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未来起点收入”——以共同富裕之策走出经济困局

本文为2022年初作者录制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专题视频讲座的文字记录稿。

当今世界的一个全局性、时代性的问题，就是严重的贫富分化。央行货币政策扩张，科技快速进步，所有这些所带来的巨量的增量财富，主要为富人和精英所获得，而它的冲击和代价，则由中产和底层人民所承担。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新时代的中国有必要，也有能力探索出一条切中时代脉搏，而又适合本国国情的共同富裕之路。美欧有那么一部分左翼学者和政治家，他们提出了全民基本收入（UBI）的思想，也就是说给他们本国的所有老百姓发钱，而且他们进行了不同规模的、不同方式的试验。在我们看来，他们这种理念值得借鉴，但是他们的做法有待改进。考虑到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格局中的竞争态势，并且结合我们中国自身的具体国情和传统，我和我的几位同事、几位朋友一块提出来“未来起点收入”这样一种构想，也就是说全民基本收入UBI的中国版和改进版，以作为中国在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的备选路径之一。

一、中国的国情特点

首先我们要说说中国当前的国情特点，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未来起点收入”的初步方案的主要内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中国国情，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开始，三十年来我们所依靠的外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了。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最大的出口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有明显优势，工业产能全球最大，而且有所过剩。美、欧、日近十亿人的消费对中国制造业的带动固然是功不可没，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从相对体量来看，还是从世界政治环境来看，这种为西方的中产阶级而生产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模式。

其次，少子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错配。（配图）因为年龄原因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则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爬坡，存在一定的滞后。那么这种滞后跟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快速变形形成了严重的不匹配，导致了工厂招工难，而大学生就业难这样一种双重困境。

第三方面，政府、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比例有待改善。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例位居全球主要经济体最低的之一。（配图）中国民众所获得的福利开支，政府的财政开支中，给民众的福利开支占比远远低于其他的工业国家。中产阶级规模固然是全球最大，但是占总人口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整体的储蓄率偏高，但是劳动者所得占据整体GDP的比例偏低，而且贫富分化和地区失衡都比较严重，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仍在扩张，但是增速在持续下滑，高端商品的本土消费市场规模不足以支持我们本国的科技创新产业，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体系的竞争。

第四方面，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带来的变迁，正在对中下层年轻人的生计和前景带来巨大的冲击，加剧原本已经严重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的问题。中国是最积极地拥抱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国家之一，但是经济的全面数字化和智能化，也意味着资本和精英相对于普通民众，普通劳动力的谈判地位进一步上升，从而导致大学生工资曲线和人均GDP曲线的背离，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将发现，自己在智能机器面前，在人工智能面前，将毫无竞争力。越来越多劳动者，他的知识积累和工作技能，将在人到中年的时候，因为技术进步而价值归零。

二、未来起点收入方案的要点

基于以上的国情特点，我们提出的“未来起点收入”方案，主要包含以下五个要点：

首先是由中央政府的社保部门，给拥有中国国籍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从新生儿开始一直发到35岁；第二，是对于18到35岁的有劳动能力，但是还在能力提升阶段的年轻人，根据中国整体的就业、通胀和国际收支形势，而动态调整所发放的资金额；第三，35岁以上的成年人一生中应该获得一次教育或者技能培训的资助，从而能够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中年危机；第四，由中央政府用数字货币发钱，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监管成本，为国家治理赋能；第五，资金来源主要以中央政府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国债为主，增税仅仅是辅助手段，而不是主要手段。

我们认为，以“未来起点收入”为核心的共同富裕制度，可以给每个中国公民一生有三次相对平等地站到新的起跑线上的机会。首先，给年轻人发钱，就是给普通和底层家庭的年轻人一个相对公平地参与社会竞争的参赛资格。其次，给成年人一次再教育和再培训的资助，就是让人在技术变迁和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冲击之下，有一次重启人生咸鱼翻身的机会。最后，而给幼儿和青少年发钱，就是给中下层人民一个结婚并且生育下一代，从而将自己的基因遗传下去的机会。这一方案可以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人生提供三次起点公平的机会，分别是孩子的成长、青年的谋生和中年职业转型。

未来到底能发多少钱？这个问题我们有三个版本，第一种版本是最保守的；第二种版本是居中的；第三种版本是最激进的。到底是保守还是激进，主要取决于我们从什么逻辑来确认这个资金规模。第一种最保守的逻辑，是看在不改变目前的通胀水平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给老百姓发多少钱。以2021年为例，我们贸易盈余大约有3万亿人民币左右，如果我们把这3万亿人民币全部用来给符合政策的年轻人发钱，那么国际收支改变，但是通胀没有变化。第一种最保守方案的做法，是从2025年起给最年轻的六亿人发放每人每月400多元的起点收入，此后的十年里稳步上涨，到2035年起稳定在每月1000元左右，这样的金额可以让我们每年出现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左右，目前的外汇储备足够支持三十年。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输出了。这样的方案不带来任何通胀，而是通过把顺差变为逆差，逐步花掉外汇储备，让别国承担本来他们应该承担的通胀。

换言之，起点收入赋予中国公民的购买力，对应着中国本身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和服务，也就是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熟悉我的观众朋友，大家可能以前看过我的有一期节目，我一个人分饰两角，演了一个对话剧，讲的是东海龙王的故事，东海国国民他们非常喜欢收集龙王的贝壳，所以他们把每年生产的一部分商品扔到东海里边去祭祀龙王，然后在海边捡贝壳回来，储存这个贝壳，然后还觉得自己挣到了钱。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期节目。我讲的这个道理就是中国人是不是有必要把我们的一部分的血汗，一部分的资源，一部分的环境成本，换成别人可以无穷印刷的纸片的问题。假如我们不要这贝壳了，我们不要美元了，我们不囤积额外的美元了，把现在的贸易顺差让它归零的话，我们算下来第一种保守方案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通胀。

第二种居中的方案，就是中国作为一个低福利的工业国，福利水平仍然很低，但是已经成长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那么国民的福利理应跟我们的制造业能力相适应。假设到2035年，中国社会的福利支出水平占GDP的比例匀速上涨到目前OECD国家的整体水平，也就是它的GDP的20%是用来给老百姓发福利的。

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持续上升，向OECD国家的水平靠拢，它的增量部分用于发放给年轻人和孩子的未来起点收入的话，那么我们算下来大概是从2025年开始是几百块钱一个人一个月，然后匀速的上涨到2035年，到2035年之后就稳定。到2035大概有多少呢？大概是7200块钱，那这个数字就比较可观了。在这儿我想说一下这里边的一个道理，就是关于一个国家它是不是应该压低本国民众的福利来换取出口。国家其实就是放大的家庭，我自己的岳父的案例，他是一个中学老师，夫妻俩其实都是吃财政饭的人，事业单位的人。他们非常辛苦，养了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都挺优秀，但是他们的成长过程，我岳父管钱，他管钱的基本原则就是特别的抠门，特别的节省。但是其实作为双职工，他们的收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大多数的农村家庭要好很多了。那么他三个孩子从小整天吃南瓜糊糊，每顿吃南瓜糊糊，实在受不了了，改善一下，那就是馒头配白菜。三个孩子身高因此而成长得都偏矮。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在他长身体的阶段，你没有给予足够的营养。我的岳父岳母这一辈子下来，他们有没有因为勤俭节约而富足呢？实际情况是他攒钱的速度根本比不上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央行印钱的速度。为什么呢？比如说在80年代，攒下了1000块钱的话，那你到现在这1000块钱连本带息无非就是两三千，可是当年一整年的积蓄，你牺牲了孩子的营养所换来的1000块钱，到了今天你这两三千块钱无非就是请客一顿饭的事。所以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他把钱存银行的利息远远低于印钞票的速度。我只好恭喜他，我说您压低了家庭的福利，牺牲了孩子的身高，给人民银行做出了额外的贡献。

同样的逻辑，咱们国家攒钱换到的也不过是美国、欧洲的兑付承诺而已，也就是美国央行、欧洲央行所印的纸片，或者说美国政府、欧洲主权政府所发行的主权国债，而且其中的购买力还在不断缩水。这个思维水平岂不是跟我的岳父一个档次吗？好在2013年以来，我们的外汇储备不再增长，我们开始强调绿水青山，开始强调全面脱贫，这方向和思路就对了。但是以我的标准来看，恐怕力度还要更强一些，胆子还要更大一些，步子还要更快一些，配套措施还要系统一些，落实过程还要扎实一些。

再说第三种方案，就是更加激进的方案。更加激进的方案，不是从贸易盈余的角度，也不是从福利支出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债务率的角度，这就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货币史的知识。以前我们把债务看作问题，但假如你把债务看作一种好事的话——请注意，一定是用本币计价的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才是好事，这个前提非常明确非常重要，用本币计价的国债它其实不是一种恶，而是一种善，这一点下边我会专门讲。假如你改变了对待债务的基本态度和看法，认识到它的本质特征，那么假设我们2035年中国一般的政府债务率由目前的66.33%（IMF的统计口径），匀速上涨到发达国家整体水平的122%，新增部分里边的大头投资大量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补贴科技研发等等，因此我们把增量债务部分只有30%用于发放未来起点收入。假如我们中国公共部门的债务率在2025年达到71.39%，也就是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债务，2025达到71.39%，2035达到122%，这意味着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可以给全国的6亿年轻人发放每个月300多块钱，然后匀速上涨到2035年涨到每个月9200多块钱，这个力度就非常强了。

三、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下边我再来说说“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本人的理论体系，我自己起了个名叫“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起点收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是由我本人所提出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基本理念跟咱们今天所说的“未来起点收入”相关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民本主义认为，财富的来源不是物而是人。这个所谓的“人”，包括人的劳动、创造和消费等各种行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劳动价值论，否定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对物和贵金属的痴迷，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它仍然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工业革命，欧洲工业革命的早期经验，从而形成了苏联计划经济体系的基因性缺陷。那么借助两个世纪以来，全球产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后见之明，当代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完全应该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进行中国化、时代化的改造，必须认识到财富的源头不能仅限于人的一般性劳动或者基础性劳动，而应该是包含了人的创造，人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以及消费的整个经济活动全过程。新一轮科技革命导致基础性劳动的功能越来越被复杂技术所替代，人的重要性越来越体现为创新和消费之中。

第二点，民本主义关注大众和精英之间的辩证关系。江山代有才人出。基因遗传的“均值回归”规律，决定了精英产生于大众，精英又离不开大众。所谓精英相对大众固然有巨大的价值和优势，人跟人的天赋和努力差别的确非常巨大。那些高智商的、努力的、自律的、自我驱动的、有创造天赋的精英，他们所创造的财富远大于人数成百上千倍但平庸、保守、懒惰的群氓。在市场竞争的规则下，一个精英一天挣的钱可能就等于普通人一年挣的钱。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从代际遗传的长周期角度看，精英的孩子大概率不再像父辈那么优秀，这就是“均值回归”的规律。你的孩子的身高、智商、运动天赋大概率是向整个族群的平均值回归的，这就是天道的作用。再优秀的人，在生育下一代的时候，会被老天爷收取一个不菲的“遗传税”。比如我经常喜欢说的一个段子，姚明跟叶丽的女儿很可能既不如姚明高，也不如叶丽高；而潘长江的孩子很可能比他们夫妻俩都高。古人说“君子之泽，三世而衰，五世而斩”，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下一代最优秀的精英来自被上一代精英踩在脚下的那些普通家庭，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普通人的人口基数足够巨大。

第三个方面，民本主义主张竞争和优胜劣汰带来的持续改进和先进性，所以我们倡导机会平等，从而促进和保持竞争。极左翼的思想偏好结果平等，而极右翼的思想容忍甚至纵容严重的不平等。在民本主义看来，前者缺乏智慧，后者缺乏良心。冷战时期苏联模式导致干好干坏一个样，追求结果平等，打压了竞争。这个方面我们中国人是吃过亏的，因为我们前30年认真学习苏联模式，对其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有痛切的体会。而美国模式，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的保守主义理念，纵容严重的不平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教育、医疗、法律资源的按财富分配，剥夺了大多数家庭的下一代参与竞争的资格。所以竞争其实也很不充分。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的前总统小布什，这个人的人品不错，但是他真的是智商不高，他的智商测试只有90多，也就是白人的平均水平都不到，但是他就能上名校，他就能做总统。他能上名校、做总统主要原因不是他为人好，而是他家庭的财富和政治资源和人脉资源。所以中国要想在同美国的科技竞争中胜出，并且不断地取得优势，就必须要想办法把我们的每一代年轻人中间，那些近似随机地散布在各个阶层的各方面的天才给挖掘出来，并让他们得到发挥天赋创造奇迹的必要的机会。因此，能够为年轻人提供平等竞争机会的那些社会，比那些不平等或者追求结果平等的社会更有竞争力。我们相信，给优秀的年轻人以出路，给占人口多数的穷人以活路，先富起来的人才有后路，而中华民族才能走上坚实的复兴之路，未来起点收入是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中国道路其实是对苏联道路和美国道路的融合与超越。新时代是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个三十年的融合和超越，他们都符合“正题-反题-合题”的这样一个辩证发展逻辑。）

第四，民本主义将政府和国债视为“善”而不是“恶，”，认为有效而繁荣的市场离不开政府和债务的扩张。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也认为国家债务杠杆率的升高意味着宏观经济风险。但是通过实证的全球数据的检验，我们发现对于它本国的国民的生存和发展质量而言，世界各国的政府是一种“善”的因素，而不是一种“恶”的因素。政治发展的现代性意味着更大的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有效的市场本身就是政府为它的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自由主义学者把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认为国家扩展了，市场就会萎缩；市场扩展了，国家必须退缩。这样一种国进民退、民进国退的两分逻辑是错误的。而国家债务在金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时代，也就是在1971年之前的世界中，只要债务增加，无论谁的债务，无论是私人债务还是国家债务，债务增加就意味着宏观风险和利息负担。但是在1971年以来的信用货币时代，本币计价的国债本质上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税，也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国家的股权”，而不是债权。无论是利率还是还款期限都没有了硬约束。更加重要的是，大国发行的国债，它就是全球的货币基础，如果大国的国债不扩张或者扩张速度不够快，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只能导致通缩而不是繁荣。（请联想当下的中国经济。）

最后，民本主义把可贸易品视为财富，而把不可贸易品的存在定义为财富在特定领域、特定区域内部的再分配过程。举个例子来讲，你去看任何一个地方要想过得好，一定是当地有那么一个买卖或者几个买卖，让他们能够从别的地方挣来钱；当地有一批人因为这个买卖而挣钱，挣了钱之后，他们吃饭理发都会付得起高价，哪怕是给他们搓个澡，所有当地的那些不可贸易的那种服务，其实都是这个社区内部的其他人，分享他们从外边挣来的钱。

但问题是由于技术进步，大量原本不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现在变得越来越可贸易了。这就导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因此，要想维持原有的社会团结、社会均衡，必须用其它的新的再分配手段来弥补这样一个社会变迁、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失衡。

四、“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和实践价值

“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既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又有利于政治稳定和国家统一，还有利于加速中国回归世界舞台的中央。

4.1，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经济

从经济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的制度创设，大大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首先，相比西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等领域的传统福利支出，我们为受益者保留了个人和家庭支配资金的选择权，发给你这笔钱，究竟你是想买药看病，还是想改善住房，究竟在哪个医院看病，在哪里住，在哪里学，你有比较大的自主选择空间，从而保留并且完善了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的空间。

其次，这种再分配过程简单而且比较少腐败，潜在的跑冒滴漏发生的地方无非就是身份和年龄造假，但是通过数字货币转账和支付路径，加上消费大数据与身份信息系统的匹配和自动识别，要找到那些弄虚作假的基层干部，其实成本是非常低的。

第三，未来起点收入制度，将大大提升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因为它提供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新手段，能精准地把购买力输送到政策链条的末端，它还提升国民统计信息的精确度，有利于精准施策。

第四，由于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因而能鼓励国民的生育，延缓中国社会现在愈益严重的少子老龄化趋势，从而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经济指标上看，这个政策将推迟中国经济的零利率、负利率的出现，也能够为国内总需求的扩张提供新的动力。

第五，它还将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它不仅会加速人民币数字货币的普及，而且还会扩大本币计价的国债池子。现在全球政府的外汇储备和养老金都需要足够广度和足够深度的金融市场一个资产池子，尤其是优质的资产池。但问题是，欧洲国债市场是分割的，德国国债、法国国债、意大利国债、西班牙国债相互之间是分割开的。日本国债是负利率，欧洲也有很多负利率债券。所以以前大家寻找优质的无风险的足够大足够深的资产池的时候，主流基本上就是买美国国债。最近几年，人民币定价的中国国债，正在成为全球储蓄者的一个新的选择。世界各国的政府，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都可以把一部分的储蓄分流到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里边，而不需要担心美国找个理由把他们的资产、存款全部冻结掉。到2035年左右，我有个大胆猜想，如果中国能顺利实施未来起点收入，那么人民币国债有可能比欧洲国债更吃香，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挑战欧元的地位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六，它有利于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因为从供给侧角度来看，它将年轻人中的那部分天才从谋生的压力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得以从事更有价值的学习和创造性工作。有了未来起点收入，炎黄子孙就很难再被各路资本所剥削，年轻人不会再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伤害自己健康、人格和前途的所谓工作了。工资上涨就会迫使资本方不得不去运用更多的高技术设备来替代人力，类似于中世纪末期欧洲劳动力减少所驱动的技术进步，它就是这样一个正循环。

从需求侧来看，科技产品的迭代演进依靠的是富裕的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所提供的驱动力。以前，全球科技创新依靠的需求来自于美、欧、日的十亿人，尤其是这十亿人中间一半的那个五亿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所以中国的创新科技产品的生存发展非常困难，它除了依赖西方的此前积累的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之外，还需要依赖美、欧、日的那五亿中产阶级的消费。有效需求是怎么来的呢？有效需求是人的欲望加上人的购买力，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有效需求。当今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需求难以扩张的矛盾，就在于年轻人有欲望，但是没有钱；而中老年人有储蓄，但是欲望在萎缩。当今世界的总需求扩张的瓶颈就在于，中心国家可以无穷地创造货币，创造国家信用，创造购买力。但他们的人在变老，而且他们的政府不想带咱们玩了。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南方国家他们人口很年轻，但他们很穷，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为什么他们穷？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无法创造被生产方，也就是被东亚国家愿意接受的那种信用货币，通俗地讲，就是他们印的钱咱不认。中国发放未来起点收入之后，将有六亿充满欲望的年轻人获得稳定的现金流，他们将为中国本国的高价的高科技产品创造出巨大的消费市场，从而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发展和高质量发展。

第七，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由于资金是中央掏的，对全国各地的年轻人一视同仁，所以有利于减缓内陆地区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财政困境。中西部人口大省的消费市场将获得大幅增长，带动本地的投资和税收的增长。

4.2，未来起点收入的政策功能：政治与国际关系

刚才讲的我们都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再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问题。从政治和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未来起点收入制度的创设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首先它将有力地改变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结构，把原本的金字塔型的社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边转变成一个橄榄型社会，就是顶端小底下少，中间肚子大的那么一个橄榄型社会。它可以加大社会的纵向流动性，扩大中产阶级规模，缓解已露苗头的民粹浪潮，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党的长期执政。

其次，它能普遍地提升中国人的道德水平，降低整体的治理成本。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未来起点收入普及之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局面，它出现的时间将会大大提前。我记得2001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到法国的Sciences Po巴黎高政做交换博士生。那个夏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历史建筑或者其它的设施环境，而是他们的每个厕所里边，无论是在办公楼里还是宿舍楼里边，每个厕所里居然都有大卷的免费的卫生纸，根本不担心有人来偷。所以我就充分地体会到那句话，仓廪实而知荣辱，衣食足而知礼节。我相信随着未来起点收入的普遍发放，中国的年轻人有了基本体面生活之后，整个中国，中华民族的整体道德水平将会有大幅的上升。

第三，有利于保持社会团结和阶层之间的妥协。中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之后，许多富人就很焦虑，因为他们担心会出现了削峰填谷、劫富济贫式的存量博弈，以至于多个部门都站出来，反复地澄清和安抚，说共同富裕不会搞平均主义，我们不会搞劫富济贫。未来起点收入用本币计价的增量国债来做大蛋糕，各阶层年轻人获得更多的支付能力和成长机会，而富人则能获得更大的本土市场来做大他们的买卖。共同富裕的游戏就从大家所担心的那种存量博弈变成了增量博弈，从而赢得各个阶层的支持和国内的团结。

第四，有利于减缓乃至逆转区域和城乡之间的不平等恶化趋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向心力。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全世界来看无不如此。人跟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竞争，都是这种马太效应。未来起点收入给中西部和北方的年轻人一笔钱，虽然不宽裕，但是能够相当稳定地支持他们的成长，或者说，其实是给他们一种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区域失衡作用。

第五，它可以有力地提升中国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利于推进祖国的统一事业；也有利于吸引海外优秀华人的回流。当别人再质问你：你爱国，这个国家爱你吗？你可以非常自豪地回答说：这个国家真的爱我，这个国家真的有恩于我，这个国家真的培养了我。

第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化和中国化，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可以把它视为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慎地实践“共产”和“大同”的一种初步探索。其实到目前为止，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道路的各种元素，从土改到改革开放，再到自主创新等等等等，它都可以从苏联、美国、日本、新加坡等等原先领先于我的这些国家和地区找到各种启发。那么“未来起点收入”将是我们真正原创的领先于全球的制度进步，具有重大的世界政治意义。

最后，“未来起点收入”的实施，有利于中国在同西方的合作和斗争中取得优势。它会有力地解决国内消费市场增长趋于停滞的问题。到2035年左右使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等于乃至于超过美、日、欧三家之和，带来强大的国际谈判地位。其实我们回顾人类进入工业化之后的两百年历史，非常明确的一个规律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市场即权力。谁的市场更大，谁掌握更大的消费市场，谁就拥有权力。未来起点收入将会大大改变中国同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国向世界市场输出的要素，原本我们输出的是通缩，因为每年我们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以后我们将转变为输出通胀，通过采购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中国将为广大穷国创造更多就业，让大家意识到谁跟着中国走，谁就能发财。未来起点收入也可以减少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迫使美国人更多地自食其力。

五、对质疑的回应

那么以上我们讲的都是“未来起点收入”它的功能、它的好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提出了非常多的质疑、担心，他们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给年轻人发免费的午餐，难道就没有代价吗？难道就没有后果吗？下边我们重点以较大的篇幅来分别回应一下这些质疑。

所有的政策都有代价和风险，“未来起点收入”也不例外，关键在于我们权衡它的得失利弊。下边我们将以较大的篇幅重点展开对代价和风险讨论，并且对各路担忧和质疑提供初步的一种回应。

第一种最常见的担心，是说你大面积地借债和给年轻人发钱，是不是会带来更高的通胀？大面积借债和发钱是否带来通胀，取决于这一经济体整体的生产供给能力。我们把一个经济体的生产供给分成两个部门，一个是低生产效率部门，一个是高生产效率部门。古典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并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体现为价格上涨，也就是通胀。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宽松对生产有影响，而且各个行业影响不一。低效率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它的供给能力较弱，它是有供给瓶颈的，不能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容易体现为产品的价格上涨。高生产率的部门，最典型的就是高科技部门、工业化部门，在面临货币宽松的时候，只要有人愿意掏钱订购，它的供给扩张能力很强，分分钟就可以扩产，在低利率环境下迅速扩大供给。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体现为价格的上涨，当供给增加较快的时候，宽松货币政策刺激供给，有可能体现为产品价格的下降，也就是说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部分行业的通缩共存。

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各个不同的经济体为什么反应不一样？主要就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经济体里边，它的低效率部门和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当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里边制造业，尤其是中高端制造业的占比较高的时候，那么宽松的货币政策，虽然在低效率部门仍然表现为通胀，（你比如说你印的钞票多了，我相信理发的价格肯定会涨，因为理发师的能力，他无法因为你利率的下降，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大幅提升他的效率），但是在高生产效率部门，比如说生产手机的、生产电脑的、生产服装的，这些部门你一旦货币宽松了，或者给老百姓发钱了，这些部门的扩产是非常容易的。所以这个角度也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为什么日本、欧洲、美国这些经济体大规模的印钱，但是它们仍然面临通缩。当然美国，由于特殊情况，在去年通胀起来了。（2023年注：即便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联邦政府给老百姓发了那么多现金，美国的通胀也只不过冲到年化10%的水平，而到了2023年夏季，已经掉到3%的正常水平了）。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你比如在津巴布韦、委内瑞拉、阿根廷这些经济体，你只要敢稍微印点钞票，哪怕印得不是特别多，它那个通胀立刻形成一个爆发的完全失控。原因就在于它的经济体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中国怎么样？中国刚才我们讲过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工业部类广，而且我们经济体里边有较高比例的高生产效率部门，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用担心带来较为显著的通胀压力。

在少子老龄化的工业社会，由于生的孩子越来越少，年轻人的新增需求越来越萎缩，而科技进步带来的产能扩张其实是无穷的，因为你可以不断地用新的自动化的机器，甚至用机器人、人工智能，来接替那些退休的老职工，所以通胀难以维持高位。十几年来，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实践已经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而且少子老龄化最严重，所以需求增量和供给潜能之间整体上不会存在持续的大缺口，而且刚才我们讲到了，202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3万亿人民币，如果让这个顺差归零，也就是说把本来运到海外交给美国人，交给欧洲人，交给东南亚人去消费的那些产品和服务，在结构略作调整之后，留下来给本国的年轻人用，那么，中国国内通胀率几乎不会受到实质性影响，只不过是把贸易顺差归零而已。换言之，我们不再把自己的劳动和资源换美元国债了，让美国和世界承担他们本应该承担的较高的通胀率，而留下这些东西来让我们自己多生一点孩子，让我们国内少一点留守儿童，少一点失学儿童。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本土需求扩张，考虑到用工成本上涨，可以刺激本土的设备投资和技术进步，以及考虑到合意的适度通胀（也就是每年你应该通胀2%到3%，这才是健康的经济体）；再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之后，通胀压力很大部分可以对外转移，就可以去考虑实施较为激进的那些方案了。

第二种质疑。第二种质疑是说你给年轻人发钱，会不会导致年轻人变懒呢？不愿意工作呢？全民普惠的福利方案难免会换取国人关于过去“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这样一些不良记忆和担忧。但是“未来起点收入”它不是“大锅饭”，因为它不给中老年人发，所以人生的结局仍然主要取决于个体的努力。它也不会导致大规模的懒惰和怠工，因为它不同于失业补贴，失业补贴意味着有工作，你就不能领钱，有些生活要求比较低的人，因此就愿意赖在家里不工作。但是未来起点收入仅跟你的年龄有关，而跟你是否有工作无关，也就是说你的工作会带来增量收入，那就形成了正向激励。世界各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它已经有各种实验了，这些实验，这些量化统计研究发现，基本收入的发放并不会降低工作意愿，甚至在某些领域提升人们去做更有挑战性的那些工作的意愿。更何况未来起点收入它意味着你到中老年之后，你要靠年轻时候积累的能力和储蓄来生活，而不工作就不会有储蓄，不工作也不会提升你的能力。

所以未来起点收入可以庇护中国年轻人不被资本剥削，因为他们不必再为了三餐而从事低价值或者有害身心健康的劳动，但是它的金额肯定不会很高，不足以让这些年轻人富足地享受生活；更重要的是，35岁之后你就没这个东西了，这意味着他必须在35岁之前为后半辈子的财务状况打好基础。事实上，未来起点收入发放将导致年轻人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什么道理呢？因为在原本残酷的金字塔型社会财富分配结构里边，只有来自塔尖和塔上部的10%、20%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才有资格接受好的教育，才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岗位的竞争。而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80%以上的家庭的孩子都有资格参与中高端的竞争，这个社会纵向流动性大大增强。也就是说谁都不能躺平，而且谁也不能光靠着父辈的支持，你就可以继续高居在社会的顶端。

这里我们还需要转变一种观念，就是对“玩”的态度。未来起点收入发放之后，会有一批孩子，他会先玩，这是人性。注意了，玩也是有巨大价值的。你只要能玩出名堂来，无论是玩篮球还是玩乒乓球，无论是玩游戏还是玩别的什么滑板，只要你玩得好，你也可以挣钱。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需要树立一个新观念，就是玩的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们这个时代技术进步非常快，真正财富分配得合理的话，其实你本来只需要家里边一部分人工作，其他人就应该享受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你玩出了花样，玩出了名堂，本身就是在创造财富，创造了新的消费增长点。就是前面我说的，消费它本身的价值也是非常巨大的。

第三种质疑是给所有的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是不是太重了？债务积累太多，宏观经济风险是不是太大了？首先，年轻人边际消费倾向高，给他们发放的起点收入将很大比例地转化为消费支出和市场繁荣，进而带动财政收入的增长。那么这种财政收支的螺旋镖（飞去来器）效应就是，你把钱发出去给年轻人了，比如说每增加1万亿支出，这1万亿带动的消费和新增的投资，因为市场繁荣了，做生意的人就会增加投资，那么你各级政府收到的税就会增加，所以这种扔出去1万亿，可能回来个5000亿，所以你的债务实际的增量只有5000亿，那么它导致财政赤字的积累并不快。只给年轻人发钱，使未来起点收入相比于西方他们所设想的全民基本收入构想，或者现行的西方的福利体系在财政上为什么更加可持续？原因就在这儿。

其次，中国中央政府的债务率非常低，即便把地方政府和融资平台的负债全部都加上，也明显的低于其它工业化国家，还有极大的增长空间。根据IMF的数据，2020年中国的政府的总债务，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债务占GDP比例是66%，如果我们再把各种隐形债务，比如说名义上不是政府的，但是由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的国有企业的负债我们全部给它算进去，当然这是尽可能宽口径了，那也是80%不到。它跟工业化经济体平均水平123%左右的中央政府的债务率还有很大的差距。跟美国的134%，意大利的142%，日本的254%等债务率较高的工业化经济体，那差距更为显著。中国公共债务尚有很大的扩张空间。

更加重要的是，认为国债多了会导致宏观风险，这种观念是完全错的，这种观念最大的错误是他们的大脑还停留在1971年之前的金本位时代。只要了解了世界货币演进史，只要了解了今天我们这个货币体系的基本运行逻辑，就不会说出这样的傻话来。

我们的量化研究发现，国债风险的高低，不在于债务率的高低或者上升速度的快慢，而在于债务定价货币的发行权到底在谁手里。那么这一点连“去杠杆”理论的最著名的旗手瑞·达里欧，他也不得不在书里边承认这一点。实际上他原本不知道这一点，是经过了类似于我这样的这批朋友，我们一直在反驳这类观点，他听到之后他觉得有道理。所以他在书里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但是无论他怎么修改，他无法改变整个他自身的理论的底层逻辑的错误（用杠杆率解释一切，把现象当原因）。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以来，国际货币体系进入无硬锚的信用货币时代，主要发达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我计算过1971年到现在50多年，央行资产负债表它的扩张速度复利，利滚利是每年扩张9%左右，但它的债务偿付能力却并没有受到质疑，因为它们是以本国的货币来融资的，只需要发行更多的本国货币来偿债即可。甚至可以在通胀比较低的时候，把基准利率降为负数，因而并不存在违约风险。债务扩张，主权债务扩张到底有没有上限？只要是用本币计价，只要本币不跟贵金属或者不跟实物挂钩，那么理论上你的国债是没有上限的。而且债务根本就不是问题。国债就是钱，国债就是货币，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只有咱们14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政府不增加国债，14亿人整体上就根本无法挣到更多钱。他们的技术进步只能带来通缩，他们生产得越努力通缩就越厉害，萧条就越严重。这一点，我知道超出了绝大部分听众、普通人对货币的想象。要想大家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主题关系我在这儿不多展开，在网上的不少视频中间，我曾经讲过”翟币“的这样一个概念，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四种质疑是说人工，中国的人工可能因为你发放未来起点收入而变得更贵。人工变得更贵了，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发展制造业，不利于我们的就业。这儿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我们发展经济、发展制造业的目的是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人是目的，产业是手段，你不能把本末给倒置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低端制造业招工难的结构性错配，要解决这种错配需要的不是为保留低端产业而压低本国年轻人的福利和发展空间，而是要创造出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业。这就需要从美、日、欧等等经济体手中去争夺这些高端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倒逼科技的应用，这是欧洲工业化历史所揭示的核心机理，这也意味着体力劳动的工资上涨，将迫使企业投入更多的研发和设备采购，从而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创造更多写字楼里的那些研发、设计、营销、融资等领域的工作岗位。当然了，在中国年轻人获得起点收入的庇护之后，一部分无法支付较高收入水平，而又无法用机器设备、人工智能来代替人力劳动的那些出口行业，将会加速从中国本土消失。它们会顺着东亚生产网络的地理扩张而转移到周边小国，尤其是RCEP的一些成员国，但是这种转移会给周边小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提升它们的国际收入，增加它们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说它们就想要买手机，这种情况下，由于是我们在买它的商品，我们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更加重要的是，我们是它最大的市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要求，你想用从我们这边挣来钱去买手机吗？那你不能歧视华为手机。在东亚经济进一步整合的背景之下，这种就业置换可以增加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有助于为中国的年轻人创造写字楼里的工作。

第五种质疑是，国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会带来美国那样的资产价格上涨，你印钞票多了嘛，股价、房价就涨，最终是不是导致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呢？与之类似的质疑是，你们反复提倡的扩大国债、人民币要国际化、给老百姓要发钱，岂不是在重走美国道路吗？那我们的回应是，美国的道路是有问题的，中国要吸取它的教训，但我们说美国道路有问题，美国体制有问题，并不是说凡是美国干的事情，我们都必须反其道而行之。美国能战胜欧洲和苏联，能在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存在这么多的先天缺陷的前提之下，仍能够维持今天的国际地位，维持全球顶级的人均收入水平，说明美国一定是做对了某些重要事情的。对于它做得高明的事情，我们要认真地研究，虚心地学习。比如说用长期的双赤字政策支持货币国际化，大家以前对双赤字有各种批判，这种批判它的口径，它的说法来自于哪里？恰恰就是来自于美国的共和党的原教旨主义者。这种批判其实错的。对于它所做错的那些事情，我们要坚决摒弃，比如说信奉自由主义而纵容贫富分化。

中国道路和美国道路的关键区别，不在于市场和计划元素的多寡，而在于“权为谁所用，利为谁所谋”。美国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印了钞票给本国老百姓发的钱，其实是很少的比例，主要还是用来购买金融市场上的股权和企业债等高风险资产，拯救那些破产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换言之，他们向全世界的储蓄者征收了铸币税，大头不是补贴给老百姓，而是补贴给了本国的大资本集团，补贴给了富人，补贴给了精英。而中国的未来起点收入则是把国债所筹资金补贴给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而不是用来拉抬资产价格。所以关键不在于说你印不印钞票，而在印了钞票你给谁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配合以遗产税、移民税，也就是移民脱籍税，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给年轻人发了钱之后，富人也是能获益的，但他们获益之后我们一定要收遗产税，收移民脱籍税，配合这些税收措施，中国的贫富分化指标将会进入一个缓慢而长周期的下降通道。

第六种质疑是你只给年轻人发钱，不给中老年人发钱，是不是难以获得中老年人的支持呢？而且对他们似乎也不公平。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权力其实掌握在中老年的，尤其是男性手中，社会内部的对资源的分配和规则的制定，主要由这个群体所掌握。所以我们认为给中老年发钱是对权力的奉承和对资历的奖赏。而给年轻人发钱，则是一个民族对自身未来的投资。我本身也是中年男性，我呼吁中国的中老年男性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要把责任放在权利之前。在同一个族群中，年轻人是中老年人生命的延续，是他奋斗的价值寄托之所在。在信奉那些个体价值本位的欧美文化中间，这也许真的是一个值得争吵的大问题。但是在高储蓄率的、信奉集体价值本位的东亚社会，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问题。

除了以上质疑还有一些其它的担心，比如说年轻人有了起点收入之后，脏活累活就没人干了，水管工工资和蔬菜价格将会因此而大涨，因为蔬菜它其实是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偷渡和难民因此而大幅增加。某些人意识到靠多生孩子就能生活得不错，某些低端人口可能反而生一大堆孩子，降低全民族的人口质量。富人利用中国年轻人的消费能力，从中国赚到更多钱，然后移民或者转移资产，以躲避高税率等等。这些担心都是有一定道理，但是完全有足够多的配套政策以控制它的负面代价。比如说除了给孩子和年轻人发钱之外，也给中国最年长的那1%的人口，也就是1300多万最年长的那些人也象征性发点养老钱。这个自动可以算出来，全国的人口数据实名数据库建立之后，用数字货币基础来建立之后，你完全可以计算，谁是最年长的1%的人，在爱幼的同时也适度的尊老，从而符合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未来起点收入的金额先少后多，在5到10年内逐步上升到目标水平，从而允许供给侧的产能有时间稳步的扩张，避免短期内对物价形成脉冲冲击；强化对富人的遗产、赠与和移民脱籍税征收；每一对夫妇的子女中可以享受的未来起点收入的人数不能超过三人，超过部分由你父母额外交税来补足；加强工业、农业、服务业生产的智能化、无人化，减少对外部廉价劳动力需求，等等，我们有足够多的举措来应对这些潜在的、负面的代价。

六：结语

新思路和新制度的出现，必然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和人们的思维惯性。要理解和接受我们这套新主张，除了要求大家要有开放的头脑去思考，还需要我们反思并且更新，我们原本大家一贯所接受的对一系列社会科学基本理论问题的认知，包括：什么是债务，什么是货币，什么是通胀，什么是顺差，什么是科技进步，什么是社会有效需求，什么是机会平等，什么是价值本位，等等这些概念，它牵扯到政治、经济、金融、历史等等多个学科。

其实归根结底，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中国人不是生来就要被拴在机器边或者餐桌边去拧螺丝或者擦桌子的。作为智商最高的人类大的族群，我们其实更适合承担写字楼里边的研发、设计、营销工作。作为最和平、最世俗的民族，我们其实更适合游走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弥合各种宗教、各种族群之间的分歧，撮合各种交易。今天中国大多数孩子不得不做的脏活累活，可以交给机器人去做，交给还没有脱离绝对贫困的那些穷国的孩子去做，从而也带动他们的发展改善。

2013年以前的现实，其实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均衡状态，也就是我们用高房价和低福利政策，迫使几乎每一个中国老百姓努力打工养家糊口，牺牲本国的环境和工人血汗换取别人印的纸片，还自以为有了这层利益关系，中国和世界霸主，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了压舱石，就能够长期稳定。这种背景之下，由于本国的低福利、低收入，本国最有创造力的一部分精英在持续地移民到发达国家为别人效力。因为只有在那里，他们才能获得跟他们的能力和潜力相匹配的高工资、高福利；只有在那里才能从事创造性的工作的环境。因为这是由你跟世界的分工所决定的。

而我所构思和描述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均衡，是给本国的年轻人赋能，让他们使劲地消费，让他们成长，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市场，用他们的需求拉动本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并让其中最优秀、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得以自由成长。与其让美国、欧洲、日本替我们和全世界印钞票，不如我们来替全世界提供信用货币和高科技产品。由于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和全球最大规模的最优质的人口；由于中国拥有70年的资本和技术积累；由于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给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从低层次的均衡向高层次均衡的跃迁。

在新时代，我们要想推进共同富裕，要想促进“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要想做大本土市场规模，以实现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要想缓解新生儿数量急速下降的趋势；要想推进创新、协调、开放、共享等等新发展理念的落实；要想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之下，改善外部发展环境和提升我们国际斗争能力，要想确保社会和政治长期稳定，……要想实现上述所有这些目标，就必须要认真对地出真招、出实招、出硬招。我们认为，国内许多问题的共同核心症结就在于分配和再分配体系没有与时俱进，而实现“未来起点收入”就是解决上述难题的一个重要抓手。如一纲举而众目张，明月升而百川映。看似简单的方案背后，其实凝结着对苏共道路、美国道路和欧洲道路的哲理批判和借鉴，扎根于前沿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基础。未来，经过学界和政策界同行们互相的砥砺和改进，我们相信，它最终能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重大理论和制度创新做出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