这个问题的讨论而转向其他问题。咱们以你们同意谈判并委派代表团来结束会谈。我们不会耽搁答复你们的时间，当然是要给你们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们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发生任何边界冲突。我们互为这类冲突的坚定的对手，这种情况只能使仇者快。柯西金说，我请您把这一点告诉毛泽东同志。

周恩来宣称：理论之争是对马列主义原则问题的争论。在党的问题上我们同你们有严重分歧。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可以继续哪怕一万年，但这种争论不应当使国家关系受损失。柯西金打断周恩来的话，宣称，如果我们被卷入理论问题的争论并互相扣帽子，那光干这个3个月也不够。我想利用这次会晤有效地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周恩来开始谈相互关系的各种客观因素，重新回到葛罗米柯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上来，宣称报告侮辱了中国。柯西金不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报告侮辱了中国的说法，争论激烈，他声称，这并非侮辱。

可是，周恩来继续说，我们可以争论到晚上，因为我们两党之间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分歧。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要比我们对苏联的攻击多。柯西金又重复一遍：您，周恩来同志，想激我进行争论，因为我不能对您的任何一句话避而不答。我们在失去我们不多的时间。

我们知道，周恩来继续说，苏联人民不想战争，并且把话题又转到边界上有大量的苏联军队上来，声称：苏联空军要比中国空军强大得多，又说，为了防御，中国方面曾不得不进行某些动员。至于边界，这是历史。我们有边界条约，并且我们两国人民都不对这些条约负责。我们并不要求废除这些条约，应当考虑这些条约，也要考虑在边界上已经形成的现状。有争议的地区，有的地区有苏联居民，而有的地区有中国居民，所有这些情况都应当考虑。一俟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人们就签订新的条约，但这需要时间。接着，他简单扼要地谈了几条原则，他认为应当以这几条原则为基础进行边界谈判：

1.维持边界现状；

2.避免武装冲突；

3.承认存在争议地区，并从那里撤出双方军队；零接触，使之避免面对面的对峙。

柯西金问：怎么能确定争议地区的存在？中国方面所说的有争议地区指的又是什么呢？

周恩来回答说：应当根据谁在那里居住来确定争议地区，于是拿起铅笔和纸，想画个地图表示出中国方面所说的争议地区指的是什么。柯西金止住周恩来的话，声称：确定这一点不是两国总理的事情。如果我要拿起铅笔，那么铅笔就会画到中国那边去，而您的铅笔就会画到苏联这边来，因此我们还是建议解决开始谈判的原则问题。我们两国之间有条约，并且应当研究这些条约。应当首先就谈判代表团人员组成问题达成协议，代表团应当由详细了解情况的人组成，他们携带地图及其他文件认真地研究问题并提出建议。至于撤走军队，苏联方面不能这么做，因为在我们这些地区住有居民，我们不能让他们得不到保护。柯西金坦率地宣称，我们走，而你们占领这些领土，那我们怎么办？唯一明智的出路是，利用有关边界问题的所有现存的文件开始心平气和的、有高度专业技能的边界走向谈判。关于争议地区的问题，如果谈判时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谈判在对等基础上加以解决。

关于边界冲突，柯西金说，如果你们的人(中国人)不再到我们领土上来，也不再破坏边界，那就什么冲突也不会有。如果需要就赶牲口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我们也准备这样做。在互利的条件下能够很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如果我正确地领会了您的意思的话，您也赞成谈判。我们建议立即开始谈判。我们今天和你们说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现存的条约应当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样我们就不用把话题扯到千年历史上去了。这种态度是建设性的，双方都不受委屈。柯西金问：您是否同意这一点？

周恩来回答说：如果考虑条约和边界问题的现状，那还有什么谈判可言？周还忆起有段时间中国的边界是沿着长城延伸的，强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边界条约的不平等性，提醒说有15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当年沙皇俄国从中国手里夺去的，宣称：我们不想废除这些条约，但必须考虑问题的实际情况，我指的是有中国居民捕鱼和从事其他生产活动的地区。鉴于这两个因素，可以进行谈判。我们不想把苏联居民从他们居住的地方赶走，但也不能同意把中国居民赶走。周恩来又一次强调，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必须让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柯西金再次表示，中国方面要激他进行他不想进行的争论，因为没有这个时间。他注意到了周恩来的下列说法：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边界是沿着长城延伸的，而现在谈到了似乎是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去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问题。我不想就这些问题掀起争论，苏联总理说，争论是无益的，但你们总是把我们往这上面拖，接着柯西金就周恩来所建议的作为谈判基础的几项原则发表了意见：

1.边界现状。我们赞成这样做，也想这样做。任凭双方在谈判时各持己见，某某岛属于某某方。

2.从有争议地区撤出军队，使之脱离接触。假如说，我们把军队撤走了，你们的人就会占领这些领土。到那会儿怎么办？我们请你们给你们的军队下命令，让他们通过谈判解决在边界上产生的一切问题，以避免武装冲突。让双方边防哨所会晤并以建设性的精神解决所产生的问题。如果边防哨所解决不了问题，那就应当把问题交由团队研究等，以期没有痛恨、没有侮辱地把问题解决。

周恩来表示，由边防哨所解决边境问题，这是临时措施，并且又重复一遍自己的关于中国方面应当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条件，强调必须避免武装冲突，维持边界现状和从争议地区撤出军队。

柯西金回答周恩来时表示，关于生产活动问题，我们在这儿解决不了，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并再次请周恩来回答他是否同意严格遵守边界现状。

周恩来肯定必须严格遵守边界现状。

柯西金表示，他不反对这样做，并且建议，在边界走向谈判开始之前，一直维持边界现状；要是我们维持原状的话，为了使双方不相互射击，凡是有争议的地方，谁都不要到那里去，如果双方到有争议的领土上去从事生产活动，那么边防哨所都应当与人为善地解决这些问题。为了顺利解决各种问题，我们应当修复迄今一直存在的那种良好关系。

在就这些问题又交换了一些意见之后，柯西金给谈话作总结并重复应当以其作为基础进行谈判的几项原则：

——维持边界现状；

——与为生产活动而进入有争议领土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得到我方边防当局同意；

——采取一切措施不让边界上发生武装冲突。在遵守前两项条件的基础下，可以排除冲突。

周恩来回答说，边界上有争议的地区很多，但中国居民要去的有争议地区不多。从事生产活动的所有人员都将不携带武器。

柯西金再次强调必须善意地解决有关边民进行生产活动的问题，而某个岛的归属问题应当在边界谈判时加以解决。

副总理谢富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司长余湛声称，允许还是不允许中国人从事生产活动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如果向苏联方面请求批准，那就意味着预先承认了岛是你们的。

谢富治和李先念接着宣称：怎么，为到有争议领土上进行生产活动，中国方面每天都要被迫请求苏联方面批准吗？

柯西金回答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说：要是就批准从事生产活动的问题达成了协议，那就不用经常询问允许不允许了。

周恩来同意双方对生产活动问题进行协商，同时还建议军队都不进入争议地区并重提撤出军队、不让军队对峙的问题。

柯西金再度声称，这一点非常难以做到。所能同意的只是让武装边防军人都不到有争议的岛屿上去，而双方在岛上的生产活动可继续进行。

周恩来提示了界河上的国界线应当沿着它延伸的航道问题。

柯西金回答说：这是代表团要谈判的问题。根据国际惯例，快艇可以在河上航行，而生产活动，他再次强调说，则应当征得边防总队的同意再进行。

周恩来提起了在界河上打鱼的问题，声称，捕鱼的优势在苏联方面，因为哈巴罗夫斯克以上的水域，这是你们的水域，我们在捕鱼的时候就得越过航道。

柯西金在答复这一问题时说：在这个问题上应当坚持1963年签订的捕鱼协定。双方说好再一次研究这个问题。

在给边界问题会谈作总结时，柯西金表示：苏联方面将给自己的边防军人下达指示，要求他们解决在边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时要谦恭、有分寸，照顾到双方的利益。中国方面也这样做。我们将下达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不向对方射击的坚决指示。这是我们诚实的、真诚的愿望。柯西金说，我感觉到，中国方面也有这种愿望。过两周我们通知你们苏联参加副外长级边界谈判的代表团人选。谈判可以像中国方面希望的那样在北京开始。我们希望谈判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周恩来赞同这种愿望。

如果在边界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困难，柯西金回答说，我准备飞来北京并研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周恩来同志也可以这样做，飞往莫斯科。

如果一切都进行得正常的话，那么就无须这么做，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就过问一下谈判，坏的和睦也比好的不和睦强。我希望中国方面注意到：我们的文件没有骂谁，我们的行为是有分寸的，而我们从中国方面得到的文件却带有辱骂的话。让我们都本着不让关系尖锐化的精神行事。

在这之后，柯西金转向以下一些问题：关于苏联与中国的铁路和航空交通问题和高频电话通信问题。他在指出了在这些问题上的现存的困难之后问道：中国方面有没有在这些领域转向良好的同志式的关系的愿望？在铁路和航空交通方面我们将可以在相互的基础上使用双方的领土。当我决定能通过高频线路同中国领导人谈谈的时候，中国方面把电话切断了。我们想恢复高频通信线路，作为工作线路。

周恩来回答说，在铁路交通方面，应当履行这方面的现有协议。关于恢复高频通信线路问题，周答应将此问题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

关于两国间的航空交通问题，柯西金提出建议，让两国的部长会见并研究现存的一些问题。关于恢复高频通信线路问题，他说：我们对两种解决办法都不抱怨。假如你们认为这条线路应当恢复，我们会表示感谢的，但今天要用这条线路通话是不可能的。

接着对话双方把话题转向经济联系问题的研究，双方都对这些问题表现出有兴趣。在进行了有关的讨论之后，结果，两国总理在双方都感兴趣的经济联系方面达成了协议。同时柯西金还诚实地强调苏联方面在这一点上欠债很多。

商定根据由双方经济机关在1个半月至两个月后准备的建议来研究1970年的经济联系计划；把对未来5年(1971—1975年)的经济联系计划问题的研究放在1970年。

柯西金接着请求研究互派大使问题。周恩来答应就此项建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柯西金提出可通过两国外交部就尖锐的国际问题进行磋商的问题。这项建议是提给中国方面斟酌的。如果这将是你们可以接受的，就请通知我们，如果什么也不能通知我们，那就算是没有提过这问题。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没有提出过这问题，尽管，当然啦，在国际政策问题上进行磋商是件好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问题会有更慎重的解决办法。

柯西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请周恩来向毛泽东转达他希望我们两国间的关系进入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正常关系阶段的愿望。苏联方面将为调整所有尖锐的问题和逐步消除这些问题作出一切努力。毫无疑义，我们的关系中有过什么积垢，我们就会为清除所有这些积垢而作出一切努力。

我们不全力以赴地使关系正常化，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如果我们两国的关系变好了，那么就有助于我们遏制帝国主义，而如果相反，那么，帝国主义只会从中得到好处，况且帝国主义已经从苏中关系紧张中得到许多了，多得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料到。周恩来同意这一点。柯西金继续说：我们两国关系中的困难曾是复杂的但这些困难教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使我们懂得了：为了使我们的关系牢固，为了不让帝国主义从中捞到好处，我们应当怎么做，你们可以相信，我们的愿望是真诚的。

周恩来在会晤结尾时说：最近，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积累了许多困难。当然，要同帝国主义斗争，不让帝国主义因为我们的冲突而感到高兴。曾经有许多行动把我们引向冲突，引向对峙。你们表现出了很好的主动精神，来到这里，并且我们的会晤产生了某些成果，当然，我们关系中的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应当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关于就一些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周恩来答应报告毛泽东。

两国总理商定：在报刊上发表他们会晤的消息并同意如此行文：“1969年9月11日，根据双方商定，在北京举行了从越南民主共和国返回莫斯科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会晤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商定于1969年9月12日发表协商一致的新闻稿。协商完稿件，柯西金表示：他对所举行的会晤非常满意，如果周恩来能到苏联去，他将很高兴。

谈话结束时，为了对柯西金表示尊重，周恩来在机场设了便宴。所有参加会晤的人都出席了便宴。在宴会上继续就国际局势的某些问题进行了交谈。我记得讨论了近东事件。1967年近东发生武装冲突时，苏联曾通过外交努力制止了那里发生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之间的军事行动。中国人当时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根据他们的人民战争观点，军事行动应当继续下去，如果需要的话，应当后撤，一直到喀土穆(苏丹首都)，而这就将意味着要失掉整个埃及。柯西金告诉中国人，阿拉伯人因为军事准备薄弱，不能再继续军事行动。当时除了停止军事行动，没有其他任何出路。

柯西金与周恩来的会晤，加上便宴，从北京时间上午11时持续到下午4时。

指出下面一点是有意思的：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就在同一天的北京时间大约下午7时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来电话，通知我们说，明天(即9月12日)中国报刊要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稿件，协商一致的文稿要有一些改动。“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一句从消息中删去了。

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单方面是不能这么做的，更何况新闻稿是得到国务院总理同意的，对话人对此避而不谈，宣称：明天将在中国报刊上发表删掉上面那句话的文稿。我把此事通知了莫斯科，我们不得不刊登与中国一致的稿件。

稍后一些时候，我询问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对话人意味深长地向上一指，暗示说，在中国，没有最上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

柯西金与周恩来会晤之后，时光过去了，但我们始终没有得到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扩大经济联系、就国际问题进行磋商、恢复高频通信线路——的任何答复。一切都适得其反。中国人在联合国的成员国权利恢复之后，极力在联合国攻击苏联的外交政策，高频通信线路未曾启用，经济关系继续收缩。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90—1004页

№10284 苏共中央致各兄弟党的通报：柯西金与周恩来会谈情况(1969年9月11日)

苏共中央经考虑后认为，必须把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会谈的情况通报你们。

众所周知，关于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方面不断谴责是苏联破坏了中苏友谊。而实际上是中国当局在不断地加剧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中国甚至准备公开与苏联宣战。到目前为止，两国贸易关系已基本断绝，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已全部取消，外交通话也已受到限制，两国之间已有3年之久没有互派大使。中国领导集团采用对帝国主义的武力斗争手段来对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报告中，清楚地阐明了苏共中央对处理苏中关系的方针与政策。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一如既往地奉行改善苏中关系的宗旨，并一再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提出可行的措施来改善苏中之间的关系，使其正常化。苏联政府今年3月29日和7月13日所发表的声明中，都已经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苏共中央今年7月份发给中国国务院的贺电中，再次为改善苏中关系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包括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以及为首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采取的各种具体措施。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完全是从苏中关系的原则出发的。我们坚信缓和苏中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并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有利于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支援英雄的越南人民及其他国家人民争取民主与社会独立的斗争。

苏共领导人为了大局的利益，采取了主动行动来缓和苏中之间的紧张关系。

中国对我们的建议很快作出了反应，决定由周恩来参加与苏共柯西金同志的会谈。虽然在接到中国方面同意进行会谈的意见时，柯西金还在越南参加胡志明同志的葬礼，但苏联方面还是很快就派出了代表团从莫斯科出发，与直接抵达北京的柯西金会合。

参加会谈的苏联方面以柯西金为首，中国方面出席的人员有周恩来、李先念和谢富治，会谈大约进行了4个小时。苏联方面采取了真诚的态度，为解决两国关系的根本问题提出了建议。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却千方百计地将会谈引向歧途，说双方关系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而根本无法调解。苏联方面坚定地表示，在外交政策上，我们的原则立场和政治方针是不会改变的。

会谈必然要涉及达曼斯基岛 [6] 的归属这个焦点问题，双方都为此申述了各自的观点，并提出了解决分歧的途径。周恩来说：“中国没有把土地的所有权交给苏联。”与此同时，他还一再重复了以前的观点，认为有关达曼斯基岛归属的条约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签订的。尽管如此，周恩来也承认中国政府不能否认条约本身的存在，他说：“我们也承认在这个条约中是这样划分的。”苏联方面提出了解决边界争端的具体方法，要求为此在两到三周内举行一次副外长级会谈，地点可以由中国方面确定。周恩来表示同意，并希望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谈中双方商定，在两国边界未最后确定之前，为保证两国之间的谈判顺利进行，逐步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应当共同遵循以下原则：双方从有争议的地区共同后撤军队，防止在边界发生任何形式的武装对抗。由此而造成的两国边境地区居民的经济损失，由双方政府代表协商解决。双方同意抱着善意的态度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有关地区居民的困难。

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苏联方面诚挚地提出，为建立和发展中苏两国的经济关系，应当扩大两国间的贸易往来，完成现有的各种合同，其中包括已经签署的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协议书，继续坚持已确定的五年计划中的经济与贸易合作方向。周恩来答应将此提议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表示同意对1969年的协作项目提出修改意见。

我们建议中国恢复两国间铁路与航空的正常往来，并重新恢复被中国当局在今年3月份切断的两国高层领导间的热线电话联系。

苏联方面将为促使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苏联将向中国派出大使，并主动派出谈判代表，为促使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创造条件。

周恩来表示将把苏联方面的建议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还表示，在中国考虑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期间，中共领导同志不打算停止发表对苏共及其他兄弟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看法。周恩来强辩道：这种“辩论”已成为中共领导层讨论有关理论问题的最重要的形式，这来自并关系到毛泽东理论的发展，要把这种“辩论”持续一万年。

我们强调指出，苏共认为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是可以的，但重要的是，这种讨论应当以一种适当的语气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谎言与谩骂没有说服力，只会损害人民的感情和加剧两国关系的破裂。

我们认为，中苏之间的不同观点之争，将会削弱社会主义制度和为国家与社会解放而战的阵营的力量，这只能是对帝国主义有利。在此还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对苏联造成如此之深的伤害，使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收获。这仅仅是由于中共与苏共及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观点不同而造成的，这个责任不在于苏联，而在于中国。

我们申明，虽然帝国主义就边界地区发生的挑衅事件宣传说，苏联正准备防御中国的侵袭，但是苏联党和政府都没有说过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由此号召人民准备进行战争。我们所有的文章与报刊都是在号召人民热爱和平，我们从来没有对我国人民说必须为准备战争而勒紧皮带。对此，周恩来回答中国没有进攻苏联的打算，他强调说，中国方面不会对苏联使用武力。

尽管涉及的问题非常尖锐，双方针锋相对，但会谈是在建设性的、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的。

我们认为让中国方面选择举行会谈的地点对他们是有利的。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尊重中国方面的意见，决定代表团的组成以及会谈的时间、地点、采取的形式都由中国方面确定。

现在谈论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还为时尚早。反苏攻击目前仍在中国国内继续进行。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的报刊都没有登载双方决定举行一次“建设性会谈”的消息。中国国内公开发表的消息所作的这种修改，再一次引起了我们的疑问，时间将会证明中国是否真心想要恢复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对此我们也会认真地加以考虑。如果中国领导者因为国内斗争的加剧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而在此耍了一个花招，他们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我们将进一步密切注视中国的动态，对北京领导人在中苏关系领域内可能采取的激进行动保持警惕。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坚信，如果中国领导人理智地、认真地对待我们提出的建议，就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加剧中苏之间的争端，煽动两国之间发生冲突，削弱反帝斗争力量的阴谋。

中国领导人如果能够真心诚意地以实际行动促使中苏关系正常化，将一定会推动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势力的力量，这是符合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根本利益的，也将促使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420—4424页

№13862 哈巴罗夫斯克党委致苏共中央报告：讨论苏中领导人会谈(1969年9月22日)

苏联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

哈巴罗夫斯克市

1969年9月22日寄出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组织党务工作部：

通报

该文件通报的是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党组织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对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访问及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1969年9月11日会谈的消息讨论的情况。

1969年9月22日党的积极分子代表边疆区会议使他们了解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前往河内以及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在1969年9月11日会谈的情况。

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读了来自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消息。

7人在会上发言。与会者满意地注意到，我们的党及其中央委员会，本着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决定的精神，一如既往地对加强人民的和平与安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克服困难和内部分歧采取强硬立场。与会者一致同意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倡议，旨在对苏中关系正常化提出一些具体建议，通过北京会议的谈判和组织解决有争论的问题。

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市委书记В.С.帕斯特纳克在他的讲话中说：

“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共产党人和所有工人特别关注在北京举行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谈的消息。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居民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关系发展，并且强烈批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中的冒险主义行为。毛主义者在苏中边界发动的武装袭击，对我们的苏联人民、我们的国家、共产党的恶意诽谤，给这里的工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当前这样一个困难的局势下，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为稳定苏中关系，倡议在北京举行会谈，再次生动地证明了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是我们党明智的政策。

市党组织的目的是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工人中改善思想政治工作，以纪念列宁100周年诞辰会议这种有价值的方式，动员集体企业、建筑公司和机构履行社会主义职责。

苏共边疆区委员会委员、哈巴罗夫斯克热加工厂铣床工И.П.卡多奇尼科夫指出：

“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观望中国的事态，其领导人不断地恶化与我国的关系以及苏中边境的局势。我们远东人，急切地赞同我们的党和政府为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采取实际步骤。我们工人能安心工作，是因为对祖国的强大力量和苏联边界的稳固有信心。在工厂这个数千人的集体中工作的时候，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到这些。”

哈巴罗夫斯克市师范学院校长Н.В.斯维尔德洛夫指出：

“通知简明地说明了苏联的所有建议，即解决苏中关系中的争端和冲突，改善苏联边界的局势，扩大中国同我们的国家经济关系。这些及时、合理、公正的建议，以我们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与坚定而灵活的政策相结合，能够制定出正确解决政府间的争端的决定，当然，对方表达了对局势类似的理解，并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形势更有利。”

苏共边疆区党委会成员、哈巴罗夫斯克耶尼尔柯玛什厂区建设局主任Е.А.普罗特金指出：

“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非常短暂的，但我们认为本次会议对于中苏人民来说很重要。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我国政府在之前寻求的能够稳定、合理地解决问题的外交政策在我们厂中得到一致赞成。”

克拉斯诺兹纳缅斯克边境地区政治部主任И.К.沃康表达了边防战士的想法和感受：

“远东边境地区克拉斯诺兹纳缅斯克边境站的部队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的报告做出反应，他们感到深深的理解和满意，并认为这次会晤是缓解苏中边境局势的关键。

边界关系是国家间关系的例证。中共在中苏边界的蓄意挑衅和他们对苏联领土的干涉证明了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武力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边境部队在祖国面前以一个堪称楷模的方式决定在该地区有必要履行其神圣职责。在筹备列宁100周年诞辰的这些天，我们为了不辜负党、政府和人民的信任，将通过不断提升的军事装备的水平(包括陆军和海军)，以保证我们敬爱的祖国的远东边界不可侵犯。”

与会者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完全、充分赞成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旨在改善苏中关系的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晤的倡议，并认为本次会晤是有益的。

2.一致支持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旨在改善对华关系的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动，并抵制中国领导层对我们国家利益、我们人民利益的任何侵犯。

苏联共产党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书记

А.希季科夫

ГАХК，ф.п35，оп.96，д.374，л.16-21

№1041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阐明中苏边界的历史(1969年9月24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9月24日会议第80/3г号记录

第3项　关于Ю.В.安德罗波夫、А.А.葛罗米柯、О.Б.罗满宁同志1969年9月8日的报告，第1714/гс号。

(基里连科同志、卡图谢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乌斯季诺夫同志、卡皮托诺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库拉科夫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

一、同意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同志)、苏共中央联络部(罗满宁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德罗波夫同志)所附关于在苏联历史书籍和教科书中，阐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并使苏联科学院系统的社会政治研究所、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苏联教育部、教育科学院、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苏联部长会议出版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杂志编辑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机密出版管理总局等单位的领导知悉该报告的内容。

二、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6个月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以文件为依据的著作，并用俄文和外文出版。

三、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协商，在半年期限内，撰写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在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扩张政策和侵占领土的科普读物。

四、委托《共产党人》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与苏联外交部协商，在2个月期限内，筹备苏联权威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的论文。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共中央联络部协商后确定。

五、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1969年底之前筹备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刊登的具体日期与苏联外交部共同商定。

六、委托《真理报》和《消息报》编辑部和《共产党人》杂志编辑部，对于上述所说的关于中俄边界形成历史和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著作和文章给予评论。

新闻社负责将这些著作在国外散发。

七、委托苏联科学院采取措施开展基础研究，阐明俄罗斯在开发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地区所起的历史性进步作用，并加快撰写和出版苏共中央1966年7月28日决议规定的那些学术著作。

八、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新闻社在适当的时候在苏联报刊上公布并在国外散发1861年交换地图某些地段的影印件，带有签字和印戳的交换地图的史料证明文件影印件以及边界冲突地区(达曼斯基岛、戈尔金斯基岛、基尔金斯基岛等)中苏边界线示意图，这些示意图是根据交换地图和现代大比例的地图制定的，后一种地图50年代初期我们就向中国当局提交过一份。

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负责准备必要的地图资料。

苏共中央

附件：

第80号记录第3项

致苏共中央：

关于在苏联历史书籍、教科书中正确阐明苏中边界形成历史的措施

目前，北京的领导人竭力使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确信，自己对苏联大片领土的觊觎是合理的，并竭力使人们对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性产生怀疑。而西方的宣传机关，力图使中国与苏联的关系继续恶化，也竭力地为其提供新的补充论据，以此来支持中国首领的大汉族觊觎别国领土的野心。

在这种情况下，在战后苏联历史学家许多著作中，对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某些因素的错误解释，引起了一定的不安。在苏联绝大部分学术著作中，有关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政策问题，都根据列宁著作的精神作了正确的论述，其中也包括对于中国问题。同时某些作者只是把中国视为包括俄国在内的帝国主义掠夺的一个目标，完全没有说明17至18世纪中国清朝的对外扩张和领土占领问题以及中国奴役和压迫其他民族的问题。

在В.Г.舍宾科夫(《18世纪的中苏关系》，莫斯科，1960年)、Л.М.西蒙诺夫斯基(《中国历史概述》，莫斯科，1956年)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出现了不正确的评价和措词。

对于中苏关系历史的不正确评价，还出现在一系列普及性的著作中。例如：在《苏联历史概述》(17世纪卷，莫斯科，1955年)一书中谈到1689年签订的“平等条约”，根据该条约“阿穆尔留在(!)中国管辖范围之内”。《世界史》(第5卷，莫斯科，1956年；第6卷，莫斯科，1959年)对于尼布楚条约没有给予准确的评价，但指出：“根据条约，阿穆尔河左岸归属满族人”，也就是承认，阿穆尔河沿岸地区在尼布楚协定之前仿佛是属于中国的。《世界史》的作者们认定《爱辉条约》(1858年)是俄国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29卷)在“尼布楚条约”一章中宣布，该条约是“俄国外交上的巨大成就，使得俄国东方的西伯利亚得以巩固”。但是，对于俄国在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领土损失，该章节却没有提及。

在1948—1950年间第一次出版的由А.Я.维辛斯基主编的《外交词典》中，关于俄中17至18世纪条约的章节也不符合现代的要求。

在《苏联史纲》18世纪第2个25年(莫斯科，1957年版)、《苏联史纲》18世纪后半期(莫斯科，1956年版)、《世界史》第5卷(莫斯科，1958年版)以及其他一些著作所附的地图上，阿穆尔以北的领土，根据强加于俄国的尼布楚条约在某些时候曾正式划归中国所有，尽管这片领土从来都没有属于过中国，这无条件地表明了这里是清朝帝国的领地，而在西部边界的地段，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领土，仿佛也属于中国。

许多著作的作者总是绕开中俄关系史中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复杂的方面，这首先是边界问题。多卷本的出版物《西伯利亚史》、《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史》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通常，教科书也回避中俄关系问题。在Б.Д.达秋克主编的(《苏联历史》，莫斯科，1963年)高等院校教学参考书中，关于《爱辉条约》只是附带地提一下；对于条约以及签订时的情况没作任何描写。中学里的学生得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知识。由М.В.涅奇金娜和П.С.莱宾格鲁勃编写的、并于1968年出版的七年级学生使用的苏联历史教学参考书里，对于与中国的边界划分问题没作任何说明，而俄国新疆土开拓者的活动只是被看作地理发现。当时，在中学的一些教学参考书里，向来都是直接指责俄国在西伯利亚和东方的侵略政策。例如，由А.А.瓦金和Н.В.斯佩兰斯卡娅编写的7年级学生使用的苏联历史教学参考书指出，西伯利亚是夺取的，而阿穆尔河沿岸地区是在哈巴罗夫军事远征行动之后“归服的”；同时，参考书的作者还声明说，俄国人是极其残酷地使当地民族归服自己的。

没有关于中国清朝侵略企图和中国满族军队抢劫和杀害当地居民的资料以及意在强调俄国执政当局的反面行动，导致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显然，对于中俄关系历史的不正确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20、30年代在苏联历史编纂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М.Н.波克罗夫斯基院士学派)对于战后苏联历史科学的影响有关系，根据这种思想，中俄关系(也可以说是俄国的对外政策)就是沙皇俄国不断进行领土掠夺的历史。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已经通过了决议(1964年6月3日，第101号记录，第6项)，指明苏联教科书、学术书籍以及历史图集对于苏联与中国边界划定的历史有不正确的阐述，但是，从1967年和1968年出版的以上所说的教科书来看，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改正决议中指明的错误。没有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苏共中央“关于采取中立化方式对中国进行领土问题的宣传”的决议(1966年7月28日第п12/4号)，该项决议还规定撰写和出版关于中苏边界和领土问题的一系列学术专著和论文。

根据我们的意见，在这方面最适当的做法是：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就中苏边界形成的问题，撰写一部详细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并以文件加以论证的著作，用俄文和外文大批量出版；还应该委托苏联科学院与苏联外交部协作，撰写并出版一部关于中国在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的扩张政策和侵占领土的科普读物。同时，无须等待上述著作的出版，委托《共产党人》和《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在今年的10—11月份，筹备出版苏联权威学者关于中苏边界形成历史的论文集，这些文章的基调应是平静的、富有建设性的，而不要批评苏联学者以前所犯的错误。还应委托《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筹备出版苏联学者关于中国清朝扩张政策的文章，在这样的文章中应该表明，这种扩张政策的直接继承人是毛泽东集团。

应表现出，必须着力揭露中国伪造篡改中苏边界线走向，其中包括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两岸地区。中国宣传机关在国外广泛传播他们绘制的示意图，在这份示意图上，沿乌苏里江的国界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主航道上。苏联政府今年的3月29日和6月13日声明，对中方关于边界线走向的这些解释予以有力的回击。但是，必须利用新事实和文件继续揭露中方的说法。从苏联驻欧洲、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大使发回的报告中看出，由于缺乏我方的文件资料，外国舆论的某些阶层，对苏联在中苏边界走向问题上的立场持怀疑态度。

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发表并在国外散发关于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流域边界走向的文件资料，以此来加强苏联政府今年的3月29日和6月13日的声明。

在政治上尤其有利的是，公布1861年交换地图上某些地段的照片复制件，在苏联政府声明中也提到了这份地图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公布这些地图复制件的同时，还可以公布带有签字和印戳的交换地图的史料证明文件的复制件。同时，还可以整理出版边界冲突地区(珍宝岛、戈尔金斯基岛、基尔金斯基岛等)中苏边境线示意图，这些示意图是根据交换地图和现代大比例地图制定的，后一种地图50年代初期我们就向中国当局提交过一份。

公布这些材料可以赋予目前正在根据苏共中央今年5月28日决议(第73/185гс号)准备的那些关于中苏边界中方挑衅行动的书籍、电影和文章以更重的分量。

Ю.安德罗波夫

А.葛罗米柯

О.罗满宁

1969年9月8日

第1714/гс号

15д1651

ЦХСД，ф.4，оп.19，д.555，л.2-3，23-27

№11959 米赫也夫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1969年9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465/ЮВА号

1969年9月25日

关于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问题

(调查报告)

根据日内瓦协议，老挝国际监察和监督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并于1962年恢复工作。委员会由印度(主席)、加拿大和波兰的代表组成。

国际监督委员会是1962年日内瓦协议解决老挝问题的机构，它负有使命执行其重要的具体职权来消除内战所造成的后果，并保障履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议定书的原则，众所周知，这些原则应该保证老挝的独立、和平、中立及领土的完整。

日内瓦议定书规定了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工作的重要特点，其特点表现在委员会进行工作时要与老挝政府紧密合作，并取得其同意。对委员会来说，这意味着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必须取得老挝参加民族统一政府三方面政治团体的同意(爱国战线党、中立派梭发那·富马及右派力量)。

把这一原则列入协议书中是值得肯定的因素，因为这为民族解放力量提供了条件，以便在政治斗争过程中依靠国际监督委员会来制止右派势力和美国的破坏活动。

国际监督委员会曾与代表老挝的政府机构——民族三方委员会联系过，这个委员会是根据履行日内瓦协议于1962年底成立的，由爱国战线党、中立派及右派势力的代表所组成。民族委员会各方一致同意国际监督委员会在老挝境内进行两次调查，其目的是为了检查协议书中有关外国军事人员撤离条款的执行情况。1962年12月29—30日和1963年4月14—15日在爱国战线党地区及右派地区进行了检查，这在1963年1月31日和1963年7月20日两位主席的两份报告中都有反映。结果表明有蒋介石分子军事集团的存在，还间接地证明了在右派地区停留过美国军事人员的事实。同时在两份报告中都可以看出，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国际监督委员会所视察的爱国战线党地区的两个点中有外国军事人员存在。

1963年3—4月间的事件影响到贡勒中立力量的分裂，促使以丁上校为首的所谓“左派中立者”在老挝朋友协助下出现，导致各方对国际监督委员会态度的重大变化。梭发那·富马力图消除分裂并恢复原状，呼吁协助国际监督委员会，而右派和美国人也支持富马，他们看到在这方面存在着谴责老挝爱国战线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行为的可能性。老挝朋友们反而对保存并巩固“左派中立者”控制的地区采取坚决反对的立场，理由是3—4月间的事件属中立者与爱国战线党的内部事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介入将招致对两个集团内部事务的干涉。内部政治形势的复杂化，由于部长们从越南离开爱国战线党，爱国战线党并拒绝与国际监督委员会合作都破坏了三方机构的基础，而三方机构是委员会全部工作的依据。从1963年5月开始，国际监督委员会已不能行使所赋予的职权，停止了工作。这里已显出了老挝同志们想使国际监督委员会不定期长时间处在无所作为的状态。这一点为扩大对老挝内部事务干涉的美国人所利用。

根据议定书第19条，国际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期限定为3年，在这期限内两主席应向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者提交建议研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问题的报告，到1965年7月，3年期限已过。不容置疑，尽管委员会还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继续为捍卫日内瓦协议而斗争的需要，美国已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协议。

考虑到老挝、越南、中国和波兰同志们所提出的意见，苏联方面继续延长委员会的工作一年。英国人同意这样做。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致函1962年日内瓦会议参加国的政府，信中通知说，他们认为，目前停止国际委员会对老挝的考察和监督工作是不适宜的，为了拟定进一步的建议，他们提出应重新研究这个问题，时间不应晚于1966年7月23日。两主席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其中包括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赞同。

但是1966年初(1966年1月10日)老挝爱国战线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66年1月18日)都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有关在老挝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下一步的命运的日内瓦会议参加国和老挝三方政治力量未达成一致意见以前，他们主张暂时停止委员会的工作。

因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老挝爱国战线党领导获悉，由于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965年11月25日两主席的建议无效。但委员会继续存在，因为关于停止它工作的意见不一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对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态度，1963年7月23日委员会停止了工作。尽管如此，越南和老挝的朋友们继续向国际监督委员会提出一些关于美国干涉老挝的抗议。

1965年以后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加拿大奉行美国和梭发那·富马政府的路线，这条路线想达到的目的是使委员会调查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老挝爱国战线党1962年破坏日内瓦协议的事情并证明北越军队来到老挝境内并参与了军事行动。波兰代表团在与苏方磋商后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其出发点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委员会目前无条件来进行正常的工作。日内瓦会议规定，委员会应该按照倡议或者取得老挝王国政府的同意时在合作中进行工作，波兰代表团指出此点时声明说，现在由于所指的联合政府不存在，只有在对立各方——参加联合的人同意下委员会的活动才是可能的。印度代表团采取中间的立场，有时支持波兰代表团的建议，有时支持加拿大代表团的建议，并竭力强调其态度的客观性。

委员会成员们及有关方面的矛盾立场决定了其近几年来的工作结果。委员会日程上的主要问题如下：关于委员们调查和走访武装冲突地区的问题；准备向两主席提出关于过去几年委员会工作的报告问题；委员会的财政状况及裁员问题。

对第一个问题，尽管波兰代表团反对，印度和加拿大的委员们还是在1968年2月和1969年1月在老挝南方发生武装冲突地区进行了走访，但走访后没有作任何声明。

对根据加拿大倡议得到印度支持的第二个问题，委员会继续工作向两主席写报告，其中包括由印度人写的关于国际监督委员会1963年下半年和1964年第一季度的工作报告。波兰代表团打算拖延使这个报告达不成一致意见，作了一系列的修改，但是加拿大人和印度人完全同意了修改意见。现在波兰代表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们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阻止批准这份报告并不将它送达给两主席。

国际监督委员会的情况变得复杂还因严重的财政困难。许多国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履行议定书第18条款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66年9月欠款已达497—500英镑。委员会不止一次讨论过财政问题，1968年仍未得到实际解决，虽然有了新的特点，因为苏联关于裁减委员会人员的建议实际上已在执行：军官联络小组的人数、警卫人员和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的人员都大大减少。按波兰代表团的意见说，进一步裁减国际监督委员会的人员看来已不可能。

目前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仍然未定。爱国战线党的领导声明说，不应再工作，只能存在，因为关于下一步的规约问题是由日内瓦协议全体参加者决定的。看来，他们懂得，委员会今后还是需要的。

苏联方面主张保存委员会，其出发点是，因为在美国扩大对老挝事务干涉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能发挥良好的作用。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У.Ю.米赫也夫(签名)

1969年9月25日

РГАНИ，ф.89，оп.54，д.17，л.91-95

№01838 驻越使馆的调查报告：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1969年9月2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463/ЮВА号

1969年9月29日

关于老挝爱国战线所控制地区的形势

(调查报告)

根据老挝朋友们的资料说，在老挝爱国战线控制和管理下及与其相毗邻的老挝地区的左派中立集团包括了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人口近80万。

解放区是在老挝游击队根据地的基础上形成，并于1945—1962年期间在与法国殖民者及美国人斗争过程中建立的。

目前在老挝16个省中的14个省都有解放区和爱国力量的游击队根据地。他们分散在全国，相互间没有联系，通常住在难以通行的深山密林地区，居民40％—50％为少数民族，如苗族、卡族、傣族等，这些居民也有住在中国、泰国和越南的。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机关集中在桑怒省的桑怒市，它是解放区行政和政治中心。老挝朋友们认为建立解放区是爱国力量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并多次强调说，他们把解放区看成是今后革命斗争的基地和将来在老挝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

老挝爱国战线党近年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下，执行一条全力巩固解放区的路线，首先是从军事观点上考虑，也从经济和政治方面考虑。

保卫解放区是老挝人民解放军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1968—1969年作战的主动性基本上掌握在受越南民主共和国部队支持的爱国力量手中。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一些战役，从而解放了南白、孟水和老挝北方许多重要的战略据点。

但是政府军队在美国空军的支持下，对朋友们的阵地，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查尔平原以及车邦地区(中老挝)进行了令人难受的打击。

美国空军对解放区的轰炸使我们的朋友遭受了严重损失，从1968年底开始，轰炸的强度增加了3—4倍，最近以来已达到每天400—500架次。据一些材料报道说，为了免遭轰炸，从解放区投到政府方面来的人已有数十万。一些居民点和道路被摧毁，大部分播种土地无法耕种。

描述国内军事政治形势时，苏发努冯在与苏联大使弗·伊·米宁同志谈话中强调说，人民军队对解放老挝所进行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保卫解放区并使他们中过去被敌人抓获过的那些人回归。没有提出解放全国领土的任务。苏发努冯同时说，爱国力量不想放弃手中的主动性，在万象行政当局控制的地区今后将发动部分的进攻行动，目的是要限制敌军的运动。

РГАНИ，ф.89，оп.54，д.17，л.100-101

№21507 彼德科维奇在广场发表讲演：谈论中苏关系(1969年10月2日)

摘自В.А.索良斯基的工作日记

1969年10月10日

第694号

《国际政治》杂志主编兰科·彼德科维奇在青年广场(贝尔格莱德)就苏中关系发表的讲演

1969年10月2日

彼德科维奇演讲的题目是《苏联与中国》。约有30名南斯拉夫公民来到讲演现场。讲演的内容如下。彼德科维奇在演讲伊始就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一些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立即作出了苏中冲突不可避免的推测以及苏联将被迫为自己在西方寻找与中国进行斗争的盟友。20年前的这些声明被视为挑拨离间，没有赋予其什么意义。但现在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怎样呢？苏联出版了许多指责毛泽东的书，说他与马列主义决裂，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立场，招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分裂。中国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口号中提出了16点内容，号召世界人民为反对美帝国主义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国家的一切反对分子而斗争。

彼德科维奇接着说，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对双方的关系都思考了很多。他说，2—3年前他在苏联期间，一些苏联人在同他交谈时表示，苏联不怕来自美国方面的进攻，苏联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可以就一些争议的问题达成协议。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苏联人把中国视为自己最主要的威胁。

随后彼德科维奇谈到了未来苏中关系怎样发展的问题。在这两个国家都是共产党掌权，两国使用同一种思想或主题的思想进行鼓动，它们有相同的社会体制。按照马列主义学说，这两个国家应该和平相处。从中就得出了苏联与中国在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的第一种可能性。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在马列主义共同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这种发展情形就能够实现。但在苏联这种情形就无法实现，因为那里形成了“国家主义结构”，在那里国家利益至上。在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导致无法实现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而在对外政策领域，他们背离了马列主义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可以说，苏中两国之间的矛盾有深刻的根源，是由这两个国家社会结构不同决定的。

苏中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它们共同的超国家利益基础上是有可能的，这种合作可以采取“神圣同盟”的形式。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对此的解释是两国的政治和民族利益不同。近10年来中国居民人数达到了10亿，这些居民需要新的领土。苏联的西伯利亚处于真空状态，这里是中国扩张的天然出路，在这里民族利益的不同被掩藏。在苏联的政治计划中，要维护苏联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导地位。中国自身不想扮演二流大国的角色，致力于既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新的中心，也成为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新的中心。这样，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苏中友好合作的设想就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苏中关系的另一条道路可能导致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通常认为，这一冲突将会给社会主义世界和进步世界带来损失。但这只是对问题的一个概念化的解决方式，它可能是错误的。苏中冲突可能也具有正面结果，如果其中的一个国家在纠纷中遵循马列主义原则，捍卫社会主义事业，防范其他国家的反社会主义政策，就可以帮助它返回到社会主义立场上来。在目前条件下，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在纠纷中彼此都不打算使用那样的原则。彼德科维奇表达了一种观点，原则问题上的争论比“神圣同盟”类型的协定是更为人所接受的解决方案。

解决苏中纠纷的另一种解决方案可能会带来负面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两国间的冲突不符合世界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敌人的积极活动提供了可能性。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观点，苏中纠纷的原因归于以下几点：第一，苏联要保存在社会主义世界和在各国共产党中的领导地位。这在不久前召开的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再次得到证明，尽管出现了苏联的地位受到侵蚀的明显征兆。苏联仍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而不想离开自己占有的阵地，当时，中国成为苏联在亚非国家的竞争对手，中国在亚非国家的势力得到增强，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苏联在那里的地位受到削弱。第二，中国不想让莫斯科作为自己永恒的领导。毛泽东早在1930年代就不听从莫斯科的劝告，现在他更不打算做这些，当时有一切理由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客体，在亚非国家起到更大的作用。第三，中国，尽管现在存在出生率下降的可能性，但不会在这方面采取什么步骤。正相反，中国领导层把人口出生率的提高看作是自己实力的基础。尽管目前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为向居民提供必要的保障提供了可能，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领土。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看到只有从苏联得到新的土地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两国冲突的前提条件。

彼德科维奇随后讲到，目前有个消息，柯西金同周恩来会谈后出现了缓和两国紧张关系和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边境冲突表明，中国和苏联都处于衰落的边缘，采取扩大冲突的下一步动作可能会造成危险的后果。但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不准备挑起大规模战争，苏联把战争强加给中国没有任何取得胜利的可能，因为中国有数量庞大的人口。只有使用核武器才能取得胜利，但任何人都不能这么做。

在做中国工作期间，苏联不准备发动战争。中国没有足够的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如果要发动战争的话，自己就会被消灭。

苏联和中国还看到，它们的纠纷导致美国实力的增强，美国得以放开双手在世界各个地区推行自己的政策，为在那里确立统治进行战争。因此，在利益层面，苏联和中国应该后退一步，现实地观察两国目前的关系。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谈说明了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但它们不可能是长期的和稳固的，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苏联与中国的利益协调一致也是不可能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和平，它们之间争论的温度可能会降低一些，建立经济关系，甚至党际联系，但所有这些都处于火山口，随时有爆发的可能。

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在苏中纠纷中持什么样的立场。目前，苏美对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这些实力对手都支持世界平衡，乐于进行谈判和在个别时候推行一致的政策。一些人认为，美国与中国存在靠拢的可能性。但这是不可信的，因为美国人知道，苏联不会威吓它，而中国正处于上升期，拥有核武器和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将变成一个亚洲经济和军事强国，美国不可能从中期待出现任何对自己有利的结果。但中国担心苏联与美国结盟，也就是说，这两个国家，如果不进攻中国的话，也会建立封锁，限制中国的影响，阻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中国领导层将在外交领域开展一系列旨在分裂美苏的活动。

美国与中国存在在划分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可能。如此苏联的形势就会变坏，因为中国不用担心自己的后方时，就可以向苏联施加更大的压力，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但这只是个方案，而三个大国之间的实际关系则类似于一个封闭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每一方都起到自己的作用，努力得到另一方的支持而反对第三方。

在苏中冲突中，南斯拉夫从联合国宪章出发，支持和平解决所有的边界问题，支持通过对话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但是，苏联在中国边境集结武装力量和他们在欧洲力量的削弱对南斯拉夫来讲是有正面意义的。应该考虑到，苏联忙于与中国有关的问题削弱了它在其他地区的存在。例如，在中苏冲突之前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感受到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但近几年来，罗马尼亚得到了独立处理自己对外政策的可能性。罗马尼亚领导层尝试在苏中冲突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自然没有成功，但罗马尼亚人善于利用苏中冲突使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积极起来。

彼德科维奇接着说，苏中冲突引起了苦痛感。共产党人以前从他们所遵循的共同目标出发，而在国际计划方面他们是同盟关系。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了20年的实践并不能证明这一点。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马列主义学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在首领国家的带领下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分子，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忽略了政治力量。

在回答中国是否存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时，彼德科维奇说，不能以欧洲的标准来评价中国。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人民免受饥饿，对中国来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考虑到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具有神明的色彩。

毛泽东也不了解欧洲。在亚洲的条件下奉若神明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南斯拉夫，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人民尽管“讥讽崇拜”，但他们期待铁托，他将解决所有的问题和保障国家统一。在中国，崇拜毛泽东起到组织作用，能够团结群众不允许蒋介石或者美帝分子反攻大陆。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是无政府主义泛滥。但按照演说者的观点，这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拥有多个世纪的智慧，不可能把一切神奇的东西都归功于他。

按照他的观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想打碎在中国形成的官僚结构和与中国人民利益相对抗的东西。彼德科维奇说，到目前为止，这种结构在苏联实力很强大，在南斯拉夫也仍在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国在革命后建立了强力党和国家机关，这是不可避免的。但随后，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这一机关开始对人民群众的主要目标造成威胁，决定代表人民自己的力量来打碎它。如果文化大革命追求的是这一目的，那中国领导层希望中国不要出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问题。许多人认为毛泽东同刘少奇之间在进行夺权斗争，但没有看到，这一斗争掩盖了两种对立倾向的对抗，刘少奇代表其中一种倾向。

关于阿尔巴尼亚与中国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彼德科维奇回答说，看来中国在口号上表达了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支持。中国没有盟友，因此中国人努力强调他们与阿尔巴尼亚的结盟。阿尔巴尼亚领导层放弃了非斯大林化道路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全面恶化，也被迫为自己寻找盟友。但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没有合作的共同支点，他们的供给制和领导层不同，因此没有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

在回答中国同联邦德国接近的可能性问题时，彼德科维奇说，近来关于这种可能性谈得很多。对联邦德国来讲，中国是亚洲的一个大市场，而中国感兴趣的是在欧洲有个盟友。如果成立这么个联盟，苏联处于这两个国家之间，那他就更担心了。现在已经说过平衡被破坏的问题，而苏联的实力在削弱。美国利用这一情况为自己在远东、在越南、在裁军问题上的目的服务。据传，Н.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同尼克松会谈时，提示尼克松美国不要利用中苏冲突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而要展现自己准备巩固和平。罗马尼亚人证实了尼克松在罗马尼亚进行了会谈。

关于美国总统在罗马尼亚会谈的问题，彼德科维奇说，这次会谈有自己的内幕。从罗马尼亚方面来讲，这是“胆大包天”的一步，而尼克松善于很好地准备和利用这次会谈。苏联方面指责尼克松总统，说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打了一个楔子，这个楔子，按照彼德科维奇的话说，存在于外部，它取决于美国总统的会谈情况。罗马尼亚人对同尼克松会谈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想如果在布加勒斯特出现1968年苏联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时，可以把美国当作自己潜在的盟友。尼克松前往布加勒斯特是为了支持在捷克斯洛伐克表现出来的那种努力——稍后被镇压下去。尼克松还想展现自己对欧洲事务的关注，让世人知晓他不会从事中立立场，去年8月时他就是这么做的。尼克松还想让罗马尼亚人充当美国与河内和北京关系中的中间人。

在回答这样的问题：是否应期待苏联突然进攻中国？彼德科维奇回答说，中国原子弹的威力还是很诱惑人的，中国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强。但要从事这种进攻，苏联应该得到西方的同意，这种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苏联可能占领北京，但它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和怎样对待自己的立场，考虑到民族和种族差异以及越南战争的经验，苏联不会进攻中国，但它推行幕后政策，在确定的中国圈子里寻找支点，这些人可能会结束中苏冲突。因为苏联报刊指望这些人可以使中国人民远离毛泽东，期待中国出现保障苏联利益的那些力量。在回答是否可以期待苏联在土地问题上会对中国作出一些让步的问题时，彼德科维奇给予否定。他说，南斯拉夫是个不大的国家，对自己的土地是寸土必争，而大国，按照他的话说，都致力于扩大自己的土地。尽管俄国沙皇以前占领了新的领土，现在这些占领的土地都成为大苏联的组成部分，任何人也别想让他们作出什么让步。苏联与中国之间很久以前就存在着复杂的边界问题，依据联合国宪章不允许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纠纷问题。

记录：苏联驻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大使馆三等秘书索良斯基

АВПРФ，ф144，оп.30，пк.70，д.6，л.202-209

№22897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越南问题与中美苏三角关系(1969年10月9日)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过程中谈到了以下问题：

1.越南问题。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尼克松总统的特别助理(基辛格)谈到了越南问题，他的建议是，他们美国人，“不打算在越南问题上使我们更加厌烦”，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向苏联请求帮助等，因为他们坚信，在美国停止对北越的轰炸以后，苏联对尽快结束越南问题失去了兴趣。

对于他的这些意见以及基辛格在上次会谈中就越南问题提出的其他一些问题，我按照我所得到的关于同他进行会谈的指示，对他说了如下的话。

苏联反对关于越南问题的上述说法，苏联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尊重越南人民的权利和民族宿愿的基础上尽快和平解决越南冲突。我们的越南朋友们提出了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具体的、现实的计划，他们的立场也是这样。

应该考虑到南越现实的力量对比来组建联合政府，但美国方面坚决不希望成立这样的联合政府，这就说明美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存在着问题：美国政府声明说他们希望结束越南战争，希望政治解决越南冲突；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美国在进行巴黎谈判的同时却在积极准备对越南继续战争。

莫斯科当然也注意到了基辛格的多次暗示：美国可能会“选择另外一些手段”来解决越南问题。然而，苏联一如既往地坚信，美国的这种“选择”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首先不会给美国自身带来好处。毕竟美国领导人也曾多次承认，军事手段不能解决越南问题。

美国方面仍然企图把解决越南问题同解决国际关系中其他问题(近东问题、关于战略武器问题等)的前景联系起来，这也不能证明美国方面的态度是建设性的。我们已经表达了我们对这种不良行为的看法。就苏联方面来说，我们愿意推动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同时不会把一个问题的解决同另外一些问题联系起来。

对于我提出的这些说法，基辛格确信地说，美国没有把其他问题的解决同越南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在就这个话题(在会谈的过程中他几次又回到了这个话题)展开的讨论中，看起来，他事实上仍然没有突破他刚才的那些论断。

尽管美国的态度是，不把所有的问题都联系起来，但是越南问题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整个气氛的营造，而这种气氛的营造对于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给人的感觉是，尽管基辛格否认他的立场倒退了，但事实上，白宫对我们的政策仍然是从对这些问题的狭隘理解出发的。

我提出相应的论据，驳斥了基辛格关于苏联对尽快调解越南问题失去兴趣的说法，此后，在略作沉思之后，基辛格大致说了如下一些话：

“我完全没有得到总统的授权谈论如下观点，因此请求你们把这些观点完全看作是我个人的、非正式的看法。尼克松总统已经两次向苏联领导人详细阐述了他关于解决越南问题可能采取的方法，一次是通过苏联大使转达的，另一次是通过我本人转告的。我们期待着苏联领导人对这些看法提出详细的建议(通过那些秘密渠道)，这些建议或许可以使我们共同找到建设性的途径。但是尼克松总统就是没有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直接的答复。或许，莫斯科现在还不想同他们讨论这个话题。这是你们的权利，尽管我们仍然期待美国总统直接发出的呼吁能够得到答复，苏联方面反而时不时地把北越方面提出的十项条款送给我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曾经认为，同尼克松总统的前任简短地交换意见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比如，去年的时候就提出了进行巴黎谈判的建议。但是尼克松总统却没有收到一份这样的直接呼吁，尽管尼克松总统在经过长期的努力之后，把自己关于越南问题的一些想法告诉了莫斯科。”基辛格在说这些话时显得非常恼火。

关于这一点我对基辛格说道，“在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他们授权给我，要我一定把我们在越南问题，以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向你们说明，在同你们进行初次会谈的时候我也向你们进行了解释”。我明确地说，当然，这些立场首先就是对尼克松总统本人说明的。

基辛格用比较平静的语气说道，他不希望使他提出的这个问题真的成为一个问题，何况他也没有被授权谈论这个问题。他请求我“忘掉刚才他自己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并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莫斯科”。

我对此回答说，确实没有必要制造问题，特别是制造那些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良好的接触和联系的途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的实质立场。

2.近东问题。基辛格多次表示，美国总统希望调解近东问题。但是他拒绝详细谈论这个问题，他提出的理由是，这个问题已经在苏联外交部和美国国务卿之间，以及苏联大使和西斯科之间展开了详细的讨论。

在就近东问题进行会谈(然后谈论了关于扩大美苏贸易的可能性问题)的过程中，基辛格好像是顺便提及一样，又提及了越南问题带来的影响，他说尚未解决的越南冲突酿造了不良的气氛。但是，他马上又坚持说，美国没有把这些问题联系在一起。

我阐述了我们对解决近东问题的看法，并对美国的立场进行了批评性的分析。但是基辛格事实上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避而不答，他只是说，美国准备同我们一起继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尽快让亚林格安排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进行对话。

3.关于战略武器谈判问题。基辛格说，他们清楚地记得葛罗米柯对罗杰斯所说的话，美国政府不应该催促苏联作出答复。基辛格说，“我们愿意非常耐心地等候你们的答复”。

4.中国问题。然后基辛格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实际上是非常认真的)，华盛顿正在流行一个传言，说的是，苏联在拖延就战略武器问题进行的谈判，不给予我们答复，据说，这主要是由于前不久苏联和中国开始了对话，如果这次对话进展顺利的话，那么，苏联同美国进行的谈判就要被延缓一些时间，以便“不惹恼中国人”。

我答复基辛格说，在华盛顿流传的这个传言到底有多可靠，他无疑是应该非常清楚的。然后我很认真地向基辛格解释说，苏联的对外政策，包括对美国的政策不是随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众所周知的原则之上的。改善同中国的关系不妨碍我们致力于改善同美国的关系，但是这有一个条件，就是美国方面不是嘴上说说，而是在事实上真心愿意同苏联改善关系。

然后我说，如果华盛顿受到了一些诱惑，想依靠苏联从苏中关系中为自己捞取一些好处，而这还是有一定的迹象的，那么“我们要事先警告你们，如果你们实行了这种政策，那么你们的盘算将会完全落空。无论怎样这种政策都与改善美苏关系的目的不符”。

基辛格一再重申，美国对中苏冲突不感兴趣，尼克松政府也没有任何利用苏中关系的想法。基辛格说，他们都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考虑是，尽管现在美国也许可以暂时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游戏注定是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的。

至于华盛顿流传的一种说法，认为美国前不久向北京提议在华沙或其他地方恢复美国和中国会谈，基辛格说，华盛顿没有直接向北京提出这样的建议。但是，这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外交试探，这件事是经他允许的，由第三国引导。他又补充说，如果(中国)有兴趣举行这样的会谈，那么尼克松政府也愿意进行会谈。

当谈到柯西金和周恩来会谈之后苏中关系中发生的一些事件，其中包括中国愿意同苏联举行会谈的时候，基辛格说，从他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在柯西金同周恩来会谈之前的一段时期内，中国领导人真的认为苏联会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核试验中心进行打击。

我反问道，在这件事情上，美国政府事实上有什么考虑呢？基辛格答复我说，苏联去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件事情出乎他们的意料，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将是否定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在华盛顿，他们有一些人认为，如果苏联认为，苏联最高的国家利益受到了现实的威胁，那么苏联政府的反应无疑将很坚决。因此，对于尼克松政府来说，问题完全在于：苏联领导人自身认为，苏中边界局势在多大程度上威胁到了苏联的利益。关于这个问题美国人还没有得到足够可靠的资料。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3，п.399，д.6，л.175-180

№2299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谈中苏关系(1969年12月15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69年12月15日)

同志们!

我们在这次党的中央全会上讨论的实际上是每一年的年计划和预算问题。因此显而易见，我们这里所说的必然是那些作为国家整个经济活动基础并决定着其经济、国防、文化和人民福利发展的那些文件。我可能并没有说错，如果我这里指的是计划和预算对未来一年所具有的特别重大的意义的话。其意义之所以如此重大，原因在于，首先：1970年是这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而这最后一年将决定着我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发展国民经济，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整个五年计划的最终结果如何。其次，在即将到来的1970年中将发生一系列对我们党和国家具有最重大意义的事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00周年诞辰和即将召开党的例行大会。

在本次全会的报告和发言中我们已相当详细地谈了关于未来一年的主要任务的问题，并指明了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重大成果。

在全会工作临近结束之时，我认为还有必要谈一谈那些与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四大具有特别现实联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关于近年来我们活动结果的预测以及我们在编制未来计划(其中包括新的五年计划)时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

至于如何评价这个五年计划4年来的工作，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归纳：

…… [7]

……被迫采取粗暴的强制手段，以迫使其他国家签署没有明确要求的、不确定的宣言。

与此相关，我还想简单谈一下关于美国和加拿大参与全欧会议的情况。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对我们说，他们准备参加这次会议，只是有一个条件，即美国和加拿大必须从最开始便参加这次会议。经与社会主义国家协商后，我们确定了如下立场：不反对美国和加拿大参与全欧会议，条件是民主德国将与联邦德国一样与会，并与其他欧洲国家享有平等的权利。

苏中关系问题，自然在政治局的对外政治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性态度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在尽最大可能争取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防止事件的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利益造成危害。

苏共中央政治局已向同志们通报了关于在北京谈判开始前我们预先所采取的那些举措，我这里指的是А.Н.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于今年9月11日的会谈以及我们为了边境局势的正常化而预先采取的一些举措。

中国领导人被迫举行谈判的事实——这是挑衅者们得到了坚决反击的结果，是苏共中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时所采取的克制、坚持原则的政策的结果。当然，各兄弟党的立场无疑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们在1969年的国际会议上对中国领导人的路线给予了严厉的谴责。

我们当然对北京的立场并不抱任何幻想。还在参加谈判的时候，我们便清楚地认识到，不能指望谈判会迅速地取得结果。因为中国国内的形势是相当复杂的。

……我们的目标是：在明确苏中两国边界线各区段的问题上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并在此基础上签署一个新的关于边界的条约(以替代现行条约文件)以及一个关于边界制度的条约，以便彻底消除苏中两国间在边界问题上的争端和分歧。

从谈判一开始，苏联代表团便建议中方立即进行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实际工作。遗憾的是，长达一个半月的北京谈判至今仍未取得实际的进展。问题在于，在研究关于边界线的主要问题之前中方总是试图强加给我们一系列歧视性的条件。

以所谓“关于临时措施的协议”为幌子，中国人希望还在讨论关于边界实际问题之前便取得这样的结果——苏联军队单方面地从被中国人认为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已预备谋取的、苏联领土的许多区段撤军。中国的上述建议实际上是使谈判双方偏离了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具体地确定两国间的边界线。

在拒绝了中方的觊觎的同时，我方代表坚持将谈判转入务实地讨论如下问题：关于边界和边界线的划定以及签署相应的条约。

……在极力促使谈判成功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双方的主要分歧可能在于中国居民在苏联边境区域的经济活动方面。因此我们两国边界地区的政府应尽一切可能维持边界地区曾经有过的友好邻邦局面……

可是，即使在这一方面中方依然没有作出应有的答复。事实上，虽然在北京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国当局仍然继续在国内施压，教唆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军事狂热，示威性地在边境地区进行战争准备。他们向边境调遣了部分军队、装备和弹药，经常发生中国军人和平民在一些边界地区侵犯我边境的事件。与周恩来所作出的承诺相反，中国人经常登上一系列苏联岛屿，试图在那里建立前沿据点，并配置了一些火力点、掩蔽部和掩蔽工事。

尤其需要讲的是，北京要求签订所谓的“临时措施”——这实际是一个协议，内容涉及双方有义务不相互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

在这一最重大问题上，我们的原则性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其实质在于，我们始终赞成裁军，并准备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作出决定，直到各个国家最终都清除核武器，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所有核国家都同意签署这一协议。

苏联代表团依据政治局对其所制定的方针，建议双方高层达成约定并签署专门性的国家间文件。该文件将作为一个范例，以便双方最终能够同时签署一个关于边界的新条约。然而，中国人拒绝讨论边界调解的问题，继续坚持其提出的“临时举措”。与此同时，中国人…… [8]

同志们!政治局详细斟酌了所有这些情况并得出结论，与北京的挑衅行动相对，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这场谈判。因为这将使我们有可能检验中国的真实意图，并向世界公众舆论展示我们政策的爱好和平和建设性质。

从我们方面来说，出于善良的意愿真诚希望解决边境紧张局势以及其他苏中关系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在当前现有条件下我们必须警惕地关注中国当局的举动。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中国领导层中的某一个人只是想以谈判作为争取时间的手段，以巩固国内的体制和为新一轮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作准备。我们也必须为事件的这样一种转折做好准备。

我们应当继续开展思想斗争以揭露北京领导人理论和实践的反马克思本质。在苏共中央历次全会决议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6月会议上，我们针对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所作出的原则性评价至今仍没有过时。与此同时，北京的政治方针和中国国内目前的形势仍没有任何向好的迹象。

总之，同志们，谈判进程表明，中国的局势不可能像神奇的魔棒那样瞬间便使一切发生改变。只有在各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尤其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本身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下，才有可能消除中国领导人活动的消极后果。至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将坚持既定的原则性政策，并将之与恢复同中国友好的路线相结合……

РГАНИ，ф.2，оп.3，д.171，л.115-232

№22899 多勃雷宁与基辛格会谈纪要：赫尔辛基会议、中美苏三角关系等(1969年12月20日)

在晚饭的时候同基辛格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早在两三个星期之前，基辛格对举行这样的非正式会谈就表现出了兴趣，他的理由是，我们定期就美苏关系问题和主要的国际关系问题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我同意同他进行这样的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我的谈话主要是依据10月份给苏联大使下达的关于同尼克松会谈的指示的主要内容而进行的，即继续对尼克松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涉及美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施加适当的压力。同时，在会谈中我也考虑到了近来又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前不久基辛格秘密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一个记者小组通报了关于尼克松执政第一年的年度总结报告)。

从会谈中可以看出，基辛格试图试探我们对他们各项政策的看法，想了解苏联的政策是否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细微的差别。

这次会谈非常富有特色，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基辛格问道，对于我同尼克松总统10月份会谈之后到现在这段时期的美苏关系，我是怎么评价的，并且补充说，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一些“鼓舞人心”的事件，比如在赫尔辛基举行了预备性的会谈。

我对基辛格说，苏联方面对赫尔辛基谈判的看法是正面的。苏联方面打算继续努力、采取必要的措施使这次谈判能够继续顺利进行下去，这是由于考虑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以及它们给我们两国带来的后果，而且还不仅仅是影响到我们两个国家。我们期待美国方面也采取这种态度。我接着说，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些负面因素，这些因素使我们非常警惕，比如，美国加强了在战略武器领域开展的工作(我援引了报刊的一些报道，并举出了一些事例)，这就必然会触及到我们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在一定程度上加强相互信任的问题，如果我们两国都希望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希望改善两国的关系，那么就应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向基辛格提到了我们最近同尼克松总统举行的那次会谈。[当时，我受苏联领导人的委托，对尼克松总统开诚布公地说，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感到不满；我的印象是，尽管美国方面宣称愿意同苏联谈判，但是，美方不愿意就一些大的、整体性的问题进行会谈。此外，在某些情况下美国方面采取的措施与改善美苏关系显然是背道而驰的，违背了关于加强两国关系的宣言；所有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产生警惕，也不能使双方相互信任。如果我们确实希望打破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在过去形成的)，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消除国际危机、解决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那么，在发展关系的时候，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就必需建立起信任关系。]

我对基辛格说，自从我们上次同尼克松总统会谈以后，发生了一些积极的现象。除了在赫尔辛基进行谈判之外，美苏两国相互配合，都批准了核不扩散条约，就不在海底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达成了协议草案，尼克松总统发表声明说，美国愿意批准关于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日内瓦公约，尽管这份声明附带了许多保留条款，顺便说一句，最近召开的联合国大会还反对这些保留的条款。我补充说，然而，总的来说，如果要开诚布公地说，那么我作出的上述评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美苏关系的现状。

基辛格向我保证说，尼克松政府希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总统个人也希望同苏联领导人建立一定的信任关系，希望相互能够理解对方的目的。之后，基辛格请我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我提出的后一点意见，即，正如我们所认为的，美国方面的某些行为与美国发表的关于改善美苏关系的声明是背道而驰的。

关于这一点，我举出了以下一些例子。

——美国政府公开反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关于召开全欧会议的建议，尽管北约的一些成员国——西欧国家理解并支持这一建议。

——苏联方面向美国政府提议(苏联大使同罗杰斯在北约例会前夕举行的会谈 [9] 中提出的)，就召开全欧会议相关的一些问题以及就欧洲事务签署联盟协议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美国政府对于这一提议没有作出任何答复。不仅如此，美国国务卿在布鲁塞尔还公开发表反苏的冷战言论，而且，在北约例会上美国代表团坚持在公报中谴责苏联，反对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行为。即使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为紧张的时候，上届美国政府也没有这样做，然而，尼克松政府又提出这个问题是出于什么需要呢？尽管现在大家已经都很清楚了，捷克斯洛伐克坚持了下来，并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可靠的、享有全部权利的成员。只是由于西欧国家的反对，才阻止了美国把反苏声明写入北约的联合公报中。

——尼克松政府公开反对美国国会的如下希望：使美国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的贸易自由化。即使国会中的一些保守党成员最终也认为，对苏联实行的贸易歧视政策明显不利于美国，并且认为应当改变这一政策。因此，国会认为必须对这些政策进行一些修改，尽管白宫坚决反对修改这些政策。就此不能不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个时候尼克松政府开始广泛地宣传说，要采取措施放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范围。

——美国现政府加强了“美国之音”的敌对活动。而每当我们提请美国政府注意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事实上进一步加强“美国之音”的活动，增加敌视苏联的节目，向苏联派出一些特别的人员，使用相关的设备来检验这些节目在苏联各地的通透性。

我顺便也指出了一些不知情的读者的错误观念，这种观念来自一些关于苏美领导人可能举行高层会谈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根据尼克松政府的个别高级代表对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些问题而作的秘密报告写出来的。

然后我举出了一些关于越南问题和调解近东问题的例子，举出了一些关于美国图谋分裂东欧国家，离间东欧国家同苏联的关系的例子，等等。

当谈到东欧问题的时候，基辛格直接问我，莫斯科是否很“关切”尼克松总统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补充说一句，尼克松总统不希望引起莫斯科的这种“关切”)。

我回答说，对于这次访问，莫斯科没有任何的“关切”。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组织成员，拥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它们共同审议和解决它们所关切的问题，有时它们在个别问题上的观点暂时还不一致。总之，社会主义大家庭将会得到巩固和发展，我们对此都很满意。我对基辛格说，至于您所提出的那个具体的问题，莫斯科当然不能容忍美国政府的这种离间行为，这事实上是在离间罗马尼亚同他的邻国的关系，如果公开地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对比，这实际上是在离间他们。对于美国来说，罗马尼亚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尽管当时尼克松总统曾主动说，美国必须理解东欧的特殊地位，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加入了华沙条约组织。

最后我对基辛格说，因此，这涉及的不是莫斯科“关切”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而是涉及了一些令人警惕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涉及对美国的行为和对尼克松总统的信任问题。美国政府的上述行为最终必定会带来一些问题。我再次强调说，如果我们确实想消除我们两国关系中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想解决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那么我们两国政府之间就必须要有信任。正如我刚才对美国方面所说的，苏联愿意向这方面努力，但是这还要取决于美国方面。

然后我对基辛格说，我现在所说的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我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开诚布公的，这是他自己在会谈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要求的。

在会谈中我谈话的语气都是平静的，始终是务实地澄清我们所提出的那些事实，而不是显示我们的恼怒或者对他们那些行为神经过敏的反应。

在稍作停顿之后，基辛格说，或许，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美国方面的一些行为确实正如我所描述的那样，在他看来，关于信任的问题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应该作出一切努力来巩固和发展这种信任关系，及时打消对另一方行为的误解。

基辛格强调说，不管怎样，我提出的问题以及我所说的那些话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他想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另行再谈论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进行的谈话中，基辛格再也没有对我所举出的那些事例进行评论，只是把这些问题推到“下一次会谈”。他只是谈到了两个问题。

报刊有时候会就苏美举行高层会谈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作出错误的报道，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记者们喜欢围绕这个问题做文章，但是他确信，白宫的官方代表在他们的秘密报告中是不会主动提出这个问题的，但是当记者们想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给出一个答复：尼克松总统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能够举行这样的会谈，而尼克松总统也确实希望进行这样的会谈，但是在会谈之前应该做好仔细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会谈结束的时候能够达成一些具体的协议。

关于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一些自由贸易的新法案，尼克松政府表示了反对。关于这个问题，基辛格企图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为这一法案的一个条款上：如果政府拒绝就一些商品和产品(其中的一些商品和产品，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的出口发放许可证，那么政府应该在每个季度就此向国会进行解释。根据基辛格的说法，政府在解释这些事情的原因的时候，都会谈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对政府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随后基辛格对这项法律草案作了解释，并对尼克松政府反对这项法律草案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但是总的来说，他作出的这些解释显得不太具有说服力。

在同基辛格进行会谈的整个过程中，他还就其他个别问题发表了一些谈话，如果对这些谈话还要加以关注的话，那么，还应该指出如下几点。

关于欧洲事务。我直接向基辛格提出了一些问题：尼克松政府是否承认欧洲的现状？是否承认现在的欧洲边界？这些边界是二战后确立起来的，具有一定的法律地位。正如我们从上届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的负责代表那里所得知的，美国当时是承认欧洲的现状，承认这些边界的。基辛格回答说，尼克松政府也承认这一点，在这些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政策同其前任的政策一样。

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当时在布鲁塞尔反对关于举行全欧会议的想法，罗杰斯认为，这种想法会导致现状的巩固(其言外之意是，美国政府不承认欧洲的现状)，并以此来为美国的立场进行辩护。对于这一问题，基辛格无以为答，只是说，他上述所说的话仍然有效。

基辛格提议，在同我进行下一次会谈时，我们再就一些欧洲问题进行详细的会谈。

在同基辛格就欧洲问题进行会谈的时候，我采取的方法是，不给基辛格留下如下印象：我们承认美国完全是个欧洲国家，或者我们试图同美国一起解决欧洲问题；同时我们承认，根据波茨坦协议和盟国间达成的其他一些协议，美国对和平调解欧洲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

关于越南问题。同上次会谈不同，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很少提及越南问题，他只是说，“越南问题越南化”的进程非常顺利。他补充说，他们不排除他们的对手在今年冬末或明年春季的时候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司令部向白宫“坚决保证”，美国军队会打退这样的进攻，并将会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

我说，美国报刊上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这样的进攻不是立刻发动的，而是在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后发动，届时，美国的大批军队将被召回，西贡军队对于这些进攻不能予以有效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对于这个问题，基辛格说，这是尼克松政府最大的一项难题。“越南问题越南化政策”要冒一定的风险，或许主要的风险也在这里，但是，第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使白宫没有其他的选择，第二，美国政府将进行努力，使西贡军队具有完全的战斗力。

我简要地重申了我们的立场，重述了我们对他们现在实行的政策的看法。基辛格只是说，他们知道他们这一政策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尽管这一政策要冒一定的风险，但是他们还将实行这一政策。

中国问题。基辛格再次强调说，他们现在对中国作出的一切外交试探都没有反对苏联的图谋。华盛顿非常清楚，在尼克松执政的七年时间内(他们的出发点是，尼克松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仍然要比中国强大。因此尼克松政府会考虑到这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相对中国而言，必然会更加关注苏联。

同时，尼克松政府也想改善同北京的关系，因为不能忽视拥有8亿人口的中国。在70年代中国的作用将会逐渐增长。基辛格说，正因为如此，如果直接地说，那么，尼克松政府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长远的打算，而不是出于短期的考虑。他们宣布采取一些措施，使美国同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但是他们很清楚，这些措施在实践上没有太大的意义。然而，这些措施在心理上和政治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可以显示华盛顿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无论北京领导人作何反应，他们都将继续采取类似的措施，他们希望，北京领导人的态度能够发生变化，特别是在毛泽东死后，希望美国的这种“善意”最终会有所收获。

美国国内政治状况。基辛格非常详细地向我解释了美国的国内状况。他的意思是：在越南问题上，尼克松政府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国内舆论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国民情绪正在向有利于尼克松政府的方向转化。尼克松认为，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的话，他将在1972年再次当选总统。他的这种自信是有理由的，除了1968年支持他的那些选票外(他相信还会拥有这些选票)，他还会另外得到部分保守党选民的一些选票，而这些人以前是支持华莱士的(这些选票有1300万)，因为尼克松已经顺利地夺回了美国南部的最后一个选区。民主党暂时还没有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能够吸引选民的纲领。

根据我们的观察，应该说，基辛格的这些分析比较贴切地反映了美国国内现在政治力量的对比。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基辛格表示，希望在我回国之前，在同尼克松总统在加利福尼亚会见的时候，他还能同我进行会谈，再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

А.多勃雷宁

АВПРФ，Ф.0129，оп.53，п.426，д.1，л.25-33

1970年

№1041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同意在内部出版中共简史的建议(1970年7月29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70年7月29日会议第104/1г号记录

中央书记处1970年7月29日表决通过的决议

第1项　关于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问题。

同意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苏共中央办公厅、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共中央国际部1970年7月16日的报告所阐述的建议(附后)。

附件：

机密

关于第104号记录第1项

致苏共中央：

关于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问题

根据苏共中央的委托(苏共中央1967年12月26日决议第39/4с号)，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编撰整理了《中国共产党简史》一书，该书是在对历史资料，包括共产国际的档案材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基础上，恢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真实面目的第一次尝试。

由研究所编制整理的《简史》一书，包括了自1921年到1970年期间的历史，具有现实的政治和学术意义。近年来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极大地增强了世界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兴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一系列特点，反映了中国领导人目前的反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根源。帝国主义反动派积极利用这个特点进行反共产主义和反苏维埃主义的宣传，破坏共产党人队伍中的团结统一。毛分子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吹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反列宁主义的政治纲领寻找论据。所有这一切都强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极端必要性。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这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在《简史》一书中，揭露了毛分子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伪造，表明了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方面的贡献以及对其胜利事业的贡献。

《简史》一书中的材料，对于我们党在揭露毛分子的反列宁主义政策的工作方面，将提供无可怀疑的帮助。

我们认为以下是适宜的：

——支持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管理处的关于在《真理报》出版社内部出版《中国共产党简史》的建议，发行量为3000份；

——委托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以现有的材料为基础，考虑一些意见，在一年期限内编撰整理好《简史》，在征得中央委员会同意后，供公开出版。

С.特拉佩兹尼科夫

О.罗满宁

Ю.斯克利亚罗夫

Р.乌里扬诺夫斯基

1970年7月16日

第15Д1252号

ЦХСД，ф.4，оп.19，д.584，л.12，53-54

№06765 谢尔巴科夫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对越援助及柬埔寨问题(1970年8月28日)

摘自И.С.谢尔巴科夫的工作日记

1970年9月4日

第530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的会谈记录

1970年8月28日

我们应邀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举行了会谈。

1.范文同通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政治局决定派遣党和政府代表前往苏联和中国。该代表团受委托与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讨论一系列关于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局势的重要问题。越南总理强调，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有一些话需要对苏联同志说。另外，越南代表团也要提出关于苏联在1971年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问题。

据范文同讲，与以往不同，这次以主要为了讨论经济问题而派遣的代表团的领导人不是黎清毅，而是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越南民主共和国副总理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阮昆。根据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此次(越南)党和政府代表团的访问活动应当保密，而由阮昆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的活动则可通过正式渠道。

至于代表团的行程期限，据范文同的通报，越南方面觉得安排在9月后半期比较合适。对此，他表示理解，最近越南方面一直在等待中国同志的答复，并向后者也通报自己的计划和希望。

在会谈结论时，范文同留下了一封希望转交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的信，即关于请求苏联在1971年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我们)答应会立即向莫斯科通报上述情况 [10] 。我们又说，正如越南同志所知，苏联正有计划地给予越南人民全面的援助。至于此次越南代表团赴苏联访问的行期，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苏方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上述声明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之后再作答复。

接下来，我们主动提出了关于苏联对越经济援助的利用效率问题。我们说，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驻河内代表的统计，目前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集中了大量苏联为越南90多个工业企业和其他工程项目提供的设备，而且其中一半项目需要由苏联帮助建设。这些设备中的大部分已被闲置了不止一年了。鉴此，我们建议越方，在上述工程项目的建设方面理应采取相应措施，以便能够使这些设备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之后，范文同说，他们也正有这方面的想法，只是仍需得到苏联专家的帮助，而在上述那封希望由苏联大使转交给柯西金同志的信中也部分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我对范文同说，苏联专家可以给予越方所需帮助。

2.根据中央的委托我们向范文同通报了柬埔寨的有关情况。在表示了谢意之后，越南总理说，上述信息很重要，越南同志有可能借此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所获得的事实和结论加以核实。苏联同志所讲的多数情况均与越南所掌握的资料相吻合。另外，按范文同的话说，该情报还包含了一些新的他们并不掌握的信息。例如关于美国向朗诺政权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等。对此范文同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关岛主义”，但他们的目的是不能得逞的。

3.在随后的会谈中，还涉及苏联与联邦德国所签署条约的问题。越南总理声称，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从“积极方面”对待该条约，并已在越南报刊上表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观点。他继续强调道，无论西德人对过去的25年历史如何闪烁其词，他们终究都要到莫斯科来并与苏联签署该条约。这体现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不过，范文同也认为，今后我们必须时刻警惕西德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诡计，不放过任何“对其施加压力”的机会。

我们回答，苏联清楚帝国主义分子的恶习——总是极力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苏联与西德签署条约只是为了阻止帝国主义分子实现自己的侵略企图。

4.我询问了越南总理对此次莫斯科之行的感受，对他谈了关于我们筹备苏共二十四大、苏联的农业丰收和收割运动的过程等情况。

在听取了我们的通报之后，范文同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苏联在农业方面的成就，并带着极大的兴趣看了勃列日涅夫同志在前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就农业问题所作的报告。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黄文进和外交部副司长拓友康、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公使衔参赞М.Г.波德戈尔内。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И.谢尔巴科夫

ЦХСД，ф.4，оп.62，д.489，л.15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