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8a

№09843 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1958年1月10日)
№09890 克鲁季科夫的备忘录：刘宁一通报开罗会议情况(1958年1月20日)
№25081 莫洛托夫与何英会谈纪要：苏蒙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1月20日)
№24030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苏中友协杂志第二期目录(1958年1月28日)
№09889 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亚洲建立无核区问题(1958年2月1日)
№20423 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1958年2月5日)

№24943 苏达利科夫与范长江会谈纪要：准备中苏新的科技合作协议(1958年2月5日)

№2186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1958年2月13日)

№24050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提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1958年2月14日)

№20614-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1958年2月15日)

№2521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关于1958年聘请苏联专家事宜(1958年2月16日)

№20614-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中朝联合声明(1958年2月20日)

№20614-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1958年2月22日)

№1382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王明的健康状况(1958年2月27日)

№09888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苏联外交政策和中国经济形势(1958年2月28日)

№20379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1958年3月1日)

№23035 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1958年3月8日)

№09887 尤金与朱德会谈纪要：关于建立卢布区等问题(1958年3月9日)

№24035 茹科夫与张映吾会谈纪要：通报出席布拉格会议代表团名单(1958年3月13日)

№24037 茹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问题(1958年3月21日)

№20380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交换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看法(1958年4月4日)

№0988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1958年4月5日)

№09886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等问题(1958年4月9日)

№20381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1958年4月10日)

№2061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建立莫斯科—北京—平壤航线(1958年4月10日)

№20617-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拒绝参见南共联盟七大(1958年4月12日)

№0988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各党对南共七大的立场(1958年4月12日)

№0988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南共问题、对日政策等(1958年4月15日)

№10202 苏联副外长致索科洛夫电：加强苏越关系和对越南的研究(1958年4月16日)

№03964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1958年4月17日)

№25220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关于二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1958年5月2日)

№20382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1958年5月7日)

№26361 毛泽东致赫鲁晓夫函：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1958年5月9日)

№09882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1958年5月9日)

№218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议程(1958年5月12日前)

№26363 扎哈罗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递交关于中共代表出席经互会的信件(1958年5月14日)

№26364 帕托利切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通报华沙条约国会议将讨论的内容(1958年5月16日)

№24044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24044-1 萨秋科夫致毛希丁诺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25221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函：请求派遣国防新技术专家(1958年6月3日)

№20383 安东诺夫、苏达利科夫的备忘录：为中国军队领导人举办电影观摩会(1958年6月4日)

№20384 克鲁季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1958年6月4日)

№20385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晨会谈纪要：解决老挝问题的方案(1958年6月7日)

№20386 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1958年6月15日)

№20387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18日)

№1038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外交部迁移哈市俄国士兵公墓的指示(1958年6月19日)

№20388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20日)

№24944 托普奇耶夫致马克萨廖夫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要求(1958年6月24日)

№20389 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7月1日)

№26368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照会：拟聘请导弹试验靶场专家(1958年7月3日以后)

№20390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南斯拉夫加紧在亚非国家活动(1958年7月9日)

№13731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会谈纪要：中国要求援助导弹生产厂(1958年7月11日)

№1382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1958年7月15日)

№204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东事件给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信(1958年7月19日)

№204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关于中东事件所采取的新步骤(1958年7月19日)

№1382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如何答复尤金的来电(1958年7月24日)

№218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回复尤金发自北京的电报(1958年7月24日)

№25080 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的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7月25日)
№09901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
№26367 尤金与周恩来、彭真谈话纪要：安排赫鲁晓夫秘密访华(1958年7月28日)
№2039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问题(1958年7月29日)

№09843 尤金与薄一波会谈纪要：中国的经济形势及发展前景(1958年1月1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月23日

第22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1月10日

在一次同周恩来的会谈中，我提出请求，想同中国国务院某位负责同志就中国经济形势问题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赞同我的想法，建议同薄一波副总理谈一谈。

在1月10日举行的会谈过程中，薄一波详细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1957年经济建设总结，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前景。

会谈一开始，薄一波指出，1957年的中国经济形势总体上是正常的。工业、农业、基本建设、外贸和内贸等领域所规定的许多任务都超额完成了。薄一波说，1957年初，规定工业生产总值比1956年增长4.8％；实际上到年底增长9％。钢、生铁、轧材的生产指标大大地超额完成了。比如，1957年的轨钢生产比原先计划的多生产58万吨。1957年初，计划生产棉纱440万件(根据1957年计划，棉纱生产数额为463.5万件。看来，薄一波所说的计划是国务院批准的计划)，实际达到465万件，即比规定的指标多生产25万件。计划采煤增加到1.1亿吨(根据计划，1957年预定采煤1.17亿吨——不包括手工开采，实际上开采了将近1.23亿吨)，实际达到1.2亿吨，即比计划规定的多采1000万吨。木材生产比原先规定的指标多出90万立方米。

由于许多指标都大大超过了年度计划，薄一波说，不少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1957年的工业计划指标是不是定低了，这是否是保守的表现。所以，薄一波指出，《人民日报》于今年1月6日发表社论，号召多快好省地进行建设。薄一波说，这一号召，意在反对领导经济工作中的保守主义。

针对我关于超额完成计划总比完不成好的插话，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对此开玩笑说，如果说定1957年计划时犯了右倾错误，那么这一右倾让我们大大超额完成了计划，让我们感到高兴，所以可以称其为“愉快的”右倾。

谈到新的企业投产和现有生产能力的使用情况时，薄一波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报刊已经报道，到1957年底，将有450个项目交付使用，其中57个在苏联帮助援建的156个项目里。薄一波说，实际上，交付使用的项目数字要比报道的数字大。

薄一波说，现在一个尖锐的问题是已建成企业生产能力的利用问题。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能力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比如长春汽车制造厂现在每年可生产3万台汽车，而如果再增添一些设备，便可生产4万—5万辆。但去年工厂仅生产汽车8000台，1958年计划生产1.3万台。谈到工厂生产能力吃不饱的问题时，薄一波说，原因之一是原料不足，其中包括优质钢；另一个原因是工厂生产的汽车没有充足的销售市场。长春汽车制造厂只生产一种型号的汽车——“解放”(吉斯151)。在中国，这种类型的汽车使用范围相当窄。长春汽车厂生产的汽车只能在城市里使用。在农村很难使用，因为那里没有好的道路。为了货物的长途运输，需要载重量为4—5吨和10吨的汽车。薄一波补充说，此外，如果我们把生产汽车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那么我们为此会缺乏燃料。薄一波说，中国的经济还不够发达，因此，当前很难为机器制造的同一类型的大批量产品找到销路。

薄一波说，在不久前开工的许多其他现代化大企业里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按照最初的方案，鞍山无缝钢管厂应年产6万吨同一尺寸的钢管。尽管中国的工业需要无缝钢管，但是国家现在并不要求如此大量的同一尺寸的钢管，这些钢管找不到销路。因此，工厂对生产过程作了一些改变，用生产若干种尺寸的钢管来取代单一的品种。这使得工厂可以将产量扩大到生产10万吨无缝钢管，而且这些产品的销路完全可以保证，工厂的产品甚至供不应求。

薄一波说，专家们对类似企业转向扩大产品品种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些人坚决地主张，既然生产一种产品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而且还导致生产设备不能完全利用，那么就必须让这些企业转为生产几种产品。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改造这些企业让他们能生产几种产品。其他人认为，在进行这种改造的条件下，新企业的现代化设备将得不到充足的运用。此外，企业的类似改造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规模的某种下降。例如，如果长春汽车厂现在每年能生产5万台汽车，那么经过改造生产4—5种类型的汽车之后，汽车生产数量自然要减少。充分利用生产能力的问题，薄一波说，现在正在认真研究，但如何解决，现在还未彻底定下来。

谈到农业形势，薄一波指出，今年收成可望达到中等水平。1957年粮食收成为1.85亿吨(不包含大豆)，即比1956年略有增加。棉花丰收，达到3280万担(164万吨)。薄一波说，1957年初预计中国棉花不够，必须请求苏联援助；但现在由于棉花丰收，靠自己的力量也可解决这个问题。去年大豆收成也很好。

薄一波指出，1957年全国农业严重遭灾。中国北方各省旱灾损失严重。由于去年农民增产不大，某些同志问，在领导农业生产问题上，1957年初是否有保守主义倾向？薄一波说，不过到年底，农村出现了普遍的生产高潮，尤其是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

薄一波说，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也超额完成了。原计划是111个亿，结果完成120个亿。这也给某些同志以理由，说1957年初在确定基本投资计划指标时过于谨慎，容忍了保守主义倾向。

1957年计划预算收入达到294亿元，实际收入超过307亿元。与此同时，预算支出缩小了。年初预计，企业原料供应和日用品市场将很紧张。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到年底，原材料和商品还有某些剩余。在确定零售贸易额计划指标时，其出发点是保障473亿元的商品，实际上所需商品价值比这要低一些(在1957年计划中，确定零售贸易额——包括服务——为473亿元。据掌握的材料，实际完成477亿元。而且，由于棉布需求量的减少和其他一些措施，对保障商品的需求有所减少)。结果到1957年底，仓库所存商品的价值增加了将近2.8亿元。

所有这一切，薄一波强调，说明国家生活是稳定的，运行正常。1956年，生产发展很快，但到1956年底发现，由于某些部门发展过猛，导致某些货物和物资供应紧张。1957年考虑到了这些因素，作了某些相应的调整。这些部门的生产发展指标定得有些低。但在执行1957年计划过程中发现，年初所定某些指标过低，于是在1957年4月对计划作了某些调整。但总的来看，薄一波指出，可以说1957年是明显的经济建设喘息的一年。在中共中央三中全会上，指出了1958年经济发展速度有提高的可能性。

在回答我1957年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问题时，薄一波说，1957年的劳动生产率几乎是在1956年的水平上，只比1957年的计划提高了2.2％。1957年的成本降低4％。1957年劳动生产率提高慢的原因是，1956年工业企业招收了大批新工人。他们的劳动效率很低。他们许多人工作量不足。

现在全国工人和职工有2400万人；其中生产工人1300万，机关职工(包括国家机关)1100万人。1300万工人中有400万人，1100万职工中有300万人是多余的，也就是说，企业和机关中有富余人员700多万。生产工人和行政管理人员比例也不合理。例如，在工业企业中，车间管理干部占35％—40％，而真正的工人才占60％—65％。很明显，薄一波说，行政管理人员所占比例过大。对于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度的问题，薄一波说，这方面问题进展还很慢。实行经济核算——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中国还没解决。这方面口头上讲得很多，薄一波说，但实际上做得很少。企业里许多领导干部还有干部国家保障制度的余毒，还有所谓“供给制”观点。众所周知，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干部供给制在于，干部不必关心自己和自己家庭的保障，但对他们也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更好地工作。所以，薄一波说，干部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工作不工作，反正是二斤半小米。正是不少干部对事情的这种不正确态度造成了实行核算制的困难。一直到目前，薄一波说，企业还是将全部利润交给国家，然后从国家银行那里领取必要的资金，其数量同企业利润无关。这样，对他们没有物质刺激，刺激他们多交利润。由于中国工业企业现在没有经济核算制度，薄一波说，中共中央提出了厉行节约的口号和勤俭建国的方针。贯彻这一方针目前包括以下基本措施：

一、从1957年起，派干部和国家机关职员参加生产，主要是去农村。计划最近派200万名行政干部和职员去农村工作。这方面，薄一波说，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派大中学校学生参加生产问题。计划学生毕业之后将被派往企业和农村进行3年劳动锻炼。机关干部也将分批到农村工作2年。例如外交部，薄一波说，已派往农村一批干部。干部和学生下乡运动已收到好的效果。这一措施改变着干部和学生对体力劳动和农村工作的态度。此外，城市干部下乡阻止了农民涌入城市，农民看到，城里人已到他们农村来，这就打消了他们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念头。对招收劳动力建立了严格的监督。工厂未经中央批准无权招工。

二、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二项成果措施是整顿企业的工作作风。在这一运动的过程中，在工人和职工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基础上，对企业行为建立了广泛的群众监督。这种群众监督，薄一波说，还将促进经济核算制度的实行。企业整风运动是从1957年8月份开始的，比机关学校开始得晚。薄一波指出，某些工作人员害怕企业开展鸣放运动，认为这将引起工人间的混乱。但实践证明，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整风运动有力地促进了企业整个气氛的健康，对经营工作的干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过去，许多工厂经理独断专横，浪费严重，违反纪律，无所顾忌。现在他们最怕通过“大字报”以及通过《人民日报》批评自己。来自下面的批评帮助揭露和纠正了企业工作中的许多缺点。总的来说，整风运动和整风过程中广泛发表意见，薄一波说，促进了产量的增加和超额完成计划，促进了节约制度的贯彻执行。

大鸣大放运动不仅改变了企业的形势，而且改善了国家机关和党内的形势。在这一批评过程中查清了一些在日常系统学习中很难搞清的问题。例如，在浙江省党组织中揭露出了一些敌对分子，其中包括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沙文汉。广东省揭露出了严重的地方主义，在被揭露出的右派分子中有两个是省委书记，他们还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甘肃省在整风运动中揭露出了一些钻进党内的奸细，其中一个是中共省委的一位书记。利用一般的方法，薄一波说，不能在短期内办成如此重要的事情。正是群众运动，让所有人开始讲话，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这种状况，才使有可能完成类似的任务。所以，薄一波补充道，毛泽东主席说：“必须每年一次具体研究如何实现对立的统一。”政法机关也揭露出了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

1958年3月，薄一波说，将召开中共八届二次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是讨论整风运动的总结，还可能讨论中国农业的发展问题。

三、实现勤俭建国方针的第三项重要措施是目前开展的反对浪费运动。由于企业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中共中央打算对此给予特别的关注。今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公布了上海“梅林”罐头厂浪费的事实，实际上这是全国广泛开展反浪费运动的开始。

最后，改善企业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完善工业管理结构。扩大地方政权机关对工业、商业和财政企业的管理权限，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工业的发展。薄一波指出：“现在我们正在认真研究苏联工业管理改革的经验。苏联这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的工作者有很大的帮助。”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薄一波强调，因为巩固群众运动的成果最后只能体现在企业的管理系统上。

在回答我所提出的中国企业工资等级和劳动工资问题时，薄一波说，这方面也有不少还未解决的问题。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是采用临时的和独立的劳动工资体系。但劳动定额和劳动工资上还有不少缺陷。生产定额很低，工人总是超额完成任务。例如，在鞍山，现有标准规定，6级工资每月90元。但实际上，由于劳动定额低，许多工人工资达到180元。

许多工人仅用两个半小时便完成所规定的定额，剩下的时间为获得奖金而劳动。平均奖金占工人工资的25％，在个别企业，如电力和冶金，则占到35％。现有定额是2—3年前规定，已经过时，必须重新考虑。但这是一种非常困难和棘手的事情，涉及广大工人的物质利益。增加工资很容易，薄一波指出，但要降低则很困难。行政机关企图提高劳动定额，但遇到了工会组织的反抗。在这个问题上，薄一波指出，国家和工会之间存在矛盾。

这样，薄一波继续说，我们在组织劳动方面，碰到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生产定额定得低，必须重新审定；(二)企业里有一大批多余的工人和职工，但国家不能解雇他们，必须给他们发工资；最后，(三)在工人劳保和其他生活补充保障方面有许多过分的东西，与国家现在的经济形势不符。

然后薄一波回答了有关公私合营的形势方面的问题。1956年上半年，薄一波说，把资本主义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作已全部完成。虽然形式上合营企业是独立的一块，但实际上他们已同国营企业没有区别。他们同一般国营企业的区别仅在于：(一)在某些公私合营企业里，还有资本家担任副经理或工程师，如果他们有技术素养；(二)作为他们交给国家生产资料的“赎金”，领取国家5％的保证金。在合营之前，私人企业设备的总价值，薄一波说，约为22亿元。从1949年到1955年底，按利润的形式获得13亿元。预计，到1962年底，作为利息，每年将给他们支付1.2亿元，7年共计8.4亿元。这样，从1949年到1962年，资本家将获得“赎金”近21.4亿元，即向他们几乎支付了他们企业的全部价值。从这里可以看出，薄一波说，国家彻底实行了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赎买”资本家生产资料的政策。这一政策收到了较好的结果，因为国家支付给资本家的资金得到了补偿——生产没有受到损失。此外，资本家毕竟主要靠工资生活，即主要靠定息生活(他们购买了国债券)。保证定息，薄一波说，这仅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尾巴”，它将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消失。

但是，尽管私人企业的改造已基本完成，薄一波继续说，国内还存在黑市和投机倒把。一些城市，尤其是上海，许多日用品短缺，奸商们组织了非法的私人企业(大部分都很小)，生产短缺商品，然后高价出售。同时，奸商们钻国家经济计划缺点的空子。国家计划自然不能考虑到所有细节，薄一波说，国家计划有时太死，不灵活。国家计划中的空白给了奸商们以可乘之机。例如，国营裁缝铺只能制作3—4个型号的服装，而私人可做各种样式各种尺寸的服装，自然价格高。居民餐具的供应也存在这种状况。黑市上短缺商品价格高，但居民还是买。

国家机关不急于取缔非法企业和二类商品奸商。同时，薄一波指出，奸商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可帮助国家机关揭露和纠正计划中的缺点。奸商们使国家机关明白，哪些商品不足，这样在以后作计划时好作出纠正。在这方面，薄一波风趣地指出，可把奸商看成是国家贸易机关的一种特别老师。

1956年底和1957年初，薄一波继续说，国家允许有自由市场，这时自由市场开始发展。一些城市专门划出地方允许自由买卖花生、猪肉、蔬菜这类商品。但实践表明，自由市场带来了不好的结果——国家定购任务难以完成。由于自由市场的发展，国家贸易机关开始难以从农民手中收购产品，因为农民都想以高价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自由市场导致总的物价上升了2.8％。这一切表明，必须加强对自由市场的监督，限制它的发展。

在转到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话题上来时，薄一波说，国务院已批准1958年的经济计划，1月25日将把这一计划提交全国人大会议讨论。今年还将大体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但批准这一草案只能等来年开人大会议时。考虑到1957年某些经济计划指标定得有些低，薄一波说，今年我们打算提高相应部门的计划指标。至于工业产品的增长速度，计划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15％。钢产量增加到600万吨。煤产量增加到1.5亿吨。1958年的经济计划草案，薄一波指出，已在各部代表会议上详细讨论过，他们都同意所提出的指标。

谈到农业生产的发展，薄一波说，1958年计划征购粮食3900亿斤，即1.96亿吨；棉花3500万担；生猪1.5亿头。农村现在出现很高的劳动积极性，农民积极兴修水利，大搞积肥。例如，仅安徽一个省，由于广泛动员农民群众，1957年底已完成土方1.6亿方。中国劳动力非常便宜，薄一波继续说，例如，雇佣农民干这些工作，挖一方土仅支付0.5元。这样，完成1.6亿方仅需8亿元。这不算贵，薄一波指出。此外，农村兴修水利的基础工程，薄一波强调指出，主要是靠合作社的力量，国家只需给合作社不大的支持。所有这一切为1958年获得好收成奠定了基础。

不久前，薄一波说，毛泽东同志在视察全国时参观了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提高农业生产的途径问题同农民和地方党的干部举行了座谈。

在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基础上，薄一波继续说，1958年国家预算收入比1957年增加近10％，达到335亿元。所以，基本建设投资将增加到140亿元(1957年为120亿元)。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投资将达到820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为485亿元)，即每年投资增长13％—14％。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总的财政收入为136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增加560亿元，达到1920亿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建设的主要方向是重工业和机械制造。1958年和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在重工业和精密机器制造业企业的建设中，中国还将依靠苏联的帮助。至于普通机器、车床、石油设备、化学品生产的调整，相应企业的建设，薄一波说，我们试图自己建设。

谈到中国的外贸，薄一波指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做得不够积极，他本人对此也不满意。1958年出口总额与1957年持平，达到54亿元。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薄一波说，发展顺利，我们甚至出现了外汇剩余。相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外汇则不足。苏联给中国以巨大的援助，为我们提供成套的设备。当然，薄一波强调，我们努力做到在同苏联的贸易中进出口平衡，但现在中国是苏联的债务人。据不久前所作的初步统计，到1958年1月1日，中国欠苏联3亿—4亿元。1958年中国未必能偿清这一债款。薄一波同时指出，不久前他已同中国外贸部的工作人员们商量过，苏联需要什么货物，中国能供应什么。

苏联贸易代表И.А.叶廖明问中国外贸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如何发展，薄一波同志回答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加大同其他国家的贸易额。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将放缓。但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将增加矿产和有色金属的出口。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对东南亚国家，将扩大机器出口。薄一波预先声明，他记不清所拟定发展出口的准确数字，到1962年，出口大致增加到85亿—90亿元，1957年出口额为55亿元，即增加60％—70％。

至于国内贸易，薄一波说，有充分的根据指望，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国内市场将是稳定的，供应基本上能满足需求。国家贸易组织手里有大批商品储备。收购的粮食，国家现在手里还有870亿斤(4350万吨)。1958年将大大改善棉纱供应。如，1957年生产棉纱460万件，计划1958年将增加到526万件。

1958年企业和国家机关将招收70万新的工人和职工，但工人和职工总数没有大的增加，因为有许多机关职工将下放农村劳动。1958年工资总额将比1957年增加5.4亿元，达到158亿元。在工人职员数量没有大的增加而工资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工资总额却有了增加，其原因是，下放农村劳动的国家干部在一定的时间里还将从国家基金中领取工资。计划规定，与1957年相比，1958年劳动生产力提高2.5％—3％，而产品成本下降4％。

这就是1958年中国经济发展计划的初步安排，薄一波说。

在计划国家经济发展时，薄一波继续说，1958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特别注意工农业的发展速度的比例，注意工业材料部门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精力放到了工业的发展上，而对农业关心不够。现在，在考虑新的需求和必须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这一方针规定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所以对工业和农业的投资比例将有所变化。如果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业的投资比重占总投资的9％，那么1958年这一比重将达到12.5％。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农业的投资比例是7比1，而1958年将调整为5比1。此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几年显现出来：煤炭、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落后于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鉴于这种情况，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工业原材料的投入将有所增长。

在结束谈话时，薄一波再次强调了苏联援助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当然，薄一波说，从长远的观点看，未来中国也可援助其他国家，因为中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非常巨大。但是现在，在经济建设中，尤其是在发展新技术方面，中国得依靠苏联的援助。中共中央提出了必须学习苏联的口号，薄一波强调说，这意味着不是从形式上，而是真诚地深刻地研究苏联的经验。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对于中共来说，不仅要研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正面经验，研究苏联出现的错误、偏差和教训也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苏联的经验可帮助中国人民找到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少出偏差和不走弯路。现在，薄一波继续说，苏共给苏联人民提出了在生产发展水平上赶上和超过美国的任务。毛泽东在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也提出类似的口号，号召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生产水平上超过英国而奋斗。这一号召，薄一波说，对我们具有巨大的动员意义。

我们两国的合作一年比一年紧密。薄一波强调说。他指出，他不是外交人员，但他经常同苏联同志们见面，他可以说，中苏工作人员的关系一年比一年好。任何力量也不能离间我们，薄一波强调说。这不仅同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有关，同所有党的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都有关。继续改善我们的关系不意味着我们的关系前几年不好。我们的关系以前也很好，薄一波强调；但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人民更懂得苏联，更理解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应该说，薄一波指出，以前中国某些同志不太理解苏共的措施。例如，许多共产党人没有立刻理解1956—1957年苏共和苏联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内部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对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谴责。一部分中共党员怀疑这些措施是否适宜。一些共产党员尽管知道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错误行动，但还是说，对待这一集团成员过分粗暴，不该在报上公开此事和公开点名。薄一波同时强调，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中央没有任何怀疑和动摇。考虑到部分党员中存在着类似的不健康情绪，中共中央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使全体中共党员对苏共中央的措施有了正确的认识。中共经常在群众中做这种教育工作，薄一波说，解释加强中苏友谊和合作的必要性，指出我们两国的团结和联盟——这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我对薄一波表示了感谢，感谢他给我们做了内容充实的谈话。我说，我们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感到高兴。国家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困难和某些比例失调，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是发展中的困难。重要的是中国的国民经济是在扩大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发展的。我说，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的经济干部顺利地掌握了社会主义的经营方法。同时我祝中国朋友们在进一步掌握劳动生产率、产品成本、劳动经济等这些重要的社会主义经营范围方面取得成绩。

会谈进行近4个小时。出席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贸易代表И.А.叶廖明；使馆参赞К.А.克鲁季科夫，Н.Г.苏达利科夫，Б.Н.魏列夏金；副经济参赞Н.П.布瑟金等同志。会谈翻译是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和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会谈记录是使馆二等秘书А.В.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文件6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Н.Т.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执行人：А.В.谢尔盖耶夫

1958年1月16日，第26号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20-38

№09890 克鲁季科夫的备忘录：刘宁一通报开罗会议情况(1958年1月20日)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6日

第36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刘宁一与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大使馆代表谈话记录

1958年1月20日

今天，在中国外交部，刘宁一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其中包括南斯拉夫临时代办，举行了会谈。刘宁一向各位与会者通报了开罗亚非国家团结大会的情况。他在开始时指出，一些国家的大使馆请求中国外交部举行这次会谈。出席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章汉夫，各司司长和中国外交部其他领导人员。

担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刘宁一说，参加会议工作的有49个国家的代表团。他指出，代表团成员中有许多国家的官方代表，也有不同国家的各社会阶层和反对派力量的代表。按照我们的术语概念，刘宁一微笑着说，我们称这次大会为“成员国联合企业”。代表团里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资本家、王子和王妃、王室成员、部长、国会活动家。这些代表代表不同宗教和政党以及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独立的和半独立的以及殖民地国家。应该指出，刘宁一说，一般说来，各代表团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政府有联系，在会议上相应地反映本国政府的立场。

开罗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尽管代表团之间有很大不同，但他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这种共同性表现在忠实于“万隆精神”，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会议发言和会议决议有鲜明的反帝色彩。在我们看来，刘宁一指出，大家都明白，不含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原则的报告和决议是得不到与会者的满意的。当然，其中伴随着斗争。例如，在起草关于帝国主义的决议的委员会里达成了一致意见，应该结束帝国主义，但也出现了争论：反对什么样的帝国主义，怎样反对。同美国有联系的一些国家的代表，反对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但回避提美国。刘宁一详细分析了关于在决议中应如何表述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的各种意见。刘宁一说，一些代表坚持在决议中提葡萄牙、荷兰这样一些殖民主义国家。关于决议中的提法还有其他一些分歧，但总的气氛明显是反帝的。

在开罗，刘宁一说，聚集了许多西方国家的记者。他们相信，会议上将有许多争论，出现轰动一时的报道材料。一位外国记者问中国代表，刘宁一说，为什么在这次非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占多数的会议上，毫不客气地对待美国、英国、法国而不咒骂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在这次会议上，对待西方国家够客气的了，因为在不久之前，这些强国只用大炮和刺刀同亚非国家的人民对话。

在会议期间，刘宁一说，我们弄清了我们和埃及、叙利亚的代表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概念的理解上有差异。埃及人和叙利亚人认为，殖民地国家应该“反对殖民主义”，而摆脱了殖民主义枷锁的国家应该“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没有反对这样运用这些提法，所以他们在决议里经常出现。

非洲代表，刘宁一继续说，努力强调种族歧视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具有重要意义。刘宁一指出，在开罗会议上，争取和平的问题占有应有的位置。

在我们看来，刘宁一指出，亚非国家团结大会同爱好和平大会的区别在于，这里占第一位的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如此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发言在爱好和平的大会上是没有的。

刘宁一指出，在开罗，没出现敌视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没出现反共产主义的发言。相反，针对我们国家的发言带有友好的性质，许多人发言感谢对埃及和叙利亚的援助，感谢帮助他们进行巩固民族独立的斗争。代表们支持苏联政府的和平建议，谴责侵略集团，要求国与国之间解决问题不付诸武力。所有这一切，刘宁一强调说，表明了我们和平声明和和平宣言原则的正确性，表明了东风压倒西风结论的正确性，表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不断巩固和发展。

我个人觉得，刘宁一说，以前我们对非洲国家潜在的革命力量和反帝力量估计不足。我们看到，在亚洲，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其他一些国家退却了，对非洲类似现象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那里的反帝力量增长。在开罗会议上，我们碰到了各式各样的人，但即使是王室成员也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会议十项原则。

在塞得港庆祝战胜英、法、以色列侵略的集会上，纳赛尔只邀请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参加军事检阅的部队的装备，正如对我们讲的那样，全是最新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武器。纳赛尔在讲话中强调，埃及忠于万隆十项原则，声明再过10年，所有非洲国家都将成为独立国家。刘宁一指出，在整个大会过程中，纳赛尔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予以注意，只是到后来才接见了他们。

刘宁一说，埃及人讲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美国人想收买纳赛尔的一名追随者，给了他16.5万美元。这个人把这事全告诉了纳赛尔，并把钱也交给了他。这是美国人颠覆活动失败的例证。纳赛尔在同中国驻埃及大使陈家康会谈时声明，埃及信守万隆十项原则，将来也信守之。

刘宁一再次强调，总的说来，大会是在激烈的反帝气氛中召开的，但会议上也有“右派分子”，他们有时发言也一般地反对帝国主义，但努力不涉及美帝国主义。苏丹外交部长就属这样的右派，他以同美国的联系而著称。他被选为种族歧视决议起草委员会主席，他很满意干这件事，研究非洲这一问题的尖锐性和现实性。自然，他想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但他的参加对我们也有利。

然后刘宁一分析了大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当然，暴露出了观点上的分歧，但我们采取了措施，不把这些分歧带到会议上，只在会下调节。我们对待争取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的方针是，刘宁一说，把不利于我们团结的东西放到一边，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达到同他们的团结。我们同他们的分歧表现在，我们比民族解放运动者反帝更坚决更彻底。我们认为，在反帝斗争中必须依靠人民。至于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依靠人民，但也有担心。他们害怕发动起群众的积极性，害怕人民过分坚决地起来斗争。所以他们在很多地方表现出动摇。

开罗之行，刘宁一说，对我来说是很有兴趣的。比如，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我们的主人埃及当局在组织会议过程中，事事主要依靠警察。多次听为我们代表团服务的埃及人讲，他们是警察机关工作人员。在群众集会时，真是隔十步就有一个警察，集会前几排站的还是武装警察，其后才是集会群众。更有意思的是，整个集会过程也由警察指挥：集会群众鼓掌按照最高警衔警察的信号进行，根据他的信号开始或停止鼓掌。而且，在会议开始时，在讨论工作程序问题和出现各种生活性质的问题时，埃及人也严肃地建议采取部队程序。一般说来，刘宁一指出，我们确信，埃及首领们相信群众，但也害怕群众。

至于与会者之间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刘宁一说，亚非国家在许多国际问题上分辨能力较差。例如，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埃及)提议按照类似“欧洲共同市场”的形式建立“亚非共同市场”。而这些代表不明白，“欧洲共同市场”得利的主要是西德，而“亚非共同市场”得利的可能首先是日本，其次是美国(通过日本)。当我们向埃及人作解释时，他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收回了提议。

据我们所知，刘宁一补充说，日本代表(尤其是自由民主党成员)给自己提出了在大会上进行宣传的任务，其计划可归结为，利用日本的技术和美国的资金使日本向非洲渗透。自然，他们非常欢迎关于建立“亚非共同市场”的提议。是一名埃及代表机智地挽回了这种说法，他说，据说在印刷时出现了错误，结果这句话的意思弄拧了。

刘宁一接着说，美国人也采取了措施，企图在会上挑起摩擦和争论。例如，日本代表团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带来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台湾自治运动”(廖文毅集团)的代表。但埃及人在机场就抓获了这名“代表”，而另外两名这样的“代表”在此之后完全放弃了进入开罗参加会议的企图。

总的来说，刘宁一指出，我们形成了这一印象，埃及人和其他国家的代表欢迎我们参加大会，欢迎同我们接触，尽管担心“过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我们努力表示理解和尊重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国家代表的立场，耐心给他们解释一些问题，但都是在会下(为了不因批评使他们感到委屈)，努力做到让他们自己提出对自己的提议作相应的修改，顺利地说服了阿拉伯国家的代表放弃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从地图上“抹掉”这样的词句写进巴勒斯坦问题决议草案的思想，代之以这样的词句：以色列——这是帝国主义的基地，表达了对以色列侵略政策的谴责。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刘宁一指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对阿拉伯东方知道得很少。会议向我们表明，这一地区的反帝情绪是很高涨的，应该得到应有的运用。我们还相信，对阿拉伯东方各国需要严格区别对待，需要考虑每一个国家的特点。

刘宁一说，埃及人对会议的召开很满意。纳赛尔对中国代表团说，会议开得很成功，自始至终矛头都是对着帝国主义，在埃及人看来，它是亚非历史上，尤其是非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亚洲，这样的大会简直是首次。这次大会，按照纳赛尔的话讲，对埃及和其他亚非国家是一次很大的支持。亚洲，纳赛尔说，基本上获得了独立。现在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支持非洲。所以，这个地区的人民在10年的时间里也能获得独立。刘宁一说，其他国家的代表对待会议结果也是这种态度。对开罗会议不满的只有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

总的来看，刘宁一总结说，我们认为开罗会议开得是完全成功的。这次会议同时表明，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地促进潜在的反帝力量的发展，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更加广泛地利用这些力量。

刘宁一问，与会同志还有没有问题。匈牙利大使诺格拉第请求谈一谈出席大会的各代表团同其本国政府的关系以及对开罗大会的认识，它是否是万隆原则的发展，它在国际范围内将产生什么后果。

刘宁一说，参加大会工作的有政府成员，但代表团被认为是非政府代表团。在谈到日本代表团构成时，刘宁一指出，这个代表团50名成员中，2/3在某种程度上同其政府有联系，只有1/3是社会组织的代表。日本代表团开始时打算按照日本政府的指示行动。但在大会总的气氛的影响下，日本代表团最终采取了与我们一样的对待帝国主义和其他问题的立场，自然，这不符合日本政府给它下达的指示。

当然，刘宁一说，开罗亚非国家团结大会符合亚非国家万隆会议精神；它进一步发展了“万隆精神”，讨论了更广泛的问题。毫无疑问，开罗会议进一步发展了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精神，它必将导致上述国家进一步的积极行动。

估计在这次会议之后，根据亚非国家主动提议，将采取一系列国际措施。例如，还在开罗大会期间，埃及代表就提出了召开非亚国家青年大会和工会会议的愿望；印度代表提议召开亚非经济会议。科伦坡国家提议召开亚非妇女会议。刘宁一指出，这些会议的召开是完全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召开亚非会议的思想现在已很普及。

可能，这种会议将由全体亚非国家共同召开，刘宁一指出。召开会议的第二种形式是由某些国家集团倡议，其他国家支持。第三种可能是通过国际进步组织(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召开，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将主要是亚非国家的进步力量，有许多亚非国家将不愿参加。此外，美国为了它的利益现在正在策划通过国际反动组织在其庇护下召开“非亚会议”。自然我们将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刘宁一在同我个别交谈时指出，在开罗会议上，苏中代表团之间进行了很好的事务性合作。

为会谈记录的是使馆随员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

К.克鲁季科夫

文件5份，送：Н.Т.费德林、Ю.В.安德罗波夫、远东司、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1958年1月31日，第81号

ЦХСД，ф.5，оп.49，д.136，л.1-9

№25081 莫洛托夫与何英会谈纪要：苏蒙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1月20日)

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同中国驻蒙古大使何英的会谈纪要

1958年1月20日

(莫洛托夫)指出，蒙古苏联边界谈判数度延期，原因在于谈判双方在解决问题的态度上存在着分歧。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始终坚持这样一条基本原则，蒙苏边界的划定首先必须考虑分布在边境地区的居民的根本利益，并兼顾当地居民的民族构成和进一步巩固蒙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另外，苏联代表团认为，还必须考虑其他一些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依据历史资料来确定两国的边界线。

蒙古代表团则以“恢复历史公正”作为自己的谈判主要原则，即依据所谓“历史边界”来划分边界。可我们认为，蒙古代表团提供的历史资料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何英同志同意苏联的观点，并说，中国政府在解决与缅甸的边界问题时也遵循了类似观点——在划界过程中兼顾了缅甸居民的利益，而事实上后者如今所居住的地区，如果依据历史地图资料以前均属于中国领土。

在就边界问题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何英几次均对(蒙方代表)阿维尔齐德 [106] 的行为表示了不满。因为后者似乎总是有意回避就苏蒙谈判进程问题作任何交流，并始终坚持不涉及这方面的话题。

АВПРФ，ф.0111，оп.40，п.252，д.5，л.232

№24030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函：提交苏中友协杂志第二期目录(1958年1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送中文周刊杂志《苏中友谊》第二期以及该期刊读者来信汇总(二)。具体参见附录。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月28日

《苏中友谊》杂志的读者来信汇总(二)(从杂志第33期至第45期的来信)

1958年1月16—25日

共收到来信13封。

来自中国的8封。

其中，来自河北、北京的，2封，来自江苏、上海的，2封，来自湖北、杭州的，2封，来自辽宁的，1封，来自四川的，1封。

来自苏联的5封。

所收到来信的内容：

1.读者对杂志的反响和建议，3封；

2.请求在杂志上签名，1封；

3.请求在杂志上刊载自己的作品，1封；

4.请求为杂志社工作，1封；

5.请求结识并建立通信关系，3封；

6.请求发送礼物，1封；

7.请求翻译中文私人信件，1封；

8.其他方面的请求，2封。

读者所提愿望和建议的简要内容：

上海金属制品厂工人丛秀吉(Цзон Сюй-ди)指出，《苏中友谊》激励读者们以更大的干劲投入到为祖国服务的劳动之中，并写道：“我们希望《苏中友谊》杂志能全面而多角度地向我们介绍苏联人民在发展初期的著名劳动成就。我们国家目前已步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时期。而我们目前所遇到的许多情况均与苏联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极其相似。因此我们希望能在该杂志中更多地看到这方面的相关内容。我们还希望，你们能向我们介绍苏联人民如何克服困难，以节约和……的精神建设自己的国家的。这将非常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向苏联学习。”

一位来自杭州的名叫岳元(Юе-иань)的中学生请我们讲一讲关于苏联中学生、少先队员和共青团员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一个位于北京的科学知识出版社请求我们立刻发送Г.亚斯特罗波夫的文章《人造地球卫星》的原文，以便他们搜集并在专集上转载。

武汉市教师技校的一名大学生——关良超(Гуань Лян-чжао)请求我们：1.定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苏联新发行的邮票和美丽的信封；2.在《苏中友谊》杂志上开辟“通信”专栏，以便在其中列出苏联和中国读者的通讯地址，从而方便后者通过信件的方式相互交流。

我们对来信所作答复情况：

在杂志上——无；

在杂志简评中——1封。

以书信方式所作答复：

1.用俄语——4封；

2.用汉语——4封。

给其他机构所发出的答复——1封。

目前准备答复的来信——3封。

未作答复的来信——无。

杂志编辑部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18-20

№09889 克鲁季科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亚洲建立无核区问题(1958年2月1日)

摘自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6日

第3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纪要

1958年2月1日

应周恩来请求，我去拜会了他(尤金大使病了)。

周恩来说，今天他想转达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苏联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提议的答复，该提议是大使于1958年1月27日转达给他的。

周恩来说，“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的提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形势和反对原子战争威胁很有利。”

周恩来说，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完全赞成这一提议。

然后他说，苏联的这一提议可以和尼赫鲁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的建议联系起来。周恩来指出，尼赫鲁的建议当时得到了中国和苏联的支持。按照我们的意见，他说，可以提在太平洋西部建立这样的区域，其中包括日本、中国(这时周恩来两次强调台湾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朝鲜、印度支那国家、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泰国、缅甸、印度、锡兰、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总之，他重复说，这里应该包括南亚、巴基斯坦以东的所有国家。

在上述区域里，周恩来继续说，应禁止和储存核武器，禁止建立导弹武器和导弹基地。然后可以建议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签署相应的条约，其中载明，外国不能在这里建立上述基地以及实验和储存核武器。同时周恩来还指出，众所周知，这一地区各国现在还未生产核武器。

然后周恩来通报说，中国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应由印度倡议提出。

他指出：“印度已提出和平区建议。此外，尼赫鲁的最近发言也表明有同印度进行这种接触的可能，他发言反对巴基斯坦请求巴格达条约理事会为其提供原子武器和其他现代化武器。”

按照我们的意见，周恩来说，关于建立无核区的提议，应先同印度协商，暂不急于告诉缅甸、锡兰、印度尼西亚。“看来，需要尼赫鲁自己决定，是他先提出还是与这些国家一起提出这一倡议。”

周恩来说，印度未必会完全否定我们的建议，应考虑两种可能性：“一是印度同意提出这一倡议，一是它表示应由其他国家提出。第一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在印度同意提出建立无核区倡议之后，才可以同它协商解决这一问题的步骤和方法，因为印度和这些国家很可能在这方面有不同的意见。在尼赫鲁不同意提出这一倡议的情况下，可以就此事与苏加诺或吴努协商。

周恩来说，中国同意苏联同志们的意见，关于建立无核区的问题，由中国政府去同尼赫鲁说。

对于我要弄清楚的问题，周恩来对地区国家之间签订条约作了一些解释。他指出，条约应规定这一地区所有国家都应承担的义务。所以，在签订条约之前，各国政府应原则上同意建立无核区。周恩来说：“如果印度提出类似的建议，我们支持它，而日本，比如说，不承担这些义务，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承担这些义务。”所以，他说，在签署相应的条约之前，需要所有国家有一定的表示。

很可能，周恩来说，美国不允许日本和菲律宾支持建立无核区的思想。这一建议还将遭到澳大利亚，可能还有巴基斯坦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他强调指出，正如苏联政府所正确指出的，我们的倡议将给我们带来一定政治好处。至少我们在宣传方面能达到有益的结果。周恩来然后专门叮嘱说，在同印度和其他国家开始接触时不涉及条约问题。开始时，他重复说，重要的是弄清原则态度和吸收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政府一致行动。

我对周恩来说，大使馆将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对于这一问题的答复和他在会谈过程中所说的意见报告中央。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代理司长李汇川，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方祖安，使馆一等秘书О.Б.罗满宁。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克鲁季科夫

文件5份，送Н.Т.费德林、Ю.В.安德罗波夫、М.В.齐米亚宁、情报委员会、档案室

执行人：拉赫马宁

1958年2月6日，第107号

ЦХСД，ф.5，оп.49，д.139，р.8893，л.10-13

№20423 库尔久科夫致费德林等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1958年2月5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

第29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Н.Т.费德林同志

苏共中央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

苏联远东司司长М.В.齐米亚宁同志

情报委员会：

兹发送给你们(我驻中国)使馆从中国外交部得到的关于台湾局势的情报。

具体内容参见附录，共计9页。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克鲁季科夫(签名)

机密

1958年2月5日

第29号

译自中文

台湾(基本情况)

一、居民

根据蒋介石台湾省政府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1957年4月台湾居民为940万人以上。其中，近20万人为少数民族，其余为来自福建、广东和大陆其他省份的移民。

包括蒋介石的军队(计52万人)以及分布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居民(5万人)在内，蒋介石集团所统治的总人口数量约为1000万人。

二、基本政治情况

在过去的一年里，在中国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作用和缓和国际关系紧张的大趋势的影响下，蒋介石集团的统治更加处于风雨飘摇状态。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蒋介石和美国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明显。

在中国宣布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之后，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幕后斗争发展得尤其迅速而尖锐。

美国担心，蒋介石或其周围亲信中的某一个人会与大陆举行和平谈判。美国的这种疑虑在处理与蒋经国的关系方面表现得尤其强烈。鉴此，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加强自己对台湾的军事控制(如在台湾部署装备有导弹的美军等)，另一方面极力加强胡适、廖文毅和台湾各地方亲美反蒋派分子的活动，增强其影响力，以迫使蒋介石听美国的话。

蒋介石对美国所采取的加强对台军事控制和推动台湾内部政治分裂的举动特别不满。他正密切关注着美国人旨在形成“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1957年3月，蒋介石发布命令，据此今后严禁任何人涉及上述现存根本性、重大关系问题，必须奉命保持沉默，但遇到攻击时也要以牙还牙。

与此同时，在蒋介石集团内部民族主义情绪也在迅速增强，反对美国在台湾肆无忌惮、干涉台湾“内政”和要求捍卫台湾的民族尊严的言论广泛传播。1957年5月24日，台北市突然爆发了反美示威游行。游行的突然发生充分反映了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和台湾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

前不久苏联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火箭和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而与此同时美国却在自己的卫星发射领域遭受了失败。这一切都对蒋介石集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对此，香港亲蒋报刊写道：“我们并不急于知道，未来将属于艾森豪威尔时代还是赫鲁晓夫时代。”

目前，美国正在加紧实施自己的建立“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加强对蒋介石的压力。这主要反映在如下一些方面：

1.美国向台湾增派了导弹部队，在1958年度减少了对台经济援助规模(缩减数量超过2000万美元)，以极力迫使蒋介石压缩自己的军队规模(主要是陆军)并放弃不现实的“反攻大陆”的企图。

2.美国鼓动亲美反蒋派分子在台湾发表关于建立“反对党”的言论，以便该党在建立后能够与台湾岛外的李宗仁和其他“第三势力”代表们遥相呼应——共同从事反蒋活动；美国人要求蒋介石“公开权力”，鼓励亲美国分子参与台湾的“建设”。

在与美国人的这种极其不友好的活动展开斗争的同时，蒋介石倾向于全面抵制美国人制造“两个中国”的活动。其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坚持“反攻大陆”口号，提出所谓“将反攻与革命相结合”的“政治路线”。

2.积极在国际上展开活动。在这一领域该路线的内容如下：

坚决维护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维护和扩展自己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地位，全力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会议和一切国际活动；极力巩固和加强与那些已与台湾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关系；为了摆脱孤立的困境，建立和扩展与英国、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等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文化、经济和贸易关系。

3.积极巩固自身在台湾的地位，促进内部团结，安抚台湾岛内、外所有丧失信心者。上述举措在1957年10月举行的国民党八大上明显表现出来。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反复强调了“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会议通过了一些象征性的决议，其目的就是希望把国民党内部和外部那些丧失信心者、心怀不满者吸引到自己一边来。

4.强调在继续依靠美国的同时，自身也要拥有一定的“独立性”；确定台湾今后的“外交政策根本原则”是：“坚决拒绝在附加某些政治条件的情况下获得美援”。

总之一句话，蒋介石今后将执行这样一条总路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确保自己的福祉、积极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坚持观望态度。很难预期美蒋之间的矛盾会得以缓和，他们之间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

台湾内部的分裂和动摇仍在不断加深。

在过去的一年间，台湾岛内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纠缠不断，斗争日益激烈。这场为了扩大自身权力的斗争主要在蒋介石集团内部两个派系——蒋经国派系和陈诚派系之间进行。这两个派别都得到蒋介石的直接支持，并都拥有一定的势力和掌握相当一部分实权。得到美国支持的“自由中国”活动家们在愈演愈烈地从事着反蒋活动。而那些丧失了自身权力的国民党军政官僚们则对蒋介石及其儿子的不满也在不断增长。

1.长期以来，蒋经国和陈诚都在积极地扩展自己的势力。

他们两人都极力想使自己成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并一直都在为今后能够成为台湾的主人而准备条件。

蒋经国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党(国民党)的基层机关和保密单位。蒋经国已基本确立了自己对整个国民党的控制权。通过其所建立的“反共救国青年联盟”，他确立了对大学生群众组织、中学生和青年组织的控制。蒋经国攫取了保密机关的领导权，并在这些机关中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通过在军队中独立运作的党政系统，蒋经国对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尤其是陆军)实施着相当严密的监督。军队中一部分高级军官也是蒋经国的人。例如，蒋介石的现任陆军司令便是蒋经国的心腹。蒋经国在政府部门——如居留海外和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事务委员会等——中也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陈诚的支持主要来自行政、财政经济界和陆军。与从前一样，陈诚现在依然在执行机关和陆军中拥有重要影响力。近年来，他在财政和经济领域的权力得到了很大扩展。陈诚在国民党上层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并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人物和失宠的政治家保持着比较好的关系。

蒋经国和陈诚之间的矛盾仍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决定任命陈诚为党的副主席，从而象征性地确认陈诚为蒋介石的“接班人”。其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打消美国和台湾内部对蒋经国的疑虑。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为将来在他去世以后，维持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合作”作准备，以便表面上看是陈诚执政，但实权仍集中掌握在蒋经国手中。

2.宋子文所实施的政变失败后，美国一方面积极采取措施把陈诚拉到自己一边，另一方面又全力支持“自由中国”活动家——胡适、雷震等。美国人打算以这些人为中介把那些失宠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拉到自己一边，并以建立“在野党”为口号加强反对蒋介石的力量。

另外，美国还煽动在香港的谢澄平(注：谢澄平，在1945年以国民党政府官员身份参加了旧金山会议；自1947年5月至1949年1月任农林部次长；1948年10月，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年会。1949年，他逃往香港，并通过这里的美国领事馆与美国国务院建立了联系。此后，他开始以“第三种力量”代表的身份积极展开活动。其在1957年的活动最为积极，当时中国内部正在从事反右斗争运动。谢澄平在香港依靠美国人资助的金钱办了两份杂志——《中声晚报》和《自由阵线》，但这些杂志的影响力都不太大。由于当年曾与青年党领袖左舜生私交甚密，谢澄平现为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人团结“第三势力”，以便促使“第三势力”再次积极活动起来。美国人依然对如今在东京的廖文毅傀儡集团给予支持。

3.伴随着困难的不断增长，台湾岛内国民党人的没落情绪也在日益增强。多数国民党元老们均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并处于被压制状态。国家机关中的普通公职人员以及一些高级官员由于看不到任何前途而精神萎靡，心情倍感压抑。各阶层公职人员的生活条件极其窘迫。例如，一位国民党官员便曾讥讽地说，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那还不如根据人们对被服、食品和住宅的需要将台湾省政府各司部改组为“食品司”、“被服部”……，以解决大家在服装和食品方面的迫切需求。

蒋介石曾多次发出“心理建设”和“道德动员”等口号。其目的就是想缓解党内严重的、无法根除的精神抑郁病，但他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并没有使情况有所好转，反而使病症继续蔓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对台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中国宣布了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之后，蒋介石起初为防止其影响的扩散，曾试图禁止这一消息在台湾岛内传播。但该政策相关内容很快便在岛内广泛传播开来。部分国民党员也发表言论，支持中国提出的关于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一致对外的口号。其他国民党人也宣称，“可以与共产党人一起通过不同道路走向同一目标”。甚至在(台湾)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一些人“赞成以和平方式来解决现存问题”。其依据是：既然目前谁胜谁败的问题业已解决，那么再继续拖延(国家统一)问题的解决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只会有益于美国的军事利益。去年，台湾岛外已有关于和平谈判的传闻。这些传闻在台湾和香港曾三次引起了比较大的骚乱，从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至今蒋介石仍禁止其周围的亲信们提及这一问题，但在中国(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作用下国民党内部的反美情绪已逐渐发展起来。国民党的官员们可不愿意在台湾养老送终，他们的唯一意愿是：“只要能顺利返回故乡，即使死也不可怕。”这正应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黄金鲁(Хуан Цзи-лу)曾说过的话，台湾国民党人的“身体在台湾，但灵魂却在大陆”。

三、经济状况

台湾的财政和经济目前仍面临着严重困难。

过去，美国每年向蒋介石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正如美国驻台湾前大使兰金所言)为3.25亿美元。但即使这样，台湾的财政和经济困难并没有得到缓解，依然呈现出日益恶化的趋势。蒋介石的军费开支极其巨大。1956年，这方面开支占到中央(财政)预算的85％(其中并不包括从美国军援中直接向台湾军队提供的军事装备在内)，庞大的军费开支及其逐年增长导致台湾的财政赤字从1953年的6.5％，增至1956年的10.6％。财政开支的增长导致税收的增加和通货膨胀。截至1956年，台湾的税收比1949年增长了33.9倍。税务占到了居民收入的36％，这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绝无仅有的。台湾目前流通的货币数量已比1949年增加了50多倍。而随着美国缩减了对台湾的经济援助——2000多万美元，台湾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更趋恶化。

台湾的主要农产品为大米、白糖和香蕉等。台湾的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加工工业产品占到台湾工业品总值的60％以上。

通过从事外贸业务，台湾平均每年出口的商品价值为1.2亿美元(该数据为近三年来的平均值)。由于生产缩减和商品匮乏，近三年来台湾的贸易逆差平均每年为3600万美元，而其他隐性贸易赤字每年还有1000多万美元。自1951年至1955年上半年，台湾的国际贸易收支负债为4.9亿美元，而该负债的85％得由美援来填补。

翻译：Р.库达舍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Н.Т.费德林、Ю.В.安德罗波夫、И.Ф.库尔久科夫等同志各1份，中央委员会1份，档案室1份

经办人：库达舍夫

1958年1月22日，第38号

手写批注：

归档。这些情报已经报告给苏共中央(1958年3月2日)。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4月2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1-31

№24943 苏达利科夫与范长江会谈纪要：准备中苏新的科技合作协议(1958年2月5日)

与中国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 [107] 会谈

1958年2月5日

根据范长江的提议，同他举行了会谈。

范长江谈论了中国为了保证苏中新的科技合作协议的顺利完成而打算采取的一些措施。

范长江说，到现在为止，中国方面已经开始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准备工作的进行是按照科学规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以及其他的一些部门制定的政策进行的。至于科学规划委员会，那么，在这一工作中他们首先关注的是122项共同的科研项目，特别是那些预计在1958年第一季度和上半年开始进行的项目。此外，上述122个项目的2/3以上都已经制定了1958年的具体工作计划，并同相关的组织进行了协商。其余项目(不到1/3)的计划或者尚未制定，或者还没有协商。现在正在对各委员会进行的准备工作的情况进行检查。这一检查将促进那些尚未制定的计划的制定工作的进行，计划应该在今年第一季度制定出来。122项中的每一项都有相应的负责部门——科学院、部，在一些情况下负责的部门则是科学研究所，有时确定了2—3个，有时甚至是7—8个组织作为具体的执行者。负责每一项计划的组织根据它所开展的科研工作的状态，向苏联方面的相关组织通报关于自己的准备情况，或者不准备接受苏联科学家。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根据同苏联方面相关的组织达成的协议，苏联科学家到中国的时间可以延期。

在科学规划委员会之下设立一个特别的机构，以便开展同实现协议相关的所有的组织工作，要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该组织的一项任务将是准备各种决议的草案，收集并综合意见，为政府准备材料等。

以什么样的形式对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进行具体的领导更好一些？委员会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聂荣臻在访问莫斯科期间曾经指出，中国方面，这一任务应由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完成。同时，现在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在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设立一个主管科技工作的职务；第二个方案是，设立一个主管贸易和文化工作的参赞职务，或者把相关的机构扩大。委员会认为，根据第一个方案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合适和可行。

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顾问Б.Р.拉扎连科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谈。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随员В.И.沃先金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

1958年2月5日

РГАЭ，ф.9480，оп.3，д.1722，л.31-33

№2186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华沙条约国代表会议(1958年2月13日)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Н.Я.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Н.Г.伊格纳托夫、А.И.基里琴科、А.И.米高扬、Н.А.毛希丁诺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А.Н.柯西金；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13项　关于就国防问题召开华沙条约参加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会议。

米高扬、科涅夫、布尔加宁、乌斯季诺夫、赫鲁晓夫、柯西金、赫鲁尼切夫。

上次决定——是何时作出的？

在3月份准备问题。

与人民民主国家约定：我们将转交带有火箭技术装备的部队。

提供空对空。

С75。 [108]

我们将不再购买飞机。

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重新研究这个问题，

并提交建议。在10天之内。

在下一次会议上听取切洛梅同志的汇报。

在我们完成“要害”问题的时候，乌斯季诺夫同志就应该汇报了。

委托国防部：关于人民民主国家军队的问题，汇报自己的构想。

期限——10天之内。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8，л.49

№24050 葛罗米柯致苏共中央函：提交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示草案(1958年2月14日)

致苏共中央：

鉴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兹发送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已修改的指令草案，以便其向中国朋友通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上述修改是依据苏共中央主席团2月13日会议所提意见的基础上进行的。

А.葛罗米柯(签名)

1958年2月14日

第490/гс号

附件：

机密

优先(急电)

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指令性草案

请通知张闻天同志，我们已指示苏联驻埃及大使向纳赛尔转达如下内容，即苏联政府认为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问题纯属友好国家——埃及和叙利亚的内部事务，苏联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干涉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打算。

在就该问题与我国大使所进行的会谈中纳赛尔断言，似乎他也没料到现在会发生埃及与叙利亚联合的事情，而他原先预计这一联合至少在5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纳赛尔预测，敌人会利用埃及和叙利亚联合的事件，以离间埃及和苏联，或至少破坏两国的外交环境。纳赛尔强调，西方报刊所谓的——纳赛尔攫取叙利亚，目的在于不使后者继续加强与苏联的友谊——是杜撰出来的。纳赛尔声称，埃及和苏联的关系是在不可动摇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埃及既没有签署任何协定，也没有服从任何“学说”。与此同时，纳赛尔还对如下情形表示了担忧，即叙利亚的那些不满意解散所有党派的共产党员们可能会对埃及与叙利亚的联合发生曲解，从而导致埃及和苏联之间发生一些误会。

由于在建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导致叙利亚和埃及目前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建议我驻开罗和大马士革大使——苏联官方代表，保持谨慎态度，不要让埃及和叙利亚人有任何理由说——苏联大使干涉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内政。我们的观点是：绝不能忽视苏联与该联合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前景。

在2月21日——届时将就埃及和叙利亚联合问题举行全民公决——之后，根据埃及方面的意愿和所发表的言论，我们打算就“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问题采取一些礼节性的举措。届时，我方打算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名义发出贺电。…… [109] 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通报关于苏联承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联席会议，并责成苏联驻开罗大使在收到委任书之前行使苏联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的权力。

我们已通过了如下决议，即任命目前苏联驻开罗大使Е.Д.基谢洛夫为苏联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给该大使的委任状已发往开罗，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后便可立刻走马上任。

与埃及和叙利亚的全民表决相关，苏联报刊也将发表关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相应文章，纳赛尔总统的照片和关于该联合国家建立的官方资料。

我们已通知苏联驻开罗大使，如果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通过了关于不允许在大马士革保留外国使馆和领事馆的决议，那么苏联政府就打算对苏联驻大马士革使馆和总领事馆进行重组。关于苏联政府的上述打算，可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通过相关决议后便立刻对外公布。

关于我们针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打算采取的那些礼节性举措，苏联驻开罗大使现在就可以向阿里·萨博利作出通报。

请电告执行情况。

手写批注：

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没有意见。

Е.А.福尔采娃同志没有意见。

…… [110]

РГАНИ，ф.5，оп.30，д.272，л.3-5

№20614-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1958年2月15日)

1958年3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15日

同使馆的人员一起出席了中国政府代表团向苏军抗击日本解放朝鲜纪念碑的敬献花圈仪式。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献花圈时穿着元帅制服(抵达平壤时和在群众大会上陈毅穿的是普通服装)。

应金日成的邀请，陪同代表团在牡丹峰山上俯视城市全景。这时南日向我通报说，为了会谈，已组成以金日成为团长的朝鲜政府代表团，成员有南日、金一、金光侠和朝鲜驻中国大使。今天就进行会谈。今天在招待会以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就去兴南化肥联合企业。陪同代表团前往的有：金日成、南日和李光武(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2月16日代表团将参观兴南化肥厂，然后去元山考察国防工程。代表团从元山乘火车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从元山到银平(Инпхе)站以及以后的行程都乘汽车。2月17日、18日代表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活动。金日成和我方的其他同志都不陪代表团去司令部。

我问南日，出于怎样的考虑作出这样的安排？

南日回答说，周恩来邀请他们一起去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但是看来，周恩来和代表团的团员是想处理一些私事。南日补充道，的确，代表团去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地要做些什么事，我们不知道。

南日说，签署会谈结果的公报安排在2月19日上午。签署公报后，周恩来将在最高人民会议的大会上发表演说。

南日向我提出要求，是否可以通过苏联外交部了解一下各国对公布的公报的反映和评论。公报将谈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期间撤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

我对南日说，您的要求，我将向苏联外交部报告。

向朴正爱提交苏共中央给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件。转交的信件是封好的。(金日成要求将信交给朴正爱，因为他整天都忙于有关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事。)

在见面时，朴正爱扼要地介绍说，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会见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昨天的群众大会安排在市剧院，而不是像通常接待来访的各国政府代表团那样放在广场上，这是中国朋友坚持要求这么办的。朴正爱还简要地谈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去年在经济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晚上，政府内阁举行招待会，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招待会上，金日成和周恩来先后致辞。周恩来热情地赞扬了朝鲜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多次强调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的带头作用。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35-37

№2521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函：关于1958年聘请苏联专家事宜(1958年2月16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译自中文

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致以敬意，并由衷希望得到如下援助：

从工作需求出发，中国相关部门决定在1958年聘请281名苏联专家来华。专家们在中国展开为期多久的工作，他们何时到来，以及协议中涉及的其他材料都包含在照会文件中。

我们要求使馆将上述要求转交苏联政府，并予以答复。

中国外交部对大使馆提供的帮助深表感谢。

(1958年)2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1，п.431，л.1

№20614-2 普扎诺夫与南日会谈纪要：关于中朝联合声明(1958年2月20日)

1958年3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20日

拜会南日。

向他介绍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2月5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2月7日的声明的声明，并将文本交给他。

南日看了声明的文本后说，声明写得很好，很有力。南日还指出，在苏联政府的文本中首次将南北朝鲜称为“两个朝鲜国家”。

我问南日，是否他实质上不赞成用国家的称呼，还是他有别的想法？我说，在朝鲜的土地上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我还提醒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所及的领土上进行最高人民会议的选举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承认了这一点。

南日回答说，实际上，这样的称呼不会引起什么反对和怀疑，事实上，在朝鲜的领土上存在着两个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会正确理解这一点的。只是有一点使我们感到不安，朝鲜人民会正确理解吗？

接着，南日对苏联政府的声明中“……如果两个朝鲜国家缔结了和平协议……”这段话说，这一点不为理解：如果联合国认为是在同北朝鲜打仗，而南朝鲜自己又不愿签订和平协定，那么怎能同南朝鲜签订和平协定呢？

我对南日说，如果是说南朝鲜政府的立场，那么它直到现在都不愿进行任何谈判，更不用说签订和平协议或条约了，当然它是不会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签订和平协定的。但在朝鲜土地上形成和存在的两个国家间签订和约，承诺不用武力来解决一切争端，从实质上讲是完全正常和正确的。

南日对通报苏联政府的声明一事表示感谢，他说，现在金日成大概有空了(他原来忙于接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事)，他会马上看声明文本的。

由于苏联外交部的要求，朝鲜外务省对在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ЭКАДВ)的大会上要审议的提案提出一些建议，其中有吸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国的建议。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指令，我向南日通报说，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大会没有决定吸收成员国的事。这类问题要由联合国的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来决定。我对他说，苏联代表团在委员会的大会上发言时将会提出，不吸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是错误的。我们的代表团会介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代表团在发言中还会表示赞成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南朝鲜的经济关系，这将会促进朝鲜两个部分的相互接近。

南日对通报这些情况表示感谢。

我对南日说，我使馆的武官将于2月23日举行招待会，庆祝苏军建军40周年。我请他将我们的邀请转告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委员，请他们出席招待会。

南日表示感谢，他说，我和金日成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已转达了举办招待会的事。金日成和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们会出席招待会的。

我问南日，在内阁举办的最近一次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招待会上，为什么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成员金枓奉没有出席？这如何解释？

南日回答说，近期不邀请金枓奉出席朝鲜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不邀请他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通常出席的招待会和见面会。

因此，我征求南日的意见，是否该邀请金枓奉出席2月23日的招待会？

南日说，鉴于上述情况，不宜邀请金枓奉出席招待会。

我问南日，对2月16日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空的南朝鲜客机和飞机上的乘客的处置，是否有了决定？

南日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急于解决这一问题，归还飞机和乘客的事还未最后决定。美方于今年2月18日向军事委员会秘书处提出讨论归还南朝鲜当局飞机和乘客的建议。朝方代表回应说，这一问题不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南朝鲜政府必须直接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进行交涉。南日说，我们已经有了说法，有关归还飞机和乘客的事，南朝鲜当局应通过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向我们提出。如果进行这样的交涉，我们会送回非军事人员的。至于如何处理飞机，这个问题让南朝鲜政府直接同我们政府交涉。

最后，南日谈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访的印象。他说，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对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十分满意。他们看到了在发展工业和提高农业水平方面的巨大成绩。兴南化肥厂给代表团的印象十分深刻。周恩来当时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发展化学工业方面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面，他表示要派中国化学工业人员代表团来我们的化工厂学习经验。元山地区的国防工程给中国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中国朋友参观了建造在山里和隧道内的指挥所和炮兵阵地。周恩来在参观这些工程时说，这些设施既结实，又方便。这时他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说，在国防设施方面应该学习朝鲜同志的经验。代表团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农业合作化和农产品生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在访问肃南(Сунан)郡的三亚(Санян)农业合作社时，周恩来对用营养罐培育棉苗的方法作了详细的了解。南日说，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棉花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大概有可能每年提供1万吨(在商讨五年计划草案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定向朝鲜朋友每年提供棉花8000吨)。谈到提供焦煤问题时，周恩来询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需要多少才能满足要求，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提供焦煤方面将给予援助，待回国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讨论后再通知提供的数量。关于宗派主义和逃往中国的政治叛逃者的问题没有提出，也没有讨论，因为这一问题，金日成和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已取得完全的谅解。

我对通报以上情况向南日表示感谢。

过了一会儿，南日用政府专用电话告诉我说，金日成已看了苏联政府的声明文本。用南日的话来说，金日成表示十分满意，他说，声明是有力的，完全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措施。金日成要求转达一点，如有可能，则在声明的文本中，将“……两个朝鲜国家……”中的“国家”一词改为“政府”，或者说：朝鲜的两个部分——南方和北方。南日说，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在我看到声明的文本时已谈到。这时南日再一次表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理解已形成和存在两个国家。

我告诉他说，要求将会转达。这时我再次表示，在朝鲜的土地上事实上已存在两个国家，未必有太大的必要作这样的修改。

(金日成的这一要求已用电话向远东司的负责人齐米亚宁同志转达。他说，他将立即向葛罗米柯部长报告。另外，齐米亚宁还说，对转交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还将有补充——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2月19日的联合声明。)

注：在公布的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中，把“两个朝鲜国家”改成了“两个政府”。

晚上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招待会。

招待会上我向周恩来通报说，今天晚上电台将广播苏联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2月5日的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2月7日的声明的声明。这一声明将于2月21日见报。

周恩来对通报这一消息表示感谢。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41-46

№20614-3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周恩来访问朝鲜(1958年2月22日)

1958年3月24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2月14日至3月1日

第5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2月22日

朝苏友好协会在牡丹峰剧院举办纪念苏联武装力量建立40周年的庆祝会，以金日成为首的党政领导出席了庆祝会。我和武官季亚科诺夫在主席台就座。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泰根(Ким Тхэ Ген)中将作报告。报告后武官作了简短的讲话。

在交谈时，金日成谈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朝的印象；自己对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学生的态度；还就飞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空的南朝鲜飞机事件交换意见。

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的印象时，金日成说，周恩来和代表团的成员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访问和同工厂工人、农业合作社社员的会见十分满意。他们高度赞扬工业发展和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进程；完全同意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政策；他们注意到人民对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政策的支持和居民良好的政治情绪。

金日成说，在会谈时，我们要求他们研究可能提供棉花和焦炭的数量。周恩来回答说，最近几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可能每年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1万吨棉花(以前是每年8000吨)。至于焦炭的数量，代表团回国后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研究后再告。

金日成说，在会谈时周恩来向我们建议在鸭绿江的水丰水电站上游修建功率为50万千瓦的云峰水电站。我们回答说，目前我们缺乏资金建造这个水电站。针对我们的回答，周恩来说，他们可以出资建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后再支付自己的投资部分。我们没有表示异议。事实上情况是这样，花一年时间用来勘查，一年用来设计。几年后电站才能动工修建。

接着金日成说，他们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安德罗波夫部长就在莫斯科就读的8名朝鲜大学生放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问题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的意见。我向南日建议，要大使馆转告安德罗波夫，不要采用强制手段迫使这些学生返回朝鲜。这样做对苏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来说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会带来损失。金日成说，我不知道今年2月初内务省已派了两个人去莫斯科，想要强行把这些学生送回平壤。(我倾向于认为这件事金日成是知道的，但他现在却佯装说内务省派人去莫斯科未经他的同意。)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46-49

№1382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王明的健康状况(1958年2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2月27日会议第141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别利亚耶夫、勃列日涅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伊格纳托夫、科兹洛夫、库西宁、米高扬、苏斯洛夫、福尔采娃、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毛希丁诺夫、柯西金、卡伦别尔津、科罗特钦科、马祖罗夫、姆扎瓦纳泽、别尔乌辛。

第18项　关于王明同志的健康状况给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电报草案。

米高扬、布尔加宁、库西宁、苏斯洛夫、赫鲁晓夫。

委托库西宁同志和安德罗波夫同志邀请刘晓同志，并向他说明王明同志的健康状况，说：他并没有放弃斗争，不珍惜友谊；库西宁同志还应该讲述一下共产国际时期的事实。 [111]

交换了意见。

什么也没有寄出。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1-2

№09888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苏联外交政策和中国经济形势(1958年2月28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3月15日

第74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8年2月28日

受中央委托，今天我去拜访了毛泽东并向他阐述了苏联政府在高峰会议问题上的立场，向他通报了有关印度尼西亚的消息。

毛泽东满怀兴趣地听取了高峰会议的消息，并且说：“这是一个好消息。”新闻中阐述的苏联的立场，他补充说，“是积极的和完全正确的”。

关于印度尼西亚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他说，完全支持苏联政府支援印度尼西亚的措施。毛泽东说，中国也支援苏加诺 [112] 棉布和大米。此外，众所周知，中国已给印度尼西亚提供了2000万美元的贷款。

在会谈中，毛泽东几次强调，必须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相应的援助，“这些援助是它所必需的”。他指出，近几天，印度尼西亚内阁作出了重要决定——采取军事措施反对暴乱者，在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支援苏加诺。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他继续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尤其是苏加诺和哈塔，正遭受外来的巨大压力，军事方面有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行动，经济方面有经济封锁的威胁。毛泽东援引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消息说，印度尼西亚政府已决定邀请苏联军舰进行友好访问。“我认为”，他指出：“如果苏联军舰这一访问不伴随什么危险，那么绝对应当实施这一访问，这将是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在菲律宾地区行动的一种对抗。”毛泽东还谈了艾地 [113] 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立场。

然后，毛泽东赞许地谈了他对苏联政府想就印度尼西亚问题同尼赫鲁接触的看法。尼赫鲁，他指出，也许能想出什么有益的东西。从经济援助的观点看，印度可以援助印度尼西亚船只。的确，印度不能提供粮食，因为他现在还从美国购买大批粮食。

于是毛泽东简要地谈了印度的经济形势。指出，印度农业苦于经常遭受自然灾害，这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经济困难。印度没能力自己解决这些困难。被迫求助于外国援助。

然后就我通报的两则新闻概括地发表了看法，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中央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有成效的政策”。最近几个月，他说，“我们在中国高兴地关注着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积极的对外政策行动，满意地看了你们相应的文件。”“我们完全支持苏联最近的所有政策，这些政策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是深思熟虑的。”

这些措施，毛泽东继续说，使资本主义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迫使它进行防御。相反，由于苏联的努力，国际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是有利的，因为“在我们一边集中了亚非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巨大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里，他指出，都出现了我们的拥护者。资本主义世界，毛泽东说，处于被迫让步的形势之下，其中包括在裁军问题上。在某些地方，他指出，人们开始明白，使用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战争会导致什么。大概，要消灭比如说西德或英国，使用4个氢弹就足够了。

不能排除，毛泽东说，人类不能逃避这种状况，“资本主义阵营的疯子们会开始热核战争”。无论有多大牺牲，毛泽东继续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也不会灭绝，可能得用100年时间才能恢复在这一战争中失去的东西，但资本主义体系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

但也存在另一种结局，即资本主义体系被迫同社会主义阵营妥协。帝国主义者，他强调，可以同意禁止使用原子和氢武器，就像当年他们同意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一样。应当注意到，毛泽东指出，双方都明白，在发动热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一阵营和另一阵营国家的人民将遭受什么样的牺牲。而且，资本家还将考虑到，在战争情况下，覆灭的不仅有他们的资本，还有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所以他们害怕原子弹和氢弹。“但他们也同样害怕我们拥有普通装备的正规军”。这个问题现在特别使英国人感到不安，他们公开讲，在禁止氢弹的情况下，他们“面对苏联陆军和空军优势的兵力将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出于这种考虑，英国政府在同社会主义国家谈判之前，急忙建立自己的火箭装置和氢弹储备，而为了掩盖自己的计划和支持军事狂热，他们同美国人一起组织了所谓的“带原子弹和氢弹飞机的安全飞行”。帝国主义国家所煽动的军事狂热以及军备竞赛，毛泽东说，进一步促使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

谈到美国领导人的最近讲话，毛泽东说，艾森豪威尔的立场看来大大好于杜勒斯的立场，“杜勒斯的发言我没看，因为我清楚，他(杜勒斯)要说什么”。

谈到离中国不远的美军事基地，毛泽东说，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是冲绳岛、菲律宾和中途岛上的基地。“台湾和南韩是次要的危险，因为这些地区集中的强大的军事技术装备较少”。

在座谈时，毛泽东还分析了朝鲜问题。他说周恩来朝鲜之行取得了积极成果。“朝鲜事态朝有利的方向发展是确定的历史条件和所有工作促成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他在莫斯科同金日成的会谈。当时我指出，毛泽东说，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活动中有积极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可归结为三个主要方面——反帝斗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捍卫国际主义原则。除此之外“我还指出，在党的活动中也有缺点，不能认为整个工作从头到尾是绝对正确的”。金日成在莫斯科会谈时承认他们党的作风和地方工作有不少缺点。

在莫斯科，毛泽东继续说，我还向金日成证明，中国志愿军必须从朝鲜撤出，因为“国内几乎驻有百万外国军队，这种状况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

然后毛泽东还谈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我已电告中央。

我们对朝鲜同志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毛泽东说，开始产生积极的结果。“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周恩来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回来之后，讲了许多朝鲜劳动党中央工作作风的新气象”。总的来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讲得是对的，朝鲜问题，尽管复杂，但毕竟比波兰问题轻。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提到以往几年的形势时，他指出，1955年冬季以前，“无论是我，还是中共中央，都没有现在这么高兴。只有在中国农业、私有工商业开始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我们才切实感觉到有可能加快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但之后不久，从1956年6月至1957年6月，“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又进入了严峻的时刻”。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匈牙利和波兰事件，这是世界所有反动势力的反共，尤其是反苏的行动。我们国内1957年春天出现了右派的疯狂进攻。

涉及匈牙利事件和当时工人运动的形势，毛泽东强调指出，这对共产党和工人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对他们应成为一次很好的教训。说到这里，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他同布克就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内形势会谈的情况。 [114] 在其来华期间，毛泽东说，布克谈了匈牙利事件过后不久党内出现的严峻形势。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共产党的形势。莫斯科会议之后，美国共产党中央内部出现了激烈的斗争。毛泽东指出，丹尼斯这时期发生了动摇。 [115]

现在，他继续说，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事情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变化。比如在中国，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毛泽东继续说，在中国以前历次政治和思想运动中也进行过，尤其是在揭露胡适、梁漱溟、胡风，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和对经典著作《红楼梦》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时。但所有这些运动只涉及个别的或部分问题，涉及的仅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个别方面。

毛泽东指出，对总的资产阶级思想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是从去年开始的，当时解决在中国是要无产阶级自由还是资产阶级自由的问题。众所周知，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阶级的自由观。在资产阶级自由的条件下，无产阶级自由便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比如在波兰，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得到应有的重视，那里有过多的资产阶级自由。

毛泽东接下来谈到了中国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他强调指出，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不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拖延，没给小私有者留下“生根巩固”的机会。所以在土改之后几乎立刻就开始了合作化进程。

在完成所有制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我们开始了思想领域的革命。众所周知，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指出，‘生产关系’概念包括：1.所有制关系，2.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物质福利的分配。”现在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第2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我们把它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

为了解决群众和干部之间，工人和农民、工厂和农村领导之间相互关系中产生的问题，中国采用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乍看起来，可能认为，他指出，这种方法“会损害党和国家干部的威信，但实践表明，并不是这样”。批评和批判少数工作不好的干部的同时，群众又保护多数好的干部。

解决生产中人们相互关系问题，毛泽东说，还帮助我们解决物质利益分配问题。例如，在整风运动中，工人们自觉宣布，“在未来15年内，他们不要求人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给增加工资，发工作服和给予其他优惠，因为现在看到了自己面前的光辉前景和目标——大大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以便赶超英国”。以前，他指出，工人们常常看不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本质区别，即“在某种情况下，劳动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一定数量的工资或得到某种供给”。工人有时说，以前他们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所谓的“五大件”，即手表、钢笔、收音机、缝纫机和自行车。

在大辩论之前，毛泽东继续说，厂长、党委书记(工会、共青团)同工人之间经常形成不平等关系，即“老爷和劳动者的关系”。人民群众有时把干部称作“党(行政、工会、共青团)的官僚”。

由于在运动中广泛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形势开始得到好转：干部和群众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平等的关系，工作中的缺点得到了克服。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是，干部勇敢地彻底地开展自我批评，为群众作表率。

由于最近的运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和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生机勃勃。看来，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指标要比规定的期限大大提前完成。全国兴起水利建设，水浇地面积大大扩大了，只要3年时间(1958—1960年)就可抵御一般的水旱灾害了(特大灾害除外)。原来计划完成这一任务需要10年。农业生产增长指标实现也无需10年，5—7年就可实现了。现在我们碰到自然灾害，毛泽东补充说，我们得需要外援。但再过3年，“我们就会打个小的翻身仗”。毛泽东指出，不久前，他到各地走了走，有机会亲眼看到了人民群众高涨的生产积极性。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国内的政治措施。毛泽东说，有时候，外国朋友不理解这些措施和工作方法。为了正确地评价这些措施和方法，需要注意中国的历史条件和中国人民的生活特点，他们在很多方面是与其他国家的传统和条件是不一样的。

然后毛泽东说，最近几个月，他到过山东、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两周前，他刚从东北回来，他到了抚顺煤矿和铝厂、沈阳飞机制造厂和长春汽车制造厂。在高度赞扬长春汽车厂时，毛泽东指出了它的不少消极方面：“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这个工厂似乎太大了；由于缺乏原料，它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此外，工厂许多零件自己不能制造，还需要进口。”看来，类似的大工厂，毛泽东说，中国不需要很多。现在我们提出的任务是多建设中小企业，中小型企业需要投资不大，而在短期内便可建成。

会谈中毛泽东热烈称赞了苏共中央最近(2月)全会的决议。他指出：“苏共中央在全会上制定的措施是前进的重要一步；其目的是进一步加速发展农业，给生产力发展以一个广阔的空间。”苏联的这一经验，他说，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是非常宝贵的。

然后我们和毛泽东详细地就机械拖拉机站改组的有关理论问题交换了意见。他赞成这种思想：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没能正确地看到机械拖拉机站的前景，所以作出了匆忙的、不正确的理论结论。

涉及斯大林时期苏联事业的整个形势，毛泽东说，工业当时进步很快，而农业却非常落后，“就像一匹瘸腿马一样，不能正常前进”。他接着说，在斯大林时期，对农民不正常的高税收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斯大林在工业上也犯了错误，例如，对工业管理过分集中。但毕竟，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和其他错误现在可成为我们有益的教训，“我们不会再重犯这些错误”。

然后毛泽东谈到了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困难。“事情在于，你们和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没有先驱者。”如果在顺利的条件下，毛泽东说，苏联可用25—30年的时间走完自己40年的路程。他同意我以下补充意见：对于苏联来说，严重的困难是苏维埃政权初期国民经济所有领域缺少有技能的干部。

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同在莫斯科时一样，重新谈到“苏联哲学界有一个好的风气，苏联哲学很活跃”。他说，近来他想了解苏联哲学家的一些近作。他请我给他说出几个作者的名字并给他推荐他们的几本著作。

谈到自己，毛泽东说，从东北巡视回来之后他患了感冒，病了两个星期。一般说来，他指出，我在北京比在外地感到累，在外地我有机会同各界人士接近。现在中共中央，他继续说，作出了一个很好的决定，规定中央委员，各省委区委书记一年得下地方4个月，了解情况。这一规定只对那些身体不好不能下去的同志例外。这一决定，毛泽东说，能帮助我们克服领导地方机关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非常高兴地看到了赫鲁晓夫同刘晓的会谈记录。“这是一次很好的会谈。我们同意会谈中提出的所有问题。总的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进行了很好的工作，我们非常高兴。”

会谈持续了近3个小时。邓小平参加了会谈。

出席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一等秘书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86-96

№20379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函：呈送中国外交部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1958年3月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递有关台湾情况的简要介绍。相关资料均源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3月1日

第15Д242号

关于台湾的局势

(情况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北京使馆转交了关于台湾状况的情报，其中涉及该岛的人口、政治和经济等方面。

中方情报中说，据蒋介石分子所统计的数据显示，台湾人口共计940万人以上，其中包括军队(52万人)以及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上的人口(5万人)在内，蒋介石集团所控制的人口数量共计约1000万人。

关于台湾的政治状况，该情报指出，过去一年中国际紧张局势的日益趋缓更加动摇了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美国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和内部斗争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美国由于担心蒋介石或其亲信中的某一人，如蒋经国(蒋介石与前妻所生的长子，精通俄语，妻子为俄国人，1925—1937年间在俄国居住，化名叶利扎洛夫。他曾在孙中山大学就读，后转学军事政治学院，并曾在苏联军队中当过兵。他于1937年回到中国，现任“反共救国斗争青年联盟”负责人和主管侦察和反侦察事务的国防部政策司司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此人极端仇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暗中与大陆举行谈判，于是便加紧在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施展阴谋诡计——积极支持亲美分子胡适(国民党反动亲美活动家，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并获科学博士学位。1938—1942年间，他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职务。目前，他居住在美国，是亲美、反蒋分子的领袖人物)、廖文毅(现居住在日本，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此人既反蒋又反共，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的傀儡)等组建“在野党”。而后者则与身在台湾岛外的李宗仁(国民党老一代反动活动家。当年曾为中国军阀集团领袖人物之一，并从事过反蒋活动。1949年4月，他曾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国的副总统。1949年4月，他前往美国至今)和“第三势力”的其他代表在反蒋行动中遥相呼应，内外勾结。为此，美国人蓄意策动桑晨斌(Сэн Чэнпин，国民党活动家之一，1949年逃亡香港。美国人利用其以达到自己的反蒋目的)发表了反蒋演说。另外，美国还积极采取措施拉拢陈诚(国民党老一代反动活动家。1950—1954年间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1954年，他被“选举”为所谓中华民国副总统。而在1957年10月举行的国民党八大上他被“选举”为国民党副主席。目前，实际上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在上述人等的帮助下，美国人极力将拥有反蒋情绪的国民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争取到自己一边。与此同时，美国还不断加强自己对台湾的军事控制。例如，其向台湾增派了导弹部队，以迫使蒋介石放弃自己“反攻大陆”的幻想；1958年美国缩减了对台湾的援助，数额比以前减少了2000万美元。

蒋介石不满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自己所采取的不友好举动。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反对美国干涉台湾内政的民族情绪也不断高涨。

为了破坏美国所谓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蒋介石依然坚持自己“反攻大陆”与“革命”相结合的口号，并在国际上积极展开活动：为维护自己在联合国的地位而斗争，在国际关系领域扩展自己的联系，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会议，与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国家：英国、缅甸、印尼、巴基斯坦、锡兰(斯里兰卡)等建立或加强文化、经济和贸易诸方面的交往。

蒋介石还采取各种措施以稳固台湾的形势。例如，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反复强调“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这里，他无疑指的是所有台湾内外那些对国民党的胜利丧失了信心或表现欠佳的党员们。

因此，很难想象蒋介石与美国的矛盾会缓和，他们之间的斗争将继续下去。

2.在过去的一年中台湾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和分歧也在加剧。其中争斗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集团与陈诚集团之间为争夺蒋介石(蒋现在已经70周岁了)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这两个集团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并得到了蒋介石的直接支持。

蒋经国的势力范围主要包括：国民党基层组织和保密机关。他通过自己一手组建的“反共救国斗争青年联盟”控制了台湾所有青年组织。通过在军队中独立发挥作用的党务政务系统他还对陆军、空军和海军等各军种实施着监督。部分高级军官(如陆军司令彭孟缉)也是蒋经国的亲信。另外，蒋经国还在政府部门(如境外中国人事务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支持陈诚的势力主要集中在政府行政部门、财经界和陆军范围内。另外，他还在行政院和国民党上层中享有重大影响和威望。

为了消除美国和台湾内部对蒋经国的疑虑，在国民党八大上蒋介石建议选举陈诚担任党的副主席职务。此举象征性地表明：陈诚将成为蒋介石的“继承人”。蒋介石采取上述举措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维持陈诚和蒋经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以便在他死后政权表面上由陈诚掌握，而实权仍集中在蒋经国手中。

广大国民党员中低落情绪的不断加剧也对台湾政治产生了巨大消极影响。多数国民党老党员都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他们看不到自己有任何前途，精神状态倍感压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推行的和平解放台湾政策也对国民党内部反美情绪的高涨和矛盾的激化产生了直接作用。在大陆方面宣布了上述政策之后，部分国民党员便公开表示响应并宣称：“(国民党人)可以与共产主义一起殊途同归”。甚至在掌握着政权的集团内部也有人赞成“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他们的理由是：如今谁胜谁负的问题业已解决，而如果继续拖延台湾问题的解决不会有其他好处，只能有利于美国的军事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试图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平解放台湾政策影响力的扩大，但至今也未取得明显的效果。

关于台湾的经济状况，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提供的情报显示，以往美国每年都向蒋介石提供价值32500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此举并没有减轻台湾岛内的财政经济压力，后者状况反而是每况愈下。蒋介石的军费开支过于庞大。例如1956年此项开支便占到国家财政预算的85％(其中不包括台湾所消耗的从美国直接军事援助基金中获得的那部分军用物资)。军费规模过大及其逐年不断增长导致台湾财政赤字从1953年的6.5％增至1956年的10.6％。财政开支的增长致使税收的增加和通货膨胀的加剧。截至1956年以前，台湾税收幅度比1949年增加了38.9倍。如今，台湾的货币流通量比1949年增加了50多倍。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

№23035 阿尔希波夫与薄一波会谈记录：中国的经济形势(1958年3月8日)

机密

第136号

参与会谈者包括：

苏方——Н.П.布瑟金、А.Г.阿金佛夫和О.С.基谢廖娃等同志。

中方——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薄一波同志。

翻译——Г.Г.马纳耶夫和宣淼等同志。

会议伊始，薄一波同志便说，И.В.阿尔希波夫 [116] 同志曾请求李富春同志通报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58年经济建设领域所计划的最重要举措，但由于李富春同志目前正在出差，因此只能由他来负责通报这方面情况。

薄一波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同志本人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1958年国民经济发展和确保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给予了高度关注。

最近，中共中央详细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结果，其中尤其是如下几个时期：1.从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下半年；2.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下半年；3.从1957年下半年至今。

通过分析上述各时期的经济建设，表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按照如下曲线运行的：一个时期——快速高涨，而另一时期——发展速度又相对缓慢。

例如，1955年工业品(不包括家庭手工业在内)总量增长了8％，1956年其增长已达到31％，1957年增长速度又下降至8.6％，而按照1958年的计划(目前该计划正在制定，并将作为动员性计划)增长速度将重新升至32％—33％。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

从1955年10月1日至1956年10月1日，中国土地的灌溉面积增加了1.1亿亩(740万公顷)，而从1956年10月1日至1957年10月1日——只增加了4500万亩(300万公顷)。

根据计划，从1957年10月1日至1958年10月1日，原计划土地灌溉面积增长9000万亩(600万公顷)。而实际上，截至今年3月1日已完成了1.6亿多亩(近1100万公顷)。如今，该计划已增至2.6亿亩(1730万公顷)。

通过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为何会呈现出如此摇摆不定的原因，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众所周知，1955年末和1956年初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建设领域提出了“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群众在这一号召的鼓舞下表现出了巨大的劳动积极性，因而国家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半年以后，即自1956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的一些同志在是否有必要加快发展速度的问题上产生了疑虑，一些人甚至说国民经济发展得过快了。其结果便是导致我们减弱了对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口号的关注。

群众的积极性和劳动热情下降了。而《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所刊登的题为《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不正确社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上述情况起了推波助澜的消极作用。该社论指出，一方面我们应当反对旨在缩减计划的保守观点；而另一方面，也应当坚决反对冒进。该文章的重点在于批评“冒进”，即加速发展，也正是这一点起到了负面作用，从而压抑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这些倾向和观点一直存在并持续到1957年中共9月中央全会以前。在全会上这些观点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情况才有所好转。

对此，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1955年下半年，中共党内出现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一些人怀疑是否有必要迅速实现农业合作化，而另一些人则坚持高速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1月，中共中央坚决地批判了那些对高速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并制定了由40条纲要组成的著名的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发展纲要。此后，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步入了决定性的转折阶段，而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也急剧加强。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文章集所写的序言在批判和揭露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右倾保守主义观点方面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到了1956年下半年，与对待“多、快、好、省”方针的态度相类似，一些同志又对是否能够顺利落实40条纲要抱有怀疑态度。这些同志又开始认为40条纲要步子迈得太快。因此，在1956年末，尤其是到了1957年上半年，他们又放松了对40条纲要的重视。只是当召开了坚决批判…… [117]

当然，与对待“多、快、好、省”的方针一样，并没有人公开反对40条纲要，但个别同志对落实这些举措所持的怀疑态度滋生了工作中的消极情绪，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国务院部委、部门、办公厅和机关单位工作缺乏以前的干劲，没有了应有的执着和高涨的热情。

通过分析过去三年间的经济建设结果，中共9月中央全会详细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并要求党和人民注意解决如下三个主要问题：

(1)坚定不移地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落实“多、快、好、省”的方针；

(2)坚定不移地落实1956—1957年间中国农业发展40条纲要，就是说，要提前完成这一任务。

(3)改善工业、贸易和财政工作，完成这些部门的管理，就是说，要使各部委和部门成为能够促进和发展群众积极性的机构，与此同时还要扩大地方机关管理工业、贸易和财政的权限。如今，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全会作出的这些决议的巨大意义。

现在我们的报刊均完全正确地反映了关于在国民经济各领域都存在的新高潮以及关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跃进情况。

当前，国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斗争运动，目的就是要反对经济计划的保守主义倾向，搞清国内资源储备，坚定不移地落实“多、快、好、省”方针和提前完成农业发展40条纲要。

与此相应，中共中央通过决议：1958年的计划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第一个计划，已被全国人大例会批准，此为最低计划。

第二个计划，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并作为动员性计划。其中，各经济部门的发展指标均大幅提高。根据该计划，在1958年，工业(不包括家庭手工业)品数量的增长速度将达到32.33％。该计划将成为所有部委和部门必须承担的义务，并依此作为评估其工作的根据。只是该计划将不会对外公布。

第三个计划，由各部委、部门、省、企业和建筑单位等根据利用当地现有全部资源储备的最大可能性自行制定，其计划指标将比上两个计划更高。

薄一波说，以上是他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阿尔希波夫同志问，在经济建设出现新高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和职员的工资方面，将采取哪些措施？中国领导人目前如何评价1956年所出现的情况——当时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得到了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支出迅速增长，从而导致国家在商品保障方面出现了众所周知的困难？

薄一波同志回答说，1956年在一些领域，其中包括在劳动和工资等方面，(我们)的确存在步子迈得过快的问题。

例如，根据计划，1956年我们原打算增加的工人和职员的数量为80万人，可实际上其增加了250万人。同时，工人和职员工资也提高了14.3％。人数和平均工资这样增长当然是有点过快了，这自然会加剧居民商品供给方面的困难。现在，乃至今后，我们将极力避免此类现象的发生。也正是出于这一点原因，当各部委和部门由于工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而要求增长人数时，我们则表现得较为谨慎。不过，就1956年的国民经济总体发展情况而言，该年度我们的发展步子迈得还不算过快。

接下来，薄一波同志又谈了第二个问题——关于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如何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在中国条件下利用这些经验。

他说，1958年和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将继续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工业生产以后每年都要跟1958年一样——达到30％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是，我们也认为，经济发展速度不应当像过去的近三年那样——出现急剧下滑的情况。当然，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要求我们付出大量的努力，并花大力气改进各经济机关，尤其是计划机关的工作。目前，后者的工作仍存在严重的不足。

当前，我们正在研究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在中国条件下更合理地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富经验，以便更顺利地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从而使我们的实践活动既能体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原则，又能反映只有在中国条件下才具备的那些特点，即创造性地借鉴苏联的经验。

我们认为，中国的当前情况在很多方面均与苏联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情况相类似。中国经济落后，人口众多，技术发展水平低。农业人口占到了国家总人口数量的80％以上。我们国家的这些特殊条件均要求在学习苏联经验时要持谨慎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省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谈到了在当前中国正实施的经济建设领域中所存在的一系列最重大问题(该讲话以前未公开，而近期将对外公布)。

薄一波同志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中摘取了如下四个问题：

(1)关于国家工业化时期工农业发展的关系，关于轻重工业发展的关系；

(2)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3)关于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工业发展；

(4)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以及维持行政管理机关等在预算资金的支出上的关系以及关于利用国防工业企业生产民用产品的问题。

薄一波说，根据苏联的经验，我们详细研究了中国工业化的条件，……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授给我们的。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我们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绝不能忘了农业。因此，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即发展工业的同时也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农业。以前，我们的观点与此不同——只重视发展工业。因而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目前条件下农业是重工业发展的主要积累源泉。我们应当使农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轻工业的原料供应地；成为国家工业化加速发展的资金积累源泉。

如果只重视工业发展，而没有农业的充分发展，那么国民经济就像一个瘸子：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薄一波同志指出，在高度集中管理的情况下将导致中央的高度集权，这会减弱地方积极主动性的发挥，并最终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将物资和财政资源集中到中央的情况下，其目标只针对直属中央的大型企业建设，而中、小型企业就得不到充分的建设和发展，最终导致国家经济也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与苏联一样，中国也是一个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工业过分集中于某些区域，而对其他以前落后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够，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对的。

例如，山东省拥有5000万人口，几乎与英国的人口相当。四川6700万人口，约与德国的人口持平，而湖南和湖北的4000多万人口也几乎是一个意大利。但在工业方面，这些省份则根本无法与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相提并论。

如今，我们提出了全力在所有省份发展工业尤其是地方工业的任务。毫无疑问，多数大型工业企业将在国家内陆地区进行建设，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建设和扩展在老工业区的那些现有企业。必须认识到，在原有工业结构上停滞不前和只在位于沿海地区的现有企业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是很不合理的做法。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反复研究而确定的经济建设、国防和维持行政管理机关的预算资金支出的比例关系是有利于经济建设的。鉴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当前国际形势，我们提出的任务是，把军事和行政管理的预算支出压缩至20％，而不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的30％以上。

在国防和民用工业的和谐发展关系方面，我们提出的任务是，今后将不再加速生产常规武器，而将精力只集中到特殊种类的现代武器生产方面；把剩余出的国防企业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民用产品。

薄一波同志接着强调，过去我们在实践中没有认真解决上述四个问题，在工业上所花的力气比农业多。大量资金和权力集中到了中央及其机关，而各省份只得到少量资金并在权力上受到限制，国防企业的发展有时会以压缩民用产品的生产为代价。

这些偏差给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且无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例如，如果我们只重视工业发展，就只能发挥工人的积极性，而农民的积极性就会利用不够，因为我们对农业发展的关注较少。在发展中央直属工业时，我们只依靠了大城市工人的积极性，而各省份居民的积极性和各地方的可能性就利用得不够。

近期，国家正在对工业、贸易和财政管理机构进行改组。许多工厂(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工厂在内)将转交各地方管理。目前，各省和各县都在制订工业发展计划，此举将对国民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各地方将积极地挖掘内部潜力，从而为1958年实现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可能。

工业管理体制的改变将使我们在大型、以及中型和小型企业的建设方面都能集中精力。

如今，中央，即各部委和部门将关注所有大型和部分中型企业的建设和管理问题。大部分中型和所有小型企业将完全由地方管理。与此同时，各地方还要负责这些企业的建设事务。

这样，各地方的巨大能力和他们的积极性将被吸引集中到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方面，以确保工业生产的增长和加快一系列新企业的建设，从而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新的发展。

目前各部委和部门的任务有两个：

(1)管理所属大型和一些中型企业，为此他们将集中自己精力的30％以上。

(2)帮助各地方发展……

当前，中共中央提出了在今后的15年内在主要产品的生产方面赶超英国的任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已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议上对苏联领导同志说过。我们知道，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在积极动员民众所有力量的条件下该任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为落实这一计划，中共中央给每个省都下达了如下两项任务：

(1)各省必须在尽量短的期限内确保工业品总量取得对农产品总量上的优势；

(2)在最短期限内，根据各省的特点完成农业发展40条纲要的计划。

目前，除辽宁外所有省份的农产品总量均超过了工业品总量。根据中央所提出的任务，所有省份如今都在积极开展工作，寻找各种可能性来扩大工业生产，发展新的工业领域，利用全部现有资源，以便在有利于工业的情况下尽快改变农产品和工业品总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并进而使各省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

至于设定期限为10年的农业发展40条纲要所提出的那些任务，许多省份都认为自己可以提前完成，而个别指标甚至可以在不到5年时间内便彻底实现。

各省在落实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将受到严格的社会监督。每个季度有关部门都将对各省的工作进行总结，而到了年终将在全国范围内的工作作出整体总结。至此，薄一波同志结束了自己关于第二个问题的通报。

针对阿尔希波夫同志提出的问题，即如何确保第二个和第三个最高生产计划与……由最低计划所决定的物质技术供应相互结合；现有资源以及所开采的各种原料和物资是否能够保证按照第二和第三种计划方案完成1958年的既定生产计划。薄一波同志答道，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回顾一下过去数年间我们实施物资技术供给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活动。

1958年，(我国)工业和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很快。在一些计划机构，尤其是那些从事物资技术供应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开始传出这样的议论，即原料和物资不足，有必要降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等等。而当我们刚刚降低了发展速度，他们又开始抱怨说原料和物资过剩，商品积压，而解决的办法只有增加这些物资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这就是1955年时的情况。

1956年，我们极大地加快了工业和建设的发展速度。于是，又有一些人抱怨原料和物资不足。1957年，发展速度放缓，物资剩余又开始增长，而关于商品积压的埋怨又起。

我们前不久认真检查了国内的物资技术供给情况，了解了这方面的积极经验和诸多不足。过去年间的经验表明，关于个别种类物资不足或者过剩的那些抱怨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具备充分的说服力。此类抱怨即使现在依然存在。一些地方已出现了这方面的些许征兆。

我们认为，在物资和原料供给方面所产生的困难是可以而且必须加以解决的。原因首先在于：

(1)生产的增加，并为此而广泛利用一些小型手工业企业。

例如，1958年我们计划把生铁生产数量增加到800万吨，钢700万吨。

又如，今年由于大规模的水利建设的出现……与此同时，优质的名牌水泥将用于建设工、农业大型设施。

(2)动员现有的大量剩余物资和储备。例如，截至1957年底以前，剩余的黑色金属为250万吨，而依照常规能用90万吨。

(3)增加从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进口，其中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

另外，通过开展反对挥霍浪费的斗争和节约原料、物资的运动，也将有助于我们成功克服所产生的困难。

薄一波同志把话题转到第三个问题，即关于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他说，我们目前正全力开展这一运动。整顿工作作风运动在现阶段的特点是：大规模地开展反对降低经济计划的保守主义倾向的斗争，揭露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尤其是大规模地展开反对挥霍浪费和提倡节约的斗争。这一运动的主要形式便是贴大字报。

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计划于今年5—6月份结束，并打算于4月初或中旬召开全国党代会。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讨论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结果。

自1958年下半年(7月1日)起，将在国内开展一场新的运动——技术革命运动。该问题目前中共中央正在全力筹备。该问题本身是相当复杂的，需要作细致的准备，因为当前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技术方面赶超一系列先进国家。

与此相关，中共中央在干部问题方面所提出的口号——“又红又专”……极其重要的意义。“红”的意思是注意培养干部的革命性，“专”指的是要获得专业知识。

做到“红”，仅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优秀专家。只是“专家”而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知识，则意味着其工作没有光明的前途。我们正在为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而斗争。当前，中共中央已向广大干部提出了如下任务，即从副部长起直到更高级别的领导干部都要在5年期限内学习一门专业，或某一部分科学技术，以便成为一名熟练的专家；与此同时，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并掌握一门外语。

技术革命任务的完成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各地方上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是成功解决这一任务的保证。

薄一波同志接着通报了关于根除官僚主义的斗争和“打倒官僚习气”的口号的问题。他说，这一斗争也是整顿工作作风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一些干部中仍存在这样一些人：满身的官僚习气……行贿受贿……喜欢自吹自擂；脱离群众，害怕群众的批评；不去工厂和建筑工地，农村和高校，而是待在办公室里；认为革命工作只是写文章，作决定和编指令。

中共中央提出了根除官僚习气的任务，要求坚决清除官僚主义，从而巩固与群众的联系。为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已局部地实施了如下举措：

(1)派遣所有人——包括领导干部在内参加劳动锻炼，即到企业参加实际劳动锻炼和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目前是要求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去企业或农村工作不少于2年，截至今天派去参加劳动锻炼的人数已达到160万。

(2)中共中央全会成员和干部——从副部级开始，每年在地方上，而非中央，工作的时间至少4个月。

在结束自己的通报之时，薄一波同志说，中国对苏共中央所采取的加强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举措抱有浓厚的兴趣。

中共中央的同志们认真研究和高度赞扬苏联在清除个人崇拜，迅速振兴农业，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扩大联盟共和国权限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团结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关于这一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曾对我们所说——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访问莫斯科期间以中共中央名义对赫鲁晓夫同志所说过的话。这里，薄一波同志强调，坦诚地说，他本人和其他自己的同志们一样，即在刚听到了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之后，都在对批判斯大林错误问题的认识方面存在着一些不清楚的地方，因为斯大林在中国人中是非常有声望的。只是在稍后，我们才清除了这些疑惑。

阿尔希波夫同志感谢薄一波同志所作的上述通报，并询问：薄一波同志是否知道，中方打算何时和如何完成兰州—乌鲁木齐—阿克斗卡(哈萨克斯坦城镇)铁路线的建设工程。

薄一波同志答，与以前计划的工期相符，(中国政府)目前正计划加快这一铁路线建设并尽快使之投入使用。不过，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更完整情况他将委托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向我们作出答复。

此后，阿尔希波夫同志简要地向薄一波同志介绍了(苏方)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划管理局的工作进程情况，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明确苏联在1959—1965年间将为中国一系列成套企业——其中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所规定的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批新企业在内——供应的设备规模。

阿尔希波夫同志说，这一工作的结果显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各部委打算由苏联援建的新企业、车间和设施有100个以上，其中多数均包括在苏方早在1956年9月已原则上表示同意援建的109个项目之内。鉴于上述中国部委一些企业打算于1959年便获得苏联设备，因此双方最好能在近期就这些企业签订相应协议问题举行一系列谈判。

与此同时，阿尔希波夫同志请求薄一波同志敦促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尽快起草关于根据1959年有效协议苏联向正在为中国援建的企业提供设备的数量的提案。该协议是今年4月份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访问期间就这方面问题所签署的。

薄一波同志承诺将研究阿尔希波夫同志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至于加速筹备关于(苏方向中方)分批供应1959年的设备的谈判的问题，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已经下达了必要的指令。薄一波同志接着提到，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库兹明同志就1959—1965年间中国远景计划双方开展联合工作的问题给李富春同志所写的信。中国国家计委不掌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最终控制数据，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初的计划草案中任务制定得过低。目前，我们正在重新研究这方面问题。与此相关，薄一波同志本人支持李富春同志所提的看法，即把中国国家计委的初步草案和从苏方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委联合工作的结果中所获得的资料，交给苏联国家计委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薄一波同志还通报道，中国国家计委将继续就这方面问题开展工作，要把必要的问题明确下来可能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阿尔希波夫同志指出，苏方目前正与中国各部委和国家计委一起工作，以确定苏联在1959—1965年间将向中国供应的、用于苏联援建的企业的成套设备的数量，而库兹明同志在来信中所提到的只涉及其中的一部分问题。

在会谈结束时，阿尔希波夫同志向薄一波同志转交了经互会在莫斯科出版的《1959年经互会成员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指南。

会议记录：А.阿金佛夫

1958年3月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72，л.58-75

№09887 尤金与朱德会谈纪要：关于建立卢布区等问题(1958年3月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3月15日

第78号

绝密

文本第4份

与朱德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3月9日

星期天，朱德主动来到我家里。

在会谈中，朱德除了共同涉及的问题，还与我谈了几个其他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弄清了我的看法。

同毛泽东上次座谈一样，他也说，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与刘晓的会谈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朱德指出，“赫鲁晓夫关于建立‘卢布区’的思想使我们感到欣慰和高兴，它是与‘英镑区’相对抗的一种形式”。他说：“莫斯科会议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之后，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统一的时机逐渐成熟。”“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现有的实际上是以美元为基础进行贸易的做法未必是正常的，于社会主义阵营未必有利。”

“建立卢布区，”朱德接着说：“我们认为很有前途。这一办法可以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包括我们中国出现的许多经济问题。”

在这方面，他分析了中国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贸易。他简要指出了双方在互相贸易时运费过高的问题。“运费高达30％或更高，这大大提高了我们向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进出口货物的成本”。帝国主义国家，他指出，非常重视类似的问题，在降低外贸费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什么我们，他指出，不研究不解决类似的问题。“为了缩短货物运输里程，不仅可以考虑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出口，还可以考虑在我们这些国家的不同地区广泛组织协作以生产出口商品。”

朱德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或向资本主义市场进行贸易时，价格必须作相应的调整和划一。在价格较有利的情况下，他指出：“像波兰和南斯拉夫这类国家，大概就不会面向资本家了。”

朱德还涉及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国家的贸易问题，尤其是同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贸易问题。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他指出，有时争相同亚洲国家进行贸易，以不同的价格买卖一类商品。“地理上中国离这些国家近，所以，比方说从捷克斯洛伐克往这些地区运商品就不利，不合算。”

总的来看，朱德强调说，上述因素和其他因素说明，解决“卢布区”的问题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是有利的。

我向他指出，为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经济问题，经互会正在做一定的工作。朱德同意我的意见，但指出：“经互会只把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在一起。”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对我的建立“卢布区”的态度感兴趣。由于我没收到关于这个问题的通报，我只是泛泛地对他作了回答，说在共同努力制定这一措施时，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创造了这一经济合作形式，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变得更强大了。这特别加强了我们阵营的立场，我补充说，如果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朱德同意我的看法，并说：“赫鲁晓夫提出的想法在各方面都是好的。”他接着指出，解决所有这些重要的问题应由苏联负责。“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事应由我们的带头人——苏联来做。”

然后朱德问，1930年代经济危机对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回答说，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被迫同苏联发展贸易，在经济上同苏联靠近。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还谈了中国国内形势方面的几个问题。他谈了国民经济的伟大成就，说这是党的政策——“为全面提高中国人民生活”创造条件——所带来的结果。

谈到农业，他说，今年农业生产，其中包括经济作物可望继续增长。为了增产，今年注重了发展化肥生产。如，第二个五年计划，将生产化肥1000万吨，而现在才生产100万吨。

现在，朱德继续说，正在重新审议八大制定的重工业目标。其中，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原定每年生产钢1000万—1100万吨，现在改为1500万吨以上，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将生产3000万吨，到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提出的任务是达到目前苏联钢的生产水平。朱德指出，“有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修改我们以前订的保守计划”。

朱德在会谈中又一次回到中国铁路建设问题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他说，计划共修建铁路15000公里—20000公里。其中，兰州—阿拉木图干线占有特殊地位。“今年这条线可能修到乌鲁木齐”。另一条，朱德说，宝鸡成都宜宾云南越南铁路也将有重要的经济和国防意义。

在会谈中，朱德简要谈了中国建设干部的培养问题。他通报说，现在全国有一百多万建设工人，其中包括中国军队的50个师，这些师的全体人员现在已转业从事建设工作，而且获得了相应的技能。这些干部，他指出，在国民经济中表现很好。

然后朱德谈到了中苏经贸合作和贸易方面的几个问题。

同上次和我会谈一样，他又提到了苏联利用中国劳动力问题。朱德指出，在这个问题上，以前的苏中协定有一定缺点。“现在，当然是如果苏联同志们同意，可以改变以前的做法，即主要把中国工人派往苏联远东，而且不是长期，仅在该工地开工期间待在苏联。”我们准备研究这个问题，朱德继续说，让这些工人自己负担一部分往返路费。“由于中国扩大经济建设，我们利用机会在苏联培训自己的干部很重要，同时他们也可给苏联建设提供实际援助。”他还说，中国东北生产发达，有一定的建设储备(砖、水泥等)，这些“中国可以提供给苏联用于远东建设”。

在会谈中，朱德不止一次指出苏联援助的重要意义，说中国长期需要这些援助。我们，他说，在确定我国工业发展规模和方向方面急需苏联提供咨询援助。“同时，由于在苏联帮助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程师和工人骨干力量成长起来了，现在在设计和建设领域，我们可以独立做许多事了。”

然后朱德谈到了中国大批苏联援建项目的建设问题。在这方面，他指出，中国赋予包头、武汉两大型冶金企业以重要意义，这两个企业第一期工程竣工后，每个企业生产能力将达到150万吨，以后将达到300万吨。朱德向我请求，请求采取措施，加紧给这两个企业提供设备，完成其他各项工作。

我答应朱德通过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核实一下对这些企业的援助工作进展情况，然后再告诉他。

接下来，他简要谈了中苏之间的贸易问题，说中苏贸易很有前途。其中，朱德通报说，中苏贸易额，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看来要比现在增长50％。

在会谈过程中，朱德谈到了中国由于石油短缺所经受的严重困难。他对与中国接壤的苏联东部石油勘探表示出兴趣。“我们对你们将来能在远东找到石油感兴趣，同地也对萨哈林石油感兴趣。因为通过黑龙江、松花江往中国运送石油费用不会太高。”

同上次会谈一样，朱德又一次强调，在发展我们两国经济时，应进一步加强协调和相互联系，他同时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点。

我告诉了朱德苏共中央最近在农业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朱德说，在中国，人们完全赞成这些措施。

在会谈结束时，朱德通报说，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现在已离开北京到各地去了。

会谈持续两个多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赵仲元和苏联驻华使馆一等秘书О.Б.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97-103

№24035 茹科夫与张映吾会谈纪要：通报出席布拉格会议代表团名单(1958年3月13日)

致苏共中央：

在委员会接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张映吾同志。后者受北京的委托了解将于今年3月25—28日举行的会议的情况。此次会议是应捷克斯洛伐克代表的倡议举办的，开会地点在布拉格，将讨论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政策的宣传问题。

我们向张映吾同志介绍了此次会议的目的和任务以及苏联代表团的人员组成名单。张映吾同志也随即通报说，中国政府将派代表团参加此次布拉格会议，其代表团人员组成如下：

1.赵毅敏(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目前已在布拉格)。

2.姚溱——中共中央宣传部处长。

3.王力——中共中央联络部处长。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3月13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48

№24037 茹科夫与杨秀峰会谈纪要：向苏联派遣留学生等问题(1958年3月21日)

绝密

与中国教育部长杨秀峰同志的会谈纪要

3月21日，我应邀接待了中国教育部杨秀峰同志。

杨秀峰同志提出了一系列与1958年在文化和科学领域落实苏中合作计划有关的问题。随后，他又提出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主要涉及在最新国防技术手段方面苏联帮助中国培养专业骨干。

据杨秀峰同志说，他应周恩来同志的委托将在莫斯科商谈如下事宜：关于增加(中国)专业骨干的培养，其中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火箭技术、特殊钢材和合金的生产、电子和其他科学。在指出已就这方面问题向…… [118] 同志转达了具体的建议之后，杨秀峰说，他很理解该问题“事关国家的既定法令法规”，因此不可能迅速解决。中国方面也愿意按要求等到问题依程序解决的那一天，不过，中方仍希望苏方能够尽快解决这一问题。杨秀峰同志补充道，目前在中国国内已挑选了70名年轻的研究生和大学教师。这些人现在都在等着，并将从1957年9月起被派往苏联，专门从事上述诸科学领域的学习。

杨秀峰同志说，在这次访问莫斯科期间他想向苏联高教部了解如下情况：该部的哪些“保密专业”可以接收中国的年轻专家来学习；需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才能够解决这方面问题——通过中国和苏联中央之间谈判的方式，在哪些专业领域苏联无法接收中国的年轻专家来学习。

杨秀峰同志接着说，目前已有一部分中国年轻专家在苏联从事“保密专业”的学习，但此类学习并非是中国目前急需的…… [119]

……在先前与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对外联络部部长马尔采夫同志的会谈中，杨秀峰同志说，中国政府表示希望使目前在苏联的部分中国年轻专家的所学专业——在其结束了在苏联的生产实践课之后——均转到“保密专业”方面。

与此相关，杨秀峰同志还提出了关于根据1958年苏中合作计划向中国派遣苏联高教部代表团的问题。其希望该代表团的人员构成能够与以前计划的略有不同。与以往普通的代表团不同，中方希望这次在该代表团中能有如下一些苏联著名的高等教育专家：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德罗夫教授，莫斯科能源学院院长奇利金，莫斯科钢铁学院院长基金同志，以及工程物理学院院长，物理技术学院院长，等等。

杨秀峰同志表示，希望该代表团能够在中国逗留两个月时间，并在专门科学领域帮助组建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国政府希望将该代表团的成员人数从5人增至15人，以便其能够全面(配套，综合性)地开展工作——根据相应专业形成多个由2—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关于该代表团的团长，中国同志希望由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С.В.鲁缅采夫同志担任。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3月21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50-51

[1] 此段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2] 1956年9月29日《真理报》和《消息报》根据塔斯社提供的材料发表了陈楚同志的讲话，而在这些材料中存在着“粗暴的歪曲和擅自的删减”现象。为此，塔斯社领导人А.А.维什涅夫斯基受到了处分(РГАНИ，ф.3，оп.14，д.63，л.1819；оп.12，д.119，л.126-128)。——原注

[3] 原文如此。——编注

[4] 本决定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原注

[5] 指在波兰的苏联坦克师团向华沙开动。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八中全会上，罗科索夫斯基声明，这是苏军在波兰领土上进行的“计划中的演习”。波兰领导人要求苏军停止行进，并返回自己的营地。——原注

[6] 可能是指就召回在波兰的苏联顾问一事给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回信。——原注

[7] 1956年10月12日和14日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和特别军军长拉先科先后发出关于匈牙利国内政治危机加剧的通报和紧急报告。——编注

[8] 此时苏军的大部分官兵正在支援秋收。——原注

[9] 关于匈牙利形势的通报未成稿。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决定，把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国执政党的代表召集到莫斯科，主要与他们讨论波兰局势问题。由于布达佩斯爆发起义，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成了10月24日两次磋商(主席团成员与中国代表团单独进行了会晤)的议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没有参加磋商。——原注

[10] 匈牙利领导人没有像波兰领导人那样要求苏共领导人召回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之所以提出这一动议，可能是考虑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和军队人数众多的顾问机构使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原注

[11] 根据该情况判断，会议是在莫斯科时间22—23时之间召开的。此时在布达佩斯发生了冲击广播电台大楼事件。至23时整，根据苏联国防部长的命令，苏军驻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喀尔巴阡军区的5个师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原注

[12] 受苏联邀请，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于10月23日到达莫斯科，协助处理波匈事件。——编注

[13] 原文如此，指的是共产党情报局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编注

[14] 原文如此。——原注

[15] 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未记姓名。——原注

[16] 会议是在莫斯科时间大约13点钟开始的。没有形成记录文本。第54—60页是以错误的顺序订在档案卷宗里的。在公布时，将文件按顺序进行了调整。——原注

[17] 根据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的倡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拟定于10月28日23时(莫斯科时间)，就匈牙利局势问题举行会议。该草案是考虑苏联在联合国的常驻代表А.А.索博列夫的建议，由Д.Т.谢皮洛夫为主席团会议起草的，根据该指示草案，向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代表提出建议，着重强调匈牙利的起义具有法西斯的、反民主的性质(АВПРФ，ф.0536，оп.1，п.5，д.65，л.24-28)。显然，赫鲁晓夫所说的意思是：必须将布达佩斯的新局势通告索博列夫。——原注

[18] 此处指的是在消灭科尔文影剧院区的一批起义者时的不成功的行动。——原注

[19] 这里指的是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组成时，对确定赫格居斯候选人资格的投票情况。——原注

[20]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体会议的召开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之后，布达佩斯时间的11点钟。——原注

[21] 指的是10月27日被改组的部长内阁，1945—1948年期间的执政联盟的原党的某些代表，这次被以个人身份列入这个改组过的部长内阁里。——原注

[22] 原文句子未完。——原注

[23] 显然，在10月28日晚，М.А.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返回之后，会议继续进行。——原注

[24] 可能是记录中的错误。10月28日大约损失600人，死亡的是匈牙利居民，大约350人是苏联军人。——原注

[25] 正确的是10月25日。此处指的是在科苏特广场上的议会大厦附近向游行示威队伍开枪射击事件。——原注

[26] 实际上，与工会代表就取消这一提法以及要求解散国家安全机构事宜，并没有达成一致。——原注

[27] 显然指的是纳吉在10月25日进行的广播讲话。——原注

[28] 布达佩斯时间10月28日17点25分，纳吉进行了广播讲话，发表新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成为十月事件发展的转折点。政府指责，以前曾将事件评定为反革命事件，同时认为事件是“广泛的民族民主运动”，并宣布停战以及拟定与苏联就从匈牙利撤军事宜进行谈判。此处多半指的是这个宣言或是它的草案，10月28日上午苏斯洛夫参加了这个草案的讨论。显然，他将这份文稿带回了莫斯科。——原注

[29] 对布尔加宁的发言没作记录。——原注

[30] 原文如此。——原注

[31] 大概，赫鲁晓夫所指的政治益处是：在布达佩斯宣布停战以及苏联军队撤到城市里有助于提高苏联的威望。——原注

[32] 近东的军事行动始于10月29日夜间到30日，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领土。英国和法国于10月31日参与进来，当时他们的联合海军力量从海上封锁了埃及，而空军对埃及的城市进行了轰炸。——原注

[33] 显然，10月29日，正是由于这个决定，铁托以及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给匈牙利发来了函电，支持党和国家的新领导以及纳吉10月28日的宣言。——原注

[34] 原文如此。——原注

[35] 在匈牙利事件时间，维也纳的机场已经成为西方向匈牙利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转运基地，由此地沿着建立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空中桥梁将援助物资送达目的地。根据报纸的资料，仅10月29日这一天，抵达维也纳的就有24架英国空军的运输飞机。——原注

[36] 会议继续进行时，赫鲁晓夫参加了。——原注

[37] 大概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苏联运到罗马尼亚的物资的欠款。对于有罗马尼亚参加的战争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的战争赔款，依据苏联政府的倡议，对其减少了三分之一，而1948年又减少了剩余数目的50％。——原注

[38] 此处指的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成员。即除了“摇摆不定的人”纳吉之外，其余的所有人。——原注

[39] 在国家机关宣布解散之后，匈牙利国家安全局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到苏联军队管辖的区域内避难，11月4日，他们积极参加了在匈牙利进行的“整顿秩序”的活动。——原注

[40] 1956年10月30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41] 1956年10月30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42] 苏联政府宣言草案讨论的继续。——原注

[43] 这里指的是会议决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宣言草案。——原注

[44] 10月30日布达佩斯时间的14点30分，纳吉在自己的广播讲话中宣布取消匈牙利的一党制，恢复战后初期的联合管理体制。接着，在政府范围内建立了由共产党代表、小农党的代表和国家农民党的代表组成的所谓的小范围内阁。——原注

[4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6] 在所形成的会议记录中，错误地把М.А.苏斯洛夫列入出席和就此问题进行发言的人员之列，而苏斯洛夫只参加了10月28日关于匈牙利局势问题的讨论，此后一直到10月31日，他一直逗留在布达佩斯。——原注

[47] 1956年11月1日会议的继续。——原注

[48] 在这个阶段会议所通过的决定，没有形成记录。——原注

[49] 此处内容与中国无关，略去未译。——编注

[50] 在1956年11月12日通过Ю.В.安德罗波夫转交给苏共中央的卡达尔的信中通报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它提议在近期在合适的地点，召开苏联共产党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兄弟共产党代表大会。我们建议在会议上，根据匈牙利的经验，讨论相互关系，包括民族的问题。”(РГАНИ，ф.3，оп.14，д.76，л.3，6.)——原注

[51] 此处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译注

[52] 唐天基，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编注

[53] 所收集的档案未标明文件时间，这里是根据内容大概推断的。——编注

[54] 195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播种面积约200万公顷。——报告作者注

[55] 原文如此。这篇社论发表在10月9日《人民日报》。——编注

[56]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是由苏共中央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共同准备的，是在1957年11月14—16日期间在莫斯科市举行的。参加其中的有12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除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外)。他们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宣言，在宣言中对当代国际局势及倾向进行了分析，并承认有可能避免战争的发生。在1957年11月16—19日期间，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举行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和平宣言。根据这些会议的决定，开始出版国际共产主义杂志《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第1期杂志于1958年9月出版)。——原注

[57] Н.С.赫鲁晓夫的这个意见，显然是由于在匈牙利事件暴发之后，在苏联共产党中央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之间关系的尖锐化引起的。关于这一点两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之间的信件往来可以证明。与此同时，出访南斯拉夫的彭真在莫斯科通报了他与铁托的谈判情况以及铁托原则上同意参加拟定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原注

[58] 1957年2月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Н.С.赫鲁晓夫致毛泽东的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建议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会晤以及关于自己同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出面主持这样的会晤的信函草案。在信中还通报说，对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来说，适宜的是会晤在稍晚些时候，在1957年3月底到4月初期间进行(РГАНИ，ф.3，оп.14，д.95，л.2；д.99，л.16，26)。——原注

[59] 赫鲁晓夫的意见显然造成了在匈牙利事件之后苏共中央与南共中央关系的恶化。两党领导人在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之间互换的信件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彭真在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举行会谈之后向莫斯科通报说，他原则上同意南共参加计划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6)。——原注

[60] 1957年2月7日，苏共中央主席团批准了赫鲁晓夫写给毛泽东的关于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晤的信件的文本，信中还同意由中共中央组织这次会议。信中还通报说，苏共领导人认为在稍晚的时候——1957年3月底、4月初的时候召开这次会议较好(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2；ф.3，оп.14，д.99，л.16、26)。——原注

[61] 在1957年2月5—12日期间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六次会议的会议日程中，包括了以下问题：关于苏联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国家计划(报告人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М.Г.别尔乌辛)；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报告人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书记А.Ф.戈尔金)；关于国际局势和苏联对外政策问题(报告人为苏联外交部长Д.Т.谢皮洛夫)。——原注

[62] 在报告草案中确定了“向美国政府建议共同发表《关于各国和平共处原则的声明》是适宜的和及时的”。草案还谈到了“这个宣言可以使各个国家保持在相互关系中遵循以下原则的庄重承诺：1.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和互利；5.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还拟定对这些原则增补一项义务，即“不对其他国家施加任何压力”(РГАНИ，ф.3，оп.12，д.175，л.44)。——原注

[63] 在Д.Т.谢皮洛夫的报告草案中写道：“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资产阶级世界不成功的战略……决定我们‘探索清楚’和开始考虑苏维埃制度的某些‘演变’……在期待着这种‘演变’时，西方的某人甚至愿意对苏联实行所谓的‘微笑政策’”(РГАНИ，ф.3，оп.12，д.175，л.11)。——原注

[64] 见以下附件。——编注

[65]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建议。——编注

[66] 所收集的档案此处两行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67] 1956年1月6日，根据苏联农业部的建议，通过了关于邀请国际兽疫委员会成员参加1957年9月在阿拉木图市举行的亚洲国家第四届国际兽疫学代表大会的决定。同时，在这个国际组织的组成中，还包括国民党中国(台湾)、南朝鲜和南越。考虑到这种情况，А.葛罗米柯于1957年3月26日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预先通知国际兽疫委员会，苏联不可能接待上述这些国家的代表的建议。在报告中还表示赞成这样的意图，即国际兽疫委员会可以把大会的地点改在其他的国家。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中，批准给南朝鲜和南越的代表签发入境苏联的签证，对于台湾方面的代表，建议征求“中国朋友”的意见，同时通报苏联领导人的意见：“不给台湾代表发放签证”(РГАНИ，ф.3，оп.14，д.113，л.17；оп.12，д.197，л.141-144)。——原注

[6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69] 该问题略去未译。——编注

[70] 波波维奇，时任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编注

[71] 原文如此，疑为“老挝”之笔误。——编注

[72] 所收集的档案中未发现该附件。——编注

[73] 在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电报。——编注

[74] 原文如此。——编注

[75]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77] 原文如此，应为2月27日。——编注

[78] 1957年1月7—11日和17—19日周恩来在莫斯科访问。1月18日布尔加宁和周恩来签署了苏中联合声明，声明的文本见1957年1月19日《真理报》。——原注

[79] 1957年1月，铁托在贝尔格莱德同到访的周恩来进行会谈时说，他们在原则上同意举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谈，同时强调说，不应该强制性地通过所有的决议并把这些决议强加给他们。6月3日，南斯拉夫总统对苏联大使费留宾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将巩固和发展苏南关系，同时，他也说，在兄弟党会谈之前苏共和南共代表团之间应该举行双边会谈(РГАНИ，ф.3，оп.14，д.131，л.2-3，37-41)。——原注(此处俄文编辑注释有误，访问南斯拉夫的中国领导人不是周恩来，而是彭真——编注)

[80]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1] А.И.米高扬于1957年7月上旬访问了中国，其目的是向中国领导人介绍苏共中央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出访结果获得了赞扬(РГАНИ，ф.3，оп.14，д.134，л.1)。——原注

[82] 临近1957年年底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收支出现了赤字，仅在1957年的一年时间里，就超过了25000万卢布。在1957年，中国向苏联转交了根据此前协商一致的12500万卢布的黄金，而不是外汇，就像前几年一样。——原注

[83] 根据苏共中央6月全体会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决议，1957年7月8日批准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把В.М.莫洛托夫和Л.М.卡冈诺维奇开除出苏联国防委员会以及把А.И.米高扬和И.И.库兹明列入到该委员会的组成中的决议(РГАНИ，ф.3，оп.14，д.134，л.2，4)。——原注

[84] 在Г.К.朱可夫1957年7月3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议把А.И.米高扬、И.И.库兹明和М.Г.别尔乌辛列入到苏联国防委员会的组成中(РГАНИ，ф.3，оп.12，д.240，л.5)。——原注

[85] 决议提交者：А.И.米高扬。——原注

[86]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7]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不清。——译注

[8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的摘录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89] 该文件以下内容略去未译。——编注

[90] 原文如此，这里是指中南海。下同。——编注

[91] 斯彼哈尔斯基，时任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编注

[92] 在1957年11月1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以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名义准备的新的宣言草案。——原注

[93] 原文如此——原注

[94] 1957年10月26日，Н.С.帕托利切夫向葛罗米柯通报说，大概，他应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关于苏联拒绝参加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和分委员会工作的声明。在10月28日的答复电报中，А.葛罗米柯表示不赞成这样的声明，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国家将会在“宣传机器”中利用这个声明和指责苏联中断裁军问题的谈判。除此之外，这样的举措将会给苏联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造成损害(АПРФ，ф.3，оп.63，д.579，л.61-62)。——原注

[95] 关于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1957年2月初就提出了这一想法，2月2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2月7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信件中表示同意这个建议。信中说，苏共支持中共的提议，并且表示同意中共中央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苏共领导人认为，可以在3月底4月初举行会谈(РГАНИ，ф.3，оп.14，д.99，л.16；д.161，л.26)。由于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党的关系出现了问题，特别是由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对1956年秋匈牙利事件的意见致使两党关系更加复杂，这次会议被推迟了。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苏南领导人可以在会议召开之前进行非正式会晤，交换看法。1957年8月1—2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在罗马尼亚进行高层会晤，这使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一种希望，他们希望在南斯拉夫的立场同其他与会国家的立场存在分歧、会议的宣言不写入南斯拉夫立场的情况下，南斯拉夫领导人也能够参加会议。但是，10月18日苏共中央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同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弗拉霍维奇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谈时，南斯拉夫领导人通报说，南斯拉夫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不参与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的讨论并且不接受这一宣言，并且说他们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担心会使南斯拉夫的国际局势复杂化(АПРФ，ф.3，оп.23，д.63，л.64-71)。——原注

[96] 指《和平宣言》，于1957年11月23日公布。——原注

[97] 多列士，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时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98] 所谓政治侨民，是指1956年朝鲜劳动党8月事件时，逃亡到中国的延安派干部。当时毛泽东为此事严厉批评了朝鲜劳动党的做法。详见沈志华：《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香港)《二十一世纪》2010年4月号，第32—43页。——编注

[99] 新的宣言草案是由两个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提议的。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委托М.А.苏斯洛夫、О.В.库西宁、П.Н.波斯佩洛夫、Б.Н.波诺马廖夫、Ю.В.安德罗波夫和П.Ф.尤金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协商，继续完成声明文本的制定工作(РГАНИ，ф.3，оп.14，д.163，л.1-2；оп.12，д.296，л.4-22)。——原注

[100] 在被讨论的宣言草案里，记录了以下内容：“由于国际舞台上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这为各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开辟了新的前景。工人阶级追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里，共产党员力争通过与社会党人结盟和争取议会中牢固大多数以及深入地开展大规模的非议会的革命性阶级斗争的途径，把人民的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的领导之下，把资产阶级的议会变成真正体现人民意愿的，并能够摧毁反动势力的抵抗和确保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具。这种愿望的实现，将会给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РГАНИ，ф.3，оп.12，д.296，л.18-19)——原注

[101] 话题指的是祝贺拉科西65周岁的生日。——原注

[102] 原文如此，应为11月。——编注

[103] С.А.戈格里泽，1951年11月10日担任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2年2月13日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兼第三局局长，11月20日升任第一副主席。1953年7月3日被捕，12月23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编注

[104] 该档案复印件有多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均以省略号标示。——编注

[105] 手写签名和日期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06] 阿维尔齐德，时任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编注

[107] 原文如此。范长江时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编注

[108] 这里指的是地对空火箭装置。——原注

[109] 档案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译注

[110]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111] 指的是在1930年代的一个阶段里，王明被从中国派到莫斯科学习，并在共产国际里工作。后来，在返回中国之后，王明和中国共产党里“莫斯科派”的其他代表，与毛泽东和一直在国内的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原注

[112] 苏加诺，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编注

[113] 艾地，时任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114] 蒂姆·布克，时任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编注

[115] 尤金·丹尼斯，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编注

[116] И.В.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编注

[117] 原文复印件此处有4行字迹不清。本文件以下多处字迹不清，均以“……”标示。——译注

[118] 档案原文复印件此处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译注

[119] 原文复印件此处有3行字迹不清。——译注

第八卷(1958.4—1959.10)

1958年

№20380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交换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看法(1958年4月4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1日

机密

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4月4日

今天，当就我赴武汉与毛泽东见面的相关事宜谈妥之后，刘少奇表示希望与我事先进行一次谈话。我立即热情地接受了刘的这一邀请。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王稼祥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会谈期间，我向刘少奇通报，南斯拉夫人已向我们和其他兄弟党转交了自己的纲领草案，该草案将会在南共联盟七大上进行讨论。我指出，这份草案用三种语言共印刷了20万份，并广泛地在南斯拉夫及其境外散发。在对南斯拉夫人的上述文件作了相关评价之后，我又说，苏共中央希望就这一问题与中共中央协商一下。

刘少奇说，他尚未看到南共联盟的这份纲领草案的内容。刘又说，自己今天收到了刘晓发来的一份电报，后者听说，苏共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七大。我确认了这一事实，并向刘通报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送的一系列信件的情况(这些信件的内容已于4月5日转告毛泽东)。

王稼祥告诉刘少奇说，南共联盟的党纲草案只是在两天前才到北京。据王说，截至目前该草案中只有两个章节被译成了中文。王稼祥已通读了该草案的俄文版，并说这份文件是一篇“下流之作”。王稼祥简要地向刘少奇谈了自己对南共党纲草案的看法，并说南斯拉夫人在其中指责所有兄弟党均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称斯大林为修正主义者，攻击苏共，曲解苏联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而在分析国际形势之时没有将矛头指向美帝国主义。王稼祥还简略讲了南共党纲草案中其他一些无法让人接受的观点。他对刘少奇说，中共中央有关部委还没有对南共的党纲进行仔细研究，因此暂且没有向领导层报告此事。

应刘少奇的请求，我详细叙述了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主要条款。在会谈期间，刘少奇经常插话，表示同意我们对南斯拉夫人的言论及其党纲草案中的一些具体条款所提出的批评性意见。

例如，南斯拉夫人胡说什么两个军事政治集团的斗争都是“为了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对此，刘少奇便指出，再怎么样也不该对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全世界扩展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的活动提出指责。刘又说，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斗争，以便使我们的影响和社会主义的范围不断得到扩大，并尽可能地向资本主义国家扩展，其中也包括美国在内。

在涉及中共是否向南共联盟七大派遣代表团的问题之前，刘少奇问王稼祥，中共中央是否已对南斯拉夫发来的邀请其派代表团参加南共七大的问题作了回复。王稼祥答，中方只是口头上回复南斯拉夫人中共准备派遣代表团参加在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首府)举行的此次会议，但书面答复尚未发出。刘少奇问王稼祥，中共可能以什么借口来拒绝向南共联盟七大派遣自己的代表团。王稼祥并没有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开始谈关于西方国家各社会主义党派是否拒绝派遣自己的观察员参加南共联盟七大。

针对王稼祥所提出的上述问题我指出，在就南共党纲的问题与中国朋友协商之后苏共将向南共联盟中央发出一封信，其中将向其直接提出苏共拒绝派遣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原因。

刘少奇道，显而易见的是各兄弟党实际上都将不派代表参加南共联盟七大。如果我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去卢布尔雅那的话，那么我们的代表们就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与南共联盟的党代会进行辩论。王稼祥补充道，代表团是以客人的身份参加大会的，在这种情形下其实际上是不可能参加此类辩论的。

刘少奇说，1957年11月南斯拉夫人自己已经向我们和全世界展示了在遇到类似情形时该如何处理：当时，他们虽然派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但就是不愿意参加随后举行的12个兄弟党会议。刘笑着说，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学习“南斯拉夫经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既然不参加我们的会议，那么现在各兄弟党也就理应可以不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他们的会议了。

王稼祥问我，是否了解波兰同志对南共联盟党纲草案持何立场。我答，自己对波兰人如何评价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情况还不知晓。

在回答刘少奇的问题的同时，王稼祥也谈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说，当苏共和中共拒绝向南斯拉夫派遣代表团之后，其他兄弟党的绝大多数无疑也不会向那里派遣自己的代表了。不过，他又认为自己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是否派代表团去南斯拉夫没有把握。刘少奇随后也声称，如果苏共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大会，那么其他兄弟党也未必会派代表去那里(当然，如果我们能及时向他们发出相关通报的话)。我指出，在与中共中央协商之后，苏共中央将立刻向其他兄弟党(尤其是那些曾就此问题向苏共中央发出过咨询和那些最初已向苏共通报说打算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会议的兄弟党)发出相关信函。

我接着对刘少奇说，《共产党人》杂志将发表一篇关于南斯拉夫党纲的评论性文章。刘答，“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我们必须对南斯拉夫人的如此言论有所反应。

刘少奇宣称，中共方面感谢苏共中央及时就这一问题向其做出通报，并说中共中央的最终意见将由毛泽东在武汉会谈期间向我说明。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杨尚昆说，周恩来将与我一道乘飞机飞往武汉。周将在武汉出席毛泽东与由斯托伊科率领的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成员的见面会。杨尚昆还说，周也将参加毛泽东与我的会谈。

在会谈期间，王稼祥问我是否了解关于前不久在匈牙利共产党代表团与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之间举行的会议的情况。我答，自己暂且对这方面情况还不掌握。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共中央助理阎明复和我使馆参赞К.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手写批示：

归档。该情报已在工作中使用。大使馆通过电报讲了这一问题。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6月18日

文件共4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年4月14日，第285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01-105

№09885 尤金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拒绝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1958年4月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9日

第128号

机密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5日

我在武汉毛泽东的临时住所拜会了他，目的是向他递交苏共中央今年4月3日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信。周恩来参加了会谈。

我问他感觉身体如何，毛泽东回答说，现在他无大病，但是感觉不太好，老毛病常犯。毛泽东承认，他非常忙，感到很疲乏，而这引起了各种疾病。

我说，我受委托想再谈谈南斯拉夫问题，并亲自带来了苏共中央的信。毛泽东回答说，他还未看到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译文，并问我是否读过了这一文件。我作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毛泽东请我首先详细叙述一下纲领的基本原则和我对这些原则的意见。我大约用了40分钟向毛泽东讲述了南斯拉夫新纲领最主要的原则。

在听取对苏共中央信的翻译和我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通报时，毛泽东时常插话和发表简短看法，表示对纲领中某些论断和南斯拉夫领导人这种行为的不满。

鉴于南共联盟纲领中对苏联的攻击，毛泽东指出，很明显，铁托认为，他可以肆意对待苏共和苏联。毛泽东说，铁托甚至喜欢使绊子：“杜勒斯开始这么做，而铁托紧随其后。”

涉及纲领中攻击苏维埃制度的“官僚主义性质”，毛泽东微笑地指出，南斯拉夫人“看来发现了苏联有某种剥削者：似乎出现了剥削阶级，新资产阶级”。这涉及的正是南斯拉夫自身，毛泽东这时指出，据我们(中国)同志的观察，他们那里出现了真正的独裁，权力集中在一小撮人手里。

谈到南斯拉夫歪曲苏联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中的作用，毛泽东嘲讽地说，按照铁托的意见，战胜希特勒原来是用不正确的方法夺取胜利的：本不应该使用武力，而应代之以哲学讨论或向希特勒解释马克思主义真理。毛泽东继续发挥这一想法，指出，应为苏联政府和苏共在努力扩大社会主义力量的影响范围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而高兴。至于我们中国人，毛泽东说，我们不满意的只有一点，这就是当时未把中国放入“社会主义范围”。“当时还指望蒋介石，所以达成了协议：罗斯福说服蒋介石，而斯大林说服我们。”

在自己的纲领中，毛泽东继续说，铁托攻击苏联在东欧国家的作用。坚持这种思想，看来对于铁托来说，倘若东欧继续存在资本主义，那将是一件快事。因为没有苏联的帮助，毛泽东强调，东欧国家现在就不会建设社会主义了。我指出，帝国主义分子之所以忍受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是因为它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列存在。毛泽东同意这一点，他强调，没有苏联的帮助，南斯拉夫则不能解放自己的国家，贝尔格莱德是苏联军队解放的。

我说，按照南斯拉夫人的意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应包括两点：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这时毛泽东立即指出，还必须讲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各共产党的统一和相互援助。毛泽东对南斯拉夫人企图阉割和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感到气愤。

我说南斯拉夫人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在国际会议上通过属于这些国家宪法法律范围内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微笑着指出，共产党会议宣言可以高出我们这些国家的立法文件。“因为法律，”毛泽东解释说，“总是在一定时间范围里有效，而我们这些党发表的宣言通常是宣布长期有效的原则。”

谈到南斯拉夫指责苏共是“霸权主义”，毛泽东强调说，毫无疑问，南斯拉夫人自己所追求的正是对于其他党的“霸权”。比如，假如说在某种程度上铁托有可能领导匈牙利人的话，那么决定匈牙利事情的将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南斯拉夫人了。因为众所周知，铁托曾干预匈牙利事件：他想支持纳吉。为了讨论纳吉的问题，毛泽东说，不久前铁托曾会见卡达尔。

我向毛泽东引述了南共纲领中间接驳斥莫斯科声明的一段话。于是毛泽东轻蔑地指出：“铁托根本不是反对所有的国际大会：他也积极主张召开高层次的会议，他也不反对参加这种会议。”毛泽东继续指出，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定没有强加于任何人，实现这些决定，这是各兄弟党自身的事。

我提请注意南斯拉夫人断然批评各兄弟党的活动。同时我引述了纲领草案里的一段相应文字。毛泽东指出，虽然南斯拉夫人没说是哪些具体的党，但十分清楚，他们所指的是谁。毛泽东认为，南斯拉夫人指的是法国、英国、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但很可能，”毛泽东指出，“南斯拉夫人不想把这些批评加在意大利党的身上。”

我说，纲领草案对列宁的无产阶级党的原则进行了修正，南斯拉夫人认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借助工会开展社会主义运动在某些国家是可能的，毛泽东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毛泽东指出，铁托是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积极活动的、时刻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人。很明显，铁托主张资产阶级政党可以继续存在，而共产党不行。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同资产阶级活动家接近。例如在美国，只存在一个不大的共产党，而美国资本家已很讨厌它。美国政府千方百计迫害它。现在铁托说，没有共产党也行。

当我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必须填补马克思理论“真空”的论断时，毛泽东笑了，他说：“可怜的铁托必须好好学习。”“原来，”毛泽东补充说，“不仅阿拉伯人那里出现了真空，我们共产党人这里也有。”

毛泽东非常赞成苏共中央的信中的结论部分，尤其是苏共中央决定不派代表团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届代表大会。

毛泽东转向周恩来，然后说，关于南共纲领草案和如何对南斯拉夫这一步作出反应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毛泽东建议在4月5日和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详细讨论这一问题。接着毛泽东对我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一定表态赞成苏共中央关于不向南斯拉夫人派代表团的决定，而且，无条件地同意苏联同志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

毛泽东说：“在中国支持铁托的只有右派。”毛泽东说：“当时我们公布了铁托在普拉的讲话，结果收到了很好的结果：我们很快查明了我们这里的许多右派分子，他们赞成铁托的口号。”毛泽东通报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正在这里积极地做工作。例如，它给中国各地右派分子写给大使馆的信一一作答复。我们在四川、黑龙江和其他省份发现了大使馆给右派分子的回信。”“您知道，右派分子现在在中国被称作是社会主义的敌人。看来，在我们中国，铁托只在社会主义的敌人中间有影响。”

在翻译完苏共中央的信之后，毛泽东立即问我，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这个问题上持什么态度。我回答说，暂时我还不掌握这方面的消息。这时毛泽东说，根据他的看法，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中，11个党一定不会向南斯拉夫派代表团。看来，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不会派自己的代表去。也不排除，波兰人也不往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自己的代表团。毛泽东附带地说，据我看，在许多问题上，波兰统一工人党同意我们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他提起，在莫斯科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重要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的是否定的立场。只是在辩论和给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之后，他们才投票赞成会议宣言。毛泽东强调说，在南共第七届代表大会上，如果波兰人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那么这将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引起不满和许多批评意见，而且波兰领导人这一步将给自己在国内和国外造成很多困难。

毛泽东继续说，对于重大的问题，任何时候也轻视不得和掩盖不得。这时毛泽东引用了中国一句谚语：“纸是包不住火的。”如果波兰人想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那就让他们去好了。我指出，谁也没禁止波兰人往南斯拉夫派代表团。毛泽东补充说，波兰同志们必须认真地考虑这一切。

毛泽东说，我们总是把类似不愉快的事件看成是对我们共同前进有益的事。他说，我们不仅需要用阐述正确的或对我们友好的思想的文件教育我们的党和我们的人民。这是不够的。为了教育我们的人民，还需要利用我们敌人的行动，还需要揭露他们敌对的思想。

所以，南斯拉夫人现在的行动对我们来说还有某些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接着说。在他们的纲领中，集中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在各个时期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所表达的修正主义观点。南斯拉夫人的这一行动迫使各兄弟党认真考虑和确定自己现在的立场。波兰统一工人党也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出代表团，那么它在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面前和其余所有共产党的面前，就将自己置于了非常困难的位置上。

出去同北京通完电话的周恩来回到屋里报告毛泽东，说刘少奇今天白天报告：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南斯拉夫的问题。会议赞成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同意苏共中央的观点，不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还通报说，北京认为4月5日不宜再召开政治局会议，因为政治局委员还未来得及读南共纲领的译文。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这个问题过一天，等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拟好草稿之后，再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毛泽东对我说，考虑到这个问题很紧迫，请我现在就把他们的答复通报给莫斯科。毛泽东说，请转告苏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表示同意苏共中央的立场。在类似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表明完全一致是特别重要的。他补充说，虽然我还未读完南斯拉夫纲领，但我完全相信对我所说的关于纲领的看法。“对于我们，”毛泽东微笑着说，“谈到关于铁托的意见，一切都是明白的。中国有句俚语，叫作狗嘴里长不出象牙来。”

在谈话过程中，我谈到《共产党人》杂志载文批判南斯拉夫纲领的问题。毛泽东立刻声明说，对南斯拉夫人的类似行动，可以而且必须给予回应。

周恩来指出，苏联大使将作为观察员出席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说，可以这样做。我当时指出，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当年也是苏共二十大的观察员。

南斯拉夫人，当然会指责我们——中国共产党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不友好，毛泽东说。他们会说，南共曾派自己的代表团出席中共的八大。当然，他们还会说，中国人这样做是受了苏联同志们的影响。但是这一切，毛泽东说，都吓不倒我们。

毛泽东继续说：“在纲领草案出现以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到底该不该派代表团出席南共的代表大会。我们自己常说，由于我代表团应在大会上发言，多多少少得对南斯拉夫拉夫人说些褒奖的话。然而我们类似的发言会使南共队伍中许多人、南斯拉夫的居民以及其他国家误入迷津。这些人会认为，实际上我们几乎赞成南斯拉夫所做的一切。我们在南共七大上的发言可能对南共领导有利，而对我们不利。”毛泽东总结说：“铁托以他的纲领，使我们避免了一场痛苦的迷惑。”

周恩来问我，苏共中央是否给南共七大发贺词。我回答我不知道此事。毛泽东说，即使苏共中央发，我们也不想发贺词。毛泽东说了这样的意见，他们的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可能被任命为大会观察员。

毛泽东说，他非常满意我们共同决定拒绝派代表团出席南共七大。毛泽东强调说，各兄弟党有完全充足的理由作出这种决定。毛泽东满意地说，现在，我们已完全弄清这件事了。

毛泽东说，从整个情况看来，从1948年起，尤其是苏南关系正常化之后，南斯拉夫人早就不想使两党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强调说：“很明显，他们想把关系发展限定在国家范围里，以便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行动自由，争取时间。”

毛泽东继续说，赫鲁晓夫同志主张采取措施，使两党关系正常化。这是非常好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假如南斯拉夫现在走上我们所期盼的道路，放弃自己的修正主义和其他错误，那当然很好。但现在的事实说明，南斯拉夫领导人不想走这条路。第一个最能表明他们真正立场的事实，就是他们拒绝参加莫斯科会议。第二个事实就是现在的南共纲领草案。我说南斯拉夫人在自己的报刊上没有全文发表莫斯科宣言。对此毛泽东回答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害怕那些原则使他们原形毕露。

毛泽东说，现在南斯拉夫人非常听命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毛泽东指出：“我认为，铁托的新纲领大概很使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高兴。”我指出，美国人对这一文件已作出积极的评价。

毛泽东说，铁托的新纲领表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美帝国主义面前很害怕。南斯拉夫人明显害怕原子战争，想站在这一战争之外。南斯拉夫领导人正在策划建立一个接受南斯拉夫思想领导的亚非国家大集团。他们把自己宣布成军事政治集团的反对者，想以此逃避原子战争。必须指出，毛泽东说，铁托的计划在亚非国家中没有引起任何兴趣。这些国家有自己的领袖，如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等等。

毛泽东说，南斯拉夫人当然有更高的追求：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力量，能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但是，毛泽东指出：“铁托知道，他的市场不大：他的‘思想’只能在兄弟党中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那里找到需求。”

铁托的新纲领，毛泽东重复道，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对我们大家也是有益的，即它迫使兄弟党更多地考虑反击修正主义。我说，铁托的这一纲领，在集中表现当代修正主义思想方面起着当年伯恩施坦言论的作用。然后，会谈中，毛泽东又几次回到这一话题上来：南斯拉夫人类似伯恩施坦，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掩盖自己的修正主义。

我指出，南斯拉夫人制定自己的纲领，看来是想以此博得第二国际社会党的赞许。南共邀请这些党派观察员出席七大。我还讲了英国工党和斯堪的那维亚社会党人拒绝了南斯拉夫的邀请。于是，毛泽东说，对于第二国际社会党人来说，南共的纲领草案显得太左了：其中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毛泽东强调说：“铁托大概不会放弃这些词句。只有靠用这些马克思主义词句，铁托才可以站住脚。而且十分清楚，铁托说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从整个事情来看，毛泽东指出，杜勒斯将有利可图。毛泽东说：“顺便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看来杜勒斯是一个大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比工党强；铁托的马克思主义词句看来对杜勒斯没有什么影响。”

我指出，南共七大可能不会有外宾参加，到时铁托将彻底孤立了。对此毛泽东说，某些集团还是要支持南斯拉夫人。这首先是修正主义者，毛泽东说，许多修正主义分子不会放弃支持任何反对我们和你们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

在会谈过程中我提起，我们当时把赫鲁晓夫和铁托率领的苏共和南共代表团所进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谈情况通报给了中共中央。我同时指出了双方签署的布加勒斯特秘密公报中所规定的义务。我强调指出，现在南斯拉夫人完全违反了这些义务。对此毛泽东指出，铁托不止一次表现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周恩来插话说：“铁托简直是一个流氓。”

然后毛泽东分析了中南关系。他说，我们一直支持1948年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决定，但我们不同意1949年共产党情报局的决定。它把我们大家都置于被动的地位，铁托至今还经常提起这一决定。毛泽东说，斯大林不应该这样粗暴地对待南斯拉夫。斯大林死后，众所周知，我们都积极努力使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我们希望同南斯拉夫有一个好的关系，但铁托仍和以前一样。他曾两次耍手腕反对我们：一次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再就是现在这次。他耍这些手腕目的是一个：出口他的思想，把他的思想强加给我们。

毛泽东回忆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斯拉夫人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我们当时通知苏联驻华使馆。说我们不准备接受南斯拉夫人的承认，但也不公开拒绝。如果中国同意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那么这就可能被人利用来制造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完全是有分寸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宣布，现在继续宣布，它准备在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其中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关系。毛泽东指出，我们当时自己也说，南斯拉夫毕竟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他(毛泽东)当时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可以把南斯拉夫归入热爱自由的国家。

毛泽东说，在1955年之前，中国没有理睬南斯拉夫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这打破了企图离间中苏关系的梦想。

谈到目前的中南关系，毛泽东指出，中国开始反右斗争很使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尤其是他们在中国的代表)感到沮丧。毛泽东强调说：“因为南斯拉夫人对我们的右派分子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至于我们现在全国群情激愤，斗志昂扬，奋发建国以及诸如‘大字报’这种发扬民主的形式，这一切都没使南斯拉夫人高兴，而是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毛泽东接着说，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盼望中国政府邀请铁托来做客。毛泽东指出，有许多次南斯拉夫人向中国同志暗示铁托有访问中国的打算。但是我们，毛泽东说，拒绝邀请，现在对他来访也不感兴趣。铁托访问中国，毛泽东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被我们的右派分子所利用。

铁托对许多亚洲国家发出了邀请。不久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访问了南斯拉夫。他们也邀请了铁托。当然，铁托很难实现承诺，因为这两个国家之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还没邀请他到这里来。毛泽东说，我们当然不会对南斯拉夫人讲，我们不喜欢铁托来访，但也不表示我们想在身边看见他。

在和我道别时，毛泽东请转达他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其他同志的问候，他再次祝贺赫鲁晓夫同志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时毛泽东说，任命赫鲁晓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这是非常正确的加强统一的一步，是非常重要的保证领导完全统一的一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合情合理的一步”。

我简要地介绍了苏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坚定地说，他毫无动摇地赞成这一决定。

会谈持续两个半小时。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文件共4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奇科夫

1958年4月14日，第282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88-100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5，л.97-103

№09886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等问题(1958年4月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9日

第129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9日

应周恩来邀请，今天我去拜会了他。

周恩来说，4月8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并批准了中共中央鉴于南共即将召开七大和公布南共纲领草案事宜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我们已把我们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他在武汉通过电话指示，在上述信件上签上了他的名。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继续说，讨论并批准了中共中央鉴于南共七大即将召开写给南共的信。在将这些信件的文本(其内容当天已通过高频通信发往莫斯科；附上原件和译文)转交给我后，周恩来强调说，中共中央致南斯拉夫人的信件尚未发出。他继续说，我们希望能够首先了解苏共中央就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致南共联盟的信件文本，然后再将自己的信件发给南斯拉夫人(当天通过高频通信从莫斯科收到上述苏共中央信件的文本，并转交给了中国同志)。

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无视兄弟党为改善同南斯拉夫和南共的关系所作的努力，其行为越来越近似流氓和富有挑衅性。他接着问，苏共中央鉴于这种情况到底向哪些兄弟党通报过自己的意图。我回答说，苏共中央向那些请求通报的兄弟党作了通报。

周恩来继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他和王稼祥(也参加了会谈)向我通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南共未来代表大会问题的基本情况。我们作出的结论是：必须从实质上对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作出评述。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评价是：这个纲领草案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和挑衅性的文件。纲领与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宣言的论点和原则相矛盾，是南斯拉夫人发起的新的修正主义的进攻。南斯拉夫人现在扮演着当年伯恩施坦所扮演的同样的角色。纲领草案的特点是充满空泛的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完全可以设想，其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假象来欺骗兄弟党和南斯拉夫人本身。

王稼祥指出，对于以上所叙述的，关于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与现代修正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相接近”的措辞是否过分委婉。他强调，我们考虑，这样的说法是很委婉，这不是修辞问题，而是严肃的评价问题，这种评价在组织宣传时应该起到很大作用并且得到相应的反响。周恩来接下来说，此外，从整个情况来看，铁托在积极准备开展辩论，目的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争取获得美国人的好感。

二、对亚非国家施加有利于南斯拉夫人的影响。

三、欺骗世界工人群众和其他群众，兄弟党内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分子。

周恩来继续说，由于南斯拉夫领导的真正目的显而易见就在于此，我们必须很好地作准备，分析上面提到的整个情况，对其要点进行打击，在全世界人民和各兄弟党面前揭露南共及其纲领的实质。我们认为，周恩来说，在批判南斯拉夫人的过程中，苏共起主要作用是适宜的。当然我们中国人也采取相应的步骤，但为此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在谈到以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亚罗舍维奇为首的波兰代表团和以罗马尼亚议会主席基弗·斯托伊科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问题时，周恩来说，4月7日，他经中共中央同意，在单独秘密会谈时，向亚罗舍维奇和斯托依卡通报了中共中央对南共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和公布南共纲领草案的评价、立场和打算。周恩来说，我还向亚罗舍维奇和斯托伊科通报了苏共在这方面的打算。据周恩来说，亚罗舍维奇告诉他，关于南共纲领草案他(亚罗舍维奇)在波兰就听说了。亚罗舍维奇继续说，据他所知，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里，有一定数量的同志在南共纲领草案问题上保留个人意见。周恩来继续说，亚罗舍维奇指出，这一问题非常重要，他再次向我保证，一定向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和哥穆尔卡本人通报这次会谈的实质内容。而且，亚罗舍维奇强调，这个问题很微妙和困难，因为众所周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同南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周恩来指出，我没提具体的国家和党，我对亚罗舍维奇讲，据我看，代表团参加未来南共代表大会的可能性不大。亚罗舍维奇说，他知道这一点。周恩来说，中共中央认为宜于通过亚罗舍维奇向波兰统一工人党通报上述情况，不能通过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基里洛克的个人品质几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波波维奇一样，是个很不受欢迎的人物。

谈到同基弗·斯托伊科和波德纳拉希的会谈，周恩来说，对此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罗马尼亚的同志们对我们宣布，他们认为派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共代表大会是不合适的。我，周恩来说，给罗马尼亚人通报了我同亚罗舍维奇会谈的情况。同时他们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由于南共纲领草案的出现，波兰统一工人党内可能比其他兄弟党要发生更大的问题。斯托伊科和波德纳拉希指出，罗马尼亚党“很难同波兰人说”，请求中共考虑一下。周恩来说，我们自然请罗马尼亚同志们放心，我们将采取相应的步骤，努力不给波兰人我们干涉他们内政的口实。

王稼祥问我，按照我的看法，当知道苏共、中共和一系列其他共产党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后，南斯拉夫人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可能：南斯拉夫人将讨论和批准南共联盟的纲领草案的时间推迟到更遥远的未来，或是在代表大会上进行加工，使纲领从反马克思主义的和修正主义的变成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带有个别的修正主义的错误。我说，我个人不排除南斯拉夫人有可能会把纲领的讨论推迟到晚一些时候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进行。然而，鉴于他们完全没有原则，怎么也不能对此打保票。我强调说，据我看，不能期望南斯拉夫人改变自己的纲领，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变成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件。周恩来再次指出，南斯拉夫人的行为是流氓性质的，不负责任的，他们唯一的原则就是努力颠覆社会主义阵营，缩小它的阵地。实际上，南斯拉夫正以其修正主义的“中立的”行动，无论他们承认与否，帮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忙。周恩来说，我想指出，南共领导正采取一切措施，禁止在其报刊上出现我们的思想。

谈到出席布拉格国际共产主义报刊机关成员国代表会议，王稼祥特别谈了他同库西宁同志的会谈。在会谈中，他说，我们达成了共识，即一个党内的思想斗争不同于各党之间的思想斗争。在前一种情况下，可以开门见山和直截了当地交谈，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往往完全不能接受。政党之间的思想斗争要求高度的艺术和巧妙的辩论方法。王稼祥继续说，根据我们的意见，像南斯拉夫这种行为，如果我们行动正确，可以让他们反转来反对他们自身，达到在所有国家工人阶级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之间孤立南共的目的。在同库西宁和其他兄弟党的代表会谈中，王稼祥继续说，我们还达成了这种共识，即不该立即批判南斯拉夫，大概应该等待一段时间。此外，我们一致认为，对待自己党内和兄弟党内错误的态度，从批判这些错误的观点看，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批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王稼祥指出，根据我们的意见，在批评兄弟党的错误时，发言应有说服力，平心静气，有分寸，讲究策略方法。

至于南共的错误，周恩来说，我们认为，必须认真研究，以便给其以应有的反击。铁托现在非常自信，有很大的野心。看来，我们应如以往一样，从原则立场上继续批判南斯拉夫人的错误，否则，如果我们停止批判，他们就会认为我们怕他们，正逐渐适应他们，从而分歧越来越大。提到的南共纲领草案，周恩来进一步指出，与以往的南共错误文件不同，它是完备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兄弟党和兄弟国家为改善同南斯拉夫和南共的关系做了一切努力后，南斯拉夫人仍抱着这一纲领不放。这一纲领草案的出现，在我看来，周恩来继续说，从辩证的观点看，也有它积极的方面，这就是，他们在这一文件里，表述了他们对当代所有现实问题的观点。周恩来轻蔑地指出，可以说，他们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这样，南斯拉夫人就向全世界表明了他们是什么货色，可以期待他们什么。

至于我们，周恩来继续说，在我们同南联邦人民共和国和南共恢复关系后，我们一直说，在许多重要的原则问题上，我们不同意南斯拉夫人的观点，我们保留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周恩来指出，我们无论在中共党内还是党外，过去经常说，在相应的情况下将来也会这样说，南斯拉夫领导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犯了修正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错误。周恩来微笑着说，在一次他和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的会谈中，当他直截了当地向大使谈了上述观点时，大使不再问他(周恩来)何时访问南斯拉夫。

出席会谈的有周恩来助理马列和苏联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

附上面提到的中共中央两封信的原件，共两页(只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的译文，1页；中共中央致南共中央信的译文，1页。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文件4份，送：库西宁同志、葛罗米柯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档案室

执行人：库达舍夫

1958年4月12日，第274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59-65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22-134

№20381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苏南会谈情况(1958年4月10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19日

第12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同志的谈话纪要

1958年4月10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的委托向他和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王稼祥通报了关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约瑟普·布罗兹·铁托的会谈情况。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向铁托转交了一封苏共中央就南共联盟党纲草案问题而给南共联盟中央所写的信。信中主要内容如下：苏联共产党已改变原先决议，并决定不向南共联盟大会派遣代表团，而只派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对我的上述行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说，他们很乐意就南斯拉夫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今后如果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之间可以随时面谈。在我向他们两人通报情况的过程中，后者也对南共联盟和铁托提出了一些意见。例如，他们以讽刺性的口吻回击了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的暗示，即当时铁托说：他(铁托)现在就在位于离匈牙利仅6公里之遥的地方，而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也正在对匈牙利进行访问(这里暗指：苏联代表团宁肯到离南斯拉夫仅6公里的匈牙利，却不愿来参加南共联盟大会)。

在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铁托会谈期间，作为对苏方通报的答复，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说，他们南斯拉夫人编制党纲草案的初衷是想避免与其他党之间发生分歧。铁托还说，在审阅党纲草案的过程中自己已“发现”其中有一些应当修改的不足。对此，周恩来同志指出，铁托在谈到南共联盟党纲的话题时，其口气就像是一个与之没有关系的局外人，似乎他并非该草案的作者之一。周恩来继续道，铁托所谓南共联盟党纲草案的个别条款还可以再商榷，但在我看来，这并不足以表明南斯拉夫会真正地从根本上重新研究自己的纲领。而他之所以这样说，实际上只是专门用来应付苏联大使的。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到铁托对扎姆切夫斯基同志所说的这样的话：党纲草案的内容最终将主要取决于领导者们的意见。对此，周强调，铁托的上述言论只能说明一点，即南共联盟内部独裁成分严重和列宁式党内民主的匮乏。周恩来继续道，南斯拉夫人虽然大谈个人崇拜的消极影响，但实际上个人崇拜在南斯拉夫国内随处可见。我完全同意周的上述观点，并谈了自己今年1月份在南斯拉夫期间所观察到的其他一些消极现象。

我指出，根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一些欧洲国家的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已通知南共联盟：他们将不派代表参加即将举行的南共联盟大会。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强调道，据新闻报纸报道，一些已被邀请参加此次大会的党派的立场也可能发生改变，其中包括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代表团。周恩来特别强调，鉴于苏共和其他兄弟党拒绝派遣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大会，南斯拉夫人如今一定正在筹划如何采取措施予以回应。

周恩来问我是否了解各国党派参加南共联盟七大的最新消息。我答，我暂时还没有得到关于这方面问题的最新通报。

在我所通报的铁托与扎姆切夫斯基同志的会谈情况中，最让周恩来和王稼祥不理解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在南共联盟七大上将组建一个委员会。后者将在会议结束后的五个星期内对南共党纲草案的内容加以改进和完善。王稼祥声称，从一般的党内生活原则来看，他完全难以理解南斯拉夫上述做法的意图何在。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周恩来的助手马列、苏联使馆参赞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和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4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库达舍夫

1958年4月18日，第293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06-108

№20617-1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建立莫斯科—北京—平壤航线(1958年4月10日)

1958年4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9—28日

第8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4月10日

……

在与金日成举行的会谈中涉及了有关图104飞机飞行莫斯科—平壤航线的问题。

援引了在一次会谈中金日成曾表示希望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建立图104飞机的固定飞行，我告诉金日成，苏联部长会议民航总局曾在1957年12月26日的信(第24/2 3561号)中表示，要求着手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采用图104飞机的愿望。所以要指出的是，如果朝鲜民航局将完成平壤—赤塔的航线，那么按照以前的方式实行对接将使用苏联民航总局的伊尔14飞机。

信中还表示请求，为了实行图104飞机的飞行要将混凝土的起降跑道延长至2500—2700米，还要有可贮藏容积达200吨喷气发动机燃料的油库。朝鲜民航局局长和朝鲜交通部部长金炅炼曾告知(1958年2月8日的信)，经过仔细全面研究有关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使用图104飞机飞行的问题，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暂时不可能使用所指机型飞行。

同时我说，朝鲜平壤赤塔航线上的乘客将比图104飞机上的乘客少许多，航空公司的收入自然也会因此减少，很显然，朝鲜航空局是根据这个给予的答复。然后又对金日成说，为了更快运送乘客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便利，我们民航总局建议研究另外一个方案：在莫斯科—北京航线上使用多座快速的图104A飞机作定期航行，在抵达北京之前就可以运送所有从莫斯科到平壤的乘客，为了更快地将乘客从北京运送至平壤，最好就关于在平壤和北京之间共同飞行朝鲜民航局和中国民航局飞机的问题达成协议。

金日成说，他们在去年曾就关于在平壤和北京之间共同飞行朝鲜民航局和中国民航局飞机的问题试图与中国朋友达成协议，可没有结果。金日成说，他担心今年也得不到正面的结果。所以他们将专门研究在莫斯科—平壤航线上飞行图104飞机的问题。这是更为切实可行的决定。

АВПРФ，ф.0102，оп.14，п.75，д.6，л.101-105

№20617-2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拒绝参见南共联盟七大(1958年4月12日)

1958年4月29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9—28日

第85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4月12日

按预先约定会见了中国大使乔晓光。

会谈中向大使通报了苏共中央针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而写的信件内容和苏共中央通过的有关不派代表团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大会而仅派观察员的决定。

还告诉大使，受中央的委托将苏共中央的信转交给金日成，后者表示完全赞同苏共的立场。

乔晓光对通报表示了感谢并说，他只知道寄到大使馆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第二部分的内容。他说，中共中央发给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的信件复印件和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信件复印件，昨天都由他亲自转交给了金昌满。

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党中央可能的立场交换意见时，就这个问题乔晓光说，中国驻波兰的大使已经得到指示将中共中央的答复亲自转交给哥穆尔卡。

会谈由随员王保民翻译。参加会谈的有使馆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

АВПРФ，ф.0102，оп.14，п.75，д.6，л.106-109

№09883 尤金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各党对南共七大的立场(1958年4月12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21日

第140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刘少奇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12日

受苏共中央委托，我拜会了刘少奇并向他通报了各兄弟党对即将召开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立场。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联驻波兰和意大利大使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立场的报告全文，以及苏联驻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大使同卡德尔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会谈报告的全文。

刘少奇对所有这些消息都很感兴趣。

听了关于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会谈的报告，刘少奇略有轻蔑地表示，哥穆尔卡认为苏共中央对南共纲领草案的批评可能“过于扩大化了”。鉴于哥穆尔卡的其他讲话(说南共中央委员会中有一些人喜欢标新立异和把自己打扮成重要理论家)，刘少奇表示，在南斯拉夫人当中，确实有不少“歪曲马列主义的糊涂虫理论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刘少奇说，看波兰人批评南斯拉夫纲领的尝试会带来什么结果。

在一般谈到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的会谈情形和意共指示信的时候，刘少奇说，看来，在很多问题上，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不赞成南斯拉夫的纲领。刘少奇指出，但不能排除，波兰人和意大利人会同意南共纲领草案中的某些错误原则。刘少奇说，所以完全可能，波兰和意大利代表团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将只批判南斯拉夫的部分错误。

在我向刘少奇介绍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与卡德尔、兰科维奇和其他人的会谈情形时，刘少奇注意到南斯拉夫领导人已表现出明显的不知所措。在谈自己对南斯拉夫人在同扎姆切夫斯基同志会谈中所发表的言论的意见时，刘少奇说，南斯拉夫人现正在进行调整，采取个别步骤修改和完善自己的纲领草案，不过这一切自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刘少奇声明说，他完全同意扎姆切夫斯基同志在报告末尾所得出的那个关于南共联盟领导即使对其纲领草案进行修正，其草案的基本原则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的结论。

刘少奇坚定地说，现在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开的修正主义集团。目前南斯拉夫人这一纲领草案不是偶然的。这一文件是全体南斯拉夫领导人思想的结晶。刘少奇指出，其中汇集了南斯拉夫活动家各个时期在不同问题上的各种修正主义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刘少奇说，中共中央的信已寄给南斯拉夫。他说，现在还未收到中国驻南大使关于南斯拉夫人对中共中央这封信的反应的报告。

涉及我通报的关于各兄弟党对待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未来大会的态度的消息，刘少奇指出，绝大多数兄弟党的意见同苏共和中共的立场是一致的。刘少奇指出，关于这一问题，他们从自己驻外大使那里收到的报告很少。按照他的说法，北京现在只收到中国驻越南、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大使的电报。刘少奇说，这些国家党的代表向中国驻该国的大使通报说，他们不向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派代表团。根据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报告，胡志明在同他会谈时指出，他完全赞成苏共中央信中对南共纲领的评价。但胡志明说越南同志们打算向南共联盟七大发去贺电。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衷心感谢苏共中央为其提供南斯拉夫问题的消息。

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参加会谈。

苏联驻中国大使

尤金

文件4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年4月21日，第309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75-77

№0988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南共问题、对日政策等(1958年4月1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21日

第133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周恩来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4月15日

我拜见了周恩来并按照中央的指示向他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就南斯拉夫问题会谈的情况。同时我还向周恩来转交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致南斯拉夫人关于批判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信的全文。

周恩来感谢这一通报。他说，我们非常感谢苏共中央经常让我们了解这些事情的讨论情况。

涉及苏联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会谈的消息和哥穆尔卡同志关于波兰代表同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贝尔格莱德会晤总结的通报细节，周恩来完全否定南斯拉夫有彻底改变自己立场的可能性。周恩来同时指出，“很想看看波兰人对南斯拉夫人施加影响的具体结果”。

顺着这一思想，周恩来指出，当然，南斯拉夫人对自己的草案作某些修改。但是，周恩来强调说，他们未必能改变这一文件的根本性质。在南斯拉夫纲领中，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周恩来说，南斯拉夫领导人，“彻底暴露了自己，以致他们现在很难再隐瞒自己的罪恶”。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领导人非常广泛地扩散和大力宣传了自己的纲领草案。

周恩来说，从整个情况看，除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外，其他兄弟党不会派代表团出席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他问我，关于各社会党的立场，有什么新消息没有。我回答说，我不掌握新的消息。这时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现在在自己的大会上很孤立。这种情况，他强调说，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向我们表明，所有兄弟党都准备坚决反击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纲领。

周恩来指出，南斯拉夫人当然现在处于艰难的境地，不过他们是咎由自取。谁也不想反对他们，如果他们不把自己置于同其他所有兄弟党对立的位置上。

我指出，波兰人现在企图把南斯拉夫人从泥潭里拉上来。对此周恩来再次指出，大家应该拭目以待，看南斯拉夫人了解了各兄弟党对南共联盟纲领的态度之后如何行动，将做些什么。

然后，在座谈中我指出，近几天中国报刊载文坚决批评日本政府对待中日非官方组织间第四贸易协定的态度。

周恩来强调说，《人民日报》、《大公报》和其他报纸猛烈抨击岸信介和整个日本统治集团，报纸社论、南汉宸的声明和其他材料中尖锐批评日本政府在使中日关系正常化和发展两国间贸易等问题上的方针。周恩来说，我们现在决定对日本统治集团施加可能的压力，同时还准备视可能利用目前日本同蒋介石分子和美国人的矛盾。

在评述日本政府现在的目的时，周恩来指出，日本统治集团现在指望利用美国的资本以实现日本在东南亚国家新的经济扩张。按其实质，周恩来说，这是日本企图实现它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旧梦。同时，周恩来说，日本统治集团还打算恢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

周恩来说，我们自然必须努力粉碎日本统治集团的类似计划。能促成这一点的将是日本争取和平、民族独立和使日本摆脱美国压迫的人民力量的增长。这些力量主张日本同中国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

自然，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国内出现的局势。在对日政策中，我们必须恪守灵活的策略：一方面，我们应该对日本人施加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应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当然同时完成两项任务是不容易的。在两国贸易关系领域贯彻这一策略也是复杂的事情。

我指出，贸易是非常重要的杠杆，借助它我们两国可一起对日本施加影响。周恩来赞成这一思想。他继续发挥这一思想，说，只有通过斗争我们才能达到目的，如果我们不解决主要问题，过分让步和妥协，那我们将达不到任何目的。为了我们事业的胜利，周恩来说，最主要的是把日本人民群众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同时周恩来指出，我们对日本社会党做工作也存在很大的可能性。周恩来指出，在很多问题上，日本社会党人现在奉行的立场较好。

应清醒地看到，周恩来继续说，在一定的时期之内(比如最近10年)，日本统治集团很难摆脱对美国的政治依附。不过，他说，我们应该采取措施，逐渐使日本脱离美国。在这一工作中最主要的是争取把日本人民群众，人民力量，其中包括日本社会党及日本资产阶级的左翼和中间阶层，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周恩来注意到了日本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他再次强调，我们做日本的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参加会谈的有总理助手马列和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4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克鲁季科夫

1958年4月19日，第304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84-87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53-156

№10202 苏联副外长致索科洛夫电：加强苏越关系和对越南的研究(1958年4月16日)

机密

致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

Л.И.索科洛夫同志

敬爱的同志：

根据前不久最高苏维埃向帝国主义国家议会的呼吁，苏联政府关于停止核武器试验和举行政府首脑会议的建议以及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形势，改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其他活动，肩负着促进顺利实现苏联和平倡议使命的苏联外交代表机构的作用大大增加。它同样适用于苏联驻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外交代表机构。在与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中，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斗争，将它们团结在苏联的周围及继续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实力等问题上，必须求得完全的相互理解和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从一些主要原则出发。

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要求保持和巩固越南和平，继续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和经济地位，提高劳动者的物质福利。顺利解决这些问题是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在事实上向南越居民显示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和平统一国家任务的完成。

摆在使馆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促进苏越友谊的继续巩固和发展，根据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的精神，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同时，还必须经常促进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扩大和加深。必须毫不动摇地实现苏联政府1956年10月30日的宣言，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方面，必须做到完全平等和相互理解，潜心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实现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有关的问题的措施并提出有关建议。

使馆应当严格监督实现苏共和苏联政府关于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指示上所做的工作，促进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贸易关系的扩大和活跃，正确协调国家对外经委代表机关、商务处和武官处的行动，经常关心它们在开展自己的工作时与中国驻河内代表机构保持友好接触。

特别需要巩固大使馆和其他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机构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央和地方的党政机关，党的工作者、社会工作者、科学和文化工作者的联系。为了继续巩固苏联各族人民与越南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和扩大苏联的影响，必须千方百计地就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还要关心派往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代表团，怎样才能更好地巩固苏越友谊。

对于收到关于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大使和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应当首先注意与朋友们交流信息，注意在所驻国家宣传苏共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宣传苏联人民的生活和取得的成就。为此必须给越苏友谊协会以必要的帮助。

大使馆在进行要求越南方面支持苏联的对外政策工作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越南民主共和国目前的国际地位，全力促进越南对外政策阵地和国际威信的巩固，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和其他国际联系的增长，使其发展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特别关注越南民主共和国与老挝和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执行和平和中立政策的国家，实现关系政党化问题。

由于老挝人民党和其他进步势力与越南朋友关系密切，在他们的协助下实现对老挝形势的监督并在必要时与越南和中国朋友联合提出建议，就此采取措施十分重要。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方面，你们必须十分注意越南北方和南越阶级力量的阵容和对比，同时考虑到由于越南暂时分裂状况而造成的国内形势这一特点。

研究越南劳动党的形势及其政策，越南祖国阵线、越南民主共和国党和国家的活动，以至地方和中央权力机构转入选举制度有关的问题。

使馆面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乃是深入研究越南民主共和国经济状况和经济建设。同时应当注意经济建设与外国经济援助的联系，特别是财政状况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三年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

由于以暂时分裂为特点的越南现状还将长期存在，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南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以及印度对南越的政策。大使馆应当系统地研究南越和老挝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敌对势力宣传的形式、方法和内容。大使馆应当定期向外交部报告关于南越的信息。

必须仔细关注南越为民主和祖国统一，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发展，认真分析南越的政党及其他政治集团的纲领和行动，查清其领导者的政治面貌以及将其使用于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可能性。大使馆必须就以下方面提出建议，报送中央参考：如何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揭露并且孤立越南南方执政集团中反对统一越南的人物所采取的措施；对在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主张政治解决越南问题的力量加强其影响等等。

您应当仔细关注国际观察和监督越南委员会的活动，与委员会内的各代表团保持工作联系，通过波兰代表影响委员会的工作，使其朝着有利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方向发展，采取措施，化解委员会内敌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行动。

利用国际越南委员会总部迁至西贡这一时机，对南越社会各界施加影响，其中包括对南越执政集团的某些人物；寻求在共处和相互合作的基础上，越南北方、南方逐步接近的步骤。上述做法都非常适宜。在考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立场的前提下，研究与南越执政集团建立接触的可能性和逐步与“越南共和国”建立实际联系的好处。

大使馆应当根据得到的材料，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和老挝的形势进行系统的研究，定期向苏联外交部呈送全面的报告，及时为苏联政府采取有关措施是否合适提出建议。

大使馆领导在完成上述全部工作的同时，每日还应关心使馆工作人员和所有苏联派驻越南民主共和国机构的人员无限忠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祖国，理解自己所担负工作的责任，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警惕和党的原则性，严格要求他们的行为正确，与当地居民相处时谦虚谨慎、遵守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法令和地方习俗等精神教育他们，使他们的行为和举止有助于巩固两国人民的友谊。必须保证政治学习的高质量和系统提高使馆人员的业务水平。

收到此信后请予电告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1958年4月16日

АВПРФ，ф.079，оп.13，п.20，д.3，л.15-19

№03964 尤金与邓小平会谈纪要：通报南共联盟中央来信(1958年4月17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4月21日

第14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会谈记录

1958年4月17日

我受中央委托拜访了邓小平，并向他通报了南共联盟中央今年4月12日给苏共中央的信。

在听取翻译南斯拉夫的信时，邓小平对信的第一句话非常气愤。信中南斯拉夫人声明说，苏共中央的信使他们“吃惊”。就南斯拉夫人在这封信中关于他们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态度的某些议论，邓小平也作出同样的反应。

至于南斯拉夫人说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充满信心，邓小平提示说，南斯拉夫人也相信，通过加强在资本主义管理体系中工人阶级的作用，美国的社会主义也会胜利。邓小平说，南斯拉夫的纲领草案对这个问题谈得最多。

在翻译完了之后，邓小平说，南斯拉夫人的答复没有出乎中国同志的意料。他说：“这符合南斯拉夫人逻辑的行为。”邓小平宣称，很难设想，南斯拉夫人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纠正纲领中的严重错误。至于说某些个别句子的改变，邓小平指出，这自然不能改变南斯拉夫纲领草案的性质，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整套的错误观点。

我向邓小平陈述了苏共中央关于对南共联盟中央回信的决定。听了我的通报之后，邓小平说，这无疑是个正确的决定。他说，我们现在重新考虑我们从前通过的关于南共联盟纲领及其代表大会的决定是毫无根据的。

邓小平说：“总的说来，这是件好事。”“我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前这场斗争将是非常激烈，且很有趣的，所有共产党员，所有兄弟党都应当参与这场斗争。”

指出南斯拉夫人在信中大谈什么“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邓小平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支持南斯拉夫人。”他说：“现在我们要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回击，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更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我提到，我们在出版列宁论修正主义的言论集。邓小平回答说，他听说了此事，并已指示将该言论集翻译成中文。邓小平接着说：“应当研究和比较老伯恩施坦和新伯恩施坦有什么共同之处和他们之间的区别。”我说，老伯恩施坦没有取得国家政权，这大概是他们之间最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同意这个观点。

接着我向邓小平通报了苏联驻波兰大使同哥穆尔卡同志就南斯拉夫人给苏共中央的回信举行会谈的情况。邓小平对这个通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听到哥穆尔卡同志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感到特别高兴。邓小平接着说，波兰人试图说服南斯拉夫人，但他们确信这是徒劳的。邓小平又说，在讨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过程中，波兰人的观点中也暴露出一些有趣的地方，因此他说，可以认为，对于我们理解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立场，“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它也向我们说明了某些问题”。

邓小平热情地感谢我们的通报。他说，苏共中央及时地通报使他们能够了解南斯拉夫发生的这些事情。

接着邓小平声明说，鉴于南斯拉夫人最近的敌对行动，苏共中央通过的决议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好的。

我顺便提示说，在4月18日《共产党人》杂志上将发表一篇论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文章。邓小平对此指出，对南斯拉夫人自然应当教训，既然“他们自己非这样不可”。

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还提到其他兄弟党对南斯拉夫代表大会的态度问题。谈到意大利共产党的观点，邓小平说，意大利人给苏共中央信中所陈述的理由，中国同志还不理解。虽然如此，邓小平说，“还是让意大利人自己去作决定”。邓小平说，根据他们最近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大使馆得到的情报，瑞士同志打算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向瑞士党通报自己就这个问题的决定。我说，我不知道是否向该党通报了苏共的观点。邓小平还说了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些小党可能由于不了解情况而错误地向南斯拉夫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我向邓小平简略地介绍了苏共中央将要举行的全会，会上将要讨论发展化学工业的任务。邓小平对此很感兴趣。

邓小平主动谈到5月1日以后将召开中共八大的例行会议。邓小平指出，根据党章，这种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他说，由于工作特别紧张，中共中央已将二中全会推后半年。邓小平说，全会主要是总结去年的工作，据邓小平说，毛泽东现正忙于准备大会的文件。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和机关也在研究这些文件。

我问，全会是否要开很久。邓小平回答说会期事先并未确定，但按邓小平的意见，会期不少于一个星期。

在回答我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本次全会将不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去年党做了非常重要和规模宏大的工作，因此现在在代表大会上对这些工作加以总结是非常重要的。邓小平说，从冬天开始加强了各个经济部门，特别是农业的发展速度。

邓小平说：“你们要赶上美国。这对我们现在还不是力所能及的，但我们要努力赶上英国。我们还在考虑，以什么形式给我国人民提出下一个任务：用25年或更多的时间赶上美利坚合众国。”他再次声明，目前他们仅仅是在考虑这个问题，接着又补充说，这种口号可能有助于他们向前发展。

在会谈过程中，邓小平说，捷克斯洛伐克临时代办今天拜访中共中央联络部并通报说，星期一，即1958年4月21日，在布拉格召开我们合办的杂志编辑委员会会议。我在回答邓小平这一问题时说，我对此一无所知。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和大使馆参赞K.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57-160

ЦХСД，ф.5，оп.49，д.131，л.71-74

№25220 周恩来致赫鲁晓夫电：关于二五计划苏联援建项目的谈判(1958年5月2日)

机密

文本第34份

译自中文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已完成了一些企业的新建或重建工作，部分工作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余下的建设和改造任务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全部完成。最近，旨在发展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已经拟定了，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已定计划的基础上编制了初期的项目清单，项目急需来自苏联政府的援助。阿尔希波夫同志会把具体情况传达给苏联政府。但是，提交的清单目前尚未得到中共中央的最后确认，日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改变。最终的清单应该在不久之后就能确定。

在我国家工农业的发展呈现了急速上升之际，我们开始起草1959年的农业计划。考虑到当前中国具备了制定工业计划的能力以及有了生产设备的保证，我们认为有必要请求苏联政府就48个项目提供技术援助，这些项目将被列入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希望苏联方面可以帮我们设计具体的经济计划。在这48个项目中，我们已经建成4个。

在苏联计划组织的帮助下，有10个其他的项目在建设中将会采用与苏联一致的技术标准，计划中的34个项目由中国独立开展。48个工业项目所涉及的核心设备由苏方提供，根据我们的初步估算，1959年设备的供给费用将超过4亿卢布。

上述提及的48个项目的相关材料会经过苏联驻中国大使的审查后转交至苏联政府。如果苏联政府愿意与中方就上述提出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话，我们打算5月初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带队，代表团将与负责援助的苏联主管机关进行磋商。

期盼您的意见。

致以共产主义敬礼!

周恩来

1958年5月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1，д.3，л.40-41

№20382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南共七大情况等(1958年5月7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23日

第20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记录

1958年5月7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委托向其转交了Н.С.赫鲁晓夫就今年5月20日在莫斯科召集经互会参与国兄弟党代表的高级别会议的问题而给中共中央所写的一封信。

周恩来说：鉴于经互会例会的即将召开，我们已作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因此，看来，我们能够在近期内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来信作出答复。周恩来同志还说，他将把上述信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报告。

我告诉周恩来，《人民日报》5月5日所发表的社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已于今年5月6日在苏联核心报纸上刊载了。我又说，这是一篇原则性地、坚定地抨击修正主义的文章，因而一定会受到苏联民众的欢迎。

周恩来带着明显的满意表情接受了这一通报，并说，南斯拉夫人可能不太喜欢它。

我简要地向周恩来通报了南斯拉夫和波兰使节对发表上述文章的反应以及南斯拉夫驻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参赞米利切维奇、秘书达科维奇和谢斯坦等在与苏联使馆工作人员交谈过程中，对这篇文章的发表所流露出的无法掩饰的沮丧和愤怒。例如，在一次与米利切维奇的会谈中，由于其无法抑制的情绪我不得不让他明白，对待批评的言论应当持更加冷静的态度。周恩来对上述情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会谈过程中对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一系列讽刺性的意见。在通报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伍修权已返回中国之后，周恩来说，他(指伍修权)对南共联盟七大的印象极糟。周恩来继续道，伍认为南共联盟七大就像一个“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所谓民族共产党人的大杂烩”。在联系了中国革命斗争史的实际之后，周恩来说，南斯拉夫目前的状态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1934—1936年间中国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情景。当时，张国焘掌握着7万—8万人的军队，但他直接指挥的军队总计2万—3万人。他歪曲中共中央的决议，并成功地使他周围的相当一部分人反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和盲目地服从于他。那是中共历史上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周恩来特别强调，如果不是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粉碎了张国焘反党集团(周详细地讲述了关于中共与该集团斗争的经过)，那么现在何谈强大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如今，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已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与1956年相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更加稳固，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相信一点，即现代修正主义必将被粉碎。周恩来继续道，当阴谋败露后，张国焘从中国逃跑，目前身在香港。于是，周恩来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即“南斯拉夫人又能跑到哪里去，又能跑多远呢？”我答，现在仍很难说南斯拉夫将会采取何种举措，但我个人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们现在是无处可逃的，因为甚至美国也是不会欢迎他们的。周恩来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关于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问题，周恩来说，他完全不能理解南斯拉夫人为何要那样干：每年把自己生产的大量的小麦和玉米拿去喂牲口，之后又要年复一年地向美国购买约100万吨粮食。周继续道，南斯拉夫人现在欠了美国大量债务，他们从美国拿了近20多亿美元借款，这就像中国的一句谚语所言：“欠谁的债，就会替谁卖命。”

我向周恩来简要叙述了关于自己参观了天津地区几个农业合作社之后所留下的良好印象，并表达了个人的观点，即由于实施了大规模的水利基础建设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今年中国农业一定会有一个好收成。周恩来答，今年除了河北省出现了旱灾之外，中国所有粮食主产省份的粮食收成形势都很好。

在谈了中共关于迅速振兴中国农业的主要举措之后，周特别强调，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农业领域取得一些成绩，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政策。

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我们国家仍面临着一个首要的任务——“通过三年的艰苦奋斗，以改变农业的落后面貌”。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以增加高产作物的种植面积(与1957年相比，今年中国大米种植面积增加了400万公顷)。周又说，为了提高粮食产量我们还必须更大地扩展土地的灌溉区域。在过去的7个月内中国土地灌溉面积增加了2400万公顷。当前我们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在近三年内使中国土地的灌溉面积占到全部耕地的80％—90％。周接着说，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相对次要，但也相当重要的任务是：将进一步扩大耕地面积。

我为举行此次会谈向周恩来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周恩来助理马列、中共中央工作人员阎明复和我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多罗申科(苏共中央)、梅拉尔希科夫(苏共中央)、档案室

经办人：库达舍夫

1958年5月19日，第400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39-142

№26361 毛泽东致赫鲁晓夫函：中国同意出席经互会高级会议(1958年5月9日)

机密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赫鲁晓夫同志：

我们收到了由安东诺夫转交的您的关于召开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的信件。

中共中央委员会愉快地接受了您的邀请，并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5月20日在莫斯科开幕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共产党高级代表会议。决定通过后，立即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组成补充告知。

致共产主义问候

毛泽东

1958年5月9日

科托夫由中文译成俄文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1，д.3，л.44

№09882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国对日政策的调整(1958年5月9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15日

第16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会谈记录

1958年5月9日

应张闻天邀请，我拜会了他。张闻天向我通报了中国同志们决定对对日政策作策略调整一事。

张闻天指出，最近以来，岸信介政府对中国奉行很不友好的立场。日本政府迎合蒋介石集团和美国人，阻碍执行“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不久前，在日本中国展厅广场扯下了中国国旗。最近，日本方面又粗暴地破坏中日渔业协定(非官方协定)；日本渔船闯入禁区。日本领导人经常发表敌视中国的讲话。而且他们不断强调，日本可以和中国做买卖，但“不准备承认共产主义中国”。

鉴于这种情况，张闻天说，我们决定“对日本进行反击”。考虑到日本国会即将选举，中国的同志们打算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支持日本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他们努力促使不让自由民主党在国会中占到2/3的席位，以此使岸信介政府不能修改宪法。

为了这些目的，张闻天继续说，将采取各种措施。计划在报刊上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包括一些中国著名活动家的文章)，揭露岸信介政府的反动实质，严厉批判它的对外政策方针，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方针。我们将表明，张闻天说，中国人民同敌视中国的行动是不能调和的，也是不能忍受的。他通报说，由于破坏中日渔业协定，中国海军已扣留15艘闯入禁区的日本渔船。中国朋友们决定不再延期渔业协定，该协定到6月12日到期。还决定停止从日本购买钢材(轧材、钢轨、钢管等)和化肥，所以从日本召回相应的中国外贸公司的代表。据张闻天说，今年计划从日本购买16万吨钢材、58万吨化肥；至目前实际已购入3万吨钢材和38万吨化肥，其余部分不再从日本进口。

日本人认为，张闻天说，没有他们，我们过不去。当然，他继续说，我们需要钢材，但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帮助我们的兄弟国家。暂停从日本进口上述物资，对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召回现在正在日本进行演出的和访问的中国歌舞团和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据张闻天讲，中国外贸部已同苏联相应机关交涉，请求用苏联的舰船运载歌舞团和代表团回国)。准备最近访问日本的代表团也不再派出(其中包括民主妇女代表团)。至于准备访问中国的日本代表团，这个问题要特别研究。中国同志们决定不再给在华日本商人延长签证。

我说，中国报刊最近发表了不少尖锐批评日本政府的文章，对此张闻天回答说，“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张闻天说，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岸信介政府。对日本社会党人和各种小的政治派别，将采取另外的态度，因为他们是政府的反对派。中国朋友们打算以此孤立岸信介。中国同志们认为，上述措施对日本共产党有好处。

谈到日本未来选举，张闻天表示了这样的意见：社会党不可能上台，很可能现政府继续执政。他说，现在重要的是防止岸信介在国会中得到2/3的席位。但是，张闻天强调，即使岸信介得到2/3的席位，我们也将继续反对他。

中国同志们希望，他们的预定措施能给主张同中国友好的那些日本力量以支持。张闻天是本着这种精神讲话的，即当代日本垄断资本是“隐蔽的帝国主义资本”。如果不压制它，那它，用中国话说，“就会翘尾巴”。“以前，”张闻天说，“我们对日本采取了许多友好的步骤，但日本人把这看成是，没有他们似乎我们过不去。所以必须表明，实际上事情恰恰相反。”张闻天强调说，争取日本的基本路线没变，现在强调的是变换策略方针。

张闻天请把以上所说的转告苏联政府，以便“让莫斯科知道，我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在后来的谈话中，我向张闻天介绍了今天《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统一和团结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进一步胜利的保证》。

提到在京的外交使节对南共最近这届代表大会和对各兄弟党关于这届大会讲话的反应，张闻天指出，波兰大使基里洛克同情南斯拉夫。基里洛克同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很接近。张闻天说，用“穿一条连裆裤”这句中国俗话形容他俩很恰当。据张闻天讲，前不久基里洛克同中国副外长曾涌泉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基里洛克说，他不是理论家，关于对南斯拉夫回答他不想发表意见。实际上是不同意这种回答方式。谈到以上波兰大使的讲话，张闻天指出，在匈牙利和波兰事件之后，基里洛克已公开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讲话，他的观点同中国右派分子是一致的。但张闻天说话留有余地，他说，最近基里洛克比较谨慎，表现比以前好了。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章文晋，外交部翻译局工作人员方祖安，使馆随员勃列日涅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共4份，送：А.А.葛罗米柯、Ю.В.安德罗波夫、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勃列日涅夫

1958年5月12日

第367号

ЦХСД，ф.5，оп.49，д.136，л.77-81

№2187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议程(1958年5月12日前 [1] )

绝密

1.批准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日程的建议(附录)，委托苏共中央代表团把本决议作为基础提交兄弟党代表研究。

2.批准苏联代表团成员名单：赫鲁晓夫、米高扬、基里琴科、科兹洛夫、库兹明、卡巴诺夫、赫鲁尼科夫。 [2]

3.各代表团要以根据苏共中央决议以苏方的名义转交给社会主义各国代表的文件内容为会议依据。

4.批准关于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组织措施(附录)。 [3]

附件：

绝密

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定于5月20日早11点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基耶夫大厅召开，由苏联代表团团长作为应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的代表宣布会议开幕。

二、苏联代表团领导人将提交如下关于会议日程、工作程序和会议章程的建议供会议讨论。

1.制定如下会议日程：

(1)各国——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经济合作问题(包括各国在国民经济领域相互协作和专业化的问题)；

(2)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相互联系和彼此供应军事技术的问题；

(3)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定对外贸易价格的原则；

(4)关于社会主义各国国家计委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相互关联的基础领域的前景计划的情况通报。

2.批准全体会议如下议程：

5月20日

上午：11—13时

下午：15—19时

5月21日

上午：10—13时

下午：15—18时

5月22日

上午：10—12时

下午：15—17时

5月23日

16—19时会议闭幕

每工作2小时安排20分钟休息。

其余时间为各分组委员会的工作时间。

在会议上所有发言人讲话不得超过20分钟。

3.与会各党代表按照字母顺序轮流担任全体会议主席。

4.由每个代表团选一名代表成立会议秘书处。苏共代表团选派安德罗波夫进入秘书处。

会议秘书处保障使用俄语为会议作记录和速记记录。由会议发言人署名的使用其本国语言演说的文本列入会议速记报告。所有会议的基本材料(决议和情况报告方案)都翻译成与会党所在国家的语言。

5.在全体会议上由每个代表团选一名代表成立讨论问题的委员会，委托该委员会准备协商一致的意见，并把它提交给会议研究，待决议被通过后，委托该委员会把这些建议作为原则转交给经互会。接下来，经互会的这些建议将移交给经互会成员国政府批准。

6.讨论发表会议公报的可能性问题。

三、参加会议议题讨论的苏方代表为：第一项议题——库兹明；第二项议题——赫鲁尼科夫；第三项议题——卡巴诺夫；第四项议题——库兹明。

在会议召开前，利用同各代表会晤的时候事先通知他们，苏方的哪位代表将在会议讨论中发言是合适的。

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会晤时，要弄清楚他们是否想就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第一个发言(会议议程的第一个问题)。

在讨论会议议程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彼此联系和相互提供军事技术问题——时，如果出现其他代表团成员不想就此问题率先发言时，委托赫鲁尼科夫首先发言。

在同保加利亚代表团会晤时，要弄清楚他们是否想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确定对外贸易价格的原则问题第一个发言(会议议程的第三个问题)。

在讨论第四个问题——由于其具有情报性质——时，可以依据各国的字母顺序进行发言，也就是由阿尔巴尼亚代表第一个发言。

除了上述发言的指示外，还有其他代表团成员在会议上发言的问题。

四、在会议上要安排汉语、德语、匈牙利语、罗马尼亚语、法语和俄语的同声翻译，还要保证为大厅内的所有代表团提供口头翻译人员。

五、在讨论所有问题，除了第二项议程(关于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彼此联系和相互提供军事技术问题)时，邀请苏方外交部长和副部长、对外贸易部负责人、国家对外经济联系委员会负责人、苏联国家计委负责人和经互会苏方委员会负责人参加，名单人数共计22人(预计)。

在讨论议程的第二项内容(国防工业问题)时，邀请如下人员参加：

苏联外交部——葛罗米柯、帕托利切夫、扎哈罗夫；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斯卡奇科夫、沙胡林、西多罗维奇；

国防部——马利诺夫斯基、科涅夫、安东诺夫和古谢夫。

六、在会议开幕前，要同主要代表团就邀请苏联驻各人民民主国家大使、各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大使以及经互会的两位副书记加莫乌斯和鲁然斯基参加会议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七、5月21日，在会议结束后在克里姆林宫设宴，邀请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参加。 [4]

八、无论是在会议召开期间，还是在会议之后，苏共中央代表团都要同其他兄弟党代表团进行会晤。

РГАНИ，ф.3，оп.12，д.373，л.37

РГАНИ，ф.3，оп.14，д.207，л.25-28

№26363 扎哈罗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递交关于中共代表出席经互会的信件(1958年5月14日)

摘自扎哈罗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15日

第1356号

机密

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的谈话记录

1958年5月14日

应陈楚同志的请求，10时30分接见了他。

1.陈楚递交了毛泽东同志就中国共产党出席今年5月2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经互会参加国兄弟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团组成致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文本(信件的译文将按单独的名单分发)。

我说，将立即把信件转交指定的收件人。

2.根据陈楚的请求，我把我们已经掌握的出席上述会议的兄弟党代表团的组成告诉了他。

陈楚对此表示感谢。

3.陈楚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访问苏联的结果表示关注。

我回答说，我没有过问这个问题，因此没有准备好向陈楚通报。

4.对于陈楚提出的关于芬兰总统即将访苏的问题，我说，访问在今年5月22日至5月31日举行。

陈楚问及，这次访问期间能否期待进行某些专门的苏芬会谈，我回答说，没有已拟就的日程。但是，就像通常进行类似访问那样，将会就发展苏芬关系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

陈楚提到，苏联和芬兰之间的政治关系是良好的。

我指出，最近几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获得了广泛的发展。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远东处二等秘书科瓦利斯基谈话时在座。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扎哈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1，д.3，л.45

№26364 帕托利切夫与陈楚谈话纪要：通报华沙条约国会议将讨论的内容(1958年5月16日)

摘自帕托利切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5月16日

第1365号

机密

文本第6份

接见中国驻苏临时代办陈楚

1958年5月16日

应我们的约见，12时接待了陈楚同志。

我向陈楚通报了苏共中央向华沙条约参加国兄弟党和政府提出的建议：在经济会议结束后，立即举行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我向陈楚通报说，建议在会上讨论社会主义国家新的削减军备和武装力量问题、苏联军队撤离罗马尼亚的问题，以及就现今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和通过相应的宣言。

将苏共中央分送给华沙条约参加国兄弟党和政府的信件文本交给了陈楚。

陈楚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立即将信件文本转交给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

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侯志通和远东司二等秘书科瓦利斯基接待时在座。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帕托利切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费德林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察拉普金同志、齐米亚宁同志、波采罗布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1，д.3，л.46

№24044 萨秋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向您提交准备在《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样本。编辑部请求允许5月29日在《真理报》第6版刊登。同时向您提交由《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关于南共纲领和南共七大会议问题的文章辑成的小册子。

所有关于南共纲领的文章都来自其他机关报(《人民日报》、《红色权利报》、《人民论坛报》等)，并在《真理报》进行了转载，我们打算在《真理报》刊登这些文章后出版一个小册子。

请您允许出版上述问题的小册子。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8年5月28日

手写批注：

已经与毛希丁诺夫和福尔采娃同志商量了有关出版副刊的问题。

П.Н.波斯佩洛夫

1958年5月28日

问题解决后请通知萨秋科夫同志。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958年5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192

№24044-1 萨秋科夫致毛希丁诺夫函：关于发表刘少奇报告和南共纲领(1958年5月28日)

Н.А.毛希丁诺夫同志：

向您提交准备在《真理报》刊登的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样本。编辑部请求允许5月29日在《真理报》第6版刊登。同时向您提交由《共产党人》杂志和《真理报》关于南共纲领和南共七大会议问题的文章辑成的小册子。

所有关于南共纲领的文章都来自其他机关报(《人民日报》、《红色权利报》、《人民论坛报》等)，并在《真理报》进行了转载，我们打算《真理报》结束刊登之际出版一个小册子。

请您允许出版上述问题的小册子。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8年5月28日

手写批注：

毛希丁诺夫同志了解并同意萨秋科夫同志的意见。

…… [5]

1958年5月28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269，л.193

№25221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函：请求派遣国防新技术专家 [6] (1958年6月3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1958年6月_____日

第_____号

译自中文

第0/152/58号

致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表达敬意，并有幸提出以下援助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赞同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发展需从下面四个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准备工作开始。这四个领域是：科学研究、发射场地测试，以及军队新技术的军事应用和相关研发，这些都在工厂生产中经过重要测试之后予以采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12名专家的请求，其中7名如下：

…… [7] 专家——1人；

7780Ю和7814Е制造和设计专家——1人；

空气动力学和导弹飞行测试专家——至少1人；

导弹发射专家——至少1人；

7719Ю所载仪器专家——1人；

原子爆炸真空系数专家——1人；

放射量测定仪器的专家——1人。

上述提到的专家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工作期限2年。希望上述提到的专家能够在1958年9月到达中国。

其他5名专家将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第五局工作。邀请的专家如下：

专家组领导人——1人

关于地对地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关于地对空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关于空对空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关于岸舰导弹的军事应用和研发的专家——1人。

上述专家工作时间是两年，在1958年10月到达，但是专家组领导人要在1958年9月到达，以便协商工作组织架构等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印)

1958年6月3日，北京

翻译：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И.卡拉布霍夫

翻译校对：С.安德烈耶夫上校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1，п.431，л.12-13

№20383 安东诺夫、苏达利科夫的备忘录：为中国军队领导人举办电影观摩会(1958年6月4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和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26日

第234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今天，鉴于国防委员会在北京开会，我驻中国使馆为中国军队领导同志举办了电影观摩会。

出席此次电影观摩会的有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中国军队的所有司令员(共15人)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杜鲁方诺夫、格列波夫和阿诺申等将军和海军上将普拉东诺夫。

我们给客人们放映了苏联新影片《伟大的战役》。在电影放映之前，我们与彭德怀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谈。

在谈话期间，彭德怀问我们是否了解法国在戴高乐上台之后的国内形势。我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我们所掌握的有关法国的情况。彭说，戴高乐政府并不稳固，因为法国人民不愿意在国家内部出现个人独裁，而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那么任何政府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戴高乐的唯一支柱就是法国军阀，后者在任何时期都可能对戴高乐给予支持。彭德怀元帅预计，在外交政策上戴高乐可能提出这样或那样一些口号，以反对目前隐藏在法国的希特勒的将军们；反对重新武装西德。

彭德怀元帅还简要介绍了如下内容：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继续裁减中国军队数量和加强军队战备的措施，其中包括即将进行的夏季战备训练等。至于会议的详细情况，彭德怀在会谈中并未涉及。

在晚宴期间，彭德怀谈了关于当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和必须与修正主义斗争到底等内容。在祝酒词中彭强调，在为纯粹的马列主义而斗争的事业中，苏共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楷模。

至于在观摩会所观看的关于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电影，彭指出，新摄制的关于这一体裁的苏联电影已比过去有很大进步，在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诸事件的过程中情景表现得更为逼真，更好地反映了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战士、军官和将军在整个战役和在列宁格勒城下粉碎希特勒军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认为，此次电影观摩活动为建立和促进我们与中国军事家的私人交往奠定了基础。这也是此次活动最大的积极意义。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57-158

№20384 克鲁季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1958年6月4日)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9日

第22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克鲁季科夫与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4日

以Н.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为首的莫斯科苏维埃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为此，我们在使馆举办了欢迎午宴。期间，我与王雨田进行了交谈。

午宴期间，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建议为以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进一步巩固而干杯。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立刻对这一建议作了纠正，并指出，正确的说法应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作了上述修正之后，彭真才表示赞同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的干杯建议。

对此，王雨田对我道出了其中缘由。他说，毛泽东主席反对这样的说法，即社会主义阵营由两个国家领导——苏联和中国。毛泽东认为，这样说是不应当的。原因在于，这就像一个人一样，怎么能有两个脑袋呢!长着两个脑袋的人在自然界中是不存在的。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有两个头，那就可能破坏其行动上的一致性，并成为其最终崩溃和混乱的根源。

我还就《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刊登的陈伯达的一篇文章与王雨田交换了意见。王雨田又通报说，6月5—6日《人民日报》将就南斯拉夫问题发表一篇新社论。关于这方面问题，王雨田说，中国还将继续发表其他一系列文章。

在强调了连续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重要性之后，王雨田说，“我们不要害怕这样做会大大地得罪南斯拉夫人”。我们并不认为，南斯拉夫人会因此而走到帝国主义阵营里去。因为这样的话，他们也就彻底地声名狼藉了，并将在本党、南斯拉夫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丑恶面目。王雨田补充道，我们也不要担心“南斯拉夫领导集团可能会与帝国主义阵营相勾结”。

王雨田对我们最近与南斯拉夫使馆工作人员的谈话内容感兴趣。对此，我说，近期我们与南斯拉夫使馆人员的会谈内容基本与以前一样。我还说，就在前两天我曾出席了南斯拉夫使馆一等秘书达科维奇举办的午宴。期间，达科维奇主动谈了许多目前正引起多方争论的问题。不过，这次他表现得比较克制，没有发出任何攻击性的言论。不过，他还是放肆地吹嘘道：针对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所做出的决议，他们立刻便在本国的报纸上发表了相关评论性文章。

王雨田通报道，他本人与南斯拉夫临时代办米利切维奇的会谈却充满了火药味。三天前，米利切维奇又请求王雨田与他会面。但鉴于前次会谈的不愉快，王雨田这些天一直都没有再接见过他，借口是工作繁忙。王雨田补充道，最近他将接见米利切维奇，到那时我们就又会有一些可以交流的资料了。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К.克鲁季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43-144

№20385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李晨会谈纪要：解决老挝问题的方案(1958年6月7日)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26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克鲁季科夫与章文晋和李晨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7日

6月7日白天，我应邀拜访了李晨(Ли Ч энь)。

根据我们的建议，李晨说，中国政府同意苏联政府的意见——关于应当接受印度政府就老挝国际委员会问题所提出的第二套提案(解散该国际委员会，并由越南委员会现有成员重新组建老挝委员会)。李晨指出，就老挝问题中方将与波兰人民共和国代表保持联系。李晨还提醒我道，中方现在就将把自己的意见通报给波兰同志。

在会谈期间，我们还涉及到了关于亚洲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如何反应的问题。李晨强调，印度总理尼赫鲁在袒护铁托的同时还极力打击印度共产党。在反对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尼赫鲁和铁托之间已达成了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他们近期的一系列举动表明，其正是以此为基础来相互合作的。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国如何看亚洲国家新闻报刊对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反应的问题，李晨说道，反对报刊对这一问题发表了不少文章。但目前暂时还无法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此事已被人积极利用以从事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活动。

当天晚间，我被章文晋(亚洲司司长)邀请到了中国外交部。章文晋说，白天李晨曾向我通报说，中国已同意接受关于解决老挝问题国际委员会的第二套方案，但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外交部刚才又从中国驻越南民主共和国使馆收到了一封电报。该电报通报了一些由波兰高级代表从上述委员会获得的最新消息。其中称，老挝国际委员会的紧张局势已有所缓和。加拿大代表已不再威胁说要退出委员会了，并暂时留住在越南。印度代表安萨里的最后态度暂且还不清楚。不过，章文晋指出，安萨里原打算于6月5—6日前往西贡，但目前这一行期已延至6月中旬。

章文晋接着说，从安萨里与波兰高级代表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前者依然支持自己的第一个解决方案(即保留原先的由9人组成的委员会)。在与波兰人的谈话中安萨里说，“西贡那里也赞成在越南保留临时性机构”。章文晋说道，可据我们所收到的电报来看，我们并不清楚在西贡究竟是谁说了要保留这样的机构的话。我们认为，此话一定是出自驻越南的国际委员会中的印度代表之口。从各种迹象可明显做出如下判断：加拿大和印度代表对启用第二套方案并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

章文晋继续道，苏联同志可能也已收到了与我们类似的情报，但我们仍然决定向苏联使馆通报这一情况，以便苏方密切关注此事，并给予印方适当的答复。至于我们，章文晋强调，我们也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并根据自己的判断对这一问题重新加以研究。

章文晋顺便指出，据波兰人所获情报，前不久富马给国际委员会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断定老挝政府将会执行日内瓦协定。章文晋指出，富马发出如此声明就使加拿大人和印度人所持立场变得更没有说服力了。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К.克鲁季科夫(签名)

文件共计4份，送：齐米亚宁和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年6月24日

第508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61-163

№20386 克鲁季科夫与俞沛文和李晨会谈纪要：中南关系和中日关系(1958年6月15日)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8日

第274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俞沛文和亚洲司副司长李晨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15日

俞沛文说，他非常希望与谈一下关于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打算以外交使团长的名义为即将离开中国的举行欢送会的事情。俞沛文声称，中国同志无论如何都不会去参加任何为波波维奇离任而举办的活动。我对俞沛文说，基里洛克在组织这个欢送会过程中并没有与苏联使馆商议，另外他还打算(以外交使团的名义)向波波维奇赠送礼物。我指出，我们将尽力促使向波波维奇赠送礼物的事情流产。在对我的这一观点表示赞赏之后，俞沛文说，他们认为，最好是这个欢送会根本就不要举办。

俞沛文问，苏联使馆的代表是否参加这个欢送会。我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使馆内部已经作了讨论。因为这个欢送会是由外交使团上层组织的(为欢送离任大使而举办此类欢送会一般均需由各国驻北京使团上层会议做出特别决议)，况且这个欢送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因而我们不得不参加。俞沛文指出，“外交使团成员的义务理应更加明确地加以确定”。至于中国同志，他们“在礼仪问题上可以更随意些”。

俞沛文说，从南斯拉夫一回到北京，波波维奇就请求周恩来和陈毅接见他。但后两者至今也没有这样做。过了一段时间，南斯拉夫使馆便对中方没有对这一接见请求做出回应表示了不满。其使馆代表声称：“难道南斯拉夫大使在临别之前为向中方领导人辞行而举行会见也会如此艰难吗？”对此，中方的答复是：南斯拉夫人事先并没有说，这次会面是为了临别辞行，只是在关于波波维奇返回的使馆照会中说，波波维奇此次返回中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并没有说他来就是为了与中国领导人辞行的话。不过即使在此次会谈之后，俞沛文说，中方仍没有决定政府领导人是否要接见波波维奇。俞沛文指出，显然，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拒绝接见波波维奇。(注：中方最终也没有举行与波波维奇的礼节性接见。)

当从贝尔格莱德返回北京之后，波波维奇在北京只是与副部长曾涌泉见过一面。当时，波波维奇并未想与后者进行政治性的争论，显而易见，他是想等与中国高级领导同志见面时再提出那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不料，曾涌泉在会谈中却主动对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立场提出了尖锐的指责。会谈进行得异常激烈。期间，波波维奇声称，他回南斯拉夫是要担任新的职务。与此同时，他还说，如果能够有利于中、南两国关系的改善，自己愿意延期回国，再在中国待上半年。但他的这一提议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

在这次招待会上我还与李晨和其他一些中国外交部领导同志举行了会谈。他们均指出，近期南斯拉夫驻北京使团几乎不与中国同志交谈。在见面时，他们也总是装作没看到中国同志。

李晨通报道，南斯拉夫人现在正积极地开展针对亚非国家代表的工作。他们的活动对这种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极力将亚洲国家的政府人士和社会舆论拉到自己一边以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与此同时又将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我注意到，不论是在今天的招待会上，还是其他近期召集的礼宾性活动中，南斯拉夫人都在积极地与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代表进行交谈。李晨继续说，根据中方的观察，南斯拉夫人经常与上述国家的使馆代表会晤并在其中间积极地传播自己掌握的消息。

在会谈期间，我提起这样一件事：据资产阶级通讯社报道，日本外交部已向本国驻亚非国家的使馆发出指示，要求其研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情况。日本人预计，如果中国不与日本搞好贸易，那么中国的经济就会面临窘境。其依据是：中国比日本更需要和重视日中贸易。可是，日本人没有料到，中国在对日关系方面会如此的果断和坚定。

李晨接着指出，日本人对中国与多个亚非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和贸易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忧虑。他们一直怀着极其嫉妒的心情关注着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贸发展情况。中国与日本在很多商品方面均存在着竞争。与其他帝国主义强国一样，日本也想损害中国的声望，他们开展大量宣传以反对中国商品，极力贬低中国商品的质量等。李晨指出，中国和日本都向东南亚市场输送了很多相同种类的商品。过去，日本商品在南海国家华侨中一直拥有广泛的需求。中国华侨经常充当日本商品输入这些国家市场的中间人或在某种程度上协助日本商品在这些国家的推广。不过，总体而言，华侨还是更喜欢使用中国商品。他们通过大量广告来宣传国货，怀着自豪的心情对近年来中国输入亚洲国家的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大加称赞。这里，李晨强调，即使现东南亚国家的民众仍然对日本当年的侵略记忆犹新，仍然对日本人怀有戒心。日本人很难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克服当地居民对日本人怀有的那种深刻的仇视和敌视心理。

在答复我的问题的同时，李晨也承认，近期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商品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不过，他又强调说，日本商品的更大竞争者是英、美等西方强国，后者在东南亚国家市场上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李晨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商品竞争只占有次要地位。他顺便还指出，日本人是非常老到的商人，他们非常执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见缝插针式地搞商品渗透。不过，在目前条件下他们在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经济扩张方面还是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在会谈期间，李晨通报道，泰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巴貌目前在本国国内正在发生的政治斗争问题上暂且持中立立场。从其公开言论中看明显看出，他希望置身于各斗争集团之外，这就是说，他既不愿意加入正在当政的吴努集团，也希望与其反对派保持距离。李晨指出，巴貌的上述做法说明，泰国目前当权的吴努政府的地位并不稳固。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К.克鲁季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66-169

№20387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18日)

摘自Б.Н.魏列夏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6月26日

第24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魏列夏金与王雨田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18日)

我通知王雨田，鉴于为苏联侨民服务的工作量显著减少，苏方打算关闭位于大连市的总领事馆和位于广州市的领事馆，并询问中国朋友对此有何意见。王雨田答，他将研究这一问题，并随后作出相关答复。

王雨田通报道，在我们到来之前他直接与波兰大使С.基里洛克举行了会谈。双方交谈的问题是：作为外交使团团长的基里洛克，近期一直在打算为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大使波波维奇筹备欢送会。

王雨田说，在双方2个多小时的会谈期间，他一直试图说服基里洛克放弃举办此次欢送会。然而，看来基里洛克似乎已经听不进任何劝告了。他对王雨田道，自己已散发了请柬。但他答应，自己将尽量压缩欢送会的规模。

王雨田说，中国工作人员将既不参加(波兰大使)为波波维奇举办的欢送会，也不出席波波维奇本人举行的鸡尾酒会。

王雨田接着道，近日中国正接待乌干达民族大会党外国事务书记和该党秘书处负责人助理。后者是在访问了苏联之后又来到中国的。

在一次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些乌干达人说，在前往苏联的途中他们曾经在开罗稍作停留，并与苏联驻埃及使馆工作人员举行了会谈。后者对他们说，苏联会积极支持乌干达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然而，在访问苏联期间乌干达代表团只受到了苏联文化部副部长和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普通领导人的接见，而且在会谈中没有提及任何关于苏联给予乌干达实际帮助的事。据王雨田说，这使乌干达人感到有些不满。

我感谢了王雨田，并承诺将向有关部门通报此事。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随员В.Г.日塔诺维奇。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Б.魏列夏金(签名)

文件共4份，送：齐米亚宁和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日塔诺维奇

1958年6月24日

第508号

手写批注：

存档。资料已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2月29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64-165

№10384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批准外交部迁移哈市俄国士兵公墓的指示(1958年6月19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8年6月9日会议

第106项　批准所附苏联外交部给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的指示草案。

附件

草案

哈尔滨

苏联外交部给苏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指示(草案)

致哈尔滨总领事：

请通告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你们不反对将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牺牲并被安葬在哈尔滨市的俄国士兵的遗骸迁入新的公墓。请说明，你们准备拨给人民委员会6000卢布，用于将俄国士兵遗骸迁入新公墓的费用。你们还要说明，总领事馆已经知悉中国关于不迁动哈尔滨市苏联无名烈士墓的声明。

ЦХСД，ф.11，оп.1，д.165，л.36、83

№20388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会谈纪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离任(1958年6月20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ЧэньЧу)于1958年6月20日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举行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8年6月21日

第15-Д-790号

维诺格拉多夫与陈楚的会谈记录

(1958年6月20日)

今年6月20日，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举行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临时代办陈楚的会谈。会谈内容主要涉及在苏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做的准备工作等相关问题。

在双方就上述问题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陈楚说，近期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波波维奇将动身回国在外交部就职。对此，陈楚声称，如果南斯拉夫向中国所派的新任大使的官衔将低于波波维奇，那么中国也将采取类似举措，即中国也将以较低官衔的新大使以取代伍修权(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斯拉夫现任大使为外交部副部长级别，目前身在北京)。如果南斯拉夫不再任命新大使，而只在中国保留临时代办，那么中国也将如法炮制——召回本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只在那里保留临时代办。陈楚继续道，波兰驻中国大使基里洛克的表现很不好，此人一直与南斯拉夫人关系甚密。而在波波维奇即将离任之际，基里洛克更是表现得过于积极——整天忙着为波波维奇送行的事，尽管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对他的这些做法均持反对意见。

陈楚又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将于6月20日来莫斯科，并前往一些欧洲国家检查中国使馆的工作情况。7月中旬，张闻天将在布拉格召集中国驻欧洲国家使馆的大使开会，届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与此相关，刘晓大使将于近期从北京返回莫斯科。

会议记录者И.谢尔巴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55-156

№24944 托普奇耶夫致马克萨廖夫函：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要求(1958年6月24日)

苏联科学院院长А.Н.马克萨廖夫收到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的一封信。

中国同志感兴趣的绝大部分问题是关于苏联部长会议主管化工问题的国家委员会科学机关的工作问题。其中的许多机构已经经过了科研阶段，并且成了上述委员会的生产工厂进行大量生产的单位。这首先涉及四氟乙烯、三氟氯乙烯、二氯乙烯、全氟丙烯以及其他的氟化物的生产，对其进行的分析方法和聚合方法。原列宁格勒的化工部国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用电化学的方法生产三氟醋酸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

考虑到上述所述，我们请求你们不要推辞，立即把你们就中国同志感兴趣的意见发送给他们，同时把关于在国家化学委员会接待江世奎(ДянШикуй)同志问题的意见发送给他们。

苏联科学院方面打算把И.Л.克努尼扬茨院士派往中国授课并就氟的有机化合物化学方面的问题提供咨询。

我们请求把中国同志给您的信件的副本发送给苏联科学院。

附随信件文本 [8]

苏联科学院院长总科学秘书

А.В.托普奇耶夫院士

РГАЭ，ф.9480，оп.3，д.1728，л.30

№20389 克鲁季科夫与龚普生会谈纪要：关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1958年7月1日)

摘自К.А.克鲁季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16日

第28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普生的会谈记录

1958年7月1日

今天，根据邀请我拜访了龚普生。

龚普生提醒道，在一系列会谈中，我谈到关于“两个中国”的几个问题，而她也承诺过要详细地向我们谈一谈中国对各种可能导致“两个中国”情况发生的现象的现有规定。她请我们原谅其在近两个月内都没有能够举行这一会谈。(注：从我们与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得知，近一段时期中国外交部召集在北京的中国驻外使节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和讨论。)

龚普生说，近期美国加紧实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众所周知，中国一直都对“两个中国”持反对态度的。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原则性立场苏联同志是相当清楚的，因此这里没有必要再次重复。美国人运用一切非正式的渠道，“暗中”极力企图将“两个中国”的思想强加于人。他们避免以正式声明的方式来涉及这一问题，而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其他非正式国际组织开展活动。

龚普生继续道，首先，美国试图将中国从其业已参加的国际组织和会议上驱逐出去。

前不久，在法国举办的大型电子系统国际会议例会上各西方国家便曾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当时，中国已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的工作，而中国政府也已决定要加入这一组织。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起初该组织似乎并没有蒋介石分子。然而，当中国代表抵达法国之时却发现，此次会议的参加者中还有三名蒋介石分子。我们的代表自然要对此提出抗议并要求将蒋介石分子驱逐出会议。可是，我们的建议不但没有被会议采纳，西方国家甚至提出关于将中国代表赶出会议的建议，虽然后者的建议并没有获得大会多数的通过。随后，中国代表继续抗议蒋介石分子参加此次会议，并宣布中国退出该组织。

龚普生接着说，国际自行车者协会也已接纳中国为会员，并在起初便宣布蒋介石分子不得加入该协会。可是，随后蒋介石分子还是渗入了该协会。

目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存在有“两个中国”，因此蒋介石分子也已被其接纳为该委员会的会员。

国际排球联盟反对接受蒋介石分子为自己的会员，只是其目前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以抗衡西方的压力及其所推行的用来孤立中国的“铁丝网”策略。1959年本应举行该联盟大会。但由于如果召集大会，就很难回避讨论关于蒋介石分子的会员资格问题，于是该联盟领导层决定取消来年即将召开的联盟大会。

由英国共产党员蒙塔古领导下的国际乒乓球协会也反对蒋介石分子成为其会员。后者曾多次要求该协会接收台湾为会员。该协会领导层目前正在对自己应采取的对策进行研究，以阻止蒋介石分子加入该组织。

龚普生说，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一直都只承认中国，而不接受蒋介石分子。例如该组织多位领导人均宣称，以朱家骅为首的台湾组织并不能代表中国；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本身实际上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宣传机构。该组织领导人去年曾来过中国，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很多中国活动家周凯申(Чжоу　Гэньшен)、闻江平(Вэнь　Цзян-пин)和吴茂荪(У　Мао-сунь)等都曾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该组织的大会。不过，该组织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也并非总能保持一贯立场。在承认中国而不承认台湾的问题上其还有很多不足。因此，该组织也存在产生“两个中国”问题的可能性。问题在于，该组织虽然不承认台湾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但认为台湾协会至少可以代表自己，因此台湾仍有可能被吸收为其成员。为了使该组织的领导层具体以如此方法来“解决”问题，蒋介石分子和美国人可费了不少劲，目前看来，他们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了。据蒋介石分子声称，该组织已对关于接收台湾为其成员的问题作了两个研究，只是暂时没有得出结果。但问题依然存在，估计在该组织下次例会上仍将要讨论台湾加入的问题。

总之，龚普生总结道，自1952年在多伦多举行了国际红十字会第十八届大会之后，在英、美的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分子不断试图钻进中国现已加入的5个国际组织，具体包括：三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大型电子系统国际会议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合会。应当说，所有这些组织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两个中国”的说法。而且在这些组织中还存在这样一些情绪：如果由于中国的抗议而导致蒋介石分子不能成为这些组织的成员，那么他们将把中国从其组织中除名。而助长这种情绪的漫延和在背后捣鬼的人无疑正是美国人和蒋介石分子。在上述这些不太体面的手段背后还有一种稍微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有人会貌似公正地宣称：体育和科技都是属于政治之外的人类活动，不应受到政治的限制。

龚普生说，前不久中国代表团在参加了国际足球大会的工作之后回国。众所周知，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对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提出了抗议，发布了反对蒋介石分子参加该会议的声明并退出了大会。龚普生强调，在围绕着这一问题的斗争中苏联代表团给予了中国政府巨大的帮助。

接下来，龚普生开始系统性地谈关于具体有哪些情况可能被敌对势力利用以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瓦解中国在反对“两个中国”斗争中所实施的政策和具体对策。

龚普生接着说，我们认为可能和常常会有以下五种情形会被敌人利用以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而针对每种具体情形和敌人所使用的手段，我们也将采取一定的应对方法。

一、一些由集体性成员组成，既承认中国，也承认台湾(其经常打着“中华民国”、“福萨摩政府”等旗号)的国际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参加过所有这些机构并将一直要求将蒋介石分子驱逐出去。

如果这些机构不接收中国的要求，中国将退出其所召集的代表大会，不作为其成员国，不参加其举办的国际性会议。例如，我们退出了国际红十字会大会；退出了大规模电子系统国际大会例会，关于退出其常设机构的问题目前仍在研究；我们还退出了国际足球联盟，等等。

目前，还有9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其成员国既有中国，也有蒋介石分子。而中国还未从其中退出，具体如下：

1.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我们还没有从该机构中退出，但也没有参加在墨尔本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2.国际游泳爱好者联盟；

3.国际篮球联盟；

4.国际竞技性摔跤联盟；

5.国际田径爱好者联盟；

6.国际射箭体育协会；

7.国际举重体育联盟；

8.国际自行车爱好者联盟；

9.亚洲乒乓球联盟。

龚普生继续道，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目前将蒋介石分子从上述9个组织中赶出去的可能性很小，而长期维持现有局面在政治上对我们非常不利。

因此，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将采取那些果断措施的问题(注：稍后，中国外交部向苏联使馆通报说，中国已决定退出上述9个组织，并为研究该问题而希望于7月19日在北京召集兄弟国家代表开会)。

在此之前，当我们要参加某个国际性组织或参加某个会议之时，总是要先了解一下，那里是否有蒋介石分子。大家都知道，我们经常会要求苏联同志帮我们搜集关于这些组织的情况资料。

龚普生接着说，为回应中国代表对蒋介石分子提出的抗议，后者只有一次退出了国际机构，例如蒋介石分子退出了1952年在多伦多举行的第十八届红十字会国际会议。

二、支持集体个人和个人成为其会员的国际性组织。

这样的组织，如民族权利组织和汉学家组织等。从这些组织的形式来看，如果有一些中国人参加了类似组织，似乎并不会发生“两个中国”的情形。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避免出现“两个中国”的情况。因为如果在某个组织中有一个蒋介石分子，那么他必然要谈及台湾在该领域所做的事。前不久，在印度举办了一个农业经济专家协会会议。印度人“不妥当地”向蒋介石分子发放了签证。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干脆不派自己的专家参加此次会议。

总之，龚普生强调，对于多数类似上述的组织，我们现在已做出了不加入的决定，虽然碰到具体问题我们还需特别具体地加以分析。以前，我们也曾参加了类似上述组织的会议，但参加了两次之后我们便再没有参加过。

每当在国际组织或会议上有中国海外代表参加之时，我们每次都会对相关情况作专门的研究。问题在于，这些人或其组织可能跟蒋介石分子并没有关系，都是真正出于自愿而来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在处理此类事务时也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仔细研究这些人的政治面貌及其社会关系，因为蒋介石分子完全可能利用中国海外侨民以达到其形成“两个中国”局面的目的。

三、联合国中的一些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和会议，在这些组织的核心机构中是有蒋介石分子的，但在其基层机构中却没有蒋介石分子。

龚普生说，针对这样的组织(不论是其核心组织，还是基层组织)我们都选择不参加。这里，我们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例。在该组织的核心机构中有蒋介石分子，而在其个别基层组织中却没有。但我们依然不参加其中的任何组织。

总之，龚普生强调道，在这方面我们的原则是：“通过正规渠道，而不是后门”参加国际生活和国际组织。从前，我们(中国人)也曾通过自己的个别人，以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身份，而是某个明确的国际组织代表的身份与一些组织保持着关系。例如刘宁一和刘长胜曾经以世界工会联合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工作。但今后，我们将不会再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国际生活，因为最终大家毕竟还是会晓得，中国代表是以什么名义参加的。

不久前，世界工会联合会领导人邀请我们的代表以他们代表团的身份参加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例会，我们拒绝了。

四、各种要求中国向其提供资料的国际组织。

有一些组织，其中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常会请求我们向其提供相应的物资，各类型图书和出版物的副本等。类似这样的组织，我们以前并没有向他们提供过物资，今后也不会给。如果这些组织自己在哪里得到了某些物资，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我们，龚普生强调，将不会向其提供任何物资。

至于通过联合国机构从事有利中国的宣传活动，龚普生继续道，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和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Г.А.茹科夫同志之间倒是曾就这一问题的性质交换过意见。据龚普生所知，赵毅敏同志当时谈话的意思是：不论是做宣传，还是传播关于中国的资料，都不愿意利用这样的渠道。例如中国不愿意为此目的而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所出版的杂志，因为该组织的其他出版物经常会提及台湾。龚普生几次重复中国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即“一些杂志或其他出版物在发表了我们的材料或关于我们的材料的同时，又载有关于台湾或台湾组织的内容”。

龚普生顺便指出：“如果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也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使类似出版物不再从事有利于蒋介石分子的宣传活动，那就再好不过了。”

五、各种与联合国保持着一定关系的国际机构。

这里可能存在好几种关系模式，我们应当明确与其关系。

1.如果在决议中提到联合国宪章，那还不足以作为拒绝这一决议的理由。如果在决议中只是泛泛地提到联合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喜欢对该问题进行特别细致的研究。例如，如果决议指出联合国应当支持黎巴嫩的反殖、反帝斗争，那么我们就会支持该决议。如果决议指出所有同意该决议的国家(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或其他国际组织)都应根据决议内容承担某种责任，那么与此相关，我们每次都会特别声明中国的立场，即中国还不是联合国成员，因此中国不必承担联合国机构所作决议中所规定的义务。

龚普生继续道，这里还有一个例子。亚非国家团结大会通过了关于编制亚、非国家历史和地理百科全书以及关于召集相关历史学者组建编辑小组等决议。上述决议还指出，该书将反映亚、非人民从事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历史；该百科全书的编辑活动应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要求来做。

针对类似这样的出版物，龚普生强调，我们不会有什么不同看法。至于其中提到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确定的要求来从事编辑活动，“针对这样的表述，我们无法接受”，因为中国既不是联合国成员，也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中国代表在此次大会上特别指出，截至目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还未恢复，因为中国无法同意决议的第三款内容，即要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来编制百科全书。

2.与联合国建立了咨询性关系的国际机构。

我们认为，针对每个具体情形都必须对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仔细的研究。至于我们，我们反对与联合国建立此类关系，而在投票表决时，我们都会投弃权票。类似的情况过去已发生过。例如在国际记者协会。当时，参加该组织例会的中国记者协会代表邓拓便在会议表决时投了弃权票，并就中国的立场发表了相关声明。

3.有联合国代表参与工作的各种国际性机构。

在类似情况下我们的活动都将遵循以下原则：如果联合国代表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了这些机构，但不在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我们就不投弃权票。在中国的权益尚未恢复的场合，如果联合国代表在这些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或经常会作具有重要意义的报告，那么我们将不参加这些机构的工作。以亚、非国家妇女大会为例。联合国以观察员身份——类似于上级组织的代表参与了该大会的工作，经常对大会发布指示和教导。于是，当联合国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时，中国代表团便退出了会场。

总而言之，龚普生在结束时说，我们赞成国际合作，但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类似以上所述的做法来行事。另外，龚普生强调，我们也会经常性地要求兄弟国家以自己能够接受的方式反对蒋介石分子参加任何国际组织，不论其打着什么旗号：如“中华民国”、“福萨摩政府”，等等。

在进一步明确中国持赞成国际合作的立场的同时，龚普生说，中国同志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甚至也会参加由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居统治地位的那些组织，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样的组织毕竟能对我们有一定的好处(虽然这样的好处并不太大)。例如，通过参加国际技术等会议可以终究能为我们的科技和科学部门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而利用这些组织也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等等。但是，龚普生强调：“在参加类似组织和会议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因为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就盲目从事。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在类似这样的组织和会议上是不可能得到真正有价值和真正带有某种机密的东西的。从另一方面而言，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可以依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帮助。当然，参加了这些国际性组织总是会有一定的好处的，而不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也不会对我们有多大的伤害。我们时常以如下格言告诫自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即我们不能因为要参加某个国际组织而为敌对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留下可乘之机。正因为这样，我们只是会参加个别的国际性组织，而这都是在我们判断其会对自己有一定好处并不会对中国的威望造成损害的前提下进行的。不过，在多数情况下，我们参加国际性组织都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龚普生指出，的确，中国有一些知名人物只会盲目地相信所有外国人，而不相信自己和中国人民，他们要求不加区别地参加所有国际性组织。此类人可能包括中国民主党派中的一些活动家以及一定数量的各领域科技老专家。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龚普生声称，我们认为：“不参加一些确定的国际组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会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不参加在相当程度上将加剧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并促使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因为大家都清楚，美国正是‘两个中国’谬论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推动者。”

这里，我们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为例。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加该组织，就将导致广大的中国领土处于相应的科学研究工作范围之外。而这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指责，其中被指责的对象就包括美国在内。有时，我们也会不急于参加各类型的国际组织，即使该组织的成员国已表示反对“两个中国”的思想。

龚普生强调，中国“并不害怕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我们认为，中国的不参加将逐渐地使那些现在正极力将中国清除出这些国际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害怕才对”。“另外，我们相信一点，即终究会有一天这些曾经反对中国参加国际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将会反过来要求中国参与国际生活。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的实力，相信中国将在各个领域都取得迅速的发展，相信中国将会在不远的将来在许多方面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我们的足球运动为例，龚普生继续道，虽然我们现在退出了国际足球联盟，但如果将来我们的足球运动发展得好，国际足联终究会被迫要求我们加入的。

最后，龚普生请求我们在以下方面对中国给予帮助：她说，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1958年6月4日台湾“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秘书长范之(ФанЧжи)声称，目前其正打算增加“联合国救济香港难民文案执行委员会”成员数量，即从原来的24个成员增加至25个。而且，据他讲，国民党代表也加入了该委员会。而中国同志对该委员会的情况一概不知。龚普生请求苏联同志向其通报关于该组织的基本资料，具体包括：详细名称、组建时间、性质及其工作人员等。我答应将就这一问题查询相关资料。

我感谢龚普生为我们举行这次会谈，并强调，此类会谈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同志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思想。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工作人员闫虎山(ЯнХушань)、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К.克鲁季科夫(签名)

文件共6份，送：В.В.库兹涅佐夫、Ю.В.安德罗波夫、М.В.齐米亚宁、Г.А.茹科夫等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年7月11日

第569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2-186

№26368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使馆照会：拟聘请导弹试验靶场专家(1958年7月3日以后 [9] )

(58)部苏字第0/7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向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致意，并谨请将下列请求转达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因工作需要，拟聘请一个苏联专家组，共计40人，来华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靶场机构进行筹建和使用即将建成的导弹试验靶场的工作。专家组在华工作的期限暂定1年。专家组包括：

组织、领导靶场进行试验和训练的专家2人(即靶场专家组的正副组长各1人)。

甲组6人，计：

1.在技术阵地和发射阵地试验导弹的专家(电气工程师)1人

2.发动机试验专家1人

3.导弹单元试验专家1人

4.无线电控制系统专家1人

5.空气动力学、弹道学和分析测量结果的专家1人

6.地面设备专家1人

乙组8人，计：

1.综合试验专家1人

2.运载飞机控制站、发射电路和挂载装置专家1人

3.靶机发动机和机身及运载飞机的专家1人

4.导弹的单元准备和综合准备专家1人

5.空气动力学、控制系统调整和导弹效力专家1人

6.试验导弹的试验飞行员兼引导运载飞机的领航员1人

7.运载飞机上和导弹上测量专家1人

8.外部测量和测量结果初步整理工程师1人

靶机组3人，计：

1.靶机的自动装置和稳定系统专家1人

2.无线电控制仪器和MPB 2M型地面引导站专家1人

3.挂载装置和降落伞靶专家1人

丙组8人，计：

1.综合试验专家1人

2.弹载无线电控制仪器、无线电控制系统和无线电引信的检验仪器专家1人

3.自动驾驶仪、弹载电路及其检验仪器专家1人

4.发动机和弹体专家1人

5.地面设备专家1人

6.分析全套武器工作情况的专家1人

7.引导站检查记录仪器和模拟仪器专家1人

8.综合测量专家1人

海军分场6人，计：

1.组织、领导试验和训练的专家1人

2.全套装备(导弹、地面设备、发动机、燃料、战斗部和引信装置)的专家1人

3.全套控制系统、雷达站和靶标设备专家1人

4.全套测量设备(光测设备和遥测设备)和整理、译解测量结果的专家1人

5.空气动力学、飞行动力学和分析测量结果的专家1人，

6.弹在控制仪器(独立控制仪器、控制站、电气设备和试验设备)专家1人

各种导弹的共同勤务7人，计：

1.时间统一勤务专家1人

2.遥测专家1人

3.光测专家1人

4.雷达专家1人

5.战斗部、引信装置和火药专家1人

6.无线电通信专家1人

7.燃料和氧化剂专家1人

上述专家组的人数和专业是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有关部门同目前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共同商量后提出的。如在专家人数、专业和在华工作期限等方面仍有考虑不当之处，尚望苏联政府斟酌予以重新安排，并希早日得到苏联政府对此请求的答复和派遣上述专家尽速来华。

此外，外交部曾于1958年6月10日发(58)部社字第0/162号照会，请苏联政府派1名专家协助建立导弹试验靶场。大使馆曾于1958年7月3日复照同意。在此需要说明，这位专家应包括在上述40名专家组中，并担任这个组的组长。希望这位专家组组长亦能尽早地来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大使馆的协助预致谢意。

此致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8年______月______日于北京

附专家名单俄文本一份 [10]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932，д.6，л.201-205

№20390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南斯拉夫加紧在亚非国家活动(1958年7月9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16日

第289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7月9日

今天，我拜访了陈毅，并根据中央的委托请他向毛泽东同志转交与会国兄弟党代表在1958年莫斯科经互会会议上的谈话速记记录。陈毅说，这份速记记录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并对苏方向中方转交这份记录的举动表示了感谢。

根据А.А.葛罗米柯同志的委托，我请陈毅随意为苏联《国际生活》杂志写一篇文章，题目为国际问题方面。陈毅表示同意写这篇文章。

会谈期间，我们的谈话还涉及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陈毅强调，“针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地围而歼之”。陈毅认为，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将重点集中在揭露南斯拉夫人的活动方面，因为正是后者在制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另外我们还应当把南斯拉夫人当作共产主义事业的叛徒来予以揭露。陈毅继续道，近期南斯拉夫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幌子不断加紧针对亚、非国家的活动。陈毅特别指出，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提前采取反措施，以抑制南斯拉夫人的企图。陈毅说，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亚、非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斯拉夫人持信任态度，并顺从于他。

陈毅强调，南斯拉夫人的这些活动是极其有害的。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应当更有力地在亚非国家面前揭露南斯拉夫人所谓的空洞的热爱和平的活动，因为后者实际上对维护世界和平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作用。陈毅继续道，也许，“在这方面，我们——中国外交部和兄弟国家驻北京的大使馆应加强针对驻中国的亚非国家使馆的工作”。

我表示同意陈毅的这一观点。

我提出一种观点，即南斯拉夫人利用纳赛尔访问南斯拉夫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一些目的。陈毅说，他同意这一看法，并说中国方面目前对纳赛尔和铁托的会谈情况一无所知。我说，苏联使馆也对此不太了解。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助理方祖安和我使馆随员Р.Ш.库达舍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送：葛罗米柯和安德罗波夫等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库达舍夫

1958年7月14日

第589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70-171

№13731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会谈纪要：中国要求援助导弹生产厂(1958年7月11日)

摘自В.В.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11日

第01887号

绝密

文本第13份

与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张伟烈同志谈话记录

1958年7月11日

应张伟烈的请求我接见了他。

张伟烈受中国政府的委托向我递交了一份正式照会。照会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生产导弹企业问题(译本附上)。张伟烈同志请求我把这个请求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把审核结果尽快通知大使馆。

我答应立即把朋友的请求通知政府，并肯定地表示，这个问题将会得到认真的研究。

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程鲁生和三等秘书А.И.费列夫。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

文件分送：科兹洛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米高扬同志、库兹湼佐夫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帕托利切夫同志、马林同志、佐林同志、库兹明同志、齐米亚宁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波采罗布同志、卡巴诺夫同志、斯卡奇科夫同志

归档3份

附件：

在1958年7月11日会谈时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张伟烈亲手交给В.В.库兹涅佐夫的。尊敬的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荣幸地恳请您协助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中国建设一系列导弹工厂方面给予援助的照会转交给苏联政府，工厂的具体方案和他们的生产规模包含在下面几条中：

一、远程弹道导弹厂(142厂)

生产规模与轰炸机工厂相等，年产800枚导弹。

建设期限：1961—1963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1—1963年

二、中程弹道导弹和近程弹道导弹厂(162厂)

生产规模应该与生产驱逐机的工厂相等，年产2000枚导弹。

建设期限：1961—1963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1—1963年

三、导弹推进器厂(440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应该生产出满足于142厂和162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四、导弹仪表厂(252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满足于142厂和162厂开展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五、导弹控制系统仪器厂(951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142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六、导弹控制系统仪器厂(952厂)

计划的生产规模为：生产出162厂进行生产所需数量的产品。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七、一级原子能物理仪器厂

生产一级真空泵以及满足第二机器制造工业部所需要的仪器。

建设期限：1960—1962年

设备供应期限：1960—1962年

如果您尽快通知我苏联政府对我们上述请求的意见的话，我将非常感谢。

谨向第一副部长同志致以真诚的敬意。

(标记和条目按原件)

中国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

张伟烈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3，п.431，л.44-46、50-52

№13824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向中国提供海军援助(1958年7月1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15日会议第163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5项　关于在建设海军方面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的问题。 [11]

(赫鲁晓夫，米高扬)：撰写给毛泽东的密函，大体上是就陆军和海军问题交换意见。 [12] 将触及原则性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高级别上交换意见。

委托米高扬同志起草信函草案。 [13]

第10项　Н.А.布尔加宁同志的信(米高扬、布尔加宁、赫鲁晓夫、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柯西金、伏罗希洛夫)。

我认为，布尔加宁同志的举止不正确。

提供休假，期限为1个月。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38-39

№2041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中东事件给各国领导人的呼吁信(1958年7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19日会议第166号记录

(赫鲁晓夫、柯西金、米高扬、伏罗希洛夫、苏斯洛夫、库兹涅佐夫)

致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尼赫鲁的呼吁信，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致其他国家工会的呼吁信。

“总统先生，我们正处于严重关头，我们正在走向灾难。

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东方燃起。我们将会看到无数的尸骨。你们发动了侵略战争，尽管是局部的侵略战争。希特勒也是这样发动战争的。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你们采取的措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会把人类带向灾难。

我们的呼吁不是从实力原则出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你们的一些部长的声明是不负责任的。 [14]

你们有炸弹，我们知道。我们也有炸弹。

我们应当保障和平共处。

你们想怎样呢？

你们派出了军队，但是没有获得黎巴嫩议会的同意。 [15] 黎巴嫩的人民已经愤怒了。

英国人也向约旦派出了军队。

黎巴嫩和约旦的统治者丧失了自己人民的支持，他们开始向国外寻求支持。

大家都了解历史，但是不要往火坑里跳。你们不会长久待下去。这将会带来无休止的斗争。

麦克米伦先生知道，他的军队两年前被赶出了约旦。

这是毫无理由的粗暴的侵略。

关于撤军。需要立即撤军。让人民自己来决定。

在这个严峻关头我们建议主要国家召开会议。把时间尽快告诉我们，以便理智地解决问题，制止冲突。

我们已经说过，在商业的原则上不会给石油利益造成损失。

建议召开会议或者通过安理会解决问题。

如果你们觉得日内瓦不合适，我们同意在华盛顿会谈。关键在于你们。”

工会的呼吁信也要起草；要对青年、科学家、妇女组织进行呼吁。

联合国或许会像国际联盟一样被扼杀。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1-42об

№2041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关于中东事件所采取的新步骤(1958年7月1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近东和中东事件采取新步骤问题所举行的会议速记记录

1958年7月19日

赫鲁晓夫：关于应当还要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应该交换意见。我认为，我们应当向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或许还要向尼赫鲁发出呼吁。这些呼吁要阐述我们对于所形成的局势的看法。

应该把格里申同志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请来，根据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政策向所有国家的工会发出呼吁。

有人说：对。

赫鲁晓夫：应该利用一切手段。

米高扬：应该想出办法。

赫鲁晓夫：是的。如果大家同意，我想谈谈自己的想法，我认为这些想法是应该包含在呼吁信中的。

伏罗希洛夫：事实上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想谈得随意一些，以便其他人也可以谈。而且今天就应该结束这件事情。

呼吁信不应该太长，但要有表现力。因此我邀请了格里巴耶夫同志，他做这样的事情言简意赅，语言尖刻。

有人说：还有尤里·茹科夫。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格里巴耶夫的语言更为尖刻。

我认为对总统的称呼必须要用这样一种语调，比如：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先生……

米高扬：一封信有三个称呼。

赫鲁晓夫：信将是同一封信件，但我想要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伏罗希洛夫：是的。

赫鲁晓夫：应该有各种立场，就拿戴高乐来说，法国现在还没有参与干涉。

米高扬：他们是被赶走了。

苏斯洛夫：他们被痛打了一顿。

米高扬：他们想留下来，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允许，就把他们赶走了。

苏斯洛夫：这是个非常令人感兴趣的信息。

赫鲁晓夫：我没有读过这个信息。这意味着我们不是要写一封信，而是三封信。

米高扬：戴高乐应该会抱怨美国人。

赫鲁晓夫：一句话，应该这样呼吁：“总统先生，我们现在正经受历史上最严峻的时刻，我们正在走向灾难，哪怕稍不留神中东就会爆发战争，而战争一旦在一个地方爆发，就像风助火势一样成为世界战争。我们和你们(可以这样表达)知道，战争意味着什么。我们苏联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了解战争的，因为我们遭受过敌人的侵略，看到过敌人成堆的尸体，而这些敌人入侵我国的目的都是为了征服，我们的战士和人民也经受了巨大的损失。

你们开始了侵略，现在你们想进行侵略，你们宣称这种侵略是地区性的，但是，当希特勒进攻波兰的时候，他也认为他进行的是地区战争。他认为可以征服波兰，然后同样可以征服法国，接下来征服苏联。他就是这样做的，而这导致了世界战争，也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我们都经历过这段历史，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我们没有权力忘记这段历史，因为我们采取的措施都会带来自身的后果。你们现在正在迈向发动世界战争的道路，这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写信给你们不是为了恐吓，因为你们做得已经足够了，首先美国不负责任的将军们关于这一点做的也已经足够了，比如第六方面军指挥官就毫无顾忌地说了许多。如果他是苏联公民，如果失去理智做了这些事情，那么按照我们的法律，他或者已经被告上法庭，或者已经被送进疯人院了。

或者正如你们的一名部长麦克伦的发言。我们知道，你们拥有氢弹；我们知道，你们有空军和海军，但是我们也有这些。因此，现在我们不会加剧紧张的气氛，在许多军事文件中都充满了这种紧张气氛。我们应该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而不能依靠挑起军事冲突的手段，这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我们应该依靠理智，沉着，以便消弭战争，保障世界和平，保障不同国家和平共处。

当你们派出自己军队的时候，你们想怎样呢？你们宣称说，是黎巴嫩总统向你们请求援助。但是黎巴嫩议会什么也没有说，而议会主席表示了反对，黎巴嫩武装力量总司令也表达了反对。”

苏斯洛夫：人民被激怒了。

赫鲁晓夫：人民被激怒了。并且，对于黎巴嫩发生的事件，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掩盖就是外部入侵的事实。而且，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先生也不得不承认，黎巴嫩国内正在开展国内斗争，黎巴嫩人民被激怒了，并且不再支持他们的总统，秘书长先生也想施加自己的影响，以便推行能够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

在约旦。麦克米伦说，是由于侯赛因国王的请求他们才空降了部队。

看起来，无论是黎巴嫩统治者，还是约旦统治者都失去了人民的支持。他们害怕自己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不会支持不符合他们国家利益的体制，因此他们决定依靠外国干涉力量——美国和英国。

这会导致什么后果？从历史可以知道，如果一些国家的政府推行的政策不能符合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依靠自己的武力牢固地掌握政权并结束灾难。何况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依靠外来武装，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被容忍的。

如果约旦的情况确实是这样，统治者不能确信他们的人民将容忍他们，那么谁将管理这些国家呢？是这些外国干涉者吗？他们前来挽救这些统治者，并以此为幌子通过这些统治者管理这些国家。

这是殖民主义者过去推行的政策，这种政策全世界都知道，无论是殖民主义者还是殖民地人民。因为这是长期的斗争，这不是和平，是正在结束的长期斗争，当然，对于走上这条道路的人们来说这是一场灾难。

对麦克米伦的呼吁应该这样说；何况，麦克米伦先生应该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仅仅在两年之前，正是在侯赛因国王统治时期他们的军队从那里被可耻地赶了出去，而现在侯赛因国王又请求这些军队回来。可以想象一下，当英国士兵出现在约旦的时候，会引起怎样的一种“热情”，因为他们是旧相识。这种愚蠢的解释掩盖了美国和英国毫无理由的侵略行为，他们只是以被他们收买的卖国政府的请求为掩盖。

应该怎样解决呢？最明智的解决办法就是迅速撤出占领军和外国干涉武装，并给予这些国家的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机会。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经受历史上战争与否的危险时刻，应该召开主要大国会议，以便消弭战争，保障各国的和平与安全，保障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我们愿意在任何时候进行这样的会谈，并且越快越好，因为历史赋予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同时，也可以通过理智的措施预防灾难的到来，而不是爆发战争，不是消灭无数的人们，不是毁灭创造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古迹。

在给你们和西方其他国家的文件和呼吁信中我们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应该达成协议。当然，这种协议不会损害联合国，不会违背联合国宪章，协议也不应给近东和中东国家带来损失，相反，其目的应该是保障他们的独立并完全尊重他们的主权。

接下来谈论这些国家的石油和其他资源的利用问题。

这些国家的人民和进步力量说，他们不否认西方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们希望西方国家对这些财富的利用要以商业利用为基础。这样的解决办法有助于双方经济和相互联系的顺利发展，有助于消除紧张局势和建立全人类都需要的正常条件。

因此，如果你们同意，我们邀请他们参加这次或下一次会议是有益的，或许，当我们达成协议的时候，需要把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决议提交到安理会，以便邀请这些国家来解决问题并消弭军事冲突。

我们多次声明，我们同意各国之间达成协议，以便使中东和近东不再成为战争策源地，以便制止向这些国家出售武器。

(或许他们还有其他的理由，但是特别不需要重新输送武器。)

我们认为，总统先生，如您同意我们的意见，如果您觉得日内瓦或者中立国家的其他城市不合适，为了就举行会谈的日期和地点问题达成一致，为了进行会谈并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愿意在华盛顿或者在美国的其他城市进行会谈。

这将会是我们两国最高尚的行为。这将是对世界和平和安全事业最为伟大的贡献(以及其他富丽堂皇的辞藻)。

这将会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无论他们的种族和信仰等等(用漂亮的语句)。

因此，总统先生，这场冲突怎么解决，事件怎么发展，问题能否解决，是战争还是和平将取决于你的政府，取决于你个人，总统先生。

致以诚挚的敬意，等等(一些表达)。

致麦克米伦的信件也是这种风格。

致戴高乐信件的风格要有一些不同。

致尼赫鲁的信件要采取第四种风格。

对全世界工会的呼吁。也要简明地说，现在我们正在经受历史上的严峻时刻，是否允许世界动荡或者我们要保障和平等。然后说，这场战争中的受害者首先是谁。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中的先进力量创造着财富，保障着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发展，工人阶级在战争中将会付出最为重大的牺牲，因此，对于一些统治者滥用权力并准备世界战争，我们现在不能袖手旁观，这场战争会剥夺数千万人的生命。因此我们号召各国个人、工会表现出一种责任感，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要求自己的政府停止战争准备，从黎巴嫩和约旦召回占领军，不让他们今后准备和发动战争，而现在离他们发动战争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然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苏斯洛夫：这个不需要。

米高扬：是的，不需要。

柯西金：可以以青年的名义发出呼吁。

赫鲁晓夫：可以包括大学生组织和青年。

苏斯洛夫：可以以科学家和作家的名义发出呼吁。

伏罗希洛夫：妇女组织较有吸引力。

赫鲁晓夫：对。我认为我们的国际议会联盟应该包含进去。

我个人目前就谈这些。如果在2点钟之前做完这件事就好了，在1点50分之前做完更好。

柯西金：是否应该说出我们在中东的立场：我们在那里没有任何的物质追求。

赫鲁晓夫：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对任何物质利益都不感兴趣。我们的利益只有一个，就是保障中东和平，保障阿拉伯国家的独立，不干涉，等等，这符合世界各国的愿望。这是正确的。

这封信从实力的角度出发，不要乞求，而要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责任。信中应该说，我们发出呼吁是由于我们不能袖手旁观，但是我们不希望通过战争解决这个问题。

米高扬：我觉得不要提及希特勒。应该说，历史上的所有战争证明，这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提到希特勒，那么会把艾森豪威尔气得发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波兰，我们也会受到责难。如果甚至连希特勒都不提，而只是说这种战争会带来什么，大家都会明白的。

赫鲁晓夫：为了折中一下，我不坚持自己的意见。

米高扬：应该说，不要依靠粗暴的武力来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瑞典人已经证明，出动军队缺乏客观的理由。

苏斯洛夫：可以举出日本的声明。

米高扬：关于约旦应该强硬地说，所谓的请求只是不负责任、脱离了人民的国王一个人的请求。

赫鲁晓夫：这违背了人民的意志。派遣军队的一次行为就足够了，而且这次行动没有联合国的领导。

米高扬：接下来应该说，你们经常宣称支持联合国，而你们的行为证明，这使联合国受到损害，因为在人民生活的关键时刻，英国和美国的军事行动打击了联合国。

赫鲁晓夫：国联就是这样消亡的。

米高扬：我不能确信，但是或许可以这样说。当英国军队撤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军队也撤出。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么出动军队的那些国家短期内就会撤军。

赫鲁晓夫：应该说，有一些联合国的检查员在他们的报告中说，关于这一点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已经说过了，正如他们所说，这没有经过仔细审查，是从外面传来的。

米高扬：应该支持检查员，他们应该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的高层会议应该辅助安理会，并且有所有相关国家参加。

赫鲁晓夫：有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尔舍尔德参加的高层会议。

米高扬：这一点我早上已经考虑过了。如果说，要这些国家参加会议，他们是不会抱怨的。

我觉得，现在不要提出停止武器出售问题，因为阿拉伯人可能会抱怨。

赫鲁晓夫：我们谈的是撤军问题，为什么要谈论武器问题呢？谁也不会允许。

米高扬：关于对工会的呼吁信。我建议这样起草。因为美国工会最坏，因此对他们应该用像美国人自己说的另外一种语言来写，而对英国工会应当用工党成员的语言来写。用他们的表述向他们呼吁，以便使他们很难辩解。使用他们的语言，免得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对其他国家的工会按照常规的语言来写。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召开工会联合会中心委员会特别会议，这可以真正地揭露他们。

赫鲁晓夫：还要说，现在可以看出，这是武装干涉，这是为了集中力量今后进行侵略。土耳其外交部长声明说，他不了解这个政府，这是一项恶劣的声明，应该引起警觉。然后，准备武装干涉伊拉克人民。

米高扬：对工会的呼吁信中应该说：请注意发生了什么事情，东方民族想推翻腐朽的国王，而同时文明国家的军队采取的行动则相反。法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为反对这种体制进行过斗争，而现在你们却成了宪兵。

伏罗希洛夫：我认为，在原则上这些都正确，但是我觉得，应当避免说我们不能保持中立，这带有恐吓的色彩。关于这一点呼吁书中已经写过了。

赫鲁晓夫：如果我们现在不重复，他们将会认为，我们退却了。

伏罗希洛夫：如果我们再重复，那么就需要有所准备。我们声明说，不会中立，这意味着我们将会干涉。

赫鲁晓夫：这不对。

伏罗希洛夫：这对我们不利。

赫鲁晓夫：他们希望的正是这一点，他们将会说：就让我们行动吧，俄国人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伏罗希洛夫：那么好吧，他们不会理会我们的声明，他们将会继续自己的政策，这意味着我们要考虑，接下来怎么办。我们不应该参与战争。

赫鲁晓夫：我们没有谈论宣战问题，而是谈论信件。我们应当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向你们请求什么，如果要吞并阿拉伯人，那么请看吧，他们会吞下什么苦果，而且会取得这种结果。但是信件最好不写这些。

米高扬：他们应当害怕。

伏罗希洛夫：我认为，多次重复这一点是不对的。

赫鲁晓夫：我们不得不重复，如果我们沉默的话，他们将会骑到我们的脖子上。

伏罗希洛夫：现在，因为我们采取的是警告措施，不需要把事情做到底。我们说，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有机会说其他的话。

赫鲁晓夫：到那时候再说就晚了。

伏罗希洛夫：这不是外交语言。

赫鲁晓夫：你没有读那些材料。第六方面军总司令说了什么？

伏罗希洛夫：他威胁说，他有一切手段。

赫鲁晓夫：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是为了恐吓我们。

伏罗希洛夫：但是我们不怕。

赫鲁晓夫：应该说出这一点。

米高扬：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存在两种可能，如果我们走得很远，俄国人将会干涉，将会爆发世界战争；其他人和俄罗斯人都说，他们不希望战争，因此可以采取行动。

伏罗希洛夫：难道我认为他们是品行高尚的人吗？我说我们现在不能把我们置于现在还不需要处于的那种位置。

苏斯洛夫：如果这封信中说得比那两个声明还要软弱，那么这会使我们自己蒙受耻辱。

赫鲁晓夫：他们现在还没有说，俄国人退却了。

苏斯洛夫：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再次驳斥他们的依据，即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公民的利益。特别是在致工会的呼吁信中要说这一点。这一点特别重要。看起来，所有的材料都要同时起草，正式的呼吁信今天发出，而其他的晚一天发出。

赫鲁晓夫：对工会、对青年人的呼吁信也可以明天发出，这些应该是简短的呼吁信。

库兹涅佐夫：关于致尼赫鲁的呼吁信，看起来，需要致力于使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反对这件事。

苏斯洛夫：不需要说出这一点。

赫鲁晓夫：我们把尼赫鲁变成了神的侍者尼古拉，不值得这样做。

应当说，这是一个大国。

柯西金：应当说，美国公民的安全将会得到充分的保障。

赫鲁晓夫：应当说，为保护公民进行武装干涉，而这个理由已经有漫长的历史了。所有的外国干涉者和殖民主义者都以此来解释自己的武装干涉。

关于召开政府首脑会议，我们是提议四个大国参加吗？

赫鲁晓夫：五个。

库兹涅佐夫：这么说也包括印度。

米高扬：关于向哈马尔舍尔德发送一封信件的决定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应该把所有这些信件都发给哈马尔舍尔德，请求他复印这些信件并分发给各国代表。

米高扬：此外要邀请他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是的。现在最为主要的事情就是把信件送给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尼赫鲁，其余的信件稍晚一些，而这件事情现在就要做。需要把速记记录辨识出来，并立刻送给尤里·茹科夫和格里巴耶夫。我喜欢你们关于马尔金的文章，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逻辑性强，语言犀利，就像箭头一样。如果我们以查波罗什哥萨克的名义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信件由你们来起草就好了。

由谁替外交部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呢？我认为由尤里·茹科夫、格里巴耶夫和索尔塔托夫起草给艾森豪威尔的信比较好。就让这三个人来写吧。这是重要的文件。或许茹科夫同志确实到过法国，他了解法国。一句话，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开始写信，有将近3个小时的时间。

格里申同志写致工会的呼吁信，而苏斯洛夫和库西宁同志写致妇女、青年、作家、科学家的呼吁信。

同志们，就这样。关于这个问题受到委托的同志可以自由行动了。

有没有听说瑞典代表对索博列夫说了什么？他说，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瑞典人，他是一名国际官员。同志们，你们也可以这样，尽管没有翻译也可以读懂。

РГАНИ，ф.3，оп.12，д.995，л.1-19

№13825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讨论如何答复尤金的来电(1958年7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24日会议第168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К.Е.伏罗希洛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А.И.米高扬、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М.А.苏斯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2项　尤金同志关于与中国朋友的会谈情况发自北京的1958年7月23日电报。 [16]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库西宁、柯西金)

给尤金同志起草的备忘录报告在谈话时没有交给中国朋友。

你们怎样才会同意呢？

我们本身在斯大林时代就反对租赁。

关于米高扬同志就有过这样的失败。

我们赞成会面，但是，情况不允许。 [17]

如果不满意建议的话，我们希望听取你们的。

如果关于海军方面的请求仍然有效的话，那么，你们也可以提出一个补偿性的建议。

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我们愿意撤回，已经给你们写过信了。

让我们来减少他们的数量。

委托苏斯洛夫同志、波诺马廖夫同志，外交部方面——委托库兹涅佐夫同志。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3-43об

№21876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回复尤金发自北京的电报(1958年7月2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7月24日会议第168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决议：“尤金同志于1958年7月23日发自北京的第_____号电报”。

(决议起草和提交者：Н.С.赫鲁晓夫、К.Е.伏罗希洛夫、А.И.米高扬、В.В.库兹涅佐夫、О.В.库西宁、А.И.柯西金、М.А.苏斯洛夫和Д.С.巴塔尼斯基)

第168号第2项

1958年7月24日

绝密

兹责成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和库兹涅佐夫等同志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的备忘录草案，以便其与中国朋友举行会谈。

РГАНИ，ф.3，оп.14，д.228，л.1

№25080 莫洛托夫与孟英会谈纪要：对蒙古的经济援助和中蒙边界谈判(1958年7月25日)

摘自В.М.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29日

第18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莫洛托夫同中国驻蒙古临时代办孟英的会谈记录

(1958年7月25日)

我应邀接待了孟英。

在礼节性的交谈之后，关于自己此次来访的目的，孟英说，他此次来是想就中国给予蒙古人民共和国经济和财政援助的问题与我们交换意见的。

孟英同志通报道，近日中国政府已正式同意向蒙古提供额外的援助，以作为对蒙古在去年8月份所提出请求的回应。当时，蒙古请求中国援建如下项目：几个灌溉设施，几座桥梁，1条从乌兰巴托至科布多市的总长为500公里的公路，2座电站和面积为20万平方米的住宅。蒙古政府已得到如下通知，应蒙古朋友的请求中国同意在近期帮助其建设：2座电站(1座位于乔巴山市，功率7000千瓦/时；1座位于纳来哈矿，功率12000千瓦/时)，以及面积为5万平方米的住宅区。关于蒙古政府请求中国援建大规模的灌溉设施的问题，中国政府建议，在中国完成了中蒙1956年协议所计划的灌溉工程后再行商议。孟英继续道，关于蒙古提出的援建公路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暂未做出同意的答复，只表示愿意为这条从乌兰巴托至科波多市的公路上的7座桥梁的建设提供贷款。对此，孟英指出，中国此次对蒙援助的金额已达到1亿卢布，并将采取有偿信贷的方式，而非蒙古政府所请求的那样——无偿贷款，贷款偿还期限为1961年之后的10—15年之内，年息1厘。

关于中国计划在多长期限内向蒙古提供上述援助的问题，孟英答：这将由一个即将来蒙古的中国特别委员会确定，该委员会将于今年8月来蒙古。从孟英所作的进一步解释可以看出，中国对蒙古的上述1亿卢布援助的具体落实期限是在1958—1960年间。

我也向孟英通报了蒙古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6年)期间帮助其建设各种工程的情况，其中涉及的苏联对蒙古援助总金额达到7亿卢布以上。与此同时，我问孟英，蒙古政府是否在自己1961—1965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方面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相应的援助请求。对此，孟英作了否定的答复。

我问孟英，业已开始的中蒙边界勘定谈判的情况如何。

孟英说，前不久蒙古外交部向中国驻蒙古使馆发出了一份照会，其中建议在两国正式谈判开始前便基本解决边界问题，以便双方在谈判期间只需进一步明确个别细节问题。在该照会中蒙古外交部还表明了如下一个观点，即应已苏联1945年出版的地图上的标注作为解决中蒙两国边界问题的基础，而根据该地图，一些原本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如今却被中国占据。

我问孟英，中国地图是否与苏联1945年版地图上所标注的中蒙边界线有出入？

孟英同志答，这方面的差别是巨大的。因而在此次谈判期间必须把一些地方精确化。孟英还补充道，他个人认为，在解决蒙古和中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过程中尚存在着一些无法预见的严重困难。

我们这次会谈还简略地涉及中国内政和国际局势等问题。

孟英同志说，在经过反右和顺利进行了整风运动之后，中国的国内形势明显得以巩固。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有了巨大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发展顺利。预计今年中国的粮食和豆类作物的收成均将达到创纪录的历史最高水平——超过5200亿斤。孟英接着强调，国家劳动者们正在积极奋斗，争取在最近15年内在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上不仅要赶超英国(这是最近数年内中国将要完成的主要任务)，而且要在煤炭的采掘和钢的冶炼方面赶上美国。

…… [18]

АВПРФ，ф.0111，оп.40，д.5，пап.252，л.229-231

№09901 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5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В.库兹涅佐夫

1958年7月25日

绝密

文本第12份

第1997/ГС号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经济形势

1958年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形势的特点是：工业和农业领域急剧发展的持续增长，广泛地进行加快国家技术和文化事业发展的运动(技术和文化革命)。

根据初步资料统计，1958年上半年中国工业部门总产量与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长了34.1％。

工业总产量与1957年相应的月份相比，增长情况如下：4月份是42％，5月份是46％，6月份(根据尚未公布的初步资料统计)是55％。

在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会谈时，中国领导人满有把握地声明说，他们不仅能够完成年度的最佳方案，而且将会大大地超额完成。

例如，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周恩来在评述中国急剧发展的经济形势时说，“我们甚至没有料到，我国人民能够这么快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取得了工业和农业飞速发展的如此巨大的成绩。目前，我们总是要不断地修改我们的计划，因为这些计划跟不上人民本身所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在今年6月初与苏联驻上海总领事会谈时通报说，根据中国计划机关的统计数字，本年全国工业产品与1957年相比，其增长将不会少于40％(最佳方案拟定的是34％)；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6月27日对苏联大使馆参赞魏列夏金说，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个增长量将达到45％。

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农业领域也表现出了实际效果。根据《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的报道，夏季收获的粮食作物总产量，正如收获进程所表明的那样，根据初步资料统计，今年将会达到4750万吨，比1957年多收获1750万吨，或者是58％。尤其是冬小麦的收获量将达到3200万吨，超过1957年的小麦收获量52.4％，或者是1100万吨。

粮食产量如此快速地提高，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业领域所采取并得到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热情支持的一系列重大措施的结果。自去年下半年的一段时间里，在农村大力开展了对农民的政治教育工作，加强在组织上对合作社的管理。

自1957年10月至1958年7月1日这段时间，由于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中国灌溉面积的增加量是2830万公顷，比1949年前中国拥有的灌溉面积(1500万公顷)几乎增长了1倍。除此而外，还对1250万公顷的土地进行了土壤改良，对16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土壤侵蚀进行了整治，收集了各种肥料3100亿担，或者是每亩地平均施肥9吨(主要是其他一些活性低的肥料)，植树造林1813.5万公顷。由于一些地区对90％或者是2/3的播种面积进行了品种更换，使用了改进的优良粮种，农民的劳动热情也因此得到极大的提高，使大田播种工作在效率和期限上都好于去年。很多地方还采用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措施——深耕、密植等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的通报，今年的复种率与1957年的139.5％相比是144.8％，等于播种面积扩大了5.3％，稻米的播种面积扩大了650万公顷，玉米的播种面积扩大了200万公顷，甘薯和马铃薯的播种面积扩大了450万公顷，棉花的播种面积扩大了25万多公顷。

中国领导人对于1958年农业领域的生产前景持乐观态度。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的会谈中，周恩来说，今年谷物总收成量将比去年多4000万—5000万吨，大约是22000万—23000万吨。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这将基本上满足居民的需要，并能补充国库的粮食储备，近两年来国库储备粮极大地缩减了。

中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在今年7月12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通报说，如果下半年不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害的话，那么，这一年的粮食作物总收成量大约能够达到27000万—28000万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收成量(1962年)。

上述所列举的评定是初步推断的。国家北部地区粮食作物的收割工作还没有结束，以上所说的关于作物收成量的数据绝大部分是指尚未收割的庄稼。但是，毫无疑问，1958年粮食作物收成量的增长是国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一些生产合作社里，一些面积不大的试验田也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例如，在湖北省古仓县的一个生产合作社里，1.8亩(0.1公顷)地就收获了41公担小麦，换算成公顷就是410公担。河南省西坪县“和平”合作社在2亩地里每亩收了36.6公担小麦。

使馆已经从中国有关方面获得了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的初步统计资料。

1958年上半年工业产品的总产值是433亿元，或者是半年度最佳计划的108％。半年之内完成了年度最佳计划的47％，而完成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月会议批准的年度计划的58％。

一些最重要的工业产品的生产情况可用下表来说明：

EPUB/Image00198.jpg

在上半年年度计划规定的35种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中，完成了24种。计划中没有完成的产品有：铁、机车、拖拉机、气体发生器(煤气发生炉)、农业用水泵、机纺棉纱以及其他产品。

在这半年期间里，广泛地开展了开发新产品的工作。掌握了排水量为5000吨的海运货船、80吨的电力机车、无线电工业用的半导体晶体管的生产技术。生产出了700型初轧机、3种轻型轿车的试验产品，等等。

工业部门的经济技术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好转。工业产品的成本在最初5个月里，与1957年同期相比，平均降低了7.9％。

与此同时，上半年工业部门在一些原料和材料供应方面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铸铁、某些等级的有色金属轧材(尤其是钢板)、滚珠轴承以及其他材料等供应不足。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基建投资计划的完成情况：

EPUB/Image00102.jpg

上半年全国完成的建筑安装工程总额相当于42亿元。上半年内62家超定额的企业全部或者是部分地投入了生产。此外，在过去半年内，有20多万个新的小型的和中型的(绝大多数是小型的)地方管辖的(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的企业)工业企业交付使用。在这些企业里，有2000多个小型炼炉，8000多个小煤矿和煤坑，5000多个生产水泥的小工厂等等。

在过去的半年里，生产能力的增长情况可用下列图表显示出来：

EPUB/Image00195.jpg

在苏联技术援助下正在建设的各项目上的建筑安装工程的年度计划已经完成48.3％。上半年这些工程交付使用的有：洛阳滚珠轴承制造厂、西安润滑油冷凝器厂、株洲硬合金厂、哈尔滨电度表制造厂、石家庄抗生素制造厂、汉口肉类联合加工厂，等等。

上半年铺设铁路640公里，修复铁路线2749公里。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铁路运输和河上运输工作情况有很大的改善。在半年时间里，铁路部门运输的货物量是16570万吨，是年度计划的47％，或者是1957年同时期的125.6％。河运货物量是1370万吨，是年度计划的46.3％，或者是1957年上半年的111.5％。铁路的运输成本降低了4.5％，河运成本降低了11.4％。

上半年，在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在居民就业方面出现了令人满意的趋势。临近1958年7月，在中国，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已经达到2620万人，也就是在半年时间里就业人数扩大了69万人。其中在工业部门工作的人数增加了99万人，建筑业29万人，林业和水利部门有24万人。与此同时，贸易部门的工作人员减少了50万人，国家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减少了33万人。

中国同志讲述说，最近时期，在国内一些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无论是工业部门，还是农业部门都感觉到了劳动力不足。例如，最近在北京市就出现了招聘工作的广告，这种现象在这个城市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如果考虑到北京地区已经开始了40个新的工业企业的建设工作，对此也就可以理解了。北京市的有关部门针对这种情况正在讨论关于吸收妇女参加生产建设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在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59年国内工业工人的数量将会增长到300万人。各地将从农村中吸收劳动力，与此同时，在企业处于季节性休工阶段，或者是缺乏原料的时候，许多工人可以转而从事农业生产。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劳动生产率大大地提高了，与1957年同期相比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4％，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国内市场的状况，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也变得十分正常和稳定了。在6个月时间里，一批重要商品的零售额相当于237亿元(是1957年上半年的104.3％)，其中日用品的销售额是210亿元，生产工具的销售额是27亿元，或者相应的是1957年上半年的98％和207.7％。1958年上半年，国内8个大城市的零售价格指数与1957年上半年相比，下降了0.3％。

1958年上半年购买谷物770万吨，是去年同期的104.7％。根据初步资料统计，在自1957年7月1日至1958年7月1日的采购年里，购买谷物是4570万吨，是年计划的107.9％。其中截至6月底，从1958年夏季谷物收获量中采购了470万吨，比1957年同时期谷物采购量扩大了73.9％。在自1957年9月1日至1958年7月1日这段时间里，棉花采购量是138.8万吨(是年度采购计划的108.8％)。

重要商品在半年内的销售情况可用下列图表显示：

EPUB/Image00204.jpg

国营和生产合作社贸易组织的剩余商品库存总值是228亿元，比1957年上半年多出45亿元。

在1958年上半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速度提高了，不仅超过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取得的年平均速度，而且超过了1956年达到的最高指标(超出31％)。与此同时，如果说1956年只是在工业部门获得了最高发展速度的话，那么，1958年中国农业部门的发展速度是与工业发展速度齐头并进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基础上的。这些成绩理所当然地是与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首先，党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社会主义当权派进行了斗争，与富裕中农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农村中原来的地主和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这些经济文化成就还与党在开展整风和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密切相连。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急剧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策，这个政策在党研究制定和实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过程中得到了反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了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也就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与农业的方针)、提高各地方机关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关于在统一领导和全面规划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的所属工业企业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

中国同志还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领域里的总路线，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出发点的，符合中国的具体条件，是前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结果。

在研究制定总路线过程中，吸取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所犯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暂时下降方面的那些错误的教训。

还应该指出，在研究制定总路线时，中国朋友根据自己国家的特殊条件，非常认真地借鉴了苏联的经验。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的方针时承认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的经验教训。И.В.斯大林同志在世时曾经批评过对农业发展的问题重视不够，并采取了相应的旨在加快农业发展的措施。对关于提高地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也是同样的态度。在1958年6月6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表举行会谈时，周恩来指出：“在解决国家新的经济区域划分以及在经济区域建立管理机构问题上，我们考虑到了苏联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经验。”

在过去半年里，尤其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拟定了对工业、贸易和金融管理进行改组的计划，规定在保持统一领导和计划发挥职能的条件下，发挥各地方在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之后，这项计划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在八大第二次会议结束之后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全国划分为7个经济区，即东北经济区、华北经济区、华东经济区、西北经济区、西南经济区、华南经济区和华中经济区。这些经济区的分界线，基本上与原行政区域的分界线一致。

在每个经济区都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分委员会)，其成员有各省党的委员会书记以及这些经济区所包括的各省的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委员会每2—3个月将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该经济区内及所包括的各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委员会尤其要关注与协调经济计划和合作生产有关的问题以及关于使经济发展较强的地区帮助发展缓慢的地区的问题。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目前，在各个经济区的委员会临时设立了常务办公厅，但是，今后将可能在这些地区设立固定的国家管理机关。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把大部分中央直属企业的管理权转交给地方(首先是各省、市)的政府。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的6月15日，大约80％(880多家)的工业企业(其中包括一些机关)，首先是中央工业部直属企业的管理权，转交给了各地方政府。转交给各地方政府的还有：所有的纺织工厂、大多数轻工企业和造纸工业企业，大约70％的重型工业企业。与此同时，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参见我们的1958年6月26日的第233号信函)，所有在苏联援助下建成的大型企业以及国防工业的绝大多数企业，仍然由中央管辖。这样做是为了更顺利地推广民用企业(这里指的是非军工企业)的先进技术经验，确保更加严格地监督对国防工业国家机密的保密工作。

目前，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着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准备工作。众所周知，在1956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中，曾经计划在1962年生产出1050万—1200万吨钢、19000万—21000万吨煤、500万—600万吨石油、25000万吨粮食等。

经济的快速增长，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修改这些经济指标，使其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拟定了1962年新的计划指标如下：生产出2200万—2500万吨钢、38000万—42000万吨煤、800万—1000万吨石油、30000万吨粮食等。这些新的经济指标只是按工作程序提出了，还未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暂不批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继续制定这些指标和研究国内经济发展的潜力问题，并广泛吸收各地方的代表参加这项工作。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觉地遵循着这样一条路线，即不束缚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精神，并以不降低劳动人民群众的热情为出发点。

鉴于这种情况，最近一段时间里，各个经济区分别召开了经济协商会议，研究了在最近5年里扩大生产工业产品的前景问题，同时主要关注的是冶金工业、采矿工业(煤矿、铁矿和石油的开采)、机器制造工业、水利发电站的建设和铁路线的建设。

会议的总结文件表明，各地方制定的经济指标，不仅超越了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指标，而且还超越了成都会议之后初步制定的那些指标。根据中国同志们的讲述，如果从数量上把在这些经济协商会议上提出的7个地区某些产品的生产指标加起来的话，那么，可以得出的结果是，1962年中国可以达到：熔炼钢12000万—14000万吨、开采煤矿10亿—12亿吨，开采石油是3800万吨。

应该指出，不能将上述这些数字看成是有充分的经济依据的。自然，在地区范围内这些指标是不可能协调一致的，更别说在全国范围内了。

这些设想应该被看作是那种热情的反映，即在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而斗争的过程中，充满着整个国家的那种热情。它们的重要意义可归结为：有助于更加广泛地挖掘继续提高经济发展速度的一切潜力。

涉及到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任务的具体工作，在中央各机关里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讨论和审批这些指标。

显然，在拟定于1958年下半年对这些任务进行讨论和审批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制定出国内经济发展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但同时它将会考虑到经济依据和中国的物质技术潜力。显然，这些指标将高于成都会议之后制定的那些指标，但是，会低于通过总结7个经济区协商会议资料得出的那些数字。

中国同志认为，提高经济发展速度最重要的后备力量是在各地广泛地建设小型和中型企业，尤其是冶金工业的大规模建设。例如，在国内建设了许多中、小型的炼钢炉。今年6月7日的《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说，在最近的12个月里，国内将建成10000座小型和中型炼钢炉，容量3—255立方米，钢铁生产总量将达到2000万吨。

根据新华社6月20日的报道，在最近一年里，国内将建设200座产量0.5—12吨的酸性转炉炼钢炉，这些炼钢炉每年将生产出1000万吨钢。

在此应该指出，在大规模地建设中小型企业的同时，中国朋友还继续加大力量致力于大型冶金工业企业的建设工作。

今年已经开始了年总产量为120万吨的生产人造液体燃料的500座中小型工厂的建设工作。中国朋友们还对在上海和四川省发现的油田寄予很大的希望。

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在1958年上半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不能不提到，伴随这些成绩，国内还存在着某些相当严重的困难和缺点。首先是工业部门所需要的一系列重要产品的原料和材料的不足。上述已经提到关于铁、某些轧材、钢板、滚珠轴承等的困难状况。目前在一些地区建筑材料，尤其是水泥十分缺乏。正如中国同志所说的那样，金属供应的困难状况，对机械制造部门产生了十分不良的影响，现在这个部门仍然是中国工业部门中的一个薄弱环节。电力生产和铁路建设也落后于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中国同志感到，在1958年上半年中国向苏联出口的170种商品中，有68种商品在供货方面有些困难，这是因为工业部门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国内对许多品种的原料需求量增长，还由于计划规定某些产品品种的生产没有得到实现。

为了克服现存的困难，中国同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现缺货物的生产量，并在生产部门和居民个人需求方面制定了严厉的经济制度。上述所列举的关于今年缩减棉织物、食用植物油和其他商品的零售量的资料，也部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在评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近段时间内以及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其经济今后发展的前景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研究制定和彻底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促进了今年上半年国内经济的急剧增长。工业部门顺利地完成了半年的最佳计划，有理由说，年度计划在大多数指标上将被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谷物夏季的丰收是国内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计，如果不发生大规模自然灾害的话，谷物收获的年度计划将被完成和超额完成，这将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农业生产领域里迈出了一大步。

中国共产党执行了一条关于以最高的速度发展经济、加强对农业发展的关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发挥人民群众在经济建设中的主动精神的路线，这促使获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成绩。

二、目前中国国内已经开始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极大地缩短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状况所必需的期限，尤其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在15年内，在生产钢铁和其他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方面追赶上英国的口号，创造了条件。有理由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会实现这一口号，而其他一些指标在最近2—3年内就能实现。

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中国也遇到了一系列与重要原料和材料缺乏、生产效率低下等方面有关的困难。其结果是，25种最重要的工业产品中，有11种上半年计划没有完成，或者是未全部完成。这证明了国家国民经济中的困境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鉴于这一点，中国同志加强了对在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实行厉行节约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在居民的个人需求方面采取限制措施等问题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第二季度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自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是在新的形势下召开的，这个新的形势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形成的，其特征是：在国内继续巩固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团结党的队伍，加强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中国共产党在其工作中新的创造能力的不断增长。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之前，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准备工作，这项准备工作自1957年9—10月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时起就开始了。在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和各部的其他领导成员都到各地进行了一系列视察工作。尤其是毛泽东，他视察了10个省市，并在各地逗留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这段时期召开的两次党务会议：一次是今年1月份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的，在会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六十条”；另一次就是在成都市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吸收了大约300人参加，包括各省和市的党委书记和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做了8个小时的报告，会上还就在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之前研究制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在南宁和成都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的基本论点，都反映在刘少奇在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中。该次会议召开之前还举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和审批了提交中央进行讨论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制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问题。在会议听取的主要报告——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问题占据了主要地位，在毛泽东以及其他人的发言中，也重点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祝贺会议闭幕的5月29日社论文章中，《人民日报》写道：本次会议的巨大历史意义在于研究制定了党的总路线。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会议的另一个内容是通过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莫斯科协商会议的决议，会议完全拥护莫斯科的声明和宣言。会议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正值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修正主义纲领进行批评的时候。在就这两个问题交换意见并通过相应决议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报告和其他人的发言中，还特别关注到如下内容：对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和国际局势的评价，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的总结，在结束整风运动之际党的任务，完善党的工作方式和方法，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状况，党在思想和理论工作领域的任务以及各个部门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本次会议还研究了关于继续执行农业发展纲要中的基本原则问题，并对其中内容作了一些修改。

除代表成员之外，本次会议还吸收了党的中央、各省和地方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大约7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是在与会代表极其高涨的热情下召开的。117人在全体会议上发了言，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出席了会议，145人以书面形式递交了自己的发言稿。除此而外，代表和大会来宾还进行了分组会议。原来拟定的10天会议延长到19天。

在会议结束之际，报刊上发表了刘少奇和谭震林的报告以及就这两份报告所做的相应的决议，还发表了根据邓小平报告所做的决议。

《人民日报》以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与会代表报告的部分内容，主要是各省、市党委书记和各部门负责人的发言。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受到一致拥护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总路线，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被明确地表达出来，报告还对总路线进行了论证。在研究制定这条总路线和为贯彻执行它而进行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和核心的问题是：在农业、手工业、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速度的问题。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总路线的过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目前定义的党的总路线的研究制定工作以及为贯彻实施它而进行的斗争，包括了自1955年底直到目前的整个一段时期，其间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自1955年底至1956年的5月份。由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正确认识到国内变化的形势后，毛泽东提出了关于重新修改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制定的经济和文化建设速度的问题(参见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高潮》的序言)。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展了反对党内右倾保守主义观点的斗争，这是存在于修改建设速度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在这一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6年1月份提出了1956—1957年期间的农业发展前景计划，并在发展科学和文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在1956年1月30日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在谈到当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涨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原因时，周恩来声明：“应该特别强调指出，它(指高涨)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在一切工作领域进行的与右倾保守主义观点的斗争是密不可分的。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但是，右倾保守主义分子并没有认识到群众的这种积极性，他们总是在压制这种积极性。”(参见《人民中国》1956年第4期)

在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着又在同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概括地勾画出目前总路线的这些重要方面，比如：工业和农业并举的方针，中央和地方直属工业企业并举的方针。

自1956年5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57年夏季。关于放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方针在这一阶段显露出来。

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阶段被评定为“保守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里，“某些同志”开始了所谓的“反冒进”的斗争。按照薄一波1958年6月6日在与社会主义国家大使们谈话时所说的那样，“那时刮起了一股反‘冒进’的风”。接着薄一波补充说：“这不是12级台风，而是8—9级大风。”

实际上，在这个时期，迫于来自资产阶级和农民中富裕阶层的压力，中国共产党在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已经做了一定程度的让步，尽管这种让步是部分和暂时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在谈到这一阶段时，毛泽东坦率地指出：“在1956年底至1957年初这个阶段，我们降低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当时我们的主要错误在于，我们低估了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没有充分认识到发生在农民群众中的向社会主义方面的转变。” [19]

在关于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错误观点，十分清楚地反映在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指出的那样：“这篇社论在当时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尽管在这篇社论文章中也谈到了与右倾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但是它的主要方向是反对‘冒进的’。”(参见阿尔希波夫同志与薄一波1958年3月3日的会谈)文章中写道：“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涉及农业的状况和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时，文章写道：“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本来是要在五年、七年和十二年内分别加以实现的，但有些同志因为心急图快，企图在两三年内即把这些事情全部做好。在制定增产计划方面，在农业基本建设方面，在文化福利设施方面，都已表现出这样一种偏向。由于片面地强调了粮、棉的增产，缩小了农村的副业生产，又由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过多，这样就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加。”社论还非常激烈地攻击了当时在农村中实施的扫除文盲的措施，仿佛这些措施加剧了原本并不“严重的状况”。

社论继续写道，在工业生产部门“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不恰当地强调了一切“打破常规”(目前，这是在与保守主义进行斗争中的主要口号之一)，“有些生产单位的定额订得过高，使大多数工人无法达到，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

社论文章断言，“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文章继续写道：“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文章在指出“不应该绝对化地、单方面地考虑‘多、快、好、省’的方针”的同时，号召与“冒进”这种主要的危险进行斗争。

1956年11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此时正值匈牙利事件之后。这次会议丝毫未提关于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发展纲要的问题。这次会议对经济领域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问题上。自然应该指出，1957年国内经济建设速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保守主义倾向的影响，但是，当时国内也存在着一些经济方面的客观困难。关于这些困难情况大使馆在自己的信函中已经做过通报。

国内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观点，在与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占了上风。自1957年夏季至1958年5月这个阶段，是总路线的研究制定和为贯彻实施它而进行斗争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右派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被粉碎，消除了经济发展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观点，以此为基础，研究和制定总路线的工作得以继续，总路线在党内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这引起了国内经济新的增长，并促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当前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南宁、成都会议上制定的那些措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严厉批判了旨在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右倾观点。全会指出，1956年国内出现的是经济急剧增长，而并不是“冒进”。全会彻底恢复了在“多、快、好、省”的原则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又召开了各省市党的代表大会，在这些会议上以及党的成都和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具体实现经济建设方针的新的建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在最近几年中的工作，谴责了右倾动摇分子，明确地表述并深刻地论证了党的总路线。党的总路线拟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最高速度，这样的速度可以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进入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中，对右倾和保守主义观点进行了坚决的谴责和激烈的批判。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对总路线做了论证，他指出：“每一个党员必须与老百姓同心同德，中国老百姓现在最想往前进，尽快摆脱贫困，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尽快将中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总路线就是来自这条群众路线，来自群众的愿望。其目的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以这种形式来给总路线下定义，使人民可以理解，总路线应该鼓舞我们的群众并推举出更多的为社会主义胜利而斗争的先锋战士。”

在强调了1956年底和1957年初进行的所谓的“反冒进”斗争的不正确性时，刘少奇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了近3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马鞍形”特点，并说，“反冒进”的斗争导致了1957年国内经济建设速度的放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在与我们会谈时也列举了一些例子，说明近3年来国内经济发展的“马鞍形”特点。如果用数字来表示中国近3年来工业产品的增长情况，得出的结果就是：1956年工业产品的增长额是31％，1957年是11％，1958年根据计划预测是34％，而实际上将会达到50％。

在基本建设领域，1956年资金投入的增长额是62％，1957年是10％，1958年根据计划预测是39％，而实际上将会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如果说到农业，那么，1956年农业产品的增长额是4.9％，1957年是3.5％，而1958年预计是21％。1955年冬季和1956年春季灌溉土地11000万亩，1956年冬季和1957年春季仅灌溉土地4000万亩，而今年灌溉土地是40000万亩。在这段时期内，收集的肥料依次是：500亿担、400亿担和3100亿担。重种的指数：1956年是142％、1957年是139％，今年是144.8％。1957年谷物的播种面积与1956年相比缩减了5500万亩，而今年仅大米、番薯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就扩大了2亿亩。

1956年谷类作物的总产量与1955年相比增长了150亿斤，而1957年与1956年相比仅增长了50亿斤。今年，仅夏季作物(也就是在夏季收获的作物)的总产量就增长了350亿斤，也就是比1955年总产量和1956年的加在一起还几乎要多1倍。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不仅是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而且还有各省与会众多代表的发言，都对去年所犯的右倾错误和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的保守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例如，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党委书记张仲良指出，1955—1956年期间与右倾保守主义的斗争在甘肃省进行得并不彻底，已经到了1956年5月份，右倾观点“再次露头”。他承认说，“许多同志对右倾思想做过让步，这些让步立即被党内的右派分子所利用”。在生产中出现了衰退：例如，省内的水利工程计划，在没有任何重大理由的情况下，从300万亩降低到135万亩，不但如此，就是这个已经被降低了的计划，最后也只完成了75％。当时，在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内，正活动着一个反党右派集团，只是到了1957年底这个集团才被揭露并被粉碎。张仲良所说的很有代表性，他认为：“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组织里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仿佛只有‘冒进’是主观主义的表现，而落后于实际的，就不会被认为是主观主义的表现，也就是说，对一切事物只是看到‘左’倾而没有发现右倾。”(《人民日报》1958年6月13日)

中国共产党福建省委员会书记叶飞认为，“1956年下半年，与‘冒进’进行斗争的‘理论’对我们影响很大，其结果是干部的积极性受到压制，给工作造成了损失”。他还特别强调说，“这场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进行的复杂斗争”是“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课”。这种与“冒进”的斗争，对干部的危害性极大，它使某些干部总是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以最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的方针。这些干部问道：“1956年下半年由于这种热情受到了批评，1958年下半年不会再由于这一点而受到批评吧？”

鉴于这种情况，会议再次重申，在目前经济急剧增长的过程中，无论如何也不能限制各地方干部和群众的主动精神，或者如毛泽东所表达的那样，“当头浇一盆冷水”，以便不降低人民的政治和劳动热情，这只能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产生不良的影响。

与最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并列的，还有以下两点，这也是党的总路线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在集中领导、全面计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同时发展中央和地方直属的大、中、小型工业企业。

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的无论如何要建成重工业的口号，在另一方面已经做过修改，即建设重工业应该与农业的快速增长一起实现。毛泽东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应该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近年来苏联在加速农业发展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如果农业得不到足够的发展，就不会确保重工业的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论证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必要性的原则时，中国朋友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的根本原则密切相连的。按照薄一波的话说，关于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以便加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的思想，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了毛泽东在会议上的所有讲话内容。

在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重申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时，毛泽东指出：“执行一条群众路线，我们党一直赋予农民阶级以头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农民问题——这是我们党整个国内政策的根本问题。如果在中国数百万的农民阶级和数量很少的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盟和友谊十分薄弱的话，那么，我们就无法前进，革命事业就会失败。我们有一些同志已经参加党十几年了，至今仍不明白这个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真理，他们至今仍然认为只有在城市与工人的工作是重要的。应该与有这种情绪的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因为这种情绪对党的事业危害很大。”

中国农业部长廖鲁言就会议总结情况与我们进行会谈时指出，巩固与农民阶级的联盟，对于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他强调说，在农村生活着5.4亿人口，占全国居民总数的85％。

按照薄一波的说法，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于农业。中国工业从农业从获取80％以上它所需要的原料，70％以上的轻工产品是在农村销售的，2/3以上的出口货物出自于农业部门。农村应该成为正在发展的重工业产品销售的主要市场。

按照中国领导人的说法，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必要性问题没有反对意见。会上还讨论了关于这种同时发展能否实现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论。例如，一些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首先应该发展工业，以便使它得到机器、化肥等。而另外一种意见确定说，为了发展工业首先需要发展农业，以便使工业获得积累和原料。这两种观点支持者的意见可归结为：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是不可能的。在会上，这些不正确的观点受到了批判和谴责。

能够证明中国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方针的正确性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论据，是本报告在上面关于经济一节中所阐述的中国今年在农业发展中取得的那些巨大成绩。

中国同志确定说，中国要实现农业发展计划中的那些基本规定，不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如同以前所计划的那样，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或者是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在这个基础上拟定出更长时间的计划，并提出在15年内在单位面积收获量上赶上资本主义国家的任务。

在代表大会上，对于同时发展中央所属和地方所属工业企业的方针以及同时建设大、中、小型企业的方针，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按照周恩来的说法，与会的全体代表一致认为，中国业已形成的中央优先管理工业的方法，目前已经不合时宜了，因为这些方法限制了地方的主动精神。有鉴于此，会议认为，将中央直属企业的70％以上交由省市管理是合适的，这些企业的生产量占全国总生产量的80％以上，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会议的这个决定目前已经被执行。会议承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于中、小企业的建设关注不够是错误的，同时认为适宜的是：在继续建设大型企业的同时，在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工业建设事业的条件下，利用地方的力量，加大建设中、小型企业的力度。

从上面关于经济形势一节中列举的资料可以清楚，拟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工业产品重要品种的增长量占很大份额，将通过在具备自然资源和劳动地的所有地方，建设中型特别是小型企业这个途径来实现。正如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所说的那样(《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刊登的文章)，毛泽东曾经指出，应该把现有一切力量(指的是人力、财产和物力资源)的30％—40％用于发展中央直属的大型企业上，而60％—70％用于地方工业的发展上。 [20] 按照张霖之的话说，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在全国的建设中，必须以大型企业为骨干，以中、小型企业为重点；而各地方应该以中型企业为骨干，以小型企业为重点”。

毫无疑问，能够大规模地建设中型，主要是小型工业企业网的决定性经济因素，是各地方拥有的廉价劳动力和相应的自然资源。因此，本阶段在经济上对国家有利的做法是：吸收各地方的一切资金，发展地方工业包括重工业的建设，没有必要强行建设大批的城市新型工业，这样会大大增加工资以及其他支出(在小型工业企业里，工人的工资相当于农民的收入，也就是比中央直属大型企业里的工人工资少一半或者是少一半以上)。

正如薄一波在与我们会谈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地方工业的方针，抱定的宗旨是：“抛掉那个神秘的概念，即只有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和大城市的技术专家们，才能发展工业，推动技术向前发展。要广泛地吸引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机构，吸收全国人民参加工业建设的事业。”

快速发展中国地方工业的方针，有助于明确和利用一切新的资源及潜力，加快经济建设，毫无疑问，这一方针在顺利实现党的总路线事业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党的总路线为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自目前开始在中国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的口号。这些口号的提出，是与在很短的期限内完成经济建设庞大计划这一具体任务密切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新的历史任务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了，即在基本上完成了经济、政治和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之后，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将一切力量集中在经济建设上的这种可能性已经出现。技术和文化革命应该是中国不断进行革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在刘少奇的报告中，对技术革命的基本任务作了表述，即考虑到中国本身具备的特殊条件，整个国民经济向新的技术基础过渡，包括实现工业和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实现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以便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以及科学和技术领域里，赶上和超过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实现技术革命所必需的文化革命领域里，提出了以下任务：扫除文盲，普及初级教育，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众多新型知识分子干部，对旧知识分子进行彻底的再教育，对中国文字进行改革，创造或者是完善少数民族文字，弘扬社会主义文学和艺术。

报告同时还强调指出，只有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成为群众性的、全民运动的时候，这种革命才能够顺利地实现。各处的农民自己改进农具，利用国家大量资金开办学校，等等，这种现象被看作是实现技术和文化革命运动的开始。

涉及实现技术革命的方针，那么，它的第一个口号，正如毛泽东所明确的那样(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扔掉扁担和草筐，制造能够减轻人劳动的工具”。同时，他还详细解释说，农村技术革命应该从制造能够减轻人劳动的最简单的机械开始，以便使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根据报刊援引的资料，目前在农村，40％以下的劳动是靠农民的肩膀完成的，30％是靠双手，而只有30％是利用了最原始的农机具和牲畜。自春季在农村开始的“大规模机械化”运动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经改进后的简单工具，其中许多样品还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展览会上以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展览会上展出，以便推广。

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全国已经改进和发明了各种农用工具至少有5万多种，用于耕地、灌溉和土壤改良，加工农产品，等等，几千万件这样的工具已经在全国各地区使用。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了专门的命令，号召在农村立即大规模地开展推广今年改进的农具的运动，把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原来的2—3倍。

在农业领域实现简单机械化的同时，半年时间里已经制造出许多较复杂的农用机器。在辽阳拖拉机制造厂的建设完工之前，将在今年生产出几万台各种型号的、功率从4—40马力的拖拉机。仅上海农机厂一家就计划从今年的3月到年底，生产出一万台功率为4—27马力的通用拖拉机。

中国同志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的“小型机械化”还不能解决技术革命的任务。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在发展现代技术的同时，使用尽管是经过改进的，但实质上仍是很原始的农具，这是矛盾的现象，应该通过用现代技术取代原始机械的途径克服这种现象。同时在刘少奇的报告中还强调指出，目前不应该将赌注只押在现代最新的技术上，虽然技术革命规定国家的整个经济向现代大规模化生产的技术基础过渡。《人民日报》今年6月3日写道：我们实现技术革命的方针是“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使机械操作、半机械操作和必要的手工劳动适当地结合起来”。

还采取了一系列群众性的措施，如：扫除文盲，通过利用国家资金开办学校的途径普及初级教育，等等。这些措施被看作为实现文化革命的开始。

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消灭文盲。解放后，大约有3000万人学会了读书和写字，但是，扫盲工作进行得十分缓慢和不平衡。目前，在农村仍然有大约1.5亿年龄在14—40岁的不识字的农民。从目前的扫盲速度来看(每年大约300万人)，需要大约50年时间才能结束这项工作。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到去年年底大约有40％的学龄儿童，也就是有500多万人没有可能到学校读书。目前已经作出决定：在5年时间里消灭中国的文盲现象。在与大使馆工作人员会谈时，文化部副部长夏衍说，按最慎重的考虑，也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才能够消灭文盲现象，在青年中——需要3年时间完成。提出的任务是：从今年开始，要达到每年有3000万—4000万人消除自己的文盲现象，也就是将扫盲工作的速度提高到原来的10—11倍。

目前，在中国的32个省和大城市里，有大约8100万人在学习文化。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在黑龙江省和国内其他省的222个县里已经基本上消灭了文盲现象。这样一来，扫盲运动就变成了普及到数百万人的群众性运动。在上海有80％以上的不识字工人参加了扫盲短训班。与1949年相比，上海不识字工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比，已经从53％下降到13％。扫盲工作的速度和已经取得的成就，使人可以认为，成年人的扫盲计划在5年之内能够完成。在这一领域中最杰出的和前所未有的成就是，依靠民用资金在最短的时间里——从今年1月份开始，在农业地区建立了大量的小学和其他学校。

在这个运动中特别强调的是普及初级教育。根据报刊的报道，临近今年的6月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8个省(江苏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南省、湖北省、福建省、江西省和黑龙江省)内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普及初级教育。

自今年的2—5月份，国内已经建立了60000所学校，300万名学生在这些学校就读。除此而外，在最近2个月成立了130所地方高等学校。在一些县甚至是乡里，办起了多种多样的民办“学院”和“综合大学”。毫无疑问，各地方以民用资金建立的各种院校，从水平上来说是无法与正规院校相比的，他们的很多条件是非常原始的，但是，这种以群众为基础，利用现有的条件，快速发展国民教育的方法，是非常有价值的创举，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赞同。虽然有一些夸张的和不现实的设想(例如，在上述提到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员会的计划中，在15年之内普及高等教育)，但这并不能掩盖在现阶段国民教育的发展中已经找到的一条正确道路。就在一两年前，还有数百万名儿童无法上学，而大多数小学毕业的学生不能继续受教育。

在宣传技术和文化革命任务时，还特别强调必须发挥群众——劳动者在工业、农业和知识领域里的创造精神，全面奖励发明创造和革新成就。有鉴于此，在报刊上，对于部分知识分子在外国科学技术面前奴颜婢膝的崇拜以及工人和农民对一切科学技术的迷信态度，展开了批判。《人民日报》在一篇题为《科学并不神秘》(1956年5月22日 [21] )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农民在改进农具运动中大量的发明创造，并列举了许多例子表明：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天才和智慧，他们不应该像对待不可理解的神秘事物那样对待科学技术。《中国青年报》在尖锐地批判目前存在的对外国科学技术奴颜婢膝的崇拜现象时，写道：“我们有些人总是顽固地坚持那种迷信的观点，即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中国人无法与美国人、英国人，总之是所有外国人并驾齐驱。按照这种观点，我们是不应该思考外国书本上没有说过的那些内容，不应该做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不仅能够做外国人做过的事情，而且还能做他们没有做过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报纸援引了苏联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在这一领域超过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报纸还列举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例子。

为实施已经通过的关于改组工业、贸易和金融管理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发了新的“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对自1952年以来实行的税收制度做了重要的变更。根据新条例的规定，11种税收中的7种——印花税、利息税、牲畜屠宰税、城市建设税、土地使用税、文化娱乐设施税和交通工具占有税——转归地方行政当局管辖，上述税收的一切所得均列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允许地方行政机关制定自己的税收规章，并确定本地区的特种税以及免税或者是降低税收的一切规定。4种主要的税收——商品流通税、商品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仍由中央直接管辖，但是，这些税收的部分所得将归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同时，地方行政机关有权在考虑到本地区条件的情况下，对这些主要税的征收规则进行某些修改(例如，在农业税率方面)。

新的税收制度，规定了更加灵活的使用税收的办法，在经济活动中可利用它作为限制(例如，扩大对私营企业的税收)和奖励(例如，免除或降低生产试验产品企业的税收，等等)的手段。

根据新的税收规定，自治区有权自己制定税收规则，并报请国务院审批。

把通过这个新的税收规定称为“中国税收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人民日报》(1958年6月10日)写道，对于扩大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力，以便使生产得到更大的发展，这次改革是必需的。

正是以此为基础，今年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新的农业税收法令，这个法令是国务院自1956年起研究制定的。这个法令完完全全是以发展农业和继续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物质基础为目的的。此外，该法令还反映了继续扩大地方行政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更灵活地把国家、农业合作社和农民个人三方利益结合起来。

新法令规定自1958年起，在整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税的额度不变。规定1958年的税额较1957年提高4.6％，大体上说，也就是全国农民将向国家交付的税金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略高一些。规定全国农业税的平均数额为年收成的15.5％，而具体的税率每年将由各省确定(在某些条件下，由各县参考省的规定来制定)，各地区根据当地条件制定的税率不等，但是不应该超过该地区当年收成的25％。每年从合作社到省来完成对收获量的确定工作。地方行政机关制定的农业税以及所获的税款均归入地方财政预算中，制定预算时国家农业税收额平均应为15％，但是不能超过30％(在富裕地区)。

与前几年不同的是，由于已经完成了合作化，农业税的征收将不再取自农户，而是合作社的集体收入中以及合作社成员宅院旁自留地的私人收入中。法令还规定，对于个体农民，根据他们的经营状况，将他们的税额在本地区合作社成员税率的基础上扩大10％—50％。

法令规定，由于平均税额在5年期间保持不变，农产品在这一时期增长量的主要份额就应该集中在合作社集体基金上，而仅有一小部分分配在劳动日上。根据计算，按每年农产品增长量为10％，5年就会增长到60％，而农业税在农产品总值中占的比重就将由1957年的11.3％，缩减到1962年的7％。这样一来，农产品5年期间的增长量就将基本上留在农业部门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税占农产品总值的比重1952年是13.2％，1957年降低到11.3％。与此同时，在1958年的国家财政预算中，给农业和水利部门的拨款增加了41％，大约相当于国家预算中农业税收的总数(大约30亿元)。

农业税法令规定各省，在某些地区是各县，有权在考虑到本地区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制定出不同的税率，这可以比以前更正确地分配税收负担，可以更加灵活地实施扩大农业生产和使用农业收入的措施。谈到这个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6月5日)批评了一些同志毫无理由的担心，这些同志认为扩大地方行政当局在确定农业税额和使用农业收入方面的权利，可能会分散资金，导致财政收支平衡遭到破坏。根据报纸的观点，以前的实践对发挥地方的主动精神和生产的增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作为例子我们可以列举一个事实：今年，中央拨给了湖北省12000万元用于基本建设，而地方政府却为此目的通过各种渠道征集到了28000万元。

至于担心合作社会将产品增长收入的大部分份额分配到劳动日上，那么，各省党委员会做出的一系列决议，已经严格规定：今年基本上不扩大合作社成员的个人收入，从扩大生产中所获得的一切资金，全部集中到合作社集体基金中。

在这个计划中，为实现地方农业和工业的发展而大规模动员资金的另一个措施，是不久前国务院做出的决定：停止发行全国公债，自1959年起将发行地方公债的权利交给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根据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对这一决议的详细解释(《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目前，各省严重缺乏用于加快实现农业和地方工业发展计划的资金，但是，他们能够比中央更灵活地动员居民手中现有的资金。在关于发行地方公债的规则中特别指出：这种新的发行公债的方法所具有的优势是，如果这些公债的发行将与本省居民的利益密切地结合起来，并将从居民手中筹集到的资金用于本地区的建设中，那么，这些公债的作用将会被大大地提高。将会发行较短期限(几年取代以前的10年)和较少利息(年利息2％取代以前的4％)的地方公债。显然，在国家预算中，下一年度给各省的拨款也将会相应地缩减。今年，与发行国家公债的同时，各地方已经发行了自己本地区的公债，清偿方法是几年之后用从地方工业企业中获取的利润。

对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总结进行了讨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一致拥护“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声明”和“和平宣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指出，“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统一，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和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有兄弟党应该“与一切可能给团结和统一造成损失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有鉴于此，在第二次会议上制定了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方针。会议重申，“应该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此不可能有任何让步”，“决不允许这场斗争中途停止”。中国同志还强调说，他们打算利用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反面例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教育全国的共产党员。在此，我们认为必须关注以下几点内容。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目前对南斯拉夫人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立场，无疑是中国朋友更好地理解了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重大意义的结果，这不仅有利于共同行动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阴谋，而且有助于本国实现宏大的经济计划。主要由于两个因素使中国朋友更加加深了这种理解——外部因素是：苏联正确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内部因素是：克服了对国内资产阶级危险性估计不足的错误，这种危险曾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一直到1957年春夏反革命右派分子公开发表言论时。

在本报告对外政策一节中，对中国朋友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析。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正如大使馆已经通报过的那样，进行反对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斗争结果是，在全国揭露出30多万名右派分子，其中党内有1.8万多人。在13个省和自治区(浙江省、甘肃省、安徽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河南省、山东省和吉林省等)党的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领导层中，揭露出一批右倾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分子。

同右派分子斗争的经验，反映在刘少奇报告中，就是明确提出了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强调了资产阶级目前仍然是剥削阶级以及报告中还明确地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问题。

在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毛泽东对反右的总结报告进行了认真的评价，同时他还号召全党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

他指出：“我们必须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为什么在13个省和自治区的党组织中会出现右派分子。这对全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还应该认真关注这样一个事实，最近已经查明，在中小学教师中大约15万人有右倾情绪和观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让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来教育我们的青年？

揭露出右派分子之后，我们不应该不加区分地对所有人都进行严厉的惩处，像一些同志所要求的那样。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倾情绪，对这些情绪进行无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他们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在与右派分子斗争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们不应该忽视在与右倾情绪斗争中出现的停顿，应该保持社会生活的高度紧张，这是查明可能生长在我们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证。”

在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在党内和人民之中加强思想和理论宣传工作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出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的理论杂志《红旗》的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前出版的几期杂志，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刊登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著名领导人的文章(毛泽东、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等人)。根据代表大会的规定，理论杂志在中国其他的一些省市里已经开始出版。

目前，党组织内正在进行整风运动的第四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里各级党组织对本次运动进行了总结，解决了一些人事上的问题。

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加强中央、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力量。显然，这个措施是根据毛泽东关于继续提高党中央和各地方党的委员会领导作用的指示实施的(《六十条》中的一条)。毛泽东指出：“在中央和各地方，主要权力属于党中央和各地党的委员会。一切国家部门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在他们的领导和监督下工作。”会议补充选举了25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主要是各省党委书记和中央各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在第二次会议之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选举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选举以下人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中央委员、中央华东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井泉(中央委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和谭震林(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补充选举在国务院里主管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李富春和李先念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任命林彪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显然是与加强中共领导对军事工作问题的关注这一任务相关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参见毛泽东的《六十条》)，中央很少帮助国防部。一部分由于地方主义和右倾错误受到公开批评的人，仍像从前一样留在中央里。古大存和冯白驹，来自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他们被免除了省党委书记的职务，但保留着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潘复生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没有出现右派分子(由于2名中央委员——黄敬和赖若愚逝世，2名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1957年6月，中国共产党广西区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由于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被免除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除上述所列出的人员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没有出现任何其他的人事变动。

第二次会议一结束，党内和居民各阶层中，立即展开了最大规模的宣传和对其决议的解释工作。在最初一些日子里，各企业、机关、高等院校和农业合作社，举行了群众性集会和大会，地方领导干部和二次会议的参加者作了报告，并通报了二次会议的总结情况。在大约1个月的时间里，干部和知识分子等对会议材料组织了系统的学习。

引人注意的是，围绕总路线在居民中的鼓动工作，其范围异常广泛，总路线的主要规章已经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国内每个人的心中。会议决议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巨大推动力，并在党内和人民中激发出巨大的创造热情和主动精神。

在对会议材料进行宣传的同时，党的各级组织还为执行会议决议展开了大量的工作。同时，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争取粮食丰收和建设地方工业企业上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措施

在说明最近时期自己的对外政策措施时，中国同志指出，这些措施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完成以下五个主要任务：为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强大，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从根本上进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揭露岸信介的政策，并制定更加强硬的对日方针；积极帮助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参见我们1958年6月7日的电报消息：关于陈毅同志对苏联专家的讲话)。对最近事件的分析表明：中方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

正如大家都非常清楚的那样，中国同志完全赞成苏共中央在最近几年里，为使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而做出的努力，他们也竭尽全力地发展与南斯拉夫人多方面的友好关系，但是，在必要的场合下，他们仍然对南斯拉夫人的错误观点提出原则性的批评。中国同志的出发点是：南斯拉夫人没有能力尽快克服自己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观点。部分是出于这个原因，甚至在匈牙利事件和铁托在普拉发表讲话之后，中国朋友仍然是比较有分寸地批评了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同时，中国朋友们还亲口说，在那个时期他们没有展开更尖锐的批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行动，是因为当时他们国内正忙于进行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

南共联盟纲领草案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苏联的文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南斯拉夫人发表类似文件的事实，评定为铁托厚颜无耻的、挑拨性的举动，是对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兄弟党的敌意性攻击。

对于苏共中央给予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评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刻表示完全地、无条件地拥护，并坚决支持苏共中央关于拒绝派代表团参加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建议，赞同必须从根本上对现代修正主义开展坚决的、彻底的批判。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中，集中地表现出了这种现代修正主义。中国同志在此的根据是：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提出自己的这个纲领，并不仅仅局限于将自己与全体社会主义阵营和一致拥护莫斯科宣言的兄弟党对立起来，而且还走得更远：他们广泛地宣传修正主义，不知羞耻地攻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

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这种评价，最初是发表在5月5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而在5月4日庆祝卡尔·马克思诞辰140周年的群众集会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自己的报告中又作了更加详细的说明(只是以口头的形式)，这次纪念大会还邀请了外交使团参加。《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和杨献珍的报告正好被安排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开幕之时，他们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做出的那些结论和评价，这是在对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和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进行分析之后所得出的。以这两份演说稿开始，无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党内以及在自己的整个政治和宣传工作系统内，中国朋友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展开了尖锐和激烈的批判。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中共八大第二次会议上，在邓小平的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在邓小平的报告中，在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案中，在对该决议案进行讨论的过程中以及在公布的中国同志就南斯拉夫问题所发表的言论中，到处都是以最坚决的方式，将南共联盟的纲领评定为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声明，以及上面还有南斯拉夫人亲笔签字的和平宣言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朋友的所有发言中，与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被认为是自己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决议案，表示拥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声明和和平宣言，使现代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受到了严厉的和毫不留情的批判，彻底地揭露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的修正主义实质。会议一致号召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与全体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

根据党领导人确定的并经第二次会议一致赞同的路线，中国报界对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展开了坚决的和毫不妥协的批判。除了评论和指责南斯拉夫人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作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当代国际形势的评价等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观点以外，在自己的发言中，中国朋友还强调指出，南共联盟领导人站到了与全世界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样的立场上，南共联盟领导人的观点与伯恩斯坦、考茨基及其同类以及当代右翼社会党人的修正主义理论是完全一致的。南斯拉夫人“在理论上的”论断，被评定为鼓吹向资产阶级投降。中国同志的许多发言稿依据真实的材料，极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表明：南斯拉夫人之所以提出自己的纲领——这一现代修正主义的完整体系，其目的是企图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分裂。与此同时，中国同志还坚定地重申，南斯拉夫领导集团进行类似徒劳的尝试，正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加剧的时候，正是右翼社会党人丧失活动能力的时候，正是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中间被日益削弱的时候。中国同志指出，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给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提供了“及时的帮助”。

无论是在与我们会谈时，还是在报刊上，中国同志经常指出现代修正主义特殊的分裂作用，因为它是由掌握国家政权的政党的领导集团提出的。对于南斯拉夫人关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霸权主义”这种诽谤性的蛊惑宣传，中国同志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同时他们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各国家团结一致和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并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取得最终胜利的保证。中国同志非常明白，他们最合适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看法，他们的见解是最具权威性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他们比其他许多兄弟党更尖锐、更严厉地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合适的。其中有一系列的原因。还是在1957年时，刘少奇同志就对我们的大使说过，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他们中国同志的手脚更自由一些，因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参加共产党情报局，因此，南斯拉夫人无法将过去情报局在对待南斯拉夫方面所犯的一些错误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当时刘少奇同志还声明说，鉴于这个原因，中国朋友能够比苏联同志更坦率、更严厉地反对南斯拉夫人。最近一段时间，许多中国同志都对我们表达了这个思想。与此同时，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过程中，中国同志认为，必须明确地、坦率地表达出对于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评的态度：承认1949年决议的错误性质以及“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的某些缺点和错误”。《人民日报》5月5日的社论文章强调指出，1948年决议中对南斯拉夫人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中国同志向自己的人民详细地、系统地说明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实质，其出发点是：在中国还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右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分子和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得以出现和活动的极其广阔的社会基础。1957年开展的与右派分子的斗争还在继续。数百万不久以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可能会以某种新的方式反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人的修正主义思想自然会在这些人之中找到良好的生存土壤。思想水平低下和小资产阶级的出身决定了一部分干部立场的不坚定。因此，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表示赞同：中央应该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应该用与困难作斗争的精神，以准备对付任何意外情况，包括当党的队伍里出现异己分子和分裂分子时的这种精神，来教育党和人民。考虑到这些意见，必须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不断的和系统的斗争。

《人民日报》就南斯拉夫问题发表了几篇带有指导性的文章。其他一些大型刊物也发表了自己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一些著名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如陈伯达、王稼祥、康生等人，都发表了言辞尖锐、富于原则性和论据充分的文章。应该指出，自杨献珍的发言和《人民日报》5月5日的社论文章起，在对待南斯拉夫人方面，中国朋友已经早于其他兄弟党，开始使用严厉的词句和坦率的评价。同在其他文章中一样，在王稼祥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谈到，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政策证明“南斯拉夫领导集团的腐化堕落和背叛”。中国报刊利用大量的版面报道了美国援助南斯拉夫及向南斯拉夫灌输“美国生活方式”的事实。同时在这些文章中还做出结论：美国人以这两种方式对南斯拉夫人施加的影响，引起了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意识的变化，并最终形成修正主义思想的一个完整体系。

在《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的陈伯达题为《美帝国主义寄希望于南斯拉夫》的文章中，充满了各种尖锐的用语。在文章里，铁托被称作是美帝国主义的奴才和走狗，被比作犹大，而与那个犹大的区别仅仅在于：“犹大只是背叛了耶稣一个人，而铁托现在已经背叛了全体南斯拉夫人民。”根据文章中援引的数据，从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里，铁托已经获得了大约30亿美元。可以看出：“……实际上，美国人利用铁托的双手，已经成功地使南斯拉夫丧失了自己的独立。”

在公布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之后，中国同志在与我们会谈时多次指出，必须仔细研究现在南斯拉夫国家的性质，尤其是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南斯拉夫是不是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型国家。关于现在南斯拉夫国家性质的问题，在公开的报刊中还没有出现详细的说明，但是，有一些理由可以断定，党内正在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论题已经在报刊上出现，其中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的文章中(今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南斯拉夫被归入那一类国家，即它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指出，在中国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会刊登一些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材料，中国报刊还以比苏联报刊更大的篇幅，刊登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就此问题发表的言论。在自己的文章中，中国同志坚持不懈地批判南斯拉夫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首先是在涉及社会主义阵营问题上的种种表现。鉴于对纳吉·伊姆雷集团的审判，《人民日报》除了社论文章外，还发表了本报通讯员的一篇较长的文章，题目为《从纳吉的反革命案件中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这篇文章十分详细、尖锐地评定了南斯拉夫人在匈牙利事件、在准备这些事件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南斯拉夫人与匈牙利反革命分子的联系。

中国朋友坦率的、富于原则性的、尖锐的批判，对南斯拉夫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始料不及的，这引起了他们不小的惊慌和气愤。正如中国同志几乎在自己的每一次发言中都指出的那样，现在，南斯拉夫人还不能回答在目前的论战过程中向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中国人还强调说，南斯拉夫人不敢在自己国家发表那些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中国人的文章，如铁托在拉比纳发表的讲话，并公开出售带有南共联盟纲领的小册子。由于中国人的发言在南斯拉夫国内和其他一些国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南共联盟领导人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怒，并在这方面竭力煽动反华宣传，以便降低和削弱中国立场的影响力。由于无法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历史在人民中间煽起民族主义的仇恨，南斯拉夫上层领导人决定捏造关于中国及其政策的荒谬的谎言。在南斯拉夫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驻华南斯拉夫记者和其他作者写的关于中国局势黑暗面的报道，这些文章具有极大的敌意和偏见。作为对此补充的是，他们还编造了一些关于中国的困难以及中国依赖于苏联贷款的居心险恶的谣言，据他们说，这是中国人在开展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政策的运动中，表现积极的原因。铁托在拉比纳发表讲话时，还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诽谤性的攻击。他模仿美国一家最反动的报刊，提出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指控，说中国是站在“西方那些最反动的挑拨分子的立场上”。

铁托及其报刊的类似反华言论，只是加深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他们满怀愤怒仍像从前一样注视着南斯拉夫人的行为。正如上述已经表明的那样，中国共产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问题在国内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力求揭露它的真正实质和它在理论上的站不住脚，谴责修正主义并对其进行政治上的打击，同时在这一运动过程中更好地锻炼党和非党干部。无论是在制定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材料的计划时，还是在进行群众性政治教育工作中，他们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从与中国党务和其他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目前到处都在积极热烈地讨论着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材料。例如，在天津医学院里，人们贴出了许多“大字报”和漫画，尖锐地嘲讽和谴责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领导人。在一些会议上，人们还建议组织反南斯拉夫的示威游行活动。

《人民日报》关于铁托在拉比纳讲话的社论和这次讲话的全文发表之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主要报刊开始刊登读者来信，对铁托恶意诽谤苏联、中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和憎恨。例如，《人民日报》刊登了由北京的12名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14名江苏的农民、28名沈阳的工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名飞行员、北京外贸学院的大学生、龙岩矿场的6名工人、清华大学271名学生集体写来的信件。读者表示令他们最气愤的是，铁托将中国人比作西方最反动的挑拨分子以及指责中国人企图用批判南斯拉夫来解决国内的困难。这些信件写道，铁托对中国的恶意攻击与杜勒斯将中国称为“侵略者”的诽谤是一样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些信的标题，如“我们看清了叛徒的嘴脸”、“我们绝不允许毒蛇的伤害”、“大毒草”、“考茨基的叛徒嘴脸”、“奴才与伟人”等等。铁托千方百计地利用关于干涉南斯拉夫事务、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对南斯拉夫人民的攻击等类似断言，在南斯拉夫人民与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之间的关系上制造纠纷，读者在揭露铁托的这些险恶用心的同时，表示赞成与南斯拉夫人民的友谊。例如，《人民日报》今年7月2日发表了一封由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写来的信，其中表示：“我们可以对南斯拉夫人民说：在你们为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中，中国人民将永远是你们可靠的朋友。”

在涉及到南斯拉夫领导人今后的方针政策时，中国同志无论是在与我们会谈时，还是在一些报刊上，都反复地强调指出，南斯拉夫人还不敢彻底地转入帝国主义阵营，因为他们很难欺骗本国人民，误导世界舆论，获得美国的“援助”。因此，中国同志认为，在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没有必要表现出过多的谨慎。今年6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中直截了当地指出，由于担心铁托分子投到西方去而放松对他们的揭露，这是不会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益处的。《人民日报》指出，铁托还没有下定决心放弃中立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块挡箭牌；同时该报还强调说，铁托顽固地坚持修正主义和亲帝国主义的立场，完全不是由于谁怂恿他这样做。

中国朋友多次表示这样一种想法，即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判势必会进行很长一个时期。在他们看来，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必须将这场批判进行到底。邓小平同志在与С.Ф.安东诺夫同志就这个问题会谈时指出：“即使南斯拉夫人仍然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也是没有白白进行的：反修正主义的斗争将有利于兄弟共产党，最终，也将会有利于南共联盟内部的健康力量。”

中国同志在坚决谴责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同时，强调指出，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如果回到1954年以前存在的那种论点，是不正确的。今年6月4日的《人民日报》写道：“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断绝邦交。”在评价南斯拉夫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前景时，《人民日报》继续写道：“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己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兄弟关系，那么，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降为普通的外交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己以及别人就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们一样，中国同志也经常指明，在南斯拉夫人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能够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完全取决于南斯拉夫人自己。实际上，目前中南在国家关系方面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了。

对中国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立场感到极度不安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决定委托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前任驻华大使В.波波维奇，试图向中国同志施加一些影响。在贝尔格莱德被任命了新职务的波波维奇，6月份来到北京，其借口是：他应该与中国当局和外交使团进行告别。完全清楚，波波维奇受命试图与中国朋友弄清楚就南斯拉夫问题所发表的言论的性质，如果可能的话，通过这种途径达到缓和这些言论的语气。也可能，南斯拉夫人还想观察一下，是否能够在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找到一些分歧。但是，波波维奇没能够会见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任何人也没有接受波波维奇的辞别性拜会。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出席外交使团及波波维奇本人举行的告别宴会。在自己最后一次的北京之行中，波波维奇只与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进行了会谈，在会谈期间波波维奇建议自己在中国多逗留半年，“如果这对改善中南关系事业有好处的话”。对于波波维奇的这个试探，中国同志没有做出反应。南斯拉夫人利用这些事情，指责中国破坏了最起码的礼仪规范，故意恶化中南之间的关系。

根据中国朋友的信息通报，在最近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南共联盟纲领草案出现之后，南斯拉夫驻华使馆企图在中国进行修正主义宣传活动。中国领导人在与大使同志会谈时，还指出了南斯拉夫大使馆与许多居住在中国各地区的右倾分子通信的事实。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还特别积极地向中国各机关、企业、高等院校和某些个人，直接发送翻译成中文的南斯拉夫宣传材料。南斯拉夫人在发送这些材料时，甚至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比如，征求农村的区党委会和某些省的人民委员会的意见。在中国朋友全力开展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之前，南斯拉夫外交官员曾千方百计地进行口头宣传，竭尽全力给苏联的政策和苏联共产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立场抹黑。但是后来，南斯拉夫外交官与中国同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了，以至最近一段时间，南斯拉夫人只同外交使团接触。目前，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他们的全部活动，几乎都放在与亚非国家代表的工作上。已经处于孤立状态的南斯拉夫人，千方百计地企图获得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并竭力与这些国家的代表亲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日战术方针上的改变

最近三四个月的特点是中日关系急剧尖锐化。

第四次贸易协定(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是由以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协会的代表为一方，由日本国会代表促进国际贸易联盟、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日本协会、日中进出口协会的代表为另一方，于1958年3月5日签署的。之后，迫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以及向蒋介石分子表示让步，日本政府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采取了一系列具有敌意性质的步骤，其目的是削弱并使协定的政治后果化为乌有。这些有损声誉并带有诽谤性质的措施，不可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抗议，致使中国方面立即中断了这个协定的执行。中国方面被迫发表声明说：“在没有消除日本政府所设置的障碍之前，这个协定不可能被执行。”在此期间和接下来的时间里，日本方面做出了各种对中国不友好的姿态和表现，并且这些敌意的攻击都是日本政府领导人所允许的。日本的渔船开始闯入禁区。海上频繁出现中日两国渔船相撞事件。鉴于破坏中日两国渔业协定的这些事实，中国行政当局在5月上旬扣押了15只日本渔船。5月2日，位于长崎市中国邮票与剪纸展览会大厦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被拽了下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同志断然决定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全方位地给日本执政当局施加压力。中国报刊开始比以前更加尖锐地抨击日本政府和岸信介本人。在一些文章里甚至将岸信介称为“一级军事罪犯”。目前，报刊上经常出现关于“岸信介政府潜在的帝国主义贪欲”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内容。例如，最有代表性的是，目前在中国围绕着一个名叫刘连仁的中国人回国事件，展开的一系列宣传活动，这名中国人是战争期间被强行拉到日本并在那里漂泊了14年之久。在这些宣传活动中，列举了许多日本前军国主义战犯和他们侮辱中国人民的事实。

5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严厉地谴责了岸信介政府的对华政策。随后宣布中断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八幡钢铁公司”的谈判，该公司计划供给中国15.8万吨钢材，同时还宣布说：“根据中国人民的要求，中国政府停止签发与日本进行进出口业务的许可证。”按中国朋友的话说，几乎是立刻，中国与日本的全部贸易活动实际上已经停止。应该说，虽然中国在日本贸易周转总额中所占的份额相对来说并不是很大，但是，这种贸易的中断对于日本来说，尤其是对于日本的中、小型公司来说还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此前中国是他们比较稳定的、且前景十分看好的贸易伙伴。毫无疑问，放弃与日本的贸易也给中国方面造成了一系列困难，他们不得不在其他国家(包括在社会主义国家)另行分配订货，有时还要承受由于零售价格、货物中转等一些因素造成的损失。但是，中国同志的出发点是：中日贸易对日本更有利害关系。同时他们认为，必须向日本人表明，没有他们中国完全可以应付。

中国方面还拒绝延长中日渔业协定的期限，今年6月12日该协定的有效期已满。在中国的日本商人的签证也被拒绝延期。

文化联系也被急剧地缩减了。中国朋友示威性地从日本召回了中国律师代表团和在那里巡回演出的歌舞团。他们还决定不再派出和接待许多代表团，这些代表团的行程最初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委的计划规定的。按照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目前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维持在有限的范围内。岸信介就此问题发表了关于必须“通过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来促进消除中日关系之中存在的“误会”的这一观点，在对此进行回答时，《人民日报》6月25日的社论指出，这些声明的目的是欺骗日本的社会舆论，因为在日本政府对中国抱有敌意态度的情况下，中国与日本不可能继续保持那种在过去相对友好的气氛中所具有的那种交流方式。该报还写道：为了促进两国之间文化联系的发展，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应该坚决地进行反对岸信介政府阴谋的斗争”，该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对中国抱有敌意的路线，它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阻碍日中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断然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正好赶上日本国会的选举活动。中国同志竭力对参加选举的左翼力量给予一定的帮助，并尽可能地阻碍自由民主党在国会中获得2/3的席位，这对重新修改宪法是必要的。

但是，上述所列出的朋友们的措施，绝不带有短期的、应景的性质。这些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按照中国同志的看法，最近一段时间里，日本最富于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性越来越清楚地显露出来。邓小平同志在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声明说，我们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给予这种潜在的危险以最有力的打击。

按照中国朋友的评价，现阶段日本的垄断资本已经成为“潜在的帝国主义资本”。苏联临时代办在通报关于中国政府对日采取的措施时，使用了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表达方法，即如果不压制住这个“潜在的帝国主义”的话，那么，按中国的俗话说，它就会“翘尾巴”(参见С.Ф.安东诺夫同志与张闻天的1958年5月9日的会谈记录，摘自我们的1958年5月15日第165号文件。)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演示，他们不会忍受来自日本的任何敌意性的举动和攻击，并表明一切各种各样的幻想和谬见(尤其是仿佛中国害怕日本的那种论断)，即由于中国在最近几年里对日本采取了一些友好的步骤，从而在日本的某些阶层出现了这些幻想和谬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中国朋友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这种策略是协助他们揭露岸信介政府的帝国主义阴谋，加深日本与美国和蒋介石分子的最佳方法。

在与我们会谈时，中国同志强调指出，话题所说的战术方针的改变，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而这种改变并不代表着脱离为争取日本而进行斗争的这个主要方针。

中国同志对日本政府进行尖锐攻击的出发点是，这将有助于激活左翼和进步力量，对日本的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也将是有益的。

可以认为，在最近2—3个月时间里，中国给日本施加的压力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效果。显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压力在日本竞选活动的最后阶段已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并提高了中日关系问题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如果说在中国最初提出新策略的时候，日本许多活动家将这些措施看成是中国政府为竞选活动耍的手腕和并不相信中国能够真正采取如此断然的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中国的行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安。看来，资产阶级报刊目前关于在政府和执政的自由民主党的各派别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着分歧的报道，是不无根据的。自6月底开始，岸信介以及日本内阁其他成员的讲话已经明显改变了语气，他们很少强调关于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论题，而更多地谈论必须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文化联系，有时甚至还对在长崎市扯下中国国旗一事和其他一些“误解”表示“遗憾”。自然，尽管这些表白和言论带有明显笼络人心的性质，并且其目的经常是为了试探中国方面的打算，但是，日本执政者们被迫发表这些言论，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日本政府已经承受着来自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现在比以前更大，特别是因为中日关系的恶化明显地触动了日本大量工业家、商人和从事渔业生产的人的直接利益。

当然，最近很难预料日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有何改变。因此，中国同志大概在今后持续的一段时间里，仍将坚持更强硬的立场，力求更加重对日本的压力。例如，7月7日《人民日报》在社论中，对岸信介政府进行了更加尖锐的攻击，并将它称之为“自1945年投降以来最反动的日本内阁”。

在我们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近在对日方面采取的措施，总的来说具有很大的正面意义。主要在于：中国同志认真地评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险性，并寻找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对抗这种危险。

从中日关系今后发展前景的角度来看，中国对日战术方针的改变是完全成熟的。如果说在以前的几年时间里，中国执行的是“使关系逐渐正常化”的政策，确定全面地发展和扩大与日本的非官方联系的话，那么，这在当时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因为中国以此获得了机会，将日本社会各界人士争取到自己一边，没有他们，中国对日本施加任何压力都将是无效的。目前，在这方面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日本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抱有明显敌意态度的情况下，如果继续使用以前的策略，只能将中国置于不利的地位，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日本关于“两个中国”理论支持者的利益。正相反，由于前一时期所做的工作，中国同志有能力给日本以积极的影响，并采用目前日本政府已经接受的那些新的方法对其施加有效的压力。中国同志指出，直到最近，岸信介政府还是将中日贸易发展和两国之间任何接触的成绩和进展归功于自己。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他们的话说，已经揭露了岸信介并“把他逼得无法否认”。从另一方面来讲，岸信介现在不可能发动公开的反华运动，因为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就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其他反政府的反对派和专门人士就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他。

与此同时，我们能够想象到，在执行对日新的战术方针过程中，中国同志可能会出现一些偏激和缺点。例如，在我们看来，中国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还可能引起日本社会广大阶层的不理解，而日本政府立即获得机会，披着发展日中文化联系衷心拥护者的外衣来对抗中国政府。如此急剧地和全面地收缩这种文化联系，可能会对今后调整这方面的联系和开展向日本宣传中国的工作造成困难。如果实施这种策略的时期过于长久的话，这些措施类似的负面作用也将会越明显。

应该指出，在改变自己的对日策略的时候，中国同志没有考虑到有必要事先与苏联政府商议一下，而只是将自己已经制定好的措施通报给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非国家的关系

1958年上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旨在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给那些坚持自己民族独立的国家以帮助。中国继续在朝鲜问题上投入较大的力量，以便在关于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问题上，发挥中朝双方的主动精神。中国政府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争取通过完成日内瓦协定来解决中印问题的斗争中，表现出极大的主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真研究了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并采取了多方面的有力措施，以援助印度尼西亚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涉及到亚洲局势的主要方面和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那么可以说，在1958年上半年，中国在这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重大的对外政策措施。例如，在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公约的斗争中，中国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尤其是在宣传领域也没有发表任何反对侵略集团的有意义的演说。

考虑到目前亚洲几乎所有的中立国家，都在经受着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困难，中国政府在向他们提出关于为确保这一地区的和平和安全联合行动的建议方面，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在如下问题上：关于签署确保集体安全的地区公约，关于建立亚洲无核区域，关于就经济问题在万隆召开各国代表会议，等等。中国同志的根据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些建议可能不会得到一系列中立国家必不可少的支持，因而向他们提出这些建议也不会获得理想的效果。

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与我们会谈时，涉及到锡兰就经济问题建议召开亚洲国家代表大会时指出，在他们看来，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和锡兰，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可能表现出必要的积极性，因为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正忙于自己的国内事务，锡兰政府的局势也不是很稳定，而印度认为召开这样的会议时机并不成熟。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观望立场，认真研究局势，并准备一旦出现有利条件，就积极开始行动。

正如大使馆在自己1957年度的总结报告中指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对于建立亚洲无核区域的问题没有适时地提出倡议。在我们两国之间进行磋商之后，中国向印度提出建议，让印度人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这样的倡议。印度人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中国朋友认为印度人拒绝的原因是：首先，印度正致力于通过获得美国的援助，来克服自己的经济困难，并竭力不引起美国人的愤怒，以此来保留自己参加高级会议的机会，对此印度人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就中国而言，在弄清楚印度人的立场之后，中国朋友也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是合适的。

当然，不应该不注意到那些重要意图，正是这些意图使中国表现得十分谨慎，冷静地为自己的行动选择最佳时机。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这些事情上中国总是应该更积极些，他们应该更加顽强地、更加坚定地争取使尼赫鲁和亚洲国家其他领导人的言论和行动，有利于缓和远东、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紧张局势。中国同志最近在一系列场合下，甚至在解决自己的某些对外政策问题时——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一直在极度紧张地工作着——没有充分地利用亚洲国家。例如，在我们看来，如果广泛地利用这些国家来影响日本，这将是非常理想和适宜的。但是，对自己的对日策略进行了重大的改变之后，中国朋友，据我们所知，直到最近甚至也没有从需要的角度出发，努力向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锡兰和其他国家的官方代表以及直接向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认真说明一下在中日关系中自己的立场，尽管这将会有助于这些国家更好地理解或者是持更友善的态度，而在某些场合下，大概，还可能获得这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如从前一样，在印度支那问题上，中国仍然把精力集中在捍卫日内瓦协定上，并利用这些协定来支持越南朋友和柬埔寨、老挝进步的中立力量，同时给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的侵略措施设置障碍。与此同时，中国朋友还在印度身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力求从印度所处的地位上使自己获得一定的利益，印度作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也在努力加强自己对印度支那地区的影响力。

可以认为，印度政府在今年5月14日的备忘录中，就继续保留老挝事务国际委员会的问题所阐述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两国在这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坚决反对英国人和加拿大人竭力取消国际委员会的企图，中国朋友坚持在对其进行裁员之后保留它，也就是印度建议的第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但是，他们还认为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同意第二个方案(将老挝委员会的职能移交给越南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他们看来，在第二种情况下，最理想的是争取在老挝设立一个委员会工作小组。以下这个建议在中国被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建议，根据现有的资料表明，这个建议是加拿大人打算提出来的，其内容是：老挝委员会仅在其3名委员、日内瓦会议的2位主席和老挝政府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就可以召开会议。中国同志直截了当地指出，与印度在5月14日提出的第二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比较，这样的建议(甚至带有印度的修改内容，即召开委员会会议的问题将由委员会的3名成员决定)是倒退了一步，因为如果接受加拿大的方案，召集委员会开会就将会变成异常困难的事情。

中国朋友指明，无论是在关于老挝事务委员会，还是在向南越进口武器的问题上，印度的立场出现了某些恶化。迫于美国和吴庭艳分子的压力以及力求协助在越南建立“力量均衡”的局面，印度人实际上正在帮助南越政权把美国提供的武器变得合法化。在印度人的帮助下，越南事务国际委员会蒙混通过了一个决定，允许南越政权以“更换”法国远征军装备的方法来进口武器。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此问题专门致函尼赫鲁，但是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在国际委员会通过上述决定之后，中国报刊表示支持范文同在今年的6月14日向日内瓦会议的2位主席提出的呼吁。中国朋友打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正式支持范文同的这个呼吁。

对于柬埔寨与南越接壤的边界上发生的挑衅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支持柬埔寨，力求最大限度地将这个国家吸引到自己这边，并给南越政权制造困难。在报刊上以及陈毅在为欢迎柬埔寨代表团(议会代表团、佛教代表团、记者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表明了这种支持。

在众所周知的朝鲜、中国和苏联三国政府2月行动之后，中国政府在朝鲜问题上，利用所获得的优势，努力发挥主动精神，坚定地提出关于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的问题，以便给作为联合国一方参加了朝鲜战争的那些国家施加压力。中国朋友积极地进行斗争，反对美国及其同伙企图在朝鲜问题上将事情引入无休止的争论状态，反对他们企图降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的政治效果。这些国家针对政治上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法，主张必须事先达成协议，中国同志对他们的主张进行了揭露，认为这是他们的一种计谋，其目的是用谈论关于全朝鲜选举等类似的内容，来暗中偷换撤军这个具体和实际的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今年5月6日致英国临时代办的照会中，再一次重申：“只有从朝鲜撤出全部军队，才能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包括进行自由选举问题，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自己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如果美国以及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在一定期限内将自己的军队撤出朝鲜的话，中国政府和朝鲜政府“准备建议召开相关国家的协商会议，以便磋商在所有外国军队撤离朝鲜之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考虑到作为联合国一方参加了朝鲜战争的国家给出的否定答复，中国同志打算在近期内，以比从前更强烈的方式，再一次坚决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离朝鲜，同时还将表明英国政府7月2日照会中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整个这一阶段，中国报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巩固中朝之间友谊的材料，并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朝鲜问题上的政策。报纸坚定不移地重申，中朝双方所表现出的主动精神，不仅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打开了新的现实的前景，而且还是对缓和远东和全世界紧张局势、巩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可以将美国拒绝从朝鲜撤军看作是美国企图像从前一样执行其已经破产的“实力政策”，保住自己对朝鲜的殖民主义统治。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了第一批6个师(8万人)的撤离行动之后，正式宣布：自7月11日到8月20日将进行第二批撤军，人数是10万人(其中包括将撤离的6个师)。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忙于关于援助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也就是帮助印度尼西亚人进行反对暴动分子和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它内部事务的公开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注意观察了印度尼西亚事态的发展和其国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人的破坏活动和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政策上的改变。中国政府如从前一样，坚定地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信自己对印度尼西亚人民正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来自苏联、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支持，是确保印度尼西亚人民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是，正如中国同志经常正确指出的那样，印度尼西亚执政当局不愿意过于亲近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害怕这会恶化自己与美国人的关系，通常他们不喜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对印度尼西亚支持的这个事实。

考虑到印度尼西亚执政当局在接受社会主义国家援助问题上的动摇立场和分歧意见，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表现得很有分寸和谨慎。但是，当苏加诺、朱安达政府成员或者是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指挥机关的代表，表示希望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援助的时候，中国代表通常对这些请求都是给予肯定性的回答，并努力地使这种援助的方式和额度，不惊动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不推动它与美国人接近。

印度尼西亚人首先提出的是经济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数额为1100万美元的贷款，年息为2.5％，清偿期限为1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印度尼西亚人可以以任何一种对他们来说有利的方法偿还这笔贷款(用第三国的外汇，或者是供应货物，等等)。算在这笔贷款项下还签订了关于供给印度尼西亚180万匹棉布和2万吨大米的合同。同时，为了满足印度尼西亚人的愿望，中国朋友对这批货物的大部分实行了紧急的运达。临近印度尼西亚人希望的期限(今年的4月21日之前)，中国人已经向他们提供90万匹棉布和1.5万吨大米。按中国同志的话说，印度尼西亚人高度地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的及时援助。

在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分子公开支持暴动分子和扩大了自己干涉印度尼西亚内部事务的范围之后，印度尼西亚政府不得不公开向亚洲和社会主义国家请求援助。中国同志早就打算正式发表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的声明，但是，由于印度尼西亚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他们克制了自己的打算。当雅加达官方阶层明确表示对这种支持感兴趣的时候，中国朋友立即在自己的报刊上和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在欢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军事代表团的讲话中，坚定地表达了这种支持。

紧随苏联政府之后中国政府在1958年5月15日发表声明，坚决谴责了“美国公开侵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主权和粗暴地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部事务”，表明自己不可能对印度尼西亚事件和外国干涉其内政的事实坐视不理。中国政府声明说：自己“曾经以贷款的方式向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了棉布和大米”，“中国政府准备继续给印度尼西亚政府提供它所需要的、自己力所能及的援助”。在中国同志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个声明，同苏联政府的声明一样，受到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阶层尤其是广大居民阶层的热烈欢迎。

必须指出，如同在中国朋友发表的其他讲话中一样，在上述这个声明中特别重申了，在对印度尼西亚的侵略行动中，美国利用了被他们占领的中国领土台湾岛和自己的工具——蒋介石匪帮。在所有场合中都证明了，中国人民对美国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气愤，并提出坚决的抗议。

为满足印度尼西亚人的愿望，中国同志同意在北京举行关于供给印度尼西亚所需武器的秘密谈判。这些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同意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一定数量的陆、海、空三军所需的武器。根据中国同志的评价，印度尼西亚请求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武器这一事实，说明他们已经向前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中国同志的根据是，他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应该产生积极的效果，这将有助于加强进步的反帝国主义力量的立场，巩固该政府保持独立的、中立的立场，更加削弱美国的威信。应该指出，当东印度尼西亚的军事行动前景还没有明朗化和美国人扩大了公开干涉的范围时，中国同志甚至考虑可以向印度尼西亚派出自己的军事顾问和志愿军战士，当然，如果印尼政府同意这样做的话。

涉及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文化、宗教、体育和其他方面的联系，那么，由于印度尼西亚的局势，这些联系明显被削弱了。尽管如此，今年上半年仍有几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团、社会活动家和其他各界的代表出访了中国。中国朋友计划今后将使这些接触重新活跃起来。

必须指出，陈毅和其他中国同志多次表示，热烈欢迎苏联政府关于在对待印度尼西亚事情上苏联和中国行动上保持协商一致的建议。就印度尼西亚事件交换意见和情报，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协调和明确我们两国的立场。根据大使馆的意见，今后，在讨论更广泛的国际问题和准备对于某些国家首先是亚洲国家采取外交行动时，应该更加经常地应用这种良好的经验。

最近，中国对于巴基斯坦的政治态度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双方的经济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其表现是签署了中巴关于出售15万包棉花以交换中国煤炭的协定。巴基斯坦人还对从中国获得玻璃制造厂、造纸厂和纺织厂所需要的配套设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中国朋友将巴基斯坦人在扩大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方面表现出的主动精神，评定为其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的结果，尤其是由于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日益尖锐的竞争使巴基斯坦在销售棉花方面出现了很多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缅甸的态度上，根据该国家国内的政治局势，表现得十分谨慎。无论是在报刊上，尤其是在官方的发言中，对于吴努与吴觉迎和吴巴瑞的冲突以及在国内确立和平的问题上，中国政府都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立场。在中缅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包括中缅边界问题，最近几个月内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因为缅甸的执政当局由于国内的局势，已经没有能力顾及这些事情了。

在1958年里，在巩固和发展自己与近东、中东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政府继续进行了不小的努力，并仍像从前一样十分重视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

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关系发展得非常顺利。中国政府在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进行协商，支持他们的反帝国主义的行动。1958年3月30日，以陆军总参谋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将军为首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一个大型军事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这是中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证明。中国同志非常热情地欢迎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在中国逗留了一个多月，参观了一系列大城市，军事高等院校和军事设施。代表团成员还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接见。关于中国向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提供几种武器的谈判进行得十分顺利。

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贸易关系发展得也十分顺利。中国同志继续以援助的方式在这个国家购买大批量的棉花和棉纱。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文化和其他方面的联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58年6月23日(紧随1958年初在中国建立了“中国—阿联友好协会”之后)，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了以原埃—中友好协会主席巴库里部长为首的“阿联中国友好协会”。在阿联、叙利亚、也门地区和阿联其他一系列重要城市里，都设立了该协会的分会。

在尽全力援助和支持中东、近东、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对黎巴嫩人民反对英美走卒夏蒙的斗争持坚决支持的立场。中国的报刊、著名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坚决支持黎巴嫩起义者反对这个国家的亲美政府、反对外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斗争。

中国社会舆论积极开展了支持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其他非洲国家发生的反帝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行动。1958年3月，中国发动了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斗争的运动。在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大城市里，进行了群众集会声援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报纸刊登了一系列文章，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斗争，谴责法国政府，并表示坚信：在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一定会获得自己国家的独立。

中国政府对于1958年4月在阿克拉市召开的8个非洲国家代表会议表示热烈的欢迎。正值会议开幕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给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发去了贺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确信：代表大会将为加强和扩大非洲国家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事业而工作。中国报刊广泛地评述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对会议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对外贸易组织成功地与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保持了事物性的接触。根据外国通讯社的报道，摩洛哥和突尼斯政府仿佛准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关系

1958年中美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已经7个多月没有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毫无疑问，这段时间里，在美国，那种倾向于即使不与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至少也要建立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的情绪加强了。但是，目前这种趋势还没有完全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中国朋友的根据是，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不会有任何重大的进展，按毛泽东的话说，因为美国“不愿意承认新中国，就像很长时间不愿意承认苏联一样”(参见С.Ф.安东诺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1958年5月28日的会谈记录，我们的1958年6月9日第218号文件)。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坚持强硬的反美方针是必要的。

在中国同志看来，坚定的反美方针“能够激励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在与我们会谈时，陈毅同志多次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向美国做出任何让步。根据大使馆的意见，无论是从对内政策，还是从对外政策意图上看，中国对美国的这种方针目前来说都是正确的。

这种方针具体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和报刊使用更加尖锐的语气谈论美国，加大力度强调美国的危机现象，更积极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事实，等等。自然，所有这一切都如从前一样，与系统地揭露和谴责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美国对台湾的占领、美国人利用蒋介石匪帮进行破坏活动、剥夺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地位，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朋友正是利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停滞不前的状态，揭露和贬低美国政策的。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在1958年4月12日自己的声明发表之前，中国政府就由于美国人的错误导致中美会谈中止很长时间的问题，几次致函美国政府，坚持恢复上述所说的按以前协商级别的会谈以及解决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一系列刻不容缓的问题。1958年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日内瓦谈判发表了正式声明，并就问题的实质公布了往来信件。在自己的声明中，中国方面强烈地谴责了美国通过各种见不得人的手段拖延会谈，实际上已经中断了会谈。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声明甚至没有给出明白的答复。因此，中国同志继续坚持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于1958年6月30日就中美会谈问题发表了新的声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声明，从实质和形式上看，与1958年4月12日就该问题的声明很相似，同时，提出问题的语气比前一个声明要更强烈。在这个声明中直接谈到，如果自发表声明之日起15天之内，美国不任命自己大使级的代表和不恢复会谈的话，那么，“中国政府不可能不认为，美国决定中断大使级别的会谈”。

总的来说，中国政府目前基本上倾向于中断这些会谈。他们的出发点是，在这么长的间歇时间里没有解决任何重大的问题，而在一些小的、无关轻重的问题上继续会谈，将会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因为美国人会作为一个证据将这描绘成：中国竭力追求无论如何都要与美国进行谈判，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中断会谈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良好的政治效果，因为这会使美国丧失投机的机会——仿佛中国不进行这些会谈就无法应付。与此同时，停止会谈还将使美国政府丧失利用日内瓦会来欺骗本国的社会舆论和实业界人士的机会，因为实业界的一些人士越来越勇敢和坚定地表示赞成与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6月30日的声明看作，不仅是对美国人施加的新的压力，而且还是一份在谈判中止的条件下为社会舆论准备的文件。

中国人预先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将美国政府置于非常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关于这一点以下一个事实可以证明：杜勒斯和美国其他国务活动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一个声明发表之后，也急忙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他们确定地说，美国人不想中断日内瓦谈判，并准备任命自己大使级的代表，但是，不接受中国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最近几个月里，在出现某种类似“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场合下，中国同志都使自己的立场更加强硬。同时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美国加强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阴谋，必须给予更加有效的反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场中这些新的方面是：打算退出9个国际体育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中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也有蒋介石分子；拒绝以某些间接的方式参加国际性代表会议，等等。中国同志对自己策略的这些变化做了解释，其原因是：必须反击美国及其同盟者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维护自己国家的声誉，力争做到“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国际生活和国际组织，只能通过正门，而不能通过后门”。

中国朋友经常说，众多事实的实际功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提高，迟早会逼迫美国和追随它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容忍正在迅速发展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并迫使他们最终承认新中国。

朋友们预料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动拒绝参加各种国际性组织，来抗击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企图，对美国将是一个打击，并将有助于激化他们与同盟国之间的矛盾，因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对于美国同盟者的益处，在一段时间里将不可避免地增加。

鉴于以上所述内容大使馆认为，苏联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里的代表们，应该特别注意对那些能够导致出现“两个中国”局面的所有事实的态度，并仔细认真地研究中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1958年7月25日

ЦХСД，ф.5，оп.49，д.135，л.1-75

№26367 尤金与周恩来、彭真谈话纪要：安排赫鲁晓夫秘密访华(1958年7月28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7月30日

第303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周恩来和彭真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7月28日

在通过高频电话与赫鲁晓夫同志谈话后，应我的请求，23时周恩来和彭真接见了我。

周恩来告知，毛泽东因疲劳过度正在郊区休息。他还说，领导干部明天准备去北戴河开会。

我告诉周恩来，由于情况的变化(近期将不举行5国政府首脑会晤)，赫鲁晓夫同志请我告诉毛泽东，今年7月30日他可能访问北京。我补充说，赫鲁晓夫同志请我弄清楚中国同志们的意见，几点钟抵达北京比较方便，以及这次访问应该具有何种性质，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访问。

周恩来说，鉴于问题的重要性，他现在就去别墅会见毛泽东与他商谈这个问题，并把结果告诉我们。

我们和彭真一起留了下来，决定等待周恩来返回。

大约过了1小时，周恩来返回后说，毛泽东欢迎赫鲁晓夫同志于1958年7月30日抵达北京，并认为飞机在北京时间16时抵达比较合适。周恩来补充说，届时城市里比较凉爽。

至于访问的性质，中国同志们提出了3个可能的方案：

1.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的正式访问，并且在报刊上宣布抵达北京；

2.在赫鲁晓夫同志返回莫斯科前，不在报刊上公布这次访问；

3.对外不作任何宣布的秘密访问。

周恩来解释说，中国同志们准备接受赫鲁晓夫同志选择的任何一个方案。他们自己表示赞成第二个方案，也就是说，主张在赫鲁晓夫同志从北京返回莫斯科前，不对外公布。此后，周恩来继续说，可以发表相应的联合公报。

周恩来补充说，这样的公报对在近东和中东进行直接侵略的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打击，对世界人民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周恩来说，他们准备在郊区的官邸接待赫鲁晓夫同志，以保障他与莫斯科的高频通信等等。

在与彭真简短对话后，周恩来说，不得不取消原定在北戴河召开的会议，领导同志会议将改在北京举行。

我答应立即把这次谈话通过电话通知赫鲁晓夫同志，并将结果告诉朋友们。

公使衔参赞安东诺夫同志谈话时在座。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共3份，送：赫鲁晓夫、葛罗米柯、档案室

执行人：安东诺夫

1958年7月2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70-172

№20391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科学家参加国际会议问题(1958年7月29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陆明(ЛуМин)同志向苏联驻北京使馆通报说，中国科研机构今后将不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МГГ)活动和向今年7月底将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大会派遣自己的代表。中国朋友做出上述决定的理由如下：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接受台湾(为自己的成员)，从而导致“两个中国”的出现。

与此同时，陆明提请苏联使馆关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苏方主席普什科夫同志在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友在书信交流过程中所采取的错误立场。陆明表示，希望相关苏联机构能向普什科夫解释中国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所坚持的一贯立场。

苏共中央联络部查看了陆明所引证的普什科夫同志分别于今年6月17日和7月8日给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发出的两封信以及后者对普什科夫同志去信的答复。从普什科夫同志的上述两封信中可看出，他是本着交流意见的原则来探询中国朋友的观点——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内部他应当对中国问题采取何种立场。与此同时，普什科夫同志还这样地表达了自己的预计，即中国和台湾的学者将可能通过协商达成如下共识：双方一起或各方单独参加国际地球年组织，并向后者提供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材料。对此，普什科夫同志还援引了德国、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例证。尽管中国朋友对普什科夫同志6月17日的去信作了否定性的答复，但后者在7月8日的去信中又以另一种略作变通的方式坚持了自己的原有建议。看来，这可能便是促使中国朋友致函苏联驻中国使馆的主要原因。而针对普什科夫同志7月8日的去信，中国朋友则根本就没有进行答复。

之所以产生这一事件，原因还在于：普什科夫同志在向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国委员会发出自己的上述信函时根本就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其中包括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的其他苏联代表。另外，中国朋友称普什科夫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苏方副主席，而实际上普什科夫同志只不过是该委员会的委员，他根本无权就这一问题与中国朋友进行通信，因为这本应是国际地球物理年苏联委员会的分内之事。

今年7月14日科学司基里林同志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莫斯科召开国际地球物理年大会应采取的措施的报告。其中明确了苏联代表团在此次大会上就中国问题应采取的立场，并向普什科夫同志指出了关于其擅自与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通信的错误。

不过，鉴于我们在国际组织中的学者和其他一些代表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仍经常犯类似错误，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考虑苏联驻中国使馆提出的建议，即要求苏联外交部和对外文化交流国家委员会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组织中的苏联科技和文化方面的代表发出指示。另外，为达此目的还应责成文化联络委员会(茹科夫同志)与苏联外交部一道在近期内就苏联在关于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问题而召集在国际科技、文化、体育和其他类似机构中工作的苏联代表开会。

苏联外交部将就如何答复中国朋友对普什科夫同志所提意见的问题向苏联驻中国使馆发出相应指示。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科技和高、中等院校部副部长

Д.库金(签名)

1958年7月29日

第15Д923号

手写批注：

情况说明：指示已经落实。关于普拉科夫同志问题的资料附上。 [22]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

…… [23]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87-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