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战争论》7-8

第三卷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一章 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论进攻

假如两个概念真正构成了逻辑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其中的一个含义是另一个的补充，那么，实际上从一个概念就可以得出另一个概念来。即便我们有限的智力不能一眼就看清这两个概念，不能只是根据它们的对立，就从一个完整的含义中得出另一个完整的概念来，但是这一个概念对另一个概念来说，无论如何也是一个重要的说明，而对它的很多部分来说，是足够的说明。所以，我们认为《防御》一篇前几章中与进攻有关的各点就是相应地对进攻的充分的说明。但不是在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进攻的全部问题在那里是决不能完全阐述完毕的，所以，当概念的对立不是像在《防御》一篇前几章中那样直接涉及概念的基本部分时，我们自然就不能单从《防御》一篇所论述的内容中直接推论出关于进攻要论述的内容。变换立足点可以令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事物，因此，对于从较远的立足点概略地考察过的东西，自然应该从较近的立足点加以考察。这样做就可以对思想做全面的说明，而且在这里，有关进攻所要论述的，有不少也是对于防御的进一步说明。因此，我们在研究进攻时多半会遇到我们在研究防御时曾经讨论过的问题。但，我们不打算按照大多数工兵教程的做法，在论述进攻时避而不谈或者全部否定在论述防御时所提出的防御的一切积极价值，我们也不打算证明，对付每种防御手段总有某种绝对可靠的进攻手段，这样做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防御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弱点，虽然它的长处不是不可制服的，但做到这一点要付出得失极不相当的代价，这点从任何立足点来看都必然是正确的，要不就会自相矛盾。另外，我们也不打算详尽地探讨对付每一种防御手段的进攻手段;每一种防御手段都会引起一种进攻手段，但是后者通常是显而易见的，是不需要先从防御的立足点转到进攻的立足点就可以认识的。一种进攻手段是随着一种防御手段的出现而出现的。我们计划在探讨进攻的每一个问题时说明进攻所特有的。间接由防御引起的情况，因为我们采用了这种论述方法，在本篇中就必然会包含一些在《防御》一篇中没有与之相应内容的章节。

第二章 战略进攻的特点

我们已说过，战争中的防御决不是绝对的等待和抵御，也就是说，决不是完全的忍受，而只是一种相对的等待和抵御，所以多少带有一些进攻因素。同样，进攻也不是单一的整体，而是连续同防御交错着的。但是，二者的差别在于:没有还击的防御是根本无法设想的，还击是防御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而进攻却不是这样。攻击或者进攻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它原来并不需要防御，只是因为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才不得不把防御作为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而加以采用。这是因为，首先。进攻行动不可能持续不断地一直进行到最后，中间要有平静的时间，在进攻行动停止了的这种平静时期，自然而然就会出现防御状态;其次。进攻的军队通过的。为了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空间，并不总是能受到进攻本身的掩护的，须专门加以防护。

所以，战争中的进攻行动，特别是战略上的进攻行动，是进攻和防御的不停的交替和结合，但不能把进攻行动中的防御看作是进攻的有效准备和加强，即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有效因素，而只能看成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是一种阻碍前进的阻力，是进攻的原罪，是进攻的致命伤。我们所以说防御是一种阻力，是因为，假如说防御不能对进攻产生有利的影响，那么仅由于它所造成的时间上的损失，就必然能削弱进攻的效果。但是，任何进攻都包含的这个防御因素，是不是可能对进攻不发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呢?既然我们承认进攻是较弱的作战形式，防御是较强的作战言式，好像就应从中得出结论:防御对进攻不会发生实际的不利影响，因为，当兵力还足以采用较弱的作战形式时，采用较强的作战形式必然会更加绰绰有余。通常说来，也就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这是对的，至于怎样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我们将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再作详细的探讨。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构成战略防御的优越性的理由之一正在于，进攻本身不能不搀杂防御，而且搀杂一种极其无力的防御;进攻从防御中所得到的是防御中最有害处的因素;就整个防御说的问题不能认为对此因素也是适用的，所以，这些防御因素能在实际上削弱进攻是不难理解的。正是在进攻中产生了无力的防御的时刻，防御中的进攻因素才能积极地发生作用。在一天战斗后常随之而来的十二小时的休息时间里，防御者和进攻者的处境是如此不同啊!防御者是在自己选定的。很熟悉的。准备好了的阵地上，而进攻者却像盲人那样摸索着进入行军野营地。当为了重新筹备给养或者等待增援等等而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息时，防御者是在自己的要塞与仓库的附近，而进攻者却像是栖息在树枝上的鸟儿。但任何进攻都不得不以防御告终;至于这时的防御是什么样的防御，这取决于具体情况;若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消灭，情况可能很有利，如果敌人的军队没有被消灭，情况也可能很困难。虽然这种防御已不再是进攻本身的一部分，但它的特点必然反过来对进攻产生影响，并且对决定进攻的价值起着一定的作用。

从以上的考察中能够得出结论:每次进攻时，都须考虑在进攻中必然会出现的防御，以便能够看清进攻中的弱点，并对此有所准备。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进攻本身完全是始终如一的，防御却根据等待这一因素减少的程度而可以分成许多等级，所以就产生了彼此极不相同的防御方式，这一点我们在《抵抗方式》一章中已讨论过了。

因为进攻只有一个有效因素，进攻中的防御只不过是一种累赘的阻力，因此进攻不像防御那样有不同的方式。诚然，进攻在威力。速度和力量方面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此种差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方式上的不同。当然，人们可以设想，进攻者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偶然也选择防御的形式，譬如占领一个有利阵地，以等待敌人的进攻。但是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我们向来是根据现实情况给概念和事物分类的，所以可以不必考虑这种极其少见的情况。所以，进攻没有像防御的抵抗方式那样的不同的等级。最后，进攻中可以使用的手段通常只限于军队，假如有的重地位于敌人战区附近并对进攻起显著作用，当然也应包括在这种作战力量之内。不过要塞的这种作用将随军队的前进而越来越小;而且很显然，自己的要塞在进攻中决不可能起到防御中那样重大的作用(防御时要塞往往成为主要的手段)。关于民众的支持，只有在居民对进攻者抱有好感而不是对本国的军队有好感时，进攻者才能得到它。进攻者也可能有同盟者，但只是特殊的或者偶然的情况使他有同盟者，进攻行动本身并不必然会带来同盟者。所以，若在防御时，我们可以把要塞。民众武装和同盟者都列入抵抗手段的范围，那么在进攻时，我们就不该这样做。在防御中能得到这些手段是防御的性质决定的，而在进攻中，却很少能得到这些方法，即便能得到它们，也大多是由于偶然的原因。

第三章 战略进攻的目标

打败敌人是战争的目标，消灭敌人的军队是手段，无论在进攻中还是防御中都是如此。利用消灭敌人的军队这一手段，防御可以转入进攻，进攻可以占领国土。所以占领国土是进攻的目标，但占领国土不必是占领全部国土，可以仅是占领国土的一部分。一个省份。一个地区或者一个要塞等等。所有这些在媾和时都有充分的价值，是进攻者的政治资本，进攻者或者可以占有它们，或可以用它们来交换别的东西。

因此，战略进攻的目标，能从占领全部国土起一直到占领一个最不重要的地方为止。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了，并且进攻停止了，就会出现防御。这样看来，好像可以把战略进攻设想为一个有一定界限的单位。但，如果我们实际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也就是根据实际现象研究一下，我们就会发觉，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在现实中，进攻活动，也就是进攻的企图和措施，经常不知不觉地以防御为其终点，正如防御计划以进攻为其终点一样。要占领什么地方，统帅很少能。至少不是经常能够预先精确地予以规定的，这要根据事态的发展来决定。有时候，他进攻的进展比他预定的要远一些，经过一段短时间的平静之后，他的进攻又获得了新力量，但是我们不能把平静前后的行动看成两个完全不同的行动。有时，他停止进攻的时间比预定的时间要早一些，但他没放弃他的进攻计划，没转入真正的防御。从以上所说的可以看出，如果说成功的防御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进攻，那进攻也可以不知不觉地转为防御。如果人们想要正确地运用我们关于进攻所作的一般论述，就须注意上面所述大小不同的战略目标。

第四章 进攻力量的减弱

进攻力量的削弱是战略上的一个主要问题。在具体场合能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一问题，决定着进攻者能不能正确地判断当时他能做什么。

绝对力量之所以会削弱是由于:

(1)要达到进攻的目标，也就是占领敌人的国土;

(2)进攻的军队需要占领自己背后的地区，以便保障自己交通线的安全与维持生存;

(3)战争伤亡与疾病减员;

(4)远离补充来源地;

(5)围攻或者包围敌人的重地;

(6)努力程度渐渐下降;

(7)同盟的散解。

然而，同这些削弱进攻力量的原因相对的，还有一些能加强进攻力量的原因。很明显，只有把这两种不同的原因比较一下，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例如，进攻一方力量的削弱可能部分地或者全部地为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抵消，甚至比防御一方力量的削弱要小得多。不过后一种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们进行比较时，绝不该总是考虑双方在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是应该考虑双方在前面或在决定性地点上相对峙的军队。譬如法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法军在俄国的情况;联军在法国的情况，法军在西班牙的情况。

第五章 进攻的顶点

进攻中取得的胜利是已经存在的优势的结果，确切地说是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共同造成的优势的结果。我们在前一章已指出，进攻力量会逐渐削弱。当然优势也可能是逐渐增长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优势总会是逐渐减弱的。进攻者可像买东西一样获得一些在媾和谈判时对他有利的条件，但是他必须先以自己的军队为代价付出现款。若进攻者能够把自己日益减弱的优势一直保持到媾和为止，那么他的希望就达到了。有的战略进攻能直接导致媾和，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大多数战略进攻只能进行到它的力量还足以进行防御来等待媾和的那个时刻为止。超过这一刻就会发生剧变，就会遭到还击，这种还击的力量通常比进攻者的进攻力量要大得多。我们把这个时刻叫做进攻的顶点。因为进攻的目的是占领敌人的国土，因此进攻必然会进行到优势消失为止。这就促使进攻者向目标推进，而且也很容易令他超过预定的目标。如果我们想到，在比较双方力量时需要考虑众多因素，那就不难理解，在很多场合要确定交战双方究竟谁占有优势是多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一切往往取决于不十分可靠的想象力。

所以，问题在于靠迅速而准确的判断来发现进攻的顶点。从表面上看来，这里好像有矛盾。既然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人们可能会认为进攻决不可能超过顶点，因为，当力量还能够用于较弱的作战形式时，它用于比较强的作战形式一定是绰绰有余的。

第六章 消灭敌人的军队

消灭敌人军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应该怎样理解呢?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有下面几种不同的意见:

(1)只消灭为达到进攻的目标所必需消灭的那一部分军队;

(2)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的部队;

(3)在保存自己军队力量的前提下消灭敌人军队;

(4)从第三点还可以引伸出一点，就是进攻者只在有利的时机消灭敌人部队。对进攻的目标来说这种情况也是可能发生的，这一点在第三章中已谈过了。

战斗是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仅有手段，当然，它能够通过两种方式达到目的:(1)直接的;(2)间接的(即通过各种战斗的安排)。所以，如果说会战是主要的手段，那就是说它并不是仅有的手段。占领一个要塞，占领一部分国土，这本身已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而且还能够导致对敌人作战力量的更巨大的破坏，也就是说它同时又是一种间接地破坏敌人作战力量的方法。

占领一个未设防的地区，除了直接达到某种预定的目的之外，也可以看作是对敌人作战力量的一种破坏。所以诱敌人离开它占领的地区所起的作用，和我们占领敌人未设防地区的作用很相近，所以只能把它同占领未设防的地区同样看待，不能把它看作是真正用战斗取得的成果。这些手段在许多情况下被估价过高，但实际上它们很少具有一次会战那样的价值。与此同时，在采用这些手段时，往往还有一种危险:人们可能看不到这些手段会令他们陷入不利的境地。由于采用这些方法付出的代价很小，所以它们十分有诱惑人的力量。

这些手段在任何时候都应看作是较小的赌注，它们只能带来较小的利益，只能在条件有限和动机较弱的场合使用。在此种场合，显然它们比没有目的的会战好一些，因为没有目的的会战即便获得胜利，它的成果也是无法充分利用的。

第七章 进攻会战

我们关于防御会战所谈的一切，已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进攻会战。

为了让读者能清楚地认识防御的本质，我们研究防御会战时只考察了防御特性表现得最明显的会战。但这样的防御会战毕竟是极少的，大多数的防御会战是半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防御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已消失。在进攻会战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进攻会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着自己的特性，且当防御者越不是处于真正防御的状态，进攻会战的特性就表现得越明显。因此，即便在特性不十分明显的防御会战中，以及在真正的遭遇战中，双方所进行的会战特性总还会有一些差别的。进攻会战的主要特点是一发起会战就进行包围或者迂回。

很明显，在战斗中使用包围确实能带来很大的利益，这是个战术上的问题。进攻者不能因为防御者具有对抗包围的手段就放弃这一利益，由于只有在防御者的其他条件很适于防御者采取对抗包围的手段时，进攻者才不能使用包围这一手段。但是防御者为了要顺利地对包围者进行反包围，就应该占领经过周密选择而且工事良好的阵地。但更为重要的是，防御者并不能在实际上取得防御所提供的所有利益。何况大多数的防御只是一种可怜的应急手段，也就是说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很窘困和危险的境地，他是在估计到最不利的情况即将到来，暂时决定在半路迎击进攻者的。所以，利用包围甚至变换正面进行会战。本来是交通线的位置有利时应该采取的手段，却通常成为精神和物质占优势时采取的手段了，譬如马伦哥。奥斯特里茨。耶纳等会战，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第一次会战时，由于进攻者还在国境附近，他的基地即便不比防御者的基地优越，也大多是很大的，因此他也敢于采取一些冒险的行动。至于翼侧攻击，即在会战中变换正面作战，却比包围更为有效。有人认为在进行战略包围时，一开始就应该如布拉格会战那样，同时进行翼侧攻击，此看法是错误的;战略包围同翼侧攻击很少有共同之处，而且是一种很危险的行动，关于这一点，在论述对战区进攻的问题时要进一步说明。假如说，在防御会战中，统帅要求尽量推迟胜负决定的时刻，以便赢得时间(因为防御会战如果在日落前胜负未定，通常就是一次胜利的会战)，那在进攻会战中，统帅就要求胜负决定的时刻马上到来。可是，另一方面进攻者如果操之过急，就会带来很大的危险，由于这会造成兵力过大的消耗。进攻会战的一个特点是在多数情况下敌情不明，进攻会战的确像在陌生的环境里探索。在进攻会战中愈是情况不明，就愈需要集中兵力，就越需要多采用迂回，少采用包围。胜利的主要果实要在追击中才能得到，这一点我们在第四篇第十二章中已说过。因此，追击在进攻会战中自然比在防御会战中更加是整个行动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第八章 渡 河

一。一条横断进攻方向的大河，对进攻者来说经常是很不方便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在一个渡河点过河，因此，如果他不愿意留在大河附近，那么他的一切行动会受到巨大的限制。如果进攻者在渡河后向敌人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或者敌人向他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战斗，那他就会面临重大的危险。因此，一个将领如果没有很大的精神优势和物质优势，是不应该让自己处于这种境地的。

二。只有进攻者有这种背水作战的困难时，防御者才可有效地防守江河，如果进攻者不存在这种困难，防御者或许就不能如此有效地防守江河了。假如防御者不把江河防御看作是唯一的救急手段，而是很好地组织此防御，让自己在这种防御失利的情况下也还有可能在离江河不远的地方进行抵抗，那么进攻者就不单要考虑敌人通过江河防御对他进行的抵御，且也要考虑到上面第一条中所说的江河给防御者所提供的一切有利条件。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这两种原因，统帅对于进攻设防的江河是顾虑重重的。

三。我们在前一篇中已谈到，在一定条件下，组织良好的江河防御可取得很好的成果。假如再看一看过去的事实，我们就不能不承认，取得这些成果的可能性实际上比理论上预言的要多。因为在理论上只考虑实际存在的困难，但是在实施中，一切情况在进攻者看来通常比实际情况更困难，因而也就成为进攻者行动上的巨大障碍。如果我们说的是一种不求大规模决战的进攻，不是全力以赴的进攻，那我们可以说，在实施当中，理论上根本不予考虑的许多微小的障碍和偶然事件都会给进攻者带来不利，由于他是行动者，他会首先接触到这些障碍及偶然事件。只要想想伦巴第的那些并不十分大的河流也经常能够成功地被防守住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如果说，战争史上也有一些江河防御没取得预期的效果，那是因为人们有时要求这种手段发挥实际上不可能发挥的效果，他们完全不是根据此种手段的战术性能，而是根据单纯从经验中得知的且被过分夸大了的效果来用这种手段的。

四。只有当防御者错误地把整个希望寄托在江河防御上，让自己处于防线一被突破就会陷入极大的困境和遭到惨败的境地场合，才能认为江河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是对进攻者有利的，由于突破江河防御当然要比赢得一次普通的会战容易。

五。从上面所讲的自然能得出结论:在进攻者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情况下，江河防御具有十分大的价值;但是当进攻者兵力占优势或魄力很大，准备进行大规模决战时，防御者如果错用了这个手段，就可能给进攻者带来实际利益。

六。不能迂回的江河防御是很少的，不管是在通常情况下对整个防线而言，还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个别地点而言，都是如此。所以，如果进攻者兵力上占有优势并寻求大规模决战，那么，他总有办法在一个地点佯渡，而在另外一个地点摆渡，然后以优势兵力不顾一切地向前进(由于兵力占优势，不顾一切地前进是可能的)来扭转战斗初期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况。因此，靠优势的火力和超乎往常的勇敢来驱逐敌人的主要防哨，借以对设防的江河进行真正的战术强渡，这是极为少见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有的。强渡这个概念永远只是从战略意义上去理解，因为，即使进攻者在防线上的一个完全没有设防或防御力量薄弱的地点渡河，仍然要克服很多不利的条件(这些条件是防御者估计进攻者在渡河时一定会碰到的)。进攻者可能采取的最不利的作法是，在相距并不太近而且不能进行共同战斗的几个地点真正渡河，这样一来，本来防御者是肯定要分散兵力的，现在进攻者也分散自己的兵力了，他就失去了原本在兵力上占优势的利益。1814年，贝累加尔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明乔河畔的会战中遭到失败的。在此次会战中，双方军队凑巧都分开在几个地点渡河，而奥地利军队兵力的分散程度比法军还要大得多。

七。假如防御者在敌岸设防，那不言而喻，进攻者要在战略上战胜防御者的办法就有两个:一是不顾己岸有敌人而在某一地点渡河，并利用渡河这种手段战胜防御者;二是向防御者发起会战。在采取第一种方法时，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基地及交通线的状况。但是我们经常又看到，专门为此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比一般条件更能起决定性作用，如谁的阵地位置选择得较好，谁配置得较好，谁的部下会很好地服从指挥，谁行军速度较快等等，谁就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抵消一般条件的不利。至于在采用第二种办法时，先决条件是进攻者须具有进行会战的手段。条件及决心。一旦进攻者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防御者就不敢轻易用这种江河防御了。

八。最后的结论是，即使渡河本身极为困难的场合是不多的，但是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场合，进攻者也很容易因为对渡河的后果和未来情况的顾虑等等而停顿下来。他或是让防御者留在己岸，或者勉强渡过河去，但还是靠近河岸停留下来，双方长时间隔河对峙的情况是极少见的。

即便在大规模决战的场合，江河也是重要的因素，它总是削弱及妨碍进攻的。在这种场合，对进攻者最有利的是防御者把江河防御作为自己抵抗的主要行动，错误地把江河作为战术屏障，这样，进攻者就会得到轻而易举地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好处。当然这种打击决不会立刻导致敌人的彻底失败，但是这个打击是一些有利的战斗，它们会使防御者总的处境恶化。1796年奥军在下莱茵地区时的情况就是如此的。

第九章 对防御阵地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详细地分析了防御阵地怎样能迫使进攻者向它进攻，或者迫使他停止前进。只有起这种作用的防御阵地才是有用的，才能全部地或者部分地消耗敌人的进攻力量，或者令它不起作用。根据这种情况来看，进攻者对于防御阵地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抵销防御者的这一利益。但并不是所有的防御阵地实际上都是这样的。如果进攻者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也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进攻防御阵地就是个错误。假如他发现不进攻防御阵地就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那么他首先就该考虑，能否利用威胁敌人翼侧的办法迫使敌人放弃阵地，只有当这样做不生效果时，他才应决定进攻这个良好的防御阵地。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攻击阵地的翼侧一般说困难总是要少一些。至于应该攻击阵地的那一个翼侧，这取决于双方退却线的位置和方向，就是取决于能否威胁敌人的退路及保障自己的退路。威胁敌人的退路和保障自己的退路两者可能无法同时兼顾，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应考虑威胁敌人的退路，因为它本身就是进攻性的行动，因而同进攻是相适应的，而保障自己的退路就是防御性的行动。但，对占领良好阵地的强大的敌人进攻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而且在这里应看作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当然也有进行此会战取得胜利的例子，如托尔高会战。瓦格拉木会战(我们不以德累斯顿会战作为例子，由于我们认为这一会战中的敌人还不能称为强大的敌人)。但是，总的说来此防御阵地受到进攻的危险是极小的，如果我们再看到，有无数的事例说明，即使最果断的统帅对良好的防御阵地也敬而远之，那么我们可以说，此危险是不存在的。

但是，决不能把一般常见的会战和我们这里所谈的会战混为一谈。要知道，大多数的会战实际上是遭遇战，在这种会战中，尽管一方是驻止的，但他是驻止在没有准备好的阵地上。

第十章 对营垒的进攻

人们很轻视筑垒工事及其作用的风气曾经风行一时。这是法国边境的单线式防线屡次被突破，贝费恩公爵在布勒斯劳的营垒中会战失败，托尔高会战和其他许多实例所引起的。另外，腓特烈大帝通过迅速的运动和进攻手段所取得的胜利，更加促使人们轻视所有防御。一切防御战斗。尤其是一切筑垒工事。当然，如果只有几千人奉命防御几普里宽的国土，或筑垒工事只不过是一些前面没有障碍的堑壕，那么它们当然是毫无价值的，把希望寄托在它们身上当然很危险。但是，若像庸俗的空谈家那样，因为这一点就说筑垒工事本身不起作用(滕佩霍夫就是这种态度)，那难道还不很矛盾，甚至十分荒谬吗?如果筑垒工事不能用来加强防御，那要它们有什么用处呢?不，不是这样的!不仅理智而且千百次的经验告诉我们说，一个构筑完善。有足够的兵力而且防守严密的筑垒工事通常应看作是坚不可摧的，即便从进攻者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假如承认单个的筑垒工事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就不会怀疑，对进攻者来说，进攻一个营垒是一项很困难的。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完成的任务。

营垒的守备部队兵力较少，这是营垒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利用有利的地形障碍和坚固的工事也能抗击兵力优势很大的敌人。虽然腓特烈大帝拥有比皮尔纳营垒守备部队多一倍的兵力，但他认为进攻这个营垒是不可行的。后来，常常有人认为腓特烈当时是可攻破皮尔纳营垒的，他们唯一的根据是当时萨克森军队的状况非常坏，当然，这并不能作为论证来否定营垒的作用。同时，那些事后认为不但可以攻破，而且可以很容易攻破这个营垒的人，在当时是否会下进攻的决心也是一个疑问。

我们认为，对营垒的进攻是一种很不寻常的进攻手段。只有仓促构筑的营垒尚未完工，用以阻止敌人接近的障碍物还很少的时候，或如常见的那样，整个营垒只是初具规模，工程只完成一半的时候，进攻营垒才是可行的，甚至还是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的一种方法。

第十一章 山地进攻

在第六篇的第五章及其以后的几章中，我们已经详细地讨论了防御和进攻时山地在战略上一般能起到什么作用，我们也尽力阐明了山地作为真正的防线时能起什么作用。由此就能看出，进攻一方应该如何看待作为真正防线的山地。所以，这个重要问题我们在这里就没有多少可说的了。在那儿，我们的主要结论是:在进行次要的战斗时和进行主力会战时对山地防御的看法应是完全不同的。在次要战斗中，只能将对山地的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由于这时一切情况都对进攻者不利，但是在主力会战中，山地却对进攻者有好处。

因此，具有进行会战的兵力和决心的进攻者应在山地同敌人作战，而且，他肯定能从中得到好处。

在这儿我们不得不再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这个结论很难得到别人的赞同，这个结论不仅同表面的现象有矛盾，且初看起来还和一切战争经验相抵触。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看到，进攻的军队不管是否寻求主力会战，都把敌人没占领位于敌我双方之间的山地看作是不寻常的幸事，于是老是急忙地先敌占领前面的山地;任何人都不会认为这种行动和进攻者的利益有什么矛盾。在我们看来，这样做也是可以的，但对不同的情况须小心地分别对待。

一支准备发动一次主力会战而向敌人进攻的军队，当它必须越过未被占领的山地时，自然担心敌人可能在最后时刻封锁那些他想利用的隘路。因为假如防御者真的封锁了这些隘路，进攻者就不再能获得防御者占领一个普通的山地阵地时通常为他提供的那种利益。此时防御者已经不再过于分散，不再不知道进攻者要走那条道路，而进攻者则不再能针对敌人的配置来选择自己的道路了。所以，在这种山地会战中，进攻者就不再具备我们在第六篇中所说的所有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防御者就有可能占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这样一来，防御者就有可能为进行主力会战而有效地利用山地。当然，这一切是可能发生的，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防御者在最后时刻扼守一个良好的山地阵地(尤其是当他事先完全没有占领这个阵地时)会遇到的种种困难，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防御手段是很不可靠的，而进攻者所担忧的那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尽管这种情况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但担心这种情况会发生却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战争中，通常有些担心虽然是相当多余的，却是很自然的。

进攻者这时候必然担心的另一种情况是防御者可能用前卫或前哨线进行暂时的山地防御。尽管这个手段也只有在极少数场合才对防御者有利，但进攻者很难估计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有利，在哪种场合对防御者不利，所以他会担心可能遇到对自己最不利的情况。

另外，我们上面的见解，并不排除一个阵地借助于山地地形的特点成为坚不可摧的阵地的可能性。这样坚不可摧的阵地是有的，但是并不一定要在山地才有，如皮尔纳。施莫特赛芬。迈森和费耳特基尔赫等。这些阵地正因不在山地，所以才会更有作用。尽管人们可以设想，在山地里(比如在很高的台地上)也可以找到这种坚不可摧的阵地，在这种阵地上防御者能摆脱山地阵地常见的不利条件，但是，这样的阵地极其少见，而我们考察的却只是大多数情况。

我们正是在战争史中看到山地多么不适于进行决定性的防御会战，伟大的统帅想要进行这种会战时老是宁愿在平原上选择阵地。整个战史上，除了革命战争时期以外，就再也没有在山地进行决定性会战的战例。在革命战争时期，在不得不进行决定性会战时，因此也利用山地阵地，显然是错误地用了山地阵地和进行了不正确的推论的缘故。1793年和1794年在孚日山，以及1795年。1796年和1797年在意大利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家都责备梅拉斯在1800年没有占领阿尔卑斯山的通路，这是种欠思考的批评，是一种可以说是肤浅和幼稚的批评。拿破仑假如处于梅拉斯的地位，恐怕同样也不会占领这些通道的。

有关山地进攻的部署的事项，绝大部分属于战术性质，在这里我们认为只需要对山地进攻的一般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同战略关系密切和同它一致的部分作以下几点说明:

(1)军队在山地不能像在别的地方这样离开道路行进，假如急需分割兵力而由一路变成两路或三路，大多只能拥塞在很长的隘路上，所以军队一般说应沿着几条道路前进，或更正确地说应在一个稍宽的正面上前进。

(2)对正面很宽的山地防御，进攻者当然应该集中兵力实施进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包围敌人整个军队是不能想象的，要取得重大的胜利，主要要采用攻破敌人的防线和击退敌人的侧方部队的方法，而不是采用旨在切断敌人退路的包围的手段。所以，在敌人主要退路上迅速而不停地前进是进攻者的自然趋势。

(3)但是，假如在山地对兵力配置得比较集中的敌人进攻，那么迂回就是进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因为正面攻击会遇到防御者用最大兵力进行的抵抗。而迂回须主要以真正切断防御者的退路为目的，而不是以进行战术上的翼侧攻击或者背后攻击为目的。原因是:假如防御者不缺少兵力，那他在山地阵地的背面也能够进行激烈的抵抗;只有让敌人担心可能丢掉退路，进攻者才能期望最快地取得成绩。在山地，防御者的这种担心产生得更早，它的影响也较大，因为在山地处境危急时刻是不容易用手中的剑杀出一条血路的。单纯的佯动在迂回时不是有效的方法，这种手段最多只是把敌人诱出阵地，不能带来什么了不起的成果，所以必须以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为目的。

第十二章 对单线式防线的进攻

若攻防双方在单线式防线上进行一次主力决战，那么进攻者就会从中得到实际的利益，因为这种防线正面过宽，比直接的江河防御或者直接的山地防御更不符合进行决定性会战的各种要求。1712年欧根在德南所设的防线就可算是这种防线，那次他受到的损失完全同会战失败时所受的损失一样。可是，如果当时欧根集中地配置了兵力，那么维拉尔恐怕就很难取得这种成功了。若进攻者不具备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所需要的手段，而扼守防线的又是对方的主力，那么进攻者就不能轻易地进攻这种防线了，如1703年维拉尔就不敢轻易进攻路德维希。冯。巴登指挥的施托耳霍芬防线。然而，假如防线只由一支次要的军队占领，那，自然一切都取决于进攻者能用多少兵力进行进攻了。在这种场合下，抵抗大多并不激烈，至于胜利的成果，当然也极少会有很大的价值。

围攻者的围攻防卫圈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我们将在论述对战区的进攻时给予讨论。

所有单线式的配置，例如加强的前哨线等等，总是有容易被突破的特点。但是，如果突破不是为了继续前进从而求得决战，那么进攻者只能得到微小的成果，为了这样的成果采用这种行动在多数场合是不值得的。

第十三章 机 动

一。我们在第六篇第三十章中已谈到这个问题。虽然防御者和进攻者都可以采用机动，但是，机动总是更多地具有进攻的性质，而不是具有防御的性质，因此我们想在这里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二。机动同通过大规模战斗的使用强大力量的进攻实施并不对立，它和使用进攻手段直接进行的进攻实施才是对立的，即便在威胁敌人的交通线与退路。牵制性进攻和其他等等场合都是这样。

三。就机动这个词的一般涵义来说，它有种只有诱使敌人犯错误才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好像是从不行动，也就是从均势中产生出来的。机动好比下棋时的头几着棋，因此是一种双方力量比较平稳的赌博，是企图造成取得成功的有利机会，进而运用这种机会造成对敌人的优势。

四。机动所带来的好处，有时应看作是行动的目标，有时应该看作是行动的根据。这些利益主要为:

(1)切断或限制敌人给养的供给;

(2)和其他部队会合;

(3)威胁敌人同国内或者同其他军团的联系;

(4)威胁敌人的退路;

(5)以优势兵力攻击对手单个据点。

这五种利益可以表现在当时情况中的最小目标上，并让这些目标成为在一定时间内一切都围绕它活动的对象。此时，一座桥梁。一条道路。一个工事就会起主要作用。它们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它们同这五种利益之一发生关系的缘故，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容易证明的。

(6)一次成功的机动给进攻者，或者更准确地说给积极行动的一方带来的结果便是得到一小块地方。一个仓库，等等。

(7)在战略机动中有两组对立的概念(它们表面看来好像是不同的机动，而且被用来推论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就是四个概念，实际上它们是同一事物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第一组对立概念是包围和内线活动，第二组对立概念是集中兵力和分散兵力。

(8)对第一组对立概念人们决不能说，其中的某个一般说比另一个更加优越。因为，首先。一方追求这一种行动方式，必然会引起对方追求另一种行动方式，后者好像是前者自然的平衡力和真正的中和剂一般;其次。包围同进攻是同样性质的行动，内线活动则同防御是同一性质的行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进攻者更适合于采用包围，防御者更适合于采用内线活动。哪种行动方式用得最合适，哪种行动方式就比较优越。

(9)对另一组对立概念也同样不能说，其中的一个比另一个优越。兵力较强的一方可以把兵力分散在若干地点，这样做可以在很多方面在战略范围造成利于自己生存和行动的条件，同时还能保全自己部队的力量。兵力较弱的一方却必须更多地集中兵力，力求通过运动来弥补由此产生的缺陷。但要获得较大的机动性须有较高的行军技能。所以，兵力较弱的一方必须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就是最后的结论。若我们能始终保持前后观点一致，我们就必然会到处都碰到这个结论，因此，可以把它看成是检验我们论证的逻辑性的试金石。1759和1760年腓特烈大帝对道恩的战局，1761年他对劳东的战局和1673年及1675年蒙特库科利对屠朗的战局一直都被认为是兵力较弱的一方最巧妙地利用这种机动方式的典范。我们的见解主要是据这些战局而得出的。

(10)正如不应该滥用上述两组四个对立的概念而得出错误的原则和规则一样，我们不该赋予其他的一般条件(如基地。地形等等)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重要性与决定性影响。追求的利益越小，地点和时间方面的细节就越重要，一般的或者重大的情况就越不重要，由于它们在这种算小利的计算中是不起作用的。1675年屠朗背靠莱茵河把兵力配置在宽达三普里的正面上，而退却用的桥却是在最右翼，用一般的观点来看，难道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但他的措施却达到了目的，所以，这些措施被认为是一种高度的技巧和智慧的结晶并不是没理由的。只有更多地注意细节，并根据它们在具体场合必然有的价值来评价它们，才会理解这种成果和方法。

(11)所以我们深信，对机动来说，是不存在任何规则的，任何方法。任何一般原则都不能决定这一行动的价值;但巧妙的活动。准确性。有顺序。服从性和大无畏的精神却有利于在具体情况下取得显著的利益，而且要在这个竞争中取得胜利，主要需依靠这些特性。

第十四章 沼泽地区。泛滥地区和森林地区的进攻

沼泽地，也就是不可通行的只有少数堤道的草地，正像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经指出的这样，能给战术进攻带来特殊的困难。沼泽地很宽，不能用炮火驱逐对岸的敌人，也不能为自己铺设通路。所以，在战略上人们力图避免向沼泽地进攻，力图绕过沼泽地。假如像有些低洼地区那样，耕作面积很大，并有很多通路，那么防御者的抵抗虽然相对地说是比较强的，但是对于进行决定性的决战来说，就较为薄弱了，也就是说全都不适合了。但是，如果像在荷兰那样，低洼地由于泛滥而得到了加强，那么防御的抵抗可以增强到最大限度，令任何进攻不能成功。荷兰1672年的战争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法军在攻下并且占领了泛滥线以外的所有要塞之后还有五万军队(先由孔代指挥，后由卢森堡指挥)，而防守泛滥线的荷兰人却只有两万，但法军却不能攻克这条防线。假如说不伦瑞克公爵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对荷兰军队的1787年战局的后果完全与此相反，当时普军以几乎不占优势的兵力和很微小的损失攻破了这条防线，那人们就必须从防御者由于政治见解不一致而造成的分裂状态和指挥的不统一中去找原因。但更确实的事实却是，这次战局的胜利，也就是通过最后一道泛滥线一直到阿姆斯特丹城下的进攻，是由一个微小的原因引起的，所以不能根据这个战例得出一般的结论，这个极其微小的原因是哈勒姆海没有设防，公爵正是利用这一点绕过防线到阿姆塞耳温防哨背后的。假如荷兰人在这个海面上有几艘军舰，公爵就决不可能到达阿姆斯特丹城下，因为他当时已智穷才竭了。至于这种情况对于媾和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是这里所要谈的问题，但，最后一道泛滥线不可能攻破却是能肯定的。

冬季当然是泛滥地防御的自然敌人，1794和1795年法军就曾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寒冷的冬天才是这样。

我们把难以通行的森林地也算作能够加强防御的一种手段。假如森林地的纵深不大，那么进攻者还可以顺着彼此靠近的几条道路穿过森林，到达交通困难较少的地区，因为森林里各个地点的战术防御力量不会太大，而森林地又决不像江河或者沼泽地那样，是绝对不能通行的。但是，如果像在俄国和波兰那样，广大的地区差不多到处都是森林，进攻者无法通过，那么他的处境当然就会是较为困难的。我们只要想一想，进攻者为了筹备给养要克服多少困难，在阴暗的森林中对处处可能出现的敌人展示自己优势的兵力是多么不容易，就能够明白这点了。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进攻者可能陷入的最为不利的情况之一。

第十五章 寻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这个题目的大部分问题在第六篇中已谈到了，在那里的论述只要反过来看就是对战区进攻的应该有的表述。

一个独立的战区的概念和防御的关系总是比同进攻的关系更为密切。关于进攻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进攻的目标。胜利的影响范围等，我们已在本篇中探讨了，而关于进攻性质的最有决定性和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到研究作战计划时才能予以阐明。尽管如此，有几点还是需要在这儿加以说明的，我们将还是从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局谈起。

一。进攻的直接目的就是胜利。防御者从防御地位得到的各种利益，进攻者只能通过优势，至多通过军队感到自己是进攻者和前进者而产生的一种很微小的优越感来抵消。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对这种优越感的作用往往评价过高，其实这种优越感是不能持久的，并且也经不住实际困难的考验。当然，我们在这里是假定防御者的行动同进攻者的行动一样，是正确恰当的。我们所以作以上的说明，是想消除人们对于奇袭和出敌不意的糊涂观念，人们一般认为奇袭和出敌不意在进攻中是胜利的丰富源泉，其实，假如没有一定的条件，奇袭和出敌不意是不能实现的。关于真正的战略上的奇袭，我们在其他地方已说过了。因此，如果进攻者不具备物质力量方面的优势，他就必须有一种精神力量。

二。正如谨慎应是防御者的保护神样，大胆与自信应该是进攻者的保护神。这并不是说，一方可以缺少另一方应该具备的特点，而是说谨慎同防御，大胆和自信同进攻具有更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这些特点之所以是必要的，是由于军事行动不是数学演算，而是一种在灰暗的。至少是在朦朦胧胧的领域中进行的活动，在这儿，我们须信赖那些最适合于达到我们的目标的指挥官。防御者在精神力量方面表现得越是软弱，进攻者就越应该大胆。

三。要取得胜利，就要让敌人的主力同自己的主力作战。这点，对进攻来说就不像对防御那样值得怀疑，因为进攻者是去寻找通常已占领阵地的防御者。我们在《防御》一篇中已明确指出，如果防御者配置错误，进攻者就不应去寻找防御者，由于他可以确信，防御者会来找他，于是他就可以在敌人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和敌人作战。这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正确判定哪条路和哪个方向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在讨论防御时没有谈这个问题，只是让读者参阅本章，所以我们想在这里对这个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四。什么可作为进攻的直接目标，即可以作为胜利的目的，我们在前面已说过了。假如这些目标在我们要进攻的战区内，也就是说在我们可能取得胜利的范围之内，那么通向这些目标的道路就是进攻的自然方向。但我们不应该忘记，进攻的目标通常只有在可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才有意义，所以在考虑进攻目标时永远必须考虑到胜利。所以对于进攻者来说，重要的不是单纯达到进攻的目标，而是要作为一个胜利者达到目标，因此他进攻的方向就不是指向进攻的目标本身，而是指向敌人军队前往这一目标时必经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就是我们直接进攻的直接对象。进攻者在敌人军队到达进攻目标以前向它发起进攻，把它和这个目标隔开，并在这种情况下打败敌人，这样就可以取得大得多的胜利。比如，假设敌国首都是进攻的主要目标，而且防御者也没有配置在首都同进攻者之间，那进攻者直取首都就是不正确的，较好的办法是将进攻的矛头指向敌人军队同首都之间的交通线，并在那里寻求胜利，一旦取得了这一胜利，敌人的首都就能唾手可得了。

如果在进攻的胜利范围之内没有大目标，那么敌人军队同最近的大目标之间的交通线就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每个进攻者都须考虑一下:如果在会战中得胜，将如何利用这一胜利?答案是，利用胜利可以得到的目标就是进攻的自然方向。如果防御者配置在这个方向上，也就是说他配置得极为正确，进攻者就应该毫不迟疑地去向他挑战。假如防御者的阵地太坚固，进攻者就必须努力从阵地侧旁通过，也就是说遇到困难不得不另想办法。假如防御者没有配置在正确的地点，进攻者就仍然应该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万一前进到同防御者取齐，而防御者仍然不向他的侧方移动，进攻者就应转向敌人军队和这个目标之间的交通线，以便在那里向敌人挑战。假使敌人军队始终在原地不动，进攻者就应转向敌人军队，从背后来攻击他们。

在进攻者选择的通向目标的所有道路之中，大的通商要道永远是最好和最自然的道路。假如这些道路有过于弯曲的地段，自然就要在这些地段另外选较直的道路(即使是较小的道路也好)，因为退路过于弯曲总是很危险的。

五。进攻者在寻求大规模决战时决没有理由分割兵力，假如分散了兵力，大多只能看成是进攻者不明情况而产生的错误。因此，进攻者只能在可以保证各纵队能够同时参加作战的正面上前进。如果防御者自己分割了兵力，进攻者就能从中得到更多的利益，当然，只有在这种场合中进攻者才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佯动(这种佯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战略上的佯攻，其任务是确保这些利益)。只有为这个目的而分散兵力才是正确的。

假如军队不得不分成几个纵队前进，那只能是为了组织进攻中的战术包围，因为包围形式对进攻来说是非常自然的，如果不是迫不得已，就不应放弃这一形式。但是这种包围形式只能是战术性质的，原因是:在大规模战斗时进行战略包围完全是浪费兵力。只有当进攻者很强大，胜利的结局毫无疑问时，才可进行战略包围。

六。但进攻也需要谨慎，因为进攻者也有背后和交通线需要掩护。进攻者应该尽可能地依靠前进行动来进行这种掩护，就是说由进攻的军队本身来完成这种掩护。如果必须单独指派一部分军队来完成这个任务，那就要分割兵力，这当然只能削弱进攻的力量。既然一支兵力较大的军队一般总是在两端相距至少一天行程那样宽的正面上前进，那么，假如交通线(即退却线)偏离行军正面的垂直线不大，军队的正面大多就能够掩护交通路线了。

进攻者在这方面要冒多大风险，主要看敌人的情况和特点如何。如果一切都处在大规模决战的气氛的压力下，防御者就很少有进行此活动的余地;进攻者在这种场合一般说不必对此过分担心。但是，一旦前进已停止，进攻者本身越来越转入防御状态，那掩护背面就越来越有必要，越来越要成为主要问题。因为进攻者的背面当然比防御者的背面薄弱，因此防御者在转入真正的进攻以前，甚至当他还在不断放弃国土时，就能开始对进攻者的交通线采取措施了。

第十六章 不求决战的战区进攻

一。进攻者即使没有足以进行大规模决战的意志和力量，他还是会有一定的战略进攻意图的，只是他进攻的目标较小而已。如果进攻成功，那随着这个目标的达到，整个局势就会出现平静和均势。假如在进攻中遇到一些困难，那么总的前进就会在达到其目标之前中止。这时就会出现一种纯粹是临时的进攻甚至战略机动。这就是多数战局的特征。

二。可以成为这种进攻目标的对象有:

(1)一个地区。占领一个地区可取得的利益是:取得供给，在必要时也可以征收军税，减轻本国的负担，在媾和时拿它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有时候，占领一个地区是为军队的荣誉，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统帅进行的战争中就连续出现过这种情况。一个地区占领后能否保住，其作用是很不相同的。一般，只有这个地区同自己的战区毗连，是战区自然的补充部分时，它才可能保住。只有这样的地区才能在媾和时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等价物，至于不是这样的地区，一般只是在战局的持续时间内占领，一到冬天就放弃。

(2)敌人的一个大仓库。如果仓库不大，就不会被看成是决定整个战局的进攻目标。尽管占领仓库本身是防御者失去仓库而进攻者得到仓库，但进攻者的主要利益却在于防御者因而被迫后退一段距离，放弃一部分他本来能够保有的国土。由此可见，夺取仓库实际上只是方法，这儿所以把它当作行动的目的提出来，是因为它是进攻的直接而明确的目标。

(3)夺取一个要塞。我们将用专门的一章来探讨夺取要塞的问题，读者可参阅那一章。根据那一章阐述的理由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不能以完全打垮敌人或占领敌人大部分国土为目标的进攻战争和进攻战局中，要塞一直是最重要。最理想的进攻目标。从而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要塞很多的尼德兰，一切总是以占领这个或者那个要塞为中心，而且在多数情况下，就连逐步占领整个地区也好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把每个要塞看作是本身好像具有某种价值而应予以考虑的单位。而对要塞本身，注意得更多的是对它围攻是否方便与容易，而不是它的价值。

然而围攻一个不太小的要塞一直是一个重大的行动，因为它要花费大量金钱，在这一行动并不总是关系到全局的战争中，这一点是必须加以谨慎考虑的。因此围攻要塞在这里就成了战略进攻的重要目标之一。但要塞愈小，或者围攻愈是不认真，围攻的准备越差，一切越是附带进行的，那么这个战略目标就越小，就越适于以很弱小的兵力和意图来行动。在此情况下为了给战局添加一些荣誉，整个行动经常只是装模作样，因为作为进攻者，总要采取一些行动才够样子。

(4)进行一次有利的战斗。遭遇战，甚至会战。为了夺取战利品，或只是为了军队的荣誉，有时甚至只是出自统帅的荣誉心，这一类战斗是可能进行的。只有那些对战史全部无知的人才会怀疑这种情况的出现。在路易十四时代法军进行的战斗中，大多数的进攻会战都属于这一类。但是必须指出，这些会战并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单纯的为了满足虚荣心而进行的儿戏。它们对媾和是有非常肯定的影响的，它们能使进攻者十分直接地达到目标。军队的荣誉。军队和统帅的精神优势所起的作用虽然是无形的，但对整个军事行动来说，总是有影响的。

进行这类战斗当然要有两个前提:第一。胜利的希望很大;第二。即使战斗失利，受到的损失也不会太大。当然，这种于特殊情况下为了有限目标而进行的会战和那种由于精神上的软弱而没有利用胜利的会战是不能同一看待的。

三。上述目标除了第(4)项之外，其他目标都可不经过大的战斗就得到，而且进攻者为这些目标一般也不希望进行大的战斗。进攻者不经过决定性战斗就得到目标的手段，都是针对防御者在其战区内需要保护的全部利益采取的，这些手段为:威胁防御者的交通线(无论是同给养来源地，如仓库。富庶的地区。水路等有联系的部分，或是同别的部队及重要地点，如桥梁。隘路等有联系的部分);占领敌人不会夺回并能给敌人构成困难的坚固阵地;占领大城市。富饶的地区和可能发生反抗的。不安定的地区;威胁弱小的同盟国，等等。如果进攻者可能的确切断防御者的交通线，而且防御者不付出重大牺牲就不能给予恢复，若进攻者可能占领上述那些目标，那么防御者就会被迫放弃一些重要性较小的目标，退到后方或者侧方去占领另一个阵地来掩护上述目标。这样一来，某个地区。仓库与要塞就没有掩护了，所以进攻者就可以夺取地区和仓库，围攻要塞。这时候，可能发生或大或小的战斗，不过这不是人们所追求的，人们也不把它们当成目的，而只是当作一种万不得已的下策，因此，战斗的规模和重要性是不会超出规定的界限的。

四。防御者威胁进攻者的交通线是防御的一种还击方式，在寻找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只在当进攻者作战线很长时才会出现，但是在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这种还击方式却是较为适用的。在后一种场合，虽然进攻者交通线很长的情况是不多的，但是，这时重要的已不是使进攻者在交通线上受到十分大的损失，只要给他造成给养方面的困难，或者令他的给养有所减少，就往往可以起到作用了。如果进攻者的交通线不长，那防御者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延长同敌人在此方面进行斗争的时间。所以，掩护战略翼侧是进攻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假如进攻者同防御者之间发生了保护自己翼侧和威胁对方翼侧的斗争，那进攻者就得用自己兵力的优势来弥补自己固有的不利条件。如果进攻者还有足够的力量和决心对敌人的大部队或者主力进行一次猛烈的攻击，那么令敌人面临这种危险是掩护个人翼侧的最好办法。

五。最后，我们还要想到，在这种战争中，进攻者比防御者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进攻者比防御者能更好地依据对方的企图和能力来判断对方。预见进攻者会有多大的进取精神和胆量，要比预见防御者是否预备采取重大行动要困难得多。事实上，选择防御这种作战形式通常就是没有什么积极意图的证明。此外，大规模还击的准备和一般的防御准备之间的差别，比抱有大意图的进攻准备同抱有小企图的进攻准备之间的差别要大得多。最后，防御者不得不较早地采取措施，所以进攻者就能根据防御者的措施再采取行动。

第十七章 对要塞的进攻

对要塞的进攻，我们在这里当然不能从筑城作业方面来研究，而是准备研究三个方面:第一。和这种进攻有联系的战略目的;第二。对进攻要塞的选择;第三。掩护围攻的方法。

防御者丧失要塞会削弱他的防御，尤其是当要塞构成防御的一个重要部分时更是如此。进攻者占领了要塞可从中得到极大的方便，他可以把它用作仓库和补给站，用它掩护地区和舍营地，等等。当进攻者最后转入防御时，要塞就会变为这种防御的最强大的支柱。要塞在斗争过程中对战区的全部这些作用，我们在《防御》一篇中论述要塞时已作了很充分的说明，我们在那里的论述反过来看也是对要塞进攻的应有的说明。

攻占要塞的关键在寻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和不求大规模决战的战争中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前一种战争中，攻占要塞总不得不看成是一种不得已的下策。这时人们只围攻那些为了进行决战不能不围攻的要塞。只有当决战已全结束，危机。力量的紧张状态已过去了很大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平静的状态已经出现的时候，攻占要塞才能起巩固已占领的地区的作用，虽然这时攻占要塞还要经过努力，需要消耗兵力，但大多已经没有什么危险。正在危机时期围攻要塞会极大地增大危机，这对进攻者是不利的。显然，没任何行动能像围攻要塞那样严重地削弱进攻者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行动像它那样肯定地会让进攻者在一定时期内失去优势。但在有些情况下，为了能够继续进攻，却又全有必要攻占这个或者那个要塞。在这种场合，围攻要塞应该看成是一种猛烈的进攻行动;围攻前越是胜负未定，危机就越大。关于这方面有待研究的问题，我们将在《战争计划》一篇中给以讨论。

在有限目标的战争中，一般攻占要塞不是手段，而是目的本身。攻占要塞将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小行动，与其他行动相比较它具有下列优点:

(1)攻占要塞是一个范围很有限的小行动，它不需要花费很大的力量，因此不用担心会遭到回击;

(2)要塞在媾和时能够作为交换别的东西的很好的等价物;

(3)围攻要塞是一种猛烈的进攻行动(至少看来是这样的)，但是它不像其他进攻行动那样会让兵力连续削弱;

(4)围攻是一种没有重大危险的行动。因为攻占要塞具有上述优点，所以攻占敌人一个或几个要塞一般就成为没较大目标的战略进攻的目的。

在的确难以决定应围攻哪个要塞时，选择的根据是:

(1)这个要塞攻占后易于防守，所以在媾和时可以作为价值很高的等价物。

(2)围攻手段的多少。方法少时只能围攻小的要塞，占领一个小要塞总会比围攻大要塞遭到失败要好一些。

(3)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要塞工事的坚固程度和要塞的重要性显然并不会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假如放着一个工事不很坚固但可作为进攻目标的要塞不去攻占，却把兵力浪费在一个工事很坚固而且很不重要的要塞上，那是最愚蠢不过的事情。

(4)要塞的装备与守备部队的强弱。假如要塞的守备部队不多，装备也较弱，攻占这个要塞当然就比较容易。但在这儿必须指出，守备部队和装备的强弱也必须作为决定要塞的重要性的因看待的。所以，攻占一个有强大守备部队的要塞比攻占一个工事十分坚固的要塞值得付出更大的代价。

(5)运输攻城辎重的难易。多数围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攻城辎重的缺乏，而攻城辎重的缺乏，大多是因为运输困难。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要塞和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要塞是因为这种原因引起失败的最突出的例子。

(6)最后，掩护围攻的难易是一个须考虑的事项。

掩护围攻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一是利用工事来加强围攻的军队，就是利用围攻防卫圈;二是用所谓监视线。第一种方法现在已完全过时了。人们采用第一种方法显然有个重要的根据，那就是用这种方式掩护围攻，进攻者的力量就根本不会由于分割兵力而受到削弱，但进攻者的力量却会由于下述原因受到非常显著的削弱:

(1)围绕要塞的阵地一般会使军队的正面拉得太宽。

(2)要塞守备部队，原本只是同我军对峙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却必须看成是处于我方营垒心脏中的敌人部队，它借助要塞城垣的掩护，是不会受到损伤的，至少是不可制服的，所以它的作用将得到很大的增长。

(3)围攻防卫圈的防御只能是绝对防御，因为正面向外的环形配置在全部防御配置形式中是力量最弱和最不利的一种，它尤其不利于进行有利的攻击。围攻防卫圈上的防御者只能在自己的筑垒工事中进行绝对的抵抗。显然，这种防御造成的防御力量的削弱，可能会比用监视部队受到的削弱大得多。假如我们再看到，自从腓特烈大帝以来，人们普遍喜欢采取所谓的进攻(实际上并不总是进攻)行动，喜欢采取运动和机动，而不喜欢筑垒工事，那么我们就不会由于围攻防卫圈完全被废弃不用而感到奇怪了。但是，在围攻防卫圈的防御中，战术抵抗所带来的削弱肯定不是围攻防卫圈的仅有的缺点。我们在提出这个缺点的同时，所以还列举了对围攻防卫圈的一些偏见，是由于这些偏见同这个缺点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围攻防卫圈大概只能掩护战区的一部分，即在它包围圈之内的地区，所有其余的地区，如果不专门派兵掩护，就等于让给了敌人，假如派兵掩护又要分割兵力，而分散兵力却是人们力求避免的。在此种情况下，攻城时不可缺少的运输工作就已是使围攻者担心和感到困难的问题了，若攻城部队的数量相当大，攻城辎重需要得很多，而且敌人在战场上的兵力又很强，那么用围攻防卫圈来掩护运输就更没有可能了。用围攻防卫圈掩护运输只有像在尼德兰那样的情形下才是能设想的，因为在尼德兰，要塞互相靠得非常近，要塞和在要塞之间的防线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掩护着战区的其他部分，令运输线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在路易十四之前，军队的配置还没有同战区的概念联系起来。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偶然地走来走去，到了正好临近没有敌人部队的某个要塞前面，就停下围攻，带来的围攻辎重能用多久，就围攻多久，一直到前来解围的敌人部队接近时为止。这时候，利用围攻防卫圈是符合当时情况的。

将来，利用围攻防卫圈掩护围攻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也就是情况和上述情况类似时才是可能的。只有在战场上的敌人兵力极小，或者战区的概念同围攻的概念相比已几乎不存在的情况下，围攻时集中自己的兵力才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这样做肯定会大大增加围攻的力量。

路易十四时期，在康布雷与伐郎兴设置的围攻防卫圈都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前者由孔代防守，被屠朗突破，后者由屠朗防守，被孔代突破。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许多战例中围攻防卫圈并没遭到攻击，甚至当迫切需要给要塞解围并且防御者的统帅是很敢作敢为的人物时，也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1708年，维拉尔就没有敢攻击在里尔的进攻防卫圈内的联军。腓特烈大帝1758年在阿里木次，1760年在德累斯顿，虽然没设置真正的围攻防卫圈，但设置有一个同围攻防卫圈基本上一致的防御体系，他是用同一支军队进行围攻及掩护围攻的。腓特烈大帝在阿里木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地利的大军离这里很远，但当他在多姆施塔特耳损失了运输队之后，对这种作法又后悔起来。1760年他所以在德累斯顿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轻视帝国军队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他急着要占领德累斯顿。

最后，围攻防卫圈还有个缺点，那就是在失利的情形下很难保住攻城的火炮。如果掩护围攻的部队是在距离围攻地点一日或几日行程的地方作战，那么一旦遭此失败，围攻者还可以在敌人来到之前撤围，即使携带庞大的运输队，也至少可以在敌人到来的前一天转移。

在配置监视部队时，首要的问题便是监视部队应配置在离围攻的要塞多远的地方?在大多数场合，决定这个距离的是地形条件或者攻城军队要与之保持联络的其他军团和军的阵地的位置。另外，监视部队距离较远，围攻可得到更好的掩护，距离较近(不超过几普里)，则围攻部队和掩护部队能更好地相互支援，这是显而易见的。

第十八章 对运输线的攻击

对运输队的攻击和掩护是一个战术问题，假如不是为了要证明只有根据战略上的理由和情况才能采取这种行动的话，在这里我们就一点也不谈这个问题了。关于这个问题可谈的很少一点内容对进攻和防御来说能合在一起来谈，同时，它对进攻具有重要的意义，要不，我们就会在讨论防御时研究这个问题了。

一个有三百至四百辆车的中等运输队(不管车上载的是什么)可以长约半普里，一个大的运输队会长达数普里。怎么能设想，常常派去护送的那么少的部队能够掩护这么长的运输队呢?另外，运输队运动不灵活，前进缓慢，而且还经常可能发生混乱;最后，运输队的每个部分都要单独掩护，因为它的某一部分一旦遭受敌人袭击，整个运输队马上就会堵塞在道路上并陷入混乱。人们考虑到上述种种困难，自然就会提出问题:到底怎样才能掩护和保卫这种运输队?换句话说:为什么不是一切遭到攻击的运输队都被劫走?为什么不是所有需要掩护的，也就是敌人可以接近的运输队都遭受攻击?显然，所有战术上提出来的办法，如滕佩霍夫提出的太不实际的办法，让运输队不断地停止前进和继续前进来缩短距离，或像香霍斯特提出的稍好一些的办法，就是把运输队分成几个纵队，对克服运输队的根本缺点来说，都只是些效果不大的补救办法。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大多数运输队因为它们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而得到了一般的安全保障，而且是比容易遭到敌人攻击的任何其他部队都要安全的保障，这就令它们很少的防御手段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运输队老是或多或少地在自己军队的背后运动的，或者至少在离敌人军队很远的地方运动的。所以，敌人只能用小部队来攻击它们，而这些小部队还须有强大的预备队作掩护，以免自己的翼侧与背后遭到前来支援运输队的部队的袭击。假如再考虑到，正是由于运输车辆十分笨重，攻击者很难把它们带走，大多只能砍断挽具，牵走马匹，炸毁弹药车等等(用这种办法只能令整个运输队受到阻碍和陷于混乱，但是不能真正毁灭它)，那么就可更加清楚地看出，运输队的安全更多地是依靠在战略上所处的位置来保障的，而不是依靠护送部队的抵抗来保障的。如果再考虑到护送部队的抵抗虽不能直接保护运输队，但是却能打乱敌人攻击运输队的步骤，那最后看来，对运输队的攻击不是很容易的和万无一失的，而是十分困难的，它的结果是非常没把握的。

另外还必须指出一个主要的问题:去攻击敌人运输队的部队很可能遭到敌人军队或者敌人某一部队的报复，很有可能遭到惨败的惩罚。人们在很多场合正是由于有这种顾虑才没有敢攻击运输队，但是大家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而认为运输队是因为有护送部队掩护而得到了安全，所以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兵力少得可怜的护送部队会这样令人望而生畏。只要想一想1758年腓特烈大帝围攻阿里木次后通过波希米亚的著名的退却，就会明白我们这种说法是很正确的。当时，四千辆车组成的辎重队是由半数的军队分成许多小队护送的。为何道恩没有攻击这支辎重队呢?原因是他怕腓特烈大帝用另一半军队攻击他，把他卷进一次他所不希望的会战中。为何劳东在齐施博维茨未更早地。更大胆地攻击一直在他侧面的运输队呢?原因是他怕受到惩罚。劳东的军队距离主力十普里，并且同主力的联系完全被普鲁士军队切断了，因此劳东认为，一旦腓特烈大帝用大部分兵力对付他，他就有惨败的危险。

只有当军队的战略态势让军队不得不完全从侧面，甚至反常地从前方运送物资时，运输队才会真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因而也就成了敌人攻击的有利目标(如果敌人的情况容许他为此派遣部队的话)。1758年战局中，奥地利军队在多姆施塔特耳攻击普军运输队的事例，说明此行动能够取得很完满的成果。通往尼斯的道路在普鲁士军队阵地的左侧，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因攻城和抗击道恩而不能活动，因此奥军的别动队完全不必要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可从容不迫地去攻击普军的运输队。

1712年，欧根围攻兰德赖希时，曾从布香经德南，也就是从战略配置的正面的前方运送攻城器材。为了在此情况下完成很困难的掩护任务，他采用了哪些手段，他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对运输队的攻击不管从战术上看来多么容易，但是从战略上看，却永远不是那样容易做到的，只有在敌人的交通线很暴露的特殊情形下，才能期望取得重大的成果。

第十九章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

我们在《防御》一篇中没有谈到这个问题，由于舍营不能看作是一种防御手段，只能看作是军队的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战斗准备极差的情况。关于这种战斗准备，我们就不再谈什么了，因为第五篇第十三章中关于舍营所谈的一切就是对它的一个极好的说明。

但在讨论进攻时，我们应把舍营的敌人军队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进攻目标，因为一则这种进攻是一种很特殊的进攻方式，二则这种进攻可以看成是一种具有特殊效果的战略手段。所以在这里要谈的不是对敌人单个舍营地或者分驻在几个村落中的一支小部队的袭击，而是对较大的舍营地里的一支大部队的进攻。这样，目标就不是袭击单个舍营地本身，而是阻挡敌人军队集中。

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即对一支没有集中的军队进行袭击。这种袭击假如能使敌人军队不能到达预定的集中地点，如果能迫使它在后方较远的地方另选一个集中地点，那么袭击就算成功了。集中地点后移的距离，在危急时刻很少在一日行程之内，通常可达数日行程，因此由此而造成的国土的丧失并不是很小的，这是进攻者所得到的第一个好处。

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的这种袭击，在开始时候可能是同时袭击少数几个单个的舍营地，不是袭击所有的或者很多的舍营地，因为这样做就必然扩大进攻的正面和分割进攻军队的兵力，这无论如何是不可取的。所以，进攻者只能袭击那些位于进攻的纵队前进方向上的。敌人最前面的舍营地。即便如此，袭击这样不多的舍营地也很少能顺利进行或完全取得成功，因为一个大部队的接近是不会不被人发觉的。但这种进攻方法是不可忽视的，且我们把由此产生的成果算成是这种袭击的第二个利益。

第三个利益是能迫使敌人进行部分战斗，并且令他在这种战斗中遭到重大的损失。一个大部队的集中，不以营为单位在主要集中地点集中的，一般是先集中成旅。师。甚至军，而旅。师。军这样的部队就不能极为迅速地奔向集中地点，当它们同敌人进攻的纵队遭遇时，就必须接受战斗。如果进攻的纵队兵力不太大，它们也可能取得胜利，但是即便取得了胜利，它们也丧失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力图到达后方集中地点的部队是不可能很好地利用胜利的，通常说这不难理解。它们也可能被打败，且由于它们没有时间组织有力的抵抗，这种可能性要更大一些。所以可以设想，如果进攻者能很好地计划并实施一次袭击，他就能通过这些部分战斗得到大量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将会成为总成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

最后，第四个利益(也是整个行动的结果)是让敌人军队在一定时期内发生混乱和士气沮丧，从而令敌人即使最后把军队集中起来也不能立即使用它们，于是一遭到攻击就不得不再放弃一部分土地，不得不全改变已制定的作战计划。

以上就是对敌人舍营地进行一次成功的袭击时所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也即通过一次袭击令敌人不能毫无损失地在预定地点集中军队时能取得的特殊的成果。不过，袭击成功的程度自然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取得的成果有时候很大，有时却小得可怜。同时，这种袭击即便很成功，即使取得的成果很大，也很少能取得主力会战获胜时那么大的成果。这一方面是因为这种袭击不能像主力会战获胜时那样取得很多的战利品，另一方面因为这种袭击的精神影响也不可能像主力会战获胜时候那样大。

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总的结论，以免对这种袭击作过高的评价。有许多人以为它是进攻活动的最好方式。但，正如上面的详细考察和战史告诉我们的那样，事情决不是这样的。

1643年洛林公爵在提特林根袭击朗超将军指挥的法军的舍营地，是最光辉的袭击之一。当时法军有一万六千人，结果却损失了司令官和七千名士兵。这是次惨败。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法军没设任何前哨。

1644年，屠朗在梅尔根特海姆(法国人称为马里恩塔耳)受到的袭击，就其结果而言，当然也应该看成是一次惨败，因为屠朗的八千人竟损失了三千人，其主要原因是屠朗受到诱惑，他不合时宜地用集中起来的部队进行了抵抗。所以，人们不能常常指望这种袭击取得相似的结果。这个结果与其说是袭击本身带来的，不如说对遭遇战考虑不周造成的，由于屠朗本来可以避开战斗，同在其他地方舍营的比较远的部队会合的。

第三个有名的袭击是1674年屠朗在阿尔萨斯对大选帝侯。帝国将军布尔农维耳和洛林公爵指挥的联军的袭击。屠朗得到的战利品极少，联军的损失只有两三千人，这对五万人的军队来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但联军却认为不能再在阿尔萨斯继续抵抗，于是撤退到莱茵河右岸。屠朗需要的正是这个战略成果，但是我们绝不该在袭击本身去寻找取得这种成果的原因。与其说屠朗是袭击了敌人的军队，不如说他是挠乱了敌人的计划。另外，联军统帅的意见分歧，军队靠近莱茵河等，也都是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总而言之，这次袭击值得人们仔细地加以研究，因为人们通常都把它理解错了。

1741年，奈佩尔克去袭击腓特烈大帝的舍营地，但全部成果却仅是使腓特烈不得不用他没完全集中起来的兵力变换正面同他进行莫尔维次会战。

1745年，腓特烈大帝在劳西次袭击洛林公爵的舍营地。他之所以能获得成果，主要是因为他对最重要的舍营地之一，亨内斯多夫进行了真正的袭击，奥军因此损失了两千人。但从总的结果来看，虽然洛林公爵经过上劳西次退回了波希米亚，但并没有因而受到妨碍他沿易北河左岸又回到萨克森，因此，假如不进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腓特烈大帝就不会取得重大的成果。

1758年，斐迪南公爵袭击法国军队的舍营地。这次袭击的直接结果却是法军丧失了几千人，并且被迫退到阿勒尔河的另一岸。而这次袭击的精神影响可能更加深远一些，它对法军后来丢弃整个威斯特伐利亚是有影响的。

假如我们要从上述不同的战例中得出一个关于这种攻击的效果的结论，那么只有前两个例子可与胜利的会战同等看待。但是在这两个例子中部队数量都不大，而且敌人没有设置前哨，在当时的作战中，这很有利于进行袭击。其他四个例子虽然都应该算作完全成功的行动，但就其效果来说，显然不能同胜利的会战同日而语。在这些例子中，只是因为敌人意志不强。性格软弱才取得了一般的成果。1741年的那次袭击，正是因为敌人的情况不是这样，所以没有能取得任何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曾计划用这种方式袭击弗兰肯的法国部队。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次袭击是完全可以得到个满意的结果的。当时拿破仑不在军中，法军分布在广大的舍营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普军有很大的决心。用很快的速度是的确可以让法军遭到一定损失，并把它赶过莱茵河的。但是普军当时所能做到的也只是这一些。如果普军抱更大的希望，比如越过莱茵河追求更大的利益，或想获得很大的精神上的优势，让法军在这一战局中不敢再到莱茵河右岸作战，那是完全没有充分根据的。

1812年8月初，当拿破仑命令他的军队于维帖布斯克地区休息时，俄军曾想从斯摩棱斯克袭击法军的舍营地。但在实施中，俄军失去了这样做的勇气。俄军没有进行袭击倒是一件幸事。由于不仅法军统帅拿破仑所率的中央军团在兵力上比俄军多一倍以上，且他本人是一个空前果断的统帅;因为这对法军来说，损失几普里的地方根本不起什么作用，而对俄军来说，临近根本没有能令他们扩大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成果的地形;由于法军进行的这个战局不是拖延时日行将结束的一次战局，而是进攻者计划完全打垮敌人的第一个步骤;因此，虽然袭击法军舍营地可能得到微小利益，但是这同俄军的任务是极不相称的。这些利益不可能弥补俄军同法军在兵力和其他条件上如此巨大的悬殊。但，俄军的这个目的表明，对于这种手段的模糊观念能如何诱令人们完全错误地运用它。

上面我们把对舍营的敌人军队的进攻作为战略手段而进行了阐述。就这种手段的性质来看，这种进攻的实施不仅是战术问题，而且部分地又属于战略范围(由于这种进攻是在宽大的正面上进行的，进行这种进攻的军队可在集中之前投入战斗，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投入战斗的)，所以整个这种行动是由若干单个战斗组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简单地谈一谈怎样合理地组织这种进攻。

对这种进攻的第一个要求是:在一定宽度的正面上进攻敌人的宿营地，由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袭击几个舍营地，切断它们同别的舍营地的联系，令敌人陷入预期的混乱状态。至于进攻纵队的数目和间隔，则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第二个要求是:各纵队进攻的方向须向心地指向一个预定的会合地点，由于敌人的退却或多或少是以兵力集中而结束的，进攻者也应该这样。这个会合地点应尽可能是敌人的联络点，或是在敌人军队的退却线上，当然，最好是在敌人退却线通过某一地形阻碍的地点。

第三个要求是:各纵队同敌人军队遭遇时，须坚决。勇敢。大胆地攻击敌人军队，因为这时总的情况对他们是很有利的，这里正是冒险的用武之地。当然，各纵队的司令官这时必须有大的自由与全权。

第四个要求是:对付首先占领阵地进行抵抗的敌人军队的战术进攻计划，一直应该以进行迂回的方法来实现，由于只有分割及切断敌人军队才可以期望得到最大的成果。

第五个要求是:各纵队应由各兵种编成，且骑兵不能太少。如果把整个骑兵预备队都分配给各个纵队，或许更为有利。若认为骑兵作为预备队在这种攻击中能起主要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随便一个村庄，极小的一座桥梁，极小的一片丛林就能阻止骑兵的行动。

第六个要求:从袭击的性质来看，虽然进攻者不能让自己的前卫前进得过远，但是只有在向敌人接近时才应该这样。如果战斗已在敌人舍营线内开始，也就是说，希望从真正的袭击中获得的东西已得到，那么，各纵队就应让各兵种编成的前卫尽可能远地向前推进，因为前卫可以利用飞速运动大大增加敌人的混乱。只有这样，进攻者才能在这里或者那里截获敌人仓促退出舍营地时常常拖在后边的行李辎重。炮兵。差遣人员和掉队人员，并且这些前卫应该作为迂回和切断敌人退路的主要手段。

第七个要求:最后，必须事先指定军队作战失利时的退路及集合地点。

第二十章 牵制性进攻

就词的一般涵义来说，所谓牵制性进攻，是指为了让敌人把军队调离某一重要地点而对敌人国土进行的攻击。只有当进攻者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而不是夺取进攻的那个地方时，这种进攻才是特殊的行动，否则，它仍旧是一般的进攻。

当然，即便如此，牵制性进攻总还须有一个进攻目标。只有当这个目标具有重要的价值时，才能诱使敌人把他的军队调到那里去;另外，一旦这个行动没有能起到引诱敌人的作用，那么，占据这个目标也是进行这一行动所耗费的力量的一种补偿。”

要塞。大仓库。富庶的大城市和可以征收各种军税的地区，以及可以得到对本国政府抱有不满情绪的敌国臣民的支持的地方，都能作为这种进攻的目标。

牵制性进攻可能是很有利的，这是易理解的;但是毫无疑问，它并不总是有利的，它甚至往往是有害的。对牵制性进攻的主要要求是，它应令敌人从主要战区撤出的兵力多于我方用于牵制性进攻的兵力。假如牵制性进攻所吸引的敌人兵力同自己使用的兵力相等，那么它就不再是真正的牵制性进攻，而成为一种次要进攻了。甚至因为情况有利，因为有希望用少数兵力取得特大成果而进行的次要的进攻，也不应该算作牵制性进攻。当然，人们一般把一个国家正在抵抗敌国时受到的第三国的进攻也叫做牵制性进攻，这种进攻同一般的进攻只是进攻的方向相异，因而没理由给它另起一个名称，在理论上，专门的名称只应该用来表示专门的事物。

显然，要想用少量的兵力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必须有可以造成这种结果的特殊条件。所以，任意派遣一支部队到至今没有驻过军队的地点，是不会达到牵制性进攻的目的的。

如果进攻者派遣一支一千人的小部队侵入主要战区之外的敌方某一地区，以便征收军税，那么当然可以预见到，敌人向那里派出一千人是不能阻止此行动的，假如他要确保这一地区不受侵犯，就必须派去更多的兵力。但，这样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防御者是否可不去保护这一地区，而一样派出一支一千人的部队侵入进攻者相应的地区，从而取得平衡呢?所以，如果进攻者想从这种行动中得到利益，他就必须事先肯定，他在敌人的地区比敌人在他自己的地区可得到更多的东西或可以造成更大的威胁。假如情况是这样，那么兵力很小的牵制性进攻就肯定能吸引敌人较多的兵力。然而，毫无疑问，用以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兵力越大，能获得的利益就愈小，因为五万人不仅能够极有成效地保卫住一个中等地区不受五万人的侵犯，甚至能够抵抗更多的敌人。所以，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较大时，这种利益是颇值得怀疑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想要从中取得点好处的话，那么牵制性进攻的规模越大，就越会要求有利于牵制性进攻的其他条件起决定性作用。

对于牵制性进攻有利的条件也许是:

(1)进攻者派出进行牵制性进攻的军队以后，主要进攻仍旧没有受到削弱;

(2)进攻者用牵制性进攻可威胁防御者的具有很重大意义的地点;

(3)在受到这种进攻的地区内敌国臣民对本国政府怀有不满的情绪;

(4)受到这种进攻的地区是可提供大量作战物资的富饶地区。

既然进攻者只有考虑了上述条件，认为有可能取得成果时才能够进行牵制性进攻，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进行这种进攻的机会不多。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必须指出:每一次牵制性进攻都会给本来没有战争的地区带来战争。因此，牵制性进攻就常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激起敌方潜在的作战力量，并且，如果敌人准备用民兵和民众武装来进行战争的话，这种情况就表现得最为显著。假如一个地区突然受到敌人军队的威胁，且没有任何防御准备，那么这一地区内全部的力量都会围绕在有才干的官员的周围，提供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非常手段来防止住这场灾祸，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且是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这样一来，在这里就会产生出新的抵抗力量，而且是一种接近民众战争并且很容易引起民众战争的抵抗力量。

这是进行任何一次牵制性进攻时都必须注意的问题，否则，就会是自掘坟墓。

英国军队1799年对荷兰北部的军事行动与1809年对伐耳赫伦岛的军事行动，作为牵制性进攻来看，只是因为这些军队不能用于其他地方，因而还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然而毫无疑问，英国人的这一行动使法国人的抵抗力量增加了，并且，在法国本土的任何登陆都会引起此后果。威胁法国的海岸当然能够给进攻者带来很大的利益，因为这样就能牵制法军防守海岸的很大一部分兵力，至于用很大的兵力在法国登陆，只有当人们能盼望得到一个反对本国政府的地区的支援时，方是可行的。

战争中进行大规模决战的可能性越小，牵制性进攻就越是可行，当然可以从中取得的利益也就越小。牵制性进攻只是一种能够促使驻止的部队运动的方法。

牵制性进攻的实施 (1)牵制性进攻可以是一次真正的进攻，在这种场合，实施中除了大胆与迅速以外没什么其他的特点。

(2)但是，牵制性进攻也可以只造成将要进攻的假象而不真正进攻，在这样的场合，牵制性进攻同时就是佯动。至于这时应使用哪些特殊的手段，只有熟悉情况和人员特点的机灵的人才能提出。这时，必定会引起兵力的极大分散，这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3)若兵力不是十分小，并且退路还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点上，那么建立一支支援这一行动的预备队，是实施这一行动的一个相当重要条件。

第二十一章 入 侵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能谈的几乎只是限于解释词义。我们发现现代著作家常常使用这个词，甚至自负地用它表示某种特殊现象。”入侵战争”就常常出现在法国人的著作中。他们想用入侵这个词来表示向敌国腹地的进攻，并且想把这种进攻同有步骤的进攻，即蚕食敌人边境的进攻对立起来。这是种不合逻辑的。用语混乱的现象。一次进攻只是在国境附近进行，还是深入敌国腹地，是首先夺取要塞，还是首先寻找和不断追击敌人的主力，这完全不取决于进行的方式，而取决于当时的情况，至少在理论上不能有其他的看法。在某些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要比逗留在边境要更有步骤，甚至要更为小心，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深入敌国腹地也不是别的，正是一次猛烈的进攻获得成功的结果，因而同进攻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附录 关于胜利的顶点

胜利者不是在每次战争中都能彻底打垮敌人的。胜利常常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顶点。这是多数经验所充分证明了的。这个问题对于战争理论十分重要，并且是几乎所有战局计划的依据，同时这个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就如同一种颜色在阳光下反射出奇光异彩一样，好像有很多的矛盾，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细致地加以研究，并且要探讨其内在的原因。

胜利通常产生于各种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优势。毫无疑问，胜利能够增大这种优势，否则，人们就不会追求胜利和以重大的代价去换取胜利了。胜利本身毫无疑问是能增大这种优势的，胜利的效果当然也能增大这种优势，不过它不能够无止境地增大这种优势，大多它只能增大优势到某一点。这一点也许很近，有时甚至近到会战胜利的全部效果只不过增大精神力量的优势。现在我们就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在军事行动的过程中，军队会连续遇到能够增强自己作战力量的因素和削弱自己作战力量的因素。因此，问题在于哪种因素占优势。交战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力量的削弱，都应该看作是另一方力量的增强，所以，无论在前进时或是在退却时，双方无疑地都会遇到增强力量和削弱力量这两股洪流。

我们只要研究在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最为主要的原因，就同时说明了在另一种情况下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

前进时使力量增强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1)敌人军队遭到损失，这种损失常常比我们大;

(2)敌人在仓库。补给站。桥梁等无生命的作战力量方面遭到了损失，而我们根本没这种损失;

(3)从我们进入敌国领土的时刻起，敌人就开始丧失土地，因此也丧失补充新的作战力量的动力;

(4)我们获得了这些源泉的一部分，或换句话说，得到了以敌养己之利;

(5)敌人的各部分失掉内部联系，不能够正常活动;

(6)敌人的同盟国同敌人脱离，而另一些国家则是转向我们;

(7)敌人最后丧失了勇气，甚至还有的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前进时引起力量削弱的原因是:

(1)我们被迫围攻。封锁或者监视敌人的要塞;或敌人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前用来采取同样行动的部队，在他退却时撤回了主力;

(2)从我们进入敌国领土的时刻起，战区的性质就变了，它成了很有敌意的地方;我们必须占领它，因为只有被我们占领的那些地区才是属于我们的，可是即使在我们占领了的地区，我军的整个机器也会到处遇到困难，而这些困难必然也会削弱整个机器的效能;

(3)我们渐渐远离自己的补充来源地，而敌人则日益地接近他们的补充来源地，这使我们不能及时地补充已经消耗的力量;

(4)敌国受到威胁，引起了其他强国来保护它;

(5)最后，由于危险的增大，敌人的努力程度会上升，并且胜利一方的努力程度则相反会逐渐下降。

所有这些有利的因素和有害的因素都可以同时并存，如同两个相对而行的人面对面碰在一起后可按原来的方向各走各的路一样。它们中间也只有最后一项是真正对立的，它们不能同时并存，而是互相排斥的。仅仅这一点就足够说明，胜利的影响可以如何地不同，它可使敌人惊慌失措，也能够促使敌人发挥更大的力量。

我们想对上述各点逐点地做些简单的说明。

(1)敌人军队在失败后遭到的损失可能在初期最大，随后就一天天地减少，一直减少到同我方的损失差不多，但是敌人的损失也可能与日俱增。这取决于所处的态势与情况。只能说，在一般情况下，素质良好的军队经常出现前一种情况，素质不好的军队常出现后一种情况;同时，除了军队的精神状态之外，政府的精神状态在这方面也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战争中区分这两种情况是很重要的，也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应该真正开始行动的时候停止不前，或相反。

(2)同样，敌人无生命的作战力量的损失也可能是日益减少或者日益增加的，这取决于敌人仓库的位置和状况。不过，这个问题就其重要性来说，在今天已不能同其他问题相提并论。

(3)第三个利益必然随军队的前进而增加，可是，一般地来说，只有当进攻已经深入敌国，也就是说已占领了敌人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国土时，这种利益才会值得加以考虑。此外，还要考虑这些地区在军事上的特殊的价值。

同样，第四个利益也必然随着军队的前进而有所增加。

但是，对第三和第四两个利益还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对正在作战的军队的影响极少能很快就感觉到，它们是比较缓慢地间接地发生了作用的，因此不应该为追求这两种利益而把弓弦拉得过紧，也就是说，不使自己陷入太危险的境地。

至于第五个利益也只有当军队已前进得很远，同时敌国国土的形状也允许我们使它的几个地区同主要部分隔开时，才值得考虑。这时，这些地区就如同被切断的四肢一样，通常很快就会失去生机。

第六个和第七个利益至少有可能随军队的前进而不断增长。关于这两种利益，我们以后还要加以说明。

现在我们来谈谈使力量被削弱的原因:

(1)围攻。封锁和包围敌人要塞的需要在大多数场合将随军队的前进而继续增加。仅仅这个原因造成的力量的削弱，对军队的当前状况就能够发生极大的影响，以致很容易就抵消了所有的利益。当然，现在人们已开始用很少的兵力封锁要塞，或用更少的兵力监视它;而敌人也必须派出守备部队防守这些要塞。虽然如此，要塞仍然是敌人很重要的安全保障。通常要塞的守备部队有半数是由非正规部队的人员所编成的。而进攻者要想封锁位于交通线附近的要塞，则必须能留下比守备部队多一倍的兵力，要想正式围攻某一个大要塞，或想使它断粮，就需用一个小小的军团。

(2)第二个原因，在敌国境内建立战区的必要性必然随军队的前进而不断增大。由此而引起力量的削弱，即便当时对军队的状况不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可长期下去对军队的状况会比第一个原因发生更大的影响。

在敌国国土上，只有用部队占领的地区才可看成是我们的战区，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我们不是在野外留有小部队，就是在最重要的城市中或在兵站上留有守备部队。无论我们留下的守备部队多么小，总会大大地削弱我们的军队，不过这种削弱还是最次要的。

每支军队都有战略翼侧(指自己交通线两侧的地方)，由于敌人的军队也会有战略翼侧，所以翼侧并不是我们明显的弱点。可是只有当我们在本国时情况才是这样。一旦进入敌国，翼侧这个弱点就显著了。因为在交通线很长而又很少或根本没掩护的情况下，敌人对我翼侧进行的最小的行动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并且在敌人的国土上，到处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行动。

前进得越远，战略翼侧就越长，由此而产生的危险也就越大，这是因为不但这种翼侧很难掩护，且我方交通线很长又没有安全保障，就更能使敌人敢于采取进攻行动，同时，我方在退却时如果丧失交通线，可能产生的后果将十分严重。

所有这一切都会令前进中的军队每前进一步都增加一种新的负担，因此，假如它开始进攻时没有占有非常巨大的优势，就会觉得自己的计划越来越受到了阻碍，进攻力量越来越弱，最后，会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安全与忧虑。

(3)第三个原因是，军队同补充来源地的距离随着军队的前进而增加。一支出征的军队就如同是灯上的火苗一样，灯油越少，离火苗越远，火苗就越小，一直小到完全熄灭。

当然，有了被占领地区的财富，这个祸害可以大大减轻，可不能完全消除，因为有许多东西，例如兵员，必须由本国补充，并且在一般情况下，由敌国提供的供应总不如本国提供的迅速和可靠。另外，意外的需要也不能够很快得到满足，各种误解和错误也不能及早地发现和得到纠正。

如果一国的君主不亲自指挥军队，并且也不在军队附近，那么请示。报告所造成的时间损失也是一个新的。很大的不利，因为统帅的权限再大，也不能单独处理他广阔活动范围内的全部问题。

(4)政治结合关系的变化。如果胜利在这方面引起的变化对胜利者不利，那么不利的程度同胜利者前进的程度大体上成正比;假如这种变化对胜利者有利，那有利的程度同前进的程度同样地大体上成正比。在这方面，一切与现存的政治结合关系。利害关系。习惯。方针等有关，同君主。大巨。宠臣和情妇等有关。通常也只能这样说，当大国战败时，它的小同盟国通常很快就会同它脱离关系，所以胜利者必将随着每个战斗而越来越强大。可是，如果战败的国家是小国，那当它的生存受到威胁时，很快就会有许多国家自愿做它的保护者，有些曾帮助胜利者打击这个小国的国家，如果认为这样做太过分时，反过来也许可能帮助这个小国。

(5)引起敌人更强烈的抵抗。敌人有时会因为恐惧和惊慌而放下手中的武器，有时会受到热情的激励而奋勇拿起武器，并在第一次失败后进行比以往更激烈的抵抗。人民和政府的特性。国土的情况。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都是推测敌人可能采取何种行动的根据。仅第四。第五两个原因就使人们在战争中的这种场合与那种场合所制订的和应该制订的计划多么不同啊!有的人由于胆怯和所谓按部就班地行动因而失去了最好的时机，而有的人则因鲁莽而一步就坠入陷阱，后来如同刚从深水里拉上来的那样弄得狼狈不堪和惊慌万状。

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胜利者在危险过去以后，在为了扩大胜利成果正需作新的努力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松懈现象。倘若全面地观察一下这些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因素，无疑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在一般情况下，利用胜利以及在进攻战中前进，都会使进攻开始的优势或者通过胜利取得的优势受到削弱。

这样我们必然会问: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是什么东西促使胜利者继续地追求胜利，继续在进攻中前进呢?难道这能叫做利用胜利吗?在尚存的优势还根本没有被削弱以前就停止行动不是更好吗?

对这样的问题当然应这样回答:兵力的优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目的假如不是打垮敌人，至少是夺取敌人的部分国土，这样做尽管对于军队当前的状况没有什么好处，但对战争和媾和却很有利。甚至当我们想要彻底地打垮敌人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也许每前进一步，我们的优势都会受到削弱。可是却不能想当然地从这里推论说，我方的优势必然会在敌人失败以前全丧失。敌人的失败可能来得早一些，若利用最后极小的一点优势可以击溃敌人，那么不利用这点优势就会是一个错误。

因此，在战争中原有的或后来获得的优势只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且这一手段必须用来达到目的。但是人们必须了解优势能保持到哪一点，因为超过了这一点所得到的不是新的利益，而是耻辱了。

战略优势在战略进攻中会逐渐消失，关于这一点，我们无需再举特殊的战例加以证明;这方面的大量现象却要求我们探讨它的内在原因。自打拿破仑出现以后，我们才看到了那种优势可以一直保持到敌人都被打垮时为止的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在拿破仑以前，每一次战争都是以胜利的军队力图达到与敌人保持均势这一点而告终的，一旦达到了这一点，胜利的活动就停止下来，有时甚至还不得不再退却。胜利的这个顶点将来在所有不能以打垮敌人为军事目标的战争中也会出现，并且多数战争永远会是这样的。因此，从进攻转为防御的转折点是各个战局计划的自然的目标。

超过这个目标的努力不仅是力量的无效的发挥，不再能够带来任何成果，而且是力量的有害的发挥，会引起敌人的还击，据极普通的经验来看，敌人的这种还击往往会产生非常大的效果。后一种现象是极为普遍的，是理所当然的，并是很容易为人们理解的，因此我们不需详尽地论述它的原因了。可是必须指出，进攻者在刚刚占领的阵地上缺乏准备和他极为混乱的心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主要的原因。在这里通常起不寻常作用的是精神力量(一方面是情绪高涨，有时甚至发展到了自负的程度，另一方面是意志沮丧)。进攻者在退却时的损失会由于上述原因而增大，假如他只是归还了夺得的东西，而未丧失自己的国土，那通常就该谢天谢地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解决一个看起来仿佛很矛盾的现象。

可能有人会认为，只要进攻者还在继续前进，他的优势也就依旧存在，而且，既然在胜利的终点上出现的防御是一种比进攻强的作战形式，那么进攻者忽然变成弱者的危险似乎就更小了。但这种危险确实是存在的，假如我们看一看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剧变的最大危险往往是正在进攻力量减弱并且转入防御的时刻出现的。现在我们打算研究其中的原因。

我们所以认为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是很优越的，是因为在防御中还可以:

(1)利用地形;

(2)占有已预备好的战区;

(3)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4)享有等待的好处。

显然，这些因素并不总是到处相同和发生同样的作用的，因此这一场合的防御同那场合的防御并不总是相同的，防御也不总是比进攻具有相同的优越性。特别是随着进攻力量的衰竭而出现的防御，如果它的战区位于向前推进得十分远的进攻三角形的顶点，更是如此。在这种防御中，只不过有上述四个因素中的第一个因素，即利用地形没有变化，第二个因素大多完全不存在了，第三个因素成了不利的因素，第四个因素也大大削弱了。我们现在只对第四个因素作些很简略的说明。

有时，整个战局会在一种臆想的均势中毫无结果地拖延下去，因此应该行动的一方缺乏必要的决心，而防御的一方可从中得到等待的利益。倘若有一个进攻行动破坏了这种臆想的均势，伤害了敌人的利益，迫使他不得不采取行动，那么，敌人就不太可能仍然无所事事及犹豫不决了。在占领地区内进行的防御要比在本国进行的防御具有大得多的挑战性质。这种防御包含有进攻的因素，这就会削弱了它的防御的性质。道恩可让腓特烈二世在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平静地进行防御，可如果是在波希米亚，他就绝不会这样做了。

对交织于进攻行动中的防御来说，很明显，防御所固有的主要因素都已经受到削弱，因此这种防御已经不再具备它原有的对进攻的优越性了。

正如没一个防御战局是纯粹由防御因素组成的一样，也没有一个进攻的战局是纯粹由进攻因素组成的，因为除了那短时期的间歇以外，任何不能导致媾和的进攻都必然会以防御告终。

可见，削弱进攻的就是防御本身。这样说并不是做无益的诡辩。我们把进攻以后转入十分不利的防御，看作是进攻最为主要的不利。

这样，就说明了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作战形式原来在力量上的差别是如何逐渐缩小的。我们还要指出，这种差别怎么能够完全消失，并且一种因素在短时期内可以变为相反的因素。

若允许我们借用自然界的概念，那么就可以更加简单地说明问题。

在物质界，任何一个力要发挥作用都需要时间。一个缓慢地。逐渐地发挥作用就足以阻挡一个物体的运动的力，要是时间不足，就会被那个运动的物体所克服。物质界的这一法则对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现象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说明。一旦我们的思想已被引向某一个方向，那并不是每一个有着充分理由的原因都能改变或中止这种思想的。要改变或中止它，就需要时间。平静与对思想的持久不断的作用。在战争中也是如此。如果人们已沿着一定的方向向目标前进，或已回头奔向避难所，那么很容易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不容充分领会那些逼使他们停止前进或者促使他们再行动的原因的力量，而且，由于行动在继续进行着，因此，他们会在运动的洪流中不知不觉地超越均势的界限，超过胜利的顶点。甚至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进攻者在进攻所特有的精神力量的支持下，虽然已经精疲力竭，但是他却像拉着沉重东西上山的马一样，感到继续前进比停下来的困难还要少些。至此，我们认为已圆满地说明了进攻者为什么会超过胜利的顶点(虽然在这一点停了下来和转入防御，他还是可以取得成果，即保持均势的)。因此，在拟定战局计划时，正确地确定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不论对进攻者来说，还是对防御者来说(这可以使他认识和利用进攻者超过顶点时发生的不利)都是如此。

现在我们再回过来看一看统帅在判断胜利的顶点时应考虑的一切问题，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他必须通过对远的及近的，无数情况的观察来判定，甚至于在某种程度是推测最重要的问题的发展方向及其价值，也就是说推测敌人的军队经我第一次打击后，是表现为一个较坚固的核心，一个越来越紧密团结的力量，还是好像一个博洛尼亚瓶一样只要伤及其表面，立刻就会粉碎;需要推测敌人战区内一些补给来源地被封锁和一些交通线被切断会引起敌人多么大的削弱和瘫痪;要推测敌人在遭到沉重打击后会一蹶不振，还是会像一只受了伤的公牛那样狂怒起来;要推测其他国家是恐惧还是愤怒，是否有些及有哪些政治结合关系会解体或建立起来。假如说，统帅应该像射手击中目标一样，利用他迅速而正确的判断猜中所有这一切和其他许多情况，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人的智力活动不是很简单的。千百条引向各个方向的歧路也许会令他的判断发生错误。即使大量的。错综复杂的。牵涉到很多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左右统帅，危险和责任也会使他犹豫不定。

于是就发生了如下的情况:大多数统帅宁愿在远离目标的地方停下来，而不愿意离目标太近;而有些具有出色的勇敢和高度的进取精神的统帅常常又超过了目标，因此达不到目的。所以只有那些能用少量的手段创建大事业的人才能够顺利地达到目的。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一章 引 言

我们在论述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的一章中，已大致上描绘了战争的总概念的轮廓，并指出了战争同它周围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以便于我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会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作基础。当时，我们只概略地提了一下研究这个问题时能碰到的各式各样的困难，以后准备再详细地加以研究，我们在得出了将打垮敌人，即消灭敌人军队是整个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这一结论以后，就没有再深入探讨下去。由于得出了这样一结论，我们在随后的一章中就能指出，军事行动所使用的唯一手段就是战斗。我们认为，这样一来，我们在一开始就有了一个正确的立足点。

以后，我们又分别研究了战斗外的军事行动的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关系与形式，以便一方面根据它们本身的性质，一方面根据战史所提供的经验，更加确切地指出它们的价值，从而将它们从那些常常同它们混杂在一起的不明确的。涵义模糊的概念中区分出来，并且使人们能认识到军事行动的真正目标，即要消灭敌人，始终是主要的东西。现在，当我们准备探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的问题时，我们又要回到了战争这个整体上来，因而，不得不再联系到在第一篇中谈过的一些观念。

从总的方面论述问题的以下几章将探讨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是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深入到所有问题都交织于其中的战略的最深处时，我们不能不感到会有些害怕。

实际上，这种胆怯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方面，我们看到，军事行动好像极为简单。我们听到与读到，许多伟大的统帅都是以最简单和最朴实的言词谈论它们的，当他们谈到如何操纵与运转这部由千万个部件组成的笨重的机器时，就像在谈论一个人的行动似的，以至于战争的整个庞大的行动就简化为一个搏斗了。我们发现，他们行动的动机有时候是两三个简单的想法引起的，有时是感情激动引起的，我们看到，他们处理问题是十分轻而易举的，十分有把握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假思索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需要理智予以研究的情况很多，作战涉及的方面很广，可以说无边无际的，除此之外，还有无数的行动方式要人们去选择。如果这时我们再考虑到理论的任务就是系统地即明确而透彻地来说明这些事物，并且始终要使行动具有充分的必然的根据，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觉到极大的不安，会担心可能会被拖到死板的书呆子的泥坑里去，在呆板的概念的圈子里爬来爬去而永远也碰不到具有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的伟大统帅。假如理论研究获得这样的结果，那就与不进行这样的研究没什么不同了，或说，不进行这样的研究反而要好一些。以这样的研究为基础的理论会低估才能的作用，而且很快就会被人们忘掉。与此正相反，上面所说的统帅的敏捷而卓越的眼力，简单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把整个军事行动看作是一个人的行动的作法，确实是每一次出色的军事行动的灵魂，而且，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出色的方式，自由的智力活动才会表现出来，倘若人们想要支配军事行动而不被军事行动所支配，那么，这种自由的智力活动是不可以缺少的。

怀着有些胆怯的心情我们继续前进。我们也只有始终沿着在开始时规定的道路才能继续前进。理论应该明确地阐明大量事物，使人们易于理解它们，理论应铲除错误的见解在每处种下的莠草，应指出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要的东西同不重要的东西区别开来。当各种观念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为我们称之为原则的真理结晶时，当它们自然而然地形成规则时，理论就应把它们指出来。

理论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应该是使人们在探索各种各样基本概念时有所收获和得到启发。理论不能提供给人们解决问题的公式，不能够通过死板的原则为人们指出狭窄的必然的道路。理论应该使人们了解大量的事物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让人们再进入较高的行动领域，让人们根据天赋的力量的大小来发挥一切力量的作用，使他们具有清楚地判断真实的和正确的东西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上述各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与其说它是思考的产物，倒不如说它是危险的产物。

第二章 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

战争计划总括全部军事行动，并且使它成为具有一个最终目的(一切特殊目的都归结在最终目的之中)的统一行动。人们如果不知道用战争要达到什么和在战争中要达到什么，那么就不能开始战争，或就不应该开始战争。这个主要思想规定了作战的一切方针，确定了使用手段的范围与所用力量的大小，而且一直影响军事行动的最小的环节。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讲过，打垮敌人是军事行动自然的目标，假若要坚持按概念作严格的推论，就不可能得出其它目标。

打垮敌人这种想法必然是交战双方都有的，因此，在军事行动中就不应该再产生间歇，而且在双方中的一方真正被打垮前，是不会再出现平静状态的。

在论述军事行动中的间歇的一章中，我们已指出，就敌对因素的体现者……人……和构成战争的所有情况来看，敌对因素是怎样受到战争机器内部原因的阻止和节制的。

但是，这种阻止和节制引起的变化，还远不是战争从它的原始的概念转变为到处可见的具体形态的原因。大多数战争好像只是双方在发怒，在发怒的情绪下拿起了武器保卫自己和威胁对方，若有机会，也给对方以打击。因此，这些战争并不是两个相互破坏的因素的直接冲突，而是彼此分隔开的。只在一些小接触中爆发火花的两个因素的紧张状态。

那阻止它们全面爆发的绝缘体是什么呢?为什么战争没有按照逻辑上必然的样式进行呢?这种绝缘体就是战争在国家生活中所接触到的大量事物。力量与关系。在这些事物。力量及关系的无数的作用下，根据两三个前提直接得出逻辑的结论就成为不可能，逻辑的结论就湮没在它们的作用之中。而且，人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通常习惯于据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想法和感觉采取行动，而并非根据严格的逻辑结论采取行动，所以对了解情况不确切。自己的不坚决和不彻底几乎都是意识不到的。

即便筹划战争的人能够透彻地理解所有这些情况，一刻也不忘记自己的目标，国内其他的有关人士也未必都能做到这一点，因而就会产生阻力，就需有一种力量来克服人们的这类惰性，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力量是很不足的。

这种不彻底性有时存在于交战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有时存于双方，它使战争具有种按其概念来说不应有的形态，使它成为半真半假的。也没有内在联系的东西。

这样的战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倘若我们不是亲眼看到，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有绝对战争形态的现实战争，那么有人也许会怀疑，我们关于战争所绝对具有的本质的这种看法是否有什么现实意义。在法国革命作了简短的前奏以后，毫无顾虑的拿破仑迅速地把战争推到这一点上。在拿破仑的指挥下，战争毫不停顿地在进行着，直到对方失败，而且，还击也几乎也是同样毫不停顿地进行的。根据这种现象所得出的一切逻辑的结论，会使我们再回到战争的原始概念上来，这难道不是非常自然和很合乎逻辑的吗?

可是，我们是否应该只考虑战争的原始概念，无论战争离开原始概念多么远，对一切战争都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来判断呢?是否应该根据这个原始概念推论出了理论中的全部结论呢?

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因为，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明确地说，战争只能有它的原始概念所规定的那样子，还是可以有另外的样子，我们对战争计划的问题就不能提出合理的看法。

若我们认为战争只能是前一种样子，那么，我们的理论就能够在各个方面必然更符合逻辑，更加明确和更加肯定。可是，从亚历山大直到拿破仑以前所进行的一切战争，我们又如何解释呢?我们就不得不将它们全部否定掉。可是，如果真的把它们否定掉，我们恐怕就必须为自己的狂妄感到羞愧。而更糟糕的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在今后十年内也许又会出现同我们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战争。这样的理论虽然具有强烈的逻辑性，可是在具体情况的威力面前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我们应知道，战争的形态不仅仅是战争的纯概念决定的，而且还是包含和搀杂在战争中的其他一切因素，即各个部分的一切自然惰性和阻力。人的不彻底性。认识不完善及怯懦决定的。战争及其所具有的形态是从当时起主导作用的思想。感情和各种关系中产生的，我们必须抱这种看法。假如我们不想脱离现实，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甚至绝对形态的战争，即拿破仑所进行的战争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必须像上面这样看问题，并且必须承认，战争和战争所具有的形态并不是从其所接触的无数关系的总和中产生的，而是从当时能起主导作用的某些关系中产生的，那么，自然会得出结论说，战争是以可能性。概然性。幸运与不幸运的赌博为基础的，严格的逻辑推论在这种赌博中常会完全不起作用，甚至于会成为智力活动的无用而累赘的工具;此外，还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说，战争也许成为一种有时很像战争有时又不十分像战争的东西。

理论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可是理论的任务是把战争的绝对形态提到首要的地位，并把它看作是研究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使那些希望从理论中学到一些东西的人永远记住它，把它当作衡量自己一切希望和忧虑的基本尺度，以便在可能与必要的场合使战争靠近这种绝对形态。

作为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基础的这个主要观念，即使最直接的决定性的原因来自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时，也会赋予我们的思想及行动以一种色调一样。

现在，理论所以能够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该归功于最近的几次战争。如果没有这些触目惊心的例子来说明摆脱束缚的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力，那，理论即便喊哑喉咙也无济于事，任何人都不会相信目前大家所经历的事情是很可能的。

如果1798年普鲁士预先知道一旦它失败就会遭到如此强烈的还击，致使欧洲原有的均势遭到破坏，难道它还敢派七万军队侵入法国?

假如1806年普鲁士考虑到第一颗枪弹将成为引起弹药库爆炸而导致自身毁灭的火星的话，难不成它还会用十万大军对法国开战?

第 三 章

一 战争的内在联系

由于人们对战争的看法不同，有的认为它具有着绝对的形态，有的则认为它具有或多或少不同于绝对形态的现实状态，对战争的结果就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在战争的绝对形态中，一切都是由必然的原因引起的，一切都会很快地交织在一起，不存在没有联系的。中性的空隙。在这种形态中，由于战争内部包含有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由于战争具有一系列相继进行的战斗构成的内在联系，由于每次胜利都有自己的顶点，总之，由于战争具有这些自然的关系，战争就只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最后的结果。在取得最后结果以前，一切都没有决定，作战双方既没有赢得任何东西，更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必须在这里不断指出:一切取决于最后的结果。根据这种看法，战争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每个部分(各个结果)只有同整体联系起来才有价值。1812年拿破仑占领了莫斯科及半个俄国，这种占领，也只有当它能促成拿破仑希望得到的和约时，对他说来才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占领只构成他的战局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还缺少另一个部分，即粉碎俄国的军队。假如他在取得其他成果的同时又实现了战局计划的另一部分，那么要达到媾和的目的就十分有把握了。因为拿破仑先前忽视了计划的这个部分，后来就再也不能实现这一部分了，于是整个第一部分非但对他无益，反而对他有害了。

认为战争中的各结果之间有联系的这种看法，可看作是一个方面的看法。同这种看法相对立的还有另一个方面的看法，即认为战争就是由一些各自独立的结果构成的，这些结果就如赌博中的各自独立的”局”一样，前几局的输赢对今后的输赢并没有影响。因此，在这里主要的只是这些结果的总和，且人们能够把每个单个的结果像筹码一样积存起来。

正如从事物的性质上来看第一种看法是正确的一样，第二种看法从历史上来看是正确的。不遇到什么困难就能获得一些微小的普通利益的情况是非常多的，战争的要素越缓和，此情况就越多。可是，正如第一种看法在战争中完全适用的情况很少一样，第二种看法不需要第一种看法的补充就在战争中到处都适用的情况也很少。

假如我们坚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一种看法，那就应该承认，每一次战争从一开始就必须看作是一个整体，统帅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必须要明确一个目标，使一切行动都指向它。

倘若我们赞成第二种看法，那我们就会去追求每一个次要的利益本身，而把其他一切留待以后解决。

上述两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全不适用的，因而，理论对它们都不能不加考虑。但是，理论在运用它们时应该区别对待:第一种看法正是基本观点，到处都应以它为基础，而第二种看法仅是第一种看法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修正。

腓特烈大帝在1742年。1744年。1757年和1758年从西里西亚与萨克森向奥地利发起新的进攻时，他明明知道，这些进攻不可能像进攻西里西亚和萨克森那样导致了长期的占领。他当时所以发起新的进攻，并不是就想通过这一行动打垮奥地利，而是想达到一个次要的目的……赢得时间及力量。他追求这个次要目的是不至于冒国家存亡之险的。然而，普鲁士在1806年，奥地利在1805年和1809年虽然确定的目标要小得很多，只是想把法国人赶过莱茵河，可是，只要它们没考虑从迈出第一步直到媾和的这段时间内在胜利或失败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系列事件，它们就不大可能顺利地达到目标。无论是要确定在不必冒险的情况下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还是要确定如何和在何处有可能阻止敌人取得胜利，考虑这些事件都是相当必要的。

仔细研究历史可以看出这两种情况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十八世纪的西里西亚战争时期，战争还只是政府的事情，人民参加战争仅仅是被当作盲目的工具。而十九世纪初，作战双方的人民已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了。同腓特烈大帝相对峙的那些统帅，全是一些遵照命令行动的人物，正因为这样，小心谨慎就成为他们主要的特征，而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敌人，却简直可说就是战神本身。

这些不同的情况不是应该引起完全不一样的考虑吗?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情况，不是应该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极端的不幸上，认为极端的不幸有可能发生甚至于非常可能发生吗?因此，这些情况使人们确定的行动和计划，不是应该完全不等同于以占领几个要塞与不大的地区为目标的场合吗?

虽然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在准备战争时已完全感觉到政治气氛中孕育着大雷雨，但它们没有采取与此相应的行动和计划。当然，它们也同样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们从历史中还不可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也正是1805年。1806年和1809年的战局以及以后的战局，才让我们容易得出具有破坏力的现代的绝对战争的概念。

因此，理论要求:在每一次战争中，首先应根据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概然性来认识战争的特点和主要轮廓。假如根据这种概然性，战争的特点愈接近于绝对战争，战争的轮廓包括交战国的群众越广与把他们卷入旋涡越深，那么战争的每次事件之间就越有联系，在迈出第一步以前就越有必要先考虑好最后的一步。

二 关于战争目标的大小和使用力量的多寡

我们必须给予敌人的压力多大，这取决于我方与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如果双方都已了解对方政治要求的大小，那么使用力量的尺度就会是相同的。可是，双方政治要求的大小并不总是很明显的，这也许是双方使用的手段所以不同的第一个原因。

各国的地位与情况不同，这也许是第二个原因。

各国政府的意志力。特点和能力很少相同，这也许是第三个原因。

上述三点让我们不能准确地估计会遇到多大的抵抗，因此不能准确地确定应该使用什么手段和可以提出什么目标。

由于在战争中使用的力量不够，不但可能得不到什么成果，反而会遭到严重的损失，因此双方都力图在这方面胜过对方，于是就产生相互作用。

这种互相作用可能使人们在使用力量方面趋向了极端(如果这个极端是可以确定的话)。这样一来，就会不考虑政治要求的大小，手段就会失去同目的的一切联系。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大限度使用力量这个意图往往会因为自己内在关系的牵制而不能实现。于是进行战争的人又回到折衷的道路上来，在行动时就或多或少地遵循这样的原则，就是只使用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力量以及确定为达到政治目的所必需的目标。为了遵循这个原则，他必须放弃任何取得成果的绝对必然性，而不再去考虑那些遥远的可能性。

在这里智力活动离开了严格的科学领域，即离开了逻辑学与数学的领域，而成为艺术，也就是成为一种能够通过迅速的判断从大量事物和关系中找出最重要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来的能力。这种迅速的判断显然正是或多或少不自觉地对各种因素及关系进行比较，这比进行严格的推论能够较迅速地抛开那些关系不十分密切和不重要的东西，能较迅速地找出关系最密切与最重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明确进行战争要使多少手段，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必须考虑敌国和我国的力量和各种关系;必须考虑敌国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它们的能力，以及我方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还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政治结合关系同战争可能对它们发生的影响。不难理解，考虑和比较这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事物是一道难题，只有天才的真正眼力才能在其中迅速地找出正确的东西，仅仅靠呆板的研究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复杂的事物的。

在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这是一道就连牛顿那样的人也会被吓退的代数难题。

若说在这里各种关系极为复杂和极为广泛，而且还缺少正确可靠的尺度，因而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不能不看到，虽然这一问题无比的重要性并不会再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及困难程度，但却能增加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危险与责任感对普通人来说，不但不能使他们精神的自由和活动得到增强，反而会受到减弱，可对有些人来说，却能使他们的判断更为迅速，更为准确，毫无疑问，我们说的这些人全是少有的伟大人物。

因此，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也只有根据对各种关系的总的观察(包括了解当时的具体的特点)，才能判断即将来临的战争。战争可以追求的目标与必要的手段。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此判断像在军事活动中的任何判断一样，决不大可能是纯客观的，它取决于君主。政治家与统帅的智力特点和感情特点(不论这些特点是否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当我们观察时代及环境形成的各个国家的总情况时，问题就会具有一般的性质了，就比较适于进行抽象的研究了。在这里我们得概略地看一看历史。

半开化的鞑靼人。古代共和国。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和商业城市。十八世纪的国王以及十九世纪的君主和人民，他们都有各自不相同的自己的战争方式，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各不相同，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

鞑靼部族经常寻找新的住地。他们携带着妻儿老小全族出征，因而人数的众多是任何军队都比不上的。他们的目标是令敌人屈服或赶走敌人。倘若他们文明程度较高，他们用这种手段就可以很快地打垮自己面前所有的敌人。

古代共和国的版图都很小，它们的军队特别小，因为它们把广大的群众……平民排除于军队之外。这些国家的数量很多，彼此十分接近，以至于它们在自然形成的均势中总会遇到一些障碍，使他们不能采取大规模行动。因此，它们的战争也只限于劫掠平原和占领少数城市，目的是在这些地方以后能保持一定的势力。

罗马共和国例外，但是这也只是在它的晚期。为了掠夺物资，为了与自己的邻国建立同盟，它曾长期地用少数的军队和邻国进行小规模的战争。它逐渐地强大起来，但主要不是通过真正的征服，而是通过结盟，在同盟中邻近的各民族渐渐同它融为一体了。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整个下意大利以后，它才能真正开始进行征服活动。迦太基灭亡了，西班牙与高卢被征服了，希腊屈服了，罗马的统治扩展到了亚洲和埃及。在这个时期，它没有耗费太大的力量就维持了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这是因为它占有丰裕的财富。这样一来，它与古代的共和国不同了，和自己过去的情况不同了。它成了独一无二的强国。

同样，就其方式来说亚历山大所进行的一些战争也是独一无二的。他用自己那支人数少。但以组织完备著称的军队，推翻了亚洲的一些国家的腐朽的建筑。他毫无间歇和毫无顾忌地长驱直入辽阔的亚洲，一直到印度。共和国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也只有国王亲自指挥军队，才能够这样迅速地完成这样的事业。

在中世纪，大小的君主国用封建的军队进行战争。在这个时期，一切行动都只能是短暂的。凡是不能在这个短时期内完成的事情，就只得被看作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封建的军队本身是由封建从属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每个部分组成的，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一半是法定的义务，一半是自愿的同盟，整体就是一个真正的邦联式的集合体。装备和战术建立在以自己的力量自卫的基础上，建立在个人战斗的基础上，因此不适用于较大的军队。总而言之，在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那样，国家的结构是如此的不牢固，各个成员如此的不受约束。这一切都决定了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这些战争进行得比较迅速，军队很少在战场上停留，战争的目的大多也只是惩罚敌人，而不是打垮敌人，只是掠夺敌人的牲畜，烧毁敌人的城堡，在这以后就回家了。

大的商业城市与小的共和国使用雇佣兵进行战争。这种军队费用相当大。因而人数大大受到限制。从它们的战斗力来看，它们的价值就更小。至于高度地发挥力量，当然就根本谈不上了，作战时它们大多只是装装样子而已。简而言之，仇恨感与敌忾心不再推动交战的国家直接参加行动，而是变成交易用的商品。战争中的危险大部分消失了，战争性质完全改变了，人们根据战争的性质为战争确定的一切，对这种战争已经完全不适用了。

封建的领地制度逐渐变成对整块领土统治的形式，国家的结构要比从前紧密了，人身义务变成了物质义务，其中大部分逐渐被金钱支付所代替，领军饷的士兵替代了封建的军队。它们的过渡形式是雇佣兵，因而有一个时期也是较大的国家的工具。但是，这种情况维持不久，短期的雇佣兵变成了长期的领军饷的士兵，于是各国的军队就成了依靠国库供养的常备军了。

军队逐渐向常备军这个方向发展，自然就产生了这三种类型的军队凭借多种多样的方式同时并存的现象。亨利四世时代，封建军队。雇佣兵与常备军就是同时并存的。直到三十年战争时期仍有雇佣兵，甚至于到十八世纪，还能看到雇佣兵的个别残迹。

正像这些不同时期的军队是不相同的一样，欧洲各国的其他情况在不同时期也是各不相同的。当时的欧洲基本上分裂成了许许多多的小国，在这些国家中有一些是内部动荡不定的共和国，有些是政府权力极其有限的。不巩固的小君主国。这样的国家根本不能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只能看作是一些力量的松懈的结合体。所以，我们不能把这样的国家看作是据简单的逻辑法则就能够行动的组织。

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中世纪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我们想提及一下德意志皇帝在五百年间连续不断地向意大利进行的远征，他从来未彻底占领过意大利，甚至从来没有抱有这样的意图。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一种常常反复出现的错误，是一种有时代根源的错误观点的表现。可是，较合理的是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上百种重大的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虽然我们也能够大体上深入地了解它们，但不能像同它们接触的当事者如此深刻地体会它们。只要从这种混乱状态中产生出来的大国需要时间进行巩固和发展，它们的力量和努力主要就只能用在了这方面。因此，这些大国很少发动反对外部敌人的战争，即便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战争也带有着参战国不够巩固的特征。

英国对法国的战争是最早的这一类战争，当时法国还不能算作真正的君主国，只能把它看作公国及伯爵领地的结合体。英国在当时虽然更加接近于一个统一体，也仍然是在国内动荡不定的情况下用封建军队进行战争的。

在路易十一时代法国朝国内统一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查理八世时代便成为侵略意大利的强国，到路易十四时代，它的国家和常备军得到了极高度的发展。

西班牙于联合王斐迪南时代已开始统一，通过偶然的联姻在查理五世时代迅速形成了由西班牙。勃艮第。德意志和意大利组成的强大的西班牙王国。这个巨人用金钱弥补它在统一及内部巩固方面的不足，它的常备军就成了一支首先能够同法国的常备军相抗衡的军队了。查理五世退位以后，这个强大的西班牙巨人便分裂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部分。这时，由于奥地利得到了波希米亚和匈牙利而增强了力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强国，并把德意志邦联像拖船一样拖在自己的后边。十八世纪我们所见到的常备军，在十七世纪末叶，即路易十四时代，已发展到了顶点。这种军队正是靠征募和金钱建立的。这时，各国已经形成完整的统一，各国政府都把自己臣民的人身服役改为金钱纳税，它们的全部力量于是就集中表现在自己的金库上。因为文化迅速发展，行政管理日益健全，国家力量同以前比较起来已变得非常强大。法国能够以数十万常备军出征，其余各强国也都可以派出相应数量的军队。

各国的其他情况也同以前不同了。欧洲分成了二三十个君主国与几个共和国，可以想象，其中两个国家进行一场巨大的战争，不像从前那样，必然牵涉到为数十倍的其他国家。政治关系仍然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结合，可是它们是可以观察到的并且随时可根据概然性加以确定的。

各国都已变成了内部关系十分简单的君主国，等级的权利与影响已逐渐消失，政府是个完全的统一体，它对外代表国家。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有个适用的工具和独立的意志，战争就能够具有同它的概念相互符合的形态。

在此时期又出现了三个新的亚历山大: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与腓特烈大帝。他们企图利用数量少但组织完备的军队把小国建成强大的王国，并打垮所有的敌人。他们假如也同亚洲的国家发生过战争，那么就其作用来说他们和亚历山大就更相似了。无论如何，从他们在战争中敢作敢为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看作是拿破仑的先辈。

然而，战争从这方面获得的威力和彻底性，又因为另一方面的原因而失去了。

军队是靠国库维持的，君主几乎把国库看成是他私人的金库，至少看作是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的东西。同其他国家的关系，除了一些贸易往来以外，大部分只涉及国库或者政府的利益而不涉及人民的利益，至少这正是一种普遍的看法。因此，政府以巨大财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不断努力增加财富，但是它的臣民对此却没有多大兴趣。鞑靼人出征时，是全体人民参加战争，在古代共和国和中世纪，是多数人民……如果人民这一概念只限于指国家真正的国民而言……参加战争，可在十八世纪的这种状态下，人民根本未直接参加战争，只是通过其一般素质的优劣对战争有一些间接的影响。

这样，当政府脱离了人民并把自己看成是国家的时候，战争也就纯粹是政府依靠国库内的金钱和本国的。邻国的无业游民所从事的事业了。于是各国政府所能够使用的手段就有了一定的限度，就是说使用手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有了一定的限度，这种限度是作战双方彼此都能估计出来的。有了这种限度，战争的最危险的方面就消除了，即趋向极端的趋势和与此有联系的一系列难以估计的可能性就消失了。

人们大体上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金钱。财富与信用贷款，也可以知道敌国有多少军队。在战争开始时大量增加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知道了敌人最多会有多大的力量，自己不致遭到完全的毁灭就有了相当的把握;意识到自己力量有限，也就会选择适当的目标。既然不致遭到极端的打击，自己也就没有必要去追求极端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必然性不再驱使人们去追求极端，只有勇气和荣誉心还能促使人们追求极端，可是这在国家关系中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君主甚至于自己担任统帅也不得不谨慎地对待战争工具。如果军队被粉碎了，他就无法建立新的军队，并且除了这支军队以外，他什么也没有了。这要求在采取行动时特别慎重。只有当时机极为有利时，才可以使用这种代价很高的手段。统帅的艺术就在于善于创造这样一种极为有利的时机。在这种时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仿佛人们就无事可做，就没有理由采取行动，一切力量也就是所有的动机就都像是静止的。进攻者最初的动机也就消失于谨慎与踌躇之中。

这样，实质上战争已变成真正的纸牌游戏，洗牌的是时间和偶然性。战争就其意义来说只是一种比较强硬的外交，是一种比较有力的谋求谈判的方式，在这里会战与围攻是重要的外交文书。即便是荣誉心最强烈的人，他的目标也只不过是谋取适当的利益，以便缔结和约时作为资本。

我们已说过，战争所以具有这种有限的。规模较小的形态，是因为它所依靠的基础是窄小的。但是，像古斯达夫。阿道夫。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这样出色的统帅和国王，率领他们出色的军队所以没能超出一般的水平，所以不得不满足于取得普通的战果，是由于欧洲存在着政治均势。以前，当欧洲存在着许多小国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完全自然的利害关系，距离近。接触多，存在着亲戚关系和个人友谊，这一切都可阻止个别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而如今国家变大了，它们的中心之间的距离远了，这一点就由各国外交事务的更大发展来实现了。政治利害关系。引力和斥力已形成一个非常微妙的体系，以至于没有所有国家的政府参与，在欧洲已发生不了任何炮击。

因此新的亚历山大，除了一把利剑以外还不得不拿起一支好笔，即便如此，他在征服别国方面还是很少有大的进展。

路易十四虽然企图破坏欧洲的均势，而且在十七世纪末他已不必担心普遍对他的敌对情绪，可是他仍然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战争的，这恰是因为他的军队虽然是最强大。最富有的王国的军队，但是就其性质来说，仍同其他王国的军队是一样的。

对敌国进行掠夺和破坏，在鞑靼人时代。古代各民族时代，甚至于在中世纪都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现在已不符合时代的精神了。人们都有理由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无益的和野蛮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容易遭到报复，并且它所打击的与其说是敌国政府，不如说是敌国的臣民，因而起不了作用，它只能够使各民族的文化水平永远处于落后状态。因此，战争不仅就其手段来说，而且就其目标来说，都越来越局限于军队本身。军队及其要塞和构筑良好的阵地形成了国中国，战争要素在其中就慢慢地消失了。整个欧洲都因为有这种趋势而感到高兴，并认为这是智力进一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虽然这是种误解(正像我们以前已经说过，而且以后还要再说的那样，智力的进一步发展决不会导致矛盾，决不可能使二乘二等于五)，可对各国人民来说，这种变化却起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变化促使战争更纯粹是政府的事情，更同人民的关系疏远了。在此时期，一个国家假如是进攻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大多在于占领敌国的这个或那个地区;一个国家倘若是防御者，那么它的战争计划就在于阻止敌人达到这个目的;而各个战局计划在于攻占敌人的这个或那个要塞，或阻止敌人攻占自己的要塞;只是当为了达到目的会战是不可避免的时候，才寻求和进行会战。如果会战不是不可避免的，只是由于统帅求胜心切而寻求会战，那么，他就会被认作是卤莽的统帅。通常，一次战局只会进行一次围攻，最多进行两次围攻就结束了，而冬营已经被认为是必然的休战时期。冬营期间，一方的不利状态决不会成为另一方的有利条件，双方的相互接触几乎完全中断，所以说，冬营成了一次战局与另一次战局之间明显的边界。

如果双方的力量过于均衡，或者进攻的一方显然是弱者，那么就连会战和围攻也不会发生，一次战局的全部活动于是就只限于保持某几个阵地与仓库或者按部就班地蚕食敌人的某些地区。

只要战争到处是这样进行的，战争威力受到的自然限制始终是这样直接和明显，人们在上述状态中就不会发现矛盾，就会认为这一切都处于最正常的状态之中。从十八世纪开始的对军事艺术的评论只注意到战争的个别问题，不大考虑战争的开始和结局。于是便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关于伟大和完美的统帅的说法，甚至于连道恩元帅也似乎应该看作是伟大的统帅，尽管他的功绩主要是让腓特烈大帝完全达到了目的，而使玛利亚。特利莎完全没达到目的。在那个时候，只是间或出现过精辟的见解，出现过含有健全的理智的见解，认为如果拥有优势的兵力，就应该争取到某种积极的成果，否则，无论玩弄什么技巧都是没把仗打好。

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情况就是这样。奥地利和普鲁士试着运用它们的外交式的军事艺术进行战争。不久，这种军事艺术就显得不够用了。在当时，人们按照习惯的方式观察事物，将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大的军队上，可是，在1793年出现了一种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战争突然又成为人民的事情，而且成为全部都以国民自居的三千万人的事情。我们不能在这里研究产生这种伟大现象的详细情况，只能探讨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论。由于人民参加了战争，于是，不是政府和军队，而恰是全体人民以其固有的力量来决定问题了。这时，能使用的手段和所能作出的努力已经没有一定的界限了，用来进行战争的力量再也遇不到任何阻力了，所以，对敌人来说危险也是最大的。

假如说，在上述情况下整个革命战争还没有使人充分地感觉到它的威力，还没有使人完全认识它，就已经过去了，倘若说革命的将领们没有毫不停顿地向最后的目标前进，没有摧毁欧洲的专制王朝，若说德意志的军队间或能够进行胜利的抵抗和阻挡对方胜利的洪流，那么，这些情况实际上也只不过是法国人进行斗争的艺术不完善所造成的。他们的这种不完善最初表现在普通的士兵身上，以后就表现在将军们身上，最后，在督政府时期表现在政府自己身上。

当一切在拿破仑手中都趋于完善之后，这支依靠全体人民的力量的军队就信心百倍地踏遍欧洲，粉碎了一切抵抗，在任何旧式的军队前面从来没有产生过犹豫。反抗的力量还是及时地苏醒了。战争在西班牙，自然而然地就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奥地利，1809年政府首先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努力，组织了预备队和后备军，结果便接近了预定的目标，做出的事情比这个国家以前认为能做到的事情还要多。1812年，俄国仿效了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先例，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条件使较迟的准备也能产生效果，而且还扩大了这种效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德意志普鲁士首先奋起行动，把战争变成了人民的事情，在人口减少了一半与根本没有金钱与贷款的情况下使兵力比1806年增加了一倍。德意志的其余各邦也先后仿效了普鲁士的先例。奥地利所做的努力虽然比1809年小，可是也出动了无比巨大的兵力。这样一来，如果把参加战争的和损失了的人员都计算在内，德意志与俄国在1813年及1814年两次战局中对法国作战大约使用了一百万人。

作战的威力在这种情况下，也比以前提高了，虽然尚没有完全达到法军的水平(在某些方面，畏缩情绪还占主要地位)，可是总的说来，战局已经不是按照旧的方式，而是按照新的方式进行了。八个月后，战场已经从奥德河转移到塞纳河，骄傲的巴黎不得不第一次低下头来，可怕的拿破仑已被捆缚着倒在地上。

战争自从拿破仑出现以后，首先在作战的一方，而后又在另一方变成全体人民的事情，于是战争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性质，或更正确地说，战争已十分接近其真正的性质，接近其绝对完善的形态。战争中用的手段已没有明显的限制，这种限制已经消失在政府及其臣民的干劲和热情之中。由于手段增多，能取得的成果的范围扩大，由于人们的激情极为强烈，作战的威力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打垮敌人便成为军事行动的目标了。只有当敌人软弱无力地倒在地上时，人们才认为能停止行动，可以据目的进行谈判了。

于是战争要素从一切因袭守旧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爆发出全部自然的力量。这是因为各国人民参加了这一重大的国家事务。而人民所以参加，一方面由于法国革命在各国内部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各国人民遭到了法国人的威胁。

上述情况是否将永远存在呢?未来欧洲的一切战争是否将都是倾全国力量进行的，因而只是为了各国人民切身的重大利益才进行的呢?或者，政府是否又会逐渐脱离人民呢?这是难以断定的，而且我们也不想武断地作出结论。只不过，对我们下面这样的说法人们是会同意的，那就是:只有当人们对着某种可能性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才存在上述那些限制，一旦这些限制被打破，就不易再恢复起来;至少，每当发生重大的利害关系时，双方的敌对情绪得用今天这样的方式来解决。

对历史的考察我们就到此为止。我们进行这种考察，并不是就想匆忙地为每个时代规定一些作战原则，而仅仅是想指出，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战争，各有自己特有的限制条件和范围。因此，虽然到处及时常有人企图根据哲学原理制定战争理论，每个时代仍然保留有自己的战争理论。由此可见，在判断各个时代发生的事件时，必须考虑各个时代的特点，只有那些不在琐碎的细节上纠缠，而去洞察大事件，深入地了解每个时代的特点的人，才能对当时的统帅有正确的了解与评价。

可是，受国家和军队的特殊条件限制的那些作战方法，还必然带有某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东西，甚至带有某种完全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首先应该来研究的。

最近，战争已经获得了绝对的形态，战争含有普遍适用的与必要的东西是最多的。然而，正像战争一旦突破了限制就不可能重新被紧紧地束缚住一样，将来的战争恐怕也不会都具有这种规模巨大的特性。因此，如果理论只是研究这种绝对战争，那么，它就会把战争性质由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排斥在外，或把这些情况当作错误而加以责难。这不可能是理论的目的，因为理论应是研究现实情况中的战争的学说，而不是研究想象中的战争的学说。因此，理论在考察。区别与整理各种事物时，永远要考虑产生战争的情况的多样性，因此，它在确定战争的大致轮廓时，应考虑时代及当时情况的要求。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指出，进行战争的人提出的目标和拥有的手段，正是根据他所处的具体情况确定的，同时又会具有时代及一般情况的特性，最后，它们还要服从于从战争的性质中必然得出的一般的结论。

第四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探讨

……摧毁敌人…… 战争目标，就其概念来说，永远应该是打垮敌人，这正是我们的论述所依据的基本观点。

那么什么叫打垮敌人呢?为了打垮敌人，并不是需要占领敌国全部国土的。假如联军在1792年攻占了巴黎，对革命党的战争可能在当时就结束了，甚至根本就不需要先击败它的军队，因为这些军队还不能看成是起主要作用的力量。与此相反，如果拿破仑在1814年还统率着大量的军队，联军即使攻克了巴黎，也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可是，拿破仑的军队在当时已经绝大部分被消灭了，所以，在1814年和1815年占领了巴黎就决定了一切。如果拿破仑1812年能够在占领莫斯科以前或以后，像他在1805年粉碎奥地利军队和1806年粉碎普鲁士军队那样，完全粉碎卡卢加公路上的十二万俄军，那么，虽然还有大片俄国国土没有占领，他对俄国首都的占领就很可能会导致媾和。1805年，决定一切的是奥斯特里茨会战，在这次会战以前，虽然拿破仑占领了维也纳与奥地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可这并没有能迫使对方签订和约。可是，另一方面，在这次会战以后，尽管整个匈牙利的领土仍保持完整，也没能够阻止和约的缔结。使俄军在这次会战中遭到失败是极其必要的最后一击;亚历山大皇帝手边没有另外的军队，所以，和约的缔结是拿破仑这次会战胜利的必然结果。假如俄军已经在多瑙河畔同奥军会合，并与奥军一同遭到失败，那么，拿破仑也许根本不需要占领维也纳，于林次就能够签订和约了。

在战史上也有一些占领了敌国全部国土还不足以去解决问题的情况，如1807年在普鲁士就是这样。当时，法军在艾劳对普鲁士的盟军即俄军所取得的胜利是颇值得怀疑的，这一胜利对对方的打击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而在弗里德兰所取得的毫无疑义的胜利却像一年以前在奥斯特里茨所取得的胜利一样，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种结果也并不是由一般的原因决定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常常是一些当时不在现场就观察不到的具体的原因和许多永远都无人提及的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是些在历史中只被当作轶事趣闻加以记述的最细小的情节与偶然事件。在这里，理论所能指出的只是:重要的是密切注意两国的主要情况。这些情况可形成一个为整体所依赖的重心，即力量与运动的中心，所有力量的集中打击都必须指向敌人的这个重心。

小的总取决于大的，不重要的总会是取决于重要的，偶然的总是取决于本质的。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来进行一次考察。

古斯达夫。阿道夫。亚历山大。查理十二和腓特烈大帝，他们的重心正是他们的军队，假如他们的军队被粉碎了，那么他们也就完了。那些被国内的派别搞得四分五裂的国家，它们的重心多是首都。那些依赖强国的小国，它们的重心是同盟国的军队。在同盟中，重心是共同的利益。在民众武装中，重心是主要领导人和民众的情绪。打击应该针对这些目标。假如敌人由于重心受到打击而失去平衡，那么，胜利者就不应让对方有时间重新恢复平衡，而应该一直沿这个方向继续打击。换句话说，应该永远打击敌人的重心，而不以整体打击敌人的部分。以优势的兵力平平稳稳地占领敌人的一个地区，只求比较可靠地占领这个小地区而不去争取巨大的成果，是不能够打垮敌人的，只有不断寻找敌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所有力量，以求获得全胜，才能够真正打垮敌人。

我们不管要打击的敌人的重心是什么，战胜和粉碎敌人军队始终都是最可靠的第一步，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认为，从大量的经验来看，打垮敌人主要能采取下列几种办法:

(1)如果敌人的军队在某种程度上是敌人起主要作用的力量，就去粉碎这支军队。

(2)若敌人的首都不仅是国家权力的中心，而且也是各个政治团体与党派的所在地，就占领敌人的首都。

(3)敌人的最主要的盟国如果比敌人还强大，就有效地打击这个盟国。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敌人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的，在一般研究问题时，是能这样设想的。但是，当我们指出打垮敌人在于粉碎敌人集中在重心上的抵抗力以后，我们就必须得抛开这一设想，而来探讨另一种情况，即同我们作战的敌人不止一个特殊的情形。

如果两个或更多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一个国家，那么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进行的是一个战争。但是，这种政治上的统一体统一的程度是十分不同的。

这时的问题在于: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立的利益与追求这一利益所需的独立的力量，还是其中一个国家是主要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同力量只依附于这一个国家的利益同力量。其他国家越是依附于一个国家，我们就越可以把不同的敌人看成是一个敌人，也就越能够把我们的主要行动简化为一次主要打击。只要此做法可以实现，它就是取得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我们因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假如我们能够通过战胜几个敌人中间的一个敌人而战胜其余的敌人，那么，打垮这一个敌人就必定是战争的目标，因为我们击中了这敌人也就击中了整个战争的共同重心。

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上述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不能够把几个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这样的战争看作是两个或更多的各有其自己的目标的战争了。既然这里假设几个敌人是各自独立的，由此可见它们是占有很大的优势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打垮敌人的问题就根本也谈不上了。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谈谈打垮敌人这个目标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与适宜的。

首先，我们拥有的兵力必须足以:

(1)使我们能够对敌人军队获得一次具有决定性的胜利;(2)使我们能够经受得起必要的兵力消耗，可把胜利发展到敌人不再能够恢复均势的程度。

其次，我们在政治上的处境必须能保证，这样的一次胜利不至于招来新的强大的敌人，不致为了对付他们而丢开原来的敌人。

尽管法国1806年由于彻底打垮了普鲁士而使俄国的全部兵力同它为敌，可它当时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它有力量在普鲁士抵抗俄国。

法国1808年在西班牙也同样是有力量做到这一点的，当然这只是对英国而言，而不是对奥地利而言。1809年，法军在西班牙不得不大大地减弱自己的力量，而且假如它不是对奥地利占有很大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优势的话，那恐怕它就不得不完全地放弃西班牙了。

因此，人们对于上述像三级审判的等级一样的条件都必须仔细地加以考虑，以免于在最后一级审判中输掉前两级审判中已获胜的诉讼，从而被判负担诉讼费。

估计某种力量及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时，人们常常有一种想法，似乎时间在这里也同在力学上一样，是力量的一个因素，因而他们认为，做上一半的努力(也就是用一半的力量)在两年内可以完成以全部力量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这种见解是极其错误的，可它却有时明显地。有时隐约地成为制订出战争计划的依据。

军事行动像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事物那样，需要一定的时间。毫无疑问，人们不可能在一个星期内从维尔那步行到莫斯科。可是，像力学上时间和力量之间的那种相互关系，军事行动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时间是交战双方都需要的，问题就在于双方中的哪一方就其处境来看能够指望首先由时间中得到特殊的利益。假如双方的特殊情况可以相互抵消，那么，显然是失败者首先可以得到这种利益。这当然不是根据力学的法则，而是根据心理学的法则。嫉妒。猜忌。忧虑，有时再加上义愤全是不幸者自然的辩护士，它们一方面会给不幸者招来朋友，另一方面会削弱和瓦解不幸者的敌人的同盟。因此，时间与其说是对于征服者有利，不如说对被征服者有利。其次，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利用最初的胜利，正如我们在别的地方已经指出的那样，是需消耗巨大的力量的;这种力量的消耗不是消耗一次就可完结了的，而是像维持一个大家庭一样，不断继续着的。国家的力量虽然足以使我们占领敌人的地区，可并不是永远经得起继续占领敌人的地区所需的大量消耗的，这种情况下，国家继续供给会越来越困难，以至最后可能完全都无法供给。这样一来，仅仅时间就能使情况发生剧变。

1812年难道拿破仑从俄国人和波兰人那里掠得的金钱与其他财富，足以使他建立一支为了可靠地占据莫斯科而必须派往那里去的数十万的军队吗?

但是，如果所占领的地区十分重要，而且在这些地区中有一些地点对于未被占领的地区有很重要的意义，以致占领这些地点以后，对方的灾难就会如恶性肿瘤一样自动地蔓延开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占领者即使不再采取其他任何行动，也将是所得多于所失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被占领者得不到外来的援助，那么，时间就会完成占领者已经开始了的行动，还未被占领的地方也许会自然陷落。可见，时间也可能成为占领者的力量中的一个因素。只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下述场合才能发生，那就是失败者已经不再能进行反攻，局势不可能发生有利于他的剧变，就是说他的力量中的这个因素对占领者已不再起作用了，因为占领者早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事情，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简而言之，敌人已被打垮。

我们通过上面的论证是要说明占领完成得越快越好，倘若我们完成占领的时间超过了完成这一行动的绝对必需的时间，那不但不能使占领变得更容易，反而会使占领变得更困难。如果说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同样正确的是:只要有着足够的力量占领某一地区，就该一鼓作气地完成这种占领，而不应有什么中间站。当然，这里所说的中间站，不是指集中兵力和采取这种或者那种措施所需的短暂的平静时间，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述观点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战的一重要特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已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反对不停顿地继续不断地占领的见解，即打破了那种认为十分缓慢的。所谓有步骤的占领更有把握和更为谨慎的见解。但是，甚至对于至今一直赞同我们的那些人来说，我们的主张可能看起来也像是奇怪的论调，同最初的提法是有矛盾的，并且，我们的主张同那种在书籍中出现过千百次的根深蒂固的陈旧偏见是十分对立的，因此，我们认为最好对那些与我们对立的没有根据的道理作进一步的探讨。

较近的目标当然比较远的目标容易达到，可是，如果较近的目标不符合我们的意图，那么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停一停，有一个停歇点就能比较容易地走完下一半路程。一次小的跳跃当然比一次大的跳跃要容易些，可是，任何想跳过一条宽沟的人都不会先只跳一半而跳进沟里去。

我们如果进一步考察一下，什么是有步骤的进攻战，那么我们便会发现，这个概念通常可包括以下一些基本内容:

(1)夺取所遭遇到的进攻中的敌人的要塞;

(2)积存必要的储备品;

(3)于仓库。桥梁。阵地等重要地点构筑坚固工事;

(4)军队在冬营或教员舍营中休息;

(5)等着来年的补充。

人们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就把整个进攻划分成若干阶段，在运动中确定若干停歇点，他们认为，这样就可获得新的基地和新的力量，就如同自己的国家跟在自己军队的后边一样，就像军队随着每一次新的进军都能获得新的力量一样。

所有这些可以带来的赞美的目的也许使进攻战更便于进行，可是却不能保证取得进攻战的成果，并且，这种做法大多只不过是用来掩饰统帅心情矛盾或者政府缺乏坚决进攻精神的借口。我们想按相反的顺序一一予以批驳。

(1)等待新的补充对双方来说是同样需要的，可以说，敌人期待补充的心情更为迫切。此外，一国家在一年内所能够征集的军队同在二年内所能征集的军队比较起来，在数量上是差不多的，这是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一个国家在第二年内实际所能增加的力量，与总数比较起来是十分微不足道的。

(2)当我们休息时，敌人在同一时间内也得到了休息。

(3)在城市内及阵地上构筑坚固工事不是军队的事情，所以不能成为停止不前的理由。

(4)据军队目前所采取的给养方法来看，军队在驻止时比在前进中更需要仓库。当前进很顺利时，常常会把敌人的储备品占为己有，到了贫瘠的地区，这些物资可解决给养不足的问题。

(5)夺取敌人的要塞不能看作是进攻的停顿，相反，是更为猛烈的进攻。因此，夺取要塞所引起的表面的停顿实际上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情况不是一回事，这种停顿不是进攻力量的停止和缓和。可是，对某个要塞是进行真正的围攻好，还是进行单纯的包围或者单纯的监视好，这是依当时的具体情况才能决定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只能一般地指出，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确定，在进行单纯的包围的同时继续前进是否还会遭到极大的危险。如不会遭到极大的危险，并且还有力量继续进攻，那么，最好是把正式围攻推迟到整个进攻行动的最后进行。因此，不应热衷于立即保住已夺得的东西而忽视更为重要的东西。

在继续前进时，已经获得的东西从表面上看来当然又会有立刻丢失的危险。

据上面所讲的我们认为:在进攻战中任何划分阶段。设立停歇点与中间站的作法都是不合理的，当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应把它们看作是祸害，它们不会使取得成果更有把握，而会使取得成果更没把握。假如我们不想违背普遍真理，那么就必须承认从中间站出发(这在我们力量弱时往往是不可避免的)通常是不可能向目标作第二次前进的;若第二次前进是可能的，那么中间站就是不必要的;假如我们的力量一开始就远不足以达到预定的目标，那么，它始终会达不到目标。

所谓普遍真理就是这样，我们说，我们所以谈到它，只想借以消除那种认为时间本身似乎对进攻者有利的思想。但是，政治关系可能是逐年变化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会常发生同这种普遍真理相互背离的情况。

以上所谈的可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一般的观点，而只注意进攻战了。实际上全不是这样。当然，那些能够确立以彻底打垮敌人为目标的人，是不会轻易采取仅以保持已占有的东西为直接目标的防御的。只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坚持的看法是:没任何积极因素的防御，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会是自相矛盾的。同时我们要一再重复地指出:任何一次防御，一旦它用尽了防御的利益，就应根据自己的力量转入进攻。因此，我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打垮敌人看作是这种进攻所能有的目标，也就是说，也应该把它看作是防御的本来的目标(不管是大目标还是小目标)，并且我们应该指出，可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作战的一方虽然抱有打垮敌人的远大目标，在开始时却宁愿采用防御的形式。1812年战局能证明这种看法并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起初亚历山大皇帝确有可能没有想到，他所进行的战争能如同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完全打垮敌人。但是，难不成他不可能有打垮敌人的想法吗?而且，俄国人在当时虽已抱有这种想法，但是战争开始时仍然采取防御形式难道不也是很合情理的吗?

第五章 对战争目标的进一步

探讨(续)……有限目标……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说过，打垮敌人如果可以实现，就应看作是军事行动本来的绝对目标。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下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时还会有什么其他的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追求这一目标的一方必须在物质上或者精神上占有很大优势，或具有卓越的敢作敢为的精神，即富于冒险的精神。在不具备了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目标只能有两种:或者是夺取敌国的一小部分或不很大的一部分国土;或是保卫本国的国土，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的到来。后一种目标常常是防御战的目标。

具体场合究竟确定前一种目标适当还是确定后一种目标适当，我们关于后一种目标所说的那句话对我们作了启示。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是假定未来的确有可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时机。所以只有在具有这种前景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有理由进行等待，即进行防御战。相反，如果未来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前景，而给敌人带来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只能采取进攻战，即，应当充分利用当前的时机。

第三种情况(这也许是最常见的情况)是:双方都不能够期待未来带来什么肯定的东西，即，双方都不可能从未来的前景方面得到任何行动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进攻战的显然是从政治上来看处于进攻的一方，即抱有积极动机的一方。因为他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战争准备的，无谓地浪费时间于他来说，是一种损失。

我们在这里决定何时应该采取进攻战。何时应采取防御战所依据的理由同作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没有任何关系。有些人认为，作这种决定时把兵力对比作为主要的根据似乎更合理些，但我们认为，这样做，恰好就是离开了正确的道路。对我们这个简单的推论在逻辑上的正确性是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的，如今我们想看一看，这种推论在具体情况下是否是不合理的。

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同一个兵力占极大优势的国家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小国已预见到自己的处境会逐年恶化。假如它不能避免这次战争，那它不是必须利用它的处境还不太坏的这一段时间吗?因此，它也只有进攻。然而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进攻本身会给它带来什么利益，而是因为它或要在不利的时期到来以前完全解决问题，或者要至少暂时取得一些利益供以后利用。这种说法并不是不合理的。倘若这个小国确知敌人很快会向它进攻，那么它就可以而且应利用防御来对付敌人，以便取得最初的成果，它这样做也不至于遭到丧失时间的危险。

其次，我们设想一个小国和一个较大的国家交战，并且未来的情况对它们的决心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这个小国在政治上是进攻的，我们也只能够要求它进攻对方。

这个小国既然敢于给自己提出积极的目的来对抗一个较强的国家，那么，倘若敌人不先进攻，它就必须采取行动，即进攻敌人。等待是荒谬的，除非这么个小国在实施行动时改变了自己的政治决心。在实施行动时改变政治决心是常见的，这在不小的程度上使战争具有不肯定的特点，对这样的特点哲学家也会不明白应该怎么办。

在对有限目标的考察中我们接触到有限目标的进攻战和有限目标的防御战。我们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考察这两种战争。可是，在这以前还必须先谈谈另一方面的问题。

我们直到目前为止，只是从战争目标本身内在的原因来研究战争目标的变化的。至于政治意图的性质，我们仅就政治意图是否追求积极的东西这一点对它进行了考察。政治意图中所有其他一切本来是同战争本身无关的，可是，我们在第一篇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里已经承认，政治目的的性质。我方或者敌方的要求的大小及我方的整个政治状况事实上对战争起着最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我们想在下一章里专门研究一下这么个问题。

第 六 章

一 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个国家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如同对待本国的事情那样认真，那是永远不会有的。其他国家有事时，它只会派出一支数量不大的援军;如果这支援军失利了，它也就认为尽到了义务，于是就尽可能地寻求便宜的脱身之计。

欧洲政治中向来有种惯例，即加入攻守同盟的国家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可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必然与另一个国家同仇敌忾，利害一致，它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多少力量，只彼此预先约定派出一定的。通常为数相当有限的军队。在履行这种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认为自己同敌人已经处于必须以宣战开始和以缔结和约告终的真正的战争中。而且，就是这种概念也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十分明确的，它在运用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同盟国假如能把约定提供的一万。二万或三万援军完全交给正在作战的国家，使它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使用，让它可以把这支援军看作是雇来的部队，那么，事情就有了某种内在联系，在这方面战争理论也就不致完全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了。可是，实际上事情远非如此。援军通常都有自己的统帅，统帅只会按照本国宫廷的意志行事，而本国宫廷给他制定的目标，是同宫廷的不彻底的意图一致的。

甚至当两个国家一起同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战争时，也并不全是意味着这两个国家都必然会把第三个国家看作誓不两立的敌人，它们经常会像做生意那样地行事。每一个国家都据它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得到的利益投入三四万人作为股金，并且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能再承担任何损失。

不仅仅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些对它没有任何重大关系的事情去援助另一个国家时是这样，甚至当两个国家有很大的共同利益时，援助也并不是毫无保留的。而且同盟者通常也只是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便于将来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加以使用。

这种对同盟战争的态度是十分普遍的，只不过到了现代，当极端的危险驱使某些国家走上自然的道路时，当无限制的暴力迫使某些国家(如屈从于拿破仑的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才不得不采取自然的态度。过去那一种态度带有不彻底性，是很不正常的，因为战争与和平在根本上是两个不能划分阶段的概念。可是，这种态度并不仅仅出于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并且也渊源于人类所固有的局限性及弱点。

最后，就是在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的战争中，战争的政治原因对于战争的进行也有强烈的影响。

我们如果只要求敌人做出不大的牺牲，那么，我们就会满足于通过这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且我们会认为，通过不太大的努力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敌人大体上也会作同样的考虑。一旦这一方或那一方发现自己的估计有些错了，发现自己并不像原来希望的那样比敌人强，而是比敌人弱，他常常就会感到缺乏军费和其他种种手段，就会在精神上缺乏足以激起较大干劲的力量。因此，他只好尽量地应付，希望未来发生对他有利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如同一个久病的人一样有气无力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战争中的相互作用。每一方都想胜过对方的竞争。暴烈性与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动机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会不冒危险地在大大地缩小了的范围内进行活动。

如果我们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具有着这样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而且我们甚至不能不承认仍旧存在着目的仅仅在于威胁敌人而支持谈判的战争。

如果战争理论要成为而且始终成为哲学的探讨，那么，它在这个问题上显然就会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在这里它找不到包含于战争概念中的一切必然的东西，因而它就会失去它所以能够成立的一切根据。虽然如此，不久就有了一条自然的出路。军事行动中的缓和因素越多，或更确切地说，行动的动机越弱，行动就越消极被动，行动就越少，就越不需指导原则。这样，整个军事艺术就只不过是小心谨慎，它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使摇摆不定的均势不致突然发生对自己不利的变化，使得半真半假的战争不至于变成真正的战争。

二 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是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利益相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探讨的，有时我们从这一方面，有时从另一方面进行探讨，以免会忽视这两个对立着的因素的任何一个，这种对立的根源还存在于人的本身，因此，通过哲学的思考是不能解决的。我们现在，想寻找这些矛盾着的因素在实际生活中由于部分地相互抵消而结成的统一体。假如不是有必要明确地指出这些矛盾和分别考察各个不同的因素，我们本来在一开始就能谈这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是这样一个概念:战争假如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可以独立的东西。

人们当然都知道，战争仅仅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引起的。可是，人们通常作这样的想象:似乎战争一爆发，政治交往即告中断，就出现一种只会受本身规律支配的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反，我们却认为，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来继续。我们所以说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断，也不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无论使用怎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仍是继续存在的;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循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会是贯穿整个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难道还可作其他的设想吗?难道随着外交文书的中断，人民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就中断了吗?难道战争不正好是表达它们的思想的另一种文字和语言吗?战争当然有它自己的语法，可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因此，决不能使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考察战争，那么，它就会割断构成关系的一切线索，且会得到一种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东西。

当战争甚至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这个要素的不受限制的发泄时，也必须这样看问题，因为所有那些作为战争的基础的和决定战争的主要方向的因素，像我在第一篇第一章中所列举的: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不是也都带有政治的性质吗?它们不是都同整个政治交往紧密结合而不可分的吗?现实战争同时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于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本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太可能服从其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看作是另外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假如我们再考虑到这些，那么就更必须像上面那样看问题了。

政治在使用战争时，总是不管那些产生于战争性质的严密的结论的，它极少考虑最终的可能性，而只以最直接的概然性作为依据。倘若整个行动因而出现了大量的不确实性，以致变成一种赌博，那么，每个政府的政治就都想在这场赌博中，用机智和锐敏的眼力超胜过敌人。

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摧毁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工具，把要用双手和全身气力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剑，有时甚至于变成比赛用的剑，政治可以用这把剑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与防刺。

这样一来，战争就使秉性胆怯的人所陷入的矛盾自行解决了，倘若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解决的话。

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那么，战争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能会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所以，当我们这样看待战争时，不但没有必要去忽视这种具有绝对形态的战争，而且相反地还应该经常不断地考虑到它。

只有依据这样的看法，战争才又成为一个统一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所有的战争看作是同一类的事物，而且只有这样，在判断时才会有一个正确而恰当的立足点及观点，而这种立足点和观点是我们制订和评价大的计划时所应当依据的。

当然，政治因素并不能深入地渗透到战争的每个细节部分，配置骑哨和派遣巡逻哨，是不需要以政治上的考虑作依据的。可是，政治因素对制订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却有决定性影响的。

所以，我们也没有在一开始就急于提出这个观点。在研究着个别问题时，这个观点不但对我们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它却是不可缺少的。

一般地说来，在生活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准确地找出理解和判断事物所必须依据的观点并坚持这一观点，因为只有从一个观点出发，我们才会对大量的现象有统一的理解，而且也只有观点的统一，我们才不致陷入矛盾。

所以，既然制订战争计划时不能有两个或更多的观察事物的观点，譬如忽而根据军人的观点，忽而根据行政长官的观点，忽而根据政治家的观点等，那么，我们就要问: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的是否必然就是政治呢?

我们探讨问题的前提是:政治在它本身中集中与协调内政的一切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一切利益和哲学思考所能提出的一切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它无非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至于政治有时也会具有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这里想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作为政治的导师。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政治看作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

因此，现在的问题仅是:在制订战争计划时，是政治观点应让位于纯粹的军事观点(假设这种观点可以想象的话)，即政治观点完全地消失或从属于纯粹的军事观点，还是政治观点仍是主导的，而军事观点应从属于它。

只有在战争是单纯由敌对感情引起的殊死斗争的情况下，才能设想政治观点会随着战争的爆发而消失。这样，正像我们上面说过的那样，现实战争无非是政治本身的表现。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那是荒谬的，因为战争正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也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我们想一想现实战争的性质，回忆一下在本篇第三章中已讲过的，我们首先应该根据由政治因素和政治关系产生的战争的特点与主要轮廓的概然性来认识每次战争，而且时常……在今天，甚至我们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把战争看成是一个各个部分不能分离的有机的整体，也就是说，各个部分的活动都必须汇集到整体中去，并从整体这个观念出发。这样我们，就会完全确信和明白，借以来确定战争主要路线和指导战争的最高观点不能是别的，只会是政治观点。

制订的战争计划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像一个铸件那样完整，对它的理解与评价就比较容易与合乎情理，它的说服力就比较强，它所依据的理由就比较充分，历史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之间的冲突就至少不会再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如果出现了这种冲突，也只能认为正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完善的缘故。如果政治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那么它就违背了政治应该了解它想使用的工具这一前提，也就是违背了一个应有而不可缺少的前提。倘若政治能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的什么样的方向是与战争目标相适应的，就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简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领域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依据这一观点，对一个大规模的战争事件或者它的计划进行纯军事的评价是不能容许的，甚至是有害的。在制订战争计划时向军人咨询，如有些政府常做的那样，让他们从纯军事观点来判断，那确实是荒谬的。而有些理论家要求把现在有的战争手段交给统帅，要统帅根据手段制订一个纯军事的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那就更加荒谬了。一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军事尽管非常复杂，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战争的最主要轮廓仍始终是由政府决定的，用专门的术语来说，只不过是由政治当局，而不是由军事当局决定的。

这全是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倘若对政治关系没有透彻的了解，是不可能制订出战争所需要的主要计划来的。当人们说政治对作战的有害影响时(人们是常常这样说的)，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完全不是他们想要说的意思，他们指责的其实并不是政治于作战的影响，而是政治本身。如果政治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政治同它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么，政治就其本身的意图来说就只会对战争发生有利的影响。当这种影响同目标不一致时，其原因只能到政治的错误中去寻找了。

只有当政治期望从某些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同它们的性质不相符合因而不可能得到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发生有害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用不十分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正确地表达思想一样，政治也常会作出不符合自己本来意图的决定。

这种情况经常地发生，于是人们就感觉到了进行政治交往时必须对军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我们在继续论述以前，必须防止一种十分容易产生的错误的理解。我们决不认为，当君主本人不亲自掌握内阁时，一个埋头于公文的国防大臣，或一个学识渊博的军事工程师，或甚至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就因此能成为杰出的首相。换句话说，我们决不认为，熟悉军事是首相的主要素质。伟大而出众的头脑。坚强的性格，这些才是他的主要的素质。至于军事知识，是可以用这种或者那种方式很好地予以弥补的。法国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再没有比贝利耳兄弟与舒瓦瑟耳公爵当权时更糟的了，这三个人尽管都是优秀的军人。

要使一次战争完全同政治意图相符合，而政治又完全同战争手段相适应，倘若没有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只好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的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可是，只有当内阁即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费很多的时间就能决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很可能的。

1809年奥地利皇帝这样做了，1813年。1814年和1815年反法联盟各国的君主这样做了，且这种做法证明是十分行之有效的。

在内阁中，除了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影响很少能导致健康而有力的行动。法国的卡诺于1793年。1794年和1795年从巴黎指挥作战的例子在这里是用不上的，因为只有革命政府才会执行恐怖政策。

现在我们想以历史的考察来结束本章。

在欧洲，上一世纪九十年代的军事艺术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变革，因为这种变革的出现，那些优秀军队的技巧有一部分已丧失作用，同时，人们在战争中还取得了一些过去难以想象的规模巨大的成就，因此，人们自然就认为一切错误的计算仿佛都应该归咎于军事艺术。十分明显，军事艺术过去一直被习惯局限在这个概念的狭窄的范围里，现在，超出这个范围却又符合事物性质的可能性让它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了。

那些以宽广的视界观察事物的人，把这种现象归咎于几世纪以来政治对军事艺术所发生的十分不利的普遍影响，这种影响使军事艺术降为一种很不彻底的东西，常常降为一种十足的耍花招的艺术。事实的确是如此，然而，只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偶然发生的和可避免的，那却是错误的。

另一些人认为，这一切都可以从奥地利。普鲁士。英国等个别的国家的政治所起的暂时影响中得到阐释。

然而，人的智力感到意外而不知所措的原因果真是在军事范围内而不在政治本身吗?这种不幸用我们的语言来说，到底是产生于政治对战争的影响呢，还是产生于错误的政治本身呢?

法国革命很明显，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由作战的新手段与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彻底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与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至于其他各国政府未能正确认识这一切，企图用惯用的手段同那些新的与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抗衡，这都是政治的错误。

那么，人们以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是否能够认识和改正上述错误呢?不可能。假设真的有一位有哲学头脑的战略家，他可以仅仅根据敌对因素的性质就推论出一切结果，并想据这一结果对未来的可能性作出预言，那么他的这种妄想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估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的轮廓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怎样的，而且也只有这样，它才能确定必需使用的方法的范围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的途径。

因此，我们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取得的二十年胜利，主要地是反对这次革命的各国政府的政治错误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是到战争期间才暴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同政治所抱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但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相信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作为非常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像这样的军事艺术，我认为自然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所以它不能够纠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本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已使战争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摆脱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改变而产生的。改变了的政治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的情况下难以想象的威力。

所以，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结果，这些变革不仅远不能证明两者是可以分割的，反而十分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正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却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进行思考了。第七章 有限目标的进攻战

即使在不能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情况下，仍旧可以有一个直接的积极目标，当然此积极目标只可能是占领敌人的一部分的国土。

占领敌人一部分国土的利益如下:可以削弱敌人的国家力量，从而也削弱了它的军队，另一面则可以增强我们的国家力量和军队;能把我们进行战争的负担部分地转嫁给敌人;此外，在签订和约时可以把占领的地区看作是一种纯利，我们或者可以占有这些地区，或可以用它换到别的利益。

占领敌人国土的主张是十分合理的，倘若不是进攻以后必然出现的防御状态常常会使进攻者不安的话，此主张本身就已没有什么自相矛盾的地方。

在《关于胜利的顶点》一文中，我们已详尽地说明了这样的进攻会怎样地削弱军队，并指出，在这样的进攻以后，会出现一种后果危险且令人担心的状态。

我军由于占领敌人的地区而受到的削弱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这主要还取决于所占领的地区的地理位置。此地区越是等于我国国土的补充部分，也就是说被我们的国土所包围或者同我们的国土相毗连，越是位于我军主力的方向上，我军受到削弱的程度就越轻。萨克森在七年战争中，是普鲁士战区的一个自然的补充部分，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占领这个地区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这主要是因为萨克森距离西里西亚比距离马克还要近，同时还会掩护着马克。

甚至1740年和1741年腓特烈大帝一度占领的西里西亚，也没有削弱他的军队，因为西里西亚就其地形。位置及边界的状况来看，在奥地利人尚没有占领萨克森以前只是奥地利人的一个狭窄的突出部分，而且这个两国发生接触的狭窄地区又位于两军进行主要打击的方向上。

相反，若占领的地区位于敌国的其他各地区的中间，位置偏远，地形亦不利，那么，军队就会受到显著的削弱，因而敌人不仅很容易取得会战的胜利，而且完全可以不战而胜。

当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进入普罗凡斯时，老是不经过会战就被迫撤退。法国人在1744年没有打败仗就撤出波希米亚，这对他们来说还是很幸运的。腓特烈大帝于1757年在西里西亚及萨克森曾获得辉煌的胜利，可1758年用同一支军队却没有守住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总之，占领地区使兵力受到削弱，因此军队不能守住所占领的地区的例子是常见的，所以没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了。

因此，是否应该把占领敌人地区作为目标，这主要是取决于有无守住这个地区的希望，或者暂时的占领是否足以抵偿为此而付出的力量，特别是是否会遭到猛烈的还击而完全失去平衡。至于在每个具体的场合决定这个问题时需要考虑哪些问题，我们在探讨顶点一文中已谈过了。

我们只有一点还必须要补充说明。

这样的进攻并不总是能够抵偿在其他地方所遭受的损失的。一旦我们占领敌人的部分地区时，可能敌人在其他地点采取同样的行动，而且，只要我们的行动并不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敌人就不会因而被迫放弃他的行动。因此，采取这样的行动时就必须考虑:在其他地方我们受到的损失是否会超过在这里所获得的利益。

即使两个地区的价值相同，敌人占领我们一个地区使我们遭受的损失也总是会大于我们占领敌人一个地区获得的利益的，因为占领敌人的地区使许多力量成为冷火而不起什么作用。不过，对敌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一点本来可不应该是重视保持自己地区及轻视占领敌人地区的理由。可事实上却正是这样的理由。保持自己的地区同自己的关系总是更密切些，而且，只有当进行报复可以带来显著的利益，即大得多的利益时，报复才能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抵消自己国家所遭受到的沉痛的损失。

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这种有限目标的战略进攻同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比较起来，对不在进攻直接掩护下的其他地点更不能不进行防御;因此也决不可能像在以敌国的重心为目标的进攻中那样在时间及空间上充分集中兵力。即便只想在时间上集中兵力，也必须在所有适于这样做的地点同时进攻，这样一来，在某些地点本来可用小得多的兵力进行防御的利益就失去了。所以，在这种有限目标的进攻战中一切就更没有轻重之分;所有军事行动就不再可能集中成一个在主要的想法指导下的主要行动;整个军事行动就会更加分散，阻力就到处增大，偶然性也就会到处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这是事物的自然趋势。这趋势牵制着统帅，让他越来越失去作用。统帅越是自信，越是有办法，越是有力量，他就越会力图摆脱这种趋势，力求使某一地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便这样做有较大的危险也是如此。

第八章 有限目标的防御战

防御战的最终目标，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那样，决不可能是绝对消极的。即使力量最弱的防御者，必然也会拥有可以影响敌人与威胁敌人的某种手段。

可以说，这种目标就是疲惫敌人。既然敌人追求的是积极的目标，那么他的任何一个没有成功的行动即使除了兵力损失以外没有带来其他后果，也算是一种后退。而被进攻的一方遭到的损失却不是无谓的牺牲，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据守，而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这样一来，人们仿佛就可以说，防御者的积极目标就是单纯的据守;人们假如能够肯定，进攻者在经过了一定次数徒劳无益的尝试之后必然会感到疲惫而放弃进攻，那么，这种看法也许是对的。可是，进攻者这样做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只要看看兵力消耗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知道，从总的对比来看，防御者正处于不利的地位。所谓进攻受到削弱，只是就可能出现转折点的意义来说的;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种转折点的情况下，防御者遭到的削弱要比进攻者大，这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是较弱的一方，即使双方的损失相等，防御者的损失相对地说也要比进攻者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御者的一部分国土与补给基地通常会被对方所占领。

由此可见，进攻者会放弃进攻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假如进攻者一再进攻，而防御者除了抵御进攻以外不采取任何其他行动，防御者就没有办法来避免对方的进攻迟早会得到成功的危险。

所以，即使在现实中强者力量的枯竭，或者更确切地说强者的疲惫，往往导致了媾和，那也是战争在大多数场合具有的不彻底性造成的，在理论上也不能把它看作是这种防御的总的和最终的目标。这样一来，这种防御只好从等待的概念中寻找着它的目标了。等待着这个概念包括情况的变化，处境的改善，当处境根本不能通过内部的手段即通过抵抗本身求得改善时，就只好期待外力来帮助改善。所谓外力来帮助改善，是指政治关系的改变，这或是防御者有了新的盟国，或者是原来反对他的同盟开始瓦解了。

防御者兵力小而不能进行任何猛烈的还击时，等待就成为目标。不过，依据我们给防御规定的概念，并不是每一次防御都是这样的。依据我们的概念，防御是较强的作战形式，正因如此，在有可能以强烈程度不同的还击作为目标时，人们也完全可以采取防御。

必须从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两种情况区分开，因为它们对防御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情况下，防御者力图尽可能长期地占有并且完整地保持自己的国土，因为防御者这样做可赢得的时间最多，而赢得时间是达到他的目标的唯一的途径。防御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可以达到积极的目标，而且这能够为他提供在媾和时实现自己意图的机会，但他还不能把积极目标列入战争计划。在战略上处于这种被动状态时，防御者在某些地点可能取得的利益仅仅是抵抗住敌人的进攻;即便他在这些地点上取得了优势，也必须转用在其它地点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各处的情况通常都是十分紧急的;如果他连这样做的机会都没有，那么往往就只能去取得微小的利益，即取得暂时的喘息的机会了。

防御者的兵力不是太小时，在防御的目标和实质不变的情况下，他也完全可以采取一些小规模的进攻行动，如入侵。牵制性进攻。进攻个别的要塞等，可这时主要的目的是获得暂时的利益，来补偿以后的损失，而不是永久的去占领。

但在第二种情况下，防御中已经含有积极的意图，防御已经带有较多的积极的性质，且各种条件越容许进行猛烈的还击，积极的性质就越多。换句话说，越是主动地采取防御，以便将来确有把握地进行第一次还击，给敌人设下的圈套就会越大胆。最大胆的。成功时效果最大的圈套是向本国腹地退却;这也正是同上一种防御方法差异最大的一种手段。

只要回忆一下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和俄国在1812年所处的不同情况就完全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战争开始的时候，腓特烈由于已经完成战争准备而占有某种优势。这为他夺取萨克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萨克森确实是他的战区的一个十分自然的补充部分，因而对萨克森的占领非但没削弱他的军队，反而还会增强了他的军队。

在1757年战局开始时，他曾试图继续进行战略进攻，在俄国人与法国人到达西里西亚。萨克森和马克战区以前，他进行战略进攻并不是不可能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他被迫在战局后期采取防御，不得不再撤出波希米亚，从敌人手中夺回自己的战区，当时，他也是用同一支军队先向奥地利人发起了进攻才夺回自己的战区的。而这样的优势也只是防御为他提供的。

1758年，当他的敌人已缩小了对他的包围圈，而且兵力对比已开始对他非常不利时，他还试图在摩拉维亚进行一次小规模进攻。他想在敌人尚没有完全准备好以前占领阿里木次，但他并不希望保持这个地方，更不希望把它作为继续前进的基地，而是想要利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对付奥地利人的外堡，并作为反接近壕。这样做可以使奥地利人必须把这次战局的后一阶段完全用来收复这个地方，甚至还可使他不得不为此进行第二次战局。但是腓特烈的这次进攻失败了，于是他便放弃了发动任何真正的进攻的想法，因为他感到这种进攻只能使兵力对比的差距增大。把兵力集中配置在他的各个地区的中间，即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利用作战线较短这个条件为受到威胁的地点突然增加兵力，会战不可避免时就进行会战，有机会时就开始进行小规模的入侵，然后就静静地等待，为有利的时机贮备力量，这就是他战争计划的梗概。在实施这个计划的过程中，其目标越来越消极了。他看到即使是胜利了也要付出过多的代价，因此就力求付出较少的代价来应付局势。对于他来说，这时主要的问题已在于赢得时间，在于保持他原来占有的地方，他越来越珍惜土地，甚至于不惜进行真正的单线式防御。亨利亲王于萨克森的配置和国王自己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配置都可说是单线式防御。我们从腓特烈大帝给达尔然斯侯爵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盼望冬营的迫切的情绪，以及当他没遭到重大损失就进入了冬营时是如此高兴。

我们认为，谁要在这方面责难腓特烈，只看到他的勇气减弱，谁就会作出那十分轻率的判断。

在我们今天看来，崩策耳维次营垒。亨利亲王在萨克森的阵地与腓特烈大帝在西里西亚山区的阵地已经不再是可以寄托最后希望的手段，拿破仑这样的人物会很快冲破这种战术上的蜘蛛网的。但我们不应忘记，这是由于时代改变了;战争已变得完全不同了，它是由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力量进行的;当时能够起作用的阵地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了;同时，这里需要考虑的还有着敌人的特点。而在当时，那些连腓特烈自己都认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手段，用来对付帝国军队。道恩和布图尔林这些人，就已可以看成是最高的智慧了。

结果也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腓特烈通过静静的等待达到了目的，并且避开了那些可能令他的力量碰得粉碎的危险。

1812年战局开始时，俄国人同法国人的兵力对比比腓特烈大帝在七年战争中同敌人的兵力对比不利得多。可俄国人却能在战局进程中大大增强自己的兵力。对拿破仑来说，整个欧洲在暗中都是他的敌人，他的力量已发挥到最大限度，西班牙的消耗战使得他手忙脚乱，幅员辽阔的俄国使俄军可通过长达上百普里的退却来极大限度地削弱他的军队。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要法国的进攻不会成功(亚历山大皇帝不媾和或他的臣民不叛变，法国的进攻又怎么会成功呢?)，俄国就会有可能进行猛烈的还击，而且这种还击还可以导致敌人的毁灭。可见，即便最高超的智慧，恐怕也提不出比俄国人无意执行的计划更好的战争计划来。

当时虽然人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计划，甚至会认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然而这在现在却不能成为我们不把这种计划作为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的理由。如果我们想从历史中学习，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看成是将来也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在向莫斯科进军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不是一堆很偶然的事件，这是任何一个对于这类事情有判断能力的人都会承认的。如果俄国人能够勉强地在边境进行防御，那么，法国力量的衰落和对俄国有利的剧变虽然还是可能出现的，但这种剧变肯定不会那样强而有力，那样具有决定性意义。俄国得到的这个巨大利益正是用牺牲和冒险换来的(当然这种牺牲和冒险对其他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太大了，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做到的)。

可见，人们永远只有通过积极的措施，即以决战为目标，而不是只以单纯的等待为目标，才能取得巨大的积极成果，简单地说，即便在防御中，也只有下大赌注才能获得大的好处。

第九章 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战争计划

当我们详细地论述了战争可能具有的几种不同的目标以后，现在我们就来研究同这些目标相应的三种相异的战争的整个部署。依据我们以前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全部论述，有两个主要原则贯穿在整个战争计划之中，并且是其余一切的准绳。

第一个主要原则是将敌人的力量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个重心，倘若可能，归结为一个重心;同时，把对这些重心的打击归结为尽可能少的几次主要行动，如果可能，归结为一次主要行动;最后，把全部的次要行动尽可能保持在从属的地位上。总而言之，第一个主要原则就是尽可能集中地行动。

第二个主要原则是尽可能迅速地行动，即，没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顿，不要走弯路。

能否把敌人的力量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取决于下列条件:

第一。敌人军队的政治关系。假如敌人是个国家的君主的军队，那么把它归结为一个重心大多是没有困难的。如果敌人是结成同盟的国家的军队，其中一国的军队只是履行同盟的义务，并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么就把它们归结成一个重心的困难也不会很大。如果敌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国的军队，那么问题便在于它们之间的友好程度。关于这些问题在前面我们已讲过了。

第二。敌人各支军队的战区的位置。

若敌人的军队在同一个战区内集中成为一支军队，那么，它们实际上正是一个整体，因而我们就不必考虑其他问题了。如果敌人的军队是在一个战区内的不同的国家的几支军队，那么，它们的统一就不是绝对的，但各支军队之间还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一支军队的决定性打击还会影响其他军队。如果各支军队配置在毗邻的几个战区内，这些战区之间没有巨大的天然障碍把战区完全隔开，那么，一个战区还会对其他的战区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如果各个战区相距很远，中间还隔有中立地区或大山脉等等，那么，一个战区对另一个战区是否会发生影响，就颇值得怀疑了，即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假如各个战区是在被攻击的国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对这些战区的行动是在离心方向上进行的，那么，各个战区之间就几乎互不影响了。

假设俄国和法国同时进攻普鲁士，那么，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完全等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至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谈判时才能显示出来。

与此相反，七年战争中的萨克森军队和奥地利军队都必须看作是一支军队，它们中间这一支军队如果遭到打击，另外一支军队必然会同时受到影响，这一方面正是因为两个战区对于腓特烈大帝来说是在同一个方向上，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萨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没有独立性。

虽然1813年拿破仑要同那么多的敌人作战，可是对他来说这些敌人几乎都会在同一个方向上，而且敌人军队的战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和强烈的相互影响。倘若拿破仑能够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处击败敌军主力，那么，他就同时决定了其他各部分敌军的命运。他如果打败了在波希米亚的主军，经过了布拉格直逼维也纳，那么，布留赫尔就无论如何不能继续留在萨克森了，因为他会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亚，而瑞典王储则连继续留在马克的愿望也不会有。

但是，奥地利如果在莱茵地区和在意大利同时对法国作战，那么，它要让在这个战区进攻的胜利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经常是很困难的。这一方面也是因为瑞士和它的山岳把两个战区完全隔开了，另一方面正是因为通往这两个战区的道路的方向是离心的。相反，法国在一个战区的决定性胜利要同时决定另一个战区的命运却比较容易，这是因为它在两个战区里的军队的进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了奥地利王朝的重心维也纳。而且可以说，通过意大利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莱茵战区的命运，比起通过莱茵战区的胜利同时决定意大利战区的命运要容易一些，因为从意大利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奥地利的中心，而从莱茵地区进行的打击主要是指向了奥地利的侧面。

由此可以看出，敌人力量的分离和联系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也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可以看清，这一战区的事件对另一战区有多大的影响，而后根据这一点才可以确定，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把敌人力量的各个重心归结成一个重心。

只有在一个例外的场合，即次要行动可以带来不寻常的利益的场合，才能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敌人力量的重心这个原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要有这样一个前提，即我们有决定性的优势，在进行次要行动时主要地点也不致会有过多的危险。

当标洛将军在1814年向荷兰进军时，预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领的三万人不仅能够牵制同样多的法军，而且会给荷兰人和英国人提供机会，使他们那些本来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军队能够参加作战。

总之，拟订战争计划时应该遵循的第一个观点是，找出敌人力量的每个重心，并且尽可能把这些重心归结为一个重心。第二个观点是，把用来进攻这一重心的兵力都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动上。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有人会找出一些同我们上述观点相反的理由，作为分兵向前进的根据，这些原因是:

(1)军队原来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参加进攻的国家的位置不适于集中兵力。

若集中兵力要走弯路和浪费时间，而分兵前进并没有太大的危险，那么分兵前进是合理的。因为，进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会损失很多时间，因此会削弱第一次打击的锐气和速度，这是违反提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则的。在多多少少会有希望出敌不意地袭击敌人的一切场合，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虑的是下面的情况:几个同时进攻的盟国的位置并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前后重叠而是并列地面对着被攻击的国家。譬如普鲁士和奥地利对法国作战，两国的军队如果想集中起来从一个地点向前进，那就是浪费时间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为要直捣法国的心脏，普鲁士人自然的前进方向是从下莱茵地区出发，奥地利人自然前进方向是从上莱茵地区出发。在这种场合，想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损失。所以在具体情况下就要考虑，是否会有必要用这样的损失来换取兵力集中。

(2)分兵前进可取得较大的成果。

这里所说的分兵前进是向一个重心的分兵前进，因此这是朝向心地前进为前提的。至于在平行线上或者离心线上的分兵前进则是属于次要行动的范畴，而这样的行动我们已经讲过了。

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向心进攻都是容易取得较大的成果的，因为，如果向心进攻成功了，其结果就不是简单地打败了敌人，而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切断敌人军队的退路。所以，向心进攻常常能取得较大的效果，可是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较大的战区内作战，因而是比较冒险的;向心形式同离心形式的关系正如同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一样，较弱的形式本身能带来较大的成果。

所以，问题在于进攻者是否觉得自己强大得足以去追求着这个巨大的目标。

腓特烈大帝1757年进攻波希米亚时，是从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分兵前进的。他所以要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的军队在冬季就是这样配置的;假如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地点再进攻，就不会收到出敌不意的效果。第二。这种向心进攻能从侧面和背后威胁奥军两个战区中的任一战区。这时，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险正是:他的两支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可能被优势的敌军击溃。奥地利人只要没凭借优势兵力击溃这二个军团中的一个，就只可能在中央接受会战，否则，他们就会有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断退路的危险，从而遭惨败;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这次进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战果。结果奥地利人选择了在中央接受会战的途径，但是他们配置军队的布拉格却处在包围攻击的威胁下。奥地利人完全处在被动地位，因此这次包围攻击有时间充分地发挥效果。奥地利人会战失败了，是一次真正的惨败，因为三分之二的军队连同他们的司令官都被围困在布拉格，不能不说这是惨败。

腓特烈大帝在战局开始时所以能获得这样辉煌的战果，是因为他采取了向心进攻的大胆行动。腓特烈大帝既然知道他自己的行动十分准确，他的将领十分努力，他的军队占有精神上的优势，而奥军却行动迟钝，这些足以保障他的计划获得成功，那么，他这样行动谁又能责难他呢!可是，若不考虑这里提到的精神因素，并把这种胜利完全归功于进攻的简单的几何形式，那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要能回忆一下拿破仑所进行的同样辉煌的1796年战局，就能明白这点了。在这次战局中，奥地利人因为向意大利进行了向心进攻而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法国将军在1796年所拥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1757年奥地利统帅也是具备的，甚至还要多一些，因为奥军统帅当时的兵力不像拿破仑在1796年那样比敌人弱。从这里可以看出，倘若我们向心地分兵前进使敌人有可能利用内线摆脱兵力较弱的不利，那么我们就不宜分兵向心地进攻，在军队的配置位置让我们不得不分兵向心进攻的场合，也只把这种进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

我们如果根据这种看法来考察1814年制订的进攻法国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决再不会同意这个计划了。当时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原本集结在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临近的一个地点上，正在指向法兰西王朝重心的自然的直线方向上。但是，为了要使一支军队从美因兹进入法国，另一支军队又通过瑞士进入法国，这些军队被分开了。当时对方的兵力十分弱，根本不能防守自己的边界，因此这种向心前进如能够成功，全部利益也只是一支军队占领洛林和阿尔萨斯，另一支军队在同时还占领法兰斯孔太而已。难道为了这点小利益就值得经过瑞士进军吗?当然，我们知道，决定了这次进军的还有另外一些同样是不正确的理由，而我们在这里只来谈我们正在研究的问题。

另一面，拿破仑是一位善于以防御来抵抗向心进攻的统帅(杰出的1796年战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即使对方的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的时候，在任何的场合也不得不承认他在精神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他虽然来到夏龙自己的部队中已太晚了些，同时他对自己的敌人也过于轻视，但是他还是只差一点，就在两支敌军没有会合之前打败了它们。在布里昂时，这两支军队到底有多大兵力呢?布留赫尔的六万五千人在这里只有二万七千人，主军的二十万人则只有十万人。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再好也没有的机会了。而在联军方面，也是从行动开始的那时刻起就感受到再没有比重新集中兵力更迫切的事情了。

据以上的考察，我们认为，即使向心进攻本身是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手段，也大多只能在军队原先就是分开配置的情况下采用它，为了进行向心进攻而令军队离开最短的及最直接的前进方向，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会是正确的。

(3)战区的扩大可以作为分兵前进的一个理由。

当一支进攻的军队从一地点前进而且顺利地深入敌国腹地时，它所能够控制的并不仅仅是在它经过的路线上的那些地区，它可以向两侧扩展一些，可是，究竟能扩展多少，这取决于敌人国内的紧密度和内聚力。倘若敌人国内的团结不紧密，人民既脆弱又缺乏战争锻炼，那么，胜利的军队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在后面占领广阔的地区。但是，敌国的人民如果既勇敢而又忠诚，那么，进攻的军队在自己后面所能控制的地区将多多少少接近了狭长的三角形。

为了摆脱这种不利情况，进攻者就有必要把前进的正面扩大到一定的宽度。如果敌军集中在一个地点，那么，进攻者只有在没有同敌军接触的时候才能够保持这个宽度，离敌军的配置地点越近，正面宽度就必须越小，这绝对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敌人自己如果也配置在一定的宽度上，那么，进攻的军队在同样宽的正面上前进就不能说是不合理的。我们在这里所谈的是一个战区或者几个毗邻的战区的问题。很明显，这已属于我们所说的主要行动可以同时决定次要的地点的命运的情况。

但是，我们可以永远只按这个观点行动吗?在主要地点对于次要地点的影响不十分大因而会产生危险时，我们能冒这种危险吗?战区它需要一定的宽度，这一点难不成不值得特别注意吗?

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不可能把所有的行动方式都列举出来，可是我们坚信，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以外，主要地点的决战将会同时也决定次要地点的命运。因此，很明显除了这样的例外情况以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根据这个原则行动。

当拿破仑进入俄国时，他完全有理由可以相信，西德维纳河上游的俄国军队更会因俄军主力被击败而败退。因此他起初只命令乌迪诺军去对付这部分俄军，可是维特根施坦却转入进攻，拿破仑才不得不把第六军也派到那里去。

相反，他为了对付巴格拉齐昂，却在一开始就派出了一部分军队，可是巴格拉齐昂因中央主力的退却而随之退却了，于是拿破仑又把派去的这部分军队调转了回来。维特根施坦假如不是必须掩护第二首都的话，他也许也会随巴尔克来的退却而退却的。

1805年拿破仑在乌耳姆的胜利和1809年在勒根斯堡的胜利分别都决定了意大利战区和提罗耳战区的命运，尽管意大利战区是一个相当遥远的独立的战区。1806年，拿破仑在耶纳与奥尔施塔特的胜利决定了威斯特伐里亚。黑森与在通往法兰克福的道路上的一切行动的命运。

能对次要部分的抵抗起作用的情况有很多，可主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种情况是:在幅员辽阔而且力量比较强大的国家中，譬如在俄国，主要地点上的决定性打击可推迟进行，因而不必急于把一切力量都集中到主要地点去。

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次要地点因为有许多要塞而具有极特殊的独立的意义，例如1806年的西里西亚。但，拿破仑非常轻视这个地点，当他向着华沙进军时，虽然不得不把这个地点留在背后，但他只派他弟弟日罗姆率领二万人向那里发动进攻。

对主要地点的打击如果很有可能震撼不了次要地点，或实际上没有震撼次要地点，那么，这是因为敌人在次要地点上真正配置了军队的缘故。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进攻者就必须把这些次要地点看作是无法避开的祸害，于是只得派出适当的兵力去对付它们，因为进攻者不能一开始就放弃自己的交通线。

谨慎小心的人可能做得还要过分些，他们也许认为主要地点的进攻应该同次要地点进攻的步调完全一致，因此，如果敌人不肯从次要地点退却，就应把主要行动也停下来。

这个原则虽然同我们以前说的应该尽可能把一切力量全都集中在一个主要行动中的原则并不直接矛盾，但是这两者的指导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按照这个原则行动，运动就会缓慢，进攻力量就会减弱，偶然事件就增多，时间损失就会得以增加，因而，这个原则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容的。

敌人假如在次要地点上的军队有可能向离心方向退却，那么，进攻的困难就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统一的进攻它会变成什么呢?

所以，把主要进攻依赖于次要地点的行动作为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的，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我们认为，如没有胆量象一支箭那样射向敌国的心脏，就不可能达到目标。

(4)易于取得给养是分兵前进的第四个理由。

一支小的部队通过一个富庶的地区当然要比起一支大部队通过一个贫瘠的地区顺利得多。但，只要措施适当，军队习惯于吃苦耐劳，一支大部队通过了贫瘠的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为了要用小部队通过富庶的地区而使我们的决心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以致于陷入分兵前进的巨大危险。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承认分割兵力(也就是把一个主要行动分为几个行动)的上述理由是有根据的。如果已清楚地认识了目的，慎重地权衡了利害得失，尔后根据上述理由中的一个理由分割了兵力，那是无可非难的。

但，如果象常见的那样，计划正是由一个学究气十足的总参谋部仅仅按照习惯制定的，如果象下棋要先在棋盘上摆好棋子那样，各个战区要先摆好军队才行动，倘若行动是些幻想式的巧妙的组合，而通向目标的途径是复杂的路线与错综的关系构成的，如果今天把军队分开，只为了两星期后再冒极大的危险把它们集中起来，借以显示使用军队的全部艺术，那，这种为故意陷入混乱而离开直接。简单而朴实的道路的作法，是我们所唾弃的。最高统帅对战争的指挥越没有力量，越是不把战争看作是力量巨大的个人的简单行动，整个计划越是脱离实际的总参谋部这个工厂生产出来的，是十几个一知半解的人想象出来的，那么上面所说的愚蠢行为就越易出现。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一个原则的第三点，即次要行动应该尽可能地保持着在从属地位上。

由于力求把整个战争行为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目标，并尽可能地通过一次巨大的行动来达到这个目标，交战国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部分地失去了独立性，那里的行动就变成从属的行动。如能够把一切行动完全归结为唯一的一次的行动，那么，发生接触的其余地点就完全失去了作用，不过，这种可能性是很少的。因此，重要的正是不要抽调过多的兵力用在次要地点而削弱主要行动。

首先我们认为，即使不可能把敌人的全部抵抗归结为一个重心，也就是说，如我们已讲过的一样，必须同时进行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战争，战争计划仍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我们必须始终把其中一个战争看作是主要的，首先就应该根据它来安排兵力和行动。

据这个观点，只在一个主要方向上来采取进攻而在另一个方向上采取防御是合理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在另一个方向上也采取进攻才会是正确的。

我们其次，应该以尽量少的兵力来进行这种次要地点上的防御，并且要努力利用防御这种抵抗形式所能提供的一切利益。

敌人的军队如果属于不同的国家，但依然有一个战区是它们共同的重心，那么，我们这个观点就更适用。

如果次要战区的行动也是针对必须给予主要打击的那个敌人的，那么，依据我们这个观点，在次要战区就不能进行防御了。此时，主要打击正是由主要战区的进攻和根据其他原因采取的次要战区的进攻构成的，而主要打并击没有直接掩护的各个地点上的防御，都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这时一切都取决于主力决战，一切损失都会在主力决战中得到补偿。如果兵力足够，有充分的根据可进行这样的主力决战，那么，就不能因主力决战可能遭到失败而努力在其他地点上避免损失，因为这样做正好会使失败的可能性增大，而且在我们的行动中就会因而产生矛盾。

甚至在整个进攻的每个环节上，次要行动也应该服从于主要行动。可是，究竟这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和那一个战区的哪些兵力应该去进攻共同的重心，这大多均取决于另外的一些原因，这里只能指出，我们必须力求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越是使主要行动居于主导地位，一切就越简单，受偶然性的影响也就会越少。

第二个原则为迅速使用军队。

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够容许的。更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通常说，进攻的唯一优点几乎也只在于揭开战争序幕的出敌不意。突然性和不断前进是进攻的最有力的两个翅膀，特别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中，它们更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理论的任务是找到通向目标的最近的途径，根本就不应该去漫无边际地争论从左边还是从右边。向这里还是向那里的问题。

若回忆一下我们在《战略进攻的目标》一章中关于国家的心脏所谈论的内容，以及在本篇第四章中关于时间的影响所谈的内容，那么，不作进一步的说明就完全可以明白，迅速使用军队这个原则确实是有我们所指出的那种重要意义的。

拿破仑向来就是这样行动的，他最喜欢通过最近的大道直接地奔向敌人的军队，奔向敌人的首都。

那么，我们把它归结为重心并且要求迅速而直接地实现的那个主要行动到底是什么呢?

什么叫打垮敌人，在第四章中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尽可能地作了论述，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重复了。无论打垮敌人在具体情况下最后都取决于什么，在开始时总是消灭敌人的军队，即，对敌人的军队取得一个巨大的胜利，并且粉碎敌人的军队。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说夺取了这种胜利的地点离边界越近，这种胜利就越容易取得;夺取这种胜利的时间越晚，即夺取这种胜利的地点越在敌国腹地，这种胜利就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里与在所有其他地方一样，取得胜利越容易，成果就越小，相反，则成果越大。

如果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我们肯定能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应根据可能尽早去寻找敌人军队。我们所以说根据可能，恰是因为寻找敌军主力时，如果军队要走很多弯路，方向选择错了，浪费了时间，我们就相当容易犯错误。如果敌军主力不在我们的前进路上，我们又因去寻找它对我们不利而不能够去寻找它，那么，我们可以确信以后会遇到它，因为它一定会向我们扑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如刚才所说的，我们将在比较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这种不利是我们不能避免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这次会战中还能够获得胜利，那么，这次会战就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

可以得出结论:在我们对敌军的优势还不能保证肯定能够获得胜利的场合，如果敌军的主力在我们的行进路上，那么，有意地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是错误的，至少，认为这样做能比较容易地获得胜利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当我军占有决定性优势时，为了尔后发动更有决定意义的会战，我们可以有意地从敌军主力侧旁通过。

以上我们所谈的是彻底的胜利，也就是使敌人遭到惨败，而不仅是获得会战的胜利。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就需要进行包围进攻或变换正面的会战，因为这样两种打法往往能取得决定性的结果。所以，战争计划的主要内容是，规定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与军队行动的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战局计划》一章中还要更详细论述。

直接对敌人正面发起会战虽然并不一定不能够使敌人遭到惨败，战史上也并不是没有这样的战例，但是，双方军队的训练水平和机动能力越是接近，这种可能性就会越少，且将越来越少。现在，像勃连黑姆那样在一个村庄里俘虏了二十一个营的事情是不再可能发生的了。

一旦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不该考虑休息或喘口气，就不应思前顾后和进行整顿等等，而只应该追击，如有必要，就应发动新的进攻，占领敌国的首都，进攻敌人的援军，或进攻敌国可以作为依靠的其他一切的目标。

当胜利的洪流把我们引到敌人要塞的前面时，是否应该围攻这些要塞，这需根据我们兵力的强弱情况来决定。我们假如在兵力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么不尽早攻占这些要塞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损失。假如我们在前面进攻的军队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肯定把握，那我们就只能用尽可能少的兵力来对付这些要塞，于是这些要塞就不可能被攻破。如果为了围攻要塞我们已不能继续前进，那么进攻常常就已达到了顶点。因此，我们要求主力迅速。不停歇地前进和追击。我们已经否定了主要地点上的前进应该取决于次要地点上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我军主力的背后只有一个狭长的地带，这个地带不管可以叫作什么，它总会是我们的战区。这样的情况会如何地削弱在前面的部队的进攻力量，会给进攻者带来哪些危险，我们前面已指出过了。这种困难，这种内在的牵制力量能否大到足以阻止部队继续前进呢?当然会是可能的。但是，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就想使背后的战区也不是这种狭长的地带，因而降低进攻速度，那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认为，只要统帅还没有打垮敌人，只要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足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就应该追求这个目标。这样做的危险也许会不断增加，但成果也会不断扩大。当统帅到了不敢继续前进时，认为必须考虑自己的后方，必须向左右两侧扩展的时候，很可能他已经到了进攻的顶点。于是飞翔的力量枯竭了，如果在这时敌人还没有被打垮，那很可能再也不能打垮敌人了。

如果统帅为了要稳步地前进而去占领要塞。隘路。地区等，那么这些行动虽然还是一种缓慢的前进，但已只是一种相对的前进而不是绝对的前进了。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已不再逃跑，也许已在准备新的抵抗，因此十分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虽然进攻者还在稳步地前进，但是防御者也在行动，而且每天都取得一点成果。总而言之，还是我们前面的那个结论:在一次必要的停顿后，通常就不可能再进行第二次前进了。

因此，理论要求的是:只要还想打垮敌人，就要不停顿地前进。倘若统帅发觉这样做危险太大而放弃这个目标，那么，他停止前进而向两侧扩展是正确的。如果他停止前进只是为了更巧妙地打垮敌人，那么，他就应该受到理论的指责。

我们还不至于这样愚蠢，以致认为逐步地打垮一个国家的例子是不会存在的。首先我们要说明，我们这个原则并不是毫无例外的绝对真理，它是以可能的和一般的结果作为依据的。其次，一个国家是在历史上逐渐趋于灭亡的呢，还被敌人作为第一次战局的目标而被打垮的，这二种情况必须区别开来。我们在这里谈的也只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出现力量的紧张状态，即不是一方打垮对方的重心，就是它有被对方的重心打垮的危险。如果第一年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第二年又会得到一点不大的利益，就这样逐渐地。缓慢地向目标前进，那么，虽然不会再发生一次严重的危险，可是到处都分布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之间的每一个间歇都会给敌人以新的希望。前一个胜利对于后一个胜利只有很小的影响或者往往没有影响，甚至还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敌人会得到恢复，甚至会受到激励而进行更大的抵抗，或会得到新的外来的援助。可是，如果一切行动不停地进行到底，那么昨天的胜利就能导致今天的胜利，胜利之火便会接二连三地燃烧起来。如果有人说有些国家确实在逐次打击下被征服了，也正是说，时间……防御者的护卫神……对防御者起了不利的作用，那么，我们说进攻者逐次打击的企图完全都落空的例子比这种例子要多得多。只要再回想一下七年战争的结果就可明白这一点，当时奥地利人力图从容不迫地。小心谨慎地达到目的时，结果就完全失败了。

据上述观点，我们决不会认为，在向前推进的同时应该经常注意建立相应的战区，即应该使两者保持平衡，与此相反，我们认为向前推进所产生的不利完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我们继续前进已没有希望取得胜利时，注意避免这种不利才会是值得的。

拿破仑1812年的例子远没有使我们怀疑这个论断，反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一观点。

拿破仑的这次战局所以失败，不像一般舆论所说的那样，是能真正被征服的国家，至少用现在欧洲各国的军队是征服不了的，用拿破仑为此目的而统率的五十万人是征服不了的。如俄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利用它本身的弱点和内部的分裂才能令它屈服。为了打击这个政治上薄弱的地方，就必须要震撼这个国家的心脏。拿破仑只有通过强有力的打击到达莫斯科，才会有希望动摇俄国政府的勇气以及人民的忠诚及坚定。他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这是他在这次战局中可以提出的唯一的合理的目标。

他统率其主力向俄军主力进攻，俄军主力仓惶地退却，经过德里萨营垒到斯摩棱斯克才停了下来。他还迫使巴格拉齐昂随主力一起退却，并且打败了这两支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在这里他的做法同他一向的做法是相同的。他过去也只是采用了这种打法才成了欧洲的统治者，而且只有采用这种打法他才能成为欧洲的统治者。

所以，凡是赞扬拿破仑在过去历次战局中是最伟大的统帅的人，在这次战局里不应该指责他。

根据事件的结果来评论这个事件是可以的，因为结果正是对事件的最好的批判，但是单纯根据结果所作的评论不应该看作是人的智慧的表现。找出了一次战局失败的原因并不等于对这次战局进行了批判。也只有证明了统帅没有预先看到这些失败的原因，或证明了他忽视这些原因是不应该的，才可说是进行了批判，才可以指责这位统帅。

我们认为，在1812年的战局中谁要是仅仅由于遭到巨大的还击就以为进行这次战局是荒谬的，假使这次战局取得胜利的结果，他又认为这次战局是最为卓越的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批判能力的人。

如果拿破仑真的像大多数批判者所要求的那样在立陶宛停顿下来，以便能首先确保要塞，那么，他在冬天就不得不转入了可悲的防御。这时，这些人恐怕又会首先喊叫起来:这不是从前的拿破仑了!曾通过奥斯特里茨和弗里德兰的胜利在敌国最后一座城墙上打上征服烙印的拿破仑，在这里怎么会连一次主力会战也没有进行呢?他怎么会犹豫不决，没有占领敌国首都……那个没有设防的。并准备弃守的莫斯科，而让这个核心存在下去，令新的抵抗力量能够向这个核心集中呢?空前未有的良机摆在他的面前，袭击这个远方的巨人，就像袭击一个邻近的城市一样，或像腓特烈大帝袭击又小又近的西里西亚一样，而他却没利用好这个有利条件，在胜利的途中停顿下来，难道是凶神绊住了他的双脚吗?……这些人恐怕就会这样子来进行评论了，因为多数批判者的评论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我们认为1812年的战局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俄国政府是巩固的，人民也是忠诚的。坚定的，即，是因为这次战局不可能成功。或许进行这次战局本身就是拿破仑的错误;至少结果表明他估计错了。我们认为，假如他要追求这样的目标，那么，恐怕基本上就只能采取此种打法。

拿破仑在东方没有像他在西方那样进行长期的。代价很大的防御战，而是采用了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用一次大胆的打击，迫使惊慌失措的敌人媾和。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是他在这次赌博中所下的赌注，是实现巨大的希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他的军队损失过大是他的过错，那么，这种过错并不在于前进太远，而在于战局开始得实在太迟了，在于采取了浪费人力的战术，在于对军队的给养和退却路线考虑得相当不够，最后，还在于从莫斯科退却的时间晚了一点。

俄军为了彻底阻止拿破仑退却曾先敌赶到了别烈津河，这并不能作为有力的论据来反驳我们的观点。理由如下。第一。这一点恰好表明，要真正切断敌人的退路是多么困难，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被切断退路的敌军最后还是开辟了退路，当然，俄军的这个行动的确扩大了拿破仑的失败，可并不是拿破仑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二。能够用来扩大敌人的失败的地形条件是不多的，假如没有横亘在大道前面的别烈津河的沼泽地，且四周不是森林茂密和通行困难，要切断法军的退路就更加不可能了。第三。为了防止退路被敌人切断，只有让自己的军队在一定的宽度上前进，这种办法很早以前我们就驳斥过了。人们如果采用这种办法，让中央的部队向前推进，用左右两侧的部队进行掩护，那么，某一侧的部队的任何一次失利，都会逼使前进较快的中央部队急速回过头来，在这种情况下，进攻还会带来什么好处呢?

决不能说拿破仑没有注意对翼侧的掩护。为了对付维特根施坦他终于留下了优势的兵力，为了围攻里加要塞他用了一个兵力适当的军(这个军在那里甚至是多余的)，他在南方有施瓦尔岑堡率领的五万人，这支军队超过了托尔马索夫的兵力，甚至还可同契查哥夫的兵力相抗衡，此外，他在后方的中心地点有维克多率领的三万人……。甚至在11月，在俄军已经得到加强，法军已大大削弱的决定性时刻，在进入莫斯科的法国军团的背后，俄军的优势还不是十分大的。维特根施坦。契查哥夫和萨肯的兵力共为十一万人，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维克多。乌迪诺与圣西尔实际上也有八万人。即使是最谨慎的将军，恐怕也不会在前进时派出了更多的兵力去掩护自己的翼侧了。

在1812年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的兵力是六十万人，假如他带回来的不是同施瓦尔岑堡。雷尼埃和麦克唐纳一起退过涅曼河的五万人，而是二十五万人，那么，即便这次战局仍然是失败的战局，理论也就不能对此有所非难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损失的兵力超过总兵力的一半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假如这个损失会特别引人注意，那也只会是损失的绝对数量很大的缘故。

关于主要行动。它必要的发展方向与它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就谈这么多。至于次要行动，我们首先要指出:几个次要行动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这个共同的目标不应妨碍每个部分的活动。假设有三支军队分别从上莱茵地区。中莱茵地区和荷兰进攻法国，共同的目标是在巴黎会师，如果每一支军队在会师以前都要尽可能完整地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得冒任何危险，那么，这样的计划我们均把它叫做有害的计划。执行这样的计划时，三支军队的运动必然会相互牵制，因而每个部分行动时都会迟缓。犹豫不决及畏缩不前。较好的办法是给每支军队分配到一定的任务，一直到它们不同的活动自然地汇合成一个整体时才把它们统一起来。

将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行军几天后再把它们集中起来，这种做法几乎在所有的战争中都出现过，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假如要分兵前进，就必须知道为何要这样做，这个为什么必须有充分的根据，不能如跳四组舞那样仅仅是为了以后的会合。

因此，当军队向不同的战区进攻时，应给各支军队规定各自的任务，各支军队的打击力量应以完成自己的任务为目标。这时，重要的问题就在于从各方面进行这种打击，而不在于各个部分取得相应的利益。

敌人的防御如果同我们预想的不同，因而我们的一支军队由于任务过重而遭受到了失败，那么，这支军队的失败不应该也不容许影响其他军队的行动，否则，我们从一开始就会失去获得总的胜利的可能性。只有多数军队已失败，或主要部分已经失败的时候，其他部分才容许而且必然会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计划也就会失败了。

对于那些本来担任防御但防御成功后可以转入进攻的军队和部队来说，假如不能把多余的兵力转移到主要的进攻地点去，那么这条规则也是适用的。

然而，整个进攻的几何形式和统一性在这种情况下，又将会怎么样呢，同被击败的军队相邻的各支军队的翼侧和背后它们又会如何呢?

这正是我们主要要加以批驳的问题。把一个大规模的进攻与一个几何学上的四方形粘在一起，就陷入了错误的理论体系。

我们在第三篇第十五章中已经指出，几何要素在战略上不比在战术上那样有用。在这里，我们重复一下结论:值得重视的是各个地点上实际上取得的胜利，而不是各个胜利逐渐形成的几何形式，在进攻中特别是这样。

在战略的广阔范围内，各个部分的几何位置当然应完全由最高统帅来考虑与决定，任何次一级的指挥官都无权过问他的友邻部队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他只能依据指示无条件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在任何场合都是确定不移的。假如由于这个原因引起了严重的不协调，那么，上级常常是可以及时采取补救办法的。因此，分散活动所产生的主要弊病是可避免的，这个主要弊病就是:影响事件进程的不是真实的情况，而是许多疑虑和推测，每个偶然事件不但影响到同它直接有关的那个部分，而且同时影响整体，次一级指挥官个人的弱点和个人的敌忾心具有着过于宽广的活动余地。

我们认为，只有当人们还没充分地。认真地研究过战史，没有把重要的与不重要的事物区分开，没有估计到人的弱点的全部影响的时候，才会认为上述看法是十分不合情理的。

一切有经验的人都会承认，要在分成几个纵队进攻时仅依靠各个部分的步伐一致来取得胜利，在战术范围就已经极为困难，那么，在各支军队的距离要大得多的战略范围内，就更困难或者根本是不可能的了。假如各个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那么，分兵进行的战略进攻就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可是，我们不能任意地完全否定这样的进攻，因为我们无法给以改变的情况很可能迫使我们采取这样的进攻，另一方面，即使在战术上，各个部分在作战过程中经常保持步伐一致也是不必要的，至于在战略上，如上面所说，就更没有必要了。因此，在战略范围，更加没有必要去重视各部分经常保持步伐一致的问题，更应该坚持给各个部分分配各自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对如何适当地分配任务还要作上一点重要的补充。

1793年与1794年，奥地利军队的主力在尼德兰，普鲁士军队的主力在上莱茵地区。奥军从维也纳开往孔代和伐郎兴时，在路上曾经同由柏林出发到兰道去的普军交叉而过。奥地利在尼德兰虽然可以防御它的比利时各省，而且还可以去占领法属弗郎德勒，但是，这些利益在当时并不是主要的。在考尼茨侯爵死后，奥地利大臣土古特为了要集中兵力而完全放弃了尼德兰。的确，奥地利人到弗郎德勒比到阿尔萨斯几乎要远一倍，在兵力受到严格限制，全都要靠现金维持的时代，他这样做决不是一件无关重要的小事情。但是，土古特大臣显然还抱有着另外的意图，他想把尼德兰置于危急的境地，从而迫使同尼德兰和下莱茵地区的防御利害攸关的国家作出更大的努力。可是他失算了，因为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的过程始终表明了政治上的利益对于战争进程所起到的影响。

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没有什么要防御的，也没有什么要夺取的。1792年，普军曾在骑士精神的驱使下经过洛林向香槟进军，可是，当形势对这次进军不利时，普鲁士继续作战的兴趣就只剩下一半了。倘若普军是在尼德兰，它们同荷兰是有直接联系的，它们几乎可以把荷兰看作是自己的国土，因为普鲁士曾在1787年征服过荷兰。普军在尼德兰就可以掩护下莱菌地区，从而也就掩护了普鲁士王国最靠近战区的那部分国土。同时，普鲁士在这里就可以得到英国的资助，它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还可以比较巩固，就不致那么容易地变成普鲁士政府的诡计。

因此，如果奥军主力都配置在上莱茵地区，普军的全部兵力配置在尼德兰，而奥军在尼德兰只留下一个普通的军，那就可能得到好得多的效果。

1814年，假如用巴尔克来将军代替敢作敢为的布留赫尔来统率着西里西亚军团，而让布留赫尔留在主军中受施瓦尔岑堡的指挥，那么，这一战局或许就彻底失败了。

在七年战争中，若敢作敢为的劳东的战区不是在普鲁士王国最坚固的地区西里西亚，而是在帝国军队的地区内，那么，整个战争的情况也许就完全不同了。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个问题，我们须把下列几种不同的情况根据其特点予以区分开。

第一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同我们共同作战不仅是由于同我们有同盟关系，而且也是为了它们本身的利益。

第二种情况是，盟国的军队前来作战正是为了援助我们。

第三种情况是，将帅个人特点均不同。

在前两种情况下，可能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象1813年和1814年那样，将各国军队全混合起来，使各个军团都是各国的军队混合编成的好呢，还是尽可能地4让各国的军队各自分开，让它们比较独立地行动好呢?

第一种方法很明显，最为有利，但是这必须有一定的友好关系与共同利益作前提，而具备这种前提条件的情况是很少的。在各国军队都完全混合起来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的利益就十分难区分开来，指挥官自私的想法所起的有害影响也就只能表现在次一级指挥官的身上，因而只表现在战术范围，并且就是在战术范围，也不象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时那样可不受惩罚地。自由地表现出来。当各国军队完全地分开时，这种有害影响就牵涉到战略范围，因而能够起重大的作用。可是，正如我们说过的，要采用第一种方法，各国政府须具有罕见的牺牲精神。在1813年，紧迫的情况迫使得各国政府采取了这种方法，当时，军队最多并对局势的好转贡献最大的俄国皇帝没有在虚荣心的驱使下让俄国军队独立作战，而是把他们交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司令官指挥，这也是应大加赞扬的。

若各国军队不可能这样联合起来，那么，各国军队完全分开当然要比半分半合好一些。最槽糕的是不同国家的两个独立的司令官在同一个战场上，譬如在七年战争中，俄军。奥军和帝国军队的情形就常常是这样。在各国军队完全分开的情况下，须完成的任务就可以完全分开，于是各国军队承担着各自的任务，在形势逼迫下就会进行更多的活动。若分开的各国军队联系较密切，甚至于是在一个战区内，那么，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一支军队不好的打算就会使另一支军队的力量瘫痪。

在上述三种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下，各国军队要全地分开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因为每个国家本身的利益通常就已为本国军队规定了不同的目标。在第二种的情况下，前来支援的军队可能没有自己的目标，它常常可以完全处于从属地位，奥军在1815年战局末期与普军在1807年战局中就是这样。

将帅个人特点的问题，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了。可是，我们不能不提出一点总的意见，从属部队的指挥官不要任命最小心谨慎的人来担任，而要派最敢作敢为的人来担任。因为我们曾指出过，在军队分开行动时要想取得战略上的成果，最重要的莫过于每个部分都积极行动，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力量的作用，只有这样，某地点发生的错误才可以被其他地点取得的成果所抵消。也只有指挥官是行动迅速和敢作敢为的人物，他的意志和内心的欲望能驱使他前进时，各个部分才能充分活动起来，仅是客观地。冷静地考虑行动的必然性的人，是很难能使他指挥的那部分军队充分活动起来的。

最后还指出，在使用军队和将帅时，只要情况许可，就应使他们的任务和地形情况同他们的特点结合起来。

常备军。大量的骑兵。良好的部队。谨慎与明智的年老指挥官应该用在开阔地上;民兵。民众武装。用亡命之徒临时组织起来的武装。敢作敢为的年青指挥官应用在森林地。山地与隘路上;前来支援的军队应用在它们所喜欢的富庶地区。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从总的方面谈了战争计划，在本章中还专门谈了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计划，在所有论述中我们也想特别强调战争计划的目标，然后再指出使用手段和方法时应遵循的原则。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论述使读者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战争中应该追求什么和该做什么。我们想强调必然的与普遍的东西，也给特殊的和偶然的东西留下了活动余地，但不去考虑那些任意的。没有根据的。不严肃的。幻想的。或诡辩的东西。一旦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我们就认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任务。

谁要是因我们没有谈到迂回江河。利用制高点控制山地。避开坚固阵地与寻找国土的锁钥等问题而感到非常奇怪，他就是还没有理解我们，并且，在我们看来，他还没有从大的方面来认识战争。

在前几篇中我们已经一般地论述了这些问题，并且已经指出，它们的作用往往会比根据流行的看法想象的要小得多。在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战争中，它们就更加不能也不应该起重大的作用，也就是不应该对整个战争计划产生什么影响。

关于统率机构的问题，将在本篇的最后用专门的一章加以详细论述。

现在让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结束这一章。

若奥地利。普鲁士。德意志邦联。尼德兰与英国决定对法国作战，而俄国保持中立(这种局面是最近一百五十年来经常出现的)，那么，它们是可以进行以打垮敌人为目标的进攻战的。因为不论法国多么强大，依然可能出现下面的情况:它的大部分国土被对方占领，首都陷落，资源不足，而且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大国能给予有力的支援，西班牙离得太远，所处的位置也极为不利，意大利各邦目前又太过腐败，没有力量。

对法作战的上述国家不算它们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也有七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口，而法国只有三千万人。这些国家为了对法国进行一次真正的战争，能提供的军队如下:

奥地利250，000人

普鲁士200，000人

德意志其他各邦150，000人

尼德兰75，000人

英国50，000人

总 计 725，000人

它们如果确实能够动员这样多的军队，那么就极有可能远远超过法国用来对抗它们的兵力，因为即使在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也从未有过这样多的军队。倘若我们再考虑到，法军还要分出部分兵力作为要塞守备部队和建立补给站，用来监视海岸线等等，那么，毫无疑问，联军在主要战区内很可能占有巨大的优势，而这个优势却正是打垮敌人这一目标主要的基础。

法兰西帝国的重心是它的军队和巴黎。联军的目标应该是在一次或者几次主力会战中打败法国军队及占领巴黎，把法军的残余部分赶过卢瓦尔河。法兰西王朝的心窝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之间，在这里，从国境到首都只不过三十普里。联盟的一部分国家如英国。普鲁士。尼德兰和北德意志各邦都有适于针对这里展开的配置地点，它们中间有的就在这个地区附近，有的就在这个地区的背后。奥地利与南德意志则只有从上莱菌地区出发才便于作战。其自然的进攻方向是指向特鲁瓦和巴黎或奥尔良。从尼德兰和从上莱茵地区出发的这两个进攻都是直接。自然。简捷并有力的，都是指向敌军重心的，所有敌军必然都可能分布在这两个地点。

只有两点考虑同这个计划的简单性是有矛盾的。

奥地利可能不愿让意大利毫无掩护，它总想自己在那里控制局势。所以它不会同意通过对法国心脏的进攻来间接掩护意大利。鉴于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它的这个次要意图也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要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把这个已尝试过多次的陈旧的想法同这个次要意图联系起来，为此在意大利保留住大量军队，那么，就会是相当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不想违背统一计划。集中兵力这个主要思想，在意大利就只应保留在战局第一阶段防止极端不利所需的兵力，就不该从进行主要行动的军队中抽出来更多的兵力。如果想在罗讷河地区进攻法国，那就等同于想抓住刺刀尖举起步枪。进攻法国南部即使作为次要行动也该反对，因为这种进攻只能激起新的力量来反对我们。凡是对遥远的地区的进攻，都会使本来不起作用的利害关系和活动发生对我们不利的作用。只有实际情况表明，留在意大利保障安全的军队数量太多而没事情可以做的时候，从意大利进攻法国南部才是正确的。

因此，我们再重复一遍:留在意大利的军队应少到情况所允许的最低限度，只要能够保障奥军不致在一次战局中丧失整个意大利，那就已足够了。在我们这里的例子中，这个兵力完全可假定为五万人。

另一点考虑是法国是一个滨海的国家。由于英国在海上拥有霸权，法国的整个大西洋沿岸很易受到威胁，所以它或多或少要派兵加强守备力量。不论这种守备力量多么薄弱，法国的边防线也将因而增加两倍，为此就不得不从作战的军队中抽出大量兵力。若英国用两万或三万人的登陆部队威胁法国，或许就可以牵制比这个数量大一倍或两倍的法军。同时，法国不仅需要派出军队，而且舰队和海岸炮台还要金钱和火炮等。我们假定英国为了这一目的使用上二万五千人。

这样，我们的战争计划将十分简单，其内容如下:

第一。在尼德兰集中:

普鲁士军队200，000人

尼德兰军队75，000人

英国军队25，000人

北德意志各邦军队50，000人

总 计 350，000人

其中约五万人作为边境要塞的守备部队，其余三十万人则向巴黎前进，同法军进行主力会战。

第二。二十万奥地利军队和十万南德意志各邦军队集中在上莱茵地区，以方便同从尼德兰方面进攻的军队同时推进，指向塞纳河上游地区，进而又向卢瓦尔河推进，也同法军进行主力会战。两个方向的进攻或许可以在卢瓦尔河合而为一。

这样，主要的内容已确定了;我们还要谈的，主要就是同消除错误观念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

第一。统帅应努力寻求计划中的主力会战，争取在能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兵力对比和有利条件下进行主力会战。为了这个目的，统帅应不惜牺牲一切，在围攻。包围。守备等方面应该尽量少用兵力。如果如施瓦尔岑堡在1814年所做的那样，一踏进敌国就像离心的射线那样向四处分散，那就会遭彻底的失败。联军在1814年所以没有在头两个星期内就遭到彻底失败，只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已软弱无力的缘故。进攻应该像一支用强大的力量射出去的箭，不应像一个逐渐膨胀而最后破裂的肥皂泡。

第二。应让瑞士用自己的力量进行防御。倘若瑞士保持中立，那么我们在上莱茵地区就有一个良好的依托点。如果瑞士遭到法国的进攻，它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瑞士很多方面是非常适于进行这种抵抗的。最愚蠢的想法是认为瑞士是欧洲地势最高的国家，所以它在地理上能够对战争起决定性的影响。其实，这样的影响也只有在某些少有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可是瑞士根本不具有这样的条件。在本国的心脏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法军不可能从瑞士向意大利或者施瓦本进行强有力的进攻。因此，瑞士地势很高更不能看作是有决定性意义的条件。在战略范围，制高的利益主要是在防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进攻来说，剩下的一点的重要意义只能在某一次攻击中表现出来。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是没对这一问题进行过透彻的思考，假如将来在当权者和统帅的会议上，有一位学识渊博的参谋忧心忡忡地说出这番聪明话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先申明，这是胡说，我们则希望在这样的会议上有老练的军人，有通事达理的人出席，以便能堵住这个参谋的嘴巴。

第三。这两路进攻军队之间的地区，我们几乎可以不再去管它。六十万大军集中在离巴黎三十到四十普里的地方，准备向法国的心脏进攻，在这样一种场合，难道还要去考虑掩护中莱茵地区的问题，从而掩护柏林。维也纳。德累斯顿和慕尼黑吗?考虑这个问题是违反常识的。是否需要掩护交通线呢?这倒并不是不重要的。可是，人们可能从这里开始作逻辑上的推论，认为掩护交通线必须用进行进攻那样大的兵力并有进攻那样的重要性，因而不是根据国家地理位置必然的要求分两路前进，而是不必要地分三路前进，然后这三路也许又变成五路甚至七路，于是老一套的陈词滥调再次出现了。

我们所说的两路进攻每路都有自己的目标。用于两路进攻的兵力很有可能显著地超过对方的兵力，倘若每路进攻都十分有力，那么，它们只会互相产生有利的影响。如果敌人的兵力没有平均分布，我们的进攻因此有一路失利了，那么，完全有理由可以期待另一路进攻的胜利自然地弥补这一失利，这是两路进攻间的真正联系。这两路进攻之间距离很远，日常的小事件之间是不可能也不必要发生着相互作用的，因此，直接的，或者说直线的联系是没多大价值的。

同时，本国心脏受到进攻的敌人也不可能用很大兵力来切断这种联系。很值得担心的是受别动队支持的居民会切断这种联系，敌人可不消耗正规部队就会达到这个目的。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只要从特里尔向兰斯方向派出一个骑兵为主的军，有一万人至一万五千人也就可以了。这个军能击败任何别动队，并同主力齐头并进。它不需包围要塞，也不必监视要塞，而只要从要塞之间通过，不必占领任何固定的基地，如果遇到优势的敌人，它可向任何方向回避。它也不会遭到重大的失败，万一遭到失败，对整体来说也不是重大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个军也许就足以成为联系两路进攻的中间环节。

第四。两个次要行动，即意大利的奥军行动以及英国的登陆部队的行动可以用最好的方式实现它们的目的。它们如果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么，就会基本上达到了它们的目的。无论如何，两路大规模进攻中的任何的一路都绝对不应该在任何程度上依靠这两项次要行动。

我们坚信，如果法国再想狂妄地采取傲慢态度，同过去一百五十年那样压制欧洲，我们就可用这种方式打败法国，使它受到惩罚。也只有在巴黎那一边的卢瓦尔河上，我们才能从法国那里获得保障欧洲安宁所需的条件。只有采用这种方式，七千五百万人对三千万人的自然对比关系才能迅速地表现出来，才不会如一百五十年来那样，由敦刻尔克到热那亚的各国军队像一条带子那样子围着这个国家，它们追求着四五十个不重要的不同目的，这些目的中没一个足能以克服普遍存在的。特别在联军中不断产生并反复出现的怠惰。阻力与外来的影响。

读者自然会看到，德意志邦联的军队目前的部署与这里所要求的部署是如此不同。在目前的这种邦联中，德意志各邦成了德意志力量的核心，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却被这个核心所削弱，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分量。可是，一个邦联在战争中是一个很脆弱的核心，因为在这里不可能设想有什么统一。毅力。将帅的合理的选拔。威信。责任心等。

奥地利和普鲁士是德意志帝国力量的两个自然的中心，它们正是支撑点，是刀斧的最强部;它们是久经战争锻炼的君主国家，各有各特定的利益，各自有独立的军队，它们是其他各邦的盟主。一个组织应该以这些自然的特点作为根据，而不应以关于统一的虚伪的主张作为根据。统一在目前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会实现的，谁要是追求不可能的事情而忽视可能的事情，那就会是一个愚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