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4

第一卷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四篇 战斗
第 二 卷
第五篇 军 队
第六篇 防 御
第三卷
第七篇 进攻(草稿)
第八篇 战争计划(草稿)

第一卷

第一篇 论战争的性质

第一章 什么叫战争

一 引言

我们首先研究战争的各个要素，然后研究它的各个部分或环节，最后就其内在联系研究整体，即先研究简单的再研究复杂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研究部分时更需要常常考虑到整体。所以研究这个问题时，比研究其他问题更有必要先对整体的性质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二 定义

在这里，我们只想谈谈战争的要素……搏斗，而不打算一开始就给战争下一个冗长的政论式的定义，战争无非是扩大了的搏斗。如果我们想要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当成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设想一下两个人搏斗的情形。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是打垮对方，让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

所以，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暴力用技术和科学的成果装备自己来对付暴力。暴力受到的国际法惯例的约束是微乎其微的，这些限制与暴力同时存在，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削弱暴力的力量。暴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是目的。也就是物质暴力(因为除了国家和法的概念之外就没有精神暴力了)是手段;为了确有把握地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让敌人无力抵抗，因此从概念上讲，使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真正的目标。这个目标取代了上述目的，并将它作为不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而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掉了。

三 暴力最大限度的使用

有些仁慈的人会很容易认为，必然会有一种巧妙的方法，不用造成太大的伤亡就能打垮敌人或者解除敌人的武装，并且认为这是军事艺术发展的真正方向。这种看法不论多么美妙，却是一种必须消除的错误思想，因为在类似战争这样危险的事情中，从仁慈产生的这种错误思想正是最为有害的。因此，不顾一切。不惜流血地使用暴力的一方，在对方不同样做的时候，就一定会取得优势。物质暴力的充分使用决不排斥智慧同时发挥作用，这样一来，他就使对方也只得这样做，于是双方就会趋向极端，这种趋向除了受内在的牵制力量的限制以外，不受别的任何限制。

问题必须这样看。因为厌恶这个残暴的要素而忽视它的性质，这是没有好处的，甚至是错误的。

假使说文明民族的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比野蛮民族的战争小得多，那么，这也是交战国本身的社会状态和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所以，如果硬说缓和因素属于战争哲学本身，那是不合情理的。虽然战争是在社会状态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之中产生的，是由它们决定。限制和缓和的，可是它们并不是属于战争本身的东西，它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就已存在。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本来就包含敌对意图和敌对感情这两种不同的要素。我们之所以选择敌对意图这个要素作为我们的定义的标志，只是因为它带有普遍性。因为，甚至最野蛮的近乎本能的仇恨感，没有敌对意图也是无法想象的，而许多敌对意图，却一点也不带敌对感情，至少不带强烈的敌对感情。在野蛮民族中，来自感情的意图是主要的，而在文明民族当中，出于理智的意图是主要的。但这种差别是当时的社会状态。制度等决定的，并非野蛮和文明本身决定的。所以，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必然有这种差别，而只在大多数场合有这种差别。总之，哪怕是最文明的民族，相互间也可能燃起强烈的仇恨感。

可见，如果把文明民族的战争说成纯粹是政府之间的理性的行为，认为战争越来越摆脱一切激情的影响，以致最后实际上不再需要使用军队这种物质力量，只需计算双方的兵力对比，对行动进行代数演算就行了，那是极大的错误。

理论已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但最近几次战争纠正了它。战争既然是一种暴力行为，就肯定属于感情的范畴。哪怕战争不是感情引起的，总还同感情或多或少有关，而且取决于敌对的利害关系的大小和长短，关系的大小不取决于文明程度的高低。

假使我们发现文明民族不杀俘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使用了智力，学会了比这种粗暴地发泄本能更有效地运用暴力的方法。

火器的不断改进。火药的发明已经充分地表明，文明程度的提高一点没有妨碍或改变战争概念所固有的消灭敌人的倾向。

我们再重复一下我们的论点:暴力的使用是无限度的。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所以，交战的每一方都使对方不得不象自己那样使用暴力，这就产生一种相互作用，从概念上说，这种相互作用肯定会导致极端。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种极端第一种相互作用。

(第一种相互作用)

四 目标是使敌人无力抵抗

我们已经说过，让敌人无力抵抗是战争行为的目标。现在我们仍要指出，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如此。

要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就必须让敌人的处境比按我们的要求作出牺牲更为不利，这种不利至少从表面上看应该不是暂时的，不然，敌人就会等待较有利的机会而不屈服了。因此，继续进行的军事活动所引起的处境上的任何变化，都必须对敌人更加不利，至少在理论上必须如此。作战一方可能陷入的最不利的处境是完全无力抵抗。因此，如果要用战争行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的意志，那么就必须使敌人或者真正无力抵抗，或者陷入势将无力抵抗的境地。由此可得出结论:解除敌人武装或打垮敌人，不管说法如何，必然始终是战争行为的目标。

战争总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突，并非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行动，因为一方绝对的忍受就不能成为战争。如此，上面所谈的战争行为的最高目标，无疑是双方都要考虑的。这又是一种相互作用。在我们没有打垮敌人以前，不能不担心会被敌人打垮，因此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宰，而是不得不象敌人那样行动，就象敌人只得象我们这样行动一样。这是第二种相互作用，它造成第二种极端。

(第二种相互作用)

五 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

想要打垮敌人，我们就必须根据敌人的抵抗力来决定应当使用多大的力量。敌人的抵抗力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数的乘积，这两个因数即现有手段的多寡和意志力的强弱。

现有手段的多少是能确定的，因为它有数量可作根据(虽然不完全如此)，但是意志力的强弱却很难确定，只能根据战争动机的强弱作大略的估计。假使我们能用这种方法大体上估计出敌人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它来决定自己应该使用多大力量，或者增加力量以造成优势，或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强我们的力量。但是敌人也会这样做。这又是一个相互间的竞争，从纯概念上来讲，它又必然会趋向极端。这就是我们遇到的第三种相互作用和第三种极端。

(第三种相互作用)

六 在现实中的修正

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里，因为思考的对象是个极端的东西，是一场自行其是的。除了服从本身内在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别的规律约束的那些力量的冲突。思考活动在达到极端之前是决不会停止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在战争的纯概念中为提出的目标和使用的手段找到一个绝对点，那么在经常不断的相互作用下，我们就会陷入玩弄逻辑所引起的无法捉摸的概念游戏之中，就会趋向极端。如果要坚持这种追求绝对的态度，不考虑一切困难，而且一定要按严格的逻辑公式，认为每一次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无论何时都必须准备应付极端，那么这种作法只是纸上谈兵，一点也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即使使用力量的最大限度是一个容易求出的绝对值，我们仍然只能承认，人的感情是很难接受这种逻辑幻想的支配的。假使接受了这种支配，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就会造成力量的无谓浪费，这必然同治国之道的其他方面发生抵触，同时还要求意志力发挥到同既定的政治目的不相符的程度，这种要求是不能实现的，因为人的意志向来都不是靠玩弄逻辑获得力量的。

假如我们从抽象转到现实，那么一切就变化了。在抽象领域中，一切往往被想象得尽善尽美，我们必然会想象作战的这一方同那一方一样不仅在追求完善，并且正在达到完善的地步。但在现实中真是这样的吗?除非在下列情况下才会如此:

(1)战争是突然发生的。跟以前的国家生活没有任何联系的和完全孤立的行为;

(2)战争是唯一的一次决战或是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

(3)战争的结局，对战后政治形势的估计不会对战争发生任何影响是绝对的。

七 战争决不是孤立的行为

有关上述第一点，我们以为，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来说都并非抽象的，即使是意志这个在抵抗力中不依赖外界事物的因数，也不是抽象的。战争不是突然发生的，其扩大不是瞬间的事。 意志并非完全不可知的，它的今天预示着它的明天。因此双方的任何一方大多可以根据对方是怎样的和正在做什么来判断他，而不是根据对方(严格地说)应该是什么样的和应该做什么来判断他。人都是不完善的，总不能做到十全十美的地步，这种双方都存在的缺陷就成为一种缓和因素。

八 战争不是短促的一击

关于上述第二点，我们的看法如下。

假使在战争中仅有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那么为决战进行的一切准备就自然会趋向极端，因为准备时的任何一点不足，在将来都无法挽回。并且，在现实世界中可以作为衡量这种准备的根据的，至多只是我们所能知道的敌人的准备情况，其余一切都是抽象的。但是，如果战争的结局是一连串连续的行动的结果，那么前一行动及其一切现象自然就可以作为衡量下一行动的尺度。如此，现实世界就代替了抽象概念，从而缓解了向极端发展的趋势。

可是，如果同时使用或者能够同时使用全部用于斗争的手段，那么每次战争就只能是一次决战或者若干个同时进行的决战。一次失利的决战势必令这些手段减少，因此，如果在第一次决战中已经全部使用了这些手段，那么事实上就再也不能设想有第二次决战了。以后继续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只是它的延长而已，实质上都属于第一次行动。

可是我们已经看到，在战争的准备中，现实世界就已经取代了纯概念，现实的尺度就已经代替了极端的假设。所以，敌对双方在互相作用下，将不致把力量使用到最大限度，所以也不会一开始就使用全部力量。

就这些力量的性质和使用特点来看，亦是不能全部同时使用的。这些力量是:国土。军队(包括土地和居民)和盟国。

国土(包括土地和居民)除了是军队的源泉之外，本身还是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这自然只是指属于战区或者对战区有显著影响的那一部分。

虽然同时使用全部军队是可能的，但是除非所有的河流。山脉和居民。要塞等等，简单说来就是整个国家，这个国家小到战争开始就能席卷全国。否则，要同时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其二，同盟国的合作也不以交战国的意志为转移，它们通常较晚才参战，或者为了恢复失去的均热才来加强，这是由国际关系的性质决定的。

不能立刻使用的这部分力量，有时在全部抵抗力中所占的比例，比人们初看时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甚至在第一次决战中使用了巨大的力量，均势因而遭到了严重破坏，但它还是可以重新恢复的。以后还要详加讨论这些问题。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同时使用一切力量是违背战争的性质的。自然这一点不能成为不在第一次决战中加大力量的理由，因为一次失利的决战总是谁也不会甘愿承受的损失，而且，即使第一次决战不是唯一的一次，它的规模越大，对尔后决战的影响也越大。然而，因为以后还有可能决战，因此人们害怕过多使用力量，在头一次决战时就不会象只有一次决战那样集中和使用力量。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因为存在弱点而没有使用全部力量，对对方来讲，就成为可以缓和的真正的客观理由。通过这种互相作用，向极端发展的趋势缓和到按一定尺度使用力量的程度。

九 战争的结局决不是绝对的

最后，甚至于整个战争的总的结局，也并非永远是绝对的，战败国往往把失败只看成是在将来的政治关系中还可以得到暂时的补救的不幸。显然，这种情况也一定会大大缓和紧张程度和力量使用的激烈程度。

十 现实中的概然性代替了概念中的极端和绝对

这样一来，整个战争行为就摆脱了力量的使用老是向极端发展的严格法则。既然自己不再追求极端，不再担心对方追求极端，那么自然就不用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而可以通过判断来确定使用力量的限度，这自然只能根据现实世界的现象所提供的材料和概然性的规律来确定。既然战争不再是抽象的，而是特殊的行动过程，既然敌对双方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国家和政府，人们就自然可以根据实际现象所提供的材料，来推断那些应当知道而尚未知道的将要发生的事情了。

敌对双方的任何一方都可根据对方的特点。组织和设施。状况以及各种关系，按概然性的规律推断出对方的行动，进而确定自己的行动。

十一 现在政治目的又显露出来了

我们在前面(第二节)放下的一个问题，即战争的政治目的，现在需要重新进行研究了。在这以前，趋向极端的法则，一直掩盖着政治目的，令敌人无力抵抗和打垮敌人这个意图，现在，当趋向极端的法则的作用一旦减弱，这个意图一旦同目标分离，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然又显现出来。既然这里考虑的是怎样根据具体人和具体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也就必然在计算中成为十分重要的因素。敌人的反抗越小，需使用的力量就越小。要求敌人所作的牺牲越小，可能遭到敌人的反抗就越小。其次，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所以，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因此，作为战争最初动机的政治目的，既成为衡量战争行为应该达到何种目标的尺度，又成为衡量应使用多少力量的尺度。可是政治目的不能单独地成为这种尺度，它务必同双方国家联系起来才能成为这种尺度，因为我们研究的并非纯粹的概念，是实际事物。同一政治目的在不同的民族中，甚至在同一民族的不同时期，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作用。所以，只有当我们以为政治目的能对它应动员的群众发生作用时，我们才能把它作为一种尺度，这就是要考虑群众情况的缘故。同一政治目的起作用的结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要看群众对战争是反对还是赞成，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在两个民族和国家之间可能积累十分强烈的敌对情绪，存在很紧张的局面，以致战争的政治动机本身虽然很小，却能产生大大超过它本来应起的作用，引起一种真正的爆炸。

上面说的这一点不光是对政治目的在双方国家中能够动员多少力量来说的，而且也是对政治目的应该为战争行为规定何种目标所说的。有时政治目的本身就能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例如占领某一地区。有时政治目的本身不适于作为战争行为的目标，这时就需另选定一个目标作为政治目的的对等物，并在媾和时取代政治目的。可是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始终要首先考虑有关国家的特点。有时，当政治目的需要通过对等物来达到时，这个对等物要比政治目的大很多。群众的态度越冷淡，国内的气氛和两国的关系越不缓和，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效能就越明显，它甚至起决定性作用，在某些场合，简直只根据政治目的决定问题。

假使战争行为的目标是政治目的的对等物，那么战争行为一般说就趋向缓和，而且政治目的作为尺度的作用越明显，情况就越是如此。这说明，为什么从歼灭战一直到单纯的武装监视之间，存在着重要性和强烈程度不同的各种战争，这里并没什么矛盾。然而，这里又产生了需要我们进行说明和解答的另一个问题。

十二 以上论述还没有说明军事行动中为什么会有间歇

不管使用的手段多么少，不论敌对双方的政治要求多么低，也不管政治要求为战争行为规定的目标多么小，军事行动可能有片刻的停顿吗?这是一个深入事情本质的问题。

完成每一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把这段时间称做行动的持续时间。这段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事者行动的急缓。

这里我们不想谈行动的快慢问题。每个人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办事的，办事缓慢的人并非有意要多用些时间，而是因为性格的关系需要较多的时间，如果快了，他就把事情办得差些。因此多用的这一段时间是内部原因决定的，原本就是行动持续时间的一部分。

假使我们认为战争中每一行动都有它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得承认，持续时间以外所用的任何时间，即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仿佛都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初看起来是这样。在这里当然不能忘记，我们谈的是整个军事行动的进展问题，并非敌对双方的这一方或那一方的进展问题。

十三 只有一个原因能使军事行动停顿而且看来它永远只能存在于一方

既然双方都已准备好作战，就必然有一个敌对因素在促使他们这样行动。只要双方没有放下武器，即只要还没有媾和，敌对因素就依然存在。只有当敌对双方的每一方都企图等待较有利的时机时，这个敌对因素的作用才会中止。但是初看起来，仿佛只能一方有等待有利时机的企图，另一方的企图应该恰恰相反。如果等待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有利的肯定是行动。

双方力量完全相等也不能产生间歇，因为，这时怀有积极目的的一方(进攻者)一定会继续前进。

可是，如果我们设想的均势是一方有较强的动机。积极的目的，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也就是双方力量与动机的乘积是相等的，那么还必须指出:假如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如果预料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只可能对一方有利，这肯定会促使另一方行动。由此可见，均势这个概念并不能说明产生间歇的原因，归根到底，问题依然是等待较有利的时机。假定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国家抱有较强动机，比如打算夺取另一个国家的某一地区作为和谈时的资本，那么，它占领这个地区就达到了政治目的，行动就没有继续的必要而应停止下来了。另一个国家如果接受这种结果，就一定会同意媾和，相反，就一定会行动。如果它认为在四个星期之后才能准备得更好，则它就有充分的理由推迟行动的时间。

但从逻辑上说，这时战胜者似乎应该马上行动，使战败者没有时间进行准备。当然，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双方对情况都很了解。

十四 军事行动因此又会出现连续性使一切又趋向极端

假如军事行动确实有连续性，那么因为不间断的行动，就会使一切又趋向极端，让情绪更为激动，使一切更加激烈和狂暴。不仅如此，而且行动的这种连续性还会使行动衔接得更加紧凑，使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更加密切，因此，这些行动就更为重要和危险。

可是我们知道，军事行动极少或者从来也不曾有过这种连续性，在许多战争中，行动的时间只占全部时间的一小部分，剩下的时间都是间歇。这不可能都是反常现象。军事行动中完全可能有间歇，这里面并没矛盾。现在我们来谈谈间歇以及生成间歇的原因。

十五 这里要用两极性原理

当我们把一方统帅的利害看成总是和另一方统帅的利害正好对立时，我们就承认了真正的两极性。我们准备以后特地用一章来详细讨论这个原理，然而在这里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两极性原理只适用于正数和对立的负数能正好抵销的同一事物。在一次会战中，交战双方的每一方都想取得胜利，因为一方的胜利排斥另一方的胜利，这是真正的两极性。可是，假如我们讲的是具有外在共同关系的两种不同事物，那两极性就不存在于这两种事物本身，而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

十六 进攻和防御是不同的作战形式

它们的强弱是不相等的，因此两极性原理对它们不适用如果只有一种作战形式，即只有进攻而没有防御，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进攻和防御的区别只在于动机不同，防御的一方没有积极的动机，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动机，但是斗争的形式却始终是相同的。那么，在这样的作战中，对一方有利的就正好是对另一方不利的，这里就存在着两极性。

可是，军事活动分为进攻和防御两种形式，正象我们以后将要仔细地讲述的那样，它们是不同的，它们的强弱也是不同的。因此，两极性不存在于进攻和防御本身，只存在于它们的关系中，即决战中。如果一方的统帅愿意迟决战，另一方的统帅就一定愿意早决战，这自然只是就同一作战形式而言。假如甲方不是现在而是四个星期之后进攻乙方有利，那么乙方就不是四个星期以后而是现在受到甲方的进攻才会有利。这就是直接的对立。然而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乙方现在立即进攻甲方有利，这显然根本是另一回事。

十七 两极性的作用往往因防御强于进攻而消失，这说明为什么军事行动中会有间歇

假使防御这种作战形式，比进攻强而有力，象我们以后将要指出的那样，那么就要问，迟决战对甲方有利的程度是否象防御对乙方有利的程度那样大。假使没有那样大，那么，前者也就不能用它的对立物来抵销后者，所以也不能增进军事行动的发展。可见，利害关系的两极性所具有的推动力，会因防御和进攻的强弱的差别而消失，因而没发生作用。

因此，如果目前这个时机对一方有利，可他力量太弱，不能放弃防御，那么就只好等待不利的将来，因为在不利的将来进行防御，还比目前媾和或进攻有利些。既然依据我们的论断，认为防御的优越性很大(应该正确理解)，而且比人们最初想象的大得多，那么，拿这一点也就可以说明战争中大多数间歇产生的缘故而不致于自相矛盾了。行动的动机越弱，它就越被防御和进攻的这种差别所掩盖。所抵销，因而军事行动的间歇也就越多。经验也证明了这点。

十八 第二个原因是对情况不完全了解

还有另一个能让军事行动停顿的原因，这就是对情况的不完全了解。任何一个统帅所能确切了解的只是自己一方的情况，对敌人的情况仅可根据不确切的情报来了解。所以，他在判断上可能产生错误，从而可能把自己应该行动的时机误以为是敌人应该行动的时机。只是，在了解情况方面的这一缺陷既能使人在应该行动的时候停顿，同样也能让人在应该停顿的时候行动，因此，它推迟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不大于提前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可是，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成是可以使军事行动停顿的自然原因之一，这里并没有矛盾。如果我们考虑到人们通常容易估计过高。而不是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这是人之常情)，那么就会赞同:对情况不完全了解。通常说来，这必定会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军事行动的进展，让它趋向缓和。

间歇产生的可能性让军事行动趋向新的缓和。由于间歇使军事行动的时间延长了，这就减弱了军事行动的激烈程度，增加了恢复失去的均势的可能性，推迟了危险的到来。发生战争的局势越紧张。战争越激烈，间歇就越短，相反，间歇就越长，因为强的动机能增加意志力，而我们知道，意志力在任何时候都是构成力量乘积的一个因数。

十九 军事行动中常常发生的间歇使战争

更脱离绝对性，更是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进行得越缓慢，间歇的时间越长。次数越多，错误就越容易得到纠正，所以统帅就越敢大胆设想，越不趋向极端，越会把一切建筑在概然性的计算上和推测上。每个具体情况原本就要求人们根据所知的条件进行概然性的计算，军事行动的进程较缓慢，就为做这种计算提供了一定的时间。

二十 只要再加上偶然性

战争就变成赌博了，而战争中是不会缺少偶然性的可见，战争的客观性质很明显地使战争成为概然性的计算。战争中是确实不会缺少偶然性的。现在只要再加上偶然性这个要素，战争就成为赌博了，在人类的活动中，再没有象战争如此经常而又普遍地同偶然性接触的活动了。并且，随偶然性而来的机遇以及随机遇而来的幸运，在战争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

二十一 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

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假如我们再看一看战争的主观性质，即进行战争所必需的那些力量，那么我们一定会更觉得战争近似赌博。军事活动总是少不了危险的，而在危险中最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什么呢?是勇气。虽然勇气和智谋能够同存而不互相排斥，但它们毕竟是不相同的，是不同的精神力量。而冒险。信心。大胆。蛮干等等，则只是勇气的表现而已。因为机遇是它们不可或缺的，所以它们都要寻找机遇。

可见，在军事艺术中，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的活动，数学上所谓的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它们如同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

二十二 一般说来这一点最适合人的感情

虽然人的理智总喜欢追求明确和肯定，但是人的感情却往往向往不肯定。人的感情不愿跟随理智走那条哲学探索和逻辑推论的狭窄小道，这是因为沿着这条小道它会几乎无知觉地进入陌生的境界，原来熟悉的一切就好像离它很远了，它宁愿和想象力一起逗留在幸运和偶然性的王国里。在这里，它不受贫乏的必然性的束缚而沉溺在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中。在可能性的鼓励下，勇气就如虎添翼，跟一个勇敢的游泳者投入激流一样，毅然投入冒险和危险。

在这种情形下，理论难道可以不考虑人的感情而一味追求绝对的结论和规则吗?如果是这样的理论，那它对现实生活就没有用处了。理论应当考虑到人的感情，应该让勇气。大胆，甚至蛮干获得应有的地位。军事艺术是同活的对象和精神力量打交道，所以，在任何地方都达不到绝对的肯定。战争中无论在大事或小事中，到处都有偶然性活动的天地，它活动的天地都一样宽广。有偶然性，就必须有勇气和自信心来利用它。勇气和自信心越大，偶然性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因此，勇气和自信心是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理论确立的定则，应该使这些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武德能够自由地以各种不同形式充分发挥出来。可是，甚至在冒险中，也还有机智。有谨慎，只是它们要用另一种标准来衡量罢了。

二十三 但是战争仍然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

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进一步说明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上述那样，指导作战的理论和指挥作战的统帅也是上述那样。可是，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并非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战争因为激情。勇气。幻想和热情的起伏而表现出的一切，由于幸运的变化，都只是这一手段的特色而已。

社会共同体(整个民族)的战争，尤其是文明民族的战争，总是在某种政治形势下发生的，而且只能是某种政治动机引起的。所以，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只有战争真的象按纯概念推断的那样，是暴力的绝对的表现，是一种完善的。不受限制的行为时，它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就仿佛是完全独立于政治以外的东西而代替政治，才会排挤政治而只服从于本身的规律。就如一包点着了导火索的炸药一样，只会在预先规定的方向上爆炸，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变。直到今天，每当军事与政治之间的不协调引起理论上的分歧时，人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但事实并非这样，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跟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现实世界的战争紧张并不是通过一次爆炸就能消失的，并不是极端的行为。战争是一些发展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的力量的活动，这些力量有时十分强，足以克服惰性和摩擦产生的阻力，但有时又太弱，以致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战争好象是暴力的脉冲，时急时缓，因而有时快有时慢地消除紧张和消耗力量。也就是说，它是有时迅速有时缓慢地达到目标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战争都有一段持续时间，足以让自己承受外来的作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改变。简单地讲，战争依然服从指导战争的意志的支配。既然我们认为战争是政治目的引起的，那么十分自然，这个引起战争的最初的动机在指导战争时应首先受到极大的重视。但是政治目的也不是因此就可以任意地决定一切，它必须适应手段的性质，所以，政治目的本身往往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即使这样，它还是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问题。所以，政治贯穿在整个战争行为中，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对战争接连发生影响。

二十四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要是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仅仅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军事艺术可以在总的方面要求政治方针和政治意图不同此手段发生矛盾，统帅在具体场合也能这样要求，而且作这样的要求的确不是无关紧要的。不过，不管这样的要求在某种情况下对政治意图的影响有多么大，依然只能把它看作是对政治意图的修改而已。战争是手段，原因在于政治意图是目的，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很难想象的。

二十五 战争是多种多样的

战争的动机越大。越强，战争跟整个民族生存的关系越大，战前的局势越紧张，战争就越接近它的抽象形态，政治目的和战争目标就更加一致，一切就越是为了打垮敌人，战争看来就越是纯军事的，而不是政治的。相反，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政治规定的方向同战争要素(即暴力)的自然趋向就越不一致，战争离开它的自然趋向就越远，政治目的跟抽象战争的目标之间的差别就越大，战争看起来就越是政治的。

可是，为了避免读者误解，在这里我们一定要说明，战争的自然趋向只是指哲学的，纯粹逻辑的趋向，决非指实际发生冲突的各种力量(例如作战双方的各种情绪和激情等等)的趋势。诚然，情绪和激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被激发得非常高，以致很难把它保持在政治所规定的道路上。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会发生这种矛盾的，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和激情，就肯定会有一个相应的宏大的计划。假若计划追求的目的不大，群众的情绪也就会非常低，以致往往需要加以激发，而不需加以抑制。

二十六 一切战争都可看作是政治行为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就算政治真的在某一种战争中似乎完全消失了，而在另一种战争中却表现得很明显，我们依然可以肯定地说，前一种战争和后一种战争都同是政治的。因为，假使一个国家的政治可以比作一个人的头脑，那么，产生前一种战争的各种条件必然包含在政治要考虑的范围之内。只有按习惯的概念把它理解为一种避免使用暴力的。谨慎的。狡猾的甚至阴险的计谋，而不将政治理解为全面的智慧，才能认为后一种战争比前一种战争更具有政治性。

二十七 应该根据上述观点理解战史

和建立理论基础可见:第一。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才有可能不致跟全部战史发生矛盾;第二。正是这种观点告诉我们，由于战争的动机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肯定是各不相同的。

所以，政治家和统帅应该首先作出的最有决定意义最重大的判断，是根据这种观点正确地认识他所进行的战争，他不应把那种不符合当时情况的战争看作是他应该从事的战争，也不应该想使他所从事的战争成为那种的战争。这是所有战略问题中涉及面最广的首要的问题，我们以后在论述战争计划时将进一步进行研究。

有关什么是战争这一问题，我们就研究到这儿，由此，我们就确定了研究战争和战争理论所必须依据的主要观点。

二十八 理论上的结论

所以，战争不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它的性质在每一具体情况下都或多或少有些变化，而且，透过战争的全部现象就其本身的主要倾向来看，战争还是一个奇怪的三位一体，它包含三个方面:一。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即敌忾心仇恨感，这些都能看作是盲目的自然冲动;二。概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它们让战争成为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因而属于纯粹的理智行为。

这三个方面中的头一个方面主要同人民有关，第二个方面主要同统帅和他的军队有关，第三个方面主要同政府有关。战争中迸发出来的激情肯定是在人民中早就存在的;在概然性和偶然性的王国里，政治目的则全是政府的事情;勇气和才智活动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统帅和军队的特点。

这三种倾向象三条不同的规律，深藏在战争的性质之中，同时起着不同的作用。任何一种理论，如果想随意确定三者的关系，只要忽视其中的某一种倾向，就会立即和现实发生矛盾，以致全无用处。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在于让理论在这三种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就象在三个引力点之间保持平衡一般。

关于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困难的任务，我们想在《论战争理论》一篇里进行研究。但不论怎样，这里所确立的关于战争的概念，在我们看来还是投到我们的理论的基础上的一道曙光，它首先为我们区分开大量的现象，让我们能够辨清它们。

第二章 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

我们在前一章里了解了战争的复杂而多变的性质之后，现在再来研究战争的性质对战争中的手段和目的有怎样的影响。

假如首先问问，整个战争追求怎样的目标才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合适的工具，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战争的目标正跟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战争的具体条件一样，也是多变的。

如果还是先从战争的纯概念谈起，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战争的政治目的本身就不包含在战争领域内。因为战争既然是迫使对方遵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它所追求的就必然始终是并且只能是打垮敌人，也就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虽说打垮敌人这个目的是从概念中推出来的，可在现实中人们在许多场合所追求的目的与它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打算先在现实中探讨打垮敌人这个目的。

今后我们在《战争计划》一篇中再进一步研究什么叫做使敌国无力抵抗，但在这里必须先弄清楚敌人的军队。国土和意志这三个要素，它们是能概括其他一切对象的总的对象。

敌人的军队必须消灭，即，必须使敌人军队陷入不能继续作战的境地。顺带说明一下，以后我们所说的”消灭敌人军队”，都是指此意思。

敌人的国土必须占领，不然敌人在那里可以建立新的军队。

可是，只要敌人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也就是说只要敌国政府及其盟国还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敌国人民还没有屈服，即使以上两点都做到了，我们仍然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因为，哪怕我们完全占领了敌人的国土，敌人在他的国内或在盟国支援下仍有可能重新进行斗争。自然，这种情况在和约签订以后也是有可能发生的(这只能说明并不是每一次战争都能完全解决问题和彻底结束的)。但是，随着和约的签订，紧张就会趋于缓和，许多可能在暗中继续燃烧的火星就会熄灭，因为全部倾向和平的人会完全放弃抵抗的念头，而这样的人在任何民族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很多的。所以，无论怎样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和约的签订，目的就算达到了，战争就算结束了。

以上三个对象中，军队是用来保卫国土的，因此按自然的顺序应当是先消灭敌人的军队，然后占领敌人的国土，通过这两方面的胜利以及我们在当时所处的势态，才可能迫使敌人媾和。通常，消灭敌人军队是逐步实现的，随此而来的占领敌人国土也同样是慢慢实现的。因为地区的丧失反过来又会使军队受到削弱。这两者常常是相互影响的，然上述顺序不是绝对的，所以也并非总是如此。有时敌人的军队有可能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就已退到国土的另一边，甚至完全退到国外。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占领敌人国土的大部，乃至全部。

可是，使敌人无力抵抗这个抽象战争的目的，即实现政治目的的。包括其他一切手段的最后手段，在现实中决不是处处都有它的地位的，也不是达到媾和的必要条件，所以，决不能在理论上把它当作一个定则。实际上，在许多和约缔结的时候，交战一方并没有陷入无力抵抗的境地，有时甚至连均势都没有遭到显著的破坏。不但如此，只要观察一下具体情况，我们就只能承认，在许多具体情况下，特别是当敌人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时候，打垮敌人只是一种毫无益处的概念游戏。

从战争概念中推出来的目的之所以不能普遍适用于现实战争，是因为抽象战争和现实战争是不同的，这点我们在前一章里已经讨论过了。假如战争真的象纯概念规定的那样，那么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就不乎合情理，因而也就不可能了，因为在纯概念中，只有双方物质力量的差距不超过精神力量所能弥补的程度时，才会发生战争。而在欧洲现今的社会状态下，精神力量能弥补的物质力量的差距是有限的。因此，我们之所以看到力量悬殊的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是因为现实战争往往同它的原始概念是相距很远的。

在现实中，除了无力继续进行抵抗以外，还有两种情况可以促使媾和。一是获胜的代价过高，二是获胜的可能不大。

对已经消耗的力量和即将消耗的力量的考虑，对是否媾和的决心更有影响，既然战争不是盲目的冲动，而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行为，那么政治目的的价值肯定决定着愿意付出多大的牺牲作代价。这里所说的牺牲，不仅是指牺牲规模的大小，并且是指承受牺牲的时间的长短。所以，当力量的消耗过大，超过了政治目的的价值时，人们就肯定会放弃这个政治目的而媾和。

正和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过的那样，整个战争不受严格的内在必然性规律的支配，它必须依靠概然性的计算，并且产生战争的条件越使战争适于概然性的计算，进行战争的动机越弱，局势越不紧张，情况就越是这样。既然是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概然性的计算也能够使人们产生媾和的想法了。所以，战争并不一定要一方被打垮才结束。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动机很弱。局势很不紧张的情况下，哪怕是非常微小的。几乎看不出的可能性，就足以使不利的一方让步。如果另一方事先已经看到这一点，那么他自然会去努力实现这种可能性，不会首先去寻找并走上彻底打垮敌人这条弯路了。

可见，在一方不能使另一方完全无力抵抗的战争中，双方是否希望媾和，这是随获胜可能性的大小和需要消耗力量的多少而变化的。当一方希望媾和较迫切，另一方媾和的想法就可以少一点，只要双方希望媾和的想法合在一起已经达到足够的程度，他们就会媾和。如果双方都希望媾和，他们的政治分歧就会得到折衷的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原来媾和想法较少的一方当然比较有利。

我们在这里有意不谈政治目的的积极性质和消极性质在行动中所必然引起的差别。即使这种差别象以后要谈到的那样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仅作比较一般的论述。因为最开始的政治意图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可能很大，最后可能变得根本不同，这是由于政治意图同时还取决于已得的结果和可能的结果。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增大获胜的可能性。首先，自然是使用打垮敌人时所使用的方法，即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但是这两种方法用于增大获胜可能性时和用于打败敌人时是不尽相同的。当我们进攻敌人军队时，是想在头一次打击之后继续进行一系列打击，直至把敌人军队全部消灭，还是只想赢得一次胜利来威胁敌人，让他觉得我们已占优势而对前途感到不安，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假使我们的目的是后者，那么只要消灭足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敌人军队就行了。同样的，当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时，占领敌人地区作为另一种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在以打垮敌人为目的的情况下，而占领敌人地区只是消灭敌人军队的后果，消灭敌人军队才是真正有效的行动，没有消灭敌人军队就占领敌人地区，始终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的下策。与之相反，如果我们的目的不是打垮敌人，并且我们确信敌人并不寻求流血决战，而是害怕流血决战，那么，占领敌人防御薄弱的或完全没有防御的地区这件事本身就能带来利益。假使利益十分大，足以使敌人对战争的结局担忧，那么占领敌人地区也能当作是达到媾和的捷径。

现在我们还得指出一种不需打垮敌人就能增大获胜可能性的特别方法，这就是同政治有直接关系的措施。既然有的措施特别适于破坏敌人的同盟或使同盟不起作用，适于为自己争取新的盟国，或者适于展开有利的政治活动等等，那么不难理解，这些措施会极大增加获胜的可能性，它们也是比打垮敌人军队更加捷便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采取何种方法才能增大敌人力量的消耗，即让敌人付出更高的代价。

敌人力量的消损包括地区的丧失和军队的消耗，即军队被我们消灭，地区被我们占领。

同样是消灭敌人军队和占领敌人地区，它们在目的是扩大敌人消耗的场合的作用和在达到其他目的的场合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这点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能明白。这种差别在大多数场合下可能是很小的，但因为在现实中当动机十分微弱时，哪怕最微小的差别也往往对使用力量的方式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因而受到迷惑，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在一定的条件下，用别的方法达到目标也是可能的，这里既没有什么矛盾，也不是不合情理，更不是什么错误。

除上述两种方法之外，还有另外三种能够直接加重敌人力量消耗的特殊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入侵，也就是夺取敌人的某些地方，但并不想占领它，而只想在这儿索取军税，乃至加以破坏。这时，入侵的直接目的并非打垮敌人的军队，也不是占领敌人的国土，而只是一般地使敌人遭受损失。第二种方法是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针对加重敌人损失的对象上。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军队有两种用法，一种在目的是打垮敌人时较有效，另一种在目的不是打垮敌人或不能打垮敌人时比较有利。按照习惯的说法，前一种更多地是军事的，后一种更多地是政治的。但如果从最高的角度来看，两者都一样是军事的，而且只要同当时的条件相适应，每一种都是合适的。第三种方法是疲惫敌人，就应用广泛这一点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一种方法。我们选择”疲惫”这个字眼，不只因为它可以简要地表达这种方法的特征，并且因为它可以确切地说明这种方法的实质，并不是象初看时那样只是为了修辞。疲惫这个概念在作战中的意思是:通过持久的军事行动来逐渐消耗敌人的物质力量和消磨敌人的意志。

假如我们想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因为达到较大的目的当然要比达到较小的目的消耗更多的力量，所以我们就只能满足于尽可能小的目的。可是，我们能为自己规定的最小的目的是单纯抵抗，即没有积极意图的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手段能相应地发挥最大的作用，取得结果也最有把握。但是这种消极性有没有限度呢?显然不能发展到绝对的被动，因为单纯的忍受就不是作战了。抵抗也是一种活动，通过它应该消耗敌人很多力量，使他只得放弃自己的意图。这就是在单纯抵抗的每一次行动中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我们意图的消极性质就表现在此。

毫无疑问，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所产生的效果要比积极意图在相同情况下所产生的效果差一些(如果积极意图能够实现的话)，然而，这两种意图的差别恰巧就在于前者比后者较容易实现，也就是把握较大。消极意图在单个行动中效果较差这一缺陷，必须用时间，也就是通过长久的作战来弥补。因此，以消极意图为基础的单纯抵抗，是指通过持久的作战来战胜敌人(即疲惫敌人)的自然手段。

在整个战争领域中四处都可看到的进攻和防御的差别，其根源就在此。但是，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深入探讨这个问题，而只想说明:这种消极意图本身就提供了一切有利条件和比较强的作战形式，有助于实现这种意图，获胜的把握和胜利的大小之间哲学上的力学定律就体现在这种意图里。所有这一切我们今后还要研究。

假使消极意图(即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单纯抵抗)能够带来有利的斗争条件，并且这种优越性大到足以抵销敌人占有的优势，那么只通过持久的作战，就足以使敌人力量的消耗逐渐增加，以致他的政治目的即使达到了，也抵不上付出的代价，因而只得放弃这个政治目的。可见，这种疲惫敌人的方法是弱者抵抗强者时大都会采用的方法。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原本是不能击败奥地利帝国的，并且，假使他企图象查理十二那样行事，就肯定会一败涂地。但是他天才地运用了合理使用兵力的巧妙方式，使联合起来同他为敌的列强在七年中看到力量的消耗大大超过当初设想的程度，于是只好同他媾和。

可见，在战争中可以达到目标的方法很多，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只限于打垮敌人。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人地区。单纯占据敌人地区。单纯入侵敌人地区。采用直接同政治有关的措施和单纯等待敌人的进攻等都是方法，这些方法的每一种都可用来挫伤敌人的意志，但哪一种比较有效，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举出一系列达到目标的捷径，这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因人而异的方法。在人类交往的哪一个领域中不闪现着超越一切物的关系的个人特点的火花呢?在战争中，个人的特点无论在政府中还是在战场上都起着很重大的作用，因而，更是不会没有这种火花的。这里我们只想指出存在着这些方法，因为要想将它们分类，那是书呆子的作法。因为有了这些方法，我们说，可以用来达到目标的方法是无穷尽的。

为了不致将这些能达到目标的捷径估计过低，既不认为它们在作战中造成的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把它们仅看成是极少的例外，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引起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多种多样的，或者我们必须看到，争取国家生存的殊死的战争，同因为有强迫结成的同盟或行将瓦解的同盟而勉强履行义务的战争之间，是有十分大距离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战争之间存在无数种类的战争。假设我们有权在理论上否定其中的某一种，那么就有权将它们全部否定，这就是完全无视现实世界。

以上我们一般地论述了人们在战争中追求的目的，现在我们来谈一下手段。

手段只有一个，那就是斗争。不论斗争同粗暴的发泄。仇恨的搏斗怎样不同，不论斗争的形式多么繁多，也不论在斗争中夹杂着多少本身不算是斗争的活动，可战争中产生的一切效果都必然来源于斗争，这一点一直是战争这个概念所固有的。

即便在极为错综复杂的现实中，也永远是这样，这一点很好证明。战争中所产生的全部都是通过军队体现出来的。哪里使用军队，即使用武装起来的人们，那里就肯定有斗争这一概念为基础。

因此，同军队有关的一切，即同军队的建立。维持和使用有关的一切，都属于军事活动的范畴。

很明显，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

战争中的斗争是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整体，不是个人对个人的斗争。我们可以拿两种方法来区分这个巨大整体中的单位:一种按主体区分，一种按客体区分。在军队中往往总是把一定数量的军人编成单位，一定数量的单位再构成高一级组织。所以，这些组织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的斗争就构成一个或多或少可以区别的斗争单位。此外，按斗争的目的，即斗争的对象，也可以把斗争分成单位。

我们把斗争中可以互相区别的每一个这类的单位叫做一个战斗。

既然军队的使用是概念斗争为基础的，那么军队的使用就只是若干次战斗的决定和部署。

所以，一切军事活动都必定直接地或间接地同战斗有关。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和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时间和适当的地点进行战斗。

既然军事活动的所有线索最后都落在战斗上，那么我们确定了战斗的部署，就掌握了军事活动的一切线索。军事活动的效果仅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中产生，决不可能从部署和实施战斗之前存在的条件中直接产生。在战斗中，全部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这点是战斗这个概念所固有的。因此说，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达到战斗目的的手段。

战斗的目的可能就是消灭敌人军队，然而这并非是必然的，战斗的目的也可能完全是其它的东西。正象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既然打垮敌人并非达到政治目的的唯一手段，既然还有别的对象可以作为战争中追求的目标，那么不言自明，这些对象就能成为某些军事行动所追求的目的，从而也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

有些作为从属部分的战斗，哪怕它们最终是为了打垮敌人军队，也并不一定要把消灭敌人军队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

当我们想到一支庞大的军队的组织极为复杂，对运用军队有影响的情况极为繁多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样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必然是由上下从属和相互联系的若干部分组成的，肯定是复杂的。各个部分所追求的目的当然可以是而且必然是很多的，尽管这些目的本身可能不是消灭敌人军队，但它们对消灭敌人军队能起很大的作用，只是间接的而已。当一个步兵营奉命驱逐某一高地。桥梁或其它地方的敌人时，一般占领这些地方是这个营的真正目的，而在这些地方消灭敌人军队只是一种手段或次要的事情。如果只用佯动就驱逐了敌人，那么目的也就达到了。不过，通常只是为了更有效地消灭敌人军队，才占领这个高地或桥梁。既然在战场上是如此，那么在整个战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在整个战区不仅是一支军队和另一支军队在对抗，并且是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在对抗。在这里，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关系必然会增多，因而行动方式就必然会增加，战斗的部署就更多种多样，而且由于目的层层从属，最开始的手段离开最后的目的会更远了。

军队，即消灭同我们对峙的那一部分敌军，可能不是某一次战斗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可是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问题已不再是歼灭敌人军队了，因为战斗在这里不过是衡量力量的一种尺度，它本身并没什么价值，它的结果(即它的结局)才有价值。

可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需估计一下就能衡量出力量的强弱。这时战斗也就不会发生了，力量较弱的一方会立即让步。

既然不需经过实际的战斗，只要部署了战斗并通过由此形成的态势，就常常可以达到战斗的目的，既然战斗的目的并不一直都是消灭参加战斗的军队，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战争中活动很频繁，而实际的战斗却没起到显著的作用。

战史中有数以百计的战例能证明这一点。至于说在这些战例中有多少是采用这种不流血的方法而作对了，也就是说并不自相矛盾，和因此而赢得的声誉有哪些经得起批判，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因为我们只想指出这样的战争过程是可能存在的。

在战争中手段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可是，这种手段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采取不同的用法，如此，我们的研究好象就毫无结果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从这个唯一的手段中可以为研究找出一条线索，这条线索贯穿在整个军事活动中，能把整个军事活动联在一起。

我们曾把歼灭敌人军队当作是战争中可以追求的目的之一，可是还没有谈到这一目的同其他目的比较起来有多大的重要性。它在每一个具体场合的重要性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可从总的方面来看它有多大价值，我们还没确定。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探讨一下这个目的究竟有多大的价值。

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行动。在战斗中，消灭同我们对峙的敌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哪怕战斗事实上没有进行也是这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结局毫无疑问都是以消灭敌人军队为前提的。所以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仿佛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因此，一切行动的前提是，如果作为行动基础的战斗果真发生的话，它必须是对我方有利的。战斗同一切大小军事行动的关系，就跟现金支付同期票交易的关系一样，不管兑现的机会有多么少，不管兑现的期限有多么远，最后总会要兑现的。

战斗既然是一切行动的基础，那么就能得出结论:敌人通过一次胜利的战斗就可以使行动中的任何一个失去作用，敌人不光可以通过一次对我们这些行动有直接影响的战斗，而且可以通过任何一次有足够重要意义的战斗达到这一点。由于任何一次重要的战斗，即消灭对方的军队，都会影响以前的其他一切战斗，由于这些战斗的结果象液体一样，总是要维持在一个水平面上的。

因此，消灭敌人军队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加有效的手段。

当然，只有在其他一切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具有更大的效果。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盲目的硬干总是比谨慎的巧谋为好，那是非常大的误解。有勇无谋的硬干，也许不仅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而且会使自己的军队反而被敌人消灭，所以这不是我们所表达的意思。我们所说的具有更大的效果，是就目标而不是就方法说的，我们这里只是将达到这一目标产生的效果跟达到那一目标产生的效果加以比较而已。

我们必须着重指出，当我们说消灭敌人军队时，并不是只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而是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这两者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特别在我们谈到一次大的歼灭性行动(一次大的胜利)对其他战斗必然会产生的影响时，应当看到某一部分精神力量的丧失最易影响其他部分。精神因素最富有流动性(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同别的各种手段比较起来，消灭敌人军队具有较大的价值，但这一手段要求人们付出较大的代价，并且它本身就有较大的危险性，人们是为了要避免这个，才采用别的手段。

采用这一手段必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在别的一切条件都相同的前提下，我们越想要消灭敌人军队，自己军队的消耗也肯定会越大。

采用这一手段的危险在于:正是因为我们企图取得较大的效果，所以在做不到的情形下，反过来我们也会遭到较大的损失。

因此，采用其他方法，成功时代价较小，失败时危险也较小。可是，这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敌人也采用相同的方法也就是说这些方法同时为双方所采用。要是敌人选择了大规模战斗，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意愿，也采用同样的方法。此时，一切就都取决于这种歼灭性行动的结局。显然，即使我方的其他一切条件仍然同敌方相同，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在各方面也必然是不利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和手段已有一部分用在其他方面，而敌人却不是这样。两个不同的目的，假如其中一个不从属于另一个，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力量，不可能同时用来达到另一目的，它们是互相排斥的。所以，如果交战的一方决定进行战斗，他又坚信对方并不打算战斗，而是在追求其他目的，那么，他就有十分大的可能获得胜利。任何一方只有预计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不愿意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时，决定追求其他目的才是明智的。

可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注意力和力量已经用在其他方面，决不是指用在为了消耗敌人力量而进行的单纯抵抗上。只是指已经用在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之外在战争中所能追求的其他积极目的上，单纯抵抗是没有积极意图的，在纯粹抵抗的情况下，我们的力量只能用来粉碎敌人的意图，而不能用在其他方面。

现在我们有必要研究跟消灭敌人军队相对的一面，即保存自己军队。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互相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我们要研究的，只是当其中某一个方面占主要地位时，会产生如何的影响。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具有积极的目的，能产生积极的结果，这些结果最后能打垮敌人。保存自己军队这一企图具有消极的目的，能粉碎敌人的意图，也就是说能单纯抵抗，这种抵抗最后只能是延长军事行动的时间以消耗敌人。

具有消极目的的企图等着歼灭性行动，具有积极目的的企图则引起歼灭性行动。至于应当等待和可以等待到什么程度，这又涉及到进攻和防御的根源，我们将在研究进攻和防御时进一步论述。在这儿我们只想指出，等待不应成为绝对的忍受，而且在等待时所采取的行动中，消灭正在同我们作战的敌人军队，跟其他任何对象一样，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目标。所以，如果认为有了消极意图就只能寻求不流血的方法，就一定不将消灭敌人军队作为目的，那么，他就在根本观念上错了。当然，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会促使人们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但是采用不流血的方法也不一定适合，因为是否合适，这不是由我们的条件而是由敌人的条件决定的。所以，这种不流血的另一种方法，决非迫切希望保存自己军队时的当然手段。如果这种方法不适合当时情况，那么反而会让自己的军队遭到覆灭。许多统帅犯过这种错误，结果弄得身败名裂。当消极企图占主要地位时，它的唯一的必然的作用是推迟决战的时间，让人们等待决定性的时刻。结果往往是推迟军事行动的时间，并且，由于时间和空间是有联系的，因此只要情况允许，还能够变换军事行动的空间。可是，一到继续推迟下去会非常不利的时候，就必须认为消极企图的优越性已经丧失，由此，消灭敌人军队这一原来被抑制。但并没被排斥的企图就又出现了。

综上所述，我们能看到:在战争中达到目标，即达到政治目的的方法是多样的，但战斗是唯一的手段，所以一切要服从于用武器解决问题这个最高法则。敌人如果确实要求战斗，我们就无法拒绝。因此，必须肯定在战斗中对方一定会失败或者对方不会进行战斗时，我们才能采用其他方法。总之，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标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

至于其他各种方法在战争中会产生什么效果，我们以后才能弄清楚，当然，只能逐渐清楚。在这里我们只一般地承认，使用其他种种方法是可能的，因为现实和概念之间是有差距的，具体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只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当政治目的小，动机弱，紧张程度不高的时候，慎重的统帅在战场上和政府中可巧妙地运用各种方法，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的方式，利用敌人本身的弱点来达到媾和的目的。假如他的打算既有充分的根据，又能有成功的把握，那我们就没有权利责难他。然而，我们还必须提醒他要经常记住，他走的是曲折的小道，随时都可能遭到战神的突然袭击，他必须一直注视着敌人，免得敌人一旦操起利剑，自己却只能用装饰的佩剑去应战。

有关什么是战争，目的和手段在战争中如何发生作用，战争在现实中如何时远时近地离开它原来的严格概念摆来摆去，然后象服从最高法则一样永远服从它。所有这些结论，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并且在以后研究各个论题时必须一再联想到它们，由此，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些论题的真正关系和它们的特殊意义，不至于常常不断地跟现实发生极大的矛盾，更不至于自相矛盾。

$$$$第三章 军事天才

在任何一项专门活动中，要想达到非常高的造诣，就需要在智力和感情方面有特殊的禀赋。如果这些禀赋十分高，并能通过非凡的成就表现出来，那么就称之为天才。

我们清楚地明白，天才这个词的涵义很广泛，解释很不一致，要想就其中某些涵义来阐明它的实质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既不自命为哲学家，也不自命为语言学家，因此，可以按语言上的习惯，将天才理解为擅长某种行动的高超的精神力量。

为了更加详细地阐明这种说法的理由和进一步了解天才这个概念的涵义，我们想略谈一谈这种精神力量的作用和价值。可是因为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的界限。我们不能只谈具有高超的才能而被称为天才的人，不能只谈一般所说的天才，我们应当着重研究的是这些精神力量在军事活动中的各种综合表现，我们可以把这种综合表现看作是军事天才的实质。我们之所以说综合的表现，是因为军事天才并不只是同军事活动有关的某一种力量，如勇气，而不包括感情和智力方面的其他力量，或者说别的力量在战争中不起作用。军事天才是各种精神力量的和谐的结合，其中这种或那种力量有可能起主要作用，然而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该起阻碍的作用。

要是要求每个军人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军事天才，那么我们军队的人数就会太少了。正因为军事天才是精神力量的一种特殊表现，因此在需要多方面发挥和培养精神力量的民族中，很少会出现军事天才。可是一个民族的活动种类越少，军事活动在这个民族中越占主要地位，军事天才就一定出现得越多。可是，这只能使军事天才出现得很广泛，但不能使出现的天才很高，因为军事天才的高低还取决于一个民族智力发展的总的水平。我们只需考察一下野蛮好战的民族，就能发现尚武精神在这些民族中比在文明民族中普遍得多。在野蛮民族中，差不多每个能打仗的人都具有尚武精神，而在文明民族中，大多数人当兵打仗决不是内心情愿，只是迫不得已。可是，在野蛮民族中从未出现一个真正伟大的统帅，能称之为军事天才的也极少，因为这需要智力有一定的发展，在野蛮民族中智力不可能有这样的发展。不言而明，文明民族也可能或多或少有好战的倾向，他们越具有这种倾向，军队中具有尚武精神的人就越多。在这样的民族中，较普遍的尚武精神和较高的智力相结合，所以最辉煌的战绩总是在他们那里出现，罗马人和法国人就是例证。在这些民族和所有曾以作战闻名的其他民族中，最伟大的统帅总是在文明发展得较高的时期才出现的。

这一点就已说明智力在较高的军事天才中起多大的作用。现在我们就来较详细地论述一下这个问题。

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所以勇气是军人所应具备的首要品质。

勇气有两种:一种是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一种是在外来压力或内心压力(良心)下都敢于负责的勇气。在这里所谈的是第一种。

敢于冒个人危险的勇气又有两种。第一种是对危险满不在乎，不管是天生如此，还是由于不怕死的缘故，或是习惯养成的。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勇气都能看作是一种恒态。

第二种是从积极的动机，如荣誉心。爱国心或其他激情产生的勇气。在这种情形下，它就不是一种恒态，而是一种情绪的激动，也是一种感情。

很显然，上述两种勇气的作用是不同的。第一种勇气因为它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永远不会丧失，比较稳定可靠，第二种勇气则通常具有更大的激励作用。顽强主要属于第一种勇气的范围，大胆主要属于第二种勇气的范围;第一种勇气能使理智更加清醒，第二种勇气有时能增强理智，但也常常会令理智昏迷。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最完善的勇气。

战争是充满疲劳的领域。要不想被疲劳所压倒，就需要有一定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管是天赋的还是锻炼出来的)。具备这种素质的人，只需有健全的智力的引导，就是有力的作战工具，而这种素质恰是我们在野蛮民族和半开化的民族中所常见的。要是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各种要求，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根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象隐藏在云雾里一样，很多是不确实的。所以，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平庸的智力正巧也能辨明真相，非凡的勇气有时也能弥补失算，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或就平均的结果来看，智力不足总会暴露出来的。

战争是充满偶然性的领域。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象战争这样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么广阔的活动天地，因为没有一种活动象战争这样从各方面和偶然性经常接触。偶然性会增加各种情况的不确实性，并搅乱整个事件的进程。

由于各种情报和估计的不可靠和偶然性的不断出现，指挥官在战争中会不时发现情况与原来预期的不同，他的计划，或者至少同计划有关的一些设想，会因此受到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很大，以致不得不完全取消既定的计划，那么通常就必须以新的计划来代替它。可是这时一般缺少必需的材料，因为在行动过程中大多要求立刻定下决心，人们没有时间重新了解情况，甚至常常连仔细思考的时间也没有。但更为多见的是:我们对某些想法的修改和对已发生的某些意外事件的了解，只是动摇了我们对计划的信心。并不足以全部推翻我们的计划，我们对情况的了解增加了，但是不确定性不仅没有因此减少，反而因此增加了。由于我们对这些情况的认识不是一次得来的，而是逐渐得来的，与此同时，我们的决心不断受到它们的冲击，我们的精神就只得经常处于戒备状态，如果能这样说的话。

要想不停地战胜意外事件，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之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

在战争中，首先和最引人注目的是战斗，而在战斗中，时间和空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以速战速决的骑兵为主的时代尤其如此。所以，迅速而准确地定下决心，这个概念起初是在估计时间和空间这两个因素时产生的，因而得到了眼力这个只表示准确的目测能力的名称。很多军事学家也是以这个局限的涵义给它下定义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行动瞬间所作出的全部准确决定，如正确地判明攻击点等，不久也都被理解为眼力了。所以，所谓眼力不仅是指视力，更多的是指洞察力。当然，这个词和它所表达的内容一样，多半用在战术上，然而在战略上也经常需要迅速定下决心，所以也是不可缺少的。要是从这一概念中除去由这个名称带来的过分形象的成分和狭隘的意义，它无非是指一种迅速辨明真相的能力，这种真相普通人完全无法辨别，或者要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才能辨别。

果敢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当它成为性格上的特征时，又是精神上的一种习性。但是，这里所说的是敢于负责的勇气，并非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所以，通常称为有智之勇，但它并不因此就是智力的表现，它依然是感情的表现。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极聪明的人常常并不果断。单纯的智力还不等于勇气，因此，智力首先必须激起勇气这种感情，以便有所依靠和得到支持，因为在紧急的时刻，人们受感情的支配比受思想的支配更多些。

在这儿我们认为果断的作用是在动机不足的情况下消除迟疑的危险和疑虑的苦恼。固然，根据不严谨的语言习惯，单纯的冒险倾向。大胆。无畏。蛮干等也能叫做果断，然而，如果一个人有了足够的动机(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恰当还是不恰当)，那就没有理由再说他是否果断了，因为再那么说，就是臆测他人之心，武断地说他有疑虑，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

这里能谈的只有动机的强弱问题，我们还不致于那样迂腐，因为语言习惯上有些不妥就争论不休，我们的说明只是打算清除一些无理的非难罢了。

这种能够消除疑虑的果断，只有通过智力，并且只有通过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才能产生。我们认为，必要的感情和较高的理解力的简单结合，通常还不能产生果断。有些人虽然有看透最复杂的问题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也不缺乏承受重担的勇气，可是在许多困难的场合却不能当机立断。他们的勇气和他们的理解力互不相干，各自独立，所以没有产生第三种东西……果断。只有通过智力的这样一种活动，即认识到冒险的必要而决心去冒险，才能产生果断。能够让感情坚强的人产生果断的正是这种特殊的智力活动，它通过对迟疑和动摇的害怕心理来战胜任何别的害怕心理。因此，照我们看来，智力较差的人不可能是果断的。他们在困难的场合也可能毫不犹豫地行动，可这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既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行动，自然也就不存在任何疑虑了。虽然这样的行动偶尔也会成功，可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只有平均的结果才能说明有无军事天才。假使有人对我们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原因在于据他了解，有些果断的骠骑兵军官并不是善于深思的人，那么我们就必须提醒他，这里说的是智力的一种特殊活动，而并非指善于深思默想的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果断的产生应归功于智力的特殊活动，而有这种智力活动的人，与其说是才华出众的人，不如说是坚强的人。我们还能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果断的这种由来。比如，有些人在地位较低时曾表现得非常果断，但当地位较高时却不果断了。他们虽然打算要定下决心，可是因为他们不熟悉自己面临的新事物，又意识到错误的决心所包含的危险，因此他们的智力就失去了原来的力量。他们越认识到自己陷于犹豫不决的危险，越习惯于不迟疑地行动，就越畏缩不前。

在提到眼力和果断时，自然就得谈谈和它们相类似的机智。在象战争这样充满了意外事件的领域中，机智肯定会起巨大的作用，因为它正是一种能够出色地处理意外事件的能力。不是别的，人们钦佩机智，因为它不光能对意外的质问作出恰当的回答，而且能对突然的危险迅速想出救急的办法。这种办法和这种回答，只要求它们恰当，并不要求它们是不寻常的，因为，同一个办法或回答，当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时，看来可能是极平常的，从而给人的印象是平淡的，可当它是敏捷的智力活动的结果时，却能让人钦佩。机智这个词非常恰切地表明了智力及时而敏捷地提出救急办法的能力。

人的这种宝贵的素质，主要来自他感情上的镇静还是主要是来自他智力方面的特性，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可是，这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没有。对意外质问的恰当的回答主要是聪明头脑的产物，而应对突然危险的恰当办法则首先以感情的镇静为前提。

现在，要是综观一下形成战争气氛的四个要素，即危险。劳累。偶然性和不确实性，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要想在这种困难重重的气氛中确实有把握顺利前进，就需要在感情方面和智力方面有巨大的力量。可以发现，战争事件的讲述者和报道者根据这些力量在各种情况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把它们称为干劲。坚强。顽强。刚强和坚定。这些英雄本色的表现，都能看作是同一种意志力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但是，不论这些表现彼此多么近似，它们总不是一回事，因此，在这里把这些精神力量的不同表现至少比较精确地区别一下，对我们也有好处。

首先，为了让观念明确。必须指出，足以激发指挥官上述精神力量的负担。压力或阻力(不管叫法如何)，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直接来自敌人的活动。敌人的抵抗和敌人的行动。敌人的活动直接影响到指挥官的，开始不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活动，而只是他个人的安危。假使敌人抵抗的时间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那么指挥官个人面临危险的时间也就不是两小时而是四小时。很明显，这种危险是跟着指挥官职位的提高而减小的，对居于统帅地位的人，这种危险就不存在了。

其次，敌人的抵抗直接对指挥官发生影响，是因为敌人在较长的抵抗中令我方军队受到损失，而指挥官对这种损失负有责任。军队受损失在指挥官心中所引起的焦虑，首先就考验和激发了他的意志力。我们认为，这还远不是他必须承受的最沉重的负担，因为这时对他来说还只是要掌握住自己。但是，敌人的抵抗所产生的其他一切影响，都会对指挥官的部下起作用，并且通过他们反过来对指挥官本人发生作用。

当部队精神焕发。勇气十足地战斗时，指挥官在追求自己目的的过程中，几乎没必要发挥巨大的意志力。但当情况变得困难时(要取得卓越的成就，困难是决不会没有的)，事情的进展当然就不会再象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了，机器本身开始产生阻力，而要克服这个阻力，指挥官就必须有巨大的意志力。这种阻力并不就是指和抗辨不服从(虽然个别人经常有这种表现)，而是指整个部队的体力和精神不断衰退所造成的总印象，是指看到流血牺牲时所引起的痛苦情绪。指挥官首先必须克服自己的这种情绪，然后同所有其他人的这种情绪作斗争，因为他们的感受。印象。意愿和忧虑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传染给他。要是部下的体力和精神力量不断衰退，靠他们本身的意志再也不能振作起来和支持下去，那么统帅意志上的压力就逐渐加重。统帅必须用自己精神之光和内心之火，重新点燃全体部下的信念之火和希望之光。只要做到这一点，他才能控制他们，继续统率他们。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他的勇气已经不够重新鼓舞起全体部下的勇气，那样他就会被部下带到表现出动物本性的境地，以致于临危而退和不知羞耻。这就是一个指挥官要想取得卓越成就时务必在斗争中以自身的勇气和坚强的精神去克服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随部下人数的增多而增大的，所以，为了要承受住这种压力，指挥官的精神力量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强。

干劲表示引起某种行为的动力的强度。这种动力可能来自理智上的认识，也有可能来自感情的冲动。但要想发挥巨大的力量，感情的冲动是不能或缺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时，人们内心的一切高尚感情中，再没有比荣誉心更强烈和更加稳定了。在德语中用贪名图誉这种含有贬义的词来表达这种感情，未免有失公道。固然，在战争中滥用这种高尚的感情，必然会对人类犯下令人愤慨的罪行。可是，就这种感情的来源来说，它确实能算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之一，它是在战争中使躯体获得灵魂的真正生命力。不管别的一切感情，如爱国心。追求理想的狂热。复仇心以及其他各种激情多么普遍，不管其中有一些看来多么崇高，但就算有了它们，荣誉心仍是不可缺少的。其他感情虽然一般地能鼓舞和提高广大士兵的士气，却不能让指挥官具有比部下更大的雄心，而这种雄心是指挥官要想在自己职位上取得辉煌的成就所必备的。其他感情，都不能象荣誉心那样，让每一个指挥官象对待自己的田地那样对待每一个军事行动，千方百计加以利用，细心播种，努力耕耘，以期获得丰收。最能让军队发挥作用和取得胜利的，正是从最高一直到最低的各级指挥官的这种努力，这种竞争心。勤勉精神。和进取心。对于职位最高的统帅来说更是这样。试问，自古以来，有哪一个伟大的统帅没荣誉心呢?一个伟大的统帅没荣誉心是可以想象的吗?

坚强是指意志对猛烈打击的抵抗力，顽强则是指意志对连续打击的抵抗力。

虽然坚强和顽强这两个词的的意义十分接近，而且常常相互代用，但是它们之间本质上的显著差别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对猛烈的打击所表现现出来的坚强，可以只来自感情力量，但顽强却还要更多地依靠智力的支持，因为伴随着行动时间的延长，就要增强行动的计划性，顽强的力量的一部分就是从这种计划性中获得的。

现在我们来谈谈刚强。首先我们就要问，应该怎样来理解刚强。

显然，所谓刚强不是指感情激昂，即不是指感情强烈，因为如此说就违反语言习惯。刚强是指在最激动或热情奔放的时候也能够听从智力支配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只是从智力中产生出来的吗?我们表示怀疑。自然，有些人具有突出的智力但不能自制，这个现象并不能证明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因为有人会说，这里需要的是一种特殊的智力，并非全面的智力，而可能是更为坚强的智力。但是，我们依然认为，有感情最冲动的时刻也能使自己服从智力支配的力量，即我们所说的自制力，是一种感情力量，这种说法是比较正确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它能让刚强的人在热情奔放时仍能保持镇静而不损伤热情，通过这样的镇静，智力的支配作用就得到了保证。这种感情是最高尚的自豪感，是人的自尊心，是内心最深处的要求，要求随时随地象一个有判断力和智力的人那样行动。所以我们说，刚强是指在最激动的时候也能保持镇静的那种感情。

如果从感情方面观察一下种种不同类型的人，就会发现，有一种是不太敏感的人，我们把这种人叫做感情迟钝或感情淡漠的人。

第二种是很敏感的人，不过他们的感情从来超不过一定的强度，我们看到，这是一种很容易动感情而又平静的人。

第三种是很容易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激动起来就象火药燃烧一样猛烈和迅速，但不太持久。最后，第四种是不为小事所动的人，他们的感情通常不是很快而是渐渐激发起来的，可是这种感情非常有力而且比较持久。这是一种感情深沉。强烈而不外露的人。

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可能同活动于人的机体中的各种肉体力量有关，而且来源于我们称之为神经系统的那种具有两重性的组织，这种组织一方面同物质，精神都有联系。在这个隐晦不明的领域内，凭我们这点哲学知识是探索不出什么来的。但是，稍微研究一下这几种人在军事活动中会表现出多大程度的刚强和起怎样的作用，却是十分重要的。

感情淡漠的人不轻易失去镇静，然而我们当然不能把这叫做刚强，因为他压根没有表现出任何力量。可也不能否认，这种人正是因为能够经常保持镇静，因此在战争中才多少有他有用的一面。他们往往缺乏行动的积极动机，也就是缺乏动力，结果就缺乏行动，可是他们也不易坏事。

第二种人的特点是遇到小事易奋起行动，遇到大事却容易消沉。这种人在个别人遭遇不幸时会积极帮助，可在整个民族遭受灾难时却只会忧愁叹息，不能奋起行动。

这种人在战争中既能保持镇静也能积极活动，可是他们却成就不了什么大事，如果他们要成大事，那就要有卓越的智力使他们产生成大事的动机。可是这种人很少会有卓越的。独立的智力。

容易激动和暴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太适宜，所以对战争就更加不适宜。虽然这种人有冲动这个很大的优点，可是这种冲劲不持久。如果这种人的容易激动的感情有勇气和荣誉心来引导，那么，当他们在战争中担任较低的职务时，他们的感情通常非常有用。原因很简单，因为下级军官所指挥的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很短，他们通常只需振奋一下精神下一个大胆的决心，就够了。一次勇猛的冲锋，一阵激昂的杀声，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而一次激烈的会战需要一整天，一个战局却需要一整年。

这种人要在感情激烈冲动时保持镇静就更加困难，因而常会失去理智，对指挥作战来说，这是最糟的一面。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好激动的人决不会是刚强的，即是说他们决不能在最激动的时刻保持镇静，那也不符合事实。既然他们往往都是比较高尚的人，又如何会没有自尊心呢!在他们身上并不缺乏这种感情，只是这种感情没有来得及发生作用而已，因此他们多半在事后感到羞愧。如果他们经过锻炼。体验和自省，终于掌握了控制自己的方法，能在感情激动时及时意识到内心还有保持镇静的力量，那么，他们也很可能成为很刚强的人。

最后，是那种感情很深沉。但很少激动的人。这种人和前一种人相比，就如同火心与火苗相比。如果我们把军事行动中的困难比作庞然大物，那么这种人最善于用巨人般的力量将它推开。他们感情的活动就如同巨大的物体的运动，虽然比较缓慢，却不可抗拒。

这种人不如前一种人那样容易被感情所左右，也不会象他们那样在事后感到羞愧，但是如果认为他们不会受盲目激情的支配，或者失去镇静，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他们一旦失去产生自制力的高尚的自豪感，或当自豪感不强时，也会为盲目的激情所支配，失去镇静。在野蛮民族的伟大人物身上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由于在野蛮民族中智力发展得较差，激情总是容易占上风。可是，就是在文明民族及其最有教养的阶层中，也充满着这样的现象:有些被强烈的激情所控制，就好象中世纪的偷猎人拴在鹿身上被拖过丛林一样。

所以，我们要重复一遍:刚强的人不仅仅是指能够激动的人，而是指即使在最激动的时刻也能保持镇静的人。所以这种人尽管内心很激动，可他们的见解和信念却象在暴风雨中颠簸的船上的罗盘指针，仍然能准确地指出方向。

所谓坚定，或者平常所说的有性格，是指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不管这种信念是根据别人的或自己的见解得出的，还是根据有些原则。观点。灵感或智力活动的结果得出的。可是，如果见解本身常常改变，当然这种坚定性也就不可能表现出来了。见解的经常改变不一定是外界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自己智力不断活动的结果，当然这也就表明这种智力本身还有的不稳定性。非常明显，如果一个人时刻都在改变自己的见解，就算改变的原因在于他自己，那也不能说他有性格。我们只把那些信念非常稳定的人称为有性格的人，他们的信念之所以稳定，或是由于象感情淡漠的人那样，缺乏智力活动，信念没有改变的基础;或是因为信念根深蒂固，十分明确，本来就不容易改变;或是因为他在理智上有一个主导原则，因而意志活动很明确，让他拒绝对自己的看法作任何改变。

可是在战争中，人们在感情方面会得到许多强烈的印象，他们了解的情况和得出的见解都不可靠。所以，在这里比在人类的其他活动中，有更多的原因能使他们离开原来的道路，对自己和别人产生怀疑。

危险和痛苦的悲惨景象让感情极易压倒理智的认识，而且在一切现象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要得出深刻而明确的见解是很困难的，所以见解的改变就更是能理解和情有可原的了。在战争中，常常只能推测行动所必须依据的情况，所以意见的分歧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而且会不停涌现出同个人信念相抵触的印象。即使智力极端迟钝的人也几乎必须受这些印象的影响，原因在于这些印象不仅很强烈和生动，而且始终是同时对感情发生作用�的。�

只有那些从较高角度指导着行动的一般观点和原因，才可能是明确并深刻的认识的产物，而对当前具体情况的看法是以这些一般原则和观点为依据的。可是要不受当前不断产生的看法和现象的影响，坚持这些经过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论，这正是困难所在。具体情况和一般原则之间常常有很大的距离，这段距离并不一直是可以用一系列明确的推论进行连接起来的。在这里一定的信心是必要的，而一定的怀疑也是有益处的。这时对我们有帮助的通常不是别的，而是一个指导原则，我们不必思考这个原则本身如何，却能让它支配我们的思想。这个原则就是在对一切犹豫的情况下都要坚持自己最初的看法，而且决不放弃，除非有一个明确的信念迫使我们放弃它。我们必须坚信，经过验证的原则的真实性是非常的，而且在暂时现象的印象很强烈的情况下，这些现象的真实性是比较小的。要是我们在犹豫的情况下能相信并坚持当初的信念，那么我们的行动就具备了人们称之为性格的那种一贯性和坚定性。

镇静对坚定具有多么大的促进作用，是十分容易被看清的，所以刚强的人多半也是性格很强的人。

在谈到坚定时，我们会联想到它的另一种变态……顽固。

在具体情况下，通常很难划清坚定和顽固的界限，但确定它们在概念上的差别仿佛并不困难。

顽固并不是智力上的毛病。我们所说的顽固是指假如拒绝更好的见解，说它来自智力，那就会自相矛盾，因为智力是一种认识能力。顽固是感情上的毛病。不能容忍其他意见的毛病，产生于一种较特殊的自私心。有这种自私心的人最大的乐趣就在于用自己的精神活动支配自己和别人。假如顽固并非确实比虚荣心好一些，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虚荣心了。虚荣心满足于表面，而顽固则满足于事实。

所以我们说，假如拒绝不同的见解不是出于有更好的信念，不是出于对较高的原则的信赖，而是出于一种抵触情绪，那么坚定就变成顽固了。正象我们以前承认的那样，这个定义虽然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实际用处，然而却可以使我们不至把顽固仅仅看成是坚定的一种强烈表现。顽固虽然同坚定很接近，也很相似，可是同它有本质上的区别，决不是坚定的强烈表现。甚至很顽固的人，由于缺乏智力，也缺乏性格。

在了解了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在战争中应具备的素质中那些既含感情成分又有智力作用的素质以后，现在再来谈谈军事活动中的另外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大概也可以看作是最显著的，它只需要智力，这就是战争同地形的关系。

第一，这种关系是始终存在的，我们完全不可能设想，一支有组织的军队的军事行动并非在一定空间进行的。第二，这种关系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影响，有时甚至能根本改变全部力量的效果。第三，这种关系一方面涉及局部地区最细微的特点，另一方面涉及最广阔的空间。

这样，战争同地形的关系就使军事活动带有明显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人类活动中还有同地形有关系的其他一些活动，比如园艺。农业。水利工程。房屋建筑。矿业。狩猎和林业等，这些活动的空间都是很有限的，很快就能相当精确地探索清楚。但是在战争中指挥官的活动却必须在有关的空间进行，这个空间指挥官是不能用眼睛全面观察到的，甚至于尽最大努力也不是经常可以探索清楚的，并且空间时常变更，因此就更难弄清了。虽然一般地说对方也是如此，可是，第一。双方都有的困难仍然是困难，谁能凭才能和锻炼克服它，谁就可以令自己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第二。只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双方的困难是相同的，决不是在具体情况下都是如此，由于在具体情况下通常敌对双方的一方(防御者)总要比另一方对地形熟悉很多。

这种非常特殊的困难，必须用智力上的一种特殊的禀赋进行来克服，这种禀赋拿一个非常狭义的术语来说就是地形判断力。地形判断力就是对任何地形都能迅速形成正确的几何观念。所以每次都能容易地判明方位的能力。很明显，这取决于想象力的作用。固然，这一方面要靠肉眼，另一方面要靠智力，智力用它从科学和经验中得来的理解力弥补肉眼的不足，并将看到的一些片断合成整体，然而，要使这个整体活生生地呈现在脑海里，形成一幅图画，就是在内心中描绘成一幅地图，并让它长久地留在心中，使其各个部分不再分散，只有依靠我们称为想象力的这种智力才能做到。假如一位天才的诗人或画家听到我们让他奉若女神的想象力起这种作用而感到受了污辱，如果他耸一耸肩膀说，这样说来岂不是一个机敏的青年猎手也要有极了不起的想象力了，那么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这儿所说的只是让想象力在很狭窄范围内的运用，只是它最低微的职能。然而无论这种职能多么小，它总还是想象力的作用，原因是，假如完全没有想象力，就很难把各种物体形象化地清晰地想象成形式上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良好的记忆力对这方面帮助十分大。但是记忆力究竟是一种独立的精神力量呢，还是正好包括在那种能更好地巩固对地形的记忆的想象力之中呢?我们不加以肯定，原因在于就有些关系来看，这两种精神力量本来就是很难分开来考虑的。

不能不承认，锻炼和理解力在这方面起很大的作用。名将卢森堡的著名军需总监皮塞居尔说，当初他在这方面不太相信自己，由于他发现，当他被派到远处去取口令时，每次都迷了路。

固然，职位越高，运用这种才能的范围就越广。假如说，骑兵或猎兵进行侦察时必须善于认路，为此往往只需具备少许的判断力和想象力，那么统帅就必须对全省和全国的地理概况都很了解，对道路。河流和山脉等的特点都很清楚，然而并非说他就不必具有判断局部地区地形的能力了。虽然他在熟悉总的地形方面可以从各种情报。地图。书籍和回忆录中得到十分大的帮助，在了解细节方面可以得到参谋人员的帮助，可是不容置疑，迅速而清楚地判断地形的卓越能力，能让他的整个行动进行得更为轻松和更有把握，使他不致心中没底，也可以使他更少依赖别人。

假如这种能力可以看作是想象力的作用，那么这也差不多是军事活动要求想象力这位放肆的女神所作的唯一贡献了，除此之外，想象力对军事活动与其说是有益的，还不如说是有害的。

我们认为，到这儿为止已经论述了军事行动要求人们必须具备的感情力量和智力的各种表现。智力到处都是一种起主要作用的力量，所以很明显，不论军事行动从现象上看多么简单，并不怎么复杂，可是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的。

有了上述的观点，人们就不至于将迂回敌人阵地这类出现过上千百次的。本身很简单的事情，以及许多相似的行动都看成是高度运用智力的结果。

的确，人们习惯于将能干而简单的军人与那些善于深思的人。有发明天才的人或富于理想的人以及受过各种教养而才华出众的人对立起来，这种对立也并非毫无现实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军人的天才仅限于表现在勇气方面，也不能证明他们要成为出色的勇士就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智力和才能。我们必须再次指出，有些人一旦提升到他们的才智和与之不相称的较高职位，他们就将丧失活动能力，这样的事例是再常见不过的了。我们必须提醒读者，我们所讲的卓越的成就是指能使人们在他的职位上获得声誉的那些成就。所以，在战争中每一级指挥官都必须具备相应的智力，享有合适的声誉。

统帅，即指挥整个战争或一个战区的司令官，和他下一级的司令官之间的差别是极大的。理由很简单，原因是后者受到更具体得多的领导和监督，所以智力独立活动的范围要狭窄得多。这就使人们往往认为只有在最高职位上的人才有非凡的智力活动，以下各级人员只要具有一般的智力就够了。人们确实看到，有些职位仅次于统帅。长期在军队中服务而头发斑白了的司令官，由于多年来只从事一方面的活动而显得智力贫乏了，人们甚至于认为他们有点迟钝了，因而在敬佩他们的勇气的时候，又嘲笑他们头脑简单。我们并不打算替这种勇敢的人争取较好的声誉，这样做并不能提高他们的作用，也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我们只是想说明实际情况，以避免人们错误地认为在战争中只有勇气而没有智力也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哪怕一个职位最低的指挥官想取得卓越的成就，也必须具有卓越的智力，并且这种智力必须随职位的提高而提高，假使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对那些在军队中享有声誉的次一级司令官的看法就会根本不同了。虽说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学者。能言善辩的政治家。精明强干的实业家相比，头脑仿佛简单一些，然而我们却不应该因此就忽视他们智力活动的突出的方面。的确，有时有些人将他们在职位较低时获得的声誉带到了较高的职位上，然而实际上他们在这里并不配享有这种声誉。假如这种人在提升后很少被使用，而不至于有暴露弱点的危险，那么我们就不能很确切地断定他们究竟配享哪种声誉。因为有了这样的人，我们就往往把那些在一定职位上还能大有作为的人也低估了。

因此不管职位高低，只有具备一定的天才，才能在战争中取得极为卓越的成就。然而，历史和后代的评论，往往只把真正的天才这一称号加在那些在最高职位上，即在统帅职位上威名赫赫的人物的头上。这是因为这种职位要求具备极高的精神力量。

要让整个战争或者战局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在这儿军事和政治就合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

人们之所以没有给查理十二伟大天才的称号，是由于他不懂得使武力的作用服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光辉的目标。人们之所以没有给亨利四世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没有来得及以军事效果影响一些国家间的关系就去世了，没来得及在这个更高的领域里得以一显身手，在这个领域里他的高尚感情和骑士精神不能跟在平定内乱时那样起很大作用。

关于统帅必须概括地了解和正确地判断一切，可参阅第一章。我们认为，统帅要成为政治家，但他仍应不失为一个统帅，他在一方面要大略地了解一切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准确地知道用自己所掌握的手段能出做些什�么。�

这些关系是各式各样的，它们没有一定界限，而要考虑的因素数量又很大，并且，这些因素大部分只能按概然性的规律来估计。因此，如果一个统帅不能以四处都能辨明真理的洞察力来看透一切，那么他的观察和考虑就会混乱，他就决无可能作出判断。在这个意义上讲，拿破仑说得很对，需要统帅作出的很多决定，就象需要牛顿和欧拉计算的数学难题一样。

这儿对较高的智力所要求的是判断力和综合力，二者发展成为惊人的洞察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能迅速抓住和澄清千百个模糊的概念，可智力一般的人要费很大力气，甚至要耗尽心血才能弄清这些概念。然而，具有这种较高的智力的人，也即说具有这种天才的眼力的人，如果缺乏我们前面说过的感情上和性格上的特性，还是不能被载入史册的。

单纯认识真理，只能产生极其微弱的动力，所以在认识和意愿之间，在知和能之间总有很大的差别。促使人们行动的最强的动力一直是来自感情，而最强大的支持力量则来自感情和智力的合金(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种合金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坚强。果断。顽强和坚定。

另外，如果一个统帅的这种高超的智力和感情活动没有在他的活动的全部成就中显示出来，只是人们相信他有这种力量，那么，他是极少会被载入史册的。

人们所了解到的战争事件的过程往往都是很简单的，是大同小异的，只靠简单的叙述，人们决不可能了解在这些过程中所克服的困难。只是有时在一些统帅或由他们的亲信所写的回忆录中，或在对历史事件的专门研究中，才能发现形成整个事件的大量线索的一部分。在进行某一重大行动以前的大部分内心斗争，有的因为涉及政治上的利害关系而被故意隐瞒了，有的因为只被看作是大楼盖好后就要拆掉的脚手架，无意中被遗忘了。

最后，假使我们不冒失地对较高的精神力量下个更精确的定义，而是按照语言上所惯用的一般概念承认智力的差别。假如我们问，具有哪种智力的人才最适合于称作军事天才，那么我们说，只要对我们的论述和经验稍加考虑，就能看出，这种人与其说是有创造精神的人，不如说是有钻研精神的人;与其说是单方面发展的人，不如说是全方面发展的人;与其说是容易激动的人，不如说是头脑冷静的人，在战争中我们愿意将子弟的生命以及祖国的荣誉和安全委托给这样的人。

$$$$第四章 战争中的危险

当人们在没经历战争危险以前，通常总是把它想象得是吸引人的，不是怎样可怕的。在热情激励下猛然扑向敌人，……谁还管它子弹和战死者呢，……在瞬间将眼睛一闭，冲向冷酷的死神，不知是我们还是别人能逃脱它的魔掌;并且这一切都发生在胜利的桂冠近在眼前，荣誉的美果伸手可得的时候，这难道是困难的的吗?这并不困难，尤其从表面看来，更非困难的。但是，这个瞬间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象脉搏一跳，而是象吃药那样，必须有一段时间将它冲淡和融化开，并且，我们说，就是这样的瞬间也很少。

让我们陪同没上过战场的人到战场上去吧。当我们接近战场时，隆隆的炮声越来越响亮，随后夹杂着炮弹的呼啸声，这就引起了初来人的注意。炮弹开始在我们身前身后很近的地方落下来。我们急忙奔向司令官和他的许多随从人员所在的高地。在这里炮弹在附近纷纷落下，榴弹不停地爆炸，如此，严峻的现实就打破了初来人的天真的幻想。突然间，一个熟人倒下去了……一颗榴弹落在人群中间，引起一阵骚动，……人们开始感到不十分镇定和平静了，连最勇敢的人也至少有些心神不定了。我们再前进，来到就近的一位师长那里，激烈的战斗简直象戏剧场面一样展开在眼前。这里炮弹一个接着一个落下来，再加上我方火炮的轰鸣，就更加让人心神不定了。我们再从师长的所在地来到旅长的身旁，这位大家公认十分有胆量的旅长，小心地隐蔽在小山岗。房屋或树木的后面……这充分说明危险不断增大。霰弹纷纷落在房顶上和田野里，炮弹在四周呼啸，从我们头上和身边飞过，同时不停响起了枪弹的尖叫声。再向前走，来到以无法形容的顽强精神坚持了好几个钟头火力战的步兵部队。这儿到处是枪弹的嗖嗖声，这种短促而尖厉的声音，说明枪弹近在咫尺，就在我们头上。耳边。胸前掠过。另外，因为看到人们受伤和倒毙而产生的怜悯心，更让我们跳动不安的心感到悲痛。

初来人在接触到上述各种程度的危险之后，没有不感到思考之光在这里同凭空臆想时是不同的。在这里，它通过不同的介质运动产生不同的折射，一个人在接触到这些最开始的印象时，如果能够不失去当机立断的能力，他必是个非凡的人。固然，习惯可以很快冲淡这些印象，半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对周围的一切无所谓了(这种无所谓的心情有的人少些，有的人多些)。可是，一个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不能完全镇定自若。由此可见，一个人只具有普通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是不够的，而且需要他担负的责任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一切活动要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想取得在室内活动时看来是普通的效果，人们就必须具备巨大的。百折不挠的。无坚不摧的勇气，强烈的荣誉心或久经危险的习惯。

战争中的危险是战争的一种阻力，对它有一个准确的看法，是让认识符合真理所必需的，因此我们才在这儿提到这一问题。

$$$$第五章 战争中的劳累

假如让一个人在冻得四肢麻木或渴热难当。疲劳不堪和饥饿难忍的时候来判断战争中的事件，那么能够得到的在客观上是正确的判断就更加少了。然而，这些判断至少在主观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它们确实地反映了判断者与被判断事物的关系。当我们看到，不幸事件的目睹者，尤其是当他身临其境的时候，对这一事件的结果所作的判断往往是消极悲观的，甚 至是言过其实的，我们就会理解这点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劳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和在判断劳累时应受到多大的重视。

在战争中，有很多事物是无法严格规定出它们的使用限度的，尤其是体力。如果体力不被滥用，那么它是全部力量的系数，而且任何人都不能确切地指出人体究竟能经受多大的劳累。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同只有弓箭手的强大的臂力才能把弓弦拉得更紧一样，在战争中，只有坚强的指挥官才能更大地发挥自己军队的力量。比如，一支军队在大败之后陷于危险之中，好象正在倒塌的墙一样土崩瓦解，只有忍受极大的劳累才能脱险，这是一码事;一支胜利的军队在自豪感的鼓舞下，能受统帅随心所欲的指挥，这又是另一回事。同样是忍受劳累，在前一种情况下至多引起同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必然使我们钦佩，原因在于要达到这一点更困难。

这样，没有经验的人也可以看出，劳累是暗中束缚智力活动和消磨感情力量的诸多因素之一。

虽然这里所讲的本来只是指挥官要求部下吃苦耐劳和统帅要求军队的问题，也就是他们是否敢于要求和善于要求军队和部下吃苦耐劳的问题，可是关于他们本人的劳累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我们对战争认真地分析到这点以后，对剩下的这一次要问题的重要性也必须注意。

我们在此特别谈到劳累的问题，是因为它跟危险一样，也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它没有一定的衡量标准，它很象弹性物体，而我们知道，弹性物体的阻力是非常难以计算的。

为了避免过分强调战争中的各种困难条件，避免滥用上述论点，我们天生有一付指导判断的感觉。正象一个人受到诽谤和侮辱时，讲到他自己的弱点并没有什么好处，而当他成功地驳斥了或反击了这种诽谤以后，讲到他的弱点倒很有好处一样，任何一支军队和任何一位统帅用描绘危险。困难和劳累的办法是无法消除可耻的失败所造成的印象的，但在胜利时，这些危险。困难和劳累却能无限增加他们的光彩。可见，我们的感觉阻止我们得出我们的判断容易得出的表面公正的结论，原因在于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更加高的判断。

$$$$第六章 战争中的情报

情报是我们对敌人和敌国所了解的全部材料，是我们全部想法和行动的基础。只要考虑一下这一基础的性质。它的多变性和不可靠性，我们立即就会感觉到战争这座建筑物是多么危险，多么容易倒塌下来将我们埋葬在它的瓦砾下面。虽然所有的书里都说，应相信可靠的情报，决不能不抱怀疑的态度，然而这只是著书立说的人提不出更好的说法时提出的聊以自慰的可怜的遁词而已。

战争中所得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人和事物的认识和判断才会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性的规律。当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战场以前在室内拟定最初的计划时，辨别情报的困难已经不小，在纷乱杂沓的战争情况下，情报接踵而来，这种困难就更加无限地增大了。如果这些情报是非难辨，互相矛盾，需要人们分析辨别，那还算是幸运的。对没有经验的指挥官来说，更加糟糕的是情况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情报证实。支持或补充另一个情报，图画上在不断增加新的色彩，最后，他只得匆忙作出决定，但是不久又发现这个决定是愚蠢的，所有这些情报都是夸大了的。虚假的和错误的等等。简言之，大部分情报是假的，并且人们的胆怯使情报的虚假性和不真实性变得更大了。

一般地，人们不容易相信好的却容易相信坏的，而且容易把坏的作某些夸大。以这种方式传来的危险的消息尽管跟海浪一样会消失下去，但也会象海浪一样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就常常重新出现。指挥官必须坚持自己的信念，跟屹立在海中的岩石一样，经得起海浪的冲击，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谁要是天生不乐观，或是没有经过判断力不强的战争锻炼，那样他最好遵循这样一条规则:强迫自己，即违反自己内心的想法摆脱恐惧而面向希望。只有如此，他才能保持真正的镇静。假如人们能正确地认识形成战争最大阻力之一的这种困难，那么事情就会跟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感觉得来的印象比经过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观念更强烈，并且这种强烈程度极大，使得司令官在完成任何一个比较重要的行动时，都只得在最初克服一些新的疑虑。一般的人多半不能当机立断，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他们一直认为实际情况并不象他们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特别是当他们又听信了别人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就更认为是这样了。哪怕是亲自草拟计划的人，当亲眼看到实际情况的时候，也很容易对自己原来的意见产生怀疑。此刻，只有坚定的自信心，才能让他抵挡住暂时的假象的冲击。只有当被命运推上战争舞台的绘有各种危险形象的前景被拆除，眼前豁然开朗之后，自身原来的观点才能得到最后证实。这就是制订计划和实施计划之间的最大的差别之一。

$$$$第七章 战争中的阻力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无法理解常说的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到底起什么作用，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样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但，当他们经历过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成为能理解的了，不过要说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看不见而又到处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却是非常困难的。

在战争中一切都很简单，可是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是困难的。这些困难积累起来产生阻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这种阻力是不可能有正确的概念的。假定有一个旅行者想在傍晚以前赶完一天旅程的最后两站路，这只是骑着驿马在宽敞的大道上走四五小时的一件小事。可是，当他到达第一站时，找不着马或者找不到好马，他经历了很多艰苦到达了下一站，并且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处，他就感到很满意了。相同的，在战争中，由于受到预先考虑不的无数细小情况的影响，一切都进行得不太理想，以致原定的目标远远不能达到。只有钢铁般的坚强意志才能粉碎各种障碍，克服这些阻力，当然机器也就受到非常大的损伤。这一结论我们以后还会常常谈到。将帅的坚强意志，就跟城市主要街道汇集点上的方尖碑一样，在军事艺术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成区别纸上的战争和实际的战争的唯一概念。军事机器，即军队和属于军队的一切，基本上都十分简单，因此看来也是容易使用的。然而要考虑到，这部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一个整块，而是由很多个人组成的，每个人在各个方面产生各自的阻力。营长负责执行上级的命令，既然营是通过纪律结成整体的，而营长又肯定是公认的勤勉的人，如此，全营行动起来，就会阻力很小，象轴套围绕轴心转动一样。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是很动听的，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战争中会立刻暴露出来，这里面包含的一切夸大和虚假的成分。营总是由固定数量的人组成的，要是机会凑巧，他们中间甚至最不重要的人，也能造成障碍甚至混乱。战争带来的危险和它要求人们忍受的劳累会使阻力大增，所以必须把危险和劳累看作是产生阻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种可怕的阻力，不象在机器中那样集中在少数几点上，而是随同偶然性接触并且会引起一些根本无法预测的现象，这些现象之所以难以预测，正是因为它们大部分全是偶然性引起的。例如，天气就是这样的偶然性。有时，雨使这个营不能来，让那个营不能按时到达(因为它的行军时间不得不由三小时延长到八小时)，让马匹陷在泥里因而骑兵不能有效地出击，有时雾妨碍我们及时发现敌人，妨碍火炮适时射击，妨碍我们向指挥官呈送报告等等。

举这几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问题，让读者理解作者的意思，否则这些困难可以写几本书。为了避免这样做，而又能让读者对战争中必须克服的许多细小的困难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们本想尽力作一些生动的比喻，又怕这又会让大家感到厌倦。然而，再作一两个比喻，想必那些早已了解我们的读者还是会原谅的。

战争中的行动如同是在阻力重重的介质中的运动。人在水中，甚至连走路这样最自然最简单的动作，也不能容易准确地做到。在战争中也是这样，只用一般的力量就连中等的成绩也不能取得。所以，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应该如同一个游泳教练，他能教别人在陆地上练习水中所需要的动作，而这些动作在没有想到水的人看来是夸大的和荒诞的。然而那些没有实战经验或者无法从自己经验中抽出一般原则的理论家，因为他们只能教每个人都会的动作……走路，必然是不实际的，甚至是愚昧的。

另外，每次战争都有许许多多的特殊现象，它如同是一个充满暗礁的。未经航行过的大海，统帅可以凭智力感觉到这些暗礁，但是不能亲眼看到，而且要在漆黑的夜里绕过它们。如果再突然刮起一阵逆风，即再发生某种对他不利的重大的偶然事件，那么，就要求他具有最高超的技巧和机智，作出极大的努力。而在站在远处的人看来，这一切都仿佛进行得很顺利。熟悉这些阻力是一个优秀的司令官必须具备的作战经验的主要部分。当然，充分认识阻力。可又最怕阻力的司令官(在有经验的司令官中常见的畏首畏尾的人就是这样)不能算成是最好的司令官。司令官必须了解这种阻力，以在可能时予以克服，在行动时不强求达到因这种阻力而不能达到的准确性。另外，人们在理论上决不能完全认识这种阻力，即使能够，也还缺乏那种经过锻炼的判断能力(人们将这叫做随机应变)。在充满各种细小复杂问题的领域比在有决定性的重大问题的场合更需要这种能力，因为在后一场合，人们可以自己思考，也可以和别人商讨。善于社交的人所以能够常常使他的言行举止合乎时宜，只是由于他判断时的随机应变几乎已成为习惯，只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官才能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能说在战争脉搏的每一跳动中，都恰当地作出决定和进行处理。有了这种经验和锻炼，他能不加思索地断定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所以，他的弱点不容易暴露出来。假如在战争中常常暴露弱点，就会动摇别人对他信赖的基础，而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样，阻力，或者在此叫做阻力的那些东西，使看来容易的事变得困难。之后我们还会常常提到这个问题，那时就会渐渐明白，一个卓越的统帅，除经验和坚强的意志之外，还需具有其他一些特别的精神素质。

第八章 结束语

我们所言的危险。劳累。情报和阻力，是阻碍一切活动的介质，是构成战争气氛的因素。这些因素按其所起的妨碍作用来看，又可包括在阻力这个总的概念之内。有没有减轻这种阻力的润滑油呢?有，仅一种，并且它不是统帅和军队想得到就能得到的，那就是军队的战争锻炼。

锻炼让身体能忍受巨大的劳累，使判断不受最初印象的影响，使精神能承担极大的危险。通过锻炼就会获得一种宝贵的品质……沉着，它是下至士兵上至师长所必需具备的，它可以减少统帅在行动中的困难。

当人们进入黑暗的房间时，他们的眼睛会吸收仅有的微弱光线，瞳孔会扩大，慢慢辨认出各种东西，最后看得十分清楚，一个经过锻炼的士兵在战争中同这种情况是一样的，而新兵，只能看到漆黑一团。

战争锻炼是任何一个统帅都不能赐给他的军队的，平时的演习所能补救的都要差一些。当然，所谓差一些，不是同以训练机械的技巧为目的的军队的操练相比，是同实战经验相比。假使在平时的演习中安排一部分上述的阻力，让每个指挥官的思考力。判断力甚至果断得到锻炼，那么这种演习的价值比没有实战经验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很多。特别重要的是其能使军人……无论哪一级军人，都不致到战争中才头一次看到那些他们初次看到时会惊慌失措的现象。这些现象他们只要在战前看到过一次，就可以熟悉一半。甚至于忍受劳累的问题，也是这样。这方面的锻炼，不仅能使肉体，更主要的是使精神习惯于劳累。在战争中，新兵不难把不寻常的劳累看成是整个指挥的错误。严重缺点和束手无策的结果，所以会加倍沮丧。假使他们在平时的演习中有了这方面的锻炼，就不会发生这种现象了。

在平时获得战争锻炼的另一种办法是招聘富有战争经验的外国军官，这种办法虽不能很广泛地采用，却是极为重要的。整个欧洲到处都处于和平状态的时候是少有的，从别的各洲来看，战争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因而，长期处于和平状态的国家，应当经常设法从那些有战争的国家里招聘一些军官(当然只是那些优秀的军官)，或派自己的军官到他们那里去熟悉战争。

虽然跟整个军队比较起来这些军官人数极少，但他们的影响却很显著。他们的经验。精神上的特征和性格上的修养对他们的部下和同僚都会发生影响。另外，即便不能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也可以把他们当作是熟悉某一地区情况的人，在很多具体场合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

第二篇 论战争理论

第一章 军事艺术的划分

战争就其本义来说就是斗争，原因在于在广义上称为战争的复杂活动中，只有斗争是产生效果的要素。斗争是双方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通过物质力量进行的一种较量，不言自明，在这儿不能忽视精神力量，因为正是精神状态对军事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为斗争的需要，人们很早就作了一些专门的发明，以便于在斗争中让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因此斗争起了很大的变化。但，它的概念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不管斗争怎样变化，它依然是构成战争的最本质的东西。

这些发明首先是斗争者的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必须在战争开始以前就制造好，并且为斗争者熟悉和掌握。武器和装备是由斗争决定的，必须适合斗争的性质。但是十分明显，制造。熟悉和掌握武器装备的活动同斗争本身是两回事，还不是斗争的实施，只是斗争的准备。很明显，配备武器和装备本质上不含在斗争这个概念之内，因为赤手空拳的搏斗也是斗争。

斗争决定武器和装备，武器和装备又改变斗争的形式，所以两者之间是有互相作用的。

然而斗争本身仍然是一种十分独特的活动，而且因为是在十分独特的条件中即危险中进行的，所以就更为独特。

所以，这里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区别开。我们知道，在某一活动领域中极有才干的人，在其他活动领域中却通常是最无用的书呆子，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以表明把这两种活动区别开来的实际意义了。

如果将装备好了的军队看作是现成的手段，只要了解其主要效能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那么在研究时将这两种活动区分开来也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可见，狭义的军事艺术就是在斗争中运用现成手段的艺术，称为作战方法最为恰当;广义的军事艺术还包括一切为战争而存在的活动，也即包括建立军队的全部工作……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

就理论是不是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来说，区分这两种活动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不难看出，如果军事艺术必须从军队的建立谈起，并按照它所规定的军队来制定战法，那么，这种军事艺术只有在现有的军队恰同这种军事艺术所规定的军队相一致的少数场合才适用。可是，如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在大多数场合都能适用。在任何场合都不致完全没用的理论，那样，这种理论就必须以一般的战斗手段为根据，而且只能以它们最主要的效能为根据。

可见，作战方法就是部署和实施斗争。假如斗争是一次单个的行动，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再把它作进一步的区分了。但是，斗争是由若干本身完整的单个行动组成的。它们是斗争的单位，象在第一篇第一章里指出的那样，我们将这些行动称为战斗。然后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那就是这些战斗本身的部署和实施，及为了达到战争目的对这些战斗的运用。前者是战术，后者是战略。

现在，人们事实上已几乎普遍地把作战方法区分为战术和战略了，也能很清楚地知道某些现象应该列入战术还是应该列入战略，即使不十分清楚这样区分的理由。既然这种区分已被盲目地采用了，那么其中肯定有深刻的道理。我们探讨了这些道理，而且可以说，正是大多数人都采用如此的区分，才使我们找到了这个道理。与之相反，那些个别著作家不根据事物的性质任意确定的概念，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而且只能认为它们是不会被采用的。

按我们的区分，战略是为了战争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

至于怎样进一步确定单个的或单独的战斗的概念，以及根据什么条件来确定这一单位，在以后比较详细地研究战斗时，才能完全说清楚。此时我们只能说:就空间而言，即就同时进行的几个战斗而言，一个战斗的范围正是个人命令所达到的范围;就时间而言，即就连续进行的几次战斗而言，一次战斗的持续时间应该以每次战斗都会出现的危机完全过去为界限。

这里有可能出现一些难以确定的情况，也就是说，有时若干战斗可看成是一个战斗，但决不能根据这一点否定我们如此区分的理由，因为一切现实事物的类别总是通过逐渐的过渡才形成的，我们这种区分也不例外。因此，哪怕观点不变，也一定会有一些活动既可以列入战略范畴，也可列入战术范畴。将军队象警戒线那样疏开地配置和某些渡河的部署等就是如此。

我们的区分只与使用军队有关，并且仅仅是针对使用军队说的。但，在战争中还有许多活动虽然为使用军队服务，然而又不同于使用军队，其中有些同它的关系较密切，有些跟它的关系较疏远。所有这些活动全与维持军队有关，是它的必要条件。这就象建立军队和训练军队是使用军队的前提一样，维持军队是使用军队所离不开的。可是仔细考察起来，所有这些与维持军队有关的活动总还只能看作是斗争的准备(不过它们和斗争很接近，贯穿在整个军事行动之中，是和使用军队交替进行的)。所以，我们有理由把这些活动象其他准备活动一样不列入狭义的军事艺术，即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并且从理论的首要任务是把不同种类的事物区分开这一点来讲，我们也必须这样做。谁会将给养和管理这一套琐碎的事务列入真正的作战方法呢?它们虽和使用军队经常有互相作用，然而在本质上是和使用军队不同的。

我们在第一篇第三章里说过，可以掌握住其他一切活动的线索，因为这些线索最后都要归结到战斗这里。假使把斗争或战斗规定为唯一直接有效的活动，我们想借此说明，有了战斗，其他一切活动才有目的，不过它们是按本身的规律去达到目的的。在此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战斗以外的其他活动在性质上都是非常不同的。

有的一些活动则仅仅属于维持军队，而且仅是由于它们和斗争之间有相互作用，才拿其结果对斗争发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属于斗争本身，与斗争是同样的，但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

一方面属于斗争本身，另一方面又为维持军队服务的活动是行军。野营和舍营，原因是这三种活动是军队的三种不同的状态，而军队在哪里，哪里就肯定有战斗的观念。

只属于维持军队的活动是伤病员的救护。给养和武器装备的补充。

行军和使用军队是完全一致的。战斗内的行军，即平常所说的展开，虽还不是真正使用武器，但和真正使用武器必然有紧密的联系，是我们称之为战斗的那种活动的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而战斗外的行军则不过是为了要实现战略决定。这种决定指出应当在何时何地以何等兵力进行战斗，而行军则是实现这种决定的唯一手段。

所以，战斗外的行军是一种战略手段，但它并不因此仅属于战略，军队在行军中随时都可能进行战斗，因此，行军既要服从战略法则，又要服从战术法则。当我们指示一个纵队在河或山的这一面行军，那就是战略决定，因为这里包含了一个意图:假使行军中有必要进行战斗，那么，可跟同敌人在河或山的这一面作战，而不在那一面作战。

当要一个纵队在谷旁高地上前进，不沿谷底的道路前进，或为了便于行军而分成许多小的纵队，那就是战术决定，所以这些决定同发生战斗时如何使用军队有关。

行军的内部部署永远跟战斗的准备有关系，它是可能发生的战斗的预先部署，因而具有战术的性质。

既然在战略上只考虑战斗的结果而不考虑战斗的实际过程，既然行军是战略拿来部署战斗(战略的有效要素)的手段，那么，人们在研究中常常见到有人用行军这个手段来替换战斗这个有效要素的情况也就不奇怪了。比如，人们常说决定性的巧妙的行军，指的却是行军所导致的战斗。这种概念的替换是很自然的，表述的简化也可取，因此不必加以反对，可这终究只是概念的替换，我们必须记住它原来的意思，不然就会产生错误。

认为战略行动能不取决于战术结果，就是这样的错误。有人进行了行军和机动，不经战斗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得出结论说，有一种不必须通过战斗也能战胜敌人的手段。这种错误的全部严重后果，我们在以后才能指出。

虽然行军可以完全看作是斗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可是在行军中有一些活动并不属于斗争，因而既不属于战略，也不属于战术。架桥。筑路等等这些便于军队行动的措施就是类似的活动，它们只不过是一些条件。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可能与使用军队很接近，几乎同它是相同的(如敌前架桥)，可是它们本身还不同于使用军队，因而关于它们的理论也不列入作战理论。

野营是军队比舍营时更为集中所以更有战斗准备的一种配置。野营是军队的一种静止状态，即休息状态，但它同时也是可能在该地进行战斗的战略决定，而且通过布营的方式，它又包含了战斗的轮廓，即进行防御战斗的条件。所以，野营是战略和战术的重要部分。

舍营是为了使军队能更好地休息而代替野营的一种活动。所以，它和野营一样，就为了准备战斗而进行的内部部署来看，就是是战术问题，就营地的位置和范围来看，是战略问题。

除使军队得到休息以外，野营和舍营通常同时还有另外的目的，例如掩护某一地区或扼守某一阵地，但也很可能单纯以休息为目的。我们知道，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可能是极其各种各样的，因为，凡有利于战略的都可以成为战斗的目的，而维持作战工具，通常也必然会成为某些战略行动的目的。

在这种场合，虽然战略只是为了维持军队，但我们并未离开本题，我们谈的仍然是使用军队的问题，因为军队在战区的任何地方做任何配置全都是使用军队的问题。

可是在野营和舍营时为了维持军队而进行的不属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如架设帐篷。修筑茅舍。从事给养及清洁工作等，则既不属于战略，也不属于战术。

至于防御工事，虽然位置的选定和工事的安排显然是战斗部署的一部分，所以是战术问题，但就工事的构筑而言，它们并不属于作战理论。战斗理论是以这些知识和技能为前提的，这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必须是受过训练的军队早已具备了的。

在那些单纯属于维持军队而同战斗没有相同之处的活动中，只有军队的给养和战斗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给养差不多是每人每天都必需的。因而，给养在战略范围内对军事行动有较大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说在战略范围内，是因为在单个战斗中，军队给养的影响大到足以改变计划的情况尽管是可能存在的，但却是非常少见的。军队给养大多只同战略发生相互作用，因为对军队给养的考虑影响到一次战局或战争的主要方面的情况是极常见的。但是，不论这种影响如何经常和具有多大的决定意义，给养还是一种本质上不同于使用军队的活动，它仅仅以自己的结果对使用军队发生影响。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别的管理活动同使用军队的关系就更远了。伤病员的救护虽对军队的健康来说非常重要，可是它涉及的总还只是一小部分人，对其他人的使用只有很小的间接影响。武器装备的补充，只需要定期进行，在拟制战略计划时，只有在很少的场合才注意它，除了军队本身常常进行的以外。

可是，在这里我们决不能产生误解。这些活动在个别情况下也可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医院和弹药库的远近，确实有可能是在战略上作出极重要决定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我们既不想掩饰，也不想否认。只是，我们在这里不是谈个别的具体情况，而是从理论上抽象地来谈。我们认为，上述那样大的影响是罕见的，因而，不能让伤病员救护和武器弹药补充的理论同作战理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也即说不值得把这种理论所得出的各种方式方法连同它们的结果，象给养一样一并列入作战理论。

现在，我们再明确一下我们研究的结论，属于战争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只属于战争准备的活动和战争本身的活动。理论也必须作与之相应的分类。

战争理论则研究怎样使用训练好了的手段来达到战争的目的。它只需要上述知识和技能的结论，即说只需了解它们的主要结果。我们把这种理论叫做狭义的军事艺术，或者叫做作战理论，或者叫做使用军队的理论，名称不一样，指的都是一回事。属于战争准备的知识和技能是为了建立。训练和维持军队。我们不谈到底应该给这些知识和技能起个怎样的总名称，但是我们知道，炮兵。筑城，所谓的基本战术。军队的组织和管理以及诸如此类的知识和技能，都属于这个范畴。

所以，战争理论把战斗作为真正的斗争来研究，将行军。野营和舍营作为或多或少同斗争一致的军队的状态来研究。然而战争理论不把军队的给养作为自己范围内的活动来研究，而同对待其他既存条件一样，只研究其结果。

狭义的军事艺术本身又分成战术和战略艺术。前者研究战斗的方式，后者研究战斗的运用。行军。野营和舍营这几种军队的状态，只是因为战斗才同战略和战术发生关系。它们究竟的是战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这要看它们是不是同战斗的意义有关，跟战斗的方式有关。

肯定会有许多读者认为，把战术和战略这样十分接近的两个事物作如此细致的区分是多余的，因为这对作战本身并无直接作用。自然，只有十足的书呆子才会去寻求理论区分对作战的直接作用。

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甚至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能同读者经常站在同一个立足点上，才有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战术和战略是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互相交错。但在性质上又不相同的两种活动，假如不精确地确定其概念，就不太可能透彻地理解它们的内在规律和相互关系。

如果有人认为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除非他不进行理论研究，否则，他一定还没有被那些混淆不清。得不出任何结论。缺乏任何可靠根据的概念，就是那些时而平淡无味。时而荒诞无稽。时而空洞无物的概念弄得头晕脑胀。在作战理论方面我们之所以还经常听到和读到这样的概念，那是因为有科学研究精神的人还极少研究这类问题。

第二章 关于战争理论

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从前，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仅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运用，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等，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在这儿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这只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同斗争自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太大的区别。至于在危险的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都还没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作战方法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的问题，就是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平行壕。接近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作为标志的。智力活动在此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因为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差不多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而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接触到这个方面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性的规定。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依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到通过编成和战斗队形而成为一部自动机器，命令一下就象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

真正的作战方法只是在谈别的问题时谈到的

人们曾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即自由地(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只能靠天赋。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的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然而这些看法大多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地谈到。

对战争事件的各种看法引起了建立理论的要求

各种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批判，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肯定是人们所厌恶的，所以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

建立死板的理论的努力

所以，人们就努力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但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正同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座理论大厦即每一种体系，却全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所以，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局限于物质对象

那些理论著作家们很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而且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依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能摆脱困难。他们企图象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出非常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所以也就只能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从决定胜利的种种因素中选中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将它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其他一切因素，他们以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因而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然而，假若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公式是军事艺术的所有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军队的给养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使另一个物质因素，也就是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这一点出发，以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用这种方法也能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然而那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所以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基地

还有位才子曾经企图把人员和装备的补充。军队的给养。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线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概括起来。最开始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之后又用基地的大小(宽度)来代表基地，最后，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毫无价值的。只需考虑到上述概念的替换每一次都一定会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不能不漏掉前一概念的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点了。基地这个概念对战略来说确实是需要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但是如上面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不能允许的，而且必然会得出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将这位理论家引到极端荒谬的方向上去，以致过分强调包围的作用。

内线

后来，和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外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可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因此依旧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都应加以批驳

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能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其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完全是没有用的。

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可战争中的一切都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

这些理论只考察单方面的活动，可战争却是双方经常发生互相作用的过程。

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一直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理论把天才排斥在规则之外

这些片面而贫乏的理论将它们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都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的领域，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没有用处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理睬它们，甚至嘲笑它们，那些必须在这些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实际上，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如何做的和为何这样做，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

那些跟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鄙视和嘲笑，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以外。

理论一研究精神因素就会遇到困难

任何理论一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大量增多。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停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其知识更为重要。要是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能使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呀!

在建筑术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怎样的分歧。可是，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

在战争中不能排斥精神因素

可是，军事活动绝对不仅是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将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

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刻也通常是不同的。

战争中随处都有危险，一切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如同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达到大脑。

可是，通过经验就可以看出，毫无疑问，精神因素必然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一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都会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且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追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的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而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理论要是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自然，经验是这些真理的必然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当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作战理论的主要困难

为了弄清作战理论中的困难，而且根据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须具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敌 对 感 情……

第一个特点是精神力量和其作用。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可是，敌对感情在我们称为战争的现代的大规模斗争中，往往表现为敌对意图，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常常没有敌对感情。尽管如此，决不是不存在敌对感情。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意。即使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激愤的感情，在斗争中也能燃起敌对感情。这是因为:任何人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了暴力，都会让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以前，先向他本人进行报复。说这是动物本性也好，人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人们在理论上非常习惯于将斗争看成是抽象的。没有任何感情成分的力量的较量，这是理论因为没有看到因此产生的后果而故意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

除了斗争中所特有的上述感情之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等，它们在本质上不属于上述感情，但跟上述感情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很容易和它们结合。

危险的影响

……勇气……

斗争总是有危险的，一切军事活动都肯定在危险中进行，正象鱼必然在水里游动，鸟必然在空中飞翔。危险对人的感情或是直接地起作用，就是通过人的本能起作用，或是通过智力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力图逃避危险，假如无法逃避，就会产生恐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是勇气使他们克制住了这种本能的反应。但勇气决不是智力的表现，它跟恐惧一样，是一种感情;不过，勇气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恐惧是怕肉体受到伤害，勇气是一种很高尚的本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把勇气当作一种可以预先规定其作用的没有生命的工具来使用。勇气不光是抵销危险的作用的平衡物，并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因素。

危险的影响范围

要想正确估计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我们就不应只看到危险在当时和对肉体的影响。危险对指挥官发生影响，不光是由于他本人遭到威胁，并且是由于他所有的部下遭到威胁;危险不仅在它实际存在的时刻威胁着指挥官，并且在其他一切与危险有联系的时刻通过指挥官本人对它的想象威胁着指挥官;危险不仅直接影响指挥官，并且间接通过责任感影响指挥官，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压力增加了十倍。当建议或者决定一次大会战时，考虑到这一巨大的决定性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责任，谁能不在精神上或多或少地感到紧张和不安呢?能断言，战争中的行动，只要是真正的行动而非单纯的存在，就永不能完全离开危险。

其他感情力量

我们将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看作是战争中所特有的，但并非因此就认为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没有关系，它们在战争中也常常起着很大的作用。尽管说，在人类生活的这个最严肃的活动中，某些细小的激情是被抑制了，但只有职位低的指挥官才是如此。他们不停受到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丢开了虚伪的习惯，因为在生死关头是不容虚伪的，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于是他们就具有一种被看作是军人最好标志的简单的性格。可职位高的人就不一样了，职位越高，考虑的问题就越多，关心的方面就越广，激情的活动就越复杂，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谦虚或傲慢。宽厚或嫉妒。温和或暴躁，所有这些感情力量都可以在战争这种大型戏剧中起作用。

各人的智力的不同

除了感情之外，指挥官的智力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一个狂热而不成熟。喜欢幻想的指挥官的作为和一个冷静而强有力的指挥官的作为是不同的。由于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因而达到目标的方法

也是多种多样的达到目标的方法之所以多种多样(象我们在第一篇中谈过的那样)，幸运和概然性所以起无比巨大的作用，主要是因为各人的智力是不同的。但是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位较高的人身上，因为这种影响是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加的。

第二个特点:活的反应

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活的反应和因此而产生的相互作用。因为前面谈过，将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就会有困难，而这种困难已经把计算上的困难包括在里面了。这里我们不谈活的反应在计算上的困难，我们要讲的是，作战双方的相互作用就其性质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不相容的。在军事行动的全部现象中，决不能把纯粹特殊的情况都包括在内，任何一个措施对敌人都会产生极不相同的作用。然而，任何理论所依据的都是一些相似的现象，这种特殊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只能靠判断和才能去处理。在军事行动中，按照一般情况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常常被意外的特殊情况所打乱，所以，同人类的其他活动比较起来，在军事活动中就肯定更多地依靠才能，较少地运用理论上的规定。

第三个特点: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

最后，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十分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似乎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并且，一切往往都象在云雾里和月光下一样，轮廓变得很大，样子变得很古怪。这些因为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幸运解决问题，或者靠才能去推测。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幸运了。

建立死板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鉴于军事活动具有上述特点，我们必须指出: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论，如同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即使有可能，当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的才能的时候，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同它对立。并且，不管死板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总会出现我们前面讲到的结果: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理论和现实对立。

建立理论的出路

……困难的大小并非到处都一样……

摆脱这些困难的办法有两条。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的特点作一般探讨时所谈的一切，并非对任何职位上的人都相同的。职位越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更需要，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许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知道的情况也较确切，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可是，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致几乎一切都必须靠天才来解决。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讲，困难也并非到处都是一样的。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所以，为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规定理论比为战斗的运用规定理论容易。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拿物质手段进行战斗的，虽然其中也包含精神因素，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可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也就是当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就只是精神了。总而言之，为战术建立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依据的观点是，理论不必是死板的，也即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哪怕它们本身有小的变化，它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依然可以是理论考察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恰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并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这种考察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如此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理论越是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就越能将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也即说，它对才能本身发生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作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四处都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防止他们误入歧途，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

假使一个专家花费半生的精力来全面地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自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能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指挥官的智力，或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如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开启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并非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

假如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假如真理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就非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象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一样，将这些原则和规则突出起来。然而，理论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并非为了规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即使是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该象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有了上述观点才能建立理论，才能消除理论和

实践之间的矛盾有了上述观点，才有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建立一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作战理论。并且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它就会接近实际，最后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通常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起的，但却经常被那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为他们天生的笨拙作辩护。

因此理论应该考察目的和手段的性质

……战术上的目的和手段……

所以，理论应该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性质。

在战术中，手段是用来进行斗争的受过训练的军队，目的是胜利。至于怎样进一步确定胜利的概念，以后在研究战斗时才能更详细地阐述，在此，只要将敌人退出战场看作是胜利的标志就够了。通过这样的胜利，就达到了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让战斗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这种意义自然对胜利的性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以削弱敌人军队为目的的胜利和一个以占领某一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不一样的。可见，战斗的意义能够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发生显著的影响，因此也应该是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在战术上使用手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既然有些条件是战斗所不能缺少的，会或多或少地对战斗发生影响，那么在使用军队时自然就必须考虑它们。

这些条件即是时间。地形和天候。

地形

地形最好分为地区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说来，如果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地形对战斗就不会有影响。

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是有可能发生，但在文明的欧洲地区就几乎只是空想了。因此，文明民族间的战斗要不受地形的影响，那几乎是不能想象的。

时间

时间有昼夜之分，所以对战斗发生影响，可这种影响的范围自然会超过昼夜的界线，因为每次战斗都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规模大的战斗甚至要持续很多小时。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会战来说，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是有重大区别的。可是，确实有许多战斗不受时间的影响，一般来说，时间对战斗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天候

天候对战斗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更为少见，往往，只有雾起到一定的影响。

战略上的目的和手段

在战略上，本来只有胜利，就是战术成果是手段，能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最后的目的。在战略上运用手段达到目的时，同样也靠或多或少对此发生影响的那些条件。

在战略上使用手段时离不开的各种条件

这些条件依然是:时间(不过应该包括季节)以及天候(不过是指严寒等特殊现象)，地区和地貌(不过地区还应该扩大理解为整个战区的土地和居民)。

构成了新的手段

战略将上述条件和战斗成果结合在一起，就使战斗成果，当然也就使战斗本身，有了特殊的意义，即让战斗具有了特殊的目的。但是，只要这个目的还不直接导致媾和，而只是从属性的，那么就应把它看作是手段。所以，我们可以把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都看作是战略上的手段。占领敌人阵地就是这样同地形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成果。不光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应该看成是手段，并且在共同目的下进行时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任何一个更高的战斗单位，也应看成是一种手段。冬季战局就是这种和季节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行动。

所以，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理论应该探讨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和相互关系。只能根据经验来确定战略上应该

探讨的手段和目的第一个问题是，战略如何才能把这些手段和目的详尽无遗地举出来。假如要用哲学上的方法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那么就会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使我们得不到作战理论和作战之间的逻辑的必然性。因而，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所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自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它只适用于和战史相同的情况，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至少是和战史比较过的。但是这种局限性确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讲述的问题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只是这种局限性与其说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存在于概念中。

这种方法很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切合实际，不致钻进牛角尖和流于泛泛的空想，让人陷入无谓的思考。

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

另一个问题是，理论对手段应该分析到什么程度。明显地，只需要考察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够了。对战术来讲，各种火器的射程和效能是极为重要的，至于它们的构造，因为作战并非用炭粉。硫磺和硝石制造火药，用铜和锡制造火炮，而是运用具有效能的现成的武器，虽然能决定效能，却是无关紧要的。对战略来说，只需使用军用地图，并不需研究三角测量;要取得最辉煌的战果，并不需要探讨怎样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管理百姓，只需要了解欧洲各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现状，并注意不同的情况能对战争发生巨大的影响。

知识的范围大为缩小

如此一来，作战所需的知识的范围大大缩小了，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就显著地减少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支装备好了的军队在进入战场以前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军事活动必需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在最后要用于战争以前，必须被压缩成为数极少的几条主要结论，就如一个地方的许多小河在流入大海之前先汇成几条大河一样。只有那些直接注入战争这个大海的主要结论，才是指挥战争的人所必须熟悉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伟大的统帅能迅速

成长和为什么统帅不是学者实际上，我们的研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得出其他的结论，那么我们的研究就是不正确的。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说明，为什么通常有些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却担任了较高的职务，甚至当了统帅，在战争中创建了丰功伟绩;为什么杰出的统帅从来不是来自知识渊博的军官，而大多数是那些环境不允许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所以，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的统帅必须从了解一切细节开始，或认为这样做至少是有益的人，一向被讥讽为书呆子。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无益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关于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能让人成大材，关于细小和枝节问题的知识和思想，如果不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让人成小材。

以往的矛盾

以前，人们没有注意到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简单的，总是将这些知识同那些为作战服务的活动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所以，当它们和现实世界的现象发生明显矛盾时，只好把一切都推给天才，认为天才无需理论，理论也不是为天才建立的。因此有人否认知识的用处，

把一切都归之于天赋有些靠天赋办事的人认为非凡的天才同有学问的人似乎有天渊之别，他们绝对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全凭个人的能力，而能力的大小则取决于个人天赋的高低，他们就成了怀疑论者。不可否认，这种人比那些相信错误知识的人要好些，可是容易看出，这种人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不积累一定数量的观念，就不可能进行智力活动，这种观念至少大都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些观念就是知识。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类知识呢?能肯定地说，战争中所需的知识应该是人们在战争中需要直接处理的事情的知识。

不同的职位需要不同的知识

在军事活动的领域内，指挥官职位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知识。如果职位比较高，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广而比较概括的知识。要是职位较低，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窄而比较具体的知识。让某些统帅当骑兵团长，并非一定很出色，反过来也是一样。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虽然很简单，

但运用它们却不那么容易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很简单的，它只涉及极少的问题，而且只要掌握这些问题的最后结论就行了，然而运用这些知识却不那么容易。在战争中常常会遇到的困难，我们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在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只能靠勇气克服的困难，至于智力活动，我们想只有在较低的职位上才是简单和容易的，随着职位的提高，它的困难就增大，到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智力活动就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了。

这些知识应该是什么样的

虽然统帅不必是政论家，也不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可是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必须对传统的方针。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当权人物等有所了解和有正确的评价。统帅不必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不必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可是他必须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考方式。习惯和主要优缺点。统帅不需通晓车辆的构造和火炮的挽曳法，可是他必须能正确地估计一个纵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时间。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取得，只能在考察事物时和在实际生活中通过正确的判断。依靠理解事物的才能获得。

所以，职位高的人在军事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在研究中，即在考察和思考中通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获得(这种才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象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生活现象中吸取精华);这种知识还能通过生活实践来取得，除了考察和研究以外。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人们虽永远不能成为象牛顿或欧拉这样的人物，可却能获得象孔代或腓特烈这类人那样的杰出的推断力。

所以，我们没必要为了强调智力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而陷入言过其实的学究气的泥坑中。从来没有一个伟大而杰出的统帅是智力有限的人，但是经常有些人在较低的职位上表现得很突出，可是一到最高的职位就由于智力不足而表现得很平庸。乃至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因为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知识必须变成能力

现在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对作战知识来说比对其他任何知识都更为重要，那就是必须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融会贯通，使它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东西。差不多在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中，人们学过的知识哪怕已经遗忘了，使用时也能到落满灰尘的书本里去寻找，甚至他们每天在手头运用的知识，也可完全是身外之物。当一个建筑师拿起笔来，进行复杂的计算来求出一个石礅的负荷力时，他得出的正确的结果并非他自身智力的创造。首先他必须努力查找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计算时使用的定律并非他自己发明的，甚至在计算时他还常常没有完全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用这种方法，多半只是机械地运算。但是，在战争中决不是如此。在战争中，人们的精神不断起着反应，客观情况不停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把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能随时随地定下必要的决心。所以，他的知识须同思想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的能力。正是这个原因，一个杰出的指挥官的所作所为看来都那么容易，仿佛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天赋的才能。我们所以说天赋的才能，是为了将这种才能和通过考察和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相区别。

了作战理论的任务，并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我们曾经把作战方法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因为战术几乎只涉及有限的问题，而在战略上，可以直接导致媾和的那些目的是无穷无尽的。建立战略理论无疑有较大的困难，不过，需要考虑这些目的的主要是统帅，所以在战略中主要是与统帅有关的部分有较大的困�难。�

因此，战略理论，特别是涉及重大问题的那一部分，比战术理论更应该只是对各种事物的考察，更应是帮助统帅认识事物。这种认识一旦和他的整个思想融为一体，就能让他更顺利和更有把握地行动，不至勉强自己服从客观真理。

$$$$第三章 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

用词尚未统一

……能力和知识。纯粹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

是科学，以培养能力为目的的是技术……

人们仿佛至今还没有决定，究竟采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还是采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根据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虽然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曾经说过，知识和能力是不同的。两者之间的差别极为明显，本来是不容易混淆的。能力本来不能写在书本上，因此技术也不应该作为书名。然而，人们已习惯于把掌握某种技术所需要的知识(这些知识也可能是几门独立的科学)称做技术理论，或者直截了当地称为技术，因此会采用这样的区分，把凡是单纯以探讨知识为目的的都称做科学，如数学。天文学，把凡是以培养创造能力为目的的都叫做技术，如建筑术。在任何技术理论中都有可能包含某几门独立的科学，这是不言而喻和无可置疑的。可还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科学也不可能完全不包含技术，例如数学，算术和代数的应用就是技术，不过这还远远不是两者之间的界限。这是由于，虽然从人类知识的总和来看，知识和能力之间的差别非常明显，但在每一个人身上它们就很难截然分开了。

把认识和判断分开是困难的

……军事艺术……

任何思维都是一种能力。当逻辑学者划一条横线，表示前提(即认识的结果)已结束，判断从此开始时，能力开始起作用。甚至通过智力的认识也是判断，所以也是一种能力，同样，通过感觉的认识也是如此。总之，一个人或者只有判断力而没有认识力，只有认识力而没有判断力，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能力和知识是不能截然分开的。能力和知识越是具体地体现在世界的外部形态上，它们的区别就越明显。凡是以创作和制造为目的的都属于技术的领域，凡以研究和求知为目的的都属于科学的领域。可见，使用军事艺术这个术语比运用军事科学这个术语更恰当些。

对这个问题我们之所以谈了这么多，是因为这些概念是不可缺少的。但我们认为，战争既不是真正的技术，也并非真正的科学，人们正由于看不到这一点，不知不觉地把战争同其他各种技术或科学等同起来，并进行了很多不正确的类比推理，才走上错误的道路。

人们早已感到了这一点，于是把战争说成是一种手艺。可是，这种做法是害多利少的，因为手艺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初级的技术，它只服从较狭隘和转较固定的规律。实际上，军事艺术有一个时期是带有手艺的性质的，那就是在佣兵队长时期。然而军事艺术产生这种倾向并非由于内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在的原因，何况战史也已证明，这在当时就是很不正常和很不能令人满意的。

战争是一种人类交往的行为

所以我们认为，战争属于社会生活的领域，不属于技术或科学的领域。战争是一种巨大的利害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以流血方式进行的，它与其他冲突不同之处也正在于此。战争与其说象某种技术，还不如说象贸易，贸易是人类利害关系和活动的冲突。可是，更接近战争的是政治，政治也能看成是一种更大规模的贸易。不光如此，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战争的轮廓在政治中就已经隐隐形成，就如同生物的属性在胚胎中就已形成一样。

区别

战争跟技术或艺术的根本区别在于: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可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也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所以，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的，同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到的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然而，以往人们确立军事艺术时，正是以技术作榜样。以艺术作榜样也行不通，因为艺术本身还缺乏法则和规则，而现有的几条法则和规则又通常是不完善的和片面的，它们不停地被各种意见。感觉和习惯的巨流所冲击而淹没。

至于在战争中发生和消失的这种活的对象之间的冲突是不是服从一般法则，这些法则能否作为行动的有用的准绳，我们在本篇里将不作探讨。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没有超出我们认识能力的任何对象一样，战争这个对象用研究精神也是能阐明的，它的内在联系也是或多或少能弄清楚的，并且只要做到这点，理论就是名副其实的理论了。

$$$$第四章 方法主义

说清楚在战争中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方法和方法主义的概念，必须概略地观察一下支配一切行动的那一套逻辑层次(这象一级级的政府机构一样)。

法则，是对于认识和行动都同样适用的最为普遍的概念，就词义来讲，明显具有某种主观性和武断性，但它却正好表达了我们和外界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东西。对认识来说，法则表明事物同它的作用之间的关系;而对意志来说，法则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跟命令和禁令具有同等的意义。

原则，同法则一样是对行动的一种规定，可它只有法则的精神和实质，没有法则那样死板固定。当现实世界的复杂到不能纳入法则这种死板固定的形式时，运用原则就可以让判断有较多的自由。由于在原则不能适用的场合，必须依靠判断来处理问题，因此，原则实际上只是行动者的依据或指南。

假如原则是客观真理的产物，从而适用于所有的人，那么它就是客观的;假如原则含有主观的因素，只对提出它的人有一定价值，那么它就是主观的，通常被称作座右铭。

规则，往往被理解为法则，但是却和原则具有同等的意义，原因是，人们常说”没有无例外的规则”，却不说”没有无例外的法则”。这表明，人们在运用规则时能有比较多的自由。

在另一个角度，规则还是根据外露的某些特征去认识深藏的真理并确定完全符合这一真理的行动准则的手段。所有赌博的秘决以及数学上的简便法等就属这一类的规则。

细则和守则，也是对行动的规定，它涉及的是一些更为细小。更加具体的情况，这些情况太多而且太琐碎，不值得为它们另外建立一般性的法则。

最后，还有方法和方法主义。方法是从很可能的办法中选择出来的一种致为常用的办法;方法主义则是根据方法，而不是根据一般原则或个别细则来决定行动。这里首先有个前提，那就是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的各种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但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如此。所以，相同的部分至少应该尽可能多些，换言之，这种方法应适用于最可能出现的那些情况。因此，方法主义不是以个别的情况为前提，而是根据各种相似情况的概然性提出一种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真理。假如以同样形式反复运用这一真理，那么不久就可达到机械般的熟练程度，到最后，就几乎能自然而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并非很有规律的，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那么错综复杂。因此，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效，凡是能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词来表达的，假如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词，那就是故弄玄虚，矫揉造作。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个概念对行动来说也是不适合的，由于在这里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复杂，因此普遍得足以称为法则的规定是没有的。

可是，假如想使作战理论成为固定的条文，那么原则。规则。细则和方法都是不可缺少的概念，因为在固定的条文中真理只能用这种结晶的形式出现。

在作战方法中，战术理论最可能成为固定的条文，所以，上述概念在战术中也极为常见。非不得已，不得用骑兵攻击敌人队形完整的步兵;在敌人没进入有效射程前，不能使用火器;战斗中要尽量节约兵力，以备最后使用。这些全是战术原则。所有这些规定并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绝对可用的，可是指挥官必须铭记在心，以便于这些规定中所包含的真理可以发挥作用时，不致于失去机会。

假如发现敌人生火做饭的时间异常，就可以断定敌人正准备转移，如果敌人在战斗中故意暴露自己的部队就意味着准备佯攻，那么这种认识真理的方法就叫规则，因为从这些明显的个别情况中可以进一步推断出敌人的意图。

假如说，有战斗中一旦发现敌人开始撤退炮兵就应立刻猛烈地攻击敌人是一条规则，也就是说，从这些个别现象中推测出整个敌情，根据这个敌情得出了一条行动规定。这个敌情就是:敌人准备放弃战斗，正准备开始撤退，而在此时，它不宜进行充分的抵抗，也不象在撤退过程中那样便于完全摆脱我方。

至于细则和方法，一旦训练好了的军队能够掌握它们并将它们作为行动的准则，战争准备的理论就会在作战中发生作用。有关队形。野战勤务。训练的一切规定都是细则和方法。有关训练的规定主要是细则，有关野战勤务的规定则主要是方法。这些细则和方法在实际作战中全是有用的现成的办法，所以，必然会作为现成的办法被包含在作战理论中。

可是，对于自由使用军队的活动却不能规定细则，也就是说不能规定固定的守则，因为细则是不能自由运用的。与之相反，方法则是执行任务的一般的办法(如前所述，这种办法是根据概然性制定的)，它可以将原则和规则的精神贯彻到实际运用中去，如果它不失去本来面目，不成为一套绝对的和死板的行动规定(即体系)，而是代替个人决断的一种捷径，是普通办法中可供选择的最好方法，它就能列入作战理论。

在作战中经常按方法办事看来也是非常重要和无法避免的。只要我们想一想，在战争中有多少行动是根据纯粹的假定和在完全搞不清情况的条件下决定的，我们就会相信这一点了。这是因为敌人会阻挠我们去了解那些对我们的部署有影响的情况，时间也不许可我们充分了解这些情况，而且即使我们知道了这些情况，也因为范围太广，过于复杂，绝不可能根据它们来调整一切部署，所以我们常常只得根据某些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在每一事件中需要同时考虑的具体情况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除了进行大致的估计，根据一般的和可能的情况进行部署以外，就没有其他办法。最后我们还了解，越到下级，军官的人数越多，就越不能指望他们有独立的见解和熟练的判断力。既然除了从勤务细则和经验中得到的见解之外，就不应当要求他们有其他的见解，我们就只得教给他们一套类似细则的方法，作为他们进行判断的依据，防止他们越出常轨地胡思乱想，因为在经验非常有用的领域里，乱想是特别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承认，方法主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并且还有极大的优点，那就是反复运用同一种方法在指挥上可以达到熟练。精确和可靠的程度，进而减少战争中的阻力，让机器便于运转。

所以，职位越低，方法就用得越多，就越是不可缺少;职位越高，方法用得越少，到最高职位，方法就完全用不上了。所以，方法在战术中比在战略中有更大的用处。

战争，从它的最高角度来看，并非由大同小异的。取决于方法好坏的无数细小事件构成的，而是由需分别处理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各个重大事件构成的。战争不象长满庄稼的田地，而象长满大树的土地。收割庄稼时不需考虑每棵庄稼的形状，收割得好坏取决于镰刀的好坏;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必须考虑到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

在军事活动中，方法使用得多少，原本不取决于职位的高低，而是取决于事情的大小。统帅处理的是全面而重大的事情，因此他较少使用方法。统帅如果在战斗队形。布置前卫和前哨方面，采取老一套的方法，不光会束缚他的部下，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会束缚他自己。固然，这些方法可能是他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他根据情况采用的，可是只要它们是以军队和武器的一般特性为根据的，它们也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但是，如用机器制造东西那样，总是按照同一方法来决定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却是应坚决反对的。

可是，只要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论，而且对作战的研究还不够完善，职位较高的人有时也不得不破例地使用方法主义，原因在于有些职位较高的人不可能通过专门的研究和上层社会的生活来提高自己。他们在那些不切实际却又充满矛盾的理论和批判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的常识无法接受这些东西，除了依靠经验以外，他们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所以，在必须和可以单独地自由处理问题的场合，他们也喜欢运用从经验中得来的方法，也即模仿最高统帅所特有的行动方式，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方法主义。腓特烈大帝的将军们老是采用所谓斜形战斗队形，法国革命时代的将军们常采用绵长战线的包围战法，而拿破仑手下的将领们则经常集中大量兵力进行血战，从这些办法的反复运用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一套袭用的方法。可见，高级指挥官也可能仿效别人的方法。假如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理论，而且有助于提高那些力图上进的人们的智力和判断力，有助于研究作战方法，那么模仿方法的范围就不至于这样大，而那些被看作是不可缺少的方法，至少会是理论本身的产物，而非单纯仿效的结果。一个伟大的统帅无论把事情办得多么高明，他办事的方法中总有一些主观的东西，假如他有一种特定的作风，那么这种作风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但模仿他的将领们在个性上不会常常同他相同。

可是，在作战方法中要完全抛弃这种主观的方法主义或作风，也是既不可能又不正确的。相反地，应当把主观的方法主义看作是战争的总的特性对许多个别现象所起的影响的一种表现。理论还没有预见和研究这种影响时，就只能靠方法主义。革命战争有它特殊的打法，这不是十分自然的吗?但哪一种理论能事先把它的特点包括进去呢?令人遗憾的是，一定情况下产生的方法非常容易过时，由于情况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而方法本身却没有改变。理论应当通过明确而合理的批判去防止使用这种过时的方法。1806年，普鲁士的某些将军们，比如路易亲王在扎耳费耳特，陶恩青在耶纳附近的多伦山，格腊韦尔特在卡佩伦多夫前面和吕歇尔在卡佩伦多夫，都是因为袭用了腓特烈大帝的斜形战斗队形而全军覆没，以致霍亨洛黑的军队遭遇到了史无前例的惨败。这不仅因为这种方法已经过时，并且还因为在那时方法主义已使智力极为贫乏。

$$$$第五章 批判

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起作用的。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事件，所以，它不仅使理论上的真理更加接近实际，并且通过反复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认为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之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将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客观事实，最多不过叙述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

首先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这是单纯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

其次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所以这种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只需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以这种方法来解决，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能缺少的。

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儿，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地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要探寻事物的根源，即一直到弄清毫无疑义的真理为止，而不能半途而废，也就是无法满足于某种随意作出的论断或设想。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容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普遍。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被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这样了，因为这些动机有的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有的由于它们是非常偶然的和短暂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因而，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成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向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于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的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是由单一的原因产生的，而是由很多原因共同产生的，仅仅公正而认真地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如果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因此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搞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不是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曾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究事物的毫无疑义的真理，不能随意作出论断，因为随意作出的论断不能让别人信服，别人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引起争论，得不出任何结论，因而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我们已说过，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假如有一种有用的理论，那么考察时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可是，当还没有这样的理论上的真理时，考察就必须追溯到底。常常这样，著作家就会不胜其烦，就有无数的事情要做，但是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的范围，他就只得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这些主张尽管他本不认为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仍然是随意提出的，因为它们本身不是很清楚的，而且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假如不借助合理的理论，它不可能是让人信服的和驳不倒的，也就是说是不能让人获得教训的。

可是，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只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决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这就可能是可笑的书呆子的作法。应该指导批判活动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并且，批判有了这种精神，通常就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相反，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根本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一切肯定的结论，一切规则。原则和方法越是成为死板的条文，就越没有绝对真理的性质，就越缺乏普遍性。这些东西原本是供人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决不应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象当事者那样，将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总的战斗队形中骑兵配置在步兵的后面，而不同步兵配置在一线，这是战术上的一个规定，可是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却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当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又比如，理论上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可是，只要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战斗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武断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结果，或在多路进攻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错误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二者都是批判时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总而言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没必要重新确定了。理论上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能使用，所以作出规定。

批判的目的是探讨原因产生了怎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都十分直接时，这一任务是容易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因而无法合理地和有条不紊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包围攻击能获得比较大的胜利，然而获胜的把握比较小，那么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目的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如此，那么，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假如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假如他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而是跟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包围攻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那么，他就混淆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时，事情总是很容易的。如果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关系，那么当然能随意地这样做了。

但是，同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着的，因而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让最终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同样，每一个手段也肯定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一个现象还有考察的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导致的结果，同样，人们不但以凭借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并且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验证，这样，对一连串互相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一直到目的的必要性不被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涉及到有决定性的重要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为止。

显然，在这样的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在判断时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所以，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或许是合适的，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是必须摒弃的。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常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来进行的，因为只有研究原因，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从下而上和从上而下地追溯，显然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情况和力量就越多。因而人们探讨的原因离开事件越远，人们需要同时考虑的别的原因就越多，并且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找到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那么自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是这只是一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或多或少的别的结果的原因也影响着战争的最终结局。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不断提高，检验手段时的复杂性相应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了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必须加以考察，因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

这样，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发生。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只得作出许多假定，因而人们就非常容易迷惑并遇到困难。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拿破仑打算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方面开来之前迫使他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的目的来看，这种手段是选得十分正确的，而且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行动坚决的敌方兵力十分强大时，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和就出了战场。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能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军团的进攻，并进而和他们取得紧密联系。拿破仑也是这样考虑的，并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可是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的角度来批判，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如果奥国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太厄马克建立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完全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这样一来，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失败的厄运。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楚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

但是，要是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国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那么就能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设拿破仑知道奥地利的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也知道他在施太厄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国的心脏就不再是无目的的了。他的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要是奥国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看作是最终目的。假如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这一点，那么批判可到此为止。如果对这一点还有怀疑，那么就应该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国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腹地继续后退，那么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十三万人对八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打算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打垮或消灭这个强国呢，还是只想占领奥国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会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设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彻底打垮奥国，法国的兵力还太小，以致这样做肯定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国的大片土地，也会让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肯定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以很少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他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原因。这个和约除了让奥国丧失一些即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作更大的牺牲。可是，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将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冒险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国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虽然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国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只得作出牺牲，而签订一个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国政府是不是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到最后直至胜利，它是否考虑过对方最后可能得到什么，它是否不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和信心。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非毫无意义的，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的。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并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执行这样的计划。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是很必要的，因为人们并不是跟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是得知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他肯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下降。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并且有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不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即便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多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让他得到截然相反的结果。

到此我们终于可以结束这个战例的考察了，因为这个考察作为实例已足以说明:在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时，即为检验最终目的而采取的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繁多的对象和多么广泛的范围，将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先天的才能对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阐明各种事物的关联，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光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而且还要检验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因此在考察中必须提出，即找出有可能要采用的手段，如果提不出一种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提出的这种可能使用的打法是很少的，但不能不承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的打法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而只能靠丰富的智力活动，并不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

我们无意将那些归结起来只是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常常把提出迂回敌人阵地这一打法当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可笑的。但是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很必要的，并且批判的考察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行动。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定放弃对芒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被加尔达湖和明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寒尔的军队，他的这种做法看起来是获得辉煌胜利的最可靠的途径。事实上他获得了这样的胜利，并且，当敌人以后几次前来解围时，他都用这种手段取得了更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普遍的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芒托瓦的想法，在7月30日就无法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并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虽然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七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不能提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方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被轻视和受到批评，以至彻底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很有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怪。如果认为这种手段是可以使用的，那么进一步研究情况就能看出，当时拿破仑在芒托瓦围攻防卫圈内配置的四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需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五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也是很困难的。我们在这里不想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可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使用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可是在已出版的资料和他的回忆录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世所有的评论中也都没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提出这种手段，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必须作这种比较。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打败了布留赫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留赫尔，而把矛头转向施瓦尔岑堡，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很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十分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的战斗，虽然没能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如果拿破仑不将矛头由布留赫尔转向施瓦尔岑堡，而是继续进攻布留赫尔，并且把他一直追到莱茵河边，结局又会怎样呢?我们确信，在这个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进军巴黎，而是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都同意我们这种看法，可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应当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肯定同意的。

在这里提出来作比较的打法，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原本是更容易被人们想到的，然而，人们缺乏公正的态度，只盲从某一种见解，因而没看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识到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取代受到指责的打法，但他们只是提出了自己认为是较好的打法，而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这样，提出来的打法不能让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能提出另外一种打法，这样就会产生没有任何根据的争论。所有的军事著作中都充满了这一类例子。

只要所提出的手段的优点还不明显到让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提出证明。所谓证明，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来进行比较分析。如果能如此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会结束，或者至少可以从中得出新的结论，不然争论就会无休无止。

例如，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只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要想进一步证明继续不断追击布留赫尔要比进攻施瓦尔岑堡更好，那么我们就能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根据。

(1)通常向一个方向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加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同时在敌军由于损失惨重而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已取得的优势。

(2)布留赫尔，虽然他的兵力比施瓦尔岑堡少，但因为他敢作敢为，是更为危险的敌人，因此他是他们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3)当时布留赫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非常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留赫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布留赫尔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没有别的结果比布留赫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容易造成失败，更能引起恐惧的印象了，特别是让施瓦尔岑堡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失败和恐惧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尔岑堡侯爵确定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假如布留赫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被隔离和孤立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么这个消息就会象雪崩似的传到施瓦尔岑堡那里。拿破仑为了以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三月底曾向维特里进军，这一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基础的，可是，那时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布留赫尔已经带领十万大军与施瓦尔岑堡靠拢了，而拿破仑已经在郎城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

当然，肯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可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行，威胁施瓦尔岑堡的基地，那么施瓦尔岑堡也会拿破仑的基地，威胁巴黎。因为上述理由已证明，施瓦尔岑堡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我们再就上述从1796年战局中所引述的例子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行的方法，即使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虚有其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芒托瓦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我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打法是防止解围的很可靠的办法。即使我们也同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加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机率更小，那也必须对比一下这两种打法: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多;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很大。要是这样来权衡得失，那么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同后一种打法，只有那些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才会有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是十分明显，他不可能象我们现在这样，能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察手段时经常需要引用战史，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可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专门的一章里论述。很可惜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添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我们还得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须利用对事物的较为全面的了解，利用被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指责和赞扬当事者，那么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站到当事人的立场上去。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人产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和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所有情况，首先必须抛开结果。不过，这只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当事者眼里和在批判者眼里决不会是都相同的。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同他很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在回忆录中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细致，或是有意不写实情。所以，当事者所了解的肯定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为困难了。假使要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的。可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并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们先来谈谈结果。如果结果不是偶然产生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结果的事物，就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并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全部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所以，有时他虽然想抛开结果，可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光对结果，就是对事后发生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或许有人认为抛开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的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而是还要根据大量的假定或推测，哪怕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假定或推测来代替了。不难理解，事实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原本不应该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响。可是我们认为，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要想完全抛开多知道的材料，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一样。

因此，批判者指责或赞扬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根本不能满足，这一点必须注意到。

可是要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相同，既不是可取的，也不是必要的。在战争中象在一切技术和艺术活动中一样，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种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通常比批判者的要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假使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因此，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就不能象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用伟大统帅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来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欣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的本质的联系。

并且，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便是最低的造诣，在对它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比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进行赞扬和指责，这本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反感，可是如果想表现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好象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让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作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引起别人的不满是很自然地。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予以非难，说他缺乏批判能力。

因此，当批判者指出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非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类似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或许会犯大得多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人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本来是应该察觉这些错误的。

这就是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也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可是，如果只简单地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那么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能称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看，这种判断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上并非这样。

如同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次和瓦格拉木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取决于能否通过以前的胜利和占领这个首都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不想谈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做过什么，他是不是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下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或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然而，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更辉煌的胜利，依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总是战略上的一个大的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妥协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跟奥斯特利次。弗里德兰和瓦格拉木会战相提并论了。反之，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这些和约，那么拿破仑有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论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聪明，如何机智，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能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或断认为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难道人们就能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才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是非常勉强的，这种判断是十分武断的，可能有一半是没有依据的吧!因为沿着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人能看到战败的君主的决心。

可是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将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相对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我们曾经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并非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幸运或者命运(不管把它叫做什么)去取得。自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但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非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反而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只得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好像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希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希望落空时，又会觉得不愉快，我们根据结果作出的(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正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表现。

可是，不能否认，当事者的希望实现时之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所以之令人不快，这是由于有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仿佛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看出的联系，并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渐渐加深而变得更为固定了，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能看到，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影响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所以，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分析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之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表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让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应该反对滥用这种判断。

只要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必须根据结果进行规画。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作出可靠的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跟人的意志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勇气或恐惧控制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不能找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作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时使用的语言，批判的工具做一些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前应当作的思考是一样的。因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它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曾经说过，理论不应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当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理论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不需要也不允许象几何学那样使用补助线，如果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如果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假如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理应如此。

我们已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烦琐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只得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自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将它们看作僵硬的。在外的法则。同样，应当领会真理的精神，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用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就能运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并非能完全经常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概念和词句，决不要将补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如果容许用这个词的话)，而在多数的考察中，由于虚荣心的驱使，却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头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把它们滥用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并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就破产了。在这里我们只涉及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为数毕竟不多，所以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跟众多的宫廷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象散兵游勇和不法暴徒一样，四处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一套体系，可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中至少抓住一鳞半爪，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的根据。他们中大部分人假使不到处从军事理论中抓住一些片断作为根据，就根本无法进行批判。这些片断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通常只被用作批判的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使用，或者当成一般的公理使用，那么，它们就会失去原有的正确性，这是很自然的事。

所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简单。朴实的思考方式，使作者至少还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让读者还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易生歧义和涵义不明的名词术语，以致作者的理解和读者很不一致。可是，严重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只是些毫无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而在普通的用语中，这些观念是连他们自己都不会满意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的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谈一谈对举例和战史的看法。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那么也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非常远的时代和国家中，从极不同的情况中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混乱和模糊，一点儿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详细地把它们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

这些模模糊糊。混淆不清。似是而非。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好处吗?几乎没好处。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就往往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讥笑。可是，如果理论能够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确定能够确定的东西，用简洁的语言来以表达，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真正重视事实，联系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于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

$$$$第六章 关于史例

史例能够说明一切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特别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香霍斯特将军写了一本手册，对真正的战争作了最好的描述。他在手册中，认为史例在军事艺术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他运用了史例，令人钦佩。如果他不死于那次战争的话，就能将《炮兵手册》第四部分修改完毕，给我们提供一个更为出色的证明，说明他是以什么样的研究精神从经验中吸取教训的。

但是，一般的理论著作家很少能这样运用史例，他们运用史例大多非但不能帮助读者，反而会妨碍读者对问题的理解。所以，我们认为注意防止滥用史例和正确地运用史例是十分重要的。

作为军事艺术基础的各种知识，无疑都属于经验科学。因为，虽然这些知识大多是通过对事物的性质的认识而获得的，但这些事物的性质多半只有通过经验才能认识。并且，这些知识的运用方式在各种具体情况下是有变化的，因此只根据手段的性质，根本不可能完全认识其作用。

火药，这种现代军事活动的巨大的动力，它的作用是通过经验才认识到的，并且人们现在还在不断地通过试验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弹丸由于有了火药，其速度能达到每秒一千�，它可以杀伤它所碰到的任何生物，这是不言而喻的，是不必再通过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事情。可是更精确地决定这种作用的还有很多的其他条件，其中有些条件只有根据经验才能认识。并且，物质作用并不是我们唯一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也应探讨精神作用，而要认识精神作用并给予评价，除了根据经验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在中世纪，当火器才发明时，由于构造不够完善，它的物质作用比现在要小得多，但是精神作用却比现在大得多。要打算了解一支在危险中久经锻炼。通过多次胜利而对自己有最高要求的军队能够做点什么，就必须看到拿破仑在东征西杀时所培养和指挥的那些军队在猛烈的炮火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性。人们单靠想象是决不会相信这些的。另一方面，经验还告诉我们:在欧洲军队中现在还有一些几发炮弹就能打散的军队，如鞑靼人。克罗地亚人和哥萨克人的军队就是如此。但是任何一种经验科学，都不能使自己提出的真理总有史例作证，因此军事艺术的理论也是这样。这一方面是因为每一个真理都用史例作证时过于烦琐，不可能做到，另一方面是由于用单个的现象也难以论证经验。要是在战争中发现某种手段很有效，那么这种手段就会被经常使用。由于此行彼效，这种手段就有可能流行一时。这样，这种手段就通过经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并在理论中占据了地位，在这种场合，理论只是一般地引用经验说明手段的由来，并没加以论证。

但是，如果打算引用经验来指出值得怀疑的手段，否定某种常用的手段，或者介绍一种新的手段，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必须从历史中举出实例来作证明。

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史例的运用，那么非常容易发现运用史例有四个着眼点:

第一。用史例可以单纯说明某种思想。在一切抽象的考察中，作者的思想很不为人们所理解或者根本就让人误解，如果作者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就能引用史例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以保证读者能正确理解作者的原意。

第二。用史例可帮助说明某种思想的运用，因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细小问题的处理情况，而在一般地叙述一种思想时不能将这些情况完全包括进去。这也正是理论和经验之间的不同。上述两种情况是纯粹的举例，下面两种情况用作证明。

第三。用史实可证明自己的论点。如果只是想证明某种结果或现象的可能性，那么使用这种方法就够了。

第四。通过详细叙述列举若干史实，某一史实能吸取某种教训，这时，史实本身就为吸取教训提供了真正的证明。

作第一种使用时，大都只要简单地列举事例就够了，因为人们只是使用事例的一个方面。在这里，甚至事例的历史真实性都是次要的，举一个虚构的例子也是可以的。只是史例总是具有优点的，它比较实际，能让它所说明的思想更接近实际生活。

作第二种使用时，必须较详尽地叙述事例，不过正确性在这里也是次要的，但我们也要作同前一场合相同的说明。

作第三种使用时，大都只要举出确凿无疑的事实就够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观点，认为筑垒阵地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只要举出崩策耳维次阵地这个例子就能证明这个论点了。但如果叙述某种历史事实是要证明某种一般的真理，那么就必须而详尽准确地阐述同这个论点有关的一切方面，必须将史实毫无遗漏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这一点做得越差，证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过很多事实来弥补一个事实证明力不足的缺点，因为人们相信，无法叙述一个事实的详细情况时，可引用一定数量的事实来补救。

如果打算用经验证明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比配置在翼侧为好，那么只举几次骑兵配置在步兵后面获得胜利的会战和骑兵配置在翼侧遭到失败的会战是不够的。如果欲要证明在没有掌握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无论在会战区内还是在战中，也就是说，无论是战略上还是在战述上，分几路纵队深远地包围敌人都是十分危险的，那么只举利佛里会战或瓦格拉木会战的例子，或者只举1796年年法军向德意志战区的进攻或者同奥军向意大利战区的进攻的例子是不够的。为了证明这些，还必须叙述当时的具体过程和一切情况，说明上述配置形式和进攻形式是怎样严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结局。这样，就可以看出这些形式应该否定到什么程度，这一点必须明确，因为全部加以否定无论如何是有损真理的。

上面我们说过，当不可能详尽述一个事实时，可以用若干实例来弥补，但是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常常会被人滥用的危险的办法。有些人不去详细地叙述一个事实，只满足于简单地提出三。四个事例，这就造成了一个仿佛很有证明力的假象。要知道，对有些经常反复出现的事情举出很多实例也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别人同样也能很容易地举出许多结果相反的实例来反驳。如果有人给我们举出很多路进攻遭到失败的战例，那么我们也能给他举出很多用同样打法获得胜利的战例。可见，这样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结论。

如果考虑到上述各种不同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知道滥用实例的现象是多么易出现。

如果不是从各个方面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而仅仅简单地提示一下，那么这个事件就好象是从远处看到的东西，各个部分都辩别不清，从各方面来看，它的外部形状都是相同的。这样的实例，事实上对相互对立的两方面意见都能证明。对道恩指挥的几次战争，有些人认为是谨慎周到。深谋远虑的例子，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踌躇不前。优柔寡断的例子。1797年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断的表现，也能看成是真正鲁莽的行为;1812年拿破仑在战略上的失败，可以说作是过于勇猛的结果，也可以说成是勇猛不足的结果。这些不同的意见确实出现过，人们也十分容易理解，这些不同意见是由于人们对事物间的联系持有不同的看法而产生的。但是这些相互对立的意见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见是错误的。

我们很感谢杰出的弗基埃尔在他的回忆录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史例，因为他不仅给我们保留下了许多可能湮没了的历史材料，并且他第一个通过这些材料使理论观念(即抽象的观念)同实际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举的史例可看成是对论点的进一步说明和解释。虽然如此，在没有成见的现代读者的面前，他也达到了他所追求的目的:用历史事实证明理论上的真理。因为，虽然他对事件有时叙述得比较详细，可是还远远不能说明，他得出的结论都是从事件的内在联系中必然产生的。

只简单地提示一下史实还有另外一个不足:如果有些读者对这个史实不完全记得，或者不十分熟悉，那么就不能从中体会作者的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读者除了盲目地赞叹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别的了。

但是，为了用史实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把历史事件展示或者再现在读者面前，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作者这样做太多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篇幅和时间的限制一样。只是我们认为，要想论证一个新的见解或是明确一种值得怀疑的见解，详细地叙述一个事件要比简单地提示十个事件更为有用。粗浅地引用史实的主要弊端，倒不在于作者错误地想靠这种方法证明某些论点，而在于作者从来没有认真地了解过这些历史事件，在于这样轻率而肤浅地对待历史将产生数以百计的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如果作者意识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历史证明的一切，都应是从各种事物的紧密联系中很自然地产生出来的，那就不会出现这些错误见解和杜撰的理论了。

如果人们认识到运用史例的上述困难，认识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么也就会以为，最近的战史，如果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一直是选择史例的最好的来源。

由于较远的年代的条件不一样，作战方法也所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比较小。不光如此，战史象其他历史一样，许多在最初还清楚的细小情节和特征自然会逐渐湮没，它也跟图画一样，原来的生动的形象和彩色会逐渐消失，变得模糊不清，色彩暗淡最后只有偶然遗存的一些线条和一块块颜色，这些线条和颜色却因而受到了过分的重视。

如果考察一下现代作战的情况，我们一定会说，同现代战争很相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相似的，主要是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来的战争，尽管从那个时期起，战争的每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这些战争还是同现代的战争很近似的，我们仍可从中吸取教训。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就全然不同了，当时火器还不太完善，主要兵种还是骑兵。年代越远，战史内容就越贫乏，记载就越不详细，用处就越小，至于古代各民族的历史，肯定是用处最小。记载最不详细的历史。

自然，这些史实并不是绝对不能利用的，只是在必须详细说明情况的场合，或者在必须详细说明促使作战方法改变的条件的场合，它们才是不适用的。不论我们对勃艮第人和法国人。瑞士人反对奥地利人的战争过程了解得多么少，我们仍然能够看出，在这些会战中良好的步兵头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比最好的骑兵还要有优越。只要我们粗略地看一看佣兵队长时代，就能知道，作战的各方面是如何取决于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因为在别的任何时代中，用于战争的军队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脱离国家和人民的别的生活，都不象这个时代那样带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质。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当汉尼拔在意大利还没被击败时，罗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进攻迦太基人，这种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个十分能提供教训的考察对象，因为作为这种间接抵抗基础的当时国家和军队的普通情况，大家是相当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细节，越不是一般的情况，我们就越不能从遥远的年代中寻找典型史例和经验，因为我们既不能对有关事件作恰当的评价，也不能拿它们来说明现代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手段。

遗憾的是，各个时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我们不想讲欺骗成分和虚荣心在这里面占多大的比重，只是在这里也看不到任何说服别人和帮助别人的诚恳愿望和热诚努力。因此我们只能将这样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盖错误和缺点的装饰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尔想做的那样，完全用史例教别人学习战争，那确实是个巨大的功绩。然而，如果考虑到，必须先有长期的作战经验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明白，这是需要花费一生精力的事业。

如果有谁甘愿从事这样的事业，那么，但愿他如到远方朝圣一样，为这一虔诚的计划做好准备，但愿他不吝惜时间，不畏权贵，不怕困苦，克服自己的自卑心和虚荣心，象法国法典上所说的那样:讲真理，只讲真理，完全讲真理。

第三篇 战略概论

第一章 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中就已确定了。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本来只同战斗有关余，可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研究战斗的实施者(军队本身)以及同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并且首先对军队发生影响。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就其可能取得的结果和运用战斗时起非常重要作用的智力和感情力量来进行研究。

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所以，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而且必须把也就是拟制各个战局的方案和部署其中的战斗，达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同这个目标联系起来。所有这一切，大都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许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不能在事先作好。所以很明显，战略也必须到战场上去，以便在现地处理各种问题，并且不断对总的计划作出修改。因此，战略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

关于这一点，人们并不是一直都这样看的，至少总的说来是这样。以往战略通常由而由军队掌握而不由内阁掌握，这就是证明。可是，只有当内阁距离军队很近，可以看作是军队的大本营时，这样做才是合适的。

在制定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正确地说，理论将阐明事物本身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并突出那些少数作为规则或者原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考虑到战争涉及许多重大的问题，那么就会明白，只有具有了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一切。

如果一个君主或统帅善于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战争，而且做得恰如其分，那就是他有天才的最好证明。可是，这种天才的作用不是表现在那些新发现的行动。惹人注目的方式上，而是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胜利结局中。我们应当赞赏的是，在最终结果中看到他默默作出的假定是那么符合实际，整个行动是无比的协调。

一个研究者，如果在总的结果中不能看到这种协调，就易在没有天才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使用的方式和手段都极为简单，并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悉，因此，如果具有一般常识的人过多地听到评论者夸张地谈论它们，就只会认为可笑。例如，被无数次运用过的迂回运动，在那里被称赞为最透彻的洞察力的表现，在这儿被称赞为最杰出的天才的表现，甚至说是最渊博的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加无聊的怪论吗?

更为可笑的是，正是这些评论者根据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论述物质因素，以致将一切都局限在优势和均势。空间和时间这几个数学关系上，局限在几条线。几个角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那么，恐怕还不能用以给小学生出一道数学习题。

而我们认为，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公式和习题的问题，物质事物的关系全是非常简单的，要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才相对困难。不过，就算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围，即战略接近政治和治国之道。甚至当它们合而为一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它们的种类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它们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比对行动方式的影响要大一些。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比如在战争的具体大小行动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降低了。

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没因此就非常容易。只要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可以做些什么，确定了战争应该是怎么样的，就不难找出进行战争的道路了。可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把计划贯彻到底，不因为一千个原因动摇一千次，那么除了要有异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外，还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所以，在上千个优秀人物中间，有的可能以智力著称，有的可能以大胆或意志坚强而出众，有的可能以洞察力见长，可是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兼备这些品质而成为高出一般水平的统帅。

跟战术上相比，在战略上下更重要的决心要有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起来好象很奇怪，但是大凡了解战争的这方面情况的人是不会怀疑的。在战术上，情况的变化十分迅速，指挥官觉得自己好象被卷在旋涡里一样，不冒生命的危险就不能同它搏斗，他只好抑制住不断产生的种种怀疑，勇敢地冒险前进。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十分缓慢，自己的和别人的疑虑。意见和异议，以至不适时宜的懊悔等都能发生较大的作用。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的情况是人们亲眼看到的，但在战略上就不同，一切都必须靠揣测和猜想，因而信心也就相对较小。这样，大多数将帅在应该行动时就陷在错误的疑虑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历史，看看腓特烈大帝1760年的战局。这次战局是以出色的行军和机动而闻名的，曾被评论界誉为战略上的真正杰作。难道我们应当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忽而从右翼忽而从左翼迂回道恩的打法吗?难道我们应该将这种打法看作是高超的智慧的外在表现吗?不，如果我们想毫不夸张地。如实地判断问题，我们就不能如此。我们首先赞赏的是他的智慧，他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从不干力不胜任的事，而是采取刚刚足够达到目的的行动。他这种智慧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到，并且在这位伟大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中都可以见到。

他当时的目的是签订一个和约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据。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情况同其他国家类似，只有在行政管理的个别方面较为优越)，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如果他想仿效查理十二，也一样会被打碎脑袋。我们在他进行的全部战争中，可以看到他有一种节制地使用力量的能力，他能始终保持镇静，但也不缺少冲劲，在十分紧急的时刻，能把力量发挥到令人惊异的地步，随之为了服从政治上最微小的变动，又能继续保持平稳。不管是荣誉心。虚荣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让他离开这条道路，正是这条道路引导他走向斗争胜利的最后。

这样几句话怎么能评价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呢!只有仔细观察这次战争所取得的惊人的结局，探讨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人们才会深信，正是他敏锐的眼力让他顺利地绕过了所有的暗礁。

这是这位伟大的统帅让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1760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1760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在任何别的战局中，都不象在这次战局中那样以很少的牺牲同优势很大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让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克服了实际中的困难。从右翼或左翼迂回敌人，这样的机动是很容易想出来的。集中自己数量有限的兵力，用迅速的运动让自己的力量发挥几倍的作用，以便在哪个地点都能够抗击分散的敌人，这也是不难想出来的。这些创造并不值得我们钦佩，对于这么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之外，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可是，让一个统帅象腓特烈大帝那样，把这些重试一次吧!许多目睹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很久以后还说他的野营是危险的，甚至说是轻率的。我们不曾怀疑，当他设置野营时，这种危险要比事后看来大两三倍。

在敌人的眼前行军，甚至往往在敌军的炮口下行军，也同样是这样。腓特烈大帝敢于这样野营和行军，因为他从道恩处理配置兵力和问题的方式的方法中，以及道恩的性格和责任感中找到了根据，所以，他的野营和行军不是轻率的。然而，他所以能这样做而不被那种在三十年后还被大家谈论和描绘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倒，正是因为他果断。大胆和意志坚强。在他那种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个统帅会相信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能使用的。

实行中还有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在不断地运动。它曾经两次在有拉西追踪的情况下跟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道路从易北河向西里西亚行军(7月初和8月初)。军队时刻都必须做好战斗准备，由于行军必须巧妙地进行，军队必须忍受极大的劳累。虽然有几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阻碍了行军，但是军队的给养仍然很缺乏。在西里西亚，军队在累格尼察会战以前，曾经只得连续夜间行军达八天之久，辗转在敌人阵地前面，这要求军队忍受极大的困苦和劳累。

难道可以相信，这一切在军队中能不引起巨大的阻力吗?难道统帅用他的智力如此地调遣军队，能象测量员用手转动等高仪那样容易吗?这位最高统帅和元首看到又饥又渴的。可怜的弟兄们疲惫不堪，能不千百次地觉得痛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怨言和牢骚能不传进他的耳朵吗?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提出这样的要求吗?如果不是对统帅的正确和伟大有无比的信任，难道这样的劳累不是必然地要引起纪律松弛和士气低落，简单说来，不是要破坏军队的武德吗?我们应该尊敬的地方正在这里，我们应该钦佩的正是实行中的这些奇迹。可是，只有那些有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领会这一切。那些只从书本上和演习场上了解战争的人，是根本不能领会这些的。因此，但愿他们真诚地从我们这里接受那些通过他自己的经验无法得到的东西吧。

上述例子很明确地说明了我们的想法。在结束这章时，我们再简单地说明一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阐明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战略因素(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然后再谈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即战局计划和战争计划作结束。

只把军队配置在某一地点，这只表明在这里有可能发生战斗，并不一定真正会发生战斗。这种可能性能不能看作是一种实际的。现实的东西呢?当然可以。战斗的可能性只要具有效果，就可以看成是实际的东西，而战斗的可能性总是有效果的，不管效果怎样。可能的战斗由于有效果因而应该

看作是实际的战斗如果派遣一支部队去截断逃跑的敌人的退路，而敌人没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我们派去的这支部队准备进行战斗，才让敌人作出了这个决定。

要是我军某部占领了敌人一个没有设防的地区，因而剥夺了敌人作为补充用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之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已经让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跟他进行战斗。

在上述两种场合中，战斗只是有发生的可能，就已经产生了效果，因而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定在这两种场合敌人以优势兵力抗击我军，迫使我军没经过战斗就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纵然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定在这里进行的战斗，依旧不是没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来了。就算整个行动是失利的，我们也不能说这个部署，这个可能发生的战斗是没有效果的，只是它的效果跟一次失利的战斗的效果相似而已。

可见，打垮敌人和消灭敌人军队，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不管战斗已实际进行，或者只是作了部署而敌人并未应战。

战斗的双重目的

不过，战斗的效果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战斗不是以直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而是通过别的活动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是以更大的力量，曲折地去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有可能是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桥梁。道路。仓库等等，但这些活动决不是最终目的。它们始终只能看成是取得更大优势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最终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同他作战，因此，它们只能看成是中间环节，看作是通向有效要素的阶梯，决不能看成是有效要素本身。

实例

1814年，拿破仑的首都被占，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从巴黎开始政治的崩溃局势发生了作用，一条巨大的裂痕使这个皇帝的权势趋于崩溃。但是，这一切都必须按下述观点来分析:政治上的崩溃急剧地削弱了拿破仑的抵抗力和兵力，拿破仑再也不能进行任何抵抗了，因而联军的优势相对地增长了。这样，联军才有可能同法国媾和。假使当时联军的兵力由于外在的情况遭到了同样的削弱，因而就丧失了优势，那么，占领巴黎的重要性和全部效果也就消失了。

我们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这些概念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唯一真实的自然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会经常考虑:敌我双方在战争中和战局中每一刻发起的大小战斗会产生什么的效果?只有考虑这个问题，在制订战争计划或战局计划时才能确定一开始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如果不这样看问题，

就会对其他活动作出错误的评价如果不习惯于将战争或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是一条完全由相互衔接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锁链，如果认为占领某些未设防的地区或地点本身就有某种价值，那么，人们就会容易将这样的占领看作是举手可得的成果。如果这样来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成是一系列事件中的一个环节，人们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更大的不利。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确实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断言:跟一个商人不能把某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存放不用一样，在战争中也不能把某次胜利放在全局的结果之外。同商人必须经常把全部财富投入交易一样，在战争中只有最终的结局才能决定每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指挥官的智力一直集中地用在一系列战斗(就事先所能预见的而言)上，那么他就一直是在通往目标的正道上行进，这样，力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恰如其分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不受外界影响的。恰当动力。

$$$$第二章 战略要素

我们可以将决定战斗的运用的战略要素适当地区分为以下几类:精神要素。数学要素。物质要素。统计要素和地理要素。

精神素质及其作用所引起的一切都属于第一类;军队的数量。编制。各兵种的比例等等属于第二类;作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它们的几何数值是有计算价值的)都属于第三类;制高点。江河。山脉。道路。森林等地形的影响属于第四类;最后，一切补给手段等都属于第五类。为了使概念清晰明确，并且一眼就能判定各类要素的价值大小，将这些要素分别加以考察是有好处的，因为分别加以考察时，某些要素虚假的重要性就自行消失了。比如，作战基地即使只是作战线的状况的问题，在这个简单的形式中，作战基地的价值依然与其说是由作战线构成的角这个几何要素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作战线所通过的地区和道路的状况决定的，这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这些要素在军事行动中大多是紧密并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有人想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战略，那么，这将是一种最不幸的想法。他肯定会在脱离实际的分析中迷失道路，就如同在梦中从抽象的桥墩向现实世界架桥一样，必然会徒劳无功。但愿上帝保佑，不要有哪个理论家作这样的开端。我们决不想离开整个现象世界，也决不想让我们的分析超过读者对我们的思想所能理解的程度。我们的思想并非从抽象研究中得来的，而是从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中得来的。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们应当再来谈谈第二篇第三章谈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精神要素贯穿在整个战争领域，它们跟支配和推动整个物质力量的意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遗憾的是在所有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成数字，也不能分成等级，只能感觉到或看到。

军队的武德。政府的智慧和统帅的才能和他们的其他精神素质，作战地区的民心，一次胜利或失败引起的精神作用，所有这些东西本身都是很不相同的，并且对我们的所处的情况和目的也可能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

尽管这些问题在书本里很难或者根本不能予以论述，但它们仍然象构成战争的别的对象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必须重复一遍:如果有人墨守成规，将一切精神要素都排除在原则和规则之外，一遇到精神要素，就把它作为例外，并把这种例外”科学地”规定下来，将它说成是规则，或者，有人会求助于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光是为愚人写的，并且它本身也必然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

军事艺术的理论，即使只能使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只能说明对这些精神要素作充分考虑和估价的必要性，它就已经将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的领域了。并且，只要人们明确了这些观点，也就给那些妄图在理论的法庭上只用物质力量的关系为自己辩护的人预先进行了判决。

况且，即使为了建立所谓的规则，理论也不应排斥精神要素，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能象用化学方法分析合金那样将它们分解开。当理论为物质力量制订每条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比重，不然，规则就会变成绝对的条文，有时显得局限性很大，有时又显得专断而过于宽泛。甚至完全不打算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论，也必然会不知不觉地涉及精神要素，如果不考虑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都压根得不到说明，例如胜利的作用就是这样。所以，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结果，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结果，并且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真正的锋利的刀刃，才是贵重的金属。

历史最能证明它们的惊人的作用和精神要素的价值，这正是统帅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最纯真，最宝贵的精神养料。但在这里必须指出，跟理论阐述，学术研究和批判地探讨相反，总的印象。各种感受和一时的灵感更能播下智慧的种子，结下了精神的果实。

我们本来能详尽地考察战争中的各种最主要的精神现象，并且象勤勉的讲师那样详尽地探讨每一种精神现象的利弊。可是，这样做就会很容易地陷入平庸和一般的境地，在分析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只注意那些人所共知的东西，而容易忽视实质。所以，我们在这里宁愿采用不完整的和不全面的叙述方法，让大家一般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论点的精神实质。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指的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和军队的民族精神。这几种主要的精神力量中之哪一种价值较大，任何人都不能简单地加以确定。由于要指出它们各自的价值就已经十分困难了，要比较它们价值的大小，那就更加困难了。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它们中间的任何一种都不要轻视。可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却总有些古怪地在左右摇摆，时而轻视这一方面，时而又轻视那一方面。比较妥当的，可用充分的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三种精神力量的明显的作用。

的确，现代欧洲各国军队在训练和技能方面几乎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作战方法也变成了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所通用的方法。得到了如此自然的发展，以致不可能期待统帅运用什么个人特有的手段(例如象腓特烈二世运用斜形战斗队形那样)。所以不容否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民族精神和战争锻炼有着更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经过比比较长的和平时期可能会有改变。

军队的民族精神(热情。狂热。信仰和信念)，在山地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此时，自上而下直至每个士兵都必须独立活动。所以，山地是对民众武装而言最合适的战场。

军队的熟练的技能和经过锻炼的勇敢精神(它让军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象一块熔合的金属一样)，在开阔的平原上能得到最最充分的发挥。

统帅的才能在复杂的地形上和丘陵地上最能得以发挥作用。在山地，统帅极少指挥单独的部队，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能及;而在开阔的平原上，指挥军队过于简单，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应考虑上述这些明显的关系。

$$$$第五章 军队的武德

武德既不同于单纯的勇敢，也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勇敢固然是武德组成的必要部分，但是，军人的勇敢完全不同于普通人的勇敢，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的勇敢也能通过锻炼和训练培养出来。军人的勇敢必须摆脱个人勇敢所特有的那种随心所欲和不受控制地显示力量的倾向，它必须遵从更高的要求: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对战争事业的热情，虽然能使武德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并非武德必要的组成部分。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论它涉及的方面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加这个事业，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是不一样的。武德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这样:深刻了解这种事业的精神实质，然后，激发。锻炼和吸取那些在战争中活动的力量，将自己的全部智力运用于这个事业，通过训练让自己能够确实而敏捷地行动，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称职的军人。

所以，不管人们多么煞费苦心地设想一个人可以培养成既是公民又是军人，或者不管人们如何把战争想象得具有全民的性质，不论人们认为战争的发展同以前佣兵队长时期多么不同，他们仍然不能抹煞战争这种事业的特殊性。既然这样，从事战争的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永远会把同自己一起从事战争的人看作是一个团体，而战争的精神要素，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固定起来的。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所以，在我们坚决主张从最高角度来观察战争的时候，如果轻视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具有的这种团体精神，那是极不正确的。在所说的武德中，这种团体精神好象是将起作用的各种精神力量粘结在一起的粘合剂。组成武德的那些晶体，要依靠这种团体精神才能较容易地结合在一起来。

一支军队，如果它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仍然能保持正常的秩序，永远不为想象中的危险所吓倒，而且在真正的危险面前也寸步不让，如果它在胜利时能感到自豪，在失败的困境中仍然能服从命令，不丧失对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困苦和劳累中能跟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增强自己体力，把这种劳累看作是致胜的手段，而不看作是倒霉晦气，如果它只抱有保持军人荣誉这样一个唯一的简短信条，所以能经常不忘上述一切义务和美德，那么，它必然就是一支富有武德的军队。

但是，就算没有这种武德，也可以象万第人那样出色地战斗，象美国人。瑞士人和西班牙人那样完成伟大的事业，甚至可以如欧根和马尔波罗那样，率领一支没有武德的常备军取得胜利。因此不应该说，没有武德就绝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这里提出的概念更为明确，不致成为一个泛泛的一般概念，也不致于把武德看成似乎等于一切。事实上武德并非一切。武德是一种可以单独考虑的特殊的精神力量，它的作用是能估计的，如同一件工具一样，它的力量是可计算出来的。

在阐述了武德的特点以后，我们还想谈谈武德有哪些积极作用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武德。

武德同军队各部分的关系就如统帅的天才同军队的整体的关系一样。统帅只能指挥军队整体，不能指挥军队的各个单独的部分。对于统帅指挥不到的部分，就必须靠武德。选拔统帅应该以他在卓越的品质方面所享有的声誉作根据，而选拔大部队的主要指挥官则应当经过详细的考察，指挥官的职位越低，这种考察如果越少，对个人才能的要求也能相应地降低，但相对地要求具有武德。一个武装起来进行作战的民族的勇敢。机智。刻苦和热情等天赋品质，也可以起到同样的作用。这些品质可以代替武德，而武德也可以代替这些品质。从这里能看到两点:

(1)只有常备军才具有武德，并且也只有它最需要武德。民众武装天赋的精神，可以代替武德，而且这些品质在战争时期发展较快。

(2)常备军在与民众武装作战时，比对常备军作战时更需要武德，因为在这种场合中兵力比较分散，各部队需要更多地靠自己。相反，当军队能够集中使用时，统帅的天才就起到较大的作用，可以弥补武德的不足。一般，战区和其他情况会使战争变得越复杂，使得兵力越分散，军队就越需要武德。

从上述两点能得到一个教训:假如军队缺乏武德，就应该尽可能去简单地组织战争，或者加倍注意战争组织的其他方面，别指望徒有虚名的常备军提供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才能提供的东西。

所以，军队的武德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之一。假若缺少这种力量，就应有其他精神力量，如统帅的卓越才能。还有民族的热情等来代替，不然，所作的努力就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看一看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军队，恺撒统率的罗马军团，亚历山大。法尔涅捷统领的西班牙步兵，古斯达夫。阿道夫和查理十二统率的瑞典军队，腓特烈大帝统率的普鲁士军队和拿破仑统领的法国军队，我们就会知道军队的这种如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闪闪发光的金属似的优秀品质促成了多少伟大的事业。谁要是不愿承认这些统帅只是靠富有这种精神力量的军队才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惊人的成就，显示出他们的伟大，他就是特意无视一切历史事实。

这种精神力量只能从两个来源产生，并且只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这样的精神力量。第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历一系列战争并取得很多胜利，另外一个来源是军队经常经受极度的劳累和困苦，只有在劳累和困苦中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个统帅越习惯于对自己的士兵提出要求，他就会越相信这些要求能够被实现。士兵克服了劳累和困苦，就象战胜了种种危险一样感到骄傲。所以，只有在不断活动和劳累困苦的土地上，武德的幼芽才能得以成长，并且只有在胜利的阳光下才能成长。一旦武德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失败的大风暴，甚至能抵制住和平时期的松懈，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是如此。所以，虽然只有在战争中和在伟大的统帅的领导下才可能产生这种精神力量，可是，这种精神力量产生了以后，假使这支军队是在平庸的统帅领导下和处于很长的和平时期，至少也能保持好几代。

一支久经锻炼。满身创伤的部队所发扬光大的和经过锻炼的团体精神，是那种只靠条令和操典粘合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不能比拟的。非常严厉的要求和严格的勤务规则可以使军队的武德保持得长久一些，但却不能产生武德，所以，我们虽然承认这都是永远有价值的，可不应该作过高的估价。良好的秩序。技能。意志和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是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军队的特色，这些都应该被珍视，但是它们并不能单独发挥作用。整体只能靠整体来维持，就象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样，只要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这样的军队就算有世界上最饱满的情绪，一且遭到挫折，也很容易变得胆怯，甚至变得非常恐惧，即法语所说的”大溃败”。这样的军队只有依靠统帅才能有所作为，单靠它自己则将一事无成。如此的军队，在它没有在胜利和劳累中经过锻炼。逐渐适应艰苦的战斗以前，统率它就必须加倍谨慎。所以，我们不能把武德和情绪相互混淆。

$$$$第六章 胆量

因为要指出理论不能为了制定法则而限制胆量的作用，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那一章中曾谈过，胆量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中(在这里胆量同小心谨慎是对立的)起什么样的作用和占怎样的地位。

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这种可贵力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事实上，胆量如果不是在战争中，还会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里更才能有它的地位呢?

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其胆量都是最为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应当承认，胆量在战争中还占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在战争过程中，除了对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计算之外，胆量也起一定的作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对方时，他的胆量就因为对方怯懦而发挥了作用。所以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有胆量的人每当遇到怯懦的人，就必然会有获胜的可能，因为怯懦能够使人失去镇静。只有碰到深思熟虑的谨慎的人，他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样的谨慎同样可以说是胆量，或者说胆量同样坚强有力。可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在全部谨慎的人当中，有很多人是胆怯的。

在军队中，全力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决不至于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在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和规定下是服从更高的意志的，也就是说，是受上级思想的支配的。胆量在这里，就如同是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让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会越少，涉及别的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所以，如果说军队受已成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的控制，那么，指挥官就一定受深思熟虑的约束。指挥官在行动中如果只靠胆量，会很容易造成错误。可是，这种错误还是可嘉的，不应该和其他错误同等看待。那些常常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这如同生长茂盛的杂草，它们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讲，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罢了。只有当胆量跟服从背道而驰，从而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我们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但是，我们将它看作是危害，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为重要的了。

在战争中，当指挥官的认识一样时，因小心怕事而坏事比因大胆而坏事要多不只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提，读者就肯定会同意。

有了合理的目的，就容易有胆量，所以胆量本身的价值就会降低，但事实上却正好相反。

当有了明确的思想，或者智力占优势时，一切感情力量就会大失威力。所以，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就越小，因为，哪怕见解和理智没有随职位的上升而提高，客观事物。各种情况和各种考虑也依然会从外部对他们施加频繁而强大的压力，他们越是缺乏个人的见解，就越感到压力的沉重。法国有句成语:”在第二位上大放光芒，升到第一位时就会黯然失色”，这句话所揭示的生活经验所以在战争中也适用，最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在历史上被当成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时几乎都是以大胆和果断著称的。

有些大胆的行动是由必要性引起的，我们必须搞清楚这种必要性。必要性在程度上是不相同的。如果必要性十分迫切，当事者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如果不冒非常大的危险就会遇到同样大的其他危险，那么值得我们称赞的就只是他的果断，而果断是具有它自己的价值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表现骑手的本领而跃过深沟，是有胆量;假定是在一群土耳其士兵的追杀下跃过深沟，就只是果断了。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不强，必须考虑的情况越来越多，必要性就越不影响胆量的作用。1756年腓特烈大帝看到战争不能避免，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免于灭亡，所以他发动战争是因为有必要性，但同时也是很有胆量的，在他那种处境下，恐怕只有很少的人才能下这样的决心。

虽然战略只是统帅或最高指挥官的事情，对战略说来，其他各级人员的胆量，同其他人的武德一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支来自勇敢的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大胆精神的军队，能作出缺乏这种武德的军队所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谈到了军队的胆量的问题。我们原本要说的是统帅的胆量，但是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一般地阐明了胆量的特性以后，关于统帅的胆量也就没有许多的话要说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理解力。智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越发生主导作用，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越被推到次要位置。所以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间，胆量是很少见的，正因为如此，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值得称赞。有卓越智力作指导的胆量是英雄的标志，这种胆量的表现，不是敢于违反事物的性质和粗暴地违背概然性的规律，而是在决策时对于天才(即准确的判断)迅速而不假思索地作出的较高的决定予以最有力的支持。智力和认识力受胆量的鼓舞越大，它们的作用就越大，眼界也就越来越广阔，结论也就越正确。自然，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较大的目的也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姑且不谈懦弱的和优柔寡断的人，一个普通人，最多只有在远离危险和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就能得出的正确的结论。但，当危险和责任从各个方面袭来时，他就会丧失全面观察的能力，就是由于别人帮助没失去这种能力，也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在这方面别人是无法帮忙的。

所以我们认为，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即，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决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感情力量是成为杰出的统帅的首要条件。当一个人的职位升高时，这种通过修养和生活锻炼而有所发展和改变的天赋的感情力量还能够剩下多少，这是另一个问题。自然，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才的翅膀就越硬，飞得就越高，因而冒险精神就越大，追求的目的也就随之提高。不管是已经预见到的必要性引起的并按照必要性进行的行动，还是荣誉心引起的。并为满足荣誉心而进行的行动，不管是腓特列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于批判的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假如说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更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腓特烈的行动就因内在的必要性更多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

目前我们还必须再考虑另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够具有大胆精神，也许是因为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这种精神，也可能是因为在有胆量的指挥官指挥下，通过胜利的战争培养了这种精神。但在后一种情况下，这支军队最开始是不具备大胆精神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除了通过战争，并且是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了。只有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贫图安逸的倾向，这种倾向会让一个日益繁荣和交往频繁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战争锻炼和民族性格在不停地相互促进，才能有指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巩固的地位。

$$$$第七章 坚忍

读者或许希望能够听到一些关于角和线的问题，但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们，而是每天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但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所探讨的论题范围以外多加丝毫的数学成分。

在世界上的任何场合都没有象在战争中那样，事情从远处看和从近处看差别很大。建筑师可以多么平静地看着建筑物如何按照他的设计图逐步建造起来!医生虽然比建筑师要遇到多得多的偶然现象和意外结果，但他对自己所用的手段的用法和作用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而在战争中，一个统帅却常常受到种种情况的冲击，诸如真的和假的情报，由恐惧。疏忽和急躁所引起的错误，由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真的或假的责任感和怠惰或者疲劳所引起的违抗行为，和一些谁也想象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总而言之，他处在成千上万的感受之中，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让人担忧的，只有极少数是令人欢欣鼓舞的。长期的战争经验能使他具有对具体现象迅速作出估价的能力，而且高度的勇敢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如岩石抗拒波涛的冲击一样抵御住这些感受。谁在这些感受面前让步，谁就会一事无成。因此，在实现自己的企图时，只要还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否定这个企图，就非常需要有坚忍精神来同这些感受对抗。更何况在战争中，任何丰功伟绩，几乎没一件不是经过无限的劳累。艰辛和困苦才获得的。如果说在这里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常常容易使人屈服，那么只有那种表现为世代受赞赏的坚忍精神的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

$$$$第八章 数量上的优势

数量上的优势不管在战术上或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致胜因素，所以首先应该就其普遍性进行考察，因此我们作以下的论述。

战略规定进行战斗的时间。地点和兵力。它通过这些规定对战斗的开始产生很重大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并得到了结果，战略就可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种结果，不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自然，战斗结果同战争目的之间的关系很少是直接的，而是很间接的。它们之间还有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事实上是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即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是不同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进行了解，在这儿我们不打算逐个地讨论这一切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们暂且不谈运用战斗的问题。

在战略规定(也可以说是决定)战斗时，甚至于那些对战斗的开始一发生影响的事物，也不是那样简单的，不是稍加考察就可以掌握的。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多种不同的方法对战斗的开始和战斗的结果都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只能逐步地，即通过进一步的具体研究再来熟悉它们。

假如撇开战斗的意义和产生战斗的条件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最后再撇开军队的质量(因为这是既定的)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战斗这个赤裸裸的概念，即抽象的斗争。在这个抽象的斗争中，除了作战双方的数量以外，就没有其他东西能区别了。

这样，作战双方的数量就决定着胜负。为了得出这一结论，我们只得撇开一系列问题不谈，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在一次战斗中数量上的优势只是致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算不上赢得了一切，也远远算不上获得了主要的东西，并且由于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变化，获得的东西还可能是特别少的。

但是，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大家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余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只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销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儿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把尽可能多的在决定性的地点军队投入战斗。

不管投入战斗的军队是否够用，我们在此要作到现有手段所许可作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要的原则。正象前面说的那样，这个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它既适用于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适用于希腊人和波斯人。英国人和马拉地人。但，为了让这个问题能够更加明确些，我们可以考察一下欧洲的军事情况。

欧洲各国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和各种技能方面，互相是很相似的，只是在军队的武德和统帅的才能方面有时还有一些差别。翻遍现代的欧洲战史，已经找不出马拉松那样的战例了。

腓特烈大帝在勒登以大概三万人击败了八万奥军，在罗斯巴赫用两万五千人打败了五万多联军，但这是同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兵力优势的敌人作战而获得胜利的绝无仅有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差不多还不能被看作是欧洲人，而且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很少有人晓得。我们不能引用查理十二在纳尔瓦会战的战例。拿破仑曾经在德累斯顿以十二万人对抗二十二万人，对方的兵力优势还不到一倍。在科林，腓特烈大帝以三万人对抗五万奥地利人，可是没有成功。拿破仑在殊死的来比锡会战中，以十六万人对抗过二十八万多人，一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不到一倍。

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假如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在天平上竟有比最伟大的统帅还大的重量，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不论其他方面的条件怎样不利，一旦有显著的数量上的优势，而且无需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自然，人们也许想到有些隘口即使用十倍的兵力也难以攻陷，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压根谈不上是战斗了。

所以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及一切相似的情况下，是非常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决定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

所以，首要的规则应当是把尽量多的军队投入战场。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其实不是如此。

长久以来，人们从没有把军队的数量看作是重要条件，如果要证明，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于在比较详尽的十八世纪的战史中，军队的数量不是根本没有提到，就是只顺便谈到，从来没有被人重视过。滕佩霍夫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曾一再谈到这个问题，可是谈得也很肤浅。

甚至马森巴赫，在他评论1793年和1794年普鲁士军队在孚日进行的战局的很多文章中，对山脉。谷地。道路和小径谈了许多，对双方的兵力却没说什么。

能证明这一点的另一个事实是某些评论家的头脑中有一种奇异的想法，他们认为军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数量，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的兵力不但不能带来益处，相反是累赘。

最后，还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人们之所以没有把一切可以利用的兵力都投入会战或战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的确是重要的。

假如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据优势。关于进行战争的绝对兵力的问题就谈这些。

政府规定了绝对兵力的数量。尽管这种规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并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看作是既定数，这是由于他或是没有参加决定这个数量，或是条件不容许他把兵力增大到足够的程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能获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关键的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好象是最重要的，于是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似乎包括使用军队的全部问题。有些人甚而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有一种能在战略上和战术上进行这种计算的器官。

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即使在任何场合也都是最基本的，是战略上日常需要的，却不是最困难的和有决定性意义的。

假使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就会发现，这种计算上的错误真正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起码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如果一个果断而又灵活的统帅(如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用一支军队以急速的行军击败几个敌人的这一切情况，都要以时间和空间的巧妙结合这个概念来表明，那么我们就会白费力气地在用词上纠缠不清。必须用确切的名称来称呼各类事物，使概念明确和有用。

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对敌方(道恩和施瓦尔岑堡)的情况的正确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只以少量兵力同敌人对峙的冒险精神，迅速进行袭击的胆量，进行强行军的毅力，及伟大人物在面临危险时所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作为，这全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这一切同正确计算空间和时间这两个简单事物的能力又有何关系呢?

但，甚而象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乘势取得勒登和蒙特罗胜利那样的反跳式用兵，这种在防御战中经常为伟大统帅所信赖的方法，准确地说来，也只是历史上罕见的现象。

要取得相对的优势，即在决定性地点上巧妙地集中优势兵力，就常常必须准确地选定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方向，就必须有意志为了主要的东西(即为了大量集中自己的兵力)不惜牺牲次要东西。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在这方面做得十分突出。

到此，我们已经把数量上的优势的重要性说清楚了。数量上的优势应该看作是基本原则，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

但是，假如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军队数量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只要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那就完全符合这个原则了。只有根据总情况才能决定，由于兵力不足是否应该避免战斗。

$$$$第九章 出敌不意

为了达到上一章所谈的处处要争取的相对优势，就必然要到处争取出敌不意。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取得优势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一切行动都是或少或多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

所以，出敌不意是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就其精神效果来看，它还能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因素。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会令敌人陷于混乱和丧义的出敌不意……进攻范围内的奇袭，而是一般地用各种措施，尤其是用调配兵力的方法达到的出敌不意。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也同样可以采用，在战术防御中更重要。

一切行动都无例外地要以出敌不意为基础，可是，行动的性质以及行动的条件是不同的，因而，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程度是极不相同的。

这种差别因为统帅。军队以至政府的特点不同就已经开始存在了。

迅速和秘密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这两者是以政府和统帅具有巨大的魄力和军队能认真地执行任务为前提的。软弱和松懈是不能达到出敌不意的。虽出敌不意是处处应争取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的确是不会毫无效果的，但非常成功的出敌不意也确实是不多的，这是它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假如认为在战争中用这种手段定能得到很多收效，那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践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很难达到。

在战术上，出敌不意自然就比较容易实现，因为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小。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政治范围的措施，就越难出敌不意。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措施，则就越有可能出敌不意，准备一次战争常常需要几个月，把军队集中到主要的配置地点，多半需要建造一些仓库和补给站，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行军，这些动向会很快就被人知道的。

因此，一个国家出敌不意地向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或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这是极其少见的。在以围攻为主的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中，人们曾全力争取出敌不意地包围一个要塞，并认为这是军事艺术中特有的重要的一章，但成功的例子仍然是罕见的。

与此相反，一两天内就能完成的活动，出敌不意的可能就较大。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步行军，从而先敌占领某一地点。某一阵地或者某一条道路等等，常常并不困难。但是很明显，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较小，不是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难达到，但效果比较大。谁要是相信这样一些小规模的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很大的效果，比如夺取一个重要仓库，赢得一次会战，谁就等于相信那些可以想象。但在历史上找不到证明的东西，因为通常说来，这种出敌不意产生很大效果的例子是罕见的。由此能得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要收到很大效果是非常困难的。

当然，凡是从历史上研究这些问题的人，都不应只注意历史评论家那些说教和自鸣得意的术语。渲染的词藻，而必须正视事实本身。比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过以出敌不意闻名的一天。那是7月22日。腓特烈大帝在向尼斯附近的诺森行军时，比劳东将军抢先一步，这就使奥军和俄军不能在上西里西亚会师，因此他赢得了四个星期的时间。但谁如果仔细阅读一下大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不抱偏见地看这些记载，那么，他就决不可能认为7月22日的行军具有这样大的意义，而只能看出对这次行军的充满矛盾的流行看法，并且看出在那个以机动闻名的时代里，劳东的行动有很多是无道理的。在渴望了解真相和获得确证的今天，人们怎么能容忍那些流行的历史证明呢?

要在战争过程中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的效果，就必须迅速地定下决心。积极地活动和进行强行军。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是大家公认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帅，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也可以看到，即便充分地做到了这一切，也不是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腓特烈大帝在1760年7月曾非常出敌不意地从包岑袭击拉西将军，转而又袭击德累斯顿，在整个这段插曲中他不但实际上一无所得，而且丢失了格拉次要塞，使自己的处境显著地恶化。

拿破仑在1813年曾经两次忽然从德累斯顿袭击布留赫尔(至于他上劳西次突入波希米亚就根本不用提了)，两次都根本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而且是浪费兵力和时间，扑了个空，而且反而使德累斯顿差不多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因此，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巨大的效果，只依靠指挥官的活动。魄力和果断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可是，我们不是想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巨大的效果，只想指出巨大的效果与其他有利的条件是分不开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经常具备的，也很少是指挥官所能够创造出来的。

1760年的累格尼察会战是这样。腓特烈大帝在这次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刚刚占领了一个阵地，在当夜又转移了，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之外，所以使劳东损失了七十门炮和一万人。虽然当时腓特烈大帝为了避免会战，或者至少为了打乱敌人的计划，常常采取忽东忽西地运动的原则，但是14日夜间转移阵地，却恰好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假如劳东的进攻不是偶然地碰上了腓特烈大帝在夜间转移了阵地，不是偶然地碰上了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后果就可能不是这样了。

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提供了另外两个突出的例子。1814年，当布留赫尔的军队离开主力军团向马恩河下游移动时，拿破仑对它进行了一次著名的袭击。要想用两天出敌不意的行军取得比这更大的战果是不容易的。首尾相隔三日行程的布留赫尔的军队被逐个击破了，遭受了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时那样的损失。这完全是出敌不意的效果，因为，假如布留赫尔预料到拿破仑可能对他袭击，他就根本不会这样组织行军了。这次出敌不意的袭击所取得的效果同布留赫尔行军组织的错误是分不开的。然拿破仑并不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他的成功掺杂着一种幸运的偶然性。

就是在较高的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利用出敌不意获得巨大成果的战例。为了证实这点，我们只需指出以下几个例子就够了:大选帝侯同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到波莫瑞以及从马克到扑烈哥尔河的两次辉煌的进军，1757年的战局;1800年拿破仑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那次有名的行动。在1757年的战局中，另一支军队交出战区并投降。在1800年这个战例中，一支军队投降后让出了整个地区。最后，还能举出腓特烈大帝侵入西里西亚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很巨大的。可是，如果不把这种情况同一个国家由于缺乏活动力和毅力而没作好战争准备的情况(如1756年的萨克森和1812年的俄国)混为一谈，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现在还要谈谈关于出敌不意的关键问题。即:只有能够左右对方的人才能做到出敌不意，只有行动正确的人才能左右对方。如果为了出敌不意采用了错误的措施，那么不仅不能取得良好的结果，相反会招致恶果，至少敌人对我们的这种措施不需特别担心，他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防止不幸的对策。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积极行动，所以，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正如我们在后面就要谈到的那样。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这时，谁的措施最恰当，谁就一定会占上风。

按理应该如此，但实际生活并不这样严格地符合这一准则，而且原因非常简单。出敌不意的精神作用，通常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对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尤其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同时还指每一个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会令部队涣散，所以每个指挥官的个性在这时都十分容易表现出来。

在这里，很多问题都取决于双方总的情况的对比。假如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的优势，能使对方士气低落和惊慌失措，那么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大的效果，甚至在原本应该失败时也会取得好的结果。

$$$$第十章 诡诈

诡诈是用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所以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谐语和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因而它和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不存在共同之处，但是和欺骗很相似，因为欺骗也同样隐蔽自己的企图。假如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而和一般所谓的欺骗到底还有所不同。使用诡诈的人要使被欺骗的人自己在理智上犯错误，这些错误在最后往往会造成一种结果，让他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因而可以说:如果双关谐语是在思想上和概念上变戏法，那么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乍看起来，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似乎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自从希腊时代以来，战争在许多方面发生了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而战略这个名称也依然表示它本来具有的诡诈的实质。

假如人们认为战术是暴力行为(即战斗本身)的实施，但却把战略看作是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感情力量(象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强烈的荣誉心，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等)以外，其他禀赋好象都不能象诡诈那样更适合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了。上一章谈到到处要争取出敌不意时已经含有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用诡诈(即使是很小程度的诡诈)作为基础的。

虽然我们很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诡诈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战史中很少记载这些情况，并且它们在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也很少是突出的。

产生上述情况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上一章所谈的大体相同。

战略的活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采取同部署战斗有关的措施。不象生活的其他方面那样战略，可以单纯在口头和文字上进行活动，发表谈话，草拟声明等等。但利用诡诈进行欺骗时，所要利用的却是以这些廉价东西为主。

战争中也有与此相似的活动，例如，透露只是为了骗人的方案和命令，故意向敌人泄漏假情报等等。在战略范围内这些活动常常只起很小的作用，只有在个别碰巧的场合才是合适的，因此不能看作是指挥官能随意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通过部署战斗等这样的活动使敌人受骗，那就要花费大量的兵力和时间，并且活动的规模越大，花费就越多。人们常常都不愿为此付出这种代价，因此，所谓佯动在战略上收到预期效果的情况是很少的。其实，在较长时间内把大量兵力单纯用来装模作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样做很可能不发生作用，而在决定性地点上这部分兵力却不能使用了。

指挥官能够经常深刻地体会到这个平凡的道理，所以他不喜欢狡诈灵活的把戏。单调而严肃的必然性经常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直接行动，使他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总而言之，在战略这个棋盘上，是不存在狡猾和诡诈所不可缺乏的灵活性的。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在不妨害必要的感情力量(但往往是有妨害的)的情况下诡诈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而准确的眼力比诡诈更必要，更有用。

但是，战略支配的兵力越少，就越需要使用诡诈。所以，当兵力很微弱，任何谨慎和智慧都无济于事，一切办法好象都无能为力的时候，诡诈就成为了最后手段。人们越是在绝望的处境中，就越想孤注一掷，而恰恰就是诡诈增长他们的胆量。在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的情况下，胆量和诡诈能相互促进，并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一道也许还可能引起火焰的光芒。

$$$$第十一章 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最好的战略是首先在总兵力方面，随后在决定性的地点上自始自尽保持十分强大的力量。因此除了努力扩充兵员(但这常常不是统帅所能决定的)之外，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实现迫切的任务必须把兵力调开之外，任何部队都不应当脱离主力。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可靠的行动指南。我们将会逐渐认识清楚的，什么是分割兵力的合理的理由。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上述准则并非在每一次战争中都产生同样的效果，由于目的和手段不同，它也许产生不同的效果。

有些人只是稀里糊涂按照别人的习惯做法把兵力分散和分割了，但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这种现象听来似乎难以置信，却重复过几百次了。

假如我们承认集中全部兵力是一个准则，而任何分散和分割兵力都只是有了充分的根据才是可行的，只是例外，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完全避免那种愚蠢的行动，而且还可以杜绝某些分割兵力的不正确理由。

$$$$第十二章 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概念在实际运用时很容易引起各种各样的错觉，因此有必要把某些概念阐述和明确一下，为此，我们再来作一次简短分析。

战争是方向相反的两种力量的碰撞，从这里自然会得出结论:较强的一方不仅可以抵销对方的力量，而且还可以迫使对方作反方向的运动。所以，在战争中完全不容许陆续(逐次)发挥力量的作用，同时使用规定用于一次碰撞的全部力量必须作为基本法则。

但是，只有战争确实象机械碰撞一样，才能产生上述现象。假如战争是双方力量持续不断地相互抵销的过程，那么力量的作用当然也就可以陆续发挥了。在战术上就是如此，这主要是因为火器是一切战术的重要基础，但也还有其他原因。假如在火力战中以一千人对五百人，那么双方伤亡的多寡与双方参战人数的多少都有关系。一千人发射的子弹比五百人多一倍，而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也比五百人被击中的可能性大些(因为一千人的队形肯定比五百人的队形更为密集)。假如一千人被击中的可能性比五百人大一倍，那么双方的伤亡就会相同。比如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伤亡二百人，那么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也一样会有二百人伤亡。如果用五百人战斗的一方还有五百人保留在火力范围以外，那么，双方都还会有八百个能战斗的人。但是，其中一方的八百人中有五百人是弹药充足。精力充沛的生力军，而另一方的八百人却都是队形松散。弹药不足和体力受到削弱的士兵。不过，若仅仅由于一千人比五百人多一倍，被击中的可能性就提高一倍，这样的假定当然是不正确的。因此，保留半数兵力的一方也可能在一开始就受到较大的损失，这是一种不利。同时我们还必须承认，在一般情况下，用一千人战斗的一方一开始就拥有把敌人赶出据点和迫使敌人退却的有利条件。但是，他今后作战时只有八百名经过战斗而处于松散状态的士兵，对方却有五百名生力军，并且参战过的士兵的战斗力被削弱的程度也不会比他严重多少，这是对他不利的。至于上述两种有利条件同这一种不利条件能否抵销。但这已不是进一步分析所能搞明确的问题，必须依靠经验来判定。凡是稍有战争经验的人，在这里，可能没有一个人不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优势在有生力军的一方。

可见，在战斗中使用过大的兵力将会导致巨大的不利。尽管使用优势兵力在最初可能带来很大的利益，但是在以后却可能被迫为此付出代价。

可是，只有当军队秩序混乱。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时，也就是说，当出现每次战斗中都会有的(胜利的一方也会有的)危机时，才会有上述危险。因此，当一方的军队处于削弱状态时，对方相当数量的生力军的到来就要起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当胜利一方的松散状态已经消失，仅仅只余下胜利带来的精神方面的优势时，对方再投入生力军也不可能挽回败局了，相反，这支生力军还会被卷入失败的旋涡。一支被击败的军队，是不可能依靠强大的预备队在第二天转败为胜的。从这里我们能看到战术和战略之间的区别，一个十分重要的的源由。

战术上的成果，即在战斗进行中和在战斗结束前所取得的成果，大多数是在队形松散和体力疲惫的情况下取得的，然而战略上的成果，即整体战斗的成果或终局的胜利(不管是大是小)，却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的。战略上的成果，是在部分战斗的成果结合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才产生的，这时，军队恢复了原来的状态，危机已不存在，损失的只是实际被消灭了的那一部分。

根据这种区别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战术上兵力能逐次使用，而在战略上兵力却只能同时利用。

在战术上，假如开始阶段取得的成果不能解决一切，并且必须考虑到下一阶段，那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为了取得开始阶段的成果，只能使用必需的兵力，而必须把其余的兵力配置在白刃战和火力战的杀伤范围以外，以便用来对付敌方的生力军，或用来战胜已经削弱了的敌人。但在战略上却不是如此。一方面，如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因为随着战略成果的出现，危机也就不存在了;在战略上一旦产生了成果，就无需担心敌人的反击，另一方面，并不是全部在战略上使用了的兵力都一定会受到削弱。只有在战术上同敌人发生冲突的那部分兵力，即参加战斗的那部分兵力，才会被敌方削弱。即，只要在战术上不无谓地滥用兵力，发生被削弱的就只是不得不被削弱的那一部分，而决不是在战略上参加冲突的所有兵力。在兵力优势的情况下，某些参加战斗不多甚至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仅仅由于它们的存在就可以同参加战斗的部队一样起决定性作用。战斗结束后，这些部队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就如没有参加战斗的部队一样，能用于新的目的。这种用来造成优势的部队对总的成果会有多大的贡献，是很清楚的。而且不难看出，有了这样的部队，在战术上参加冲突的那部分兵力的损失将要很大减少。

所以，如果说，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增多，损失不仅不会增大，甚至往住会有所减少，从而我们的决战会更有保障，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在战略上使用的兵力越多越好，所以，必须同时使用现有的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

但，我们还必须从另一方面来彻底地论证这个原则。到现在为止，我们所谈的只是斗争本身。自然，斗争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但是，斗争所离不开的时间。人和空间及它们的作用所能产生的结果也必须加以考虑。

战争中的劳累。疲乏和物资缺乏，是一种特殊的损害因素，这种因素就其实质来说并不属于斗争本身，但或多或少同斗争有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同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在战术上，固然也有劳累和物资缺乏，并且可能很严重，不过战术行动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因此它们的影响可以不必作很多的考虑。但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大，这种影响常常不仅十分明显，而且通常起决定性作用。疾病减员比战斗减员大得多的现象在一支常胜的军队中，是常见的。

假如象上面考察战术上的白刃战和火力战那样来考察战略上的这种损害范围，那么，当然可以设想:处于这种损害范围内的一切军队在某个战局或者其他战略阶段结束时都会陷入削弱状态，因而刚投入战场的生力军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在战略上也象在战术是一样，应当用尽量少的兵力来争取开始阶段的成果，以便把生力军留在最后来使用。

为了对这种在许多实际使用的场合似乎很有道理的思想作出确切的评价，我们需要探讨它的各个具体概念。首先，我们决不能把纯粹是今后增加的兵员同原来就有的生力军混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战局临近结束时，不管是胜利的一方还是失败的一方，都迫切希望增加兵员，甚至认为这好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如果一开始就拥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就没必要增加兵员了。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谈，至于认为新参战的部队就其精神价值来说比作战已久的部队更值得重视，就象战术预备队比在战斗中遭过很大损失的部队更值得重视一样，那是同所有的经验矛盾的。失利的战局固然能使部队的精神力量和勇气受到某种程度的挫伤，可是胜利的战局也能使勇气和精神力量得到相同程度的增强，两者平均起来，得失互相抵销，战争锻炼却象纯利一样被盈余下来了。另外，在此应该更多地以胜利的战局为着眼点，而不是以失利的战局为着眼点，因为，假如预料失利的可能性较大，本来就兵力不足，不可能设想还把一部分兵力留待以后使用。

这个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劳累和物资缺乏使军队受到的损失，是否与在战斗中一样，随着兵力的增加而增加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须是否定的。

劳累大多是由危险引起的，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瞬间都多多少少地渗透着危险。军队要想确有把握地行动，处处避免这种危险，就必须进行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就是战略上和战术上的杂务。兵力越小，这种杂务就越繁重，兵力优势越大，这种勤务就越轻松，这一点谁能怀疑呢?所以在战局中抵制比我们兵力小得多的敌人，比对抗兵力相等或大于我们的敌人，劳累要小得多。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劳累的问题。至于说到物资缺乏，那就不同。物资缺乏主要指两个方面:宿营条件(不管是舍营还是舒服的野营)的缺乏和给养品的缺乏。集结在同一地点的部队越多，这两方面的物资自然也就越缺乏。但是，对于向外扩展。取得更大的空间。取得更多的给养和宿营条件来说，兵力优势难道不也是最好的手段吗?

1812年拿破仑进军俄国时，曾经史无前例地把军队大量集中在一条大路上，因为造成了同样是史无前例的物资缺乏，这必须归咎于他的那条原则:在决定性的地点上集中的兵力越多越好。他在这里是否过分强调了这条原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能肯定，他如果要避免遭到物资缺乏的困难，只需有较宽的正面上前进就行了。在俄国不会缺少空间，通常说，缺少空间的情况也是极少的。所以，从这里找不出任何根据能证明同时使用优势很大的兵力就一定会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军队。也许有人认为:虽然把本来可以留待必要时使用的多余的兵力都用上去能减轻整个军队的负担，但作战时不可避免的劳累和大风大雨会使它减员。但，我们认为必须把一切联系起来作全面的考察，试问:这种减员的不利是否大到足够抵销兵力优势在各方面所能取得到的利益呢?

现在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论述。为了在部分战斗中获得某个较大的成果，要大致确定哪些兵力是多余的，哪些兵力是必要的，这并没有多少困难。但在战略上要这样做就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战略上要获取的成果不是呆板固定的，是没有明显的限度的。所以，在战术上可以看作是过剩的那部分兵力，在战略上却必须看作是能用来伺机扩大战果的手段。利益的百分比是随战果的大小而增减的，所以，使用优势兵力很容易就能取得谨小慎微地使用兵力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1812年，拿破仑依靠自己巨大优势，成功地推进到莫斯科，并且占领了这个首都。如果他依靠这一优势能够完全粉碎俄国的军队，那么，他可能可以在莫斯科缔结一个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很难得到的和约。这个例子不是用来证明它，只是用来说明上述观点，假如要证明它，就需要详尽地阐述，在这里这么做是不方便的。

以上只是针对逐次使用兵力的观点说的，并不是针对预备队这个概念本身说的。自然，这些论述已经不止一次地涉及到预备队这个概念，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的那样，它还同其他一些概念有着联系。

在此要明确一点:在战术范围，只是实际使用军队的时间延长，就能使军队受到削弱，因而时间是削弱军队的一个因素，可在战略范围，时间基本上不是通过本身的延长对军队发生影响的。在战略范围，虽然时间对军队也起损害作用，但是这种损害作用一部分因为兵力众多而被抵销了，另一部分则能通过其他途径得到补偿，所以，在战略上不能单纯为了时间的缘故，就企图通过逐个使用兵力的方法使时间对自己有利。

我们所以说纯粹为了时间的缘故，是因为时间通过和它结合在一起的其他条件对作战一方可能产生和必然产生的影响同时间本身直接产生的影响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不是无足轻重的，这个问题我们将要另作研究。

我们要阐明的准则是:一切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当同时使用，而且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一个时刻就越好。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有陆续地和持久地发挥兵力的作用的问题，即逐个展开生力军的问题，尤其是在生力军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主要手段时，更不能忽略这个问题。这是另一章要讨论的问题，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了使读者不要把上面谈到的问题误认为是我们还完全没有谈到的问题，不致误解。

如今我们来考察一个同上面的论述关系密切的问题，即战略预备队的问题，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整个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论说。

$$$$第十三章 战略预备队

预备队有两个不同的使命:第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第二是应付意外情况。第一个使命用逐次使用兵力来取得利益为前提，因此在战略范围内不可能出现。把一个部队调到即将失守的地点去，这明显属于第二个使命的范畴，因为在这里不得不进行的抵抗，是没有被充分预见到的。如果一个部队仅仅为了延长战斗而被留下来，配置在火力范围以外，但依然受这次战斗的指挥官指挥，那么它自然是战术预备队，而非战略预备队。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可能需要准备一定的兵力以防意外，所以，也可能需要有战略预备队，但只是在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条件下才是这样。在战术范围，人们多半只能通过观察来了解敌人的措施，任何一个小树林和地褶都能把敌人的措施隐蔽起来，因此人们必须经常在某种程度上准备应付意外情况，以便在以后能加强整个部署中过于薄弱的环节。总之，要能够针对敌人的情况调整我方的兵力部置。

因为战略行动同战术行动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战略范围也必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在战略上，有些部署也只有根据观察和每日每时获得的不很确切的情报以及战斗产生的实际效果才能予以确定。所以，根据情况不确切的程度保留一定兵力以备以后使用，也是战略指挥上的重要条件。大家知道，在防御中，特别是在山地。江河这一类地形的防御中，会不停地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战略活动离开战术活动越远，这种不确切性就越小，当战略活动靠近政治领域时，这种不确实性就差不多完全不存在了。

敌人将在要什么地方渡河，能从他事前暴露的某些准备措施中来了解。敌人把纵队派往什么地方去进行会战，只能通过观察去了解，至于敌人可能从哪个方向侵入我国，通常还在一枪未发以前，所有的报纸就已透露了。措施的规模越大，人们就越难做到出敌不意。时间是这样之长，空间是这样之大，产生行动的各种情况又是这样明显而很少变化，以致人们或者能确切地推断出来，或者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它。

而另一方面，措施越涉及到全局，战略预备队(假如有的话)的作用也就越小。

我们已经知道，部分战斗的结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整体战斗的结局中才能看到一切局部战斗的价值。

但，即使是整体战斗的结果，也只有相对的意义，这种意义的大小，取决于被击败的敌军在其全部兵力中占多大的比重和有多大的重要性。一个军的失利能用一个军团的胜利来弥补，甚至一个军团在会战中的失利，不但可以由一个更大的军团的胜利来抵销，并且还可以转败为胜(例如1813年在库耳姆的两天会战)，这是任何人都不可以怀疑的。但，被击败的那一部分敌军越重要，胜利(整体战斗的胜利)的重要性也就越有独立的意义，敌人通过今后的行动来挽回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这一点也同样是很清楚的。至于怎样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研究，在此，只要读者知道这种关系肯定是存在的就够了。

现在，我们在上述两点之外再加上第三点:假设说在战术上兵力的逐次使用总是使决定性行动推廷到整个行动的末尾，那么在战略上同时使用兵力的准则却差不多总是使主力决战(不一定是最后决战)在一次大规模行动的开始就进行。这样，我们根据这三点结论就有了充足的理由认为:战略预备队的使命越广泛，战略预备队的好处就越少，必要性就越小，带来的危险性就越大。

要指出从哪里开始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就变得不合道理了，这并不困难。主力决战就是这个起点。在主力决战中全部兵力必须都使用进去，把现有军队组成的所有预备队留在主力决战以后使用全是误谬的。

所以，假如说在战术上预备队可以看作是应付意外的手段，并且是战斗失利时挽救无法预见的后果的手段，在战略上，起码在大规模的决战中就不应该使用这种手段。某一处的失利常常只能通过别处取得的胜利来挽救，在少数情况下可以将别处的兵力调来挽救败局，但是决不应该也不容许有为了挽回败局而预先保留兵力的思想。

我们认为，建立一支不参加主力决战的战略预备队的思想是错的。这一点本已非常明显，假如不是这种思想在别的概念的伪装下还显得很不错，而且经常出现的话，我们根本就不会在这两章作这样的分析了。有人则把它连同任何预备队(因而也连同战术预备队)一概否定掉，有人以为这是战略上智谋和谨慎的精华。这种混乱思想也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假如人们想看一看这方面突出的例子，那么能回忆一下1806年的事件。那时普鲁士曾经把符腾堡欧根亲王指挥的二万人的预备队留在马克，结果这支预备队没能及时赶到扎勒河，此外还把二万五千人留在南普鲁士和东普鲁士，作为预备队以备将来使用。

看到这些例子，人们就不会责怪我们无的放矢了。

$$$$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人的思路就象我们说过的那样很少是仅沿着某些观点和原则发展的直线，它总有自由活动的余地。在实际生活的一切艺术中就是这样。用纵坐标和横坐标是描不出美的线条的，用代数公式是作不出圆和椭圆的。所以，指挥官有时必须依靠高度准精而迅速的判断(这是天赋的敏感和锻炼出来的深入思考的能力所形成的)，差不多在不知不觉中就察明真相，有时还必须把惯用的办法作为行动的依据。有时一定把规律概括成明确的要点作为行动的规则。

我们认为常常注意使所有兵力都发挥作用，有另一句话说，随时随地注意不把任何一部分兵力搁置不用，这就是智力活动的一种根据，就是一种概括出来的要点。谁在敌人攻击时还让一部分军队在行军，谁在不必要的地方配置过多的兵力，即，有一部分军队没有发挥作用，谁就是不善于合理地使用兵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而不用比用而不当更加不好。因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活动，也能牵制或击败一部分敌人，而完全搁置不用的军队，在那时却是完全不起作用的。所以一旦需要行动，首先就要使所有的军队都行动起来，很明显，这个观点同前三章阐述的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真理，我们只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考察，把它总结成一个单独的概念而已。

$$$$第十五章 几何要素

究竟几何要素(即兵力配置的形式)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战争中的重要因素?在筑城术中，我们看到几何学差不多支配着从大到小的一切问题。在战术上，几何学也起着极大的作用。在野战筑城中及在关于确定阵地和对阵地进攻的学说中，几何学上的角和线如决定一切的立法者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在狭义的战术中，即在关于军队运动的理论中，几何学是基础。在那里，有些几何要素被滥用了，而另外一些则只是毫无作用的游戏。可在每战必求包围敌人的现代战术中，几何要素又重新具有了巨大的作用，它被简单地，但却反复地应用着。尽管这样，现代战术比起要塞战来，它的一切都不那么呆板，个人特性。精神力量和偶然性都起着较大的作用，因而几何要素不象在要塞战中那样占统治地位。在战略范围，几何要素的影响就更小了。在此兵力配置的形式和国土的形状固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几何要素不象在筑城术中那样起着决定性作用，也远不象在战术中那样重要了。至于这种影响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今后当几何要素再次出现并值得加以考虑时，我们才能逐步予以阐释。在此我们只想使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在战术范围和战略范围是有区别的。

在战术范围，时间和空间容易变得很小。一个部队如翼侧和背后都受到敌方的攻击，就会很快陷入无法退却的困境。这是一种接近于完全无法继续战斗的处境，必须设法摆脱，或者预先防止陷入这种境地。为此而采取的行动一开始就具有强大的效力……主要是使敌人对后果产生顾虑。因而，兵力配置的几何形式是产生上述作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战略范围，时间很长，空间很大，因此这一切只产生微弱的影响。人们不能从一个战区射击到另一个战区，实现一个预定的战略迂回常常需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并且空间是如此广阔，即使采取最好的措施，要想毫厘不爽地达到目的也俟有很小的可能性。

所以，在战略范围，这类行动的作用(即几何要素的作用)要小得多，正因为如此，在某一地点实际取得的胜利的作用就大得多。这一胜利在没有被可能的失败全部或部分地地抵销之前，是有时间充分发挥其作用的。所以，我们敢肯定地说:在战略上更为重要的是战斗胜利的规模和次数，而不是联系这些战斗的几何形式，这是一条已确定的真理。

但是，与此相反的观点却成为现代理论中人们喜爱的论题，他们认为，有了这种观点就能使战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们又把战略看作是更高的智力活动，并且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战争更为高贵，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使战争更加科学化。我们以为，一个完善的理论的主要用处就在于揭穿这种谬论的迷惑作用。我们格外强调这个问题，由于这种现代理论经常以几何要素这个主要概念为出发点。

$$$$第十六章 军事行动中的空隙

如果把战争看作是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就必定认为，双方一般来说都是在前进的。可是也同样必然认为，就某一时刻来说，只有一方在前进，而另一方肯定在等待。因为双方的情况决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或者不可能是永远相同的，情况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因而当前这个时刻对这一方就会比对另一方有利。如果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这一点，那么，一方前进的依据同时也成为另一方等待的依据。因此，在同一个时刻双方不会都感到等待有利也不会都感到前进有利。在这里，双方不可能同时持有同样目的的原因不是一般的两极性(因此同第二篇第五章的论点并不矛盾)，而是双方统帅下定决心的根据其实是同一个情况，即情况改善还是恶化的可能性。

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或者由于统帅对敌方情况了解不够，误认为情况是完全相同的，因为双方的政治目的是不同的，仍然不可能产生间歇。从政治上看，双方必定有一方是进攻者，双方的企图假如都是防守，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进攻的一方抱有积极的目的，防御的一方只有消极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进攻的一方必定采取积极的行动。因此，即使双方的情况完全相同，积极的目的也会促使进攻的一方采取行动。

根据这种想法，军事行动中的间歇严格说来是同战争的性质相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是两个敌对的因素，任何一方必定在不停止地消灭对方，水和火永远不能相容，不到一方完全消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决不会停止。但，我们对两个摔跤者长久地扭在一起僵持不动的现象又怎样解释呢?军事行动本来应该一刻不停地进行，象上紧发条的钟表一刻不停地运动一样。但是，不管战争的性质多么暴烈，它总还受人的弱点的限制，人们一方面追求危险和制造危险，同时却又害怕危险，战争中有这种矛盾，人们不会感到惊讶的。

假若我们浏览一下战史，常常可以看到同上述情况相反的现象，在战争中为了达到目标并不总是不停顿地前进，间歇和停顿是军队的基本状态，前进却是例外。这差不多使我们怀疑上述观点的正确性。但是，虽然战史上的大量事实所证明的是这样，最近的一系列事件却恰好证明了我们前面的观点。革命战争充分表明了这个观点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它的必然性。在革命战争中，尤其是在拿破仑的各次战局中，战争的进行达到了最大地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这样看来，战争达到这种程度是可能的，既然是可能的，那也就是必然的。

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前进，在战争中付出许多力量又怎样解释呢?面包师只是为了要烤面包才烧热炉子;人们只是为了要用车才把马套在车上。假如除了使对方付出同样大的力量之外不想得到任何其他东西，那又为何要作如此巨大的努力呢?

关于这个原则的总的方面，我们就谈这么多，现在再来说它在现实中的变化，固然，这里只是指事物性质决定的变化，并不是指一些具体情况所引起的变化。

在此必须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能阻止战争这个钟表无休止地走下去或者走得太快。

第一个原因是人本性中的优柔寡断和怯懦。它使行动具有经常趋于停顿的倾向，因而是一种抑制因素，它是精神世界中的重力，但不是由引力引起的，而是由斥力引起的，即是由害怕危险和害怕负责引起的。

在战争的烈火中，普通人会显得很笨重，因此要持续不断地运动，就得有更强大的动力不断地推动他。仅仅有战争目的还不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假如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责任的压力，没有善战和敢作敢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中就象鱼在水中一样适得其所)作为主宰，那么停顿就会变为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都是不完善的。这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显得更突出，因为人们很难每时每刻都很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情况，至于敌人的情况，由于是隐蔽的，因此只能根据不多的材料加以推测。因此，往往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等待只对一方比较有利，但双方却都以为对自己有利。就象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很明智的。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比较强有力。它象钟表里的制动装置一样，能使行动时时停顿下来。甲方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方，但不能因而作出结论说，乙方就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方。防御能够增强力量，所以，如果一方不进行防御而采取进攻，那么他不但会失去这种力量，反而会把它转移给对方。形象地说，就是ａ＋ｂ和ａ－ｂ的差等于2ｂ。所以，双方不仅同时都会觉得无力进攻，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样，人们就为对巨大危险的害怕和谨慎小心在军事艺术中找到了立足点，证实它们是合理的，从而抑制战争所固有的强烈性。

但，这些原因还不足以说明，为何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害冲突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间停，在这些战争中，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作为中度过的。这种现象主要是一方的要求和另一方的状况和情绪对战争的影响而引起的，有关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性质和目的那一章中已经谈过了。

这一切可能产生很巨大的影响，致使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只是一种武装监视，或只是使自己先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见机行事的一种缓和的行动，或者只是为了支持谈判而摆出的威胁的姿态，或者只是勉强履行并非出于自愿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害冲突不大，敌对因素不强，每一方都不想对对方采取过分的举动，也都不十分害怕对方，简言之，没有很大的利害关系逼迫和驱使他们行动。在这种情形下，双方政府下的赌注不会很大，因而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而真正的战争所具有的仇恨情绪受到了拘缚。

战争越是这样不伦不类，偶然性就越多，必然性就越少，建立理论就越缺乏必需的根据和基础。

但，即使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且同在其他战争中比较起来，它的表现形式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它的活动范围可能更为广泛，就象赌金币的赌博变成了小买卖一样。在这儿，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即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的部署，以及被后人称颂为大有学问的布阵(之所以被称颂为大有学问，因为这样做的一些微小原因已经不得而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来。)和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恰恰就在这里，某些理论家发现了真正的军事艺术，他们从古代战争中运用的虚刺。防刺。防右下刺和防左上刺中找到了一切理论研究的对象，发现智力比物质重要。他们以为最近几次战争是野蛮的搏斗，是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只能看作是向野蛮时代的退步。这种观点象它论及的对象一样，是毫无价值的。在缺乏巨大的力量和伟大的激情的地方，小聪明自然就容易发挥作用。但，指挥庞大的军队作战，象在狂风骇浪中掌舵一样，岂不是一种更高的智力活动吗?上述的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就不包括在真正的作战方法之内吗?难道前者与后者的关系不象人在船上的运动和船本身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其实，这种击剑术式的作战方法只能在对方并不强于我方的条件下才能采用。但是，难道我们可以知道这种条件能保持多久吗?难道腓特烈大帝不是用相似的方式使安于老一套战争习惯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摇撼了奥地利王朝吗?难道法国革命不是正在我们幻想旧式作战方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夏龙赶到莫斯科的吗?在对付一个只受内在力量限制而不受其他任何法则约束的野蛮的敌人时，一个政府假如采取不坚决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太可怜了!此时，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松懈都会增强敌人的力量。一个击剑运动员用他那套架势去摔跤是不那么容易的，常常只要被轻轻地一推，就会摔倒在地上。

从上述所有的原因中能看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是有间歇的，不是连续不断的;因此，在各次流血行动之间总有一个双方都处于守势而互相观望的时期;但通常，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它处于前进的状态，因而它的观望态度是略有不同的。

第十七章 现代战争的特点

人们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这种考虑对于一切作战计划，尤其是对战略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拿破仑的幸运和大胆使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都变得一钱不值，许多第一流的强国几乎被他一击即溃。西班牙人通过他们顽强的斗争表明，起义和民众武装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缺陷和不够完善，但总体上说是能起很大作用的。俄国的1812年战局告诉我们:第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是不可征服的(其实这一点是人们早就应该知道的)，第二。首都的沦陷。会战的失利和某些地区的失守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以前，所有外交官都把这种情况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看作是一条金科玉律，所以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立刻准备暂时接受一个不利的和约)。这次战局又说明，当敌人进攻的力量已经完尽时，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防御的一方往往就成为最强大的。此时，转守为攻具有十分巨大的力量。1813年的普鲁士进一步表明，紧急地建立民兵可以使军队增加到平时兵力的六倍，这些民兵在国外象在国内一样能使用。上述这些情况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军事力量。国家力量和作战力量中是一个多重要的因素。既然各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些辅助手段，就很难设想，它们在未来战争中不会使用这些手段，不论是危险威胁了它们的生存也好，还是强烈的荣誉心驱动它们这样作也好。

很明显，双方用只依靠常备军进行的战争和全国力量进行的战争，是按不同的原则组织的。以往的常备军好象是海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和陆军同国家其他方面的关系那样，因此陆军的军事艺术曾经采用过海军战术中的某些原则，而现在却根本不再采用那些原则了。

第十八章 紧张与平静

……战争的力学定律……

我们在本篇第十六章中已经谈过，在多数战局中，平静和间歇的时间比行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尽管我们在第十章中又谈到现代战争具有根本不同的特点，但，可以肯定地说，真正的军事行动总还是被或长或短的间歇所中断。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状态的实质作进一步的探讨。

假如军事行动中发生了间歇，即，双方都不抱积极的目的，那么就会出现平静，因而也就出现均势。自然，这里指的是最广义的均势，不仅指军队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均势，而是还包括一切利害和关系在内的均势。但是，只要双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积极目的，并且为此进行了活动(即使只是一些准备活动)，而对方对此采取了对策，双方之间就会出现紧张态势。这种紧张状态将继续到决战结束时为止，即，直到一方放弃自己的目的或者另一方作了让步时为止。

在双方一系列战斗效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决战结束以后，紧接着就会出现向这一方向或那一方向的运动。

假若这个运动遇到必须克服的困难(如内部阻力)或新出现的对抗力量的作用而衰弱下来，那么，不是再度出现平静，就是产生新的决战和新的紧张，接着又会出现一个新的。在大多数的形势下方向相反的运动。

把紧张。均势和运动作这样理论上的区分，对实际活动来说比乍看起来更为重要。

在平静和均势的状态下，也有可能有某些活动，但这些活动而不是能导致重大变化的目的引起的。只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这些活动也可能是很大的战斗，甚至是主力会战，可它们的性质到底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

在紧张状态下，决战总具有更大的效果，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时人们的意志能起更大的力量，环境会产生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大规模的行动已有了各方面的准备。这样的决战犹如密封的火药在爆炸，而同样规模的事件假如在平静状态中发生，却象是散放着的火药在燃烧着。

此外，不言自明，紧张的程度必定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最紧张的状态到最弱的紧张状态之间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紧张状态，而最弱的紧张状态同平静状态之间就只有很小的差别了。

上述考察中对我们最有益的是如下的结论:同样的措施在紧张状态中比在均势状态中具有更好的效果发生更大的重要性，而在最紧张的状态中，其重要性就最大。

比如，瓦尔密炮击比霍赫基尔希会战更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敌人无法防御而放弃的地区上驻防，与在敌人为等待更有利的决战时机而退出的地区上驻防，应该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抗击敌人的战略进攻时，或者一次错误的行军，一个不合适的阵地，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在均势状态中，这些缺点只有在格外突出的时候才会促使敌人行动。

象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前大多数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均势中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在间歇较长。程度较轻和作用较小的紧张中度过的。在这种状态下发生的事情很少会产生很大的结果，它们有时只是为了赢得军人的荣誉(库涅斯多夫会战)，有时只是为了庆祝女皇的诞辰(霍赫基尔希会战)，有时只不过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弗赖贝克会战)。

我们认为统帅必须清楚地辨别这两种状态，而且能针对这两种状态合理地行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但1806年战局的经验却告诉我们，人们常常离这个要求还很远。当时的情况要求把一切都集中在主力决战的高度紧张状态中，统帅原本应该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这个事关重大的主力决战上，但，却只提出了一些措施，即使有一些措施确已付诸实施(例如对弗兰肯进行侦察)，也不过是一些只能在均势状态中引起轻微振动的活动罢了。人们只注意了这些引起混乱和浪费精力的措施和意见，却把唯一可以挽救大局的必要措施遗忘。

为了进一步阐述我们的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上的区分也是有所必要的，因为关于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以及实施进攻和防御所要谈的一切都与危机状态(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而因为危机是真正的战争，而均势状态只是危机的反射而已，在均势状态中进行的所有活动，我们只看作是派生的东西。

第四篇 战斗

第一章 引言

我们在前一篇考察了那些在战争中有作用的要素，现在我们来探究一下真正的军事活动……战斗。这种活动通过物质的和精神的效果有时间接地有时直接地体现着整个战争的目的。因而，在这种活动及其效果中，上述战略要素必定又会出现。

战斗本身的部署属于战术范畴，为了了解战斗的概况，我们仅需要对它进行一般的考察就够了。在实践运用中，因为战斗有各种不同的直接目的，因而每个战斗也就具有其特殊的形式(关于这些直接目的，我们以后才能谈到)。可是，同战斗的一般性质比较起来，战斗的特殊性质大多是不很重要的，因而大部分战斗彼此十分类似。为了避免到处重复叙述战斗的一般性质，我们认为在谈战斗的具体问题之前，有必要先考察一下战斗的一般性质。

因此，因为我们关于战斗的概念是以现代会战作为基础的。我们在下一章中先从战术角度简单地阐述一下现代会战的特征。

第二章 现代会战的特点

根据我们关于战术和战略的概念，很明显，战术有了变化，战略一定也会受到影响。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战术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那么战略必定也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只有这样，才是合乎逻辑和合乎情理的。因而，我们在进一步研究战略上怎样运用主力会战之前，先解释一下现代主力会战的特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一次大会战一般是怎样进行的呢?先是从容地把大批军队前后左右配置好，随后按一定的比例展开其中的一小部分，让它在火力战中进行几小时搏斗，时而地穿插进行一次次小规模的冲锋。白刃格斗和骑兵攻击，并且形成拉锯状态。当这一小部分在此过程中逐渐地把战斗力消耗殆尽时，它就会被撤回，被另一部分所代替。

这样，会战就有节制地进行着，象潮湿的火药慢慢燃烧那样。当黑夜来临，什么也看不见了，谁也不想盲目地去撞运气，于是会战就会中止。这时，人们就要估计一下，敌我双方还剩下多少可以使用的兵力，即还剩下多少兵力没有完全象死火山那样一蹶不振。再估量一下阵地的得失情况以及背后是否安全。最后，把这些估计的结果与敌我双方在勇敢和怯懦。聪明和愚蠢等方面的表现合起来构成一个总的印象，根据它就能够决定撤出战场或明天早晨重新开始战斗。

上面的描绘并不是现代会战的全况，只是勾划了现代会战的基本色调，它对进攻者和防御者都是适用的。我们在这幅画上添上预定的目的。地形等等特别的色彩，并不会改变它的基本格调。

可是，现代会战具有这种特点并非偶然的。它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现代战争是由重大的民族利益引起的，战争要素突破了种种束缚，已沿着它的自然方向发展，是因为敌对双方在军事组织和军事艺术方面的水平大致上是相同的。在这两种情况下，会战就一直保持着这种特点。

我们今后在说明兵力。地形等等各个条件的价值时，这个关于现代会战的一般概念，在许多地方是有用的。不过，上述情况只是指一般的。大规模的。并且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以及类似的战斗，至于规模小的战斗，其特点固然在向这个方面变化，可比起大规模的战斗来，变化的程度是较小的。假如要对这一点加以证明的话，那已经属于战术范畴的问题了，我们今后还有机会作些补充，把它说得更加清楚些。

$$$$第三章 战斗概论

战斗是真正的军事活动，其余的所有活动都是为它服务的。所以我们要认真地研究战斗的性质。

战斗就是斗争，在斗争中目的是消灭或制服敌人，而敌人就是在具体战斗中与我们对峙的军队。

这就是战斗的简单概念，我们将来还要谈到它。但在此以前，我们必须先谈一谈一系列其它概念。

如果我们把国家及其军事力量当作是一个整体，那么，自然也就会把战争看作是一个大规模的战斗，在野蛮民族的简单关系中，情况确实如此。但是，现代战争却是由大的和小的。相继发生的或同时发生的无数战斗构成的。军事活动分成如此多单个行动，是因为在现代产生战争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现代战争的最后目的，即政治目的，也不总是非常简单的。即使这个目的十分简单，由于军事行动同许多条件和想法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不可能通过一次大规模的行动来达到，只有通过结成一个整体的许多大的和小的活动才能达到。每一个这样的具体活动全是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各有其特殊的目的，并通过这些目的与整体联系在一起。

我们曾经说过，因为战略行动就是运用军队，而运用军队始终是以战斗这个概念为基础的。每个战略行动都能归结到战斗这个概念上，因此，在战略范围内，我们能够把一切军事活动都归关的一些问题时，将逐步地予以阐明。我们只想指出，战斗不管大小，都有从属于整体的特殊目的。既然如此，那么消灭敌人和制服敌人就只应该看作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实际上也确实是如此。

但是，这个结论只是从形式上来看是正确的，只是为了让各个概念在逻辑上有联系是重要的。我们指出这一点，正是为了防止这么看问题。

什么是制服敌人呢?这永远只能是消灭他的军队，不论是全部彻底地消灭它还是只消灭它的一部分，不论是用杀伤的方式还是别的方式，使它不愿意继续作战。因此，只要放弃各个战斗的一切特殊目的，就能够把全部地或部分地消灭敌人看作是一切战斗的唯一目的。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情况下，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而且使它同更大的整体联系在一起的特殊目的，但只是同一般目的连结在一起的从属目的。或是战斗的一般目的的较小的变形，在使战斗具有特殊性质方面，它是重要的，但跟一般目的比较起来，它却始终只是不甚重要的，也就是说，即便这个从属目的达到了，也只是完成了战斗的次要任务。如果这个论断是对的，那么，认为消灭敌人军队只是手段而目的总是别的什么东西的看法，只有从形式上来看才是正确的。假如我们忘记了战斗的特殊目的中也包含着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内容，忘掉了特殊目的只是消灭敌人军队的一种较小的变形，上述见解就会导致错误结论。

在最近几次战争以前，正因为人们忘记了这一点，因此出现了一些完全错误的见解。倾向和不完整的理论体系，以为理论越不要求使用真正的工具，即越不要求消灭敌人的军队，理论才越是摆脱了手艺的习气。

假如不用一些误认为是有效的手段来代替消灭敌人军队，不提出一些错误的前提，自然就不会产生上述那种理论体系了。将来只要有机会，我们还要同这种错误作斗争。如果我们不提防那种纯粹形式上的真理所能引起的谬论，不强调消灭敌人军队的重要性和它的真正价值，我们就没法研究战争。

但是，怎样才能证明，在多数情况下和在最重要的情况下，消灭敌人军队是最主要的呢?对下面这种美妙的想法我们又将怎样对待呢?这种想法就是:认为用一种格外巧妙的方式直接消灭敌人的少数兵力，就能间接消灭它更多的兵力，或运用一些规模不大却非常巧妙的攻击，就可以压制敌人的意志，就可以使敌人陷于瘫痪状态，并认为这种方法应该是最好的捷径。不错，在这里进行战斗和在那里进行战斗可能有不同的价值。在战略上，确实有巧妙地部署各次战斗的问题，战略无非是进行这种部署的艺术。我们不打算否认这一点，可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军队总是最主要的事情。在这里我们想要努力阐述的，正是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原则的头等重要意义。

必须记住，我们谈的是战略而不是战术，也即，并非谈那些在战术上可能存在的。不消耗很大力量就能消灭敌人许多军队的手段。我们认为直接消灭敌人是战术成果，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只有重大的战术成果才可以导致重大的战略成果，或者，象我们曾经较明确地说过的那样，战术成果在作战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觉得要证明这个论点是很简单的，这个证明就是:每种复杂的(巧妙的)行动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到底是简单的攻击，还是比较巧妙。比较复杂的攻击有更大的效果呢?如果把敌人看成是被动的对象，就会毫无疑义地认为后者的效果大。但是，任何复杂的攻击都需要更多的时间，只有在敌人对我们的一部分军队进行攻击不致破坏我们整个军队的准备工作的效果时，我们才能赢得这样的时间。假如在准备过程中敌人决定在短期内发动一次比较简单的攻击，那么敌人就会占有优势，因而使我方的宏大计划失去作用。只有在不怕敌人用比较简单的攻击来破坏我们的准备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复杂的攻击。因而，我们在衡量复杂的攻击有多大价值时，必须把准备期间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危险考虑在内。当我们的准备遭到了敌人简单攻击的破坏时，我们自己也就不得不采用比较简单的行动，并且必须根据敌人的特点。状况以及其他情况采取尽可能简单的行动。假如抛开那些抽象概念所加给我们的模糊的印象而考虑实际的情况，我们会知道，一个行动敏捷。勇敢而又果断的敌人，是不会让我们有时间去策划大规模的攻击的，而对付这样的敌人，才最需要本领。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清楚地解释了直接的和简单行动的效果要比复杂行动的效果更重要。

我们并不认为简单的攻击是最好的攻击，只是说，攻击的准备时间不可以超出环境许可的范围，而且敌人越有尚武精神，就越有必要采取直接的攻击。所以，与其要求在复杂的计划方面胜过敌人，不如想法在简单的行动方面永远走在敌人的前面。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两种不同的打法的最根本的基础，我们就能发现，一种打法的基础是勇气，一种打法的基础是智慧。在这儿，人们很容易认为，高超的智慧兼普通的勇气，比出众的勇气兼普通的智慧有更大的作用。然而，如果人们不是违反逻辑地来考虑这两种因素，那么就没有权利认为，在勇气起主要作用的危险领域内智慧比勇气更为重要。

经过了这些抽象的考察，还要指出，根据实践经验也只能得出上述这个结论，不会得出其他的结论，而且正是根据实践经验我们才进行了上述的考察。

凡是不抱偏见地阅读历史的人，都必须确信，在一切武德中，作战的魄力最能使军队获得荣誉与成功。

消灭敌人军队不仅在整个战争中，并且在各个战斗中，都应看作是主要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原则。至于怎样贯彻这一原则，以及怎样使它同产生战争的各种情况所必然要求的一切形式和条件相适应，我们在将来再研究。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充分说明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如今，我们根据上述结论再来探讨战斗。

$$$$第四章 战斗概论(续)

我们在前一章中谈到消灭敌人是战斗的目的，而且通过专门的考察试图证明，在多数情况下以及在规模较大的战斗中都是如此，因为消灭敌人军队在战争中永远是最主要的。至于同消灭敌人军队这个目的混合在一起的。或多或少有一定重要性的其他目的，我们将要在下一章中先作一般的论述，以后再逐步加以阐明。这里，我们把战斗的其他目的完全撇开，只把消灭敌人当作是战斗的唯一目的来探讨。

那么，对消灭敌人军队应该如何理解呢?应该理解为使敌人军队损失的比例比我方大得多。如果我方军队在数量上占很大的优势，而且，当双方损失的绝对数量相同时，我方的损失自然就比敌方小，从而能认为，这是对我方有利的。既然我们在这里撇开战斗的其他目的来谈战斗，那么，我们就必须把那些用来间接地消灭更多敌人军队的目的也排除在外。因而，只能把相互杀伤和破坏过程中直接取得的利益看作是目的，因为这种利益是绝对的利益，一直保留在整个战局的账本上，并且在最后的结算中总是一种纯利。至于其他胜利，有的是通过在这里根本不准备谈的其他目的取得的，有的只是提供了一种暂时的相对利益，这一点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

假如我们以巧妙的部署使敌人陷于不利的境地，以致使他不冒危险就不能继续战斗，因而稍作抵抗就撤退了，那么可以说，我们在这一点上把他制服了。可，如果在这个制服敌人的过程中，敌我双方军队的损失比例相等，那么此次胜利(如果这样一个结果可以称为胜利的话)在战局的总结算中就没有留下什么利益。因此，象这样的制服敌人(使敌人陷入只得放弃战斗的境地)，它本身不是这里所要考察的问题，因此也不能包括在消灭敌人这一目的的定义中。如前所述，这样一来，可以包括在这个定义中的只是相互破坏和杀伤过程中直接取得利益的那种目的了。这种直接取得的利益不但包括敌人在战斗过程中所受的损失，而且也包括敌人退却过程中直接遭受的损失。

这里有个众所周知的经验，在战斗过程中，失败者和胜利者在物质损失方面很少有显著的差别，往往根本没有差别，甚而有时胜利者的损失还可能大于失败者。失败者的决定性损失是在开始退却以后才出现的(而胜利者却不会有这种损失)。剩下的神情沮丧的部队被骑兵冲散，疲惫不堪的士兵倒在地上，损坏了的弹药车和火炮被抛弃，剩下的火炮和弹药车也因为道路不好不能迅速前进，因而被敌人的骑兵所追获。在夜间，零星的部队迷失了方向，毫无抵御地落入敌人手中。这种结果，多半是在胜负决定后才出现的。这种情况，假如不作如下的解释，就会是难以理解的。

双方在战斗过程中不但有物质方面的损失，而且精神也会受到震撼。挫伤，以至一蹶不振。要决定战斗是否还能持续，不仅要考虑人员。马匹和火炮的损失情况，而且还要考虑秩序。勇气。信心。内部联系和计划等方面受到挫折的情况。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这些精神力量，尤其是在双方物质损失相同的情况下，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只是这些力量。

在战斗过程中要对比双方的物质力量的损失必定是困难的，但如果要对比精神力量的损失却是不难的。能说明这种对比的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作战地区的丧失，第二。敌人预备队的优势。我方预备队比敌人的预备队减少得越多，这就越解释我方为了保持均势使用了更多的兵力。这是敌人在精神方面占优势的显著证明，这常常会使统帅感到苦恼，使他低估自己部队的力量。但主要的是，经过长时间作战的部队都多少会象燃烧殆尽的煤渣一样，子弹打光了，队形散乱了，体力和精力都耗尽了，连勇气也大受挫折。象这样的部队，且不谈人数上的减少，就单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看，也和战斗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了。所以，根据预备队的消耗程度可以衡量精神力量上的损失。

因此，地区的丧失和预备队的缺乏常常是决定退却的两个主要原因，但同时我们也决不想否认或者忽视其他原因，比如各部队的联系和整个作战计划遭到破坏等等。

所以，任何战斗都是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以流血的方式和破坏的方式进行的较量。最终谁在这两方面剩余的力量越多，谁就是胜利者。

在战斗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负的重要原因。胜负决定后，精神力量的损失还在继续，直到整个行动结束时才达到顶点。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而得到这种利益恰恰是战斗的真正目的。军队一旦队形混乱，行动不能协调，那么个别部队的抵抗往往就是徒劳无益的了。整个军队的勇气受到了挫折，本来那种不顾危险地力争得失的紧张情绪就会松弛下来，这时，危险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不能激发勇气，反而仅象是一种严厉的惩罚。因此，如果军队一旦看到敌人取得胜利，他们的力量就会遭到削弱，他们的锐气就会受到挫伤，他们就再也不能依赖危险激发自己的勇气来解除危险了。

胜利者必须利用这个时机，以便使自己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得到真正的利益。只有在摧毁对方物质力量方面得到的利益才是确实可靠的，因为失败者的精神力量能渐渐恢复起来，队形能重新建立起来，勇气也能再度高涨。然而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取得的优势在多数情况下却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保留下来，有时甚而连极小一部分也不能保留下来。在极个别情况下，由于失败者抱有复仇心和更加强烈的敌忾心，对胜利者来说相反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精神效果。与此相反，在杀伤敌人。俘获敌人和缴获敌人火炮等方面，胜利者所获得的利益却永远不会从账本中一笔勾销。

会战过程中的损失主要是人员伤亡，而其间的损失却主要是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前一种损失对胜败双方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数量不同罢了;后一种损失却不是这样，通常只是失败的一方才有这种损失，起码失败一方的这种损失要大得多。

因此，缴获的火炮和俘获的人员在任何时候都被看作是真正的战利品，而且又被当作是度量胜利的尺度，因为根据这一切可以准确无误地看出胜利的大小。甚而胜利者精神优势的大小，从这方面看也比从其他方面看更为明显，尤其是把它同伤亡人数对比着看，就更为明显。所以，俘获人员和缴获的火炮的数量也是产生精神效果的一种新力量。

我们曾经说过，在战斗过程中和在战斗后的退却中受到挫伤的精神力量是能逐渐恢复的，有时甚至可以不留下一丝痕迹。但这只不过是就整体中的一小部分说的，至于整体中的大部分，却很少能这样。对军队的大部分来说还有这样的可能，但对军队所属的国家和政府来说，却极少。甚而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可能。在政府和国家里，人们判断问题时是从较高的角度出发的，作出评断时个人的偏见较少，根据敌人夺得的战利品的数量，及把这些战利品同伤亡人数作对比，很容易看出自己军队软弱无力的程度。

总之，虽然精神力量的削弱是没有绝对价值的，并且也不一定能在最后的战果中表现出来，精神力量受到削弱有时可能成为举足轻重的因素，以不可抗拒之势压倒一切，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对此有所忽略。因此，削弱敌人的精神力量也常常可以成为军事行动的巨大目标，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的地方论述。但在这儿，我们还必须考察一下它的几个基本方面。

胜利的精神效果是随着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的，可精神效果不是以相同的比例，而是以更大的比例在增大，也就是说，不但在范围上增大，而且还会在强烈程度上增大。一个被击败的师是容易恢复秩序的，只要它跟更大的军队靠在一起，就象冻僵的手脚靠在身体上容易温暖过来一样。尽管失败的精神效果还没有全部消失，但对敌人来说，这种效果已经有一部分没有作用了。但，倘偌整个军队在一次会战中失败，那就不同了，它会导致全军各个部分相继崩溃。一堆大火所发出的热度和几堆小火所发出的热度是根本不同的。

另外，胜利的精神效果还取决于双方的兵力对比。用少数兵力击败多数兵力，不仅得到双倍的成果，而且还表明胜利者有一种更强大的。全面的优势，使战败者永远不敢卷土重来。然而，实际上这种影响是很不容易看出来的。在采取行动的时候，常常对敌人的实际兵力了解得不奶准确，对自己的兵力也估计得不很真实，而且拥有优势兵力的一方甚至根本不能承担这种兵力上的悬殊，或者在长时间内不了解兵力占优势的全部真相。这样，他就可以避免由于这一点而产生的不利的精神影响。在当时始终为不了解情况。虚荣心或谋略所掩盖着的这种以少胜多而产生的精神力量，通常是到了后来才被人们在历史中发现的。这时，对这支以少胜多的军队和它的指挥官来说，当然增加了光采，但对那些久已过去的事件本身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已经不能起什么作用了。

假如说火炮和俘获的人员是体现胜利的主要标志，是胜利的真正结晶，那么，组织战斗时也就要格外考虑到这一点，在这里，用杀伤的办法消灭敌人仅仅只是一种手段。

这一点对战斗本身的部署有什么影响，不是战略上的问题，可，这一点同战略对战斗的决定是有关系的，这主要表现在怎样保障自己背后和威胁敌人背后这个问题上。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能俘获多少敌人和缴获多少火炮，在很多情况下，当战略上极为缺乏相应的措施时，单靠战术常常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被迫同敌人两面作战，这是很危险的;没有退路，这是更严重的危险。这两种情况都能瘫痪军队的运动和削弱其抵抗力，因此影响胜负。而且，在战败时，这两种危险会增大军队的损失，甚至会使损失增大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使军队达到被消灭的程度。所以，背后受到威胁不仅能使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并且能使失败变得更加严重。

因此，在全部作战过程中，尤其是在大大小小的战斗中，人们本能地要保障自己的背后和威胁敌人的背后。这种本能的要求是从胜利的概念中产生出来的，而胜利的概念，正象我们所说过的那样，跟纯粹的杀伤敌人还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认为努力争取保障自己背后和威胁敌人背后是战斗最紧迫的任务，而且是一个处处都应该努力争取实现的任务。在任何一次战斗中，假如除了单纯的硬冲以外，不采取上述两种或者其中的一种措施的话，那是不可设想的。即便是最小的部队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退路就去攻击敌人，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试图去切断敌人退路。

至于这种本能的要求在复杂的情况下会多么频繁地受到阻碍，因而不能顺利地实现，以及在遇到困难时又往往必须服从其他更重要的考虑等等，要说起来就会离题太远，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这种本能的要求是战斗中的一个普遍的自然法则。

这种本能的要求到处都发生作用，处处都使人感到它的压力，所以成为几乎所有的战术机动和战略机动必得围绕的中心。

如果我们现在再研究一下胜利的总的概念，就能发现它包括三个要素:

(1)敌人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大于我方;

(2)敌人的精神方面的损失大于我方;

(3)敌人放弃自己的意图，公然承认以上两点。

作战双方关于人员伤亡的报道从来都不会是准确的，也很少是真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故意假报的，甚至公布的战利品的数目也很少是完全可靠的。因此，假如报道的战利品的数目不很大，那么是否真正获得了胜利还是值得怀疑的。至于精神力量的损失，除了把战利品作尺度以外，就压根没有适当的尺度可以衡量了。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一方放弃战斗可以作为另一方获得胜利的唯一确凿的证明。因此垂下军旗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敌人在这次战斗中是正确的和强于我们的。失败一方的这种屈服和耻辱同失去均势引起的其余一切精神后果是有差别的，它是构成对方胜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对公众舆论以及对交战国和所有盟国的政府和人民发生影响的，刚好是这一部分。

但是，退出战场并不等于放弃意图，即使是经过一场顽强而持久的战斗之后退出战场也是如此。假如一个前哨经过一番顽强的抵抗后退却了，恐怕谁也不能说它放弃了自己的意图。甚至在以消灭敌人军队为目的的战斗中，也常常不能总认为退出战场就意味着放弃意图。例如，事先计划好的退却，就是一边退却一边还在消灭敌人。这全是我们在研究战斗的特殊目的时将要谈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想提醒，在大多数情况下，放弃意图和退出战场是难以区分的，退出战场在军内和军外引起的印象是不容忽略的。

对于一些没有声誉的统帅和军队来说，根据实际情况即使需要退却，也通常会感到特别为难。因为在一系列战斗中连续退却，虽然事实上并非失败，但给人们造成的印象却是节节后退，这种印象能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后退者不可能处处表白自己的特殊意图，借以避免这种精神影响，因为要想避免这种影响，势必公开他的全部计划，但很明显，这是完全违背他的根本利益的。

为了让大家注意到这种胜利概念的特别的重要意义，我们只要回忆一下索尔会战就够了。在这次会战中，战利品并不多，只有几千名俘虏和二十门火炮。当时腓特烈大帝考虑到整个情势，本来已经决定向西里西亚退却，但仍然在战场上停留了五天，并且以此宣告胜利。正象他自己所说的，利用这种胜利的精神效果，能比较易于地缔结和约。尽管他在劳西次的卡托利希－亨内斯多夫战斗和克塞耳斯多夫会战中又赢得几次胜利后才缔结了和约，可我们仍然不能说索尔会战是没任何精神效果的。

如果胜利震撼了敌人的精神，那么夺得的战利品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对于对方来说这场失利的战斗便成为不平常的大败。在这种情况下，失败者在精神上常常会瓦解，会完全丧失抵抗能力，以致全部行动只能是败退，只能是逃跑。

滑铁卢会战和耶纳会战就是这样的大溃败，而博罗迪诺会战却不是。

大败和一般的失败的区分只是失败的程度不同而已，只有书呆子才去寻找为它们划分界限的标志。但是，明确概念是弄清理论观念的中心环节，这是非常重要的。至于我们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在敌人大败的情况下取得的胜利和在敌人一般的失败情况下取得的胜利，这只是术语上的缺陷。

$$$$第五章 战斗的意义

我们在前一章中考察了战斗的绝对形态，也就是把战斗作为整个战争的缩影进行考察。现在，我们把战斗作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它同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第一，我们要探讨战斗的直接意义。

既然战争是敌对双方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双方就全要集中自己的全部力量，并用这些力量在一次大规模的冲突中解决一切问题。在理论上，这似乎是极为自然的，在现实中，好象也是这样的。这种看法也确实有许多正确的地方。并且，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看法，把最初的一些小战斗只看作是象刨花一样不可避免的损耗，那么，总的看来这也是很有益的。但是，问题决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够解决的。

显然，战斗数目之所以增多，是把兵力区分开的缘故，因此各个战斗的直接目的和兵力的区分要一并讨论。但是，这些目的以及具有这些目的的战斗，一般是能分类的，弄清它们的类别，将有助于说明我们的论点。

消灭敌人军队当然是一切战斗的目的，然而，可能有别的一些目的同消灭敌人军队结合在一起，甚至还占主要地位。因此，我们必须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是主要目的，一种是消灭敌人军队是主要手段。除了消灭敌人军队之外，占领一个地方和占领一个目标也可能是一次战斗的总的任务。这种总任务也只是三者中的一项，也可能不止一项。在后一种情况下，通常总有一项是主要的。在我们不久将要谈到的进攻和防御这两种主要作战形式中， 如以上三项中的第一项是相同的，其他两项却不一样。现列表如下:

进攻战斗防御战斗

(1)消灭敌人军队(1)消灭敌人军队

(2)占领一个地点(2)防守一个地点

(3)占领一个目标(3)防守一个目标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侦察和佯动，那么上面这个表并没有把所有的目的都囊括在内，原因在于上述三项中的任何一项都显然不是这类战斗的目的。实际上，我们必然承认还有第四种目的存在。仔细考察一下就可以看出，侦察是为了使敌人暴露自己，骚扰是为了使敌人疲惫，而佯动则是为了使敌人不离开某一地点或把他从某一地点引到另一地点。所有这些目的只有假借上述三种目的中的一种(通常是第二种)，才能间接地达到。因为要进行侦察就得装出真正进攻。打击或者驱逐对方的样子。这种假借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目的，但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只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我们得在进攻者的那三种目的以外再加上第四种目的……诱使敌人采取错误的措施。换句话说，就是进行佯攻。这个目的只能具有进攻的性质，因为这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指出，防守一个地点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绝对的，也就是根本不许放弃那个地点;另一种是相对的，也就是只需要防守一个时期。后一种情况常常出现在前哨战和后卫战里。

战斗任务的不同，对战斗本身的部署将会有重大的影响，这是非常清楚的。比如，只是把敌人的哨兵从他们的所在地赶走时使用的方法，同要完全消灭他们时所使用的方法是不同的。又例如，不惜任何代价坚守一个地点时使用的方法，同暂时阻击敌人时使用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很少考虑到撤退，而在后一种情形下，撤退却成了主要的事情。

在这里列举的这些问题都属于战术范畴，只是为了举例说明问题而已。至于在战略上怎样看待战斗的各种不同的目的，将在谈到这些目的的章节中再予以论述。这里只作几点普通的解释。

第一。这些目的的重要性大体是按上面表中所列的次序依次递减的。第二。在主力会战中占首要地位的总是一目的。第三。防御战斗的后两种目的不能带来真正的利益，也就是说这两种目的完全是消极的，仅仅是在有利于达到其他积极目的情况下，才能间接地带来利益。因此，假如这样的战斗过于频兆，就是战略形势恶化的征候。

第六章 战斗的持续时间

如果我们就它同军队各个方面的关系，不再就战斗本身来探讨战斗，那么战斗的持续时间就有了独特意义。

战斗的持续时间在某种程度上能看作是战斗的一种次要的。从属的成果。对胜利的一方来说，战斗胜负决定向来都是越快越好;而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却不嫌战斗时间拖得很长。对胜利的一方来说，胜利来得越快，效果也就越大;而对失败的一方来说，失败来得越迟，损失也就越小。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但是，只有在相对防御战斗中，这一点才具有切实的重要性。

在相对防御战斗中，所有成果常常只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我们把战斗的持续时间列为战略要素，原因也就在这里。

战斗的持续时间和战斗的几个主要条件之间有一种必然联系。这些条件是:兵力的绝对数量，双方兵力的对比和兵种的比例以及地形的性质。比如两万人不会象两千人那样很快地消耗掉;抵抗比自己兵力大一两倍的敌人不能象抵抗与自己兵力相等的敌人那么长久;骑兵战斗比步兵战斗胜负决定得快点，单用步兵作战的战斗比有炮兵参加的战斗胜负决定得快些;在山地和森林地作战，前进的速度就不能象在平原上那样快。这一切都是很显然的。

可见，想通过战斗的持续时间来达到某一目的，就必须考虑到兵力的数量。兵种的比例以及配置的情况。但是我们在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中，重要的不是得出这条规则，而是把经验在这方面所得出的主要结论和这条规则联系起来。

一个由各兵种组成的八千人至一万人的师，即使是对抗兵力占很大优势的敌人，并且是在不十分有利的地形上，也可以抵抗数小时;如果敌人的优势不太大，或者压根不占优势，那么就能够至少抵抗半天。一个由三。四个师编成的军的抵抗时间比一个师的抵抗时间多一倍，而一个八万至十万人的军团的抵抗时间则可以大概延长两。三倍。这也就是说，这些军队在上述的时间内可以单独作战。假如在这一段时间内调来了其他军队，这些军队发挥的作用能够马上同已经进行的战斗所取得的结果合而为一，那么这仍旧算是一个战斗。

上述数字是我们从经验中得来的。但是，我们认为进一步阐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和说明结束战斗的时刻，同样是重要的。

第七章 战斗决定胜负的时刻

任何战斗的胜负都不只是在某一时刻决定的，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有一些很关键的时刻，对胜负的决定起着主要的作用。一次战斗的失败如同天平的秤盘下降一样，是渐渐形成的。但是，在任何战斗中都有一个时刻，能看作是这次战斗的胜负已定的时刻，过了那个时刻再进行的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而不是原来那个战斗的继续了。对决定是否能利用援军有效地继续这个战斗来说，对这个时刻有个明确的概念，是很重要的。

在一些无法挽回的战斗中人们常常无谓地牺牲了生力军，在还可以扭转乾坤的战斗中，却常常错过了利用生力军扭转局势的时机。下面两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

1806年在耶纳附近霍亨洛黑侯爵以三万五千人同拿破仑所带领的六。七万人进行会战，结果失败了，而且一败涂地，可以说是差不多全军覆没，这时吕歇尔将军试用以大约一万二千人的兵力重新恢复会战，结果在转瞬之间一样遭到了毁灭。

与此相反，在同一天，大概二万五千普军在奥尔施塔特附近同达乌率领的二万八千法军一直战斗到中午，虽然失败了，但是军队并没有被瓦解，也没有比完全没有骑兵的对方遭受更大的损失。而普军却错过机会，没有利用卡耳克洛伊特将军率领的一万八千名预备队来扭转战势。假如当时利用了预备队，那样这次会战就不会失败了。

每个战斗都是一个整体，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在这个整体中，汇合出总结果。而战斗的胜负恰恰就是由这个总结果决定的。这个总结果不一定刚好是我们在第六章中所说的那种胜利。因为有时也许事先没有计划取得那样的胜利，有时则由于敌人过早地撤退了，没有机会取得那样的胜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在敌人顽强抵抗的战斗中，决定胜负的时刻也往往比构成胜利概念的那个主要成果出现得更为早。

于是我们要问:通常到底什么时刻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也就是说，从什么时刻起即使用一支相当大的生力军也不能扭转局势的不利局面?

假如撇开本来就无所谓胜负的佯攻不谈，那就是:

(1)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夺取一个活动的目标，那么对方丢失这个目标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

(2)假如战斗的目的是占领一个地点，那么对方丧失这个地点多半也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但是，只有在这个地点非常难以攻克时才是这样。如果是一个容易攻占的地点，那么不管它多么重要，敌人也能不冒很大危险把它重新夺回来。

(3)在不能以上述两种情况决定战斗胜负的其他所有的场合，特别是在即使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的场合，胜利的一方不再处于松散状态，不再处于某种软弱无力的状态，而失败的一方逐渐使用兵力(这一点已经在第三篇第十二章中谈过)也已经没有好处，这一时刻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在战略上是根据这一胜负已定的时刻来划分战斗单位的。

如果在战斗中进攻的敌人完全没有或者只是一小部分发生秩序混乱和失去作战能力，而我方却在不同程度上全部处于涣散状态，那么我们是无法恢复战斗的;假如敌人全部失去作战能力，但又重新恢复了，那么我们一样也是无法恢复战斗的。

因此，真正参加战斗的那一部分兵力越小，留作预备队的那一部分兵力就越大(单是它的存在就可以影响胜负)，对方利用生力军夺回胜利的可能性也就越小。任何统帅和军队，只要在战斗中能最合理地使用兵力，并且到处都能充分利用强大预备队的精神效果，就能最有把握地取得胜利。在现代，我们必须承认，尤其是在拿破仑亲自统率下作战时，法国军队，在这方面是非常出色的。

另外，胜利的一方参加战斗的兵力越小，消除战斗的危机状态和恢复作战能力的时刻就来得越早。一小队骑兵在快速追出敌人以后，几分钟内就能够恢复原来的队形，危机也不会持续得更长。整个骑兵团要恢复队形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成散兵线的步兵恢复队形所需要的时间还将更长。至于各兵种组成的部队，它各个部分的前进方向也许是不同的，战斗开始后队形可能发生混乱，并且由于相互间都不明确知道对方的位置，队形就会更混乱，因而恢复队形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胜利的一方要把在战斗中分散了的军队以及一部分队形混乱了的部队重新集合起来，稍作整顿，配置在适当的地点，恢复战场秩序，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们能说军队越大，恢复秩序的时刻就来得越迟。

除此之外，当胜利者还处于危机状态时，黑夜的到来会推迟恢复秩序的时刻。最后，复杂的地形和遮蔽地也会推迟这一时刻的到来。但我们还必须指出，黑夜对胜利者也是一种有效的掩护手段，因为失败者利用夜暗进攻取得良好结果的情况是非常少的，象1814年3月10日约克在郎城对马尔蒙攻击成功的例子，是不多见的。一样，遮蔽地和复杂的地形对较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的胜利者也可以起到掩护作用，使他不致受到反击。所以，黑夜和遮蔽地。复杂的地形，对失败者恢复战斗来说，不是更为容易，而是更为困难。

以上我们所谈的失败者的援军，只是指单纯增加的兵力，即从自己后方来的援军，因为这是一般常见的情况。可是，如果援军攻击对方的翼侧或背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属于战略范围内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效果，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讨论。在这里我们研究的为恢复战斗而进行的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主要属于战术范围。我们只是由于必须谈到战术效果，而且必须使我们的概念深入到战术范畴，因此才讨论它。

军队向敌人翼侧和背后攻击，能大大提高攻击的效果，但不一定总是这样，有时反而也可能削弱攻击的效果。这个问题和任何其他问题一样，都是由战斗的各种条件决定的，我们在这里不去深入讨论它。但下面两点对我们当前研究的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对胜负决定后的成果的影响，常常比对胜负决定本身的影响要大。在恢复战斗时，首先应该争取的是胜利，而不是计较成果的大小。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应当认为，一支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不同原来的军队会合而去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不如直接去同它会合更为有利。在许多情况下确实是这样，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因为在这里下述第二点会起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通常赶来恢复战斗的援军都会带来出其不意的精神效果。

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效果总是很大的，因为正处于失败的危机状态中的敌人是分散和混乱的，很难抵挡这种攻击。敌人的兵力，在战斗初期，是集中的，对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总是有防备的，因此这种攻击不会起多大作用，但是到了战斗的未尾，就完全不同了，这一点不是十分明显的吗!

所以，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在多数情况下，一支援军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就似乎同样的力在杠杆上作用于力臂较长的一端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样。一支从正面进攻不足以恢复战斗的军队，假如攻击敌人翼侧或背后，就能把战斗恢复起来。精神力量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它的效果几乎是无法估量的，因而大胆和冒险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难以确定能否挽回一个失利的战斗时，必须注意上述这一切，必须考虑到上述各种相互影响的力量的作用。

倘若战斗还不能认为已经结束，那么，援军所开始的新的战斗就会与原来的战斗合而为一，取得共同的结果。于是原来的失利就从账本中一笔勾销了。可，如果战斗的胜负已定，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就产生两个各自独立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援军兵力有限，不能和敌军相对抗，那就很难指望新开始的战斗会获得有利的结果。如果这支援军很强大，以至可以不考虑前一个战斗的结果就能进行下一个战斗，那么它虽然能够以胜利的结果来弥补前一个战斗的失利，甚至或许还有更大的收获，但绝对不能把前一个战斗的失利从账本中勾销。

在库涅斯多夫会战中，腓特烈大帝在有次攻击时占领了俄军左翼阵地，缴获了七十门火炮，但在会战终了时又都丢了，因此前一部分战斗的全部成果就从账本中勾销了，如果他适可而止，把会战的后一部分延迟到第二天进行，那么即使失利了，第一次战斗的收获也足可以抵销这个失利。

但是，如果在战斗还未结束时就已经预先看到战斗的不利情况，而且把它扭转了过来，那么这种不利的结果不但可以从我们的账本上一笔勾销，而且还能成为更大胜利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人们仔细考虑一下战斗的战术过程，就不难看出，在战斗结束之前，各个部分战斗的一切结果都不过是暂时的，在总结果中不但可能被抵销掉甚至还可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我方作战的军队被击溃得越多，敌人消耗的兵力也就越大，所以敌人的危机状态也就越严重，我方生力军的优势也就越大。假如这时总的结果转化为对我有利，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回了战利品和战场，那么敌人以前在夺取战场和战利品时所耗费的所有力量都将成为我们的纯利，而我们以前的失败却成为走向更大胜利的阶梯。这时，在胜利的情况下敌人认为值得为之作出牺牲的辉煌战绩就化成乌有，剩下的只是对牺牲掉的兵力的懊恼心情了。胜利的魅力和失败的灾殃就是这样地使胜利和失败变幻莫测。

因此，如果我们占决定性的优势，并且能够以更大的胜利来报复敌人，那么，最好是在这次战斗(如果它是相当重要的话)尚未结束之前就扭转不利的局面，而不是发动第二次战斗。

1760年劳东将军在累格尼察进行战斗时，道恩元帅曾试图去援助他。可是当劳东战斗失败时，道恩虽然有足够的兵力，然而却没设法在第二天进攻腓特烈大帝。

可见，在会战以前进行的浴血前卫战，只能看作是不得已而采取的下策，如果不是必要，是应当避免的。

我们还应该研究一下另一个问题。

如果一次结束了的战斗是一件已经完结了的事情，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决定进行一次新战斗的理由。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战斗，必然是以其他情况为根据的。可是，这个结论同我们必须考虑的一种精神力量……复仇心是互相抵触的。这种感情，上自最高统帅，下至地位最低的鼓手都不会缺乏，因此，再没有什么比复仇心更能激扬起军队的斗志了。不过，这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被击溃的只是整个军队中不太大的一部分。要不然，复仇心就会由于整个军队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消失了。

因此，为了立即挽回损失，尤其是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动第二次战斗时，运用上述精神力量是很自然的。在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第二次战斗必然是进攻，这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

在许多从属性的战斗中，可以找到很多这种利用复仇心的例子。可是，规模较大的会战常常都是由很多其他原因，而不是由这种较弱的精神力量促成的。

可敬的布留赫尔在1814年2月14日在他的两个军在蒙米赖被击败之后三天，率领第三个军走上了同一个战场，毫无疑问，这是复仇心驱使他这样做的。假如他知道可能与拿破仑本人相遇，那他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暂时不去复仇。但他当时盼望的是找马尔蒙报仇，于是他那种高贵的复仇心不但没有带来什么好处，相反由于失算而带来了失败。

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几个部队之间的距离，取决于战斗的持续时间与决定战斗胜负的时刻。这种配置如果只是为了进行同一个战斗，那就是战术部署。但是，只有当它们距离非常近，不可能进行两个独立的战斗，也就是说在战略上它们所占据的空间可以看作是一个点的时候，这种配置才能看作是战术部署。然而，在战争中常常可以看到，即使负有共同作战任务的部队之间，也必须保持相当距离，尽管它们的主要意图是共同进行一个战斗，但它们也可能进行分别战斗。因此，这种配置属于战略部署。

属于这一类部署的有:分成几个部分和几个纵队的军队的行军，派遣出几个前卫和侧方部队以及指定支援一个以上战略点的几个预备队，分散宿营的几个军的集中，等等。人们能看到，这类战略部署是常常出现的，它们在战略上好比是辅币，而主力军会战以及具有同样重要性的一切则是金币与银币。

$$$$第八章 战斗是否需经双方同意

“不经双方同意，战斗是不会发生的”，格斗就是完全地建立在这个思想上的。一些历史著作家，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妙论，得出了许许多多模糊的和错误的观念。

这些著作家在论述中总离不了这样一种提法:一个统帅向另一个统帅挑战，而后者却未应战。

然而，战斗是一种起了极大变化的搏斗，构成战斗的基础的不仅有双方对斗争的欲望(即双方同意战斗)，而且还有同战斗联系在一起的目的。这些目的永远属于更大的整体，并且不仅如此，即使把整个战争看作是一个斗争时，它的条件和政治目的也是从属于更大的整体的。因而，要求战胜对方的这一欲望本身是完全处于从属的地位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它只能看作是更高的意志赖以活动的神经系。

“白白地向敌人挑了战”这句话，在古代民族中间，和在常备军出现的初期，比起现代来还有一些意义。古代各民族是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开阔的战场上进行战斗的，这是一切部署的依据，因此当时的全部军事艺术全表现在军队的部署和编组上，也就是表现在战斗队形上。

在那时，军队通常都驻扎在营寨中，因此营寨中的阵地被看作是不可侵犯的，只有当敌人离开营寨，象进入比武场一样，来到开阔的地方，才有可能进行会战。

假如有人说，汉尼拔白白地向非比阿斯挑了战，那么，对非比阿斯来说，这句话无疑是表明这一会战不在他的计划之内，这句话本身不能证明汉尼拔在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占据优势;然而对汉尼拔来说，这种说法是对的，因为它表明汉尼拔是真正希望进行会战的。

常备军出现初期进行的大战斗以及会战的情况和古代战争类似。也就是说，一支庞大的军队必须编成战斗队形才能投入战斗，才可以指挥它进行战斗。这样的军队是一个庞大的。笨拙的整体，总是要在平原地上才能作战，在复杂地形。遮蔽地以及山地，那就既不适宜于进攻也不适宜于防御了。因此，防御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从这里找到了一种避免会战的手段。这样的情况虽然渐渐减少，但却一直继续到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到了七年战争时期，才开始在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进攻，并且逐渐普遍起来。到了现代，对那些想利用地形的人来说，地形虽然还能增强其力量，但已经不再象魔法那样能够束缚战争的自然力量了。

三十年来，战争发展得更不受地形约束了，对于真正想通过战斗决定胜负的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碍他去找到敌人和进攻敌人了。假如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认为他是想进行战斗的。因此，向敌人挑战而敌人没有应战这种说法，在今天无非是表明他认为战斗的时机不很有利。这就等于承认这种说法不恰当，证实他仅仅是想借此掩饰事情的真相而已。

当然，即使在今天，虽然防御者已经不可能拒绝战斗了，但是，他只要抛弃阵地从而放弃防守阵地的任务，仍然能避免战斗。如果这样，进攻者取得的成果就是半个胜利，只能承认他暂时占有优势。

因此，现在再也不能用向对方挑战可对方没有应战这种口头上的胜利来掩饰前进者(即进攻者)停滞不前的状态了。只要防御者没有后退，那就说明他希望会战，在他没有受到攻击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说他是在挑战，事实上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现代，凡是希望和能够逃避战斗的人，是不会被迫去进行战斗的。然而进攻者常常不满足于从敌人逃避中得到的利益，而迫切要求获得一次真正的胜利，因此他有时就会通过尤其巧妙的办法去寻找和运用为数不多的。却极为可能的手段，迫使这样的敌人也进行战斗。

迫使这样的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主要的手段有两种:第一是包围，使敌人不能后退，或者后退十分困难，所以宁可接受战斗;第二是奇袭。第二种手段在各种运动都不方便的时代是适用的，但是现在已经很不起作用了。现代的军队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甚至在敌人的眼前也敢退却，只有在地形极其不利的场合，退却才会有困难。

在这里，内雷斯海姆会战能看作是一个例子。这次会战是1796年8月11日卡尔大公于在劳埃阿布山对莫罗发起的，他的目的只是使自己更易于退却。但是我们承认，直到现在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位有名的统帅和著作家当时采用这一行动的理由。

在罗斯巴赫会战中，假如联军的统帅确实没有进攻腓特烈大帝的意图，那么这次会战就会是另一个例子。

关于索尔会战，腓特烈大帝自己说过，他之所以接受会战，是因为他感到在敌人面前退却是危险的。同时，腓特烈大帝也还举出了接受这次会战的其他原因。

总的说来，上述情形除了真正的夜袭以外，总是少见的。而采用包围的方法迫使敌人进行战斗，主要只能是对单独的军，比如在马克森会战中对芬克军就是如此。

$$$$第九章 主力会战

……决定主力会战胜负的时刻……

什么是主力会战?主力会战是双方主力军之间的斗争，当然，它并不是为了一个次要目的而进行的不重要的斗争，也不是一发现目的难以达到就要把它放弃的那种纯粹是尝试性的活动，而是为了争取一个真正的胜利而进行的不遗余力的斗争。

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也许会有一些次要的目的同主要目的混杂在一起。主力会战由于产生它的各种情况不同，也可能具有某些特色，因为一次主力会战也是同更大的整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只是那个整体的一部分。然而，因为战争的实质是斗争，而主力会战只是双方主力之间的斗争，所以，必须永远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真正的重心。因此，总体说来，主力会战的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它独立性比任何别的战斗都大。

这一点对主力会战如何决定胜负以及对主力会战的胜利的效果都有重要影响，并且决定了理论应该给予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主力会战以怎样的评价。

因此，我们把主力会战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并且，在谈到同它有联系的特殊目的以前，要先对它进行一般的研究，因为只要它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主力会战，那么那些特殊目的是不会在本质上改变其性质的。

既然主力会战基本上是具有独立性的，那么，它的胜负也就必定取决于它本身，也就是说，只要还有胜利的可能性，就应该在主力会战之中寻求胜利，除非兵力非常不足，否则决不应该由于个别原因而要放弃主力会战。

那么，如何才能够比较明确地判定决定胜利的时刻呢?

如果象现代军事艺术中的很长一段时期表明的那样，军队的某种巧妙的队形和编组是军队能够夺取胜利和发挥勇敢精神的主要条件，那么，这种队形被毁坏的时候就是胜负已定的时刻。只要一翼被击溃，依然在战斗的其他部分的命运也就决定了。假如象在另外一个时期那样，防御的实质在于军队同地形以及地面的障碍紧密结合，军队和阵地仿佛成为一体，那么，占领了这个阵地的一个主要地点就是决定胜负的时刻。所以人们常说:关键阵地丢失了，整个阵地就守不住了，会战就不可以继续了。在上面两种情况下，被击败的军队就象断了弦的乐器一样，已经不能履行自己的使命了。

不论是前一种几何学原理还是后一种地理学原理，都必定会使作战的军队象结晶体一样，不能用到最后一个人。这两种原理现在都已经大大失去作用，起码是不再起主导作用了。尽管现代的军队也以一定的队形进入战斗，可队形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了。尽管现在地形障碍还可以用来加强抵抗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倚靠了。

我们在本篇第二章中曾对现代会战的特点进行了概括的论述。据我们的论述，战斗队形只是便于使用军队的一种配置，而会战过程则是双方中的每一方逐渐消耗对方兵力最后看谁先使敌方兵力耗尽的过程。

因此，同任何别的其他战斗比较起来，在主力会战中定下放弃战斗的决心，更是取决于双方剩下的预备队的兵力对比情况，因为只有这种预备队还保留着全部的精神力量，而那些力量被战火耗费得很多的部队，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正如我们已在其他地方说过的那样，地区的丧失也是衡量精神力量损失的尺度，因此也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但它更多地被看作是损失的标志，而不看作是损失本身。所以，尚未投入战斗的预备队的人数一直是双方统帅最关心的问题。

会战的发展趋势在一开始虽然不很明显，但通常就已经确定了。甚至会战的部署中这种趋势往往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一个统帅看不到这种趋势而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开始了会战，那就表明他是缺乏这种认识能力。这种趋势即使在会战的部署中和会战开始时没有确定，但在会战过程中均势自然而然地也会缓慢地发生变化，正如我们曾经指出过的那样，这种变化一开始是不显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化就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在会战过程中均势的变化，并不象有人根据对战斗的不真实的描写所想象的那样，是时时变化不定的。

尽管均势可能在一个长时间内很少受到破坏，或者一方失利后还可以恢复均势，既使对方失利，但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战败的统帅在退却之前早就觉察到了这种变化。如果有人说，个别情况出乎意料地对整个会战的进程发生了强大的影响，那么，这多半可能是战败者掩饰自己在会战中失败的借口。

在这里我们只能求助于而富有经验公正的人的判断，他们肯定会同意我们的论点，并且在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那部分读者面前为我们辩护。假如要根据事物的性质来论证为什么会战过程必然是这样的，那就会过深地进入这个问题的战术领域。我们在这里只需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结论。

尽管我们说，战败的统帅在决心放弃会战以前，常常早就看到这种不利的结局，但是我们也承认有相反的情况，要不然则我们的论点就会自相矛盾。假如由于会战已出现失败的趋势，就认为这场会战的败局已定，那么，也就不会再拿出兵力去转换败局，因而也就不会在会战的失败趋向出现以后很久才开始退却了。但也有这样的情况:一方的失败局势已定，但结果却是另一方失败了。这种情况当然不是常见的，而是很少的。可是，运气不佳的统帅总把希望寄托在这种很少的情况上，只要还有一点挽回败局的可能，他就尽量指望出现这种情况。只要自己的勇气和理智不相矛盾，他总是希望通过忍受更大的疲累。发挥剩下的精神力量，以及通过创造奇迹或者借助幸运的偶然机会，使自己还可以看到扭转败局的时刻。关于这一点我们还想多说几句，但在此以前先要说明什么是均势变化的征兆。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组成整体战斗的结果，而各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则体现在如下三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体现在指挥官内心所受到的精神影响上。如果一个师长看到他的各个营是怎样失败的，那么这就会对他的行动和报告发生影响，而他的报告又影响到统帅的措施。所以，有一些失利的，即使是看来可以弥补的部分战斗，也会产生不良印象，这种印象总是很容易地。甚至不可抗拒地进入统帅的心里。

第二。体现在我方部队比对方更快的消耗上。这种消耗在有序而缓慢的现代会战过程中是很易于估计出来的。

第三。体现在地区的丧失上。

所有这一切就好象一个罗盘，统帅根据它就能辨明会战这只船的航向。假如自己损失了全部炮兵，却没有夺得敌人的火炮，如果自己的步兵营被敌人的骑兵冲垮，而敌方的步兵营却到处都是攻不破的，如果自己战斗队形的火力线只得从一个地点转到另一个地点，如果为了占领某些地点而白白地消耗了力量，并且向前推进的步兵营每次都恰好被敌人雨点般的榴霰弹打散，如果在炮战中我方的炮火开始减弱，假如大批没有受伤的士兵随着伤员的后撤而逃跑，因此火线上的步兵异常迅速地减少，如果会战计划被破坏，导致一部分部队被截断和被俘，如果退路开始受到威胁，那么，统帅就必定会从这一切情况中看出这次会战的发展趋势。会战的这种发展方向持续得越久，趋势就越肯定，要挽回败局就越困难，被迫放弃会战的时刻也就越来越近。我们现在就来谈这个时刻。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双方留下的预备队的对比，常常是决定最后胜负的主要根据。统帅如果看到对方在预备队的对比上占有决定性优势，那么他就要下定决心撤。因为，现代战斗队形的编组方法和部队投入战斗的方式，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使用预备队。现代会战的特点是，会战过程中的一切不幸和损失都能通过生力军来补救，一个看来将要遭到不利结局的统帅，只要还拥有优势的预备队，他是不会放弃会战的。但是，一旦他的预备队开始比敌方的预备队少了，那就可以认为胜负已定。起码他还可能采取什么措施，这一方面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另一方面要看他勇气和毅力的大小，但是，这种勇气和毅力有时也可能变成愚蠢的顽固。统帅如何才能正确地估计双方预备队的对比，这是实践中的技能问题，决不是这里要谈的问题。我们这里只谈他判断所得出的结论。不过，得出结论的时候仍然不是下定退却决心的时刻，因为一个只是逐渐形成的结论还不足以促使统帅下定决心，它只是统帅下定决心的一个一般的根据，要下定决心还要有一些特殊的因素。这里有两个常常起作用的主要因素，即退却的危险和黑夜的来到。

随着会战的进展，假如退却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且预备队已经大大消耗，已经不能打开新局面，那么，除了听天由命和有秩序地撤退以外，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地耽搁就会使他陷入溃败。以至覆灭的一境地。

一切战斗，通常随着黑夜的到来而结束，因为夜间战斗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是有利的。因为黑夜比白昼更利于退却，因此，凡是很可能要退却或者必须退却的人，都愿意利用夜暗向后退却。

不用说，因为会战越是临近局势发生决定性改变的时刻，每个部分战斗的结果对这种改变的影响就越显著。除了这两种常见的和最主要的因素以外，还可能有许多比较特殊。比较小。但又不容忽视的其他因素促使人们定下退却的决心，所以，损失一个炮兵阵地，敌人两三个骑兵团顺利地突入阵地等等，都可以促使人们实现正在成熟的退却决心。在结束这个论题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谈一下统帅身上的勇气与理智之间的斗争问题。

一方面，由高尚激情引起的顽强的抵抗精神，屡战屡胜的骄傲情绪，天生倔强带来的百折不挠的意志，都要求统帅不退出战场，而要把光荣的名声留在那里;另一方面，清醒的理智却在劝阻他不要把力量耗完，不要孤注一掷，而要保存必要的力量，以便有秩序地退却。在战争中，尽管勇气和顽强应当得到很高的评价，尽管没有决心竭尽全力争取胜利的人很少有获胜的希望，但是总应该有一个限度，假如超过这个限度，顽固地坚持下去，那么只能认为是绝望的挣扎，是愚蠢的行动，任何批评者都不会原谅他。在最著名的滑铁卢会战中拿破仑使用了最后的兵力，企图挽回一场已经不可挽回的会战，他拿出了最后一文钱，最终象乞丐一样逃出了战场，逃出了他的祖国。

$$$$第十章 主力会战(续)

……胜利的影响……

人们由于立足点不一样，可能对某些大会战获得特大的效果感到惊讶，同样也可能对另一些大会战没有获得什么效果而感到非常奇怪。现在我们谈谈一次大胜利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区别以下三种影响:一。胜利对战争工具本身，也就是对统帅及其军队的影响;二。胜利对参战国的影响;三。上述两种影响在今后的战争过程中所起的真正的作用。

胜利者和失败者在战场上的伤亡。被俘人数和火炮损失方面的差别，往往是不明显的。谁要是只看到这种差别的不显著的一个方面，谁就会感到这个差异所产生的后果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而实际上，这通常是极其自然的事。

我们在第七章中曾经讲过，一方的胜利不但随另一方被击败的军队数量的增多而增大，并且是以更大的比例增大的。一场大规模战斗的结局给失败者和胜利者所带来的精神影响都是较大的。这种影响会使物质力量受到更大的变化，而物质力量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精神力量，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助长的。因此，人们应当特别重视这种精神影响。这种精神影响对胜利者和失败者所起的作用是相反的:对失败者来说，它可以破坏各种力量，而对胜利者来说，却能加强他的力量和活动。但，这种精神影响主要还是对失败者发生作用，因为对失败者来说，它是造成新的损失的直接原因。另外，这种影响同危险。艰难和劳累，总之同战争中的一切困难因素有相同的性质，因而同它们结合在一起，并在它们的影响下不断增大。对胜利者来说，这一切能够影响它勇气的进一步高涨。我们看到，失败者从原来的水平下降的程度比胜利者从原来的水平上升的程度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谈到胜利的影响时，主要是指失败者所受的影响。假如说这种影响在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中比在一次小规模的战斗中强烈，那么，在主力会战中一定比在一次从属性的战斗中更要强烈得多。主力会战是具有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它应当以最大的努力争取它应该取得的胜利。主力会战的意图是，就在要进行主力会战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刻战胜敌人，它体现全部战争计划和一切措施以及对未来的一切模糊的想象和遥远的希望。对这个大胆的问题作出答案，是命运攸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必起来，不仅统帅，而且他的整个军队直到最低一级的辎重兵都是这样。当然，职位越低，紧张的程度越小，产生的影响也越小。无论在任何时代，从事物的性质来看，主力会战决不是一种不作准备地。突发地。盲目地进行的例行公事，而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军事行动。这种行动不管就其本身的性质来说，还是就其指挥官的意图来说，都比一般的战斗活动更能增强所有人的紧张情绪。人们越是紧张地注视着会战的结果，会战结果的影响也越大。

胜利的精神影响在现代会战中比在现代战史初期的会战中要大得多。既然象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现代会战，是双方力量的真正搏斗，那么起决定性作用的，自然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而不是个别措施，更不可能是偶然性。

人们犯了错误，下次能改正，如果遇到幸运和偶然的机会，也可能在下一次得到更多的好处。然而，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的总和通常却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因此，一次胜利在这方面带来的变化对整个未来都会有更为重大的意义。在所有参加会战的人中，尽管只有极少数的人考虑到这种变化，但是，会战的过程本身会令每个参加会战的人感觉到这种变化。尽管关于会战过程的公开报道可以用一些牵强的个别情况来掩饰真相，然而人们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胜负的决定取决于总的情况，而不取决于个别情况。

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失败的大会战的人，很难对失败的会战有一个生动的。因而是完全真实的概念。这一次或那一次小失败的抽象概念永远也不可能构成对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真正概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次失败的大会战的情景吧。

在一次失败的会战中，能够决定人的思考(也可以说人的智力)的，首先是兵力的消耗，其次是地区的丧失(这往往是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进攻者，在不顺利时也会丢失地区)，再次是队形的破坏，各部分的骚乱和退却的危险(这一切除了少数例外的情况，会经常出现，只是程度有所不同)，最后是退却(这往往是在夜间开始，或者至少是在整个夜间还持续进行的)。退却一开始，军队就不得不丢下大批跑散了的和疲惫不堪的士兵，而他们常常正是冲得最远和坚持得最久的勇士。本来只有高级军官才有的失败的感觉，到这时就会波及到各级军官，一直到普通的小兵。尤其当他们想到在这次会战中有许多真正为大家所敬爱的勇敢的战友落在敌人手里的可怕景象时，失败的感觉就更为强烈。同时，每个人在不同程度上都会认为自己的努力所以徒劳无益，是上级指挥官的过错，所以对上级指挥官产生怀疑，于是失败的感觉更加强烈。这种失败的感觉并不是随便产生的想象，它是敌人占优势的证明。敌人占优势这一事实，最初也许被某些原因所掩盖，不易被人们发现，但到会战结束时，总会明显地显露出来。或许人们早已看到了这一事实，然而在缺乏确凿根据的情况下，肯定会希望出现偶然情况，相信天意和幸运，或者进行大胆的冒险。最后，当这一切都证明已经无济于事时，冷酷的事实就无情地摆在人们的面前了。

这些情况还远远不能说是惊慌失措。一支有武德的军队之所以惊慌失措，绝对不是会战失败的缘故，而其他的军队的惊慌失措，也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才是会战失败的结果。但，上述那些情况，却是在最优秀的军队中也会产生的。假如说长期的战争锻炼和胜利的传统，以及对统帅的极大信任，有时能减少这些情况，然而在失败的最初时刻却不可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这些情况也不是仅仅由于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而引起的，因为火炮的丢失和人员的被俘往往是到后一阶段才会有的，并且也不会很快就为大家所知道。因而，即使均势的变化极其缓慢而且是逐渐的，也不会不产生这些情况，正是这些情况构成了在任何场合都要产生的胜利影响。

我们已经说过:战利品的数量能够增强这种影响。

在上述情况下，作为战争工具的军队将会遭到多么严重的削弱啊!我们说过，一支处在这种削弱状态下的军队对作战中很一般的困难都会感到难以对付，所以，怎么还能够期待它作出新的努力，重新夺回已经失去了的东西呢!在会战以前，交战双方之间有一种真正的或想象的均势，当这个均势已经遭到破坏时，要想重新恢复它，就必得有外因的帮助。假如缺乏这样的外因，那么，任何新的努力都只能导致新的损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取得的最轻微的胜利，也会使均势象天平的秤盘一样不断向一边下降，直到新的外在条件使它发生改变为止。假如没有这种外在新的条件，而胜利者又是一个有强烈的荣誉心。不断追求远大目标的人，那么，要想使他高涨的优势不致于象洪流一样泛滥成灾，要想通过许多小规模的抵抗使这股洪流缓慢下来，直至胜利的影响沿着一条渠道最后消失，对方就必须有一支久经战争锻炼而具备高度武德的军队，必须有一个优秀的统帅。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方的胜利对军队之外的民众和政府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他们的迫切希望突然变成泡影，自尊心遭到彻底的打击，取而代之的恐惧情绪则可怕地四处传播，最后使他们完全陷于瘫痪状态。这是主力会战对交战一方的神经进行的闪电般的真正打击。这种影响，虽然在这里和在那里会有所不同，但决不可能完全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仅不积极地去发挥自己的作用以扭转败局，反而害怕自己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因此在应该前进的时候踌躇不前，或者甚至束手待毙，听任命运摆布一切。

这种胜利的影响在战争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一部分是胜利一方统帅的性格和才干决定的，但更多的是促成胜利的各种条件以及胜利带来的各种条件决定的。自然，统帅如果没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即便是最辉煌的胜利也不会带来很大的成果。然而，即使统帅有胆量和敢作敢为的精神，如果各种条件严重地限制着这些精神力量，那么它们也会很快地消失。如果利用科林会战的胜利的不是道恩元帅而是腓特烈大帝，假如进行勒登会战的不是普鲁士而是法国，那么结果将会是多么不同啊!

促使巨大的胜利产生巨大成果的各种条件，我们在讨论与此有关的问题时再进行研究。那时才能解释清楚，为何胜利同它的成果之间有大小不一致的现象，但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因为胜利者缺乏魄力的缘故。我们在这里只研究主力会战本身，我们不想脱离这个题目，所以只想指出:胜利决不会不产生上述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随着胜利的增大而增强的。一次会战越是成为主力会战，这也就是说，越把全部作战力量集中在一次会战中，越把全部军事力量变成作战力量，越把全国的力量变成军事力量，胜利的影响也就越大。

然而，难道理论就能把胜利的影响看作是完全难以避免的，难道理论就不应该竭力寻求有效的手段来消除这种影响吗?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仿佛是很自然的，然而，愿上帝保佑，千万别让我们象大多数理论家那样走上既同意又反对的自相矛盾的歧路吧。

事实上，上述影响是完全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事物的性质决定的。即使我们找到了可以抵制它的方法，它仍然存在，好像一颗炮弹，即使它是由东向西发射的，因而它随地球自转而产生的运动速度会有所减小，但它依然是随着地球的自转在运动。

整个战争的进行是不能离开人的弱点的，而且也是针对着这种弱点的。

尽管我们将在另一个场合还要谈到主力会战失败后应该怎么办，尽管我们还要研究在绝望的处境中可能剩下的手段，尽管我们还相信在这样的处境中可能重新夺回失去的一切来，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样一次失败的影响就慢慢消失而等于零了。因为人们用来挽回败局的力量和手段原本可以用到一些积极的目的上去。不但指精神力量，而且还包括物质力量。

另一个问题是，一次主力会战的失败会唤起一些在不失败的情况下压根不可能产生的力量。固然，可以设想有这种情况，而且在许多民族中事实上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怎样才能激起这种强烈的反作用，这已不属于军事艺术研究的范围。军事艺术只在假设会出现这种作用的情况下，才对它考虑。

胜利给胜利者带来的结果，也许由于胜利的反作用，即唤起了失败者的其他力量而变得有害了。虽然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例外，但既然有这种情况，那就更有理由认为，因为战败的民族或国家的特点不同，同样的胜利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有区别的。

$$$$第十一章 主力会战(续)

……会战的运用……

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怎样多种多样，而且我们必须承认这种情况是必然的，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个概念出发，仍能肯定以下几点:

(1)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此为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

(2)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得以实现的;

(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会产生大的结果;

(4)一次若干战斗汇合成为大会战，才能产生最大的结果;

(5)只有在主力会战中统帅才亲自指挥，在这种情况下他宁可相信自己，这也是事物性质决定的。

根据上述五点我们能够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实现的，大会战又必得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

当然，在其他手段中也可能多多少少地包含有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因素。但也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各种条件有利，在一次小战斗中也可能异乎寻常地消灭了敌人许多的军队(如马克森会战);而另一方面，有时在一次主力会战中，主要目的却只不过是占领或坚守一个阵地。但总体来说，进行主力会战只能是为了消灭敌人的军队，并且也只有通过主力会战才能达到消灭敌人军队的目的，这是真的。

所以，应该把主力会战当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象迸发出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条件和力量也全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以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

几乎在一切战争中，都要把军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成为一个大的整体。这个现象表明，不管是主动的进攻者，还是被动的防御者，都有使用这个整体进行一次大战斗的想法。如果这样的大战斗没有发生，那就说明即使有敌对感情这个战争的最初动机在起作用，但还有其他缓和及抑制因素在削弱。改变或完全阻止这种作用。但是，即使双方都不采取行动(这是以前许多战争的基调)，主力会战在他们的思想中依然是未来的目标，是构成他们的计划的远焦点。战争越是成为真正的战争，越是成为发泄仇恨感和对峙感情以及互相制服的手段，一切活动就越集中在流血的战斗中，因而主力会战也就越为重要。

凡是抱有大的和积极的目的的人，也就是那些以严重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的人，就必定采取主力会战这一最自然的手段。而正象我们今后还要详细说明的那样，主力会战，是最好的手段。谁害怕大的决战而逃避主力会战，常常谁就要自食其果。

只有进攻者才有积极的目的，因此主力会战主要是进攻者的手段。虽然我们在这里还不能更详细地确定进攻和防御的概念，但也必须指出，即便是防御者，要想或迟或早地适应防御的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多数情况下也只有采取主力会战这个唯一有效的手段。

主力会战是解决问题的最残酷的方法。正如在下一章我们还要详细论说的那样，虽然主力会战不等于单纯的相互残杀，它的效果更多的是毁灭敌人的勇气，而不在于杀死敌人的士兵，但是流血是它永远的代价，而”屠杀”这个词既表示了会战的名称，又说明了它的实质。作为一个人，统帅对于这一点也是会感到毛骨悚然的。

然而，使统帅精神上感到压力更大的，还是他想到通过这次战斗要决定输赢。在这里一切行动都集中在空间和时间的某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难免会模模糊糊地感到他们的兵力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无法展开和无法活动，好像只要有时间，就会赢得不少的好处，但事实上时间却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种感觉只是一种错觉，但是这种错觉也是不容忽略的。人们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都要受这种错觉的影响，尤其当一个统帅要作出这样一种重大决定时，他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强烈。

因此各个时代都有一些政府和统帅，设法回避决定性的会战，希望不通过会战也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悄悄地放弃自己的目的。于是，那些历史家和理论家们，就竭尽全力地力图从这些以其他方法进行的战局和战争中，不但找到可以代替决定性会战的等价物，甚至找到更高超的艺术。如此一来，在现代，根据战争中合理使用兵力的原则就有人，几乎把主力会战看作是一种错误所必然引起的祸害，是正常的。慎重的战争中决不应当发生的病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懂得用不流血方式进行战争的统帅才有资格戴上桂冠，相比之下那种婆罗门教真经式的战争理论，其任务刚好就是教授这种艺术。

现代历史已经粉碎了这种谬论，然而谁也不能保证这种谬论不再重新出现，不再引诱当权人物相信这种适合人的弱点。因而容易为人们接受的颠倒是非的看法。也许在不久以后就会有人认为，拿破仑进行的几次战局和会战是野蛮而近于愚蠢的，并以信任和满意的心情再次崇尚那种已经老掉牙的。装模作样的旧式部署和打法。如果理论能够告诉人们警惕这些东西，那么它就对愿意听从理论忠告的人作了重大的贡献。这但愿对我们可爱的祖国的那些对军事问题能说出权威意见的人有所帮助，在这方面给他们作指导，并且要求他们对这些问题作认真的考察。

不仅战争的概念，并且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在大规模的会战中才能决定重大的胜负。自古以来，只有巨大的胜利才能导致巨大的成就，对进攻者来说必定是这样，对防御者来说或多或少也是这样。甚至拿破仑，假使他害怕流血，可能也不会取得乌耳姆会战的胜利(这样取得的胜利在他所有的战争中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一胜利，能够看作是他以前几次战局胜利的第二次收割。所以，不但大胆的统帅。富有冒险精神的统帅或者倔强的统帅，曾经力图用决定性的会战这个重要的冒险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事业，就连那些幸运的统帅，也同样如此。这些统帅对这个这么重大的问题所做的答复，我们是十分满意的。

关于那些不经过流血而获得胜利的统帅的一切，是我们不想听的。假如说流血的屠杀是残酷可怕的，那么这只能使我们更加严肃地对待战争，而不应当使我们出于人道让佩剑逐渐变钝，以致最后有人使用利剑把我们的手臂砍掉。

我们认为一次大会战决定主要的胜负，当然不是一次战局或战争中不可少的。单独的一次胜负。一次大会战可以决定整个战局胜负的情况，只有在现代才是常见的，至于一次大会战能够决定整个战争胜负的情况，那是极为罕见的。

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自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而且还决定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胜负的规模，虽然不是所有方面，在有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如此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所以，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一直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即战斗精神)进行战争，越是具备要打垮敌人的想法和感情(即意识)，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他所进行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有限，但当他带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一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也就是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及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能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基本上不略过其他方面的情况下，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地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四个条件:

(1)会战所采用的战术形式;

(2)地形性质;

(3)各兵种比例;

(4)兵力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可以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效。在复杂的山地地形上或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处处都受到削弱。

假如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效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果实。

最后，还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效果。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请容许我们在这里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

因而，统帅利用上述四种条件能够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固然，他冒的危险也会因而增大，但，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免不了要受精神世界的这个力学定律的支配。

因此，在战争中就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所以，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及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虽然上述这些都非常重要，然而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捉摸的。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的精神，以及生气蓬勃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总之只要有我们以后还要经常谈到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假如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是要通过书本之外的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也就是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生活经历中磨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然而，万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象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即使能穿过乌云，也要产生变色和折射。这些偏见有时会象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理论的迫切任务就是摒弃这些偏见，因为在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第十二章 战略上利用胜利的手法

尽可能地为赢得胜利作好准备是一件很困难的工作，是战略默默无闻地作出的功绩。在这方面战略差不多得不到任何赞扬，只有利用了已经取得的胜利，战略才显得光彩和荣耀。

会战可能有怎样的特殊目的，它对整个军事行动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在各种情况下怎样取得胜利以及胜利的顶点在什么地方，所有这一切问题我们将在后文讨论。但是，不进行追击，任何胜利都不能取得巨大的效果;无论胜利的发展是如何地短促，它也总有个初步追击的时间。在一切情况下都确实是这样的。为了避免处处重复这一点，我们想简短而概括地谈一谈胜负决定后必定随之而来的这个任务。

对战败了的敌人的追击，是从他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时候开始的。至于在此之前双方交替出现的一切前进和后退的运动，都不能算为追击，而只是会战进程本身。在对方放弃战斗撤出阵地的瞬间，胜利虽然已经肯定了，但它的规模常常还很小，并且它的效果还不大。如果不在当天进行追击以发展胜利，那么胜利就不会在许多方面提供更积极的利益。如前文所述，在多数情况下体现胜利的那些战利品是通过这种追击获得的。首先我们就来谈这种追击。

会战前夕的各种活动都是紧张的，因此，交战双方军队的体力通常在进入会战以前就已经受到很大削弱。而体力在长时间的搏斗中消耗很大，军队可能会筋疲力竭。另外，胜利者在部队分散和队形混乱方面并不比失败者好多少。因此，有必要进行整顿，召集失散的人员，给用光子弹的人补充弹药。这一切会使胜利者自己也处于危机状态，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假如被击败的只是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它们可能被主力所收容，或者得到强大的增援，那么很显然，胜利者就很容易有丧失胜利的危险。胜利者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种危险，就会马上停止追击，至少给追击规定一个限度。即使胜利者并不担心失败者会得到很多增援，可在上述危机状态中，胜利者的追击的冲力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胜利者即使并不担心胜利会被夺走，但仍然可能发生不利的战斗，仍然可能减少既得的利益。另外，人们生理上的弱点和需要也必然对统帅的意志施加全部压力。统帅指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需要休息来恢复体力，都要求暂时避免危险和停止活动。只有少数人能看作是例外，只有他们还能看到和想到比眼前更远的东西。只有他们还有发挥勇气的余地，在完成了必要的任务之后，还能想到其他在别人看来已经是美化胜利的奢侈品。但是，成千上万的人的呼声在统帅周围是会有人反映的，因为，人们的这种切身利益通过各级指挥官将会如实地传到统帅那里。更何况统帅本身精神也很紧张，身体也很劳累，他的内心活动或多或少也会有所削弱。于是，由于人的这种常情，人们所做到的常常比能够做到的要少得多，而且做到的也只是最高统帅的荣誉心。魄力和严酷所要求的。只有这样才能说明:为什么有那么多统帅在以优势兵力取得了胜利之后，在扩大这个胜利时却迟疑不决。胜利后的初步追击，我们认为一般只限于当天，或者最迟到当天夜间，因为在这个时间以后，因为自己需要休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停止追击。

初步追击就其程度来说可分为如下几种。

第一种，用骑兵进行追击。这种追击主要是监视和威胁敌人，而不是真正紧逼敌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大的地形障碍就常常可以妨碍追击者前进。骑兵虽然能攻击精神受到震撼和力量受到削弱的部队中的零星队伍，然而对敌人整个军队进行追击时，它一直只是辅助兵种，因为敌人可以用预备队来掩护退却，利用周围不大的地形障碍就可以联合各兵种进行有效的抵抗。在这里只有真正逃窜的完全溃解的军队才是例外。

第二种，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的追击。自然大部分骑兵要参加这种追击。这种追击能迫使敌人一直退到他后卫的。或者整个军队的下一个阵地。一般情况下，失败者不会立刻有利用这种阵地的机会，因此胜利者能继续追击，但多半不超过一小时的行程，或者至多不过二。三小时的行程，要不然，前卫就有得不到充分支援的顾虑。

第三种，也是最强有力的一种，胜利者倾其整个军队的力量继续向前推进的追击。这种情况下，即使失败者可以利用地形所提供的阵地，但只要发觉到追击者准备进攻或迂回，就会放弃大部分阵地，至于他的后卫，就更加不敢进行顽强的抵抗了。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即使整个追击还未结束，假如黑夜到来，通常也会停止追击。至于在少数情况下彻夜持续追击，就必须看作是极其猛烈的追击。

假如人们想到，夜间战斗时一切都多多少少要依靠偶然性，而且在会战临近尾声时，各部分之间的正常联系和会战的正常步骤已受到严重破坏，那就不难理解，为何双方统帅都害怕在夜间继续战斗。除非失败者已经全部瓦解，或者胜利者的军队具有出众的武德，能够确有把握地取得成果，否则，在夜战中几乎一切都只好碰运气，而这是任何人，即使最鲁莽的统帅也不愿作的。所以，通常黑夜会令追击停止，即使会战是在天黑前不久才决定胜负的，也是如此。黑夜可以直接给失败者一个集合部队和喘息的机会，或者，如果他想在夜间继续退却，黑暗能帮助他摆脱敌人。黑夜一过，失败者的处境会明显地好转。大部分溃散的士兵重新归队，弹药得到补充，整个部队会重新恢复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他还要继续同胜利者作战，那么这个战斗就是一个新的战斗，而并非上次战斗的延续。即使在这一次战斗中失败者没有取得绝对良好的结局，也依然是一次新的战斗，而不是胜利者了结上次战斗的残局。

因此，在胜利者能够彻夜继续追击的情况下，即使只用各兵种组成的强有力的前卫进行追击，也能明显地扩大胜利的效果。滑铁卢会战和勒登会战就是例证。

这种追击的全部活动，基本上是战术活动，我们之所以会谈到它，只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通过追击所获得的胜利的效果是不同于别的效果的。

在初步追击中将敌人追到他的下一个阵地，这是每个胜利者的权利，它是不受今后情况和计划的限制的。这些计划和情况虽然也许大大减小胜利者主力获得的胜利的积极成果，但是却不会妨碍利用胜利进行这种初步追击。即使我们能设想有这样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至少是极为少见的，以致理论可以不去考虑它们。在这里，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战争为人的魄力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活动领域。在过去那些规模小的。局限性很大的战争中，如同其他很多活动一样追击，受到一种不必要的。习惯上的限制。在当时的统帅看来，胜利的概念。胜利的荣誉，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他们在胜利时很少想到真正消灭敌人军队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消灭敌人军队从来就不是主要的手段，不过是战争的很多手段中的一个手段而已，更谈不到是唯一的手段了。一旦敌人把剑垂下，他们便乐于把自己的剑插进鞘中。在他们看来，胜负一旦分晓，战斗就可以停止，这是最自然的事情了;继续流血就是无谓的残忍。这种错误的理论虽然不是人们作出全部决定的唯一依据，然而它却能产生容易被人们接受并占主导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力量都已耗光，军队已不可能继续进行战斗。假如一个统帅只有一支军队，而且估计这支军队不久将会遇到无力完成任务的情况(这种情况在进攻中每前进一步都是经常会遇到的)，那么他自然要十分珍惜这个夺取胜利的工具。然而，很明显，这种估计是错误的，因为追击时自己兵力遭受的损失比对方的损失要小得多。这种看法之所以一再产生，是因为人们没有把消灭敌人军队看作是主要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过去的战争中，只有象查理十二。马尔波罗。欧根。腓特烈大帝这样真正的英雄人物，才在胜负决定以后立刻进行有力的追击，而其他统帅大多是占领了战场之后就满足了。到了现代，由于导致战争的情况更为复杂，作战更为激烈，才打破了这种因循守旧的限制。于是，追击成了胜利者的主要事情，战利品的数量因此大大增加。假如在现代会战中还能看到不进行追击的情况，那只是例外，常常是由一些特殊原因造成的。

例如在包岑会战和格尔申会战中，联军是由于骑兵占有优势才避免了彻底失败。在格罗斯贝伦和登纳维次会战中，是由于瑞典王储不愿意而没有追击。而在郎城会战中，是因为年老的布留赫尔身体有恙，才没有进行追击。

博罗迪诺会战也是属于这方面的例子，关于这个例子，我们还要多谈几句，因为我们并不认为单单责备一下拿破仑就能完事，同时我们还认为这种情况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即在会战结束时统帅被总的形势所束缚的情况)是极为少见的。有些法国军事著作家和拿破仑的崇拜者(例如沃东库尔。尚布雷。塞居尔)严厉地责备拿破仑，责备他没有把俄军全部逐出战场，没有用他最后的兵力粉碎俄军，要不然就能够使俄军失利的会战变成彻底的失败。在这里详尽地说明双方军队当时的情况将会离题太远，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当拿破仑渡过涅曼河时，他统率的准备参加博罗迪诺会战的军队共有三十万人，而到博罗迪诺进行会战时，却仅剩下十二万人了。他可能担虑这些兵力不够向莫斯科进军，而看来莫斯科是决定一切问题的焦点。在取得这次胜利后，因为看起来俄国人决不可能在八天内发起第二次会战。他确信可以占领这个首都，拿破仑是希望在莫斯科缔结和约的。假如能把俄军打垮，缔结和约的把握当然更大，但无论如何到达莫斯科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率领一支兵力雄厚的军队到达莫斯科，就能依靠这支军队控制首都，从而进一步控制整个俄国及其政府。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带到莫斯科的兵力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假如在博罗迪诺为了打垮俄军而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消耗干净，那就更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了。拿破仑深深感觉到了这一点。在我们看来，他做得很正确。因此这种情况不能算作是统帅由于总的形势而不能在胜利后进行初步追击的例子。这里涉及的不纯粹是追击的问题。当天下午四时，胜负已经决定，但是俄军仍保有绝大部分战场，并且不打算放弃它。他们准备在拿破仑重新发起攻击时进行顽强的抵抗，虽然这种抵抗肯定会遭到彻底失败，但也会迫使对方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把博罗迪诺会战列入包岑会战一类没有进行到底的会战。但包岑会战中的失败者愿意早点离开战场，而博罗迪诺会战的胜利者却仅只满足于半个胜利，这不是因为他怀疑胜利是否已定，而是因为他的兵力不够获取全胜。

假如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那么，从我们的考察中，可以对初步追击得出如下的结论: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追击时的猛烈程度;追击是取得胜利的第二个步骤，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比第一个步骤更为重要;战略为了与战术接近，以便利用战术上取得的完整的成果，这就要求战术获得全胜。

然而，初步追击只是发挥胜利的潜力的第一步，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胜利的效果才只表现在这种初步追击上。我们曾经说过，胜利的潜力的作用是别的条件决定的。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这些条件，可我们不妨谈谈追击的一般情况，以免在可能涉及到它的场合再次重复。

就程度来说继续追击又可分为三种:单纯追踪。真正紧逼和以截断敌人退路为目的的平行追击。

单纯追踪可以使敌人继续退却，一直退到他认为可以再度发动一次战斗的地点为止。所以，单纯的追踪能够充分发挥已得的优势的效果，另外，还可以得到失败者所不能带走的一切，如伤病员。疲惫不堪的士兵。各种车辆和行李等。可，这种单纯追踪不能象下面两种追击那样使敌方军队进一步崩溃。

假如我们而是要索取更多的东西，不满足于把敌人追到原来的营地和占领敌人放弃的地区，也就是说，每当敌人的后卫要占领阵地时我们就用做好攻击准备的前卫向他发起攻击，那么就可以促使敌人加速运动，促使敌人瓦解……。敌人的瓦解主要是因为敌人在退却中不休止地逃窜所引起的。对士兵来说，在强行军后正想休息的时候又听到敌人的炮声，这是最苦恼的事。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天天遇到这种情况，就可能引起惊慌失措。失败者在这种情况下，常常就不能不承认，对方的意志是无法抗拒的，自己已无力抵抗。假如意识到这一点，军队的精神力量就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削弱。如果能迫使失败者在夜间行军，那么，紧逼追击就会取得极大的效果。因为，失败者在傍晚被胜利者逼迫离开选定的营地(不管这个营地是整个军队本身用的还是后卫用的)，就只好进行夜行军，起码在夜间继续后撤另找宿营地，这两种结果是差不多的。然而胜利者却可以安然度过黑夜。

在紧逼追击的情况下，行军的部署和营地的选择还取决于许多其他条件，尤其是给养。大的地形障碍。大城市等条件，所以，只有可笑的书呆子才会利用几何学的方法来说明:追击者总是可以摆布退却者，迫使他在夜间行军，而自己在夜间却可以休息。尽管这样，在部署追击时，采用紧逼追击的方法仍然是合适的和正确的，而且能大大提高追击的效果。如果说在实际上人们很少采取这种追击方法，对于追击的军队来说这是因为，在确定宿营地和支配一天的时间方面这样的追击比正常情况下的行军要困难得多。早晨早一点出发，中午到达宿营地，剩下的时间筹划粮秣，夜间休息，这种正常的方法比根据敌人的运动来准确确定自己运动的方法要轻易得多。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总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作出关于运动的各项决定，有时则要在清晨出发，有时要在傍晚出发，一天之中总有很多小时同敌人接触，进行零星的战斗，进行炮战，部署迂回，简单地说，要采取各种必需的战术措施。对追击的军队来说，这自然是相当沉重的负担，而在负担本来就够多的战争中，人们总想摆脱那些看来并非绝对必要的负担。上述考察是正确的，它适用于整个军队，通常也适用于强大的前卫。因此，第二种追击，即紧逼退却者的追击，是很少见的。甚至在1812年拿破仑对俄国作战的战局中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很显然，这是因为在这次战局中还没有达到目的以前，巨大的艰难困苦就已经使他的军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在其他的战局中，法国人在紧逼追击方面却出色发挥了他们的毅力。

最后，第三种方法，也是最有效的一种追击方法，就即向失败者退却的目的地进行平行追击。

当然，任何失败的军队退却时在自己前面或附近或远处的地方，总有一个他首先渴望达到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可能是:不预先占领它继续退却就会受到威胁的地方，如隘路;或者抢先到达那里具有重要意义的地方，如重镇。仓库等;或者到达那里就可以获得重新抵抗能力的地方，如坚固的阵地。与友军的会合点等。

假如胜利者沿着同失败者平行的道路向这一地点追击，那么，十分明显，失败者就不得不急剧地加速退却，因而最后可能变成逃窜。失败者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三种对付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通过出其不意的攻击，截击敌人，获得成果。但，从失败者的处境来看，获得这种成果的可能性通常是不大的。很明显，只有具有果敢精神的敢作敢为的统帅和虽已战败但尚未彻底失败的优秀的军队，才能获得成功。因而，失败者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会采用这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是加速退却。但这刚好是胜利者所希望的;而且这种退却很容易使部队过度劳累，使大批人员掉队，使各种车辆和火炮丢失加上损坏，因而造成莫大的损失。

第三种办法是躲开敌人，绕过容易被对方截断的地点，离开敌人尽量远些，比较轻松地行军，从而能够避免一些匆忙退却时的不利情况。这是三种办法中的下策，它常常象一个无力偿还债务的人又欠下一笔新债一样，只会导致更为狼狈的局面。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甚至有时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成功的先例。然而一般地说来，人们采取这种办法事实上大多不是由于相信这种办法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达到目的，更多的是由于别的令人难以忍容的理由，即骇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骇怕同敌人进行真正的战斗的统帅真是可怜啊!不论军队的精神力量受到多大的挫折，不管对自己同敌人遭遇时在精神力量方面将处于劣势的担心是多么正确，胆小怕事，回避与敌人战斗，只能对自己更加不利。如果拿破仑在1813年回避哈瑙会战而在曼海姆或科布伦次渡过莱茵河，那么，他甚而不能象在哈瑙会战后那样把三。四万人带过莱茵河了。这说明，利用防御的有利地形，失败者能周密地准备和谨慎地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只有通过这些战斗才能使军队的精神力量再振奋起来。

在这里，哪怕是最微小的成果也会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利效果。然而，对大多数的指挥官来说，要想作这种尝试必须克制自己的疑虑，而避开敌人，乍看起来却似乎容易得多，因而人们往往愿意避开敌人。但，失败者避开敌人恰好最能帮助胜利者达到目的，而使自己彻底失败。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这里是指整个军队而言，至于一支被截断的部队企图通过一段弯路重新同其余部队会合，那是另一回事。因为，后一种情况是不同的，并且获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少见。

这种奔向同一目标的竞赛需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追击者要有一支部队紧跟在退却者的后面，收集一切被遗弃的东西，并且要使退却者常常感到敌人就在后面。布留赫尔从滑铁卢到巴黎追击法军的一段行军中，别的方面都做得很出色，唯有这一点没有做到。

当然这样的追击也同时会使追击者本身受到削弱。假如失败的敌军可能被另一支强大的军队所收容，或者率领它的是一位优秀的统帅，而追击者自己尚未充分作好消灭敌人的准备，那么，是不宜使用这种方法追击的。但如果情况容许的话，这种手段却能象一部大机器那样发挥作用。在这样的追击下，失败的军队的损失会随着伤员和掉队的士兵的增多而增加，士兵会时时担心被消灭而士气低落，以致差不多不能再进行真正的抵抗。有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会不战而成追兵的俘虏。胜利者在这种十分幸运的时刻，用不着害怕分散兵力，能够尽量把他的军队都投入这个旋涡，截击敌人单个的部队，攻占敌人未及防守的要塞，占领大城市等等。在出现新情况之前，他能为所欲为，他越是敢作敢为，新的情况就会出现得越迟。

通过巨大的胜利和出色的追击而取得辉煌战果的例子在拿破仑的战争中，是较多的。我们只需回忆一下耶纳会战。勒根斯堡会战。来比锡会战和滑铁卢会战就够了。

$$$$第十三章 会战失败后的撤退

在失败的会战中，军队的力量遭到了破坏，而精神力量遭到的破坏比物质力量受到的破坏更大。在新的有利的情况出现之前进行第二次会战，必将招致彻底的失败，甚至全军覆灭。在军事上这是一条公理。就其性质来说退却，应当进行到力量的均势重新恢复时为止，这种均势的恢复可能是由于得到了增援，也许是由于有坚固的要塞作掩护，或许是由于利用了大的地形障碍，也可能是由于敌方兵力过于分散。均势恢复的迟早取决于失败的大小和损失的程度，但更多地取决于是什么样的敌人。虽然战败的军队的处境在会战后没有任何改变，可这支军队却能在退却不远的地方重新整顿就绪，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这是因为胜利者在精神方面存在弱点，或在会战中所获得的优势不足而难以进行有力的追击。

为了利用敌人的这些错误或弱点，为了不在形势所要求的范围之外多退一步，更主要的是为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力量，退却必须缓慢地进行，必须且战且退，一旦追击者在利用他的优势时超过了限度，就予以大胆而勇猛的反击，这是十分必要的。伟大的统帅和久经战争锻炼的军队的退却，常常象一只受了伤的狮子退去一样。毫无疑义，这是退却的最好的理论。

其实，人们在摆脱危险处境的时候，往往不是迅速地摆脱危险却喜欢玩弄一些无用的形式，无谓地浪费时间，这样做是危险的。久经磨炼的指挥官认为迅速摆脱危险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与一般地摆脱危险是不同的。谁认为在会战失败后的总退却中通过几次急行军就能摆脱敌人，就很容易站稳脚跟，谁就大错特错了。在这种情况下，一开始就必须尽可能缓慢地退却，一般说来，以不受敌人摆布为原则。要坚持这个原则，就必须同紧追的敌人进行血战，为此作出牺牲是值得的。如果不遵守这一原则，就会加速自己的退却，不久就会变成溃退。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掉队的士兵就会比进行后卫战时可能牺牲的人还要多，并且，连剩下的最后一点勇气也会丧失无余。

用最优秀的部队组成一支强大的后卫，由最勇敢的将军带领，在最重要的时刻全军予以支援，小心谨慎地利用地形，在前卫敌人行动轻率和地形对我有利时设下强有力的理伏，简单说，准备和策划一系列真正的小规模会战，这些是贯彻上述原则的手段。

各次会战的有利条件和会战的的持续时间是不一样的，因此会战失败后退却时的困难自然也是不同的。从滑铁卢会战和耶纳会战中，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竭尽全力抵抗优势敌人后进行退却时会混乱到何等程度。

时常有一种分兵退却的论调，主张军队分成几个部分进行退却，甚而作离心方向的退却。假如军队分成几个部分只是为了便于退却，它们依然能够共同作战，并且始终保持共同作战的意图，那么，就不是我们这里要谈的问题了。至于任何别的分兵退却的作法，都是极其危险的，都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因而也是很错误的。军队在任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中都处于削弱和瓦解的状态，这时，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是最迫切需要的。在敌人乘胜追击时，退却者把军队分开，去骚扰敌人的两侧，这完全是荒谬的。如果敌人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书呆子，那么这种办法也许能起作用和收到效果;假如不能肯定敌人是否有这种弱点，那就不应该采用这种办法。假如会战后的战略形势要求把军队分开，以便掩护自己的两翼，那也只能限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要过分地分开。并且，即便如此，也仅仅只能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同时，在会战结束的当天也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腓特烈大帝在科林会战后，放弃对布拉格的围攻，分三路退却，并不是他自己愿意这样，而恰恰是因为他的兵力部署和掩护萨克森的任务不允许他采用其他办法。拿破仑在布里昂会战后命令马尔蒙向奥布河方向退却，而自己却渡过塞纳河转向特鲁瓦。这次行动之所以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利，只是因为联军不但没有向他追击，相反同样分散了兵力，一部分(布留赫尔)转向马恩河，另一部分(施瓦尔岑堡)则担心兵力不足，因而推进得非常缓慢。

$$$$第十四章 夜间作战

夜间战斗是如何进行的，它的特征是什么，这些全是战术上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是把夜间战斗作为一个特殊的手段进行考察。

实际上，任何夜间攻击都只是程度较强的奇袭。初看起来，夜间攻击似乎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在人们的想象中，防御者遭到攻击是出乎意料的，而进攻者对于所要发生的一切却必然早就有了准备。他们的处境多么不同啊!他们把夜间战斗想象成:一方面防御者处于极混乱的状态，另一方面攻击者只要在对方极端混乱中收获果实就可以了。那些不指挥任何军队。不负担任何责任的人认为能常常进行夜袭，然而在现实中夜袭是很少见的。

上述那种想象都是在如下的前提下产生的:攻击者了解防御者的措施，由于那些措施都是事前采取的而且是很显然的，是攻击者通过侦察和研究一定可以了解到的，与此相反，攻击者的措施是在进攻之前所采取的，对方肯定无法了解。然而，攻击者的措施并不是完全无法知道的，防御者的措施也不是完全能够了解到的。假如我们同敌人的距离，不是近到象霍赫基尔希会战前奥国军队同腓特烈大帝那样可以直接看到对方，那么我们只可以通过搜索和侦察的报告以及从俘虏和敌探的口供中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这样了解的情况常是很不完全的，从来就不是正确可靠的，因为这些情报总是多少有些过时了，敌人的配置也可能已经有了改变。然而，在过去军队采用旧的战术和野营方法时，要了解敌人的配置情况比现在容易得多。幕营比厂营或露营易于识别得多，部队有规则地展开成横队的野营也比现在常用的各师成纵队的野营容易识别。即使我们能够看到敌人某个师成纵队地野营的整个营地，但还不能充分了解他的配置情况。

而且，对攻击者来说，了解防御者的配置情况，和了解防御者在战斗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一样是重要的，这些措施并不仅仅涉及射击的问题。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给夜袭造成的困难，比在过去的战争中要大得多，因为在现代战争中，这些措施比战斗前采取的措施多得多。在现代的战斗中，防御者的配置多半不是固定的，而是临时的，因而防御者比过去更能出其不意地反攻敌人。

所以，除了直接观察之外，攻击者在夜袭时很少能或者根本不能了解到防御者更多的情况。

但是，防御者却有一个小的有利条件，他对自己阵地内的地形比攻击者熟悉，就好比一个人在他自己的家里，即使是在黑暗中，也比陌生人更容易辨明方向。同攻击者相比较起来，他能清楚地了解他军队的各个部分在什么地方，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到达那里。

可见，在夜间战斗中，攻击者象防御者一样需要了解情况，因此，只有由于特殊的原因，才可以进行夜间攻击。

这些特殊的原因多半只同军队的某一部分有关系，而很少关系到军队的整体。因而，通常只是在从属的战斗中进行夜袭，在大会战中进行夜袭的情况是很罕见的。

假如其他情况有利，我们就可以用巨大的优势兵力攻击敌军的一个从属部分，从而把它包围起来，予以全歼，或者使它在不利的战斗中蒙受重大的损失。但是，我们必须出其不意地行动，要不然这种意图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敌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甘愿投入这样一次不利的战斗，而会回避这种战斗。但，除了利用十分隐蔽的地形的少数情况以外，也只有在夜间才能达到高度的出其不意。因而，如果打算利用敌军某一从属部分配置方面的缺点来实现上述意图，就必须利用夜暗，即使正式的战斗要在拂晓开始，起码也要在夜间做好预先的战斗部署。对敌军的小部队或前哨的小规模夜袭就是这样进行的，其关键就在于利用优势兵力，进行迂回，出其不意地强迫敌人进行一次不利的战斗，使他不受极大损失就无法脱身。

被攻击的部队越庞大，对它进行这样的攻击就越困难，这是因为兵力较大的部队拥有较多的手段，在援军到来以前，可以进行较长时间的抵抗。

因为上述原因，在一般情况下也根本不能把敌人整个军队作夜间攻击的对象，因为，即使没有外来的援军，它自身也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对付多面攻击。特别是在现代，任何人对这样普通的攻击都是一开始就有所戒备的。多面攻击能否收到效果，常常并不取决于出其不意，而完全取决于其他条件。在这里我们不想研究这些条件，而只想指出:迂回固然能收到很大的效果，但也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除个别情况外，要想迂回就必须象攻击敌军的某一从属部分那样具备优势兵力。

然而，包围或迂回敌军的一支小部队，尤其是在漆黑的夜间，还是比较可行的。因为我们使用的部队不管对敌人有多大的优势，到底竟是自己整个军队的一个从属部分。在这种冒巨大危险的赌博中，人们只会拿一部分兵力作赌注，而不会用整个军队作赌注。此外，军队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通常都能支援和收容前去冒险的这一个部分，从而减少这次行动的危险。

然而，夜袭之所以只能由较小的部队来进行，不仅因为它是在冒险，而且也因为在实行上有许多困难。既然出其不意是夜袭基础，那么隐蔽活动就成为夜袭的基本条件。小部队比大部队容易隐蔽地活动，而整个军队的纵队却很少能做到这点。所以，通常只能对敌军的个别前哨进行夜袭，至于较大的部队，只有当它没有足够的前哨时，才可以对它进行夜袭。比如腓特烈大帝在霍赫基尔希会战中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前哨才受到夜袭的。比起从属部分来，整个军队遭到夜袭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在现代，战争比从前进行得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双方始终处于胜负决定以前的紧张状态中，所以，虽然双方军队经常相距很近，而且不设强大的前哨配系，但在这个时刻，双方都有非常充分的战斗准备。与此相反，在过去的战争中却往往有一种习惯，即使除去相互牵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企图，双方军队还是要面对面地安营扎寨，相峙很久的时间。腓特烈大帝就经常在近到可以进行炮战的距离上和奥军对抗几个星期。

但是，在现代战争中这种便于进行夜袭的设营方法已经不实用了。现代军队已不再携带全部给养和野营必需品，所以，通常有必要在敌我之间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假如我们还想特别考察一下对整个敌人军队进行夜袭的问题，那么就能够看出，足以促使进行夜袭的原因是很少的，现归纳如下:

(1)敌人格外粗心或者卤莽，但这种情况是不常见的;即使有这种情况，敌人精神方面的巨大优势也会弥补这一缺点。

(2)敌军惊慌失措，或我军精神方面的优势足以代替指挥。

(3)突破敌军优势兵力的包围，因为在此时一切都有赖于出其不意，而且只有突破重围这个意图才会使兵力更好地集中起来。

(4)最后，敌我双方兵力悬殊，我方处于十分绝望的处境，只有冒极大的危险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但是，在上面所述的这些情况中还需要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敌军就在我们眼前，并且没有前卫来掩护。

此外，大多数的夜间战斗是随着日出而告终的，接近敌人和发起攻击都必须在夜暗中进行，这样，进攻者就能更好地利用敌人的混乱。如果只利用夜暗接近敌人而战斗要在拂晓才开始，那就不能算是夜间战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