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6

№24381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1966年2月1日)

№24376 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1966年2月14日)

№25972 伊斯坎达罗夫的报告：香港和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1966年2月16日)

№23022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关于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1966年2月19日)

№20282 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1966年4月11日)

№16680 齐米亚宁致勃列日涅夫函：苏联记者关于阿穆尔河地区局势的呈文(1966年4月20日)

№104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开展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1966年4月20日)

№128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给予各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1966年6月24日)

№25563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与金日成讨论如何对付中国(1966年5月27日)

№25473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照会：关于无线电广播宣传(1966年6月27日)

№2595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1966年7月8日)

№11469 外交部提供的背景资料：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1966年7月9日以后)

№11468 巴卡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海运部向越南运送物资问题(1966年7月18日)

№25952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1966年7月20日)

№2594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1966年7月25日)

№11783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

№10254 伊瓦舒京致苏共中央联络部报告：美国人认为越战对苏联有利(1966年8月23日)

№25716 伊利切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抗议苏联驻华使馆遭受中国人围攻(1966年8月26日)

№1040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1966年9月1日)

№25474 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关于使用北京—莫斯科航线(1966年9月21日)

№25470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越南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态度(1966年10月17日)

№25951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66年10月21日)

№25717 苏达利科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苏联使馆遭到围攻和侮辱(1966年10月27日)

№25475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照会：关于苏联大使馆周围的反苏骚乱(1966年11月1日)

№25482 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协代表团的访问(1966年11月26日)

№25546 谢尔比纳致杰米切夫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比较(1966年11月底)

№25705 1966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1966年12月[77])

№25471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匈牙利驱逐中国留学生(1966年12月1日)

№25547 苏达利科夫与安致远会谈记录：《中国画报》发表的反苏文章(1966年12月2日)

№25668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1966年12月2日)

№25548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在苏联放映关于中国“文革”的纪录片(1966年12月6日)

№25472 希特罗夫的报告：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1966年12月12日)

№2083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1966年12月12日)

№22988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2298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22986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苏联对外政策与苏中关系(1966年12月13日)

№25980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致外交部函：希望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1966年12月20日)

№25554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中国对苏广播的规模(1966年12月24日)

№25555 邦达连科致苏共中央报告：西方广播中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1966年12月26日)

№10403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措施(1966年12月28日)

№24381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报告：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1966年2月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苏联外交部提交1966年度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的工作计划。

计划对下列最为重要和迫切的问题进行了研究：苏美关系、削弱北约的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南亚和东南亚局势，拟订了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的建议，苏联同非洲和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行动和计划，进一步发展苏联和法国之间关系的一些问题。

考虑到制定远景外交行动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事先规定苏联外交行动规划局在准备材料时可以利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国防部、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相应各部门的情报，并进行咨询，以及吸收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各研究所参与工作。

请审阅。

葛罗米柯

1966年2月14日

附件：

机密

1966年度外交行动规划局工作计划

一、苏美关系问题

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同亚非拉主要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客观因素决定了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

美国在发展美苏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问题上的观念和美国统治集团中在与苏联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力量对比。评估约翰逊行政当局在苏美关系领域的定位和实际举措。今后5年苏联同美国之间在军事、经济和科学领域竞赛的前景，这种竞赛对美国统治集团在与苏联和平共处问题上的观念的影响。

在构想苏联对美国外交政策总方针时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涉及美国和苏联的国际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分析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共同利益在哪里，分歧在哪里，冲突在哪里。

构想我们对美国的方针时应从如下几个国际问题出发：

欧洲问题。美国在西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目标，美国同欧洲国家和我们之间的矛盾和解决这种矛盾的可能性。

美国对联邦德国推行军事化政策背景下的德国问题；西德想拥有核武器的问题。

法国削弱美国在欧洲作用的政策。

美英关系；美英矛盾和利用此矛盾来削弱美英军事政治同盟的可能性。

美国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破坏和削弱它们与苏联合作及它们彼此合作的企图。对我们采取措施制止这种企图的考虑。

远东和亚洲问题。美中关系。分析美中关系进一步发展最为可能的步骤，及我们对每一步骤的立场。

美日关系，未来几年的发展前景(日本关于返还冲绳岛的要求；美军撤离和清除在日本领土上的美军基地；发展美日经济关系，等等)。

分析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政策中涉及苏联利益的方面，考虑我们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上述国家的影响应采取的可能性步骤；为此目的利用美国在印巴冲突中的处境。

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问题。分析美国对非洲大陆的总体政策，对非洲部分地区和个别国家的政策。构想我们就某些问题和在出现紧张形势和威胁和平的那些国家积极开展反对美国政策的措施。

巩固古巴共和国的问题。美国对社会主义古巴采取敌对行动的可能性方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保障古巴共和国在和平条件下和平发展的措施。

国际关系问题。分析美国对普遍和彻底的裁军的一系列问题(总体的和部分的)的立场。未来几年同美国就这一问题中的个别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在同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我方可能采取的策略方针。

联合国。关于苏联和美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就维护和平问题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考虑到该组织的力量对比和力量进一步变化的前景。

苏美双边关系。构想苏联采取旨在发展美苏经济、贸易、科学技术和文化往来与合作的可能性措施。

准备苏联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同美国的双边关系，指的是我们感兴趣的最广泛地发展，首先是对我国经济有益处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往来的材料。

这些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对于我们对美国的社会舆论施加影响和在最大程度上消除美国对苏联政策目的的敌视将产生有益影响。

期限：在1966年10月15日前准备好。

二、北约组织和我们削弱它的措施

评估北约集团存在期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的活动。北约组织的活动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利益产生的负面结果。18年来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几个主要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实力的变化，以及在北约政策的反映。

分析北约内部，以及北约同未加入该组织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为了进一步削弱北约，揭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

在政治领域：北约成员国的一些国家(法国等)为削弱美国在这一组织中的领导地位的斗争；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在加强自己在北约中的影响和地位的努力之间的分歧；北约组织成员国在德国问题、西欧联合问题、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以及在其他的主要国际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土耳其和希腊之间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分歧。

在军事领域：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争取削弱美国在北约武装力量中的领导作用和争取扩大自己影响的斗争；一些国家和北约成员国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防止欧洲战争和保障欧洲安全(华沙成员国与北约成员签订互不侵犯公约、在欧洲一些地区成立无核区等)的建议的态度。

在经济领域：北约欧洲成员国家及它们追求经济统一的努力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欧洲共同市场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的矛盾；北约成员国中在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往来问题上的矛盾。

北约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问题上的矛盾，北约与未加入北约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鉴于1969年为北约组织成立20周年，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宣布退出北约，一年后宣布废除这一条约，此时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对该集团的前景计划。

构想未来2—3年苏联和其他华沙条约成员国利用北约组织中的离心力削弱北约的可能性措施。

期限：1966年9月1日。

三、核不扩散问题

分析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它们在这个问题上，其中包括对成立多边核力量部队和大西洋核部队计划的立场。美国提出了成立“麦克纳马拉委员会”作为吸收西德参与解决北约使用核武器的相关问题的可能性方式之一。该计划与上一个计划是有区别的。与目前的地位相比较，在’麦克纳马拉委员会’成立的条件下，联邦德国将拥有更多的优势。关于西方国家解决联邦德国核武器要求的其他可能性方案。

构想我们在核不扩散问题的下一步立场，出发点是必须为联邦德国装备原子武器制造障碍。苏联与法国和北约其他一些对西德装备原子武器持否定态度的国家进行协调的可能性。

在北约通过关于吸收联邦德国加入“麦克纳马拉委员会”的决定的情况下，我们表明在签订核不扩散条约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拒绝签订核不扩散条约时可能出现的后果。联邦德国在直接或间接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沿华沙条约路线应采取的可能性应对措施。

期限：1966年5月15日。

四、东南亚局势和制定我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建议

地区的主要问题：争取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及贫困——长期殖民统治的后果的斗争，反对新形式的经济削弱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扩张；农业问题、粮食问题、成立民族工业、培训民族干部、保障居民需求。

地区国家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困难。这些国家内部围绕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道路问题的斗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景。

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对外政策、经济贸易和财政联系。

这一地区国家的相互关系性质、争议问题。中立主义的作用和性质。

地区国家政府对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日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追求的利益和目的。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南亚和东南亚表现出关心的性质。这一地区的军事公约和外国军事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一地区国家的计划和活动。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基本成果；合作过程中出现的不足和困难；达到相应水平的成果所需的努力和开支。

构想我国对这一地区国家政策的主要方面时，要考虑到对苏联的政治、军事战略和经济效果，同他们进行合作的各种可能形式和某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分量。

期限：1966年11月1日。

五、苏联和亚非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

分析目前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形势和发展趋向，此时要考虑到这些国家在政治和社会经济特征的区别，它们的经济潜力，以及军事战略意义。

帝国主义国家在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和立场(资本投入的范围及其规模、原料剥削和市场、军事基地)。前殖民主义国家，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包括美国和联邦德国对这些国家的新形式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贷款、无偿援助、参与知识分子培训、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宣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为了苏联的利益，构想利用这些矛盾采取可采取的措施。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非洲和东方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领域开展合作的主要成果；合作中的不足。

构想促进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非洲和东方阿拉伯的不结盟国家就主要的国际关系问题进行政治合作的措施，既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内，也可以在该组织之外。

确定要集中我们的精力与之开展全面合作的非洲和东方阿拉伯的具体国家，此时要考虑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趋向和前景，它们在削弱帝国主义阵地中的作用，以及战略地位。构想关于我国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援助，以及同它们进行贸易的主要方面和规模，此时要注意到我国1966—1970年5月计划的现实财政和物质水平(贷款总规模、设备的品种和数量、机制、材料和专家)，还要考虑到，从苏联的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确定向这些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最适合的方式，以便巩固和扩大我国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例如，由我国的企业供应设备原料，再把这些企业的产品运往苏联，等等)。

期限：1966年7月1日。

六、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活动和计划，鉴于此我国的外交任务

分析现阶段以及近几年来中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角色和意义，此时要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并明确：

第一，中国的立场在哪方面符合或接近苏联的立场和利益；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与苏联利益的根本分歧在哪里，这给国家的社会体系带来哪些危害；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同苏联的立场区别在哪里，其中包括历史发展的特点、国际关系特点和中国的内部局势。

指的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下列问题的立场：

1.对待美国(包括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美关系的反应；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对苏中分歧的利用；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2.对待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包括香港问题、中日关系接近的可能性)。

3.对待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立场和中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中国侨民的作用、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共同点和矛盾，首先是与中国毗邻的国家，中国在亚非合作问题和三个大陆团结问题上的立场)。

4.对待联合国及其专门组织(包括远东经济委员会)。

5.对待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问题。

制定我们对抗中国领导层追求霸权主义的努力、制止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苏联的敌对行动和增强苏联的影响的措施。

期限：1966年11月15日。

七、进一步发展苏法关系的一些问题

1.苏法在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进一步发展合作的前景。

分析戴高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观念，从利用这种观念的视角来考察削弱美国在西欧的影响和不允许进一步强化联邦德国的军事政治实力。苏法合作对其他西欧国家的可能性影响，指的是削弱它们参加北约的念头。弄清楚法国目前的对外政策在多大程度上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同西欧国家围绕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问题发展关系开辟了前景。关于苏法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的构想，此时要考虑到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

2.在法国目前对亚非拉政策背景下的苏法关系。

分析目前戴高乐有关致力于巩固法国实力及其在发展中国家影响的方针。

研究利用法国对这些国家推行的相对比较灵活的政策的可能性(提供经济和科学技术援助，同时强调尊重民族自觉和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在很多情况下对一些非洲国家对外政策倾向的影响)，以便对抗美国向非洲的渗透，削弱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和巩固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独立。

3.评估未来2—3年法国对外政策的发展前景，提出我方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发展苏法关系的采取可能性措施的建议，指的是强化法国独立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自主倾向。

期限：1966年5月10日。

第453/ГС号

РГАНИ，ф.5，оп.30，д.489，л.32-42

№24376 阿尔奇莫维奇等致勃列日涅夫联名信：关于为斯大林平反的现象(1966年2月14日)

敬爱的列昂尼德·伊利伊奇(勃列日涅夫同志)：

近期，在一些社会言论和报刊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些倾向，其目的实际上就是试图部分地或间接地为斯大林平反。

随着党的二十三大的临近，我们还不清楚上述倾向究竟会得到多少人的支持(拥有多么牢固的基础)。但是，即使这些倾向只是部分地涉及关于重新审视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会议决议的问题，也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安。鉴此，我们认为有责任把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报告给您。

在此之前，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没有任何事实和证据能够使我们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谴责个人崇拜有什么错；相反，我们很难对被两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所确认的、关于斯大林的大部分令人震惊的、可怕的犯罪事实的真实性和绝对正确性持怀疑态度，虽然这些事实尚未公开。

问题还在于，我们认为，任何为斯大林鸣冤叫屈(平反)的企图都潜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危险，即导致苏联社会的严重分裂。斯大林不仅要对大量无辜民众的死亡，苏联国家对战争的准备不足以及背离列宁的党和国家生活原则等承担责任，而且还以自己的犯罪和错误活动歪曲了共产主义理想。斯大林所做的这一切是永远也不会得到人民原谅的。我们的人民不会理解，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做法，即使是部分地背离(党的代表大会做出的)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决议。

而在这方面所作的任何尝试，都只会导致我们内部各阶层民众在思想上的普遍混乱和分歧。例如，我们坚信，为斯大林平反必将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的骚动，并导致我们青年一代情绪的严重复杂化。与整个苏联社会舆论一样，我们也对青年的成长而担心。任何解释或文章都不能驱使人们再相信斯大林，而相反只会激发人们的混乱和愤怒。鉴于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复杂形势，这样做显然是危险之举。

为斯大林平反还存在着另一个也相当严重的危险。要知道，它不仅只涉及我们的内政，而且也是一个国际问题。在为斯大林平反方面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无疑会导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又一次分裂，即我们与西方共产主义党派之间的分裂。此类举措将会被后者首先认定为：我们对中国人的投降，而在任何情况下西方的共产党人们都是绝不会这样去做的。

这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我们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当前的(国际)形势是：我们一方面受到美帝国主义者和西德复仇主义者们的积极威胁，另一方面则是(与我们搞分裂的)中共领导人，因此我们与西方兄弟党派的分裂，即使关系的复杂化便意味着冒险，至少也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

为了不浪费您的精力，我在以上所述中只涉及一个问题，即反对采取任何为斯大林平反的举措。因为这样做首先存在两个分裂的危险。这里，我们还未涉及如下一些危险，即任何背离二十大决议的举动都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我们文化活动家们的国家交流局面的复杂化，其中包括对我们在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和国际合作诸领域所取得的成果构成危害。

还有一点，这里我不能不再加一句。显而易见的是，苏共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不能被认为是其日常工作中所做出的一个普通决议。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这一决议对我们国家的命运均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我们希望，这一点能引起(国家领导人)足够的重视。

签名者姓名及其身份：

Л.А.阿尔奇莫维奇——科学院士，列宁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О.Н.叶夫列莫夫——《当代人》剧院总导演。

П.Л.贾丕才——科学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国家奖金获得者。

В.П.卡塔耶夫——作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П.Д.科林——苏联人民艺术家，列宁奖金获得者。

М.А.梁托维奇——科学院士，列宁奖金获得者。

И.М.麦斯基——科学院士。

В.П.涅克拉索夫——作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Б.М.涅缅斯基——艺术家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К.Г.帕乌斯托夫斯基——作家协会会员。

Ю.И.皮缅诺夫——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国家奖金获得者。

М.М.普利谢茨卡娅——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金获得者。

А.А.波波夫——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М.И.罗姆——苏联人民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С.Н.罗斯托夫斯基(艾伦斯特·盖林)——作家协会会员，沃罗夫斯基奖金获得者。

А.Д.萨哈洛夫——科学院士，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列宁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С.Д.斯卡斯金——科学院士。

Б.А.斯卢茨基——作家协会会员。

И.М.斯莫克图诺夫斯基——影业协会会员，国家奖金获得者。

И.Е.塔姆(院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列宁奖金、国家奖金、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В.Ф.坚德里亚科夫——作家协会会员。

Г.А.托夫斯托诺戈夫——苏联人民演员，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

М.М.胡齐耶夫——功勋卓著的俄罗斯联邦艺术家。

С.А.崔可夫——苏联人民艺术家，国家奖金获得者。

К.И.丘科夫斯基——作家协会会员，列宁奖金获得者。

1966年2月14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487，л.40 44

№25972 伊斯坎达罗夫的报告：香港和澳门问题及苏联的立场(1966年2月16日)

1966年2月16日

第92号/дв-нс

香港和澳门

(简报)

香港是被英国占据的中国东南海岸的领土。香港由殖民地和“租借地”即所谓的新界构成。殖民地领土包括香港岛(83平方公里)、九龙半岛上不大的一块地方(距离香港岛800米)和一些小岛(面积为124平方公里)组成。在九龙半岛上的“新界”及其附属一些岛屿(面积为888平方公里)。面积总共有1012平方公里。居民有369.2万人(1965年末)，主体居民是华人(98％)。

香港是在1839—1842年英中战争期间被英国人占领的。这场战争的结果是1842年《南京条约》强加给了中国，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1856—1860年英法中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从中国抢占了九龙半岛的南端，并把它与香港合并。1898年强迫中国签订租借协定，租借九龙半岛的另一部分和一些附属岛屿，与香港合并，租期99年。

根据1842年8月29日签订的《南京条约》(第3条)，“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塈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以便立法治理”。

在英国书籍中把香港的司法地位明确为“英吉利王国所有的殖民地”。1964年4月英王签署任命了现任香港总督的委任状，其中谈到“任命的是我们的香港殖民地及其附属领土的总督和总指挥”。

香港由英国总督、总督任命的执行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来管理。殖民地设有城市委员会、警察、地方武装力量，以及驻扎在那里的英国海、空军殖民军队。

香港是一个开放口岸，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贸易中心。有700多家外国银行、公司在这里建立了分支机构，其中包括4家美国银行分支机构。每年城市接待外国游客近100万人次。许多国家在香港建立了领事馆，其中包括：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阿根廷等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经济中占有极大的地位，它在香港拥有许多各类企业。据英国报纸《星期日电讯报》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设有5家银行，管理9家其他银行，3家医院，8家大型贸易康采恩，其中3家是与当地商人联合创办的，31家百货公司、食品厂、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出版社和4家大型报社(塔斯社，1956年4月26日，第33—ДЮ页)。

香港作为贸易代办处和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往来的中转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消息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从香港获得的自由货币达50亿美元(联合企业的收入，华侨的兑换、同香港的贸易顺差)。据香港资料，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香港的贸易顺差达到224.95亿港币(近40亿美元)。

澳门是南中国海海岸的中国领土，位于香港西部。葡萄牙人控制着澳门半岛及其两个附属岛屿(凼仔岛和路环岛)。总共面积16平方公里。居民25.5万华人和1080名葡萄牙人。

1557年葡萄牙人向中国租借了澳门用来作为海外商站，条件是中国保留对这块领土的主权。但是，从1843年起，利用中国在对英战争受到削弱之机，葡萄牙拒绝支付租金和拒绝承认中国对澳门的主权。1874年，葡萄牙迫使中国放弃了对这一块领土的主权，把它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澳门行政权力掌握在葡萄牙总督手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和澳门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否认香港和澳门的殖民地地位，把它们看作是被英国和葡萄牙从中国强占的领土。把这些领土问题列为历史遗留问题，等条件成熟时再解决。

中国政府在解放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立场，在《人民日报》1963年3月8日文章《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声明》中找到反映，文章中说：“至于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一直坚持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待条件成熟时再解决，而在条件成熟前维持现状。”“例如，香港问题就属于这类问题”，“中国人民完全没有必要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展现自己的武力”。

中国政府反对在联合国把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列为“殖民地问题”进行讨论，认为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该组织“没有权力”讨论与中国相关的问题。

由于香港被用来作为美国侵略越南的供应基地，中国政府曾两次照会英国政府(1965年9月1日照会和1966年2月1日照会)。在最后一次照会中，中国外交部指出，1965年出现过300余次参与越南战争的美国军舰，包括核潜艇进入香港口岸的事件。照会要求英国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美国在香港进行任何形式的军事准备。

苏联的立场

在第16届联大会议讨论“香港华人难民”问题时，苏联代表团发言反对讨论这个问题，表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联合国机构无权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内部事务问题和在这一地区生活的中国公民的问题。

在第19届联合会议讨论特别委员会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的报告时(在1964年11月召开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苏联代表提醒说，苏联代表团的立场在1964年4月20日召开的特别委员会第245次会议上的声明中阐述过，其中说：

“自然，某些小块殖民地领土存在的条件千差万别，这些领土现今仍被殖民主义者占领，但毫无疑问这些领土是另一个独立国家的组成部分，例如，香港和澳门。这些脱离其母国的领土应予归还，就像印度和达荷美收回其固有领土一样。”

同时苏联代表认为，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联合国的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研究香港和澳门问题。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三秘

Р.伊斯坎达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226，д.25，л.2-6

№23022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关于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1966年2月19日)

苏共中央全会1966年2月19日第22次讨论苏共中央关于中国问题的信函及一些农业经济问题勃列日涅夫主持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按照约定，请允许我们就此结束辩论。有人坚持继续辩论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放弃致闭幕词。

建议就我们所讨论的问题通过如下决议：

“中央全会决议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1966—1970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草案。

1.赞成《苏共二十三大关于1966—1970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草案。

2.在报刊上公布苏共中央草案：《苏共二十三大关于1966—1970年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

3.将苏共中央草案《苏共二十三大关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指令》提交各级党组织和劳动者会议讨论并见报。

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正确。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那就让我们表决吧。赞成该决议草案的，请举手。请放下手。有人反对吗？没有。有人弃权吗？没有。决议一致获得通过。

我们建议责成中央政治局，参考会议期间同志们所提出的相关意见，对五年计划指令草案进行最后编辑整理，并打算在明天的报纸上公布该草案全文。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将照此办理。

同志们，下面让我们简单谈一下，关于党内讨论苏共中央就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方针和苏中关系问题所发秘密信的情况。正如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各边疆区和州党委和许多来自地方的领导干部向我们所报告的那样，这次讨论是在健康的环境下进行的。以我们在处理与中共关系过程中所采取的平和的路线，党员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信中所提出的问题并完全赞成苏共中央的政策。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党中央在国际政策和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执行的方针是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如今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就是为了再次证明一点，即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

众人道：正确!

勃列日涅夫：我依据的是各州委书记、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部长会议主席和军队干部们从各地方发来的报告，从这些报告可明显看出，苏共中央所执行的方针得到了所有党组织的赞扬。

众人道：正确!

勃列日涅夫：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在本次大会上不应当再进行与中国领导人的辩论。我们所执行的克制而平和的路线，在相当程度上已满足了此次与会的我们一些客人们的愿望。我们应当继续坚持我们的既定方针，虽然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必要时不会采取坚定的立场。

同志们!我们已打算在全会闭幕后再就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交流意见。其中，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便是关于粮食采购的问题。在中央9月中央全会上我们已经提请中央委员们关注在粮食采购问题上所采取的片面态度，即对在提高价格的情况下可能导致超计划采购粮食的问题估计不足。今天，柯西金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也对该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从原则上说，我们并没有对3月中央全会的决议作任何的改变。粮食采购计划依然是稳定的。不过，我们必须按照提高的价格和以需要的规模完成粮食的超计划采购。如今，重视这一问题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必须考虑到，由于气候条件比较差，我们尚有500万公顷的土地播种不足，虽然还可以补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春播准备工作中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如何更好地利用为春播作物所保留的土地，如何更好地使用矿物质肥料——是否不对某些作物使用这些肥料或将之用于秋播作物。在这方面尚存在许多需要我们现在必须着手解决而不能拖延的问题。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在五年计划中筹划所有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问题。关于完成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作物和粮食采购计划的问题，始终是我们最应关心的问题，我甚至可以说，这是我们党为了粮食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而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将决定着其他所有问题的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中央认为有必要把弗洛连季耶夫和马茨凯维奇等同志的报告分发给所有党组织的原因。这两位同志向中央报告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和整个国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范围内农业生产计划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正是因此，我请求大家再次全面地看一看在各共和国和州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内农业生产五年计划的发展方向是如何制定的，应当如何对其中的一些偏差进行纠正。这些偏差可能表现为个别农业领导干部片面地执行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所制定的路线。

而我们之所以要把这一请求只局限于全体中央委员范围内，我认为，就是希望这方面问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重视。

我们的工作已进入实践阶段，苏共中央全会，就五年计划所通过的指令性草案，已列入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大会和党代会的议事日程。我想这一次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指令来做。在各州和边疆区党的会议上，我们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我们的工作作一总结，第二个问题——通报一下关于上述指令的情况。这样做是否正确？

众人道：正确。

苏斯洛夫：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将分发到基层。该决议将更加详细地阐明关于指令性草案在各级大会、会议和报刊上进行讨论的程序问题。

众人道：这样做很好。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如果同志们对全会的进程没有其他问题或意见，那么全会工作到此结束。有问题和意见吗？

众人道：没有。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宣布全会闭幕。

РГАНИ，ф.2，оп.1，д.816，л.90-93

№20282 勃列日涅夫与黎笋谈话记录：越南战争与苏联的援助(1966年4月11日)

绝密

谈话记录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于1966年4月11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谈话。

参加谈话的有政治局委员、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阮维桢，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阮文镜，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人民》报总编黄栋。

黎笋：首先请允许我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所有越南人民向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给予我们的援助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这种支持特别体现在苏联共产党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

勃列日涅夫：您在大会上听到了，大部分发言的代表和几乎所有兄弟党的代表在自己的发言中这样或者那样提到了越南人民的战斗。这具有非常大的意义，不仅是动员我们国家的人民加入到团结和支持越南人民的实际过程中去，而且也是从世界进步舆论的角度，加强反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

黎笋：我想指出，道义上的支持对于我们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我们需要物质支援，但是对于北方和南方我们的人民来说，更大的意义是来自我们的苏联朋友和世界所有朋友的道德以及政治援助。

借此机会，我想告知您越南形势的总体特点。

我们反对美国侵略战争战略路线的主要方针是：1.使美国在越南取得失败；2.限制现在的战争在南越范围之内，不允许它扩张到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的其他区域；3.以最小的损失获得胜利。

在南越的侵略行动中美帝国主义者试图依靠三种主要力量：1.“战略村”；2.傀儡制度及其武装力量；3.南越城市。他们在越南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国的太平洋第七舰队。但是这个因素起的是辅助作用。美国人主要寄希望于上面提到的那三种力量。但1965年证明，这些力量已经不再是美国在南越政治依靠的希望了。比如，已经在1965年初，南方被消灭了四分之三的“战略村”，尽管我们建议先在这个时间内消灭一半。傀儡军队处在完全瓦解的状态。城市中也不安宁，情况让人联想到起义前的气氛。

根据对南越形势的分析，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1965年初得出了结论，南方可以在2—3年内取得胜利。但事件比我们想象的发展得更快。面临西贡体制彻底崩溃的危险，美帝国主义者向南越派去了军队，把人数从1964年底的3万增加到去年年底的20万。

坦白说，在最初的时期我们处境困难，因为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针对美国军队进行行动。但是我们知道一点，他们一定要被打败。作为尝试，我们派了正规军的1000人分队到岘港和丘莱(Чулае)美军的重要基地。美国为此派来了8000士兵和军官。战斗在万道(Вантыонг)附近激烈展开。结果我们消灭了800名美国军人，我们损失了50人。这个战役的尝试说明，我们不仅可以同美国人打，而且能够打败他们。

到目前，美国在南方有美国和仆从国的6个师。但在反对前线力量的战斗行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第一空运师。当然，美国在南越的武装力量用最新的军事技术装备。但是美国士兵的精神和战斗能力是极度低下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接连失败。

西贡体制试图在美国的帮助下在南方施行“安抚”的政策，也就是说，用经济许诺和收买的方式来吸引人民向着自己一边，并削弱民族解放战线。但这样的政策没有在西贡和美国得到预想的结果。

南越今年年初的形势是火奴鲁鲁召开会议的原因。 [58] 我们的评价是，这个会议没有给出任何新的东西，也没有指出美国方面以及他们在南越的傀儡任何新的行动。

在我们看来，美国人现在正想走出不能消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力量的状态。他们确信，我们不会在南越给他们决定性的打击。不排除因为这点，美国将在南越扩张自己武装力量的人数，以使南方的局势对自己有利。他们可能增加到30万—40万人或者50万人。

勃列日涅夫：您谈了傀儡军队的崩溃。这说明什么？这个军队的很多士兵都投降“阵线”了吗？

黎笋：西贡军队大量的临阵脱逃。仅在1965年，根据美国的数据，南越军队的逃兵就有11万人。他们基本上都回到自己的家了。我们暂时还很少利用这些人来补充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武装力量。解放阵线地方机关分给了这些人土地。

勃列日涅夫：我想应该积极地和这种人工作，因为他们是你们武装力量的后备军。给他们土地，很好。但是让他们的妻子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男人应该去战斗!

黎笋：我们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有过这样的情况，傀儡军队的整个分队都投降到“阵线”这一边。比如不久前，加入到我们力量中的南越武装力量装甲运输车团。

勃列日涅夫：南越的爱国武装力量人数有多少？

黎笋：如果加上正规军、游击队和当地的自卫队，人数为60万。敌人力量(美国和傀儡军队的武装力量)和我们的力量对比是1.3∶1。

勃列日涅夫：您想过给前方供给所有必需品的困难吗？“胡志明小道”发挥作用了吗？从北方走向南方是否有其他的途径？

黎笋：关于给在南部的省份，也就是在南越的南部行动的武装力量的供给，保证粮食和弹药的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拥有所有的必需品。比如，那里协调了弹药生产。给泰昆(Тайнгуен)，也就是和老挝接壤的、南越西北部的力量供给更难一些。这些地区的货物是通过你们的“胡志明小道”得到的。道路起着作用，但是遭到严重的轰炸。我们需要一些高射炮，掩护这条小路不被空袭。这条小路，众所周知，相当长的距离是通过老挝的那些由巴特僚力量控制的地区。

南越，我们面前有敌人的军队80万。我们想在2—3年的时间里挫败敌人。为此我们需要消灭敌人尽可能多的有生力量。今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武装力量面临的是消灭8万—9万美国军队和15万—20万傀儡军队。在已经过去的1966年的三个月里，我们的力量消灭了4万以上的美国军队和傀儡武装。

可以说，我们想让美国人吃败仗。同时我们也想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取得胜利。

近来，美国的统治集团经常在政治领域对我们让步。如果以前他们是满口声称不退出南越，而现在则是说，准备好从那撤出自己的军队。不久前他们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现在他们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战线的代表参加谈判的机会。我们认为，在某种形势下，美国可能会同意将军队撤出南越。但是他们希望一定要在南方留下永远忠实的傀儡体制。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在南方存在这样的体制。可以建立一个有个别亲法和亲美人士参加的政府。但是这个政府不应该依赖美国。

我们明白，面临相当长的战斗。为了让美国人做出下一步的让步，我们还需要时间。整个过程将是多长时间，取决于我们的斗争规模，同时也取决于西贡制度内部和美国内部发生的危机。不管怎样，我们都将与美国接触，不会回避这样的接触。

勃列日涅夫：这些接触以什么方式实现？

黎笋：美国驻仰光大使在缅甸与我们的代表见面。在莫斯科也有会见，是我们的临时代办与美国大使的谈话。这样的接触我们将在未来继续维持。

我们的总结是，美国可能会针对北越加强自己的行动。从自己的角度，我们自然希望限制实现这种行为的可能性，希望减少美国空袭给北越造成的损失。但是显而易见，南方爱国者的战斗越是积极，美国则越会加强对北越的空袭。我们不排除美国飞机袭击河内和海防的可能性。

同时我们看到了美国人遇到的困难。除了对他们侵略的谴责，美国越来越处在政治孤立的位置上，美国不得不处理一些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在南越供给部队的问题。很清楚，他们为自己的士兵供给必需品有困难。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大规模使用“格拉德”大炮去打击美国在南越的主要基地和最大仓库时，这些困难会更加突出。

勃列日涅夫：谢谢您的信息。我们希望越南人民取得彻底的胜利。消灭南方的美国人将是最好的结局。至于我们，我们现在会帮助、今后也会帮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关1966年提供货物的义务我们努力按时完成。如果可以与中国方面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将很快给你们三个导弹团，就是我这几天和您说的。我们认为，向越南派遣的这些导弹团将进一步促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能力的加强。利用这些补充团，你们可以更有效地与侵犯北越领空的美国空军交战。此外，在我们看来，苏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援助同时也是对南越爱国者的援助。

黎笋：我们通知了河内，苏联给了我们三个补充的导弹团。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委托我们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希望，上面提到的团将派到越南来，并像已经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导弹团一样被使用。这样，和中国同志们达成协议，通过中国领土将这些导弹团运送过来将会更容易。

勃列日涅夫：给你们提供补给的导弹团，他们必须尽可能快地在战斗中使用。我和您说过，和导弹一起我们将给你们相应的掩护。和这些团一起派往的还有一个最新的地面掩护设施，使用它必须对军事人员进行培训。现在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在实践中使用这个设施。因此，我们觉得，应该派苏联专家和教官过去，以便教会你们的人使用这种新式武器，同时也是为了在必要时候应用。

黎笋：我们希望，所有的有关派遣上述三个导弹团的具体问题都将在两国的国防部长之间得到讨论。

勃列日涅夫：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也同意在任何时间举行这样的谈判。

在政治层面，我们完全支持你们。我们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是清楚的；我们不会做与越南朋友的看法和立场相矛盾的事。让所有关于我们在越南的挑拨和流言都留在那些作者的良心里。

我们为你们的成绩高兴。美国不仅在南越处于困境，而且在欧洲，严重的分歧动摇着北约。需要注意的是，消灭南越的美国军队，现在说是22万人，而您说了很快将是30万—40万，也许这么快不可能。这需要时间，需要力量。战争可以带有长期的性质。北约的分歧对我们是有利的，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将让美国在越南处在更强硬的位置。为了不在南越失败，美国会不惜一切，否则他们的盟友，包括北约，就会停止信任他们。这是需要注意的。

很显然，美国人面临给南越供给军队的困境。但是美国是个富裕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因此，美国看来要越过这些困难。而我们也有不少的困难。

黎笋：我们从自己的方面全力以赴战胜目前的困难。

勃列日涅夫：在我们看来，必须保护北越的经济免受破坏。当前在国际舞台上应该有这样的积极因素，就是反对美国在越南侵略的广泛运动。这个运动要在整个世界活跃起来。运动将因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以及世界的进步力量得到开展。

也许现在需要想想，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使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政治斗争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利。美国不会在南越的战争中胜利，他们是知道的。也许应该帮助他们离开南越。就让他们保留自己的权威，但是要离开。可能美国会在越南停留一段时间，因为要他们立刻离开有些不现实。关键是必须彻底拔掉傀儡体制的根源。解决越南问题的原则应该是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

黎笋：就是1954年的协议。就让美国人严格执行这些协议的条款吧。

勃列日涅夫：我们认为，你们支持与美国接触的路线是正确的。这对我们是有利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自己正在寻求接触。这证明了你们的力量和你们立场的正确。美国由于在南越的艰难处境不得不寻找某种形式的接触。

黎笋：现在我想陈述一些具体的请求和有关具体问题的想法。

我们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我们的“格拉德”大炮，促进了南越爱国者战斗的成功。今年4月我们结束了向南方运送和集中所有的大炮和炮弹。我们请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我们提供同样数目的大炮和炮弹，就是给我们与已经在南越安放的数量一样的炮弹。

勃列日涅夫：我会将您的请求向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报告。我们研究一下，再考虑一下，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当然你们知道，这样的大炮我们实际上是专门为南越的爱国者生产的，因为对于我们的武装力量来说，它们是不合适的。

黎笋：我们同时请求苏联同志研究，如果美国包围河内并且阻止其他国家的船只进入港口，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勃列日涅夫：我们会让有关部门去研究这个问题。也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给你们海防炮。

黎笋：我们很高兴，在代表大会上您的报告中，早些或者在别的发言中，听到您关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团结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要性很好的论述。达到这样的统一，特别是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具有非常大的意义，首先是对于我们。我们支持统一。在这方面，作为措施，为了减小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我们希望，在我们之间，越南和中国方面之间，通过中国领土向越南运输苏联的货物援助的所有问题将通过谈判的方式解决。我们认为，中国同志会比苏方更容易协助我们解决这类问题。

勃列日涅夫：同意。您知道，我们真诚地渴望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同时也渴望与中国恢复良好的关系。如果在返回的途中，您还将和中国的同志们见面，那么可以对他们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都希望苏中关系有所好转。同时还可以说，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我准备好了在任何时间，以任何的形式，官方的、非官方的，与他见面，迫切地希望听到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并乐于回答所有问题。在我们看来，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改善是加强与帝国主义斗争道路上有效的一步。

黎笋：如果我在中国有会见，那我一定向中国同志转达您的话。

当我们飞往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时，我们在北京有一个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委员的见面。您知道，这个代表团不久前访问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我们可以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执行的是独立路线。现在，日本共产党内笼罩着恐怖和镇压的威胁，这些有可能使日本共产党人被日本当前的政府攻击。苏联共产党帮助日本共产党与国内的反动派斗争是有用的。日本共产党的代表团还对我们说，党的领导试图通过战争建立广泛的反帝战线，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认为，建立这样的战线，包括亚洲和世界的进步力量在内，对活跃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希望苏联共产党正面看待日本同志的这个想法。

在与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说，如果他们得到邀请，他们准备好到莫斯科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见面。

勃列日涅夫：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我们希望改善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考虑到越南和朝鲜同志们的意见，我们在最近的时间里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不久前，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访问了东京。他被委托与日本共产党代表见面。但是，很遗憾，不是因为我们的原因，见面没有举行。我们给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邀请，请他们派代表团参加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但是，众所周知，代表团没有来。

我们认为，我们还可以为苏联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采取措施，同时支持日本同志面对反对党的威胁。不能不提到印度尼西亚的教训，据目前的数据，牺牲了多于20万共产党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反对党的进攻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还想补充几句关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问题。我们已有一年半的时间对中国同志表现出忍耐，对他们的攻击不予回击了。这一点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也可以证明。我可以和您说，接下来我们还将克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辩论。当然，我们不高兴每天听到中国的报刊和电台对我们的侮辱。但我们没有回应这些侮辱。我们遵照的是，当前最主要的是团结一致与帝国主义斗争。而其他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

黎笋：再次感谢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我们的代表团参加你们党的大会。胡志明同志非常遗憾，不能来参加这个大会。但他一定会找到机会访问苏联。在送我们来莫斯科时，胡志明同志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勃列日涅夫：请带我们向胡志明同志、范文同同志和其他越南同志们转达兄弟般的问候。请转达，我们邀请他们和您——黎笋同志，到我们这里来休息疗养。

黎笋：我们一定会到您这来，也包括休息。我们在苏联的时候，实际就是精神休息。我们也希望勃列日涅夫同志能到我们国家去，当越南统一的时候。

勃列日涅夫(开玩笑)：为什么不早些呢？

黎笋：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访问将是全越南人民的喜事。而现在的情况并不安全。我要说，因为您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舞台上占有这么高的位置。

勃列日涅夫：想和您说几句关于在河内举办不同国家进步知识分子代表的国际会晤。苏联的代表团将参加其中的工作。据我所知，一些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要派自己的代表团来河内参加会晤。我们认为，采取这样的措施对在动员国际社会支持战斗中的越南会起到正面的作用。

最后还想强调，关于越南问题，我们以后也会支持你们的立场。同时，我们认为应该更为关注政治上的斗争。

黎笋：完全同意您的意思。鉴于去年10月您和范文同同志谈的意见，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外交的行动。1966年1月24日胡志明主席给政府和国家首脑的信函就是实现您想法的具体步骤。

谈话由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二等秘书Р.Л.哈米杜林记录。

АПРФ，ф.3，оп.83，д.284，л.6-20

№16680 齐米亚宁致勃列日涅夫函：苏联记者关于阿穆尔河地区局势的呈文(1966年4月20日)

机密

致勃列日涅夫同志：

呈上《真理报》记者曼科、切斯诺科夫、波奇瓦洛夫同志关于阿穆尔河地区范围内的远东局势的秘密信函。

《真理报》总编

М.齐米亚宁(签名)

1966年4月20日

《真理报》编委的呈文

目前，远东的局势是这样的，这个辽阔的边区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广袤的哈巴罗夫斯克和滨海边区领土上人烟稀少，这里很少有城镇及居民点，公路铁路数量微不足道。这个蕴藏无数宝藏及有远大前景的地区，占有它就注定有经济利益。此外，还有迅速掌握该地的其他原因，这些原因常常具有政治及军事性质。

远东与中国有漫长的边界。这个边界上的局势年复一年地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如同苏联边界政府告知我们的那样，近来中国人经常企图挑起边界上的武装冲突，袭击苏联哨所，组织中国农民在割草期临时抢夺，并在苏属阿穆尔河的岛屿上进行捕鱼。在边界官员会谈时中国官员常常声称，不仅是黑龙江上的岛屿，而且沿江两岸所有土地以及乌苏里江边区均应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居民也坚持这种想法。特别引起警惕的是，中国一方明显地增加了军人数量，边界区内建造公路，居民军事化。

想来，如果可以从我们远东未来的战略点来说，那么，这些事实理应严重注意。这个遥远的边区经济上要大大加强，要建造良好的交通线，首先要住满居民。

虽然近几年来远东移民显著，但人口密度，例如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几乎是国内中部地区的七分之一以下。人们在此滞留不了。人员大量流动。有几个原因：气候条件恶劣，最低生活费比国内西部地区高，缺少按地区差别率津贴规定给各类专家、工人、职员，没有年限奖励工资补贴。

由于远东林场人员流失，在冬季不得不从欧洲国家地区组织招募2000左右的工人及达3000人的季节工。通常他们是哪里来就返回哪里。实际上，这对国家来说，显然是不利的。

只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新林场就要1.1万个家庭。比较合理的是方法是不组织招募，建议有序移民。到1957年止，已实现将工人家庭转入哈巴罗夫斯克边区林业。这些人员已固定，成了常住者。虽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移民和组织招募工人局认为移民阶段已成过去，但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论。

哈巴罗夫斯克企业及建筑工地和滨海边区的劳动力流动十分巨大。在1964年，原来远东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企业劳动力流动是28％，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局的建筑工地为37％。其中青年工人流动特别明显。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干部、教师和医生的轮换是毁灭性的。如果当年实行附加工资20％，那么，离开哈巴罗夫斯克每年平均为3位教师，而现在每年平均为300位。教师说，在共青团城教18课时所得100卢布，而在梁赞也能得到。对医生来说，在工资方面，远东地区也不免税。人们离开了，甚至丢弃造得很好的住宅。近三年来，离开共青团城的医生有150位。人员离开，而医疗单位治疗网却发展，每位医生的治疗负担就加重。近2—3年来，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许多区医生大换班，现在边区的医护配套人员只是68％。

这些远离国内中心区的劳动者，像滨海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劳动者，直到现在劳动工资比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西部地区的工人及职员并无更多。在滨海地区，大多数轻工业及食品工业单位的工人职员、教育工作者、保健人员以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者，均无地区补贴工资。只有40％的边区劳动者享受了这个补贴。

在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曾提到，将提高国内边远地区工人及职员的工资和规定其免税。这无疑会大大促进人们向远东流动。但是，还要做很多事，要认真巩固来自国内西部的外来者。

逻辑上说，哪里发现人手缺少，哪里就应该改善生活条件。否则，人员留不住。生活的物质基础，居住条件是不能不考虑的。出路在哪里？通常，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林间村落常被忽视，起码的方便设施，如浴室、洗衣房、医院、俱乐部，那里的居民都没有。哈巴罗夫斯克边区的林间村落十万平方米的住房已不适用，实际上应修缮了。这些住房，2—3年内应该换以新的。

是否以新城阿穆尔斯克为例，这里有外来建造的纤维板联合工厂。但是，因为这里没有任何物质奖励，住房不足，来了多少人，离开的也是多少人。这里是共青团城建筑工地，多数为年轻人，显然，要建立年轻的家庭，但年轻夫妇不能住在一起，因为没有住房。现在439对年轻家庭，男的住在宿舍里，而妻子住在另一宿舍里。通常的最终结果都只有一个：人们都离开了。

在滨海边区，住房保证做得也十分糟糕。1965年1月1日住房总数是680万平方米，每人6平方米。根据边区工会理事会资料，有75800个家庭在等候获取住房，其中符拉迪沃斯托克为42147个家庭。

公共设施方面，滨海地区比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平均指标落后，代表性的数据是：

住宅总数保证百分比：

EPUB/Image00176.jpg

要给约2.5万名孩子建幼儿园和托儿所。

在边区几乎三分之一学校是2—3班工作。在滨海有伐木者居住的林间村落中总计4所中学上课。在富津(Фудзин)林场中央的农庄有3000人左右，但这里没有中学。

边区里少有俱乐部和图书馆，最近六年建造的企业没有一家有俱乐部。

滨海地区的食品国家牌价大大高于国内中央地区，集体农贸市场中的价格也高。

在远东，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部门是渔业，约15万人从业人员，这里主要由年轻人工作，大量的部队和舰队退伍人员补充进来，这些人都未成家，出海归来，每个人有70到80昼夜休息(休假＋超时补休＋节假日)。何处给年轻的渔夫休假？没有一个地方。在远东，渔夫没有任何落脚处(类似任何供膳宿的公寓)。船舶修船时渔夫不能住在船里，但他们没有住宅。这样，小伙子离开到其双亲居住的地方，或者到能够很快找到居住的地方。

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市里居住着约4万名渔夫，但这里对他们甚至一个偏僻的俱乐部、运动场和体育馆都没有。

渔夫的学习组织得不好。在整个远东只有1所远方渔业高等专科学校(2000名大学生)、3所中等职业学校，分别在纳霍德卡、彼得罗帕夫洛夫斯克和涅韦尔斯克。这就不难看到，太平洋沿岸的渔业，实际上是没有任何培养一般海上作业人员的基地。从堪察加半岛到滨海的广大地区总共有3所不大的厂属综合技术学校。1965年学校毕业930位海员，而这个时期渔业船队需要补充的海上作业人员7000人左右。出海人员临时匆忙培训。其中许多人未培训好，经受不住残酷的考验(6小时工作、6小时休息、常受暴风骤雨、长期离岸)而离船和远离远东。

对人民的休闲生活，在远东组织得很差。疗养所和休假处在这里也少。去西部休假远非每人都有可能。如果乘火车，路上就要半个月。飞机票的价格十分贵，来回要250卢布。显然，这对国内远东的固定人员不利。

最终，看来解决了人员固定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开始密切掌握和改造我们的远东。

Е.曼科

К.切斯诺科夫

Л.波奇瓦洛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489，л.197-203

№10401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加强开展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1966年4月20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6年4月20日会议第2/18г号记录

第18项　关于向蒙古人民共和国出租无线电台，以便向中国和越南进行无线电广播。

一、责成苏联邮电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邮电部进行谈判，并签订租赁发射机和通讯线路的必要的协定，以便向中国和越南进行无线电转播。为此目的，允许邮电部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出两名负责人员，期限为10天以内。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关于把对中国和越南的无线电广播各增加2小时的提议。

三、责成苏联财政部在苏联通信部年度外汇计划中，规定出必要的外汇拨款，用于租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无线电技术设备以及自1966年起，补充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资金，用于支付节目制作和苏联邮电部租赁的无线电台、通讯频道的费用。

ЦХСД，ф.4，оп.19，д.426，л.7

№12825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给予各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1966年6月24日)

致波诺马廖夫、谢米恰斯内等同志

1966年6月24日

摘自苏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6月24日会议第8号记录

绝密

特别文档

苏共中央国际部的问题

1.1966年给予财政援助

波利维亚共产党——数额3万美元

(乌拉圭共产党)——数额30000美元

波利维亚民族解放阵线——数额20000美元

马达加斯加独立斗争党——数额8000美元

苏丹人民民主党——数额10000美元

塞拉利昂全民党——数额500美元

2.上述资金委托国家安全委员会(谢米恰斯内同志)转交。

中央委员会书记

资料应在24小时内返还，苏共中央(总务部一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08/54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31页

№25563 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报告：与金日成讨论如何对付中国 [59] (1966年5月27日)

……

近来，勃列日涅夫说，我在滨海边疆区非正式地接见了金日成。

……金日成强调说，经过多次的政治局讨论，他们深信，他们离不开苏共中央和苏联人民的深情厚谊。

……关于越南，他们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和我们的一切政治举措。他们清楚地知道关于武器、建设项目和资金，大家都知道我们都做些什么。他们反对、谴责中国的诽谤性的政策，中国人说什么我们的援助微不足道，效力低下，要我们给予更大的帮助。还污蔑我们与美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包围中国。

……金日成主要是说，要使北越免受轰炸，想出一些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对付日益加强的空中挑衅的方法，就是派遣飞行员。特别是当前越南朋友已向朝鲜提出这方面的请求，他们也在招募支援者飞行员派遣到越南去。但这件事并不仅限于派遣人员。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观念——如果那边有朝鲜的志愿者，也会有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他请我，也请其他人想一想，怎么对付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推行的政策是要使朝鲜 [60] 只象征性地驻有一些外国军队。

金日成同时也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需要理解目前越南在对华关系方面的困境，越南靠近中国，中国对它有很大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向金日成提起了朝鲜报刊上出现的一些反苏文章。)金日成表示，今后不再刊登这类文章，并说，近两年来他没有与中国领导人会过面。

……(接下来谈论了日本共产党的问题。)金日成请求我们采取措施处理好与日本共产党的关系。

……金日成还说：日本共产党也不同意中国领导人最近采取的政策。

不久前的意见交换以及对立场、通报和观点的总结使我们相信，日本共产党也明显的感到了危险……它想与我们接近，与我们会晤。我们也应采取相应的步骤配合日本共产党，改善与他们的关系。

(在谈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共产党的时候，勃列日涅夫指出：)这三个党已经看清，中国共产党在执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上走得是多么的远，沙文主义的狂热是多么的严重，他们需要与苏联共产党统一观点，需要更加全面地孤立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勃勃的挑衅政策。

但是，这三个党由于众所周知的客观原因不能公开地反对中国，我们应该理解这一点。

……

РГАНИ，ф.2，оп.3，д.13，л.77-89

№25473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照会：关于无线电广播宣传 [61] (1966年6月27日)

1966年6月27日中国外交部就苏联外交部1966年5月11日关于中国无线电广播宣传问题照会的答复照会：

……

世界各国无线电广播电台的工作频率是每个国家自己的事情。

……仅任凭自己随意占据频率，而禁止别人使用，这难道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国沙文主义？中国外交部想要提醒苏联政府，还是在赫鲁晓夫时期你们就借口说北京广播电台“侵占”了额外的广播波段的频率，对所有频率的中国无线广播进行了疯狂的蓄意干扰。但这丝毫不能阻止真相的传播，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播……

АВПРФ，ф.0100，оп.59，п.525，д.2，л.15-17

№25953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1966年7月8日)

秘密

文本第85份

1966年7月11日

第2055/ГС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茹科夫(签名)

“九三〇”事件后中国与印尼的关系

近年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在中国领导人及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所持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观点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了密切合作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利用印度尼西亚来强化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破坏苏联以及印度的阵地。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对接近同中国的关系感兴趣，为了实现自己的民族主义计划——企图在东南亚居于领导地位，把印度逐出这一地区，苏加诺把中国看作是可供依靠的主要力量。在这场游戏中，苏加诺和北京起了重要作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导权转到就当代的主要问题持亲中立场的人手中。

在强化自己在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时，中国领导人支持印尼统治集团的民族主义要求。在中国人的影响和压力下，印度尼西亚实质上放弃了不结盟政策，在和平共存的问题上持前后不一致的态度。由于苏加诺政府及其拥护者的冒险行动，造成国内经济形势急剧变坏。印度尼西亚尝试运用中国自力更生的经验没能取得积极成果。中国支持苏加诺的“新兴力量”(НЕФО)思想，反对苏联参与该地区事务，鼓励马来西亚所谓的“对抗”政策。苏加诺在推行这项政策时，没有考虑到本国的现实力量及可行性，结果导致印度尼西亚退出了联合国。中国和苏加诺政府竭尽全力推动组建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轴心，以实现其构想。

中国政府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就联合努力筹备第一届亚非会议一事达成协议，其中中国极力督促印度尼西亚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在印巴冲突期间，印度尼西亚支持中国的立场，站在巴基斯坦方面，把印度评价为“侵略者”。苏加诺和共产党发言支持中国试验核武器。印度尼西亚报纸发表了对中国进行第二次核试验的评论文章，强调这一事实对亚洲人的“重大意义”——亚洲国家能够生产核武器。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越来越积极和广泛地互派代表团交流。1965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陈毅、彭真和全国人大代表团等两次到印度尼西亚访问。1965年，苏加诺(两次)、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沙列赫，以及主要是来自左翼组织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应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在“九三〇事件”前夕，中国人邀请了近600名印度尼西亚活动家访问(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活动)。其中包括6位部长、40位副部长、15位将军等。

至于经济往来，从1954年到1964年近10年期间，印尼与中国的贸易额增长了5倍多。1965年中国、印尼之间签订了关于航运、经济技术合作和5000万美元贷款协定。在9月30日政变前夕，在北京签订了关于经济计划合作的协定，根据该协定，中国将在10年内向印尼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息贷款。根据中国贷款义务，到1965年末将向印度尼西亚提供2180万美元贷款。但是，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实施得非常缓慢。只是在1964年才着手建设一些工程，而这些工程早在1961年就应依靠中国贷款建设了。(现在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复杂形势和中国印尼关系现状，中国停止了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中国领导人选择印度尼西亚(拥有300万名共产党员和“右翼”总统)作为论证自己关于推动亚非拉国家革命的狂妄观念的“正确性”。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中散布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观点。他们毫无根据地论证说，印度尼西亚的“革命形势”似乎已经成熟了，并把这样的政治方针强加给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利用前往印度尼西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来广泛宣传中国的特殊观点(例子之一是1965年5月彭真在阿利亚哈姆科学院的讲演)。中国的积极宣传支撑着艾地的所有行动，其中包括他向苏加诺总统建议武装1500万工人和农民。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利用自己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影响来破坏苏联的阵地，削弱印尼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的联系。这就注定了“九三〇事件”期间的形势的不可避免性。

1965年之前，印尼共产党领导人最终站到了中国领导层怂恿他们在国内制造革命形势的立场上。作为第一步，决定对军人集团中的右翼进行打击，以便在行动时让使其中立。根据所有情况来判断，中国领导层准备好了政变方针。如1965年10月下旬中国政府副总理陆定一在同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副主席泽弗林会谈时表示，中国人考虑了印度尼西亚发生事件可能性，期望印度形势在进一步复杂化的情况下能出现国内战争。

在“九三〇”政变失败后的第二天，雅加达居民收到了中国特务机构通过为新兴力量会议大楼工地运送建筑材料时秘密运输武器的消息，而运送建筑材料无需检查，从9月30日到10月1日，这些武器分发给支持翁东中校的青年团体(中国方面没有提出反驳这些消息的论据)。印度尼西亚的许多报纸都谈到中国参与了“九三〇事件”。其中谈到，在大学生进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时找到了陈毅和苏班德里欧签署的秘密文件，在这份文件中谈到中国方面唆使苏班德里欧及其团伙揭露印度尼西亚军队中一些将军的密谋活动。1956年4月25日，印度尼西亚报纸《武装力量报》开始刊登系列文章，论证中国领导人直接领导了政变的尝试，似乎去年毛泽东在同艾地会谈时建议用其他人来取代苏加诺，对反动派军队进行毁灭性打击。

到目前为止，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都避免触及上述涉及中国参与“九三〇事件”的问题。

军事集团掌握印度尼西亚的政权后，乘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及国内的进步力量进行镇压，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势力。蓄意挑起居民心中存在的强烈的反中情绪和印度尼西亚人对在印度尼西亚经济中占有重要势力的华侨怀有反感的传统，随后，反动力量开始在国内大规模地开展反中运动。右翼政党在煽动反中游行示威过程中，当局直接纵容攻击中国大使馆、贸易代办处和领事馆，开始屠杀和追捕华侨，号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外交关系，没收华侨的财产和把他们驱逐出印度尼西亚。1956年3月25日，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通报了关于“临时关闭”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的消息，全面关闭华人学校，开除各机关中的亲中分子。

政变失败后，中国持观望态度。只是到了1965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标题为《印度尼西亚局势发生剧烈变化》的消息，明确指出支持“九三〇运动”追求的目标。在报道中援引了《人民日报》(Харианракъят) [62] 对运动的评价：“是一次爱国的和革命的运动，毫无疑问，人民将会继续支持这一运动。”

在催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在没做好准备的条件下就发生政变后，中国领导人处于观望态度，当时在镇压政变后开始在国内追捕进步力量，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了一系列沉重打击。正如稍后西方媒体所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请求中国对印度尼西亚事件进行干涉，以便停止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但这一要求没有得到答复。

中国媒体直至今年3月才对迫害华侨提出抗议，而没有关注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的牺牲和损失。

中国递交了20多份抗议印度尼西亚当局行动的照会。在中国外交部1966年4月12日的照会中中国方面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应义不容辞地维护中国侨民的权利和利益”，“有义务允许那些受到迫害，同时表达了返回祖国愿望的侨民回中国”。照会中还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立即提供船只运送那些希望回国的中国侨民返回中国”。

中国政府多次警告印度尼西亚政府，印尼方面的行动可能破坏中国与印尼外交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均应由印度尼西亚方面负责。在1956年4月15日的照会中，鉴于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受到冲击，中国外交部声明：“印度尼西亚政府所做的一切将导致两国关系的完全破裂。”

在对印度尼西亚事件持观望态度半年之久后，中国领导人期待能防止印尼中国关系恶化，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自己在这个国家的势力和保护中国侨民的利益。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局势持续恶化和因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行动造成印尼与中国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中国持更为坚定的立场。

中国媒体开展了直接抗议印度尼西亚新政府领导人，抗议迫害和杀害共产党人的运动。

在1956年5月11日的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联合声明中指出：“双方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右翼军官的法西斯暴行，他们篡夺了印度尼西亚政权，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活动家进行血腥镇压，强烈谴责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攻击中国和迫害中国侨民的暴行。”在中国媒体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和评论，把印度尼西亚事件评定为“左翼军官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通过政变的形式夺权行动”，而新的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被评价为“印度尼西亚的右翼军事集团”，“忠于美帝国主义的间谍”，“反动的军事制度”的行动“甚至比希特勒法西斯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行为更为恶劣”，等等。在《北京日报》和《工商日报》中把纳苏蒂安评价为“印度尼西亚军事集团的匪首”，而苏加诺被评价为“沾满印度尼西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看来，此时中国领导人尝试采取措施为自己在“印度尼西亚事件”中的投降路线平反。正是这里应该看到中国尝试把印度尼西亚的悲剧归罪于苏共和苏联共产党。在关于印度尼西亚问题的材料中，中国媒体把苏联报刊介绍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消息评价为论证“印度尼西亚右翼力量的行动”的正确性。在中国报刊刊登了新西兰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会议材料，摘自阿尔巴尼亚的文章，和其他一些报纸谈到“关于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支持和声援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官集团”的文章。今年5月14日，《工商日报》刊登了标题为《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全力扶植印度尼西亚法西斯军事集团》的文章，强调苏联对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援助，指出：“苏修不仅不反对印度尼西亚右翼军事集团的血腥罪行，同时还把杀害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纳苏蒂安称之为‘革命领导人’。”

事实表明，印度尼西亚事件是对中国最为沉重的打击，是中国去年外交战线的巨大失败，导致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尼西亚期望的破灭。鉴于目前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正在国内大规模开展反中运动，极有可能采取改变同中国关系性质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开始制定新的对印度尼西亚策略。

至于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正如事件所显示的，他们不想公开从事进一步恶化中国、印尼关系的活动，不想承担中国、印尼外交关系破裂的责任，他们担心中国会走上直接支持国内反对派运动的道路，动员转入地下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今年4月18日，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表示：“和以前一样，印度尼西亚希望保持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

但此时印度尼西亚人明白，北京—雅加达轴心不复存在了，印度尼西亚应该采取独立于中国的立场。印度尼西亚右翼集团已经在修正苏加诺的外交方针——开始同马来西亚就协调关系问题进行谈判，采取措施让印度尼西亚重返联合国，印度尼西亚政府极为重视巩固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便得到新的贷款，等等。

同时不能不指出，印度尼西亚国内关于未来印尼、中国关系的观点争论得越来越激烈。如果说苏加诺总统及其拥护者支持维持和进一步发展印尼同中国之间的关系，那么，右翼政党则要求重新审视同中国的关系，以便调整对外政策，加强同西方的联系。中国、印尼今后关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印度尼西亚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情况，以及中国领导层对这个国家将会采取的政策。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6年7月8日

Мб3750/гс

第843号

ЦГАРК，ф.1955，оп.2，д.295，л.214-217

№11469 外交部提供的背景资料：关于向越南派遣志愿人员(1966年7月9日以后)

7月4日，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在同苏联驻河内大使谈话时说，根据越方的意见，希望能将下述条文写入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声明：

华沙条约成员国声明，自己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如果越南人民表示同意的话。

范文同认为，这一条文可以这样写：

应越南的请求，华沙条约成员国准备派遣志愿人员以共同反对美国的侵略。

范文同在说明这一建议时指出，关于志愿人员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都曾发表过声明。由于前不久美国空军对河内郊区和海防郊区的空袭，志愿人员的想法现在具有特殊的意义。

如同以前一样，他继续说，主要是指政治目的：以最有力的形式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战斗团结——声明准备派遣志愿人员。至于这一点的实际实行情况，那么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准备同其他兄弟国家讨论这一点。

关于可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志愿人员的问题，Л.И.勃列日涅夫1965年3月23日在红场庆贺宇航员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最先说过。Л.И.勃列日涅夫声明：“我们的中央机构收到不少苏联公民的呼吁，表示准备参加越南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我们很理解苏联人在这些呼吁中亲自表达的兄弟团结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感情。”

后来，这一思想在1965年4月17日苏越联合公报中也得到了反映：

“如果美国强化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因为他们遵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情感，表达了为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为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成果而战斗的愿望。”

苏联最高苏维埃1965年4月29日在答复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向世界各国议会的呼吁时也有类似的话。

在此后大约两年的时间里，在苏共和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以及苏方的官方声明中，关于派遣志愿人员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话题再也没有提及。

在最近几个月里，这一问题又提了两次：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А.А.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呼吁书提起过。

比如А.А.叶皮谢夫在苏共第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言时说：“为了回答美国黩武主义的强盗行径，有数千人及一些部队的人员都要求：随时准备作为志愿者去越南，为灾难深重的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战斗。”

苏联列宁主义共青团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致苏共中央的呼吁书中指出，“代表大会以苏联青年的名义声明：如果需要，苏维埃国家、十月革命国家的千百万志愿者决心挺起胸膛同越南兄弟肩并肩地保卫人民的神圣权力，保卫社会主义的成果”。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如古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政府也发表声明，准备派志愿人员去越南。例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保加利亚的联合公报(1965年9月)指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要求，保加利亚人民准备派遣志愿人员同越南兄弟并肩战斗，反对侵略。”

无论是越南领导人的讲话，或是越南政府及外交部的声明，一般都未提及外国志愿人员的话题。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无疑经同河内协商后，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1965年3月22日提出有名的5点建议的阵线声明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者，继续派遣美国及其仆从的作战部队到越南南方，并继续将战火扩展到越南北方和老挝，那么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将呼吁各国人民派遣青年和军人来越南南方，同南越人民一道消灭共同的敌人。”

1965年6月，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名义发表的声明强调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的擅自授权，命令美国军队参加在南越的军事行动，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就有权在必要的时候，呼吁北越和各友好国家派志愿军来南方抵抗美国的侵略。”

关于派遣苏联志愿人员去越南的问题，主要是在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谈判过程中，按照越方的倡议，曾不止一次地秘密进行过讨论。越南同志的观点基本上是：他们首先需要的是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技术物资方面的帮助，至于人力资源，越南并不缺。有人曾向越南劳动党领导人提示过：在紧急需要的时候，越南方面可以请求派志愿人员。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ЦХСД，ф.5，оп.58，д.262，л.82-85

№11468 巴卡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海运部向越南运送物资问题(1966年7月18日)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联大使从海防发来的第690 691号电报，海运部将报告海上航行的态势和海防港的工作条件。

海军部未曾中断从苏联各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苏联船只开往越南。约有20—22艘船只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这不仅为从苏联对外的运输，而且也为北越同其他各国的外贸联系提供保障。截至7月18日，向越南运输的形势特点如下：在越南各港口停泊有8艘船只，载货总量约4万吨。正在开往越南各港口的船只有8艘，载运各种货物约有5万吨。在苏联各港口正在装货运往越南的有3艘船只，货运总量有2万—2.5万吨。有4艘船只在从越南返回时，部分运载碎石，另一部分运载越南的货物开往日本。

根据苏联船长们的通报，最近10—15天以来形势仍在迅速地复杂化，在轰炸时，苏联船只越来越处于危险的海域。例如：7月7日，“苏维埃茨克”号轮船停泊在码头附近，正处于直接轰炸的区域，有一枚炸弹在离船350米的地方爆炸，而敌机用机枪从离船舷只有100米远的地方对停泊在距“苏维埃”号不远的越南军用快艇进行点射。在“共青团”号油轮停泊区不知从何处投下了5个金属物。几乎所有进入东京湾的苏联船只都遭到飞机的侦察和驱逐舰的跟踪。比如：7月13日，当“印古尔”号冷藏船开出东京湾的时候，一群飞机在其60—80米高的上空直接进行长达20分钟的观察飞行和俯冲。在中国的海南岛和越南的海岸间，在东京湾的入口处有2—3艘航空母舰在值勤。一艘巡洋舰和6—8艘驱逐舰在围绕着这些航空母舰连续不断地航行着。苏联船只实际上是被迫在飞机连续不断地观察和舰艇不断跟踪的情况下，通过被航空母舰、驱逐舰和飞机从空中封锁的海域的。

通过对苏联船只最近在海防地区工作条件的分析，海运部认为必须报告如下情况：　

1.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的船只越多，该港口的形势就越安全。因此，6月25日就已抵达海防的“古利阿”号轮船实际上是7月12—13日才开始卸货；运载1万吨汽油的“共青团”号油轮自6月20日起就停泊在海防海域，至6月28日仍未卸完货，自6月28日至7月5日卸了3500吨货，7月5日起再次未卸货并停在泊地，说是卸完货不会早于7月底。

其他船只的情况也是如此。

2.苏联船只停在危险地区的旁边，比如防空岸炮连旁，显然是说，由于其旁边有苏联船只而使美国人放弃对这些炮连的轰炸，也可能是根据某些人士的愿望来构成一种被迫的局势，使苏联的船只被炸毁。

3.在空袭时，军用快艇就靠向苏联船只的船舷并从苏联船只的船舷下开火，这样就可能使美国飞机的火力指向苏联船只；还有停在旁边的中国船只用自动步枪开火的情况。

4.在一次空袭时，一些不明物从美军飞机上被投到海防水域。可以认为这是深水水雷。我们请求越南朋友进行检查。越南朋友对我们的请求非常冷淡，实际上并未很好地检查。同时7月10日越南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而7月11日却有意让苏联的“车里雅宾斯克”号轮船直通过危险水域，显然是想用这种方法检查是否真有这种深水水雷。这明显地使苏联的船只置于危险之中。越南引水员并未通知苏联的船长有否危险。

美国的海军和空军实际上已经封锁了进入东京湾水域的国际航道。这显然是美国的侵略行动，它粗暴地破坏了世界各国公认的公海自由的准则。美国的这种侵略行动和军事挑衅行动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贸易安全构成威胁。

考虑到美国并未正式向苏联宣战，上述水域还不是军事行动的水域。

海运部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1.通知越南朋友：苏联方面将不会停止向越南各港口派遣满载货物的船只，同时提请越方注意必须不让海运当局和港口当局延误苏方船只并对他们构成威胁，同时采取必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快苏联船只的卸货和装货。

2.委托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向越方讲明，在当前战争条件下那些不可能使用的货物是否可以暂时停止运送，以便减少海防港不必要的负担。现在，从苏联运来的大量货物堆放在海防市内的公园里、街道上，并没有被利用。

3.鉴于美国正不断加强通往北越的海上通道的侵略行动，或者通过专门的照会，或通过联合国要求美国停止在海上贸易航道上的军事挑衅行动，以便把美国这个无端不宣而战，在法律上处于被告地位的国家，置于世界舆论面前。

海运部长

В.巴卡耶夫

ЦХСД，ф.5，оп.58，д.262，л.38-41

№25952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1966年7月20日)

绝密

文本第22份

1966年7月21日

第2162/ГС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茹科夫(签名)

关于越南局势的问题

(情况报告)

越南局势的发展向着更危险的方向转变。这涉及不仅是北越的局势，也包括南越。美国加强了对越南人民的侵略，并计划把军事行动扩散到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之上。

虽然苏联政府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大量军事援助，首先是在组建防空力量方面，这使北约的一些主要地区免受轰炸。但是美国人的空袭给越南民主共和国仍然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大量的工业企业、桥梁、道路遭到了破坏，交通部门和工业企业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社会主义国家通过铁路与河内的联系也经常中断。事实上，北越的所有大城市，除了河内和海防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最近美国人扩大了对北越城市的轰炸范围，飞机轰炸已经接近了河内和海防。实际上，从6月底到7月初，大量的空袭都针对河内和海防附近的油库。

美国飞机对北越的空袭造成了大量物质上和人员上的损失，同时也引起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居民中某些意志薄弱者的悲观主义情绪。

南越的局势持续恶化，美国人和西贡政权顺利地、有步骤地发动了针对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役。爱国者的根据地经常遭到大规模的空袭。为了避免损失过多的有生力量，阵线领导人把一定数量的正规武装撤到与南越交界的老挝人的区域里，以便他们能够得到休整。南越民族解放阵线的控制区域在逐渐缩小，尽管在官方宣传中越南朋友仍然坚持说，爱国者控制了南方4/5的领土。

目前，美国人显然没有坚决的采取军事行动反对南越的爱国者力量。他们尽量增加自己在南方的军事力量，到1966年底将达到28万人，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消息，则要达到35万—40万人。到越南的雨季结束，在越南的美国人，大概就将对南越的爱国者发动更大规模的战役了。

近几个月，在西贡政权控制的地区政治局势相当紧张，但是不应该对这种政治局势有过高估计。阮文绍、阮高其军事集团在美国人支持和帮助之下仍然控制着南部，越南同志在越南劳动人民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上承认这一点，并指出，傀儡军队共计有60万人，他们还保有实力来镇压南越居民。

越南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从这样的观点出发，解决越南问题可以走这样的道路，那就是要进一步的发展武装力量来反对美国人和西贡政权。

同时越南的同志们提出了别出心裁的对越南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如果美国接受它的话，可能会为实现越南人民斗争的基本目标提供保障。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在1965年4月8日著名的范文同的四点纲要中表现出来。

这些要点所表达出的观点反映了对和平的兴趣，这是讨论在越南政治调停的首要基础。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并没有补充其他的一些条件，也没有在政治调停方面做任何实际的工作。除此之外，做出了一系列十分坚决的官方声明。这些声明事实上已经否认了在现阶段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1965年底到1966年初，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政府有过非正式的接触，但是越南方面仅仅局限于四点纲要的表述，拒绝对对方的提议进行讨论。

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对政治调停的态度更加严苛。例如，胡志明对越南问题的态度，他在今年7月17日河内的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越南人民准备战斗5年、10年、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河内和海防等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城市都有可能被毁灭，宣布在越南北部进行局部动员，也就是说，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倾向于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解决问题。

越南同志似乎反对把越南问题交给联合国来讨论，他们不接受纳赛尔、吴丹和其他人提出的所有有关调停越南冲突的计划和建议。

越南同志们主要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同时也是越南方面可以接受的问题(美国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进攻，美国和他的盟友们从越南撤军等)，还包括了这样的条件，在南越实现“停火”。

除此之外，越南同志反对亚非国家提出的任何有关解决越南问题的提案。在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这些国家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发言强烈反对美国侵略者。结果是许多亚洲和非洲国家都不再积极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越南的军事政治环境越来越糟糕，亚非国家和国际舆论开始对越南问题失去兴趣，显然，越南劳动党领导人不能不认真考虑与越南政治调停的可能性有关的这些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以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为首的(其中包括黎笋、范文同、武元甲、阮基石)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被授权全方位地研究越南的战争与和平问题，考虑兄弟党的建议，对越南劳动党今后的路线做出自己的判断。

有消息称，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原则，根据他的意见，目前，他们的条件并不好。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越南劳动党领导人对待调停路线的意见并不统一。

对近期事件的分析可以证实，美国政府将重新审视越南问题，并考虑采取措施增强美国在南越的军事力量，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将更加严厉。

尽管美国人继续说准备在越南实现“和平调停”，希望“谈判”等。但是美国官方代表一贯认为，他们能够在越南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并用“朝鲜模式”来解决越南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要把越南问题拖延下去，把越南的统一纳入不确定的时间。

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政策。尽管他们不完全赞同美国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具体的方式。事实上，威尔逊并不同意不久以前美国飞机轰炸河内和海防附近的油库。

英国官方认为，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越南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必须召开一次有关越南问题的会议或者签订某项条约。根据英国人的意见，召集一次类似1954年那样的国际会议，英国人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因为约翰逊也表达了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和越南进行谈判的意思。

法国政府认为，在越南恢复和平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政治活动。根据法国人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回到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道路上来，但是现在和那个时候的情况不一样，军事斗争还没有结束。

法国官方承认，在未来的谈判中，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作为一方，没有他们参与不可能解决越南问题，但是民族解放阵线在未来会谈中的参与不应该作为一项先决条件，阵线代表在会议开始之初可以被邀请来参加会议。

范文同的态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四点纲要)，如果他们接受这些(指四点纲要)作为谈判的基础，那么，根据法国人的意见，这将不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苏越关系的改善十分不满。同时，他们担心战火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纸仍然反对任何寻求在越南进行政治调停的途径。中国人目前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就是由这些因素决定的。实际上，中国在越南冲突中采取的路线可以表述如下：中国人在极力展示从越南局势中退出的意图，如果美国人不对中国领土构成现实威胁的话。

越南问题被中国报纸所利用，首先是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进行诽谤性的指控。

客观地说，中国现阶段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是在迎合美国人，会使美国人轻松地实现在越南的侵略活动。

苏联外交部东南亚司

1966年7月20日

Мб3947/гс

第895号

ЦГАРК，ф.1955，оп.2，д.295，л.183-185

№25949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1966年7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32号

711/дв

1966年7月27日

苏共二十三大和中共的立场——对苏联驻华大使馆1966年第二季度政治信函的评述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力于团结的方针，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统一行动的实施不仅为苏中关系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改善提供了可能，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克服民族主义和其他已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障碍的现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由勃列日涅夫署名的、苏共中央委员会1965年11月28日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中讲道：“我们深信，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苏联人民与中国人民，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人民一样，在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反对剥削和压迫、争取民族解放、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摆脱殖民压迫中有着共同的目标。”

但是，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回信中支持了1965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的分裂立场，以侮辱性的口吻提出了荒谬的最后通牒，即“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彻底结束你们在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期间以及在赫鲁晓夫离任后犯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错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

1966年1月以А.Н.谢列平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经越南对北京进行了访问，这次访问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在代表大会前夕进行个人之间的接触提供了另一次机会。然而中国人示威性地不肯利用这次机会，而仅限于对代表团进行礼节性的会见。

为了向中国共产党显示诚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邀请信，邀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携家人来苏联休假。此信并未收到回复。

3月1日向中国人转交了1966年2月24日由勃列日涅夫同志署名的致中共中央委员会及毛泽东的信，信中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在3月22日对这封友好来信作了回复，他们不仅拒绝了邀请，还诽谤性地指责我们党及其领导人。中国人在这封信中声称所谓“苏共的领导已经变成了当代修正主义的中心”，苏共中央似乎将自己放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人民阵线的队伍之外”等。这封信中尤其要注意的是，结尾部分提到，当遭到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时，苏联如果“进行坚决的抵抗”，中国将会和苏联肩并肩共同与敌人作斗争。 [63]

中国的领导人已经试图着手在国际国产主义运动中建立反对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某种阵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缅甸、马来亚、泰国、日本和新西兰的共产党拒绝向我们的代表大会派出代表。

虽然在关于处理与苏共二十三大关系的事情上中国人成功地拉拢了那些抱有指责态度的党派，但是总的来说，他们的努力并未在这个方向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人不仅未能扩大自己盟友的数量，而且也无法阻挠那些当时拒绝参加1965年莫斯科协商会议的党派来参加苏共代表大会。越南劳动党于1966年1月在以А.Н.谢列平同志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河内停留期间宣布向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这一决定严重打击了那些分裂分子们。虽然中国人继续向河内和平壤施加压力，然而他们并未能防止除阿尔巴尼亚外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党的代表团参加代表大会。根据已经掌握的消息，最后就连中国人向越南领导人提出的哪怕降低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级别的要求都没有达到。

苏共代表大会前夕，中国人安排了以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宫本显治在这里受到了政府首脑级别的招待。中国对此次日本代表团访问大肆宣传，试图欺骗自己的人民，蒙蔽他们的意识，让他们以为在同苏联共产党的斗争中中国有很多盟友。然而，虽然宣布了要进行正式的“谈判”，但宫本显治对北京的访问没有发表任何阐述共同立场的协议。根据报刊消息，宫本显治返回日本后证实，北京并未迫使日本共产党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代表大会。

同时，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缅甸、马来亚和泰国的共产党对于拒绝派代表出席苏共代表大会并未说明原因，在他们的回复中并未包含任何对苏联的攻击。

中国为反对苏共二十三大进行了很多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企图向中国人民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分裂主义领导的正确性，在自己的拥护者面前展现自己反对苏联方针的决心和必要性，给自己的兄弟党派施加压力。中国的宣传开始声称，正是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旗手”，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想法都是与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因此应该视为“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对象。

中国的宣传试图毫无根据地向干部和平民暗示，苏联开始走向了“恢复资本主义”的道路，“90％的苏联人民想要革命”。对此，中国的报纸不停地进行愚蠢的(包括致苏联领导人的署名文章)的攻击和恐吓。比如《人民日报》1966年2月2日写道：“全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原谅他们。苏联人民也不会原谅他们。他们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他们还对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和苏联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进行变本加厉的辱骂。

尤其是在代表大会前夕和召开期间，中国大肆宣传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攻击。苏联政府几乎所有的关于巩固和平和全世界合作的对外政策都遭到了抨击。很明显，通过歪曲这些政策，中国的宣传希望把此作为“中国包围”的一个手段，并且宣称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在蒙古“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塔什干的谈判“是美苏合作的成果”，“是亚洲和非洲地区反帝国主义的削弱”，今年年初，一些苏日协议(关于航线等)的签署是“对日本反动派的妥协”，是“苏美合作在苏日关系中的扩大”等。

中国还试图中伤苏联对越南人民提供的帮助。1965年12月30日，陈毅在日本记者的采访中说，苏联的帮助似乎“存在着特殊的目的”，并非发自内心，而是企图“控制越南，以此将越南问题的解决拉到美苏合作的轨道上”。陈毅说，苏联给予的帮助“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与苏联的实力不符”。带着明显的教唆目的，他说道，苏联的军事装备“可以通过海上运输”，苏联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牵制美国，但是苏联领导人并未这样做”。

怀着所有类似的想法，中国人认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目的是“与美国一起占领全世界”建立“包围共产主义中国的包围圈”，“与美帝国主义组成反对中国，反对社会主义解放运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神圣同盟’”等。

中国领导人向党和人民隐藏了苏共二十三大的材料和决议。在官方报纸上甚至没有刊登代表大会开幕和闭幕的消息，没有提到外国代表参加会议的内容。

并且，通过半公开报纸《参考消息》不断发布关于苏联，苏联共产党和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虚假报道。

中国领导人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并且还暗示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社会，声称这并不会把中国和革命力量隔离开，中国拥有全世界广泛的支持，处于“政治进攻”的状态。为了制造这种有利的假象，中国人采取了一系列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手段。二十三大召开前期，他们派刘少奇访问巴基斯坦。中国举行了很多大会(尤其是在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来访期间)“支持美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些大会上宣布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党，世界革命人民站在他们这一边，不是中国人被孤立了，而是“当代的修正主义者”被孤立了。

中国领导们想出来了一个作为对苏共二十三大的回答的政治举动，那就是邀请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中国庆祝五一劳动节。这次访问被称为“对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修正主义的严重打击”。它导致了中阿的反苏好战主义。1966年中国的五一劳动节有史以来第一次打起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现在中国高层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也已经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反苏讲话。他们不断重复中国对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虚假宣传，似乎在争相毁谤我们的党和党的领导。

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直在重复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不可分割性”。邓小平在上海的一次大会的讲话中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建立“唯一的反对美帝国主义阵线”的“革命”口号的反苏内容。邓小平说，这个阵线应该“不是狭隘的，而是最广阔的”(中国人去年还说不会拒绝与“许多民族主义国家的上层阶级代表”和西方“部分资产阶级垄断者”隔绝)。他还说，这个阵线应该是“真正的，而不是虚假的”，“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的集体……当然不能进入这个阵线”。

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在中国期间，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的威胁通过“力量的展示”得到了加强。5月9日胜利日这一天，中国进行了“含有聚变材料的核爆炸”。在官方的“公告”中宣称，这次爆炸是“为了反对美国在与苏联的勾结中实现的核垄断和所有被压迫人民和民族革命斗争受到的核爆炸威胁”。同时还刊登了巴基斯坦报纸《黎明报》采访周恩来的文章，文章强调，中国不会主动发起对美国的战争挑唆。

在访问中国期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谢胡、凯莱齐、卡博对自己的主人随声附和，谈到了“对抗意识形态系统的不共戴天的斗争”，并声称斗争将持续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最终战胜修正主义，等等。

阿尔巴尼亚人非常愤怒地指责那些持“中立”立场的党派(显然首先指的是越南劳动党和朝鲜劳动党)，向所有党派证明他们必须确定站在斗争的哪一边的必要性。

5月15日发表的中阿联合声明充斥着反对苏共二十三大和苏联领导的言论，这些言论来自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在访问期间的讲话。声明的作者要求“以双倍的努力将”反对苏共的“斗争进行到底”，“毫不放松”，决不妥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答应停止“辩论”和党派斗争，“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要划清界限”，“无论如何绝不走统一行动”的道路，等等，完全公开地表明了颠覆苏联事业的企图。声明还说道：“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确信，修正主义在苏联的统治是暂时的现象，并相信伟大的苏联人民具有不可估量的革命力量。”两党宣称“对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帮助是崇高的责任”。

大使馆认为，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是特定时期出自维持国内政治秩序的考虑。

在“调整”时期，中国的领导成功地清理了国家经济建设中的许多冒险主义实验的严重后果，使工业状况趋于规范化，恢复了农业生产，保持了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等等。

然而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没有弥补“大跃进”时期浪费的时间。根据我们的评估，196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1770亿—1800亿人民币，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指标的83％—85％。其中工业产值低于90％，而农业产值大约为75％。1965年在工业上的投资额不到1958年的一半。居民生活水平还很低。第二个五年计划预计将工人和职员的工资以及农民的收入增加25％—30％，实际上在过去的8年中，工人和职员名义上的平均工资仅仅涨了大约3％—5％，而他们的实际工资以及农民的收入甚至只是持平。粮食问题则尤其严重。人均粮食产量由1957年的282公斤下降到1965年的267公斤，只是1952年的水平。在军队以及军事尤其是原子工业的加速发展上的支出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很早之前承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至今还未公布，也未确立。没有关于中国1966年的预算和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信息。报纸评论道，现在还找不到国民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的新的解决方案。

想通过“拧紧螺丝”的办法来改善复杂的国家经济状况是中国紧张的内政形势采取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及其周围的人不惜任何代价要证明自己方针的正确性，并且紧握手中的权力，用独裁的手段管理国家内部，越来越趋向于用镇压措施来抑制不满情绪和可能存在的反对力量。故意制造“阶级斗争形势恶化”的局势，搜寻镇压所有的“敌人”、“反党分子”、“内部修正主义者”。同时还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宪法基本要求的忽视。将近10年没有召开中共代表大会，自1962年起不报道关于全会的消息，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例会。

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不久，中共就开始更迭党和国家机关以及文化和教育机构的领导干部。在一个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运动中，第一步就提出了发现和清除所有同情苏联和苏共政策的人员的要求，防止中国走苏联的道路，这条道路被中国的宣传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朱德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的会谈中讲到，中共最主要政治任务是“完全清除内部修正主义者，防止中国走苏联道路，消除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的影响被视为当前制度和政策方针的最大威胁。6月4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说，反对形成于10年前的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平等的、和平共处的关系”。还指出，现在“在毛泽东思想的拥护派和反对派之间”存在着斗争，《大公报》7月13日宣布：“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我们的死敌。”报纸上，广播里，会议上经常揭露“内部修正主义分子与苏联在中国国内进行犯罪活动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的代表大会之后，中国进行清洗目的是为了压制党和国家内部出现的对中共与苏共关系方针正确性的怀疑，并引发对苏联的敌意的增加。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做出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派代表团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那么现在我党的思想和关于苏联的真相将必然更广泛地在中国传播。

同时，中国领导人拒绝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也显示了我们党对团结的错误估计。尽管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三大有了路线上的部分调整，中国人还是不愿停止通过讹诈和威胁、通过在意识形态上发动攻击、通过进行政治阴谋使苏联做出重大让步的妄想，哪怕是部分改变对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三大的路线的看法。

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以及拒绝的形式，显然都是在试图利用国际主义对苏联人民——他们非常关切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问题，对我党施加压力。他们显然是在打算迫使苏共二十三大在中心工作中提出中国问题，从而将大会的注意力从共产主义建设的迫切问题的讨论上转移开，引起分歧和矛盾，得以有机会将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分裂的罪名加到苏共的头上。

在共产党确定其同苏共二十三大的关系时，其对外政策上的目标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这个目标就是希望通过向西方国家展示自己反苏政策的不动摇性来换取西方与中国关系的扩大和鼓舞国外的拥护者，从而制止那些在我党推行的团结政策的影响下的“马列主义力量的分化”，拒绝参加二十三大还是对兄弟党施加压力的一种方式，企图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和那些与北京的霸权主义图谋背道而驰的进步力量实现团结。

中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开始的一个新的阶段的斗争。这个目标是党和国家最近几个月以来政治方向上的一个质的转变。

在内政方面，这一转变包括拒绝走苏联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走过并正在走的发展道路。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走的道路和之前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式已经互相抵触，而原则上，就像是走向“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面经验”，因此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利。具有代表性的是，不仅苏联1956年之后的政策遭到批评，被批评的还包括苏联共产党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等)。中国推出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这其实就是中国的反苏主义加强，就是同打着“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口号根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的加强。

借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掩盖，中国领导人宣称，他们将只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发展，根据这一思想，“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到“一百年甚至几百年”以后才能解决。

在对外政策方面，体现在对“美国是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口号修改以及正式宣布苏联具有和美国一样的敌对性的方针上。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和反对以苏共为“中心”的“当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被当作“两项不可分割的任务”。邓小平发出了现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口号，也就是既不和美帝国主义联合，也不和苏联联合。然而他接着又说，更不愿意的是与苏共联合，因为“当代修正主义扮演着任何帝国主义者、任何反动分子和老牌修正主义叛徒都扮演不了的角色”。

恰恰就在苏共准备召开二十三大期间，美国开始加强了美中关系的改善，采取了协调相互关系的步骤，提出了向中国出售粮食的建议。

从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为了划清界限而走的重要一步。这一路线于1965年11月11日的一份文章中被提出，并在196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被证实。

中国领导人对苏共二十三大的反应，以及最近一年半以来对苏共在苏中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否定证明，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将自己的命运与深化自己的方针联系在一起，与反对苏共和苏联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中国领导人虽然通过在国内发起广泛的政治运动，通过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通过中国领导人到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访问来加固自己的地位，但是中国并没有在内政外交上获得应有的地位。而且完全有理由说，就是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明显的类似于“大跃进”失败时期全国经历的政治危机，它表现在为了权力而进行的内部斗争的加强。

中国领导人没能够完全向干部和人民掩盖苏联的政策和苏共二十三大决议的真相。他们不得不加强对那些表现出反对、动摇或者怀疑中共的特殊方针的人的镇压。中国在我们的二十三大之后开展的以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旗帜的大清洗说明，中国的领导者无法压制和清除党和国家内部对苏联的同情，对苏联经验以及我党二十三大之后的生活和活动所怀有的兴趣。

中共领导人拒绝团结苏联、苏共、其他兄弟国家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以及破坏对越南进行援助的分裂主义路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给中国带来的损害越来越明显。苏共二十三大之后，中国在与越南、朝鲜、古巴、罗马尼亚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处中经历的困难越来越明显。

所有这些再一次证明了苏共(1964年)10月中央全会和二十三大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尽管现在的中国反苏民族主义分子更加嚣张，但是可以确定地说，在与中共的关系中一直保持的平稳和坚定的方针现在已经有了回报，毫无疑问将有助于我们将来团结反帝国主义力量和把中国稳固在社会主义阵地上。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分送：伊利切夫，第二欧洲司；马立克，第四欧洲司；奥尔洛夫，第五欧洲司；谢苗诺夫，…… [64] ；费留宾，…… [65] ；维诺格拉多夫，第一非洲司；格鲁比亚科夫，第二非洲司；茹科夫，第三非洲司；扎米亚京，近东司；科瓦廖夫，中东司；科尔尼延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南亚司；诺维科夫，乌克兰外交部东南亚司；罗曼诺夫斯基，白俄罗斯外交部情报司；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司；档案室

第944ДВ号

1966年7月25日，КЧ/ес

第915号

ЦГАРК，ф.1955，оп.2，д.295，л.1-15

№11783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1966年8月9日)

绝密

关于1950—1953年朝鲜战争及停战谈判 [66]

一、战争准备及战争第一阶段

自1948年南北朝鲜分别进行选举，南方成立李承晚傀儡政府，北方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来，南北方之间的关系即急剧恶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汉城政权都宣称对整个朝鲜享有主权。苏军和美军于1948年从朝鲜撤出后，三八线地区的形势变得愈加紧张起来。

此时，金日成和其他朝鲜领导人已下定决心，以武力方式统一朝鲜，而未对当时存在着的和平统一的可能性——通过南朝鲜广泛发展的民主运动来达到统一的目的——给予必要的注意和考虑。

当时朝鲜人民军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大大超过南朝鲜的武装力量。至1950年1月，朝鲜人民军总数已达11万人，一批新的战斗师正在迅速组建。

由于估计美国不会介入在南朝鲜爆发的战争，金日成一再坚持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意他用武力统一国家的计划。(第4 51、233号电报，1950年)

开始时，斯大林对金日成的反复要求持保留态度，认为“这样一个与南朝鲜有关的重大问题……需要做非常周密的准备”，但他原则上并不反对这个计划。对朝鲜人所拟方案的最终认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期间。随后，金日成于5月访问了北京，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朝鲜政府预计分三步实现他们的目标：

(一)把部队集结在三八线附近；

(二)向南方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

(三)在南方拒绝和平统一建议之后开始军事行动。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北朝鲜人有关提供武器装备以组建人民军新的战斗部队的一切要求，都以最快速度给予了满足。中国领导人也向北朝鲜移交了一个由朝鲜籍士兵组成的师，这些朝鲜籍士兵曾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中国还许诺提供食品援助，并调一个军驻扎在靠近朝鲜边界的地方，“以防日本人站在南朝鲜一边介入战争”。(第62号电报，1950年)

至1950年5月底，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共同报告，在三八线的军事集结已经完毕。在金日成的坚持下，军事行动的发起时间定为1950年6月25日。(第408号电报，1950年)

在进攻即将开始时，北朝鲜的军事力量与南朝鲜相比占有很大优势。南北朝鲜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军队人数1∶2；步枪1∶2；机关枪1∶7；冲锋枪1∶13；坦克1∶6.5；作战飞机1∶6。朝鲜人民军拟定的作战计划预计，每天向南推进15—20公里，整个军事行动在22—27天内基本完成。(第468号电报，1950年)

〔此处有一段对1950年10月之前战争进程的简短叙述，从朝鲜人民军在6月、7月和8月的最初胜利直到9月美国人在仁川两栖登陆后他们几乎被彻底击败。〕

在朝鲜人民的这个最严峻关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竭尽全力组建新的部队，并利用中国边界地区来完成这一任务。被包围于南部的人民军各部队，则在山区坚持分散作战。

二、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

在金日成于1950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强调指出，他确信美国不会“为像朝鲜这样的区区之地”而卷入战争。毛还提到，中国政府将在沈阳地区部署一支部队，以便在南朝鲜拉日本军人参与军事行动时，向北朝鲜提供必要的援助。中国领导人一直认为美军不会介入战争，因此没有打算以派遣大量兵员的方式帮助北朝鲜。

1950年8月，美军飞机开始对靠近鸭绿江的中国领土进行轰炸。1950年10月，也就是在美军实施仁川登陆不久，战线很快移至接近中朝边界的地区，敌方的大炮开始轰击中国一侧。美国第七舰队进入了台湾海峡。

此时，朝鲜人民军实际上已经完全失去了作战能力。逃出包围圈的残余部队正在夺路向中国退却，以便重新整编。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中国政府只是在中国的安全确实受到威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真正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才决定派遣志愿军进入朝鲜。1950年10月的下半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随后不久，中国入朝部队的总数达100万人，还有大约同样数量的人员被派往朝鲜做运输工作。至1951年底，朝鲜人民军总数约33.7万人。在敌人一方，约有70万官兵加入地面战斗，其中包括38万南朝鲜军和28万美军，而执行海上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未计算在内。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和苏联军事顾问的积极介入——他们参加了所有重要战役的组织和筹划——在军事方面造成了决定性的突破。美军和南朝鲜军被迫退回三八线，在有些地段向南后撤更远。在西线作战的中国部队于1951年1月初占领了汉城。

然而，中国军队按照中共领导人守住三八线的战略方针，放弃汉城实施北撤。他们未对人民军试图将东线美军赶过三八线的作战提供支援。

在战争的这段时间，金日成同以彭德怀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之间发生了尖锐矛盾。朝鲜人不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放弃汉城的做法，并指责他们未对东线人民军部队提供支援。

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中国人企图拉拢朝鲜人民军的指挥官，说明这种看法的例证之一是朴一禹事件。朴是朝鲜人民军驻中国志愿军司令部首席代表。金日成不只一次宣称朴一禹的言行俨然是毛泽东的私人代表，他试图诋毁朝鲜劳动党的领导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中国人煽动各种阴谋，利用朴一禹来反对金日成。彭德怀大言不惭地发表对金日成军事指挥能力低下的看法。中国指挥官明显地蔑视朝鲜人，表现出一种大国主义态度。有一次金日成到彭德怀的司令部时，曾遭到中国警卫的阻拦，并被他们扣押了很长一段时间。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

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在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

尽管如此，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扭转战局和使战线保持在三八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志愿军在参战的第一年伤亡超过30万人。

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在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又在朝鲜驻扎了5年多。直到1958年10月底，在朝鲜人的压力之下，志愿军才最终撤回国内。

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

三、联合国和美国对朝鲜的干涉

〔此节为一段简短的概述。〕

四、停战谈判

至1951年中，朝鲜的局势已清楚表明，以武力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朝领导人都被迫承认了这一点。在同中朝方面进行初步磋商之后，苏联政府于1951年7月23日提出解决朝鲜军事冲突的建议。苏联代表指出：“第一步，应进行停火谈判，为此双方军队应撤离三八线。”这一建议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1951年6月27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拜访葛罗米柯(当时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就有关这些建议的大量问题向他提出要求。葛罗米柯向柯克阐明了苏联政府的立场，指出停战谈判必须是在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司令部为一方代表，而朝鲜人民军司令部和中国志愿军司令部为另一方代表的情况下，才可以举行。葛罗米柯同志特别提出，谈判必须限制在军事问题方面，并且首先是停火问题。

6月29日，当时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通过广播向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呼吁，建议开始停战谈判。

7月1日，金日成和彭德怀在电台发表联合声明，对李奇微的呼吁做出答复。答复表示他们同意与美军司令部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停止军事行动和实现和平进行谈判”。

战争各方司令部的代表于1951年7月10日举行谈判，以后时续时断达两年以上，直到1953年7月底。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讨论了这样一些基本问题：在双方之间划定一条分界线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作为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详细制定实行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包括监督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的一个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责。

到1952年5月初，除了如何对待战俘的问题外，对所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后来，战俘问题也在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得到了解决。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停战协定的缔结。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期间，同苏联领导人就朝鲜问题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在这些会谈中，周恩来以中国政府的名义，急切要求苏联帮助加快停战谈判进程和签订停火协定。 [67] 中国人的这一立场同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为确保在复杂形势下各种有效措施得以实行，1953年3月，莫斯科派出一位特别代表，携带着关于加速和平谈判的建议前往平壤。到这时，朝鲜人也明确表示了他们以最快速度停止军事行动的愿望。

7月27日，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停战协定划定了军事分界线并规定双方的军队从这条线后撤两公里，以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还规定停战协定生效后72小时之内，双方军队都撤出非军事区。

〔此处列举了协定的条款。〕

五、停战后的朝鲜问题

朝鲜停战为这个国家实现和平的重新统一建立了前提条件。为达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是必须召开停战协定中设想的政治会议。

由于美国的破坏，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直到1954年4月26日才在日内瓦召开。美国代表竭尽全力阻止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在朝鲜半岛建立单一的、真正民主的政府为目标的各项建议。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对朝鲜有建设性的决议。

朝鲜问题直到现在仍然在联合国机构中被作为悬而未决的问题。这是联合国大会每一次例行会议“讨论”的一个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明确反对在联合国讨论所谓朝鲜问题，主张撤销“重新统一和恢复朝鲜委员会”，要求美国军队撤出朝鲜。朝鲜政府的这一主张得到苏联政府的全力支持。

文件送：勃列日涅夫(2份)、柯西金(2份)、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科瓦廖夫、科尔尼延科、苏达里科、外交部外交历史档案管理局、外交部国际问题司、外交部东南亚司、存档(2份)

ЦХСД，ф.5，оп.58，д.266，л.122-131

№10254 伊瓦舒京致苏共中央联络部报告：美国人认为越战对苏联有利(1966年8月23日)

致苏共中央联络部：

陆军上校Ч.Дж.菲茨杰拉德，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最近在与国防部外交事务局的官员们的讨论中，系统地、坚决地阐述了这一观念，作为谈判的发起人和积极的调解人，苏联在解决越南冲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

在这方面他认为，苏联谴责这场战争持续不断这一事实是有意图的：“当两种势力冲突的时候，比如说美国和越南共产党，就需要第三方力量帮助他们达成协议。只有苏联才是这种第三方力量。”

经过思考，菲茨杰拉德上校提出了以下几点关于解决越南冲突的方法：

——越南和平能够通过美国、北越、越共成员和南越政府之间的谈判完成。组织谈判的主要的障碍是北越的政府，虽然在现在的形势下，北越是谈判的最大受益者。同时，我们认为，越南的战争对苏联有利，因为它吸引了中国的注意力，否则，苏联与中国在边境问题和其他的问题上有很多麻烦。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主要目标正像它逐渐显露的那样，维持其威望——“体面地”撤离越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断地寻找谈判机会的原因。这是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苏联的使命，但是不幸，他没能从苏维埃代表那里找到谅解。——不久前总统任命А.哈里曼为他的特别助理，赋予他的任务是找到谈判的道路。他已经被指定利用所有最微小的可能性来实现这一目标。

——总统会见美军司令官威斯特摩兰后在得克萨斯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人民必须知道并不像他的前任断言的那样，胜利将会很快到来。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对此我们已经习惯了。

菲茨杰拉德上校在美国进攻越南问题上表达他的个人的态度：“我是军人，因此必须维护我的政府的政策，服从命令，但是，作为一个人，我也许有时对美国被逐渐削弱的威望感到惭愧。”

П.伊瓦舒京(签名)

1966年8月23日

第46722号

手写批注：

归档。情报资料。已经用于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工作。

И.波兹尼亚克

ЦХСД，ф.5，оп.58，д.262，л.237-238

№25716 伊利切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抗议苏联驻华使馆遭受中国人围攻 [68] (1966年8月26日)

……

Л.伊利切夫宣读了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周围发生事件的抗议照会。

张德群宣称，他“坚决”反对苏联大使馆的抗议照会，它似乎在“污蔑中国的革命群众”，“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这里，他声明，是在搞“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其宗旨是根除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流毒等。人民群众的……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合法的。

……Л.伊利切夫说，“干涉”中国的内政，“污蔑”中国人民，这都是没有根据的，臆造出来的。并说，不能回避那些流氓年轻人在我大使馆面前众所周知胡作非为的事实。

张德群开始纠缠不断反复地说，照会是对“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的污蔑，“干涉中国的内政”，等等。

……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223，д.5，л.81

№10402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加强对中国的科学研究(1966年9月1日)

为了改善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和加强各有关部门的中国学干部，为在国内广泛培养具有各种专长的中国学干部，兹实施以下措施：

一、在苏联科学院内，以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问题研究所秘密的中国问题处为基础，组建非公开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公开的报刊和通信中以及进行对外联络时，称该所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经与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后，在2个月期限内，制定和审批当代中国问题内部研究所的章程、机构，确定其科学工作人员为200人。责成苏联财政部，自1966年起，相应地扩大对苏联科学院的工资基金拨款以及与组建研究所有关的其他开支拨款，以上拨款均计入苏联科学院预算的总的拨款中。

二、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以下各种问题：

中共党史及其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的相互关系；中共领导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际社会组织中的政策；

中国的经济状况和国内政治状况，国家的建设情况；

中苏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

中国共产党特殊方针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中国的对内和对外宣传活动，其内容、方法和形式。

研究所还应该进行：

翻译、整理和出版有关中国当代历史、中共党史、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对外政策方面的重要材料；

加工整理中国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材料以及台湾、香港、日本和西方中国学的书籍；

撰写关于中国国内外政策以及中共领导人活动的详细报告。

三、责成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定期向苏共中央以及中央的有关各部和各组织提交情报资料，并研究制定关于中苏关系迫切问题的建议。

四、在有苏共中央其他相关部参加的情况下经与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以及苏共中央办公厅协商，确定研究所的科研题目，审核其工作计划以及挑选科学工作干部。

五、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在工资待遇、物资保障以及工作条件方面与一级研究所相同。

六、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新闻社、塔斯社，有责任向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提供关于中国及其邻国的具有机密性质的情报资料。

七、苏联财政部每年应拨给研究所2500外汇卢布和3000元人民币，用于定购和购买外国书籍和期刊。

八、允许研究所的领导人吸收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中国及其邻国方面有知识但没有学位的人员来所任高级研究员，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7年6月5日第660号关于高级研究员——具有10年以上科学工作工龄的科学副博士薪金的规定，确定其3年之内的职务薪金。

九、责成莫斯科委员会(普罗梅斯洛夫同志)，在1966—1967年期间，为苏联科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建造一座考虑到其专业特点的大厦。在大厦建成之前，采取临时安置研究所的措施。

十、批准研究所自1966年起，以印刷机关的身份出版内部学术通报，每年为6期，规模为20印张，每一期都将分送给研究所的有关组织和学术机关以及各图书馆专门保管机密文件的部门。在通报上刊登研究所工作人员和相应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的关于中国现实问题的学术著作以及对中国的和其他外国的中国学工作的评论文章。责成科学出版社，为在学术通报上刊登的文章以及由中国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专著和其他学术著作支付稿酬，金额为每印张100卢布以内。

十一、根据苏共中央1965年11月18日的决议，必须广泛培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中国学干部，更好地解决他们的工作分配问题，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查明国家、科学和社会各个重要机构对中国学干部的需求，并以中央各级组织和部门的长远利益以及深入研究现代中国问题的必要性和在苏联高等院校扩大中国学专业授课为出发点，采取措施培养具备各种专业知识的中国学干部以满足这些部门的需求。

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应该采取措施，自1966—1967学年开始，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扩大中国学学科的招生名额。

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以及拥有专业学校的其他部门，应该注意广泛培养相应专业的中国学干部。

在3个月期限内，将所采取的措施报告苏共中央。

十二、委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并吸收有关部门、组织和机关参加，研究国内东方学干部培训的现状问题，并向苏共中央提交相应的建议。

十三、责成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开设1—2所汉语专业学校。

十四、委托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教育部协同苏联科学院，研究在高级和中级学校相应的年级开展中国历史、经济和社会政治思想课程的问题。

十五、高级党校和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学校和苏联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特种机密学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的教程里，应该规定专门的章节，用于研究中国的状况以及对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评。

十六、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应该系统地组织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状况，简要介绍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学技术书籍。委托全苏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组织出版内部刊物《中国科学技术》通报。

十七、出版委员会：

应该保证系统出版中国学书籍；允许苏联科学院现代中国问题研究所不经书刊检查而获得关于中国学的外国书籍。

十八、责成苏联外交部、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和苏联科学院利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见习学校以及与中国大学生和实习生交换，加快培养中国学专业人员，以此满足有关部门和科学研究机关对中国学干部的需求。

十九、提交政治局审批。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杰米切夫同志、特拉佩兹尼科夫同志、舍夫利亚金同志、库拉科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

ЦХСД，ф.4，оп.19，д.439，л.3 6

№25474 中国外交部的照会：关于使用北京—莫斯科航线 [69] (1966年9月21日)

……

在12年内只有苏联方面在使用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北京航线的经营权，而当中国方面在自己完全公正合法的权利范围内提出关于使用北京—伊尔库茨克—莫斯科整条航线的问题时，苏联方面便开始加以阻挠。这再一次暴露了你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

……

АВПРФ，ф.0100，оп.59，п.525，д.2，л.29

№25470 外交部东南亚司的报告：越南劳动党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70] (1966年10月17日)

……

直至今年9月之前，越南官方宣传机构都以缄默回避正在中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在与苏联驻河内大使馆以及其他欧洲兄弟国家代表举行的正式会谈中，越南负责人都回避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同时在秘密会谈中有些越南同志表示困惑不解，甚至不赞成在中国开展的这场运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北越的知识分子表现出特别的不安，担心在中国的影响下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开始这样的“革命”……许多知识分子代表和干部们对中国“红卫兵”的行为表示愤慨，把他们形容为“真正的土匪、横行不法和无政府主义现象”，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注意到越南劳动党宣传机构类似这样的情绪，今年夏天对他们进行了秘密的解释工作，着重指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内政，不适用于越南，也不会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造成任何影响。9月中旬，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干部们传达的文件中指出，“不应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思潮，但也不需要大声疾呼，来表示我们不同意这些思潮。出发点必须是：这首先是中国的内政”。

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讯社和越南劳动党的克制，很可能引起了北京的不满。根据某些资料，早在今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就向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议，希望像中国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势力那样支持“文化大革命”。

非常值得重视的是，从今年9月份最初的几天开始，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就组建了一些体验战时生活模式的青年队。正如报纸中所指出的，这些青年队的任务是，在青年中开展教育工作，在公共场合监督人们对战时生活方式原则的遵守，并向相关的单位提供帮助，维持城市的安定和秩序。

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理由能指出越南的青年队与中国的“红卫兵”之间的相同之处。但是要警惕这些青年队行为方式的一些类似之处，还要警惕的是，越南青年队成员自己曾声称，他们的目的是在文化和思想领域进行革命。

……

АВПРФ，ф.0100，оп.59，п.529，д.37，л.72-75

№25951 外交部远东司的报告：蒙古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1966年10月21日)

机密

文本第20份

1966年10月24日

第2975/ГС号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

阿拉木图市

发送，供参考。

苏联外交部秘书长

Д.茹科夫(签名)

蒙古同亚非发展中国家关系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情况报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其威望得到提高。到194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主革命，坚定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员。如果说1948年以前只有苏联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那么，到了1950年下半年，已经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除外)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战后初期帝国主义发动的冷战和制造的紧张国际局势不利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展更为广泛的国际联系。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和影响的增强，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急剧改变了世界形势。这一状况，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坚定地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始终如一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极大地促进了蒙古同亚非国家的联系。一些新独立国家在寻找摆脱长期落后的道路过程中，对蒙古人民共和国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经验表现出浓厚兴趣。从1950年代下半期起开始了亚非国家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期。

第一个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的亚洲国家是印度(1955年12月建交)。毫无疑问，这一事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蒙古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相比，蒙古印度关系最具生机和活力。这首先得益于蒙印关系建立后，在德里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代办处。1956年12月蒙古驻印度大使馆的建立(在蒙古历史中，这是第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之外的国家建立的大使馆)，毫无疑问，不仅促进了两国关系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使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其他亚洲国家的外交活动活跃起来。

蒙古印尼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在蒙印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1957年9月，应蒙古大人民呼拉尔主席Ж.桑布的邀请，印度副总统С.拉达克里希南(现任总统)访问蒙古。会晤结果签署了会谈公报，在公报中可以找到双方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有共同利益的表述。

1959年9月，应印度总理尼赫鲁的邀请，由Ю.泽登巴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访问印度是蒙印关系史中的重大事件。代表团组成有：部长会议副主席С.鲁布桑和外交部长П.沙格达尔苏伦。代表团在印度各地访问，先后去了加尔各答、阿格拉、班加罗尔和孟买。在访问期间同印度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晤和会谈，讨论了扩大两国往来，其中包括贸易往来的问题。

此行对于巩固蒙印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处处受到欢迎，被看作是古代亚洲的代表，曾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而今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会谈公报中强调了蒙印之间有悠久的历史往来传统。在会谈公报中指出：“两国总理在会谈中都提及两国之间悠久的历史联系，并愉快地指出，今后这种联系将会在新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和巩固。”

同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居民、国务及社会活动家的会谈，泽登巴尔的新闻记者招待会，这些都有利于印度和国际社会了解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了解蒙古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泽登巴尔的印度之行表明蒙古领导人访问发展中国家来宣传蒙古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经验、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总体来看是有益的和有效果的。

1965年夏天，先是印度通信与无线电广播部长英迪拉·甘地，随后是外交部长拉克什米·梅农对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两国议会往来得到发展。1962年9月，由人民会议主席辛格率领的议会访问蒙古。同时，蒙古议会代表团于1962年11月访问了印度，代表团团长Б.什兰德布院士此行受到印度领导人热情的招待和关注。代表团受到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的接见。

作为亚洲重要国家之一的印度和蒙古两国国务活动家的互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蒙古在国际舞台威信的提高。

印度是第一个同蒙古签订为期5年的文化协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印蒙和蒙印文化协会在两国文化交流过程中起到不小的作用。前者是1957年12月建立的，后者是1958年下半年建立的。在庆祝民族节日时，协会倡导组织电影播放、照片展览等活动。两国之间经常组织文艺团体、学者，以及宗教界活动家访问活动，其他社会各界人士也保持着某些联系。如不久前印度工联大会就邀请了蒙古工联代表参加。

蒙印两国关系总体上是友好的。在双边联系方面，主要是通过文化合作的形式。印度政府对扩大合作的领域没有表现出兴趣。这一情况的证据是，到目前为止在乌兰巴托没有建立印度常设办事处。印度驻莫斯科大使每年都前往乌兰巴托一两次。自然，这种情形不允许他定期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的确，应该说问题并不多，通过蒙古驻德里大使馆完全可以解决。因此，印度大使把自己在乌兰巴托的驻地只用于纯粹象征性的目的。

蒙古政府多次向印度人表示，希望印度从相互对等的原则出发，在蒙古建立自己的大使馆，包括去年英迪拉·甘地访问蒙古期间，也向她表达了这个愿望。今年3月，在德里召开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期间，应邀参加会议的蒙古代表团在同印度活动家会谈期间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众所周知，在印度议会开会期间讨论过在乌兰巴托建立公使馆的问题，但直至现在也没有做出积极的决定。印度官方解释说是外汇不够。显然，这种解释说明，由于蒙古已在德里设立代表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看到在乌兰巴托建立自己的大使馆的必要性，他们的考虑是，两国总的联系不多，并且也没有扩大的趋势。

印度方面放弃了关于扩大经济，首先是贸易联系问题的讨论，现在这种联系仅具有象征性意义。蒙古人表达了自己购买印度黄麻的意愿。按照蒙古人的话说，印度也表达了对购买蒙古出口的矿石的兴趣。但是，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格姆博扎夫在同苏联驻蒙古商务代表会谈中在谈到向印度出售矿石问题时承认此举没有可行性，他指出：“过境中国运输很困难，而经敖德萨转运在经济上又不合适，况且印度方面还要求商品包装，而包装的价钱比矿石本身还要贵。”这样，蒙古和印度之间扩大贸易往来的现实可能性暂时还不具备。

第二个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是缅甸。起初关系(1956年9月)确定在公使层面，而后，在1962年9月，蒙古和缅甸政府都做出了关于本国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的决定。两国委派的大使均系兼职——蒙古大使由蒙古驻德里大使兼任，缅甸大使由缅甸驻北京大使兼任。

蒙缅关系的建立总体上是有利的，具有友好性质。目前，缅甸领导层对蒙古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表现出兴趣。但是，蒙缅关系暂时没有取得明显的发展。

1957年12月，由副总理率领的缅甸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在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强调了双方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观点的一致性。公报中指出，为了进一步扩大双边友好关系，建立和发展经济与文化合作是合适的，双方商定进行贸易谈判，互派文化代表团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但是该声明到目前没有实现。

1956年9月，应蒙古人民共和国大呼拉尔主席团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问蒙古。在会晤期间就蒙古和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达成一致。印度尼西亚和蒙古大使的常设驻在地都在北京。

蒙古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暂时不会有什么进展，哪怕是互派代表团方面。甚至在庆祝蒙古人民革命40周年的活动，也只是委派印度尼西亚驻蒙古大使率领印度尼西亚政府代表团。

去年8月，在庆祝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建立20周年时，蒙古驻北京大使馆参赞萨姆丹作为代办前往雅加达。需要指出，有意思的是，在机场未受到任何人迎接，甚至没派汽车，尽管事先就接待蒙古代表问题达成了协议。印度尼西亚人的这种行为，看来可以被看作那一时期蒙古对中国持不友好态度，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支持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的表现。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在访问期间萨姆丹向印度尼西亚外交部表达了在雅加达建立本国常设代办处的愿望。

1961年6月，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的邀请，由艾地率领的印尼共代表团访问蒙古。谈判结束后签订了一份简短的公报，号召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近来蒙古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与蒙古同其他亚非国家的关系相比，具有友好性质。

第一个同蒙古建交的非洲国家是几内亚(1960年4月)。当年在科纳克里建立了蒙古大使馆。(从1965年起，委派蒙古驻阿尔及尔大使兼任驻几内亚大使。)自然，蒙古驻几内亚代办处在发展同该国联系方面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确实，几内亚暂时没有，也没打算近期在乌兰巴托建立自己的代办处，委派驻莫斯科大使兼任驻蒙古大使。

1960年9月，由总统和政府首脑塞古·杜尔率领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蒙古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第一位来到蒙古的非洲国家首脑。在联合公报中强调了蒙古和几内亚开展经济和文化往来的必要性。作为对这项内容的实施，蒙古和几内亚外交部长签订了文化合作的协定。从此时起，在这项协定的基础上每年在科纳克里签订关于文件合作的备忘录，据此交换文学作品、电影、图片资料等。

在塞古·杜尔访问蒙古期间，蒙古政府决定向几内亚提供无偿经济援助。毫无疑问，蒙古政府的这一举措展现了早先处于落后状态和被压迫地位的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后所取得的成就，现在允许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也吸引非洲国家对蒙古给予更多的注意，提高了蒙古在非洲国家的威信。

但是，这种援助的方式——在科纳克里建设一家医院却遭到了失败。在实施蒙古义务时遇到了一系列客观困难，被迫拖延了几年，最终是以其他形式履行的义务。决定向几内亚赠送苏联生产的汽车来代替建设医院：25辆“莫斯科人”牌汽车，5辆“伏尔加”牌汽车和2辆“嘎斯”牌汽车，总共价值80万图格里克。几内亚政府决定变卖这批汽车，利用获得的资金来建设医院，认为这是蒙古人民的礼物。

1960年11月30日，柬埔寨同蒙古建立了外交关系，几天以后，西哈努克访问了蒙古。在乌兰巴托访问期间，西哈努克对蒙古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把蒙古所取得的成就评价为“亚洲人民巨大生命力的例证”，亚洲国家取得快速的社会进步的例证。

在谈到柬埔寨同蒙古的相互关系时，西哈努克强调说，他们是亚洲团结的组成部分。在离开乌兰巴托时他表示：“高棉、蒙古团结是亚洲人民团结的组成部分。”1964年他在金边再次向蒙古大使泽沃格米德强调了这个思想。

确实，蒙古和柬埔寨之间未能保持任何形式的定期联络关系。只是在庆祝民族节日和其他一些重大事件时进行了电报交换。只是在去年9月在乌兰巴托签订了关于文化与科学合作的协定。据来自金边的消息，柬埔寨人现在按照自己的倡议实施去年签订的协定，制定同蒙古文化往来的计划，采取一些像交换影片、广播稿等形式的实践措施。

在1960年发表的蒙柬联合公报中指出，西哈努克邀请泽登巴尔访问柬埔寨。1964年初，蒙古大使泽沃格米德在柬埔寨短暂逗留期间打探了如果蒙古领导人访问东南亚国家时造访柬埔寨的可能性。西哈努克多次向泽沃格米德答复说，柬埔寨人非常乐于随时接待泽登巴尔或其他蒙古领导人。

1961年1月蒙古和尼泊尔就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达成协议。是年10月尼泊尔国王访问了蒙古。会谈结果签订了联合公报，强调双方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持有一致观点，以及关于蒙尼文化交流的协定。协定中确定双方互派文化、艺术、科学和体育活动家访问。事实上协定中关于合作的内容没有实施，除了宗教联络渠道外。

在公报中指出，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接受尼泊尔国王关于在其合适的时间访问尼泊尔邀请。访问暂未实现。确实，1964年12月，由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Б.什兰德布率领的蒙古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尼泊尔。代表团受到国王接见。

蒙古和尼泊尔之间没有保持任何形式的定期文化或经济往来。两国委派的大使均为兼任——尼泊尔大使由驻北京大使兼任，蒙古大使由驻德里大使兼任。

1960年10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发表了关于承认马里共和国的声明，表示准备与之建立外交关系。1961年1月，外交关系建立。但是直至1964年以前这种关系仅具形式，只是局限于互派的大使到彼此的首都访问，交换国书。1964年春在巴马科签订了关于蒙古和马里之间文化合作的协定，以及1964—1965年双方文化合作计划，规定交换摄影、文学和其他材料。1956年5月签订了该年文化合作计划。马里外交部文化司司长Д.瓦塔拉在签订这项计划后在谈到蒙马关系时指出，“双方都致力于巩固和扩大两国间的团结和友谊”。

蒙马关系和同所有非洲国家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1964年10月马里总统和政府主席莫迪博·凯塔访问蒙古。在访问期间就蒙马友好关系发展情况和其他一些相互感兴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还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和交流经验。莫迪博·凯塔邀请蒙古人民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他们合适的时候访问马里。

蒙古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奉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始终不渝地持赞同立场。1958年9月，亚非团结委员会蒙古委员会支持亚非团结委员会常务秘书处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号召，几天后蒙古政府正式发表了关于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声明。随后，蒙古方面多次采取同阿尔及利亚领导层建立直接联系的尝试。只是在经过3年后，1961年1月蒙古和阿尔及利亚之间才建立了外交关系。起初双边关系仅限于任命驻其他国家的大使兼任。蒙古政府代表团第一次访问阿尔及利亚是1964年庆祝阿尔及利亚革命胜利10周年之际。

根据蒙古积极开展对阿拉伯国家外交活动的意愿，以及准备参加第二届亚非会议的意愿，1965年在阿尔及尔建立了大使馆。毫无疑问，这一步骤将促进蒙古发展同马格里布 [71] 关系的发展。

1962年2月1日，在同一天蒙古同阿富汗和锡兰建立了外交关系。蒙古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停留在友好层面，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实际关系仅局限于大使在相互国家递交国书进行的简短会晤。

1962年蒙古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作为第一步措施，1962年3月巴基斯坦政府发表了关于正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声明。这份声明在蒙古得到积极反响，紧接着巴基斯坦提出了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正式建议，1962年7月实现。巴基斯坦是第一个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加入了侵略集团的国家。但是，暂时巴基斯坦和蒙古之间没有任何经济和文化联系。

蒙古密切关注老挝事件的发展和老挝人民反美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的斗争。1960年11月，蒙古发表了关于承认梭发那·富马政府为老挝第一届合法政府的声明。努力向从事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老挝进步力量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1951年4月蒙古政府向老挝人民援助了1万米布和30万吨大米。

1962年6月，应蒙古人民军事务部的邀请，老挝前军事委员会主席贡勒将军访问蒙古。这次会晤为建立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1962年9月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蒙古和老挝互派大使，均为兼任。美国恢复干涉后，美国反对老挝侵略行动引起老挝内部形势复杂化，影响到了蒙老关系的发展。

1966年3月，由冯维希率领的老挝爱国战线(НеоЛаоХакСат)代表团访问蒙古。蒙古方面满足了代表团关于以毛毯和肉罐头的方式提供援助的请求。在会晤期间还就苏发努冯访问蒙古一事达成协议。

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中的重大事件是1963年4月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事件促进了蒙古在国际舞台威望的提高。经济联系为这一行动奠定了基础，双方经济往来的基础是1957年签订的蒙古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贸易和支付协定，安排各种性质的代表团互访。

1965年12月，蒙古和加纳建立了大使级别关系。蒙加关系有不错的发展前景。早在正式建交之前，在第四届亚非团结大会(安卡拉)期间，蒙古代表团就同恩克鲁玛举行了会晤，并转交了邀请加纳议会人民党代表团访问蒙古的邀请信。恩克鲁玛接受了这次邀请。稍后双方重申了这个问题，恩克鲁玛预定前往乌兰巴托访问。但是，加纳政变中断了两国关系。

蒙古是第一个承认也门阿拉伯共和国的国家。1964年夏天，向阿卜杜拉·萨拉勒总统递交了访问蒙古的邀请信。阿卜杜拉·萨拉勒在复信中表示，他愉快地接受这次邀请，同时表示准备同蒙古建立外交关系。

在同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如突尼斯、摩洛哥、苏丹、中非共和国、乍得、上沃尔特、加蓬、喀麦隆、尼日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已迈出步伐。

1962年2月，蒙古和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伊拉克掌权后蒙伊关系急速恶化。1963年7月，由于蒙古向联合国提出关于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政府对库尔德人执行种族灭绝政策问题，伊拉克中断了同蒙古的外交关系。

伊拉克进步力量支持尽快复交。1965年夏天，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访问蒙古，对蒙古支持国内民主力量的斗争表示感谢。考虑到伊拉克近来发生的事件，蒙伊关系正常化值得期待。蒙古朋友建议在这方面采取一些措施。

这样，蒙古同亚非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极个别的除外，总体上处于正常状态，甚至具有友好性质。如果考虑到10年前蒙古还没有同这些大陆上的任何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有官方关系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同14个亚非国家保持着联系，毫无疑问，这是蒙古对外政策的重大成绩，是它在发展中国家威信提高的证明。

蒙古是亚洲前殖民地国家中最为落后的一个，它通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取得了重大成就，蒙古的榜样对亚非国家起到了促动作用。在这些国家眼中，蒙古的经验是他们通过自己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定向标。在不久前召开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五大会议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发言证实了这一点。在祝贺蒙古人民革命党十五大会议时，塞浦路斯劳动进步党主席表示：“我们认为，你们的努力和经验对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和正在寻找告别殖民主义遗留的赤贫和落后状况的人民来说特别重要。”南非共产党代表强调说：“在所有方面，蒙古的先进经验对我们的人民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蒙古参加亚非团结组织对蒙古在亚非国家威信的提高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蒙古被接纳参加亚非国家各种会议工作，参加联合国亚非组织等。蒙古在这里坚定地支持各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支持反对非洲一些国家少数白人的种族歧视制度的斗争。在这方面，蒙古总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出发，同苏联密切协调自己的活动。如果考虑到由于中国方面的抵制或其他原因，苏联不可能总是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会议，这一点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不久前蒙古代表团参加在卡萨布兰卡召开的亚非经济合作组织会议时，努力开展自己的活动，宣传自己的发展经验，消除中国代表团敌对活动的影响，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加入这一组织的要求。

与此同时还需要指出，最近一些年来，蒙古同一系列亚非国家的关系不仅没有沿着上升路线发展，而且积极性也降低了。如果说最初几年只是举行一些国家和政府首脑会晤，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政治接触主要是在庆祝民族节日或其他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事件时互致贺电。大使很少前往相互国家的首都，他们都是兼任的，通常具有礼节性质，在发展蒙古和亚非国家政治关系方面没有作出实质性贡献。

蒙古同大部分亚非国家的经济联系没有取得进展。在很多时候维持的这种联系实质上仅具有象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蒙古的资源出口极为有限，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有实质性进步。同时，蒙古的大众消费品还需要从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进口。一些亚非国家对于扩大同蒙古的贸易往来缺乏兴趣：第一，是由于交通运输不便；第二，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感兴趣的主要是进口工业设备，而不是成为蒙古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原料。

还有其他一些客观原因，以及一些主观因素，制约着蒙古同亚非国家关系的发展。

现在蒙古同这两个大陆的1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只在3个国家的首都(德里、阿尔及尔、科纳克里)建立了外交代办处。没有任何一个亚非国家在乌兰巴托建立常设外交代办处。

在很多时候蒙古拒绝参加沿着亚非团结路线举行的各种会议。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专业技术干部不足和外汇不够。

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家，蒙古是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唯一一个坚定地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坚持1957年和195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纲领文件的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始终如一地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从社会主义国家对等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的利益出发安排自己在国际舞台的活动。

在亚非国家存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条件下，那里不仅憎恨殖民主义国家，同时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信任，把他们归为“白人”一类。因此，一些亚非国家高度关注蒙古，在他们眼中蒙古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亚洲“有色”国家。

这不足为怪，因为发展中国家同蒙古发展关系时看中的是“亚洲”国家，有时是同自己有共同的“佛教”信仰、共同的文化和历史。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上面谈到的新加坡。

蒙古朋友明白亚非国家对自己持这种态度的优势。例如，今年2月，蒙古外交部长杜格尔苏伦在同葛罗米柯会谈时谈到，显然，在联合国各机构中经常把蒙古列为亚洲国家的候选人是合适的。

众所周知，近些年来，中国领导层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亚非团结问题上的政策是直接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相对抗的，在对待亚非国家的政策上，中国拒绝推行统一路线，总是竭力破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地区的阵地。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无可争议的亚洲国家的蒙古对亚非国家积极开展为我所需的活动，毫无疑问具有重要意义。扩大蒙古对这些国家的宣传将在某种程度上揭露中国关于“中国道路”是落后国家唯一可接受的道路的宣传。

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关于请求蒙古向科伦坡指派常驻外交代表的请求证实了这一点。他们以中国人加强对锡兰不友好的宣言为自己要求的依据。作为亚洲国家的蒙古在科伦坡建立外交代表常驻地，将有利于揭露中国方面的宣传，因为众所周知，在北京的宣言中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属于亚洲国家这个因素。此外，锡兰共产党领导人克尼曼和魏克玛沁格表示，还有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锡兰和蒙古同属佛教国家，蒙古在科伦坡建立外交代表常驻地将对锡兰政府和社会施加一定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这样，蒙古同亚非国家发展积极关系存在非常好的前景和可能性。必须扩大蒙古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这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而实现这一前景的可能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积极开展对亚非活动需要苏联在这方面提供实际援助予以巩固。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

1966年10月21日

Мб5397/гс

第1250号

ЦГАРК，ф.1955，оп.2，д.295，л.56-64

№25717 苏达利科夫与张德群会谈纪要：苏联使馆遭到围攻和侮辱 [72] (1966年10月27日)

……苏达利科夫宣读了照会：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近日来又不断受到中国公民有组织的无端挑衅和侮辱。

……10月23日起苏联大使馆的入口被堵。在大使馆附近结集的人群威胁、侮辱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到我使馆来访的外国客人。捣乱者大耍流氓腔、骂出一些脏话、做出一些低级下流的手势和姿势、吐痰等。

……使人不得不产生一种印象，国与国之间相互公认的原则、最起码的国际法准则和外交代表机构的豁免权在中国竟遭到粗暴的破坏已经变成一种惯例。

张德群说，他“反对照会中”对中国革命群众的攻击。苏联大使馆附近……发生的事件是……由苏方的行为引起的，……苏方毫无理由地决定将中国留学生驱逐出境。

张德群继续发挥说，好像苏联报刊天天刊登一些污蔑和攻击“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和甚至“中国各族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临时代办认为，“革命群众”的举动是正确的、无可指责的。

……

АВПРФ，ф.0100，оп.53，п.223，д.5，л.110-112

№25475 中国外交部的答复照会：关于苏联大使馆周围的反苏骚乱 [73] (1966年11月1日)

(对苏联外交部1966年10月27日照会的答复)

……最近苏联领导集团一方面与美帝国主义大肆勾结，竞相出卖全世界人民的革命利益，另一方面掀起新的反华浪潮，他们正走向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毫无理由地驱逐正在苏联学习的所有中国学生、研究生和实习人员。这必然引起广大革命的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慨。革命青年自发地聚集在通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反修路”上，张贴大字报，对你们毫无根据的驱逐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学生、研究生和实习人员表示抗议，并谴责你们的行径……这些完全都是正义的革命行动。……如果你们有足够的勇气，就将中国广大革命群众写的所有大字报刊登在苏联的报纸上，让苏联人民评价一下这些大字报中有什么内容是针对苏联人民的。

最近这几天我们国家的广大革命群众表现得非常克制，并保持秩序井然……你们的临时代办及其夫人，以及你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经常去“反修路”看大字报，没有受到任何阻挠。

……你们在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上比赫鲁晓夫走得更远。你们还有什么权利就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国际法准则夸夸其谈？我们倒想建议你们最好表现得更为诚实一些，否则，你们越是拼命伪装，就越充分地暴露你们自己反华的嘴脸。

АВПРФ，ф.0100，оп.59，п.525，д.2，л.38-39

№25482 马耶夫斯基致苏达利科夫函：关于中国中苏友协代表团的访问 [74] (1966年11月26日)

致Н.Г.苏达利科夫：

……总体来说，中国认为我们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审慎态度，好像证明了“领袖”的力量和绝对正确，使得“修正主义分子”都非常怕他。

……我们一直以拒绝与中国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论战为出发点。可问题在于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的论战。中国人致力于大国主义的目的，在于培养宗教式的狂热，教育青年参与任何的冒险行为，他们进行的不是论战，而是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运动。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反击这场反苏反社会主义的运动，在最大程度上符合国际共产主义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在中国逗留时所碰到的困难表明，我们前往中国的代表团唯一的立场，就是进攻式的强硬立场。

……

《真理报》政治评论员

马耶夫斯基

1966年11月26日

АВПРФ，ф.100，оп.53，п.224，д.33，л.26-27

№25546 谢尔比纳致杰米切夫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和红卫兵组织的比较 [75] (1966年11月底)

致П.Н.杰米切夫：

……

无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家的观点和反党的中国“红卫兵”流氓行为有什么样的一致，从现代性的进程来看，这些在本质上是反历史的，是毫无根据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活动家的错误认识和“红卫兵”的行为按其起源、思想和目的来看，他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错误的左倾看法在很多方面是对新的，尚不为人知的革命艺术的某些方面歪曲的反映，这经常会导致片面的歪曲和判断。

“红卫兵”的破坏行动已经不是什么错误认识，而是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精神财富的“否定和侵蚀”。

这里指的是С.科瓦廖夫的文章《社会主义和文化遗产》(《真理报》1966年9月16日)；Э.巴勒的文章《关于列宁主义对待文化革命的态度》(《苏联文化》1966年9月29日)；Л.阿拉尤的文章《旁注》(《法国来信》1966年8月8日)。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代所长

В.谢尔比纳

РГАНИ，ф.5，оп.58，д.24，л.217-218

№25705 1966年中国官员关于苏联和苏共的一些言论 [76] (1966年12月 [77] )

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给阿尔巴尼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贺电：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叛徒和工贼集团与你们相比，充其量是一堆烂泥，而你们是直上云霄的山峰。他们是一群在帝国主义面前卑躬屈膝的走狗；而你们是敢于与帝国主义斗争的无产阶级大无畏革命者。……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当权的苏联、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已经改变了或正在改变颜色，实现了或正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1965年12月

摘自陈毅答日本报纸《赤旗报》问：

“……如果他(苏联)真正想援助越南人民，全面、有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反美救国斗争，那他可以在各方面采取各种方法，牵制美国力量，为了不断地揭露美国在谈判问题上的阴谋。”

1966年4月

摘自刘宁一1966年4月9日在新西兰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领导人“扮演‘救火队’的角色，试图扑灭越南人民反对美帝的斗争”。

1966年5月

摘自周恩来1966年4月30日在北京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

“铁托集团在南斯拉夫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以苏联为首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严重损害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同时也给所有国家的千百万群众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反面经验，人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防止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蜕化变质。

……为了蒙骗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苏共领导集团在不久前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上继续玩弄两面手法：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叛变；假团结，真分裂。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证明了苏修领导集团无论怎样设法支撑快要倒塌的门面，也无法掩饰自己各种尖锐矛盾和严重的困难。苏共领导集团正坐在火山上。”

摘自邓小平于1966年5月6日在上海欢迎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再一次证明了苏共领导集团堕落了，蜕化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可救药的叛徒，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阴谋破坏者和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我们决不能和现代修正主义团结在一起，应该彻底干净地与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划清界限；决不能对他们手软，而应该与他们进行原则性的斗争；我们决不能对他们妥协，而应该将与他们的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决不能与它‘统一行动’；决不能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决不能美化他们，不应该给他们投下任何一根救命稻草。”

1966年6月

摘自陈毅1966年6月27日在亚非国家作家紧急会议上开幕式的讲话：

“我国进行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是一次严重的打击。他们除了失望以外，什么也得不到。我们可以问美帝国主义者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你们敢不敢在你们的国家发动像中国如此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我肯定地说，不敢。”

1966年7月

摘自周恩来1966年6月27日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的讲话：

“现代修正主义者阵营中霸权主义的地位越来越削弱了，他们的指挥棒已经失去了原先的威力。”

“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原则问题。而在原则问题上不可以立场不鲜明。”

摘自周恩来1966年7月9日在亚非国家作家紧急会议闭幕后的告别宴会上的讲话：

“决不能让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和印度反动派加入统一战线，相反，他们只能作为反美国国际统一战线的对象。”

摘自刘宁一1966年7月22日在支援越南人民斗争大会上的讲话：

“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从来不忘美苏合作的轨道上的越南问题，串联地为美国帝国主义提供帮助，因此他必定成为国际反美统一战线的斗争目标!”

1966年11月

摘自康生1966年11月2日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他们妄想阻止中国的革命潮流，共同玩起了新的反共、反华的把戏。……他们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帮帮腔的人，他们通过歪曲事实，制造各种谎言，将攻击矛头直指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他们跑到其他国家去，到处造谣，制造阴谋，妄图拼凑叛徒、工贼集团，达到赫鲁晓夫没有达到的孤立中国和反对中国的目的。……在与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没有中间路线。必须与以苏共领导集团为核心的苏联修正主义划清界限，无情地揭露其叛徒的真面目，决不与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АВПРФ，ф.0100，оп.54，п.228，д.11，л.8-87

№25471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匈牙利驱逐中国留学生 [78] (1966年12月1日)

……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国人驱逐了匈牙利学生。匈牙利决定让中国学生回国。

今年11月17日在得到又一次的提醒之后，中国学生离开了在匈牙利的宿舍。正是在这一天中国外交部相关负责人召见了匈牙利大使，并向他提交了如下抗议：“驱逐中国学生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与此有关的是，你们固执地跟在苏联修正主义者后面，与中国对立。执政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驱逐了我们的学生。现在你们在仿效他们：发表了大量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内容都是猛烈攻击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我们的内外政策。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话，将不会有好的结果。”

……

苏联驻匈牙利大使馆一等秘书

Ю.波诺马廖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9，п.529，д.37，л.79-80

№25547 苏达利科夫与安致远会谈记录：《中国画报》发表的反苏文章 [79] (1966年12月2日)

与中国驻苏大使馆参赞安致远的会谈记录

1966年12月2日

……苏达利科夫说，《中国画报》在苏联发行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可是最近的事实清楚地证明，中方将这份出版物变为一种对苏联进行恶意诽谤活动的工具。……如果继续发表文章，苏方将被迫停止在本国发行这本画报。

参赞试图证明《中国画报》上没有刊登过反苏的文章。他说，办这本画报的目的是想向苏联读者介绍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当前中国发生的事情。现今的中国正在进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自然，要在《中国画报》上谈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

安说，驻外大使馆在所驻国家推广正式的出版物是合法的、正常的。大使馆这样的活动是履行职能的一种形式……参赞大声地说，“如果不这样做，大使馆还能做些什么？”

……强烈地反驳了安的说法，说，如果他无论在工厂或集体农庄，发表自己荒谬的言论，就会被按俄罗斯的旧俗坐上小车被撵出去，像以前对待工贼一样。

……

РГАНИ，ф.5，оп.58，д.30，л.238-240

№25668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中朝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80] (1966年12月2日)

最近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朝鲜在与中国紧密亲近的时期没能巩固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中国领导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向朝鲜提供极其重要的帮助……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议(1964年)向朝鲜领导打开了与苏联重建友好关系的远景……

朝鲜与苏联恢复联系……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中国领导人开始企图对朝鲜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不得不使朝鲜领导人修正他们与中国领导人的关系。最近的一年半里他们变得越来越冷淡。

……

从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来看，金日成在劳动党大会(1966年10月)上所作的报告，其特点是表明了朝鲜领导人摆脱了一些错误的亲中国的观点……和对一些诸如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在革命进程发展中的作用、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方式问题回归到更为正确立场的过程。

比较一下两个报告很有意思：“捍卫社会主义阵营”(1963年11月)这篇文章和金日成在劳动党大会(1966年10月)上的报告。同时特别明显地看出与三年以前朝鲜领导人立场的区别。

朝鲜领导人1963年11月在题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该文好像是金日成亲自修改的)的文章中表示支持中国领导人的立场。文章从头至尾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共产党、反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内容包含了粗鲁的诽谤和对苏联的诬蔑。

其中，文章还说道：“有些人冒充自己是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者一起毫无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进行谴责和诬蔑，对它们进行猛烈地攻击。这是一件可耻而又十分危险的事情。”

金日成在1966年10月的劳动党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批评了许多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看法。这是第一次刊登劳动党领导人反对中国执政集团政策的发言。报告中有对苏联共产党进行批评的暗示，回避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捍卫和平、裁军、劳动党对建议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态度)，但总体上报告带有反对中国的倾向。

有哪些主要原因促使了朝鲜领导人对自己与中国领导集团的关系做出修正？

随着越南事态的发展，劳动党领导人越来越深信，中国领导集团是在关于反帝斗争方面用一些夸夸其谈的辞藻来进行掩饰，但实际上却是在妨碍这场斗争。在这方面苏联领导人与金日成的会见和会谈、劳动党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81] 的工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越南人民的各方面援助都具有重大意义。对朝鲜领导人而言，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为了自己的大国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越南局势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了。

不排除美国和韩国对朝鲜挑衅的可能性，朝鲜领导人现在怀疑中国以前做出的将始终不渝地与朝鲜人民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的保证。

朝鲜领导人担心，一旦中国领导人实现了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他们就有可能在与亲中国的分裂主义者进行的运动中单独面对中国领导人了。这将有可能动摇劳动党的威望，并将加强中国领导人对劳动党领导人的压力。

中国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上的完全失败使朝鲜领导人完全清醒了。金日成在今年11月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谈论了中国领导在中国建设共产主义问题上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确信了中国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

……

就如劳动党大会指出的那样，朝鲜领导在有关建立亚洲反美统一战线的问题上表达了与中国领导相反的看法。随着越南局势的复杂化，劳动党领导人对中国领导人行为的看法的变化越来越明显了。1966年年初朝鲜领导人只是在秘密会谈时说，他们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金日成在1966年10月劳动党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中明显针对的是中国领导人，说他们“只会夸夸其谈地说他们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事实上却不采取任何具体的措施以制止侵略”。

据金日成说，劳动党领导人试图利用以宫本显治为首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和朝鲜，使中国领导相信建立统一的反美阵线的必要性，但他们没有成功。

……

朝鲜领导人指责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教条主义、“左倾”机会主义。根据朝鲜同志的声明，中国人不考虑已经改变了的现实，教条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别原理并打着最革命的口号怂恿人们做出极端的行动。

朝鲜领导人认真地关注着与中国进行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关的事件。在今年11月与苏联大使会谈时金日成说：“中国人想一下子实现‘文化大革命’。这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人‘左倾’机会主义的例子吗？”

朝鲜报刊上的文章、金日成在党代会上的发言、金一在朝鲜最高人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发言对此做出的阐述是：真正的文化革命是一个漫长的和复杂的过程，需要整体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普通教育水准。金一在今年11月的朝鲜最高人民大会第六次会议上，其中在谈到朝鲜进行文化革命的方式与形式时着重指出，劳动党“反对任何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相对立的主观急躁冒进、反对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后，很快，根据朝鲜同志主动要求，更改了转播中国朝鲜语广播的波段。转播的时间也改了，对听众不是很方便。

……

对于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指责，说劳动党好像在“脚踩两条船”，朝鲜领导予以激烈的反驳，金日成在劳动党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那些对我们造谣中伤的人，自己的脚踩在其中的一条破船上。”

……朝鲜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朝鲜领导人的立场及其实行的政策产生的影响很大。

朝鲜领导人不得不考虑中国领导人有可能对他们采取的经济制裁以及由此给朝鲜带来的沉重经济后果。

……在此以前，朝鲜领导人的军事理论是以中国的所谓“人民战争”为基础的。轻视各种现代武器的意义，其中包括核武器和火箭武器，不考虑主要对手美国及其同盟者军事和经济的潜在能力。

如今在战争的战略与战术问题方面和在军队教学中朝鲜同志对自己的宗旨作了一定的修正。

在这方面苏联军事设备的供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苏联军事专家的观察，在掌握新技术的教学过程中，朝鲜军人开始理解新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意义。

这是派遣朝鲜军人去苏联学习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撤回所有在中国军事院校学习的朝鲜人员。有消息说，中国领导人好像不止一次地建议朝鲜人重新派遣自己的军事专家来学习，但朝鲜领导暂时没有答应。

由于派遣朝鲜志愿军去越南(现在这支部队人数达100多人)，朝鲜与中国之间出现了一些摩擦。据非官方的消息，中国领导人劝说朝鲜领导人相信，朝鲜方面对越南最好的帮助就是在朝鲜半岛对美国人开展军事行动。为此中国领导人答应在各个方面向朝鲜提供援助。尽管有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可朝鲜同志在拒绝这一方案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相反计划——派遣志愿军去越南。

……看来，在解决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问题的处理方式上朝鲜领导人将竭尽全力继续展示自己的独立性。

看来朝鲜在与南斯拉夫、印度关系上的立场，可以认为是对中国人的让步。尽管朝鲜人现在也没有因为苏联与印度的合作发展而批评苏联政府，可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将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纠纷归罪于“印度的反动势力”。

同时，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说：“中国人不去寻找如何正确解决这个冲突，而是相反使它复杂化了，并因此不仅阻碍了在印度，而且是整个亚洲的革命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最近获得统一的前景，朝鲜领导人的看法是怀疑的。看来，对中国领导人很了解的朝鲜领导认为，无论什么样的批评，公开的还是隐秘的，对他们都不起作用。就如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说的那样：“别去管中国人”，到那时“他们自己相互打起来了，就会找到正确的解决方式”。朝鲜领导由此看到了如何从已形成的复杂局面中摆脱出来的办法。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一等秘书

А.博鲁诺夫

АВПРФ，ф.0102，оп.22，п.109，д.22，л.38-49

№25548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在苏联放映关于中国“文革”的纪录片(1966年12月6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苏联部长会议领导下的电影事业委员会搞到了一部关于所谓在中国进行的“文化革命”的波兰纪录短片。广播电视委员会看了这部影片，认为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是适当的……

放映这部电影可以帮助苏联的社会舆论对中国发生的事件有更全面和直观的了解。

已与А.В.罗曼诺夫同志协商过。

恳请得到苏共中央的同意。

委员会主席

Н.梅夏采夫

1966年12月6日

РГАНИ，ф.5，оп.58，д.25，л.123

№25472 希特罗夫的报告：罗马尼亚与中国的关系 [82] (1966年12月12日)

……

对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分歧以及克服这些分歧的途径等问题，罗马尼亚同志的看法是比较特别的。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是，好像这些分歧主要是在苏共和中共之间产生的，并且现在主要存在于他们之间，首先涉及的是这两个政党。对于这些分歧，苏共和中共负有同样的责任……

他们的这种中立的、有时候倾向于中国的立场并不是以有原则的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为基础，而是在竭力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形成的分歧局面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以便更加容易地推行自己的更加注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罗马尼亚同志试图直接调解分歧，为此，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И.Г.毛雷尔在1964年对北京进行了两次访问，并在后来采取了一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宣传性质的措施，因为很难设想，罗马尼亚同志指望获得成功。

由于中国领导人日益激烈的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反对共产主义运动方针的言论，他们面临的孤立日益加剧，近来，罗马尼亚同志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共领导人的活动重新进行评价。

……在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会见和会谈时，其中包括，И.Г.毛雷尔在今年年初对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进行访问、И.Б.铁托在今年5月对罗马尼亚进行的访问，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进行的会谈，罗马尼亚同志都说，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同时表达了如下看法：分歧是有可能克服的，可以取得相互谅解，为此必须忍耐，要有耐心，其他兄弟党完全不应发表任何会促使情况更为复杂的言论。

最近罗马尼亚同志开始承认，仅仅有耐心和忍耐还是不够的，并谈到了在实践中采取行动，首先就是在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斗争中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表示……对中国消极立场的担忧，今年5月，以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访问越南后的回国途中在北京做了两天的停留，罗马尼亚同志主动提出，试图与越南和中国领导人就关于共同采取行动的问题召开社会主义国家会议一事进行协商，同时就政治解决越南问题可能采取的措施进行试探。他们对中国采取的消极立场感到担忧。罗马尼亚领导人真正地指望中国的立场能够缓和，但是他们的尝试遭到了中方的拒绝。今年10月И.Г.毛雷尔对河内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问，这次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北京，以便尝试着再次说服中国人，但这次访问也没有成功。

关于“文化大革命”。在秘密会谈中，罗马尼亚同志声明，罗马尼亚共产党党中央不赞成这场“革命”。……同时他们强调说，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是中国的国内问题。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在关于中国局势的一次谈话中说，“比如，不能对所有中国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进行‘辱骂’，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有许多好同志，不能对他们所有人给予同样的评介。”

关于周恩来的访问(1966年6月16日至24日)：

“最初，周恩来的出访定在1966年3月，据一些资料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是坚决坚持的，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做出同罗马尼亚领导人进行磋商的一种假象。罗马尼亚方面花费了许多努力才使这次访问延期，这引起了中国人一定的不满。”

……在对当今世界局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讨论的时候，有一些看法存在的重大分歧使得这次谈判十分艰难……在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共同行动、对越南人民进行支持的问题上，罗马尼亚同志十分坚决地对中国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不同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反苏活动。在关于在越南采取共同行动的问题上，进行的讨论异常紧张。罗马尼亚方面建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特别会议来就这一问题制定共同的路线。中国人不同意这样做，并像平常一样发表了对苏联进行指责的言论，同时夸大了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的援助的作用。

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二等秘书

А.希特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9，п.529，д.37，л.90-103

№20834-1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勃列日涅夫关于苏中关系的报告(1966年12月12日)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速记记录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二月中央全会

(1966年12月12—13日)

速记手稿

会议主持人：Л.И.勃列日涅夫、Н.В.波德戈尔内

报告：“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为争取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报告人——Л.И.勃列日涅夫

会议程序：

Л.И.勃列日涅夫——会议主持，致开幕词

М.А.苏斯洛夫——宣布由Л.И.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Л.И.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Н.В.波德戈尔内——会议主持，宣布会间休息

第一次会议

(1966年12月12日)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

同志们!此次党中央全会由于正当原因——主要是疾病原因而缺席的代表包括：中央委员15人，中央修补委员11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人。

谁有什么意见吗？

表决：全会工作开始。

会议主持：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政治局提交全会讨论的问题有如下三项：

1.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关于报告人，你们均已知道。

2.关于1967年苏联国民经济国家发展计划。报告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同志。

3.关于1967年度苏联国家预算情况。报告人——财政部长加尔布佐夫同志。

这样，全会正式进入(既定)议事日程。

鉴于有人建议，我们对第一个问题的报告人没有限定具体的报告时间。我这里提前声明，让我们大家在报告中间来一个短暂的休息。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让我们这样来安排今天的工作：在午饭前结束报告，而午饭后便开始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讨论。

有人建议，在讨论期间把给同志们的发言时间限定在15—20分钟之间。有人反对吗？没有。

有人建议，我们今天的工作应在晚上六点以前结束。

苏斯洛夫：还应带有中间休息时间。

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对会议有什么希望吗？!

还有其他建议吗？没有。

我们的会议程序和议程就这样确定。

会议主持：苏斯洛夫同志。下面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报告，题目为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共争取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决定，把关于我们党的国际政策及其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斗争的问题提交这次全会讨论。

问题在于，国际政策诸问题在我们党的活动和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可能，中央还从来没有在对外政策事务上给予过如此高度的重视和力量。我们详细地讨论了该报告的内容。这里，我们认为有必要强调的是，该报告所反映的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修补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们的一致观点。

由于我们这次全会，是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几个月之后举行的，因此这里便不必再涉及我们国际政策的总方针方面的问题了。我们的国际政策总方针已在(苏共二十三大)会议文件中有相关表述，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在国际舞台上把这一方针贯彻到自己的实际活动中。

苏共二十三大诸文件说明了现代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其中一方面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进步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帝国主义不断地企图以各种手段来阻碍革命的进步发展、阻挡各民族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进程。

在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能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步和反动的力量之间如此剧烈的交锋和对抗相提并论。

上述双方主力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采取了极其多样化的方式，从而使国际生活呈现出迅速变化的矛盾景象——当我们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的同时，就可能由于事件的意外转折而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失败。因此，针对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我们都必须加以考虑，以便为我们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日常活动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甚至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至今的短暂期限内，在国际发展中便已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并要求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态度。鉴此，政治局认为有必要就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向中央全会做出报告。

一、当前国际形势和苏维埃国家最重大的对外政治活动

我们全会召集的时间正是50年以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之际。正是我们的十月革命开创了一个新世界——社会主义世界，从而为自身与旧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开辟了一条清晰而明确的分水岭。正是十月(革命)改变了国际发展的整体进程。还在半世纪以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必将牢固耸立，就像是树立在全体劳苦大众面前的一把国际主义火炬和榜样。”(《列宁选集》，第26卷，第429页)

如果说，如今在世界上已存在不是一个，而是14个拥有人类1/3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一历史发展结果的基础，则是由十月革命奠定的。如果说如今在那些曾属于殖民帝国的区域已产生了70个正建设各自生活的独立国家，那么促使世界发生这一变化的最终根源仍应归功于伟大的十月革命，应归功于世界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巩固。如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能够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斗争赢得稳固的阵地，而共产主义运动也已成为当代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那么所有这些最巨大成就的源头仍要追溯到1917年10月，因为这些最重大成就与赢得了社会主义的这个国家(苏联)在世界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由列宁所缔造的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国家——国际舞台上一支巨大的力量。苏联——是一个拥有2.35亿以上人口的巨大工业国，我们的经济实力仍在不断增长。

我们在巩固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和共产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功——这是提高苏联国际影响力的最有力手段，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牢固基础。

我们完全可以满意地说，近两年间以中央在国民经济领域所制定的新政策为基础，我国的劳动者们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我们的工业和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今年，你们都知道，我们国家的主要农作物收成都很好。这不仅使我们有可能不间断地确保居民的各种主要粮食品种供应和满足工业的需要，而且补充了我们国家的战略物资储备。而这，同志们，对于任何国家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于处于斗争条件的我们国家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农村的情况无疑是有所好转了。我们认为，这首先应归功于我们落实了1965年3月中央全会、党的二十三大和今年5月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各项决议的结果。我们实施的关于振兴农业的举措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农业的范畴。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些举措将会全面促使我们经济的进一步高涨。

工业方面的情况也使我们感到高兴。我国工业正稳步达到预定速度，并在采用新的、经实践证明有效的生产计划和管理方式的基础上逐步实施改组。今年首批11个月的预测结果表明，我们五年计划第一年度工业方面的任务总体完成情况不错。

我们的经济成就对外界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许多兄弟党代表在与苏共中央会谈期间均强调，国外劳动群众都看到并高度评价苏联经济的振兴，称赞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所执行的方针。他们对我们说：如今人们都在把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与中国领导人的方针相比较。后者断言，根本没有必要建造新的工厂和创造其他物质财富，而据北京的理论家们说，因为一切都必将被世界大战所毁灭。

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苏联各民族兄弟友好的发展，具有无可估价的国际意义。各民族友谊——苏维埃国家力量的最重要源泉之一。不久前，我们各民族对塔什干地震遇难者们所给予的全面救助就直观而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伟大力量以及我们这种友谊的巩固和温暖。整个苏维埃国家都在这场救援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对所有联盟共和国民众对塔什干人民所表现出的这种兄弟情谊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些共和国中的每一个人无疑自身也是非常需要建设大量的住宅的。但由于意识到帮助遇难的乌兹别克斯坦首都是自己的首要责任，他们还是把自己最好的建筑骨干工人派往那里。在帮助发生地震的达吉斯坦以及在今年遭遇了严重自然灾害(水灾)的克拉斯诺达尔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诸边疆区的过程中，我们伟大祖国各共和国和城市的苏联人均在积极的、同志式的团结方面树立了榜样。同志们，这些事实均表明在苏联人的心里对自己的遇难者们，对我们国家各民族怀着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

我们在国内建设领域取得的每一个新成就都会对我们的对外政策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经济越雄厚，人民生活越富裕，我们的武装力量越强大，那么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就会越顺利，越能更轻松地向自己的朋友们提供帮助。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国家共产主义建设的成就才是我们对其他国家民众宣传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最有力手段。

十月革命50周年庆典将成为苏维埃政府向国际展示自己成就的舞台。我们将自豪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取得的那些巨大成就，以便让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的敌人们都看到，布尔什维克——正如列宁所预见的那样——不仅能够从剥削者手中夺取俄国，而且有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社会主义强国，并走在社会进步的最前列。

同志们，我们外交政策的力量还表现在我们在世界舞台上并不是单打独斗。我们有许多忠实的盟友，其中既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从殖民压迫中获得解放的世界各民族、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我们的国际地位是稳固的，并会继续得到加强。

苏联在全世界上的影响和威望从来没有如此的强大。资本主义强国小看我们的时代以及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承认或不承认苏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它们都在寻找机会与我们接触，并极力与我们建立关系。如今，关于是否承认或不承认某个政府的问题已是由我们来决定。

如果说还在不久前强大的西方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们仍认为自己享有威望并可以对莫斯科指手画脚的话，那么如今他们都已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想提高自己的声望，那他们就必须有能力保持与苏联的关系。

我们党把苏维埃国家的所有力量及其对世界不断增长的影响力都用来服务于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用来支援世界所有国家的劳动者。我们的斗争目标就是要为我们国家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活动提供和平的环境。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实力来支持所有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

与对内政策一样，我们的对外政策也需要遵循正确的工作方式。既不能忽左忽右——没有后劲，也不能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论是对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还是对每一个具体事件，我们都要作全面而深入地分析。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在这方面倾注了更大的精力。我们极力使自己的国际政策尽量变得更加稳定、更自信、更有连续性，同时也更具有灵活性。针对所有国际问题我们国家都要有自己的独立立场并积极贯彻自己的路线。在对外政治活动方面我们展开全面活动并利用一切力量——外交工作、对外经济联系、对外政治宣传、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的朋友们。这里我们将以广泛的民主组织方式使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由党中央制定并在其直接领导下实施的。在其实际执行过程中我们将严格遵照党和国家所制定的路线。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与党和国家的路线——两者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有时由于国际关系实践的特殊性它们之间也有明确的界限。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国际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统一的，反映的是我们共产党的意愿。

现在，请允许我就近期我们对外政策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一论述。

当前，我们最尖锐的国际问题是越南战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仅仅要面对帝国主义者针对世界上一个国家中的民族解放运动所发动的武装入侵活动。这个由于战争而引发的尖锐问题表明，美国自1964年起在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了公开的武装进攻。而这意味着这样一个因素将会在那里同时发生作用，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就是为何苏联从一开始便要支持越南人民的解放斗争并在后续年间不断地向越南，尤其是兄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给予政治和道义以及广泛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援助。

为了使同志们更清晰地了解我们近期在这方面所给予帮助的规模，我这里将列举这方面一些具体而可靠的数据，当然我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散布这些资料。

在近两年间，我们向越南提供了威力强大的对空火箭武器，它们足以装备7个半团。我们向越南民主共和国发送了近2000门高射炮、530套高射机枪装备、1500挺高射机枪、144架喷气式飞机、300多辆坦克和1000多辆火炮牵引车、近千门野战炮和大量其他军事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几乎所有的汽车和燃料都是从我们国家得到的。我们向越南人发送了大量的粮食、军用(士兵)制服、装备和其他物资。苏联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也给予了(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实质性帮助。

我们援助越南的物资价值已达13亿卢布…… [83]

……美国继续扩大自己对越南的侵略。

在苏联方面在军事和经济上大量援助坚持斗争的越南人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显然也不希望越南战争迅速结束。不过这会进一步增加我们国家在越南和整个亚洲的声望。从许多迹象来判断，北京并不反对使苏联在越南战争中直接与美国人发生冲突，而他们自己则站在一旁渔翁得利。难怪中国领导人中非常流行这样一句俗语：“坐山观虎斗。”

显然，中国领导人这样做，当然还有其在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越南战争将有助于中国统治集团使国家一直保持紧张状态，从而分散人民对国内混乱局势的注意力。另外这场战争，似乎正印证了所谓毛泽东理论所断言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武装斗争都是不可避免的。

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北京领导人所推行政策的恶劣影响，都导致越南人民不得不长期坚持斗争并忍受巨大的战争苦难。

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在1954年日内瓦条约签署之后，越南劳动党采取了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建设新社会和以和平、民主方式统一整个国家的方针。通过坚持这一方针，越南朋友取得了不少成就。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楷模的鼓舞下，越南南方人民开展了广泛的解放斗争。而被人民运动吓坏了的西贡傀儡政权向自己在华盛顿的主子求救，随后美帝国主义开始直接干涉越南的内政。这样，美国针对热爱自由的越南人民便发动了一场肮脏的、血腥的战争。

应当说，同志们，近一段时期越南的形势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是愈加严峻。敌人从空中和海上加紧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境内大部分设施，尤其是交通线的集中轰炸。这严重影响了我们从越南民主共和国向南越人民运送援助物资的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也受到了重大损失。几乎所有大型工业企业都处于停产状态，许多连接河内与中国的铁路都被摧毁，只有个别区段的铁路尚能使用。从河内到南越边境道路上的许多桥梁被毁，渡口遭到了敌人不间断的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城市被炸毁，近两天敌人又恢复了对河内郊区的空袭。

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和无法及时安排农业生产，导致越南国内许多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紧张。在国家南部地区，正如越南同志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对敌斗争中不得不日益经常性地将大部队化整为零，采取小部队游击战术。而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迫于敌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还由于得到了大量中国顾问的建议。

通过研究，我们在多次与越南同志会谈期间所了解到的信息，加上我国驻越军事、外交人员所作的信息通报，关于越南的形势我们得出如下结论：越南人民要将自己的英勇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目前这一点对他们很重要。为此我们已不止一次向越南同志提出建议。尤其是在今年8月份，当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同志和国防部长武元甲同志来我国访问之时，我们曾就这一话题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的会谈。在其3天访问期间，我们的3位政治局委员和几位中央委员均与越南同志就越南形势问题进行了讨论。我们公开向他们表明了我方的态度，即拒绝将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是不对的；必须打破美国政府所玩弄的政治把戏，从而使约翰逊无法继续扮演呼吁谈判的和平缔造者的角色。我们认为，在继续坚持自己在著名的第四点和第五点中所表述的原则性立场和南方的武装斗争的同时越南同志仍可以就某些问题与美国人举行谈判，以争取时间。即使谈判没有获得大的成功，至少也能够向世人揭露华盛顿所玩弄的欺骗伎俩。通过运用这一斗争策略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展支持越南的国际运动，有助于进一步孤立美帝国主义。

当前的形势是有利于我们采取上述策略的。因为美国统治集团虽然现在的军事资源本身是非常雄厚的，但深陷越南战争的处境毕竟使其不论在国内还是在世界上都感到非常的尴尬。如今，已有明显迹象表明他们正试图摆脱这一困境。而约翰逊和拉斯科已多次向苏联和其他国家发出了关于协助调解越南冲突的请求，这绝不是偶然的。虽然他们的上述请求可能又是在玩弄政治把戏，但我们也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是真心希望寻求某种方式来解决越南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已日益临近的现实。

关于将军事与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斗争策略，除了我们向越南朋友提出了此类建议外，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同志——如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等以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代表。对于此类建议，越南领导人每次都这样回答：原则上承认开展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其中不排除与美国人举行谈判。但眼下，按他们的话说，这样做的条件尚未成熟。他们认为，必须首先赢得军事上的重大胜利，然后我们举行谈判的地位才会牢固。于是，这样的谈判就被延迟到了第二年才开始举行，可这时越南的军事形势也越来越恶化了。

试问，难道越南的同志自己没有看到国内形势的复杂性吗？他们当然是看到的。而现在出现的这种情况无疑与中国领导人有关。正是他们向越南领导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阻止其同意举行和平谈判的。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近几个星期以来，越南同志的立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由于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发生了一系列巨大的事件，现在中国领导人已暂且顾不上管越南人了。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据越南的朋友说，自己已开始进行与谈判有关的试探性活动。至于他们的这些活动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目前仍很难说。

同志们!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们通报与越南问题相关的各方面情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复杂的，而这种复杂的情况也使我们和其他兄弟党感到很棘手。显而易见，我们不能置陷入灾难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于不顾。在继续给予正在进行武装斗争的越南人以各方面援助的同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越南朋友通过政治途径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我想对我们党和政府在越南问题上所持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强调：我们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采取如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越南冲突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对此，我们已当面并肯定地向越南同志作过声明。他们在答复中也认为，自己理解并完全同意苏共的这一立场。

停止美国对越南的侵略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或直接通过军事方式将美国人赶出越南，或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不论是借助哪一种方式来达到上述目标，其最终结果都将是世界爱好和平和进步力量的巨大胜利，都将是帝国主义的实际失败——承认自己无力战胜捍卫自身自由和独立的人民。

同志们!我们党已多次声明，自己国际活动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全面发展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互助合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统一而奋斗。关于上述这些问题我还会作特别的论述。

现在，让我们来转到另一个问题，即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问题。我们所有的对外政治活动始终遵循了这样一个出发点——在当今世界舞台上，对抗我们的主要力量是美帝国主义。因此在确定自己在世界任一地区的政策之时，我们始终考虑的是该政策是否符合我们与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不断斗争的原则。我们从来都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利用美国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矛盾来削弱其与自己盟友的联系，帮助执行反美路线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对美国所实施的政策给予有力的打击。

美国是一个强大、有经验和狡猾的对手。他们依靠自己强大而发达的经济。它手中掌握着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其中包括帝国主义阵营几乎所有的核导弹储备。在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的斗争中，它使用了各种外交手腕和狡猾的阴谋诡计。鉴此，我们也要采取相应复杂、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和外交手段来面对。针对华盛顿的军事准备，我们时刻都不能放松警惕，并将全力以赴地使我们的武装力量处于全面的战斗准备状态。

在目前条件下，国家、苏联人民，以及朋友和盟友的根本利益都要求我们今后在与美国的关系方面执行一条明确而持续的路线。一方面，我们必须对其一切侵略活动、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力量和民族解放力量的企图等给予坚决的回击，阻止其在世界各地区的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在坚持既定原则的前提下不放弃与美国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妥协的机会。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迫使美国也坚持和平共处的立场。

全会与会者们都知道，当前我们对美关系的重心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即在侵略越南问题上对其施加压力。众所周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采取了相当强硬的立场，并相应在一系列领域冻结了我们与美国的接触。与此同时，当美国领导层表现出相应的主动性之时，我们也会倾听他们的意见。例如，你们显然都知道，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召集期间葛罗米柯同志根据我们的委托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拉斯科举行了会谈。

通过这些会谈我们了解到，美国领导人对自己在世界上日益孤立的处境极其忧虑。如今，他们由于侵略越南遭到了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几十个国家的谴责。也正因为此，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才会在上述会谈期间，一再表白自己正极力谋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与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作为对美国领导人的答复，我方指出，只口头表达和平的意愿是不行的，还必须付诸实际行动，而美国首先应当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停止越南战争。

同志们，下面请允许我重点谈一谈，关于(苏美之间)签署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条约的谈判情况以及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

关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观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签署了这样一个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就可能阻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获得核武器。这当然对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来说，都是一件极其有利的事情。

我们通过与美国人的谈判得出如下结论：近期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有松动的迹象，其如今似乎已准备同意我们就该条约所建议的那些内容。我们当然明白美方在这里一定隐含着一些鬼把戏。因为在谈判期间，他们甚至以使自己摆脱目前的孤立困境为条件，而不惜用一些政治上的好处来诱惑我们。至于以后，我们就要看美国人在核不扩散条约方面究竟会采取多少实际的举措，从而使该条约能够真正起到阻止联邦德国谋求核武器的企图的作用。

我们知道，美国统治集团对自己旨在分裂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是寄予了厚望的。其中包括，他们极力利用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所造成的局面，企图借此来加深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裂。他们通过使用各种花招和狡猾的手段，来瓦解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已深刻洞悉了这一点，从而为自己明确了如下任务：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加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我们的盟友——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均完全支持我们在苏美关系方面所提出的路线。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与这些党派的领导人也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里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也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为了参观航天发射场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聚会。会议期间，与会者们听取了我们专门就苏方代表在联合国二十一届大会上与(美国总统)约翰逊和拉斯科之间举行会谈的情况通报。我们的朋友们均表示完全理解和赞成苏联的对美政策。

在苏美关系问题上坚定贯彻自己既定路线的同时，我们当然也考虑到了如下情况，即美国的统治上层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中间无疑有一些强大的集团极力支持继续侵略越南，甚至准备冒发生核冲突的危险，但其中毕竟也有一些影响巨大的人物，始终坚持更加现实主义的立场。关于华盛顿内部存在的这些观点上的分歧，前不久，来访问苏联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盖斯·霍尔已对我们讲过。从社会主义事业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出发，我们当然一定会考虑和充分利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所存在的这些矛盾。

在苏美关系方面，我们执行的是一条坚定而灵活的路线——这是我们在解决当代主要问题——防止世界核战争方面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苏共二十三大已提出了这样的论断，即防止世界核战争是有可能的。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所制定的对美政策，就是上述工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们!在从苏共二十三大到现在的一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对这样一个问题也给予了重点关注，即确保欧洲的安全。我想这是人们都完全能够理解的。

欧洲是两个世界——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巨大军事力量相互对峙的主要地区。西德复仇主义集团也在这里积极活动着。西欧的军事基地在美帝国主义的战略计划中占据着主要地位。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已把自己核弹头的一多半都部署在了欧洲诸国的领土上。一旦欧洲爆发战争，战火就可能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并演变成一场世界性的核战。

总之，欧洲的安全问题——也就是苏联的安全问题，就是我们的朋友们和盟友们，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安全问题。

(苏共)中央政治局还考虑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目前条件下，西欧是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主要贸易伙伴，西欧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也会对我们国家的科技工作起到实质性的辅助作用。

简要地说，苏联所制定的欧洲政策的目标在于，巩固前一场世界大战和战后发展所保留下来的那些有利于我们的成果；削弱当代帝国主义的主要力量——美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结盟关系，瓦解北约，防止西德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死灰复燃，其中首要任务是防止其获得核武器；在此基础上，稳固我们西部边界和对我们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并为拥有不同社会制度的欧洲国家之间的广泛、互惠合作创造条件。

在为实现上述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最亲密的盟友——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诸国会与我们并肩战斗。广大人民群众会支持我们，欧洲进步力量，尤其是我们大陆上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会积极向我们提供帮助。我们提出的巩固欧洲安全的目标，还得到了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理解和积极响应。

1965年1月，在华沙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华沙条约成员国以加强欧洲安全为目标的联合斗争，已步入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们，一致以坚定且毫不妥协的方式反对北约精心杜撰的所谓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该计划简单地说，就是要允许联邦德国也可以拥有核武器。此次华沙会议对西欧列强所发出的警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它促使北约内部围绕多边核力量而发出的喧嚣明显低落下去。尽管必须承认的是，我们暂时还不能使北约彻底放弃这些计划草案。

在苏共二十三大期间，我们就欧洲事务的新步骤——关于提出广泛的、有利于加强欧洲和平的建设性纲领问题与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磋商。经过交换意见，我们决定在下一次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将通过相应的文件。

根据这一约定，我们起草了这一文件的草案，并在此基础上，于今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通过了著名的关于加强欧洲安全与和平的宣言。该宣言在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广泛的、有利于解决当前那些使欧洲各国普遍感到忧虑的问题的纲领。内容涉及：从承认现有边界不可动摇直到在欧洲形成一个所有国家——不论是小国还是大国的互信、平等合作的局面。这份文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即使帝国主义者们至今也无法对之提出异议。

布加勒斯特宣言的力量究竟何在？首先，它对当今欧洲正在发展着的那些积极(健康)趋势产生了新的推动作用。这里所谓健康的趋势指的是，西欧国家内部广泛的社会政治力量正极力摆脱美国的控制，谋求自己的独立政策，以加强自身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其特点是：不仅只有这些国家内部的在野(反对党)力量出现了上述趋势，而且一些欧洲大国的统治集团也表现了这方面的强烈意愿。而促使其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对美国冒险主义政策的日益增强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之所以产生，主要有以下因素在起作用：随着欧洲经济独立的增长，与美国垄断集团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欧洲国家不愿意再受到美国军事冒险主义者的强制，等等。充分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而这也始终是我们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在这方面，我们尤其重视发展与法国的关系。今年夏天，我和А.Н.柯西金、Н.В.波德戈尔内等同志应政治局的委托，与法国总统戴高乐举行了一系列谈判。我们当然知道，戴高乐代表了那些阶级力量。而法国总统自然也很清楚，他这次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将要跟谁打交道。但结果显示：我们双方在许多问题上都成功地找到了共同语言。这里并非仅仅指我们在公开发表的苏法声明中就一些问题所达成的那些共识。事实上，苏联和法国对如下一些问题也持有相似的立场，如德国的战后边界问题，不允许德国拥有核武器等。戴高乐说，法国同意维持欧洲各国边界的现状，不希望其发生改变。关于德国的统一问题，他声明，法国不认为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过于着急。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戴高乐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必须让美国人离开欧洲。他说，法国不赞成美国在越南的行动，并将遵守日内瓦协议。

此次莫斯科谈判无疑增强了戴高乐的信心，并会促使他在法国脱离北约的方向上，继续实施相应的步骤。法国人已于今年7月1日之后，从北约统帅部撤出了自己所有部署在联邦德国境内的部队，从北约司令部召回了自己的军官，不再参加北约高级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的活动。在法国的坚持下部署在法国境内的外国军队、基地和司令部也都撤出了该国。

苏法关系的不断密切和法国退出北约军事组织，促使许多西欧国家的统治集团开始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从而使得所谓的旨在将北美和西欧转变成敌视苏联的主要力量的大西洋集团出现了分裂的迹象。

即便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理解法国采取上述行动的重大意义。在这种新形势下，旨在反对华沙条约诸国的北约战线实际上已沿中立国——奥地利和瑞士一线和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的法国被分为两半。北约西欧战场的南、北两翼如今已是首尾不能相接，其武装力量的管理体系因此而遭到削弱，后勤保障也趋于崩溃。

苏法谈判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即扩展了我们与法国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和在科技、文化方面的联系。А.Н.柯西金同志刚刚结束了对法国的访问，期间受政治局的委托他与法国总统戴高乐和法国政府首脑蓬皮杜举行了一系列认真而富有成果的谈判。这些谈判不仅成功地巩固了我们在莫斯科与戴高乐会谈的成果，而且还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更深入的进展。

我这里指的是，我们与戴高乐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将可能促使其在一些我们感兴趣的领域进一步采取行动，如在不允许联邦德国获取核武器和与德国有关的一般性问题方面。实际上，戴高乐此次不仅坚定地表明了法国反对西德拥有核武器的立场，并且他还做出了如下肯定的声明，即在必要情况下，法国将准备在这一问题上与苏联采取统一行动。虽然法国依然不承认民主德国，但在谈判期间戴高乐已明确向我们说明，法国将会根据两个德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并存的事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策。相对以前所持立场，此举对法国而言，已经是有了一定的进步。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法国总统戴高乐已邀请我与尼古拉·维克多罗维奇·波德戈尔内于1967年正式访问法国。虽然关于此次访问究竟将会产生什么结果，我现在还一概不知，但法国方面向我们发出这个邀请的事实本身已说明了一些问题。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法方已表示同意我们提出的，关于广泛开展两国间各种经济联系的建议。

总体上我们应当指出的是，柯西金同志此次访问法国及其在巴黎所举行的谈判，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其谈判的结果也与我们政治局所设想的基本一致。这些活动再次表明，在与我们接近的过程中，戴高乐表现了一定的谨慎态度。例如，在法苏两国政治关系谈判的基础上，他才决定采取上述步骤。不过，总体来看，我们与法国关系的发展还是相当成功的。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我们的对法政策从一开始便与法国共产党做了相应的沟通。法国同志认为，苏法两国关系的转折有利于促进其所进行的斗争的成功，有利于推动法国左翼民主力量的发展。

目前，我们在欧洲所执行的路线，使西德军国主义者们深陷困境。也正是由于这原因，西德现任军事统治集团，在存在的这些年间，首次遭遇了严重的政府危机。那么，究竟有哪些外部因素致使其陷入目前的困境呢？其中包括：我们成功地制定了欧洲和平共处的政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巩固、法国转而与苏联建立了合作关系，联邦德国与英国以及美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淡化——因为继续无条件地支持波恩的过时政策已明显对英、美不利。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导致现在波恩的政治家们发生了分裂。

当然，西德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们依然会继续执迷不悟。凭借美国的支持，西德统治集团正在加紧自己的军事准备。以前，他们曾发出过关于西德将成为强大的军事强国的叫嚣。而如今其联邦国防军已拥有50万人，并可能还会将70万经过培训的预备役人员再增加一倍。今年，其军事支出已达到近190亿马克，即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30％。如今，联邦德国的科技和工业潜力，已完全有能力迅速掌握核武器技术并生产出此类武器。

正如不久前在西德一些大的地区——黑森州和巴伐利亚所进行的选举情况所显示，两年以前在西德由公开的法西斯分子组建的合法的“民族—民主主义”政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长。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们依然要提出关于西德复仇主义的危险性问题，以便能够及时动员人民并提高他们的警惕性。

如今，在波恩已组了一个新政府。该政府成员除了以前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代表外，还包括有社会民主党的代表。至于这些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代表谁的利益，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对民主德国和共产党人的态度与最保守的右翼资产阶级党派区别很小。因此对于他们我们并不抱任何幻想。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开展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我们的德国朋友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以下情况：社会民主党是联邦德国内最大的党派，这都取决于它是否能得到德国工人阶级的支持，因此后者不可能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

当然，我们也不能错误地认为，在联邦德国只有复仇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近期，在各级工会、部分青年和广大知识分子中间反战和要求民主的情绪正在不断增强。关于此，来自德国共产党的同志已经对我们说了，虽然所有这些目前仍都处于非法状态，但毕竟都是实际存在，它们为我们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力提供了良机。

我们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些新情况的现实意义。但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一定要考虑到这些因素，而一旦有机会，我们就要根据国家所制定的路线采取一定的措施，以促进西德内部政治力量的分化，孤立其中最保守的沙文主义者，削弱联邦德国与美国的联系。

可以满意地指出，在德国问题上我们所确定的目标和策略路线均与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领导层所持立场是一致的。

在实现我们针对欧洲所提出的那些目标的斗争中，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也具有巨大的意义。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曾多次接待了英国首相Г.威尔逊——他最后一次访问苏联是在今年夏天。我们的代表团也出访过英国。在双方所举行的谈判期间，依据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我们始终致力于如下目标：促使其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削弱英国对美国的依赖，防止其与西德接近。

我们与威尔逊的会谈是在没有外交常规约束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会谈期间，我们提醒他道，虽然在以前来访时他曾说过——随着自由党掌握国家政权他们将会执行更具有独立性的政策，可实际上如今英国仍是欧洲唯一的支持美国侵略越南的国家。

当然，我们所制定的对英政策，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批评该国政府所坚持的立场。因为我们很清楚，英国广大的劳动群众依然对我们国家怀有好感，即使是英国资产阶级，虽然现在依然需要强烈地依附于美国，但他们并不打算自愿地屈从于美国资本。所有这些都为我们对英国施加积极影响提供了良机。

针对意大利，我们也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而且我们与该国的关系已获得了一定的改善。我们一些国务活动家近期对该国进行了访问。应意大利总统的邀请，波德戈尔内同志将于今年1月前往访问。我们尤其明显地注意到，意大利实业家们对发展与我们的经济合作抱有浓厚的兴趣。而在这方面，应当说，我们两国之间的发展相当顺利。美中不足的是，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对外政策方面目前依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这里还想指出的是，当前在欧洲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情况，即我们与该大陆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特点。作为我们之间贸易的补充，我们还与这些国家建立了生产和科技合作方面的联系。目前业已实施的合作项目有：今年8月我们与意大利康采恩菲亚特签署了关于在苏联建设年产量为60万辆(即日产2000辆)的汽车制造厂的协议。我们还与法国的一些汽车公司签署了相关协议。关于建设通往意大利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中，该管道的天然气运输量为每年100亿立方米，作为交换我们将从意大利方面获得对于我们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商品。

利用这些联系来加速苏联国民经济发展——这本身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同时，我们当然不仅仅只为获得这些商业上的利益，我们的真正目的在于：借此掌握一些真正有力的杠杆，以便对西欧国家中的统治集团施加影响。

发展与中立国家的关系依然是我们欧洲政策的重要环节。在这方面，我们近期所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不久前波德戈尔内同志正式访问了奥地利。而与我们的北方邻国——芬兰保持真正友好的关系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其具体反映在：进一步发展双边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扩大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等方面。

关于与这些国家的联系，我们必须强调，波德戈尔内同志在奥地利和苏斯洛夫同志及其随行人员在芬兰所作的大量而富有成果的工作。

中央政治局对如何处理在东部和南部与苏联接壤国家的关系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里我们尤其需要明确美国在亚洲所执行的侵略方针以及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敌视我们的路线。

大家都应记得，二战前夕我们国家不得不同时面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危险，因为当时日本已准备随时从东面向我国发动进攻。即使如今，从战略层面上考虑，我们怎么都不能不对这个国家加以防范，再说现在那里又有了美国人，从而使日本的力量变得更为强大。中国领导人也在密切与日本的关系方面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在这方面他们借助了都属于同一种族的有利条件，再说与日本人建立联系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好处。

中央认为我们的如下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削弱日本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促使其不加入任何旨在反对我们国家的军事同盟。这就是我们为何特别重视发展苏日关系并制定了扩大与之互助合作的方针的原因。如今，日本已成为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至于我国南部边境地区的政治变化情况，可以满意地指出，我们与土耳其的关系已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去年，我们两国达成了关于苏联在互惠基础上在土耳其境内参与一系列工业企业建设项目的协议，其中包括建设一个冶金联合体。两国领导人的互访也得以恢复。我们今后将继续坚持改善苏土关系的路线。

有理由指出，我们与伊朗的关系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今年3月份，我们两国签署了广泛而有利于我们的关于建设从伊朗通往高加索的天然气运输管道的协议，计划年输气量为100亿立方米。随后，我们又签署了关于在伊朗境内建设大型冶金工厂和其他工程的协议。伊朗政府还请求我们向他们出售大量苏联武器，我们对此作了积极的回应。目前，我们正在考虑如下可能性，即进一步扩大苏联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其中包括通过购买伊朗石油的方式。

由于我们改善了与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关系，西方刻意制造的针对我们的军事同盟巴格达条约组织实际上已经被瓦解。

同志们!中央政治局也没有放松对发展我们与年轻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问题的关注。因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这将决定着70多个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国家究竟跟谁走——是跟着社会主义走，还是跟着帝国主义走的问题，决定着人类相当一部分人口未来社会进步的前景等许多重要问题。

而我们如何处理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个国家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而且其中有许多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关于如何在世界上的这些地区内开展对外政治工作，苏共二十三大已为我们党明确制定了如下主要目标：加强我们的影响力，粉碎帝国主义已占据的阵地，全力支持各民族为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巩固年轻民族国家的独立，对其中的共产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党派提供帮助。

在此，我们当然会考虑到不同国家所拥有的不同条件以及这些国家内部各集团的特点。我们尤其会考虑其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差异。我们首先把那些选择了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区分出来。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如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等。我们与这些国家不仅建立了国家间关系，而且还有党际关系。

同志们，我们可以满意地说，我们针对年轻进步国家所制定的政策，一定会取得相应的成果。这里我们可以把埃及作为一个例子。我们与这个国家及其领导人的关系，尤其在近一段时期已取得显著的发展，并具有了密切而可靠的合作性质。我们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都存在共识。纳赛尔总统和其他埃及领导人已开始定期与我们就其国内、外政策的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并时刻准备听取苏方的观点。近来，苏联和埃及两国间的军事合作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就不会成为非洲和阿拉伯世界一个重要的先锋力量。同志们，你们都知道，这一地区在世界上所占据的巨大意义。这里濒临苏联的南部边界，是通往重要的海上交通线的咽喉，是北约军事机器所需燃料的主要供应地。

我们都能看到，近期帝国主义正采取积极的旨在反对革命—民主制度的破坏活动。总体来说，帝国主义的阴谋遭到了革命—民主国家人民的不断增强的反击。不过在个别情况下，比如在加纳，帝国主义还是取得了成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应当说，加纳事件使其他进步的非洲国家领导人都感到忧虑。对此，我们必须采取补救措施，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我们还要对他们提供全面的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在内。

我们已对阿尔及利亚共和国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以便其克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所造成的困难。当该国于1965年6月实现了领导层的更迭之后，(苏共)中央政治局详细地分析了阿尔及利亚的国内、外政治发展趋势，并随即做出了支持布迈丁的决定。如今，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所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阿尔及利亚继续坚持反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苏阿友好合作关系也得以继续发展。

我们对自己所肩负的职责有清醒的认识，就是要全力支持那些坚持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巩固其现有体制。这些国家绝不应当再次成为帝国主义的猎物。

至于那些已赢得了独立，但暂且仍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我们也将极力帮助他们，以削弱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支持其政策中所包含的反帝国主义倾向，并向这些国家内部的进步革命力量提供帮助。这方面最直观的例子便是印度。你们大家都清楚，使印度始终坚持不结盟立场以及坚持反帝和反殖立场的重要意义。然而，当尼赫鲁死后，尤其是当夏斯特里去世之后，明显可以看出，印度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呈现出向右转的现实危险，印度亲美派势力不断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印度总理甘地和印度国大党主席К.卡马拉季访问莫斯科期间公开向其说明苏方对印度政策中所出现的上述倾向的关切和担忧。我们对他们说，此类倾向将会威胁到印度国家自身的独立性，而且也会对苏印关系造成损害。

我们也没有忽视那些已被拉入侵略集团的国家。例如，近两年来我们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便明显积极起来。而这种积极政策也取得了相应的结果。阿尤布汗政府减弱了自身与巴格达条约组织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联系。巴基斯坦拒绝参加美国侵略越南的活动。该国领导人还向我们保证，(他们)将不允许(其他国家)利用巴基斯坦领土来进攻苏联。

苏联主动参与调解印巴冲突的活动对苏巴和苏印关系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塔什干宣言无疑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重大胜利。正因为此，我们国家的威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1965年9月30日的著名事件发生之后，帝国主义分子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加强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压力，并试图将该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印度尼西亚的新国家领导人，一方面开展了反对共产党的恐怖运动，另一方面又向我们保证说，(印尼)将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不会向西方列强让步。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极力采取措施以阻止印度尼西亚彻底倒向西方强国一边。也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我们前不久在莫斯科接待了印尼外交部长马利克，并对他说苏联准备在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也指出了印尼国内正在不断增强的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危险倾向，并强调我们坚决谴责印尼国内出现的反共产主义运动，而这将成为苏联和印尼两国之间合作的巨大障碍。

近年来，我们对发展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对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更多的实际帮助，并削弱美帝国主义的后方。

这里，我还想简单谈一谈关于我们对已获得解放国家的经济援助问题。此举是我们对世界上这些地区事务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目前，苏联已与亚洲和非洲的31个发展中国家签署了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的协议。根据这些协议，苏联向这些国家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为了让全会与会者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我将作如下通报：我们向亚、非洲26个国家提供了防御武器，其中军队完全或主要使用苏联武器的国家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阿尔及利亚、阿富汗等；绝大部分军火供应均采取直接贸易或商品信贷支付的方式进行，也有一部分军事援助我们不得不采取无偿赠送的方式。

民族解放运动是全世界反帝斗争的重要战线。我们党不可能，也不会放弃这一领域的斗争。我们将一如既往地竭尽全力来确保民族和社会解放运动力量的胜利，以便最终彻底摧毁殖民主义。(掌声)

同志们!苏联将会始终不渝地坚持反帝斗争，坚定维护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既定方针，彻底粉碎所谓“苏联共产主义具有侵略性”的恶毒谣言，坚决揭露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政策，并为瓦解和削弱我们的阶级敌人的队伍创造条件。

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将会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如今，我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党的积极分子们都或多或少地在参与这方面工作。我以及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斯洛夫等许多同志不得不经常到国外访问和在莫斯科接待外国代表团。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出国访问的同志便有：基里连科同志——前往智利，谢列平同志——越南和蒙古，波利扬斯基同志——加拿大，马祖罗夫同志——巴基斯坦，沃罗诺夫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英国，П.Е.谢列斯特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А.Я.佩尔谢同志——罗马尼亚，等等。还有一些同志不得不在国际工作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杰米切夫和乌斯季诺夫等同志；中央委员会书记卡皮托诺夫和库拉科夫等同志，而我在这里已不用说那些长期专门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同志：如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和波诺马廖夫等。

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各联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以及州委和边疆区委员书记们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工作方面。近期，根据政治局的委托出访国外的同志有：В.П.姆扎瓦纳泽、П.М.马谢罗夫、Б.Р.拉希多夫、В.В.谢尔比茨基、Д.А.库纳耶夫、А.Е.科奇尼扬、Б.奥维佐夫、Д.拉苏洛夫、Р.库尔巴诺夫、В.П.鲁宾、Н.Г.叶戈雷切夫、В.С.托尔斯季科夫、В.Ю.阿洪多夫、И.И.鲍久尔、А.Ю.斯涅奇库斯、И.Г.凯宾、Т.乌苏巴里耶夫、А.П.利亚什科、Ф.А.苏尔加诺夫、Т.Я.基谢廖夫、А.Э.沃斯、В.И.科诺托普、А.В.格奥尔基耶夫、К.Ф.卡图谢夫、С.Д.希特罗夫、Ф.А.塔别耶夫和З.Н.努里耶夫，等等。我已很难把所有人都在这里罗列出来。我们将会增加更多的同志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各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在接待来访的外国代表团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的党组织包括：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以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等州的州委。

同志们，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想象，到其他国家去访问和与外国代表团举行会谈——这是一项多么重大而艰巨的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与此同时这项工作又是一所能够丰富我们知识和实际经验的好学校。派遣代表团去外国访问是我们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每年都有数百人出去，而每一个出访的同志，都将成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很好的宣传员，有助于为我们国家赢得新朋友。与此同时，此举也有利于培养我们的良好素质——谦逊且具有求知欲，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将有助于改进我们的对外政治活动。

谈到我们在国际政治活动方面的成绩，就必须强调，我们负责对外政治事务的那些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无可争议的贡献。在这次全会上，我想特别强调这些同志所做工作的重要意义：他们正在履行的，是党所赋予的重要职责，他们的工作是繁重的，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他们的劳动，都是着眼于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

与此同时仍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每次当在政治局讨论这样或那样的国际问题时，我们都会强调，在这一领域我们还有大量潜力没有得以充分利用。这就是说，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不同方向和部门——具体包括外交、外贸、对外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等——并没有始终做到应有的紧密结合。要知道，所有这些对外领域均应始终把力量集中到一个方向上，都应当从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治目标。我们对外宣传活动并非总是能够达到一个应有的高度。而了解这些新可能和新途径，以便把党的政策真正落实在国际舞台上——这是中央国际部、外交部、外贸部和相关委员会等工作人员，总之一句话，所有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全体人员的首要职责。

同志们!要始终不渝地贯彻我们的巩固世界和平的路线，我们就必须保持高度的准备和高度的警惕性，以便随时回击任何针对我们国家的侵略活动。政治局一直在研究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和国防方面的问题。我们是对抗帝国主义政策的主要力量，是其他国家实施军事讹诈和恐吓的对象。但我们的阶级敌人也必须知道，他们对我们所玩弄的任何伎俩，都将遭到我们的毁灭性打击。(掌声)现在，必须要求我们的军事专家、军事工业部门的工作人员，苏联的武装力量——士兵、水兵、军官、将军和海军上将们都要一如既往地不断前进，要求他们更好地掌握军事知识，发展军事技术、科学和艺术，以便使我们的国防实力远远超过帝国主义所掌握的水平。

…… [84]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关于波兰与苏联友谊。

众所周知，我们与华沙条约成员国和经互会成员国之间，保持着尤其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我们始终关注着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蒙古等，如果出现了困难情况，便会经常就诸多经济合作问题向我们提出请求，其中包括经济援助问题在内。我们与他们，首先协调了许多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以便在世界舞台上保持行动上的一致。

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方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我们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等国，签署了新的友好互助条约，与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也已达成议项，并准备于1967年签署新条约。

我们党，也对在华沙条约国组织和经互会组织框架内加强多边合作，赋予重要意义。近期，我们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大的举措，以便完善这些组织的活动。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集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在维护欧洲安全斗争中所具有的意义。这些会议在加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方面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应当说，我们在军事合作领域，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华沙条约国目前已拥有了一个自己的、完整的武装力量防御体系，拥有多个统一的、在协商基础上制定的战略计划，其所有武装力量均使用的是我们苏联的武器装备。这些计划，都是通过近期在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领土内进行的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检验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在华沙条约国框架内，我们经过协商，确定了各成员国获取军事装备和维持军队所需要的费用开支。其中每个国家都要承担一部分开支份额，虽然必须坦陈，在我们国家的国防开支和整个社会主义合作的费用支出方面，无疑主要都是由苏联来承担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其边界也极其漫长而广大。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前不久我们向兄弟国家的朋友们，展示了我们研制的最新型飞机、火箭和其他军事技术，演示了导弹的远程目标攻击和人造卫星的发射。应当说，这次军事技术展示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异口同声地对苏联所拥有的军事实力表示惊奇，对我们为社会主义阵营所付出的巨大开支以及这些举措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表示称赞。

华沙条约国组织，也是协调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在国际关系最重大问题上制定各成员国统一行动路线的可靠工具，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召开的该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所取得的相应成果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今年10月份，与各兄弟党领导人举行的一系列会谈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期间，我们讨论了对外政治问题以及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近期所发生的事件等。

依照传统，此次兄弟党会议有众多国外代表团前来参加，期间各党派广泛地交流了意见，从而使会议具有了越来越重大的意义。在前不久召开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会议上，也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会谈。在这些会议上我们亲眼看到，在各兄弟党中向往团结和以统一行动来捍卫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列主义总路线的力量正在不断增长。尤其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看到这样一种倾向也在不断增加，即各兄弟党都向往团结和兄弟友谊，及其对我们党，对苏共和我们国家所纷纷表达的那些爱戴言辞。

我们与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在继续发展和加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建立的这个相互关系体系，一定要有一个可靠的经济基础。然而，许多兄弟国家由于一系列原因——过去都是落后国家、自然资源贫乏、国内市场狭小——因而在没有广泛而发达的经济关系体系，在没有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的情况下，根本就无法顺利地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苏共)中央政治局才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如此关注，并提出了，发展和加强我们与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各兄弟国家盼望扩大与我们国家的经济联系的迫切心情，我们也极力向他们展示发展这种关系的稳定前景。与筹备我们新的1966—1970年五年计划密切相关，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论是对兄弟国家，还是对我们来说，相互协调各自的发展计划指标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1970年以前这一段时间内，确保各自工业所需要的燃料以及各自所生产的产品的顺利销售。在落实这方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与各兄弟国家签署了一系列长期贸易协议。

苏共中央对改善经互会的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针对这一组织，我们提出了其所肩负的主要职责，并要求其对自己活动的一些工作模式和方法加以变革。在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的同时，我们还举行了一个会议，以便经互会领导人就各成员国在该组织框架内的合作问题交流意见。会议期间，大家均表示，要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并认为，有必要在协商基础上采取一些举措，以加强经互会和提高该组织的工作效率。

在完善经济关系机制方面，苏联已提出了许多建议。我们始终致力于提高责任感和对那些违反协议义务者实施制裁。但遗憾的是，此类违反协议义务的情况仍是屡有发生。每当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欺骗了我们并违反了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之时，我们都会提请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此加以关注。

但在这里，在这次全会上我必须提到的是，根据经济合作相关规定，兄弟国家经常也会向我们提出一些证据确凿的索赔要求，下面我将举一些实例。

几年以前，保加利亚曾建议向我们供应微型电动起重机。我们的相关组织对此表示同意。而此后两年间，国计委也编制了生产此类起重机的计划。最终保加利亚人被告知，他们建议向我们提供的此类产品我们不再需要了。但要知道，保加利亚人为了生产我们所需要的这些产品已专门建造了一些新工厂。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曾与匈牙利人，就汽车生产协作事宜达成了相关协议。其中，匈牙利人负责生产汽车后桥，而我们则是前桥和板簧。匈牙利同志严格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规定的期限内修建了必要的设施，而如今根据相关协议开始向我们供应自己所生产的汽车后桥。然而，我们的相关机构却延误了自己工厂的建设工期，因而不仅无法向匈牙利提供自己已承诺的制造汽车所需要的那些关键零部件，而且还拒绝购买匈牙利方面所生产的产品。

遗憾的是，此类例子还有很多。

我们必须坚决改变这种状况。要知道，我们苏联无疑是社会主义体系中专业化生产和劳动分工的中心，因而我们自己首先得按规矩办事。在遵守协议期限和保证产品质量等方面，我们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它们将成为我们发展本国经济、建设苏联共产主义事业的重要补充。建立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其他方面的关系机制，也是具有国际主义意义的大事。而对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而言，这项工作也是一所在实践中培养人们国际主义观念的学校。

在全面发展与这些国家的合作的同时，我们将与之形成一种真正的兄弟关系。我们党尤其重视发展，与那些在某一时期我们国家之间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下面，我将谈谈关于中国的问题。让我们首先从阿尔巴尼亚说起。(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以期促使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关系的正常化，但我们的这些举措均遭到了他们的拒绝。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拒绝重新参加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最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1月召集的一次会议表明，该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及其亲信依然不愿放弃其既定立场，并继续追随北京的路线。

众所周知，有一个时期，越南劳动党的许多领导者也是紧跟中国领导人的。但现在已发生了变化。虽然由于大家都理解的原因，越南同志尽量不想恶化与中国人的关系，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正逐渐转向更加独立的立场。他们现在并没有参与中国领导人所进行的反苏活动，已停止印刷中国人的那些充满诬蔑性言论的资料，忠实地坚守国际民主主义组织的相关规定。

同志们，这里我们必然要注意到，在历次不同的国际代表大会上，越南和朝鲜同志在行为上，及其对中国代表所发出的分裂性、诬蔑性言论的态度上所发生的变化。如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已不再紧跟在中国人的后面在会议上起哄，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忠诚地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工作。例如在刚刚于索菲亚结束的世界工联总理事会例会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其中事实已充分而直观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此，我们曾向中央委员会打了报告。于是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我们便采取了实际的举措以改善我们国家与朝鲜的关系。针对朝鲜，我们制定了一条总的政治路线：支持其反对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给予其军事援助——为此我们得到了朝鲜同志的高度评价；给予其经济援助——这主要是因为该国一直在这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困难，而我们的这些援助更加巩固了苏朝关系。

如今，可以说朝鲜同志脱离中国人的路线——已是既定事实。他们谴责了中共领导人在支援越南的联合行动问题上所采取的消极立场，批评了中共领导人所奉行的大国霸权主义政策和把毛泽东思想强加给全世界的做法。中国领导人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他们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也遭到了朝鲜国内的一致反对。朝鲜报刊刊载了批判托洛茨基的文章，这明显就是针对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奉行的路线。近日，在与我们的秘密会谈中，金日成同志直截了当地声明，中国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以下是他的原话——“简直愚蠢得让人不可思议”。(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这可能的确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金日成所作的)这一定义刚好也符合我们对这件事的理解。

不过，我们与朝鲜劳动党的关系仍需要克服一些困难。为此，仍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需要灵活性、需要讲究策略和坚持不懈的耐心。但总体来看，我们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并实现其正常化。我们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合作，也变得越来越积极。朝鲜同志非常想向我们出售一些稀缺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对苏销售近年来一度急剧缩减。我们两党间已开始进行高层谈判，期间我们均采取了公开、坦诚的态度，对此我们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今，以秘密方式来访的金日成同志正在莫斯科，今年我已与之举行了两次会谈。这些会谈证明了，我们对朝鲜所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性，并表明我们加强与该国和该党的合作和友谊一定会取得一个良好的发展前景。

同志们，我还想简单说一下，关于其他一些我们之间关系中存在有政治方面问题的国家。

比如罗马尼亚，便是这些国家中的一个。在苏共10月中央全会以前，我们与这个国家，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就一直不太好。我们这里并不想分析其中原因。问题是还在这之前，据我们所知，罗马尼亚便在全国范围内召集了积极分子和党组织会议，期间不断抨击我们党和国家。该国领导人对我们所持的不友好态度也对我们使馆人员和到罗马尼亚出差的苏联人的周围环境造成了影响。在许多问题上罗马尼亚人均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并开始执行自己的那一套独特路线。

10月中央全会过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我们与罗马尼亚的关系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并极力试图改善这一情况。我们尽力避免进一步激化矛盾，并通过耐心的工作方式，极力弱化我们之间的尖锐分歧，以期实现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为了恢复我们之间真正的、同志式的兄弟关系，我们无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虽然不得不承认，我们目前的关系中仍存在着一些尚未克服的困难。

我们曾在华沙条约成员国于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与他们进行了接触。关于这方面情况，全会与会者们想必在筹备此次会议的过程中便已有所了解，即罗马尼亚人希望我们在关于欧洲安全问题的文件中，不要对联邦德国提出口气过于强硬的批评，他们还就其他一些问题提出了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条件。在与其磋商上述文件草案以及随后的关于支持越南的文件草案的过程中，我甚至可以说，我们之间均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斗争。只是由于我们的坚定不移和全体与会者的团结一致才最终迫使罗马尼亚在上述问题上做了让步。但接着，我们又发现罗马尼亚领导人对进一步完善华沙条约的军事和政治机制也持否定态度，在经互会中他们所坚持的立场，阻碍了许多业已成熟的问题的解决。罗马尼亚人在这里利用了自己所拥有的某种类似于否决权的东西，并借此来阻碍我们解决许多与发展经济合作有关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只是涉及其他国家。

如今，罗马尼亚领导人依然继续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即使不是在所有问题上，但至少是多数情况下他都是这样做的。虽然罗马尼亚领导人所坚持的这一立场并没有得到其他兄弟国家的支持。但这也导致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罗马尼亚国内经常会爆发民族主义情绪。其中显著的例子便是：一些罗马尼亚历史学者在自己撰写的许多历史著作中均不客观地描述了过去我们两国关系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他们贬低苏联军队在罗马尼亚解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作了错误的阐释。不过整体来看，我们可以指出的是，我们两国间关系的发展还是令人满意的。

今后，我们当然仍将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既从党的层面上继续改善我们与罗马尼亚共产党的关系，又从国家层面上谋求与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以便最终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实现完全的正常化。

下面再谈一下我们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南斯拉夫通常都会支持苏联的行动。近期，南斯拉夫方面已更多地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从党际层面上与我们建立联系。南斯拉夫派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三大。去年，他们向苏联派遣了由托多洛维奇同志率领的代表团以交流党的工作经验。今年秋，又有以卡德尔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访苏。今年夏，铁托同志曾邀请我以非正式的方式访问南斯拉夫。我们最终派安德罗波夫同志去了。我们认为，通过党的层面谋求此类接触和建立此类关系是有益的。

当然，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我们与南斯拉夫同志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我们认为，最近南斯拉夫在领导经济方面便做得有些过火——积极实行所谓的分权制度，这实际上必将导致自发的市场关系的泛滥，并为外国资本向该国的渗透打开了方便之门。另外，南斯拉夫国内明显出现的削弱党的领导作用的倾向，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忧。

我们当然非常清楚，党的领导模式和方式以及经济政策等问题都是每个国家的党和人民的内政，即便如此，我们认为仍有必要以同志式的方式把自己的担忧向南斯拉夫同志说明。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于今年9月与铁托同志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了会谈。据我们了解，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也曾向南联盟领导人表达了类似的担忧。南斯拉夫同志在答复我们时做了如下保证，他们绝不会允许贬低党和国家的作用，并将继续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还说，自己将会认真地思考我们所提出的问题。

目前，我们仍很难对南斯拉夫局势今后的走向做出判断，因为该国的情况相当复杂。至于我们，我们将尽一切力量促使南联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加强南斯拉夫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

近两天，我收到了铁托同志的来信，后者表示希望于1月份对苏联进行非正式访问，以便就一些重要的政治问题举行会谈和协商。我们将利用这次来访，以进一步推进我们针对南联盟领导人的工作。这里顺便说一句，上述来信内容表明，如今南斯拉夫共产党原则上已同意召集共产党国际会议。

请允许我简略谈一下我们与古巴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在处理与该国的关系时，我们当然会考虑该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以及一系列特殊条件，而对此，古巴同志已多次向我们提到。在国际舞台上我们给予了古巴巨大的政治支持，全力帮助古巴同志加强自己的国防，并向他们提供了广泛的经济援助。

我们两国的关系基本上是沿着正常的轨道在发展。我们在国际上积极合作，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不过，这里我仍要指出的是，我们古巴朋友的国际政策时常会出现一些我们无法苟同的情况。我们认为，向他们公开说明这一点是在我们作为同志的分内职责。

在与古巴领导人的会谈中，我们曾认真地讨论过，关于确保古巴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条件和加强其国际安全的问题。期间，我们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古巴的支持和帮助等因素的重大意义。我们对他们说，如果古巴将执行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政策，必将加强其外交地位，并使美国对古巴革命的干涉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还请古巴朋友注意加强古巴共产党与拉丁美洲其他马列主义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问题，因为这些党派过去一直都在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所有日常实际工作，都是为了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从其本身意义上来说都是着眼于一个目标——建设一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涉及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体系，它以真正的平等和独立，同时又是真正的兄弟式合作、互助和友好关系为基础。

而要建立这样一种关系——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和困难，那也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困难中，有些都是由于我们的不成功举措和欠考虑的活动造成的。当然，导致这些困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社会主义合作的形成和发展所处的复杂而多样的客观条件。

这里我首先指的是，赢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条件上均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高度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直到这样一些，如中国、越南等——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水平的国家。这些差异，首先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即不同的国家在客观上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其次问题还在于，在那些无产者人数较少的国家中，政党的政策就可能受到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势力的影响。如果说在新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仍存在有复辟的现实危险的条件下，为了反对内部敌人和帝国主义的威胁而需要紧密团结，从而使这些差异暂时变得不明显(退居幕后)，那么当社会主义的胜利已成为事实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得以巩固之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间所存在的这些客观差异便会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另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自己国家过去的沉重历史遗产——民族敌视、冲突和对抗，而所有这些都会使各民族之间的融合进程变得复杂化。列宁曾指出，各民族的融合问题只有通过其中每个民族的全面发展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列宁的这句话也适用于正在进行世界性社会主义合作的各民族。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党的政策应当充分考虑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感情和民族利益。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均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畴之内。因此，每个共产主义党派首先要对本国的工人阶级和本国人民负责。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巩固，其独立性和主权意识也自然会不断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此基础之上的这种健康发展进程不要对社会主义团结合作的国际主义整体利益造成损害，以便使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各自取得繁荣的同时，又密切了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了彼此的互助合作，并最终使这一合作在整体上也实现繁荣。

现实已告诉我们，民族主义倾向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是多么的巨大。而领导人的民族主义倾向则会迅速地对自己国家，甚至国外民众造成重大负面影响。众所周知，帝国主义者们对民族主义寄予厚望，据他们说，在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中民族主义被凌驾于社会主义之上。而帝国主义在自己的政策中对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倾向极力加以鼓励，他们寻找一切机会向这些国家渗透并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包括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等各种手段。

在处理与所有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的相互关系时，苏共中央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始终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坚持将每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利益相结合，并追求权利上的真正平等。如今，我们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党与各兄弟马列主义政党一样，都已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发展进程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找到了正确的答案。虽然我们目前仍面临着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任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民族未来社会的产物，是当今世界和平和进步的结晶。为了它的巩固和发展，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为此，我们绝不应当怜惜自己的力量。(掌声)

三、苏共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党的国际活动不仅仅只依靠着苏维埃国家的强大实力和与社会主义友好国家的结盟。还在苏维埃政府建立之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说过：“我们拥有国际联盟，虽然这一联盟并不曾签署，也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如果从‘国家权力’的角度来看似乎什么也不存在，可实际上在四分五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得出(这个联盟的存在)。”(列宁文集，第40卷，第243页)列宁这里所言，指的是我们与全世界工人的联盟。

如今，该联盟最完整的体现可以在各种兄弟式的、相互支持关系中找到，而正是凭借这些关系使我们党与各共产党和工人党紧密地团结起来。发展与这些党派的关系，为进一步推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加强其队伍的团结而共同斗争——所有这些问题均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了自身的反帝斗争，维护世界和平、民族独立、争取民主和实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这一基础就是1957—1960年间历次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从那时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已充分证明了这些会议的召集本身及其所通过的马列主义文件的正确性。这些文件使我们有可能从宽广的视角来了解共产主义运动中各支队伍的积极表现，及其在不同民族条件下所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斗争模式和方法。与此同时，这些文件还为各兄弟党在反对同一敌人——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统一行动奠定了原则性基础。

各兄弟党代表国际会议的召集，使我们有可能共同讨论和解决现实生活向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的、业已成熟的那些问题。会议以实际行动展示了所有国家共产党人的团结及其目标的一致性，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今后，此类会议仍有必要继续召集。

我们党对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共同制定的路线，坚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队伍中贯彻落实这一路线。我们坚决抵制任何使我党背离这一路线的企图，始终不渝地与我们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这方面，苏共的坚定不移和始终不渝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巨大的意义，有助于克服我们队伍中的动摇倾向，有助于各兄弟党在这一时期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辨明自己的行动方向。绝大多数兄弟党均坚定地捍卫莫斯科会议所制定的行动纲领。我们通过集体努力而制定的总路线，则为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这一路线的指引下，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正以每个普通人都感到亲切和能够理解的口号从事着斗争活动。这些口号便是：为了和平和反对核战争、捍卫民主和民族独立，反对垄断资本，实现社会主义，等等。这些口号反映了最广大劳动阶层的切身利益。各共产主义党派正是以这些口号为基础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并促成了工人阶级与所有民主力量的联盟，从而表明一个群众性政治军队业已建立。共产党人们正是带领着这支军队，在各自相应的条件下向资本主义发起进攻。

如今，正是和平和民主的口号孤立了那些最具有侵略性的、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们，全面地削弱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整个体系。而人民群众在这些口号的激励下则更坚定地反对“战争集团”，更加顽强地面对帝国主义的劫掠和专横，及其每一次侵略行径。当前，国际上兴起的大规模的声援越南的运动——便是这方面明显的证明。

如今，最广大的各阶层人民群众越来越专注地倾听共产党人发出的声音。当代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包括14个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组织，另外还包括一些仍在资本主义工业中心坚持斗争的党派。这些共产党组织都是从民族解放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其活动主要依靠的是农民群众，其中许多党派仍在坚持武装斗争。在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一半共产党组织——37个党派仍在从事着地下斗争，而其余党派已可以开展合法活动。后者中的一些党派已善于利用这种合法活动的机会，使自己转变为群众性政党，并在国家议会、市(镇)政府和各社会组织中拥有了大量的政治代表；有一些党派仍面临这样一个任务——探索与广大群众建立紧密联系的途径；有一些，尤其是非洲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党派目前只是由少量职业革命家和马列主义学说的宣传家们组成的组织；还有一些党派已转变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

下面一个事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即在西欧聚集了近900万工人和职员，而这里的绝大多数共产主义党派都能够成功地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以法国共产党为例。

法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立场方面表现得很坚定，与此同时在斗争策略上他们也不乏灵活性。大家都记得，法国共产党在近期的国内总统选举中的成功表现。尽管法国当前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但法国共产党仍是成功地将国内左翼力量团结起来，从而确保自己赢得了45％的选票。

法国共产党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在对法国总统戴高乐所采取的旨在改善法苏关系的做法给予赞扬的同时，法共方面也为加强法苏友谊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对内政策方面法国共产党坚定维护法国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法共威望的提高。

今年8月份，当我与法共总书记瓦里戴克·罗歇会谈期间，我们两党不仅在苏法关系方面，而且在其他所有问题上均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意大利共产党在本国内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该党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群众性政党，目前其党员数量超过150万人。意共在国内选举中经常获得25％以上的选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意共是在经历了十年的地下斗争之后才获得了所有这些成绩的，而当初其人数仅只有数万之众。而其之所以获得这些成就，原因主要在于该党的日常工作都集中在群众密集的地区，正是该党领导了法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劳动者罢工，从而能够确保了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盟。

一系列共产主义党派的斗争经验表明，即使在当今没有发生尖锐的经济或政治危机的条件下，共产党同样可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只要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在任何条件下，共产党都有可能在自己国家内部赢得稳固的地位，推动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芬兰共产党所取得的成绩，该党代表于今年5月成功地进入了政府。这是自1947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的共产党退出政府以来，共产党代表首次重新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此举是对反共产主义势力的沉重打击。

这里，我还想对正在法西斯制度下从事艰苦斗争的西班牙共产党的情况做一特别强调。在熟练地将合法和地下斗争方式密切结合的同时，该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在最近几年内，西班牙共产党人数增长了近3倍，已达到10万人。而该党的这些成绩，同志们要知道，都是在地下状态下，在充满恐怖和镇压的环境下获得的!

在艰苦的非法条件下坚持工作的还有希腊共产党。该党与合法的联合民主左派政党合作，从而在动员广大群众反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如今，希腊之所以是北约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与我们的希腊同志们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不无关系。

我们当然也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这样一些党派——暂时在工人运动、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地位非常微弱。这其中当然涉及各方面的原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我们从来也不隐讳这方面的情况，如美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等。上述党派的工作环境尤其艰苦，它们必须面对(当局)强大的宣传、军事—警察机关，经常会遭到残酷的迫害。在一些国家中共产党人还必须面对势力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党派，而这些党派的领袖们均坚持强烈的反共立场。

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特点之一就是该运动在亚非拉各个国家扎下了牢固的根基。众所周知，战前在这些地方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是屈指可数的，而如今已达到48个。

这些大陆上的共产党工作的条件尤其复杂而艰苦。那里生活着20多亿人口，但工人阶级的数量却不多。农民构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但他们贫困、没有文化，又大多处于宗教的影响之下。农民阶层为那里的反帝斗争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小资本主义思想。那里的反动势力以极其残酷的手段来对待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战后时期伊拉克共产党政治局的6位委员几乎全部被杀害，而南非共产党中央的几位委员也成为了当局警察恐怖政策的牺牲品。

这里特别需要说的是关于拉丁美洲共产党的情况。20年以前，该大陆许多共产党组织才刚刚建立，而如今整个拉丁美洲已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共产党组织存在。虽然其中多一半党派均在非法条件下开展工作，近年来其人数已增长了两倍半。这些共产党组织的首要任务都是一个，那就是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后者在该大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赤裸裸的国际宪兵和剥削者，就是各国内部反动势力的最重要支柱。因此，拉丁美洲人民对帝国主义“美国佬”的仇恨随时可能以极其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共产党组织，如果忠诚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制定的总路线，那么就会取得成功；与此同时我们的经验也证明，如果背离了这一路线，就会遭遇失败和坎坷。

我们所有人都对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事件记忆犹新。那么，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以艾地为首的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层在北京的影响下走上了冒险主义道路，脱离群众并采取了盲动策略。最终结果大家都是知道的。如此一个巨大的政党，按其领袖们的话说，党员近200万人以及工会、农民、青年、妇女和其他组织等，实际上均被彻底摧毁，成千上万名党员死于非命。而要再重新恢复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至少也得需要许多年才行。印尼共产党人之所以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关键在于该党主要领导人背离了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而走上了中国领导人所指引的歧途。

…… [85]

……在我们之间。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党只承担着观察员的角色，尤其是当涉及我们运动的普遍原则性问题之时。在当代条件下这里有一个政治艺术的问题，即如何能够将如下两方面内容紧密结合起来——既要尊重政党的独立性，不干涉其内部事务，同时又要能够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支队伍中所发生事件的发展进程施加影响；既要善于坚定地贯彻我们自己的原则路线，同时又要表现出必要的策略和灵活性。

在我们与各兄弟党领导人接触和会谈期间，我们讨论了相当广泛的问题。

苏共中央曾多次主动以同志式的方式向各党派领导人提出过一系列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与这些党派的政策相关的问题。

去年，我们便曾从党的层面上与铁托同志就意大利共产党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关于在意大利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举行了友好而坦率的会谈。期间，我们坦诚地说，我们对上述思想持怀疑态度，因为在当代条件下实行这一思想将意味着对社会民主主义做出原则性的退让并可能导致共产党丧失自己在工人运动中所发挥的马列主义先锋队的作用。我们认为，上述会谈、我们所提出的意见和友好的建议都得到了意大利同志们的重视。

我们曾多次与各兄弟党代表讨论过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共产党人的政策中如何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任务相结合。而就这一问题，我们所涉及的全部内容既适用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国家，也原则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各共产主义党派。对于这些党派而言，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既考虑民族特点和自己国家的传统，同时又要善于反映工人阶级的利益，从本国人民的立场——民族利益出发。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

近一段时期，一些共产党表现出民族孤立的倾向。这些党派的领导人试图采用民族主义者们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扩大本党的地盘。其中有的党派已不再谈关于国际主义义务的问题，有的党派甚至走得更远——以不友好的态度对社会主义国家提出批评。在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荷兰共产党主席格鲁特。近来，他实质上是停止了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接触，拒绝在国际舞台上(与我们)采取一致行动。这里，该党领导人已表现出滑向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的迹象。

遗憾的是，我们在瑞典和挪威共产党领导人的政策中也看到了上述民族孤立和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迹象。近来，他们也减弱了与其他兄弟党派的接触，将自己封闭起来，而他们所发出的声音，坦白地说，与其他兄弟党相比，常常显得虚伪。

我们党是不可能对这种现象置若罔闻的。我们认为促使那些发生动摇的党派重新坚定马列主义立场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说到我们与各兄弟党的国际主义团结，我们绝不可以忘记这么一点，即不仅是我们帮助了它们，而且它们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正是由于非社会主义世界那些兄弟党的革命活动促使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进一步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正是由于它们的帮助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向世人展示我们所取得成就的意义，解释我们爱好和平的政策以及我们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数百万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共产党员们，都是苏联政策和我们共同事业的自愿、坚定而热情的宣传员。他们常常冒着失去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坚定不移而勇敢地坚持十月(革命)思想，并把关于伟大列宁的政党的真理带到广大群众中间。对于我们阶级兄弟所做的这些无私而忘我的工作，我们给予高度的评价。

国际民主主义组织——世界工联、妇女、青年、拥护和平者运动等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苏联工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并利用这些联系来宣传苏联和苏共政策所取得的社会主义成就。

同志们!在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同时，我们党更加稳固了自己与民族解放运动各力量的联盟和合作关系。苏共二十三大决议对民族解放运动——这一当代巨大革命力量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了明确的原则性评价。

要将马列主义运用于亚非拉各国，就必须探索一些新的、经常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道路。在这些国家中尤其复杂的问题是如何制定相应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如何使共产党转变为能被民众认可的民族力量。当前殖民地人民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他们立刻便要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其今后的历史发展道路问题。包括我们党在内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就在于，其以莫斯科历次会议文件的形式发展了列宁提出的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可以适用于当代条件的思想。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使各民族避免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那些痛苦和贫困。

列宁的上述思想经过了实际生活的检验并首先被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验所证实。该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社会主义社会建设道路，而同时又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

与此同时实际生活也表明，要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就必须克服许多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资本主义国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需要数十年才能达到的那样高的生产力。而为了完成这样的任务，这些国家的全体人民无疑需要付出巨大的劳动并进行繁重的创造性工作。另外我们也不能忘记，在这些选择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内部还存在着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势力，后者势必会尽力阻碍这一发展进程并极力把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这些已从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的民族。因此这些民族要想取得成功就只能，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式。

针对这些选择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我们可以，而且应当给予全面的支持，向它们并不轻松的斗争活动提供帮助。为达此目的，除了在国家层面上发展与它们的关系外，我们还与这些国家中的执政党保持了接触和合作的关系，这些国家具体包括：埃及、马里、几内亚、阿尔及利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和叙利亚。

这些党派对外均宣称自己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当然，从意识形态上来看，我们清楚它们与马列主义的立场仍有一定差距。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错误地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政党的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际的革命行动纲领都是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和本国资产阶级为目标的。这也就使得我们所开展的，针对这些革命—民主主义政党的工作，既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又是一项具有前途的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工作要作，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向我们靠近。这无疑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而且在工作期间，我们还必须充分体谅这些经历了长期压迫的民族内心所怀有的那种激烈的民族情感。

我们正逐渐地与这些党派和国家的领导人建立互信的关系。在与他们会谈期间，我们极力强化他们对苏共和苏联政府的信任感，极力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以下方面：必须团结所有进步力量和所有社会主义事业的拥护者、完成建立稳固的革命党的任务，而该党则要善于利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并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展活动。

苏共也没有忽视与一些革命—民主派活动家建立联系的工作，如纳赛尔，即便此人当时还没有放弃反对共产主义的偏见。我们认为坚决捍卫我们的兄弟共产党人的利益是本党应肩负的义务，尤其是当这些兄弟党遭到镇压之时，如在埃及和阿尔及利亚当时便属于这一种情况。

对民族资产阶级执政的国家中那些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力量给予支持，也是我们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往往极其复杂(我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民族资产阶级时常表现出动摇和不坚定，但在解放整个国家方面他们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领导作用，并在自己的政策中仍坚持反帝路线。因此，针对这些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党要像对待这些国家中的马列主义者一样——对其政策中的进步方面给予支持，并在这方面发展与这些执政集团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积极促使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及其马列主义先锋队，不能只局限于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范畴，而应当领导广大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继续朝着清除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劳动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前进。我们当然要全力支持我们的阶级兄弟制定这样的斗争路线，并极力帮助其取得这一斗争的胜利。但这样的话，就难免会与那些我们正从国家层面上发展关系的民族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发生冲突。

关于此类国家的共产党组织所遇到的困难情况，我们这里以印度为例。印度共产党遇到的是一个强大而有经验的政治对手——印度资产阶级统治集团。印度国内形势的复杂之处在于，该国“左”倾分子们也组建了一个所谓的、与印度共产党平行的共产党。在这方面中国人是插了手的。我们完全能够理解印度共产党人是在何等复杂的处境中开展斗争活动。近两年半以来，印度共产党领导人曾八次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在表示将支持其斗争的同时，我们也公开对他们说，印度共产党方面也犯了民族改良主义的错误。

同志们，在发展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兄弟关系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加强当代三股革命力量的伟大联盟。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这一联盟关系正在不断得到强化，而这将有助于以前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并对我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生力量产生积极的影响。

同志们!如何才能从整体上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做出评价呢？马列主义政党始终坚持正确的立场。他们积极地反对中共领导人的分裂政策，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为基础的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而斗争。

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在为争夺共产主义运动的霸权而展开公开的争斗，并将斗争的矛头直指苏共。为了收买人心，他们可谓是不遗余力，不惜金钱。他们在30个国家中建立了分裂集团和政党组织，而后者的积极活动都是针对各马列主义政党的，但均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如今，对中共领导人所执行的分裂、反马克思主义政策提出公开谴责的已有57个政党。

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上，我们党所做的多方面、大量和耐心工作的结果，已在我们党二十三大工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们的二十三大标志了一个转折点，即各兄弟党为巩固自身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而展开了一场积极的斗争。

如今，许多兄弟党都更坚定地提出了，关于召集新的国际会议的条件是否成熟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过去的6年间世界上发生了许多新现象和问题，而这些都需要各兄弟们进行集体性地讨论，以明确我们运动今后的发展前景。

为了有利于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在关于召集国际会议的问题上我们曾有意识地拖延了一段时间，目的就是希望中共领导人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可是，如今我们已不对此抱有任何幻想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支持召集这次会议的想法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自从中共领导人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特殊立场起，在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便产生了诸多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曾极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以便能够一起从事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苏共中央曾提出这样的建议，即不论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分歧或不同观点，各共产党可以而且应当在反帝斗争中，尤其是在当代一些特殊尖锐的问题上(如在支持越南的问题上)采取统一行动。我们的这一建议为所有共产党组织的力量的联合提供了可能，并得到了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的赞许。大多数兄弟党也都对此表示支持，并认为这是当前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存在问题的有效手段。

今年10月中旬，当各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领导人在苏联聚集之际，我们与其协商了如下问题：是否取消我们提出的关于召集新的各共产党会议的禁令，并公开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条件业已成熟。我们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此后所发生的情况，正如你们都知道的，在保加利亚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日夫科夫同志，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出了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而同时提出这一问题的，还有出席这次会议和在会议上发言的其他党派的许多代表。

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兄弟党代表大会，明确展示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加强国际团结、谴责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路线以及支持我们党的政策等方面，所发挥的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而从这里，我们再次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党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在革命运动中所执行的是一条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

四、中国领导人反苏、分裂活动的新阶段

同志们!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使所有共产党都感到担心和忧虑。我们的运动遇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有一个大国的执政党越来越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该国所确立的秩序和意识形态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共领导人将强烈地反对苏共和苏联、反对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自己所制定政策的主要目标，并试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把自己的反列宁主义路线强加给该运动。

如今，毛泽东及其集团，所制定的大国和反苏政策已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于今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决议已证明了这一点，其在中国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与中共领导人近年来所执行的政策紧密相关。如今，我们已尤其明显地看到，(中共领导人的)这一政策的出台并不是偶然的。置客观条件于不顾，中国领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特殊的、非同一般的地位。也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他们在1958—1960年间有意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试图使中国跨越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也正是因此而发动了所谓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等运动。

至于这一政策的后果大家都是知道的：中国经济平衡严重失调，工农业急剧倒退，国内开始出现饥荒，并导致成千上万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自1960年代开始，中国领导人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以期暂时阻止国民经济的不断下滑。这些官方所谓的“政策调整”性举措虽然略微起到了稳定国家经济的作用，但其经济水平依然十分低下。截至1965年底以前，中国工业品生产总额只接近于1958年相关指数，而农业——近似于1957年水平。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依然落后，形势相当严重，然而同期国内居民人口却又增加了7000多万。

195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的国内、外政策都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并从属于自己的大国目标。在与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对外政策背道而驰的同时，中国领导人日益将反帝矛头转而对准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尤其强烈地反对苏共，而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毛泽东将我们党视作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赢得霸主地位的主要障碍。这无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对此，西班牙共产党主席里斯杰尔同志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苏联、列宁的党——我们最坚不可摧的力量，我们伟大的堡垒。也正是因此，中国领导人才在自己的分裂战略中将苏联及其政党视作自己的主要攻击、恶意诬蔑的目标”。

上述话语过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现实证明，中共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遭到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并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和兄弟党的谴责。而那些为数不多的、紧跟中国领导人走的人们也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北京对最高领导权的觊觎，遭到了从殖民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拒绝。同志们，你们都应当记得，就在前不久为了招募同盟者，周恩来和陈毅曾到亚、非洲一些国家转了一圈，并许诺给予这些国家慷慨的援助。可这些最终都成了空头支票。于是，中立国家的民众，很快便识清了中国政治家这些许诺的真正价值及其丑恶目的。而中国原本就不高的国际威望也急剧下降，并实际上已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困境。

国内外政策的一系列重大失败实际上意味着毛泽东“特殊路线”的破产，从而引起中国内部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导致无产阶级民主的歪曲，而后者又成为毛泽东及其亲信所坚持的民族主义路线的无法分割的组成部分，进而又引发大规模的镇压和不间断地清洗。中国领导人试图以此来压制国内的不满分子，而此举自然会使其国内的反对情绪进一步增长，并在中国社会更广大的阶层中间蔓延。

截至1966年初以前，关于今后国家和党发展道路的问题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其集团并不是千方百计地改变自己的既定政治路线、放弃霸权主义方针，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继续试图以各种压制手段来对待国内反对情绪，继续坚持自己错误的大国路线，更加起劲地鼓吹反苏论调，并进而企图以毛泽东政策来代替马列主义思想。如果说，以前他们这样干时，还会极力以马克思的美丽辞藻来遮掩遮掩的话，那么此时已是彻底地明目张胆了。

任何“革命的”口号都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所谓“伟大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政治运动，绝不是真正地关心劳动者的文化水平和社会主义意识的提高。

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马列主义者都应当知道，实现真正的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赢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不彻底消除愚昧、无知和文盲的情况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我们都记得，还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我们国家的内战尚未结束之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便曾向青年人发出过“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列宁还谆谆告诫我们道：“(我们)需要吸收资本主义所遗留的所有文化，并用之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收所有科学、技术，所有知识和艺术。而非此，我们就无法构建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列宁选集》，第29卷，第52页)

列宁的上述教导正契合中国的实际。该国至今仍保留着强大的封建残余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仍有3亿多人处于文盲状态，3000万学龄儿童没有上学的条件。

可是，中国领导人所谓的“文化革命”却是别有用心，而与(提高民众的)文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可以这样说，这场所谓的“革命”从一开始发动便与文化背道而驰，是一场大规模的洗劫知识分子的运动。在这场运动发动以来的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国内中学和高校都停止了教学工作，戏院和电影院都被关闭，大量书籍被焚毁，报刊被严禁出版。所有当代文学和艺术著作和中国精神财富以及世界文化的优秀作品遭到批判。

在当前的中国所有文化，全部思想都被毛泽东思想所替代(均归结于毛泽东思想)，后者被宣布为人类知识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包罗万象的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非此似乎人们便根本无法再生活下去。《光明日报》(甚至)直接宣称：“(人们)可以不吃，可以不睡，但不能不读毛主席著作。”(笑声，会场气氛活跃起来。)

以下是中国的军事家之一林彪不久前在大庭广众之下所发表的言论。

他说，“世界上没有人能替代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的书籍太多，没有人能把它们都读完，而且离我们也有些太远……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等(站得)更高。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才会出一个，而在中国——则是几千年才有一个。”(会场气氛活跃。)

同志们，在此类言论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以最为稀奇古怪的方式表现出的个人崇拜，而且还包括有公开地改变党的思想基础的企图，极力以毛泽东的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观点替代马列主义思想的图谋。而这便是“文化革命”的思想内涵。

这里并非只涉及思想问题。“文化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并包含有一定的政治目标。照中国领导人自己的话说，这一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整个上层建筑”。于是，党的领导机构被以最快速度摧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党和国家机关、共青团和各级工会组织中展开了越来越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国家的军国主义化日益广泛。所谓的“红卫兵”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出现，并积极地展开活动。后者在中国被描绘为“毛主席的突击队”。在这支队伍的背后则站着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

同志们，从那些分发给积极分子的报刊和情报资料中，你们大家都已知道“红卫兵们”在活动中所采取的那些方式。我这里只列举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前不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实习的苏联无党派学者罗霍夫采夫同志从中国回来。该同志从一开始便亲眼目睹了“文化革命”的发展进程。如下是他写给中央的信的内容：“6月3日，‘左派们’(‘红卫兵’最初的称谓)包围了学校党委所在的行政大楼。我亲眼看到，在大楼门口举行的群众集会最终发展成为一场赤裸裸的(真正的)浩劫。声嘶力竭地喊了一整天的演讲者们找来了一根圆木，并用它的力量撞开了行政楼巨大的、铜制的一排前门。于是，由150—200组成的人群蜂拥着进入了大楼内。不久，从楼内便拖出了被打的党委委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是被沿着楼梯拽着手、脚拖下来的，并一路遭到殴打，身上血迹斑斑。也有一些人从楼上自己跑下来，但立刻便遭到了楼外(红卫兵们)争先恐后的围攻。从这些受害人的脸上我看到了明显的、难以言喻的恐惧，我认出他们都是我所熟悉的校领导。当晚，无线电广播站播放的消息称，‘左派们’已夺取了学校的整个权力。”这封信比较长，其中讲述了许多恐怖的事情，我这里只给大家读了其中的一部分。

镇压的规模是巨大而广泛的。受害人涉及20个省的党委领导人，中央党和政府机关主要部门的多位部长，各部门的所有领导干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新华社”的领导层被免职。清洗还向基层蔓延——各县党委以及企业和机关的党委。

中共中央第十一次全会之后，党的领导层发生了尤其巨大的变化。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等均不再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保留这一职务的目前只有林彪。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七人领导小组也进行了迅速的改组，进入这一小组的新成员包括康生、陈伯达和陶铸等——都是些众所周知的忠于毛泽东的人物。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职务的还有彭真、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陆定一，几乎整个书记处成员都被替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一半人或被禁止政治活动或遭到了公开的残酷攻击。

关于中共领导机关的现状，我们并不掌握详尽的信息，但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共部分领导人出于各方面考虑早就下定决心要反对毛泽东的极端政策。

我们现有的非官方资料证明，今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期间林彪曾以毛泽东的名义，建议免除刘少奇所担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刘少奇拒绝辞职。于是，林彪建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出乎毛泽东集团的预料，多数与会者均投票反对刘少奇辞职。这样，毛泽东和林彪便成为党内的少数派。

还有信息表明，刘少奇在这次会议上表述了自己的立场，具体包括如下三点：1.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但应当由党来进行，而不是由那些孩子们来做；2.不同意毛泽东在反对苏共和苏联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那些斗争方式；3.中国一些近来表现良好的经济并非是由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是由于纠正了“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时期所犯的那些过失和错误的结果。

当然，我们目前无法保证上述信息的完整可靠性，至于刘少奇的真正立场我们也依然不甚清楚。然而，这一信息至少可能使我们从总体上得出这样一个相当正确的印象，即中共中央领导层内部正在经历着显而易见的危机。综合各种情况来判断，支持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的力量依然相当强大。虽然这些人的立场已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毛泽东至今仍无法完全败坏自己的对手们的声誉并将其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

难怪陈毅在自己的一份公开发言中声称，“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防止国家的政变，捍卫毛主席。可如今，显而易见，毛泽东首先必须做的是——保护自己的最亲密战友们。

综上所述，我们已清楚地看到，毛泽东为什么决定要首先对党和党的干部们实施打击。因为这些经过革命锻炼的党的干部不仅了解“毛泽东思想”，而且了解马列主义，内心充满多年来养成的对苏共和苏联的友好情谊，因而毛泽东不能不把这些人看成是自己政策的阻碍。

毛泽东集团已很长时间把党组织排除在政策的积极参与和制定的范畴之外了。党的代表大会和会议已有10年没有召集了。但仅仅这样显然是不够的。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决定继续沿着破坏党的领导作用的路线走下去，以便使党成为自己手中顺从的工具。

由于得不到人民牢固的支持，毛泽东很早便试图依靠军队把自己的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党。与此同时，他也很清楚，军队公开地反对党组织可能在政治上引起的不良反应。也正是因此，他才策划和煽动了青年学生运动，以便造成群众普遍支持毛泽东倡议的假象。而实质上，如今的中国正再现了托洛茨基当年臭名昭著的所谓青年学生就好像“革命的晴雨表”的论断。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由中学和大学的青年人组成的“红卫兵”只受到毛泽东思想和好战的民族主义精神教育，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认识极其薄弱而且已被歪曲，对马列主义则完全没有认识。另外，我们也不应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他一些因素——长期处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生活环境等——对一半多的中国青年学生的负面影响。

这些就是对党组织发动猛烈冲击的主要突击力量。而如今，这些从中国这场大浩劫中脱颖而出的非党的，以小资产阶级为主的青年人竟被看作是党的骨干的主要后备力量，并被用来顶替在“文化革命”过程中被免职的那些人。(中共领导人)这样做的实质就是试图改变党的社会性质，从而使原先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政治机关只留下一个外壳。

我们不能不看到，在瘫痪党和国家机关，破坏社会法制的同时，“红卫兵”的活动也动摇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导致国家政局的动荡不安，败坏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的威望。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工人阶级的地位遭到了削弱。工人们的物质待遇水平持续下降，工会活动陷于瘫痪，军队纪律被引入企业，工人被迫“自愿”放弃奖金，并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交给国家。广大农民也被要求从事无偿的强制性工作，农业居民的生活也被彻底军事化。

在“文化革命”过程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阶级的地位没有发展变化，那就是资产阶级。该阶级没有遭到“红卫兵”的冲击，其特权也重新得以确立，并继续享受着国有财富的利息。

加强整个国家生活的军事化是中国“文化革命”的显著特征。中共中央八届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提出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和“全民皆兵”的口号，实际上就是该党所制定的行动纲领。

为了分散国民对国内困难的注意力，当局在人民中广泛进行备战宣传。城乡所有成年居民都被要求加入民兵组织。在所谓“把整个国家都变成一座兵营”的号召下，每个中国人都被变成毛泽东的“听话的好战士”，而列宁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及其作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等观念则被完全抛弃。

在穷尽各种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以及加速增强自己的核武潜力的同时，毛泽东及其集团根本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里我们都记得这样一个事实，即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与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便曾宣称：“坏事——也有其相反的，积极的一面。穷苦人敢于干革命，就是因为太穷。很难想象，人们要是都富了会是什么样。这未必是个好现象。”又正如中国报刊所写的那样，毛泽东要求：“生产要追求高标准，而生活则要保持低水平。”中国还提出这样的口号：“坚定实行合理的低工资体制。”这就是中共官方当时提出的口号。

还在十一次全会前夕，毛泽东便曾要求将军队、工业企业、人民公社和国家机关转变为拥有自给能力的综合性单位，而其中每一个单位都应同时具备以下功能：军事、工业、农民和文化，等等。在全国范围内均实行“义务劳动制”，而这种劳动都是无偿的。所有这一切都确保了国家积累的高水平，及其军事工业的相应迅速增长。

中国领导人毫不隐讳地试图使自己的“文化革命”具有国际性质。林彪和康生便曾公开宣称，“文化革命”应被看作是毛主席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一项“伟大创举”，必须将其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推广。而为此，北京甚至已组建了“红卫兵国际司令部”。

我们不能不特别关注中国“文化革命”所具有的突出的反苏倾向。毛泽东及其集团知道，如果人们了解了苏联和苏共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人民的成就，就会更加明显地暴露中共领导人政策的失败。因此，即使民众对苏联表现出最微弱的好感，都会被中国当局扣上“民族叛徒”的帽子。而以此，当局试图在中国四周再修筑一座新长城，以严防各种中共领导人自认为危险的外来因素对民众造成影响。

为了营造一种“非常状态”，中共领导人就需要杜撰一个所谓“来自北方的威胁”——即指我们国家对中国的威胁——的故事。但要用似乎苏联对中国构成威胁，似乎“苏联与美国结盟就是为了进攻中国”等说法来说服中国人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当局便开始向民众灌输如下思想，即苏联似乎在西伯利亚和中亚占据了中国大量领土。

中国领导人极其虚伪。他们虽然口头上声称，似乎自己“为了维护与苏联的友谊，才反对苏共和苏联政府”，而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仅从中国的报刊上我们便可坚定地得出如下结论：中国领导人正在极力蓄意侵犯的是我们整个党，整个苏联的最根本利益。

同志们，你们都读过曾于今年11月份到中国访问的苏联社团组织代表团所作的报告。因而知道，在该代表团访问期间，中国人在会谈中做出了许多挑衅性举动，说了大量挑拨离间的话。而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在进行直接的反苏破坏活动。中国代表的放肆无礼甚至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竟然肆无忌惮地宣称：“我们将与你们在红场相逢，而那时苏联将爆发第二次革命。”中共中央主要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曾写道：“克里姆林宫上空将飘扬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我们代表团，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对这些挑衅性的进攻均给予了应有的回击。

关于中国领导人现行政策的敌视性质，从其意图来看，我们需重视这一敌视性质在中美关系方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在反对苏共和我们国家的同时，毛泽东似乎在向美国人招手示意，以便后者明白，中美之间已拥有了彼此接近的基础。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使我们感到忧虑，即中国外交人员正极力寻求与美国人建立联系。例如，前不久美国国务院官方顾问在与苏联代表会谈中便承认，美国政府“除了与中国人在华沙举行了会晤外，还在与北京进行各种非正式接触”。毫无疑问的是，在这场不体面的游戏中(有人)正在积极地打反苏牌。

应当说，中国宣传机器极力将“文化革命”推向国际范围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绝大多数共产党和工人党、所有进步和思想健全的人们均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表示愤慨。而对“红卫兵”的胡作非为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只有个别几个可怜的，得到北京援助的变节者。

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共产党虽然没有公开评价“文化革命”，然而众所周知，其均对之持否定态度。甚至连毛泽东最亲密的盟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也只是以最一般的方式提及这场运动，更没有表示出将之运用到本国的意愿。总之一句话，被毛泽东寄予厚望的冒险事业在国际上遭到了惨败。

以上便是目前在中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文化革命”的主要发展情况(趋势)。所有情况均表明，这场政治运动并不仅仅只是中共的内部事务。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只是中国人民的悲剧——大量党和国家机关被摧毁，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工人和知识分子的人权和尊严遭到凌辱和践踏，而且败坏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的威望。而从来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反共宣传能像中国领导人目前所做的那样，对社会主义事业(理想)造成如此重大的损失。中国领导人的“文化革命”对社会主义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都构成了威胁。

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做出评价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提出关于该国对内政策发展的前景问题。毛泽东集团是否能够完全实现自己的既定计划，目前仍很难说。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军队和“红卫兵”。不过，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中国国内反对这一路线的力量也正在不断增长。尽管出现了“红卫兵”针对各级党的委员会而进行的大规模恐怖和恐吓情况，但他们的行动在一系列地方都遭到了工人和其他阶层居民的坚决反击。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也发生了工人和“红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

下面，让我们看一些苏联工作人员从近期在上海街头所得到的一份新奇文件中节选出的片断。据该标题为“致世界公众”的文件称，“毛泽东完全歪曲了马列主义，结果导致他不仅与中国人民背道而驰，而且也与中央一些领导人发生了矛盾……国家经济瘫痪，民众不满情绪强烈增长，普遍发生工人罢工和大学生罢课现象，经常出现流血事件……(人们)一想到中国的未来就感到可怕。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情况刚刚有一些好转，如今又重新陷入水深火热(灾难和大混乱)之中。(民族)前途暗淡，民族处于危险之中。对于诚实的中国人而言，唯一的出路——向全世界呼吁，并发出奋起保卫中国的号召”。

该文件再次证明了当前中国国内的复杂和矛盾形势。一方面，许多人真诚信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农业的集体劳动方式等都为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客观前提条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明显看到这样的迹象——依靠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及其大量的组织和机构，某些民族主义腐化堕落集团所制定的对外政策，又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构成了严重威胁。

中国国内政治斗争仍在继续。我们不应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整个事件的发展进程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转折以及各斗争力量的对比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如果毛泽东及其集团将长期顽固地坚持当前政治路线不变，并继续削弱社会主义的地位，那么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就将难免发生重大波折。

当然，事件的这样一种发展进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依然存在有健康的力量，为了使党重新走上马列主义道路他们将不会停止斗争。为了维护与中国人民的友谊、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分裂活动和巩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我们将坚持斗争。而与此同时，所有那些正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未来而斗争的人们也将得到我们的帮助。

同志们!在马列主义党派的文件中已多次指出，中国领导人所坚持的“特殊路线”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在对中国所发生事件进行分析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半封建的农民国家，目前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在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之中，工人阶级(群体)曾经，即使现在依然是一座不大的孤岛。即使如今在革命成功的17年之后，在中国总人口中工人阶级的数量也没有超过1500万人。

这些都为小资产阶级思想向中国共产党的渗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导致其容易形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些特点：动摇、不坚定、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局限性，等等。

要正确理解当前中国领导人的政治思想纲领，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数千年以来，中国的统治上层都在给人民灌输着关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和世界文明中心的观念。而所有这些观念均与中国的实际地位，与20世纪初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现实相矛盾，进而导致中国人民族情绪的激化并促使其不惜一切代价以重新实现以前的辉煌。

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透过古老的中国思想、已渗透到其精神深处的大国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棱镜来进行的。毛泽东本人及其他中共领导人曾多次说过，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主要看作是实现中国“民族复兴”的一把钥匙。

中国人口众多，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一因素都对许多中国领导人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自己的人口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因为传统的高人口出生率可以使损失的人口得到迅速的补充。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曾在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会议上得出了如下冷酷的判断：未来一旦爆发世界性核战，地球上的人口就会死1/3、一半，甚至更多。他的上述论断使当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震惊。可是，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典型思维模式。在他们的思想观念中不仅个别人的生命，即使成百上千万人的生命也都是毫无价值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了中共领导人的民族主义观念。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必须看到和考虑到的。不过，我们还必须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虽然上述困难导致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相对复杂，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良好的客观条件。如果中共领导人善于利用这些条件，中国仍是能够顺利地建成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拥有稳固而可靠的后方——苏联。我们国家不仅在物质和政治上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而且确保了中国不受侵犯和阻止了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干涉。当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之时，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然建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均向中国提供了全面的经济和科技援助。

总之，当时中国已拥有了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仅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能否正确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能否正确地动员和组织民众来建设社会主义。遗憾的是，中共领导人并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也没能以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政策抵御住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

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轨迹，那么如今中国领导人的许多观点也就变得更容易理解了。众所周知，还在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党的骨干便与党内其他本质上属于民族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发生了冲突。而上述两者之间的斗争便成为了中共整个历史的显著特征。

1925—1927年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消灭了中共的多数领导人及其积极分子。这一情况对上述斗争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截至1935年即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层之前，党的全部工作实际上都集中在军队和个别根据地，而后者均远离国家主要的无产阶级中心。在脱离无产阶级的同时，补充到中共党内的新党员几乎只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出身剥削阶级家庭者和知识分子。

中国共产党人员结构上的这一特点使共产国际感到担忧，因而曾多次向中共指出这一情况。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6年给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发出的一份特别指示中便写道：“我们尤其感到忧虑的是(中共做出的)这一决议，即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凡有意愿者便可被吸收入党。难道党就不害怕一些只求功名地位者混入自己的队伍……我们认为让一些有产阶级代表在苏维埃各地区从事政治管理工作是错误的。”中共领导人忽视共产国际发出的这一警告，继续大量吸收非无产阶级阶层入党，从而进一步稳固了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的地位。

毛泽东对民族和政治问题所持的小资产阶级观念滋生了其对工人阶级及其力量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不仅在国内战争时期，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都有显著表现。例如，1949年12月，当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联共(布)中央代表И.В.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便这样写道：“在革命的国家成立之后，中共领导人依然对工人阶级的作用估计不足。截至目前，工人阶级党员数量的增长仍微不足道。在吸收工人入党的问题上(中共)尚未采取任何积极举措。在党组织中大量充斥着各类地主、富农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在一系列地区吸收新党员的程序执行得很笼统。”

而当时正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维里奥·斯帕诺同志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曾对我们在北京的外交人员说道，“中国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斯帕诺带着忧虑的口吻指出，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但却不能给本国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指出明确而清晰的前途”。

如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断定，上述这些危险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并非空穴来风)。在登上党的领导岗位的同时，毛泽东便开始广泛地利用强暴的、反民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虚荣的图谋。苏共中央目前已掌握的材料表明，1941—1944年间，在中国解放区所进行的所谓“整风运动”便是第一次清除国际主义思想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的大规模运动。当时，一些正在延安八路军司令部(工作的)苏联军官便曾指出：“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日常行为就跟军阀一样，而不像共产党员。权力体系是纯粹独裁式的。所有异己者实际均被消灭。当时，处理这方面事务的负责人便是康生——实际上是毛泽东的最得力助手。”这些，同志们，还不是今天的或近来以来的材料。

毛泽东及其亲信的反苏情结还反映在如下一个典型事例中。1941年当苏德前线情况处于最危急的时刻，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如下一个问题，即中共军队将可能采取哪些行动以阻碍日本发动针对苏联的进攻。

那么，毛泽东当时是如何作答的呢？如下是当时执行(共产国际)这一委托的苏联军官基斯连科同志在1941年9月3日发出的一封电报中所写的情况：

“针对这一问题，(毛泽东)作了几个混乱的、不清楚的、不直截了当的答复，而且还不断地使用‘如果’一词”。毛泽东对这位苏联军官说道，“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战略和政策。在日本人发动反对苏联的战争之时，我们将采取一些小规模的作战行动，而不是大部队作战，因为要保存我们的实力。在战争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再说我们如今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日本人发动了反对苏联的战争以后我们将如何进行这场战争”。

基斯连科同志继续道，“当我不止一次地重复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之后，(毛泽东)依然是作了几个令人费解的答复，而且依旧使用了几个‘如果’：如果苏联援助我们，如果国民党不反对我们，如果目前反对我们的日本军队的兵力有所减弱。总之一句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涉及关于向日本开战的问题。而至于他们将以什么方式来帮助我们，最终我也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稍后，关于这一情节基斯连科将军又作了如下描述：“我说：毛泽东同志，您很了解我们目前的严峻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能够放弃如此之多的条件!我们目前显然是无力满足您所提出的那些条件的。因此，我请求您放弃那些‘如果’，就说今天，如果日本向我们发动进攻的话，你们能够做什么？而毛泽东，不是答复我提出的问题，反而指责我不懂辩证法(缺乏辩证思想)，在关于如此重大的问题的谈话中竟采取如此无礼的(提问)方式。”

从以上整个叙述可看出，中共领导人当前的民族主义和反苏方针的根源是由来已久的，该方针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中共中央不止一次研究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与中共和中国领导人活动有关的那些问题。我们认为，系统地向党通报，我们为了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世界体系的局势的正常化而采取的那些实际举措以及苏共和中共关系的发展情况，是自己所肩负的义务。如今，回顾过去，已得到中央委员会肯定的那些文件和实际活动，我们可以坚定地说，我们过去(对形势)所作的评价，我们(所执行)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我们党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所执行的原则性方针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这就是：加强苏共和中共的团结一致，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谊。自从我们与中共的关系出现了一系列困难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密切关注着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和政策的危害性，并极力阻止事件朝着(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

(苏共)中央清醒地认识到，10月中央全会以后，我们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是极其克制的，真诚希望帮助中国同志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以实现苏中关系的正常化。

在苏共中央的倡议下，196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1965年2月又于北京举行了我们代表团与毛泽东的会谈。期间，我方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消除双方现存困难的建设性的建议。

苏共中央多次致函中共领导人，其中表达了我们为了双方共同的反帝斗争的利益，尤其是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事业而致力于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为了我们的共同事业，苏共中央多次建议举行苏中两国最高级别的谈判。

虽然中共领导人仍在系统地实施针对苏共和苏联的敌视性运动，我们仍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二十三大，在会议期间(从本次会议的讲台上)我们再次确认自己随时准备与中共领导人一道研究现存分歧，以便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寻求消除这些分歧的途径。

正如你们大家所知道的，我们所提出的所有倡议都没有得到中方的正确理解，我们的任何一条建议都没有被中方所接受。甚至于，我们每次所采取的友好举措，最终得到的都是针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恶毒诬蔑性攻讦、污辱和谩骂。

在拒绝接受苏共提出的旨在实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所有建议的同时，中共领导人还中断了两国间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合作关系。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苏中贸易比1959年的水平缩减了5倍。而与此同时，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流转(贸易)却增长迅速。

苏中边境的局势也不能不让人担忧。中国是我们的邻邦，我们与之的共同边界总长度达到7500公里。从今年1月至11份，已发生了多起中国公民以集体和单独方式侵犯我国国界的事件，而且其中多数均明显带有蓄意挑衅性质。

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中方在我国东部边界地区的行动具有挑衅性质，目前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以反对任何可能发生的挑衅。这里，在此次中央全会上我们坚定地宣布，苏联国家的所有边境线都将得到我们光荣的武装力量的警惕而可靠的维护。苏联人民会继续平静的劳动，以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在我们国家建设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掌声)

鉴于这里涉及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我想再谈一谈关于1950年签署的为期30年的《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严格地说，根据该条约只是在受到日本侵略的情况下(苏联和中国双方)才会在军事上履行互助的义务。不过，在1958年和1962年，在公开发表的著名声明中我们又就该条约扩展了我们的军事义务，其中规定：我们将把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进攻行为及其后果视作对苏联的攻击。同志们，你们请记住上述声明。

正如你们所理解的那样，在当前形势下关于苏中条约的问题仍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我们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即由于我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而被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路线拖入世界性的军事冲突之中。但与此同时，即使在当前复杂的形势下我们依然认为苏中条约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仍发挥着扼制帝国主义侵略力量的作用。这就是为何我们至今仍不提出关于废除该条约的建议的原因，虽然中国政府的行为早已破坏了我们联盟关系的基础。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并会在必要情况下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同志们!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路线，他们的分裂活动和反苏运动对社会主义的友好团结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巨大危害。中国领导集团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阻碍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所有反帝和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助长了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各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队伍中的滋生。虽然我们不应过分估计北京领导人的政策对世界事件的发展进程所发挥的作用，但如果对其负面影响持视而不见的态度也无疑是不对的。

我们党和所有依然忠诚于马列主义原则的兄弟党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尽力将当今中国领导人对捍卫和平、民族和社会主义的斗争进程的负面影响缩减到最低。

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一定要对中共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所施展的阴谋诡计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向那些为了自身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给予帮助。我们认为这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我们绝不允许，中国领导人利用我们所给予的此类帮助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恶化国际局势和挑起新的世界大战。苏共中央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力求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

我们并不打算在我们国家内煽动反中国情绪以及民众对中国的恶感。所有诚实的中国人都应当清楚地看到，苏共和苏联——他们的可靠盟友，发展与我们国家和党的友谊和兄弟关系将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开拓广阔的前景。

在开展针对中共领导人的反苏阴谋的斗争过程中，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担心出现如下情形，即毛泽东集团会在某个时期赢得我们党和我们人民中某些阶层的支持。北京倒是想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但他们的这一政策就是要放弃共产主义建设和提高劳动者福利的方针，放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并实行兵营式制度。难道在我们国家里会有人支持这样的政策？!显而易见，答案是否定的。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的宣传家们并不仅仅只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辩论。针对他们对我们国家所作的恶毒宣传、教唆我们个别人的落后情绪及其在我们各民族间制造不和的企图，我们不可能置若罔闻。与北京的诬蔑性宣传作坚决的斗争，提高民众的政治警惕性——是我们所有党组织、每个共产党员和全党的必要职责。

在国内、外加强向民众解释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党的纲领和二十三大所制定的路线政策，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项工作。与其他马列主义政党一样，我们将始终不渝地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反对以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来替代之。

两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公开批判中国领导人的思想和政策，我们这样做都是对的。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即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一样，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均要求我们对毛泽东集团的思想理论纲领及其政策进行批判的分析。而这也是捍卫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成果的利益所提出的要求。

要使中共重新回到马列主义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立场，这一进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我们自己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以便继续始终不渝地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这不仅是我们理论战线的工作人员，而且也是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我们全党的最重大任务。

中央政治局坚信，中央全会会赞成我们在国际政策领域和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中所制定的路线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同志们!对当代国际形势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分析证明了，我们党二十三大路线是正确的。在坚持这一路线的同时，为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为了摧毁新的世界大战计划，为了和平事业和各民族的安全，我们将继续展开积极的斗争。

在当前形势下，在依据1957—1960年间历次莫斯科会议的声明和宣言而制定的共产主义总路线的基础上团结马列主义各党派的任务，具有了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党认为积极参与并完成这一任务是自己最重要的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将始终以10月中央全会之后苏共中央所确立的立场为指导——在一系列重大而迫切的反帝斗争问题上全力与各兄弟党采取共同行动，加强与其他马列主义党派的联系。

目前，一切迹象均表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召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已日益成为一个极其迫切的现实问题。已有60多个党派要求召集该会议。苏共认为，有必要在本次全会上真正落实这一问题。就召集会议的问题我们将与其他党派进行协商并全面地对之加以研究，以最终达成统一的决定。对此，我们认为该会议并不是以将谁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为目的。其主要目的应当在于：研究当代国际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反帝斗争，为捍卫和平、民主、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制定出一条总路线。

我们坚持要求所有共产党都来参加这次会议，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但是，我们不会同意中共领导人和其他一些党派阻挠会议的召集。因此，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会议在经过认真的准备和与其他兄弟党进行了必要的协商之后就应当届时举行，而不应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派参加与否。

同志们!

我们的列宁主义政党，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柱。而决定其在全世界共产党人中拥有崇高威望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于，我们党创造性的立场和理论以及善于在解放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确定每个历史转折，并对当代一系列重大问题给出马列主义的答案。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理论骨干提出如下任务，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现实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

我们国家正在大力筹备十月革命50周年的庆祝活动。通过这一伟大的事件将使我们深入地阐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以此促进和加强我们党和苏联在全世界革命运动中的地位。

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正准备迎接自己光荣的50周年的我们国家，即便在遭到我们的所有敌人和马列主义的叛徒们反对的情况下，依然完全有可能使社会主义思想以巨大的力量造福全世界千百万劳动者，并对之产生革命的促进作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沿着正确的列宁主义道路前进。而沿着这一道路我们苏联人民、我们党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必将夺取一系列新的伟大胜利。(雷鸣般的、持续不断的掌声)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同志们!根据我们约定的议事日程，现在应当宣布休会，然后是两个小时的午餐时间。这样，在全会工作结束之前就只剩下一个小时了。鉴此，我们建议，把此次休会时间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十点以前。

台下传来代表们的声音：正确。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我想，已没有必要表决了，因为同志们的情绪已经表明，我们的上述建议已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明天，全会将讨论勃列日涅夫同志的报告。第一位发言的是Д.А.库纳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宣布休会到明天。

РГАНИ，ф.2，оп.3，д.49，л.3-18

№22988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库纳耶夫关于中国在新疆反苏活动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十二月中央全会

(1966年12月12—13日)

第二次会议记录

讨论Л.И.勃列日涅夫的《关于苏联的国家政策和苏共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报告(未修改的速记记录)。

(1966年12月13日)

会议主席：А.Н.柯西金和А.П.基里连科

А.Н.柯西金——会议主席，建议由Д.А.库纳耶夫发言

Д.А.库纳耶夫——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Н.柯西金——建议Н.Г.叶戈雷切夫发言

Н.Г.叶戈雷切夫——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

А.Н.柯西金——建议由П.Е.谢列斯特发言

П.Е.谢列斯特——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Н.柯西金——建议由В.С.托尔斯季科夫发言

В.С.托尔斯季科夫——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书记

А.Н.柯西金——建议由А.П.希季科夫发言

А.П.希季科夫——苏共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书记

А.Н.柯西金——建议由Ш.Р.拉希多夫发言

Ш.Р.拉希多夫——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Н.柯西金——宣布休会

А.П.基里连科——会议主席，建议由格列奇科发言

А.А.格列奇科——苏联国防部副部长

А.П.基里连科——建议由В.В.格里申发言

В.В.格里申——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А.П.基里连科——建议由И.И.鲍久尔发言

И.И.鲍久尔——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А.П.基里连科——建议由М.В.凯尔迪什发言

М.В.凯尔迪什——苏联科学院院长

А.П.基里连科——宣布休会

苏共中央全会，1966年12月

第二次会议

(12月13日早上)

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同志们，让我们继续进行全会会议，我们将进行报告讨论。

第一位发言的是库纳耶夫同志，叶戈雷切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库纳耶夫：同志们!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详细报告有力地证明，党的二十三大所确定的我党对外政策方针以及10月中央全会之后苏共中央所执行的为争取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这是我们列宁主义的中央的重大贡献。我们中央坚定不移地为维护和巩固和平而斗争，并以灵活、深思熟虑的策略和行动原则把大多数兄弟党和世界各民族吸引到自己一边。

中央所制定的路线完全、彻底地符合列宁的遗训，促进了苏联国际声望的进一步巩固，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对世界性事件的整体进程和世界革命发展过程的作用。

在这次全会上，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我们党为争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问题的讨论，再次证明，苏共中央始终坚决而不断地为了马列主义的纯洁，团结和社会主义友好合作以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的胜利而斗争。

这一路线的正确性也得到了生活本身的证明。我们党致力于巩固共产主义队伍的团结。其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给予英勇的越南人民以巨大而全面的支持，从而得到了各兄弟党和全世界进步舆论的拥护。

当前在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的形势下，人们不能不对如下事实感到深深的忧虑，即以共产党员自称的中国领导人所宣扬的特殊方针。这一与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方针的实施，意味着中国领导人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彻底分裂，破坏了保卫越南人民和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统一，并对中国自身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造成了损害。

我们完全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领导人所执行的政策以及带有沙文主义狂热和公开的法西斯野蛮暴行的所谓“伟大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目的在于，从根本上镇压中国劳动者对毛泽东及其集团冒险主义方针的不满；而中国领导人的这一方针——不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将面临深刻的失败。

完全显而易见的是，反对现任中国领导人的斗争已是苏共最首要的当务之急。如今已到了坚决揭露中国领导人危险图谋的时候，后者就是想在全世界面前以自己的托洛茨基政策和实践破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以及世界的革命性变革的伟大事业。

该报告还直观地展示，北京分裂主义者们对我们党的内政、外交政策所进行的猛烈攻击。他们赤裸裸地诬蔑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并对世界其他民族实行沙文主义政策。

与这一诬蔑相关，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自己是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不争的事实证明，正是现任的中国领导人是少数民族自由的摧残者，毫不掩饰自己压迫少数民族的大国主义种族政策。该国在许多方面均存在激化民族主义情绪的诱因。

与此同时，许多兄弟党在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利用并高度评价苏共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丰富经验，这与我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情景完全两样。中国领导人以自己的沙文主义政策，践踏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伟大教导。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事实吧。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共中央的一份纲领性决议中便指出，“全国领土解放以后，将在新疆、西藏、内蒙古和宁夏东干地区建立联合政府，即组建民族联盟共和国”。

然而，这些慷慨的许诺最终并未实现。在中国内战结束之后不久，毛泽东在自己的《关于内部矛盾》的小册子中便宣称，“少数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

从这一伪命题提出之日起，便意味着中共领导人已从国际主义立场转到了大国沙文主义立场之上。换言之，中国为了“清除”毛泽东所臆想的“矛盾”已采取了强制性的少数民族同化政策。在实际中，这一路线最终演化为奴役和残酷镇压非中国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政策。

我们共和国直接与中国相邻。其边界长约2000公里，与新疆相邻的边境地区居住有许多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鞑靼和其他一些属于哈斯克斯坦居民亲属的少数民族人口。还在194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久以前，上述少数民族便在苏联的帮助下驱逐了蒋介石分子并建立了东突厥斯坦政府。该政府实行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改革。

1949年，毛泽东的军队进入新疆，并以反对“三股势力”为借口开始对1944年民族解放运动的参与者实施残酷的镇压政策。当年曾与蒋介石分子进行了英勇斗争的许多人均被逮捕，当地爱国人士遭到大量屠杀，监狱和劳改营人满为患。

尤其引人关注的是，还在那个时候，中国当局便开始在新疆追捕那些对我们国家抱有些许好感的三种人。这再次证明，毛泽东从来就不是苏联和我们党的真诚朋友。

中国当局针对土著居民所实施的沙文主义政策，不仅导致经济凋敝、贫穷和饥饿，而且还完全剥夺了中国这一广大而富饶省份中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力。

如今，新疆的情况是无法无天，各非汉族的少数民族遭受奴役，因此人们纷纷从这跟监狱一样的地方出逃。

由于担心受到中国沙文主义者的污辱和压迫，饥饿和贫穷，近年来许多中国边民越境进入哈萨克共和国，其中哈萨克族人有16万人，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超过2万人。每天都有数千人从不同地区越境进入苏联，经常是整个生产队和公社在农场主席和党组织书记的带领下越境，从中国出走苏联的甚至还有军事人员。

从中国出逃的人在当地的处境令人难以忍受。他们越境后基本上都是光着脚、衣不蔽体，甚至赤裸。难民中有许多人身患疾病，身体极度虚弱。这激起了哈萨克民众和全体劳动者的极度愤怒：自称为共产党员的中国领导人怎么能够如此不人道地对待少数民族劳动者!

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共和国领导人要求聚集在边境地区的数万难民返回新疆。然而，针对我们的要求人们都跪在地上，流着眼泪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再重返中国。

难民们还给苏共中央发出了许多声明书，以下便是其中一份声明的具体内容：

“我们违法越过了两国国界。中国当局压迫、污辱我们。由于饥饿，我们公社中不断有人饿死……对于越境之事我们随时准备承受任何惩罚，但只是恳求：不要把我们遣返回(中国)。”

事情很清楚，为何这些人不愿意返回中国。因为他们在公社中被强迫像奴隶一样无偿劳动，吃的是“大锅饭”，被禁止拥有个人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如果有谁试图偷着为自己单独做饭，中国监工便会立即出现并强行没收人们可怜的一点食物。在城市，所有对当局政策不满者均被剥夺领取食品票证的权利。

从中国越境来到苏联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前军长——少将М.伊斯卡诺夫、新疆国家安全局局长Т.马赫穆多夫同志、喀什噶尔军区前司令员М.尤苏波夫等人在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写道：新疆当地民众对中国各级政府的残暴污辱抱有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所有这些抗议均遭到了当局的无情镇压。1962年5月29日，在伊宁城里，数千群众到市委大楼前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或允许其前往苏联。游行者被控犯了“反革命罪”，中国军队用机枪向集会群众开火。结果导致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我们认为，大量哈萨克、维吾尔以及中国民族人口从新疆逃跑——这是不争的事实，表明中国的劳动人民不赞成北京领导人所实行的政策，并反对这一政策。如今，关于此即使在中国领导层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近期所出现的一些迹象已说明了这一点。

应当说，中国难民在哈萨克斯坦得到了跟亲兄弟一样的待遇。他们的劳动安置和物质保障以及子女的培养和教育均得到了(苏联有关方面)的全面关心。如今，他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在苏联找到了真正的祖国，并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所给予的慈父般的关怀。

我们还掌握着其他大量的事实，它们充分证明中国领导人已彻底背离了以民族友好态度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

新疆的土著民族经常受到当局的歧视和污辱，被称作持亲苏观点者，并强迫中国人称之为老兄弟。针对那些反对此类做法的人，则被扣上“反中国分子”的帽子并发往所谓的劳动集中营接受“再教育”。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疆还出现了强力压制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情况，当地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即使表现出最微不足道的进步思想也会受到当局的追究。难民们说，当局以与“民族主义”作斗争为借口，把绝大多数哈萨克和维吾尔等民族的负责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均撤销了职务。

在对少数民族实施粗暴镇压的同时，当局强奸民意(对人的个性实施强制)。问题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国当局强迫哈萨克、维吾尔等民族的父母只能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中国人)。而不愿意把姑娘嫁给汉族人的，就被认定是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与此同时，当局还强制向各少数民族引进自己不熟悉的、汉族人的典礼仪式：在婚礼上强迫人们向毛泽东肖像祷告。只有在举行了这样的仪式之后，婚姻才被认为是合法有效的。

当时，为了尽快振兴本民族的文化水平，新疆的进步社会人士作出了关于边疆地区各民族——哈萨克、维吾尔、吉尔吉斯等采用以俄文字母为基础的文字的决定，就像苏联许多共和国所做的那样。为了阻止新疆各土著居民与苏联哈萨克和其他已采用俄文字母的民族接近，北京沙文主义者取缔了这一决议，而且连一些已被当地居民普遍接受的族际术语也强制用汉语语汇替代。在民族教育系统中教科书只使用汉语讲授。

为了加速对土著居民的同化过程，当局以各种借口向新疆地区迁移了数百万汉语人。与此同时，土著人口将被从边境地区驱逐至人烟稀少的荒漠地带。

如今，居住在哈萨克斯坦的大量前中共党员，都对中国沙文主义者怀有无比的愤怒。他们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悲愤地指出，如果(中国当局的)强制同化活动继续以目前的规模进行，那么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四百万维吾尔人就可能在几年之后不复存在。

试问，这种强制各少数民族汉化(中国化)的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有何共同之处!

中国各级政府的无法无天在臭名昭著的“文化革命”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红卫兵”摧毁了新疆几乎所有党委会。他们闯入居民家中，砸毁苏联生产的收音机、器皿和家具。他们甚至还砍掉了位于乌鲁木齐市的以前苏联领事馆大楼附近的树木，理由是这些树都是由苏联人栽种的。中国当局还强迫所有对自己的行动不满者每昼夜工作16—18小时。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和苏联人民的敌视活动还表现在，经常发生中国军人和公民蓄意侵犯我国边界的事件。而且，此类侵犯还伴随有针对苏联边防军人的粗暴、污辱性行为。例如，曾有约200名中国公民在谢米帕拉金斯基州扎满旗哨卡区域侵犯我边界，并在中国军人掩护下开垦我方土地。只是当我们采取了有力措施后，中国人才狼狈撤退。

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例：中国当局向我国派遣中国公民，目的在于搜集、侦察关于苏联边境形势、防卫和军队部署等方面的情报以及在本共和国领土上实施破坏活动。

中国当局还在新疆沿苏联边界修筑防御工事、居民点、堑壕和掩体。

功率强大的中国无线电广播每昼夜平均13—14小时用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播放节目，至于俄语播音就更不用说了。其目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破坏性宣传，培养中国各阶层的反苏情绪，瓦解苏联民众的信念。此类宣传，在违反了基本常识的同时，竟发展到了荒谬的程度。

例如，中国理论家们粗俗地编造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他们从数个世纪以前的尘埃中连最反对的统治者都搬了出来。吹嘘什么中国的奴隶制度似乎比欧洲的要好。他们以最严肃的腔调断言，中国封建主义曾经是世界上的“典范”，而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是经典，而其发展只是“由于来自欧洲的白种人”才暂时停滞。

他们的宣传违背了历史事实，其中包括宣称哈萨克斯坦的诸多广大地区，直到阿拉木图为止，自古便属于中国。

中国当局敌视我们党和国家的狂妄活动自然激起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和劳动者以及全体苏联人民的愤怒。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回击北京领导人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列宁主义路线。

正如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方面如今正确的做法是开展进攻性的反宣传。本次全会文件将有助于我们全党了解当前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形势。我们当前要做的，不是大叫大嚷，而是揭露中国领导人及其走狗们的真实嘴脸。与此同时，我们每天都要告诉中国人民如下情况：关于苏共的政策、苏联人民的生活及其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情况，苏联落实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巨大成就。

在采取上述步骤的同时，我们还要展示自己与中国所有健康力量的团结意愿，而这将抗衡中国领导人的带有严重后果的政策，并以此履行我们对伟大中国人民所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

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必须开展针对中国的哈萨克语、维吾尔语和汉语广播。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无法充分展开这方面工作，原因是我们在哈萨克斯坦境内还没有功率足够强大的无线电广播站。事实上自从1960年中国广播电台日复一日地开始进行针对苏联的诬蔑性广播起，我们各部门之间也开始就在阿拉木图地区建设广播电台的问题进行谈判。

鉴于中国领导人明显地不断加紧反苏宣传力度，我方也应采取措施，以便从根本上改善我们的整个思想宣传工作。众所周知，振兴思想宣传工作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全力改进我们的文化教育机构、电影、广播、电视、报刊和其他能够对民众思想发挥影响的手段。然而，目前上述活动实际上均处于分离状态，因为他们隶属于各个不同的部门。这种文化机构领导职能上的分离，不但不能适应哈萨克斯坦的实际需要，而且相反只会导致宣传机构的分裂和原本就不多的创造力的充分发挥。这就正如现在新流行的一句俗语：“一位演员——三个部长管。”今后，最好能把文化建设方面的所有问题都集中于一个机关并由它统一解决。这无疑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

同志们!

我们为捍卫共产主义运动马列主义总路线，而即将采取的那些举措将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我们即将面临的斗争是极其困难而艰巨的。但我们相信，这场斗争的胜利必将属于正义的一方，终将有一天，中国的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将会与我们一道前进。

我们完全拥护苏共的对外政策方针和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毛泽东及其集团的思想政治纲领所采取的路线。

我们完全、彻底地拥护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本次中央全会报告中所提出的理论原理和实际结论。

请允许我向你们保证，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员将始终与全党站在一起，将在各方面积极、坚持不懈地深入落实我党中央委员会所制定的列宁主义原则路线。

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下面发言的是叶戈雷切夫同志，谢列斯特同志作发言准备。

РГАНИ，ф.2，оп.3，д.43，л.1-15

№22989 苏共中央全会会议记录：乌苏巴里耶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发言(1966年12月13日)

第三次会议记录

(1966年12月13日晚上)

会议主席谢列平同志：让我们继续全会工作。下面发言的是乌苏巴里耶夫同志——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作发言准备。

乌苏巴里耶夫：同志们!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对当代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入的马列主义分析。从该报告也可极其清晰地看出，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在自己的各方面活动中，都毫不动摇地以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为指导，这一方针的实施必将带来显著的成果。

吉尔吉斯共产党员和全体劳动者，热烈拥护和一致支持我们党中央及其政治局以确保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方针，巩固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统一为目标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同志们!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教导说，全世界共产党人应当严格地维护自己队伍的纯洁和统一。在当前条件下，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派加紧针对越南的侵略活动，以及世界一系列国家均出现了复杂的局势之际，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革命团结问题便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可是，也正在这个时候中国领导人却背离了列宁主义原则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开始了前所未闻的反对苏共和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

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和劳动者们，都无法不对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荒谬决议感到无比的气愤。该决议实际上把苏共中央和苏联宣布为(自己的)头号敌人。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问题上，中国领导人的立场也只能称作是对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的背叛。

每个人都清楚，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不论是与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文化革命以野蛮的精神狂热，毁灭伟大的文化遗迹，大规模地镇压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党的骨干，并带有肆无忌惮的反苏倾向，势必对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造成巨大的危害。

同志们!

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作了清晰的评价。我们衷心拥护苏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个问题上所执行的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揭露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反苏政策。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我们党和人民的利益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北京领导人们正在日复一日地加紧自己的反苏运动。

尤其是，他们越来越倾向于发动针对我们国家的直接破坏活动。例如，在中国与我们共和国相邻的一些地区就发生了这方面的事件。我们共和国与中国相邻的边界长度约有一千公里。

从1962年始，中国当局开始在国家边境附近集结大量军队。他们沿边界线修建了数百个(土木质)火力点和军事设施。经常发生中国地方当局针对苏联军人和边境居民的挑衅活动，并占据了我们的一些领土。

近两年来，已发生了30多起中国公民和边防军触犯国界的事件，相当一部分此类事件均具有直接挑衅的性质。下面便是其中一个事实。

今年8月，中国边防军以奥绍基州乌兹盖斯基区西多洛夫集体农庄社员牧羊人阿萨诺夫侵入中国边界为由抓捕了他。他们把阿萨诺夫拘押了15个昼夜，讯问了关于苏联边防哨卡的数量及其分布、苏联境内公路和乡间土路的路况、通讯线和苏联人的情绪等情况。只是在苏联边防军的坚决要求下，中国当局才被迫放回了阿萨诺夫。

近年来，在苏中国界线上我们边防军拦截了大量来自中国的难民。其中许多人都带有特殊任务——搜集关于我们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情报。

中国当局在从事反苏活动中可谓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即使采用一些最不体面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如今，大量苏联公民都在从事向中国运送出口商品的活动。而在这方面中国当局便使用了各种手段，加强对苏联公民的反苏影响。在边防检查口岸中国人开设了专门的商店和食堂，并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向苏联工人提供工业品、食品和酒以及免费的反苏宣传品。去年，中国向我共和国境内许多私人和机关发送了上千份载有反苏内容的出版物。

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政策在新疆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今，该省边境居民点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吉尔吉斯等民族的当地居民均被大量迁往中国内地，其中包括荒漠地区在内——实际上就是把这些人送上了死亡之路，而把国家中部地区的中国人又迁往上述居民区。

中国当局还在这里实行了强制各少数民族——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东干等中国化的政策。正如来自中国的一些公民所言，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在目前条件下无法接受列宁的民族政策，因为据说中国少数民族的数量微不足道。

中国国家机关的主要工作用语是汉语。在东干族报刊《十月旗帜》编辑部收到的大量来信中，有一位东干族人写道，中国政府之所以镇压了大量东干族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原因仅在于这些人要求创建东干民族文字。

一些在苏联拥有亲属或其他关系的中国公民受到严密监视，那些同情我们国家的人们均遭到了中国当局的镇压。例如以下的一些事实：据一位1963年来自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前中校伊斯马伊洛夫说，他与其他一些人被控为民族的叛徒，因而被开除军职并发往农村参加劳动；伊犁—哈萨克斯坦州民主青年联盟书记哈季耶夫被开除公职和党籍，理由是他有亲属在苏联；去年9月，中国红色卫队将新疆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主席 [86] 包尔汉·沙希迪开除公职，原因仅在于他似乎过去曾说过称赞苏联帮助中国的话。仅仅由于这方面原因，许多党和国家机关的干部被(中国当局)撤销公职并发往所谓的劳动教养集中营。

据亲历者讲述，在新疆地区的集中营和劳教所内关押着数万名对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不满者。从北京和乌鲁木齐市，昼夜不停地用俄语、汉语、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播放着反苏内容的广播。在我们共和国全境都能非常清晰地收听到这些节目。苏联人民极其愤怒地谴责中国领导人的诬蔑性言论。不过，我们也不能轻视这些恶毒的敌视性宣传的危害。据检查发现，一些居住在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经常收听这些反苏广播，并在苏联人中间传播这些广播内容。

甚至个别中国公民还定期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写信，并根据其工作人员的指示搜集居住在本共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的相关信息，收取用于在我们居民中开展宣传的反苏资料。我们必须对北京的此类直接反苏活动予以重视。

吉尔吉斯党组织认为，针对北京所实施的顽固反苏活动和发出的诬蔑性言论，给予坚决的斗争，因此提高劳动者的政治觉悟是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当前，我们正在开展大量工作，以便向劳动者解释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苏共的列宁主义方针。我们还加强了针对共和国居民的国际主义教育工作。

与此同时，各级党组织还将采取相应举措，以进一步改善共和国边境地区居民的物质和文化日常生活服务条件。人们应当注意到，我们正在这些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居民住宅和文化日常生活设施建设，扩大中学教育、医疗机构和贸易网络的分布。

共和国党组织仍将面临的任务是：依据本次中央全会所要求的标准，投入更大精力，以加强针对居民的思想特别教育工作。

我们的意识形态机构应当展开积极的工作，以揭露中国领导人的大国沙文主义图谋。正是在这几年间，中国领导人发出了所谓关于某些中国领土的挑衅性言论，似乎这些领土都是被苏联侵占的。

甚至于，一些北京出版的地图竟把新疆的边界向西远远地推进到了巴尔喀什湖沿岸。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广大地区均被(中国当局)涂上了中国色，并宣布为暂且尚未统一的(中国领土)。中国领导人的这些赤裸裸的觊觎没有任何历史的、民族学的，以及政治方面的根据。中国历代可汗和封建主，在18世纪下半叶，对吉尔吉斯和哈萨克草原的短暂掠夺式侵袭，并不足以作为这些土地已归入中国清帝国版图的依据。清朝历代政府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并多次承认这一事实。

然而，北京却伪造历史事实并极力得出相反的结论。其结果是，甚至连18世纪的中国历代可汗和封建主们对历史事实的研判，都比当代自称为共产党的中国领导人客观得多。

与全体苏联人民一样，吉尔吉斯人民以愤怒的心情谴责中国领导人赤裸裸的大国沙文主义觊觎，并宣布苏联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顺便要说的是，至今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刊登一篇揭露中国领导人在领土问题上的赤裸裸的觊觎的文章。而与此相关，还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在历史书籍方面所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一些苏联历史学家在著作中，对于在不同时代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作了错误的阐释。让我们以1957年出版的《吉尔吉斯历史》一书所刊登的地图为例。如果依据该地图来判断，那么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的大部似乎在19世纪初已属于清帝国范围。这些关于中国边界问题的错误资料在其他一些由我们苏联史学家出版的书籍中也同样存在，如《塔吉克民族史》、《世界史》第五卷等。

我们必须纠正这一严重错误。其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历史学家没有充分地研究这一问题，没有以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史学家所提供的资料。个别苏联作家过分夸大了中国文化对中亚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力。有时，他们把纯粹属于暂时的、可能随时变化的现象当作了永恒，把最微不足道的缘由当作了吉尔吉斯和中亚其他民族与中国亲近的证据，但这些所谓证据都是虚构的。

我们共和国在纠正这些错误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但在这方面仍有许多迫切的工作需要继续做。

为了加强揭露北京领导人的挑衅性反苏活动，我们认为，理应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等共和国境内，组建针对中国新疆地区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和吉尔吉斯语广播电台。我们认为，这些广播将有利于中国劳动者们了解关于苏联、我们党和苏联人民成就的真实情况。

我们热烈拥护中央政治局在巩固我们与中国的边界和确保我们各民族安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

同志们!苏联人民正在筹备自己亲爱的苏维埃国家的50周年庆典。吉尔吉斯劳动者将跟全体苏联人民一样，紧密地团结在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将以自己在共产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新的劳动成就，致力于迎接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节日，并将继续积极地为落实我们党的二十三大决议而奋斗。吉尔吉斯共产党员们一致拥护Л.И.勃列日涅夫所作报告中的全部论断和结论，坚定不移地服从中央的领导和执行本次苏共中央全会的决定。

会议主席谢列平同志：下面发言的是葛罗米柯同志，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谢罗夫同志作发言准备。

РГАНИ，ф.2，оп.3，д.44，л.1-48

№22986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苏联对外政策与苏中关系(1966年12月13日)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联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

(1966年12月13日)

在听取和讨论了苏共中央总书记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苏联的国际政策和苏联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之后，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如下决议：

完全、彻底地赞成中央政治局旨在国际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域落实党的二十三大所制定的方针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

全会认为，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循序渐进地贯彻列宁的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方针的同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进一步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苏联为捍卫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各民族的安全，为劳动群众争取自由、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斗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强国，尤其中美帝国主义以及联邦德国复仇主义集团也在国际环境正常化和加强和平的道路上制造了严重的障碍。今后，我们必须给予帝国主义好战势力及其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政治干涉和挑拨军事冲突的活动以坚决的反击。

全会称赞了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认为有必要今后继续全方面地帮助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犯罪式侵略的英勇斗争。

在赋予加强欧洲安全事业以重大意义的同时，全会认为，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为实现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华沙条约国政府首脑在华沙和布加勒斯特会议文件中所表述的那些原则而斗争。

中央全会特别强调，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团结和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合作，加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支持各民族反对殖民压迫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坚定不移地贯彻巩固与民族解放各力量的联盟的方针——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央全会完全赞成政治局和苏联政府在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互关系领域所采取的路线和实际活动。中国最近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均证明，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大国主义和反苏政策已步入了一个新的危险阶段，中共领导人在当前国际舞台上所执行的方针，他们针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反对我们党和苏联人民的敌视性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主义活动——所有这一切均与马列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样的政策，如此的行动只会给社会主义、国际工人和解放运动的利益，给中国人民自身的社会主义胜利带来损害，并在客观上帮助了帝国主义。

中央全会批准了我们党的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与中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方针。与此同时，全会认为必须坚决揭露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反列宁观点、大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方针，加强捍卫马列主义以及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历次会议所制定的总路线的斗争。

在当前复杂的条件下，在马列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团结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而斗争，便具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表示同意兄弟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意见，即现在就着手为召集新的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国际大会创造有利条件，在各党派相互协商的过程中，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一定会做得很好。

苏共中央全会号召各党组织、苏联全体劳动者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进一步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成功地落实党纲和苏共二十三大所确定的共产主义建设宏伟计划，以应有的姿态迎接光荣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的到来。

(用于记录)

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研究在会议讨论期间所提出的问题，并通过必要的决议。 [87]

РГАНИ，ф.2，оп.3，д.41，л.1-4

№25980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致外交部函：希望与苏联建立贸易关系(1966年12月20日)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环球快递订购服务

香港邮寄商品　邮政信箱：4705号

1966年12月20日

俄罗斯 [88] ，莫斯科

外交部部长

尊敬的先生：

鉴于贵处有良好的渠道，我们很荣幸能写信给您，寻求贵方是否可向我们提供如下信息：

1.驻在贵国的外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名称和地址。

2.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驻外使馆、领事馆和贸易代表处的名称和地址。

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同贵国进行如下商品的贸易：苏联古玩，礼品和工艺品，人造珠宝，皮毛类商品以及俄罗斯民族服饰等。

我们希望能够从贵国进口这些商品，如果贵国能够给我们提供良好的供货渠道，从而使得在香港同苏联之间建立起良好的贸易关系，我们将非常感激。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贵方在用英文写作方面存在困难，我方亦可接受西班牙文的回复。

感谢您的耐心，希望尽快得到贵方的好消息，同时，再次表示我们的诚挚敬意。

香港邮寄商品公司

经理(签名 [89] )

АВПРФ，ф.100，оп.54，п.231，д.31，л.16

№25554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关于中国对苏广播的规模 [90] (1966年12月24日)

关于中国“北京广播电台”

中国对苏联的广播始于1962年。最初广播的时间为一天5次，每天两个半小时，至今广播的时数达到每天14小时，有22个电台同时广播，如北京、西安、昆明、乌鲁木齐、哈尔滨、天津。一天同时广播的总输出功率4000千瓦(BBC——700千瓦，美国之音——3700千瓦)。

中国人不承认广播波段的国际分配，不仅利用广播波道，而且还利用短波、中波进行广播，这样就干扰了其他部门(航空部门、海事部门)。为了进行反苏宣传广播，中国动用了大量技术设备，他们的广播内容在全苏联范围内都能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中总是可以听到击鼓声，荒谬透顶的“革命”口号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无休止的、接近荒谬的赞誉、对中国情况进行精心的美化，以及对反苏编造的“造谣污蔑声”……

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广播电台”俄语广播始于1961年11月……电台的总输出功率约100千瓦。广播内容明显是反苏的，广播被通讯部通过播放音乐节目的技术手段而覆盖。

РГАНИ，ф.5，оп.58，д.25，л.159-160

№25555 邦达连科致苏共中央报告：西方广播中的“文化大革命”与苏联 [91] (1966年12月26日)

致苏共中央

关于西方广播电台将中国文化革命与苏联历史现象作比较

……

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在谴责并尖刻地嘲笑中国所谓的“文化革命”，嘲笑对毛泽东进行的大规模的荒谬崇拜、“红卫兵”的专横和不法行为的同时，与苏联历史上反常现象相提并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给共产党思想抹黑，让苏联人民相信这些过程的“规律性”和“必然性”。

……

国家安全局副局长

邦达连科

1966年12月26日

РГАНИ，ф.5，оп.58，д.25，л.133

№10403 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措施(1966年12月28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1966年12月28日会议第16/15г号记录

第15项　关于加强对华广播采取的措施。

一、提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邮电部、苏联无线电工业部、俄罗斯联邦建设部、苏联安装工程和特殊工程部注意：在解决进一步发展苏联对华无线电广播技术基础问题的过程中，出现了缓慢的现象。

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采取措施提高苏联无线电广播的效力和作用，在以下几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进行系统的宣传：

——揭露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极有害的后果；

——阐明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牺牲品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以及中国社会其他阶层的人员目前的状况；

——说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逐渐被孤立，中国领导人的冒险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对外政策对反帝斗争的危害性以及这种危害性已经表现在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动中，揭露中国领导人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经济政策缺乏理论根据以及该政策给劳动人民的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揭露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党内民主的现象；

——广泛地利用以前的、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以及中共中央其他全会所做出的决议以及毛泽东以前的讲话，揭露毛泽东集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中苏关系问题上以及世界革命运动问题上脱离了中共以前做出的决议；

——加强对中国军界的专门无线电广播宣传；

——定期吸引各类苏联人，首先是老职工对中国发表无线电广播讲话，以便更具体地揭露臆想的所谓苏联人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抱有好感的谎言。通过代表苏联社会组织的《和平与进步》电台，转播更有说服力的材料。

三、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以下建议：

(一)关于在委员会内成立一个对中国无线电广播的总编辑部以及一个由6—8人组成的编外评论员专门小组的建议；

(二)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建立无线电监听站分部，以便收听北京电台的国内广播和资产阶级电台华语广播的主要内容；

(三)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编制内增补一个记者名额，以便其收集和整理有关中国方面的资料，用于对中国的广播中；

(四)1967年将开始对中国进行昼夜广播。

四、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苏联财政部，拨给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必要数量的定员编制和相应的资金，以便实现本决议中第三条规定的内容，同时拨给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用于建立无线电接收站的用地以及该站工作人员必需数量的住宅。

五、责成苏联部长会议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外交部以及苏联高等中等专业教育部，选派10名苏联中国学大学生前往新加坡高等院校学习，期限为3—5年，以便培养中国上海和香港方言无线电播音员和编辑人员。在3个月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交该问题的建议。

六、采纳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的建议，在五年计划规定的投资额限度内，压缩短波广播站，建设大功率的中波广播站，并在1967—1969年期间投入使用，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依靠上述期限内中波电台投入使用，扩大对中国广播的中波电台的功率，至少增加一倍，在斯沃博德内市——功率是1000千瓦，在新西伯利亚市——500千瓦，在杜尚别市——500千瓦，在伊尔库茨克市功率是500千瓦，并带有高效率天线。

七、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巴伊巴科夫同志)、苏联无线电工业部(波格丹诺夫同志)、苏联安装工程和特殊工程部(雅库鲍夫斯基同志)、苏联电力电气部(涅波罗日尼同志)、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设部(弗拉基米罗夫同志)研究和解决以下问题：为在斯沃博德内、新西伯利亚、杜尚别和伊尔库茨克等城市建造的无线电台及时提供无线电发射机；保证必需的金属和制造成套的塔式桅；架设电力输送线路和建造变电站；进行必要的配套工程建设和专项工程建设，此处指的是1967—1969年指定投入使用的广播站。

八、考虑到完成本决议中规定的建设无线电广播站工程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责成塔吉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和阿穆尔州州委员会，对这项工程进行特别的监督，在保证这些无线电广播站及时投入使用方面给予通信和建筑上的必要帮助。

九、对于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关于加强对中国无线电广播技术基础的补充措施的建议持肯定态度。责成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巴伊巴科夫同志)，与相关的各部和部门共同研究这些建议，并注意加快其他无线电广播站建设(这些无线电广播站在五年计划草案中已经作了规定)，注意保证无线电建设工程当务之急所必需的设备、机械和材料，同时还要关注在本五年计划中完成额外大功率的无线电中心的建设。

在两个月期限内，将该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审批。

十、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梅夏采夫同志)，定期向苏共中央通报本决议执行的进程。

十一、提交政治局审批。

文件送：普苏尔采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沃罗诺夫同志、索洛缅采夫同志、梅夏采夫同志、舍夫利亚金同志、鲁萨科夫同志、西佐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37—43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