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9

1949年
№1605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与东北恢复电报通讯事(1949年1月1日)
№09023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1949年1月5日)

№164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1949年1月6日)

№16442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召开中苏航空公司会议(1949年1月7日)

№09026 奥列霍夫致费德林函：利用苏联电报线路同美领馆联系(1949年1月8日)

№1644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长江以北的铁路修复事(1949年1月8日)

№16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具体安排(1949年1月9日)

№16446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1949年1月10日)
№16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1949年1月10日)
№025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0日)
№025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1日)
№1605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函：从东北转运粮食(1949年1月11日)
№1644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1949年1月11日)

№025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2日)

№16451 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呼吁和平问题(1949年1月12日)

№1645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1949年1月13日)

№025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4日)

№02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1949年1月14日)

№1645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1949年1月15日)

№16453 费德林与陈进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府南迁问题(1949年1月15日)

№09045 维辛斯基与傅秉常会谈纪要：答复南京政府备忘录(1949年1月17日)

№1645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1949年1月17日)

№16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1949年1月17日)

№16461 沃伊诺娃致李立三电：关于请毛泽东为苏联共青团大会题词(1949年1月17日以后)

№343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访问(1949年1月23日)

№10238 潘友新与科伊的谈话纪要：关于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1949年1月27日)

№34385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告知联共(布)代表的到达(1949年1月28日)

№343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1949年1月28日)

№3438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日期(1949年1月28日)

№343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到达(1949年1月28日)

№3438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1949年1月30日)

№16465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1949年1月30日)

№09028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问题(1949年1月31日)

№3439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1月31日)

№1646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1949年1月31日)

№09029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问题(1949年2月1日)

№3439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问题等与中共代表的会谈(1949年2月1日)

№3439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等(1949年2月1日)

№34393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及派遣苏联专家等(1949年2月1日)

№16467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1949年2月1日)

№16468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1949年2月1日)

№3439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1949年2月2日)

№34395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1949年2月2日)

№3439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1949年2月2日)

№16469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1949年2月2日)

№34397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1949年2月3日)

№34398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1949年2月3日)

№3439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1949年2月3日)

№3462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1949年2月3日)

№16470 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3日)

№16471 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

№3440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1949年2月4日)

№3462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1949年2月4日)

№3462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1949年2月4日)

№3440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1949年2月4日)

№3462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1949年2月4日)

№3440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1949年2月4日)
№3440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1949年2月4日)
№16472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
№34407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34408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1647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1949年2月5日)
№16474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5日)
№16475 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1949年2月5日)
№3462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1949年2月6日)
№34410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2月3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1949年2月6日)
№1647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1949年2月6日)
№16477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1949年2月6日)
№3440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1949年2月7日)
№16478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7日)
№16479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1949年2月7日)
№16481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1日)
№16483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5日)
№164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1949年2月16日)
№16485 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1949年2月20日)
№16486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1949年2月21日)
№16487 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活动(1949年2月27日)

№16488 阿尔扎尼科夫与刘泽荣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3月5日)
№16489 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中共要求与香港通商并统一货币(1949年3月13日)
№16490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报告：向东北派遣铁路干部等(1949年3月15日)
№166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当前的工作安排(1949年3月18日)
№20261 费德林和布耶夫致维辛斯基函：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3月18日)
№16491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16492 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函：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16493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5日)
№16494 佐林致斯大林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16495 佐林致米古诺夫函：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16496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批准苏联财政部给东北民主政权贷款(1949年3月30日)

№16497 戈伦斯基致费德林函：关于中苏条约资料核对问题(1949年4月1日)

№16498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为中共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4日)

№20262 维辛斯基致费德林和布耶夫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4日)

№16499 佐林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和中国局势(1949年4月6日)

№16500 贝斯特罗夫致兹洛宾和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7日)

№20263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8日)

№16503 波马兹涅夫致佐林函：关于向东北民主政府拨款(1949年4月13日)

№1650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1949年4月13日)

№16505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

№20264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1日)

№16511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共不应排斥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4月26日)

№14196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江青及女儿前往苏联治病(1949年4月28日)

№20265 费德林致马利宁电：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9日)

№16512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4月30日)

№16513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5月4日)

№16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新华社记者拨款(1949年5月14日)

№260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的问题(1949年5月12日)

№16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领导人来苏治病拨款(1949年5月14日)

№00231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

№1651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状况(1949年5月17日)

№0023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

№16517 罗申致叶公超照会：关于苏联大使回国述职(1949年5月23日)

№165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战事和中美接触情况(1949年5月23日)

№16520 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林彪和刘亚楼赴苏治病(1949年5月25日)

№16522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1949年5月26日)

№09106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原伪满洲国官员集体声明(1949年5月31日)

№14193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日)

№14194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2日)

№16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1949年6月12日)

№16526 库梅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1949年6月17日)

№16527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新政府筹建等问题(1949年6月18日)

№262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中国工会代表团提供经费(1949年6月18日)

№00598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对中国的援助(1949年6月27日)

№09050 苏联驻华使馆备忘录：美英对华宣传动向(1949年6月30日)

№00599 刘少奇致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方针政策(1949年7月4日)

№00600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1949年7月6日)

№1652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代表团访苏的要求(1949年7月6日)

№26258 齐赫文斯基致葛罗米柯函：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情况(1949年7月8日)

№16530 塔斯社发布新华社报道：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1949年7月17日)

№16531 贝斯特罗夫致费德林报告：拨付中方资金的使用情况(1949年7月21日以后)

№16532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要求与苏方进行会谈(1949年7月22日)

№00601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转交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

№16533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索要《苏中贸易条约》副本(1949年7月25日)

№00602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学习苏联的外交经验(1949年7月30日)

№00603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请求带苏联专家回国(1949年8月2日)

№16535 苏联外交部致维辛斯基报告：推迟追究国民党分子罪责(1949年8月3日)

№16536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要求苏联专家随同回国(1949年8月3日)

№16537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中共中央请求购买汽车(1949年8月5日)

№16538 瓦西科夫与叶公超会谈纪要：抗议苏联与民主政权签署协定(1949年8月6日)

№16539 孔茹科夫和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中方决定关闭领事馆(1949年8月17日)

№09113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等请示：溥仪要求留在苏联(1949年9月9日)

№16540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闭美国驻大连领事馆(1949年9月10日)

№16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1949年9月12日)

№09051 列多夫斯基致费德林报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1949年9月15日)

№1654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1949年9月19日)

№09111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溥仪要求留在苏联问题(1949年9月20日)

№14191 华西列夫斯基致中央政治局电：向中国发运信号枪(1949年9月22日)

№073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16545 葛罗米柯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2日)

№16546 苏联政府的声明：终止与广东阎锡山政府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日)

№0734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的请示：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07349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保护苏联在广东的利益(1949年10月3日)

№00204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3日)

№165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刊登周恩来关于建交的电报(1949年10月3日)

№16549 戈宝权致苏联外交部照会：关于接收原中国驻苏使馆程序(1949年10月5日)

№16610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报告：东北地区工业设备问题(1949年10月5日)

№09062 葛罗米柯与戈宝权谈话纪要：原使馆工作人员问题(1949年10月7日)

№16550 库尔久科夫与戈宝权会谈纪要：中国使馆移交事宜(1949年10月7日)

№13809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

№261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顾问赴中国(1949年10月14日)

№09925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苏联大使递交国书(1949年10月16日)

№16551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原驻苏使馆人员撤离莫斯科(1949年10月17日)

№09966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承认民主德国等问题(1949年10月20日)

№16553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24日)

№09965 罗申与朱德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1949年10月24日)

№09926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关于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0月25日)

№1380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0月26日)

№16554 罗申与沈钧儒会谈纪要：司法机关组织筹备等问题(1949年10月27日)

№16555 罗申与黄炎培会谈纪要：民主党派和经济发展(1949年10月28日)

№09964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财政经济状况(1949年10月28日)

№09962 罗申与董必武谈话纪要：解放区的政治形势(1949年10月28日)

№09963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控制流行病及航运等问题(1949年10月31日)

№16556 罗申与张治中会谈纪要：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等(1949年10月31日)

№16557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递交国书事宜(1949年11月1日)

№165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援助(1949年11月4日)

№11808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电：转交斯大林对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1月5日)

№09058 拉夫连季耶夫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1949年11月10日)

№09961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0日)

№07350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2日)

№09845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1月15日)

№16563 周恩来致罗慕洛、赖伊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1月15日)

№09072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美国间谍在华活动情况(1949年11月17日)

№07351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罗申陪同毛泽东访苏问题(1949年11月26日)

№13865 什捷缅科、葛罗米柯致马林科夫函：同意向旅大市提供帮助(1949年11月26日)

№09064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开设旅行社和领馆事务(1949年12月1日)

№16567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中国使馆安装电台等事宜(1949年12月5日)

№09846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人越过蒙古边境等事(1949年12月9日)

№16568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2月12日)

№133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驻华助理武官人选(1949年12月13日)

№09089 史白夫与斯帕诺谈话纪要：对中国的印象(1949年12月13日)

№07352 葛罗米柯致苏联驻新疆领事电：苏联公民在新疆政府任职问题(1949年12月15日以前)

№0025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

№16570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在苏中国学生等问题(1949年12月19日)

№13860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政策的若干问题(1949年12月24日)

№16571 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苏新贸易协议草案(1949年12月24日)

№24795 格鲁舍茨基报告：大连市苏中友协开办芭蕾舞音乐学校(1949年12月24日)

№09847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12月25日)

№13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使馆设立无线电台(1949年12月27日)

№09065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向鞍山供应电力等问题(1949年12月27日)

№09096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东北铁路建设问题(1949年12月28日)

№14578 聂荣臻致毛泽东电：转林彪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电(1949年12月29日)

№09094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纪要：苏联专家的安排问题(1949年12月29日)

№20277 彭德怀致毛泽东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1949年12月29日)

№16572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要求向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49年12月30日)

№16573 库尔久科夫致葛罗米柯报告：为鞍山供应电力(1949年12月31日)

№1657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1949年12月31日)

№16467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1949年2月1日)

绝密

1949年2月1日白天，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和翻译师哲到我这里，他们转告我说，昨天紧张的会谈使毛泽东非常疲惫，他感觉不舒服，请求将例会改天举行，而今天继续与周恩来继续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晚上讨论军事问题。

在4个小时里，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与外国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对外关系，谈到了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实践问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例外，同它们应当在平等和互相 [122] 的基础上奉行友好合作的政策。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同志。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在详尽通报中共的对外关系时，周恩来说，战争期间，直到1944年他们都没有对外联系。1944年美国史迪威将军派了一批美国观察员到延安，他们从1944年4月一直待到1946年3月延安沦陷之前。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由此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那时已经奉行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对待马歇尔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例如我们拒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因委员会受美国控制。此种情况下，我们要求遵守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在与马歇尔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估计到美国想控制我们的部队。我们(在1946年2月)与美国缔结了改编军队的协议，因为这对我们有利。后来协议遭到破坏，国内战争又打起来了，我们的代表处撤离了南京。此时起我们开始有力地揭露美国。虽然我们中断了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他们还不断通过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士想和我们建立联系。而我们也只限于听取美国人同我们建立关系的愿望。

至于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关系问题，尽管我们受到的损失比国民党大，我们只得到其提供给中国的所有物资的2％(5万吨)，尽管我们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物资。我们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的氮肥来制造弹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里有许多间谍，但也有帮助我们的人。

此后周恩来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众所周知，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基地。苏军到达东北以后，日本投降了。美国开始逐步召回自己的观察员，后来从中国撤军了，可是它在军事上继续帮助国民党。在与国民党的冲突中，我们打死了一些参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美国人。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期间。魏德迈得知一个美国士兵被打死后，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可我们回答说不了解这回事。第二次是在天津的近郊，一队美国兵借口寻找丢失的士兵，进行间谍活动。我军向他们开火。这次事件我们立刻通过无线电广播出去了，可美国人否认这一事实。第三次发生在天津—北平的道路上，当时美国兵蓄意进入我地区。互射中一个美国兵被打死。马歇尔向我们提出了抗议。第四次是在青岛地区，在与一群间谍分子的互击中一个美国兵被击毙，另外三个被俘。美国又向我们提出抗议，后来前来同我们谈判，签署了文件，承认他方应承担责任。第五次是在去年，一架美国侦察机想送一位美国少将在解放区降落，这个少将被我们俘虏了，自1947年5月份起他一直被关在山东，他不敢承认自己是将军。美国人装作不了解这一事件。第六次与美国人冲突是在天津机场地区，美国人在那里当国民党教官。我们的游击队员破坏了机场的军事目标。之后美国人召回了自己的代表。

总结上述事件时，周恩来说，我们不应挑衅美国人，但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我们在报刊上骂美国，因为这有助于用我们需要的精神对群众(工人、农民、学生)进行教育。

后来周恩来说，在战后的三年中美国在中国的威信扫地。总的来说，人民仇恨美国。诚然，也有部分人，甚至是部分进步人士还害怕美国的力量。

周恩来接着说，当我军去年占领沈阳后，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驻沈阳的外国(美国、英国和法国)领事馆暗示我们，他们不愿撤走，想与我们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清楚，这些领事馆留下来是为了对苏联和我们搞间谍活动。我们不想在沈阳见到他们，所以在采取措施孤立他们，给他们制造一些难以忍受的条件，迫使他们撤离沈阳。今后我们将提出关于在对等基础上建立领事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说，总之，我们要把美国攥得紧紧的，因为“我们与他们打仗，不与其他大国打”。美国破坏了我们的秩序，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孤立他们。

关于对联合政府的承认

此时周恩来的发言转向对未来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他先请我解释苏联大使罗申为何去广州。

关于罗申与国民党政府同去广州的问题，我解释说，这很合乎情理，因为目前我国大使被派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很自然，他要随中国政府去广州。留下部分使馆机构在南京。实质上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没有损失，相反有益。

后来周恩来继续谈外国大国承认未来联合政府的问题。他请求我们对承认联合政府的两个方案提出建议，根据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的资料，美国和英国准备承认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证明之一是(按民主党派的意见)他们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

第一方案

中国共产党争取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这种情况下苏联要第一个承认新政府，因为根据他们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想在这一问题上抢在苏联的前面，目的是在中国的舆论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

第二方案

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不反对，暂时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半载，以后再争取它们承认。第二方案的好处在于，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更易于对在中国的外国机构施加压力，不必顾及外国政府对新政府为剥夺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的反对。同时他们想了解我们联共(布)中央的意见，苏联和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在一年以后、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建立，或者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马上建立。

我答应中国同志向党中央汇报所有这些情况，中央会讨论并作出答复。

关于处理外国资产

在昨天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在谈到外国企业时强调指出，对这些企业要采取谨慎态度，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周恩来提醒说，中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资产的决议，对这个决议当时共产国际是同意的。这个决定至今原则上仍然有效，但在执行时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周恩来请我对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回答说，在外国资产的问题上，我们坚持对日本、法国的资产实现国有化，尽可能也包括英国的资产。至于对美国的资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知道，新政府将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掌握了中国的局势，可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态度再作决定。周恩来阐述了上述中共政策的预期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对外国资产不实行国有化。

对外政策的原则

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论点阐明了中央的对外政策原则。

1.奉行独立政策，也不挑衅国外大国。

2.保护外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暂不提他们的特许权)，除已经没收的国民党资产外，这个政策继续有效。

3.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对现有的领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奉行的路线是：不废除它们，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剥夺它们开展活动的权利，并就此提出令西方大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不能容忍的条件，以使它们撤出沈阳，并且今后不允许它们在沈阳和哈尔滨恢复活动。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尽力用铁幕把大国关闭在满洲之外，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除外。为了显示平等相待，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应该在形式上停止活动，但可以非正式地进行活动。

4.查封所有外国人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意味着，苏联在天津和上海的领事馆为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应该在形式上声称，这些出版物是以某些民主的中国人士为首的。

5.今后禁止国外人、传教士和记者到中国来(友好的除外)，国外的传教组织、医院、学校、文化和科学机构、援助机构必须进行登记。对它们进行控制，将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限制国外教会的地产及其附属产业，没收它们多余的土地。国外教会学校的校长应该是中国人，教材要得到政府的赞同，宗教课应当以自愿的方式授课。把被揭露为间谍和违法的外国人遣送回去，而把情节严重的审判入狱。

6.保留外国人在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反动分子和敌对分子除外。

7.在中国境内禁止外国电讯社和通讯社的活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请求我们提示一下，应当为塔斯社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在条约的基础上或考虑到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政府通讯社进行信息交流。

8.禁止所有外国人携带武器，除外交人员外。

9.继续在事实上孤立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武官和参赞，派自己的军官去监督他们，剥夺他们迁移和进行某些活动的权利。

10.包围被美国人占领的青岛基地，切断它与周边地区的一切联系，不采取军事行动达到让美国人撤离的目的，对美国驻留军队和进行空降的沿海战略要点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不管怎样，如果美国人破坏秩序，或反对我军，或反对政权，就应压制他们，必要时使用武力。

11.对所有海关实行监督，使它们完全脱离外国大国。最初，关税保持不变。废除国民党允许美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内港的优惠条件，规定只有经政府的许可才能进入内港。

12.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无线电台。

13.监督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会计制度，如果它们破坏法律，就追究它们的责任直到查封。

谈到外贸，周恩来说，首先他们将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他们首先将自己的产品供应给这些国家，而多余的供应给资本主义国家。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他们是否想和日本进行贸易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尚未讨论过，但要认真考虑，并同我们商量。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哪个党负责外交部工作的问题时，周恩来肯定地说，部长一定由共产党员担任，副部长可以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非党人士。因此，周恩来说，他们在天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各种对外政策的文件进行研究，以便外交部对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17-24

№16468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1949年2月1日)

绝密

1949年2月1日晚，周恩来和朱德就军事问题向我通报情况，谈话进行了3个小时。中方还有翻译师哲参加，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伊斯兰教徒问题

会谈一开始提出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和个别国民党伊斯兰教徒将军特别是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问题。

对于我提出的是谁在对他们进行支持的问题，周恩来在回答说，这些伊斯兰教徒将军得到了蒋介石和美国的支持。美国人想向青海和甘肃省的伊斯兰教地区渗透。随着我们取得了胜利，伊斯兰教将军和他们部队的状况越来越不稳定。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是否有一些要求，周恩来回答说，伊斯兰教徒想获得自治权；他又说，如果我们给予他们自治权，谨慎对待他们的宗教，他们会与我们合作。

周恩来着重指出，伊斯兰教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表现在伊斯兰教将军的部队的内部关系方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是伊斯兰教徒，而普通士兵则是汉族人。对伊斯兰教部队我们目前采取的政策是：先是保存，后是逐步解散。我们无论如何不准备将他们建成民族部队。这一点只能在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工作以后，才能提出来。

对内蒙古的政策

周恩来在讲到傅作义时说，显然他属于西北军阀集团，但他的部队里大多数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为了高价将北平和平地出让给我们，现在他正和我们讨价还价。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内蒙政策很容易被当地的蒙古居民接受。高岗曾受特别委托到蒙古去过，他因党组织所犯的错误，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错误在于对当地的蒙古亲王和喇嘛采取了“左”倾路线，没收了亲王上层人物的土地，至今他们手中没有大权和武装力量。可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让亲王参加蒙古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年轻贵族的代表，我们还了解到，甚至有些年轻亲王还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内蒙有资格成立自治区。

国民党海军

蒋介石的海军基地在台湾(省长陈诚手下有2万人的部队)、福州、广州。海军有271艘舰艇，都是美国送的。

从接下来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没有一艘海军战舰，也没有一艘战舰转向他们一方。

国民党部队

接下来周恩来对各条战线的国民党部队作了一番评述。他说国民党的主力在上海—芜湖—南京战场。这里集中了约58个师，约有38万人。蒋介石尚未撤退，但已经准备由此向南，朝汉口和南昌方向逃离。这个战场的总司令是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将军。

国民党部队的第二战场在汉口地区，由白崇禧将军率领。有32个师，近21万人归他统率。白崇禧也准备通过长江撤到南方。

国民党部队的第三战场在西安地区，由胡宗南统率，有36个师或19万人。

蒋介石就依靠这些部队，总共120个师或80万人。因此，如果我们投入181个师即200万人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经不起我们攻打的。

对国民党领导人(宋子文、张治中、邵力子)的评价

谈到宋子文，周恩来说，他在广州避风头，因为他不是军人，对我们来说不构成很大的危险。我们知道，他准备逃往美国。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大发横财。蒋介石对他不满，因为他没有完成在南方组建6个师的任务，而我们则在海南岛建立了游击区并在那里控制了5—7个县。我们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都有游击基地。

在评价张治中将军时，周恩来说，他当然是蒋介石的人，但正义迫使他改变；虽然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可是他脑子非常清楚，他不能不看到新生力量的必然胜利。1927年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时，他离开了蒋介石并公开声明，他不会反对共产党。日本投降之后，他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又重申了这个声明。他考虑到苏联的力量，知道苏联是不好惹的，所以一直讨好你们。在与共产党谈判时蒋介石利用了他的“亲苏”情绪。我们知道张治中急切想去兰州，其目的是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力量，与我们联系，为自己在即将建立的联合政府中留个位子。他能否参加联合政府要看他是否肯交出自己的部队。如果交出，我们把他作为投诚我方的人员吸引过来。我们对他不抱幻想，我们知道，他是正统的国民党分子，如果他转到我们方面，可以预料，他将成为吸引不满分子的核心。应该注意，这个人千方百计想在苏联心目中造成良好的印象。

原驻苏大使邵力子比张治中好些，但也是蒋介石的追随者。他对苏联有些了解，但总的来说，摇摆不定。

我们与新疆民主团体没有联系。当时在新疆的共产党人都被盛世才逮捕了。现在我们派了一个不大的党员干部小组去那里工作。

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提到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时，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统一的后勤部和军需部，我们准备进行整顿。首先从统一军事工业开始。1948年起军事工业才开始发展，且主要在东北。军火弹药工厂主要在沈阳和太原。我们现在生产炸弹、炮弹、炸药、山炮、机枪和榴霰弹。弹药最主要由沈阳的军火工厂供应。与过去几年相比，弹药生产增加了50％。有些弹药我们从北朝鲜得到。

我们现在约有90万支步枪，5万余支轻机枪，约8万挺重机枪，约6万支自动机枪，1万多门加农炮和6000多门迫击炮。我们现在缺少山炮和高射炮，高射炮我们仅有108门。因此我们希望苏联能供应我们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或捷式高射炮及弹药，以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

人民解放军的军需申请

周恩来说，我们感到缺少大量的反坦克炮，总共只有150门，因此请苏联供应我们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坦克的情况也不佳。现有的坦克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15吨。在徐州战役中我们缴获了70辆坦克，大多数都受损严重。原料也缺乏，我们想从苏联进口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我们还希望苏联派遣专家，供应生产武器的设备，同时希望派遣组织军队、组建军事院校、建立后勤部门(包括军事工业方面)的顾问。

我回答说，原则上我们同意在组织武器生产、派遣顾问等方面给予帮助，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还不能表态，我将汇报给莫斯科进行研究。

周恩来继续说，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钢轨、汽油、约5000辆汽车和其他一些物资。对此我回答说，这些申请要向我们的政府提出。

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工作

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说，在对军事战役的领导中，情报工作特别是无线电截听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与国民党相比，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周恩来说，我们能破译国民党，甚至美国的密码。

关于组织军事部

关于组织军事部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打算是，在军事部中安排共产党员，可能军事委员会中会有部分国民党将军，这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周恩来说，所有的军事问题将在不久以后北平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上讨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25-30

№3439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1949年2月2日) [123]

绝密

急电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30)

(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米高扬：

现把我们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转告给你，并把对其他问题的答复推迟到你返回莫斯科之后。请让毛泽东知晓我们的答复。

第一，在对各种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在对中国同志的看法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应急于成立联合政府。在组建政府之前，应当认真地在所占领的地方清除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加强自己的干部，把部队和军事装备运达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这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应当由中国同志自己决定。

第二，中国同志通报说，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是比南京更适合的首都，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也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当然，从战略上来说，相比南京，北平是更适合的首都。如果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较适合的话，那么就应把北平作为首都。若干年后，如果形势需要的话，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把罗申派往广州是为了进行侦察，以便他可以经常向我们报告关于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的情况。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把一些次要的人员派往了广州，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局势原本就是了解的，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大使派往广州，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大使派往中共的地区，当然，是作为自己的情报人员派去的。我们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

第四，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似机构。

如果能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对苏联机构的一些相应的具体的建议就好了。

第五，关于其他问题在米高扬返回莫斯科后进行答复。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76

№34395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1949年2月2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2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

向您通报关于工会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问题。

在会谈中，毛泽东抱怨说，在夺取大城市和大片的领土之后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在解放区流通9种货币。必须把它们统一起来，但对这件事非常不了解，更不要说，由于缺乏纸张，来不及印制货币。

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反对投机、怎样稳定价格，该怎样实行票证制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都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指出，拥有正确的货币体系和银行机构，对于管理经济都是重要的，并且表示，我们愿意派遣货币和银行体系方面的专家提供帮助。

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关于罢工

我就此指出，必须关心工人的需求。工人希望新政权能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在此方面共产党应帮助工人。

不应禁止罢工，否则中共会失去工人的信任。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不是由其数量决定的，而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的阶级——拥有最先进的思想，未来都取决于工人阶级，它将不断成长，在社会中的意义不断增长，而其他阶级的影响将不断减少。

没有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反动，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毛泽东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他满意地强调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有的，在这里没有竞争者。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如果说共产党在大学生中有强烈的影响，那么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要比共产党大。

比如，在上海，在战胜日本之后，当共产党合法活动之后，它对50万工人中的大约20万有影响，其余工人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关于对工会的领导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工会工作由谁领导，毛泽东除了指出工联主席陈云之外，还指出了他的副手李立三。在这一问题上他指出，李立三在过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自己的派别，但现在的表现很好。托洛茨基主义者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说，在对工会的领导中，应当支持那些完全忠于党、同工人紧密联系的干部，不能允许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工会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表现良好，这一事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潮。

一旦出现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的困难，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利用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在工人中取得这样的优势。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基本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它就更加能够，而且应该在工人中得到独有的影响，并把它们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头子排除在外。

这部分谈话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反驳，并且觉得，这是中共最大的弱点。

…… [124]

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要求共产党人转向城市，一刻也不要耽搁。

我们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将以自己所有的威望来帮助中共，帮助他们改进对城市的政策和对工人阶级的政策。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77-80

№3439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1949年2月2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在1949年2月2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

斯大林同志：

2月1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和朱德用3个小时向我通报了军事问题。　　　

我将把这些信息带回莫斯科。

总的来说，他们的请求归结如下：

1.我们能否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和捷克斯洛伐克式的高射炮和炮弹，以便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现在他们有108门高射炮。

2.我们能否提供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他们现在共有150门反坦克炮。

3.派遣专家并援助一些设备，以便生产武器。

4.在商品流通中列入一些原料，其中包括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

5.提供一些顾问来组建军队、军校，来组织后方，其中包括军事工业。

我回答说，我们在原则上同意对武器生产的组织提供帮助，并提供顾问，关于提供高射炮和反坦克炮的问题无法答复，我将向莫斯科报告，进行商议。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1-82

№16469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1949年2月2日)

绝密

1949年2月2日白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向我详细通报了中国解放区的经济政策问题。

对方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我方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任弼时把他报告的经济问题材料分为四个部分：(1)财政；(2)商业；(3)工业；(4)农业。

一、财政

征税

任弼时在谈到解放区的财政状况时说，解放区有2.09亿人。纳税人是1.84亿人，其他人不纳税是因为他们住在与国民党的交界地区，或者住在刚刚解放的地区。有548万人(成年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占纳税人总数的3％。

我们渡过长江以后，任弼时说，纳税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将达到600万人。在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人的人员中有400万是军人以及对其提供服务的机关的人员，有200万人是党政机关干部和其他干部。工人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内，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以上所述，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人数的比例是在3％左右。如果超过这个百分比，我们就不能弥补开支。我们觉得，人民的纳税负担还很重，但是战争的需要使我们增加了开支。

他们认为，由于解放区的基本纳税人是农民，他们每年要从平均年收成的200公斤左右小米中拨出30公斤上交(按人头计算)。

谈到征税问题，任弼时说，他们过去采用累进税，现今，随着土地分配的实行，正在采用级差税。在实施级差税的过程中，要估算近5年来的经济总收入和平均收成。税收按实物计算，以小米的价值为计量单位，以粮食、纺织品和牲畜(很少情况下)交税。一般来说，很少用肉来交税，因为畜牧业不发达。给士兵的肉的定量很少，每人每月500克，东北是800克，油每天2克。中国士兵的配给量实在太低，一个美国士兵的开支可以养活20个中国士兵一年。

税款收入项目有农民税——59.50％，商业税——13.9％，企业收入——19.8％，战利品收入——8.6％。他们认为，解放区现有的税收较高，比国民党的税收稍低一点。解放区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的城市税收低好几成。烟草、盐、火柴等物品的间接税收开展得还不够，因为他们现在才开始抓城市经济。

总的来说，解放区纳税人负担比国民党统治区要轻些。任弼时说东北的烟草税收是其价值的50％，而国民党统治区是80％。国民党地区盐的税收是其价值的10倍以上。

任弼时说，近几年来他们顺利地对酒类实行了垄断，他们准备对盐和烟草也实行垄断。

预算

任弼时说，预算收入我们是根据小米的价值，而不是根据货币来计算的。1949年国家的所有开支是1500万吨小米，而收入是1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即亏空2.5亿美元(根据实际时价)。用小米计算的方法只在解放区，不在国民党地区实行，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小米被认为是较为稳定的货物。

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弥补可以通过下列3种来源实现(没有说明来源多少和来源种类)：

1.增加城市的税收；

2.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内债收效不大)；

3.借外债(他们笑着说，在美国无法借到外债，只有向社会主义国家借)。

货币流通

1948年发行了4次纸币。几乎每个解放区都发行了纸币。结果在华北解放区纸币发行量增加了4倍，在东北增加了25倍。因此物价飞涨，例如在东北物价提高了7倍，华东地区6倍多，西南地区8倍。

我提出了他们如何看待国民党货币的问题，任弼时回答说，国民党地区流通两种纸币：老法币和1948年8月19日实行货币改革以来流通的金圆券。根据国民党的法令，从1949年1月1日起法币停止流通，金圆券作为合法的纸币。起先，金圆券的汇率是1美元等于4金圆券。现在金圆券大大贬值。我们储备金圆券，任弼时说，是为了在国民党地区购买我们必需的物资。

国民党地区的价格波动得很厉害。货币改革到现在价格涨了1250倍。国民党地区发行金圆券是为了榨取人民手中的黄金，但是众所周知，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任弼时重新回到解放区的货币流通问题，他说，过去几乎所有的解放区都发行了八九种纸币，而且几乎在每个解放区，这八九种纸币又分成不同地方流通的纸币。当然，这对人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48年12月通过了将解放区(除东北以外)流通的纸币兑换成解放区统一的货币——人民币的决定，这个决定已经实施。换算的方法是：山东省一个新元换算100旧元，西北地区一个新元换算2000旧元。这样换算所有旧币需要284亿新元。如果上述的预算赤字得不到弥补的话，那么新元的发行量应该是1000亿元，即新元将贬值2/3以上。他们认为，尽管解放区纸币价格下跌，但是解放区的下跌的程度比国民党地区小，人民还乐意接受。

由于必须发行纸币，他们感到缺少大量的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年需要1万吨纸张，其中7000吨自己生产，3000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二、商业

任弼时说，他们准备没收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商业企业，虽然他们尚不清楚这些企业的数量。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企业在天津、青岛和北平，属于谁的，数量有多少不了解，但知道宋子文在天津的纺织厂有32万个纺锤。

我问，他们是否有对官僚资本实行国有化的计划。任弼时回答说，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他们还没有资料，要没收哪些企业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大银行、大工业等)。

谈到对外贸易时任弼时说，如果说直到前不久他们的对外贸易仅仅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使对外贸易服务于恢复经济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目前解放区正在通过东北与苏联、朝鲜和香港(通过大连港和北朝鲜)进行贸易。仅仅在1947—1948年，各种货物(主要是粮食、肉类、蛋类)的出口量就达到59.8万吨，占总出口量的58.6％，而进口额是293亿东北元，64％进口货物用于军需，铁路和工业设备占8％，民用需要占28％。1948年解放区进口了3000台机器。

任弼时说，解放区的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将运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它们不感兴趣的商品才供给资本主义国家，调换所需的货物。他们需要进口的商品的金额很大，这些金额可以用自己的商品换取。1949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25万吨、植物油5万吨以及煤、盐、丝绸。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我们感兴趣的商品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在现在的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任弼时举山东省为例来说明1949年有些解放区准备出口的商品。1949年上半年山东省各种出口商品的总额将达到660万美元。出口品种：花生油——28％，烟草——14％，黄金——11％，其他商品是粮食、鬃、海货和淀粉。

此后任弼时说，他们打算垄断外贸，主要的商品交易通过国家组织进行，在大的港口城市也允许进口业务通过私营企业进行，但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在初期他们不准备签订国家之间的商业合同，只进行部分的贸易业务或易货业务。他们请我们派遣顾问，帮助进行外贸工作，因为他们担心犯错误。

我问，他们打算何时实行外贸垄断。任弼时回答说，很可能要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

在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的原则方面，我说，应该与莫斯科六国会议上达成一致的原则相符。

三、工业

然后任弼时转到对中国解放区工业的评述。他说，根据约略的计算，全中国的煤蕴藏量为2650亿吨，铁矿蕴藏量40亿吨。煤和铁主要在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些地区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东北的铁矿蕴藏量占全国的78％，山西煤的蕴藏量在占全国的51％。我们觉得，我们掌握了全国80％的煤和75％的铁。

1948年我们在东北开采了4000吨铁矿，在华北开采了1.6万吨。 [125] 1949年我们计划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开采更多的铁矿和煤。

我们手中掌握了77万多个纱锭，即全国纱锭的15％。我们拥有1.18万台纺织机，占全国纺机的23.9％。

过去东北每年的铁矿开采量为200万吨，而现在是15万吨； [126] 过去煤的开采量为2600万吨，而现在是1000万吨。

全国森林面积的3/4(33亿立方米)在东北，日本统治时期开采了600万立方米。今年准备开采350万立方米森林。

任弼时强调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很重视东北，想把它变成全国武器装备的生产基地。东北应该能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类型的武器。同时他还说，在发展东北工业的工作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列举了下列几种援助方式：

1.建立苏中经济联合体；

2.向苏联借款；

3.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

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附近以及热河省的稀有金属如铀、锰、铜和铝等需要苏联的援助。以前被日本人夺走了1吨铀。如果苏联对这些矿物感兴趣，我们可以提出共同开采或者租让给苏联。

任弼时强调说，开发东北工业需要业务水平较高的专家。在鞍山冶金联合厂他们只得利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说，我们请求苏联为我们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专家。

四、农业

任弼时简要地叙述了解放区的农业状况。他说，1948年粮食种植面积是3500万公顷，收成是4120万吨，如果按农业人口1.07亿人计算，每人平均3亩(1/16公顷)地的播种面积，每亩的收成为245公斤小米。

任弼时说，华北是主要产棉区，有1200万亩棉花地。1948年棉花种植面积为62万公顷，1949年为75万公顷，据我们平均统计，1公顷地可生产240公斤棉花。

任弼时强调指出，棉花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作用。棉花缺少，我们只得从美国进口。例如我们一年要从美国进口到上海30万吨棉花。

对此我说，棉花的确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大作用，但是从美国进口不合适。中国应该在棉花生产方面独立自主，做到自给自足。任弼时表示完全同意。

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棉花的产量增加到1.8亿公斤。

在讲到东北的农业时，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该地区的农业收成提高12％。

他们设想1949年在下列各地粮食作物收成达到：华北——1185万吨，山东——610万吨，东北——1400万吨，察哈尔—热河省——260万吨，共计3430万吨， [127] 比1948年增加250万吨。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31-38

№34397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И.В.斯大林在1949年2月3日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62)

(关于对大城市和脱离群众的担心、关于武器弹药的请求)

米高扬：

请把这封电报的内容转告毛泽东。

第一，我们非常高兴，中国同志获得了大多数农民和大学生的支持，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很少同大工业中心打交道。

无论如何都应消除这种不足。大城市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不仅不需要害怕大城市，而且相反，应努力尽快夺取它们，并将其变为自己的堡垒。工业化是中国独立的基础，而如果没有掌握大城市和其他的工业中心，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

根据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若没有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人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国家，并对其进行领导。需要在工厂、铁路组建工人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同情者小组。需要打开门户，接受劳动知识分子中可靠的工人和职员加入共产党。需要不通过罢工或者借助罢工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需要颁布劳动法，并对工人的生病、伤残和年迈进行保障。工会领导人应是经受考验的共产主义者，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不抛弃共产党员的这样一些人，并将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工会应当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你们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制定劳动法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第二，无论怎样都应获得工农青年的支持，掌握妇女解放运动。在青年工作方面可以建立类似“青年爱国者联盟”的组织，在妇女运动方面可以组建“妇女民族联盟”这样的组织。

第三，当俄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善于管理大城市和国家。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在2—3年内就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军官中培养出了自己的干部、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就掌握了对国家的管理。

俄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于，苏联工业、金融、农业、铁路、管理机构中9/10的干部或者都由原来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或者来自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我们认为，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干部的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适合你们的。需要把更多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把青年军官送往学校或者送往对工业、农业、运输业、金融业和大城市等进行管理的特别的学习班进行学习。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学校，需要尽快建立。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当然，最初的时候俄国专家会帮助你们管理好国家。但俄国专家只是沧海一粟。你们需要千千万万中国自己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就不能管理国家。你们赢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但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干部，你们无疑会失去中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一些人到我们的学校学习各类专业。

第四，我们现在没有国外生产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希望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一些俄国生产的高射炮、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武器。至于组织军事工业，我们会尽量帮助。三硝基甲苯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斯大林

1949年2月3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3-84

№34398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1949年2月3日) [128]

绝密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33)

(关于南京方面把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撤离区运往南方)

米高扬：

提请毛泽东注意如下问题：

根据我们可靠的情报，南京方面正在把银行和其他机构中的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各撤离区和城市运往南方。最好对南京方面提出一项谈判条件，无条件返还所有这些贵重物品，把其转交给人民解放民主政权。 [129]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5

№3439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3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0830和№0833号电报的执行)

斯大林同志：

您的第0830和第0833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关于中国同志对苏联机构的建议另行电告。

米高扬

1949年2月3日19时10分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6-88

№3462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3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关于向苏联供应食品)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就对外贸易问题阐述了一些主要的原则，在另外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在第三次会谈中，受毛泽东的委托，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实际计划。

他们谈话的主要意思可归结如下：

1.中国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提供，只有他们不感兴趣的出口商品才向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以换取中国需要的商品。

2.他们需要很大金额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可以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

3.今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25万吨、植物油5万吨以及煤、盐、丝绸。

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

我们感兴趣的商品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4.他们打算对对外贸易进行垄断，主要的贸易活动通过国有组织进行，但也允许一些大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通过在国家监督下的一些私人组织进行。

5.最初不打算签署国家间的贸易条约，这指的是进行单独的贸易和商品交换。

6.他们请求我们的顾问对对外贸易进行组织。他们担心自己会犯许多错误。

关于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原则，我说，这些原则与在苏联召开的六国会议协商的原则是吻合的。我通报了这次会议的工作情况。

我拒绝对1949年相互供货的清单进行讨论，我说，当他们向我们转达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对其进行审议。

米高扬

2月3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6-88

№16470 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1949年2月3日白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和任弼时就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关于没收四大家族、帝国主义、战犯的企业及外国企业

会谈一开始刘少奇就说，他们的经济政策首先规定要没收四大家族(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的资产和工业企业。

我问，他们是否有关于四大家族资产总量的资料，对此刘少奇作了否定的答复。接着他说，他们还准备没收帝国主义者和战犯的部分资产。对外国企业，他们考虑实行没收和赎买政策。刘少奇强调说，对外国企业马上实行没收政策有些困难，因此需要逐步进行。他说，对于外国军工企业，例如在青岛的军工企业，或许我们会较快地没收。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说，他们想听听您的建议。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接着刘少奇说，没收的外国企业以及四大家族企业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谈到英国人管辖的开滦煤矿时，他说，煤矿一年内可以开采500万吨煤。那里约有6000名工人，今年与英国签订的开采合同到期，因此，英国人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要求帮他们协调煤矿的事，帮助他们把煤运出开滦。这说明英国企图与我们进行经济上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有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才有可能，在我们这里没有可能。

我问，他们是如何区别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刘少奇回答说，区别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包含租让企业，这些企业使用国家的原料，但出产的产品要交给国家。东北有一些私营烟草企业，由于我们实现了烟草垄断，所以全部产品就交给国家。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我们将努力通过条约将外国企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外国人不愿出卖自己的企业，我们将按照法律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赎买银行和全长约600多公里的昆明—海峰(Хайфонг)铁路。

我问，是否有外国军工企业。刘少奇回答说，直接生产军火的外国企业没有，但与军事工业有间接关系的外国企业不少，特别是冶金和化工等其他企业。美国在上海的无线电台和从出口到美国的电缆都应归入军工企业。大部分外国企业都应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对待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

我问，他们打算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政策。对此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过，但他们认为，目前对他们要谨慎些，不要过分地触动他们。以后，等到我们壮大了，我们就会向他们发起进攻。现阶段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总政策是：不赶走他们。将来我们占领了沿海的省份，我们的干部成长了，国内的总形势明朗了，我们将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发起进攻。到那时候，我们会编制一个应予没收的企业的名单。但现在我们认为，对买办资产阶级应谨慎。

刘少奇说，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为由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一年半以后就可以提出收归国有的问题了。

我说，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谨慎政策是正确的。暂时不必提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国有化的事，最好习惯他们，等政权巩固了，再提出这个问题。我强调指出，政策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但是目标不变。

刘少奇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再次强调，没收买办资产阶级资产的问题还要再考虑考虑。

我问，哪些人属买办资产阶级。刘少奇回答说，官僚资本也属于这个范畴。

解放区的经济成分

刘少奇说，中国解放区的经济中含有5种经济成分：

1.国营成分；

2.合作社成分；

3.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4.私营资本主义成分；

5.具有自然性和半封建性的小商品经济。

他们认为，小商品经济占最大的比重。合作社经济所占比例不大，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远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例也不大，但会大大发展。他们认为，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达到约10％，尽管它所占比重不大，但是，按他们意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起主导作用。他们把铁路、轮船运输、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列入国有经济。

在对合作化进行评价的时候，刘少奇说，它带有参加者互助的性质。

我问，有没有参加合作社人数的数据资料。刘少奇回答说，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也没有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中心机构。他说，目前合作化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计划召开合作社代表大会作为巩固合作化运动的首要措施。刘少奇说，我们已经制订了合作化决议草案，正在建立培训数以千计合作社干部的学校，在组建这类学校方面刘少奇请求委派有经验的苏联合作社工作人员来校讲课。

刘少奇说，我们正在发展下列几种合作社形式：

1.消费合作社；

2.农业合作社(供应和销售)；

3.手工业合作社。

在解释初级农业合作社形式时，刘少奇说，他们指的是在土地和生产工具私有的条件下最简单的农民共同耕作联合体。

手工业合作社有农村的供销社，也有城市的供销社。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

刘少奇说，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比起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过渡时期要长得多。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生产者的问题：他们是走合作化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强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列宁的指示：小资产阶级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我们认为，国内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发展经济的各个部门，只限制那些对人民没有益处的部门。因此，我们重点放在发展国营经济上面。同时我们觉得，需要支持个体生产，促使它走合作化的道路。我们也认为，根据形势的发展，鼓励有利于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有益的。官僚资本的垄断经济应该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

我们的目的是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时间和斗争的残酷性来看，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我们也面临着当时列宁提出的谁胜谁负的问题。

我们估计，向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全面进攻需要等上10—15年，然后我们将把工商企业交到国家手中，以此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刘少奇说，只有在农业拥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考虑将农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国营商业

商业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国营商业，而且它在农村地区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但在城市它才刚刚出现。我们对国营商业管理得不好，国营合作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出现了竞争，而国营组织、合作商业组织与私营商业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些不良交易。

我们认为，部队工作人员的供应要实行票证制，同时要调整价格，采取措施将私商挤出商业领域。

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下建立工业基础

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帮助应对我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想，这种帮助的形式可以是：

1.传授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的经验；

2.提供相关的书籍，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3.向我们提供资金。

我们认为，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方面相互帮助。有了苏联的帮助，刘少奇说，我们会很快到达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不要犯错误。我们很清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能恢复东北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了解苏联可能提供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考虑到这种援助。

经济建设的错误

在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尚未克服自发性和无计划性等重大错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的业务水平不高也是缺点。在执行经济政策时，我们的干部把城市的商业企业分给工人，工人们将企业拆分当做商品卖掉，这样的错误不足为怪。实行土地改革时，我们有些人采取了对地主清算的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现在已被禁止。

我问，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的农民占多少比例，刘少奇回答说，解放区约有50％农民得到了土地。土改后封建制度受到了破坏，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感到，他们有自己选举出来的、信得过的政权。这个政权给农民提供农业贷款和免费教育。

刘少奇回到1947年年底在土改中所犯错误的问题，他强调说，有些干部把中农划为富农，没收了他们多余的资产和土地。受非法伤害的富农有4％—5％，地主有1％—2％。

刘少奇说，应该区别对待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和地主。在老解放区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资产，没收了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资产。可是还给地主和富农留下与农民同样份额的土地和资产。

老解放区全部实行土地改革，而新解放区里只是部分地区进行土改。在老解放区周围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在今年秋季进行。在不久前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过两年进行。在新解放区目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在谈到关于城市中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时，刘少奇指出了提高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资的错误政策。结果，我们要求私营企业主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就把店门关闭，工人就失业了。在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这样处理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既要有利于国家，又要有利于企业主。这些错误我们正在改正，但是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错误说明了一种危险倾向。首先，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尽量发展资本主义，依靠资本主义。实质上，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让步，对资本主义投降。这部分人想把中国建成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恢复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制度。其次党内有些有“左”倾倾向的人，他们倾向于冒险地、匆忙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倾向表现在，某些人不考虑我们的能力，制订了毫无根据的计划。结果这些倾向损害了工农联盟。刘少奇说，必须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我们请苏联为我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关于土地国有化

对于是否考虑过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得再考虑考虑。现在我们准许土地买卖，虽然我们清楚，如果不限制这种买卖，那就会让资本主义抬头。在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刘少奇说，我们没有触动原先的富农，这些富农从性质上讲与地主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一种危险的趋向：由于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并使他们有权买卖土地，这就会滋生新型的富农。

关于币制改革

我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准备在解放区推行币制改革。刘少奇回答说，要在他们占领全国一年之后进行，暂时他们打算使用现有的纸币。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39-46

№16471 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1949年2月3日)

绝密

1949年2月3日晚上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翻译师哲也参加了。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等同志。

关于国共谈判中外国调停的问题

互相问候之后会谈开始。我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和法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们得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怕丢脸，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放弃了调停。因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毛泽东再次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

南斯拉夫问题

然后，应毛泽东的请求我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毛泽东问，南斯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反苏主义者。毛泽东说，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叛徒。

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行动的协调

随后，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协调行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对于这一问题他们还没有确定看法。他们支持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比较紧密些，和其他共产党的联系较少，与日本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关系。与各共产党的所有联络工作都是通过在香港的专门人员进行的，但是工作做得较差。因此，毛泽东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尽早成立像欧洲共产党局 [130] 那样的亚洲国家共产党局。这个问题可以在我军占领了中国南方地区，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

毛泽东继续指出，北朝鲜、印度和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其后力量较强的属日本共产党。在谈到日本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众所周知，1946年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冈野(野坂参三)坚持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来夺取政权。日共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反对这种观点。最近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有所好转，虽然日本资产阶级还支持美国，但日本人民中的反美情绪高涨。

毛泽东回到成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的问题，他告诉大家，据他们所知，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机构。先由几个亚洲国家，不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例如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亚洲国家局比较合适。至于日本共产党，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量还不够，而且我们同日本共产党没有联系。关于日本共产党加入这个局的问题，毛泽东说，要事先与其交换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

我说，按我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我提醒说，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和缅甸这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会中有许多美国和英国间谍，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交往时要小心谨慎。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然后问道，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的共产党进行联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

后来毛泽东开始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他把党史分成四个阶段：

1.北伐；

2.苏维埃运动；

3.抗日战争；

4.战后的国内战争。

在谈党史的第一阶段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于1921年成立的。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形成的，那么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时间要晚许多，即1921年。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从1921年到1927年，我们和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北伐。1924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了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当时我懂得不多，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努力。虽然中国共产党英勇战斗，得到工农的支持，但是它的基础不牢固。那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掌握了领导权，这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

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是1927—1936年。这个阶段，我们吸收了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第一阶段(1921—1927年)党员的人数是5万人，而1928年党员的数量缩小到了1万人。党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跑到敌人阵营去了，其他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者脱党了。虽然当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党在政治上得到了巩固。首先要指出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党的对内对外工作都是不正确的。1930年李立三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国际，拥护对李立三处理的决定。反对李立三的有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1928年后周恩来和斯特拉霍夫 [131] 到过莫斯科，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始筹备党的工作。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会上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意这个决议，要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他们的举动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受影响，况且，他们没有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讨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他们反对一切，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称刘少奇为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是工会运动的领袖，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要求作组织上的撤退。1931—1934年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甚至夺取了地下党组织和苏区的领导权，指责我(毛泽东)是机会主义者，把我当做党的右倾路线代表。

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到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经历了17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至今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人是在中共中央第三、第四次全会上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增补的委员中有同王明集团保持联系的非法钻进中央的博古和洛甫。

1930—1931年这个集团发表了小册子，断言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起源于他们。后来在我们的批评下，这个集团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虽然并不彻底，但这没有影响我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他们选入中央委员会。

1946年博古参加了与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同年4月他与叶挺和王若飞在飞机失事时遇难。洛甫现在东北。他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另外他这个人喜欢饶舌。

关于王明，毛泽东说，至今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对他采取怀柔政策，尽力以说服的方法来影响他。毛泽东说，他有资产阶级的习性。抗日战争期间他犯了特别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没有正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活动。他硬说，当时我军力量很强大，但实际上还是很弱的。他夸大了党的力量，没有考虑那个时期的具体形势。抗日战争期间，王明主张将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那种地位。他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转而信任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政治路线。1937年12月他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召开了武汉会议，1938年3月印发了小册子，号召党脱离中央的领导。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共产国际纲领性的方针，而王明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王稼祥带来的材料对我们非常珍贵，非常有益。这些纲领性的方针有助于我们制订好自己的具体任务。

在继续对党史的第二阶段进行描述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时他们还得跟叛徒张国焘和其他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在斗争中以及后来，苏联党的思想帮助了我们。例如，1946年斯大林就军事历史问题给拉辛上校写了一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合理的斗争形式。 [132] 但是在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撤退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贵州省)召开了与“左”倾分子斗争的会议。会议的形势非常不利，因为张国焘带6万人的军队进攻我们。我们并没慌乱，结果消灭了他们3万多人。那时才知道，张国焘是王明的好友，当在莫斯科要求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他避而不答。

抗日战争前夕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了3万多人。因此，王明肯定地说，这些力量和日本斗是不够的，坚持要将他们融入到国民党部队里。现在清楚了，这是一条错误路线。正是由于这3万人的骨干，后来造就了目前3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王明的这些错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知道，并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还知道李立三、博古和洛甫的错误，他们要求不把他们选进中央。可是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过去许多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认识到了错误，退居第二线。党内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争论——是否将王明、李立三、博古和洛甫选进中央，但是为了团结一切党的力量，还是推选了他们。

现在李立三在搞工会工作，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对革命的贡献比王明大。他同刘少奇一起在上海领导过工人运动。从苏联回到中国以后，他从未讲过苏联一句坏话，现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辜负对他的信任。但是，中共中央与王明之间仍有隔阂。

后来毛泽东说，1936年中国共产党拥有4万名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入党的。目前党内已有300多万党员，中央委员44名，候补中央委员33名。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现在党的队伍里是否存在不稳定情绪，毛泽东回答说，当然，还发现有，但在党的领导层里要少一些。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47-53

№3440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海军)

斯大林同志：

现就海军问题进行报告。

从与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会谈可以看出，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

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把在长江的这支舰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同海军没有任何联系，连一条军舰都没有，也没有机会使军舰转到共产党一边。

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我只限于获得信息。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89

№3440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米高扬离开中国)

斯大林同志：

2月4日晚上结束了同毛泽东就所有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些信息将另外发送给您。对中国人所提问题的答复以及您转交给我的答复可以不经过我通报给他们。2月5日之后，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如果他没有给我们新的委托的话。

我打算在5日离开这里，应毛泽东的请求推迟了一天。

如果对我们没有新的指示的话，我在2月6日拂晓前到达大连。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0

№3462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1949年2月4日) [133]

绝密

И.В.斯大林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861)

米高扬：

如果局势需要的话，我们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并留在毛泽东那里，至少等到2月8日。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1

№3462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推迟离开)

斯大林同志：

收到了您的第0861号电报，我把自己离开的日期推迟到2月8日。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2

№3440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电报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指出，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对从你那里得到的电报的内容都非常满意，在整个晚上进行的长时间的会谈中，他们的情绪都非常好。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3

№3462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国外对国共的调停、关于保密问题

在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中，我向他通报说：我们得知，早些时候，英、美、法企图由自己对国共进行调停。后来，通过某种方式得知，苏联和中共反对国外进行调停，这些国家不想使自己难堪，就改变了立场，拒绝调停。

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了。

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

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

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 [134]

毛泽东重复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对此，提请您注意如下情况：在同我单独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告诉我说，当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常驻的美国代表处，其中有情报人员和记者。在从延安迁出之后，在中共中央机关的编辑部里，有一名美国记者同他们一起工作，该记者通晓汉语，娶了一名中国妻子。

我们从捷列宾同志那里弄清了这一事实，捷列宾确认了这名美国人，并指出他的姓氏是李敦白。

用他的话来说，他在美国学了三年汉语，就把汉语学得这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令人怀疑的是，他为什么学习汉语，他用谁的钱来到了中国。

捷列宾同志通报说，当时他通过自己这条渠道通报了关于他的到来。

捷列宾同志还通报说，几天前，有一名美国记者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我们到来的几天前他去了北平和满洲地区。

我们委托捷列宾同志对与李敦白和上述美国人有关的所有材料进行详细的查证，挑选出必要的信息，并向在莫斯科的Ф.库兹涅佐夫进行报告，因为这两名美国人很令人怀疑。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4-95

№3440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1949年2月4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4日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927)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和А.Л.斯特朗)

米高扬：

该电请向毛泽东通报。

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

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请求到苏联来，好似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同情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是他们的间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6

№3440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组建政府的准备)

(关于从苏联派遣顾问帮助组建政府机构)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向您通报，感到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成为(政府)各部的基础。这里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它们今后会被保留下来。

尽管组建政府的期限现在有所推迟，但目前中共方面必须着手采取一些准备措施，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组建一些可以成为各部基础的机构。要让被联合的各党派面临已有这样的机构和准备好的各部骨干的事实，这是必需的。

我是这样考虑这件事情的。

在现有的军事委员会(与我们的国防委员会毫无相同之处)之下组建一些关于国家各领域工作的部或局。

这些部或局的领导人应该是共产党，他们应被任命为未来的部长，如果部长为其他党派的话，共产党人应为副部长。在一个月内从苏联派遣顾问为这些部门的组织提供帮助。这需要事先挑选一些共产党员，以对国家的工作进行领导，应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他们的新工作，应从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挑选可靠的干部，这不必都同其他党派进行协商。但如果在联合政府组建之后再进行这项工作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们进行协商。各部应在北平组建。

是否要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请指示。

第76号电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7

№3440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1949年2月4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

斯大林同志：

昨天，2月3日，在应毛泽东的请求同他举行的会谈中，我根据在莫斯科规定的精神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

毛泽东只是询问，南斯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

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反苏主义者。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9

№16472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1949年2月4日)

绝密

1949年2月4日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以及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民族问题

我转告毛泽东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通过让少数民族独立而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

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

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新疆问题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毛泽东说，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

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关于新疆的铁路建设

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共同防御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的全面援助。我们需要两方面的顾问：经济方面的和财政方面的。

我回答说，И.科瓦廖夫同志是苏联部长会议经济问题的特派代表，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我补充说，他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的编制，但实际上他的活动遍及全中国。

毛泽东对И.科瓦廖夫同志将听从他的指挥表示感谢。他继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迁到北平以后，我们的关系将在党和外交这两方面发展。他希望在苏联大使馆里有党务工作的顾问。

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工作顾问时表示，希望他能更加接近中共，以便可以经常同他交换意见，虽然对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与联共(布)中央联系。就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主要问题应在莫斯科解决”。

关于驻苏大使候选人

关于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将定期和短期派人到莫斯科，以便得到相关的建议，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作为未来的大使将在那里负责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评价王稼祥时说，过去他与王明集团一起犯过错误。1937年在莫斯科治病，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年7月他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我们这里。这些指示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符合的，有助于我们克服错误。

关于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强调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谢联共(布)。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每当我们求助于苏联的时候，我们始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苏联无法援助我们，我们也不会有怨言。在去莫斯科前，罗荣桓问我，如何向苏联提出援助的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自己的处境说成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对东北的援助。1947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苏联援助的一切一定得偿还，除此之外，还得靠国民党地区解决某些物资缺乏的问题。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地使用苏联的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对东北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我们全部援助的1/4，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以后毛泽东把问题转到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同国民党谈判，而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我们应当同政府达成协议，毛泽东强调说，而不是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因为同国民党的谈判会提高其在舆论界的威望。将来国民党将解散，假如我们现在承认它是谈判方，它必然会觊觎未来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现在我们加强宣传，目的是揭露国民党，以后解散国民党，像当年列宁召开立宪会议和解散立宪会议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项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谈判的基础。如果国民党员同意我们的第一项条件，我们就委托他们抓捕战犯。我们的条件中规定改编国民党军队，成立没有反动分子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法律，特别是废除关于国民党地位的法律。当然，国民党员在与我们谈判过程中会坚持要参加政府，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会反对。现在不会有人再保护国民党。它已不能独立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国民党已经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公开反对它。这样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我们。关于个别国民党的领导人，像白崇禧，我们可以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但他的军队必须完全消灭。

毛泽东说，许多人认为，战犯名单的公布会使我们孤立于其他政治党派之外，但我觉得，这张名单会给国民党有力的打击。面对这张名单，他们不敢联合起来，担心自己的性命。譬如说，白崇禧声明，他赞成与我们谈判，李宗仁也坚持这个立场，他准备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众所周知，傅作义向我们交出了部队。我们把他当做战犯。如果他协助我们改编这些部队，我们可以对人民说出谅解他的理由。

关于张治中，毛泽东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他归入战犯名单，虽然他是蒋介石信赖的人。

谈到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策略时，毛泽东赞成中断与中央政府进行的总的谈判，支持地方谈判。对待国民党要采取分散打击的办法。我们知道，原驻苏大使颜惠庆准备到北平进行和平解放上海的谈判。毛泽东说，这一切说明国民党屡次遭到失败，许多国民党地方政权已经开始独自与我们联系。例如，当傅作义与我们谈判时，北平派来了一个10人代表团，其中有市长、CC派分子何思源和立法院成员。我们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对此非常满意。

回到张治中的立场问题，毛泽东说，有关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的问题是：该不该把他们吸收过来。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是说他们背叛了国民党，可以吸收。譬如，如果张治中向我们交出了部队，那可以考虑吸收他进入我们的政权机关。如果邵力子转到我们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让他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工作。但是，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人不得人心，人民不喜欢他们。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关于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问题。参加委员会的23个组织名单尚未公布，但已与有关党派协商过。名单中有下列组织：

1.中国共产党；

2.人民解放军；

3.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4.民主促进会；

5.中国民主同盟会；

6.救国会；

7.第三党(工农民主党)；

8.上海民主促进会；

9.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0.中国民主改造协会；

11.中国工会代表大会；

12.中国农民联合会；

13.中国青年组织；

14.中国大学生联合会；

15.全国妇女联合会；

16.中国民主人士联合会；

17.上海工业企业联合会；

18.教育工作者；

19.无党派人士代表(郭沫若)；

20.少数民族代表；

21.中国东南亚华侨代表(陈嘉庚等)；

22.美国华侨代表；

23.孙逸仙研究会。

上述组织和团体选派3—4人参加筹备委员会，但不管代表人数多少，每个组织只有一席投票权。委员会里共产党员将有9名，共产党的支持者5名，中间分子4名，民主人士5名。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产党员占2/3席位。筹备委员会在3月初召开，准备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和会议的日程。政治协商会议上将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共同政治纲领；二是成立联合政府。

接着毛泽东说，在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他们在民主人士中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我们向他们公开解释我们的政策(对外政策、土地政策、对内政策等)。他们喜欢我们的坦诚。这就保证了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未来政权的性质

谈到未来政权的性质毛泽东说，这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实行领导。我们说，人民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因为工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个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反对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我们要向我们的民主人士进行解释，他们还害怕专政这个词。

关于与外国列强的条约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人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的考虑。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例如：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135]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关系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毛泽东说，我向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的目的是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驻扎武装力量在旅顺港的苏联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等中国将来强大了，能自己保卫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他们将公开表示亲苏。他援引了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上所说的话，他们强调说，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我们没有中间道路。毛泽东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54-62

№34407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5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关于内外蒙古的合并

今天，2月4日，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我转告他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为了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而允许少数民族独立，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

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

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

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

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300万人，而外蒙古只有100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新疆问题、关于独立运动、关于经过新疆的铁路的建设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

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它不服从乌鲁木齐政府。那里有共产党。

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即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

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因此，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双方的国防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关于建造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

尽管在另一次联络中已经谈到过，但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同苏中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之前，他们将开展大量的解释工作，寻求支持。他特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要求的理解。

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蒋介石政府还签订了一些爱国条约，例如：

1.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3.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性的根据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这也是依据。

毛泽东继续说，我对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是为了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能保卫自己。

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在旅顺港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

等中国足够巩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也不会再需要待在旅顺港了。

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宣称，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在旅顺港的基地，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00-103

№34408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1949年2月5日)

绝密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5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中共历史的四个时期

在几次会谈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共自建立以来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讲述了党的目前状况及其领导方法。

这些谈话的记录我将带回莫斯科。我认为，需要在电报中阐述一些要点。

毛泽东把中共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开始成立(1921年)到1927年，当时党在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之后，由于右倾领导(陈独秀)而在1927年遭受了失败。当时毛泽东被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第二个时期是所谓的苏维埃时期，这是党在从第一次失败后恢复起来之后，再次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苏区，以及自己的政府和红军。

但由于在1935年之前的四年内，党的领导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在李立三手中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掌握在王明一派的手中)，党遭受了第二次失败，损失了9/10的苏区和9/10的党和军队，而在国统区党则被完全摧毁。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被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自1935年1月中央全体会议开始，毛泽东的看法在中央内重获支持，党开始健康发展和巩固。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央内是孤立的，另一名中央委员刘少奇(现在是他的副手)提出了和他类似的看法。

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段时期党在内部得到了巩固，思想上成熟起来并达到了团结。

第四个时期是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时期，并最终走向了胜利。

当毛泽东是少数的时候，他被开除出党，三次被撤销红军指挥官的职位，甚至有人试图逮捕他。

尽管如此，在最后两个时期对党进行领导的时候，他也没有对犯错的人实行排挤的路线。他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职位，尽管他们犯了错误，他尽力去说服他们，给他们机会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不同时期同他进行过激烈争论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保留在中央内(1945年党的七大特别有助于党的团结)。所有人都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忠诚地进行党的领导工作，但两个人除外。

一个是张国焘，他背叛党并转投到了蒋介石一边(现在他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福摩萨 [136] 工作)。第二个人是王明，他现在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于李立三和王明派别

在讲述党的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异常多地提到了李立三，他原是左派(被共产国际谴责)的引路人，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是工联副主席。

在此之前我对他说过，不允许让这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工会。

这一看法对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看出，他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想证明，李立三的左派对党危害了3个月，是对党造成了短暂危害的一个痼疾。

掌握党的领导4年之久的王明派别的危害更大。李立三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战时和战后推行的路线都是正确的，在忠诚地工作。他被任命到工会工作，因为他有在工人中工作的经验，他很愿意离开工会参加地方工作。

李立三当时在莫斯科遭到逮捕，但不久后被无罪释放，回到中国后，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苏联的坏话，没有隐瞒过任何错误。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在一次会谈中，我解释了我们中央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性质的看法，及其同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

他表示完全同意我们中央的看法，这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求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斯大林同志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这一帮助和其他各种帮助。

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

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自己的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保证了对人民的民主，保证了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

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据此，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消退，但是最完善和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我们暂时还不能采取。因此，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

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就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劝我们不要多谈、多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

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

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关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军事战略的小册子，关于党的任务(1939年)的小册子、关于新民主主义(1940年)的小册子和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

在谈到1945年所写的小册子的时候，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高兴。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

米高扬

2月5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04-108

№1647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1949年2月5日)

绝密

1949年2月5日白天与毛泽东举行了例行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

关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作用

毛泽东说，中国是世界列强的压迫中心，自1840年以来的100年中，中国受到诸多国家的压迫，它不同于印度，那里主要是英国的压迫，也不同于印度支那，那里是法国的压迫。在此期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后来的孙逸仙，都提出了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可是当时的党派在人民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在我国取得了胜利。

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都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接受过教育，他们无意中成了这些国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渠道。毛泽东说，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这就是在我国工作的两名苏联医生感到孤立的原因。他们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同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很多的交往。当然，他们汉语讲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

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

随后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把中共中央政治局1949年1月8日的决议译成了俄文，并将通过奥尔洛夫转交给我们。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近期的政治纲领。地方党组织要求对许多迫切的问题做出答复，因此我们要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全会。 [137]

我说，显然这次全会应使党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做好准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将具有转折的意义。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最近一次中共中央全会是在1945年6月召开的。已经过去3年多了。现在开始进行全会召开的筹备工作。高岗、林彪、陈毅、林伯渠、薄一波都参加了关于全会问题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会议开了4天。现在他们都回去了，只留下了林伯渠一个人。林伯渠已经63岁了，当年他曾跟孙逸仙一起工作过。他到过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起的作用，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点像已故的加里宁同志。林伯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以及现在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高岗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13人。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时，毛泽东把其分为4个时期：

1.北伐；2.土地革命；3.抗日战争；4.国内战争。

我党在这些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毛泽东说，在所有这些历史时期，我们都特别重视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最尖锐的武器。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内还存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思想残余。在我们军队中有时有军官殴打士兵，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向人们解释说，他们的行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地方干部有时脱离群众，开展的土地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内坚持全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检查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的目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使得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监督。

我说，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说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存在，其威力就在于此。富有朝气的民主集中制是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检验的基础，对此，斯大林同志曾多次指出过。

毛泽东说，党通过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统一。

我指出，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对党施加压力，如果在应有的高度上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如果党脱离群众，党的个别队伍就有瓦解的危险。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由于近来许多大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反动派在积极活动，企图对党施加压力。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工作范围不仅触及农村，还需顾及城市。

党在军队中的任务

谈到党在军队中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对我们的武装力量逐步实行民主化。我们的基层指挥人员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上级指挥机关批准。每个连有士兵委员会，军官也参加，战争需要训练有素的干部。军队是人民很好的政治学校，战后我们准备派部队干部到国民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中去工作。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是农民的军队，土改时领到土地的战士是我军可靠的支柱。我们也没有忽视国民党士兵，他们作为战俘，我们在努力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改造。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原国民党士兵的大会上讲述了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怎样生活的，在我们的条件下他们又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着重讲述了新民主政权分配给他们土地，这对原国民党士兵产生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印了各种小册子，其中提供了我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比较材料，我们在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专横。我们在用这些方法对国民党士兵进行改造。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在军队中的民主政策让士兵甚至可以批评军官。例如，经常会发生如下情况，在战役开始之前召开基层战斗单位的会议，对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进行讨论。会上指挥官有时提出撤退计划，而战士则相反，提出进攻计划。在战士批评意见的影响下，指挥官会采纳进攻的计划。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威信。1949年2月3日，我军开进北平，几乎全城人民都出来欢迎。进驻北平的军队全副美式武器装备，这次，我们不用苏式武器，完全用美式武器装备军队，这是为了强调，蒋介石是在如何向我们提供美国装备的。人民也欢迎开进天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一切都说明，人民支持我们，同时也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

后来毛泽东谈到中国经济状况，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他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作为自己的原料基地，这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指出，现在中国经济上出现对比悬殊的现象，例如大工业中心的上海与落后的农村。在苏联国家建设之初也出现过这样的悬殊，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它们。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评述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说，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中占10％，东北除外，那里的工业占53％。

利用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我强调指出，工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在工业发达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容易地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村的土地改革扫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但没有解决国家技术和工业的发展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点，他说，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进攻的速度将比苏联慢一些。

我说，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将比苏联工业发展来得快，因为苏联在成立初期不得不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国防，抗击外国侵略者。

毛泽东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总之，毛泽东说，中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关于对待外国资产的态度

我问他们有没有工业国有化的计划，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计划还没有。

根据提出的问题，我阐明了我们对在中国的外国资产的态度。我说，在外国资产问题上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必须对日本、法国，尽可能包括英国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对美国的资产要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人产生一种看法，新政府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以后，可以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形势和美国人的表现再作决定。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我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按其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它应该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阵地。消灭地主和国民党并未解决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前者，即地主和国民党，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爪牙。我说，在摧毁国内的外国阵地的同时，你们也因此会改善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

然后我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阐明了我党中央的观点。

我说，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道路对中国并不适合，因为中国的条件与俄国和欧洲的条件不同。我指出了促使欧洲国家人民民主胜利的两个因素：

1.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勾结德国占领者，因此红军打进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逃跑了。

2.红军的进入并把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得共产党人更容易建立起民主制度。

我说，在中国没有这些因素。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靠自己内部的力量推进的，应该考虑中国和俄国的另一个不同点：俄国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俄国革命不具有反帝的性质，而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长期的，因此中国革命具有反帝的性质。

谈到中国未来的制度，我说，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未来的制度是没有苏维埃的人民民主。列宁在1917年2月提出过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实行过这一制度。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1917年10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或许，在中国能实现纯粹的没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中国未来的联合政府应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

我说，在新民主国家里，政权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履行。这些职能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而你们没有这些职能，更适合你们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也会这样想的。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党中央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关于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我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帮助。

此后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因此，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一切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会保证对人民的民主，保证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其中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去了，但是最完善、最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暂时还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所以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都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劝我们说，不要提及，也不要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 [138] 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关于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1936年)、党的任务(1939年)、新民主主义(1940年)和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在谈到最后一本小册子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满意。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毛泽东接着说，对他们而言，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的哲学观点批判，对巩固党的队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党的心目中，这次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高度。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总之，毛泽东说，我们对党员教育的要求落后了，因为我们掌握一定政权之后，首先抓的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可是在这次战争期间，我们还是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此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准备。当我们组建了党校以后，其中不断出现意见分歧。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身在中共中央机关却无法对其加以控制。中央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我曾经特别在1940年向党和中央提出过警告，但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我清楚，要团结中央委员会必须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并以此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代表大会前夕，我们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过去党内小团体和派别(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政治错误。由于这些小团体和派别的错误，我们失去了9/10的受我们控制的苏维埃地区和9/10的党员。为什么会这样？其原因是我党有些领导人动摇不定的思想作祟。后来在对待这些领导人的问题上，我们坚持了同他们进行有原则的思想斗争的政策，但在组织结论上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因为有错误言论就采用开除出党的办法，而这促进了我们最近的团结。现在党内没有争论了，虽然在前不久的土改时和城市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中央很快就纠正了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团结的出发点。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64-73

№16474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5日)

绝密

1949年2月5日晚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В.科瓦廖夫和Е.Ф.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党内形势

毛泽东继续谈论白天开始的关于党内形势问题。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党内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期，苏维埃丧失了将近9/10的领土和党员。

1941—1945年期间党员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为1945年召开团结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目前仍在执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说，诚然，在党的队伍中还存在无纪律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总的来说，党内已经没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和相互竞争的派别。这一切为自己作为一个团结的党登上当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不然，工作会很难做。知识分子不再跟我们竞争。国民党仍然在和我们竞争，但它在政治上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小。

工人问题

利用间歇时间，我传达了菲利波夫同志关于工人问题的电报内容。我说，不要禁止罢工，否则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工人的信任。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工人阶级是新的阶级，是最先进思想的代表，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扩大。

关于不应禁止罢工的问题使毛泽东和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感到困惑。

电报建议要在工人、青年、妇女中进行工作，要培养中国干部，其内容我已向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总的来说，这些电报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传达电报内容的时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连声说是，毛泽东也说，将会执行这些建议。

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此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入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把军事形势分成两个阶段：

1.现阶段的国内战争。

2.国内战争以后的防御措施。

谈到现阶段的国内战争时毛泽东说，目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大战役阶段可以说已经结束。现在，纯粹的军事作战逐步被和平地向国民党的大城市进行进攻所代替。他援引解放北平的和平结局作为例子说，在那里我们建议傅作义的军队投诚。毛泽东说，我们不会在南京、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大规模战役，但并不是说我们今后不作进攻战役的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对价格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会引起通货膨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从未有过这样庞大的军队，也没有打过像现在这样的大战役。当然这需要一大笔开支，这会对解放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况且现在所有力量都放在先粉碎敌人，后搞经济方面。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我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共歼灭了130万国民党精锐部队。表面上看，我们尚未完全取胜，因为只占领了中国的一半，但是事实上战争正在结束。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党的主要工作将是经济建设。要彻底消灭敌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壮大。所以现在应该对我们的计划作相当的调整，紧缩开支和稳定财政状况。我们应当以最少的牺牲结束战争，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我们的军队应当继续进攻，夺取城市，对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不能忘记，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要培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干部，解释我们的政策措施，准备解决工人问题、市场关系，对新条件下的农村工作做好准备。我们说，我们的军队不仅应该会打仗，而且也应为和平时期的工作做好准备。

在继续陈述军事措施的时候，毛泽东说最近两三个月内我们要为满怀信心挺进华南，夺取华南广大地区和经济上有价值的地区做好准备。再过一两年我们就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应该在从北平到广州的战线上开展战斗。

将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近20年来，我们在城市居民中的工作经验很少。最近，当我军开始占领大城市的时候，在城市方面面临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们现在有了大工业城市，(苏联)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感谢红军，感谢它把哈尔滨和东北的其他城市归还给我们。苏军不仅帮助我们收回了城市，而且还在城市的恢复工作中向我们提供了帮助。现在我们应该开发长春、本溪、鞍山、张家口、芝罘、北平、天津等其他城市。近期在西安、上海和汉口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任务。或许，今年冬季我军就能攻克广州和桂林。

关于李敦白和马海德

利用间歇我讲了关于李敦白的电报内容，这份电报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介绍留下的。毛泽东说，1936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有关李敦白的这一消息引起了惊奇的呼声：是的!是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我通报苏联情况和国际局势。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对我通报的信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听得非常仔细。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74-77

№16475 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1949年2月5日)

绝密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通知您，有关全苏远东外资处远东联合公司向列宁格勒厂厂长函询为东北生产无线电台事宜已收到答复：无线电台将整套装运。

联合公司将给东北寄去两份无线电台使用说明并附施工图。

装配完顾后(估计在今年2月)无线电台的安装工程师将去哈尔滨。

苏联对外贸易部东方局副局长

科贝良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7，л.2

№3462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1949年2月6日)

绝密

急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6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0927号和№0862号电报的执行

您的第0927号和第0862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它们对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发来正是时候。应注意他们的如下看法。

关于美国人李敦白和马海德

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举荐留下的。

毛泽东说，1936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加入了这里的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进行审问。

美国人的这件事情使他们非常吃惊，他们的反应是，惊奇地说：是的!是的!实际上他们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

关于就工人工作、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及关于中国干部的培养工作提出建议的电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他们都将执行。

关于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

毛泽东问道，能否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我作了否定的答复。

关于建设的困难

毛泽东说，当然需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我们这里的状况是矛盾而艰难的。需要供养一支约350万人的庞大军队，需要供养国家机关，减少解放区居民的税收，而经济遭到了破坏，没有商品。

给了农民土地，而不能提供任何商品。

预算的赤字很大。价格不断上涨，货币在贬值，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印制货币。

关于今后停止动员参军并削减弹药的生产

当然，今后军队的数量将不再增加，不会进行任何的动员，不再把被俘的国民党人编入军队。也将缩减弹药的生产，因为不会再有像在沈阳、天津和徐州那么大型的战役了，尽管我们在为这样的情况做准备。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和平时期的准备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对其进行教育，以便通过军队来采取一些民事生活的措施，解决经济任务。

战争事实上在结束，现在主要是尽快恢复经济，处理好城市中的工作，巩固金融，组织起对国家的管理。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北平的阅兵

毛泽东高兴得一时喘不过气来，开始谈论在北平的入城阅兵式，参加这次阅兵的有一支以美国武器和汽车装备精良的部队。苏式的和其他类型的汽车和武器事先从参加阅兵的部队中撤出。这次阅兵给居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毛泽东请我做一个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关于这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坚决地请求过。我满足了他的请求，做了必要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我将在莫斯科的时候进行汇报。

米高扬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0-112

№34410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2月3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1949年2月6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6日给А.И.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2月3日我们给你发送了一份有4条内容的长篇密码电报，要求你向毛泽东转达。迄今没有从你那里得到关于收到这份密码电报并将其内容转告给毛泽东的报告。

要求马上答复。

斯大林

1949年2月6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113

№1647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1949年2月6日)

绝密

1949年2月6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和我方И.В.科瓦廖夫、Е.Ф.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外蒙古

我向毛泽东传达了有关外蒙古和苏中条约电报的内容。

我说，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计划意味着一系列地区要脱离中国，虽说这对苏联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我继续说，我们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

毛泽东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毛泽东补充说，我们不赞成大汉族主义政策。

关于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是很有利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继续说，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立即撤军的话，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可能，我说，这个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评价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非常意外，使他们坦称惊奇。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我们这样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苏联从辽东撤军这件事，他们将保守秘密，只有当他们粉碎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动员人民去没收国外资本的时候，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去重新研究这个条约。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壮大以后，“你们可以离开中国”，那时我们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随后毛泽东说，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资产归属问题上有些小问题，可以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部队夺走了中长铁路的部分企业，人民解放军来了以后又把这些企业归还给中长铁路。人民中有些传言，说过去国民党根据苏中条约夺走了这些企业，而人民解放军违背了条约，将这些企业交还给中长铁路。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和И.В.科瓦廖夫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

毛泽东说，我们承认伊斯兰民族，从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伊斯兰民族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中国共有3000万伊斯兰教徒，主要居住在宁夏、青海、甘肃和西藏，语言是汉语，文字不同，经书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个别少数民族居住在西康省，他们受到当地封建主的奴隶般的剥削。

我们准备给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人民以自治权。

少数民族中苗族居住在贵州和云南省，中国的地方当局与他们关系紧张。1934—1935年间我军经过这些省份的时候，苗族支持我们。我们认为，苗族应该在这些省政府有代表资格。

瑶族分散在广西和湖南，他们总是反抗汉族。

四川省5000万人口中有一些不大的民族群体，可以组成个别的民族县。

黎族居住在海南岛，人口大约300—400万。少数人还处在未开化阶段。

台湾岛的600万人口中只有几十万是当地的民族。

东北有200多万朝鲜族人。

西藏问题很复杂。实质上西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是在形式上归属中国。近来美国千方百计讨好西藏人民。

新疆约有14个民族，300多万人。新疆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在经济上把我们和苏联连在一起。按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

毛泽东回到西藏问题上说，当我们结束国内战争，着手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以后，当西藏人民感到我们不是用侵略来威胁他们，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将解决这一地区未来的命运。对待西藏我们应该谨慎耐心，要考虑到那里复杂、麻烦的宗教事务以及喇嘛教的势力。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接着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他说，在中国的经济中工业占10％，有工业就意味着有民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中国经济的其余90％是个体农民经济，它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全中国农民人数3.6亿，农户有9000万，其中67％是贫农户，解放区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受工人阶级领导。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不供给农民工业品，我们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应该给农民土地，而且还要供应城市商品。最近3个月来，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开始抓城市的工作，抓工业的发展。我们毫不怀疑，苏联会在发展工业方面帮助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农村提供帮助了。

回到中国经济中工业比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10％里包括国家的垄断组织和私人资本，官僚资本占这10％的最大部分，公路、矿山、航运等都被官僚资本控制。

私人资本在这10％中占的比例不大。我们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政策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便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目前不会没收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便是在俄国，它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只是在过了12年之后才开始消灭富农。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怕资本家，也不会迎合他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采用孙逸仙的口号：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要限制什么？

要限制放高利贷的银行，限制不生产日用品的珠宝工厂和丝织工厂。

应该给予矿山企业出口产品的机会，但条件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上允许自由竞争，但不可以忽视国家的监督。例如，国家有许多粮食，它可以盘活市场为工农利益服务，这样的控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的膨胀。

在城市和农村应该鼓励发展合作社生产，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地主过分剥削工人和雇农。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获得合法的利润，但同时应该保护工人的权利。跟过去不同的是：允许资本家和工人有自己的组织，例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会。

在允许资本家从自己企业中获得合法利益的同时，应该调整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它有利于国家。要发展能使国家富强的工业部门。

毛泽东说，因此，在我们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有别于苏联的经济，但我们也反对以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样本。我们主张加强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国有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以免吓跑一些人。国有经济将变得强大，因为政权和军队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在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合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是半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联合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还不能走集体农庄的道路，虽然许多人都想这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国家政权的结构

在转入关于国家政权结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准备采用议会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将被击溃，其他小党在国内没有影响，因此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关于政权的结构问题。它将不同于苏维埃。我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政府，在各级代表大会上选举村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和省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华民主共和国 [139] 的政府。

在各级省政府建立厅。东北将成立若干部，因为东北联合了9个省。中国将成立9个行政区，即：

1.东北局，中心在沈阳；

2.华北局，中心在北平；

3.华东局，中心在南京；

4.华中局，中心在汉口；

5.华南局，中心在广州；

6.西南局，中心在昆明；

7.川康局(四川—西康)，中心在成都；

8.西北局，中心在西安；

9.新疆局，中心在乌鲁木齐。

行政区不设部(除东北外)。

我们需要这样的结构，毛泽东说，目的是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不把一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身上。这种制度的益处还在于，与民主人士相比更能提高共产党员在当地的作用。

华北政府已经组建，并将在其基础上筹建以北平为首都的中央政府。

在未来的政府中，看起来，共产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将占据2/3席位。从形式上看，共产党员占的席位不太多，但实际上他们将占多数席位，因为有些席位为隐蔽起来的共产党员所占据。政府中还会有右翼党派参加，但只是少数。

关于政府首脑

中央政府的结构类似苏联政府。为首的是以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总理还没确定，但看来，毛泽东说，应该是周恩来。

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留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

主席团主席由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毛泽东说，她完全服从我们，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按他的意见，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孙逸仙的遗孀仍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虽然她接近共产党，但从来没有泄漏过从他们那里了解的共产党的秘密，尤其当时是她把共产国际的钱款转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的主席，人民会不理解。后来周恩来继续说，国民党对宋庆龄监视得很严，他担心她会被他们强行带走。周恩来最后说，不管怎样，如果宋庆龄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应该当总理。

毛泽东继续说，主席团主席还有三个候选人：朱德、董必武和刘伯承(Лю Бочэн) [140] 。确定主席的问题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

新形势和干部问题

谈及最近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这次会议将在如下条件下召开：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进攻不能放松，蒋介石还有100万军队。现在的局势不同了，虽然还不完全明朗，但需要我们做出估计。现在的新情况是，以前我们只掌握了长江以北的土地，我们首先占据的是农村，其次是城市，一般采用包围的战略，而现在随着我们越过长江，我们不得不夺取大城市。军事行动的规模明显扩大，我们将面对的工业问题增多，即上海、南京、芜湖、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经济问题。因此干部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现在我们培养的干部有5.3万名。干部的来源是我们的军队，复员军人将被派去担任城乡的领导工作。培养干部的工作委派给了康生。如果考虑到，在上海—南京战场上我们有90万人，武汉—广州战场上也有90万人，西安战场上有30万人，这么一大批经得起战争考验、受过政治训练的战士将成为我们紧缺干部的补充力量。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

此后毛泽东转入财政问题，他问，能否得到贷款和印刷纸币的纸张。他说他们的白银不超过500万美元，他们想在三年内得到总额为3亿美元的白银(主要用于发行硬通货)、石油、原料、设备及其他的贷款。他们想从1949年起借贷这个数额，每年1亿美元。

谈到贷款，毛泽东说，3亿美元是我们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借给我们这个数目，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即使不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我们并不要求无偿援助，因为这样就是中国在剥削苏联。我们请求的是支付相应利息的贷款，这些款项中国将来能够支付。这一点对中国的工人来说很重要，他们会知道，贷款是要归还苏联的。

毛泽东继续说，至今我们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清楚，生产武器需要苏联工人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是应该补偿的。

我们需要的武器清单暂时不会扩大，用于目前作战的武器已经够用。但是还得说明，我们需要3000辆汽车和汽油。对这些以及所需的其他汽车和物资我们已经拟定了请求书，但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其总价是否包括在贷款中，用什么方式来偿还贷款，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贷款解决得顺利的话，我们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有关协议。为处理贷款问题，我们还想派一个工作组到苏联了解苏联银行的工作。

关于印刷纸币的纸张问题，我们需要1万吨纸。

中共中央1949年2—3月的计划

此后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1949年2—3月的计划。在这段时间要熟悉天津和北平的行政工作，对傅作义的部队进行改编，把领导机关迁往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3月份上半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开始的谈判。尽管我们事先知道，我们提出的谈判条件，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题，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战犯名单中我们也将日本战犯列入其中。

计划还规定，4月份上海—南京战场上90万大军转入进攻，夺取南京附近的一些城市。4月份计划夺取南京，可能此时林彪的部队将到达汉口，并占领了它。那时陈毅的部队应该占领西安。

3月份召开妇女代表大会，4月份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关于青年运动

毛泽东说，青年运动组织分为两个时期。首先，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然后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其中包括各青年组织(大学生联盟、农民青年联盟等)。

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上次会谈时他们同意菲利波夫关于青年工作，特别是组织类似中国少年爱国者联盟的广大青年联盟的意见，而现在在他们陈述的计划中，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是几个青年联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类型)、马克思主义青年联盟、基督教青年联盟、大学生联盟等组成的联合会。

在存在这样的组织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的进步青年会被孤立，其他联盟仍然掌控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可能成为他们的后备队。

我问，他们是否考虑到各联盟成员的资格。毛泽东回答说，将来他们准备取消基督教青年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联合会，大学生联盟保持独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支持。

我说，如何对待青年组织，他们当然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请他们好好考虑，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正确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一看法。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39，оп.1，д.39，л.78-88

№16477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1949年2月6日)

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2月6日第1550pc号命令

1.责成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局在10天之内在И.В.科瓦廖夫同志指挥下按附件内容将储备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发送到中长铁路。

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通过全苏联联合公司全苏远东外贸处按现有的贷款供货出境方式与汽车、汽车零件和器材供货商进行结算。

允许苏联财政部按1949年度对外贸易部根据收支平衡而规定的拨款形式支付这笔贷款。

2.责成苏联财政部给交通部拨付去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费578万卢布，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包括387.9万卢布苏联外汇，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

允许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在И.В.科瓦廖夫指挥下于1949年向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经费相当于240.1万卢布的东北元。

3.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全部开支由苏联机构按任务单完成情况、规定期限和货物品种进行结算。

4.保留И.В.科瓦廖夫同志东北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苏的职务以及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第5970号，1948年8月31日第12138号及1948年10月20日第15188号命令规定的权利、优惠和外汇及卢布的支付条件。

5.允许И.В.科瓦廖夫同志根据他们去东北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

6.允许И.В.科瓦廖夫同志工作组人员东北出入境手续简便，只须凭И.В.科瓦廖夫签字名单即可。

7.责成将军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予И.В.科瓦廖夫援助，为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以及翻译、司机、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以保证工作组全体人员健康。

8.责成И.В.科瓦廖夫同志在一个月之内提出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

附件：

И.В.科瓦廖夫同志指示发送东北的器材明细表

EPUB/Image00095.jpg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32-34

№3440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1949年2月7日)

绝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7日给А.И.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对您的第76号电报的复电。

无疑，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斯大林

1949年2月7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8

№16478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7日)

绝密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毛泽东请我与政治局委员们谈谈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将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经济政策计划作详细的通报和阐述。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听了两组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组是刘少奇和任弼时的经济政策问题，另一组是任弼时和朱德的实际经济问题(贸易、财政)。

然后我们在毛泽东那里与政治局其他委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必须指出，中国同志们都是根据准备好的，显然是经毛泽东同意的书面报告作汇报的，因为他们在会谈时总是看着报告，尽量不脱离书面材料。

还要指出的是，与我们一起座谈的政治局委员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工作、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是知之不多。他们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例如，没有掌握战后国民党没收日本资产的任何材料，不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外国企业是哪些，这些企业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活动的资料，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对上述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没有具体计划。他们还不了解哪些企业属于官僚资本，是他们想要没收的企业，有多少企业在解放区，情况怎样。他们不清楚北平和天津的银行在解放以后都留下了什么。他们所有的经济计划只是一般指示，缺乏具体指导，甚至在他们控制下的解放区也是这样。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关于1949年的预算(只限中国的解放区)

由于在解放区流通的货币价值下跌，价值还不确定，因此他们制定的预算不是以货币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小米来换算。根据这个预算，1949年所有的国家开支是1500万吨小米，而收入仅1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按他们的结算，赤字的数额是2.5亿美元(按实际时价)。他们说，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来源弥补，但没有说明弥补多少和通过哪个来源。

1.增加城市的税收，因为他们认为农村中现行的税收已经很高了，虽然没有国民党的高，但也只是稍低一点。但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好几成。除此以外，在解放区自解放之日起一年半内没有收过税，这是为了不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

2.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收效不大。

3.借外债，他们笑着说，不能向美国借，只有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借。

货币流通

1948年12月3日他们通过了决议，现正在把解放区(东北除外)流通的、已经得到不同程度贬值的货币兑换成统一的货币：山东省100旧元折算成1新元，中国西北部2000旧元折算成1新元。这样兑换所有钱币需要284亿新元。如果上述预算赤字不弥补，新币的发行量应该是1000亿元，即一年之内贬值了2/3以上。总之，他们肯定地说，尽管共产党发行的纸币贬值得较快，但贬得仍然不多，比起国民党的钱币，居民更乐意接受。

现在感到印制纸币非常困难，这是由于缺少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年需要1万吨纸，其中7000吨自己生产，3000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经济成分

他们认为在解放了的中国有下列经济成分：

1.国营成分；

2.合作社成分；

3.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4.私人资本主义成分；

5.带实物交换形式和半父权制交换形式的小商品成分。

小商品经济占最大比重。合作社经济占一小部分，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重也很小，但有可能增大比例。他们认为，国营经济在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将占整个经济的10％左右。他们也认为，尽管国营经济比重不大，但它起主导作用，铁路、轮船、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都属于国营经济。东北的情况不一样，整个工业占53％，而国营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7％。

在会谈的过程中终于弄清，他们没有具体计划，指的是他们准备掌握哪些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他们没有关于私人银行和国家银行数量的资料。

他们指的国家银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四大银行，这些银行在全国都有分行，分行分布在哪里，交易量多少他们尚不清楚。

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错误

在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指出了自己的如下缺点：

1.国营组织和合作社商业组织之间存在竞争。

2.这些组织和私人商业组织存在不正当的交易。

对于这些缺点，他们的解释是对自己的干部的培训工作做得不够。

在夺取城市的时候也犯了错误。比如，他们将没收的商业企业交给了工人，工人们则私分了这些企业的商品，出售了它们，拆毁了房屋。

土改时在农村也犯了错误——没收了地主和富农的资产，也没收了中农的全部资产，不给他们留下最低限量的资产。

刘少奇说，只有在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和发展重工业之后，他们才会开始将农业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此之前他们将仅限于在农村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其基础是在保留生产资料和土地个人所有的条件下共同耕作土地。

关于没收资本

他们认为，在最终取得军事胜利之前，应立即没收的只限于那些属于中国军阀的企业，没收所谓的官僚买办资本、为支持国民党而建造的具有军事性质的外国军事企业以及港口和铁路。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大型非军事性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认为只有在战争取得胜利，新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以后，根据国内外的局势才可以考虑没收。

关于对待外国企业的态度

刘少奇问，对外国银行、煤矿，特别是属于英国的银行和煤矿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将来中国同志们打算对外国企业采取如下措施：

1.没收；

2.监督；

3.赎买。

对盐、烟草和酒将实行国家垄断。

两种危险的倾向

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时候，刘少奇说，在党内，甚至是在主要的共产党干部中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个别同志希望发展资本主义，欲将中国变为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种倾向，是“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认为已经可以马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考虑中国有无实现这个目的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没有指明这些同志的姓名，他说，党将与这些倾向作斗争。

过渡时期

刘少奇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新民主国家更长一些。只有依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才能顺利将我国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帮助表现在三个方面：

1.传授经验；

2.提供文献、教材和技术情报；

3.提供设备供应这种形式的贷款、货币贷款和实行经济互助。

1949年2月7日毛泽东对中国经济政策做了概括，他说，中国工业只占10％，90％是个体、分散的半宗法式的经济，这些经济在解放前受到三座大山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有9000万农户，3.6亿农民，其中10％是贫农，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给农民分发了土地，但没有为他们提供急需的商品，可是这些商品我们自己也很少。

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我们无法供给他们商品，这意味着我们会失去对他们的领导。

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很高兴，但只靠外来的帮助，是不能胜利的。因此，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通过工会；通过国家对商业的干预，以便降低物价；通过向工人和城市居民出售粮食、燃料和商品)和农村贫农的利益(通过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我们也应该允许私人企业得到发展。

我们打算使用孙逸仙提出的两个口号：

1.用控制达到节制资本；

2.排挤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加强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因为我们在经济方面还不强大，还落后，我们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但不能犯急性病。

俄国在革命前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和7万多公里铁路，而我们4.7亿人口的中国只有2.6万公里铁路，因此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苏联长，苏联在废除专制制度12年以后才创造条件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富农。

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有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才能得到这种援助。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2年)、每年1亿美元、总额为3亿美元的付息贷款。我们也想得到用于购买部分设备、石油和其他商品，以及用于稳定人民币所必须的白银的借贷。

АПРФ，ф.39，оп.1，д.39，л.89-95

№16479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1949年2月7日)

机密

今天我和伊夫琴科 [141] 接见了中国代表，开始关于苏联和新疆的经济贸易合作的谈判。

着手工作时，刘泽荣声明，苏方提出的建议已经及时地转交给张将军 [142] 。张将军在南京逗留期间，行政院院长孙科同意他参见谈判。刘泽荣肯定地说，中方接受苏方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今天在座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刘泽荣说，希望讨论苏联的建议，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方代表在对我们提议作补充和修正的时候，希望在协议中规定他们的权力：

一、在苏联境内进行贸易业务；

二、限制苏方自由选择客户；

三、调整商品的进出口；

四、在新疆的苏联贸易组织应服从中国法律；

五、在股份公司中确定优先地位。

对我们建议的修正和补充参见附注。

我们对中方代表建议的实质提出了概括性的意见，认为应适时地声明，中方的建议离同意进行谈判的条件相差甚远。例如，他们提出要求严格限制苏联和新疆商品流转的正常发展。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中方忽视苏方关于在均等原则基础上建立股份公司的建议，这一点背离了张将军的初衷。

在回答这一点的时候，中方代表声明，他们是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提出建议的，但他们希望在谈判过程中达成共识。

中方代表强调说，他们将竭尽全力加快谈判过程，并建议进一步讨论双方提出的条件。　

我们并不反对他们的这一建议，但是我们指出，中方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建议需要时间来研究。

双方约定，下次2月10日见面时，中方代表团应准备好与外国签订协议书直接有关的中国法律的主要资料。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А.萨维利耶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附件：

中方的补充和修改

一、贸易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建议：

“双方应遵守：

(1)双方国家法律要求的禁止和限制。

(2)正常发展新疆经济所必需的限制。

(3)海关手续。”

修改第二条和第三条，注意下列要求：

(1)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服从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2)在新疆和苏联进行贸易业务的中方机构是：政府贸易机构、依法注册的贸易公司和商业联合企业。

(3)双方签订贸易契约手续及其条件不应违背当地的现行法律，如果在新疆的交易发生争议，则通过中国法庭解决。

(4)新疆的商品进出口应服务于新疆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补充第四条：“双方在关税税收方面的措施应基于互惠原则。”

二、经济合作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的新内容：

两大股份公司应按中国法律建立。股份公司以及职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解释“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概念，开列出苏联所指的所有金属。

第二条，该条指明：

(1)股份公司的活动地区范围应由双方商定。

(2)勘查和勘查成果的研究工作应由中苏两方共同进行。

第三条补充：

“交给股份公司任何一方的物品和贵重物品，计入股份资本支付份额，其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这些物品和贵重物品的评价由双方共同进行。”

对第四条做下列补充：

(1)“正常利润”的概念要由双方确定。

(2)收购的金属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3)苏方意欲出售的部分收购石油产品，首先应提供给新疆省政府。

第五条，修改增补：

(1)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的职务由中方充任。

(2)各级股份公司的职员人数由双方平均充任。

(3)调整两大股份公司业务的规章制度应由双方制定和商讨。

第六条，修改并用下列提法：

(1)股份公司的业务活动期限定为20年。

(2)双方商定在业务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再处理股份公司的资产。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55，д.22，л.55-60

№16481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1日)

机密

今天在与中国代表的谈判中涉及了经济问题。

中国代表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这次会上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

中国代表特别坚持的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他们要求向他们提出苏方打算勘查和开采的金属和矿物的明细表。

二、为取得中方配合，告知他们在新疆哪些地方可以勘查和开采金属和石油。

三、中方代表建议取消我方提出的允许苏方向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勘查开采公司采购各种产品的权利。中方代表提出，这种权力应双方共有。同时他们坚持“收购金属的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换言之，中方希望事先商定好，苏方和中方准备收购哪些金属，比例是多少。中方代表指的是，他们收购到的商品不仅用来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而且还可能运到中国的中部地区。

四、中方希望我方事先同意共同确定转让股份公司的设备和物资的价格和名称。

五、然后中方引用了目前的法律，提出由中方任命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和董事长。

刘泽荣此时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并不违背张将军的建议，因为中方始终认为，董事长和常务董事都可参见股份公司的行政机关。

双方交换意见以后，中方提出了新的建议。他们同意将董事长的职位让给苏方，自己保留常务董事的职位。

六、对股份公司业务活动的期限问题进行了争论。中方代表不肯让步，根据采矿工业法，类似的股份公司活动年限不得超过20年。

由于出现分歧，决定不再进一步讨论经济合作条件问题。中方代表允诺下次会见之前再考虑自己的建议。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А.萨维利耶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22，л.63-64

№16483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2月15日)

机密

今天我们和中方代表继续就贸易的初步条件补充进行了讨论。

中方代表在维护自己观点的同时，最终放弃了他们以前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们用下列提法表示接受初步条件：

一、苏中双方有义务促进苏联和新疆之间贸易扩展，除两国法律明令禁止和限制外，对商品进出口不做禁止和限制。

二、贸易业务通过苏方在新疆的商务代办处和苏联外贸机构与中方的商业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和商业公司来实现。

三、苏联在华的商务代表处的权力和作用适用于苏联驻新疆的商务代办处。

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其他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在当地遵守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四、商务代办处和苏联的外贸机构有权在新疆地区进行贸易业务。

商品的收购和出售条件由买卖双方自由协商决定。

在新疆贸易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第三国法庭或中国政府法庭解决，但第三国法庭应按中国法庭组织。

五、双方应彼此履行海关手续。

向苏联贸易机构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和税收以及新疆地区的营业税不应高于、重于新疆政府贸易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公司和商人交纳的税款。

六、在新疆出口商品时双方应以正常发展新疆经济的利益以及新疆人民的利益为重。双方应对这类商品交换给予最大的优惠。

七、贸易协议的期限为3年，可考虑延长。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А.萨维利耶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22，л.68-69

№164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1949年2月16日)

受莫斯科的委托，请向毛泽东口头转达下列事项：

“苏联政府已向在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及满洲里的苏联领事发出了指示。

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建议您：

1.在收到特殊指示以前，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把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看作与此无关的个人。

2.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非正式关系的联系，必须在相关民主政权向您提出了请求或受外交部专门委托的情况下由领事或副领事处理。

3.负责哈尔滨、天津和其他解放区苏联刊物出版工作的中国公民，必须经过领事挑选，他们应该到当地的中国行政机构妥善地办理刊物的登记工作。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

4.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应该停止自己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

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在接受民主政权的要求时，必须与他们谈妥，来自莫斯科的苏联信息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并将收集到的中国政权机构有关信息转送到莫斯科。

5.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正式停止履行自己的职能，实际上他们只能根据来自莫斯科的课题和有关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些通讯报道。”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菲利波夫

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0，л.129-130

№16485 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1949年2月20日)

摘自Н.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4月4日

第51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今天我对薛岳做了礼节性的访问，此人是在重庆认识的。

会谈中，薛岳诉说了他出任广东省省长以后遇到的许多困难。由于日本侵略和国内战争，过去繁荣的广东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工业衰落，原料和粮食不足。北方流亡者大量流入和金圆券灾难性的贬值使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大家都对尽快建立和平寄予希望。

薛岳问我怎样评估中国的和平前景，是否愿意尽快促进中国实现和平。我根据苏联政府关于大国调停的答复对他说，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不受外国干涉的中国内政取得和平的道路是最理想的。苏联人民欢迎中国人民尽快实现和平。

薛岳声明，他完全同意苏方的观点。

我问，我们的商务代办处代表如果来广东的话，是否能与当地的实业界开展贸易活动。薛岳回答说，这种可能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他本人竭诚欢迎苏联和中国南方开展贸易业务。

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4

№16486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1949年2月21日)

机密

今天，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我应邀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李问，我在广东就职后，贵使馆在新地方有否感到不便。我感谢李的关照，说大使馆安置得还不错，就是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房有些紧张。外交部答应解决，可是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至今尚无结果。

李说，他将指示外交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代总统准备在广州待几天。李答，2月22日他准备飞往桂林，然后在2月23日取道长沙和汉口回南京。

由于当地报刊刊登的关于中国政治事件的正面和反面的消息很多，以及本人暂时没有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我慎重地请李代总统谈些实际情况。

李代总统很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谈了下列情况：蒋介石离任之后，政府官员中有一小部分人企图对抗和平事业，但最终他们遭到了失败。目前，政府一致要求尽快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有关代总统和孙科之间似乎存在分歧的传闻缺乏根据。孙科同意代总统的政策，近期他将返回南京。

李代总统坚定表示了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的决心。他声称，和平调停的前景越来越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目前在北平的和平代表团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近期邵力子可能亲自与毛泽东接触。

李代总统坚决驳斥了蒋介石似乎还可能重返政治舞台的传闻，他也驳斥了有关广东和广西之间似乎存在着严重分歧的说法。

谈到乌鲁木齐的谈判，我指出，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对苏方提出的许多条款持反对意见，这会使谈判过程复杂化，时间延长。我强调指出，顺利进行谈判符合苏联、中国两国的利益。

会谈持续了3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和李宗仁的私人顾问甘介侯。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文件共4份，送：维辛斯基同志、佐林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9-11

№16487 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活动(1949年2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获悉，中华民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和中华民国驻赤塔领事以他们机关的名义呼吁中国公民离开苏联返回中国。从呼吁书中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号召不仅针对中国公民，也针对无国籍人士、中国公民家属的苏联公民以及汉族苏联公民。中国政府的领事们同时建议苏联公民将苏联护照归还给当地警察机关，要求发给他们收回苏联护照的收据。中国领事们允诺凭这些收据发给他们返回中国的护照。

我受委托，提请中国大使馆注意，不允许中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的总领事们和中国驻赤塔的领事进行类似的违背国际法律准则的活动，并采取措施，立即让中国的正式代表们停止一切非法活动。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8，л.15

[1]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始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役。——编注

[2] 指П.克赖诺夫在1944年12月1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的局势》。——编注

[3] 托马什·阿尔齐舍夫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派领导人之一，1944年秋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编注

[4] 萨佩格，波兰著名宗教领袖，1946年任红衣主教。——编注

[5] 在后来(1945年7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谈判中，双方对在蒙古问题上“维持现状”的理解并不一致。中国人认为，“现状”即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苏联人认为，“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参见№07910文件。——编注

[6] 魏德迈1944年10月来华，继史迪威后为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编注

[7] 1898年3月，中国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为期25年。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1—742页。——编注

[8] 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规定，中东铁路主权在中国，苏联允诺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资产，并将该铁路一切股票、债券移归中国。同日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管理办法规定：中东铁路设10人理事会，中苏各派5人，理事长由中方选派；设5人监事会，中方2人，苏方3人，会长由中方选派；设局长1人，由苏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苏各1人。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34页。——编注

[9] 即台湾。——原注

[10]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11] 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于1905年9月与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线及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经过长期交涉，苏联政府不顾中国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于1935年3月将中东铁路及其一段支线以1.4亿日元的价格卖给了伪满洲国，而伪满政府则将铁路委托日本人经营。参见郑长椿：《中东铁路历史编年(1895—195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277—292页。——编注

[12] 第八十八旅，全称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又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其主要成员是撤退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抗联残部，成立于1942年7月。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委，崔庸健任参谋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下属4个营。——编注

[13] 原文如此，似应为847人。——译注

[14] 那乃人，即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赫哲族人。——编注

[15] 指伪满洲国，全书同。——编注

[16]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17]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18] 报告摘录者在此处加了一个说明，认为原报告作者将Кэйдзио(汉城)错读为Хэйдзио(平壤)。

[19] 原文为Цзинь Чэ，是中文的音译，一般俄文写作Ким Чак。——编注

[20] 希金，时任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编注

[21] 原文拼写为Ли Дучунь，疑俄文原档案笔误。——编注

[22] 1945年8月14日关于旅顺、大连的中苏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口，但向苏联提供“优先权”。苏联方面凭借这一点，对大连港及其设施实行了全面控制，实际上未让中方以任何方式参与管理和使用。外国船只，尤其是中国船只顺道进入大连港必须经过苏联当局的特别批准。这就如同出租给苏联政府的旅顺海军基地一样，该港口对中国和外国船只是完全关闭的。对此，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多次提出抗议，但均未奏效。——原注

[23] 卜道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西司司长。——编注

[24] 指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与美、英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原注

[25] 指1945年7月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编注

[26] 这里所说的三名驻延安代表是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化名孙平)、奥尔洛夫(化名捷列宾)和梅利尼科夫。弗拉基米罗夫1942年5月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来到延安，奥尔洛夫和梅利尼科夫作为医生和联络员于1946年1月飞抵延安。他们于1949年11月奉命回国。美国驻延安代表是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编注

[27]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应为联共(布)中央，下同。——编注

[28]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29]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30] 指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的一次例会。外长会议是1945年根据波茨坦会议“就和约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建立的机构。会上，在苏联代表团同其余与会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分歧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中国是否应参加对德和约并参与拟定对曾与德国结盟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和约问题。中国坚持参加这些活动，美、英、法支持中国，苏联反对，理由是中国并未参加对德作战。苏联政府担心在解决战后欧洲和约问题时中国与西方列强主张一致，从而使苏联处于更为孤立的境地。——原注

[31] 指苏联军队驻东北期间苏军司令部在当地发行的一种专用纸币，根据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有责任向居民赎回这些纸币。——原注

[32] 此处的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编注

[33] 指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各一人和马歇尔组成的委员会。——编注

[34]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35—1955年为英国工党领袖，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曾出任首相，组织工党政府。——编注

[35] 为了调整与苏联的关系，1944年9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离新疆，让他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编注

[36]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与中共联系时经常使用的化名。——编注

[37] 原文如此，应为1945年10月。——编注

[38] “刮胡子”，原文“сбрить усы”。俄文没有这种说法，估计是文件作者直接引用发言者的用语或手势，即“刮脸”——替他感到害臊。——编注

[39] 原文如此。Т.В.宋指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编注

[40] 原文如此。——原注

[41] 自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联共(布)中央(1952年10月以后改称苏共中央)成立了专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机构，其名称及分工变化比较复杂，据查，基本情况如下：1943—1957年，称联共(布)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ЦК ВКП(б))和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全面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在此期间，其名称又有变化，1943年6月13日至1945年12月29日称联共(布)中央国际政策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 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ЦК ВКП(б))，1945年12月29日至1948年7月10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ейполитикиЦКВКП(б))，1948年7月10日至1949年3月12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ЦК ВКП(б))，1949年3月12日至1952年10月13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ВКП(б))，1952年10月13日至1952年10月27日称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1952年10月27日至1953年3月19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1953年3月19日至1957年2月21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сино с 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партиями)。1957年2月以后该部一分为二，负责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1988年10月改成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而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 рабоч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简称苏共中央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又称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оцстранам)，苏共中央第二国际部(2ой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ОтделЦККПСС)。

[42]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均以删节号标示。——译注

[43] 田友是藤田实彦的别名，曾任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的参谋长，又称“大胡子参谋长”。——编注

[44] 今丹东，下同。——编注

[45]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46] 华莱士(Henry Wallace)，时任美国副总统。——编注

[47] Н.П.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总局局长。——编注

[48]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缺行或字迹不清，无法译出，均以省略号表示。——译注

[49] 捷列宾，А.Я.奥尔洛夫的化名，联共(布)中央派往延安的医生和联络员。——编注

[50] Ф.库兹涅佐夫，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编注

[51] 原文到此结束。——编注

[52] 1947年7月10日，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获得批准。——原注

[53]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草案。——编注

[54] 在这段话的旁边，斯大林在阅读时加有双重竖线。——原注

[55] 此件为溥仪呈交苏联内务部的中文原文复制件。——编注

[56] 原文如此，现在通常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同。——编注

[57] 兹韦列夫，时任苏联财政部长。——编注

[58] 奇斯佳科夫，时任苏联外交部经济司副司长。——编注

[59]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60] 云泽，即乌兰夫。——编注

[61] 原文是Манхой，按照文意应是指上海(Шанхай)，这里疑为俄文打字错误。——编注

[62] 《科利尔》(Collier’s Weekly)，美国人彼得·科利尔于1888年创办的周刊，以调查性新闻报道为主。——编注

[63]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64] 卡尔金，时任中长铁路副董事长。——编注

[65] 原文Вэй Юци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6] 原文Чэнь Пиюа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7] 原文如此。李井泉时任晋绥野战军政委、晋绥军区政委。——编注

[68] 原文Лоя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69] 原文Цзяцзя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70]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I”。——编注

[71]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J”。——编注

[72] 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编注

[73] 该电报尚未公布。——原注

[74] 所谓辽东半岛协议区，指旅大地区，即苏联根据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实际占领和管理的地区。——编注

[75] 俄文原件即缺第八条。——译注

[76] 戈伦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编注

[77] 在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原注

[78] 在公布的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79] 潍县，今潍坊。——编注

[80] 参见以下№16397文件。——编注

[81] 科瓦廖夫，时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编注

[82] 缅希科夫，时任苏联外贸部部长。——编注

[83]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84] 档案收集者在档案馆没有找到林彪的中文信件。——编注

[85] 参见以上№08998文件。——编注

[86] 赫鲁廖夫，时任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编注

[87] 鲁尔，德国的重要工业区。——编注

[88]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89]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录。——原注

[90] 参见以上№20269文件。——编注

[91]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92]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93] 原文如此，这里应该是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编注

[94]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编注

[95] 参见以下№09004文件。——编注

[96]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该信函。——原注

[97]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98]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99] 垧，中国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1垧一般合1公顷(15市亩)。——编注

[100] 原件此处一词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编注

[101] 托卡尔，时任印度驻华大使馆武官。——编注

[102] 参见以上№16424文件。——编注

[103] 原文如此，人数疑有误。——编注

[104] 中方在照会中提出了重建中苏航空公司的问题。——编注

[105] 即以上№16441文件。——编注

[106] 西弗，刘少奇的化名；库图兹，朱德的化名。——编注

[107] 参见以上№16441文件。——编注

[108] 毛泽东在1949年1月1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编注

[109]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反应，可参考如下事实：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编注

[110] 原文如此。——编注

[111] 斯大林在空白处手写加上了“适宜的”。——原注

[112] 空白处原来的词被删去，斯大林手写加上了“爱好和平”。——原注

[113] 在此处有斯大林手写的补充：“通过双方直接谈判，通过中国自己内部的力量。”——原注

[114]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原注

[115] 在西柏坡访问期间，为了保密，米高扬与斯大林的往来电报使用的都是代名，菲利波夫代表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代表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访问西柏坡的报告(中译文见本档案集第九卷)中，附上了这些往来电报，其中的称呼和署名均已恢复。本卷所有关于西柏坡访问期间米高扬与斯大林之间的往来电报都是按照这些附件翻译的。——编注

[116] И.科瓦廖夫，1948年被派到东北帮助修复长春铁路，后任驻华苏联经济顾问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编注

[117] Е.科瓦廖夫，米高扬访华时的随身译员。——编注

[118]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见文件№34390。——编注

[119]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120] 原文如此，即台湾，下同。——编注

[121] 1949年1月苏、保、匈、波、罗、捷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为了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必须设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编注

[122]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独立”，见文件№34392。——编注

[12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24] 收集的档案中缺页——编注

[125] 原文如此。——编注

[126] 原文如此。——编注

[127] 原文如此。——编注

[128]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29] 原文如此。——编注

[130] 指1947年9月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编注

[131] 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的笔名。——编注

[132] 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给拉辛的信，见《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5—461页。——编注

[133]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134] 这里的俄文是Ритенберге，即美国记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早期加入美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后期来到中国，1946年10月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新华社工作。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李敦白便被逮捕关押，直到1955年才被释放，恢复工作。——编注

[135] 这里指的是九国条约，即1922年2月6日巴黎和会参与国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鼓励损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条约的实质是确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从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编注

[136] 原文如此。——编注

[137] 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5—13日在西柏坡召开。——编注

[138] 西米奇，时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编注

[139] 此处档案原文为Кита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编注

[140] 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应是林伯渠。——编注

[141] 伊夫琴科，时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商务代表。——编注

[142] 即张治中。——编注

1949年

№16488 阿尔扎尼科夫与刘泽荣 [1] 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1949年3月5日)

机密

相互寒暄之后刘泽荣先生说，中方想就上次会谈(指1949年2月22日举行的会谈)中没有准备好回答的几个经济问题向苏方做出答复。

刘泽荣声明说：

一、对苏方建议的第四条，中方提出两种说法供讨论：

1.中方同意苏方第四条的提法，但须将“为了新疆内部需要”改为“为了中方内部需要”。

2.缔约双方有权按成本加正常利润(确定为______％)收购这两个公司50％的产品。

苏方向上述两公司收购的产品份额，可自己斟酌卖给新疆或运到苏联，两公司另一半份额的产品，如果缔约一方有意出售，这部分产品首先应该卖给缔约方。同时，缔约双方不得将上述公司购买的商品卖给第三国。

二、关于第五条。中方提出建议供讨论：“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开采公司的董事长由苏方任命，而副董事则由中方任命。”

公司的常务董事由公司董事会决定从中国公民中产生，常务副董事长从苏联公民中产生。

总稽核由苏方任命，副总稽核由中方任命。

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在石油勘探开采公司中担任的职位与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勘探开采公司相互调换。

每个股份公司中苏联公民和中国公民各类职员的比例相同。

如果处长、科长或组长是中国公民，副处长、副科长或副组长由苏联公民担任，或相反。

三、对于第六条，刘泽荣说，我们的建议是，中方同意上述两公司的业务活动期限确定为25年，如果缔约双方同意的话，期限还可再延长25年。

四、刘泽荣说，中方希望，在协议中附带说明一下，“本协议中遗漏之处，公司将按中华民国的相关法规行事”。

五、接着中方想对第三条作些补充：“如果一方的全额款项少于另一方的全额款项，则这部分差额以货币缴款方式补偿。”

六、刘泽荣先生请苏方说明一下，怎样理解“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

最后刘泽荣说，中方1946年建议建立一个股份公司，现在我们谈的是组建两个公司，因此，中方要求根据两个公司完全均等的原则。

听完中方上述答复，伊夫琴科同志声明，中方新的提法与旧的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原则上背离了双方商定的谈判基础。因此我们希望中方提出的建议不要在原则上背离已商定好的基础。刘泽荣说，他们再考虑考虑自己的观点。

参加会谈的有萨维利耶夫、伊夫琴科、阿尔扎尼科夫。

苏联代表团成员

阿尔扎尼科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22，л.105-107

№16489 科瓦廖夫致莫洛托夫电：中共要求与香港通商并统一货币(1949年3月13日)

苏联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

第52829号密码电报

绝密

莫洛托夫同志：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提出了两个问题：

1.中国同志能否与香港资本家进行贸易，资本家同意在短期内供应必需的商品，以调换5万吨粮食。

陈云同志补充说，向香港出售粮食不会减少条约上规定的给苏联的粮食供应量，在香港采购的是苏联不供应的商品(橡胶制品、点焊条、铜网、青霉素、链霉素、鞣料和人造革)。

2.又提出关于在全东北和大连实行统一货币的问题。同时他补充说，为维持中国人在大连开办的企业工人和行政人员的生活，除了煤、粮供应以外，每年还要补付10万两黄金(5000公斤黄金)。我对这些问题的说法和想法都持不同的意见。

盼指示。

科瓦廖夫

1949年3月13日

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贝利亚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米高扬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沃兹涅先斯基同志、布尔加宁同志、柯西金同志、维辛斯基同志、缅希科夫同志、档案室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 2

№16490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报告：向东北派遣铁路干部等(1949年3月15日)

机密

维辛斯基同志：

接卡尔金和桑科夫同志(中长铁路董事会苏方代表)的来信，信中介绍了中长铁路中苏公司苏方保证为开展正常工作做好一切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中长铁路中苏公司苏方目前对中长铁路正常开展工作还没有做好准备，同时，也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认真考虑过。如果我们决定共同经营中长铁路，我们无法立即派出相应的干部(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董事，监察委员会成员，铁路和地方机关管理部门的领导干部)去东北。由于培养干部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抓紧时间。为此，应责成苏联有关各部拨出一定数量的干部。

派去东北的干部在政治上和技术方面都应该有素养，有汉语基础，了解该国的情况。因此，他们必须接受适当的培训。此外，在为中长铁路培养干部的高等交通院校里要开设一些中文基础课和国情课，在东方学学院里建立一些与交通运输业有关的学习小组。

为了激励苏联公民在东北努力工作，必须对派去中长铁路工作的所有人员创造一些优惠条件，在东北为他们的孩子开办使用苏联学校教学大纲的铁路学校。

至于中长铁路董事会、监察委员会苏方的工作，我认为必须归苏联交通部领导。卡尔金认为中长铁路应该由苏联境外物资管理局管理，但我觉得不妥当。苏联境外物资管理局没有铁路干部，也没有中长铁路所需要的物资和设备，而仅仅是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苏方和苏联交通部之间的一个转发各方建议的机构。苏联交通部应该加强对中长铁路公司董事会和监察委员会苏方工作的领导。为此必须在苏联交通部的领导下建立一个有中央管理权的独立的局。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草案。 [2]

盼指示。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62，л.2-3

№16611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共当前的工作安排(1949年3月18日)

致扎哈罗夫同志：

转上毛泽东给菲利波夫的电报。

“菲利波夫同志：

安德烈耶夫②同志走后， [3] 收到您的几次复件。这些邮件我早在2月初就已收到。我们将按照您的意思办。

在今年年内，我们还不能制订货币的改革计划，所以今年可能不会使用你们的白银。

向你们派出代表团的时间，大概要在我们开完政治协商会议和组成联合政府之后，会议大概在今年6—7月份间召开，也在攻下南京以后。

7月以前，由于任弼时同志工作繁忙，无法脱身，所以向你们派出的代表团的时间大概要到7月或8月。

王稼祥同志已从东北来到中央。我们想让他在一段时间内熟悉中国总的形势，然后派他和任弼时去你们那儿，王稼祥将常驻莫斯科。

不久以前，我们集中力量召开了二中全会。全会开了8天，认真地检查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出席全会的有来自各地的34位中央委员和19位中央候补委员(有20位委员和候补委员因工作繁忙而缺席)。现在委员们均已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全会仍在安德烈耶夫到过的那个村子里召开的。

我们打算几天后迁去北平。

我们决定4月初在北平同南京政府的代表进行谈判。

我们决定用210万正规军分三批进攻。

第一批——陈毅和刘伯承的第二野战军，共90万人。4月1日前必须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估计在4月10日在芜湖—南京—镇江一带渡过长江，向这一线屡次进攻，向这地区以南的国民党60个师(蒋介石的嫡系)进攻，以占领南京。

第二批——林彪的部队，90万人。

由于林彪的部队要改编傅作义的和国民党的20万军队，部队要在4月中旬才能离开北平附近的驻地开赴前线。

到6月初部队才能在汉口以西的地区分散驻防。但其中12万人在2月底已经开拔。到4月底他们就可能到达汉口以北，支援我军在当地的10万部队。这对于牵制白崇禧的军队已经足够了。白崇禧是不敢调动他的军队去支援南京的。

我们决定采取联合白崇禧反对蒋介石的方针。

这有可能获得成功。

第三批——30万人，由彭德怀统率。这支部队进攻西安。由于2万多人要用来首先攻打太原，然后即使不经过休整，进攻西安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到6月或7月。

参加4月20日巴黎代表大会的民间组织代表团正在组织。

毛泽东

3月18日”

捷列宾

3月18日

第241号

РГАСПИ，ф.538，оп.1，д.331，л.5-7

№20261 费德林和布耶夫致维辛斯基函：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3月18日)

维辛斯基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提出请求，希望对《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提出意见，该条例作为这个问题的统一行政法规将予公布，以保障外国人的安全。

草案的基本条款如下：……(阐述基本条款的内容——А.А. [4] )

我们认为基本上可以同意草案。对草案的个别意见，我们在给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的信稿中作了阐述。根据葛罗米柯的指示，我们把这个草案送您，请予审核。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Н.费德林

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司副司长

М.布耶夫

1949年3月18日

手写批注：

要有各条例的内容，否则无法审核修改意见。

А.维辛斯基

3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4，д.97，л.4-5

№16491 兹韦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机密

1949年3月13日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电报，介绍了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会谈的情况。在讨论恢复工业和生产武器问题时，陈云提出，希望在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 [5] 实行统一货币。

苏联财政部认为陈云提出的意见为时过早，因为：

过去三年以来东北的民主政权在恢复工业和农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由于战事的关系，尽管取得了这些成绩，东北的财政和货币流通仍处于混乱状态。仅1948年货币贬值就达到了很大数额。这一点可用最低生活费的增长来说明，1948年1月最低生活费是34万元，到1949年1月达到663万元，几乎增加近20倍，也可用美元在这段时间里从8000元到15万元的行市比价增长来说明。

1949年2月1日由苏联国家银行规定的用来支付东北苏方工作人员工资的卢布和元的比价为100元=1.8戈比，或者1卢布=5.560元。

当时辽东半岛协议区由于苏联和苏中企业顺利完成了生产计划，关东地区管理局的财政收支情况是收入超过支出的。1948年11月这个地区进行了货币改革以后，货币流通得到整顿，主要的粮食和工业品的价格下降了。目前，比东北的价格水平低得多。

因此，在整个东北地区，包括辽东半岛协议区，不采取整顿财政和货币流通的必要措施而实行货币统一，会使财政和货币流通造成混乱。苏联非常关心这些方面的稳定，因为在辽东半岛驻有苏军、苏联企业、苏中合资企业，并存在相互的外贸结算活动。

苏联财政部认为，暂时存在两种货币不会影响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之间紧密经济联系的建立以及大连市中国企业的商品、武器和弹药生产的发展。

东北和辽东半岛协议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在规定两种货币的相应比价以后可以正常进行。如果由于东北元贬值过大，所有的商品交换可以根据协议区货币价格进行结算。

苏联财政部长

兹韦列夫

1949年3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9，л.5-6

№16492 斯克沃尔佐夫致维辛斯基函：关于东北地区货币统一问题(1949年3月22日)

据科瓦廖夫同志提供消息，中共中央委员陈云提出了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和东北地区建立统一货币的建议，其理由是，由于协议区有了特殊的货币，中国民主政府缺乏资金，无法维持自己的军工企业，因此只得压缩生产。

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实行现有的东北货币势必会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状况，因为东北货币不稳定，并且对协议区和人民解放军控制下的东北来说，实行统一货币可能会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利用，以对抗苏联。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和东北实行统一货币为时过早。维持辽东半岛经济区民主政权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可以通过从东北多运商品到协议区的方法解决。协议区和东北可用东北货币和协议区货币来结算。

给科瓦廖夫同志的电报草稿附后。

斯克沃尔佐夫(签名)

手写批注：

决定：致莫洛托夫同志。我认为兹韦列夫和科瓦廖夫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可能要在与您讨论后再做决定。

А.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9，л.4

№16493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5日)

机密

兹因中国解放区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苏联外交部提出正式书面申请，请求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上述贷款由东北民主政府向苏联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本人认为可以满足高岗的请求。

望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稿，已同М.А.缅希科夫同志商量过。

手写批注：

В.М.，3月25日。 [6]

致费德林同志。需要给斯大林同志写报告，并与财政部商量。

В.佐林

3月2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4

№16494 佐林致斯大林报告：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机密

兹有中国解放区代表团赴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苏联外交部提出书面申请，请求提供代表团100万卢布。上述贷款由东北民主政府向苏联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本人认为可以满足高岗的请求。

望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稿。已同缅希科夫同志商量过。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Β.А.佐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

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命令

1.准许苏联财政部部长划拨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作为中国民主机构代表过境苏联的费用，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指示中支付的款项由对外贸易部提出申请，以预算拨款形式作为出口资助。

2.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供应粮食抵补上述贷款事宜。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6-7

№16495 佐林致米古诺夫函：为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贷款(1949年3月26日)

加急，机密

中国民主政权向苏联外交部提出申请，请求为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中国解放区代表团提供100万卢布贷款，以供应苏联粮食的方式偿还。

由于为东北民主政府解决贷款问题需要几天时间，因此请指示将25万卢布汇到奥特波尔车站，作为代表团在苏联境内的路费，这笔款项计入1948年10月向东北民主政府的100万卢布贷款内。

上述代表团于今年3月底离开东北。

以后的情况请告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Β.佐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3

№16496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批准苏联财政部给东北民主政权贷款(1949年3月30日)

绝密

1.准许苏联财政部划拨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其中30万卢布以法国法郎支付)作为中国民主机构代表从苏联过境的费用，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指示支付的款项由对外贸易部提出申请，以预算拨款形式作为出口资助。

2.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供应粮食抵补上述贷款事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文件送：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波斯克列贝舍夫、维辛斯基、梅利尼科夫、兹韦列夫等同志，货币委员会，第一处(第一段)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4

№16497 戈伦斯基致费德林函：关于中苏条约资料核对问题(1949年4月1日)

机密

目前条约法律司正在进行苏中条约有关材料的核对工作，准备就将来谈判是否延期举行或中止向外交部领导提出自己的建议。

因此条约法律司请您对苏中协议提出意见。

一、关于1940年11月26日苏联政府和新疆省政府签订的租赁条约。这条约的条款是否适用，如果适用，是否要保留到将来。

二、苏军进入中国东三省后，于1945年12月11日签订的财政问题协议。红军司令部发放的流通货币的总量问题是否通知过中国政府，中国提出的日本赔款数额是否已经确定。

现寄上根据条约法律司资料编制的苏中协议清单一份。 [7]

请告知，除了清单中已经指明的，苏中之间是否还要签署其他协议，对已经列入清单的协议是否还需要更加详细的资料。

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

С.戈伦斯基(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8，л.27

№16498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为中共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4日)

机密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苏联对外贸易部通过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联合会渠道(沙罗夫同志)从他们的账户中为在伊万诺沃市学习的中共领导人子女划拨每人每月150卢布(20人)。

请从支付结算中将2.7万卢布转拨到国家银行莫斯科市管辖行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专用往来账户，发给这些孩子每人每月150卢布，直到今年年底。

以后的情况请告知。

Н.Т.费德林

文件3份，送：2份送收件人、1份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9

№20262 维辛斯基致费德林和布耶夫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4日)

费德林同志、布耶夫同志：

你们的方案就是对1948年4月15日第119号电报的答复。你们难道不认为，过了一年再答复向外交部提出的问题已经太迟了吗？……也可能解决问题并不需要我们参与？也可能由于一年来形势的变化，问题已不复存在？

说实在的，我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这类条例没有颁布的必要。

不过，对情况要加以说明，然后再做出最后的决定。

期限——7日内进行质询并提出最后的建议。

А.维辛斯基

4月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4，д.97，л.1-2

№16499 佐林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苏关系和中国局势(1949年4月6日)

机密

4月6日我接见了前来进行告别拜访的中国大使傅秉常。

会谈前傅秉常询问了维辛斯基同志的健康情况，想在4月8日离开之前与维辛斯基同志会见一次。

我说，维辛斯基同志身体好了些，可能明天去工作。我建议大使通过礼宾司了解一下。

傅秉常请我向斯大林、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同志和苏联政府其他同志转达谢意和良好的祝愿，他们在我担任6年大使期间给予了巨大的帮助。

您大概知道，他继续说，中国政府召我回国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这件事，他补充说，事先没有征求我意见。国家现在的局势很严重，特别是国内的局势。回国后，我想说服在政府中的我的朋友，不要将我推上这个职位。况且，在这6年中我跟中国人民接触不多，所以这些困难对我来说更大。可是我担心，我将不得不接受这一任命，如果接受，我将竭尽全力巩固我们两国的友好关系。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转达我的谢意和良好的祝愿。

我对中国大使、驻莫斯科外交使团首席使节的合作诚意也表示了感谢，并祝他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就。

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对大使说，没有理由多考虑困难，全体苏联人民相信，伟大的中国人民定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后来傅秉常希望正在北平进行的谈判取得圆满成功。他对谈判的成功寄予希望。大使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战结束后的3年中处在内战状态，遭受了很大损失。他希望北平的谈判取得圆满成功，这样，可以减轻中国人民的痛苦。

希望是这样，我说。

大使问我有什么要转托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我请大使向驻华大使转达敬意，并希望中国外交部与苏联大使的合作比苏联外交部与中国大使的合作更成功。

傅秉常同意这一看法，他说，罗申在中国的威望很高。

最后我祝傅秉常一路平安。

会谈进行了25分钟。

会谈内容由И.沃连科翻译。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古谢夫、费德林等同志，中国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7，л.9-10

№16500 贝斯特罗夫致兹洛宾和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子女提供津贴(1949年4月7日)

机密

致苏联财政部副部长兹洛宾

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契楚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3月9日第2680pc号命令，请划拨2.7万卢布到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在苏联国家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局的第371245账号，记入苏联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往来账户，发放给在伊万诺沃市学习的中共领导人子女作生活费。

2.7万卢布由中国民主政府以供应商品粮食的形式偿还。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Ф.贝斯特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12

№20263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8日)

急件

А.Я.维辛斯基同志：

正如从马利宁同志1948年12月18日的报告(附第457号电报)中所看到的：东北的民主政府还是需要有个《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他们在等我们的意见”。

由于东北有大量外国侨民，颁布一个条例是合适的，以便规范在东北地区居留的外国人。

我们拒绝向民主政府提出建议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指望我们的帮助。

Н.费德林

1949年4月8日

手写批注：

在副部长的会议上讨论。

维辛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4，д.97，л.12

№16503 波马兹涅夫致佐林函：关于向东北民主政府拨款(1949年4月13日)

机密

请您在5天之内就对外贸易部(缅希科夫同志)拨款226万外汇卢布给中国东北民主政权以便其上缴巴黎国际工会基金会的信件做出批示意见，偿还条件是提供与款额相等的粮食。

附上述1949年4月9日第3 5/12398信件的副本2页。 [8]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М.波马兹涅夫(签名)

手写批注：

Т.费德林同志，请报告维辛斯基。

佐林

4月1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14

№16504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与毛泽东谈中国局势(1949年4月13日)

绝密

菲利波夫同志：

兹向您报告：

4月9日与毛泽东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周恩来和刘少奇。

会谈中毛泽东同志简短地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1.评估了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的工作和决议；

2.关于苏联提供的贷款；

3.关于中国的军事局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前景；

4.关于上海及其特点；

5.关于与国民党代表和平谈判的进程；

6.关于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

毛泽东同志说，全会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除了王明，中央委员都积极发言，发言的内容也很丰富。王明作了几次发言，中央委员们坚决要求他承认自己以前的所有错误，但他的发言始终含糊不清，不能令人满意。

毛泽东感到特别满意的是，联共(布)中央赞同全会的决议。同时他也希望向中国解放区的苏共领导人介绍全会的决议。

关于贷款

毛泽东说，我们感谢联共(布)，首先是菲利波夫，对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援助。贷款将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体现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

毛泽东同志请求为他们编制一份合理使用贷款的计划，首先是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重要部门的计划。眼下，他补充说，我们急盼苏联专家尽快来到中国。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美国政府通过代理人(花旗银行)想给我们提供1亿—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认为，毛泽东说，这个建议的目的是为了我们帮助美国摆脱资本主义危机(与马歇尔计划一样)和奴役中国人民。这种交易绝非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正像他们在国民党制度下所做的那样。

关于中国的军事局势、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前景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国民党军队已被打败了，因此战争结束了。跟国民党军队的大战役不会有了。长江将属于我们，强渡长江依旧不会有大的战斗。我们的结论有下列几个根据：

第一，长江北岸我军的兵力是国民党守卫长江和南京、上海、汉口的兵力的2.5倍。　

第二，国民党军队中已无统一指挥。有些军官，像拥有32个师的白崇禧，已经跟我方联系，准备像傅作义将军在北平那样，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第三，某些国民党政府的领导人，首先是李宗仁、何应钦，他们对国民党军队能否击退我军强渡长江的进攻没有信心，因此他们跟我们联系，愿意去北平商谈移交中央政府和南京、上海事宜。

后来毛泽东指出，参加和平谈判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和中共中央谈判时，或者刊物上受到尖锐批评之后，改变了开始谈判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态度。

在正式会议上他们的表现同以往一样，但私下跟我们会见时，各自对我们提出的条件原则上表示同意，只是声明在战犯这一条中希望不要提具体的名字。

他们同意人民解放军应该强渡长江，占领南京、上海，但希望在和平谈判结束之后进行。

关于上海及其特点

毛泽东同志特别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即使国民党军队在我们强渡长江时进行反抗，我们还是要强渡，占领南京和上海。

占领这些城市容易，但管理这些城市很难。上海是个特殊的城市，毛泽东强调说，这是一个外国资本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集中地，是国民党和外国反革命势力、间谍活动及情报机关的中心。

上海及其市郊有800多万人。大工业、发电厂(20万千瓦)、自来水厂、有轨电车、无轨电车等，几乎都属于美国资本家。所以我们，毛泽东说，担心如果情况复杂，美国会让整个城市的生活瘫痪。

我们这种担心同我们缺乏管理这样大城市的经验有关。我们没有管理和经营发电厂、自来水厂、大型纺织厂和其他企业方面的专家。我们很担心这一点，毛泽东说，因此至今我们还没有下定决心占领上海。

我们请求联共(布)中央，如果可能的话，派专家支援我们，在我们占领上海前派遣专门管理上海的专家。

我们也请求派遣反间谍活动方面的专家。如果因故不能派遣，我们不会有怨言。我们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只会有利于革命利益。

南京和上海占领后，上海市委书记将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能力很强的党干部，在莫斯科学习过两年)担任。我跟他见过面，与他谈话的情况将作专门报告。

上海市市长由陈毅将军担任，南京市市长由刘伯承将军担任。

毛泽东同志担忧上海的粮食供应问题，因为只靠铁路运送粮食是不行的，而海军他们又没有，他请求向您通报此事。

关于国民党代表的和平谈判的进程

根据和平谈判的进程，国民党可能向共产党移交中央政权，移交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条约关系中规定的一切(包括共产党接见外交使团、大使馆、领事馆)以及有关上海的特殊情况。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应该改变过去一贯采用的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观点。

如果从前我们奉行的是不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在中国的外交代表的方针，即独立自主的外交，那么现在，当我们掌握了中央政权以后(同时也考虑到在上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经济利益)，只得选择半独立自主的外交，即在个别情况下与他们进行实际的联系，但法律上不履行外交关系的手续。

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这种关系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利益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

这还不是最后的决定，但我们倾向于以此作为我党与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方面的政治方针。

我认为必须就下列问题向您汇报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同志对战役和和平谈判过于乐观。持有这种情绪的不仅是政治局委员，还有其他领导同志，特别是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他也表示，强渡长江不会有特别的困难。持这种观点的还有刘伯承和陈毅。

鉴于中共有些领导人对和平谈判成功、强渡长江以及按北平方式不打一枪一炮占领南京、上海、汉口的这些看法，我想提请您注意国民党政府和司令部下列活动的事实。

(1)国民党在长江以南沿线正在加紧构筑工事，而且向纵深发展。构筑大小不同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还有卫戍部队守卫。还在征兵、强制征粮。

(2)长江以北的所有河口都已堵塞，不让小船进入长江，因为担心这些小船在强渡时可能用来当渡船。

(3)在前线纵深150公里的地方，国民党的侦察机航空兵、强击机航空兵、轰炸机航空兵正在积极行动，扫射人民解放军部队，轰炸军事目标，特别在寻觅渡河工具、船只等。

(4)按白崇禧将军(正在与中共联系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命令，正在毁坏铁路桥梁和铁路隧道。

特别是北平—汉口段武陟站(Ушэньчуань)附近的黄河大桥受毁，全长500米的大桥，14个桥墩中有12个遭到破坏。荥阳站附近跨越黄河的桥梁也严重损坏，所有9个桥墩全部遭到破坏。

4月2日北平开始和谈期间，在上关站附近的隧道遭到破坏，隧道内两辆装载石头的列车对面相撞，结果把隧道堵塞，进出口都遭到损坏。

对于因执行白崇禧将军命令导致桥梁和隧道被破坏的事件，我问朱德同志，他是怎样评估白崇禧的行动。

朱德同志回答说，他是一个最反动、最狡猾的将军。这样的人在中国，朱德同志说，只有两个：一个是傅作义，另一个是白崇禧。

二、国民党的代表们(按周恩来同志的声明)在正式的和谈会议上不敢谈出自己的观点，只是照本宣读上级委托的指示。在报刊上他们还是宣称不会对共产党让步。可是有些和谈代表团成员私下强烈要求我们单独接见他们，接见时他们一反常态，原则上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条件。

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的所作所为也说明了，他们一方面害怕蒋介石和美国人，因而在正式场合采取强硬态度；可另一方面在单独跟共产党打交道时，却试图让共产党高抬贵手，在国民党遭到失败的情况下给予特殊的优惠条件。

三、美帝国主义试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其证明不仅仅是通过花旗银行提出贷款的建议。

例如，4月9日，10个美国商业联合公司(据说是通过华莱士 [9] 的介绍)从香港联合发表电报，要求与接见萨乌斯·米尔斯的代表进行贸易谈判。中共中央对电报未予理会。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为了深入研究他在会谈时提到的一些问题，今天和以后几天我将会见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上海地下党市委书记刘晓。

每次会谈的情况我将分别向您汇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5-21

№16505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国民主政府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1949年4月19日)

绝密

致科瓦廖夫：

与毛泽东会见时请转达下列事项：

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必拒绝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正式的关系，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拒绝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援助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

这个条件非常重要，因为目前美国的政策是想把中国分割成南、中、北三部分，成立三个政府。同时，它支持华南国民党政府、华中国民党政府，看来也不反对支持华北民主政府，目的是让这些政府内讧，削弱中国，美国可以从中渔利。因此，如果你们想得到一个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国，应该只与那些拒绝支援国民党广东、南京集团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

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宜拒绝外国贷款及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只要贷款和贸易条件中不给中国附加限制中国民主政府的民族主权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经济和财政义务即可。

三、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问题，我们通知你们如下：与中国的易货贸易我们照常进行，不需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作决议。至于贷款，政府不能自行决定，必须提请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而最高苏维埃主席不反对给中国贷款，但需要有一个中国和苏联代表签订的贷款协议。没有这个文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无权同意贷款。如果你们不能派代表来莫斯科签订贷款协议，那么我们全权委派科瓦廖夫同志同中共中央代表进行谈判，制订协议草案，如双方同意，就由代表签约。这样以后我们就认为，贷款已经提供，你们既可获得设备，又可请到俄国专家。

菲利波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24-25

№20264 费德林致维辛斯基函：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1日)

机密

维辛斯基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送上给莫洛托夫同志的信稿以及给马利宁同志的信稿。

请指示。

Н.费德林

1949年4月21日

附件：

机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通过马利宁同志(驻哈尔滨总领事)送来《居住在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请我们提出意见。

我们就上述草案提出了意见，在给马利宁的这封信件的附件中进行了阐述。 [10]

我认为，这些意见还是通过这位马利宁同志转给高岗。

给马利宁同志的相应指示显然应该通过党的系统转达。

请指示。

手写批注：

缓办，告马利宁，看不到现在就研究这问题的必要性。如十分必要，望告。

维辛斯基

1949年4月22日

АВПРФ，оп.42，п.294，д.97，л.22-23

№16511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电：中共不应排斥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4月26日)

绝密

致科瓦廖夫：

沈阳，第43号

请转告陈云，我们俄国共产党人希望中国共产党人不要排斥民族资产阶级，而应把它当作反帝的一股力量吸引过来，一起合作。因此我们建议你们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譬如说与香港或其他外国资本家的贸易活动。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决定买什么货，卖什么货。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3

№14196 周恩来致斯大林电：江青及女儿前往苏联治病(1949年4月28日)

禁止翻印　绝密

加急电报

密码电报第53993号

1949年4月28日19点05分从中国解放区发来

1949年4月28日19点45分送来解码

致扎哈罗夫同志：

我转呈上周恩来写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信。

“菲利波夫同志：

毛泽东同志的妻子江青和他的女儿李讷 [11] 需要赴苏联就诊和治疗。鉴于在中国现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请您为此目的批准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在梅利尼科夫医生的伴随下赴莫斯科。

如果您同意我们的请求，那么我请您叫人派一架专机到大连来把他们接送到莫斯科去。

同时请求随同这架飞机一起派一位负责同志和一个翻译来，他们将陪同毛泽东同志的妻子和女儿到莫斯科去。

小组人员共有4名，行李的总重量约为900公斤。他们有可能在5月10日以后从大连起飞。准确的起飞日期将会在当地同负责人、梅利尼科夫和江青一起加以确定。

江青同志在莫斯科的逗留时间将在医疗诊断后得到确定。

周恩来

1949年4月28日”

捷列宾

4月28日

第385号

文件共5份，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 [12] 、莫洛托夫同志、扎哈罗夫同志、第八局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2

№20265 费德林致马利宁电：关于解放区外国侨民条例(1949年4月29日)

机密

第139/1ДВ号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

回复您的4月15日第119号和1948年12月18日第457号电报，特告知：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不宜对《居住在东北解放区的外国侨民条例草案》提出意见。

如果中方再次要求对上述草案提出意见，请告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费德林

1949年4月29日

АВПРФ，оп.42，п.294，д.97，л.27

№16512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4月30日)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请求给代表团划拨20万卢布。

请转拨苏联对外贸易银行郭沫若名下20万卢布。此款由1948年3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05рс号命令批准给东北民主政权划拨的款项中扣除。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38，л.25

№16513 费德林致贝斯特罗夫函：给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拨款(1949年5月4日)

机密

致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贝斯特罗夫：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郭沫若请求给代表团划拨30万卢布。

请转拨苏联对外贸易银行郭沫若名下30万卢布。此款由1948年3月30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05рс号命令批准给东北民主政权划拨的款项中扣除。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26

№165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新华社记者拨款(1949年5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5月14日会议第69号记录

绝密

第18项　关于苏联国家银行问题。

确认苏联部长会议下列命令：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受苏联对外贸易部委托，划拨给新华社记者吴文涛(УВэньтао)16万卢布的捷克克朗和5.3万卢布的英镑，记入1948年10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第15577рс号命令批准给北满民主机构划拨的款项中。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送：维辛斯基、波马兹涅夫、兹韦列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6

№260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的问题(1949年5月12日)

第12项　关于毛泽东家属来苏联治病问题。

1.委托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负责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女儿李讷在逗留苏联期间的安置、生活服务和保卫工作。

2.责成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克鲁平同志)确保给予江青和李讷等同志必要的生活和医疗条件。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0，л.183

№1651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为中共领导人来苏治病拨款(1949年5月14日)

摘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9年5月14日会议第69号记录

绝密

确认苏联部长会议下列命令：

1.允许苏联财政部划拨东北民主政权200万卢布，用于其重要领导人前来苏联治病。该款项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

这笔费用根据苏联对外贸易部申请从出口资助的预算拨款中支出。

2.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与东北民主政权商定以供应粮食的方式偿还这笔费用。

中央委员会书记

文件送：维辛斯基、波马兹涅夫、兹韦列夫、缅希科夫、波马兹涅夫等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9

№00231 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会谈情况(1949年5月15日)

发自平壤

А.Я.维辛斯基同志：

我5月14日与金日成会晤，他向我通报了朝鲜劳动党中央代表金一(中央委员、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到北平访问的结果。金一派往中国的目的，是为了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立联系，并谈判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问题(指由在满洲的朝鲜人组成的师)。

金一在中国驻朝鲜商务代表陪同下，于4月28日离开平壤，4月30日到达沈阳，并会晤了高岗。后者为金一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在北平，金一会见朱德和周恩来4次，会见毛泽东1次。金一向毛泽东转交了一封朝鲜劳动党中央的信，请求必要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编成中的朝鲜师转属朝鲜政府。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3个朝鲜师中，有2个驻扎在沈阳和长春，另一个正在参加进攻战役。毛泽东说，他们随时准备把驻扎在东北的2个师连同全部装备，移交给朝鲜政府。另一个师，他们只有等战斗结束后才能从南方回来，并至少也得一个月后才能调回。同时，毛泽东提醒金一，上述师同他们的整个军队一样，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他建议朝方对这些师的军官进行军事训练。

金一问毛泽东，由于上述朝鲜师使用的是日本武器，中方今后对这3个师所需弹药能否给予支持。毛泽东回答说，他们能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他们就能给多少。

毛泽东和朱德详细询问了朝鲜形势。毛泽东说，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

毛泽东说，在朝鲜的战争可能是速决的，也可能是持久的。持久战对你们不利，因为这样日本就可能卷进来，并帮助南朝鲜“政府”。你们不用担心，因为有苏联在旁边，有我们在东北。必要时，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派去中国士兵。毛泽东又补充说，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毛泽东对朝鲜政府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询问得很仔细。他告诉金一，中共中央收到了4个共产党(其中包括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的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很想知道，在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期间是否曾谈到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问，朝鲜劳动党中央对此问题持何意见。金一回答说，对此问题他一无所知，但他会将这次谈话报告金日成。

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成立军事同盟。

但是，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要仔细考虑一下。

毛泽东希望在中共中央和朝鲜劳动党中央之间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说有关这些问题朝方可找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他是受中共中央委托的。

最后，金一告诉毛泽东，朝鲜劳动党中央想在中国解放并成立政府后，立即承认这个政府和向中国派出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政府代表团。

毛泽东回答说，他们不急于成立政府，他们打算拿下广东、整顿好秩序后再成立政府。

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来最后一次会晤时，朱德问金一，苏联同志是否知道关于朝方请求将几个师转属的事，他们是什么意见。金一回答说，他是受劳动党中央的委托，看来中央谈过这件事。

朱德询问了朝鲜的经济形势。他说，中国可以支持朝鲜粮食，同时也请朝方支持中国肥料。

在返国途中，金一会见了高岗。高岗说，他已接到毛泽东关于2个朝鲜师的指示。他表示希望同金日成建立联系。金一问高岗，他能否到朝鲜去。高岗回答说，他随时准备去。

金一拟于5月底在平壤与高岗会晤。

金一通报说，毛泽东、朱德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对朝鲜代表前来访问表示满意，并非常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

什特科夫

1949年5月15日

АПРФ，ф.3，оп.65，д.9，л.51-55

№16516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和经济状况(1949年5月17日)

5月12日会见了毛泽东。当天晚些时间会见了政治局委员们，毛泽东也在场。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和中央委员王稼祥。

毛泽东同志简要地叙述了战事的进程。他说陈毅将军的部队俘虏了10万名国民党官兵，解放军只损失了6000人。同时他补充说：“我军主力正在不停地向南方进攻，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部分转入上海，消灭已被我包围的国民党部队。解放军部队将进逼长江口，从海上切断过往上海的通道。包围以后，我军部队将采取观望态度。”

他们不准备在敌人作最后微弱的抵抗之前夺取上海，虽然保卫上海的是那个已经失去战斗力的防御部队，目前已经不堪一击。

他说：“目前我们不夺取上海，是为了唤起上海的民众对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政府的仇恨，同时在这段时间可以更好地做好管理上海的准备工作。”

他指出：“我们胜利的顺利取得，证实了1月份提出的关于对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役已经结束，我们面临的是局部的小规模战役的设想实现了。”

目前的战争局势是：林彪部队强攻长江的日期将比计划提前15—20天，过去认为必须等林彪部队全部集中在渡口才能进行。

现在敌人正在节节败退，渡口处敌人兵力不足。强攻长江可以根据林彪部队到达渡口处的情况，逐步进行。过去没有考虑今年占领南方的各省，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些省份可以在最近3个月之内占领。

占领新疆有些难度，这并不是因为有敌人的反抗，而是因为新疆远离解放军部队的驻地，跨越大片沙漠地带会有一定的困难。

他说：“在与强大的、狡猾的敌人，即美帝国主义积极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和蒋介石的公开武装斗争中，我们即将取得胜利。这些胜利我们应该归功于国际革命运动，首先是苏联。没有伟大领袖列宁、斯大林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没有苏联，就没有1917—1921年击溃反动势力的胜利，就不可能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粉碎德国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反动势力，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胜利。

所有这一切，我们和兄弟的共产党都归功于我们的老大哥——联共(布)，归功于联共(布)的缔造者——列宁和斯大林。布尔什维克党的崇高威望是革命力量的象征，没有这样的威望，就无法领导、团结多国的革命运动反对各国的帝国主义；没有这样的威望，革命力量就会遭受失败，帝国主义就会壮大，反动势力就会取得胜利。

如果把帝国主义描绘成狮子，在目前形势下，这只狮子的头和身体已经被强大的革命力量和苏联钳住。钳住狮子头部的是东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欧洲的共产党。”

我们中国共产党夹住了“狮子的尾巴，正在把它砍断。我们想，砍断了尾巴就会削弱集中在狮子头部的帝国主义力量”。

后来，毛泽东同志转入经济问题。他说，不久前他跟民主人士座谈过，他们表示：“你们共产党有政治、军事中心，这是你们力量的所在，但是你们没有经济中心，这是你们的弱点。”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了解自己的弱点，我们也感觉得到，不仅我们领导人没有领导经济的经验，我们整个党都没有。

我们好像是个将要出嫁的姑娘，知道自己会生孩子，可不知怎么生，但她知道出嫁后这种事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总的方向，怎样发展我国的经济，我们朝这方向努力，结果怎样，我们说不清，因为心中没有底。我们要加快建立经济中心。”

“参加这个经济领导核心的应该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代表将来民主政府的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委员会委员陈云以及作为苏联代表的您。”他说，“通过您，我将参与经济的领导工作，并施加压力。”

经济领导机构的确定争取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代表团最晚能在6月2日之前去莫斯科。

毛泽东同志后来把刘少奇、陈云、薄一波(将来当陈云同志的副手)等同志的情况介绍了一下。

他说：“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来自基层，当过工人，领导过15年的工人运动，是通晓理论的人。在党领导的整个活动中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他思想深刻、谨慎小心、善于深入事物的本质，享有很高的威望，曾作为第一批人员访问过苏联。

陈云同志过去曾当过大书商的店员，有机会学习，受到了教育，他是个有文化、深思熟虑、有才能的人，包括对经济问题，举止谨慎，享有威信。

薄一波同志是华北局书记，是一个忠诚、有才能的人，但缺少经验。”

后来毛泽东同志谈到王明、李立三和其他同志。

他对我说：“您将不可避免地要和那些像李立三那样的职业活动家打交道。我们收到过来自莫斯科对李立三的评价，说他如果工作踏实些，就不会犯政治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在1930年，他没有经过选举就参加了中央的领导工作。对待中国革命问题他采取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这次错误以后，他被撤职，派往苏联。他在苏联待了16年，直到1946年。他曾因追随托洛茨基被捕过，后来获释，结论是他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李立三回国以后我们对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他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苏联和苏联同志态度诚恳。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可以留任总工会副主席。陈云同志担任总工会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同志担任总工会政治领导人。如果发现李立三犯错误，刘少奇、陈云同志就会及时干预、纠正。”

毛泽东同志请我在李立三出现问题的时候或者我对他有什么看法的时候能找他谈谈。我必须向您汇报，李立三是毛泽东的同乡，他们从小就相互了解，因此在中国盛行乡情、友情的氛围影响下，他一直坚决支持李立三。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了王明的作用和作风。他说，在中国革命中有三种倾向：第一种是陈独秀倾向，第二种是斯特拉霍夫(李立三)倾向，第三种是王明倾向。第一个时期——右倾时期，由于陈独秀的路线，党员人数从5万人减少到1万人，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由于粉碎了陈独秀集团，党的威望提高了，党员人数增加到了40万人，军队也从1万人增加到30万人。王明的“左”倾路线导致党的队伍从40万人削减到4万人，军队30万人缩减到3万人，10个解放区只剩下了1个，国民党区域内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全面破坏，因为王明用共产国际的名义掩盖自己的活动，宣称“谁反对我，就是反对共产国际”，所以许多共产党员，包括博古、洛甫、周恩来、王稼祥都支持他。博古和洛甫是王明的积极扶持者。

虽然周恩来、王稼祥和洛甫他们犯了错误，但能诚恳地承认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错误。王明在这三四年的所作所为说明，他很少学习，对发生的事情了解得很少。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仍然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勉强承认自己的错误无非是为了掩人耳目。因此1949年3月召开的第二次中央全会上，大家要求王明彻底地、公开地检讨自己的错误。

在多次发言中，王明并没有揭示自己错误的根源。全会结束以后要他对自己的错误活动做出书面检查。他答应做到，看来要等到身体恢复以后才会写。

毛泽东同志请我在王明写出书面声明以后，跟他认识一下，找他谈谈。

一、如果李立三或者王明找我，我能否与他们见面？

二、从5月12日至5月17日5天之内，陈云、王稼祥同志和我在一起商量了未来行政经济的核心问题，中国方面的同志没有发表具体的意见，请我在交换意见以后对未来的行政核心提出一个框架。

大致的框架已制定，今年5月17日在政治局对此框架进行了讨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王稼祥和薄一波等同志都参加了。

他们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意见，决定再花几天工夫进行加工。毛泽东同志希望就建立经济领导中心问题征求莫斯科的意见。

经济领导中心的结构我稍后就给您呈上。请您为中国同志提出建议。

科瓦廖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0-51

№00232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1949年5月18日)

1949年5月18日16时17分收到

1949年5月18日17时55分译出

菲利波夫同志：

昨天(5月17日)，毛泽东同志请我向您通报：

一、朝鲜军队政治部主任金一同志(他和金日成同志一起参加过中国东北的游击运动)从北朝鲜来到这里。他受全权委托同中共中央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东方形势；

(二)关于成立情报局；

(三)关于援助北朝鲜的军队干部和武器。

毛泽东同志说，他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问题还不成熟。在东方12个国家中，中国共产党目前只同5个国家有联系，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而同其他国家，甚至同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没有建立经常的联系，对这些国家的情况知道甚少。因此，他说，最好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尔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而现在则限于互相建立电讯联系，借以交换对所发生的具体问题的看法。

二、至于说到援助朝鲜军队干部和武器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可以提供这种援助。在中国东北有150万朝鲜人，已组成两个朝鲜师(每师1万名士兵)。其中一个师有作战经验，曾积极参加过同中国东北的国民党军作战。这些师我们可以随时根据他们的要求转交给北朝鲜。当朝鲜同志现在暂时不需要时，我们负责全面保障和训练这些师。此外，我们还训练了200名军官，他们正在接受补充训练，一个月后可以派往朝鲜。如果北、南朝鲜发生战争，我们将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特别是上述师的给养和武器。

朝鲜同志认为，美军在最近期间可能撤出南朝鲜，但他们担心日本人来接替美军，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

我们劝他们反击这些军队，但这时要估计南朝鲜军队中有无日军。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放弃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

我们劝他们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

即使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

我们认为，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于这一点时，才可以采取。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

当然，毛泽东同志补充说，所有这些步骤只有同莫斯科协调后，我们才会采取。

三、关于同北朝鲜建立贸易联系以及解决利用鸭绿江水力发电站的电力问题，我们建议金一同志到沈阳去，就这些问题同高岗同志协商。

毛泽东同志通报时在座的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陈云和薄一波。

科瓦廖夫

1949年5月18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9-61

№16517 罗申致叶公超照会：关于苏联大使回国述职(1949年5月23日)

兹有幸通知您，根据苏联政府的命令，近期我将回莫斯科汇报工作。

在我缺任期间，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领导工作由大使馆参赞В.В.瓦西科夫先生临时代办。

请接受我向您——代理外交部长阁下的敬意。

Н.罗申(签名)

И.萨夫罗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100，оп.36а，п.150，д.13，л.11

№165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电：毛泽东谈战事和中美接触情况(1949年5月23日)

现在向您汇报：5月22日政治局继续对未来的经济领导核心进行讨论，毛泽东同志出席了，采纳了我提的几点建议：

1.目前只研究了经济领导核心中央机关的结构，而部级的结构问题要进行专门研究，建议这些部门领导人或未来的领导人负责制订局级的经济领导结构，送中央审批。

2.部级经济领导核心和局级领导核心的结构暂且只能算作草案，要与局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商量后最后确定。审查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问题以后，毛泽东同志简要地向我介绍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战事的进程；

二是关于5月初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举行的会见和会谈。

(1)关于战事，毛泽东同志说，战事发展很顺利，人民解放军没有遭到强烈的抵抗。由于战事顺利发展，副总统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又试图与我们开始关于停战和关于在势力范围内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谈判。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用无线电与他们保持联系，让白崇禧抱有幻想，问题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让他不要把部队带到南方和他决定的更远的地方——印度支那去。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到时候我们就能包围和消灭他的部队。”

“我们不想跟他们(李宗仁和白崇禧)进行什么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谈判。假如他逃到印度支那去，那我们有理由打到印度支那消灭他和其他反动势力。”此时，毛泽东说，与白崇禧部队作战的林彪的两个军已经渡过了长江，正在迅速向南挺进，到6月15日前还有6个军将渡过长江。林彪的这些主力部队将穷追猛打，将白崇禧的部队彻底消灭。

后来，他说，上海已被人民解放军部队包围，5月27日将攻打上海，看来，上海像我们以前估计的那样，不打不会投降，那里集中了22个师，总人数15万人，除此以外集中了整个海军和空军力量，构筑了大型工事，集中了大炮和迫击炮。保卫上海之战由蒋介石在舰上遥控指挥，有美国顾问为他参谋。

英国从新加坡调遣军舰加强上海的海军力量。已有2艘英国军舰与国民党海军一起参加了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国民党3艘军舰和英国2艘军舰的炮火击毁了我人民解放军2个团的阵地，我受到了巨大损失。毛泽东说，因此，我们已下令在作战区和长江沿线扫射一切外国船只，不作警告，包括未经允许在长江航行的非军事船只。

(2)关于5月初中共代表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举行的会见和会谈。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就下列三个问题交换了意见：

关于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制度——国民党政府；

关于美国从中国撤军；

关于建立联合政府。

毛泽东同志说，司徒雷登表示，他们美国人现在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制度。以他为首的美国大使馆仍留在南京，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英国、法国和其他大使馆仿效了美国。

关于在华的美国军队，他说，只要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进入城市(青岛、上海)，美国就将撤走陆军和海军。

司徒雷登同时也请求考虑这个情况，美国人在上海的资产有2亿美元，为了保护这些资产，美国政府要在上海保留一些军舰和一部分军队。

司徒雷登希望，在未来的联合政府里，国内民主人士的代表尽量广泛些。

全国人民支持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司徒雷登说，这个政府会得到大家的承认，会有许多国家和它建立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通知说，7月份他准备回美国，他的离开与中国的局势有关。

关于跟司徒雷登的会谈，毛泽东同志说，他的声明与麦克阿瑟的行动相矛盾。不久前麦克阿瑟的2个团的兵力已登陆青岛，同时还在加强上海的海军力量。也许司徒雷登说谎，也许麦克阿瑟的军事行动没有得到国务院的允许。

司徒雷登同时还说谎，毛泽东同志说，好像美国已经不再支持国民党政府。我们得到的消息正好相反，他们还在积极支持国民党。

至于司徒雷登说，美国大使馆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没有离开南京，我们对此不感兴趣。如果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都滚出中国，我们才高兴呐。

联共(布)党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

科瓦廖夫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66-69

№16520 雷斯科夫致斯大林函：林彪和刘亚楼赴苏治病(1949年5月25日)

现一并呈上高岗写给您——菲利波夫同志的信以及写给我要求为司令员林彪、刘亚楼提供飞机的信。

副领事

雷斯科夫(签名)

附件：

高岗用俄文和中文写的信

尊敬的雷斯科夫同志：

请转送我给菲利波夫同志的信，致以衷心的感谢。

致敬!

高岗(签名)

尊敬的雷斯科夫同志：

司令员林彪和刘亚楼同志患有严重心脏病。他需要在伏罗希洛夫市附近的什马科夫治疗，为期半个月。

请您调拨一架飞机到大连，以便送他去伏罗希洛夫。

致敬!

高岗(签名)

尊敬的菲利波夫同志：

司令员林彪、刘亚楼同志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要求到伏罗希洛夫市治疗。几天以前我曾请求您允许刘亚楼到伏罗希洛夫市去治疗。如果您同意让他去那里，请您给我回电，因为他很快就要去汉口工作。

高岗(签名)

手写批注：

请奥西波夫准备一封给(中央)Е.Ф.科瓦廖夫的信。М.К. [13]

АВПРФ，ф.100，оп.36，п.140，д.1，л.13 16，20，21

№16522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给中共的意见(1949年5月26日)

绝密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下列事项：

第一，建立经济领导核心的思想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对中共中央委员会制订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结构草案，我们有几点看法：

(1)此草案仿效了苏联政府计划核心的结构，而且太繁琐。这对目前的中国不切实际，要删繁就简。

(2)海关和边防军保卫边境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海关可以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外汇收入。因此这件事应交给专门的部门主管。

(3)中国的私人企业不能与外国工业企业和金融企业相提并论，应该由不同的部门来管理。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哪些形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我们觉得，中共中央比我们更了解。

第二，中国的政府经济领导核心，毫无疑问，应该由中国人士组成，因此科瓦廖夫不应加入这一核心组织。是否让科瓦廖夫当中共中央的顾问？如果需要，可以同时兼任经济领导核心的顾问。

第三，我们至今还未收到中共中央需要为协助上海组织经济领导核心和经济生活方面的苏联专家名单。我们请中共中央和科瓦廖夫同志一起制订一个名单后通知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在派遣苏联专家方面采取实际的措施。我们认为，苏联专家可以担任评审员，确定委派哪些中国同志到合适的岗位。

第四，我们认为目前不宜广泛宣传苏联和民主中国的友谊。这样的宣传安排在中国民主政府成立、中国民主政府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时较为合适。

第五，我们不反对中国民主人士到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来。如果中共中央觉得合适，这个代表团甚至可以安排张治中、邵力子、傅作义等。

第六，我们建议不要再推迟中国民主政府成立的日期。现在中国已无政府。中共中央不能称作政府。国民党政府实质上已经不能作为政府。中国没有政府，从对内政策观点来看是很危险的，从中国的国际地位来看也是很危险的。不能再拖延政府成立的日期。

第七，人民解放军成就辉煌，我们为之感到高兴。我们认为，战役并没有结束。英国、法国、美国不会不懂，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帝国主义者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南中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仅如此，英国和美国可能会在向南挺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后方——青岛派部队登陆。这种危险性是相当严重的。可能，英国和美国还会利用其他港口，例如天津的塘沽港，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登陆。因此我们建议：

(1)不必急于认真准备人民解放军向南进军到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

(2)从向南进军的人民解放军主力中挑选两支优秀部队，调往天津和青岛，增加这些地区的兵力，预防敌人部队登陆；

(3)暂时不要缩减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人数。

第八，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关于朝鲜问题的意见，同意他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

第九，我们也同意毛泽东同志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提出的意见。

第十，联共(布)中央感谢毛泽东同志所作的通报。

文件两份，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73-75

№09106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等报告：原伪满洲国官员集体声明(1949年5月31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维辛斯基同志：

在哈巴罗夫斯克市苏联内务部的特别监狱里关押着被扣留的原伪满政府部长和将军们，他们递交了一份呈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的声明。

他们在声明中表达了对苏联的敬意，感谢苏联宽待他们这些俘虏。

被扣留的原伪满的部长和将军们同意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大会上的讲话，该讲话提出了建立中国…… [14] 的任务。 [15] 他们发誓，如允许他们回国，他们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尽自己所有的公民义务。

提到自己过去的行为，这些被扣留的人在声明中指出，以往14年他们在满洲国的工作是为叛国者服务的，承认自己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玩物。

内务部呈上原伪满36名部长和将军声明的俄文译文，请你们审阅。

声明原件存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附件：

中国，北京

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先生：

1945年8月，苏联军队解放了东北。同时，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与日本军官一起来到苏联待罪。

在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受到了苏联的宽容对待，没受任何歧视。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相信了，苏联是实现了普遍平等的国家，不以社会出身、民族和种族为转移。由于这一原则，苏联博得了全人类的爱戴。这一原则是消灭帝国主义战争和建立全世界和平的正确途径。

通过联共(布)的历史看出，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所取得的成绩使它能够战胜武装干涉，粉碎法西斯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

英明的苏联领导人列宁—斯大林、列宁主义和斯大林宪法为广大群众的幸福奠定了基础。劳动群众和农民满怀无限的忠诚，保护和支持共产党，每一个人，无论男人还是妇女，都不遗余力地工作，沿着共产党所指引的大道前进。

我们是苏联战后完成“五年计划”取得惊人成就的见证人。这些成就令我们肃然起敬。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之后30多年所取得的结果都不能同苏联的这些成就相比。

张景惠及与他在一起的人们，心中热血还未冷却，对祖国还依然有爱慕之情。我们在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懂得，在满洲国工作的14年时间里，我们是在为下流的走狗——叛国者们效劳，尽管我们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们知道，我们为虎作伥，给自己的人民带来了不可思议的灾难；我们明白，纠正自己的错误已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在长达20年的政治军事活动中，犹如盲人骑瞎马，误入歧途，而自己反以为正确。

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内战的硝烟之中。我们仰望南去、飘往中国的白云，想到不能与中国人在一起，不禁潸然泪下。

从1948年12月开始，苏联报纸不断报道，东北，然后是华北，相继完全解放。

中国如此之快取得胜利的原因，当然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符合中国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人民到处欢迎解放军，到处支持解放军。现在可以指望将很快解放全中国。

我们阅读了您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您在电报中指出有罪和无罪的界限，指出了该走哪条路，给了我们完全自新的机会。 [16]

我们认为，在和平代表大会之后，中国会在极短的期限里顺利地实现全国和平。这将是我国人民的幸福!

不久前我们阅读了委员会委员任弼时 [17]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他指出了中国青年所面临的任务和青年工作的方向。任弼时讲，为了使中国完全独立，必须使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为一个工业国。只有那时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侵略的魔爪，才能实现经济独立。这就是说，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人民在列宁领导下所走过的道路。

现在中国的民族…… [18] 正在逐步恢复，通过实现几个“五年计划”，便可顺利地达到让中国人过上富裕日子的目的。中国人民面前确实展现出幸福和繁荣的前景。

我们，张景惠和其他人，尽管在祖国大门之外，但也不能不为中国的光辉前景感到欣喜。我们对带领中国共产党前进的中共中央主席表示深深的感激和崇高的敬意。

如果给我们提供回国的机会并保留我们的生命，我们发誓，我们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尽我们的公民义务。

同时我们祝您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向首都南京进军!

1949年5月4日

1.张景惠，原伪满洲国总理，将军；

2.熙洽，原伪满宫内府大臣；

3.南欣(Нам Син)，将军，原伪满护玺大臣；

4.邢士廉，上将，原伪满军事部大臣；

5.于镜涛，原伪满勤劳奉公部大臣；

6.金名世，原伪满厚生部大臣；

7.卢元善，原伪满文教部大臣；

8.阮振铎，原伪满外交部大臣；

9.阎传绂，原伪满司法部大臣；

10.于静远，原伪满经济部大臣；

11.黄富俊，原伪满兴农部大臣；

12.谷次亨，原伪满交通部大臣；

13.孛儿济特·巴德玛拉布坦，原伪满蒙政部大臣；

14.佟衡，上将，原伪满总参谋长；

15.张文强(Чжан Вин-чжан)，少将，原伪满宪兵训练学校校长；

16.王之佑，上将，原伪满奉天军区司令官；

17.曹玉仁(Сао Юй-жэн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参谋长；

18.刘利林(Лю Рын-лыь)，少将，原伪满通信队队长；

19.向全(Сянь Цаон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卫生局局长；

20.王光宁(Ван Гуан-ниь)，少将，原伪满吉林军区法庭庭长；

21.乔北汉(Чзао Пе-хан)，中将，原伪满齐齐哈尔军区司令；

22.任光图(Жань Гуан-ту)，少将，原伪满齐齐哈尔军区参谋长；

23.李广龙，中将，原伪满哈尔滨军区司令；

24.韩乾祖，少将，牡丹江军区兽医局局长；

25.周大鲁，中将，原伪满通化军区司令；

26.赵白(Чжао Вэй)，少将，原伪满通化军区参谋长；

27.甘珠尔扎布，中将，原伪满通辽军区司令；

28.郭文林，中将，原伪满海拉尔军区司令；

29.真珠尔扎布，少将，原伪满海拉尔军区参谋长；

30.饶文森(Нао Вин-сэнь)，少将，原伪满江河舰队司令；

31.赵景强(Чжао Цзин-чан)，少将，原伪满…… [19] 区舰队司令；

32.吴国贵(У Го-гуй)，少将，原伪满海军学校校长；

33.张英伏(Чжан Инь-фу)，少将，原伪满第二步兵旅旅长；

34.刘斌(Лю Бинь)，少将，原伪满第三步兵旅旅长；

35.杜蒙仁(Ду Мун-жань)，少将，原伪满第十三步兵旅旅长；

36.刘孝亮(Лю Сянь-лян)，少将，原伪满第十七步兵旅旅长。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235，л.46-52

№14193 中共中央致斯大林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日)

密码电报第54991号

绝密(严禁复印)

致菲利波夫：

据从莫斯科来的中国同志说，1948年由中共中央机关所属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已在苏联译成俄文，并将于近期发行。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已出版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文章的挑选和排版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足，另外在个别词语上还存在一些错误，甚至是曲解。

中共中央将出版一套新的经作者本人校对的毛泽东著作选集，其中对前一版《毛泽东选集》作了一系列修改和变化。我们计划于今年6月底以前出版该著作。

有鉴于此，我们请求(你们)，暂时不要将译自中共中央东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俄文版付诸印刷。

另外，还要请求你们，应根据我们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集来对已译俄文著作进行相应的修正和变化。我们将于该新著出版后立即将其发往莫斯科并交给你们，在此之后，你们就可以出版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了。

中共中央

1949年6月1日

第525号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98-99

№14194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出版毛泽东著作选集俄文版(1949年6月12日)

绝密(严禁复印)

六天之内必须返还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相关部门

1949年6月12日

密码电报第2624号，急电

致捷列宾

第525号复电：

请转告中共中央如下内容：

“已收到你们提出的关于延期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的请求。

我们在收到你们经作者校对的新版本之后，再着手出版《毛泽东选集》俄文版。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文件共3份，发送：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

发送人普雷夫金娜，第3387号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97

№16525 毛泽东致斯大林报告：新政府筹建与国内状况(1949年6月12日)

绝密

兹报告：6月12日毛泽东同志委托我将他的报告转交给您。

下面是报告的全文：

一、您5月26日通过科瓦廖夫转来的电报收到。

除了已经请科瓦廖夫同志转交给您的报告外，我再给您写一份正式报告。从今年3月19日和21日给您写了报告以后，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现在还有一些问题向您汇报，请给予指示。

二、关于建立政府的问题。

现在我们决定在今年8—9月份建立政府。一切筹备工作在8月中旬完成。8月中旬或下旬可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政府。

筹备工作的内容如下：

1.全国范围内有44个党派、社会组织、团体和无党派人士。这些组织中将选出500名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和来宾。

2.制订协商会议组织条例和权力。

3.编制协商会议一般政治纲领草案，并预先进行讨论。

4.在事先交换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协商会议的结构、组织基础和组成。由于长江以南区域的许多省份很快将归入我管辖地区，参加协商会议的代表和组织会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广泛。因此，协商会议将代表中国一半以上的地区和人民。

由于战争即将结束，过去根据以夺取战争胜利为重点而制订的一般政治纲领应该重新审查，在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基础上进行制订。

政府的组织结构和组成应该围绕解决这个任务进行研究。一切筹备工作将在8月中旬加紧完成。因此，协商会议可以在9月中旬或下旬召开。从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来看，这个时间是合适的。

各界人士希望这次会议开得顺利，开得圆满。他们对这次会议寄予很大的希望。有些民主人士过去认为，会议应该在夺取广州和重庆之后召开，现今他们不再坚持了。

三、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有可能也有必要在今年冬季占领广州、南宁、昆明、贵阳、重庆、成都、青海、宁夏等城市和地区。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大国可能采取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1.尽快消灭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残余。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中国大陆消灭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帝国主义将难以或无法实现经济封锁和干涉。

2.建立沿海地区的防卫。

3.做好经济自助的工作，摆脱一切可能的经济封锁。

四、事情的发展比我们设想的要快。过去部队没有后方的供给，依靠地方的资源(人员补充、弹药、粮食、军服等)，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国民党统治区遇到的这些困难比我们估计的少多了。

国民党的反抗力量大大地减少了，除了那些有20多万人的国民党部队还有些战斗力外，其他部队的战斗力丧失殆尽。国民党部队的分崩离析是一大特点。

从4月21日至今的50天战斗中，我军以6万人员伤亡的代价消灭了国民党部队58万人。

三年的解放战争中我军共计消灭了559万人。现在国民党军队包括常规军和非常规军、后勤机关、军事学校等总共加起来不超过150万人。国民党兵力已经为数不多了。消灭他们，指日可待。

除个别部队外，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性总体来说很强。在革命高潮中我们的部队表现出了民族英雄主义，得到各界人民的支援，在解放区受到隆重欢迎。我军的战斗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人民解放军在今年春季进行的3个月政治和军事训练中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军庄严、坚决、顺利地向前挺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军事远征。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除了某些动摇的右翼分子)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一致支持我党、我军。

我军将要到达的地方，大部分国民党成员脱离反动组织，留在原地，保卫政府机关、企业、文教机关，等待我们的到来，以便将这些机构交到我们手中，并帮他们解决生活和工作问题。

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和农村游击队有效地把自己的行动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役、接收城市企业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这一切保证了人民解放军就地顺利解决供应困难问题，而不完全依靠后方。

五、目前的局势使我们有可能超过以前规划所确定的军事战役规模。以前的规划我曾于今年2月份亲自对安德烈耶夫说过，我们准备在今年占领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江西、陕西、甘肃9个省。可是从4月21日起50天之内我们已经占领了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和陕西5个省以及江西、福建省的部分地区。

根据时间和兵力的计算，今年冬季还可以再占领8个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甘肃、宁夏、青海。剩下的只有新疆、西康(四川省的西部)、台湾和海南岛，这些地方考虑到明年再夺取。

如果白崇禧的广西部队不战而逃至云南省，那么云南省的占领可能安排在明年春季。西藏的局势特殊，明年可能还不能解决。

假如我们按此计划行事，这样可以大大缩短战争的时间，加快清除大陆上的帝国主义走狗。那时，人民解放军的三个野战军今年秋季和冬季都不会闲着，215万常规军的粮食问题将得到顺利的解决，因为粮食供应问题将由16个省来解决，而不是以前计划中的10个省。

六、为了建立沿海防御阵地、加快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我们对部队作了调防，并准备再作调防。

1.调一个军到秦皇岛—塘沽海滨前线的北平、天津、秦皇岛地区，那里已有4个步兵师和4个炮兵、坦克团在执行驻防勤务(这个军是拥有11万人的3个步兵常规军中的一个，占领太原之后驻扎在张家口和大同地区)。

其他两个军的主力将部署在张家口—大同地区。需要的时候可以在任何时间调去沿海一带支援。这个地区是聂荣臻指挥的军区。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省属这个军区。这里驻防勤务的力量相当强。

2.我们在青岛地区部署了地方部队的一个军，命令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负责武装和补充这支归军区管辖的军队，使它成为一支常规军，能执行青岛地区的驻防勤务。

属华东军区范围的省份是：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台湾。山东省是我们的坚实的根据地，帝国主义想通过山东侵入中国绝非易事。

3.陈毅的第三野战军有15个军，60万人(不包括近期俘虏的20万国民党士兵)。其部署的情况是：3个军将于6月下旬撤出上海，准备在8月或9月占领福建省。福建省内只有5万人的残余敌对势力，要消灭这批残余，3个军绰绰有余。以后这三支军队将在福建省执行驻防勤务，重点放在福州。

4个军在浙江省驻防，重点在杭州。

2个军在南京地区驻防，5个军在上海地区驻防。

1个军在苏州驻防。需要的时候，在任何时间内可以调去青岛或连云港以加强力量。

将从每个军中抽调一些部队去消灭反革命集团、维护社会秩序。主力部队要进行整训。我们占领了福建省以后，陈毅野战军的战斗任务基本上告一段落。他的军队将转入国防，那时我们将不会害怕帝国主义者的干涉。

台湾孤立在海上，那里有7万多人的敌军残余。目前暂不考虑占领它，这个问题可能到明年解决。

4.刘伯承指挥的第二野战军驻扎在安徽、浙江、江西和福建省的交界处，有9个军，30万人(不包括近期俘虏的10万国民党士兵)。第二野战军已经完成这个地区的战斗任务。已命令他们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训。今年8月或9月这支军队要开拔西挺，在4—5个月内到达并占领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贵州省地区。以后第二野战军将控制这两个省，并准备下一步骤——占领西康和西藏。

5.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有13个军，90万人。调出一个军驻扎在河南省及其中心郑州。

其他12个军在6月中旬可以调遣到湖北省的西部和南部以及江西省的北部。

6月底或7月初第四野战军将从3个方面向白崇禧部队发起总攻(白崇禧手下有20万人，其中8万人具有战斗力)。首先，第四野战军要占领河南和江西省，这项任务应该在今年夏季完成。其次，要占领广东、广西和云南省，这项任务应该在秋冬之际完成。

林彪统率的12个军中5个军拥有炮兵部队和战斗力强的部队，在消灭敌人之后将被部署到湖北、湖南、江西省执行驻防勤务。

其他7个军在他们到达湖南和江西南部(8月份能到达)后休整1—2个月就挺进广东、广西省。

这7个军在广东、广西取得战斗胜利之后，将有1—2个军队调去占领昆明市，然后他们将在广东、广西和云南执行驻防勤务和保卫国家边境。

在广东、广西和云南省有广大的游击运动地区，游击队员人数超过5万人。林彪手下的7个军在占领这3个省份时不会碰到特殊的困难。

我们估计，我军进攻这3个省份的时候，英国、法国和美国一定会在香港、印度支那、缅甸和暹罗加强军事防御措施。但是，我们的部队不打算越过自己的国境。

有关香港和九龙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打算提出归还中国的要求。

在这样的局势下，英、法、美军侵占中国领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即使他们派出军队占领了汕头和广州，或从印度支那侵入，我们还是有能力对付他们的。总之，对待国内外敌人，我不打无准备之仗，战则必胜。对每一个战役充满胜利的信心，这是我军战斗行动的原则之一，这个原则我们一直坚持。因此我们不吃亏。

6.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有12个军，35万人。6月中下旬第一野战军可能集结在西安的西部，在整个夏季他们将消灭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的联军(总人数超过20万)。估计，在这个地区会打几个硬仗(马步芳、马鸿逵部队还是有点战斗力的)。如果这里的几仗能取胜，那么在秋冬之际可以攻下兰州、青海和宁夏。

七、如果在冬季之前能实现以上计划，那么中国大陆的战争时期基本上告一段落，从明年春季可以进入和平建设阶段。这样的局势对编制经济建设计划和开展南方各省和西北各省以及今后的工作极具重要意义。

八、今年完成上述计划的困难不是打仗，而是缺乏干部。我们过去在9个省培养的5.3万名干部不能满足新计划的要求，新计划内确定要占领16个省。

克服困难采取办法：

1.从5.3万名干部抽调一部分人去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青海、宁夏工作。

2.广东、广西、云南省的地下党组织和游击区应该自己培养大量满足自身需要的干部，这个任务能够完成。

3.再调派一批在北方老区工作过的同志。

4.当我军进入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省以后，他们不要急于占领这几个省的所有领地，暂时只要占领其省会和主要交通线即可，这样就可以减少对干部的需求。除此以外，他们应就地为自己培养干部，以便为明年扩大占领区直到全部占领这5个省做好准备。

九、如果实现了迅速消灭国民党兵力的计划，我们就能开始计划和调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力量，同时也可以着手制订经济建设计划。

十、目前我们不但不能削减军队的人数，相反，由于在新解放的省份需要进行土地改革，还要建立地方部队，地方部队的人数要达到150万。

因此，如果加上直属中央的部队和北方老区地方部队215万人以及常规部队150万人(包括后勤部队、军事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我军的总人数可能会达到500万人。达到这个数目之后，我们就可以逐步缩减部队的数量。到那时，中国有300万人的部队(包括常规军和地方卫戍部队)就够了。

目前我们要缩减的不是部队，而是军事工业。

在长江以北的老解放区我们拥有160个军工厂，有10万名工人和职员。

从国内战争的需要来看，现在不需要生产武器和弹药。我们野战军打仗完全可以依靠战利品和从国民党手中夺来的军事工业满足战争的需要。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干涉，我们就可以逐渐地开始缩减军事工业，将军事工业转入生产民用产品。否则生产不需要的产品对我们没有好处。

为了建立国家的永久国防，需要在经济总计划中考虑列入建立符合国防目的的新军事工业的适当规划。这方面我们希望得到您的专家们的帮助。

十一、目前我们暂时没有大规模宣传和展示中苏友好关系的计划。我们的意见是：趁各民主党派代表赴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之际，让他们深切地感觉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以便消除他们中间某些错误的观点。

这样在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便于正式办理贷款和苏联专家工作的合同手续，同时将促使苏联专家们能名正言顺地在华工作。

政府将在8月成立，而民主人士要和我们一起在6—7月份召开协商会议，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十分紧张)。因此，赴苏事宜只得推迟，到政府成立之后再进行。此事我们还没有与他们交换过意见。

十二、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未来的中国政府经济领导核心的结构不宜庞大，要灵活，应该适合中国国情。

十三、关于我们需要的苏联专家人数及其专业清单，我们6月9日已通过电报给您寄去。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毛泽东

1949年6月11日

给斯大林同志，第55420号密码电报

1949年6月1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01-111

№16526 库梅金致斯大林报告：向中国运送石油产品(1949年6月17日)

机密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向您报告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5月31日决定的关于租用外国船只从黑海给中国北方地区运送石油产品事宜。

根据6月17日的情况，我们租用了两艘总载重量为2万吨的油船。

第一艘船载重量为1.2万吨，6月29、30日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为7月30日。

第二艘船载重量为8000吨，7月5—7日之内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为8月7日。

除此之外，达成了租用第三艘油船的协议(船主尚未最后确认)，其载重量为1.5万吨，7月10—12日之内装运，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大约在8月10日。

还有两艘总载重量为2万吨的油船，在最近三四天内可以租借。

苏联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Π.库梅金(签名)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12

№16527 斯大林致科瓦廖夫转毛泽东电：新政府筹建等问题(1949年6月18日)

绝密

请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毛泽东同志：

您的关于组织政府和进一步占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战役计划我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不能认为，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干涉和封锁已经排除，因此我们在制订行动计划时既要考虑到好的一面，又要考虑到坏的一面，以保证自己能对付偶然事件，不致措手不及。

建议对新疆予以认真的关注。新疆石油蕴藏量丰富，还有棉花。缺少石油，您会感到寸步难行。如果能在最快的时间内到新疆开展工作，过2—3年后就可以有自己的石油了。

可以从石油开采和加工区铺设一条输油管到锦州站 [20] ，再从锦州通过水路或铁路将石油输送到全国各地。因此，占领新疆事不宜迟。派一个军就可以解决了。对马步芳的兵力，您估计得过高了一些。据我们掌握的情报，他并没有那样强大。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19

№2624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给中国工会代表团提供经费(1949年6月18日)

批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关于从国家银行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划拨外汇126万卢布的请求。(以支付中国工会代表团经捷克斯洛伐克前往米兰参加第二届世界工会大会的差旅费，及其向世界工会联盟交纳的会费。)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0，л.201

№00598 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对中国的援助(1949年6月27日)

莫斯科，1949年7月28日

会谈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

参加会议的人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同志；刘少奇(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卡尔斯基(即师哲，翻译)和И.В.科瓦廖夫。

在与代表团成员握手和互致问候之后，斯大林要他们转达对毛泽东身体健康的问候。

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毛泽东同志的关心，并递交了毛泽东给他的信。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帮助，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待代表团。

在此之后，斯大林转入讨论代表团提出的问题。 [21]

一、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关于这一点，斯大林注意到，两党之间类似这样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

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

中国将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关于这个问题，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以他个人的名义表示，对于这样的贷款，1％的年利率少了，应当提高。

斯大林对此向代表团解释说，苏联向东欧民主国家提供贷款的年利率为2％，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减少了一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民主国家不同。东欧民主国家那里没有战争，经济也比较稳固；而中国还在进行战争，经济持续恶化。因此，对中国应当按照更优惠的条件提供大量援助。

然后，斯大林笑着说，当然，如果你们坚持高一些的年利率，那就是你们的事情了，我们可以接受。

关于签订 贷款协议 问题，斯大林说，有两个方案：第一，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协议；第二，授权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协议。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协议。 [22]

二、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将提供专家。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但我们应当谈妥关于专家的报酬。我们认为，如果你们是按照粮食价格向你们的专家提供报酬的话，对苏联专家也可照此办理。但是应当按照你们的优秀专家的高水平报酬标准提供给苏联专家。不能低于、当然也不要高于这个水平。鉴于我国的专家享有高工资，因此，如果需要的话，将由苏联政府向他们补足。

斯大林说，如果发现我国专家中的个别人有不良行为，请你们通知我们。正像人们所讲的，家中难免有丑陋之人，在好人当中也可能会发现坏人。

不良行为将会败坏苏联的国家荣誉。因此，我们对此将进行警告、教育。必要的话，将进行惩罚。

我们不容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采取傲慢和轻视的态度。

在回答斯大林的这些话时，刘少奇说，在中国有一些与帝国主义的活动没有联系的外国专家，他们得到的报酬大大高于中国专家。斯大林对此回答说，在苏联，有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惯例和制度。我们想按照自己的观点和制度办。

三、关于派遣专家去上海。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挑选了15名专家，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在任何时候派过去 。请你们研究并通知我们。但是，一般来讲，你们应当注意到，在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有许多你们自己的专家和高级技术工人，他们能够提供的帮助，会大于而不是小于苏联专家的帮助。因此你们必须吸引他们积极地投入工作。

四、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 ，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

我们可以这样来做：比如，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教会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斯大林接着开玩笑说，东北政府可以把他们再“卖给”中央政府。

五、关于新疆。斯大林同志说，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他们可能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跃起来，以继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内战。这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在新疆有丰富的石油储量和棉花，而这些正是中国所急需的。

汉族在新疆所占的人口比例现在没有超过5％。占领新疆以后，应当把这一比例提高到30％。通过迁移汉族人的方式，全面开发这一广阔而富饶的地区，并加强对中国边境的防卫。

总之，为了巩固中国的国防，应当让汉族住进所有的边境地区。斯大林同志说，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六、关于舰队。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没有自己的舰队。然后又补充道，你们好像已经从国民党那里缴获了一些舰只。

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

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七、刘少奇同志感谢斯大林同志给予的巨大帮助，这些帮助体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并感谢向中国提供的异常优惠的条件，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他同时强调，中共中央已经拟定了一个条例，并将分送给党的各级组织，以便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使他们任何人都不会抱怨的工作条件。

八、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类似的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

九、在回答中国同志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 的请求时，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

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 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 [23] 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

十、斯大林同志同意代表团提出的 在政治局会议上听取 他们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看法的请求。同意再过三四天开会，以便代表团做好准备。 [24]

十一、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 但为此目的，应当称你们 是来自东北的贸易代表团，以便你们能够公开进行访问。

十二、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我们将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同志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样你们就有可能广泛地进行参观，包括去各种值得参观的企业。

中国同志表示，等他们请示毛泽东后再对此做出回答。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1-7

№09050 苏联驻华使馆备忘录：美英对华宣传动向 [25] (1949年6月30日)

美英反动派指望民主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从最近发表的文章的内容看，美英宣传非常注意选择一些能够刺激中国人尤其是中共党员民族感情的题目，其主要目的是在民主中国与苏联之间、中共与联共(布)之间制造敌对关系。

……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6，д.117，л.29-36

№00599 刘少奇致斯大林报告：中共的方针政策(1949年7月4日)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我们谨向你们提出下列报告。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一)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

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基本上取得了胜利，不久就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截至1949年5月底，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中国富庶地区已有29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0％(因新疆、青海、西藏的面积很大)，人口 2.75亿 [26] ，占全国总人口的57％，县城以上的城市，包括最大的城市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在内，有1043个，占全国2000个县以上城市的5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3年来的战争中，消灭了国民党军队559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其后方机关在内，现在只剩下150万人左右。其中有些战斗力的只有20万人左右，而人民解放军，据最后统计，则已发展到390万人，其中四个野战军240万人，其余为各军区地方部队及总部直属兵团和机关学校。还有空军7500人，海军7700人。〔1/有飞行员吗？有水兵吗？〕 [27]

人民解放军在今年夏秋两季可占领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冬季可占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对国民党的战争。剩下的有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其中西藏问题只能用政治方式而不能用战争方式解决。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作内应，可能提早占领。我们完全赞成尽可能早地占领新疆，而占领新疆的最大困难，是如何肃清和保证新疆向前进的道路以及缺乏必要的交通工具(由甘肃到新疆需经过漫长的没有粮食和饮水的沙漠地带)，如果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占领新疆的时间，将可以大为提前。

除了军事上的胜利，我们在政治上也已经取得了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入完全的孤立。所有中国的民主党派都站在我们一方，人民群众轰轰烈烈地起来，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

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了。但由于我军的行动受到交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要取得完全的胜利，还需要一些时间。关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直接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从来就有充分的估计。联共(布)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对我们的指示，更加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完全同意这些指示。我们没有松懈对这种可能性的警惕。但照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似乎没有帝国主义者派遣上百万军队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况且，这也只能推迟中国革命胜利的时间，而不能消灭和阻止中国革命，同时还将使帝国主义陷入极大的困境。但帝国主义派遣一二十万军队占领中国三四个海港，或作一种扰乱性的武装袭击，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已做了准备。因为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海岸没有设防，帝国主义的这种武装袭击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和损失。但我们的军事力量不会受到损失，而且这将激励全国人民及军队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并驱逐这些进行干涉的军队。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如果处理得当，帝国主义有可能不敢来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我们应当注意不给帝国主义以进行武装干涉的借口。与此同时，迅速肃清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将使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更加困难。

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无产阶级与人民民主力量，特别是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利用了这些条件。在中国革命中，有成功地组织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在乡村中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在城市中进行秘密工作与合法斗争，以配合武装斗争的经验，以及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内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可能是很有用的。

(二)新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

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胜利，很快就会完全胜利。今后的任务，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肃清蒋介石国民党的残余，并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管理和建设这个国家。

我们决定在今年8月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联合政府。 现正在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新政治协商会议，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和召集的，而是由中国所有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共23个组织共同筹备和召集的。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28]

现在政协筹备会已组成，共有筹备委员134人，其中党员43人，肯定跟随我们前进的进步人士48人、中间人士43人，其中中间偏右的只有12人，在进步人士中有15个秘密党员，共产党可以保证对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绝对领导。在筹委会中另外还设立了常务委员会，有委员21人，同样可以保证我党的领导。

筹委会已决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包括党派14个，代表142人，地区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人民团体和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代表206人，总共45个组织，510个代表。代表中党员将占多数。

我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是为群众所熟悉的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适当组织形式，准备使其成为经常性的组织，并在必要的地方成立地方的政协会议。

政协会议准备通过各党派团体共同遵守的纲领，选举中央政府，发表宣言并决定新的国旗、国徽、国歌等。〔2/各省政府是否也要成立？〕

新的中央政府的组织成分尚未决定。在新的政府中除军事委员会外，在内阁之下，将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及政法委员会(管理公安、内务、司法等)，并设立各部。在各部中，准备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冶金、纺织、燃料、交通、邮电等部。中央政府准备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 ，周恩来同志为内阁总理，〔3/这是事实上的总统吗？〕刘少奇和任弼时不参加政府。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性质和政权性质，我们的理解是：

它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它是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实行专政的。〔4/什么是“官僚资本”？〕

工人阶级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工人、农民与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是这个专政的基本力量，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与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和政治派别参加这个专政。这就是这个专政的组成成分。

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需解释的。〔对!〕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1905—1907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和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 〔5/对!〕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我们在革命中及革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还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正如斯大林同志1926年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的演说中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将“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是人民代表会议制，这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而相近于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对!〕

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

所谓内部矛盾与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有人说：“在推翻国民党政权或者实行土地改革之后，中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便立即成为主要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便立即成为主要斗争。”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个政权如果以主要的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那便成为或开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了。这将把目前尚能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赶到帝国主义那一边去。这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起来，将是一种危险的冒险主义的政策。〔对!〕今年2月安德烈耶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谈话时，曾同意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拉拢的政策，后来，联共(布)中央也指示我们必须吸引民族资产阶级到我们这方面来，我们是完全同意这些建议的。

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后，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并将逐渐加强。因此，工人阶级要向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才能保护工人阶级与人民民主专政的利益，但同时，还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必要的和适当的妥协与联合(签订取消罢工的集体合同)，以便集中力量去对付外部敌人和克服中国的落后现象。 [29] 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15年。

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实现中国的统一，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进步，这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实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落后，交通不便，过去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与封建势力的割据，中国统一的经济体系尚未形成，所以目前还不能不给地方政府以较大的自治权，以便发挥地方的积极性。〔7/将要成立省级地方政府吗？〕在目前，实行过分的中央集权制，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和有害的。 〔对!〕

我们以上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中国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绝大多数已来到北平。中国共有10多个民主党派，他们都是一些进行政治活动的小团体，成员总数不到3万人，其中中国民主同盟有2万人，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比较有影响。他们都不在工人和农民群众中进行活动。他们的组织松散，内部很不团结。例如所有各党派都无法提出自己的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因为他们内部有争吵。他们的代表名单，都必须由共产党发表意见才能提出。但各民主党派都有几个领导人物，这些人物因为在中国进行长期的政治活动，在人民中是有些影响的，他们的组织就靠这些领导人物来维持。在每一个党派中都有左、中、右三种人，国民党的残余分子及帝国主义走狗，都极力想钻进这些民主党派中，争取他们的合法地位，我们为此已向这些党派提出了严重警告。所有各党派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反对帝国主义这一点上也是一致的，但有少数人在不久以前仍与帝国主义分子有些联系，直到最近才断绝了这种联系。在土地改革这一点上，则有一部分人是勉强和共产党一致的。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有少数人还提出了一些民族主义的意见。

所有各民主党派，在公开的政治场合中，都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一般纲领，他们都公开地宣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除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外，中国还没有最后形成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党。〔8/有没有买办集团？〕

在中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参加政协会议的那些人民团体将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团体，有的已拥有广大的会员，并且都在迅速地发展会员。它们在过去的反对美蒋的斗争中，曾有过重要的作用，在今后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它们都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是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除全国总工会早已成立外，最近还召开了妇女、学生、青年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因中国青年过去已有很多组织，为了统一这些组织，还成立了全国及各地的青年联合会，暂时作为统一青年运动的组织。

国民党的工会、妇女团体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失败后，已处于非法地位，并迅速瓦解，其领导人早已逃跑或停止活动了，其中的进步人士，则在国民党失败以前就向我们靠拢了。由朱学范所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是有一些群众的，但已与全国总工会合并了。

安德烈耶夫同志今年2月在中国提出要注意组织工人、职工和青年、妇女的工作。我们同意这些意见，现已在所有城市展开了这些工作。但由于这些工作过去长期间断，目前还需要改装训练这些工作的干部(现在每个团体都有几百个到几千个学生的干部训练学校)，所以这些工作暂时还无法取得很快进展。我们希望能有几个有经验的苏联同志来中国帮助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文化教育工作者及科学工作者的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即将在北平召集，并将成立他们的全国组织。他们是能接受共产党领导的。

(三)关于外交问题

联共(布)方面最近关于外交及对外通商借款等问题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

帝国主义在全力帮助国民党、反对中国革命失败以后，现在又以下面的方法继续反对中国革命：

一、继续援助国民党及其他可能的力量抵抗中国革命；

二、用一切方法钻进革命阵营的内部来分化和破坏中国革命；

三、用一切方法挑拨中国革命与苏联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

四、用许多方法接近中国共产党，企图拉拢中共与帝国主义国家接近。

对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阴谋，我们是看得清楚的，并且有经验绝不会让帝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关于这些，我们已在各民主党派中提出警告，并号召人民提高警惕性。

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军事上的、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文化上的，中国革命均要彻底地加以摧毁。这已写入我们二中全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现在我们的军队所到之处，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控制权已经随着国民党的覆灭而被摧毁，其在经济上、文化上的控制权也被大大削弱。但是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和文化组织依然存在，他们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采用什么步骤和方法进行处理，是值得考虑的。

今后的外交活动，我们认为应根据以下几项原则进行：

一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

二是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三是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9/对。〕 [30]

四是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我们没有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投资情况的最新资料。据日本在1936年的调查，英、美、法、德、意、比6国在华投资总额为18.28亿美元。其中英国占10亿多，美国占2.2亿，德国和意大利占2.1亿多。铁路借款和政治借款占5亿多，各国在中国所设银行的金融投资4.5亿多，经营进出口的贸易投资3.8亿多，经营工矿及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3.6亿多。但在日本失败以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华投资均被没收。〔10/被谁没收了？〕英、法、比在华投资受到一些损失，美国增加投资亦不多。现在各国在华的企业是：银行保险、进出口贸易、航行外洋的轮船及码头仓库。此外，英国占有一半资本的开滦煤矿(年产400万吨)、上海和天津的英国烟厂及上海的美国电力公司及其他若干市政企业，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其他企业均不重要。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的工业与矿业，已经没有很重要的地位。目前，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企业，除在若干方面加以必要的限制外，一般还是让其继续活动。〔11/什么样的限制？〕但有些帝国主义者的流动资金已经抽逃，或采取消极的观望态度。将来在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法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问题，是没收还是采取其他方式，我们还没有决定。目前，我们正忙于军事和其他工作，但应该做处理这个问题的某些准备。

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有自己的宣传机关和文化机构。据以前的调查材料，除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外，仅仅英、美两国在中国就有31所大学和专业学校，32个教会学校，29个图书馆，26个文化团体，324所中学，2364所小学，3729个教会，93个宗教团体，147所医院，53个慈善机构。对外国原有的报纸杂志和通讯社及新闻记者，中共中央已决定停止他们的活动和出版，各地均已执行。但在上海，因为帝国主义掌握了上海的若干经济命脉，中央批准了上海同志的提议，暂缓实行此项决定，但以后仍准备加以执行。 [31] 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办的学校和医院等，暂时让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办下去。但不许再设新的，待将来国家有力量接收这些学校和医院时，将加以接收。对宗教机关，一方面允许其在遵守我们法令的条件下继续活动，另一方面，进行一些反宗教的宣传，对教会和教堂的土地经教民同意予以没收和分配。〔12/对。〕 [32] 其他外国机关团体的土地亦予以没收和分配。

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都没有加以承认。只当作侨民对待他们，这样做的结果使人民感觉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共是不怕帝国主义的，并使我们免去了许多麻烦，使各民主党派不敢与帝国主义的外交人员接触，甚至普通人亦不敢接触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国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外交人员利用各种场合请求并设法与我们保持联系，企图取得我们的正式承认。我们现在实行的对外国人的政策，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敢实行的。但这样做，各国侨民感到有诸多不便，许多人请求出境，同时，我们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方便。

各国在中国已解放的地区约有侨民12万人，其中上海有65000多人，东北有54000人，在东北的外侨，主要是苏联人，其次是日本人。

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或提出若干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作为承认我们的代价，在这种时候，我们应采何种政策？〔13/区别对待。谁不承认中国，中国在贸易上就不给它任何优惠——美国的经济危机迫使它不得不重视与中国的贸易，为此要利用中国的商人。〕束缚我们手脚的条件，我们当然是不能答应的，但我们是否应采取积极的办法，以便保证取得这些国家的承认，使我们能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占有合法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是否要再等一等，不急于得到这些国家的承认，〔14/是的!最好不急。〕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事情？〔对!〕在中国新政府成立后，苏联及东欧各民主国家是否能尽快承认我们，即使各帝国主义国家采取无视我们的政策。〔15/对。〕

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希望苏联能够率先承认我们。

对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我们准备分别处理，其原则就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的，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进行修改后加以承认。〔对。〕 [33]

在各国承认新中国后，我们准备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特别是涉及日本的各种国际组织。在国际活动的政策上，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做了一些解释。〔16/对!〕一些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的政策是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答复他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在经过这些解释后，各民主党派便与中共联合签署并发表了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的声明。

在以上各种外交问题上，我们希望获得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的指示。 [34] 〔好。〕

(四)关于苏中关系问题

苏联和中国之间牢固的民族友谊，对于两国和全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一定为增进和巩固这种民族友谊而不懈地努力。《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今后，新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需要加以处理，其处理方式大概有以下三种：

一、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

二、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和内容上有所增减。

三、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

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17/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在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中，有人提出苏联在旅顺驻兵、蒙古独立及苏联运走东北机器的问题。〔我们从东北运走的日本资产只是一部分，远不是全部。〕我们曾向这些人解释：当我们自己还不能防守自己的海岸时，如果不赞成苏联在旅顺驻兵，那就是对帝国主义的帮助。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我们说：蒙古人民要求独立，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蒙古独立，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只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利决定这个问题。〔18/对。〕关于苏联从东北运走机器设备的问题，我们说：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而以此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以上这些说法，不知是否正确？关于与苏联通邮、通电、通车、通航等问题，我们希望迅速办理，并愿由苏中两国合办一个航空公司。这些事情，应当如何进行？〔19/我们来帮助进行。〕 [35]

关于与东欧各民主国家建立关系及通商问题，应当如何办理？〔通过与它们的直接谈判。〕

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迫切地需要这种指示和帮助。除苏联派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除此之外，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20/好。〕

关于联共(布)与中共的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为的：即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21/不!〕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不!〕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之间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的相互理解。〔22/对!〕

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已不可能秘密地去莫斯科，只有等候苏中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地进行访问。他到莫斯科的时机和方式，希望予以考虑。〔23/对。在1949年底，建立外交关系以后。〕

以上所提各项问题，希望给予指示。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3亿美元的贷款，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24/还有白银呢？〕 [36]

希望斯大林同志及联共(布)中央对中共的工作和政策，能够经常地、不客气地给予指示和批评。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刘少奇

1949年7月4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1-50

№00600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关于访苏安排问题(1949年7月6日)

联共(布)中央

И.В.斯大林同志：

一、我们在报告中已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请求给予详尽的指示。有关贷款和专家的问题，我们已经得到了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当我们启程来苏联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们请求斯大林同志在对国际形势、新的战争危险性和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的相互关系的评价与分析的问题上给予指示，它们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评价国际局势的指导性材料。 [37]

二、我们希望利用在莫斯科的短暂停留来了解苏联，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想了解下述问题：

(一)苏联的国家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各级政府机构的结构。

政府的各个部门。

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的相互关系。

政府管理基层机构的结构。

党、政府和群众组织间的相互关系。

武装部队、人民法院、安全机构、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

文化和教育机构的结构。

外交部的结构和外交斗争。

(二)经济政策及在苏联的管理，包括下述问题：

工业、农业和贸易发展的结合。

国家预算、地方预算、工厂的预算，学校、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财务计划。

国家企业、地方企业、各个工厂、教学机构的副业和合作社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

银行的组织和作用。

合作社的组织和作用。

海关和外贸部的组织和作用。

税制和税务机构的结构。

运输业的机构。

(三)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包括：

各级学校组织和体制。

学校和生产部门间的联系。

大学生的招生和大学生的物质保证。

中学的课程选题。

文化和艺术领域中的其他工作。

科研机构。

(四)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结构，包括下述问题：

党组织的形式。

党的工作范围。

党的教育的组织。

党委会的体制。

党的干部的管理。

工会组织的形式。

青年组织的形式。

我们要求苏联的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和我们进行交谈。我们想请下述机构的负责同志来和我们交谈： [38]

部长会议；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

教育部和高级文化机构；

外交部；

国家计划委员会；

银行；

合作社；

国内贸易部；

外贸部；

财政部；

党中央组织部；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全苏共青团中央；

1—2位工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基层委员会主席；

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员会；

联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

莫斯科市苏维埃。

此外，我们还想访问1—2个工厂、1—2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及1—2个学校。

三、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1000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 [39] 这个学校中的学习可分为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派现在在中国担任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去学习，而且由于通过翻译来进行讲课，可以避免因语言不通而产生的困难。目前中国学生在苏联各个中等学校的学习保持不变。

此外，我们还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情况，为期3—4个月。 [40] 他们一方面可以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听课和交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增长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的工作形式之一。

再次，我们希望苏联派遣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

四、关于中苏间的通讯问题。我们想具体谈谈和具体解决 有关建立苏中之间的邮政、电报联系 ， [41] 苏中之间的海上交通、空中联系， 开辟自苏联经哈尔滨和沈阳至远东、自沈阳至北平、自北平经乌兰巴托至苏联的航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培训航空军事干部的问题。

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六、关于苏联帮助我们解放新疆的问题。毛泽东主席已发来电报，其中同意尽快占领新疆并建议我们具体地解决提供 苏联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 的问题。我们想获得有关新疆局势的材料和具体解决空军援助的问题。 [42]

七、涉及东北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贸易问题。今年冬天东北可以向苏联运去80万—100万吨粮食来交换机器设备。

(二)关于在大连和东北确定统一的货币 ，为了促进大连和东北的经济关系，减少我们的外汇负担，最好还是恢复大连的工业。

(三)关于开放大连港以便向香港和日本输出煤炭和盐等。 [43]

如果上海和天津被封锁，我们能否利用大连港进出口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允许美国和英国的商船进出大连港？

(四)关于利用鸭绿江水电站电力的问题，东北要求上述电站应将一半的电力输送给东北。为建设这一电站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东北请求苏联在解决这一问题时给予协助。

八、关于中苏文化联系。中苏文化联系是我们两国人民紧密接近的重要工作。我们想和苏联的负责同志谈一谈有关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协会，有关相互派遣工农和学者参观团，有关在中国培养掌握俄语的干部，有关翻译政治、科学和文学作品，有关在中国建立俄语图书馆，有关开办书店，有关在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里出版报纸、杂志和发行书籍等方面的工作。 [44]

请您就这些问题给予指示或指派专门人员讨论这些问题。

致以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6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8，л.51-55

№1652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代表团访苏的要求(1949年7月6日)

绝密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向您报告：

在7月5、6日的会谈中，刘少奇、高岗和王稼祥等同志请我向您报告下列事宜：

1.他们请您对刘少奇在报告中阐述的问题做出指示和提出建议，报告已呈送给您。

2.他们希望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内了解：

(1)联共(布)的机构和党的机关工作；

(2)苏联国家的结构；

(3)经济机构、国民经济的规划和国家经济的管理；

(4)国内教育、文化工作的安排；

(5)群众组织(工会、志愿团体等)的结构和工作；

(6)参观工厂、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企业。

3.他们请求派遣各专业的苏联教授(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授)去中国高等院校讲课，但首先希望：

(1)派遣一批重要的经济管理干部(总局的领导人、厂长)来苏联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学习具体工业部门的工作；

(2)在苏联为中国建立一个专业的高等院校，学习人数1000人。培养对象为：一、领导干部、工程师、技术员，学制为1年；二、中层领导干部，学制为2年；三、青年人，学制可达5年。这类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工业、贸易、财政、法律等方面的专家。

4.代表团希望解决几个与东北有关的问题：

(1)关于通过易货贸易供应机械制造厂的重型机床；

(2)他们希望明确苏联与东北的贸易远景规划，商品名称、价格、商品交换方式和期限；

(3)他们希望为东北引进不少于300名工业各部门的专家，以替代在冶金工业、军事工业、航空工业工作的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同时也需要电厂的专家和医院的医生。

他们提到旅顺港和大连的问题，表示希望苏军不要按条约 [45] 规定在那里驻扎30年，而是60年，但希望改变东北和大连相互关系的现状。

(1)允许自由进入港口输出煤和盐，接收运往东北的货物；

(2)在东北实行统一货币，否则无法维持大连的军工企业，只能被迫关闭。这样会造成失业，引起工人的不满。这项统一货币的措施他们想在1949年9月实行。

5.他们提出请求，在利用鸭绿江电站的50％电力方面(按他们的说法，该电站的总发电量为40万千瓦)希望得到苏联政府的帮助。他们提到，在建造该电站时中国投资了7500万日元，而朝鲜为5000万日元。他们试图单独与朝鲜协商，但没有成功，朝鲜只给他们输送2万千瓦。

6.他们问，可否接见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派遣的捷商务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为5人，2名是“斯科达”工厂的代表，2名来自“巴佳”康采恩，另1名是纺织企业的领导人。

7.代表团要我向您转达毛泽东同志的请求，请您对国际局势问题，特别是战争是否可能发生、何时发生等问题把自己的看法告知代表团。

8.代表团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同意建立一个委员会拟订物资供应抵补贷款的协议草案。由于财政经济机构尚未成立，加上没有专家、资料和所需设备的计算依据，他提出等苏联专家到中国研究工业状况之后，就地编制一份需用设备的订单。在电报中他指出，贷款主要(50％)用于东北；其次用于中国北方地区；再次，用于西北地区，以恢复冶金工业、煤炭工业、电站、铁路和安排开采、加工石油。

代表团表示，他们可以全权代表签订贷款协议，不需再与中共中央协商。

科瓦廖夫(签名)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20-23

№26258 齐赫文斯基致葛罗米柯函：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情况(1949年7月8日)

致苏联副外长А.А.葛罗米柯：

6月8日关于俄罗斯在华传教士团团长维克多大主教希望去莫斯科面见阿列克赛牧首电收悉。现送上维克多给我的信件副本以及大司祭丹尼尔·贺在哈尔滨写给维克多信的副本。两信说明东北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教事相当混乱。

附两信复制件，共7页。① [46]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齐赫文斯基

1949年7月8日

附件：

致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С.齐赫文斯基：

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

按照俄罗斯古老的传统，公职人员在危难时刻应该永远恪守的古训是“勿为己求，勿为己谋，毅然肩负起繁重而艰巨的使命”。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却不得不违反这一古训。我就是这样。

今年4月14日，在未等到调令或至圣②派 [47] 来北京的情况下，我即致函至圣阿列克赛，贸然提出去莫斯科当面报告传教士团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愿您不致认为我的信是强人所难的不礼貌行为，也不致因此责怪我，因为您比任何人更了解传教士团光荣的过去，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它的现状。令我们更为欣喜的是，您对传教士团光明美好的未来，对其造福于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的事业蓬勃发展充满信心。我相信，您会把4月14日我致牧首阿列克赛的信视为当务之急。

都主教因诺肯季为捍卫教规进行了无私无畏的斗争，但由于俄皇采取了强制措施，中东铁路地段的教堂脱离了传教士团。后来，这些教堂组成了哈尔滨教区。1941年，即在我任传教士团团长的时候，由于日本占领当局的压力，东北地区传教士团的会馆和教堂、军人墓地和全体神职人员均临时划归哈尔滨教区。

最近，根据涅斯托尔都主教的指示，东北地区俄罗斯传教士团的全部工作就是在哈尔滨建立中国传教士团。一位原传教士团的神职人员——大司祭丹尼尔·贺被任命为团长。

我们在哈尔滨的一所会馆拨给他作为办公用房。由于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在一个中国出现了两位传教士团团长：一位是俄罗斯人，一位是中国人。

大司祭丹尼尔·贺深感自己所处的尴尬地位：“在中国的中国传教士团团长？!”作为团长，他深知自己应该拥有的权力。他在写给我的几封信中一再抱怨，哈尔滨教区对他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关心，毫不顾及他的威信。

我们双方正经历一个过渡期，相互关系是很脆弱的，处境是微妙的，任何一个复杂情况都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

东北如此，在华北、华南、西北传教士团的生活以及东正教徒们的境遇也因战乱更加艰难。在邮政和电讯长期中断后，神甫罗果任自上海电告：“我们正在为收回教堂和传教士团的财产而奔波。”

青岛、汉口、香港无任何消息。同西北地区的教徒也无任何联系。承蒙您的帮助，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只有北京和天津传教士团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传教士团当前正处在命运攸关的重要时刻。我认为，传教士团痛苦的解体过程已经结束。由于中国解放军不断向前推进，承蒙上帝的恩典，重整传教士团，建立统一的、有权威的领导中心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建立全国统一的行政事务管理机构，开展统一的宗教活动并在苏中共同的思想战线上进行文教工作的有利条件已经成熟。总之，在统一的人民民主的中国恢复东正教代表机构——俄罗斯传教士团——的时刻就要到来了。

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对当前的问题采取不慎重态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摩擦、冲突和误解，导致北京教区和哈尔滨教区俄中教徒之间关系疏远，造成教区之间的摩擦，传教士团的事业不仅不能复兴，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可惜的是，虽然我们的同胞知道自己身处异国，却未能同当地人民密切交往，对中国人民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对他们也缺乏友爱之情。令人遗憾的是，大家只注意当地人的性格、习俗和生活等方面的缺点，只知道官吏、警察和土匪横行，厨师和女佣偷盗，商人和小贩欺骗，牲畜少得可怜，“加起来不值八个铜子儿”。

十几年来，俄罗斯人在中国的境遇很不好。他们颠沛流离、无人保护、贫困潦倒、饱受中国官吏和警察的欺侮，处境可谓一落千丈。外国人在中国大肆推行掠夺性政策，他们过着随心所欲、花天酒地的生活，当地人却贫困不堪，欧洲人在这里已名声扫地。在此情况下，中国人认为自己比外国人更聪明、更文明，处处优于外国人就不足为怪了，他们有大国主义情绪也不足为怪了。我们恰恰应该思考并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俄罗斯东正教徒同中国人之间的和睦与友爱。

现在，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来说，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中世纪的藩篱已经彻底坍塌，在全世界阔步前进的潮流中人们已经觉醒。但是这个国家的生活才刚刚平定，此时此刻，保持自彼得大帝以来传教士团在这里的领导地位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丢掉自己的优势，就丢掉了传教士团，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东正教徒将成为天主教徒或美国形形色色的基督教徒们的俘虏。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正在把贪婪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向中国，他们一有机会就对中国的宗教、政治、工商和教育施加有害的影响。

时不我待。生活正在前进。新一代中国人正在成长，心理日趋成熟，不久将在建设中顽强寻求自己的位置和事业，如果我们那时竟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新生活就会离我们而去。那时，“中国传教士团团长”必欲取代俄罗斯传教士团，他是中国人，当局肯定会支持自己人，矛盾和相互不满将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传教士团的义务是在苏中两国人民之间播撒平等与友爱的建设性思想，在友好的伟大邻邦传播我们伟大祖国无往不胜的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抓住时机，切实关心俄罗斯传教士团在中国的地位，准确规定传教士团的权利和义务，对其在人民民主的新中国的地位加以界定。

我觉得，即使频繁的信件往来也难以充分说明传教士团当前在中国所处的复杂情况，更难对其未来做出安排。只有关心此事的人，特别是传教士团团长亲自向至圣报告，才能提供详尽的材料。正因为如此，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我才大胆向至圣的牧首阿列克赛提出请求，允许我去莫斯科当面汇报俄罗斯传教士团面临的迫切问题。

同您谈话后我明白，您对我上述想法不持异议，因此，我希望您，亲爱的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对我的莫斯科之行予以促进。

愿上帝保佑您尊贵的全家。

忠于您和感谢您的大主教

维克多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3，л.39-44

№16530 塔斯社发布新华社报道：中苏友好协会筹备委员会建立(1949年7月17日)

机密

关于成立中苏友好协会

НВ.АВ.10002，北平，7月17日。

据新华社报道，昨天在北平举行了集会，会上成立了建立中苏友好协会的筹备委员会。成立协会的发起人是：孙逸仙夫人、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和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的698名人士。

该协会的698名发起人的声明书中说明：中苏友好协会的任务是建立和巩固中苏两国间的文化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关系。这个协会的目的是学习苏联国家建设方面的经验，利用苏联科技成就，巩固两国间的友谊。声明中强调，“苏联选择的道路，是人类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筹备委员会有81名人员，包括孙逸仙夫人、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董必武、李济深、谭平山、黄炎培、蔡廷锴、李德全(冯玉祥夫人)、邵力子和张治中。

在会议大厅里悬挂着标语：“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万岁!”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列宁、斯大林、孙逸仙和毛泽东的肖像。大会开始前演奏了人民解放军军歌和苏联国歌。

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总书记钱俊瑞说，巩固中苏两国友谊是新中国建设成就和世界持久和平的保证。他声明说，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和平大会上得出的就是这个结论。7月8日钱俊瑞接着说，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开了一次会，会上通过了联合中国全体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中苏友好协会的决定。这个决定受到中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因此，他补充说，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

筹备会成立大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周恩来、李济深、冯玉祥夫人、茅盾、邵力子和其他人都发了言。他们都表示，苏联不仅与中国平等相处，而且非常同情关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并给予援助。中苏的友谊，他们说，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重要条件。发言的代表同时强调，中苏友好协会应该在全国有自己的分支，应该变成群众性的组织，以巩固具有30余年历史的中苏两国人民的革命友谊。

1949年7月18日塔斯社发布。

АВПРФ，ф.58 59，оп.16，п.410，д.210，л.58-59

№16531 贝斯特罗夫致费德林报告：拨付中方资金的使用情况(1949年7月21日以后)

机密

致费德林：

现告知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拨付中方资金中未被使用的余额为28.8万卢布(据苏联对外贸易部资料统计至1949年7月21日)。

除此以外，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5月14日第6703号命令，允许给中方提供200万卢布医疗费。这笔款项中暂时支付了3万卢布。

苏联对外贸易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Ф.贝斯特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1，д.58，л.33

№16532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要求与苏方进行会谈(1949年7月22日)

译自中文

致苏联部长会议

А.И.米高扬同志：

请您就下列问题跟我们谈谈：

关于组织国内市场商业网；

关于组织对外贸易(与国外的贸易)及其经验；

关于合作化各方面的问题；

关于苏联、中国和东北的贸易问题。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22日

АПРФ，ф.39，оп.6，д.38，л.166

№00601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转交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7月25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们收到了毛泽东同志7月25日的电报，他建议我们将这份电报转交给您。现附这份电报如下，请您过目并给予指示。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

1949年7月25日

电报全文如下 [48] ：

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对这件事需要投入精力和一些费用，但是应当谈妥，这些费用要由中国来支付。

二、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这一工作的具体计划等你回来后再进行。

三、同意派邓力群去新疆，其任务是在那里建立同北平的无线电联络。 [49] 目前，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其残部7万人已退至陕西的南部。我军已经占领了宝鸡和凤翔。本月26日我们由10个军组成的军队将开始进攻平凉、镇原、陇县，与马步芳和马鸿逵指挥的10多万人的6个军作战。如果这些行动取得重大胜利，我军将转入短期休整，随后就进攻兰州、西宁、甘州 [50] 、凉州 [51] 、肃州。因此，这些据点将在今年秋天被我们占领。如果是这样，我军就有可能在今冬占领乌鲁木齐。8月中，即在完成平凉地区的军事行动后可以开始和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 [52] 计划这件事。据彭德怀同志的通报，他们极感汽车的不足，他们询问能否在苏联购买用于调运部队的1000—2000辆汽车。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等待从苏联购买汽车并将它们运至甘肃省，然后我军再向新疆推进，这就至少要把我军的军事行动推迟至明春或明夏。我已经问过彭德怀，我军有无可能在今冬步行进入新疆，然后乘苏联提供的汽车穿越伊犁、伊宁地区。我尚未得到答复。一有回音，当即奉告。

四、我们同意派苏联摄影师到我们这里来，他们将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工作。如果这事已经议决，那就需要加快进行。建议这件事在最近的1—2个月内办好。他们应该先到达北平，在这里待1—2个月，然后上前线。这样的话，从今年10月起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己的工作了。这将使他们能够摄制有关占领广州、南宁、昆明、重庆、兰州和乌鲁木齐的军事行动的影片。否则，他们就来不及摄制攻打广州和兰州的军事行动的影片。攻占广州的行动计划在今年10月，攻占南宁的行动在11—12月，重庆和贵阳在12月，兰州在10月，而攻占昆明和乌鲁木齐在明年的1月或2月。如果联共(布)中央认为有必要，可派3—4个摄影师小组到我们这里来。每个摄影师小组可指派1—2名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的记者或作家随行。他们将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一起行动，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们部队的生活和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摄影师小组可每个野战军派一组(我们有4个野战军)。先把他们送至北平，在这里集中，然后责成科瓦廖夫同志和我们的一位同志(中共中央委员)给他们作报告，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前线工作。

第三野战军将只在两个地方，即在福建省和台湾开展军事行动。福建省的军事行动将于今年10月结束，而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要在我们建立了空军部队后才能进行，这也许要在明年的下半年才有可能。然而，摄影师小组可以和这支部队一起工作，拍摄该部队的生活、部队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前的摄影师小组的准备工作双方都进行得不充分，所以事情进展得不好。如果这次我们做好全面的准备工作，我想，事情是可以办好的。

五、在上海，自封锁之日起，严重的困难日益增加。为了粉碎这种封锁，必须占领台湾，但是没有空军是不可能占领它的。我们希望你和斯大林同志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这些飞机将用于攻占台湾的军事行动。在建立海军舰队方面，我们也请求苏联帮助我们。我们设想到明年的下半年，即在我军进攻台湾期间，中国大陆的所有领土除西藏外都将被我们占领。

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有可能大踏步向前，也有可能在美国和英国将爆发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利用苏联的援助(即除了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培训飞行员和卖给我们飞机，也许还不得不请求苏联给我们派苏联空军和海军的专家以及飞行员参加军事行动)攻占台湾，这样会不会给美苏关系带来损害？

请你向斯大林同志报告这一切，以便他来斟酌我们的计划是否可以付诸实施。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打算现在就派学员去苏联。关于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制订，容后奉告。在解决了这些问题后，你就可以回国了。

请将上述一切转告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

1949年7月25日

АПРФ，ф.45，оп.1，д.328，л.137-140

№16533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索要《苏中贸易条约》副本(1949年7月25日)

译自中文

А.И.米高扬同志：

请将本人与您在会晤时您答应过的《苏中贸易条约》副本寄给我。

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

刘少奇(签名)

1949年7月25日

于莫斯科

АПРФ，ф.39，оп.1，д.38，л.168

№00602 维辛斯基与刘少奇会谈纪要：学习苏联的外交经验(1949年7月30日)

摘自А.Я.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机密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关于会谈的请求，于16时会见了他。在互致问候和一般性的简短谈话后，刘向我提出四个问题要求加以阐述：

一、关于外交部的组织结构、工作形式和工作方法，关于培养、利用和配置干部。

二、关于在其他国家中的全权代表机构和领事馆的组织、状况以及工作内容。

三、外交舞台上斗争的基本原则和这一领域中最主要的经验。

四、我们对新中国中央政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建议。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指出，苏联外交部的建制和美国国务院、英国外交部或法国外交部略有不同。苏联外交部的主要特点是：它的结构基础是包括相应国家在内的各政治业务司。此外，尚有一些职能局以及辅助机构。我指出了主要的司和局。我还指出了一些辅助机构：事务管理局、财政外汇管理局、中央会计局。我说，在外交部里还有外交使团物品服务局和两所学校：为外交部系统培养干部的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

一长制原则是外交部工作的基础。部长的指示是外交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遵守的。部务委员会是顾问机构。部务委员会的决定应由部长批准。外交政策性的问题由部长提交政府审议。

刘对外交部党组织系统的问题感兴趣。我指出，在外交部工作的所有联共(布)党员，包括部长和副部长，都在一个党组织内，属于一个党委会，它拥有区一级委员会的权力。所有党的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会由党代表会议选举。党组织不干预外交部的事务，它没有被赋予监督职能。它从事党组织的政治教育工作并解决党的组织问题。

外交部的党组织受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的领导，而外交部党的领导成员则受联共(布)中央的领导。

对刘提出的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有多少和党员所占的百分比是多少的问题，我回答说，在外交部约有15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约95％是联共(布)党员。

刘想知道在我们的国外机构中(大使馆、外交使团和领事馆)有无党组织。我回答说，那里有“工会组织”。对刘提出的在人民民主国家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里有无党组织的问题，我说，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听说过。

然后，刘请求讲述有关我们的大使馆和外交使团的组织情况。我就此问题做出解释，并按刘的请求着重讲了领事馆的职能。

刘接着提出了我们外交干部的培养和他们的党派身份问题以及在外交部和其他苏联机构的服务中利用旧专家的问题。在对此问题作答时，我强调，在外交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上，我们依靠我们的党。外交学院和国际关系学院是我们干部的来源。我们外交工作人员的绝大部分是联共(布)党员并出身于工人和劳动农民阶层。我指出，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我们就更新了外交部中央机关和驻国外机构的外交工作人员的成分。与此同时我还指出，我们吸收过旧专家，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即使现在我们也不拒绝利用非党的旧专家(国际法问题的专家、顾问和法学家等)。在利用旧专家的问题上，我们遵循的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在必须勇敢地提拔新干部的同时利用旧专家的著名论断。我们现有的经验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的依据是，真正的学者和专家，如果给他们提供了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条件，是不可能在建立新社会的过程中成为消极的旁观者的，尤其是在苏维埃政权实际上为他们提供了发挥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条件下。

刘又问，我方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有什么建议或愿望他可以转告毛泽东的。对此我说，妥善解决对日本的和平是重要的国际问题之一。我们应当力求由外长会议来解决这一问题的筹备工作，而不是如美英所建议的那样在11或12国会议上来进行。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像解决其他重要国际问题那样，实现下述一点是重要的：在此之前，中国新的民主政府应得到外国政府的承认。

我接着指出，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美国的政策，这就是说要采取措施，及时使美国当权集团为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而利用局势的企图不能得逞。我指出，在这方面，对中国的民主党派人士应有特别的警觉和警惕性。

我还指出，在国际事务中需要保持随机应变的灵活性。外交与军事战略密切相关。希望我们的中国朋友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我们应当经常利用我们敌人阵营中的矛盾，及时了解并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这就意味着拥有重要的战略潜力。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对我们有英明的教导，所以我们说，这是斯大林的外交。

刘随后说，毛泽东非常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访问苏联并亲自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刘说，我们也邀请您访问中国。我对此表示感谢。

在谈话结束时刘问，外交部是否有可能接受一批中国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短期训练班，为中国未来的外交部及其驻外机构培养外交工作人员，或者方便的话，派遣苏联专家到中国来就地培训中国干部。我指出，我觉得这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是，这一问题应通过最高级机构协商。刘说，这当然要反映在给斯大林同志的有关信件之中。

会谈时了解到，中国朋友没有足够的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参考资料，尤其是《外交词典》等。我答应寄赠给他们几本已经出版的《外交词典》第一卷和即将出版的第二卷。

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翻译师哲(卡尔斯基)以及И.В.科瓦廖夫和Н.Т.费德林。

会谈持续了3小时。

А.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500，л.167-172

№00603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请求带苏联专家回国(1949年8月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刘少奇转交给您的信。

И.科瓦廖夫

1949年8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我接到了毛泽东同志的电报。他要我回国，把王稼祥同志留下协助近日即将来莫斯科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处理创建空军和海军学校的事宜。这一工作在8月中旬或下旬结束后，王稼祥同志应回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将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非常希望，如有可能，И.В.科瓦廖夫同志，还有部分选派到中国去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 [53] 其他的苏联专家可以和王稼祥同志一起走。 [54]

为了给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们以准备行程的必要时间，我打算8月10日离开莫斯科。恳请您指示加快前往中国的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和一些苏联同志会谈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

请予指示。 [55]

致以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刘少奇(签名)

1949年8月2日

АПРФ，ф.3，оп.65，д.364，л.1-2

№16535 苏联外交部致维辛斯基报告：推迟追究国民党分子罪责(1949年8月3日)

机密

齐赫文斯基同志在今年4月20日的信中提出，在中国新民主政府成立之后，与其交涉对杀害中国东北和北方地区苏联公民的罪犯实施逮捕及组织审判事宜。第一远东司建议不必等新的民主政府成立，就将国民党分子对苏联公民犯下罪行的材料分发给当地民主政权。

由于中国民主政府尚未成立，无法在中国对国民党分子实行审判，许多犯罪分子至今还在国民党军队里，因此我们认为，齐赫文斯基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

我们还认为，最好推迟一下第一远东司的建议，因为许多罪犯不掌握在中国地方民主政权手中，分发给民主政权有关战犯的材料现在不会收到实际的效果。

建议第一远东司对掌握在各领事馆和外交部手中材料作一个统计和选择，以便将来提出这一问题。

弗兰采夫(签名)

库尔久科夫(签名)

布耶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3，д.88，л.5

№16536 刘少奇致斯大林函：要求苏联专家随同回国(1949年8月3日)

斯大林同志：

现送上刘少奇同志转交给您的信。

И.科瓦廖夫

斯大林同志：

我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来信。他要我回国，留下王稼祥同志，让他帮助近日前来莫斯科办理建立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事宜的刘亚楼和张学思同志。这项工作结束以后，大约在8月中旬或下旬，王稼祥同志要返回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之后再返回莫斯科。

因此，我很希望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部分将到中国参加工作的苏联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苏联专家可随同王稼祥同志赴华。

为使И.В.科瓦廖夫同志和苏联专家有时间做启程准备，我想在8月10日左右离开莫斯科，请您对赴华苏联专家如何加快准备工作做些指示。

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了会见一些苏联同志以外，我准备完成您的任何任务，如果您有要求的话。

请指示。

致以

布尔什维克敬礼!

刘少奇(签名)

副本，打字文本

АПРФ，ф.3，оп.65，д.364，л.1-2

№16537 刘少奇致米高扬函：中共中央请求购买汽车(1949年8月5日)

А.И.米高扬同志!

为了更好地为苏联专家服务，中共中央请求向苏联购买汽车，款项记入东北和苏联的商品交换账户。随信附上请购单。

中共中央也想了解汽车的价格。请告知每辆汽车的美元价格。

致以

布尔什维克敬礼!

刘少奇

1949年8月5日

附件：

请求购买的汽车清单

(记入东北和苏联交换账户)

胜利牌轿车30辆

莫斯科人牌轿车10辆

15—20座位客车20辆

刘少奇

1949年8月5日

译自中文

АПРФ，ф.3，оп.65，д.500，л.5-6

№16538 瓦西科夫与叶公超会谈纪要：抗议苏联与民主政权签署协定(1949年8月6日)

摘自В.В.瓦西科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今天叶公超请我去他处，并交给我一份正式照会，抗议苏联和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近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贸易协定(附照会原文)。

读完В.М.莫洛托夫和王世杰交换照会的段落后，叶公超口头声明：苏联和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近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联和东北贸易协定》违背1945年《苏中条约》的内容和总的精神，因此我怀着深深遗憾和无奈的心情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叶公超接着声明，尽管中国社会舆论界某些人士和中国报刊批评1945年的条约，但中国政府一如既往捍卫和巩固这个条约。叶公超强调说，中国政府决心现在和将来捍卫自己的立场，严格履行1945年条约规定的义务。

最后叶公超请我尽快将照会的内容转达给苏联政府。

我回答说，照会的内容以及外交部代部长的口头声明将立即转达到莫斯科。

会谈继续了将近2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А.М.马卢欣同志、外交部亚西司司长卜道明。

照会于1949年8月6日递交。

苏联驻中华民国临时代办

В.В.瓦西科夫(签名)

附件：

译自中文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叶公超给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В.В.瓦西科夫的照会

临时代办先生：

本人有幸告知阁下，自194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以来，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和巩固中国和苏联之间传统友好关系，主动承担起条约的义务。中国政府期望苏联政府在条约义务方面对维护和尊重条件、严格履行通过的义务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可是实际情况使中国政府很失望。中国政府多次提请苏联驻中国的大使注意苏联政府没有履行条约的事实。1948年8月25日原中国外交部长王世杰为此与罗申大使先生进行了真诚的会谈，指出苏联政府违反和破坏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的一系列事实。会谈中希望巩固苏中友好关系，提请苏联政府尽快停止一切错误行动。从那时起一年多来，中国政府依然一贯地、不折不扣地履行条约义务，可苏联没有表示出一丝一毫改变自己立场的迹象，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中国政府感到深深的遗憾。根据中国政府得到的消息，苏联政府不久前在莫斯科与所谓的“东北人民民主政权”代表团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一年的相互贸易协定。

当时，在1945年8月1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给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照会的第一段中说：“苏联同意对中国给予军事装备和其他物资方面的援助和帮助，而且这种援助和帮助完全是为国民政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进行的。”与苏联政府签订贸易协定的所谓“东北人民民主政权”，实际上是一个企图用武力推翻中国国民政府的叛乱组织，上面提到的照会第二段中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尊重中国对东三省的绝对主权，承认他们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现今苏联政府与所谓的“东北人民民主政权”签订的贸易协定完全忽视了中国对东三省的主权。

所有这一切无疑是对中华民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友好同盟条约的蓄意破坏。

鉴于上述所说，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严肃地声明：苏联政府违背和粗暴地破坏条约的后果完全由苏联政府承担。

临时代办先生，请接受我对您的深深敬意。

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政务副部长

叶公超

文件4份，送：А.维辛斯基同志、А.А.葛罗米柯同志、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7，оп.27а，п.13，д.198，л.2 3，13-14

№16539 孔茹科夫和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中方决定关闭领事馆(1949年8月17日)

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于1949年7月26日曾两次通知苏联外交部，中国政府决定关闭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总领事馆、驻赤塔市和安集延市的领事馆。行使维护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哈巴罗夫斯克市总领事馆，安集延使馆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总领事馆；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孔祥铎(КунСяндо)及其秘书黄赞直(ХуанЦзэнчжи)被调任符拉迪沃斯托克，任总领事和秘书，安集延的领事刘赞远(ЛюЧжэнюй)和赤塔的副领事李翰奋(ЛиХаньфэнь)被召回国。

这些照会的内容已通知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和苏联内务部。内务部已作了答复，关于中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的调动以及领事馆调换地区为中国公民服务等方面没有异议。苏联国家安全部不反对职务调动及将安集延维护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总领事馆，但认为将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和赤塔市的领事馆的职能移交给哈巴罗夫斯克市总领事馆(在给国家安全部的信中将哈巴罗夫斯克写成符拉迪沃斯托克，而在给赖赫曼同志的电话中又确认指的是哈巴罗夫斯克)是不妥当的，建议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维护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由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来行使。

给符拉迪沃斯托克、新西伯利亚、塔什干、布拉戈维申斯克、赤塔和安集延的指示及给大使馆复函的草稿另附。

苏联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

И.Б.孔茹科夫(签名)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附件：

苏联外交部给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照会草案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致敬，并确认收到贵使馆今年7月25日第38号照会。我部有幸通知你们，苏联有关机关已收到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馆、赤塔和安集延领事馆关闭以及维护在安集延中国公民利益的职能移交给塔什干市总领事馆等事宜。至于维护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赤塔的中国公民的利益事宜，移交给新西伯利亚总领事馆较为适宜。

1949年8月于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向中华民国大使馆致敬，并确认收到1949年7月25日第38—316号照会，有幸通知你们，苏联有关机关已收到关于布拉戈维申斯克总领事孔祥铎先生及其秘书黄赞直先生调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及秘书以及安集延市领事刘赞远和赤塔副领事李翰奋被召回国事宜。

1949年8月于莫斯科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2，д.72，л.9-11

№09113 克鲁格洛夫呈斯大林等请示：溥仪要求留在苏联(1949年9月9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呈上原伪满皇帝溥仪1949年7月29日声明的译文。

溥仪在其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的宽大和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放出来。溥仪要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他想在苏联“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像苏联人那样工作”。

溥仪声明原件存苏联内务部。

特此报告，请你们定夺。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9月9日

ГАРФ，ф. P 940Ⅰ，оп.2，д.236，л.179

№16540 维辛斯基与柯克会谈纪要：关闭美国驻大连领事馆(1949年9月10日)

机密

应柯克的请求我于20点接见了他。大使说，他收到自己政府授权递交照会的指示，照会中请求苏联政府支持美政府关闭美国驻大连市领事馆所采取的措施。大使说他的政府很重视这项措施，尽快关闭领事馆事宜非常重要。因此在给大使的指示中，甚至希望外交部立即做出答复。

我对大使说，在做出“立即答复”之前，必须研究这个文件，我答应做到。柯克表示感谢，并简要地将照会的内容向我介绍了一下(另附照会)，再一次强调了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性，希望尽快得到答复。

我对柯克说，政府授权大使亲自递交这份照会，就足以证明美国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重要性，然后我婉转地指出他在这一问题上未免行事仓促。大使对此没有做出反应。

会谈继续了15分钟。参加会谈的有帕斯托耶夫同志。陪同大使的是一等秘书瑟维斯。

附件：

照会

副部长阁下：

我有幸通知您，由于美国驻大连市领事馆职能发挥受阻，包括人员调动、信使工作、发送供应物资和资金等方面都感到极度困难或者无法进行，我政府指示大连领事帕多克关闭领事馆，立即与随从人员撤离大连。

为此我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指示你们在大连的工作人员为关闭的美国领事馆和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撤离给予方便。

我政府特别请求苏联政府在为领事保罗·帕多克、副领事卡尔维尔·格列斯津和领事馆的中国工作人员发放撤离许可证时给予合作。帕多克领事和格列斯津副领事作为信使撤离，我政府将为他们发放身份证明文件。

当然，他们的个人行李和官方行李将是免受海关检查的，上面提到的中国工作人员在他们离开大连以后将安排美国领事工作的其他岗位。那些没有有效中国护照的中国职员，因为与大连联络有困难，将由美国驻大连领事馆发放适当的身份证明代替护照。

至于离开大连使用的交通工具，如果苏联政府能尽快通知我国政府帕多克领事和他的随从人员可乘用哪些船只——苏联船只，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美国政府非武装船只——我国政府将万分感激。如果乘用苏联船只或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请苏联政府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使用上述第三种船只，那必须经过符拉迪沃斯托克或苏联其他港口，请苏联政府发放相应的过境签证、通行证和信使证。

如果使用运载苏联货物的船只，建议使用巴拿马船只，据悉，目前该船只正在大连装运苏联货物。

请阁下接受我们最崇高的敬意。

阿兰·柯克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可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柯西金、葛罗米柯、佐林、拉夫连季耶夫、古谢夫、波采罗布等同志，美国司，档案室

会谈附件译自英文，第518号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7，л.13-17

№165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药品(1949年9月12日)

密码电报，第3715号

绝密

请通知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除一吨奎宁寄往北平外，已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发送990公斤疟涤平、66公斤抗疟素和500瓶新胂凡纳明。

文件共4份，送：斯大林(2份)，莫洛托夫、巴林科夫各1份

第5699号

АПРФ，ф.45，оп.1，д.332，л.21

№09051 列多夫斯基致费德林报告：关于美国对华政策问题 [56] (1949年9月15日)

美国与新的民主的中国

……

其他许多人建议国务院暂时放慢在中国的侵略步伐，以便好好观察周围的动静；行动应特别谨慎：不能让国民党听天由命，而不给它一点儿援助，但也不能冒过大的风险，应少给它一些钱和武器，但不要引起中国、美国和全世界舆论界的关注；同中国新政权进行接触，细心观察他们，寻找其弱点，研究他们对美国的立场，查明能否在经济合作基础上同他们找到“共同语言”，努力用他们现在最感不足的金钱和物资引诱他们，以便博得他们的好感，并向中共党员队伍、党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广泛派遣间谍，依靠他们从内部分化、瓦解中国的民主政权，把中共推上铁托式的民族主义道路，离间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把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枷锁重新套在中国身上。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列多夫斯基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6，д.117，л.193

№1654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援助(1949年9月19日)

绝密

文本第7份

苏联部长会议决定：

1.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派遣：

(1)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下属机关：

指挥人员15人

顾问4人

服务人员6人

翻译3人

共计28人

(2)空军(6个空军学校)：

指挥人员42人

教官96人

飞行员—教官84人

军官—教官238人

准尉、中士—教官278人

翻译42人

共计780人

(3)海军(1个海军学校)：

指挥人员5人

教官75人

翻译6人

共计86人

(4)炮兵：

指挥人员1人

军官—教官20人

共计21人

2.向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将军、军官、准尉、上士和非军职雇员传达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сс号决议。

3.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根据附件一的标准免费向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发放军服和民用服装。

4.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生活费以及他们的着装费、往返中国的费用均由苏联财政部(兹韦列夫同志)从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

5.责成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发放：

(1)六个航空学校用的飞机：

Як18型教练机68架

Як-11和УТБ-2改进型飞机84架

УТИ、Ла-9、УТУ-2型战斗教练机84架

Ла-9和Ту-2型战斗机84架

Як-12型通信机12架

Ла-2型运输机2架

共计334架

(2)装有射击指挥仪和测距仪的高射炮：

85毫米120门

37毫米240门

共计360门

(3)高射炮用炮弹，每门3箱弹药基数。

(4)7.9毫米高射机枪360挺，100万发子弹，现有缴获的德国战利品。

6.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在发放飞机、高射炮、机枪时随时各附一套使用说明书。

7.委托科瓦廖夫同志告知毛泽东关于苏联部长会议决定派遣军事专家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转送武器装备事宜，责成科瓦廖夫就地商谈：

(1)根据1949年8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424—1425сс号决议中的一些条款说明，有关派往中国工作的军事专家的工资支付方式问题以及非军人专家的工资问题；

(2)关于发放的武器装备支付问题，可用实物向苏联结算，也可用自由流通货币或黄金结算，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

8.根据附件二批准对派往中国的苏联将军、军官和其他军人的指令。

附件一：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65сс号决议附件

表一　作为军事顾问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军的军服

EPUB/Image00061.jpg

表二　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军官的军服

EPUB/Image00083.jpg

续表

EPUB/Image00185.jpg

注：计划外一次性免费发放军服，如果出差时间少于一年，则列入计划之内。

表三　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普通着装

EPUB/Image00214.jpg

工作服发给做辅助工作的人。

附件二：

1949年9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第3965 1624сс号决议附件

对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的指令：

1.派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苏联将领和军官有责任帮助中国将领和军官组织武装力量，进行军事和专业训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指挥部、所属部门和各部队的全体人员以及各级学校训练班的学员进行教育。

2.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军事顾问和教官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研究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和军事问题方面的政策。苏联将领和军官必须遵循列宁、斯大林的学说，依据苏联武装力量建设和巩固的经验，在组织武装力量、军事训练和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方面给予中国将领和军官最大的实际援助。

3.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指挥部、所属部门、各部队、军事院校和其他军事组织中工作时，必须牢记，领导军队和军事机关的中国将领和军官才是这些单位资产和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应在工作中尽力帮助他们。

4.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在解决问题和提出建议、咨询时，必须考虑民族的、生活的和文化的特点，也要考虑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状况；必须研究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问题，考虑领导某一军事机关的中国将领、军官和具有军事科学专业知识的军事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在各种情况下最后决定问题和实际处理的权力属中国军事指挥家和军事专家。

5.当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对有关问题发生争论，或者对中国将领和军官制订和执行措施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时候，可以通过科托夫同志将这些问题转交给中国相应的上级军事部门。

6.每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和教官必须牢记，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仇恨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专家，特别是这些国家的军事代表，他们曾经奴役和压迫中国。同时中国的劳动人民热爱苏联和他们的代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工作的苏联将领和军官应该神圣地维护苏联公民的尊严、苏联武装力量代表的职责和荣誉，应该时刻牢记，每一个人的正确行为和勤恳的工作将为苏联国家增光，必须友好地对待民主中国的军人。苏联将领和军官的任何轻视和高傲的表现都是不可容忍的。

7.在生活和文化方面，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军人的生活应该起表率作用，是朴素的。不准收受各种额外的劳动报酬，不准享受协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各种无偿物质服务。

8.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当顾问和教官的全体苏联将领和军官要服从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尤其要遵循他的指示。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印章)

文件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418，л.413-422

№09111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关于溥仪要求留在苏联问题(1949年9月2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马林科夫同志：

苏联内务部兹呈上原伪满皇帝溥仪1949年7月29日声明的俄文译文和声明复印件。

溥仪在声明中感谢苏联政府的宽大对待，感谢苏联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桎梏下解救出来。溥仪同时请求允许他长期生活在苏联。他请求留下来的动机是为苏联的进一步繁荣昌盛工作和劳动。

溥仪关于这一问题的类似声明，苏联内务部已在1946年1月11日中向您报告过。(第78/К号)

苏联内务部部长

С.克鲁格洛夫

附件：

申请书 [57]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58]

莫斯科克里穆〔姆〕林宫

内阁总理斯大林大元帅阁下：

给您写这封信我觉得非常光荣，同时我为阁下在内外一切国务极繁忙之际打扰您感到非常抱歉。但是我素日对您衷心爱慕和至深感恩，并且我最希望居住在苏联，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

我以前在满洲时代处在日本军阀层层监视之下，不能同人民自由联络，即个人之生活亦是受他们限制的。因此我对于苏联的真实情形是不可能知晓的。所知皆是片面的虚伪宣传。一到苏联之后，我方知道苏联真实的面貌，因此更明白日本人对人民和我作如何的斯〔欺〕蒙。

我在满洲明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我想起1945年苏联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军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心想虽然所谓“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岁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

《卫国战争》一书极启发我的见识。您英明地预判德国希特拉〔勒〕匪帮的必然崩溃，从容地指挥一切军务国务的事实，更挽救了全世界人类免受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匪徒覆吞的危险。苏联政府宣布废止死刑，这是维护人道上开世界上空前的新继〔纪〕元。在战后制定“五年计划”与诸般复兴事业几超过战前水平，又屡次降低物价，苏联人民在物质上的丰裕生活更是蒸蒸日上，全体人民享受着真正自由民族平等、幸福的权利。各种不同民族在苏联内如同一个富裕的大家庭，并且苏联对于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各弱小民族的同情和援助并种种不能列举的功绩，早印在全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和受压迫民族每个人的心里。兹举一例，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亦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做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关心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内。

现在我向您再郑重表示最大的感谢和敬意，并愿您长寿。为了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和全苏联的人民的福祉。

我敬祝全苏联人民永久幸福和兴盛，并敬祝您永久健康和幸福。

溥仪于伯力市

1949年7月29日

ГАРФ，ф. P 940Ⅰ，оп.2，д.236，л.174-178

№14191 华西列夫斯基致中央政治局电：向中国发运信号枪(1949年9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据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的电报称：中共中央代表请求(苏联)向北平发运100支信号枪和15000枚信号弹，以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庆典活动。兹请求批准根据科瓦廖夫同志在来电中所要求的信号枪和信号弹的数量向中国发运上述物资。

附给科瓦廖夫同志的电报内容。

第228сс号

华西列夫斯基(签名)

1949年9月22日

绝密

文本第1份

致科瓦廖夫同志：

中共中央请苏联发运的100支信号枪和15000枚各色信号弹将由别洛博罗多夫负责从旅顺港发送给你们。

菲利波夫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106—107页

№073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今年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代办斯托凡拜访了我并告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他通报苏联政府，捷政府在对待民主中国的态度方面，希望自己的行动与苏联协调一致，特别是，捷政府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多久后能承认中国新的民主政府。我对代办说，一定会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建议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代办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人，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

应该在苏联报刊上公布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进行答复的那一天，给予捷克人上述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的了。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通过驻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办通告，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个答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公告在报刊上发表之后递交。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1 2

№16545 葛罗米柯致周恩来电：苏联决定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2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确认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年10月1日的公告和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建议。

研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之后，与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关系的、深信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代表者的苏联政府向您通报：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建立苏中关系和互换大使的决定。

受苏联政府委托。

外交部副部长

А.葛罗米柯

根据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16546 苏联政府的声明：终止与广东阎锡山政府外交关系(1949年10月2日)

鉴于中国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国内军事、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最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广东的阎锡山先生政府不再执掌全国的政权，而沦为广东省的政府，丧失了代表中国与外国实现外交关系的可能性。

这种情况导致了中国和外国的外交关系的终止。

苏联政府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认为与广东的外交关系已经结束，决定召回广东的外交使节。

根据1949年10月4日第234期《消息报》公布

№07348 葛罗米柯呈斯大林的请示：关于承认中国问题(1949年10月2日)

致И.В.斯大林同志：

今年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代办斯托凡拜访了我并告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他通报苏联政府，捷政府在对待民主中国的态度方面，希望自己的行动与苏联协调一致，特别是，捷政府很想知道，苏联政府多久后能承认中国新的民主政府。我对代办说，一定会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向苏联政府通报。

苏联外交部建议通过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代办通知捷克斯洛伐克人，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

应该在苏联报刊上公布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议，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外交关系的答复的那一天，给予捷克斯洛伐克人上述答复。

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主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倡议就会被认为是苏联提出的了。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2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决议

外交部的问题

通过苏联外交部的建议，即通过驻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办通告，苏联政府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是不存在障碍的。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这个答复，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公告在报刊上发表之后递交。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1-2

№07349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保护苏联在广东的利益(1949年10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鉴于苏联与广东国民党政府之间已经终止了外交关系，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已从广东撤回，并向英国政府提出，让他们承担起保护我们在广东的利益的责任这个问题，是适宜的。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我们的财产就会受到损失。在广东我们还有一栋带有附属建筑物的楼房、全部家具、4部车和其他一些财产，总价值在10万美元以上。

除此而外，目前在广东还有数十名苏联公民，我们使馆撤回后他们将处于没有任何保护的境地。

决议草案附上。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0月3日

附件：

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

外交部的问题

同意苏联外交部的建议——通过苏联在伦敦的代办向英国政府提出，让它承担起保护苏联在广东利益的责任的问题。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27-30

№00204 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同意朝鲜与中国建交(1949年10月3日)

优先拍发

平壤

致苏联大使：

拜会外务相或副相并告知，莫斯科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应该建立外交关系的意见。至于建交时间的问题，莫斯科认为越快越好。

电告执行情况。

第463号

菲利波夫

1949年10月3日21时15分

АПРФ，ф.45，оп.1，д.346，л.58

№16548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刊登周恩来关于建交的电报(1949年10月3日)

И.В.斯大林同志：

现将10月3日收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关于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外交关系事宜的电报全文呈送。

外交部认为，周恩来的电报内容宜刊登在今年10月4日出版的中央大报的头版。

附决议草案如下。 [59]

请审阅。

А.葛罗米柯

现送上新闻稿以代替原稿。 [60]

А.葛罗米柯

附件：

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外交关系通告的回复电报已收悉，该电报表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深怀敬意。

在征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关同意获积极答复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罗申同志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苏联政府请求关于中国对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先生任命的同意。在获得我方同意后，王稼祥先生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

(塔斯社)

简讯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任命罗申同志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和全权大使。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手写批注：

同意。…… [61]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3、9-10、7

№16549 戈宝权致苏联外交部照会：关于接收原中国驻苏使馆程序(1949年10月5日)

苏联外交部：

荣幸地告知，我收到了外交部长周恩来的电报，该电报委托我和贵方外交部进行接收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程序。现呈送我方外交部长周恩来给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命令(为独立附件)，同时希望得到贵方外交部之大力协助。

另见第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给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参赞和临时代办

戈宝权

附件：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政府业已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且苏联已与广东中山政府方面断交，为接收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馆，中央人民政府正派出驻莫斯科大使，并将派出驻苏联各地的领事。

各位作为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应无条件地保管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各领事的档案和所有财产，静候转交事宜。我认为，各位凡事应以国家利益为重。若发生破坏性的行为或破坏性的转交，中央人民政府将依法对犯罪者追究责任。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参赞和临时代办，同时委托临时代办戈宝权立即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以协商保管和转交事宜。

望各位和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当即为此电报中的命令负责，同时，交接过程中若有任何相关意见，各位应立即予以报告。

АВПРФ，ф.100，оп.36а，п.150，д.2，л.29、31-32

№16610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报告：东北地区工业设备问题(1949年10月5日)

东北地区的工业设备问题

(调查报告)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提供

1949年10月5日

一、苏联的立场

苏军为中国解放了东北，而这一地区多年来一直是进犯苏联的前哨阵地。苏联获得了日本军事战利品，并有权完全使用。但是，苏联可以考虑不完全使用这些战利品，而是同中国分享。

1945年1月21日，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宣布，考虑到苏中两国的友好关系，苏联政府已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苏中股份公司，来经营开发日本人为满足关东军需求而在东北开办的企业。而且，苏联政府还同意将这些企业的一半资产让给中国政府。苏联大使还说：“此外，为了满足由蒋经国先生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的您(蒋介石)的愿望，苏联政府同意把很大一部分日本企业的全部资产交给中国政府。”

苏联建议组建以平均分配为原则的苏中合资股份公司。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从中方代表中产生，副董事长由苏方代表中产生。

苏联政府的建议如下：

1.为关东军服务的所有在东北的日本企业是红军的战利品，是苏联的资产。

2.考虑到特别情况，苏联将东北的部分日本企业的所有权让给中国。

3.东北的其他日本企业纳入苏中股份公司，这些企业总资金的一半由苏联让给中国，作为中国在这个股份企业中的股份。

苏中股份公司的有效期为30年，期满后，全部企业无偿交给中国政府。

可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中方没有接受苏联政府的建议，中方提出了使苏联政府无法接受的反建议(见“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一节)。

美方除了直接向中方施压外，还企图向我们施压。国会通过自己在莫斯科的代办就此问题向莫洛托夫提出质询，其实质是美方赤裸裸地企图中止我们的谈判，把“门户开放”政策强加给我们。

在1946年3月4日给美国代办的照会中，莫洛托夫就我们与中方的关系问题回答说：“你们2月11日提出的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就日本人在东北的工业企业的谈判问题，我们的答复是：上述谈判涉及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以经营为关东军服务的部分日本企业问题，这些企业是红军击溃日本关东军后所获得的战利品。

由于这是战争胜利的财产，所以你们在照会中提出的关于苏中谈判中讨论的问题直接涉及日本赔款的建议是无法同意的，因为赔款问题要与战利品问题分开，单独加以研究。”

1946年3月9日，美国的代办又给В.М.莫洛托夫写信，信中更加蛮横地重复了中止与中方谈判的企图(见“美国的立场”一节)。

А.维辛斯基就美国代办1946年3月9日的信和1946年4月22日的照会明确地答复说，苏联政府关于战利品问题的立场在3月4日的信中已作了论述，苏联政府将继续坚持这一立场。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对3月4日的信进行补充：信中关于战利品的情况完全符合苏、美、英于1944年10月28日与保加利亚、1946年1月20日与匈牙利签订的停战协定中关于“战利品”的概念。因此，美国政府声称，苏联政府的要求似乎“远远超出了国际法所承认的”，这是没有根据的。

二、国民党政府的立场

1945年12月21日，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对苏联大使А.А.彼得罗夫声称，中国政府不反对苏中共同经营部分东北的重工业企业，但中方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将这些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因为这些企业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蒋经国还说，蒋介石认为，考虑到苏联在把日本人从东北赶走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可以向苏联“转让”一半资产，并建议共同经营。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的这一建议也是迫于国内的社会舆论。

1月15日，蒋经国在同А.А.彼得罗夫谈话时说，蒋介石不能同意斯大林同志关于工业企业是在苏联领土上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当作红军的战利品来对待，但事情的实质没有变化，不是苏方让出企业的50％产权，而是相反，中方让出50％。

1946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同А.А.彼得罗夫会谈时说，中国政府在日本投降后马上就公布了《敌产处理方式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所有日方的国有资产和私人资产都由政府没收，作为日本人给中国造成损失的补偿。

王世杰又说，考虑到苏联在解放东北中的作用，中国政府不反对把为关东军服务的部分东北企业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但是这些企业的数量和性质应该协商。

1946年2月19日王世杰在同А.А.彼得罗夫会谈时说，虽然在理论上我们之间的观点有分歧，但实际上这些观点很接近。一方面，苏联政府把敌产视为红军的战利品。同时，把其中一部分交给中国政府，另一部分建议共同经营。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把敌产视为日本对中国的赔偿，但也同意将一定数量的企业交由苏中共同经营。

1946年3月25日，王世杰在同А.А.彼得罗夫会谈时指出，正如他已经说过的那样，关于东北经济方面的合作谈判的困难是，首先在于双方对东北的日本工业看法的分歧。苏方认为这些工业企业是红军的战利品，而中方则视为日本对中国的赔偿；其次是苏方把一些日本企业的装备从东北运走了。

1946年6月1日，王世杰把一份东北经济合作的建议方案交给了А.А.彼得罗夫。同时声称，在远东赔偿委员会解决日本赔偿问题时，中国政府将坚持在东北的所有日本企业均为日本对中国赔偿的一部分。王世杰还说，苏方应该考虑以下情况：在经济谈判中，中国政府碰到两个严重困难，其一，是苏联把部分日本企业的装备从东北运走了；其二，中国社会认为，《苏中友好联盟条约》及其附属的协定将解决苏中关系中所有政治、经济问题，新问题的出现引起了社会舆论方面完全负面的反响。

在上面提到的中方方案中还说：

所有共同经营的企业的股份，不管是属于日本政府的也好，还是日方私人的也好，都应视为日方向中方赔偿的一部分，都应算进日方向中方赔偿的总数。

苏方在共同经营的企业中的行动应由中国政府安排。

苏方必须归还被苏方拆卸并运走的全部企业装备。

由于东北的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进一步的谈判已经停止。

三、美国的立场

美国代办在1946年3月9日的照会中指出，美国政府不同意把工业企业或其他设施，例如东北的日本企业等，当作战利品的说法，所以它不能接受苏联政府的观点，正如中国政府所告知的那样，把工业企业看作战利品。

这份照会还说，美国政府认为，俄国人把东北的为日军服务的企业当作红军的战利品的说法，是没有先例的。

Н.费德林

1949年10月1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5，д.110，л.69-76

№09062 葛罗米柯与戈宝权谈话纪要：原使馆工作人员问题 [62] (1949年10月7日)

……

提到原国民党驻莫斯科大使馆和原国民党驻苏联领事馆工作人员问题，戈宝权说，他同大使馆工作人员谈了话，结果表明，他们的行为是有分寸的，但使馆工作人员中只有一人(武官)愿留下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里工作，其余的人表示愿离开苏联。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7，л.20

№16550 库尔久科夫与戈宝权会谈纪要：中国使馆移交事宜(1949年10月7日)

机密

戈宝权向我通报了他本人与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会面情况。今日戈宝权召集了大使馆全体人员，其中有使馆武官和工作人员。其间到莫斯科的有来自塔什干和安集延的原领事。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原代办陈进，都表现得体。表示希望留在大使馆的有刘随员(刘泽荣的侄子)，还有刘泽荣的孩子。陈进和其他一些官员打算去瑞典。

陈进和其他原国民党外交官多次向戈宝权询问，如果打算留下，他们本人的职位能否保留。戈宝权对类似问题的回答均模棱两可，说这些问题将由北京方面决定。来自塔什干的领事报告戈宝权说，之前在塔什干曾收到刘泽荣原地留下的命令。戈宝权说，刘泽荣和乌鲁木齐的人员属于地方政府，如今一切命令均来自北京的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戈宝权的讲法，陈进已完全准备好把所有的财产和文件转交给前者。他们已谈好转交程序将于10月10日星期一开始。戈宝权见到了档案，并认为档案处于有序状态。一些年代较长的档案保存得特别完好，但是近年的一些档案有很大缺损。在讨论关于印章、护照(约有2000本)和密码的转交时，陈进声明，这些应转交给广东政府，而且，这里不再需要这些物品。戈回答说，北京方面会查问这些物品。

戈感兴趣的是，我方能否提供关于原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的情况，其中包括刘官员的以及在原使馆内工作过的苏联公民的情况。我答应在近日提供所需的情况。

戈说，在转交事宜结束后，他将召集所有工作人员，除了已经去往国外的人员，建议他们暂时按照原来方式工作。

我询问，是否有来自各领事的消息。戈回答，没有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新西伯利亚的任何信息。我问戈是否给领事馆下过任何指令，戈回答，他曾给北京发过电报，建议从何处着手向所有的领事馆下达指令。至于戈自己，他同时给所有领事馆发了电报，称自己开始执行职务，各领事对保存领事馆的财产和档案承担责任。

戈说，已同陈进谈好，让后者给他准备好各领事馆现有人员的名单。由于发现从陈进那里获知的情况不太多，戈请求提供我方掌握的有关材料。

戈说，他每星期向北京报告自己的行动。回答我的提问时，他说，他现在不清楚大使和其他工作人员何时到达。根据来自北京的电报判断，大使感兴趣的问题是接收原中国使馆的案卷和财产。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处、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8，л.7-9

№13809 斯大林给科瓦廖夫的指示：在中国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问题(1949年10月11日)

斯大林1949年10月11日通知科瓦廖夫 [63] ：

在关于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问题上，高岗同志是错误的，而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同志无疑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如此简单，我甚至感到惊讶：他们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关于中国的民主党派和必须重视他们的领导人的问题上，高岗同志也是错误的，而周恩来和刘少奇无疑是正确的。

请向高岗说明这一切，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请向刘少奇和其他同志说明这些。总之，应该说，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中国越少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越好。

附件：

科瓦廖夫就此问题给斯大林的电报

1949年10月10日科瓦廖夫写道：

高岗来到我这里，谈话又涉及了关于悬挂肖像的方法问题。他说，就这个问题已经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交谈过。关于通过悬挂肖像方法的决议的理由，毛泽东谈了以下内容：

现在不是大规模悬挂列宁和斯大林肖像的时候，因为各地的反动分子会利用这些肖像来反对我们。毛泽东声明说，那个时刻会来到的，到时我们将在各个地方悬挂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

昨天，科瓦廖夫继续给斯大林写道，毛泽东签发了给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谈到，应该在所有党务机关里，在苏联军队的驻地上，在苏维埃学校里，在苏联公民密集的地方，在中东铁路区域内以及在苏中友好协会的驻地，悬挂列宁和斯大林的肖像。

谈到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下达这个指示时，高岗说，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和大资本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陈嘉庚在关于自己东北之行的报告中，挑衅性地对他(毛泽东)说，在东北已经承认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但是，却没有悬挂他的肖像。陈嘉庚哭着向毛泽东讲述了这一点。

按照高岗的话说，刘少奇和周恩来也与毛泽东谈了这个问题。谈话的内容高岗不清楚。其结果是对高岗进行了批评，尽管没有提他的名字。

科瓦廖夫写道，高岗说，刘少奇打算就这个问题与我(科瓦廖夫)谈谈。

科瓦廖夫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通报说：他在这封电报之后将转达中共中央关于悬挂肖像方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中共中央寄发给他的，同时请求他向苏联同志解释这个决议。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477—1478页

№2610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关于派遣国家安全部顾问赴中国(1949年10月14日)

第393项　苏联国家安全部问题。

1.应毛泽东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А.А.伊万诺夫和П.С.韦利卡诺夫等同志以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身份协助其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工作。

2.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如下电报草案：

“致毛泽东同志：应您关于派工作人员协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工作的请求，兹派遣苏联国家安全部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前往你们那里。”

菲利波夫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41，л.28-29

№09925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苏联大使递交国书(1949年10月16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05号

10月16日北京时间17时整，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仪式。中方出席仪式的有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军、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苏方出席仪式的除大使外还有使馆和武官处的10名工作人员。递交国书是在隆重的气氛中进行的。

递交国书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邀请大使和外交部长周恩来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表示非常感谢斯大林同志，并提议为他的健康干杯。

接着，毛泽东对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迅速派遣大使表示感谢，他表示深信，今后中苏间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由两国政府本着真诚友好的精神加以解决。

在与大使谈到1945年在重庆他和大使的最后一次见面时，毛指出，在过去的4年中，中国和全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民主阵营不断巩固。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对和平与安全事业的新贡献，苏联和新兴民主国家如此迅速地一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非偶然。

毛接着说，甚至南斯拉夫也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尽管中国外交部没有向南斯拉夫政府发去任何要求承认的函电。毛说，中国政府决定不理睬南斯拉夫政府关于承认的决定，不对它作任何答复。

大使问毛，是否知道通过中国外交部转达的莫斯科关于这个问题的官方立场。毛作了肯定的回答，并立即保证，中国政府不会给南斯拉夫政府任何答复，将不理睬南斯拉夫与中国拉关系的一切企图。大使说，这个问题完全由中国政府定夺。

然后，毛又将话题转回到和平与民主阵营取得新胜利的问题上，谈到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他强调说，这一事件的意义从斯大林同志亲自致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毛谈到他看过的这封信的内容时，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对中国至今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函电而感到非常难过。毛在谈话中多次强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晚成立12天。

接着，毛说中国政府打算在苏联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后立即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过，他请求转告苏联政府，他想得到关于中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意见。

在谈话的最后，我就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一事向毛表示祝贺，并为身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他的身体健康举杯祝贺。

毛在举杯答谢时祝我在巩固我们两大民族友谊的工作中取得成绩，并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允诺给我全面的协助和支持。

与毛的谈话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谈话时在场的还有外交部长周恩来、翻译师哲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打印6份，送：А.Я.维辛斯基同志、А.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存档2份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48-51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28-31

№16551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原驻苏使馆人员撤离莫斯科(1949年10月17日)

摘自贾丕才的工作日记

1949年10月18日

第5号

机密

1949年10月17日我应戈宝权的请求会见了他。

戈宝权说，原中国大使馆驻莫斯科临时代办陈进和原使馆其他外交人员今天撤离莫斯科。同时他指出，根据他收到的北京指示，允许陈进随身携带会计账册、使馆印章和已经众所周知的密码。

戈宝权告诉我，在所有原国民党使馆的外交人员中留在莫斯科的只有武官刘广才(Лю Гуанцзэ)和刘泽荣的孩子们。刘广才按戈宝权的建议暂时在使馆工作，刘泽荣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

戈宝权请求向他解释，原中国驻赤塔副领事李翰奋(ЛиХаньфыэнь)希望去新疆，应该如何获取签证。戈宝权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反对李翰奋去新疆。

我告诉戈，他应该把李翰奋与妻子的护照和相关附函送到苏联外交部的领事处。

戈宝权强调，他获得关于使用某些原使馆工作人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工作的北京的指示，他请求加快对他提供有关正在中国使馆工作的苏方和中方职员的信息。其中，他感兴趣的有随员刘广才、侍从赵朱琴(Чжао Чжучэнь)、司机李云申(Ли Юнжэнь)和张玉香(Чжан Юйсянь)、厨师王福(Ван Фу)和苏方所有使馆工作人员。

我答应办理相关证明。

戈宝权请求给他建议，他如何对待刘泽荣的孩子，而刘是原中国外交部在新疆的全权代表。

我回答，此问题宜由中国政府自行解决。

后来，戈宝权说，今年8月王稼祥在莫斯科时曾同苏联邮电部谈好，说将在赤塔举行关于在中国和苏联之间邮件和电报联系的谈判。戈说，中方已指派好3人参加同苏方的谈判，请求通知谈判在何处(莫斯科还是赤塔)、何时举行。

我告诉戈宝权，我方将弄清邮电部就此问题的想法，然后向他报告情况。

然后，戈宝权交给我一封信(随附 [64] )，信中请求给5位英国共产党员新闻记者签发转境签证，后者被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推荐赴中国工作。

我答应向领导报告这封信的内容。

戈宝权通知说，他获北京指示要求搞清新使馆与国内政府在密码联系中使用何种通讯方式。他谨慎地询问道，可否在使馆内通过建立无线电站而进行直接的无线电通信。

我仅回答说，通过电报机的联系方式是密码联系的合法途径。

最后戈宝权说，他们获王稼祥指示须准备好地方以供30个工作人员使用，后者将同王一起来莫斯科。另外，他说，使馆的房子需要整修。

我建议他就此问题去找外交大楼服务处，并说明，该处会给相关指示。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随员奥西波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

贾丕才

文件送：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苏共中央书记处、弗拉索夫同志、档案室1949年10月1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8，л.10-12

№09966 罗申与毛泽东谈话纪要：承认民主德国等问题(1949年10月20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0号

10月20日20时，大使应邀到国家元首毛泽东处赴宴。大使趁此机会向他通报了苏联外交部第154号关于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问题的电报内容。毛泽东表示了感谢并说，中国政府已经发了贺电，明天就讨论承认问题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互换外交使团问题。

然后，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他们至今没有来自阿尔巴尼亚政府的任何消息，他们也想与这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外长的姓名。

他还说，希望你能把我们的意见转告苏联政府。我当即回答说，我将立即上报此事。

在宴会上，毛泽东三次带头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举杯，还带头为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举杯。毛泽东还为和平、民主、进步和革命阵营的彻底胜利，为战争、反动和反革命阵营的彻底崩溃，发表了简短的祝酒词。他指出，形势在不断地加速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不到1年的时间内走完了从哈尔滨到广州的路程，根据各种计算这段路需要走2—3年。

毛泽东在宴会上一直显得非常友好，情绪很高，开玩笑，讲中国历史趣闻，其中还讲了汉朝时在匈奴人那里过了20年俘虏生活的中国使节苏武的故事。

大使也举杯答谢，建议为毛泽东的健康、为政府的成立、为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干杯。宴会21时30分结束，宴会结束后大使立即赶到火车站，为22时动身赴莫斯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送行。

出席宴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高岗、刘少奇、聂荣臻、林祖涵 [65] 、李克农、王稼祥、师哲(卡尔斯基)，还有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以及已转到人民解放军一边新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湖南将军程潜。

由于后三者在场，毛泽东同志避开了严肃的政治话题。我方出席宴会的还有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和北京总领事馆总领事谢廖金同志。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2-33

№16553 贾丕才与戈宝权会谈纪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1949年10月24日)

摘自贾丕才的工作日记

1949年10月25日

第1121/1号

机密

今天按戈宝权的请求我会见了他。

对于我方询问，戈宝权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有5种尺寸：

288cm×192cm，240cm×160cm，192cm×126cm，144cm×96cm，96cm×64cm。

在国旗的左上方的四分之一处有五颗星：中间一颗是大星，另外四颗小星呈半圆形排列在大星的右方。

我询问了星的具体尺寸。

戈宝权答应送来数据。

后来，代办询问我关于王稼祥接见在莫斯科的中国公民(大学生、军官等)的可能性。

我回答，这是代办的事情，并补充道，我方没有任何异议。

参加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茹科夫同志。

贾丕才(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6，д.18，л.17

№09965 罗申与朱德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1949年10月24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68号

绝密

1949年10月24日16时整，大使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室正式拜会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在礼节性的寒暄后，大使和朱德进行了友好谈话，在谈话过程中朱德谈了以下情况：

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各战线战役的发展十分令人满意。如果今后这样发展下去，那么到今年年底四川省就会完全解放。

四川的地方军阀中有很明显的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的趋势，他们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实际步骤。

在中国西南部，人民解放军的推进速度完全由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日平均步行速度决定，因为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路上遇不到任何重大反抗。在华南作战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不能充分利用汽车运输，因为需要大量汽油。国民党早就将全部燃料油运到海南岛去了，人民解放军无法利用缴获的汽油来进行汽车运输。

二、在东北和华北全速筹建人民解放军的新兵种，其中包括防空火炮部队。最近将5个高炮团调至上海、南京、杭州等华东城市。

在这项工作中以及人民解放军向新疆调动的工作中，人民解放军总部得到了苏联同志巨大的宝贵的帮助。

三、在谈到苏联下一步对华援助的性质问题时，朱德专门谈了新疆的情况。他说，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新疆应当尽快扎下根来，搞自己的经济，达到完全自给自足，丝毫不损害新疆当地穆斯林居民的利益。朱德认为，为了使人民解放军部队能够顺利地进行春播，政府应当专门和苏联政府达成协议，向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提供大功率拖拉机、机引犁以及其他农业工具和机械，使军队一方面能够直观地向当地群众显示机械耕作的优越性，另一方面能够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这也是对中苏友好事业的宝贵贡献和苏联对华援助的体现。朱德多次提醒大使说，他谈的建议纯属个人意见，在政府中还根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

四、关于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问题，朱德说，总参谋部是个非常重要的机构，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全新的事情。徐向前将军是总参谋长，他是中国共产党资深的军事工作者，抗日战争开始前，他指挥中国苏区的第四方面军。现在他重病在身，由聂荣臻将军代他行使职权。现在，人民解放军总部还没有足够的将领和军官在总参谋部工作，因为战争还在继续，胜负是在前线决定的，现在从前线召回一些将领和军官到总参谋部工作为时过早。不过，不久的将来人民解放军总部还是要从前线挑选一部分干部到总参谋部工作的。

与朱德的谈话进行了1小时30分，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和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谈话由使馆参赞齐赫文斯基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4-36

№09926 罗申与刘少奇谈话纪要：关于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0月2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69号

绝密

1949年10月25日晚8时，大使在中南海(北京的“克里姆林宫”)颐年堂接待室正式拜会了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应刘少奇的邀请)。

在谈过礼节性的问题后，大使和刘少奇就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战事前景和党的建设方面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友好坦诚的谈话，谈话过程中刘少奇谈了以下情况：

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对中国共产党极为有利。人民解放军总部认为，除台湾外，人民解放军在任何地区都不会遇到国民党军队任何真正的反抗。解放广西、贵州、云南和四川各省只是时间问题。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是分两路向中国西南各省进军：刘伯承将率50万军队经桂林和贵州直取昆明，以切断国民党驻四川军队向中缅和中越边界的退路。陕西省西南部战线司令员贺龙将军将率10万军队由北面向四川进军。

虽然四川军阀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大多数军阀都表示，一旦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川，他们就准备投向人民解放军。四川人对蒋介石集团不满也有利于人民解放军，许多川军将领已经派代表到解放军指挥部，声明他们决心投向人民解放军。在四川只有胡宗南部和朱绍良部有可能进行某种抵抗。

驻台湾的国民党武装力量数量大约在25万人上下，而且技术保障相当好。

二、中国南部的经济形势出乎意料，并非那么糟糕。今年湖南省的水稻收成很好，广东省部分稻田有可能水量过大，由于夏季发生水灾有些地方几乎绝收。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在广东省没有搞像在湖南省长沙至郴州一线那样的大破坏。例如，广州至郴州的铁路路基依然完好，这一条线上的所有桥梁中只有一座二级桥被炸毁。现在政府的任务是尽快恢复粤汉线的铁路交通和发展中国南部的工商业，其中包括对港贸易。

三、不久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占据了这个政府中所有的领导岗位，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各民主党派的活动。说实在话，所有这些政党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政党，因为所有这些政党在全中国的党员总数只有3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有100多万党员。但是，这些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政府又有意创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种种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将来这些党派会有一定程度的活跃。中国共产党预计中国的联合政府时期会持续10—15年，10—15年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就没有了。

四、现在政府非常需要地方干部，战争结束前完全满足需要是不可能的。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中和华南的战役完成得比原计划早得多，因此，为新解放区培训行政干部的工作没有及时进行。为了给华中紧急培训干部，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三省、华北和华中招收了约2万名大学生，他们在4个月的政治进修班结业后就被派去做实际工作。但是，这些干部远远不够。当年东北三省进行“土改”时，中国共产党将2万名党的优秀工作者派往农村。现在为华中和华南找这么多共产党员是不可能的，而且考虑到这些省人口众多，这一数量即2万人，对华中和华南来说，无异于沧海一粟。

五、中国共产党除大量培训干部外，还在进行提高共产党员思想水平的工作。例如，宣传干部的培训受到特别重视。政治学习分成几个班：高级班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的12本经典著作，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几本著作；中级班学员只学习12本经典著作中对他们的实际工作最为重要的著作；而初级班学员绝大多数为文盲，他们只研究一定的具体问题，像土地改革、劳动与资本的相互关系、党的城市工作条件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党员(他们来自最贫穷的农民阶层)不识字，这是搞好党员学习的严重障碍。就自己的阶级出身来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中70％—80％为最贫穷的农民，10％为工人，10％—20％为知识分子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人。

六、缺乏足够数量的干部阻挠了在华中和华南搞土地改革。只有过2—3年后，当复员的人民解放军官兵回乡后，那里才能进行土地改革。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到2—3年，这些地区的农民会开始自发的分田运动，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领导这一运动。东北三省和华北的土地改革已经结束。政府在农村依靠过去的贫农，他们从人民政府那里得到了渴望已久的土地，现在准备诚心诚意地帮助政府，向政府交公粮、纳税。

另外，东北三省的农村已经出现了新的农民阶层，即所谓的“新富农”。他们是从最贫穷的农民中产生出来的，他们分到地主的土地后，努力耕作，而且雇佣劳动力在自己的土地上干活。现在这些“新富农”完全站在分给他们土地的政府一边，帮助政府提高农业产量，积极协助贯彻政府的农村政策。但是，并不排除以后农村会出现雇农和这些“新富农”之间的阶级斗争的可能性。

七、现在，巩固中苏友谊也是政府刻不容缓的任务。刘少奇说：我作为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保证全力做好这项工作。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全体共产党员：要经常帮助苏联同志熟悉中国的情况。如果大使需要什么有关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或文化生活中某一方面情况的材料，我们愿意满足大使的要求，但有一个条件，这些材料不能在大范围公开。我们还准备向使馆工作人员提供我们优秀的教授和专家，就苏联朋友关心的专题举办讲座。

大使对刘少奇的谈话和对苏联同志的友好态度表示了感谢，答应以后接受中国朋友的盛情邀请，并保证自己一方要尽一切努力进一步巩固苏中两个伟大民族的友谊。

谈话时在场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和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

谈话由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7-43

№1380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0月26日)

绝密

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同志、卡冈诺维奇同志、布尔加宁同志：

在此，呈上对毛泽东同志就朝鲜问题给菲利波夫同志电报的答复草稿(参见科瓦廖夫同志第234号电报)。

В.莫洛托夫

1949年10月26日

北京

致科瓦廖夫、罗申：

请向毛泽东同志转达菲利波夫同志对其10月21日电报的答复内容：“致毛泽东同志：

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不应该采纳他们拟定的关于朝鲜人民军向南方进攻的计划，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发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66]

葛罗米柯

АПРФ，ф.45，оп.1，д.332，л.47-48

№16554 罗申与沈钧儒会谈纪要：司法机关组织筹备等问题(1949年10月27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2号

绝密

1949年10月27日上午10点，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正式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沈钧儒。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沈钧儒和大使进行了下列谈话。

由于现阶段忠诚于政府的训练有素的法律专业人才大量缺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检察机关在组织筹备期间面临困难。同时，由于新的法律至今尚未制定，地方政府经常不顾革命法纪擅自主张解决问题。

1.为研究苏联立法机关和苏联法院的情况，沈钧儒早先打算访问苏联，而现在他不可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希望，苏方尽快派有经验的专业法律工作者来华，以帮助中国的司法机关。

2.他对自己的老朋友——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罗申的任命表示热烈欢迎。大使在华10年的工作经验和在中国社交界各阶层代表的广泛的友好关系网，有助于大使本人完成所肩负的伟大而艰巨的使命，对此沈钧儒满怀希望。

沈钧儒从个人角度向大使保证给予永远友好诚挚的帮助。

会谈持续40分钟，参加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打印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53-54

№16555 罗申与黄炎培会谈纪要：民主党派和经济发展(1949年10月28日)

绝密

第4份

今年10月28日大使正式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轻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党派)主席黄炎培。黄炎培在自己的私人公馆里会见了大使。在礼节性寒暄后，黄炎培和大使进行了无拘束的会谈。其间应大使的请求，黄炎培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阐述了下列观点。

黄炎培认为，不仅在新民主主义建设方面，而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因为与美国和西欧的资产阶级不一样，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备两种典型特点，正是由于这两种特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去和将来一直都和中国人民走在一起，不会在国家危机时刻抛弃后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种典型特点就是：1.中国资产阶级素来热爱自己的劳动者同胞，素来怀有行善之心；2.中国资产阶级非常热爱自己的子女、亲属，与之分享自己挣来的财富。由于上述特点，在中国当今没有千万富翁和百万富翁。

目前，一些著名的中国工商业界代表正准备返回上海，他们在今年年初离开上海去了香港。近日，从香港回到北京的两位有名的中国资本家——刘鸿生和吴云丘(УЮньчу)，就中国工业发展前景曾同黄炎培聚谈过。黄炎培建议他们对一些工业和商业部门制定一个具体的投资方案，对此，他们早有准备，并同意制定。

应大使要求，黄炎培对恢复中国工业的前景做出了评价。黄炎培回答这一问题时得出下列结论。首先，黄炎培认为，必须恢复走下坡路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像丝织品、瓷器制品、制茶业等，必须对手工业投入现代化的工具和设备，以适应减轻劳力和增加生产的要求。

其次，必须恢复建设大型国有企业，像橡胶业。但是，要促使其与所属区域内小型手工业进行合作，以便向不同厂家提供手工业生产需要的各种部件和零件。

当黄炎培问起大使对此问题的看法时，大使回答，中国政府方面有相应的行动方案。

黄炎培请求大使帮助他挑选有关苏联经济的材料，大使答应对此问题给予协助。

会谈持续50分钟，参加的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担任会谈翻译的是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1949年11月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66-68

№09964 罗申与陈云谈话纪要：中国财政经济状况(1949年10月28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4号

绝密

今年10月28日11时整，大使在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位于朝阳门大街的办公处接待室，拜会了陈云同志。

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大使和陈云进行了轻松友好的交谈。谈话中，陈云应大使的请求，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作了如下阐述：

目前，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经济状况非常复杂、困难。由于国内战争还在继续，政府不得不靠国库养活700万人民解放军官兵和国防工业工人。由于沿海被封锁，对外贸易处于半停顿状态；在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全部港口中，只有天津港还有进出口业务，而且数量很小，每月大约为300万美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商船，其中包括在长江运输货物的船只。中央人民政府现在拥有的船舶吨位只有3.2万吨。

政府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止食品、日用品价格飞涨和通货膨胀。对付物价上涨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是因为政府为了弥补军事开支发行了比应发行数量多2倍的纸币。

尽管税收总额不断增加，但是各省征收的货币税甚至不抵需求的极小一部分(货币税占政府征税总额的25％，其余75％为粮食税)。

经济作物的生产，首先是出口茶叶和丝绸的生产现在还没有搞好。

由于国民党飞机不断空袭以及海运和河运瘫痪，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不断下降，使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变得非常困难。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早在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之前，就把自己的资金转移到香港，暂时还不打算在上海投资，他们仍然对新的人民政府持观望立场。

负责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管部做协调工作的财经委员会，现在采取了一切措施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业生产和恢复生产能力。

为了克服中国工业发展中至今存在的地区分割状态，最近政府数次组织上海的工业界人士到华北和东北考察，组织天津和东北的工业界人士到汉口和上海考察，以便研究市场，进行业务接触和联系。

人民政府正在制订1950年恢复生产能力的纲要，希望苏联专家帮助进行这项复杂的工作，尤其是在搞好中国各原料地区和工业地区的经济联系方面。过去它们互相脱节，彼此分割。

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的严重障碍是缺乏忠于人民政府且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国民党留给新政府的只有2万名工程师和专家，他们大多数人的政治信仰是反动的、亲美的。在银行职员和金融专家中反动分子特别多。现在有些地方就已经发现专家怠工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美帝国主义者现在和今后会把赌注压在人为扩大我们的经济困难上，压在搞经济怠工、捣乱和破坏活动上。以下事实可以说明中国技术干部的匮乏：在最大的鞍山炼钢公司(在东北)，70名工程师中有62名是敌视所有中国人尤其敌视中国共产党人的日本人。

在人民解放军中搞后勤和军需的同志转业后，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弥补经济干部的不足；我们现在只好完全依赖国民党留给我们的那些专家。

尽管有上述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困难，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信，在苏联兄弟般的援助下，他们定能顺利地克服困难，将数百年来受帝国主义统治奴役的落后中国的经济，引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

应陈云的要求，大使向他讲述了当前苏联经济建设战线的形势，详细描绘了农村集体农庄发生的巨大变化：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越来越多；城乡差别正在逐步消失；培养出了自己的十分宝贵的专家，如农艺师、医生、电气技师，同时，他们又会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陈云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大使讲述前不久他在北哈萨克斯坦他父亲生活和工作的集体农庄里参观的情况。

在谈话的最后，陈云很有把握地对大使说，中国的农业和工业学习苏联农业和工业的榜样，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时代就要到来。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谈话时在座的还有财经委员会秘书长薛暮桥(共产党员)、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58-62

№09962 罗申与董必武谈话纪要：解放区的政治形势(1949年10月28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7号

绝密

今年10月28日13时整，大使在勤政殿接待厅正式拜会了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礼节性的寒暄后，大使和董必武进行了轻松友好的谈话，在谈话过程中，董必武应大使请求对中国已解放省份的政治形势作了如下概括：

中央人民政府在各省享有绝对威望。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挑选中央各部中下层工作人员的工作，全部的30个部和总局拟于11月1日开始正式办公。

在政法委员会下属的内务部和公安部，我们有很好的协调一致的机关，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而在其他的部，如司法部和法规制订总委员会等，我们广泛吸收联合政府中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

由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没有停止秘密破坏活动，公安部和内务部的工作在现阶段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前不久，北京附近的石景山电厂发生过几起破坏活动，还发生过几起纵火烧军用仓库和割电话线的事件。近日，在绥远省我们有2名共产党员同志被恐怖分子杀害。

我们国家安全机关进行的清理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工作，在华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发现并没收了200多个非法电台、大量的武器和外汇，等等。可以说有组织的国民党地下活动在华北已经不复存在。在上海地区，尽管陈毅将军采取的措施取得了胜利，但情况还是比华北差得多。

现在，华北所有悔过自新的国民党分子，其中包括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原工作人员共2000人，正在北京附近的劳改营劳动改造，在那里加紧进行政治学习。湖南省还有组织得很好、势力很大的国民党潜伏力量，那里的几支国民党溃散军队的武装匪帮还没有抓获。还有广州，那里的国民党潜伏特务小组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头子、广东省人(海南岛人)郑介民亲自安排的。

董必武说，尽管有这些困难，但是政府深信，很快就能抓获所有在中国积极活动的国民党特务和美国特务，因为政府依靠的是人民的全面同情和支持。

在谈话的最后董必武表示，深信中苏友谊会日益巩固。

谈话持续了30分钟，谈话时在座的还有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阎宝航和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С.Л.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69-71

№09963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控制流行病及航运等问题(1949年10月31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79号

绝密

1949年10月31日17时30分，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在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使馆大楼正式回访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大使和总理就以下问题进行了谈话：

一、周恩来通报说，据中国政府收到的最新报告，由张家口以北的张北地区开始的鼠疫流行病已向绥远省和大同地区蔓延。政府采取了加强隔离的措施，向鼠疫可能爆发地的邻近地区增派了部队。

大使根据他从沈阳收到的高频电话，向周恩来通报了关于迈斯博士的防鼠疫队以及来自哈尔滨的20名鼠疫病医生的情况。周恩来也向大使通报了中国政府就尽快将苏联医生由北京送往疫区所采取的措施。

二、大使询问周恩来，如果利用丹麦方由上海至长崎和由长崎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底电报电缆，建立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长期电报联系，中国政府持什么意见。

周恩来允诺向邮电部了解此事在技术方面的问题，还要与上海联系，了解那里有没有丹麦方的代表以及上海至长崎段电缆的技术状况。

三、大使询问周恩来对苏联海运公司船只在中国东海和南海航行以及可能进入青岛港、上海港和香港问题的意见。周恩来说，依他之见，现在苏联船只进入青岛和上海港是冒险的，因为国民党对中国港口积极搞空中和海上封锁；至于苏联船只进入香港，周恩来认为，国民党分子不敢对苏联船只进行任何阻挠，即使苏联船只在台湾海峡航行。人民解放军的对台登陆战役不会早于1950年春季开始，在此之前，从军事行动方面来说，船只在台湾海峡航行不会有任何妨碍。

四、周恩来请大使与苏联政府联系，询问在香港注册的中国船只能否进入大连港。

据周恩来讲，中国人民政府想从香港获得一些物资，这些物资可能由同情和帮助他们的香港中国轮船公司的中国轮船运到大连。根据现行的规定，大连的苏方当局不准来自香港的中国轮船自由驶入该港。

如果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这些中国商船进入大连港的话，周恩来请大使将这些船只驶入大连港的具体条件通知中国政府。

周恩来还说，中国政府预先表示，准备向大连苏方当局提供进港船只的全部情况：它们的吨位、货物名称、船长和船员的姓名，等等。这些船上的船员全部是中国人，船主也是中国人。这些船只驶入辽东半岛水域时将升起五星红旗。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请求准许香港中国轮船公司的中国商船进入大连港的理由是，东北三省和华北的所有港口中，大连港是最适于停泊和卸货的港口。在其他港口共产党人没有足够的港口设备。

大使允诺将中国政府的请求上报苏联外交部。

谈话持续了35分钟，在座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С.Л.齐赫文斯基担任谈话的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74-77

№16556 罗申与张治中会谈纪要：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等(1949年10月31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7日

第80号

绝密

10月31日16时，张治中将军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访问了大使。在会见大使时，张治中告知，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个人，请张担任西北五省——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政府的领导人。有鉴于此，11月5日张治中将从北京飞往兰州，然后飞往乌鲁木齐考察情况。

由于已被选为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和军事人民革命委员会成员，同时即将担当西北五省的领导工作，张治中前来大使馆请大使相信，他对苏联的友好之情是不变的，并表达了尽全力巩固中苏关系的决心。在会谈中，张治中谈到目前中央人民政府的困难时指出，缺乏训练有素的行政干部和经济干部，政府面临很大的财政经济困难。

张治中说，由于国民党对上海持续的轰炸，上海的工业生产水平继续下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在军事行动之前已把所有资金转移到了香港，他们与从前一样采取观望态度，暂时不敢把资金拿回中国，也不敢在恢复中国经济方面与中央人民政府积极合作。

至于那些原先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服务过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张治中说，部分人员工作认真负责，并完全站在人民政府的立场上，部分人员持等待观望立场，还有部分人员公开怠工，但是这样的人是少数，对后者的教育性政治工作正在进行。

关于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张治中说，蒋介石的许多特务活动和黑帮分子留在了上海，但是，当地权力机关正在成功地清洗和捕捉这些分子。在中国的北方城市，国民党地下活动已经基本消灭，但也有个别的破坏性活动发生。

同张治中一起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国大使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他翻译了整个会谈的内容。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同志、葛罗米柯同志、拉夫连季耶夫同志、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45-47

№16557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递交国书事宜(1949年11月1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49年11月4日

第196号

机密

王稼祥就即将进行的递交国书事宜向我作了礼节性访问。

在会谈之初我向大使通报说，大使夫人与前来莫斯科参加国庆节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行正在赤塔，近日代表团将乘飞机回莫斯科。大使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

在强调中国人民对巩固苏中友好关系的热切期望时，大使说，中国对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极为高兴。大使说，对表明苏中友谊的这一举动中国人民非常感激。

我回答，苏联人民对两国人民的密切友好关系完全有同感，苏联人民非常高兴地关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王稼祥继续说道，他对自己身为中国驻苏联第一任大使感到荣幸。他说，鉴于目前他必须开创新事业，他期望得到我方的帮助。

在强调目前中国从事外交的是一批新手的不利情况时，我对王稼祥说，我方会尽力给他帮助。

在感谢我答应对将来工作给予帮助时，大使说，苏联是中国的老师，中国人民是苏联人民的学生。

对此我回答，苏联人民较早开始了发展道路，正如大使所说，我方的许多经验对中国人民是有益的。然后我说，中国人民在自己争取新生活的斗争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对此，王稼祥回答，中国为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骄傲，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只是近百年来中国由于列强的侵略而大为落后了。但是，由于取得了胜利并且有苏联的帮助，中国会飞速发展。大使重申了苏中友谊的重要性。

在回答我提出的有关大使馆和各领馆的干部问题时，王稼祥说，鉴于干部人手不够，他们打算在苏联只留下三处领馆(符拉迪沃斯托克、赤塔、阿拉木图)。

在指出中国工作人员前往苏联遇到的某些困难时，王稼祥告诉我，希望国际旅行社在北京和沈阳开设分部。我答应大使研究此项问题，然后给予回复。

大使向我递交了国书的副本和他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讲话(见附件)。王稼祥说，他对递交国书程序的个别之处不甚清楚，他请求让礼宾司向他作补充说明。我答应给予相关说明。

参加会谈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和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古谢夫等同志，第一远东司，礼宾司，总秘书处，驻北京大使馆，档案室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递交国书仪式上的致词

主席先生阁下：

我怀着极大的荣幸向您递交国书，该国书中我国政府委任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特别大使和全权大使。

苏联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际第一个与我国政府确立了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对此高度满意并极为高兴，因为，我们两国之间巩固友谊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还符合全世界范围的长远利益。

请主席先生您相信我，我将尽一切努力巩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密切友好关系。同时，我希望，在我完成如此使命时能获得主席先生您的个人协助以及贵方政府的协助。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个人祝您身体健康、生活美满，同时祝愿贵国繁荣昌盛。

附件二：

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阁下的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之际，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即第一个表达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确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对此中国人民感到无比满意和高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切欢迎尽快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确立密切友好的外交关系，并确信确立和巩固友好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还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定。特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公民王稼祥为驻贵国特命全权大使，并命令其向您递交国书。

主席先生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请求您厚待王稼祥先生，并对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事给予充分信任。

主席先生阁下，谨此以个人名义祝您身体健康，并祝贵国富足繁荣。

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

副署签名和盖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周恩来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7，л.21-26

№16558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技术援助(1949年11月4日)

绝密

为保证中苏合作飞行技术学校和高射炮团的组织筹备及正常展开工作，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如下决议：

1.为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供货，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以超额完成1949年9个月计划的方式，向外贸部供应吉斯151型汽车360辆和吉斯150型汽车140辆，以减少向建设和筑路机器制造部供货的方式向中国供应C 80型拖拉机12台。

2.允许苏联武装力量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1)根据附件一向中国补充派送人数为97人的全体成员；

(2)拨出6架里2型教练飞机；

(3)根据附件二将备用航空发动机、特种车辆、流动电影放映车、流动航空维修车归入流动基金。

3.责成航空工业部(赫鲁尼切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额外向苏联武装力量部供应34台备用М11ФР航空发动机、51台АШ82ФНред.11/16减压器，并由苏联武装力量部储备金承担费用提供2500升润滑油加油器14台。

4.责成机器制造和仪器制造部(帕尔申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由该部储备金承担费用，向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24台汽车汽油加油器、14台油槽汽车、6台АКЗC 40型补氧台。

5.责成肉制品和奶制品加工业(库兹明内赫同志)在1949年第四季度向苏联武装力量部额外供应6台油槽汽车。

6.责成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阿科波夫同志)，由该部载货汽车储备金承担费用，向苏联武装力量部提供12台嘎斯0330载客汽车，并供应油槽汽车配套部分——6台嘎斯51型汽车底盘。

7.对那些根据该决议派往中国飞行技术学校工作的全体人员，实行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8月9日第3424—1425号决议所规定的工资支付制度。

8.责成外贸部(缅希科夫同志)，按现行决议的器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进行结算。

文件送：布尔加宁、波斯克列贝舍夫、华西列夫斯基、缅希科夫等同志

附件一：

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技术学校全体人员的补充选派清单

1.空军政治部高级顾问副职1人

2.高等学校高级助理1人

3.物质技术保障和机场服务高级顾问助理1人

4.医疗服务高级顾问助理1人

5.歼机航空兵飞行技术监督员1人

6.轰炸航空兵飞行技术监督员1人

7.领航员准备监督员1人

8.技术人员准备监督员1人

9.航空通讯监督员1人

10.司令部军官1人

11.公文处理负责人1人

12.翻译1人

13.打字员1人

14.里2飞机机组指挥官2人

15.里2飞机飞行员2人

16.里2飞机领航员2人

17.里2飞机随航技术员2人

18.里2飞机航空机械师2人

19.里2飞机航空发动机工2人

20.里2飞机空中射手—无线电兵2人

21.里2教练机机组指挥官6人

22.里2教练机飞行员6人

23.里2教练机领航员6人

24.里2教练机随航技术员6人

25.里2教练机航空机械师6人

26.里2教练机航空发动机工6人

27.里2教练机空中射手—无线电兵6人

28.航空发动机理论和结构教师2人

29.射击射炮武器教官2人

30.飞机无线电技术和无线电设备教官2人

31.飞机使用技术实习训练教官2人

32.飞机特种仪器实习训练教官2人

33.学校政治部首长副职6人

34.学校高级医生6人

35.高级军医6人

共计97人

附件二：

分派给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技术学校的器材清单

1.归入流动储备金的备用航空发动机91台

其中包括：

АШ21发动机43台

АШ62ИР发动机8台

其中4台在1949年4季度交付

其中4台在1950年1季度交付

АШ82ФН9/16发动机40台

其中15台在1949年4季度交付

其中25台在1950年1季度交付

2.АЗС蓄电池充电器6台

3.АКС2压缩机6台

4.ПАРМ1流动航空维修车6台

5.流动电影放映车6台

АПРФ，ф.3，оп.65，д.418，л.34-38

№11808 葛罗米柯致科瓦廖夫电：转交斯大林对朝鲜问题的答复(1949年11月5日)

苏联外交部第十司

第20475号

收到时间：1949年11月5日2时50分

发出时间：1949年11月5日3时55分

绝密

禁止复印

专号：第198号

密码电报

北京　科瓦廖夫收

优先拍发

特档

请将菲利波夫对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如下答复函转交毛泽东：

“致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

菲利波夫”

请电告执行情况。

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5日

打印5份，文件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马林科夫同志、第十司，副本1份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113页

№09058 拉夫连季耶夫与王稼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1949年11月10日)

摘自А.И.拉夫连季耶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文本第12份

1949年11月10日

今天根据王稼祥的要求接见了他。

1.在会谈过程中王稼祥声明说，他受毛泽东委托，要会见斯大林，面交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一封信，并同斯大林商谈一个迫切的问题。

我说：“斯大林大元帅现正在休假期间，在莫斯科城外休息。我问大使，他是否认为可以通过外交部把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信转过去。”

王稼祥回答说，既然斯大林现在不在莫斯科，他准备转交这封信，并阐明毛泽东交给他这个任务的实质内容。

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莫斯科的深切愿望。他委托大使去商谈自己去苏联的时间。毛泽东想尽快来莫斯科，但是，看来11月份毛泽东无法离开北京成行。他可能于12月初或者再迟一点，在莫斯科认为合适的时候前往。

大使指出，毛泽东的访问不只是对中苏友谊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巨大事件。因此毛泽东认为，他去莫斯科的时间应当由苏联政府来决定。

王稼祥接着说，他受命还有一个问题要征询苏联政府的意见。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原先准备与毛泽东同来莫斯科。但是，目前正值组建全国政权之际，两位主要领导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总理同时离开中国，可能会影响工作。因此委托王稼祥来征询莫斯科的意见：毛泽东与周恩来应该一起前来，还是周恩来可以晚些时候再来。

我答应大使转达他的问题。

在会谈之后，王稼祥很快把毛泽东的信送交外交部转呈斯大林。

2.王稼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声称，红场上的盛大检阅和游行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他感觉到，苏联人民非常关心中国人民的斗争。人们发出欢呼声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肖像的尊敬。

3.王稼祥说，在离开北京前，他告诉毛泽东，他对外交活动缺乏经验。就此问题毛泽东向他提出，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学习，而在苏联必须认真地注重苏联同志的建议和指示。毛泽东着重指出，前往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外交家，其工作将更加艰巨。外交部长周恩来有意派遣若干今后将委派去各个国家任大使或公使的人在莫斯科大使馆见习。根据王稼祥的意见，在这里大概不仅要组织他们见习，而且还要为他们上外交史的课程。

王稼祥指出他自己和大使馆工作人员已经在学习外交史，他请求给大使馆提供能讲授外交史以及对外交见习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的教员和专家。

我回答王稼祥说：“在这件事情上外交部将给予帮助。”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徐介藩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А.拉夫连季耶夫(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等同志，档案室。3份寄送：卡冈诺维奇、佐林同志及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7，л.27-29

№09961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0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1号

绝密

今年11月10日下午5时，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主动来大使馆拜会了大使，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受毛泽东委托谈了以下情况，并要求转告苏联政府：

一、毛泽东早就有访问苏联的愿望。今年夏季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要赴莫斯科时，毛泽东就想亲自率团前来，但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刚进北京，还没有组建政府，面临大量的组织工作，若毛泽东不在就无法进行，因此毛泽东留在了北京。此外，刘少奇之行带有非正式性质，是以高岗的东北代表团作掩护的。

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在与斯大林同志谈话中转达了毛泽东想会见斯大林同志的愿望。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他在任何时候都高兴在莫斯科会见毛泽东。科瓦廖夫在今年11月5日的谈话中也向毛泽东转达了斯大林同志的这个态度。毛泽东在会见科瓦廖夫时，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了他想于今年12月在莫斯科拜会斯大林，以便亲自向斯大林同志祝寿的愿望。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同志70寿辰这一天，全世界对苏友好国家的代表团都将到莫斯科，因此，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带有完全公开的性质。

11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莫斯科发了类似内容的电报。

今天，毛泽东委托周恩来拜会大使，将毛泽东想拜会斯大林同志的愿望通知大使，并请大使将此事转告莫斯科。

我问，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属什么性质，中国政府人士中谁陪同他。周恩来回答说，访问时除了与斯大林同志建立个人友好接触外，看来毛泽东同志还想提出中苏条约问题。政府成员中没有人和毛泽东一起去莫斯科，如果毛泽东同志访问时要制订新的中苏条约，那么他(周恩来)可以立即坐飞机去莫斯科签署这一条约。

接着周恩来问大使，大使是否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大使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他将遵照莫斯科的指示去做。

二、周恩来问，有没有苏联政府关于不承认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团问题的答复。大使作了否定的回答，不过允诺就该问题再次询问苏联外交部。

三、接着，周恩来通报说，昨天中国政府情报机关从香港得到的情报称，白崇禧的部队正退往越南境内，法国当局让他们在那里换上了保大 [67] 军队的服装。中国政府拟就此事专门发表声明，提醒法国政府，中国人民政府认为，利用化装的白崇禧部队镇压印度支那革命运动可能造成的后果，将由法国政府承担责任。虽然这一声明不直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越过边境线追击白崇禧部队，但是声明会明显暗示这一点。政府还打算对其他可能收留退往泰国、缅甸和印度的国民党军队的帝国主义国家提出类似的警告声明。

周恩来认为，这些声明会对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产生影响，他们会害怕放国民党军队越过印度支那和缅甸的国境线。如果白崇禧部队在印度支那获得避难所，人民解放军会采取什么样的进一步措施，这一问题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研究。周恩来询问大使，中国政府发表上述声明是否妥当。大使回答说，因为这是个大问题，涉及东南亚国家的革命运动问题，我无可奉告，我认为须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周恩来同意大使的看法，请大使就这一问题请示苏联外交部。 [68]

四、周恩来还通知说，据政府获悉，国民党分子，其中包括现在法国的宋子文，力图在印度支那保留自己的主力，正就利用国民党军队对付越南革命运动一事与法国人进行谈判。

大使回答说，今年夏季，当他在广州时就获得过类似的情报。

五、在谈话的最后，大使请周恩来协助尽快解决使馆由南京迁北京和由塘口(Танку，广州东部)来北京的铁路运费问题，因为至今没有收到全部账单，不能支付运费。此外，两次寄来的账单完全不同。

周恩来说，他将就此事下达有关指示。

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同志谈话时在座并担任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共6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81-85

АВПРФ，ф.07，оп.22，п.96，д.220，л.52-56

№07350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毛泽东、周恩来访苏事宜(1949年11月12日)

И.В.斯大林同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王稼祥11月10日在与拉夫连季耶夫同志谈话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如下两个问题：

一、他询问苏联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是否应该同毛泽东一起来莫斯科，或者是否周恩来可以晚一点来。同时他还说，目前正在组建整个国家机关，同时有两名主要领导人离开中国，北京方面担心，这可能会影响工作。

二、王稼祥还通报说，周恩来打算派几个人到莫斯科大使馆进行实习，然后将把他们派到各个国家担任大使和公使。王稼祥介绍说，他本人以及使馆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事外交史研究的，他请求给大使馆派一名教师和顾问，他们能够讲授外交史的课程以及就外交实践方面的问题答疑。

苏联外交部认为，对王稼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可以给他口头答复，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已经对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从北京来苏联是否合适感到担心，苏联政府准备同意就这一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的任何一种决定。

至于王稼祥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选派一名外交史方面的教师和外交实践问题的顾问帮助大使馆，苏联外交部将在近期内为此挑选相应专业的工作人员。

决议草案附上。 [69]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12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29-30

№09845 罗申与周恩来谈话纪要：通报中国国内形势(1949年11月1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日

第112号

今年11月15日下午5时，大使拜见了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一系列中国政府感兴趣的问题转达莫斯科的看法(有关这方面的情报已以电报形式及时转达苏联外交部)。谈过这些问题之后，应大使请求，周恩来通报了最近的中国国内形势和战争形势。周恩来说：

一、目前所经受的财政经济困难，其中包括11月初出现的所有物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绝不是不可预见和不可克服的。11月上旬物价飞涨(约5—6倍)的直接原因是：

(一)大量纸币投放市场。这是财政部对所采取的措施考虑不周的结果。尽管所发行的纸币总额不算太大，今后政府还要印发纸币，但如果纸币是逐渐投放市场，物价就不会如此飞涨，而现在政府却是一下子把纸币的半年储备量投放市场。在1949年，这是按计划第三次大批发行货币了。人民银行第一次补充投放纸币是在今年4月，第二次是在7月底、8月初，第三次——最大的一次，是在11月初。正是这最后一次发行推动了物价灾难性的上涨。如果不让物价如此急剧飞涨，我们财政部的同志就应按月逐渐地把货币投放市场。但财政部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们认为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暂时控制进一步发行货币，从而制止物价进一步上涨是适宜的。也许这是正确的。况且，为保障从农民手里收购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棉花、茶叶、蚕茧等)，保障农民扩大播种面积预付款以及保障对现在新组建的空军和海军拨款，发行如此大量的货币也是必要的。

(二)投放大量货币明显动摇了居民的信心，破坏了这些货币的购买力。农民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之后，想立即让这些货币脱手，便急忙购买布匹、食盐和农具等。由于需求增加，这些货物的价格便猛涨。价格猛涨，首先吃亏的是工人、军队和职员，他们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商品价格的增长。为了保障这些人的生活，国家被迫按定量供给他们粮食、煤炭和布匹。

(三)察哈尔省鼠疫的流行和对内蒙古通往华北的各条道路实行检疫，也促使了价格的上涨，因为按惯例每年秋天绥远、察哈尔和热河的粮食都销往北京和天津，而今完全停止了。

由于政府采取了同近来抬头的奸商作斗争的措施以及为了稳定物价向市场投放了大批粮食，粮食价格有所回落。但政府预见，明年，即1950年的粮食价格至少还会上涨一倍。

现在，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到1950年底，由于全国彻底解放，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的继续增长，靠国库养活的人数将达800万，毫无疑问，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各部机关要比国民党政府当时相应的机关庞大得多。例如，国民党时邮电部职工有5万人，而我们仅老解放区邮政职工就有4万人。由于我们的政权追求的是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准备把邮政业务不仅普及到城市，而且要普及到农村。这样，国家邮电职员人数将不断增长，现在我们的邮电职员有8万人。我们党政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平均1/3是从部队中抽调组成的。

尽管我们经受着财政经济困难，但这些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与国民党所经受的困难，甚至与其统治最巩固的时期即1935—1936年所经受的困难，都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几年，国民党发行的纸币总额为15亿银元，国库券有5亿银元。这样流通中的货币就是20亿银元。如今我们流通中的中央人民银行货币总额也相当于20亿银元。但我们控制下的领土和人口要比1935—1936年国民党政权下的领土和人口多得多。我们认为，发行的纸币远没有耗尽我们的全部资源，1951—1952年间，我们准备把纸币发行量增加到相当于40亿—50亿银元。

为保障我们货币的坚挺，我们还将通过发行国内债券和扩大税收逐步回笼一部分货币。我们打算在最近两年时间里(1951年和1952年)调整好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在东北和华北现在正在进行土改，那里有农民1.3亿。在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还将在华中和华南进行土改，这将涉及2亿农民。1952年将在西南进行土改，那里有人口1.45亿。土改的进行将提高农产品的供应，稳定物价。农民信赖政府和政府发行的货币，部分流通中的货币将转为国家银行的储蓄。在最近两年时间里，我们还打算使国民党关闭的所有工厂和企业重新开业，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经济的稳定。

在政府所收的全部税款中，60％来自农民，40％来自城市。在进行过土改的地区，农民把自己收成的20％交给国家。农民乐意交付这一税收，因为在土改前，他们要把50％的收成交给地主。根据这种情况，在华南，我们将以税收形式征收地主全部土地收入的40％—50％。

我们相信，经过两年时间，我们将全部解决我们的财政经济困难。

二、人民解放军在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在11月20日之前，刘伯承将军指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将占领贵州省会贵阳，然后分兵两路向前挺进：一路攻重庆，在12月底占领之；一路出昆明，在那里估计不会遇到严重抵抗。在广东省的人民解放军兵团将阻止白崇禧的部队向法属印度支那撤退。白崇禧目光极其短浅，他正在桂林收拾自己的财物，现在尚未决定向何处逃跑。

在刘伯承将军的部队控制所有川滇公路之后，彭德怀将军的部队将进攻陕南的胡宗南部——汉中兵团，然后直出成都。届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答应率其两个师起义。1950年1月，我们计划全歼四川的国民党军队。在中国航空公司(KHAK)和中央航空公司(KATK)的60架飞机转到人民解放军一边后，很难想象，国民党“政府”的官员还能从重庆向何处跑。

四川和西康解放之后，我们将立即向西藏进军。我们计划3月份在海南岛登陆，多年以来，那里有我们的大批游击队在活动。我们指挥部的下一步计划是：1950年春季为台湾登陆战役做准备，1950年夏天实施登陆。我们认为这一战役应在做好海、空联合打击的准备之后才能实施。

在实施台湾登陆战役时，我们绝对应该吸取金门战斗的惨痛经验，在这次不大的登陆战斗中，我损失了3个半团的兵力(7000名战士)。

三、中央政府的行动将逐步得到调整，并走上正轨。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了政府工作的重担，但参加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也在积极地工作。我指的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司法部长史良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而且还有冯玉祥的遗孀李德全以及积极在水利部工作的傅作义将军。但是也有一部分进入政府的所谓的“民主党派领袖”，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员。首先，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李济深和张澜可能就是这样的人物；像罗隆基这样的“民主党派领袖”中的极右分子，暂时还受到我们的信任，能够出席各种会议，而在战争最后阶段才归附我们的刘步童(Лю Бу-тун)、何思源等，则被送往华北大学接受政治训练。

四、同中国共产党一起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现在他们正在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工作。顺便指出，民盟和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现在正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两个代表大会上，只讨论自身的组织问题，扩大或缩小该党的问题，改变其名称或变更其领导岗位的问题，其他任何政治问题都不涉及。所有这些党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共同的统一战线纲领，承认中共的领导，赞成国家的基本政治路线——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当作最高的权威机关，甚至邀请中共帮助解决他们内部的组织问题。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眼下对我们还持观望态度。我们对他们一点也不妥协，并要求他们明确地同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划清界限。中国许多资本家都还没做到这一点。此外，我们还对他们的活动提出了限定的条件：某一企业和商业组织的工作首先是为国家提供收入或收益，其次才是所有者的利益。我们限制中国工业资本家的最高利润，同时告诉他们，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刻，他们应更加节俭，限制自己的利益。我们想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协助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

五、我们有许多党的工作者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加入政府的各民主党派代表的态度不正确。这些同志宣传“关门主义”政策，反对广泛吸收各民主党派的进步代表进入政府机关。我们反对这种倾向，并向他们阐明巩固与各民主党派联盟的重要性。还有另一种危险，就是容许把那些未经检查和未经充分考察过的民主党派活动家安排到责任重大的岗位上来，我们也必须同这种倾向做斗争。

六、我们现在还没能实现提拔工人到国家机关领导岗位，因为中国工人的文化和受教育程度很低，他们绝大部分是文盲。我们仅在沈阳、上海和天津个别地方提拔了一些工人到市里工作。在各个工厂里，我们有不少先进工人、争创高劳动效率的倡议者和劳动模范，但中国工人没有学会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自己的同志们和其他劳动人民讲话。

七、新中国的特点在于：我们努力促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促使加入联合政府的所有民主党派为反对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军阀作斗争，促使他们的部队协助进行土改。

对后一个问题需要给予一下说明：现在我们正把傅作义、陈明仁将军这些军阀的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还准备改编四川和西康以及其他地方的军阀部队。一些同志建议，为了节约军费开支，应该遣散这些部队，令其回乡。但我们认为，如果遣散这些部队，他们就会搞武装抢劫，在这些省搞土改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当反革命的支柱。所以我们认为在土改结束前不遣散这些部队是正确的。

结束时，大使对周恩来坦诚而友好的谈话表示感谢。会谈持续1小时45分钟。出席会谈的还有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他担任会谈翻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Н.罗申

文件共6份，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拉夫连季耶夫同志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各1份，档案室2份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57-66

№16563 周恩来致罗慕洛、赖伊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949年11月15日)

莱克萨克塞斯，纽约

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转交

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尔洛斯·罗慕洛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目前在全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残余将被消灭，也不再能全权代表中国人民。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通知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拒绝承认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派遣以蒋廷黻率领的代表团驻联合国大会常任理事会的合法地位，我们认为国民党的代表团不能代表中国，无权代表中国人民出现在联合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

1949年11月15日于北京

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

10月1日正式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建立那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族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目前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领土和各个民族，同时获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已处于分崩离析状态。其军队残余即将被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完全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真正法律基础。

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并出席联合国大会常任理事会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已成为一小撮丧家之犬的武器，完全无权代表中国人民。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依照中国人民的愿望，依照联合国宪章，进一步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的全部权利的原则和精神立即取消“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的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外交部长周恩来(签名)

1949年11月15日于北京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古谢夫、佐林、拉夫连季耶夫、波采罗布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47，оп.36，п.140，д.3，л.46

№09072 罗申与李克农谈话纪要：美国间谍在华活动情况 [70] (1949年11月17日)

……

李克农应大使要求，介绍了以下美国情报机关在华活动的特点。

现在美国的侦察中心已由其驻中国大使馆转移到了香港，在那里美国人建立了专门的“远东问题研究所”。

以往美国在中国实施侦察的所有计划和阴谋都一个接一个地破产了。比如，马歇尔关于利用执行司令部加强美国军事集团控制中国的方案，关于把中共变成第二个铁托集团的司徒雷登计划，最后，美国务院在“白皮书”中论述的所谓依靠“民主个性”的计划，全部破产了。

现在美国情报机关将它在中国的一切力量都用来破坏中苏友谊。

上面提到的美国对中国的侦察中心——“远东问题研究所”给它在中国的骨干力量和美国派往中国的间谍提出的首要任务是，通过诋毁苏联在华专家的名誉，挑衅性地把中苏贸易说成是掠夺中国的粮食和自然资源，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把它说成是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性质的条约，结果是使中国失去了辽东半岛和东北的一切机器设备——通过上述手段破坏中苏友谊。美国和国民党在中国的地下力量已开始积极地着手完成其主子所下达的任务。

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国华侨以及在外国留过学的中国人。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也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

中共国家安全机关已经查明，他们之中一些人公开发泄对中国新制度的不满。

例如，北京美国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教授通过熟人给美国写信，其中说，燕京大学所有进步民主的教授和学生已处于被经常监督的状况中，已失去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

中共安全机关还查明，美国人利用各种贸易公司，尤其是同日本、南朝鲜和香港通商的进出口公司做掩护，往华北派遣自己的人。我们机关已经查出一批美国间谍，他们是借助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钻进天津的，其目的是破坏中苏友好。他们之中有：李仲勤(Ли Чжунчэн)，过去的附敌分子，参加过汪精卫的亲日政府；李桥华(Ли Чао-хуа)，曾多年住在美国；郑伊万(Чжи И-ван)，朝鲜族出身；郭化邦(Го Хуа-бан)等。

最近在华北，政府发现一些外国传教士和宗教人士在积极活动，他们的活动令人怀疑，人们举行祈祷、礼拜活动，许多郊区的中国人都来参加。

此外，还发现一大批中南和华南的黑社会分子来到北京，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民主人士，经常出没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家中，企图通过亲友钻进政府机构。

由于生活必需品涨价，在中南和华北发现了武装盗匪抢劫，不能排除此中没有美国间谍机关插手。

在北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中共侦察人员发现了许多地下电台。经过搜查，查明和逮捕了近200名国民党和美国间谍。在以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 [71] 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保卫部门逮捕了20多名可疑的围着代表团乱转的人。

我们预料，将来在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间谍机关在中国会更加猖獗地活动。尽管美国人为了麻痹我们的警惕性，从中国召回了自己声名狼藉的间谍人员，首先是军事航空运输和海上运输机构里的美国军人。我们清楚地知道，等建立外交关系之后，美国会以外交人员的名义向中国派遣更有经验的间谍人员以完成其基本任务——离间中苏关系，破坏新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

我们中国的侦察人员和反间谍人员绝不容许这样做，所以我们十分注意有关反苏活动和言论的征兆。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个别在中国的苏联同志行为不检点，给美国人的反苏宣传提供了方便。例如，今年11月初，在塘沽，从两艘苏联船和一艘朝鲜船上下来的一帮水手在城里大撒酒疯，殴打当地居民和政府人员，强奸妇女。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化解事端，但不能排除美国间谍会利用此事搞反苏宣传。

谈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同政府的合作问题，李克农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完全相信政府，一方面由于习惯于美国的保护，担心没有美国的支持，不能恢复中国经济。对此，李克农举了中国两个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经理的例子，这两个公司是不久前才转到人民政府一边的。两位经理担心，没有美国的帮助，他们搞不好中国民航的工作，因为中国没有自己的飞机制造厂、燃料和机场设备。对能否获得苏联的援助他们表示怀疑，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美国反苏宣传的影响。等他们来到停有苏联运输机的北京机场后，他们对陪同他们的中央工作人员说，现在他们坚信，没有美国人，中国民航完全能够搞好。为了防止外国飞行员和工作人员把飞机开走或破坏飞机(这两个公司里共有外国飞行员和工作人员400人)，人民政府雇用了他们。刚停在香港和九龙的70架飞机将转场到内地机场，人民政府推说没有航空汽油，暂停使用两个航空公司的机场设施，而外国工作人员将集中到条件差的小县城去；为离开这些偏僻的地方，外国人必须彻底从公司辞职，而这正是政府所盼望的事。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九龙和香港的英国人不仅没有阻碍这两个公司的飞机向新中国转场，而且帮助九龙的飞机尽快离开，提供汽油和备件。英国人这样逢迎我们，为的是我们不为英国人在开滦办的煤矿设置障碍。

中国政府已收到香港中国船业公司的具体建议：把这些公司的船全部交给政府管辖。但我们只是原则上同意，还没决定把这些船转泊到内地港口，这是因为担心这些船停泊在我们港口会被国民党飞机炸沉。我们甚至允许这些公司的船运送国民党部队去台湾，因为我们不想看到国民党当局强行没收这些船，假如他们知道这些船主要转到我们一边。

等再过半年左右我们解放台湾时，又可完整无缺地获得这些船。

Н.罗申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96-102

АВПРФ，ф.07，оп.22，п.36，д.220，л.67-73

№07351 葛罗米柯致斯大林函：罗申陪同毛泽东访苏问题(1949年11月26日)

И.В.斯大林同志：

鉴于毛泽东即将来莫斯科，根据苏联外交部的意见，应该召我们驻中国的大使罗申同志回莫斯科临时出差。罗申同志回来的问题在得到明确决定时，他必须同毛泽东及其陪同人员一起动身。

附上决议草案。

请审批。

А.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26日

附件：

苏联外交部决议(草案)

决议(关于外交部的问题)

采纳苏联外交部的建议：鉴于毛泽东同志将来莫斯科，召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同志返回莫斯科。罗申同志应该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动身，陪同他前来。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АВПРФ，ф.07，оп.22а，п.13，д.198，л.32-36

№13865 什捷缅科 [72] 、葛罗米柯致马林科夫函：同意向旅大市提供帮助(1949年11月26日)

副本

Г.М.马林科夫同志：

根据政治局鉴于扎赫瓦塔耶夫同志11月25日的电报(第40/324号)所下达的指示，现把给扎赫瓦塔耶夫同志的命令草案寄出。

已征得相关部门的同意。

С.什捷缅科

А.葛罗米柯

1949年11月26日

抄送：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附件：

给扎赫瓦塔耶夫的命令

答复第40/324号电报。根据韩光 [73] 和任坤一(Жен Кун-и)与民政局负责人在会谈中提出的问题，您应该通报，我们同意以下内容：

1.向中国当局提供关于统计1949年计划完成情况的资料和1950年计划的数据。

2.允许中国人在苏联和苏中企业里生产电影胶片。

3.开设大连至哈尔滨之间的客运线。

С.什捷缅科

А.葛罗米柯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551—1552页

№09064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开设旅行社和领馆事务 [74] (1949年12月1日)

摘自И.Ф.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

会谈一开始，曾涌泉问我在北京和沈阳开设旅行社分社的进展情况。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在最近即将解决。

曾涌泉请求尽快在北京和沈阳开设苏联国际旅行社分社，因为中国人到苏联来有不少困难。

我答应帮助弄清这个问题办到了什么程度。

曾涌泉请求驻满洲里车站的苏联领事和赤塔市的苏联外交部代表给来苏联的中国人以帮助，并把他们到来的消息报告苏联外交部，以便外交部转告大使馆。

我回答说，领事和外交部代表可以把中国代表到来的消息告诉外交部，但中国代表必须亲自告诉他们自己到来的消息。

曾涌泉通知，使馆领事处主任张光(ЧжанГуань)由使馆一名工作人员陪同，过7—10天将到新西伯利亚、赤塔、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解决原国民党领事处的问题。

曾涌泉问，能否指示当地政府保卫上述临时关闭的领事馆的财产。

我回答说，可以下达这样的指示。

曾涌泉问，张光到达上述城市后应该找谁，能否先给他安排旅馆，因为他不愿住在原中国领事馆里。

我回答说，张光应找外交部代表或执行这一使命的人。安排旅馆的问题我建议找国际旅行社，其他问题找领事处。

曾涌泉说，原中国大使馆参赞刘泽荣的孩子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学校当局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给他们发放同意他们在苏联继续学习的证明。曾涌泉说，大使馆不反对这些孩子继续学习，并问我们是否反对或有什么特别意见。

我回答说，这种问题应由大使馆自己解决，我们不反对刘泽荣的孩子在苏联大学里学习。同时我答应过问一下这个问题。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领事处主任张光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8，л.24-25

№16567 罗申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在中国使馆安装电台等事宜(1949年12月5日)

摘自Н.В.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31日

第200号

绝密

12月5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本人的提议正式拜访了他。

周恩来在通报了毛泽东的启程日期以及他们全体随行人员之后说，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允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里安装电台，因为往来公文的数量和解决问题的急迫性要求这样。电报局不可能保证这种需求，此外，发送电报的花费相当大。

随后，周恩来表示，希望尽快恢复上海领事馆的工作，并在广州和沈阳开设领事馆。

有关支付从南京运输苏联大使馆财产的费用问题，周恩来宣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免收运输费。

接着，外交部长简略地讲了一下某些方面的形势问题。

他通报说，12月2日几路人民解放军部队解放了重庆。之后，逗留在四川北部的胡宗南兵团要么逃往西康，要么投降，除此别无出路。重庆解放之后，西部和西南的战役将更加顺利开展，毫无疑问，1月或2月底前将彻底结束。此后留给人民解放军部队的任务是解放西藏、海南岛和台湾。至于西藏和海南岛，这不是很费力的战役，这完全取决于人民解放军部队推进的程度。面临的任何抗拒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台湾战役是很艰巨的。

当前人民解放军部队正在加紧准备这个战役，解放台湾只有在进行充分准备登陆部队以及海军舰队和空军机队之后。战役的日期，看来将安排在1950年9—10月间。

周恩来接着通报说，在4天时间里政府人员讨论了1950年的收支预算(概算)，总数计30亿元或20亿美元多一点。

他指出，收入部分将有19％赤字。这一赤字将用胜利债券补偿6.6％，其次用征税补偿2％—3％，其余11％以发行货币补偿。当然，这将构成一个庞大的数目，因为1元等于中国(纸币)1.4万元。由于汇率在增长，可能发行更多的货币。发行货币要逐步进行，不能再犯我们所犯过的错误。

Н.В.罗申(签名)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88，д.19，л.103-104

№09846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人越过蒙古边境等事(1949年12月9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50年1月31日

第15号

绝密

1949年12月9日23时，我去周恩来府邸拜会了他。

一见面我就声明，我今天来只为一件事，这就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把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一支113人的中国军事小分队越过蒙古边界的声明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我宣读了声明全文)。对于声明中所说该小分队是奉董必武的指示调查兰州地区国民党部队的行踪，周恩来表示怀疑。周恩来说，这可能是将原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的名字同董必武的名字弄混了。

宣读完声明之后，我对周恩来说，我们可以立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答复转告蒙古政府。

周恩来说，他对这个问题作出全面、详细的答复至少得在1—2天之后，因为对此还需进行相应的调查。同时周恩来请我通过苏联外交部转达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感谢，感谢它扣留了该小分队，并将此事通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请求转达，请蒙古原谅该小分队侵犯了蒙古边界，尽管他现在尚不清楚，究竟是谁侵犯了蒙古边界——是国民党分子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部队。在问题调查清楚之前，他请求蒙古政府对被扣留的小分队进行监视。

在会谈中，周恩来向我讲了他收到的消息。12月9日14时，毛泽东和大使罗申跨过了中苏边界，当天18时李克农和С.Л.齐赫文斯基回到北京。周恩来说，中国方面想在报刊上公布毛泽东前往苏联以及他将于12月17—18日抵达莫斯科的消息。

接下来周恩来向我通报说，最近印度、缅甸，可能还有英国，有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指出，今天报纸上已出现这方面的消息，同时问他——他所说的是否依据这些报纸的报道。周回答说，他拥有从英国和香港得到的更为可靠的消息。

周恩来感兴趣地问，斯大林诞辰70周年之际，使馆是否举行正式招待会。我回答，暂时还未收到外交部的有关指示。

到此会谈结束。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

出席会谈的有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二等秘书И.Г.卡拉布霍夫同志。

周恩来亲热地送我到汽车旁，尽管我请他不要送我。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57-59

№16568 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纪要：毛泽东访苏事宜(1949年12月12日)

摘自А.А.葛罗米柯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13日

第232号

机密

根据王稼祥的请求接见了他。

王稼祥说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目前已在苏联境内之后，要求定期通知大使馆有关列车的进程，以便大使馆把情况告知北京。

我答应将向大使馆提供有关列车进程的情报。

王稼祥接着说，他打算到基洛夫市去迎接毛泽东。大使要求对这次出行给予协助。

我答应提供必要的帮助。

大使指出，大使馆的居处很不理想，要求提供一处新的地方，随后问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大使馆的要求可以满足，马上就去寻找一处新的住处。

大使接着说，他们将把大使馆范围里类似房屋中的一幢，用作外交使团服务管理的仓库。大使馆已经向苏联外交部提出要求把房子移交给他们，因为这可以让大使馆用于各种业务目的和建立俱乐部。王稼祥询问，能否在最近期间解决这个问题。

我回答说，我不能提供有关大使馆要求的情况。我答应大使研究这个问题并满足大使馆的要求，假如有可能的话。

关于大使问А.Я.维辛斯基同志回到莫斯科的时间，我回答说А.Я.维辛斯基同志定于周末前来。

出席会谈的有中国大使馆参赞徐介藩和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维辛斯基、佐林、古谢夫、拉夫连季耶夫、波采罗布等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9，д.17，л.35-36

№1332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批准驻华助理武官人选(1949年12月13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49年12月13日

第32项　关于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

(根据1949年12月9日第472号决议，п.44 c)

接受苏联武装力量部关于批准И.К.维诺库罗夫同志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助理武官的提议。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10

№09089 史白夫与斯帕诺谈话纪要：对中国的印象 [75] (1949年12月13日)

……

斯帕诺说，起初他想同科瓦廖夫见面，但得知他离开了中国，于是决定同我谈。斯帕诺提醒说，他同我谈话，不是同外交官谈话，而是同一名联共(布)党员谈话。他还强调，他同我谈话完全是坦诚的，他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名工作者同我谈话的。

斯帕诺说，他到中国好长时间了，到过华中、华南好多地方，城市农村都去了，他想就他对中国总的政治形势的印象同我交换意见。斯帕诺还强调，他对中国的形势有许多担心，他想谈谈这些担心。

斯帕诺从他到天津谈起，那里给他的印象很不好。比如，用斯帕诺的话说，天津的一个英国大公司在此之前还存在，可那里出现了这样的阴谋：这样一个大单位，作为租让企业是消灭了，但它落到了某些英国公民的手里，换句话说，被分成好多份，资本落到了英国人手里。斯帕诺同志就这个问题同天津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后者对他说，中央是这样指示的。后来斯帕诺就这一英国租赁企业问题同北京中央工作人员座谈过，他们对他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几天前，斯帕诺同志同华北局书记兼财政部长薄一波谈了6个小时。斯帕诺想向薄一波指出城市和农村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对工人阶级估计不足以及其他缺点。薄一波无视斯帕诺同志所引的列宁当时所提出的方针，回答说：

一、一点儿也不担心农村出现新型富农，因为他们是从新政权那里得到的财产，他们完全支持新政权。按照薄一波的话讲，新富农在内心是革命的。

二、在新中国，私有企业里不准许进行任何阶级斗争，必须给企业家行动的自由。中国工人阶级没有文化，没有觉悟，所以暂时还不能让它进行阶级斗争。对工人阶级来说，这是未来的问题，大约过5年党才搞这个问题。斯帕诺说列宁有过指示，要教育工人阶级，要勇敢地推动它前进，对此薄一波回答说，他知道列宁这些指示，但他们不符合中国的特殊条件。这是一个未来的问题。……劳动部长李立三大致以类似的精神同斯帕诺进行了谈话。李立三也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觉悟是不高的，现在不能让他们搞任何阶级斗争。按照李立三的话讲，党确实关心工人阶级还得过3—5年。……领导中出现了民族主义情绪。许多人认为，中国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是一个大国，可以继续走自己的路，无需走西方国家或者俄国走过的路。对此斯帕诺举了下面一个例子：在同薄一波谈话时，薄通知说毛泽东已去苏联访问。对此斯帕诺同志表示了明显的高兴。对斯帕诺的情绪，薄一波严肃地指出，关于这次出行，他没看到有特别值得兴奋的地方。

三、尽管青年人嘴上也说同情苏联，对苏联有好感，但事实表明，青年人也有民族主义情绪，认为他们可以走自己的路，不必模仿苏联的榜样。而且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还有这样的议论，说苏联是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它似乎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把旅顺港和大连弄到了自己手里。

四、中共领导人不理解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不进行任何斗争以防止其复辟。……中共中央最近一次全会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加强城市工作的好措施，其中一部分措施开始落实。我表示了自己这样的观点：我没看到中国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严重危险性。

然后我告诉斯帕诺，必须给中国同志以经常帮助，同时我表达了自己这样的认识，斯帕诺同薄一波和李立三的谈话看来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尽管他们不同意他的结论。(斯帕诺立刻肯定了这一点。)然后我指出，看来斯帕诺也清楚，中国同志请求帮助他们解决师资问题以便办学。如果通过这一决定，这将对中国同志带来很大帮助。……斯帕诺感谢我同他谈话，并重新强调，他希望我们这次谈话只局限在我们两人之间。我请他相信这一点。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100，оп.43，п.312，д.126，л.5-17

№07352 葛罗米柯致苏联驻新疆领事电：苏联公民在新疆政府任职问题(1949年12月15日以前)

乌鲁木齐

致苏联领事：

第380号。不应该反对推荐苏联公民作为新疆政府成员的候选人，但是，你们要让地方当局明白，最好应由他们向中国的中央政府提出这个问题。

关于从苏联公民中选出一些人，并推荐他们担任新疆政府机关的某些职务，对这个问题，只有在批准了相应的职务后我们才能给予明确答复。

А.葛罗米柯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同志

1949年12月15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7卷，第1572页

№00255 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中苏条约和台湾问题(1949年12月16日)

在互致问候和寒暄后，进行了下述内容的会谈。

毛泽东同志：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来恢复战前的经济水平和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了解世界和平的情况将会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以保障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么说，中国是在为和平而战。苏联也首先致力于和平问题，虽然对苏联来说，实现和平已有4年。至于说中国，目前并不存在对它的直接威胁：日本还没有恢复起来，因此它没有能力准备战争；美国虽然在叫嚣战争，但它最怕打仗；欧洲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谁也不会同中国打仗，难道金日成会打中国吗？

和平取决于我们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能够得到保障不仅是5—10年的问题了，可能是20年，甚至更长时间。

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

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

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

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同志：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

斯大林同志：撤军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援助中国，如果中国需要这种援助的话。问题在于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在别国的领土尤其是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是完全不合适的。这样一来，任何人都可以说，如果苏军可以驻扎在中国领土上，那为什么英国人不能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能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双方一致同意苏军撤出旅顺，那么在国际上我们将博得好评。同时，苏军的撤出也给中国共产党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以重大的帮助。所有的人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尊重民族资产阶级。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也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

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

斯大林同志：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周需要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毛泽东同志：希望能解决苏联给中国贷款的问题，也就是说，苏联政府同中国政府之间签订一个贷款3亿美元的协议。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如果您想现在就签订协议的话，我们同意。

毛泽东同志：是的，正是现在，因为这可能会在中国引起很好的反响。

与此同时，必须解决贸易问题，特别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我们现在无法提供这一地区的准确的贸易业务计划。

斯大林同志：我们现在要知道中国需要哪些设备，因为我们没有备用设备，必须预先向工业部门提出申请。

毛泽东同志：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我们感到有困难，因为工业情况我们还不清楚。

斯大林同志：希望尽快提出订单，因为设备订货在我国工业部门至少要提前一年安排下去。

毛泽东同志：我们非常想在建立空中航线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打算好给予这方面的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我们有专家，提供援助是有保证的。

毛泽东同志：在建立海军方面，我们同样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斯大林同志：可以在旅顺为中国海军培养干部。你们出人，我们提供舰只。完成学业的中国海军干部，可以开着这些舰只返回中国。

毛泽东同志：国民党分子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这使人民解放军难以攻占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请求苏联援助，希望苏联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解放台湾。

斯大林同志：不会不给予援助，但援助的形式需要考虑周到。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的干预提供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官，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你们有空降部队吗？

毛泽东同志：有一个原国民党的空降团，现在已转到我们方面来了。

斯大林同志：可以挑选一个空降连，把任务告诉他们，将他们空投到台湾，然后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

毛泽东同志：我们的部队已经靠近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和印度支那。因此，英国和美国担心，我们的部队是要越过边境，还是到此为止。

斯大林同志：可以放出风去，说你们打算越过边界，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毛泽东同志：某些国家，尤其是英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事上，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但我们认为，我们不必急于得到承认。我们必须整顿国内秩序，巩固自己的地位，尔后再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谈判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这是正确的策略。然而，不必亲自出面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发生冲突。例如，如果需要对英国施加压力，那可以通过广东省与香港的冲突来做到这一点。而为了妥善解决这类冲突，毛泽东可以作为调停人出面。主要的是不要匆忙行事和回避冲突。

外国银行是否仍在上海营业呢？

毛泽东同志：仍在营业。

斯大林同志：它们为谁服务呢？

毛泽东同志：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企业服务，这些企业我们暂时还未触动。至于外国人的影响，在经济和商业领域，主要是英国人的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美国人占主要地位。

斯大林同志：日本企业的情况如何呢？

毛泽东同志：已将它们收归国有。

斯大林同志：海关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注意海关，它通常是国家巨额收入的来源。

毛泽东同志：在军事和政治领域，我们已取得完全的成功。至于文化和经济，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摆脱外国的影响。

斯大林同志：在外国企业、银行等处，你们有稽查员或代理人吗？

毛泽东同志：有的。我们在清查和监督外国企业方面(开滦矿务总局、上海的电厂和水厂等)，进行了相应的工作。

斯大林同志：必须有按照法律行事的政府稽查人员。对外国人征税必须多于中国人。

钨、钼、石油的开采权在谁的手中？

毛泽东同志：在政府手中。

斯大林同志：必须发展采矿业。尤其是石油开采，可以在兰州以西至成都铺设输油管道，然后通过管道运输燃料。

毛泽东同志：我们还没有决定，中国哪些地区必须首先发展——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地区，因为我们尚不清楚和平的前景。

斯大林同志：石油、煤炭、钢铁总是需要的，不论将来是否打仗。

斯大林同志：在中国南方能否栽培橡胶树呢？

毛泽东同志：到目前为止，尚未成功。

斯大林同志：中国有气象站吗？

毛泽东同志：没有，还没有建立。

斯大林同志：应该建立。

斯大林同志：我们想从您那里得到您的译成俄文的著作目录。

毛泽东同志：我正在审校自己的著作，它们是由各地的出版社印刷的，有很多错误和不准确的地方。我打算在1950年春季以前审校完这些著作。但我希望得到苏联同志的帮助：第一，与俄语翻译一起对文稿进行加工；第二，对中文原稿进行校订。

斯大林同志：这可以做到。但是对您的著作进行校订还需要帮助吗？

毛泽东同志：需要。请您为此指派一位适当的同志，比如说，一位联共(布)中央委员。

斯大林同志：如果需要，这也可以做到。

出席会谈的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维辛斯基、费德林、师哲(卡尔斯基)等同志。

费德林同志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9-17

№16570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在苏中国学生等问题(1949年12月19日)

摘自И.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22日

第7号

机密

根据曾涌泉的要求接见了他。

曾涌泉把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周恩来总理祝贺斯大林70岁生日的贺词亲手交给我。

然后曾涌泉说，他想以预先安排好的顺序来讨论在苏联的中国大学生的问题。曾涌泉补充说明，大使馆暂时还不研究和筹备正式安排的这个问题，他说，一定要签订一个专门协议。

曾涌泉请求苏联外交部也研究这个问题。

我答应关心这个问题，并希望大使馆给我们提供一份具体的建议。

曾涌泉接着说，中共党员的一些子女长期在苏联居住和学习，其中有些人已经获得苏联的国籍。现在他们在苏联的大学里学习，毕业后他们将是中国很有用的专家。但是在学习过程中他们没有从事中国研究，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概念非常模糊。大使馆认为，必须设置专门课程，但是想同苏联外交部有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口头协议。曾涌泉提到大学生们时常向大使馆提出各种各样的实际问题，随后问道：大使馆能不能关心一下这些大学生，可不可以提出让这些中国学生退出苏联国籍问题，而他们是在必要的时候取得苏联国籍的。他指出，大使馆直到现在拒绝审批这些大学生的申请。因为还没有同苏联外交部谈及签订口头协议的事情。

曾涌泉回答我的问题时说，大使馆暂时没有大学生的确切名单，现正在收集完整的资料。

我答应着手处理有关这些大学生的问题后，要求曾涌泉提供有关他们的信息。 [76]

曾涌泉告知最近有许多杰出的中国活动家来到苏联就读，今后还将有一些领导同志来就读，之后问我，该不该签订一份调度安排车辆、供应服务、结算费用等问题的专门协议。曾涌泉通知说，今后只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派送病员来苏联就医，但是送来就医的人数是相当多的。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需要研究。

曾涌泉通知说，作曲家黄舜(Хуан Шунь)逝世后，在苏联有他的作品遗留下来。大使馆收到中共中央发来收集黄舜尚未出版的作品的指示。曾涌泉请求苏联外交部给予协助。

我答应查明情况，满足这个要求的可能性。

会谈末了，曾涌泉问及给大使馆提供新房子的事，以及现在被外交使团管理处用作仓库的办公用房的情况怎样了。他说，最近的房子可能用于办公需要和车库，因为部分汽车现在只能停在露天。

我回答说，马上采取措施寻找新房子。

出席会谈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И.库尔久科夫

文件送：维辛斯基、葛罗米柯、佐林、拉夫连季耶夫等同志，总秘书处，领事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9，д.18，л.28

№13860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政策的若干问题(1949年12月24日)

绝密

斯大林同志：

向您报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关政策和实践的若干问题。

1.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一些资料

您曾建议中国领导人要特别注意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手中的那部分工业。

有必要指出，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结果，除了东北，整个国家经受着巨大的经济困难。

重要工业部门的产量比最高产量年份的水平低得多。例如，与具有5870万吨的最大开采量的年份(1942年)相比，1949年的煤炭开采量只有3350万吨，或者说是其57％。

在中国主要的冶金基地——东北的冶金工厂，生铁的产量不超过15万—17万吨，或者不超过发挥出工厂能力最高生产水平年份(1942年)的7％，相应的钢产量为12万—15万吨，或者不超过炼钢设备效率的11％。

东北发电站的发电量超过中国当时总发电量的50％，1949年不超过140万千瓦/时，或者是1944年最大发电量的31％。

其他工业部门的状况也不乐观。

刚建立起来的各个工业部尚未着手管理国营企业，不了解工厂的设备、工厂生产的产品性质和数量，尚未清查搁置港口和仓库未被启用的设备及几千台车床(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尚未采取任何措施对私营企业的经营建立起国家监督和检查。

1949年的农业，由于旱灾和水灾，收成减产40％，这给居民供应食品方面造成粮食极其紧缺，城市里的供应情况尤其紧张，也使出口潜力急剧缩减。

铁路运输方面的状况要好一些，1949年修复了2650公里铁路和总长度13500米的1355座桥梁，这就保证了华北、华中和华南总长9700公里线路上的列车畅行无阻，也保证了恢复人民解放军在最重要战线上的通行。同时，保证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与华中、华南地区的联系。

商品贸易的批发和零售，除了东北，基本上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国家失去了对市场及零售价格的影响力，在为国民提供商品的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特别是种子的供应，为投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国家和合作社贸易在总贸易额中占的比重只有5％—8％。

关于扩大和由国家掌握批发销售以及扩大国家和合作社的零售贸易的措施，还没有实施。

国家对外贸易只对商品的输入和输出进行监督。

国家金融和货币流通完全处于一种糟糕的状态。

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金融信贷和货币体系。中国没有统一的国家预算，各个经济地区没有统一的地区预算，只是每个地方权力机构有各自的预算。上述的这些预算具有巨额赤字，而以发行纸币进行弥补。

例如，在1949年的9个月里，东北的预算赤字占支出总额的11％，而在华北是35.1％。

1949年全年的预算赤字，华北地区达到29.2％，西北则是43.2％。

现在中国还没有统一的货币。在解放区有10种不同种类的货币在流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东北银行的货币，解放区银行以前发行的货币，内蒙古和广东省银行的货币，新疆元，中国银元，港币，还有没停止兑换的国民党货币)。

还没有采取调整货币流通的措施，还在继续大量发行货币。根据1949年11月1日统计的情况，在流通的货币中，有14010亿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和94720亿东北银行的货币，而且仅1949年10月就发行了6640亿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和11290亿东北银行的货币。1949年11月更是大规模地发行货币。

为了弥补预算赤字而发行的货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并导致外汇汇率的降低。

到1949年11月1日，1公斤小米的价格与1949年4月1日的价格相比，在北京上涨了15.3倍，在天津上涨了14倍；而米价，北京上涨13.8倍，天津上涨11.5倍。上述提到的城市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所有其他粮食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价格也在上涨。

在11月，与1949年10月末相比，粮食产品的价格又上涨了3—4倍，工业产品的价格则上涨了2—3倍。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与美元的官方比价，与1949年4月15日开盘那天相比，北京和天津均下跌到原来的1/16。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的预算有非常大的赤字，相当于562.38万吨小米，或者是支出总额的18.9％。其中相当于215万吨谷物的赤字依靠发行国债，剩下的则依靠发行纸币来弥补。

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预算的总支出中，军费支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38.6％，行政管理支出——21.4％。很明显，中央人民政府在1950年还没有打算缩减武装力量，现在已经严重膨胀的国家机关甚至还要增加150万人，其理由是避免失业人数的增加。

综上所述，这些数据证实了，在1950年中央政府没有建立必要的调整货币流通的经济条件。

在银行的业务领域里，尚未采取严格措施来限制私人银行，包括外国银行的活动。

2.关于工人阶级

您在1949年1月份曾经建议：“把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争取到中国共产党一边来，要特别重视在中国工人阶级中加强政治工作，创造物质条件和其他条件，使工人阶级感觉到自己是领导阶级，处在执掌政权的位置上。”

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采取任何根本性的措施。在东北地区，各个国家企业、铁路运输部门、矿山和冶金工厂等工人阶级的情况略有改善。

在其他地区，因为蒋介石体制的崩溃，工人阶级得到了政治自由，但并没有感到物质状况的提高，和以前一样处在半饥饿条件之下。1949年12月初发表的劳动法令，规定了工作日的劳动时间为12个小时以内。法令中写道，“在新解放的城市，企业主必须遵循解放前3个月以来原有的工资额标准”，“在效益不好的企业里，工人们不能要求奖金”。这样，工人的工资没有任何改变，和以前一样带有半殖民地性质。比如，最低的工资是在煤矿和冶金工业，最高的则是在邮电和纺织行业。

到目前为止，尚未制定有关工人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险的法律。至于由全国劳动联合会1949年11月通过的“协调劳动和资本关系的规定”，不仅没有发展政协总纲领强调的基本原则，而且实质上否定了它们。

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工人到中等和高等学校进修以及在工人中培养工程技术骨干。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中仍然存在着对工人阶级在国家革命、变革中起的作用估计不足。

3.关于农民和土地改革

1926年您曾说过，“在国民党中，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中存在一些人，他们认为在农村开展革命是不可能的，他们担心农民的加入会破坏反帝统一战线。同志们，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认识。中国的反帝战线，只有在农民更积极、更坚实地参与下才会更强大、更有力”。

在很多年里，中国共产党人把农民作为主要力量以及人民解放军建立的基础和军队物质供给的来源，同时，他们在农村的革命活动也表现出犹豫不决和担心。

到目前为止，土地改革的实行还只限于东北和早期解放的、有1亿多人口的华北等几个地区。

其他地区不但没有实行土地改革，甚至连高额地租也没有降低，直到现在地主还向农民收租。

领导机关打算2—3年之后组织实施有限的土地改革。

因此，有些地方的农民不等中央政权的允许就开始重新分配土地。这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

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产党领导层中流传了这样一个“理论”，即那些在老解放区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出现的新富农，是支持共产党和新政府的革命力量。

4.关于党

您曾建议，“……用加强城市群众政治工作的方式、依靠工人阶级扩大共产党的队伍，在工厂和铁路建立坚固的党组织”。

但是，工人阶级在党内力量的增强到目前为止还是微不足道的。在各级党组织中，任何吸收工人入党的积极工作都没有开展。党组织在相当程度上混入了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很多地区，党组织不加区分地进行吸收党员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资料，党员中的80％是农民。在华东地区，所有24836个党支部中只有214个是工厂的工人党支部。在华北地区，只有4.1％的党员是工人，而85％是农民。仅山东的一个党组织里就有1万多名地主、富农和商人。

按照党龄，中国共产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年轻的，是在日本溃败和投降之后入党的。在华北，54％的党员是在1945年之后入党的。

中国共产党大部分党员的文化水平相当低。在华北，60％的党员完全就是文盲，13.6％是半文盲，只有18.7％是初小毕业。

在党的队伍中，包括在中央委员会委员中，有一些过去在感情上是亲美反苏的人，现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支持。比如，彭真——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党委书记，中央政府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林枫——中共中央委员，东北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李富春——东北政府副主席；李立三——劳动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薄一波——财政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还有其他人。当时在高岗的领导下，东北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绩，但是高岗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批判，在他周围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这次批判是由刘少奇组织和领导的。

值得注意的是，薄一波两次提高了货物运输的铁路价格(每次提高200％)，这就导致了需要铁路运输的29种商品中的12种商品没有任何利润，其中包括大部分粮食产品和生活日用品，也造成了铁路运输利用不足，城市粮食紧张，粮价再次上涨。

劳动部部长、以“托派分子”闻名的李立三，在1949年6月建议成立企业主同盟，目的是有组织地保障他们的利益，理由是工人们普遍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1949年11月，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大会期间，出席的有刘少奇、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Л.Н.索洛维约夫和我本人，李立三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工会联盟委员会。

作为全国劳动联合会副会长的李立三，是允许和建议在报纸上发表“调整劳资关系准则”的发起人之一，这些准则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总纲领是背道而驰，并恶化了工人在私人企业中的状况。

5.关于报刊、出版物

从1949年9月起，报刊上关于党的生活、党组织吸收工人入党的工作、党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斗争和实现国内革命措施的报道急剧减少。这是出于安抚国内外资产阶级分子的目的。

6.关于国家机关

您在1949年6月曾建议，“不要推迟成立中央政府……中国现在还没有政府。从国内政治的角度说，这是危险的，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说，同样是危险的”。

1949年9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各民主党派和组织的联合。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共设37个部和其他中央政府直属机关，其中22个由共产党主持，15个由其他党派和无党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主持，其中还包括这样的反动分子，如原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和程潜。

共产党人控制了主要的部委和中央机关：国务院、人民军事革命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政法委员会、外交部、公安部、内务部、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铁道部、劳动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情报总署、新闻总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法律起草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主持的机关有：邮电部、卫生部、华侨事务委员会。

民主党派人士主持的是交通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出版总署。人民监察委员会由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主持，教育部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主持，轻工业部由中国民主建国会主持。其余的5个部——农业部、林业部、文化部、水利部和文教委员会，形式上由无党派民主人士管理。

在所有副部长和中央政府机关领导人中，有57名共产党员和35名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配套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在大多数部委和中央机关中人员的配备甚至不足一半，而在一些部委，比如，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林业部、劳动部，除了部长和副部长，没有其他任何工作人员。

国家政权机关在地方上还没有建立。那里或者是前线军事管理机关在继续执行权力，或者是由大多数国民党分子组成的前政权机关在实行管理。

如此看来，权力执行机关的领导班子尚未建立起来，中央政府还无法对整个国家实施中央领导。政府的很多决定目前只能停留在宣言上。

7.关于军队

您建议目前不要裁军。您对中共中央的这一建议正在实施。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了相当的增长，已经有约500万名官兵。

但是必须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官兵中相当一部分是前国民党军人，他们或者是被俘虏，或者整个部队投诚到人民解放军一方。

国民党军人的数量，比如，在陈毅将军和刘伯承将军的军队中，就达到了70％—80％，这些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并没有分散在人民解放军的骨干部队中，而是原封不动地基本保留了他们被俘时部队的样子。在这些前国民党部队里派去少量人民解放军的基层政治指导员，从武装力量对革命事业坚定和忠诚的观点来看，像上述那种情况蕴藏着极大的危险。

8.关于知识分子

您建议中国共产党，“为了全面掌握政权，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学校里教书，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农民和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分对共产党的政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知识分子持观望态度，在等待新政府的最初举措。这种立场部分说明，一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去寻找运用自己知识的途径，而工作上基本的物质条件也还没有满足。技术熟练的专家的工资和技术一般的工人的工资是一样，甚至还要低。出现了这样的事情：由于物质生活不能得到保证，大学里的教授、副教授们晚上还要去做搬运工人和人力车夫，做一些小生意和一些商业活动。一些知识分子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他们无法找到用武之地，并且他们在新的体制下将被排除在积极的创作活动之外。在吸收全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创造性活动方面的工作开展缓慢，为这种错误认识提供了基础，并为反对派和英美帝国主义代理人针对新制度的敌对活动提供了有利土壤。那些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学校里学成的专家依旧指望美国，指望他们的技术，而对我们苏联专家的技术水平持怀疑态度。

中共中央尚未采取决定性的措施从工人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在北京建立的共产主义学校目前不接收工人，因为领导人认为他们还不够成熟，文化水平不够高，政治上落后，没有积极参加革命。

9.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

您曾建议中国共产党人：“不要丢开民族资产阶级，而是要引导他们进行合作，就像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把他们作为一种可以提供帮助的力量一样。建议鼓励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

您给中共中央的这个建议在其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正在仔细观察新政府的活动，并对政治协商会议中的权利是否会受到限制持怀疑态度。其表现是，他们在工业和贸易活动中使用自己的资本时十分谨慎和小心，担心会被国有化。因此，导致生产的局部缩减、商业贸易活动的萎缩以及隐瞒商品的实际价值等。另一方面，某些针对大民族资产阶级的限制措施的消失加强了其积极的反抗行为。甚至是1949年不高的贸易税，已经10个月没有在所有新解放区征收，其中包括北京。国家对盐、烟草、酒精和白酒的专卖还没有实行，没有与反对派和投机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

10.关于对国外资本的态度

您曾建议，“在没有可以用来限制民族主权和窒息中国民族工业以及给中国带来经济和财政上附加义务的条件下，没有必要拒绝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

必须要汇报的是，中国工商业已经准备好和所有能够给他们带来利润的外国商人进行贸易。现在中国政府没有对国际贸易以及国内与外国人的交易做出任何限制。而且对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及贸易公司实行的是灵活的政策，没有给予任何税务压力或者其他限制措施。外国企业在各个方面得到了与民族工商业企业一样的条件，而外国人在中国的做法却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上海，政权移交给中央政府之后，掌握着能源企业的美国公司把中国民族企业使用的电力价格提高了2倍，而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企业则没有改变价格。

11.关于阶级斗争

对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构成相当大威胁的是近期在党员中流传的一种说法——在军事前线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之后，阶级斗争将逐渐消失，因为新政府正在与国民的所有阶层进行经济合作，其中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

刘少奇也支持这种观点。然而，很多事实都说明：在各个领域里阶级斗争都在急剧地尖锐化。

与新生力量的阶级斗争正在经济领域展开。新政府还没有掌握有效手段来控制市场关系，一些阶级敌对分子利用这一点哄抬物价，制造了人为的商品短缺，收购并将粮食藏起来，令人民非常不满，破坏了新政府的威信。

1949年10月份发放6640亿纸币，这在经济上是一种破坏活动，不但起不了任何正面的作用，反而会引起货币流通混乱，商品价格急剧上涨，首先是工人的物质状况恶化；应该把短期内铁路运价上涨4倍同样归咎于敌人的攻击，其目的是制造铁路运输和正常货运的混乱。

9月份，就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北京国营发电厂的大功率涡轮机发生故障。在苏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天，吉林发电厂全国最大的、功率7万千瓦的涡轮机发生故障。1949年5月1日北京市电车厂有人纵火。在天津的弹药库也发生爆炸。只有某些政治上盲目的中国同志才会按照他们的认识而把这些事实当作纯然是偶然发生的。

还有关于反动分子转向暗杀方面的一些材料。10月份台湾派遣一批经过专门培训并携带武器和毒药的暗杀组织来到中国的中心地区，目的是刺杀党和国家干部。在北京已经杀害了两名公安人员，有很多关于杀害人民解放军军政干部以及通过食品毒害战士的材料。

最近在天津火车站，在毛泽东即将奔赴莫斯科的最后时刻，一些人被抓获，因为在他们口袋里发现了炸弹和其他爆炸物。

12.关于外交政策

您建议新政府不应该拒绝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包括美国，如果这些国家正式拒绝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提供任何军事、经济和政治援助。

然而，尽管英国和美国曾积极支持并仍在支持蒋介石，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949年10月以前，曾产生过资本主义国家会很快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幻想。

作为这种情绪的反映，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以及其他英美同盟控制之下并与其有关系的国家参加亚洲国家工会代表大会，以免触怒英国和美国。

还有一件事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态度，即在南斯拉夫要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和交换大使的事情上故意保持沉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一次有毛泽东在场的谈话中，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回绝南斯拉夫的建议并公开谴责他们的政策，那么会有人问——当南斯拉夫的主人美国向我们提出要求时，我们应该怎么做？”

这种情绪还表现在，周恩来反对派苏联专家到上海和天津，因为在这些地方集中着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情绪是资产阶级和国内其他政治派别对中央委员会施压的结果，他们曾希望并正希望美国和英国尽快承认新中国，这样，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可以依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防止中国的进一步民主化，这样就会阻止巩固和扩大中苏之间的友谊。

И.科瓦廖夫

АПРФ，ф.3，оп.65，д.584，л.123-144

№16571 库尔久科夫致维辛斯基报告：关于苏新贸易协议草案(1949年12月24日)

机密

致苏联外交部长А.Я.维辛斯基：

根据从乌鲁木齐电传过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们提出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新疆之间的协议草案，第一远东司有下列说明：

一、草案几乎与1949年5月31日第2228 865号苏联部长会议决议赞同的那份协议草案一模一样，而那份协议草案是我们代表团根据在乌鲁木齐的谈判交给为签订协议在新疆的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的。

二、草案里序言加进了新说法，这种说法正反映出中国的政治变化。

三、草案里明显有技术上错误的结果，第七条有遗漏，应是从“规定的中苏机构……”这几个字开始的。

没有要求答复乌鲁木齐的电报，因为根据萨维利耶夫同志的报告，在新疆的中国政府代表已把协议草案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审查和核准。

苏联与新疆协议草案

草案包含下列条款：

序言

为了巩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发展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缔约双方决定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通商协议，并指派各自的债权代表签约：……双方以适当形式和规定顺序交换全权证书之后，同意下列条款：

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将尽力促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省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扩大商品流转，除了基于双方法律禁止和限制进出口的商品之外，双方对其他商品流转将不采取任何专门的禁止和限制。

第二条　贸易业务将以省政府的贸易限制为准，由新疆方面实现。至于私营公司和个体商人，由他们来实现本协议中的贸易业务需要相应主管机关的许可。苏联方面的贸易业务将由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来实现。

第三条　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享有在新疆境内实现贸易业务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商品的条件根据买卖双方自由协议来确定。

第四条　相应的新疆机构和苏联机构将自由发放进出口商品的许可证。对这些商品需要有相关的许可证。苏联商务代办和苏联外贸机构将有权在新疆境内运送苏联商品。

第五条　中国方面同意，苏联商品进口到新疆，新疆商品出口到苏联，鉴于贸易业务在新疆境内进行，向苏联外贸机构征收的关税或税收，将不会比向新疆政府贸易机构、私营公司和个体商人所征收的税收更高、更重。

第六条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在新疆迪化市(乌鲁木齐市)拥有自己的商务代办办事处。

在新疆的苏联商务代办在伊宁(库里扎)、塔城(丘古恰克)、承化(阿尔泰)、哈密、焉耆(喀喇沙尔)、阿克苏、喀什、莎车(叶尔羌)及和田等城市可以拥有自己的全权代表。

第七条　相应的中苏机构将适当加快程序办理，结合旅行实现贸易业务，进出新疆和苏联的签证以及驮子、兽力车、汽车和水路运输将简化审批手续。苏联和新疆边境发放通行证，或者为护送运输的人发放签证。

第八条　本协议自签订日起开始生效，有效期3年。

假如任何一方在规定期限前满3个月没有提出书面声明，本协议自任何一方声明废除之日起至3个月期满止仍然有效。

1949年在迪化市(乌鲁木齐市)签订的……两个原件，每个原件分别用汉语与俄语书就，而且两种文本同样有效。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印章)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1949年12月24日

文件送：第一远东司、档案室(手写本)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8，л.55，51-54

№24795 格鲁舍茨基报告：大连市苏中友协开办芭蕾舞音乐学校(1949年12月24日)

今年11月1日，中苏友协开办的芭蕾舞音乐学校在大连市苏中友协俱乐部开学了。该校是一所夜校，对招生的学员有名额限制，学员不用脱产学习。

该校校长声称，学校的任务是对熟悉苏联音乐和芭蕾舞文化的音乐干部、舞蹈干部和歌唱干部进行培养，以便使学校培养出来的学员随后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融入中国民族的文化当中，促进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该校的目的是吸引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和大学生代表，提高他们的音乐水平或者使他们获得这种能力，以培养从事群众工作的音乐干部。因此，该校主要关注的人群是：管理能力较强的人，民族舞蹈家，手风琴演奏者，中国民族乐器演奏者。为此，学校组建了合唱团、交响乐队和舞蹈团。

学校的校长是周琴(Чжоу Цзинь，女，中苏友协干部处处长)，她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所学专业是古典交响乐；副校长是马思祖(Ма Сыцзюй，女，毕业于上海的中国高等音乐学校，专业为古典钢琴和大提琴)。教学部主任是当地的苏联公民А.Б.阿巴扎，她是一名钢琴家和作曲家，受过高等音乐教育(教学人员的名单附于后)。

学校暂时设置在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大楼内，并使用俱乐部的器材。学校开设了如下班组：钢琴班62人，声乐班22人，小提琴班50人，二胡班4人，键盘式手风琴班19人，民族舞蹈班59人，指挥班15人，音乐知识班25人，作曲班8人，中国音乐知识班35人，古典舞蹈班6人。

截至1950年1月1日，该校共有296名学员。事实上，在学校学习的学员的经济状况都不好，他们都是工人和大学生，因此，学校的学费也很低(每月400元、200元或100元，相当于每月40卢布、20卢布或10卢布)。学校收缴的学费都用于支付教师的工资。学校的开支纳入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开支计划中。该校仅有2名在编的工作人员——周琴校长和马思祖副校长，她们作为中苏友协俱乐部的工作人员领取工资，其余人员是其他一些中国机构、苏中合作机构和苏联机构的兼职人员。

该校非常缺乏音乐器材和乐谱(清单附于后)。

该校正处于筹建时期，许多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所授课程的连续性、所学知识的程度、学位的发放等问题。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这些问题将会逐渐得到解决。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大连市全权代表Г.Х.格鲁舍茨基

附件：

大连市中苏友协芭蕾舞音乐学校教师名单

钢琴教师：马思祖，当地苏联公民А.Б.阿巴扎、Э.Б.格尔什戈林娜、М.Н.杰费里杰

小提琴教师：彭祖秀(Пан　Цзуншу)，当地苏联公民В.Т.克罗哈列夫、Г.С.列别杰夫

女中音教师：王巧波(Ван　Дзябо)

大提琴教师：马思祖

声乐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М.安东诺娃、Н.В.古谢娃

音乐知识(中国普遍使用的数字乐谱体系)教师：范庆明(Фан　Цинмин)

音乐知识(欧洲)教师：鲁露(Лу Лу)

合唱管理教师：马思祖、А.Б.阿巴扎

指挥和作曲教师：А.Б.阿巴扎

俄罗斯民间舞蹈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Е.А.库德里亚夫采娃、苏军少校卡尔波夫

古典舞蹈：当地苏联公民М.В.古谢娃

键盘式手风琴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亚历山大

中国民间乐器(二胡)教师：鲁露

管乐器教师：当地苏联公民В.博德鲁日内

大连市中苏友协芭蕾舞音乐学校必需的音乐器材清单

1.演奏钢琴　1架

2.立式钢琴　1架

3.小提琴　50把

4.中音乐器　10件

5.大提琴　5架

6.低音提琴　3把

7.短笛　1支

8.长笛　2支

9.单簧管　2支

10.大管　2支

11.圆号　4支

12.竖琴　2架

13.长号　3支

14.定音鼓　2个

15.小号(喇叭)　1支

16.键盘式手风琴　2台

17.储备乐器器件：各类乐器的弦、弦轴，各种木制乐器的簧片等。

ГАРФ，ф.Р5283，оп.1，д.104，л.146-149

№09847 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亚澳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1949年12月25日)

摘自П.史白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2月28日

第140号

绝密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晚10时邀请我到中南海他那里会谈。

在同我会面时，刘少奇通报说，他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 [77] 上的讲话稿当时已交给罗戈夫同志，让他转给莫斯科。他在会议上的讲话译文以及会议决议和宣言当时已交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同志。现在，由于莫斯科要求提供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以及会议呼吁书和决议的审核译文，刘少奇答应把他审核后的这些文件的译文提供给大使馆。

然后刘少奇谈了他对亚洲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工作的评价。

中国的同志一开始就反对在北京召开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代表会议。关于这一点中国的同志已于2月份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

我们当时反对召开上述会议的基本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当时北京城还没有解放；

二、无论是工会运动还是妇女运动，中国当时的水平都还非常低；

三、我们认为这些会议只能在极严格的保密条件下召开，因为任何公开的会议都会导致帝国主义分子反对这些会议，加紧镇压亚洲国家的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此外，我们当时认为，这种会议的任何决议都可能带有严格的保密性质，因为我们必将触及同帝国主义分子——亚洲国家的实际主人的公开武装斗争问题。

然而，与中国同志的反对意见相反，世界工会联合会和世界妇女联合会作出了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上述会议的决定。

在亚洲国家工会代表会议开幕式上，刘少奇在开幕词中指出，工会的基本任务是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发言中他强调，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基本形式就是武装斗争，就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

众所周知，他的发言对出席会议的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全体成员产生了负面的印象，他们不同意该讲话中所提出的原则，建议刘少奇不要发表他的讲话。

刘少奇服从了这一决定，尽管他不同意这一决定。此后莫斯科干预了这件事，认为刘少奇的发言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发言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呢？

使他们害怕的首先是，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他指出，不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衷心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欧洲的条件，但很少懂得处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傀儡政府压迫之下的亚洲各国的特点。不与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不推翻帝国主义政权，在亚洲国家便谈不上争取8小时工作制，谈不上争取社会保险、争取平等工资以及其他民主自由。

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建议亚洲国家的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实现民主自由而斗争，但害怕号召他们对帝国主义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而且，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完全没有必要给联合国脸上贴金——号召亚洲国家的劳动群众给联合国写控诉书，抱怨自己没有权利和物质生活艰难的状况。看来世界工作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害怕公开讲亚洲国家必须同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是担心这种号召会给他们在巴黎和其他国家的活动带来不利影响。

刘少奇的讲话按照莫斯科的建议在很多报刊上发表之后，世界工会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的同志们又建立了正常的工作关系，但在代表会议结束时，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一些分歧，这次是亚洲国家会议的决议问题。

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

刘少奇当时和现在一直认为，要求亚洲国家的政府实行8小时工作制、免费教育以及呼吁联合国追究许多亚洲国家政府在这些国家惨无人道地剥削劳动群众的责任，在政治上是无力的，因为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所起草的亚洲国家代表会议决议中，没有提出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口号——号召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

当刘少奇声明反对上述决议草案时，世界工联执委会的同志们建议他拟定一个草案，于是他这样做了。

他在自己起草的决议草案中，提出了工会的基本任务，这就是，已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没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为这些军队的建立而奋斗。在决议中，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同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问题，因为在帝国主义压迫的条件下，要想根本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处境是可笑的。

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赛扬 [78] ，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其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城市里平安地住下去。

尽管他们投票赞成世界工联执委会提出的决议，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同意决意中所包含的原则。中国的同志同意这一决议仅仅是因为其中没有任何原则的错误。但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一决议不好，它不会给亚洲国家的工人阶级带来好处。

在会议工作结束时，我们还同意了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开始时所反对的世界工联执委会提出的另一个建议——成立亚洲国家联络局。我们同意这一建议仅仅是由于世界工联执委会承认，这一联络局中的领导作用属于最了解亚洲国家状况的中国同志们。这一联络局的工作应按极保密的原则组织，以便保护亚洲工会运动活动人士免遭帝国主义分子一切可能的镇压。刘少奇说，看来，他们在巴黎对亚洲各国的形势，甚至欧洲的形势，都不太了解。

然后刘少奇转到世界妇女代表会议 [79] 问题上，他说：

世界妇联执委会到北京来是为了召开自己的会议并组织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这表明，它对亚洲国家的形势很不了解。世界妇联执委会委员、法国人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和多列士的妻子让纳特·维美徐表现得非常保守，不想弄清亚洲国家妇女运动的真正形势，且不说这两位法国代表对待中国同志的态度不是很有分寸。刘少奇指出，她们根本就不想了解与欧洲有着很大不同的亚洲国家的特点。在处于帝国主义分子统治之下的亚洲国家中，工会运动和妇女运动只能以极保密的状态存在，否则就会被帝国主义分子所消灭。

世界妇联执委会要求中国的同志把那些亚洲国家妇女必须公开、合法地进行斗争才能实行的条款写进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在世界妇联执委会提出的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草案中有这样一些条款，如绝对地立即禁止童工劳动、保护妇女劳动、社会保障、免费教育、消灭歧视妇女劳动等。

中国的同志们甚至现在，在战胜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条件下，都不能拒绝童工劳动，因为通过立法完全禁止童工劳动就会使几百万儿童挨饿、遭受贫困的命运。在亚洲国家存在帝国主义分子统治的条件下，提出废除童工劳动的要求纯属幻想、不切实际。

接着，世界民主妇女联合会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提出建议，建议向联合国提出交涉，抗议亚洲国家中对儿童和妇女的剥削。中国的同志认为，世界妇联执委会成员关于向联合国提出交涉的建议是白白地在亚洲妇女的心灵中撒下无用而幻想的种子：指望联合国的无所不能，从而让她们脱离斗争。中国的同志指出了世界妇联为亚洲妇女代表会议提出的决议草案中的基本错误是，草案中没有亚洲国家必须同帝国主义进行武装斗争的条款，没有号召亚洲妇女千方百计支持这些国家里的人民解放军的条款，没有需要同帝国主义进行非法形式的斗争和亚洲妇女广泛参加这一斗争的条款。

这样，正如刘少奇说的，世界民主妇女联盟重复了世界工会联盟的错误，表明它不知道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各国的特殊条件。在那里，想以合法斗争迫使帝国主义分子做出某些让步是不可思议的，在这些国家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武装斗争问题。法国代表团的妇女指责中国的同志，说她们有意在亚洲会议文件中拒绝强调苏联的作用。当邓颖超(中国代表团领导人员之一)带着自己在亚洲妇女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稿找到刘少奇时，刘少奇有意识地删去了她从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摘录的一段话，在这段引文中毛泽东写道，假如没有苏联的援助，胜利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从邓颖超的报告中删去这句话，是为了不让亚洲国家的劳动妇女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苏联的援助或胜利了的中国革命方面的援助上，是为了让她们把希望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之上。刘少奇指出，列宁和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也说过，俄国完全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无需等待其他国家类似的革命胜利。只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和斯大林才谈到世界无产阶级对俄国革命所给予的伟大支持。

中国也有类似情况。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前，也没讲过苏联方面的援助。而且，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 [80] 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号召中国的同志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而应该完全寄托在自身的力量上。只是在今年7月1日《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才认为可以公开宣布苏联援助在中国革命事业中的杰出作用。

所以，刘少奇认为，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不应提苏联和胜利了的中国革命的事，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不让亚洲国家妇女产生盲目乐观和依靠外援的情绪，让她们坚信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为了不给他人留下说苏联或中国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

但是，世界妇联执委会的一些工作人员，比如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认为这是中国的同志不想承认苏联在保障亚洲国家人民解放运动胜利方面所起的世界性的历史作用。

为了驳斥这种不正确的观点，刘少奇同志被迫同意在邓颖超的讲话里加上毛泽东同志文章中的上述那段引文。

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在离开北京去上海之前给刘少奇寄去了一些问题的单子，要求他给她们以答复。按照刘少奇的话讲，这些问题表明，尽管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结束了，而多列士的妻子和克洛德·魏扬·库丘里叶至今还未理解亚洲条件的特点。她们在书面问题中问刘少奇，为什么中国的同志认为把诸如立即取消童工劳动、免费教育、社会保障、呼吁联合国对亚洲国家野蛮对待妇女和儿童提出抗议等要求写进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决议中是不正确的。

对她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刘少奇准备给予详尽的回答，不能让她们带着怀疑和误会离去。

在亚洲国家妇女代表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坚决反对成立亚洲国家妇女联络局，认为这是超前行为，原因是：

一、在受帝国主义分子压迫的亚洲国家里，民主的妇女组织不能公开地活动，否则就会立即受到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代理人的镇压。

二、至于成立亚洲国家非法形式斗争统一领导中心，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还未成长起来，它目前在中国领土上还经受着许多困难。…… [81] 我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感谢，感谢他通报了已结束的工会代表会议和亚洲妇女大会的消息。然后刘少奇主动告诉我，前不久越共中央两名代表从越南胡志明那里来到北京，带来了胡志明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信中建议苏联和中国承认胡志明政府。刘少奇已将此信电告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同志。中国的同志还作出了加强同胡志明联系的决定，为此将秘密往胡志明处派去一个自己人的小组，装备有电台和密码。

谈到华南和西南的军事形势，刘少奇说，同胡宗南部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最近两三天内将完成部署，待稍事休整，便开始对被合围的胡宗南部队发起总攻。胡宗南部队突围逃跑已无可能。

在云南省，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共3万人)曾企图攻占云南省会昆明市，但该省主席卢汉阻止住了国民党分子的进攻，卢汉于不久前已声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国民党部队现在撤到了中印边界。

据刘少奇掌握的情报，已有2万国民党部队逃到印度支那，那里的当地政权缴了他们的械。谈到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行动，刘少奇指出，这一战役将在1950年夏季实施，将和平解放拉萨，西藏回归未必顺利。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利用青海的班禅喇嘛来挑起西藏宗教纠纷，动摇英国走狗达赖喇嘛在阿里的威信。

会谈结束时，我对刘少奇同志表示了感谢。

他是在自己的家里接待我的，非常热情，很朴实。

参加会谈的有使馆临时代办С.Л.齐赫文斯基。

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代办

П.史白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18-30

№1332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国使馆设立无线电台(1949年12月27日)

摘自1949年12月10日至1950年2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记录

1949年12月27日

第86项　苏联外交部的问题。

苏联外交部决定，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驻莫斯科的使馆内安装无线电台。

РЦХИДНИ，ф.17，оп.3，д.1079，л.23

№09065 库尔久科夫与曾涌泉会谈纪要：向鞍山供应电力等问题(1949年12月27日)

摘自И.Ф.库尔久科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参赞曾涌泉会谈记录

(1949年12月27日)

根据曾涌泉的要求接见了他。

曾涌泉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协助解决东北工业中心之一鞍山市的电力供应困难。

鞍山—辽阳地区对电力的最高需求目前达到2.5万千瓦，这种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个地区以自己的力量只能发出8000千瓦电力，水丰水电站还给这一地区输电8000千瓦。电力如此严重不足，正大大影响着该地区工业企业的运转。

为了满足南满对电力的迫切需求，东北政府向大连市提出有关发电站开工的建议。这个发电站能提供2万千瓦(东北将供应发电站使用的煤)，目的是为了水丰水电站能够从规定供应给大连市的6万千瓦中分出2万千瓦供应给鞍山。

我答应查明这个问题。

曾涌泉谈到上次会谈中提出的有关中国大学生的问题。然后，他告知说，在苏联有20个大学生是中国革命家庭的孩子，他们在苏联已经生活了很长时间，而且是苏联公民，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红十字会帮助了他们。现在红十字会通知大学生们，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停止帮助。因此，这些大学生向大使馆提请援助。曾涌泉告知说，大使认为，如果苏联当局不允许，大使馆就不能援助已是苏联公民的中国人。曾涌泉提交了希望恢复中国国籍的中国大学生名单。

我指出，必须提供有关这些大学生的更加详细的资料。

曾涌泉答应提供这样的资料。

然后我向曾涌泉告知下列情况：

鉴于苏联人民对中国文化艺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艺术事务委员会打算在莫斯科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造型艺术展览会。在委员会管辖下有少数几件属于中国古代的陈列品。最好能在展览会上划出一块较大的地方，展出反映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艺术作品。

从这个意图出发，委员会要求了解为组织展览会从中国获得展览品的可能性。展览品运到苏联的全部费用当然将由苏联支付。

曾涌泉答应把这请求报告大使，并通知北京。

会谈结束时，我向曾涌泉转达通过苏联驻法国大使馆转来中国公民林铙(Лин Нао)给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一封信。

出席会谈的有第一远东司一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副司长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8，л.30-31

№09096 史白夫与李克农会谈纪要：东北铁路建设问题 [82] (1949年12月28日)

П.史白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会见了李克农，就满洲里站—奥特波尔站和绥芬河站—格罗杰科沃站中国铁路线建设问题举行了会谈。

在同李克农会谈之前，他曾就这个问题说过，铁路问题属铁道部管，他答应同铁道部商量这个问题。

这次为了会谈，李克农邀来了铁道部长滕代远。我简要地向滕介绍了苏联外交部对于这个问题的要求。

滕代远回答说，中国方面原则上不反对修建上述铁路线。但有关这一建设技术方面的问题，即铁轨、枕木和劳力问题，中苏双方还需进一步讨论。李克农补充说，中国外交部也原则上同意修建上述铁路，因为这样可使中苏联系得更紧密。

李克农和滕代远答应，在他们给周恩来总理报告了这个问题之后，再用电话告诉对苏联政府这一要求的最后答复。

讨论了这个问题之后，滕代远告辞了。我继续同李克农一个人会谈。

……

АВПРФ，ф.100，оп.43，п.10，д.302，л.53

№14578 聂荣臻致毛泽东电：转林彪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电(1949年12月29日)

毛主席!

现将中央军委关于朝鲜族军人回国的电报稿转给您。

请您批示。

聂荣臻

1949年12月29日

电报稿：

根据最近的资料，在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族军人已经达到16000多人。除了分散在解放军各部队的朝鲜族军人外，还有4个营、27个连和9个排完全是朝鲜族军人。在现役中，有师长2人、团长5人、营长87人、连长598人、排长1400人、班长1900人。所有这些军人都是在人民解放军中锻炼成长的，并且在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很多战士在实际作战、创建武装力量和进行政治工作中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认为他们绝大部分都可以作为干部培养。在我军转移到华南以后，又一次发生了小规模骚动，表现为个别人要求返回祖国。但绝大多数还是绝对服从指挥和命令，坚决向南挺进。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了，考虑到朝鲜族军人的利益，我们打算派这些预备干部回国(如果愿意留下的我们也欢迎留下)。请求中央讨论并且通知我们，关于他们回国的可能性以及朝方是否愿意他们回国的意见。如果问题可以顺利解决，我们打算集中组织1个师和4—5个常规团，进行短暂的培训后送他们回国。

请批示。

林彪

邓子恢

谭政

1949年12月25日

АПРФ，ф.45，оп.1，п.334，л.8-9

№09094 齐赫文斯基与张锡俦谈话纪要：苏联专家的安排问题 [83] (1949年12月29日)

今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俄语翻译局局长张锡俦，又名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古依斯基，求见了我，他把同刘少奇同志商定的《亚洲国家工会告亚洲国家劳动群众书》的副本交给了我。同时，他主动以肯定的口气告诉我，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了以下问题：

一、毛泽东关于中国拟承认胡志明越南政府的电报；

二、在北京安排苏联专家问题；

三、关于中国人民大学问题；

……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北京安排苏联专家问题，通过了专门成立“北京苏联专家服务局”的决议，服务局在满洲里车站设分部。

古依斯基说，现在的问题在于，苏联专家继续来到北京，可中国有关部门并未事先得到通知。如近几天9名苏联女同志已经到人民大学任教，但中国方面一直未得到通知。

昨天来了两名苏联专家——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同志当中竟没有一人知道此事。

为了及时做好接待苏联专家的准备工作，保证他们在北京的住处，决定成立上面所说的服务局。现在苏联专家都安排在北京饭店和解放宾馆，苏联专家差不多快把饭店住满了。由于北京住处有限，以后服务局还要想其他办法安排苏联专家。

关于第三个问题——人民大学问题，起初通过的决议要邀请更多的苏联教授和讲师来校讲学，后来压缩到90人，最后通过的决议是邀请50人。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碰到的主要困难是住处问题以及为苏联专家配翻译的问题。中国现在没有足够数量的高水平的翻译。如果说给苏联专家——工程师还可以配备同专业的掌握俄语差些的中国专家做翻译——一些技术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手势或通过图纸说清楚，那么给人文科学老师和语言老师配翻译，那就非有高水平的干部不可。

所以，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始用苏联老师时，决定只限于50人，现在正忙着为他们选配高水平的翻译。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С.Л.齐赫文斯基

АВПРФ，ф.100，оп.43，п.10，д.302，л.50 52

№20277 彭德怀致毛泽东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1949年12月29日)

毛主席!

12月28日我与贾拓夫 [84] 同志一起来到北京，就在当天晚上，我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新疆形势的报告。根据中央委员会指示，我向您报告关于新疆的形势，并请给予指示。

一、新疆的军事政治形势

在陶峙岳 [85] 的部队被改组成第二十二兵团之后，成立了军管区。拟定了彻底改造这支部队的措施，同时用民族民主方式改组省政府，省里的形势开始稳定了。根据我们的看法，陶峙岳部队大规模叛变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排除发生小小波动的可能性。张治中来到新疆，在改组和改造陶峙岳部队的事情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二、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

在新疆对这些问题必须加以特别重视。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掩盖着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在新疆，虽然土地集中极其严重，剥削比中国本土残酷得多，然而在那里土地改革应当以比较缓慢的方式进行。这必须在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阶级觉悟、培养民族干部以及与人民解放军紧密接触的基础上来实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避免犯错误。目前在干部中有一种可能导致犯“左”倾错误和急躁情绪的倾向，必须注意到这种倾向。

三、目前新疆最严重的问题是财经问题。其原因有下列几种：

1.关于我们进入新疆的部队人数，一同进入的有民族军部队、陶峙岳部队以及行政机关等，共有24万多人，对于他们的财政经济需要，新疆政府自身提供只能满足30％，而70％必须依靠中央补足；

2.新疆地域广阔，而运输和通信情况很不好，难以给新疆提供援助的不只是从中国自身一边，而且难以从南疆更加肥沃的农业区运输粮食到北疆的缺粮地区，因为运送粮食需要艰难跋涉2000多公里，为了从南疆运送1公担粮食到北疆，所需的运费要10公担以上粮食的价值。现在供应部署在乌鲁木齐、吐鲁番、和田地区的(第六兵团的两个师、陶峙岳的两个师、民族军的部队以及省政府机关、学校等)10万多人的粮食只够2个月；

3.自从盛世才 [86] 走上反苏道路起，已有5年多与苏联停止了贸易，毛皮、山羊、棉花、蚕丝的生产陷于衰落状态。按总的生产价值，已缩减了一半多。极其遥远的距离和艰难的交通道路阻碍了省内贸易的发展，市场上日用必需品严重匮乏和经济急剧衰退对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产生了不良影响；

4.由于上述原因，从新疆解放开始，财政就出现了严重波动。在这段时间里，物价上涨了100多倍。如果在财政和贸易方面不采取措施，将不可能在新疆执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同时也不可能解决明年给部队供应生产工具的问题；

5.我深深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大力解决新疆的财政经济问题，这不但会影响我们已来到这里的部队的命运，也影响新疆的民族问题，影响我们军队和民族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影响改造陶峙岳的部队。目前已在各个部队中展开生产运动，但这仅能帮助部分地解决1951年的粮食问题，而其他困难问题还要3年才能逐步解决。

四、根据上述情况，我认为，为了克服当前生产上的困难以及新疆今后的困难，请求苏联大力支援必需的东西。具体说明如下：

1.关于保证给新疆的部队供应服装、工程材料、交通工具等的问题，由于中国自身在运输方面的困难，必须借助苏联的帮助来解决；

2.为了新疆能够用本地产品交换苏联生产的日用必需品，需尽快建立新疆与苏联之间的正常贸易；

3.为了同时逐渐动用和发展自己的物质资源，实现新疆与苏联之间的地方经济合作。去年，在张治中来到新疆那个时期，与苏联进行了关于建立中苏石油公司和开采稀有金属及有色金属公司的谈判，并且已经起草了协议草案。对于这两个公司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现在很希望与苏联进行谈判；

4.西北地区幅员广阔、交通不便，给这里的领导工作造成很大影响。由于这一情况，必须与苏联举行关于延长阿拉木图—乌鲁木齐—哈密的民用航空线的谈判，正如协议中规定的，这条航空线将延长到兰州、西安和北京。

我提出的上述问题是否正确，请您尽可能快地给予指示。我在北京大约逗留一个星期，此后我必须为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回西安去。

彭德怀

1949年12月29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4-6

№16572 刘少奇致斯大林电：要求向中国提供航空用油(1949年12月30日)

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文：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培训飞行员的计划，关于由苏联提供奥赫金牌汽油的口头协议：高级的9.3万吨，低级的3.8万吨，10％用作润滑油，同样数量的用作其他材料。

鉴于航空学校现在已经开始上飞行课了，我请求能尽快把上述材料发送过来。

我请求告知满足这一要求的可能性。

刘少奇

1949年12月30日

АПРФ，ф.45，оп.1，д.334，л.3

№16573 库尔久科夫致葛罗米柯报告：为鞍山供应电力(1949年12月31日)

机密

中国大使馆参赞曾涌泉在12月24日与我会谈中，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请求援助，保证给东北工业中心之一——鞍山市供应电力。

东北政府建议，现在暂时停工的具有2万千瓦功率的“大连”发电站开工，以便水丰水力发电站能够从规定供应给大连市的6万千瓦中分出2万千瓦供应给鞍山市。

第一远东司认为，因大连市的发电站是由苏联境外物资管理总局管理的，因此如果管理总局没有异议，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请求。

信稿附寄苏联境外物资管理总局。

И.Ф.库尔久科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7，л.7

№16574 史白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派遣苏联专家等问题(1949年12月31日)

1949年12月31日，我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克里姆林宫” [87] 的官邸拜会了他，并按照苏联外交部的指示，通知他下列情况：

苏联部长会议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派遣海军专家团去中国的要求，以帮助中央人民政府制定打捞沉没的“重庆号”巡洋舰的可能性，确定必需的工具以及与打捞有关的一切措施。为此目的，12月30—31日苏联专家海军少将工程师格里戈里耶夫、上尉工程师丘古诺夫、少尉涅斯捷罗夫和海军准尉苏斯洛夫已经沿绥芬河—哈尔滨—沈阳路线乘车去往中国。

根据毛泽东同志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请求，几天前，9名苏联教师已被派往中国，到北京的人民大学任教。

苏联政府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在莫斯科的中国大使馆安装无线电台的请求。

周恩来感谢我上述的信息，随后向我讲述下列情况：

1949年12月30日，印度外交部以外交部长尼赫鲁 [88] 为代表，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印度政府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说，中国外交部准备作出的答复，类似12月23日给缅甸政府的答复。在那个答复中，建议首先要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然后为预备谈判派遣自己的全权代表。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印度将声明与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

按照周恩来的意见，下列国家将随印度之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如锡兰、巴基斯坦。

胡志明的民主政府准备向世界各国发表声明，要求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声明一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立即承认胡志明政府。

已经决定，周恩来暂时不去莫斯科。既然政府主席毛泽东本人已在苏联，从国际事务的角度考虑，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随毛泽东之后再去是不适宜的。只有在实际需要的时候，周恩来才去莫斯科。

会谈持续了30分钟。

出席会谈并进行翻译的是大使馆一等秘书列多夫斯基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22，д.10，л.47 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