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8

1948年
№16313 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1月3日)
№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
№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

№16326 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1948年2月18日)

№163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1948年3月30日)

№09898 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1948年4月2日)

№16646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1948年4月2日)

№16339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1948年4月3日)

№16342 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4月12日)

№16344 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1948年4月17日)

№090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1948年4月20日)

№16345 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8年4月22日)

№1372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6日)

№163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9日)

№163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1948年5月10日)

№16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1948年5月10日)

№163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1948年5月10日)

№16361 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27日)

№16365 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1948年6月4日)

№16370 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6月21日)

№16374 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2日)

№16375 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3日)

№16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1948年7月4日)

№1637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1948年7月14日)

№16379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1948年7月14日)

№1638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1948年7月17日)

№16384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1948年7月28日)

№11415 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

№11429 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以后)

№16387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4日)

№16388 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6日)

№16396 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1948年9月9日)

№08993 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1948年9月10日)

№16397 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1948年9月11日)

№08998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1948年9月12日)

№09013 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18日)

№16399 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1948年9月20日)

№20275 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1948年9月20日)

№09014 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23日)

№1640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1948年9月28日)

№20274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1948年10月4日)

№08997 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1948年10月6日)

№16406 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1948年10月16日)

№09002 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1948年10月17日)

№1640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1948年10月17日)

№16408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1948年10月17日)

№164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1948年10月21日)

№1641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1948年10月25日)

№16413 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1948年10月27日)

№16415 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1948年10月30日)

№16416 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1948年10月30日)

№16417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1948年11月6日)

№16419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1948年11月17日)

№16622 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

№08994 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1948年11月18日)

№16421 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1948年11月19日)

№164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1948年11月21日)

№08995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1948年11月23日)

№141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1948年11月23日)

№16426 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1948年11月24日)

№16606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1948年11月25日)

№16427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1948年11月26日)

№08996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1948年11月26日以后)

№16428 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1948年11月26日)

№16430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1948年12月7日)

№16431 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2月9日)

№09015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1948年12月10日)

№16432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1948年12月13日)

№08999 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1948年12月16日)

№090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1948年12月16日)

№0900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1948年12月17日)

№09003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1948年12月18日)

№09016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1948年12月20日)

№16435 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1948年12月22日)

№0900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1948年12月25日)
№09005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1948年12月25日)
№09049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1948年12月27日)
№23387 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1948年12月27日)
№09019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1948年12月28日)
№16437 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1948年12月29日)
№16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12月30日)
№09021 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0902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1948年

№16313 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1月3日)

致马立克同志：

按照您的委托，我研究了兹韦列夫 [57] 同志给米高扬同志的信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整顿辽东半岛货币流通的决议草案。

鉴于目前辽东半岛流通的货币极度疲软，不能再用作支付手段，同时因为必须健全货币流通以使其适应商品流转的需要，苏联财政部关于发行新的货币和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不会引起异议。

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条件问题，要在苏联财政部提出具体拟定的建议之后才可能给出结论。

А.奇斯佳科夫 [58]

手写批注：

给通金同志——经济司和奇斯佳科夫同志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请搞清情况，抓紧在今天1月5日提出建议。

马立克

1月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1

№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月23日)

巴拉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以下资料：《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共36页，2份。

Н.普霍洛夫

1948年1月23日

手写批注：

送Е.Ф.科瓦廖夫同志。

…… [59] ，1948年1月23日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的影响的情况说明。第二份附件已经在工作中销毁。

Е.科瓦廖夫

1948年2月17日

附件：

禁止公开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前言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民主阵营，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武装和政治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具备公开的政治目标——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只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才提出了这个目标。的确，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1947年7月就开始了自己的反攻行动。但是，它的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宣言，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才公布的。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存在着“第三势力”(民盟和国统区的其他民主团体)，它总是希望两个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和解，其出发点是：它的关于在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可能和解的理念。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幻想破灭了，“第三势力”在中国失去了一切根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禁止，给了它彻底的打击。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完全消灭封建的和大富农以及教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当时，大部分小地主和富农分子以及神职人员和与土地私有制有关系的小官吏，还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在一系列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倾向于民主阵营的要求。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由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土地纲领和在全国开展了土地革命，这些人与反动派阵营加强了团结。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贫雇农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租赁土地的中农们，都坚决地加入了土地革命最积极的骨干分子阵营中，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阵营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实力。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人没有能力推翻蒋介石。现在他们仍然确信自己的非常错误的打算。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以前的老办法来帮助蒋介石了。目前，在“更有效地”使用给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财政贷款事务方面，他们正在加强自己的监督。为使国民党中国的一切资源隶属于自己，他们正在狂热地寻找着帮助蒋介石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必然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加重对中国的奴役，将会更加暴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以，这些方法的结果是更加促进中国反帝和民主革命的高涨，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削弱反动派的阵营，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展开进攻行动。

一、反响和宣传工作

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的一切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公告、宣言和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协议的全文。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出版物中，发表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无线电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喉舌——新华社的每日国际述评，阐述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和在贝尔格莱德成立的情报局。其中谈到：

“宣言、九国共产党代表的发言和在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是对争取和平斗争的事业的最伟大的贡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华沙会议是对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走狗的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会议使他们陷入惊慌，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嚎叫——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他们不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起到过如此伟大历史作用。如果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那么，在目前来说这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摘自1947年10月16日的《大连日报》)

10月20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出版的其他民主刊物里，发表了正式的宣传材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宣传部提出的名为“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材料。在这份宣传材料中，驳斥了国民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中伤，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了答复：1.为什么成立共产国际？2.为什么解散共产国际？3.九国共产党会议是不是共产国际的复兴？4.为什么要建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例如，在回答第3个问题时谈到：“参加会议的仅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它仅局限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参加，与此同时，像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呢？为什么情报会议只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这是因为，这九个国家在地域上相互联系，此外，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欧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直接处于来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贩子的最恶毒的威胁。至于说意大利和法国，他们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所有这些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本国人民利益的最忠诚和有最力的保护者。他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建立了情报局以交换情报和交流经验，以便保卫和平，不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自己国家活动的机会。情报局并不具备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力，除参加会议的九国共产党之外，它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关系。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阻止新的战争的发生。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呢？”

1947年10月26日，东北地区的所有刊物都发表了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东北局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宣言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编写的。该提纲分为如下章节：1.世界两个阵营的划分；2.帝国主义阵营；3.民主主义阵营；4.全世界人民的任务；5.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例如，在最后一章中谈到：

“在关于欧洲九国共产党华沙会议的报道发表之后，帝国主义阵营的报刊也掀起了所谓的‘共产国际复兴’的喧嚣。在此没有任何东西令人吃惊的。第一，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开始之前以及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因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本国人民的代表，是帝国主义实行侵略计划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分子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只能暴露他们是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第二，各个国家的一切反动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不久前召开了19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这些工党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共产国际组织作为中央领导机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九国共产党不可以召开自己的会议，并成立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呢？难道只有反动力量可以为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而联合起来吗？难道进步力量不应该为交流经验和阻止侵略而联合起来吗？第三，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公报明确地谈到，情报局的成立完全不意味着恢复具有中央领导权的某种世界共产主义机关，即类似于从前的共产国际的组织。事实是这样的：共产国际组织于1943年就被解散了。实践证明，它的解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刺激了所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运动的积极发展。如果恢复共产国际组织，那么，这就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但是，这正是反动派集团不可能也不想明白的。”

在提纲中，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会议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人过去和今后将永远是为争取自由、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最忠诚最可靠的战士。2.世界各国的反动派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阵营。九国共产党会议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打碎了他们手中造谣和欺骗的武器，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计划。因此，这次会议是对以奴役各民族为目的帝国主义政策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一切帝国主义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攻击，都证明他们受到了极其痛苦的打击。3.华尔街老奸巨猾的政客们决定奴役全世界人民，而其他各个国家的反动派集团紧随其后。全世界人民应该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全世界的和平。因此，代表本国人民利益、民主和和平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这项事业的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计划的首要保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欢迎这种联合的原因。4.九国共产党会议明确指出了：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已经聚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周围，这些力量已经得到了巩固，今后将会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顺利地发展。”

在1947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期间，在中国解放区的一切共产主义和民主刊物上，都发表了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除此之外，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和东北地区的其他刊物上，都公布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反响。在解放区的民主报刊上，每周都发表新华社题为“欧洲局势”的述评。其中表明了欧洲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和他们反“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例如，在1947年10月9日的述评中，表明了西欧国家由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工人运动的规模，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在西德进行的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同时还系统地阐明了希腊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殖民地和从属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情况。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解放区出版的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也无法评价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在这些地区的宣传情况。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总结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口头宣传的工作情况的材料(演讲、小组会议、军队里的政治学习、群众集会，等等)。也可能，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看来，在那些共产党和民主报刊被禁止的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在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是非法的，任何群众聚会和会议都会遭到禁止。10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中，公布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不加注解的全文(完全有这种可能：这些杂志的编辑部远离党的中央机关，不可能表达出党对会议的正式意见，没有来自党中央的立场)。

国民党报刊和国民党的官方机关，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次会议和成立情报局，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国民党分子开始进行“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而欧洲和美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情报电讯社立即效法这种虚假的宣传。与官方的诽谤宣传相反，中国共产党中央驻香港的代表乔木，于1947年11月22日作为广东报刊的代表声明，国民党报刊的这种报道“纯属虚构”，而国民党的报纸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例如，《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于1947年11月29日报道说：“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国民党警察的报纸《猎报》(Лебао，在上海发行)于12月19日在对“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细节进行报道时，胡言乱语地说了一些反苏维埃的谣言，以至于在上海的美国机构都承认这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制造的谣言，并表示意见：“成立这样情报局的同时，一定会发表政治声明，因为它的使命是进行公开的工作和宣传。”(塔斯社，1947年12月19日)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需要这种“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愚蠢谣言，显然是为了把中国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人民运动说成是“莫斯科提出来的”运动，并使自己的美国主子确信，在给国民党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美国是最慷慨的。

而中国的民主同盟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态度，也就是简单地采取了默认这一事实的立场，但是，在遭到来自国民党政权——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的镇压之后，它制定了新的纲领，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

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重复了国民党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的诽谤性宣传。

反映中国“中立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是最大型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立场具有某种耐人寻味的含意。在1947年10月18日的那一期中，在涉及关于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会议公报的内容时，这张报纸写道：“实际上，不幸的事件是，随着胜利而来的是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实力政策。美国想利用自己的美元和原子弹统治全世界，而同时苏联又以它的斗争意志，试图扩大自己的‘铁幕’范围，它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做出丝毫的让步。”

在把成立情报局描绘成是“共产国际的复兴”的同时，《大公报》还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抗衡‘马歇尔计划’，因此，它具有反美的性质。”《大公报》重复了关于“共产国际复兴”的诽谤性谣言，但是，同时又在同一期发表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和关于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全文。如果考虑到国民党统治区禁止一切民主刊物出版，广大读者多亏了《大公报》才读到这些辉煌的文件的话，那么，这个事实的重大意义就非常明确了。《大公报》在上海出版10万份，此外在其他一系列国民党的后方城市里也独立发行。

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九国共产党会议对于中国总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产生了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1947年12月25日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目前局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为党和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密切结合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发出的关于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的号召，勇敢地、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如下词句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

“反帝阵营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欧洲九国共产党建立了情报局，并发出了斗争的号召，呼吁全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计划给予坚决的抵抗。这些号召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给他们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坚定了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心。这些斗争的号召，使全世界的反动分子陷入了惶恐不安的境地。东方各国的一切反帝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以便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斗争，并以解放数以万计的东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摘自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塔斯社1948年1月3—5日的报道。)

1947年10月中旬，在发表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有关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全文的同时，还发表了献给1911年中国革命36周年的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份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口号。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民主力量公开开始了针对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政治进攻行动。

宣言指出：

“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田地，由乡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之数量、质量，平均分配使用，并归其所有。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根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实现在农民中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的道路上，迈出了最重大的一步，这是进行反帝和民主革命的基础。正是因此，关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3亿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和坚决的解决。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在中国的所有解放区里，召开了土地大会，拥护1947年9月中旬通过的“主要的土地纲领”，在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1000万农民——雇农、贫农和中农——都分得了地主、寺院和教堂的土地和资产，并剥夺了富农分子的土地和资产。这个因素极大地瓦解了在国内战争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并促进了国民党后方各省的人民起义运动。中国报刊报道了人民起义运动的发源地：广西省南部、江西省和广东省交界地区、福建省、江西省的北部和南部、云南省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浙江省的南部、四川省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能力镇压这些运动。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更加大规模地进行了人民解放军对国统区的军事进攻行动，这些行动变得更加积极，主要是政治目的更加明确了。从10月中旬开始，随着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宣言的发表(参见上文)，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进攻行动中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推行土地革命，占领长江流域的关键性战略要地，为最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中心而做好准备工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10月至1月)，人民解放军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吉林和长春，并攻占了其重要堡垒——沈阳。夺取沈阳就预先注定了蒋介石在南满地区整个集团军的命运。正如北平所报道的那样(塔斯社1月20日消息)，蒋介石第五军的2个师，带着自己的全部武器和指挥官，转向了沈阳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一边。

在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各省战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战区司令部军事观察员于今年1月19日通报说：“由于12月份这个战场上进行的战斗行动，不仅陇海铁路、平汉铁路被切断了，而且就连河南省的首府开封也陷入孤立境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已经直接逼进国民党军队在郑州的指挥中心，除此而外，在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基地许昌、洛河和驻马店的战斗中，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3万多人……在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国民党的整个第五兵团已经被击溃，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军事观察员还强调指出了在这个最重要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被大规模地瓦解的情况。“被包围的国民党士兵以整排、整连甚至是整团的方式投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被击溃和被瓦解的第三师第八团的整个队伍，在平汉铁路地区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位于汉口的东北部地区)的封锁线，歼灭了国民党士兵和军官8000多人，攻占了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汉口相毗邻的地区以及与南京相毗邻的地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大批队伍从河南的西部地区挺进四川省，另一些队伍强渡长江，进入了湖南和江西省境内。”

这样一来，在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行动的结果是，夺取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战略要地，为确保今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的政治中心创造了条件。

三、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

九国共产党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了中国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新的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过去的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加密切了。这种情况不仅与我们的土地政策和我们对城市居民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与那个总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这种政治局势可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民党从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评定。现在，人民已经看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身上，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目前，少数民族也坚定不移地加入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队伍中。

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云泽 [60] 在自己的新年讲话中，号召内蒙古人民在1948年实现平均分配土地，根除畜牧业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以便改善内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水平，组织自由牧场。与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力量共同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应该完善和扩大自己的骑兵队伍。全体内蒙古人民的财政、经济和实力，应该用于推翻蒋介石的专政制度，从而达到解放内蒙古人民的目的。

属于“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去年10月遭受国民党政权的禁止之后，坚决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立场，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自1946年11月起，就一直处在与国民党的同一个阵营里。它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1948年1月初脱离国民党，并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国民党当局禁止的不仅是这一个政党，还有一系列小党和群众性组织也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农工民主党(曾经是第三党派)；救国会；农村建设协会；职业教育协会；国家民族改造协会；以著名的工业家章乃器和胡厥文为首的民族工业者政治团体；争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人民组织团体；华南民主促进会。此外，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内在联系的，还有一些工会、妇女、学生组织和国统区的其他群众性组织以及海外华侨人士。民盟组织共计有10万多名成员。

同盟的一位活动家邓初民写到，它(同盟)是“第三种力量，属于这个力量的还有民族资本家、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分子”。

南京政府关于禁止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指出，它被宣布为“非法”的原因是，同盟似乎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和“帮助共产党人实现旨在暗中对抗全国总动员纲领的地下活动”(《南华早报》1947年10月30日)。国民党保密局借口说，它仿佛已经掌握了“文件证据”，证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就采取共同行动推翻政府方面达成了协议”(同上)。

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文件驳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这些断言。

在国民党政府召开了自己的“国民会议”，并大规模地展开了针对中国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之后，民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如下：

“1.坚定不移地走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道路，全力以赴地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2.与一党专政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虚假民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现政府的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措施和行动。但与此同时，同盟并不追求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而只是用和平斗争的手段，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指明的那条道路上。3.在反对一党制、争取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斗争问题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但不参加共产党的军事行动。4.争取与美国和苏联进行合作，力争在外交领域里与他们合作。5.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资本，建设独立的、真正的人民经济，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地主的斗争，捍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6.对于任何政治问题的态度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端之中，不能仅局限于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和保持中立立场，而是要捍卫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依靠后者的力量。”(《文汇报》1947年1月8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建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文件中还谈到：“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虚假的、参加其中的只有个别党派的联合政府，而是坚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一切政党将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没有可能阻止国内战争和在中国确立和平。”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国民党政权与之打交道的只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这样的党派，即这个党派根本就没有打算鼓动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起义，而直到最近它仍然遵循着和平劝说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立场，企图在大规模和平行动的压力下说服这些反动分子回到实现已经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以及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就中国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轨道上。但是，当中国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劝说和吸引群众放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急进斗争手段时，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却从来都没有放弃使用一切恐怖手段对付这个和平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著名的民盟活动家王仁和李文仁在西安被害；1946年6月，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在昆明市杀害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李公朴教授和闻一多教授，并焚毁了它的书店和出版社。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之后，这个组织的2万名普通成员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遭到了搜查、逮捕和毒打。1947年7月11日，国民党当局根据虚假的指控——指控其贩卖鸦片和从事亲共产党的活动，在西安处死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人杜斌丞。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的19名工作人员。

南京政府的宣传和新闻部长董显光在1947年11月5日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并代表政府做出允诺：“民盟的成员将不会遭到逮捕，他们将充分享受法律的保护，只要他们不破坏国家的法律。”但是，第二天，在英国的一家报纸(《南华早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对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北平、天津、重庆、成都、西安以及其他城市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普通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民盟主席张澜被软禁在家中。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试图获得在美国大使馆的避难权，在那里他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声明说，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威胁要杀死他。11月5日，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室布满了警察，警察从外面包围了整个大楼，不允许里面的任何人离开大楼，同样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大楼。10月28日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答《上海日报》记者问时声明说：政府宣布的关于民盟是“非法”的命令，直接威胁到了2万多名民盟成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置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接着他还说：“最奇怪的是，政府对待民盟组织的态度，同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民盟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甚至连普通的手枪都没有，可是共产党人却拥有武器，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在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恐怖和迫害活动的同时，向其领导人提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民盟或者放弃自己的纲领，谴责共产党，在立法院“选举”时与政府合作，或者“自行解散”，否则就将对民盟实施“关于镇压共产主义暴动分子全国总动员令”中相关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内容，一切阻碍国内战争进行的党派和组织，都是非法的，并属于被禁止的对象。面对这种恐怖的压力，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自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要好一些。

民盟主席张澜在就“自行解散”发表的正式声明里——发表在1947年11月6日的中国报纸上——谈到：“中国民主同盟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为争取国家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工作着。不幸的是，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继续为国家效力了。”(《南华早报》1947年11月6日)

在民主同盟遭到禁止之后，所有真诚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团体，不属于任何阶级和阶层——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生存的地方，他们只剩下一种办法与反动派进行清算——也就是：坚定不移地采取中国民主同盟至今仍然制止群众采取的那些“极端的措施”，来回答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暴力行动。

民盟领导人之一的马叙伦教授早在1946年12月上海群众集会时发表的讲话，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他说：“从今天开始，有的只是民主人士和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这应该是过去的术语了。”而现在“第三势力”确实已经成为过去。民盟中央委员会的16位委员成功地冲出了国统区，来到了香港。他们以其华南的分支机构为基地，在香港恢复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月5—15日期间召开了民盟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如香港的报纸《华乡报》所报道的那样，民盟拒绝承认其解散的命令，并制定了新的纲领：与中国一切民主的爱国的力量一起共同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与此同时，所谓的“国民党民主团体”也采取了重大的步骤，脱离国民党，并加入到民主阵营中。今年的1月初，该组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廖仲恺的妻子)、蔡廷锴、柳亚子等人。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是：“推翻反动专制的蒋介石政权，实现和平、独立和民主。”正如身在美国的冯玉祥在纽约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的那样：“革命委员会准备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斗争的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其中包括与共产党的合作。”

民主力量的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促进了国统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九龙的胡作非为的刺激(杀害了两名抵抗英国警察的中国人，英国警察强行驱赶居民离开指定为英国机场的地区)，1月16—18日，在上海和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政府。1月18日在上海，有1万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呼口号：“英国军队滚出九龙!”“美国军队滚出中国!”“我们要为九龙遇难的弟兄报仇!”“打倒不保护自己人民的政府!”“中国的美国将军越多，中国人民就牺牲得越多!”“我们反对剥夺我们人民权利的美国人!”“我们反对出卖福摩萨!”“打倒叛徒!”“和平万岁!”“打倒腐败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专制!”1月16日，游行活动在广州市的沙面地区形成了高潮，焚烧和破坏了许多英国的建筑。其结果是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馆大楼、英国情报部机构、英国“巴特尔菲尔德·安德斯瓦耶尔”公司和香港航空公司的大楼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几个英国公民和中国公民受伤。

这些群众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信号，即华北地区的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目前已经得到华南地区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补充，全国范围内的伟大革命的转折已经来临。

四、对苏联好感的增强

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极大地增强了，不仅是在中国的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也是如此。在中国的解放区里，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共产党的报刊和一切宣传工具，经常系统地报道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详细地说明苏联的和平政策。除此之外，4500万的东北居民和内蒙古居民还经常记得：是苏联和苏联红军把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中国解放区的整个社会各界，极其隆重地庆祝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人们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这一天，解放区的所有报刊都发表了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解放区人民群众对苏联的热爱和好感。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国统区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在增强，而在这些地区国民党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每日都在诽谤苏联，千方百计地唤起人民对苏联的仇视。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对苏联好感极大增强的证据，都是取自于《大公报》读者的回应文章以及读者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来信，很难说这些读者属于共产党或者与苏联有什么联系。例如，有一位化名为“С.О.С.”的读者，在1947年11月15日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地方的英文报纸和中国报刊，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0周年的文章中，都竭力绕开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那就是：苏联工业已经达到了1940年时的水平，也就是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尽管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和破坏，给苏联的一些重大工业中心和农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社会主义制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苏联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它在战争中损失的物质财产和人员伤亡，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无论是敌国还是盟国。当别人都在谈论原子弹的秘密时，我写的则是像工业化这样的‘小’问题，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工业化比所有的原子弹和秘密武器起的作用都大。俄国的原子能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力量。这个秘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发现。应该在1950年完成的苏联五年改造计划取得的成绩，对于全世界来说，比任何计划、学说、会议和集团都重要。”(《中国每周评论》1947年11月15日)。该杂志还通报说，在苏联十月革命周年的时候，中国国统区的绝大多数报刊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得不强调改善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大公报》在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希望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投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的苏联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了。苏联已经实现了人类理想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建立和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当然，它应该珍惜所取得的成就，努力继续进步。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和理解苏联，我们不应该介入美苏的矛盾中，以便能够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关系中的桥梁，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拯救整个人类。”

五、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

中国的新局势令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感到惊恐不安，更不用说在他们那里寻求保护和救助的国民党反动派了。

美国政府在8月底向中国派出了魏德迈将军，他的特别任务是弄清国民党政府的现状。在外出巡视活动结束之后，魏德迈向美国国务卿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并坚持给蒋介石政府以援助。

按照新加坡1947年11月14日《华侨日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话来说，魏德迈报告中有以下两点内容：

“1.必须强行建设亚洲大陆铁路线，从广州湾半岛(广东省的南部地区)，经兰州(甘肃省)，到达新疆省的乌鲁木齐市。按照魏德迈的意见，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可利用这条铁路线向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运送武器和粮食，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北部的港口可能会被封锁。

“2.广东省和以广州市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了华南地区粮食和工业产品的供应，为中国政府进行肃清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全面进攻行动提供帮助。”

继魏德迈之后，美国的一系列“顾问”、“外交使团”、“代表团”、国会议员、实业家和反动派活动家，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作为“专家”和新战争贩子，威廉·布里特访问中国之后，在美国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建议向中国提供13.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些款项应该在3年期限内拨给蒋介石，以用于“针对苏联采取措施，预防它夺取中国”。

1947年10月8日，洛艾维尔·鲁克斯中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总负责人——来到上海，1945年11月前，他一直担任盟军驻德国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他与张群和蒋介石就准备向中国提供各种设备和粮食等物资的新协议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已经是在取消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

1947年10月11日，以国会装备委员会主席斯特尔林格·库尔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中国。

《南华早报》写道，他们的任务还包括“视察美国陆军和海军基地及设施”。

库尔在返回美国之后，在报刊上发表通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是现实的”。同其他“观察员”一样，他要求美国立即给蒋介石政府提供援助，并以此“挽救中国，使其远离共产主义”。

10月29日，“观察员”瓦尔特·扎特——共和党人、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孤身一人来到中国。在回到美国之后，扎特于11月10日向美国报界通报了自己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内容。正如《南华早报》于1947年11月12日报道的那样，麦克阿瑟向扎特声明了如下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计划，无论在朝鲜，还是在日本，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扎特本人也声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决定和没有最后明确之前，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制定自己的计划。我们应该监督亚洲的秩序，否则，美国不得不在日本保留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扎特说，“我认为，如果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彻底地失去日本和朝鲜。因此，美国应该迅速地找到解决自己对华政策的方法。”

在魏德迈和其他“顾问”向国务卿提交了建议之后，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在没有美国紧急援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是没有能力保持住自己的政权的。

众所周知，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数额为40.83亿美元的援助。除这笔款项之外，美国还按照1946年7月国会通过的计划，转给蒋介石政府271艘军舰。正如1947年12月14日在青岛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通报的那样，美国海军司令库克海军上将“已经在1947年向中国转交了100艘舰只，今后还将转交271艘”。

在美国顾问的监督下，美国的资金用于装备了南京、上海、成都、北平、天津、西安、昆明、徐州以及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小组也从1000人增加到5500人。

美国人在台湾岛为蒋介石训练了10个师的新部队，此外还在南京、汉口、西安和韶关训练了20个“自卫”旅。1947年夏季，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了1.3亿发子弹，而在1947年12月，又把美国在天津、大沽和其他地方的军事仓库所储备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转交给了蒋介石政府。

12月8日签署了美中“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应把自己“多余的”军舰和干船坞转交给蒋介石政府。这些舰只的一部分已经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了中国海军舰队。这个协议规定，应向美国海军提供租借权。这个协议还规定，美国应提供价格优惠的技术，并提供在中国组建和供养海军机构方面的咨询。

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刘师舜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关于援华的中美协议”。

该协议由10章组成，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奴役。在这个协议的第一章写道：“将给予中国援助的那个计划，包括了这些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并规定了这些物资的购买、保存和与此相关的运输服务和航运服务，上述各项由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于1947年5月31日第80次会议通过的第8号法令以及对其修改和补充文件来确定。援助的物资包括粮食、药品、成衣、制衣材料、化肥、燃料、种子，等等。”

在第三条中指出，“美国政府机关应保证美国货物的购买、保存、运输，并抵达中国。一切物资均应在美国购买，只有美国政府专门批准的商品，可在美国境外购买”。

第二章的第一条指出：“美国代表对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协议提供的一切物资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控制。”第二条指出：“用于援助而进口的美国的一切商品，免除税收，包括这些商品在各地出售之前的海关税。”

第三章的第三条写道：“在中国所收入的资金将用于那样一些目的，即由美国政府确定的那些项目。”

第五章的第二条说：“中国政府将允许并将千方百计地协助美国代表监督物资的分配工作，将允许并协助这些代表为视察目的而进行的旅行。”

第六章的第一条指出：“中国政府将允许美国报界和无线电广播界的代表，不受新闻机关检查，自由报道关于美国援助物资分配情况的消息。”

第七章的第二条指出：“中国政府根据美国代表的请求，立即提供与其援助有关的任何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情报。”

这个协议证明：美国已经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因此，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利，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

关于这方面还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1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抵达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并继续向这个地区增补兵力。很有可能，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胶济线铁路。

2.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库克海军上将，最近在为蒋介石制定“准备中国海军舰队”的各种计划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1月17日召开的蒋介石参谋部会议上，他提交了这些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关于“作为水路交通命脉的长江的防御”问题。不难猜到，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美国军舰打着“中国海军舰队”的旗号进入长江流域。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在12月8日签署了“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将把“多余的”美国军舰转交给中国，这个协议为上述措施预先做好了准备。众所周知，1927年英、美、日的军舰进入长江流域，这在镇压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这个措施是作为“保卫”蒋介石在上海 [61] 、南京和汉口的重要基地来实施的。

此外，为反对人民解放军，还准备了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的登陆战役，并在台湾专门培训了日本陆战部队。

3.1947年11月，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给蒋介石拨出了1947年第三季度的石油产品定额，数量是137295950升，其中航空汽油756000升，汽车汽油56700升，煤油37800000升，汽油和酒精12199950升，液体燃料的副产品29840000升。(《南华早报》，1947年11月28日)

这些巨大数量的燃料并非蒋介石军队的需求，而是为在中国聚集和储备美国武装力量所必需的燃料。

美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渗透。1947年10月，国民党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国成立专门的“教育组织”的协议。美国人把这个“教育组织”的管理和财政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该组织的委员会由2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在华的美国实业界人士组成，总负责人是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国民党政府向这个“委员会”派出了5名自己的顾问人员，但是，他们在该组织的活动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有权在中国的中等和高等院校从事思想教育活动，他们还准备了由中国青年组成的代理机关。作为教师在中国院校里工作的有美国的传教士，他们其中许多人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按照使中国服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像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沈阳、北平、昆明、台北(在台湾岛上)这样的城市里以及其他地方，美国的情报机关在工作时享有特权。这些美国情报机关的情报，不受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新闻检查。在中国，像上海、青岛、南京等地，都设有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站。

目前，美国的电影在中国占垄断地位。仅第四季度(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就有80多万米的电影胶片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和省会城市里播放。

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南京以及其他城市里，充斥了许多侦探、淫秽和其他内容的“作品”，美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传播这些东西来愚弄中国居民。在中国还大批量地发行了《时代》、《幸福》、《科利尔》 [62] 等杂志及其他刊物。在上海和青岛及其他大城市里，还出版了由美国实业界和政治界控制的报纸。在上海出版了《上海邮政晚报》和其他一些刊物。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美国当局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民主同盟和“革命委员会”这些坚持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民主组织的人士进行迫害。

美国报刊提出了关于冯玉祥命运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剥夺了他在美国的避难权，并打算把他交给国民党当局，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查封了“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发表了反对蒋介石政府政治声明的民主团体。

由于担心失去在中国的经济地位以及美英之间的矛盾，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有理由认为，英国当局在保持对蒋介石“正常的”态度的同时，还支持在香港的李济深，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压制蒋介石。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专门代表蒋介石前往香港，以便“预防国民党的分裂”。他与在香港的英国当局进行了谈判，要求制止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团体在香港的活动。此后，国民党的分裂还是发生了，并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而香港当局尽管禁止民主团体在香港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声明，但仍然允许他们公布自己的纲领。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这就是李济深的“革命委员会”不支持中国人于1月16—18日在香港和广州举行的反英国当局的游行活动(参见上文)。这说明了他对英国当局持某种友好的态度。

与此同时，尽管利用国民党的报刊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关于广州“事件”和谴责这一“事件”的通报，英国驻华代表仍然声明，保留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英国利益”的权利。

六、蒋介石的计划

至于蒋介石根据新形势制定的计划，除了把赌注押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上之外，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1.试图依靠地主和富农分子加强各省的地方“自卫”，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新的土地纲领，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大的、小的)已经无一例外地加入到他的阵营中。

2.他从居住在西康、云南、青海、贵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中，为自己的部队招募新的力量，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契约，而这些部落的人数在全中国也只有3000万人。

问题在于，这些部族是最落后和最黑暗的。在他们那里占优势的是畜牧业，而不是农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正如蒋介石所认为的那样，对他们不会产生影响。说到最使这些部落感到不安的民族问题，蒋介石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的契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蒋打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这些部落的一位代表陈季楚(Чень Ди-чжу)专门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而蒋介石则打算利用这些部落“镇压共产主义的暴乱”。南京政府于1月18日下达命令：批准这些部落“加入镇压共匪行动的委员会中”。

3.国民党委员会在所有的城市里，开展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其目的是“鼓舞人民的精神”和“使人民参加到镇压共匪的运动中”。

根据以下事实，就能够评定这个运动的结果：1月19日，也就是1万多名学生举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示威游行活动的第二天，国民党在上海进行了“鼓舞人民精神”的游行活动。正如国民党电讯社“中央新闻社”所报道的那样，所有民主人士乘坐三辆大卡车，沿着全城散发国民党的传单。

结论

1.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中国的形势产生了影响，它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并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行动。

2.在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它为自己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勇敢和坚决地开展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向。结果，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7月开始的军事进攻行动，首先扩大了规模，其次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实现独立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转入实现新的土地纲领——虽然土地革命开始于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土地会议)，也就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的几天里，但是，按其实质来说，这种转折仍然与会议提出的任务密切相关，况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公布新的土地纲领的(10月10日)。

3.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所谓的“第三势力”停止了自己的存在，在反动派的压力下，它被迫转向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大大增强了。

4.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因为他们给蒋介石提供的“一般性的”财政和其他物资“援助”，已经不可能挽救他了，而英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编制与李济深及其集团有关的某种暂不明朗的计划。根据所有这些情况可以清楚，他们已经考虑到蒋介石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了。

5.蒋介石指望那些地主和富农分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土地纲领之后加入了蒋的阵营里，并试图把中农中的上层分子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中。但是，这也并不能补充蒋介石政府的力量，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农村里占极少数，不可能用他们组成一支军队。同样，蒋介石还指望利用土著民族，作为反对共产党人战争的炮灰，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6.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的宣传情况，可以说，它对会议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它还利用会议的文件，更广泛地动员自己的人民，积极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

但是，宣传工作的安排，还不能满足国内革命运动高潮新阶段的任务。尤其是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一切民主刊物都被禁止了。

应该指出，(共产)党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回击。显然，这是因为党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这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说明的那样。

科甘(签名)

1948年1月23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73，л.1-37

№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1948年2月 [63] )

А.И.米高扬同志：

现就卡尔金 [64] 和先科夫两同志给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中长铁路和东北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的信，谈谈我的意见和看法。

一、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运输学院、一些运输学校和东方学院培训铁路干部的建议值得重视。不仅为中长铁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令人不满意，而且为其他部门和团体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也令人不满意。

似应：

(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学院、哈巴罗夫斯克学院以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这些被研究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

(二)扩大莫斯科市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还应恢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东方学研究所(1932—1933年关闭)，该所最近几年是以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的形式存在的。

我们认为，苏联远东地区的青年比苏联中部地区的青年更乐意进东方学高等院校，况且远东的地理位置本身也有利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学生研究远东各邻国。

(三)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作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

二、在东北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

由于通货膨胀、国产商品匮乏和进口商品很少，我们在东北的工作人员物质生活很困难。似应：

(一)为在东北的苏联工作人员制订硬通货工资(美元)(此条同样适用于在朝鲜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并按美元汇率用当地货币支付工资。

(二)按工作人员在苏联的原职务，向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支付全额的苏联工资。

(三)为在远东国家工作的人员规定按百分比增加的工龄津贴，每满一年增加20％—25％。

(四)不仅发放东方语津贴(20％)，还应发放所在国知识津贴(通过专门的所在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知识大纲考试)。

(五)铁路部门或领事馆为在东北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办学校。

三、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

在卡尔金和先科夫两位同志历数的最迫切的法律问题中，没有提到以下几个基本的法律问题：1.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2.我们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

由于中长铁路理事会和中长铁路管理局的官方(国民党)代表逃离东北，铁路局只剩苏联一方。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回国，致使苏方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现在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管理(东北铁路局)。

我们不参与铁路管理的后果是，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资产”(1945年8月14日条约语)，更不用说我们从铁路运营中(边境站至哈尔滨段和哈尔滨至满洲里段自1947年3月1日起正常运营)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我们认为，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会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尽快解决我们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较为妥当，况且中长铁路全线现在已经解放。

四、中长铁路的出赁地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恢复俄罗斯林业主沃龙佐夫一家和斯基捷尔斯基一家租赁的林场和煤矿中原属中长铁路的股份权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

若以中长铁路的名义提出该问题为时过早，那么，应由某个苏联单位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罗斯林业主的权利。

五、大连港的地位问题

苏中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连港协定明确规定了该港口的地位。由于不明确其在中长铁路中的地位，发生了某些违背该协定的情况(港口管理者未经中长铁路领导的任命等)。

六、“其他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在信的“其他问题”一节中指出，对我们从东北获得的档案和经济资料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工作。

对此还可补充说，我们还没有从事东北问题的专门科研机构。

应在大连港和哈尔滨建立由15—20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经济处，责成他们搜集和汇总经济资料，并将资料分类，以“东北工作参考通报”的形式出版。

七、对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还认为，关于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设置领导中长铁路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最好是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成立领导东方所有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东方局，在东方局下设铁路处。

М.斯拉德科夫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42а，п.301，д.1，л.3-6

№16326 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1948年2月18日)

机密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

戈列夫同志：

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汇7000美元去巴黎给中国驻国际工会联盟代表刘宁一。汇款可以转入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

请通知苏联国家银行能否接受该交托事宜。

苏联外交副部长

В.佐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1

№163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1948年3月30日)

绝密

致斯大林同志：

我现将我们在中国特区的工作人员捷列宾同志转交的毛泽东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报告如下：

中国的局势

一、近几个月来，我们处在新的条件下，集中精力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性质的任务，审查党的队伍，反对我们党内的右倾，特别是党内的“左”倾。

众所周知，在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发生右倾，在和国民党决裂时期发生“左”倾，这些都使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变得复杂了。“左”倾目前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中农、富农和地主的问题上，在那些再次被解放的地区，对孤立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工会运动中片面突出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拒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及进步绅士的合作。在工作中草率行事，并企图超越阶段。去年，在所有的解放区均以某种形式发生过“左”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带有危险性和冒险性。但是纠正这些错误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严重困难，近几个月，这些错误已基本消除。

右倾主要表现在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害怕美国方面会一直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害怕战争拖延下去，对国际民主力量估计不足，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这些人没有发现我们党的内部已经出现了混乱，也没有看见他们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但是这个倾向不是主要的。对于走上这条路的党员，比较容易使他们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

近几个月来，我们在发动的几个战役，在自己部队的新式练兵，在扩大新解放区，在土改，在审查和清理我们党的队伍，以及在争取小党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些问题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大部分都已消除了。

这一切让我们有可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对国民党和美国还寄予一定的希望，不相信我们党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战胜一切国内外的敌人，认为要走某种第三条道路才能解决国内这场危机。正是这样，使他们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当国民党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全都陷入了困境，并处于依附地位，结果就失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这迫使他们于1948年1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反对美国，声明与中国共产党联盟，对苏联友好。上述党派代表现在聚集在香港。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团结的政策，同时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

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这些党派的主要缺点是他们完全不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也很少去做大学生的工作，脱离群众，结果这些党派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他们习惯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到我们解放区去的愿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所代表的一个社会阶层(自由资产阶级)对我们说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一阶层从自己的视野中放过。我们应该把它吸引到我们一方来。我们认为，以后当我们有了巨大的成绩，占领了诸如沈阳、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城市，当我们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变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将邀请他们来参加中央政府。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可能会表示出到解放区来并与我们合作的愿望。

三、今年我们不打算成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问题尚未成熟。在今年行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还将当选为总统，而当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时，他的威信就会动摇得更厉害。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领土，将要夺取1—2个最大的城市，当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和安徽各个地区连成一片的时候，那就到了迫切要成立中央政府的时候了。

显然，这大约是1949年要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正在把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渤海(山东)地区联合起来，使它们处于一个党的机构(中央华北局)、一个政府和一个军事指挥部的领导之下。这一广阔领土包括了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和以西、平绥铁路以南和山东渤海各地区，居民人数近5000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进行了联合，在最近期间里将最终完成。石家庄市将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这一切都让我们有可能把一系列领导干部投入到新解放区去。

四、我们的南线军队。

山东纵队——9个旅，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谭震林。

苏北兵团——7个旅，司令员韦国清 [65] ，副司令员陈丕显 [66] 。

在黄淮地区的部队——21个旅，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

在豫鄂陕地区的部队——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谢富治。

在江淮和汉水地区的部队——19个旅，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邓小平。

西北野战军——12个旅，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贺龙。

在晋南和豫北的部队——12个旅，司令员徐向前。

1947年12月，我们在20个月的战斗行动以来初次得以让部队休整，除了刘伯承的部队由于白崇禧指挥下的国民党军强大的兵团对大别山进攻还留守在阵地上。直到2月底，刘伯承的部分军队才撤到淮河以北地区进行休整。这段时间用来开展党政工作和进行部队的战斗准备。向部队解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国民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和苦难，开展对军队的社会成分和部队战斗力的审查，对士兵和军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对部分地主、富农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再教育或清除出军队。我们提高了部队工作的民主作风，提高了作战的战略、战术水平，围绕我们在土改、工业、贸易和对知识分子关系方面的政治措施，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这一切使得我们能把我们军队的革命积极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去。

目前，除了刘伯承那几支在2月底、3月初撤出休整的部队之外，所有部队都已开始新一轮的战役了，在2个星期的战斗里已经粉碎了9个国民党旅。

东北野战军——46个旅，司令员林彪。

晋察冀部队——18个旅，司令员聂荣臻。

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李井泉。 [67]

冬季期间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打过仗，而其余的进行了休整。

东北部队在3个月期间顺利地打了几仗，粉碎了8个国民党旅，而在敌人的一个师里，由于开展工作的结果发动了起义。这几仗，占领了以下几个城市：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四平街，并收复了吉林。整支部队在稍事休整后将对长春或北平、沈阳铁路沿线另外一些战略重点发动进攻，然后紧接着进攻沈阳。现在我们让敌人有可能重新占领我们早先已夺取的平沈铁路山海关—辽阳 [68] 段沿线的几个据点，以便今后更利于把敌人歼灭。

晋察冀部队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开始了在平绥铁路地区的战役。

晋绥部队组成人数不多，它的活动仅限于牵制阎锡山的部队。

目前我们的军队有50个纵队或256个旅，总数为1322353人(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整编师，而一个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整编旅)。每1个旅由3个团组成，平均约为8000人。

此外，还有民兵、警卫部队、后方军队机关和军事学校等，总数为1168968人(他们中战斗编制为80万人)。

我们军队总共有2491321人。1946年7月前我们只有28个纵队或118个旅的正规军，总数为71.2万人和66.5万人的非正规军，总共为127.8万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军队扩大了，旅的数量扩增不是很多，而旅的人员构成大大增加了(从5000到8000人)。

国民党的正规军：

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7月，即从发动内战起，到去年夏季，只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现在国民党有104个师或279个旅。

国民党军队的配置：

在北线。

在第一线占去了29个师或93个旅，他们中在东北13个师或45个旅，司令卫立煌，大本营在沈阳；在北方11个师或33个旅，司令傅作义，大本营在北平；在山西5个师或15个旅，司令阎锡山，大本营在太原。

在南线。

在第一线总共66个师或158个旅。他们中有：顾祝同兵团38个师或86个旅，大本营在郑州；白崇禧兵团14个师或33个旅，大本营在九江 [69] ；胡宗南兵团14个师或39个旅，大本营在西安。

在北方和南方战线的第一线国民党总共有106万人。

国民党在第二战线有9个师或28个旅。他们中有：在西北(兰州以西)有4个师或8个旅；在西南(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有4个师或10个旅；在东南(长江以南各省)有8个旅；在台湾岛有1个师(2个旅)。国民党第二线总共有19.6万人。

国民党旅和师的扩增是靠改编自己的地方傀儡部队为正规的师和旅。这些改编而来的师和旅分配在以下各兵团：

卫立煌兵团扩增了3个师(14个旅)，傅作义的部队扩增了2个师(6个旅)。

顾祝同兵团扩增6个师(9个旅)，胡宗南部队扩增2个旅。这就是国民党现在不是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是104个师或279个旅的原因。

至1948年3月15日前的最近数月的战斗中，我们消灭了6个师或29个旅，他们恢复不起来了，国民党也未必能给他们补充人员和武器。

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拥有98个师或250个旅。和去年夏季比较，国民党军队实际扩增了5个师和2个旅。

从国民党现有的250个旅来看，仅有118个旅没有受到过我们军队的重创。余下的132个旅不断遭受过毁灭性打击，他们现在的战斗力也是很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总数是大大缩减了。如果1946年7月前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30.5万的话(正规部队200万人，后方部队73.8万人，特种部队36.7万人，海军和空军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101万人)，那到1948年2月就变为365万人(正规部队181万人，后方部队56万人，特种部队28万人，海空军部队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为81万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减少了66.5万人。

国民党军队在19个月里(自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损失了197.7万人(2月和3月份上半个月的资料没有计算在内，但损失约合18万人)。这意味着，在同我们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不仅丧失了在战时动员起来的全部兵力(100多万新兵)，而且还丧失了相当多的原有兵力。而国民党正在采取一些与我们相反的措施，即他们不是为一些旅补充兵员，而是增加旅的数量。1946年国民党每个旅平均有8000人，而现在每个旅平均人数不超过6000人。其结果是，随着我军解放的地区的领土扩大，为国民党军提供有生力量和粮食供给的基地将会不断缩小。

我们估计，再打一年仗，即到明年春天，蒋介石和中共的军队在数量方面将接近相等。

五、我们的任务和措施。

增长自己的力量，做到不依赖外援(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不需要外援)。要坚定不移、充满信心地去打仗，不追求战线上的快速成功，力求每个月平均消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旅，或一年达到100个旅(实际上，去年秋天我们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今后我们可能将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在5年里，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里(从1946年7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敌人很消极，几乎在中国的所有战线上都受我们的打击。只是在大别山区那里，敌人集中了14个机动旅，淮河以北集中了12个机动旅，在这些地区，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们在那一带能发动进攻性的战役。这是因为我们从部署在淮河以北的我军编制里抽调了9个旅投入到其他战线去了。

在东北、西北、苏北和平汉线以西，从郑州到武汉的广阔地区，以及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都形成了有利于我们的局面。

为了尽快改变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和在南方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打算今夏实施早先制订好的对南方的秋季攻势计划。为此要从陈毅在陇海线上的主力编制里抽调9个旅，近9万人的部队。我们计划在5—6月强渡长江，展开在浙江、福建和江西各省的战役。此外，从大别山和汉水地区抽调2个旅，1.5万人的部队，在5—6月里必须开进湖南省。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实现我们设计的方案，并且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将能够强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会将15个旅向南移至长江以南的地区。这将会使他们失去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两个地区的主动权。

毛泽东

1948年3月15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

АПРФ，ф.45，оп.1，п.330，л.18-28

№09898 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1948年4月2日)

Я.А.马立克同志：

现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和关于中国国内局势的简报呈上。

正文共5页。

Н.罗申

1948年4月2日

关于中国国内局势问题的简报

一、军事方面

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和直接参与下，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大约两年前发动了内战，内战已经蔓延到全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向战场投入了500万兵力反对民主力量。

在15个月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直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全部武器装备。在今后的作战中，主动权将继续属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只能进行防御战术目的非常有限的个别战役。

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预见到将要撤离首都，他与美帝国主义者一起正在华南建立根据地。最忠于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宋子文已被派往华南执行这一任务。

二、内政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务是：顽强奋战，消灭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乐观的估计，在时间上，战争还要打一年半至两年。

蒋介石军队在内战战场上的失败，对军事胜利的无望，以及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使国民党和政府阵营内部产生了种种矛盾和摩擦。发展到今天，他们的机构内部已经有了敌对情绪、内讧，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无法统一。

席卷国民党统治区所有经济部门的严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不可遏制地加剧，高达2.25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消耗，以及庞大的内战开支，使得国民党反动政权更加不稳定。

因大量工厂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阶级、中下层国家机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极其艰难，军队中的条件十分艰苦，广大民众各阶层对现政权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民主力量在不断增长。为了对付民主力量，蒋介石加强了特务机构、反间谍组织、宪兵和地方保安部队。但是，尽管如此，华中地区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力量和在南洋诸国处于合法状态的民主力量，成功地进行着巩固和扩大自己组织的工作。

三、外交方面

国民党反动政权通过其宣传网，竭力将它对付民主力量的不力和失败归罪于苏联。因此，这一政府在外交上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和直接亲美的方针。

美帝国主义见蒋介石面临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的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

1948年4月__日

附件：

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

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会见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在谈到苏中关系时仅限于指出，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希望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已故的列宁和孙逸仙都说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同志在和中国人士谈话时也多次指出这一点。根据1945年的条约，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

二、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不稳固及各种弊端，必须注意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在其政策中玩弄种种手腕。据此，要求你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军事和经济潜力状况、财政状况以及这些方面的种种变化。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报告和通报及时向外交部通报情况，是大使最为重要的任务。

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内的不同意见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弄清各派系的动向及其政治目的。

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中关系，重点是美国人在以下方面采取的措施：1.和蒋介石携手对付民主力量，通过种种渠道和隐蔽途径援助蒋介石政权；2.美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奴役；3.准备把中国变成反苏军事基地；4.为巩固蒋介石政府准备力量，做个别政治人物和团体的工作；5.美国和国民党的组织联手限制我们在华的权益、搞反苏运动和采取反苏措施。

五、关注英美在华的关系，英美在远东问题、东南亚问题上的合作和矛盾。关注英帝国主义保护和维持自己在中国、远东和东南亚利益的努力。

六、认真观察民主、进步团体及其领导人奉行的政策、表现和采取的措施，摸清他们中思想进步而且能够大力促进中国民主运动加强的人士。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七、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签订对日合约方面的立场以及在确定这一立场时美国人所起的作用。在与中国各种人士的谈话中，历数日本侵略的事实和日本按美国的计划在军事上东山再起对中国的害处，强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八、认真研究提出废除1945年苏中条约、将大连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问题的具体人士、团体和组织。若个别政府人士提出这一问题，大使应根据1945年条约、旅顺口协定和大连协定，坚决提出抗议，揭露这些人奉行的政策。

九、力争通过各种政府机构甚至通过间接途径，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政府偿还供货债务的问题。与此同时，寻求与中国政府公司和私人公司发展贸易的途径。

十、关于新疆问题，争取让中国政府履行1946年6月6日与新疆伊宁人签订的协定。

十一、依据1924年的条约，坚决保持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的资产以及维护在华俄罗斯公民的利益和资产。

十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国际书店和苏联电影出口公司等组织，积极在中国宣传苏联的生活和政策。

十三、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分化白俄联合会，其目的是使有可能参加苏联侨民协会的那部分侨民脱离白俄联合会。

十四、巩固和团结苏联侨民协会，注意加强在苏联公民中的政治教育工作。采取措施防止苏联犹太公民脱离苏联侨民协会，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十五、根据中央的指示，利用进步民主报刊揭露美国人和蒋介石政府中形形色色的反苏人士和团体在中国搞的敌视苏联的活动。

十六、密切注视中国的战事进程，研究国民党统帅部的计划和措施。

十七、就上述所有问题并根据外交部的任务，系统并及时地向苏联外交部通报情况。

АВПРФ，ф.018，оп.10，п.24，д.21，л.9-14

№16646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1948年4月2日)

译自英文，打字文本

根据1948年3月1日美国新闻处公报，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的援助和贷款有：

1.借贷(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7年6月30日)，777638292美元。

2.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国提供)，465800000美元。

3.美国对外援助，向中国提供款额，45700000美元。

4.联合国救济儿童国际基金(美国提供)，2065000美元。

5.进出口银行贷款，82800000美元。

6.根据中美合作机构协定转交的装备弹药，17660929美元。

7.美国在中国西部的军事剩余物资，20000000美元。

8.美国在上海和青岛的造船设备转交给中国，4000000美元。

9.美国在战争期间建造的商船等剩余物资，16600600美元。

10.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结束后的开支，4700000美元。

11.美国撤退时留在华北的船只和弹药(1947年4—9月)，84000000美元。(注A)

12.亚洲的17个太平洋岛屿上的军用剩余物资，824000000美元。(注B)

13.国会交付的271艘船舶，800000000美元。(注C)

14.1.3亿套轻武器用的弹药，6566589美元。(注D)

15.太平洋群岛上标有“卖”给中国的物资，48000000美元。(注E)

16.标有“卖”字样的150架运输机，41400000美元。(注F)

17.国会贷款，1947年9月19日，18000000美元。(注G)

18.1948年的援华决定，400000000美元。(注H)

总共，3658836810美元。

社会舆论认为，上述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数字被故意夸大了。例如，商船的价格(见第9项)达2200万美元，根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计算，美国政府的统计夸大了550万美元。太平洋群岛和亚洲的军用剩余物资的价格(第12项)美国政府算成8.24亿美元。但1945年9月27日的《纽约时报》公布的公告说，在第12项范围内军用剩余物资，即在缅甸—印度区域内交给中国的剩余物资数目为5亿美元。

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太平洋群岛与地区的剩余物资是8.65亿美元，总共加起来是13.65亿美元，美国政府提供的数字可能大了5.41亿美元。根据这个统计数字，上述范围内的总数应为4205336810美元。

此外，在美国新闻处的上述公告中提到的两项的价格漏了。这两项是：

19.在马利亚纳群岛上的弹药剩余物资，根据1947年1月7日签署的协定，以百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了中国。

20.太平洋群岛上的军用剩余物资，根据上述1948年1月31日签署的协定的补充协定第15条，卖给了中国空军。

此外，至少还有4项，美国公开承认是给蒋介石的援助，但在美国提出的军事拨款中仍要支付。其中两项是这样计算的：

21.美国向中国提供港口设置的海军贷款，1500万美元。(注D [70] )

22.美国在华军事力量的支出——1947年内的调停、培训和警卫任务等，1.1亿美元(注Y [71] )。

其他两项的价格未计，这两项是：

23.国民党第九军调往华北和东北的运输费用。(注K)

24.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在中国的费用。

这样，除了那些保密项目外，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大大超过了43亿美元。

注：

A.统计的价格已在1947年5月8日国会的专门公告中公布。

B.以1.75亿美元的低价卖给蒋介石。两个数字都公布在国会新闻处的公告中。

C. 1947年2月5日，美联社援引的国会提供的数字。

D.以656589美元或者总值的10％卖给蒋介石。这两个数字都出现在国会新闻处的公报里。

E.以600万美元卖给蒋介石，根据国会新闻处的公报，占总值的12.5％。

F.以每架飞机5000美元的价格卖给蒋介石，但国会新闻处指出，每架飞机的价格为27.6万美元。

G.应马歇尔的请求，1947年12月19日由国会提供。

H.据1947年7月3日中美双边协议，蒋介石用1.25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军事剩余物资，用2.75亿美元进口商品。1948年10月12日国会的声明说，军事剩余物资——飞机以10％或更低的价格卖给南京政府。这一协议使南京政府至少获得125万美元的军用剩余物资。

I.国会于1947年11月15日公布。

J.由出版的《锻造新中国》做出的统计，由外蒙古协会发表。

K.统计数字发表在1948年4月2日的上海《大公报》上。

翻译：沃洛霍夫、彼得罗夫、苏什科。

АВПРФ，ф.434，оп.3，д.45，п.21，л.19-23

№16339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1948年4月3日)

机密

对1948年3月31日第306/1ДВ号函的回复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А.马立克同志：

我们已向内务部外贝加尔区边防军首长发出指示，允许中国工会代表团的一批印刷品和其他物资从哈尔滨越过苏联国境运送到巴黎去。

为了保证这批物质在代表团离开苏联出境时能获得放行，请通知我们，代表团大致打算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出境。

斯达汉诺夫中将 [72] (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3，л.6

№16342 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4月12日)

机密

第343/ДВ号

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А.В.赫鲁廖夫同志苏联财政部副部长А.А.波斯科诺夫同志：

今年4月1日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给你们电报 [73] 通知说，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给驻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 [74] 的苏军司令部写信，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问题。

请将你们在执行苏联部长会议今年2月25日的决议时采取哪些措施以及对韩光提出进行货币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告知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А.马立克

1948年4月1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18

№16344 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1948年4月17日)

机密

对1948年4月12日第343/1ДВ号信函的答复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Я.А.马立克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2月25日第375/144С号决议要求苏军司令部(比留佐夫同志)在2月下旬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商议出一套关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纸币的样本和制造纸币的订单等提案。责成苏联财政部在1948年7月1日之前，按苏军司令部和关东地区管理局共同取得的样本和尺寸制造新的纸币。

在两次电报提醒要从速寄出上述的提案、样本和订单后，比留佐夫同志在1948年4月2日发出3624号电报，通报了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信中关于纸币兑换的条件。

1948年4月8日А.Н.柯西金同志发75号电报给比留佐夫同志，要求他立即将纸币兑换条件的提案、新的纸币样本及其订单寄出，同时还派遣区自治管理局代表来确认纸币样本的印刷方案，并签订订单。

关于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的提案将在收到比留佐夫同志寄出的提案后再作定论。

苏联财政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И.Д.兹洛宾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19

№090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1948年4月20日)

绝密

致捷列宾转交毛泽东：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寄来的两封信。我们没有立刻对这两封信做出反应，因为我们需核查对于我们的答复所必要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1948年3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斯大林

1948年4月20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8-29

№16345 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1948年4月22日)

来自捷列宾同志：

我报告：

4月22日傍晚，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并告知：5月初毛泽东要到莫斯科去，出于保密，将不到朱德和刘少奇那里去。他将借口生病和休养在这里休息。

与毛泽东一起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师哲。开始先乘车走，在敌占区10—15天内骑马，再乘车。

大概不到东北首府去，而是停在附近一个居民点，在那里召集一些负责人开会。他们问我：对此行程，我有什么指示，我去不去。他们请求以我的名义向您询问这件事。

我问，毛泽东是什么意见。回答说，他没有讲过什么。周恩来和任弼时认为不必去，要保证与您的联系。他们补充说，梅利尼科夫在这里当医生，我们需要医生，何况从保密角度看，这样更方便些。

把已经运抵目的地的无线电台立即运往这里。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近日要到刘少奇那里去。请您迅速做出指示，因为他们预计5月4—5日动身。

捷列宾

1948年4月22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27

№1372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6日)

斯大林同志：

1.我已收到您4月20日的来信，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2.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迁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并已经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在一起。

3.我们行经陕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在那里，我们与来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局的同志以及群众进行了会谈。一路上我们看到，整党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重建工作以及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工作，还有支援前线、救助难民的工作，无党派进步人士的工作，等等，都在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日本投降后的两年中在地方出现的“左”的倾向，已经得到了彻底纠正，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工作风貌。

4.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我计划在月初离开河北的阜平县(石家庄以北100公里)，在军队的掩护下穿过北平—张家口的铁路(在这条铁路沿线，国民党已经集中了10万军队)。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您那里。

陪同我前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他曾多次去过苏联，对俄国比较了解。到哈尔滨后，我将再带上一位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他现在正在主管东北的工业和劳工运动，1936年他去过苏联。

除他们之外，我还要带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

我为这次访问苏联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是因为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

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访问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其他工作。

我们计划访问1—3个月。如果您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就照此行事。当然，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来。

5.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住在这里的两名俄国医生(其中一人会说汉语)陪我一同前往苏联，然后再随我回来。捷列宾的电台和我们同行。(“以便在途中及时联系”，这是他说的而不是写的。——捷列宾)到达哈尔滨后，我们将把电台留在那里。

以上可否，请给我指示。

毛泽东

1948年4月26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0 31

№163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1948年4月29日)

毛泽东同志：

您4月26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两位俄国医生应该与您一起来。我们同意留一部无线电台在哈尔滨。有关其他问题我们面谈。

斯大林

1948年4月29日

АПРФ，ф.38，оп.1，д.31，л.32

№163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1948年5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仪的军队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您打算上我们这儿来访问必然经过的一些地区的那个方向。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

根据这一点，您是否应该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是否认为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等待您的回复。

菲利波夫

1948年5月10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3

№16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1948年5月10日)

1.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立场应该是稳重的，而且与中国政府及其机构的关系是严格限定在政府方面的。大使、大使馆工作人员与中国政府及外交部的代表们的交往不应该越出官方的范畴。

2.为了使有关维护苏联利益的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大使应与政府集团中的进步活动家保持关系，这不排除有可能通过他们对与他们有来往的政府官员中的领导人物施加影响。

3.遇到一些对中国政府有反对派情绪的活动家找大使求助，而一些政府方面的人士，要苏联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保持中立等问题，也来找大使。这时大使限定只能这样回答——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根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来确定的。

4.大使应该坚定地捍卫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面保持警惕性。

(1)在政治方面：

个别人对苏联的敌对行为和攻击要及时给予反击，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引起政府活动家对此类情况的关注，或协同苏联外交部在刊物上发表声明。

(2)在经济方面：

通过政府机构，包括在某些场合亲自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按1945年与苏联签订的商务协定负起责任。

协助苏联商务代表处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1924年的合同捍卫俄罗斯宗教使团在中国的资产，同时要维护居住在中国的苏联公民法律权益和私人资产。

5.在对日合约的问题上，大使应当在与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会谈中都要反复强调，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站在同一立场是十分必要的。

6.考虑到一些民主的和进步的组织目前处于不合法地位，在与这些民主和进步人士会见时，要非常谨慎小心。在与这些人士会谈中，要以谨慎的形式来表露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在中国南方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在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

7.要注意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要注意按以下几个问题把资料和事实揭露出来：

(1)在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斗争中美国人帮助蒋介石，并参与其中。

(2)美国资本往中国渗透的形式和数额。

(3)在中国的反苏军事基地。

(4)以损害苏联在中国和在远东利益为目的，与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组织合作(合作的实质、形式和方法)，同时还组织敌视苏联的组织活动，及其他措施。

同时，大使还应关注美国的政策和中、美、英之间存在的矛盾。

9. [75] 更广泛地运用中苏文化协会、中俄文报刊、杂志、国际书店代表处、“全苏影片出口联合公司”及其他组织，以便对苏联的生活和政策在中国适当地进行报道。

10.停办白俄在上海和天津的报社。

11.认真和系统地研究中国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中国的军事、经济情况和这些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这些问题要及时向苏联外交部报告。

12.不要回避与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们交往，要与他们保持政府方面的有礼貌的关系。有关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我们不与他们争论，不必对他们开诚布公。在所有场合都声称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АПРФ，ф.3，оп.65，д.1，л.362

№163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1948年5月10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激您。

鉴于目前形势，把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日程往后挪一小段时间是合适的。

为了我上你们那里去的旅程，请你们派飞机或轮船到山东半岛来。但是，最近几天我身体不好(头晕，脑袋很不舒服)，不能经受飞机里发动机的震动声，需要作短时期的休整，然后才能坐飞机飞过来。飞机场和港口的地点待我问清楚后再告诉您。

毛泽东

1948年5月10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4

№16361 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1948年5月27日)

机密

今年5月27日，在印度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印度大使帕尼卡尔就以下内容进行了谈话。

在会谈中，帕尼卡尔大使感谢我们新闻社给他寄来英文版的新闻简报。据他说，他一直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份报纸。利用这个机会，我问大使，苏、美两国的国务活动家就苏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对此有什么看法。大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声称，他一开始就不太相信美国对这个问题会始终不渝。美国目前感到失魂落魄地恐怖，可能，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到苏联的真正强大，还不如说是感到来自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威胁。帕尼卡尔接着说，尽管害怕别的思想的人的行动有多可笑，尽管由于别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原则而产生恐怖是多么愚蠢，但对于现代的美国掌权集团来说，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问，他对中国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有什么印象。帕尼卡尔说，根据他个人的观察，听到美苏谈判这一消息时，中国政府和国民党的活动家们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绝望和不知所措的感觉。帕尼卡尔强调说，以他的观点看，美苏调整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国民党希望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以便取得美国人帮助的计划落空了。国民党要继续进行反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人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中国报纸上说，中国对调整美苏关系很感兴趣，并准备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等各种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口是心非。在这些虚情假意后面隐藏着他们暗中的打算和计划。

随后，我们又谈到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帕尼卡尔问我，对李宗仁集团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说，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在中外报刊上发表的政治纲领具有民主性质。尽管如此，对这帮人很难评论，至今谁都没有掌握有关李宗仁及其组织的实际力量及其能力的可靠信息。

接着我问帕尼卡尔，他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有什么评价，帕尼卡尔回答我的问题说，他可以和我一起交换自己在这方面的观感。不久之前，他和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教授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刊物上发表了民主纲领宣言的教授们，座谈了一次。与这些教授的座谈中，帕尼卡尔接着说，他得以搞清楚：这个思想本身，将这个思想付诸行动，组织他们在刊物上发表宣言，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干的。尽管蒋介石的内政方针是指靠美国的，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往密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司徒大使对蒋介石的影响还未能达到美国人想要的程度。就是说，蒋介石还没有全面地、无保留地执行美国在中国的方针。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迫使美国人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和人士来协助，包括李宗仁借美国的积极支持当选为中国的副总统——这已不是秘密，美国在中国的代表还对自由知识分子中的民主运动表示了同样的支持。并非只有这些南京的教授们发表宣言，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同样也大规模地采取了这一行动。另一方面，帕尼卡尔补充道，美国人努力把中国极端主义分子的首领陈立夫赶到美国去，趁他不在的时候，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执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针。

这时谈话被打断。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25-27

№16365 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1948年6月4日)

机密

6月4日我拜访了司徒雷登。在礼节性寒暄之后，我们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我表示对司徒雷登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回答说，最近几个月来总的局势，特别是军事形势，明显地恶化了，并在继续恶化，而且不可能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会改变。关于改组政府，司徒雷登声称，在新政府里很少有新人，所做的更改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新总理翁文灏，毫无疑问，是一个诚实、有才华的活动家，是个绝对聪明和出色的学者。他担当起自己这样一个艰巨的职务是因为早就对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可能期待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会创造奇迹，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扮演一个命令执行着的角色。在中国，实际上还是保持着那个决定一切政策的人的个人专政。

当我说，我对那个新的行政院副院长不熟悉时，司徒雷登说，顾孟余是个优秀的活动家、有名的学者，战前他曾在许多部任过职。后来，因与国民党领导人有摩擦而离开政坛。因此，司徒雷登说，很高兴又看到这个人在政府里工作。我说，看来，现在他们把副总统李宗仁搁在了次要地位。

对这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对李宗仁当选不满意是人所共知的。按司徒雷登的看法，这正好说明了李宗仁在那时是很有力量和积极的人物，而蒋介石身边需要的是消极被动且听话的人。众所周知，没有给副总统委派任何职权。因此，他只能等待时机，看什么时候这总统的位置能空出来。

如果蒋介石有点瞧不起李宗仁和其他人，那他这样做，按司徒雷登的看法，不是出于亚洲人所固有的那种对有潜力的人的敌视，而是依据对自己坚定的信念——只有他(蒋介石)一个人才能负担起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而且他的责任就是消除那些可能妨碍他的使命取得成功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消除那些违背他的意志的人。司徒雷登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问题就是他一个人自己的问题。按司徒雷登说法，蒋介石往往对现实失去感觉，而开始相信他自己的一套计划，以为真的能在4个月内取得胜利，而不了解在国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的必要性。司徒雷登已多次对蒋介石说过，不管美国给中国政府多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不可能使他打垮共产党，因为要取得胜利，政府必须进行深刻的、能使整个生活全面更新的改革。蒋介石总是同意司徒雷登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什么新的改革措施都没有。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是否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知道事实，至少表面上知道事实真相，但不知道引起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因为其下属把不可能隐瞒的事告诉了他，但避而不谈事情的真正起因。这样一来，蒋介石周围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大祸害。

后来，我问司徒雷登，他到台湾和南方之行后印象如何。提到这些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之后，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虽然做了很多努力，目前成绩还不太大，因为到处都能感觉到工作组织得不好。宋子文在中国南部做了很多事，宋子文在自己的工作中特别依靠广东人，而不是中央派去的人。司徒雷登回答我另一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自然灾害的话，南方的收成一定会很好。

会谈快结束时，我对司徒雷登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说，依他个人的见解，过分的担心和猜疑是主要的祸害。这妨碍了克服出现的各种困难，他(司徒雷登)知道，美国人民不想打仗，看来，苏联也同样不想打仗。因此，必须要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我指出了美国报刊和个别新战争贩子的挑衅性宣传，我说，在我们国家里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苏联人民所想的和所做的都是为和平而努力，以完成战后建设的任务。司徒雷登说，他个人认为，相当一部分美国报刊的立场是错误的，而某些人的发言中包含有荒谬的言论，但是这些都是双边关系的总的气氛所造成的。因此，必须从已形成的僵局中找出一条路来。他指出，苏联政府为改善苏美关系和解决最重大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这时我问司徒雷登，依他所见，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苏美关系。司徒雷登回答说，看来，В.М.莫洛托夫或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应该向马歇尔提出个人的真诚建议，讨论改善相互关系的途径。司徒雷登解释自己的观点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而杜鲁门完全信赖马歇尔。他(司徒雷登)完全相信，马歇尔是千方百计想和苏联达成协议的，如果他认为有这种可能的话。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К.А.克鲁季科夫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分送3份：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39-42

№16370 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6月21日)

机密

1948年6月21日

第一远东司

第689/1ДВ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А.Н.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拨给他们16万苏联卢布，以便东北的青年工人代表团能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中国人想在奥特波尔车站拿到这笔钱。

苏联外交部请求对外贸易部能允许把上述这笔款子划入苏联与东北之间易货贸易费用支出账上。

苏联对外贸易部对这样的结算方式没有异议。

请审核提供建议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方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

文件共3份，送：给应给的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问题已与米古诺夫(苏联外贸部)和契楚林(国家银行)达成协议。

Г.通金

附件一：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年6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对外贸易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订立的合同，将16万苏联卢布划入供货账上，发给东北要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青年代表团。

附件二：

第一远东司

1948年6月26日

第706/1ДВ号

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

斯达汉诺夫中将：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能让东北青年代表团不受阻拦地越过苏联国境，随团带的有官方文件、中国领导人的肖像、奖章、摄影展览、中国地图、书籍、600面小旗、标题为《解放区农民的生活》的黏土模型，还有几盒药品(药箱)。东北青年代表团在今年7月底从哈尔滨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苏联外交部支持东北民主政府的请求。请你(斯达汉诺夫中将)向边防战士发出相应的指示。

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С.戈伦斯基 [76]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3 4；д.53，л.10

№16374 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2日)

机密

В.М.莫洛托夫同志：

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第375—144с号决议，建议苏军指挥部(比留佐夫同志)在20天期限内，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协商出一份有关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兑换的具体条件、新货币的样本、新货币的制造和订货等事宜的提案。

是年6月9日，比留佐夫同志发来第548/ПЭО号电报，通过与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韩光商谈，达成协议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决定草案。

决定的草案规定：

1.以关东银行的名义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新货币。

2.把流通中的货币以1∶1的比值兑换成新货币。

3.给在本地区内长期居住的居民，各个国家和社会组织，以及在本地区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商业、工业和其他企业兑换货币。

4.停止已破损旧货币的流通，不得把旧货币兑换成新货币，销毁全部收回的货币。

比留佐夫同志同意地区管理局的方案，并支持他们关于向苏联财政部提出制造数额为100亿元的新货币的请求。在这笔款项中，通过兑换旧货币将65亿元投放流通，而35亿元留置作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准备金。

比留佐夫同志提出的一套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兑换的条件，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因为按1∶1的比值来兑换流通中的钱，不可能改善地区内货币流通的状况，实质上仅是把旧货币换成新货币的技术上的更换而已。

依据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第373—142с决定，货币改革除了采取一些一般性改善在协议区的经济情况的措施外，其目标应该是健全地区内的财经状况，稳定新货币，同时要稳定物价，进一步降低物价。我考虑到，按1948年5月收到的样版制造的新币要在10月份才能制成。我认为，建议比留佐夫同志在1个月的期限内，按以上指定目标把修订好的关东地区管理局在合同所在地区进行货币改革决定的方案呈交给政府，是比较适宜的。

在地区管理局的货币改革方案中，应该考虑到元的贬值和区的经济在支付资金上的需求，来确定新货币以什么比值来兑换目前正在流通的旧货币。

除此之外，向居民、企业和机构兑换新货币的数额，宜限定相应的数量。其中对居民应按照其所在的团体而对企业和机构应按他们开展正常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为限额。

在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应拟订一些措施来整顿一下关东地区管理局的税收体系和财政工作。

同时，我认为检查一下进行货币改革的经济基础的准备工作是适宜的。为此，委托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的期限内把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2月25日第373—142с号《关于1948年辽东半岛协议区经济问题》决定的过程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

А.柯西金

手写批注：

通金同志、А.斯米尔诺夫同志，请给予建议。

В.莫洛托夫

7月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20-21

№16375 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1948年7月3日)

机密

В.М莫洛托夫同志：

1.从实质上说，对А.柯西金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的方法和条件没有异议。

我们认为，应该给比留佐夫同志发指令，让他根据苏联财政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提出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新建议，没有必要颁布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新决定。附上给比留佐夫同志的草案。 [77]

2.整顿在协议区的货币流通与完成苏联部长会议今年2月25日第373—142с号决议中规定的经济措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鉴于此，应当在对有关推行货币改革的程序和条件的建议予以讨论之前，掌握这一决议执行情况的材料。

既然对完成上述所指决定进行监督的工作落在赫鲁廖夫肩上，А.柯西金同志建议，要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内向苏联部长会议呈送有关完成这一决定过程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个问题发布的命令草案。 [78]

А.斯米尔诺夫(签名)

Г.通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23

№16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1948年7月4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两个月好多了。我决定近期到您那儿去。

到你们那里去的路线有三条：航空、海路和陆路。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途经哈尔滨，因为我要和东北来的好些负责同志谈话。

我希望能坐飞机去，因为这样比较快捷，同时对我的健康状况比较合适，坐飞机可以使用石家庄和潍县 [79] 的两个机场。

在潍县的那个机场离大连比较近，也比较安全。这个机场在潍县的南面，在二十里堡(Эршилибу)站上，即潍县和坊子之间。

机场的资料：从北到南长2224米，从东到西宽368米，起飞跑道长2000米，宽96米。但这里，敌人的运输机每天从早到晚一昼夜从青岛、济南飞越潍县及邻近地区往返6—7次之多。

你们让飞机从大连到潍县的机场来接我们会有什么困难吗？飞机降落在机场后，要停15—20分钟，必须停留这段时间，以便我们能乘坐上去。

如果你们认为在潍县机场运送我们出去不合适，那么在石家庄的机场还要困难些，因为距离你们更远，而且国民党的运输机同样常从那里飞过。

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是否有可能派船只到山东半岛的一个港口，荣成(Жунчэн)、俚岛(Лидао)或石岛(Шидао)，把我们载到大连。

如果在海上运送我们也有困难，那只好考虑走陆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即目前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正陷在河北省和热河东部的交界处的几个战役中，而平绥路上感觉相对较空，可以在部队的掩护和陪送下穿越平绥路，穿过热河省的解放区到哈尔滨。但是那段路我们要走一个月时间，在大热天里，可能因为我的病而在路上产生麻烦。如果能用飞机把我们从潍县的机场经大连(或其他点)送到哈尔滨，那么，我们就打算本月15日左右乘汽车从石家庄附近的驻地出发，大约过1周后到达潍县，在那里逗留2—3天。我们希望，飞机能在本月25日飞到潍县来运送我们。

飞机来的具体时间(日、时)可以在我们来到万县之后，用无线电与你们一起确定。

如果你们决定走海路来接送我们，那么希望船能在这个月底到达指定的港口。我们在这个月15日左右从石家庄邻近的驻地出发。

如果航空和海路接送我们都不可能，我们还是要在本月15日左右出发到北方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到8月中旬才能到达哈尔滨。我们一行共有20人(包括密码译员、无线电机务员、秘书)，合计重量3000多公斤(包括这里所有人员)。因此，如果使用航空路线，那必须派2架客机(运输机)来。以上所列的几条路线，哪一条最适合，请你们决定，并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48年7月4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5-36

№1637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1948年7月14日)

捷列宾：

请将下列情况转告毛泽东：

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领导同志们自8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1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因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11月底。

斯大林

1948年7月14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7

№16379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1948年7月14日)

兹报告：

7月14日当地时间14时30分我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任弼时作了翻译。毛泽东微笑地听完后说道，“好，好”，然后请求把以下文字转交给您，此文是他口授，由任弼时翻译的。

“斯大林同志：

同意您在7月14日来电中讲述的意见，把到您那里的行程延期到10月底至11月初。

毛泽东

7月14日”

然后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将另文转告。

捷列宾

1948年7月14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8

№1638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1948年7月17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报告，当我把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时我个人的印象和观察。

听了任弼时翻译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问：“难道在苏联把粮食收购工作看得这么重要么？连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分赴各地去干这项工作？”我作了肯定的问答，任弼时也说是这样的。毛泽东又问：“苏联的农业收入占多大百分比？其收益比工业多，还是少？”我回答说：“确切地说，怎样一个百分比，我现在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我又补充说：“在苏联，粮食收购工作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毛泽东和任弼时都说，大概，不久大老板要去休假了。

这句话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说的，但我听懂了。这之后，毛泽东口授了这份给斯大林的回电。

据我6年多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在听任弼时翻译时的微笑和说的“好，好”，并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满意。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

依我个人看法，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拒绝给他派飞机和船只，但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大可信，特别是派飞机是莫斯科提议的。

他深信，他必须现在出访。看来，出访对他本人来说是必需的，他急切地等待着回音。

7月13日，按纯粹中国的习惯，他口授完自己的信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发出这信，是否可以等一天。毛泽东回答，他请求7月13日发出。

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动身了。

近日，我开始知道，现在他们为莫斯科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如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布阵地图、国民党军队编制的资料。据我看，还有关于自己的材料，有对国民党的侦察情报，有关它的结构的资料，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的资料。毛泽东的手提箱已收拾好了，还买了皮鞋(他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穿布鞋的)，缝制了厚呢大衣。问题不仅是出访本身，而且日程他们也已决定，剩下的就只是如何走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外表上现在很安详，有礼貌，并且很关切，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客气。他内心真正的感受难以看到。从任弼时的整个外表看，令人清楚地感觉到他没有意料到要推迟出行。

梅利尼科夫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也同样问过他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

捷列宾 　　　　　

1948年7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9-40

№16384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1948年7月28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把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一小部分谈话转告您。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想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另一些问题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毛泽东要在莫斯科谈的几个问题主要是：

1.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关于同东方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同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

3.关于对美国及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并创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包括军工、采矿业、道路交通——铁路和公路。到那里谈谈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些什么。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银元贷款。

6.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要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着重强调：“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关于会谈的其他方面，我将另文简要地向您转达。

捷列宾

1948年7月28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1

№11415 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公民：

死者身后遗留财产的继承权，世界各国都有。苏联也不例外。苏联宪法(第十条)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并且以此为根据，苏联民事法中有一个特别部分讨论了继承法问题。

1945年正式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月14日的命令，加强并扩大了继承权。

在苏联，可以依照法律和遗嘱实行继承。

依法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苏联公民死后，首先有权继承的是子女(其中包括收养的子女)、配偶、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及其无劳动能力并由死者在最后一年抚养的人员。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优先于其他所有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遗产应由前者平均分配。

第二顺序继承者是死者的有劳动能力的父母。

最后，如果在活着的继承者中没有上述两类继承者或者上述两类继承者不接受遗产，那么第三顺序继承者应是兄弟姐妹。

在苏联，依法享有继承者的人员就是这些。

不在遗产所在地的继承者可以亲自去接收遗产或通过代理人接收遗产。

依照遗嘱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任何当遗嘱没有改变继承的情况下都实行依法继承。

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或部分遗产留给拥有依法继承权的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以及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

但是，立遗嘱人不得剥夺自己未成年子女和其他无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们应得的那份遗产。

当没有依法继承人时，可向任何人就遗产问题立下遗嘱。

遗嘱应由立遗嘱人签字并报送公证机关以便做出公证。

当遗产无人继承并需要管理时，公证机关可指定负责人照管上述遗产。

在继承人不出席以及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遗产被认为无人继承并交给苏联政府支配。

苏联有关继承权的法律就简述这些。

这些法律无一例外适用于全体苏联人民，无论他们的所在地如何，也就是说，无论他们是住在苏联境内还是住在国外。

根据现有的国际协议，无继承人时，根据惯例和实践，国家一向在继承权问题上使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今年8月5日颁布了一项法律——“关于使用外国法律的条例”。完全执行这一原则。

甚至与苏联敌对的伪满洲国政府也执行这一制度。

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要实现其在境外发现的财产继承权，由直属外交部的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和相关的苏联领事馆承办。

律师协会委托当地的律师在领事馆的监督下直接办理。

领事馆采取措施，保护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为此对有关的组织或某些公民予以授权。

必要时，领事馆发给某些公民办理事务和出庭发言的全权证书。

领事馆有权接收那些通过法定程序被公认为属于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的财产，以便将其送往苏联，转交受益人。

如果法定继承人没有去接收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那么这份遗产就应转交给领事馆处理，以便在找到继承人之前照管好这份遗产。

哈尔滨特别市的法庭在审理苏联公民的继承权案件中，最近越来越不按上述规定办事，不定期地拖延审理这些案件，同时在一些实质非常明显的问题上设置令人费解的障碍。

我认为，从当地民主法院对我们的态度上看，这一切纯属误解，因此请允许我向您表明自己的愿望：

一、必须恢复早先存在的制度，在办理继承权案件中应运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二、对继承人是苏联公民而被法院拖延办理的继承案，应使用上述原则迅速解决；

三、必须允许律师，或者一般苏联公民，作为在苏联境内的继承人代表参加审理这些案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出具对律师授权的证明；

四、在继承人未去接收已故苏联公民的遗产之前，必须将这些遗产转交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照管。

向您致以热诚的敬意!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签名)

1948年7月3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1—1274页

№11429 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1948年7月30日以后)

致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朱其文：

根据我们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就保护在满洲的苏联公民继承权以及当地律师达维德·费拉基米罗维奇·戈兰斯基和亚历山大·西尔韦斯特罗维奇·涅格列维奇今后在这一工作中继续使用由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授予的全权这一问题的谈话精神，我请您，市长公民，将上述人士作为该委员会的代理人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提供有权不受阻碍地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在当地中国民主法院办理一切案件的相关文件。

我方可以证明，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很熟悉戈兰斯基和涅格列维奇，他们每个人都代表该委员会工作了13—14年。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5页

№16387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4日)

机密

В.М.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通过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请求拨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16万卢布，以后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销账。与此同时，又报告说代表团随身带有5500美元。

代表团团长蒋南翔到了莫斯科后，请求苏联国家银行把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用以支付代表团应付的款项。同时他表明，代表团所需要的兹罗提一个也没有，而代表团带的美元要用作交纳给世界青年联合会的会费。

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发来的第10225рс号命令中规定，拨给代表团16万卢布，但关于把这笔款子，或者其中一部分兑换成兹罗提，或把它汇到华沙，却只字未提。因为民主政权未提及这个问题，而我们认为可能代表团现有的5500美元是预定用作在华沙的开销费用的。

我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在哈尔滨的民主政权会用提供货物来抵偿。我认为可以接受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要求，将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可以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得到的苏联卢布来清偿这笔汇款。

请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这一草案是我与契楚林(国家银行)及米古诺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共同协商过的。

В.佐林

手写批注：

致В.佐林同志：不反对，要送到部长会议去。

В.М.莫洛托夫

1948年8月7日

已经寄给佐林同志(连附件)第4829м号。

决定：给斯克沃尔佐夫，要关注部长会议的决定。

В.佐林

8月9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年8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150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6

№16388 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1948年8月6日)

机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拨划16万卢布，此款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抵偿(今年7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代表团到莫斯科后，由于没有外币，团长请求以上述16万卢布抵偿，兑换成150万波兰兹罗提汇往华沙。

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由哈尔滨民主政府以供应货物来清偿，苏联外交部认为可以允许苏联国家银行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承办把数额150万的兹罗提汇至华沙，然后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获得的卢布来抵偿汇款。

苏联外贸部米古诺夫和苏联国家银行契楚林对此无异议。

这问题已与В.М.莫洛托夫同志商定过。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年8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150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рс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9 10

№16396 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1948年9月9日)

机密

В.А.佐林同志：

对苏联邮电部呈报的关于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书没有异议。但是条约—法律司认为协定的我方，应该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为妥。苏联与中国官方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以邮电部的名义签订不合适。

附上给И.Д.普苏尔采夫同志的信稿。 [80]

С.戈伦斯基

手写批注：

同意。

В.佐林

1948年9月10日

把信寄出。

С.А.戈伦斯基

1948年9月1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72，л.19

№08993 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1948年9月10日)

莫洛托夫同志：

遵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第5970号)，派И.В.科瓦廖夫 [81] 同志为苏联交通部的全权代表到中长铁路出差，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

该命令草案是И.В.科瓦廖夫同志起草的，已于今年5月13日送交卡冈诺维奇同志，并于当天在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命令草案已于5月15日送斯大林同志签字。

交通部领导小组组长

Х.М.科马罗夫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1

№16397 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1948年9月11日)

机密

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

对您呈报的关于在苏联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草案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外交部认为应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协议为妥。

佐林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72，л.20

№08998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1948年9月12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为证实我今年9月10日的电报(№300)，现将林彪请求我们派专家援助中国人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的来信原件和这一文件的俄文译文随信寄给您。

附上文所提文件和材料。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附件：

林彪的电报

(1948年9月10日从哈尔滨总领事馆接收)

斯大林同志：

我们高兴地告诉您，经过两年作战，在中国东北，我们已经解放了4200万人口。敌占区被迫缩小，敌人现仅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负隅顽抗，已被我军分割包围。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在解放区已经着手建设新生活：已经实行了土改，正在恢复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恢复了几座林业、纺织、造纸和食品工业工厂，恢复了许多煤矿，采金企业也开始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在恢复遭受破坏的中国东北铁路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大力援助。所派来的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专家组帮助组建了恢复工作管理局和专门的铁道兵兵团。首批部队组建工作业已结束，部队正着手恢复被毁的铁路、桥梁，同时还进行专业训练。

在您派来的专家的领导下，我们对重要的遭到毁坏的铁路路段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勘查，确定了遭到毁坏的程度以及进行修复的工作量，还确定了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力数量。重点要修复的遭毁坏的重要线路总长1800公里。

仅修复东北主要铁路线段就需近1800公里钢轨、250万根枕木、3500吨道钉、1000吨电话线、3000吨修复桥梁用钢筋以及其他技术物资和通信仪器、信号装置、给水装置、机车—车厢库。

仅边疆区铁路所需金属总量就近20万吨。为完成1948年的修复任务，所需钢轨我们打算通过拆卸不重要的路段钢轨来弥补。道钉完全没有保障。今年需2500吨，我们手中仅有100吨，而且我们没有组织生产。枕木和木材我们发动地方上准备。

我们深感金属、设备、复杂的交通仪表和工业仪表短缺。

所恢复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现在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

黑色和有色冶金、炼钢、化工、机械制造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当地专家和设备，至今仍未恢复。

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前线、铁路交通以及居民所需，我们必须恢复和使用作为我们经济基础的集中在通化、鞍山的冶金和炼钢工业企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企业。

建在松花江上的最大的小丰满水电站竣工后将能够保障广泛利用其电能。

在哈尔滨市，在保存下来的原日本机车制造厂主厂房的基础上，可以迅速组织生产现在恢复交通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解决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至少要花两年时间。为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为了这一伟大的工作，我们缺少有经验的干部。

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实施计划。

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我们请您同意大大加强现有的中长铁路工业学院，并在您的帮助下扩大教师队伍。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1.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2.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3.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4.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5.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6.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7.纺织专家5人；

8.采金专家4人；

9.水泥专家4人；

10.造纸专家4人；

11.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12.财政专家4人；

13.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14.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

林彪

9月8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6-11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3-11

№09013 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马利宁同志来自哈尔滨的报告(1948年8月25日电报第28661号)，转达了中国人关于给予他们100万卢布借款，以支付中国儿童在苏学习和中国民主机构代表从苏过境费用的请求。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

外贸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即给他们提供100万卢布的借款，并同意以(东北)元来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在东北，我们支付交通部和外贸部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河运部运输和财政部的费用还需一大笔资金，1948年共达500万卢布左右。

卢布/元的折算，需用苏联国家银行为支付苏联国家机关在哈尔滨的工作人员工资每月所规定的汇率(1948年8月这一汇率是：1246元/1卢布)。

М.缅希科夫 [82]

第2-5/27848号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1

№16399 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1948年9月20日)

机密

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А.Д.帕诺夫同志：

由于要拟订东北1949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东北民主政权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请求援助。请求向他们提供有关苏联发展人民经济的材料和制定五年计划的资料。

请通知苏联外交部是否可以把东北民主政权感兴趣的材料寄给他们。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10

№20275 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1948年9月20日)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契楚林同志：

中国东北民主政权通过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转账到莫斯科9.5万卢布给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国代表刘宁一和一群从中国来莫斯科学习的孩子。

根据苏联外交部在赤塔的外交代表叶廖明的通知，中国孩子已经到了赤塔，但是他们到莫斯科还缺1.2万卢布。

请求转账到赤塔外交代表叶廖明名下，以便将这些钱转交给所提到那群孩子们。

请告知随后的有关情况。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通金

1948年9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11

№09014 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1948年9月23日)

В.М.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用于支付在苏联学习的儿童的费用以及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提供给他们的款项。

缅希科夫同志建议满足中国人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并同意以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

我认为，对东北民主政权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应该予以满足。但是，对于缅希科夫同志关于让中国人用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的建议，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通报资料(契楚林同志)，按照政府批准的外汇计划，1948年东北元的进项将超出我们在东北的开支。100万卢布兑换成我们并不缺乏的东北币，对于我们并不合算。

根据以上所述，我建议提供给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并以提供货物的方式清偿这一数额，同时补充条件是：我们有权要求，按照苏联国家银行在我们收取款项时的外汇比价，收取上述指明的我们所要求的东北元数额。

Г.通金

1948年9月23日

手写批注：

莫洛托夫同志已阅。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2

№1640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 [83] (1948年9月28日)

9.由于一系列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及大老板报告，为取得其指示，我打算按上次电报中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现在我暂时简单地报告以上这些。请您务必把这转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真诚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作指示。

毛泽东

1948年9月28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2

№20274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1948年10月4日)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В.А.佐林同志：

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今年9月30日电报通知说，东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提出，请求将属于中长铁路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处在已解放的南段(石河—辽阳)的车厢和蒸汽机车接去进行修复，并拨出20节质量上乘的客车车厢给客运列车，同时为恢复在东北铁路南段的供水系统，修复大连生产的作为备用的10部全套供水联合机组，并转交给他们作为中长铁路资产。

对已解放的东北铁路南段的技术帮助，完全可能对中长铁路大连段现在的工作不造成损失，并且也是保证即将在瓦房店和烟台煤矿区进行共同采煤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6月21日的第9868рс号命令，现在正进行与民主政权的谈判。20节客车车厢和修理货运车皮和机车的转交条件和运营和修理费用的支付方法，将由中长铁路大连段领导与辽阳铁路局领导之间相应的协定决定。

请您根据这一问题的实质做出相应的解释，因为对中国人类似的请求，苏联外交部在今年春天曾给予否定的答复。1948年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出指令，委托中长铁路局领导人与东北民主政权谈判并签订“共同恢复和经营抚顺和杨台(Яньтай)煤矿的协议”。协议是中长铁路管理局与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业部之间签订的。

交通部副部长

Л.马利克维奇

1948年10月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11

№08997 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1948年10月6日)

斯大林同志：

林彪从哈尔滨来电，请求向中国东北解放区派不少于100人的苏联专家小组，人员包括计划、冶金、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及其他工业部门，如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

10月5日，9人小组在交换意见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目前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点：

一、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

三、由我们在哈尔滨的总领事委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保持联系。

四、以后往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同他商量。

请批示。

В.莫洛托夫

手写批注：

副本送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1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2-5

№16406 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1948年10月16日)

机密

斯大林同志：

为了在东北发展纺织工业，以满足我们军队和居民的需求，请求您允许在1949年运送2万吨棉花到东北来。否则，我们这里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因此，恳请您能满足我们现在这一要求，这将给我们很大帮助。致共产主义敬礼

高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第一远东司

第6353м号

手写批注：

决定：有理由完全满足这一申请。

决定：费德林，请打电话给对外贸易部，米高扬查询前几年供应棉花的情况，看来，有可能提出一个在1.3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供应的问题(最初方案)。

М.Я.马立克

12月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11

№09002 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1948年10月17日)

联共(布)中央

Л.А.洛吉诺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林彪于今年9月8日写给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已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利宁同志以密码电报第30433号于今年9月10日传来。

对林彪信的答复已由莫洛托夫同志征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于今年10月16日以电报(第20696号)发往哈尔滨。

附件一，林彪信的中文原文； [84]

附件二，林彪信的俄文译文。 [85]

部长高级助理

波采罗布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

№1640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1948年10月17日)

致捷利宾：

请转交给毛泽东下列内容：

您1948年9月28日的来信收悉。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了这封信件，这里的领导同志们会很高兴于11月底在莫斯科与您相见，这是事先已经讲好了的。那时，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

1948年10月17日АПРФ，ф.39，оп.1，д.31，л.43

№16408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1948年10月17日)

库兹涅佐夫同志：

看完师哲的译文，毛泽东马上问我：“是否可以认为，将会派飞机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电报里没有提及这件事。以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派飞机来，那他不可能按时到达。接着，他说，在7月份，他写过，有三条路，现在两条路——走陆路和水路已不可能了，只剩下一条路线——航空。他请求我问您，是否会派飞机来。

对我试图回避以我的名义来询问这个问题，他不满意。他这样说：“那就请您写上：毛泽东请求通知他，是否将派飞机来。”接着，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两条路已不能走的理由。

然后，他逐字逐句地口授，并由师哲译出下列内容：“请写下，在会谈时，毛泽东请求我(捷列宾)，以我(捷列宾)的名义把与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访问的会谈转达给您：

1.陆路仍旧很艰难，这条路被敌人截断了，并且路途很长。水路，由于国民党的舰队加强监视和侦察，同样是不安全的。因此，决定请求派飞机来。

2.在胶东铁路附近危险少一些，特别是，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机场(毛泽东指的是潍县机场)，时间在11月中旬是最适合。

当飞机已准备就绪时，请通知我们，那时，我们从石家庄附近的地区出发到机场去。这可以完全不用在哈尔滨停留，而直接飞到莫斯科去。”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平绥路地区有战事，路途很长，又不方便，天气也对出行不利。他强调说，在哈尔滨他不仅无事可做，还不好露面。言下之意，指的是在那里有许多非党民主活动家。

他再三指出，启程的日子根据飞机的准备程度，由你们来定。他会在指定的日子到达机场的。

他估算，一共应去18人，如果只来一架飞机，那将只能少带一些人去，这不太方便，但总归可以成行。

他建议把人和行李的数量与任弼时确定一下，人和行李的数量还和7月时确定的一样。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但未必会有变化，他会马上报告的。决定不带陈伯达去，而叶剑英可能去。

总而言之，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相遇，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

任弼时直接问，我是怎样看的，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他说，毛泽东写信说，飞机会在指定的日子抵达，他们知道，没有飞机，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日期到达，等等。

10月17日发来的电报更进一步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把“事先已经讲好了的”这句话看成是会来飞机。他们的问题以及建议我自己以我的名义来向您询问，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令我实在尴尬。

同时，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毛泽东和任弼时都已准备了取暖设备。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飞机，他们是不会走陆路去的。

我再次请求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就这个问题给我指明行动方针。

捷列宾

1948年10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4 45

№164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1948年10月21日)

致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您收到莫斯科的指示并要求转告他，11月中旬将派来两架客机，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将被送往莫斯科。飞机飞来的日期和航线适当的时候会明确告知。

库兹涅佐夫

1948年10月2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6

№1641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1948年10月25日)

机密

1.批准苏联财政部划拨给北满中国民主机构100万卢布，用于在苏联的中国儿童学习费用和给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

这笔款项的50％用东北元来销账，另50％用粮食商品来抵偿。

苏联货币按外贸部的申请单，将1948年度收支平衡表上未动用的预支拨款来拨给。

2.批准国家银行为在哈尔滨的苏联机构接受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交纳的东北元，按国家银行确定的汇率结算出50万卢布相抵的数额，与之结清。

3.责成外贸部与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谈妥关于他们要以供应粮食商品来抵消剩下的50万卢布的账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363，л.1

№16413 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1948年10月27日)

机密

致苏联财政部部长А.Н.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拨给去布达佩斯参加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中国东北解放区代表团12万卢布。

早些时候中国人曾经提出过请求给他们在苏联国家银行开一个100万卢布活期账户的问题。这个问题苏联部长会议正在解决中。

苏联外交部请求给苏联国家银行指示，给上述的那个代表团拨12万卢布的同时，让他们在解决给东北民主政权提供100万卢布问题之后，把这笔款项清偿。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急件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15

№16415 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1948年10月30日)

机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В.М.莫洛托夫同志：

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期间，日本人投资建造了各种企业、住房和办公楼。

日本人撤退之后，遗留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不动产至今未完全清理好。同时，这些资产中的一部分，已被当地的权力机构或一些个人占有了，或者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除此之外，日本人在他们侵占关东地区期间抢占了相当数量的属于常住在这一地区的苏联公民的企业、楼房和建筑物。这样就使他们蒙受了相当的损失，而这些损失至今尚未清算。

由于必须准备好在对日和谈会议上讨论战时赔款问题所需要的资料，我们认为恰当的做法是：

1.着手清点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所有日本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和办公楼及其他建筑物)，不管是谁占有了这些资产。

2.查明并着手登记居住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苏联公民因其资产被日本人侵占而遭受的损失，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

3.查明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期间被日本人掠夺而至今尚未归还的苏联公民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及其他建筑物)，采取适当的措施将这些资产归还其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委托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民政局，会同外交部在当地的领事机构采取以下措施：

(1)把在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所有日本不动产编写成册，吸引当地的苏联公民参加这项工作，在名册中应对不动产、财产有详细说明，表明其状况和价值，说明以前它们是属于谁的资产，而在登记时又为谁占有。编制该名册时不要中国人参加。

(2)查明苏联公民被日本人掠夺去的资产，并把他们的损失、亏损及索赔款项一一登记入册。

(3)查明所有未归还的资产(企业、楼房及其他建筑物)，并采取措施把它们归还给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在1949年5月1日之前做好上述工作。

恳请您能同意。

大将А.赫鲁廖夫 [86]

手写批注：

交佐林同志审核。

莫洛托夫

11月8日

已发送佐林同志。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94，д.99，л.1 2

№16416 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1948年10月30日)

机密

致苏联海运部部长Н.В.诺维科夫同志副本送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А.В.赫鲁廖夫同志：

根据滨海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同志的通知，关东地区管理局奉东北民主政权的命令，给旅顺港的苏军指挥部区去信，恳求：

1.利用苏联远东航运局的运输工具帮助转运中国货物。在1948年第四季度要把5万吨货物从拉辛港运到大连港，并把4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2.促成与苏联航运局签订一份合同，在1949年度把37万吨中国货物从拉辛港转运到大连港，再把29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3.组建大连苏中轮船公司，沿着大连到拉辛的航线转运货物，为此目的中方可以交出2艘排水量为2000吨和6000吨的轮船和货运量为2000吨的几条小船(共计1万吨货运量)，同时希望苏方也能拨出总排水量不少于1万吨的船只。

4.卖给民主政权10艘快艇(航速每小时不少于20海里)。每条船的货运量从100到200吨。

考虑到辽东半岛、北满和北朝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同时大连和北朝鲜之间的货运量也在扩大。比留佐夫同志建议：

1.按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规定，把1艘货运量为6000吨的转交给专营在北朝鲜港与大连港之间转运朝鲜与中国货物业务的苏朝“海运”股份公司，因为“海运”公司现在所掌控的载重量(吨位)已不能保证完成在1949年的转运业务。

2.建议远东航运局协助关东地区管理局完成把货物往返于拉辛港和大连港之间的转运业务。要注意的是，在第四季度北方地区航运期会缩短。

3.为避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可能产生的纠葛，我们反对把快艇卖给民主政权，也不组建远东苏中轮船公司。

请对东北民主政权和比留佐夫的请求提出您的建议。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佐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第1、2份给收件人，第3份给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12-12об

№16417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1948年11月6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В.А.佐林同志：

为了给中国的长春铁路组织营运工作提供切实的援助，科瓦廖夫同志向联共(布)中央和交通部请求派遣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长春铁路来出差一年，由局长茹拉夫廖夫来调遣使用。

交通部请您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交通部副部长

Л.马利克维奇

手写批注：

给通金，请回复，送给葛罗米柯同志。

В.А.佐林

1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5

№16419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1948年11月17日)

致И.В.斯大林同志：

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在组建铁道部队，组织恢复东北的道路交通和运送军队(这促进了国民党在东北军队的覆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林彪同志赠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每人一辆缴获的汽车。

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您同意我们对上述两位同志的奖励。

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年11月17日

于哈尔滨市

АПРФ，ф.3，оп.65，д.144，л.18

№16622 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1948年11月18日)

绝密

送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长春后的情况报告。

附件，共9页。

苏联驻长春总领馆副总领事

波格丹诺夫(签名)

兹报告：

1948年10月22日，苏联驻长春总领馆波格丹诺夫同志、总领馆秘书罗满宁同志、总领馆司机乌格留莫夫(当地的苏联公民)来到长春市。与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的还有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的译员萨茨同志、秋林公司分管干部的副董事长克赖涅夫同志(苏联外贸机构资产调查委员会负责人)。

这个委员会由14位当地苏联公民组成，分别代表以下机构：商务代表处、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苏联影片出口公司、远东银行、国际旅行社和远东对外运输公司。

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1948年10月中，在沈阳的蒋介石下达了给守卫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城市，突围并与主力会合。这个命令是从飞机上掷下的。接到这个命令后，第七军司令官(他也是郑洞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召开了军事首长会议，研究执行命令的措施。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没有出席会议，他派了自己的参谋长去参加。他同时派出两位军官去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提出如能得到投降的优惠条件，第六十军可以起义。人民解放军总部接受了曾泽生条件。

17日晨，第六十军举行了起义，让出了自己的防地，即把半个城市让给了人民解放军。在这之前，第六十军司令部也把这事告知了第七军，请他们一同起义，但郑洞国拒绝了。见到大势已去，第七军的大部分军队也在10月18日至19日暗地里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让出了自己的阵地。郑洞国和300—400名军官和军士在自己的司令部——原中央银行大楼内负隅顽抗。第七军的其余部队于10月19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就在同一天，郑洞国电告蒋介石说已陷入绝境。最初该军进行了抵抗，后来，到了20日晚间，他们提出将朝天开枪，让解放军将他们俘虏。但最主要的是不要把他们投降一事登报，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还要装作忠于蒋介石的样子。

10月20日清晨6时，郑洞国一部死伤30—50人后投降了。这样，即20日，整个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占领。在整个这场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队的第六十军被俘3万人，第七军被俘2.45万人。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第七军原有2.75万人，近3000名士兵和军官在城里逃散了。第六十军连同全体军官一起编入人民解放军。应该说，这是临时性措施，考虑到沈阳也有相似情况，这一措施具有宣传性质。以后，预计会对军官进行清洗。部分国民党的部队直到现在还在不断投降。据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公告，有近万人(主要是宪兵、警察、秘密特务等)逃散了，看来还留在城市里。10月21、22、23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继续捉拿国民党的军官和其他骨干分子，其中包括长春市市长等人均已被捕获。某些机构和人员企图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首长进行恐怖袭击。例如，市警察局局长的别墅受到扫射，有1名警卫受伤。警察局长的1名司机被打死，汽车被偷走。

这些以及其他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解放军在夺取城市的时候组织不力，也就是对一些房屋和其他设施进行的检查和搜寻工作不够，因此一些重要的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人经常继续在这些房子内居住。对可疑人物和证件疏于检查。所幸各区域已严格戒严，这在以前几乎没有做过。现在情况已有根本改变，市内已相对平静，尽管禁止晚上5点以后在市内走动。

起初，由于受国民党的宣传影响，整个城市几乎空无一人，留下来的居民不敢进城。

市中心未受重大破坏。郊区某些地方有些损失。宽城子要塞和铁路沿线居住点几乎全被毁坏。全市的照明、水和供暖都停止了，因为这些设施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很多建筑被完全毁坏。部分机关、住房也遭破坏，长春铁路枢纽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自11月1日铁路各站间的交通恢复之后，长春—吉林的旅客列车已正常行驶。预计，在11月24—25日将恢复长春至哈尔滨的直通列车。

市领导机构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管辖。邹大鹏(ЧжоуЛипэн)被任命为市长。10月22日同我们一起到达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全权代表程子华、长春市市委书记朱光等人。稍后还将有其他干部到达。

1948年11月1日前，市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领导机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均由军事委员会发布。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1号命令，通告居民不要破坏建筑、工业企业和装备，它们应被尽快投入使用。

全体工人和职员应往市管理局登记，并尽快上班。城市已转到民主政府手中的消息，已用命令向居民通告。第2号命令是关于国民党飞机袭击城市、组织防空的情况。随后的命令涉及建立城市秩序等其他措施。军事委员会和市政府已掌握了足够的食品(4800吨)，主要是大米、食盐、玉米粉等。起初，对饥饿居民无偿发放食品。由于当局的有力工作，10月24—27日市区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照明，实际上首先是机关的照明。10月底，某些地区已恢复供水，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国民党把相当部分的供水系统破坏了。城市的供暖，尤其是机关的供暖，几乎都被破坏，起初是缺煤，后来是因为缺水，供暖系统被损坏，缺乏维修骨干。10月30日，市内8公里长的新的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市内的邮局、电报已启用，国际、国内电话已开通。现在已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不过，中国当局还向秋林公司的代表提出了运进和供应面粉、食盐、灯泡、服饰用品等日用必需品的请求。近期，秋林公司将在这里开设分部。由于废止国民党的货币和发行人民币的原因，市内的商业几乎完全停顿了。商人和小商贩不了解哈尔滨的价格，不敢贸然抛售商品，以防吃亏。起初，商品和食品的价格都乱开，而且所有价格都比哈尔滨的市价高2倍。特别贵重的商品和黄金没有市价，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市价。

市场上各种日用必需品几乎都有。旧货市场特别热闹，原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在那里出售服装，主要是美国货(连衫裤、制服上衣、皮鞋、睡袋等)。

当局对私人贸易评价较高，它活跃了市场，补充了粮食供应。随着客运的开通，贸易有望进一步活跃。

现在市内有大量难民，主要是在封锁期间逃往附近农村的长春市居民。当局在埋葬居民和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封锁和挨饿的日子里，无助和饥饿的居民被国民党军队赶出市内。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了避免疾病流行和防止特务潜入，也没让这些居民回到住地。这样，在城市附近形成了所谓“死亡地带”。据中方领导人称，在这一地带有近10万具死尸，其中包括病故和被枪杀的。为了防止瘟疫的流传，迄今已掩埋了2万多具尸体。国民党也曾掩埋了近3.5万具尸体。

通过传单和《长春新报》等，市内居民对中共的政策和前方的胜利都颇有了解。11月1日以前，市内的驻军将完全调出。军事委员会也将停止工作，城市的政权都移交给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市政府，因为长春市是“特别市”。

在检查总领馆馆址(以前是关东军司令官的别墅)时发现，所有地下室和部分副楼堆满了炮弹和其他弹药。按中方军官所说，要运走这些弹药，需要上百辆汽车。据中方人员称，总领馆大楼显然已经被装置了炸弹。大楼里一片狼藉，所有房间都塞满了杂物、武器、文件、装备、砂土等。不少房间的玻璃都被打碎，门窗受到破坏。有些地方用固定的隔墙或临时的隔板作了改造。修复大楼的具体预算另报。大楼的外表依旧。总领馆的院子很大，堆满了杂物，尽管有些地方遭到破坏，但总体上说依然完整。总领馆内部的建筑(值班亭和两个警卫室)全被破坏，车库已被改建，需要重新修建。总领馆内没有住房，仅有总领事的1套住宅。在1945—1946年间，在距总领馆主楼100—200公尺的地方，为总领馆的其他官员修建了住房。这些住房全部被毁坏，只剩下残壁和管道。仅有1幢有两套住房的别墅多少还算完整，但也需彻底检修。

10月24日，在检查了总领馆馆址后，我们会见了市长。经过谈判后，市长给总领馆派来了警卫，还答应近期将运走馆内的所有弹药。同时，我们向市长提出请求，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个临时场所，我们提出要1945—1946年间中长铁路副董事长卡尔金同志曾居住过的那幢别墅。据了解，这幢别墅已拨给中国恢复工作管理局使用，管理局当天就已根据命令进驻。由于市内局势不稳，当局在门口派了武装警卫。

除了总领馆的几幢大楼外，我们还视察了原沙皇时期的领馆大楼和馆址，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别墅和原关东军总司令部大楼。沙皇时期的原领事馆馆址内共有13幢建筑。沙皇时期的原领馆是1座两层楼的建筑，在国民党占领时期和现在均为医院。靠近领馆另有6幢楼，其中4幢大一些的是兵营，2幢小楼是辅助设施(这里曾进驻军队和作为领馆工作人员的住所)。这些建筑约有50％被保存了下来。

在这个区域内，日本人建造了7幢军营式的平房。这些房子现在只剩下残壁。这个区域坐落在远离城区的中国人居住区内(岗东路和镇虎屯街角)，因此，我们和苏联的其他机构对此都不会有兴趣。所以，我们认为，待我们的所有权确定后(这是无疑的和无可争辩的)，要使这些建筑免遭破坏，必须把他们租给中国当局。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现为市卫戍司令部占用。原张景惠别墅现为部队占据。建筑物已很破旧，但整修后仍可使用。

尽管中国当局承诺要把总领馆内的弹药加以清理，并检查是否埋有地雷，但至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认为，他们就是怕干这件事，因为他们缺乏富有经验的扫雷人员。

据估计，要恢复领馆所属的大楼的正常工作，需要花费大笔钱——约50万外汇卢布。此外，总领馆的地区，虽从位置来看十分方便，但范围太大，需要大量警卫力量，至少要有3—4个24小时的岗哨。

我们现在占用的中长铁路别墅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里面还有些家具，照明和其他设施都正常。在这个建筑内完全可以满足办公和居住的需要。这幢别墅离市中心不远。

苏联在长春的贸易机构现在打算开设1间不大的秋林公司的商店，3家电影院和1所远东银行的分支机构。在长春的中长铁路沿线将设立5个营业区。

长春有个苏联侨民协会，与20位当地的苏联侨民有联系，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我们来后，给他们提供了粮食、燃料等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被安排到苏联机构(中长铁路、秋林公司)去工作。

苏联驻长春副总领事

П.В.波格丹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82，д.109，л.1-8

№08994 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1948年11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利克维奇同志报告，东北政权向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提出请求，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皮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节旅客车厢，拨10套给水机组给民主政权，以便恢复东北南部铁路的给水系统。

苏联交通部认为，为解放区铁路提供技术援助是完全可能的，无损于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工作，而且对于未来共同制订瓦房店和杨台(Яньтай)的煤矿方案也是必要的。关于此事，现在正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7月21日的命令(第9868рс号)同东北民主政权进行谈判。

客运车厢的交接条件、使用费用支付程序以及货运车皮和机车(火车头)的交接条件和修理费支付程序，可通过中长铁路大连段主任和辽阳铁路主任协商确定。

我认为，可以满足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

请您指示。

В.佐林(签名)

1948年11月8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2

№16421 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1948年11月19日)

通金同志：

来信谈谈中国长春铁路中苏股份公司挑选干部和把干部班子配齐的事。

经过几次胜利的战役之后，中国人民民主联军把国民党的军队从东北赶了出去。中国长春铁路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了。不久火车就能通行无阻地从哈尔滨直达大连。在长春铁路沿线，那些以前被国民党盘踞的区域，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没有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到把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也就是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监管保护好，也无法确定由于战乱给中长铁路造成的物质损失。

中国的人民民主联军毫无疑问会经营那些已被解放的铁路区段，并使用中长铁路的资产，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根据1945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遵循保障苏联利益的途径来进行。

在中长铁路的主管以及少量的苏联铁路工人在场的情况下，人民民主联军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使用中长铁路的北段，他们使用这段铁路两年的经验使得双方应有的相互理解得以确立，并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关于民主政权根据自己的目的在实践上使用中长铁路财产的问题。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基本上保住了，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铁路运营正常。

中长铁路在南部区段的资产比在北部区段的要重要好几倍，因为在这一区域内铁路的交叉点很多，如长春、沈阳、四平街、大石桥、苏家屯等。集中了比较大型和有价值的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管理机构和各区的楼房、医院、大专院校、煤矿井等。

这种情况暂时要求苏方根据中长路北段现行的原则和相互理解的经验，保证对中长铁路南段资产的监管，以防它们被盗窃、破坏或者瓜分。

为了保证这个任务，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派不少于500个有各种专长的苏联铁路员工来中长铁路主管手下工作，这些人同时还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就像在东北北部地区那样。

派遣苏联铁路员工到中长铁路南区段来，将由他们领导的主要企业、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等组成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除了保证保障好这些资产不被损坏、偷盗之外，还保证了苏方的指挥站点，以后中长铁路产业的管理权等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并防止苏方的资产份额蒙受巨大亏损。

恳请您将以上提出的问题向外交部的领导报告，以便给交通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发出必要的指示。

中将卡尔金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3-4

№164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1948年11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近日我偶染微恙，在苏联大夫的帮助下健康状况已略感好转，但尚需休息几天。此外，徐州城下的战斗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同时还须组织唐山—天津—北平一带地区的战役。为此，只能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原先确定在11月中旬启程，在11月底能到达莫斯科，而如今预定在12月份动身，即12月中旬或12月底才能到达莫斯科。

是否可行，盼您回复。

毛泽东

1948年11月21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7

№08995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1948年11月23日)

机密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向东北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实际帮助组织铁路运营工作。

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支持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苏联交通部同意派上述铁路员工小组，并已把这一问题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同时还征询了外交部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有关机构起草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东北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的命令草案(附件)。

考虑到已经向东北派出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工作人员小组帮助民主政权修复桥梁(现在该小组已结束工作)，我们认为，同意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去东北是适宜的(派出期限一年)。

请您指示。

А.葛罗米柯

1948年11月23日

文件送：波特鲁巴奇、葛罗米柯(附上附件)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给以答复，外交部不反对。

莫洛托夫

11月2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9，д.67，л.6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9，л.3

№141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1948年11月23日)

绝密

文本第3号

续第50016号密码电报

情况说明

上述(11月)23日电文的开头有如下内容：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1日来信收悉。

由于前方战事，情况有变，您把到我处访问的日期推迟几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当形势允许您能实现来莫斯科访问的愿望时，请提前几天把日期和地点通知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飞机给您派过去。

祝您早日完全康复。

菲利波夫

1948年11月23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8

№16426 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1948年11月24日)

机密

苏联交通部副部长

Л.П.马利克维奇：

回复您今年11月6日发来的第4 2660с号信。

苏联外交部同意满足科瓦廖夫同志的请求，派出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中国长春铁路局出差一年，他们的工作由铁路局主管茹拉夫廖夫同志安排。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2，д.67，л.7

№16606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1948年11月25日)

绝密

苏联外交部

莫洛托夫同志：

人民解放军完全解放东北后，南满的主要工业基地全部转入东北政治行政委员会的手中。

现在，东北的民主政府掌握了通化、抚顺、本溪湖和公主岭地区的黑色金属和煤矿的最大型基地。

根据现有的远非完整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通化地区的铁矿石蕴藏量有12亿吨。矿石的含铁量平均达35％—65％。这个铁矿石基地日本人未能全部开采。1944年，通化地区开采了45万吨铁矿石，差不多全部运往离通化350—500公里的鞍山和沈阳的冶炼厂去加工。

如果不算2个10—15吨的高炉和1个电炉(他们是用作生产实验和为了当地矿场的需要而开设的)，通化没有大型的冶炼厂和高炉。

特别要提到的是，离铁矿石产地4—5公里就有巨大的焦煤矿床，据日本人的资料，其蕴藏量达2.3亿吨。这就有可能在通化建设大型高炉的冶金工厂，可就地生产铁和钢。抚顺煤矿拥有5.5亿吨的蕴藏量，还有50亿吨的沥青。1944年，日本人开采了646.2万吨煤，占整个东北煤产量的25％。

日本人在抚顺煤矿附近建立了东北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把沥青加工成各种技术用油和汽油。1944年，联合企业生产了19.1万吨原料油、6万重油、2.3万吨石蜡、1.2万吨硫酸铵和3800吨汽油。

机械厂为煤矿生产了各种机器、装置、电气机车、客车车厢和运货车厢。

这一年，化工厂生产了2.34亿立方米蒙德煤气、1975吨杂酚、80吨氧、23吨氢、30吨焦炭和500万立方米的城市用气等。

火药厂生产了1700吨硝酸火药。

除了上述工厂外，还修建了铝厂、电灯泡厂和生产橡胶制品的工厂。

在本溪湖地区，铁矿石的蕴藏量达3.4亿吨，含铁量平均达32％。那里还蕴藏有1.9亿吨焦煤，铁矿石全部在本溪湖和沈阳的冶炼厂里加工。

公主岭铁矿矿床(在沈阳西北方200公里处)的蕴藏量近10亿吨。

除了上述铁矿和煤炭矿床外，在民主政府影响所及地区内还有鞍山、安东和沈阳等地的大型炼铁、炼钢厂、金属加工厂和机械制造厂。

由于在东北进行了3年的内战，相当数量的炼铁、煤炭和其他工业企业停止了生产，重要的装备和设施被国民党运往华北和华中地区，或者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和毁灭。

通化的铁矿和煤矿矿井大部分被水淹没，或遭到破坏，矿井机械设备几乎全都不能工作。

目前，虽然部分保存下来的矿井每昼夜可以开采300—400吨矿石，但开采铁矿的工作未恢复。现在，通化每昼夜采煤不超过400—500吨。通化地区的资料详见附件。

抚顺煤矿的全部地下矿井都遭水淹。其中30％—40％曾遭地下火灾害。露天矿场也被水淹近半。这里1948年每昼夜的采煤量曾达1500—2000吨。矿井里的机械设备都遭水淹，可移动设备(电子机车、翻斗车和小型货车厢)需要修理和恢复。

据所获资料，机械厂、铝厂、煤气厂和车厢厂以及加工机械保养用油的综合厂的设施和装备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国民党由于没有硫酸铵、硫铁矿、铸铁件和矾土等原料和物资，未能使这些工厂投产。

只有车厢制造厂、汽车修理厂为完成军事订货而曾经开工。此外，焦煤厂和炼油厂的几个机组曾定期开工。

国民党人曾使抚顺联合企业的发电站恢复投产，这厂现在仍在发电，完全可以满足生产用电的需求。

抚顺联合企业曾花了2年时间专门在图里窝(ТуРиво)、新台窝(Синтайво)和罗锅袋(Рокодай)等地(在沈阳以南)的田地大规模植树造林，但都被国民党以军需为由而砍光。现在，煤矿企业将面临建矿和塔脚手架所用木材严重缺乏的困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8年7月，国民党的工业部曾将抚顺联合企业转给私营的煤炭工业公司生产(这家公司有美国人参与)。该公司便着手从被淹的矿井中抽水，而且已经开始采煤，每昼夜达2000吨。

1948年8月中旬，为了研究抚顺联合工厂赢利的可能性，派来了一个以名叫罗杰斯的美国人为首的委员会，还有381名曾在这个联合厂工作过的日本人。这个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厂，似乎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想要使联合工厂开足马力，在1948年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意义，因为回收投资需要10—14年才行。

有关公主岭、本溪湖的铁矿和煤矿井，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以及它们遭到破坏程度的详细资料，我们手头暂时还没有。我们将会采取措施，获取这些资料，以后再补充上报。

除了拥有大量的铁矿、煤炭以及其他矿藏外，必须指出，东北，特别是在它的北部，还有丰富的黄金矿藏，估计可达3780吨。这些资料说明，在东北发展黄金工业的前景十分诱人。北满一带产量较高的地区有：

1.呼伦贝尔以北，中长铁路和黑龙江之间的地区。

2.黑龙江省北部，阿里呼里—阿林(АльхуриАлинь)大片地区。

3.松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穆棱河和松花江上游的绥芬河流域。

恢复东北的庞大工业和铁路需要大量的木材，北满有大量的木材资源，达37.16万立方米，其中针叶林有14.766亿立方米，阔叶林有22.424亿立方米。

虽然东北的木材蕴藏量十分丰富，但木材的采伐工业很薄弱。运往中长铁路各企业的大量建筑木材，目前完全用于修复铁路。1949年铁路对木材的需求量达145万立方米。仅仅中长铁路的木材需求都无法保证，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况且这些木材仅够用6—7年。因此，特别需要同中国人在汉西雄(ХансиХсюн)地区和牡丹江的木材企业进行合作。

由于北满的民主政府中没有大型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企业，所以南满工业的恢复问题对巩固东北的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方不止一次地说，南满是东北的鲁尔 [87] 。不恢复南满的经济，就无法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

中方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因为，第一，他们缺乏上述领域的中高级专业干部；其次，他们需要大量的大型工业装备和机械，这些都必须从外边输入。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并加紧准备在近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进步党派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亲美的派别，也将参加政府。这些亲美人士无疑将会利用提供专家、供给机械装备和建立各种股份实业公司等渠道，依照他们“主子”的指示，力图在中国，首先在东北，推行扩大美国影响的路线。

据说，美、英把在沈阳的总领事馆保留下来。对我们来说，也不感到意外。这些领馆无疑将是推行上述工作的基地。

为了防止英、美在东北的扩张，为了巩固我们在这里的经济阵地，我们认为，应及时在这里同中方合作组建平等的股份企业，向他们派遣各类工业专家，提供工业设备。

根据苏联同中国民主政权已经签署的关于合力修复瓦房店和抚顺煤矿并使之投产的协议的例子，我们深信双方都乐意共同建立这类企业。

从我方来说，我们的注意力似应首先集中在诸如通化地区的铁矿、煤矿，抚顺的煤炭联合企业，鞍山的冶金联合企业，以及黄金工业、森林工业等东北的这类关键经济项目上。

如果上述问题能引起重视，我们认为最好能尽快向东北派出我们的高级专家，包括经济、地质、冶金、机械制造、采煤、林业等专家，让他们就地详细了解我们感兴趣的项目的情况，并为我方政府做出相应决定提供必要的资料。

附件，34页。 [88]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秘书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32—935页

№16427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1948年11月26日)

绝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随函向您呈上高岗转交给我的：

1.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把汽车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同志作为礼物的原信(及俄文译文)。

2.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一组专家完成铁路恢复运营及组建了铁道部队事宜做出决议的副本。

3.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采取措施修复东北公路的决议副本。

第三条关于中国共产党人要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信息，容我随后向您补充报告。

随文附录。 [89]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АВПРФ，ф.3，оп.65，д.606，л.17

№08996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1948年11月26日以后)

莫洛托夫同志：

在11月26日给您的电报(直接接收)中，科瓦廖夫同志(在此之前同专家小组在东北)请求来莫斯科几天。从电报中看出，科瓦廖夫同志已在赤塔。所以，此问题应当立即解决。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

№16428 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1948年11月26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库兹涅佐夫同志：

请您对向哈尔滨派去医生以帮助确诊林彪病情这一问题尽快做出决定。 [90]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古谢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1份收件人、2份档案室

АВПРФ，ф.3，оп.65，д.582，л.145

№16430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1948年12月7日)

机密

斯大林同志：

1946年11月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人张治中向我们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转达了中国政府想让苏联和新疆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方建议在新疆组建一个合资股份公司，在双方权益均等的原则下进行锡、钨及石油的勘探和开采。规定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指派，而执行经理由苏方派人担任。外贸部认为此建议可行，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贸易方面，中方建议苏方的贸易业务由苏联的商务代办来办理，而中方的业务由政府的商务机构和私营公司来操作。这些经营外贸业务的公司须由政府核准。贸易可以用易货的方式，或者用共同协定的货币来进行。所买卖货物的清单双方应该预先商定好。除了要限定与我们进行贸易的公司的范围这一条件外，这一建议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1947年4月对外贸易部对恢复与新疆的经济关系这一问题已经准备好了提案。但是既然外交部认为此时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是不合适的，外贸部就没有把提案呈交给政府。

在1947—1948年期间，在新疆的中国高级官员遇见我们的总领事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与我们恢复贸易这个问题。在遇到我们驻新疆的商务代办时，他们也如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今年1月，在新疆的中国外交部全权代表刘泽荣注意到商务代办的意见，即他认为现在就与新疆政府的商务机构开始做几宗易货贸易是不合适的，因而说出了这样的话：“看来苏方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不会很快回复的。”

今年11月1日南疆部队司令部政治参谋蔡汉新(ЦайХаньсин)告诉我们在喀什的总领事说：“新疆政府已经同意在这个地区组建3—5个与苏联和印度进行贸易往来的商务机构。”

今年11月底，很多有名的商人到乌鲁木齐来向我们商务代办处提议要把羊毛、生丝、制革原料、毛皮卖给苏联，以换取苏联的商品。在此情况下他们还引证说，他们一定能拿到新疆省当局签发的可以与我们进行贸易的许可证。

中方对与我们进行贸易如此有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被他们控制的新疆地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所以可以指望他们会向我们做出让步，我们一定可以按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进行与他们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

虽然张治中现在在南京，但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新疆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可以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全权外交代表刘泽荣先开始进行。此人在张治中在新疆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提出，要尽快答复中国政府对这问题提出的建议。

外贸部认为，不应该再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谈判了，因为继续拖延未必对我们有利。

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巩固我们在新疆的地位，使我们和新疆居民的边境贸易以及苏联冶金工业部门在新疆阿勒泰和伊犁边境地区进行稀有金属的开采合法化。

除此以外，在商品方面，现在我们在边境地区采购的商品，今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商品从新疆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换来5000—6000吨牛羊肉、约3000吨羊毛、约60万张小块皮革、40—50万根肠衣以及干果和其他一些的商品，同时在这些货物中，部分商品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

外贸部建议与中国人的谈判依照以下的原则进行：

在经济合作方面，同意中方提议的在平均分配的原则下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但要做到，这个公司不仅在新疆全部地区上有锡、钨及石油的勘测和开采权，还要有勘测和开采稀有金属的权利，讲妥除了要满足新疆内部需要的那部分产品外，我们还有权收购公司生产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产品。

在贸易方面，基本上采纳中方提出的建议，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给商务代表处和苏联外贸机构提供自由选择客户的权力。在预先与中方谈妥与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后，最近一年期的相关协议和与新疆的贸易额的计划草案会呈报给你们的。

与在新疆的中国政府代表谈判事宜可以委托苏联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А.И.萨维利耶夫和我们在新疆商务代办的А.Н.伊夫琴科。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 [91]

米高扬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达成协议。

Β.莫洛托夫

12月1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8，л.8-11

№16431 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1948年12月9日)

机密

12月9日，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休假回来后来拜访我。

史蒂文森告诉我，关于给阿列尼切夫发到香港去的签证的问题，目前伦敦不会给他以签证的。他借口说，一些英国代表因为他们的轮船和货物的缘故在摩尔曼斯克发生了一些急待解决的事，外交部拒绝了给他们发到摩尔曼斯克去的签证。

我问史蒂文森，我们的轮船来香港运货要卸下2辆小汽车，我是否可以期望香港当局会给这些小汽车发许可证，这些小车是要从香港开到广东去的。史蒂文森感兴趣了：为何目的要让小汽车到广东去。我回答说，外交使团的领导通知所有的代表说，中国政府要迁往广东，为保证自己的汽车运输，我要预先把车子送到那儿去。他感到奇怪，提了个问题：“大使馆真的要搬到广东去？”这下轮到我问他了：“英国大使馆会随政府一起搬过去吗？”对此，他们以坚决的口气申明：他绝不从南京搬迁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政府真的迁往广东，那他也只限于把自己的秘书和参赞派到那里去，或者把大使馆的职权委托给英国驻广东的总领馆。回答我的问题——什么理由让他这样做时，史蒂文森解释道：第一，中国政府迁离南京，将来形势境况如何是完全不可知的。第二，什么政府迁往广东？据他所知，各种不同的元(纸币)被运送到这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城市、各个不同的部门，有搬到重庆去的，到台湾去的，也有到湖南去的。第三，在广东绝对不可能为使馆找到合适的处所，而住在指定的旅馆里他可不愿意——这种旅馆里没有电，没有电梯，总的来说，任何要用电的其他舒适设备都没有。第四，他申明，认为如果南京将被遗弃不顾的话，那么很难相信现任的中国政府还会存在下去。主要原因是，如果在南京将组建新的联合政府，那么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入境许可，而这还与承认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在当地可以看得清楚一些：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接着史蒂文森问我，在蒋介石周围的人中，谁能劝他离开中国。我回答说，在他身边的人中未必能找出这样一个人来，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这时，史蒂文森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一大群国民党的活动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选出几个人当代表到蒋介石那儿去，并且这个代表团直接向他宣布：“英国不再给我们提供援助，我们已经四面楚歌，在这样的状况下，您也很难干下去了。您累了，因此您也该去休息一阵子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代表团应当按照中国的所有仪式行事，吴铁城可以担任这一代表团的领头人。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不论吴铁城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未必能担负起这个使命，而且总的说来，这个代表团未必能获得成功。蒋介石是站在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上的，而他周围的CC派集团也站在和他相同的立场上，所以蒋介石是不会接受任何谈话和建议的。这时我问史蒂文森，是否可能，美国会给蒋介石一大笔借款，或用军备来帮助他。他回答说，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再也拿不到什么了。蒋介石夫人这次美国之行是以一无所获告终的。

说完这个，史蒂文森问道，孙科是否能组成新内阁？我回答，已经过了两个星期，目前他还躺在医院里，任何一个部的部长候选人都还未选好。这时我问他，按他的意见，谁可以入选孙科内阁？史蒂文森回答，新的候选人他也不知道，而且孙科没有蒋介石帮助不见得能做出什么事来。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了。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Н.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82-84

№09015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1948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我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为感谢在建立铁道兵部队、恢复铁路组织和修复铁路工作中所给予他们的援助，决定授予所有苏联专家每人一枚优秀奖章，此外还决定给我一部战利品汽车和两个花瓶。我对林彪、高岗和其他同志表示了感谢，但谢绝接受优秀奖章、汽车和花瓶。但我离开哈尔滨的这天，组织委员会主席李富春同志把装有花瓶的箱子带到了车厢里。我说不该这么做，他回答说：“我是受中央局的委托把花瓶送给您，如不接受，我们认为是瞧不起我们。”请您指示，我应该把花瓶交给谁。

И.科瓦廖夫

手写批注：

可以把花瓶留给自己。

莫洛托夫

12月20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3

№16432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1948年12月13日)

绝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派专家，支援设备及为恢复在东北的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清单。

清单是中国人编制的，为证实他们以上的需求，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我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在这些方面给予援助。

呈上清单(已从中文译出)，请予指示。

附件，5页。 [92]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手写批注：

送给葛罗米柯(加上附件)，附件有5页。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62

№08999 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把大连铁路枢纽车站上所停的中长铁路备用车辆(100台机车、3000节货车车厢和200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同时把解放区线路上的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送到大连中长铁路机车修理厂、道岔和信号装置厂修复。

此外，民主政权请求帮助整顿临时恢复的中长铁路南段(奉天—瓦房店)的运行，那里存放着大批被毁的通信器材、信号装置、给水设备和车站设备，为此需把修好的列车、抢修车、中长铁路仓库的物资从大连运来，同时还要派铁路专家来。

茹拉夫廖夫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中国人的上述要求，请求满足这一要求，同时请求再额外给东北派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和员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长春—奉天—石河—条约区边界)。

现在大连枢纽有修理好和准备使用的货车车厢2540节、客车车厢342节、车头114个。它们是1946年春天从作战地区疏散到大连的。

如果铁路段恢复，那里还有修复好的火车，配有专家人员的抢修车。大连中长铁路仓库里有恢复通信、供水和其他铁路运营目标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考虑到大连枢纽必须保持备用车辆以保障辽东半岛苏联部队的要求，可以把50个车头、1500节货车车厢和130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北段。

这一措施不能满足对北满铁路车辆的总的需求，因为人民解放军正加紧在东北南北调动，铁路上无车皮可利用。所以，往苏联运送粮食、煤炭、木材和其他货物(为此已占用956个车皮)，没有充分的车皮保障。

从哈尔滨向大连运送货物，要想恢直通列车，还需增加车辆。

保障东北铁路车辆的补充来源，除从大连中长铁路备用车辆拿出一部分外，还可：

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制造1000节新车皮，办法是利用大连保存的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车厢。为此所需木材可由东北北部提供；

把1946年从东北疏散到苏联境内的日本车皮运回东北，现在在远东铁路上，没有使用的日本车辆有：机车66台，货车车厢842节，客车车厢112节，此外还有20台德国机车。所有这些车辆都需要修理，可在哈尔滨进行，由民主政权出资。

运回这些车辆对远东铁路没有损失，因为把他们改成宽轨要花大笔资金和大批材料。以前改造过的机车仅作为机动机车使用，而车厢——作为地方交通的专用车使用。由于没有备件，修理它们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认为宜采取以下措施：

一、从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50台机车、130节客运车厢给东北民主政权；利用日本留在大连的车辆半成品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为东北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此外，从远东铁路战利品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给东北民主政权。

二、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远东区派出修理系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路段进行修复工作；

(二)在大连中长路工厂为东北铁路修复车辆和生产设备；

(三)在石河站(条约区边界)同东北铁路交换车辆；

(四)给东北再派170名铁路员工。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您批准。

Б.贝舍夫

А.葛罗米柯

1948年12月16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长春铁路事宜的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1500节货运车厢、130节客运车厢和50台机车给东北民主政权以组织东北铁路的运营；

(二)在1949年5月1日之前，按照同东北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利用工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东北铁路建造1000节货运车厢；

(三)在大连中长铁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东北铁路的机车和车辆进行大修、中修，生产信号和通信仪器以及道岔设备；

(四)从中长铁路大连使用区派出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条约区之外的中长铁路段的工作。

二、批准苏联交通部：

(一)在远东铁路，从战利品和1946年从东北运来的机车和车辆中抽86台机车和1000节车厢交与东北铁路北段；

(二)另增派170名具有专业的苏联铁路员工交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指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第5970рс号)和1948年12月13日命令(第18 593рс号)之规定，给予他们所有权利和优惠。

三、第二(二)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苏联货币)500万卢布，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9月3日的命令(第12717号)之规定，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

四、责成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保证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条约区铁路和其他东北铁路之间车辆交换在石河站进行。

五、允许苏联外贸部、武装力量部和交通部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或从大连运出自己的货物。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25-30

№090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东北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

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

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

这些城市里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

由于铁路的修复，从今年11月25日起，奥特波尔—绥芬河—旅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

东北铁路的顺利修复是实施大规模组织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是苏联专家制定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

根据这些决定建立了：

一、交通部恢复工作管理局和管理局修复处。

二、铁道兵兵团，人员3万人，下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他们装备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这些设备和工具是从东北就地找到的，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在工作过程中教会了铁道兵道路修复方法。

三、修复工作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负责枕木、木材、金属结构、道路固定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四、哈尔滨机车修理厂专门桥梁基地(负责修理和制作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桥梁设备)。

桥梁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造了大型的80吨的悬臂吊车。所造吊车保障了许多大型桥梁的迅速恢复。

在哈尔滨修建了专门的军事仓库，为铁道兵修理、制作工具和设备。

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我们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站段机关的机构和编制，该机构和编制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并已实施。

还对东北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修复和整顿这些交通的决定草案。

由于当地居民大批盗窃铁路物资，我们拟定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颁发了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物资的决定。

根据中央局 [93] 的请求，我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许多咨询意见：工业恢复和利用，制定财政计划，征收流通税，对酒类实行国家专营，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实行非现金结算，不动产的义务保险等。

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我们未能给予全面的帮助。

由于消灭了国民党部队和全部解放了东北，人民民主政府提出了迅速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把东北变成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基地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高岗和陈云同志要求向您报告，他们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

一、派各种工业专家和财政计划专家来。

二、修复东北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铁路。恢复东北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

三、恢复奉天和东北境内其他军工厂并组织生产。

尽快恢复抚顺煤矿、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建成小丰满大型水电站并开始供电，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地区的工厂都将用水电站的电。

四、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　

五、向军队派遣组织和训练的顾问以及部队后勤建设的顾问。

东北局特别要求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东北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专家，包括计划人员、工程和工业恢复的人员以及开工组织的人员。

其中，燃料和电能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

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贸易20人(内贸和外贸)、预算6人、会计10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订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如果您决定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我认为必须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委托该小组：

一、研究与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及交通的有关问题，制订统一的苏联有关机关和部门的实际措施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

二、研究经济、原料来源，研究设备、材料和信贷需求。

三、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

委托该小组研究同保障中苏中长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问题。

И.科瓦廖夫(签名)

1948年12月16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84-94

№0900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1948年12月17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一、林彪在今年9月10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请求向东北派100名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家和其他工业部门专家以及工业学院和军事铁路学校的教授和讲师。

我认为，对于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申请还不详细，有许多地方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专家，我认为必须征求林彪的意见，订正上述申请，然后才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一请求。

二、根据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政权在今年11月底，请求使用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和设备以恢复中长铁路奉天—瓦房店段，使奉天—大连段通火车，同时还要求向大连中长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信号厂和道岔厂订货。茹拉夫廖夫同志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上述请求，因此，他们认为应再向东北派去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贝舍夫同志联名打了报告，并附上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草案。

三、高岗在今年10月11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要求给东北民主政权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

莫斯科于11月中旬收到这一申请并送交斯大林同志秘书处。

我认为妥善的办法是：外贸部和交通部共同研究这一申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外交部不知道这两个部的意见，很难对这一问题提出什么意见。

四、高岗在今年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要求为东北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

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这一申请已纳入对东北出口计划，该计划将由对外贸易部提交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五、高岗于12月9日拜访了当时在奉天的雷斯科夫同志，请求保证鸭绿江上的电站(以前已交给朝鲜人)也为东北所用。我认为，对中国人的这一要求应该给予重视。但是，中国人应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什特科夫 [94] 同志同意这种意见。

六、除本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还有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其他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在12月16日寄给您的专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同志和我把中国人的请求整理成一个文件，拟定中央对这些请求的决定草案，然后送您审阅。这一工作可在2—3天时间里完成。

可以把本报告中第二条陈述的中国人的请求单列出来，并拿出相应的方案提交批准，无须等其他问题的材料和决定草案拟定出来。

请您指示。

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7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2-14

№09003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1948年12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信斯大林同志，说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建立铁道兵、修复东北铁路和部队调动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同志每人一部战利品汽车。东北局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授予这两位同志汽车。

随信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其中高度评价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以及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通过高岗通知中国人，苏联政府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度评价苏联专家组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至于打算赠予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汽车，最好是将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那里十分缺乏车辆，并把此事通知高岗。

附给中央信件的草案。 [95]

А.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8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6-17

№09016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1948年12月20日)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11月1日的决定(第16107号)，在东北留下一个苏联专家小组——21人，其期限到1949年1月1日。

整个专家小组都在集中精力恢复东北至华北前线的路段，撤走专家小组会给恢复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请同意把专家小组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延长到1949年3月。

И.科瓦廖夫

1948年12月20日

第308/1-c号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5

№16435 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1948年12月22日)

机密

葛罗米柯同志：

10月3日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第12078/ш号电报说，东北经济委员会主席陈云同志请求让56名搞计划的苏联专家到东北，以协助他拟订东北的两年经济发展计划。

我认为，现在正在审议林彪请求派搞计划方面的苏联专家的总的申请书(报告已呈交莫洛托夫)，那么，对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的那份电报，就不应另外再作任何处理了。

附上给斯米尔秋科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 [96]

请予指示。

费德林

1948年12月22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67

№0900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给您写信告知，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组建铁道兵部队、恢复东北铁路运营和完成部队调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予他们二人每人一辆战利品汽车。信中请求您同意赠予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汽车。

随信还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议，其中对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告诉中国人以下几点：

一、苏联政府已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苏联专家组在东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二、由于民主政权现在交通工具十分缺乏，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请求把所说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

В.莫洛托夫

1948年12月25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8

№09005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рс号)，被派往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中长铁路路段的苏联专家小组一行21人(来自科瓦廖夫同志小组)，将在东北停留到1949年1月1日之前。

由于中长铁路长春—奉天段修复尚未竣工，加之毛泽东同志多次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帮助修复华北铁路，我认为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必须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随报告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审阅。

科瓦廖夫同志支持这一方案。

В.莫洛托夫

1948年12月25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兹对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рс号)做出补充：允许苏联交通部把援助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9-20

№09049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 [97] (1948年12月27日)

在国民党军事失败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

……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

……美国人所支持的军阀起的是压力机的作用，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接受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不加入这一联合，这将帮合法政府和在它周围联合起来的军阀的忙。美国人镇压共产党人的计划就是这样。

……准备共产党人到来，把自己的外交代表和侨民留在解放区，这表明美国人准备在任何条件下，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仍继续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现在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保持这个国家互相残杀的形势，让反革命分子同民主派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共产党胜利后将留在民主派里，他们的代表将力图钻进联合政府及其机关。美国资产阶级的中国学专家还断言，共产党的胜利不能很快使中国统一，在中国，地方军阀和阴谋家将和地方反革命匪徒一起长期活动。他们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分化瓦解，认为中共具有土改党的特殊性质。民族主义和反动的经济政策是这种分化的思想毒剂。

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还表现在把其255名侨民留在被包围的北平这一事实上，其中87人是领事馆和经济合作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那里还留下了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汉语学校。燕京和清华大学的13名美国人留在了被包围城市的共产党所占领的地区。

鉴于共产党关闭了美国人在奉天的无线电台，一名副官毫不掩饰地指出，留下这个电台不是为了进行侦察活动，而是企图同中共取得联系。很明显，这种直接接触对美国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想促成和平谈判。对此，傅作义在北平附近和塘沽努力避免交战，还有其他一些征兆，已经表明了意图。

美国人加紧收集有关解放区形势的情报，对中共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外国资本的政策很感兴趣。12月初，从开封来的传教士通报了情况；美国领事馆全体人员、军事顾问组、海军武官都听了通报。传教士对共产党的行动给予了肯定。

早就同中国有联系和密切关注这个国家的许多美国活动家现在积极地说服政府改变观点，重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振兴和经济腾飞中的作用。欧文·拉铁摩尔就是其中之一，12月18日他在《中国评论周刊》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兴趣。著名女作家比尔·巴克主张援助整个中国，反对支持反人民分子。由于英国资本家在同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经济联系上的明确立场，美国实业界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美联社12月15日在(在华盛顿)报道中指出，尽管国务院对商界的要求继续保持沉默，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问题正在认真讨论中，“国务院官员表明了一种观点，即为了美国的利益，所有同全中国可能的新主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终究将得到支持”。

积极主张发展美中贸易联系的人在新的条件下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将是美国工业的市场，西方文化的目标，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处于这种关系中，并且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研究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经济战方法的学者们近来也在美国报刊上发表言论。他们同时还指出，中国以前严重依赖外国贸易，现在中国特别依赖美向中国出口。按照这些人的意见，美国可在中国市场上控制一定的局面，诱发商品短缺或经济危机。那时共产党在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资产阶级，而反动派的政治阵地就会加强。除此之外，共产党也不能进行工业和交通建设，没有这些也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土地改革后产量的增长。此外，还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在共产党上台后，美国停止援助，国家商业中心将出现严峻的形势。美国人在经济封锁中国的计划中，完全没考虑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苏联的进口可取替资本主义的进口。

这里，美国的中国学专家认为，尽管共产党胜利了，但中国还将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它的贸易政策将是国家生活和国家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政策是作为影响中国政治界的一种手段而谋划出来的，这一阶层中有直接接受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人，也有暗地追随这种文化的人。美国间谍机关急忙发展间谍网，到处准备渠道，与民主制度的敌人取得联系和提供帮助。

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问题，即他们轻视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革命的内部力量和能力。在经济前景上，这里有一个失误，它同美国人在预测中共与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所犯的失误类似，即他们轻视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巨大经验和东北经济改造、经济恢复的实践经验。

其他较为客观的观点是，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性质，美国不能充分有效地实施自己经济封锁中国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有苏联同中国的经济合作；第二，有英国向这一市场的进攻；第三，复苏的日本工业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最后，美国垄断集团自身方面的原因：由于世界生产的发展，世界市场变得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垄断集团面临危机形势的压力，政府出口调节的压力也会逐步增大。

苏联驻中国(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

А.马卢欣

1948年12月27日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6，д.117，л.7-23

№23387 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 [98] (1948年12月27日)

马利宁同志：

12月6日函敬悉。关于松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苏侨公粮减免问题，经本局派员与松江省府、尚志县府联合调查，业已圆满解决。该地苏侨甚为满意。除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请参考外，相继函达，即祈查照为荷。

此致

敬礼

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1件。

东北粮食总局(印章)

12月27日

石头河区苏侨调查报告

该侨民住所为宝山村二十三里屯，距石头河区45里，共41户。人口：男41口，女26口，小孩19口，计86口。乳牛33头，马19匹，车19辆，蜂子65箱。耕地面积33垧 [99] ，内有菜地2垧，麦地2垧半，大麦1垧…… [100] 8垧，其余是苞米、黄豆。

该屯在1945年〔被〕日寇焚毁，住户(中苏)搬出该屯，1946年、1947年开始搬回原处耕种土地。但苏侨搬回该屯后，大部平地及熟地老早已被耕种，今年我县市民到该屯时，熟地仅有9垧。今年土评工作，因中苏言语不通，仅将苏侨土地丈量，并未评论等级。

此次出纳粮时，由侨民会代表保保夫已实际报到区公所，按每户耕作面积计34垧。因为此次地并未评等级，按苏侨代表保保夫报来共计产量1369布袋(每布袋30斤)，平均每垧打40布袋，合41070斤。按此产量合成税分20.54分，因中国人的每税分650斤，因此也按每税分来分配公粮，计13351斤，并未实际调查灾荒减免。此次粮总来人，与本县派人前往调查，协同侨民代表保保夫到二十三里屯，实际了解并处理办如下：

实际耕地面积33垧，减去今年开荒8垧，大麦1垧，菜地2垧，自吃用麦地3.5垧，并未收成，全部免征。下余19.5垧，内有别哥宝夫等3人独身，老年人2.05垧，全部免征；口路不洛夫3名因年老地被灾，免征1垧6.5亩；阿哈马拉也夫3亩，因残废免征，共计4垧。另有别里米诺夫6名，因年老无劳动力，地也弄不好，请求免征一半，计5.3垧减半(2垧6.5亩)。净余征粮12垧9亩。因苏侨都是好地，按该地区之中等级(该地土七级至十级)，八级算9厘5分，每垧应拿618斤，20.6布袋，折交苞米803斤。因为苏联种地不得法，不如我们种得好，因此，全都要求少交点。结果，每垧地只交750斤苞米。因他们都种的苞米，共计12垧9亩，共征9675斤。

苏联人民没袋子，由仓库供100条袋子，5日内交齐。以上完全取得苏侨同意。

尚志县政府粮食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4—347页

№09019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1948年12月2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中国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提出建议，建议苏联和东北签订有关建立电报通讯的临时协定，而且已提出这一协定的草案。

苏联邮电部认为，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是盼望之中的事。邮电部看了中国人提出的协定草案后，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应该指出，从苏联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和民主政权代表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仅对同苏联建立电报通讯感兴趣，而且对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建立电报联系感兴趣，那里有各种中国民主组织。但在中国人提交的协定草案中，没有提出经过苏联建立过境通信的问题。

考虑到我们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的兴趣，我认为可以同意中国人建立苏联与东北之间电报通讯的建议。苏联与东北之间的邮政联系已于1947年12月建立。东北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联系的时机，我认为还不成熟。

但是，同东北签订关于建立电报联系的书面协定，可能被用来反对苏联，所以我认为宜委托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同东北邮政局进行谈判，暂时先达成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的口头协定。如果中国人再次提出通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通讯的问题，应对他们声明，这个问题特殊，可将来再讨论。

同苏联邮电部商量过的苏联与东北建立通信的条件草案附后。

如您同意，外交部可将此事通知邮电部，指出，它应给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相应提案。

请您指示。

А.葛罗米柯

1948年12月28日

附件：

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的条件(草案)

一、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经过绥芬河站)和赤塔—满洲里站建立电报通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双方协商建立其他电报交换站。

二、双方各自领土上的设备、线路和电报机修理费用由各自负担。

三、电报通讯24小时(昼夜)营业。

四、国际电信条约决定及其电报操作规程也适用于苏联与东北之间的电报交换，如果两者与本协定条件不矛盾。

五、在电报交换中，允许使用俄语、汉语、法语和英语。

明码电报应以拉丁字母拼写。密码电报只许政府间使用。

六、电报费用按字计算。由苏联发往东北和由东北发往苏联的电报按以下定价收费：每个字65金生丁，其中40金生丁归苏联所有，25金生丁归东北所有。

所指法郎为金法郎(1法郎等于100生丁)，重10/31克，纯度0.900。

临时以当地货币收取的发报费全部保留在递交地电报机关，条约双方之间不进行结算。

政府间电报按普通电话定价低50％收费，而报刊社的电话、电报则低75％。

缔约双方之间交流的政府电报应在备注栏内有如下标志：

USSR，表示苏联

CHG，表示中国东北

七、条约双方邮局和电报局间的公务电报以及气象电报免费。

八、条约双方及其电报机关之间的文件、相互来信用俄文书就。

九、条约双方根据以后电报通讯的发展，有权通过相互协商修改和补充这一电报交换规定。

十、本临时协定一经条约双方达成协议立即生效，一直到被另外的协定取代为止。条约双方中的一方，可宣布本协定作废，但需提前两个月通知对方。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必须协商解决。

В.莫洛托夫

1949年1月1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14-16

№16437 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1948年12月29日)

机密

11月29日，托卡尔准将 [101] 偕夫人来访问我。在谈话中他告诉我，目前在徐州地区形成了对国军非常严峻的局势。最新的报道说，似乎国民党的军队被装在两只口袋里：第一只口袋是徐州地区，那里共产党人包围了4个兵团；第二只口袋在宿县—蚌埠，在那里2个兵团被包围了。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被包围了。接着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除了报纸上的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凭借报纸来判断战役的进展太困难了。我马上又问他，他对孙科被委任行政院长有何评价。托卡尔回答说，这样做绝对不会带来什么新气象，还是那么些人，那些体制。同时他补充说，他听说，好像美国人也有要组建联合内阁的意图，而且，似乎这个联合政府要比至今为止所有的政府都要强得多。

我问，新的联合政体又将追逐什么目标，致力于什么使命？而蒋介石会不会是新联合政体中的一员呢？

将军说，当然，那里没有蒋介石的位子。至于说新的联合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将是为停止战争、争取和平而努力的。

我问，那么是些什么人物进入这个新的联合政体呢？将军回答说，一些广西人是主要人物，其成员有教授、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人士及许多其他人。

接着托尔卡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上海，现在大家议论的都是关于孙科内阁的事，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候选人。有人指出：陈立夫、张群、上海市长吴国桢，还有一系列的党的工作人员要参加到新内阁里来。

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这时赴美是什么目的，托卡尔说，目的只有一个——要钱，要装备。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是否能期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她的使命是否能顺利完成，将军回答说：现在美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个问题了，他们感兴趣的是蒋介石还剩下几个师。美国人测算下来看到，这些师已所剩不多了。这才是决定是否提供金钱和装备的主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如果蒋介石现在还拥有在实力和士气上与共产党数量相当的军队，那么援助是不会停止的。很简单，美国人是会拨款、送装备过去的。而如今问题是，后备队没有了，那么武器又该给谁呢？

双方感谢这次会谈，谈话至此结束。

Н.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80-81

№16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1948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1.您11月28日的电报我早已收到。 [102] 我将按照这个电报行事。到那时，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

2.徐州战役成功的战绩比我们原先期望的大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35个整编师，其中包括4个起义并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师，剩下在杜聿明指挥下的国民党19个师，已被我军团团围困在徐州的西南地区。他们没有可能逃脱，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就可把他们彻底消灭。

从蚌埠沿北方向赶来支援的国民党部队整个兵团已被我军击退，并已退到长江以南地区。蚌埠地区的残敌正在准备逃窜。

徐州、淮阴以及黄河以北的所有城市和乡村都完全处在我军的掌控之中。

杜聿明的部队有10多万人，盘踞在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他们已被我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住。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集中了陈毅、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的2个兵团，计60万人，以及来支援前方的民兵60万人，总共120万人左右。这次战役是以前在南方战线上进行过的战役中最大的一次战役。

部分敌人已被我们击溃了，正处于被我们歼灭状态下的是国民党精锐部队，在这次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已不再有一流的部队了。

3.为了不让傅作义的48个师从平绥路战线逃跑，我们不等东北的部队休整好，就命令他们提前进军南方，协助我们华北的部队包围傅作义的军队，并把他们消灭掉。

到目前为止，傅作义军队中15个师已被我们消灭掉。已收复了山海关、唐山、张家口和其他广阔的地区，在北平、天津和塘沽(海港)，傅作义的主力(33个师)，还需要一个月，就可以消灭。

在这个战役中，我们使用了军队约90万人，为前线服务的民兵约40万人。这次战役是在北方战线所进行的大规模战役中最大的一场战役。

在9—10月在东北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我们使用了支前民兵共90万人之多。

4.目前形势的发展已经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已经不是先前预计的(从1946年算起)在5年内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可以在3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采取确有把握的行动措施。

在徐州、北平、天津等几个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部队的主力应该休整3个月，并占领孤城太原，然后向长江流域和辽阔的南方地区挺进。

5.我们已挑选了5500名干部，目前正在培训他们，以便在那些新开辟的地区进行工作。这项干部培训工作，要有计划地进行下去，我们有信心能把工作做好。

6.在党员干部中间要进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和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具体政治措施的强化教育工作。中国革命发展越快，我们越是感到这项干部教育工作非常重要。

7.国民党的统治已很难维持了，它的内部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内广大群众日益倾向我们。自由资产阶级越来越开始动摇，在我们这里为自己找出路，追随国民党的人数日益减少。

8.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占领一系列大城市，那些大城市里的秩序很好，我们的各项政治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9.中国民主联军的纪律大大提高了，增长了斗志，指挥员们对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满怀信心。国民党的纪律涣散，国民党军队中叛变者的数量日渐增多。

在徐州、北平两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将不复存在，军队的数量将减少到170个师，其中大多数的师是重新编组的，且战斗力低下。

10.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各民主党派团体和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组织的领导和活动分子，纷纷来到或将来到我们的地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们曾经邀请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

这个新的阴谋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

12.我们已经把一些同志，如高岗(东北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书记)、薄一波(华北局书记)、刘伯承(华中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东北军区政委)、林伯渠(陕甘宁政府主席)等召到中央来开会，讨论1949年所有的策略问题(哪些部门或部队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及其他准备工作)，讨论了有关在1949年春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及其他问题。

不久，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能动身到莫斯科来，并与您讨论所有的问题，然后，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大约，明年春天要召开各个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条件已经成熟。

恳请您把这份电报向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报告。

毛泽东

1948年12月30日

手写批注：

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是以化名菲利波夫为收件人的。这样写是为了保密。(档案保管员)

АПРФ，ф.39，оп.1，д.31，л.49-52

№09021 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贝利亚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贝舍夫

第26658лб号

手写批注：

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

1949年1月4日

АВПРФ，ф.06，оп.11，п.15，д.231，л.1

№0902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贝舍夫

第М8579С号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通知瓦休凯维奇同志。

莫洛托夫

1949年1月2日

АВПРФ，ф.06，оп.11，п.15，д.231，л.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