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6

1946年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1946年1月8日)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1946年2月12日)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1946年2月21日)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1946年2月22日)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1946年4月10日)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1946年7月24日)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1946年7月31日)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14日)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4日)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1946年1月1日)

机密

1946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参谋部首长叶剑英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大使馆。大使委托我接待了他们，对此，我解释说大使因病不能接待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时间不长的会谈。

他们声称，他们刚刚收到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停止内战建议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蒋介石建议双方讨论有关停止内战问题，并让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人的代表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同时，他们转交了一封蒋介石的书面答复)。有鉴于此，中共代表团面临一个问题，即应不应该同意参加与马歇尔的谈判，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由此共产党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马歇尔将努力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向蒋介石让步。这个问题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中讨论了很久，但代表团什么决定都没有做出。在迅速向延安请求指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决定同时与苏联大使商量。

叶同志和王同志声称，想从大使馆得到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判断马歇尔与周恩来最近一次会谈，马歇尔和蒋介石企图在谈判过程中涉及东北问题。中共代表团认为，正因为这个问题与苏联利益有关，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时应有苏方代表参加。

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后，再三请求将这件事报告大使，并请给他们极其需要的忠告，因为与中央政府代表的会见就要在第二天举行。

我向大使报告此事后，根据指示向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传达说，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应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征求意见，听取指示。看来，他们一定会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民主团结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我告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苏联大使馆不可能给他们任何的建议。有关东北的问题，我对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声称，谈论这个问题目前还太早，正因为中央政府也好，马歇尔也好，尚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会谈进行了30分钟。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1946年1月1日

文件送：С.А.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3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

№16063　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6年1月2日)

机密

1946年1月2日在大使馆进午餐时，我同(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大公报》记者)高集(Гао Цзи)和(《时事新报》记者)邵家林(Шао Цзялин)进行了如下谈话：

1.对我提出有关民主联盟是否已完成对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的问题，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9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拟订了行动纲领。代表们每天都会晤，以便对政治协商会议上准备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能协调好立场。要求国家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把军队移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重新研究宪法草案等，是我们纲领的重要因素。

2.我对新闻界关于政府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 [33] 来研究停止内战问题的评价感兴趣。高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完全可以毫无困难地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什么还要外国来干涉中国内政。把马歇尔引进委员会是撕毁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

对这个问题，邵家林回答说，马歇尔在委员会可以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争议问题的解决。因为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国人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朋友就应该来帮助。

邵家林请求我能更经常地接待新闻记者。他说，关于苏联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我们不能够对各种各样的谣言和诽谤进行反驳。例如，不久之前，散布着关于红军在东北的最难以置信的谣言。假如您或者您助手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对记者进行新闻发布，打破这些谣言，那该多好啊。

我说，我将永远高兴在我们这里接待新闻记者，并和他们交谈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在谈话时有二等秘书贾丕才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日

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6，л.22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1946年1月3日)

И.В.同志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会谈记录

1946年1月3日23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资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资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资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过，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本人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做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4000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东北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100公里的路段，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的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不过，法国和美国的制度都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力。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酌定，但议院应该是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歧，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不过为自己保留了多数部长的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曾认为，保守党将获得多数。艾德礼 [34] 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东北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东北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东北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东北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东北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东北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东北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宣称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只有60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需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还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缓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东北。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东北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中国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的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东北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东北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东北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 [35]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蒙古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北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1小时30分钟。

В.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123-140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1946年1月7日)

亲爱的菲利波夫 [36] 同志!

顺利抵达延安的毛岸英已向我转达了您给我的良好祝愿。为此，也为了您所发来的诸多礼品，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您和联共(布)向延安派来两位医生!

我的病是神经极度疲劳症。这主要是由于自己20多年来缺乏足够的休息所致。近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两个来月，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今再有苏联医生的医治，我相信自己的病会好的。我打算休息更长一段时间。

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5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5年4月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其间就我党若干历史问题通过了决议。孙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随身带走了一份全会决议，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现在应当已经将该决议转交给您了。而您，在看了这份文件之后，将对中共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您可以把这份文件让一些可靠的中共党员看，但请警告他们不得将其中内容向外人泄漏。

最近5个月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规模与去年相比扩大了两倍，我们急需工作骨干。据毛岸英说，您打算将所有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发送回国。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但我请求，只派遣那些业已成熟——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回来，而那些你们工作上仍需要的同志，请继续留在莫斯科。请转告李立三同志，让他经张家口回延安。请将其他同志派往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以便他们找到中共中央北满地下机关，后者将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那里特别需要他们去。据毛岸英说，高福，即袁牧之，想暂且留在莫斯科。那么，可以暂时不派他回国。年轻人，正在上中学，暂时让其继续在苏联学习吧。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目前以和平方式停止中国内战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大。我们在重庆的代表团正在努力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要继续这场战争，即使他将在一些地区赢得一些胜利(如在位于两军交界的沈阳、热河和河北省等我党群众基础薄弱地区)，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他就不敢肯定会战胜我们。因此，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民党同意我们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总体来看，中国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要走很多弯路和曲折，中国共产党仍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不过，我们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极力团结国民党的同时，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党的和平民主路线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三大强国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形势也越加有利于我们。中国定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对这一切充满信心。近几个月来我们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后我们应巩固这些成绩。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党已做了整体性的安排。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贺龙、萧克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打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信。

委托楚查耶夫少校将此信当面转交给您。收信后，请确认。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毛泽东

1946年1月7日

延安市

АПРФ，ф.3，оп.65，д.695，л.30-36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1946年1月8日)

机密

今年1月8日在我们使馆共进午餐时，我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交谈，内容如下：

马歇尔在讲到完成自己使命时强调说，在与中国各界代表进行这类会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这些难题使他解决面临的任务大大复杂化起来。首先马歇尔表示自己对那样的状况不满，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对话者都只是倾向于毫无实际根据的空洞议论。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坚持一个意见，就是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达到此目的的具体道路。缺乏实际解决民主问题的现实态度，不仅不能拉近民主，而且相反，会使中国远离国内现有的民主。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等待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是否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繁荣的政党时，马歇尔指出，他深信中国的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进行的。同时，他强调，以他的观点，国民党完全能够通过渐进的道路把中国引向民主体制。马歇尔强调，国民党作为拥有最多群众的党，注定要在中国的民主化命运中起决定作用。

马歇尔在评价中国民主同盟时声称，这个组织的缺点在于缺乏群众基础，这个同盟好像有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中国4.5亿居民来比，简直微不足道。民盟第二个缺点是他们的队伍缺乏统一性。参加这个同盟的各个党派和社团之间有争斗，在追逐官运的土壤上产生相互敌视，让己方成员掌握决定权的企图在同盟中引起了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组织性撕得粉碎。最后马歇尔说，评价民盟的领导成员，与其说他们先进，还不如说他们特殊，民盟追求在中国达到民主自由，但他们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欲达此目标的实际道路。

在回答我的问题——民盟的组织性薄弱是不是中国执政党现行政策的结果时，马歇尔说，这大概可解释为国民党实行一党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更加有利于强大的国民党，而不利于组织涣散、杂乱无章的民盟。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力量时，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是中国其他社会力量中最有组织性和最有目标性的政党。尽管如此，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难道能适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马歇尔说，不要忘记，中国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比谁都更少会对诱人的政治口号感兴趣，他们只追求减轻自己的税赋负担和兵役，这些税赋和兵役一直是使中国农村破产和贫穷的原因。普通的人民都厌倦战争，在他们中间不可能有普及武装斗争、推翻现有制度的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怎样设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时，马歇尔声称，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在几百年里形成的这种落后和无组织状况下，未必能期待在国内建设政府和法治机构时，可以很快地引进民主形式。例如，马歇尔说，在不可能指望采取全面选举措施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指望进行广泛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按马歇尔的观点，既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广泛的全民选举，中国的民主化就应该走由上而下开始改革的道路，以此来打基础。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马歇尔不止一次地高度赞扬菲律宾的民主化成就。为此，马歇尔强调说，菲律宾人民应该好好地感谢美国。在这个时候，他说，美国在菲律宾几乎都用命令方式开始履行自己的文明使命，建设民主化基础。在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应把菲律宾的例子看成是美国在中国政策的延续时，马歇尔说，虽然美国在这里的立场有些不同，但个别的原则也可能适用于中国。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Н.Т.费德林(签名)

文件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34-36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月14日)

机密

今年1月14日在我们大使馆接待时，我和东北社会活动家阎宝航进行了会谈，内容如下：

我问，在重庆有哪些东北的组织。阎宝航回答说，他参加了两个组织——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和东北文化协会，这两个组织是进步的和民主的组织。阎宝航还指出，其他像“恢复和平时期东北协会”等那样一些组织，是国民党控制的组织，是按CC派集团的授意工作的。

对于我的提问，阎宝航说，东北政治建设协会领导小组，包括他自己，应该在今年1月15日拜访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在了解了领导小组对东北目前形势的观点以后，请这个小组去会谈。阎宝航声称，在自己给马歇尔的书面请求中，这个小组提出了下列几个要求：

(1)停止用武力接收东北；

(2)给东北人民民主权利和自由；

(3)从东北撤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

(4)在东北建立民兵；

(5)释放张学良。

关于张学良，阎宝航强调说，熊式辉在蒋介石第一次来东北作报告时，他就要蒋注意，张学良的命运继续使东北人不安，东北的很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向熊式辉提出有关张学良今后地位的问题，他们不掩盖自己希望张学良回到东北的愿望。蒋介石当时说，张学良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但是，阎宝航声称，当马占山将军拜访蒋介石，并问他张学良命运问题时，蒋介石并未把它当一回事。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4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1946年1月16日)

机密

对于我的问题——“停火”命令发布后，在前线是否停止了进攻和战斗，周恩来回答说，战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在某些方向和个别地方，国民党部队在继续推进，特别是在共产党部队比国民党部队弱的地方可以看到，如傅作义的军队从西面进入了热河省，第九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的部队继续从东面向赤峰和多伦方向挺进。在山东省，那里共产党部队比较强，国民党停止了军事活动。

我问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开始工作了没有，周恩来答，军调部已经开始工作了。为了部署部队和将命令传到战场第一线司令部，派了15架飞机到各个不同的地点，但有1架这样的飞机在赤峰上空飞行时，于1月15日降落在赤峰机场，被红军的部队扣留了。为此，周恩来迫切要求向红军指挥部告知这一事实并释放这架飞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各种会议上证明，在赤峰驻有红军部队，并控制着赤峰和多伦。飞机被红军部队扣留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落空。

有关中国共产党执行停止军事活动命令情况，周恩来指出，他们的薄弱环节是延安与自己在前线部队的无线电联系。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干部，以及军队的分散性，无法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马歇尔对国民党部队在某些方面继续进攻和没有停止军事活动如何反应，周恩来答，他(周恩来)也就这个问题与马歇尔会谈过，马歇尔对他说，他(马歇尔)也获得了有关共产党同样活动的消息。周说，在前线还是继续有部队在活动，在某些地方还有冲突，而在一些地区不经战斗就夺取了一些据点。但是，马歇尔说，所有有关这些情况他已经都报告了蒋介石。除此之外，周还指出，国民党派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将军(侦查厅厅长)，对情况非常了解，他拥有与所有部队的通畅的联络网，并利用这个优势向蒋介石和马歇尔报告共产党部队违反命令，他总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宣传。周还说，美国的上校伯劳乌特通知说，目前双方都有错，都违反命令。尽管命令在1946年1月13日晚上生效，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收到了命令。因此，个别部队仍在继续进行军事活动。周声称，1月13日他收到延安的通知，说国民党正在进攻热河和其他一些地方，而共产党部队进行了反击。但是，也有共产党部队转为进攻并占领某些居民点的情况。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不得不将国民党政权从他们侵占的居民点里赶走，周说，尽管如此，战斗行动基本上已停止了，而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将共产党部队赶出最重要居民点的意图。因此，在山西、山东、热河，国民党部队继续向前行进。周恩来说，他已经给延安发电报，要司令部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不违犯命令，以便共产党有可能用政治手段收回那些国民党部队在命令发出后占领的居民点，这样还可以促使国内军事政治状况的稳定。

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状况的问题时，周强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大，这就使共产党部队的驻地分散，武装力量分散。

部队散在广阔的地区，会导致纪律松懈，并在一些战线引起混乱。所有这一切都降低了共产党部队的战斗力。如果说以前这些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拳头中，共产党部队能顺利地打击国民党军队，那么现在这些军队则在一系列前线地段遭到了失败。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和正规部队战斗力相当强大，但是缺少炮兵和其他武装，不能够坚守住已攻占的阵地，只有在组建了强大突击部队的地区才有可能进行进攻战役。

缺乏经过技术培训的军官，使共产党甚至没有能力使用最近获得的武器、大炮和坦克。

在评价重庆的状况时周强调，国民党企图稍为打开一点未来民主大厅的门，但是进入这个大厅的必经之路，是要解除共产党武装。玩弄民主辞藻现在成为国民党政治的特点。国民党企图用“改组国民政府”、“以民主人士补充各级政府组织”、“提供地方自治”等辞藻来获得国内和国外社会舆论的好感。但是，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周声称，蒋介石不得不讲民主是因为外界对他有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国际舆论、国内各种党派和组织、中国社会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人民。蒋介石必须做出某些让步，周举例说，当蒋介石不想在把赤峰和多伦留给共产党部队的问题上让步时，马歇尔是这样给他压力的：在蒋介石坚决拒绝退出这些居民点时，马歇尔对蒋介石申明，如果他不让步，内战将不能停止，这样就会引起三大强国的干涉。结果，蒋介石好像当即就签署了将赤峰和多伦让给共产党部队的命令。

接着周指出，讲到民主，国民党同时仍继续自己原来的政策。蒋介石宣布四点民主纲要以后，没有迈出任何实际的步伐。相反，还发现有镇压政治犯的情况。周强调，民盟坚决站在敦促蒋介石实现其宣布的诺言的立场上。民盟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

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国民党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及共产党对此所持立场的问题时，周回答说，国民党除颁布声明以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提出。但颁布的东西则表明，国民党企图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保存绝对多数。如果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是民主应该在所有政府机关中实施，那么国民党却主张民主只能在某些改组的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实施。在国民党中有一种意见，即所有的政府各部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领导类(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不能让民主分子参加进去；第二类是教育部、社会部、经济部、食品部，对这样一些部，其领导可以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第三类是农业部、司法部、鉴定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在这些部可以允许民主分子参加。这就是现在进行中的会议的幕后背景。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国民党的立场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宪法，在这个宪法的基础上应该进行民主改造。但国民党企图保持五五宪法，这个宪法实质上是一部专制的宪法。根据幕后谈判判断，国民党倾向于做出某些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于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与国民党对立的具体纲领，周回答说，共产党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虽然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很清楚：(1)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法；(2)实现政治军事分治，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利；(3)给予省级政府自治权；(4)同意中国共产党有20个步兵师。

中国共产党在不提高自己军事方面要求的同时，将为实现扩大政治纲领而斗争。因此，将有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时，周指出，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而青年党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对罗申的提问——马歇尔将军是什么立场，周回答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关心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他对所有的事都很在行，但目前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周说，根据他的观点，马歇尔正等待军事命令的结果，看来，有了结果他会开始显示有关政治问题的极大积极性。

接下来，周讲述了不久前建立的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三人小组。1月15日，三人小组交换了关于研究军事问题初步意见，1月16日国防部副部长林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关于改组中国军队的策略性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这个军队将由90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旅组成。军队的总人数为180万人，其中40万人是军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在这个数字之内。

周指出，张群在私下谈话中告诉他，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兵力对比应是1∶6，他暗示共产党军队应该是16个师，而不是20个师。周补充说，张群和张治中现在还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说中国军队的改组应该在6个月的期限里完成，而共产党军队的改组应该在2个月内完成。

我问，政治协商会议有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做出什么具体的决议。周回答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决议。现在还在进行辩论。有鉴于此，成立了5个小组，从事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准备提出建议。

我问，国民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怎样看待，周指出，目前国民党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选举，但在他们的代表中出现了让步的倾向，允许在8个解放区进行县长的选举，或许还允许选举边区的全权代表。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声明。

对于我的提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周声称，为了以政治手段开始进攻和保卫民主权利，现在正在试探国民党的弱点，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保住赤峰和多伦。至于说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则在察哈尔和热河省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并在山东和河北获得了参政权。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想保留某些边区的行政权。如果蒋介石不想把察哈尔和热河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并拒绝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和河北参与行政管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在宪法问题上为赢得胜利而斗争。

在回答周的提问——对目前形势如何评价时，我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

周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做，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立场，同时对美国人更加特别小心。周说，他非常清楚，美国人过去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必须绕过的暗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与美国人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新问题。接着周强调，遗憾的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例如，他们认为红军应该进入东北，并把它转交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他们不懂得所有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即使了解，也极其肤浅。周说，当他在延安看到那些电文时，就更加清楚了。

在会谈结束时，周声称到1946年10月 [37] 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已得到极大的增强，在那时与蒋介石讨论各种各样问题都比较容易。那时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开来，并遭到了失败。现在的作用起了变化。现在不得不寻找所有的道路，以便达到折中地解决问题。周强调说中国的形势很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工作和努力。

Н.В.罗申、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Н.Т.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5-11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30日)

机密

1月3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会谈，其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共产党提名，经蒋介石批准，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人士代表的。

我请求郭沫若与我交换他对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印象，讲述一下在协商会议上各种不同党派和组织代表的表现。

郭沫若评价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时说，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及其工作开展，现在正呈现出中国民主运动的转折时刻。现在可以断定具有一系列民主措施这一事实，至少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的正式记录。

在宣布民主自由同时，郭沫若指出，可以改组中央政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统一指挥，军队国有化，等等。

但是，郭沫若强调，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遗憾的是，它不是根本性的，不是持续进步的，而是带有临时性和局限性，因为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来原因，而不是内在原因。

郭沫若声称，现在的民主是表面的，是外来的，是外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压的直接结果。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杜鲁门的声明和马歇尔使团到中国，在蒋介石周围造成了难以容忍的国际条件，并使他面对必须拒绝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将导致国民党制度的彻底毁灭，但是在马歇尔使团面前却摆出了完全不同的任务。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威望以及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美情绪的加强，担心在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可能性的美国的统治阶层，不能不采取应急措施，来预防对他们极不愉快的结果。因此，马歇尔使团的主要任务是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军事和政治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这对美国来说是主要的危险，因此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分子的活动，支持蒋介石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事实证明，马歇尔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主要的任务。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结果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的民主改革只是表面的，相对的。他们的虚假民主和表面的特点，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尽管决定成立一个由40名成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但国民党占据其中50％的席位，而剩下的席位大部分都是亲国民党的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可能有部分民主人士。

其次，国民党保持自己具有作为老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利，因此可以保证自己在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有绝对多数的表决权。

第三，在武装力量国家化的过程中，主要是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因为蒋介石为自己保留了90个师的正规军，这些师都是由经过考验、最忠于他的部队组成的，而对这些部队而言，“在军队中禁止党派活动”却是一句空话。

第四，在任命政府重要负责岗位时，国民党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各部部长的职位，如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等。这样，即使那些次要的各部都由民盟的代表负责，整个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国民党干部手中，因此领导只是形式上的。

这样，郭沫若强调说，民主阵线实际上争取到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表面的价值。从本质上说，现在的变化与其说是符合民主运动的利益，倒不如说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因此可以说，郭沫若指出，尽管存在着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了。现在蒋介石不仅被看做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袖，而且被看做是在中国社会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的首脑。国内外社会舆论对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承认，为他获取其他大国，首先是获取美国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获得这些援助将会稳定国内的经济局势，也会使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

在评价各种党派和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表现时，郭沫若指出，除国民党9名代表外，对国民政府的纲领表示支持的有：青年党(5人)，这个党，根据可靠消息，得到了张群的一大笔贿赂；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胡霖、傅斯年、钱永铭、莫德惠、李烛尘。在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只有一个邵从恩除外，他采取独立的立场。

郭沫若说，民盟代表团的成员有：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君劢，他们自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统一立场上，在为民主纲领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0，д.32，л.47-49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1946年2月6日)

机密

2月6日，我接待了周恩来，并与他就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我问道，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团体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否满意。周恩来回答说，在当前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决议，这是在谈判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收获。周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正式的看法。朱德在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中已阐述了这些看法。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有正式的指示，其中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是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摧毁国民党专政的开始，今后民主运动便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可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因而，必须改变工作的形式和工作的方法。周强调说，从一些文件来看，这些决议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这些成果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巩固。不能不承认，今后在实践中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还有很大的困难。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果的原因，周恩来指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只是因为外部对蒋介石有很大的压力。如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确定，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和应该做什么；马歇尔将军在重庆也对蒋介石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口袋里装着20亿美元的借款支票，发放5个师的装备以及为中国提供若干飞机和船只的命令。

讲到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周恩来指出，摆在我们眼前需要克服的有一系列困难，首先要击退国民党右翼的攻击，他们已开始进行撕毁这些决议的工作。国民党在最近召开了三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在1月30日召开，在这个会议上СС派代表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的蒋介石声称，不应该低估这样的事实，客观上共产党是帮助了国民党。蒋介石指出，假如没有共产党，不知道国民党将会怎样；假如没有共产党开展的工作督促国民党，不知道国民党是否还能存在下去，甚至不能排除国民党瓦解的可能性。今年1月31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二次会议，在这会议上，同样提出了反对国民党代表团同意向民主派做这样大的让步。谷正纲、张道藩、朱家骅等人的发言极端尖锐，谷正纲声称国民党将没有前途，国民党代表团背叛了孙逸仙的原则，等等，张道藩也做了类似的发言。比这更大的喧闹是在2月4日的会议上，这次会议蒋介石没有参加。СС派代表感受到了自由，演出了一场把会议变成公开谩骂的闹剧。但是最后，会议参加者还是得出结论，目前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决议是蒋介石批准的，所以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孙科、邵力子、张群、王世杰都遭到了尖锐的攻击，谴责他们背叛了孙逸仙的学说，特别是张道藩的发言毫不妥协。当有人说，这些决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时，张道藩和萧同兹问答说，对蒋介石也要“刮胡子”。 [38] 从发言者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如果所发生的一切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价值，因为蒋介石仍然留在领导位置上，那么不知道，他的其他战友会怎样……

周恩来讲，不久之前，陈果夫拜访蒋介石，并请他解释，为什么国民党要做这么大的退让。蒋介石好像回答说，退让是因为美国的压力。

综合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行动，周恩来说，很可能再过两至三个月他们又会再次抬起头。

我问，他们会不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活动。周恩来说，在这个全会上，大概会大打出手，但他们不会成功的。但是，周恩来指出，在马歇尔离开以后，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行动。现在他们开始活动，收集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签名，作为对全会的准备。这些签名不仅在重庆收集，而且在偏远地区收集。任务在于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召开之前将这一切提供给蒋介石。

按周恩来的说法，军人集团表现出的积极性也毫不逊色。例如，胡宗南在西安召集他的将军们，试图搞清楚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和态度。当他听到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政治协商会议表示赞同时，立刻严厉批评、谩骂他们。后来，胡宗南又召集了相当数量的各级军官，并要求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的人举手，结果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当他要反对的人举手时，只有几十个人举手。胡宗南大骂所有出席的人，骂他们是寄生虫，不懂得中国发生了什么。

但是，周恩来指出，这并不表示在军队中没有人想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现在在上海和南京地区正在召开军事领导人会议，参加的有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徐永昌、顾祝同、胡宗南等人。他们集中在那里，是为了研究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怎样对军队实行控制。对于他们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1)保持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的统一；

(2)在和平时期保留对一些地区和剿匪司令部的指挥权，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与“匪徒”做斗争，并稳定解放区的秩序；

(3)不允许其他党派的代表到国防部、征募局、作战局去，不仅不能领导这些机构，而且也不能在这些机构中工作；

(4)保留国民党军事院校。

这样一来，周恩来说，如果在第一阶段国民党要求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那么现在共产党则要求国民党所有的军队国家化。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保密局人员所采取的措施。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些机构应该废除。因此，国民党现在正在迅速改头换面，建立各种各样的部队，如警察部队、交通警察等。有些国民党员提出在“特务”中建立政党、协会等。特别机构的全部工作人员共有20万人。

周指出，国民党右翼斗争的积极方法之一还应算上这一招，即他们那些维护者企图把孙科、邵力子、于右任、王世杰等人排挤出领导层。共产党方面就采取了某些预防的措施。周说，他2月1日拜访了蒋介石，让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已经做出的决议。周指出，共产党准备重新改组自己的军队，将其数量减少到20个师，并取消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周要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准备真诚地、经常地与国民党合作。周表示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重要问题上互相交换情况。接着周强调，有关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共产党希望还能参加各省的政府。蒋介石对周声称，在他去延安前，他(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应该拟订一个解决军事问题的草案。

会谈中周请求在国务会议的组成中，共产党应该有10个代表，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的否决权。然后，周对蒋介石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停止敌对宣传，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双方困难。周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军队及其他组织的不满，如果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困难，这不会对国民党有什么好结果。最后，周对蒋介石说，困难越少，他(蒋介石)就越容易领导国家和人民。

蒋介石回答说，国民党准备长期合作，不会允许改变决议。他强调说，这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之所以有可能获得，就是因为是他(蒋介石)渴求达到的。蒋介石说，如果中国走上新的道路，那么就会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周说，他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王世杰与他谈话时说到，在周与蒋介石会谈时，“双方相互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关于国民党代表个人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谈判时的活动的评价，周说，王世杰做了很多工作，他比较执著，不急于做出决定，能清醒地进行评判并善于做出让步。张群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他要么大大退让，要么顽固到什么让步的话也听不进去。邵力子——没有实权，没有什么靠山，因而他缺乏独立性和勇气。

讲到拟订国务会议成员名单的问题时，周说，大概位置的排列，看来是共产党8个，民盟5个，青年党3个，无党派人士4个。周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会同意给共产党10个名额。然后，他强调说，国民党在选拔自己的代表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是否让国民党元老进入国务会议的问题上，蒋介石进退两难，例如，孙科、于右任、冯玉祥、孙逸仙夫人等，因为他们的左倾观点会令蒋介石陷入十分窘困的境地。周声称，共产党努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前公布名单，并坚决主张国民党也公布名单。

关于部长的分配问题，周说，目前尚无肯定的意见，但是对于无党派，国民党好像准备给3个位置；司法部、教育部和农林部和一个委员会；除部长外，还将建立4个不管部部长职位。

对于我的提问——按周恩来的看法，蒋介石是打算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还是会拖延这些决议的实现，周回答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将依赖下面事实的发展：如果能够促使蒋介石退让的国际压力继续存在，而同时共产党也不削弱自己的努力，那么他将继续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去实施会议的决议。如果说压力消除，共产党又削弱了自己的工作，而国民党右翼则加强了自己的压力，那么不能排除蒋介石将从已确定的道路上转向。如果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在努力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并感受到共产党方面的压力，那么，他未必会抛弃自己的决定和诺言。

接着，周说，从马歇尔的行为来看，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做得很好，他们努力帮助中国整顿秩序，制止混乱。在这方面，他们既帮助了国民党，又帮助了共产党。尽管如此，这仅仅是事情表面的和暂时的一面。他们(美国人)竭力想为自己将来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基础。中国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因此努力利用他们现在采取的措施，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看起来在以后会遇到一些困难。至于如何评价马歇尔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在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和执行已经下达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说，如果不是美国人这么积极地介入，那么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到现在为止都不会停火。在美国人帮助下，周强调说，共产党保住了赤峰。

周告诉我，马歇尔拟订了下列各种计划：在和平时期改编军队，组成50个师的计划；在和平时期应征措施法草案；以军团为独立单位集中供应军需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军需供应计划。周指出，马歇尔对他说过一个想法，为了部署共产党军队，应该事先考虑到他们主要驻扎在中国北方，部分在东北、中原和南方。马歇尔想建议蒋介石，用以下方式作为试验：一个军团以共产党2个师和国民党1个师组成，由共产党指挥；一个军团以国民党2个师和共产党1个师组成，由国民党指挥。

除此之外，马歇尔还有一个想法。他想建议蒋介石，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的组成中，最好有一个共产党军队的师。周恩来说，他同意这个想法，并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歇尔的建议是这样，从延安青年中组成一个模范师派往日本，他们完全是美国武器装备和服装，也让美国人看看共产党军队的面貌。

对我的提问——蒋介石对马歇尔是否满意，周回答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说，他认为马歇尔为人客观，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对我的插问——蒋介石想不想念赫尔利，周回答说，这不大可能。赫尔利是一个市侩，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商人。周说，从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1月20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与他谈话中声称，已经过了10天，还没有看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结果，而他(马歇尔)很快就要回国了。蒋介石对他说，结果会有的。但马歇尔刚刚离开，蒋介石就大发雷霆，用拳头狠狠地敲打桌子。如果这件事，再加上由陈果夫为蒋介石起草的声明，那么就可以做出结论，即美国是真的给了蒋介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问，Т.В.宋作为总理 [39] ，实际上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什么积极作用，这如何解释。周回答说，现在Т.В.宋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济事业上，与政治相比，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个人收入。周说，Т.В.宋在政治上没有原则，他所有的愿望就是在国外获得荣耀和为自己增加资本。有材料说，在改组政府时，他未必能保持自己的位置。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言，他可以作为特别大使到美国去，因为要在那里解决贷款问题。

大使馆顾问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武官少将Н.В.罗申和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1月9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16-22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1946年2月12日)

机密

今年2月12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周恩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讲述了关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积极活动，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上。他说，СС派煽动在国民党里组织新的派别，自称“革新派”。这个派别为首的是谷正纲、张道藩、萧铮、赖琏、萧同兹、胡宗南及其他附和СС派的人。那些“革新派”拥护者举行了座谈并得出结论说，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1)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度，蒋介石除了中华民国主席外，不应该再担任党的领袖。

(2)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民主。

(3)重新考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4)限制国民党元老在国务会议中的名额。

周指出，“革新派”企图在今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纲领。除此之外，周恩来强调，“革新派”拥护者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的这种斗争简直就是流氓行为。举例来说，今年2月10日，应该在重庆一个广场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群众大会，被СС派领导的秘密警察的流氓干涉所阻挠。

至于蒋介石对“革新派”的态度，周声称，蒋介石的立场是双重态度：他不反对反共活动，但反对攻击国民党。蒋介石赞成各种派别在国民党内活动，但不得越过政治协商会议合法决议的界限。

接着周恩来对我讲了有关他和张嘉璈的谈话。他指出，总的来说，张嘉璈的表现比熊式辉好。周发现，当叶剑英在北平访问熊式辉，想与他商谈东北问题的时候，后者却强调，这个问题带有外交性质，因此他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当张嘉璈在重庆访问周恩来时，也涉及东北问题，前者声称这是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张嘉璈对周恩来说，东北的形势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事情本身要求双方不可避免地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关于对苏联在东北政策的评价，张嘉璈强调，苏联对解决东北经济和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因此不急于撤出自己的军队。苏联得到了自己在远东边界线的安全和长期不受侵犯的保证。

对于红军部队拖延从东北撤离，张嘉璈指出，这不会引起中国中央政府方面的特别反对，因为苏联军队的过早撤离可以被共产党和其他武装力量利用去占领地盘，并在东北造成军事和政治上更加复杂的状况。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红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会拖延，因为根据蒋介石给张嘉璈的批示，蒋不准备在苏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解决政治问题。

谈到中苏经济谈判，张嘉璈说，在苏联做了那些很大让步之后，蒋介石在原则上同意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方案。唯一困难的只剩下发电站的管理问题了。现在经济合作的问题已递交蒋介石，蒋让经济部来研究，这个部应该综合处理整个东北经济问题，并做出最后的结论。

周恩来告诉我，张嘉璈对共产党关于东北军事政治问题解决道路的观点感兴趣。周恩来对张说，这些问题应该按双方协商的道路来解决。其中包括，共产党不反对派遣由军调部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小组到营口去实地搞清情况。关于政治问题，共产党建议改组蒋介石在长春的行辕下属的政治委员会，重新考虑9省省长问题，并进行县级领导的全民选举。周还指出，尽管共产党这样提出了问题，国民党至今为止尚未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派军事小组到营口去的问题。

有鉴于此，张嘉璈声称，国民党拖延回答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合法化和加强其在东北的地位不感兴趣；其次，国民党不相信苏联会赞同派这样组成的小组去营口。至于政治问题，张家璈强调说，那就应该遵守基本的条件，即要保持蒋介石的面子，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应该是互让的。因此，张嘉璈说，共产党不应该拒绝暂时的妥协，然后可以继续重新考虑所采取的决定。

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2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24-26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1946年2月21日)

机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和红军在这领地上的进驻，从根本上改变了内部政治状况，并掀起了当地居民广泛的民主运动。解散了所有日本和亲日本的组织，形成了当地的政权机关，共产党组织合法化，建立了群众民主联盟和协会：有工人的，知识分子的，青年的，妇女的。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开始出版了25种报纸、6种杂志和3种通讯刊物。

以友好态度对待苏联的最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东北11个城市里建立了中苏友好协会，团结了2.5万名成员。这些协会在居民中进行群众政治工作，普及苏联和红军的影响。这些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4份报纸、3份杂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居民中分发和传播书本、小册子和苏联领导人照片。

在东北的我军政治机关在帮助当地民主组织的工作时，还在中国和苏联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散发了将近1亿份传单、标语、条幅、小册子、肖像和明信片。在城市和农业区组织群众大会。进行关于苏联和红军的几百场报告会和演讲。在东北所有的城市里放映苏联电影。红军歌舞团在居民中进行演出。

由于所有这些措施，我们在东北的影响大大增长。居民基本群众都对红军和苏联怀着友好的感情。

国民党分子在这段时间里对民主组织的活动，特别对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制造了很多障碍。最近，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国民党分子活跃起来，积极从事反动的和反苏的活动。现在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宣传，而是越来越广泛地对民主组织，特别对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采取威胁、逮捕和暗杀的手段。在四平出现了传单，国民党分子要求取消中苏友好协会。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传播谣言说，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所有协会的积极分子都要被消灭。结果，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明显地收缩了。

考虑到我们的军队将从东北撤离，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在那里的政治影响，建议是否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用吸收在东北的苏联公民和中国社会的著名人士积极参加协会工作的方法来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协会，并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与这些友好协会的正式联系。

2.在长春、大连、哈尔滨和沈阳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文化宫。通过这些文化宫在中国居民中组织文化教育工作，巩固苏中友好和普及对苏联生活的知识。

3.在中长铁路管理局的苏联机构下设文化教育部，其目的是为东北的中国和苏联居民出版中文和俄文报纸，登载东北无线电广播电台有关苏联的新闻，并出版有助于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报纸。

4.苏联新闻局加速在东北各大城市建立代表处。

5.在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开始出版中文版的苏联文学期刊，以及优秀文艺、经济和政治类书籍，并且在大连市也出版上列书籍。

6.由于莫斯科对华广播听不清，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无线电推广和无线电广播事业委员会，应加速建立从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无线电台的对华广播。

7.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电影摄影事业委员会应加速用中文字幕和华语配制苏联电影，并大大增加寄往东北的影片。

8.派遣某些著名的苏联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和苏联艺术家到东北去公开讲演和演出。

9.责成国际书店联合公司在东北各城市出售俄文版苏联报纸、杂志以及文艺、经济、政治书籍。

呈此报告，请您决定。

И.В.希金

印章：洛佐夫斯基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61，д.94，л.17-18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1946年2月22日)

1946年2月22日22点

出席会谈的人员：В.М.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是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1—2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军队了。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1936年3月12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进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这些地区需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

斯大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自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愿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人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山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难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他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种类，并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是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的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设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记录：伊万诺夫(签名)

РЦХИДНИ，转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1946年2月22日)

关于解散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特别旅的情况说明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情报部(РО)部长1945年10月12日的电报，我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接管第八十八旅。

抵达前实员：军官197人，中士、列兵662人。其中长期在外256人(在满洲的中国人)。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应复员211人。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1945年10月15日第046/042号令解散这支部队。

按照组织动员处的计划，解散前队伍中的全部人员派往其他部队(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大机场、哈巴罗夫斯克第100号仓库)工作。军官则由远东第二方面军干部处管理；政工人员受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管理。

在满洲的军官、中士和列兵(中国同志)复员。按照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部队的公文、档案和关于游击运动的信函转交给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

关于驻扎区维亚茨科耶村所有粮食和资产的登记册及解散部队的文件转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部队的旗帜送往莫斯科市博物馆。

部队于1945年12月11日彻底解散。作为委员会主席，我和其他成员——该旅政治部主任谢廖金中校、代参谋长亚特采列夫签署的两份解散命令已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

委员会主席、中校

阿尼金

1946年2月22日

ЦАМОРФ，ф.2，оп.12378，д.1，л.68-69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1946年4月10日)

机密

今年4月1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在谈及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时，郭沫若指出了国共两党之间斗争进一步激化的事实，这种斗争是围绕着军事和政治问题展开的。他指出，这一斗争的根据，仍然是中国民主化的原则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曾千方百计地要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并且阻止国内的民主化进程。现在，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新的武装冲突的条件正在成熟。在华北，特别是在东北，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不能缓和这种白热化的气氛，反而给国民党提供了加强反共斗争的条件。

郭沫若指出，马歇尔和魏德迈离华返美以及给中国政府提供巨额美国贷款，为国民党加紧准备发动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郭沫若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如果美国不能把中国作为反苏的进攻基地，那么它至少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反动分子的反苏活动问题时，郭沫若讲述了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于1946年4月8日为重庆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作的报告。朱经农在报告中强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两种帝国主义，即英国模式的白色帝国主义和“苏联赤色帝国主义”。朱经农在叙述“赤色帝国主义”的恐怖时，力求使听众相信，红军在东北的恶劣行径，使中世纪的可怕暴行为之黯然失色…… [40]

针对朱经农教授这种对苏联的恶意污蔑和伪科学的诽谤，郭沫若撰文揭露了他们为其党的利益而利用其在政府中的高位进行粗暴诽谤的行为。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第一远东司、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Φ.0100，оп.34，п.253，д.21，л.15-16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1946年4月26日)

机密

4月26日，周恩来到访。周恩来说，近日举行了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声称，他将竭尽全力拿下长春。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攻打长春，目前在长春地区集结了国民党军队的6个师。在美军帮助下，他们往东北调遣了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往北平调遣了另外2个军。据周恩来说，共产党军队正在加强四平—长春一线，但是如果国民党把更多部队增派到长春，那么形势可能会更复杂。

至于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蒋介石坚决表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拿下长春的时候，他才会同共产党谈判。俞大维、徐永昌和秦德纯力图说服马歇尔，如果长春继续留在共产党手里，那么他们将巩固自己的阵地，到时候东北的大门不仅会对国民党而且也会对美国人关上。4月25日马歇尔邀请周恩来并问道，他能否为改善东北的状况提出具体办法。马歇尔设想，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东北的某些地方由国民党军队控制，那么他会更有把握达成国共和平协定。然而，周恩来说，他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周指出，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东北问题上对国民党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再做出让步。况且，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对1946年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中规定的东北国共力量比例不满意。延安方面认为，将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应当是对等的。

马歇尔由于担心完不成他的使命，美国也“丢面子”，决定通过张君劢、张澜及其他民主人士做工作，他请他们说服中共不要想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目前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中共并不打算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合作，但他们不允许把东北变成反共的基地。他强调，目前的根本问题是铁路交通问题。

马歇尔深信，国共两党都不愿意互相做出让步。马歇尔于4月23日向国共双方代表提出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协议草案，蒋介石否认了这一草案，至于共产党方面，他们向马歇尔表示，原则上同意该草案，但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他们坚持要完全停止在东北地区的军队调动。因此他们认为草案第一项中所说的“将对停止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调动提出进一步的指令，下述情况除外”一句中“下述情况除外”字样应删除。

共产党方面认为，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应当重新修订。因此，草案第二项所说的“关于东北地区各方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要根据1946年2月25日改组计划做出。占领地带将由‘三人小组’确定。派往东北的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的调动将告结束”，这段话应改成：“关于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将由‘三人小组’决定。”

周恩来表示，现在说不上接收主权，因为苏联军队已撤出东北。因此，共产党方面提议从草案第三项中删除“为了接收主权和保证主要铁路的安全”的字样。草案第三项应该表述为：“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今后的调动必须得到‘三人小组’的特批。”

草案第四项共产党方面完全同意。

马歇尔先对周恩来对第三项的意见给予回应。他说，草案中所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调动是为了接收主权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这一调动只有得到“三人小组”同意才能进行。

接着，周恩来指出，马歇尔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壮大了，因此他才会同意修订军队改组的协定以及其他已通过的决议。

我问周恩来，目前蒋介石对苏联、中共和美国持什么态度。

周恩来回答，蒋介石对苏联持敌对态度，他害怕苏联；对中共他是敌视的。至于他对美国的态度，不能说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但是目前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欺骗美国人，以便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

我问周恩来关于美国给中国提供借款的情况。

周恩来回答，美国原则上同意借给中国5.6亿美元，但是在国共两党内战停战之前，他们大概不会提供这笔借款。

周恩来说，马歇尔告诉他，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将撤离中国北方。马歇尔建议让国军调两个军到中国北方以便接收因美军撤退而留下的据点。共产党方面反对国军两个军调往北方。

周恩来说：“美国人大概真的将从中国撤离，因为他们不便直接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他们将用迂回的方法支援蒋介石。”

谈话最后涉及张学良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在东北建立临时政府，并在改组蒋介石东北行辕及其属下的政治和经济委员会之后，释放张学良。周恩来不久前收到了莫德惠转来的张学良的信。根据来信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很好。周补充说，无论如何，在原东北的高官和将军中，张学良最正派，而且可以说，他对中共和苏联都持友好态度。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Л.М.米克拉舍夫斯基和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4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

№13270　科瓦廖夫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中共、日共和朝共人员情况(1946年5月4日)

机密

致А.С.潘友新同志：

《调查报告》

以下为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人员数量：

(1)截至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共计为121万人(取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期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2)据1946年4月16日《时事》通讯社的报道，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为20000人。

(3)朝鲜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60000人。其中30000人在南朝鲜(根据苏联驻汉城的总领事于1946年2月10日的通报)，30000人在北朝鲜(根据苏联武装力量政治管理总局第7局1946年3月1日的通报材料)。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 [41] 太平洋司司长

Е.科瓦廖夫

1946年5月4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1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1946年5月8日)

将“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的报告(27页，2份)寄给科瓦廖夫同志，以补充“关于满洲政治形势”的报告。

附退还原件38页。

Б.格缅德尔(签名)

1946年5月8日

第822号

附件：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

近一段时间以来，满洲的局势急剧尖锐化。在苏军于4月初从沈阳和长春开赴南满之后，以中央政府军为一方、以八路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为另一方的战斗开始激烈起来。

战斗在长春以南的四平街和公主岭地区，以及在沈阳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煤炭钢铁基地抚顺、本溪、鞍山地区进行。上述各据点有100多个县级市，包括控制在人民武装力量手中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长春约有50万人口。政府军由第一军、第六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九十四军组成，驻扎在沈阳，并且掌控着沈阳至天津的铁路沿线。通过这条铁路，政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近来中国政府向南满战区空降了8个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九十七军、第五军、第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五十三军以及一个军事工程团。这样，政府集结了由30个师、3个保安团和1个军事工程团组成的总计51.2万人的军队，占政府军总兵力的1/3以上，来对抗满洲的人民武装力量。

所有上述驻满洲的部队都受过美国军官的特别训练，司令部驻有美军教员和顾问，还有美国武器和技术装备。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的指导下操纵美国飞机，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集结。此外，政府军的侧翼渤海湾方面，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防护，并以“租让”的方式转交给中国，但仍由巴尔比来指挥。去年11—12月，政府军同八路军在满洲冲突期间，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次大集结。今年在南满发生的冲突中，美国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向中央政府军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尽管拥有大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但前一阶段战役的结果，政府军并未取得优势。4月9日，在沈阳南部的本溪争夺战中，第六军的第十四师被全歼。4月16日，在塔湾(Дава)战役中，第八十七师被全歼。而在4月26日，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师在四平街战役中被全歼。4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歼灭国民党大部分部队，俘虏7000余人。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等无论如何也要拿下长春，日前正集结部队准备新的战役。八路军和驻在四平街、公主岭、本溪等地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断遭到炮击和空袭，但他们仍在坚守。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希望通过马歇尔将军——他为了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具体协议而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调停的一切新尝试，都被蒋介石拒绝了，军事冲突愈加尖锐化。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国民党反动报刊以及英美的反动报刊试图这样描述事件，似乎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阻碍中国政府接收满洲和确立主权。

国民党报纸《……》 [42] 不久前刊登了杜撰的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条约，这一杜撰的说法被中国国民党其他报纸大肆宣扬。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5月6日还试图把满洲局势恶化的原因推在苏联身上。报纸评论员斯克鲁杰伊托尔表示：“部分红军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当他们放弃长春和哈尔滨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就可以进入这些城市。”因此，他写道：“国民党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它想得到这些城市，就不得不进行战斗。”

斯克鲁杰伊托尔对苏联进行诽谤，说“苏联想削弱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还建议美国人直接、坚决地干预满洲事务。他声明说：“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如果他们想反对这种策略的话。”

但实际上，反动报刊还是承认了局势恶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与中国人民及其民主力量之间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今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努力保持和追求国民党在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而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努力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在民主协商的原则基础上改组国民政府的决议。

在满洲，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因为国民党政府过去不愿、现在仍然不愿让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适用于满洲，不希望赋予满洲居民以民主权利，试图使用武力在满洲确立国民党专政制度。

自然，满洲居民强烈抗议这种政策。由于红军进入满洲并打败了日本占领者及其傀儡，居民拥有了广泛的民主自由，这也就激起当地居民为保护和巩固这些自由而同蓄意干涉这些自由的中央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出版的省报《工商日报》，刊登了中央政府在满洲任命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文章中写道：

“被派到满洲的人并不了解地方形势，并且与当地的居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必然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抗，因为我们在满洲委任了一些老满洲干部，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14年间他们也完全没有帮助过自己的同胞反对日本侵略者。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从前的资本，并希望自己的资本能重新恢复昔日的景象，根本不考虑满洲居民是否会高兴地欢迎他们。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满洲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那么，这不仅会恶化我们与市民的关系，而且一定会削弱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的确，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被任命的满洲政府官僚和国民党党务工作者都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中居主导地位的法西斯集团“CC派”(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早就开始挑选他们了，他们从那些在1931年至1932年间将满洲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的满洲旧地主、军阀、官僚中创建了满洲分部，并把他们派到了中国的中部地区。中央政府驻满洲的所有省级官员都属于这一集团，其中包括：徐减哉(辽宁)、关吉玉(松江)、高惜冰(安东)、刘翰东(辽北)、郑道儒(吉林)、吴潮涛(合江)、韩俊杰(黑龙江)、彭济群(嫩江)、吴焕章(兴安)。

关于他们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比如，安东省省长高惜冰在1928年至1930年间，曾担任东北边防局局长，并积极参与了中苏之间在中东铁路的冲突。1934年至1935年间，他又领导新疆教育部和吐鲁番特别办公室，在那里他也从事反苏活动。现在他和齐世英(Цзи Ши-ин)、王寒生(Ван Хань-шэн)都是CC派组织东北分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法西斯集团在满洲问题上的计划明确地反映在该集团于1945年11月25日在重庆组织召开的所谓东北同乡会会议上，这次会议由王寒生主持。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其他决议的内容如下：

“坚决(向东北)派遣平叛部队，以清除内部叛乱和消灭土匪。建造一座附属于平叛部队的慰安楼(可以认为是秘密杀人的处所)。

“针对《新华日报》发布一则警告(中共中央代表就满洲问题发布了一个声明，一些满洲民主人士也发表了一些声明)。

“发布反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的声明。

“就上述事宜向国民政府寻求帮助(也就是需要立即阻止上述计划)。

“赞同杜聿明将军(被派往满洲的政府军指挥官)的行动。”

(塔斯社1945年11月25日报道)

事实证明，接收满洲的上述官方机构都支持这一解决满洲问题的计划。

从一开始，被派来接收满洲防务的政府军都被赋予了“平叛”的使命。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的组成。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杜聿明将军以前是驻守昆明市的守备部队的长官。1944年他被特地派往昆明，镇压不断高涨的大学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民主运动。关麟征(Гуан Лин-чжен)将军命令他的部队维护昆明的秩序，关麟征将军在1945年11月曾下令向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大学生游行队伍开枪。作为对中国舆论界发出的抗议的回应，官方的报刊报道说，他好像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并将得到惩处。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由杜聿明将军配属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并被派往满洲。

从杜聿明部队的行动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支部队的“平叛”使命。这支部队没有按照同苏联军事当局达成的协议被空降到沈阳和长春，其指挥官以缺少棉衣为由，认为使部队经过河北热河辽宁一线从八路军占领的解放区到沈阳的计划更好一些。在这一问题上，这支军队的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要同八路军司令部就军队通过这些地区达成协议。这支军队的指挥部的计划恰恰是希望在途中消灭八路军的部队，夺取上述解放区居民赢得的民主成果。出于这些考虑，杜聿明将军和熊式辉将军拒绝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多次提出的关于他们在长春设立参谋部的建议，并且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参谋部设立在……更好一些，从这里他们可以指挥作战，从南面“占领”满洲。

尽管确实希望和平解决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满洲问题，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到如下事实：满洲居民遭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不利用伪满洲国覆灭的机会，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建立起民主自治制度。中国政府也应考虑到，满洲居民不能容忍把权力交给那些他们曾亲眼目睹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并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但是这两点中国政府都没有考虑到，并特别向熊式辉将军下达命令，禁止当地居民建立任何形式的自治机构，同时任命一些当地居民都熟知的、曾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市的权力机构中任职。正如《长春日报》在1946年1月13日关于中央政府在满洲的人员任命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满洲人民急切地期待着中央指派官员到我们这里工作。但是，当我们得知，曾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一些叛徒被任命到一些重要岗位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失望呀!在东三省被日本奴役之后，涌现了许多爱国者，他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但是，叛徒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从日本人的命令。可以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在我们的地区占据重要职位的人都是叛徒。而所有受到排挤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和志同道合者。可以根据这一点挑选人员担任国家公职。如果允许叛徒到国家机构工作，那么就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次同敌人合作。”

《光明日报》(全满洲苏中友协机关报)对中央政府的指责更为直接，它在1946年1月9日就沈阳权力机构人员的组成作了如下报道：

“沈阳是南满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沈阳权力机构的组成应当为东三省许多市县做出表率。但是，对沈阳市长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的任命却不是这样，他挑选的市府官员是从北平带来的，其中一些人都是反人民的。

“比如，被任命为市府高级秘书的蔡雨田(Цай Юй-тянь)是华北‘自治’时期河南省一个较大的县的县长。他是否曾同日本人进行过合作，这让人深感怀疑。市府监察部部长王志全(Ван Чжи-цюан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北平保安局的一名局长。除了上述人员之外，沈阳市府中还有原‘满洲国’机构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王崇古(Ван Чун-гу)、刘元春(Лю Юань-чунь)、王北超(Ван Бэй-чао)等，他们都曾在‘满洲国’担任要职，而现在又在得到解放的沈阳市占据重要职位。不仅市府的职员，而且所有居民，在得知那些过去曾与日本人合作的人担任了要职之后，都对此深感不满。”

熊式辉却为这种情况进行辩护，他在1946年4月26日沈阳市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招待会上宣称，政府对原“满洲国”的一些官员是宽宏大量的，因为满洲的局势是特别的，对这些人的态度不能像在内地一样。

中央政府在沈阳和其他城市中任命一些曾与日本人进行合作的官员，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曾委托一些较为反动的分子接收满洲，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这些人是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合作。比如，被蒋介石任命到东北担任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将军，就是亲日的“政学系”中的一员。如下一份以《党内寄生虫阴谋简况》为题的材料对这一集团作了介绍，这份材料是在国民党于1945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散发的。

“当时老政学系成员与军阀勾结，对孙逸仙进行威胁。而新政学系成员支持与日本人及其傀儡保持秘密的联系，对党国造成了危害。在汪精卫南逃之前，他们答应使他成为党的领袖并同他保持联系。

“在敌人占领了独山(贵州省)之后，这一集团甚至企图背叛党国，甚至与敌人及其傀儡合谋。在和平时期他们攫取了政府的高级职位，而一旦国家遇到灾难，他们就制造各种混乱。一些担任高级指挥的人支持这一集团，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

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就属于这一集团的领导人，他被特命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和中长铁路的经理。1944年他在美国杂志《国际咨询》(1月)和《国际关系》(8月)发表文章，表示希望美国投资，保证美国资本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支持与美国资本合作，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详细报告。

政学系在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把这些人物安排进满洲的政府中，这证明，这些人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工业原料开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并且明显企图依靠自己与日本官员在以前建立起来的联系来接受日本的工业企业(作为赔偿)。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国民公报》在1945年1月20日的如下报道：与这一集团有关的一些人士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把满洲所有重要的矿场的所有权部分或完全转交给他们。

与政学系相竞争的“CC派”法西斯集团也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的垄断地位。根据《参考消息》1945年第13期的资料，“CC派”得到了“大沽”铁器制造厂、“花花”丝织厂、“大华”工业公司、“华西”建筑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矿业银行，在1943年在交通银行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交通银行曾是政学系集团的主要支柱。他们现在又控制了农业银行、中国矿业协会等经济机构。

满洲的工业原料丰富，这个法西斯集团渴望得到这些资源的程度，丝毫不逊于亲日的“政学系”，正像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工商日报》指出的那样，还在重庆的时候，这些团体的代表就为了满洲官员的职位进行争斗，以确保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垄断。显然，这个经济基础支配着这些在中国政府官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团体。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残酷的专制制度，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保障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得到规定中的服务。近些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红军解放满洲后，当地的居民和民主力量很快成长起来，他们并不打算同对他们进行专政的反动地主、买办、高利贷商人和国民党官僚分子和平相处。当他们明白了这些反动分子在满洲的政治路线之后，他们不顾熊式辉的命令，立即大规模地在各县、市、省建立政权机关，并依靠武力进行控制。这样，在1946年3月期间，在辽宁、松江、安东、吉林、浑江和哈尔滨等100多个地区都建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选举政府官员，讨论和通过起义纲领，打算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不想承认政府派遣的官员。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做出了选举民主自治机关的命令，以民主方式解决农业、工业、商业、贸易问题以及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等。建立民主机关，没收日本占领者和前政府官员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对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扶助农业和小作坊；在民主政权的监督下鼓励小企业主和小商贩；通过发放临时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共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的领导下，当地居民改革和巩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军。

应该指出，东北人民武装部队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就着手这样做了。1932—1934年为了与驻东北的日本占领者进行斗争就成立了一些游击队。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各游击队联合组建了三个军：东北民主联军第一路军驻在南满，由中共南满委员会领导；第二路军由周保中领导在东满地区活动；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由党的相应委员会领导。1938—1939年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战役期间，这些人民军队从后方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打击。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军使用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大规模进攻。但是日本军队并未消灭这支军队。在迎接红军进入东北时，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参加了粉碎“满洲国”政府军和关东军的战斗。由于当地民众大量的志愿者参军，该部队得到了壮大。此外，还在1940年，南满在就出现了一支由萧克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此前一年内，这支部队消灭了河北热河一带广大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而此后突进到了辽宁省的南部。自从红军进入东北，一部分八路军从南方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并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根据地，使得该地区政府军消失了。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关东军和日本傀儡的残余部队相勾结进攻东北居民民主力量的结果。根据新华社驻通化县城(沈阳东180公里)的报道，2月3日，日本法西斯和傀儡地下组织在所谓东方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叛乱。国民党地方委员会书记孙耕晓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他把日本关东军第129师司令部的前军事长官田友(藤田) [43] 招募到自己身边。叛乱被当地居民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了。通化市公安局逮捕了孙耕晓和田友，在审问时他们承认，国民党辽宁执行委员会是暴乱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是书记李宽成，为了发动暴乱，他通过日本特务向孙耕晓提供了10万美金用于组织暴乱，还答应在起义成功时向日本人再提供10万美金。

田友在自己的证词中承认，暴乱得到了来自沈阳及其组织的财政支持，并得到了被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指示。暴乱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东北自治民主政府，帮助政府军清除东北居民的民主力量。

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在长春、哈尔滨、四平街、抚顺和其他一些城市一些叛徒的活动活跃起来，其活动明显具有政治性质。在这些城市中对同红军合作的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活动。被逮捕的人员中有许多人有国民党党证，他们自己说他们属于在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东北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镇压团”。1946年3月12日，经过多次暗害行动，在哈尔滨杀害了中苏友协主席李兆麟——前东北民主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3月13日《哈尔滨日报》在头版头条写道：

“李兆麟被残忍地杀害完全是中国反动集团事先精心策划的。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人员亲手制造的事件，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苏友好条约。这一恐怖行动完全是中国反民主的和具有反动情绪的分子所为，不能不认为是直接针对民主中国的，针对在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1946年3月15日，中苏友协支部地方委员会主席于树中在四平街被害。这一暗害行动完全是中国警察所为，不久前当他携带行李准备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扣留。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分子在东北积极开展反苏恐怖活动。在日本关东军和傀儡政府军队被打败后，一些残余分子携带轻武器躲进山里，拒绝交出武器。这些拼凑起来的匪徒继续向卫戍部队发动进攻，时而还进攻红军。但是，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这些匪徒的活动明显具有了组织性。问题在于这些反动的国民党的走卒得到了政府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支持，赋予其行动以政治性质。在东北经常有一些号召杀害苏军被俘人员的传单出现。2月，一些苏联军官和士兵在哈尔滨、沈阳、鸡西、营口和其他一些城市被杀害。苏军撤出沈阳后，当地的中国当局制造了一系列的残害苏联公民的事件。1946年3月14日，一股中国武装部队突袭了不久前从红军中复员的士兵的房间，把他杀害后扔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3月15日，另一位苏联公民杰明被杀害，3月16日，在一个煤场的杂物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苏军从长春撤退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4月20日在长春发现了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诺沃肖洛夫和奥加涅索夫的尸体，之前他们曾被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士兵带走。诺沃肖洛夫的尸体在对外贸易代表处院内大楼的汽车下被发现，他胸口上有三处伤，头上有一处伤。奥加涅索夫被发现死在自己的住所内。4月16日，对外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克里沃夫在去取货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无法继续前行。一位中国军官走到了他的跟前，掏出了手枪在他身旁射了几枪，边射边说：“苏联狗崽子，这就是国民党军官送给你的礼物。”4月20日，在益发合榨油厂内的一口老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亚历山德罗夫、罗曼诺夫斯基、库尔金和布罗维茨基同志的尸体，他们的年龄都在19—24岁。国民党士兵在4月15日把他们从粮食出口公司的仓库内带走，在严刑拷打之后杀害了他们。被发现时，他们的尸体遍体鳞伤。死前他们的双脚都被绑了起来，用刀子砍过，然后用滚热的水烫过，他们的四肢被砍了下来，身首异处。在这座工厂的另一口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万诺夫的尸体，他也遭受了那样的残酷折磨。他是被人用砖头砸在头部砸死的。

中国军官把苏联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上海发来的关于消灭苏联人的命令。这证明，国民党军官和警察只是执行中央的计划和命令。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就像德日法西斯一样，他们企图毁尸灭迹，掩盖自己的罪行，但这是徒劳的。

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还采取了杀害在东北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手段，目的是想以此恶化苏中关系和引起国际冲突。如1月16日他们策划了暗杀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的行动，张莘夫一行是受中国政府委托去接收抚顺煤矿的。1月9日，张莘夫及其随员们完成了此次接收任务，正如中国报界所说的那样，苏联驻旅顺军事当局对此进行了协助。1月16日，从抚顺去沈阳时，张莘夫及其随员在辽西车站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匪徒把他们带往距车站11.5公里的地方残忍地杀害。所有的尸体均已火化，除了张莘夫工程师的尸体推迟火化外。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根据认为，暗杀张莘夫工程师及其随员的行动是满洲的匪徒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苏中关系。”

中国的反动报刊据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中国政府没有阻止这种挑拨行动，反而鼓励反动报刊的活动。自然，这使破坏者深受鼓舞。

近一时期东北局势尖锐化的根源是这样的。国民党报刊和盟国的反动报刊强调应该把东北问题同全中国的内政问题分离开来，实际上，东北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总的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由中国各政党代表和社会各界非党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了中国基本的内部政治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于1月31日通过了关于重组民族政府的决议、关于改编民族部队的决议和号召成立民族委员会通新宪法的决议。顺便提一下，1月10日，由美国驻中国特别大使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发布了冲突各方停止军事活动的命令，并在北平建立了该委员会的军调部。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多次坚持说，这一命令适用于东北，以便三方委员会的军调部可以派遣代表进入东北。在三方委员会就民族部队改编原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后，马歇尔将军在回国前夕，3月初建议向东北派遣三方委员代表。蒋介石极力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在3月27日，各方还是达成协议实施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建议，派遣代表去东北。正当他们到达沈阳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做好了进攻人民武装力量的准备。但是，沈阳的警察局极力阻挠他们的工作，这一代表团中的约40人被拘禁。经过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抗议，他们才没有被拘禁，但他们失去了同北平进行联系的设备。为了联络他们曾带有无线电台，但军事作战区域禁止他们使用。此外，国民党机构还在沈阳出版的《中苏日报》和《和平日报》1946年4月4日的社论中对三方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威胁，一旦他们卷入冲突，将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报纸在当时就承认，政府军将对“非法武装力量”，也就是对东北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大规模的进攻。结果三方委员会的代表在东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吉伦将军(代替马歇尔元帅)、陈诚将军(代替张群)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委员会决定亲自前往满洲。该委员会应当在4月5日到达沈阳。但是国民党代表、国防部部长陈诚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前往，因此三方委员会就没有成行。

还在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就决定在3月初撕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制定旨在镇压民主力量的“解决东北问题”的计划。

国民党当局这一暗中破坏的做法和撕毁协议的行为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他们坚持履行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所有达成的协议必须实施，其中包括适用于东北。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由周恩来于4月5日在长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阐述(这一讲话的全文见第　　号公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制止任何军事行动，如不这样就不能使相关各方开始政治谈判。

1946年5月4日，《大公报》刊登了来自南京的消息，报道说，5月3日，周恩来在当地报纸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

“继续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至于政治问题，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民主的和联合的。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把东北变成反苏和反美的地区，共产党人认为，这一地区应成为国际合作的基地。至于经济问题，所有的公用事业以及属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主的企业都应该恢复生产，免受惩罚。周恩来表示，为了取得和平和安全，必须立即改编全国武装。”

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中国民主联盟和东北所有民主派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例如，东北老社会活动家宁武1946年2月28日向新华通讯社声明说：“东北问题只能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阐述的方式解决。”东北另一位知名社会活动家阎宝航声明说：“如果在东北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即得到解决。”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说：“应该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东北也应建立所有政党和集团都参加的政治制度。”(引自1946年3月1日的新华社消息)

1945年12月25日，《东北文化报》发表文章，描述了在重庆的东北文化协会，该协会把东北无党派知识分子联合了起来。

文章说：“我们认为，东北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应该考虑到其不符合实际的一面。接收东北并凭借武力进行报复，这种措施是收不到效果的。毫无疑问，企图仅靠中央政府200—300万人来解决占全国八分之一人口的东北问题，最终将会失败。我们认为，解决东北问题完全取决于各方是否都参与进来，无论是不同的党派，还是独立的党派，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独立都可以加入。”

马歇尔将军已返回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了新的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5月2日，马歇尔将军在南京同蒋介石大元帅进行了座谈，同他讨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现在的军事行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有鉴于此，伦敦《泰晤士报》1946年4月2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对东北问题的评价非常令人感兴趣。

报纸上写道：“来自满洲的消息。如果不向那里提供紧急援助，满洲就会出现国内战争的危险，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不久前达成的协议也会破裂。中央政府无疑会引用俄中条约的内容，按照这项条约规定，俄国军队解放满洲后应该转交给政府军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共产党对自己在居民中的威望充满信心。满洲现在处在大地主的影响之下，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将军、省长，甚至是匪徒。

“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共产党认为，反对少数阶级专政的情绪将会扩大自己在居民中的影响。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坚持俄中条约给它提供的权利。共产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不允许这样做，以便用武力开展人民运动。”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1946年5月11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А.С.潘友新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就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向您作如下内容的通报。

1.在红军部队离开沈阳地区之后，国民党军队在这个地区，在3个方向上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沿沈阳、长春经过四平(重点打击的地方)的铁路线；沿沈阳、海龙、吉林经过抚顺(煤矿)的铁路线以及在安东 [44] 和营口的主要方向上，以打通沈阳至大连(大连港)的铁路。

参加这次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军队的进攻行动的国民党7个军的兵力，呈楔形状态部署，其最高点在四平市，左翼在热河市的东南地区，右翼在营口地区。国民党军队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线，环绕着这个楔形通过。

目前，最重大和最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四平地区和本溪湖方向上。

2.国民党军队兵临四平市，并占领了沈阳和营口的铁路，参加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完全是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全部接受过在美国教官指导下的培训。

除此而外，借助于美国海军的帮助，国民党分子才能把自己的绝对优势的兵力集中到东北地区的这几个方向上，以实施针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

美国人还对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向这些部队全面提供各类军事给养。

美国人对国民党军队最实质性的帮助，是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干涉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山海关、沈阳铁路线的最重要枢纽站上的部署。例如，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葫芦岛、锦州和沈阳地区。北平、天津，包括塘沽港地区，也处于美国军队的控制之下。占据着这些地区，美国人阻碍八路军华北队伍与自己在东北地区的部队的联系。

3.除了上述所说的占据着沈阳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之外，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在东北地区通过非法途径，组建了由“满洲国”军队的残余分子、红胡子分子(地方对匪徒分子的称呼)和所有亲日分子参加的队伍，这些亲日分子由于自己的背叛行为曾经受到人民政权的打击。这些国民党的非法队伍被召唤同东北民主力量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他们还通过秘密的方式在各地方建立国民党政权，并给在东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制造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

由所谓的东北光复军司令部，对在东北地区组建非法武装力量的工作实施总的领导。现已查明这支队伍是由地方的军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十一和第十五军组成的。所有这些部队都是由独立的支队组成的，他们分散在东北广阔的地域里，主要是矿区，尤其是东北的东部地区。

目前，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封锁。这些非法武装力量总计有8—8.5万人。

附东北地区地图——只给收件人。

上校莱基奇科

1946年5月11日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70-72

№16135　洛佐夫斯基致对外贸易部函：辽东半岛的经济状况(1946年6月24日)

外交部获悉，由于东北地区的国内战争，辽东半岛的原料和燃料运输在3个月前已中断，因此，担负20％任务的大连市工业企业被迫停止生产。5万名从业工人中近期有1万名下岗。近70％的工人失业。苏军司令部已指示工厂厂长要给下岗人员尽可能保留一半工资和粮食配额。粮食供应状况依然紧张。目前辽东半岛仅有居民半个月的粮食储备。希望从山东省(共产党军队控制地区)通过中国商人用工业品交换获得数千吨粮食，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在美国军舰帮助下成功包围山东，那么这条获取粮食的通道将被关闭。大量失业、食品供应不足和物价飞涨，造成辽东半岛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分子利用当地的困难进行反苏宣传。

请告诉我们，外贸部在给大连运送粮食、原料和燃料方面有些什么办法。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2，л.66-66об

№16137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1946年6月27日)

机密

6月27日周恩来到访，我与周恩来会谈内容如下：

谈到中国国内局势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类似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状况：苏联力图保护小民主国家的利益，而英国和美国却拉后腿；中国共产党保护解放区的利益，而国民党企图消灭解放区，况且在国民党反对中共的斗争中，美国完全站在蒋介石一方。

提到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声明中所说中共曾向美国提出要求为其军队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我问周恩来上述声明是否属实。

周恩来回答说，援助中共军队的问题是在讨论整个中国军队重组纲要时提出来的，当时谈到国民党军队缩减到50个师，而共产党军队缩减到10个师，并提出对总共60个师提供同等援助的问题。然而，由于蒋介石方面的反对，这一问题并没得到解决。

后来中共没有再提这一问题。当提出对中国军援的法律草案时，现在又谈起上述问题。美国官方人士关于援助扩大到共产党10个师的声明，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似乎很需要这种援助的中共的公正态度，并以此为其对国民党的援助辩解。

我表示想了解周恩来对国共谈判和两党关系前景的评价，周恩来回答说，蒋介石一方面同中共谈判，另一方面借助武装力量对中共施加压力，以达到使其把军队撤离主要铁路干线地区和大城市的目的。他企图把中共军队赶往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的荒漠地区，使他们失去哈尔滨、牡丹江、白河、安东、通化、察哈尔、热河、威海卫、烟台、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在此前提下，他同意把延安、张家口地区、山西东南部、山东省的泰安和临沂地区留给中共。蒋介石的计划其用意是切断中共的交通线，割裂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并剥夺解放区人民已获得的自由权利。

中共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准备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例如，同意授受停战的建议，把部队撤离前线20里，并恢复交通，但其前提条件是目前掌握在中共手中的交通线仍由其控制。国民党政府可以实施这些交通线的一般管理，但不能派去军队。

国民党提出赋予美国人仲裁权，尽管它清楚知道共产党是不会同意的，它企图挑起中共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识破了国民党的这一伎俩，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否决了关于仲裁的建议，共产党人对美国人做出了小的让步，是为了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方面。例如，同意赋予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成员在某个调停组发生分歧时向军调部和“三人小组”报告的权利，调查争议问题的权利以及对军调部命令执行情况检查的权利。国共谈判中的障碍是军队的改组和部队的部署问题。中共不同意把军队部署到国民党建议的那些地区，那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中共同意重新部署自己部队的前提条件是：共产党军队撤出的那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留在中共手里，直到改组政府和建立民主体制，同时国民党不派部队到这些地区。例如，中共将从烟台撤出自己的军队，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可以把自己的军队派进去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离这个港口不远的共产党军队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武力制止国民党夺取这一港口的企图。共产党人也可以同意把江苏北部的驻军减少到2个师，但不允许国民党往那儿派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认为中共的这一计划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周恩来声明：中共中央准备向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只有哈尔滨，无论如何不包括东北的其他地区。中共中央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强攻夺取哈尔滨不会成功。林彪将军6月6日前已准备好撤离哈尔滨的命令。然而，周恩来成功地争取到停战，因此至今哈尔滨仍在中共手中。现在中共同意放弃哈尔滨，而国民党不得派军队进驻。市长必须是无党派人士，进入市政府的应当包括当地市民代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放弃哈尔滨对中共不会造成严重损失，如果它因此能保住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和洮南。

马歇尔非正式地提出，国民党可以同意三省(兴安、嫩江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由共产党人担任。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考虑派出自己的人员或至少由当地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两省——合江和松江省政府主席。

接着谈到东北各方军队力量对比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允许其在东北拥有5个师(根据重组军队协定是1个军含3个师)，而国民党有5个军。

综上所述，周恩来表示，国民党不会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按国民党的计划，共产党人必须让出苏北地区、山东半岛、热河和察哈尔以及通往北平、天津、安东、牡丹江等地的要冲。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国民党将采取武力。

蒋介石准备进攻济南地区和苏北。实施这些战役将由汤恩伯、杜聿明和孙立人的部队来承担；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

说到东北，首先攻击的是哈尔滨，也可能是安东。

周恩来接着说，马歇尔非常清楚，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国民党也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他还知道，内战重起可能导致三个大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对美国将是不利的。因此，他既对中共也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力图迫使他们互相做出让步。共产党人准备对国民党做出某些让步，这也使马歇尔感到欣慰。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并强调它不想考虑马歇尔的意见。这样，破坏谈判的责任就要由蒋介石承担。然而，蒋介石未必会在巴黎外长会议结束前就开始全面内战。他对他的军队是否能顺利完成摧毁中共军队的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因此，蒋介石在向中共发起进攻之后还会力图留有后路。

我询问国共在东北以及在整个中国的力量对比。

周恩来回答说，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省，国民党军队将遭到重创。在热河省和苏北，共产党军队将受到挤压。蒋介石最终能拿下哈尔滨，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将力图收复一些其他城市。

周恩来说，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完成期限为5个月。周恩来承认蒋介石能夺取主要铁路干线和大城市，但他不能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会谈接着又涉及国民党各派别对内战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将领赞成内战。他们把内战视为自己的救星，因为军队整编将使他们失去地盘。主张内战的还有CC派分子和部分三青团员。政学系人士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他们反对内战，因为战争的延续会使国内经济状况更糟。因此，他们认为，国民党应当通过政治上施压以获得中共的让步。至于孙科，他一般采取犹豫不决、摇摇摆摆的态度。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态度要明朗得多。例如，冯玉祥表示，共产党人要准备内战并打消蒋介石打仗的念头。他建议那些立场动摇的所谓“灰色”将领们要以高树勋将军为榜样，即转身中共方面。

我问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准备出国。

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政府想邀请蒋介石访美，马歇尔将军的顾问司徒雷登曾问起中共对蒋介石出国的看法。周恩来当时回答，蒋介石一旦出国，那么反动分子会立即重开内战。

对于我关于宋子文状况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宋子文受到来自CC派、政学系和孔祥熙方面的攻击。然而，蒋介石不大可能除掉宋子文，因为宋得到美国的强大支持。关于可能罢免王世杰的传闻也没有根据。王世杰的确不断受到CC派分子的攻击，但他得到宋子文和陈诚的支持。过去王世杰是中国政府中亲英派的首领，现在他的观点有些改变。他现在是中国亲英美温和派的民族主义者。

周恩来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各界对解决新疆冲突的反应的问题时说，政府人士不反对同伊宁达成的协议。但是，在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下，过分强调这一问题对国民党不利。

周恩来对张治中给予肯定地说，他是蒋介石手下最正派的人之一。张治中前往乌鲁木齐对中共在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上是一大损失，他在谈判中起了正面作用。蒋介石可能把他召回南京，以便让他找到国共之间的共同语言。

会谈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以及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档案室

1946年7月8日

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86-91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 [45] (1946年7月24日)

……

苏联内务部通过谍报手段，获得了以下关于东北军事行动的情报。

根据今年7月20日的情报，八路军的部队得到了加强，在6月下半月和7月里，在与苏联交界的东北黑河、东安(Дунань)等地区继续与国民党军激战。此外，在三江、牡丹江和间岛等地区也在进行个别军事行动。

结果，八路军部队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部队，收复了国民党以前占领的所有城市和其他居民点，完全控制了上述各地区。

被消灭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遁入森林，进行土匪活动，反对人民革命军。

黑河地区

根据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区边防军境外谍报，国民党对黑河市(省会)和瑷珲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南30公里)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部队在王群林(Ван Чун-лин)指挥下占领了黑山和东宁镇(绥芬河车站以南40公里)，带着大批东西退回哈尔滨。

位于牡丹江(省会)的人民革命军军校学员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间岛地区

今年6月底，人民革命军部队在纳尔干(Нарькан)和瓦克米克(Вакмик)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以西150公里)发起进攻，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八师。

西满各地区

根据内务部边防军太平洋谍报机关的情报，从今年6月底起，在哈尔滨市和佳木斯市(三江地区中心，离西南方向的哈尔滨290公里)地区发现，人民革命军正加紧向牡丹江地区调动。在哈尔滨—牡丹江一线(沃罗雷洛夫市西北195公里)集结的人民革命军部队达20万人。

在吉林的长春(新京)也发现类似调动，部队调向间岛地区。今年6月24日，从上述地区向珲春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130公里)调去约3万人民革命军部队，带有技术装备、弹药和工厂设备。

经过连续战斗，人民革命军部队占领了同江市(比罗比詹市西南110公里)。

6月底，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新山镇(比罗比詹市西南225公里)粉碎了国民党部队。

现在，人民革命军第八独立团驻新山镇。城里部队10000人。其中4000—6000人是战斗之后从长春(新京)调来的。

东安地区

根据内务部太平洋地区边防军的谍报，人民革命军正在东安地区进行激战，目的是夺得国民党的根据地。

ГАРФ，особаяпапкаИ.В.Сталина，д.138，л.291-294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1946年7月25日)

机密

7月25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我与司徒雷登会谈内容如下：

司徒雷登说，他已经与蒋介石谈过，并了解他的心情，在采取行动之前他想同周恩来谈一次。他补充说，他应在7月25日与周恩来见面，但是后者提出推迟会见，因为他从开封回来后感到很累，在那里他参加了黄河改道问题的谈判。同时，在昆明爆发并扬言扩展到上海的恐怖浪潮引起的神经紧张，导致陶行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心情也不好。

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保证，在解决军事问题之后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怀疑共产党方面是否会相信政府的诚意。

我说，依我看，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规定的。先解决军事问题，后解决政治问题的建议不能不引起哪怕缺乏经验的政治家的怀疑。

司徒雷登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并没受到反动分子的很大影响。他想建议蒋介石独立行事，但是作为蒋介石的朋友，他似乎不能违反众所周知的规则，并建议他拿下某个反动人物。

我说，我感到不理解的是，虽然国民党内有不少温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受到一帮反动分子的强烈影响。

司徒雷登说，看来问题在于，这些反动分子更接近蒋介石，因此他们能对他施加自己的影响。

接着，谈到陈立夫的问题。司徒雷登说，陈立夫未必能持续其反动活动：或许他会看到自己在国外名声不好而放弃原来的观点，或许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位忠实信徒带给他的弊大于利而抛弃他，或者至少不再听他的意见。

我问司徒雷登如何评价孙中山夫人不久前的讲话。

司徒雷登回答说，孙夫人的讲话很有代表性，这一讲话反映了由于国内政治危机而产生的社会各界的担忧。

对我所说孙夫人在国内外尤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意见，司徒雷登认为，在美国孙中山夫人的知名度没有蒋介石夫人大，很长一段时间她保持沉默，因此她似乎淡出了美国舆论的视野。

会谈结束时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将走出困境，因为他们已不必再与日本人一类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也不必再与清王朝打交道，而只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针对上述说法，我说，正因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是纯粹的中国问题，所以最好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

司徒雷登对我的意见没有再说什么。

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88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1946年7月31日)

机密

7月31日我应约接待了周恩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谈话：

周恩来谈到中国各个战场总的情况时表示，目前最大的战斗在4个地区展开：苏北、湖北、山西和山东。苏北3周的战事表明，国民党不能进行持久战。国民党的5个军与淮安以南的共军作战，3周时间伤亡万余人，仅夺取了3个大的居民点。

在湖北省，国民党的11个军企图包围和消灭6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然而，后者冲出包围，撤退到该省西北部，并在那里休整。

在山东省，国民党军队挤压当地人数不多的共产党部队，并占领了胶济铁路线(青岛—济南)三分之二的地区。

在山西省，共产党人取得了很大胜利，对阎锡山部队给予了沉重打击，重创了胡宗南的3个旅并夺取了6个大的居民点。

此外，在松花江地区，国共军队也进行了交战。在河北省北部、在北平—沈阳铁路沿线还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战的事件。周声明，美国人的这些赤祼祼的行为有明显的威胁性和挑衅性。周说，完全有理由断定，内战将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在热河省调集了大量军队，并将在古北口地区以及从朝阳地区向承德发起进攻。

周恩来接着指出，蒋介石想把共产党的军队从以下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赶走：大运河地区、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承德等。这样，蒋介石可能感到更自信，到那时再同中共进行和谈。然而，中共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蒋介石，如果他们撤退，那么同时也要占领一批其他重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将具有持久性，并会暴露出国民党的弱点。蒋介石开始明白，国民党军队不够强大。有关这一点，在他不久前于桂林召开的政府公务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说：“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争是这一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未必能活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涉及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要求尽快无条件停止内战并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政府。周恩来指出，政府改组后才谈得上解决其他政治问题。周强调，蒋介石在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

谈到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按照马歇尔的意见，目前状况是可以容忍的，并给予了双方考验自己力量的机会。马歇尔认为，如果国民党想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一些重要据点，那就应给它机会借助武装力量争取达到目的。如果它做不到，那就在两党之间进行和平谈判。

周恩来指出，总有一天共产党人会向马歇尔说：“您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平没有成为现实。您必须寻找到停止内战的其他办法。”

周恩来说，需要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感觉到，他们的现行政策不会带来好结果：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蒋介石准备靠武力夺取的那些战略据点。如果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们的使命就不会取得成功。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指出，似乎没有必要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称，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会一败涂地，马歇尔知道，他的使命面临威胁，但他的态度是由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总政策决定的。

周恩来回应说，马歇尔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即在他从共产党手中拿下一些重要据点之前他是不会放心的。共产党人想告诉马歇尔，他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这些据点。他(马歇尔)为什么允许蒋介石去冒这个险？周恩来说，共产党人会谨慎行事。他又补充说，他已对司徒雷登说，如果中国取得和平，美国人也有面子；如果美国的调停无果而终，这对它的威信将是重大打击，如此等等。

据周恩来说，司徒雷登担任大使后感到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司徒雷登相信，蒋介石关于和平的承诺将会实现。他曾问过周恩来，共产党军队能否撤离苏北，周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又有一次，他建议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控制的阵地之间建立中间地带并由美军进驻，周恩来认为这不现实，并回绝了这一建议。

周恩来补充说，在与司徒雷登谈话中有时涉及一些大的问题。有一次，司徒雷登问周恩来，要使蒋介石不害怕实现和平，应当做些什么。周恩来回答：“至今你们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而现在你们帮助中共争取和平。你们要对蒋介石施加一定压力，促使他走向和平。只有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问周恩来，马歇尔是否对蒋介石施加了一定压力，以使他更容易沟通。周恩来回答说，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了影响，但他所提出的条件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以便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停止内战，从而导致蒋介石的敌人的强大。

谈到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周恩来说，原则上蒋介石无条件地站在美国一边，但也不排除他有些“任性”，特别是当美国人对他施加压力时。周恩来补充说，有一次马歇尔对他说，他认为不宜对蒋介石施加太大压力，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意外的“任性”。但是周恩来指出，从马歇尔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害怕对蒋介石的过分压力会促使后者出访莫斯科。

接着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把中国局势问题提交苏美英外长会议或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条件是否成熟的看法。

我问，共产党人考虑通过什么渠道来办这事？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将以中共名义或通过某些民主组织和知名社会活动家来做此事。周恩来补充说，中共方面想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王世杰声称，中国派往和会的不是代表团，而只有一个代表。现在看来，共产党人被欺骗了，他们可以要求有权向和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况且，这位代表可以向各国宣告，当中国代表团坐在会议的圆桌旁时，在中国正进行着内战。

最后，由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没有得到履行，可以把问题提交三国外长会议讨论。

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非常害怕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国际机构讨论。于是，陶希圣受蒋介石之托在《力行日报》(Лисин Жибао)发表文章，对《大公报》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大公报》表示担心，现在国外对中国内政进行干预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说，周恩来谈及的问题很大，需要全面考虑。

会谈时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1946年8月29日)

司徒雷登在私人助手傅泾波陪同下主动来找我。

简单聊了几句后，司徒雷登说，他一直记住自己曾做出的承诺，即与我保持友好关系并让我了解中国国内政治谈判的进程。但是过去的一个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他没感到必要谈这个问题。接着司徒雷登说，近几天出现了局势改善的迹象，因为蒋介石接受了他和马歇尔的关于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这一会议应当解决改组行政院和改组政府相关的问题。司徒雷登指出：“召集上述‘五人委员会’对我们来说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形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非常复杂和危急的状态，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五人委员会”工作的前景。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认为蒋介石同意他的建议成立“五人委员会”是谈判可能取得进展的保证，而一个月前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在桂林见面时蒋介石还不同意这一建议。当时司徒雷登还要求有机会与每方各两名权威代表见面，并一起具体逐一讨论存在的分歧。司徒雷登指出：“目前还难以确定将会有什么结果，但我希望局面会有所进展。”

我问司徒雷登，对于政府改组的重要政治谈判将在日益加剧的内战条件下展开这一情况，他是否感到有些奇怪。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将开始谈判的条件是完全不正常的，但是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他说，我们为制止军事行动已经做了许多，6月份两次宣布停火。局势已很危急，为了取得进展，应当做些什么。司徒雷登指出，我早就想试一试我参与下的双边谈判方式。我们将讨论具体问题。首先要解决各个小党代表数量比例的争议问题。先要找到国共两党协商的基础，然后就比较容易与另外3个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商谈了。司徒雷登总结说，这样，整个局势就可能出现转机。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总统对未来的谈判是什么态度，召开“五人委员会”是否意味着总统的立场发生了某些变化：蒋介石已准备在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顺利解决国会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已经有了保证，那么原先的军事方面的要求是否已被总统取消。

司徒雷登回答说，最高统帅的真实意图他不清楚。以前最高统帅关于共产党军队从各地撤出提出了五点。司徒雷登说，据我理解，蒋介石在其8月14日的讲话中至少完全放弃了五点中的最后一点，即关于东北的一点。司徒雷登强调说，他和马歇尔一直力图说服蒋介石让他们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蒋介石对我们说：“你们干吧。”

司徒雷登说，他相信建立国务委员会后将容易改组政府，一旦建立起代表全民族和包括所有主要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能自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因为全国的军队和地方机构均受其管辖。

我问司徒雷登，建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是在国内不仅没有完全的和平，而且甚至没有宣布停火的条件下进行的，难道他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些条件不仅不合逻辑，而且简直是荒谬的。但遗憾的是，现在要消除这种不正常情况没有任何办法。问题是，由于多年的斗争，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现在他们几乎不可能消除互相猜疑和担心。他们在各方面互不信任，并力图保护自己不受来自对方的意外攻击。现在蒋介石要保证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安全。他提出的每一条都有自己的理由。共产党人不想在某些地方做出让步，因为他们相信，随后又会要求他们在别处做出让步。共产党人死死盯住，不让对政治协商会议(ПКО)决议进行修改。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上做出让步，那么随后就会要求他们在另一些决议方面做出新的让步。在这样一种互不信任的条件下，需要争取有所变化以促进整个气氛的改善。只有出现这种转机，才能提出和解决复杂问题。司徒雷登总结说，我们找不到恢复中国所有需要的其他和平办法。

我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和平，大家希望中国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

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傅泾波立即插话说，司徒雷登将很高兴得到我的有关谈判的某些建议或忠告。

我说，对中国局势的观点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不打算对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提出什么忠告，他们自己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和马歇尔执行华盛顿的指令，竭尽全力改变中国的现状并力图为中国人做有益的事，对他们给予友好援助，但至今未施加任何压力。

司徒雷登指出，我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把中国人联合起来。

我表示将第一批庆贺中国敌对党派和解和全国联合，我问司徒雷登，共产党人对召开“五人委员会”的计划持什么态度？

司徒雷登回答说：“现在大家希望和平，只是需要克服猜疑。”他还指出，共产党人一个月前赞成他的计划，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只是等待蒋介石同意这一计划。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大使馆三等秘书К.А.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13-116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1946年9月10日)

机密

9月10日周恩来到访。

应我的请求，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中国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周恩来表示，中共的基本任务不是保卫像承德市这样一些据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周说，中共在这方面任务完成得不错，近两个月来，在同中共军队作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和被俘人数20万。主要战役在5个区域开展：在江苏北部进行了7大战役，消灭了8万多国民党官兵；在陇海铁路一带不久前打垮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并包围了近一个师；在胶济铁路沿线；在山西和(北)平—(天)津铁路以东地区。

周说，共产党人自己放弃了承德，因为如想保住承德，则会造成军队在侧翼的重大损失。

周指出，近期国民党准备在徐州和开封地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地区将遭重创。在热河省共产党军队将采取行动摧毁国民党在承德、朝阳和古北口之间的交通线。

周说，据延安统计，国民党用了160万军队对付中共，也就是说，动用了85％的军队。中共指挥部提出的任务是在未来6个月内消灭这些部队的三分之一。

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军队有生力量的补充，在1000名国民党军队预备役人员中，能上前线的一般不超过500人，这些由预备役人员组建的师，很容易被共产党人消灭。

周说，除了李先念的部队着实被打散之外，国民党军队在任何一次战役中都没能重创过中共军队的一个排以上。国民党报纸关于中共军队倒向国民党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会谈时在座的罗申少将指出，国民党的目标是进攻张家口，并在这条战线集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还补充说，国民党从山东调来了部队，并从台湾调来一个师。周恩来说，为了开始对张家口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必须在热河省以南筑好防御工事，并补充预备役人员。

综上所述，周指出，中共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稳固的。会谈接着涉及“五人委员会”问题。周恩来说，提出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时，无论国民党还是美国，都没有保证停止内战。而且，尽管成立了“五人委员会”，蒋介石实质上没有放弃五项要求，并继续坚持要中共军队撤离一系列重要地区。

周恩来说，9月10日马歇尔提出新的建议让中共讨论，这些建议实际上是蒋介石五项要求的翻版。

周恩来把马歇尔给他的信转交给我，那封信里谈到这些新建议。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少将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27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1946年9月19日)

1946年9月19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

我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下述会谈：

司徒雷登说，他为争取中国和平尽了全力，但这方面令他很失望。尽管他有许多理由，共产党方面还是拒绝参加“五人委员会”，该会议是他(司徒雷登)为讨论改组政府问题而建议成立的。共产党方面坚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为此召开“三人小组”。然而，蒋介石总统表示，只有在“五人委员会”达成改组政府协议的条件下，他才会同意恢复“三人小组”的工作。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对苏联将与美国一起参与解决中国问题没有失去信心。

我表示，苏联不可能干预中国内政并严格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我强调，苏联认为上述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也应执行这一决议，中国政府也应关注这一决议。

我指出，坦率地说，如果双方处在同等情况下，那么中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国民党不断得到第三方的援助这一情况，使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导致内战加剧。

接着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华莱士 [46] 最近一次讲话？司徒雷登说，他完全同意华莱士讲话中关于苏联的那一部分内容。他指出，美国人缺乏想象力，他们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例如，在讨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时，他们会忘记，如果苏联提出把巴拿马运河交给国际托管，他们会很不高兴。

我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想象力不够，而在于美国不愿意理解苏联的目标和切身利益，苏联只是致力于一个目标：保证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其中包括自己领土的安全。

会谈的实质部分如上所述。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25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1946年10月6日)

机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马立克同志：

今年10月3日，中国民主联军合江军区代表团从东北到达格拉芙斯克村(边疆区伊曼市以西4公里)，代表团成员为：中国共产党安东省委书记吴瑞辉(ВуЖ унхэн)、第三旅政委张伟潘(Чан Вэньпан)、团长王清河(Ван Чинхэн)以及中国民主联军总参谋部军工处副处长陈枚山(Чэн Мэньшэн)。

受中国民主联军东北军司令员林彪的全权委托通报，在放弃哈尔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于近日到达鸡西市。牡丹江市、东安市和鸡西市将成为中国民主联军的主要战略基地。

同时，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还请求给予他们弹药、无线电设备和燃料的援助。

做出上述表示后，中国民主联军的代表返回了东北。

中将斯达汉诺夫 [47] (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4，д.30，л.27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14日)

机密

10月14日司徒雷登进行了以下会谈：

司徒雷登应我的请求谈了自己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评价，他说，国共谈判可能在近期恢复。近日蒋介石会发表呼吁书，将提出较为温和和合理的建议。司徒雷登指出，另一方面，不仅我们美国人，而且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中国的其他小党都坚持要让周恩来回到南京。与听美国人意见相比，周恩来更会听取这些小党的意见。

司徒雷登补充说，谈判一旦恢复，他和马歇尔将只起顾问作用而不会积极参与谈判。　

谈及蒋介石最近的建议，我指出，所有人不能不感到困惑，因为停火建议发表仅仅过了两天，在张家口地区的政府军就发起进攻并拿下了张家口。

针对我的上述意见，司徒雷登谈了以下内容：

10月6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在张家口地区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承诺一旦周恩来回到南京继续谈判，他就发布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命令。同时蒋介石表示，一旦关于国务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谈判取得初步结果，他即发布全国范围内停战的命令。但是，周恩来坚决拒绝接受张家口地区停火的建议。会谈接着涉及国民大会问题。司徒雷登说，周恩来在其声明中提出关于恢复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建议。然而，司徒雷登指出，该委员会成员之间还存在一系列严重分歧。有些成员坚持权力集中在中央，而另一些成员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并实行各省的自治。关于行政院是否必须向立法院汇报工作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据司徒雷登说，该委员会主席张君劢对他宣布，宪法草案80％已经完成。司徒雷登说，如果委员会恢复工作，而委员会成员认为11月初之前来不及完成宪法起草工作，那么国民大会就可能延期召开。司徒雷登强调，最主要的是要停止军事行动，并迫使所有政治派别在和平与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已成熟的问题。

会谈最后我问起报纸关于近期将签订中美贸易协定的报道是否属实。

司徒雷登回答说，在他被任命为大使之前该贸易协定就已经准备签订了。

他补充说，他(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谈判，只是建议该条约必须在全国停火后签订。

会谈时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33-235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4日)

机密

10月24日，在司徒雷登为我举行午宴前，我与他进行了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局势问题的会谈。

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和我谈谈当前形势，并告诉我，共产党代表和“第三势力”代表从上海回到了首都，这表明谈判有了显著进展，尽管谈判目前仍带有非正式性质。

司徒雷登说，根据他所掌握的前期材料，“谈判参加者没有重大分歧”，且“蒋介石总统提出的八条与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十一条没有多大区别”。司徒雷登强调：“我和马歇尔在蒋介石最高统帅做出让步前对他施加了压力。”“第三势力”代表对这些条件也是满意的。司徒雷登认为，主要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关于共产党和民盟在国务会议上席位的数量，关于政府改组和召开国民大会的程序。司徒雷登说，国务会议席位分配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除了中共和民盟12名代表之外，国务会议的4名无党派人士中的2名由一贯执行政协会议协议的人士担任。

司徒雷登不止一次地强调，政府和共产党在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大，谈判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是传统的怀疑和互不信任。司徒雷登特别强调，马歇尔和他现在力图保持中立：“我们努力促使谈判成功，但不进行干预。不过，我和马歇尔时刻准备参加‘三人小组’和‘五人委员会’。”

我指出，离国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不多了，我问司徒雷登，他对国民大会召开这个问题怎么看。他回答说，国民大会看来将正式召开，但他认为，大会将推迟到谈判结束。同时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认为他定的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根据先例并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先例就是，司徒雷登说，最高统帅蒋介石定下国民大会在今年5月5日召开，这是去年年底做出的决定，并得到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况且在所定日期之前一个多月，蒋介石根据惯例已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此外，总统没有可能与政协党委会或其他类似机构协商，因为这些机构目前都停止活动了。

我问，这样会不会使国民大会变成一党召开的会议？司徒雷登回答：“是的，这是可能发生的，这将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各方要努力使这种情况不发生。我们希望谈判成功，我们希望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国民大会。”

我援引了报刊相互矛盾的解释后问道，他如何评价在中共和民盟代表到达南京进行谈判当天蒋介石出走台湾这件事。司徒雷登解释说，蒋介石早就想去台湾，只是因为等候周恩来而推迟了一些时间。司徒雷登说，蒋介石曾会见过各党派的代表，今后谈判他可能不参加，何况再过几天蒋介石就回到首都了。司徒雷登补充说，马歇尔随时可能发电报给蒋介石，谈他回到首都的必要性。

我表示惊奇的是，在政治谈判这么关键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出现了新的进攻。我指出，政府军的军事计划与军事行动自然只会加剧怀疑和担忧，正如司徒雷登所说的，阻碍谈判成功的怀疑和担忧。司徒雷登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还说马歇尔将军会尽一切可能阻止战火扩大。同时司徒雷登试图证明，美方千方百计努力制止国民党扩大战火并停止给政府军援。司徒雷登表示，当马歇尔3月份回美国时，他认为他能解决中国问题。马歇尔力图在华盛顿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援助中国。司徒雷登说，然而后来情况再一次恶化，战火重燃，我们运用了手中所有的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5000万美元的货款没有提供，近几年来没有给中国提供任何武器。尽管不久前签订了将“美国剩余物资”移交中国的协定，实际上近几个月不会有任何物资运往中国，已经购买的船只也要过几个月才会移交。司徒雷登说，关于“美国剩余物资”的协定在3—4月间就已签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拖延着，等待形势的改善，等到情况明朗。中国可能完全失去这些物资。

司徒雷登强调，在中国的美军数量很少，总共近1.3万人。

会谈至此中断，因为客人应邀入座就餐。

大使馆三等秘书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13-216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1946年10月26日)

机密

10月26日，我邀请周恩来到我处谈谈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周恩来表示，国内政治局势很糟，军事行动将继续，显然，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将全面破裂。周对自己返回南京作了如下解释：

1.必须面对“第三势力”(民盟)的要求。

2.需要给“第三势力”进行直观教学，同时要让群众看到目前不可能妥协。周说，他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国民党和中共在观点上的分歧太大了；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和蒋介石八条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破裂。国民党和美国人夸大了这八条的意义，把他们变成是“让步”，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

他们所说的“让步”指的是：

1.同意建立国民党和中共联合驻军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是让步，因为在政协会议期间已经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2.声称宪法草案在完全拟定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然而这一决议也已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国民党还声称，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新的要求，这不符合事实。新要求可列举如下：

(1)国民党不同意给共产党方面让出长城以内被他们抢占的地区，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并进驻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一部分和延吉的据点。

(2)国民党要求我们承诺领土上的让步(如哈尔滨)，而与此同时它不同意交给共产党方面已承诺让步的那些地区(恢复1月13日在全国和6月7日在东北的战线)。

(3)此外，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让步共产党以前就没有同意(如苏北解放区)。

周说，主要分歧围绕着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问题。

周说，关于第一个问题国民党还没提出具体要求，但是马歇尔在与他谈话时已透露出，这方面的要求依旧，即要求中共军队不驻扎在这些省份，诸如江苏、热河、山东和察哈尔大部等。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蒋介石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在中共军队驻扎的地方可以搞自治。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某县或省的主要城市，那么全县或全省的权力就都归国民党，完全不考虑农村居民的情况。

根据国民党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目前的谈判面临失败的命运。

周说，他现在没有与政府代表进行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第三势力”与政府代表打交道。周补充说，政府在政治问题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军事问题，在蒋介石回来之前陈诚不会做出答复。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态度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继续帮助蒋介石，尽管他们仍然做出姿态保持中立，但他们的中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表示，美国人不是考虑到停止内战是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是认为中共军队正在遭受挫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对中共有利。马歇尔建议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以争取和平，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就给蒋介石提供再开打的可能，以便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条件。

近期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经过20天交火，国民党抢占了张家口之后又占领了19个城市。周接着说，目前大规模战斗在下列地区进行着：

1.在东北，国民党从三方面攻打安东；

2.在山东，从胶济铁路区和从海上向烟台进攻；

3.在苏北，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和涟水；

4.在平(京)汉铁路；

5.在同蒲铁路，胡宗南部队在发动进攻。

周恩来指出，中共军事上受挫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国民党在全面破裂前不停步，手中掌握着军事主动权，进行全面进攻，在所有需要的地方集中自己的军队予以打击。我们为了争取和平进行了部分防御战；国民党军队在外线展开进攻，我们被迫在内线进行防御。在他们没有开打的那些地方，我们也没有打(如西北地区)，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我们也停了火(如东北)。

周表示，如果把占领张家口看作是破裂的象征，“第三势力”现在的努力将无果而终，最后导致破裂。我们将转入主动的军事行动，并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予以回击。

回答我的关于中共军事形势的问题时，周恩来强调，必须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从短期看，军事优势仍在国民党方面，因为它依靠军事力量，并提到美国的支持。不过近期国民党遇到了人力资源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依靠人民群众，中共军队的基本作战方法是运动战，而国民党坚持阵地战。周说，其原因不在于我军不善于打阵地战，而是在于我们弹药不足。例如，在四平我们坚持了40天，但为此消耗了大量弹药，以这样的代价坚守四平不值得。我们拿下了大同，但每个战士只剩下了三粒子弹。因此，我们被迫采取运动战战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包围和消灭其小股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3个月来，在苏北、华北、陇海铁路和其他地区进行的这些战斗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新组建的25个旅。

周强调，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仅在于武器方面，他们的士气很低。中共军队真正的受挫是在与傅作义部队作战中，我们对其力量估计不足。

周说，国民党军队最薄弱的一点是人员补充不足。目前，国民党已经开始在60个征募区征召60万人。

中共军队的主要困难是供应匮乏。周指出，中共军事上的挫折在军事方面不具有特别意义。不过，他强调，失去一片地区还是会给农民群众的情绪带来影响。国民党的优势是美国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且只是物资方面的援助。美国人直接参与作战的情况很少见，除了同美海军陆战队的接触外，其他情况没有发生过。美国空军或其他军种的人员直接参战可能性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的，但是它毕竟是重要因素，否则国民党的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周恩来总结说，这样，国民党和中共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因此，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持久性。国民党和美国人想尽快结束战争，我们却指望打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安东、烟台，甚至可能放弃延安。

我指出，由于现在军事行动发展迅速并不利于中共，我很想听听他对双方实际军事力量的看法。周援引说，他只掌握老的数据，他说，国民党军力不超过200万人。至于中共的力量，他则闭口不谈。

参加会谈的罗申少将问道，国民党军队能否占领山东、安东、哈尔滨，然后集中兵力占领延安？需要多少时间？

周回答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在3个月之内可能占领延安。

罗申同志说，根据他的计算，国民党在主要战线有85万人，包括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投入这些战线战斗的有250架飞机，这些飞机将从北平、开封、太原、天津和徐州等机场调来。飞机全部装上炸弹，而且地面部队配备好弹药，需要4个月。

针对罗申同志所说的国民党一旦拿下烟台、安东等地将得到很大的军事优势，而中共将遭受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损失，周恩来表示，所有这些地区的丧失只对后方地区和国际舆论有政治意义，而对中共及其军队不会有影响，因为共产党放弃这些城市并不是由于它不能守住，而是不想为此付出代价。中共军队将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士气。所有这些城市共产党并不是打下来的，而是日本投降后占领的，甚至延安是西安事变后获得的。周说，中共不过是回到不掌握任何城市的老样子。他又补充说，如果出现妥协的可能，那我们会签订协议，如果妥协成为不可能，而且敌人想继续打，我们将奉陪。我已向“第三势力”代表声明，所提出的妥协方案比我们通过战斗得到的少。

我问，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是如报刊所说的那样，这是最终的态度吗？周回答说，中共中央没研究过其他建议，中央的要求甚至比他在南京所讲的还要高；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归结为两点：恢复1月13日前的阵地和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要打，我们奉陪，而一年以后形势定会起变化。关于改组军队的决议可能被撕毁，现在不能提出废除决议的问题。

接着，周强调，中共不可能再作任何让步。他说，中央已经两次召回他，但他还是留下来，为的是做好离去的准备(人员安排等)。

周说，我们将继续战斗一年或几年，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不抱希望。我们的任务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国民党。国民党的180个旅不可能覆盖全国，我们将在其所有薄弱的地方进行打击。

我问周恩来，他如何评价没有战火的四川、云南等后方省份的形势。

周回答说，在这些省份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主要是由于征召入伍和收税。现在中共在这些省份还不能展示自己，但是在谈判破裂之后，共产党将在那里开展活动。

罗申同志问，中共在谈判破裂之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全面打垮国民党，还是像现在这样要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充分的民主？

周回答说，中共斗争的政治目的仍然是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产党人将促使国民党朝这方面走。

我问，“第三势力”代表中有谁持有像中共一样的态度？

周说，完全同意中共立场的人数不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联盟)、郭沫若，他们不同意妥协。往下就是中间派，他们相信有妥协的可能，并努力通过劝告双方(更多是劝说中共)让步来寻求达成妥协。在“第三势力”确信国民党不会做出他们所期望的让步时，他们又再会劝我们让步，而一旦遭我们拒绝，他们才会知道妥协是不可能的。

我问，孙科是什么态度？周回答说，孙科要为自己的宪法寻找办法，因为如果国民大会开得分崩离析，那么宪法是搞不出来的。

谈判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周指出，存在两种可能性：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完全破裂和召开国民大会，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大会召开又马上延期。不管哪一种情况，它都是毫无结果的。

对当前国际形势简单交换意见之后，我提出关于陈立夫近期献媚苏联大使馆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人只帮助蒋夫人、宋子文和陈诚；陈立夫感到屈辱，因此他宣称自己是“亲苏”的。

我请周恩来谈谈“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的情况。

周说，这一小组从其态度看是不错的，但非常薄弱，因为国民党本身的谍报系统非常厉害；这一小组中最知名的成员是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侯外庐、王昆仑、李济深。

我指出，近来，连国民党报刊也表露出对美国对日政策的不满，我问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回答说，国民党自认为是美国的老儿子，但麦克阿瑟却将这一角色给了日本，因此国民党对麦克阿瑟的这一政策深表不满。

会谈时在座的有武官罗申少将、大使馆一等秘书В.С.伊萨延科和三等秘书Н.А.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88-97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1946年11月11日)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А.М.列多夫斯基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分部工作人员叶剑英将军1946年11月11日会谈的备忘录。

在我们总领事馆的午餐会上，叶剑英说：

一、共产党决定不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他所有政党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二、蒋介石发布的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预先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该命令已经发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人三方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称，他们不承认该命令，因为命令上没有周恩来和马歇尔的签名。美方也没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也与中国共产党持同样的意见，即这一命令是单方面的，所以其他方没有执行的义务。

三、中国共产党此时对停止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因为战事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而对国民党不利。叶剑英断言说，尽管丢失了许多城市，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态势改善了。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的是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按共产党指挥部的计划，每3个师要消灭国民党的1个师。共产党人正在顺利地完成此项计划。经过4个月的战斗，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34个师。用运动战的战术时，共产党有可能打算放弃占领的某些城市。指挥部选择这种战术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考虑到这种情势，共产党军队总部决定：(1)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决不为了个别地区采用大规模的防御战；(2)尽量使国民党军队分散开；(3)在某些国民党指挥比较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有力地打击蒋介石的军队。

为了分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总部在北平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战役。

共产党军队总部向自己提出的近期目标是：消灭蒋介石60个师，以使军事力量的优势转到自己方面来。

这一计划已经趋向完成——已经消灭了国民党的34个师。

叶剑英后来还说，共产党人的武装比以往大有改善，因为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北平的军调部实际上已经无所事事。对吉伦的任命使美国分部的编制更大了。到今天为止，在吉伦的指挥下共有4000名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陆战队。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与国民党合作，并帮助国民党分子与共产党作战。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А.列多夫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6，л.10-11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1946年11月15日)

11月15日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就要到延安去了，希望和我见面。

我问了有关民盟和党外人士参加国民大会的事。周恩来回答，政治协商会议的党外代表邵从恩和郭沫若拒绝参加会议。民盟也不参加大会，甚至中国青年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拿出自己的代表名册。周补充说，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参加大会，但一方面迟迟不交名单，想以此在国民党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他们懂得，如果其他政党不参加大会，他们就会显得很难堪，所以他们在努力劝说张君劢及其支持者成为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讲，张君劢的麻烦事最多。他一直动摇不定，现在带着动摇思想到上海去了。昨天在和张君劢谈话时，国民党代表允诺，在行政院改组后给他的政党在那里安排两个位置。蒋介石向他宣布，拟拆分一些部，有两个划小的部可以给社会民主党。比如说经济部，有人建议分成两个——贸易部和矿业部，交通部分为铁道部和邮电部，水利委员会改组成水利部。11月14日，张君劢在南京召开了一个自己政党的要员会议。在会议上，大部分人表示要参加大会。张知道，如果开会时曾琦(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坐在身旁，他会感到不愉快。所以他满怀犹豫地去了上海，想和上海的拥护支持者商量一下再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反对参加大会的是张东荪，他是该党在华北地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向中国民主同盟声明，不必特别害怕分裂，因为分裂只会使同盟巩固，使同盟摆脱动摇分子。当然，周恩来指出，要继续努力，制止张君劢。但假如他决意要分裂，也不会有特别的损失。

我问了关于黄炎培的立场。周恩来回答说，黄炎培与同盟的立场相同，他不参加大会。

谈到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行动问题，周说，共产党人的立场简单明了——他们不承认这个大会，认为它的召开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破坏了停战协定和军队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协议的破坏者就是所有同意参加大会的人。周宣布，我们肯定地说，10个月来我们虽然在争取和平和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上做出了努力，但是却没有取得如愿的结果。现在很清楚，事情正走向继续和扩大国内战争。以前的会议基础被破坏了，现在正面临着战斗。假如有可能恢复谈判，那么只可能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基础就是召开新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青年党和参加过大会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他代表的作用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是否在南京保留中国共产党代表处的问题，周恩来回答，为了保持联系，董必武留在南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下不多。关于他们的情况，今晚就要和马歇尔谈。

对于是否可以认为现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彻底破裂还没有，但一切都将取决于国民党今后的立场。

周补充说，如果国民党对延安开始军事行动，那么董必武留在南京的问题需要斟酌了。

对于参加谈话的罗申少将提出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在西安北面和黄河北岸集结的消息是否确切，周恩来回答，在西安北面地区集结了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七师和第二十七师，而往延长(Яньцы)方向运动着的有马鸿逵的5个骑兵旅。

周恩来反问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可能性。罗申同志回答，根据手头现有的信息，战斗预备队已就地集中，兵员补充到百分之百。然而，他指出，有消息说，国民党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来压制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可能国民党部队不会接到转入进攻的命令，而只是守卫已占领的阵地。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显然会采取封锁、施压以及和平谈判的手段，当一切徒劳无效时就会开始进攻，在很多方面国民党的最后决定都取决于美国。

对于我问的最近马歇尔的表现情况，周回答，马歇尔努力劝说无党派人士和社会民主党参加大会，向他们允诺将停止战争，通过民主宪法。司徒雷登设了个大骗局，当他说服胡霖(《大公报》的出版人)提出参加大会的无党派人士名单时，允诺大会延期开幕。胡霖不想参加大会，但给他的压力有来自美国人的，也有来自蒋介石和政学系一伙人的，他和这伙人的关系密切。因为担心《大公报》的命运，结果胡霖投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像其他“无党派”代表一样，没有亲自登记，而是委托雷震去的。

在分析“无党派”代表立场的同时，周讲述了拜访蒋介石请求改期召开大会的事。当莫德惠、胡霖和其他代表(共6人)来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板着脸冲着他们叫，你们的改期要求意味着扼杀国家。当时代表们都慌了神，但莫德惠还是代表大家开始请求改期，并引证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难免破裂。这时蒋介石“软了下来”，并宣布他同意让步，但有个条件，他们必须自己参加大会，并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次拜访后，所有到过蒋介石那里的代表分别来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处，他们抱怨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问到傅斯年的立场时，周回答说，他公开支持国民党，辱骂中国共产党，为此，连胡霖也骂了他。

周接着指出，值得严重关注的是最近“政治学”派的活动——政学系分子认为，现在夺取政权和建立内阁的时机来到了。因此张群紧急动身回国，张嘉璈也在南京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指望建立“联合”政府，政府中的在野党由中国青年党和社会民主党来担当，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首先，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联合政府将纯粹是个假象，因为上面所讲到的两个党没有任何力量，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在野党。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CC派和黄埔派会采取一切手段，不让成立这样的政府。周补充说，此外，“政学系”错误地期望美国方面的支持。

对于周提出的怎样看待当前中国形势的问题，我回答，形势相当严峻，最成问题的是中国至今没有和平与民主。我说，无论国民党在大会上通过怎样的宪法，宪法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将都会相当困难。我指出，我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在南京是好现象。

周说，看来中国还要经历武装斗争和稳定中国形势的时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国际形势。

我说，从与周恩来的一系列谈话中我得出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总是能正确评估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的。周回答，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是有害的，然而在计算蒋介石的力量时，应区别其纸上的力量和实际的力量。譬如，交通系统的破坏，动员号召能力薄弱，给养困难，还有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差以及战斗士气低下，这一切大大削弱了它的实际力量。

周接着说，回延安以后，他将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的观点，形势的发展预计有两种可能：

(1)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大城市和铁路线。国民党在那里建有军事堡垒，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力量薄弱，想占领是困难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转向持久的游击战。这是下策。

(2)继续执行消耗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战术。中国共产党用半年或一年时间共计消灭50—60个国民党旅(蒋介石全部军队的1/3)，这样，达到某种平衡后，就转入反攻，夺回丢失的阵地。

在第一种情况下，要是共产党人被赶往农村，转为反攻将会比较复杂，为此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许多年，直至新的世界大战前夕。

周说，他看不到与蒋介石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要是共产党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同意参加大会，那么他们就要负起新的政治责任，而蒋介石反正要继续发动内战，共产党就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罗申同志指出：根据最近的一系列战役情况，我确信，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侦察不差，但战术侦察很弱。对此，周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不仔细考虑下面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现代化军队，它现在正处于转折阶段。况且，它的武器装备很落后。至今在军队里游击思想占主宰地位，大同、张家口和四平的战斗就说明了一切。周补充道，关于城市问题，在政治上没有解决，这一事实起着一定的影响。日本投降后，提出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很容易地夺取了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在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前，共产党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刚刚开始建立。现在我们是否应该保卫这些城市——尚未决定，所以我们的军队离开城市走向农村。此外，周恩来指出，我们没有保卫城市的基础，因为补充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是俘虏，而只有在野外的战场上才能获得俘虏。关于周恩来的离开时间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可能性问题，周回答，如今他不会请求马歇尔派飞机飞往延安，至于迫害问题，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已有准备。按他的说法，迫害只能涉及地下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蒋介石还不敢碰。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大使馆二等秘书弗拉迪金和塔斯社驻南

京办事处主任Н.普罗岑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172-178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1946年11月25日)

在我们总领事馆吃午饭时，吉伦将军说，中国人要解决内部政治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敌对两党都各不相让。按照吉伦的说法，互不相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极不信任，都害怕因自己一方让步后被对方击溃。吉伦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感，没有担负起其该负的责任。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双方经常签署文件，在签署前双方都有不同意见，一方声明不接受一些条款，另一方不接受另一些条款，但最后还是签了。美国方面毫无办法，只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虽然早知道这些协议和文件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吉伦以肯定的语气叙述了关于美国军队在德国与苏联军队会面时的感想，并强调了必须巩固苏美友谊。他宣称，苏美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世界和平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列多夫斯基(签名)

文件送：马立克、第一远东司、彼得罗夫同志、总领事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д.264，л.16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1946年12月4日)

今年12月4日我邀请马歇尔将军共用午餐。用餐后我们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了短暂交谈。

我问马歇尔，他对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有什么看法。他说，这个开端做得很好，因为国民政府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与1936年的草案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马歇尔指出，现在很难预见最后的结果，国民大会如今的工作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后谈及了大会上的所谓“反对派”。马歇尔强调，反对派成员是CC派和黄埔集团的支持者。他们确定的任务是达到通过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并坚决反对在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基础上议定的新草案。马歇尔说，法西斯化的军界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继续在捍卫自己的旧立场。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和平谈判，反对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寻求折衷的道路。马歇尔指出，这些反动势力一开始就力图破坏他(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使命。现在以陈立夫和孔庚为首的反动分子反对大会通过民主宪法，因为新宪法会削弱他们现有的势力。

接着我询问了一下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情况。援引中国报界相互矛盾的报道，我问马歇尔，事情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指出，虽然召开了国民大会，但重开谈判的道路还是敞开的。确实，马歇尔说，共产党的行为仍然不明。他强调，两星期前左右他给周恩来发出了备忘录。当时周正准备去延安，在备忘录中，马歇尔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直率的问题：共产党认为他(马歇尔)是否还有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的必要。但至今，马歇尔说，他没得到对此问题的答复。

在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同时，马歇尔不止一次地指出，用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成的不信任且彼此猜忌的屏障已无法逾越。然而，马歇尔强调，共产党人在散播对美国调停人的不信任。马歇尔说，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成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心理疾病，这会给和平解决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带来严重破坏。

我说，类似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并不都是毫无依据的。对此马歇尔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是合理的，那么对美国调停人的态度未必能证明是正确的。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的反美宣传(指的是批评他的使命)，总的来说是不公正的。接着马歇尔说，很遗憾，共产党人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未经查证的目标开火。例如，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时候，他(马歇尔)是坚决反对进攻的，并努力使他们停止进攻，要求蒋介石取消进攻的命令。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就是因为中国人不重视他的意见。马歇尔说，他不得不请求杜鲁门立即将他从中国召回去。同时，他指出，共产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马歇尔)认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去辩解是多余的。原因在于，这样做一点也不能促进敌对双方谈判的结果。

马歇尔本人没有对我提出任何问题。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1，л.19-21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1946年12月5日)

今年12月5日，中外汉语通在中央图书馆会面时，我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举行了短暂的会晤。起初我们讨论了关于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举行国民大会的问题。我强调，中国报界并未清晰地反映国民大会的现实情况。通常，报纸新闻带有片面性，编辑部的文章只是反映政府的观点。

司徒雷登说，不管报界的行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为国民大会能通过民主宪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问他，怎么评价提供国民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说，这个草案超过了他的预想，总的来说，它是成功的，而它的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地说，比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的原则更民主、更先进。对于我提出的国民大会会有怎样的最后结果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新草案引起了最有政治影响力的CC派以及与它结盟的以孔庚为首的保守派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最反动分子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新宪法草案的反对者共有400人，组成了强烈的反对派，并将反对的矛头指向蒋介石所捍卫的民主原则。大会的工作进行得很活跃，完全可以期待非常好的结果。中国报界现在正大写特写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我援引报界的话，询问这些党派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司徒雷登指出，由于双方就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产生分歧而暂时中断谈判，不能视为双方关系的决裂以及和平谈判的终止。他强调，很多事情将取决于国民大会正要通过的宪法的性质，取决于双方是否进一步努力以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目前的国内政治局势，司徒雷登说，人们可以乐观地评价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这次和谈应该可以从讨论国会问题开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0а，п.264，д.22，л.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