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提卡·布拉达坦：我们头脑中的群体意识

只要看一看学界，满眼都是一堆又一堆绵羊般的个人主义者。——René Girard（1923-2015）

　　 你是否注意到，在横穿繁忙的大马路时，你突然感到有一种迫切的冲动，想加快脚步融入人群之中？无论你是在里约热内卢还是曼谷，新德里还是纽约，你的动物本能告诉你，作为群体一分子要比独自一人冒险更安全得多。恐惧令我们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种证据并不仅仅是逸闻趣事。神经影像学实验表明，当我们作为群体行动时，大脑杏仁体(大脑记忆区域）区域中的激活活动量增加，恐惧和其他负面情绪都是在那里处理的。我们在独自一人行动时或许感觉到脆弱，容易受到攻击，而成为群体的一分子给我们一种受到保护的意识。你本能地意识到在和其他人一起时，被汽车撞上的风险要大大降低，因为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分散在群体成员之间。人群越大，风险越小。数量意味着安全性，而且不仅仅是安全问题。

　　 加入群体也伴随着让人陶醉和痴迷的权力意识：作为群体成员，我们一下子觉得比自己实际上更强大、更勇敢了。有时候我们还会据此行动。同样一个人，独自一人时可能不敢”打死一只苍蝇”，但是在义愤填膺的群体中，他可能毫不犹豫地放火焚烧政府大楼或抢劫卖酒的商店。我们这些平时温、规矩、礼貌的人在网络暴力时可能说出最恶毒的评论。群体能创造奇迹，使其单个成员的心理彻底改变，谨慎精明瞬间转变为蠢行，小心谨慎转变为鲁莽行动，文明体面转变为野蛮丑行。一旦陷入骚乱，人们就很难停下来：你看到自己参加进来成为一种难以拒绝的义务，任何用私刑处死他人的行动，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是字面上还是社交媒体上，都表现出这种特征。英籍犹太人作家、评论家、社会学家和剧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在《群众与权力》 (1960)中写到：”与众多其他人一起进行的谋杀，不仅是安全的、被允许的，而且是得到推荐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难以抗拒。”

　　 群体也能够给其成员过分膨胀的个人价值意识。无论其个体存在可能多么空虚或悲惨，一旦属于某个群体，马上就让他们感受到被接纳和被承认甚至感受到尊重。只要真正投入自己的部落之后，个人生活中的任何坑洞，无论多么大，都能够填满；任何创伤都能得到治愈。难怪邪教和帮派、边缘组织或派别对陷入迷茫和困惑的灵魂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它们能提供一种满足感和承认，这是家人、朋友或职业都无法提供的东西。群体具有的心理疗法作用就像剧毒物品具有治愈效果一样。

　　 群体因而产生一种自相矛盾的身份认同：你很了不起的，这并不因为你融入群体的事实而有任何损害，你了不起反而是因为这个事实。独自一人时，你或许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喽啰，你的人生空虚得就像空壳，而一旦你成功建立起与群体的联系，它那如火山喷发般的无边无际的活力就溢出来流到你身上，把你的心灵填满。你不仅能在群体中找到自己，而且这是你最不需要担忧之处：你现在成为让人感到更伟大、更高贵的东西的组成部分，远比你那可怜的自我神气多了。你与群体生命的联系不仅填补了内心空虚，而且给你迷茫困惑的生存带来目的意识。个人越是给群体带来迷茫和无所适从，这群体就越发变得充满活力，当然也越来越危险。

　　 这些都是本能性反应。无论我们做了多少理性化思考，它们仍然是我们身上隐蔽的生物学运行机制。经济学家米歇尔·巴德利（Michelle Baddeley）在其著作《盲从与叛逆:从众、反从众行为与决策的智慧》（2018）中注意到，”我们与其他动物拥有共同的从众本能，集结成群的倾向令人惊讶。”毕竟，那是我们生存下来的方式。漫长的进化史已经让人类具有集结成群的本能，只要快速瞄一眼我们最密切的动物亲属就能确认这一点。荷兰灵长类动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研究猿猴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几十年，在其书《妈妈最后的拥抱》（2018）中得出结论，灵长类动物”天生就是社会性的”——”这同样适用于我们。”生活在群体中是”我们的主要幸存战略。”我们未必卷入宗教崇拜、边缘组织、民粹主义政治之中，但是，我们都有从众与合群的硬连接。我们一直都是在群体中生活：我们一起打仗，我们一起和平，我们一起庆祝，我们一起丧葬，我们一起工作，我们一起度假。群体不仅出现在外部，而且出现在我们内心。群体意识在我们的心灵中根深蒂固。

　　 就我们生活中的实际行为和我们活在世上的方式而言，这并非很糟糕的安排。多亏了头脑中的群体意识，我们更容易和他人建立联系，与他人交流和合作，总体上相互友好相处。因为我们的群体行为特征，我们作为群体成员的生存要比独自一人大得多。当我们开始使用头脑反对自己的生物学本能时，麻烦就出现了。当我们的思考不是用来服务于实用性目的，不是让我们的世间存在在某种方式上变得更容易、更舒适，那就是沉思默想式的思考，是要从外部看清赤裸裸的真相。

　　 社会与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

　　 在这样的处境下，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进步，我们就需要将群体意识从头脑中赶出去，坚定地将其推向边缘，虽然这项工作极其困难。这种激进思维方式只能在清除众多群体意识的影响下才有可能出现：社会压力、政党身份、意识形态偏见、灌输的宗教教义、媒体宣扬的潮流和时尚，唯智论拟态（intellectual mimetism）或其他任何形式的主义。这样不相干的因素即便不能完全让我们盲目，至少很容易引导我们误入歧途。难怪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能产生新的、真正的知识，不过是循环社会依靠的现有知识（群体批准的和迎合群体的知识）。

　　 这种循环是多么壮观的场景啊。社会与其现有知识之间的关系存在某种接近于宗教体验的东西。它不仅在机构性核心中得到推崇如教科书、百科全书、学术界、档案馆、博物馆——因而确保其得到最高的敬意，但并没有荣耀和神圣到成为宗教的地步。这里有很好的理由：一个社会的现有知识是将社会成员团结起来的粘合剂。其实，这种独特的混合物——虔诚的谎言、方便的半真半假的论调、有用的偏见、自我恭维的陈词滥调的混合体–赋予社会具体文化心态和最终的身份认同意识。通过称赞其现有知识，这个社会也在称赞自己。在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看来，这正是宗教的定义。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富裕社会》（1958）中注意到主流知识的传播（他称为”规范性智慧”）类似于一种宗教礼仪。他写到，这就是”一种类似于大声阅读圣经或到教堂礼拜的认同行为。”因为社会不可能在没有礼仪（神圣的、亵渎神圣的，明确的、隐蔽的）的情况下运行和发挥作用，现有知识需要在聚集起来的民众面前得到称赞——礼仪性的、大声的、表现出足够尊重的。从这个视角看，学者们聚在一起开会，并不是要分享某些新见解和突破性的理论，而是表现出礼拜天弥撒那样的行为，他们需要向社会和自己保证社会粘合剂仍然紧握在手。加尔布雷思写到他们”聚集在一起构建学术集体来倾听人人之前都听过的优雅论调。”这种礼仪的目的”并非传播知识而是美化学习和学者。”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场合，学者——正如从前的祭司那样——身着特殊的服装，中世纪的王袍或其他巫师般的长袍。只需要想想法兰西学院（the Institut de France）院士聚集在一起参加祭祀活动时，穿着的特殊的标准制服（l’habit vert）和有些滑稽的院士佩剑（l’épée d’académicien）就明白了。胆敢嘲笑矫揉造作者必将有灾祸降临。

　　 我发现具有高度重要意义的是，正如我们通常容易认为的那样，西方哲学正是由怪异人士或叛逆者——将嘲弄群体意识视为个人使命和智慧之法者所创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此人将因为其作为而被群体处死。苏格拉底的双面故事就像其他类似故事一样说明激进思考通常涉及到的东西：一方面是怪异性、桀骜不驯、大无畏的勇气、甚至傲慢自大，另一方面是怀疑和抵抗、怨愤和最终复仇。与社会要求做对的大胆反抗之后总是伴随着社会的血腥镇压–这是哲学思考在西方诞生的方式。这种诞生的创伤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哲学界：后来的任何一次苏格拉底式大胆举动的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起社会仇视和敌意。哲学家的反叛举动越大胆，社会的回应就越残酷。

　　 说到文学艺术家，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曾经观察到：
　　 作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革命性的威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反抗品质。伟大艺术家必然是”不遵循传统规范的人”，他肯定是顶着时代潮流游泳的逆行者。

　　 纪德说的伟大艺术家品德也适用于伟大哲学家。”顶着潮流游泳”逆行的能力应该被视为思想界绝对的先决条件。一位思想者除非与社会珍视和称赞的现有知识唱反调，揭露不仅在知识制造过程中而且在维持和神圣化这些知识的礼仪中涉及的实质性群体意识，否则将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这通常意味着公然对抗负责维持现有知识的祭司阶级，紧随其后的必然是这位思想家或被逐出教区或遭排斥或被边缘化。依据她做这事的程度高低，她将或公开或隐蔽地把头脑中的群体意识赶出去，抖落掉社会强加给她的思维方式。在此阶段，哲学家或许是彻底的孤独者，身上满是伤疤，甚至被彻底打败，但她的思维变得更清晰、更深刻，因为她已经挣脱了群体意识的束缚，获得解放。

　　 因为他们切断了他们与其部落的纽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看到真相。

　　 这就是思想史上的某些最佳时刻所发生之事。苏格拉底的叛逆者指挥棒被传递给一连串哲学叛逆者，他们的丰富多彩就像勇敢大胆一样：从古希腊哲学家犬儒主义者第欧根尼（Diogenes the Cynic）到希波迪亚（Hypatia）到斯宾诺莎（Spinoza）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到尼采（Nietzsche）到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到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以开放的或更受保护的方式与时代的群体思维格格不入，留下一连串的痕迹，有思想异端邪说，有大胆的见解，也有频繁的社会丑闻。

　　 因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他们使得思考在这样一个世界仍然充满活力，其中包括思考在内的一切都已落入模式化和常规陷阱，并逐渐陷入萎缩和死亡。显然，我们被迫意识到自己需要一根刺插进肉里，让我们保持精神清醒和智慧活跃。特立独行桀骜不驯的思想家很愿意为我们提供必不可少的不舒服。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自由论》（1859）中曾经首先称赞怪异行为等怪癖。他暗示，正是怪癖之人维持这个世界的运转，因为他们慷慨供应了大胆视角、新鲜见解、新鲜观点。他写到，”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僻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僻才更为可取。”怪癖之人越多，这个世界的道德和智慧状况才越好。”凡性格力量丰足的时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丰足；一个社会中怪僻性的数量一般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才异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特立独行的怪僻之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正是这种重新定义的”怪癖性”是叛逆者大量拥有的东西。他们思维方式的新颖性和犀利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决心公然地或者讲究策略地呆在任何群体圈子之外，划清定义自我的界限和底线。如果听任其不受干涉，叛逆者不仅处于良好的位置观察群体思维、边缘化和被排斥等如何运行，而且他们也不再因为表达或者传播自己的异端观点而丧失任何东西。它们是”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有的理想——毫不妥协的”社会批评家”，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人少之又少。正是他们的异议性严谨、语言的威力、承诺的严肃性——用纪德的话，他们”偏偏与人做对的品质”——将他们变成如此可敬的伟人。碰巧的是，那也是区分天才叛逆者与普通煽动者的界线，对煽动者来说，挑战当权者不仅仅是思想义务和内心信念的问题，而且首先是寻求关注的形式和表演性强迫症。

　　 叛逆者心灵的特别份额，他们内心对任何权威或者当权者的不信任，他们打破偶像，彻底划清与自己出生和成长的社会的界线，所有这些都给他们特殊的机会认识到社会承受不起的更高真理。叛逆者并不在乎时尚潮流、权威人物或等级体系，对任何当权者礼仪很少有耐心。因为他们切断了自己与其部落的纽带，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他们看到真相。他们的异议不仅使其获得自由，而且给他们新眼光。

　　 虽然或许已经非常博学多识，斯宾诺莎的哲学构成只是在他正式从教区被驱逐出去之后才变得完整。这个非同寻常的严厉天条（这是根据天使的命令和圣人的统帅，我们开除教籍、驱逐、诅咒巴鲁赫·斯宾诺莎，我们将诅咒写在律法书上，白天诅咒他，晚上诅咒他，他躺下必受咒诅，起来受咒诅，愿主不意欲宽恕他，愿主的暴怒和灼热烘烤他）帮助这位年轻的巴鲁赫成为当今名闻天下的斯宾诺莎。彻底将其从社会中驱逐出去，进入未知的冷酷世界，等同于叛逆者新生。多亏这种严重创伤的行为，他们现在实现充分的存在。

　　 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分激动。叛逆者成为如此勇敢之人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占上风并最后取得胜利。虽然他们有神气十足的派头、大无畏的勇气、和偶尔的成功，叛逆者从来不是胜利者。他们可能赢得一两场战斗，但不能赢得战争。因为即使我们最具活力最自发性的行动迟早要屈服于模式和常规，从长远看，最终占上风的是既有体制当权派，即使有时候它在此过程中可能采取策略性退却和调整。作为社会群体思维方式的表现，智慧机构是默许的胜利者。它与叛逆者的交锋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

　　 首先，既有体制将试图摧毁或者镇压挑战者。不是它承受不起对异议者宽容，就像任何形式的有组织权力一样，它需要表现出胸有成竹、稳定可靠和不可战胜的样子。其实，将挑战者边缘化、驱逐出境、使之成为替罪羊等礼仪都是旨在让共同体的团结变得更紧密——使其围绕权力中心聚集起来。通过粗暴地驱逐令人讨厌的家伙，该群体再次向自己确认其正义性和强大威力。阿姆斯特丹的葡萄牙犹太人社区领袖将斯宾诺莎驱逐出社区的严厉惩罚是有一定理由的。万一就算付出了最的的努力，驱逐出境的行动仍然失败了，即异议者的声音继续被人听到（来自邻近城市或国外，甚至来自坟墓之外），既有体制将假装将其忽略：得不到我们认可的东西都没有真正的价值。最后，当这种策略不能奏效变得越来越清楚时，既有体制将采取最严厉的断然措施，这是很少失败的举措：它拥抱叛逆者的话语，然后将其变成主流思想。如果克尔恺郭尔最后证明太难忽略或消除，那就通过将其思想消化在教科书的形式中，然后将其讲授给厌烦得要死的本科生们，以此来终止他的影响力。任何天才的思想都承受不了这样的对待。如果你不能压制尼采的思想，你就能做一些对他来说更具破坏性之事：将其变成学术研究领域。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荒谬可笑（这是对尼采名言的模仿，”凡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译注）。尼采本人预测到这个动作并不能让打击的致命性更少一些。

　　 主要是通过学界群体使用的专业术语的著作最终打败了叛逆者。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的讽刺色彩：叛逆者以既有体制为背景定义自己，尖刻地嘲弄它，尽一切努力破坏它。既有体制在做什么呢？它将其变成各种主义，很少有哪种报复比这更甜蜜了。斯宾诺莎一死，就诞生了斯宾诺莎主义。如果尼采今天神奇地复活，他看到我们如何在尼采课程、研讨会和学术交流会上将其见解”问题化”，很可能感到羞耻和尴尬而再死一次。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教授资格论文的主题被法兰克福大学认定为不满意，因而没有给他当老师的机会。今天，很少有哪所大学不讲授本雅明的著作——包括其教授资格论文在内，但其著作很少不受制于让灵魂迟钝的”问题化过程”。（1925年，本雅明申请教授资格，将教授资格申请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提交到法兰克福大学文学系。学校教授们评价这篇论文：”如一片泥淖，令人不知所云。”——译注）罗马尼亚裔法国哲学家萧沆（Emil Cioran）在活着的时候向大学发起毫不留情的攻击。他认为大学已经成为公众的危险–“精神的死亡”。学界的教授们开始忙于将其”问题化”。既有体制总是赢得胜利。

　　 这种报复性的”问题化”的终极结果是高度处理过的产品，单调乏味而且很不健康：就像罐头食品一样，这是罐头思维。曾经是新鲜活泼、野性十足、充满激情活力的观点已经被彻底放血、清洗、和消毒——然后淹没在晦涩难解的浓厚术语酱汁中保存下来。在此，术语是关键成分，是嬗变剂。因为它主要通过学界群体使用的专业术语的著作最终打败了叛逆者。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受住它的侵蚀，没有任何东西在历经此次浩劫之后还能保持原样。任何曾经是叛逆者著作中无法还原的个人性的、色彩缤纷的、怪异的东西现在都被还原成非个人性的共同点。术语让人人整齐划一，没有任何区分，不显示任何亲疏远近——没有任何仁慈。它成为陷入疯狂的平等。

　　 若说术语仅仅是一种”学院派风格”是错误的。术语不是一种风格——它是风格的死亡。它是慢性暗杀。淹没在术语中，受制于腐蚀性的著作，叛逆者的风格丰富性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你如果将这种罐头版本的思考放入口中品尝，你感觉不到任何滋味。无论叛逆者本人的东西多么美味或风味独特，无论它们相互之间差别有多大，如今的味道却几乎都一样—处理过的思想的那种毫无例外的相同性。你若有意在叛逆者的作品–同行评审论文、学术会议论文集、博士论文、大学教科书等等中寻找其独特精神的蛛丝马迹–你的搜寻注定徒劳无功：你发现的只能是乏味无聊。

　　 这个系统将它们统统吞噬了，彻底将咀嚼之后再吐出来。叛逆者现在安全了，可以供公众消费了。他们被彻底打败了。

　　 你是否注意到，在当今学术界，我们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加快涌向群体核心？害怕落单，害怕暴露出自己的脆弱性，我们愿意做任何事以便挤在最浓密之地。无论是在伦敦还是洛杉矶，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北京，我们总是竭力融化在学界群体中——就好像这是学者能做的最自然之事。我们的生存本能告诉我们，加入群体之中最安全，而不是与群体对着干。其实，要处在群体的核心而不是呆在边缘地带。我们使用一种时髦的说法”建立网络”，虽然它骗不了任何人：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很少遮掩的生存冲动的表现。

　　 为了挤进核心，大部分资源似乎处于最集中的部分，我们愿意做任何事：竭力在进行无论碰巧是什么潮流，无论我们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盲目地模仿身处权力和影响力位置的人；采用时髦术语（à la mode）和最新术语，无论多么乏味无聊或者愚蠢，在任何重要之事上都避免冒险，总体上尽量不做任何让我们显眼之事，它将让我们的安全遭遇威胁。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任何渴望拥有真正知识的人——看到事物本来的样子–这种政治游戏是注定失败的秘笈，但是，这并不令我们过于担忧。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一个世纪之前曾经注意到，”尘世智慧教导我们按常规方式失败要比非常规方式取得成功更好。”当你的主要理想是呆在群体核心，你能做群体的常规告诉你要做之事–要么名满天下，要么默默无闻。

　　 我们追求知识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群体意识，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其要求。

　　 在其对怪异性的怪癖颂歌之中，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对他所处的时代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敢于独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回顾起来，密尔的时代看起来是最具叛逆色彩的时代。1859年，《自由论》出版，这也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出版的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出版的日子。尼采已经开始了他在前一年舒尔普福塔（Schulpforta）的学习，正准备好要引起轰动。克尔恺郭尔已经去世四年，其观点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我作者事业的视角:一次直接的沟通》也是在1859年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刚刚完成其强制性的服兵役，这伴随着他的监狱刑期——他璀璨的文学生涯在等着他。如果密尔的思想时代因为缺乏怪异者而陷入危险中，那我们这个时代简直就已经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我们在思考问题上的群体意识，正如在任何别的事情一样，是如此广泛和普遍，我们的思想一致性是如此先进，几乎没有看到密尔的问题。本来应该给我们超脱的空间，让我们和生存本能保持一定距离的思考，现在已经到了和群体意识难以区分的地步了。我们追求知识不是要限制我们的群体意识，而是要更好地满足其要求。为了增加我们支配他人的权力。实际上，因为它是学界权力通过残酷无情和道德化的结合而得以维持下来的本质，我们不惜做出卑躬屈膝的行为，虽然我们声嘶力竭地宣扬种种美德。

　　 欺负他人和哗众取宠。我们为公开信签名，要求开除我们的某个同事，在社交媒体上对他人进行人格刺杀，或者让他人陷入严厉的”批斗会议的挣扎阶段”——所有这些都是打着崇高道德和高贵政治的幌子。我们的行为越卑劣，我们唱的调子就越高。我们已经不仅仅是一帮暴徒。我们已经堕落成为根本不可能之物：一帮学界混蛋。

　　 我们已经陷入严重的疾病中。稍微有些安慰的是，我们遭遇的条件（慢性热衷交际（gregaritis）似乎已经成为常态；一种疾病不会因为几乎人人都得了，其危害性就变得更少。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全民疯狂》（1841）中，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注意到”群体思维；将会被看到，他们集体陷入疯狂，而他们只是在很缓慢地醒悟过来，一个一个慢慢醒悟。”如果我们恢复自己的理智，关键是我们学习如何不陷入群体意识中。我们或许拥有群体意识的硬连接，我们的生存都归功于它，但是我们只有在远离群体的时候才能拥有精神上的完整性。生物学本质和精神属于截然相反的两个领域。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当今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某种我们这个冲动性、一致性横行的时代最难获得的东西：真正的叛逆者精神。正是从叛逆者、异议者和其他贱民那里，我们能够学到非群体思维的技能，但是，他们太少，而且太遥远了。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技术我们能成功地抓住他们，他们的治疗方法也是动荡不定的、不确定的和难以持久的。而且，从全局来看，既有体制总是取得胜利。

　　 这更是我们要成为叛逆者的理由。

本文由吴万伟译自：Costica Bradatan：The herd in the head by Costica Bradatan（https://aeon.co/essays/on-nonconformism-or-why-we-need-to-be-seen-and-not-her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