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

出版前言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1945年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3月2日)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1945年5月24日)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7月5日)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1945年7月7日)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1945年11月7日)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12月30日)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1945年1月12日)

机密

由于赫尔利向蒋介石递交了委任国书，今天我正式拜访了他。赫尔利在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接待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对他说：“您的秘书应该事先通知我您生病了，那么，我就不会打扰您了，我完全可以过两三天来祝贺您递交国书。”赫尔利说，他根本没有生病，躺在床上，只是为了不去参加英国大使举行的午宴。

赫尔利说，最近周恩来将要到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到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谈判的问题，赫尔利说，蒋介石曾经断然驳回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转达的那些建议，宋子文也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协定。但是现在，蒋介石却在实施中共建议，并谎称这些建议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另外，宋子文也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亲共产主义活动家的面目出现。“我真是完全不明白这些现象，”大使说。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赫尔利说，他已经知道了宋子文即将出访莫斯科，他非常关注宋的这次出行。“因为在宋子文与苏联政府领导人会晤期间，将解决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赫尔利打算在宋子文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回美国。在返回中国时，他打算途经莫斯科。赫尔利希望在莫斯科与我们的领导人会面。

接下来，赫尔利狠狠地骂了英国人一顿。然后他说要预先通告我一个天大的秘密。赫尔利说，英国请求美国以租借的方式，向他们提供能够组编两个航空大队的B 24轰炸机，以便将这两个航空大队部署在昆明。英国人还请求提供水陆两用飞机。他们请求提供轰炸机的理由是：英国陆军部队在实施“夺取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的行动时，必须借助这些轰炸机的帮助。赫尔利对于“夺取泰国”这一表述极其愤怒，他称英国人是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想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泰国。赫尔利说，华盛顿已经就向英国提供用于组建部署在昆明的航空大队轰炸机事宜征求了他的意见。按照赫尔利的说法，他既反对允许英国人进入昆明，也反对向英国人提供那些轰炸机和水陆两用飞机。

赫尔利还讲述说，英国大使塞穆尔称他是“红军的先进代理人”，就因为他对红军做出了高度评价。赫尔利说，塞穆尔还散布谣言，说我们大使馆正在从事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赫尔利邀请我共进午餐，并说，他希望这顿午餐成为苏美友好的午餐。但是，他不愿意邀请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或者荷兰人出席这样的午餐，“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我的看法是：

1.中国人已经把宋子文即将出访苏联的事情通报给赫尔利。也可能，中国人还请求美国人在与我们进行谈判的时候支持他们。鉴于这一点，赫尔利打算去找罗斯福，并向他提出在莫斯科谈判时支持宋子文。由于不希望宋子文脱离自己的控制，赫尔利计划返回中国的时候经过苏联，并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一直逗留在那里。也可能，赫尔利还打算参与宋子文与我们的谈判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讲，利用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自己也一直逗留在那里，赫尔利希望制造一种三方谈判的印象，中国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达到宣传的目的。

2.一方面美国同英国及其自治领的矛盾，另一方面美国同在华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美国人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竭力想把我们拉到自己一边。赫尔利今天接待我的时候，以“生病”的理由拒绝了与英国人共进午餐，这是有意强调与我们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与自己在华敌人进行斗争中的地位以及使我们与在华的美国的敌人之间产生某种猜疑和纠纷。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36，п.244，д.14，л.56-58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1945年2月3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В.М.莫洛托夫同志：

谨以此函，向您汇报1945年1月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和现象。

一、1945年1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感到极度不安。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所有进步阶层中，还是在国外，中共的这个要求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有鉴于此，国民党领导层做了许多努力，以便建立一个能够使国内外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联合政府问题上转移开的某种组织。对国民党一些著名活动家(王世杰等人)的建议进行讨论的结果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员中，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可各派2名代表，再加上外交部长、军事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政治委员会中，只有4名委员可能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对派，因为所谓的“无党派人士”，都是从那些与国民党分子志同道合的人之中挑选出来的。按照国民党的意图，这个委员会能够使所要求建立的联合政府丧失活动能力。

1945年1月15日，国民党指使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自己提出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希望尽快使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生效。蒋介石在当天(即1月15日)邀请了一些国民党人士和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左舜生(他还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等参加自己的午宴，并向他们宣布了关于建立由上述人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当左舜生弄清政治委员会将是行政院的一个组织机构，且只能是一个协商性质的机关，它的所有决定都必须获得一系列机关的批准之后，他声明说，他不能同意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这个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分子进一步劝说左舜生派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政治委员会的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

最突出的一点是：国民党只是极力争取民主同盟参加这个委员会，而同中国共产党并未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谈判。国民党打算争取民主同盟的同意且公开宣布成立政治委员会，然后再建议中国共产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拒绝参加委员会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

延安方面立即识破了国民党的诡计。1月24日周恩来同志飞抵重庆。在抵达重庆之后，周恩来发表了声明，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与政府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措施的。周恩来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建议，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该会议应该成为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预备性协商会议。他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下几点要求：1.取消国民党一党制专政；2.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司令部；3.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4.取消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各项法律；5.取缔特工机关(国民党的情报机关)；6.释放政治犯；7.承认一切抗日的队伍；8.取消对特区的封锁；9.承认各解放区以民主方式成立的政府。

这个声明还被刊登在1945年1月25日的《新华日报》上。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1月26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民主同盟1945年1月15日的呼吁书，该呼吁书就其实质来说是重复了周恩来声明的头7条内容。此外还提出了如下要求：1.取消集中营和法西斯组织；2.实行公开的金融政策，由代表机关讨论和批准财政预算；3.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增加军饷，帮助灾区的居民；4.立即停止国民教育的国民党化；5.加强与苏联的友谊，加强与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

无论是周恩来同志的声明，还是民主同盟的宣言，就其实质来说，都反对国民党所通过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国民党分子直截了当地说，周恩来到此就是为了进行反对建立政治委员会的斗争的。在1945年1月的最后几天里，国民党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毫无疑问，国民党报刊坚决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声明，证明蒋介石已经动员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建议的斗争。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竭尽全力地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之前达成某种协定。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没有达成协定，罗斯福是不会来中国的。

目前，国民党的观点是建立政治委员会，并千方百计地辱骂那些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人，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则坚持成立联合政府，并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说明按国民党计划的构想建立政治委员会是没有必要的。

二、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自己的各级组织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反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所有自由活动家的工作，并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关于共产党罪行的通报》，通报重复了国民党在15年期间一直散布的那些谎言。在本报告的这个月，国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自己的反共活动，在一些地方展开了逮捕活动，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小分队的事情。

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对反共宣传活动的加强，是为了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斗争尖锐化。

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了关于在1945年5月5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预定将在会议上讨论如下问题：1.修订抗战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规划；2.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态度；3.召开国民大会和实行宪法；4.选举领导机关。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将赶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

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迫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核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的成员将是那些早在1936年就被国民党指派或者网罗到一起的人。大会的这些组成人员将不会反映出人民的想法，因此，中国的进步阶层要求对国民大会的成员进行重新选举。

四、1945年1月上旬，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又恢复了战事。在南方，日本军队从广州方向，沿广州—汉口铁路线采取了进攻行动。1月26日占领了广东省政府的驻地——韶关(广东)。这批日本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打算与那些从河南方向南移的日本军队汇合。大概，这些日本人将在最近的2—3周内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汉口的整个铁路线将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下。目前，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空降兵部队可能于1945年3—4月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登陆。日本军队开始从河南向东部进攻，企图清除中国整个东南部地区的中国军队。日本人的作战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中国政府声明说，日本人的这些战斗行动对它来说并不可怕。由于中印公路的开放，中国总的军事形势已经有所改善，沿着这条公路他们每月将会获得10万吨军用物资。这条公路的开放在中国新闻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五、1月份，日本在重庆的间谍分子加紧了破坏行动。目前这些活动是针对美国机关的：1月19日他们焚烧了美国大使馆的大楼；1月22日焚烧了无线电台和美驻华武装力量参谋部的办公处所。

六、中国报界极其关注即将召开的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的领导人会议。他们表示希望在这次会议上，附带制订出击败日本的计划。中国人写到，在临近会议召开时(指的是1945年2月底)，欧洲的战争将会结束，苏联将会表明自己对于参加对日战争的立场。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还散布谣言，说苏联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与日本的战争了。为了使自己的谣言具有说服力，他们还声明说，苏联军队正在向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调运。远东的红军舰队，正在进行演习，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为了对付苏联的行动，日本人也在向东北地区频繁地调集部队。

七、苏联红军在1945年1月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中国绝大多数活动家、外国外交人员和中国报界极其广泛、热烈的评论和称赞。 [1] 在这些赞扬中也能听到一种担忧的声音，即红军将会第一个冲进柏林。实际上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希望我们的军队第一个冲进柏林。

八、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中国人，尤其是受蒋介石委托前往新疆调查哈萨克人起义原因的卜道明，在自己朋友的小圈子内声明说，起义分子从苏联获得了武器，其中包括小口径步枪。

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希望就新疆省贸易和经济合作事宜与苏联达成协议。在此附上的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卜道明新疆之行的产物。中国人非常清楚，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是无法满足新疆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他们希望将我们的货物运入新疆，以此来减少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3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5，п.237，д.11，л.34-40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1945年2月14日)

机密

周恩来同志今天在大使馆用过早餐。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于是在就各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礼节性问候之后，马上询问他这次来重庆取得了什么成果。周恩来把自己起草的关于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总结的声明草案给了我，以此作为对我的答复。草案内容如下：

“我在重庆逗留了3个星期。这段时间，我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博士、王世杰博士和张治中将军，进行了多次交谈。

为了动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抗日力量，使他们努力与我们盟友的行动协调一致，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同时，为了讨论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我还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建议，以政府的名义召开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讨论和决定关于以何种方式取消国内一党制的管理、如何将目前的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同时制定共同的纲领，以便使国民政府利用类似的措施实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

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和组织的合法存在，确保人民应有的一切自由，承认一切抗日队伍和以民主选举方式在解放区和占领区成立的地方抗日政府，真诚地支持华盛顿公约、莫斯科宣言以及开罗会议所制订的使日本遭到彻底失败的计划，建立独立、自由、富强、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以上这些无疑应该成为联合政府的政治内容。

国民政府的代表只是接受各党派代表会议的形式，但是改变了其名称。至于在代表大会的内容(工作)方面，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提议的程序可归纳如下：召开各党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宣布立即取消一党制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在该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立宪制政府。这样的程序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程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召开代表会议而不是各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吸引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到由一党(即国民党)管理的政府中，召开国民大会，其成员是在去年就已经选举好的，并通过以前制定的宪法或者对其进行修改。这种程序是一党制专政的继续。

如果一党专政不被取缔，那么，政治制度和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队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动员和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在这个党的管理下，无论策略有何种改变，也不可能有利于民族事业。

由于存在这些重大分歧，我应该返回延安，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

在谈判期间，我曾向国民政府的代表建议，为了改变目前的政治状况，国民政府首先应该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宣布取消一切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停止特务机关的一切活动，撤出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但是，从国民政府代表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签署协定之后才能研究这类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此次谈判中两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如此，军事形势和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以及联合国的希望仍然是：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应该立即联合起来，以便尽快打败日本。因为如果目前还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和恐慌。

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政党，一定会找到尽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的。

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在近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热情的帮助，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但直到目前为止，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这使美国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害。”

对于这份声明草案，周恩来同志补充说，昨天，也就是1945年2月13日，这场谈判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王世杰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声明说，革命给予了他权力，他将把这种权力转交给人民，而不是什么政党，并且只能通过国民大会进行，而不是某种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

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代表的是人民。蒋介石回应的是，这些政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周恩来同志说，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不想做任何让步。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的关系，周对此的答复是，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与共产党人协商他们的工作，因为它自己单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的。

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还制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在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之后，周恩来同志说，参加国民党左翼分子集团的人有：孙科、覃振、邹鲁(他认为邹鲁是最近几年变成“左倾”的)、王昆仑(纲领的作者)、钟天新(ЧжунТяньсинь)、李烈钧。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需要道义上的支持。按周恩来同志的话说，于右任和冯玉祥持动摇不定的立场。周恩来同志尤其尖锐地批判了宋子文。他称宋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买办，并指出，宋子文经常出现在赫尔利的住所里，在与赫尔利交谈时，他担心孙科的竞争力，说孙是亲苏分子(关于这一点是赫尔利告诉周恩来的)。周恩来同志认为，只有当宋子文本人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才会成为蒋介石的对立派。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今后将如何开展民主化管理运动。他的回答可归纳为：有3个因素能够把政府推向民主化，即：1.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2.人民的要求；3.国际局势。

就此结束了会谈的主要内容。会谈大约进行了5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14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66-70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1945年3月2日)

今天孙科是在大使馆里用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在会客厅里我说，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推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表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了。孙科回答说，蒋介石只是表面上做出将不进行任何让步的样子，但是，形势将迫使他向民主主义分子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接着，孙科指出，最近周恩来和董必武应该来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随后，孙科说，今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探访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最近一段时间流传的关于他将前往莫斯科的说法是否正确。按照孙科的话，他是这样答复王若飞的：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

此后孙科指出，先前大家都知道宋子文将于2月底访问莫斯科，但是，现在他似乎又不去了。孙科问我：关于这件事我是否知道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国政府已经通知傅秉常大使，由于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斯大林大元帅需要在前线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国政府表示最理想的是，宋子文能够在4月下旬或5月份来莫斯科。

孙科问我在什么报刊上发表了克赖诺夫关于批评中国目前局势的文章。我回答他，这篇文章是在《消息报》上发表的。 [2] 孙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在苏联报刊上多刊登一些关于批评中国缺乏民主的文章。他说，这样的文章将会给国内的民主运动以很大的帮助。对此他还补充说，美国也批判中国缺乏民主，并且比苏联报刊批评的还要尖锐。孙科说，苏联报刊最好是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3月1日)上的讲话，发表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孙科还叙述了自己的构想：在苏联报刊的批判性文章中，不应该表明自己倾向和同情哪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而是从对两个党派态度一致的立场出发进行批判。

孙科还问我，В.М.莫洛托夫是否参加旧金山会议。我告诉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本次谈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这些。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抄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29，п.205，д.11，л.82-83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1945年4月15日)

斯大林同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会谈纪要

1945年4月15日

与会人员：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Э.贝茨。

赫尔利说，在离开美国之后，他突然听到了关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

赫尔利说，总统委托他同斯大林大元帅谈谈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赫尔利)上次在莫斯科时，曾同莫洛托夫谈过此事。莫洛托夫公开阐述了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告诉他(赫尔利)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正确的。首先，他(赫尔利)想对中国局势做简要分析。他(赫尔利)同中国的“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进行过会谈。他(赫尔利)同斯大林会晤的目的是弄清楚苏联的立场，因为美国将不得不同苏联在中国事务上进行合作。上次莫洛托夫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莫洛托夫还谈到，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莫洛托夫说，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但是，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坚持让中国当局停止对苏联在华公民的歧视和排挤。莫洛托夫还谈了1936年在蒋介石身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件。显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赫尔利)同莫洛托夫曾谈过这次会谈，而且为了让蒋介石相信苏中两国具有友好的关系，费了许多时间。最后，蒋介石说，他将派特使前往苏联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与和谐的关系。蒋介石还谈到了派自己的儿子去苏联的事，他是在苏联受的教育，参加了苏军，娶了俄国女人做妻子。

蒋介石允许他(赫尔利)去延安同共产党人——中国的活动家举行会谈。他(赫尔利)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努力在反日战争中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信念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信念是相符的，他们也是孙中山关于成立民族政府思想的拥护者，中共还向重庆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他们声明，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他们就准备参加，并准备移交自己的军队归政府统一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同重庆政府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会谈，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这几次谈判给人的一个印象——前景是光明的。当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发出去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被告知，这是各国之间的会议，而不是各政党之间的会议，如果他们想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中国共产党应被吸收到中国代表团中来。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也指派代表。蒋介石同意这样做。现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将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赫尔利说，我们在蒋介石面前坚持让他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和联合中国各民主党方面做出让步，以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谈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时，他(赫尔利)向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这一内容，他(赫尔利)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经常举行会谈。

他(赫尔利)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能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实现联合和团结。

斯大林感谢赫尔利通报的消息，并表示，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对斯大林的话表示感谢，他说，在伦敦他同丘吉尔见过面，丘吉尔也同意在中国军事力量统一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问，赫尔利是否知晓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形成的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文件？

赫尔利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蒋介石是否知晓这份文件？

赫尔利做了否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关于罗斯福的应当由谁来向蒋介石通报这一文件的计划，赫尔利是怎么考虑的。罗斯福在克里米亚答应通过赫尔利或者其他人去做这件事。

赫尔利表示，今天他正好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谈此事。罗斯福把文件的内容告诉了他(赫尔利)，并事先提醒他说，在斯大林大元帅没有发出相应的信号之前，他(赫尔利)不能向任何人谈关于文件的事。他(赫尔利)现在想知道，斯大林是否想让他(赫尔利)尽快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还是暂不告知。总统去世后，他(赫尔利)收到杜鲁门的电报，电报中重申了罗斯福就此问题的指示。

斯大林说，在克里米亚，罗斯福表达一种担心，如果文件的内容让中国一些领导人知晓，他们会因文件的内容而产生分歧。如果赫尔利认为需要等等的话，那么，他(斯大林)不反对这样做。他(斯大林)建议赫尔利自己决定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的时间。问题在于，苏联军队在远东集结和为战役做准备需要2—3个月的时间。显然，准备工作不可能早于7月上旬完成。当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斯大林)就不担心公布文件的后果了。因为到时候，他(斯大林)已经为苏联参加反日战争找到了借口。但是，在此之前，需要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发起挑衅，他们现在在满洲部署有一些军队。

哈里曼问道，当宋子文来莫斯科时，他(哈里曼)认为，将不得不把文件的内容告诉宋子文，因为这份文件事先规定了要签订苏中条约。有鉴于此，现在就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是否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宋子文将在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来莫斯科，大概不会早于5月末。当然，需要现在就把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由于准备需要必需的时间，他(斯大林)还认为，在宋子文来莫斯科之前就把消息告诉蒋介石是不可行的。

赫尔利回答说，如果没有斯大林大元帅的事先提示，他是不会把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的。当他(赫尔利)认为到了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会通过哈里曼大使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这一情况。

斯大林说，这样最好。

赫尔利说，现在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提及1942年自己同他(斯大林)的会谈。他(赫尔利)当时说过关于首先进行太平洋战争，然后再进行欧洲战争的必要性问题。斯大林大元帅让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如今的事件表明，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后，他(赫尔利)感谢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期间允许他参观苏联军队。斯大林大元帅还允许他在高加索逗留。对此，他(赫尔利)对斯大林大元帅非常感激。前线之行使他(赫尔利)对苏联红军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曾向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自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太平洋战事进展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赫尔利说，他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动用被占领地区的资源。他(赫尔利)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事情果然如此。

斯大林回答说，日本人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

赫尔利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夺取的资源。

哈里曼说，他想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他想知道，中国人将要发动的战役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具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现在中国的军事状况知之甚少。但是，如果中国人能拖住日本人，防止其由南向北撤退，破坏日本人的后方和炸毁桥梁，这将会给苏军提供不小的帮助。

赫尔利说，在此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谈几句关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中国军队装备不好，吃的也不好，但是，当史迪威将军向缅甸调过来5个师和优秀的指挥官后，他们仗打得很好。另一方面，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人的猛烈进攻面前撤退了。

斯大林说，中国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优秀的指挥官。中国士兵本身拥有非常好的作战能力。

赫尔利说，同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可信的。同国民政府的部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

赫尔利表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政府，都极大地扩编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就证实，他们现在拥有800万兵力。实际上，他(赫尔利)认为，他们拥有的兵力不越过150万。

斯大林说，这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的策略”。

赫尔利笑着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斯大林说，中国军队中营私舞弊盛行。如果吃掉一个师或旅团，那他们的指挥官在占领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后会立即向居民课税。这些师或旅团的指挥官会把赋税中的大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结果，居民对军队很不友好，不愿意供应粮食。

赫尔利说，斯大林说得完全正确。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人正在极力纠正这些恶习。其中，蒋介石本人表示在这方面要充分合作。美国人成功地说服蒋介石撤了他内阁中的3名部长。

斯大林说，蒋介石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可能他对他的国家出现的事一无所知。

赫尔利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赫尔利说，目前美国人正着手装备和训练36个中国师。如果中国军队能成功实现统一的话，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部队，那么，中国总共将拥有约40个师的训练有素和善于作战的军队。

斯大林说，这一数量的军队对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来说足够了。

哈里曼问道，新疆方面有什么消息？

斯大林说，在新疆，乌鲁木齐居民不断起义，掀起了反对仅占新疆居民人口5％的汉族人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至于双方军队的人数，回族人有300—400人，而汉族人有600人。那里正开展大规模的斗争。

赫尔利说，他还没去过新疆，不能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评价。但是，他(赫尔利)期待返回中国后能去那里看一看。

赫尔利感谢斯大林的谈话。

哈里曼说，他有一两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杜鲁门总统打算履行克里米亚关于波兰问题的协定。当然，遗憾的是，总统近来不能回复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波兰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他(哈里曼)建议，当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时，他(莫洛托夫)将同斯退丁纽斯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期待能找到共同语言来解决它。总统在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同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有些分歧。他(哈里曼)不知道，斯大林将给总统什么样的答复。但他(哈里曼)受政府委托表达这种期待，莫洛托夫在华盛顿讨论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问题，指的是成立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政府，也就是说，不是换一块招牌就可以的。美国政府认为，波兰政府推荐的那些人士应该是：第一，准备同苏联进行合作的人；第二，赞同克里米亚协定的人。

斯大林说，他不能赞同哈里曼在关于成立完全新型的波兰政府的问题上的后一种意见，因为华沙政府已经在波兰活动，并有同德国人作战的自己的军队。阿尔齐舍夫斯基 [3] 还没有同德国人作战。

哈里曼说，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是指要吸收阿尔齐舍夫斯基，也不是指吸收萨佩格 [4] 主教，只是建议邀请他作为波兰天主教阶层的代表进行协商。

斯大林说，波兰问题委员会应该在我们三大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之间进行工作。现在，我们三个国家的代表——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已经在旧金山。哈里曼和赫尔利也将在那里。他们可以讨论波兰问题。

哈里曼说，这么说，莫洛托夫将进行一次艰苦的谈判。

哈里曼请求斯大林允许在波茨坦的美国人的飞机可以飞往美国基地，以及今后允许美国飞机在苏联领土着陆。

斯大林说，关于在波茨坦的美国飞机问题，他已指示准予通行。至少后面的问题，美国飞机着落是好客之举。但是，他(斯大林)要求，今后这些飞机不能给阿尔齐舍夫斯基的代理人空投货物、武器。

哈里曼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些话感到吃惊，因为这样的行动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哈里曼)感谢斯大林大元帅提供的关于供今年研究的具体情况的情报。

斯大林同志答应向哈里曼转达这样的情报。

记录人：В.帕夫洛夫

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74，л.77-84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1945年5月10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我对赫尔利进行正式访问时，经过短暂的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向我讲述了如下内容(以下援引的是赫尔利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内容)：

“我是一名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是罗斯福总统的反对派。在战争最初日本人进攻的战斗中，我两次负伤。此后，我回到美国，并反对总统采取的关于‘先欧洲，后亚洲’的决定。我曾坚信，战争首先应该从亚洲展开，因为使日本人有机会巩固自己在所占领的太平洋国家里的地位，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就意味着今后无法将日本人从这些国家驱逐出去。我考虑的是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第一，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国家的居民仇恨欧洲人，仇恨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欧洲人所实施的那个冷酷无情的制度。一部分居民会把日本人看作是自己的解放者。第二，如果给日本人时间使他们建立起对那些被占领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剥削制度并开发和利用这些国家最丰富的物质资源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实力就会迅猛地增长，其结果是根本无法战胜它。我向罗斯福总统坦率地讲述了这一切，从我担任军事部长职务时起我就非常了解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述之后对我说，虽然你的话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决定已经做出，在政策方面将不可能有任何变动。我回答罗斯福总统：虽然我根本不赞同所做出的决策，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将支持总统。于是，罗斯福建议我到苏联走一趟。总统说，关于红军、关于它的战斗力以及苏联领导人想的是什么，我们缺乏足够可信的信息。总统还建议我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

我是1942年底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大元帅极其热情地接见了我。我毫不拘束地向他阐述了自己对于欧洲和亚洲战争的看法。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做的那些解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很多方面成功地说服了我。现在，我应该说，当时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说的许多话，都准确地应验了。根据我对事态的理解，有许多还在不断地被证实。首先，斯大林大元帅向我详细说明了日本的情况，并使我确信，我对日本未来实力的担心是过于夸张了，没有德国，日本是无法发展军事工业的，尤其是飞机制造和核潜艇制造工业。第二，斯大林大元帅完全同意我的关于太平洋国家居民憎恨白种帝国主义分子的说法，并指出，我又过高地估计了日本人在这些国家建立剥削制度和开发利用这些国家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及这些国家居民对日本人的喜欢程度。在与斯大林大元帅进行了几次交谈之后，我成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支持者。在罗斯福总统交给我的所有问题上，我与斯大林大元帅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众所周知，那时英国自己几乎没有武器，他们购买了我们的大部分武器，英国人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因此，我与斯大林大元帅达成一致意见：将一条叫特兰斯的伊朗公路直接控制在俄国人和美国人手中，不能让英国人经手，否则的话，供给苏联的武器就会被英国人扣留。

第二天早晨，当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时，元帅问我对他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作为一名士兵，我非常希望参观红军队伍，并且是到您打算包围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地区。’斯大林大元帅对此非常吃惊，并问我是从哪里知道俄国人打算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德国人的。我告诉他我是猜测的，斯大林大元帅的这个问题使我坚信，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于是，斯大林大元帅打开了挂在他办公室里的军事地图的帷幕，并向我展示了即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始的摧毁德国人的作战计划。斯大林大元帅对我说，我是他允许参观正在作战的红军队伍的第一个外国人。第二天早晨，在8架歼击机的掩护下，我乘飞机前往斯大林格勒地区。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指挥员，我还到达了距德国人160公里处的后方坦克部队阵地，我对红军的战斗能力和战斗热情十分赞赏。我亲眼看到，红军是如何直接消灭了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以及他们是如何有力地攻击德国人的。在返回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大元帅又一次接见了我，他再一次问我还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一看在您和德国人之间你们所保留下的石油产区。斯大林大元帅向我保证说，俄国人从美国所获得的那些武器，已经很好地使用在将德国人与石油产地隔开的那一小块地区。现在，大元帅已经不再担心高加索石油区的安全了。第二天，我又乘机飞抵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美国的飞机，并参加了一次红军从侧翼打击进攻的德国人的战役。同样，以在斯大林格勒时的那种心情返回了莫斯科。我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并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我向总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印象，并高度评价了红军的战斗能力。随后，罗斯福总统致电斯大林大元帅，感谢元帅对我的热情款待。我强烈坚持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想法，但是，丘吉尔的方案取得了胜利。战斗行动在非洲开始了。我认为在非洲开始的行动是最愚蠢的想法，我们只能将责任归于顽固的丘吉尔。这场战役耗掉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许多物资，并使我们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正如目前已经清楚的那样，如果不进行这场战役，如果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意大利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落在我们的手里。

不久，总统又一次召见我，并对我说，我们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情况的资料。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与俄国人保持联系，我们完全不了解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总统建议我再一次前往莫斯科，弄清楚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及俄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就这样，我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没有机会拜见斯大林大元帅，但与莫洛托夫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我无法保证在此完全准确地引用莫洛托夫先生说过的话，但是，可以将他对形势分析的大意归纳如下：第一，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中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艰难，他们极力想给自己创造一种还可以过得去的生活条件，而中国的共产党首脑人物正是因此而受到欢迎的。第二，俄国从来也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第三，在新疆事件过程中，是苏联的立场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仍然表现得颇有些忘恩负义。国民党正在系统地开展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第四，虽然蒋介石有这样的举动，俄国在原则上仍然保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返回华盛顿之后，我向总统汇报了莫洛托夫先生所做的这些分析。

此后不久，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我听到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陈立夫等人多次抱怨，说俄国人正在帮助共产党人。于是，我向他们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允许我到延安去？这样我就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我证实了，莫洛托夫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不久我了解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以及其他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统一，并正在进行干涉和破坏这种统一的工作。通过与驻在重庆的这些国家的外交代表进行会谈，我核实了自己获得的这些情报，这些情报资料是完全可靠的，这种破坏中国联合力量的工作正在进行着。我返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汇报。罗斯福总统建议我前往伦敦，并就此问题与丘吉尔进行商谈。丘吉尔对我所说的话向我表明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仅不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执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对我是非常坦率的，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英国对中国的统一以及它变成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兴趣。当我问他——英国是否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丘吉尔回答说，有他活着就休想。于是，我向丘吉尔声明说，我不去中国，而是要返回美国，在那里我将公开发表演说，揭露英国在远东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经过长时间的会谈，我得到了丘吉尔的允诺：停止破坏中国统一的工作，虽然我没有成功地争取到他对美国关于中国统一的政策给予任何支持。在会谈结束时，丘吉尔嘲笑地对我说：‘您真是一个怪人。他们在5000年时间里都没能够统一，您想在3个月的时间里把他们联合起来。’我从伦敦直接飞抵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接见了我，我非常坦率地向他们讲述了我与丘吉尔会谈的整个过程，然后我直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否愿意看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国家。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向我保证说，这也正是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他们对我说，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开展工作，苏联将会永远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怀着这样的情绪我来到了中国，并考虑，为实现中国统一，目前我将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当然，我们是不能强迫中国实现统一的，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统一。我认为，我应该保持与你们共同的路线。我坚信，美国和苏联在远东地区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结束了这个冗长的故事之后，赫尔利突然请求我向他讲述一下，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掌握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情报，并表示怀疑，在这次会议上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

赫尔利向我保证说，他将会立即向我提供他所掌握的涉及苏联的或对苏联有利的任何情报。赫尔利说，在讨论有关苏联和美国在中国共同行动方面的任何问题时，他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我。接着，赫尔利说，在这次会晤过程中，他讲了很长时间，他请求我，下次会晤时，以同样的坦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感谢赫尔利的诚恳，并说，下次我们将变换角色。

会谈到此结束。

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5月10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20-125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1945年5月23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对我进行了回访。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将军就说，他这次拜访我，其目的就是使我对与蒋介石的会谈有个思想准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我即将与蒋进行会谈。

赫尔利向我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三次会谈的内容，尤其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态度的那些解释，即在第一次就此题目与В.М.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向他解释的那些内容。接着，赫尔利说，他坚信这些话是真实和诚恳的。“这样一来，我就了解了苏联的立场，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公开地说出这一点。因为应该说明这一点的是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先生和驻华的苏联大使。但是，我一直都在劝说蒋介石，放弃自己在苏联对华政策问题上抱有的偏见。”

第一次出使中国时，赫尔利将军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即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在重庆，尤其是在延安，他证实了，正如В.М.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即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因此，在这一点上他千方百计地试图克服蒋介石那具有成见的想法。赫尔利说，他坚定地向蒋介石证明做出政治让步的必要性：“自然，在这个政治党派里存在着武装力量，是不能令人愉快的。但是，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基础来消除这种状况，以便使共产党人融洽地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并在共同的斗争中帮助他。”

在赫尔利看来，无论是在对待苏联，还是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的立场都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

他(指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固执和难以接近了，也没有过多地、一味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将归属于国民党将军指挥的话，那么，他将同意承认共产党的军队。但是，共产党人只承认统一的、中立的指挥机关，也就是由美国指挥机关指挥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共产党人认为，如果他们同意由国民党来指挥的话，他们的军队将会在前线被日益消耗掉，他们将不会得到充足的和公平的供给。

赫尔利声明说，他为争取达成协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同苏联一样，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是，美国自然不能武装一个政党，去对抗大家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此，赫尔利指出，由于出版自由，在一些外国报刊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中，发表了许多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故意捏造的内容。自然，报纸也并不了解一切事情，某些记者指责他(赫尔利)，说他只是支持蒋介石。他认为这些报纸的这种举动是挑拨性的行为，其宗旨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新情报。作为自己努力对双方施加影响的例子，赫尔利指出，在决定关于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问题时，他给蒋介石发出了一封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电报，建议将中国共产党的4名代表列入代表团的组成中。蒋介石列入了其中的1名代表——董必武，毕竟这意味着蒋介石承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意味着他们承认中央政府。赫尔利说，他曾多次与蒋介石本人进行会谈，或者通过他的儿子、表侄和政府其他成员与其进行对话。

对于我的关于目前局势问题和中国统一可能发展的问题，赫尔利将军说，蒋介石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与苏联关系的问题做了很好的讲话，随后在自己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了必须加强统一，实行民主的措施，继续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因此，赫尔利认为，今后蒋介石将会预先采取相应的步骤，尤其是，赫尔利还预料说，近期蒋介石会邀请他——赫尔利，在谈判中继续进行调解工作。在谈到这一点时，赫尔利强调说，无论是宋子文，还是王世杰，都不可能直接同蒋介石说，也不可能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劝告他对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赫尔利称自己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以备我参加解决这个问题之需，并作为我即将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给予的忠告，赫尔利说，在会谈之初，蒋介石讲话可能会很紧张、很冷淡，因为他是如此害怕俄国人和共产党人。赫尔利建议我，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要委婉和慎重。接着他说，对蒋介石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绝不能对他过分地软弱(按英文的字面意思是：“甜言蜜语地”)，当蒋介石说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时候，绝不能对他随声附和。接着，赫尔利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他通报自己与蒋的会谈情况。作为个人，赫尔利答应将不断向我通报他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和事态的发展情况。他确信，蒋介石一定会向他(赫尔利)通报与我的会谈内容。赫尔利声明说，在驻华的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之间，保持真诚和相互接触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两国在此有着共同的目标。

描述了在改善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以及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方面自己所做出的努力后，赫尔利说，作为对他所做的保证的答复，宋子文有一次声称，据说他(赫尔利)对情况知道得还不多。但是，他们(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多体验。按赫尔利的话，他曾经对中国人说，苏联和美国将是战后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起友好和亲近的关系，美国不仅不会嫉妒，反而会非常高兴。对于中国人提出的他们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赫尔利回答说，应该派一个人前往莫斯科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赫尔利指明说，他曾有机会就蒙古、旅顺港和大连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对于我的问题即蒋介石在这些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赫尔利回答说，他(赫尔利)赞成在蒙古维持现状 [5] ，但蒋介石的立场应该由他自己来说明。赫尔利还指出，他曾向蒋介石证明，必须向俄国人提供一个不冻港，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俄国应该拥有一个不冻港——旅顺港或大连。蒋介石似乎同意这一点，但同时又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

赫尔利把自己评定为“反帝国主义的英勇斗士”，他抨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说英国帝国主义正处于崩溃的前夕，而美国人已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两次挽救了英国人。但是，美国人已经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关于所有这一切，赫尔利仿佛直接对丘吉尔说过。在中国，蒋介石将会竭力争取英国放弃香港；美国，也可能还有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强国，都将会支持他，但是现在暂时还不应该直接对蒋介石这样说。让蒋介石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吧。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认为，香港应该是中国的，中国的主权在那里应该得到保证。但是，蒋介石仍然准备保障英国人在香港的物质利益和安全。

我向赫尔利声明说，非常高兴与他会晤，他是一位非常懂得中国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人，并表示赞同，我们有必要在工作上保持经常接触。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5月23日

文件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3，д.8，л.140-143

№12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1945年5月24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在就一般性的话题交谈之后，魏德迈 [6] 将军回答了我的有关问题。他说，如果给中国的士兵以良好的给养和武器装备的话，他们是很会作战的，可惜中国的军队人数太多了，目前正在努力裁减，以使它变得更好，更有战斗力，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和财力。蒋介石已经答应给予帮助和合作，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做了。目前现有的军官学校、陆军学校和炮兵学校正在培训军事干部。

接着，魏德迈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和装备情况如何，他还问我是否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他说，共产党人主要以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争。关于未来局势，他说，我不能想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不具备受过培训的军事干部，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在通讯、指挥和供给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军、师部队进行作战。魏德迈问我，是否掌握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装备情况的材料。

我对魏德迈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可能知道得比我要多，因为在延安有美国军队的代表。　

魏德迈答复说，驻在延安的美国人，主要负责确保美国空军关于天气状况的常规情报。接着，他说，他很想去延安一趟，在那里逗留7—10天，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但遗憾的是他非常忙。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抄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34-135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1945年6月7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7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按照他的话说，他来访的目的是希望就中苏关系问题与我进行一次非常坦诚的交谈。白崇禧开始谈到，他是苏联的老朋友，总是高度地评价苏联曾经给予中国的帮助以及对中国在各方面的真诚相待。白崇禧简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对于在1926年北伐时期和抗战最初阶段我们给予中国的帮助做了应有的评价。他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迹象。白崇禧说，他非常希望能与我进行一次最坦率的谈话：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关于中苏友好的话题不致成为空谈，而确实变为真正的友谊。白崇禧强调说：“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个人的建议，并且我的建议未必会无果而终。”我答复将军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即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不融洽，在此未必需要阐述迫使苏联停止对中国帮助的原因。我指出，苏联政府将欢迎中国政府为在两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而采取的任何具体步骤。

白崇禧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苏联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说，我只能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立场：苏联人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上统一的、民主的主权国家。

白崇禧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如果考虑到苏联的整个政策，我们对于这些原则就会理解。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令中国的政治家们感到极度不安，我希望能得到您，一位带着友好使命再次从苏联来到中国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最坦诚的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大使先生，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您可能会说，您是一名外交官，国际关系问题是您的工作，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您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也可能，您对于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奇怪。而我们中国方面，非常希望听到您最坦率的意见：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我们完全不清楚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因此，我认为，对此问题坦率地交换一下意见对于两国都有益处。”

因为我急于出席一个招待会，不得不中断谈话，我答应白崇禧将军另找时间继续我们的会谈。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3，д.3，л.128-129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1945年6月8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赫尔利将军说，他到我这里来带着两个问题。第一，他感兴趣的是，我与蒋介石会晤的情况，我与蒋是否进行了某种激烈的争论，我们之间是否出现了某种重大的分歧，这次会晤的气氛如何。赫尔利补充说，在这个星期里，可能是星期日，蒋介石将接见他。因此，他希望事先了解一下可能会出现哪方面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我与蒋介石会晤时可能出现的那些问题。第二，赫尔利向我通报说，他打算到延安去，以便继续进行关于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统一的谈判，并希望邀请我与他一同前往。

我说，是的，我会见了蒋介石总统，并与他就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在会谈过程中，我向总统表达了我们的、赫尔利也清楚的、关于必须保持和发展中苏之间睦邻关系的立场。

赫尔利开始证明，苏联和美国在远东地区政策一致的必要性。因为在亚洲地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我们在华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中国统一。赫尔利认为，我应该同他一起到延安去，在那里我们能够与共产党人共同讨论形势，提出需要的建议。“如果我们一同前往延安，世界将会为之而惊奇!”赫尔利说。

在回答赫尔利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这个问题之前，我问他，是谁倡议恢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的。他说，国民党向共产党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沉默，并以此表示，延安不会再相信国民党了。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是正确的。事实上，政府多次背叛和欺骗了他们。

赫尔利讲述他收到了毛泽东邀请他前往延安的电报。按他的话说，中国共产党不想再与国民政府对话，但对美国代表不会关闭大门，尤其是对他(赫尔利)，因为他曾经帮助共产党人派他们的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共产党人将不会与政府进行对话，但是他们将会与我交谈，”赫尔利声明说。接着，他说了一些赞美的话，大体上是关于共产党人的，其中有一些话是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他说，共产党人希望统一中国，但他们不愿意服从政府将军的指挥；他们同意服从中立的指挥机构——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但不是英国的，因为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在答复赫尔利与他一同前往延安的邀请时，我指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有利于一切爱好自由的民族。赫尔利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我认为干涉这件事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此，赫尔利指明说，不久之前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这方面他是有错误的，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我回答说，虽然他在这方面有错误，但没有任何人指责他在不久前为调解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

接着，赫尔利开始长时间地、详细地论证自己的策略。他说，当他在伊朗履行自己的外交使命时，也曾经遇到来自伊朗政府的许多责难。但是，仍然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以便组织好向苏联供应武器的工作。赫尔利继续说：“当我来到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军事危机。因此，我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这不是干涉内部事务，而是干涉军事状况，干涉我们所进行的战争进程。干涉内政就是干涉战争，这是赢得战争所必需的。况且我们政府向我提出了请求——我能否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人达成一致，而共产党人请求我——能否调和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美国国会反对干涉内政，禁止我进行谈判，而罗斯福总统说：您自己看吧，可否为中国统一做点什么，能否调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能否使中国的所有队伍联合起来，并对其进行统一的指挥。”赫尔利声明说，这种干涉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到战后，因为和平时期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接着，赫尔利回忆起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会谈的情景，在这些会谈过程中，他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评价以及关于苏联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明。赫尔利再一次证明说，在亚洲地区美国与苏联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仿佛已经对杜鲁门总统声明过，无论旧金山会议上出现什么争端，无论在欧洲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什么矛盾，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是不会有任何争端和矛盾的。

在稍微停顿之后，赫尔利突然地、仿佛是无意中问到——我是否知道魏德迈将军打算到北部去。对于我的问题，即魏德迈出行的目的，赫尔利解释说：魏德迈前往北部是为了与苏联代表会晤；也可能，他还会访问延安。赫尔利补充说，对此应该严格保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让我了解最新情况。魏德迈从重庆起程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我问赫尔利——他打算何时到延安去。他回答说，可能在6月底，但也不一定；他力争拖延行期，是为了到那里时有较多的资本——来自政府方面更多的让步和建议。赫尔利不想两手空空地起程，像第一次那样，当时政府只对他说：“试着公平解决这个问题吧。”因此，他打算先与政府进行谈判。赫尔利说，国民党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宋子文、王世杰、程潜将军都对他说过，共产党人是不遵守诺言的，过去国民党曾经多次受到共产党人的欺骗。

赫尔利声称说，他将尝试劝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到重庆去。像从前一样，他打算劝说他们做出让步，同意在政府中担任提供给他们的职务，不管其数量如何。在赫尔利看来，最重要的是把双方的领导人聚集到一起，以便使他们开始在一起工作。赫尔利补充道，毛泽东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并不反对蒋介石。

在结束会谈时，赫尔利问我，是否看了今天关于逮捕谢伟思和其他在华工作的5个美国人的报道，报道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他说，这大概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当然，将会进行审讯并对他们做出判决。最终，这种判决将会反映出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态度。

赫尔利称这6个人是小青年，他们干了既危险又愚蠢的事情——他们盗窃了机密文件，写文章咒骂美国政策，他们还攻击中国政府，企图推翻这个政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甚至希望保护日本，他发表演说反对彻底摧毁日本。这些人觉得自己是“上帝”和“救世主”，他们希望拯救中国和日本。

赫尔利指出，在报纸上针对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出现了许多虚假的内容。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偷来的文件中的一些思想被歪曲了，为表明真实情况，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公之于众。在美国，由于出版自由，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到发表。赫尔利还特别尖锐地谴责了《时报》记者艾萨克斯和其他报刊的记者。赫尔利声明说，指责他因某些权威人士在中国问题上持一些独立看法而解除他们的职务，是不公平的。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武官К.А.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6月8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130-133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1945年6月19日)

摘自А.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密

6月19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其目的是继续6月7日的谈话。会谈一开始，将军就向我提出了请求：根据在上次会谈结束时我的允诺，答复他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问将军，他到底指的是什么问题。将军回答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已经具有国际意义。我非常希望您能给我说明一下，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的评价以及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我做了如下答复：“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我觉得，将军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认为，将军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要比我从报刊上了解到的更详细。我非常关注当地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份报纸足以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观点。尤其是不久前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更加充分地阐明了这些。因此，根据这些材料我能够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第一，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将在国内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加强反对日本的战争。众所周知，不仅仅是苏联，而且全世界一切联合的国家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统一，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

涉及苏联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中国目前状况的看法，它已经反映在最近苏联报刊公布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里，这些文章证明了苏联人非常关心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您说的全部内容。

作为个人，现在我想请将军说明一下自己对如下问题的看法：关于目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国共关系的前景问题，关于在开始反攻行动和从中国驱逐日本人时这些党派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的问题。

白崇禧将军回答说：“您要知道，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历史，谈到今天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时，我不可能不简短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众所周知，还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当苏联四面受敌的时候，当所有国家都把它看作敌人的时候，孙逸仙总理从自己的祖国，从桂林市给列宁发出了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好感。这封电报不可能不使列宁振奋，因为他看到在围攻俄国的众多敌人中，出现了一位清醒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当时已经能够理解苏维埃的实质了。不久，苏联的第一位代表越飞来到中国孙逸仙总理面前。后来，在北伐运动期间，为了帮助中国，苏联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事顾问来到这里。正如您所记得的那样，政治顾问是由鲍罗廷而军事顾问是由布柳赫尔领导的。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持有真诚合作的立场，还通过了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可以把那个时期评定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真正合作和在外交领域保持友好关系的时期。后来，政府迁移到武汉，并开始向东部——上海和南京方面进军。我当时是首先攻入上海的那支部队的总指挥，因此，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并掌握着充分的情报资料。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是有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300万人的农民军队和一定数量的红军部队，并开始酝酿推翻现政府的计划。这显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引起了分裂。接着，就开始了对日战争。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进行防御战争。共产党人在山西和延安也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支持防御战争和在军事政治领域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我们自然乐意同意这种合作，因为这种合作能使国家在政治上统一和扩大力量以便同日本人进行斗争。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摩擦，仍然可以认为，在武汉政府时期这种国共合作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当政府迁移到重庆之后，共产党人认为政府离他们远了，无法管理他们了，于是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扩充自己的力量，袭击国民政府军，解除他们的武装，取缔地方政府机关。例如，鹿钟麟的部队在河北讨伐日本人的同时，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袭击，一部分士兵还被解除了武装。在山东，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封锁了道路，并解除了受到日本人攻击而撤退的省政府军的武装。在华中地区，面对日本绝对优势的兵力而撤退的韩德勤将军，遭到了背后的袭击，被共产党人抓获，后来被释放了。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当然不愿意说，共产党人是同日本人商量好并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的，但在客观上他们利用了日本人的攻击行动。很遗憾，这就是造成目前中国国内困难状况和难以评定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我还应该指出，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我们对此保持着沉默，甚至在我们的军队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切保持着沉默，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我们经常表现出不满，认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能够战胜中国共产党。”

我指出，分析历史事实会把我们拉得很远，我请求将军更详细地说明一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的军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多大规模的冲突。

白崇禧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边回答说：“最大规模的冲突在河南省的西部地区，在那里共产党大约有3万人的军队，他们越过了黄河并向西部进军。第二大冲突地区是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共产党的军队在这里有2万多人，他们强渡过长江，占领了一个县级城市。由于这些军队的逼近，在从潮州市向北的广东省东部地区的共军部队也积极活动起来。除此之外，冲突还发生在从高州向北的广东省西部地区，在浙江省的西部，沿北平—合肥铁路向西，在安徽省的东部地区也有大规模的冲突。所有这些都是冲突新的发生地，而像在江苏省、山东省和北方原有的冲突地区，我就不说了。在那些地区小规模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共产党人吹嘘说，他们有90万人的常规部队、300万人的民兵。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的确，目前，共产党人拥有30多万支步枪，包括破旧的和老式的品种。应该说，在开始防御战争的时候，他们只有大约3万支步枪。他们靠什么补充了这么多的武器？共产党人吹牛说是靠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指望日本人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武器的，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共产党人是通过解除地方保安团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武装才获得了这么多的武器。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而共产党人竭力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共产党人经常扬言说，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与日本人作战。这只是宣传，因为他们既没有大炮，也没有自动化武器，与日本人作战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众所周知，在与新四军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出其不意地进攻，而是准备进行战斗行动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此我向将军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先发起进攻行动的。

将军回答说：“叶挺没有执行把自己的部队向北部撤退的命令，而是把部队向南方调动。国民军封锁了他的去路，发生了冲突，共产党人被打败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扩大自己的势力，通过解除地方部队和国民政府军的武装，在我上述提到的那些地区组建共产党的部队。”

我回答将军说，我很难弄懂中国目前存在的如此复杂的局势，我非常感谢将军，他能够按照地图给我讲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

白崇禧将军问道：“大使先生，您这次路过了新疆。您的关于新疆混乱的意见令我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们也掌握了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我仍然很想了解一下，归您领导的各地领事人员和那些客观视察员们是如何评价在新疆出现的那些事件的。”

我回答说：“根据我从领事们那里获得的情报，目前新疆的秩序非常混乱，在穆斯林人(哈萨克及其他民族)和中国军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白崇禧说：“新疆暴动的核心力量不是哈萨克人，而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众所周知，数万名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在革命期间从西伯利亚逃到了中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新疆安顿下来，并利用了盛世才。这是一些极具军事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持有何种立场。苏联是否允许这些人返回苏联，是否还把他们看作是苏联公民？”

我回答说：“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的立场是世人皆知的。这些人抛弃了自己的祖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反对苏联的斗争，我们不承认这些人是苏联公民。我们只允许那些证明自己清白的人返回苏联，我们破例接受他们加入苏联国籍。”

白崇禧问：“苏联对于外蒙古持有何种立场。”

我回答说，我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们与它保持着外交关系。

在会谈结束时白崇禧说：“我非常关注世界和苏联的报刊，您在今天会谈时所提到的那些文章我都知道。我觉得这些文章：第一，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第二，观点非常偏颇。让我来列举一下事实。文章中断言说，国民党军队不同日本人作战，而只有共产党的军队与日本人进行着真正的斗争。请看一看我们在缅甸的远征军，看一看我们那些从云南向缅甸进攻的军队取得的成绩吧，请看一看在海南西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作战情况吧。文章中还断言说，国民党的军队不断地向共产党的军队实施进攻。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自然，我们的军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当他们遭到攻击时，他们也会进行抵抗。如果文章中说的是相互的冲突，那么还情有可原；可是，说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实行进攻行动，那么，这就是极大地歪曲了事实。当然，我多半指的是英美的报刊。我明白，不应该提出关于大使为新闻记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苏联报刊能够客观地评价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那么，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苏间的友好事业服务，并有助于吸引4.5亿中国人民倾向于苏联。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那就太好了。”

接着，白崇禧向我讲述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景事宜。他说：“涉及恢复与共产党谈判的可能性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众所周知，在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重庆期间，共产党人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点：解散现政府和建立统一指挥部。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在军政阶段结束之后，已经转入了宪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命运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国民党的肩上，在转入民主阶段(民主政治)之前，任何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统一指挥部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政府就是国民党的政府，不可能还建立什么统一的指挥部。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大元帅驳回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谈判暂时中断了。目前，国民党正在努力争取采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大约在10天以前，已经给延安发出了电报，建议恢复谈判。据我所知，还没有收到对这封电报的答复。与此同时，国民参政会代表团目前正在筹备前往延安的行程。我们努力追求恢复谈判。我个人希望，很快就在今年的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届时国民党将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国民大会将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这个政府将实现国家的统一。”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Б.С.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25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151-157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1945年6月29日)

机密

6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们使馆，并通报了如下内容。昨天，他与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在此次会谈过程中赫尔利声明说，最近两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并向他表示，同意向共产党人做出政治让步，以便使中国达到统一。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准备改组目前的政府，接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加入政府，并希望就此问题与延安开始谈判。作为个人来说，赫尔利打算劝说蒋介石成立最高司令部，参加这个司令部的应该有国民党的3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3位代表以及其他党派的3位或者是3人以上的代表。令赫尔利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接受建议派自己的代表到重庆继续已经中断的谈判。王同志回答说，在赫尔利从美国返回，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之后，延安已经无法接受他的邀请了。因为这个声明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它鼓励了国民党中最反动的部分。感到自己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加强了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在赫尔利的声明发表之后，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挑衅性事件频繁发生，目前，在许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冲突。

接着，王若飞同志对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对美国政策的改变感到失望和惊奇。他提醒赫尔利，在他访问延安的时候，是他(赫尔利)本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定草案，其中包括5项内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这份草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赫尔利本人又放弃了它，上述提到的他于今年4月2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尔利回答王同志，在这方面发生了误会，是新闻记者哄骗了他，他们所发表的赫尔利的声明是经过歪曲的。至于他本人提出的那份协定草案，正如赫尔利说的那样，他并没有放弃这份草案，目前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坚持这份协定草案。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将这一点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尔利的答复是肯定的。赫尔利声明说，他赞成实行原来的草案，这份草案一定会被实现的，只是不能立即，而是要逐步实现。

正如赫尔利向王同志声明的那样，蒋介石原则上是同意这份草案的，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些措词。例如，蒋介石建议用“各党派的政府”取代“联合”政府的说法。

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劝说蒋介石首先实现上述草案的4点内容，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的先决条件：1.给予言论、报刊、集会等方面的自由；2.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化；3.取消对边区的封锁；4.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赫尔利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并声明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接着王同志讲述了在与赫尔利会谈之后，他又与邵力子和王世杰见了面。邵力子对他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召开的例行会议表示不满(赫尔利也通报了蒋介石对此有些不安)，并劝说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大会代表。接着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蒋介石关于谈判的建议。王世杰声明说必须立即开始谈判，并请求尽快派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

王若飞回答王世杰，在这方面他将不可能做任何实际工作，因为没有谈论任何具体的内容。

从与赫尔利和王世杰会谈的情况中，王若飞同志得出了以下结论：蒋介石实际上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判，以便做出一种样子，即为实现中国统一，他做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指望对外使用这个政治花招，并正好安排在斯大林同志、杜鲁门和丘吉尔的柏林会晤之际，因为在那里会晤的重要问题之一，必定是关于中国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借此表明，中国的一切事情进展顺利。

王若飞同志说：“赫尔利如此卖力地帮助蒋介石上演这场新的闹剧，是因为美国想扶持蒋介石，并加强他的地位。这是早就计划好的步骤，其真实目的是扼杀中国共产党。”

接着，王若飞同志讲述了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尖锐的方式抨击国民党，但同时并不超越一定的界线：不威胁推翻当局。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争取与国民党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协定，另一方面将发展国内的民主运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委员会。其目的是：第一，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给予坚决的回击；第二，使蒋介石明白，如果他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找到其他方法实现改革的。随后，王若飞同志讲述了自己与孙科的会谈情况。

在这次会谈中，孙科通报了宋子文与我们的大使已经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期限为20年的中苏条约。按照孙科的话说，这个条约将不晚于1周以后签署。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他就曾预测：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大体上是关于远东的，特别是关于中国方面的。签署这个条约的想法是罗斯福提出来的，他向斯大林同志做了这样的建议。按照孙科的话说，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决定是今年6月中旬正式转告蒋介石和苏美驻重庆大使馆人员的。根据孙科的推断，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协定将包括如下几点内容：

一、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的领袖。

二、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中国领土的完整。

三、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四、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苏联军队将进入东北地区。解放后，东北将移交给中央政府。该协定还有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附属文件：

1.在结束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之后，苏联军队将撤离东北地区。

2.承认外蒙古的现状。

3.在东北地区向苏联提供一切权利和利益，即1904—1905年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在该地区享有的那些权利和利益。

4.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将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

5.旅顺港将租赁给苏联。将宣布大连为国际自由港。

此外，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还达成了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协定：

(1)苏联和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在驱逐朝鲜的日本人之后，将对朝鲜建立苏联、美国和中国的三国保护制度。

(2)苏联军队占领日本的北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南部。

(3)将萨哈林南部地区归还给苏联。

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建议，但是反对如下两点内容：1.蒋介石不同意以租赁的方式将旅顺港转交给苏联，因为这将造成危险的先例；2.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但是反对将这一点写入任何一种文件里。

按照王若飞的话说，孙科断言说，短期内在莫斯科一定会签署以雅尔塔协定精神为依据的中苏条约。王若飞反对孙科所说的以下两点内容：1.苏联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唯一的领袖；2.苏联对日宣战，将朝鲜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交给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王若飞同志证明说，在中国民主化及其类似方面，如果没有专门的补充条款和条件的话，苏联是不可能通过这两点内容的。

王若飞问到，在莫斯科是否真的将会签署孙科所说的那个中苏条约。我回答他说，看来，宋子文在莫斯科将会提出关于签署条约的问题，但是话题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条约，我们这里还不清楚。

随后，王说，孙科在与他会谈时，表达了今年下半年在远东地区即将发生决定性事件的看法。王同志声明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并号召全体党员加强思想准备，迎接这些重大事件的到来。

关于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一点，王若飞同志声明说，国民党加紧准备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只能说明：在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面前，国民党感到非常虚弱和害怕。国民党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能战胜我们的话，那么，今后他们就更无法对付我们了。

会谈是在我们大使馆里进行的。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阿纳尼耶夫同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Т.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6月29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3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99-103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1945年7月2日)

绝密

1945年7月2日

苏中莫斯科谈判期间И.В.斯大林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谈记录。

(其他)与会者：

苏方：В.М.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А.А.彼得罗夫和В.Н.帕夫洛夫；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会谈伊始，斯大林同志便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英、美、苏三大国代表)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宋子文答，美利坚合众国已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该协议的内容。另外美国人还向中国通报了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所指的是否就是由蒋经国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所转达的那些内容。

宋进一步明确道，自己所指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中国政府通报的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这的确是他的看法，不过，自己的这一观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付诸行动，那就是中国政府接受自己在克里米亚会议协议中所提出的那些建议。

宋说，自己希望能够对该协议中的所有内容进行讨论。苏联大使已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会谈，苏联政府可能已经了解了这些会谈的内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已经说了，我们目前还无法来解决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接着说，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暂且搁置，即不打算在此次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外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日本占据了外蒙，便可轻易地击溃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还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人便企图侵入外蒙古的哈桑湖地区。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斯大林同志继续道，甚至在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仍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历史表明，日本人——是一个相当强悍的民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德国军国主义再也不会复兴了。可是仅仅过了15—17年，德国就重新恢复了军力。与此类似，日本即使表面看来已经认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效仿德国和重复德国的所作所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需要拥有动用本国军队去保护外蒙古领土的权力，而这也是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如果苏联强大，中国也就会强大起来。另外，斯大林接着说，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愿意并入中国版图。蒙古人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

斯大林同志说，当在克里米亚三巨头会议上签署相关协议时，苏联政府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为了加强自身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苏联打算联合中国，以两国之力共同打败日本。在这方面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旅顺港、中东铁路、南萨哈林岛和外蒙古，等等。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以便使苏联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可能盟友。不过，无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旅顺港，还是中东铁路，苏联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想获取任何利益，只是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二是苏联人民已经征战了4个年头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自身受到攻击之时，才有必要投入战争。而在没有受到他国进攻的情况下，苏联无缘无故地首先发动战争，这样的战争人民是不会参与的。如今，我们要进攻日本，这就要首先取得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在打了这么多年仗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他们非常希望得到休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发动进攻，就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理由。而关于这些理由，斯大林同志认为，也就是他在克里米亚协议的相关文件中所列举的和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斯大林同志强调，上述两点思想便是他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向宋子文指出的。

宋子文说，自己认为斯大林大元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外蒙古问题在当前中国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在事关国家一部分领土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公开表示让步。宋子文说：“我们目前最好还是不要提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像俗语所说的，让这条睡着的狗继续睡着吧。”如果我们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当年曾被苏联政府承认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的独立，那么也就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此，宋子文援引了斯大林同志所说过的话，即他希望维护中国局势的稳定。

综上所述，宋子文请求斯大林不要再给中国雪上加霜了。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目前不愿意涉及外蒙古方面的问题。

不过，宋子文又说，中国支持斯大林大元帅关于对南萨哈林及其附属岛屿的处理意见。宋问斯大林，其所提出的关于大连国际化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斯大林说，我的意思是该港口应成为国际性的口岸，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到该港停泊，但苏联享有优先权。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达成一个特别协议。

宋子文问，确保苏联的优越地位是什么意思呢？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的优越地位主要反映在港口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为苏联船只设立专门性港埠等方面。而中苏两国就这一问题所签署的新协议应当是对1898年中俄协定内容的完善和重复。斯大林说，为此，我们最好都事先对1898年协定有所了解，以便在谈判中能对其内容做些许修改。 [7]

宋子文说，自己曾问过杜鲁门，关于克里米亚协议的意思是不是将中国大连港设定为自由港。对此，后者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连港的行政管理就应当采取中方管理或俄—中共管的模式。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港口的主人应当是俄国人和中国人，而所有涉及大连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均应在两国所签署的特别协议中有所体现。

宋子文问，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已起草了相关文件。

斯大林做了否定的答复并再次强调，必须采用旧的协议文本，并对其中内容做必要的修改。

宋子文说，旧的协定业已过期，再者该协议文件是中国与沙俄签署的。中方的想法是，把大连港作为一个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的港口。援引苏联多次对中国东北主权的承认，宋子文宣称，大连港的行政权理应属于中方。

宋询问道，苏联所谓的关于应确保苏联在该港口的优先权是指什么呢？是与谁相比较才这么说呢？

斯大林答，自然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的。宋子文道，如果按您上面的说法，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还要多。斯大林同志说，可能吧，关键是大连和旅顺口都是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上述两个港口的权益而修建，并因此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斯大林同志是否打算由俄国来负责和组建大连港的行政管理机构。斯大林同志答，自己的意思是组建某种类似于苏中联合会的机构，该机构主席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港口的负责人应当是俄国人。至于港口的经营收入则由两国平分。斯大林同志强调，苏联并不赞成在大连建立俄国租界，而是想与中方一道共同负责该港口的行政管理活动。宋子文指出，港口未必会成为赢利性质的企业，因此所谓两国平均分配运营收入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起初我们必然要为港口所需要的各种设备进行投资，之后就将可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和回报。在打败了日本之后，中国将会出现商品荒。日本已不可能向中国输入商品，因为它所遭到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中国的工业发展薄弱，而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尚需10—15年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有限的，苏联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商。在中国需要进口大量商品的情况下，中国的每个港口都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中便包括大连港。它不但要承担进口苏联商品的工作，而且还要担当将中国的某些原料出口到苏联的重任。因此，那时大连港毫无疑问将在中苏贸易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宋子文说，中方认为该港口应当从事贸易，但未必会赢利。斯大林同志说，由此可见中国对获得利润不感兴趣，对此，宋回答说，他对获得利润感兴趣，但利润不是来自港口，而是来自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宋解释说，由于大连将成为一个自由港，因此，我们无法在那里征收海关税和其他税。

斯大林同志指出，据他所知，海关税和其他税收是中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斯大林同志又说，关于大连的问题双方还需进一步商议。

宋子文说，在开放的港口我们可以征取一些税务，但数量非常有限，目的只是为了维持港口所属设施的正常运营。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克里米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大连将是一个自由港，只涉及其国际化问题，即该港口将对其他国家的船只予以开放。

宋子文问，如果能够对经过该港口的商品征收税务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税无疑会对中国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这些收入将在中俄两国间平均分配，对此我们将签署相关协议。

不过，宋子文认为，如果我们将对经过大连港的商品征税的话，那么，大连也就无所谓开放型的贸易港口了。因为中国其他港口也完全可以担当大连港同样的职能——进口外国商品和对外出口中国商品。

斯大林同志答，我们并没有一下子便把大连港的职能限定死，即仅作为贸易性质的港口，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尚需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接下来，宋子文提出了关于旅顺口的租赁问题。他希望签署关于中俄双方共同经营该港口的协议。并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非常不愿意租赁旅顺口，但中国准备(与苏联)共同使用该军港。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蒋介石大元帅的意见，关于该军港的使用问题他正考虑采用其他模式。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所提出的意见绝不会对中国不利。

接着，宋子文问，苏方关于成立(中俄)联合公司负责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管理事务的意图是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答，该公司将负责上述铁路的运营。针对宋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答，谁建筑了铁路，铁路的所有权便属于谁。

宋问，是否仍维持1924年旧协议中关于中东铁路的相关规定，即从铁路建筑完成之日起60年后该铁路的所有权将归中国。宋子文还提醒道，根据该已有协议之规定，中国政府可以赎买中东铁路的所有权。 [8]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为了明确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和管理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因而有必要成立苏中联合公司，而所有经营收入由两国平均分配。

而对于宋子文再次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同志答，在中方赎买以前该铁路的所有者是苏联，之后其所有者将是中国。斯大林同志强调，在中东铁路的建筑过程中，中国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莫洛托夫同志也插话道，当时中方的投资只占该铁路建筑总投资中的很少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又补充道，在中方赎买前，该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关于宋子文提出的双方共同管理该铁路的期限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应当延长旅顺口的使用期限和压缩中东铁路的使用期限，以便将这两处的期限统一规定为40—50年。

宋子文说，关于铁路的问题他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宋子文接着问，苏方所谓应保证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使用上的优先权具体指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说，这与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情况比较类似。不过，确保苏联使用上述铁路的优先权不应被理解为苏联可以优先利用其来运输本国军队。

宋子文问，难道斯大林大元帅不打算用这些铁路来运输苏联军队吗？

斯大林同志答，在与日本军队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当然需要使用其来运输苏联军队。

宋子文说，在战争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会欢迎苏联使用这些铁路来运输其军队。我关心的是苏方在和平条件下是否还会使用其来运兵。

斯大林同志说，和平条件下便没有这个必要了。只是当日本军力恢复再次向苏联发动进攻、苏中两国已签署了互助条约并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苏联才会经东北铁路派兵。

宋子文对斯大林的上述答复表示同意，并指出双方应就以上所述签署相关协议。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宋先生不担心苏联会通过这一方式来占领北京吗？……

宋子文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并回敬道，在这方面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已经有了与外国军队打交道的经验。

随后，双方的谈判转入下一个议题——关于千岛群岛。宋子文说，中国非常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将该群岛重归苏联版图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千岛群岛归属苏联，那么福摩萨 [9] 和其他领土也将重归中国。我们就可以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钳制住日本。

宋子文接着说，在苏中两国最终将要签署的协议中，中方不希望看到其中的第二条，即恢复苏联在1904年由于日本所发动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丧失的那些权益。因为原相关条约中所规定的旅顺口和大连的租赁期限已过，而中东铁路也业已被当时的沙俄政府卖给了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该关于恢复苏联权益的条款并非针对中国，而是朴次茅斯条约。主要是为了更猛烈地反对日本，而不是中国。因为那里目前都是由日本人在统治着。我们并不是想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对中国所拥有的那些权益，而只是希望苏中两国在其他一些基础上再来签署一个条约。三巨头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所签署的文件并不是条约性质的，而将这一条款列入文件中也并非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日本。

宋子文指出，1924年苏维埃俄国首次承认中国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并宣布废除一切以前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这就是为何张作霖当年要拘捕中东铁路经理的理由了。此举可能也就是表示感谢的一种特殊方式了。

作为对宋子文所提问题的答复，斯大林同志说，可以缩短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但要稍微延长苏联租用旅顺口的期限，以便将苏联使用它们的期限统一确定为40—50年。期限一到，所有的就都结束了。

宋子文说，有必要准备一张旅顺口的地图以便在上面标明苏联所使用区域的范围。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尽快准备这样的地图。

宋子文说，蒋介石认为，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确定为20—25年。

对此斯大林同志答，这样的期限有点太短了，要考虑到我们还要在旅顺口建造基地，为港口安装各种设备和设施，这些都需要时间。斯大林同志指出，沙皇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所签订的为期25年的协定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并已有了提前延长这一期限的打算。沙皇政府计划在旅顺口站稳脚跟之后再实施下一步行动。而苏联并没有类似的想法。

接下来，宋子文将话题转入关于两国签署友好同盟条约方面，并说中国非常希望与苏联签署此类条约。

斯大林同志指出，蒋介石以前便提过关于此类条约的事，但当时我们还无法签署这样的条约，而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了签署该条约的可能。

作为答复，宋子文询问苏方目前是否已有了现成的条约草案。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回答并指出，这首先得看中方是否能够接受我们如今正在讨论的这些原则，只有在中方接受苏联建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着手准备相应的条约草案。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中方尚需要苏方对所提建议逐一做出解释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就自己所提建议的每一点当然都要对你们做出解释。他本人也做好了向中方做出解释的准备，但双方至少有必要首先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

宋子文将话题重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并问道，为何斯大林认为不能让中方独立负责铁路的行政管理？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方一定会确保苏联的全部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并不相信这样的保证。斯大林强调，他的意思很明确，也并没有说让俄国人独立负责铁路所属区域的行政职能，而是俄—中双方共管。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此举可能涉及中国的主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指出，我的问题并不涉及东北，而只涉及那些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将组建什么行政机构来管理东北呢？到时候是否在那里会出现一个省政府，是否还会像张作霖时期一样，在东北出现中央政府和奉天政府共治的局面？

宋子文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因此是不会允许独立的政府在东北存在的。

宋子文问，苏方想与中方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干线，是否还包括相关的铁路支线呢？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考虑到要向这些铁路干线供应所需要的煤炭，那么在必要情况下苏中联合公司也会经营相关的铁路支线。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煤矿可以独立经营而其所生产的煤炭可向铁路出售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答，双方应协商联合使用相关铁路支线的问题，并将协商结果写入协议。

宋子文说，如果上述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那么双方都会极力促进铁路的正常工作和业务繁荣，因而煤炭的供应是绝不会出现问题的。

随后，宋子文又将谈判话题转到了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上。他说，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宋子文问斯大林：为何苏联政府在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指出，是蒙古人自己不想并入中国版图。斯大林强调，自己能理解中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只是苏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别无良策。另外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并非是中国不能克服的。要知道，苏联政府已在关于旅顺口的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了，而中国人也理应在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向苏方做出相应的让步才是。

宋子文强调，在中国目前是不宜提出关于外蒙古的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外蒙古问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在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之时双方便应充分和全面地考虑所有问题。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我们坚信如果外蒙古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论对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当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时，苏联就有权派自己的军队进入外蒙古领土。因此，斯大林同志说：“不应该留下这个小脓疮，现在就应该把它除掉。”

宋子文指出，这个小脓疮的存在并不会让中国感到不舒服，中国从来没有对苏联派兵进入蒙古领土表示过抗议。

斯大林同志重复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希望现在就能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而事实上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外蒙古都不过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只是由于它所占据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才对苏联具有了重大意义。

针对宋子文的一再要求——苏联方面应认真考虑中国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斯大林同志说，他个人认为目前解决蒙古问题只有一条可能的出路，即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至于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则可以放到打败日本之后再说。斯大林同志指出，由于日本的战败中国将获得一些新领土，到那时再宣布关于蒙古独立的事就不会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了。

宋子文说，自己会将这一问题面呈蒋介石，并再次请求苏联政府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充分考虑和体谅中国政府解决蒙古问题的苦衷。解决蒙古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古的独立问题可能会立刻引发如何处理西藏的问题。例如，在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关于解决西藏独立问题的建议，而当时在场的宋子文被迫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再次强调，所谓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巩固国防。要知道，如果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基地，日本人便可以轻易地切断位于赤塔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由此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将可能落入日本之手。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是无法在中国的领土上一直保留自己的军队的，如果我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外蒙古问题与旅顺口问题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更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宋子文问，苏联方面是否欢迎被派遣到苏联军队中的中国政府代表，这些人将参加在东北地区的作战行动。

斯大林同志答，蒋介石可以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以便在东北地区组建和开展中国的行政管理事务。

斯大林同志询问道，国民党是否打算吸收中国社会中其他进步阶层的代表参与政府的工作。

宋子文宣称，关于这一问题，他希望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外交家来完全坦诚而公开地与苏方交换意见。他强调，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今后这种变化将会更多。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曾经打算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建议成立某种类似于军事内阁的机构，并邀请国民党以及中共党员共同参与主持该内阁的日常工作。平心而论，国民党是很想促成此事的，因为斯大林大元帅也曾对赫尔利说过——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普通的农民和极力实现国家民主改革的爱国者。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是一些很不错的爱国者。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在对待吸引国内民主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是严肃和认真的，自己便曾有过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的打算，但共产党却不想进行此类谈判。宋子文说，国民党希望建立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中央政府。如果中共能满足中央政府的上述要求，那么中央政府便自然会邀请其参加军事内阁，并允许其在政府中担任相应的职务。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提出的关于吸引进步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问题并不是只针对共产党人而言的。斯大林同志认为，战争期间中国内部一批新的社会和自由主义力量会成长起来，这些人都应当被吸收和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在中国应当有一个以国民党的影响居主要地位的政府，但仅靠国民党将难以应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因此，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国民党在领导政府的同时，最好还能让其他一些民主分子参与政府的活动。斯大林同志指出，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自己只不过因为关心中国的命运而谈一点个人意见。宋子文对斯大林同志的上述意见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吸引国内自由主义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只是国民党希望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因而不愿意组织联合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国民党希望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望是合乎常理的，这一愿望是以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内部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民主党派。

宋子文答，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虽然中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党，但其成员人数很少。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其支持者都是四川省内的大地主，如刘文辉。还有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但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当然中国也有很多自由派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建立政党组织。

双方的话题转入了关于朝鲜的问题，宋子文说，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斯大林同志对该体制持何意见。

应斯大林同志的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对上述问题做了答复。他说，宋子文多数情况下也参加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知道该想法是由美国人首先提出的。莫洛托夫本人对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即托管或者由个别国家，或者由国家集团来实施。具体就朝鲜领土的托管而言，美国人建议由四个国家——中国、英国、美国和苏联——负责。莫洛托夫本人对此有些看法。他认为，由上述四国对朝鲜领土实施联合托管就使问题复杂化了，为此就必须在实际执行中另辟蹊径。不过，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美国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曾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过关于朝鲜的事，并陈述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即在实施托管制度的情况下外国军队不得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强调，如果实施托管制就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朝鲜领土，那是他无法接受的。对此，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说，为了确保外国军队不进入朝鲜，将由上述四国代表组建一个小组以监督和确保朝鲜的政治发展沿着所需要的方向前进。斯大林同志指出，托管制只具有临时性质，目的只是为朝鲜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创造条件。截至目前，关于朝鲜问题我们还未通过任何正式的决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宋子文问，将由谁来负责维持朝鲜国内的秩序，是否需要组建某种类似于警察局的机构，因为该国可能目前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该国的国内秩序目前由朝鲜人自己承担。

宋子文说，他对朝鲜人目前是否有能力实现独立持怀疑态度。

斯大林同志说，正因为如此才要对朝鲜领土实行托管。斯大林同志问，未来中国是否有意将朝鲜并入自己的版图？

宋子文答，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因为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不同的民族，它自身有着悠久的历史。

斯大林同志再次提醒说，他反对在朝鲜组建警察组织和外国军队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指出，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以后还要讨论。在对托管制度的理解上我们与英—美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认为这是通向朝鲜国家最终独立的一个步骤，而英国人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朝鲜的殖民化，美国人(如罗斯福)对托管制的理解与我们的比较类似。至于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此持何态度，斯大林说，他还不清楚，目前美国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已与英国有些接近了。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只有中国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领土托管的草案中，把独立作为领土托管的目的，这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得到通过的。

宋子文说，罗斯福似乎要求对所有殖民地都实行托管制。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这一说法并指出，赫尔利还在1943年10月便提出了与此观点类似的文件草案，但相关国家断然拒绝讨论其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丘吉尔闻听这一草案之后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人起初虽然在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如今又走了回头路，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可能与在野的共和党所持立场有关。

莫洛托夫同志提醒道，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尔利便曾建议讨论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但该建议遭到艾登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没有时间了。当时，苏联代表团已有讨论该问题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对杜鲁门的印象如何？

宋子文答，杜鲁门给他的印象是坦诚、平易近人，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者，可能应当比罗斯福更为果敢，虽然后者的政治眼界无疑比前者更为宽广。

斯大林同志又问宋对斯退丁纽斯有何印象。

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斯退丁纽斯已经离开了国会，其职务由贝尔纳斯接任。后者是美国政府中比较有才干的人物之一。

斯大林同志问宋，对斯退丁纽斯的个人能力有何评价？

宋子文再次强调，斯退丁纽斯的伦敦之行实际上已经表明其政治生涯宣告彻底终结。

此次会谈持续2小时15分。

会谈记录：А.彼得罗夫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3-17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1945年7月5日)

摘自И.А.伊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绝密

与乔巴山元帅的会谈记录

1945年7月5日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之后，乔巴山请我去他居住的别墅，以便详细谈一下已举行的会谈情况，并解释一下会谈中他尚不太清楚的个别地方。

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乔巴山已完全且准确地理解了克里姆林宫会谈期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

当讨论到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苏中两国声明草案——关于承认蒙古的国家独立时，乔巴山说：“是的，我们需要国家独立，但我们不想与中国人维持友谊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民族。他们曾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烧和抢劫我们的蒙古包，打死我们的牧民。如今在内蒙古、阿拉善和鄂尔多斯，他们仍然在对蒙古人做这样的事。”乔巴山说：“我明白关于与中国人合作的宣言中所写的那些话，话都是好话，经过斯大林同志的修改后其内容会更好。”

在详细讨论了宣言草案之后，乔巴山声称：“我很清楚宣言的意思。我们将像一个独立国家那样，向中国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当年是怎么欺侮我们；他们现在又是怎样在继续欺侮仍留在他们那里的蒙古人的。”

当话题转到军队和即将前往蒙古的普利耶夫将军时，乔巴山表示希望让鲁宾将军的军队也留在蒙古，因为自己与他在工作上已有了相当的默契，而他对蒙古军队及其军官也相当了解。

乔巴山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莫斯科、机场欢迎仪式尤其是克里姆林宫会谈的印象。他说：“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地激动过。在机场我认出了莫洛托夫同志——就在他向我走来的时候。当经过仪仗队时，我的腿和手都在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在克里姆林宫，我见到的是一个与平时完全两样的斯大林。他一直坐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同志的脸。于是，我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而我的答话也经常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

苏联驻蒙古公使

И.А.伊扎诺夫(签名)

文件3份，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档案室

АВПРФ，ф.6，оп.7，пап.38，д.560，л.4-5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1945年7月7日)

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乔巴山

1945年7月7日，И.В.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首相乔巴山元帅。当时参加此次午宴的共23人(名单参见附录 [10] )。午宴地点是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斯克大厅。

其间，斯大林同志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有一段时期，蒙古人曾在如下一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即自己应当与哪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还是苏联。许多蒙古人——如达旺，便赞成与日本的友谊。

我建议为那些最终改变了主张并做出正确决定——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领导人干杯。这些人如今都是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而那些曾支持与日本结盟的人则目前都到了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同事们的数量不到原蒙古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祝蒙古领袖们健康!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午宴后观看了电影《胜利大阅兵》。

此次午宴和电影观赏共持续了2小时20分钟。

АВПРФ，ф.6，оп.7，пап.38，д.560，л.6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1945年7月9日)

绝密

参加此次会谈的出席者：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苏方——В.М.莫洛托夫、С.А.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和帕夫洛夫。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宋子文答，自己向蒋介石通报了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斯大林同志关于希望消除中苏之间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以便两国从现在开始在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的条件下展开友好合作等情况。宋子文说，今天才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在向苏方通报蒋介石的回电内容之前，宋子文想首先介绍一下与此次谈判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以便斯大林大元帅在此基础上能够对蒋介石向苏方做出的那些难得的让步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当宋子文离开华盛顿回国之际，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中苏两国谈判中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他曾对杜鲁门说过，中国和苏联可以在不经讨论的情况下解决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当时他对“现状”的理解就是：中国在法律上拥有外蒙古的主权，所有的问题只是在于中国无法实施这一主权。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均对宋子文关于“维持现状”一词的解释表示赞同。在重庆时，宋子文也与蒋介石讨论过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竟然会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宋子文认为，在涉及有关将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分离出去的问题时，斯大林大元帅应当充分体谅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巨大力量。宋子文说，他并不想把蒙古和东北相提并论，但这里只想列举一个事实以表明中国政府对领土的一贯态度。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相比是较弱的，中国也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奢望。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在东北的主权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1933年，当宋子文刚刚从一个国际经济会议上回来，日本天皇便邀请其去他那里讨论关于东北的问题。天皇说，如果中国放弃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就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并从此与中国相安无事。宋子文当即便拒绝了日本天皇的要求。日本为达到目的，又专门派遣当时担任日本外务次长的重光葵前往横滨，企图说服宋子文再次去东京。但宋子文拒绝了这一行程。上述事实可充分证明一点，即中国人对本国领土的主权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这就意味着对这种民族本能意识的背离，从而实际上也就是将自己置于社会舆论的对立面，置整个国家的安全于不顾。宋子文指出，以上所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斯大林大元帅能够正确评估蒋介石为苏中友好的长远利益所做出的那些牺牲。

接下来，宋子文朗读了蒋介石的来电内容：“在遭受了最重大的牺牲之后，为了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在未来与苏联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带着最诚挚的意愿，积极地谋求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并消除两国间所存在的一切分歧和纷争。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并要求在该三点建议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管理的完整以及中国的真正统一。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表现出自己的支持，给予实际的帮助，并对中国的如下三点建议做出完全肯定和具体的答复：

“一、中国政府将对斯大林大元帅履行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义务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插话道：“难道中国政府还会期待对东北持其他态度吗？”

宋子文继续翻译并朗读电报：

“为了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共同使用旅顺港，以便在那里修建海军基地。中国准备使大连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期限为20年。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行政管理，理应由中国负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保持中国东北领土的完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主要干线可以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所得经营利润两国均分，但上述铁路的所有权应属于中国。至于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均不属于两国联合经营的范围。两国联合经营上述铁路的期限为20年。

“二、去年，新疆发生了叛乱，结果导致中苏之间的联系中断。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仍无法正常进行。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联手整肃新疆的无秩序状态以恢复两国间的正常贸易联系。至于阿勒泰山脉，它隶属于新疆，理应成为该省的一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个别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存在，导致中国的军事和行政无法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和领导。我们希望，苏联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质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针对中国中央政府。

“鉴于外蒙古问题已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从两国共同利益和整个世界长远福祉的角度出发，在日本被打败和上述三点建议得到苏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准备给予蒙古独立。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误会和冲突，该行动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为宜。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中国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外蒙古与中国的疆界应依据中国旧地图上所标注的边界进行划分。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充分体谅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中国政府的诚意——以此牺牲来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和牢固的合作关系。”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手上应当有一份翻译成俄文的蒋介石的电报，以便对其所提建议认真考虑。

宋子文答应今晚便将该电报的译文呈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否会把满洲和蒙古做比较。

宋子文答，自己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不愿意做这样的比较。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实际上是将它们做了比较的。

斯大林同志说，是不能把满洲和蒙古进行比较的，因为满洲都是中国人，而在蒙古并没有中国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就意味着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为它从1921年起便像独立国家一样存在着。苏联希望维持“现状”的意义，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立即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宋子文说，这些都是无谓的争论。宋子文强调中方的观点是：维持外蒙古现状，即意味着承认中国对这部分中国土地拥有主权。

斯大林指出，可您所谓的主权实际上已停止存在24年了。

接下来，斯大林同志就蒋介石电报中的各主要内容逐一做了分析。关于东北，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发过相关声明，即我们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其境内还存在着第二个政府的话，那只能属于中国内部自己应当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以前我们便帮助过蒋介石，这种帮助以后仍会继续。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我们希望诚实地做事和真诚地与中国结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铁路的使用期限问题，我认为上述20年期限不能使我们满意，有点太短了。我们准备做一些让步，将这一期限确定为30年，这也是我们的最后决定。至于旅顺口的行政管理问题，这需要加以认真考虑。港口的主人理应只有一个。旅顺口形式上可以被纳入与其相邻的辽东半岛的辖区范围，但港口本身的主人应当只有一个。

宋子文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只涉及旅顺口，并不包括辽东半岛。

斯大林同志解释道，自己指的是与旅顺口有关的固定区域。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认为旅顺口所包括区域的边界应依据1898年中俄协定所划定的范围来加以确定。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该协定旅顺口共包括有两个区：其一，直接隶属于旅顺口的区域；其二，所谓的中立区域。我们拒绝承认中立区，但是我们想保持这个区域，使其归属于旅顺港。就上述整个区域而言，其行政负责人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旅顺口本身的行政领导一定应当是苏联人。这里我们指的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和卫戍部队司令，等等。关于铁路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将这些铁路立即交由中方管理，而蒋介石在来电中正好违背了我们所要求的这一原则。要知道，这些铁路都是由俄国人修建的，用的都是俄国人的金钱。中国人的投资只在铁路总投资中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在铁路建筑完工之后返还的。

宋子文指出，我们已经说定，关于业已过去的事实现在不应当再提。大家都知道，最初俄国拥有上述铁路的期限被确定为80年，随后该期限又被缩减为60年。如果以后者为限，从开始之日起算至今，60年满期也仅剩几年了。再者，众所周知的是，这些铁路已被苏联卖给了日本。 [11]

宋子文继续道，很遗憾，面对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无能为力的。两国其实都无权使用上述铁路，虽然两国现任政府在这件事上都是无辜的。

斯大林同志说，根据蒋介石的电报，似乎我们对这些铁路已没有任何权利了，反而是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使用这些铁路的机会，就像是给予恩赐。可事实是，当年这些铁路都是用俄国的钱建造的。不过，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是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即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斯大林同志接着谈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民公决问题。他指出，举行这样的民意公决可不会对中国有利。

宋子文指出，举行该民意公决只是想为中国政府找一个台阶，以便减轻其在国内所受到的压力，并对中国民众有个交代。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您所提到的关于外蒙古的旧地图究竟是什么样的？

宋子文答，中国人有这样的老地图，上面明确显示外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希望展示这样的地图的请求，宋子文答，自己参加此次谈判时并没有随身携带这样的地图，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老地图上所标注的旧边界与新边界有何区别？

宋子文再次表示遗憾，并说此次莫斯科之行并未携带这份老地图，随后双方可组建一个边界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关于外蒙古的边界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转交给中方的那些关于两国友好、互助条约和协议的草案，中国代表团有何意见？

宋子文答，上述条约和协议的各条款中有很多地方与蒋介石在来电中所提出的诸原则有出入。蒋介石希望中国代表能准备自己的相关草案。关于两国友好和互助条约草案，苏联和中国所提草案的差别并不太大，看来只需双方批准即可。关键问题在于，根据中国的宪法，条约生效并非从双方签字之日起，而是从两国互换批准证书之时起算。关于中国自己所编制的草案，宋子文说，中国代表团借鉴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模式和内容。

斯大林同志将话题又转到外蒙古问题上。他问道，中方建议把对蒙古独立的承认延至打败日本之后，对此如何理解。斯大林同志提醒道，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曾建议中方应立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而将宣布之日放到日本被打败之后。

宋子文说，在打败日本之后才举行公决，尔后再由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宋子文强调，这就是说，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有必要做认真研究。宋子文保证，中国政府在解决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问题上绝没有跟苏联耍滑头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里并不涉及诚信的问题，目的在于让双方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如果现在能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我们就会与中方一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如何计划的，是否现在就打算与苏方达成协议，或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延期进行？宋子文说，如果时间允许，他是很想现在就与苏方把所有问题都达成协议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们还有3天时间，因为12日以后他就必须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柏林会议。斯大林同志问，如果宋子文不反对的话，本次谈判将由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苏方继续进行。

宋子文答，对此他这方面是不会表示反对的，只是希望再就一些主要问题与斯大林同志会面和商谈。

接下来，会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上。

宋子文提出关于煤矿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将会保证上述铁路的燃料供给，因此就没有必要将煤矿也划入上述铁路的辖区范围。

斯大林同志指出，所有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都不能与这些铁路分隔开来。斯大林同志又说，在上次会谈期间他已经讲过，苏方并不觊觎使用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但他并没有指那些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苏中两国关于铁路的协议应当以双方共同拥有这些铁路的原则为基础。中国人与俄国人一样都可以成为这些铁路的所有者，而经过30年之后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将完全属于中华民国。而当中华民国完全拥有了这些铁路的所有权之后，与这些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也都将归属中国。斯大林同志个人认为，中方理应只对这些铁路的正常运营感兴趣，因此没有理由对他的上述观点表示异议。

宋子文说，中国人认为铁路充其量只不过是交通类的企业，其主要职能便是确保苏联与大连和旅顺口相联系的一个通道。而所有其他为这些铁路提供服务和物资供给的企业理应由中国人掌握。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斯大林同志认为究竟哪些企业无法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相分离的问题，他答应稍后再向中方提供这些企业的清单。

随后，宋子文将谈判的话题转到关于铁路的维护方面。他认为，保卫铁路的责任理应由中方承担，因为如果由苏联政府组建自己的护路队来负责铁路的保卫工作，实际上已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了东北境内。

斯大林同志对宋子文的上述说法做了纠正。他说，我们用以护路的人并不是军队，而是铁路宪兵。

宋子文说，中方坚持认为这些铁路应当由中国人来护卫，否则中国的主权便会遭到破坏。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为了保护铁路，苏方应当派遣苏联指挥人员和少量俄国护卫，以便与中国人一起承担起护路的职责。

宋子文指出，如果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周围驻扎着俄国军队或宪兵，就必然会引发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最终导致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

斯大林同志指出，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范围，因此根本就不会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苏方组织铁路护卫队也根本不会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众所周知，铁路交通秩序是应当加以维护的，铁路上的资产也应当有人去保卫。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区域，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即使在这些区域内，中国的司法权也是仍然会发挥应有效力的。斯大林接着又说，当然，如果实践证明中国铁路护卫人员纪律性很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不过，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宋子文向斯大林同志保证道，我们一定会完整地确保上述铁路的安全，中国政府将会用自己最好的士兵来组建护路队。

斯大林同志指出，至少在初期，比如1—2年间，铁路护路队的指挥人员应当是苏联人。

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本国领土上保留有外国军队。宋子文特别请求苏方研究关于铁路保护的问题，并充分考虑蒋介石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应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宋子文问，斯大林同志对新疆持何态度，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来消除新疆境内的混乱状态？

斯大林同志问，您所谓的帮助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希望苏联派遣军队去新疆？

宋子文说，目前新疆境内存在大量的匪帮，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来自苏联边境地区。中国希望剿灭这些匪徒。

斯大林同志说，这些消息未必正确。他问，中国政府是否打算给予新疆当地居民一定的权利。

宋子文答，中国政府有这样的打算。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关于新疆的局势严重到何等程度的问题，宋子文答，这些包括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叛乱者们占领了伊犁边疆区。中方目前正极力解放那些被叛乱者们占据的地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政府的愿望是完全合法的。不过，斯大林自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最佳手段还是给予新疆少数民族一定的政治权利。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拥有——哪怕是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是必要的，否则新疆便会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宋子文对上述观点表示同意，并说当前中国政府希望首先夺回被叛乱者所占据的国土。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这些叛乱者们是否想脱离中国，宋子文答，他们想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共和国或其他与之类似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些在边境地区的叛乱者果真如此作为并动用了武器的话，那就理应予以清除。

宋子文指出，叛乱分子所使用的武器非常精良，这些武器甚至连中国都没有。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武器是不是印度输入到那里的？宋子文答，中方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只知道其所使用的武器均来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这也未必，有必要认真核实一下。

宋子文请求斯大林同志向他保证，苏方将会尽全力阻止叛乱者从苏联境内获得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能这些武器都是中国官员自己贩卖的，因为这些交易往往利润都较高。

宋子文答，叛乱者所使用的武器质量都比中国官员的好，我们现在已拿到了叛乱者所使用武器的子弹。这些弹药中国根本没有。

宋子文接着问，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同志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如何作为呢？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苏联不要武装中共，并将所有对中国的援助都直接交给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

宋子文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他同意这样做并问，是否中国政府还希望苏联解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呢？

宋子文说，如果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有些荒唐了。宋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正极力试图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不错的爱国者，他们与日本作战非常英勇，战绩颇佳。

宋子文说，中央政府正极力促成国内各党派的团结，以便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

斯大林同志答，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愿望，因为一个国家中理应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宋子文请求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斯大林同志问，这种道义上的帮助具体指什么呢？

宋子文答，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宋子文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

宋子文指出，我们可以就有关限制本国新闻媒介的问题相互协商。

记录：А.彼得罗夫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28-38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1945年7月10日)

责成胡世泽先生转交А.А.彼得罗夫，1945年7月10日。

译自英文

根据蒋介石大元帅在给宋子文先生所发电报中提出的三点意见，我们希望苏方就该三点意见向我方提供相关书面保证。该三点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二、中国共产党；

三、新疆。

А.彼得罗夫译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06，оп.7，п.35，д.506，л.33-34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1945年8月25日)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少将给苏联元帅А.М.华西列夫斯基(1945年7月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报告的摘录

1.截至1945年8月25日的第八十八旅 [12] ：

军官，149人

军士，358人

士兵，1847人 [13]

总计，1354人

2.民族属性：

中国，373人

朝鲜，103人

那乃，416人 [14]

俄罗斯，462人

3.请从由中国、朝鲜、其他北方民族、俄罗斯等民族组成的(第88)旅中派878人供第二方面军使用。

4.请派215名中国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 [15] 的士兵前往满洲工作。其中，115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和助手，153人作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40人作为一般当地居民。 [16]

5.从94名苏联籍中国人中挑选最优秀者担任红军部队的翻译，其余上了年纪的人复员。

6.派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在苏联的朝鲜人前往朝鲜从事如下工作：47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人任翻译，37人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 [17]

7.请旅负责人派下列人员到卫戍司令部任副职：

周保中——中校、旅长，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派往长春市；

张寿篯——少校、政治副旅长，前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派往哈尔滨市；

金日成——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派往平壤市 [18] ；

王效明——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吉林市；

姜信泰——大尉、第四营营长，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延吉市；

金策 [19] ——大尉、第二营政治副营长，前北满省委书记，派往咸兴市；

冯仲云——上尉、旅政治部主任，前北满省委委员，派往沈阳市。

8.请对下属人员给予颁发国家勋章、奖章的奖励：50名游击队员因其在抗日斗争中的积极表现；25人因其培训该旅中国和朝鲜军官的忘我工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因其协助满洲游击队抗日并将他们组建为红军的下属兵团。

9.请允许将派到市卫戍司令部担任副职、助手的中国和朝鲜的士兵提升为军官，而对担任大城市卫戍司令部副职的军官则授予更高的军衔。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丘维林少将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上校

已选派下列人员供各部队司令部使用：

远东第一方面军——164人；

远东第二方面军——80人；

外贝加尔方面军——100人。

ЦАМОРФ，ф.2，оп.19121，д.2，л.3-5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1945年8月27日)

第034号，1945年8月27日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安库季诺夫上校致信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上将：

鉴于游击队在对满洲里日军进行积极、长期的斗争，在人员培养上认真而英勇的工作及在军事训练、政治素质上的突出表现，对第八十八旅的军官、准尉、军士和列兵给予表彰：

——授予18人“红旗”勋章，包括：1.旅参谋长米林斯基中校；2.旅长周保中；3.营长金日成大尉。

——授予6人“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反侦处(锄奸)处长拉科夫斯基少校。

——授予22人“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旅部第一支队长波利卡尔波夫少校、政治处副处长马利杰夫。

——授予48人“红星”勋章，包括连长阿法纳先科夫上尉。

——授予31人“勇敢”奖章。

——授予131人“战斗功勋”奖章。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

注：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1945年9月9日的嘉奖令于当日执行。

ЦАМОРФ，ф.32，оп.11473，д.45，л.173-177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1945年8月30日)

机密

在互致问候和就共同的话题进行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关于国共两党之间谈判前景的问题时，周恩来声明说，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初步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领导人可能同意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当然，很难预料，这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多少中国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做出过多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这种让步采取何种方式，它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益处，将永远会多于对反对党的益处。目前，蒋介石已经开始竭力缓和国民党极端‘右派’分子的强烈反应，他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可能从表面上看对共产党人有利，但是，实际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

接着，周恩来同志向我通报说，国民党指派了4人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人员有：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是双方通过了如下日程和谈判程序：

一、国家改造的共同问题

二、急需解决的问题

1.接受日本投降；

2.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

3.调解何应钦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议问题。

三、共同的政治问题

1.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

2.关于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的问题；

3.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

4.关于解放区的问题；

5.关于军队的问题。

四、决定通过的会晤和谈判程序

1.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预备性的谈判；

2.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会面；

3.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毛泽东可能进行会谈；

4.根据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会谈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会晤。

8月29日，除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般性会谈之外，周恩来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还进行了会谈，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周恩来说：“张治中向我声明，由于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的军队将改组为国防军，未来国防军的总数量应该是20个(或40个)师。他说，与此同时，还规定改组共产党的军队。对于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军队应该由几个师组成，张治中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不过目前已经决定，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和装备，这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还触及了边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张群指出，国民政府计划将边区变成单独的省，同时保留它的相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我的问题——关于对待敌后解放区的问题国民政府是如何决定的，张群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随后，周恩来讲述了张群就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向他阐述的三个观点。

周恩来说：“就准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存在如下意图：

“(1)取消以前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

“(2)对大会代表进行新的选举；

“(3)保留以前的代表和补选新的代表。”

与此同时，张群还强调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就此问题预先达成完全的理解，避免大党(国民党)给小党(中国共产党)以压力以及小党可能制造的反对大党的骚乱。应该加入到政府中，而不是推翻政府。

除此而外，还触及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到：“张群声明说，关于政府名称的问题只是形式方面的问题，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联合政府’这一名称。张群指出，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关于这个政府的性质的问题，认为政府有两种类型——英国的和美国的，即在保留一党的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允许反对党加入政府。更具体地说，这指的是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下建立专门的政府机关，或者是成立战时内阁类型的政府，以便在‘过渡时期’管理国家，在国民党看来，这个‘过渡时期’指的是在日本投降和国民大会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

在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初步会谈时，周恩来强调指出，甚至是那些初步的和大概的草案，也能使人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大概已经决定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但是，现在就做最后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谈判才刚刚开始。

周恩来强调说：“有鉴于此，我们将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18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应该说的是，不仅是广大的党员群众，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在自己的工作中完成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战争的结束和日本的投降，对于我们来说是出其不意和突然的事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战争会这么快地结束。”

周恩来指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制定方针所必需的情报以及客观评价中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和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所必须的意见。”

我说，我认为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他本人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同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某些章节的内容和说明，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根据条约、协定的条款和章节原本的含义作了相应的解释。对于他的问题——是否还有某些文件是在莫斯科中苏谈判期间签署的，但目前尚未公布，我回答说，没有这样的文件。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Н.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8月30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8月3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4，л.205-208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1945年9月2日)

丘维林致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索罗金中将函

苏联武装力量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向贵处派遣了前满洲游击队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支游击队近3年来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旅的一部分。

在苏联占领满洲国和北朝鲜期间，为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管辖区的秩序，并扩大卫戍司令部在当地的影响，可以让他们在省会和县城卫戍司令部的合法机构中担任军事代表的副手，也加入地方保安团，或者只是作为当地的居民。

共给您派了80人。

丘维林

1945年9月2日

ЦАМОРФ，ф.2，оп.17582，д.2，л.23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1945年9月2日)

亲爱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1.请原谅我们与你们进行这种横向联系。我们是1941年10月1日由中共中央第三战区山东代表处派到东北地区从事党的工作的中共干部。1944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围剿行动，我们与上级的联系渠道被切断，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得到中央的书面指示。我们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知之甚少，也不知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在东北应采取何种立场，不清楚是否仍应开展地下斗争，或者在合法、半合法状态下开展工作。鉴于此，请兄弟党给我们指示。

2.在红军进入东北之后，当地国民党分子便开始散布关于红军和中共的谣言，称共产党员为匪帮。在哈尔滨，目前这些国民党分子还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发动武装进攻，其目的就是想摧毁我们的党组织。因此，我们的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了自卫武装以保护党组织。

此外，我们请求兄弟党能允许我们前往中共中央以获得相应的指示和指令。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的，那就请让我们通过电话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

3.我们正打算在哈尔滨建立中—苏文化关系协会。

4.在我们城市的三棵树区有一座满洲所属工厂。目前，该工厂已被我们的人所控制。为了保卫工厂，我们现在手中有10支步枪，但要持有这些枪械需要得到红军的批准。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请求兄弟党批准我们拥有这些枪支。

5.我们的领导干部均配有武器，但兄弟党不允许有人佩带武装，为了避免与红军发生误会，请就此情况向相关部门发出指示。

6.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宣传工作，但我们没有编辑部，也没有印刷厂。兄弟党是否指示编辑发行机关，以便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7.联共(布)党员同志，红军指战员初次来东北，因此对当地的风土民俗不是太熟悉，为了有利于你们开展工作，可以使用我们的干部。我们已准备尽一切力量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8.鉴于部分红军战士违反纪律，并做出了一些让当地居民恐慌的事，我们的干部是否可以就促进当地形势、提高党和军队的政治威望等问题向你们反映自己的意见？

衷心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致敬!

向斯克沃佐夫同志致敬!

中共中央第三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

1945年9月2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4卷，第811—812页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我拜访了赫尔利。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我请求赫尔利告诉我关于目前在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情况。赫尔利指出，当他与毛泽东一起从延安返回时，中国人认为，他(赫尔利)将交给他们一份准备好的关于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计划，但是，他(赫尔利)认为，对谈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好一些。

按照他的话，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补充说，在他去延安旅行期间，他在那里会见了一位英国人林迈可，此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向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分立主义的倾向得到了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这些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执行的是自己的传统的政策：“分而治之。”

赫尔利说，他收到了哈里曼的电报，电报中说哈里曼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斯大林似乎声明，如果中国人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建议说，苏联和美国应该共同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以此来冷却共产党人的热情，他们以为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某些大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支持。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赫尔利回答说，他希望谈判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在赫尔利看来，谈判薄弱的环节是，国民党的代表没有能力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因为张群完全是个新人，而张治中总是被一些琐事所吸引，从而把整个事情搞复杂了。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避开参加谈判，到国外去了。谈判的优势落到了具有巨大智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

赫尔利再一次重申，如果谈判陷入僵局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自己支持国民政府。

我只是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应该自己进行相互协商，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定。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М.贾丕才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8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218-219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1945年9月6日)

机密

9月6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如何时，毛泽东讲述了以下内容。目前可以认为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在这个阶段，概括地讨论了政治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双方仅仅涉及原则问题，而把一些具体问题先搁置一边。

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立即召开(在谈判结束之前)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便讨论和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代表坚持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之后召开这样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们还力求发表一个专门的公报，在其中将阐述我们之间谈判的结果，然后允诺召开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

对于国民大会，国民党仍像从前一样要求保留旧的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在10年前选出和指派的。蒋介石只是同意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中增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断然拒绝了对国民大会的代表实行普遍选举。蒋介石打算保留原有的代表作为参加大会的主要人员。他只同意将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列入会议代表的名单里。换句话说，蒋介石指望保持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里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说，准确地讲，正如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取消。这指的是保留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允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机关。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顺便说一句，张群曾经声明，他们只能够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政府。但是，只有当国民党在政府中占领导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够实现。

在谈判期间还触及了关于改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只有在保留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设想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使其他党派合法化的问题，被国民党归纳为所谓的“政治建设”。在会谈期间，国民党代表没有反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使各政治党派合法化的要求，但是，也没有表示赞同。他们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措词——“政治建设”，认为在这一政治建设过程中，这个问题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说，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也就是说，我们想争取大赦。但国民党则坚持先提出共产党特别希望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由此可见，他们想把事情归结为仅仅释放一小部分人。

毛泽东说，当谈判涉及取消特务机关时，张群和国民党其他代表企图证明，秘密工作机关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不同秘密警察，因此，未必需要完全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警察局。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留目前仍然起着作用的盖世太保制度。”

还初步讨论了领土和行政管理问题。

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4000多万居民和我们的30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在会晤和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争取保留48个师(或者是60万人)。但是，蒋介石声明说，他最大限度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保留12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说：“借口防止发生国内战争，蒋介石要求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要进行裁员。因此，他只同意保留共产党的12个师，而当时我们说出的数字是48个，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毛泽东指出：“在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做出让步，同意保留25个师。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极限，低于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答应的。”

谈到关于拖延在华日军投降书的签署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谈判中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原则。

“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在会谈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王若飞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他们极其关心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美国将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他们还非常关心苏联方面的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次强调了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目前进行的谈判的极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立场，也不了解苏联方面的立场。毛泽东还说，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会谈期间我多次强调说，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Н.В.罗申和Н.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1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24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1945年9月7日)

机密

9月7日，蒋经国拜访了我。

蒋经国说，按照蒋介石总裁的请求，他希望就一系列问题与我进行交谈，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涉及双方，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蒋经国说，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双方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军队和行政管理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关于军队的问题，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建议：通过改组和部分转业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拥有12个师。与此同时，这些师应该服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由中央政府提供各种给养和武器。共产党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建议，并坚持共产党的部队应该由48个师组成。按照蒋经国的话说，蒋介石不可能同意共产党方面的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中国，总的来说，尤其是在共产党人那里，供养着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意义。关于行政管理问题，共产党人要求黄河以北各省的省长应该任命共产党人担任，而在黄河以南的各省里，副省长和省政府副主席的职位应该由共产党人担任。按照蒋介石的意见，这些要求正好代表着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国家。蒋经国说，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到政府中，同时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部长职位，允许他们参加省、区、县政府以及国家机关的其他部门。但是，实现这一点需要共产党人在所有部门里与中央政府的代表很好地合作。蒋经国说，除此而外，共产党人还坚持，蒋介石在北平行辕司令部的副指挥职务由共产党人担任。蒋经国说，目前双方已经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尽管如此，谈判仍然有希望获得圆满结束，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蒋经国问我，我是否已经获得了关于谈判过程的更为详细的情报。

我回答说，昨天毛泽东拜访了我，并向我通报了关于谈判的大致情况。对于蒋经国的问题——我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我说，根据我的看法，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双方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二、蒋经国通报说，中央政府获得了来自新疆的令人惊慌的消息。整个阿勒泰地区已经被暴动分子占领。暴动分子还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新疆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迪化(乌鲁木齐)以西的乌苏地区，频繁地进行军事行动。根据朱绍良将军的通报，暴动分子在乌苏地区使用了炮兵和空军。与此同时，他们的两架飞机于9月5日轰炸了乌苏城。朱绍良通报说，他已经掌握了暴动分子使用的炮弹和手榴弹的样品，这些样品证明，这些武器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说，此外，暴动分子没有飞机。他以此来暗示，轰炸乌苏地区的那两架飞机也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提请注意，双方应该关注尽可能快速地稳定新疆地区的局势，双方需要商量一下，如何解决局势问题。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公布一系列改善新疆省行政管理的建议。这些建议还有协助消灭新疆省的暴乱行动的目的。蒋经国还援引了在莫斯科会谈期间与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谈内容，在会谈时大元帅曾经允诺，苏联当局将同走私运输武器经过中苏边界的行为进行斗争。

我否认了仿佛在暴动分子那边活动着的是苏联飞机的怀疑，并对蒋经国说，对于新疆事件，苏联将严格遵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5章的内容，以及关于三个问题的著名信函中的条款，其中记录了新疆事件纯属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苏联不打算干涉中国内政。

三、蒋经国问，罗申将军是否将前往南京，以便出席驻华的日本军队投降书的签字仪式，这个仪式将于9月9日举行。与此同时，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非常希望苏联代表能够出席这个仪式。

我对蒋经国说，罗申打算前往南京，并于9月3日到了机场，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接着，罗申就病倒了。他目前身体状况如何，我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四、蒋经国通报说，近日，中国当局的代表和东北地区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打算前往新的工作岗位所在地。蒋经国请求，让苏联驻东北地区的军事当局在上述人员的行程方面给予协助。尤其理想的是，苏联当局能够向他们提供飞机，利用这些飞机可以从北平向长春、沈阳和东北的其他城市调动一批行政管理人员。蒋经国说，国民党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答应给予可能的协助，并向驻东北地区的苏联军事当局通报中央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的行程以及给予他们相应帮助的必要性。

五、我向蒋经国通报说，今天夜间，重庆的一小股匪徒对苏联武官的办公室和武官助手安德烈耶夫的住宅进行了偷袭，其结果是诸如打字机一类的东西被偷走。我对这股匪徒偷袭苏联机关的无耻行径表示震惊，并请求蒋经国召集重庆最优秀的侦察人员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蒋经国答应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吸收最有经验的侦察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工作。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9月7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20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6-229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1945年10月5日)

今年10月5日，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来访，我和他们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周恩来应我的要求，概述了当前国共谈判的结果，讲述了国共双方代表准备签署的谈判纪要的内容。谈判纪要反映了现在谈判中双方讨论过的所有重大问题——不论是两党已经达成谅解和协议的问题，还是仍有争议的问题，都逐条做了记录。周恩来答应把会谈纪要原稿寄给我们，供我们参考。

我问，依他之见这次国共谈判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周恩来指出，现在中共代表力争解决三个任务：1.签署谈判纪要；2.发表联合公报；3.让蒋介石同意毛泽东回延安。

周恩来接着说，当然，解决这三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国民党希望发表联合公报，因为国共关于达成谅解和协议的联合声明，对龙云的表现和云南的事态会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回答。从另一方面说，发表联合公报也是国民党手中握的一张向美国要贷款和援助的牌。

周恩来说：“然而，签署会谈纪要和发表联合声明，对共产党更为有利。共产党将得到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可以充分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任何企图。共产党也将承担不少责任，采取许多措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共产党从不背弃自己的诺言。至于国民党，会谈纪要和公报将使国民党不仅在中国社会舆论面前，而且在联合国面前，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

周恩来在评论当前政治局势时说，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红军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第二，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

周恩来指出：“考虑到这两个国际现象，蒋介石今后很可能加紧秘密的反共反苏活动。与此同时，当然，他的亲美倾向进一步加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会公开宣布对共产党进行围剿或内战已经开始。如果期待蒋介石方面的行动很不顺利是不对的。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发动国内战争，不必履行任何手续。例如，不排除蒋介石下令要求共产党军队撤离某一地区或重要交通干线。如果我们稍有怠慢，将被看作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军令。蒋介石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国民党军队可以开始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将是内战的开战。”

周恩来强调说，尽管如此，国民党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将取决于该党的强点与弱点的对比关系。例如，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

周恩来继续说：“在南京地区有日伪军27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不超过3.5万人。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打算派军队到华北和东北去，而且要挑选精锐的军队派到那里去。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从哪里调遣军队。退一步说，即使国民党能够搜集到必要的军队，那么又会出现第二个困难，即运输问题。重庆政府研究了运输军队的现实条件问题，结果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空运和海运把军队运到上述地区需要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限内我们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国民党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是，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不能不考虑新疆、蒙古、东北以及云南的很不稳定的局面。不应忘记，龙云有7个师的军队驻扎在云南边境以外，而且其中一个师是他亲生儿子指挥的。当然，现在很难设想这些军队今后的态度如何。考虑到昆明的混乱局面，绝对不会令人放心的。在谈论国民党的弱点时，还应当考虑到强大的共产党军队的存在这个事实，国民党军队在同这支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已多次有机会领教它的战斗力。”

周恩来接着强调了苏美相互关系这个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周恩来把蒋介石视为“苏美关系的挑拨者”，他指出，在正统的国民党人看来，苏美友好关系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和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说：“蒋介石在执行反苏政策方面远不是孤立的。美国当前的统治集团正在给早已公开奉行亲美路线的重庆政府以大力援助。在评价驻华美军的行动时，我们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军在准备和发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人正极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党军队各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然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们很想知道苏联对美军在天津和北平地区登陆的立场。我回答说，美军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他们又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着陆，苏联将采取何种态度？我说，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一切具体细节。

最后，周恩来问我，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捣乱，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停留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从我们苏联使馆可以得到哪些实际帮助？我说，周恩来同志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参加谈话的有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和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0-123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1945年10月10日)

因毛泽东要回延安，我于10月10日设宴为他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同志、武官罗申少将、一等秘书费德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在宴会前和宴会上，我们就各种问题进行了畅谈。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果，毛回答说：“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关于谈判的联合公报将于10月12日发表。他还强调指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说：“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接着，毛泽东介绍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延安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开始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重大军事行动，结果击溃了胡宗南将军的7个师。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这一目的最终达到了。通过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是否履行协议还要走着瞧。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谈下去。毛泽东离开后谈判将继续进行。周恩来同志留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谈判。

我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否知道谈判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回答说，延安的同志了解情况，但不是全部，20个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十分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主要让步。

毛泽东说，他认为能够使人们相信而且能够证明，为了胜利让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毛还说，除此之外，我们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能够说服同志们赞同做出的决定。这一论据是：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2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讲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1万人的师、2万人的师，也可以是3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师比他的师人多，他能同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成立一个由总参谋部、军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组成的专门军事小组。

罗申同志又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接着，我问，蒋介石从西昌回来后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在和他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即操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称：“共产党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话是指国家统一军队的话)，还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我又问毛泽东：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蒋介石不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依靠某一个政治派别，这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下因素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我问，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回答说，他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领土、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会试图把共产党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做应战的准备。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的，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譬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以实现包围共产党的军队，以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国民党军队。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例如，胡宗南的军队集中在主要的方向上，他的16个军部署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沿线上。只有两个军的主要力量越过了黄河，并前往太原地区。11个地区的部队将集中在2个地区：近11个师的兵力将在平汉铁路沿线向北集结，第二个地区是在徐州集结并向北推进。其中一部分向山东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同志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泽东回答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毛泽东接着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我和罗申同志回答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然后毛泽东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又补充说，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对于我的问题——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只有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对于罗申同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将在11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11月份就应该预防蒋介石的重要进攻行动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总的来说，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提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他们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39-44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1945年10月18日)

远东第一方面军党的政治工作部

目录

前言　第3—4页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第5—13页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第14—17页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第18—22页

附件　卫戍司令第一号命令，第23页

前言

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于1931年被日本占领。从那时起，日本就对此地进行掠夺，并控制了这里的所有经济。日本金融资本将此地变成日本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基地。日本利用满洲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当地建立起反苏军事桥头堡。

英勇的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的奴役进行了14年的斗争，但是中国军队无法单独战胜敌人，将其赶出自己的国土。战无不胜的红军及其伟大的盟国一道支援中国。友好的中国人民通过红军获得了大量援助。

红军在满洲、在东方举起了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他们同中国、美国、英国的军队一起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军国主义日本被击溃、投降。

满洲在关东军被击溃及摆脱日本的奴役之后，苏联红军卫戍司令在最初的日子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头几批红军解放者代表肩负着建立满洲解放区安定秩序的光荣任务。

本手册就是要阐释卫戍司令的任务和责任。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

卫戍司令的岗位。在国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岗位。卫戍司令的责任是：保障城市的良好秩序，保护现有资产和物品，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经济需要，并为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创造一切条件。为了红军的需要，应在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建立军事代表部门。在这里，一切都应当服从军事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应当保持警惕，一切都要服务于军队的需要，服务于彻底消灭我们已经解放的满洲的所有残余敌人的需要。

卫戍司令的隶属。(城市)居民点的卫戍司令，由集团军、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派，并负责处理与军事警备区指挥员的联络。

卫戍司令直属卫戍司令管理部。

如果(城市)居民点已处于方面军的后方，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卫戍司令则转属方面军，或者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人代替。

卫戍司令的权利和责任。首先担任红军解放城市的卫戍司令是当地第一批苏联军事部门、民政部门的代表。

卫戍司令的任务是：

1.通过组建内部秩序、保护居民和(个人、集体)财产安全的方式保障城市(居民点)的正常生活。

2.没收居民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

3.快速准确地核查所有居民。

4.将敌人奸细一网打尽。

5.协助红军的反间谍活动。

6.尽快消除所有目标首先是道路上的地雷。

备注：为此，卫戍司令成立了城市排雷总部，任务是查清所有布雷区，并采取排雷的紧急措施。工程兵受其指挥。

7.保卫城市免受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残敌的侵犯。

备注：为此建立了与城市驻军指挥部各执勤分队的联系。

8.提供防火措施。

9.保护重要目标和缴获物资。

备注：保护这些目标的任务交由卫戍司令直属部队。

卫戍司令因上述责任而具有以下权力：

1.颁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指示。

2.追究命令、指示违反者的责任。

卫戍部队条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在工农红军军人中的权力。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对地方居民的权力。

卫戍司令的建筑物悬挂苏联国旗。

卫戍司令颁布的主要文件。在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任务的卫戍司令可以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应当阐述红军对该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具体规定苏军占领区居民的义务和行为规范。城市或其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应在命令中简洁明了地提到对当地政权和居民的所有要求，以及遵守法令规定的举措。

首批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部的一切实际活动，包括：

履行自己的责任。

解散一切亲日政治团体及其组织。其所有成员都要接受卫戍司令的核查。命令中要指出，拒绝核查将被视为与间谍、破坏活动同罪的敌对活动。

所有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以及其他非军事化组织须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无卫戍司令部就向红军驻军登记。拒不登记者将被逮捕。

没收已被解散团体的所有资产问题。包括逃避红军并隐藏起来的团体领袖、成员、职员的个人财产。

企图隐匿、销毁或攫取属于上述团体和个人所有财产的人，将以战时法令对其实行惩处。

所有以前敌方的军人都应立即到卫戍司令部接受审核，拒不执行者将按间谍和破坏罪论处。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禁止收藏、购置或生产刀械、枪炮、炸药和无线电设备。

所有公民都应检举旧制度下的帮凶。隐匿、破坏军事代表的命令和知情不报者将追究同谋罪。

卫戍司令的所有命令都应当执行，并且具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将被视为反红军的敌对行为。所有工商业、经济部门的领导及其员工都应留在原处继续其活动，否则将受到怠工、战时法令的制裁。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允许各类必需的营养品可按红军到来前的价格自由贸易，禁止投机倒把。

同时，卫戍司令应当严令取缔各类走私及走私品交易。

卫戍司令应当与驻军指挥官(有驻军司令部的地方)一道设立防止指战员与当地居民过度接触和交往的制度，以防军队疫情的发生。

卫戍司令规范所在居民点的公民行为，并制定相应的惩治措施。

卫戍司令应当限制居民的外出时间。没有卫戍司令认可，居民不得在城市(居民点)之间流动。卫戍司令应当采取防范各族居民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不和的措施。

卫戍司令与除奸机关应在邮电局督察员的协助下检查邮局、电报信函。

卫戍司令应当组织当地居民修理道路、桥梁，拆除受损建筑，清洁城市，重建面包房、电站、输水管等基础设施。为此，卫戍司令应发布旨在吸引居民参加劳动的专门法令。其中应当指出：

1.何种年龄、何种性别的居民参加。

2.报到时间和集合地点。

3.随身之物中哪些应被征用。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

弃置资产的考察。卫戍司令必须尽快查清城市及附近农村敌人的弃置资产。查明价值后应立即对其加以保护，以防偷盗。

可通过调查居民点、寻访卫戍司令部辖区乡村的方式进行。为此要就地招收熟悉本地情况和资产状况的居民。参与调查的人包括军事代表及其副手、助手，以及经过他们授权的人。

弃置资产的审核。如果说我方专门的军事代表负责审核、转运战利品(军事设备)，那么居民点卫戍司令部则要负责核查、保存和正确使用其他一切资产。包括原料仓库、粮食、燃料、工厂设备、工商企业、地产、有价证券，以及日本人、满洲当局及随同其外逃者的资产。准确核查所有这些资产有助于这些资产的正确使用并防止被盗。

弃置资产的使用。卫戍司令应制定在红军所需的诸如邮局、电报局、电话局、电站、修理厂、银行、理发店、食品厂、贸易机构等机关和企业开展工作的措施。

为此，应当查明和立即招收留在城市中的所有专家。

在农村，需要收集所有遗留下来的牲畜，招收当地居民加以照料。

卫戍司令按照集团军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用现有资源保障地方居民的粮食供应。

防火机关。卫戍司令应采取灭火、防火的紧急措施。他要组建当地的消防队，维修、封闭、保护消防水龙头，保证消防水道畅通。

医疗措施。卫戍司令应当：1.采取清洁街道、院落的紧急措施。2.建设流行病医疗站。3.隔离所有流行病患者并将其安置到医院。4.监测水库并对其加以维护，注意配水站的情况。

工作中对居民的使用。为保证这些工作，卫戍司令应招收地方居民和留在城市中的专家参加工作。

招收可采取征召的方式，并发布命令。招收居民的目的是清理道路、桥梁、拆除街垒和路障，以保证我军顺利通过，保证城市交通。

安置红军部队宿营。按照部署计划，在有卫戍司令部的城市部署的部队，应在卫戍司令的帮助下行事。

卫戍司令应登记所有不在城市中的部队，并设定其宿营地点。如需要将军队与当地居民分隔开来，军事代表就要组织当地居民搬迁到专门划拨出来的住处。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

揭露敌人的宣传。卫戍司令的首要工作是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为此，卫戍司令应当与在居民中有专项工作任务的集团军或方面军的政治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组织集会、会议、讲座、谈话，通过大功率扩音器宣传红军在满洲的解放目标。

卫戍司令要协助我国政治机关颁发出版物(报纸、传单、小册子)，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阐述我方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卫戍司令应采取措施，消灭敌人张贴的标语等。

积极分子的选拔。卫戍司令应当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积极分子。可从下列人等中产生：

1.旧制度下的受迫害者(政治犯等)。

2.反对旧制度的民主活动家。

3.积极支持红军对敌斗争的游击队员。

选拔积极分子应当同“除奸部”保持密切联系。要知道，敌人是狡猾的，他们会留下间谍，掩护在册嫌疑犯和被镇压者。

积极分子的使用。可以在卫戍司令的一切活动中使用甄选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

1.在当地居民中开展宣传。

2.查明敌视红军的人。

3.帮助难民和当地贫困者。

4.进行经济重建。

需要同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对他们宣讲红军对他们国家的政策、任务、措施的本质等。

应对积极分子的所有工作加以经常性的严格监督。

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措施。卫戍司令应当与红军政治机关合作，在当地居民中开展以下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集会、会议、报告、放电影、音乐会、戏剧表演、分发报刊传单小册子等。卫戍司令应当随时准确知道集会的地点及其举办者、集会任务，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禁止没有红军代表参加的集会和会议。

用城市现有的乐手组建乐队。

召开音乐会、戏剧表演，需经卫戍司令认可。节目内容要经卫戍司令审查批准。

应以放映反映苏联生活、红军斗争的苏联文献片和苏联文艺片为主。

应当组织红军文艺活动音乐会。

旧制度下的城市报纸已经封闭，其资产和印刷基地由卫戍司令没收并转交新成立的报纸机构。

应当收养孤儿并送交保育院。

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是红军上级机关的事情。但如果居民点有无线电中心站和转播网，卫戍司令就可以加以利用以便传送命令和指令。未得到特别指示不得进行其他广播。

关于宗教和神职人员问题。卫戍司令的命令中的第一特别条款中规定，可以到任何寺庙和教堂祈祷。

附件：

第一号命令

为了(某市、县、村镇、乡村)的正常生活和秩序，(某市、县、村镇、乡村)卫戍司令命令：

1.所有民事机关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

2.所有商业、企业主继续其经营。商品、食品的价格维持其在红军到来前的价格。没有特别法令不得出售酒类。

3.地方机关和居民应为学校、医院、诊所和其他文化、交通机关和企业提供和平支持。　

4.寺庙、教堂的祈祷活动照常。

5.当地居民应当向卫戍司令部交出所有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资产以及无线电设备。　

6.属于日本人及其军事当局的所有仓库及其现有财物应当交苏联指挥部管理。

7.外出时间是当地时间5时至21时。

8.夜间有必要的灯火管制。

卫戍司令

ЦАМОРФ，ф.32，оп.11318，д.196，л.90-102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1945年11月7日)

第793号

И.希金给联共(布)中央Г.М.马林科夫报告：关于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建立苏中友好协会并建立由友好协会管理的文化宫的合理性问题。

如今，在东北一系列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均建立了一些苏中友好协会。

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目的在于密切中国与苏联的文化联系，并在东北居民中开展相应的文化教育工作。该协会的纲领和章程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传播关于苏联的真实信息，揭露亲日分子的虚伪宣传，让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科学、文化和艺术。

首批协会组织于今年8月末和9月在东北建立。目前，这些协会已开展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和宣传工作。例如，在沈阳市组织的协会会议上便有120位该市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学生、工业家、商人、工人、大学生、医生和职员。与会者们一致拥护与苏联建立紧密的文化联系。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宣言，阐明了协会的目标和任务。会议还选举了组织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了民族知识分子代表——作家、艺术家、中学教师和工人。

今年10月10日，在长春市，当地苏中友好协议在市体育场召开了一个群众集会，以庆祝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34周年，与会者达到8000人。

就在同一天，沈阳市也召集了一个有25000人参加的群众性集会。各阶层代表在发言中均对红军解放沈阳表示了感谢，并强调必须密切与苏联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与会者们向斯大林同志和蒋介石发送了慰问电，并决定将沈阳市一些最繁华的街道改名为斯大林元帅、红军、孙逸仙和蒋介石，等等。

在赤峰市由苏中友好协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与会者达到15000人以上。

鉴于苏联军队即将撤离东北，因而有必要在东北一些大城市建立一些文化宫。这些文化宫已成为我们对东北居民施加影响的载体，因而最好能由苏中友好协会负责管理。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可依靠这些文化宫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在一些城市，如长春，苏中友好协会已拥有一些巨大的楼房设施，完全适合在这些地方设立文化宫。

我们认为，应当指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等东北比较大的城市设立此类文化宫，因为这些城市既拥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居民中也拥有大量的(拥护苏中友好的)积极分子。

И.В.希金 [20]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6，д.42，л.4-5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1945年11月17日)

机密

11月17日我拜访了孙科，此次拜访的目的是庆祝孙逸仙诞辰80周年。

在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和寒暄之后，孙科谈到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他声明说：“当他两天前从南京返回重庆时，接到通报说，东北地区的局势已经严重复杂化了。按照熊式辉的话说，苏联军队早于按计划拟定的期限提前撤离了营口，非政府军队已经进入那里。长春机场也处于非政府军队的控制下。最终，北平—沈阳的铁路线已经不能工作。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向东北地区调动国民军队了。据说，非政府军甚至已经潜入长春。他们切断了电线，封锁了供水管道，以此中断蒋介石行营的水电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熊式辉被迫从东北召回了行营的全体工作人员。”

接着孙科说：“熊式辉向我通报说，在他到东北的最初几天里，也就是10月13—25日期间，一切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非常好。但是，自10月26日起，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逐渐恶化了。原来，一些没有受任何人委托的人企图在东北组建军队，这种情况引起了苏军司令部的不满。熊式辉向我声明说，他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这些人的行为不负责任。”

强调自己对目前的局势已绞尽脑汁，孙科说，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否应该更换那些被派往东北工作的人员，因为熊式辉和他的同僚们没有胜任赋予他们的使命。他补充说，关于这一点他还没有对蒋介石说。

对于我的问题——在孙科看来，是什么导致东北局势的尖锐化，孙科回答说，在他看来，如此尖锐化的局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歧的结果。

孙科问我，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这是不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

我回答说，在我看来，某一国家的人民，应该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问题。

孙科说，他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随后，他触及关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孙科说，国共谈判没有获得成果，主要是由于两党之间互不信任。

接着他强调指出，在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解放区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甚至就连接受日本军队投降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取得解除日本人武装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导致了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孙科说：“国内战争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应该停止流血事件。我赞成一切争端问题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孙科回答说，他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地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建立类似国共统一阵线那样的某种组织。

反过来，他关切地问，我是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的。

我说，我同意他的关于争端问题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的意见。我补充说，当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谈判时，两党还有希望就合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我强调指出，目前只好期待政治协商会议会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阻止国内战争。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М.С.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11月17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945年11月25日)

机密

11月25日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他请求我向他通报一下谈判的细节，正如报刊报道的那样，苏联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行了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我说，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东北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对此王若飞强调说，显然，他们之间进行过某种谈判，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11月17日向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命令他们从长春、沈阳和哈尔滨撤出自己的部队，并且不能阻碍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和沈阳。

我声明说，对此我一无所知，并强调说，与东北有关的一切问题，按工作程序应该在当地，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熊式辉将军之间解决，我建议王若飞直接找王世杰弄清楚这些问题。

随后，王若飞又关切地询问——美国军队是否将会进入东北地区，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将持怎样的立场。

我说，目前就这个问题还很难下结论。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美国人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一旦美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苏联大概会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因为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涉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军事状况，王若飞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并向葫芦岛靠近。在该地区的战斗中，国民党投入了4个军6万多人。目前，共产党的军队集结在绥中地区，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最残酷的战斗正在山东、苏北和河南地区进行着。王世杰曾经在自己亲信的小圈子里说，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蒋介石打算给共产党的军队几次沉重的打击，以此来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共产党人正在准备给予还击。不仅如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们将进行几次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以便遏制蒋介石。

随后，王若飞讲述了11月17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大会的结果将于下周公布。代表大会将成立东北地区联合自治委员会，将选举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张作相(现在北平)、李度 [21] (现在重庆，是满洲派的首领)、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林枫(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在东北各地区将成立人民政府。阎宝航(青年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现在辽北)将被推荐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职务。高崇民和刘澜波将相应地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职务。

接着王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目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拥有4万人的正规部队和大量的地方队伍)。王若飞问到，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否应该占领长春铁路，或者允许国民党向那里派驻自己的警备队伍。

我说，根据中苏间的协定，长春铁路是商务线路，显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我强调说，为了不使自己遭到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最好不要这样做(即占领长春铁路)。

在会谈结束时王若飞说，尽管目前的局势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山海关，但是，共产党人并不害怕。的确，美国人帮助国民党，这种情况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做好准备，坚决击退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进攻。

作为结束语，我请王若飞保持谨慎，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考虑国内现有的局势，试图与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和其他机构建立直接的联系。我提请注意：这种做法会引起有关机构的注意，他们一直在紧紧监视着共产党人的行动，我建议王若飞据此做出应有的结论。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М.С.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Л.米克拉舍夫斯基

1945年11月25日

文件共3份，送：В.М.莫洛托夫同志、С.А.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1945年12月29日)

无论蒋介石还是蒋经国，在事先与我国大使的历次谈话中均未说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抱有何种目的。然而，根据间接得到的消息可以断定蒋经国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政治目的。

蒋经国将就东北的政治局势、日本在东北企业的经营、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东北的开发、将整个东北交还中国政府民政和军事机关等问题进行谈判。蒋经国显然还有一项任务：在谈判的开头或末尾就美国在华地位问题安抚苏联政府。据说蒋介石并不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比苏联优先的特权。他只想利用美国对国家实行经济改造。毫无例外，蒋介石向美国人也做了针对苏联的类似声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

我们研究了蒋经国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

(一)

一、关于中国的政治危机。蒋经国将竭力争取我国以武力或施加道义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争夺东北和华北。蒋介石并不相信他在接管东北民政权力后能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它。他同样明白，无论日军还是伪军均无法有效管束东北和华北的居民。因此，蒋经国不仅会提出延缓撤出我国军队的问题，而且会提出从政治道义上援助蒋介石政府，以此对付来自左面的危险。

二、关于经营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中国人知道，我们从东北运走了大量设备。他们想拖延并中断就此问题的谈判。他们笼统表示原则上同意共同经营一批日本企业。根据种种情况判断，中国人同意共同经营的只是那些设备已被运走的企业，同时附带提出运回设备的问题，作为共同经营前日本企业的条件。中国人会这样提出问题：或者归还运走的设备，或者我们从美国运入设备，但这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将渗入东北。

三、关于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开发东北。中国在与我国军人的谈判中对此已有主张。并且犹如在第一个问题——归还设备问题上一样，如果我国不参与东北的经济开发，不向东北的工业提供技术设备的话，中国人明确暗示美国资本将会对东北进行渗透。蒋介石已由其亲信表示，他不打算让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为此他想得到一定的补偿：或者归还被运走的设备，或者从苏联输入新的设备，并得到我国的技术援助。

四、关于内蒙古。中国人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人民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十分不安，蒋经国可能会提出不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施加任何影响。众所周知，该地居民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五、关于新疆形势。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请求苏联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其满足于已做出的让步，因为不可能同意起义者代表力争的广泛自治。据说蒋介石准备妥协，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把新疆交给穆斯林管理。

六、关于大连港。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中国政府不同意我国对于苏中条约中关于大连的解释。 [22] 因为大连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蒋经国将会代表蒋介石暗示，中国只好请求美国帮助建设营口、葫芦岛或其他某个离大连不远的太平洋港口来与大连相抗衡。

也许，中国人还会提出向日本索赔、中国长春铁路的章程和资产以及订立新的贸易条约等问题，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问题。

(二)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呢？我认为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尽管已在10月20日举行全民公决，中国政府仍拖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想对我国施加压力，使我国尽快撤军，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指望利用苏美之间可能的麻烦，以便不执行协定中这一条款。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政府为何拖延这个问题。王世杰对该问题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们有必要坚决提出这个问题，并力求中国政府尽快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卜道明 [23] 于12月26日转告米克拉舍夫斯基，中国将尽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三国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 [24]

二、中国长春铁路的守卫。我军从东北撤退将使我方人员和整个中长铁路陷入绝境。如果说我国军队驻在东北尚有袭击、抢劫和破坏行为发生，那么我国军队离开后将会如何？铁路将无法运行，我方人员将在那里挨打，车辆将被推翻、被抢劫。不仅土匪和原伪军士兵会这样做，国民党军队为迫使我们离开东北和放弃中长铁路也会这样做。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该保证护路。但中国政府自身难保，更不能保护长达2700公里的铁路。我们应该提出将我国铁路护卫队保留两至三年，直至中国政府根据苏中协定组成他们的护路队予以替代时再撤回。

三、关于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地区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既想渗入华北，亦想渗入东北。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

四、关于东北的经济合作。只有在我国积极参与东北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方可杜绝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因此我国必须：

1.力争设立一批经营前日本在东北企业的苏中公司。

2.把设在大连的大型船舶修理厂列入共同经营之后，要在实际上对整个大连港以苏中共同经营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3.加速设立为全东北服务的苏中航空公司。

4.制订铁路税率，以便使中长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等等。

(三)

关于蒋经国。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若不是对自己的儿子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那是不会派他前来的。蒋经国为了更好地、更容易地贯彻其父亲拟定的政策，甚至准备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这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结论：蒋经国未必负有同我国签订任何协定的使命。他前往莫斯科只是为了谈谈，并且可能的话，为蒋介石本人的来访打下基础。

副外交人民委员

С.洛佐夫斯基

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1945年12月30日)

1945年12月30日21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东北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日本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东北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三、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5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政府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16至20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 [25]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会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3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国在那里曾有30—32名代表。 [26] 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 [27] 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东北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是有好处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30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 [28] 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给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 [29] 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这些师的数量。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之间发生了战斗？

蒋经国答称，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1923—1924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上，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1924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联合苏联；(2)联合工农；(3)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提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地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20年、30年或40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 [30]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东北。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复东北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同一位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东北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东北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东北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联与东北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东北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东北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东北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东北的主人、东北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东北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东北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东北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东北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东北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换一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140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可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资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的问题。 [31]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11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25名成员组成，其中15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回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的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7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东北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东北。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东北，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至少应该下令逮捕8000至10000或12000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50—60万军官以及大约12000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1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钟。

В.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1945年12月31日)

1945年12月31日。蒋介石及夫人为欢迎马歇尔举行了午宴，同时邀请了我及其他苏联客人(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费德林)出席。午宴结束之后，他请我们留在他的官邸里。一杯茶过后，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谈到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蒋介石对会议的工作做了肯定性的评价…… [32]

对于我的通报，即蒋经国于1945年12月30日受到了И.В.斯大林的接见，出席会晤的还有莫洛托夫和傅秉常，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同时他还表明自己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谢意，感谢他在确保中国军队接受东北地区的行动中给予的帮助。

随后，根据他自己的倡议，蒋介石希望谈谈中国国内的局势问题。他指出，目前，中国国民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便争取停止国内的武装斗争，恢复交通线路和确保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工作的顺利结束。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蒋介石指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其出发点是：国民党仿佛极力追求以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强调指出：“实际上，我们绝不追求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与许多国家有区别的就是，在中国各政党和派别的武装力量可以和平共处。我们允许东北军、西北军存在——它们的革命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这种论断的最有力的证据。”

接着，蒋介石声明说，各种军队共同存在成为可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即“一切武装力量，不管其属性和派别如何，都应该严格地、准确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自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国内军事上的团结统一”。

谈到目前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行动的草案。该草案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这个三人小组来确定停战的条件。参加三人小组的应该是：一名国民党的代表、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和马歇尔将军——作为第三方，即调解方。

关于马歇尔将军的使命蒋介石从纯军事角度做了解释：据说，马歇尔拒绝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在交战双方停战方面帮助中国。

蒋介石问我是如何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前景的。

我说，苏联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充分地反映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中，同时我还强调指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

在会谈结束时，蒋介石试图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严格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的话，那么，这将为它开辟一条参加最高军事和行政机关的道路。对此，蒋介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说，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也就是说该委员会有可能改组为“高级政治机关”，以及参加行政院。但是，蒋介石不能不承认，对于他们参加上述机关的比例问题“还没有具体的说法”。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彼得罗夫

1945年12月31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Ки-032，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