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2

№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1952年1月)
№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1952年1月)
№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1952年1月7日)
№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1952年1月12日)
№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1952年1月12日)
№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1952年1月15日)
№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1952年1月22日)
№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1952年1月28日)
№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1952年1月31日)
№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1952年1月31日)
№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1952年2月1日)
№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1952年2月3日)
№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1952年2月5日)
№0053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1952年2月8日)
№24844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1952年2月20日)
№248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1日)

№11420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1日)

№133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1952年2月23日)

№2484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1952年2月23日)

№11421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8日以后)

№133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1952年3月3日)

№0986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1952年3月3日)

№248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1952年3月7日)

№133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1952年3月8日)

№00537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8日)

№24848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1952年3月10日)

№00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10日)

№133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1952年3月12日)

№2484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1952年3月14日)

№248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1952年3月15日)

№248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1952年3月15日)

№09870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3月18日)

№11597 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1952年3月20日)

№133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1952年3月21日)

№124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1952年3月22日)

№133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1952年3月22日)

№0054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1952年3月28日)

№248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1952年3月28日)

№134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1952年3月31日)

№00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1952年4月2日)

№248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1952年4月4日)

№11422 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1952年4月5日)

№005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2年4月9日)

№2017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1952年4月14日)

№24854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1952年4月17日)

№005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1952年4月22日)

№1159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4月26日)

№1159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1952年5月17日)

№11600 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5月20日)

№24796-1 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1952年5月23日)

№2017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1952年5月27日)

№26406 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1952年5月27日)

№2017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1952年5月27日)

№24856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1952年6月2日)

№24857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4日)

№20176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1952年7月2日)

№20177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1952年7月2日)

№24858 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1952年7月4日)

№005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1952年7月4日)

№03035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1952年7月7日)

№00548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1952年7月17日)

№005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1952年7月17日)

№005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1952年7月18日)

№005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1952年7月24日)

№20179 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2年8月5日)

№24859 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1952年8月9日)

№09859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1952年8月18日)

№20180 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1952年8月19日)

№00553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

№2486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1952年8月21日)

№2018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1952年8月21日)\r\n

№00554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1952年8月25日)

№2486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52年8月27日)

№24863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1952年9月1日)

№0055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1952年9月3日)

№11826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

№24864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1952年9月8日)

№04013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1952年9月15日)

№04014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1952年9月15日)

№00556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1952年9月16日)

№005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1952年9月17日)

№24865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1952年9月18日)
№0055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1952年9月19日)
№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1952年9月25日)
№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1952年11月17日)
№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1952年12月17日)
№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1952年12月27日)
№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1952年12月30日)

№1017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请示：关于停止远东委员会活动问题(1952年1月 [31] )

对在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签署的与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目前除日本外，已得到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和洪都拉斯的批准。最近杜鲁门也向国会请求批准对日和约。无疑，继美国之后，其他国家也会批准条约，该条约将被他们视为生效。

美国及其支持美国的国家无疑将借口和平条约生效，在最近宣布取消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这种情况下，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将只剩下苏联的代表。在远东委员会中可能也会形成类似局面。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如今早已无所事事，所以美国也就毫无顾忌地奉行自己的对日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等美国政府宣布“停止占领”而由我们方面采取主动，宣布停止对日占领和取消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取消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以及要求从日本领土上立即撤走所有占领军并将全部主权交还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就作这样的郑重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很难向社会舆论解释，为什么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却建议取消1945年12月由盟国决议建立起来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美国代表或者其他国家代表提出建议或者发表声明要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活动时，我们驻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不应反对停止这些机构的活动，但是应该发表简短的声明对美国政府在这些机构中奉行的对日政策进行批评。鉴于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和约，所以我们反对停止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活动的意见，第一，不能阻止这些机构被取消；第二，必然招致日本本国的不利反应。除此之外，美国人和日本反动派绝不会放过机会，把我们的反对意见说成似乎苏联想继续占领日本并且必然会被英美集团和日本反动派用作煽动敌视苏联的目的。

由于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行将被取消，于是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以什么方式保留我们在日本的代表处以及我们今后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日本报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日本报刊不久前曾报道，在日本首相吉田与杜勒斯会谈期间曾达成协议，将苏联驻日代表处作为商务代办处保留下来，似乎日本政府打算通过苏联驻日代表将此非正式地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认为，不必等到英美集团的代表宣布停止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之时，现在就采取相应步骤，通过在相互平等的基础上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来与日本建立直接关系是适宜的。之所以必须建立这种关系是因为，建立这种关系必然在日本人民中产生良好反应并在相当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的宣传化为乌有。而在日本仅仅保留苏联商务代办处是不够的，因为苏联与日本之间已产生和将产生的不仅是贸易问题，而且还有需要与日本政府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外交部提议授权基斯连科同志以非正式方式弄清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可能性的态度，并将查明的情况上报以获取进一步指示。

如果查明日本政府对苏日间交换外交代表处的态度是积极的，那么苏联外交部认为，应该指示基斯连科同志以正式方式向日本人提出这个问题。在与日本政府谈判时要指出，苏联驻日代表处的任务将是就涉及和平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苏日相互关系中将发生的其他问题，与日本政府直接联系。

在办理苏联驻日本代表处手续时，不需要通过天皇裕仁，因为裕仁是被苏联宣布为战争罪犯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在苏联外交部与日本外务省之间交换信件就够了。

至于远东委员会，如果提出就它是否停止活动进行表决的问题，我们驻远东委员会的代表就不参加表决投票。

苏联外交部认为，将我们关于建立苏联与日本直接关系的预定措施计划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适宜的。

决议草案附后。 [32]

敬请审议。

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14—2117页

№20223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报告：高炮和探照灯部队作战情况(1952年1月 [33] )

…… [34]

3.关于高炮部队武器装备及其人员的评估和鉴定

——我第八十七高炮师1951年4月组建于哈尔滨市。该师由2个团(第一五一和一七七高炮团)组成，配备有各口径高炮多门。1951年6月4—12日期间转移至新驻防区——中国安东市。

该师各部队人员和武器装备均根据国家相关计划配给。

每团拥有4个营，各营平均有8门85毫米大口径高炮，共计32门，各营平均有6门37毫米小口径高炮，共计24门。

另外，各营还补充了一门57毫米中口径高炮，为各营提供掩护任务，防备敌强击机和俯冲轰炸机空袭。

——我第九十二高炮师1951年4—5月组建于伊尔库茨克市。该师共有3个团(第六六一、第六六六和第六六七高炮团)，拥有各种口径高炮多门。1951年6月1—10日期间该师抵达新驻防地——安东市。

其各团装备情况与第八十七高炮师类似。

抵达中国安东市我高炮部队构成情况如下：

EPUB/Image00203.jpg

第10高空探照灯团由2个营组成，1951年6月15日抵达新驻防地——安东市。

该团武器情况：

雷达探照灯：

150型雷达探照灯——36台；

3-15-4型雷达探照灯——36台；

长波型环视雷达——1台。

高炮部队的人员配备情况：

——军官，97％；

——士官，86％；

——士兵，102％。

各部队人员不齐的总体比重为3％。

根据政府指令，各部队在出发前的组建时间为1个月。在组建过程中各部队均补充了一些未经培训人员。这些人主要来自其他兵种各部队。

这种情况对各部队参战初期完成保卫相关目标的作战任务增加了一定困难。

中口径高炮营在作战中不能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紧密配合和协作，而各高炮营没有进行过8门高炮的齐射训练。

各部队在火力配置、仪器操作、测距仪和无线电雷达等使用方面均没有与敌机尤其是高速飞行的敌机作战的实际经验和训练。

由于缺乏相关的指导文件、教令和操作细则，均增加了各部队增强军事技能和训练的难度。

于是，我部只能在实战中摸索和利用军官们提供的一些理论知识和经验。1951年7月初从军机关指挥部派来的空防部门的军官对各高炮部队的实际工作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随后，从1951年7月起，在承担作战任务的同时，各部队还是利用作战间歇和一级战备期间组织了大量战备训练。

高炮部队武器装备的技术情况属于一级和二级水平。

高炮部队所装备炮瞄雷达站的雷达3к由于使用时间过长，设备中替代了许多非标准零部件，因而工作状态很不稳定，往往过2—3个小时就会出现故障。

各高炮部队在武器、弹药和汽车交通运输方面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各部队自己都有高炮牵引车和交通运输车辆。它们基本上都是些外国产的老牌汽车，由于长期使用，汽车零部件大都老化，可我们的替代零部件储备却很有限。

各部队总体战备技术指数平均为85％。

……

三、高炮部队作战行动的成果

(1)1951年6—8月期间

在完成作战任务，防止敌空军对鸭绿江铁路桥和安东、庙沟、新义州等地区机场实施空袭的同时，我第九十二和第八十七高炮师还配合歼击机航空部队、防空火箭部队等部队对敌空军白天和夜间的空袭活动实施反击作战。

1951年6—8月间，安东地区高炮部队共对空军实施反击作战45次，其中：

EPUB/Image00211.jpg

期间，我军高炮击中敌机125架，个别高炮部队实施战斗射击260次……

……6月份，高炮部队实施对空射击的次数比7—8月多。原因在于，6月间敌机飞越高炮部队炮火射程控制区域的次数较多，即这一时期敌机在我高炮部队掩护目标范围内活动比较频繁。

高炮部队对空射击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夜间，且主要针对敌B-26轰炸机编队。

例如，当月敌人所实施的45次空袭中完全由轰炸机实施的便有37次，而由敌F-84和F-86以2-4-6-8为编队单位所实施的空袭只有8次。

我高炮部队所实施的260次对空射击中，126次是使用中等口径高炮进行的。其中：夜间84次(针对敌轰炸机)，白天42次(针对敌歼击机)。

使用小口径高炮作战134次，其中：夜间84次，白天50次。

……小口径高射炮兵射击数量在7月，尤其在8月份明显减少，原因在于：敌B 26在空袭时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4000米以上。

由于在6月份遭到了我高炮部队的重创(被击毁飞机5架)，敌人放弃了在白天继续使用歼击机来完成本应由强击机和侦察机所承担的任务。与此同时，敌歼击机在我高炮射击区域内也提升了飞机的飞行高度(达到7000—8000米)，而不像6月份时那样，在气象条件差和我空军不出动的情况下只在100—1500米范围内飞行。

面对这一情况，我中口径高射炮兵与炮瞄雷达站和高射炮射击指挥仪3等部队紧密配合，采用对空齐射的方法来对付敌人的空袭。

我小口径高射炮兵部队在夜间的对空射击只是拦阻性射击。

……以整团为单位投入战斗，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可能。问题在于，我炮瞄雷达站-3к工作状态还不太稳定，而拦阻性射击也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才使用。

1951年6月10日至9月1日间，我驻防安东地区高炮部队(不包括运动作战的各营在内)共击毁F-84敌机9架。

击毁敌机的数量、射击方式和炮弹口径等相关情况参见下表：

EPUB/Image00093.jpg

①此行数据系6、7、8月份的合计数量，其中18320应为18330。——编注

……高炮部队作战成果

(2)1951年9—12月期间

第九十二高炮师在完成保卫鸭绿江铁路桥及安东、庙沟、新义州和义州等地区各机场的同时，还在1951年9—12月间配合歼击机航空兵部队和防空导弹等部队对敌空军的38次空袭实施了反击作战，其中：白天10次，夜间28次。

期间，我高炮射击共击中敌机99架。该师各部队共实施战斗射击147次。其射击时间，攻击敌空军类型和所用火炮口径等情况可参见下表：

EPUB/Image00107.jpg

②此列数据应为“我部队实施射击次数”的合计。——编注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的射击次数总量几乎比前3个月(6—8月)减少了2倍。

原因在于：敌空军活动减少；敌机在我高炮防护区域内活动时提升了飞机飞行的高度。

我军在9—12月共实施射击147次。如果以我高炮部队所防卫的43个目标来计算，针对每个防卫目标，我军平均有三个营在实施射击。

在实施射击时，我高炮部队多采用中口径高炮(147次射击中有122次都是使用中口径火炮)，其中：针对敌轰炸机52次，针对敌歼击机47次。

中型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122次，其中：夜间针对轰炸机102次，白天针对歼击机20次。

小口径高射炮共实施射击25次，其中：夜间24次，白天1次。

在配合友邻部队对敌空军的空袭所实施的38次反击作战中，我高炮部队针对敌B-26轰炸机群的射击就达到24次，针对敌空军集群式空袭所实施的反击性射击14次，其中：夜间6次，白天8次。

……9—12月间，我高炮部队击毁敌机数量——无。

在此期间弹药消耗总体情况：

——85毫米，6092发；

——37毫米，2116发。其中：

拦阻性射击：

——85毫米，1160发；

——37毫米，1964发。

在未击毁敌机的情况下消耗如此多的弹药，原因在于：

——敌空军白天活动减少；敌轰炸机白天完全停止活动；

——敌B 26轰炸机在对我设施实施轰炸时飞行高度均保持在8000—9000米；

——当敌轰炸机进入我高炮最大射程范围时，我军炮火火力密度不够……

……

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副军长、上校

波巴霍

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123，л.28-31，50-54，38-90

№24842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遣送在华苏联侨民回国(1952年1月7日)

绝密

根据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以及驻上海和天津的总领事的报告，在北京、上海、天津以及中国其他城市的部分当地苏联公民长期没有工作，陷于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

由于中国存在大量的失业现象，中国当局无力保证当地的苏联公民找到工作。我们的领事多次向中国当局呼吁，请求安排工作，哪怕是部分安排当地苏联公民的工作，这些请求通常都会遭到中国当局的拒绝，理由是中国公民中也存在失业现象。

此外，正如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所指出的，中国当局拒绝为当地苏联公民安排工作，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政治上对这些同志不信任。中国当局知道，我们自己也不愿意允许这些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

根据可靠的资料，在北京、上海、天津、青岛和东北现在共计有大约2500名无业的苏联公民。

由于没有工作，这部分苏联公民被迫向非常敌视苏联的国际救援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以及加拿大、以色列驻中国的领事代表在招募一批苏联公民到其他国家。根据得到的情报，驻中国的国际救援组织分部完全处于英美间谍的控制之下，最近该组织开始积极活动，打算以难民为伪装把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当地的苏联公民和没有苏联国籍的俄罗斯移民送出中国。

拒绝使当地苏联公民返回苏联的同时，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正在从中国被遣返回国，这使生活在中国各地的苏联公民中引起了不健康的情绪，并且被我们的敌对势力用来反对苏联。此外，我们拒绝当地的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可能引起中国当局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他们会想，好像我们很想把这些苏联侨民留在中国。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以及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建议，在1952年春夏之交把那些没有工作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国，遣送的条件正如1947年把在中国的3000名苏联公民遣送回国的条件一样。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还建议，允许国内较为需要的一些苏联公民在1951年返回苏联，其数量为100—150个家庭，他们在苏联应该有亲属，并且同意接收他们。

我们认为，在1952年应该允许250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从北京、上海、天津、青岛以及东北返回苏联，还应该允许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认真进行逐个的审查之后，在1952年为100—150名苏联公民及其家人分发返回苏联的签证，这些苏联公民在苏联应该有亲属。为了分发签证，允许苏联公民返回苏联，建议建立一个特别的委员会，附属于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其成员应该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权代表。

要取得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的同意。

这一问题已经在1951年12月20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决定一周后再审议该问题。

决议的草案附后。 [35]

请审议。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

葛罗米柯

1952年1月7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132-133

№1339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毛岸青来苏治病(1952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1月12日

第252项　关于毛岸青来苏联治病。

1.满足中国政府关于让毛泽东同志的儿子毛岸青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迎接和招待毛岸青同志及其随行人员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毛岸青同志的工作则委托给苏联卫生部(斯米尔诺夫同志)和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51

№1339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译制配音电影(1952年1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1月12日

第254项　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1952年1月20日第604号记录第1-гс条)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用汉语、保加利亚语和捷克斯洛伐克语配音译制电影《科尔迪里的光明》的提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51

№20167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的报告：在鸭绿江作战和培训情况(1952年1月15日)

…… [36]

一、本师的作战行动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由师机关、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第三十四航空技术营、第七五五航空技术营、第一一五独立通讯连、第一五八流动航空修理部队(修理车4辆)和第二一八警备营等部队组成。根据苏联军事部长和苏联空军驻中国行动小组负责人的命令，我部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2日间从鞍山机场转场至安东机场，任务是：严防敌空军对安东地区的铁路桥、水电站和机场以及朝鲜西北部地区的交通线实施空袭。

本师歼击航空兵各团在顺利转场之后，目前已做好准备，并随时可以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投入战斗的飞行员有：第一七六近卫歼击航空团29人，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30人。已装备武器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战机有：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共30架。另外，师机关还有4名飞行员和2架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飞机。

本师从1951年4月2日起开始执行作战任务，共有可随时投入战斗的机组58个，其中：师机关2个，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26个，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30个。其他飞行员由于健康原因暂时均不承担飞行任务。

在我师来此之前，驻防安东机场担负保卫北朝鲜交通线和后方设施任务的是第一五一歼击航空师。该师现已转场至鞍山机场。

总之，我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在未曾参加过战斗的情况下，于1951年4月2日开始担负上级所赋予的战斗任务。期间我们只能以自身的力量，即58个携РД-45Ф型炮弹的米格15战机的机组来单独对敌。在我师不得不面对大规模敌人空军来袭的情况下，其他部队由于基地距我达175—200公里之遥，根本无法给予我们及时和实质性的帮助。

截至1952年1月5日我师作战行动总体情况如下：

实施战斗飞行6269架次，其中，夜间6次，截击敌空军4715次；掩护安东地区目标1282次，自由“搏击”132次，执行其他战斗任务134次；

飞行时间4946小时，其中：在复杂气象条件下——1167小时07分，夜间——5小时36分；

与敌进行大规模空战142次，参战飞行员2201人次。

在空战总数中：

1.以双机为单位作战5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5次，

中队为单位作战36次，

团为单位作战40次，

师为单位作战14次，

军为单位作战42次。

2.与优势敌人作战83次，

与力量相等敌人作战17次，

以优势力量对敌42次。

3.与敌轰炸机作战3次，

与敌侦察机作战2次，

与敌歼击机F-80、F-84、F-94、F-51、“格洛斯特流星-4”作战35次，

与敌歼击机F-86作战102次，

以编队方式作战384次，其中：

以双机为单位作战18次，

以分队为单位作战14次，

以中队为单位作战130次，

以团为单位作战122次，

以师为单位作战20次，

以军为单位作战80次。

空战中我师飞行员共击落敌机194架，其中：B-29，12架，Б26，1架，PB-45，1架，F-86，97架，F-94，8架，F-80，22架，F-84，36架，F-51，6架，“格洛斯特流星4”，11架。

击落敌机的我师飞行员及其战果：

上校维什尼亚科夫，6架：F-86，2架，F-84，2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少校苏博京，10架：B-29，2架，F-86，3架，F-84，2架，F-80，1架，“格洛斯特流星4”，2架；

少校舍别尔斯托夫，12架：B-29，1架，F-84，7架，F-86，3架，F-51，1架；

大尉克拉马连科，10架：F-80，2架，F-86，6架，“格洛斯特流星4”，2架；

大尉戈什，8架：B-29，1架，B 26，1架，F-86，2架，F-84，1架，F-80，1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苏奇科夫，9架：B-29，2架，F-86，2架，F-84，3架，F-80，2架；

大尉米拉乌什金，13架：B-29，1架，F-86，5架，F-84，3架，“格洛斯特流星4”，4架；

大尉贡恰罗夫，4架：F-86，2架，F-84，1架，F-94，1架；

上尉阿博拉兹佐夫，4架：B-29，1架，F-86，2架，F-84，1架；

上尉普利特金，4架：B-29，1架，F-86，1架，F-51，1架，F-84，1架；

大尉瓦西科，3架：F-86，2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穆罗舍夫，1架：F-86，1架；

上尉戈洛瓦乔夫，2架：F-51，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韦尔德什，2架：F-86，1架，F-51，1架；

上尉久兹，2架：F-86，1架，F-84，1架；

上尉戈戈列夫，1架：F-80，1架；

上尉古雷，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大尉祖巴金，1架：“格洛斯特流星4”，1架；

上尉克拉夫佐夫，1架：F-84，1架；

上尉尼库林，1架：F-86，1架；

上尉拉祖金，3架：F-86，2架，F-84，1架；

上尉谢尔久克，1架：F-86，1架；

上尉马洛兹，1架：F-86，1架；

大尉雅博洛科夫，1架：F-86，1架；

少校古利亚耶夫，1架：F-86，1架；

上校佩佩良耶夫，15架：F-86，11架，F-94，2架，F-80，1架，F-84，1架；

中校米图索夫，6架：F-86，4架，F-84，1架，F-80，1架；

大尉伊万诺夫，7架：F-86，5架，F-80，2架；

大尉阿尔费耶夫，7架：F-86，5架，F-80，1架，F-84，1架；

上尉舍巴诺夫，6架：B-29，1架，F-80，5架；

少校舍拉马诺夫，5架：B 45，1架，F-86，1架，F 94，1架，F-80，2架；

大尉博卡奇，5架：F-86，4架，F-84，1架；

大尉阿巴库莫夫，5架：F-86，3架，F 94，1架，F-80，1架；

上尉雷日科夫，4架：F-84，2架，F-86，1架，F-80，1架；

大尉扎布拉夫涅夫，4架：F-86，2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纳扎尔金，3架：B-29，1架，F 94，1架，F-80，1架；

上尉科切加罗夫，3架：B-29，1架，F-86，2架；

上尉傅金，3架：F-86，2架，F-80，1架；

大尉陀思妥耶夫斯基，3架：F-86，1架，F-84，1架，F-80，1架；

大尉穆拉维约夫，3架：F-86，2架，F-80，1架；

上尉索斯科维奇，2架：F-86，2架；

上尉布伯科，2架：F 94，2架；

上尉科尔巴科夫，2架：F-84，1架，F-80，1架；

上尉博罗夫科夫，2架：F-86，2架；

上尉基里索夫，1架：F-86，1架；

上尉瓦西里耶夫，1架：F-86，1架；

少校安季波夫，1架：F-84，1架；

上尉奥斯塔片科，1架：F-84，1架；

上尉雷巴斯，1架：F-86，1架；

大尉卡波拉诺夫，1架：F-86，1架；

上尉约夫列夫，1架：F-86，1架；

上尉利特维纽科，1架：F-86，1架。

各部队战果分配情况：

EPUB/Image00078.jpg

①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续表

EPUB/Image00161.jpg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原文如此，疑有误。——编注

……

尽管气象条件复杂多样，但我师飞行员在与敌空军的战斗中表现得坚定果断，战术运用和组织得当，因而仍是取了相当优秀的战果。关于我师的空战，我们可用我部队1951年6月18日、20日和7月8日、11日和21日等的实战情况来举例说明。

1951年6月18日，我师8架米格-15组成的编队在苏博京少校的率领下起飞，拦截敌歼击机。在宣川地区高空9000米处，我机群与敌16架F-86相遇。敌人以“纵队”战斗队形向我迎来飞来。根据形势，在敌力量多出我一倍的情况下，苏博京少校依然决定向其发起攻击。

苏博京少校果断地率队向敌进攻，一个回合之后敌队形便被打乱，一些敌机退出战斗。

在此次空战中，苏博京少校表现得尤其勇敢顽强，并展现了自己高超的空中格斗技术。他带领自己的僚机率先向敌分队机群开火，经过近距离三个点射之后，敌1架F-86当即在空中爆炸。

之后，苏博京少校迅速前去帮助我军1架正受到敌2架F-86夹击的战机。虽然此举可能使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勇敢地向这2架敌机冲去。他的果断行动迫使敌人放弃了对我军那一架战机的攻击，并退出战斗。

正在这时，另2架敌F-86已成功逼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

苏博京少校极力以大角度俯冲来摆脱敌人，但并未获成功。其中1架敌机已接近苏博京少校的飞机50米距离，并不断向其开火。

为了彻底消灭敌人和赢得这场不对称战斗的胜利，苏博京少校一个空中急刹车向敌机撞去。敌机在与苏博京的飞机相撞的同时，失去平衡，尔后与飞行员一起像石头一样向下栽去。而苏博京少校则在两机相撞的同时用弹射椅将自己弹出，而其被撞碎的飞机则向相反方向跌落。

……

我师损失情况概述：

截至1952年1月5日我在空战中共有8名飞行员阵亡，其中之一为朝鲜高炮部队所伤；损失飞机23架。

12人在飞机战斗中受伤后使用弹射装置逃生，其中9人是因飞机被击伤后操纵失灵，1人因飞机发动机停止工作，1人因飞机起火，1人与敌撞机。另有3人跳机后氧气罩脱落，其中2人短暂失去知觉。

我师飞机和飞行员损失的具体情况：

1951年4月3日，在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上尉尼基琴科牺牲，所驾飞机被击毁。

1951年4月3日，在与敌F-86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上尉莱伊阿特洛夫斯基的飞机被敌击中，飞行员仍驾机在机场迫降，机身上被击中27弹，但尚能使用，不必大修。

1951年4月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上等飞行员上尉韦尔德什的飞机在空战中被敌击中，机身中弹45发。飞行员驾机在机场成功迫降。受伤的飞机不用大修。

1951年4月7日，在与敌F-86歼击机空战中我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大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伤。由于飞机控制失灵飞行员跳机并顺利着陆。所驾飞机坠毁。在跳机时飞行员左前臂和左胯肌肉被碰伤，住院3个月后康复归队。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中尉Ф.В.斯拉博津牺牲，飞机被击毁。

1951年4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我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中尉涅戈佳耶夫的飞机被击伤。由于发动机停车飞行员被迫在机场外迫降。飞行员安然无恙，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大尉萨姆辛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生还，并于两天后归队。飞机坠毁。

1951年4月24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中队长上尉穆罗舍夫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导致眼睛巩膜充血，腰和颈脊椎受伤。经1个月住院治疗后，终因外伤性肌炎，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1951年5月1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大尉尼库林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他在从高空11500米坠至2000米期间失去知觉。飞行员失去知觉系面部所带氧气罩脱落和供氧器15停止工作所致。他在住院2个月零10天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5月20日，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副中队长上尉纳扎尔金的飞机在空战中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在落地时由于地面不平导致其左膝和左胯受伤。飞行员1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18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领航员苏博京少校的飞机在与敌F-86空战中受伤。在所驾飞机与敌机相碰撞的同时我飞行员跳机，导致眼巩膜充血，右肩关节囊扭伤和破裂。飞行员3个月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2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分队长大尉普利特金的飞机受伤。飞行员跳机逃生，20天住院观察后归队，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6月23日，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涅戈佳耶夫中尉的飞机被朝鲜人民军高炮击毁，飞行员阵亡，飞机坠毁。

1951年7月11日，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政治处副中队长拉里奥诺夫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布拉兹佐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大尉拉里奥诺夫当场牺牲。奥布拉兹佐夫大尉在负重伤情况下丢弃了已降至最低速度并处于半翻转状态的飞机，跳伞着陆。在住院观察期间由于休克导致死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9月9日，在与F-86空战中大尉安德留什科的飞机被击中。飞行员跳机着陆。在跳机期间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左前臂碰伤，眼巩膜充血，腰椎剧烈拉伤。由于脑震荡、外伤性肌炎、眼巩膜充血住院42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其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0月26日，在与F-80和F-84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Ф.А.舍巴诺夫大尉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阵亡，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1月8日，在与F-80和F-84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А.Ф.特拉温的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1月27日，在与敌兵力占优的F-86空战中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韦尔德什大尉和第一七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约西普克大尉的飞机被击伤。我两名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韦尔德什大尉左肩扭伤，12天后归队，约西普克大尉左膝关节碰伤，1个月后归队。所驾两架飞机均坠毁。

1951年11月28日，在与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一级飞行员陀思妥耶夫斯基上尉所驾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其着陆时左膝关节韧带拉伤，目前尚未归队，仍在疗养院疗养，所驾飞机坠毁。

1951年12月5日，在与F-80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А.Д.雷日科夫大尉所驾飞机被击毁，飞行员牺牲，飞机坠毁。

1951年12月11日在与敌歼击机F-86空战中第一九六歼击航空团飞行员奥夫钦尼科夫大尉的飞机被击伤。飞行员跳机逃生。着陆时肩关节脱臼，关节囊撕裂。目前尚未归队，仍在接受治疗。所驾飞机坠毁。

除上所述外，在空战中我方还有43架飞机受伤，其中之一是被敌人一架被击毁的飞机在空中爆炸后产生的碎片击伤的。

共有6名飞行员受伤：

1.1951年4月12日，上尉雅科夫列夫在战斗中受伤——右肩胛骨、右手腕和左半部下颌骨大面积创伤。住院20天后，又被送往空军中央科学研究医院继续接受治疗。

2.1951年5月1日，飞行员戈洛瓦乔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太阳穴前顶部分弹孔正切式创伤。25天后归队。

3.1951年5月20日，飞行员济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粉碎性创伤。1个月后归队。

4.1951年6月20日，飞行员尼古拉耶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身体多处粉碎性骨折，左膝1/3中段粉碎性骨折。45天后归队。

5.1951年11月23日，飞行员缅希科夫大尉在战斗中负伤——右肩胛骨区域和右肩正切弹孔式创伤。至今尚未归队。

6.1951年12月17日，飞行员卡波拉诺夫上尉在战斗中负伤——左手腕贯穿性创伤，5个手指被切除。目前仍在住院治疗。

关于空战中我军物资损耗情况将在空军工程部门工作一章中再作详细叙述。

……

结论：

1.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所属部队圆满完成了自己所肩负的为安东地区的设施和朝鲜西北地区的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防止敌人空袭的任务。

本师全体飞行员，每天都在一般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积极地与各种类型和不同规模的敌机进行着战斗。他们在战斗中共击毁了191架敌机，与此同时自己在物质和人员方面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2.在投入作战的第一个月里，我师所属部队通过与敌激烈战斗，将敌轰炸机和强击机驱逐出了安东和朝鲜西北部地区。

1951年4月12日，我师所有部队发挥我米格-15战机的优势，在空战中击退了敌在大量现代歼击机掩护下的轰炸机群大规模密集式空袭行动。战后总结表明：在我歼击机的攻击下，敌人损失了参战轰炸机总量的25％以上，敌人的空袭活动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7月21日与敌8架F-94，11月28日与敌30架F-86，12月1日与敌16架“格洛斯特流星-4”和16架F-84等的交战中，我师各部队在数量占优势的敌人面前积极战斗，勇敢机智，最后均以大获全胜而告终，只是在7月21日和12月1日的战斗中有个别敌机逃脱。

3.整个战斗期间我师各部队全体飞行员不怕牺牲，竭尽全力，以期能更好地完成政府所交给的任务。

全师飞行员的作战条件极其艰苦，经常是连续不间断地投入战斗，充分表现了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其他辅助部队也不计较个人得失，为确保全军顺利地完成任务而不惜贡献出一切力量。

由于作战勇敢和英勇我师五位飞行员荣获了苏联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他们是：少校苏博京、上尉克拉马连科、戈什和阿博拉兹佐夫、大尉舍巴诺夫。

由于在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组织方面表现优异，能力突出，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所担任的任务，我师153人被授予苏联勋章和奖章，其中15名飞行员已是两次获得这一殊荣。

4.经过9个半月不间断地紧张战斗，我师在保卫我战役纵深地区设施和防止敌空军轰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我师全体飞行员在以现代化高速喷气式歼击机与敌现代化喷气歼击机和轰炸机大、小机群的作战方面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我工程技术部队也在各种气象条件下保障飞行员作战起飞，飞机、发动机、武器和电子特殊设备的保养，以最短时间使飞机再次起飞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经验。经过一年的锻炼，他们还对在野战条件下如何能够在短时期内对被战斗损坏的飞机装备进行抢修有了大量的实践和认识。

团、师各级指挥部也对在复杂空战条件下如何计划和指导部队投入作战，挫败敌人的大规模空袭，组织我大规模机群同时起飞和降落以及在地面和空中对我歼击机的作战进行现代化的集中管理指挥等方面有了丰富的经验。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军上校

科热杜布

第三二四歼击航空师参谋长、近卫军上校

马列文内伊

1952年1月15日

ЦАМОРФ，ф.324.иад，оп.152723，д.3，л.1-5，54-55，87-91，151-153

№24843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委托苏联印制中国货币(1952年1月22日)

绝密，禁止复印

急电、特电

菲利波夫同志：

我们打算在1953年在全国进行货币改革。由于没有能力在我国印制货币，我们请求苏联政府为我们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四种货币，印制的总数量为4.66亿张，用苏联的纸张印刷，并带水纹。

提供面值为5元和10元的货币的总数为450000000张，可以在1953年3—9月份提供，其余货币可以在1954年完成供应。

如果您同意，那么我们将派出专员把货币的样品和关于该项工作的详细计划带往莫斯科，以便解决问题。请把关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告知我们。

周恩来

1952年1月22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57-58

№24843-1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为中国印制货币(1952年1月28日)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同志如下答复：

“周恩来同志，您在1月22日发送的电报我们收到了。我们同意按照您的请求，为中国印制货币。请通知我们，你们的代表什么时候到莫斯科来，以便在莫斯科就所有的细节问题进行磋商，并完成这一任务。

菲利波夫

1952年1月28日”

执行情况请回电告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59

№0053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中立国观察机构等问题(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1952年1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中，由于敌方在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处心积虑地拖延谈判，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议。

但在停止军事行动的主要问题上，例如，在双方之间划定军事分界线和建立非军事区问题上，已达成3点协议。

在制定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停火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人员、权力和职能等问题上，已达成6点协议(协议全文附后 [37] )。

此外，对“战俘处理”问题，敌方原则上不可能表示反对释放全部战俘。因此，谈判不会拖延太长时间。尽管敌方在停止军事行动后限制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这种轻率要求的借口下，力图拖延谈判，但由于我方坚决反对其建议，而且由于敌方很难制造在朝鲜继续进行战争的舆论，以及其仆从国和美国本身也都渴望停止朝鲜战争，因此，近日来敌方不得不放弃对限制在朝鲜恢复和建设机场问题的讨论，而开始讨论协议的细节问题。

从敌方所提停战协议的具体条款来看，该协议仍然不是最终协议，亦即敌方仍然把限制在朝鲜进行恢复和建设机场以及自愿遣返战俘列入协议条款，同时还声称，这些条款只能通过，没有商量的余地。由此可见，最后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已在增长。毫无疑问，我们从来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只从这一种可能性出发。

同时，我们警惕地注视美国统治者由于其国内外矛盾的发展，仍有利用谈判拖延甚至破裂以紧张国际局势的某种阴谋。但是我们已准备好在军事和政治方面给敌人以坚决的打击，不使敌人得逞。当前，双方在谈判中已开始讨论细节问题。

为了达成最终停战协议，必须得到您对下列问题的具体指示。

一、关于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

美方提出双方各自邀请其武装力量没有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3个国家，每个被邀请的国家指定1名高级军官作为建立中立国观察机构的代表(双方中立国共6人)。

我们打算同意这一程序，并邀请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派出代表，以便他们能够平等地同美国邀请的3个国家的代表商讨问题，并且享有否决权。

二、上述每个中立国均应派出1名副代表，他们可以以其代表的名义参加观察机构会议。所有的代表都可从其本国公民中挑选其作为顾问的助手。所有被邀请的中立国都可提出必要数量的行政工作人员来建立秘书处，负责保存记录，分发文件和译本。

三、中立国观察机构的职责是：

(一)实际监督和观察双方遵守协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不得通过双方协议规定的后方卸货点把用于增援的物资、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装备和弹药从外面运入朝鲜，双方军事人员的轮换应按协议规定的规模并按同等数量进行。

(二)报告任何一方所发现的在非军事区以外发生的破坏停战协议事件的发生地点，并进行现场观察。

观察机构应根据停战委员会双方或一方的要求，立即派出中立国观察小组进行检查和观察，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四、同时根据第3项协议第1款有关职能的规定，美方还提出，在停止军事行动后，双方都应提供关于在朝鲜参战的地面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准确地点的情报资料，并且不得变更己方军队的配置位置，也不得集结己方兵力。我们打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不是已达成的协议条款所规定的。

五、至于在按规定应进行观察的后方卸货点，美军提出确定在南朝鲜的汉城、仁川、襄阳、原州、忠州、堤川、安东、晋州、群山、大邱、顺川、釜山——共12处。在朝鲜北部相应规定为新义州、满浦镇、江界、惠山镇、会宁、清津、新安州、咸兴、金口、平壤、镇南浦、元山、碧潼、城津、海州——共15处。

每一处都应规定在从该卸货点中心向外30里半径范围内为中立国活动区。

我们认为，敌方提出的点太多，活动区面积太大，而且开放点的数量不相等。我们拟同意双方都开放3—5个点。在朝鲜北部为新义州、清津、咸兴、满浦镇和1个机场；在朝鲜南部为釜山、仁川、水原、丽水、葫口岛。我们还打算提出，中立国小组活动半径应规定为由卸货点中心向外5公里。

六、中立国观察机构属下应设若干中立国观察小组。每个小组应至少由4名中级军官(上校、少校)，即由每一方所邀请的中立国代表中的2名军官组成。必要时可在观察小组属下设立分组，由双方从其代表中各派1人共2人组成。

美方提出建立40个中立国观察小组。我们认为这一数量太多。如果可以达成协议，双方各自开放5个后方卸货点，为履行观察机构职责建立16个中立国观察小组足够了，其中10个小组常驻互相议定的卸货点，6个小组作为派往出事地点的预备小组。

七、中立国小组观察机构和停战委员会应设在同一地点。中立国观察小组在执行检查和观察任务时无权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结构和性能。

关于报告中立国观察小组的工作结果，我们认为，正式报告应由该小组的大多数成员所通过。未被大多数成员所通过的报告或个别人员的报告不能作为正式报告，只能用作参考资料。

八、中立国观察机构及其下属各小组的物资供应由双方的军方保障。双方应给观察小组提供运输工具将其成员运往各卸载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的地点。

所有上述8条都涉及中立国在双方后方地区内非军事区以外进行观察的问题。

请您考虑，我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意见，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事先将此通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同志。

请予答复。

关于第2项议程所达成的协议全文另电告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第326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73-77

№0053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停战谈判协议问题(1952年1月31日)

发自北京，1952年1月31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就第2项议程达成的协议全文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第2项议程：‘规定双方之间的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作为朝鲜停战的基本条件’(1951年11月23日达成协议)。 [38]

一、确立原则：双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线应成为军事分界线(办法是，根据情况在本协议第2条和第3条做出规定)，按签署后的停战协议规定的时间，双方军队各自由该线后撤2公里，以便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区。

二、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根据上述原则立即确定以现在的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并确定非军事区的中间线。对这一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该协议和以上所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内停战协议签字，则不管实际接触线有何变化，都不得作任何改变。

三、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将继续发生战斗，鉴于这一事实，如果在代表团全体大会批准本协议以及本协议第2条所规定的军事分界线和中立区的准确位置之后30天之内尚未签署停战协议，由双方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应在签署停战协议之前，根据实际接触线的改变，对该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做出改变，以便使改变后的军事分界线确系严格按照当时存在的双方之间的接触线划定的，从而成为休战期间的军事分界线。

第3项议程：‘制定在朝鲜实现停火和停战的实际措施，其中包括实现停火和停战条件观察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能。’(1951年10月12—29日达成协议) [39]

一、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包括正规部队和非正规部队以及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武装人员应从停战协议签字之时起24小时内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二、处于监督之下的各方全部武装力量均应于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72小时内撤出非军事区。

除带有警察性质的部队(关于该部队双方专门达成相互协议)外，双方的任何军队从此时起均不得进入非军事区；双方的任何武装力量都不得对非军事区实施任何武装暴力行为。

根据停战协议条款，双方均应在位于军事分界线属于己方的非军事区地区内处理行政管理事务。

三、处于监督之下各方全部武装力量(陆军、海军和空军)均应在停战协议签字，并于生效后5天内撤出另一方后方的和沿海的岛屿和水域(原先处于另一方控制下的岛屿和任何其他岛屿另行达成协议)。

如果上述武装力量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撤出且无任何相互协议和拖延撤出的任何原因，则另一方为保证其安全和秩序有权对武装人员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四、为保证持久停战，以便双方较高级代表政治会议顺利进行，从而达成和平调解，双方均应保证，一旦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即不向朝鲜运送任何军事人员、战斗飞机、装甲车、坦克、武器和弹药。

在相互协定的规模内进行的军事人员的一切轮换均应报告停战委员会，以便受全权委托的中立国观察机构能够执行其任务，对在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内的轮换地点进行观察和监督。

五、双方均应指派同等数量的成员组成停战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对停战协议进行观察和监督，通过谈判对任何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进行调解。正如停战协议所规定，观察和视察的职能应根据下列两点规定进行：

(一)停战委员会应对非军事区负责，它通过直接派出联合小组履行其职责；

(二)在非军事区以外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和发生破坏停战协议情况的地点内，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按委托履行职责。

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向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要求调查破坏停战协议的事件时，它应进行直接视察。

六、双方同意向没有参加朝鲜战争、能够为双方所接受的中立国提出要求他们同意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成观察机构。该观察机构由停战委员会授权后，应按第4条和第5条第2款的规定负责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每当停战委员会的双方或一方请求进行这种调查时，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观察机构应立即向相互协定的后方卸货点或中立区以外发生破坏停战事件的地点派出视察小组，并应按停战协议的规定履行观察和视察职责并将这种观察和视察结果报告停战委员会。

双方均应给这些由中立国代表组成的视察小组提供在双方达成协议的主要交通线上履行职能所必需的一切交通工具。”

毛泽东

1952年1月31日

第325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68-72

№1339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用中文放映苏联电影问题(1952年2月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1日

第362项　关于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汉语配音。(1951年1月28日第606号记录第108-гс项)

批准苏联电影部关于在保留用俄语演唱的声乐节目的情况下用汉语配音译制电影《大型音乐会》的建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75

№0053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请波兰等国代表参加观察机构(1952年2月3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以下复电电文转告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您1月31日有关停战谈判的电报已经收到。

同意您所拟定的计划和您对谈判进程做出的估计，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

关于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参加观察委员会一事，我们认为应与波、捷领导同志商量，他们自然会同意的。

致以敬礼!

菲利波夫”

收到电报后请来电确认。

请电告执行情况。

第72号密码电报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78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80

№1339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斯大林给毛泽东的贺电(1952年2月5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5日

第380项　斯大林同志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

通过斯大林同志建议的给毛泽东同志的贺电草案，即祝贺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2周年。

附件：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同志

北京

在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署2周年之际，请主席同志接受我的衷心祝贺，希望为了全世界的和平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的同盟与合作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78、216

№0053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朝鲜希望停战并得到粮食援助(1952年2月8日)

发自北京，1952年2月8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现将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发给我的电报和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的内容摘要转发给您，以便您了解。

彭德怀同志今年1月22日的电报：

“一、今年1月16日1时，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曾来我处。他在谈话中说，朝鲜全国人民要求和平，不愿继续进行战争。

如果苏联和中国认为继续进行战争有好处，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并坚守自己的阵地。

我答复说，在公平合理的原则上进行和平调解对我们是有利的。我还向他说明，在当前军事状况下，我方的有利条件和美国的困难都在增加。因此，停战协议是可以达成的。但是在军事方面我们正在积极准备兵力，以便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朴宪永外务相离开我处时，表示同意我对整个局势的观点，并说他的访问只是一般的会见，他的意见不是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政府的意见，而纯粹是个人意见。

二、1951年，朝鲜政府征收农业税粮食计65万吨，其所占总收获量的百分比过大。现在有10％的居民正在挨饿。大多数农民的口粮仅能维持到2—5月。

如不迅速给予援助，则这种情况不仅会影响春耕进行，而且会影响粮食产量。

据说，我国政府已批准给朝鲜政府提供30000吨粮食。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如果不是这样，我认为必须在3月份及时提供30000吨谷物给予帮助，以便农民能进行春耕生产。

三、我认为，尽管我们的预算也很紧张，但根据1951年预算年度的援朝计划来看，我们完全应计划拨出16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37亿卢布)来援助朝鲜。这一数字未必能缩减。请尽早将此列入总预算。”

我今年2月4日的复电如下：

“你今年1月22日电报已收到。至于援朝问题，我们已将15000亿元人民币(约合2.22亿卢布)的经费列入1952年的预算，该数额略微超过中国于1951年提供给朝鲜的贸易贷款、中国提供的紧急修复朝鲜铁路和供养东北境内朝鲜公民的款额。

如果朝鲜停止军事行动，则可预见援朝经费势必增加。

今年1月底，朝鲜贸易相张时雨同志曾来北京就1952年交货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是确定由我国提供的货物总值为7000亿人民币(约合1.03亿卢布)。

朝鲜什么也不给我们作为交换，因此上述款额应作为贸易贷款额。

至于申请中规定的粮食将按该申请规定于2—5月份交货。按每月5000吨大米和5000吨小米(总共提供大米和小米40000吨)，每月提供200吨豆油。

此外，在2月份还要提供330万米棉织物。

谈判将于近期内结束。按你的实际观察，如果朝鲜军事行动停止，朝鲜应首先恢复什么？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恢复公路和农业方面可用劳动力予以支援。除此以外还需要我们提供何种援助？

请你研究这些问题并将意见告知。”

毛泽东

1952年2月8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1-83

№24844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在阿拉木图设部长会议代表处(1952年2月20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苏联部长会议负责“苏中石油”股份公司和“苏中金属”股份公司事务的全权代表波波维同志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把设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处，并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设立代表处的分支机构，其人员配置为14人。

根据波波维同志的提议，需要委托代表处完成在基地进行货物的装配工作以及一些与苏联工作人员进行出差的登记工作相关的业务管理工作(应该到股份公司出差，并使这些人返回苏联)。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在审议了这个问题之后通报说，政府在1951年9月25日决定，同转运往新疆股份公司的货物相关的所有工作都全部委托给了对外贸易部。

为了开展工作，对到新疆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进行管理，并使其返回苏联，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不需要组建特别的代表机构，因为中央机构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以及在阿拉木图市的相关部和部门应该履行这一职能。

根据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需要对波波维同志就上述问题提出的请求做出答复，而在阿拉木图市的国营转运站联盟以及设在萨雷奥捷克站、雷巴契耶站和托波列夫—米斯站的相关基地应该被撤销，国营转运站联盟和上述基地的财产应在1952年1月1日之前转交给对外贸易部。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帕乌金

1952年2月20日

РГАЭ，ф.4372，оп.54，д.1031，л.91

№248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美国使用细菌武器(1952年2月21日)

菲利波夫同志!

在1952年1月28日到2月17日20天的时间内，敌人通过高射炮用飞机8次在朝鲜阵地伊川—平康—朔宁三角区中央地段以及阵线东部的部分地段，向我军阵地投放了三种昆虫：黑苍蝇、跳蚤和虱子。

现在，在上述地区的田野、公路、树林、草地和小河岸都可以发现这三种昆虫，而且一些地区的密度较大，每平方米达到10—15个昆虫。

对从前线得到的这些昆虫进行的初步分析显示，这些昆虫是霍乱和鼠疫。根据从前线得到的报告，已经发现了一些患有霍乱、伤寒、斑前伤寒、脑炎的病人。病人中有2人死亡。

现在正在对死亡者进行检查，以便确定其死亡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最终确定，他们是否感染了上述细菌。

为了前线的需要，我们已经派出了医疗队，同这些疾病作斗争，并通过飞机向前线运送了340万份预防霍乱和鼠疫的疫苗以及4000俄磅灭杀昆虫的药粉。

我们得到的秘密情报以及得到的报纸的报道证明，美帝国主义者经常在朝鲜有计划地散播细菌。

1950年2月1日苏联政府照会中提到的5名臭名昭著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其中3人现在在朝鲜，这三人是：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和北野政次。他们随身携带了进行细菌战所必需的装备，其中包括霍乱、鼠疫、能破坏人的血液的毒气以及开展细菌战的其他各种装备。

在美国人的领导下，日本战犯利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进行细菌武器试验。这些战犯在他们制定的报告中谈到了关于怎样在冬季作战的时候使用细菌武器。

早在1951年3月，附属于联合国军总参谋部的卫生部长官、陆军准将赛姆斯乘坐第1091号细菌战登陆艇到了元山港口，然后他访问了巨济岛，在该岛上，在他的监督和领导下在中国战俘和朝鲜战俘身上进行了细菌武器的实验。美联社的美国记者在1951年5月18日报道了这件事情，该记者曾访问过巨济岛。敌人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散播细菌，这些行动以及行动的方法同细菌战战犯石井四郎以及其他的日本细菌战战犯在日中战争时期采取的行动和方法相似。

我们首先打算以朝鲜外务省的名义，然后以中国外交部的名义呼吁全世界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战争行径。全中国和平委员会向世界和平委员会建议，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犯罪行径的运动。

我们向您通报了这件事情，并且希望，苏联政府积极帮助我们，也希望得到您就这个问题下达的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2月21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87 89

№11420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报告：关于旧金山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1日)

绝密

文本第10份

И.В.斯大林同志：

一、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现在除了日本外，大不列颠、新西兰、墨西哥、阿根廷和洪都拉斯都已批准。澳大利亚议会和美国国会现在都正在讨论。毫无疑问，其他国家也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后批准这一条约并将其视为已经生效的条约。

美国及其支持者最近将会公开发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借口是和平条约已生效。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委员会里将只剩下苏联代表了，而在远东委员会可能也会形成这种状况。事实上，无论是盟国委员会还是远东委员会现在都无事可做了，而美国却不受监督地在实行着自己对日本的政策。

我国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鲁诺夫同志建议不要等美国政府发表“停止对日本的占领”的声明，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其中包括盟国委员会，同时也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

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一郑重的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还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楚，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废除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

外交部认为，在召开针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会议时，将在会上提出废除这一机构的问题。苏联代表不应该反对废除针对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但是，我国代表在盟国委员会中应发表声明，明确表示：这一建议是美国方面根据非法的单独对日和平条约而采取的新的非法行动。如果对日盟国委员会会议不举行，那么苏联代表就应该以书面形式发表自己的声明，之后，正如声明所宣布的那样，这一机构就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在解决与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有关的我国驻日本代表处的问题之后，由于可能取消远东委员会，有关我们给潘友新 [40] 的指示问题另行解决是恰当的。

二、至于我国今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我驻日本代表处的状况，那么显然，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而且战后苏联与日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但是，苏联当然感兴趣的是，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外交部认为，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是适宜的。作为贸易代表团的我国代表处，既可以履行商务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的情况下也可以履行比如像1920—1921年期间我国驻英国的贸易代表团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最好能在这种情况同日本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也可以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还应注意到日本人也可能希望有自己驻苏联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类似的驻莫斯科的代表处。

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还没有在单独和约生效后如何维持同苏联的关系问题发表任何官方声明。但是国务大臣冈崎今年1月31日在议会就苏联驻东京代表处今后地位问题发表的谈话应值得注意。他在谈话中暗示成立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处的可能性。

鉴于冈崎的谈话，苏联外交部认为利用苏联代表处同日本某些官方人士的有关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必要的。为此，我国的商务代表多姆尼茨基同志最好能邀请日本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

会晤时，副政治参赞鲁诺夫同志应该在场。在同高桥(或副大臣)会晤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后提问：这次谈话是何用意，他可否对此作某些解释？我国代表应当利用这次提问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我方关于苏联驻日本贸易代表团的建议的态度。如果高桥(或者副大臣)也提出这一问题，那么日本人就应当说清楚。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困难。

四、苏联外交部认为，为了查明日本政府在维护苏联与日本今后的关系问题上的意图而预定采取行动的计划，宜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事先询问它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附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请审阅。

А.葛罗米柯(签名)

1952年2月21日

第108ги号

附件一：

东京

致基斯连科、帕夫雷切夫：

第一，由于最近单独对日和平条约即将生效，显然，废除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问题会被提出来。当然，苏联反对废除因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些机构是不适宜的。

但是苏联驻盟国委员会的代表不能对废除盟国委员会的建议默不作声，而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的又一非法行动。之所以确定这一行为为非法，是因为它是在违反了以下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议。这些国际协议是：开罗和波茨坦宣言、雅尔塔协议、远东委员会的一些决议及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宣言。

在委员会审议这一问题时，必须列举有关的事实，明确指出：美国政府在签订单独和平条约之前就已经严重违背了几个大国就日本问题一致达成的上述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应指出以下问题：

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在实施占领日本时不是去执行使日本民主化的决议，而是帮助建立对民主组织和民主人士实行警察专制的制度。

还要举出一些事例加以说明，美国在日本的占领当局没有采取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的政策。签订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是美国政府粗暴地坚持违背它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的继续。这一条约的签订表明，美国政府在把日本变成自己在远东的军事桥头堡方面走得有多远。正因为如此，不能不把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和所谓的安全条约看成是在远东准备新战争的条约，因为日本正是在这些条约的帮助下，变成从属于美国的国家，使自己的民族利益从属于美国统治者的侵略目标。除了这是一个在远东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之外，再不能对条约作任何其他评价。美国政府旨在粗暴违背自己应对日本所承担的义务的政策，以废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而告终。众所周知，尽管盟国委员会远未履行1945年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交部长及中国也派人参加的莫斯科会议决定赋予它的职能，但是这个建议还是被提了出来。由于强加给日本的单独和平条约和上述“安全条约”而使美国军队留在了日本，这就突出了日本的从属地位。事实上日本的状况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变，日本仍处于被占领国的地位，因此这对日本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产生了消极后果。当然，对这种状况，首先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来负责。苏联政府坚持从日本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在所有相关国家的参与下实现真正的和平解决日本问题，苏联政府对业已出现的状况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上述情况，请你们在3天之内将你们在盟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声明全文起草好并报送莫斯科。

第二，至于我国今后与日本政府的关系问题和苏联官方驻日本代表处地位的问题，那么现在显然还不可能建立所谓正常的苏日外交关系。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对日单独和平条约，苏联和日本间的战后关系仍未得到解决，更不用说吉田政府持公开的对苏联不友好的立场了。但是苏联感兴趣的是，即使在废除盟国委员会后，苏联代表处仍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留在日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就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在日本建立苏联代表处的问题，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是合适的。贸易代表团形式的我国代表处(如果合适，可以叫别的名称)可以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在必要时也可以例如像1920—1921年我国驻英国贸易代表团那样履行其他的某些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同日本达成协议，使苏联贸易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职能以及履行政府的其他使命。

同样也应当注意到日本人也可能会希望在苏联有他们的代表处，我方可以同意日本在莫斯科设立类似的代表处。

第三，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尚未发表任何有关其打算在单独和平条约生效后维持同苏联关系的声明。但是我们认为国务大臣冈崎今年1月31日就今后苏联驻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在议会发表的谈话不是偶然的。(你们126号电报)他在谈话中暗示了在日本设立苏联代表处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利用你们同日本官方人士的联系，搞清日本政府的意图是适宜的。我们认为，为达此目的，多姆尼茨基可以邀请通产相高桥共进早餐，或者在招待会上同他交谈，要么同副大臣山本举行类似的会晤。在会晤时鲁诺夫应在场。在同高桥(或同副大臣)谈话时，多姆尼茨基或鲁诺夫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引用冈崎的上述谈话，询问这一谈话是何用意，他是否可以对此作某种解释。

请你们利用提出此问题的机会来探明日本人士对关于我驻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建议所持的态度。如果高桥(或副大臣)提出类似的问题，那么应该说，在这方面大概不会遇到困难。

有关谈话结果请立即报告我们，以便得到进一步的指示。

第四，你们建议发表声明，以苏联政府的名义要求尽快停止对日本的占领并废除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这是不可取的。向社会舆论还难以解释清，为什么不同意单独和平条约的苏联却建议废除由几个盟国于1945年12月决议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及远东委员会。

请确认是否收到此件。

附件二：

急件

北京

致罗申：

请您拜会周恩来并告诉他：

鉴于单独对日和平条约近期即将生效，关于废除对日本的盟国委员会的问题显然要被提出来。苏联政府认为反对由于占领日本而建立的这一机构是不适宜的。同时苏联政府认为，绝不能忽视废除对日盟国委员会的建议，应当把这一建议视为美国政府方面新的违法行为。因为它是破坏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权利的非法的单独和平条约所产生的后果，更不用说它对日本本身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了。为此，苏联驻对日盟国委员会代表将受权发表相应的声明。

同时，随着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也出现了今后同日本关系的形式问题。现在很明显，尚无可能建立苏联和日本间所谓正常的外交关系。这是因为苏联不承认单独对日本的和平条约及苏联与日本之间原本的战争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苏联感兴趣的自然是对日盟国委员会被废除之后，苏联代表处能以某种可以接受的形式在日本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要力争同日本政府就苏联驻日代表处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设立达成协议是适宜的。这个代表处既能履行贸易代表处的一般职能，也能在必要的情况下履行像领事馆那样的某些其他职能。

估计日本人也有在苏联设立自己的贸易代表处的愿望，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同意在莫斯科有一个这样的日本代表处是可行的。

您可以告诉他(周恩来)，苏联政府很想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上述问题的看法。执行情况请电告。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中苏关系》第9卷，第2118—2127页

№1339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派苏联公民赴华工作(1952年2月2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1年12月11日至1952年2月27日会议第85号记录

1952年2月23日

第517项　关于公民Р.普罗列塔里耶娃赴中国的事宜。

鉴于中国大使馆的请求，现批准苏联公民罗扎·普罗列塔里耶娃前往中国进行长期工作。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2，л.107

№24846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对美国细菌战必须做出回应(1952年2月23日)

毛泽东同志!

您在2月21日的电报收到了。

对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的罪行必须做出回应，以便使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采取重大的反击措施。

我们同意您提出的如下计划：从朝鲜和中国政府方面采取措施，也从全世界和平主义者委员会方面采取措施。

苏联方面将会对采取的这些措施予以积极的支持。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2年2月23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92

№11421 苏联外交部致驻华大使电：关于对日和约问题(1952年2月28日以后)

绝密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通告他，您已被授权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报如下事项：

最近可以预料，鉴于对日本单独和约生效，美国发言人将提出建议：停止对日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活动。对此，苏联政府认为，搞清楚同日本政府建立直接关系的可能性是适宜的。也已向苏联驻日本的代表发出指示：探明日本政府对相互交换外交(或政治)代表处的可能性的态度。之所以直接同日本建立关系，是因为需要解决苏联和日本相互关系中现在及将来出现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政府认为，建立这种关系将是有利的，日本人民是欢迎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使美日反动派敌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失去作用。

请您也通知中方，不言而喻，同日本建立直接的关系并不改变苏联不承认1951年9月8日在旧金山签署的单独和平条约的立场。

请确认此件是否收到。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中苏关系》第9卷，第2128页

№133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前往苏联问题(1952年3月3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日

第6项　关于米玉道(Ми Юй дао)、尤开元(Ю Кай-юань)和杜长志(Ду Чжан-чжи)到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1.批准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的提议，并准许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作为翻译见习生从中国到苏联来参加外文出版社的工作。

2.责成莫斯科市苏维埃(杨松同志)于今年4月向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提供莫斯科市里的住所。

3.迎接和招待米玉道、尤开元和杜长志的工作委托给外文出版社(彼得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3

№09869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开展三反运动情况(1952年3月3日)

我拜会了周恩来并把两封给毛泽东的电报交给了他。

在会谈过程中，谈到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周恩来说，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了国家机关不少工作人员严重的营私舞弊行为。有很大一批工作人员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贿赂，攫取国家资金，把大笔国家的钱用于非生产性措施。

出现这种状况有几方面的原因。1949年之前，革命运动主要在农村进行，所以干部不了解资产阶级那一套。来到城市后，处在全新的条件之下，许多党政工作人员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被腐蚀而变坏。对干部的政治教育搞得不好。许多工作人员认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地主，平分土地。另一些工作人员，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中国革命之后资产主义发展时期将要到来。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这一革命的自始至终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到来的是人民民主专政时期，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许多工作人员被腐蚀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机关中留有相当数量的原国民党官员，他们带来了不少国民党制度的恶习。

由于一大批工作人员被发现有营私舞弊行为，党为了保护干部不得不逐个审查营私舞弊现象。90％的犯有营私舞弊的工作人员将受到行政处分，仍留岗工作。其余10％严重的受贿分子、贪污分子，将按其罪行受降职处分，并从国家机关开除去从事体力劳动，或被投入监狱，或枪决。

到3月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将在中央机关、县以上大企业和部队连以上单位中结束。最大的贪污犯将被枪毙。在这之后，党要着手解决农村和连以下部队中的贪污、盗窃国库和官僚主义问题。由于农村和部队基层单位也有大量比较轻微的营私舞弊现象，同他们做斗争也需要投入很大精力和动员广大的居民阶层。为了不影响春播，农村和部队中的这一运动将推迟到春播完成之后开始。

然后周恩来指出，反贪污、反盗窃国库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在第二阶段演变成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广泛斗争。在革命胜利之初，资产阶级害怕共产党，但看到共产党对它很好，同它进行合作，资产阶级决定利用这一点。然后它看到，同共产党不仅可以合作，而且可以收买其中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使用收买、思想腐蚀、讹诈这些方法，使许多工作人员拜倒在其脚下。通过投机倒把、生产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攫取国家资金、进行破坏活动、收买经济情报，部分反动的资产阶级企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经济阵地。在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中发现，仅有2％的企业主和商人遵守政府法令进行经营；40％的人攫取了一部分钱——近100万元；53％的人干了各种半合法半违法的勾当；5％的人干了大量的投机倒把活动，以高价向国家出售伪劣产品，逃税漏税，收买国家职员。这些大的犯罪分子中，4％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和征收复税，使他们的财产回到国家手里。这些资产阶级中其余的犯罪分子(1％)将被投入监狱和被枪毙，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每一个城市都要枪毙几个大的奸商和大资产阶级分子中的犯罪分子。

在总结上述发言时，周恩来指出，共产党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实施有力的打击，借此使资产阶级名誉扫地，使其孤立于中小资产阶级，进而消灭之。至于资产阶级的其余部分，要把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政府规定的范围之内。

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斗争开展得并不平衡。到3月底，北京和天津将结束这一运动，然后是上海和其他城市。这样做是为了积累经验，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对资产阶级要发动全面进攻，防止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这一措施。这种办法乍看起来似乎不妥，好像这会使没有开始运动的地区的资产阶级做好准备，隐瞒自己的罪行。其实不然。资产阶级的每一个罪行，毫无疑问，不是这个工人就是那个工人和职员知道。现在无产阶级已充分发动起来同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他们将勇敢、坚决地揭露资产阶级的营私舞弊行为，资产阶级已无法隐瞒自己的罪行。资产阶级本身也感到了这一点。例如，尽管上海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的运动尚未开始，上海的企业主和商人已找到政府，建议赔偿他们给政府造成的损失500亿元，只要政府赦免他们的罪行。

周恩来补充说，一些企业主和商人贯彻颠覆国家经济的路线，同美国人和国民党有联系。但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是重点。晚些时候，当反对资产阶级营私舞弊运动基本结束之后，政府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参加会谈的有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5，п.343，д.12，л.43-46

№24847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派遣细菌学专家(1952年3月7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为了采取有效的措施，同敌人在朝鲜战线和东北领土投放的细菌生物作斗争，同时，为了防止因此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流行病，我们在继续加强预防流行病的力量。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尽快向中国派出9名预防流行病的专家：预防流行病小组组长1名，高水平的防疫和细菌微生物学实验医师1名，昆虫寄生物学专家1名，生产疫苗，并且了解培植疫苗的细菌专家2名，使疫苗标准化的实验专家2名，消毒和灭鼠专家1名，流行病专家1名。

此外，必须使上述专家，特别是要使细菌学专家在来的时候带上必要的准备和细菌设备，以便进行微生物学的、细菌学的以及其他的研究。

请把您就这一问题做出的决定告知我们。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7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97-98

№1339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同意陈昌浩返回中国(1952年3月8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8日

第42项　关于中共中央的请求。

1.满足中共中央要陈昌浩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请求。

2.责成联共(布)中央属下的出国事务委员会给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办理出苏联国境的手续，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霍洛德科夫同志)则要安排好送陈昌浩及其家里人去中国的工作。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10

№00537 葛罗米柯致罗申电：询问对美军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8日)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将以下电文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们得到报告，据称彭德怀打算对美国的一个师采取局部军事行动。有人询问我们的意见。

我们怀疑现在采取这样的军事行动是否恰当。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52年3月8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00

№24848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请苏联提供防止流行病药品(1952年3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由于敌人继续向东北投放大量的昆虫细菌，我们估计，我们在今年3月7日发出的申请中要求提供的防止三种流行病的帮助是不够的。

我们请求苏联政府除了提供今年3月7日的申请中提供的数量的帮助以外，另外再向我们提供如下防止流行病的物资：纯滴滴涕600吨，抗鼠疫的疫苗2000万剂，四联疫苗(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霍乱)2000万剂。

如果可以的话，请求苏联政府及时把上述所述的部分物资以及我们在今年3月7日请求提供的部分物资空运到北京。

请把这一订货纳入双方贸易的账单中。

能否供货请告知。

此致

敬礼!

周恩来

1952年3月10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04

№00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答复对美采取军事行动事(1952年3月10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10日收到

复您第325号电。 [41] 现将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的电报转发给您。

“致菲利波夫同志：

3月9日，罗申同志转告联共(布)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计划对美军1个师进行局部战役以及这一战役在目前不适合的通知。我们没有从彭德怀同志那里收到该战役计划。如果他同苏联顾问谈过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也认为当前进行这样的战役是不合适的。我们将此意见通知彭德怀。也将此意见通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10日”

Н.罗申

1952年3月10日

说明：

葛罗米柯同志指示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同志：收到通知说，彭德怀计划对美军1个师实施局部战役，认为现在进行这种战役会引起怀疑。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02-103

№1339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胡明来苏治病问题(1952年3月1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12日

第70项　关于胡明同志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1.满足中国外交部关于胡明同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财政部部长薄一波的妻子来苏联治病的请求。

2.迎接和招待胡明同志的工作委托给联共(布)中央总务部(克鲁平同志)，治疗工作则委托给克里姆林宫的医疗卫生处(叶戈罗夫同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16

№24849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苏联同意提供专家和疫苗(1952年3月14日)

周恩来同志!

您在3月7日、8日和10日发送的电报收到了。

1.根据您的请求，我们向中国派遣了您在3月7日的电报中指出的9名专家，并使他们带上必要的试验样品和装备。这些专家将在3月25日到达中国，为期3个月。

2.4月10日之前将向中国发送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百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80万剂，预防肠伤寒的疫苗和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850万剂。第一批预防鼠疫的疫苗100万剂，将在3月25日之前空运到北京。

此外，6月1日之前将会另外提供如下疫苗：预防鼠疫的疫苗500万剂，预防霍乱的疫苗320万剂，预防肠伤寒、副伤寒A、副伤寒B的疫苗400万剂。

苏联没有生产您在电报中提出的四联疫苗，但是将会发送在苏联加工过的疫苗制剂以取代四联疫苗。

4月10日之前还将提供100吨纯滴滴涕，并在5月1日之前另外再发送100吨滴滴涕。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д.342，л.190-100

№24850 斯大林致周恩来电：同意向中国提供石油产品和车辆(1952年3月15日)

请转告周恩来，对于他提出的关于苏联提供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请求我们已经进行了审议，这些请求将被满足。

苏方将提供141.1万吨的石油产品，这些产品将在1952年3—5月期间运往中国。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和氧气设备共计1万辆(件)，这些设备将在1952年运出，每季度的供应量大致相当；关于这个问题，苏方将不提供486辆嘎斯63汽车和844辆吉斯151汽车，但将提供吉斯5和嘎斯51型汽车。

特制汽车将提供258辆，而不是中国政府要求的600辆。不足的342辆特制汽车将另外提供嘎斯51和吉斯5型汽车作为弥补。

苏联贸易代表处有关于上述汽车、拖拉机、汽车式起重机、气压站和氧气站以及石油产品的详细说明，该贸易代表处被委托同中国进行接触，提供上述货物，并把其列入1952年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协议的结算中。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12 113

№248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橡胶生产和铺设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1952年3月15日)

毛泽东同志：

第一，前不久听取了从中国归国的苏联代表团主席科尔达诺夫关于橡胶问题的报告。得知，橡胶一方面将从农民那里得到，另一方面将从国家经营的橡胶园得到。科尔达诺夫通报说，种植的橡胶面积完全足够完成通知给您的关于橡胶生产的计划。中方需要技术、拖拉机、汽车和俄罗斯专家。在提供技术和派遣专家方面我们可以提供帮助。1951年10月，朱德同志在同尤金进行的谈话中表示，如果能够组建中苏橡胶股份公司就好了。如果您赞同这一看法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反对。或许您希望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合作。请把您的看法通知我们。

第二，1951年5月朱德在同费德林进行会谈时表示，应该铺设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关于这个问题他说，能够找到足够的中国人建设铁路，需要苏联政府提供的是所有其余的东西，也就是钢轨、枕木、车厢以及其他的设备。如果您同意这一看法，我们愿意铺设这条铁路。

第三，如果您同意上述两个问题，那么我们认为，应该立即在莫斯科或者在北京进行谈判。

菲利波夫

1952年3月15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14 115

№09870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中国的三反、五反运动(1952年3月18日)

3月18日，我会见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

在转达了给他的电报内容之后，我请他谈了现正在开展的报刊上称之为“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的内容。

刘少奇同志非常详细地谈了该问题：

还在整风和清理国家机关的时候，党中央就掌握了这种情况，一些在地方和中央党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表现卑劣。一些人有官僚主义；一些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挥霍国家资金，追求享乐；而有的直接窃取国家金钱或从事奸商活动，倒卖商品和建材等。当时党中央已严肃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10—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前，中央委托政治局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并给会议提供一定的材料。这个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得到了认真研究，最后做出了决定：广泛开展同盗窃国库者、腐败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运动。政治局扩大会议责成党中央和政务院为开展运动准备有关文件。出于策略考虑，提出了三反的口号。11月份拟定了相应的指示，这个问题还拿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三次会议上讨论过。

与开展三反运动的同时，还提出了增产节约的口号。从12月10日起，运动开始。

为了积累经验和使运动在高政治水平上进行，毛泽东同志亲自担任中央机关和天津市这一运动的领导。从运动的第一天起便发现，不坚定的工作人员、思想不纯洁和没有受过充分政治教育的人染上了严重的恶习。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对他们的影响使他们走上了同资产阶级合作的道路，使他们滋生了资产阶级所固有的各种习惯。

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初期，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共产党员和行政工作人员害怕同资产阶级分子有某种联系或共事。资产阶级分子的表现也有分寸，他们观察研究问题，看情形如何发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民族资产阶级看到共产党员还不算什么坏人，他们提倡合作，努力建立业务联系，而其中一些人不仅建立这种接触，甚至不择手段追求享乐，与资产阶级建立紧密关系。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钱投入商业和工业企业共同经营。利用这一点，资产阶级分子开始寻找、接近这部分人的途径，他们成功地把党的一些干部和行政官员拉到自己一边。接着资产阶级便更大胆地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各种手段，把不坚定分子拖下水，收买他们，腐蚀他们，把他们控制在手里。

利用党政机关中各种思想麻痹的人、官僚主义者、盗窃国家资金者以及其他人，资产阶级如此深深地扎下了根，以致成了从内部颠覆我们国家行政机关的最大威胁。所以在三反运动中发现这些初步迹象和看到很多腐化分子党龄很长、资深权重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下达命令竭尽全力开展这一运动，清除党内和行政机关中所有变质分子、受贿分子和官僚主义分子。为了这一目的，动员起了所有党的组织，工交、建筑企业及其他所有机关的职工开展运动。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特别委员会依靠广大劳动群众，坚决开展了这一运动。由于做了大量工作，揭露出了一系列腐败行为；我们发现，我们党的不少重要干部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仅官僚主义作风严重，而且变成了真正的腐败分子、大贪污犯、骗子，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合谋者。他们给资产阶级提供必要的财政和经济情报，从我们揭露出的问题看，个别人不仅将国家资金攫为己有，而且变成了奸商、投机倒把者、企业主，同资产阶级分子合作。

刘少奇说，我不一一列举全部事实，这些报上已经公布了。我只指出一点，在同财政经济和钱物打交道的所有国家机关里，我们发现没有一个是干净的，都被揭露出存在着滥用职权、腐败、贪污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原来，染指这些恶习的不仅是一般的职员和干部，而且有中央、省市机关的重要的工作人员。这些骗子已被揭露，他们有的盗窃不多，有的则高达数百万。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原国民党官员(在许多机关中高达40％—50％)由于过去的习惯，几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滥用职权行为。

在资历很深、身居要职的党的工作人员中，我们发现其中一些人参与了肮脏勾当，同资产阶级有联系。在人民政权机构建立初期入党的党员中，有5％—7％的人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肮脏勾当。被腐蚀瓦解最严重的是财政经济机关、建设单位、同物资和贸易有关的下属经营单位和机关。

这些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现在这一运动已接近尾声。

初步的总结表明，相当一部分职员是通过收取佣金被资产阶级收买的。佣金数额为购货和订货款的5％—10％。在中国，售货的企业或某一贸易组织交纳佣金似乎是合法的。所以人们按照老习惯收取佣金，不顾这样做却给国家带来了损失。

其中一些人甚至这样认为，商人或业主支付佣金，在这里国家并未受损失。但他们谁也没有考虑到，他收取的这5％—10％的佣金，不是商人和业主的钱，而是国家的钱，因为商人要从国家机关或企业那里多拿5％—10％的钱。另外，更有甚者，他们把通过收取佣金积攒下来的钱再投入商业或企业，这样他们变成了商人和业主的同伙。

另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渠道拼命捞钱，放纵享乐，忘记了共产主义道德，走上了腐化的道路，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肆意挥霍的环境。这些人忘记了家，在外面鬼混姘居，变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帮凶，他们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政治面目，成了地地道道的变质分子。

另一部分人不仅收取佣金，还把巨额公款据为己有，盗窃国库资金，挥霍浪费。这些人成了真正的小偷，盗窃国库者，变成了奸商、各种投机倒把者和坏分子的帮凶。

审视出现的形势，党中央采取了清理党的队伍的坚决措施。所有犯有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行的人，都被我们清除出党。如果必要，我们还不就此罢休。我们把所有这些人清除出党，用忠诚可靠的人加强党的队伍，用来自工人阶级、贫苦农民一方的积极分子和生产突击手补充党的队伍。我们把严重腐败分子、贪污盗窃分子送上法庭，关入劳改营，投入监狱，而查明的罪大恶极分子则被枪毙。

伴随这一运动的同时还查明，解放战争时期投靠我们而很少经过考验的那部分党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们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们当中，有的是地主、富农、商人、国民党分子等人的子弟。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近，所以他们一同民族资产阶级接触便产生了共同语言，走上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完全合作的道路。

另一部分人，由于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很低，又不乐意学习，加之这一工作在党内开展得很差，他们也受到了这一恶习的侵袭，变成了与党性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他们利用党员的身份为自己捞好处，争福利。

在三反运动中，我们发现，民族资产阶级在同我们的合作中追逐的是黑心的目的即发财，他们不惜一切手段获取巨额利润。

在我们面前，刘少奇说，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加强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是拒绝同它合作，开展反对它的严肃斗争？

在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得出了结论，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暂时我们还不能彻底同民族资产阶级决裂和开始消灭它的运动。

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决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最上层，即最反动的那一部分实施打击。作为战术措施，党中央决定开展五反运动。如果说三反运动涉及的仅是国家职工和地方行政机关里的职工，那么五反运动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是对它最反动的部分实施打击并将其消灭之。为了在实践中检验这一点，我们再次选择了北京和天津为试点。我们决定对属于资产阶级的所有工商企业进行检查，揭露他们的活动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当我们在这两个城市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其他城市开展运动。已经查明，这样的工商企业，北京有4.9万家，天津有5万家。他们都一一受到了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在9.9万家工商企业以及小商小贩、手工业经营者中，有25％遵守法令，依法经营。其余75％的工商企业都不同程度的是违法者，或犯有一种或两种甚至五种罪行。然后我们对这75％又进行了研究，发现近40％的工商企业不依法经营，即隐瞒自己的真正经营额。通过收买税务机关，账上做鬼，逃税漏税，即只交他们应交税款的极小一部分。不过这仅是一些小的企业和小店铺，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还不是很大。

比较严重的是中等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对国家偷税漏税，而且收买国家职员，以便对自己的活动提供方便，收买国家职员偷来的东西，替其销赃。这些人在75％中占了30％。

最恶劣的是大的工商企业。他们不仅隐瞒自己的经营额，而且偷窃国家巨额资金，给国家企业提供伪劣制品。例如，天津一个厂主为前线提供不合格的铁锹；武汉一家公司为朝鲜前线提供不合格的急救包，其中以染色液体充当碘酒，以最次的棉花充当药用棉；上海一家出售医疗器械的公司，通过收买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得知国家要购买一批外科手术器械，结果这家公司把所有城市的外科手术器械抢购一空，之后漫天要价将其卖给国家。

在建筑企业里揭露出了不少坑害人的家伙，他们用最次的建筑材料修建楼房，把国家拨给的最好的材料攫为己有。这些人收买国家官员，与他们串通一气干坏事，给国家带来了物质损失。

利用我们与资产阶级进行的合作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最彻头彻尾的敌对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头面人物。这些人干尽坏事，其中包括同美英间谍和其他组织合作。

在我们研究了北京和天津所有这些工商界人士的情况，认真审查了所有材料之后，我们做出了以下决定：对25％遵守法律的小商小贩、手工业者给予自由，我们给他们继续经营的机会。对其余75％中犯有这样或那样一些罪行但一般比较轻微的40％的工商企业，我们通过社会法庭和组织让他们受到惩罚；认识比较好的我们予以完全解放，其中一部分必须赔偿损失，这之后我们将给他们提供继续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比较恶劣的部分——占中等资产阶级的30％，我们让他们退回所有隐瞒部分或其中所带来的损失；还让他们交纳一定的罚金，让他们尝受社会的谴责；这之后让他们遵守法律，给他们提供从事以前经营的机会。对4％的有重要影响的资产阶级代表，我们迫使他们补交所有的偷税漏税和其中所造成的损失金额。此外，对他们还将处以罚金，要罚到这种程度，即让他们的经营被迫完全停止。比如，如果我们看到一家贸易公司有20亿，则我们罚它25亿，这一公司将被迫终止自己的经营。交纳罚金我们规定一定的期限，到期不交，则财产充公。这一部分人中最恶劣的将被我们投入监狱。根据新制定的法律，他们将被国家追究责任。

其余1％最大和最恶劣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将被我们监禁和枪决，但我们首先得让他们交还所有的钱，迫使其交纳巨额罚金。

这样，资产阶级在这期间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全部得到补偿。

按照预计，我们可为国家挽回损失2500亿，这等于是1952年我国预算的1/6。这可以弥补我们国家所有的亏损，但不能弥补我们党和国家在干部方面的损失。这些损失是无可挽回的，但失去他们，我们纯洁了党和国家机关。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将使我们的队伍更加健康和巩固，使我们能够更满怀信心地前进。

在对以上所说进行总结时，刘少奇说，我们看到，五反运动是严肃的政治运动，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对它反动的有重要影响的上层人物的打击。但运动是在五反的口号下进行的，我们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没有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他们在各个党派里的代表反对和能够反对这一口号。

这一运动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在开展这一运动时，我们把最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同其中下阶层区别开来，只对其上层进行打击。为什么我们能够采取这一决策？因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即国民经济中的成绩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除轻工业外，主要的工业部门掌握在国家手中。此外，我们可以这样做还由于，在1951年期间对反革命势力、土匪实施了有力的打击，顺利地进行了土改，使全国3.1亿农民有了土地。我们还稳定了财政形势，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并发动亿万群众完成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人民跟着我们走。我们的国内形势是稳定的。在这之前我们不能进行类似的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

在北京、天津取得经验之后，现在我们正往各大城市派遣政府工作组。从3月20日起我们将在各大城市开展这一运动。我们已收到消息，上海资产阶级已召开多次秘密会议，会上决定请求政府宽恕，向政府赎罪。现在他们打算，如不开展这一运动，给国家财政上交500亿，但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在其他城市，运动将继续到4月和5月。全国大约有30万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要受到惩处和被消灭。

这就是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

接着刘少奇指出，在县城和农村，三反和五反运动要推迟到春播完了之后进行，而某些地区推到麦收之后进行。

在开展运动期间我们看到，第一季度由于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生产财政计划没有完成。但我们相信，第二季度生产将有增长，城乡交流将会增加，1952年下半年经济将有大的增长。我们相信今年年度计划能够完成。

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现在对运动的目的和任务非常清楚。他们现在已开始抵抗。但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坚决地进行斗争并按照预定的计划完成运动。

至此，刘少奇结束了自己的谈话。

会谈持续3个半小时。卡尔斯基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5，п.343，д.12，л.30-42

№11597 维辛斯基呈斯大林报告：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事宜(1952年3月20日)

副本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3月12日，日本政府从李奇微司令部获得了指令：司令部批准日本生产武器、弹药和其他战争武器，军舰和各种类型的飞机以及它们的零配件。3月14日，李奇微司令部通告日本政府关于恢复日本在其领空飞行的权利，除了军用飞机之外。

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里的代表们认为：李奇微司令部的这些行动，是单方面取消了远东委员会关于禁止日本生产战争武器的决定，应该通过在远东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的途径，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

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目前对李奇微这些行为提出抗议是不合适的。第一，在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上，苏联代表团声明了，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和为这些武装力量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苏联外交部认为，我们现在针对美国人提出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在目前的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我们，并把这解释为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民族武装力量。最好是，当美国人向我们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提出由于对日单独和约生效而停止该机构的活动的问题时，我们的代表应该发表一个声明，并在这个声明里谈到美国人这些单方面的、破坏了相应国际协定的行动，包括部分地恢复日本的武装力量。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文本。 [42]

请审理。

А.维辛斯基

1952年3月20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198—199页

№1339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1952年3月2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1日

第125项　关于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1952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库兹涅佐夫同志)的提议：邀请由10—12个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代表团来苏联参加1952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逗留期限为3周。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28

№124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对美国允许日本生产武器的回应(1952年3月22日)

草案

绝密

关于李奇微司令部允许日本生产武器、军舰和飞机事宜。

批准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指示草案(附件)。

优先拍发

东京

致基斯连科和帕夫雷切夫：

第265项　我们认为目前对允许日本生产武器以及恢复日本允许民航飞机在自己的领空飞行的权利提出抗议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旧金山会议上，苏联已经发表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和生产一定种类的武器。

除此以外，我们对美国的这些行动提出抗议，不仅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而且还可能在目前局势下被利用来反对苏联以及将其解释为苏联企图阻止日本拥有国民武装力量。

收到后请确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02页

№133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向中国移交长春铁路(1952年3月22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22日

第145项　关于准备向中国政府移交中长铁路的措施计划。

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机关审议和批准，由苏联外交部就该问题所提交的提案。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32

№0054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国防和经济建设等问题(1952年3月28日)

发自北京，1952年3月29日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1月28日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电报和1952年3月15日关于中蒙铁路建设问题的电报已收到。

非常感谢您对中国建设问题的关心和帮助。

制定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总体规划以及计算为此所需经费和外汇实际总额等问题，我们一向希望待到朝鲜谈判前景较为明朗的时候来搞，情况一旦明朗，我们将立即向您提出关于总体规划的报告，以便您对我国的国防和经济建设有个清楚的概念，尔后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给我们提供援助的数额和方式。

现在可以认为，朝鲜谈判能够达成协议。如果在4月份可以达成协议，那我们就在11月中旬派某些负责同志到莫斯科向您提出关于国防和国家经济建设方面基本建设五年计划初步方案的报告，请苏联政府在派出专家及提供技术、设备和材料等方面给予系统援助，并给予贷款。

您如果同意，我们就开始准备该报告需要的所有材料。

关于您在电报中提到的各种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援助，现通告如下：

一、旅顺港海军基地问题。由于非法的美日和平条约特别是美日安全条约的缔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理由也有必要请苏联政府让苏军留在旅顺港地区，并在1952年底不撤出旅顺港。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委派代表准备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二、为了加强中国的海岸防御，我们完全同意您在1951年12月22日和1952年1月28日的电报中所作的指示。根据这两份电报所提出的计划，我们进行了初步计算并得出结论，需要向苏联订货的总额约为18亿卢布。为了完成中国海军人员训练计划，上述订货必须在1955年底以前全部到位。

但中国政府在这3年内无力偿还这笔外汇。因此我们请苏联政府对中国国防建设包括海军在内以提供贷款的方式予以援助。至于具体计划，我们打算由我国代表于今年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时当面提交。

考虑到关于中国海军建设问题的谈判推迟进行是不适宜的，因此我们打算于4月上旬派出中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志及其参谋长罗舜初同志和两名中国海军的工程和造船专家到莫斯科与苏联海军部的同志进行谈判。如果您同意，那我们就下达指示，派这些同志前往莫斯科。

三、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3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详细申请单另行电告。

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飞机和航空物资之后的余款购买其他武器装备的申请单只能在上述物资的价款结算清楚之后才能提出。

四、给60个步兵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除1951年给4个师提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以外，按修改后的计划，另一批物资提供应在今年4月开始。国内军队整编也将在今年4月开始。

如果没有新的变动，我们希望在1952年获得16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资，1953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1954年获得20个师的武器和军用物质。在我们所获得武器装备的4个师中，有3个师的武器装备将转交前线朝鲜人民军。

至于60个步兵师武器装备的军事贷款，我们也打算委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就其办理的具体程序进行谈判。

五、从中国北部开始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铁路修建问题。如果您认为修建这条铁路比修建从中国西北部通往苏联的铁路更为紧迫而且更有必要，考虑到苏联同时开始修建该铁路从乌兰巴托向中蒙边境延伸的这一段，则我们准备于今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勘察工作，于1953年开始修建。至于这一铁路的运行路线，我们认为它始于集宁站或包头站进入中国的绥远省，经中蒙边境的哈顺延伸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乌兰巴托，比从张家口延伸到乌兰巴托要好。当然，最后决定要在对该铁路修建路线进行预先勘察之后才能做出。

顺便说说，如果修建一条从中国西北部的兰州经玉门、哈密、乌鲁木齐到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总长2000公里，与苏联的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干线相接的铁路，则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更为有利。

我们不知道苏联政府对此问题的意见及苏联政府在修建这条铁路方面能否给予我们铁路设备的援助。

六、种植橡胶树问题。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多次研究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急需苏联专家方面的援助以及技术援助。但按中苏合资公司形式创办中苏股份公司来开发橡胶，在中国目前的政治情况下不太合适。

因此对种植橡胶树问题，我们建议同苏联政府缔结提供贷款和技术设备的协定，该协定规定保证以提供生产的橡胶偿还贷款，并给苏联提供年产橡胶量的50％以上，而且按优惠价格提供，即按世界市场价打一定折扣。

对上述两个问题，如果您同意，我们将委派代表于5月中旬前往苏联，与苏联政府进行具体谈判。

至于我们对栽种橡胶树的专家和设备的需要，我们将给您另发电报告知。

请对上述所有问题给予指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26-130

№24852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合作生产橡胶及向中国提供设备和专家(1952年3月28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以科尔达诺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小组在对广东和广西省的橡胶种植区进行调查之后，1951年12月25日以书面的形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发展橡胶业问题的可能性的建议。

我们同意了这些建议。

现在已经派出了1000名农林学院的大学生和教授，他们将到橡胶种植区进行具体的研究，并确定一些土地，以便建议在这些土地上开辟橡胶种植园。我们决定，要在3年的时间内使橡胶的种植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便每年得到共计25万吨的橡胶。

为了完成上述计划，同时根据您在1951年9月10日的电报中的指示，我们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一些汽车、拖拉机、可燃烧的材料、耙、犁以及其他一些机器(见附表)。这些设备的清单由中国专家根据汇总的材料拟定。由于经验不足，该清单也许很不准确。

如果您同意向我们提供设备，那么我们将派一些专员到莫斯科，在您指定的相关机构的帮助下由这些专员来审议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决定。如果今后我们还有一些需要的话，我们将再次向您请求帮助。

至于就供应的设备达成协议，我们是期待的，在今年5月和6月份有两批设备运往中国，以便在今年下半年开始着手进行开垦荒地的工作。

我们在7—8年以后偿还这些技术设备的价值，您认为是否可以？到那时候中国政府已经能够生产橡胶，以便使这批设备的价值能够以分期供应橡胶的形式偿还。

请您审议我们的建议。

同时，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我们派遣31名专家和26名技术工人(共计57人)帮助我们。

这些专家和技术工人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2名机械专家、3名机械工程师，共计5人。希望这组专家在4月底到中国，以便参加拖拉机站的场所、修理场所和燃料库的计划工作。第二组：1名种植橡胶树的高级专家、1名育种专家、3名育苗专家、4名组建国营农场的专家、1名研究橡胶的科学工作者，以及4名树苗栽培专家，共计14人。希望这组专家在5月底到中国。第三组：2名机械专家、10名机械工程师、26名技术修理工，共计38人，希望这组专家在6月底到中国。

请对我的这份电报进行审议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附件一：

必需的机械和物资清单(清单的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第二项是数量)

1.С-80型拖拉机，77台。

2.ДТ-54型拖拉机，223台，其中带精选推进轴的拖拉机，120台。

3.Д210Б型掘根收根机，21台。

4.适合灌木沼泽地作业的ПКБ2-54型双铧犁，153台。

5.Д174-А型灌木铲除机，48台。

6.УТУГАРП-5-3-5М型的五铧拖拉机，764台。

7.密集耕种的КАП-3型耕种机，223台。

8.ЗИГ-ЗАГ5Т型钉刺耙子，764件。

9.П-3-3-П型的三铧深耕犁，252件。

10.К-6型三横梁的拖挂割草机，120台。

11.ГПТ-14和ГПТ-5型的宽幅耙子，120件。

12.ОМП-А型马达喷雾器，50台。

13.ПКБ2-54双铧犁的挂钩，76件。

14.П-3-30-П型三铧犁的挂钩，77件。

15.吉尔(ЗИЛ)-150载重汽车，60辆；嘎斯-51载重汽车，40辆。

16.油罐汽车，40辆。

17.移动维修作坊，20个。

18.在野外条件下维修30台拖拉机及其配备的农业机器所需的整套工具，10套。

19.保证在两个月内维修50台拖拉机的维修作坊的设备，或者在一个作坊内同时修理12台拖拉机的设备，6套。

20.现修和大修拖拉机的储备部件：(1)С-80，77套；(2)ДТ-54，223套。

21.带50千瓦的柴油发动机的发电机，16台。

22.储存50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个。

23.水平放置的储存3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个。

24.润滑油(桶装)：(1)柴油机润滑油，980吨；(2)汽车润滑油181070吨；(3)拖拉机黑机油，446吨；(4)黄油润滑油，535吨。

附件二：

拖拉机以及其他的农业机械引进计划(形式是：第一项是名称和机器的类型；第二项是数量；第三项表示在5月31日之前供货的数量；第四项表示在7月1日之前供货的数量)

1.С80型拖拉机，77，17，60。

2.吉尔150载重汽车，60，60，0。

3.嘎斯51载重汽车，40，40，0。

4.油罐汽车，40，40，0。

5.移动维修作坊，20，10，10。

6.带50千瓦柴油机的发电机，16，16，0。

7.储存50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0，10，0。

8.水平放置的储存30吨石油产品的储存器，120，120，0。

附注：附件一中列出的其余的拖拉机和农业机器以及附件二中没有列出的机器应该在1952年7月1日之前供货。

润滑油供应计划(形式是：第一项为名称，第二项为总吨数，第三项为在3月31日之前供应的数量，第四项为在11月31日之前供应的数量)

1.柴油机润滑油，980，490，490。

2.汽车润滑油18，1070，535，535。

3.拖拉机黑机油，446，223，223。

4.黄油润滑油，535，267，268。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3月28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2，л.122-123

№134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新疆苏联侨民问题(1952年3月31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52年3月1—31日会议第86号记录

1952年3月31日

第190项　外交部的问题。

批准给驻华苏联大使的指示草案(附件)。

中央委员会书记

И.斯大林

附件：

绝密

优先拍发

北京

致苏联大使：

请拜会周恩来并向他通报，根据从苏联驻新疆领事馆处得到的消息，在地方当局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盗窃斗争的运动之际，在伊宁地区有一些敌视苏联和人民中国的坏分子，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了这个措施。这种现象反映在：在公开的集会上，他们向当地苏联公民中的某些负责人提出了一些具有挑衅性的问题，问题涉及到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公民与苏联领事馆的关系。

有鉴于此，请询问一下：中国朋友是否认为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便防止各种反动分子利用伊宁地区进行集会的机会，从事针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新疆时期曾与中国民主力量合作的当地苏联公民的活动。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93，л.45、96

№00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军撤出旅顺和修建中蒙铁路(1952年4月2日)

密电，1952年4月2日11时12分收到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

请将下列各点转告毛泽东同志：

“第一，迄今为止，我们认为，苏军尽快撤退出旅顺港完全符合您的愿望。正因为如此，在1950年根据您的愿望缔结条约时已做出决定：即使不缔结对日全面和平条约，苏军也不迟于1952年撤出旅顺港。

您3月28日电报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了。您现在抛开条约而认为苏军应不定期或在1952年以后留在旅顺港，说是因为日美缔结和平条约而使情况发生了变化。

如果您坚持这一点，则我们同意满足您的要求。但这里必须注意，这种违约应合理地给外界提出论据，以免得出印象，认为是苏联做出这样的决定来束缚您。

可能需要缔结新的旅顺港条约。

关于这一切，应当同您或您的代表团进行谈判。

第二，我之所以在电报中曾提醒您不要忘记乌兰巴托—张家口铁路问题，不仅因为朱德同志提出过这个问题，还因为1950年当您在莫斯科时您本人也曾把这条铁路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重要事情提出过，我们认为，从中国的利益来看这条铁路是最必要的，因为：(1)它是迅速通往中国首都给它提供援助的最短路线；(2)修建这条铁路要比修建新兰铁路快好几倍；(3)由海路给您供应液体燃料不可靠，于是乌兰巴托—张家口或乌兰巴托—集宁铁路就是运输液体燃料最短最有保障的路线。

从您的电报中可以看出，您不相信铺设这条铁路线是适宜的，因为您把它同新兰铁路加以对比。既然这样，我们可以撤销修建乌兰巴托—中国的铁路线问题。〈X〉

至于铺设新兰线，则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个新问题，如果您愿意，那我们就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对其他问题，过几天再答复。〈/X〉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2-3

№24853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种植橡胶协议及有关问题(1952年4月4日)

毛泽东同志：

…… [43]

第三，根据您最近就种植橡胶树问题发来的电报，我作如下通报。我们同意签署种植橡胶树的协议，其中规定苏联以贷款的形式提供技术和物资、派遣苏联专家、把中国每年开采的50％以上的橡胶以优惠的条件供应给苏联，供应给苏联的橡胶同国际市场价格相比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这个问题进行的谈判可以在莫斯科举行，正如您所建议的，在5月中旬举行。

关于贷款的条件，我们的设想如下：贷款年利率为2％，3年以后开始偿还，10年以后偿还清，每年偿还的金额相同。

贷款以向苏联提供在中国生产的橡胶的形式进行，而在中国能够生产自己的橡胶之前，以向苏联提供精钨矿、钼矿、锡矿、锑矿等商品的形式进行。

苏联专家的派遣将会根据您的请求进行。

技术和物资的供应将会根据您的请求在如下的期限内进行，每批的供货量相同：ДТ54拖拉机、载重汽车、油罐汽车、拖挂工具以及移动发电机在1952年第二和第三季度供应；С-80拖拉机、掘树机、灌木铲除机、维修器具和润滑油在1952年第二、第三和第四季度供应；移动维修站、维修站的设备以及拖拉机的备用零件在1952年第四季度和1953年第一季度供应。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3，л.5-6

№11422 中国有关方面提交的咨询提纲：苏联农业若干问题(1952年4月5日)

(译自中文)

对苏联领导社会主义农业若干问题的咨询

一、俄国十月革命后土地实现了国有化。这是否意味着所有人的土地都已国有化了？贫农和中农的土地也已国有化了呢？列宁在1920年7月20日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草的关于农业问题的提纲初稿中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为农民保留土地，只是在他们反抗劳动者和被剥削者政权时才没收他们的土地。”由此可以看出，富农和中农的土地当时并没有被没收。

土地没收后是否就为农民平分土地呢？

二、共耕社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劳动生产队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三、苏联在农业集体化之前是否有像我们中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种组织形式？

四、在苏联的农业中现在是否有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这两种形式以外的其他的组织形式？如果有，那么叫什么？其内容是什么？

五、加入集体农庄时要不要交费？如果要，那么根据什么标准交费的？

六、国家根据什么标准向集体农庄提供所必需的土地？是根据居民的数量还是根据劳动生产率？在集体农庄需要增加土地的情况下，国家会向集体农庄提供土地吗？

七、在集体农庄里，农庄庄员的劳动成果是怎样分配的？在体力、性别、年龄和技能等级上都不同的劳动者，其报酬有没有差别？

八、集体农庄对红军(苏军)军人、年迈者、弱者、病人和残疾人家庭的供给如何？

九、集体农庄和汽车拖拉机站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构成的？

十、汽车拖拉机站的组织和经营管理如何？

十一、集体农庄的年收入和支出分配比例如何？公粮占集体农庄收入的多大部分？

十二、进出集体农庄自由吗？

十三、集体农庄和消费合作社的相互关系如何？

十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农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是哪些机构实现这一领导的？

А.科祖博夫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47—2148页

№0054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问题(1952年4月9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转毛泽东同志：

续上电 [44] ：

“第四，关于按计划给60个师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问题。到1952年底，如果没有困难，我们力求满足您的要求，力求给您提供16个师的武器。

第五，我们研究了您关于在1952年给20个航空团提供飞机的电报。根据我们之间按中国空军发展计划达成的协议，我们同意在今年继续给中国提供飞机，但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要按同我们西方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缔结的协定提供飞机，在1952年底以前剩下的9个月中，我们只能给您提供15个团的飞机，即450架。

我们的军方认为，在一年之内要建立大量航空兵是困难的，因为除飞行员之外，还需要大量的工程专业人员、技术员以及不少于10—15个机场及其飞行服务和保障器材。迄今为止，在中国由于上述原因还有4个团的米格9喷气歼击机被搁置在仓库中未被利用。

至于您在电报中所提到的教练机和其他各种飞机，只有在收到您的具体申请单之后才能对此问题进行研究。

第六，我们同意您订购岸炮、护卫舰以及其他海军武器和物资。

关于这些武器和物资的交货期限，将与贵国海军代表另行商定。显然，1955年年底前全部交货是不可能的，必须延长2—3年。

第七，我们同意您关于就支付60个师和海军所需武器和物资价款条件问题与贵国代表进行谈判的建议。我们建议在谈判中还根据我们商定的提供计划确定所提供的航空物资的支付条件。

第八，我们准备于5月份接待贵国代表团商讨上述问题，并同意中国海军代表于4月份来莫斯科。第167号密码电报。

结束。

菲利波夫”

1952年4月9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3，л.8-9

№20171 华西列夫斯基的命令：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计划(1952年4月14日)

第45077号，1952年4月14日

你们提出的关于替换洛博夫同志所率领各部队的建议，我们认为应作如下修改：

1.应在今年6月1日前替换第六十四军所属机关，而非你们所建议的在5月1日前。

2.根据今年的时间安排，每隔4—6个月对该师各航空师进行替换较为合理。

3.对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中的高炮师和探照灯团的替换可能不会早于今年10月1日。

关于与国家防空部队司令协商和共同制定的洛博夫同志所率各部队的替换计划，你们最迟必须在今年4月25日前向总参提交如下给政府的报告。

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等同志报告，近期美国空军在我空军驻防机场附近的活动较以往更加频繁，其目的就是企图用自己的F 86歼击机来缠住我米格15Б机群并对我机场实施封锁，以确保其强击机在战区的活动。敌人所实施的这一战术之所以经常得逞，是因为我军所在的安东和庙沟机场距离朝鲜湾有8—14公里，敌机能够从空中很清楚地看到我空军的活动。

虽然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都能够得到一定的掩护，但从朝鲜湾方向高速俯冲而来的美国飞机仍能对我正在起飞，尤其是已完成战斗任务而燃料即将耗尽的正在降落的米格15Б飞机发动攻击。如果这些发动攻击的敌机遭到我军反击，美国人又会立即向朝鲜湾方向撤退，而其飞回那里总共也只需30—60秒，但我们的飞机根据规定是不得飞入朝鲜湾的。因为如果我们的追击飞机被击毁或击伤，飞机和机组人员将落入敌人之手。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敌人掌握了海上的制空权，而朝鲜湾很多地区都很狭窄，敌机一天内便可轻松抵达。

还应报告的内容包括：在这一地区中国人共有5个空军师。他们作战非常小心谨慎，主要只与敌F 80和F 84等机型作战，而一般不参加针对敌F 86的战斗。朝鲜人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则根据本国政府的禁令，不参加作战活动。

总体而言，我们在沈阳和安东地区部署的10个歼击航空师中实际能与美国空军作战的只有2个师。正因为此，一般情况下美国人在战斗中均能在兵力上优于我方，而我们的飞行员则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作战。

苏联元帅

华西列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25，л.13

№24854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函：派遣苏联专家问题(1952年4月17日)

机密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今年4月10日发送的第536号电报中报告说，一些部对苏联部长会议在1951年12月8日做出的关于派遣专家到中国工作的第4991—2162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应该向中国派遣共计103名专家。其中73人已经到了中国，14人委员会已经决定把他们派往国外，5人正在委员会办理出国手续，11人正由相关的部和部门挑选(附名单)。

在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往国外的14名专家中，大部分都得到了中国的签证，并且近期他们将前往中国(名单附后)。至于11名尚未挑选的专家，已经从相关的部得到证实(苏联农业部和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除外)，这些专家将在1—2周内完成挑选(名单附后)。

苏联外交部也在采取措施，尽快向中国派遣委员会已经决定派出的14名专家，并加快尚未选定的11名专家的挑选工作。

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在上述电报中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无论是在一些部应当派遣的专家的数量方面，还是在已经派往中国的专家的数量方面。比如，上述电报指出，黑色金属部应当向中国派遣15名专家，但是根据上述提到的决议，应该派往中国的是13名专家。电报中通报说，轻工业部没有向中国派出一名专家，但是实际上该部早在今年2月27日就向中国(哈尔滨市)派出了3名专家。

苏联外交部将让罗申和皮卡尔金同志做出必要的解释。

维辛斯基

1952年4月17日

附件：

对苏联部长会议1951年12月8日关于相关部门

向中国派遣专家的决议履行情况的报告

(拟定日期1952年4月15日)

续表

EPUB/Image00045.jpg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通金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7，л.65-68

№005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向中国提供飞机问题(1952年4月22日)

发自北京，1952年4月22日19时10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一、我们同意苏联政府关于1952年向中国航空兵提供能够装备15个航空团的各型飞机的决定。

今年年底前，现有8个航校将有足够组建26个团的飞行和技术人员毕业。此外，现在还有一个轰炸机团没有飞机。

因此，除了已向苏联订购的装备15个团的飞机以及库存的装备4个团的米格9飞机外，还有8个团有飞行技术人员而没有飞机。这些团可能被分配到各相应部队中去接受飞行训练(按每两架飞机3个飞行员分配)。

二、在我军航空兵现有19个米格15歼击机团中，有15个团(配置在安东及其附近各机场)参加朝鲜作战。由于作战和训练中的损失，19个歼击机团共缺少154架米格15飞机(按每团31架飞机的编制计算)。

为了提高战斗力、保障继续作战以及保障飞行人员有相应数量的飞机来继续提高飞行技术，我们请苏联政府除了您今年4月9日来电中所指的用于装备15个团的飞机外，再允许中国政府在1952年从苏联政府那里获得100架米格15飞机。

我们希望您能尽快地把这些飞机派往中国。

请把您对这个问题的决定告诉我们。

三、1952年各型教练机所需数量详细申请单，已通过克拉索夫斯基同志向您寄出。

为了保障各航校飞行训练的正常进行，我们希望您同意申请单中的飞机数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52年4月22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22-23

№11598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4月26日)

副本

绝密

致И.В.斯大林同志：

1.正如4月28日所了解的那样，对日单独和约生效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将停止存在。鉴于此，出现了一个关于苏联在该委员会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联共(布)中央对此问题已经进行了审查，并于2月24日给我们的代表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了指示：不能表现出主动，在这个问题上的主动性不应该出自于我们，而是出自于日本人。

日本政府至今没有做出任何声明，没有表明它是否打算采取措施，鉴于单独和约生效而解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日本政府代表至今只做出了一个声明，说正在研究苏联代表处的地位问题。根据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的通报(发自东京的第371号电报)，国务大臣冈崎胜男于4月23日最后一次在国会里发表了这种声明。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冈崎胜男说：“至于说到苏联，那么，与它关于互换代表的谈判是不可能进行的，因为它没有签署和平条约。由于解散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此处理这个代表处的问题。”

2.尽管日本政府目前还没有完全表明，它是否打算对苏联代表处采取什么措施，但是不能排除它可能会阻止我们的代表享用外交官的特权，尤其是使用密码通信的权利。

苏联外交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委托基斯连科对类似不合法的行为向吉田提出抗议，因为这些行动的基础是单独和约，而我们不承认这个条约的法律效力。在给基斯连科的信中，按照外交部的意见，应该指出，苏联代表处的地位不应该有任何改变，因为它的法律基础是由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各国在对日方面的其他协商一致的决议确定的。

鉴于基斯连科同志收到的来自于美国驻日本占领军司令部的通告说，自单独和约生效之时，外交公使团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停止使用无线电台的指示，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

3.由于可能出现以下意外：借口失去了外交特权而对代表处进行搜查，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军事部在今年3月24日，已经指示基斯连科同志销毁代表处里多余的机密文件和密码，仅保留与莫斯科进行紧急联络所必需数量的密码，并采取措施，不要让这些机密文件和密码落入警察的手中。

附上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 [45]

请审批。

А.维辛斯基

1952年4月26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51—253页

№11599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的地位(1952年5月17日)

副本

绝密

鉴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停止活动和我们在东京代表处的地位问题，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阐明以下意图。

日本政府在关于妥善解决与苏联关系的问题上采取观望的立场。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代表处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尽管日本的某些官方人士声明说，在单独和约生效之后，苏联公使团就没有理由留在日本了。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日本的统治阶层里以及在实业界里，追求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的官方代表也做过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上，日本政府期待着我方的倡议。例如，5月6日，日本外交部情报局局长宫崎章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说：

“日本可以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不包括和平条约。日本已经与其他一些国家恢复了这种关系，它们也不同意和平条约，没有在旧金山会议上签字(指印度，意大利)。”

在国会里回答这些问题时，日本外务大臣冈崎胜男在5月7日声明说，日本将向苏联建议“通过友好国家”解决一系列没有被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在他看来，“苏联也希望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

5月15日，吉田首相在国会里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正在就苏联外交使团问题进行谈判，但是，在回答可能解决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问题时，他补充说，“共产党国家没有提出关于谈判的任何建议”。在吉田发表声明的同时，日本几家报纸，例如《日本经济新闻》，也援引了日本外交部的声明说，关于苏联公使团问题的谈判将在近期内开始。根据《共同社》电讯社的报道，日本政府打算通过瑞士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苏联代表处的问题。

通过日本实业界，对和平解决苏日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探测。5月5日和6日，日本商贸公司的代表拜访了贸易代表处负责人多姆尼茨基同志，他们在与多姆尼茨基同志进行会谈时，通报说，在日本流传着关于进行和平条约谈判的苏联代表团已经抵达的传言以及日本外交部期望苏联提出和平的建议，日本外交部已经挑选了一批商业工作者，在互惠的条件下派往苏联，如果和平条约谈判开始的话。

考虑到以上所述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适宜的是，让我们在日本的代表不要回避与日本官方代表的接触，为此可利用各种理由。目前可成为这方面理由的是：鲁诺夫同志拜会日本外交部相关司的政治顾问，以解决某些业务问题。

在发自东京的电报中，基斯连科同志谈到我们在日本代表处的不正常地位和作为被解散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成员所处的境地，提出了关于把他从日本召回的问题。

苏联外交部认为，目前召回基斯连科同志是不适宜的，因为他的离开可能会被日本政府利用作为提出在日本的苏联代表处其余工作人员离开的借口。关于基斯连科同志离开的问题，应该视所形成的情况稍晚些时候再做决定。

根据以上所阐述的内容，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给基斯连科同志和帕夫雷切夫同志下达指示，指示草案附后。 [46]

А.维辛斯基

1952年5月17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3—264页

№11600 联共(布)中央决议：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苏联代表问题(1952年5月20日)

草案

绝密

认为基斯连科同志离开日本返回苏联是不适宜的。委托苏联外交部通报基斯连科同志，他奉命留在日本，一直到指示下达之前，同时还应该指出，从基斯连科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表现得神经紧张，他应该更多地表现出耐心和镇定。

致А.Н.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1952年5月19日批准。

请求签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第10卷，第266页

№24796-1 格里戈良呈斯大林报告：中国人对一部苏联电影强烈不满(1952年5月23日)

李京文(Ли Цзенвень) [47] 在同苏联电影进出口公司驻中国全权代表斯特罗伊捷列夫同志的谈话中指出，中国文化部领导人非常关注对影片《普尔热瓦利斯基》所进行的研究，为此中国的一些历史学家也参与了进来。在对该部影片进行审查的时候，就该片在中国的译制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意见，为了使外交部了解这一点，文化部已经向他们作了通报。在外交部两名副部长对该片进行审查时候，又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不了，并且被提交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研究。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对该部影片进行审查的结果是，他们并没有反对就该部影片涉及到中国的一些情节提出的意见，因此，关于对该片进行中文配音的问题也没有最终得到解决。4月16日该片被提交给毛泽东同志审议。

后来就该片提出了如下三点“不足”：

“1.影片中涉及中国的一些片段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没有支持英国人针对俄国人民代表的那些阴险的诡计，因为当时全中国的人民，其中包括中国的封建地主，都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充满仇恨。当时中国也没有像影片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俄国人民表露出任何敌意。这种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会伤害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感，并且会被英美势力利用，来反对新中国和苏联。

2.影片中展现的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现实的。当普尔热瓦利斯基受到了朝鲜人和蒙古人的友好接待的时候，中国人民的代表无端地对他表示了敌意。一名中国士兵毫无根据地对叶戈罗夫说，‘俄国人和中国人是兄弟’，这句话完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当塔舍列夫通过镜头向一位中国姑娘解释‘莫斯科’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的时候，这位中国姑娘听到这个词语后显得非常高兴，这个情节不符合事实，它在任何程度上都不能强调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饱受屈辱的、不识字的、毫无地位的中国姑娘应该怎样更加自然地表现自己？她能否理解‘莫斯科’这一词语的意思？任何一位中国观众都会提出这个问题。何况在当时‘莫斯科’这一词语还没有获得像现在这样的意义。

普尔热瓦利斯基下令用大米供养中国的孩子，他的这一友好的和人道主义的姿态不能体现俄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国观众将会把这一姿态看作是一种小恩小惠，帝国主义者经常会采取这种手段，来尽力掩盖其对中国人民的真实态度。

3.影片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片段有损中国人民的尊严。影片中有一个片段，在昂帮(Ам-бань)府邸的大门口，当一些中国农民跪着，对他们所遭受的惨无人道的行径表示反对的时候，站在他们前面的一些官员一下子抓住了跪在前面的中国人，对他们进行摧残，而中国人居然没有进行有力的反抗，这是对事实的歪曲，也有违历史的正义。在普尔热瓦利斯基来到中国之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明，中国的农民是有能力组织起来反对封建地主的。但是影片却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把中国人民贬低为一群默不作声的、无助的、无组织的人。

当普尔热瓦利斯基作为一名陌生人出现在朝鲜的时候，警觉的朝鲜人在迎接他的时候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后来他们得知普尔热瓦利斯基是朝鲜人民的朋友，随后向其讲述了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同外国干涉者进行的斗争，其中包括同美国人进行的斗争。

中国的观众完全会发问，为什么在关于中国人民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影片表现得是如此的软弱无力呢？此外，在影片中，中国人民的代表竟然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中国观众会问，为什么在影片中朝鲜人和蒙古人都是穿着如此好的衣服，如此的富足和欢快，但是中国人却是低下的、肮脏的、衣衫褴褛的和饥饿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总是尽量把中国人民当做是贫困无知的，以便为自己的殖民主义政策辩护，好像殖民政策会使殖民地人民富裕起来，使他们更加有文化一样。对于影片把中国人民描绘得如此悲惨，中国人民是不会同意的。”

接着“报告”提出了三点结论：文化部领导人感到疑惑和愤怒的是，影片的导演尤特克维奇没有接受早在该部影片拍摄之前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他们认为，很显然，尤特克维奇尚未摆脱形式主义，对于这种形式主义在苏联是应该公正地遭受批评的。因此，中国领导人对尤特克维奇是不信任的。

李京文还通报说，中国驻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大使在发给中国外交部的电报中报告说，“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消极的。这些大使们反对在他们所驻在的国家放映这部影片。

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小组，在从莫斯科写给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件中对“普尔热瓦利斯基”这部影片中歪曲历史事实的行为表示了愤怒。这些大学生在信件中断言，这部影片的放映会给苏中友好带来伤害。

格里戈良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9，л.193-195

№20173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对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实地考察(1952年5月27日)

第48321号，1952年5月27日

兹报告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现状、提高该军作战能力的举措及其所属各师的换防等情况。

我们已于今年4月23日至5月17日间对该军的作战工作、各航空师现状和近期损失增加的原因等进行了实地考查和研究。为此目的，我们曾于今年4月21日派遣苏联空军副司令、空军中将阿卡里佐夫同志、国家空防歼击航空兵司令、空军中将萨维茨基同志和国家空防高炮部队司令、炮兵中将高洛霍夫同志去了洛博夫同志那里。这些人已于今年5月19日从洛博夫同志处返回。

在分析了形势和直接研究了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航空兵的作战行动之后，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就地采取一些措施，以消除我歼击机各师作战行动中的缺陷，并准备在返回之后向上级报告自己的结论和意见，以便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作战能力。

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了关于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歼击机师作战行动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具体内容如下：

——在作战行动的战术上墨守成规。在敌人已改变战术，转而使用小规模机群作战的情况下，该军和各师级指挥员却不对我们歼击机部队的战术进行相应调整，还是经常以团以上、师以下的大规模机群模式出击，从而导致这一时期我空军在空中的歼击机数量明显劣于美军，作战效率低下。大机群以密集队形投入作战时，飞行中往往只能有少量机组可顺利对敌实施攻击。另外，我歼击机在各个高度都受到了敌歼击机的钳制，因而根本无法突破至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

——很多团级指挥员不参加实际战斗，不熟悉敌人和自己部队的作战性质和作战条件，从而导致其只能根据普通飞行员的判断指挥战斗，在下属中没有威信，说话没人听。

——军指挥员对我空军的夜间作战行动缺乏组织和领导。

——我歼击机的起飞和降落没有足够的安全保障。

——高炮部队对我空军所在机场和基地的掩护存在漏洞。

由于上述不足，该军近3个月来共损失米格-15Б飞机48架和16名飞行员，其中23架飞机和7名飞行员，即近50％是被美国歼击机在我机场上空击毁的。

由于作战任务过于繁重，很多飞行员因病不能正常出勤。

为改善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的作战状况，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当即提出了以下措施：

——与各航空师飞行员详细分析美国空军和我歼击机部队的行动战术。

——指示我歼击机飞行员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以双机和分队为单位的参战频率。因此，我歼击机群已可突进到敌强击机的作战区域，并击落敌机。

——改善我飞机起降的组织和安全保障工作。

——各歼击机团级指挥员开始参加本团战斗。

——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我空军夜间起飞的组织和管理工作。

——规定每个飞行员一天之内战斗起飞不得超过2次。

为提高我歼击机针对美国空军的作战效率，根据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的报告，我们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

1.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中的许多飞行员由于已连续完成了80—90个战斗飞行任务，身体已相当疲劳。因此决定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今年4月抵达沈阳地区的第一三三航空师替换该师。而后者则作为第二梯队进驻鞍山和辽阳机场，担负我安东地区2个空军师的掩护任务。

由于敌机尚未进入沈阳地区，我空军目前在这一地区并未驻扎部队。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将于7月份撤回苏联，替换他们的将是巴库地区的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由来自旅顺口的第三十七航空师替换，时间为1952年6月15日以前，而前者将进驻旅顺口地区，也就是这两个师更换驻地。

3.在替换飞行员的同时，上述各师所属的技术保障部队的替换也同时进行。

4.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3个歼击航空师(即第二一六、第三十七和第一三三师)都有两组飞行员。第二组飞行员应由国家防空和空军歼击师调配。

5.该军每个师平均都有10—12架备用米格-15Б飞机。

6.为了加强对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所驻机场的高炮掩护工作，我们将于今年6月调遣负责朝鲜境内南市和泰川等地区掩护任务的我第八十七高炮师进入安东和庙沟地区，担任这里机场的保卫工作。

7.为加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指挥部的人力，增强各级指挥员的责任感，决定从国家空防和空军司令部抽调训练有素军官来担任该军指挥部内相应的领导职务。

8.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师配备超短波联络装置。因为目前该军只有第九十七歼击机航空师有该通讯装备，从而导致各师之间在空战中无法组织直接的战斗协作行动。

9.为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配备“潜望镜”雷达和“白蜡树”指挥装置，但按规定此类装备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10.通过我国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 [48] 总司令提出如下请求：

——为了给洛博夫同志所率航空军各部队的战斗行动创造条件，请其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3个带有水泥跑道的机场，以便喷气式歼击机起飞。第一个机场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应在7月份，第二个在9月份，第三个在今年底。

——中国歼击航空师应积极行动，配合我空军各师，并参加在朝鲜和安东地区的战斗行动。

11.与此同时，阿卡里佐夫和萨维茨基同志还报告说，我米格15Б在武器、拉升速度和水平速度上均略胜于美空军的F-86歼击机，只是在飞行距离、滞空时间、水平技术动作、俯冲和射击瞄准方面不如对方。

我飞机配置的ВК-1型发动机很少出现故障。由于飞机结构设计方面的局限，使我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不能充分发挥，输出功率时常不超过45％。在作战条件下，飞行员也只能使用发动机最大功率的80％以上。因此，我们应对飞机的结构重新加以设计，以期增加发动机在最大功率下的工作时间。

上述关于米格-15Б飞机和ВК-1发动机的意见，目前正由军事部与航空工业部及总设计师共同研究。就这一问题应采取的必要措施，他们将在两周内向政府提出报告。

我们将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并请您审查和确认。 [49]

华西列夫斯基

什捷缅科

日加列夫

副本已于1952年5月28日发给Г.М.马林科夫、Л.П.贝利亚和Н.А.布尔加宁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35

№26406 列多夫斯基与高岗会谈摘录：中共高层的内部矛盾(1952年5月27日)

绝密

摘自列多夫斯基同志的报告

1952年6月2日

第оп6008号

在1952年5月27日举行的会谈中，高岗对列多夫斯基同志说道，5月26日通过非官方的私人途径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得到通报说，中央决定解除他在东北担任的职务，并调入中央工作，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似乎是中央的领导干部不足，必须加强中央机关的领导等等。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北京以刘少奇为首的一些人对他不怀好意，决定惩罚他关于农民问题发出的激烈的言论，惩罚他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高岗补充说，对于他对苏联以及在东北工作的苏联专家非常友好的态度，刘少奇过去和现在都是不满的。关于这一问题高岗提到了1950年发生的关于斯大林和毛泽东肖像的政治事件。

高岗说，刘少奇及其亲近的朋友——彭真、薄一波、李立三、李富春等人早就决定解除高岗的东北地区领导人职务，使他起到一些不太重要的作用，并为此千方百计地在实际工作中寻找途径。用高岗的话来说，在同毛泽东和刘少奇进行的会谈中，这帮人曾多次就中央某些“高级职位”委婉地向他提出建议。高岗说，每次他都委婉地拒绝这样的建议，因为他明白，为了不让他再从事重要的工作，这些人想让他担任一些名称很响亮的职务，如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这样的高级职务(高岗强调说，让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职务，是由于毛泽东和中央长期处在由高岗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解放区)，而实际上这是徒有虚名的职务。

高岗说，像以前一样，现在他仍然被提议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这一职位上，他(高岗)将无事可做。高岗说，他不愿做这一工作，并将请求允许他到国土部或者水利部工作。他补充说，这些部门的业务他很熟悉，他将会更为平静地在这些岗位上工作，并将使自己有机会更加深入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高岗的话来说，他也会同意到国家监察委员会工作，因为这一工作会使他有机会“到全国多走走、多看看”。

高岗指出，他认为不应让他到其他一些较为重要的领导机构工作，因为在这些机构他将不得不遇到在这些机构中担任高级职位的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其中高岗指出了军事委员会，在这一问题上，他补充说，以前他曾拒绝到这一机构工作，如果这次再提出这一建议的话，他仍要拒绝，因为实际上不会让他领导军事工作，但军事问题上的错误和不足的责任都会被推到他的身上。

高岗说，他的职位暂时由他现在的副手林枫担任，林枫曾是刘少奇的私人秘书，刘少奇现在对他是完全信任的。高岗认为，他以前的副手李富春今后将会被安排担任东北地区的领导人。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他调离东北之后，东北党、政、军的领导班子将会有重大调整。

高岗在谈话的最后指出，关于调离东北的正式通知他还没有收到。用他的话来说，这一决定或许会在他到北京的时候通知给他，6月2日他将前往北京参加政治局会议。他补充说，中央可能会因他自己的朋友——林彪、陈云和其他人的大力支持而重新审议这一决议，但高岗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他补充说，毛泽东更加相信刘少奇和彭真。

用高岗的话来说，在中央的领导机构中主要由两大派别。其中的一个集团是刘少奇、彭真、李立三、李富春、饶漱石。用高岗的话来说，周恩来与这一集团走得很近。高岗对饶漱石的看法非常消极。其中包括他强调说，饶漱石是“书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解得不够。用高岗的话来说，这一集团的人在党和国家事务中起着主要作用。

在他获得支持的另一个集团的人员组成中，高岗举出了林彪、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聂荣臻。高岗对朱德的评价也很好，但他强调说，朱德很消沉。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清查指导员

瓦拉金娜(签名)

1952年9月24日

АПРФ，ф.495，оп.225，д.20，л.79-81

№2017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提高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作战能力(1952年5月27日)

为了提高洛博夫同志所率部队的作战能力，苏联部长会议兹做出如下决议：

一、责成苏联军事部(华西列夫斯基、日加列夫和戈沃罗夫等同志)：

1.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用第一三三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作为第二梯队撤至鞍山、辽阳等机场，担任我驻防安东地区机场各歼击航空师飞机的起飞和降落的掩护任务；在1952年6月15日以后再以巴库地区空防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替代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

2.在1952年6月15日以前以旅顺口边境地区空防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替换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

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则改驻第三十七歼击航空师原驻守的旅顺口地区。

3.在全体飞行员被替换的同时，第九十七和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所属后勤技术保障部队也随之一起替换。

4.在派遣过程中，第二一六和第二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在苏联境内时着苏联军服，但当到达中国时将一律改穿中国军装。

5.为第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配备两套飞行员班子，必须于1952年7月15日以前完成配备工作。

所需人员均从苏联空军各歼击航空师和国家空防各歼击空军师调拨。

6.为第三十七、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各配备12架备用米格-15Б飞机。

7.规定上述部队的飞行员在洛博夫航空军不超过6个月。

8.在1952年6月10日以前将第八十七高炮师从朝鲜泰川和南市地区调往东北安东和庙沟地区，以加强对洛博夫同志航空军下属各部队所驻机场的掩护。

9.从空军司令部和国家空防司令部调拨经验更加丰富的军官担任洛博夫同志航空军指挥部的领导职务，以增加其司令部中的高级指挥员数量，加强其作战指挥能力。

10.于今年6月为洛博夫同志航空军配备一台“潜望镜”雷达和一台“白蜡树”指挥调度设备，但其只能在中国境内使用。

二、根据此决议，所有派往中国的飞行员均可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50年12月16日第4949—2147号和1951年9月1日第3237—1537号相关决议所规定的标准享受给养津贴。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36-38

№24856 维辛斯基致斯大林电：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1952年6月2日)

绝密

第2份

苏联部长会议1952年3月27日第1508—524号决议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乌兰巴托建立莫斯科与北京之间的高频电话联络。

上述决议委托苏联外交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如下协议：

1.中国政府保证：以自己的力量和资金建设从蒙古边界到北京的联络路线；为在二连浩特和淮德(Хуадэ)站点的高频信号加强站提供场所或者建设场所，并为在上述站点工作的苏联专家提供住所；为中国境内的线路和站点提供技术服务并予以保护。

2.苏联政府保证：为高频站提供必要的设备和装备；完成高频站点的装配工作；苏联专家为这些站点提供技术服务。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还应向中国政府作如下通报：中国政府可以使用高频站同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保持联系。

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谈判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同意了上述第1项条款中的条件，但是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的所有高频线路以及在北京的高频站、在二连浩特和淮德的分站都归中国政府所有；要求在北京的高频站不要设在苏联大使馆内，而是设在中南海(在北京地区，政府所在地)，同时敷设到苏联大使馆的线路，以便在高频站工作的苏联专家可以根据1950年3月27日的协议规定的条件在中国工作，并且使他们除了在高频站工作之外，还可以培训中国的专家。

国家安全部反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如下建议：关于高频站设备的出售问题以及关于中国有权使用这些高频站、有权用其训练中国专家的问题，因为同北京的高频联系将会被纳入到总的政府高频联络网中，并安装特别的设备，这对苏联来说是国家秘密。

中国人提出的如下建议也不可接受：让高频站设在中南海。他们的考虑是利用这一线路进行秘密活动，同时不暴露自己的秘密机构。

苏联外交部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看法，并建议不再主动讨论这一问题。一旦中国政府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外交部将另外提出自己的建议。

请审议。

维辛斯基

1952年6月2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7，л.92-93

№24857 毛泽东致斯大林函：请苏联专家应对细菌战的国际调查(1952年6月24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世界和平委员会成立的调查细菌战事实的国际委员会代表团达到北京之后，苏联代表茹科夫已了解了我们在北京举办的展览和一些材料，他建议邀请苏联科学院通信院士彼得里切夫、寄生虫学家捷普洛夫、病毒病专家列夫科维奇以及一名昆虫学专家乘专机到北京，以便帮助我们准备国际调查委员会关于细菌战事实的报告。

我希望，这4名专家能够在近期被派往北京。一旦工作完成，他们就可以返回苏联。

请您考虑他们到北京出差的可能性，并把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52年6月24日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43，л.51-52

№20176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换防安排(1952年7月2日)

第48852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向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发出如下命令：

1.为替换目前正在执行特殊使命的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自1952年7月10日24时起从空防巴库地区就地发运苏联空军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师机关、3个歼击航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所属后勤保障部队。

该师共有飞行员120人，其中28人为后备飞行员。飞行员缺额由国家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之飞行员补充。

2.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全体人员最迟必须在今年7月15日以前经铁路用客车发运至沈阳，归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洛博夫同志指挥。该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得超过今年8月1日。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2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3.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空防巴库地区指定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32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32师全班人马。

——部队的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部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及时确保该师所有飞机和专列顺利通过国界。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人员均须将自己在到达国境线之前旅途中所发差旅费、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人员在到达国境线之前的饮食由所在列车的餐车组织供给，出了国界之后将由克拉索夫斯基同志负责安排。

4.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责成苏联空军总司令从国家空防各歼击航空师中为其抽调16名飞行员。

5.最迟于今年7月7日前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责成苏联空军司令：

1.自今年7月10日24时起在国家巴库空防区就地发运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

2.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在沈阳地区集结后即编入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全体人员均改着中国军装。

3.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自今年9月1日起退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兵建制，并发往巴库空防区。

4.根据该指令，就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各师在替换过程中应继续保持战备状态，以便随时执行战斗任务。

责成国家空防部队司令和苏联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的情况。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25，л.15-18

№20177 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关于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换防的部署(1952年7月2日)

第48853号，1952年7月2日

军事部长命令：

1.为替换正在执行特殊任务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根据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军长洛博夫同志的指示将用铁路发运第五十四航空军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所属师机关、3个歼击机团及其技术部队(不带辎重)和后勤保障各部队。该师共有飞行员120名，其中28人为备用。

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在新地区的集结期限最迟不超过今年7月18日。

另外，为了从根本上保障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的飞行员储备，我们将于今年8月1日前从边防空军部队的各歼击航空师中再为其调拨32名飞行员。

为了便于该师在新驻防地区的部署、安置和熟悉作战形势，我们最迟于今年7月10日用飞机向沈阳发运该师先遣人员，具体包括：该师师长、参谋长、通讯部队负责人，导航员、工程师和侦察部门负责人；各团团长、导航员和工程师。

2.于今年8月15日以前撤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人员(不带辎重)及其后勤保障各部队，并将之并入第五十四航空军，部署地区为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原驻防的滨海地区各机场。

3.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的发运工作安排如下：

——从第一四七歼击航空师中挑选作风硬朗、诚实可靠的同志替换原第三十二航空师中由于各种原因不适合执行此次特殊任务的军人，组成第三十二航空师全班人马。

——部队旗帜、保密和非保密文件、教学参考书、书籍、私人物品、带有真实部队番号的徽章和印鉴一律留在原驻地。

——军人家属均留在原驻防地区，负责看守营区。

——向所发送部队全体人员作好宣传解释工作，使其在旅途中和新部防地区均严守军事秘密、遵守军纪。

——被发送部队在苏联境内时全体着苏联军服，但进入中国后均应立即改换中国军装。飞行员一律着冬训服和头盔。

——所有执行此次特殊任务之人员均须将自己的存折和领取工资的证件留给家人。

——该师全体人员在旅途中粮食供给均可得到保障。

4.根据该指令，就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的换防程序和第三十二歼击航空师投入战斗等问题发出必要命令。

5.责成空军司令亲自监督本指令的及时、准确落实情况。

6.将所需铁路专列的申请提交给苏军总参军事交通管理总局局长。

请报告执行情况。

苏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25，л.21-23

№24858 维辛斯基致格里戈良函：中国请求派遣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1952年7月4日)

格里戈良同志：

兹向您送上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请求信的文本，该请求信是戈宝权在今年7月2日拜访苏联外交部时提交的。

请求对如下内容进行通报。

维辛斯基

1952年7月4日

附件：

“由于必须调整中共中央委员会各部以及中共各地方委员会的档案工作，决定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一个关于档案工作的特别的培训班，以便培训关于档案工作的干部。

根据中共中央的请求，大使馆请求苏联外交部不要推辞，通知各加盟共和国联共(布)，联共(布)中央将向中国派遣一名从事档案工作的专家担任教师，为期2年。该专家将列入今年下半年中国邀请的教授和专家的名单。

莫斯科，1952年7月2日”

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945，л.215-216

№0054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补充炮兵弹药和器材问题(1952年7月4日)

发自北京，1952年7月4日13时2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您1952年6月13日来电已收到。

有一些迹象表明，在朝鲜停战谈判中，敌方似乎会有转变(关于这一点另行通报)，尽管如此，也不排除敌方将拖延谈判的可能。

6月份，敌人在朝鲜战场的某些地段上加强了军事行动。6月23日敌人对鸭绿江水丰水力发电站进行集中轰炸，结果发电站被毁。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敌人企图对我们施加军事压力，我们认为，敌人有可能发动新的局部进攻。

为了给予敌人坚决打击和反击以及进一步巩固既有阵地，我们急需补充一些炮兵弹药和器材，以保证顺利完成上述任务。

在1952年5月31日我给您的电报附件中，已提出了炮兵武器和弹药申请单。

请您研究一下提供炮兵弹药、燃滑油料和火炮零部件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我们在5月31日申请单提出，请在今年8月至年底提供并计算在军事贷款项目下的。这份电报也附有这类申请单。

请把您的决定通报我们。

申请单(电报按下列格式拍发：名称、已订购数量、1952年8—9月运到数量、1952年10—12月运到数量)：

一、弹药(单位：发)

1.152毫米全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8000、8000、无。

2.152毫米减变装药的杀伤爆破榴弹　2000、2000、无。

3.122毫米杀伤榴弹　159000、76320、82680。

4.122毫米杀伤爆破榴弹　78500、37680、40820。

5.122毫米空心装药榴弹　12500、6000、6500。

6.85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150000、70000、80000。

7.37毫米高射炮杀伤弹　2120000、1000000、1120000。

8.107毫米杀伤爆破迫击炮弹　20000、10000、10000。

二、炮兵用润滑油(单位：吨)

1.加农炮油(ГОСТ3005 45)40、20、20。

2.枪油(ГОСТ3045-45)60、30、30。

3.炮弹油(ГОСТ4113-48)10、10、无。

4.21号油(ГОСТ3258-46)20、无、20。

5.12号油(ГОСТ3334-46)6、6、无。

6.衬管油(ГОСТ5078-49)5、5、无。

7.锭子油(ГОСТ1642-42)20、10、10。

8.索立多尔(炮兵专用、不锈)20、10、10。

三、其他器材(单位：件)

1.1939年式85毫米高炮平衡机弹簧　270、135、135。

2.1938年式76.2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100、50、50。

3.1939年式37毫米高射炮平衡机弹簧　600、300、300。

4.37毫米高射炮备用炮身　500、250、250。

5.步兵武器整套量规和仪器(发往中国的每种步兵武器)各10套、各10套、无。

毛泽东

1952年7月4日

第1947号电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55-57

№03035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中朝方面提出交换战俘新建议(1952年7月7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一、中朝代表团1952年7月3日就朝鲜和平谈判提出的新建议涉及到战俘问题。

在7月3日会议之前，中朝方面在谈判中坚持自己在战俘问题上的如下立场：

“我们建议，在遵守我方3月21日提出的共同原则的前提下，就关于协调进行遣返的具体条件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一)应遣返现处在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中的联合国军的全部非朝鲜籍战俘及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应遣返现处在联合国军中的非朝鲜籍的全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及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朝鲜籍战俘。

(二)应遣返现处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而居住地在我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以及处于联合国军中而居住地在你方各地区的全部朝鲜籍战俘，但希望回到自己原住地各地区者除外，这些人不必遣返。”

上述建议包含在朝中方面于1952年3月27日参谋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遣返战俘问题处理原则的协议草案中(1952年5月10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3页)。

1952年7月3日，朝中代表团团长南日将军提出了关于战俘问题的新建议。南日7月3日声明要点归纳如下：

南日宣称，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你方对战俘名单的审核结果不符合我们达成一致的原则。我们始终认为，由于双方保证根据第52条之规定，战俘在遣返之后不参加朝鲜战争，双方战俘“只被允许回家过和平生活”，所以，双方战俘应分为不同类别，战俘名单根据国籍与居住地加以审核。这将简化全部战俘的遣返工作，如同第51条之规定，即被任何一方所俘的外国的(联合国军的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事人员均应全部遣返；被任何一方所俘的朝鲜的(南朝鲜的和朝鲜人民军的)军事人员，其居住地在对方所辖各地区者，均应全部遣返，而其居住地在俘获方所辖各地区者可允许直接回家，无需遣返(1952年7月4日塔斯社远东内部消息通报，第17—20页)。

这一声明是南日根据所接到的毛泽东的指示做出的，指示内容拉祖瓦耶夫同志已在2118号电报中通报给我们。

二、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如下，即自3月27日至7月3日，中朝代表团坚持签订停战协议后：

(一)非朝鲜籍战俘应全部遣返；

(二)居住地在敌对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自己的居住地；

(三)居住地在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如果其本人愿意，可以留在这个地区。

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建议，主张朝鲜籍战俘均应回到其居住地，不考虑其本人的愿望。

中朝方面在非朝鲜籍战俘问题上的立场仍维持不变。

因此，中朝代表团的新建议仅涉及朝鲜籍战俘，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

А.维辛斯基

1952年7月7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4卷，第1876—1880页

№00548 拉祖瓦耶夫致华西列夫斯基电：转呈金日成对停战谈判看法(1952年7月17日)

1952年7月17日18时45分发出

1952年7月17日20时50分收到

致А.М.华西列夫斯基同志、А.Я.维辛斯基同志：

呈报金日成1952年7月16日给И.В.斯大林同志的信。

拉祖瓦耶夫

1952年7月17日

第2250号电

附件：

金日成给斯大林的信

致尊敬的大使同志，请您告知И.В.斯大林同志下述电文内容：

亲爱的И.В.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有必要向您，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报告下述情况：根据对朝鲜状况的总体分析，不排除停战谈判有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过去一年的谈判时间里，我们实际上减少了战斗行动并转入了消极防御。

这种状况造成了敌方在不停地使我方遭到人力和物质财富上的巨大损失，而他们自身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例如，仅仅在最近一段时间敌方就破坏了朝鲜的所有发电站，并且空军活动猖狂，使电站无法恢复。这就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并继续带来巨大损失。

敌机对平壤一个城市仅仅一昼夜(1952年7月11—12日夜)的狂轰滥炸，就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6000多人。

敌方利用这种形势提出了谈判中我方无法接受的要求。

当然，中国朋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然而，为了避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人民遭受苦难和过多不该蒙受的损失，我们必须安全地掩护好最重要的设施并转入积极行动。为此希望最好能做到：

一、加强高射炮防御。为此根据我们的估算，需要获得10个高射炮团的补充武器(其中3个团的中口径炮、7个团的小口径炮)。最好能由中国同志提供一半，而朝鲜人民军5个高射炮团的武器则直接从你们那里获得。

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要积极进行夜间战斗。在白天需要由歼击机航空兵掩护北朝鲜，至少掩护到平壤一线。朝鲜人民军空军准备好随时开始积极战斗。此外，近期内有40名图2机组飞行员在苏联完成学业。希望这批飞行员能同图2飞机一起抵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使他们能立即投入对敌方重要设施的积极战斗。

三、进行一系列触动敌方要害的地面战役，以引开敌空军对我后方的行动，并对开城谈判进程施加影响。

除此之外，为了提高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按照我们1952年1月10日照会、1952年7月9日照会以及1951年10月6日照会上对1952年的申请，近期内我们非常需要从你们那里获得你们可能供给的技术装备和材料。

四、同时在开城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开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改变地面及空中战斗行动的性质，将会对敌方产生我们所期望的、相应的影响。

相同内容的电报已拍发给毛泽东同志。朝鲜人民无限感激您曾经给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无私援助。

我们等待您对上述问题的指示和建议。

祝您为了进步人类的幸福而健康长寿!

致深切的敬意!

您的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于平壤

АПРФ，ф.45，оп.1，д.348，л.65-68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4，л.40-43

№0054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立场(1952年7月17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

请将以下复电转告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认为，您在停战谈判上的立场完全正确。 [50] 今天我们收到平壤的报告，据说金日成同志也同意您的立场。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16日 [51] ”

第303号密电

执行情况请电告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69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89

№00549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不接受美方的停火建议(1952年7月18日)

发自北京，1952年7月18日12时15分收到

菲利波夫同志：

给您发去7月15日3时我致金日成同志的电文和金日成同志今年7月16日21时给我的回电，供了解情况。

“致金日成同志，并抄送李克农同志：

我们给李克农同志写好电文后，接到您今年7月14日18时的电报。

对该问题经过两天研究之后，我们一致认为，目前正当敌方对我们狂轰滥炸之际，接受敌方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的、具有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我们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我们可以看看这一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

不接受敌方建议只会有一弊，就是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然而，战争已经开始了，中国已经开始帮助朝鲜，朝鲜人民也已经确实站在了保卫全世界和平阵营的最前线。

朝鲜人民牺牲的代价是取得了在三八线地区阵地的巩固，保卫了北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地区。

朝鲜和中国人民，尤其是两国的武装力量，在同美帝国主义斗争中得到锻炼并获得经验。

在斗争进程中，朝鲜和中国人民增强了自己的实力，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促使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得以发展。这也迫使美帝的主力被牵制在东方并蒙受着连续不断的损失。同时，作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苏联得以加紧自身建设并对全世界各民族革命运动发展给予影响。这将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发生。

如此强大的运动正好说明，朝鲜人民不再是孤立的。

首先，中国人民愿意竭尽全力确保朝鲜人民渡过难关。因此我们现在请求您坦率地向我们提出朝鲜局势要求迫切解决的各种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解决您的问题，那我们将同您一起去请求菲利波夫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至于接受敌方建议一事，肯定会带来巨大危害。

首先，在敌方狂轰滥炸压力之下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建议将使我们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其次，敌方会不断地利用我们这一弱点向我们继续施加压力并导致敌方新的挑拨行径。那时我们将处于不利地位，再想向敌方施加压力时，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上述的优势也将失去其自身意义。这是糟糕的一步，并会因这一步而输掉全局。

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接受敌方建议必然会使敌方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于我们的威望。如果我们表现出坚决不接受敌方的建议，并对敌方破坏谈判做好准备，敌方就不敢贸然破坏谈判。在谈判进一步推迟过程中，由于我方果断地坚持自己的观点，敌方会做出新的让步。

如果敌方不让步或者谈判破裂，那么我们应继续军事行动，以便在敌方无法取胜的战争进程中去寻找改变目前状况的出路。

关于这一建议和我们的方针，我们会告知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见。

得到他的回复结果，我们会告知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今年7月15日3时”

“致毛泽东同志!

您今年7月15日3时的电报收悉。

经过对电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我们认为您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正确的。

您考虑到我们目前的处境，通知我们，让我们今后坦率地提出我们所需要的援助，对此我们衷心地感激您。

我们认为，在同敌方长期斗争中积极主动开展战斗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积极主动战斗而继续消极防御，那么敌方就不会重视我们的力量而继续狂轰滥炸，以向我们施加军事压力。

因此，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紧急措施：

一、必须加强高射炮部队，至少要有10个团。必须加强对平壤市和所有工业重要设施(如长津江发电站、水丰发电站、北仓江发电站)的对空防御。

二、必须让我们的空军积极进行空战：

(一)改善空军指挥部门，使其能在朝鲜领土上准确地指挥空战。

(二)空军行动的直径不应仅仅限于目前的沿鸭绿江一线。至少应延长至平壤一线并尽力加强首都和重要工业设施的对空防御。

(三)派遣善于夜间作战的空军部队深入敌人后方并勇猛地轰炸敌方的机场、仓库、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

三、陆军部队作战时必须在前线某些阵地上发动局部性攻势，以对敌人施加军事压力。

请您研究上述意见并做出给予我们援助的决定。

向您致最崇高的敬意!

金日成

1952年7月16日21时”

毛泽东

1952年7月18日

第2084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72-75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90-93

№00550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无法满足中国对弹药的需求(1952年7月24日)

北京

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我们没有能力完全实现您对弹药的申请，因为我们同时应该向你们提供10个师的武器。我们尽最大努力能拨给您申请的五分之一。这一部分您将于今年下半年收到。

菲利波夫

1952年7月24日”

收到并送交后，请告知。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76

№20179 库兹涅佐夫致葛罗米柯报告：用海军航空兵加强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1952年8月5日)

第2527号，1952年8月5日

兹报告：

应军事工业和军事问题委员会的委托，我们仔细研究了关于将海军部歼击机航空团全体飞行员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的问题。 [52]

最终决定：在不带飞机的情况下将1个团——海军第五舰队(来自海参崴)空军第七歼击航空师第五七八团并入洛博夫所率空军部队。

所有飞行员将由洛博夫部队的飞机空运。

该团人员构成如下：

12名团指挥部行动小组成员和40名飞行员，其中包括：团长、所有中队长和分队长。

该团的发送工作将于今年8月20日开始进行。

库兹涅佐夫

索科洛夫斯基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34，л.7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

№24859 佩罗夫致苏联部长会议函：关于向中国出口设备(1952年8月9日)

由于武器装备部第9号工厂停止了钻铤的生产，乌斯季诺夫同志请求撤销武器装备部对钻铤的出口，同时责成有色金属部在1952年第3季度向中国提供55个六又五分之八型号的钻铤，其中6个是带钻头的，费用从石油工业部储备金中支出。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同意武器装备部提出的建议。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Г.佩罗夫

1952年8月9日

РГАЭ，ф.4372，оп.54，д.1031，л.28

№09859 维辛斯基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及国际形势(1952年8月18日)

今天18时，我会见了中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他是来我这里做礼节性拜访的。

会谈开始周恩来说，从1950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到现在，国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变化；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也取得了不少成绩。谈到中国的形势，周恩来强调，由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动员人民群众，中国在稳定经济和财政形势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去年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到1952年底，国家预算将出现顺差。国家正在大力进行工业建设，土改接近完成，正在兴修农田水利。

同时，周恩来强调了苏联、苏联人民、联共(布)和斯大林本人所给予中国援助的特殊意义。周恩来说，没有苏联过去和现在对中国的援助，中国便不可能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取得和平建设的成绩。周恩来指出，斯大林同志为中国取得历史成就起了伟大的作用。正是他的英明指导，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道路，周恩来说，中国人民在共产党和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周恩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此期间，它从未放弃过最强大的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关于人民和革命一定能战胜敌人的科学论断。周恩来指出，依靠这些武器，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可以战胜危害和平与民主国家阵营命运的任何敌人。

与此同时，我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指出了毛泽东在中国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杰出贡献，指出了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新解放和独立的国家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还指出了我们友谊的重要性，指出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好合作。

然后，周恩来问我对他在8月18日与费德林同志会谈中所陈述的原则有什么意见。我说，我看了这些原则，没有什么意见。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表示，在他访问莫斯科期间希望就一些问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随时准备同他会面并给予必要的帮助。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处长马列、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费德林。

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5，п.342，д.9，л.6-8

№20180 索科洛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要求在中国建设新机场(1952年8月19日)

第49544号，1952年8月19日

兹报告：

洛博夫同志提议，为了我军顺利完成战斗任务，有必要在凤凰城—辑安沿线建设2—3个新机场。

目前在大孤山、安东、凤凰城和庙沟的4个机场中驻扎了6个歼击航空师，其中有我们2个，中国空军师4个。这非常有利于我军兵力和作战行动的展开和实施。另外，其中三个机场直接临近朝鲜湾。美军歼击机经常从该地区向我发动空袭，而我飞行员却根据相关指令不得到达那一地区。

鉴此，我认为洛博夫同志的建议是合理的。我请您允许，通过我方驻朝鲜总军事顾问向中国人民军军事司令部 [53] 提出请求：在安东以北和西北地区再建设两个适合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带水泥跑道的机场。

索科洛夫斯基

手写批注：

转交В.Д.索科洛夫斯基同志。同意。

布尔加宁

1952年8月2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34，л.2

№00553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及延长旅顺口协定等问题(1952年8月20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费德林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54]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周恩来转达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并祝斯大林同志健康。

斯大林感谢周恩来，并询问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周恩来告知，近两年来毛泽东自我感觉良好，并说中国对即将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极为关注。

斯大林指出，许久没有召开代表大会了，1939年有150万党员，现已将近600万，尽管我们限制接纳党员，但党仍然在发展。

询问代表团旅行情况。

周恩来感谢关照，并回答说，旅途十分顺利，途中代表团得到了一切方便条件。他代表毛泽东为在发展中国国民经济事业和对敌斗争中所得到的巨大援助，向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表示感谢。

斯大林：不必感谢。这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状况，难道中国同志不帮助我们吗？

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他接着说，虽然给予援助是应当的，但表示感谢也是理所当然的。

斯大林：我们也应感谢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中国给我们提供橡胶，这也是中国的巨大援助，我们也必须感谢中国。

周恩来说，遗憾的是，中国给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你们执政晚，晚了30多年。

周恩来请求允许说明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他提到毛泽东阐述中国政府希望的电报，谈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朝鲜形势。第二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近3年的国内形势以及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并指出，正在准备书面报告。中国代表想在提交书面报告后汇报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延长旅顺口协定。

斯大林指出，延长共同使用旅顺海军基地期限的倡议应由中方提出。我们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这种问题的。

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商量并建议互换照会。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相应请求。

下一个问题是建设从乌兰巴托到蒙中边界的铁路。

斯大林问，中国对这条铁路是否感兴趣？

周恩来指出，新疆的铁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中国政府打算首先建设在蒙古方向出境苏联的铁路。在中国境内铁路长约350公里。预计在1955年6月以前完工。这条铁路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它打开沟通苏联的直达铁路线，便于从苏联向中国接运工业设备以及向苏联运输中国商品。

斯大林指出：新疆方向从长远目标看是极其重要的。但这的确是一件长远的事情。如果中国同志有意修建经过蒙古境内的铁路，那么我们准备从自己一侧援助蒙古境内的建设。这将更快一些。但我们认为，不能放弃新疆方向，因为这是一条穿过含油地区的极其重要的铁路。在中国境内肯定会有石油，而蒙古缺少石油。

周恩来指出：在平地泉 [55] 地区有许多铁矿，而且这里将是炼铁和铸钢工业中心。目前正在进行建设新疆铁路的设计工作。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建设从兰州到哈密的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从哈密到苏联边境的铁路。

斯大林赞同这样做，并再次强调新疆铁路对开采石油的长远意义。

周恩来肯定，这条线路上到处有石油。转入橡胶协议。

斯大林指出，原则上问题已经解决。

周恩来肯定这一点，并转入中国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问题说，正在起草有关的书面报告，待整理好报告后，他想会见斯大林同志并亲自对报告做出说明。

斯大林同意这样办。

周恩来请求帮助进行地质勘探工作。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转入中国正在筹建的各种工业项目问题，并说他指的是151项工程。他指出，中国需要苏联的设备援助。请求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申请，并且说明苏联能提供多大规模的援助并规定期限以及向中国派遣苏联专家。他强调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给了中国很大帮助，特别是在帮助培养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斯大林：这是最重要的。当中国有了本国干部的时候，它将牢牢地站稳脚跟。

周恩来通知说，他们希望从苏联得到800名专家。

斯大林说，研究一下这项申请并尽我们所能予以派遣。

周恩来请求再帮助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等)。

斯大林说，没有资料当然不行。

周恩来询问，今后能否再派大学生到苏联学习并向苏联企业派遣实习生。

斯大林表示同意。

周恩来谈到国内五年计划的问题，通知说，正准备材料并将提交有关此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武器装备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说，现在是指提供武器装备。他指出，对60个师的事已经有了协议，他还想讨论海军供货问题。他问，在飞机方面能得到多少援助。

斯大林问，中国政府不打算建设航空工厂吗？

周恩来说，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得到，特别是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

他指出，掌握飞机制造预计至少5年，而发动机制造要3年。

斯大林举出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例子，这两国先从装配厂开始。说苏联可向中国运送发动机和其他飞机部件，而中国可在本国进行飞机组装，借此培养干部。装配厂可以变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中国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条道路。先要建立一至二个发动机装配厂。我们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部件，可在中国组装飞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是这样做的。必须这样安排，组建装配厂以后，经过3年，也就可以建立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简单、最正确的道路。

周恩来说，他们已开始懂得这一点，正在组建修理和装配厂，并补充说，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有必要加快这项工作的进程，那么他们将在这方面采取一切措施。

斯大林问，苏联向中国运去的供60个师的装备，已用来组建哪些师？

周恩来解释说：他们已经接到10个师的装备，其中3个师的装备已交给朝鲜人，7个师的装备用于赴朝的中国部队。

斯大林问，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即全部装备将用在朝鲜前线。

周恩来确认。他说，如果战争再打下去，就是这样。他告知，中国政府已确定，把60个师装备中的3个师交朝鲜人，42个师准备用于朝鲜……

斯大林问，中国人使用新装备是否习惯。

周恩来解释说：正在逐步掌握这些新装备，要训练3—4个月。

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让大家熟悉新装备和师的编制。这大约需要近6个月的时间。否则，会对武器生疏。此外，利用这段时间检验各种仪器的性能，只有在这以后才能把这些部队送上前线。当然，也可以在后方，在前线附近，例如在朝鲜，进行这种训练。必须把一半得到新装备的师留在中国。

周恩来指出，把一些师派到朝鲜去，是因为需要补充已有的损失。

斯大林强调，必须派出接受过训练的师，才能加强部队的战斗力。

周恩来提出援助火炮的问题。

斯大林问，中国能不能制造炮弹。

周恩来回答说，已经着手这件事。

斯大林指出，最困难的是运炮弹，运火炮要容易些。

周恩来再次提出援助火炮的请求。他强调说，中国人发射1发炮弹，美国人要回击9发。

斯大林：这不好。他补充说，如果美国人发射9发炮弹，中国人就应发射20发以上。我们就是用炮弹把德国人压下去的。我们每隔2米距离就有1门炮，而德国人在2公里距离上才有1门炮。炮兵可是一件大事。我们要帮助建立这类工厂。

周恩来指出他们正在改建现有一些工厂并筹建一些新厂。

斯大林：这件事是必要的。在这方面重要的是机床。

周恩来说他们有机床，不过是老机床。

斯大林说，需要有制造122毫米炮弹、3英寸火炮和高炮的机床。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帮忙。

他补充说，我们是在不同的工厂制造炮弹的：有些厂造药筒，有的厂装药。集中在一个工厂做是有困难的。

周恩来谈到航空工业的问题时说，中国将按苏联政府的建议行事，并采取措施加快发展这项工业。

斯大林强调首先组建装配厂的重要性。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正筹划建立坦克厂，即一个是年产1000辆坦克的轻型坦克厂，另一个是中型坦克厂，计划建4—5年。

斯大林仍然建议先建装配厂。他指出，战争时期我们把汽车厂变成了坦克厂。说中国若是有一至两个汽车装配厂就太好了。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长春筹建一个年产2万辆汽车的厂，改建一个年产3000辆车的装配厂，请求帮助再设计一个厂。

斯大林强调，应当在装配厂和修理厂培养干部。对这件事必须关心。

周恩来完全同意这个意见，并告知说，中国政府正在办这件事。他们有修理厂，现正在组建装配厂；明年这些厂就开始生产。

斯大林询问，中国有没有厂办徒工学校。还补充说，我们每个工厂都有这种学校。

周恩来承认，这是一个薄弱环节。他们正采取措施，扭转这种情况。在工厂有训练班。他们吸收大学生参加这项工作，派党员参加。

斯大林指出我们有专门的部，即劳动后备部，有徒工学校。中国若采取某种同样办法就好了。我们每年从这类学校中培训近百万青工。

周恩来问我们有哪些培训中级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解释说，有中等专业学校。

周恩来说想讨论一下有关雷达的问题。

斯大林答应帮助这件事。无线电和雷达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建设这方面专业的装配厂。

斯大林强调，以后必须建立雷达设备生产厂。

周恩来说目前他们还不能制造雷达设备。

斯大林答应帮助。

周恩来再次提出专家的问题，说中国政府不仅想请我们派专家，而且还打算组织培养本国专家。

斯大林同意这一点，指出，印度、缅甸、印度支那等国也将请求中国政府派专家。又补充说，中国政府最好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苏联工厂充实提高。

周恩来提出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问题。说中国政府想请求新的贷款。这时，周恩来指出，当然这对苏联是一个负担。

斯大林指出，这是因为我们执政得早，是我们的幸运。如果中国同志执政得早，那么，我们势必也要请求弥补这类差额。

对此，周恩来指出，莫斯科是鼓舞各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心。

接着简要说明了朝鲜局势。他指出，1951年5月以前，朝鲜没有阵地战，只有运动战。从1951年5月起战线明朗了，战争也有了阵地战的性质。双方力量大体相当。敌人不能进攻作战。出现了一定的均势。但我方也未进行大规模进攻。敌人在15—20公里的纵深加固了自己的阵地，我方也建立了自己的坚固地带，并且继续扩大坑道工事。敌人无法摧毁我军的坚固阵地。大约200公里的战线已全部得到加强，左右两翼也有良好坚固的工事。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能不能打退敌人，我们坚信能。第二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守住现有阵地。今年的情况证明，我们能够守住这些阵地。第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发动进攻，攻击敌人。过去我们想，我们不一定能进行7天以上的进攻作战。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

斯大林问，你们能不能发动进攻。

周恩来解释说，我们可以发动夺取个别阵地的进攻战役，但难以发动全面的进攻。自从战争形成阵地战以后，美军当局极力拖延谈判，不想缔结停战协定。

斯大林说，看来，美国人想多扣留中国战俘，这是因为他们拒绝遣返战俘，也许他们想把战俘送给蒋介石。

周恩来肯定地说，蒋介石在战俘中安插了特务。

斯大林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违反一切国际法。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

周恩来简要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与朝鲜同志存在的分歧，美国人同意遣返83000名战俘，朝鲜准备同意这项建议。但他们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在耍花招，因为在83000人中只有6400名中国人，其余都是朝鲜人。实际上，美国人还应遣返13600名中国志愿军，而美国不打算这么办，却准备遣返76000名朝鲜人。这清楚地证明，他们在耍阴谋，企图挑拨中朝关系。

斯大林问，有多少朝鲜战俘。

周恩来指出，有96600人。强调说，应当遣返的朝中战俘的人数是一个原则问题。说中国政府坚持应遣返全部116000名战俘，其中20000中国人。但是，如果美国同意少遣返一些，仅就剩余战俘问题继续举行谈判，那么，可以不反对这样办。

斯大林肯定说，这是对的。

周恩来通知说，毛泽东在分析这个问题时认为，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斯大林：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有我军仍驻在中国以后。需要毅力，需要耐心。当然，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牺牲。但应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耐心，需要很大的毅力。朝鲜战争暴露了美国的弱点。16国的军队不可能长期坚持朝鲜战争，因为他们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指望成功。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

问及朝鲜的粮食情况如何，说我们还能帮他们什么。

周恩来说，朝鲜在这方面有困难。中国政府知道，苏联援助过朝鲜。说他们也援助过朝鲜并曾告诉金日成，这些若不够，他们还可以提供食品、衣服，他们要什么都可以提供，但无法提供武器。

斯大林说，我们可以再给朝鲜一些武器，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

周恩来再次说，同美国谈判时不能让步。

斯大林指出，如果美国做些让步，那么，可以同意就尚未解决的问题继续谈判。

周恩来同意这一点，又补充说，如果美国不想缔和，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哪怕再打一年。

斯大林肯定，这是对的。

周恩来肯定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即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美国没有做好打世界大战的准备。还补充说，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起了先锋作用，如能挡住美国对朝鲜的进攻，那么，对把大战推迟15—20年是有利的。到那时，美国就根本发动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斯大林说，这是对的，但有一个条件：美国必须在朝鲜战争以后才根本不能打世界大战。美国主要力量在于空袭，在于原子弹。英国不愿为美国打仗。美国打不赢小小的朝鲜。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不让美国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斯大林取笑说，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筒袜、香烟和其他销售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不，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失去了打大战的能力。他们指望原子弹、空袭，却打不赢这场战争。这需要步兵，但他们步兵少而且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就有人在哭泣，如果他们发动大战会如何呢？那他们岂不人人都将哭泣？

周恩来告知说，如果美国人作某些让步，尽管不大的让步，那么就可以答应他们。如果美国人不同意遣返全部战俘而提出遣返少量战俘，那么可以同意此项建议，同时考虑到可在某中立国，例如印度的调解下解决其余的战俘问题，或者在解决问题以前把这部分战俘转移到第三国境内。

斯大林问，有多少美国战俘。

周恩来解释说，朝、中控制的战俘总数达12000人，其中南朝鲜人7400名。

斯大林不排除按周恩来的建议去解决问题。同时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可以试试这个办法，作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并且向报界宣布。如果美国拒绝这个建议，那么就宣布他们可能想把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如果这些建议都不成功，那么就可以采取调解办法。主要的是建议停火。

周恩来说，实际上缔结停战协定，也就是停火。在交换战俘问题上，定出三项办法：第一，先宣布扣留南朝鲜和美国战俘的比例，这个比例与扣留朝中战俘比例一致，这个办法可以谈；第二，由中立国调解；第三，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战俘问题分开，以后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随后周恩来转入军事援助问题，说明了朝鲜同志要求向他们提供5个高炮团的问题。我们告诉朝鲜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将同苏联政府商量一下。

斯大林：金日成要求我们提供5个团。我们答应向他提供。也许中国可以提供5个团？

周恩来再次说他们没有这种能力，这对他们是新东西。

斯大林认为，这个问题要找金日成弄清楚。

原已答应的以外，周恩来要求再提供10个团的装备。斯大林回答说，需要考虑一下。

周恩来转告朝鲜同志要求，即要不要对南朝鲜进行轰炸，他们没有把握，这样做对不对。

斯大林解释说，航空兵归国家所有，中国志愿军也不要动用国家航空兵。

周恩来告知，朝鲜同志问，他们能否发动一次新攻势，中国政府答复说，他们不能进行战略进攻。

斯大林指出，当正在举行停战谈判的时候，无论是战略进攻还是战术进攻都不要进行，不得进行任何进攻。

周恩来问，根据毛泽东的请求，可否邀请金日成和彭德怀来莫斯科。

斯大林：我乐于同他们谈一谈，但他们离得太远。此外，我不便邀请。如果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乐于接见他们。

周恩来告知，彭德怀很想来，但还不知道金日成对此事持什么态度。也许可以同他谈谈这件事。

斯大林同意这么办。

周恩来再次说，中国政府认为把板门店的谈判拖延一下是适宜的。但中国也做好了战争可能打2—3年的准备。再次请求提供飞机、火炮和炮弹援助，因为中国自己尚无法胜任此项任务。

斯大林宣布，我们能办到的，全部提供。

问朝鲜人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惊慌失措？

周恩来解释说，朝鲜确实遭受到严重破坏，特别是鸭绿江电站被炸以后。这使朝鲜同志的情绪受到了影响，因此，想尽快实现和平。

斯大林说，美国的谋略就是恫吓。但他们吓不倒中国人。能否说，他们也吓不倒朝鲜人？

周恩来肯定地说，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斯大林：如果真的这样，那就不错。

周恩来补充说，朝鲜人有些动摇，他们的情绪不太稳定。在部分朝鲜领导人员中甚至有些惊慌情绪。

斯大林提到，他从金日成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知道有这种情绪。

周恩来肯定了这种情况。

问中国代表团下一步如何活动。

斯大林提议现在就着手工作。告知说苏联方面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由莫洛托夫同志任主席，成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和库梅金同志。中国代表团可以同莫洛托夫商量，什么时候开始工作。

周恩来感谢通知此事，并请斯大林同志指定什么时候他可以向斯大林同志通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形势。

斯大林表示同意，周恩来一准备好书面报告就接见他。

А.维辛斯基、Н.费德林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54-72

№24860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蒙铁路(1952年8月21日)

机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指出，关于双方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中国代表团已经准备了建议草案。该草案需要修改，或许需要做根本性的修改。请求苏联同志对其进行研究并提出必须修改的意见。(草案附后)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方将会研究这份草案，如果需要提出意见的话他们将在下一次会谈中提出。

2.关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签署两份协定：公开的原则性的协议和技术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对此苏联方面表示同意。或许，这一原则性的协议内容不多，并且看起来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也参与进来。

周恩来提出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必须取得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同意，在其境内修建铁路；第二，要使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修建铁路的要求。

中国代表团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原则协议可以是三方签署的，也即是说，该协议在苏联、中国和蒙古政府之间签署。至于技术协议，可以由苏蒙“乌兰巴托铁路”联合股份公司和中国交通部之间签署。或许，在原则性协议中也应该指出双方铁路的结合点。中国方面认为，这一结合点可以是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

莫洛托夫说，中方关于铁路结合点的建议同苏方的看法一致。

布尔加宁问道，关于铁路修建的期限问题中国方面有什么看法。

周恩来回答说，中国政府建议在1952年完成初步的勘查工作，1953年上半年结束勘查工作。预计在1954年年中完成铁路的修建。

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关于铁路轨道的尺寸问题。中国方面认为，从平地泉到中蒙边界的中国路段应该修建宽轨铁路，也即1524毫米。如果是宽轨的话，中苏之间的铁路交通就不用在二连浩特换轨，而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的换轨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二连浩特是个荒漠。此外，考虑到中国铁路发展的前景，我们应该修建宽轨铁路。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意见是，中国铁路的轨道应该和苏联的统一。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不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周恩来指出，中国方面的考虑是，货物运输不应该在中蒙边界或在蒙古换轨，因为这些问题主要由苏联或中国预先决定。因此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或者到苏联的其他地方应该能够直达。

莫洛托夫问道，关于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是否有建议草案。

周恩来回答说，还没有这样的建议草案，但是在中方的建议草案中有关于各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的条款的概要。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就这个问题准备建议草案。

莫洛托夫说道，苏联方面同意准备这一建议草案，但是希望得到中国代表团关于这一问题的概要，以便能够考虑到中方的意愿。

周恩来说，明天，也就是8月22日中国代表团将就这一问题提出看法。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的技术合作。周恩来通报说，由于签署了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问题上进行技术合作的协议，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是否应该公布这份协议。

莫洛托夫回答说，未必需要公布这一协议。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就这个问题准备了协议草案。(中国协议草案的翻译本附后)

然后周恩来说，今年8月20日斯大林同志就在新疆建设铁路的问题进行了谈话，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弄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打算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修建从兰州到哈密之间的铁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修建从哈密到霍尔果斯(苏联)的铁路。关于中国政府修建这一铁路的计划将会提供给苏联方面，以便了解。

莫洛托夫指出，在今天的会议上对三个问题都进行了审议。他问道，关于进行的工作，周恩来同志有什么希望呢？

周恩来回答说，他希望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关于中国的状况，然后讨论中国的五年计划问题和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同意这样做。

潘友新和费德林记录

1952年8月21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22-25

№20181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的报告：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1952年8月21日)\r\n

\r\n 关于1952年1—8月作战与训练情况 [56] \r\n

根据政府和苏联政府和军事部长1952年12月15日第641649号决议，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携两个团(第十六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于1952年12月22日离开卡卢加市，并于1952年1月2日抵达中国境内的安东市，以完成政府交付的特别使命。

1952年1月4—21日期间该师所属部队在安东机场按计划完成了地面训练和投入作战的飞行实习活动，并从1月21日起进入战斗值勤和针对敌空军小型机群的作战状态。

截至1952年2月10日，该部队完成了对敌空军密集空袭的反击作战计划。

我军作战活动的特点如下：部队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活动，即南部飞行边界为平壤、元山和黄海沿岸(朝鲜湾)，我飞行员无权飞越这一边界。这就制约了我机群的作战活动，尤其是在追击敌机的时候，因为后者一旦在空战中失利便会立即逃向大海方向，拉升飞机高度，在占据有利地形之后再进入战斗区域……

二、完成任务和战斗结果的总体情况

1.我部队执行任务情况：

(1)自1952年1月4日至2月10日间，我师所属部队投入战斗。

(2)自1952年1月21日至8月10日间，实施作战，根据作战性质来划分，我师主要任务如下：

白天：

——自1952年1月21日至7月9日，驻防安东和庙沟机场的我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独立和军内其他部队的协助下以机场值勤方式起飞拦截敌机，并为安东、义州和朔州地区的设施和渡口，以及安东、义州、安州、开城、泰川和宣川地区的机场、交通线提供空中掩护。

——从1952年7月9日至8月10日，驻防沈阳机场，白天在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下，根据军指挥部的要求，与军内友邻部队一起以值班状态防止敌机对沈阳方向的中国东北工业—行政中心和沈阳市实施空中侦察；在敌机对朔州、安东和大孤山地区的目标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我安东航空枢纽机场时，为我第一梯队战机提供支援，掩护第一梯队米格15飞机的降落。

夜间：

——1952年1月30日至5月16日期间在安东机场，1952年7月22日至8月10日在沈阳机场，处于一级、二级和三级战备值班状态，起飞拦截敌机，实施机组巡逻，为夜间战斗行动做好准备，防止敌机对安东、义州、铁原和沈阳地区的机场及设施实施轰炸。

在完成主要战斗任务的同时，我部还担负了以下任务：

——在2月份掩护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全体投入战斗，对敌空军的大规模空袭实施反击。

——我师新补充的飞行员(共33人)也全体投入了战斗。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飞行技术和理论监察员、飞行员对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师15名飞行员进行了从驾驶拉11飞机到驾驶米格15飞机的改装训练，还对其进行夜战心理素质训练。

——承担了在鞍山、安东机场对补充给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和本军其他部队的米格15战机的卸货、安装和试飞等工作，共安装了116架飞机。

——派遣飞行和技术负责人以监察员身份对中国同志进行了改装训练，其中包括：40名飞行员、75名米格-15飞机和ВК-1发动机的技术人员。

根据培训计划对所有班组进行了理论培训，并举行了考核。对飞行员进行了包括全部飞行科目的实战训练。

1952年7月9日以前，我部所完成的部分战斗任务主要是从安东机场起飞的，而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952年3月30日至5月5日期间在执行战斗任务时，都是从庙沟机场起飞的(当时该部队属于我军第一梯队，只是从1952年7月9日作为第二梯队起，才开始从沈阳西机场起飞)。

我部参战机组的平均数量为：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6架。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18架。

4—5月间，由于战斗任务过分频繁，加上伤病而不能执行战斗任务的飞行员数量有所增加，从而导致各团参战机组平均数量下降至10—14架，在个别情形下，由于战斗过于紧张，该平均数量甚至降至6—8架。

整个参战期间我部战斗飞行总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762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418次。

平均每个飞行日战斗起飞架次：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18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22次。

平均每个参战飞行员战斗起飞次数：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61次。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80次。

2.根据我部所完成战斗任务的性质，整个参战时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52年1月21日至4月末，以团为单位参战，主要目标是针对敌歼击机“掩护”，另外，此类起飞的目的还在于支援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与敌强击机作战。

第二阶段：

1952年4月末至6月末，我部集中主要力量对付敌强击机，一部分力量用于解除敌机对我安东航空枢纽—机场的封锁，掩护我战机降落。

第三阶段：

自1952年7月初起，我部从安东机场转移至沈阳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所属部队反击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地区地面设施的集群式轰炸和对安东机场的空中封锁，掩护第一梯队飞机降落，即在第三阶段我部作战行动的特点是以我歼击机作为沈阳机场的“掩护”。

另外，根据敌空军作战，我们部队的使用和我歼击机的行动战术等的性质，我部作战的第一阶段又可分为这样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1—2月份(参见图1) [57] 。敌空军每天实施2—3次大规模强击机群的集中式空袭，且几乎每次都有少量歼击机直接为其提供掩护。敌平均每次参战飞机数量150—170架，个别情况下可达到220架。

与强击机一起同时在战区出现的还有敌歼击机“掩护”：

例如，在新比岛地区便有24架F-86；在朔州地区有16架F-86。

参战时敌歼击机“掩护”高度——15000米。

这一阶段敌强击机的主要活动区域为安州及其以南地区。

这一时期根据军总体计划我部与其他部队一起行动，起飞时以师为单位，各部队起飞时间稍有间隔，以3—5分钟为标准。

起飞之后我部将飞机拉升到一定高度，在进入朔州地区时完成集结(在同一地点)，突破敌歼击机所制造的“掩护”，进入敌强击机活动区域。一般情况下当我歼击机突破了敌歼击机的“掩护”以后，敌强击机便会向海上或东南方向退却，而敌歼击机“掩护”也会紧随其后向同样方向撤退。

这一时期的空战我们都是在同一地区以团或师为单位的大机群投入战斗，高度大都在15000米。

这一时期我们的作战行动存在重大缺陷：

——指挥员们在作战指挥方面经验不足。

——在同一地区实施大机群作战制约了我战术的发挥和机动性，对战斗进程难以控制，限制了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我殿后机群多首先向敌人发起攻击的原因：

(1)当敌人发现我整个机群后，其首先会向我负责殿后的部队发起攻击，在此情况下我殿后机群便也首先投入战斗。

(2)当敌发现我先头部队，便企图向其攻击。但他们却常常忽然遭到我殿后机群的攻击。原因在于，从后者所处位置发动的攻击往往具有出敌不意的效果。

不过，我军的这种作战方式往往也给自己带来了相当巨大的损失。

于是，飞行员们便开始寻求更好的作战方式，以提高我部的空战效率。我部的作战行动便进入了第二个时期。

第二时期：3月份(参见图2) [58] 。敌空军继续保持原有作战方式，只是略微有所变化。

在强击机起飞前20—35分钟，敌歼击机“掩护”率先进入作战区域。

例如，——在朔州(Сакусю)、泽光洞(Дзэгуандонг)(敌主力)地区——敌歼击机F-86达24—36架。

——在尚州(Сиодзйо)地区(从东面或东北方向进入)——F-86达8—12架。

——在新比岛地区——F-86达16架。

敌机作战高度：7000—12000米。敌强击机作战区域与从前一样。

在第二时期开始前夕，我们对上一时期作战行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召集了飞行—战术会议，并讨论了我歼击机作战活动的战术和战斗序列等问题。这对提高我歼击的作战能力发挥了重大作用。从3月份开始，我军改变了行动战术：

——在以部分兵力对敌人实施牵制的同时，从广大战线上突破敌歼击机“掩护”(扩大经鸭绿江对敌实施正面突击的我部队之间的间隔，以扇形战斗队形穿过敌机“掩护”)。

——另外，起飞后我部队在进入战区时，一部分向右，一部分向左，以对敌形成夹击态势。

——随机改变我部队的起飞间隔，将作战时间从30—35分钟增加至1小时20分。

——我部队应更多地投入作战，尤其是采用小机群战斗方式。最初，在一个地区参战时，将部队分成两部分，然后将各部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到3月末，我们开始以中队甚至分队为单位组织战斗。在作战中，我飞行员将战机高度低至7000—10000米，以利于米格15战机充分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

——根据空军相关规定在地面对飞行员进行训练，以提高其火力准备技能。

——我飞行员已能够在任何时间和气象条件下完成寻敌和作战任务，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中校杜特尼琴科所率中队的飞行员们。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了我军的作战能力：

——对敌机实施拦截时，能掌握战斗主动权。

——在广大战线上实施作战。

——各部队指挥员积极参战。

——全体飞行员的作战效果迅速提高(例如，3月份我共击毁敌机17架，而2月份只有9架；弹药消耗下降：击毁一架敌机，3月份消耗弹药280—300发，而2月份是500发)。

——指挥员和飞行员的作战能力和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指挥员已能够熟巧地指挥整个机群投入作战，并对小股敌人给予有力打击。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指挥员有：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飞行员巴什曼、现为中队长的上尉克雷洛夫、上尉阿韦林、中校茹拉夫廖夫和少校博伊佐夫等。

——在全天候气象条件下发挥米格15战机的技术优势以相应战术投入作战。

这一时期我军也以师为单位实施了一系列战斗行动。

第三时期：4月份(参见图3) [59] 。敌空军在损失惨重、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开始采取如下战术：

——在歼击机“掩护”地区不同高度集中40—50架，甚至更多歼击机，以小机群为单位。

——对我机场地区上空实施封锁。

——在大量歼击机掩护下，以强击机对我安州、定州、宣川和泰川等地区目标实施定期空袭。

——增加对我地面设施的攻击持续时间(2—3小时)，主要采取以缩减其他机群数量而增加参与空袭的机群数量的方式。

这一时期我军的作战方式主要如下：以小机群为单位在我机场空域实施自由“搏击”作战，打破敌人的封锁，并以部分兵力在敌歼击机“掩护”所在地区发动“狩猎”攻势。

我飞行员对每次飞行都进行了认真分析，以期寻找到新的能够击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新战术。

针对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我们采取了以下战术：

——以小机群在高空组成封闭式防护圈，我机群有时均沿同一方向飞行，有时则相向而飞。

——在中等高度采取沿不同航线飞行的方式，最终各机组将同时在机场上空相遇。

——在飞行过程中以小机群在不同高度对我驻防地区实施掩护。

有时，我们也会同时采用上述所有作战方法。各种战斗方式在实战中不断得到完善。

这一时期是我军作战最困难的时期。我军飞行员在作战过程中从起飞到降落飞行高度落差为：100—7000米。

不过，随着我们找到和不断完善自己的行动战术，到5月末，敌人在遭到重大损失的同时，也几乎完全停止了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活动，与我歼击机的作战也变得愈加消极起来。

与3月份击毁敌机17架相比，在4月份我们共击落敌机22架。

第三时期结束之时，我部开始仅针对敌歼击机实施作战，并为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我第一九〇歼击航空师提供支援。

第二阶段：从4月末至6月末。

我部的主要作战对象是敌强击机。

在少校米涅尔温、博伊佐夫、巴什曼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的指挥下我团通过与敌强击机群的初期作战，获得了一些实战经验。

为了总结与敌强击机的作战经验和寻找合适的行动战术，1952年5月27日，我们召集全体飞行员开了一个战术会议。在会上我们对与敌强击机的作战活动进行了详尽的总结，通过与飞行员广泛交流意见，我们归纳出如下一些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战术：

——在从机场起飞时利用机场地面的起伏和坡度，采取(掠地)低空飞行方式。

——在向敌强击机活动区域突击时采取低空(不超过700米)进入方式，给敌歼击机来个出其不意。

——在低空寻找敌强击机。

——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争取第一次攻击便达到摧毁它的目的。在初期攻击的同时极力击破敌强击机防御圈，如果不成功，则争取在后续攻击中消灭敌人。

——以低空方式退出与敌强击机的战斗。

——返回机场和降落时采取掠地落地方式。

——为了迷惑敌低空飞行的歼击机，我所有与敌强击机作战的飞机均涂上与当地植被一样的颜色。

通过会议交流意见和对战斗行动进行详细分析，大大提高了全体飞行员的反敌强击机作战技能，涌现出一批技术尖子，如少校博伊佐夫、巴什曼、托卡列夫、米涅尔温、杜比诺和中校巴拉巴伊金等，他们都成为了攻击敌强击机的模范带头人物。

虽然气象条件差，我军战斗飞行数量受到限制(如在6月份我部共实施作战飞行56次，未击毁一架敌机)，但从1952年4月30日至7月1日，各团共击落敌强击机16架，自己损失飞机2架。

我飞行员普遍认为，即使在环境恶劣和机场遭到敌人封锁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成功地战胜敌人的强击机。

第三阶段：从1952年7月1日起，根据军长指示，我师开始投入针对敌歼击机“掩护”的战斗，在7月9日以前(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7月5日以前)，我部队在安东机场起落，1952年7月9日以后在沈阳西机场起飞。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我师各团的任务——白天和夜间为沈阳市提供空中掩护。

另外，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并增援第一梯队防止敌空军对朔州、安东、大孤山等地区的设施实施集中轰炸和封锁安东机场，掩护我第一梯队飞机降落。

我部在从沈阳机场起飞完成与敌歼击机“掩护”作战任务的过程中，共击毁敌歼击机4架，击伤5架。

我师各团在第一阶段和第一时期的作战行动中都会仔细分析敌空军的战术变化，以期探寻和完善我师的战术和战斗方式，加强各部队的密切配合，提高飞行员的战斗效率。

3.各机场的战斗值班安排如下：

拂晓前10—15分钟内全体飞行员到机场集合。相关后勤技术部队开始进行飞机的起飞准备工作，借助“躲闪”将飞机拖至战斗值班位置，并按各分队排好。

必要时可将飞机分散放置。各部队在机场值班飞机的停靠都是固定的。如安东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起飞着陆地带，从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滑行线上，南面起飞。

沈阳机场：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南面起飞；第十六歼击航空团在(“袋子里”)滑行线上，北面起飞。

在确定了作战人员之后，根据空中形势，部队同时或依次进入第一、第二、第三级战备状态。

作战人员的参战方式一般分为两种类型：一般条件下和个别复杂条件下。

部队的战备级别和作战方式由师长把握。是否发出准备战斗或退出战斗准备的信号由师指挥部决定。

各部队从不同状态进入战斗准备的方式：

——从二级、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

战斗准备所需时间：

——从二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2—4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一级战备需4—6分钟。

——从三级战备进入二级战备需2—4分钟。

——从休息状态进入三级战备：在安东机场需35—45分钟，沈阳机场需15—20分钟。

上述进入战备状态所需时间完全可以确保我军飞机及时起飞，以完成所承担的作战任务。

4.我部完成战斗任务情况：

EPUB/Image00152.jpg

附注：该师机群式起飞总数有21次没有同时起飞，原因在于在以师为单位的起飞行动中有时是两个团同时起飞的。

5.我部主要作战方式为：起飞拦截敌机。我部战斗起飞总共4189架次，其中3407架次(81％)是拦截敌机。

起飞拦截作战是以各种方式进行的。1—3月份各团行动时以14、16、18、20架飞机为单位组成飞机编队，随后根据我歼击机行动战术的改变，我16架飞机分别以2、4、6、8、12架为单位组成战斗机群。我部作战初期机群平均飞机数量为16—18架，随后改为8—12架。

以大规模机群参战不利于我军战术机动及作战行动的指挥和管理，因而制约了各部队指挥员的作战积极性，导致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

随着我军开始以小机群为单位作战，上述缺陷也迅速被消除。部队的战斗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高。

以小机群为单位实施作战的优势在于：

——迅速起飞，隐蔽地突入敌活动区域，完成战斗任务后返回本部机场；

——在寻敌和战斗中具有隐蔽性，可以充分发挥机群的灵活、机动性；

——在寻敌和战斗中便于对整个机群实施管理；

——在接近敌活动区域和发动攻击时具有突然性；

——在战斗中有利于增强和充分发挥直接参战机组(即以双机为单位的机组)的火力优势，尤其是在与敌强击机作战过程中，个别情况下每个机组都可方便地选择合适的目标，并对之实施攻击。

以小规模机群参战和将我歼击机的攻击目标集中在敌强击机身上，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而且自己几乎没有损失。

我部对敌机的拦截作战包括两种类型：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和条件不利的情况下。

在我飞机起飞拦截敌机之时，如果敌机群尚在平壤地区，我方的有利条件如下：

——可及时突入作战区域。

——以战斗队形占据有利地势，便于寻敌。

——便于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天气条件(阳光、云彩、雾和烟)。

充分利用这些优势因素将确保我顺利寻敌，并取得战斗胜利。

不过，有时由于我机群起飞不及时，上述这些有利因素便会被敌人所利用，从而转化为我军的不利因素，这在4月份的作战行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我部起飞时敌歼击机已到了泽光洞、定州和碧坪(Бихен)等地区，有个别敌机甚至出现在我机场区域，并对我机群的起飞实施压制性攻击，这种情况当然无法确保我机群及时赶到作战区域和占据有利作战地形。

如果我机群起飞不及时，有时会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例如1952年4月21日由少校塔尔祖津率领的机群在起飞时便有些晚了。当时敌机已位于我机场上空。于是，在塔尔祖津机群起飞到1500—2000米时便遭到了敌人的攻击，结果导致我飞行员一人牺牲，两架飞机被击毁，一架飞机被击伤。

随后，当再遇到敌机突然出现在我军机场的情况时，我机群的起飞均会得到从其他机场起飞的机群和当时仍在空中的我军飞机的掩护，因起飞而损失飞机和人员的事情再未发生。

6.其他作战方式的运用，如在指定地区巡逻，自由“搏击”，掩护其他部队等。

不过，这些并不是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只是根据敌人活动的情况和上级所下达的任务随机采用。

自由“搏击”作战主要是在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其他部队起飞和降落时采用，构成机群的飞机数量不等(2—12架飞机)，视空中形势和上级所指派的任务而定。

7.在我部正在作战期间，共实施了358次机群飞行。其中：184次与敌遭遇(比例为55.4％)，174次未遇到敌机(占比重48.6％)。

未遇到敌机的原因如下：

——参战初期，我部还未将重心转入针对敌小机群作战，与其作战没有经验，我部以个别小机群隐蔽起飞，但当升空，选择好高度，突入战区时，已是敌人准备撤退之时，因而遇不到敌机。

——起飞后我部的任务是掩护地面铁路、桥梁、机场和其他部队飞机的起落，多数情况下均遇不到敌机，因为后者往往不会进入我歼击机的巡逻区域，即使有个别敌双机和由4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与我遭遇，也是避而不战。

——在我部初期与敌强击机作战时，我地面导航站所通报的敌强击机活动情报往往不准确或来得较迟，我部飞行员在寻敌方面也缺乏经验。经常是发现有敌强击机经过，但起飞后却找不到或等到发现时敌机已经开始往大海方向撤退。

我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位于低空的敌强击机，这就排除了我部机群与高空区域敌强击机遭遇的可能性。

——当敌人以小机群作战时，一旦发现我部飞机，如果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便会立即撤向鸭绿江口或大海方向，避免与我作战。

以上所述便是我部与敌机遭遇较少的主要原因。

8.我部一个战斗起飞的平均空中持续时间：

(1)白天，从安东机场起飞40—50分钟。

从沈阳机场起飞55分钟至1小时。

在与敌强击机作战情况下27—30分钟。

(2)夜间40—45分钟。

9.每个飞行员的作战起飞次数：

EPUB/Image00046.jpg

每个飞行员的战果总体情况(参见附录) [60]

10.所实施空战的相关资料：

EPUB/Image00167.jpg

11.我部参战期间所实施的164次以机群为单位的空战中，与敌F-86飞机作战共152次；与敌强击机作战12次。

我部空战中从未与敌轰炸机遭遇，原因在于：敌轰炸机白天从不在我部作战区域活动。

12.根据参战机组的人员构成，所实施战斗的相关资料：

EPUB/Image00132.jpg

根据上表所列数据资料显示，参战敌机的总数大多占优，与我军飞机的比例为：1∶1.3。

13.实施空战的高度随着敌我空军所使用战术的变化而变化。

在第一时期(即2—3月份)，在战区敌歼击机“掩护”的空中高度均保持在15000米。

我飞行员在作战中经验不足，未充分发挥我米格-15战机在不同高度的性能优势，空战高度均继续保持在12000—14000米。

随着我军战术的改变，转入小机群作战，我米格-15战机(在7000—9000米高空)的性能优势逐渐得以体现，我军作战指挥和经验不断得以完善，我飞行员主动将作战高度降至7000—9000米范围。

在这一高度范围内的战斗行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军的作战效率，减少了自身的伤亡。从此，在整个与敌歼击机作战的一段时期内我军均保持这一战斗高度。

在个别情况下，我部在与敌歼击机作战时也会将飞机高度降至700米，甚至更低，但这只是为了打破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掩护我战机降落，在我飞行员被迫起飞迎敌和必须返回机场迫降时的不得已之举。

我部与敌强击机的空战活动都在700米或1500—2000米高度进行。由于作战高度较低，因而很难与敌歼击机遭遇，再加上此时我飞机上均涂有与地表植被类似的迷色，敌机从高空很难发现。

实战证明，我米格-15飞机在7000—9000米高度时作战最能发挥自己的性能优势，除水平机动性外，在各方面都强于敌F-86歼击机。

14.2—3月份我部与敌遭遇和作战的主要地区——泰川、安州、定州、泽光洞。

这一时期，我部与敌歼击机“掩护”的遭遇和作战主要在朔州、泽光洞和碧坪地区。我部在承担打破敌机对我机场的封锁时的作战主要区域在安东和庙沟。战斗主要在夜间进行，即当敌机结束集中空袭，我部返回机场之时，敌人往往会出动两个批次的F-86飞机(每批4架)对我返回机场、燃料即将耗尽之飞机实施攻击，或对我此时奉命起飞、执行战斗任务之飞机实施封锁。

由于敌人此类攻击，导致我军飞机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了2名飞行员和9架飞机。

我部与敌强击机遭遇主要地区为宣川、定州、泰川和泽光洞。

15.根据敌空军活动规律和上级所下达任务情况，我部机群实施战斗起飞。

在1—2月和3月部分时间里，我部以大规模机群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歼击机“掩护”实施反击。此时我机群一般由18—20架飞机组成，且与其他师、团级机群共同参战。

以大规模机群实施空战具有重大缺陷，具体如下：

——制约了我机群的机动性，不利于作战指挥和先头机群战斗积极性的发挥。

——积极参战的只有少量飞行员，其他人只是参与防御。

——我军所有部队都突入敌人主力集中的同一地区。敌人利用主力与我机群纠缠的时机，派其侧翼部队，挑选适当战机，对我歼击机，尤其是那些与我主力分离的机群实施突然攻击。

在分析了大机群作战的缺陷之后，我军改变了战术——用由4—8—12架飞机组成的小机群在更宽广的战线上向敌发动攻击。

以小机群作战提高了我先头部队的作战积极性，其战斗更加主动，所有飞行员都踊跃参战，而先头机群则可充分利用白天和各种气象等有利条件，提高作战能力。

实战经验表明，空战中最能发挥机群战斗力的编队构成为：6—8架飞机。

16.空战结果相关数据资料：

EPUB/Image00184.jpg

*原文如此。——编注

17.随着行动战术的完善和全体飞行员对敌空战经验的积累，我部战斗效率得以很大提高。

我部作战效率的提高可从不同时期和阶段飞行员战斗技能的完善和提高上明显看到。下表列举我部作战的各项主要参数：

EPUB/Image00206.jpg

续表

EPUB/Image00015.jpg

原文如此。——编注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我军击毁敌机的数量逐渐有所增加，但击毁一架敌机所消耗的弹药却较以往有所减少。这些数据说明，在作战过程中我飞行员的对敌作战经验日益丰富，已能够精确地向敌人射击。

5—6月份我击毁敌机数量之所以呈下降趋势，原因在于：我部的作战活动主要集中在5月份，然后就转入针对敌强击机的作战。而这就需要一段时间来摸索和积累经验，学会对付敌强击机的作战方式和战术。

……

在这方面，我军中表现较好的部队主要有：

第十六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为塔尔祖津少校，现中队长为少校泽诺夫，政委为博伊佐夫少校。

该中队：

——作战飞行587次。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60次(作战时间299小时)。

——击毁敌机14架。

——飞行员和物资装备没有损失。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第三中队，前中队长中校杜特尼琴科，现中队长上尉布尔津，前政委巴什曼少校，现政委大尉古林。

该中队：

——战斗飞行560次。

——以机群为单位参加空战61次(作战时间500小时)。

——击毁敌机20架。

——自身损失：飞行员无；飞机3架。

我师表现优秀的飞行员：

——少校博伊佐夫，击毁敌机6架。

——少校巴什曼，击毁敌机5架。

——中校巴拉巴伊金，击毁敌机4架。

——上尉克雷洛夫，击毁敌机4架。

——大尉尼基福罗夫，击毁敌机4架。

18.我师作战期间的损失情况：

——飞行员9人。

——飞机21架。

造成损失的主要原因：

——我部投入战斗初期，目的是对付敌人的集中式空袭，飞行员还不具备对付敌F-86歼击机小机群的实战经验。而敌人在空战区域的F-86歼击机一般均在24—80架左右，因而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的损失。仅2月份在此类战斗中我第十六歼击航空团便损失飞行员4名。

——我部在打破敌人对我安东机场的封锁，为我起飞和因燃料耗尽、退出战斗并在机场降落之飞机提供掩护时，各部队间缺乏有机配合。导致我军在起飞和降落时损失飞机9架，飞行员2人。

——在与优势敌人进行空战时(尤其是作战初期)，我双机、各分队和各中队间缺乏有效配合。

为防止此类损失再度发生，我们实施了以下措施：

——召集全体飞行员大会，分析和研究导致我部(人员和装备)损失的原因；

——以团和中队为单位的机群投入作战应由各师、团及其副职亲自率领；

——召开专门会议，寻找适合小机群和大机群作战的战斗序列，以确保我机群在空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机动性，合理指挥和各部队的紧密协作；

——研究、总结和在全体飞行员中推广优秀飞行员(如杜特尼琴科中校、茹拉夫廖夫中校、巴什曼少校和博伊佐夫少校等)的战斗经验；

——让我歼击机采用有效对付敌人，尤其是在解除敌人对我机场的封锁和与敌强击机作战的新战术(关于此我们上前面已经提到)；

——与全体飞行员认真分析我飞行员跳机时使用弹射座椅装置的每一个案例。决定：今年在我所有飞机上均安装КАП-3装置，并确保其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打开所携伞具，减少因此而导致的人员伤亡(我军部有两位飞行员曾因弹射装置失灵而在完全清醒状态下阵亡)。

上述措施将有助于大量减少我飞行员的伤亡数量。

关于我部作战结果的结论：

1.在完成军领导所交给的任务的同时，我部还在白天一般和复杂气象条件以及在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实施了作战，为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铁路、交通线和中国东北沈阳方向的设施提供了空中掩护，防止敌空军对其实施空袭。

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和不同时期的作战行动中，我部飞行员的战斗技能不断得到完善，获得和积累了许多与敌空军作战的新战法和新战术。

在我部作战后期，我们以化整为零的战斗单位，已能够在任何空中形势和各种气象条件下完成任何战斗任务。

2.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敌机。

在作战行动中我们还采取了其他一些作战方式，如：以巡逻方式、自由“搏击”等为地面设施和友邻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我部根据军指挥部的指令实施战斗起飞，并根据空中形势、上级所下达的任务和气象条件决定以何战斗单位起飞应敌。

3.我部实施空战的机群由2—16架战机构成，高度14000米。根据实战经验，我米格15战机与敌F-86歼击机作战的优势高度应在7000—9000米范围内。

经过在地面和空中根据空中射击勤务相关规定认真练习，我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度已有了相当的进步。如果说，在我部参战第一阶段，我们击毁一架敌机平均需要消耗517发炮弹，那么截至作战后期已缩减到只需209发，在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甚至达到了只需171发炮弹的水平。

4.我部作战期间共损失飞行员9人，飞机21架。

主要原因如下：

——作战战术有误。我部作战初期主要针对的是敌人的大规模集中空袭，但对与敌小规模歼击机群作战没有经验，因而部队损失比较大。

——各部队间在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掩护我飞机在安东机场的起降时缺乏有机配合。

——与敌优势兵力作战，各机群在战斗中(尤其是参战第一阶段)协作不够。

建议：

1.所有参战部队必须在有其他部队掩护的情况下与敌小型歼击机群进行1—2次战斗接触，以取得实战经验。

2.所有飞行员都必须事先进行攻击敌强击机的训练实习。

3.在制定多种战术方案的同时，还应有一个打破敌机对我机场封锁的总体计划，而且各部队都应当有这样的计划。

4.为了对付敌歼击机“猎手”，各部队都应配备2个训练有素的分队专门负责实施自由“搏击”作战。在作战过程中对这些飞行员的飞行高度和所锁定目标不应加以限制，只为其划定活动范围。

……

总结：

1.上述时期敌空军的作战目标：摧毁我铁路和公路枢纽，破坏工业企业，消灭战区范围内我有生力量和技术设备，我军各集结点和运输线。

2.敌空军在上述各月份的作战活动次数并不平衡，主要根据气象条件和地面部队的战斗形势而定。

3.敌空军的行动战术和大规模空袭的组织并不固定，经常发生变化，这主要取决于我米格15歼击机的活动情况而定。

4.在我前线战区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敌新型战机出现。

5.在上述时期我部基本完成了上级所下达的任务：保卫朝鲜西北部地区的设施、港口，在白天一般、复杂气象条件和夜间一般气象条件下为沈阳方向的机场和设施提供空中掩护。

第一四八近卫歼击航空团(团长巴拉巴伊金中校、副政委克拉塔休克中校和团参谋长帕斯图赫中校)在完成任务过程中战果显著：该团共击毁敌机40架；自己损失飞机10架，飞行员2人。

6.在执行战斗任务过程中我部还采用了如下一些作战方法：

——从一级战备状态起飞，对敌机实施拦截，对敌空军的集中式空袭和小机群实施反击；

——以巡逻方式为我地面设施、渡口和机场提供空中掩护；

——自由“搏击”。

我部的主要作战方式是起飞拦截。我部总共4189次战斗起飞中，有3407次是对敌机实施拦截，比例为81％。

起飞并对敌机实施拦截作战的机群由4—24架飞机组成，具体视敌空军活动情况、上级任务和气象条件而定。

我部战斗效果最突出的作战方式是小机群作战，尤其是针对敌强击机作战时这种作战方式效果最为明显。

7.随着战斗经验的不断丰富，我所有飞行员和各部队的作战效率不断提高。在作战经验方面我们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付敌空军的战术不断完善；

——全体飞行员的射击精确度不断提高，例如，1月份我们击毁一架敌机需消耗弹药517发，3月份需300发，4月份需243发，5—6月份需209发。

2月份我共击毁敌机9架，3月份击毁17架，4月份击毁22架。

我飞行员的射击距离不断缩短。

——我部在战斗中对机群的指挥质量不断改善，这尤其体现在对先头机群的指挥和各部队的密切协作方面。

在作战过程中各部队中均涌现出了一批有指挥和组织才干的指挥员，如：中校巴拉巴伊金、中校杜特尼琴科、少校巴什曼、少校博伊佐夫、少校米涅尔温和少校津琴科，等等。

作战实践表明，部队的指挥员是否能带领飞行员完成作战任务，不仅取决于他所获得的荣誉称号和职务，更取决于他自己是否能成功地领导部队取得战斗胜利和在战斗中起先锋模范作用。

——飞行员战斗减员迅速减少，时至我部作战末期，我飞行员在战斗中的减员率基本为零。

8.根据空战形势和上级指示，我部同时或依次参加战斗。

参战初期，我部主要是反击敌空军大规模机群的集中空袭，此时多采取同时参战方式；随着转入针对敌小机群和强击机作战，我部的参战方式也随即改为各团、分队依次加入战斗。

9.作战活动的指挥和组织主要由军指挥部统一安排。

师首长坐阵指挥部，随时准备行使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

针对敌歼击机和强击机等小机群的作战指挥，总体上由军指挥部负责，但多数情况下由各师指挥部领导。

战斗中各机群的参战序列由空中领导小组负责。

10.部队作战活动的物资、技术保障无可挑剔。由于后勤保障原因而导致战斗起飞失败的情况从未发生。

11.我部全体飞行员在政治、精神方面积极向上，斗志昂扬，都能严格遵守军事纪律。

……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师长、近卫上校

А.舍夫佐夫

第九十七歼击航空师副参谋长、中校

В.卡米舍夫

1952年8月21日

ЦАМОРФ，ф.97иад，оп.174136，д.1，л.2，20-47，51-55，235-238

№00554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邀请金日成、彭德怀等访苏(1952年8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转呈收到的毛泽东同志的电报并附有8月24日金日成同志的电报。

如果您同意他们的请求，请您下指示派专机前往北京以非正式形式接金日成、朴宪永、彭德怀等同志，共8人。

您的意见如何，请告知。 [61]

致共产主义敬礼!

周恩来

1952年8月25日

附件：

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致周恩来同志：

兹将金日成同志的回电转给你。我认为朴宪永同志去莫斯科是有益的。希望你向斯大林同志请求派专机来接金日成同志及其他5位同志、彭德怀同志和一位中国同志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

1952年8月24日

附件：

金日成给毛泽东的电报

致毛泽东同志：

根据您8月23日电报，我们决定由朴宪永同志陪同前往莫斯科。

为了解决朝鲜人民军的编制和武器等一系列问题，总顾问拉祖瓦耶夫同志与我们一起前往，他会就上述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批准。我们同意您的意见，我们此行应当是秘密的。与我同行的还有5位同志。

如果您赞同这一意见，我们打算能立即成行。请您答复。

金日成

1952年8月2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89-90

№24861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52年8月27日)

苏方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和费德林。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莫洛托夫说道，关于今后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该草案同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类似，但简练一些。(草案附后 [62] )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指出，总体上来说，苏方的建议草案同中国代表团的草案类似。但是有一些区别：其中包括，在中国代表团的草案中指出，苏联从共同使用的旅顺海军基地撤出的期限是，直到日本不再驻有外国军队。这一点在苏方的草案中没有提出。

莫洛托夫就苏方草案的基础和原则立场进行了解释，并对周恩来对苏方草案提出的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周恩来同意莫洛托夫的解释，并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建议道，“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以及苏联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修改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同日本签署和平条约”，这样的表述是不是更好一些？他强调说，这样表述的立场对中国和苏联在战术上是有利的，因为这将不会给日本以机会猜测中国和苏联的意图。

莫洛托夫解释说，周恩来表达的看法在1950年签署的苏中条约中已经包含了，并且解释说，将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周恩来没有再坚持自己的建议，但他表示，希望他的看法能被予以研究。他说，中国代表团会对苏方的草案进行认真的研究，然后再交换意见。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2.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转交中长铁路的苏中联合公报草案。(草案附后 [63] )

周恩来在熟悉了该公报草案的翻译文本之后强调说，发表这份公报以及关于继续使用旅顺海军基地的照会将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指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苏联，甚至对全世界来说，联合公报这份特别的文件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他说，尽管这一铁路将会完全转交中国所有，但是，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关于苏联军队运输的秘密备忘录仍然有效。他说，应该明确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的技术合作。莫洛托夫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问题，苏联方面准备了一个草案。(草案附后 [64] )周恩来指出，应该好好研究这一草案，并建议在下次会谈的时候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1952年8月27日

费德林记录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26-27

№24863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蒙铁路、旅顺基地等问题(1952年9月1日)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莫洛托夫说，苏联方面准备了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之间组织直接的铁路运输的协议草案，并把它交给了周恩来。

在熟悉了这一草案之后，周恩来谈论了关于建立联合委员会对边界线上的铁路建设进行检查和监督的合理性，这一点正如中国代表团在关于中蒙之间的铁路建设问题的想法中所表达的。由于这一协议草案没有对上述问题做出规定，就必须在另一份协议中，也就是在关于相互之间的技术协议中对此做出规定。

莫洛托夫指出，或许，需要签署另一份协议，也就是路段之间的或部门之间的技术协议。至于具有上述职能的联合委员会，则没有必要成立，因为各方在自己的领土上独立建设轨道尺寸统一的铁路。

周恩来表示同意，但是他指出，该草案中没有反映关于火车相互交流的程序问题。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属于运行的问题和条件，应该在各路段之间签署的技术协议中规定，而不是在政府之间签署的协议中规定。

周恩来指出，只有在中国的列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的情况下，在中国领土上才会进行宽轨铁路的建设。否则在中国领土上建设宽轨铁路的必要性就降低了，因为中国的旧铁路都是在窄轨上运行的。但是该草案中没有指出，中国的火车可以进入苏联领土，比如，到达乌兰乌德。

莫洛托夫说，这里不存在问题，中国的火车当然可以进入苏联领土，但是这些细节必须在技术协定中做出规定。

米高扬解释说，可以以苏联和芬兰之间火车的相互交流为例子。

周恩来说，该草案中没有指出各方铁路之间的结合点，因为二连浩特和察梅乌德(Цзамын-Удэ)之间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明确下来。

周恩来问道，为什么该草案中指出在铁路上要使用内燃机车呢？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蒙古领土上使用内燃机车是由如下条件决定的：该地区缺水。使用内燃机能把铁路上的用水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涉及的只是在蒙古领土上机车的使用。

周恩来指出，他们认为，在中国领土上使用蒸汽机车比较好一些，因为在中国领土上不存在水的问题。

莫洛托夫说，那么，草案中关于使用内燃机车的条款可以删除。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然后，他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内容问道，如果草案中规定，在1955年实现直通，那么，蒙古领土上铁路的修建在1954年能否完成？

莫洛托夫解释说，事实上指的是从1955年底开始运行，而且蒙古领土上铁路沿线的一些设施将在1956年完成。

周恩来说，希望协议草案能够把这一点明确下来。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将对该草案进行研究。

2.关于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就旅顺海军基地问题提出的草案。在对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仔细修改之后，中国政府代表团将把其提交给苏联方面，以便同俄语文本进行比较。

3.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公报草案。在把草案的汉语文本进行修改之后，他将把其提供给苏联方面。

4.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的问题。周恩来说，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合作的草案，中国方面想弄清楚其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援引协议草案的第四条说，每年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以保障对苏联的供应，在此问题上中国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中国正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中，为中国自己购买橡胶尚存在巨大困难，因此，周恩来建议从协议草案中删除关于从第三国购买1.5万—2万吨橡胶供应苏联的条款。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完成这一义务，因此也就会违背协议。

莫洛托夫指出，苏联方面认为，每年向苏联供应1.5万—2万吨橡胶对中国来说是可以完成的。因此苏联方面认为不宜从协议中删除上述所指的供应橡胶的数量。

周恩来说，毫无疑问的是，中国方面今后将会全力完成在南亚国家为其购买橡胶的请求。但是，由于一些客观的条件，中国方面将面临一些困难，不能保证按上述指定的数量供应橡胶。因此，中国方面希望，协议中不要指出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数量。

莫洛托夫指出，尽管中国方面会存在一些困难，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的橡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苏联需要橡胶。因此，希望在协议中保留关于中国向苏联供应上述数量橡胶的内容。中国可以承担这一义务，因为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不能完成的。如果中国积极寻找机会完成这一义务的话，那么是会找到这样的机会的。共产党人正是为了克服面临的困难而存在的。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将会另外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周恩来援引协议的第四条说，向苏联供应协议草案中规定的铅是困难的，因为目前中国共计生产了8830吨铅，还不能满足中国自身的需要。因此，希望删除向苏联供应铅的规定，要么指出，第一年内中国将不向苏联供应铅。

莫洛托夫回答说，协议草案规定，向苏联供应铅、钨、钼、锡和锑的数量根据每年双方进行的协商确定。因此，不应该改变协议草案中的表述。至于铅的生产，苏联对铅的需求也很多，因此中国应该扩大铅的生产。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愿意向中国提供技术帮助。

周恩来说，在铅和锌的勘探和开发问题上，中国政府向苏联请求技术援助。

然后周恩来请求澄清一下，协议草案中有关中国以大的工业规模生产橡胶的规定，应该怎样理解。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指的是中国生产的橡胶量，这种生产量在上次会谈的时候中国代表团就告诉苏联方面了。

周恩来说，关于向中国提供援助，栽培橡胶树、采集和生产橡胶以及向苏联供应橡胶的协议草案，中国方面将会另外进行研究。

在会谈的最后，周恩来说，中国代表团已经在今年8月30日把关于经济和军事问题的书面报告送给了斯大林同志。他请求告知，斯大林同志在什么时候能够接见中国代表团，当面向他进行报告。

莫洛托夫回答说，中国代表团的请求将会被转告给斯大林同志，结果将会通知周恩来。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将在今年9月3—4日提出关于派遣苏联设计师和专家的请求以及关于订货和供应设备的请求。

1952年9月1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30-34

№00555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中国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朝鲜作战等(1952年9月3日)

出席会谈的有：

苏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梅金同志。

中方：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同志。

翻译：费德林和师哲同志。

相互问候后，双方开始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问题举行会谈。

斯大林：我们了解了你们的五年计划。你们规定年增长率为20％。给工业规定20％的年增长是否高了，或许应在20％里留有余地。

周恩来提醒说，他们对编制计划还经验不足。以往3年的经验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中国人民的努力和中国预计从苏联得到的援助。

斯大林：我们编制五年计划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不可能估计到所有因素。出现这种或那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计划中总是列入民用工业和军事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年计划里没有这一点。同时，对计划中规定的全部支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说明。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按各个项目需要提供多少。必须进行计算。在提交的材料里未包含这类数据。因此，我们不能发表自己的最后意见。为了计算并讲出我们能给你们提供什么，我们至少需要2个月的时间。

通常我们起草五年计划至少需要1年时间。然后审查准备好的草案还需要2个月，但还是总出差错。

我想，你们应给我们2个月的时间研究你们的计划，以便答复你们的问题。

其他问题进展怎样？旅顺口的问题好像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是这样就要决定下来了。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现在就讨论一下。

中长铁路移交公报草稿好像也没有不同意见了。

第三个问题是橡胶问题。我们想从你方每年得到1.5万—2万吨橡胶。你们说有困难，好像不同意。问题是我们需要橡胶，因为制造汽车和卡车需要大量橡胶，而这些车都是供给你们的。我们希望至少得到1.5万—2万吨橡胶。卖给我们的橡胶很少，英国控制着橡胶。请你们再考虑一下为我们采购所需数量的橡胶问题。

如果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那么，剩下的问题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来解决，因为周恩来急着回国。

周恩来说，他很难在这里停留2个月，他想9月中旬返回中国。李富春可以留在这里。

斯大林：好的。

还剩一个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的问题。来过莫斯科的蒙古总理也同意这件事。

这就是说，要同周恩来解决的就剩下4项问题：旅顺口、中长铁路、橡胶和建设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新铁路。

周恩来谈到橡胶问题时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一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但他们担心，敌人的封锁和其他反华措施可能妨碍彻底完成这项任务。代表团顾虑，这会被视为违反对苏联的义务。

再次说，他们将采取一切办法来完成，但在未切实完成供货的特殊情况下，他们有权说明原因，而且不把这种情况认为他们方面不履行承担的义务。

斯大林说，他理解这一点。指出中方将千方百计地按规定数量完成供货，协定的写法可以缓和些。如果提供不了商定数量的橡胶，那么，我们只好减少卡车订货。

开玩笑地问，胡志明大经理不能帮忙做这件事吧。

周恩来对此指出，中国在这方面也有不少机会(主要是走私)。

回到建设铁路的问题，指出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分歧。

斯大林指出，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发表公告，橡胶问题不公布，乌兰巴托到平地泉的铁路等建成后再公布。

周恩来对此表示同意，并回到五年计划问题。再次强调，他们对本国能力估计不足。他们同意，对五年计划很难做出一个全面说明，因为计划中未列入军事问题，而在拟定军事计划方面他们有许多困难。他们根本不清楚，要不要把军事问题列入总计划。对五年计划要不要公布，他们原来并不打算公布五年计划，而只公布该计划的基本方针。

斯大林解释说，我们的五年计划是公布的，我们把军事项目隐含到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及其他工业中去。为了让人民了解建设规模，公布计划是必要的。仅仅公布基本方针是不行的。总会有人想了解和看到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总的建设规模。因此，必须把军事建设列入计划，但不必列出各个军工企业，等等。这样比较好。计划应当统一，既包括民用建设，也包括军工建设。

至于苏联，那么，我们作为供货方也必须知道，需要我们提供多少援助，为什么提供这些援助。来源只有一个，就是苏联。但是，我们既要对民用部分，也要对军用部分进行核算。我们必须了解，按各个部分算出的总数是多少。

譬如说，1953年我们提供10—15个师的装备。那么，我们就要知道完成这些订货需要多少钢和其他材料。在1953年同一年我们必须提供一定数量的民用设备。这也需要计算。然后得出军用和民用部分两个数字，并且确定，我们能不能按这个数量保证供货。据此再编制每年的计划。中国同志也许认为，这类装备全都现成放置在我们的仓库里。不是的，这些装备都需要现造。

周恩来完全同意斯大林说的所有意见，并想确认一下，60个师的装备怎么办，如果这些装备用贷款付，那么，这个问题也需要确定下来。

毛泽东同志有个想法。如果朝鲜战争再打1—2年，那么，可否把20个师装备的供货期延长到下一年度。

斯大林说，现在还难说。也许不得不缩减，也许不需要缩减。需要核算一下，核算的结果才能说明问题，在此以前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周恩来谈到海军装备的供货时间，是把这类供货列入计划，还是单独分出来。这一类供货大约应在6年内完成。原先的协定是否依然有效？

斯大林：对于军事供货和海军供货所达成的一切协议全部有效。但在确定供货的总金额时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不撤销任何贷款，不拒绝执行任何一项协议。我们认为拒绝执行承担的义务是绝不允许的。既然签订了协议，就必须执行，我们也一定执行。

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委托他汇报一下五年计划的总体设想并且弄清楚，在苏联需要订购多少普通工业和军事工业的设备。他们规定普通工业的订购额为77亿卢布，军事工业为45亿卢布。毛泽东请求弄清楚，这个比例对不对，军事部分是否太大了。

斯大林：这个数字太勉强了。我们甚至在战争时期也没有过这样高的军费。

周恩来说，45亿卢布的军事订货是由以下各项构成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飞机供货12亿卢布，等等。并强调说，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军费开支与工业开支相比并不是这么大，军费部分少一些。

斯大林：战时我们的军工生产约占40％—45％，但现在中国并没有真正打仗。不过，需要保证空军和海军的供货。或许，毛泽东说的77亿对45亿卢布的比例是对的。

周恩来告知说，1950年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的44％(12亿卢布)，1951年占52％(80亿卢布)，1952年占27.9％(66亿卢布)。五年计划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兵工厂、航空、坦克制造、舰艇制造)占全部工业设备的12％—13％。如果斯大林同志认为，这个比例可以接受，那么，他们将按这个比例编制他们的整个申请单。

斯大林：好的，这个比例可以接受。

周恩来说，最初计划建设151项工业企业，现在他们把这个数目缩小到147项，不包括军工厂(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厂、造船厂)。并解释说，这147个企业都不是军工企业，但可以为军事需要服务。

斯大林：我们通常很少建新企业，尽量扩大老企业。这样比较节约。中国却相反，尽量建新企业，因为那里的老企业不多。战时我们把飞机修理车间变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变成坦克制造厂。我们广泛采用了各企业协作的办法，不同的企业制造不同的部件，然后把部件装配起来。中国也可以试一试这个办法。这比建设专业工厂要容易。

周恩来说，内战年代他们也采用协作办法生产轻武器，但现在他们开始生产重装备，为此必须打下基础。

谈到如何弥补苏联向中国供货和中国向苏联供货之间的差额时说，有3种弥补差额的办法：(1)扩大中国向苏联的出口；(2)支付外汇：美元、英镑、港币、瑞士法郎；(3)贷款。问这3种办法中哪一种更合适。

斯大林：也许，这三种办法全都要用。

周恩来说，他们预定把对苏出口扩大到130亿卢布。我们可以提供牲畜、皮革、毛皮、毛品、丝品、矿产、食品(大豆、油脂、茶叶)。

指出在5年内他们可以筹集2亿美元以及16亿英镑、港币和瑞士法郎。

斯大林：最好是美元。英镑流通范围有限。港币问题需要同我们的财政部商量一下。

苏联十分需要铅、钨、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货。

指出我们还可以进口苏联在其他国家采购的柠檬、橘子、菠萝。

周恩来说，他们想从苏联获得的贷款总数为40亿卢布，是这样安排的：60个师的装备9.85亿卢布；海军供货21.26亿卢布；采购橡胶1亿卢布；工业设备8亿卢布。

斯大林：势必要给，但具体给多少，要算一下。我们提供不了40亿卢布。

周恩来说，这个数字里不包括飞机。飞机的费用他们考虑用现金支付。

斯大林：问题不在数字上，而在我们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设备。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因此，需要2个月时间。

周恩来转到申请派专家的问题说，从1953年起中国需要190名新的财经专家，417名军事专家，140名医科等学校教师。此外，还需要军工专家，但这些问题还要研究。

斯大林：这个问题要研究，什么专家，哪些专业、部门。我们要派，但派多少难说。

在华苏联专家做出了成效吗？

周恩来回答说，成效极大。

问斯大林同志对提交的报告有什么意见。

斯大林：印象良好。中国在成长。中国应变成亚洲的兵工厂。它今后应给其他国家提供专家。

周恩来指出，报告里有一条附注：在停战的情况下，我们打算建立一支320万人的军队，102个师。

斯大林：这很好。但这是最起码的。中国应当有良好的装备，尤其是空军和海军。

周恩来：我们想保持150个航空团，共13000名飞行员。

斯大林：少了，必须增加，需保持200个航空团。

周恩来：那势必要增加飞行人员。

斯大林：必要。也许要改为3团制师。师属机构少，可以节约。

周恩来问，喷气式歼击机与螺旋桨飞机之间要不要保持一定比例。

斯大林说，螺旋桨飞机要逐步淘汰，改用喷气式飞机，喷气式飞机的航速800公里。用螺旋桨飞机训练飞行员，然后改飞喷气式飞机。螺旋桨飞机一两年就要全部淘汰了。我们将向你们提供航速1000—1100公里的新式歼击机。在这件事情上落后不得。

周恩来提出向中国提供生产122毫米榴弹炮、37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野战炮的技术文件问题。

斯大林说，图纸可以提供。

周恩来问，要不要马上建立坦克厂，还是先建汽车和拖拉机厂，然后将它们转产坦克。

斯大林回答说，应当建一个坦克制造厂。这个厂还可以逐步扩大。至于汽车厂，则可多建一些。

周恩来说，他们正在修改自己的五年计划并请我们提出意见。修改后的材料将交给莫洛托夫同志。

斯大林建议把总增长率规定为15％，而在年度计划中则规定20％。这样，计划就将留有余地。而对劳动者则必须提出超额完成计划的口号。这样计划就能超额完成。说我们历来就是这样编制我们的计划，留有一定余地，因为总会出现一些不利的因素，总有考虑不周之处。

斯大林对中国制造水雷的情况表示关心。

周恩来回答说，正在筹建水雷制造厂。

斯大林指示说，必须保卫中国的海港。

询问澳门情况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澳门仍然由葡萄牙控制着。

斯大林说，必须把这个留在中国大门口的恶棍赶走。

周恩来说，他们对东南亚各国坚持执行这样的策略，即不派军队，而用和平方式影响这些国家。举缅甸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尽力用和平方式影响该国政府。对西藏也这样。问这种立场对不对。

斯大林：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西藏必须驻有中国军队，而对缅甸则要谨慎从事。

周恩来说，缅甸政府隐瞒自己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但实际上倾向美英，执行反华政策。

斯大林：如果缅甸有一个亲华政府就好了。在缅甸政府中有不少冒充什么活动家的骗子。

周恩来解释说，一年前中国军队已进入西藏，现驻在中印边境，中国军队进驻西藏是不成问题的。

强调说，同西藏保持联系就难了。同拉萨联系需要配有氧气装置和防冻装置的四引擎运输机。苏联能否提供这种飞机？双引擎飞机只能飞3/5的路程，就不能往前飞了。

斯大林答复说，这件事苏联可以帮忙。

周恩来问，那么，中国能否在苏联订购20架四引擎飞机？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先提供10架，然后再提供10架。

指出，必须修筑进西藏的道路。

周恩来说，目前正在修，修路要用明年一年，一部分要到1954年。

斯大林指出，没有道路就难以在西藏保持应有的秩序。西藏喇嘛谁都可以投靠，美国人也好，英国人也好，印度人也好，谁出价高，就投靠谁。

周恩来说，喇嘛确实有敌对情绪。今年(2、3、4月)他们策划叛乱，但中国人民政府把叛乱镇压下去了。

指出，结果达赖喇嘛的弟弟逃到国外去了。

斯大林说，进藏道路必须修，那里必须驻扎中国军队。

会谈结束时，约好9月4日晚9时会见。

А.维辛斯基、Н.费德林记录

1952年9月3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75-87

№11826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朝鲜停战谈判(1952年9月4日)

出席会谈的人员有：

我方——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贝利亚同志、布尔加宁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

中方和朝鲜方面——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朴宪永。

翻译人员——师哲、费德林。

斯大林：朝鲜居民的情绪如何？

金日成：情绪很好。

斯大林：朴宪永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朴宪永：是的，情绪很好。

斯大林：那么军队中情绪如何？

金日成：军队中的情绪也很好。

斯大林：彭德怀对此是怎么认为的？

彭德怀：是很好。

金日成：如果不考虑弹药问题的话，总的局势是有利的。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歼击航空部队？

金日成：有一个师。

斯大林：中国将自己的航空部队列入其中是十分困难的，因为人们会说，这已经不是志愿军了，而是国家的部队。志愿军没有自己的航空部队。我们的人也会询问：这是否有利于民主主义阵营？在我看来，声明中国的国家部队参与战争是不利的。金日成应该有朝鲜航空部队。

金日成：如果物质条件许可的话，我们是能够组建1—2个航空师部队的。

斯大林：朝鲜人民尽管已经疲于战争，但仍然值得称之为英雄的人民。因为朝鲜人民饱受了灾难，我们准备为朝鲜裁掉自己的1—2个师。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歼击师部队？

金日成：有。

斯大林：可以将它调运过来。

金日成：学校里还有一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我们可以为1—3个师的人员提供物资装备。

金日成：我们能够确保3个师的人员。

斯大林：那好吧，我们就为3个师提供物资装备。朝鲜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由于敌人不断加强轰炸，我们必须扩大高射炮部队。不久以前我们曾请求援助5个高射炮兵团，但是我们需要10个这样的团。我们向您，斯大林同志，请求了5个，向中国同志请求了5个。毛泽东说，目前中国没有可能满足朝鲜这一请求。因此，我们请求您给予10个高射炮兵团部队。

斯大林：你们有几个陆军师？

金日成：有18个陆军师。

斯大林：有多少炮兵部队？

金日成：我们有几个炮兵团，但是，他们的装备不足。

斯大林：我们的每个炮兵师是由两个炮兵团组成的，中国也是这种情况，而你们是怎样的？

金日成：我们实行的也是这种编制。

斯大林：如果你们缺少什么，请编制一份相应的清单。

金日成：这样的清单已经编制好了。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迫击炮？

金日成：有的，122毫米的。

斯大林：我们给你们提供10个高射炮兵团的物资装备。

金日成：非常感谢您，斯大林同志。我们的陆军部队缺乏榴弹炮和其他的武器。过后我们可以提出清单。

斯大林：还缺少什么？

金日成：目前尤其尖锐的问题是确保工程兵部队和通信兵部队。这些部队有很大的缺额。这种情况在航空兵部队里也存在。我们缺少设备和材料，正是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一个月之后将停止生产口径为122毫米的炮弹。

斯大林：把你们需要的材料清单交给我们。

金日成：我们已经编制了清单。

斯大林：粮食情况怎么样，白面、大米？

金日成：今年收成很好，但是，在下一年来临之前粮食还不够用。毛泽东已经答应保证我们的粮食和服装供给。

斯大林：你们那里吃不吃小米，或者只是吃大米？

金日成：在最困难的时候，您，斯大林同志，作为礼物给我们运去了5万吨粮食。我们的人民喜欢吃面粉。目前，在克服着困难的同时，朝鲜居民勉强地维持着生计，但是，我们的运输工具不能保证，我们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希望得到苏联政府援助的机器、拖拉机和化肥。

斯大林：把相应的清单交给我们。据说，在关于同美国人进行谈判时如何表达自己意见这一问题上，你们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分歧。这是真的吗？

金日成：在我看来，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境十分困难，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中国的同志们也关心这一点。

斯大林：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同时还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即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就应该扣留10％ [65] 的美国战俘，一直到中国和朝鲜战俘返回为止，或者说，如果他们不将这20％的中朝战俘遣返，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也可能，这种观点更好一些。

事情可以到此为止并达成停火协定。关于未返回部分战俘问题的谈判，在停止军事行动之后和停火之后继续进行。

我不清楚，对此你们是什么态度，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人都将会确信你们的立场是公正的。

美国人可能会说，20％的中朝战俘不愿意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声明，我们对此并不相信。

这种情况下，那20％战俘的问题就会被推迟，而只有80％的战俘会返回。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中国的同志们也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等待着美国人提新建议，以便修改自己的建议。你们知道这一点吗？

金日成：我们从毛泽东那里听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关于这一点毛泽东说了什么？

金日成：在与我们交谈时，毛泽东提出了几套方案：第一，继续坚决地坚持遣返回全部战俘；第二，在停战之后解决全体战俘的问题；第三，由于敌人扣留着我们的战俘，我们也应该扣留敌人的相应数量的战俘。

这样一来，毛泽东的观点就与您，斯大林同志的观点一致了。

我们认为，这3个方案是最合适的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希望您能给出个主意，为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目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

斯大林：在我看来，在某一段时间内(一个月或者是几周的时间内)，应该继续坚持返回全部战俘。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就提出20％的问题。这里说的不是方案，而是立场。第一个立场：这就是返回全部战俘；第二个立场：20％的战俘不返回。

确实，这里还出现一个问题：是否应该提出某种新的建议，或者是等着美国人提出新的建议。我认为，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应该坚持全面交换战俘，并观察着将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第二个立场对你们以及你们的鼓动工作非常有利。20％的战俘不遣返给你们，你们就不遣返他们的20％战俘。第二个立场将瓦解美国人的阵营。巩固关于返回战俘、停止战争的意见，这将会有利于你们。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美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如何，他们是否很会打仗？

彭德怀：美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他们的士气低落。

斯大林：这一点的原因在于，战争是不得人心的。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战斗的：是斗志高昂、勇于善战，还是兵力占优势？

彭德怀：在1—2月份期间，美国人发动了200多次进攻，但是成功率只有1％。我们在这一个月期间进行了大约30次的进攻，其中有80％—90％是成功的。

斯大林：这些成绩表现在哪方面？

彭德怀：我们成功地消灭了敌人的小股部队——排或者是连。

斯大林：金日成，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金日成：当然同意。

斯大林：美国人的工事是否坚固？

彭德怀：最近他们的工事更加地牢固了，而我们的工事也得到了加强。美国人工事设施本身并没有我们的工事好，但是他们有很好的技术装备。

斯大林：他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有3条。

斯大林：你们有几条防御线？

彭德怀：实际上有2条，第3条正在修建中。

斯大林：你们有没有地雷场？

彭德怀：我们的地雷和铁丝网都很少。我们在敌人那里缴获了一些(即指地雷和铁丝网)并利用他们来对付敌人。

斯大林：战争期间我们曾经广泛地使用了地雷场。我们有专门的地图为自己的部队指示通道。我们认为，没有地雷和地雷场是无法打仗的。

彭德怀：在我们的前沿地区和敌人之间有很小的一段距离——总共只有300—500米。

斯大林：显然，你们的前沿地区防线过于靠前了。

彭德怀：也可能，这是由于自4月份开始我们逐渐向前挺进所造成的。

斯大林：在各条工事防御线之间的距离如何？

彭德怀：距离不大，它取决于地势情况。在某些地方防御线联结在一起，而某些地方距离可达到20公里。目前，我们正在修建钢筋混凝土的防御工事。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堑壕？

彭德怀：有。

马林科夫：如何解释这一说法，即：我们抓到的俘虏很少，而敌人抓到的很多？

彭德怀：总的来说，我们抓到的俘虏还是比敌人抓到的多。

斯大林：中国和朝鲜的战俘共有多少人？

彭德怀：根据我们的统计，中国人战俘有12000人，而美国的报道说有20000人。朝鲜人战俘的数量很大，因为在1951年10月之前，美国人成功地抓获了大量的朝鲜人战俘。美国人在实施进攻行动时还俘获了大批后备队人员。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共俘获了12000名战俘，其中有8000名美国人。李承晚军队的战俘数量是40000人。但是，由于艰难的物质条件，战俘中的许多外国人死掉了。

金日成：根据我们出示的清单，我们总共抓获了12000人，其中有4416名外国人，其余的都是李承晚军队的人。战俘中有300名美国飞行员，他们之中有30多名军官。大约有27000名南朝鲜人转向朝鲜人民革命军部队。关于这一部分战俘报刊上从来没有报道过。

马林科夫：在前线的中国志愿军战士是否进行换班？

彭德怀：是的。

马林科夫：这意味着中国部队有机会进行训练？

彭德怀：是的。临近1953年8月在朝鲜的全体志愿军部队将进行换班。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人员(军团的、集团军的、师的)都将经过朝鲜前线(的考验)。

斯大林：你们是否有“卡秋莎(火箭炮部队)”？

彭德怀：前线有一个师，另外一个在后方。

斯大林：在敌人的后方是否有游击队在活动？

金日成：是的，正在活动，尽管条件非常困难。

斯大林：日本人是否有被俘虏的？

彭德怀：被抓获的只有美国籍的日本人。

马林科夫：该如何解释，在美国空军对北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期间，美国飞机被毁坏的很少？

彭德怀：我们认为，并不少。自战争开始以来，被击毁的美国飞机大约有5800架。

斯大林：中国飞行员能否驾驶喷气式飞机？

彭德怀：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中国飞机员能够参加战斗行动。

斯大林：为什么，难道他们害怕？

彭德怀：中国飞行员有足够的勇气，但是他们还没有掌握驾驶技术。

斯大林：应该经常将他们带入空中，只有在空中才能学会驾驶。苏联飞行员有时候也不愿意到空中飞行，他们认为在学校里更好一些。但是，后来他们逐渐开始了飞行，就学会了飞行。现在，我们是按飞行的次数来评定飞行员的。谁飞行的次数多，谁就能够获奖。学校里的授课给予的不多。战斗训练才能使其获得真正的经验。不应该害怕空练，而正相反，在空中应该感觉像是在家里一样。还应该进行夜间飞行训练。否则你们将不会拥有空军部队的。必须建立奖励制度。

你们是否设立了勋章和纪念章制度？

彭德怀：暂时还没有。我们打算在1953年实施这些措施。

斯大林：这样不行。我觉得，对于勋章和纪念章这样的制度，他们持有无政府主义的轻蔑态度。他们那里没有将军。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反共产主义的。其实，军队里设立各种军衔、纪念章和奖励制度是有重大意义的，否则，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军队，而拥有的只能是游击队。他们已经进行了15年的国内战争，驱除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取得了胜利，而军队里却没有实行军衔、勋章和纪念章等奖励制度，这是不正确的。人们在成长，他们的成长应该有自己的表现方式。关于这一点应该认真考虑。正规部队应该有良好的保障，应该有奖励制度。最重要的是，应该保护和保障军事干部，为他们建立必需的条件，因为他们是军事人材。

周恩来：斯大林同志，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中国军队里这种状况的形成是因为，近20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着国内战争，而且实际上是处于军事共产主义的条件下。目前，我们正在采取措施来改组我们的军队，将在军中的供职由自愿变为义务，也就是实行义务兵役制度。目前，我们的军队里共计有430万人，其中有自军士以上的144万名军官。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支由53万人组成的公安部队。自今年我们已经开始了我们军队的改建工作，计划在1954年全部完成军队的改建工作。我们计划将部队裁减到300万人以下，这些考虑应该是在改善部队的装备之后，最终只留下250万人，再加上50万公安部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但是250万人——这是最低的标准了。除了陆军之外，必须拥有强大的空军部队和海军舰队。

彭德怀：早些时候我们无法改组我们的军队，因为朝鲜发生了战争，我们不得不拨出大量的经费供养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自从中国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一直到今年的年底，我们的开支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目前，由于国内已经形成了稳固的财政状况，我们才能够相对快一些地改组我们的军队，并在部队里实行奖励制度。

金日成：我们将具体与谁就所提出的与军事问题相关的那些请求和清单进行谈判？

斯大林：同莫洛托夫同志和布尔加宁同志。

我们计划分别向中国和朝鲜派出一个师的歼击机部队，当然，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周恩来和金日成：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的，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我想邀请中国代表团出席正式的宴会，他们是公开来到我们这里的。至于那些非公开来这里的同志们，我想为他们举行家庭宴会。

周恩来和金日成向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Н.费德林记录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5卷，第1932—1943页

№24864 莫洛托夫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橡胶和经济援助等问题(1952年9月8日)

机密

苏联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库梅金、费德林和潘友新。

中国方面出席会谈的人员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和师哲。

1.关于旅顺海军基地。周恩来说，他就旅顺海军基地问题发给维辛斯基的照会苏方没有反对。至于维辛斯基答复周恩来的照会，则不应该是对周恩来给维辛斯基的照会的内容进行叙述，而应该是逐字逐句地写出这一照会。

莫洛托夫说，他接受周恩来的这一建议。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旅顺问题的照会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2.关于把中长铁路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苏中联合公报。周恩来说，中方接受联合公报的文本。

莫洛托夫说，联合公报的俄语文本作了一些修改：根据中方的文本，用“进行”一词替代了“准备”一词。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就联合公报的文本达成了一致意见。

莫洛托夫提醒说，关于输送军队的备忘录仍然有效。

周恩来确认了这一点。

3.关于在中国发展橡胶业进行技术合作。

周恩来说，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但必须把如下几点确定下来：

建议决定提供的贷款的规模为1亿卢布；

建议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

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的表述，建议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弱化这一表述。

该协议第二条提出的贷款问题改在第四条中指出。

莫洛托夫说，关于贷款数量的确定问题，他必须同相关的同志交换意见。他指出，看起来不会有人反对；他也不反对把1954年的日期改为1955年。关于从第三国为苏联购买橡胶问题，他也提出了新的表述：“每年向苏联提供1.5万—2万吨橡胶，为此中国政府应该努力从第三国购买。”莫洛托夫还表示，同意在第四条中指出该协议第二条中规定的贷款问题。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橡胶问题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文本交给苏方，以便同俄语文本对照。他建议要么把该协议的附件确定下来，要么就把附件删除。

莫洛托夫同意删除该协议的附件，并再次说，关于贷款的数额将会另行通知。

4.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的铁路问题。周恩来说，总的来说，协议的文本是可以接受的。他建议删除关于内燃机车的表述。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这样，可以认为，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达成了一致。他将把中方的协议文本交给苏方核对。他建议在今年9月15日签署协议。

莫洛托夫表示同意。

周恩来想弄清楚，关于修建从平地泉到乌兰巴托铁路的协议是否同其他的协议一同签署。

莫洛托夫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同乔巴山协商，因为这份协议应该由三方签署。

周恩来指出，如果乔巴山不方便在9月15日签署协议，那么中国方面同意在今年9月16日签署这份协议。

5.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周恩来说，在苏联方面提供的关于中国政府请求的援助物资中必须区分两类问题：(1)同朝鲜战争有关的供应，(2)同中国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有关的供应。他强调说，他希望首先考虑关于同朝鲜战争问题有关的供应，并希望在他回国之前能够得到苏联政府的具体答复。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将尽快研究关于1952年同朝鲜战争有关的援助请求。并尽可能满足中方的要求。至于1953年的供应问题，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因为中国需要的物资太多。

周恩来说，中国方面也希望能够研究关于在中国组建军火厂的特别问题，并把这一问题同其他的一些援助请求区别开来；周恩来对此所作的解释是，中国已经在此方面展开了工作，而苏联方面已经派出了以乌达洛夫同志为首的特别的军事专家小组。

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方面必须熟悉提供的材料，这需要几天的时间。

周恩来还请求苏联方面注意关于航空工业问题，因为现在中国在航空工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莫洛托夫说，了解和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几天时间。

周恩来请求特别研究关于通讯设备的生产问题，特别是关于无线电雷达设备的生产问题。

莫洛托夫指出，现在还很难做出答复，因为还没有对中方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

周恩来提议，让他和粟裕与布尔加宁同志以及苏联其他军事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军事问题。

莫洛托夫认为可以接受这个建议，并且说，他将同布尔加宁进行协商。

6.关于苏联专家到中国出差的问题。周恩来请求，首先要考虑关于派遣部分苏联专家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急需这些专家。他说，将会提供急需的这些专家的名单。

莫洛托夫说，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苏联政府的意见是，在中国工作的部分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他说，再次请求派往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的数量太多，所以这些请求很难满足。

周恩来再次请求研究关于马上派遣部分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问题。他强调说，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一看法是完全正确的。他解释说，中国方面还不善于充分利用苏联专家，他提议，让苏联负责经济问题的总顾问经常就苏联专家的使用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并使中国政府注意，以便使得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工作更加有效。

莫洛托夫说，一些苏联专家未必都必须在中国工作。

7.关于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

周恩来说，为了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的总额，他准备了一些材料，其中阐述了建议提供的商品的规模的主要内容以及相互供应货物的主要内容。

莫洛托夫认为应该做这一工作，他将了解中方准备的这些材料。

周恩来提请苏方注意，最近两年，估计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的总量会超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的总量，随后接下来的3年，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货物将会显著超过中国向苏联提供的货物。周恩来阐述了如下可能：要利用最初两年中国向苏联出口货物积累的盈余，以便弥补在随后3年中苏贸易之间的差额。

莫洛托夫说，必须研究这个问题，之后苏联方面才能做出答复。

然后周恩来向莫洛托夫同志请求就五年计划的制定问题同他进行磋商。

莫洛托夫作了相应的解释工作。

周恩来表示感谢。

接下来周恩来表示，希望在他从斯大林格勒返回之后安排中国相关的代表同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进行一次会谈。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同意。

1952年9月8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59-64

№04013 周恩来致维辛斯基照会：请求苏军延迟撤离旅顺基地(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部长同志：

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如果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上述建议，本照会与贵方回复的照会将被视为1950年2月14日协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关于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并自交换照会之日起生效。

请您，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周恩来

1952年9月15日

致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А.Я.维辛斯基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84页

№04014 维辛斯基复周恩来照会：苏联同意延迟从旅顺基地撤军(1952年9月15日)

尊敬的总理和部长同志：

我收到了您9月15日的照会。照会中谈到：“自从日本拒绝签署全面和约以及美国和若干其他国家签署了单独的协议之后，日本没有，看来也并不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署和约。这样，就给和平事业带来了危险，并为日本侵略者的卷土重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有鉴于此，为了保障和平，同时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议并请苏联政府同意，延长中苏关于旅顺港协定第二款中规定的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共同利用中国旅顺港海军军事基地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以及苏联与日本签署和约。”

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上述建议表示赞同，并同意自交换照会之日起，您的照会和本回复照会成为上述1950年2月14日关于旅顺港海军基地协定的组成部分。

请您，总理和部长同志，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А.维辛斯基

1952年9月15日

于莫斯科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同志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9卷，第2185页

№00556 周恩来致斯大林函：毛泽东询问对墨西哥建议的立场等(1952年9月1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送上我收到的毛泽东同志来电的俄译文。

请您阅示，并安排在您方便的时间接见，以便得到您的亲自指示。

顺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周恩来(签名)

1952年9月16日

附件：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

周恩来同志：

一、根据我们现有情报，朝鲜问题将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讨论。关于战俘问题墨西哥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双方要立即进行交换声明愿意返回祖国的战俘；第二，其余战俘转交给联合国成员国临时保护并应当根据即将达成的协议予以遣返回国；第三，在朝鲜建立正常秩序后，保证这些战俘返回祖国，并对此提供可能的条件。在恢复正常状况之前，如果战俘要求送其返国，有关政府应采取措施并向他们提供回国的一切可能。

看来，在联合国大会上讨论朝鲜问题的提议是美国倡议的。墨西哥的提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打算反对这种做法。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对该问题我们应持何立场。

二、印度和缅甸已暗示，他们想同我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且还希望你去访问这些国家。实质上是尼赫鲁想来中国访问，随后由你对印度进行回访，这一情况我们是从我国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处得知的。

我认为，印度和缅甸这些问题完全可以提出来交换意见。如果印度和缅甸正式提出这些建议，我们要拒绝是不妥的。

请征求菲利波夫同志的意见，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签订这些条约是否适宜。

毛泽东

1952年9月1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94-96

№0055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关于战俘问题的建议(1952年9月17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同意您的看法：墨西哥人的建议不可接受，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很明显，由于在朝鲜谈判中没有取得成果，美国打算目前要在联合国取得对其立场的赞同，并且要以联合国的名义提出同样的要求。墨西哥人只是美国的代言人。

如果墨西哥人向联合国提出自己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因其不符合在朝鲜停战的利益而否决这一建议，并将补充下述提议：

“一、双方立即停止陆、海、空的军事行动。

二、依据国际法准则让全部战俘返回祖国。

三、外国军队(其中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在2—3个月内撤出朝鲜；在直接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其中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去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双方各自暂时留下20％的战俘并让其余战俘返国的建议，苏联代表团将不会涉及此项建议，它将留给您机动处置。

同印度和缅甸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我们完全赞同您的看法。

菲利波夫

1952年9月1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97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11，д.5，л.99

№24865 帕乌金致苏联部长会议函：用中国材料建造对外交通联盟办事处(1952年9月18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

对外贸易部在1952年9月2日致函苏联部长会议(第40112/3214号)，请求允许在中国购买物资建设木质房屋，房屋的居住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造价为75万卢布，在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造价30万卢布，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造价45万卢布。

所建造房屋供海关机关工作人员使用，作为全苏对外运输企业联合公司办事处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的办公室。

对外贸易部认为，195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价值为30万卢布的物资可以用对外贸易联合会在1952年超额的利润购买，据此，对外贸易部请求把1952年的投资计划增加30万卢布。

1951年，苏联对外交通协会在芬兰购买了符合标准的房子，建立了奥特波尔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095卢布，而每平方米的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020卢布。1951年，对外交通协会利用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买的符合标准的房屋建立了格罗迭科沃站，每平方米有效面积的价值是1373卢布，而每平方米有效居住面积的价值是2120卢布。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物资是建设海关和对外交通协会在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房屋所需要的，而把这些材料组装起来预计每平方米有效面积需要556卢布，每平方米住宅的有效面积需要926卢布，也就是要便宜2倍多。

此外，没有可能从距离这些站点最近的苏联领土上得到建造房屋的物资。

鉴于上述所述，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认为，应该允许对外贸易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当地的中国元购买物资，为奥特波尔站和格罗迭科沃站建设总面积为2250平方米的木屋，建造花费75万卢布，1952年建成900平方米，所需造价30万卢布用对外贸易联合会的额外利润支付，1953年建成1350平方米，所需造价45万卢布列入对外贸易部1953年的投资计划。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附后。 [66]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Н.帕乌金

1952年9月18日

РГАЭ，ф.4372，оп.54，д.1031，л.45-46

№00558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朝鲜停战和军事贷款等问题(1952年9月19日)

出席会谈的有：

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维辛斯基同志；

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师哲同志。

会谈从墨西哥关于交换战俘的建议开始，斯大林说，我们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墨西哥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美国在朝鲜谈判中的立场。如果墨西哥向联合国提出此项建议，那么，苏联代表团将驳回这项不符合朝鲜停战利益的建议，并争取实现以下各点：

一、双方立即停止在地面、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

二、按照国际法准则将全部战俘遣返回国；

三、在2—3个月内，从朝鲜撤走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并直接在有关各方和其他国家(包括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参加的委员会的监督下，由朝鲜人自己本着朝鲜统一的精神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补充说，对于哪些国家和多少国家应当参加该委员会，可以另行讨论决定。

至于双方暂时扣留20％战俘和遣返其余全部战俘的提案，苏联代表团将不涉及此项提案，而把它留给毛泽东机动处置。

周恩来问我们，对中国政府可能与印度和缅甸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有何意见。毛泽东认为缔结这项条约是适当的。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赞成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此，现在和将来当然都不会有任何障碍。

周恩来问，可否把第二项主张推迟一些提出，再等2—3个星期。

斯大林答复说，这是毛泽东的事。如果毛泽东愿意，那么，我们可以把关于扣留战俘比例的第二项主张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

周恩来：提出有关第二项主张的问题，即可否把战俘交给中立国，以便单独解决有关他们今后命运的问题。说把这个问题拿到国际组织去谈，并且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可以支持这项主张。

斯大林答复说，我们主张遣返全部战俘。这也符合中方的立场。如果在此基础上达不成协议，那么，把战俘交给联合国是不行的，因为联合国是交战方。接着问道，根据中国同志的意见，把战俘交给哪个国家。

周恩来回答说，毛泽东委托在此转告，考虑交给印度。

斯大林问，在这种情况下战俘的费用由谁出。看来，由相关各方承担喽？

周恩来回答说，考虑到如果把战俘交给印度，那么，这意味着隔一段时间后，战俘将经过印度移交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朝双方将支付中朝战俘费。

斯大林说，这个提案可以采纳，但要考虑到，美国不想交出全部战俘，扣留一部分，打算雇佣，对我国战俘就是这样干的，而现在我们每天都抓到被美国投到我方来的几名战俘。他们扣留战俘不是因为战俘不想回国——美国常常利用这种借口，而是为了利用战俘从事特务活动。

周恩来肯定说，情况正是这样。

提出有关下一步主张的问题，即停火，而把整个战俘问题留到以后讨论。提醒说，如果不采用按比例扣留战俘的方案，斯大林同志是否就同意这一主张。

斯大林肯定说，这项建议作为可用方案之一是可以的，但美国未必接受此方案。

周恩来说，美国也许将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

斯大林：果真这样就好了。

周恩来说，在上次会谈时，斯大林同志曾提出一条意见，让中国在建立大陆或地区联合国机构方面发挥主动。问在这方面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他仍然保留以前的看法，但要补充一点：除现在的联合国外，要单独建立亚洲、欧洲等洲的联合机构，不是代替联合国，而是与联合国平行。让美国人去建立美洲的机构，欧洲人建立欧洲的机构，亚洲人建立亚洲的机构，但都与联合国并行不悖。

周恩来说，中国与联合国不相干，他们清楚，要在建立大陆机构方面发挥主动。

斯大林强调，联合国是美国的机构，要打破这个联合国，但又保持一种不反对联合国的姿态，在尊重联合国的姿态下干这件事，不明说要打破、要削弱这个机构，而实际上却削弱这个机构。

回忆起在战争时期丘吉尔曾建议组成大陆联合国，但遭到美国的反对。当时，我们缄默不语，听着这场争论，但后来英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于是我们便支持建立联合国的提议。

周恩来问，斯大林同志要不要就此事给毛泽东写封信。

斯大林解释说，最好不写信办成事，说他看见周恩来正在记，而且完全信任他。

周恩来谈到定于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和平大会时说，现在不得不把会期改在10月初，又说，中国将吸收日本和印度参加这次大会。

斯大林问，巴基斯坦参加吧。

周恩来肯定，巴基斯坦也应参加，巴基斯坦已受到了邀请，但巴基斯坦政府不发给护照。至于印度，印度代表团的部分人已经动身，日本人则由香港入境。

斯大林接着说，现在应当尽力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起主要作用，因为：(1)召开大会的倡议是中国发起的；(2)这样会更好，因为苏联只有部分国土在亚洲，而中国整个在亚洲，它理应处在首要地位。

周恩来问，我国代表团要采取哪些具体措施。

斯大林回答说：和平。

周恩来说起尼赫鲁关于召开苏、中、英、法、美五国会议的建议。

莫洛托夫更明确地说，这是国大党委员会的建议。

斯大林说，应当支持这项建议。

周恩来强调说，印度当然是同英国一起出席此种会议，但利用这项建议显然是合适的。

斯大林同意此意见。

周恩来说，由于公布关于旅顺口的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应持的立场便十分明朗了。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当表明，是日本不想同中国和苏联缔结和约。

斯大林补充说，而且还准备侵略，但我们的立场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

周恩来提出台湾问题，说既然日本政府同蒋介石缔结了协定，从而就证明了它无视中国人民的利益。这就排除了缔结和约的可能性。只要保留与台湾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

斯大林强调，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不是针对日本人民的。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支持周恩来的看法，即只要保留与蒋介石的和约，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指出，日本与蒋介石签约一事只能恶化日本的地位。

周恩来问，在德国问题上今后的形势如何发展。

斯大林说，这难以预料。看来，美国不赞成德国统一。美国人在掠夺德国。如果东西德联合起来。那么，对德国就再也不能掠夺了。因此，美国人不希望德国统一。

周恩来发表意见说，虽然美国在重建西德和日本武装力量，指望利用他们，但这些武装也会调转过来对准美国。

斯大林说，这是完全可能的，甚至是在以希特勒—纳粹分子领导的德国。

周恩来转到新疆形势问题，说新疆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新疆正在进行土地改革，但同时在非法没收牲畜方面、宗教方面以及减租减息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左”倾过火行为。为了纠正这些过火的行为，召开了中央全会，免除了王震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的职务并派多名中央委员到当地处理过火行为。总的来看，当地的不满情绪已经平息，外逃包括逃到苏联境内的事件已被制止。

斯大林说，过火行为是想尽快获得土地和牲畜的反映，于是便没收富人的土地和牲畜。

周恩来指出，改革的消息刚一传开，敌对分子便立即宰杀牲畜。

斯大林指出，当年在我国也曾发生过同样的事。必须加快改革。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以后还会出现掠夺行为。

周恩来解释说，土改是在农业区进行，而在其他牧区则进行分配，过火行为是在分配时发生的。既然牧民参加分配，中国领导便决定改善牧民状况，这对改善整个状况也有利。

斯大林说，你们当然了解得更清楚。

周恩来说，刘少奇通知，印尼共产党要派两名代表出席十九大，并询问同他们在莫斯科讨论党的问题是否适时。

斯大林说，现在难说。这取决于他们是否向中央提出此事。指出，印共代表来的时候，就请求帮他们制定党的纲领，当时虽然忙，但还是照办了。

周恩来通知说，日本同志也要来，大概也想商谈党务问题。

斯大林答复说，大哥哥不可拒绝给小弟弟办事。说这件事要同刘少奇谈，他有丰富的经验。询问说，中国对此事有何看法。

周恩来对此指出，刘少奇考虑随身带些有关的资料，以便讨论一系列问题。

斯大林指出，如果中国同志愿意讨论这些问题，当然可以，我们方面没有反对意见，如果不想谈，则不必谈。

周恩来说，中国同志肯定想谈。

斯大林回答说，那样，时间总可抽出来。

周恩来说，不排除越南同志也要来。

斯大林就此指出，越南同志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客人。

周恩来结束会谈说，这些是他们想得到指示的全部问题。

斯大林问，是指示还是建议？

周恩来回答说，从斯大林同志的角度上也可能是建议，但从实际内容上看则是指示。

斯大林对此指出，我们只提建议，谈谈我们的意见，而中国同志可以接受，也可不接受，而指示就必须接受了。

周恩来再次说，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指示而且是极其宝贵的指示。指出，他们不会盲目接受这些指示，而认为要先理解，尔后再自觉接受这些指示。

斯大林强调，我们对中国知之甚少，因此，力戒作指示。

周恩来说，他们考虑到斯大林同志对他们所请教的这些问题肯定非常熟悉。

又问还有什么指示。

斯大林回答说，我们建议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关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会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

周恩来说，这是十分宝贵的指示。他同意不仅美英法会干这种卑鄙活动，他们还要策动华人干这种卑鄙勾当。

斯大林补充说，还从民族资产阶级中寻找代理人。

莫洛托夫在回到军事贷款、支付中国60个师的装备问题上，问道，他对周恩来上次说的意思是否理解得对，即60个师的供货款不属于苏联政府按1951年2月1日协定向中国提供的军事贷款。中国60个步兵师的装备供货将用中苏特别协定的贷款全额支付。

周恩来回答说，莫洛托夫同志理解得完全对，并再次肯定，中国60个师的装备结算应全额付款，而不是半价付款，因为这不是为中国制定的办法。

斯大林说，在这种情况下要签一个特别协定。

随后提起中国政府代表团给苏联代表的赠礼问题，说赠的礼品太多了。

周恩来解释说，斯大林同志70寿辰时他们未能及时送礼。去礼品博物馆时看到其他国家赠送的礼物，便决定不能不补上他们未及时办的事。

斯大林说，我们也想赠送中国政府代表团几辆苏制卧车。说我们有一种“吉姆”车，比“吉斯”小，但很漂亮，我们打算赠送几辆“吉姆”车。

随后提起对宋庆龄的态度问题。

周恩来说，她正在加紧自我修养，逐步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转变到他们方面，并且按照我们的意识形态发表了几篇好文章。说宋庆龄对她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感到非常自豪。

会谈从10时30分开始，12时30分结束。

А.维辛斯基、Н.费德林记录

1952年9月19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101

№24867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函：为中国印制纸币的情况(1952年9月25日)

绝密

(特别文件夹)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2年4月18日第1853—703сс号决议，苏联财政部应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纸币，数量为4.66亿张。

面值为5元和10元的纸币应该准备妥当，并在1953年3—9月期间提供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余面值的纸币在1954年3月提供。

国家货币印制厂根据中国人提供的图纸，已经准备好了面值为5元和10元的中国纸币的机器印刷样板，并且在9月份已经把上述纸币的样板都转交给了中国人，以便进行调整。

为了防止伪造中国货币，国家货币印制厂采用了带水印和化学保护的特别的纸张；在印制中国货币的时候，货币的两面的印制采用了高质量的金属版印刷术、不能通过印刷途径模仿的组纽饰线，还采用了特别的防伪措施：在规定的位置印刷最小的符号、花纹线和图案线，它们的走向是连贯的，由黑到白，由白到黑。

根据中国代表的通报，国家货币印制厂提供的样币不能使中国人满意。今年9月22日，我接见了中国大使，他受中国政府的委托请求说，在中国货币的印制问题上，纸币的印制还应采用苏联货币使用的其中的一项防伪措施(带黑白线的图案)。大使接着说，对样币没有其他的意见。

如果今后在中国印制面值为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中国货币，就必须把使用“黑白线图案防伪”印制货币的方法传授给中国人。

考虑到中国人的请求，考虑到在苏联的货币上除了上述的防伪措施之外还有一些非常可靠的防伪措施(奥尔洛夫印制法、双重金属线、所谓的涅兹韦茨基防伪法以及在钢网上的照相凹版印刷)，我认为可以在中国的货币上采用“黑白线图案”防伪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草案附后。 [67]

苏联财政部部长

А.Г.兹韦列夫

1952年9月25日

РГАСПИ，ф.82，оп.2，д.1258，л.93-94

№20229 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所属部队换防(1952年11月17日)

第50530号，1952年11月17日

我们的报告如下：

目前在洛博夫同志所率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中共包括以下部队：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

第三十二、第一三三和第二一六歼击航空师是于1952年编入该军的，目的是替换以前在该军服役的各航空师，而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自1951年6月编入该军以来一直未曾替换。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主要承担夜间作战，第八十七高炮师负责掩护鸭绿江上的水丰水电站，第九十二高炮师和第十高空—探照灯团——掩护鸭绿江上各渡口和我第六十四歼击航空军在安东地区所驻防的各机场。

据洛博夫同志报告：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已连续17个月承担繁重的作战任务，指战员身体过于疲劳，各部队战斗力下降，军官、士官和士兵患病者日益增多。

鉴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部队身体过于疲惫，病员不断增加，洛博夫同志请求对这些部队予以替换。

我们均同意洛博夫同志的请求。

关于上述部队的替换可于1953年2月1日以前进行。替换部队来源：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远东部队，1个高空—探照灯团——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部队在替换时现有全部装备均留于原地，并移交给新到的歼击航空团、各高炮师和高空—探照灯团。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空—探照灯团编入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我们将提交相关决议草案，并请求您审阅和批准。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附件：

苏联部队会议决议

第___号

1952年11月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责成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1953年2月1日以前向驻中国的洛博夫同志发出指令：替换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前往替换的部队：1个歼击航空团来自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2个高炮师来自远东部队，1个高空—探照灯团来自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上述所有部队发送时一律不携带武器装备。

在完成替换后，第三五一歼击航空团、第八十七和第九十二高炮师以及第十高空—探照灯团等将撤回苏联，其中：歼击航空团编入列宁格勒防空区所属部队，高炮师编入远东部队，高空—探照灯团编入莫斯科防空区所属部队。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3-26

№0056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朝鲜战争形势等问题(1952年12月17日)

发自北京，1952年12月17日16时30分收到

谢苗诺夫同志 [68] ：

由于朝鲜停战谈判的中止以及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损失尚未达到使美国人面对停战的程度，我们认为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比方说一年之内)朝鲜的军事行动要更加频繁。

目前艾森豪威尔正在准备其上台掌权后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仅根据在朝鲜的军事行动，可以预计敌人将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发动登陆作战，而不大可能对前线的我方阵地前沿和后方较坚固的工事发动进攻。所有的迹象表明，当前敌方正加紧训练和加强李承晚的傀儡军队，敌海军部队在北朝鲜水域不停地进行演习，敌方间谍亦积极地在西海岸和东海岸一带搜集情报。

至于敌方军事力量，总共有19个师、4个旅和7个独立团，这包括美国的7个师，英国、土耳其和其他国家的4个旅，李承晚军队的12个师和7个独立团。

目前在战场上作战的有14个师、4个旅和5个独立团。

如果敌方要采取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地区登陆作战，那至少要从南朝鲜后方地区调出4—5个师，还要从日本和美国调出4个美军师，只有这样敌方才能够组织大规模登陆战役。否则，由于兵力不足只能在靠近我后方地区采取战术性和牵制性的登陆战役。

战术性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通川地区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和梦金浦里半岛。

对空降兵登陆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地点可能在东海岸的云山、咸兴、镇南浦地区和西海岸的新南州地区和铁山半岛。

在西海岸地区的战略性登陆对于我们有更大的威胁，因为我们的主要运输线路通过这些地区。

也许敌方采取的登陆战役会在明年的春季，但也可能更早一些，在明年2月份就开始这些战役。为了配合登陆战役，敌方也许会对中国大陆采取牵制性军事行动，如轰炸在中国领土安东地区的军用机场；让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军队在中国沿海地区搞军事活动；援助在缅甸领土上的中国李弥匪帮军队以加剧中国边境的军事行动。

然而，朝鲜战争仍然是关键问题所在。如果我们成功地捍卫住在朝鲜我军后方的东海岸和西海岸，破坏敌方登陆计划和战场上的战术性协同进攻，使敌方有生力量遭到更大损失，那么朝鲜的军事形势将会更加稳定并将朝着更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在回答“如何能完成上述任务”这一问题之前，请允许我报告当前军事形势及其特点。

在粉碎敌人去年秋季攻势之后，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相对稳定。我方军队利用这段时间加固了前方和沿海岸地区的防御工事，并且在与敌空军作战取胜的同时，于今年9月份为粉碎敌方当时即将发动的秋季攻势，恢复了铁路交通和公路交通，从而我们保证了对军队的不间断供应。

我方军队首先开始了战术性进攻，结果是敌方军队的58个据点被清除。

在9—11月的3个月时间里我们使敌人有生力量遭到的损失死伤达11万多人，其中美国人有4万多。

10月中旬敌人以两个师以上的兵力开始连续进攻位于金化以北4公里的约占3平方多公里面积的两处据点。这场战役一直持续到11月末，敌人被毙伤达2万多人，敌人每日消耗炮弹2万多发，有时多达3万发。坦克和飞机每日都参加战斗。然而，最后阵地仍在我方手中，而敌人未能占领一寸土地。

由于进行如此激烈的阵地战，我军和敌军的炮火都十分集中。为了消灭敌人的一个连，平均要集中30门火炮，发射约1万多发炮弹。

在最近3个月时间里，我们消耗了240多万发炮弹(其中有110万发是苏联型号的)，其中迫击炮弹占的比重较大。苏联型号的炮弹(如152毫米榴弹炮弹、122毫米榴弹炮弹、76.2毫米炮弹、85毫米高射炮炮弹、37毫米高射炮弹、“卡秋莎”火箭炮弹以及122毫米、85毫米、76.2毫米坦克炮弹)起了极大的作用。

我方军队在今年秋季战役中的取胜，不仅仅是由于战士和指挥员的英勇以及加固的工事、正确的作战指挥和不间断的供应，胜利的最重要因素实际上是强有力的炮火和炮兵的准确射击。

至于我方炮兵与敌方炮兵的对比，敌方有1.4万门各式炮，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有1.3万门各式炮。然而在我方的火炮中，轻型迫击炮和火箭炮占多数，几乎超过全部火炮的半数。敌方的榴弹炮和坦克炮则比我方多得多。缺少炮弹，尤其是缺少苏联型号的炮弹，是我方的一大困难。人民志愿军部队拥有大约2000门苏式大炮。

虽然在今年我们得到了各式苏联型号炮弹112万发，但在朝鲜前线的消耗巨大，多种苏联型号的炮弹在仓库内早已告罄。

不久前，人民志愿军司令部还下令从正面第一线撤下一些由苏式大炮装备的榴弹炮兵师。采取这一决定的前提是：敌方不会组织大规模的冬季攻势。假如一旦敌方获知我方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开始自己的攻势，就会使我方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所以，提供苏联型号炮弹是我这封电报中向您提出的最紧急请求。

为了击退敌方的登陆战和我们设想的其可能提前开始的攻势，目前我们采取了各种备战措施。

目前在朝鲜战场有人民志愿军16个军、4个榴弹炮师、4个坦克团、5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在正面第一线有人民志愿军7个军和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人民志愿军的其他几个军在第二线并同朝鲜人民军部队一起担负着朝鲜东海岸和西海岸防御任务。

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我们决定于1953年1月份从中国内地再往朝鲜调4个步兵军、1个榴弹炮团、5个坦克团、2个“卡秋莎”火箭炮团并保持5个军去守卫平壤以北的西海岸地区，此外还决定沿海岸线和铁路线加固并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以保证供应中朝部队的运输线在这一狭长地区的安全。

与此同时还必须在东海岸和西海岸其他重要据点构筑纵深配置的新工事。

为了使后方沿海岸地区发生的战斗不影响对前线部队的正常供应，我们决定修建新铁路线和改善现有铁路线的状况，并决定修建新公路和加宽现有公路，以便改善对前线食品和弹药的运输与供应，建立起尽可能多的储备。

为了给人民志愿军部队补充兵源，我们开始在国内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给人民志愿军部队送去25万补充人员。

我们认为，明年的军费开支可能要增加，军工生产必须扩大，所以1953年的建设资金将只投给最重要的工程，而某些能够延缓的建设项目将被削减。

鉴于朝鲜同志在这场战争经费上的困难，除修建铁路线、公路和建造工事完全由中国方面负担费用外，我们决定3年内每年向朝鲜无偿地提供价值6000万美元的产品和食品，并接纳大批朝鲜孤儿、难民、工人和职员以减轻朝鲜的重担。

为了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朝鲜成功地进行战斗，我们准备竭尽全力去打赢这场战争。然而，取得胜利不是没有困难的。

目前最大的困难是1953年我们还不能生产出朝鲜战场急需的所有苏联型号的武器，尤其是不同规格的苏联型号的炮弹。只有在春季之后，我们才能开始生产供应朝鲜战场的某些苏联型号的武器和弹药，即使这样数量仍然不足。

由于这一极其紧张的状态，恳切地请求您和苏联政府满足我们1953年朝鲜战场军需品申请单和1953年军工生产材料贸易额申请单。

第一份申请单已于1952年9月6日由周恩来同志交给莫洛托夫同志，第二份申请单已由目前正在莫斯科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提交给苏联外贸部。

随这封电报，我们附上最急需的军用品申请单。

请您依据所附清单加以审核，对您能向我们提供这些军需品寄予希望。

一、我们请求于1953年第一季度供给不同型号的火炮624门以及这些炮的牵引车和配套零件：

152毫米榴弹炮10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122毫米榴弹炮218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76毫米师用炮150门，带前车和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100门，带备用零件；

85毫米高射炮48门，带备用零件；

37毫米高射炮备用炮管200个；

АСТ炮队镜300个；

ПАБ炮兵罗盘400个

8倍望远镜2000个；

高射炮指挥镜20个；

БМТ炮兵罗盘50个；

牵引车783辆，其中包括152毫米榴弹炮用履带式牵引车135辆；

吉斯151型汽车336辆；

嘎斯63型汽车312辆；

嘎斯67型指挥车151辆。

二、请于1953年1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805000发：

(一)152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3800发。

(二)152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1000发。

(三)15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200发。以上共5000发。

(四)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96000发。

(五)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45000发。

(六)122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4500发。

(七)12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4500发。以上共150000发。

(八)122毫米坦克杀伤炮弹和自控信管14000发。

(九)122毫米坦克穿甲炮弹和自控信管6000发。以上共20000发。

(十)120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50000发。

(十一)107毫米迫击炮的杀伤爆破弹50000发。

(十二)85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30000发。

(十三)37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500000发。以上共630000发。

总计为805000发。

三、请于1953年2—4月份提供给我们不同型号的炮弹1550000发：

(一)152毫米榴弹炮的全量装药杀伤爆破弹38500发。

(二)152毫米榴弹炮的减量装药杀伤爆破弹10000发。

(三)15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1500发。以上共50000发。

(四)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弹128000发。

(五)122毫米榴弹炮的杀伤爆破弹60000发。

(六)122毫米榴弹炮的空心弹6000发。

(七)122毫米榴弹炮的烟幕弹6000发。以上共200000发。

(八)76毫米炮的杀伤弹50000发。

(九)76毫米炮的杀伤爆破弹27000发。

(十)76毫米炮的穿甲弹15000发。

(十一)76毫米炮的次口径炮弹5000发。

(十二)76毫米炮的烟幕弹3000发。以上共100000发。

(十三)85毫米坦克杀伤炮弹32500发。

(十四)85毫米坦克穿甲炮弹12500发。

(十五)85毫米坦克空心炮弹5000发。以上共50000发。

(十六)85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150000发。

(十七)37毫米高射炮的杀伤弹1000000发。以上共1150000发。

总计为1550000发。

请把上述炮兵武器列入军事订货账户内。

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上述炮兵武器从1952年9月6日的申请单中扣除。

至于20个步兵师的炮兵武器和弹药以及1953年将向其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我们请求仍按原先协议的计划供应，不要有任何变化。

四、请于1953年第一季度提供给我们军工生产的6种材料：

用于122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122毫米榴弹炮炮弹的填装药700吨。

用于76毫米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76毫米炮炮弹的填装药500吨。

用于37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引信500000个。

用于37毫米高射炮炮弹的填装药100吨。

请将上述军工生产材料记入贸易额账户内。如果您同意按我们的申请单供应，请将这些材料从已提交的1953年贸易额申请单中扣除。

此外，为了保证在朝鲜前线作战的坦克团有成套的修理材料，请您给苏联外贸部以相应指示：根据1952年9月3日签订的坦克修理材料合同(第23109号的80％和第23119号的80％)应于1953年1月向我们提供尚短缺的供1166种坦克修理用的材料和62种供日常维修用的成套紧急材料，特别是自控系统用的修理材料，希望能尽早地提供这些材料以解急需。

请您审核上述一切并希望您先告知自己的意见。

致敬礼!

毛泽东

1952年12月17日

第3541号电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05-114

№0056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1953年军需品订购问题(1952年12月27日)

北京

致军事总顾问转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

收到您12月17日电报。

您关于美国人1953年春季可能进攻的想法反映的是杜鲁门政府领导下的目前美国在朝鲜的司令部的计划。为了缓和朝鲜战场的紧张局势，艾森豪威尔政府完全有可能改变这些计划。您根据美国人进攻的可能性考虑到事情的最坏方面，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们详细研究了您那份1953年军需品申请单和那份紧急军需品申请单。

您所申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数额超过了我们1953年的供应能力。根据可能，我们1953年将向您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也就是说按20个师我们将提供炮弹约80万发，各式大炮1320门和其他军需品。

考虑到您在电报中说到的情况，我们1953年将尽最大努力向您提供超出20个师的所预定的武器和弹药，到年底平均运出的数量约为您12月17日电报申请数的1/4，计：炮弹60万发、各式火炮332门、炮牵引车、信管和其他军需品，运送数额我们军事部有详细清单。

这样，将1953年提供20个步兵师的武器和弹约计算在内，将向您提供：炮弹140万发(1952年为112.5万发)、各式火炮1652门(1952年为1056门)。

您电报中提及的外贸部长叶季壮同志交来的军火生产材料申请单，目前我国外贸部正在研究这份申请单。

谢苗诺夫

1952年12月27日

АПРФ，ф.45，оп.1，д.343，л.115-116

№20238 华西列夫斯基致布尔加宁报告：驻志愿军总部苏联顾问工作情况(1952年12月30日)

第420985号

鉴于1952年12月14日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发给马林科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等同志的第2996号电报，我们现报告如下：

1951年11月由5位将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去了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的总部。

总顾问中将沙林同志在临行前得到的任务：
——向苏军总参报告有关前线局势和彭德怀司令部的情况；
——不经苏军总参同意顾问团不得就作战问题提出任何建议；
——顾问团的工作仅限于中国志愿军司令部范围，顾问不得到司令部以外的部队中去。

根据相关指示，军事顾问可以向彭德怀提供以下帮助：组织和加强防御，解决司令部范围内的工作，军队的指挥、侦察和战备训练的组织等问题。

鉴于沙林同志的建议和克拉马尔同志因病休假，我们决定让炮兵中将斯特列利比茨基同志作为临时总顾问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司令部。

…… [69]

我们请求：
1.让顾问团继续留在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
2.加快确定候选人名单的速度，并责成其到朝鲜中国志愿军总部接替现任军事顾问所担当的职责。相关候选人名单我们已向苏共中央提出，具体包括：少将莫扎耶夫——敖德萨军区作战管理局局长；坦克部队少将马雷金——基辅军区装甲坦克部队司令。

华西列夫斯基
马利宁
1952年12月30日
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102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