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6a

№21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1956年1月10日)
№25946 尤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讨论泰国、日本和台湾的局势(1956年1月10日)
№21457 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月10日)
№20371 萨秋科夫等致谢皮洛夫报告：请苏联领导人为《人民日报》写文章(1956年1月12日)
№20370 李富春致赫鲁晓夫函：请帮助审阅中国的五年计划草案(1956年1月15日)
№21456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报告(1956年1月19日)
№23065 尤金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情况(1956年1月19日)
№20370-1 巴依巴科夫致帕乌金函：对李富春来信的处理(1956年1月20日)
№23953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6年1月20日)
№25169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函：中共中央转送缅共、马共来信(1956年1月21日)
№20372 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1956年1月24日)
№223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1956年1月30日)
№25176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让一些亚洲党员出席二十大(1956年1月31日)
№20758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各党交换意见(1956年2月7日)
№214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府邀请苏联公民共度春节(1956年2月8日)
№25045 关于庆贺苏—蒙—中铁路开通的情况报告(1956年2月9日)
№21835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苏共在二十大期间同兄弟党协商的问题(1956年2月9日)

№25969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1956年3月2日)

№138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1956年3月16日)

№21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1956年3月16日)

№1260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决定派陈云秘密访问越南(1956年3月20日)

№12600 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电：请求苏联帮助对长江流域进行改造(1956年3月21日)

№23992 瓦宁科夫和托普奇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问题(1956年3月22日)

№25197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和苏联侨民问题(1956年3月24日)

№23936 彭真致亚斯诺夫电：感谢苏联在国际议会联盟接纳中国问题上的帮助(1956年3月26日)

№20760 库尔久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询问悬挂领袖肖像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21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23060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安排中国在苏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1956年3月28日)

№23935 帕列茨基斯与刘晓会谈纪要：中国对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态度(1956年3月30日)

№10461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1956年3月31日)

№23064 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1956年4月5日)

№31225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缅甸及东南亚局势(1956年4月5日)

№02852 茹科夫与甘野陶谈话纪要：关于苏加诺的出访安排(1956年4月7日)

№02853 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1956年4月9日)

№09840 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1956年4月9日)

№23027 中国吉林省居民致米高扬函：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1956年4月9日)

№09836 尤金致库尔久科夫函：对挑拨中苏关系的美国文章的处理意见(1956年4月11日)

№21460 马尔采夫等致谢尔巴科夫报告：要求撤回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专家(1956年4月11日)

№20378 科瓦利致谢皮洛夫函：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企业清单(1956年4月12日)

№21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米高扬的亚洲之行(1956年4月13日)

№21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五一游行中领导人肖像的问题(1956年4月13日)

№31226 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1956年4月17日)

№11449 齐米亚宁与阮维桢谈话纪要：越南劳动党中央扩大会议情况(1956年4月27日)

№21462 安德罗索夫等致维诺格拉多夫报告：撤回苏联专家帕霍莫夫(1956年4月27日)

№02856 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访华问题(1956年4月28日)

№2146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民族政策等(1956年4月30日)

№081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1956年5月2日)

№20373 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1956年5月5日)

№24916 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1956年5月7日)

№21463 维诺格拉多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急召专家帕霍莫夫回国(1956年5月10日)

№20374 苏联记者来电记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译文问题(1956年5月17日)

№02860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关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1956年5月24日)

№25200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废除(1950年)中苏补充协定(1956年5月29日)

№09834 贾丕才致尤金电：苏联同意加快对华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发货(1956年6月6日)

№09842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1956年6月7日)

№21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络方式(1956年6月21日)

№21466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1956年6月27日)

№223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1956年6月29日)

№1037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共移交档案文件和资料的问题(1956年7月6日)

№06202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1956年7月10日)

№08812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准备工作(1956年7月19日)

№02862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记录：通报苏加诺访问美国和西欧的情况(1956年7月20日)

№21474 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1956年7月26日)

№23029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的信件(1956年8月2日)

№20554 彼得罗夫与曹克强谈话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3日)

№23028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谈双百方针(1956年8月8日)

№20555-7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17日)

№1038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事(1956年8月20日)
№24925 冯义致格洛莫夫函：中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实习工人(1956年8月22日)
№09835 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8月22日)

№21832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1956年1月1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月10日会议第180号记录

出席会议的人员有：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波诺马连科、什维尔尼克、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谢皮洛夫、波斯佩洛夫。

关于召开华沙条约成员国会议的问题。 [20]

(莫洛托夫、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科涅夫、葛罗米柯、朱可夫、苏斯洛夫、萨布罗夫)

赫鲁晓夫同志：对委员会的组成成员表示赞同意见。 [21]

莫洛托夫同志：取消关于协商的问题。

米高扬同志：建议召开委员会会议，以便讨论某些问题：

关于欧洲安全问题，关于德国问题。

在此进行了协商。

批准了条例。 [22]

解决关于德国的问题。 [23]

协商委员会可能通过共同宣言。 [24]

(委员会的会议可以在布拉格召开) [25]

关于代表人员的问题。

(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米高扬、马林科夫、萨布罗夫、苏斯洛夫、卡冈诺维奇)

赫鲁晓夫同志：提出朱可夫同志的名字。 [26]

全体支持。

委托莫洛托夫同志、朱可夫同志、科涅夫同志、葛罗米柯同志、谢苗诺夫同志为1月11日会议准备全部文件。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41-41об

№25946 尤金与刘少奇谈话纪要：讨论泰国、日本和台湾的局势(1956年1月10日)

摘自П.Ф.尤金的日记

机密

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1月10日

我拜访了刘少奇，以便把苏共中央关于Н.С.赫鲁晓夫同志和Н.А.布尔加宁同志前往印度、缅甸和阿富汗访问的通报转告给他。

刘少奇对这一通报表示了感谢。他说，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之行所作的评价。

刘少奇强调，这次访问将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具有重大意义。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还有一些中立力量，他们也是一个阵营。这些力量由尼赫鲁来领导，对我们更有利，因为我们自己无法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可以从自己这边对尼赫鲁施加影响。中立力量现在很明显看重自己的利益，他们有可能会取得双方的援助。这对侵略阵营有联系的其他国家也在产生影响。

刘少奇继续说道，泰国的立场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泰国处于美国的压力之下。同时泰国的经济出现了非常困难的状况。首先，泰国遭受了同缅甸一样的大米销售的困难。橡胶、咖啡和锡的销售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泰国每年有多余的大米50万吨以上，橡胶50万吨。

刘少奇说，泰国政府向中国秘密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请求购买泰国所有剩余的出口产品。刘少奇说，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一点，泰国承诺将脱离东南亚条约组织。

我问道，这个代表团有多少有影响的人物。

刘少奇回答说，所有代表团成员都是政府人员。1955年12月，銮披汶总理在仰光期间向中国驻缅甸大使馆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委托他与我们建立联系。当时就达成了关于代表团出访北京的协定。泰国请求中国提供1亿美元的贷款。目前正在谈判。关于泰国代表提出的贷款问题现在还没有给予答复。出席会谈的周恩来助理马列同志说，昨天晚上，周恩来和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告诉泰国代表团，中国将购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根据刘少奇的意思，如果中国购买了泰国所有的多余产品，那么，就有可能使泰国从侵略阵营中脱离出来，并使其加入中立国家之列。刘少奇顺便指出，泰国有300多万中国人，他们在泰国的工业和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随后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即便是菲律宾最近也在同美国人就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的所有权问题进行了对话。至于日本，鸠山一郎日前也发表声明说，他不排除自己前往中国的可能性。这个声明主要是针对日本和美国民众作出的。鸠山一郎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美国施加压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提到了近日美国各类高级军事人员和其他活动家多次到台湾的问题。

刘少奇就此事说道，美国人非常想争取台湾。他们非常担心中国政府和蒋介石会谈。刘少奇继续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信息，他们想用自己的傀儡孙立人取代蒋介石。蒋介石先发制人，消除了孙立人。”

美国早就向蒋介石提出，把他们的陆军派到台湾，但是被蒋介石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会有损他的地位。

刘少奇说，英国正在散布虚假谣言，说英国人科恩来中国是为了充当中国政府和国民党之间的联系人。这些谣言是一名英国工党党员散布的。科恩确实到了中国，他之前也去过台湾，但是他并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他请求允许他在中国参观。现在科恩正在东北。

在随后的会谈中刘少奇说，希望就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为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师们组织一次会谈。

出席会谈的有使馆参赞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和总理助理马列同志。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6，п.362，д.13，л.22-24

№21457 俄联邦教育部的报告：中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情况(1956年1月10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致苏共中央：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呈送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来访的报告。

附件共5页。

П.季明(签名)

1956年1月18日

附件：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教育工作者访问苏联的报告

根据苏共中央1955年6月22日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工作者代表团一行27人应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邀请，于1955年10月17日至12月16日对苏联进行了访问。

代表团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陈曾固同志为团长。

代表团成员有：中学管理局副局长，教育部小学管理局教学部主任，《人民观察》杂志编辑，一些小学和中学的校长和教师。在该代表团中几乎有中国所有主要地区和城市的代表。所有的代表，除翻译外，都是首次到苏联。绝大部分代表都是中共党员。

代表团前往苏联的目的是对如下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政治教育，小学、初中和师范院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全面的必需的教育，中学工作的领导。代表团团长一到莫斯科就得到通知说，他们面临的任务是研究、总结和在中国推广苏联经验。

代表团有组织地分成4个固定小组，每个小组按已明确的代表团逗留期间计划工作。

在苏联逗留期间代表团完全履行了拟定的工作计划。代表团详细深入地了解了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在孩子的学习和教育方面研究的主要问题，教育部各管理处和部门、人民教育地方机构、学校、对外机构、教师进修学院的工作情况以及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科研工作情况。

代表团在组织上被分为4个固定的小组，其中每一个小组都按照一定的、为代表团在进行访问的整个时期制定的计划进行工作。在访问苏联期间，代表团完全完成了预定的工作计划。代表团详细而深入地研究了一些主要的问题，关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对孩子的教育和培养方面的问题，关于管理工作问题和教育局的工作问题，关于地方国民教育机构工作问题，中学问题，高级中学问题，教师进修学校问题以及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的科研工作问题。

同代表团进行了一些谈话，谈话的题目如下：关于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工作的一些主要问题，初中、七年制中学和中学教学教育机构和方法，对学校的视察工作，学校教学教育工作的领导，关于全科必修教育，关于苏联消除文盲的经验，中学和师范院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关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的发展。小学和初中职工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格里夫科夫同志同代表团进行了“关于教师工会的结构与工作”的谈话。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图马诺夫同志使客人们了解了以列宁的名字命名的少先队组织的工作。

代表团在苏联期间，除了到莫斯科，还到过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索契和新西伯利亚。

代表们熟悉了中学校长、教务主任、班主任、教学法联合会主席、任课教师的总的状况。翻译们把教学过程速记了下来，对代表们参加的每一堂课都仔细进行了分析。晚上，代表团的每个小组都对白天的工作进行总结，按顺序提出一些问题，并熟悉得到的材料。代表们在列宁格勒熟悉了列宁格勒州教育局和列宁格勒市教育局的工作。他们指出，第308中学、第321中学、以涅克拉索夫的名字命名的师范学校和列宁格勒州北方农校在教学和教育工作方面的组织性很强。

在乌克兰共和国，让学生掌握几个职业和建立专业班的经验引起了代表团的兴趣。代表团参观了有第70名中学学生在工作的工厂和契尔尼科夫州科泽列兹村中等畜牧学校，那里是科泽列兹村学校的科学实践基地。

代表团在列宁格勒和第比利斯的少年宫、基辅儿童农艺生物站、莫斯科儿童读物出版社儿童书店、莫斯科、第比利斯和新西伯利亚儿童剧院等地方了解了校外工作的组织情况。

11月7日参加观看了红场上的阅兵式和游行，参观了列宁博物馆并向列宁和斯大林的陵墓敬献了花圈。

应代表团的请求，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他们被安排参观了两个集体农庄，在这里他们了解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在参观了农业生产单位、集体农庄俱乐部以及农民的住房之后，代表团团长说，从这一集体农庄中他们看到了中国农村的前景，回国之后，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将积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集体化提供帮助。

代表团访问了国营莫斯科滚珠轴承厂的自动化车间。

在索契转机的时候，代表们参观了城市，参观了两个疗养院，参观之后，他们赞叹道：“在中国还没有这么美妙的院子，没有这么好的疗养条件。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并且更加希望把自己的所有力量和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除了参观国民教育机构之外，代表团还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第比利斯、新西伯利亚最好的剧院、博物馆和展览馆，这使得代表团对苏联人民的文化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

代表团了解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教师之家工作的组织，并在这些地方同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们举行了会谈。所到之处代表团都受到非常好的欢迎和接待。在大街上、地铁上和火车上，即使不认识的人也走向代表团，以便转达他们衷心的问候，表达对中国人民的关切、尊重和热爱。

很长时间代表们都一直在回忆一个第比利斯的5岁小女孩，当她在大街上看到代表团之后，跑向一名女代表，并递给了她一颗糖果。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名年迈的基洛夫市退休的女教师”，代表们说：“她的女儿也是一名教师，她们两人在深夜来到我们乘坐的火车上，以便向中国教师送去温暖而衷心的问候。在这里，我们一直感到自己是在自己的家里。苏联是我们的第二个祖国。”

应当指出的是，所有代表都非常谦虚，非常热爱劳动。代表团团长在代表们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在回国前夕，应代表团的请求，向他们赠送了教师用书和儿童文学作品。苏联各城市的学校、少先队之家都准备了送给代表团的礼物，以便转交给中国的中学教育机构、学校和孩子。

在代表团回国前夕，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中陈曾固同志代表代表团对苏联国民教育工作人员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感谢他们帮助代表团了解了苏联经验。

从奥特波尔到莫斯科的整个路途中，在各州中心，代表团受到了各州和市人民教育局领导的接待。他们在到达下一个城市的途中向代表团介绍了代表团所经过的地区、州和市人民教育组织的状况和成就。

代表团提出的问题都得到了详细而又全面的答复。就这样，还没在莫斯科开始工作，代表团就已经了解了综合技术教育、共产主义教育、学校领导和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组织情况。

新西伯利亚市的领导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对待代表团的接待工作。这是代表团临走回国之前最后一次与苏联教师见面。代表团受到了极其的关注和照顾。各学校为代表团的到来准备了礼品。

在与新西伯利亚教师的见面会上，代表团团长说：“我们明白，所有珍贵的经验都离不开人民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的劳动。请允许我以代表团的名义感谢这些经验的创造者们：苏联教师和人民教育工作者。我们到处都能感到苏联人民所表现出的热情，就好像我们遇见了老朋友。代表团所受到的真情款待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我们非常明白，我们代表的是谁。你们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民和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感情。”

他说：“我们属于不同的民族，我们有另一种语言，但我们的人民是兄弟，我们有着将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我们人民之间的伟大团结将决定世界命运。”

但是，也应当指出一些严重的错误。宾馆里给的房间通常都没有浴室。为了旅途之后在公共浴室里洗澡，代表团只得排队等候。

极其令人不满的是为代表团服务的“国际旅游”车队。车队调度常常声称，原来预定的三到四辆车现在就只能提供一辆车。

М.季赫米洛夫(签名)

1956年1月10日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材料。就改善为外国旅游者提供服务方面的不足之处已与“国际旅行社”理事会(安库季诺夫同志)商谈。

И.谢尔巴科夫

В.莫伊谢耶夫

1956年3月5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6

№20371 萨秋科夫等致谢皮洛夫报告：请苏联领导人为《人民日报》写文章(1956年1月12日)

第03260号

Д.Т.谢皮洛夫同志：

在1956年2月14日——苏中友好条约签署7周年即将来临之际，《人民日报》编辑部请求《真理报》编辑部帮助，求得一篇由苏联著名领导人撰写的纪念性文章，作为该报通栏的专论。

我们建议请А.И.米高扬(捷沃相 [27] )同志来为《人民日报》写这篇纪念苏中条约签署7周年的文章。

П.萨秋科夫

Ю.茹科夫

1956年1月12日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53

№20370 李富春致赫鲁晓夫函：请帮助审阅中国的五年计划草案(1956年1月15日)

致科瓦利、萨布罗夫和巴伊巴科夫等同志：

根据赫鲁晓夫同志的指示，兹将李富春同志的报告分送给你们审阅并提出有关建议。

В.切尔努哈

1956年1月18日

第01903号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Н.С.赫鲁晓夫同志：

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兹向您报告如下问题：关于(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预期完成情况；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中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和指标的预计

请苏共中央研究我们预先提出的草案。

今年4月份当最终制定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之后，我们还要将自己的计划提交苏共中央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再次请苏共中央研究我们的请求并对如下报告中所涉及的问题给予中国应有的帮助。致以共产主义式的敬礼。

李富春

1956年1月15日

附件：

李富春提交的报告 [28]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2-3

№21456 库尔久科夫致维诺格拉多夫函：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报告(1956年1月19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第94/ДВ号

致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Т.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同时呈送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有关在《人民中国》杂志和《中国》画报工作的苏联专家1955年的工作报告。

附以上内容共13页，第175с/ДВ号，仅送收件本人。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6年1月19日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第149/ДВ号

1956年1月18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2份

1956年1月4日

第16号

关于苏联专家1955年在《人民中国》杂志和《中国》画报工作的报告

一、《人民中国》杂志的方向与特点

《人民中国》杂志的基本宗旨：使国外读者了解中国人民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和平合作对外政策，巩固中国人民与苏联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友谊。杂志上刊登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反映国内生活，之所以也刊登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它们都直接涉及中国。该杂志有俄文和英文版，每月出版2期，日文版每月出版1期。1955年的俄文版出版了24期。用三种语言出版杂志有相当的困难：各国读者的文化和政治水平不尽相同，所以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使宣传更具积极作用，事情确实非常棘手。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走出这种困难的局面，使宣传更积极有效，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在每期杂志上登载2—3篇专门针对该国的文章，而其他的文章则一律都是面对所有国家。

在报告年期间，杂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宣传五年计划，并且首先是在国内建立重工业的整个计划。与此同时，刊登了许多有关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生产革新者的文章。

通过宪法后，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杂志经常刊登一些反映最重要的革命大事记的文章。比如，在第2期上登载了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百年史》，此后还刊登了有关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1911年辛亥革命的文章。编辑部将在1956年继续刊登有关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文章。

杂志经常宣传中苏友谊。比如，1955年2月16日第4期上刊登了师哲同志标题为《伟大的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的长篇文章，张风(Чжан Фын)同志《新的经济合作方式》等文章。杂志还以两篇文章和许多照片反映了苏军撤出旅顺口。

同样也非常关注巩固中国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曾刊登了一些文章，如《中缅友谊发展的新阶段》(第1期)、《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友谊正在巩固发展》(第6期)、《中国人民与阿拉伯国家人民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友谊》(第7期)、《历史性的万隆会议》(第10期)以及许多有关中国和印度之间友谊的文章等等。

在有关中国医药、中国的学者、有关剧院、电影院、学校、高校、绘画、实用艺术等系列文章中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文化。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杂志在“答读者问”的栏目中经常刊登一些参考性质的文章，如《中国人民政协》(第4期)、《新中国的穆斯林》(第6期)、《中国万里长城》(第8期)等等。

考虑到杂志面对的是不同兴趣和要求的广大读者，编辑部在每期杂志上刊登重要的政治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

报告年期间有关党的建设、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理论问题和关于有问题的文章。

二、编辑部的组织和计划工作

杂志总编辑部由4个部门组成：经济部、政治部、国际部和文化部。各部门工作人员主要从事材料的组织和编辑。大部分文章都是在外面组稿，个别文章由编辑部人员撰写。为文章争取到了广泛的作者：中共中央领导干部、部长们、社会活动家、作家、演员等。编辑部依照规定的计划约稿(计划分月度、季度和长远的年度计划)。作者的稿件到达其中的一个编辑部后，在那里进行编辑，稿件中所有修改都要征得作者同意，然后由主编批准该文并成为所有外语编辑的原文，该文被译成相应的语言。《人民中国》杂志有三种语言：俄文、英文和日文。

主编在准备中文稿件时，经常与外语编辑们商榷，考虑他们对组稿的意见。有外国专家参加的编辑会议上对当前计划要出的一期杂志进行讨论。季度计划和年度计划同样也在编辑会议上讨论，这是各部门主编工作的基础，但是经常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对它们进行更改。

稿件首先要经过主编的批准，由副主编仔细地检查，再送各部门讨论，为的是尽可能完善文章的质量。每月召开一次编辑扩大会议，对出版的两期杂志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审理。在这样的会议上对已经刊登的材料进行评价，分析研究文章的优缺点、杂志的装帧、杂志的排样等等。

对某些文章的组稿，编辑部派出自己的记者去国内的某些地区。比如，编辑部派自己的记者去浙江省研究当地的合作化运动，去旅顺口(为苏军的撤离)，去西藏等等。

三、苏联专家的工作

杂志社编辑部有4名苏联专家，他们的职能分配方式如下：

1.В.Я.西季赫缅诺夫，担任主编，在所有对外宣传的主要问题上向中国同志提供建议，仔细审查已完成的中文稿件并对它们提出自己的意见，参加编辑会议，对翻译成俄文的文章质量负责。总体负责杂志俄文版的出版。

2.Н.Л.帕霍莫夫，杂志俄文版出版的编辑顾问，负责俄文稿件的编辑，审查所有的修改部分，在整个稿件的编辑过程中向中国编辑提供建议。

3.М.Г.科洛杰兹诺夫，俄文版书籍和册子出版的编辑顾问。因为俄文版书籍和册子出版计划的量不大，所以科洛杰兹诺夫同志还参与《人民中国》杂志的稿件编辑工作。

4.Н.М.济科夫斯莫洛夫，翻译顾问，负责翻译的质量，对中国翻译的译稿进行编辑，也参与对修改部分的审查。

苏联专家除了自己的职能外，在业务会议上还要做一些报道。比如，报告年期间苏联专家就这样一些问题作了发言，西季赫缅诺夫：对材料收集的工作经验，苏联读者谈《人民中国》杂志，帕霍莫夫：苏联杂志《新闻》的编辑工作经验，科洛杰兹诺夫：苏联宣传者在演讲工作中使用《人民中国》杂志材料的经验。

苏联专家工作中的主要规则是信任方式。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一方面认为，文章是中国作者写的，中国编辑审核的，所以我们无权擅自对文章进行“处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表现出无原则性，如果文章有实质性的缺点就需要合理的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常是邀请中国的编辑，向他阐明我们对该文章的观点。经常的情况是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撤下了个别文章或大幅修改原文。但这并不排斥苏联专家与中国编辑之间的意见相争。我们时常强调，编辑部是一个创造性的集体，所以这样的集体要有成效的工作就不可能避免意见相争。这意味着对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必须是作创造性的处理，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接受。

苏联专家与中国编辑工作人员之间建立在正确的党性上的关系很融洽。苏联专家中经常进行业务会议，对一些责任重大的建议，在所有专家之间组织意见交流，只有经过这样才将建议转交给主编。

在报告年期间我们对杂志的内容和装帧提出了以下最为重要的建议：

1.由于杂志面对的是不同国家的读者，所以有必要在每一期杂志上专门为该国的读者安排2—3篇文章，而剩下的材料可以统一针对所有国家的读者。这个建议被采纳，从1956年开始，俄文版、英文版和日语版的杂志上与统一的文章一起还刊登2—3篇专门针对该国读者的文章。

2.由于开始出版《友好报》，为《人民中国》杂志中“中国报刊导读”和“今日中国”栏目的组稿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所有这些，苏联读者可以在《友好报》上读到。这项建议也被采纳，从1956年起杂志中上述栏目就被取消了。

3.为了使杂志更为生动活泼，建议增加新栏目“杂锦”，登载一些小东西：谚语、纠错、笑话趣谈、格言等等。编辑部采纳了这个建议，从1956年起杂志上就开辟了这个栏目。

4.作为替代“今日中国”栏目，建议最好在杂志封面的背页上登载不同题材的插图，以替换“今日中国”栏目。这项建议同样也被采纳。

5.苏联专家根据苏联读者提出的问题汇编了主题目录，并建议在杂志上按照该目录刊登文章。该目录已转交编辑部供研究和制定计划时使用。

苏联专家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养完全能保障《人民中国》杂志的出版。但是考虑到这份杂志是中国进行对外宣传机关主要的刊物之一，应当只有派苏共党员来担当这项工作。比如，在翻译局工作的顾问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是非党员。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主要的缺点在于缺乏政治上的成熟、工作上有些轻率和浮躁。希望只派苏共党员，政治上成熟、政治和文化方面素质较好的有杂志工作经验的人员来担任这份工作。

四、杂志编辑工作中的各种特别的困难

杂志工作中主要的困难之一是缺乏足够的高水平的编辑和杂志人员。整个编辑部就两名有经验的编辑和一二名有经验的杂志人员，其他的工作人员不具备足够的期刊工作经验。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们所编辑的文章上。苏联专家尽自己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同志完善所编辑的文章质量。可以举出我们专家的帮助和建议如何有助于完善文章质量的例子太多了。但是提及根据中国的国际威望来要求文章，大部分文章的质量还不够高。这就是为什么苏联专家经常提醒中国同志，应该不断地提高登载文章的质量。的确，在过去的五年期间，不管是杂志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可质量问题至今还是没能完全解决。

五、《人民中国》杂志的发行分布

俄文版的发行量超过45000份。发行地区为：

苏联　40436份

罗马尼亚　517份

保加利亚　480份

朝鲜　398份

捷克斯洛伐克　384份

蒙古　362份

匈牙利　221份

东德　184份

波兰　133份

阿尔巴尼亚　80份

伊朗　166份

英文版的发行量超过22000份。主要发行地区为：

印度　6152份

印度尼西亚　2144份

缅甸　2118份

巴基斯坦　2029份

英国　1171份

澳大利亚　787份

丹麦　512份

日文版的发行量超过16000份。

除800份在中国发行外，剩下的都在日本发行。

遵照1955年12月东德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政府代表团首脑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渥的建议，研究了有关出版《人民中国》杂志德文版的问题。

《人民中国》杂志每月一次在印度以乌尔都文和在智利用西班牙文再版(从英文本翻译)。

在国外杂志通过以下渠道发行：

1.通过书店；

2.通过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

3.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工会、妇女联盟、友好协会等)。

在那些与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杂志很难打开自己的销路。

编辑部收到来自许多国家读者的来信。这些以友好的口吻写的信能够让我们了解读者的要求和兴趣。比如，印度新德里的读者阿萨德写道：

“请告诉我们，你们的国家是如何从一个中世纪和封建的国家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国家。

与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主要是农业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它面临着主要的问题：如何提高大部分居民，也就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你们的政府在这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步骤，正因为如此，关于这个我们想了解得更多。你们是以什么方式彻底废除了地主对土地的控制？政府决定给农民留下最大数量的土地是多少？你们为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干了点什么？这些问题对我们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所有亚洲国家都想改善农民的困难处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是社会主义，所以，很自然，不仅仅是印度人民，而且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日本和埃及的人民都想更多地了解现在中国正进行的这方面经验。”

然后这位读者指出，现在全世界都在倾听中国人民的声音。他写道：“全世界人民想知道你们国家是如何对待各种国际问题……你们应该永远支持中东国家为自由的斗争：你们国家6亿人的声音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巨大的分量，所以你们应该利用任何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保护那些与帝国主义剥削和英美的奴役斗争的人们……

现在是自由的世纪。帝国主义已经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埃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现在摩洛哥也起来斗争了。让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再来一记沉重的打击，让这个罪恶之魔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再也无法抬起它那丑陋的脑袋。”

日本读者写道：“这份杂志提供有关人民中国的真实信息，增加了日本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有了信心。”

英国读者写道：“《人民中国》杂志为他和他的朋友揭露帝国主义的谎言提供了真实的材料。”

与这些对杂志的正面评价的同时，读者也表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主要归纳如下：

1.杂志直面现实不够，没有深入地展现中国社会的斗争和冲突：新与旧的斗争；

2.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方法说得太少太平淡；

3.许多文章带有宣言式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论据；

4.特写和小故事写得艺术水准太低；

5.杂志中很少有概括经济建设经验的创见性文章。

六、结论

在报告年期间《人民中国》杂志的内容和外观有了不少的改善，但是刊登的稿件质量还是希望进一步改善。

苏联专家面临的任务是改善编辑材料的质量，更深入地研究编辑工作的创造性问题，要经常帮助中国编辑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帮助培养年轻的编辑工作人员。

建议中国同志在近年内为亚洲国家出版这些国家民族语言(印度文、缅甸文和印度尼西亚文)的《人民中国》杂志。

研究有关针对个别国家传播宣传材料的形式问题。我们觉得，比如，不能对缅甸的读者以写给苏联读者的形式写有关中国运用列宁主义的内容。采用统一的传播宣传材料的形式会降低宣传的真实性。必须考虑到人民的文化水平、人民所处的社会体制、国家的历史特点等等。

苏联专家在《中国》画报编辑部的工作。

1955年在《中国》画报编辑部工作的有两名苏联专家：索巴诺夫同志和基斯洛夫同志，他们现已回国。现在还有一名专家在工作：普罗琴科同志。在该杂志工作的苏联专家所面临的任务是：

1.传授适用于中国现实的苏联画报杂志工作的经验；

2.对编辑工作问题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

3.就画报的内容和外观提出建议和提供咨询；

4.经常帮助编辑工作者的业务水平；

5.在编辑部的日常工作中帮助编辑工作者；

6.为俄文版的出版帮助和参加文章的编辑翻译。

1954年该画报以11种语言出版，发行了总共34万份，其中中文版15万份，俄文版85000份，英文版20000份，法文版13000份，西班牙文版19000份，印度尼西亚文版11000份，日文版18000份，朝鲜文版24000份，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蒙古文、藏文和维吾尔文)版10000份。

画报的任务和方向早在1953年中国主管部门通过的关于杂志的专门决定中已经明确了：“使读者，主要是外国读者全面地了解中国人民生活中发生的所有变化。”

这项决定中指出了画报的不足之处如下：

1.画报普通照片表现的无政治性内容；

2.偶尔收集的照片和文章缺乏明确制定好的计划；

3.编辑部缺乏与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家的联系。

在画报编辑部工作的苏联专家已经注意到要帮助编辑部消除这些缺点。

从1954年下半年到1955年12月期间苏联专家实施了以下措施：

对1954年上半年出版的6期杂志进行批评性的概要评论。在所有编辑人员出席的会议上进行批评性的概要评论。

在进行了示范性的评论后，下一期就已经由受主编委托的编辑人员自己对画报作评论了。这项措施激起了编辑集体的积极性和编辑人员对画报内容和外观的兴趣。

基斯洛夫曾作了题为“关于画报中材料的计划拟定”的报告。

1954年11月至12月期间进行了年度长期选题计划的制定工作。1955年初制定了编辑组的月度计划。研究了编辑部内使用所有材料的大致进度计划，目前正在实行该计划。考虑1955年工作的同时完成1956年选题计划的制定工作。

报告年期间曾举办了以下列主题为名的报告会：

1.关于每个主题目标的意义；

2.有关个别主题计划的研究；

3.有关画报编辑人员对主题材料的研究方式；

4.关于对文章原文的编辑；

5.关于如何寻找题材和为画报收集材料；

6.有关画报摄影记者的工作；

7.关于照片的构图；

8.关于画报装帧的原则；

9.有关画报装帧时对题材重点的确定；

10.关于在画报中添入民族元素；

11.有关社会政治小组的工作和对许多其他组织和编辑题材的工作。

在所有这些报告会和会议上都借用了苏联刊物，首先是《苏联》杂志的经验。

在这段时期还为俄文编辑人员上俄语课，为俄文版的翻译人员上有关翻译原则的课，为俄文版《中国》画报和《人民中国》杂志的校对人员上有关校对的课，为技术编辑上有关书籍和杂志的印刷和技术编辑方面的课。

苏联专家在《中国》画报编辑部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帮助中国同志更为仔细地为画报选择和收集材料的工作方面，在稿件原文的编辑方面，建立必要的后备方面，照片的选择和许多组织问题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点。

不久前派到《中国》画报编辑部来的普罗琴科同志正在研究如何消除这些缺点。

《人民中国》杂志、《中国》画报苏联专家组组长

В.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打印5份：4份送Н.Т.费德林同志，第5份存档

第739号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提出关于济科夫斯莫洛夫的问题已经解决，他已被列入今年6月返回苏联的名单中。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2月2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84-297

№23065 尤金与王稼祥会谈纪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情况(1956年1月1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1月21日

机密

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的会谈纪要

1月19日，我拜访了王稼祥并根据苏共中央的指示向其转达了印度朋友提出的关于让印度共产党员穆基尔日返回印度的请求以及苏共中央对中共中央和马来亚朋友对马来亚共产党的路线和策略所提出建议的意见。

王稼祥承诺将把上述情况向相关部门转达。

在随后的会谈中，我们谈到了关于吴努(缅甸总理)近期就自己对缅甸共产党的态度所发表的声明的问题。王稼祥说，吴努的声明引起了积极的反响，它使得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之间达成协议有了某种成功的希望。王稼祥指出，由于吴努发此声明，在北京的缅甸朋友已向缅甸发出了相应的建议函，其中附录一封给吴努的公开信。信中指出，缅甸共产党欢迎吴努声明中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合法化以及关于吴努并非共产主义思想的敌人的内容。该公开信宣称，缅甸共产党人与吴努一样也赞成停止武装斗争，并说，为了明确所有这些问题，有必要举行缅甸政府和缅甸共产党代表之间的谈判。

王稼祥认为，以吴努的声明为由发表缅甸共产党的公开信，可以更大程度地引起广大社会舆论的关注，从而更有利于政府和共产党人之间谈判的举行。

王稼祥接着说，美国极力试图阻挠谈判，因为他们希望继续维持缅甸的内战状态。美国人影响吴努的思想是：如果共产党人获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力，那么政府就将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关于马来亚的局势，王稼祥说，看来，英国人正极力挑拨马来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战争。从英国报刊上的报道内容来判断，英国政府在与马来亚联盟代表团之间的谈判中采取的是明确允许马来人实行自治的方针。英国人极力使马来亚战争被看作是马来亚政府反对共产党人的战争，而不是英国政府反对马来人的战争。如果考虑到共产党武装力量主要是由中国人组成的，而马来亚政府的军队——由马来人组成，那么我们就会明白英国人的真正意图——他们是想挑动马来人与中国人的冲突；另外，英国人还想以共产党人来恐吓马来亚政府，以便达到如下目的，即马来亚政府不要求英国军队撤出马来亚。

王稼祥指出，英国人的这一策略使共产党人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如果真的爆发马来亚人与中国人之间的战争，那么共产党就不得不与当地土著人发生战斗，而这要比与外国侵略者的战斗困难得多。

王稼祥说，目前中国朋友暂时还没有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任何建议，因为伦敦谈判尚未结束。

王稼祥接着对我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打算参加苏共二十大，关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已通过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艾地对中国朋友说，他想访问中国，并就印尼共产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与中共)交换意见。据王稼祥说，中国朋友认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最好能在莫斯科，并在苏共、中共和印尼共产党代表三方之间进行。

关于艾地的莫斯科之行，王稼祥指出，哈拉哈普政府可能不给艾地发放出国签证。

在会谈期间王稼祥说，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已把自己就国家经济建设问题所作的草案转交给中国朋友并咨询其意见。根据该草案，越南政府打算在最近期内开始兴建一些大型的工业和矿产采掘企业，并把主要资金都投入到这些工程的建设方面。正如王稼祥所言，中国朋友不赞成越南朋友的这一路线，并建议其首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提高越南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方面。越南朋友被告知，其当前理应把自己的主要力量和资金都投入到发展农业和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方面，以便使越南北方居民的生活水平超过南方居民。至于重工业，因为其发展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本，因此越南暂时不要发展重工业。在矿山采掘工业发展方面，越南朋友得到的建议是：只发展那些苏联和中国需要的金属采掘业。

王稼祥说，中国朋友最终还是没有成功地说服越南人。他们——越南人仍倾向于加速发展本国的工业化。

我对王稼祥所通报的情况表示感谢。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二等秘书Н.К.切卡诺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Ф.尤金(签名)

文件共5份，分送给：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苏斯洛夫、波诺马廖夫等同志和档案室

1956年1月21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443，л.1-3

№20370-1 巴依巴科夫致帕乌金函：对李富春来信的处理(1956年1月20日)

Н.А.帕乌金同志：

请与苏联对外经济联络总局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一起审核，并准备建议。

Н.巴依巴科夫(签名)

1956年1月20日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1

№23953 利哈乔夫致波斯佩洛夫函：苏联驻华使馆提供中国刊物通报(1956年1月20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14号

致苏共中央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汇编的中国报纸杂志1956年第1—2号通报。

附件见下文。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В.利哈乔夫(签名)

1956年1月20日

附件：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北京

致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中国刊物通报

第1/361号，1956年1月

通报第1—2(361—362)号

(1956年1月3—5日)

国家统计管理局关于1949—1954年间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状况的报告。第2页

1949—1954年间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发展状况的报告

(《新华日报》杂志1955年第11期)

国家人口数量(根据截至1953年6月30日调查统计资料)

(单位：千人)

EPUB/Image00213.jpg

续表

EPUB/Image00028.jpg

注：

1.这里的“其他”包括居住在海外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

2.台湾人口数量援引的是国民党在香港出版的《周卫报》(Чжоу Вэйбао)杂志1951年4月10日第99期上所公布的统计资料。

……所收集的档案以下缺页。——编注

РГАНИ，ф.5，оп.30，д.165，л.1-5

№25169 尤金致波诺马廖夫函：中共中央转送缅共、马共来信(1956年1月21日)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1月21日

第48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呈送给您两封缅甸朋友于1956年1月12日和13日的来信原件和一封马来亚朋友于1956年1月12日的来信原件，该信随附有关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公报文本和马来亚共产党宣言文本。

附件共10页，仅送本人。 [29]

П.尤金(签名)

文件2份，送：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归档

第103号

打字：诺索娃

1956年1月19日

随附中文信件：

中共中央委员会转

敬爱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同志：

去年12月中旬，马共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关于马共当前斗争方针和策略各项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党的宣言。

现在，寄上马来亚共产党宣言和马来亚共产党关于党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公报英文译稿各一份。希望你们能就这两份文件给予我们指示。

假如有必要的话，我们拟请你们将这两份文件转给《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发表，以便向各国兄弟共产党、工人党和工人阶级介绍马共的主张和情况。

谨致

共产主义敬礼!

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委员　小章

中央委员　阿海

1956年1月12日

手写批注：

存档。

保存。1.关于缅甸共产党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信函已经通过电报的方式收到。

2.请求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发表党的纲领以及呼吁在谈判的基础上停止军事行动的信函此前也通过电报的方式收到。

3.马来亚共产党的宣言(声明)已发表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上。

1956年1月13日

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处长…… [30]

1956年2月1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443，л.5-8

№20372 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1956年1月24日)

摘自А.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2月__日

第106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的会谈纪要

1956年1月24日

根据苏联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的请求，有关方面就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组织了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拜访了苏联使馆，陪同他一同来访的还有中国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刘群(ЛюЦзюнь)、两个翻译方和柯。

我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阿尔希波夫、利哈乔夫、克鲁季科夫、斯克沃尔佐夫、叶廖明、彼得鲁舍夫斯基、安德罗索夫、马尔采夫、马卡里耶夫、福缅科和热尔科夫。

应我方的请求，许涤新谈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情况。

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进展得很快，我们只是基本搞清了事情的总体进程并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评价。中国对国内私营工商业加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即当毛泽东与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座谈之后。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我们认为，从1949年至1953年底属于第一阶段，主要方式为将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其职能是加工国家定购的半成品和生产国家指定的产品。

1950年，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零售业贸易中占主要地位。例如，当时私营成分在国家重工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而60％的轻工业产品都是由私营企业生产的，在零售业中资本主义成分甚至达到70％。

首先，我们极力清除批发贸易中的私营者，后者1950年在国家商品流通中比重占到50％。为了使商品批发业服务于国家利益，我们一方面确立了对私营批发业的监督，另一方面——强迫资本主义企业接受国家的订货来组织生产活动。私营企业家所生产的成品由国家包购，从而以此来防止其产品流入私营商业网络——斩断私营商品批发业的源头。

将资本家的经营活动纳入国家定购范畴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因为后者总是想避免受到国家的监督，而他们手中又往往控制着原料并拥有广大、自由的市场。根据这一情况，国家循序渐进地在两个方向上采取了措施。其一，对原料的源头实施监督；其二，对私营者采取行政强制手段。

关于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如下：1951年，上海有一位生产口琴的工厂主千方百计拒绝接受国家定购，不愿意与国营公司代表甚至市人民政府工业部的代表见面和谈话。我们找到了对之实行经济压制的办法。据调查获悉，该企业是从其他私营企业获取金属元件以组装口琴的。于是我们便与后者达成协议，要求其停止向口琴厂供货。这样，那个生产口琴的工厂主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抵抗，并开始完成国营公司的订货任务。

在落实国家订货的同时，我们还对私营企业的原料来源实施了监督以迫使工厂主首先遵照人民政府的要求去生产(国家急需的)棉布和纱线。实践经验表明，对私营企业采取订购的办法为赢得当前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通过订购的方式，我们了解了资本家(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获取了哪些利润，从而能够对其利润的规模加以限制。而监督资本家的利润又为我们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向建立(公私)合营企业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对资本家企业经营利润的监督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这使资本家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必须同意将自己原先的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式的企业。

对私营企业实行订购方式存在着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例如，私营者从国家手中所得到的原料的价格都是固定和相当便宜的，而他们所生产出的商品的价格却是由其试图参与平分的利润的规模所决定的。资本家们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对降低所生产商品的成本漠不关心。另外，他们还利用自己掌握着生产手段的便利，盗窃原材料，在财务方面虚报、瞒报和做假账，不按期完成生产任务，为了私利而采用各种方式来欺骗国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甚至敢于冒着被国家罚款的风险将企业产品拿到黑市上去销售。在那些以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存在的私营企业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劳动的公有性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尖锐。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只有实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的转变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根据中国32座城市的统计数据，截至1955年6月底平均80％以上的私营企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加工半成品和生产个别种类产品的订购任务。总之，截至去年夏季我们已完成了既定目标，即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改造私营企业的基本任务。

不过，当时实现国家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数量只有近2000家。这种合作经营型的企业模式还在1949年便在中国出现了。它们是由买办资本向一些私营企业注资而形成的。从1949年至1953年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属于自发性的。我们并没有计划性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只是当这些有买办资产阶级注资的企业发生倒闭情形时，国家才会将其收归国有。

1953年末，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将合作经营型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模式的决议。于是，从1954年起我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这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经营型企业不仅指那些有买办资本注资的(私营)企业，还包括其他一些由国家注资的(私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可以形象地表述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这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各个私营工业领域中只是先扶植2—3个最大的(私营)企业。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在于：自己经验不足；担心破坏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促使资本家自愿地接受改造。这便导致当时国家内部合作经营企业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例如，在上海一年内接受改造的私营企业只有500家。而今后如果继续以这种速度来实施对私营企业的改造，那么仅完成对上海范围内私营企业的改造便至少还需要55年。

从1954年第一季度至1955年末我们共改造了约1000家私营企业，而从1949年至1955年中我们总共建成此类合作经营型企业2068家。

要进一步对私营企业加以改造尚需解决如下问题：

1.关于干部的问题。1955年国内拥有4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共计13万家。如果每个企业都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的独立经营的企业，那么国家就需要向其派遣大量的干部。这个问题要解决目前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已将自己的所有干部都派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去了。

2.关于投资的问题。目前在现有的私营生产企业中已没有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了。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基本上都不欠国家的债。因此，要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国家就必须向其企业注资。而国家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国务院已讨论了关于国家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注资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如果国家注资少了，那就不足以应付企业的运转；如果大量注资，那又会对国家的基本建设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压力(重大负面影响)。

我们认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按如下方法来做将对国家更有利，即不要单独地一个一个地改造私营企业，而是按部门来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比如，在某个部门中私人资本的总量为100万元，而国家在该部门现有合作经营型企业中只需拥有20万元的投资即可。在将该部门全部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在不追加投资的基础上已在该合作经营型部门中拥有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份。

3.关于企业管理及其活动的问题。例如，在纺织业中我们共有50家企业，其中有2家已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对后者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改进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等措施。因而这两家企业的生产状况都很好，而其余48家的生产情况却参差不齐。于是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便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了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这一情形便对我们对该整个部门实施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还在1954年末，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便已出现，到了1955年则更趋尖锐。针对这种情况，1954年末中共中央便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各部门合作经营型企业活动的调整工作应当与建立新的合作经营企业的速度相结合。这就是说，在安排好现有合作经营企业的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快对各部门内部私营企业的改造速度。

在上海，各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是从1955年8月份开始的。同年9月，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决定将如下八个部门的私营企业联合为合作经营型公司：棉纺、毛纺、(黄)麻纺、烟草、造纸、陶瓷、面粉和大米加工，等等。

1955年第4季度的10月初，在北京市开始对各部门的私营零售业进行改造。这一举措对国家以后针对私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国内价格水平存在差异(合作经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都低于私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的情况下，我们对将私营商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是心存疑虑的，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一系列巨大的困难，另外在对私营商业企业实施公私合营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也担心私营商人们会撤资。

经过实践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对上海八个部门私营企业和对北京两个私营零售商业部门的改造是成功的；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对国内所有部门的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

因此，毛泽东同志于(1955年)10月末就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次举行了与资本家的座谈会(首先是与少数资本家座谈，然后是与更广泛的资产阶级代表举行座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这两次座谈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55年，国内广泛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深刻地触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恐慌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认为有必要向资产阶级解释一下中共中央的政策。其解释涉及的问题如下：

1.近6年来，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的。经过“五反”运动之后，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已有了明显的改善。

2.在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3.资产阶级应当对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具有充分的认识，从而有意识地将自身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相结合。在旧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决定自身的命运，因而其必须与人民一道前进。

4.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进步分子能够积极地配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府打算对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给予支持。

5.国家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主要)通过说服和教育的方式进行。

6.对于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资产阶级没有必要过分地担心害怕。因为这样的指控只是针对那些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而言的。

毛泽东同志在两次座谈会期间所阐述的思想使很多资产阶级代表受到了启发。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在中国当代条件下还是有他们能够接受的前途的。总之，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话使中国资产阶级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和担心。

1955年11月21日，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例会。随后，中共中央便立即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其间讨论了关于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并制定了对各部门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具体措施，具体决议如下：

1.在各部门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

2.通过对企业实施改造、安排生产和对资本家进行再教育的方式，组建部门(专业)性公司。

3.对企业利润进行再分配。从前，合作经营企业的利润共分成4个部分。其中约25％的利润被用于支付股息，即这一部分收入根据私营者和国家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来进行分配。其结果常常是：私人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多，而国家所获得的利润少。这无疑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投入更多的资本对国家不利；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不更多地投资，那么)企业所取得的大部分红利又都被私人资本拿走了，这对国家也不利。这种状况导致工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经常这样说，在合作经营企业中资本家们占尽了好处，而国家得到的好处却很少。

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其中矛盾也必须予以解决。于是，中共中央规定，今后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私人资本所有者根据其股本所取得的收益应当是固定的，而与该合作经营企业的年终利润无关；向合作经营企业投资的资本家平均每1000元投资的月收益应在1—6元之间。不过，即使这样，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收益仍是相当可观的。例如，上海一些最大的资本家因此而每月所获得的收益也在1万元以上。

政府对资本收益比例问题所作出的相关规定，不仅解决了(合作经营企业中)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有利于后者，而且促使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国家不仅将企业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使资产阶级与企业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国家掌握了合作经营企业的管理权，并推行了一系列与合并私营企业有关的组织技术性举措。一个企业的机器设备可以被安置到另一个企业中，从而割断了资本家与生产资料之间赖以为系的纽带。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已经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这些措施为今后实施合作经营企业的国有化创造和准备了条件。

总之，中共中央出台的上述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方针及其落实方法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新条件。

其效果不久便在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速度上充分体现出来。例如，仅在1955年末的50天内通过使用上述新方法国家便将3700家私营生产企业和12800家商业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截至1955年底以前，国家又对国内企业实行了新的检查办法。从1956年初开始，国内开展了针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规模运动。

针对私营工商业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1.私营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不断提出关于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如果资本家不同意这样做，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便日复一日地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并提出对企业进行改造的要求。

2.那些曾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的资产阶级代表在私营企业改造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他们主动要求对所属私营企业进行改造，并号召其他资本家以他们为榜样。

3.资产阶级家庭成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中很多人已是国家的领导干部、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这些人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对那些思想仍处于动摇状态和对改造怀有抵制情绪的资本家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4.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5.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揭露了党内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使党的领导干部对这场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与国内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所存在的保守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6.改造私营工商业运动的急速发展促使政府对以前所制定的工商业改造计划作了修正。起初，政府曾预计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少得用1—2年时间。然而，实践证明并非如此。例如，在北京，私营工商业企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每天都在锣鼓的伴随下到市党委请愿，要求政府加快(本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由此导致北京市委在一个月内五次修改了自己的改造计划。而当其对自己的第五个改造计划进行讨论之时，北京市范围内几乎所有私营企业主和商店主都已递交了关于将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

根据截至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资料，在国内65个城市(其中包括23个大城市)中几乎所有私营工商业主均已递交了关于将其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预计，截至(1956年)2月中以前在全国所有城市，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资本家都会递交这样的申请书。

而当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阶段结束，即企业主们递交了改造申请，地方各级政府向上级机关提交了相关决议并宣布了关于该企业已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告之后，国家将对所有合作经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资产盘点，人员分配和领导干部配置。而针对这些企业的组织和经济改革预计将于今年(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并于同年夏季结束。可能，还有少量合作经营型企业将被迁往国家西北部地区。不过，国家在推进这项工作时不会做得太急迫，以便在通过和实施这些决策时能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作认真考量。

以上所述便是对私营工商业实施改造的第二阶段，它为中国实现对国内工商业的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其所花费的时间将比第一阶段更长一些。

实现第二阶段的任务预计将需要2—3年的时间。其间，我们还要利用合作经营企业工作环境中涌现出的一些具体的实例来对资产阶级进行再教育，以便通过直观的事实向其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另外还可借助组织专门性的政治学习班和学习小组的方式对资产阶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都是小资本家。在其企业被公私合营后，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要依靠工资，因为其资本规模都不太大。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今后有一些小资本家会主动宣布放弃因自己在企业中的投资而本应取得的那一部分股息，而一些大资本家也会效仿前者的做法。现在国内已出现了上述迹象的苗头。例如，西安的45个小资本家便向政府递交了关于自己将主动放弃在企业中所投资本利息的申请。然而，我们目前并不鼓励资本家如此作为——放弃获得自己本应获得的股息。国家打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在企业中拥有股份的资本家支付股息，虽然有一些小资本家希望把工资作为一种固定、能够维持自身生活的收入，并想加入企业的工会组织。

预计，再经过几年之后，我们将有可能宣布关于中国工商业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的实现。我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国有化：其一，在宣布国有化之后便立即停止向资本家支付股息；其二，在宣布国有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其支付股息。不过，目前我们还未最终确定将选择采用哪种方式。

在许涤新作了上述通报之后，(我们)便向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均作了相应的答复。这些问题和答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问题：中国国内拥有10名工人以上的和拥有100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在全国私营企业总量中所占比重如何？

回答：中国国内现有私营企业130000家，其中45000家拥有工人在10人以上，2300家——工人数量超过100人，170家——拥有工人数量超过500人。商业企业共计450万家以上(不包括小摊贩)。

问题：所有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如何？

回答：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估计为33亿元，其中工业企业——25亿元，商业企业——8亿元。

问题：资本家是否有权从合作经营企业中撤出自己的资本？

回答：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利。

问题：在中国国内接受了改造的资本家中是否有人在境外还拥有企业和资本？

回答：的确有这样的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在解放前便已在境外拥有资本，也有一些人在解放之后才将自己的资金转移到了香港。我们并没有掌握关于这些资本的规模等情况。我们鼓励资本家将这些资金从境外撤回到中国。

问题：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如何？

回答：在我们对私营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仍相当尖锐。起先，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国家的订货；而在接受了国家下达的订购计划之后，他们又开始盗窃国家财物和不按时完成国家订购任务。

1954年，当我们开始对私营企业实施改造和组建合作经营型企业时，很多企业主不愿意接受改造。即使到了1955年末，仍有一些资本家拒绝接受改造。只是在企业工人和公务人员的斗争压力下他们才表示同意对企业进行改造。我们发现在一些小型企业常常会发生资本家撤资，隐瞒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等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型企业中工人和公务人员的组织性较差，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作均弱于中型和大型企业。

在一些企业中工人对资本家实施了强大的压力，从而促使其向合作经营企业追加资本投入。此类做法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事件的发生，如有些资本家因此而自杀。虽然这样极端的事件并不太多。

我们注意到，一些资本家将大量金钱用于满足个人消费方面。他们认为，在当前国家政策仍然允许的情况下将部分现金用于个人消费方面对自己更划算，因为将来即使企业的资产被国有化了，至少他们现在所购买的消费品不会被国有化。资产阶级自身内部也日渐分化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两部分。这也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

问题：截至1955年末，国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的投资额有多少？

回答：截至1955年中以前，合作经营企业的资本比例如下：私人资本——8亿元，国家资本——3亿元。后者包括被国有化了的买办资产阶级资本在内。在最近时期国家尚未向合作经营企业注入新资本。

问题：含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的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如何？

回答：完成国家订购的私营企业在私企总量中所占比重为80％以上。截至1955年末以前合作经营企业共计5700家。属于商品流通的零售业中有25％的私营商店是根据国家的委托从事寄售业务，国营和合作社零售网点比重达到51％，另外还有20％以上属于私营商店和个体摊贩。

问题：如何对合作经营企业开展领导工作？

回答：在合作经营企业中都要成立由13—16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其中包括党支部书记，委员会组成的一半——工人阶级代表。以前，合作经营企业都是向人民委员会中的各专业性部委汇报工作，如今其主管部门变为专业性的公司，而后者则从属于地方工业管理局。再往后，这些专业性公司将从属于中央。

政府将自己的干部派到这些公司去担任经理或副经理职务。

除了专业性的公司外，还要组建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合作经营企业代表协会。这个协会带有协商性质。资本家们可以在协会里开会和讨论问题。我们认为协会就像是某种类似于老人院的机构，成为协会代表的资本家约有2万人。

在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许涤新请与会者们谈一下自己的意见。尤金同志首先对许涤新组织这次会谈表示了感谢，并说道，此次会谈中所提供的资料具有很大意义。以前，我们只是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但对其个别和具体的内容不甚了了。但经过此次会谈之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变得清楚了。

尤金同志接着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正确的，并引起了多方的满意和良好反响。其在如何对待资本家问题上所采取的正确做法，实际上是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消灭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运动准备了条件，而且没有在社会上引发动荡、怠工和其他特别的复杂情况。

我们苏联当年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就相对复杂些。1918年，列宁曾就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资产阶级的问题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我们并没有像以上所述的那样——如此广泛地成功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受到了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干扰。

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发展到像中国这样的规模。你们(中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开展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便对其所实施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加以总结，那就更好了。你们(中国)的实践经验将会对其他亚洲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因为这些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对本国的民主化变革抱有浓厚的兴趣。

此次会谈历时3小时，担任会谈翻译工作的是方翻译。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共5份，送：谢皮洛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等同志，情报委员会，档案馆

第192号，1956年2月1日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54-69

№2234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1956年1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1月30日会议第184а号记录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有：Η.Α.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А.И.基里琴科、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Д.Т.谢皮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就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总结报告草案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

作为基础——很好，可以接受。

基本赞同。把意见转达给报告人，报告人将重新分发。

卡冈诺维奇同志：

触及到目前局势的某些问题以及纲领性的某些问题。

是否还应该谈谈一系列纲领性的问题：

1.关于议会道路；

2.关于和平发展道路；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莫洛托夫同志：

交换意见是有益的，但是，不能简单地以此作为基础。

还存在着某些意见。

卡冈诺维奇同志：

我理解争取动摇者，建立统一战线和削弱一系列论点的意图。

我还理解——可能采取的折中办法。

报告中存在着一系列冒险主义的论点，也有一些值得怀疑的论点。

在原则性问题上(第33页)：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人的主观意愿不可能废除客观规律。 [31]

列宁并没有使政治与经济脱节。第34页。不正确。

(第35页)——对列宁著作只引用了一次——这是报告的缺点。 [32]

已经写上的内容，我不反对，但是，还不完全。

主要道路——革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专政，而后又进行赎买，当粉碎了强大的资产阶级的时候。 [33]

(第36页)“在我们的理想中，不存在对人的暴力”，对列宁的这句话引用得不对。

关于和平发展道路：列宁在苏维埃框架内进行的说明。

第37—38页——关于议会形式的斗争(然而由谁领导呢？)。 [34] 工党党员也是工人。工人阶级可以拥有大多数，但是，政权将不是工人的。

第38页——反对考茨基、伯恩斯坦——而他们都是干瘪的家伙。

第20页——问题不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应该谈谈对接点，谈谈统一战线。

关于所说的基础——我们赞成革命的斗争道路，不客气地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援引赫鲁晓夫、米高扬、谢皮洛夫同志在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的演说。

应该保持在中央7月中央全会上阐述的那些框架，依据这一精神进行修改。

莫洛托夫同志：

作为基础第一部分可以接受。应该明确：关于战争——表述得不清楚。

“和平将会得到捍卫和加强，如果人民把捍卫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话……”为什么没有把这句话全部引证？为什么没有说明引证的是斯大林的话？ [35]

把注意力放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上。

在谈论议会道路的时候，不能不对工党成员进行批评。在英国、挪威和瑞士，社会党人执掌着政权，但是，这并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应当谈谈，我们什么时候依靠群众。

不应该仅局限于伯恩斯坦、考茨基的名字，而是应该触及到活着的人。

结论：简单化——不进行专政的“牢固和平”。

米高扬同志：

关于和平革命道路可能性的争论(与卡德尔的争论)。

在报告中没有谈到关于革命发展演变过程的道路。

话题指的是——革命是否只应该是流血的。

主要问题——阶级力量的对比。

列宁在1917年提出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只有在我们坚信“我们会来到，我们将把你们消灭”的时候，我们才不再依靠群众。

关于统一战线的口号(在犹太人民的眼中，这是一个被败坏了声誉的口号)。

如果我们现在将腐化社会民主制度的话，那么，我们将与谁保持统一战线呢？

关于战争问题，说得正确——斯大林的表述不全面。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说得正确。

在保加利亚，在2—3年期间没有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人民民主制度”正在履行着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

我们也给出了温和的表述。

实际上不应该对措词进行纠缠。

胡志明不愿意给党改名字，而人们迫使他这样做。 [36]

伏罗希洛夫同志：

我已经把卡冈诺维奇说的话标出来了。

只是不应该坚持旧的东西。

报告的所有论点都是与列宁主义原理并存的。

要求进行更明确的表述，不能脱离列宁主义原理。

马林科夫同志：

关于战争——给出了答复。争取动摇分子。

在报告中——帝国主义被吊起来了

和平力量阵营——得到巩固。

我们能够预防战争。关于和平共存——我们将不赋予它宣传的性质。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论点是正确的。

应该对措词进行改进。

依靠群众运动的议会形式。

布尔加宁同志：

是否应该提出这些问题？应该及时地提出来，提出得正确。

关于战争的可能性——斯大林的表述有缺陷。

关于统一问题——说得正确。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同意报告人的说法。

关于议会道路——应该提出来。

已经谈的内容是正确的，原则上就像在报告中提出的那样。

萨布罗夫同志：

关于现阶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我是这样理解的，报告人的意图，立场，我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没有工人阶级就没有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现在我们有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因此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正确的。

苏斯洛夫同志：

话题指的不是某些表述。在报告中给出的实质是正确的。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在报告中已经谈到。

反正不一定时时都触及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名称。

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总是通过苏维埃的形式，不一定仅仅是通过国内战争——这是教条主义。

我们没有义务必须强调——我们赞成国内战争。

我们与这种倡议联系在一起没有好处。

关于防止战争——在报告草案中发挥了斯大林的论点。

关于对社会党人的态度——新的形势创造了与之接触的机会。

工人阶级将会“左倾”——需要提出新的内容。

关于议会道路。斯大林给英国人推荐了提纲。 [37]

别尔乌辛同志：

不应该拖延问题，在报告中应该谈到它们，应该做出答复。

我们不能再援引过时的表述方式了。

报告中所谈到的内容，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任何修正。

对两种制度共存解释得非常好，其他问题阐述得也很正确——应该扩大章节。

谢皮洛夫同志：

同意报告的主要论点。理论部分的意义很大。

对手的观点：共产党人认为战争和国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卡冈诺维奇同志是错误的，似乎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

我们驳斥战争宿命论，不应该坚持僵化的马克思主义。

我们不赞成战争，我们赞成和平共处。

列宁曾经说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

是资产阶级本身纵使我们采取的暴力。

我认为报告的所有论点是正确的。

基里琴科同志：

话题指的不是某种让步。最容易的是重复旧的东西。

这是死读书本和精神的贫乏。

关于与社会党人的接触：难道这也是让步吗？

赫鲁晓夫同志：

法国的社会党人害怕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们说：共产党人会吃了他们。

卡冈诺维奇同志应该说得更坦率一些。

各种道路都可能存在。

在报告中，从列宁主义立场对问题作了发挥。

某些地方需要重新编辑。

波斯佩洛夫同志：

在报告草案中，问题的提出是勇敢的和革命性的。

考虑阶级力量的划分。

分析令人吃惊：布尔什维克希望通过战争途径引入共产主义。

列宁谈到关于革命发展的和平途径并不是偶然的。

别利亚耶夫同志：

卡冈诺维奇同志对是否应该提出纲领性的问题表示怀疑，

而谈到关于策略问题，在我看来，他是不正确的。

我们能否预防战争，是否可能？我们实行的是和平政策。

我认为，在报告中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新贡献。

关于共处——不是策略的方法。

提出原则性问题是正确的。

阿里斯托夫同志：

不能无视现实。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不应该像卡冈诺维奇那样援引列宁的话。

问题不仅在于争取动摇者，而应该把基本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

报告论点的方向应该向这方面。

什维尔尼克同志：

同志们表达的意见都很正确。

报告的论点是正确的，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

赫鲁晓夫同志：

请坚持报告草案中提出的立场——它们具有动员性，

其出发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卡冈诺维奇同志忽略了似乎已经出现的偏离。这是不正确的。

不能同意他的说法。

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与报告草案内容不矛盾。

卡冈诺维奇同志说的——重复了过时的东西，未必应该作这种重复。

结论：

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我们将翻越一座大山，有中国、人民民主国家、埃及的支持。

资本浓缩在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

美国巨头们准备吞掉我们。

我们应该指出正确的方向。

应该清理一些东西。

关于共处问题还应该进行研究。

引起战争的气氛对我们是否有着切身利益？

长期共处能够达到何种程度？

没有战争宿命论。

在这一年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已经使群众确信：

我们不希望发生战争。

我们希望采用其他方法进行斗争。在思想问题上不应该让步。

与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在经济、文化领域开展竞赛活动。

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寻求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但不是经过战争。

报告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

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发言是教条主义的。

寻找途径，突破工人阶级(英国的)和其他国家的。

赫鲁晓夫同志：

应该寻找与工党分子接触的途径。

卡冈诺维奇同志：

我会努力缓和自己的修改意见。我们之间不存在根本分歧。

我赞成，基本上可以通过报告。

我完全理解报告人的意愿。

我认为，存在着政治论点，而且触及到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纲领性论点。

是否应该说，我们取消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不可避免，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点呢？

能够和应该找到定义：“革命”、“进化”——应该对该章节进行加工。

同志们所谈的内容，对我来说都合适。

可以作为基础。

有意见的同志们，可以以书面形式告诉报告人。

考虑到作更好的改进，要报告，将通过什么，没有通过什么。

РГАНИ，ф.3，оп.8，д.389，л.36-39об

№25176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请求让一些亚洲党员出席二十大(1956年1月31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通报，中国外交部请求(我们)向如下代表发放参加苏共二十大的邀请签证：马来亚共产党——林文(Линь Вэнь)、林忠(Линь Чжун)和姜茹(ДянЖуй)；缅甸共产党——凯曼(КэМэн)和王江(Ван Цзян)；日本共产党——郭敏(ГоМин，日文名袴田里见)。

另外，中国外交部还请求向在《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工作的日本共产党中央代表何云川(日文名听涛克巳)及其翻译鲍良(БоЛян，日本名绪方太郎)等发放邀请签证，因为他们将与袴田里见一起赴苏参会。

日本共产党中央派代表到《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是在苏共中央1954年7月15日决议的基础上并在该报编辑部向日本共产党中央发出邀请的情况下实现的。

我们认为，可以指示苏联驻北京大使向上述同志发放进入苏联的签证。

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草案参见附件。 [38]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В.莫舍托夫(签名)

1956年1月31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471，л.1

№20758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情报局今后工作与各党交换意见(1956年2月7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认为，利用邀请兄弟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机会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从上次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召开(1949年11月)到现在已经过了六年了。苏共和其他国外共产党基本上保持经常的联系；国外共产党相互之间的联系很少，并且就自己的工作相互通报得不够。

来到莫斯科的许多共产党代表在提出共产党情报局的一些问题时指出，除了出版报纸，共产党情报局将没有任何工作，同时，当共产党之间有一些共同的问题的时候，需要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55年10月7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指出，“1947年情报局成立的原因和前提条件仍然存在”。

这样，就出现了情报局的组成问题。有八个共产党加入情报局——苏联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波兰工人统一党、匈牙利劳动党和罗马尼亚工人党。

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一些较大的党没有加入情报局。其中的一些党，比如德国统一社会党、芬兰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等多次提出了关于他们加入情报局的问题。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认为，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一些兄弟党代表团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问题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一、预先可以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王稼祥同志(中央委员，主管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系)进行会谈，并搞清中国同志对可能参加情报局这一问题的态度。

在苏共二十大期间，同加入情报局的共产党代表就召开情报局例会的可能性问题交换意见，预先确定会议召开的日期和议事日程。

从苏联方面来说，苏共中央代表就情报局会议的召开可以提出于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建议，并对议事日程作如下建议：

1.同社会党扩大联系和合作(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结果最好有相应的通报发布)。

2.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经济状况及共产党在捍卫工人阶级生活利益方面的工作经验(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不发表)。

3.情报局的工作问题：(1)关于扩大情报局人员组成的可能性；(2)关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工作；(3)关于出版情报局机关的理论刊物。

在情报局会议上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讨论关于扩大同社会党之间的联系问题是合适的，与此相关的是一些社会党同共产党的联系有增加的趋势。1956年3月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共产国际委员会会议上将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第二个问题更加迫切，这是因为一些共产党把自己的力量都集中于同维护和平和民族独立而斗争，削弱了对工人阶级经济利益的关注。

二、需要同前来参加苏共二十大的一些代表团进行会谈，以便弄清他们已经成熟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的想法，弄清他们对于在现代条件下共产党之间的联系方法和可能的联系形式的愿望。

在这些会谈中可以提出关于按照共产党所在的国家群体建立相互联系的建议，比如，拉丁美洲国家(巴西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共产党、瑞典共产党、挪威共产党、冰岛共产党)，西欧的一些国家(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等。

同国外同志进行会谈的大致计划见附件。

苏共二十大期间关于共产党代表团之间的会谈和会见都不应发表任何通报。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附后。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Н.波诺马廖夫

1956年2月7日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关于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问题。

一、采纳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的建议，即在苏共二十大期间让属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员的各党代表团就情报局今后的工作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二、责成苏共中央以下同志——就情报局(今后)的工作问题参加与各兄弟党代表的讨论会，其间将讨论关于在1956年5—6月在布加勒斯特依照如下议事日程召集情报局例会的提案。

1.关于扩展与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系和合作的问题(将在报刊上公开)。

2.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经济状况和各共产党捍卫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活动经验(不在报刊上公开)。

3.情报局的工作问题：

(1)关于扩大情报局的成员构成；(2)关于《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工作；(3)关于情报局理论机关报的出版。

三、责成波诺马廖夫同志按照预定程序与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会谈，并了解中国同志对中共加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态度。

四、根据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安排会面以讨论共产主义运动诸问题(附录会谈的大致次序清单)。 [39] 会谈期间，提出关于与一些共产党组织接触和建立关系的建议，这些共产党组织包括：拉丁美洲(巴西共产党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共产党等)，一些西欧国家(法国共产党等)。

责成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就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起草相关提案。

АПРФ，ф.3，оп.23，д.54，л.69-73

№21459 维诺格拉多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地方政府邀请苏联公民共度春节(1956年2月8日)

致苏共中央：

中国满洲里车站和绥芬河车站地方政府得到北京的许可，邀请居住在格罗迭科沃和奥特波尔(现为后贝加尔)地区的苏联公民及其孩子去中国欢度2月12日至15日的春节。格罗迭科沃和奥特波尔被邀请的人数共40—50人。这次邀请是对中国公民被邀请去赤塔州欢庆新年(1956年)的回应。

为此，苏共滨海边疆区区委(奥西波夫同志)和赤塔州州委(科兹洛夫同志)请求允许派遣40—50名格罗迭科沃车站和奥特波尔车站的铁路员工和学生去满洲里市和绥芬河市。

我认为应当满足中国朋友的请求，并委托苏共滨海边疆区区委(奥西波夫同志)、赤塔州州委(科兹洛夫同志)和苏联交通部总政治部(楚马钦科同志)从优秀的生产工作者和学生中选派40—50名前往满洲里和格罗迭科沃参加为期5天的春节活动。

有关简化苏联公民过境手续的问题已得到苏联内务部(济里亚诺夫同志)的同意。

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同意这些提议。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年2月8日

第25-c-237号

手写批注：

通报奥西波夫同志、科兹洛夫同志和楚马钦科同志。出访中国已组织完毕。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3月3日

归档。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3月6日

送Н.Т.维诺格拉多夫同志阅。

О.伊万诺夫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4

№25045 关于庆贺苏—蒙—中铁路开通的情况报告(1956年2月9日)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5年12月7日决议，为参加苏—蒙—中之间直通铁路盛大开幕式，苏联将派遣以交通部部长Б.П.贝舍夫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前往蒙古。

届时，中国派来参加开幕式的政府代表团的团长为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乌兰巴托—集宁的这条新铁路的通航开幕式时间为1955年12月31日，而届时在开完了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后沿该铁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发出了第一列货车。

在赛因山达车站和边境口岸站点扎门乌德也举行了一些由铁路职工和劳动者代表参加的大型集会。

苏联代表团在乌兰巴托逗留期间与蒙古总理泽登巴尔同志举行了会谈。会谈过程中泽登巴尔同志感谢苏联对该铁路建设所给予的援助，并请求苏联政府继续帮助蒙古组织铁路的运营工作。他还声称，蒙古方面也将采取措施以便尽快为乌兰巴托铁路培养本国民族骨干。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苏联代表团与由副总理鲁布桑同志率领的蒙古代表团一起前往了中国，并在中国逗留的八天里沿中国铁路作了旅行。我代表团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中国城市，而在各地均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1月5日，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了苏联和蒙古代表团，并与之举行了会谈。

周恩来同志向苏联代表提出如下建议：由苏联承担兰州—阿拉木图共计600公里的铁路建设工作，而中国仅确保此项建设的劳动力。对此，苏联代表团团长表示，这是一个新问题，他仍需要再考虑考虑。

在1月11日举行的会谈期间，中国铁道部部长滕代远请求贝舍夫同志对中国铁路提供帮助。该请求的实质具体包括如下内容：中方希望苏方向中国铁路部门提供苏联在铁路交通领域所进行的科研成果相关信息；希望在中国和苏联铁路交通科研院所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希望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以帮助中国从事铁路交通领域的科研工作，并让中国专家前往苏联学习；希望能派苏联专家去中国就个别课程开设短期讲座。

中方还请求苏联对中国境内4万公里的(铁路线)进行航拍勘测工作，向中国提供(铁路)密码闭塞装置、火车头信号和机车自动停车设备，并为北京—天津和沙城—丰台区间的铁路设计此类装置。

滕代远同志还表示，应当在举行各人民民主国家交通部长会议期间讨论如下问题，即如何在各国的铁路建设、军事动员措施、铁路的衔接和边界车站的改造等工作之间建立更高效的合作和协调机制。

…… [40] (签名)

1956年2月9日

АВПРФ，ф.0111，оп.38，пор.20，пап.245，л.152-153

№21835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苏共在二十大期间同兄弟党协商的问题(1956年2月9日)

关于在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和各兄弟共产党之间的协商问题

1.芬兰共产党。在苏共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芬兰共产党请求(我们)就在1956年2月15日即将举行的(芬兰)总统选举中共产党应采取的应对策略问题提出建议。

2.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中央表示希望就于1956年3月将举行的该党会议相关问题交换意见。

3.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中央请求：

(1)就已在中央6月中央全会上讨论过的该党党纲草案的变动问题进行协商。印度共产党中央认为，该纲领的主要条款不需要重新制定，变动主要涉及那些已经明显过时并在相当程度上不能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章节；

(2)讨论关于(向印共提供)帮助的问题。

4.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建议与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讨论关于该党今后的行动策略问题。印度尼西亚朋友对如下问题并不十分清楚：关于议会斗争在(印尼)共产党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关于民族主义和穆斯林党派代表参加联合政府，等等。

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斯兰斯基集团案件提出相关建议。

6.叙利亚共产党。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请求与其讨论如下问题：关于共产主义力量的团结，关于与“红色旗帜”共产党和“人民同志”组织的联合问题。

应当把我们与叙利亚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和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放在一起举行。

7.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中央请求对即将举行的党代会所起草的政治决议草案以及会议就青年问题所起草的决议草案等提出意见。

8.美国共产党。美国共产党中央请求：

(1)讨论关于在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之一境内建立以美国共产党民族委员会委员维利亚姆索和巴塔什为首的美国共产党境外中央的问题；

(2)协助安排(美国共产党)与以下国家——芬兰、意大利、印度、日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

9.墨西哥共产党。墨西哥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该党代表团随身带来的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0.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古巴人民社会主义党请求(我们)对该党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1.阿根廷共产党。阿根廷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其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2.哥伦比亚共产党。哥伦比亚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其党纲草案提出意见。

13.委内瑞拉共产党。委内瑞拉共产党中央请求研究关于向该党提供帮助的问题。

14.德国共产党。德国共产党中央表示愿意就党的地位、党对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策略以及共产党的纲领性声明等问题进行商谈。

15.奥地利共产党。奥地利共产党中央请求：

(1)就奥地利共产党最近时期的纲领性声明的草案问题交换意见；

(2)就共产党的出版事务问题交换意见。

16.瑞典共产党。瑞典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

(1)向苏共中央通报瑞典共产党二十七大所通过的决议，并就该国共产党在即将于1956年9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期间的行动策略和要求等问题相互交流意见；

(2)(我们)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些问题作出解释，例如关于工人阶级的绝对和相对贫困问题。

17.丹麦共产党。丹麦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向苏共中央通报丹麦党代会所通过的相关决议，并就该国共产党的新要求——拥护丹麦全面裁军的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18.法国共产党：

(1)对法国国内当前形势的评价。就大选后法国的政治形势、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以及苏法关系诸问题进行磋商；

(2)就法共中央信函中所涉及的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的工作和发展前景等问题进行讨论；

(3)讨论关于对待社会党人的策略问题。

19.朝鲜劳动党。朝鲜共产党中央请求(我们)对该党党章草案提出建议。

20.荷兰共产党。荷兰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

(1)讨论关于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

(2)(讨论)关于保尔·格鲁特的副手的问题。

21.罗马尼亚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和匈牙利劳动者党等均希望讨论关于希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

22.意大利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等均希望讨论关于1938年波兰共产党无理由解散的问题。

23.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以及上述两党领导人均打算就党纲相关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

24.以色列共产党。以色列共产党中央打算就该党党纲中所作的一些变动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这些变动主要将涉及其党纲中如下章节：共产党对以色列境内阿拉伯难民和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态度以及如何对待以色列现政府等。

25.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共产党中央表示希望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相关问题与我们举行会谈。

Б.Н.波诺马廖夫(签名)

1956年2月9日

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各书记

第П394号

АПРФ，ф.3，оп.23，д.54，л.63-66

№25969 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局势(1956年3月2日)

苏联驻广州领事馆

1956年3月2日

第27号文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5年香港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参考资料)

香港的政治形势：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无论是与中国还是与殖民主义者占据的领土如新加坡相比，它都是不同的，香港有其特殊性。

尽管香港毫无疑义地属于中国，但英国人还在为自己的统治作论证，认为当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时候，似乎香港就存在了。中国历史文献驳斥了这种说法。

目前香港人口近250万。香港和九龙的居民密度极大，几乎每平方英里有6400人，或每英亩近10人。这一数目中的200万人居住在维多利亚和九龙，这里的人口密度为：平均每英亩2000人，99％为华人(其中90％说广东话)，英国人9500人，不包括军人(在英国军队中华人约有2000人，其中约400人在炮兵部队，1500人在防卫部队)；美国人有300人(主要是美国领事馆的人)；葡萄牙人850人，其他民族的外国人有4350人。香港华人明显处于权利不平等的地位，尽管华人占人口总数的绝大部分。一位祖籍上海的香港华侨说，在香港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人是英国出生的不列颠人和政府高级官僚；第二等人是在香港出生的不列颠人和那些精通英语有机会参加市府选举的人；第三等人是富裕华人，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联系和金钱做到一切对自己有益的事；第四等人，也就是最后一个等级的人，即是那些处于依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的人。(《南华早报》1955年7月14日)

一位英国记者在《每日镜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证实了这种看法，1955年3月11日，亲美报纸《星岛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这位记者说，在香港，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穷人富人之间壁垒鲜明，其他民族的人，以及没有足够资产的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欧美富人同华人之间隔阂很深。在19世纪对华人的歧视尤为严重，甚至不允许华人站在欧洲人的窗前，只有华人当仆从时例外。记者说，有一次他邀请一位华人朋友，也是记者，去欧洲人的俱乐部走走，以便观察一下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但是他的朋友不敢去，并说这是件危险的事。

香港工人人数众多。现在香港(包括九龙)共有45万名工人，其中13万人在工业企业工作，其余的主要是建筑工人和手艺人。香港有25万小商贩和店员。

香港工人团结在230个工会中，这些工会可以划分为三类：“红色”工会，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会联合会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工会联合会(工团)；机械制造工人的独立工会。香港的“红色”工会有98个，其中52个加入了广东省工会联合会。这些工会团结了主要工业领域中的92000名工人，包括：产业工人，公共服务业工人——电力工作者、自来水管道工、话务员、城市交通服务人员、造船工人(3个大型造船厂有1万名工人)，医院、政府和外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包括外资宾馆的服务人员和英国乳制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工人。3个海员工会共有1万多名成员，也都属于“红色”工会。“红色”工会还团结了部分饭店服务人员和部分商贩。

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红色”工会团结了香港工人总数的80％。因为“红色”工会团结的工人主要在重工业领域工作，如果举行罢工，那么，香港就会停顿，如果长期罢工，香港就会衰败。(参见同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年2月9日)

第二类工会是国民党的工会，在香港有自己的联合会，共有105家行业工会，会员总计3万人(所谓的香港九龙工会联合会)。其中22家工会加入了国际“工贼”联合会，即所谓的“自由”工联。早先有40家工会，但其中的18家后来解散了。这个香港九龙反动的工会联合会是地方当局因害怕进步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在国民党分子的帮助下建立的。成立反动的工会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限制进步工会联合会的活动和分裂香港的工人阶级。

国民党的工会联合的主要是手工业者、装卸工人、搬运工人(其中不少人是靠干零活生存的流浪者)、小船厂的海员、华资宾馆的服务员；大部分餐馆、茶馆和咖啡馆的服务员，部分商贩和铁路工人。

所有这些工会都公开反对共产党和“红色”工会。他们分裂工人运动。但是，现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出现了变化。在前往广东参观了苏联展览会后，部分工会会员表示拒绝国民党的领导，但暂时还没有加入“红色”工会。(参见同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年2月9日)

这样，在他们的队伍中显露出了一些中立态度的苗头。

第三类工会是机械制造工人工会，由英国人领导(香港政府劳动局)，提出自己的性质是第三条道路。这个工会在重工业工人、汽车修理工人、铁路工人和机场服务人员中有较大的影响。它团结了2000多人，主要是高级技术工人和服务人员。在香港这个工会得到200人的资助。在组织方面，机器制造工人工会很薄弱，没有明确的组织结构。

近来这个工会的成员对英国的领导表达了不满，开始倾向于国民党人。“红色”工会的任务是利用机器制造工人工会中的矛盾。

在香港任何一个企业或工人领域都可能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工会。他们在争夺工人方面展开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和“红色”工会的任务是为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最近，无论是在国民党的工会，还是在机器制造业的工会，都明显出现了中立倾向。

在香港的英国管理机构中有一个劳动局，它的任务是对工会进行注册和公正地解决劳工冲突。但是，这个部门支持“工贼”工会，反对“红色”工会。

香港工人阶级的处境极为困难。每月平均工资为150—200港元。司机和铁路工人的工资最高，为200—300港元。没有卫生医疗体制。住宅极为短缺。工资远远无法满足最低生活需要。工人每月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支出50美元用来支付一间小房子的租金，每人每月最低生活标准为30美元。考虑到一个工人要养活三个家人，考虑到基本生活必需品：衣服、家什、厕所用品等的高昂价格，一个工人的工资甚至入不敷出。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香港的生活用品不断上涨，香港的官方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情况。例如，1955年9月初香港的粮食价格比去年8月1日上涨了25％—30％。(《远东经济评论》1955年9月1日)

香港还有数量众多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员，据官方明显压低的资料，其数量达70000人。以前，九龙有7000人在库房工作，现在仅有2000人，5000人失业了。1954年在造船厂有9000名工人，现在只有7000人，因此还有2000人没有工作。企业主通常招募工人工作极短的时间，因此，工人对明天没有信心——他是否和以前一样有工作或失业。

大量失业引起香港高犯罪率，盗窃猖獗。香港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关于新的抢劫或被害事件的消息，有时还会报道失业人员因无法维系生存而自杀的消息。1955年7月14日，《星岛日报》刊登了香港公民协会(或香港公民党)代表关于香港失业问题的言论，其中谈道：“政府考虑到了鱼和猪进入殖民地的问题，却没有关于失业人数的材料”，甚至关于“在英国政府保护下的领土上生活的人们因饥饿致死的材料。这对号称是英国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的香港来说非常不好”。

香港资产阶级收入在持续减少，他们试图依靠强化劳动、提高工时和降低工人工资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香港劳动人民在积极开展维护自己权利的斗争，根据客观条件，近10年来工人罢工主要是经济性质。例如，1946年罢工工人要求8小时工作制，并取得了部分成绩——对电车工人实行了8小时工作制。1947年20000多名机器制造业工人罢工，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当时，为了提高劳动强度(以保持自己的利润)，企业主开始大规模地解雇工人，罢工的目的是反对解雇和保障工作。1954年末香港城市交通工人的罢工是这种斗争的榜样，这是由数十名工人被解雇引起的。工人维护自己的权利的罢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和同情。这次罢工后，大规模解雇工人的做法停止了。最近没出现过大规模的罢工活动。

1955年4月末，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在香港组织了几次工人集会和游行。在民主工会联合会组织的集会上，工人们欣喜地强调了亚非会议所取得的成绩。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在集会发言中工人们说，必须忠心热爱祖国，加强团结，关心劳动者的利益，为法制和工会的利益而斗争。(《大公报》(香港出版物)1955年5月3日)

五一节早上，国民党的工团联合会在九龙一家剧院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工贼”工联领导在这次集会的发言旨在反对共产党和民主的工会联合会。

民主工会联合会的活动是由在香港秘密存在的共产党人领导的。关于共产党对香港工人的影响有这样一个事实：1952年香港没有发生过罢工，因为共产党人认为不需要这样做，而在1953年出现了一系列罢工，因为党号召工人罢工。还有这样一个事实最能说1954年香港交通工人的罢工处于共产党影响下，当共产党人得到北京的指示后，罢工停止了。(参见同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的会谈记录，1956年1月18日)

在香港从事党务和工会工作的中国同志想返回中国。在中国摆脱国民党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的政权以前，他们就在香港工作。但是，在中国解放后他们坚定地提出了立即把英国人驱逐出香港的问题和关于自己回国的问题。向他们作了解释，必须继续在香港居民中做工作，在制定自己的计划时应该从这样的前提条件出发——他们的工作具有长期性。有鉴于此，目前香港工人阶级在自己的发言中没有提过政治要求。

在香港，工联联合会和共产党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工人分散在各小型企业，各工会的倾向不同。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任务是揭露反动工会领导层，激化反动集团之间的矛盾，为工人阶级的团结而斗争。

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香港都处于秘密状态。此前没有公开出现过本地政党。不久前，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公民党，这是由英国人组建的。它的纲领是改革香港政治制度，为降低和稳定物价而斗争，扩大住宅建设等，事实上英国人建立这个党只是想为英国人在香港的统治提供另外一种形式。

香港还有一些保守分子和工党分子集团，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积极性。香港工党分子的官方政策是批评地方当局。他们支持改善英中关系，事实上他们也是英国当局任职的工作人员。

香港的主导政治集团可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保守分子集团，以总督葛量洪为首。该统治集团力量最强。加入该集团的有在香港工作的外交家、英国大型企业主，以及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

第二类是所谓的改革党(“改革俱乐部”)。这个团体与群众联系密切，相比其他团体而言在群众中支持率最高。其人员构成主要是知识阶层代表：医生、律师、教师和宗教人士。该团体的代表经常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改善英中关系。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同志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激化改革派同本地英国当局之间的矛盾。团体的领导人是基督教中国南方教区首领布鲁克·贝尔纳奇。他也是改革党的市议会议员。

第三类是亲美团体。从事件表面上看不出它的力量。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驻香港舰队司令斯特拉顿。以前他是英军总参谋部军事学校校长。后来一段时间在美国，显然，从美国军方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他支持扩建军事基地。该团体接受部分支持同美国结盟的香港大资产阶级加入。

在帝国主义分子眼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提高了香港的政治意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情报机构从大陆转移到这里。

香港有23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事馆，其中包括美国总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共有36位副领事，他们经常前往澳门。(美国在香港新建了一栋4层的领事馆)

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公开干涉当地英国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特别是在执行贸易禁运政策方面。这引起当地社会各界和当局的不满，造成英美矛盾加剧。前不久，美国人试图对在香港高等学校学习的一些大学生的活动进行调查，引起当地居民和当地管理部门的愤怒。

美国总领事馆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对要前往中国的华侨进行教育的工作。凡是从美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华侨，在回来2—3天内必须到相应的领事馆登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吊销他们的护照。

一些特工学校和外国情报员培训班，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间谍组织，如：“自由中国运动”、美国领导下的“中央情报局”(也就是美国的中央情报机构)、“干部培训学校”——正式名称是“美国远东工业公司”，等等，都合法存在。现有资料表明，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加强了针对中国的破坏活动，近来香港人口增加了10万人。(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广东省领导的会谈记录，1955年10月7日)

美国把从中国叛逃的堕落分子组织起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所谓“知识分子援助协会”，该协会被用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些人也被国民党分子利用，他们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培训学校、电影公司、出版社(如亚洲出版社)。美国在香港出版了英文反动报纸《虎报》，花了5000万美元买下这家报社。他们在香港还有自己的电讯社，在广播公司也有份额。

在军事方面，美国人在香港也非常积极。在1952年朝鲜战争期间，有230多艘美国军舰在香港停靠。从1953年4月到1954年3月，有13万美国士兵在香港登岸。美国军官和各类军事顾问也常来香港。美国人试图把当地英国管理机关置于自己的监督下，以便使香港成为自己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平台。但是，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出现了冲突。有鉴于此，美国改变了自己在香港的工作方法，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秘密活动上。

美国人要求为国民党分子在香港更广泛的活动创造条件，而英国人对国民党的活动加以限制，有时会中止其活动。这也加大了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美国就中国扩大对香港的出口，以及美元经香港流入中国的问题表达了不满(每年华侨经香港寄往中国的钱达1亿多美元)，同时，港英当局对美国实施的对华禁运政策感到不满。所有这些不能不导致英国当局同美国之间的矛盾激化。

国民党在香港的间谍数量非常大，特工的活动主要由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来领导。他们的数量总计3万多人。早先他们之间有许多派别，而今联合成一体。他们之中主要是地主和无业游民——因害怕人民惩罚而从中国逃亡的分子。恰恰是他们成为国民党在香港从事反动活动的社会基础。香港还有由所谓的“保卫台湾安全”组织领导的蒋介石的特工组织、国民党的地下党，以及国民党“国防部大陆工作部”和“特务机关”的各分支机构、“游击干部培训班”。所有这些培训班和组织的教官都是美国人。

除了官方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外，在香港还能找到所谓的广东省各县“流亡政府”，这些都是外国情报机关的支部，致力于在广东省从事反革命工作。在香港还有国民党的情报部门。

国民党在香港控制着一些社会组织，一系列报纸和近50所中学。国民党在香港从事破坏活动表现在对有进步倾向的工人实施毒打、杀害和纵火，以及让捕鱼船只强制偏离台湾。“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就是他们炸毁的，更早时还炸毁了两架飞机，香港当局本来应该把这两架飞机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在香港还有美国人英国人华人的联合情报机关，该机关是1949年12月建立的，其任务主要是研究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领导第五纵队，从不坚定的共产党员中招募间谍，并通过他们获取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情报。

可以看出，香港英国和美国之间、英国和台湾之间，以及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矛盾的聚集区(参见同林李明和黄时明的会谈记录，1956年2月9日)。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也存在着共同观点。就在美国想公开反华时，英国不想同中国对立。英国帝国主义认为使用隐蔽的手段更好。美国要求严厉执行对华贸易禁运政策，英国表示反对这一政策。

至于英国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多数时候英国当局对蒋介石分子的活动都视而不见，但同时他们不希望国民党分子公开活动，不希望出现同进步工人的对抗，或出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当时英国当局被迫逮捕了100多人，其中有三个国民党特工大头目。

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社会主义和民主阵营。但是，英国不想公开反华。他们需要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对香港的影响非常大，同时他们也明白，中断同中国的关系意味着英国将失去香港。

美国想把香港作为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在使香港军事化方面他们得到了英国当局的支持。根据资料，1955年4月在香港驻扎的英军有2万人(不包括空军和海军)。(《星岛日报》1955年4月12日)

从九龙以北沿所谓的“新界”正在形成一个部署有永久火力点工事的地带。半岛有4个机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2个——一个位于半岛北部，距中国边界不远，是1950年建设的石岗军用机场，这个机场可以停靠喷气式飞机，使用最新技术装备，拥有地下飞机场。另一个大型机场坐落在半岛南部，距九龙东北部把香港和大陆分隔开的海峡不远。尽管这个机场是民用机场，但同时也可以接受轰炸机起降。现在，英国人在香港和九龙都在扩建自己的机场，其中包括扩建香港的启德机场。美国向他们提供了顾问帮助。

在军事领域，美国和英国在香港联系广泛而密切。美国想把香港变成自己进攻中国的军事基地，但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与英国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英国当局尽一切努力让中国相信，英国在香港的防务措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用来进攻。英军总参谋长哈丁表示，在对香港的英军改组和举行军事演习后，三个军种建立了密切协同体系，处于良好状态。(《华侨日报》1955年3月13日)

因此，英国不认为香港有军事危险。但是，在香港本地还是对香港当局和英国军官关于在该地区出现军事行动时有能力保卫香港的言论持怀疑态度。1955年3月13日，国民党报纸《华侨日报》写道：“我们不认为英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借助军事力量来保卫香港。这是个危险政策。香港只在同中国‘和平共处’的条件下存在。”关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类似呼吁表明，反动口号在香港资产阶级中没有市场，甚至反动报刊也不得不同意这一点。

香港有14家通讯社，出版中文和英文报纸及杂志128份。其中数十种有进步倾向，发行量达10万册。现在提出未来两年的任务是发行量达到20万册。主要的报纸和杂志都处在美国人、国民党分子和港英当局的控制下。其中有50种刊物是国民党的，其中包括10种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发行量达30万册。

反动的香港报纸充斥着对中国和苏联的污蔑，其中有一系列文章试图离间苏中关系。例如，1955年11月25日，亲美报纸《星岛日报》在头版论证道，苏联似乎拒绝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因为苏联“把赌注押在印度身上”。在语气方面，其他一些文章就比较谨慎，其中包括1956年1月12日《星岛日报》刊载的来自伦敦的消息。国民党最大的报纸《华侨日报》也蓄意攻击苏联和中国，称赞美帝国主义分子对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但是，由于这份报纸同香港资产阶级联系密切，而资产阶级的收入取决于同中国的贸易，报纸被迫在很多时候批评不得人心的贸易禁运政策。

香港反动组织极力开展对香港居民的思想教育工作，但明显没有取得成效。因为亲美报纸订阅量不大，很多时候美国人不得不无偿赠送给各机关和组织。

香港政府的官方报纸《南华早报》不刊登恶意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章，但现在以客观为借口，刊登一些关于苏联的虚构的消息。

香港的进步报刊主要是《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报》和《周末报》，这些报纸直接处在新华社的领导下。这些报纸在南海国家也很流行。

香港反动力量试图用“共产主义危险”吓唬香港居民，用色情书籍和好莱坞电影腐化他们。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在香港电影界和体育界占优势。香港有10家外资影院，仅有2家华人影院。从1954年到1955年初，在香港共上映了380部美国影片，10部香港生产的华人影片，苏联电影仅有3部(从12部影片中挑选的)——《马戏团》、《俄罗斯芭蕾大师》、《萨特阔》。

因此，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在香港宣传领域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早在1954年香港当局就加强了对教育的监管力度。当局努力开除那些不适合他们心意的教师，用自己的人代替。1954年中为学校开具了统一教科书清单。华人学校的学生被禁止使用中国出版的教科书。1955年2月末，香港政府教育局发表了一项声明，根据这项声明，教师、大学生和所有学生都被禁止参加任何社会活动。

香港政府还采取一切措施来维持当地资产阶级的利润，提高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但在提高居民文化水平方面什么也没做。最具说服力的是1955—1956年用于警察开支的拨款是教育需求的两倍多。1955年5月2日，《华侨日报》写道，现在香港警察局是政府最为强力的部门之一。

上述已提到过的英国杂志记者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香港文化机关时写道：“香港数十个黄金地段用来建设银行，却无一处用来建设公共图书馆。”(《星岛日报》1955年3月11日)

香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的经济和文化与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密不可分。香港居民同自己在广东、广西和其他省份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的人民民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香港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如果说解放前，许多农民、商人、知识分子前往香港是为了逃避国民党的专横，那么，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离开香港，而不顾国民党分子散布的关于中国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他们只是想到要同自己的伟大祖国生活在一起。

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林李明同志说，要收回香港中国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外交谈判的途径，也就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收回香港，另一条途径是采取军事手段。但是第一条途径在目前是不现实的，而第二条途径是不能接受的…… [41]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21，д.119，л.1-17

№13813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1956年3月1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16日会议第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М.卡冈诺维奇、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М.А.苏斯洛夫、Л.И.勃列日涅夫、Г.К.朱可夫、Е.А.福尔采娃、Д.Т.谢皮洛夫、А.Б.阿里斯托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А.布尔加宁主持。

第26项关于苏联参加兰州—阿拉木图铁路从乌鲁木齐市至中苏边界地段的建设问题。 [42]

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科瓦利、朱可夫、科热夫尼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勃列日涅夫。

米高扬同志：提议采纳中国人的建议，由我们出资建设起自乌鲁木齐市全长为449公里的铁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劳动力和现场材料。

认为可以接受米高扬同志的建议。

委托科瓦利同志提交新的建议方案。

提供贷款和办理手续。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12

№2183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关于苏联参与修建新疆铁路问题(1956年3月16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16日会议第6号记录第26项

决议起草和提交人：Л.М.卡冈诺维奇、Н.А.布尔加宁、Г.К.朱可夫、К.И.科瓦利、Е.Ф.科热夫尼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和М.Г.别尔乌辛。

绝密

兹责成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科瓦利同志，根据中央主席团会议所提出的各方面意见，就苏联参与兰州至阿拉木图铁路从乌鲁木齐至苏中边境区段建设的问题提出一个新提案。

РГАНИ，ф.3，оп.14，д.8，л.7

№12601 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电：决定派陈云秘密访问越南 [43] (1956年3月20日)

苏共中央：

1956年3月16日李海秋 [44] 同志转来的电报已经收到了。

正如以前所约定的，我们决定派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陈云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在米高扬同志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时候去河内。鉴于陈云同志不需要参加公开的集会，也不需要由苏、越、中三国发表什么共同的文件，我们的意见是，陈云同志这次去河内将采取不公开的形式。

我们欢迎米高扬同志返回苏联时在北京停留几天。

谨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共中央

1956年3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5，д.59，л.16

№12600 周恩来致布尔加宁电：请求苏联帮助对长江流域进行改造 [45] (1956年3月21日)

尼·亚·布尔加宁同志：

目前，我国正在加紧进行长江流域规划工作，需要短时期在很大的地区内进行航空摄影。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很繁重的任务，我国现有航空摄影力量是不能完成的。因此，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在今年4月份内派一个由11架飞机组成的航空测量队(包括全部飞行人员和航测技术人员以及每架飞机上的装备和器材)，来中国帮助我们进行这个工作。航空测量队的工作期限定为一年，所需费用将通过贸易程序付还。

以上请求，请苏联政府考虑，并盼赐复。

谨致敬礼!

周恩来

1956年3月21日

手写批注：

请尤金大使代发。

周恩来

3月21日

№23992 瓦宁科夫和托普奇耶夫致苏共中央报告：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问题(1956年3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在就组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问题而举行的会议期间，针对苏联代表团提交的关于组建东方研究所的协议草案，一些国家的代表团团长提出了如下意见：

1.中国代表团团长刘杰同志称，草案规定中国只承担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运转费用的10％——这对中国而言有些少了。他请求增加中国的实际参与度，并将其应承担的费用比重提高到20％。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日丹同志和保加利亚代表团团长阿夫列莫夫同志在与托普奇耶夫同志的谈话中则说，对于它们两国而言，承担研究所组建实际费用的6％——负担有些过重。

我们认为，应同意上述建议。

2.罗马尼亚的卡斯顿同志、波兰的列什同志、捷克斯洛伐克的拜叶尔同志、蒙古的阿瓦尔吉德同志和民主德国的戈尔茨同志等代表团均主张，在东方研究所的一系列新科研项目中应设立一个宇宙射线实验室。

鉴于建立一个新的宇宙射线实验室需要大量的费用，我们认为，理应把会议的这一建议转交东方研究所所务委员会和科研委员会，并责成后者参考在苏联和其他与会成员国中现有宇宙射线方面的科研机构共同利用该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的可行性以及相应的东方研究所组建参与国政府所提出的意见，负责研究这一问题。

3.鉴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未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我们认为理应以各会议参与国政府的名义邀请其成为原子能东方研究所的成员。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第мп.2/0694号(1页)。

Б.瓦宁科夫(签名)

А.托普奇耶夫(签名)

附件：

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兹责成苏联代表团在关于组建东方原子能研究所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完成如下任务：

1.支持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即增加中国在东方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经营方面所承担费用的比重，从10％增至20％。如果这一建议获得会议通过，那么苏联和与会其他各国在(东方研究所扩建和维持日常运转的)费用分摊的比重上将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承担上述费用比重的20％)苏联承担47.25％，其他国家承担32.75％。

2.应提出如下建议：委托东方研究所所务委员会和科研委员会讨论波兰、民主德国、蒙古和罗马尼亚等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在东方研究所成立宇宙射线实验室的意见，要求其对在苏联和其他与会成员国中现有宇宙射线方面的科研机构共同利用该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的可行性问题加以研究。另外，我们还建议应把这一问题提交东方研究所组建各参与国政府讨论。

3.建议会议邀请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东方研究所成员。

…… [46] (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174，л.31-33

№25197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苏联专家和苏联侨民问题(1956年3月24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6日

第293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47]

1956年3月24日

……

之后我奉中央之命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允许苏联空军的4架飞机在今年3—5月飞抵中国东南部地区，向中国派遣由奥布霍夫博士率领的160—165名专家，以便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研究工作。我提醒张闻天，中国去年已经建立了一个类似的专家组。

张闻天说他将会尽快给出答复。

……

我们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于解散在中国居住的苏联侨民的社会组织的看法，张闻天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对苏联政府的措施没有反对意见。我说，随着大多数苏联人从中国一系列地区的撤离，那些曾经用以对苏联侨民聚居区的生活秩序进行维持管理的社会组织，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但在一些城市(如哈尔滨、伊宁)还仍然居住着大量苏联侨民，很显然，相应的社会组织在那些地方还应当存在一段时期。张闻天表示苏联大使馆可以对这个问题享有决策权，这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不妥。

……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3，л.83-86

№23936 彭真致亚斯诺夫电：感谢苏联在国际议会联盟接纳中国问题上的帮助(1956年3月2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Д.Т.谢皮洛夫同志：

在此向您提交今年3月29日大使馆转交给外交部的彭真电报，这一电报是谢皮洛夫同志需要的。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1956年3月29日

第209дв-но号

附件：

彭真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М.А.亚斯诺夫的电报

尊敬的亚斯诺夫同志：

我收到了您1956年2月9日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驻国际议会联盟代表Ю.帕列茨基斯关于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101次会议结果的通报和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1955年12月25日会议的通报。

在国际议会联盟执行委员会第101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加入国际议会联盟并拒绝台北的声明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最高苏维埃给予了莫大支持，我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名义向您，并通过您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委员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和转达我们的问候。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

1956年3月26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48，л.48-49

№20760 库尔久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共询问悬挂领袖肖像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鉴于已经开始五一节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和鼓动部 [48] 的委托，请求明确关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和苏联共产党及苏联政府领导人肖像悬挂方法的几个问题。(附上大使馆就此问题的备忘报告)

附件共1页。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库尔久科夫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致苏联外交部的报告

(1956年3月28日)

鉴于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委托苏联外交部，请求明确以下问题：

1.在节日期间和平时如何悬挂无产阶级领袖及苏联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肖像？

2.与悬挂肖像有关的其他问题。

手写批注：

请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谈谈意见。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6年3月30日

归档。由波诺马廖夫同志向库尔久科夫同志通报答复情况。

И.维诺格拉多夫

1956年4月4日

就此问题已于1956年4月16日向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联大使发出了电报。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4月18日

РГАНИ，ф.5，оп.28，д.407，л.6-7

№2183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1956年3月28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3月28日会议第8号记录

关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问题 [49]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赫鲁晓夫、莫洛托夫、波诺马廖夫、卡冈诺维奇、萨布罗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苏斯洛夫

什么时候公布？

通过高层会谈来决定。(卡冈诺维奇)

赫鲁晓夫：在文件中应更详尽地说明，否则就显得简单而枯燥。

关于(公布的)形式还要考虑一下，但不要拖延。

书记处应该再研究一下，

苏斯洛夫、谢皮洛夫、波诺马廖夫参加。

应该解释一下这种联系方式，否则会发生猜疑。 [50]

同志们应该再研究一下文件，再研究一下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接触问题。

根据交换意见的情况再进行修改。

期限是5天。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15-17об

№23060 波诺马廖夫致苏共中央函：关于安排中国在苏党团员学习二十大文件(1956年3月28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3月20日，在与М.А.苏斯洛夫同志的会谈中，朱德和大使刘晓等同志表示，希望让目前正在苏联学习或实习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都被吸收到相应的学习苏共二十大资料的党和共青团教育网络中。

根据苏联高教部1956年2月29日指令，各高校教学大纲中均包括有24小时学习苏共二十大资料的教学内容。中国(留苏)大学生与苏联大学生一样也要学习二十大资料。

我们认为，理应满足中国朋友的请求，并责成苏共各州委、边疆区委和各联盟共产党中央(名单见附录 [51] )具体组织中国(大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党的教育网络的活动。

附给各州委、边疆区委和联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的电报草案。 [52]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部长

Б.波诺马廖夫(签名)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Ф.康斯坦丁诺夫(签名)

1956年3月28日

第25-c-538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381，л.84

№23935 帕列茨基斯与刘晓会谈纪要：中国对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态度(1956年3月30日)

机密

帕列茨基斯同志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的会谈记录

地点：在帕列茨基斯同志的办公室。

时间：自1956年3月30日下午2时15分至3时。

当时在场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帕尔哈明特斯基、格鲁热、希缅诺夫和中国使馆二等秘书杨民志。

大使通报说，当3月22日与帕列茨基斯同志会谈后，他便立即咨询了北京并得到答复。中国政府感谢苏联同志对接纳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进入国际议会联盟的问题的关心。北京还通报了如下内容：

1.完全同意苏联代表团在国际议会委员会会议上所采取的措施。

2.认为中国加入国际议会联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也存在有许多负面因素。至于委员会是否存在接受两个中国都加入联盟的可能性问题，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在德里举行的会议上(国际议会)执委会已拒绝了台湾的请求。

3.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将不正式参与委员会的活动。在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前我们将会在亚洲代表中开展工作。我们已通过本国驻印度、缅甸和锡兰使馆做了工作，以便这些国家派遣的出席会议的代表届时能支持中国。我们驻瑞士和印度的使馆已通报说，这些国家的议会代表均持这样的观点，即关于中国在国际议会联盟的代表席位问题应在委员会会议上解决。此外，我们驻英国的临时代办也曾与国际议会联盟主席斯坦斯盖特谈过话。后者由于生病可能不会参加委员会的活动，但他认为，中国已获得了参与国际议会联盟的权利。在德里，台湾已遭到了拒绝，而要改变这一点，就必须变更国际议会的章程。当然，美国仍会继续持反对意见，以便重新审议(德里会议的)决议；或者在曼谷会议上再次提出关于重新审议(德里)决议的问题。斯坦斯盖特认为很多联盟的成员在表决时投了弃权票…… [53]

4.中国政府不打算派遣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国政府认为，如果关于中国的决议仍被拖延或拒绝的话，在委员会会议之后再发表言论是合适的。

这里，大使指出，问题可能会在会议上得到解决。帕列茨基斯询问，中国政府是否了解塔斯社于3月24日的报道——关于美国人不允许在委员会上正确地解决中国议会小组的问题以及他们发出的要退出委员会的威胁。中国大使答道，中国政府了解这一报道，并认为美国人只会这样说，而不会这样去做。帕列茨基斯表示同意这一观点。中国大使指出，如今委员会可能将不会否决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但目前仍很难说最终情况会怎样。不知道在伯克利召开执委会会议有什么法律依据，因为相关章程中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中国大使说，来自北京的第五点内容是：北京对会议议事日程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均表示支持，这些问题将有利于各亚洲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民族独立的斗争和国际联系的拓展。

帕列茨基斯通报了自己的推测，即中国的敌人们可能会利用会议程序规则来破坏与中国相关的决议。目前执行委员会的情况是这样的，即来参加会议的执委会成员代表人数只有一半多。而根据会议程序，在这种情况下执委员便无权召集会议，也无法向委员会报告关于自己在德里所通过的决议。因此，我们自己将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在必要时让米哈伊洛夫去参加会议。我们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朋友们也对此事非常关心。例如，匈牙利人便建议在会议召集以前我们内部先相互达成一致。我们将尽量采取一切可能的举措。中国大使也谈了自己的观点，即如果我们在这次会议之前准备得不够充分，那就最好把决议的通过拖延至秋季。中国大使问，我们这样做是否有利。帕列茨基斯答，我们希望现在便能够保证这一问题得到正确的解决。帕列茨基斯说，这当然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通过正确的决议，但最终结果怎样仍将取决于参加会议的人们。

中国大使说，昨天我与缅甸驻莫斯科大使谈了话。缅甸代表也将参加这次会议。但目前还不知道…… [54]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谁，不知道是否会是斯坦斯盖特。如果他的病能好的话，那就应当是他了。不过，对此我们很难指望。帕列茨基斯说，斯坦斯盖特曾出席了德里的会谈。也正是在那里被选为联盟副主席的。另外，被选为副主席的还有意大利人…… [55] 后者在德里时对中国的态度很友好。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活动家，因而其态度随时都可以发生转变。明天，我们将去贝尔格莱德，在那里我们将尽量与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保持联系。据报刊上说，后者在贝尔格莱德正在为中国得到支持而创造条件。中国大使指出，目前那里已在这方面具备了良好的条件。帕列茨基斯说，关键在于要防止敌人利用会议程序问题来阻挠会议。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国际议会联盟中的许多代表都对美国参加会议抱有很高的预期。

РГАНИ，ф.5，оп.30，д.148，л.45-47

№10461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错误(1956年3月31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5日

第289号

绝密

文本第1号

与毛泽东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6年3月31日

今天我拜访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信函：一是援建51项工程和3个军事工业科学研究所；二是援建乌鲁木齐至苏中边界铁路段。毛泽东请我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转达他的深切谢意。

接着我说，回到北京后的头几天，我就想拜见他(毛泽东)，陈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工作，特别是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毛泽东回答说，因为有病，他不得不推迟了同我的会见。毛泽东说，中共出席二十大的代表团成员曾向他谈过一些关于二十大的工作情况，并带回一份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现在这个报告已经译成中文，他已了解报告的内容。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路线虽然基本正确，但在个别时期，他(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26年，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的革命能力，把国民党说成是中国主要的革命力量。在1926年，斯大林指示中国共产党人要依靠国民党，把国民党看成中国革命力量统一战线中的一员。斯大林说，应该依靠国民党，跟随这个党，直截了当地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应服从国民党。这是一个大错误，它束缚了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把群众吸引到共产党方面来的独立工作。

毛泽东继续说，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成为共产国际实际上的领导人，他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大量不正确的指示。这些错误的和不正确的指示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斯大林不考虑中共中央的意见。在那个时候，王明作为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经常与斯大林会见，并片面地向他报道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斯大林显然认为只有王明是中共中央意见的唯一表达者。

在共产国际中代表中共的王明和李立三，企图把中共的全部领导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批评王明和李立三错误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他们看作机会主义者。毛泽东说，我被他们称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狭隘经验主义者。作为共产国际不正确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实例。毛泽东援引了以下情况：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讨论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时，没有将对这些错误的彻底批判进行到底，以此为借口并据说是为了纠正中共三中全会的错误，过了3—4个月，共产国际将两名工作人员——米夫和王明——派到中国，其任务为召开中共中央第四次全体会议。然而在米夫和王明的压力下通过的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比李立三的路线更“左”。其中讲到要进攻大城市，夺取大城市，不要为争取农村地区而斗争。例如，在中共四中全会的决议中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即在被国民党封锁的中国苏区，甚至消灭了小商业资产阶级，停止了一切内部贸易。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在1929年有30万战士的中国红军，到1934—1935年减少到25000人，而中国苏区的土地减少了99％。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组织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党员人数由30万减至26000人。苏区同国内其他部分完全隔绝，没有任何商品，甚至没有盐。所有这些引起苏区居民的极大愤慨。

由于王明的“左”倾政策，中共领导下的大一点的地区基本上在中国北方(陕西省、甘肃省、宁夏省)保存下来，因为王明的影响还没有扩展到那里。王明以共产国际为掩护，实际上力求八路军和新四军脱离中共中央的领导。

王明及其追随者把国民党看作“新生力量”，它吸收一切精华，能够战胜日本。他们反对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反对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基地，反对把所有各阶层的居民联合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周围。

王明分子企图以自己的六点方案取代中国共产党的真正革命的十点方案。这个六点方案的作者是王明，不过这实质上是个投降方案。在推行这种政策时，王明总是以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名义为掩护，以头号权威自居。王明分子利用他们控制着武汉中共中央南方局多数这一点，向军队和地方发出不正确的指示。毛泽东说，例如有一次让我们感到吃惊，甚至在延安，按照王明的命令，把挂在墙上的共产党的标语口号，换成了“和国民党结成牢固联盟”之类的口号。由于中共七大之后，特别是随后4年来严肃的思想斗争和大量的解释工作，大多数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的共产党员承认了自己的过失。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王明也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然而以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老立场上。毛泽东说，过去王明所有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活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毛泽东从整体上评价共产国际的活动时指出，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在团结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方面，在建立和巩固各国共产党方面，在与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作用。然而这是共产国际活动的一个短暂的时期。后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之类的“活动家”来到共产国际，他们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信任王明胜过信任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最后一段工作时期，特别是季米特洛夫在那里工作时，有了某些改进，因为季米特洛夫依靠我们和相信中共中央，不相信王明。然而，即使是在这段时期，共产国际也犯了不少错误，如解散波兰共产党等。毛泽东说，这样看来，共产国际的活动可以分出三个时期，其中第二个时期最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最大。然而遗憾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最关注东方。毛泽东指出，可以坦率地说，当时中国革命的失败，除了其他原因外，也是共产国际不正确的、错误的活动的结果。毛泽东指出，因此，坦白地说，得知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是满意的。

毛泽东接着说，在以后一段时期，斯大林也不正确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革命发展的可能性。他仍然相信国民党的力量胜过相信共产党的力量。在1945年，他坚持主张与蒋介石分子讲和，坚持主张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坚持主张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特别是1945年，中共中央收到不知为何以“联共(布)”名义发来(实际是斯大林发来)的秘密电报，电报坚持要求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中共中央原本反对前往，因为预料蒋介石会挑衅。毛泽东说，但我不能不去，因为这是斯大林的坚决要求。在1947年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武装斗争的关键时刻，在我们的部队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斯大林却坚决主张同蒋介石缔结和约，因为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抱有怀疑。 [56]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也就是革命已经胜利以后，在斯大林心里仍然保留着这种不信任。斯大林的不信任和怀疑态度可能是由南斯拉夫事件引起的。毛泽东带有几分气愤地说，更有甚者，当时有许多议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南斯拉夫道路，什么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我对毛泽东说，在我们党内不曾有过这种情绪和这种议论。

毛泽东继续说，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左翼社会党人，鼓吹“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的说法，而且大加吹捧，毛泽东指出，斯大林当时显然不相信我们，而资产阶级和工党党员对“中国的南斯拉夫道路”抱有幻想，只有一个蒋介石为毛泽东“辩护”，叫嚣资本主义大国无论如何不要相信毛泽东，说“他不会偏离自己的道路”等等。蒋介石的这种举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太了解我们，他和我们不止一次打过交道，而且与我们作战。

毛泽东接着往下说，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我们去莫斯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签订中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国人民问我们：苏联会不会和新中国签订条约？为什么时至今日和国民党的条约在法律上继续存在？条约问题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进一步发展前景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说，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交谈时，我提出以国家名义缔结条约的建议，而斯大林避而不作答。第二次交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并给斯大林看了中共中央有着同样的关于缔结条约的要求的电报。我建议为了签订条约将周恩来召至莫斯科，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却利用这个建议作为拒绝的借口，他说，“那样做不妥，因为资产阶级报刊将会大肆宣扬，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在莫斯科”。后来斯大林回避和我的任何会见。我这一方面曾试图打电话到他的住宅与他通话，但回答我说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会见米高扬。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令我很不高兴，我决定再也不做什么，并在别墅里权且度日。后来发生了与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的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去国内游览。我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答说，我宁可“在别墅里睡大觉”。

毛泽东继续说，过了一段时间，有人把经斯大林签署准备交付报刊发表的我答记者问的草案透露了出去。这份文件报道了在莫斯科正在进行有关缔结中苏条约的谈判。这已经是向前迈出的重大的一步。毛泽东说，可能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在改变斯大林的立场上帮了我们，他们于1950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以后，开始了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参加的谈判。在谈判时，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他们试图让中长铁路归苏联独家拥有，然而，结果通过了共同经营中长铁路的决定。此外，中国向苏联提供旅顺港海军基地，在中国开设4个合营公司。毛泽东说，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持要求这两个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公民居住。其他外国的代表，包括长期居住在这两个地区的捷克人、波兰人和英国人，应该从那里迁移出去。斯大林唯一避而不谈的是朝鲜人，他们在东北有150万人。斯大林的这类贪婪令我们不能理解。所有这些也给资产阶级报刊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提供了口实。毛泽东继续说，实际上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进行了真正的交易。这是一种很不光彩的做法，它鲜明地反映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很高兴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归还了中国，合营公司也不复存在。在谈话的这一部分毛泽东着重指出，赫鲁晓夫没有参加这些谈判，布尔加宁也极少参加。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其中包括科瓦廖夫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反苏情绪的那份臭名昭著的文件。斯大林将这份文件转给中共中央，显然是想强调自己的不信任和怀疑。

毛泽东说，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对我们的不信任，因此我要求派一名苏共中央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到中国来熟悉中国的真实情况，了解中国理论家的著作，同时也审阅毛泽东的著作，因为中国出版的这些著作事先未经作者审阅，而苏联同志不顾作者的意愿，坚持要求将它们出版。

毛泽东提醒我，当我(尤金)来到中国时，他曾坚定而特意地建议我在全国旅行一次。就此我向毛泽东叙述了从中国旅行归来后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当时在场的有几位政治局委员。斯大林当时问我，中国领导同志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听到我的肯定回答后斯大林说：“那就好!可以放心了。他们自己成长起来而没有依靠我们帮助。”

毛泽东指出，这个问题的提法本身就表现出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不信任。看来，使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稍有加强的重要因素是你(尤金)关于中国旅行的情况报道和朝鲜战争，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行动。

毛泽东说，由此可见，如果历史地看待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斯大林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便可看出，斯大林曾经犯过一些严重的错误，他们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得到特别广泛的流传。1945年以后在与蒋介石斗争的时期，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和过低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力量，曾试图平息纷争。试图限制革命的发展。甚至在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还继续表示对中国共产党人不信任。毛泽东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假如我们动摇和不坚定，那么也许我们早就不在人世了。

随后，毛泽东转而对斯大林的作用作总的评价。他指出，斯大林无疑是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位优秀的、忠实的革命家。然而，在漫长的时间里，他在自己的大量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重大的和严重的错误，在赫鲁晓夫的报告中已列举了其中主要的几项。这些主要的错误可以归结为七点：

一、非法镇压；

二、战争中犯的错误，然而主要是在战争初期而不是末期；

三、严重损害工农联盟的错误。毛泽东指出，关于这一类错误，包括对待农民的错误政策，在赫鲁晓夫同朱德在莫斯科交谈时曾经提到过；

四、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这与非法迁移某些民族有关。毛泽东说，但从整体上看民族政策的执行是正确的；

五、放弃集体领导的原则，自高自大地沉溺于赞扬之中；

六、领导中的专制做法和作风；

七、外交政策中的严重错误(南斯拉夫及其他)。

毛泽东接着强调，从整体上说，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从2亿人增长到9亿人，这一事实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然而在某些国家某些党顺利前进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他说，将来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和其他的错误。我指出，像斯大林所犯的这样一些错误最好别再重犯。对此，毛泽东回答说，看来还会有这样的错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些错误的出现是完全可以解释的，因为我们知道，社会是经过矛盾的斗争，新与旧的斗争，生与死的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说，在我们的意识中还有太多的旧的残余。它落后于不断发展着的物质世界，落后于存在。

毛泽东继续说，在我们两个国家里，许多东西来自陈旧的资本主义社会。比方说，关于对被告施行体罚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也不是新问题。早在1930年，红军中审讯时广泛采用殴打。毛泽东说，当时我本人就是毒打被告的见证人。早在那时就已通过了禁止体罚的相应决定。然而这个决定在延安也屡遭破坏。的确，我们竭力不许非法枪毙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们继续对这种丑恶现象进行斗争。毛泽东继续说，显而易见，按照事物的逻辑，殴打时被打的人开始提供虚假的供词，而审问者却把这种供词当作真话。过去资产阶级传给我们这种和其他残余，在人们的意识中还会长期保留。追求排场、门面和大规模隆重庆典，这也是资产者的心理残余，因为在贫农和工人阶级身上客观上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习惯和心理。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的存在，造成了这种或那种错误产生的条件，这种错误共产党不得不认真加以对待。

我指出，斯大林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近似神化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斯大林的错误是由小到大逐渐累积的。除了这些以外，斯大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虽然知道人总是会犯错误的。毛泽东说道，在浏览列宁的手稿时，他确信即或是列宁，也在自己的著作中删去并重新写上这些或那些句子。毛泽东在结束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时，再一次强调斯大林不是在一切问题上而是在某些问题上犯过错误。

总的来说，他着重表明，代表大会的材料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及代表大会后形成的气氛，也有助于他更加自由地对一系列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好在苏联共产党提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说，否则我们将难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主动。毛泽东说，预计米高扬同志来时，将进一步就这些问题继续交换意见，而在合适的场合也要和赫鲁晓夫同志及布尔加宁同志交换意见。然后毛泽东从这个话题引开，并怀着极大的兴趣简短触及某些哲学问题(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他特别着重指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任何矛盾、没有思想斗争、没有任何残余的社会是不正确的。毛泽东说，连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有好人和坏人。毛泽东接着说，中国的思想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死啃书本和陈规旧矩之苦，包括中国报刊，仍然不符合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报纸上没有意见的交锋，没有严肃的理论论战。由于时间有限，毛泽东表示愿意再次和我见面，专门谈谈哲学问题。

谈话结束时，我问毛泽东，他是否读过《真理报》关于个人崇拜危害的编辑部文章，其译文刊登在3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他回答说，还没来得及阅读这篇文章。但有人对他说过，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正准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这个问题的社论，应该在下个星期内见报。他开玩笑地说，从3月16日起，全世界所有的报纸都对这个问题议论纷纷，唯独中国暂时沉默不语。

随后我向毛泽东简短地叙述了16名苏联知名学者来到中国以及今天在苏联专家俱乐部开幕的讨论二十大的理论会议的情况。会上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将作报告。

毛泽东怀着极大的兴趣倾听了这一消息。

谈话持续3个小时。毛泽东情绪极佳，经常开开玩笑。

出席谈话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斯克沃尔佐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ЦХСД，ф.5，оп.30，д.163，л.88-99

№23064 马尔采夫致苏共中央和外交部函：中共中央党校苏联专家的工作报告(1956年4月5日)

绝密

文件第1份

苏联驻中国使馆

北京市

1956年4月5日

第271号

致苏共中央

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

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兹呈递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组所写的关于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具体内容参见附件，共计19页，其中13页(机密)，其余6页(非机密)。

中国科学、文化问题苏联专家组组长

А.马尔采夫(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4月29日

附件：

绝密

文件第1份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第二分校苏联专家组关于1955—1956年度第一学期工作情况的报告

本学年初，在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只有一位苏联专家——马列主义基础大学教师П.Я.阿列什金副教授。1955年9月末大学俄语教师В.С.索科洛娃同志来北京工作，而俄语教师Н.И.梅利尼科娃同志是在同年10月中旬来第二分校工作的。10月底，我们小组又补充了一批新专家翻译——Д.В.彼得罗夫和А.В.卡罗米耶茨等同志。12月初，女翻译З.В.季米娜也来这里工作。12月末，第二分校来了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大学教师М.И.库兹涅佐夫同志。总之，如今我们小组共有七位专家。

我们专家小组的所有成员都是苏共党员，拥有高等学历和良好的理论修养，并具备必要的实际工作经验。

从前，高级党校第二分校的苏联专家们均是第一和第二分校联合顾问小组的成员。1955年12月，该联合顾问小组被分解为两个独立的小组，从那时起П.Я.阿列什金同志便被任命为在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高级顾问。

在高级党校第二分校工作的苏联专家小组的实际活动均以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基本决议以及党委、党支部和科学文化问题高级顾问的指示为指导。与此同时，该专家小组还充分利用了苏联专家们在国外复杂工作条件下所积累的积极经验。

在实际工作中，小组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是：帮助听众——日本共产党未来的党和理论部门的干部们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与此同时，该小组还把帮助社会学教研室教师集体更深刻地领会马列主义理论和培养助教们的独立教学工作能力当作自己的任务。

去年，第二分校在教学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了社会学教研室，从而形成了3个教研室——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在将教学办公室改组为教研室的过程中，通过局部考查的方式将部分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学员补充为助教。因此，如今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的有30名助教。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助教数量同上。上述两个教研室的绝大多数助教过去都没有科研教学工作经验，几乎所有助教以前都没有学过马列主义基础教程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的工作面临巨大困难，并成为我们完成自己肩负任务道路上的严重阻碍。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开展必要工作以改进全部教学模式，提高助教的思想理论水平，对各教研室的工作进行策划和组织。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为了改进全部教学法工作模式，提高助教的工作技能，我们提出了如下一些建议：

1.利用苏联各高校社会学教研室教学法委员会工作的积极经验，我们建议在第二分校各系组建教学法委员会。这一建议被采纳。我们为组建教学法委员会所做的大量工作无疑改善了各种教学模式的教学质量，促进了大学教师们教学技能的提高。

2.根据我们的建议，首先制定和批准了提高助教技能的计划。该计划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按照一系列最重大马列主义科学课题给每位助教安排一位苏联专家为导师。该计划所列课题具体包括如下：“坚不可摧的工农联盟——共产主义建设的决定性力量”，“苏联共产党为赢得集体农庄制度在苏联的胜利而斗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诸原则——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兄弟合作的基础”。

3.为了培养助教独立教学工作的能力，我们建议在苏联专家指导下让助教们独立承担个别课程的备课和讲课实践。这一建议被校方采纳。于是，在上一学期的马列主义基础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由助教们讲了几个课时。实践证明，这一工作方法是有成效的，因此在本学期我们将继续坚持此类教学实践。

4.俄语教师В.С.索科洛娃和Н.И.梅利尼科娃等同志编制了新的俄语教研室工作计划。该计划被校方采纳。她们还建议开展各种课外俄语教学活动。

5.我们建议第二分校的校长有必要把“日本问题”作为一门专业课程列入教学计划，并将工人革命史和日本共产党史作为这门课的基础课。只是由于目前学校里没有必要的专家，才未把该课程列入教学计划。

如今，校方已完全采纳了我们提出的把“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入第二分校教学计划的建议。该课程将从新学年开始讲授。而且，学校还决定将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一个哲学教研室。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根据我们的建议，为纪念全体苏联人民和共产党生活中的一个著名日期——1905—1907年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整个分校集体举行了专门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几场报告，其中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次人民革命，揭示了第一次俄国革命对亚洲——尤其是中国和日本——革命运动的影响。为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而举办的这次会议无疑是第二分校整个集体生活中的重大事件。

本学年第一学期，第二分校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以及俄语专业班——目的在于培养熟练的翻译人才骨干。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旨在更深入地阐述历次苏共中央代表大会、讨论会和全会等历史性决议。在社会学教学中我们尤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于，把讲课内容和课堂讨论活动与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实践以及日本共产党当前所要解决的实际任务紧密联系起来。当然，在解决这一极其艰巨任务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承受，并将继续承受巨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尽量与助教们一起开展课堂讨论活动，在讨论各种理论原理的同时，又尽量将其与这方面的一定的实际任务联系起来；而助教们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自然也得到了相应的训练，并将之运用于自己在科研小组的实际工作之中。为此，我们还与助教们举行了关于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座谈会。其间我们指出，苏联共产党为赢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赢得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和共产主义在我们国家的成功建设而进行的斗争，是落实马列主义理论的经典模式，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完美经典范例。虽然在我们所做的工作中，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方面，仍没有完全剔除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死记书本)的因素。例如，我们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助教们所开设的讨论课以及学员们在考试和考查过程中所作的答案等，均说明了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在第二分校有一个规定。据此规定，所有教案都要在授课前呈交教研室并翻译。在第一学期，马列主义基础课已讲授了19课。如今，为了整个完成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仍需要就第13题目和第14题目讲授15个课时。

政治经济学的讲授共有8课。由于长期缺乏苏联专家，政治经济学课都是由助教备课和讲授的。在编制教案的过程中，助教们除使用我们建议的学习政治经济学必备的参考书籍外，还借鉴了在高级党校第一分校代课的В.И.多库金教授的讲义。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助教们基本上胜任了自己所肩负的任务。在这一段时间，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定期举办与助教们的讨论会。而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是第二分校副校长迟克昌同志。

如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章节的授课已基本结束。此类重要章节的课程——如“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的讲授，实际上只剩一年时间。原因在于，以前派来的政治经济学专家М.Л.萨济科夫同志没有完成教学计划，他两年时间里只讲了一个章节：“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就这还没有教完。因此，我们现在只得重新安排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计划，但这个问题暂时还没有彻底解决。

简单说一下授课情况。我们在讲课时并不完全读教案，这项工作由翻译来完成。一般情况下，校长承担最重要章节的课程。总之，在讲课期间，我们会加入一些以前撰写的补充材料。当然，此类授课需要事先与翻译做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

还想说的是，翻译对我们的授课速度具有不可小视的重要意义。我们的授课速度不能太慢，因为这必然让听众感到乏味，但又不能太快，讲得过快，学生们就不总能有条理地把课程中一些最重要的原理记下来。

9月份，我们重新恢复了俄语翻译班的学习活动。最初，只有В.С.索卡洛娃同志给学员上导论课，随后又来了Н.И.梅利尼科娃同志。这个班共有29人，他们被分成了两个小组。在这个两班组工作的还有一些懂俄语的日本教师，他们协助苏联专家工作。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主要是比较深入地学习了俄语的语法。与此同时，还继续学习了俄语的语音和语汇。为了使工作更有成效，我们还就如下题目撰写了辅助参考资料：“词的构成”，“名词”，挑选了87篇文章来做语法练习。上述工作由В.С.索科洛娃同志负责。Н.И.梅利尼科娃继续与学员一起从事俄语词汇和语音的学习工作。其间，她还备了俄语阅读课，其中包括：从А.С.普希金和Т.Г.舍甫琴科传记中节选的文章，А.С.普希金的诗作——《恰达耶夫》和《致西伯利亚》，节选自《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的文章，关于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关于苏联宪法等方面的诗歌、散文和文章等，并在报刊资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俄语教师们在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例如学员们所掌握的词汇量不够，语法术语掌握得比较差，因此无法在被要求的一个小时之内完全看懂如此大量的教学资料。鉴此，苏联专家们不得不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对学员的词汇、语音和语法术语学习给予特殊的关注。

在向学员教授语法的过程中我们更重视语汇学习，并根据学员所学词汇选择练习资料。

在这一学期里社会学教研室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如下方面：提高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等课程教学的思想理论水平，尤其是注重把课堂所学和讨论课活动内容与当前一定的实际任务相结合。与此同时，各教研室还重视助教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学技能的提高。

各教研室在自己的会议上系统地听取和讨论了助教们就如下一些重要问题所作的理论报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合作社计划——苏联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组成部分”，“党的十四大——工业化的大会。共产党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合作化”，等等。

各教研室在自己的会议上多次讨论了关于讨论课、辅导和其他教学工作模式的方法问题，并就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召开了专门会议。各教研室系统地研究和批准了针对学员的讨论课计划，听取了助教关于个人教学计划的完成情况和其他问题的报告。

第一学期，在教研室的领导下社会学各教学办公室也在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他们在帮助学员独立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系统地开办了辅导课和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并组织了各类教案直观教具的展览。

上学期，所举办的此类展览有：纪念苏共中央7月中央全会，纪念第一次俄国革命50周年，纪念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8周年。

如今，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各教学办公室正合力举办一个纪念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展览。

自高级党校第二分校成立之日起便设立了一个翻译部，并拥有一些自己的翻译人员。还在我们工作开始初期，我们便意识到，鉴于翻译任务比较多，现有翻译人员不足以保证学员们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使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苏共中央历次代表大会、全会和学术会议所作决议、决定”以及其他最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于是，在当时召开的顾问小组会议上，我们便决定向校长提出关于有必要邀请新的苏联专家来从事翻译工作的建议。我们的这一建议被校方采纳。当赴莫斯科访问时，校长闻山(Вень Шань)同志便向苏共中央提出了这一问题。后者满足了这一请求并向第二分校派遣了三位翻译。

最初，在第二分校翻译部工作的有三位苏联专家——Д.В.彼得罗夫、А.В.卡罗米耶茨和З.В.季米娜。彼得罗夫于12月份被调走从事其他工作，因而如今直接在翻译部工作的只有季米娜和卡罗米耶茨。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苏联专家兼翻译所做的工作如下：季米娜同志将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世界垄断国际联盟的经济分裂”(共计30页)译成了俄文；与卡罗米耶茨和彼得罗夫等同志一起编辑校对了译自俄文的斯大林的讲话“关于党务工作的缺陷以及清除托派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与卡罗米耶茨和彼得罗夫等同志编写了1954—1955年间在苏联发表的关于日本的文章和专著等图书的目录；从事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教学。

卡罗米耶茨同志翻译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的六个讲座和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了斯大林著作“关于党务工作的缺陷以及清除托派和其他两面派的措施”、俄共(布)十七大和1937年2月中央全会等决议的编辑校对工作；参加了关于1954—1955年间苏联出版的期刊和志著的卡片索引的编制工作，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方面的活动。

彼得罗夫同志把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座——共计29页译成俄语，与其他同志一起从事了如下著作俄语译文的编辑校对工作，具体包括：俄共(布)十七大和俄共(布)1937年2月中央全会等所通过的决议，И.В.斯大林的上述发言；从事了其他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与其他翻译一起从事俄语教学。

在第一学期期间，本小组成员还开展了提高自身思想理论水平的工作。阿列什金同志继续研究如下课题：“工农联盟——苏联制度不可动摇的基石”。去年，该课题部分成果在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诞辰85周年集刊上公开发表。

彼得罗夫同志研究的课题是“日本人民要求伟大邻邦：日本、苏联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季米娜同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在翻译政治经济学讲座的过程中，她再次通读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卡罗米耶茨和索科洛娃等同志学习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小组成员对所在国作了研究，其主要内容包括：参加中国同志为苏联专家所办的讲座，参加旅游活动，学习《友好报》上所刊登的材料。不过，目前我们小组成员对(中国)内部刊物上所刊登的资料了解得还很不够。

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作的几项实际性建议：

1.为了我们事业的顺利进行，应当实践如下举措：关于一些极其重大而尖锐理论问题的课程的备课工作，开展创造性集体讨论；在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方面应重视把讲课和讨论课内容与当前一定的实际任务结合起来。

2.在将培养助教的独立教学能力作为苏联专家的主要任务之一的同时，必须制定助教培养的两年制计划，其中包括制定一系列具体措施以提高这些未来讲师的学术理论水平和教学法素养。

3.为了深入学习苏共二十大历史性决议，有必要就苏共二十大资料问题举办顾问小组成员的理论座谈会。

4.为了进一步提高第二分校学员和助教的思想理论水平，应当迅速将苏共二十大资料译成日文。

5.应当安排针对所在国的学习活动以及关于日本当前形势的学习活动。为此，有必要为专家小组举办专门的报告会和通报会，以通报中国和日本等国内生活中最重大的问题。

(苏联专家)小组组长

П.阿列什金

1956年2月20日

附录

“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第一学期测验结果

EPUB/Image00164.jpg

注：没有“不及格”。

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

1956年1月25日

发送资料3份：苏共中央、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档案室

经办：阿列什金

1956年2月28日

第331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414，л.40-54

№31225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缅甸及东南亚局势(1956年4月5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与周恩来同志会谈纪要

1956年4月5日

今天，周恩来前来谈柬埔寨的形势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我说，根据报纸消息判断，泰国政府和南越当局宣布对柬埔寨进行经济封锁。正如西哈努克所说，泰国和南越此举是为了向柬埔寨施加压力，迫使柬埔寨放弃完全中立。西哈努克表示，尽管存在外部压力，柬埔寨将继续奉行中立政策。

有鉴于此，我接着说道，对于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支持柬埔寨不加入军事集团、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愿望，我想知道他(周恩来)有什么看法。我告知周恩来，苏联政府通过苏联驻印度大使采取了一些措施同柬埔寨建立了外交和经济关系，还打算同印度政府就柬埔寨局势问题交换意见。

周恩来答复说，最近他们没有任何关于柬埔寨局势的消息。周恩来表示，由于印度大使即将回国，他们没有同印度人就柬埔寨局势问题进行过接触。

根据中国驻河内大使的消息，国际管制委员会波兰代表提交的报告中说，吴庭艳和泰国在向柬埔寨施加压力，争取迫使柬埔寨放弃中立政策。这位波兰代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我们能向柬埔寨提供经济援助。

周恩来说，我们认为，柬埔寨局势极为复杂。美国人对柬埔寨施加了极大压力。实质上柬埔寨处于孤立状态。柬埔寨的外部环境不太好。由于外部因素的影响，统治集团中部分成员对西哈努克的政策表示不满。但是，西哈努克在继续斗争，辞去首相职务只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西哈努克的继任者钦迪，在今年访问中国的柬埔寨代表团成员中按照资历排在第三位。钦迪亲近西哈努克。总体上，柬埔寨政府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只是外交部长由亲近美国的前驻华盛顿大使担任。这种任命，显然是为了维持来自美国的援助，美援掩盖了柬埔寨的大量财政赤字。

周恩来接着说，西哈努克在从中国返回后在公开演讲中对改善同中国和苏联(特别是中国)的关系寄予厚望。出于策略考虑，显然，他没有发生激烈言论。在此周恩来顺便提到，西哈努克的母亲是亲美分子，而他的父亲卡姆国王(Кам) [57] 处处顺从西哈努克，实质上并没有自己的路线。

西哈努克在访问北京期间就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达成协议。现在，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期待柬埔寨经济代表团的到来。暂时还未听到柬埔寨新政府就此问题通过了什么决定。接着，西哈努克从中国返回后宣布，周恩来将于6月访问柬埔寨。周恩来指出，实际上并未确定他访问柬埔寨的时间。有这样一种意见，应该等待柬埔寨经济代表团访问北京，看一下此行的结果。至于周恩来访问柬埔寨的问题，未必急切。

至于苏联政府对柬埔寨采取的措施，周恩来说，这些措施将是有益的。对此他指出，还应该听取印度就此问题的意见，看看事件的进展情况。周恩来补充说，可以根据这些情况考虑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告知，老挝新总理宣布他的政府打算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政府通过印度向老挝总理转达了访问中国的邀请。这里指的是，由老挝政府自己选择访问中国的合适时机。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期待老挝新政府接受这一建议。如果老挝新总理梭发那·富马访问中国，我们将对老挝施加影响，周恩来说，将减轻柬埔寨的孤立状态。

周恩来表示，泰国的变化应引起注意，这个国家的统治集团摇摆不定，情绪在变化。该国有很多人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又害怕美国人。众所周知，不久前，两个公开的和一个秘密的泰国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泰国政府逮捕了公开的代表团的成员，但随后予以释放。秘密代表团的成员都是与泰国政府有直接联系的人员。代表团就两国建交问题和开展贸易往来问题进行了谈判。代表团成员与泰国总理銮披汶·颂堪元帅有联系。秘密代表团成员在仰光同中国大使进行了会晤。周恩来告知，不久前秘密代表团的团长、一位领导中泰建交的活动家(泰籍中国侨民)和其他一些泰国政府的代理人死于空难。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人搞的破坏活动。周恩来说，美国人不可能不知道泰国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当然，美国人不会袖手旁观，上述破坏活动只是例证之一。

周恩来指出，近来菲律宾的波动和巴勒斯坦的动摇已显露出来。这引起美国人的担心，他们极其粗暴地、以极端的斗争方式反击这些国家政策中出现的新变化。毫无疑问，这些国家的内部斗争将是长期的，因为那里开展反对美国统治的坚决斗争的内部条件尚未成熟。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这些事情上不应匆忙。如果我们急于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措施，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认为，应该逐渐地吸引这些国家中一定的阶层和人士站到我们一边来，从事反对美国的独立斗争。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匆忙的话，可能会给上述活动家造成严重伤害。

在谈到今年3月26日和29日苏共中央关于对中国发展国防工业、人造液体燃料生产、地质勘探工作和途经新疆的铁路的建设工作进行援助致中共中央的信件时，周恩来委托我转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同志的复函。周恩来表示，对于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满足这些新的请求他们深表谢意。

至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信件和铁路建设协定草案，周恩来再次对苏共中央提供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周恩来说，在对计算结果进行仔细研究后，他们得出结论：铁路的建设可以在苏联的少量援助下完成。为此，不需要向苏联请求贷款，因为可以使用商品结算。

周恩来告知，4月6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同阿尔希波夫同志举行了会谈，同他就该问题的协定草案进行了讨论。

我说，我会立即向莫斯科转交毛泽东同志的电报。

大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和中国外交部随员方祖安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Ф.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4，д.13，л.105-109

№02852 茹科夫与甘野陶谈话纪要：关于苏加诺的出访安排(1956年4月7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21日

第89/c号

机密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甘野陶

1956年4月7日

14时，按照预先的约定，我会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甘野陶。

在谈话过程中，我向甘野陶通报说，我获悉不久前苏加诺总统与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以及国民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举行会晤的情况。

然后，我说，根据得到的资料，在这次会晤时，讨论了苏加诺行将访问美国以及访美后他还可能访问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得到的消息中可以看出，上述各政党的领导人认为，在总统行将访问美国之际提出苏加诺出访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是不适时宜的。而且，这样做大概不仅想使苏加诺访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间推迟2—3个月，而且还怀有让这次访问在年内根本不可能进行的目的。

我问甘野陶，能否与我谈谈，是否知道这个问题。

甘野陶回答说，他也知道这些情况，他正准备向我通报这个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次会晤在10天前就进行了，上述各党的领导，尤其是社会党和国民党右翼代表反对苏加诺访问美国后立即去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总统本人现在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对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但稍早一些时候，他曾声称，如果上述两个国家政府发出正式邀请，他愿意出访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国。甘野陶强调指出，根据他获得的消息，总统的一位秘书普林戈迪格多(社会党成员)对苏加诺有一定的影响。

接着甘野陶告诉我，中国人从自己方面想利用苏加诺早先曾邀请宋庆龄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机会，设法推迟苏加诺访问美国。他们试图将宋庆龄访问印尼的日期与苏加诺打算访美的日期重合在一起，从而推迟他按原订计划出访。甘野陶说，他们现在正通过某些人士试探利用此计划的可能性，一旦他们得到某种肯定的消息，他们马上就会将此事转告我们。

对于这个计划，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提出要实现这个计划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苏加诺会推托行将访美，而建议宋庆龄在总统此行之前或之后访问印尼。

对此，甘野陶回答说，这是可能的，因此，他们现在正通过友方人士查明实现此计划的可能性。

我询问甘野陶，是否知道印尼政府各界人士在议论要更改印尼和人民民主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现行原则的意向。其中，我曾指出，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印尼政府有意要拒绝印尼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所依据的划拨清算。

甘野陶指出，的确有这些传闻，但据他所知，现在这个问题在政府内还没有正式讨论。

我说，如果这个变更将来被采纳，则对中国与印尼的未来贸易也是不利的。

甘野陶同意这个看法。

在谈话过程中，甘野陶向我通报说，中国使馆现在准备出版苏加诺总统绘画陈列馆彩色画册，并准备将画册作为礼品赠送给总统。

对于中国朋友的这个意图我很赞赏，并宣称，作为艺术，尤其是彩色写生艺术忠实爱好者的苏加诺将会接纳这份厚意。

在结尾阶段，我告诉甘野陶说，昨天接到了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向雅加达市长和印尼议会发的访问莫斯科的邀请信。

谈话持续了两小时。在谈话中中国朋友设便宴款待。

出席此次谈话的有苏联驻印尼大使馆见习工作人员Ю.Ф.帕尔菲奥诺夫和中国大使馆李翻译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

АВПРФ，ф.091，оп.12，п.10，пор.4，л.13-15

№02853 茹科夫与苏加诺谈话纪要：苏加诺出访美、苏、中安排(1956年4月9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21日

第88/c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拜会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加诺

1956年4月9日

按照预约，今天19时通过外交部礼宾司在总统府拜会了苏加诺总统。

我表示，请总统接见我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我国政府的委托，向总统递交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伏罗希洛夫邀请总统于1956年夏天在他方便时访问苏联的信函。

总统看了邀请信函内容之后表示，邀请使他非常激动，因为他早就期待着访问苏联。总统强调说，他认为对他来说收到这样的邀请是很大的荣幸，并请我尽快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和主席团转达他对邀请的深情谢意。

苏加诺表示，他接受邀请，并在他方便时根据邀请前往苏联并在那里会见苏维埃俄国的人民和领导人。

我在回答总统的话时说，我将立即将他对邀请的感谢和同意在他方便时访问苏联的谈话转达给苏联最高苏维埃和我国政府。我自己表示希望就像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在信函中所说的那样，总统的访问能够促进两国相互关系的发展，他将利用这次机会了解我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苏加诺在回答我的话时表示了他感激之情。

我使总统想起了我早就向他说过的话，即他的名字——印尼人民忠实的儿子和印尼独立斗士的名字——在苏联众人皆知。我指出，总统在访问期间会亲自结识和接触苏联人民，这将大大促进两国间友好往来的扩大和巩固。我同时还补充说，我作为苏联公民，非常高兴总统同意访问苏联并结识我国人民及其领导人。

总统指出，就像他在这次谈话开始时所说的那样，在他心中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苏加诺说，如果他不当总统的话，他早就访问了苏联，当然要苏联政府同意，但由于他占着总统的岗位，所以他无法实现这一点并要等待正式邀请。苏加诺说，现在得到了官方的正式邀请，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高兴之情。

苏加诺继续说，当苏联驻印尼临时代办Е.Г.扎布罗金同志以正式方式告知他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打算邀请他访问苏联时，他对扎布罗金的回答是最好等新政府执政，因为当时的伯汉努丁·哈拉哈普政府可能不会很快就同意他访问苏联。总统再一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因此，总统说，他将正式邀请推迟到新政府成立。

总统说，就在同扎布罗金的这次谈话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然来到印尼，并出其不意地邀请他访问美国。苏加诺说，由于美国表示了要他在5月中旬访美的愿望，所以他担心他今年夏天的苏联之行不能如期进行。谈话结束时他向我提了个问题，问我苏联的夏天持续到哪个月。我回答说，根据总统与扎布罗金临时代办谈话时表示的愿意在暖和季节访问的意见，我想对总统的苏联之行来说，最好的时间是6月底和7月，因为这是苏联所有地区如列宁格勒、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车里雅宾斯克、乌拉尔等地区最暖和的季节。我补充说，这个季节通常很少下雨。我提醒总统，就像他在他所熟悉的那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印度总理尼赫鲁就是在6月底访问苏联的，在尼赫鲁访苏的整个过程中，天气一直很好，而7月份天气会更好。

听完我的话后，总统沉思片刻问道，9月份我们不会感到冷吧。

我竭力消除总统的顾虑，说8—9月一般来说都是好天气，是舒适的暖和季节，因为从天文学讲，我国的夏天于9月22日结束。

听完我的想法之后，总统告知说，或许我已听说了，宋庆龄7月份要来印尼，他答应要像当年迎接印度女人拉克希米·潘迪特 [58] 一样迎接她。总统强调说，这意味着，他应亲自接待宋庆龄女士。宋庆龄离开印尼之后，总统继续说，他要用数周或至少数天时间加紧起草他在8月17日共和国成立11周年庆典上的演讲稿，按传统他应亲自主持这次庆典。苏加诺还告知说，正是这个时候，即共和国成立庆典日子里，沙特阿拉伯国王将来印尼访问，根据礼节他应亲自接见他。苏加诺这样推算说，如果此后他立即去苏联，那也要到8月25号，他可根据与苏联政府的协商在苏联逗留两周左右，因而总统问我，这期间苏联的天气对他来说是否合适。我表示相信，这个时间的天气将会很好，够暖和的。我随即补充说，既然总统想了解一下苏联的农业，那这个时间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时正是我国的收获季节。

总统说，这样他将立即同政府就此问题进行交涉。今天夜间就通知政府有关收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邀请和他想于8月底前去苏联访问的事。总统还说，他想非正式地告知我，中国政府也预先非正式地与他进行过协商，愿意邀请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苏加诺说，他正期待着近期内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邀请。苏加诺继续说，这样他将于8月底前往苏联并在那里度过约两周时间，9月中旬便可去中国。他听说这时间中国的天气很好。

我同意这一点并告知总统，中国9月的天气好极了，我自己有一次正是在这个时候到过中国。

随后总统问我，他在访问苏联期间能否乘敞篷小轿车行动。

我在回答这一问题时说完全可以。

接着我告知总统，如果他同意，我想预先就总统拟于8月底前往苏联、此事他还要与自己的政府协商的问题报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政府。

总统同意我的建议。

此后我说，总统眼下当然难以研究这次苏联之行的细节。但我想，总统在去美国之前能否告诉某些愿望，想访问苏联的哪些地区和设施，以便从各个方面了解我国的生活，如经济、文化、艺术、城市、加盟共和国等。这时我表示在提供咨询方面我完全听总统的，必要时可为总统出主意。同时我向总统赠送了莫斯科游览手册，请他在工作之余读一读并标出要参观的设施。

苏加诺对我表示了感谢。

接着我想起苏加诺在与我谈话时谈了要在苏联访问两周的意思。我问他，这是他预先的想法还是最终的愿望，因为总统在苏联做客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能单方面决定多久或多少天。

苏加诺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两周时间是他预先计划的，没有考虑旅途时间。总统援引我的话，按照天文学，我们的夏天9月22日结束，原来他是根据这个日期决定的。此外，他还说，他从电影上看到，尼赫鲁访问苏联18天，吴努访问两周，并解释说，他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确定访问时间的。但苏加诺又说，如果他可能在苏联逗留比两周多的时间的话，那他对此十分高兴，因为他不仅想参观，而且想学习一点东西。苏加诺说，但愿那里不冷，自己别感冒。

我请总统相信，我们会全力以赴地做到使总统不感到冷和不影响总统的健康。

苏加诺对我的话表示真诚感谢。

我对自己还要耽误一点总统的工作时间表示歉意，并请总统确定我同他详细商谈他这次苏联之行的计划的具体时间。

苏加诺重复说，他将于今天夜间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邀请和拟于8月底去苏联的事通知他的政府。总统说，明天，即4月10日，他将去苏门答腊，在那里住到4月11日至12日，4月10日至11日的夜间将回到雅加达，4月12日他才能与政府商谈去苏联的问题，并表示希望4月13日我们就拟订他苏联之行的计划开始共同工作。他答应通知我4月13日会见的时间。

此后我问总统，他就上述问题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因为我想转入下一个问题。总统回答说，他对我有一个非常主要的问题要提，他认为这个问题我能够很快解决，我表示随时准备听总统的。

总统问，能否允许他在报刊上公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邀请。我在回总统时表示完全同意并欢迎他的建议。

转入下一个问题时我表示，根据苏联政府的委托我想赠送给总统两部电影作为礼物。我说，我国政府知道总统是电影爱好者，因而委托我向总统赠送两部彩色电影：第一部是《乌克兰在歌唱》，第二部是被检察机关禁止的《勇敢的学校》，但我表示相信，检察机关的禁令不涉及国家元首。

总统对上述礼品表示深切谢意，并请我尽快给他提供两部关于列宁的影片，并说他已经看过一次，还想看一遍。我想这太巧了，我本想过一会儿就告诉他这件事的。我表示我完全可以将我这里现有的关于列宁的影片作为礼物赠给总统。苏加诺表示感谢请我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意。

转入下一个问题时我向总统作了如下表示：苏联政府计划将总统的著作《印度尼西亚在控诉》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如茂物会议结束时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万隆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说、印度尼西亚独立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等，翻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

出版社想就出版这本书和其他著作同总统商议得到总统的许可。

如果总统同意的话，出版社想在苏联出版这些著作之际请总统写一篇较短的致苏联读者的前言性说明。

苏加诺在回答上述请求时表示他无反对意见。这就是说，他同意将我上面提到的他的著作和讲话翻译成俄文并在苏联出版。他还表示，他不反对并非常乐意有机会写一篇短而简练的前言，他问需要何时完成这一工作。

我向总统表示感谢他同意翻译和出版上述著作并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在回答何时将前言交给我们的问题时我说，我很难回答总统何时将前言完成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总统很忙，但表示希望总统尽快写出前言。

谈话结束时，我向总统转赠有关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阿富汗的影集和布尔加宁、赫鲁晓夫访问缅甸、印度、阿富汗的讲话汇集。

总统在接受影集和汇集时感谢大使馆向他赠送出版物并说，他将高度评价和爱护这些书，将珍藏这些书。苏加诺说，他在睡觉之前要读一些大使馆寄给他的书，他将这些书放在自己的床头。

我对此说，我个人完全相信总统对苏联书籍的兴趣，在总统接见“火车头体育协会”的足球代表队并领他们参观总统府和自己的办公室时我就注意到了，我看到那里有不少苏联使馆赠送的苏联文艺作品。

谈话持续约一个半小时，是用印尼语进行的。出席谈话的有使馆译员沙尔莫夫。

苏联驻印尼大使

Д.茹科夫

АВПРФ，ф.091，оп.12，п.10，пор.4，л.16-23

№09840 外交部远东司的备忘录：关于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斗争(1956年4月9日)

机密

文件第3份

1956年4月9日

苏联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领土问题、禁运问题、加入联合国的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及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一、台湾问题

由于台湾地区形势趋于紧张，苏联政府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力援助，并同中国政府协商采取一系列旨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措施。

1954年12月16日，苏联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鉴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海特在1955年1月28日同莫洛托夫同志会见时声明，新西兰政府准备在安理会上提出“中国沿海岛屿”地区的军事行动问题，英国政府“对这一区的危险形势深感不安”，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政府努力巩固远东和一切需要和平地区的和平，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并准备支持那些真正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措施”。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假如美国在台湾地区停止它的侵略行动，那么这将有助于减少国际形势的紧张。同时莫洛托夫同志提醒英国大使注意，如果英国不支持美国在这些地区的侵略行动，那么，美国便不敢采取这些行动。

1955年1月30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致信安理会主席，要求迅速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的侵略行动问题。

随信所附决议草案里提议：

1.谴责美国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动；

2.建议美国政府采取措施，立即停止侵略行动，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3.建议美国政府立即从台湾岛和其他属于中国的领土撤走美国的陆、海、空部队；

4.呼吁在台湾地区双方禁止军事行动，以便让所有不属于中国的武装力量容易地从这一地区撤走。

1955年2月4日，苏联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对调节台湾地区和中国其他岛域周围形势感兴趣的国家在相应的会议上(在上海和新德里)讨论这一问题。英国、苏联、法国、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也可与中国和美国一起参加这一会议。

苏联政府建议由英国、苏联和印度倡议召开这次会议。

在谈判过程中提出了让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这一会议的问题。英国追随美国坚持这一立场。苏联政府反对蒋介石的代表参加这一会议。

苏联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还阐明于莫洛托夫在1955年6月联合国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言中和布尔加宁在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的发言中。

为企图证明自己对台湾问题行动的正确，美国政府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之规定——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不止一次声明，它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根据是：按照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日本放弃台湾和澎湖列岛之后，这些岛屿没有正式移交给任何国家。其中杜勒斯在1954年11月16日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就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声明。

美国人还积极采取行动，替国民党保卫紧靠中国大陆沿海的金门、马祖群岛。根据杜鲁门的倡议，美国国会于1955年1月29日通过专门决议，扩大美国国民党“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

美国政府努力把金门、马祖岛问题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这表明美国政府企图达到这样的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放弃解放台湾才能把这些岛屿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外交步骤。这方面采取的第一个正式步骤是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

周恩来在万隆于1955年4月23日讲话之后，美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其中作为同中国进行谈判的预先条件提出了如下要求：允许国民党分子参加这次谈判，中国同意在台湾地区“停火”并同意把这一问题交安理会讨论，立即释放美国飞行员和其他被中国关押的美国人。

1955年5月26日，英外交大臣远东事务助理奥尔登指出，在他看来，不能指望美国政府放弃支持蒋介石政权和同意把台湾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尔登还补充说，台湾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必能解决，要让美国改变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同意把该岛交给中国可能需要好多年。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大使在日内瓦开始谈判。

中国代表建议讨论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取消禁运，为召开缓和和消除中美之间在台湾地区的紧张关系的会议作准备；美国方面提出了拒绝使用武力的问题。然而在此之后，由于美国的过错，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美国提出放弃使用武力的问题，是企图让中国放弃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而美国自己，为了继续占领中国领土，从未打算放弃使用武力。美国方面还不愿意就中美大使级谈判问题说出自己的确切立场。

英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首先是由它不想让远东现在扩大军事冲突的愿望决定的。英国人担心，这种冲突会导致亚洲英国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削弱英国在这一地区的立场，严重破坏它同中国的经济联系。所以英国政府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远东地区的紧张形势，为哪怕是部分地调节台湾问题找到可能的途径。

与美国不同，英国主张国民党从金门、马祖沿岸岛屿撤兵，毫无条件地把这些岛屿交给中国。根据所掌握的非官方材料，1955年1月31日至2月7日在伦敦召开了大不列颠帝国各国首相会议，会上通过决议，其中指出，如果美国军队因为金门、马祖岛屿卷入军事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大不列颠帝国各国不支持这种干涉行动。此外，艾登在1955年3月下议院会议呼吁蒋介石政权自愿放弃金门、马祖。至于台湾，则英国和美国人一样，认为它的地位暂时还没确定。1955年2月11日，艾登在下院讲话时声明：“根据和平条约……日本放弃了台湾和澎湖列岛，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其交给了中国主权管辖。所以，英国政府认为，台湾和澎湖列岛从法律地位上来讲，属主权尚不清楚和没有确定的领土。”

英国人认为，由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立场相左，非正式谈判需进行很长时间，台湾问题只能逐步调节。

在台湾问题上，英国人明显尊重印度的立场。而且英国人认为，由于印度奉行中立政策，它做中美之间的调停人要比英国好得多。

二、对中国的禁运

1951年2月1日在非法宣布中国是侵略者的时候，联合国大会委托当时成立的补充措施委员会“讨论对抗侵略所需的进一步措施，并给大会提出有关报告”。

美国代表团给委员会提出了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制裁的决议草案，该草案于1951年5月14日由委员会通过，并连同委员会的报告一起呈交大会讨论。

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制裁决议——《为对抗朝鲜侵略所必须实行的补充措施》。

苏联没有参加讨论制裁决议，也没有参与决议草案的表决。

联合国大会通过这一决定之后，苏联在几届大会上没提出什么取消对中国禁运的决议。该问题在国际会议上也没讨论过，只是被一般地提到过。如，莫洛托夫同志在1954年1月25日柏林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和同它有联系的国家在同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外贸关系问题上采取歧视性措施，还指出，召开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将起积极的作用，将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在1954年4月29日，莫洛托夫同志在日内瓦会议上讲过禁运是非法的。

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第16次和第17次会议上，苏联代表团为取消妨碍正常贸易发展的障碍建议采取必要的措施。假若通过这一提案，那将意味着取消对中国的禁运。但北大西洋集团国家投票反对这一提案。美国和古巴代表在第16次会议上声明，说苏联的建议具有宣传的性质。法国、比利时和瑞典的代表对苏联的提案没说任何反对的话，但认为这不合时宜。在日内瓦外长会议期间，莫洛托夫同志在同麦克米伦会谈时(1955年11月4日)提出了必须取消对华禁运的问题。麦克米伦回答说，英国政府一直关心着这个问题，在美中日内瓦大使级谈判顺利进行的情况下，很快就能从减少禁运的观点出发重新考虑禁运问题。

1955年11月13日，莫洛托夫同志在与杜勒斯会谈中提到了中国禁运问题。杜勒斯宣称，根据中国日内瓦谈判代表的提议，这一问题已列入谈判日程。但问题被推迟讨论，原因是美国首先期待迅速释放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其次，中美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讨论的问题——在台湾地区相互放弃使用武力，关系到禁运问题的解决。杜勒斯还补充说，如果中国代表重申自己有讨论禁运问题的愿望，那就毫无疑问，在谈判过程中将讨论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说，拖延解决禁运问题没有根据，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发展国际经济联系有重要意义。

在艾森豪威尔和艾登关于今年1—2月英美华盛顿谈判总结声明中写道：“我们同意对贸易应当继续进行监督，从条件变化的观点看，为了使监督更好地服务于自由世界，现在对监督应该给予重新考虑，而且今后定期给予考虑。”

三、中国进入联合国

中国参加了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并于1945年6月26日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这样，中国是这一组织的最初成员，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3条的规定，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按照国际法通用准则，除国民党残余势力非法占领的台湾岛之外，对中国全部领土实行管辖。

被人民推翻并被赶到台湾岛去的国民党集团，失去了在联合国里代表中国人民的全部法律上的和实际的权利。另一方面，受到中国人民承认和支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国际法的观点看，获得了在联合国和一切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人民的全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地彻底地主张让中国人民的合法代表进入联合国。

1949年11月15日，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和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要求剥夺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权利。

1950年期间，中国政府多次要求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联合国的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

苏联全面支持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要求，1949年11月23日，苏联代表团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声明支持中国政府11月15日的声明，拒绝讨论代表中国的国民党代表团的问题；11月25日，在大会政治委员会和1949年12月25日在安全理事会上，苏联代表团声明，它不承认国民党代表团的代表性，不承认根据国民党集团的要求所通过的任何决议。

苏联联合国代表团在以后历次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会议上，都坚定不移地提出把关于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开除出联合国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方案。

在第九和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代表团捍卫旨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

参加其他国际组织(人权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裁军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委员会、贸易监护委员会、联合国亚洲及远东国家经济委员会、维护和平监督委员会)工作的苏联代表坚定不移地支持中国代表关于从联合国一切组织中驱逐出国民党分子和中国合法代表进驻联合国的建议。

1955年7月，在日内瓦四国政府首脑会议上，布尔加宁同志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列入不能再拖的问题之中。

在同美、英、法代表团就远东和亚洲问题非正式交换意见时，苏联代表团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问题上。

在同印度、缅甸和阿富汗领导人会谈过程中，苏联政府也提出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这个问题还反映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同印度总理于1955年6月22日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以及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时所发表的共同声明中。

资本主义国家在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上的立场：

美国

美国政府力图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人力图拒绝把蒋介石分子驱除出联合国和允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的“论据”也有所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国务院于1950年2月10日专门发表声明阐明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其中写道：美国政府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它已指示美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投票反对所有旨在剥夺蒋介石代表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里所占席位的提案。同时美国代表宣称，在中国进入联合国时，美国不行使否决权，说这一问题是程序问题。

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积极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借口说中国是侵略者。

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之后，美国代表为给美国不想让中国进入联合国找理由，曾拿中国领空事件作新的借口，拒绝中国在联合国的范围里就台湾海峡“停火”问题进行谈判。

1954年7月15日，美众议院赞成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议，表示支持总统“利用一切手段，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决心”。

近来，美国民主党的代表表示赞成“两个中国”进入联合国，而且某些美国活动家认为中国在安理会的席位应该让给印度、巴基斯坦或某一亚洲民主国家。

1955年9月，在第十届联大上，美国代表团提出并通过了决议，其中宣布，联合国大会决定“在今年第十届大会上不讨论任何关于驱除国民党代表和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

英国

英国表示赞成中国加入联合国，但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坚决，因为它怕加剧自己同美国的分歧。

英国政府的代表通常说，他们不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但他们的所有声明都伴随有各种保留条件。

在朝鲜战争开始之前，英国政府阻止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理由是，中国新政府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承认。后来英国政府声明说，被宣布为“侵略者”的中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只有在朝鲜战争停止以后才能讨论。

根据非正式情报，1955年1月底至2月初，在英联邦国家总理会议上艾登宣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解决远东的问题，根据中国政府的意见，中国应能尽快在联合国有自己的代表。但是，用艾登的话说，实现这一点现在还有许多阻力，其中包括中国政府在朝鲜、印度支那的行动以及解放台湾的行动。艾登认为，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的活动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这个国家居民的少数共产主义者没有共产主义渗透的基础，那么在马来西亚就不会有任何困难。所有这一切，用艾登的话说，造成了对中国政府真正意图的不信任。

在第十届联大上，英国支持美国的提案——联合国大会推迟讨论中国进联合国的问题。

据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处报告，英国人现在仍奉行拖延立场，借口在美国竞选揭晓之前讨论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不是时候。

法国

印度支那签署停战协定之后，法国开始倾向于同意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根据非正式消息：1955年4月，法国外交部给法国国外大使一封信，其中说，法外交部致力维护和平和使远东形势正常化。其中包括允许中国进入联合国。信中还指出，应提醒中国政府，爱好和平的国家期待它让人放心，它不采取任何威胁世界和平的行动。

在第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提案的前景

在第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赞成中国在联合国有代表席位的除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还有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反对美国不在第十届联大上讨论中国代表席位问题方案的有13个代表团(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瑞典、挪威、丹麦、南斯拉夫等)，6个代表团弃权(阿富汗、埃及、也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以色列)。

由于1955年联合国接受新成员国，开除国民党分子和邀请中国代表的提案还将受到以下国家的支持：如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还可能指望菲律宾和柬埔寨也支持这一提案。

近来在联合国代表团中间，解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问题的呼声越来越大。

这样，有理由认为，今年的形势更有利于在例行的第十一届联大上讨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顾问

М.贾丕才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二等秘书

И.卡拉布霍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4，д.51，л.9-20

№23027 中国吉林省居民致米高扬函：关于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1956年4月9日)

译自中文

致部长会议第一书记米高扬同志 [59]

——来自中国吉林省白城新区铁路小区江培武(Цзян Пэй-у)的信

尊敬的米高扬同志!

我们对斯大林违背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的问题很感兴趣。我们目前正在开展这方面的学习活动。但是，我们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因而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例如，我们不明白，既然苏联政府和您早在10多年以前便已了解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的危害性)，那么为何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才被提出？因此我们认为，这个涉及斯大林本人的问题被提出的有点太晚了。(当然，你们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有其他一些原因。请原谅我们做出这样的推测，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相应的资料。

我们知道，您很忙，但我们很想了解这个问题，您即使给我们一个简短的答复我们也会感到满足的。

江培武

1956年4月9日

翻译：乌沙科夫

РГАНИ，ф.5，оп.30，д.140，л.51

№09836 尤金致库尔久科夫函：对挑拨中苏关系的美国文章的处理意见(1956年4月1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И.Ф.库尔久科夫同志：

大使馆同意苏联外交部远东司的意见，《共产主义中国和老大哥》一文的作者歪曲运用中国报刊引文，企图表明，似乎在中国某些居民中存在对中苏合作的不满。其实对这一合作表示不满的仅是个别落后分子或反革命分子，他们所反映的根本不是中国居民任何一个阶层的意见。

文章中经常引用中国知识分子代表对苏联的态度，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众所周知，在知识分子之中有一些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

文章作者诬蔑中苏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企图在两国关系中制造障碍。

同时，文章的内容充分表明，美国有些机关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国内形势以及中苏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他们详细地研究中国的报刊。

通过文章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有人在仔细地注视着苏联专家在中国的活动，注视着他们同中国同志们的相互关系。而且，我国专家稍有失误便会立即被他们用来进行反苏宣传。

大使馆认为，无论是苏联方面，还是中国方面，都无需对文章中的荒谬意见进行批驳。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4，д.49，л.50 51、75-76

№21460 马尔采夫等致谢尔巴科夫报告：要求撤回在《人民中国》杂志社专家(1956年4月11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1956年4月11日

第308号

苏共中央联络部谢尔巴科夫同志：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翻译顾问济科夫斯莫洛夫，就其政治和业务素质本不应该准许他与中国同志一起工作。工作浮夸，由他编辑的翻译稿质量低下，经常违反劳动纪律，缺点在于爱说废话、阿谀奉承和讨好上司。在庆祝十月革命38周年之际，他晚上与中国同志一起喝酒，结果酒喝得太多，以致第二天没来上班。与中国同志之间，比如对杂志社领导师哲和张扬(Чжан Янь)，毫不拘礼，极为放肆，明显地是想在他们面前赚取廉价的名声。

1956年4月4日《人民中国》杂志社一位负责同志欧阳飞(Оу Ян-фэй)在与顾问组长西季赫缅诺夫同志谈及济科夫斯莫洛夫的工作问题时说了以下内容：“最近发现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有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他经常上班迟到、早退。对待译稿的编辑工作疏忽和不认真，在帮助中国翻译提高业务水平方面能力较弱，不注意发现中国翻译同志的错误，不为他们总结工作经验。有关他对译稿编辑的草率的态度已向外国文学出版社社长吴文涛同志作了汇报。”欧阳飞同志同时还说，在济科夫斯莫洛夫以前曾来工作的苏联专家波斯佩洛夫给他们的帮助要多得多。

我们认为中国负责人欧阳飞关于济科夫斯莫洛夫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不止一次地与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就他的工作和行为进行谈话，但我们的教育方法对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认为应当将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从中国撤回，派遣政治上成熟、业务水平高的中文翻译来取代他的位置。

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组长

А.马尔采夫(签名)

《人民中国》杂志社苏联顾问组长

В.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1956年4月11日

发送2份，送：收件人，归档

经办：西季赫缅诺夫

送文：菲拉托夫

第569号

手写批注：

急件。送谢尔巴科夫阅。请准备提出建议…… [60]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5-16

№20378 科瓦利致谢皮洛夫函：苏联援助中国扩建和新建企业清单(1956年4月12日)

机密

第021/2576号

1956年4月12日

致苏共中央书记

Д.Т.谢皮洛夫同志：

根据(苏中)两国政府所签署的相关协议，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一系列企业。兹发给您具体关于这些企业的清单。

该清单的编制参考了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给苏共中央的建议：关于缩短工程设计的完成期限和设备供应期限；对156个援建企业中的一些企业进行扩建；应周恩来同志于1955年12月9日所提出的请求(再)建设几个新企业，等等。

附件共计11页，另外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К.科瓦利(签名)

附件：

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技术援助及设备的企业清单

(截至1956年4月10日的情况)

EPUB/Image00091.jpg

续表

EPUB/Image00090.jpg

续表

EPUB/Image00082.jpg

续表

EPUB/Image00031.jpg

续表

EPUB/Image00007.jpg

注：

[1][2][3][4]生产能力及完工期限经调研后再定。

[5]包括企业现有生产能力。

[6]这是该厂东露天煤矿确定的期限，全厂完工期限待全套设计批准后商定。

部分项目、车间及装置

EPUB/Image00076.jpg

АВПРФ，ф.5，оп.30，п.38，д.164，л.96-108

№21841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关于米高扬的亚洲之行(1956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4月13日会议第10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苏斯洛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朱可夫、福尔采娃、谢皮洛夫、阿里斯托夫、波斯佩洛夫 [61] )

米高扬同志关于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缅甸、中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之行的情况通报。 [62]

(米高扬)

1.在大使馆里(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没有一名来自中亚的工作人员。

2.使馆的工作人员对语言掌握得不好(乌尔都语、孟加拉语)。

3.大使馆里的设施条件很差。

4.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各部里的顾问人员(许多是多余的)。例如，没有必要向内务部派遣顾问。

这次旅行是非常有益的，是必要的。

米高扬同志的活动受到了赞扬。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22-25об

№21842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五一游行中领导人肖像的问题(1956年4月13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4月13日会议第10号记录

绝密

关于1956年五一游行中国际革命工人运动领导人肖像的问题

兹认为五一游行中应当仅使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领导人的肖像。

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就该问题准备通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РГАНИ，ф.3，оп.14，д.14，л.26

№09833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1956年4月16日)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与培养中国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四、此决议(草案)送主席团批准。

中央委员会书记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1956年__月__日)

关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问题。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在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一、规定苏联科学院自1956年起，每年留出118个名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入研究班学习，其专业同中国科学院协商确定。

二、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期限为8个月至2年。

三、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的费用按照苏中1952年8月9日的协定进行偿付。

四、责成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在1956年7月1日前为苏联科学院提供150人的宿舍，临时安置中国公民——研究生和助理研究员，并于1957年8月1日之前按照同苏联科学院的合同为此目的建成400人的标准宿舍。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1956年4月20日)

关于在苏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科技干部之事。

一、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二、批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草案。

三、兹通知，与培养中国科技干部有关的费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按照中苏1952年8月9日的协定偿付。

中央委员会书记

ЦХСД，ф.4，оп.16，д.42，р.3273，л.28-31

№31226 莫洛托夫与刘晓会谈纪要：中缅关系及国际形势(1956年4月17日)

摘自В.М.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30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

1956年4月17日

应刘晓同志的要求，莫洛托夫同志接见了他。

刘晓告知，今天他同缅甸大使进行了会晤。缅甸人说，中缅之间应该建立这样的关系，使之成为亚洲大国同小国合作的典范。这种合作将对泰国和菲律宾产生影响，也将有利于改善苏联同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在此，缅甸人明显暗示，中缅之间还没有解决边界问题，他说，过去苏联和土耳其之间在亚美尼亚地区也存在领土纠纷，导致苏联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紧张，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却明显地促进了苏土关系的正常化。

莫洛托夫指出，缅甸的建议值得重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巩固同中立国家的合作，在这些地区削弱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他又补充说，苏土边界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争议了。

刘晓说，4月18日他将前往中国参加中国驻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代表会议，两个月后返回莫斯科。他请我谈一谈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大使关心的问题是：三个西方国家的政策出现了什么变化？中近东的局势如何？为了吸引更多的亚非中立国家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应该做些什么？

莫洛托夫表示，苏共二十大工作报告已经对国际形势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大会召开后还没过多久，会后国际形势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新变化。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延缓战争。正如苏共二十大会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在壮大，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和平的力量在增强。目前不存在不可避免的战争。但是，由于战争危险始终存在，我们要竭尽全力去延缓战争。为此要强化我们的阵地，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阵地，需要吸引那些所有脱离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士站到我们一方来。我们所有的外交举措都是为了缓和国际形势，强化社会主义阵营的阵地和削弱帝国主义阵营。

首先，我们认为裁军很重要。在西方国家仍在武装时，我们不准备裁军。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这样做：持续开展争取裁军的斗争，同时不削弱我们的实力。我们打算裁减常规武器，同时着重发展连敌人都认为重要的武器：原子弹、导弹和空军。苏联政府代表团在访问英国期间向英国政府阐述了我们的裁军计划。如果西方国家不裁军，我们将独自削减常规武器。

苏联争取裁军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帝国主义集团越来越难以用似乎是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来欺骗本国人民。在西方经常流行这样的声音：说苏联侵略是没有根据的。其中，在前不久居易·摩勒和皮诺批评美国政策的言论中就能找到反映。

这样，苏联争取裁军的斗争加剧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毫无疑问，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近年来，在印度、缅甸、埃及和其他一些对帝国主义大国有依赖的亚非国家中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国际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谴责殖民主义和战争的万隆会议就是上述国家形势的体现。苏联和中国同印度、缅甸、埃及及其他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

莫洛托夫告知，明天将刊登苏联政府对近东政策的声明。我们再次声明我们努力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和表达对阿拉伯国家的同情。

刘晓说，他认为，美国人怂恿以色列侵略毗邻的阿拉伯国家，是想加剧近东的紧张局势。苏联政策应该是致力于巩固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同时寻找改善同以色列关系的途径。他问，他对苏联对近东政策的理解是否正确。

莫洛托夫表示，根据苏联努力维护和平的总任务，我们不允许近东出现战争。我们想维护近东和平，保障该地区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

捷克斯洛伐克向阿拉伯国家出售武器。此举也是为了保障阿拉伯国家的防务和独立。任务是制止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发动战争。

帝国主义国家在该地区的政策是另一种情况。对英国来讲，近东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近东是英国同印度航线的必经之地，同时首先是由于近东是英国的石油基地，没有石油英国就无法生存。因此，英国人在近东是不会妥协的。至于美国，他们不同意削弱英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同时努力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势力。他们怂恿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侵略行动，是为了显示存在战争危险，应该武装。同时，由于美国在亚洲人民眼中严重败坏了自己的形象，担心引起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他们巧妙应付，试图制造假象，似乎他们是同情阿拉伯人的。有鉴于此，正如报纸报道，美国人甚至似乎表示，近东问题的解决需要有苏联的参与。

经济联系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现在正经历经济高涨时期。但是，这一有利局面不会长久。经济危机临近，这将为我们的经济措施和巩固我们的势力营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因此，亚非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合作极为重要。

在我们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措施中，发展私人接触、社会组织合作和开展文化往来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在这一领域采取的措施中，可以指出的是苏联广播同英国广播站“BBC”已开始进行关于签订广播领域合作协定的谈判。根据互惠原则，资产阶级报纸可以在苏联出售。

刘晓说，看得出，报纸互售是不符合资产阶级集团心意的。

刘晓请求详细介绍一下法国和英国政策的新动向。

莫洛托夫指出，法国是大西洋集团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近年来，作为殖民主义国家的法国(印度支那和北非)的势力明显削弱。有时美国企图取代法国的地位，这明显加剧了法国在这些地区地位的削弱。法国同美国之间的矛盾在激化。我们并不指望法国会离开帝国主义阵营和同我们联合。但同时应该承认，法国被迫考虑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4月末，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问苏联，5月，居易·摩勒和皮诺率领的法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我们期待同法国改善关系。同时还应指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法国的立场与英国和美国差别不大。

至于英国，其政府声明说，英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开美国。同时，英国政府邀请苏联代表团访问英国。这样，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英国同美国站在一起，而另一方面，又被迫考虑社会主义阵营。

英美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总那么顺利的，资产阶级报纸就谈到了这个情况。英国在殖民地统治方面遇到了很大困难(塞浦路斯、埃及、锡兰、马来亚)。因此，同美国相比，英国不得不推行更为谨慎的政策。英国严重依赖对外贸易，被迫在这个问题上考虑社会主义阵营。

苏联政府代表团向英国提出了关于发展苏英贸易的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英国一些团体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但采纳这些建议并不容易，因为许多商品存在出口管制，不克服这个障碍就无法开展贸易。

刘晓指出，复杂的国际形势要求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行动上保持更大的步调一致，他问，为了进一步协调中苏在对外政策领域的行动，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应该就对外政策问题做更多的协调。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在协调两国经济发展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必须积极推动巩固文化联系、社会组织往来和私人接触的工作。

同时莫洛托夫问道：按照刘晓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加强中苏之间的行动协调呢？

刘晓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孤立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争取中立国家站到自己一边来。形势复杂，斗争也艰巨。社会主义阵营在这场斗争中拥有优势，但尚未充分利用这种优势。需要更密切地协同我们两国的外交行动，事先计划，提前就一系列对外政策问题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同意刘晓的意见，他说，应该考虑一些，为进一步密切协调我们的步伐需要具体做些什么。

莫洛托夫问刘晓，对于改善他同苏联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联系、改善中国大使馆以及刘晓大使本人的工作条件他有什么愿望。

刘晓回答说，大使馆有了非常好的工作环境。他同许多苏联机构——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高等教育部、文化部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同苏联外交部，其中包括远东局联系最为密切。他(刘晓)会晤过许多部门的领导，同一些从事对中国经济援助的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他本人处处受到关照。

刘晓补充说，目前中国正在从事经济和文化建设，他的要求很多，但苏联各机关，尽管存在困难，仍亲自与他会谈，充分考虑对待中国方面的问题，努力向中国提供援助。

莫洛托夫指出，兄弟国家之间就应该这样。

刘晓说，他将带回许多新闻，待返回莫斯科后立即拜见莫洛托夫同志。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贾丕才和中国大使馆二秘杨民志。

记录：М.贾丕才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6，л.45-53

№11449 齐米亚宁与阮维桢谈话纪要：越南劳动党中央扩大会议情况(1956年4月27日)

摘自М.В.齐米亚宁的工作日记

1956年5月25日

第014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处书记阮维桢同志会谈纪要

1956年4月27日

我与大使馆参赞索科洛夫一起拜会了阮维桢同志。他受越南劳动党中央委托，向我们通报了今年4月19—24日举行的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的工作情况。

阮维桢同志指出，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讨论了苏共二十大的问题和越南劳动党的任务。全会的主要文件——决议和中央总书记长征同志的报告——已经在报刊上发表(全会决议发表在4月27日的《人民报》上，长征同志的报告发表在4月28日的报纸上)。

他(阮维桢)奉命就全会的工作情况向我们通报。

全会开幕前十天，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已经向地方党组织发出指示，将党员和非党人士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中出现的问题搜集并上报中央。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对各地上报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那些想加深自己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认识、向广大党员作解释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二种是那些水平不太高，随着苏共二十大批评了党的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打算分析自己的错误并在这方面求得帮助的同志提出的问题。第三种是那些政治修养不高，对批判个人迷信不理解，思想认识混乱的广大同志提出的问题。至于非党群众，许多党外人士说得很坦率；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非常尊敬斯大林，但现在不明白该怎么看待他。他们认为，党会向他们解释这一点的。

此外，还应当指出敌对分子的宣传。他们企图用攻击性的论断欺骗群众，说什么共产党员是反复无常的人，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不能相信他们。

越南劳动党中央必须考虑这一切。

全会在准备时决定只从整体上讨论苏共二十大的总结，不把个人迷信问题突出出来。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在扩大的中央全会上，长征同志介绍了大会的总结，从总的方面报告了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读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报告。

全会的工作过程可以分为两部分：1.根据苏共二十大决议的精神讨论国际形势问题及其越南民主共和国内外政策的原则问题，同时学习了苏共二十大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2.全会在苏共二十大决议，苏共中央总结报告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报告的基础上，讨论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问题。

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越南劳动党集体领导实践的补充报告。这个报告由长征同志宣读。报告分析了越南劳动党的工作，提出了劳动党内有无个人迷信实践活动这个问题。

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历史性胜利，它保证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继续强大，巩固了国际安全。全会在讨论赫鲁晓夫同志的总结报告时，还同时讨论了劳动党中央关于越南革命的文件(文件已发往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全会一致指出，越南人民为巩固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和平统一越南而斗争的总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它也反映在祖国阵线的纲领中。全会特别关注实现巩固越南北方、巩固越南和平任务的意义。全会指出，美国在南越的影响增大，必须提高警惕，反对美国的阴谋。

全会分析了越南的对外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缺乏必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会考虑了这一形势后得出结论：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加强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友好合作的同时，应当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柬埔寨、老挝和万隆会议参加国的关系。越南民主共和国认为，扩大东南亚的和平这是自己的任务，这就是越南民主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方向。

关于全会学习对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指示这一部分。全会一致并十分高兴地指出，苏联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光辉未来将推动我们阵营的所有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取得新的发展成就。全会分析了越南在这方面的形势，指出必须重点发展农业和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业部门，开展完成1956年计划的竞赛。全会决定，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必须与完成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工作密切联系。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反对铺张浪费，全面完成经济任务。至于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未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57—1959年)的指示草案，拟在最近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十次全会上讨论。全会还通报了长征同志在莫斯科和北京访问时，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通报了米高扬同志、陈云同志在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全会一致拥护所有这些建议和意见。

全会的第二部分，即党的生活部分，讨论了思想和理论工作的现状，发展党内和国家机关内民主的问题，文化、艺术工作以及党的集体领导问题。全会指出，劳动党理论工作水平很低，因为党很少关心。思想和理论工作的缺点也反映在全会的决议中。必须指出，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首先是在越南条件下劳动党运用马列主义的经验和党的成就，劳动党对马列主义宝库所作出的贡献，尚未研究，还没有党史教科书，党领导以胜利而宣告结束的反抗(殖民主义)战争的经验也没有加以总结。全会指出，必须加大纠正这些缺点的力度。

全会在讨论思想工作问题时指出，必须强调越南的特点，如过去是殖民地、国家落后，越南北方已经获得自由，面临南方的任务。如果说在越南北方，在培养干部方面已经做了许多工作，那么也不必为此而满足。作为执政党的劳动党，不能容许其成员屈服于主观主义情绪，过高估计成绩和脱离群众。胡志明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已经指示了这一点。

全会在讨论党的工作问题时强调了巩固党的集体领导问题的意义，决定检查在巩固党的组织工作方面的现状。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越南劳动党中央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和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不许出现不分青红皂白就进行迫害的指示后，认为有必要对在越南土地改革期间，进行的镇压有多大的正确性加以分析。以前决定镇压敌对分子，其中也包括用欺骗手法混进党内的党员。但是，开除出党的比例太高，已经承认这一做法不正确。越南劳动党中央早在了解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之前已经决定审议省、县级的整党工作。中央代表分赴各地，还就这一问题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反对敌对分子的斗争有错误现象。例如前不久出版了一部名为《解放》的文学作品集。文集的作者们犯了一些思想错误。但我们不是批判其错误和进行说服教育，而是将作者非法逮捕。在对党组织进行组织整顿工作中，许多党员对这些活动产生恐惧心理，对犯了错误的党员则更惧怕。即使将他们留在党内，也不给予信任，他们工作时也提心吊胆。甚至对某些受到迫害的党员也应当恢复名誉，因为向他们提出了莫须有的罪名。土地改革的第4—5阶段，也迫害了一些党组织的书记，其中有些是依据攻击性的指控而被处决的。尽管这样的现象为数不多，但他们涉及党的领导干部。因此，中央认为必须迅速纠正违背党的政策的做法。

必须巩固国家机关的民主秩序。国会已经有十年没有进行选举。国会选举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国家分裂成两部分，而国会是当时全国选举的。这个问题需要特别商议，但现在必须提高国会的作用。例如涉及法律问题，国家并没有全面的立法。通过了许多命令，但他们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批准。

非党人士与党员一起参加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组成。他们是忠于人民利益的人士，但在政府的实际活动中，没有采取措施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拥护政府领导的行动，不提任何建议。

省县两级也不重视国会的作用。在抗法战争期间这些国会倒是经常开会，按期改选。但自从土地改革以来，当发现地主混进国会以后，大部分国会事实上也就没有开过会。全会决定责成政治局，准备关于各级国会活动正常化问题。经过检查土地改革的结果，也有可能同时进行各级国会的新选举，先在公社，后在省一级举行。全会高度重视巩固国家的法制，改善安全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工作。我们认为安全机关的工作比较积极，但法院和检察院机构的工作却开展得不够。例如成立了特别人民法院，但他们不是隶属司法部，而属于土改委员会。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在镇压反革命时滥用权力。尽管在短期难以做到全部工作中保障民主和法制，但全会还是强调应当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借口国家形势特殊，蔑视发展和巩固国内的民主秩序。

全会强调必须更加注意具有重大教育意义的文化和艺术问题。根据苏共二十大的决议，越南劳动党中央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和科学的作用，加强他们与人民生活的联系。应当更加注意千方百计扩大学校教育网，建立科研机关，例如在农业方面、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等。为此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全会特别重视讨论加强集体领导和反对个人迷信等问题。

全会理解，苏共二十大讨论党的工作时详细分析了上述问题并给予高度重视。大会指出，集体领导原则是党的最高原则。我们党应当学习苏联共产党的经验，学习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原则。因此也有必要检查越南劳动党在这个问题上的现状，党内对待领袖人物的态度是否正确。

全会指出，从越南劳动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从1951年以来，党的领导一直实行着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根据党章的规定，召开越南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比规定的期限确实延长了一年。其原因是劳动党内正在开展从组织上巩固党的重大工作，因此中央不能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它可能在1957年召开。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倒是定期举行。例如，根据党章，中央全会每半年召开一次，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有时全会间隔达到8个月。中央全会即使在抗战时期也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也定期举行。

涉及党的政策的所有原则性重大问题，都在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讨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党的领导遵守着集体领导的原则。

全会经过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也犯了一些错误。全会决议已经指出了上述缺点。至于党、党员和非党群众对待领袖，具体地说对待胡志明同志的态度，这样一个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是尊重领袖还是个人迷信？

全会一致指出，胡志明同志是我们党、我国人民的领袖，胡志明同志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的表现是正确的。胡志明同志是党的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他把毕生献给了党和人民。无论在过去(印度支那共产党)和现在，都是他组织和培养了我们党。在党和人民生活困难的时刻，胡志明同志表现正确。在中央，胡志明同志尊重集体的意见。胡志明同志关心人民生活，高度重视群众的意见，教育党员倾听群众呼声。胡志明同志非常谦虚，对此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在日常生活中，胡志明同志非常朴素，堪为人师表。最终可以说，党对胡志明同志没有个人迷信，胡志明同志也没有自我吹嘘和抬高自己。

但是，全会还是认为，出于对领袖的尊敬，个人迷信在越南民主共和国亦有表现，尽管不具有任何严重的、系统的性质。例如，我们在宣传中经常夸大胡志明同志的作用，并认为这种做法正确。但在同时，我们对党的作用，人民群众的作用强调不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经常说，有了胡伯伯，才有了他们的土地，没有意识到还有他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斗争。某些工作人员有时使用胡志明同志的名字场合不当，有滥用的现象。文学作品经常把胡志明同志当成神去描写。一首诗中写道：胡志明同志命令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如果胡志明同志说我们必胜，那必然会是这样，而不是别的。“光荣归于领袖”之歌是这样唱的：“胡志明同志一诞生，就像阳光照亮了我们”。农村举行的一些活动挂胡志明同志的像就跟神像一样。官方的招待会，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胡志明同志身上。

全会认为，如此个人迷信现象在群众中的广泛传播，与我们的宣传工作有关，特别是在南越，当然，全会认为存在个人迷信现象并决定纠正这些做法。否则，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强调。危急关头(领袖逝世)人民将不相信党的集体领导，而这一现象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在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表现时应当强调，胡志明同志是领袖，不能否认他对党的作用，但同时应当强调党和人民群众在取得我们的胜利中的作用，培养正确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在党的全部工作中，应当提高集体的作用，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将尊重领袖与个人迷信区别开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措施，全会决议已经谈到了。

阮维桢同志接着谈到，全会十分关注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全会前刊登了一些文章，如《真理报》和《人民日报》的文章。中央委员认真学习了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经过学习和讨论。全会指出如下观点。斯大林是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有巨大的功劳。但在实际活动中，斯大林犯了对自己的个人迷信和自我吹嘘，由此导致了党内个人迷信现象的发展。斯大林背弃了党的最高原则——集体领导原则。斯大林将自己置于政府和共产党之上，这就为贝利亚及其走卒混进党和政府的领导机构，推行其破坏活动创造了条件。斯大林在晚期，脱离了党员群众，脱离了实际，在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中犯了许多大错误。全会认为，斯大林同志最严重的错误是错误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干部，首先是在1934—1937年间，毫无根据地迫害了大量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关于斯大林恣意妄为的消息激起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的极大愤慨。斯大林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和进攻期间，在保卫苏联问题上麻痹大意。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特别是在对待南斯拉夫问题上也犯有错误。苏联共产党与南共联盟，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由于斯大林的错误而变得不正确。尽管铁托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也是可以改正的。由于斯大林不正确的决定和贝利亚的中间作用，两国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长期遭受破坏。斯大林在指导国民经济中也犯有严重错误，特别是在农业上。斯大林无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对人民生活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关心。除了上述错误之外在民族政策问题上也犯有错误。全会在讨论斯大林错误时，对赫鲁晓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的和米高扬同志向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通报的对越南劳动党中央的指示也列举了一些事实。

至于斯大林同志的理论错误，越南劳动党中央尚无关于这些错误的足够材料。全会指出，斯大林犯了一系列理论错误，当越南劳动党中央有了所需的材料之后再向全党传达。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决议对越南劳动党非常有借鉴。我们党应当检查自己，我们是否犯了类似的错误。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基础上，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有重大意义。例如斯大林曾经说过，在发展社会主义期间，阶级斗争不是减少了，而是尖锐了。

在讨论斯大林的错误时，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应当如何看待斯大林，他的功劳大还是错误大？全会认为，不能机械地评价斯大林的错误。应当客观地对待他的功过是非。在研究斯大林的著作时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全会在讨论时还提示了另一个问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号领袖，怎么会在20年期间犯了如此重大的错误呢？这一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全会对这一问题是这样解释的：由于斯大林的巨大功劳，他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热爱。但他将这种感情用于建立个人迷信和自我吹嘘的氛围，因此而犯了大错误。也从另一方面指出，苏共中央缺乏集体领导。斯大林制造了迫害氛围，致使任何人也无法指出他的错误。只有在斯大林逝世和消灭贝利亚敌对帮派之后才有可能这么做。苏共中央从1953年就应当检查这一点，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只有这样，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中央才能保障集体领导，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胜利。苏共中央在准备了问题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代表大会作了报告。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及时的、正确的。当然，做得早些更好，但这只是主观愿望，从前实现它没有客观条件。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认为，在苏联内政和外交取得重大胜利的形势下，苏共中央才向代表大会提出这个问题，这也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良好典范，不仅对苏联共产党，而且对所有兄弟共产党带来好处。讨论这个问题的结果不应当看作只是苏联共产党的胜利，而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

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在讨论这一问题过程中还注意到敌人的宣传。他们企图歪曲全部事业，并在今后歪曲现实。全会一致认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才能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敌人不可能这么做。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犯的错误更多，但他们永远不会进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将苏共二十大解决这一问题视为共产党人的胜利，我们敌人的失败。敌人特别希望兄弟党和人民不相信苏联共产党。他们想削弱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巩固剥削者的统治。但众所周知，每当共产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敌人总想利用这一点，但敌人总是失败。这次他们也必定失败。

越南劳动党中央就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这一点也应当向人民群众解释清楚。

我们全会的主要内容就这些。

全会一致并热烈拥护苏共二十大决议。全会的所有决议被一致通过。决定全会之后先在河内随后在各地和各省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并向非党群众传达全会决议。全会决定制定党员和领导干部学习苏共二十大材料的计划。

我们对阮维桢同志的通报表示感谢。

由于他在谈话中提到越南劳动党进行的整顿党组织的工作，我方提出要求，要他们把这项工作的内容讲得具体一些。阮维桢同志通报了以下情况。

整顿党组织工作开始于1951年，一直持续到现在。它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规定对领导干部和党员进行理论准备。其目的是让他们知道敌人在哪里，朋友在哪里，让他们树立正确的领导群众的作风。这些措施从1951年年底到1954年年底已经搞过。我们将它看成是整顿党组织的准备阶段，也可以视为从思想上整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对领导机关的党委进行审查并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但主要还是从思想上进行整顿。

第二阶段是从组织上进行整顿。其方法是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改进他们的工作。这一阶段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是将党员和混入党内的敌对分子区别开来。我们认为，敌对分子指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地主和其他亲帝国主义分子。

第二步是将共产党员和剥削阶级分子区别开来。这一步最主要的内容将在实际活动中不是捍卫工人阶级利益，而是捍卫剥削阶级的剥削阶级分子清除出党。

第三步尚未开始，其任务是将党员和其余(尽管不是敌对分子)分子，即不好好学习和工作的分子区别开来。

实际上，整顿工作是这样开展的：我们在进行土地改革时首先整顿了基层组织，清除了党内的敌对分子。土地改革使我们发现，敌人不仅混进了我们党的基层组织，也混进了领导机关——地区和省级党委。因此组织整顿也发展到有关党委。土地改革以后这工作可望结束。当然，现在正在对土地改革已经结束的基层党组织、县委和省委进行整顿。越南同志对这项工作是这样评价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和经验，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方面也犯了错误。这些错误在地方党委会会议上已经予以揭露。

阮维桢同志在中国期间，中国同志告诉他，受到处理的党员(被开除出党，被审判)的比例不能超过5％，而我们越南大大超过这个比例。米高扬同志曾经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点。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对开除出党应当特别谨慎。中央全会委托政治局准备措施，检查这项工作和纠正错误，同时检查土地改革是否搞得正确。这两个问题——关于整顿党组织和检查土地改革情况已经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全会决议中提到。

由于阮维桢同志只是大概地向我们介绍了从组织上整顿党组织，而且有些问题我们还不大清楚，我们请他今后抽空比较详细地谈一下这项重要工作。阮维桢同志答应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还请求他同意向莫斯科通报越南劳动党第九次中央全会的情况，阮维桢同志表示同意。会谈持续3小时。

АВПРФ，ф.079，оп.11，п.13，д.5，л.84-95

№21462 安德罗索夫等致维诺格拉多夫报告：撤回苏联专家帕霍莫夫(1956年4月27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北京市

1956年4月27日

第349号

致苏共中央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同时呈送В.Я.西季赫缅诺夫同志有关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苏联专家Н.Л.帕霍莫夫同志不恰当行为的信件。

Н.Л.帕霍莫夫同志的不恰当行为已经核实确认。

我们认为应当将Н.Л.帕霍莫夫同志召回苏联，同时委派更适合国外工作条件的同志替代他在《人民中国》杂志社的工作。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党委书记

Н.安德罗索夫(签名)

驻中国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组长

А.马尔采夫(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归档

1956年4月21日

附件：

机密

文本第1份

1956年4月27日

致苏共中央

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顾问Н.Л.帕霍莫夫同志是由苏联文化部系统于1955年10月派往中国的。帕霍莫夫同志对报纸杂志业非常有经验，积极工作，喜爱编辑事业。但是他个人的缺点，不认真和政治上的不成熟使他无法继续在国外工作，更何况他是在如此重要的思想工作岗位上。

首先谈一下他的个人缺点。

在北京市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的苏联专家中，在集体中他表现得像个好意气用事和孤僻不合群的人。来到中国才几天，他就以微不足道的借口与党员普罗琴科吵架(《中国画报》杂志的顾问)，当着其他人的面侮辱他(比如，他说：“才不值得看普罗琴科那张嘴脸，免得我整整一天的情绪被他破坏。”)，还企图唆使其他苏联专家(科洛杰兹诺夫、济科夫斯莫洛夫和科诺诺娃)也去对付普罗琴科，不再与他交谈和打招呼。

直到严肃地对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不允许他这样对待同事后，他才开始与普罗琴科同志说话。

下一个侮辱的对象，他选择了党员科洛杰兹诺夫(书籍和小册子出版方面的顾问)。科洛杰兹诺夫同志试图向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他的错误，并将此事告诉了唯一的党组织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这引起了帕霍莫夫同志近似病态的反应。在党委与安德罗索夫同志谈话后，他回到工作地方首先就百般追问，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哪个笨蛋在诽谤我？”他怀疑这事与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有关，于是就开始在个人谈话时和业务会议时千方百计地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宣称：“科洛杰兹诺夫啥事都不会做，不会编辑文章，他只配去编辑墙报，而不是杂志，他在我眼里是最差劲的人。”等等。他公开对我和普罗琴科声称：“我这就等着，啥时出版科洛杰兹诺夫编辑的小册子，那时我就让他看看，他算个什么编辑。”也就是企图迁怒于科洛杰兹诺夫的错误。大家向他指出，如果册子上可能有错误，那就应该在册子出版前，现在就帮助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改正错误。可帕霍莫夫并不考虑这个：问题不在于及时消除可能存在的某些错误，而在于又是一个新的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的借口。事情发展到帕霍莫夫同志不再与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打招呼和说话，而这也引起了中国同志的注意。为了使帕霍莫夫在对待科洛杰兹诺夫同志的态度上遵守最基本的礼貌规矩，要求党组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过问此事。

帕霍莫夫同志对于工作中的集体性不屑一顾，极端病态地无法忍受任何，甚至微不足道的针对他的批评，不愿意听取其他苏联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我作为该小组的组长试图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对帕霍莫夫同志编辑的文章加以修改，却遭到最激烈的抵制。比如，他用这样的话来对待我对他提出的编辑意见：“这是猴子的杰作，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等等。帕霍莫夫同志的无礼和粗鲁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当着党员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和普罗琴科同志的面对我声称：“我对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当科洛杰兹诺夫同志指出帕霍莫夫同志编辑上的错误时，后者就辱骂科洛杰兹诺夫同志。帕霍莫夫同志对待同事的意见和建议采取这样的态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性劳动中当然不可能有任何集体性可言。

帕霍莫夫同志给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工作的中国同志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杂志社的中方工作人员石一申(ШиИ-шэн)同志、沈江(Шэн Цзян)同志和欧阳飞同志不止一次地向我反映帕霍莫夫同志的粗鲁和不知分寸，不善于细心地听取中方同志的意见。我不在的时候(我曾回苏联出差)帕霍莫夫同志经常上班迟到早退，给中方同志造成了负面影响。我出差回来后编辑工作人员欧阳飞是这样说帕霍莫夫和苏联翻译济科夫斯莫洛夫的：“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漫无边际地闲聊，经常上班迟到早退。帕霍莫夫同志对待中方同志表现出不该有的神经过敏和容易激动，不善于细心地听取中方领导同志的意见。比如，在编辑某篇重要的文章时他对主编吴文涛的意见不理不睬。”

曾不止一次地向帕霍莫夫同志指出他的缺点：党组书记安德罗索夫同志与他谈过话，苏联科学文化专家组领导马尔采夫同志，党的基层组织书记潘克拉托夫和顾问组长西季赫缅诺夫都找他谈过话，在党员小组业务会议上也说了他的行为。但是帕霍莫夫同志对所有这些表现出病态的反应，并没有为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在许多党员对他说了不应违反劳动纪律，必须严格遵守工作制度后，他对我、科洛杰兹诺夫和普罗琴科说：“遵守工作制度，这是形式，不是别的，就是把裤子坐破的方式。如果我在编辑部里无事可干，我认为就可以提早一两个小时下班。”

应当指出，帕霍莫夫同志在行为上和工作中的上述错误不是偶然的事情，显然，是因这些错误长期没有得到健全的批评。所以我们感到震惊，帕霍莫夫同志原来工作单位的党组织怎么能派他出国工作。

我认为，在国外条件下帕霍莫夫同志再继续待下去的话，可能给我们共同的事业带来危害，所以恳请苏共中央将他从中国召回并派政治上成熟、谦和和有编辑工作经验的同志来替代他。

《人民中国》和《中国》杂志社苏联专家组组长

В.西季赫缅诺夫(签名)

打印2份，送：收件人、А.Ф.马尔采夫同志

第616号

1956年4月19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8-22

№02856 扎布罗金与钟庆发谈话纪要：邀请印尼代表团访华问题(1956年4月28日)

摘自Е.Г.扎布罗金的工作日记

第105/с号

1956年5月14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会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钟庆发同志

1956年4月28日

应钟同志之约，我会见了他。

钟同志说，他想了解一下，我们邀请访苏的印度尼西亚国会代表团中是否包括了议长沙托诺本人，他是否将于近日抵达莫斯科。钟同志解释说，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关系到沙托诺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已向沙托诺转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同志希望其年内派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的邀请。沙托诺已告知中国同志，他应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邀请将于5月前往苏联。

我向钟同志证实，我国大使Д.茹科夫同志刚刚拜会了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转交了对沙托诺的邀请。我向钟同志解释说，据了解，由于沙托诺不能与他的3名副手及国会代表团同时于今年9月访苏，鉴于此，苏班德里约外长与我大使Д.茹科夫同志商量，希望最好能在国会代表团访苏之前单独邀请沙托诺访苏，而且沙托诺本人也期望出访时间不迟于今年5月，以便6月30日国会开会之前返回雅加达。

我还说，我们还没有发出邀请，印尼的报纸已经发了沙托诺即将访苏的消息。我说，据我所知，与沙拉诺一起访苏的还有他的第三副议长艾哈迈德(马斯友美党)，至于还有其他什么人，我暂时还不知道。

钟同志对我通报的消息表示感谢。

而后，钟同志向我通报说，中国大使馆已经以中国穆斯林文化同盟的名义向印度尼西亚各穆斯林政党——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联盟、白尔蒂伊斯兰教党发出邀请，请他们派团访华参加穆斯林斋月节。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代表团可能于下周启程。

钟同志还说，雅加达市市长苏迪罗和夫人及两名随员将于5月下半月访华。对苏迪罗的邀请早在1955年就发出了。苏迪罗访华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政府承担。

我说，我们也邀请了苏迪罗和夫人及市政府3—4名工作人员访苏，但苏迪罗尚未就访问日期给予答复。

钟同志说，苏迪罗告诉过他，已收到了这个邀请，但是，据钟同志理解，苏迪罗在获得旅行用外汇方面有困难。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尽管日本东京市政府早就向他发出了邀请，他至今仍未能成行。

谈话结束时，钟同志说，印度尼西亚方面对美国政府只承担陪同苏加诺访美的14个人的费用表示不满。陪同苏加诺的另外20人的费用要由印尼政府负担。

我对钟同志通报这些表示感谢。

另外，我们谈了一些一般的问题。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

Е.扎布罗金

АВПРФ，ф.091，оп.12，п.10，пор.6，л.110-112

№21464 尤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的民族政策等(1956年4月3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5月25日

机密

第446号

与周恩来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6年4月30日

今天，我拜访了周恩来，并根据中央的委托向其通报了如下内容：1.关于(苏联)就亚洲各国学者在原子能领域展开合作问题与印度学者巴伯举行会谈的情况；2.关于苏联政府对老挝与巴特寮相互关系问题的立场；3.关于葛罗米柯与里丁 [63] 就老挝问题举行谈判的情况；4.关于延长苏联学者小组在中国逗留时间的问题；5.关于邀请40—50名中国领导人前往苏联休息的问题。同日，就上述所有问题已向莫斯科发送了传真报告。

周恩来对苏联和中国在印度支那一系列问题上持相同立场表示赞赏。会议期间，他指出，中国与巴特寮没有直接接触，因此在必要情况下最好能通过越南朋友来保持这方面联系。

周恩来继续通报道，中国通过印度大使已向老挝总理富马发出了访问中国的邀请。周说，我们现在已经获悉，富马愿意接受这一邀请。

周恩来接着道，中共中央现在正召集各省党委书记会议，研究了经济和国家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及党内问题，等等。

目前，周恩来继续说，我们正认真研究涉及中央和地方机关权力以及在它们之间如何进行权力分配等问题。

周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特别注意权力的集中，与此同时，也要将之与完全的民主相结合。他指出，我们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的缺陷之一，便是过于偏好集中的问题，而对民主问题“关注不够”。例如，在计划问题方面，就既要无条件地讲究集中，同时也要让地方机关发挥相应的主动性。因此，周恩来补充道，我们现在正打算采取措施以扩大地方政府机关的权力，“进一步促进国家和党的机关工作的民主化”，以便更大程度上加强人民与政府机关的联系和有助于落实党的“依靠群众”路线。周恩来说，我们在政府机关工作中所确立的新制度势必提高劳动群众和地方机关开展社会主义变革工作和与反革命作斗争的积极性。这些举措也将有助于我们更顺利地反对官僚主义。遗憾的是，周恩来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负面影响之一便是“它有时也将滋生官僚主义”。

在会谈期间，我向周恩来讲了关于为解决经济和文化建设问题我们党在提高、发展地方机关自主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加强联盟共和国对经济的领导作用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情况。关于民族问题，我说，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个别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曾多次试图脱离苏联并建立“独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我说，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阶段就必须在苏联全境内实行大规模的中央集权。

周恩来指出，资产阶级的这些企图在某个时期可能会对这些共和国民众中的个别阶层产生影响，因为“俄国曾经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周恩来说，在中国，我们在落实对西藏的民族政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都是由于清朝和蒋介石统治者们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所致。

周恩来接着指出，中国的特点在于，“汉族”是主导民族并构成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94％)。而所有其他50多个民族仅占全国人口总量的6％。与此同时，这些占中国人口总量6％的少数民族占据了国家60％的面积，而汉族人只居住在40％的国土上。

周恩来说，各省党委书记会议涉及了民族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周说，在会议期间，我们强调了“大汉族”沙文主义的危害，并提出了坚决与干部中的沙文主义思想作斗争的任务。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说，他刚从欢迎前来参加五一节庆典的外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回来。周说，今年已有50多个国家的超过1000位代表访问了中国，这些代表的构成包括：和平运动的拥护者、工会、妇女组织、文化和科学活动家、演员、贸易—工业界代表，其中既有来自兄弟国家，也有来自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右翼和左翼派别人士。

关于Н.А.布尔加宁和Н.С.赫鲁晓夫对英国的访问，我对周恩来谈了关于库尔恰托夫院士在英国的讲座情况及其对英国学者所留下的印象。周恩来对此通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指出苏联学者——政府代表团成员在英国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整个会谈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持续了一个半小时。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马列同志以及我使馆二等秘书О.Б.罗满宁。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签名)

文件共6份，送：Н.С.赫鲁晓夫、В.М.莫洛托夫、Н.Т.费德林和И.Ф.库尔久科夫等同志各1份，中央委员会1份，档案室1份

执行人——罗满宁

1956年5月24日

第710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文件被用作中共八大的证明。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7月23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5-28

№08102 尤金与毛泽东谈话纪要：国内外形势及斯大林问题(1956年5月2日)

摘自П.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5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第447号

与毛泽东同志谈话纪要

1956年5月2日

今天晚上，毛泽东主动乘车来到我处。这时科学院院士齐津也在我这里，于是他也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通报说，最近他打算休假，想利用这次机会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况并会见一些地方干部。他说，待在北京，有时不能正确地了解地方的具体情况，这样会导致脱离实际。

毛泽东向齐津详细询问了苏联专家组在中国的工作状况和苏联农业科学的成就。他满怀兴趣认真听取了齐津讲述苏联科学家在培育小麦新品种和植物杂交方面的经验，向他讲述了全苏农业展览会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希望齐津院士和其他在中国的苏联科学家能更广泛地向中国科学家介绍苏联的科学思想成就。他衷心感谢苏联科学家在制定中国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方面所给予的帮助。

然后毛泽东提到了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同志的英国之行。他强调说，这次重要的访问进行得很顺利，进一步改善了苏英关系。这次访问，现在和未来将对国际生活产生有力的影响。他说，这次访问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进一步扩大了苏英贸易。

毛泽东指出，苏联对英国立场的改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欢迎并完全同意这一立场。他说，过去错误地把英国同美国一样看待，把英国也看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敌人。他说，实际上，我们过去和目前的主要敌人是美国。毛泽东说，早在1948年同米高扬会谈时，我就强调了必须改变对英政策的思想，指出把英国同美国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 [64] 在米高扬最近一次来中国时，我曾向他提起了这次谈话。

在确定我们的对英政策时，他继续说，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点，即战后美国把英国降到了小伙伴的地位，从欧洲和亚洲所有重要的阵地上把它挤了出去。毛泽东继续说，中国人是这一事实的见证人：比如，他们看到了当年英国人如何在中国经营，后来又怎样先后被日本和美国从这一阵地挤走。其他亚洲和欧洲国家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的这种政策不能不激起英国人的愤恨，使他们努力摆脱对美国人的依附。

毛泽东说，英国人不想要战争也不怕战争，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出现对他们有利的结局，他们的国家也将沦为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我们应该努力使英国脱离美国，支持英国努力独立于美国人，然后“借助英国接近美国，对美国也不是没有希望的”。

毛泽东继续说，在当年，斯大林同罗斯福紧密合作，同他亲近，但后来让丘吉尔钻了空子，挑拨他们互相敌视，达到英国靠近美国的目的。斯大林对英国形势估计不足，他说，导致了英苏关系的紧张，使英国继续靠近美国。

然后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情况。他指出，帝国主义集团现在清楚地看到，他们没能力占领和消灭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像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历史经验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和帝国主义日本的被消灭)。比方说，即使是敌人占领了苏联的欧洲部分，毛泽东说，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有辽阔而富足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国情况也是如此：即使沿海地区被占领了，还有大西北、四川和其他地区。即使出现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他说，我们还有广大后方可以继续开展斗争。现在的核武器也不能消灭苏联和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众多的居民。他强调说，中国历史已多次证明，即使大部分居民被消灭也绝不意味着民族被消灭。毛泽东举了三国时期战乱的例子。当时中国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1000万。这种状况在安禄山(唐朝)造反时也出现过。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毛泽东指出，清醒地分析所有这些事实，意识到，同苏联和中国打仗不可能取胜。这就是为什么，他说，现在越来越激烈地争取两个主要斗争力量之间的中间国家。他列举了拉丁美洲、非洲的这些国家，亚洲他列举了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等等。像法国和西德这样一些国家也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这些“中间”国家的领土上，毛泽东说，美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军事基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这些国家，把他们变成半殖民地，变成自己的附庸。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希望战争，他们明白，对于某些疆土小而人口稠密的国家来说(日本等国)，战争意味着整个毁灭。所以，这些人民努力对抗美国的侵略战策，努力摆脱它的控制。争取这些“中间”国家，他指出，对于使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分析了印度的立场后，毛泽东说，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与英国和法国相比，它对美国奉行更加独立的政策。

在会谈时，毛泽东简要地分析了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他指出，今年的春播工作较往年进行得都顺利。在春播准备期间，生产合作社做了大量工作，兴修水利，大搞积肥。这些工作是今年农业丰收的保证，今年农业可望比去年增产2—3成。增加2成是毫无疑问的。

然后谈到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毛泽东通报说，中国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钢产量的绝对数字将接近日本，再过10年，将超过英国和法国。他说，第一个五年计划钢产量的任务将超额完成；可以预料，年产量可达450万吨。这样，他(毛泽东)说，再过10年，帝国主义者就根本不敢冒险发动战争反对社会主义阵营了。

然后毛泽东又重新回到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他重复了以前他对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毛泽东强调指出，直到革命胜利前，斯大林还不相信中共的力量，他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这是斯大林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毛泽东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听斯大林的，中国革命便会夭折。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对中国问题所犯错误，其原因之一是他(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然后，我给毛泽东谈了我对尼赫鲁两本著作《开发印度》和《自传》的印象，我说，当时在苏联，对甘地主义和甘地的作用认识不正确，大概这也是对印度实际情况不了解的结果。

毛泽东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继苏联之后，在中国对印度问题也出现了不少混乱。可以直言不讳地讲，他说，斯大林对印度、中国和英国作为大国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他对这些国家的形势认识不正确，导致了对这些国家的错误政策。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由于他的过错，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的隔阂越来越深，而他没有采取任何接近社会民主党的措施。

毛泽东继续说，苏共中央勇敢而尖锐地提出斯大林的错误问题。于是在资本主义范围里出现了不少议论，在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也有不少议论。他说，这个问题，在中国干部当中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许多人问，斯大林的错误到底有多大，在他的活动中，是过大还是功大。毛泽东说，如是这样回答他们，在他的活动中过占20％，那他们认为这太少了；如果给他们说40％，那他们又觉得太多了。所以，毛泽东微笑说，比较能够接受的比例数字应该是30％。毛泽东说，这个比例哪里也没写着，但很可能，斯大林的错误程度接近这个判断。

他接着说，在中国人们对待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态度不一。某些老干部对待这个问题所依据的是他在不同的革命时期犯了哪些错误。

接着毛泽东说，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应采取辩证的态度，抛弃斯大林所有消极和错误的东西，捍卫他所有积极和正确的东西。

毛泽东说，他本人认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实施了正确的路线。至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泽东说他“可以写一本书，但认为这没必要，对共同事业不利”。

毛泽东接着说，斯大林不信任我，认为毛泽东是中国的铁托。他微笑着说，至少是“半个铁托”。

在解决了同南斯拉夫的问题之后，毛泽东笑着说，“我也似乎被恢复了名誉”。毛泽东说，“从同米高扬最近一次谈话中得知为什么斯大林不信任我。他甚至差点儿把他最亲密的战友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也看成是外国的走卒”。

毛泽东再次着重强调了二十大决议的重要性和尖锐批评斯大林的及时性，“这结束了对他(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可以彻底讨论所有问题了。”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说，在巴基斯坦总理这次来华时，他(毛泽东)准备向他暗示，希望巴基斯坦对帝国主义国家执行更独立的政策，并向他强调巴印友谊的重要性。

在会谈过程中，我对毛泽东谈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所采取的一些最新措施。

会谈过后，毛泽东留在我这里吃晚饭。他心情很好，常开玩笑。在离开时他说，今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休息得很好，进行了有趣的谈话，在会谈中，他笑着说，“我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我这里停留了3小时。

师哲同志和大使馆二等秘书罗满宁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124-130

№20373 杰尼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1956年5月5日)

机密

1956年5月5日

第821号

致苏共中央：

自今年4月28日起，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一行13人在苏联受到热情款待。该代表团的领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胡愈之。

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期间，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曾受到了中共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接见。有鉴于此，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认为，针对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访苏，最好能由苏联党或政府领导人之一来承担接见工作。

如果上述建议能够被采纳，那么接见该代表团的时间最好能安排在5月20—25日之间，因为此时正是中国代表团完成对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的访问之后返回到莫斯科的时间。

该中国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名单，及其在苏逗留期间的活动安排是(我们)与代表团负责人共同商定的，具体参见附录。

附件共计5页。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主席

А.杰尼索夫(签名)

第1709号

手写批注：

向赫鲁晓夫同志报告。М.А.苏斯洛夫同志收。1956年5月9日。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人员构成清单

胡愈之(代表团团长)——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会常委，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负责人之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千家驹(代表团副团长)——全国人民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负责人之一，《经济研究》和《新建设》等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

戈宝权(代表团副团长和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协管理局负责人和中国作协对外委员会委员，《外国文学》杂志编委。

代表团成员：

王思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经济研究》杂志编委。

张维桢(Чжан Вэй-чэн)——中国人民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第二分部副部长。

杰伊波扎·阿利耶夫(Тейпджан Алие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共委员会文化宣传部文教处副处长，中苏友好新疆协会管理局负责人之一。

夏莉雅(СяЛи-я)——江西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朱云海(ЦзунЮн-хэн)——甘肃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王烈珠(ВанЛе-цзу)——云南省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厅副厅长。

何毕然(ХэБи-жань)——福建省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聂希文(НеСи-вэнь)——青岛市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

欧阳惠——《中苏友好报》编辑部主编。

宋琦(Сун Ци(ж))——《中苏友好报》编辑部文化部副部长。

代表团随团翻译：

邱琴(Цю Цин)——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对外关系部秘书。

高曼(Гао Ман)——中苏友好中央协会对外关系部翻译。

王琦(Ван Ци)——《中苏友好报》编辑部翻译。

中苏友好协会代表团在苏期间的行程安排

代表团人员组成：共计16人。

逗留期限：1—1.5个月。

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10天，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1.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商谈中国代表团在苏联期间的行程安排相关事宜。

2.出席由莫斯科市23个工厂联合举办的庆祝五一节职工晚会。

3.出席并观看在红场举行的莫斯科卫戍部队五一阅兵式和莫斯科劳动者游行。

4.(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莫斯科器械厂。

5.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由胡愈之作《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报告。

6.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由张维桢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7.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由千家驹作《关于中国在工、商、手工业领域的社会主义变革》。

8.在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由戈宝权作《中苏文化关系》的报告。

9.(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第一钟表厂，在该厂工人俱乐部由王思华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10.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电视上发表演讲。

11.代表团成员在针对中国和苏联的无线电广播上发表演讲。

12.参观工作状态下的核电站。

13.了解苏联科学院电子计算机站的工作情况。

14.(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卡洛姆尼斯基蒸汽机车制造厂，并由王思华在工厂俱乐部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15.(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所属生产联合企业。

16.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为中国代表团)举办招待会。

在列宁格勒的逗留时间——7天，具体行程安排如下：

1.了解城市住宅建设情况。

2.参观斯莫尔尼宫。

3.乘车前往拉兹利夫站。

4.参观普尔科夫斯基天文台。

5.参观列宁格勒地铁。

6.胡愈之在列宁格勒电视上作演讲。

7.(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斯维尔德洛夫机床制造厂以及工人日常生活设施和住宅；在工厂俱乐部由王思华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8.了解卡普拉诺夫文化宫的群众文化工作；由胡愈之为文化宫积极分子作《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报告。

9.代表团成员作关于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的指导方针的报告，具体题目如下：

(1)《关于中国文字改革》

(2)《关于中国农业合作社》

(3)《关于中国的文化建设》

10.(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列宁格勒乳制品厂的自动化生产线。

11.(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瓦洛达尔斯基制衣厂。

12.(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列宁格勒基洛夫面粉联合企业。

13.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学院东方文字系负责人座谈。

14.戈宝权在《涅瓦》杂志编辑部座谈《关于中国的苏联文学和艺术》。

15.(代表团成员)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见面。

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具体行程安排：

1.(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阿拉木图重型机器制造厂。

2.参观哈萨克斯坦国立大学。

3.千家驹在棉纺织厂作《关于中国工、商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报告。

4.参观哈萨克斯坦女子师范学院；戈宝权作《关于苏联文学和艺术在中国的作用》的报告。

5.(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维利亚姆斯农业学院；张维桢作《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6.参观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和为该农庄服务的机器拖拉机站；(代表团第一小组)参观集体农庄社员大会堂；张维桢座谈《关于中国农业合作化》。

7.与阿拉木图社会各界座谈；胡愈之作《关于中国的文化建设》的报告。

8.(代表团第二小组)参观在垦荒地区组建的国家农场之一。

9.参观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

10.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对外文化协会(为中国代表团)举办招待会。

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伏龙芝市的相关事宜已与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逗留时间——7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里加市的相关事宜已与拉脱维亚共产党中央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拉脱维亚共和国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在伊尔库茨克的逗留时间——4天：

关于中国代表团抵达伊尔库茨克市的相关事宜已与该州苏共州委作了协商，中国代表团在伊尔库茨克的活动计划将分发各有关部门。

备注：中国代表团可在各地参观博物馆、剧院、俱乐部、文化宫和音乐会。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71-76

№24916 周扬致丹古洛夫函：向苏联推荐当代中国小说(1956年5月7日)

致《国外文学》副总编辑С.А.丹古洛夫

亲爱的丹古洛夫同志!

早在3月份就收到了您的来信。拖延这么久才对您的请求进行答复，感觉非常抱歉。

你们希望我们能够为《国外文学》杂志挑选一些当代中国小说，它们应该是近20—30年最为优秀的小说，总数为5万字。我们觉得，这使我们非常为难。首先，挑选5万字，很难概括30年内最为优秀的作品；第二，这一时期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像鲁迅、茅盾、老舍、赵树理这些专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已翻译成了俄文，因此认为在你们的杂志上发表并不合适。同时，没有这些作品，挑选出来的作品显然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考虑了您的请求之后，我们挑选了最近2—3年发表的7部作品。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塑造了人民中先进人物的典型。大部分作品都是出自青年作家之笔。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新面貌，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的新面貌。该信附有推荐性的附信。我不知道，这样能否满足您的请求。

一切有待您的审议。

此致

敬礼!

周扬

1956年5月7日

推荐的中国专家作品名单：

林默涵、刘白羽的《远方来信》，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和谷岩的《枫》，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吉学霈的《小白旗的风波》，华适(ХуаШи)的《山村接生婆》，南丁的《检验工叶英》。

这7部作品是从最近两年我国的各报刊发表的数百篇作品中挑选出来的，是许多相对较好的作品中的一部分。

近来，我国文学的对象是农民的生活和斗争。最近两年出现的绝大部分作品也都是描述农村生活的。但是，作家们现在已经不仅仅描述农民们怎样从残酷的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在展示，他们怎样在党的领导之下走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道路。很多作家的作品展示了农民怎样从时代所形成的私有制下挣脱出来，他们怎样转而由个人生产走向集体生产。随着社会改造的深化和迅猛开展，农民的心理和意识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李凖《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揭露了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新的阶层，展示了农村中的社会主义力量同自发的资本主义力量之间的斗争。吉学霈的《小白旗的风波》这部作品展示了中国农村男女之间新的相互关系。贫穷作为他们之间相互谩骂和斗殴的原因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他们由于什么发生的争吵，这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共同事业的问题。华适的作品《山村接生婆》描述了接生婆从事的令人鼓舞的、勇敢的工作，展示了新的生活之风是怎样吹过山林中的村庄，新事物是怎样战胜农民的旧偏见和旧习俗。

林默涵、刘白羽的《远方来信》和和谷岩的《枫》这两部作品描述了中国人民入朝志愿军的英勇贡献。这两部作品充满了斗争的激情，它们展示了高尚的情感和为祖国、为和平而战的战士们的性格。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就像一幅鲜明的油画一样，反映了作者家乡——山东老根据地人民反对国民党匪徒的斗争，勾画了鲜明的农民代表的形象，他们宁死也不愿被奴役。

相对来说，关于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作品我们较少，但是近来我们已经有许多作家正在这方面进行工作。南丁的《检验工叶英》是相对较好的关于工业方面的选题的作品。该作品塑造了一个年轻工作人员的鲜明形象，他充满高度的责任感，勇于同生活中的落后现象作斗争。

当然，单单这些作品远远不能代表最近两年我们的短篇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但是，通过这些作品可以发现，这一体裁的文学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许多作家转向了生活本身向他们提出的题目，转向描写和对人的性格进行深入的塑造。公式化和抽象化阻碍着艺术创作的发展，这两种现象已经遭到了打击。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出现了许多新作家。这里挑选的7部作品中的绝大多数作者都是青年作家，他们在最近几年表现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

在最近两年，我们在文学战线上同敌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循序渐进的斗争。在此方面取得的特别重大的成就是揭露了反革命集团胡风鼓吹的文学观点。该反革命集团企图以所谓的“真诚”和“艺术的良心”来偷换文学上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他们反对作家深入到人民生活当中，反对对马列主义进行研究。他们的作品对人民进行恶意歪曲，并歪曲事实，他们把革命解释为野蛮的表现，是人原初的起点。因此，非常明显的是，由于文学战线上的斗争，我们文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障碍被消除了。继续同表现出来的各种敌对的、同我们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今后将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

应当指出，我们的文学战线上仍然存在一些重大的不足。首先，文学对生活的涵盖还不够广泛，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仍然没有被我们的作家纳入视野。我们暂时还不能完全克服现实主义的趋势，我们将同其展开长期的斗争。许多作品把复杂多彩的生活以及人物的性格简单化，把英雄人物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他们的使命就好像是来解释作家想要说的东西。尽管“不引起冲突”的理论已经在理论战线遭到了我们的批判，但是，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仍然能够发现美化生活的现象。这些作品的作者以鲜艳的色彩来塑造生活，把尖锐而复杂的生死斗争贬低为小小的争吵。在他们的作品中英雄的性格不是在斗争过程中揭示的；相反，作者只是人为地塑造一些小小的冲突，使英雄人物按照他预先设定的计划表演。广大读者越来越对这种枯燥无味的作品感到不满。

但是，一些作者在尽力克服形式主义的同时却陷入了自然主义。他们描述生活就像摄像一样，满足于单纯的列举事实，不对他们作品中描述的事实进行应有的挑选和艺术加工，使读者对其塑造的英雄持冷漠态度，把他们的思想塑造得非常低级和庸俗。他们的作品严重歪曲了事实，并且这种趋势已经遭受了批评。

尽管初看起来，形式主义和自然主义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在文学中对真实的生活进行正确的描述，贬低了文学的思想性或者把思想性化为乌有。同形式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其他各类脱离社会现实主义的倾向作斗争是我国文学家面临的重大任务。为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使作家以高度的热情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和斗争中，全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科学认识世界的武器，不断地提高自己认知生活的能力。中国的作家们现在正是在这一方向进行工作。

РГАЛИ，ф.1573，оп.1，д.54，л.40 44、47

№21463 维诺格拉多夫和谢尔巴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急召专家帕霍莫夫回国(1956年5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1955年9月16日苏共中央相关决议，Н.Л.帕霍莫夫同志被派往中国，并在北京《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从事顾问工作。在《人民中国》杂志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组长西季赫缅诺夫同志对帕霍莫夫同志的评价是：该同志工作积极，是个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但缺乏纪律性，并在处理与苏联专家和中国同志的相互关系问题时不讲究策略。

据西季赫缅诺夫同志通报，由于他们在当地所采取的措施无法对帕霍莫夫发生应有的作用，因此提出关于把帕霍莫夫召回莫斯科的问题并由另一同志来替代帕霍莫夫。上述建议得到了(苏联驻中国)使馆党委书记和苏联科学文化问题专家组负责人的支持。

鉴此，我们认为，应借休假的机会于6月份召帕霍莫夫同志返回莫斯科，以便届时与因出差期满也返回苏联的西季赫缅诺夫同志一起共同查清对帕霍莫夫同志的指控。在查清相关事实后，再决定帕霍莫夫同志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附录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草案。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副部长

И.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年5月10日

附件：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安德罗索夫、马尔采夫和西季赫缅诺夫等同志提出了关于急召在《人民中国》杂志工作的顾问帕霍莫夫返回苏联的问题，理由是该同志行为有失检点。我们认为有必要这样做，让帕霍莫夫在6月份与西季赫缅诺夫一起返回莫斯科休假，以便在这里查清和解决该同志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手写批注：

归档。

В.戈尔布诺夫

1956年5月19日

电报已发往北京。

…… [65]

1956年5月12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23-24

№21461　谢尔巴科夫提供的情况说明：召回在华专家济科夫斯莫洛夫(1956年5月12日)

情况说明

济科夫斯莫洛夫同志被苏联高教部派往中国(依据苏共中央所属出境管理委员会1955年5月9日决议)。高教部已了解马尔采夫和西季赫缅诺夫等同志就济科夫斯莫洛夫事件所写信件的内容，并决定于今年6月召济科夫斯莫洛夫返回莫斯科，以调查对他所提出的指控，并解决其是否继续在中国工作的问题。

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中国处)处长

И.谢尔巴科夫(签名)

1956年5月12日

手写批注：

归档。

И.谢尔巴科夫

5月15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7

№20374 苏联记者来电记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译文问题(1956年5月17日)

致Д.Т.谢皮洛夫同志：

兹发给您我国记者А.科任同志于1956年5月17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

П.萨秋科夫(签名)

1956年5月17日

1956年5月17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记录

中国《友好报》即将在5月18日刊登一篇新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标有如下注释：“编者按。1956年4月7日我报曾刊登过一篇被译成俄语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原文是《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该问题所作讨论的基础上编写的。后经(我们)认真审查发现译文中存在一系列不足：除了一些原则性错误之外，译者在对原文的个别词、句的翻译上也存在曲解和不完整之处。鉴于该文对读者具有特殊的重大意义，本编辑部认为有必要将重新翻译和校对的文章译文再次在本报发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人民日报》在发表了该文之后再未对文章作任何改动。

新译文已交给《真理报》(驻中国)记者站和塔斯社(驻中国)分社。

据我所知，中共中央为此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并参与了新译文的编译工作。

А.科任

手写批注：

已通报。归档。

…… [66]

1956年5月19日

В.戈尔布诺夫

1956年5月21日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77-78

№02860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纪要：关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1956年5月24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第205/с号

1956年6月18日

机密

文本第2份

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1956年5月24日

在12时，按照预先的约定会见了休假后返回对我作礼节性访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

寒暄之后，我想知道大使对于亚非国家大学生会议工作开始时间延搁原因的意见，我还问他，中国大学生代表团怎么还没有来到雅加达。

黄镇回答说，中国代表团将于5月25日到达。至于会议工作开始问题，大使说，准确的日期暂时还不清楚，会议延期开幕的原因在菲律宾代表团。会议筹备委员会中的菲律宾代表宣称，该会议的议事日程和最后公报是在共产党人和处于共产主义影响下的世界青年联盟的作用下拟订的，所以筹委会应该修改议事日程、公报文本，直至被邀代表团的成员，首先应给民族主义制度国家优先权。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一定程度上受菲律宾人支配。

黄镇接着声明说，中国人把巨大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和埃及代表团身上，因为这两个代表团是由绝对多数的进步人士组成的。中国人依靠这些代表团的支持有可能对会议的工作进程产生一定的进步影响。

黄镇对我说，有两组美国人来到了雅加达，他们想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工作。

我要求黄镇将会议开幕的日期预先通知我。我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我们苏联的一些大学生组织想发贺电，我应该将会议开幕的事提前告诉他们。

黄镇允诺，一旦中国大使馆获悉会议的开幕日期，会将此事通知我。

然后我向黄镇谈了我们昨天会晤雅加达市长苏迪罗一事。在会见中，我们讨论了他将要访问莫斯科的问题。我说，我告诉苏迪罗，莫斯科苏维埃同意承担从北京而不是按市长要求的从雅加达起算的旅行费。听后，苏迪罗宣称，在7月份他不可能去苏联。市长接着说，看来，此行势必要推迟到10月初，在这里他又说出了他一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时可能去北京。但是，苏迪罗说必须预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雅加达大使磋商这个问题。在同黄镇谈论这个问题时，我曾推测说，苏迪罗在与黄镇会谈时，可能会提出为他支付从雅加达到北京的旅费。在从莫斯科返回雅加达时莫斯科苏维埃同意支付经过欧洲的全部路费，因为苏迪罗想在罗马和布拉格作几天中途逗留。

黄镇对提供的这些信息表示感谢，也谈了预先要求他承担苏迪罗及其一行从雅加达至北京旅途开支问题。他在这里开玩笑地说道，印度尼西亚人始终想寻找依靠别人负担却能给他们带来欢乐的某些通道。他提醒我说，今天苏迪罗启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3周的正式访问。因此，到10月份，开支早已超过了为这些目的拟订的计划范围。

在谈话过程中还涉及了苏加诺总统访问美国的问题。

我询问黄镇有没有在苏加诺访问美国之际反映印度尼西亚社会舆论情绪的一些资料。他回答说，除了印尼报刊报道的外，他没有其他资料，他补充说，在地方报章上公布的材料不具体，主要是描述性的，反映了总统与美国官方代表的会见，但没有涉及总统同这些人士会谈和会见的内容。

黄镇想知道，苏加诺访问苏联怎么拖延了这么久。我回答说总统在苏联将逗留两个星期，外加在这段时间的中国的两整天充分休息。在苏联访问之后，苏加诺应南斯拉夫政府邀请还要访问贝尔格莱德，从那儿返回后，显而易见，他将在苏联的克里米亚或高加索沿岸休息两天，然后前往中国。

接着黄镇告诉我，前几天，他会见了埃及大使阿里·阿姆罗乌西。他具体谈了会见的内容，黄镇对我说，阿里·阿姆罗乌西非常积极地参与了中国与埃及建立外交关系的工作，由于有这方面的功绩，现在他很可能被任命为驻中国的大使。因此，黄镇问我，有没有介绍阿里·阿姆罗乌西的资料，以便在决定是否同意他任大使这个问题时，他能使用这些资料。

我回答说，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但可以设法通过苏联外交部拿到这些材料。我补充说，在我看来，阿里·阿姆罗乌西当埃及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职位候选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据我观察他是一位诚实的人，具有很进步的见解，这一点对将这样一个国家介绍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接着我说，我认为阿里·阿姆罗乌西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他自己妻子的影响。他妻子是一位很有头脑且意志坚强的女性。根据我手头的材料看，大使夫人出身于属于沙特阿拉伯家庭影响圈的贵族家庭，她是一位虔诚信仰宗教的人，不是由于她的地位而是由于真实的宗教信念使她成为这样的人。我补充说，我认为她对丈夫在解决重大问题上会有重要的影响。她具有很宽广的政治视野。

因此我再一次强调，我看阿里·阿姆罗乌西这位候选人是完全可以接纳的。

出席这次谈话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参赞钟庆发和苏联驻印尼大使馆见习工作人员Ю.Ф.帕尔菲奥诺夫。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2，п.10，пор.4，л.122-125

№25200 尤金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废除(1950年)中苏补充协定(1956年5月29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6年4月6日

第505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纪要 [67]

1956年5月29日

今天我应邀拜访了张闻天。

他转交给我一封信，内容是周恩来对于1956年5月10日苏联大使馆提出的请求废除1950年2月14日的中苏补充协议的相关回复。信的原件是被封在信封内的(只寄给了Н.费德林同志一人)。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信息已通过电报发送。

……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П.尤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0，д.9，л.160-163

№09834 贾丕才致尤金电：苏联同意加快对华援助项目的设计和发货(1956年6月6日)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同志：

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加快苏联援华项目的设计和设备提供，扩大援助范围以及建设几个新的项目，苏联部长会议于1956年5月25日通过决议，规定：

一、缩短为以下苏联援华建筑项目——工厂和电站——完成设计和提供设备的期限：

重型机床厂；

“峰峰”中央选煤厂；

“双鸭山”中央选煤厂；

“滦县”中央选煤厂；

“武汉”热电站；

“西安1号”热电站；

“包头2号”热电站；

“太原2号”热电站；

“株洲”热电站；

轴承厂；

拖拉机厂(洛阳市)；

重型机械制造厂；

锅炉生产厂(二期)；

汽轮机厂(二期)；

矿山机械设备厂；

炮镜厂；

高射炮和坦克炮制造厂；

雷管、点火装置生产装配厂；

硝化甘油火药、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厂；

信管和引火装备厂；

炮管生产厂；

梯恩梯炸药和黑索金炸药厂；

单基无烟火药和发射药生产厂；

雷达生产厂；

复杂接收装置(收信机)生产厂；

无线电器件厂；

航空仪器厂；

飞机起落架生产厂；

探照灯和汽车灯制造厂；

水雷制造厂。

二、对以下企业扩大技术援助：

“抚顺”热电站——发电能力扩大2.5万千瓦；

“阜新”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

“吉林”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000千瓦)；

“富拉尔基”热电站——扩大5万千瓦(2×25000)千瓦；

“本溪”热电站——扩大7.5万千瓦(3×25000千瓦)；

“成都”热电站——由3.6万千瓦扩大到5万千瓦(2×25000)千瓦；

“包头”1号热电站——由10万千瓦扩大到22.4万千瓦；

抚顺市2号蒸馏岩厂热电站功率为5万千瓦；

“滦县”煤矿(4号井)开采能力年产达到150万吨；

“平顶山”一号矿井年采煤能力达到120万吨(矿井带变电站和筛分室)；

“滦县”4号选煤厂生产能力达到每年200万吨。

三、帮助建设以下企业：

船用铅板蓄电池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一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二生产厂；

微型专用电机第三生产厂。

委托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经济联络总局同中国方面联系，以备忘录的形式为本决议规定的义务办理手续，其中应规定，同援助这些企业建设有关的设计工作、所提供设备和其他技术援助的费用支付应按照现行的苏中贸易协定办理。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副司长

М.贾丕才

АВПРФ，ф.0100，оп.49，п.415，д.59，л.16-17、30-32

№09842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苏共中央代表团访华的建议(1956年6月7日)

致苏共中央：

苏联驻华使馆在1956年度总结报告中提出建议，建议我派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中国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情况。

中共在过去年代积累了丰富的党政建设和群众工作经验(组织群众和对群众做政治工作)。根据本国的历史和民族特点，中共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方针。中共党组织的许多方面值得认真研究，尤其是八大之后党在党的建设和思想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近几年，中国共产党向苏联派过几次代表团了解苏共组织工作的经验。苏共向中国派代表团多数只是在正式场合下才派，如出席中共八大。我们认为，苏共代表团去中国了解中共工作经验定会受到中国朋友们的欢迎。

所以我们认为，可以支持苏联使馆的建议，今年可向中国派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为首的苏共代表团，代表团成员可包括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的负责人员。根据相互原则，也可邀中共这样的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

我们认为，苏共中央就这个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是适宜的。

附苏共中央决定草案。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

附件：

苏共中央关于致中共中央的信给苏联对华大使的指示

北京

苏联大使：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或邓小平同志并递交以下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苏共领导干部和党的积极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尤其是对贵党建设实践和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认为，到现场了解贵党在这方面的措施和实践对我们的干部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我们打算今年互相交换中央机关和地方党的机关负责人员代表团，以便相互了解对方党的工作的经验。

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我们的建议可行，那我们可在你们认为合适的时候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去苏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编成15—20人，同时接待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来苏联了解苏共中央和地方党的机关的工作实践。

致兄弟的敬礼。

苏共中央”

ЦХСД，ф.5，оп.49，д.41，р.8862，л.16-17

№2184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的联络方式(1956年6月21日)

机密

苏联共产党代表团建议：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会议上共产党和工人党相互之间联系的形式

1956年6月21日

关于中止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活动事先规定的前提条件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需要就他们之间可能进行联系的形式交换意见。

苏共中央认为，这种联系的形式可以是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代表定期召开会议，就他们工作中的共同问题交换意见，对具体的代表共同利益的党的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进行集体讨论。 [68]

如果某个党为了交换意见、为了交流现有的经验，希望就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集体的讨论，并就这些问题同相关国家的共产党协调行动，都可以提议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代表会议。

会议召开的地点可以通过相互协商来确定。会议不需要一定都通过决议，但是可以提出得到与会所有代表都同意的建议。

苏共中央认为，可以每两周或者最初每一个月出版一期杂志，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解释共产党和社会党合作的道路和经验，推广和发展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和阐释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以及各民族为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问题。苏共中央认为可以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

这一期刊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构，不必接受他们的指示，但是每位编辑都可以从自己所在的国家得到指示在杂志上签名，这指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都可以在编辑部中有自己的代表。

如果大会在原则上能够赞同这一决议，那么可以委托各党代表(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等)小组制定具体的建议(出版的地点、杂志的名称、预算等)，并同各党领导人进行协商。

РГАНИ，ф.3，оп.12，д.68，л.52-53

№21466 谢列平致苏共中央报告：全苏共青团代表团访问中国情况(1956年6月27日)

1956年6月27日

第01/970号

致苏共中央：

呈送有关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

А.谢列平(签名)

手写批注：

归档。具体有关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进一步与中国青年组织联系的各项建议，团

中央将另外提出。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7月24日

关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

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邀请，由М.А.艾哈迈多娃、С.Б.巴格达萨良、М.Е.鲍罗金、Д.А.叶西片科、В.А.扎伊采夫、Л.П.兹洛曼诺夫、Б.Х.卡比耶娃、И.Т.库伊津、Н.П.洛莫夫、М.И.马尔芬、А.А.拉波辛(代表团领队)、М.В.鲁道夫、Н.И.斯米尔诺娃、Г.М.索先科娃、Б.М.斯皮里多诺夫组成的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于1956年5月18日至6月20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访问。代表团与来自农村和学生中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交换了各自的工作经验。

代表团的两个小组去了10个省(河南、陕西、四川、湖北、河北、江西、浙江、山东、广东、黑龙江)和15个城市(北京、沈阳、西安、成都、重庆、武汉、上海、杭州、济南、南京、无锡、苏州、广州、天津、哈尔滨)。代表团参观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国营农场、拖拉机站、高等学院、学校、一些工业企业，与中国青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和工作人员会面。

最近中国的农业正发生巨大的变革。到1956年5月，超过90％的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同时其中的61％进入了高级合作社。合作社的低级社向高级合作社转入预计到1957年结束。

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的12年的发展农业大纲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助手。按照这个大纲到1967年粮食生产应当增产达5亿吨，也就是一年300亿普特，生猪的头数增长到6亿头，绵羊2.06亿头，牛1.475亿头，山羊1.23亿头，马1650万匹。

最近几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组织增长和稳固起来了。根据资料，4月份农村地方上共计有120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联合了45.6万个基层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进行了许多具体的工作：与干旱作斗争、建造灌溉设施、打井、积肥、开垦荒地、植树造林、防虫害和抗洪等。在合作社中大约有16万青年生产队，聚集了约500万人。为了进行刻不容缓的临时工程成立了青年突击队；在全国有1亿以上这样的队伍，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有不少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女团员被推上了合作社领导岗位：担任主席、副主席、队长、理事会和监察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向青年提出了7年消除文盲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基层组织各团委为完成这项任务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成立成百上千支扫盲队，除了专业教师外，这项工作吸引了广大的识字青年参加。

青年要求识字的愿望是强烈的：仅今年就有将近4000万男女青年在扫盲学校里学习。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积极分子对代表团表示，农村青年中的共青团工作有相当的困难。在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工作人员多次会谈中和与积极分子的不同会见时，许多向代表团提出的问题都证实了这一点。合作社中的政治和劳动的热情是高涨的。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作明显无法令人满意。团委经常不知道该如何组织青年竞赛，提出了许多标语口号和号召，可没有相应的组织工作配套。共青团的基层组织成立了青年队，却常常因而忘记了没有参加青年队的青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先进经验推广工作同样无法令人满意。共青团的干部经常是连自己都不知道先进方法和接受农业技术的具体内容和优越性。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县团委、省团委乃至团中央在总结和推广好的共青团组织经验方面很薄弱。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向代表团提出了各种涉及共青团如何组织青年竞赛的问题。中国同志饶有兴趣地听取了有关共青团组织如何推广生产革新者的经验，如何帮助青年掌握农业技术知识的讲述。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有许多表现出特别愿意干好工作的积极分子。与此同时，积极分子非常缺乏经验，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县团委和省团委很少在学习和工作上帮助这些积极分子。对于许多团员来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特点就是开会多的工作方式，这样的方式威胁着脱离积极分子和青年。因此就能理解，为什么许多积极分子对批评某些共青团组织官僚主义和迷恋开会反映很活跃，这些就是在代表团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会谈时讲述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村的基础至今还是乡一级的组织。但是生活迫切地提出了在合作社建立基层组织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在与代表团会谈时表示，这个问题应予以足够的关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能够建立这样的基层组织。

中国共产党为发展高等教育做了许多工作。国内有198所高等院校，有29.2万学生在读。在1950年到1955年期间高等院校培养的专家要超过最近36年的总数。

人民政权给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家庭的孩子在高等院校学习提供了十分广泛的机会。如果说1952年工农子弟的学生占20％的话，到现在他们的总数已占29％。少数民族学生数量增加了6倍。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积极参与了高等院校的发展。在高等学院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层组织，为自己的队伍吸收了65％的学生。青年学生身上令人看到高度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强烈渴望对知识的掌握。超过50％的学生学习成绩都是“优秀”和“良好”。许多学生参加了科学小组的工作。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各个组织帮助教育学生青年投入到社会公益劳动中去。学生们参加农业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参加丰收的收割和工程建设，学院和城市的绿化和居民的扫盲。共青团组织学生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现象作斗争，为巩固社会主义道德而斗争。

不得不注意到在学生中大范围地组织体育活动。高等院校有装备得很好的运动场地、体育场馆和运动设施。高校80％的学生通过了“准备参加劳动和国防”综合标准。

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个组织在高校的工作有许多困难和不足之处，而各省市的这些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的领导能力，正如共青团自己的团委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很弱。

参观学院时向代表团提出的许多问题都说到，在学生的学习中如何避免拘泥迂腐和读死书，特别是在研究社会经济学时；共青团该如何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已经弄清楚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各个组织很少深刻地研究教学过程，没有利用多种工作方式让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在学生们的小组、班级、系和学院中很少组织对科学问题的讨论和会议。学生时间计划的过于集中和过分限制妨碍了学生学习的顺利和独立性的发展。高等院校的管理部门制定了这样的制度，规定学生何时该起床、梳洗、早餐、上课、运动和睡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非但不反对那些多余的清规戒律，反而以各种要学生参加的大小会议来加强它们。在与刘少奇同志的会谈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他指责这样的制度，说应该给学生更多的独立性。

省和市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工作人员说，虽然自己团委(100—110人)人员机构很庞大，高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10—12人)的脱产人员也很多，可是高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的领导还是很弱。共青团的积极分子说，省市团委和他们负责高校学生的部门很少给高校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提出具体的任务，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也不在学生中举行有意义的城市活动，不研究也不推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高校、系和小组中的组织工作经验。

代表团在自己的讲述和回答问题中谈到了高等学院共青团组织的工作情况，谈到了在改善教学教育过程中和培养懂得自己的事业和思想觉悟高的专业人才方面以及在协调高校与生活、与实践和与生产的联系方面，共青团对党组织和学院管理部门的帮助。

代表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逗留期间，分组去了24所高等学院、18家合作社、3个国营农场和2家拖拉机站。代表团成员在参观合作社、高校、省和市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时，与积极分子和共青团团委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谈话并交换了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之间的工作经验；进行了100多次会谈，有超过5000人参加。与积极分子会谈时还有党委书记、高等院校校长和合作社主席参加。代表团为积极分子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作了14次报告，听众不少于15000人。代表团与学生、工人和农村青年进行了40多次见面会，参加人数超过25000人。见面会以会议、集会和晚间休息的方式进行。中国青年对苏联青年的生活和学习显示出极大的兴趣；见面会鲜明地展现出中国青年对苏联青年和人民的热爱。

结束工作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应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请求在书记处谈了自己与共青团积极分子和青年见面后的印象以及向委员会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个别问题提出了建议。中国同志为代表团的工作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条件。地方党组织对代表团也表现出极其的重视。

代表团在中国逗留的最后期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刘少奇同志与代表团又继续进行了谈话(会谈纪要随附)。

从我们自身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建立为交流工作经验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双方的代表团互访的实践被证明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同样认为应当同意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与代表团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即共青团代表团每年不少于去中国两次，在某一个青年小组中交流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各自的工作经验。关于这点，胡耀邦同志在向中共中央作相应的咨询后打算提出具体建议。

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领队

А.拉波辛

附件：

刘少奇同志与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会谈纪要

刘少奇说，最近一段时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建造了许多项目，还有许多项目正在建造。我们每一个项目中都有苏联人民的劳动。由于苏联的帮助和苏联的存在，中国的革命胜利了。没有苏联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今天我们派出了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在建设项目中给予我们帮助进行谈判。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建造了205个项目，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援助。我们打算到1957年钢产量增加达700万吨，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达到1500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达到3000万吨。像这些我们能够应付得了的建设工程，就不再请求帮助了。

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正迅猛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都已合作社化了。我们已经没有地主阶级了，而资本家们留下的只剩尾巴。

但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光靠农业合作社化和商业改造是不够的。需要国家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所以国家乃至我们整个民族的中心任务是国家工业化。人民需要这样，所以人民的热情是强大的。所有农民都支持工业化。

中国人民感谢苏联的援助。有了中国、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我们改善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最好现在还能将印度、缅甸和仍遭受美国压迫的国家也团结到共同的斗争事业中来。

毛泽东同志对米高扬同志说，也有可能几年后所有国家都被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其中包括英国并孤立美国，建立一种对我们有益的局面。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实行正确的深思熟虑的政策对待世界各国人民。苏联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支持它。

世界上的社会运动：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妇女联合会、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各种世界青年组织等的活动，其使命有助于让所有其他国家转向我们这一边，从而孤立美国。

昨天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谈到国际青年运动时说，要利用多种工作方式，所有组织要平等。这是正确的，必须要采用多种方式，也应该是平等的。不能让一个国家的意见强加于其他国家。我的看法是在社会运动方面可以做许多事情；可以争取将工人阶级、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和平运动和工会运动联合起来。

不久前印度尼西亚召开了亚非国家学生会议。尽管与会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其中还包括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但会议进行得非常好。一名受命于美国的菲律宾代表企图妨碍会议的工作，可他自己把自己揭穿了，受到了孤立。毫无疑问，菲律宾学生自己就将反对这名代表。会议特点在于，它不是由国际学生联合会或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提议召开的，而是根据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埃及、日本和印度，主要是印度的提议举行的。从这次会议中能够吸取经验：要争取既团结右派，也联合左派，要联合大众，要让中间派提出倡议，那时左派和右派就都走向它了。

事业上应当实现领导，而不是形式上的。如果我们左派到处提出倡议，那我们就无法使右派加入到运动中来。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和国际学生联合会进一步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的。要让中间派组织提出自己的倡议。

政府的运动也是如此。尼赫鲁、吴努、纳赛尔和苏加诺发出号召并能够召开亚非会议。所以我们应该争取让中间派提出倡议，比方说，召开国际会议。让他们走在队伍的第一排，出面号召，提出倡议，而我们和苏联将走在第二排。

我们的领导不在于表面的号召，而在于实质。最好将领导权给中间派分子。让他们来号召，而我们就能够展开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联合大多数工人、青年和妇女。如果中国和苏联走在前面的话，其他人就离开了。这将导致分裂。

要争取中间派组织提出倡议是困难的。要想办法，如何找到这些中间派组织并支持他们。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世界工会联合会、妇女联合会最好站在后面。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的妇女和工会组织的情况比我们更好，他们既和右派，又和我们联系。应当考虑这样的问题，让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帮助南斯拉夫提倡议，尽管就一个南斯拉夫还太少。应该要它和其他的一起提倡议。重要的是争取左、中、右三方相互见面并交换意见。如果能成功，就是我们的胜利之一。

所有的国际社会运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地球上群众运动分裂的罪魁祸首主要是右派。他们要为此负责任，可他们的目的就是分裂。所以仅说他们要为分裂负责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实行这样的政策，让右派组织无法反对。不久前我们研究了国际社会运动的某些问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请你们通过自己工会、青年和妇女组织研究一下上述问题。中共中央已经研究过这些问题了，请苏共中央也研究一下。

总之一句话，世界工会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妇女联合会和其他组织应该后退一步，少一点积极，多一点消极，这样事情就会逐步改善。这后退的一步并不意味着就是机会主义的表现，因为共产党人永远是积极的。不，这仅仅是工作方式的改变。在事业上我们将更积极。这意味着放弃领导，将领导权交给别人吗？不是。领导权不存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重要的是让全世界人民，不分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都能跟我们走。

请你们商量一下并就此说出自己的看法。

会谈中拉波辛同志告诉刘少奇同志，中间力量的倡议在世界工会联合会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工作中十分重要。比如，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们提出倡议，要召开全国学生组织领导会议来讨论国际学生运动的联合问题。

刘少奇同志对此回答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学生为了学生运动的联合提出的倡议非常好，应该支持它。国际学生联合会最好不要参与，右派也一样。就让国家组织参加。就像在亚非国家学生会议上一样。国际学生联合会不参加，而中国作为国家组织参加。中国的参加可以表达国际学生联合会的意见。法国和意大利表现出主动的精神，国际学生联合会不参加，可中国和苏联的学生组织将参加。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保卫和平运动也应该这样做。我认为，这样的方法是反对右派分裂主义者最为积极有效的方法。

应当将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这意味着退后一步，列宁在当时写了一本书《进一步，退二步》。现在可以写本书《退一步，进二步》。中国有句俗话：“为了往前走，就要先后退一步。”列宁同样也说过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也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而先后退一步。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举了日本同旧沙俄军队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没能正面拿下旅顺口，他们后退了一步，采取迂回方式赢得了胜利。现在群众运动也应该以迂回方式前进。这是个非常复杂和重要的问题。要好好想一想，让所有人都一致同意，首先是我们左派要争取看法一致。

而后应刘少奇同志的请求，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团讲述了自己在中国逗留期间的印象，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苏联共青团交流活动经验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同工作的印象。会谈过程中代表团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些问题。

问题的其中之一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农业合作社建立基层组织。现在农村有1200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他们以乡为组织单位，合作社中没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刘少奇同志说，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他说，每个合作社中的共产党党员不多，但有许多团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具有在合作社里成立基层组织的条件。

第二个问题是有关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在许多委员会兼任党委的副书记。刘少奇同志表示，显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生怕得不到党组织应有的帮助。想必给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委更多的独立性是正确的，让党的工作人员干自己的工作。他说，应该推荐更多的青年担任领导工作，但一开始想必是要稍微变动一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的结构。现在团中央那里并不全是年轻的同志。

因谈到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高等院校的工作，刘少奇同志承认，高等院校里的学生负担太重，那里会议太多，在这方面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要稍微消极一点。这想必也是党组织的不幸，而青年团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应该少给学生的生活制订清规戒律。

结束时刘少奇同志指出了苏联共青团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的正面意义并感谢代表团的工作。

1956年7月19日于北京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34-42

№22350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1956年6月29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6年6月29日会议第26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Н.А.布尔加宁、К.Е.伏罗希洛夫、Л.М.卡冈诺维奇、Г.М.马林科夫、А.И.米高扬、В.М.莫洛托夫、М.Г.别尔乌辛、М.З.萨布罗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И.别利亚耶夫、П.Н.波斯佩洛夫；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53项　关于与南斯拉夫谈判的情况通报。 [69]

(赫鲁晓夫同志：)起草情况通报，并寄发给中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其他党组织。

布尔加宁同志的声明为时尚早。

还称铁托同志为列宁主义者，这是不谨慎的——应该说到这一点。 [70]

委托波诺马廖夫同志、伊利切夫 [71] 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起草情况通报。

关于波兰发生的事件。 [72]

波斯佩洛夫：在报刊上发表通报。 [73]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4，л.61-63

№10379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共移交档案文件和资料的问题(1956年7月6日)

苏共中央书记处1956年7月6日会议第16/6号记录

第6项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文件和资料问题。

(波诺马廖夫同志、福尔采娃同志、波斯佩洛夫同志、别利亚耶夫同志、勃列日涅夫同志)

一、将保存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的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资料，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配。

二、将第一条中所说的文件和资料的移交工作，委托给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苏共中央总务部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来完成，他们应该将这些文件和资料中最重要的内容复印下来，并保留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委托苏共中央办公厅负责将这些中国档案运往北京。

三、批准给驻中国的苏联大使的电报文本(参见附件)。

附件：

书记处会议第16号记录第6项

北京

致苏联大使：

第663项　请拜会刘少奇同志，并向他转达如下电报内容：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在共产国际档案馆里，保存着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档案文件和资料，其中包括其领导机关和一些党务活动家的文件资料。近几年来，对这些文件和资料进行了挑选。如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话，我们准备随时将这些文件和资料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支配。如果你们能够派出自己的代表来熟悉这些材料的话，那么，我们准备接待他们，并给他们以必要的协助。

苏共中央”

请电告此函的执行情况及中国朋友的答复。

ЦХСД，ф.4，оп.15，д.522，л.3、23

№06202 赫鲁晓夫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谈话记录：批判个人迷信及其影响(1956年7月10日)

苏共中央参加谈话的有赫鲁晓夫、波斯佩洛夫、波诺马廖夫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参加谈话的有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詹卡洛·帕耶塔、意共中央委员切列斯捷·涅加尔维列、意共中央候补委员贾科莫·佩列格里尼。

谈话于10时30分开始，于17时结束。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意共代表团团员们收到南尼 [74] 寄给苏斯洛夫同志的信，信中对《世界工人》杂志刊登《赫鲁晓夫的报告和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一文作了解释，并保证对苏共持友好态度和忠实于与意大利共产党团结一致的政策(向代表团成员宣读这封信)。

帕耶塔同志：您的看法怎样？

赫鲁晓夫同志：信写得不错。我们决定以苏斯洛夫同志的名义正面答复他。但那篇文章不好。不过，考虑到意大利国内业已形成的条件，这篇文章是可以理解的。在复信中我们将谈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起初我们认为，南尼打算把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揭露用作疏远共产党人的借口，并认为在我们的报刊上就他的文章表态是适当的。然而在收到信后我们决定克制。

帕耶塔同志：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告诉南尼吗？

赫鲁晓夫同志：可以对他说，我们对南尼的信，对他努力保持与我们友好关系及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就自己的行为与我们保持接触感到满意。

然后帕耶塔同志通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意共的情况。意大利共产党广泛说明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决议，强调他们在意大利条件下的意义。他们在意大利舆论中得到广泛响应并使共党的敌人们陷入混乱。代表大会有关在苏联加强民主的决议给人们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这些决议与意共过去和现在的政策是吻合的。共产党人在筹备即将举行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过程中正在广泛利用二十大的材料。

个人迷信问题给党带来了严重困难。在苏联对理解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进行了准备，而在意大利则没有。共产党(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社会党)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因为斯大林的名字对意大利共产党人有很重要的意义。意共中央认为，苏共进行揭露个人迷信的工作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做这件有益的事情，这是正确的。不过应当看到苏共和意共所处条件的差别。苏联居民看到，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带来良好的结果。例如，为被非法审判的人平反，取消对上班迟到和旷工的惩罚等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意大利人们不知道个人迷信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造成的缺点，因此这些缺点的宣布最初产生了消极的效果，后来人们对苏共采取的有效措施有了正确的理解，才在意大利产生了富有成效的结果。意共领导在自己的活动中考虑到突然揭露个人迷信引起的“休克”。何况，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反动报刊对苏联发表意见时受到他们国家与苏联良好的外交关系的约束，而在意大利由于没有这个顾忌，反动报刊对左翼政党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攻击，选举运动更使这种攻击尖锐化。资产阶级报刊的主要力量用于使社会党与共产党分离。

南尼在这一时期惊慌失措了，发表了一些主张自治的声明，企图把反动宣传的主要压力转嫁到共产党身上，怕他的党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从局势和意大利社会内形成的情绪来看，我们赞同苏共对它采取的立场。

意大利共产党人完全赞同苏共的政策，因为它给所有的共产党带来益处，促使他们扩大了与群众的联系。

意共领导开始进行个人迷信问题的辩论时，力图使其超出本党的范围并以进攻的态度在全国范围内来进行这个辩论。在党内，反对错误观点的斗争不通过纪律措施进行，而是通过说服的方式。意共领导还本着在这个问题上的灵活性不应当损害原则的出发点。

因此，在反对成为个人迷信后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时，意共领导使党避免了宗派主义的反面表现，其形式是把辩论限制在党内。

在美国国会公布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之前我们对二十大决议的解释就是按这个方向进行的。在这之前只公布了部分消息。陶里亚蒂 [75] 曾认为报告将是保密的。从这点出发，我们采取了逐步地解释由于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而发生的变化的方针。报告的全部内容只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知道。对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成员只通报了报告的政治方面。意共中央懂得，主要任务是消除个人迷信的后果。不过应该向工人和劳动群众正确地解释所发生事情的意义并回答由此产生的所有问题。苏共中央也以自己的决议对此作出了回答。但是意大利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表明，他们对苏共中央所作解释的同意具有批判性。否则共产党人会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你们赞成来自苏联的一切，现在，当事情正相反时，你们还是赞成一切？”

绝大多数共产党人从正面对待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但出现一些不坚定分子、一些不正确的和敌视苏共的看法。

赫鲁晓夫同志：可能你们现在将失去统一，然而以后你们将得到多十倍的东西。

帕耶塔同志：没有任何人离开我们的队伍，我们相信我们党将赢得新的拥护者。

有关成为破坏苏联法制的后果的严峻事实的具体资料公布后引起了严重的混乱。无论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实实在在感受到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下党不能采取漠不关心的立场，它应当承认事实确实是严峻的并使人们坚信，一切都将纠正过来并且不再重犯。使党的中间环节相信这一点尤为重要。按照这个方针拟定了陶里亚蒂对《新议论》杂志记者发表的谈话和在中央全会上作的报告。

苏联同志赋予“蜕化”这个词以我们未曾赋予的绝对意义，尤其是陶里亚蒂的第二个意见是从苏共中央决议中引用的，它证明了我们对这词的理解。这个意见反驳的不是陶里亚蒂说的意思，而是你们对“蜕化”一词的理解。

意共领导完全理解斯大林所负责任的程度，同时要避免“反向的迷信”，即把所有的缺点说成一个人的错误，并更快地使共产党人乃至全体劳动者信服。苏共中央决议对此有很大帮助。

陶里亚蒂关于该决议的声明，其目的是表示意大利共产党在所有主要问题上无保留地支持苏联的政策，同时表明意共领导人(在次要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以此打击那些叫嚷“赫鲁晓夫揪住了陶里亚蒂的耳朵”的资产阶级报刊。

作为一个有200万党员，有600万选民投它的票的大党，意大利共产党有能力给我们共同的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我们请求你们理解，拿这个党的威望冒险是不适宜的。

接着帕耶塔同志转向意共代表团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他说，意共领导希望能预先得知苏共所采取的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意大利共产党的措施，并对苏共详细通报其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会谈表示感谢，因为这对意大利共产党与南共联盟关系正常化很有帮助。

赫鲁晓夫在告诫大家注意情报的特别机密性后向代表团通报了铁托与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谈话。

帕耶塔同志：现在从美国方面传出一些谣言，说苏联政府打算承认朝鲜战争似乎由斯大林倡议发动的。如果这些传言被证实，无论共产党，还是和平拥护者的运动都会受到打击。

赫鲁晓夫同志：这不是真情。我们随时准备声明，美国人撒谎。

帕耶塔同志：你们非常坦率地宣布了许多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这一切都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你们彻底改正个人迷信产生的缺点的决心，然而我们觉得，再公布这方面事实好像是多余的。

赫鲁晓夫同志：请你们不要生气，因为我要说的事与你们无关。然而有趣的是，丘吉尔在我们访问英国期间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说：“应当给人民时间去领会你们公布的东西，否则这件事将向与你们对立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真诚的建议。丘吉尔这个老狐狸担心，如果我们由于自己愚蠢的行动而被解除对国家的领导权，那么将取得政权的政府会恢复斯大林那种毫不妥协的方法。我对丘吉尔说：“我们将考虑这一点。”

帕耶塔同志说：“苏共中央的决议大大加深了对产生个人迷信的原因的分析并令人信服地表明这种现象不会重演。”同时，他也关心苏共将来政策的基本方向，这会使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协同一致地行动。他还通报说，意共代表团在《党的生活》杂志编辑部和在苏联最高法院关于苏维埃国家民主性的交谈对代表团特别有益。他对苏联同志明智而真诚的答复表示感谢并认为这些交谈是苏联与意大利两国共产党关系改善的证明。帕耶塔同志说，甚至在苏联生活自由的“细小”证据也对增加对苏联的好感具有很大意义。例如，资产阶级报刊公布的关于两个资本家乘自己的飞机来到莫斯科，赫鲁晓夫与铁托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等消息都抵得上共产党整整一年的宣传。苏联的对外政策——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对印度的访问，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法国社会领导人的访苏邀请，对伊朗国王的邀请——都大大有助于共产党说服意大利人民相信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性，并粉碎敌人关于只有共产党人希望扩大与苏联关系的谗言。甚至阿登纳来莫斯科也被我们用来广泛地宣传，以改善意大利与苏联的经济和政治关系。

在谈到苏共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时，帕耶塔同志表示希望在两党之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苏联的存在是工人运动的基础，不过没有必要恢复共产国际时期的纪律，这大概会成为两党之间的障碍。现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已发展到如此程度，即使个别共产党之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出现大的分裂，也无损于共产主义运动。苏共最近对许多国家社会民主党人实行的政策看来能证明意共领导这意见是正确的。即使不能建立起共产党的区域性联合体(法国同志不同意这样做)，在各共产党之间，首先是他们与苏共之间建立积极的联系仍然是有益的。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苏共之间的联系不应带有“旅游”性质，因为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之间坦率的创造性的谈话显然是十分有益的。

帕耶塔同志请求通报苏共中央对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事态发展的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的报刊，如匈牙利和波兰报刊对他们的党和政府的各种措施常常做出相互矛盾的解释。意大利共产党领导认为，坚持并用浅显易懂的话阐述人民民主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积极方面，解释这些国家存在缺点的原因而不是粉饰现实，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接着帕耶塔同志通报了陶里亚蒂访问南斯拉夫的成果。意共与南共联盟关系的正常化可能产生积极的成果。不过南斯拉夫人对领袖地位的追求很明显；即使在一些问题上有共同的观点，他们事先也要争论一番。我们向他们伸出了手，不过如果他们想抓住整个胳膊，这是办不到的。铁托十分欣赏对苏联的访问。使他尤为惊讶的是斯大林格勒的示威游行。他形成了一个印象，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是统一的和团结的，如果他们中间有意见分歧，也可以自由地表示意见。南斯拉夫人认为，无论与苏联领导人建立友好的关系，还是进一步改善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关系，都没有障碍。

铁托对法国共产党人表示不满，但这种不满的理由是无关紧要的：在党的报刊上发表对南斯拉夫的看法有所保留，在一次会见时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对南斯拉夫人使用“同志”一词时有些犹豫，等等。总而言之，铁托表示打算改善与法国共产党人的关系，但并不急于求成。

意共代表团成员们形成一种印象，南斯拉夫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现有的关系对其他共产党可能是有益的。现有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南斯拉夫人大概不想加入，不过他们不反对加入新的国际民主组织。意大利共产党对南共联盟的态度大体上相当于对南尼的党态度。

赫鲁晓夫同志回答了意共代表团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首先谈及他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谈的个人迷信问题。他说，我们曾考虑不公布这个报告，否则写法就不同了。此外，提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期间作出的，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作出的，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两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原计划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由波斯佩洛夫同志作为通报来作，不过这可能使人们难以完全理解或者怀疑苏共领导人中间存在分歧。因此这个报告委托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来作了。

在报告中列举了大量具体事实。然而结果发现这对我们是有益的，而对你们是有害的。在苏联斯大林像是半人半神。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他，所有的财富似乎都来源于他。他是所有人的父亲。大家知道，他死后情况发展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人们列队去圆柱大厅那几天，街上压死了许多人。甚至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劝说人们散开都没有人听——所有的人都想看看斯大林的遗体。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在他的意志和在他的压力下所做的不体面的事。到斯大林死的时候(赫鲁晓夫同志告诫大家对下面所谈事实要保密)在监狱里关了大约200万人。这个数字是战胜希特勒后增多的：所有我们过去的战俘及一些少数民族都被驱逐，现在由于平反而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些人获得了迁回的权利想回归故里，而那里已经住上了别的人。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那里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在审查时发现没有一个案件是有根据的。例如1916年入党的党员沙图诺夫斯卡娅过去在莫斯科州委组织处工作，我个人认识她，马林科夫同志更了解她，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同志。把她抓起来流放了，我们当时认为她与敌人有联系。在贝利亚被揭发后我们把她释放了，恢复了党籍，现在她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显然，应当对这些人进行解释，使他们对党和对党的领导人别留下怀疑情绪。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70％的代表及这次代表大会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被枪决，而这些人都是地下工作者，国内战争参加者，曾经积极地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哈林分子斗争过。这也是需要解释的。

在二十大进行期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开过几次激烈的会议，主席团一些成员认为，不应当提出个人迷信问题，因为这会在国内和工人运动中造成困难。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们考虑了这一点，但我们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谁对许多优秀共产党员的死负有罪责？不回答这个问题就表明，现在的苏共中央包庇有罪责的人，同意他们的做法，不敢说出真相。像斯大林在世那样继续“拧紧螺母”。采取严惩措施等，倒是可以逃避批评，但这意味着危害党。

我们决定沿着民主化的路线，沿着加强与群众联系的路线前进。仍然坚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继续实行正确的政策，同时我们应该对党及其主人——代表大会讲真话，我们公开就我们所谴责的所有缺点讲了真话。

批判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可以从小事开始，把时间拖长并使批判的分量不要太重。但这可能给党带来危害，直至造成它的分裂，因为一部分共产党员承认批评意见的正确性，会仍旧支持我们；而另一部分不掌握足够的事实，会仍旧坚信斯大林的一贯正确。我们一下子说出了全部真相，虽使人们有些震惊，但我们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大的积极的纲领，所以我们不但没有失去一个人，而且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完全支持。全党在中央周围团结起来，尽管有人表现出对斯大林的愤慨(要求把他从陵墓中迁出，摘掉他的肖像等)，但现在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在揭露个人迷信时我们曾以为，外国共产党的情况不会像后来出现的这样严重，因为报告不得在报刊上发表。我们曾打算逐渐地，随着这些党宣传工作的进展来报道报告中叙述的那些事实。然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贝鲁特 [76] 逝世和波兰共产党恢复名誉正值二十大召开。在波兰，当人们得知党恢复了名誉而它的领导人被枪决了的时候，就发生了严重的情况。对此应当补充一点，在波兰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后，还是斯大林在世时就从我们的监狱里释放了许多波兰共产党员——犹太人，并把他们送回波兰，这些人很不正常地领会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他们在波兰的所作所为极其恶劣并极力把自己的人提拔到党和国家的领导机关。过去贝鲁特同志以自己的权威制止了他们。他逝世后这些人的行为更加厚颜无耻，然而对他们的抵制也加强了。

我出席过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当时在选举党的领导人，我在会上坦率地说，在一个工农国家，大多数领导干部应从主体民族中提拔。在讨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候选人问题时，一些人(少数人)曾认为推荐现任国家监察部长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是适当的。其他多数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主要领导职务将任命犹太人担任。我个人认为尽管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是个有能力的好同志，不过为了波兰的民族利益，最好还是选拔波兰族出身的党的领导人，因为提拔到领导职位上的犹太人越多，反犹太主义情绪就会越严重。

赫鲁晓夫同志指出，在苏联的犹太族公民中，也有人对党和政府的措施没有表现出必要的忠诚。

在接着谈波兰问题时赫鲁晓夫同志讲，当候选人扎姆布罗夫斯基被请到全会上来时，他声明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但他的讲话像一个待嫁的姑娘，嘴上请求父亲不要把她嫁出去，内心却巴不得这样。最后不得不对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说，您已经是政治局委员了，干嘛还要当书记，这将加强反犹太主义。

我没有出席选举书记的中央全会，然而马上就有人开始暗示似乎我持反犹太主义立场。不过我仍然认为，领导波兰的应该是波兰人。要知道在发生了人所共知的事件后到波兹南去的不是扎姆布罗夫斯基同志，他在那里大概会碰到困难，而西伦凯维兹 [77] 同志去了以后，就找到了与波兰人的共同语言。

在你们意大利，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意义。而在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波兰和匈牙利，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在波兹南发生的事件，不会没有一批从苏联回去的心怀不满的人参与，尤其是波兰，波兰社会党人、米科瓦伊奇克 [78] 的追随者和天主教徒还很有势力。这些力量开始行动。领导者们惊慌失措了。报刊开始发表反对政府的材料。我们事先告诫过波兰领导人这些现象的危险性，而他们认为民主化过程正在进行。顺便说一下，当时在波兰的法国朋友通报说，看到陪同他们的波兰同志口袋里有赫鲁晓夫的报告，而美国人声称，在波兰赫鲁晓夫的报告值230兹罗提(赫鲁晓夫风趣地说：我对奥哈布 [79] 同志说，你们对我的报告作价太便宜了)。仅在克拉科省就发现我的报告短缺17本。这一切都是波兰领导人某种“休克状态”的结果，他们丢掉了对党和国家的监督。波兹南事件的益处在于，经过这些事件后波兰领导人看到了他们那里的敌人。

我们当然会懂得，关于个人迷信的报告内容迟早会捅到资产阶级的报刊上，但我们原以为这将逐步地发生。在苏联，首先了解报告的是中央委员会，然后是苏共中的领导干部，再以后是全党同志，对它的内容也不得不向共青团介绍，因为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教育出来的青年，在米高扬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出现了混乱。为了不使工人和知识分子受到委屈，决定也向非党积极分子传达。在苏联，报告的内容立刻得到所有人的正确理解，这是事实。不理解的只是个别人，因这个理由从党内只开除了5—7人就说明了这一点。

如果谈在格鲁吉亚对揭露个人迷信的反应，那里的事并不使你们惊讶，原来格鲁吉亚党组织的水平不高，因为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由贝利亚领导的，它实际是不受中央监督的。总的来说，格鲁吉亚靠我国其他州而享受许多经济优惠。斯大林和贝利亚都是格鲁吉亚人这一事实，在该共和国引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得到孟什维克分子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至于格鲁吉亚事件，是从一些无关重要的讲话开始的。在斯大林诞辰日，最初是一些孩子到他的纪念碑那里来来去去，接着出现了一些大学生，后来聚起数以千计的人群。发现了发表反对党和政府言论的演说者，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这样的口号：“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从莫斯科发出了保卫中央委员会大楼、邮局、电报局的指示。警备司令得到命令，要他在城里建立秩序并要求人群在指定时刻前散开。在这个时刻前示威者组成了两个小组，其中一个组夺取武器，而另一个组向驻有部队的邮电总局大楼进发。人群冲进一层楼，在向士兵们开了几枪之后，开始冲向二楼。一个士兵擅自用冲锋枪打出一梭子弹，人群四散奔逃。剩下一些人在斯大林纪念碑附近被装甲车包围，他们试图冲出去，结果有几个人被打死。这些小组主要由大学生组成。工人们不支持他们。例如，一个大学生小组到一个工厂进行宣传鼓动，被工人们赶出去了。

在格鲁吉亚还必须进行大量教育工作，因为如果说那里的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还有相当的觉悟，那么在知识分子当中，尽管许多人也投票赞成党的政策，但对这个政策并没有真正理解。正是知识分子在人群中高喊：“格鲁吉亚孕育着新的斯大林!”“我们将给你们一个斯大林!”等等。格鲁吉亚的情况正在复杂化，原因是煤矿和工厂里的工人是俄罗斯人，而行政管理人员是格鲁吉亚人。在格鲁吉亚40％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等，但在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俄罗斯人，然而这一点斯大林在世时谁也不能说。

在格鲁吉亚过去实行的是不正确的经济政策。例如，贝利亚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葡萄规定了较高的收购价格。集体化被搞成这样，集体农庄庄员的主要收入是从宅旁园地得到的。显然，与其说不满是由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引起的，不如说是在消除格鲁吉亚的原有弊端过程中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引起的。不过我们并不急于做这件事，因为我们懂得，人们得逐渐地习惯于新事物；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因为我们平衡价格差别不是靠降低价格，而是靠提高我国其他州的采购价格。

在本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我们将成立一个委员会，它将实行监督，不让个别人或个别政府鼓励不同的共和国居民人均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这一措施很有意义。

赫鲁晓夫同志表示相信，意大利共产党将正确地理解苏共中央采取的措施，战胜在意大利产生的困难并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一切缺点正在成为过去。

至于资产阶级的宣传，那么在资产阶级那里可能找到比个人迷信的后果多得多的坏东西。赫鲁晓夫同志说，如果知道资产阶级报刊什么时候发表他的报告，那苏共中央《关于个人迷信的后果及克服个人迷信的决议》会通过得更早些。

在谈到陶里亚蒂同志对《新议论》杂志发表的谈话时，赫鲁晓夫同志说，总的来说我们对谈话的评价是很积极的，无论对意大利共产党人，还是对苏联共产党人来说，都没有理由对来自对方的个别评论感到不满。当时不难对“蜕化变质”一词避而不谈，因为它已在国际上得到响应。为了预先向陶里亚蒂同志通报，我们做了可能做到的一切，给他发出一封信并将决议的发表推迟了一天。我们非常满意的是，你们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际上赞同我们的观点，我们相信，对斯大林活动的批判和重新审查将改善我们的关系并给你们带来很大益处。我们认为，我们两党的关系不会因所发生的事件而蒙上阴影。我们理解你们的困难和作出有些紧张的反应的原因，但也请你们理解，我们对陶里亚蒂同志在答记者问时对苏共和苏维埃国家所说的不能作出回答。

意大利代表团提出我国的民主制，特别是最高苏维埃选举时提出若干个候选人的问题。我们坚持这样的意见，今后也应当提出一个候选人，因为一个政党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严肃的，而其他政党我们这里没有，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的选举法的全部意义在于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政党，因而也就有自己的代表。斗争就由此而来。然而要斗争就需要有对抗性矛盾，而我们这里没有。如果我们在实际处理这个问题时，开始提出几个候选人，例如由党代会、苏维埃分别提出，那么我们这里倒不是在斗争，而是在游戏。而在苏联成立另一个对抗性的政党，在还不具备任何条件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让步。这没有任何意义。

帕耶塔同志：当然，在全国范围内提出两个候选人是不合适的。但在地方苏维埃选举中难道不可以提出几个候选人吗？

赫鲁晓夫同志：我们在提候选人时有过尖锐斗争的情况。有时，在筹备选举的大会上一个党组织提出的候选人落选了。有时，在受托人会议上改变了有关党组织预定的候选人的最初人选。不过我们把这看作该党组织工作的缺点，它对人不了解，给地方苏维埃提出了没有威望的候选人。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选举中就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代表候选人通常都是当之无愧很有名望的人。不管资产阶级怎样极力诬蔑我们的选举制度，但是它办不到，因为选举是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进行的，选举人有使候选人落选的可能，不过他们宁愿在选票上写上自己的良好愿望。

现在我们还看不到改变选举制度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寻求社会生活各环节进一步民主化及提高全体党员和劳动者主动精神的方法。例如，我们正打算改进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本次会议就将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进行。过去报告人总是极力把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都讲到。布尔加宁同志将就退休金法作的报告大体上与报刊上发表的内容相同，他将不对预先讨论该法过程中提出的建议表态。这件事将由代表们及代表立法建议委员会作报告的人去做，后者将对讨论的结果做出评价并提出建议。把争议提交到苏维埃会议是适宜的，这会使它的工作活跃起来。赫鲁晓夫风趣地说，让共和国的代表们互相揪脑门上的那绺尖发吧，不然这次会议确实就开得枯燥无味了。

现在的情况与斯大林在世时不同。过去总是这样：不用作报告，不用宣读五年计划草案，斯大林在部长会议的一次会上只用10分钟就亲自把计划批准了。如果任何人反对这样的程序，斯大林就会认定他是反对派。现在我们用一切方法鼓励对主要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在斯大林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时我们把我们的成就归功于苏维埃制度，也只能归功于它。当然，领导层出现过停滞不前，然而斯大林曾经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世时也曾经正确地开展过意识形态工作。在基层大家都不遗余力地工作，斯大林死后领导得到改进，成绩比以前更大了。

今年我们在3300万公顷生荒地上播了种，期望得到好收成。然而这件事本来早就可以做。斯大林死前不久委托我起草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的决议草案，这就把我置于危险的地位，因为我根据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的建议，对斯大林也许是不能接受的。我马上遭到了贝利亚的抵制，他声称赫鲁晓夫的工作与以前马林科夫所做的事是矛盾的。不过我还是拟定了有益的建议并向政治局提出。然而斯大林既没看文件，又没看报纸，就问那上面说的什么。在听了说明以后，他推翻了建议草案并提出对它加以修改，根据是农民生活很好，只要卖掉一只老母鸡就能交上所有的税。他提出把对农民的税收增加420亿卢布，增加额相当于农业的全部收入。当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被增补到中央全会的农业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中时，才暴露出他们对工作完全不负责任，于是斯大林叫起来说他们是社会革命党人、民粹派，等等。

帕耶塔同志还对《语言学》著作是否斯大林自己所写感兴趣。

赫鲁晓夫同志：在语言学家的帮助下，看来是他自己写的。应该指出，斯大林也有清醒的时候，这种时候他也创造出一些很像样的东西。例如，苏共党章的许多规定就是斯大林口述后记录下来的，你们自己看得出来，其中有一些多么好、多么清楚的表述。

帕耶塔同志：有意思的是，从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材料我们就发现了一种对民主化的渴望。

赫鲁晓夫同志：这也是斯大林要求的。遗憾的是，他要求别人发扬民主作风和敢于批评，只不过不对他自己。顺便说一下，斯大林在世时，州和共和国全会开得比二十大决议规定的要勤一些。这不完全合理，但却是民主的，并且证明了斯大林对党的民主化的关心。

赫鲁晓夫对代表团说，斯大林以不能容忍的粗暴对待政治局委员和整个政治局。他讲了一件事：当斯大林得知政治局关于乌克兰西部一些州土地分配标准和决议后，用不堪入耳的字眼大骂政治局，尽管这样做没有任何理由。

涅加尔维列同志：斯大林在对自己同事的关系上也是这样粗暴吗？

赫鲁晓夫同志：是的，完全不容异见并且病态地疑心。

十九大以后斯大林尖锐地批评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准备随后就逮捕他们。斯大林死后才发现，以前被流放的莫洛托夫的妻子在莫斯科，看来是为了得到指控莫洛托夫的供词。加里宁的妻子坐了15年牢。对伏罗希洛夫的窃听从1942年就开始了。不让他看秘密文件，也不请他出席政治局会议，原因是认为他是英国间谍。甚至对莫洛托夫提出了可笑的指控，说他是美国间谍，好像他在美国还有财产，有自己的铁路车辆。

还可从斯大林与其最亲密的战友个人关系中举出许多说明他多疑和专制的事实，而多疑和专制导致他总是感到自己受到威胁。

帕耶塔同志，这是史无前例的悲剧。可能不是现在，而是以后应当说，斯大林是一个专制君主和暴君。

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的悲剧在于，他认为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同时他容不得竞争者存在。难怪有这么多布尔什维克遭到迫害。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谈到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

罗马尼亚的情况无论是党内还是经济都很好。保加利亚的情况也不错。领导机构免去了协尔文科夫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当然，他干了不少蠢事，但他是个诚实的好同志，应当支持他。在他们国内有少量失业者。根据保加利亚同志的请求我们给了他们一些农业机械。然而遗憾的是，机械化会使失业者人数略有增加，因此需要新的措施。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阿尔巴尼亚，党的地位是牢固的，但是国内生活水平很低。阿尔巴尼亚人从我们这里得到贷款，但是从来不偿还。现在的任务是帮助他们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潜力，而我们将在这方面具体地帮助他们。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很好，尽管有怠工的事，尤其是在运输业，相信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能处理好这些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形势不错；经济形势差一些，企业开工不足，生活水平低于西德。我们完全满足了民主德国同志的所有要求，这将使他们能够顺利地与西德进行斗争。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意有必要共同援助民主德国。赢得德国两个部分之间现已展开的斗争，就意味着赢得争取整个德国的斗争。应当向德国工人和居民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看得见的优越性，而这些根本的优越性就是油脂、肉、皮鞋。在对民主德国的援助方面，我们承担了最大的份额。

最薄弱的环节是波兰。那里的同志们把计划工作搞乱了，给工资拨的资金少了；工人们不相信他们说的6年内工资提高了26％。此外，在波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削弱了。尽管我们给予了告诫，但还是让这样的情况出现了：报刊完全脱离了党的领导。波兹南事件的发展非工人们所想的那样。他们本不想走得比罢工更远，然而反动力量把罢工变成了起义。这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挑拨者烧掉3辆坦克，还想枪杀1名军官，但工人们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起义停止了，因为它还缺乏充分的准备。重要的是它教会了波兰党和政府领导人许多东西。

匈牙利的经济情况比波兰好。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中出现了混乱。问题在于，枪毙拉伊克 [80] 是斯大林提出的，而拉科西 [81] 不能谈这件事，法尔卡什 [82] 则对此加以利用。此外拉科西本人也犯了严重的错误。匈牙利知识分子的行为也不够奉公守法，而党和政府领导人不能采取应有的措施，因为他们自己内部就不统一。

中国正在满怀信心地前进，并得到巨大发展，那里没有使人严重关注的缺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经济形势严峻，生活水平低下，而领导人着手实行不切实际的方案，由于没足够的资金，他们对工业的投资搞得过大。我们认为，这些不正常现象将以应有的方式纠正。

接着赫鲁晓夫同志谈到国际形势问题。他说，苏共领导对陶里亚蒂同志关于国际形势以及在当前局势中美国人可能搞一些破坏行动的见解给予严重关切。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认为，这种形势并不说明我们在走向战争。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有以下看法。法国没有想战争也没有准备好战争，它已陷入阿尔及利亚，看来要把它丢掉。它的经济已被破坏，国内有强大的共产党在积极活动，而法国人民不想要战争。英国同样不向往战争也没有准备战争，担心轰炸，从与艾登及其他英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德国目前被解除武装，人民中间也缺乏好战情绪，反对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就说明了这一点。意大利不能进行武装也不向往战争，国内没有一个侵略性政党。在美国有人想靠战争发财，但他们得跟我们和中国打仗。如果他们想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们就得跟我们和中国打仗。如果他们想发动这样的战争，那他们就不会同意在朝鲜停战了。在远东现在没有发动战争的借口，这就是说只能通过欧洲作战，但美国不想用自己的力量作战，而是想利用别人的力量。目前在欧洲还没有要向我们开战的国家。

这样一来，现在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正在形成一种印象，在美国，人们谈论战争更多是出于恐惧。他们自己害怕，但极力吓唬别人。美国的复杂局势迫使一些反动集团利用我们与美国的分歧投机，尽管他们仍旧挥舞着反共这个稻草人儿，但他们的行为已发生很大变化。如果把杜勒斯的发言与他以前的发言相比，现在已不带有那样多的侵略性了；麦卡锡、诺伦德及其他一些人全都下了台。

我们认为苏联的国际地位不错，只是应当保持警惕，聪明地实行政策，不削弱民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工作，尤其要为这些组织创造有利条件。应当更有民主作风并更积极地吸引广大群众参加争取和平的斗争。挪威、比利时、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非正式地正在谋求与我们联系，这说明我们的威望得到高度评价。我们不打算默不作声地忍受法国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不友善的讲话，现准备一篇文章反驳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科门的讲话。不过我们将以同志式的态度来进行辩论。

梵蒂冈也试图通过意大利总统格隆基的私人医生与我们联系。目前正在弄清这些消息的可靠性。重要的是，如果梵蒂冈试图与我们联系，这就是说它预感到什么。战争前夕它是不会这样做的。

帕耶塔同志：甚至与梵蒂冈建立正式关系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赫鲁晓夫同志接着说，我们正在与南斯拉夫建立良好的关系，但铁托同志在我们和美国之间耍一些手腕。他本人希望与我们建立良好关系，但某种力量，大概是卡德尔及其同伙妨碍他。例如，乔治乌德治同志通报说，罗马尼亚方面提出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联合公报铁托同志起初赞同，但在卡德尔和波波维奇的压力下被迫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过此后在一次非正式谈话中铁托同志向乔治乌德治同志说，他仍然赞同公报的内容并将按它的精神行动。

至于在列宁格勒对铁托同志的迎接和我们在莫斯科街道上散步，他在这件事上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苏联人的欢迎在更大程度上是对苏联领导人而不完全是对铁托同志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发现了并对我们说苏联领导人在人民中很受欢迎。

谈话到此结束。意共代表团团员们为这次坦率的对意大利共产党非常有益的谈话向赫鲁晓夫同志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帕耶塔同志代表本党领导表示，意大利共产党人除了与苏联并肩前进无其他道路可走，意大利共产党人把苏共看作比自己经验丰富的兄长和领导者。

赫鲁晓夫同志亲切地拥抱了意共代表团团员们。

АПРФ，ф.3，оп.23，д.207，л.14-41

№08812 杜多罗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的准备工作(1956年7月19日)

机密

文本第2号

致苏共中央

1956年7月19日

第900/д号

根据苏共中央主席团第120号决议(1955年5月19日)，苏联内务部和苏联科学院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黑龙江和吉林省机关的文件材料(即所谓满洲档案)做了准备。

所有满洲档案材料已全部由东方学专家做了研究，对研究苏联历史有用的文件(10000页以上)拍了微型胶卷。在材料移交准备过程中，对其编制了卷宗目录，包含17081份档案。文件材料已由硬纸板装订、封箱。

苏联外交部已把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移交满洲档案的意图通知该国政府，并等待中国代表今年7月前来苏联接收档案。

鉴于以上所述，苏联内务部认为最好现在在苏联报刊上发表消息，报道苏联政府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

此外，为了保障苏联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使用以微型胶卷形式留在苏联的满洲档案文件的权利，考虑必须委托苏联外交部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我们留下上述拷贝和苏联学者在研究工作中使用它们。

附苏共中央决议草案和报刊报道草案。

苏联内务部部长

杜多罗夫(签名)

附件：

机密

文本第2号

苏共中央决议

一、批准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移交满洲档案的报刊报道草案。(附后)

二、委托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留下对研究苏联历史有意义的微型胶卷拷贝，同意苏联学者可以为科学研究的目的使用某些满洲档案文件。

草案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把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所谓满洲档案(1675—1900年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机关文件资料)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批档案是原沙俄军队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这批档案中保留着珍贵的和历史科学罕知的中国对外关系史，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经济、政治发展史以及俄中关系史等方面的资料。

在移交的材料中有大量的关于两省行政和军事管理问题，关于居民数量和社会成分、土地关系和农商发展，关于道路和水利建设、旗军状况等文件以及地图和其他文件。

作为文件基础，满洲档案对于研究17—19世纪中国东北的历史有着重要的科学和历史意义。

ГАРФ，ф.9401，оп.2，д.481，л.46-48

№02862 茹科夫与黄镇谈话记录：通报苏加诺访问美国和西欧的情况(1956年7月20日)

摘自Д.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7月24日

第320/c号

机密

文本第2号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的谈话记录

1956年7月20日

今天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黄镇谈了话。

中国大使宣称，他想谈一谈苏加诺总统在美国和西欧国家访问的一些细节。然后，黄镇提议由自己的翻译陈利水(Чен Ли-шуй)宣读预先准备好的关于总统之行的通报。

陈利水宣读的内容如下：

在这次出行中，总统苏加诺的某些随行人员宣布，总统访问美国和西欧各国的目的如下：

一、就西伊里安问题寻求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

二、保证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经济援助。

但此次出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美国重建银行允诺给予援助，但在规模上远比早先进出口银行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的借款少。

美国和其他国家给予总统的正式接待是热烈的，但没有举行与广大群众的会晤。只是在意大利，总统有过一次与普通人民会见与交流的机会。在意大利，他访问了汽车制造厂并与工人谈了话。工厂所在地正是意大利共产党在选举中取得胜利的地区。

据另外一些人士说，访问美国的计划很紧张，不必要的礼仪层出不穷。军队致敬仪式和要参观的军事目标也过多。给苏加诺仿佛造成了这样的印象，整个美国就是一座兵工厂，到处都能看到大量的士兵，渴求武装化预示着怯懦。

美国报刊很少关注到他，将他访问美国的报道竟刊登在最后的版面上。苏加诺对此表示不满意。他对美国官方人士怠慢代表团成员、印度尼西亚空军少将苏里亚达马而感到受辱。

上面提到的人士认为，苏加诺在访问美国和西欧各国之后加强了自己的反殖民主义情绪。

在美国有人试图挑唆他去发表反共产主义的演说，但未能得逞。

在加拿大和在美国一样，接待也是正式的。

在意大利，他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

在西德他受到了良好的接待。但西德政府开始时并没有想让他公开发表演说。只是反对派的发言迫使政府做出让步，才给苏加诺提供了发表演说的机会。西德也允诺给印度尼西亚提供经济援助。

可以看出来，美国和西德加强了败坏总统声誉的尝试。在这些国家总是秘密派遣了一些女人到总统身边。他们也没有忘记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向他们“安排了娼妇妓女”。现任外交部长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充当了撮合总统与女人私通介绍人的作用。苏加诺没有能坚持住。他将3个这样的女人带回了雅加达。他同其中的一个(德国人)居住在茂物宫里，而将另外两个美国人安顿在“杰斯因杰斯”宅邸里。

苏加诺得到20多种型号的火炮礼品。美国人馈赠他一辆汽车，但鲁斯兰·阿卜杜尔加尼劝阻苏加诺不要接受它。在西德他也收到了礼品。美国给苏加诺的儿子贡图尔赠送了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一部放映机。

苏加诺代表团的成员，在从雅加达出发时各携带了两个手提箱，而在返回时，手提箱的总数已增至400个。苏加诺的许多随行人员向华裔移民勒索了钱财。

然后，黄镇通报说，他们正在采取措施，准备苏加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他说，为迎接总统的来访，他们专门出版一本印度尼西亚画册。

对于这一点，我对他说，我们准备出版苏加诺著作选集。

中国大使接着说，总统在苏联、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演说中表达了亚洲各国人民的要求和宿愿，并号召所有进步势力要加强团结。黄镇说，在中国苏加诺希望像面对自己祖国人民一样面对中国人民发表演说。他说，总统要用印尼语讲，之后不要一句一句地译成汉语。大使通报说，他们打算给苏加诺赠送他访问中国的相册。

从我们这方面，我说，我们准备拍摄苏加诺访问苏联的长彩色影片。

最后，黄镇说，苏加诺要求对他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给予关注，并说，总统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多会见人民的要求，不赞成搞过多的形式和礼仪。

陈利水补充说，苏加诺喜爱舞蹈和歌曲。在苏加诺喜爱的印尼歌曲中他点了《边加万独奏曲》、《哎哟，妈妈》、《梅拉姆别拉姆别》、《赫拉·罗塔涅》。

苏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Д.茹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91，оп.12，п.10，пор.5，л.66-68

№21474 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1956年7月26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25日

第70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会谈记录

1956年7月26日

平杰三来访，同他就中国统一战线问题和民主党派的工作进行了会谈。在交谈的过程中平杰三说道：

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除了农工党，其他民主党派都是不久前成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民主党成立于1927年。最初被称为“第三党”，然后是“革命同盟”。

现今有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多：1956年5月底它们共计有45987人，各党派党员人数分别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数据是1956年4月底的，其余党派的数据是1956年5月底的)：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803人

中国民主同盟——18036人

民主建国会——12921人

民主促进会——2330人

农工党——3016人

致公党——120人

九三学社——1607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54人。

尽管人数少，但是这些党派在特定居民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它们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和利益。主要是，为了这些党派进行合法斗争，就各种问题和我们讨论，并发表他们这一阶层的观点，在那里我们很难施加自己的影响。

平杰三提出了民主党派党员的特征。民主建国会——这是“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超过70％的党员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而余下的是与资本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代表，包括工程师、技术员和在部分工业商贸企业工作的人。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前国民党活动家、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员和国民党军队代表组成，还有其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

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党主要是高素质的老知识分子，这些党派“按照这些人的职业特征进行划分”。比如，民主同盟成员是大学里的教授教师；民主促进会成员是大学老教师、中小学校长、印刷业工作人员；农工党成员里没有一个农民和工人，他们吸纳的是中西医医生，而且吸收这类专门的人才是中共中央最近向农工党建议的。致公党——这个党主要包括回到祖国的中国侨民。有别于以前的是，该党在国外的中国侨民中进行工作。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于台湾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时期，是台湾岛居民的政治组织。

在解放前，民主党派人数相对很少，当时他们中最大的一个党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清洗，他们的党员人数还要更少。只是从1952年起出现转折，当时这些党正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恢复接收新党员工作后，至今都在继续这一工作。

民主党派人数急剧增长的新阶段始于1955年末，特别是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涨时期。这一时期民主同盟、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和农工党的人数急剧增长。九三学社在最近3个月内增长了700人，目前共计约2000人。民主建国会从今年4月到现在增长了4000人，到7月底共计有17000人。其他党派也适当地增加了。除了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中央委员会就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出，在下半年民主党派将有持续的极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8个民主党派的人数增长进程如下：

1950年末——9790人

1952年6月末——24880人

1954年4月末——38000人

1956年4月末——大约45000人

1956年末——估计8000人

平杰三表示，中共不担心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相反，希望它增长。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拥有很大的力量。它的党——中国共产党——共计有900万人，共青团有1200万人；第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现今已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巩固，他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相互帮助基于深刻的历史根源，即中共和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这一框架内早已有之的合作。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民主党派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斗争的基础上，他们参加了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总体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遵循和中共一致的立场，表示反对蒋介石独裁。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和中共政策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党派中部分党员在寻找着第三条、中间道路。但中共的政策和另一方面，即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消除了走第三条道路可能性的幻想。解散积极斗争、反对蒋介石的民盟是重大教训。经受了反动派对自己的压迫，民主党派明白了，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开始转向中共一方。1948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对民主党派公开号召，极大地影响到了民主党派关于第三条道路可能性观点的破产。他们的代表来到中国解放区，并完全转向中共。所谓的民族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除外，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买办和助手，至今都在与蒋介石合作。

1949年后，与中共继续合作的民主党派，迈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

问题是，为什么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中共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群众没有考虑走向资本主义。其中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包括它没有力量来实施自己的资产阶级纲领。在革命胜利后，之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获得了生存的可能性。中共关心资产阶级需要和生存利益的政策——财政援助，保证工作，支付保证利息等，发挥了良好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国际威信的增长，都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影响到民主党派的行为。

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服从它，并和中共走一条道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了他们组织的独立性，不仅在政治关系中保持自由，而且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这反映在自愿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有权从中退出，有权自主，没有外来干涉，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形式，选择自己的机关等等。参加实践、政治和社会活动，他们有自由表达任何观点并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

在政治方面，民主党派党员的成分是复杂的。在民主活动家中被分为以下三类：(1)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2)那些只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共措施的人，而在他们心里则是反对的，他们不赞同中共的措施，有时会施加阻力；(3)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是中立派，顺势而为，落后分子。但是在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分子在增长，落后分子在减少。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本身的社会面貌继续在改变，最终他们将会成为劳动者。经过2—3年，资产阶级将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知识分子也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所有这些将给民主党派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共考虑到最近民主党派的社会成分在发生变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与它们的相互关系。

1956年5月，中共在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新的政治方针，即“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这一新路线的出发点是民主党派应该存在多久，共产党就存在多久。这一路线使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赞同。

平杰三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解释。

关于共存。中共关于几个党共存的新方针的提出，考虑到了一系列因素、主要形式和国内政治。

第一，存在使这些党生存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不可以消灭这些党，只要它们还有自己存在的客观社会基础。关于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直接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相联系。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同时剥夺它的资产，而是要逐渐赎回它；对待资产阶级本身，我们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对资本家的改造并使他们成为劳动者。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民主党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存在，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近很多民主活动家开始认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担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今，平杰三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区别的)，民主党派将很快被消灭。中共提出的新方针消除了这种危险，表示同他们合作，同非中共党员合作，这是共产党不变的方针，只要中共自己存在，就会保持这一方针。

第二，民主党派的存在也是由于他们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相对广泛，能反映他们的观点和倾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情况，提供准确制订必要措施的可能性，更快地注意到成功的迹象，因为民主党派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缺点。

第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说，中国与民主党派的存在一点都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形式是很多的，由此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具体条件，提供了以不同方式解决多党存在问题的基础。苏联在只有一个党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过渡时期，我们提出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因此中共和民主党派走向共存，也就是保持多党制。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中共的领导下，多党制是必须的。

从其社会成分的观点出发，平杰三说，民主党派现在也正经历特殊的过渡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民主党派的社会面貌和特点也在发生改变：他们正在由资产阶级政党变为劳动人民的党。但是，甚至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党派也会保留。我们认为，从觉悟方面来说，社会意识不同阶层的人总是停留在不同的层次，何况，民主党派的存在仍有基础，作为政党，它们反映了政治觉悟处在不同水平上的人的情绪和要求。

关于相互监督。说到相互监督，我们的意见是，首先，不同的党有提出不同观点，或者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自由。批评中共和政府的行为，指出他们的实践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这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共和政府的重要形式，以帮助他们及时纠正失误和错误。提出相互监督的方针，首先是监督中共，我们考虑到民主党派支持中共的政策，尽管在实施这一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地位的独特性。中共干部经常掩盖不足，或者不能适时纠正它，而民主党派则能更早地指出这些不足，更快地提出这些不足进行讨论。平杰三说，通常，对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在中共成员内部没有进行特别尖锐的讨论就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是，当问题被拿到政协组织中和民主党派讨论时，就会有很多修正意见、补充、具体的建议等等。比如，根据傅作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补充了关于接受已转向人民一方的前国民党军人加入合作社，并给他们分配土地的内容。还有一个例子：

在赞成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指出，比如，农民留给自己很少的粮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挨饿。在支持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同时也指出存在着破坏法制的事实，如不遵守司法程序就逮捕、跟踪等等。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民主党派代表就司法机关、贸易部和农业部等诸多部门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考虑到这些，中共在施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变得更加聪明和谨慎。

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这是一个政策方针的两个方面。共存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中共领导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监督中共的活动，只有在共存的情况下才可以确保那样的监督。民主党派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新方针，同时它消除了之前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担心。应该指出，如果说中共领导干部对中共新方针的正确性已有统一的看法，那么下面的干部暂时对其实质的理解还不够。因此，在对新方针的解释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

平杰三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有积极的方面，还有自己不利的一面。中共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共存可以促进消除一党制度固有的很多不足。一党制显然不一定必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它可以在几个党共存的情况下顺利实施，但要在中共对他们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是我们所持的看法，这一看法源于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条件。

平杰三指出，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联盟就其实质来说，会使人想到苏联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平杰三回答了在谈话过程中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

1.关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问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共有代表1226人，其中668人是中共党员，274人是民主党派人士，284人是无党派人士。

2.关于在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和机关中民主党派人士的数量。

平杰三说，民主党派人士占中央机关领导和部长总人数的1/3。民主党派人士有“16人”，领导以下各部和机关：

史良，民盟，司法部部长

章伯钧，民盟，交通部部长

章乃器，民主建国会，粮食部部长

李德全，无党派人士，卫生部部长

傅作义，无党派人士，水利部部长

张奚若，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部长

许德珩，九三学社，水产部部长

罗隆基，民盟，森林工业部部长

李烛尘，民主建国会，食品工业部部长

朱学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邮电部部长

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蒋光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纺织工业部部长

梁希，九三学社，林业部部长

李四光，无党派人士，地质部部长

沙千里，民主建国会，轻工业部部长

沈雁冰，无党派人士，文化部部长

在副部长和机关领导副职中，民主党派人士占18.7％。

在省级人民委员会的22名省长中有2名(湖南省和广西省)是民主党派(均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将近3000名民主党派代表担任副省长、各省局机关的负责人和副的负责人，中共党员大约有12000人。中共中央的考虑是，地方政权机构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大概25％—30％应当是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3.关于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的工作。在民主党派中每一个党里，都有共产党员，它们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总共不超过600—700人。出于策略上的目的，中共中央对那些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是，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党，而不是在那里“监督”，否则他们将失掉威信并处于隔离状态。

4.关于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中共。最近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中共。从今年2月到5月，大约有50名来自九三学社的成员被接受加入中共，来自民盟的有150人。他们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代表。

谈话结束时平杰三说，在统一战线过去和现在的工作中有很多不足和错误，中共将逐渐揭露并消除它。

我们所有人都感谢平杰三同志，约定最近进行下次会面，以便再次谈谈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大使馆人员杜布罗夫斯基和达维多夫同志。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对中国的工作。已经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И.谢尔巴科夫

1956年10月21日

ЦХСД，ф.5，оп.28，д.408，л.191-201

№23029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的信件(1956年8月2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根据约定，兹发送给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编辑部文章的译文，这是由我们的记者科任同志转交来的。

Ю.茹科夫(签名)

1956年8月2日

附件 [83] ：

附件一，195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钺的文章《谈“百家争鸣”》；

附件二，1956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朱光潜的文章《百家争鸣，定于一是》；

附件三，1956年6月28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罗隆基的文章《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

附件四，1956年6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文化和艺术工作者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

附件五，《人民日报》于1956年7月11日发表的马寅初的文章《我也来谈谈百家争鸣》。

РГАНИ，ф.5，оп.30，д.140，л.219-233

№20554 彼得罗夫与曹克强谈话纪要：苏联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3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А.М.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7月20日至8月3日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馆

平壤市

第216号

1956年8月4日

绝密

8月3日，应邀会见了中国驻朝鲜使馆参赞曹克强同志。

曹克强同志请我向他通报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的结果。我谈了关于苏联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补充经济援助的情况，并顺便问曹克强同志，是否朝鲜朋友也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提供补充经济援助的问题。曹克强同志作了否定的答复，并说在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机关个别领导人的会谈中，后者正为朝鲜政府起草相关建议。显而易见，该建议在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审议后将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据他(曹克强)同志所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北京使馆已向(中国政府)转交了关于中国和朝鲜间1957年商品供应的协议草案。根据该草案，中国在1957年度应向朝鲜提供总价值为2亿元的各类商品，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方面预计也将根据该草案向中国输入价值为4000万元的商品。曹克强同志认为，朝鲜希望通过中国的援助来填补这一缺口，显然，他们是打算请求这种援助的。

接着，曹克强同志指出，个别朝鲜同志在与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会谈中对中国是如何对待个人崇拜问题的颇感兴趣。关于中国同志如何回答这一问题，曹克强同志说，他们在答复此类问题时一般都会引用中共中央当时在《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著名决议。

此次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苏联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А.彼得罗夫(签名)

1956年8月3日

共发送4份，送：谢皮洛夫同志、费德林同志、库尔久科夫同志，存档

1956年8月4日

第850号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09-314

№23028 茹科夫致波斯佩洛夫函：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谈双百方针(1956年8月8日)

П.Н.波斯佩洛夫同志：

兹发送给您我们的记者А.科任和В.阿福奇尼科夫与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司长林江琴(Лин Цзянь-цин)同志的会谈纪要：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的译文。

Ю.茹科夫(签名)

1956年8月8日

附件一： [84]

关于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简评“百家争鸣”方针》

附件二：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会谈纪要

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司司长林江琴同志在与记者会谈期间讲了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些相关问题。

林同志说，要理解这一口号，就必须搞清楚以下意思。我们应当向全世界的劳动者证明，只有我们的制度才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自由。十月革命前当列宁创建共产党之时，马克思学说是共产主义的主要旗帜。而当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世界版图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理论得以实现的活生生的范例。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便成为了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第二面旗帜。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面旗帜——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的旗帜。近年来，全世界共产党针对新的战争准备开展了积极的斗争。和平成为了他们的第四面旗帜。共产党人手中还高举着第五面旗帜——自由的旗帜。正是基于这一观点，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家争鸣”这一口号的意思是让不同观点的代表自由地辩论，自由地表明各种看法，其中包括批评和反批评的思想自由，以及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在贯彻这一方针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争论，从而形成了当前我们所谓的宣扬唯心主义自由的局面。

那么，当前我们为什么要允许宣传唯心主义的观点呢？这里至少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即使在阶级消亡之后，唯心主义(理想主义)实际上依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只要世界上仍存在着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它就将一直存在。如果不承认在社会上，甚至党内仍存在着唯心主义的观点，那就跟现在美国的情况一样了——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唯心主义是客观存在的，对它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宣布唯心主义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但唯心主义并未因此而停止存在，只是长期地隐藏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另一种方法——宣布允许唯心主义观点有宣讲的自由，从而在公开的争论中确保唯物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学说的胜利。我们认为，在中国当前的条件下只有采用第二种方法才能够赢得彻底胜利，并最终把唯心主义斩草除根。

第二，在唯心主义内部也存在有积极的因素。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化、庸俗化地谴责与唯心主义有关的一切。德国古典哲学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如今，唯心主义哲学当然在走下坡路，并变得越来越反动。但即使现在其中仍可以找到一些积极的东西。要知道，沙漠里也会有绿草的，唯心主义也存在有价值的萌芽。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唯心主义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学说只是在100年以前才有的。而在这么一点时间里唯物主义学说当然尚无法包含如此众多的，跟地球上的海洋一样的人类知识。在许多科学领域，即使是那些拥有唯心主义立场的学者们仍在做出有价值的发现，并得出有益的结论。无论是在自然学科，还是在人文学科均存在这样的情形。例如，在美学问题上便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就这一问题写过许多东西。应当承认，坚持唯心主义立场的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中国如今也有许多学者有时没有决心表明自己的见解，就是担心被指责犯了唯心主义错误。我们现在给他们提供了充分地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这样我们也就能够从他们的“密室”中获得大量的知识，并在公开的、同志式的批评中分离出所有有价值的东西。

第三，我们认为，给予人们宣扬唯心主义的自由将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乍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为了进行辩论，就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就需要准备好自己的武器。以前，我们的宣传家们有时很少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使自己的文章变得更加让人容易理解，更有说服力。现在，他们就不得不警觉起来，以防止在自己的文章中出现弱点、不足和不能让人信服的地方，从而轻易被人驳倒。展开这样的辩论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将使其有机会在战斗中检验自己的武器。马克思主义者们当年都是这样做的。要知道，马克思和列宁的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反对杜林和马赫的斗争中写出来的。

总之，让唯心主义观点自由地讲出来是必要的。可是，为什么过去党没有提出这一方针？而且，1954—1955年间在国内反而还搞了大规模地坚决批判唯心主义的政治运动，其间对胡适和胡风的观点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批判呢？难道我们当年是搞错了吗？不是的。问题在于，我们当时是以公开辩论方法进行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我们必须首先以唯物主义思想来很好地武装我们的干部。要知道，当时我们许多人尚不明确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线。许多科学领域均受到唯心主义的严重影响。我们的人还不能完全明白唯心主义观点的危险性和危害。

这就好像当美国军队到了鸭绿江，我们要与其进行关于停战的谈判，这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应当先把他们打回到三八线才有停战谈判的可能。与此同理，只有先对胡适和胡风的观点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才能让唯物主义在成千上万人民的头脑中扎下根。这些年间，我们已在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中取得了许多成就，并在社会主义改造战线上赢得了巨大胜利。如今，唯物主义已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并已在公开的战斗中赢得了胜利。

当然，让唯心主义拥有宣传的自由并不意味着这两种思想可以和平共处了。我们是根据当前的新条件而提出这一政策的，以适应向反对唯心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式过渡的要求，其最终目标是赢得社会主义对唯心主义的彻底胜利。

“百花齐放”口号的意思是(作家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可以自由地使用所有体裁和表达方法。作家和艺术家既可以采用新的描写方式，也可以采用旧的表达方法，既可以描写新社会，也可以刻画旧社会，既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正面人物，也可以把反面形象作为刻画的重点。在落实这一口号的过程中围绕这样一个情况产生了许多争论，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好的，但远远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方法。而“百花齐放”的口号并不是侧重于争论，而是竞争。观众和读者自己将会对什么样的作品更为成功作出评价。而生活本身也证明，我们不能仅仅把一种体裁或一种创作方式宣布为唯一有价值的。这就好像北京的传统戏剧——京剧一样。这一体裁的作品不仅在民间非常流行，而且其中无疑也蕴涵了许多能够体现我们民族性的积极特点。难道他们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类似例子还有苏联脍炙人口的芭蕾舞。另外，我们的作家们有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式内容理解得不够深刻。他们在文学、艺术中的叙述平淡、乏味，充满公式化的样板式人物，而不是有血有肉的形象。在前不久举办的全国话剧汇演中，多数剧目均以“感谢共产党”和“感谢毛泽东”等台词作为结尾。当然，此类言语现在倒是经常会从工农群众的口中听到，但也不能如此千篇一律，把老百姓所言、所感如此概念化。在追求“纯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同时，作家们所描写的新人形象失去了特色，乏味而丧失了艺术表现力。其全体高尚品质均套用如下公式：一位工人由于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而放弃了婚礼，新婚夫妻平时所谈的只有关于在工厂里高速切削的事，等等。作家们都避免描写爱情方面的内容，以防被指责偏离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外，我们许多对旧社会及其矛盾有深刻了解的老作家也被迫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宝库封闭起来，而只写一些并不总能让人好理解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只要求艺术为工、农、兵服务。至于在艺术创作的体裁和方法方面，文学工作者们理应得到充分的自由。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新时代的旗手，尽管他的作品并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近来，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关于批评的自由问题。一些人赞成“百家争鸣”的方针，但认为没有必要开展针对唯心主义观点的批评。他们希望，至少在1—2年内不要对唯心主义者的言论进行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放弃批评，虽然我们也保护反批判的自由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批评是需要的，尤其是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因为在政治领域所发表的错误意见很可能会对我们的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但我们也认为批评可以归结为两种类型：敌人的批评和同志式的批评。将所有发表了唯心主义言论或错误政治观点的人都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不对的。例如，如果有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赞成政治禁运的言论，我们就要把他作为帝国主义政策的拥护者来批评，虽然我们不会像对待帝国主义者那样来对待他，而是极力以辩论的方式驳斥其观点，证明他所犯的错误。我们党在进行此类同志式的批评方面拥有良好的传统。众所周知，王明和博古等同志都曾犯过政治错误，并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但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反对党八股》、《党的正确工作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等都在针对上述同志的同志式批评方面树立了榜样。王明同志至今仍是中共中央委员，而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我们也是采取了这种同志式批评的方式。

现在便开始谈关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结果问题还有些为时尚早。但其主要结果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它活跃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为自由创作创造了条件。例如，从前人们曾认为所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都是正确的，反映了对某一问题的最终观点。可实际上即使这些文章也会犯错。报纸，包括中央机关报在内都不可能认为自己是无所不知，什么事情都看得清的。因此把《人民日报》当成是可以免除一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报刊是不对的。要知道，连斯大林自己也曾说过，世界上并不存在不经过辩论和争议便能够发展的科学。

当然，高校里的大学生们有时很难自己分辨出唯心主义观点的错误，因此我们应当把辩论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例如，一位身为摩尔根观点研究者的教授在课堂上理应依据国家为所有大学所制定的教学大纲来给学生授课。与此同时，我们也打算分出专门的时间开设有大学生参加的学术辩论会，而其间这位教授就可以发表自己的个人观点，并向听众介绍自己认为摩尔根的哪些观点最具价值。当然，此类辩论会也应当从大学教师中邀请一些持强烈反对观点的学者来参加。

我们向林同志提出的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与中共前不久提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方针，与所有党派之间相互帮助、相互监督的方针，是否有关？林同志答道，这些都是不同的东西。中共执行与民主党派和平共处的政策有如下几个理由：首先，该政策适合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可能有人会问，既然阶级终将消亡，那么保存他们的党派有何必要，例如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我们认为，即使在阶级消亡之后，其观点、意识形态仍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认为，最好能够为表达这些观点提供一定的合法场所，而各民主党派便是这样的合法场所。

其次，民主党派的存在对共产党和执政党都有好处。前不久，有人曾向中共一位领导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会在自己的政策中犯错误。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我们不会犯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但至少不敢保证不失败。各民主党派发挥着补充性的监督作用，可以向共产党暗地里指出其所犯错误和所存在的不足。如果有人竟然认为，当我们在为国家从事繁杂的工作时完全不会犯错误，那将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想法。错误是有的，而且将来仍会经常存在。应当及时地指出这些错误，从而不至于使其最终发展到严重错误的地步。

其三，保留民主党派符合我们的历史传统。民族资产阶级与共产党一道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也积极地支持社会主义改造。如今当赢得胜利之后，我们便拒绝与这些人合作是不公正的。另外，在一系列问题上——如关于和平解放台湾，这些党派也可以发挥重大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在目前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是有可能促使非无产阶级党派为无产阶级和人民事业服务的。

科任

阿福奇尼科夫

1956年7月26日

РГАНИ，ф.5，оп.30，д.140，л.200-218

№20555-7 伊万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1956年8月17日)

1956年9月15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В.И.伊万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6年8月6—24日

第243号

绝密

平壤市

1956年8月17日

我拜访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乔晓光并与之会谈。

在谈话当中我叙述了关于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与朝鲜政府代表团之间的会谈结果和经过。

乔晓光指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给予朝鲜新的援助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了在这方面苏联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乔晓光说，截至目前朝鲜政府仍未就中国方面进一步给予朝鲜援助的问题向位于平壤市的中国驻朝鲜使馆作出任何相关通报。乔晓光问，关于这方面问题苏联使馆是否了解一些情况。对此，我作了否定的答复。

乔晓光继续说，率领朝鲜代表团参加中共八大的是金日成，看来，届时他们将与中国方面讨论关于(中国)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援助的问题。

乔晓光又说，朝鲜政府已建议(中国)签署关于在1957年度中国向朝鲜提供2亿元商品的协议，其中4000万元为以商品的方式提供。至于其余16000万元如何使用，乔晓光说，朝鲜同志仍未做出明确的说明。

我们相互约定并认为，今后多举行此类会见对双方都是有益和必要的。

参加此次会谈并承担翻译工作的有我使馆随员М.П.库尔别茨基和中方译员王保民。

РГАНИ，ф.5，оп.28，д.410，л.346-347

№10380 苏共中央书记处决议：关于向中国移交满洲档案事(1956年8月20日)

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议所决定的问题(1956年8月20日)

第141项　关于苏联内务部的问题。

一、批准并同意在报刊上公布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满洲档案的通报草案(附件)。

二、责成苏联外交部(费德林同志)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苏联保留一部分对于研究苏联历史具有一定意义的满洲档案的缩微复制文件，并允许苏联学者在进行学术研

究时使用这些档案材料。

三、提交主席团审批。

附件：

书记处会议第20号记录第141项

草案

致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将保存在苏联国家档案馆里的所谓满洲档案(即中国黑龙江省和吉林省机关1675—1900年期间的文件资料)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档案材料是原沙皇俄国军队在1901年从齐齐哈尔市运来的。

这些档案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目前历史学界还极少有人研究过，其内容涉及中国对外联系的历史、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情况以及中俄关系的历史。

在即将移交的这些档案资料中，有一大部分材料其内容是关于两省的军事和民事管理问题的，还有关于居民的数量和社会成分、土地关系、农业和贸易的发展情况、道路建设和水利工程、旗人军队的状况以及地图和其他文件。

作为研究中国东北地区17—19世纪历史的文件史料基础，满洲档案具有重大的科学和历史意义。

ЦХСД，ф.4，оп.15，д.527，л.46、93

№24925 冯义致格洛莫夫函：中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实习工人(1956年8月22日)

格洛莫夫同志：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拟向苏联派遣80名工人前来实习。24名实习工人的名单(22名工人来自蒸汽机修理工厂，2名工人是研究内燃机工作的)已经提交。

兹向您发送另外56名实习工人的名单，这些实习工人应当在今年10—11月份分别到达苏联。

考虑到我们没有充分的经验来制定名单，这些名单的制定不完全是正确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参与就实习工人的专业教育问题和实习期限问题进行的谈话。

注：所提名单有112页，共2份。 [85]

此致

敬礼!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处专家事务办公室代主任

冯义

1956年8月22日

莫斯科

РГАЭ，ф.1884，оп.60，д.1758，л.41

№09835 利哈乔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8月22日)

机密

文本第1号

致苏共中央

Б.Н.波诺马廖夫同志：

现随信寄去使馆整理的关于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方针的材料。这十项方针是目前条件下中国党和政府活动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或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底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时提出的。以后在不同时间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在内部报告中也重复过这些原则。

在中国的公开报刊上，还未引用上述毛泽东的十项指示。本材料是根据同个别中国同志的谈话记录和其他非正式材料整理的。

附上述材料，共18页。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В.利哈乔夫

附件：

关于毛泽东所提出的十项方针

所谓十项方针或十项原则，是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的，以后又拿到地方上讨论、修改和补充，最后经中共中央同意的。

在提出这些方针的时候，全国的农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巨大的胜利。到3月底，全国90％的农户已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55％的农户是高级社即社会主义形式的合作社的成员。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人企业(其产值占整个资本主义工业的92％，其资本占整个资本主义商业的75％)已变成合营企业。全国手工业的88％已联合成生产合作社。

由于改造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以跃进的形式完成的，改造速度远远超过了中共中央预计的速度，现在急需巩固这些成绩。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十项方针是巩固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新的高涨时期所取得的成绩的特别纲领，是当今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面临的基本任务的清单。

从十项方针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最重要的几项同苏共二十大的决议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加强关注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进一步发展民主的问题方面。

一、第一项方针毛泽东讲的是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他强调指出，不能为发展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在主要关注重工业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轻工业和农业的关注。否则，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就将处在困难的境地，而重工业本身也不能很好地发展。

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已开始贯彻执行：五年计划规定的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已由8∶1改为7∶1。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轻工业的重点项目已由计划规定的65个增至99个。从预算拨款看，与1955年实际水平相比，1956年对轻工业拨款增加86.14％，对重工业拨款增加42.08％。在李富春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讲话里和报刊上(见1956年7月9日《人民日报》社论)详细论证了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比例的变化依据，而且作为基本理由还提出了必须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再者，轻工业投资回收快、利润高，这样将保障国家积累迅速增长。

在分析引起重、轻工业投资比例变化的原因时，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这一变化首先是出自政治原因，而并非经济原因。的确，中国同志们指出了按人平均中国轻工业生产的落后：中国的棉布生产仅为苏联的1/4，不足印度的1/2，羊毛、亚麻和丝绸布匹生产接近苏联的1/40，而不足印度4年前生产水平的1/3。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按人平均更少、更落后。1955年按人平均，电力生产不足苏联的1/40，煤不足苏联的1/12，石油不足苏联的1/220，生铁不足苏联的1/27，钢不足苏联的1/47，水泥不足苏联的1/15。而且现在轻工业生产占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

现在还难确定，与原来设想相比，比例调整要使重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多少。但是应该指出，按照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重工业投资比重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中国为88.8％，苏联为85.9％(占工业总投资的比重)。在人大第二次会议上讨论五年计划时，中国同志们认为这种情况的根据是，重工业现有基础非常落后，在生产日用品上轻工业和手工业可利用的潜在资源雄厚。随着比例调整，重工业的投资比重计划达到87.5％。

二、第二项方针涉及必须充分利用中国沿海地区的能力。

毛泽东指出，如果说在此之前，曾强调不应在沿海地区发展工业和高等教育，应把一部分工厂和高校从这一地区迁往内地，那么现在经验表明，不应这样做。毛泽东注意到，沿海地区集中了旧中国70％的工业。接着他引用了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发言，说在现在条件，后方也容易遭受打击，现在原子弹可以扔到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毛泽东指出，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新的工业区的发展上，但同时也应最大限度地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和文化中心。

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及时的。在五年计划前3年的时间里，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已经呈现滞后，尽管以前的多数企业都集中在这里，这里还有较发达的生产手段，有较多的高技能的工作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比1952年增长65.6％，沿海各省市增长54.4％，而内地增长96％。如果说1953年全国工业产值增长31.7％，上海增长34.5％，天津增长36.7％，那么到1954年，全国平均工业产值增长16.7％，而上海仅为7.4％，天津为11.6％；1955年，全国工业生产增长是8％，天津仅为2.1％，而上海的工业生产规模反而下降4.5％。在这一地区的企业里，现有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上海，对40种产品的生产调查数据表明，仅有10种产品，其中生产设备使用效率超过80％，20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40％—80％，8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在20％—40％，2种产品的生产设备使用效率低于20％。而按照五年计划，近70％的工业生产增长应依靠旧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好位于沿海地区。

毛泽东讲话之后，沿海地区的形势成了全国人大三次会议(1956年6月)、党组织和报刊上讨论的对象。在上海市委会议上公开讲，对上海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估计不足，对挖掘上海的工业潜力注意不够。《人民日报》在7月8日的社论中指出，在制定计划时没有规定出发展沿海地区工业的积极措施，或考虑得不充分。这样，有意或无意地在其发展道路上设置了障碍，而国家没能从沿海的工业中得到更多的产品、积累和干部。李富春在人大三次会议上还指出，由于对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工业基地的意义估计不足，存在怀疑，没有同内地建设很好地结合，所以在制定计划和实际利用这些基地的工作中没有表现出充分的积极性。认为纠正这种状况的具体出路是，充分挖掘和利用这一地区所有的现有潜力，把企业改造和它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生产重组结合起来。

据报刊上报道的材料，这一工作已经开始。《人民日报》报道，在上海，5、6月份已有160多家合营企业(重工业)开始被改造，规定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扩大产品生产。据使馆掌握的材料，现在已限制把沿海地区的企业迁往内地。

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工业潜力，除上面所说的以外，还将对居民的工业品供应产生积极的影响，因为全国的主要轻工业都集中在这里。

三、中共加快经济建设速度的计划反映在第三项方针里。国家预算用于经济建设上的资金还不够充分，给国防拨款还依然很高，毛泽东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应该给经济建设拨更多的资金。这一方针还有其具体的表现。例如，按照1956年预算，国防开支已由1955年占整个预算的22.15％降为19.98％，国防拨款1956年比1955年下降5.2％。

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在对苏联军事顾问的一次报告中指出，根据毛泽东减少军事开支的指示，打算裁减兵员，减少即将陈旧的武器储备，减少武器进口。

四、接着，毛泽东在第四项里批评了只注意国家和社会利益而忽视工人、农民个人利益的情况。他说，在公布的农业十二年发展纲要里，只讲发展农业生产，几乎没提农业生产合作社成员个人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农业合作社社员每人的收入到底有多少。毛泽东说，我们对工人讲了许多，要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要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高工人们的劳动工资，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他号召，农民和工人的个人收入每年都应不断提高。

这一加强关心劳动者的物质状况的方针有其客观必要性。与国民党时期相比，尽管居民的物质福利有了相对提高，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1954年，尤其是1955年，出现了拖欠工人和职员工资的倾向。(关于中国基层居民的详细生活状况请见使馆整理并已寄往中央的专门材料)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中共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整顿劳动工资制度。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1955年下半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劳动薪金实行了改革。从1955年底开始，工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的工资改革准备工作也积极地开展起来。现在改革正处于实施阶段。1956年工人和职员的工资平均将增加13％。

改善劳动者物质状况和生活条件的问题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在党组织和工会组织里都认真讨论过，至今报纸上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在企业和机关里正在专门调查工人和职员的生活条件，调查结果拿到党的组织里讨论。党要求各地领导干部详细掌握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并采取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措施。在毛泽东讲话之后，这项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了。

至于农民，党组织提出了在1955年让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收入的任务。7月9日，中共中央给各级党委下达了关于夏收分配的指示，其中规定，今年限制社会基金留成和管理费留成，把大部分收入分配给合作社社员。

由于没有充分的材料，中央还不能对全国执行这项指示的前景作出确定的结论。据某些省的夏收分配结果，这项指示基本上得到了贯彻执行，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四川省21个县，91.93％的合作社增加了收入；安徽省种植茶树的许多县，90％以上的合作社社员增加了收入，而且增幅达到20％—30％，甚至50％。同时也有收入下降的情况。在湖南省，经检查确定，在夏收分配中，40％的合作社不能保障自己的社员(90％以上)增加收入；主要原因是没有重视发展多种经营。类似情况在甘肃省某些合作社也存在。现在党组织正在做工作克服出现的缺点，以求秋季丰收弥补过去的损失，完成中央下达的指示。

如此看来，毛泽东所提出的经济问题方针首要目的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考虑到了其他兄弟国家在改善劳动群众的物质状况的事业中所出现的过失和缺陷，并本着这种精神重新考虑它以前提出的原则，揭露缺点并采取措施克服它们。

中共加快速度提高劳动基本群众物质福利的方针巩固着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了社会主义经营形式的实际优越性，巩固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地位和威信，为在全国进一步加深社会主义改造创造着有利的氛围。

五、在十项方针中，包含许多纯政治因素，其目的是进一步发展民主，让广大群众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国家管理，进一步巩固国内政治形势。

在第五项里，毛泽东提出了扩大地方机关权力的问题。他说，中央机关包揽了过多的事情，直到解决狭小的具体的问题。管理国家，毛泽东指出，权力应集中在中央机关，但同时应充分而广泛地调动各省机关的积极性，不应该什么问题都由中央解决。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省和县的关系。毛泽东要求给地方机关更多的权力，直至制定某些法令文件的权力，让他们有可能根据本省的情况，在贯彻中央机关的指示时作出适当修正。

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代表的发言中，也批评了国家管理中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议总结发言中说，由于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发生根本的改变，这引起了生产力的高涨。为了适应这新的形势，周恩来说，必须进一步具体划分中央和地方机关的权力。划分的原则应是“进一步调动地方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改进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至于实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现在只是正在做准备工作。正如李先念在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报告中所说的，中央和地方机关的职权范围问题将在国务院召开的…… [86] 会议上详细讨论，为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将提出具体措施。

六、在许多至关紧要的问题当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少数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工作的问题。考虑到少数民族占的地方占全国总面积的60％以上，长期以来经受压迫，其中包括来自汉族方面的压迫，居住在边陲以及其他情况，毛泽东指出，必须重视对他们的工作，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切实地帮助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和经济。

到目前为止，在某些地方，中共的民族政策贯彻得不力，还有严重的错误。这表现在一些地区不重视少数民族工作，依然存在大汉族主义，尤其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不少地区还表现出了不必要的匆忙，没有考虑到少数民族的具体条件和本身发展的特点，轻视他们的风俗和习惯。在少数民族干部的使用问题上，还存在这样一些现象，如侵犯少数民族干部的权益，轻视他们。汉族干部包揽一切事务，实际上把少数民族干部排挤在一边。这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让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钻了空子，甚至组织武装暴动。1956年，在云南和四川的交界处、西藏、新疆，在少数民族中间出现了严重的骚动，有的多达几千人。(这方面的情报已寄出)

…… [87] 对这一领域工作中的缺点展开了广泛而尖锐的批评，这突出表现在7月2—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

不久前，民族委员会对各民族地区状况进行了检查。为此成立了7个工作组，分赴云南、四川、贵州、广东、广西、内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工作组成员有科学院、文化部、中央民族学院、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和其他机关的工作人员，民族问题专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考古工作者，艺术工作者，等等。其中一些人还在中央民族学院接受了专门培训。给这些小组提出的任务是，用4—7年的时间深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发展水平、所有权系统和阶级斗争状况，尽可能搜集少数民族历史发展、习俗和风尚方面的资料。所有小组，包括西藏小组在内，均已着手工作。

毛泽东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加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指示正在努力贯彻执行。按照1956年预算，全国经济建设拨款比1955年增加17.04％，而内蒙古这一拨款增加了54.31％，青海增加113.14％，西藏增加27.27％。全国社会和文化教育经费拨款1956年比1955年增加预算18.36％，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增加25.06％，内蒙古增加50.36％，青海增加71.38％，西藏增加28.72％。

七、毛泽东在十项方针的第七项里，论述了中共中央对待民主党派的完全新的和重要的政治路线。毛泽东指出，我们将在长时间里允许在中国存在民主党派。在论证这一原则时，毛泽东强调指出了民主党派所代表的“反对派”有重要意义，通过民主党派中的反对派“我们可以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事实和现象”。提出的其他论据还有：继续把资产阶级吸引到人民政权一边是非常重要的。国内的资产阶级左派和中间派分子赞成我们是重要的，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赞成我们对于我们也很重要。毛泽东的这一方针是中共所实行的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实行监督的政治方针的实质。

正如中国朋友们所认为的，现在贯彻这样的政策不会给中共造成现实的危害。各民主党派本身是非常薄弱的，无论从他们的政治分量看，还是从他们对群众的影响看。他们总共人数到1956年5月底才近4.5万—5万人。这不仅表明，民主党派无论如何都不能与拥有900万党员的共产党相提并论，而且表明他们在人民群众中还很不普及。现在的民主党派按其实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不像是为一定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党共存的方针带来了明显的政治好处。中共新方针大大提高了民主党派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这便有可能更有效地利用他们对资产阶级和老知识分子施加影响。同时，这也表明中共打算继续保持统一战线，意味着资产阶级代表和老知识分子有可能参加国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保持自己已有的权利，意味着“安抚”这一阶层，防止他们的不满，加强他们对中共的依赖性。最终，新的方针将进一步促进国内政治形势的稳定。

毛泽东讲话和新方针颁布之后，民主党派的活动明显地积极起来了。他们开始吸收新的成员。例如在3个月的时间里，到7月底，九三学社增多了700个成员，人数将近2000人；民盟成员从4月的12000人增加到7月底的17000人。中共认为，到1956年底各民主党派人数将达到8万人。(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请看关于中共中央加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措施的通报)

八、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在镇压反革命和贯彻镇压措施方面的总的政策方针。这方面的基本精神是：大大减轻对犯罪的镇压措施，其中包括对待反革命分子和…… [88] 一般来说，毛泽东指出，我们对胡风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国民党俘虏不使用死刑……保留反革命分子的生命不会对人民民主专政带来危险；如果在宣判死刑和执行死刑时发生错误，那就不可挽回了。

在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下，这一行动完全是正当的。其正当性首先是由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国家的根本社会变革决定的。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及其强大允许在全国范围内于1955年开展群众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镇压颠覆活动的行动。1955年下半年和1956年前3个月共逮捕和判刑几十万反革命分子。还有更大一批破坏分子受到保卫机关、行政和社会组织的监管。1955年处决12500个反革命分子。如果说第一次镇反(1951年)监禁130万人，处决71万人，监管120万人，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好多年没有停止，那么这次很清楚，到1956年4月，大部分破坏分子已无力反抗。

为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共对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里的干部进行了群众性的审查。到1956年初，共审查400万人。

人民群众积极支持肃反斗争，这表明残留的反革命分子颠覆中共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社会主义高潮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社会主义改造，大大削弱了内部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反革命分子自己也开始明白，国内的反革命没有前途。从1955年底开始，到安全机关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增多了。到目前为止，自首人数已达几十万。毫无疑问，对反革命分子取消死刑的方针将进一步瓦解反革命。

九、第九项方针的基本内容是讲某些批评的原则。毛泽东反对这种现象：当摸清了中央领导的意图之后，下面便“异口同声地赞同上面同志的意见”，即使他们之中有人有不同意见也不说，只是观望其他人的反应并同意他们。毛泽东还反对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犯错误的人，瞧不起他们，有时还剥夺他们的工作。

应该说，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批评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各县、市、省党委为中共八大做准备所召开的代表会议上。代表会议是在发扬党内民主和代表积极参加的条件下召开的。比如，在省的代表会议上，通常有60—80人发言，有事不能出席还可书面发言表达自己的意见，书面发言也算发言。在代表会议上，进行口头或书面发言的通常达到120—140人。代表们尖锐地批评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一般情况下，不称职和不能证明自己正确的人被从代表会议主席团拟定的新的党委候选人名单或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中开除。

与以往相比，这次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是在严厉的批评精神之下召开的。在发言中，一反传统做法，每一个发言者都对国家机关、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给予批评。

不久前中共提出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批评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已递交单独报告)

关于同情地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可以举出下面的例子：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犯了错误因而受到严厉批评的薄一波同志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犯了某些错误的邓子恢同志，如今仍在国家领导人当中占有显著位置。

在开展批评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还应指出，从下面来的批评通常都局限在小事和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压制群众批评的现象。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毛泽东关于利用苏联经验的指示。毛泽东说，中国经常这样：如果苏联和东欧民主国家做了什么事，中国的同志们就说这一切都好，他们只需照办就行了。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同志们缺少批评的态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国应该向所有人学习，其中包括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人家的好东西，他说一党制有阴暗面，必须学习某些西方国家的两党制。

所以，除了学习苏联和民主国家的经验，现在正在积极采取措施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1956年，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增多。1957年计划从资本主义国家购买多一倍的书籍。

在最近半年里，在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讲话里出现一种倾向：号召以批判的态度利用苏联的成果。作为这一立场的依据，经常提出要反对机械地把苏联的经验搬到中国，反对中国工作人员忽视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形势的特点。

毛泽东告诫不要骄傲，强调中国还是一穷二白的国家，为继续前进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同时他也反对解放前就存在的一种意见：似乎中国什么都不好。他说中国人没有权利妄自菲薄，相反，为建设伟大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动员自己潜在的力量和能力。

ЦХСД，ф.5，оп.28，д.407，р.5174，л.129-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