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5

№207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措施(1965年1月14日)

№2077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1965年1月14日)

№25559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万隆会议问题(1965年1月14日)

№207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1965年1月28日)

№25767 谢苗诺夫与张德群谈话纪要：关于纪念中苏同盟条约问题(1965年2月6日)

№11466 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1965年2月10日以后)

№13866 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1965年2月11日)

№25648 费留宾与金炳稷会谈记录：介绍苏联对中国的抗议照会(1965年2月12日)

№25679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中国的游行示威无助于反帝斗争(1965年3月16日)

№25950 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1965年3月22日)

№25681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越南的政策(1965年3月23日)

№08116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的总结(1965年3月26日)

№20826-3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三月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1965年3月26日)

№23049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1965年3月29日)

№25685 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1965年4月[22])

№25682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希望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1965年4月5日)

№25684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坚信中苏友谊是永久的(1965年4月8日)

№25686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团结的前景总是存在的(1965年4月10日)

№25687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越南问题等(1965年4月13日)

№25778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及应对办法(1965年4月20日以后[32])

№25688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邓小平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不会轻易分裂(1965年4月21日)

№25689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1965年4月23日)

№25757 关于在中国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告(1965年4月27—29日)

№25690 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1965年4月30日)

№25691 拉宾与朱德会谈纪要：世界大战与中苏团结(1965年5月8日)

№25692 拉宾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关系若干问题(1965年5月15日)

№2305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1965年5月18日)

№23052 齐赫文斯基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1965年5月24日)

№16679 莫斯科市委致苏共中央报告：基层党组织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1965年5月27日)

№25693 拉宾与陈毅会谈纪要：关于越美和谈问题(1965年5月31日)

№24354 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1965年6月2日)

№25655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1965年6月4日)

№24353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1965年6月17日)

№24351 苏共中央给驻外大使的指示草案：第二次亚非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1965年6月18日)

№24352 苏共中央的决议：批准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指示草案(1965年6月18日)

№11467 托克马科夫与阮曼卡谈话记录：越南议会代表团访苏(1965年7月27日)

№25754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关于中苏边界问题(1965年9月7日)

№25695 拉宾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请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1965年9月14日)

№25696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关于印巴冲突问题(1965年9月19日)

№25697 拉宾与郭沫若等会谈纪要：中苏科技合作有所改善(1965年9月21日)

№24368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加强苏蒙边界接触和协同动作(1965年9月27日)

№24330 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1965年10月1日)

№24355 齐米亚宁致苏斯洛夫函：印尼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处境(1965年10月16日)

№24357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1965年10月18日)

№24358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1965年10月18日)

№25698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印巴冲突与中国的政策(1965年10月19日)

№24356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1965年10月28日)

№2569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回信：反驳在苏联援越过境物资问题上的谣言(1965年11月5日)

№25700 拉宾与赵毅敏会谈纪要：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1965年11月6日)

№24370 叶皮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华巡回演出的情况(1965年11月6日)

№25631 拉宾与彭真会谈纪要：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的交流活动(1965年11月9日)

№24333 外交部致驻印尼大使电：采取措施搞清印度尼西亚的局势(1965年11月27日)
№21167 卡拉布霍夫与唐坦义会谈记录：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安排等问题(1965年12月20日)
№24334 苏达利科夫与金炳稷会谈纪要：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1965年12月20日)

№207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措施(1965年1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5年1月14日会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决议

1965年1月14日

绝密

(决议的准备和起草人是Л.И.勃列日涅夫、М.А.苏斯洛夫、Ю.В.安德罗波夫、Б.Н.波诺马廖夫。)

1.赞成外交政策委员会根据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上所说的意见而提出的建议，并以此为基础来探讨、研究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具体措施(见附件)。

2.认为由Л.И.勃列日涅夫同志和即将参加华沙条约政策咨询委员会大会的兄弟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谈话中就同中国关系正常化形成的有关措施同他们交换意见。

附件：

苏共中央外交政策委员会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报告

1965年1月7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共中央委员会10月中央全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使中苏两党之间和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停止在苏联报刊中的公开争论、建立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联系、就国家间一些个别问题做出有益的决定)。

然而，在1964年11月间，苏共和中共代表团之间举行的会见和谈话中，中国的代表没有对改善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有任何准备，回绝了我们关于停止公开争论的建议，拒绝讨论与召开起草会议和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有关的问题，也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克服分歧的建议。

中国领导的下列行为(刊登《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转载来自阿尔巴尼亚、印度尼西亚和其他来源的反苏联的材料，中国代表在国际组织中的党团活动)表明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尽力利用新的形势来改善同我们党的关系。所有迹象表明，赫鲁晓夫同志下台和中国原子武器试验成功之后，中国领导人试图“以实力”处理同我们党和国家的事务。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施加压力，来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内外政策的原则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要使苏联和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关系尖锐化，尽管他自己巴结一系列资本主义强国。同时，他们还极力离间苏共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党的关系，所有这些是为了自己的目的，即尽力利用一些党的调和政策的态度来最终把自己的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

但是，彻底的两国政治路线关系的正常化和逐步调整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的方针，显然应该是当前我们对中国政治关系的主要方针。在10月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进行的、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接触的尝试说明，在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苏中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斗争中，不能认为存在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的可能性。所以，在近5—7个月时间内，以合适的方式，实施一系列措施来达到掌握主动权并逐步得到缓和同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紧张状况和苏中关系正常化。当然，实现这些措施需要加强苏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西欧、亚洲、非洲、美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工作，以便不给中国领导人利用我们改善苏中关系的意愿的机会来动摇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性。

就我们意见来说，考虑到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观点，在现今不应集中注意这样的问题，即我们的分歧所导致的尖锐性问题，而应强调在为和平而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共同任务。同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互相交流信件、会谈、会见)适当表现出主动性、提出改善经济和科学技术合作，提出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同时就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提出具体的建议。

如果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受我们的建议，这将符合两国人民和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如果这些建议被拒绝，则在所有的共产主义运动面前表明，中国领导人将承担分歧和加深共产主义运动的困难的责任，显示自己的观点的软弱无力。

这些步骤甚至允许苏共巩固自己同那些试图担当“调停人”(罗马尼亚工人党和其他党)作用的共产党的关系中的地位。我们在表现出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良好愿望的同时，要使把我党变成克服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敌人的企图变得困难，要阻止把加深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的责任强加在苏共身上的企图。

当然，有关我们改善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的步骤应当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共产党运动的领导人。为此，可以利用即将在1965年1月召开的华沙条约组织政策咨询委员会代表大会(的机会同他们)会面。

加强同那些摇摆不定的共产党的关系，甚至加强我们同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那些共产党关系的措施都具有特别意义。这些党的领导人在苏共中央委员会10月中央全会之后，表现出利用已经形成的局势来改善同我们党和国家的关系的很大兴趣。同这些党的关系的正常化甚至能为克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提供有力的帮助。

提出建议后，同时制定出措施，来反对中国领导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及在国际组织中建立的集团和采取的分裂活动。另外有必要在我们党内进行解释性的工作。

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草案见附件。

М.苏斯洛夫

Ю.安德罗波夫

Б.波诺马廖夫

Л.Ф.伊利切夫

附件：

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建议

1.苏联政府应致信中国政府，提出在1965年的1—2月间在北京或者在莫斯科举行政府首脑会见的建议。信中可以建议讨论苏中政府间的关系，其中包含发展经济、商贸、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甚至可以就我们两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达成最大限度的一致，从而达到更加有效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的目的。

引证在莫斯科的11月的会见是有益的，并在此过程中，双方都承认逐步使苏中关系正常化是必要的。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将可能是朝此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起草信件文本。

2.依据第一点在实施过程中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恢复1963年7月 [3] 中断的关于党的路线的双方会谈的建议，从而有机会讨论消除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

3.不管中国政府对于我们提出政府首脑会见和进行双方谈判的信件如何答复，我们都将继续实施以恢复苏中关系为目的的步骤：

(1)根据苏联外交部的路线，简短地向中国方面通报葛罗米柯同志和约翰逊与腊斯克会谈的内容。 [4] 利用这些机会，向中国方面建议恢复交换外交政策信息的做法，甚至可以提出两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就一些重要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建议。

(2)在苏中两国1965年缔结有关商贸、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合作议定书和计划的谈判之时，责成外交部、苏联对外贸易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文化联络委员会发展和扩大在这些领域内的苏中关系的事务。

供应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军事物资和提供非公开选题范围的文件资料，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得到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同意。

在1965年我们两国之间商品流通的议定书谈判期间，提出扩大流通重要性的建议，其中包括这是长期协议的基础。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合作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在1965年发展苏中贸易的意见。

在1965年1—2月举行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在会上提出扩大苏中科学技术联系的重要性的建议。

(3)现在不要在中方面前坚持尽快解决边界线划定问题，而应加强谈判的准备工作。为此，委托苏联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一起，再次仔细研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所存在的边界线问题，确定边界可能性的方案。

(4)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向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在1965年双方议会代表团互访的建议。

4.既然克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分歧直接触动了兄弟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的利益，那么就有必要在举行同中国共产党领导谈判前举办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咨询会，以便使他们完全理解我们的观点。这可以通过相互交流信件的方式进行，甚至也可以在1965年1月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上进行。

5.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研究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所准备行动的措施，也就是防止同中国代表在这些组织中发生不希望发生的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在反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政策的斗争中、在一起公开发表维护世界和平与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宣言中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中国代表对苏联的外交内政进行攻击，则应该平静地以多种方式对这些攻击的实质给予回击。

6.委托苏共中央国际和意识形态部，向中央委员会准备并提交刊登在中央报刊的文章，在文章中，根据实际计划表明我们在论战中所持的基本的理论和政策方面的观点。

这些资料的精神今后将刊登在中央报刊(《真理报》、《共产党人》)上，限制其他报纸从这些出版物中转载。

要有系统地在苏联的定期刊物和广播中刊登、播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生活和外交政策。这些情况应纳入情报计划中。

7.中苏关系的恶化使我国研究中国的工作萎缩了，甚至刊登中国的作品也大大减少了，不能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应该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与意识形态部共同研究，如何改善研究中国的工作和保证出版中国书籍的有效措施。

8.鉴于1965年2月14日是《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15周年纪念日，因此委托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和苏联外交部，在1965年1月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值此周年纪念时机所要采取措施的建议，并预先制定一定高规格的措施。

9.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党组织准备和提供公开的苏共关系状态的信息，报告苏共中央委员会及苏联政府为这些关系正常化所着手实施的措施的信息。

10.在实施苏中关系正常化措施的同时，应该调整同朝鲜劳动党和越南劳动党的关系。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在1965年1月就此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

11.我们在公共线路上恢复同阿尔巴尼亚联系的尝试，到目前为止没有得到效果。但是，不要放弃积极的行动，要在两国政府间寻找同阿尔巴尼亚关系正常化的途径。应该邀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实际体验在苏联所实施的各种不同的国际主义措施(文化的、科学的、体育的，等等)。

甚至还可以通过驻阿尔巴尼亚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向阿尔巴尼亚政府提出双方互换外交代办的可能性问题，以作为苏阿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委托苏联外交部提出合适的建议。

12.在近期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一个以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党务工作者代表团来交换经验，加强我们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必要的。

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曾在1957年访问苏联，而我方至今没有回访，虽然蒙古的同志多次提出这个问题。

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和苏联外交部在1965年1月就此问题准备好建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РГАНИ，ф.3，оп.18，д.316，л.22，31-34；оп.16，д.610，л.116-118，120-123

№2077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1965年1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5年1月14日会议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5]

1.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以及柯西金同志给周恩来的信的草案。

关于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

波德戈尔内同志：未必有必要寄送。

勃列日涅夫、谢列平、柯西金、苏斯洛夫同志：赞成寄送。

寄送柯西金给周恩来的信。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

从华沙回来之后进行的讨论。 [6]

柯西金同志：我赞成派遣党政代表团去中国。

关于起草委员会——取消赫鲁晓夫所期望的在国际运动中的羁绊，例如，中国依赖自身的力量，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

召开会议以代替起草委员会，这对我们的威信没有任何打击。如果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则只能讲讲某某规则——我们没有表现出自信心。期待在我们党内有真正的联系。

给代表团这种权利以支持华沙会议。

米高扬同志：关于3月1日(会议) [7] ——如果我们取消，则涉及我们的威信，会造成我们是在发号施令的印象。

我想，3月1日照常举行，同时指出——应当停止公开争论并要求(提出)专业意见。

我们使中国人处于自我保护的境地。

这时代表团出访的问题变成了另外一个计划，即两党代表在此会见的计划(在1965年的5月或稍晚的时候)。

不必派遣党政代表团。或者政府代表团。也不要派遣勃列日涅夫同志前往。

苏斯洛夫同志：有关3月1日会议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能再失去朋友了。在1964年10月就曾出现过困难，之后我们通过大量的工作才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将坚持还是放弃我们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将起草委员会会议改期，那么我们将会处于困难的境地。

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不能(为此)失去更多的朋友。

建立起草委员会是否合适——不合适。但这对我们有压力。召开、讨论，就如同正常那样做，目的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会议中来。那时就不对所有的党提出建立起草委员会和听到来自所有党的呼吁。而提出建议——停止公开争论。

代表团——党政代表团就不要派遣了。

波德戈尔内同志：建立同中国的友好关系不是靠降低我们的威信来得到的，不仅赫鲁晓夫执行这条路线，我们也同样。

仅仅是取消召开会议的呼吁。我们会失去很多朋友。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指柯西金)，请你重新评估一下我们同中国关系问题所引起不安的所有的内容。

应当在华沙谈谈如何更好地进行会议。

关于政府代表的到达——大概不早于3月1日是合适的。

关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同志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的信。

勃列日涅夫同志：召开起草委员会对我们是有害的，但问题却是存在的。

分歧直至起草委员会的和其他分歧的存在，多年来，他们觊觎远东沿海地区，他们在党内实施分裂路线。中国人的快速侦察在1964年10月时曾有过：他们可不可以推翻(苏共)代表大会的决议。

如果进一步深入，则问题所引起所有不安的内容——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路线和我们对中国的关系，我们也没有做出让步。

难道你们没有看到(中国人的)目的？

中国人能够(进行)欺骗，利用(这些)来达到离开共产党。

寻求同中国改善关系，但不要以让步为代价。

关于代表团——估计不会得到成功，相反我们会打自己的嘴巴。

这里要小心。

不要接受任何决定。

限制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交换意见。

关于代表团去越南民主共和国 [8] (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和波利扬斯基)。以柯西金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途经中国时进行停留。

谢列平同志：26个党的“起草委员会”名称本身是来自赫鲁晓夫的称呼。

在很多方面我同意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等同志的意见。

波诺马廖夫同志：3月1日(的会议)召集所有愿意来参加的人，来准备给81个党的准备会议提出呼吁。延期——不理解。

波利扬斯基同志：而如果只有40个党来，则把代表分开来准备会议。

安德罗波夫同志：主要的区别是——召开3月1日(的会议)将不进行资料的准备工作而是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

延期3月1日(的会议)不是那么简单。

格里申同志：中国人将反对会议(无论是17个党、26个党，还是38个党召开的会议)。改变是不可能的。我们想改善关系，他们想在我们拒绝自己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来改善关系。3月1日(的会议)——这不仅仅是我们的问题。

谢列斯特同志：改善关系不依赖原则性的观点。召开3月1日(的会议)，3月1日之前不去北京。

基里连科同志：派遣党政代表团，就是解决起草委员会和三月会议这个绊脚石的问题。

在我们这一方确实如此。

今天，考虑到新的方案，并让柯西金同志进行分析审查。

柯西金同志：交换意见是有益的，问题使党的每个成员感到不安。

关于派遣政府代表团——3月1日之前不会出发。

柯西金同志：不要取消党政代表团问题。

每一次的谈判——就是一次让步。我不同意。

分歧是存在的，没有任何人认为他们不存在。

不同意赫鲁晓夫所期望的一切都是不可动摇的，所有的都没有变化。这方已经发生变化了。

任何人都没有意见即是党是支持我们的。

州委还在等待什么？(波德戈尔内)

柯西金同志：等待在原则问题上的让步还是丧失威信——从来没有人这样考虑过。

我没有看到召开起草委员会的好处。

我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建议。

谢列平同志：既然说毫不让步，我不反对召开3月1日(的会议)，但我不同意的是，为什么会在代表大会上提出阿尔巴尼亚问题 [9] ？

关于专家问题——尽快召回。

为什么我们不想承认？

我赞同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建议。

勃列日涅夫同志：我们进行了讨论这个很好。我们的这次会议同赫鲁晓夫时期的会议是有区别的。赫鲁晓夫在外交方面做了很多有害的事：阿尔巴尼亚问题、莫洛托夫集团和有关斯大林问题。

柯西金同志的关于给北京的信从议事日程中取消。

关于去越南，由柯西金同志在去(越南的)路上准备到北京会见的材料。

原则上赞同有起草委员会发出给兄弟党的信。

РГАНИ，ф.3，оп.16，д.949，л.22-25об

№25559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万隆会议问题 [10] (1965年1月14日)

刘晓向契尔沃年科С.В.递交了中国政府对1964年11月21日苏联照会的答复。

……亚非国家代表大会是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大会，而正如大家都承认的，苏联是一个欧洲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或者非洲国家，因此它没有任何根据参加亚非国家首脑会议。

……接着照会中讲到其他国家也反对苏联参加大会，因为苏联不是1955年的代表大会参加国，“预先决定苏联无权参加亚非国家代表大会”，“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不可改变的”。

照会中又说，苏联的立场变化多端，即过去不想参加，而现在想参加：

“我们有资格问一下，苏联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怎能取得大家的信任？”

“苏联无权参加，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契尔沃年科指出，苏联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刘晓说：“我们认为，如果苏联真正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斗争，不一定要参加这次代表大会，还有支持斗争的其他机会，并且我们认为，如果苏联继续提供这样的支持而不参加这一会议的话，会更好一些。”

在这一问题上，刘晓解释说，他谈论的是他个人的意见。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14-19

№207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与中国领导人会谈(1965年1月28日)

绝密

…… [11]

5.委托代表团利用可能的机会，在北京会见周恩来或其他中国政府领导人，来交换有关苏中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和国际局势的意见。这些主要依据1964年12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所通过的，关于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记录中的意见、说明(附件四)。

附件四：

同中国政府领导人就两国政府关系问题交谈的材料

绝密

应该指出的是，1964年11月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期间，苏联领导人和中国代表团之间进行了有意义的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意见交换。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双方都意识到，有必要努力使苏中关系逐步正常化。

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认为，为克服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所做的和将要作出努力的同时，现在重要的是讨论促进改善苏中两国政府关系的措施。

在同周恩来或其他中国政府领导人谈话过程中，试探他们对新的更高一个层次的会谈的态度。这是为了讨论恢复苏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问题，甚至是为了交换国际形势问题的意见的问题。

通知中国同志，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贯彻苏共10月中央全会和11月中央全会决议的行动。谈谈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关于联合工业和农业州委党的措施，有关准备采取完善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提高农业经济生产的措施。通报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的措施、有关工作和华沙条约政策咨询委员会的决议，甚至还可以通报有关近期苏联所采取的重要的外交政策战略。

通报中国同志，有关苏联代表团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目的，使他们产生对印度支那半岛局势问题的思考的兴趣以及对将来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努力奋斗，反对美国对这一地区的侵略问题思考的兴趣。

一、我们可能主动提出的问题

关于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

我们认为近几年来苏中的贸易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关系交流严重减少是不正常的。接下来应当说明存在的一系列的严重缺陷，在实践中存在的那些不足，这些活动是在国家间协商所得的结果。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1959年我们两国的贸易额为18.5亿卢布，而在1964年同期为4亿卢布，也就是说下降了3/4多。对比这两组数据就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我们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领域的事务进行得令人很不满意。像这样的经贸联系的缩减不仅不符合我们两国发展经济的任务，而且也不能不对全世界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并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额外的好处。毫无疑问，在最初的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经贸联系，是我们两个政府间关系中的一个迫切任务。

当然，在近几年商品外贸结构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发生了变化，建立同第三世界国家这样或那样的经济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对我们国家另外的要求。但在双方的意愿下，是能够找到很大的可能来尽快恢复苏联和中国广泛的商贸关系的。

1965年中苏两国在莫斯科开始了商贸谈判。我们希望根据两国利益，尽最大可能的方式增加贸易额。

例如，无论是苏中缔结普通的长期商贸协议，还是某一类商品贸易协定，都将在发展商贸联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些协议中可以预见以后几年的相互供应的广阔前景，从而为后来发展贸易建立更加牢固的基础。

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协调我们两国的商业活动和交换对外经济信息是发展我们经济合作的重要措施。苏联一方应该提出合适的建议，或许我们值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苏联方面准备研究苏联与中国在相互发展的基础上扩大科学技术和文化合作的问题。至于在这些领域内的扩大合作问题的具体计划，可以在苏中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的定期会议上进行研究，我们提议，在1965年1月开始这项工作，也就是在即将举行的1965年文化交流计划谈判时进行研究。

根据情况，允许代表团同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谈及中国政府以前所提出的关于向中国提供T-55型坦克请求的问题。可以告诉他们，苏联政府没有改变以往的希望扩大同中国进行合作的愿望，现在准备考虑向中国提供T-55型坦克的问题。

有关在国际舞台上协调苏中之间的行动

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对由帝国主义发动的世界大战的威胁和为世界和平事业的胜利而奋斗的努力是必要的，并且共产主义也要求我们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采取一致行动。

以前，苏联和中国政府广泛地协调各自的国际政策战略，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支持。在我们之间存在着就重要的国际问题相互协商和正常的信息互换。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

然而，近几年来，在国际舞台上和在国际民主组织中，我们之间的行动协调遭到了破坏，咨询和交换信息实际上是停止了。由于这样，苏联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行动往往不能协调一致，这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了很多的损害并可能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运动。

我们认为，由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而有必要采取保障协调我们两国在国际政治领域行动的措施，并为此目的在苏中友好、联盟、互助条约框架下恢复实际的咨询和相互交换信息的措施。这样的咨询将会及时预防发生许多误会和将会大大促进我们两国关系的改善。

有关不容许有相互攻击的公开论战和言论

如果在同中国代表交谈中涉及有关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论战问题，则说，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利益、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特征和苏中友好、联盟、互助条约的精神都要求我们两国不容许有相互反对对方的公开论战和言论。苏联方面将采取措施，不采取这样的行动，不刊登这样的言论。

我们再一次建议达成有关不容许有攻击对方的公开论战和言论的协议。这将改善苏中关系整体氛围，有利于巩固我们的团结。

有关苏中高层代表的会见

可以高兴地指出这样的事实，即最近几个月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活动家之间的联系已经恢复。我们认为，1964年11月，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之间所进行的意见交换是有益的。我们当时提出了有关进行双方高层会见的建议。中国代表团对此原则上持积极态度。

在1964年11月形成的扩大交流的意见中，我们建议你们举行苏中双方高层代表会见，以便探讨涉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和合作等问题。

会见将可以作为相互理解的成果的一个良好基础，并逐步推动我们两国之间友好的同志关系的恢复。如果中国方面原则上同意，则这样的会见可于近期在莫斯科或者北京举行。

二、可能由中国方面率先提出的问题

苏中关系中存在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由我们首先提出未必合适。同时，中国方面也有可能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被提出，则在交谈中可以根据下面表述来进行。

有关召开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

如果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谈话过程中涉及起草委员会和兄弟党会议时，则像同周恩来在莫斯科会见时所谈的那样，甚至可以根据1964年11月24日所转交的信件作出表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准备继续向中国和其他兄弟党的同志就准备会议的形式和方法等相关问题征求意见。对中国同志来说，我们把即将在3月1日举行的、同兄弟党代表的会晤看作是协商会议的准备工作。我们所指的是，在这次会晤中可能要求所有兄弟党积极参与到会议的准备工作中来。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是一如既往地希望中国同志能为召开兄弟党的国际会议的准备事宜作出自己的贡献。

有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子爆炸装置

我们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原子武器是一个积极因素，这一因素将巩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国防。

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召开世界主要国家讨论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原子武器问题的会议的主张，是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苏联政府，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支持召开这样的会议的思想，并指出苏联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样的会议能够召开并以积极的成果结束。

应该指出的是，1965年1月19—20日在华沙举行的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政策咨询委员会会议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建议。

有关中印冲突的苏联立场

如果在交谈中涉及有关中印或苏印关系问题时，则应指出，苏联政府同印度发展关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即如同发展与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或巴基斯坦等国家建立关系一样。我们认识到，我们同这些国家进行合作的任务是帮助它们巩固政治自由和经济独立，尽快结束过去殖民主义的遗产，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它们的多种形式的压迫，帮助它们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苏联政府多次采取措施，以促使印度政府采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印边界争端。为此，还同印度政治活动家举行了相关会谈。苏联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1962年10月24日所提的建议方案，即以谈判的方式来和平调整冲突。

应该指出的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当时就此问题所进行的咨询，可以在我们两国关系中预先防止发生不希望发生的误会。

如果中国代表团提出向印度提供苏式武器的问题，则说，给印度提供一些种类的苏式国防武器也不可能改变中印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反，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印度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接近。如果我们不给印度以武器帮助，那么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会帮助它。我们的拒绝将可能会促使印度进一步同西方，首先是同美利坚合众国建立联系，这将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造成损害，其中也包括中国的利益。

有关苏中边界

苏联政府的根据是苏联和中国之间没有领土问题。苏中边界是历史形成的，长期以来在我们两国之间边界是友好的和合作的，并且这种状况应该保持下去。

基于国际主义的立场，涉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与边界安置相联系的问题不能成为它们之间争吵的对象，也更不能成为它们关系恶化的理由。而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应该以兄弟合作的精神来进行调整。

有关提供成套设备

如果中国方面提出有关要苏联恢复完成有关援建68个企业 [12] 的1961年6月19日协议的义务的问题(根据中国方面的倡议，完成这些义务的期限被延期了两年，至1964年。如果中国方面不提出恢复供应或延期完成的问题，则苏联方面也不正式提及这些义务)，则可以不给以明确的同意，如果中国方面有这样或那样的关于提供成套设备的愿望，则指出，苏联方面准备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有关1962年大批新疆居民迁移到苏联

关于1962年中国大批居民迁移到苏联的问题非常复杂，对苏联来说是令人不愉快的。所谈的问题涉及几万人的命运，普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人——妇女、老人和孩子，已经来到了苏联。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俄罗斯或苏联出去的苏联公民。

从那时起，过了两年多时间，这些人来到了苏联。在这期间他们已经分别安顿居住下来，得到了住房，也被安置了工作，他们的孩子上了苏联的学校，很多年轻人已经和苏联公民结婚了，等等。在这样的条件下，提出让所有人回到从前的国家的问题——这就意味着要求我们对这些人采取强制性的措施，而这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将会引起不良的反应。

同时，我们不止一次地申明，现在也将申明，我们准备提供所有的措施，帮助那些表示愿意回到中国的人。现在表示愿意回中国的大约有1000人左右。中国方面同意接受这些公民，将可能为逐步解决这些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的问题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也是那些人所希望的。

有关叛逃者和未回国者

如果在谈话中，中国方面提出有关中国公民在完成学业之后拒绝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有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叛逃到苏联的人的问题时，可以这样回答，苏联政府从来没有赞同过也不会赞同这些中国公民的行为。这些人没有被容许享有政治庇护，也没有被接受为苏联公民。苏联政府机关经常做解释性的工作来说服他们返回祖国。结果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返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前采取的一切措施就是为了避免发生类似的现象。

第187号记录第65项

РГАНИ，ф.3，оп.16，д.610，л.110，116-123

№25767 谢苗诺夫与张德群谈话纪要：关于纪念中苏同盟条约问题 [13] (1965年2月6日)

2月6日我接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临时代办张德群。

我向他通报了庆祝《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5周年的活动。

……说“打算广泛隆重地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

2月12日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举行隆重的报告会。如果潘自力大使和中苏友协代表团团长想在大会上发言，我们将提供这种机会。张德群表示感谢，说这是“大好消息”。声称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定参加活动。

据我们所知，与外国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和苏中友好协会向中苏友好协会的中央理事会建议互派代表团。苏中友好协会列宁格勒分会也有意提出与友好城市上海互派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建议。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准备组织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活动。

张德群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也要举行庆祝条约签订15周年的活动，正在发出邀请函。

АВПРФ，ф.0100，оп.57，п.510，д.7，л.13

№11466 苏联代表团的报告：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1965年2月10日以后 [14] )

苏联代表团关于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活动情况的报告

1965年2月6—10日

应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邀请，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于今年2月6—10日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

苏联代表团的成员有：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Ю.В.安德罗波夫，苏联民航部长Е.Ф.洛吉诺夫，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空军主帅К.А.韦尔希宁，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任Г.С.西多罗维奇上将和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И.С.谢尔巴科夫。

1965年1月31日，苏联报刊关于苏联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一发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刊、电台和官方宣传立即开始广泛报道关于苏联和越苏人民友谊等方面的各种材料。

2月6日，苏联代表团抵达越南的当天，所有中央级的报纸都在通栏标题“热烈欢迎由А.Н.柯西金同志率领的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用越南文和俄文写的)下，发表了社论，柯西金同志的照片、简历和其他材料。

数千名河内居民的代表，来到装扮一新的嘉林机场，与范文同、黎笋、长征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欢迎苏联代表团。范文同和柯西金先后发表了讲话。

在从机场到苏联代表团下榻的主席官邸，沿途有首都10万居民欢迎代表团。到处都挂着苏联和越南的国旗，欢迎苏联代表团访问和两国人民友谊的标语和口号。

代表团到达驻地后受到胡志明的接见。

当天晚上，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欢迎苏联代表团举行了盛大招待会。

2月7日，为庆祝苏联代表团来访，河内中央广场举行了首都8万人的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其他领导人。河内市长陈维兴向代表团致欢迎词。А.Н.柯西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

当天早晨，由А.Н.柯西金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向英雄公墓献了花圈，参观了革命博物馆，浏览了河内市容。

2月7日下午，由柯西金和胡志明同志分别率领的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会谈在2月9日继续进行，最后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1965年2月10日)。

越南方面参加会谈的有：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寿、阮维桢、黄文欢——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文进勇——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阮文镜——越南民主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黄文进——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2月8日，代表团参观了河内郊区的合作社，并在那里举行了一个不大的群众集会。А.Н.柯西金同志和县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К.А.韦尔希宁及其陪同人员当日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举行了会谈。

2月8日晚上，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在苏联代表团下榻处举行了盛大招待会。胡志明、黎笋、范文同、长征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了招待会。

2月9日，代表团部分成员参观了河内机械厂。

越南少先队员在主席官邸拜会了苏联代表团。胡志明也参加了拜会。

晚间苏联代表团会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官员，此后胡志明设晚宴。

2月10日，早晨签署了苏越联合声明。此前柯西金与胡志明举行了长时间的告别会见。

在嘉林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送苏联代表团仪式。范文同、黎笋、长征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他领导人出席。

苏联代表团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逗留期间，范文同一直陪同代表团。胡志明出席了所有招待会、会见和音乐会。

企业集体、社会团体和一些公民向苏联代表团发来100多封贺信、贺电。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为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向柯西金同志发来电报。А.Н.柯西金复电阮友寿。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285—4287页

№13866 柯西金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1965年2月11日)

绝密

柯西金和毛泽东的谈话记录

1965年2月11日

这次谈话在位于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大楼里举行。

毛泽东一边同柯西金打招呼，一边说，苏联代表来到东方是很好的。东方是独一无二的，是应该来看看的。

柯西金：您说得对，但有一天您也应该来西方看看。

毛泽东：没有人邀请我们去。

柯西金：我们现在就邀请您。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去了。接下来，当谈及他的工作，毛泽东说，他是党的领导人，但是现在很少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了，他也很少参加中央全会的工作了。他说他很老，快死了。

柯西金回答说，所有现在活着的东西，都是有生死的；这就是生存的辩证法。很难说，哪个会先行一步。然后他说，毛泽东肯定在关于建党和建国的理论问题以及辩证法和其他重要理论问题上给予了很多关注。这些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没人能够逃避。

毛泽东：您说得对。我对辩证法尤其感兴趣。我对不以人民、党派和政府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程感兴趣。事件的过程都是被生存的客观法则所决定的。

举例来说，越南人中，有哪个愿意和美国人打仗？但是面临的情况逼得他们不得不打。在1954年日内瓦协定之下，法国人从越南逃走了；他们撤离了军队，大概有20万人。然而吴庭艳开始杀人了。这些血腥的镇压引起了仇恨，结果民族解放阵线形成了。有时候，南越人民试图进行政治斗争，那时游击战扮演了补充的角色。然而现在很清楚了，只通过一场政治斗争并不能获得所有东西。有些人认为必须同时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这显然不对。谁能说事情的发展是依赖于人的意志呢？

柯西金：美国人想到处移植资本主义，我们希望到处都是共产主义。只有愿望是不够的。特定条件和客观条件是必需的。

毛泽东：现在越南的主要问题是游击战，政治斗争成了次要角色。战争范围越来越大。现在美国人开始轰炸北越了。但是，这又怎样？死掉一些人又有什么可怕？今晚我们得到消息说在南越的游击队空袭了位于14度以南的防御区，摧毁了3个伪军连，还杀了几名美国人。

柯西金：这是个好消息。我们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很有效的，包括提供武器。关于向北越提供地空导弹，我们与越南同志达成了协议，用来防御河内和其他地区遭受美国人空袭。我们还打算提供大炮、坦克、鱼雷艇和许多其他武器。显然越南人在使用这些武器方面会遇到困难，我们还打算在必要的时候派出我们的军官去训练他们的士兵。虽然我们与越南没有共同边界，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将越南抛在一边是社会主义者的责任。

毛泽东：一个人必须吸取经验。飞机现在毫无用处。

柯西金：在和周恩来谈话时，讨论了在越南问题上我们协调行动的问题。我们也和越南人谈了这一点。我们感到在这件事上我们意见一致。至于美国人，他们逞强和挑衅的方式只能是软弱的信号，而不是强大的信号。

毛泽东：他们有什么强大？现在13艘航空母舰里有4艘在南海。1958年我们开始炮击美国人占领的岛屿时，他们派了更多的航母来。我们继续打炮，他们甚至派了部分地中海的第六舰队来，甚至后来旧金山的第一舰队也来了。可是，当他们来到南海，我们已经停止打炮了，他们无所事事。水手们在新加坡休息了两周，就回母港基地了。现在中国拖住了第七舰队这支最强大的舰队。

柯西金：苏联军队在德国遏制着美军。我们不得不在欧洲保持强大的军队，就像亚洲这边，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前沿阵地。只要稍有松懈，帝国主义马上就会抓住机会。

毛泽东：那么，你们照看好西方的阵线，我们在亚洲这边保持斗争。是美国人迫使我们协调行动。

柯西金：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我们的军队必须联合起来。

毛泽东：美国军队遍布世界。他们总共有270万，其中欧洲和亚洲就有100万。

柯西金：他们不得不分散兵力，这不会增加他们的实力。

毛泽东：他们只有18个师，其中一半部署在国外。

柯西金：从人数上说，美国的师是我们的两倍，但是在技术上比不上我们。比如，美国的师装备的坦克比我们少，大炮比我们多。

毛泽东同志，我想问问您，有一次您通过我们的大使询问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有机会坐下来讨论一些成熟的问题。您那时说如果是最高层的会谈，两个小时就能解决许多一般会谈几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是不是这个机会？

毛泽东：我还说了其他的话，那就是，我不赞同你们的方法。我说如果继续公开论战，天也塌不下来。我说过，现在也讲，天塌不下来，树照长，鱼照游，女人照样生孩子。这些都跟我们的论战没关系。毕竟，公开论战就是用钢笔、毛笔和纸的方式进行的斗争，死不了人。就是说，我(毛泽东继续讽刺地)喜欢你们的公开论战。我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停下来!我和罗马尼亚同志们谈过。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回答说：大概再过15年，因为在公开论战过程中很多问题都会弄清楚。你们到什么时候开始说必须停止论战，不允许分裂活动，到时候我们再出价。我们现在说所有这些都要再持续一万年——少一点都不行。

至于所谓的分裂活动，既然我们是教条主义者，那么我们当然愿意支持你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排除的一些共产党人。当前，许多国家纷纷成立新的共产党，比如澳大利亚、斯里兰卡、印度、比利时、巴西和其他国家。你看得出，他们都是站在教条主义立场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条主义者无条件支持他们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只有一件事没做，就是你们指出的(分裂)活动。不用比较也知道，你们会更积极地支持你们的马列主义政党。

现在也有很多人支持你们。至于我们，并不是很多。有人说，100个党派里面62个站在你们一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少数派。而且，我必须指出即使在我们党内也有人站在你们一边。比如，陈毅、周恩来——他们就站在你们一边。他们敦促你们不要在3月1日召开会议。我个人赞成你们开这个会。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和我，我们这些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赞成你们开这个会。你看看，我们这里也是有派系的。他们总是督促你们，我认为一个人说服不了你们。将会期从12月15日改在3月1日没有必要。毕竟，这对你们不利，会削弱你们的权威。我认为也没必要改掉会议的名字。比方说，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你们最好用原来的名字。你们总是改来改去，这样不好，毕竟你们是伟大的列宁的党。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你们这边。我尊重你们，认为你们应该开这个会。是周恩来和陈毅反对你们。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你说的树啊、鱼啊、女人啊都是正确的。毕竟，进化的客观规律是存在的，这不会改变我们之间继续公开辩论的事实。这不是我们担心的问题。问题存在于另一面。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和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力量，我们共产党的团结很重要。我们党赞同用一切力量来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同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这是我们党和人民非常珍视的。

毛泽东：当然，对这一点，我毫无异议。

柯西金：我并无讽刺之意。这个话题是很严肃的，我说的是问题的实质，不是出于客套。当我说对中共的尊重时我没有违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团结。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十倍的力量。您说钢笔和纸杀不死人，但是它们是意识形态，比任何武器都厉害，可以在人们中间造成巨大影响。您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另外，当我们谈到与你们党的代表会谈，消除我们分歧的时候，我们遵从的事实是情况在改变，形势在改变，和平讨论和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到来。当然，一些事情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也认为解决它们需要在一个理论框架里进行研究。但是毕竟很多问题是次要的事情。我们应该从中解脱出来。论战也可以发生。但是必须是一种从科学的角度进行的论战，必须是踏实的，以一种友好的精神进行，而已经存在的分歧必须通过科学的，建立在列宁的国际主义原则之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来讨论。

毛泽东：您所说的这些论战，没有任何意思。我倾向于你们在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1964年2月的大会上所进行的那种论战。

柯西金：您以为我们不害怕公开论战？我们的确不害怕。但是当人们斗嘴的时候，至少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争吵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正和你们进行一场争论，有关依靠自己的力量，你们谴责我们说苏联违反了这一点。是的，这是一场制造出来的争论。毕竟我们所有人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还能依靠谁？也许你们认为我们在依靠美帝国主义？这不是正是我们澄清这些故意制造出来的分歧，会见并探讨一些问题的时候吗？我们现在没法达成一致的问题可以放在一边。你说要把它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推到一边，推迟一万年。如果这对我们的党和国家有益的话，我们可以把它们推迟两万年。然而，革命运动存在，而我们正在这场运动之中，我们应该一同走出来，而不是相互反对。我们要把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力量超过把我们分开的力量。

毛泽东：应该推迟一百年。

柯西金：可以顺其自然地推，比如说，X年。但是这将会损害我们共同的事业。有一次我在一个欧洲国家会见一群西欧共产党人。他们一直在说，中共和苏共的分歧正在把他们的运动引向反面，使他们不再解决主要矛盾。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在反对剥削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拉开，来考虑谁在争论中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中共还是苏共？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如果帝国主义可以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共识，为什么共产主义国家不行？我相信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整个社会主义世界，我们两国的人民——他们正在等待我们解决分歧的看法。这些分歧现在没办法解决，但是可以通过一种理论的角度进行讨论。甚至可以创造一份理论报纸。

至于理论上的争论，可以不损害我们的团结而进行，在我们任何一份理论报纸的专栏里。

毛泽东：你们在布拉格已经有这种报纸了。

柯西金：它叫做《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但是那不只是我们的报纸，而是所有共产党的报纸。

现在说说3月1日的会议。我们不打算召开这次会议，但是一系列共产党都希望召开。是通过咨询的形式还是通过起草委员会见面的形式召开这次会议有着很大的差别。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方式。您反复说在现有条件下有必要召开一次由81个共产党参加的国际会议。

毛泽东：我们在过去说过，要准备一次会议，我们需要4到5年，而现在，显然，需要8到10年或者更多。毕竟，争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见面？你们，比方说，还在支持范燕东。你们派遣了一个代表团，由波诺马廖夫带领，去参加他们的大会。对印度共产党的第二次大会我们没有派遣一个代表，我们甚至没有送给他们一个电报。在斯里兰卡也是这样。我们提供不充足的支持，而你们提供了全部支持。

柯西金：正因为这样他们在北京访问了你们。这没有改变问题的实质。

毛泽东：时间会流逝，到时候会有接触，多边和双边协商。

柯西金：3月1日的会议正是一次想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各党进行多边协商的会议。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我赞成这次会议。请开会吧，别改日期也别改名称。把26个党的代表叫到一起；只有少数人不会来。毕竟你们看不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好。

柯西金：但是请解释一下，为什么您反对几个党见面商讨何时以及如何召开一次81个共产党参加的大会？您认为这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什么害处？如果有人想要为将来的会议出台某些统一政策，又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在你们7月14日的来信以及后来11月24日的来信中说道，如果我们不参加，你们就会无视我们继续开会。

柯西金：您应该考虑到在10月中央全会后莫斯科的新情况和形势。毕竟，你们不想这样。

毛泽东：我们看到了一些。

柯西金：我们正在想办法让你们适应，像同志们之间做的那样，我们对你们是尊重的，我们正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情况的客观报道。

毛泽东：不一定。你们在报纸上不会发表我们的文件。

柯西金：我们正在发表一切对我们来说合适的文字。我们已经发表了周恩来同志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报告的详细内容。但是，没有提到这是来自苏联最高委员会的报道。

毛泽东：这说明我们犯了个错误。但是你们打算对阿尔巴尼亚怎么做？毕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就谈不上开会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只能在阿尔巴尼亚和你们之间解决。绝不能折磨阿尔巴尼亚这个小国；那样是很不好的。我们很高兴你们会恢复之前的关系。

柯西金：你们没有注意到吧，在10月的大会之后再也没有发表过关于阿尔巴尼亚的负面评价了。当(华沙条约)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在(1965年1月)华沙举行的时候，阿尔巴尼亚代表也是被邀请了的，但是他们对此的回复是一封侮辱性的回信。无论如何，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没有回应这些谩骂，并且和阿尔巴尼亚人沟通，表示这个邀请依然有效。告诉你们的同志们准备好所有材料，看看是不是在10月的会议之后再也没有一个声明是针对阿尔巴尼亚的，再来和阿尔巴尼亚那一次说的话比较一下。我们愿意恢复和他们的外交关系，但是阿尔巴尼亚人把所有写给他们的派遣书都原封不动地退回给我们。你们对此怎么评论呢？

毛泽东：首先，我会建议你们把之前所有对阿尔巴尼亚所做的事情放在一边。很有必要让你们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一个错误。毕竟，你们在你们党的大会上公开地批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破坏了和这个国家的关系。那么，必须宣布这些都是错的。但是你们更想不再讨论过去的事情。

如果你们希望我们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宣布7月14日的来信和你们2月的会议都是错误的，把它们废除。我们反对你们的纲领。

柯西金：您很清楚，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们真的赞成减少分歧，如果你们想找到解决的办法，那么我们应该会面。如果要严肃地讨论这些分歧的事情，以特定的方式，实实在在地谈，那么结果就是你们将不得不否定你们过去所做的很多事情。当你们谈到阿尔巴尼亚，你们说的不准确；你们显然依据的是不真实的消息。不是我们破坏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关系，而是阿尔巴尼亚中断了与我们的外交关系。

彭真：那么你们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是怎么攻击阿尔巴尼亚的呢？

毛泽东：我就是在攻击二十大和二十二大。我不同意这些会议的纲领，说斯大林如此的坏，还有某种个人崇拜。而现在你们说赫鲁晓夫也有自己的个人崇拜。很难搞清楚到底在搞什么。你们说赫鲁晓夫是个好人，那么你们为什么要把他赶下台？我们都没有拿掉他的画像，他的著作还在传阅，但是告诉你们实话，不幸的是没什么人看。

我们从没有撤掉斯大林的画像；我们还支持个人崇拜。赫鲁晓夫有什么感觉？

柯西金：应该去问他。

毛泽东：我同意。我通过您向他发个邀请。让他来访问我们。我要和他进行论战。

柯西金：当然由您自己决定和谁进行论战。赫鲁晓夫既不代表我们党，也不代表我们政府。至于为什么我们要让他从他的位置上下来，我们已经在周恩来同志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详细地告诉他了。

毛泽东：但是他过去是代表。毕竟赫鲁晓夫做过许多好事。他是个伟大的领导人；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我们，全都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者里不缺乏马克思主义者。另外，我们是好斗的人。这也是正确的描述。首先，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其次，我们是好战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名声不好。他们在世界各地抨击我们。他们叫我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教条主义者。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邀请我们去开会？你们应该巩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团结教条主义者？

我们的确是好战的人。和你们不同，我们不相信广泛和彻底的裁军。在现实中，以我们的观点来看，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世界各处发生。因此，你们尽可以继续会面讨论广泛和彻底的裁军。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世界各地，广泛和彻底的裁军正在发生。如果你们的同志看重广泛和彻底的裁军这样的幻想，这两种不同的观点怎么能够接近？

柯西金：您真的相信你们比我们更多地进行了反帝斗争？

毛泽东：无论如何不比你们少。

柯西金：我们对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指责你们没有怎么进行反帝斗争。同时，事实是没有我们的参与，反帝斗争在哪里都不可能进行。这些斗争到处都有我们的贡献，有我们的武器和我们所冒的风险。然而，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你们特有的好斗，除了言论。言论根本没有反映现实，光是言论在反帝斗争中是不够的。

毛泽东：我们两党可能在10年之后再聚在一起。客观的形势会逼着我们团结。帝国主义者正在采取违背人民意愿的行动；他们对你们和对我们一样，都不会客气。

柯西金：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把我们的团结推到一万年之后，而必须现在就团结。

毛泽东：我们会在10到15年之内团结起来。紧张气氛会减缓。毕竟，紧张关系还没有放松；这也是一个幻觉。你们每天都在做关于减少紧张气氛和裁军的宣传，而这全都是谎言。在某些情况下，帝国主义会同意任何条件。他们会支持一个协议吗？比如，他们可能重视波茨坦公告吗？

柯西金：他们也不会重视日内瓦协定。

毛泽东：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要走他们自己的路。他们不仅要吞掉我们，还要吞掉你们。

柯西金：我们，在军事上最强，应该是第一，帝国主义仅有想法是不足以发动战争的——我们的团结是发动一场新的战争道路上很大的阻碍。

毛泽东：他们最可能先攻击我们。毕竟，我们只有手榴弹。我们没有原子弹这样的武器；我们还只是在实验。另外，我们不相信原子弹，那只是一种吓唬别的国家的办法。还是得依赖传统武器。我们已经打了25年的仗了，我们对此很了解。

柯西金：每个人都打过仗或者见过打仗。我们国家已经受够了战争，已经到了忍受的边缘。

毛泽东：但是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消灭。为什么你们要带来一个元帅或者将军？很显然文官已经没法解决问题了。必须依靠军队，主要是正规军。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让军队和国家失望。在你们党内以及我们党内都有些修正主义者。他们写小说，他们拍电影，一点不鼓舞士兵的战斗精神。他们减弱了士气。很不好。必须准备战争。如果我们能够保证10到15年的和平，将会是很有益的。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有所准备。这是为什么我说在10到15年内，当帝国主义举起手反对你们，或者反对我们，我们必须团结在一起。战争会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为什么争吵？因为我们活在和平的环境下。如果帝国主义用你们“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广泛和彻底的裁军”之类的口号武装自己，那是很糟糕的。现在美国和苏联的口号没有很大的差别。美国和苏联正在决定世界的命运。请尽管决定吧!但是在10到15年内，你们不可能决定世界命运。命运掌握在世界各国的手里，不在帝国主义、剥削者或者修正主义者手里。

柯西金：既然您提到这全人类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也就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及与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我要说，我不懂您提到加强军队和积累武器的必要性的目的是什么。您真的以为我们不是在做同样的事情？

毛泽东：我刚才说的是到处，包括我们，都在全面而彻底地进行军备。

柯西金：进行军备的确正在你们国家和我们国家进行着。我必须说，如果我们要比较国民收入中用了多少进行军备，很显然苏联比你们国家要多。我们国家在军备上承担着更大的负担。而且，我们正在将20亿卢布用于和安全相关的教育中，成千上万的工程师正在苏联进行安全问题上的工作。我不是要炫耀，只是为了回答您说的武装的必要性的问题，好像我们自己不懂这一点一样。

毛泽东：我所谈论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关于全面而彻底裁军的言论——那只是一个说法，是为了骗人而说的。自然，他们甚至可以欺骗美国人，但是，这些幻觉也会对他们自己的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他们会解除自己的武装。

柯西金：您说——“必须武装”。我们说，我们正在这个方向上已经做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

毛泽东：你们预算中百分之多少用于军事目的？

柯西金：我不会说这个数字，因为它不能完全反映我们在安全上的支出。但我重申，我们在这方面正在做所能做的一切。如果谁要在安全上花费得更多，那会制约他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毛泽东：近年来你们在军事支出上减少了500万卢布。

柯西金：我不会具体谈减少花费是什么意思。至于您的话，毛泽东同志，里面有矛盾的地方。您一边说10到15年没有战争是好的；另一方面又说要发动战争。

毛泽东：在接下来10年到15年内没有战争是很好的。

柯西金：谁都会同意这点。我深信，在现实中，您是反对世界大战的。

毛泽东：我们反对世界战争，但是我们赞成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

柯西金：我想在场的中国同志们没有一个是赞成世界战争的。我相信这一点。

周恩来：但是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那么就应该打仗。

柯西金：那还能怎么样？1941年德国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发动战争，占领了最重要的工业区，我们的国家没有投降，没有把手举到空中。我们向帝国主义发动了残酷的战争，最后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那时候苏联打得好。

柯西金：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苏联会打得更好。关于革命战争，我们也觉得应该支持这样的战争。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向进行这样战争的国家提供了多大的帮助。

毛泽东：我们知道。

柯西金：那么为什么您要公开地提出这一点？

毛泽东：你们对南越只帮了很少一点。

柯西金：我们在地理位置允许的条件下帮助到这一步。现在美国已经轰炸了北越，不是越南南边。不幸的是，我们在那里没有能够和美军基地进行反击的空军力量。只有你们可以做到，但是你们不做，你们没有以适当的方式驱逐美帝国主义，虽然你们可以做到。为什么？显然这里面是有些原因的。我们早就看到这一点，也没有指责你们不去轰炸在南越的美国人。有人会认为你们最熟悉那里的情况而你们有自己不去的理由。

毛泽东：南越的人民没有我们也会战斗得很好，他们自己会把美国人赶出去的。

柯西金：可是美国人已经在轰炸北越了。

毛泽东：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愚蠢的。他们的轰炸没造成什么伤亡。

柯西金：我们深信必须要赶走美军。现在我继续说刚才说的。您说如果我们在未来10到15年里获得和平的机会，是很好的。同时您说只有战争才能团结我们。这两点是有矛盾的。

毛泽东：美帝国主义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的。

柯西金：我并没有提出这个时间表，是您提出的。

毛泽东：我刚才提到这点是因为一些人来向我们提议结束公开论战。我们回答说我们不能同意。但是随着时间，帝国主义会逼着我们同意结束论战。我们正在接受敌人的教育，但是我们自己有很好的老师，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有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他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时毫不掩饰讽刺之意)。

柯西金：还有毛泽东？

毛泽东：我不属于这个圈子。我们是在蒋介石的血腥镇压下成长起来的。

柯西金：既然说到这个，我们要提起尼古拉二世。

毛泽东：我们是跟着日本人长大的，接着又是帮助蒋介石以及在朝鲜打我们的美国人。总之，我们有很多老师。

毛泽东：你们有14个国家的加入。你们国家两次卷入世界大战。德国两次侵略你们的领土。所有这些都是让你们骄傲的历史。当你们国家的工人群众武装起来的时候，他们推翻了在那时有着最先进武器的政府。您多大了，柯西金同志？

柯西金：我马上61岁了。

苏联人深知战争是什么样的。至于您刚才说武装力量必须在比较高的层次维持以及必须支持革命斗争以及民族解放斗争，我们之间都没有分歧。当您说，你们是好斗的民族而我们不是，不能同意这样一个比较。我们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你们一样好斗。

毛泽东：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西金：也许你们已经注意到，我们最近没有再将你们称为教条主义者。然而你们却经常叫自己为教条主义者，而显然你们认为我们是修正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同时与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作斗争。这是列宁教导我们的。

毛泽东：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件事上我们之间没有矛盾。必须对偏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作斗争。

柯西金：在河内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在我的发言中说，我们反对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这样来说，我们对于评价武装力量和反帝斗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不同意见了。但是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延长和平的环境，不制造战争的局面。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战争，尽管有些人会这样解释。至于对帝国主义，我们也不怕他们，但是我们反对制造战争的形势。

毛泽东：必须创造革命战争的形势。

柯西金：每个民族的人民会表达他们自己，当他们起来反抗压迫者和为了他们的目标进行斗争的时候。具体情况和客观因素在这里起作用。

毛泽东：但是我们应该鼓励人们进行这样的斗争，应该支持。

柯西金：在这件事上我们没你们做得多吗？

周恩来：你肯定是搞错了。

毛泽东：我们认为你们在支持革命斗争方面做得太少了。

柯西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邓小平：如果您不带外交辞令地这样说，显然你们害怕一场革命斗争。

柯西金：如果我不带外交辞令地说，那么你们在帮助进行革命斗争上比我们做得少。你们只是说空话，不做事。

毛泽东：你们帮助印度的空军，你们给他们装备武器来对抗中国。就这个问题你们和周恩来有过冲突。

柯西金：毛泽东同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理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最多，发生的只是意见不一致。

毛泽东：你们的大使契尔沃年科刚一来访问我们，周恩来就和他争吵起来。很显然是有事情要争吵。比如，刚果问题。你们投票让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柯西金：我们过去和现在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毛泽东：这是后话，但是刚开始你们投票赞成派联合国军进入刚果。

库兹涅佐夫：当问题在联合国提出的时候我正在纽约。苏联一直都反对派联合国军进刚果。

毛泽东：现在您看到你们已经面临了一场广泛的战争。

柯西金：这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在讨论一个问题。当这样的问题被讨论的时候，必须要提供真实和具体的信息，而周恩来同志给了错误的信息。我们从不赞成联合国干预刚果。

康生：但是你们也不支持在刚果进行自由斗争。

柯西金：现在，我回答康生同志的问题：我们的飞机正在刚果，全都由苏联的驾驶员操作。有了这些帮助，苏联的武器可以从阿尔及利亚和埃及运到刚果。我们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刚果人民操作这些武器。我们绝对支持刚果民族的斗争。我们正在动员公众舆论。除了这些，在您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

周恩来：是的，你们的飞机正在刚果飞，但是我们正在为这些飞机交租金，我们交了不少。

柯西金：周恩来同志，您为什么要扭曲事实呢？您为什么要故意使讨论升温呢？毕竟，你们不是在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飞机交租金，你们一分也没有付，而你们和这些飞机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让本·贝拉总统将相关消息发给毛泽东同志，如果你们不愿相信我们的话。你们把两件事都搞混了。周恩来同志建议给阿尔及利亚4架安12飞机，以礼物的形式，你们的政府让我们把这些飞机卖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送给阿尔及利亚。我们马上就同意了。是你们在扭曲事实。当我们收到这样的询问后，我们马上指示外经贸部立即卖掉这些飞机。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不同的飞机。我们谈的是正在非洲由我们的驾驶员操作的飞机，他们正把武器运给刚果反叛组织。因此你们说的和事实不符。给人的印象是有人为了挑拨的目的在散布谣言，并制造文件作为证据，以便把我们之间的，你们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的关系搞复杂。我很了解阿尔及利亚那些飞机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莫斯科就负责这件事。

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负责这件事。你和他之间有一场战斗，你可以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

柯西金：我不想赢周恩来，我觉得他也不想赢我，因为我们在为同样的理想而斗争。

毛泽东：不不，应该攻击他。他有很好的借口；他想成为赢家。

柯西金：我不认为周恩来同志想这样。

毛泽东：你太小看周恩来同志了。

柯西金：我已经认识他很长时间了。

毛泽东：是的，毕竟，你在莫斯科就见过他。的确，真理就在争论中产生——针锋相对——就像你和他进行的那样。如果只是谈论天气，那么这样的对话毫无帮助。

柯西金：我们只在北京待一天，我们没有时间谈论天气。在您看来，应该从我们的对话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应该如何总结呢？

毛泽东：今天进行了一场真的战斗。对于一些事情的共同观点已经很明显了。对于世界大战来说，必须尽力保证在未来10到15年不会发生。我们之间的争吵本质上是我们为相同目标而奋斗的一种途径。为了在争吵中解释谁是对的谁是错的，需要整个时代来做这件事。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这样或那样的观点不是在争端中证明的，而是在实践中证明的。

柯西金：您认为我们之间的见面和联系是有益的？

毛泽东：见面和联系总是有用的。我们不隐藏我们的观点。我们不考虑外交。

柯西金：那您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也是坦率地说我们的想法。对我们这边，我们认为，我们两党和国家代表之间的见面和谈话是有用的。我们同意应该更多见面，我们认为应该比一万年要早一点解决争议。

毛泽东：可以缩短期限。

柯西金：那么就让我们这么做吧。

毛泽东：如果从10000年里减去9000年，就还剩1000年。这是最大的让步。

柯西金：最好能够从1000年里剪掉三个零。

毛泽东：在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把期限减少至10到15年，甚至7到8年，都是可能的。如果帝国主义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我们又会在一起了。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分开。我们接受你们，但是我们不接受美帝国主义。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英国代办。不久前这里还有英国的贸易部门，我拒绝接受他们。

柯西金：如果是您，周恩来同志，作为我们在莫斯科的客人，我们不会做出这样的对比。

毛泽东：为什么？

柯西金：如果你们来访问我们，我们会说，我们很高兴见到你们，并准备和你们像共产主义者之间进行的一样讨论所有问题，我们不会把你们和帝国主义世界的代表作对比。

毛泽东：我经常唱高调。我是个好斗的人，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我已经得罪了苏联政府的总理。

柯西金：我们不是爱生气的人。

毛泽东：不。你们应该被得罪了。还有，我们的情况不同；你们还和美英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而我们没有。

柯西金：你们和法国保持着外交关系。

毛泽东：的确是。

柯西金：你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会到来的。

毛泽东：但是不会这么快。当时赫鲁晓夫劝我们加入联合国。我们回答说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过去想，现在想，没什么理由要加入这个组织。

柯西金：我们在这件事上不想强加任何立场。

毛泽东：我们在联合国以外有更多的自由。只有帝国主义才想加入联合国。

柯西金：我们相信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就继续做你们觉得合适的事情吧。

毛泽东：我们瞧不起联合国。最好能摆脱整个组织，然后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厨房。

柯西金：最好能立刻除掉所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这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就算到那时也会有人想出点事情造成我们之间的争论。

毛泽东：会有争论，也会有停战。你们会看到没过多少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10到15年——这是一个确定的时间表，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这样提。你们做不到。

柯西金：您喜欢“教条主义者”这个词。

毛泽东：是你们把这个帽子戴在我们头上的。事实上在冬天我既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在巩固越南团结的集会中我们就没有穿大衣，我们也没有感冒。你看我们是如何磨炼自己的——一下冷，一下热。

柯西金：我在西伯利亚待了6年。在那里人们折磨自己更甚：他们在浴室里取暖，然后直接进入雪地，然后再回到浴室。这是为什么西伯利亚人是强壮的人民。周恩来同志在机场接我们的时候，他也没有穿大衣，他说他在磨炼自己。但是我选择另一种方式磨炼自己。陈毅在我们住的地方安装了很好的浴室，我先洗热水澡，再洗冷水澡。

毛泽东：您为什么不带着胜利离开呢？最主要的事情是您赢了周恩来。

柯西金：这可不是我的目标，我怀疑这不现实。整个世界都说周恩来是个伟大的政治家。现在他们会因为我们的会面而推测。

毛泽东：应该采取适当的反帝措施了。就这件事，我们都坚持我们自己的观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可以允许共产主义者之间大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共产党都不一样，就如同帝国主义国家也都各有差异一样。

之后，毛泽东同志表示对安德罗波夫同志以及其他代表团同志的简历资料感兴趣。

这次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到此结束。

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指了指自己的手表，提示毛泽东该结束谈话了。不过很显然，毛泽东看上去并不着急。

参加此次谈话的还有，苏方：Ю.В.安德罗波夫、Е.Ф.洛吉诺夫、K.А.韦尔希宁、В.В.库兹涅佐夫、Г.С.西多罗维奇、С.В.契尔沃年科，中方：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康生、陈毅、罗瑞卿、刘晓…… [15]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288—4299页

№25648 费留宾与金炳稷会谈记录：介绍苏联对中国的抗议照会 [16] (1965年2月12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费留宾与朝鲜驻苏联大使金炳稷会谈记录

1965年2月12日

费留宾向大使介绍了苏联外交部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有关“中国公民在今年3月4日游行时暴行”的照会内容。

金炳稷听完通报后说，他个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前组织游行，在报刊和广播上号召集会，在报纸上刊登挑拨性的文章是错误行为。大使接着说道，如果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分歧，那么应该在安静的氛围中去解决。像中国同志那样利用报刊和广播轰动了整个世界，让共产党员们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分歧，这是不正确的，不是按共产主义的方式。金炳稷然后表示想知道是否会登载照会。

答复是肯定的。

金炳稷表示刊登照会是一个很严重的步骤。

在向大使解释了刊登照会的必要性后说道，正如大使十分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中国人刊登了旨在反对苏联的挑拨性文章，试图将公众舆论引入歧途。正义需要还原真相。

金炳稷无论怎样也无法作答，但在谈话结束时“表示想知道能否将自己的孩子安排到音乐学校。我表示答应帮助他解决这个要求”。

……

АВПРФ，ф.0102，оп.21，п.105，д.2，л.15-16

№25679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中国的游行示威无助于反帝斗争 [17] (1965年3月16日)

余湛转交了中国外交部对苏联外交部1965年3月12日照会的答复照会。

契尔沃年科不接受认为“苏联政府在美国人面前有些卑躬屈膝”的说法。

契尔沃年科指出：中国方面围绕游行示威在宣传上开展的喧嚣活动无助于调整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中国人并没有选择在与美帝国主义斗争所应该采取的方式。要提醒注意的是，苏联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建议讨论具体的计划，制定与帝国主义斗争的联合行动，正是在这里需要寻找一致的行动，而不是像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搞挑衅。

契尔沃年科着重强调，围绕中国人自己在莫斯科挑起的事端而在中国报刊上掀起的喧嚣和其他行为是旨在反对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无助于我们两国人民在与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团结。

余湛要求刊登中国的照会并在苏联报刊上进行报道。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33-36

№25950 沙里波夫等与陈毅会谈备忘录：介绍阿拉木图的经济情况(1965年3月22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前往喀布尔期间在阿拉木图作短暂停留的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及其陪同人员于莫斯科时间3月22日6时15分乘专机抵达阿拉木图。

陈毅同志会见了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А.沙里波夫同志、阿拉木图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Е.杜伊谢诺夫同志、外交部秘书长Г.卡尔扎乌巴耶夫同志、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办公厅副主任Н.费多托夫同志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А.沙里波夫同志代表哈萨克斯坦政府在政府官邸欢迎了陈毅同志及其随行人员并招待了早餐。

中方出席早餐的有陈毅同志，其随行人员(14人)，中国大使馆参赞张德群同志，二秘王荩卿同志及工作人员唐世嘉(ТанШиЦзя)同志。

苏方出席早餐的有阿拉木图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Е.杜伊谢诺夫同志、外交部秘书长Г.卡尔扎乌巴耶夫同志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和部长会议其他相关工作人员。

早餐期间，陈毅同志对哈萨克斯坦，其中包括阿拉木图地区的经济情况，哈萨克斯坦的州的数量，以及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其他共和国的情况，都表示出了兴趣。

А.沙里波夫同志对陈毅同志感兴趣的所有问题都给予了详细的回答。

早餐结束前，陈毅同志举杯祝愿全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友谊。

早餐在温暖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前来迎接的官员随后送别了陈毅同志。

临行前陈毅同志再次感谢А.沙里波夫同志，祝其身体健康并请他转达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第一书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热情诚挚的招待的谢意。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礼宾领事司司长

Г.别尔德古洛瓦(签名)

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一等秘书

Д.拉马扎诺夫(签名)

1965年3月31日

ЦГАРК，ф.1955，оп.2，д.282，л.49-50

№25681 契尔沃年科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援助越南的政策 [18] (1965年3月23日)

摘自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5年4月17日

第199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契尔沃年科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晓的会谈纪要

1965年3月23日

按照中央的指示拜会了刘晓并向他作了口头声明(参阅库茨涅佐夫В.В.同志1965年3月20日的电报指示)。

听完口头声明后，刘晓说，对苏联方面针对他在今年3月10日按照中央和中国政府指示所作声明的回复，他表示十分遗憾，该回复中的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说，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改变自己行动的立场，从当前的局势和越南人民的斗争利益出发这种行动是不利的，反而对“中国政府今年3月10日的答复提出完全没有根据的和荒谬的指责，那是无中生有”。

为了弄明白，刘晓提出了如下问题：“苏联政府是否打算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遣武装力量——武装人员？你们是否打算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和空中走廊？”

我回答，从今天所作的口头声明中无法得出结论。因为中国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否定的。这本身实际上就给尽快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调拨防御物资造成了阻碍。因为在现在这个声明中，中国方面反对实施上述步骤，苏联将不再提出这个问题，而是指出确实存在的事实。

刘晓接着说道，“尽管我们有详尽的根据说明目前不应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计划，可你们认为我们是不愿意进行协助”，这样的情况让中方感到非常遗憾。随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谈到了这个方面：“中国方面永远赞成以军需物资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甚至表示愿意尽快调拨并将物资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刘晓强调中国方面是按进度表来执行运输计划，并且部分物资已经运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他还强调，“尽管还没签署任何正式的议定书，可2月25日后我们就预先准备好尽快将军需物资运送至越南民主共和国”。按刘晓的话说，“有几批物资已经运抵指定地点”，“我们同样也将在4月按进度表规定的运送物资”。刘晓继续说道，“从这点可以看到中国是在竭尽全力协助运送指定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物资，这样的协助对运送武器起到卓有成效的作用。您根据什么理由说，我们是在拖延运送并给运输制造困难？”刘晓接着说道：“中国方面从各种渠道得知散布的谣言，说中国好像在给越南运送苏联武器上制造各种困难，说中国把运输价格搞得太高了等等。”刘晓肯定地说：“在有些国家甚至普通人都知道苏联做的这些秘密事。”同时刘晓企图归罪于苏联方面，他肯定地说：“除了故意利用这些谣言达到反华的目的外，不可能有其他可解释的了。”他说，3月10日中国的答复中表示，中国方面不同意未经协商而采取未经详细考虑和轻率的军事行动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对援助越南制造阻碍。他继续说道：“由于突然提出与特别计划相关的问题，对此我们的看法是，这不符合保密原则，有损于越南人民的利益。我们依旧坚持我们在3月10日答复中所表述的论据，我们认为这些论据是正确的。这是我们的立场，而有关协助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特需物资的问题完全是不同的问题。”

刘晓说，苏联的建议似乎有点突如其来，А.Н.柯西金同志和周恩来在北京会面时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协商。他肯定说：“苏联一方面对越南进行军事援助，而另一方面为进行和平谈判积极活动，这只能迫使我们得出在今年3月10日的答复中所表述的结论。”刘晓援引资产阶级报刊肯定地说，苏联方面正准备和平谈判，对此官方和非官方人士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声明，塔斯社对此也作了报道。

刘晓继续说道：“如果你们要说我们不应该相信资产阶级的报刊，那为什么苏联不出面反驳呢？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苏联大使甚至没有提到要美国人从越南撤走自己的军队。苏联领导人和苏联报纸都在宣传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为什么要如此仓促地急于实施军事行动计划？”刘晓强调说：“应该考虑到越南和中国政府的看法，而后再采取某些措施。”他又问道：“当美帝国主义继续对越南进行轰炸，搞战争升级并扩大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时，当敌人在威胁而试图使我们投降时，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不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同时刘晓还说，必须动员国际社会将美国赶出越南，迫使他们严格遵守日内瓦协议，现在不是谈论和平谈判的时候，必须坚决地要求美国停止侵略并从越南撤出自己所有的军队。他试图指责苏联方面“在向越南提供如此不多的援助时，却大肆宣扬自己的计划，不遵守保密原则，为了自己能控制局面而背着中国和越南与美国人进行有关越南问题的谈判”。他肯定地说，苏联方面所做的并不都考虑越南方面的看法，并举例说，越南同志不同意苏联派遣4000名军事人员，不要求派米格21PF战斗机，他们想要越南的飞行员能在苏联接受训练，只要米格17飞机，还要求派遣地对空导弹装置的专家。刘晓表示，“奇怪的是苏联方面请求在昆明划分出一个机场，因为按这批飞机的技术特点看来，它们的活动半径无法在越南境内完成飞行”。他也否认是由于中国人拖延解决具体问题的原因而导致几批急需的武器未能及时运抵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越南人民因此遭受了损失。同时刘晓还表示：“中国方面对苏联的军事援助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可认为还不够，如果你们能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方面将感到高兴并将全部及时地运送。”当越南人民面临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时，仅靠军事援助是不够的。必须采取“针锋相对”的方针。在越南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定性因素是越南人民，他们决定着事业的成败，而我们的援助能鼓舞他们的斗争精神，所以不应该说服越南人去跟帝国主义者进行和平谈判。

在谈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时，刘晓说，中国人采取“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做好准备并尽一切所能去支持和援助越南”。刘晓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相信，我们将像在朝鲜与朝鲜人那样肩并肩地同越南人站在一起。”他着重指出，中国的方针是要孤立美帝国主义，“我们反对越南在美国人的武力威胁下前去参加谈判”，只有“一些人故意试图离间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宣称好像我们中国人只是在口头上而不是在行动上支持越南，使我们惊讶的是这样的想法也出现在你们的答复中”。刘晓证实，3月10日的声明中阐述的中国立场是正确的，充分答复了苏联大使口头声明中所触及的所有问题，中国方面保留在仔细研究苏联声明后再作补充答复的权利。

对于我们的问题：中国方面是从哪里得到谣传说中国过分地提高了军用物资的运输费，刘晓没有给出具体的回答，他表示，“你们自己知道从哪儿得知的。我们到处都能得知这些谣传”。刘晓说，世界上有许多谣传和诽谤在流传，政治就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以此为基础。

……我表示，苏联确实向在与美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提供了实际上相当可观的援助，如果像А.Н.柯西金同志与周恩来会见时建议的那样，我们联合的行动协调一致并得到中国方面的理解，那么毫无疑问将会更加有效。中国方面以各种借口开始阻挠苏联加快援助物资的运送，这就降低了苏联向越南人民曾经打算提供的援助和现在正在提供援助的效果。同时我指出，即便不是军事专家也该明白，当美帝国主义者采取进攻性的轰炸时，当越南普通人的鲜血在流淌时，一种是按作战程序将飞机运到指定地点，另一种是将飞机拆散，然后用火车运走。

但是，苏联方面在表示已经准备好立即援助的同时并没有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它严格遵守的出发点是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有它的政府才能决定与其国内相关的问题，它有权按它认为需要的去做。苏联方面以前和现在都很重视这点。

对于刘晓提出的关于苏联方面在建议将昆明市作为基地时没有考虑到飞机能否利用的问题，我说，刘晓的这些话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要是中国方面认为昆明不适合作为这一用途的机场，就应该提出更合理的方案，而不要对提出的机场方案适当与否进行抨击，因为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该如何为指定用途在自己境内部署航空兵部队。我说，难道那些伸出兄弟般的国际援助之手真心想帮助斗争中的人民的人是这样做的吗？还补充道，如果对每一种立场都进行这么具体的研究的话，那么中国方面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已经降低了苏联能够对越南进行援助的效果。这些是事实，是任何泛泛而谈和长篇大论所掩盖不了的。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已经很清楚谁确实正在战斗和想去战斗，谁只是在口头上和谁实际上在提供援助。我们认为，越南人自己是明白这些的。

刘晓认为，苏联背着越南和中国推行与美国和平谈判的方针，我坚决地对这一推断进行了驳斥，指出中国方面无法否认对任何人都显而易见的事实：在А.Н.柯西金同志的北京和越南逗留期间、在苏联政府的正式声明和我们报刊的文章中、在苏联的各种集会和劳动者大会上，都曾表示过而且现在也在表示：将坚决抗议国际反动派的头子美帝国主义者的行径，揭露它是日内瓦协议的破坏者；以前主张现在仍要求停止侵略，美军从南越撤出，以及应该由越南人民自己而不是由某些美国人来决定越南自身的命运。我着重强调说，在中国和越南没有支持苏联方面以协商方式提出的诉求后，苏联方面没有在任何地方背着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进行和平调解的工作。

我坚决地拒绝了刘晓有关苏联以自己的行为似乎竭力要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置于自己控制之下的表示，指出：我们没有从越南同志那里听到过这样的指责，也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说苏联将越南不需要的东西派送给他们。

我说，由于与苏联无关的原因，非常遗憾，我们这些国家不能在同一支队伍中与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势力作斗争。美国人正竭力利用这点，这只能使无论是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还是反美斗争的共同战线遭受损失。但不管已经形成的局势如何，苏联将走自己的路，将继续向与美国侵略势力进行斗争的越南人民提供必要的援助，将诚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

所有人，包括越南人，都能看到苏联在全世界劳动人民面前诚心诚意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不管你们说多少写多少，在这方面你们无法遮掩住苏联真诚的、明朗如同太阳般的面貌。

会谈结束时，我请刘晓认真地思考一下我们的口头通报并加以研究。中国方面将看到里面有事实可证明的每一行内容都表明苏联公正的国际立场。

……“中国领导人建议苏联领导人改变一下对帝国主义和对召开3月1日会议的策略，可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倾听这些建议。我们怎么会走在统一的队伍中？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苏联明朗的太阳将走向落日”，刘晓这样说道。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45-54

№08116 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的总结(1965年3月26日)

同志们!

正如诸位所知，今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了有19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的协商会议。这一会议，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争取共产主义运动队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斗争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莫斯科会议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时期举行的。评价1960年会议以来世界事件的进程，应该肯定，尽管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困难，但它还是大大地前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实力增长了。苏联顺利地进行着共产主义建设。人民民主国家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获得独立的国家越来越多。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斗争倾向越来越大。许多共产党的人数不断增长。国际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和平力量。

但不能不看到，以美帝为首的世界反动派在许多情况下越来越活跃，企图加剧世界各地区的紧张形势，采取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反对人民解放运动的侵略行动。

美帝国主义扩大它在印度支那的武装侵略。美国空军对民主越南的野蛮轰炸激起了全世界的极大愤怒。对革命的古巴、对老挝和刚果人民不断进行挑衅。事实表明，帝国主义者企图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实现它的侵略目的。

在目前的形势下，捍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斗争具有特别的意义。近年来共产党员队伍中十分尖锐的分歧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所以，苏共中央在其10月中央全会之后，认为最重要的是制定具体的措施以促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巩固，促进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促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在分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之后，苏共中央得出了必须对一系列对巩固国际共产主义团结具有第一位意义的重要问题，采取新的态度的结论。

自然不能轻视现实的形势，即在共产党员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存有严重的分歧。但在这种条件下最坏的方法是互相要求对方投降。我们坚决抛弃这种强迫和把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强加给其他党的做法。解决现有困难的立场原则在于，尽管存在分歧，应集中精力探索途径，以便把所有共产党团结起来，共同制订和实施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保卫工人阶级利益、支持人民解放运动、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原则的统一行动纲领。列宁教导说：“政党内部的和政党之间的分歧通常不仅靠原则的辩论，而且靠政治生活本身的发展来解决。”(《列宁选集》，俄文第9卷，第125页。)自然，指望短时间内克服现有的困难是幼稚的。重要的是逐渐地、坚定地、一步步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首先理顺所有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必须统一行动的各领域里的合作。各共产党的紧密团结为当代各主要革命力量——社会主义大家庭、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紧密团结创造着基础，而这对于顺利地开展反帝斗争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本着这一考虑，我党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实际步骤。最近几个月，我们同许多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议和座谈。其目的是探索新的解决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途径和方法。

今年1月举行的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建立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而且也是对加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团结的贡献。

最近，我党和政府积极地同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政党进行接触。同志们知道，以柯西金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从发表的河内谈判和平壤谈判共同声明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共同的政治问题上，我们这些党的立场是一致的或接近的。

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同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作出了新的努力。还在去年11月，在同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会谈时，我们就提出了一系列新建议，要求在国家生活方面和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方面调节关系。

10月中央全会之后，中央主席团认为，为准备共产党国际会议必须采取新方法。其他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有这种想法。问题是：准备国际会议是否还用老办法，是否还像以前那样，必须借助起草委员会，还是采用新的方法？我们党和大多数其他兄弟党一样，主张采取新的努力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起来，主张探索新的方法和形式准备会议。

在这方面提出了关于改变3月共产党会议的性质和任务的建议。其实质在于，参加3月1日会议的各共产党代表团不再担负起草委员会的职能，不从事起草未来国际会议的文件草案，不确定未来会议召开的期限。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相互协商，呼吁参加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集体努力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行动。

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代表在华沙会议时概括地讨论了3月1日会议的新方法，并表示同意。澳大利亚、阿根廷、巴西、德意志、印度、叙利亚、美国、芬兰、法国、蒙古共产党的代表也同意这些建议。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领导人同意参加协商会议具有重要意义。古巴的同志们对我们的邀请好长时间没有给予回答，直到会议前不久才决定参加，在会议过程中积极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立场。意大利共产党同意参加3月1日会议，虽然他们认为召开的不是时候。在这个问题上曾动摇不定的是英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后来它的代表团还是来到了莫斯科。关于3月会议的新特点通知了罗马尼亚工人党的领导，但它没有表示希望参加会议。

出访越南和朝鲜的苏联代表团在北京逗留期间，把拟定的3月1日会议的特点通报给了中共中央。中共领导人坚决拒绝参加这次会议。同时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准备召开会议的协商建议。而且，毛泽东同志还改变了以前的态度，说，国际会议不仅4—5年内开不了，再过8—10年也不能开。中国领导人继续坚持所有兄弟党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他们在1963年6月14日著名的中共中央复信中所阐述的所谓的总路线(“二十五条”)。

苏联代表团还把3月1日进行会议的新建议向越南和朝鲜的同志们作了通报。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人声明，说在苏共中央代表解释了3月1日会议的性质之后，“他们没有看到任何不好”，但还是不能参加。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人也不同意参加3月1日会议，理由是中共代表不参加会议。

苏共中央还把自己改变3月会议性质的建议及时通告了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所有兄弟党的领导。

在这种情况下，3月1日协商会议开幕了。

协商会议的工作贯穿着完全民主、真诚自由交换意见的精神，贯穿着友好和团结的精神。在会议中各兄弟党表示出了多为共同事业作贡献的愿望。实际上所有党都很积极，他们的代表都给公报提出了自己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众所周知，与会的各党代表一致通过了两个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会议公报。

在对当前形势看法和反帝斗争问题上，与会者表示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他们一致表示声援英勇的越南人民和越南劳动党，声援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协商会议表明，尽管各党与会代表之间在观点上还有分歧，但他们都有在原则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共同意愿。能一致通过公报，这证明，在态度灵活和考虑各种意见的情况下，可以就重要问题通过共同决定。

与会各党强调，当前所有革命力量的团结对顺利开展反帝斗争具有决定的意义。这一团结的利益坚决要求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正如公报中指出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求所有共产党表现出对自己国际主义责任的理解，为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垄断资本统治，为积极支持解放运动和保护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族人民，为争取建立在尊重所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基础上的普遍和平而团结起来。”

与会者坚信，“使所有共产党团结起来的因素大大超过了现在使他们分离的因素”。公报还指出：“在为共同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即使在政治路线和许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分歧，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统一行动。”

在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方法问题上，也表示了共同的意见，即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争取共同目标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共同行动——这是克服现有分歧的最可靠的道路。与会者同时强调，必须积极地为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

遵照1960年声明的原则，参加会议的19个党的代表一致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是相互交换意见和经验，通过集体努力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为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制定共同立场的有效形式。遵照完全平等和每个党独立的原则召开这些会议，可为克服分歧和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服务。所以，与会者认为，积极和全面地准备并在适当时候召开新的国际会议完全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所有党的代表团都一致承认，现在必须真正做到改善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同志们指出，必将改善各党关系的重要手段是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议。

19个党的代表关于采取最民主的集体方法准备全世界会议的愿望，在公报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众所周知，3月会议的参加者们主张，为了讨论新的会议的召开问题，想进行预备会议，参加者是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81个国家的党代表。他们承认，不宜确定81个党预备会议召开的期限以及确定它的具体任务。关于解决这一预备会议的召开问题和确定它的任务需同所有党协商。

在新的会议召开的期限问题上，协商会议参加者们反对两种倾向：反对过于匆忙，反对在为新会议召开创造条件问题上无所事事。

为了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创造有利的气氛，19个党的代表们主张停止不友好的对兄弟党带有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同时指出，他们认为采用同志们式的方法，不进行攻击，继续对共同关心的当代重要问题交换看法是有益的。会议参加者呼吁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会议确定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准则，谴责一些党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这也具有原则的意义。

这样，可以确定地说，苏共中央在10月中央全会之后提出的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困难的新方法，得到了19个党的完全支持。当然，在这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

在3月会议期间，意大利和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问题上持有某些不同的立场。意大利的同志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现在只应该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为未来国际会议的召开创造有利的条件。可以感觉到，他们实际上不同意召开新的共产主义国际会议，尽管他们说原则上同意。这引起了所有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他们强调，不能放弃召开这一会议的想法，不能把它推到遥远的将来。这一立场在公报中也有反映。

意大利的同志们还对公报中提及的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宣言和声明持保留意见，说这些文件的某些原则现在已经过时了。

英国共产党的代表坚持这种观点，认为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准备召开国际会议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苏共和中共举行会议和关系正常化。他们主张，在公报中不要有关于所有兄弟党会议组织准备的任何原则。同时应该指出，英国共产党的代表积极参与了公报草案的审订工作，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最后的文本。

同志们!苏共中央主席团把莫斯科会议的成果看作是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是对反帝事业的重要贡献。会议的基本成果是，会议的参加者表示该党决心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确定的路线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

莫斯科协商会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在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基础上，为兄弟党的接近和加强他们之间的团结开辟了新的前景。它取得的成果受到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联邦德国、蒙古、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机关的赞许。意大利共产党政治局完全同意协商会议的结果，但对通过的公报保留某些意见。英国共产党执委会也对会议结果保留一定的意见，实际上它还想“纠正”自己会议代表的立场。

古巴、阿根廷、乌拉圭、哥伦比亚、智利、印度、黎巴嫩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报刊都积极评价会议的结果。会议中提出的建议还继续在兄弟党中研究。应该指出，越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报刊没有反对莫斯科会议和它通过的文件。罗马尼亚报刊也与此一样。

所有对反帝斗争感兴趣的人都把莫斯科会议看成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和一切革命力量团结事业的重大贡献。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看到，向预定的目标前进——从协商会议达成的统一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还是遥远的事。在这条路上还有不少困难。中共领导人仍在继续努力，企图把国际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协商会议的积极成果上引开，努力贬低它的影响，歪曲所通过的文件实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人也疯狂地攻击会议。对会议参加者提出的建议持否定态度的还有印度尼西亚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中共领导的立场。中共领导针对协商会议大发文章，竭尽恶毒攻击之能事，似乎会议导致分裂，尽管每一个认真阅读过会议文件的人都清楚，文件中，除了殷切关心在反帝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斗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团结和共产主义队伍的统一之外，其中没有提到任何别的东西。

为了理解中国党和政府领导的立场，我们特意举出这个例子——他们拒绝进行协调行动保卫越南。中国同志否定我国代表团关于苏联、中国和越南共同发表声明揭露美国违反日内瓦协定(该协定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和安全的保证，其中规定外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的建议。他们还拒绝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共同行动的建议。

中国领导人摇唇鼓舌，把自己描绘成反帝的斗士，描绘成越南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我们不知道中国援助越南的实际步骤。而中国领导对苏联援越的态度却十分令人震惊。一方面，它千方百计贬低苏联对越援助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尽力妨碍这一援助。

应越南同志们的请求，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立即做出援助越南巩固国防，尤其是对空防御和海岸防御的决定。越南总理范文同同志在3月11日的信中写道：“我以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我们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真诚的感谢，感谢援助我国巩固国防。”

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待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

由于中国领导人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能用铁路运输，这需要很长时间。不过，由于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

与努力贬低苏联对越军事援助意义的中国领导人不同，越南的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而这一援助的友谊性质，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是“毋容置疑”的。他们“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

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同志所通报，“根据他掌握的情况，苏联以前提供的装备基本上都运到了越南”。

3月22日，胡志明和范文同同志在同来到河内的苏联军事代表座谈时说，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的装备中，基本上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装备。新提供的这些装备大大加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建立了现代化的正规军……他们高度评价苏联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他们让我们放心，他们一定能掌握这些装备，这些装备将操纵在可靠的人的手中。他们将不辜负信任，与美帝作殊死的斗争。

越南的同志们就是这样评价我们的援助的。这种援助还在继续。苏联一定完成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这方面任何人都不能怀疑。

至于中国方面给予越南的实际援助，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清楚它的援助数量。但是，据以上所说，不能不令人生疑：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大话未必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符。

中共领导人最近又活跃起来，接连不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我党和我党中央。从去年11月初开始，中国报刊广泛刊登从外国拣来的诬蔑我党和我国的材料。1964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大加歪曲苏共10月中央全会决议。这之后又是新一轮的中共领导正式代表们的行动——直接或间接攻击反对苏共。为了攻击我党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甚至利用人大例行会议的讲坛。看来，为了给新一轮反苏浪潮制造国内舆论，中国报刊从2月底开始加紧散布谎言，似乎苏联正在进行“疯狂的反华运动”，尽管众人皆知，我国已有5个多月没有发表同中共论战的材料了。

3月22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表明，中共领导想在报刊上展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反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斗争。 [19] 这篇文章被电台用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俄语广播。这篇文章对19国党代表协商会议进行了恶毒攻击。文章对兄弟党充满了侮辱性词句，指责他们是“修正主义”、“叛徒”、“两面派”，等等。

中国领导人完全否定协商会议公报中所包含的一切积极建议。它彻底反对同兄弟党一起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扬言根本谈不上同苏共和其他党“共同对敌和统一行动”。下述事实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中共领导为了追求自己超级大国目标完全轻视人民的意志——共同反对在世界各个地区加紧活动的帝国主义。

中国领导人还拒绝关于召开81个党的预备会议和兄弟党代表的国际会议的建议。他们首次公开宣称，召开这样的会议至少还得8—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文章公然煽动公开论战，说“要停止公开论战是不行的，一天也不行，一个月也不行，一年也不行，一百年也不行，一千年也不行，一万年也不行”。中共领导不仅公开支持兄弟党的宗派集团，而且扬言“今后必须大大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共领导把同苏共和其他党的分歧说成是“两个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所以他们拒绝关于改善我们两党关系的一切意图。

最后，中共领导人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们向我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提出了“最后通牒”。他们要求我党的不是别的，而是让我党承认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决议中和苏共纲领中集体提出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中国领导人最近这篇文章的基本方面就是这样，它只能被看作是想重新发动激烈的反对苏共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冷战”。

苏共中央，我们全党，全体苏联人坚决批驳对我党和我们国家的这种蛮横态度。中国对协商会议批评的调子完全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面前暴露了中国领导的虚弱立场，它找不到一点儿像样的论据反对这一会议，于是乎走上了诬蔑和谩骂的道路。一些兄弟党的报刊(如意大利《团结报》、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已经开始批判《红旗》杂志这篇文章了。

中国领导人不仅企图给苏中关系正常化制造困难，而且公然允许对我国进行挑衅。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他们那次完全不能容忍的行动——在莫斯科美国大使馆门前的抗议侵略越南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苏联外交部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里指明了这一行动的实质。必须强调指出，这次我们碰到的是有计划的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中国的“示威者”全都装备了匕首、铁棒、铁拳套，这说明他们绝不是准备进行政治游行反对美国人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而是准备同苏联警察打架，以便为新的反苏行动找借口。的确，北京报刊已奉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指责苏联政府“镇压”莫斯科反美游行示威。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利用中国留学生挑起的事件以便在中国掀起空前的反苏歇斯底里。只举一个例子便够了，3月6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事件：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门前爆发了所谓的抗议“殴打莫斯科中国留学生”的示威游行。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再出现类似的反苏挑衅事件时，看来我们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报复措施，同时把情况通报全国。与此同时，真诚希望共产主义运动形势正常化。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耐心地，不受挑衅事件的影响，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的关系，自然，必须在原则的基础上。要向中国人民表明我们同他们友好相处的真诚愿望。我党将坚定地捍卫自己的总路线，彻底地为和平事业和社会主义事而斗争。

本着千方百计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援助我们兄弟党的愿望，我们认为必须一如既往给越南提供援助。我们将继续努力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其中包括中国和中共，共同行动，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斗争。

同志们!莫斯科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议是争取共产党人反帝行动统一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巩固和团结的重要步骤。

苏共中央主席团建议同意会议通过的文件。中央主席团认为，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决议以及我党纲领的基础上，继续彻底贯彻加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路线。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将广泛地实行多边和双边会议，发展同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形式的合作。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所有活动中，我们党的出发点是：加强这一运动团结和影响力的最重要条件，就是我国顺利地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前进，不断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提高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威望。

列宁的党和她的中央委员会，所有共产党员和全体苏联人将不遗余力地把共产主义事业顺利地推向前进!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还要讨论苏斯洛夫同志所作的报告吗？

出席者：不需要。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对报告有没有意见？没有？

出席者：没有。

会议主席波德戈尔内同志：中央主席团拟定了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决议草案。如果没有反对意见，就请你们审核草案。现在请波诺马廖夫同志宣读草案。

波诺马廖夫：《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的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苏斯洛夫同志所作的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协商会议(1965年3月1—5日)总结的报告，完全同意会议通过的文件——会议公报和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同意苏共代表团的行动。

全会认为，该会议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从而在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会议总结表明，与会的共产党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决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所确定的路线的基础上，为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做出自己应做的一切。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同意会议参加者的意见，即加强团结的主要途径就是每个共产党提高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心，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垄断资本统治，采取普遍和平和实现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等共同斗争。现在，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和民主力量，为反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保卫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保卫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而共同行动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为此，会议参加者通过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具有重要意义。

苏共中央全会认为，为继续援助和支持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为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防能力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苏共中央主席团所采取的同越南劳动党领导相协调的措施是正确的，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公报中所包含的意见和看法。我们党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促进这些意见和看法得到实际的体现，从而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团结。

苏联共产党同意会议参加者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削弱了它的团结，给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了损失。我们党同参加会议的党一样，认为在当今形势下，特别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恢复它的队伍的统一。

中央全会支持会议参加者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所有党的意见的条件下制定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提案，提案规定：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共同行动，通过集体努力改善各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利用双方会议和多方会议以及其他的政党之间相互联系形式，停止相互攻击和非同志们式的公开论战。同时还应该提倡就当代最重要的问题交换意见，在交换意见时，要采取同志式的方式，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会议所确定的政党相互关系准则。

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参加过1960年会议的81个党的代表的事先协商会议，符合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利益。这种会议是能够以最民主的方法，确定新的共产党代表国际会议准备的途径和方式。积极而全面地准备新国际会议并在适当时候召开这一会议，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协商会议参加者的这一结论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完全支持。

苏共中央全会同意中央主席团在10月(1964年)全会之后所采取的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措施，其中包括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系和合作的措施。

苏联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坚定地贯彻反映在苏共纲领、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的列宁的路线，坚定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与其他共产党一起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有当代革命力量的团结。

主席波德戈尔内：是否可以通过这个草案？

出席者：可以。

主席波德戈尔内：可以？

出席者：完全可以。

主席波德戈尔内：有没有意见和补充？

出席者：没有。

主席波德戈尔内：现在对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谁赞成这一提案请举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

我们认为，需要在报刊上公布这一中央决议。有反对意见吗？

出席者：没有。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7卷，第4300—4327页

№20826-3 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关于三月协商会议的相关问题(1965年3月26日)

1965年3月26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

苏共中央全会听取了М.А.苏斯洛夫同志关于196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结果的报告，一致同意此次会议上所通过的文件——关于越南事件的公报和声明以及苏共代表团的活动。

全会认为，此次会议是通向以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胜利为宗旨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团结的道路的重要步骤。

会议结果表明，与会的各共产党组织都在以彻底的坚定决心在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声明所确定路线的基础上，竭尽全力地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中央全会完全同意这次会议与会者们的意见，即加强团结的主要方式——提高每个共产党组织自身的国际主义责任感，以联合行动的方式积极完成如下总的斗争任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垄断资本，为争取世界和平而确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当前，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力量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捍卫越南民族共和国和保护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民族的斗争中的联合行动也同样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方面，会议与会者作出的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全会认为，中央主席团为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御力量和反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根据与越南劳动党领导人达成的协议所采取的援助越南人民英勇斗争的措施是正确的，并完全赞同这一做法。

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公报的观点和思想。我们党单方面使用了一切必要的手段，以便它们得以落实并进而在马列主义原则基础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苏共与会者所得出的结论，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在削弱了自身团结的同时，也会对世界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损失。我们党和其他与会的兄弟党均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尤其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以克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困难和恢复其队伍的团结。

中央全会支持与会者在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各党派意见的条件下所提出的关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方式的建议。这些建议具体包括：在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斗争的过程中联合行动，通过集体努力的方式来改善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利用双边、多边会谈和党的其他联系渠道，禁止包含有诋毁内容和采取非同志方式的公开论战。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弘扬以同志式的方式就当代一些重大问题交流意见的做法，严格遵守1957年和1960年(莫斯科)会议所确定的党际关系模式。

如期举办的、由参加了1960年(莫斯科)会议的81个政党代表的预备协商会议起到了加强兄弟党团结的作用。这次会议使我们能够以更加民主的方式来确定筹备新的共产党代表国际会议的方式和模式。积极而全面地做好新的国际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在恰当的时间举办这次会议符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协商会议与会者的这一结论得到了苏共的完全支持。

苏共中央全会赞成中央主席团在(1964年)10月中央全会之后所实施的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举措，其中包括为进一步发展与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友好团结而采取的举措。

今后，苏共仍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在苏共党纲、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中所规定的列宁路线，坚决捍卫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与其他共产党一道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马列主义政党和所有当代革命力量，共同参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РГАНИ，ф.2，оп.1，д.786，л.41об-55об

№23049 梅夏采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北京广播电台对苏联进行歪曲宣传(1965年3月29日)

绝密

致苏共中央：

我们的通报内容是，北京对苏无线电广播在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协商会议期间和之后越来越多地充满针对苏共和苏联政府、国内政策，尤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诬蔑性诽谤。必须指出的是，此类造谣中伤如今主要集中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身上。

在今年2月下旬，北京无线电广播27次全文播报了在中国出版的《赫鲁晓夫发言稿第三卷》的绪言，并多次播放了已在《人民日报》刊登了的名为《赫鲁晓夫的幽灵并未消失》的报道。

今年3月，北京广播电台节目单中每天播放的材料也都具有上述倾向：3月1日，转播了新华社就Б.Н.波诺马廖夫主编的《工人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一书所作的报道文章；3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题目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苏联无处不在》；3月3、4和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从苏联报刊上有倾向性地挑选出来的材料，题目为《请看，苏联报刊最近都在宣传什么》；3月4、5和6日——关于从中国报刊中节选而成的文章集合的出版报道《关于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而发生的论战》。

尤其激烈的攻讦主要包含在北京广播电台关于“3月4日在莫斯科镇压外国大学生反美示威游行”的材料中。期间，该电台多次重复了中国就这一问题给苏联外交部的照会以及给“受伤”中国大学生的慰问电和《人民日报》于3月15日发表的评论《最强烈的愤慨，激烈的抗议》。

与此同时，北京广播电台还在自己的节目中广泛采用了从日本和澳大利亚分裂主义者报纸上所刊登的文章。例如，3月10和11日，便转载了《赤旗报》于2月26日所载的文章《季莫费耶夫和美帝国主义》；3月11日——来自《澳大利亚共产党人》杂志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关于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立场而斗争》；3月12和13日——《赤旗报》于2月25日所载的一篇文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幻想的破灭》。

今年3月下旬，北京广播电台转播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议的宣传资料。3月19和20日，转播了《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报道，题目为《苏联领导人制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重大步骤》；3月20和21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针对一些协商会议与会者所发声明的评论以及资产阶级报刊对这次会议的反应；3月22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26日，北京广播电台开始详细报道来自阿尔巴尼亚报刊的一篇文章《3月1日的修正主义分裂会议——反对马列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大阴谋》。

所有这些和其他事实均证明，中共领导人正积极加紧宣传和极力再次把苏共拖入论战，而不这样的话，中国领导人便无法在自己国内和国外实施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图谋。

国家委员会主席 [20]

Н.梅夏采夫(签名)

1965年3月29日

第172cc号

РГАНИ，ф.5，оп.30，д.462，л.26-27

№25685 契尔沃年科与科尔特等会谈纪要：途经中国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 [21] (1965年4月 [22] )

与民主德国驻华大使科尔特、匈牙利驻华大使和波兰驻华临时代办斯塔霍维亚克的会谈纪要

契尔沃年科：“如已得知的那样，中国官方人员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代表以及中立国家代表的会谈中竭力歪曲事情真相，利用中国政府向越南民主共和国通过中国铁路运送特需物资的协议和今年3月30日签署的相关议定书，以掩盖自己在加速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转运各种合适的有效武器问题上拒绝苏联的丑陋事实。”……

科尔特说，刘晓在3月29日与他的会谈时说：“越南人民的斗争同样也是对民主德国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的支持。”

刘晓接着说道，如果美国人在越南扩大战争的话，这将使美国方面遭受更大的损失，而这也将导致美国力量的削弱，美帝国主义会被更多更长久地陷在这个地区。刘晓继续说道，当然，如果美国人开始扩大军事行动，这不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还是中国来说都将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中国方面也好，北越方面也好，都将做出很多的牺牲，但中国人在此面前不会停止不前，他们将派遣自己的人员，因为南越的斗争被他们认为是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的国际阵线。

然后，在预先声明想利用他们之间纯粹同志间的关系，想对科尔特通报一些已不算官方范围里的信息后，李强开始讲述有关通过中国运送苏联武器的问题。首先他说外界有些传言，说中国好像在阻挠向越南运送苏联武器。他强调说，这是不正确的。归根结底这是对中国的诽谤。刘晓接着说道，我们一直在说，苏联方面对斗争中的人民的援助还不够，我们赞成苏联扩大援助，关于这一点已经对А.Н.柯西金同志开诚布公地说过，当时他在北京。……至于通过中国用铁路运送武器，中国政府同意这点，至于空运航线，问题还不明确。

刘晓接着说道，在签署议定书之前，从今年3月上旬通过中国境内经铁路开始发送装有武器的专列。为了更顺利地发送这些专列，中国政府决定成立运输委员会，授命解决与此相关的所有具体问题。刘晓重又回到了有关空运航线的问题，说苏联曾打算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45架飞机及相应的技术装备，可美国人可以完全公开这个秘密，因为他们对此有足够的手段。正是从这观点看来应该全面地斟酌这样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运送武器性质的合理性……

刘晓而后通报道，近日就将与苏联代表签署有关通过中国境内运送武器的议定书，中国人将全力以赴，比能够通过空运航线更快地通过铁路运送各种合适的武器。

刘晓与匈牙利大使举行了类似的会谈。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78-93

№25682 契尔沃年科与余湛会谈纪要：希望恢复中苏之间的友谊 [23] (1965年4月5日)

……

余湛说：“要是向前看的话，可以充分相信我们两党和两国将会友好相处，因为这符合双方的利益。共产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两党和两国必须要团结。在漫长的时期内我们两党和两国都珍惜团结，这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关系中出现的困难是暂时的现象。我们之间的争吵绝不可能使我们感到快乐，所以他和中国外交部的其他同志都愿意为恢复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尽自己一份力量，更何况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愿望，也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愿望。”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63-67

№25684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坚信中苏友谊是永久的 [24] (1965年4月8日)

……

伍修权说：“我们党、党中央、老党员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友谊是永久的和牢不可破的，这点我们坚信不疑……应该去克服我们两党之间在相互关系上出现的困难……它不会自行消失。”

伍修权说：“我们明白，苏共中央采取的措施有真诚的地方，但我只想表示，苏共中央领导人还有更多应该做的事情。”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70-71

№25686 契尔沃年科与陈毅会谈纪要：团结的前景总是存在的 [25] (1965年4月10日)

……

契尔沃年科提出，葛罗米柯和柯西金邀请陈毅访问苏联。

“陈毅对邀请他访问苏联表示感谢。他答应在万隆会议回来后再答复，那时将能看到情况如何……陈毅表示谈一谈总有益处。”

“然后陈毅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前景是明朗的。归根结底我们将联合一致，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希望这样，帝国主义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尽管现在有许多很难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等。”——陈毅说道

“之后陈毅强调说，他相信我们彼此团结的时刻会来到的，这会发生在帝国主义，要么在欧洲，要么在这里，开始发动更大攻击的时刻。”

陈毅还说道：“可为什么我们应该等待别人的进攻？尽管存在许多分歧，但团结的前景总还是存在的。必须要竭力追求团结，而不取决于帝国主义的进攻。”

“陈毅接下去说道，大使提出可以从具体的问题开始。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在主要的问题上没得到协商的结果时，而在小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文化合作、贸易往来)——这也很好，这也是向前的一步。”

“陈毅提出，如果这次(黎笋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苏联向越南提供更大的援助就好了。中国人没有想过、没有理由甚至没有权利阻挠你们援助越南。陈毅说，这种援助更多更大，中国人将更高兴。毕竟，那里是在打仗，规模和范围正在扩大。陈毅重复说道，我们真诚地希望这次苏联和越南劳动党之间能达成协议。毕竟越南人是在最前沿，我们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84-89

№25687 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越南问题等(1965年4月13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5年4月20日

第212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65年4月13日

1965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邀请即将离任的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同志共赴晚宴。晚宴设在人民大会堂，在晚宴前在周恩来建议下举行了一次交谈，这次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注：据我们观察，整个会谈过程都用录音机记录，能听到录音机磁带的沙沙声。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周恩来不止一次地好像特意地重复了几句毛泽东反复提到的经典语录。)

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同志及夫人、大使馆参赞兼公使莫丘里斯基同志、大使馆参赞雷索夫同志、甘申同志、杜波罗夫斯基同志、克里夫佐夫同志及各位夫人、大使馆三等秘书加利诺维奇同志。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罗瑞卿、陆定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晓，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司长余湛，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代秘书长李琦涛，中国国防部办公室主任肖向荣中将，中国外交部官员李凤林和刘莎等。一些中国同志偕夫人参加。

周恩来：您打算什么时候离开，大使同志？

契尔沃年科：如果没有接到其他的指示，我打算4月24日离开。

周恩来：我们那时就不会在这里了。您是一个人离开吗？其他同志会留下来吗？

契尔沃年科：是的，他们会留下来。不久，新大使拉宾 [26] 同志会抵达中国。

周恩来：他什么时候来？

契尔沃年科：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他不会晚于5月初来中国。

周恩来：那时我们都已经回来了。然而，在印度尼西亚的整个假期期间，有10天我们都会在雅加达。

契尔沃年科：最近您一直非常忙碌，得去其他很多国家进行访问。

周恩来：这些访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欧洲、亚洲、非洲的(人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尤其是越南的情况。在西方报纸上，不少文章都是有关越南的，然而这些西方国家没有收到充分的关于亚洲国家情况的资料，特别是越南的。有时会发生这种事情：同一个出版物，一份报纸的同一页上，有来自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报纸的文章。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辨别哪一方说的是真话。

在我访问过的这些国家里，(人们)对越南斗争的残酷性、英雄主义和越南人民斗争的坚定性，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这些访问都是很有必要的，在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提起并谈论这些事件时，将对此予以澄清。

我们拿阿尔及利亚举个例子。阿尔及利亚人取得了与法国侵略者长期斗争的胜利。阿尔及利亚人也关注越南人民的反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们接受美国人正在压迫越南人民的看法。阿尔及利亚人的这种关注也是由于他们接受这样一种看法：面对轰炸，越南可能会选择谈判。当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我们告诉阿尔及利亚人说，在越南南方的形势和当时阿尔及利亚是一样的。毕竟，阿尔及利亚人也抗击了法国殖民者80万的强大军队，但他们并不畏惧。而越南比阿尔及利亚的人口多。仅仅越南南方就有1400万人，越南北部还有1700万人。因此，越南总人口超过了3000万。人们应该看到这一点，越南人民对在反侵略的斗争中充满了决心。在我们的交谈之后，阿尔及利亚人对越南的情况有了更清楚的了解。

他继续说，我们还告诉阿尔及利亚人，现在在越南南方，常规军和半常规军加起来不超过50万人。而现在那里有大约3万美军。当我跟本·贝拉 [27] 谈话的时候，我说，那里大概不会超过2万。越南南方蔑视美国侵略者，他们将会继续斗争，即使新的部队抵达越南。

最近，胡志明主席说，即使在越南南方的美军士兵达到了数万人，他们也要继续斗争，将战争进行到底。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起初是政府一些成员主张妥协，主张谈判，但主要领导都主张抵抗，将斗争进行到底。结果，这部分领导在那天获得了胜利，阿尔及利亚人在战争爆发7年之后进入了谈判并取得胜利。如果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开始时那些主张议和妥协的人赢得了胜利，就不会有战争的胜利了。阿尔及利亚的胜利，完全要归功于阿尔及利亚目前的领导人。这个问题是非常清楚的。

我上一次在阿尔及利亚时，本·贝拉本人告诉了我这些情况。这一次，我告诉他南越正处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数年前同样的斗争阶段。我建议本·贝拉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过去被法国侵略者压迫；而越南人民过去也被法国侵略者压迫，现在他们正在被美国侵略者压迫。越南人民怎么可能不会取得反对美国侵略者斗争的胜利？我们还告诉阿尔及利亚人，越南同志们相信，如果一个人谋求妥协，它会造成比斗争到底更多的伤亡。当本·贝拉听到我的解释时，他明白在越南的情况并且得出结论，如果越南停火并进行谈判，就会对南越造成很大的伤亡，而他们那时是无法实现独立的。

然后本·贝拉说，他觉得他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是个错误。如果有了这样的关系，当17个不结盟国家呼吁他签字时，他就不会同意。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纳赛尔总统，他也承认自己签署17个国家的呼吁是一个错误。

这一呼吁显然是由铁托编造出来的。是谁欢迎它？是约翰逊!这不是支持越南人民，这是在帮美帝国主义的忙。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我想说的事归结到一点。几天前，约翰逊发表讲话中谈到他无条件谈判。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毕竟他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怎么能进入讨论？

首先，他不打算从南越撤军，而事实上这是写在日内瓦协议上。他也不会同意以任何形式把他的部队撤出南越。

谈判甚至还没开始，约翰逊就已经提出了条件。这说明了一个事实，他不遵守日内瓦协议。毕竟法国按照日内瓦协议撤出了部队。而约翰逊非常明确地表示，即使达成协议，他不会在任何情况下撤军。

其次，约翰逊宣布他要求南越独立。这意味着他要阻止南北越统一，这也违反了日内瓦协议。因此，约翰逊要将越南的南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约翰逊的第三个条件相当于是他希望防止南越被侵略，这个侵略指的是北越的侵略。这简直是一个荒谬的条件!这根本就是强盗逻辑。原来不是美国人在侵略，而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正在侵略南越。

可以看出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的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也不打算讨论。这是强盗逻辑!最近，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大会发表了对约翰逊声明的有力回绝。

此外，我想说第三件事。美国正试图把越南问题拖到联合国去解决。可是越南的问题是在日内瓦会议上就解决了的，和联合国拉扯到一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你们苏联，是日内瓦会议的主席国之一。通过试图将越南问题拖到联合国，吴丹 [28] 通过阿尔及利亚询问中国的意见。我曾通过本·贝拉总统向吴丹表示，我们坚决拒绝他这个意向。我们拒绝联合国介入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举一个例子，还是阿尔及利亚，那时联合国也准备干预。幸运的是，法国人反对。如果联合国干预，美国最终将也要影响阿尔及利亚。我举了这个例子后，本·贝拉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并且三次重复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因此阿尔及利亚认识到，如果联合国干预，越南的情形会变得和刚果、塞浦路斯、韩国、马来西亚一样糟糕。

但是当本·贝拉将我们的意见转达给吴丹，我们的立场在联合国就被扭曲了。记者们甚至开始报道，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都开始准备支持谈判的想法。因此，我们不得不针对吴丹发表了一篇社论。越南同志们也多次表示，他们不支持谈判。越南报纸写道，美国在对本地区的侵略中花费了40亿美元。约翰逊怎么还能指望用1亿美元就收买东南亚呢？

然后我们谈到另一个和本·贝拉有关的事情。当阿尔及利亚进行反侵略的决定性斗争时，阿尔及利亚最近的邻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对阿尔及利亚提供了有效的支持。因此到现在为止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还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越南人民正在进行着一场斗争，我们不会坐视不管，尤其是当美国帝国主义准备侵略越南的时候。

我举出这些例子是为了告诉您，当我们在访问中向这些民族主义国家领导人解释，基于他们自己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经验，他们为什么必须要了解情况。我们的解释促使他们对情况有更深的了解。

现在越南人民的反美斗争，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呈上升趋势。您可以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报道和我们的报纸上知道这一点。越南的同志们需要我们尽力来传播他们决心取得斗争胜利的真相，尽力来揭露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他们一边进行残酷的战争一边还在玩花招，让人们认识到他们谈判只是阴谋。我们必须进行宣传和解释所有这一切，使得局势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更加清楚。

越南人民，当然，需要物质支持以及更多的我还不能说的支持。

我为什么要在大使您离任的时候告诉您这些事情呢？

您可能还记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同志途经北京时，我们彼此谈到了对国际问题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告诉您什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想请您向柯西金同志转达我说过的这些话。您还可以从我们的报纸上了解这一切。我们还会在这方面采取相应的外交措施。

然后周恩来转向苏联大使，问：“也许您在这方面有些看法？”

契尔沃年科：您提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涉及中国和苏联，涉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革命国家以及世界上所有进步的民族。美国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强行侵略，粗暴地违反了日内瓦协议。结果他们遭到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抵抗。我们当然完全同意您的看法，越南人民展现了勇气，并树立了斗争的榜样。越南人民用他们的勇气激励着正在进行反帝斗争的其他民族。

周恩来：而且(从其他民族的斗争中)汲取力量。

契尔沃年科：这是毋庸置疑的。对于越南爱国者进行这种斗争的技巧，甚至我们的敌人和对手阵营都不得不承认越南爱国者的战术技能以及在这场斗争中越南人民的顽强不屈。

当然，我们认为您刚才谈话中对越南的局势和情况的解释，对整个事件给了一个完整的概括，是非常有用的，我们认为，接触本·贝拉、纳赛尔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让(他们)更好地了解越南的情况以及更好地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都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要总结一下您刚才所说的，最终都归结为一个主要问题——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法。这个方法应该是：政治的或军事的——这自然是一个具体问题。我认为您和越南同志们，和我们都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但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进行了广泛的军事行动，包括轰炸，现在真正威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美帝国主义从而加强了对北越的军事行动。在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军事斗争。苏联自身，如你所知，在过去以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有军事斗争的经验。当敌人入侵我国领土，苏联人民就摧毁他们。我们坚持着原则：如果敌人不投降，其必将被摧毁。这是苏联不会改变的一贯立场。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人民不仅同情英勇的越南人民，也在实践中帮助越南爱国者，通过援助武器，或者其他手段，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有人力。苏联这些援助是真实的，在此之后也会继续提供。

至于约翰逊的讲话，及其与美帝国主义沆瀣一气的那些人，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认为美帝国主义是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死敌。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对待约翰逊，把他看作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您，周恩来同志，集中谈论了约翰逊的讲话。约翰逊在苏联被看作是煽动分子，但约翰逊的煽动并没有能混淆视听，他不能迷惑任何一个苏联人。

同时，我认为，也不应该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和平方式是可以接受的。最终，任何战争都是以谈判和一个和平协议告终的。而您，周恩来同志，在谈话中提到的阿尔及利亚的光辉榜样，而且如你所知，军事与和平的方式也都使用了。如果是谈论越南事件，问题是：在谁的条件下和平解决问题才能实现？我们坚决反对在约翰逊的条件下解决越南问题。但是，如果说问题可能得到和平解决，这也只能是越南的爱国力量提出的条件，对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阵线的条件，对社会主义阵营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只支持这条路。因此，可以进行谈判，但决不能在敌人提出的条件之下进行。

你们中国的同志们也许知道的具体情况比我们多。因此，当苏方向你们提出建议时——或许可以召开一个印度支那会议(这次以协商的形式进行)，你们说，现在不是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时候，在莫斯科的时候你们的意见得到了理解。

你们认为目前对于解决越南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来说，继续使用军事方法是更有利的。苏方高度重视和对待你们的发言。此外，苏方还向你们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可以和苏联一起协调(他们)与越南事件有关的行动。

您，周恩来同志现在主要是说，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交往是非常有益的。那么为什么，当敌人站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门口时，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侵略者的威胁时，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没有聚集在一起协商？这项工作必须首先由3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进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代表没有聚在一起讨论和协调它们的行动，并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阴谋斗争到底？

任何级别的会议都可以仅仅是一个协调会，如果条件不成熟，不足以批准任何文件，我们可以只是简单地进行协商，交换意见。当然，最好的情况是这样的会议上可以批准一个文件，一个协调行动的成熟计划。

显而易见的是，所有这些事件的逻辑和国际主义的感情都能够且必然决定这样一个会议的必要性，共同讨论此问题的必要性。

我和所有的苏联同志们非常认真地听取了您刚才描述的局势的特征。这是很有益的，对我们非常重要。感谢您，周恩来同志。我会向苏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转达您所说的一切。

所有这一切对我们的领导人都将是有益的，因为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越南发生的事件，并思考如何使苏联能够快速和有效地援助英勇的越南人民。

周恩来：刚才我提出的事实，只涉及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外交步骤，因为我想让您将这些传达给你们的政府。

您谈到了一个会议的问题，但是这已经涉及了中苏关系。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澄清这些问题了。这些问题得由刘少奇同志和余湛同志具体处理。但是，作为总理，我不能不回答这些主要问题。

就在刚才，大使关切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越南人民的同情。我认为苏联人民的这些感受是真诚的。

大使同志谈到了伟大卫国战争的问题。这场战争，是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是正义的战争，震撼了整个世界人们的思想和心灵。苏联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1000万人。中国同志们始终高度评价这场战争。并不是中国人低估了战争的意义，或者是斯大林和他的领导。何况，并不是中国人在扭曲和污蔑他们。如果坦率地说，这都是赫鲁晓夫主义者干的。

第三，你谈到了越南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军事方法是由美国人强加的。从1954年开始，美国人违反日内瓦协议已经超过11年了。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式。人们不应该反对政治和战争。

南越的民众被迫拿起武器，奋起抵抗美帝国主义，现在不会有和平的方式。我们必须继续战争，以迫使帝国主义投降或彻底消灭他们。

在卫国战争期间，当德国逼近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时候，谈判还有可能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只剩下一种方式，就是继续战斗，直到最后的胜利。卫国战争是这种情况，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也是这种情况。朝鲜战争还是这种情况。我们胜利后，谈判才是可能的结果。就那么简单。

如果这样说是对的，那么问题正是当柯西金同志途经北京时，我们当时谈到了越南问题，而您，大使同志，也在场。柯西金同志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之后他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两国联合公报发表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回到北京后，柯西金同志告诉我们，你们愿意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同志在谈话中说，你们提供的援助越多越好。

然而，当柯西金同志返回莫斯科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2月16日你们告诉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你们希望与美国人进行谈判。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答复说，现在不是一个能参加谈判的时候，此时谈判就意味着投降。

在同一天你们告知我们，你们决定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一项建议，也告知我们打算进入谈判的意向。我们说我们会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磋商后给予答复。

然而，不顾越南政府的反对，也不等我们的答复，苏联政府在2月23日通过驻在巴黎的大使与戴高乐接触并且进入谈判。作为这些接触的结果，你们宣布苏联和法国的意见是一致的，甚至完全一样。

然后，法国政府以一个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他们与苏联政府意见的一致。你们在法国的大使告诉我们的大使说，法国政府的意见和苏联政府是相同的。

团结在哪里？这正是在达成无条件谈判和无条件停火的协议。但越南的同志们大声疾呼坚决反对这个!

20天之后，我在北京会见了法国驻华大使，他告诉我同样的事情。我们断然拒绝了这一切。

就这样，背着中国和越南，不顾越南同志们的意见，苏联政府和戴高乐保持着接触，讨论和美国人谈判的事情。这还不是恶意？这还不是空头支票？

我认为举这个例子足够了。至于苏联一面和英国，一面和美国接触，你们接触的内容，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保留在适当时候进行评论的权利。

其次，你们笼统地告知我们打算援助给越南民主共和国武器的种类和数量。我们曾经同意当这些武器到达我们领土上的时候，会尽快通过铁路运输这些武器。然而，从2月25日的消息内容来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消息)没有谈及一般意义上的军事援助。你们打算出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中国。你们心里打算让4000名士兵到越南民主共和国，500名来中国昆明，那是你们选定的一个机场所在地。

这一切的目的是通过派出两个营的防空部队和一个中队的米格21来控制中越边境。

此外，第二，在2月27日你们突然提出45架安12飞机要飞越中国上空的问题，以便向河内运送75架防空机枪和18个37毫米高炮连。

我们拒绝了这两项建议，因为第一个超越了一般军事援助的范围，相当于一次军事行动，对此你们并没有与我们和越南协商，第二个造成了一种越南同志无法接受的情况。

你们传递给我们的建议，有关消息立即泄漏到西方，通过西方机构散布谣言，说我们妨碍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器援助。

在达成(武器的)运输协定之后，根据这项协议，从4月到10月，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日程安排允许大约60列列车通过。

这也被泄露给西方，有人说，中国在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

想想看，大使同志，我们之间还有什么秘密可以谈论？你们不但不保守秘密，还在诽谤我们。

第三，第十九届联合国大会正在以一种丑陋的方式继续进行，而你们却一定要把赫鲁晓夫提出的建议拖到联合国。特别是，有关建立联合国军队的建议以及在联合国创建一个维持和平的特别委员会。

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联合国常规军队。现在只有临时(部队)，人民已经不能再忍受他们了。这是在朝鲜半岛的情况。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军队残酷地镇压刚果人民，现在他们仍然保护以色列，还停留在塞浦路斯。现在，你们想创建一个永久的、合法的联合国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美国和苏联的联合军队来共同统治世界。

吴丹的计划是派遣联合国部队到越南，以加强美国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现在您能看到，仅仅因为越南问题有多少事情发生。我们怎能相信柯西金同志在这里说出的话？

至于你们建议的三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高级别会议，我们以中共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名义对此建议已经给出答复。因此我不会再谈这个。

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如果像这样的问题再出现，我们将直接与越南同志们协商解决。

如果苏联需要征求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那么我们建议你们举行双边会晤。越南已经同意本次会晤，也已经访问过你们。就中国而言，你们当然必须先获得我们的同意，而我们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没有必要开一个三国或三个政府的会议。

起初我希望告诉您，希望把我在一个声明中所说的话转达给你们的政府。但是，你挑战我，让我做了第二个声明。我不得不就这个问题做出声明。

论战可能围绕这些问题会继续下去，但我建议将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的新大使和代办以及我们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讨论。

余湛：莫丘利斯基 [29] 同志已邀请我在大使离境后进行一次5小时谈话。

契尔沃年科：我不敢再耽误您更多的时间了。的确还存在许多问题，因为我现在是向您告别了，我不希望纠缠这些问题。我只想用一两句话说明以下要点：

我不知道苏联大使和戴高乐之间谈话的性质，也没有在北京与法国大使进行交谈，因此我不能对您今天说的做出评价。

至于我们对越南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和不变的。

至于援助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的答复包含在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在您出访期间我已经转达给刘晓同志了。现在您，周恩来同志，亲自描绘了苏联为越南提供援助的美好途径，并列出了所有苏联政府希望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运送到越南的东西。

至于您说苏联想控制中国的意图，这当然是很可笑的。500名士兵怎么可能控制6.5亿人口呢？

苏联政府已经为你们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上运送苏联武器到越南表示感谢。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帮助越南。苏联人民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但是，这没有给你们权利诽谤苏联人民，说他们没有给予什么帮助。柯西金同志给中国政府的来信对越南的紧急援助提出了具体的问题。苏联政府将与你们磋商如何更好地提供援助。如果苏联没有和你们讨论，没有征得你们的同意，不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运送任何东西。苏联政府愿意更快地运送更多的武器。现在您批评说应该向越南提供更有效的援助。苏联政府与越南人商讨过并运送了越南所需要的东西。您说你们要派志愿人员，但只有当越南需要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苏联要派4000名专家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可以被称为志愿者，或者任何称呼，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本质是什么。

周恩来：这些问题的提出不是有关志愿者的。越南同志并没有要求这些，你们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这不是你们的建议，你们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些设备的清单。

契尔沃年科：您告诉我们，你们反对派遣飞机，反对在你们的(领土)上停留500个专业人员——就是飞行员，而我们没有这样做。你们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与你们商讨之前不能做任何事情。这个问题是很清楚的。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指责苏联，尤其说它企图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

至于吴丹，我们不会回应他或者他的行动。我们也批评了联合国，并认为它必须重组。当试图指责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我们都不该使用资产阶级的资源。

您，周恩来同志，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只能说明应该会见和坦率地进行讨论，这是共产党人应该做的。我们正在谈论越南人民的命运，人们正在那里死亡，消失。有什么理由能拒绝一个关于召开会议和协调行动的建议？

我们认为，柯西金同志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见，是有益、坦率和直接的。这不会伤害任何人。现在为什么不能会见并讨论与美国帝国主义斗争的具体问题，讨论防止挑衅越南民主共和国关系的问题？

周恩来：可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柯西金的表现是完全相反的。

我举出了一些例子，您无法推翻我的例子。

4000人和3000万越南人相比是少数，但是在他们控制下有2个营的防空武器；毕竟，你们的人决定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的问题。

契尔沃年科：但这些都是苏联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不是美国人。

周恩来：但你们在古巴的导弹都没有使用。现在有一种“地空”导弹营在古巴，但他们也没有使用。

500人在昆明机场，当然无法控制整个中国，但是他们可以控制昆明。12架米格21飞机本来已经驻扎在那里。他们可以控制中越边境。越南没有要求你们做这些。在这个阶段，越南飞行员不能驾驶这些飞机。在昆明有一个军事基地，米格21飞机不能覆盖河内，因为它们的飞行半径到不了河内。如果你想用这12架飞机培训越南飞行员，你在苏联，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也可以做到，不一定非要在中国。至于要保护中越边境，12架飞机将不会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你从来没有就此征询我们的意见，而我们也没有要求你们这样做。为什么，怀着什么样的目的，你把这些(东西)搞到设备清单里来？难道这些不是赫鲁晓夫之前的主张？

问题仍将继续存在，但因为这是一次告别访问，也许我们不应该进入论战。

契尔沃年科：我同意。

周恩来：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帝国主义真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无论是发生在西方还是东方，我们国家的人民都会站在一起。在与柯西金同志的谈话中，毛泽东同志将这个提法反复说了几次。

我们相信，伟大的苏联，伟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者，苏联人民都保持着光荣的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再次重申，与美国寻求一项协议和妥协的意图——目前你们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们所主张的——是不可能实现的。

契尔沃年科：我不想继续争辩下去，但我坚决不同意您，周恩来同志，对苏联政府立场的说法。

周恩来：我知道，作为大使，您不同意。这次讨论是您提出来的，我不得不给出回答，这样您可以转告你们政府。

契尔沃年科：您让我对您的发言作出评价，我就这样做了。我们将把您今天所说的一切都转达，如果苏共领导认为有必要，将会回复给你们声明。

周恩来：没关系。我们并不害怕讨论。

契尔沃年科：我们希望进行洽谈。

Л.С.契尔沃年科(苏联大使夫人)：我，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与所有在座的苏联妇女一样，听取了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我感到很生气。为什么这么不信任苏联？

周恩来：这不是不信任你们，而是你们的领导人。

在场的苏联同志们回答说，我们并没有这样的分歧，我们同苏联政府是一致的。

契尔沃年科：您，周恩来同志的这些话，把我们置于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了。

斯拉德科夫斯基 [30] ：我是个老党员，周恩来同志，但我不能告诉苏联人民您今天在这里所说的，因为这将造成极大的愤慨。

周恩来：我不会责备你们中的任何人。我和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对苏联新领导人真的非常不满。

斯拉德科夫斯基：我们的领导人是我们的人民选出来的，我们人民的党。我们不是在国外选出来的。

余湛：也许，您本人相信苏联领导人，但不是所有的苏联人民都相信。

契尔沃年科：太糟糕了，你们正在把这件事变成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争吵。

罗瑞卿：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我们的看法吧。

周恩来：我们敢(发表你们的)。

罗瑞卿：你是老共产党员，我们也不是年轻党员。

陆定一：请向贵国政府转达，要求他们停止与美国以共同统治世界为目的的合作。

鲁索夫：这是诽谤。

契尔沃年科：只有不现实且对自己说的话不负责任的人才会这样谈话。

周恩来：赫鲁晓夫多次指出这一点。目前的苏联领导人给美国人的电报中表达了同样的立场。

契尔沃年科：我们尊重您，周恩来同志，但同时，我坚决拒绝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坚决抗议您的那些关于苏联和苏联新领导人的发言。我们没有给您任何理由这样做。我们不允许对贵国政府的指责，虽然我们也要讨论其政策。您允许自己关于苏联政府的指责。我们抗议。你们试图分裂苏维埃政权、我们党中央和苏联人民。你们不会得逞的。

周恩来：您问为什么我们不同意举行会谈。我们的反应是有理由的。此外，我还没有谈及3月的分裂会议。因为我们以政府名义有一个接待部门，我还没有接触到本次会议的事情。1965年3月中国没有出席的那次莫斯科会议，聚集的都是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不是政府的领导人。我只能阐述我们的看法和外交行动，但是你挑起了这些讨论。我们总是对苏联人民在世界革命中的作用作出合适的评价。起初，我们也将希望放在苏共新领导人身上。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去参加纪念活动，为什么我们还建议邀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果和我们的预期相反。新的领导人继续赫鲁晓夫的政策。没有丝毫差别。在3月的分裂会议上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还寄望于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合作的可能，特别是越南问题，与柯西金同志在这里说过的有关的那些问题。刚才我是在我们对新领导人感到不信任的基础上提出那些观点。我要对你们的抗议表示抗议。我宣布抗议你们的挑衅。我们应就此结束去吃晚饭。

谈话持续了约两小时，然后在人民大会堂由周恩来总理宴请苏联大使和他的妻子，领事和他们的妻子。

在晚宴上祝酒的时候，周恩来特别指出：尽管我们进行了讨论，我们有信心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会站在一起。虽然我不信任柯西金，我也不喜欢他，但他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表达过同样的想法，即认为，如果美国摧毁中国，苏联也将受到影响，反之亦然，如果他们摧毁苏联，中国也不会存在。契尔沃年科同志说，现在我们共同的死敌是美帝国主义。它会试图强加战争，它会使局部战争升级。所以我们说如果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我们会站一起。正是这点昭示着我们两党团结的光明前景。

周恩来举酒向苏联大使，他的妻子以及晚宴上所有苏联同志的健康祝福。

接下来是契尔沃年科同志祝酒……

注意到，周恩来看上去非常疲惫，在谈话过程中有时当他缺少论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会表现出紧张；在他身上感觉不到他对自己所说内容的一种内在的坚强信念。他一直在控制自己，这一次他并非情绪低落，而是为某些事情感到难过。

当苏联大使祝酒的时候，他(周恩来)鼓了2—3次掌……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8，д.5，л.101-127

№25778 外交部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宣传活动及应对办法 [31] (1965年4月20日以后 [32] )

……

供应给古巴的主要书籍主要是西班牙语、汉语和英语版的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小册子。

除此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将装帧非常精美的汉语、英语版的书籍免费分送给各团体……(必须指出，目前英语版的书籍在古巴很少见到，而许多古巴人都懂英语)

目前《新华文摘》是宣传分裂的主要武器，除周日外每天都出版。

1963年11月中旬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科学工作者阿拉杰涅斯邀请中国大使去他那里，向他通报了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领导人关于缩减《新华文摘》的印量的决定。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党免费接受《新华文摘》的确定的个人和团体比以前减少了。与此同时，塔斯社的文摘印量也减少了(200份)。

古巴人不太愿意接受中国的文艺影片，主要是因为这些影片文艺水准太低。电影院的上座率很低，观众经常中途离场。报纸的电影广告中一般不注明影片的名称，只注明放映中国影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有分歧的问题上，至少在对外关系方面持中立立场。

宣传鼓动工作人员持这样的立场可以解释为古巴领导人尚未公开表明自己对分歧问题的立场。

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进行公开的争论，最好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情，宣传中多做些解释工作。可是我们还是要加强正面的反宣传，重点放在宣传民族解放运动、和平共处、解释民族解放运动与和平共处给进行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斗争的人民带来的益处，解释现代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害处。除此以外，还应该强调工人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国家成就的国际意义、联系为亚非拉国家提供的援助、苏联的武装力量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作用以及许多具体的问题。

1964年5月4日，苏共中央收到了《真理报》特派记者М.多莫加茨基赫和Л.波奇瓦洛夫关于印度、缅甸、泰国、日本和香港之行的汇报，主要是收集中国共产党在东南亚进行破坏活动的材料。

这次东南亚之行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从与那里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记者、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交谈中，我们觉得，亚洲正在经历的过程应该反映在我国的对外政策上面。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定期去那里积极活动，把苏联作为世界第一号敌人。

记者们建议：加强苏联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影响，碍于自己在东南亚的地位他们不敢反抗北京的大国沙文主义计划。

与泰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不要反对马来西亚；

扩大泰国的记者人数，以收集情报；

在东南亚组织当地语言和华语的广播宣传；

在东南亚出版一些杂志，宣传我们的思想；

加强苏联驻东南亚国家大使馆的工作；

在东南亚的中国殖民地中散发中文版的苏联书籍；

在中国看中的国家中发行群众性的报纸；

对中国反苏的积极活动必须给予有力的回击；

……

РГАНИ，ф.5，оп.58，р.7745，ед.хр.116，л.75-142

№25688 契尔沃年科与刘少奇、邓小平会谈记录：中苏关系不会轻易分裂(1965年4月2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65年4月26日

第225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代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5年4月21日

因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将离任回国，1965年4月21日刘少奇和邓小平接见了他。

会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从下午3时45分到下午5点30分。

中国方面参加会见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康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刘晓，中国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余湛，中国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葛步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阎明复，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李藿林(ЛиХой-линь)、李凤林、陈广才。苏联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公使衔参赞Ф.В.莫丘里斯基同志、参赞Г.А.甘申同志、一等秘书А.А.勃列日涅夫同志、三等秘书Ю.М.加利诺维奇同志，以及译员Р.Н.列别金斯基同志。

刘少奇说，他们说您这几天就要回国了。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可以回苏联的时候已经到了。我在中国已经有5年半了。时间不短了，可我对同志们说，为研究像中国这样如此伟大的国家，可以住上10年，甚至更多时间。

邓小平(问刘晓)说，你在莫斯科待了多长时间？

刘晓说，7年。

刘少奇说，论工作时间您比刘晓少啊。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总的说起来不止5年半。我是从1959年9月开始与中国直接打交道，当时来这里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

刘少奇说，您已经在这里5年多了。您当然对中国有个完整的概念。但是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特别复杂的是中国的历史。要很详细地了解中国，5年当然是不够的。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我刚刚说了10年也不够的。

刘少奇说，并且这是在我们双方之间产生问题的5年。当然，谁也不希望出现这么些问题。我们本来就没有在意识上准备与苏联争论、吵架，与苏联共产党争辩，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些。但既然这些问题已经产生了，既然是已经客观存在了，有什么办法？我们只有像对待客观存在那样去面对它们。我们相信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是永存的。两个如此伟大的国家、如此伟大的人民之间的关系不会轻易分裂。我们深信出现的分歧只是暂时的现象，它们只会存在于某一段时期，将来我们的关系一定会得到改善。

接着刘少奇谈到了自己在1920年代的莫斯科之行。他讲述了自己如何在1921年去莫斯科学习，还是在列宁活着的时候。从那时候起，也就是1921年，我就留心所有苏联发生的和在报纸上报道的情况，因此我能肯定对苏联、对苏联人民、苏联共产党员的情况有一定的认识，刘少奇着重说道。我们可以对长时期进行比较，比较不同的时期。当发生了你们的十月革命，我们对苏联就产生了同情和友好的感觉，我们的目光投向了莫斯科，所有人都想去莫斯科。可没人能够去那……

1920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那次旅行。然后绕道从上海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可当我从船上下来时，就发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都是日本人，而我无法找到那里的苏维埃布尔什维克。所幸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住着许多中国人，那里，可以说甚至大部分居民都是中国人，那里出版中国报纸。我们住在中国宾馆。我们向中国报纸的主编打听，如何才能找到我们想见到的布尔什维克。他说大概能找到他们。然后他领我们去了秘密接头处，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他给我们写了推荐信，于是我们5个人去了哈巴罗夫斯克。那里已经有红军了。

当时日本人没有特别注意在这条线上乘坐列车的中国人。火车上甚至有专门的车厢，上面写着“中国人专用”。那里只有中国人乘坐，不管俄罗斯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能去那。日本人仅仅朝车厢里望望，就走了，根本不注意我们。我们在包间里找到了位子，从日本人身边悄悄地溜过。

我们在哈巴罗夫斯克住了约一个月。那儿有座桥毁坏了，所以我们无法继续坐火车了。从哈巴罗夫斯克我们一伙人坐渡船到了布拉戈维申斯克，从那坐火车到了赤塔。

路上我们遇见了一位姓卡拉达什的红军将军。他乘坐的是专列，他的司令部也在这列火车上。他的部队中有一至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师，和一个中国人组成的旅，也就是说除了俄罗斯人，那里还有这些兵团。

这个中国旅的旅长见火车上有5个知识分子模样的学生，就想把我们留在他身边。我说我们是去莫斯科，可他劝说我们留下。最终我们同意留下。可为了留下我们5个人，中国旅的旅长只得去向指挥官报告，于是他将我们带往那列专车。我对指挥官说，我们想去莫斯科学习，我们5个人都是我们青年组织的共青团员，现在中国旅的旅长请我们留下。

而卡拉达什说，你们最好还是去莫斯科。他可以说是个更为冷静的人。他决定了，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而我们在部队里也没什么可干。他是个非常诚挚的人。

契尔沃年科同志说，可见卡拉达什看得很远。他预见到您将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

刘少奇说，他为人很诚挚，对中国年轻人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对我们又是接吻又是拥抱。他拨出一节专车，将车厢挂上列车，于是我们就继续出发了。就这样我们到达了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这些东方地区，一路上，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那里住的都有中国人。他们还在商店里工作。那时中国人在那里还可以做生意。当时那里还没实行共产主义原则。

在赤塔我们去了当地党委员会。那里给我们开了去莫斯科的介绍信。

我们一到伊尔库茨克就看到那里的情况不一样。那里的商店里什么东西都没有，那里已经开始实行社会主义了。

就这样我们一步步地到达了莫斯科。从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一路上我们用了3个月，第四个月就到了莫斯科。一方面我们看到了革命后苏联人民面临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我们深信工人、农民、布尔什维克和红军的巨大热情。这种热情唤起了我们深厚的情感和同情。

也许，在最困难的时刻会产生最牢固的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能考验人们之间的关系。当时苏联的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干部和列车长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中。我们作为外国人势必就更困难一些。当我们没有面包时，当我们没什么吃的时候，他拿自己的面包与我们共享，而他自己却饿着肚子。幸亏于此我们才顺利地到达莫斯科。我们来到莫斯科后，情况开始好转，可面包还是不够。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的宾馆里，那有很大的餐厅，可我们明白怎么回事，我们明白这些困难。我们亲眼看见并对工人、农民、劳动者、红军和苏联共产党员这样的精神状态确信不疑。我们与他们所有人都接触过，我们深信这样的国家、这样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都能被克服。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加入共产党。

此后，我去了苏联好几次。不管领导人有哪些变化，人民依旧没变，工人和农民没变。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关系中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状态会尽快消除。

邓小平说，有可能，需要帝国主义方面的帮助，特别是美帝国主义。

契尔沃年科说，您提到的问题，当然也感动我们的党，这也就是我们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我现在很高兴，在我告别拜会时，您回忆起了自己去我们国家的经历并提到了当时在十月革命后最初时期的情形。当然，您完全正确地觉察到在当时，革命初期，就让您注意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极大的好感。在更晚一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已经胜利之后您也到过苏联。

刘少奇说，是的。

契尔沃年科说，当然，这是中国与苏联关系发展中全新的时期。这个时期与中国革命的胜利紧密相连，产生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它扩大了十月革命的突破口。

最近的5年，我不由地成为中国与苏联关系以及我们两党之间关系的亲自参与者。我还记得您，刘少奇同志最近一次去苏联访问，当时您带领党政代表团在1960年访问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和城市，重新认识了莫斯科。这是在1960年兄弟党会议之后。我有幸与苏联领导人一起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周游祖国的行程，我经常回忆这次旅行。

您，刘少奇同志，看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多么的热爱和友好，我们的党对中国共产党有多么友好。

所以，我们越是更多地深入到过去，更多地回忆我们两国之间的互访和会晤、具体的事情和各种关系，就越感到所有这一切只能证实一个结论：我们拥有所有使我们两国的党和人民一起走在最前列的基础。我们的党和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苏联政府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在过去和前不久发表的声明，特别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所说的，我们的分歧很小，但团结更牢固。今天，您，刘少奇同志同样好像证实了这个议题，在开始会谈时就表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困难，但都是暂时的，困难将被克服，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将团结起来。

从我自身的角度我想强调，这一点是主要的。我们党、我们的人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现今的领导人认为在自己的外交活动中主要的方针是团结、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这是我们党、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总方针。

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反驳一句，说帝国主义者能帮助我们团结。大家都知道，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我们，苏联共产党员，想必有信心将和中国共产党一起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但是也许我们不应该去等待帝国主义向苏联或中国进攻的最为紧要的关头，而是现在就该坚持不懈地和坚定地去克服苏联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之间的困难，我们的团结之日就将提前到来，在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国家进攻之前就去做，在极其危险的局势出现之前就去做。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两个国家各自发展的客观过程本身，两国关系的发展、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出现了由年轻的民族主义国家组成的更为广泛的阵线，这些国家在倾向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同时建立起广泛的反美阵线，所有这些新的情况让我们毋庸置疑地有权利说，我们拥有一切基础以使我们团结起来、让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在一起。

所以我想真诚地表示，相信不管有多难，不管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之间出现多么复杂的情况，最终这些都将被克服。我们希望我们团结起来的时刻将不再拖延，而是尽快到来，这样的时刻不仅符合我们的人民和党的利益，而且符合整个国际社会主义体系、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

刘少奇说，当然，如果我们的关系很快就能得到改善，如果我们的困难会被克服，这就很好。这是我们共同力求达到的目标。

团结需要基础，需要共同的基础。这共同的基础，首先就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其次在于对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最后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和相互帮助。只有忠实地遵循这三个条件或这三点，才有可能建立团结的条件。还是在1960年81国共产党会议上我们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在当时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声明，你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是和平共处。我们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和平共处。我们认为总方针应该包含上述三点：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实现合作与相互帮助；第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第三，赞成不同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作斗争。但当时你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并不愿意同意这个想法。你们就是只坚持和平共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进一步发展了这条路线，并表示国际问题可以通过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合作来解决。

今天您表示，你们的总方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问您，那过去你们党的总方针怎么办？你们党是放弃了总方针还是没有？它还有效吗？

我认为只有以上述三点可以概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方针。

在你们以前的总方针依旧不改变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到团结的共同基础。

利用您回国的机会，我想请您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同志转告我们的看法，你们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将得不到任何好处。我想让您将这样的看法转告给你们的领导。

诚然，与对外政策总方针问题并存的还有关于革命原则的问题、关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问题。缺少这个基础，关系就很难得到改善。

至于我们对此的信心，我们从来就没有失去过。

您说到我在1960年的莫斯科之行，那时，在访问期间，我不仅有机会与各机构的领导同志，而且与工人和农民群众进行接触。我很熟悉，了解群众的情绪。

出访结束启程回国的前一天，我回到了莫斯科并与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私人会谈。我对赫鲁晓夫同志说，在我们两国、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不管是中国人民还是苏联人民都绝不允许有任何有损于我们两国人民、有损于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牢固友谊的行为。当时，赫鲁晓夫同志赞同我的看法。对此他还补充说道，不仅是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而且是整个世界人民，所有革命人民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在伊尔库茨克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我讲述了这些。我是在与赫鲁晓夫同志会谈后，在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之后作了这个发言。可是，在伊尔库茨克的一次接待中我作了讲话后，我的发言被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报纸上，而莫斯科的报纸却没有刊登我的发言。事情就是这样的。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关系不好引起中国人民的不安。我认为我们两国之间关系不好也会在你们人民中引起不安。无疑，你们的人民为此担忧。可对中国人民而言，情况与你们的有些不一样。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们将有关我们两党和两国关系方面的所有重要事件的情况、你们批评我们的所有文章，以及回应你们批评的文章都刊登在报刊上。这样我们的人民就能从自己的需要去弄明白情况。

你们却是相反。你们刊登的只是你们批评我们的文章。你们不刊登我们的文章，也不呈报给你们的党。我认为，在那种情况下苏联人民的心情不可谓不沉重，要么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你们领导人要反对中国，不明白我们的错误在哪里，不知道归根结底我们到底犯了哪些错误。你们不向苏联人民讲这些，苏联的人们不可能安心。所以我们这边的情况比你们那边更好。

至于你们的情况，依我的看法，在你们的领导人中和人民中的情况不太好，因为你们没有对人民说我们犯了哪些错误，中国真正的情况如何，我们真正的观点和看法是什么。这些你们都不对人民讲，只给你们的人民一些单方面的情况报道；我表示怀疑，建立在单方面报道情况的信念能维持多久。不告诉人民事情的真相，是无法让人民信服的。有些明显的事实是白的，而你们却要硬说是黑的。比如说，在莫斯科大街上你们的人殴打了我们的学生。许多苏联人都是目击者，看到他们是如何遭到殴打并受伤。一些医院和学校都知道这件事。而你们却声明他们没有遭到殴打。可是那些看到你们是如何对待学生的人们(路过的行人、学生等)，他们怎么还能相信你们呢？!

甚至当你们强迫医生和其他医务工作人员签字声明，说中国学生没有受伤时，毕竟这些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的做法是违背自己的良心!甚至如果知道事情真相的目击者在数量上是少数，可真相还是在尽管是少数的人这边。

如果党和国家，如果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在真相面前、在千真万确的事实面前俯首听命，不听从真理，不正视这样的事实，那就很难说他们的地位就会牢固。

如果你们的对外政策总方针不改变的话，那就很难在国际舞台上实行合作。这里起特别的作用的就是你们与美帝国主义建立密切关系的方针，通过密切与美国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的方针。这个方针将导致你们自己深受其害。

契尔沃年科说，我不认为现在应该对提及的问题作进一步地深入，因为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多次就此交换过意见了。但我想简要地说说以下几个方面。

有关和平共处的问题可以放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的位置，尽管这是有意义的，有时还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是这样看待和平共处问题的：和平共处原则是列宁主义原则，也曾得到你们的赞同。在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1960年的声明、万隆会议宣言，说起来还有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有记载。这是个不应放弃的原则。与其他我现在所说的有关原则一样，我党将遵循和平共处原则。

第二点，和平共处原则与您所说的有关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个客观的范畴。我们一直希望今天美国就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推翻，可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都无法做到。必须要考虑到美帝国主义的存在，必须要寻找与其相处的方式。在与美帝国主义的合作问题上，苏联政府不允许任何有损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革命运动合作的行为。

我还记得在您的正式报告中，也就是您，刘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中，您说你们国家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同社会体制的国家实行和平共处的方针。再说，当我们两党之间展开激烈的辩论之后，这些立场最近也已经作过表示。这个问题很明确了。

第三点，说到公开的辩论，柯西金同志在与毛泽东同志会谈时，当时您、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中国领导人都在场，他重新详细地阐述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立场：我们党不想继续公开辩论，因为苏联共产党非常珍惜与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这就是我们党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公开辩论的主要决定性原因。你们抱着另一种观点。而我们不想教导你们。中国是个主权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自己解决问题。我们表示我们不同意，但我们不想教导你们。

第四点，至于我们国内的情况，我们认为，从您这方面来说，刘少奇同志，来充当好像是我们的人民、我们党方面的裁判是不合适的。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自己决定他们怎么做。可我想告诉您，我们国内的情况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并且还将更好。中央委员会和党、苏联政府和人民将更团结。还想补充一句，我们深信这种团结将成为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团结改善特别重要的因素。

说到总方针，既然您提到了这个问题，那我想说生活会表明怎么样的方针是正确的。列宁不止一次地说过，而我们一直听从列宁的，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立场是正确的，与其说不仅仅是要靠辩论本身，不如说是由具体的实践、生活来解决。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党现在不要求你们领导人改变你们的总方针。可以将有些问题暂搁一边，我们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在我们的共同点的基础上而团结，我想再次强调，不管有什么样的暴雨，什么样的狂风，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方针就是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与中国人民团结。

刘少奇说，生活与事实、实践的确将指明这点。这是正确的。对我们而言实践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实践中我们将团结起来。我们永远不会去做对帝国主义有益的事情。

邓小平说，说到事实，我们见得多了，不用说远的，就在眼前。例如，你们不久前重复了赫鲁晓夫原来的立场，你们在建立“联合国部队”的问题上证实了他的立场。美国人“双手”赞成这项提议。这项提议是什么意思？为谁派遣这些部队？是反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民主德国、日本吗？我想不是。

事实上这意味着在帮助美国建立国际宪兵以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赫鲁晓夫从政治舞台退出后，这个事实表明了你们的实质：继续赫鲁晓夫的路线。你们已经做出了这样的事情。联合国部队已经被调往刚果，而你们在联合国投票赞成派遣部队去刚果。柯西金同志对我们说，事情不是这样的，而是被否决了。我们查了一下，不得不确信我们的消息得到了证实。就这样当着我们的面撒谎!一方面，你们表示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事实上与它共同建立国际宪兵。

还有个例子，是你们对西柏林的态度。以西德的总理艾哈德为首的几百名西德议员坐美国飞机到西柏林，你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实？毕竟这就在你们边上。这事直接关涉民主德国的主权。当时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正好去波兰出访。就此事他们表示了什么？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帝国主义。赫鲁晓夫还能做点什么，尽管放的是空炮，可你们这次甚至连空炮都没放一发。

你们在越南问题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你们在到处叫喊，说中国不让你们通过中国境内向越南运送你们的物资。我们对此还没有进行正式的反驳。可时间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向全世界人民说明事情真相。如今时间还没到，我们也还没说，因为你们还没有说出所有一切。最好在你们将所有这一切完全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说。围绕你们承诺向越南提供物资的问题，你们掀起了一片叫嚣。但是，甚至拿你们承诺提供的所有物资，包括在苏联最后一次会晤时答应的，也构不成是难以置信的重要物资。你们对离你们那么远的事情议论纷纷，而对你们身边的事情却沉默不语。关于这点我们也打算纷纷议论起来。你们说谁教导谁。我们不想教导任何人，可提到对待帝国主义、反动派，对待现代的修正主义，我们不会沉默，我们会作出自己相应的评价。你们说自己支持越南人民的斗争，为什么今年4月3日在列宁格勒要镇压支持越南的人拥护者的集会？那里没有可以朝它扔石块的美国大使馆。多少越南拥护者都受伤了!甚至撕破了越南的旗帜。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你们声明，你们是最革命的，你们坚决与帝国主义作斗争。那就要问了，为什么你们要采取类似的行动。你们希望要在行动和事业中团结起来，而我要说的是，这就是你们做出的事情和行为。

刘少奇说，正因为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们看得多了，所以我们表示对你们的怀疑和不信任。对你们明确指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步骤，我们将永远表示赞成。

刚才您否定苏联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合作，但是你们的领导同志刊登在报刊上的无数发言，尤其重要的是你们在这方面(邓小平插话：新的)具体的行为就是这种合作的证明。我们遵循的是相反的方针。这里所说的不是指需要与美帝国主义保持和平共处的关系。我们也不将与美国开战。我们也是这样做的。问题在于你们想以与美帝国主义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越南问题是这些国际问题中的一个。你们想通过与美国的合作解决越南问题。这不会成功，也不会造成什么好的结果。

契尔沃年科说，想引起你们注意，当艾哈德和其他西德军国主义者在进行挑拨离间时，苏联方面在揭露这些不仅反对民主德国，而且反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拨离间的同时，正式并坚决地表示坚决反对西德帝国主义者的这些行为。至于具体的事情，你们很清楚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条约，以及不久前苏联与波兰之间签订的条约的价值，所有这些事情都旨在反对复仇主义的主要实际力量——西德军国主义。你们中国领导人很清楚有多少苏联部队在民主德国，他们用的是什么装备。这些部队面对的是最危险的和现代帝国主义最好的武装力量。可以列举出许多其他的事实，你们也知道的。

你们说得对，越南问题具有国际意义。你们也很清楚苏联领导人多次正式向你们呼吁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和协调行动。至于与美国的谈判，苏联政府就该问题没有与他们进行过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只要求一点：美国军队从越南南部撤出和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苏联领导人建议与之进行会晤和谈判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不是与美国。

对苏联是如何履行自己国际主义义务的，越南同志知道得很清楚，关于这点刊登过一系列越南领导人的发言讲话，其中包括最近苏联与越南的公报。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事实。

我想重新强调，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现实迫切需要寻找通向团结的道路。需要讨论具体的问题，为此需要我们两党和两国不同层次和级别的代表更经常性地会晤。领导们的会晤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们觉得特别是现在存在极大的必要性。在这些会晤过程中许多问题都会更清楚，许多误解也会消除。

我在这里已经有5年半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尽管远远不能说完全了解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党和人民，我非常珍惜在中国度过的时光，尽管它曾经，很遗憾，是复杂的和困难的，我们的关系也曾经是非常尖锐的。许多有关你们的国家、中国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印象将随我而去。你们用15个年头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其中有许多是非常重要和珍贵的，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两国之间各个不同领域中广泛开展经验交流做得还不够。我相信中国将进一步发展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取得伟大的胜利。我看到了党的活动能力和中国人民那种紧张而又近乎自我牺牲的劳动。值得钦佩。为此我衷心祝愿中共中央委员会、你们党和政府的所有领导人和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更多新成就。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和中国人民生活的认识使我相信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的困难将被克服。你们现在也说到了这点。将来，不管我在哪里工作，我的力量和微薄的工作都将以中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利益为目标。

我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以及中国政府在这段时间所给予我的关怀与厚待。祝你们大家身体健康。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和所有领导同志，为了在你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团结，为了整个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团结，祝你们身体健康。

刘少奇说，我们之间没有个人的恩怨、仇恨和敌意。我们之间出现的分歧，是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涉及方针和政治、涉及这类问题的分歧。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边的同时，应该(而且我们也这样做)保持对你们的领导人、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苏联人民的友好之情。

我认为，不管是我们，还是你们，还是世界上所有追求革命的人，都是不会对帝国主义者宽容的。

契尔沃年科说，这是肯定的。

刘少奇说，让我们在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具体事业中团结起来。

契尔沃年科说，我们赞成。

刘少奇说，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将不断地发生。我们不会失去信心，因为苏联是个伟大的国家，因为苏联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因为有许多苏联人和我们怀着同一个希望。将来在具体的事业中将证实我们两国、我们两国人民将走在一起。

请在回国之际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米高扬同志和其他苏联领导同志转达我们的问候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您作为大使，这些年里过得不容易。请转达我们对您和使馆全体工作人员的友好之情，我们不想让他们受到损失。至于辩论，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政治和方针问题。是另一码事。就这些问题也可以在将来进行争论。

当然，在辩论之时，在一定时期内所有人都不会轻松，但如果进行了辩论，无论我们是否同意谁或者不同意谁，都应发展友好的关系。

邓小平说，感谢您在发言最后部分对我们的人民和我党的评价。祝您在新的工作岗位中取得成就。

契尔沃年科说，我一定向勃列日涅夫同志、柯西金同志、米高扬同志转达你们的问候。

新任大使拉宾同志不会晚于5月初来到北京，也可能在5月1日之前到来。

刘少奇说，我将向毛泽东同志转达您的祝愿。我们很高兴新任大使的到来。

会谈到此结束。

刘少奇、邓小平表面上保持平静，尽管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准备跨出限度，可能会展开激烈的争论。

康生在整个会谈过程中一直沉默，全神贯注并若有所思。

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考虑到是告别性的访问，我们努力避免发生激烈的争论。

会谈记录：加利诺维奇同志、列别金斯基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C.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133-152

№25689 契尔沃年科与哈拉斯会谈纪要：中苏对越南的援助问题 [33] (1965年4月23日)

绝密

……

哈拉斯先讲述了自己与叙利亚驻中国大使会谈的情况以及对中国与叙利亚关系问题的一些看法。而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在4月23日当天同余湛举行的会谈。

余湛说到越南问题：如果我们……关注目前越南的局势，将看到这(显然是指慕尼黑的历史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约翰逊“提议无条件谈判”。余湛着重指出，接受约翰逊的这些条件就等于出卖和平。

约翰逊今年4月7日的讲话证明美国的政策是孤立的，它受到来自世界舆论的压力，可这项政策终究还是没有改变其侵略的性质。

今年2月15日，余湛继续说道，柯西金同志回到了莫斯科，而2月25日送交给了我们一份物资清单，是苏联打算发往越南的物资。3月10日中国方面答复准许转运越南人民急需的所有物资，这也是根据越南同志的要求做的。

按余湛的话说，当3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党协商会晤时，会晤时所说的是好像中国方面在苏联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事上制造了些困难。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的：2月28日中国方面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方式，可直到3月8日之前苏联没有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派送任何急需的物资。

然后苏联向我们表示……想通过中国向越南转派4000名苏方人员，可不管是在曾北京逗留的柯西金同志，还是越南同志都没有提起过这个问题。按照余湛的看法，转运数量如此庞大的人员意味着真正的干涉。作为对中国人的答复，越南人表示至今还没提起过有关这4000名人员转运的话题，不需要这些人员。所以我们……不赞成上述提议。

随后余湛讲到了有关苏联请求中国方面在离昆明不远处安排一个机场，用来停放12架米格21飞机和500名人员，从空中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掩护。经研究后该项请求同样遭到拒绝，因为米格21的作战半径无法掩护越南民主共和国。

如果苏联的想法是认真的，为什么谈的只是12架飞机，而当时美国几十架飞机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空袭。

苏联同样还打算向越南发运导弹……这里提到的导弹长度约15米。用飞机无法运送，苏联请求用铁路进行运输，对此中国方面在3月15日表示同意。4月7日第一批导弹运抵中国，也就是差不多经过了一个月，但是……不能将这么长时间的耽搁归罪于中国。

余湛说，那时苏联通过法国为和平谈判牵线搭桥，“苏联请求向越南运送武器。造成一种印象……这些关于运送武器的请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和平谈判而‘支付大量的预付款’”。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153-165

№25757 关于在中国举办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报告 [34] (1965年4月27—29日)

……

1965年4月27—29日在印度尼西亚举行新兴力量运动会执委会紧急会议，因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拒绝进行1967年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运动会。根据先前签订的条约，运动会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因此，4月12日体育协会和组织联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Л.尼古拉耶夫写信给中央。信中写道：“新兴力量运动会第二届运动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可能会引起国际体育局势尖锐化，因为中国许多体育团体退出了大多数国际联合会，而且在比赛中会忽视传统的国际竞赛规则。”尼古拉耶夫请派一个苏联代表团维护苏联的观点。

4月17日В.斯纳斯京、А.舍夫利亚金和К.鲁萨科夫建议中央派代表团为了：

1.“采取……防止国际体育运动可能产生分裂的措施”；

2.“支持国际比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的建议，但提出必须遵守传统的国际竞赛规则的意见”。

РГАНИ，ф.5，оп.58，р.7748，ед.хр.126，л.60-62

№25690 拉宾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及其恢复 [35] (1965年4月30日)

在递交国书后会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进行了1小时10分钟。

参加会谈的有：中国方面是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外交部苏联和东欧国家司司长余湛，代理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的葛步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阎明复，外交部工作人员李藿林、陈广才；苏联方面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大使馆参赞兼公使莫丘里斯基、大使馆参赞雷索夫、武馆罗曼诺夫、大使馆三等秘书加利诺维奇。

С.Г.拉宾说，勃列日涅夫同志让我转告您，说他很高兴回忆起曾和您一起去列宁格勒、明斯克和伊尔库斯科的情形。

刘少奇说，对!对!很久以前我就与勃列日涅夫同志成为朋友了。

……(刘少奇重又讲述自己在1960年的苏联之行，说他的发言没有刊登。)

81国党代表会议后我们的确想改善我们的关系。总之，从我们这方面讲这样的举动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7年会以后，当时取得了一致，我们竭力要改善我们的关系。第二次是在81国党代表会议之后，在这次会议上同样也取得了一致，我们力求取得改善。

但是没过多久我们的关系就开始恶化。

对此我们没有准备，我们甚至没想到我们将要跟苏联共产党展开争论。但面对一些情况，我们不得不进行争论——

拉宾说，……我想指出的是从那个时期到现在这段时间开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0月全体会议。在到达这里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同志、米高扬同志、柯西金同志谈过。他们让我转达我们新领导层对巩固与中国友好关系的真诚祝愿。我们的人民希望这样，这也是我们党和中央委员会以及政府的愿望……

我们非常高兴，今天有报道说签署了我们两国的1965年商品贸易协议。这是很好的一步，我们希望进一步扩大我们的贸易联系。

中国方面建议在新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经济合作……如果能实现这样的合作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将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希望不久将在北京签署我们两国在1965年的文化合作计划。

……有发展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一切基础。当然，我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看来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但不管如何，作为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不管在哪里出现，进行共同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够并应该发展友好的邻邦关系。

勃列日涅夫同志和柯西金同志让我转告，我们将非常乐意向中国领导人提供任何有关我们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情况……(请求经常会晤)

刘少奇说，这很好。今后我们能够并将会这样做。

对于苏联同志……我们没有个人恩怨，我认为我们事业的基础是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是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后，刘少奇谈到了周恩来1964年11月的莫斯科之行，说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因赫鲁晓夫被撤职而不想说出真实情况”。刘少奇说，同时也清楚了，我们两党之间的分歧依旧跟以前一样，情况没有变化。

刘少奇说，可为什么，是因为哪些原因使我们以前非常好的关系变得不好，开始恶化？不消除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就无法消除分歧，无法停止出现分歧。这也是我们的肺腑之言，我认为在莫斯科签署对外贸易议定书，以及我们提出的涉及发展我们两国经济联系的建议，这都是很好的基础，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的基础。我们要发展这样的关系。我们的出口超过70％都是出口到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苏联，超过50％。为什么现在急剧缩减？应该是有一些原因的。

所以我现在认为，发展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是可以的，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搞。在保留和存在政治分歧、意识形态分歧、理论分歧的情况下，经济关系还是需要发展的……

同样也有可能在我们两国人民之间进行接触和文化交流。政治关系问题依旧不明确。

刘少奇说，政治问题方面的看法很难取得一致……

刘少奇说，如果你们方面有意愿讨论这些问题，我认为在合适的时候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这里指的当然是内部讨论。

……您刚才强调苏联方面准备向我们转达有关对内政策的情况。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也可以向你们通报我们的内部情况，有关我们实施的各项指令……

刘少奇说，如果已经谈到了这点，而我指的当然是我们之间存在的同志般的关系，那我们对你们的内部指示也产生了某些看法。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谈谈。可因为我们两国之间产生了不是太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与你们谈的，主要涉及对外政策问题，我们认为能够公开地跟你们谈对你们内部政策看法的时机还没到……

拉宾说，要消除我们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需要许多时间……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点。至于政治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外政策，我感觉对这些问题可以看得更乐观一点。

我们两国正与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后者既威胁到你们，也威胁到我们国家。

(接着拉宾谈了苏联的国内情况和提高农业的必要性。)

……我向您提一个个人请求。我想在五一节之际或以后与毛泽东同志认识一下并拜访他。刘少奇说，尽管毛泽东同志现在不在北京，节日之前可能不回来，可今后您肯定要会见他的……

我们很高兴看到苏联向越南提供援助。提到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我经手，我直接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知道在不同时期你们对这个问题采取的是什么处理方式，什么时候你们开始或多或少地积极提供援助，数量是多少。就越南问题我们也有对你们的不满。过去和现在也都存在一些不满。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166-179

№25691 拉宾与朱德会谈纪要：世界大战与中苏团结 [36] (1965年5月8日)

……拉宾再次请求会见毛泽东。

拉宾说：诚然，我们两国之间存在一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是按照苏联领导人的看法，必须在所有可以做到的领域——经济关系、对外贸易、文化合作、科学技术合作领域巩固我们的关系。

(朱德并不支持这个谈话方向，而将话题转到了分歧问题。)

朱德说，而现在，正如您，大使同志，所说的那样，是时候不让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影响我们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系发展……

我们应该使这些关系仍旧与发生分歧之前一样。

但是，我们的分歧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在消除了这些分歧的情况下，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使我们两党和我们两国团结起来。只有当基本问题解决以后，那时剩下的问题就不难解决……

我希望您能够在这里比您的前任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就是我的个人愿望。

……

拉宾说，可我们主要的目标是支持英勇的越南人民。这使我们有责任更多地去关注这个问题的具体方面。据我所知，现在运送武器的军用列车很快将通过中国境内前往越南民主共和国……

在与周恩来同志进行会谈时，柯西金同志说了“我们不是赫鲁晓夫分子”。他还说我们10月全体会议(1964年)的意义远比第一眼就能想到的要深远得多。

(朱德谈有关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

朱德：“这场战争会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吗？这个问题涉及对革命的评估。越南人现在正取得胜利，消灭美帝国主义的军队，这样一来就延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我们应该不只是向越南提供具体的物质援助，还需要提供政治精神上的支持，揭露帝国主义分子的凶恶、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提高人民的觉悟、鼓舞人民起来与美帝国主义作斗争。这比用步枪和武器援助所起的作用更大。”

……

朱德说：“……当帝国主义向我们发动战争时，我们将团结起来……”

拉宾说，我认为要是我们团结起来的话，帝国主义者将不敢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

朱德说，反对斯大林，这意味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所以，你们应该恢复斯大林实现的列宁主义正确路线，应该放弃修正主义路线、放弃赫鲁晓夫路线。

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那时你们的威信就将提高到20年前的高度。

……现在正是给予美帝国主义毁灭性打击的时候，而我们能够战胜它。

……

拉宾说：“说到斯大林的作用，我可以告诉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中央委员会和我们的政府自己会认识清楚，对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作用会给予应有的评价。”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180-190

№25692 拉宾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苏关系若干问题 [37] (1965年5月15日)

会谈开始时谈到了周恩来与契尔沃年科的最后一次会谈。周恩来坚持认为，是契尔沃年科自己挑起争论的。而后拉宾说，最近在发展苏联和中国关系方面采取了一些有益步骤，如经济合作、向越南运送武器、情况交流。

周恩来说：“我认为在任何会谈时都会产生两个问题：我们如何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该发展什么样的国家之间关系；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之间存在哪些分歧。

……只是有关友谊的抽象会谈无助于事业。”

周恩来谈了他与柯西金讨论的具体办法：“柯西金同志请我的翻译记下这些问题，并将这笔记转交给他。”

第一个问题，周恩来表示可以发表“庆祝苏中条约签订15周年”的贺电和祝词。

柯西金说：“让我们来个君子协定吧。”

可是，周恩来说，苏联报刊刊登的是苏联不同意的部分(反帝国主义斗争)。

周恩来接着说到苏联和中国的条约，说条约旨在反对日本，而日本身后站的是美帝国主义。“如果要庆祝我们签订结盟条约周年纪念，如果有准备要证实这次谈话还继续有效，那怎么可能不揭露美帝国主义？”

第二个问题，贸易关系。“必须说的是现在这个领域的事情进行得还顺利，但我们当然不该满足于这个。所以我们提出了增补必须在平等互利原则上签署的有关附加长期关系的建议。”

第三个问题，苏联援助的项目建设。周恩来说，未完成的项目必须建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将没有建设完的要建设完。

第四个问题，“至于有关文化合作的协议，这样的协议过去履行得不好。我们希望今年将会更好”。首先谈到的是有关友好协会方针方面的措施。

第五个问题，有关学生的问题：“我们打算派遣我们的学生去你们那学习……我们也将接受你们的学生，如果有这方面申请的话。”

第六个问题，有关旅游。周恩来表示希望履行签订的协议。

“我说这些是为了表明在两国关系方面还能做许多事情，因为我们两国的人民要求发展和巩固这些友好关系。”

“应该说中国人在两国关系方面一直是说话算数的。我该说我们的政府说话也是算数的。”

“我向柯西金同志提出了更重要的问题。两句话：‘交流情况，行动一致。’”

“我当时说，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们应该就最重要的问题交换情报，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发现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甚至当发现不可能一致行动的时候，通过情报交换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与你们的分歧在哪里。”

周恩来说，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给契尔沃年科讲述了自己与本·贝拉和其他人的会晤情况。

拉宾说，苏联本来就与美帝国主义斗争。

“美帝国主义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他开始成为国际宪兵。对它不能采取绥靖政策……没有任何我们背着越南、刚果以及其他人民进行的谈判。”

周恩来答道，尽管我们之间不只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还在一些政治问题和国际问题上存在一些原则性的、严重和深刻的分歧，但苏联和中国应该竭尽全力团结起来。

说起有关党的路线，“应该说的是，三月会议是苏联共产党新领导人在我们两党之间设置的新的几乎是无法克服的障碍”。

接着周恩来批评柯西金就有关印度支那问题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

“当苏联代表在4月16日与范文同会谈时，范文同直接就表示现在不能进行谈判，这意味着屈从于敲诈。”

而后周恩来再次指责苏联与法国的合作。

拉宾答道，这是“误会”。话题谈到的是呼吁戴高乐，“要法国政府反对侵犯越南主权”，当时没有涉及谈判的话题。

周恩来说：“既然你们呼吁法国政府协助制止对越南的轰炸，那就无法想象同时不涉及南部越南的中立化问题。”

拉宾说：“没有，我们没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只是在1963年提出过，“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提起过”。

周恩来还是重又回到了2月23日的事件：“向法国政府呼吁的事实本身说明你们是赞成谈判。”

周恩来谈到苏联与美国的接触：“你们的外交官们一句厉害的话都没说，而美国的国务卿则表示，会谈和接待是友好和很有意思的。”

“给人的印象是：在那个时刻，当美帝国主义者正在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时，在屠杀我们的兄弟时，你们的大使却与美国人维持着隐秘的关系，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我们这里常说的‘如胶似漆’。”

接着周恩来说到了葛罗米柯在自己的声明中没提到越南南部的民族解放阵线(在出访法国巴黎时)。

周恩来说：“如果美帝国主义者扩大战争，中国不可能不参与。如果美国将战争扩大到印度支那，我们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声明，如果美国人将战火烧到中国，那我们这一关对他们来说将是无法逾越的。”

周恩来随后谈到了他出访印度尼西亚时所做的事情。

1.“我说了，劝说越南同志屈服于美帝国主义者的恫吓是错误的。”

2.“第二点，只要越南战争一旦扩大就将成为世界大战，我驳斥了这种观点。

如果美国人甚至连中国人都应付不了，他们怎么能够将越南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他们在实施升级战术，也就是逐步地一级一级往上升的战术。

只有脑子最迟钝的失败主义者才会这样扩大战争。”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美国全球“扩军”的错误军事战略。

“所以，如果他们要进一步这样做的话，那他们就无法应付中国，也谈不上扩大战争。我们不会发动世界大战。(印度支那战争)不能成为世界大战。”

周恩来补充道：“现在不必害怕爆发核战争。”

3.“我们说了，如果他们要扩大战争，我们不会回避自己的国际义务，但我们不会将苏联拖入战争。”

拉宾说：“谈判的时机反正应该是越南同志自己决定的，而不是我们，也不是其他同志的，这点我们完全同意。”

拉宾谈到苏联领导人：“他们不是赫鲁晓夫分子。他们希望我们两国友好和相互谅解。”

周恩来继续说到越南武装斗争的必要性，批评苏联没有对印度的提议进行批评(有关亚洲和非洲部队在两个越南边界驻扎的提议)。批评苏联对印度的援助。

“我不是外交家。我是军人，我在战争中得到锻炼。也许我也好战。”

拉宾说：“我们的根据是，应由越南人民去解决和平调解的问题。他们在战斗，在进行谈判，那是他们的事情。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是援助越南人民。”

周恩来：“可你们应该在你们的外交活动和宣传方面做这些事情。”

周恩来：“美帝国主义者是各国人民的敌人。你们能否定这点吗？”

拉宾：“从来没有。”

周恩来：“既然你们不否定这点，那你们的外交活动就应该旨在孤立和批评美帝国主义。”

拉宾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问道，那么为什么不反驳有关你们与美帝国主义合作的传言？

拉宾答道：“那只得经常不断地进行反驳。我们顾不上做这些。我们要建设共产主义。”

周恩来说，赫鲁晓夫在4月的艺术展览会上表示，“越南南部是件很小但伤脑筋的事，可要是不制止它的话，它会转变为世界大战。这事怎么讲？”

拉宾说：“赫鲁晓夫已经退休了。”……

周恩来说：“这一切是一场计划好的有人指挥的闹剧。我们明白你们和我们的体制是如何运作的。”

拉宾说：“看来是我们的体制也运转不规律。”

周恩来还是在说苏联与美帝国主义的友谊。

拉宾说：“我希望，您不会是想要我们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吧？”

周恩来问，那如果美国人想断绝与你们的关系，你们将如何对待？

拉宾说，如果美国人打算这样的话，如果他们要干涉我们的事业，这点大家知道的，我们会有所准备，时刻准备作战。

周恩来说：“现在进行战争也还靠舆论。要去进行揭露，这样别人才会正视你们。现在根本没把你们当回事，别人也不怕你们。”

对美国“你们应该保持更冷淡一点，不要搞隐秘关系”。

接着，周恩来与拉宾开始谈论关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和苏联在联合国的工作问题。

拉宾说：“也许我们的代表有必要相互见面并讨论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对联合国的策略。”

而后说到了有关柬埔寨问题。周恩来呼吁支持西哈努克，以便将有关柬埔寨问题会议与老挝和越南问题会议分开。周恩来说，必须邀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参加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会议，而不是西贡政府。“如果你们这样行事的话，那你们就将开始抵抗美国和英国。”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191-227

№23050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函：中共通过邮件系统对苏联进行敌对宣传(1965年5月18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1094 c号

1965年5月18日

莫斯科市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中国当局，继续大量以私人名义，通过邮政渠道，从中国向苏联公民发送诬蔑性小册子《关于莫斯科三月会议》。

目前判断，上述小册子已进入苏联绝大多数地区。

根据截至今年5月17日的情况来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查明并没收了带有此类小册子的信函和邮包近2000件。多数小册子都被发往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和伏尔加格勒诸州以及乌兹别克、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诸共和国。

除了通过普通信封投递外，通过大量事实，我们还发现中国人在这方面所采用的狡猾手段：将小册子夹带在外国和苏联出版的科学、艺术和儿童书籍里，隐藏在本子的封皮里，艺术明信片的装饰里，保价包裹里，等等(实例参见附录)。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小册子都是通过带通知单的挂号信的方式交给收信人。

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并没收了1000多封带有敌视性的阿尔巴尼亚资料的信件，它们均发自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继续对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通过邮政方式发入苏联的敌视性资料进行监控。所发现的资料均将予以没收和销毁。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462，л.47-48

№23052 齐赫文斯基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1965年5月24日)

苏联科学院

机密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关于中国的经济状况(现阶段的状况和发展前景)给苏共中央报告 [38]

1965年5月24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М.М.……同志：

兹发送给您“中国经济状况”札记——内容涉及……是由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历史分部，根据相应工作计划编制的。

其中，分析了中国近十几年以来，尤其是1963—1964年间的工、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现状。

由于“大跃进”，截至1962年，中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比1960年下降了30％。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所确立的任务……只是到了1965年，国家工业才可能接近1962年所计划的产品实际增长指数。1962年，工业生产总量才达到1957年水平的100％。农业方面所情况尤其严重：不仅没有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而且连“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都无法落实。1964年的中国农业生产总量，在经过1961年的严重下滑后能够重新达到1957年的水平。

国家的工业发展极其缓慢：1958—1962年间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即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工业增长平均速度还要低，也比全世界工业增长平均速度要低。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工业……正如不发达国家……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速度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64年粮食生产数量人均比1957年少了15％以上。近3年以来所生产的粮食几乎被所增长的人口消耗殆尽。

当前，工业和农业增长速度的不协调成为了国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的增长速度相比，1962—1964年间农业生产的恢复速度较为缓慢。新的一系列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从而可能使国家陷入极其困难的境地，甚至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农业的不良状况也对工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无法为工业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和从事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在最近四年以来，中共和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国内的粮食状况，而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购买粮食倒是在这方面发挥了更为重大的作用。必须进口粮食——此举更加限制了中国资本积累和向外国购买设备的可能性。

中国的顺利发展，主要取决于如何能够迅速地使国家的农业生产获得稳定的增长；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技术改造和生产集约化的速度以及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

中国虽然在技术改造、生产集约化和引进现代农业机械等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具体实施的进程却相当缓慢。原因在于，国家工业暂且无法保证向农业供应所需要的技术和化肥。例如，根据在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拖拉机的增长总数来看，1958—1964年间新增加的15马力的拖拉机共有95000台，其中50000台是通过进口获得的，只有45000台——来自国产。1958—1964年间所生产的15000台拖拉机只有6000—7000台被列入拖拉机增加总额，其余——用以替换报废车辆和其他领域。以这种生产速度，中国要达到自己所需要的100万台拖拉机总量可能得经过140年的时间。与此同时，国家工业所产生的产品在质量上都非常低下。

还有另一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的因素，即集体经济在一些最重要类型产品的生产上缺乏物质利益的驱动。现存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比例关系以及与生产投入相比显得低廉的农产品采购价格，均阻碍了农业的顺利发展。目前，寻找资金以扩大再生产是农业生产队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就是说，农产品的采购价格无法补偿农业生产的损耗。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仍钟情于与多种经营市场联系微弱的集体经济(根据“自力更生”的方针)，指望通过集体经济来发展各种副业和渔业。

最后，农村没有文化和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技术水平增长极其缓慢——这些都是阻碍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1963—1964年间，中共和中国政府在农村政策和措施上的积极内容具体如下：1.在一些数量不多但自然条件好和农产品商品率相对较高的地区，集中力量提高农业生产。他们首先在这些地区兴建了水利工程，运送了农业机械、工具和器材，向这些地区发送了占国家生产总量99％的化肥。2.组织农民参加夜校教育，建立学校，从而使农民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参加劳动，一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不过，所有重大的举措暂时都是在生产队和公社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必须归国家机关直接领导。3.在农村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国家组织的影响力：出现了国家的灌溉经济，增加了机修场的数量。农业技术站也开始培养农业干部，以掌握运送到农村地区的农机工具和器材。这些举措，虽然不足以解决农业生产发展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但毕竟可以对促进生产发挥一定的作用。

通过分析农村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电气化、机械化和所谓农业生产的半机械化以及农业化肥供应的发展和现状表明，中国暂时在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所有这些方面都进行得极其缓慢。通过研究中国在这方面的前景规划表明，中国在农业技术水平方面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相当简单的，与苏联的现有水平相差20—25年。不过，即使要实现这样一个计划，中国仍必须相应地大量增强自己的工业(生产)能力。

近四年来，在整个重工业一系列主要部门生产增长速度急剧缩减，甚至停滞的情况下，中国为了首先确保农业生产而对工业生产重新定位，无疑是一项客观的正确举措，从而有助于纠正在编制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出现的失误和偏差。当前，中国重工业落后于经济需求已演化为国民经济的一个严重问题。其甚至导致为农业服务的工业部门的生产能力出现了严重(普遍)不足的情况。

为了确保各重工业部门——尤其是矿山采掘、电能、黑色和有色金属等——的振兴，就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培养更多的懂技术的熟练骨干。但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欠缺。而在没有来自国外——尤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帮助的情况下，中国将无力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内确保社会生产的高速增长。

中国依靠自有资金增加基本投资的重要储备可能有以下几个来源：首先，降低对军事工业、原子武器和其他军事研究方面的拨款。目前，与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在上述目标上所花费的资金规模相当大。其次，通过改变“自力更生”的政策可能腾出大量资金以用于基本投资，因为这一政策导致中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产国家所需要的各类型产品，从而花费大量目前对中国来说极其宝贵的时间。其三，放弃以零星投资的方式建设大量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已明显落后的小手工业和半手工业企业的政策也是增加基本投资资金的重要储备之一。最后，(在经济投资和生产增长方面)采取坚决措施，以便以最快速度提高工业品的质量——这也是增加基本投资资金的一个重要源泉。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工业品的质量是极其低下的，并在多数情况下都导致扩大生产规模显得缺乏效率。而产品的低质量是由现行政策所衍生的生产组织本身以及缺乏足够的技术骨干等因素所预定的。近年来，大规模扩大产品种类导致个别的、小批量生产大量和普遍出现，从而恶化了企业工作的技术、经济指标。

1963—1964年间，国家在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上下了很大工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是，在未实现向大规模和大批量生产模式全面转变，未实现深入的社会化、合作化和引进现代技术，未能迅速提高工人文化素质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组织只能是相当简陋的，而且更关键的是改进的速度极其缓慢。与此同时，不论是生产的专业化和合作化，还是发展夜校教育，目前暂且都是个别企业和地方政府机关积极主动的结果。这些措施仍没有成为党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虽然其意义和可能产生的结果将远远超出了主动精神的范畴。

至于生产的增长速度问题，中国工业的现状表明，近期其可能出现一些加速发展的趋势。出现这一趋势的主要因素如下：1.中国工业生产的负荷能力的增长(这主要取决于重工业主导部门的增长速度和消除各部门发展的比例失调)；2.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化的深入发展(这方面将主要取决于原料和能源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3.众所周知的群众政治激情的促进作用。近期，生产的一定增长，粮食状况的稳定和其他一些因素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1964年，一些企业已出现了劳动竞赛再次兴起的征兆。

最近几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及时和正确的决策(当然，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而确保重工业各主导部门——矿山采掘、煤炭和电力、黑色和有色金属、机器制造和工业建材等——生产的高速增长就成为一个主要问题。

在关注以上所述的同时，我们认为在解决苏中关系问题时还应对从中国经济现状中所表现出的以下诸方面予以重视：

——现在和今后很长时期内，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需要得到工业发达国家的帮助；

——国家粮食状况的稳定和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均允许中国略微加快工业发展速度；

——目前，中国关注的重心必然是重工业——尤其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决定着为农业提供必需商品和产品的重工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的发展问题；

——最近几年间(包括1965年在内)，中国将有能力从国外获得总价值不低于1.25亿美元(以1964年的汇率水平计)的成套工业企业，而如果在农业方面不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这一价值总额还存在逐渐增长的趋势；

——在许多年内，中国仍将不得不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

——中国(在偿还了欠债之后)仍存在继续向外国寻求借贷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考虑中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如下特点：

其一，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中极力构建自己的对外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购买商品和设备，在必要情况下也会利用外贸作为对(贸易)伙伴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

其二，极力支持和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其三，为了建立和加强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国会同时利用互惠贸易和政治支持手段，如动用(推动、维持和加强等)手段来加剧两个世界体系之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对苏联、苏共，以及其他兄弟党和国家实施攻讦。中国领导人不会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会极力使中国置身于上述两个敌对阵营的冲突之外，以维持和扩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这一立场就是所谓的“……”政策，而这也正是西方目前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正试图采取的立场。在继续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同时，中国领导人在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也不会反对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甚至还会试图以帮助为手段确保自己对个别国家施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

附原文共计115页。

第мп085号

机密

苏联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经济研究所历史分部负责人

С.齐赫文斯基(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481，л.1-125

№16679 莫斯科市委致苏共中央报告：基层党组织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1965年5月27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关于莫斯科市党组织就苏共中央的秘密信件《苏共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而开展的组织工作的情况报告

在莫斯科市基层党组织中，进行了关于《苏共为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斗争》秘密文件介绍的党组织会议。到1965年5月27日止的情况是：已有7690个组织召开了会议，与会共产党员人数达510042人。

在所有的组织会议上，共产党员一致赞同苏共中央在10月会议(1964年)之后就加强社会主义联合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而进行的活动。

首都的共产党员们完全支持二十大、二十二大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以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情况正常化而采取的措施。

在党的会议上，赞成苏联具体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全面支持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其反对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中采取的行动以及为改善苏联、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所做出的新行动。

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能深刻认识和积极支持苏联共产党为消除分歧、巩固共产主义运动团结而进行的活动。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团结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整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域里表现出来的坚定、始终如一的积极活动，全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所以获得了来自整个莫斯科市党组织的热烈支持。

701邮政信箱的企业党组织在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密文件时，工长雷奇科夫同志声称：“我们单位的共产党员和我个人一致支持和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加强和巩固社会主义友好合作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做实际活动的政治路线，我们谴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列宁主义行动。他们要霸居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在兄弟党之间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大家，这是不能容忍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是完全正确的。”

红色十月工厂车工杰明同志说：“我们一致拥护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采取的措施。

中国的宣传中伤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我们的党，好像已没有人民的信任。但是，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必须张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实际。在我们车间党组织里仅仅一年就有12人入党。这些人一辈子把自己的生命与党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证明党和人民的团结？我们是工人，希望中国人民自己出来说话，并加入到工人阶级友好的国际大家庭中，为和平团结奋斗。”

368邮政信箱的单位技术科学博士、教授、国家奖金获得者杜勃诺夫这样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以单位所有共产党员的名义宣布，我们完全拥护和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旨在加强各国人民的交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友谊的行动。我们的党，对朝鲜共产党表示巨大支持，我们共产党员们一致同意协商会谈，同意苏联政府宣布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及其反侵略英勇斗争的公报文件。”

其他党组织也反映了上述相似意见。

对于中国领导重新开展反对我们党和我们政府的政治斗争，试图冲击共产主义运动，偏离由莫斯科会议制定的总路线，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们深为愤慨。在共产党员的会议上发言者说道，中共领导人提交给我们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最后通牒”侮辱了我们。我们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分裂活动的愤怒”——第五纺织厂工长加里宁同志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最近几年来用其危险的把戏，不仅在党性上越过了界限，而且简直不懂礼节。他们顽固地不理睬、不答复我们党以及其他兄弟党停止公开破坏的创议。在中国领导人那里无不证明其进行蓄意的分裂活动。他们的唯一武器是对我们党进行下流的诽谤。所有这些都激怒了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完全支持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团结各兄弟党、各民主和爱好和平力量所采取的措施。”

戴尔别涅夫斯基化工厂工艺师叶廖明同志说：“中国领导人极力设法在共产主义及工人运动中打入楔子，但是，这不会成功。中国领导人拼命地要用别人的手打击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明他们‘帮助’越南民主共和国。他们已处在叛变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路上。他们的活动应予指责。”

所有会议都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定要失败……

党的会议提出了下列问题：

中国对越南做出了什么样的帮助；

非洲国家怎样对待中国领导人在亚非会议上反对苏联代表出席；

赫鲁晓夫同志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形成的分歧中起了什么作用；

什么时候召开工人党和共产党会议；

目前是否允许支援越南用的苏联军用辎重经过中国领土；

中国的报刊电台公开进行反苏宣传，我们为什么停止公开讨论。我们必须给他们坚决反击，揭露中国领导人的真实面目；

在苏联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原则性的分歧是什么，采用什么方法来消除它们；

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消除分歧有无什么进展；

是否全部中国领导人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反列宁主义分裂政策；

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建设工业企业；

罗马尼亚工人党的立场如何；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是否给越南军事援助；

在我们那里是否居住着越过边境的中国人；

我们党与罗马尼亚工人党之间在乔治乌德治死后的相互关系如何；

目前，首都的共产党员们正在继续熟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文件。

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市委书记

…… [39] (签名)

1965年5月27日

第ИСХ58号

АВПРФ，ф.5，оп.30，п.110，д.461，л.42-45

№25693 拉宾与陈毅会谈纪要：关于越美和谈问题 [40] (1965年5月31日)

在就一些问题进行礼节性的谈话之后，拉宾讲述了自己随外交使团一起的中国之行。陈毅评述了中国的情况。

陈毅说：“非常需要和平的环境，可是这取决于美帝国主义者是否给我们这样的和平环境。”

接着谈话提到了以前的战争。讲到了越南。

陈毅说：“当斗争达到一定阶段时，当美国人再也无法进一步推进时，当美国人只能撤走自己的军队时，看来到那时谈判的条件就成熟了。”

“世界上没有一场战争超过100年的，而要是有这样的战争，那到第101年就开始谈判了；曾经有过持续30年的战争，可到了第31年就进行谈判了。”

“而我们暂时还认为谈判的条件还没有成熟。”

拉宾证实谈判是越南人民自己的事情。

“近日我们将葛罗米柯同志与腊斯克和斯图尔特的会谈记录转交给了你们，那上面讲的就是这个(越南)问题。葛罗米柯说，苏联不打算就越南问题与任何国家进行谈判，苏联在所有问题上都支持越南政府的立场，必须立即停止侵略并将军队撤出越南。”

陈毅说：“要中国与美国合作，也许再过20到30年。但目前不可能改善关系，因为美国人占领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对越南进行侵略。有关这些我在内罗毕与腊斯克、哈里曼以及美国内务部长都谈过。”

告别时，拉宾问陈毅：“还能称您为元帅同志吗？”陈毅回答，还有半天可以这样称呼他，但过了6月1日就该称他为“战士同志”了。 [41]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228-235

№24354 布拉托夫的报告：关于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1965年6月2日)

机密

文本第4份

1965年6月2日

第217/уви号

一、关于会议邀请程序

1964年4月，应印度尼西亚的倡议，第二届亚非会议筹备会议在雅加达召开，22个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公报中说“决定邀请”如下国家参加会议：

1.参加过万隆会议的29个亚非国家；

2.非洲统一组织的非洲成员国；

3.第二届亚非会议召开前将会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

4.蒙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朝鲜、塞浦路斯、科威特、西萨摩亚、安哥拉临时政府。

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会议公报中说：“向会议提交了邀请苏联的建议。一些代表团支持该建议，一些代表团反对。一些代表团表示，他们需要与本国政府商量。经过讨论，这个问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代表团持这种意见：这个问题应该在第二次亚非会议上转交给国家或政府首脑们去研究。另一些代表团反对这个意见。因此，这个问题未能达到一致意见。”

众所周知，关于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是在印度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同时还表示邀请马来西亚参加会议。中国政府反对该项建议，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几内亚支持中国的意见。

中国政府方面尝试这样解释这件事，似乎在雅加达会议上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被否决了。

在1965年1月中国向一些亚非国家分发的备忘录中说：“在这次会议上(说的是雅加达会议)没能就这个问题达成一致意味着关于邀请苏联的建议被否决。这样，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

从去年10月阿尔及尔会议开始，由15个亚非国家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就开始定期召开会议。按照阿尔及尔会议的代表声明，最终确定参加会议的成员组成不在委员会权限范围内。按照他们的话说，外交部长会议没有讨论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将提交给政府首脑会议研究。我们是从印度人那里得到这个消息的。

5月末，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向亚非各国发去了参加今年6月29日晚上5点召开的会议的邀请信。随信寄发了雅加达外交部长会议的决定。

二、亚非各国对邀请苏联的态度

最近几个月，赞成邀请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数量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增长。其中对苏联政府近期声明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声明中阐述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据今年6月1日收到消息，可归纳为如下内容：

在同我国大使会谈时，阿富汗、加纳、印度、伊朗、埃及、老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突尼斯、乌干达、锡兰政府对邀请苏联的问题给予了明确和坚定的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在其中做了许多工作，尽管印度仍继续提出在邀请苏联的同时也邀请马来西亚的问题。除了印度，只有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更为明确地表示准备支持邀请苏联的国家有：约旦、喀麦隆、肯尼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利比亚、尼日尔、叙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赞比亚。

在雅加达筹备会议上，几内亚同中国一起反对苏联参加，现在外交部长贝阿沃吉对苏联大使表示，为了能让苏联参加会议，几内亚将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摩洛哥在给一系列亚非国家的照会中说，摩洛哥政府决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谢克在今年4月末对苏联大使说，土耳其政府无法想象没有苏联参加的亚非会议，将据此出发在这个问题上确定自己的步伐。

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在去年就表示，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苏联参加会议是符合愿望的。但是，在本·贝拉访问苏联发表的公报中，应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要求没有提及这个问题。今年5月29日，外交部长布杰费里卡对苏联代办说，阿尔及利亚政府当时认为，阿尔及利亚作为会议参加国，在邀请苏联的问题上如果不事先表明立场会更好。按照布杰费里卡的话说，阿尔及利亚人在同友好国家会谈时都表达了赞成苏联参加会议。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在今年5月27日听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后，表示担心由于一些国家立场不同可能会导致会议夭折。按照他的观点，会议筹备委员会应该格外谨慎，通过决定时应该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和事务合作的利益。

缅甸、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不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同时声明说，它们将遵从大多数意见。

伊拉克、也门、科威特和黎巴嫩支持邀请苏联，它们声明说，它们的立场要在阿拉伯国家首脑开罗会议后才能最终明确，那时将会就此问题进行意见交换。会议将于今年5月30日闭幕。

柬埔寨和尼泊尔领导人在今年5月末对苏联大使说，他们原则上赞成邀请苏联参加会议，不会发言反对这一邀请。同时他们还表示，他们也不准备发言支持这一邀请。

很明显，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也持类似立场，尽管这些国家政府拒绝直接答复这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尝试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便阻碍邀请。苏联驻摩洛哥大使馆的消息值得注意，5月末，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访问该国，似乎向外交部长本西马表示，中国默认多数与会者的意愿，如果他们同意邀请苏联的话。

根据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日本的声明来判断，不排队这些国家对邀请苏联一事持反对态度。菲律宾就公开反对苏联参加。

大部分国家(加蓬、冈比亚、西萨摩亚、利比里亚、毛里求斯、马拉维、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乍得、南越、南朝鲜)完全不表明自己对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要么避免就此问题发表意见。

象牙海岸、布隆迪、上沃尔特、达荷美、刚果(利奥波德维尔)、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表示，它们不打算参加会议。

这样，根据这些资料，50个可能的会议参加者中有24—26个国家准备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可以期待，还会有一些国家倾向于这个观点。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负责人

А.布拉托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122-126

№25655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的报告：关于中朝关系新情况(1965年6月4日)

1965年上半年朝鲜与中国关系的一些新情况 [42]

……

从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在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总体上可以说是朝鲜领导人在试图摆脱一味地跟随中国。

这个过程始于10月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当时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并参加了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特别是在1965年2月以А.Н.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朝鲜之后。

众所周知，1964年中期朝鲜在热烈地宣传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尽管劳动党试图把自己的宣传显示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纲领“独立的方针”、竭力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而实际上是以中国共产党所谓的“总路线”、中国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基础的。所有的攻击都是反对苏联共产党和它的内外政策。

中国的宣传可以在朝鲜民众之间广泛地传播。朝鲜的报刊登载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所有主要的论战性的编辑文章。

1964年朝鲜《国际生活》杂志第1、3、8、15、16期曾经刊登了那些中国文章“和平共处政策中的两条对立路线”，“苏共领导人——当代最大的分裂分子”，“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等。

宣传中首次开始强调的论题是朝鲜和中国之间的友谊在与“当代修正主义者的”共同斗争中得以巩固，是以各民族革命人民的思想统一为基础的。见1964年10月25日《劳动新闻》社论《以鲜血凝固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

可到了1964年年底，朝鲜领导层开始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一味跟随中国给朝鲜带来的所有不利后果。

由于1964年劳动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广泛接触，对于朝鲜领导层而言，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领导人在自己计划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建立以北京为中心的亲中国政党联盟方面让其所扮演的角色。与中国领导人一样，朝鲜领导层将分裂集团认作“独立的马列主义党”。所有这些从北京来到平壤的集团的领导层都受到最高层次的接待。可所有这一切都使朝鲜领导层开始明白，尽管有中国领导人的巨大努力和他们巨额的财政援助，可分裂集团越来越暴露自己。看来，朝鲜领导层越来越深信与这些集团的“亲密接触”并不能增加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

朝鲜领导层不能不警惕中国领导人明显的大汉民族主义和政治冒险主义，而发现自己与中国人单独相处时，这样的前景只会让朝鲜人感到不安。

朝鲜也考虑到这样的事实，即中国领导人为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建立联盟的宣传造势运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更何况中国领导人在10月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后对苏联共产党的愚蠢攻击反使他们自己陷入了更大限度的孤立。比如，1965年5月在与苏联大使进行会谈时，金日成承认，仅仅只有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共产党还跟着中国领导人，依旧支持公开辩论。(参阅我们的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片面地向中国靠拢导致了朝鲜与苏联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恶化。而这本身也成为了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那些迫使朝鲜领导调整自己的政策，尤其是调整朝鲜与中国关系方面政策的原因中，由于美国入侵和扩张造成越南局势的恶化，朝鲜半岛三八线可能爆发严重冲突以及事件如此发展对朝鲜造成的后果，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在继续支持进一步巩固朝中友谊的同时，朝鲜领导人对在朝鲜传播中国领导人的观点作了些限制。

他们重又开始特别强调有关劳动党独立政策的论题。

而且在朝鲜领导的各种声明中现在已经表现出有关独立的论题，好像试图以间接的方式在承认自己政策上的一些错误。因此，金日成在今年5月3日与苏联大使谈话中所作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意义。金日成在抱怨朝鲜推行独立政策遇到的困难时说，考虑到朝鲜与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以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交界，因为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公开辩论不得不执行这项政策。

与中国领导人相比，在关于兄弟党三月协商会议方面，朝鲜领导人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劳动党领导人和中国人一样不同意参加会议工作，但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不再攻击这次会议工作的结果。

最近，劳动党领导人甚至开始对继续进行肆无忌惮的反苏运动的中国领导发表批评意见了。

金日成在今年3月与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说：“我们不同意目前继续公开论战的一些人的观点。”(参阅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在朝鲜领导层活动家的发言中已多少有些以新的方式发出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和团结的号召。如果以前朝鲜领导对统一的理解仅仅就像无条件承认中国的“总方针”那样，那么现在由于朝鲜的宣传中去掉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口号，而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援助民族解放运动为统一的基础。

过去朝鲜领导人无条件地支持中国在种族基础上建立联盟并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努力扩大自己与解放了的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

将注意力集中在亚非国家的政策取到了一定的成果。1964年朝鲜与7个亚洲和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关于亚非团结的问题上，现在朝鲜领导人已经不总是支持中国人了。朝鲜领导人支持所有反美力量，包括苏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亚非拉美国家的联合行动。

在对待越南事件和帮助民主越南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上，朝鲜领导人现在更多的是以批评态度评价中国领导人的分裂行为。

朝鲜领导人不可能不明白，中国领导人竭力追求的越南局势进一步尖锐化有可能导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分界线的局势更加复杂化……

根据劳动党领导人的声明来看，苏联向战斗中的越南人民提供的援助没有被中国领导人诽谤。金日成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说道：“有些人试图减少对越南的援助，我们不相信这样的宣传。”(参见我们的1965年5月7日第70号电)

朝鲜领导人向参加斯德哥尔摩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的朝鲜代表团下达指示，在讨论援助越南的所有问题上不能支持中国的决议草案。

在讲述这件事时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中国人硬要我们接受他们的决议草案，可我们没同意。”(参阅同上)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工作期间，朝鲜报刊在叙述中国代表团发言时没有刊登其所有的诬蔑造谣的言论：“有些人不帮助正在战斗的越南”，并与美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竭力推行和平共处。

……

中朝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特点的一定的标志是，朝鲜报刊今年2月6日对中国代表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经济研讨会上面所作报告进行阐述的性质。朝鲜报刊没有刊登他所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攻击的内容以及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内容。(《劳动新闻》，1965年2月26日)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关注的是，金日成在雅加达社会科学院作讲座时讲的如下一些话：“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我们将根据我们的现实、根据自己的判断和信念来进行这场斗争。”(《劳动新闻》，1965年4月17日)

……

口头上继续紧跟中国人表示反对“大国借口‘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遏制其他国家独立综合发展的倾向”，也看到“修正主义者”通过经济合作竭力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依附于自己，朝鲜领导人实际上正在采取措施扩大合作，同时在此情况下利用一些批评作为“独立”判断的标志、作为有利于获得更优惠的经济援助的政治压力杠杆。(《劳动新闻》，1965年4月17日)

……

朝鲜与中国军事合作的规模是两国严格保密的，这方面的问题看来对朝鲜与中国在其他问题上的接近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1962年12月以内阁副首相金光侠为首的朝鲜军事代表团从莫斯科回来后，紧随其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国领导就利用这点开始着手扩大与朝鲜的军事合作。可以根据在此之后的二年里大批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朝鲜、朝鲜和中国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军人去中国军事学校学习以及中国武器装备供应等方面去判断合作的规模。

这一切让劳动党领导有机会认真地了解中国国防工业的状况。(在以崔庸健为首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代表团1963年夏天去中国时，让他参观了很多的军事工厂。)

此外，朝鲜领导人仍旧妒忌地注视苏联对古巴、印度尼西亚、民主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1964年朝鲜军事代表团对这些国家的访问看来证明了苏联援助相对于中国援助的优势，而东南亚局势的复杂化、美国坚决持续地试图促使日本与韩国的关系正常化、它们在东方建立新的侵略集团的努力、美国对韩国军队军事援助的规模——所有这些都迫使朝鲜领导人在继续扩大与中国合作的同时，寻找重新获得苏联军事援助的理由。

最近朝鲜与中国关系中出现的新情况从整体上说具有积极的意义。它们为改善苏联与朝鲜两国的关系创造了客观的先决条件。这个过程的强度明显直接取决于来自苏联方面对朝鲜的各种援助的总量。

同时，朝鲜领导看来将继续表现出自己与中国的特殊友谊，还将避免对所有可能来自中国的援助的性质和总量产生的影响。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第一秘书

А.博鲁诺夫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随员

В.戈罗沃伊

АВПРФ，ф.0102，оп.21，п.106，д.20，л.14-27

№24353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1965年6月1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鉴于今年6月即将召开亚非会议，现提交给苏联代表团的指示方案，在苏联受邀请参加会议工作的情况下使用。

附决议案。

请研究。

1965年6月17日

第1957гс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草案

苏共中央关于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的决议

批准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草案

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应致力于实现如下主要目标：

1.利用会议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在相互协商或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基础上，致力于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清除由于美国现今的侵略方针引起的战争策源地，巩固世界和平。

2.促使会议参加者以某种形式表达对正在战斗着的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情况允许，促使讨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

坚持巩固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思想，揭露和谴责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和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约翰逊主义”。

3.对业务合作要表现出沉着冷静和有备而来，利用苏中共同参加会议的机会协调双方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击美国在越南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4.利用会晤及会谈建立并扩大苏联与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解释苏联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一)

在讨论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时，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1.对“万隆十项原则”的立场

指出，苏联会议拥护万隆会议和积极支持会议的十项原则，苏联未来10年的外交活动与这些原则没有分歧。

要表达在会议文件中再次重申万隆原则，以便在现形势下维持原则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重申作为上述原则统一体的一些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禁止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和禁止侵略活动，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和平共处和支持联合国这些内容。要让与会者特别注意亚非国家协调和联合行动，以使万隆十项原则成为国际形式的准则，并得到实现。

2.非殖民化和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利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展示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无私和多方面兄弟般的援助，动员与会国联合行动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

(1)努力在会议的决定和文件中强调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重要意义，对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国家拖延执行宣言进行谴责，要求立即执行宣言。如果有人提出批准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的“二十四国委员会”对宣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那就支持这一建议。

在讨论清除残存的殖民制度问题时坚持如下立场：

关于葡萄牙殖民地。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对葡萄牙进行国际制裁的要求，广泛组织开展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及其保护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罪行的国际运动。据此出发，在目前条件下清除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将在整个南部非洲清除殖民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在同友好国家协商后，策划在二十届联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对葡萄牙采取必要的警告措施的建议，以便解放它奴役的国家和人民。

关于南罗得西亚。支持非洲国家关于立即准许南罗得西亚在公民权和选举权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独立。

关于南非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对推行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进行严厉制裁的要求。

在同友好国家代表团会晤中讨论会议通过致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宣言的可能性，要求停止对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一切援助，执行联合国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决议。

(2)努力使反新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会议工作的中心议题。

表达让会议决议中记录的所有独立亚非拉国家享有如下权利的意见：放弃强加给他们的使他们失去主权和损害他们民族利益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归还殖民国家在殖民夺得的领土或建立的军事基地；无限制的掌握自然资源；外国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谴责新殖民主义变体，如破坏国家领土边界、界河和领空；组织经济和军事封锁；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策划反合法政府的密谋；利用现存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关系对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

(3)非殖民化问题，也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清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支持阿尔及利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一些进步国家的建议，表示苏联准备在上述方面同亚非国家进行具体合作。鉴于此，要利用苏联克服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和人民不平等的经验的材料，利用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材料，以及培训民族干部工作的材料。

(4)吸引与会者注意，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会使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容易，只有为了自己巨大的垄断利益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动派才不允许落后国家进入现代文明和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如果没能实现经济独立和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这些复杂又困难的任务，根据苏联的经验来看，首先必须动员国内人民的力量，依靠本国民族资源和自然财富，在提高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做艰苦和系统的工作。在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时，其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会团结在自己的一方，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互惠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在目前这一代人仍健在的时间内成功消除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落后经济局面。

(5)如果会议出现了有利形势，代表团应提出含有今后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纲领的宣言草案，上述阐述的内容以及亚非拉国家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应该成为方案的基础，这些内容在不结盟国家会议(贝尔格莱德和开罗)、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中都能得以体现。

3.人权

支持旨在根除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建议以及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言论(南越、刚果、安哥拉、南非共和国、南罗得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考虑到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对实行种族灭绝行动的指控(印度、中国、伊拉克)，进一步讨论种族灭绝问题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愿望的局面，所以应让会议集中讨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决议中应该反映这一点。

4.普遍和平与裁军

考虑到亚非国家的迫切利益，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合适的，要突出适合巩固和平、民族解放斗争和裁军任务的内容。

使用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1964年10月)通过的《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这个纲领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1)据此出发，苏联首先关注在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的、全面的裁军。同时，苏联准备讨论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限制武装冲突的部分措施(清楚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领土撤军；禁止核试验；成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等)。

强调苏联的所有建议关于裁军的建议首先涉及军事大国。在表达裁军意见的同时，苏联同情年轻的独立国家巩固自己的国防，防范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加强。

(2)在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和氢弹试验问题上要声明说，苏联多次表达过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条件是借助本国的设备进行监控。

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提议会议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进行谴责，或者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此时苏联最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支持任何一方。

(3)在核和热核武器不扩散问题上的出发点是，苏联反对扩大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反对核国家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向非核国家扩散核武器，也反对通过军事集团、国家联合的途径，或者其他渠道，其中包括通过成立多方的，或者北约大西洋核武装力量的途径扩散核武器。北约成立核武装力量的计划是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

这里需要指出，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该决定号召大国放弃有利于核扩散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因为不结盟国家的这个建议事实上指向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措施。

(4)发表声明——苏联多次提出关于普遍禁止和全面销毁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的建议。苏联赞成中国就此问题的建议。缔结关于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苏联既支持不结盟国家关于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建议，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5)在讨论裁军问题时强调指出，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纲领将能释放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其中很大一部分可用于亚非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和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

5.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和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直接使用武力

坚持这样的立场——国家间的纷争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和开罗会议、不结盟国家(1961年和1964年)首脑会议的决议都对此作了规定。

(1)依据会议形势，对近来美国出现的观念进行有根据的批评，证明美国对亚非拉独立国家随意运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强调让会议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致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个问题与巩固年轻共和国的独立和捍卫领土不容侵犯是直接相联系的。

对帝国主义国家反驳各国人民的解放权和革命权的尝试作出相应的评价，援引和平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原则捍卫独立。强调人民有权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本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展，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个权利。

(2)如果某国与会者提出签订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和边界冲突的协定的建议，那就积极对待这一思想。如果中国或其他与会者对苏联关于领土纠纷的建议持批评态度，为了避免发生直接争论，就声明说，这些建议符合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和其他一些多数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的决定。

(3)在讨论与会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时，不要把领土问题和其他一些成为亚非国家之间冲突根源的问题提交到会议上来，指的是为了能让会议取得成绩，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议因这些不是本次会议主要任务的问题成为亚非国家冲撞的场所。如果大多数与会国要让会议表达对因塞浦路斯引发的阿以冲突的意见等问题时，不反对这样做。

巴勒斯坦问题。考虑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立场存有分歧，不适合就此问题表现出主动性。如果在讨论过程中需要苏联阐述立场，代表团应按如下意见去做：

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居的正义要求。苏联谴责以色列在与阿拉伯人的边界纠纷中发动侵略战争，谴责以色列在不久前单方改变约旦河流域水源管理制度的行动，这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损失。

塞浦路斯问题。如果有必要阐述苏联的立场，那就遵照苏联早先的官方声明。

刚果问题。发言批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刚果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密谋。强调指出，这个对于整个非洲来讲都是个重要问题，它的解决不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应该由刚果人民依靠自己的非洲朋友的支持，独自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建设自己的国家。指出，苏联站在刚果爱国的、民族解放力量一边。

如果讨论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方案，代表团应同部机关协调苏联的非洲国家立场。

(4)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尝试着手解决一些引起非洲国家之间冲突的棘手问题，并在会议期间同一些相关国家建立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也门问题。苏联应发言谴责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为了也门君主势力对也门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表达我们对共和国制度的支持态度。如果在会议过程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努力在相互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分歧，相应地，代表团应表达对这种努力持正面态度。

印中边界冲突。苏联政府赞成在没有附加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友好谈判尽快解决印中冲突。如果这样做合适，代表团就可能在不触及中国和印度争论的实质和相互要求的情况下，表达有利于双方尽快解决冲突的意见。

马来西亚问题。苏联发言支持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力量，谴责英国和美国为了保存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利用马来西亚的企图。

同时，马来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最好制止把对马来西亚看作是一个共和国的批评性言论。

遵循这些意见，在会议合适的时候安排相关方面代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会谈。

6.加强联合国

利用研究与联合国活动相关问题的时机，吸引亚非国家站到我方的立场上。此时应考虑到，亚非国家制度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营造了形势。

(1)强调苏联支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际合作活动的基础。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扩大它们参与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名额的合法要求。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相应修改的国家。

(2)关于联合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指出，这里有两条基本路线。苏联认为，必须排除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用于殖民主义目的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例如刚果，干涉其内部事务、破坏它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联合国武装力量应该只能用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的利益，帮助侵略的受害者，帮助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联合国宪章中现有内容允许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宪章把维护和平的责任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另一条路线是帝国主义国家坚持的，它们想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使主权国家及其人民从属于自己。这里，它们企图绕开联合国宪章或阉割它。

(3)要让与会者注意，美国旨在破坏联合国的路线是与美国强化对外侵略的方针相联系的。为了阻碍联合的活动，美国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要求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宪章第19条，不想对联合国在刚果和中东的非法活动承担责任。

至于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困难问题，苏联坚定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

(4)如果会议提出了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研究改组联合国和重新修订宪章的问题，回答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这是符合苏联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些国家坚持和平、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恰恰是在这条路上需要消除联合国活动中的不足。

7.经济发展与合作

使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8.文化合作

使用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9.和平共处

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大多数与会者的立场可能会出现不仅认同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同时还会进一步明确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这符合苏联的立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代表团可以依据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1961年)和开罗会议(1964年)的决定。

…… [43]

……新的国际机关与联合国相对抗，不支持该建议。如果多数与会国表示反对建立常设秘书处，那就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多数人倾向于建立常设秘书处，或类似机关，那就要限制该机关的功能，不能使其成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追求的破坏联合国的目的。

(二)

必须采取措施让会议关注目前国际局势问题，如越南问题，禁止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欧洲安全与和平解决德国问题，尽管上述问题不一定会列入会议议程。如果这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那就努力在会议过程中进行实际研究。

在此从如下原则出发：

1.越南问题

在发言和会谈中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指出，目前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美国军队对南越进行干涉活动和武装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结果。要让会议格外关注美国狂妄的侵略行动，及美国尝试把其他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给东南亚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的威胁。

(1)强调帝国主义集团尝试镇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为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解放的运动设定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人民团结一致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支持蒙古朋友提出的会议通过《致世界人民书》的思想，呼吁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加强统一和团结，争取和平和国际合作。帮助蒙古代表团实现这一思想。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日常联系。

(2)号召与会者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表达自己声援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态度。依据会议形势和越南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推动会议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表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如果多数代表团倾向于借助会议发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呼吁，或者应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友好爱国的倡议，在会议之外就解决的条件进行意见交换，例如，本·贝拉总统通过秘密渠道提出的计划(成立由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下的临时政府，由该政府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军撤离，在南越举行选举，等等)，那么，代表团在明确自己的路线时应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3)在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要表现出苏联的强硬和原则性立场。声明我们完全支持越南人民——既包括北越，也包括南越——的正义斗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和平解决的条件。苏联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给予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用于反抗美国的侵略，直到越南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4)如果中国代表或其他国家代表提出似乎由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越南问题进行某种谈判时，对此予以驳斥，声明说，苏联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们的出发点是，越南问题的解决，首先是越南人民的事。

2.关于禁止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问题

为了能让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建议把这个问题列为个别条款，或者在讨论议程第4条款“普遍和平与裁军”，或者第5条款“在国际关系中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和拒绝使用武力或威力威胁”时，提交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案(附件)。

(1)使用具体材料(刚果、越南、多米尼加共和国)指出，美国、英国、比利时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经常地使用武力，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迫使主权国家接受自己的意志以及应该在什么样的经验之谈和政治条件下生活，迫使它们推行有利于殖民主义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

(2)要特别强调目前美国政府推行的对外政策方针的危险性，强调其轻视国际权利准则(破坏了按照联合国宪章美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同其他国家之间的条约，等等)，不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放在眼里，不顾国际社会舆论。

指出，反动的“约翰逊主义”号召创造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对某个国家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美国人把它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等同看待的干涉进行辩护。作为干涉的借口可以引用几句典型的话：保卫外国公民及其财产的需要，未经协商就进行内部改革，等等。为了对其他国家争取社会进步力量的镇压，美国要求拥有选取手段的充分自由，以引确保美国的利益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3)吸引会议关注一些地区性组织(类似美洲国家间组织)，或者军事集团以及利用一些傀儡制度的雇佣军等从事的侵略活动。指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些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民族自由与和平的威胁的根源之一。

(4)指出，面对美国及其仆从国的侵略政策，必须联合所有争取和平和根除殖民主义的力量，以便对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和殖民主义复辟的企图予以必要的打击。捍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坚决要求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其他国家领土撤走，反对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将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极大的帮助，必将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3.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调解

吸引与会者注意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及考虑德国朋友的相应要求。提醒说，德国军国主义在筹备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两场战争给亚非许多年轻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条件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两大军事集团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就会爆发世界核大战，必将给整个大陆造成难以计数的牺牲和破坏。

(1)在评价欧洲局势时，要格外关注联邦德国——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对二战的后果认罪的国家，它向邻国索要领土，致力于拥有核武器，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政客和复仇主义集团是保障欧洲安全道路上的障碍，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

指出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之间的差别，指出民主德国在争取维护欧洲和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民主德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2)如果某个亚非国家代表在波恩的压力下，利用民族自治权的口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支持联邦德国的政策，那就发言揭露西德统治集团是在利用这些口号掩盖自己的复仇主义方针和吞并民主德国的侵略企图。

(3)强调亚非国家将会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如果坚定地支持欧洲现有边界，包括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稳定的原则。发言支持关于德国不能装备核武器的建议，关于欧洲禁止核武器和成立无核区的建议。如果可能，要让会议文件，或亚非国家政府的声明中以某种形式反映出两个主权德国存在的事实，和对联邦德国政策的谴责。

(三)

1.在会议上同中国代表团发生论战和争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最好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努力使我们之间的立场不出现分歧，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中国代表团就会议上出现的某个问题进行协调。应该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代表解释，我们反对会议成为中苏论战的舞台，争取使此次会议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的场所。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代表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攻击，那么，苏联代表团将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些论战予以平静的驳斥。要让与会者看到，不是我们，而是中国人是论战和使会议中断的肇事者。我们要努力促成会议通过会议任务所需的建设性决议。

在全面阐述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立场时，要以积极的形式去做，集中精力关注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迫切任务，关注团结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重要性。要具体阐述苏联坚定的反帝政策，我们对亚非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原则和不妥协的斗争。用事实揭露中国代表团把个别国家(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等)民族解放运动不成功和出现的困难归咎于苏联的企图。

2.使用如下策略安排会议工作是合适的，要尽可能更多地让不结盟国家参与到会议围绕反帝和反殖斗争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来。代表团应该借助友好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实现我们的意图，要让不结盟国家在会议上积极发表关于反对目前美国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危险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的演说。

3.要特别重视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印度、加纳和其他一些对我们友善的国家的代表团。同他们商量我们关于个别问题、会议工作程序、会议决议案和对美国支持的国家的发言进行答复等问题的路线。

4.考虑到会议将涉及许多随后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要研究的问题，要利用同各代表团的接触以及会议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弄清楚亚非国家的立场并同它们就我们的行动包括联合国的活动问题进行协商，这对于扩大苏联对外政治活动的效果非常重要。

5.利用同亚非国家代表团会谈之机，按照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同这些国家就我们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附件：

关于禁止使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决议

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格外关注使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事实。

会议据此出发，各国人民有权独自制定自己的政治方针，自由组织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为了本国利益自由使用国家的自然资源和财富，这些权利不容抹杀。限制主权国家的意志和阻挠其独立发展，通过使用外国武装力量，或使用武力威胁以及在违反有关国家意志的情况下保留或建立外国军事基地，或者使用其他方式侵犯各国不容侵犯的领土，或者为各国人民摆脱殖民主义压迫的解放斗争制造障碍，这些企图是对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的严重践踏，给各国人民的民族自由和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

亚非国家会议

1.谴责使用外国陆军、空军和海军，或以使用军事威胁来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不管其出于什么样的动机。

借口保护外国公民及其财产和利益的需要，借口一些国家内部正在进行社会、政治和经济改革或变革，借口出现或正在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其他任何类似的借口都不能成为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的理由。

2.采取警告措施，其中包括武力警告，在国际关系中只能依据联合国宪章通过的决定，并按照该组织的目的和原则进行。

3.为了保障各国和民族主权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支持清除在独立国家或所谓独立国家建立的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民族国家边界。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98-120

№24351 苏共中央给驻外大使的指示草案：第二次亚非会议涉及的主要问题(1965年6月18日)

机密

批准苏联外交部提交的给苏联驻亚非国家大使(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除外)的指示，责成他们同各国(政府)首脑就第二次亚非会议议程的主要问题进行会谈(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安卡拉、阿尔及尔、安曼、……巴格达、巴马科、……达卡尔、……突尼斯、乌兰巴托、喀土穆 [44]

苏联大使馆

副本：纽约

致苏联代表：

拜访国家(政府)首脑或副职时说，您受委托通报苏联政府对阿尔及尔第二届亚非会议(阿尔及尔)拟打算讨论的问题的意见。

1.第二届亚非会议是在国际局势极其紧张，对一切自由民族、对全世界构成威胁的条件下召开的。帝国主义反动派格外嚣张。美国协同一些西方国家推行越来越具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该政策的锋芒不仅指向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殖民地人民，也指向获得独立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定遭到严重破坏，美国扩大并强化了在南越的武装侵略，继续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老挝和柬埔寨的领土也遭到轰炸。多米尼加共和国也开始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牺牲品。对刚果(利奥波德维尔)内部事务的干涉也没有停止。正在组织对取得独立的古巴共和国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干涉。

在越南、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在刚果，帝国主义力量企图对整个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打击，压制人民追求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努力。如果今天亚非国家同其他追求和平与自由的力量，不齐心协力地对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活动予以还击的话，那么，明天他们将变得更加嚣张，将会尝试使用武力反对其他一些亚非拉独立国家。

今天，帝国主义分子已经开始公开抛弃公认的国际权利准则，提出各种形形色色“学说”，号召建立起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干涉某国发生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把国内战争与国家间的战争等同看待。作为进行干涉和侵略的借口，可以摘引几句殖民主义者的经典：保卫外国公民及他们财产的需要，不赞同内部改革。这样，国际权利就会被专横和不法行为取代。

为了有效地开展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斗争，爱好和平国家力量的团结和统一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阿尔及尔会议的召开为巩固这种统一，为制定旨在坚决摧毁帝国主义侵略和武装干涉的有效措施提供了可能。

毋庸置疑，会议将坚决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和实践，论证对越南人民、多米尼加共和国人民和正在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人民提供全面援助是一件正义、合法和庄严的事业。至于苏联，它一直站在为争取本民族独立、捍卫自己主权的人民一边，这种立场是始终不渝的。

2.苏联政府把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列入会议议程，赋予其特别重要的意义。

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一些显著成绩，帝国主义压迫和殖民剥削仍是许多民族肩上的沉重负担。

爱好自由的国家有权严厉谴责那些消极执行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取得独立并准许他们立即清除殖民主义制度的宣言的国家。

苏联政府坚决拥护清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对南非共和国适用最严厉的国际制裁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有必要组织国际运动揭露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和南非种族主义者的罪行，以揭露他们的保护人萨拉查和维沃尔德在这些罪行中的不光彩角色。

必须继续努力迫使英国政府尊重南罗得西亚土著居民的自由权利，立即准许该国在公民权利平等和全国大选的基础上独立。苏联强烈谴责南罗得西亚种族主义者想让被他们霸占的权力永垂不朽和在国内建立类似目前南非共和国制度的企图。

苏联政府完全赞同阿拉伯国家会议旨在援助南阿拉维人民反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的决议。

取得独立的亚非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消除过去殖民主义统治的后果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新殖民主义政策造成的。因此，反抗新殖民主义的斗争在目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亚非国家正在采取有效措施不受限制地使用本国的自然资源，对外国银行和企业收归国有，清除外国军事基地，让外国军队撤军，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它们越来越坚决地同新殖民主义现象——破坏它们的主权，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军事封锁，从事反合法政府的密谋——进行斗争。它们支持改变纵容帝国主义者压迫和剥削亚非拉人民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体制。

向大会报告这一斗争的经验，制定组织发展中国家反新殖民主义压迫的广泛纲领，毫无疑问，这将给亚非拉人民提供有效的帮助。

3.亚非会议打算抽出精力关注裁军问题，这是现代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众所周知，苏联是关于在国际监督下进行普遍和全面裁军问题的倡导者，并为达成相应的协定进行了积极斗争。与此同时，苏联准备就制止武装冲突和缓和国际局势的个别措施——消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他国领土撤军，禁止使用核武器，建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达成协议。

裁军措施首先涉及的是军事强国，因为年轻的独立国家在裁军之前被迫需要巩固自己的国防以防范来自帝国主义国家方面的日常威胁。

苏联支持禁止任何形式的核试验，多次表示赞同对禁止陆地、太空和水下核试验的莫斯科协议进行补充，达成关于禁止地下核试验的协议，利用本国核查设备对核禁试情况进行监控。

为了各民族的利益，要防止核武器扩散，各国人民反对核武器扩散，既有防止以直接途径由核国家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也要防止以军事集团、联盟或其他途径，其中包括成立多边核力量，或北约大西洋核力量，转让核武器。北约组建核部队的计划是进一步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苏联赞同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关于大国停止造成核扩散的“形形色色的政策”的呼吁。

苏联政府支持在地球一些地区成立无核区的建议，积极评价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关于成立无核区的决定。苏联准备承担责任尊重无核区，如果其他核国家也承担这些责任的话。

苏联多次提出关于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建议。签订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或者拒绝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将具有重要意义。苏联积极对待其他国家就此问题的建议，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提出的建议。

实施裁军可以释放出大量物质资源，现今许多资源都被用在了军事冲突上。这样，节约出的开支可以用在年轻的亚非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这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的战争，争取尽快克服殖民主义学生后果的斗争，争取快速进步的斗争。

苏联支持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关于召开世界裁军会议的呼吁，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问题的建议。

众所周知，关于召开由世界所有国家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的建议在今年6月得到了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建议联合国大会在第二十二届联大会议上研究这一建议。

4.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问题也将列入会议议程。苏维埃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决拥护每个民族都应该是自己家里的绝对主人，本国现存政治制度不容许外在任何力量的干涉。

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认同，被看作是现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宪章里也记录了这些原则。在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得到最鲜明的反映，和平共处原则在目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而在亚非国家参加的其他会议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反映。

亚非人民依据自身经验确信：和平共处政策不仅不会削弱民族解放运动，相反，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新的成绩创造了有利条件。

维护和巩固和平共处原则目前非常迫切，因为此时帝国主义分子在世界一些地区正在从事侵略活动和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为了使那些诉诸武力践踏他国主权和领土的人能够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全体爱好和平的力量需要积极行动起来。苏联准备从自己这一方为了使国家间关系能够建立在牢固的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作一切必要的努力。

依据和平共处原则，苏联过去和现在都支持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支持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同时，毫无疑问，各国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自己解放和独立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5.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不可能对欧洲局势无动于衷。德国帝国主义筹备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不仅给欧洲各国人民，也给许多亚非国家的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各国人民关切欧洲能建立稳固的安全保障的原因。

今天还没有建立这种稳固的保障。的确是这样，西德复仇主义力量再次积极活跃起来，他们阻碍德国问题和平调解，向邻国索要土地，为此目的，急切地想拥有核武器。西德在亚非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慷慨地向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供应武器，帮助东方阿拉伯人民的敌对势力。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策完全追求另外的目的，该国反对重新研究现存欧洲边界，支持两个德意志国家放弃拥有核武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在欧洲存在两个都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军事集团对立的条件下，如果欧洲出现军事冲突，就可能爆发世界核战争，这将在整个世界造成前所未有的牺牲和破坏。

亚非国家可以为防止欧洲事业向危险方向发展和巩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努力。从两个德意志国共和国共存这个事实出发的政策就是该目的的体现。

6.苏联支持加强联合国，作为重要的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工具，它建立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联合国宪章仍是联合国活动最好的基石。

20年的经验表明，当联合国依据宪章进行活动时就是富有成效的，当帝国主义国家把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决定强加给联合国时，该组织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效果，同时它的活动对各国人民来讲甚至具有了危险性质。

由于许多年轻的独立亚非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在这一组织内开始出现了新的形势，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允许它们在安理会和经济与社会理事会设立代表处的要求，苏联是安理会成员国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作相应修改的国家。苏联政府坚定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安理会的合法席位，支持赋予该组织真正的广泛性质。

但是，不得不看到，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向联合国发动了攻击，它们想摧毁联合国的基础。恰恰是基于这个目的，美国人为地提出了所谓的“财政危机”问题，事实上这是以非法的程序把联合国卷入刚果和中东的结果。

现在，关于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的问题非常迫切，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存在两条路线。美国和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努力破坏联合国宪章，绕开安理会。它们想用联合国的旗号掩饰自己旨在使主权国家屈从自己的行动。与此相反，苏联认为，必须杜绝任何出于殖民主义目的，去干涉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破坏它们的独立和主权，而不顾联合国宪章就使用联合国部队的可能。联合国只有按照联合国宪章，出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目的，为了帮助侵略的受害者，保卫一些民族摆脱殖民主义者的横行时才能使用联合国部队。按照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有权通过关于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和财政拨款的决定。

加强联合国而不是重新审查宪章符合爱好和平力量的利益，正相反，应该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站在和平、自由和独立的立场上国家应该加强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只有在这条路上才能克服联合国活动中的严重缺点。

至于克服联合国财政困难的问题，苏联政府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全体会员国在自愿缴费和取消关于使用宪章第19条的问题的基础上解决联合国的财政问题。

7.苏联政府赞同亚非国家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必须抽出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的意见。去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在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倡议和密切合作下，会议通过了“明确了贸易关系原则和促进发展的贸易政策”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决定，这些是在成立新的和正义的国际经济关系道路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

当前，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支持它们的目标和努力的国家共同努力，毫无疑问，将能促使日内瓦会议的积极成果变成现实，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看来，首先应该集中精力实现旨在根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强加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体系，摆脱它们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垄断以及实现旨在满足亚非国家经济发展的具体需求的协定。

现在，亚非国家正集中力量争取在有生之年和凭借下一代的力量消除殖民主义给它们造成的经济落后局面。自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经济关系中的后果和表现消除的越快，这一任务实现的时间也就越快。

苏联政府期待亚非会议能就经济合作与发展问题通过具体的协定，这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它们争取经济独立的斗争中的团结，更快地发展民族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从自己方面来讲，苏联政府准备在这场斗争中援助它们，巩固和发展同亚非国家的经济合作。

本消息文本留给交谈者。

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81-92

№24352 苏共中央的决议：批准关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指示草案(1965年6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副本

苏共中央决议关于给苏联驻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和古巴的大使就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下达的指示

批准上述就此问题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密

华沙、布拉格、柏林、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索菲亚、贝尔格莱德、哈瓦那

苏联大使馆：

拜访外交部长或副外长，说受委托通告如下内容：

众所周知，第二次亚非会议将于6月29日在阿尔及尔召开。苏联打算参加这次会议，如果收到相应邀请的话。根据收到的情报，多数亚非国家表达了有利于邀请苏联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态度。在此，它们强调了我国对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作出的突出贡献，苏联为民族解放运动积极提供的全面援助。

一系列国家在认同苏联参加亚非大陆代表会议的权利时，打算纠正多数国家的立场，放弃目前坚持的路线，不想同中国人商量，或者受对中国的某种诺言的束缚。

这样，事实上只有中国，加上菲律宾和一两个亲美国家反对我国参加会议，它们提出了一些杜撰的理由(如苏联不是亚洲国家，因为它的首都在欧洲)。 [45]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可能近期在与会国外交部长会议期间决定。从自己一方来讲，我们做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向亚非国家政府解释了我们对即将举行的会议的立场。如果我们未被邀请，我们致信给会议，阐述我们对提交给会议研究的主要问题以及目前国际局势的立场。我们认为，就算是以这种形式支持会议也将会促进亚非国家在反对美国对殖民地民族和人民的政策，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的团结，这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

考虑到你们以前表达的关于有必要就重要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的愿望，莫斯科认为向你们的政府通报上述内容是合适的。如果你们能同我们交换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我们将表示感谢。

电告结果。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94-96

№11467 托克马科夫与阮曼卡谈话记录：越南议会代表团访苏(1965年7月27日)

与越南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阮曼卡的谈话记录

1965年7月27日

1965年7月27日，根据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我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与阮曼卡谈了话。他告诉我，越南民主共和国议会代表团已经结束访华，7月25日已经到达平壤，在那里逗留6—7天。然后开始访问蒙古，也在那里待6—7天。8月9日至10日将到达莫斯科。

大使馆认为，代表团在苏联访问期间，除了莫斯科之外，最好能访问第比利斯、里加和列宁格勒。代表团团员也有这个意见。阮曼卡说，代表团领导对会见苏联国务活动领导人没有特别的愿望。越南将解决这个问题留待苏方考虑。

阮曼卡受大使委托，要我转告希望给予越南大学生迎接代表团的机会。如果代表团乘飞机到达，那么将由500名大学生迎接，如果乘火车，这个数字还要增加。阮曼卡同时说，当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数百名莫斯科劳动者们代表”曾与越南大学生一起欢迎。

阮曼卡在谈话结束时说，大使馆请求在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考虑安排会见即将访问城市的社会各界代表。如果会见(群众集会)能在工会圆柱大厅或者克里姆林宫举行则更好。阮曼卡说，大使馆很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越南问题是当前全世界注意的中心问题”。

我告诉阮曼卡，我将把他提出的所有愿望和要求转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领导。

谈话持续30分钟，苏共中央联络部顾问В.Д.谢尔巴德赫同志参加了谈话。

苏共中央国际部高级顾问

Б.托克马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79，оп.20，п.22，д.16，л.9

№25754 中国外交部的声明：关于中苏边界问题 [46] (1965年9月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边界问题的声明

(答复苏联外交部1965年8月17日的照会)

1.边界条约；

2.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的两国边界；

3.关于1963年的条约；

4.关于边界争论问题。 [47]

“我们认为，目前两国应该首先保持现有的边界线，避免发生边界冲突，而不是双方为边界条约的立场而争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两国应该严格遵守已经签署的条约的规定，交换各自的意见，取得一致的看法。”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

№25695 拉宾与王炳南会谈纪要：请求与周恩来举行会谈 [48] (1965年9月14日)

……

1965年9月6日拉宾休假后回来，请求与周恩来会面，但是这个请求遭到拒绝，因为周恩来“非常忙”。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会见了拉宾。

拉宾说，他受到了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亲自委托”，他希望他本人与周恩来进行一次会谈，同时还要与“一些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看来首先是要与毛泽东举行会谈。)

他没有告诉王炳南所受委托的实际内容，只说“我的问题可以等到周恩来同志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再谈”。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242-245

№25696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关于印巴冲突问题 [49] (1965年9月19日)

拉宾转交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9月18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有关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的问题)。

……

伍修权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是非不分的苏联有原则性的分歧”。

……中国立场的出发点是，印度是侵略者，而巴基斯坦是侵略者的牺牲品。

伍修权……坚持试图重新回到有关“苏联与美国勾结”的话题。

拉宾说，他“不打算听到对苏联政府的诬蔑言论。并表示希望中国方面抛开检察官式的和侮辱性的口吻方式谈论苏联”。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250-252

№25697 拉宾与郭沫若等会谈纪要：中苏科技合作有所改善 [50] (1965年9月21日)

1965年9月21日С.Г.拉宾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林枫进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的特点是双方看法显而易见的完全一致。拉宾赞扬中国人打下了美国飞机。说美国人“只认武力”。

拉宾确认“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交流在今年得到了改善”。并说，夏天苏联的医疗工作者、铁路员工、煤矿工人去了中国，“在中国获得了很好的经验”。

郭沫若说：“这很好。从我们方面来说这没有任何困难。”

林枫说：“的确，中国与苏联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在人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没有人能够动摇这种友谊。以前当我们说这样的友谊牢不可破，这不是简单地加以修饰形容，它的确就是这样的。”

拉宾单方面表示希望议会代表团能开始互访。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5，л.253-261

№24368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加强苏蒙边界接触和协同动作(1965年9月27日)

机密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5年9月27日

第2214 c号

近几年来，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代表就防卫苏蒙国家边界时加强接触和协同动作的问题多次致信苏联边防代表。

今年8月10日，第…… [51] 边防部队(达斡里亚哨所)首长同蒙古边界代表乔日巴兹中校举行了会谈。后者主动介绍了蒙中边界形势，表达了蒙古边防军人广泛学习苏联边防守卫经验的愿望。

考虑到这一情况以及西部与社会主义国家为邻的边防守卫积极经验，安全委员会认为有必要邀请蒙古边防军人代表团(由3人组成)于1965年12月至1966年1月期间访问莫斯科，同他们讨论关于苏蒙边境守卫措施的协调问题，进一步完善两国边防部队的协同，以交流边防业务的经验。

苏联外交部对此表示同意。

请予批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谢米恰斯内

手写批注：

同意。

…… [52]

РГАНИ，ф.5，оп.30，д.482，л.110

№24330 扎哈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印度尼西亚发生政变(1965年10月1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我报告：

1.据美国电讯社记者发自东京的消息，今年10月1日，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宣布，他们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革命委员会命令印度尼西亚政府各部部长在组建新内阁之前继续履行自己的日常义务。

10月1日10时(莫斯科时间)，革命委员会发布了第一条指令，宣布解散苏加诺政府和成立由45人组成的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任命翁东上校为委员会主席。前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欧、空军副司令奥马尔·达尼、海军少将马尔塔季纳塔，以及警察部队首长和第二副总理，进入了革命委员会。剩下一些进入委员会的人的姓名暂时还不知道。

2.根据谍报材料，今天美国开始紧急应召15万名预备役军人。

М.扎哈罗夫 [53] (签名)

1965年10月1日

第136540号

РГАНИ，ф.5，оп.30，д.479，л.67

№24355 齐米亚宁致苏斯洛夫函：印尼政治形势与中国的处境(1965年10月16日)

苏斯洛夫同志：

向您提交驻印度尼西亚记者舒雷金关于1965年9月30日事件发生后印度尼西亚的形势的报告。

编辑部于今年10月16日收到这份报告。

《真理报》主编

齐米亚宁

1965年10月16日

分发：勃列日涅夫、杰米切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

附件：

致《真理报》编辑部：

关于1965年9月30日事件后的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形势

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显，现在国内，或者至少在雅加达，出现了两个政治中心。

第一个是由纳苏蒂安和一些将军领导的雅加达中心，第二个是由苏加诺领导的茂扬中心(总统的郊区宅邸)。前者努力利用目前局势争取彻底击败自己的主要政治对手——共产党，但是打着苏加诺的旗号这样做的，因为总统的威信有助于更轻松地完全这一过程。此外，纳苏蒂安明显感到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反抗苏加诺的程度。同时，在他的将军拥护者——苏哈托和其他一些人——中的许多人都要求杀掉陆军中将亚尼，而由苏加诺本人正式接任这一职务。

所有的伊斯兰政党都支持该集团，其中最大的政党是“伊斯兰联盟”，自然，重新活跃起来，而被解散的“马斯美友党”和“印尼社会党”的残部还未组织起来。

该集团现在控制了首都的实际权力，通过广播和报纸在爪哇岛各大城市就此事发表评论。其他几个岛得到的消息只是说那里发生了武装冲突和维持“原状”。的确是这样，马来西亚广播的消息是，在苏拉威西和亚齐(苏门答腊北部)发生了反共游行。

最终，该集团控制了中央报刊和广播。现在雅加达有13份报纸出版，都是反共的。

第二个是苏加诺领导的茂扬集团，他们努力在协调的基础上解决冲突，以确保总统能重新推行平衡政策。关于苏加诺本人在“九三〇”事件中的作用，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弄清楚。例如，为什么总统的私人卫队团长倡议逮捕将军们，私人卫队不从属于他本人，却能以他的名义活动么？为什么10月1日苏加诺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到了哈利姆军事机场，按照他的话说“可以随时前往雅加达”？空军司令达尼意外出现在那里是否是偶然的，根据10月1日的命令，他实际上是支持翁东的。最后，为什么10月1日深夜逮捕和杀害将军们恰恰发生在哈利姆军事机场。那里是对来自共产党青年和妇女组织中的志愿者进行培训的地方。

按照外国记者的观点，如果考虑到这个“将军委员会”确实存在，那么就不排除苏加诺对“九三〇运动”至少是持欢迎态度的。因此，现在向军队投降就等同于他失去了任何实际权力。

所有亲近共产党的人都聚集在茂扬。据可靠资料，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也在那里。该集团的力量主要是借助苏加诺的威信。弱点是孤立、分散。如果总统的私卫队是承担独立宫内部守卫的，那独立宫的外面就是由陆军来守卫的。苏加诺没有发表广播讲话的可能，也许是他暂时不想这样做。10月6日，他在内阁会议上的讲话由苏班德里约透露给报刊记者，被称为“公开讲话”，雅加达广播站只是在有利于纳苏蒂安的时机才播放这次讲话。

现在，雅加达的报刊和广播充满反共运动的叫嚣。在军队的明显纵容下，游行示威、抢劫猖獗。所有这一切其目的都是向苏加诺施加压力，迫使他向纳苏蒂安投降，作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祭物。为了让苏加诺更容易接受这个要求，采取措施成立了新的共产党组织。关于这一情况，“伊斯兰联盟”控制下的晚报报告了这件事。

按照我的观点，如果没有某种外部因素影响的话，这里我指的主要是美国和中国，那么，这种对抗将会以协调方式结束，在很大程度上这符合共产党的利益。

谈几句关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在事件中的作用的话。根据各种来源的消息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共产党的领导层把党的命运完全而彻底地寄托在苏加诺身上，期待他能挽救党。注意到，党在坚定行动时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慌张和无丝毫准备。现在，当雅加达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时，没有在被逮捕时进行武装反抗的消息，甚至是传闻。

对事件进行分析后，看不到有关共产党在夜里1点和10月1日事件中起到积极作用的证据。仔细研究翁东的声明和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无法证明共产党是9月30日事件的组织者和鼓动者。在现形势下，共产党人不可能“忘记了”苏加诺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他们不可能不发表关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支持越南人民战争的声明，而可能谩骂“修正主义者”。

研究“革命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具有像翁东那样政治眼光的军队营级指挥官组成的混合体。

最后，共产党不能“忘记”对官僚政客的谩骂，而只是局限于对将军的批评。

暂时很难解释10月6日鲁克曼和尼奥托出现在内阁会议现场以及艾地没有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关于艾地在哪里，现在有一些说法在流传。最普遍的一个说法是说艾地同翁东一起在爪哇中心。还有一种解释，说他被捕了，或者在中国大使馆里。但是，任何一种说法暂时都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由于最显而易见的原因，现在同共产党积极分子会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上述内容令人萌发出一个想法：很有可能共产党人策划了类似“9月30日”的事件，他们想把苏加诺和亲近他们的空军拉入这个事件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事件的过早发生令他们措手不及。同时，在危急时刻，领导层内部出现了分裂。触动事件如此发展的诸多原因之一，可能是苏加诺的健康状况在1965年10月1日夜里急剧恶化。完全有可能，在这种情势下，翁东中校决定扮演布迈丁的角色。当然，此时我所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很遗憾，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

关于新的共产党的问题，它组建的消息能被宣布出来么？问题在于，关于这件事的初步消息是来源于报纸，而这份报纸是共产党敌对力量的刊物。事实上这是反共斗争的手段。与此同时，他们还广泛利用共产党领导层的亲中国方针，来证明其非民族性质。因此，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来到这里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的健康力量，他们对印尼共产党领导层的亲近中国，事实上是反对苏联的方针不满。因此，必须指出，按照我的观点，可以期待印尼共产党中的一些假共产党分子——他们努力把右翼力量拉入党内，和党内的健康力量之间建立某种对比关系，正好是对成立这种组织的一个事先反应。显而易见，尽管从一开始，领导层就没有强调党的亲苏方向。

还有一些对外政治方面的因素。

中国人在这里感觉极不舒服。在人群中流行一个传言，他们以新兴力量会议大厦的建筑材料为幌子为共产党人运送武器。10月5日，中国记者没有出现在5位将军的灵柩前。一系列报纸对此表示不满，中国外交代办处也没有为将军被害事件降旗。雅加达的广播和报刊对沙列赫率领的代表团在中国签署的公报闭口不谈。各建筑物的墙壁上随处可见到书写着“解散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组织”。

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问题上，雅加达和先前一样站在巴基斯坦一方，谴责印度进行侵略。

今天，马来西亚广播播放了阿布杜尔·拉赫曼给苏加诺的信，号召利用目前形势清除国内的共产党人。

所有这些就是我想同您交流的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的想法。当然，雅加达不是整个印度尼西亚，但现在想去哪里都不可能了。

《真理报》记者

舒雷金

1965年10月10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134-141

№24357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中国阻止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企图失败(1965年10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关于亚非国家对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

(1965年10月18日报告)

今年8—10月期间，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示，苏联驻亚非国家大使馆和苏联驻纽约外交代表机构做了亚非国家政府代表的工作，促使这些国家政府更坚定和积极地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这项工作开展的条件是，当时中国政府领导层向亚非各国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改变自己对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正面态度。除了使用外交渠道外，中国政府这一时期还安排陈毅出访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叙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对乌干达、索马里、缅甸、柬埔寨国家首脑做工作，邀请他们在这一时期访问中国，等等。在这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向中国领导层提供了必要的帮助。

根据苏联外交部得到的情报，亚非国家对邀请苏联参加定于今年10月18日召开的亚非会议的态度如下：

1.有32个国家的政府(阿尔及利亚、布隆迪、加纳、几内亚、赞比亚、也门、印度、约旦、伊拉克、喀麦隆、塞浦路斯、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马拉维、摩洛哥、蒙古人民共和国、尼泊尔、尼日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卢旺达、塞内加尔、叙利亚、索马里、苏丹、塞拉利昂、突尼斯、土耳其、锡兰、埃塞俄比亚等)再次确认说，它们打算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

由于苏联方面做工作的结果，公开发表声明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的数量快速提高。如果说在今年上半年就此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只有5—6个国家，那么，到现在发表这样声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3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约旦、塞浦路斯、土耳其、赞比亚、索马里、摩洛哥、利比里亚、塞内加尔)。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其他一些亚非国家的政府在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会谈时开始更为明确地表示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应该指出，像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政府)、阿富汗、几内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一些国家的政府，在对中国人的压力做出答复时直接声明说，它们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它们将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

2.有5个国家(阿富汗、刚果〔布拉柴维尔〕、伊朗、乌干达、肯尼迪)的代表在今年1—6月期间多次声明说，他们的政府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发表新的这种性质的声明。目前还没有关于上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态度改变的材料。

缅甸、马里、坦桑尼亚、中非共和国政府通报说，它们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问题上的态度将追随多数亚非国家的意见。

毛里塔尼亚和乍得政府声明说，自己对邀请苏联问题的态度稍后些时间再确定。今年10月5日，毛里塔尼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乌尔德·谢赫在听取了葛罗米柯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相应解释后，对他说：苏联参加会议是积极因素，毛里塔尼亚政府在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时会注意到这一点。

3.一些国家的政府持回避态度。柬埔寨政府再次声明说，对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不会投反对票，但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投“赞成”票。不排除西哈努克在拒绝了苏联政府访苏邀请后，可能会改变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向对苏联不利的方向发展。

今年8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声明说，巴基斯坦政府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如果多数国家支持的话。同时他解释说，巴基斯坦很难公开发表关于自己支持苏联的声明，如果这个问题将通过投标来表决的话。

据日本和菲律宾代表的消息，这两个国家的政府早先对苏联参加会议一事持反对态度，现在正在重新研究自己的立场。

泰国政府声明说，支持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建议的条件是，如果苏联在亚非会议上对泰国不采取不友好态度的话。

4.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向苏联大使保证，它们仍坚持自己先前的立场，即苏联最好不参加会议。

5.加蓬、冈比亚和上沃尔特驻联合国代表通告说，这些国家还没有确定要参加会议，稍晚些时候都能决定，这取决于非洲马尔加什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立场。至于他们对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他们对此表示赞同。

南越、南朝鲜、刚果(奥波德维尔)、新加坡、马尔代夫半岛和马来西亚政府没有表达就此问题的态度，因为关于邀请它们参加会议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

尼日尔、多哥、马尔加什共和国、达荷美、象牙海岸政府还没有明确自己对苏联参加会议问题的立场，它们声明说自己准备拒绝参加会议。到目前为止，西萨摩亚还没有表达自己参加会议的愿望。

苏联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192-195

№24358 对外政策情报局的报告：亚非各国对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态度(1965年10月18日)

公开发表声明支持邀请苏联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国家

(1965年10月18日报告)

1.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两次向报刊和广播代表发表关于想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声明。在今年9月的苏联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谈判公报中指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声明说，苏联参加即将召开的会议将有助于会议完成任务。”

2.印度。印度政府代表多次公开发表关于苏联必须参加会议的声明。1964年8月21日，印度外交部长辛格在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仍坚持苏联应该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1965年4月初，印度周刊《闪电》刊登了总理沙斯特里的讲话，他指出，如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成功地做到让俄国和马来西亚不能参加会议，那么，印度可能会离开会场。今年8月末，印度政府在致阿尔及利亚政府的官方复信中重申了印度在苏联和马来西亚参加会议问题的立场。

3.尼日利亚。1965年6月2日，尼日利亚外交部长巴马利在机场同苏联外交副部长马立克会谈期间对记者表示：“尼日利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对我们来讲，这不是问题。”

4.卢旺达。今年10月9日，外交部长Л.姆帕卡尼耶向苏联大使转交了一封今年10月8日致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的信，信中指出，卢旺达共和国政府决定无条件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5.苏丹。今年6月，总理马赫古卜对喀土穆新闻通讯社表示，按照新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苏联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6.约旦。今年9月11日，路透社记者转告来自阿曼的消息说：“约旦外交部代表图坎对报刊表示，约旦支持邀请苏联定于11月5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亚非会议。图坎是今天同苏联大使斯柳沙林科会谈后谈到这个问题的。”

7.塞浦路斯。据塞浦路斯外交部长的消息，今年10月，塞浦路斯外交部在致筹备委员会的信中含有塞浦路斯政府有利于苏联参加会议的声明内容。

8.土耳其。今年6月，土耳其报刊援引土耳其外交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话说，土耳其支持苏联参加会议。

9.赞比亚。今年5月28日，赞比亚外交部长卡普韦普韦对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马立克说，赞比亚已经确定了自己对会议工作的态度，我们向自己的非洲朋友以及亚洲的一些朋友——印度、中国、日本和其他一些朋友表示，苏联同赞比亚一样，有权参加会议。

10.索马里。今年6月19日，外交部长杜阿勒向苏联大使通报说，索马里政府决定公开支持苏联。外交部长还向新闻报刊通报了这一消息。

11.摩洛哥。1965年5月，摩洛哥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给苏联和一些亚非国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照会中说，摩洛哥政府决定支持苏联参加会议。9月16日，副外长绍尔菲对苏联大使说，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摩洛哥代表团在讨论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时再次表达了自己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立场。绍尔菲说，我们不仅支持苏联，而且还要让其他国家相信苏联参加会议的必要性。

12.利比里亚。1964年中，杜伯曼总统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答复问题时指出，如果苏联政府认为自己必须参加会议，那么就没有任何可阻碍的理由。今年10月，利比里亚驻联合国代表在同苏联代表会谈时确认说，利比里亚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改变。

13.塞内加尔。今年9月23日，在第二十届联大会议共同讨论期间，塞内加尔外交部长杜杜·蒂亚姆声明说，他的政府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注：在上述清单中不包括这样一些国家，其政府在同外国官方代表(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会谈时，和在阿拉伯国家和其他一些亚非国家形式的会谈上讨论这个问题时，表达了自己的积极态度。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196-198

№25698 拉宾与伍修权会谈纪要：印巴冲突与中国的政策 [54] (1965年10月19日)

伍修权送交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10月18日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9月18日信件的复函。

……

拉宾说：“众所周知，中国的对外政策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很难说这是什么样的政策，它的方向是哪里。”

有关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中国同志看来对军事行动的停止很不满意，并且对苏联进行了各种指责。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国增加朋友的。”

……

附件：

1965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

……提出的论据是：“印度是侵略者，而巴基斯坦是侵略的牺牲品。”

……你们(苏联)在印度、巴基斯坦冲突的问题上给自己戴上了中立的假面具，而事实上与美帝国主义共同支持印度侵略者。

在信中你们想要中国共产党跟你们“立场一致”……这是否意味着你们想要我们与你们一起执行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的路线？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成为像你们那样的修正主义者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永远不可能的!致兄弟般的问候!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6，л.1 4，5-11

№24356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给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草案(1965年10月28日)

致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

我提交给参加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的指示草案供你们研究。

葛罗米柯

1965年10月28日

分发：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谢米恰斯内

附件：

机密

致苏共中央：

鉴于第二次亚非会议即将召开，我们提交为苏联代表团准备的指示草案，在苏联受到与会邀请时使用。

附决议草案。

请审阅。

苏斯洛夫

安德罗波夫

波诺马廖夫

葛罗米柯

谢米恰斯内

舍夫利亚金

1965年10月__日

附件：

机密

苏共中央关于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苏联代表团的指示的决议

批准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的指示(附件)。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机密

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

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应致力于实现如下主要目标：

1.利用会议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在相互协商或与苏联协调行动的基础上，致力于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清除由于美国现今的侵略方针引起的战争策源地，巩固世界和平。

2.促使会议参加者以某种形式表达对正在战斗着的越南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情况允许，促使讨论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活动。

坚持巩固亚非拉人民反帝斗争统一战线的思想，揭露和谴责美国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和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约翰逊主义”。

3.对业务合作要表现出沉着冷静和有备而来，利用苏中共同参加会议的机会，协调双方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击美国在越南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4.利用会晤和会谈建立和扩大苏联与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政府之间的联系以及解释苏联在主要的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一)

在讨论会议议程上的问题时，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1.对“万隆十项原则”的立场

指出苏联会议拥护万隆会议和积极支持会议的十项原则，苏联未来10年的外交活动与这些原则没有分歧。

要表达在会议文件中再次重申万隆原则，以便在现形势下维持原则的重要性。重要的是重申作为上述原则统一体的一些原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不容侵犯，禁止干涉其他国家内部事务和禁止侵略活动，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和平共处和支持联合国这些内容。要让与会者特别注意亚非国家协调和联合行动，以使万隆十项原则成为国际形式的准则，并得到实现。

2.非殖民化和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

利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展示苏联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列宁主义路线，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无私和多方面兄弟般的援助，动员与会国联合行动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

(1)在会议的决定和文件中，努力强调在苏联的倡议下联合国通过的《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重要意义，对葡萄牙和其他一些殖民国家拖延执行宣言进行谴责，要求立即执行宣言。如果有人提出批准在联合国框架内成立的“二十四国委员会”对宣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那就支持这一建议。

在讨论清除残存的殖民制度问题时坚持如下立场：

关于葡萄牙殖民地。支持亚非国家关于对葡萄牙进行国际制裁的要求，广泛组织开展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及其保护人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葡属”几内亚的罪行的国际运动。据此出发，在目前条件下清除葡萄牙殖民地事实上将在整个南部非洲清除殖民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在同友好国家协商后，策划在二十届联大会议上提出关于对葡萄牙采取必要的警告措施的建议，以便解放它奴役的国家和人民。

关于南罗得西亚。支持非洲国家关于立即准许南罗得西亚在公民权和选举权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独立。

关于南非共和国。支持非洲国家关于对推行殖民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共和国进行严厉制裁的要求。

在同友好国家代表团会晤中讨论会议通过致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法国宣言的可能性，要求停止对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一切援助，和执行联合国有关葡萄牙和南非共和国的决议。

(2)努力使反新殖民主义斗争成为会议工作的中心议题。

表达意见，让会议决议中记录的所有独立亚非拉国家享有如下权利：放弃强加给它们的使它们失去主权和损害它们民族利益的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归还殖民国家在殖民夺得的领土或建立的军事基地；无限制地掌握自然资源；外国企业和银行国有化；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撤出。谴责新殖民主义变体，如破坏国家领土边界、界河和领空；组织经济和军事封锁；帝国主义国家组织和策划反合法政府的密谋；利用现存资本主义体系和市场关系对亚非拉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和压迫。

(3)非殖民化问题，也就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清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支持阿尔及利亚、加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一些进步国家的建议，表示苏联准备在上述方面同亚非国家进行具体合作。鉴于此要利用苏联克服沙皇时期遗留下来的民族和人民不平等的经验的材料，关于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国家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材料，关于培训民族干部工作的材料。

(4)吸引与会者注意，目前正在发生的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会使这些任务的解决变得更容易，只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反动派，为了自己巨大的垄断利益，才不允许落后国家进入现代文明和达到先进国家水平。如果没能实现经济独立和根本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只能是一句空话。

为了解决这些复杂又困难的任务，根据苏联的经验来看，首先必须动员国内人民的力量，依靠本国民族资源和自然财富，在提高人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方面做艰苦和系统的工作。在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时，其他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会团结在自己的一方，巩固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平等、互惠合作，发展中国家可以在现有条件下，在目前这一代人仍健在的时间内成功解决清除从资本主义那继承下来的落后经济局面。

(5)如果会议出现了有利形势，代表团应提出含有今后反殖民主义和反新殖民主义斗争纲领的宣言草案，上述阐述的内容以及亚非拉国家提出的要求和任务应该成为方案的基础，这些内容在不结盟国家会议(贝尔格莱德和开罗)、非洲统一组织会议(亚的斯亚贝巴和开罗)、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内瓦会议)的决定中都能找到相应内容。

3.人权

支持旨在根除种族歧视和隔离的建议以及支持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灭绝政策的言论(南越、刚果、安哥拉、南非共和国、南罗得西亚、多米尼加共和国)。

考虑到一些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对实行种族灭族行动的指控(印度、中国、伊拉克)，进一步讨论种族灭绝问题可能会出现不符合愿望的局面，所以应让会议集中讨论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决议中应该反映这一点。

4.普遍和平与裁军

考虑到亚非国家的迫切利益，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合适的，要突出适合巩固和平、民族解放斗争和裁军任务的内容。

使用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1964年10月)通过的《维护和平与国际合作纲领》，这个纲领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是一致的。

(1)据此出发，苏联首先关注在国际监督下实现普遍的、全面的裁军。同时，苏联准备讨论旨在缓和国际局势和限制武装冲突的部分措施(清楚外国军事基地和从其他国家领土撤军；禁止核试验；成立无核区；缩减军事开支，等等)。

强调苏联的所有建议关于裁军的建议首先涉及军事大国。在表达裁军意见的同时，苏联同情年轻的独立国家巩固自己的国防，防范帝国主义军事威胁的加强。

(2)在禁止所有形式的核试验和氢弹试验问题上要声明说，苏联多次表达过就禁止地下核试验达成协议，条件是借助本国的设备进行监控。

如果印度，或者其他国家提议会议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进行谴责，或者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此时苏联最好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支持任何一方。

(3)在核和热核武器不扩散问题上的出发点是，苏联反对扩大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反对核国家通过直接转让的方式向非核国家扩散核武器，也反对通过军事集团、国家联合的途径，或者其他渠道，其中包括通过成立多方的，或者北约大西洋核武装力量的途径扩散核武器。北约成立核武装力量的计划是解决防止核扩散问题的主要障碍。

这里需要指出，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的决定对我们来说是合适的，该决定号召大国放弃有利于核扩散的“各种各样”的政策，因为不结盟国家的这个建议事实上指向了西方国家成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措施。

(4)发表声明——苏联多次提出关于普遍禁止和全面销毁各种形式的核武器的建议。苏联赞成中国就此问题的建议。缔结关于核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苏联既支持不结盟国家关于召开国际裁军会议的建议，也支持中国关于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的建议。

(5)在讨论裁军问题时强调指出，实现全面和彻底裁军的纲领将能释放出大量的物质资源，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可用于亚非年轻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争取裁军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经济落后和殖民主义遗产的斗争。

5.关于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和在国际关系中禁止使用武力威胁或直接使用武力

坚持这样的立场，国家间的纷争应该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不能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和开罗会议、不结盟国家(1961年和1964年)首脑会议的决议，都对此作了规定。

(1)依据会议形势，对近来美国出现的观念进行有根据的批评，证明美国对亚非拉独立国家随意运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强调让会议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一致性和坚定性，因为这个问题与巩固年轻共和国的独立和捍卫领土不容侵犯是直接相联系的。

对帝国主义国家反驳各国人民的解放权和革命权的尝试作出相应的评价，援引和平解决国家间纠纷的原则捍卫独立。强调人民有权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本民族解放和独立发展，任何人也不能剥夺他们的这个权利。

(2)如果某会与会者提出签订关于不使用武力解决领土纠纷和边界冲突的协定的建议，那就积极对待这一思想。如果中国或其他与会者对苏联关于领土纠纷的建议持批评态度，为了避免发生直接争论，就声明说，这些建议符合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议和其他一些多数亚非国家参加的会议的决定。

(3)在讨论与会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时，不要把领土问题和其他一些成为亚非国家之间冲突根源的问题提交到会议上来，指的是为了能让会议取得成绩，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会议因这些不是本次会议主要任务的问题成为亚非国家冲撞的场所。如果大多数与会国要让会议表达对阿以因塞浦路斯的冲突的意见等问题时，不反对这样做。

巴勒斯坦问题。考虑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立场存有分歧，不适合就此问题表现出主动性。如果在讨论过程中需要苏联阐述立场，代表团应按如下意见去做：

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难民返回故居的正义要求。苏联谴责以色列在与阿拉伯人的边界纠纷中发动侵略战争以及谴责以色列在不久前单方改变约旦河流域水源管理制度的行动，这给阿拉伯国家造成了损失。

塞浦路斯问题。如果有必要阐述苏联的立场，那就遵照苏联早先的官方声明。

刚果问题。发言批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刚果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密谋。强调指出，这个对于整个非洲来讲都是个重要问题，它的解决不能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应该由刚果人民依靠自己的非洲朋友的支持，独自解决自己的内部事务，建设自己的国家。指出，苏联站在刚果爱国的、民族解放力量一边。

如果讨论关于刚果问题的决议方案，代表团应同部机关协调苏联的非洲国家立场。

(4)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可能尝试着手解决一些引起非洲国家之间冲突的棘手问题，并在会议期间同一些相关国家建立直接接触。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团应遵循如下方针：

也门问题。苏联应发言谴责英国和沙特阿拉伯为了也门君主势力对也门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表达我们对共和国制度的支持态度。如果在会议过程中，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也门和沙特阿拉伯努力在相互都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分歧，相应地，代表团应表达对这种努力持正面态度。

印中边界冲突。苏联政府赞成在没有附加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双方友好谈判尽快解决印中冲突。如果这样做合适，代表团就可能在不触及中国和印度争论的实质和相互要求的情况下，表达有利于双方尽快解决冲突的意见。

马来西亚问题。苏联发言支持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力量，谴责英国和美国为了保存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利用马来西亚的企图。

同时，马来西亚问题的和平解决也符合苏联的利益。

最好制止把对马来西亚看作是一个共和国的批评性言论。

遵循这些意见，在会议合适的时候安排相关方面代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进行会谈。

6.加强联合国

利用研究与联合国活动相关问题的时机，吸引亚非国家站到我方的立场上。此时应考虑到，亚非国家制度的路线在很大程度上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营造了形势。

(1)强调苏联支持在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加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组织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发展国际合作活动的基础。

近年来，由于一系列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有利于联合国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务。苏联完全支持亚非国家关于扩大它们参与安理会、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名额的合法要求。苏联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中第一个批准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相应修改的国家。

(2)关于联合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指出，这里有两条基本路线。苏联认为，必须排除使用联合国武装力量用于殖民主义目的的可能性，已经存在这种情况了，例如刚果，干涉其内部事务、破坏它的国家主权和独立。联合国武装力量应该只能用于维护和恢复和平的利益，帮助侵略的受害者，帮助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统治。联合国宪章中现有内容允许在这种精神指导下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宪章把维护和平的责任委托给安全理事会。另一条路线是帝国主义国家坚持的，它们想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使主权国家及其人民从属于自己。这里，它们企图绕开联合国宪章或阉割它。

(3)要让与会者注意，美国旨在破坏联合国的路线是与美国强化对外侵略的方针相联系的。为了阻碍联合的活动，美国人为地制造出所谓的联合国“财政危机”问题，要求对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使用宪章第19条，不想对联合国在刚果和中东的非法活动承担责任。

至于目前的联合国财政困难问题，苏联坚定支持亚非国家1964年12月30日提出的建议。

(4)如果会议提出了关于召开全体会议研究改组联合国和重新修订宪章的问题，回答说，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反帝国主义战线的国家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这是符合苏联和其他一些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的，这些国家坚持和平、民族独立和自由的立场。恰恰是在这条路上需要消除联合国活动中的不足。

7.经济发展与合作

使用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8.文化合作

使用苏联部长会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材料。

9.和平共处

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大多数与会者的立场可能会出现不仅认同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决议，同时还会进一步明确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这符合苏联的立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代表团可以依据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1961年)和开罗会议(1964年)的决定。

利用会议发言和讨论时机解释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把大多数与会者团结在我们的立场上来。

强调指出，和平共处原则得到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的认同，把它看作是现今世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在联合国宪章里也记录了这些原则。在万隆会议通过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中得到最鲜明的反映，和平共处原则在目前保持着自己的生命力，而在亚非国家参加的其他会议的文件中也可以找到这种反映。

指出，和平共处政府不仅不会削弱民族解放运动，相反为民族解放运动取得新的成绩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限制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自由，促进了世界和平的巩固，也为和平共处原则成为所有国家相互关系的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毫无疑问，各国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摧毁殖民主义制度，争取自己解放和独立发展的权利。任何人都不能剥夺。

关于遵守和巩固和平共处原则的问题目前极为迫切，现在帝国主义分子正在世界各个地区发动侵略和干涉独立国家的内部事务。所有爱好和平的力量需要团结起来，争取让那些使用武力粗暴地干涉他国主权和领土的国家严格遵守和平共处原则。

关于禁止干涉他国内部事务，关于它们的独立和主权得到保护的问题。这样做，要让会议接受第二十届联大会议关于禁止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宣言，关于保障它们的独立和主权——该方案已由苏联提交联合国大会研究，或者赞同这一方案的主要内容。

使用具体材料指出，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近段时期越来越频繁地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诉诸武力，企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迫使主权国家接受自己的意志，它们应该在什么样的经验之谈和政治条件下生活，迫使它们推行有利于殖民主义政府的对外政策，等等。

指出，反动的“约翰逊主义”号召创造某种意识形态理论，用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对某个国家的内部事件——其中包括国内战争，美国人把它与国家之间的战争等同看待——的干涉进行辩护。

吸引会议关注一些地区性组织(类似美洲国家间组织)，或者军事集团以及利用一些傀儡制度的雇佣军等从事的侵略活动。指出，在其他国家领土上的军事基地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些国家对其他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武装干涉，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民族自由与和平的威胁的根源之一。

指出，面对美国及其仆从国的侵略政策，必须联合所有争取和平和根除殖民主义的力量，以便对干涉主权国家内部事务和殖民主义复辟的企图予以必要的打击。发言捍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主权，坚决要求清除外国军事基地和外国军队从其他国家领土撤走，反对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第二届亚非国家会议将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极大的帮助，必将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10.关于成立常设秘书处以促进亚非国家有效合作的问题。

考虑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会提出关于建立常设秘书处的建议，它们努力用新的国际组织对抗联合国，不能支持该建议。如果多数与会国表示反对建立常设秘书处，那就遵从多数人的意见。如果多数人倾向于建立常设秘书处，或类似机关，那就要限制该机关的功能，不能使其成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追求的破坏联合国的目的。

(二)

目前形势最重大和迫切的问题有越南问题、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这些问题在拟定的会议议程中没有出现(如果这些问题列入会议议程)，那就遵循如下方针：

越南问题

1.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向会议派遣自己的代表团，那就反对把越南问题列入会议议程，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1)如果某个代表团提出了关于把越南问题列入会议议程的建议，那就反对该提议，持这一立场的原因是：利益直接相关的各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民族解放阵线)——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以及研究越南问题应按照1954年日内瓦会议确定的特殊国际机制进行。

(2)但是，如果越南问题最终被列入了会议议程，那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阐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遵循第2项内容。

(3)如果多数与会者坚持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决议案，那就争取让该决议案的内容符合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如果这样做办不到，那就投票表示反对，或者对于我们反对该决议案提出保留意见。

2.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出席会议以及越南朋友在会议讨论越南问题时表现出关切，那就在发言和会谈中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活动，指出，目前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破坏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的决议、美国军队对南越进行干涉活动和武装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结果。要让会议格外关注美国狂妄的侵略行动，及美国尝试把其他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给东南亚和整个世界的和平造成的威胁。

(1)强调帝国主义集团尝试镇压越南民族解放运动，为人民争取社会和经济解放的运动设定发展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人民团结一致行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号召与会者谴责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动，表达自己声援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态度。依据会议形势和越南同志对这件事的态度，推动会议通过关于越南问题的特别决议案，表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如果多数代表团倾向于借助会议发出和平解决越南问题的呼吁，或者应一些友好爱国的倡议，在会议之外就解决的条件进行意见交换(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承认四方协定作为未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举行谈判，美军撤军，在南越组织选举，等等)，那么，代表团在明确自己的路线时应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

(3)在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要表现出苏联的强硬和原则性立场。声明我们完全支持越南人民——既包括北越，也包括南越——的正义斗争，由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依据日内瓦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定提出和平解决的条件。苏联准备向越南民主共和国进一步给予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援助，用于反抗美国的侵略，直到越南问题得到公正解决。

(4)如果中国代表，或其他国家代表提出似乎由苏联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就越南问题进行某种谈判时，对此予以驳斥，声明说，苏联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就解决越南问题进行任何“谈判”。我们的出发点是，越南问题的解决，这首先是越南人民的事。

(5)对某些代表团谴责越南民主共和国“侵略”、“渗透”和“干涉”南越内部事务的任何尝试要予以坚决驳斥。还要驳斥那些可能在发言中把越南民主共和国和美国看作是一丘之貉，同样是干涉南越内务事务的言论。在此要指出，这种看法事实上意味着对侵略者的纵容，美国破坏了1954年日内瓦协定，粗暴地干涉越南人民的内部事务，美国才是侵略者。

(6)在讨论越南问题时，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日常接触与合作。

欧洲安全与德国问题调解

吸引与会者注意这个问题，指出它的重要政治意义以及考虑德国朋友的相应要求。提醒说，德国军国主义在筹备和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这两场战争给亚非许多年轻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伤害。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条件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两大军事集团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就会爆发世界核大战，必将给整个大陆造成难计数的牺牲和破坏。

1.在评价欧洲局势时，要格外关注联邦德国——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对二战的后果认罪的国家，它向邻国索要领土，致力于拥有核武器，联邦德国军国主义政客和复仇主义集团是保障欧洲安全道路上的障碍，是现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根源。

指出联邦德国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和平政策之间的差别，指出民主德国在争取维护欧洲和平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和民主德国始终不渝地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

2.如果某个亚非国家代表在波恩的压力下，利用民族自治权的口号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支持联邦德国的政策，那就发言揭露西德统治集团是在利用这些口号掩盖自己复仇主义方针和吞并民主德国的侵略计划的企图。

3.强调亚非国家将会为巩固和平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坚定地支持欧洲现有边界，包括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之间的边界稳定的原则。发言支持关于德国不能装备核武器的建议，关于欧洲禁止核武器和成立无核区的建议。如果可能，要让会议文件或亚非国家政府的声明以某种形式反映出两个主权德国存在的事实和对联邦德国政策的谴责。

4.代表团要根据会议形势，相机使用上述内容(在会议的公开声明中，在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的会谈中，等等)。

(三)

1.关于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问题应遵循如下方针：

(1)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苏联代表要坚持我们的原则路线，绝对维护中国领导层的错误立场，在实施自己的行动路线时不要使会议成为苏中分歧的舞台，并使之进一步复杂化。

苏联代表团首长在自己的主要演说中要强调指出，苏联坚定地支持亚非人民在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团结和统一，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必将促进反帝力量的团结。如果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关于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信的建议，那就予以支持。我们自己不要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参加会议进行谴责的建议，那就要反对类似的提议。

如果一些代表团在会议上的发言中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诽谤，或者对中国的对外政策立场直接进行批评(进行核试验、印中边界冲突、印巴关系、印度尼西亚事件)，那就发言反对这种性质的尝试和建议。考虑到印度的强烈倾向性，苏联代表团应该在会议开始前就找个理由，要通过信任渠道让印度人明白，苏联代表团不仅不支持反对中国的攻击和建议，同时将会发言反对，因为这不符合会议的主要目的。

在会议上要再次谴责美国对中国推行的侵略政策，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揭露美国所谓“两个中国”的谰言，捍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

在与亲近我国的代表团进行信任交谈时，必须指出中国领导层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诽谤是站不住脚的，要以事实揭露他们把个别国家(越南、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没有取得成功，或遇到的困难归罪于苏联的企图。

(2)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我们的出发点是，在会议上同中国代表团发生论战和争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最好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应该努力使我们之间的立场不出现分歧，在可能的条件下同中国代表团就会议上出现的某个问题进行协调。应该向中国和其他国家代表解释，我们反对会议成为中苏论战的舞台，争取使此次会议成为加强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团结的场所。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代表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进行攻击，那么，苏联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对这些论战予以平静的驳斥。要让与会者看到，不是我们，而是中国人是论战和使会议中断的肇事者。我们要努力使会议通过会议任务所需的建设性决定。

在全面阐述我们对某个问题的立场时，要以积极的形式去做，集中精力关注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迫切任务，关注团结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力量的重要性。要具体阐述苏联坚定的反帝政策，我们对亚非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原则和不妥协的斗争。用事实揭露中国代表团把个别国家(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等等)民族解放运动不成功和出现的困难归咎于苏联的企图。

2.考虑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经决定不参加会议，我们的代表团应发言谴责美国对朝鲜人民内部事务的干涉，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美国从南朝鲜撤军的正义要求，美国在南朝鲜驻军是朝鲜在和平与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

3.使用如下策略安排会议工作是合适的，要尽可能多地让不结盟国家参与会议围绕反帝和反殖斗争问题的政治讨论中来。代表团应该借助友好国家或者相关国家实现我们的意图，要让不结盟国家在会议上积极发表关于反对目前美国在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危险方针，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的演说。

4.要特别重视蒙古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缅甸、印度、加纳和其他一些对我们友善的国家的代表团。同他们商量我们关于个别问题、会议工作程序、会议决议案和对美国支持的国家的发言进行答复等问题的路线。

5.考虑到会议将涉及许多随后召开的第二十届联大会议要研究的问题，要利用同各代表团的接触以及会议分组委员会的工作，弄清楚亚非国家的立场，同它们就我们的行动包括联合国的活动问题进行协商，这对于扩大苏联对外政治活动的效果非常重要。

6.利用同亚非国家代表团会谈之机，按照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同这些国家就我们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会谈。

附件：

未来几年反对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宣言(样稿)

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展现了亚非人民在万隆会议后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取得的令人深受鼓舞的巨大成绩。与会各国对这段时间摆脱了殖民制度取得独立的36个新共和国表示敬意。亚非国家在巩固国家独立和经济自主的过程中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团结、相互支持和共同行动是亚非国家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

但根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殖民主义国家齐心协力地继续奴役亚非大陆近3000万人民。对许多独立的亚非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

保存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与公认的人权不相符，它们与大量的和平与安全受到破坏的现象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正在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为在短期内消除殖民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精神后果提供了客观条件。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大型垄断公司，为了维护自己的私利，不允许落后国家走上现代文明，达到先进国家水平。这阻碍了世界经济发展和全世界的进步。哪怕只要有一个民族还没有实现自由，那所有的民族都不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

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这是现代人类的耻辱。所有国家和民族都有责任扫除地球上的殖民主义耻辱。

会议规定了近期在这方面联合行动的任务：

(一)

会议庄重地宣布拥护1955年通过的万隆决定，首先是确定现代世界国家间关系的十项准则。

与会国证实了自己执行万隆会议决定和完整而毫不拖延地招待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坚定性。

会议对正在为本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开展斗争的国家(安哥拉、莫桑比克、肯尼亚〔比绍〕、亚丁、阿曼、南阿拉维、西南非洲、南罗得西亚、法属索马里、巴苏陀兰、斯威士兰、贝专纳、英尾圭亚纳和其他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表示问候。会议要求殖民国家立即停止殖民战斗、镇压和恐怖，取缔殖民制度。

会议对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和非洲统一组织旨在为在非洲大陆殖民地国家开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全面援助的努力表示支持。

会议承认殖民地民族有争取自己解放，包括使用武器进行斗争的权利，会议号召与会国向这些民族给予各种援助。

与会国认为必须对拒绝履行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国家进行严厉制裁。

谴责葡萄牙敌视各民族的政策，会议号召所有还没有这样做的与会国立即中断同葡萄牙的外交和领事关系，采取有效措施停止同葡萄牙的一切经贸关系。他们号召其他国家能以此为榜样。

会议要求葡萄牙在北约的盟国——它们继续向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立即停止这种活动。

如果葡萄牙政府继续推行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会议建议与会国将全力援助葡萄牙殖民地的爱国主义力量开展争取本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会议号召所有和平与民族自由的拥护者、亚非所有的朋友，开展广泛的国际运动反对葡萄牙萨拉查政府在殖民地的实施的强暴活动。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援助阿拉伯各国，它们联合行动支持亚丁、阿曼和其他阿拉伯半岛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二)

谴责一些国家仍存在对尼格罗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西亚人和其他一些人种实行种族和民族歧视和隔离的事实，会议一致支持联合国关于根除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宣言。会议要求无条件地、毫不拖延地中止任何种族和民族歧视现象，取缔一切与此要求相悖的法律和规定。

会议宣布，推行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南非共和国维沃尔德政府和南罗得西亚史密斯政府，在人类面前犯了罪，它们不受法律保护。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拒绝向南非共和国供应任何武器、弹药和石油，中断与其外交和领事关系，采取相应的措施停止与南非共和国的贸易活动。

会议强调了南罗得西亚殖民主义者使用的手段对非洲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严重威胁，那里少数白人掌权，企图建立一个种族主义共和国。

与会国家要求英国对那里的形势承担主要责任，保证释放所有政治犯，取缔1961年反民主的宪法，宣布1965年5月的选举不具有法律效力，召开有非洲组织参加的会议，讨论成立一个保障多数居民权利和利益的独立的南罗得西亚国家的问题。

如果在少数种族控制的条件下宣布南罗得西亚独立的话，那么，会议将建议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不承认这样的南罗得西亚共和国，并研究对其采取国际制裁的问题。

与会国坚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者旨在把巴苏陀兰、斯威土兰和贝块纳合并到南非共和国的要求和计划。

(三)

从联合国关于赋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出发，会议坚持让殖民主义国家放弃保存殖民统治时期或依附时期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关系和制度保存的尝试，严格遵守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尊重其人民的民族尊严。

与会国一致谴责帝国主义对亚非拉各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尝试使它们从属于自己的意志和使用武力或其他方式把有利于帝国主义者的制度强加给它们的企图。会议断然拒绝任何国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干涉亚非拉独立国家内部事务的要求。

会议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尊重1954年日内瓦协定，立即停止对南越的武装侵略活动，从那里撤军，不阻碍南越人民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会议谴责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事进攻，要求立即停止这一侵略活动。美国应该停止对老挝内部事务的干涉，和对柬埔寨主权和领土的破坏。

会议表示同多米尼加人民团结在一起，要求美国停止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

会议吁吁所有与会国和其他国家向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国提供政治和物质支持及军事支持，帮助他们解放。

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活动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与会国认识到，形势要求它们必须通过独立的或集体的程序采取相应的措施反击侵略。

会议坚定反驳新殖民主义置联合国宪章于不顾，破坏一些主权国家边界、界河或领空，进行外交或军事封锁的现象。

隆重宣布发展中国充分享有自己的主权和独立推行内外政策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会议号召与会国在实施抵制各种形式新殖民主义的政策时想到援助，其中包括：

——重新审查和取缔殖民主义国家或大国强加给它们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协定或某些义务，直接或间接违背解放国家的主权、经济或民族利益的东西；

——返还解放国家的领土，这些领土是这些国家的组成部分，却被殖民国家以某种借口夺取，和目前仍处于殖民地状态或未独立的领土；

——清除在解放国家的外国军事基地和据点，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从那里撤出；

——同帝国主义国家推行的实施的秘密活动、组织、财政和反政府密谋煽动和恐怖活动作斗争；同官僚买办作斗争；同间谍和破坏活动作斗争。

(四)

会议满意地指出了亚非拉人民在争取建立新的和正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反对经济关系中的各种新殖民主义现象，争取快速消除殖民国家遗留给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状况的共同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团结。

会议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和支持它们目标而努力的其他国家联合努力的结果，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问题会议通过的一些重要决定是制定新的正义的国际经济政策道路中迈出的第一步。会议批准了“促进发展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政策的原则”以及一系列关于具体经济问题的积极建议。

会议号召与会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采取措施无条件地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问题会议决定中包含的决定和建议付诸实施，和共同筹备1966年第二届贸易和发展会议。

会议再次重申了所有摆脱了殖民制度的国家拥有因殖民经济剥削给它们造成的损失而损失补偿的权利。会议认为那些过去有过，或现在仍进行殖民统治的国家，有道义有责任向发展中国提供大量的、无偿的援助，帮助它们快速发展经济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认为，根除经济和贸易领域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是保障解放国家主权和独立以及成功地发展经济的主要条件之一，会议号召与会国在反对殖民主义国家利用现存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限制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包括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不受限制地支配自己的一切自然资源和财富；

——对所有的外国银行和合资银行、金融和保险公司、工业企业、公共服务业、交通和商业企业、农牧场实行国有化，它们的活动与这些国家的独立、主权或民族利益不相符；

——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困难，在提供贷款时附加某些政治条件，签订商业和其他经济协定的斗争；

——提高自己在本国领土上的外国和合资公司、银行、企业、农业企业、贸易和其他企业利润中的份额以及限制外国所有者把利润拿走；

——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经济封锁、抵制、破坏签订的协定和其他经济惩罚手段。

强调根除文化和思想领域存在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现象的必要性，会议号召与会国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解放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国民教育、培养专业化的民族干部队伍。

(五)

会议高度评价万隆会议后欧洲和美洲的议会、政府、人民、政党、组织和个人，对亚非民族解放斗争和新独立国家的组建过程中提供的支助和帮助。会议以亚非各国人民的名义对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会议期待，在亚非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这方面力量对亚非各国和人民的有力支持不会减少，甚至会加大，这符合新时代的条件。

快速清除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以新的形式和在新的领域——首先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提供援助，将有利于在全世界确立正在兴起的自由、平等和各国人民兄弟般的团结的原则，巩固世界和平。

会议号召所有与会国全面援助和支持其他大陆的解放斗争，这是时代和保障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需要。

让世界上的全体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的团结与合作日益巩固、统一!

让世界处处充满真理、正义、民族自由与和平!

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142-176

№25699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回信：反驳在苏联援越过境物资问题上的谣言 [55] (1965年11月5日)

(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5年10月21日有关越南问题一信的回复)

……

……你们到处传播……各种各样的谣言，诬蔑性地断言，好像是我们对你们过境运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物资加以阻挠。

……

在8月26日的信中，苏联方面请求中国方面按照补充方案解决1965至1967年度发往越南物资的过境运输，包括：

10个军事技术修配厂

40门高射炮

在1965年10月23日的信中，苏联方面指责中国耽搁了这批物资。

……但是，在收到你们的请求书后，我们通过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朱其文在9月2日将此事告知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并询问了越南方面有关转运的想法。9月17日我们请求越南方面尽快答复。9月2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告知我们说，确有其事，但对有关转运的事情没有答复。所以，10月7日我们再次请求越南方面尽快答复……但是直到目前我们仍旧没有得到答复。而且十分自然也很清楚，越南方面无法对组织安排两年多的物资转运作出迅速的答复。

……上述两项物资耽搁的责任在于苏联方面，因为在得到越南同意转运后，中国在1965年10月12日建议苏联方面以单独协议的方式办理他们的转运。

……发往苏联与中国边境的货物没有提前30天的预先通知，这给中国的运输系统带来了问题。

……如果中国的确是在阻挠，“为什么你们不利用自己众多的海运船来运输你们向越南提供的军需物资”？

……“提出过境运输这个话题是为了制造反中国的阴谋”。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6，л.17-25

№25700 拉宾与赵毅敏会谈纪要：苏联援越物资过境问题 [56] (1965年11月6日)

……1965年11月6日С.Г.拉宾与对外联络部(兄弟党)副部长赵毅敏举行了会谈。

……在谈到关于中国领导人坚持硬要我们用海运方式向越南运送武器这一企图时，我说，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已经研究过了，而且我们都很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领导人有自己特别的用意。

赵毅敏说……中国人的目的在于把更多的武器尽快运往越南，无论是陆运还是海运。不能说……陆地运输是唯一的方式。

我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飞机过境，从河内运送受伤和死亡的苏联专家回国，而无需提前5天预先通知，这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表示，希望中国方面在其他问题上能在相互谅解和国际主义方式的基础上表现出合作的意愿。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6，л.12-16

№24370 叶皮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苏联红旗歌舞团在华巡回演出的情况(1965年11月6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兹报告我们从苏联驻中国武官罗曼诺夫同志那里获悉的、关于(苏联)红旗歌舞团在中国巡回演出的情况。

歌舞团的表演进程一切正常。在天津表演了4场。11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次表演。届时到场观看演出的有周恩来和陈毅，后者在演出休息期间接见了歌舞团全体成员。

11月2日，出席表演会的有郭沫若，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及其副手丁西林。

11月3日，歌舞团为北京卫戍区军队作了一场表演。到场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以及承担着各军种指挥任务的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们。

歌舞团表演的反响情况并不一样，而这一反响只是根据歌舞的内容和名称，而非取决于表演质量。观众只是根据约定的信号来鼓掌。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内容反映苏联内战和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歌舞节目。

尽管该歌舞团浏览了许多地方，但演员们却不允许与中国民众接触。中国报刊在报道关于该歌舞团演出的情况的同时，仍继续刊载反苏内容的文章。

在苏联演员下榻的宾馆到处都充满了针对苏联的污蔑性标语。

我歌舞团全体成员都表现出了高度的警惕性和政治觉悟。

随后，我仍会依照相关程序通报这方面的情况。

А.叶皮谢夫(签名)

1965年11月6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482，л.116

№25631 拉宾与彭真会谈纪要：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的交流活动 [57] (1965年11月9日)

……

总的来说彭真没谈到苏中关系。会谈大部分时间都在谈论中国的农业问题。彭真也谈到了有关“大分散小集中”的政策和目前中国共产党正竭力紧缩城市居民以防范核战争的情况。

……帝国主义者们为你们和我们准备了氢弹。所以我们对城市和工业都进行了分散。　

拉宾也建议恢复莫斯科与北京之间互派代表团的交流活动。

彭真表示接受这项建议，说将来有可能实现。

……

АВПРФ，ф.0100，оп.58，п.516，д.6，л.26-32

№24333 外交部致驻印尼大使电：采取措施搞清印度尼西亚的局势(1965年11月2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草稿

致苏联驻雅加达大使馆：

从大使馆收到大量关于印度尼西亚事件的情报，这些情报考虑了应对印度尼西亚事件采取相应的步骤。但是，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形势依然复杂，很多问题还未弄清楚，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方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使印度尼西亚的局势朝我方需要的方向发展。

莫斯科注意到，苏加诺因确定原因不准备同您会谈。只能通过军事联络途径进行军事专家层面的联络，无论是纳苏蒂安还是苏哈托，暂时都未与苏联代表会晤。

有鉴于此，您是否可以借口您受委托要与总统进行会谈，再次尝试一下利用某种可能性同苏加诺进行一次会谈？按照您的意见，如果现在不能指望同苏加诺进行会晤，那是否可以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给苏加诺去一封信？

在复杂的条件下，由经济联络委员会派遣代表前往印度尼西亚可能行得通，还可以派遣负责向印度尼西亚供应武器的军人前往，名义上讨论供应军事物资问题，事实上是向印度尼西亚相应的领导人阐述苏联政府关于发展苏联、印度尼西亚合作，以及联合开始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斗争的观点。但此时应该看到，这些代表在印度尼西亚能否被接见，他们能否同苏加诺和纳苏蒂安举行会谈。

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想与您商量，考虑到印度尼西亚事件的进展情况，我方可以采取什么新步骤去支持左翼力量，相应地影响这个国家的局势。

您必须想想这些问题，同我们的军事人员商量一下，把自己的看法向中央汇报。考虑过程中要解决关于我们对印度尼西亚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问题。

当然啦，从您那里得到的依据近来关于印度尼西亚局势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要。必须弄清楚，苏加诺的阵地稳固到什么程度，苏加诺和军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简言之，印度尼西亚近期的局势发展前景如何。

1965年11月17日

第3553/гс号

РГАНИ，ф.5，оп.30，д.479，л.77-78

№21167 卡拉布霍夫与唐坦义会谈记录：中国留学生的专业安排等问题(1965年12月20日)

摘自И.Г.卡拉布霍夫的工作日记

1965年12月21日

第927/де/не号

与中国驻苏联使馆一等秘书唐坦义(ТанТэнИ)的谈话记录

1965年12月20日

应唐坦义的请求，我于10点30分接待了他。

1.唐坦义说，他在此之前便曾提出过关于以М.И.卡尔什名字命名的列宁格勒政治技术学院的(中国)研究生唐俊飞(ТанЦзюнь-Фэн)的问题。该生至今仍未按最初确定培养计划投入学习，而是被建议学习另一课题：“金属切削机床的稳固和震动”。

唐坦义继续道，我们请求按照最初制定的培养计划，即根据原定研究课题“金属切削机床上的精确走刀”来安排唐俊飞的学习。

2.根据今年12月17日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信件第3865c号，唐坦义说，从今年7月至9月，苏联驻北京使馆，已向中方递交了51名苏联大学生和科技工作者的工作计划，这些人都是准备派往中国高校学习和进修的。截至目前已得到中方同意接受的进修生共计22名，其中18名目前已到了中国，2人将于1965年2月1日前往中国。总之，关于29名进修生的接收问题目前还未得到中方的答复。中国方面已答应将会向苏联驻中国使馆通知关于自己是否接收其余29名苏联进修生的决定。然而，至今仍未收到中方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结果。

唐坦义请求(我们)就接收其余苏联进修生问题向北京方面询问。

依照既定惯例，所有与派遣中国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相关问题均由中国驻莫斯科使馆决定，而所有与派遣苏联大学生和进修生相关问题均应由苏联驻北京使馆决定。唐坦义建议苏联驻中国使馆就这一问题向中国职能部门咨询。

他还说，我们抛开惯例把这一请求直接上报北京相关组织。

3.(唐坦义)说，鉴于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今年12月11日第4143号和12月18日第4789号信件，我们根据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的请求向中国使馆作了如下汇报：

1.据列宁格勒国立大学通报，被派来苏以“常用微分方程式的恒定理论”为课题接受研究生学习的中国公民唐诗因(ТанШи-ин)，由于专业修养不足和俄语知识欠缺无法准备和进行论文答辩。

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校长建议将她转为进修生，为期一年。

2.自1963年10月5日起，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化学系火棉胶化学教研室的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中国公民孙曼林(СуньМань-лин)，在研究生学习开始阶段便不具备相应的化学基础知识修养，再加上他毕业于建筑学院，因而也没有在物理和火胶棉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实际经验。

苏联高等与中等教育部，曾以1963年11月20日第ВС10855号备忘报告的方式，向苏联使馆通报了如下情况：由于缺乏相应的专业训练，孙曼林无法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学位答辩。可是，中国使馆仍然以1963年12月19日第С202/63号备忘报告的形式请求(苏方)将孙曼林作为研究生来培养并保证说，他(指孙曼林)完全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自己的论文。

可如今根据莫斯科国立大学校长的报告，尽管研究生孙曼林能够吃苦耐劳，但仍不可能在既定期限内完成答辩。

唐坦义指出，所有中国研究生和进修生，在被派往苏联(留学)之前，均要经过严格的考试，他们都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

至于上述两个实例，唐坦义答应，将向他们本人了解情况并随后做出答复。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随员В.М.穆拉托夫和中国使馆工作人员金庆方(ЦзиньЦин-фань)。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一等秘书

И.卡拉布霍夫(签名)

给中央的文件共6份，分送：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В.П.叶留金同志、О.Б.罗满宁同志、总书记处、苏联驻中国使馆和档案室

1965年12月2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1卷，第20—22页

№24334 苏达利科夫与金炳稷会谈纪要：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1965年12月20日)

机密

今天同金炳稷举行了会谈。

大使说，他刚刚从平壤回来，他回去了半个月。参加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全会。在朝鲜期间，他同金日成会谈了三次，他向金日成报告了自己在苏联的工作情况。他详细介绍了我们莫斯科营造了形势和苏联方面为改善苏朝关系的氛围所做的努力。

按照大使的话说，金日成对他说，劳动党中央认为，苏共10月中央全会后，朝苏关系发展态势良好，为进一步改善苏朝关系开辟了前景。金日成在自己的谈话中对莫斯科怎样解决同朝鲜进行经济合作和进行援助的问题很关心。朝鲜领导人平壤热电站建设中出现的不和情况很紧张。

在大使返回苏联之前，金日成责成他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

大使强调说，他想在年前同勃列日涅夫会见，因为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同志要去蒙古，他有金日成的委托，他想在1966年1月1日能完成金日成的委托。

我告诉大使，会将他的请求予以报告。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苏达利科夫

1965年12月20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479，л.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