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62

№10285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1962年1月17日)

№10286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感谢苏共对印共的帮助(1962年1月27日)

№20005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1962年3月1日)

№207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报告(1962年3月5日)

№09984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1962年4月9日)

№20793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的反应(1962年4月9日)

№207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口头传达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1962年4月14日)

№13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2年4月17日)

№13737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1962年4月17日)

№25954 奇韦尔特科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1962年4月26日)

№25958 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1962年5月4日)

№13745 贝内迪克托夫与陈皓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等问题(1962年5月19日)

№207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1962年5月31日)

№13746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1962年6月6日)

№13750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1962年7月7日)

№13751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7月14日)

№13752 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1962年7月26日)

№20027 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大使(1962年8月14日)

№13754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记录：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8月26日)

№13756 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记录：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1962年9月4日)

№13760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记录：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1962年10月1日)

№13759 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记录：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1962年10月2日)

№24203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协助引渡叛逃分子(1962年10月5日)

№103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2年10月9日)

№10287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谈话纪要：中国对处理中印危机的立场(1962年10月10日)

№1383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寻求化解中印冲突(1962年10月11日)

№1384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之间的冲突(1962年10月14日)

№24196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情况(1962年10月15日)

№13764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1962年10月15日)

№25605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中蒙边界谈判问题(1962年10月17日)

№13762 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记录：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18日)

№207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指示(1962年10月18日)

№13763 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1962年10月22日)

№13765 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记录：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1962年10月24日)

№13766 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记录：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24日)

№10288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记录：印共不理解苏联的立场(1962年10月26日)

№13712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1962年10月30日)

№1028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1962年11月2日)

№13715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对中共的谴责(1962年11月4日)

№1371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重申印度对和平谈判的立场(1962年11月5日)

№13716 普希金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1月13日)

№13717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1962年11月14日)

№13718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1962年11月14日)

№13729 马立克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1962年11月23日)

№24201 哈尔拉莫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俄语频道大量广播阿尔巴尼亚材料(1962年12月7日)
№13731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1962年12月12日)
№13732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记录：印共与中共的关系(1962年12月27日)

№10285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印共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1962年1月17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62年1月17日

今天我接到了古普塔的请求。古普塔转告我说，印度共产党书记处全体会议将于1月16日至17日在德里举行。会议将讨论高士去世后，印度共产党将来的工作。古普塔说，他希望苏印两党的关系不会因为高士的去世而受丝毫影响，同时要求苏联给予援助。古普塔强调，苏共中央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和同志式的忠告，对印度共产党都是巨大的帮助。古普塔接着说，任何一个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都不可能取代苏共在印度共产党心目中的地位。

古普塔汇报说，在高士去世后，他担心苏共给予印共的资金援助会中断，而目前印共正在准备参加竞选，现在竞选资金非常缺乏。古普塔强调，这些问题以前都是由高士亲自处理，高士从没有与他商量过，甚至也很少与南布迪里巴德和奈尔两位助手商量，所有这类问题的处理都是由高士自己秘密进行的。印度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有关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任何报刊也都没有刊载过与这方面有关的内容。古普塔说，他不能单独处理有关援助的问题，他必须和南布迪里巴德一起商量。南布迪里巴德本人诚实可靠，高士最信任他。古普塔非常肯定地说，高士对于接受援助的问题从来没有与阿赫米德和丹吉商量过，高士曾经说过，他只相信自己，所以所有的外援全部由他个人签收和处理。

古普塔明确否认了中国给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供过任何形式的经济援助。他说印度共产党中央过去和现在都没有收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援助，将来更不会接受这种援助。古普塔阐明，印度共产党也绝不会向中国共产党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要求。会谈中有人插话说：中国方面不太清楚苏联向印度共产党提供援助的事。古普塔接着说，有关苏联提供援助的事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人接着插话说：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只有旁遮普的党组织从居住在英国的锡克教徒那里得到过；至于通过贸易接受的援助，一般都是由丹吉负责的。

古普塔几次重复说到，印度共产党目前非常需要得到援助，因为竞选斗争将于2月份的第一周展开。竞选之后，印度共产党在培养和提高党的骨干分子的理论水平方面，也需要得到苏联的支持。古普塔坚信，印度共产党在竞选中不但能够保持在议会中的原有席位，而且还会有所增加。

古普塔说，在竞选斗争中，国内反动势力的矛头将会直接指向苏联，特别是在有关果阿、克什米尔等问题上。印度共产党在选举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苏联是我们的真正朋友，苏联向印度提供援助完全是无私的。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0，д.5，л.14-19

№10286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感谢苏共对印共的帮助(1962年1月27日)

摘自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1962年1月31日

今年1月27日，我和朱可夫同志与印度共产党书记古普塔进行了会谈。

我代表苏共中央答复了古普塔上次与我谈话中提出的要求。古普塔表示衷心感谢苏共中央在印度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苏共提供的资金援助。他向苏共保证，会随时将党内的情况及变化向苏共中央汇报。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0，д.5，л.31-36

№20005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如何改善中苏两党关系(1962年3月1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3月28日

第250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2年3月1日

因受中央委托，就与毛泽东会晤一事，我们联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今年2月28日我们被告知，毛泽东现不在北京，因此无法接见苏联大使；如果苏联大使根据委托需要将苏共中央的文件亲自转交毛泽东，那么，他可以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来办理；如果(苏联)大使不反对，根据毛泽东的委托，邓小平可以接见他。于是，根据约定，3月1日苏联大使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见了面。

会谈开始时，邓小平和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杨尚昆在态度上表现出谨慎和不安的神情，可明显看出，他们原以为，要接收的是属于另一性质的文件。

在大致了解了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之后，邓小平说，他们会立刻将此信转交给中共中央其他同志。他继续道：“我们中央无疑会非常认真地讨论信中所提到的问题。当然，只凭如此粗略地读了该信内容，我现在很难完整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认为，苏共中央提出这一问题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的。我们两党和两国的团结当然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知道，很多兄弟党都关心我们之间的团结，这种关心是一种正常感情的流露。就我们党而言，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并不比其他兄弟党少。可是，应当承认，近年来我们两党之间的关系的确很不正常。我们必须承认这一事实。你们的来信中也反映出你们也是承认这一事实的。一旦我们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倾注全部力量，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来解决我们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那么，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呢？我认为是有的。”

这里，从这封信所表达的内容中，我注意到，苏共中央对此也是充满信心的。

顺着这一思路，邓小平继续说：“在解决这些困难方面我们有着很好的基础，那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诸原则、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的《莫斯科声明》。如果(我们双方)能够真正地以这些原则为指导，遵守上述宣言和声明，那么，兄弟党之间就不可能有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在通过莫斯科声明以前，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便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分歧。在莫斯科会议上便已存在很大的争论，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不过，最后毕竟还是制定了一个一般性的文件——莫斯科声明。声明中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得到了双方的同意。其中也有一些双方未完全取得共识的问题，但我们作了让步。莫斯科会议之后的半年间(即1961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您，大使同志，可能知道，我们未发表一篇涉及双方有争议问题的文章。然而，在莫斯科声明过去半年之后，这些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当然，我这里并不想谈关于这些问题重新被提起的原因。因为，不论是我们，还是你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整个事件发展的经过，就会了解其中原由。”

邓小平说：“在这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阿尔巴尼亚问题。 [80] 对此，苏共中央的信中也提到了。如果我们能够真正按照莫斯科声明中所制定的规定和原则来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那么，阿尔巴尼亚问题也就不会弄得如此不可开交。在你们的来信中说，苏共中央在处理阿尔巴尼亚问题上遵守了莫斯科声明诸原则。我们对此有异议。当然，关于这一问题我们以后可以再详细探讨。我们注意到，你们来信中提到关于有必要改善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在类似这样的问题上，最终大党总是应当采取主动。因为对一个大党和大国而言，并不存在所谓威望的问题。我们也曾与其他政党有过分歧，我们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已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对此，我们已向赫鲁晓夫同志谈过。正像以前给您所说过的一样，我们在处理与朝鲜的关系方面便有一些好的经验。而苏共在处理与波兰关系方面也积累了许多经验。因此，只要存在改善相互之间关系的愿望，就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邓小平接着指出：“你们在信中谈到南斯拉夫。不过，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莫斯科声明已作了明确的定性。当然，就这一问题仍可以继续讨论。”

邓小平说：“总之一句话，坚决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中的相关规定，其中包括：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于如何处理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和结论，就有可能解决所有问题。莫斯科宣言、莫斯科声明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对此次苏共来信中所涉及的问题作了明确的解释。当然，也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充分协商和找到折衷的解决办法，但这样的问题并不太多。我们完全可以暂且先将其搁置到一边。这一思想在你们的来信中也有所体现。这也是我们一个不变的立场。在多数问题上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我们便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团结。在莫斯科会议上，我们之所以会对多数问题举手表示同意，就是出于上述原因。因此，我认为，遵守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之规定，是解决当前(我们之间)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会认真讨论你方的来信，并将自己的意见通报给你们。”

我代表苏联方面表示相信，尽管苏中两党间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无论这些问题多么难以克服，都将无法妨碍苏共和中共的团结；只要双方都表现出紧密团结的意愿，我们的关系终将回到两国人民始终期待的那样一种状态——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友好。

随后，邓小平询问，我是否要回去参加苏共中央全会。我答复道：可能我将不参加此次全会，因为病愈后身体上一直感觉不太好。我告诉邓小平，为何苏共中央目前对苏联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问题特别关注，并强调，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全苏范围内都召开了地区会议，几乎所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参加了此类会议。我继续说，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机构正在寻找补救措施来加强农业的物质与技术基础。苏共和全体苏联人民正在全力实现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任务——在各重要农产品生产指标上超过美国。不过，我们仍需要把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在这方面主观因素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邓小平关注地倾听着我的话，并说，他认为，苏共确定的赶超美国的目标是可行的。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国何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他回答道，会议开幕日期不会早于3月15日。他解释说，因为包括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很多代表都到中国各地“调研”去了。邓认为，“调研”是一项有益的活动。藉此，代表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各地区的情况。据邓小平说，即将举行的人代会并打算预先通过国民经济计划。按邓的话说，只有对一些国内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之后，才能通过此类计划。在答复我的提问的过程中，邓小平还说，毛泽东目前正在南方，去南方旅行——是毛泽东很早就养成的一个习惯。邓称，毛泽东可能会回北京，并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答复关于中国国民经济远景规划问题时，邓小平说，关于这一问题——究竟是编制五年计划，还是十年计划——他们内部仍存在不同观点。与此相关，我向邓小平简要介绍了苏共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关于最近10年和20年内苏联国民经济计划的重点和任务。我同时指出，我们依然非常重视七年计划，因为它是整个远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接下来，邓小平说，中国的很多经济发展问题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您知道，我们国家内部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研究。在国家计划方面，我们提出了3种方案，但所有方案都存在未解决的问题。另外，这3种方案相互之间在时间、范围和相关指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清楚，中国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农业。(他指出，你们的农业问题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太快。而农业，根据目前的发展水平，根本无法满足和确保增长如此巨大的城市人口的物质供应需求。仅仅在1961年一年内，中国城市人口便缩减了1300万人。这些人都返回了农村，基本上都是返回了他们以前的居住地。因为发展国营农场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因此城市返乡人口中多数均被发往各地的人民公社。今年预计从城市迁往农村的人口还有1000万。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缓解了城市的物质供应矛盾。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工业发展速度很快。但也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即几乎每个企业的工人数量都存在超员现象。我们必须想办法，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一些企业的工人数量过多，以至于需要10年之后才可能充分利用这些劳动力。因此一些地方上出现了对劳动力利用不合理的不良情况。邓小平举例说，就拿鞍山联合企业来说，在充分利用现有人力的情况下，须裁减职工5万人。这种状况还表明，我们必须为新企业培养更多的骨干力量。

在谈话的最后，我向邓小平提出请求，即他本人或他所委托的某个人能否在适当的时间向我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国内情况。我强调道，这样的会谈将有助于我们(苏联方面)更完整、更清晰地了解目前中国内部的发展状况。对于我的这一请求，邓小平并未给予肯定的答复，虽然他允诺，会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

虽历经了各种波折，此次会面最终在平和、安静的气氛中共持续了近1个半小时。当中国同志了解苏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之后，其举止不再拘束，且显得随意而友好。在道别之时，邓小平说：“你们在信中呼吁团结，这很好。”

会谈进行期间，在座的除上述人员，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和赵仲元，我方参加人员有使馆公使衔参赞Н.Н.梅夏采夫和使馆一等秘书Г.А.甘申。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ПРФ，ф.3，оп.65，д.620，л.1-7

№207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报告(1962年3月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3月5日会议第22号记录

第22号记录第43项　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的情况报告

1962年3月5日

绝密

1.批准《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情况报告的文本(附件)。 [81]

2.使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了解《关于中共同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关系》情况报告的文本，了解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件。

РГАНИ，ф.3，оп.18，д.39，л.46

№09984 契尔沃年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关于召开共产党国际会议问题(1962年4月9日)

摘自С.В.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5月8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会谈记录

1962年4月9日

4月5日，按照中央的要求，我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会见毛泽东，或者他指定的中国同志，向中国方面通告外交部长А.А.葛罗米柯与Д.腊斯克 [82] 关于德国问题的谈判情况。

等了4天之后，回答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指定邓小平会见大使，与此同时，大使同他的会谈能够满足苏共中央的委托(如果我们没有异议的话)。

我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驻地拜访了邓小平。

邓小平问到我的莫斯科之行，我详细告诉了他苏共中央3月中央全会的工作，关于我们党和政府在农业领域的措施。

邓小平感谢我带来的这些消息。“我们衷心祝愿你们尽快地解决有关农业方面的问题。”然后邓小平提到他的任务，他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4月7日答复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来信的信件以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4月5日致越南劳动党的信的复印件交给了我。(这里所说的文件已经分别寄给中央了。)

谈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这些信件很长，邓小平说，他不会去读他们。他就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的基本内容继续说，就事实而言，不论怎样，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必须互相平等对待，在解决这些即将出现的问题上统一思想。为了这些目标，他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建议召开新的全体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从一系列兄弟党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经表达了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的愿望。邓小平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越南劳动党、英国共产党、瑞典和新西兰共产党(按收到的顺序排列)发出了这样的信件。邓小平进一步说，以往积累的经验表明，首先应该召开各兄弟党之间的预备会议。展开这一想法，他强调“在当前条件下仓促召开会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且由于这一理由，必须实施大量的准备的工作并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这些工作必须具体化。邓小平说，如果这样的会议不能产生积极的结果，那就不如不开。他进而谈到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兄弟党指定苏共中央召集会议。

由于不熟知信件内容，我没有对此作任何评论。我仅强调在苏共中央2月22日的信中表达了为统一和团结所进行的真诚努力。

邓小平说，这一会议意味着保证兄弟党的统一和团结。他说：“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各兄弟党的代表们必须开会并达成共同的结论，在这一基础上实现统一和团结。一句话，会议必须保证成功，为此，大量筹备工作是必须的。”

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前，邓小平继续说，准备工作做得好。因此，会议的结果是好的，会上没有发生大的问题。类似的准备工作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前做得是不充分的。这一准备大约要4或5个月，包括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代表的双边会谈，文件的撰写工作等。其他工作，他说，筹备工作要考虑确定会议召开的时间。在这里，他有意避开明确说明中共领导人和苏共领导人是否举行双边会谈。

邓小平说，会议的召开影响到所有的党，因此应当同所有的党进行协商。他强调，上面所说的这些都必须同苏共中央讨论，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作为会议召集人，苏共中央承担着相当沉重的义务，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必须与其他兄弟党协商。他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与个别的兄弟党进行双边和多边会谈将有助于保证会议成功。

就我所知的中方信件的内容，我请邓小平解答一些问题。

我问他，中国同志是否考虑过近期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召开一个大会。邓小平回答，在信中没有谈到召开大会的具体期限。为了开会，要确保有详细的准备，他说，我们准备在任何时间开这样一个大会。然而，他坚持重复说，最重要的是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假定召开了这样的大会，要保证它的成功，也就是说，会议要取得团结一致的成果。

另外，我问邓小平，中国同志是否将就会议主题预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初步协商，或者中共中央是否现在将这一计划通知所有的党。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只是含糊地回答说，关于召集到一起开会的计划已经在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信中作了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一些兄弟党写信给中共中央，他们责备我们与在斯德哥尔摩的世界和平大会期间的事件有关联。英国和瑞典共产党提议兄弟党开会讨论这一问题。另外一些国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以及法国、西德、芬兰等国的兄弟党也给中共中央写了信。我们给他们写了回信，信中我们向他们通告了向苏共中央写信提议召开会议的打算。”他说，我们还想向其他的“可以被通报的”党通报这个建议。

他说，中共中央给兄弟党回信的内容，与4月5日中共中央给越南劳动党信件的内容大致相近。

我说，一旦收到上述文件，我将毫不耽搁地把它转送给苏共中央。

按苏共中央的指示，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葛罗米柯与腊斯克的会谈情况。他感谢我带来的消息并说将尽快转达给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们。

会谈期间，我告诉邓小平，一个以帕托利切夫 [83] 为首的苏联贸易代表团将在4月13日到达北京。邓小平表示中国方面欢迎代表团的到来。

他说，全国人大正在继续开会，显然在几天内它将结束。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阎明复、赵仲元以及大使馆赞О.Б.罗满宁和二等秘书А.А.勃列日涅夫参加了会谈，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苏联驻中国大使

契尔沃年科(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17页

№20793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各国共产党对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的反应(1962年4月9日)

1962年4月9日

根据苏共中央1962年3月1日的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以及法国、意大利、古巴、芬兰、印度、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新西兰、瑞典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了解了苏共中央1962年2月22日给中共中央的信的内容。

此外西班牙共产党主席伊巴露丽和葡萄牙共产党总书记古尼亚尔以及丹麦共产党主席艾斯比尔森也在莫斯科了解到了上述信件的内容。

兄弟党领导人对这封信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这封信是及时的，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他们也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今后的实践工作将是很有益的。其中一些同志指出，如果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这封信能够被其他兄弟党领导人所了解，将会为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为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带来很大的利益。

我建议，另外要通过苏联大使使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委内瑞拉、荷兰、希腊、丹麦、西班牙、伊拉克、加拿大、塞浦路斯、老挝、黎巴嫩、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叙利亚、苏丹、美国、土耳其、突尼斯、乌拉圭、瑞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84]

波诺马廖夫

РГАНИ，ф.3，оп.18，д.80，л.45

№2079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口头传达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1962年4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4月14日会议

第26/12号记录

1962年4月14日

绝密

认为另外还需要通过苏联大使进行口头传达，使奥地利、澳大利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比利时、巴西、委内瑞拉、荷兰、希腊、丹麦、西班牙、伊拉克、加拿大、塞浦路斯、老挝、黎巴嫩、摩洛哥、墨西哥、新西兰、挪威、叙利亚、苏丹、美国、土耳其、突尼斯、乌拉圭、瑞士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批准给苏联大使的指示文本(附件)。 [85]

РГАНИ，ф.3，оп.18，д.51，л.6

№13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对中共中央来信的答复(1962年4月1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4月17日会议第2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勃列日涅夫、科兹洛夫、柯西金、库西宁、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杰米切夫、伊利切夫、波诺马廖夫。 [86]

…… [87]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函的答复。 [88]

赫鲁晓夫。

准备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函的答复。

不要拖延。

我们应该表现出主动。

我们不知道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分歧已经被宣扬出去。

关于协商问题，如果能够带来好的结果的话，原则上是不反对的。 [89]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9-10

№13737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纪要：苏联援建印度航空工厂等问题(1962年4月17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4月18日

第253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的会谈记录

1962年4月17日

今年4月17日，我应邀在使馆接见了К.梅农。

梅农心绪很是糟糕，因此与其一起来使馆的只有他最信任的前助手П.班达利。

梅农说，印方曾与苏方商定，印方可以向苏联购买6台用于本国歼击机的发动机并获得该类型发动机的许可证。“可是，你们这种类型的发动机根本不能与印度ХФ24型飞机的机身相匹配，因而需要重新制作，即对发动机作一些改变。”据梅农说，目前在班加罗尔的印度和苏联专家都认为对苏联发动机的结构作一些改变，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可能需要花费两年的时间，对此印度方面也是可以接受的。

梅农继续说，印方希望从苏方得到对发动机进行改造的权利并向印度援助2—3个苏联专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和进行相关谈判，印度政府向莫斯科派遣了一个由达特将军率领的代表团。可是，据梅农从达特将军发来的电报中获悉，后者提出的改造发动机的请求遭到了苏方的拒绝。如今，印方面临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才能摆脱这一困境：或者将该发动机送到法国，或者其他国家。

梅农说，“苏方做出拒绝的决定，将把印度人推向美国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怀抱”。

梅农强调，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并将使我名誉扫地。须知，我们为了这种发动机已准备好了工厂和相应的机构。如果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一个好的结果，这个问题必然要拿到国会中讨论。我的名誉将严重受损，国内反动派会利用这一机会攻击政府。国内新闻媒介也会借此大做文章”。

我对梅农说，据我所知，我们的专家认为，印方的所谓改造发动机实际上就是生产一种新型的发动机。我警告他道，要是在3年以前这样做是可能的，而现在，这种类型的苏联发动机的生产技术已经相当完善了。印度的歼击机目前仍处于试制阶段，因此如果能够对印度歼击机的结构作一些调整和改进，可能更合理，所花费的时间也可能更少些。

对于我的这一结论，梅农说，他们是无法接受的。因为“要是对现有印度歼击机的机身加以改变，实际上就等于要重新造一架飞机，所花费的时间至少需要3—4年”。

梅农指出，当达特与米高扬和西多罗维奇等同志会谈之后，他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他们似乎都认为对苏联发动机进行改造是可行的。

梅农强调，至于改造发动机的期限印方并不强求，“印方愿意为苏联发动机结构上的改造承担一切责任，只是该发动机在安装到印度歼击机上之前必须进行所有必要的检测和实验”。

梅农继续道，自己对杰缅季耶夫 [90] 同志的拒绝感到很不理解。他之所以拒绝印方的要求，只能解释为他对此事所包含的政治意义还不太了解。苏联对印度的帮助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关键是你们还要对此事的深远意义有更透彻的把握。

梅农请求将他的改造苏联发动机的要求转达给赫鲁晓夫同志，请后者批准并最终向他本人通报苏方的结论。

我答应会把这一情况向赫鲁晓夫同志报告。在会谈结束时我问，尼赫鲁总理身体如何。梅农答，“虽然尼赫鲁仍在坚持工作，但他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В.А.济明。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В.А.济明

发送：阿尼西莫夫

1962年4月23日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0，пор.5，л.207-209

№25954 奇韦尔特科致乌苏巴里耶夫报告：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1962年4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__份

致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书记

Т.У.乌苏巴里耶夫同志：

报告书

关于采取措施安置越界到吉尔吉斯的中国公民

兹通报如下：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情报，预计将有大量中国公民穿越国境进入吉尔吉斯境内。

鉴于上级做出决议在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置这些移民，为了更有组织的完成这个决议，请求您对下列问题进行审议并做出决定：

1.委托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职业技术教育管理总局劳务和移民局与各区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公民就地安置。

2.考虑到绝大部分越境的中国公民一般都没有带必需的生活资料，我认为，1960年12月2日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第605/38C号《关于从新疆回国的苏联公民及其家属的安置问题》决议可以适用于他们。

3.为了限制敌对的破坏分子渗透到部署有特别重要的设施的地区，为了不使他们在距离国境线较近的地方居住下来，应当使他们迁移到加盟共和国的腹地。

有鉴于此，不应把越过国境的人安置到加盟共和国的如下一些城市和地区：加里宁斯克、朱马加尔斯克、苏维埃茨克、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斯克、杰特奥古兹斯克、普热瓦利斯克。

由于越境的破坏者中可能有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这些人在我们的加盟共和国有亲戚，应把这些人安置在距其亲属较近的地方，或者在经他们的亲属同意后，把其转交给其亲属照管，但上述区域除外。

可以把中国公民安置到那些比较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中工作。

4.考虑到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地理条件，警备司令部和哨所所处地区偏远，要保证他们能对越境者进行拘役和押送，保证他们用必需的交通工具押送这些人，并在如下接受地点对他们进行安置：阿特巴什村、天山州、奥什州阿赖斯克区的萨雷塔什村、普热瓦利斯克和奥什市。

鉴于不可能得到其他的交通工具，责成劳务和移民局负责把中国公民从苏联边界地区用飞机运送到奥什市，可以预料，近期在苏联的这些边界地区将会有越境者。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部主席

П.奇伟尔特科(签名)

1962年4月26日

第6885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12—1014页

№25958 吉尔吉斯党和政府决议：安置越境到苏联的中国公民(1962年5月4日)

绝密

(特别卷宗)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决议

1962年5月4日第25号

关于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克格勃的报告(П.В.奇韦尔特科同志)

鉴于大量中国公民可能通过苏联国界进入吉尔吉斯，为了有组织地安置他们(定居和安排工作)，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和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1.为穿越苏联国界的(中国)公民专门设立安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主席В.Ф.斯捷平；委员会委员П.М.霍多斯、О.图拉利耶夫、Дж.托伊贡巴耶夫、А.А.库特马纳利耶夫…… [91]

2.责成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和天山诸州党委和州执委，建立委员会，负责上述(中国)公民的接待、迁移和劳动安置等事宜。

越境(中国)公民的迁移应在共和国后方地区进行，可在除共和国城市之外的、需要劳动力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为其安排工作，具体涉及如下地区：加里宁斯克、朱马加尔斯克、苏维埃斯克、阿特巴申斯克、阿赖斯克、杰特奥古兹斯克、普热瓦利斯克、列宁斯克和丘普斯克。

3.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1950年12月2日通过的“关于从新疆遣返苏联公民及其家属”决议(相关规定)，适用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公民，一次性发放过补助金的除外。

4.责成公路交通部(К.К.科尔巴耶夫同志)为从努拉阿赖、卡拉塔什苏维埃茨克、图鲁加特阿特巴申斯克和卡拉萨伊、杰特奥古兹斯克等地区诸居民点撤出的公民提供交通工具。从克孜勒扎尔居民点至卡拉塔什居民点人员采用牲畜驮运方式撤离。

5.责成卫生部(А.艾达拉利耶夫同志)组织好医疗服务，给予来自中国公民必要的医疗救助。

6.责成教育部(Т.图尔古诺夫同志)统计这些来自中国公民的学龄儿童数量，以便其能够全部上学；孤儿和多子女家庭应指定保育院和寄宿学校负责接收。

7.责成生产采购部(П.Г.亚基姆科同志)组建牲畜—植物卫生监督机构。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书记

Т.乌苏巴利耶夫(签名)

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Б.曼别托夫(签名)

1962年5月4日

印发12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1015—1016页

№13745 贝内迪克托夫与陈皓会谈纪要：改善印中关系等问题(1962年5月19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5月31日

第49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武官陈皓的会谈记录

1962年5月19日

在民主德国贸易代办处举行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使馆武官陈皓进行了交谈。

陈皓说，印度政府看来不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和和平解决两国间的边界争端，因为该政府更喜欢派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而不是使节。陈皓这里指的是，印度驻中国大使已经有10个月没有在北京露面了。陈皓强调，印度政府坚持要派军队进入两国有争议地区，并在那里加修防御工事、更换军队和运送武器弹药。中国武官还对印度国防部长上星期的克什米尔之行感到不安。不过，陈皓也承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在两国存在争议地区所部署的军队并不太多。这一方面说明，那里属于高山荒原地区，气候条件恶劣、粮食供应不足，难以驻防大部队。另外，关于印度在那里派驻军队陈皓还倾向于另一种解释，即这是印度军方所运用的整体战术的有机组成部分。陈皓认为，印度人这一战术的目的就是想使印中边境地区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不动用大规模部队和进攻的情况下不断使用小股部队一块一块地蚕食中国领土。而且，在印度军队每次得手之后，印度报刊都要大肆鼓噪一番。印度人的进攻就是按照这样的程序一次接着一次。但是，陈皓指出，印度人的这一政策最终会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使自己失去一切支持，到那时候，印度与中国的大规模冲突必然无法避免。

陈皓说，中国当然希望与印度和解。但印度军队无休止地侵犯中国边境，不断地蚕食中国领土，印度政府和报刊对这些小规模冲突的大肆吹嘘均无助于两国间问题的和平解决。陈皓再次强调道，我们希望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但要达到这一点很难。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5月3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53—3654页

№20794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1962年5月3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5月31日会议

第33/1号记录

1962年5月31日

绝密

1.批准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文本(附后)。批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电报文本(附后)。

2.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发出之后，把这封信转交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朝鲜劳动党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今年6月召开经互会会员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会议时把这封信转交给他们。

3.委托苏共中央国际部提出建议，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领导人能够了解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件的内容。

РГАНИ，ф.3，оп.18，д.60，л.1-2

№13746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纪要：克什米尔决议案等问题(1962年6月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6月__日

第38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6月6日，应我的邀请，贾·尼赫鲁接见了我。

我告诉了贾·尼赫鲁，在美国对东南亚地区实施侵略政策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对该地区的危险局势的看法。贾·尼赫鲁仔细地听取了苏联政府的想法之后，说道：印度也对东南亚的形势感到忧虑。贾·尼赫鲁承认，南越的确存在着美国的武装干涉力量。贾·尼赫鲁认为，我们必须了解事情的真相，这与究竟那一方会对我们好无关。国际委员会所作的报告就应当以事实为基础。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北越也与发生在越南国家南方的事件有关。贾·尼赫鲁请求我继续就这一问题与外交部民族合作国家事务司秘书古尼杰维亚进行交谈。说了此话后，他便立刻将后者叫了来。很明显，贾·尼赫鲁已就此次会谈向后者作了相应的指示。

我告诉贾·尼赫鲁，自己即将返回莫斯科休假。贾·尼赫鲁请我向苏联政府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转达自己最良好的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感谢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关于克什米尔问题时对印度的支持。他说，现在克什米尔地区的形势相当复杂。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提出自己的议案，却让一个小国在安理会上提出了所谓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而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决议案由这些小国家来提出明显是有些欠妥的。

贾·尼赫鲁看起来神色疲惫，我感到，他的身体仍没有完全康复。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尼基福罗夫

发送：阿尼西莫夫

1962年6月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1—3662页

№13750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等问题(1962年7月7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7月7日

第460号

摘自М.Ф.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会谈记录

1962年7月7日

我应邀会见了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中国大使说，他得到指令需要回北京一趟，因而前来告别。过一段时间以后，中国驻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卡里姆宾格的两名政治参赞和所有贸易委员会(该委员会目前已经关闭)的工作人员也要回国。照中国大使的话说，近期中国不会派新大使来印度。至于中印关系，潘自力说，当自己从北京返回印度之后(今年6月26日)便根据中国外交部的委托在两天内两次拜访了印度外交部秘书长Р.К.尼赫鲁，并声明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通过谈判方式来解决两国间的边境冲突问题，只是希望印方不要为谈判预设任何条件。中国大使在第三次造访中向印方再次重申了上两次所说过的话。潘自力继续道，作为答复，Р.К.尼赫鲁立即回应道，印度政府只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与中国进行谈判，即中国边防哨卡均撤离拉达克地区。在这个问题上，Р.К.尼赫鲁根本不提及在两国东部边境的一些地区印度边防哨卡已远远地深入到了中国境内。

总之，潘自力继续说道，从Р.К.尼赫鲁的回应中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印度政府不希望协调解决两国的边境冲突问题。中国大使认为，印中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仍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他继续待在德里已没有太大意义。

潘自力补充道，在中国外交部最近发出的一份照会中，中国已向印度政府发出了警告，即中国政府将会采取一切行动以防止边境上的武装冲突。但是，如果这种冲突依然存在，那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应当由印度政府承担。中国大使指出，印度政府不愿意以谈判方式解决两国边境冲突的原因在于，印度政府希望维持中印两国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极力想向美国展示自己对中国和共产主义是毫不妥协的，以便藉此从美国那里获得印度所需要的经济和其他援助”。

中国大使又指出，自己的上述观点得到了中国外交部的认可。

关于台湾侵犯大陆的危险，潘自力说，当他离京来印时获悉，这种危险的确存在。因此中国在边境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战备)动员，要求相关部队随时保持战备状态并采取其他一切措施，以便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并彻底地消除中国所受到的军事威胁。

潘自力指出，国民党认为，只要他们一反攻大陆，中国民众便会起来响应。潘自力继续道，“据我们估计，把国民党的反攻部队与美军加在一起也不过只有45—50万人。中国领导人坚信，侵略者必将被粉碎，台湾终将回到祖国的怀抱”。

至此，会谈结束。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М.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7月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6—3668页

№13751 切尔卡索夫与潘自力会谈纪要：中印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7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7月17日

第474号

摘自М.Ф.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的谈话纪要

1962年7月14日

今天，我设午宴为中国驻印度大使饯行。同时参加此次午宴的还有中国驻印度使馆所有参赞。在宴会期间我与中国大使作了如下交流：

关于中印边境事件，潘自力说，在中印边界的拉达克地区局势已紧张到了临界程度，双方随时都可能爆发武装冲突。

潘自力说，在拉达克的喀尔湾谷地印度士兵已深入到了中国边防哨的后方并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哨所。中国连队指挥官要求印方停止这一举动，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绝。

潘自力还通报，印度军队指挥官迅速地在拉达克地区普遍构筑防御工事。中国大使断定，国民党和印度人在行动上已达成了一致，以便从不同方向对中国构成威胁。

潘自力说，7月13日他参加了印度总理尼赫鲁举办的午宴。“午宴举办得相当正式。”按中国大使的话说，尼赫鲁的讲话内容非常全面，但对中印关系却只字未提。(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午宴期间尼赫鲁曾告诉中国大使，印度政府坚决抗议中国人占领印度领土并要求后者将所有中国军事哨所撤出拉达克地区。)

此次宴会的其他话题均只带有一般性质。

宴会组织得相当好，始终都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М.Ф.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626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69页

№13752 切尔卡索夫与叶成章会谈纪要：中印关系紧张化等问题(1962年7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7月27日

第492号

摘自М.Ф.切尔卡索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年7月26日

今天，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来向我辞行。他说，自己已得到指示，很快将启程返回北京。因此来向我告个别，并对在印度整个逗留期间苏联使馆所给予他的各方面协助表示感谢。

叶成章指出，中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原以为，中印之间的紧张关系会迅速平息的。

叶成章认为，中印两国间现有的这种紧张状态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原因在于：其一，印度政府希望以此来保证自己能够从西方国家得到所需要的援助；其二，印度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是：将中国边防巡逻兵从本属中国的领土上排挤出去。

叶成章通报，目前中国与印度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实际上业已中断，因此中国驻印度使馆人员将压缩到最低编制。他还补充道，前不久全印和平大会主席松杰尔拉特曾得到了去中国的邀请，他本人也已同意前往。但印度外交部就是不让他去。

印度外交部在向印度公民发放边境签证之时均依照相关程序在上面做出说明，即严禁前往中国。

在稍作犹豫之后，叶成章询问道，报纸上说А.И.米高扬同志在德里会见了梅农，这一消息是否真实？

对这一传闻，我坚决予以否认，并指出米高扬同志在前往雅加达的途中的确曾在德里停留，但当时梅农已去了孟买。而当А.И.米高扬在德里停留和从雅加达返回莫斯科期间，梅农则已到了日内瓦。

叶成章对我的解释表示感谢。

会谈其他内容都不具有重要意义。

苏联驻印度临时代办

М.Ф.切尔卡索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652号

1962年7月2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0—3671页

№20027 莫斯科夫斯基与金日成会谈纪要：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大使 [92] (1962年8月14日)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大厦拜访了金日成同志。寒暄过后，我们进行了长达1小时15分的会谈，在场的还有朝鲜外务省外相朴成哲。

会谈过程中，金日成同志讲道：

我们高兴地欢迎新任苏联驻朝鲜特别和全权大使，并向您表达我们对继续加强和发展朝苏两国人民、两国政府、两党以及两国领导人之间兄弟般的友好与合作关系的信心。

金日成接着说道，这是值得期许的，因为我们的传统友好关系是历史形成的。苏联是我们的解放者和最好的朋友，给了我们援助和支持。苏联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先锋；是我们党的老大哥。苏联共产党一直给我们党以帮助，支持并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我们将朝鲜人民党视为苏联共产党的小兄弟。因此，金日成同志强调，我们一贯全力地并将在一切问题上支持苏联党和政府。我们会继续教育朝鲜人民以国际主义精神发展同苏联人民之间有着深厚历史根基的兄弟情谊。这是我们作为共产党人的责任。

金日成同志继续说道，我们将会对您这位代表着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大使的工作给以全力支持，将我国发生的一切情况予以通报。作为真正的朋友，我们彼此间没有秘密…… [93]

(我)向金日成同志一一表达了谢意，并向他转达了赫鲁晓夫同志对他的友好问候以及身体健康的祝愿，还就赴朝前与赫鲁晓夫会面情况向他作了通报。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请我转告(您)，中央委员会和他本人认为两党关系发展良好，我们对此感到很满意。金日成同志回答说，他完全赞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这一看法，并相信我们之间没有模糊不清和疑难的问题。

当我向金日成同志转达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同志请他访问或前往苏联治病疗养的邀请时。他对此表达了诚挚谢意，并答应一旦身体需要做治疗，他定会应邀前往，他还强调除了苏联共产党，没有其他人能为他提供医疗方面的帮助。

金日成同志还表示，他计划在假期过后，注意军事方面的事务，熟悉国防情况。这时，他提起1961年夏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向朝鲜提供的重要军事援助一事，还讲到苏联同志当前在空防领域向朝提供的援助。他还说，在8月15日假期过后，他会与苏联大使会面，商讨军事方面的事务……

苏联驻朝鲜大使

莫斯科夫斯基

АВПРФ，ф.0102，оп.18，п.93，д.5，л.3-9

№13754 贝内迪克托夫与梅农会谈记录：关于印中边界冲突等问题(1962年8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8月…… [94] 日

第575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国防部长梅农的会谈记录

1962年8月26日

我与梅农见了面并问道，报纸上公开的关于印度军队在拉达克中印边境地区向中国军队开枪之事是否属实。梅农坚决予以否认，并说道：“印度人没有开枪。我们已向本国军队发布了严格的指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开枪，特殊情况除外。”

梅农说，中国人将自己的哨所设置在印方的交通线上，导致印方无法向自己的前沿哨位运送装备和粮食。这些前沿哨卡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印方不得不派遣小分队去营救。目前，两国的前沿部队均深入到了对方的后方，从而为冲突的随时爆发埋下了隐患。梅农说，类似的冲突无疑会恶化印中两国的关系，并导致印度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华运动，这明显只会对反动势力有利。

梅农提起关于自己与周恩来的会谈情况。期间，梅农对周谈了自己的观点：印中关系的恶化对所有向往社会主义的进步国家都是一个打击。

与此同时，梅农又指出，外界所有关于贾·尼赫鲁的继任者究竟会是谁的传言都毫无任何意义。因为尼赫鲁目前的身体状况很好，他将会在今后6—7年间继续管理国家。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745号

1962年8月28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2页

№13756 贝内迪克托夫与拉达克里希南会谈记录：印度对领土争端的态度(1962年9月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9月…… [95] 日

第600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的会谈记录

1962年9月4日

我拜访了萨·拉达克里希南总统，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名义诚挚祝贺总统生日，并祝愿他及其家属在崇高岗位的活动中取得成就以及身体健康长寿。他对祝贺表示热情的感谢。

与总统的会谈在非常热情、友好和信任的氛围中进行。拉达克里希南对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国内及国际舞台的活动给予极高评价，强调他在国际事务中、在执行英明的对外政策中、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所起的杰出作用。他说明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绝对正确和英明的”，并说，他多次向印度政府指明，苏联的对外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合乎情理的典范。总统特别强调苏联政府及赫鲁晓夫同志个人在签订采购米格21飞机协议的谈判中显得非常英明、理解和极有分寸。他指出，苏联并不强加这份协议，而只迁就印方的愿望；对协议保持英明的平静和沉默，当大家冲动和叫喊时，美国人的举动“简直愚蠢”，经常提出这一个问题，并以此表示对自己不公平的利害关系。总统声明：“我们深信，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苏联政府仍将平静、满怀信心、英明而不声张地执行自己智慧的对外政策，并将取得成就。”

因此，拉达克里希南声明，他在声明中，甚至在公开的言论中，他对比苏联同美国的对外政策，并提出这样的问题：“谁以军事基地包围谁——是苏联包围美国还是美国包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这样的一个对比，足以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性质做出评价。他提起他在科伦坡的一次讲话，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他指出，美国制造了原子弹，称此创举为恩赐，并在日本使用了，而苏联制造了原子弹后声称，这对人类是一个该死的东西。

总统表达了自己的信念，世界大战不会发生，但他不否定，由于偶然性、挑衅性或不幸的情况而有可能发生战争。他引证说，因苏伊士、老挝和柏林等问题引起国际形势紧张，最近双方都放弃了用战争途径进行威胁和解决冲突，并走上谈判和协商的道路。他指出，“苏联在军事上的强大力量是发动战争的制止因素，不让战争发生”。

总统声明，根据他的见解，印中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他遗憾地说：“这样的小事引起如此的噪音。”他说，他明白中国对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道路的利益关切。总统声明，“根据他的意见，印度准备在一定的条件下，把这一地区交给中国使用，如果中国承认印度享有这一领土的主权”。总统声明，“印度是在法律的基础上认为这是自己的领土”，并举例说，1870年英国大地测量学家征得克什米尔大君的特许在这一地区进行勘测。

拉达克里希南继续说：“当这争端得到调解，不仅中国和印度感到庆幸，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将庆幸，因为苏联更想与这两个大国是朋友，并走同一条道路。要知道列宁早就希望加尔各答、北京和莫斯科走向同一目的。”

拉达克里希南在会谈中提到，总理的健康虽比春季时好得多，但还不是非常好。他说，尼赫鲁的工作非常多，又不保重自己。现在总统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加强了，他竭力帮助尼赫鲁，把他作为“国家第一号人物”。

总统关心地问及苏联近况。我向总统讲了关于我国取得的成就，关于工业、科学、农业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的情况。拉达克里希南认真地听完后说：“我感到你们的情况很好。甚至肯尼迪不得不承认，美国落后于你们，因为他对情况很了解。我常对我们的人民说，我们看苏联，要看它在20—40年内取得哪些成就，苏联人民如何从1917年破坏了的国家建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强国；他们如何不断加强自己国家的威力。与此同时，我们是如何争论多、讲得多，而做得少。为什么印度不能取得这些成就？!我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我们需要纪律、人民的创造性热情以及为达到目的而集中力量。可是我们却时常夸夸其谈，把一切归咎于总理；反对党极其不妥、无礼、粗暴地对待尼赫鲁，攻击他，而不去做一点正面的事。他们最怕尼赫鲁的方针会把国家引导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这把他们吓坏了。”

总统请我向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以及苏联政府成员转达热情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最后，总统希望苏联大使近期不要离开印度(显然由于报刊发表了即将召回大使的消息)。拉达克里希南说，苏联大使应留下较长时间，以帮助将来发展印苏关系，尤其是提出解决印度一系列重要的经济问题的建议。他希望很快再详细地谈这些问题。当提到印度的农业问题，他不愉快地批评了印度农业部长帕蒂尔先生。

大使馆翻译专员А.Л.尼基福罗夫参加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3—3676页

№13760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会谈记录：中国对尼赫鲁声明的立场(1962年10月1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10日

第885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3周年而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我与中国驻印度临时代办叶成章进行了交谈。

针对印度总理贾·尼赫鲁近期发表的关于印中关系的声明，我询问他的看法。

叶成章同志说，他从尼赫鲁的声明中感到，印度政府的立场并没有任何改变，本质上与印度军方和国内在野党所发布的声明没有任何区别。叶成章指出，我们不要指望在近期内中印边境问题的解决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因为印方根本就没有以和平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诚意。叶成章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印方的不断挑衅，两国之间的边境争议将会不断加剧。印度把很多军队运往东部边境并始终在那里驻有重兵。

叶成章通报道，在中国驻印度使馆今天举办招待会期间，印度人民同盟和人民社会党等印度在野党在中国使馆周围专门设置了警戒线，他们在通往中国使馆的所有街道上都部署了岗哨以拦截和驱逐所有前来参加中国招待会的印度公民。叶成章说，关于印度国内在野党的上述举动中国使馆已通知了印度外交部。

叶成章同志说，今年中国的经济状况好于去年，其中主要农业作物的收成都比较好。

我也向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如下情况：今天，Н.С.赫鲁晓夫和Л.И.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等同志发去了贺电。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77—3678页

№13759 贝内迪克托夫与达特会谈记录：帮助印度建设米格飞机制造厂(1962年10月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3日

第656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国防部代表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日

我接见了以达特少将为首的由5人组成的印度国防部代表团。该代表团是根据印度国防部的委托来访的。

印度代表团提出了如下问题：要求苏联尽快向印度派遣专家，以便为印度设计能够生产米格飞机的制造厂。印度代表团强调，这些苏联专家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不仅能承担飞机制造厂的设计工作，而且能够组织飞机及其附属工厂的生产活动。印度国防部代表答应将向苏方提供相应的问题清单，第一批苏联专家应当对这些问题做出答复。只有在苏方作了相应的解释之后，印度代表团才会表示同意，让苏方的飞机设计小组先来，以便对印方感兴趣的问题做出相应的答复。但印度代表团仍坚持要求，这些苏联专家必须拥有广泛的专业并能够迅速地将其派往印度。

我指出，印方常常要求苏方迅速地对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做出答复，但当得到了莫斯科的答复之后，他们往往又不急于解决问题，在情况通报上和给苏联专家的签证办理方面无故拖延。印度代表承认我的意见很对，并承诺他们会竭力不使类似的拖延再度发生。

我建议他们迅速成立大型的设计机构以便完成相应的(飞机)设计工作。他们说，印度已组建了两个专家小组，正在对飞机厂的厂址、占地面积进行详细的论证和研究。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经济参赞Б.С.罗曼诺夫同志，苏联驻印度贸易代表Г.П.维里津和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同志。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档案室

1962年…… [96]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0，д.6，л.88-89

№24203 库兹涅佐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协助引渡叛逃分子(1962年10月5日)

绝密

今年10月3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苏联外交部通报说，前新华社驻瑞士记者张扬(ЧжанЯн)，他娶了一位外国记者新娘，背叛了祖国。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决定遣送他回来，并对他进行专门监视。大使馆请求苏联方面在张扬途经苏联企图逃跑的情况下对他进行跟踪。

但是，中国人在阐述了要求后不久，中国大使馆在致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根据大使馆得到的情报，张扬10月3日不会前往莫斯科。

根据来自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情报判断，张扬被扣押了，在布拉格要登机的时候，他受到中国大使馆8名工作人员的阻挡，并被带回大使馆大楼。

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

(1)委托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张扬途经苏联时给予中国方面以必要的帮助；

(2)通过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向捷克斯洛伐克朋友通告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关于张扬的要求，苏联方面打算满足该要求。

В.库兹涅佐夫(签名)

1962年10月5日

第02980/ГС号

РГАНИ，ф.5，оп.30，д.398，л.107

№10391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时间(1962年10月9日)

采纳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无线电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建议，自1962年10月15日起延长汉语无线电广播的时间：每昼夜4小时30分钟。

送安德罗波夫同志、斯纳斯京同志、苏斯洛夫同志、伊利切夫同志、哈尔拉莫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

ЦХСД，ф.4，оп.17，д.494，л.6

№10287 贝内迪克托夫与叶成章谈话纪要：中国对处理中印危机的立场(1962年10月10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19日

第910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叶成章同志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0日

由于叶同志将要回国，我同他进行了一次会谈。

叶同志主动向我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他说，印度最后还是拒绝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谈判的建议。印度方面仍然坚持说，最近在印度领土东部边界麦克马洪线以南发生的冲突，是由于中国军队向南侵犯并攻击印度边境哨所而引起的。叶同志说，事实上这完全相反。印度军队越过麦克马洪线并攻击了距麦克马洪线以北较远的中国哨所。叶同志讨论了他最近与印度外交部中国部门的负责人梅农进行的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叶同志要求梅农拿出1960年印度出版的东部边界的地图，根据印度照会中指出的那些地点的经纬度，找到现在在发生冲突的那一地区。结果表明，由印度人自己标明了经纬度的这一地区在距麦克马洪线以北很远的中国境内。用叶同志的话说，梅农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即使这样，梅农也还是坚持说，印度军队绝对没有越过麦克马洪线。

叶同志说，促使印度与中国保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希望在国际上得到美国的金钱，并企图镇压那些不合统治阶层意图的国内政治势力。此外，叶同志认为，印度政府在这场冲突中已经走得太远，以致无法再回到正常的关系上。

叶同志提到了中国大使最近同贾·尼赫鲁在今年7月13日举行的会谈，他说，在这次会谈中尼赫鲁支持两国在双方研究边界问题的委员会于1960年制定的报告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叶同志指出，现在印度不再建议这一点。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是如何评价印度的经济局势的？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时候，叶同志承认，中国大使馆因完全忙于边界之争，没有对印度的国内发展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

出席这次会谈的有大使馆的译员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10日

АВПРФ，ф.090，оп.24，п.44，д.5，л.147-148

№1383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寻求化解中印冲突(1962年10月11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1日会议第5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赫鲁晓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柯西金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库兹涅佐夫同志。 [97]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

参加其中，制定详细的文件。

委托外交部进行准备工作。

寻求停战。 [98]

麦克马洪线。

中国方面是很难同意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撤军的建议——是明智的。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33-34

№1384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赞成消除中印之间的冲突(1962年10月1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4日会议第59号记录 [99]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Д.С.波利扬斯基、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В.В.格里申；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Л.Ф.伊利切夫、Б.Н.波诺马廖夫、А.Н.谢列平；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33项　关于中印冲突的问题。

由Н.С.赫鲁晓夫同志继续阐述：

1.暂停向印度派遣米格21飞机。 [100]

2.关于给驻印度的苏联大使贝内迪克托夫同志的指示。应对尼赫鲁说：“我们感到失望”。

是否想象到，冲突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麦克马洪线是谁确立的？

谁承认的？什么时候划定的？

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把军队撤离到20公里以外的建议是合理的。

印度方面关于把军队再撤出20公里的建议，对于中国来说是有损尊严的。

我们赞成消除冲突，因为它是不会带来益处的。

印度未必能够从冲突之中赢得什么。

什么时候提出了关于签署禁止核试验的协议的倡议——在1962年11月6日之前。 [101]

电报：

(1)给波诺马廖夫同志——关于1962年11月20日会议。

(2)给乌布利希同志——关于农业问题。 [102]

РГАНИ，ф.3，оп.16，д.947，л.35

№24196 谢米恰斯内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协代表团访苏情况(1962年10月15日)

机密

向您汇报，中苏友协代表团成员在苏联逗留期间表现得非常拘谨，避免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对我们的成绩进行评价。讨论问题也只是在陪同他们的苏联机关代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而且不在宾馆里，而是在走廊或者户外谈论问题。

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董辅礽 [103] 和内蒙古自治区工会主席…… [104] 努力向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施加影响，使他们对苏联所取得的成绩持怀疑态度，让他们的头脑中留下对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的不好印象。例如，在苏维埃摩尔达维亚列宁宾馆里，董辅礽对代表团的成员说：“不要相信他们，这只是个中等的集体农庄，还有更好的。这只是皮毛。这只是最好的集体农庄之一”。

董辅礽采取措施研究苏联的经济形势和苏联居民的情绪。一开始他隐瞒自己俄语非常好，随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在各种场合与人交谈，认为同衣着简陋的人交谈最好，在乘车时同旅客交谈，等等。在参观集体农庄和工厂时他离开团体成员单独活动，在同庄员和工人交谈时问他们——这个集体农庄是否盈利？商店里用工资是否能买到肉、油等。董辅礽向苏方陪同人员打听，为什么宾馆管理人员必须准确地知道代表团成员的房间号码。

董辅礽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参赞张莫潭(Чжан Мо-тан)在列宁格勒、基辅和梁赞多次离开代表团，单独逛粮店，尽管什么也不买。

代表团领导人彭真很不友好地打听苏联的生活情况。例如，他问苏联是否有免费医疗，对苏联公民在医疗的花费进行报销，等等。

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对苏联的最高和最低工资情况感兴趣。

在离开莫斯科的那天，代表团成员拒绝了苏方陪同人员的效劳，借口说必须去一下中国大使馆。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

В.谢米恰斯内

РГАНИ，ф.5，оп.30，д.398，л.87-88

№13764 贝内迪克托夫与古普塔会谈纪要：中印冲突对印共的影响(1962年10月1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23日

第702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共产党书记布佩希·古普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5日

我接见了布佩希·古普塔，并与他进行了详细的会谈。

布·古普塔首先声明，最近一次召开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后，党的情况大大改善了。他巡视各邦后，感到组织加强了，对苏共二十二大问题的讨论绝大部分组织进行得很好，对代表大会的政治决议完全拥护，甚至对阿尔巴尼亚问题也大部分支持苏联的观点。仍有某些争议的唯一问题，就是关于个人崇拜问题，其中包括道路、城市的改名，等等。古普塔说，他号召各组织不要去关注这些问题。古普塔提到现在书记处开会，讨论喀拉拉邦的情况，印中边界目前局势以及日常事务。他声明，边界纠纷，特别是公开的武装冲突，使印共的情况非常复杂，使印度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发生困难，影响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正常发展。古普塔请我把印度同志关于这个问题以及印共与中共关系的意见转达苏联的领导人。

会谈转入这些问题时，古普塔声明，印共没有从中国同志那里获得关于边界问题的任何信息。“所有关于边界事件的信息都是从一般的资产阶级庸人的报纸那里得到的。由于我们一点准确的信息都不知道，因此产生了许多困难和互相矛盾的意见。”古普塔告知，不久前印共通过接近国防部的一位人士获得秘密消息，印度军队现在离中国领土边界以北3英里。他指出，不能保证这条消息的可靠性。古普塔肯定地说，最近两年半以来，中国同志拒绝提供任何详细的信息，不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想法，也不听取印度同志的意见。他们不想弄清楚印共对边界争端的立场及其困难。“要知道，他们个人都很熟悉我们——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和我。我亲自会见过所有这些中国领导人。但是，他们现在完全不同我们建立联系。我们一方无法伸手接近他们。”古普塔提到，他在莫斯科时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但未能实现苏斯洛夫提出关于古普塔与陈毅会晤的建议，当时陈毅前往日内瓦途经莫斯科。中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也没兴趣与印度同志会谈。根据古普塔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大使馆一个月前收到了中共中央从北京寄给印共书记处的信。但是，收件人至今仍未收到这封信，因为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请丹吉、南布迪里巴德或古普塔三人领导小组中某一位到大使馆去看这封信。古普塔对此批评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不是充满同志般的态度，说明他们是不负责任的小官僚，“永远不理解我们”。

古普塔确信，因印中两党关系形成的不正常状况，到了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他赞成各兄弟党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各党的立场，因持续的边界纠纷产生的观点和困难，并建议在莫斯科举行这样的会议，因为“我们不能去北京”。他说，大部分同志赞同他的意见。

他同时谈了自己的意见，认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应当像男子汉与男子汉一样会晤和对话的时间来到了，因为中国同志在世界上除赫鲁晓夫外，谁的话都不听”。

同时，他关注到：越来越剧烈的反华、孤立中国的运动，破坏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企图，资产阶级利用苏联对印度的援助使苏联和中国发生直接冲突的意图。他建议加强反对这类宣传的斗争。

古普塔说，印共领导收到了南斯拉夫共产同盟的邀请，派三名党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南，但至今仍未答复这次邀请，显然是不接受了。他还提到，党报《新纪元》在9月初错误地刊登了订阅南斯拉夫出版物的广告。因此，印共书记处指出，不准刊登南斯拉夫党的报刊的广告，同时也禁止刊登中国的小册子《列宁主义万岁》的广告。

古普塔谈到书记处内部职责分工问题。他说，他主要负责印共在议会的活动和党的学习；丹吉负责工会活动、《人民出版社》和《新世纪》杂志的工作；南布迪里巴德从事《新纪元》周刊工作，我们三人都负责党的宣传和财务工作。戈文丹·奈尔和约金德拉·夏尔马从事党的组织工作，书记处的各地成员则负责本地区的党组织活动。

谈到创办中央机关报的问题时，古普塔讲了书记处研究这一问题的情况。书记处做出结论，在德里发行英语或印地语版日报将是无效的，因为，在德里的党组织很弱小(只能推销2000份)，当天报纸到晚上只能送到4—5个地点，其余地点要1—2日后才能送到。这使报纸的作用低下；党每月将亏损1万—1.5万卢比。因此决定，在中央领导下在比哈拉邦、北方邦和奥里萨邦发行3家报纸。比哈拉邦的报纸将于1月出版。

我强调了中央日报的重要性，并提示《星火报》和《真理报》对组织和巩固苏联共产党的伟大意义。古普塔对此表示同意，并声明，他明白党的中央机关报的特别重要，但对在目前财政困难的条件下创办这类报纸的可能性表示怀疑。

古普塔说，书记处授权他收集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以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关于二十二大提出问题而发表的最重要演讲和文章，并在各地用印地语发表。他请求对此事予以促进以及物质上的帮助。我避开了关于物质方面问题的讨论。

谈到苏联图书的出版和销售的组织方案时，他强调说，对此事必须极其小心。只有书记处三人领导小组将去讨论这问题，并与苏联同志联系实现方案。关于这个问题，古普塔声明：“我不支持中国同志的观点，我也明白，近年来印苏关系得到了特别的加强和改善，需要保护它以免发生各种不愉快的事。”古普塔建议，在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会的领导下，在各大城市建立良好的苏联图书刊物阅览厅，以抗衡美国和英国在那里建立的阅览室。

我请古普塔采取措施，加快办理同志们到莫斯科党校学习的手续。古普塔答应去办，并补充说，印共代表团在去参加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经过莫斯科时，途中听到关于党校工作的介绍。古普塔解释说，印共在这里举办了一系列党校，因为这对培训干部具有重大意义，但不能全部都派到莫斯科来。所有这些党校都将在中央的严格管理下进行工作。

我通知他，《真理报》编辑部邀请各地方党报10—12名编辑人员访问苏联，并参加11月7日的庆祝活动。

古普塔说，可以通过列札·阿里与书记处联系。

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苏共中央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普希金同志、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907号

1962年10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2—3696页

№25605 契尔沃年科与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中蒙边界谈判问题(1962年10月17日)

摘自С.契尔沃年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0月27日

第762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Д.策伯格米德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17日

应策伯格米德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会谈中大使谈了下面几点：

他提起了以前向我们通报过的事，他说最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乌兰巴托，目的是进行中蒙边界的谈判。代表团成员中有区公安厅负责人(策伯格米德认为，他是从内蒙古被叫过来的)以及现任中国驻越南大使(据说以前在边防部队服役)。

大使说，中蒙边界长4000公里，过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防哨没有驻扎在地图上标注的地方，而是在离它20公里的蒙古境内；他们只在有水源的地方驻扎。

中国人声称，策伯格米德接着说，他们认为目前在研究边界问题时必须按实际上已经形成的边界线划分，即按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驻扎的沿线地段划分。大使说，过去中国坚持另外观点，即边界应按历史上已形成的边界线确定。为何中国放弃了这种观点，这个问题很难说。或许他们担心，如果边界问题的解决按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会产生诸多争论性的难题。问题在于：从历史角度看待这个问题，中国人会想这可能会使人想起两国历史上形成的国界是在长城沿线，这样很明显地对中国政府是不利的。虽然我国不希望这样做，Д.策伯格米德在谈到中国现在想进行谈判以确定按蒙古人民共和国边防部队驻扎的沿线地段，为此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措施。如他们把军队进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分界线后的区域，这些地区在现在的地图上都已标出，紧靠蒙古的边防哨所。中国代表暗示说，地图上所标注的国界线不应算数，至少因为这条边界线不是蒙古人标出的，而是苏联方面。

接着大使说，中国当局恳请我们将关于已在乌兰巴托开始的蒙中边界谈判的事情及其内容保密。Д.策伯格米德说，他也得到乌兰巴托对此的指示。大使答应等事情有了新的进展立刻向苏联大使馆报告。

Д.策伯格米德在谈到最近一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他强调说，对图穆尔奥奇尔问题的处理是非常及时的。目前图穆尔奥奇尔在这个边远地区是建设工地的负责人。目前也进行其他机关的干部调遣，特别是历史研究所。全国召开了党的会议，讨论提到过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总结。大使指出，由于图穆尔奥奇尔的积极活动，最近在蒙古党中央政治局内部的阴谋日益明显，甚至可以听到要重新审查蒙古人民革命党对内、对外总路线的言论。许多人议论起蒙古人民共和国应确立独立经济、保留过去好像(据称)被俄国人破坏的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因此，Д.策伯格米德指出，尽管图穆尔奥奇尔自己没有公开发表自己关于这一切的意见，但是在他的默认下，类似的言论在党内和国家内部流传。图穆尔奥奇尔鼓动民族主义情绪。他对泽登巴尔说，泽狄布似乎要把泽登巴尔从他现在的位子上赶下来，而对泽狄布说泽登巴尔会在背后搞他。他在乌兰巴托的其他机构中就是搞这种阴谋诡计。有人说，乔巴山犯了严重错误，虽然他已经不在了，但跟他一起工作的人还在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听这些议论，图穆尔奥奇尔没有反对它们，一直说“是的、是的”，并且在他看来，好像确实如此。泽狄布和桑布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图穆尔奥奇尔就是这样散布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现任领导人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现象在党内、国内持续了将近3年，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图穆尔奥奇尔是罪魁祸首。

Д.策伯格米德后来谈到了几天前因蒙中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签订10周年的事，他在蒙古大使馆举行蒙中经济和文化合作协定签订10周年的招待会，他邀请了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他邀请了70位中国领导人，实际到现场的只有44位，职位最高的是陈毅(大使指出，在乌兰巴托的招待会上泽登巴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中国与会代表表现得过于官方化。陈毅在招待会上强调说，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式严峻，但不会减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接着，陈毅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更加致力于发展两国间的传统友谊。他举杯，为我们的伟大家庭干杯，说的是中蒙两国，而不是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大使气愤地说，他在那天招待会的发言第二天被刊登在中国的报刊上，但被严重地歪曲了。刊登了关于他说的中国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内容，可对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援助却只字不提。另外，Д.策伯格米德解释，他不能保证下面提到的数据的正确性，因为没能检查，策伯格米德说他认为有必要向苏联大使馆报告他从住在内蒙古的人听到的有关消息。他们说今年7—8月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发生了反中国当局的大规模运动。参加者宣称愿意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说，他们是蒙古人，终生都从事畜牧业生产，想吃到新鲜的肉。现在我们的荒地上来了500万中国公民，他们耕作了牧场，我们却忍饥挨饿。我们这里的老人却被饿死。

为了平息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抑制它的蔓延，北京派来了以乌兰夫为首的代表团，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允许每户杀羊，禁止乱开荒地，留部分土地做牧场。但是仍有几个人穿越蒙古的边防线。他们被蒙古的边防战士送回中国，中国人将这些穿越国境者及其妻子儿女当作叛徒和叛国者一起枪杀。

后来大使谈了一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会工作的情况，这是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从中国公民处得到的消息(有关的消息已向中央专门报告)。

会谈结束时，Д.策伯格米德邀请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参加他们在伟大的十月革命45周年前夕组织的蒙古苏联友好晚会。

我感谢大使的邀请，并表示，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很高兴地参加蒙古、苏联友好晚会。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С.契尔沃年科

АВПРФ，ф.0100，оп.55，п.480，д.7，л.96-100

№13762 贝内迪克托夫与德赛会谈记录：通报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18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24日

第425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外交秘书德赛的谈话记录

1962年10月18日

我应邀与М.德赛见面，并与之进行了交谈。期间，他主动谈起了关于印中边境争端和所谓麦克马洪线等问题。

我声称，由于自己没有得到授权，因此无法就这一问题发表看法。德赛答，他了解苏联的立场，也理解我为何要这样说，但仍希望向我通报一下引起中印两国间争议的几个问题。

他说，近几个月以来，印度一直试图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与中国之间关于边界问题的争端。但中国人却无意维持近两年来印度东部与中国接壤边境地区的平静现状，从9月初开始，中国不断派自己的军队深入到印度境内，并觊觎印度东部边境特区的大部分领土，结果导致近期中印间武装冲突不断升温。中国的上述举动是对印度合法权利的侵犯，引起了印度国内民众的激愤。德赛认为，中国此举无疑使印方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争端的尝试无法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即使这样，印度总理仍声明，如果中国尊重印度的领土主权、尊严，放弃对印度的威胁，并将本国军队所占地区撤往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不过，从中方所发表的声明来看，中国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继续尝试让本国军队向南方推进。与此同时，他们还向印度外交部发出了抗议印度军队的行动的照会，以配合他们的侵略行径。在自己的照会中，中国人断言，中印两国军队间的冲突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中国领土上发生的。

德赛提出了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的理由。

他向我转交了“麦克马洪备忘录”的文本和1962年9—10月间中印两国互换的照会文本，其中包括两个最新的印度照会文本在内。

德赛指出，印度始终没有向中国宣战，虽然中国已经侵占了印度很多平方英里的领土，但印度绝不会让中国军队继续这样做。他警告道，在1960年的谈判中，中方便曾表示准备承认麦克马洪线，并以印度承认中国占领拉达克为交换条件。如今，中国又向麦克马洪线发起挑战，试图利用拉达克问题对印度施压。德赛认为，近期内解决两国争端的前景渺茫。“如果因此而导致两国间的战争，那就可能持续10年、15年或20年。”

我对德赛谈了苏联政府对印中边境争端的观点，并强调双方理应以和平谈判手段解决争议。我指出，在边境上相互以武力攻击，远非解决争端的明智之举。

我向德赛通报，苏联政府已同意印度政府的最新任命，即由Т.Н.考尔担任印度驻苏联大使。对此，他代表印度政府表示感谢。

我告诉德赛，根据两国间现有贸易协定，很难取得向印度供应苏联商品的许可证。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印度外交部副外交秘书К.В.Н.梅农和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Г.М.普希金同志、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档案室

1962年10月2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87—3689页

№20795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指示(1962年10月1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62年10月18日会议

第59/33号记录

1962年10月18日

绝密

1.批准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命令草案(附后)。

2.委托苏联外交部把给苏联驻印度大使的命令通报给苏联驻中国大使。

附件：

关于第59号记录第33项

就中印冲突问题给苏联驻印度大使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指示

不晚于1962年10月17日 [105]

机密

优先

德里

致苏联大使：

您应当立即与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单独会谈，并约定，由苏联使馆工作人员担任会谈译员。

请告诉尼赫鲁，您受委托向其通报如下可靠内容：

“苏联政府极其关注印中边境地区，尤其是近期危险事件的发展状况，并认为就这一问题向您——总理先生公开表述一些看法是自己的首要责任。我们在这次事件中不论是对印度还是中国人民都抱有友好的情感，始终致力于印中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不致激化，在双方均能接受的基础上从印中两国人民的利益和维护、巩固全世界利益的角度出发，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如果印中之间所发生的争端能够在相互理解和合作的精神指导下得以解决，那只能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胜利，是那些总是试图激化国际局势和插手印中间军事冲突的人们的失败。

您——总理先生自然非常清楚，(在当今世界上)反动的和战争的力量不仅存在，而且一直在活动。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们都在以各种方式和手段极力在亚洲两大强国之间播撒仇恨的种子，削弱印中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并刻意挑拨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我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集团在印中边境纠纷之际绝不会放过任何在苏印和苏中关系中进行投机的机会。他们，正如俗语中所说那样——伺机而动，随时准备破坏苏联与印度和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友谊。

您是知道印中边境冲突刚开始时苏联政府所持的立场的。那是在1959年印中武装冲突爆发之际，苏联政府表现出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以便在不导致事态复杂化的前提下找到能够令双方均满意的解决途径。苏联政府相信，均以传统的佛教原则为基础构建双边关系的印中两国政府绝不会允许事态走向激化，而会以双方完全相互谅解和合作的精神为指导来解决所发生的误解。也正是因此，我们才采取了这样的立场，虽然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兄弟般的关系。而要做到彻底的以诚相见，应当说，也就得这样做才行，而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说苏联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衷心希望，总理先生能够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这一地区的和平，并认为，如果(各方)都表现出耐心，那就终将找到明智的方式并采取措施来解决冲突。

然而，后续事件，尤其是近期所发生事件的发展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失望和担忧。当前，情况非常清楚，情况的发展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事态的走向并不是问题的解决，反倒是冲突的加剧。局势日益趋于白热化。印中边境地区武装冲突不断，出现了大量人员损失。

与此相关，一些印度国务活动家的言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年9月15日和10月8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便指出，印中边境东段的局势极其尖锐。他强调，这可能导致(印中两国)严重的冲突，而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必然展开一场厮杀”。从各方面情况来判断，印度军队已得到了开始对中国直接展开军事行动的命令。上述这些声明的性质及其后续行动，都可能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印方在和解问题上、在以和平方式解决边境冲突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努力。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引起各方严重的不安。

我们并不愿意从本质上探讨印中双方的彼此要求和涉及两国边境冲突的细节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不关注印度国务活动家们的言论。后者言论的意思可归结为一点，即印中两国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是荒漠地带，对生命的存在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当然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包括印中两国在内的边境问题是国家间关系中相当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继承并留给我们的沉重遗产。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便是这样。那么，这条边境线究竟是在什么条件下设立并由谁承认的呢？关于这条边境线在印度境内确定的时间，众所周知是在强大的殖民强国——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在不考虑各民族民族利益，没有兼顾历史和种族特点的情况下便绘制并改画了这一地区的地图。另外，据说，英国当年在改画地图时是随心所欲的，只为满足自身的私利。中国当时是一个弱国，因而无法对英国这样的做法给予应有的抵制。不过，即使在国力不抵英国的条件下，中国也从来没有单方面承认过英国人制定的麦克马洪线。

我们认为，您——总理先生会同意我们的观点，即当年殖民时代的遗产未必可以被认定为法律，而让已获得解放的国家都必须遵守它。实际上，如果一定要无条件地承认殖民时期强制性制定的边境线，这种观点就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民族间的相互利益发生抵触，而最终对谁都不会有好处。理所当然的是，在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如果不考虑双方的利益和实际，要解决任何涉及主权国家的问题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完全没有干涉印中边境纠纷的想法，只是希望印度政府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了解苏联政府为何认为有必要向印方阐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们衷心期望能够更迅速地消除过去殖民时代的人在当前印中关系中所遗留的难题。如今，印度和中国都已是独立的国家，在双方都具有良好意愿的前提下两国之间现存的边界纠纷一定能够而且应当得到圆满的解决。与此相关，我们认为，中国提出的关于双方在不带任何预设前提的条件下举行谈判的建议倒是值得重视的。这些建议是建设性的，不会对双方的声望造成任何损害，既照顾了印中两国相互利益，又可能成为和平解决双方边界问题的良好开端。我们还希望指出的是，早在1959年中国政府便已提出了在我们看来是建设性的建议，即印中双方军队均撤离边境线20公里，换言之，中方将从当时他们所占领的地区撤退20公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中方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被接受，用以解决印中之间的争端。而如今，新的撤军要求则可能被中方认定为污辱性的，会损害自己的声望。

作为印度和中国的朋友，我们衷心希望印度和中国代表能够在没有任何预设条件的前提下坐到谈判桌前，以便共同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

您——总理先生所发表的多次声明在苏联国内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如关于国家间的争议问题应当通过非武力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我们相信你们国家的智慧并希望印中双边争端将以谈判方式得以解决。您与我们一样都很清楚，如果印中两国无法达成共识，冲突势必日趋激烈。但是，难道以军事行动方式来解决争端就一定会给印度带来好处和利益？想必大家心里都明白，答案是否定的。而(印度国内)那些坚持扩大两国冲突路线的集团是否考虑到这一点，他们是否认为通过武力就能够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呢？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路线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深信，印中两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者们，对后者而言，两个伟大邻国关系的恶化将为亚洲和整个世界紧张局势的加剧，为破坏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制造了适宜的土壤。

苏联政府在高度评价与您——总理先生所形成的友好关系的同时，也认为有必要在这一关键时刻坦诚地、直言不讳地(对您)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希望，印度政府和您——总理先生本人能够正确理解那些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以理解的态度来看待我们所表达的观点。我们衷心期望印度政府能够动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以消除印中边境地区所发生的冲突，并缓和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该口头通报的书面文本可留给尼赫鲁。 [106]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8，д.97，л.37、93-97

№13763 印度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函：中国军队袭击印度哨所(1962年10月22日)

第3136/ГС文附件

苏联外交部翻译局

1962年10月22日，译自英语

印度大使馆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意，并敬请关注中国蓄意和无端侵略印度的事实。　

在中印边界西段，即拉达克地区，中国军队深入侵犯印度领土。在东段，中国部队于1962年9月10日越过国界线，对印度境内的哨所发动了袭击。1962年9月20日上午5时，大量中国军队在重型迫击炮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在宽阔的地带进攻印度西段和东段的几个据点。

数周前，中国政府建议开始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谈判。这个建议由印度政府提出，并讨论过谈判的日程、代表级别和日期。现在明白了，中国关于谈判的建议，只不过掩盖其侵略印度的计划和准备。

印度从来不想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问题，但现在中国人以军事行动强加于它，印度军队正在击退中国的袭击。只要中国积极地继续和扩大侵略印度，不可能公然在任何的法律基础上进行谈判。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印度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印度不止一次支持中国在联合国享有地位的要求。众所周知，印度对制止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所作的努力。印度与中国在和平共处、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的基础上签订了条约。现在，就是这个中国粗暴地破坏了这些原则，侵犯了印度。

印度政府别无选择，只有继续抗击中国的侵略。

大使馆借此机会，再次向苏联政府外交部致以崇高的敬意。

1962年10月22日

于莫斯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0—3691页

№13765 什佩季科与扎伊帕尔会谈记录：关于中印边界的严峻局势(1962年10月24日)

摘自И.Ф.什佩季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0月24日

第501/юам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驻苏联临时代办扎伊帕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4日

我应邀会见了Р.扎伊帕尔。

他向我通报，今年10月23日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К.Д.马拉维亚应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之邀来到莫斯科访问。后者目前为印度内阁成员，与贾·尼赫鲁交往甚密。部长请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和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В.В.库兹涅佐夫能够接见他。

扎伊帕尔说，目前印中边境形势非常严峻。已发生了真正的战斗，期间在一些地段中国军队已推进到了印度国土腹地。这引起了印度政府和民众的强烈不安。马拉维亚明白，赫鲁晓夫工作非常繁忙，但依然希望能与他见一面，即使20—30分钟也行，以便向他解释一下印度政府的关心的事情。而关于印中边境地区的详细情况，马拉维亚打算在与В.В.库兹涅佐夫见面时再说。

扎伊帕尔补充道，马拉维亚的上述请求(关于与赫鲁晓夫会见之事)带有保密性质。扎伊帕尔希望苏联方面明白，马拉维亚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完成贾·尼赫鲁的委托。扎伊帕尔说，印度矿产和燃料部长马拉维亚在苏联的逗留期限为10月28日以前。

我答复扎伊帕尔道，他上面提到了关于马拉维亚的请求之事，我将会向苏联外交部领导人汇报。

在随后的会谈中扎伊帕尔指出，目前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均公开声明，他们都站在印度一边。印度明白苏联的立场——苏联作为印度和中国的朋友，理应尽量保持中立。但是，在目前这种危急关头，印度人民渴望得到苏联的道义上的支持。扎伊帕尔强调，对于爱好和平的印度人民而言，中国军队竟会发动如此猛烈的进攻是印度全国上下始料不及的。

我对扎伊帕尔说道，目前印中边境地区的形势的确相当严重，而要是再听信挑唆者的话那就更加危险。正如扎伊帕尔所言，苏联与中国和印度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从印中两国边境冲突伊始，苏联便呼吁双方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如今，木已成舟，在这种形势之下印中双方代表就更有必要在谈判桌前坐下来，共同努力和寻求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以解决边境争端。

扎伊帕尔说，他理解苏联的立场，并认为这一立场是客观的。印度也非常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解决印中争端。扎伊帕尔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苏联理应能够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南亚司随员А.И.菲阿尔科夫斯基。

外交部南亚司副司长

И.什佩季科(签名)

文件共6份，送：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Г.М.普希金同志、И.И.图加里诺夫同志、И.А.贝内迪克托夫同志、总秘书处、档案室

第1213/юам号

1962年10月2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7—3698页

№13766 贝内迪克托夫与考尔会谈记录：印度对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0月2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0月24日

第100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驻苏联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4日

今天，我与新任印度驻苏联大使Т.Н.考尔举行了初次会面。他10月20日刚从英国回来，11月2日便来莫斯科赴任。他强调，他很希望到苏联来，因为正是他自己要求政府派他来苏联工作的。此次会谈是应Т.Н.考尔之邀举行的。此前，他曾与印度总理贾·尼赫鲁和印度外交部多位领导人进行过长谈。

会谈伊始，考尔便提出关于印中边境冲突的问题。他说，自己曾两次去中国，认识一些中国领导人，对中国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并自认为是中国的朋友。他断定，自己以前非常敬重的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模式，明显已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尤其体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面。考尔继续道，“如今，中国领导人已经不遵循和平的发展道路，而且似乎已完全放弃了这一发展原则。他们否定和平相处，并认为战争是必然的”。至于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考尔指出，在他看来，中国领导人对印度的看法存在着误解。中国领导人认为目前的印度政府并没有得到人民真正的支持，印度人民很乐意接受另一个政府。考尔认为，中国的宣传机器将贾·尼赫鲁比作一个拿着宝剑与北京作对的将军，而一个脖子上戴着山姆大叔用美元做成的花环的尼赫鲁是不会得到印度民众的拥护的。考尔断言，中国近期在印中边境上所采取行动的目的就是要打击印度的和平外交，迫使其放弃中立、不结盟的既定路线，加入西方强国的军事集团，并公开放弃和平共处政策。考尔继续说，“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因为无论如何印度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对外政策原则，不会向任何压力屈服。虽然我们并不拒绝接受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援助，虽然为了我们暂时仍相当弱小的军队，我们可以与任何一个向我们提供更优惠条件的国家做生意和购买武器，但我们并没有加入任何军事集团，并为此而感到非常自豪”。考尔强调，印度政府将会采取一切措施，以便使自己不加入到无论是苏联、美国还是其他列强所组织的集团之中，不参与任何冲突，以防止自己成为新的冷战热点。

我对印度外交官就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目的等问题所发表的上述观点和结论表示了异议。我指出，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外交政策均具有爱好和平和为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而不懈斗争的性质。我强调，印度当前的当务之急，并非全面的准备战争，而是积极寻求和平解决争端和尽快平息边境军事冲突的办法。我认为，中印双方越早开始寻求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就越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考尔答，印度始终致力于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分歧，尼赫鲁在自己给Н.С.赫鲁晓夫的信中已经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可是，中国也应当明白印度从来都不会向专制力量屈服，不会在威胁和中国军队的不断进攻下举行谈判，从来都不会在投降的条件下走上谈判桌。任何军事上的挫折和困难，都不会击垮我们和让我们屈服。为了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我们将战斗到最后，直到将敌人赶出我们的国土。”“印度人——具有热爱和珍视和平的天性。他们的反应可能比较迟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反击必然更加有力而持久。印度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很多次受过外族洗劫，但我们对祖国的命运怀着坚定的信念。尼赫鲁曾在自己的广播演说中表述过印度民族的这种信念、决心和镇定。”印度大使再次强调中印之间的谈判只能在中国军队撤退到麦克马洪线以北之后才可能进行，并断言印度已经容忍中国军队的入侵长达3个年头了，而如今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印度人民对将中国军队赶出去充满了信心。考尔还试图证明，印度有能力承受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困难，有与中国进行长期冲突的实力。不过，他又说，中国应当明白，不应当扩大与印度的冲突，因为此举会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构成威胁。考尔指出，就印方而言，我们已命令军队只进行防御性的作战。考尔表示坚信，苏联一定会在这次印中冲突事件上对中国施加影响。他告诉我说，尼赫鲁也对此寄予厚望。

这里，印度大使还顺便提到，1953年他作为印度外交部的官员也曾参加了当时和以后年间印中两国间所举行的历次边界谈判。他回忆道，当时中国谈判代表一直借口说时间仓促，没来得及仔细研究老地图。中方向印度保证说，印度方面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两个友好国家会很好解决这一问题的，例如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和苏联等都有很长一段边界没有界标。但是，随后中国便开始抢占两国在边界上有争议的领土，而不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关于界标的问题。

此次会谈持续1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24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699—3702页

№10288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谈话记录：印共不理解苏联的立场(1962年10月26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 [107] 日

第834号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Е.М.南布迪里巴德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26日

今天我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主动要求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举行会谈，并通知他有关苏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问题的看法。他认真、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意见，并保证马上将苏共中央的意见传达给印度共产党书记处的全体成员。

南布迪里巴德说，目前书记处的4个成员正在德里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苏联《真理报》10月25日文章中提到的问题。他要求我转告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的文章以及苏共中央在信中对印度共产党提出的忠告，都将帮助印度共产党从目前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南布迪里巴德说：“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感到孤立无援，现在我们有信心摆脱困难的境地。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苏共中央的大力帮助，请转达我个人和古普塔同志对苏共中央的谢意。”他同时指出，印度共产党正在积极纠正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发生的偏差。用他的原话说，许多共产党所犯的一个典型的错误，就是不能清楚地区分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认为，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之所以在边界冲突中支持印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他们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不同造成的，这种认识是不妥当的。他接着说，现在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苏联《真理报》的文章与苏共中央这封信在对许多问题的观点上，与以往有所不同，甚至相互矛盾。印度共产党认为麦克马洪线才是两国边界真正的分界线，印度共产党内许多普通党员和一些组织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认为，边界冲突的引发和加剧的责任，应当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承担。

古普塔指出，苏联《真理报》的这篇文章毫无疑问地会对印度共产党内的一些同志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使他们重新考虑有关的问题。书记处的成员奈尔和夏尔马也指出，《真理报》的这篇文章非但没有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同志，反而批评了印度共产党的立场，并说由此造成了两国关系的破裂。

南布迪里巴德在印度共产党书记处讨论苏联《真理报》的文章后发言说，这篇文章的发表将会在印度国内掀起一股新的反苏浪潮，使反华的情绪转变为反苏，并进而扩大到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强调指出，由于苏联《真理报》这篇文章的影响，许多中立国家也会强烈呼吁印度尽快地和平解决边界纠纷，印度政府会因此得出只有西方国家才是真正的朋友的结论。南布迪里巴德表示，非常希望帮助印度共产党弄清楚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同志的真实看法，并希望通过苏联共产党的帮助，在不损害尼赫鲁本人威望和印度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促使中国与尼赫鲁举行和平谈判而不是采取武力对抗。印度共产党书记处一致认为，如果中国领导人也抱着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愿望与印度进行和平谈判，这对促进世界和平和推动整个进步力量的反帝斗争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949号

1962年10月29日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0，д.6，л.134-139

№13712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解决边界争端的条件(1962年10月30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__日

第1005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Р.К.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0月30日

我在招待会上会见了Р.К.尼赫鲁，并表示想了解一下关于他对中国最近提出关于调解印中边界争端建议的意见。

秘书长首先声明，他是和平调解这一问题的坚决拥护者。“谁也不比我更想和平调解。”但是，根据他的意见，中国的建议没有建立谈判可以接受的基础。他说，1959年11月7日的界线与1962年9月8日的界线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为1960年前印度人在拉达克的那部分没有自己的哨所，但在1960年4月中印两国总理谈判失败后，在远离这条界线后面建立了自己的哨所。因此，在拉达克的1959年11月7日界线，据他说，对印度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必须放弃自己的大片领土。他强调说：“假如中国人确实认为，尽可能理解他们的声明，他们的建议与1962年9月8日界线之间不存在差别，那么，他们必须同意我们明确的建议，把部队从今年的9月8日界线后撤。”他在随后的谈话中强调，只要中国人不执行从1962年9月8日界线后撤部队这一项，他不会看到解决问题的前景。

Р.К.尼赫鲁暗示，印度政府希望，苏联对中国的积极影响将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快速解决。

他顺便说，他否认国防部长К.梅农辞职。

在这次招待会以及后来宴请新任命的印度驻苏联大使Т.Н.考尔的整个过程中，Р.К.尼赫鲁对苏联大使特别殷勤，在两次招待会上创造了毫无拘束的气氛，对所有苏联外交官表达了十分热情的态度。

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分送：外交部南亚司、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0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09—3710页

№1028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政府对中国的看法(1962年11月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24日

第1004号

摘自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Р.К.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2日

在招待会上我遇到了尼赫鲁，他靠近我并开始与我交谈。他首先就中印边界冲突问题阐述了他的观点，并说这些看法他已向总统作了汇报。尼赫鲁说总统委托他将一封信呈交赫鲁晓夫，主要是有关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内容。尼赫鲁说，总统非常关注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对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原则立场。尼赫鲁说：总统曾经详细谈论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是现在他非常繁忙，也很劳累，需要助他一臂之力，所以只好由我同你谈谈自己的观点：(以下是尼赫鲁的谈话)

一、两年前，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回来，我个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力求和平解决中印之间在边界划分上的分歧，我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是最适合不过的人选了。在某种程度上，我采取了比政府更缓和的姿态。政府当局要求采用最强硬的路线来解决边界争端，而我则主张采用和谈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印度外交方面的负责人也尽了他们的最大努力来解决边界争端，并尽可能地保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关系。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并没有准备采用任何军事手段。至于两国边界发生的军事冲突，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现在我们采取了撤退的方针。

二、几年前，我就对中国了解得很清楚，因为我认识中共的所有领导人，我对中共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对他们每一个人现在所持的观点也都很清楚。我敢肯定周恩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对印度的政策是持反对意见的，而刘少奇则会支持这一政策。

三、我也完全能肯定中印边界争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中共一定是另有图谋，这一定是中共极左派全部策略的一部分。这些极左派明显地掌握着大权并凌驾于中共全党之上。中共党内这些宗派主义分子的真正目的，是想利用这一事件来证明印度实际上已经加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所以印度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加入不结盟运动组织。他们扬言尼赫鲁不是他自己所标榜的民主主义领导者，而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企图利用他们的军事进攻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把印度划入西方集团之中，借以打击整个中立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以及和平共处的方针。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自然成为他们打击的主要目标。所以说这一事件的根本不是边界和领土问题，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者企图用实践来证实他们的理论，他们也是首先从意识形态领域内发起进攻的。

四、我坚信他们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与苏联共产党争论的进一步扩大。中国党内这些宗派主义分子的矛头主要是指向苏联共产党以及苏联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苏共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尽可能避免发生核战争，争取将共产主义的胜利尽可能通过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状态下进行经济竞争，而不是通过战争来取得。我们高度评价苏联的这些原则与政策。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一点也不反对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当然，前提必须是共产主义能够提供更优越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而不是原子弹。

五、可是中国的狂热分子的势力明显在加强，他们正在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千方百计地采用各种愚蠢的手段，包括军事行动。他们既不像苏联，又不像美国，对核战争的危险丝毫不懂，所以他们的举动将会危害所有的人民。现在世界已经划分东方和西方两个阵营，而中国的宗派主义分子硬要以自己的观点划线，以“一方”来反对“另一方”。

六、我们印度正好处于这种疯狂的理论纲领付诸实践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这种理论纲领还要用以对付全世界和全人类。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援助我们的斗争，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他们面前退却，不能被他们的威胁所屈服，也绝不能同意他们采用武力占领我国的领土后提出的任何条件。相反地，我们一定要战胜他们，并粉碎他们的企图。只有战胜他们才能保持印度的不结盟政策，并给中国共产党上一堂生动的课，迫使他们重新考虑和修改他们的思想理论。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1月14日

АВПРФ，ф.090，оп.24，п.44，д.5，л.120-124

№13715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对中共的谴责(1962年11月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 [108] 日

第881号

摘自И.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共产党主席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4日

应丹吉要求我接见了他。他转交了印共全国委员会决议中不公开发表的一段原文，只供党内部传达以及通报各兄弟党。他请我把他的信转交苏共中央，他在信中阐述了这段决议的意见(信件另发)。这段原文如下：“社会主义中国对待爱好和平、民主的印度的行为是对1960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共产主义世界达成的共同协议的最粗暴的破坏，这次会议是为讨论和平共处、对待刚解放国家态度及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举行的。而社会主义中国对印度的态度，则不惜以损害世界和平及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为代价，堕落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

会谈时，丹吉同志发挥了他在全国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中所阐述的论点，这个决议已经通过。他首先尖锐地谴责中国同志对待印度的行为，他们在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以及对刚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性质的评价等问题方面，以他们理论观点的实用公式来对待印度。他坚信，是中国侵略了印度，就是说，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是有罪的。他想起，还在六年前尼赫鲁曾请中国领导人承认印度对拉达克的主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同意以租借的条件移交中国在拉达克所需的领土。他深信，在两国没有建立良好关系并宣布“潘查希拉”原则 [109] 的时候，发端于中国的边界纠纷是不会得到调解的。这时，丹吉表示完全不相信中国同志关于普遍和平以及关于愿意通过谈判调解这一冲突的声明。他肯定地说：“他们不相信，也不愿意和平共处及裁军。他们认为，印度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帝国主义阵营；尼赫鲁是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工具，因此他们的行为是无罪的。”

我回应说，假如中国不愿意和平调解，那它就不会提出1962年10月24日的建议了。丹吉声明，中国提出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明显不可接受的，因为对中国是不可相信的。他举了中国内战历史的例子，当中国同志在1949年集中了300万大军进攻国民党的阵地时，也同时建议举行和平谈判。他说出了自己的见解，战线上的平静是暂时性质的，要预料情况会复杂化。

丹吉指明，冲突的延续会造成对国内局势失控的威胁，使反革命势力增强，并给进步力量和印度共产党带来极大危害。他深信，在冲突持久的情况下，印度确实会转向西方大国集团。和平调解冲突的拖延会更加剧这一切趋势。因此，印共的最终目的，据他说，就是和平调解冲突，虽然现在共产党强调要更注意防卫和努力，这是为了：(1)共产党不被指责叛国，假如所有带头的共产党员都被捕后，共产党不被赶入地下；(2)夺取目前公然掌握在反动派手中的活动主权，竭力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迫使反动派退却；(3)在此国家危难之际，同人民站在一起。根据丹吉的意见，当前局势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共产党不被完全消灭；以此为出发点，印共领导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和决议，并要以此阐明党的领导人和一般党员的护国主义精神。

他指出，共产党等待和动摇将近3年了，但幸运的是，现在占领了组织得很好和坚固的阵地。他提示，由于反动派和有势力的沙文主义狂徒的强大进攻，现在一切进步力量，不排除尼赫鲁本人，不得不比真正的护国分子表现得更加积极。

印共主席指出，尽管党采取支持政府及其努力防御的路线，党仍将时常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并遭受来自两方面的攻击。他说明，反动分子无疑会宣布，印共支持政府和拥护国防的声明是虚伪的，并将要求禁止共产党；另一方面——印共左派活动分子不同意全国委员会通过的政治路线，企图破坏党关于加强防卫的措施：为军队募集经费，停止罢工，等等。这样，他们也将促使反动派努力把共产党赶入地下。

丹吉对《真理报》的一篇文章表示极大的遗憾，他同时表示完全不同意文章中关于麦克马洪线的评论，据他说，这篇文章“得罪了印度人民”。他实际上是在指责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完全支持中国的观点，甚至暗示，印共“左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他们以前有的赞同苏联共产党，有的以中国同志的理论原理和实际行动为基础，并不完全同意苏共二十二大的决议，“现在左派完全站在你们一边了”。他说，在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左派”要求公布苏共中央来信，因为该信支持他们的建议。但是，丹吉不许公布此信，他声明，在这样的情况下，此信将立即成为资产阶级报刊的资料，导致外交及其他方面复杂化，并玷污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的良好声誉。据他说，“左派”认为他不同意公布此信会造成失去大多数的危险，因为按他们的见解，假如介绍苏共中央的劝告，一定会影响全国委员会的成员，那么大多数就会站在“左派”——《真理报》文章的拥护者方面。

丹吉证实了有关书记处三位成员的事实。他说：“他们自己请求辞职，我们立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据他说，南布迪里巴德同志在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声明，他现在“处于这样的混乱情况下，既不能讲，又不能写，也不能工作”。但是丹吉承认，他曾请求他留任，并说，他自己承担全部工作和全部指责。

他说出了反对印共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的意见。“只要对中国同志说，他们是对的，而印度和尼赫鲁是不对的以后，才能到北京去。要知道他们认为，全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两党的行动是正确的。到北京去把他们的谬误告诉他们是毫无意义的。既然苏联同志都不能说服他们，那么我们这个不大的党又有什么办法。”他还指出，中国同志早就拒绝与印共进行任何联系了。

丹吉宣称：“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干不了，——也许只有争论麦克马洪线。”他通知说，原定各地方党报12名编辑人员的出访取消了。起初他解释这是由于印度外交部因非常情况而不发给他们签证。后来，当告诉他外交部给大使馆的照会中已表示准备发签证后，他说，现在出访不合时宜。他本人也不愿意前往莫斯科，并说出了反对出访的意见，因为南布迪里巴德在苏联。他还告知，印度外交部拒绝给印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出国签证。

丹吉说，印共没有向各国共产党发出特别的呼吁。他声明，印共组织一系列的游行反对反动党团，为了抗议他们的反共示威和暴行。他顺便提醒我们，反革命党团在11月7日准备在大使馆前示威游行。

在回应两名印共活动家在旁遮普被捕的问题时，丹吉有点冷漠地答道，这是不支持全国委员会决议的“左派”。他说，可能还会发生更进一步的逮捕。

丹吉说，他打算近期会见贾·尼赫鲁。

我对在苏共中央来信以及《真理报》和《消息报》社论中所执行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深信不疑，并提出了丹吉未能回答的一系列反论据。其中我阐明了，继续冲突对双方不利，这(对印度来说)会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使薄弱的经济过度紧张，削弱尼赫鲁政府本身，降低印度在世界的威望，并对中国和印度制定的“潘查希拉”原则带来危害。

参加会议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和参赞韦休诺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16—3720页

№13719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重申印度对和平谈判的立场(1962年11月5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24日

第1002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外交部秘书长Р.К.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5日

今天，我邀请Р.К.尼赫鲁共进午餐。会谈期间，我给他看了一篇《真理报》今年11月5日发表的社论，并给了他一份由我使馆编辑印刷的信息简报。

Р.К.尼赫鲁主动谈起了关于目前印中关系的话题。在讨论过程中Р.К.尼赫鲁说，中国所采取的行动是中国共产党错误的理论方针的必然结果。我们都知道，苏共和中共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分歧。我们认为赫鲁晓夫的路线以及苏共为和平共处与和平而斗争的做法是明智的，而中国所坚持的是一条军事冲突和暴力的路线，他们甚至现在仍在加紧研制原子弹。Р.К.尼赫鲁强调，印中冲突只是反映了中国对待和平问题的大方针的一部分，而事实上它拥有更为深刻的根源。

Р.К.尼赫鲁的看法与苏联不同，他认为中国目前已陷入孤立的境地(其中原因并非只在于他本身)。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不了解现实的国际形势的复杂性。Р.К.尼赫鲁说，他的这一看法是当他担任印度驻中国大使时与中国领导人的交谈过程中形成的。

以中国的错误立场为例，Р.К.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在国际帝国主义影响下出现的反动政府。Р.К.尼赫鲁指出，中国政府的做法明显与苏联的观点发生了矛盾，例如苏联认为印度不加入任何集团的做法便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贡献，而中国政府认为印度的不结盟是“伪装的”。中国似乎认为自己是在防止虚伪的印度“缓慢地倒向”西方阵营。Р.К.尼赫鲁继续道，中国人试图以武力来迫使印度就范，但他们的做法是毫无根据的，于是中国领导人便失算了。他们似乎期待着印度的崩溃，但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印度空前地、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Р.К.尼赫鲁说，自己很难解释中国人采取行动的原因。极有可能的解释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内部的困难和危机。

Р.К.尼赫鲁指出，中国人的行动深深地刺伤了印度人的民族感情。须知，当美国企图以军事集团来封锁中国之时，正是印度曾帮助中国建立了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可是，我们两个国家的友谊却被中国的军事行动毁于一旦。尽管如今中国的广播仍在高唱着中国人对印度人民的“友好感情”，但后者实际上都在一致地谴责中国。甚至印度共产党中的多数人也在对中国的行动提出指责。Р.К.尼赫鲁说，我个人并不赞成目前印度国内掀起的激烈的反华游行示威活动，但这的确是人民情感的一种自然流露。

在强调了印度政府希望两国尽快开始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之后，Р.К.尼赫鲁再次重申了印度政府的立场，即印度与中国的谈判只能当中国军队撤退到今年9月8日两国边界线之后才可能开始进行；当中方完成撤军之后，在双方专家所作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印度和中国便可以进行谈判。Р.К.尼赫鲁认为，自己的这一建议是明智的。他说，我们甚至没有要求中国放弃他们所占据的印度领土，没有要求立刻解放被他们所占领的位于拉达克的印度部分领土。印度政府同意在谈判桌上来讨论这些问题，只是这样的谈判只有当中国军队从印度东北部边境诸省撤出，当那里仍像今年9月8日以前一样——没有一个中国人之时，才可能开始。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便不会开始谈判，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印度民族尊严的大问题。

Р.К.尼赫鲁认为中国的军事行动就是有预谋的侵略。他之所以肯定这一点，是因为印度边防军都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投入战斗的，而中国军队则根本不同。他补充道，即使领土是存在争议的(虽然他个人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但事实是中国的确为解决边界问题而动用了武力。

Р.К.尼赫鲁承认，如果印度政府在1954年时便对印中边界的划界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那么双方可能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冲突。另外，冲突的原因还有一条，那就是两国在对方的首都均没有大使，从而妨碍了两国政府的联系和沟通。

Р.К.尼赫鲁认为，在冲突持续的情况下，印度无疑将承受经济上的困难，但印度政府仍将坚决支持如下计划：

1.继续落实第三个五年计划。

2.抵抗侵略。

3.在印度民族尊严不受损害的情况下随时准备举行谈判。

Р.К.尼赫鲁强调，近期中印之间原本已缓慢地出现了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的迹象，但由于10月20日中国军队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双方前一阶段的所有努力都毁于一旦了。

Р.К.尼赫鲁高度评价了苏联政府为消除战争威胁在古巴危机事件中所做出的最终决定。他说，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苏联不顾及自身威望的做法是明智的。不过，在印中冲突这件事上，苏联在古巴危机中的做法并不能作为印度仿效的楷模。因为前者是中国以武力占领印度领土，在这件事上印方要是妥协的话，就有些不明智了。Р.К.尼赫鲁还试图以二战期间欧洲国家对希特勒侵略行径的纵容为例，来为印度不愿意与中国妥协的做法进行辩护。

针对苏联政府希望印中两国应尽快以和平方式解决纠纷的建议，Р.К.尼赫鲁给予了高度赞赏。后者同意苏联的观点，即继续冲突对印中双方都没有好处。与此同时，Р.К.尼赫鲁表示希望苏联能够向中国“施加善意的影响”，以便后者将心思重新回到与印度和平解决冲突的思路上来。

在整个会谈期间，我根据我方的一贯立场，一直向对方表达这样的愿望，即希望印中两国立刻结束冲突，开始谈判。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А.М.瓦维洛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21—3724页

№13716 普希金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立场(1962年11月13日)

摘自Г.М.普希金的工作日记

1962年11月15日

第3354/гс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印度驻莫斯科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3日

考尔对我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陪他一同来访的还有印度驻莫斯科使馆参赞Р.扎伊帕尔。

考尔跟我谈了自己13年前来苏联时对莫斯科的印象。如今，莫斯科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建筑，甚至新的大街。13年来，苏联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印度虽然也很重视本国经济发展，但很遗憾，目前国防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为国防花不少钱。印度始终致力于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她与苏联的良好关系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不过，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印度的这一政策。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动针对印度的侵略，就是因为他晓得，印度在国防方面准备不足。

我答，考尔理应非常了解苏联在印中边界冲突问题上的立场。我们认为，目前印中两国的当务之急，应当是放下各自的所有架子，并开始举行谈判。

考尔说，这里谈不上架子的问题，要知道，印度从1959年便一直忍受着中国对印度领土的侵犯。时至今日，今年9月8日之后，中国军队竟然对印度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对印度的直接侵略，这实际上无异于对印度宣战。对此，任何一个有民族尊严的国家都是无法容忍的。所有印度人民都对中国的这种侵略行径义愤填膺。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印度党派和各阶层民众都对尼赫鲁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至今，中国人仍不同意撤退到今年9月8日以前他们所在的阵地，也没有对举行与印度的谈判作过任何表示。

我答，印方不能根据印度国内民众的情绪意气用事。因为这种情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并使两国冲突的解决变得更加困难。

考尔说，印度总理已竭尽全力来安抚民众情绪以将其纳入到建设性的轨道。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已无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爱好和平的不结盟国家的侵略问题。究其本质，实际上便是关于(中国)统治整个亚洲的问题。印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已得到了另一个不结盟国家元首——纳赛尔的支持，但中国却拒绝了这些建议。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对某些领土提出要求或其他占有的想法，而在于，中国是想迫使印度屈服于自己的武力。

我对考尔说，在苏联政府领导人Н.С.赫鲁晓夫给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多封信件中，在赫鲁晓夫与印度部长马拉维亚和考尔的会谈中以及在《真理报》上，关于印中两国间冲突的解决，我们的观点已表达得相当明确了。我们认为，两国领导人不应当向后看，而是应向前看；各自都应当放下一切架子和脸面，在不提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坐下来谈判。否则，这种冲突就会发展到双方永无宁日的地步。

考尔再次强调，只有当中国军队撤退到今年9月8日其所在阵地之时，印度才可能与中国开始谈判。印度不可能再作其他妥协。因为这里并非只是个别冲突，而是大规模的侵略。尼赫鲁在国会演说中将之与希特勒的侵略相提并论。

我对考尔道，战争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双方迟早都是要坐下来谈判的，而且谈判的越早，问题就越容易得以解决。

考尔再次声称，他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举行谈判的可能性。考尔继续道，印度过去和今后都将始终信守不结盟政策，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也需要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为何苏联不向那些沦为侵略的牺牲品的国家提供保护呢？当然，这并不是说，要让苏联公开地去保护冲突中某一方。而是说，苏联可以帮助(被侵略的一方)来寻求谈判的基础。须知，中国可是一个与苏联友好的国家。

我答，苏联与印度和兄弟般的中国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如果苏联要在印中两国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那么它所采取的立场就可能让双方都不喜欢。因此，印度和中国应当自己去寻求谈判的基础。

考尔说，在印度国会中经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在目前形势下苏联是否还会履行自己与印度于今年8月份所签署的关于向印度提供飞机和在飞机厂的设计、建造方面给予印度技术援助。关于这一问题，Т.考尔说，他将与苏联相关部门的领导人商谈，并在稍后希望与我再次会面。

本次会谈的记录：翻译司随员О.М.阿列尼科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Г.普希金(签名)

文件共17份，送：葛罗米柯、拉宾、马立克、奥尔洛夫、普希金、谢苗诺夫、费留宾、波采罗布、斯米尔诺夫斯基和图加里诺夫等同志，第一顾问组、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驻印度德里大使馆、档案室(3份)

1962年11月15日

第мб-5998/гс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4卷，第3725—3727页

№13717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请求苏联关注印度的民族感情(1962年11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8日

第837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4日

我拜访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并转达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在其生日之际对他的衷心祝贺。

贾·尼赫鲁请我首先向Н.С.赫鲁晓夫转达自己对其祝贺的诚挚感谢。他又道：“请再对他说，我们将会一如既往地珍视赫鲁晓夫本人、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对我们国家的友好感情。”

接下来，印度总理又主动说道：“关于我国北部边境的状况，我认为，您和您的政府是了解那里所发生的一切的，了解这场灾难对我们所造成的诸多困难和不便的。我已在(给苏联政府的)多封信函中陈述过我们的立场和感受，但我仍然希望大使先生把这一问题向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做出报告，因为您一定对此事的真实情况了解得更透彻。我希望，您能提请苏联政府关注印度广大民众对此事(印中冲突)的强烈反应，请苏联政府关注我们的民族感情受到了多么大的伤害。”

此次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尼赫鲁对在自己生日之际能接到Н.С.赫鲁晓夫的温馨祝贺感到高兴。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1009号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28页

№13718 贝内迪克托夫与丹吉会谈记录：印共代表将访问苏联和中国(1962年11月14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1月…… [110] 日

第884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共产党代表丹吉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14日

我在自己家里接待了主动来访的С.А.丹吉。

丹吉通报，今天印度共产党秘书处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他有必要在近期前往莫斯科的决议。关于他此行的目的，他认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与苏共中央和中央主席团成员会面，并向其汇报印度共产党民族委员会1962年11月1日决议；说明印度共产党的困难和问题，与苏联领导人商讨这些问题。丹吉认为，自己到苏联之后再从莫斯科前往北京将会更合理和更有好处，以便让中国同志根据第一手资料了解印度国内目前的实际状况，并与中国同志讨论相关问题。丹吉说，他前往苏联的正式理由是苏联邀请其来苏休养。丹吉又道，他在与贾·尼赫鲁的交谈中已说了自己打算出国的事，并告诉他说，印度共产党应当向兄弟党解释印度的国内形势和印度共产党所做出的决议，只是并没有提关于自己可能去北京。丹吉请求苏共中央通知他，自己究竟何时动身去苏联讨论上述问题比较合适。丹吉表示，希望届时可以带自己的女儿一起去，以便在苏联作一次旅行，因为他只去过苏联一次，而且那还是1947年的事。丹吉还请苏共中央向中国同志转告他的口头请求，即他希望能与中共领导人会面。

丹吉通报说，印度秘书处不同意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与丹吉一起前往莫斯科，因为目前南布迪里巴德的观点还很不成熟，根本无法做出明确的决定，由于思想上动摇不定，他甚至都无法为报纸写文章。这样，他自然不能在出访苏联期间执行党内多数人所确定的路线。丹吉说，如果我与他一起去苏联，那么“他到时候就可能对我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有鉴于此，印度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决定，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兄弟党面前，只能有一个人来作为印共的正式代表，他将有权以党的名义讲话。最终，丹吉被任命为党的代表，而南布迪里巴德则由于自己的动摇不定被取消了前往苏联的资格。丹吉明确声称，他个人也反对让南布迪里巴德去莫斯科和北京。

丹吉说，自己与贾·尼赫鲁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据丹吉说，贾·尼赫鲁了解国内右翼势力的危险，其中包括反对政府的不结盟政策。贾·尼赫鲁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丹吉建议贾·尼赫鲁加强国大党的活动以对政府的政策和贾·尼赫鲁本身提供支持，并提请贾·尼赫鲁重视国大党当在野党活动不断加强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那种优柔寡断的悲观情绪。于是，贾·尼赫鲁问：“我该怎么办呢？”有人建议我在国内5—6个大型中心城市举行国大党和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几个组织的大规模政治集会，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政府的政策和拒绝右翼和反对派所提出的纲领和论断。据丹吉说，贾·尼赫鲁已经同意将在明天举行的印德国有企业职工大会上发表演说，然后他还要组织一个国大党大型集会并在期间发表长篇演说。丹吉说，贾·尼赫鲁很快还要前往孟买和马德拉斯等城市，并在那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

丹吉继续说，“在与尼赫鲁会谈期间，我没有直接表示希望К.梅农辞职的意思，但已向他作了相应的暗示。我说，如今印度国内所有针对政府的指责都集中在梅农身上，但我们有可能揭露这些人，因为他们反对的实际上就是尼赫鲁本人”。丹吉认为，当前线第一次失利之后，梅农就应当立刻递交辞呈，那样就可能对挽救政府有所帮助。其实那时就应当让他走人，至于现在更不必帮他。由于承担着联合国的工作，梅农实际上对印度军队的状况并不很了解，只是由于他对印度国防工业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才在国家各部门中拥有了显赫的地位。丹吉补充道，梅农在国内树敌颇多，不说各种政治上的原因，仅就他沉闷的性格和尖刻的言语等主观原因而言，便已使许多国大党人和与政府亲密人士非常反感。据丹吉回忆，自己曾与梅农在伦敦共事两年，从到达那里的第二周起他们便绝了交。丹吉声称，“拉达克里希南对梅农也怀有很深的恶感，因为后者曾经挖苦他，说他作为一个教授和律师，根本就不了解印度的实际，对印度的政治问题一窍不通”。丹吉认为，正是由于梅农的原因，作为政府的组织者之一的拉达克里希南才被撵出了政府，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拉达克里希南与尼赫鲁本人的关系。现在，总统已不再像从前那样坚定地支持总理了。外界传闻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即自尊心很强的总统希望由自己来掌握行政权力，而让尼赫鲁退居二线，这充分说明总统的政治积极性正在明显加强。

丹吉认为，印度新任国防部长查万是右翼势力的核心。他会在主要问题上支持尼赫鲁，但这并非出于其坚定的信仰，而是他本人对总理的尊敬。表面看来，查万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政治观点和思想，在政治上他也不像梅农那样强硬。他之所以被任命为部长，显然是得到了尼赫鲁和莫拉尔吉·德赛的支持。他曾经与我们一起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随后于1921年与我们分道扬镳，并加入了М.罗伊的派别。他参加了将印度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坐过牢。当孟买邦根据语言特征发生分裂之时，他原则上赞成印度共产党的观点，但实际上却支持了尼赫鲁的主张。就在这时，他与德赛发生了不和，此前他们是密友。当德赛在孟买邦任第一部长之时，查万曾在德赛的内阁里担任过部长职务。由于美国人的帮助，查万被任命为印度国防部长，因此便有人认为他是德赛的追随者。丹吉说，“查万实际上仍与德赛维持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当他来德里时，经常会在后者家里逗留，我就在那里碰到过他。如果德赛看到，多数内阁成员都支持德赛的话，那么他也就会支持他。但总体而言，他基本上仍属于尼赫鲁派”。查万——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与他很难开诚布公。有传闻说，查万不同意尼赫鲁提出的关于1962年9月8日边界线的建议，并表示要追随印度共产党。丹吉指出，“不管怎样，德赛毕竟对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逮捕共产党事件负有责任”。正是因此，印度共产党兰纳迪夫 [111] 小组决定在国大党全会开幕前夕召集秘密会议。在会上“左派”组织决定公开放弃本党的纲领，公开反对党的多数的意见，为了对外公布自己的纲领，他们甚至准备随时转入地下斗争或坐牢。丹吉带着讥讽的口吻说道，“该左派组织准备将兰纳迪夫的纲领印在传单上，但传单尚未印出，北京的广播已在今天公布了其中内容”。丹吉得出的结论是：“这显然是‘左派’自己将这些资料送给中国人的。”

对此丹吉指出，中国对印度广播中所说的中国驻印度使馆向北京通报的情况，既不准确，也不充分。如据中国使馆通报：印度人民对本国政府的政策并不存在不满情绪，民众假装拒绝保卫祖国，尼赫鲁的反动政策已经背离了不结盟政策，等等。丹吉对中国使馆的整体工作情况极其不满。他认为，该使馆中“那些不负责的官僚们”只从各种信息中挑选那些与其想法相吻合的，并能证明其想法正确的东西。丹吉表示希望能够向中共领导人写一篇文章，以回应他们所发表的一篇题为《再论在印中边境冲突问题上的尼赫鲁哲学》。

会谈临近结束之时，丹吉强调：“如今当‘左派’退出印度共产党之后，印共书记处的情况已得以迅速改观。过去，书记处要通过一些决议需要10个小时，而现在只需要10分钟。这就是说，在印共书记处内已经没有能够妨碍我们的人了。”

此次会谈持续1个半小时。同时参加的还有：我使馆参赞С.С.韦休诺夫和顾问、翻译А.Л.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第1012号

1962年11月1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29—3733页

№13729 马立克与考尔会谈记录：苏联暂不向印度提供米格飞机(1962年11月23日)

摘自Я.А.马立克的工作日记

1962年11月24日

第03420/гс号

绝密

文本第14份

与印度共和国大使考尔的会谈记录

1962年11月23日

10点，我会见了印度(驻苏联)大使Т.Н.考尔，并向其作了如下口头声明，以答复他给苏联外交部的致函。

“鉴于您就今年8月29日(苏印两国间)协议问题致函苏联外交部，兹通知如下：苏联政府准备按照该协议(之相关规定)履行自己应承担的义务，具体包括：苏联将按照协议规定的期限给予印度技术援助，帮助印度设计和建造飞机厂。

至于(向印度)提供现成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问题，我们目前仍不具备这样的实际能力。原因如下：苏联国内对此类飞机的需求增加；整个国际形势相当复杂，对此已不必再作专门的解释。至于(我们)什么时间可以向印度供应米格21飞机，估计(我们)得在以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还想提请印方注意的是，在8月29日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之时双方已有约定，即任何一方都不得公开本协议的内容和条件。可是，印方在自己所发表的声明中竟暴露了协议的部分细节，从而致苏方于十分微妙(被动)的境地。

我们希望，印度政府能够理解我们。如果这样，印方也会得到苏方的相应的理解和评价。

至于(印度所要求的)АН12飞机，苏联相关部门将会根据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向印方提供。关于印度要求苏联提供的6架Ми4型直升机，苏方将在1962年内满足印方的要求。”

印度大使对苏联政府的上述保证性声明和苏方将履行1962年8月29日苏印协议表示感谢，并指出，此举不仅对印度的当前事务，而且对印度国家的未来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随后，他又说，自己前不久还向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苏联)为印度补充提供一定数量的用于和平目的运输机和直升机以及为印度现有苏制运输机和直升机提供所需燃料等请求。

我对印度大使说，由于他提出上述请求的时间比较短，对此苏联对外贸易部和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仍在研究。我补充道，我会关心这些问题的审议结果的。

印度大使还询问了关于印度直升机和运输机驾驶员机组赴苏联接受培训的可能性问题。他说，印方打算再向苏联派遣一个由82人组成的学员队来接受培训。

我借口不熟悉这方面情况，对他的问题避而未答。

关于我在上述声明中提及印方透露了苏印协议的一些细节的问题，印度大使辩解道，不论是印度政府还是印度驻苏联使馆均未向外界透露过该协议的内容，虽然苏印两国签署该协议的事实已是世人皆知的事。大使又道，印度政府只是当需要回应报纸上出现的与该协议相关的投机性言论和为了打消印度民众对苏联是否会履行该协议的疑虑时，才以一般性的方式提到它。

鉴于印度大使的上述表态，我再次重申了我刚才在声明对他说过的话，即不要向外界透露任何关于8月29日协议的事。

印度大使接着说，苏方认为不可能向印度提供喷气式飞机，这使印方感到失望。他补充道，因为印度并不想只在一方完成自己的军事采购，从而违反自己的不结盟原则。他还提醒道，自己根据委托通知苏方，印度政府对任何向其提供具有国防意义的装备的(国家)都会表示感谢的，然而他并不想使苏联感到为难。

我对印度大使说，我们希望印方能够正确地理解我方的处境。苏方之所以做出上述决定，都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尖锐复杂和国内对米格21机型不断增长的需求。不过，正如我在声明中所提到的，我们可以过一段时间再讨论这方面问题。

大使首先表示他明白苏方的立场，接着他又询问我对近期中国方面所提出的提议有何看法。

而我则反问大使先生对中国的提议有何评价。

大使说，印方希望在中国的单方面提议之后能够实现双方停火，而中国也能够真正兑现自己所承诺的撤军。不过，目前对这一提议的普遍观点认为，这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单方面的建议。这里，大使让我看了尼赫鲁于今年11月14日给周恩来所写的一封信。印度大使指出，尼赫鲁在信中对中国最新提出的建议的评价和他对中国以前所提建议的评价几乎没有区别。

我对印度大使说，如果提议本身是好的，这与它是单方面提出的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有利于解决两国间的纠纷。

大使强调，印度希望得到的谈判条件是，双方军队所占阵地都恢复到1962年9月8日的现状，而并非(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线。而我们都不清楚，中方是否指的就是这一概念。

我对大使再次提起了我在上次谈判中所表达的希望，健全的头脑终将赢得胜利，对两国都有利的解决办法也一定会找到。我们希望，双方都是在谋求问题的真正解决。

大使说，在这一问题的解决上可不能做一个乐天派，而应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果中国的提议含有胜利者对被战胜者的意思，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够接受他们的提议。

接下来，大使对Н.С.赫鲁晓夫与他会谈时反复提到的关于苏联对和平共处原则的信仰表示了满意，并希望中国也会赞同这一信仰。不过，他同时又说，我们倒是被自己的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信仰所欺骗。进而，印度大使强调加强国防力量对印度的必要性。他说，近期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国防安全问题是当前事关印度民族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印中武装冲突问题，大使说，中方指责印度是侵略者，这完全是令人气愤的一派胡言。印度根本不可能在那块前一段时间爆发了冲突的边境地区对力量超过自己的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再说印度在那里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正是中国人发动了进攻，虽然他们立刻便通过广播提出指责——似乎这场战争首先是由印度发动的。大使最终的结论是：因此我们无法相信中国及其新建议。

我指出，看来，最好是通过双方正面接触和交换意见的方式以确认中方单方面建议的真实意图，而不是仅从书面上来对这些建议进行研究。

印度大使询问我对下面一个问题的看法：是否应当请联合国出面以解决印中争端。大使声称，在这件事上印度并不打算请联合国帮忙。

我代表苏方指出，这是印中两国之间的事，如果印中双方有能力在双边谈判的基础上解决所存在的问题，那就最好不要让第三方插手。

此次会谈持续1小时50分钟。当时在场的还有：印度(驻苏联)使馆参赞扎伊帕尔和苏联翻译司顾问О.克罗哈列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马立克(签名)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6，пор.3，л.9-12

№24201 哈尔拉莫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俄语频道大量广播阿尔巴尼亚材料(1962年12月7日)

机密

近10天来，北京对外广播俄语频道播出了大量关于阿尔巴尼亚的材料。其中不少是关于国家解放18周年和阿尔巴尼亚宣布独立50周年的材料。报道了关于阿中友协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消息，关于为迎接该代表团党和国家领导人安排的招待会的消息，关于他们给阿尔巴尼亚领导层的贺电。详细讲述了北京社会各界怎样纪念这个日子以及在发罗拉举行的庆祝活动，关于霍查、谢胡和列希的学说。谈了许多关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威胁——现代沙文主义——作毫不妥协的、原则性斗争的情况。例如，在11月26日广播中播放了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的演说，大使说：“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帝国主义和现代沙文主义企图摧毁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人民对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

在11月30日，12月1日和2日的广播中详细讲述了在发罗拉举行的盛大集会，播放了列希和谢胡的演说。播音中多次重复谢胡的话“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绩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创造性地运用马恩列斯学说的结果”。

在北京12月1日和2日的广播中还多次转述了霍查在发罗拉的演说。

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

М.哈尔拉莫夫

1962年12月7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398，л.102

№13731 贝内迪克托夫与尼赫鲁会谈记录：印度对中印冲突的立场(1962年12月12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2年12月…… [112] 日

第876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会谈记录

1962年12月12日

遵照赫鲁晓夫同志的委托，今天我拜会了印度总理尼赫鲁。我代表赫鲁晓夫和苏联政府其他成员向他转达衷心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尼赫鲁首先询问赫鲁晓夫的健康，对他的热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代祝愿他身体好，并取得好的成就。尼赫鲁总理请求说：“也请代向所有我的苏联朋友们致以我的问候。”

我向尼赫鲁通报了关于我国工农业工作的成就，关于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关于改组国民经济领导的决议等情况。总理指出，他高兴地知道苏联在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他说：“我特别高兴地听到苏联不断超额完成计划以及农产品的增长。”

然后，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同志委托我告诉尼赫鲁的问题内容。我对尼赫鲁说，苏联政府珍惜印度政府及尼赫鲁本人对维护不结盟政策，对维护及进一步发展与苏联的友好关系所作的努力。我说明了赫鲁晓夫关于以下问题的意见：必须竭尽一切可能积极开展争取和平与普遍裁军，执行和平共处政策及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问题的斗争。我表达了赫鲁晓夫关于印中边境冲突也应用和平方式，通过谈判得到解决的愿望。

尼赫鲁认真地、非常关心地聆听这一切，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了记录。他对苏联和印度之间、两国政府之间以及赫鲁晓夫同志与他个人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表示极大的满意。他也表示坚信，这些关系不仅现在保持着，而且将来会进一步发展。

总理接着说明，他“完全同意赫鲁晓夫先生关于我们共同争取和平与裁军的必要性”。他提出，苏联可以指望对这些问题得到印度的支持。

谈及和平解决尖锐的国际问题时，尼赫鲁声明，“在这方面赫鲁晓夫先生本人在古巴事件中给我们所有的人做出了伟大的榜样”。

然后，尼赫鲁详细地叙述了印度对印中边界争议的立场。他说：“这一切并非始于我们方面——这是强加于我们的。我们不要这样继续下去，不要采取军事行动。我们希望得到调解。”他提到自己在1962年12月10日在议会上的声明，他在声明中建议，“在我们双方试图和平解决失败的情况下，或在直接谈判破裂的情况下，同意任何形式的调停，其中包括把问题移交国际法庭审理”。

尼赫鲁指出，赫鲁晓夫正确地觉察到反动势力的存在，他们力图怂恿政府用战争方式解决边界争端。他同时声明，政府知道这些势力的行动，但他不认为这是主要的。根据他的谈话，最重要的因素是，全体印度人民，普通的农民、工人和职员，“所有人都对中国，对中国反对印度抱有最强烈的反感。当然，他们不要战争(谁也不要战争)，但是，要求中国人从印度领土撤退，要求保卫我们这片领土。当然，我们从来也不会去向中国的领土推进，但要考虑到，人民坚决要求解放属于印度的领土”。

尼赫鲁回应我声明和平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以及向人们解释和平方式的正确性时说：“我们试一试解释这个必要性，并将这样做。”他同时提出，和平解决争端的尝试目前尚未取得成果。“我们愿意与中国人坐到谈判席上。我们准备好了。但政府向他们说明，为此必须恢复3个月前存在的边界位置——9月8日的位置。”

接着，尼赫鲁从正在举行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的谈判的角度，详细地阐述了关于两国关系的问题。尼赫鲁首先声明，巴基斯坦的领袖“和那些建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那些现在管理国家的人士，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原则，过去没有制定过，现在也没有任何发展自己国家的纲领。他们唯一的‘原则’和‘纲领’就是永远仇视印度”。根据尼赫鲁的谈话，巴基斯坦的缔造者和领导人都是大地主阶级出身和世袭国家官员的人，他们对印度抱有本性的仇恨，甚至在英国统治时期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一贯进行消灭世俗主义的斗争，主张国家以宗教为基础，这使印度有可能分裂为两个国家。但在分裂以后，他们仍继续攻击印度，每一次当他们的国家处于严重的局势时，就开展大规模的诽谤运动。尼赫鲁继续说，在每次需要转移巴基斯坦人民对内部危机注意力的情况下，他们不断提出关于克什米尔问题。例如，当东巴基斯坦出现脱离西巴基斯坦运动的征兆时，领袖们立即提出克什米尔问题，并开始同平时一样地宣称，印度准备侵犯巴基斯坦。尼赫鲁说明：“其实我们是最早希望与巴基斯坦建立完全友好的关系，要知道我们归根到底是同一个民族。这样，我们建议他们签订互不作战公约，但是他们拒绝了。”

“当一位英国部长和一位像是名叫哈里曼的美国人来到这里时，他们就问我：‘为什么你们没有调解好克什米尔问题以及你们与巴基斯坦总的关系？’我回答，我们早就想这样做了，假如能实现，我们就高兴了。同时，我详细地阐明了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的立场，并说，我准备随便会见任何人并讨论任何问题，但我的基本立场是不变的。我向他们说明，不可能谈克什米尔区域地位的改变，因为，除此一切之外，如果我们失去这片区域，那么我们就失去通向拉达克的出口，现在那里我们与中国有麻烦。这样，我们就必然会失去整个拉达克。然而，他们从拉瓦尔品第回来后，仍继续强调谈判的必要性，并带来总理与总统讨论克什米尔问题的会谈联合公报。”尼赫鲁指出，总的来说，他准备会见阿尤布汗，目前他不打算进行会见，总之对这种会见并不期待太多。他回想起，他曾建议与总统会晤并讨论双方关心的问题。阿尤布汗不接受这次建议只不过在几个月之前。但是，归根到底，他同意公布联合公报，虽然其中作了某些修改。森迪斯立即打电话给阿尤布汗并征得他同意尼赫鲁对公报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印度总理在议会上宣读了公报，同时声明，印度的立场依旧，只能在细节上作一些小的修改，不可能对克什米尔的政治结构作实质的和有害的更改。当天夜里12点钟，在巴基斯坦的森迪斯“出乎意料地飞到德里并来到我家”。据尼赫鲁说，他证实，总理在会议的声明在巴基斯坦议会引起了喧哗，使阿尤布汗处于非常困难的状况。“英国部长要我拯救阿尤布汗，据他推断，阿尤布汗可能被从总统的位置上拉下来。他说，可能更野蛮的领袖、更敌视印度的人取代阿尤布汗掌握政权。我说，非常遗憾，我无法帮助。我想起，我曾提醒过他要当心自己的地位。那时候，森迪斯说，他大概要同我们的外交秘书德赛谈谈。我打电话给德赛，把他从床上叫起来，于是森迪斯夜里1点钟赶到他家，他们商谈到3点钟。到清晨，他们向我提交了关于会谈可以讨论任何问题的简短声明草案。我没有反对。”

谈到与巴基斯坦正在举行谈判的前景时，总理着重说，谈判会遇到严重的误解，因为“巴基斯坦的胃口非常大”。据他说，对印度代表团的指示是允许讨论任何问题，但责成代表团坚决执行政府宣布的政策。尼赫鲁说明：“可以准许讨论对停火线的不大修改，但不能讨论整个克什米尔地位的改变。”他补充说，看来谈判要拖延，因为开始在拉瓦品第举行的会谈将是部长级的，然后是在德里，以后可能是部长与总统的会谈。

总理再重复说，巴基斯坦的领袖没有政治原则，执行机会主义政策，企图利用印度的每一次困难。从印中关系尖锐的时候起，他们为了恐吓印度，开始倾向于同中国友好。为了同样的讹诈印度以及获得大量美援的目的——他们不久前开展了强大的反美运动。

涉及巴基斯坦最近对苏联的外交手腕，他们关于改善巴苏关系的声明，尼赫鲁宣称，据他的见解，“巴基斯坦耍这个把戏吓唬美国，并从美国取得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也承认，这些行动有使苏印关系冷淡的目的。然而，巴基斯坦对外政策的主要路线，据尼赫鲁说，是对印度仇恨和讹诈的政策。他坚信，巴基斯坦的领袖同美国有着友好关系，他们为了获得军事援助参加了军事条约，这些军援会使他们比爱好和平的印度更强大。总理说，他不排除敌视印度的势力提出关于“自由克什米尔”问题的可能性。他说明，所有关于分裂克什米尔成立一个什么自治国的建议对印度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提到关于克什米尔成立两个自治区的建议，他声明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会在这一地区造成内部和外部经常紧张局势的源泉。尼赫鲁指出，关于“独立的克什米尔”的国际保证的建议也没有实际意义，无论是联合国的保证，还是各大国方面的保证。

总理谈到巴基斯坦经常在克什米尔居民中进行破坏工作，并反对他们的经济发展。他甚至声称，印度政府每2—3天就要镇压巴基斯坦派遣来的暗中破坏分子。

尼赫鲁说，他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反对克什米尔邦总督巴克什·古良·穆罕默德出访苏联。他指出，然而将来出访的时间，显然要直接依据国内形势以及印中边境局势而定。

总理在自己的家中接待我，在整个会谈期间他很殷勤，对苏联大使表示特别关切。意见的交流是在友好的氛围中进行的，并具有十分坦率的特点。

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2年12月17日

第1108号

АВПРФ，ф.090，оп.24，п.80，д.6，л.197-203

№13732 贝内迪克托夫与南布迪里巴德会谈记录：印共与中共的关系(1962年12月27日)

苏联驻印度大使馆

1963年1月31日

第52号

摘自И.А.贝内迪克托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与印度共产党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的会谈记录

1962年12月27日

我在大使馆接待了南布迪里巴德同志。他自己主动要来，并说为了党的命运他感到严重不安，因此决定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他交给我一份报告，其中有他关于当前国家和当前政治形势的意见。他请我把这份报告转交苏共中央，请苏联同志“能向我提出忠告”。南布迪里巴德要求不要透露他的意见内容。他说，现在只有古普塔和高帕兰知道这些内容，但最终他可能把这些内容提交印共中央执委；他想在这些意见定稿前能知道苏联同志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建议。

南布迪里巴德表示，他想对自己的报告口头补充几点意见，他认为这些意见直接写入报告是不适宜的。首先他强调，虽然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比停火前稍有好转，但党内形势“非常不好”。他声明：“许多同志(尤其那些现在被监禁或过去被监禁的同志)认为，现在党的大多数利用非常局势，因此共产党员为了自己党派的利益而被捕的情况，进行不正确的宣传运动；因此，在恢复正常状态和所有同志出狱的情况下，大概不可能同现在大多数中的人一起工作。我不自我推荐，我能同他们并肩工作。”他同时说明，根据这些同志的意见，经所有被捕党员讨论及中央各机关原有全体成员开会后，将很难维护党的团结，或使党保持原有状态。“在这样的关头将遇到非常严重的局面。”问题在于这些同志因当今领导的政策而感到非常痛心，领导有时毫无根据地指责知名的印共成员。他举了穆萨菲尔·艾哈迈德(西孟加拉邦)的例子，他是印共创始人之一，被指责忘记了印共的利益。又如拉马穆尔蒂同志(马德拉斯邦)，他知道自己要被捕后，他告诉同志们，包括书记处某些成员，他将躲藏一周以逃避警察逮捕，因此要完成自己的一些工作并安排有病的妻子往某处；他这样做了以后，因此受到了自己邦的党组织领导人的指责。

南布迪里巴德说，他看过各党机关致当局的请愿书，要求从狱中释放共产党员，他本人确信，请愿书编写得很不好，而且结果是，他们要求释放的只是那些以反华情绪著称的印共成员，而不是那些似乎亲华的人。他同时指出，不久前内政部长要求各邦政府再审被拘押共产党员的案件，这只可能是再审和释放那些在押的党外人士，而不是所谓“亲华派”。他提醒，直到现在，印度仍继续逮捕共产党。

谈到政府中的力量对比，他指出，现在有许多关于贾·尼赫鲁与总统萨·拉达克里希南的相互关系的议论；甚至说，拉达克里希南联合莫拉尔吉·德赛反对尼赫鲁。南布迪里巴德表明，现在总统不可能反对尼赫鲁，虽然，这些言论可能是在危机时期发表的，特别是由于克·梅农的辞职，总统对他不能容忍，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下台。他指出，国内确实广泛传播这样意见，克·梅农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领导一切的尼赫鲁对前线的不利形势负有责任，于是尼赫鲁没有办法，只好把梅农从政府撤职。但是，据他的见解，这条路线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尼赫鲁本人的指责。

我向南布迪里巴德介绍了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的基本情况。他说，他看过赫鲁晓夫在全会以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有一系列问题：

解决“古巴危机”，防止世界大战以及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同志对此问题的批评；

古巴同志对苏联行动的反应；

赫鲁晓夫是否真的未经古巴同志协商被迫做出的决定——“这是我唯一的疑问”；

现在中苏分歧是否比以前更大？

苏共与南斯拉夫共产同盟的关系如何？

我以赫鲁晓夫的讲话为基础回答了这些问题，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中央在古巴危机时政策的正确和英明。有一种印象，好像南布迪里巴德同意了我们的观点，并解决了自己的“疑问”。还在这次讨论之前，他声明，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关于印中冲突的谈话“非常好”，在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我问他，印共书记处1962年11月20日就印中冲突致函哪些党。他回答，准确的不记得了，稍候再告知，这信会发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国除外，还发给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他提到北京电台的广播，据他说，电台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提出希望举行新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意见。他推测，中国同志提出这样的建议，他们大概认为现在比上次会议有相当强大的支持。他还指出，中国电台在古巴事件期间力图玩弄苏联的政策。

会谈结束时，南布迪里巴德转交了共产党领导和以阿图里亚为首的多数派小组的文件。

参加会谈的还有大使馆顾问、翻译尼基福罗夫。

苏联驻印度大使

И.А.贝内迪克托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普希金同志、苏联外交部南亚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1963年1月31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5卷，第3756—3759页

[1]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2]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文件所提到的附录。——编注

[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4] 此处手写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5] 指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1960年6月赫鲁晓夫请金日成到莫斯科，并给他看了这份谈话记录。——编注

[6]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7] 本档案中多处出现数字序号不连贯等现象，系原文如此。——编注

[8] 表示第80项第6小项，俄语字母е在这里相当于英语中的第f项。——编注

[9]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10] 此处部分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1] 此处一段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12]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的内容为：(1)在对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月9日做出的第61-25сс/ов号决议关于货物的供应问题作了部分修改；(2)允许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贸易联系委员会根据1959年的附件把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应的部分特别设备的期限推迟到1960年。——原注

[13]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4]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文件内容推断的。——编注

[15] 该档案未标明具体日期。——编注

[16] 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领袖进行的协商会议，他们打算前往布加勒斯特参加1960年6月18—25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莫斯科已经向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这些领导人分送了苏共中央的信函(标明的日期为1960年6月2日)，其中建议进行协商，“以便就目前的国际局势问题和确定我们的共同方针交换意见”(РГАНИ，ф.3，оп.14，д.393，л.52；ф.3，оп.14，д.394，л.61-63)。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苏联代表团，是由赫鲁晓夫率领的。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还发表了重要的讲话(《真理报》1960年6月21日)。在标注日期为6月24日的公报中，通报了12个党的代表“就当代国际局势的迫切问题交换了意见”(《真理报》1960年6月28日)。在协商会议上继续进行了辩论，这是在以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一方，以苏联共产党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的反映。——原注

[17] 本决议以表决方式通过，投赞成票的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А.Н.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Н.А.姆欣特吉诺夫、Н.В.波德戈尔内、Д.С.波利扬斯基、Е.А.福尔采娃、Н.С.赫鲁晓夫、И.М.什维尔尼克等。——原注

[18] 该附件未公布。——原注

[19] 潘查希拉(Pancasila)，印地语，词源直接来源于一个古老的印度教理想，是印度佛教的“五戒”，是古代印度的佛教徒用于描述道德经的五条戒律，带有喜庆的意义。1954年4月，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简称“西藏协定”或“潘查希拉”协定，因为协定的序言中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被印度称为“潘查希拉”。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政府也借用了“潘查希拉”作为自己的立国原则，因此潘查希拉也是印尼建国原则的代名词，即“信仰神道、人道主义、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公正”五项基本原则。——编注

[20] 文件此处有手写批注：不得公开。——编注

[21] 档案复印件此处有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22] 该文件中六角括弧内的文字是手写加入或改正的。——编注

[23] 档案复印件此处一行字迹不清。——译注

[24] 档案复印件此处缺少一页。——编注

[25] 这里一段是有关南朝鲜的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26] 原文如此，下同。——编注

[27] П.巴托夫，时任苏联驻中国军事专家组组长。——编注

[28] 原文如此。张爱萍、杨成武均为上将军衔，谭政则为大将军衔。——编注

[29]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此处一词无法辨认。——编注

[30] Н.А.毛希丁诺夫，时任苏共乌兹别克中央第一书记。——编注

[31] 此处手写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32] 该档案出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档案馆，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发表了英译文(CWIHP Bullelin，Issue 10，March 1998，pp.172-173)。尽管未找到俄国档案馆的原始文件，但因其重要性，这里还是将这份档案编入了档案集。删节号为英文原文所有。——编注

[33]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是1953年6月东柏林发生的工人骚动事件。当时，苏联采用了镇压的手段。——编注

[34] 原文如此，当时称北平。——编注

[35] 白崇禧，时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编注

[36]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37] 波斯克列贝舍夫，时任斯大林的秘书。——编注

[38] 1995年俄国《远东问题》杂志发表此报告时未附这些文献。2005年出版的档案集发表了米高扬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文，见ЛедовскийА.М.，МировицкаяР.А.，МясниковВ.С.(сост.)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евXX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иматериалы，Том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отношение， 1946февраль1950，Книга2：1949февраль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историческоймысли，2005。中译文见本档案集。——编注

[39] 档案复印件此处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40] 所收入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录。——编注

[41]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42] D.伊巴露丽，时任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43] L.隆哥，时任意大利共产党副总书记。——编注

[44] 显然，还有一个类似的事实可以说明这一点：11月1日《红旗》杂志(太原印刷)发表了一首诗《苏联专家来到车间》。内容讲的是苏联专家在39.3°C的高烧来上班，并排除了设备中谁也发现不了的故障。——原注

[4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6] 指的是在1960年11月11—25日期间在莫斯科举行的协商会议。参加其中的有81个共产党的代表。这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一次大会。各共产党代表了解了对于国际发展的最迫切问题的各种观点和立场，在激烈的辩论之后通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和“致世界各国人民的呼吁书”。——原注

[4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8] 中央主席团仔细地研究了阿尔巴尼亚外交部致苏联外交部“关于经济问题谈判”的照会，并采纳了赫鲁晓夫“关于海军基地和潜水舰队问题”的建议。委托苏联国防部和苏联外交部准备必要的文件。苏联海军基地位于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海峡地区。——原注

[49]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译注

[50]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译注

[51] 译文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译注

[52]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3]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于1961年2月13—20日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在向苏联及其对外政策以及赫鲁晓夫本人进攻的气氛中进行的，赫鲁晓夫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苏联共产党代表团也出席了大会。根据苏共中央的指令性指示，苏共代表团遵循着不参加辩论的方针。——原注

[54] 指的是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分歧。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1961年2月24日决议，委托书记处制定苏共中央就阿苏国务和党务关系问题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的信(РГАНИ，ф.3，оп.14，д.456，л.1-2)。——原注

[55] 在1961年4月，苏联政府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声明说，鉴于业已形成的局势，它拒绝在无偿的基础上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经济援助，并警告说，今后将把自己与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建立在不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的基础之上。——原注

[56] 华沙条约成员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是在1961年3月2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原注

[57]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59] 指的是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回苏联海军的军舰。在1963年5月，苏联方面废除了阿苏关于华沙条约义务的双边协定，停止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军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随后，又从发罗拉海军基地撤回了8艘潜水艇。这个决议的做出是苏阿关系恶化的结果。阿尔巴尼亚对苏联潜水艇的撤出进行了阻挠。——原注

[60] 2月22日，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致函赫鲁晓夫，建议在近期举行高层会晤。两个星期之后，赫鲁晓夫在与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会晤时，表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美国支持在1961年4月中旬进行的反卡斯特罗登陆行动和使老挝局势复杂化，拖延了对高层会晤的准备工作。5月12日，赫鲁晓夫正式答复了肯尼迪的建议，并准备与美国总统于6月3—4日在维也纳举行会晤。——原注

[61] 会议于1961年8月3—5日举行讨论准备签署对德和约问题。——原注

[62] 麦克洛伊，美国总统裁军问题特别助理。会晤于7月26日在索契举行，赫鲁晓夫在那里休假。——原注

[63] 阿斯托明·范范尼，意大利共和国总理，于1961年8月2—5日对苏联进行了官方访问。——原注

[64] 考涅楚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世界和平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兼副主席。——原注

[65] 约翰·别尔纳，英国物理学家，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原注

[66] 科奇·佐泽，曾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政府第一副总理，1949年被作为铁托分子判处死刑。——编注

[67] 艾哈迈德·索古，1928—1939年阿尔巴尼亚的国王。——原注

[68] Р.А.斯巴克，比利时政治家，时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编注

[69] P.雷诺，法国政治家，曾任法国外长和总理。——编注

[70] B.L.蒙哥马利，二战时英国著名将领，1951—1958年曾任北约武装力量第一副总司令。1961年9月访华期间，蒙哥马利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三项原则，即承认一个中国、承认两个德国和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装部队都应撤回本国领土，得到中国的赞赏和支持。——编注

[71] 指的是Н.С.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1961年10月17—31日)代表苏共中央所作的总结报告的国际局势部分，其中涉及苏联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关系。——原注

[72] В.М.莫洛托夫在1962年2月被基层党组织开除出了苏联共产党。在3月里，苏联共产党莫斯科州委员会，而在6月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了这个决定。1984年给莫洛托夫恢复了党籍。——原注

[73]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4] 土伦，今岘港。——译注

[75] 原文如此(ПНР)，应为中国(КНР)。——译注

[76]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草案。——编注

[77] 原文如此。——译注

[78]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其内容可参见以下文件№20786的附件一。——编注

[79] 话题可能指的是华沙条约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在1961年8月3—5日举行的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关于缔结对德和约，苏联共产党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关系等问题。——原注

[80] 在1960年底举行的莫斯科共产党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的所有观点均遭到大会代表的批判，只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代表团赞成中方的立场。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中央公开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周恩来代表中共站出来反对，并呼吁与会者支持中共的观点。会后，中共再次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责。——原注

[81]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82] D.腊斯克，时任美国国务卿。——编注

[83] Н.С.帕托利切夫，时任苏联对外贸易部部长。——编注

[84] 参见以下文件№20792。——编注

[85] 卷宗中没有这份材料。——原注

[86] 在会议记录的草稿中，在出席人员名单中，漏掉了Н.С.赫鲁晓夫的名字。——原注

[87] 会议此节讨论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88]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2年2月22日向苏共中央发出了信函。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3月1日的决议，准备了给中共中央的答复函，其内容已经通报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以及法国、意大利、古巴、芬兰、印度、英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西德、瑞士和锡兰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除此之外，莫斯科还向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介绍了信的内容。4月7日，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再一次来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信中补充说明了，认为必须执行共同的方针，坚持自己对引起分歧的问题的说法。鉴于他们的关于向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答复函内容的建议，于4月14日做出了关于“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介绍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信函”的第26/12号决议(РГАНИ，ф.3，оп.18，д.51，л.6)。关于与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此前，苏共中央主席团在1961年12月28日的会议上就进行了讨论，并做出了有关决议。——原注

[89] 指的是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协商会议。——原注

[90] 杰缅季耶夫，时任苏联国家航天技术委员会主席。——编注

[91] 此处还有4个手写加入的人名，字迹不清，无法辨认。——编注

[92] 该档案译自以英文发表的摘录件。——编注

[93] 该档案译自英文，英文刊载时有此删节。下同。——编注

[94]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95]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96]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缺失。——编注

[97] 在会议记录的草稿上，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之中漏掉了以下人员的名字：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格里申、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拉希多夫、谢尔比茨基、伊利切夫、谢列平。——原注

[98] 无论是在1959年，还是在1962年，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始终保持着中立的立场，没有支持任何一方，这引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不良反应，它要求苏联领导人“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支持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斗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勒比海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刻，苏联为了确保得到中国的支持，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在《真理报》(1962年10月25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对印度的领土要求的合理性。然而，在后来，苏联又回到了以前的立场上。——原注

[99] 在由Н.С.赫鲁晓夫签署的会议记录誊清稿上，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标注的日期是10月18日(РГАНИ，ф.3，оп.18，д.97，л.1)。——原注

[100] 在1962年秋天中印边界冲突再一次尖锐化之后，苏联不希望恶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决定停止向印度提供苏联现代化的军事装备，包括暂时不发出在1962年8月29日两国协定中规定的新型米格21飞机。这使驻中国的苏联大使С.В.契尔沃年科在回答周恩来针对苏联给印度提供军事装备提出的抗议时，有理由声明说：苏联“到目前为止”，仅仅向印度提供了8架安12和20架米4飞机。自然，这对双方的力量对比不会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原注

[101] 1961年11月6日，联合国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决议，呼吁有关各个国家在签署必须的国际协定之前停止继续试验核武器。在1961年8月前单方面停止了核武器试验的苏联，对这个决议投了反对票。1962年10月，在联合国第十七次大会上，由30个中立国组成的委员会，对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例行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苏联在这种场合下决定投赞成票，因为这个决议规定自1963年1月1日起停止核武器的一切试验。——原注

[102] 指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关于给德国提供农业产品，首先是肉类产品的援助请求。——原注

[103] 原文这里的拼写为Дун Фу-линь，疑俄文原档案有误。——编注

[104]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人名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编注

[105] 该指示草案上所标注的日期源自随附的В.В.库兹涅佐夫于1962年10月17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在其中一页中留有如下批注：“分发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并以表决方式通过。1962年10月17日。В.马林。”——原注

[106]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文件中夹有В.В.库兹涅佐夫用蓝色铅笔写的给В.Н.马林的便函：“В.Н.马林同志收。Н.С.赫鲁晓夫和Ф.Р.科兹洛夫等同志已表示同意。10月17日。В.库兹涅佐夫。”(РГАНИ，ф.3，оп.16，д.163，л.118.)——原注

[107]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108]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109] “潘查希拉”，印地语，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译注

[110]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

[111] 兰纳迪夫，1948年曾出任印共总书记。——编注

[112]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日期缺失。——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