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翰《犹太人四千年》6-7

第六章　大屠杀

1914年11月9日，英国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思在伦敦市政厅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土耳其帝国正在自取灭亡。”德国对土耳其的示好导致德皇威廉二世放弃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这种示好最终获得了成功。苏丹已经将自己托付于德国的胜利，即将对英国发动一场圣战。阿斯奎思希望阻止大英帝国内的一亿穆斯林臣民参与圣战。因此他的演讲，让英国做出了最终将肢解奥斯曼帝国的保证。[1]但是，他发表的这次演讲无意之间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拼图提供了关键的一块。因为如果推翻了土耳其在巴勒斯坦及其他地方的统治，那么犹太人的民族家园便可以畅通无阻地填补上这处真空。

那个时候如果出现德国若在这场正在开始的可怕战争中战败，犹太人将会从中获得好处的想法，大多数犹太人可能会觉得荒诞不经。犹太人的死敌是沙俄，而德国军队此时正在试图摧毁它。正因如此，伦敦东区的犹太人并不情愿参军与德国人为敌。每个人都会把犹太文化领袖和德国联系起来。除了极左派的和平主义者之外，所有说德语的主要犹太知识分子，以马克思·利伯曼为首，签署了一份支持德国战争目标的请愿书——爱因斯坦几乎是唯一拒绝签署的人。

当德国军队在坦嫩贝格击败俄国军队并推进至波兰王国的时候，犹太人把他们当成救星一般迎接。其中就有泽埃夫·多夫·贝京，一位未来以色列总理[19]的父亲。除了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以外，他宁愿说德语，也不愿说被他称为“反犹主义的语言”的波兰语。他告诉小贝京和他的姐姐（后来的哈尔珀林夫人）：“你们看，德国人就要来了，那是一种不同的文化，它跟俄国不一样。”俄国军队撤退时包围了整个犹太社区，用皮鞭驱赶他们前往西伯利亚。贝京目睹哥萨克人烧毁了犹太人的村庄。德国人到达的时候，哈尔珀林夫人后来回忆说，他们“对待犹太人好极了……他们给每个孩子发糖果和饼干。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德国人，一段与众不同的时期”。[2]

即使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区，德语一般来说都是通用语。很

多居民希望犹太学校用德语教学，而不是希伯来语。它毫无争议地被

采纳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官方语言。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德国办事

处将自己视为这场世界性运动的总部，其成员正呼吁德国除了保护伊

斯兰教信徒以外，也能成为犹太人的保护国。许多人相信，正是在萨

洛尼卡的大型犹太社区的帮助推动下，土耳其才参战并站在了德国一

边。[3]

然而，观察力比较敏锐的人们意识到了英国人决定瓜分奥斯曼帝

国残余部分具有的重大意义。其中一人就是哈伊姆·魏茨曼，自从赫

茨尔去世后，他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西方最能发挥实际作用的

倡议者。“现在时机到了，”他在阿斯奎思演讲后心满意足地写

道， “ 可以公开表达—— 向世界指明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态度

了。”魏茨曼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杰出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作为犹太

复国主义领袖，他在应对世界各国政治家方面得心应手，与赫茨尔不

相上下，但除此之外，他还代表了东方犹太民众——他自己就是其中

一员。他的家乡，莫托利的普里佩特沼泽镇，完全保留了传统风韵。

他的父亲以砍伐原木并使其顺流而下漂至波罗的海为业，能背诵卡罗

的法典，最喜欢的书籍是《迷途指津》。是真的，在他们家的墙壁

上，迈蒙尼德肖像的旁边就是希尔施男爵[20]的肖像，只是“回归”被

视为宗教性质的：当地的拉比告诉魏茨曼：“人们必须做很多，学很

多，了解很多，承受很多，然后才配得上那个。”[4]

无疑，仅仅为了接受现代教育，魏茨曼就不得不承受很多。他的

家乡没有报纸。他的小学校长，一名秘密的马斯基尔，不得不以传授

先知书为掩护，偷偷带来一本关于自然科学的希伯来语教科书。还有

沙皇政府，它的入学规定限制文法学校分配给犹太人的名额最多是

10%，即使是在一半以上人口是犹太人的城镇。政府采取各种手段阻止

犹太人进入大学。魏茨曼后来写道：“年复一年，当人们读到从圣彼

得堡流传来的难懂圣谕时，人们产生的感想是，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这一整套笨重的机器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目的就是编造和扩展用于

限制其犹太臣民存在的法规条例。”所以教育涉及“无休止的欺诈、

诓骗和羞辱”。[5]魏茨曼学会了极大的忍耐和不懈的坚持，还有孜孜

不倦的努力，他设法进入了柏林理工大学——欧洲最好的三所理科学

校之一，后来他又去了瑞士，在瑞士的弗赖堡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

（1899）。

他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生物化学，不过正是在英国，魏茨

曼找到了他的人生目标：利用大英帝国的存在及其统治阶层的善意，

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1910年，魏茨曼成为一名英国公民，他对英

国人的评价始终是宽容和公正，热爱自由和正义。他在他们的心中一

点一滴地存入自己的情感储蓄，然后整取出一份可观的红利。1914年

之前的几年，他着手结交他们。他认识了C.P.斯科特，自由党《曼彻

斯特卫报》有影响力的编辑，又通过他认识了兰开夏郡的议员，如保

守党领袖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以及温斯顿·丘吉尔。

斯科特还把他介绍给自己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劳合·乔治。所有这些人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支持者。

魏茨曼还意外地寻到了一位盟友，自由党议员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他一度是某个犹太机构的成员，该机构当时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天下，有时还对犹太复国主义充满恶意。他的父亲创建了非常成功的塞缪尔——蒙塔古银行公司，他在公司里的嫡亲表兄埃德温·蒙塔古同样身处政界，是最重要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塞缪尔上过巴利奥尔学院，那里是无神论的老巢，他不得不向他的母亲承认自己在那儿失去了原先的信仰。但他表面顺从，继续向犹太会堂交纳会费，骄傲地自称为一名犹太人。因此，1909年进入内阁的时候，他是第一位入阁的犹太人。另外，他曾经在犹太白教堂区从事政

治工作，目睹那里贫穷堕落的可怕场景之后，他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

义者。1911年，他被马可尼案件[21]牵连并在此过程中亲身体验到了反

犹主义的残酷，即便是在宽容的英国，这坚定了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

者的决心。

塞缪尔冷淡、沉默、矜持；他对自己的观点讳莫如深。即使魏茨

曼也不知道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他已经私下构思了一个对土

耳其的介入加以利用的计划，阿斯奎思发表演讲的当天，塞缪尔就前

往外交部拜访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那儿他们进行了一次关

键的谈话。给犹太人一个民族家园如何？格雷说“他一直对这个计划

怀有一种强烈深沉的感情……如果时机出现，（他就）愿意为此效

劳”。他们讨论了细节问题。塞缪尔提醒说民族家园那片区域不可能

包括“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因为那两个地方有大量无法被同化的非犹

太人口”。因此，他补充说，“如果叙利亚的剩余部分被法国吞并将

是极大的有利条件，因为对这个国家来说，跟一个欧洲强国做邻居会

远远好于跟土耳其为邻”。这个计划将英法的瓜分具体化，英国得到

巴勒斯坦，法国得到叙利亚——黎巴嫩，划分的依据后来写入了在凡

尔赛生效的“赛克斯-皮科秘密协定”。但那还不意味着犹太人会得到

他们的家园。当天晚些时候，塞缪尔转悠到财政部，争取时任财政大

臣的劳合·乔治的帮助。他“对我说他非常渴望在那儿建立一个犹太

人国家”。[6]

就这样，魏茨曼和塞缪尔发起了这场运动。具有费边主义[22]倾向

的《新政治家》在请求英国成为安置一处犹太民族家园的保护国时主

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希望突然之间从理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政治

问题。”[7]实际上，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当塞缪尔将自己的计划提交

内阁却遭到他那位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表兄蒙塔古激烈抵制的时候，客

厅里的反犹分子阿斯奎思就在一边饶有兴趣地冷眼旁观。那位首相在

给自己的女朋友维尼夏· 斯坦利的每日一信中转述了他们的会

面。“（塞缪尔）认为，”他写道（1915年1月28日）：

我们可以在这块还不是很有希望的领土上安置三四百万犹太人，

这对那些留下的人（我猜包括他自己）会产生良好的影响……那读起

来简直像是一本经过现代修订的新版《坦克雷德》。我承认我对这个

给我们招揽责任的提议不感兴趣。不过看到赫伯特·塞缪尔那井然有

序、条理清晰的头脑里竟然会出现这种近乎抒情的爆发，那应该是迪

齐（迪斯雷利）最喜欢的格言——“种族就是一切”[23]——的奇妙例

证。[8]

1915年3月13日，他再次提到了塞缪尔关于巴勒斯坦“近乎狂热的

备忘录”，“分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可以适时地从世界各地大批地回

到那里，在适当的时候实现地方自治（多么有吸引力的社区）。说来

也怪，这项提议仅有的另一个坚定支持者是劳合·乔治，都不用我

说，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犹太人”——只希望将“不可知论、无神论

的法国人”挡在“圣地”外面。4天后，首相告诉斯坦利小姐“蒙塔古

表兄”或他的叫法“亚述人”，已经用“辛辣的备忘录”发动回击

了，他在里面指责“赫伯特表弟”连自己计划的一句话都没本事翻译

成希伯来语，那就是“一个相当冒昧和近乎亵渎神明的企图，想要抢

在神力之前召集犹太人”。阿斯奎思承认他那些正在争论的犹太同事

所用的措辞“相当令我吃惊”。[9]战争大臣基奇纳勋爵，唯一去过那

儿的大臣说，“巴勒斯坦对于我们没有丝毫价值”，这证实了他的疑

虑。

但是，事情正朝着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方向稳步发展。基奇

纳被迫把军需大臣的职位让与劳合·乔治，使劳合·乔治与此时正在

致力于战争努力的魏茨曼建立了直接的工作接触。后来，基奇纳在前

往俄罗斯的航程中溺亡，劳合·乔治完全接管了陆军部。这标志着向

地中海东部的资源转移开始，使英国人更有可能征服巴勒斯坦。魏茨

曼发现自己更容易见到政府的资深成员了。1916年8月18日，他在外交

部说服了罗伯特·塞西尔勋爵，后者记录道：

他的话非常有道理，即使在这个国家，一个犹太人也总得解释自

己存在的理由，他既不算英国人，也不算犹太人，在其他国家同样如

此，而且还要严重得多……他说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他给我留下了

怎样的印象。他说：“我不浪漫，但是犹太人必须始终保持浪漫，因

为对他们来说，现实太糟糕了。”

塞西尔声明打动自己的是“他这种非同寻常的感人态度——能够

让人忘记他相当令人反感甚至龌龊的外表”。[10]4个月之后，阿斯奎

思被迫下台，劳合·乔治成为首相，他任命贝尔福担任自己的外交大

臣。

此举具有决定性意义。阿斯奎思对劳合·乔治的认识大错特错。

他既是一个亲犹太主义者，也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任性放纵

的时期也曾公然抨击罗斯柴尔德家族，不过他对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勋

爵印象深刻，战争爆发后便将他和其他金融家召集到财政部。“罗斯

柴尔德勋爵，”他开口道，“我们曾经有些政治上的不愉快。”“劳

合·乔治先生，现在没时间回想那些事儿了。我能帮上什么忙？”过

后，劳合·乔治说：“只有这个老犹太人讲道理。”[11]魏茨曼发现他

和劳合·乔治“以这支小民族为共同基础产生了共鸣”。这位新首相

是个热情的威尔士爱国者，而塞缪尔在推行他的计划时总是会强调巴

勒斯坦是“威尔士大小的国家”。劳合·乔治也是一个《圣经》说教

者，另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有利的要点。他记录道：“魏茨曼博士

谈论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会一直谈到地名，那些地名对我来说比西线

的地名还熟悉。”[12]

贝尔福是同样重要的盟友，因为他谦卑的态度后面潜藏着钢铁般

的意志，那是战胜外交部官员和同事的犹豫不决时亟须的品质。一旦

对一种情况确信不疑，贝尔福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人，他是被魏茨曼

策反的最重要的一员。这两个人先是在1906年选举期间长谈了一次，

当时贝尔福因为魏茨曼拒绝乌干达而责骂他。“贝尔福先生，试想一

下，我给你巴黎，代替伦敦，您会接受吗？”“可是，魏茨曼博士，

我们有伦敦。”“那没错，可是我们有耶路撒冷的时候，伦敦还是一

片沼泽。”[13]1914年12月12日，他们进行了一次深入并具有决定意义

的谈话，这次谈话值得回顾是因为它显示了魏茨曼作为一名说客的本

领。魏茨曼拿出犹太复国主义行动方案之后，贝尔福告诉他说，在他

看来，犹太人这个问题“始终都无法解决，直到这儿的犹太人完全被

同化或者巴勒斯坦存在一个正常的犹太社会”。他带着捉弄意味地补

充道，他曾在1912年与声名狼藉的反犹分子科西马·瓦格纳讨论过这

个，而她同意了！“是的，”魏茨曼回答，“让我告诉你她到底是怎

么说的——犹太人正在接管德国文化、科学和工业。但是，”他接着

说：

被大多数非犹太人忽视和构成犹太人悲剧症结的关键一点是，那

些犹太人将精力和智慧奉献给德国人的时候将自己当成了德国人，他

们正在让德国而不是让正在被他们抛弃的犹太人富裕起来……他们必

须隐藏自己的犹太教，才能被允许任由德国人使用自己的智慧和能

力。德国的强大有他们不小的功劳。这其中最大的悲剧是，我们不认

为他们是犹太人，瓦格纳女士也不认为他们是德国人，所以我们就成

为最受剥削和最遭误解的民族。

贝尔福被感动得流出眼泪，他握住魏茨曼的手说“一个伟大和受

难的民族走的这条路已经为他照亮了”。[14]

贝尔福就此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坚定盟友，他在外交部争取让

英国做出明确和公开的承诺。后面发生的事情堪称天遂人愿。1917年1

月，英国军队开始进攻巴勒斯坦。同一个月，沙皇政权崩溃，于是全

世界犹太人全心全意支持协约国阵线的一个最大障碍消除了。临时总

理克伦斯基废除了俄国的反犹法规。月底，德国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

战，致使美国无可避免地加入了协约国一方。美国政府几乎是自动成

为巴勒斯坦犹太民族家园的有力支持者。但绊脚石依然存在。法国厌

恶犹太人的这个想法，更何况让新教的英国而不是天主教（和无神论

者）的法国进入耶路撒冷。据谈判保护国秘密条约的马克·赛克斯爵

士说，他的谈判对象乔治·皮科“提到了巴黎的大屠杀”——德雷福

斯仍然令人记忆犹新——而且似乎“很难正常对待这个议题”。阿拉

伯人或代表他们的那些政府部门也表示反对。不过阿拉伯人的行动已

经迟了，他们对战争努力已经做不出什么实质性贡献了，而且他们

的“阿拉伯起义”毫不起眼；此外，领导起义的T.E.劳伦斯上校也赞

同英国保护国和犹太民族家园计划。最难对付的对手倒是来自反犹太

复国主义的犹太人，尤其是蒙塔古，时任印度事务大臣，职位重要并

且与此有关联。这一点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作出承诺的形式是作为外交大臣的贝尔福写给英国犹太社会领袖

罗斯柴尔德勋爵的一封信，就双方此前的文稿达成了一致。沃尔特，

第二代罗斯柴尔德勋爵，与他那位在1915年年初去世的伟大父亲不

同，他被选中参与这件犹太人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是不可思议

的。的确，与他的父亲不同，他已经多多少少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

者。但是他有语言缺陷和很多其他的顾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默

默进行的有史以来最丰富的个人收藏上面，而不是公共和社会事务。

他在特林的雷恩宅邸曾经是查理二世送给内尔·格温的礼物，他在此

收集了225万只蛾子和蝴蝶、30万张鸟皮、20万颗鸟蛋，以及其他很多

物种，包括144只活的巨型陆龟，其中一只是世界上最大的陆龟，已经

有150岁了。他发表了超过1200篇科学论文（和著作），发现了5000个

新物种，其中250个以他的名字命名，包括一种长颈鹿、象、豪猪、岩

袋鼠、极乐鸟、鹩哥、突眼蝇，还有一种蛔虫。谁都不知道，甚至是

他为数不多的至交也不知道，他的财产还不间断地被一名无耻的贵妇

及其丈夫剥夺，他们勒索敲诈了他40多年。[15]

但是，罗斯柴尔德得到了魏茨曼等人的充分指点，1917年7月18

日，他把英国需要做出哪些承诺的初稿交给贝尔福，其中包括三个重

要组成部分。第一是巴勒斯坦整体作为犹太民族家园的重建；第二是

犹太人的移民权利不受限制；第三是犹太人内部自治。这些提供了犹

太复国主义者能够合理希望的一切。魏茨曼直到临死那天还相信，要

不是蒙塔古的反对，他们本可以实现全部三点：“丝毫不用怀疑，若

不是外来干涉——完全是因为犹太人！——那份草案本可以在8月初就

被（战时内阁）接受，基本上就按照我们提交的样子。”[16]结果却

是，这封信直到10月31日才被内阁通过，而且已经经过了实质性的改

动。[17]它不再将巴勒斯坦与民族家园等同，它没有提及犹太人不受限

制的移民权利或内部自治，它还保障了阿拉伯人的权益。它的签署日

期是1917年11月2日，而且主要段落载明：“陛下的政府赞成在巴勒斯

坦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而且将尽最大努力促进该目标的实现，

但必须清楚理解的是，不可以有任何侵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人社区

的民事和宗教权利，或者犹太人在其他所有国家享有的权利和政治地

位的行为。”赛克斯带着这份文本从做出决定的内阁走出来的时候

说：“魏茨曼博士，是个男孩儿。”仔细阅读一番之后，魏茨曼评论

说：“我一开始就没想要男孩儿。这不是我期望的。”[18]

《贝尔福宣言》同样是这幅拼图的关键一块，因为若是没有它，

这个犹太国家绝不可能出现。幸亏有赫茨尔和魏茨曼，犹太人才能及

时跟上潮流。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正在迎来胜利。协约

国为其统治下的民族所困扰，它们要求即将到来的胜利与和平应该在

严格按照由人数——不论人种、语言或种族——决定的民意基础上保

障他们的领土权利。犹太人对巴勒斯坦提出了一个基于历史的浪漫要

求，但那是非常古老的历史，按照凡尔赛协议的适用标准，他们实际

上什么也没有。这份宣言发表出来的时候，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人口是8.5万～10万，而那里的总人口是60万。其余几乎全是阿拉伯

人。如果阿拉伯人在战时能够作为整体通过外交途径适当地组织起来

——如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真要组织起来的话——毋庸置疑，这份

宣言绝不可能得到发表。甚至只要过了12个月，那就是不可能的事

了。事实上，魏茨曼带领犹太复国主义者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而且注

定不会再出现的好机会。幸亏有《坦克雷德》和《丹尼尔·德龙

达》，他得以成功地呼唤起英国统治阶层的浪漫天性，因此收到了或

许是一个强国最后的恩惠礼物，这份礼物完全有悖于精打细算的时代

精神。

在伦敦，劳合·乔治和贝尔福认为他们至少利用人类历史上最丑

恶的战争得到了某种好处：给犹太人一个家园。魏茨曼与这位首相在

停战日一同吃午餐的时候发现，他正在含泪阅读《诗篇》。劳合·乔

治后来经常会对他说，巴勒斯坦是“战争时唯一有趣的地方”。[19]但

是，伦敦开明的官老爷做出承诺是一回事，巴勒斯坦现场的那些人履

行承诺又是另一回事。艾伦比将军就在宣言发布的一个月之后占领了

耶路撒冷，他怀着崇高的谦卑步行进入了这座圣城。1918年，魏茨曼

去见他的时候，他发现这位将军很友好，但被军事和行政问题搞得不

知所措。“可是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我们得小心谨慎，不能伤到百姓

的敏感脆弱之处。”大多数英国高级军官对那份宣言一无所知。一两

个是支持犹太人的，有些是反犹分子，有的支持阿拉伯人，期待他们

在适当的时候跳出来屠杀犹太人。他们把当地的犹太人看作俄国来的

垃圾。温德姆·迪兹爵士将军交给魏茨曼一些打印纸张：“你最好仔

细读读这一切。它以后会给你带来一大堆麻烦。”那是一份《锡安长

老会纪要》。在高加索为沙皇尼古拉二世提供服务的英国军事代表团

把这份文件带了回来。巴勒斯坦的英国军官似乎人手一份。[20]

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取得了进展，在和平谈判期间落实了巴勒斯

坦的托管问题。[21]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工作开始进行。英国接管的时

候，巴勒斯坦处于以下的状况。那儿的犹太人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

由学者和贤哲构成的宗教社区，他们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但是在

19世纪他们的人口有了稳步增长。他们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区，靠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捐献的慈善资金过活。他们的生活圈子对《贝尔福

宣言》茫然不解，可他们一直满腹牢骚和要求。魏茨曼去见他们的时

候，他们要求他说服艾伦比，派一艘船去的里雅斯特，因为那里有最

好的桃金娘，这样他们就能体面地庆祝住棚节了。[22]这让他备感恼

火，但他们有他们优先考虑的事情，就像他有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一

样，而且《托拉》——没有它，民族家园毫无意义——本来就是关于

严格的仪式的；确实可以看出，“仪式主义”在犹太教绝非一个贬义

词。

还有一类是农业移民，他们是在诸如蒙特菲奥里这样的慈善家的

帮助下定居下来的。有的是近乎拥有所有权的殖民地，比如埃德蒙·

德·罗斯柴尔德创建和提供补贴的那些。俄国1881年的大屠杀引发了

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大规模迁徙，该事件被称为第一次圣地移

民潮（First Aliyah[24]），罗斯柴尔德将新来者纳入自己的羽翼之

下。他为被称作莫沙夫的新定居点和村庄提供行政人员、学校和医

生。它们包括犹地亚的埃克龙、盖代拉、里雄莱锡安和佩塔提克瓦

（重建），加利利的罗什平纳和耶苏德马阿拉，以及撒马利亚的济赫

龙雅各布。1896年，罗斯柴尔德又增加了梅图拉和俄国犹太复国主义

者居住的贝尔图维亚。在这一阶段，为定居点提供资助的金额累计达

170万英镑，只有10万英镑来自罗斯柴尔德自己的钱袋。他没时间关注

被他看作政治煽动者的赫茨尔，或者魏茨曼这样的俄国人，对他来

说，他们都是傻瓜。他告诉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个代表团，包括诺尔

道在内：“这些是我的殖民地，对于它们，我愿意怎么做就怎么

做。”[23]不过，1900年，他还是把一切都交给了新成立的犹太垦殖协

会，只是继续提供资金。类似雷霍沃特和哈代拉这样的定居点村庄可

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塔沃尔村、亚夫内埃勒、梅纳海米亚和基尼烈

可追溯至20世纪初。并非所有的定居点都是农业形式，工厂开始出

现。雅法、海法和耶路撒冷当地增建了新的犹太区。

从1904年开始，在俄国更可怕的大屠杀余波之中，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圣地移民潮开始了。这次移民潮带来了4万多名移民，其中一些定居在（1909）雅法的新园林城郊，那座城市后来成为大城市特拉维夫。同年，以年轻人为主的新居民在代加尼亚建起了第一个基布兹（“集体合作社”），结束了被他们视为耻辱的局面——阿拉伯雇佣劳工承担实际工作而犹太人只做管理农场的工头。沃尔夫松任命阿瑟·鲁平（1876—1943）负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巴勒斯坦办事处，在后者的指导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了系统化的定居过程。自发形成的集体农场基布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倡议和资助的主要形式，数量最终超过200所。另外还有“工人的莫沙夫”（moshav ovdim），农业村庄的成员拥有个人所有的资产，只是合作购买设备，还有“集体莫沙夫”（moshav shitufi），成员只拥有他们的房屋，以集体形式耕种土地。鲁平出身于普鲁士犹太人，是一个经过培训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把这种深沉却不可或缺的综合素质，外加勤勤恳恳、持之以恒和对犹太人缺点的严肃认识，带到将犹太复国主义理念转化为现实的事业中。与其他所有人相比，他负责更多的是这个新家园的螺母和螺栓、面包和黄油等具体细节。

保护新移民区不受强盗劫掠也是一个问题。第二次圣地移民潮中的青年人有的参加过反抗俄国大屠杀的犹太自卫团体；1909年，他们建立了舒梅林协会或民防团。当时拍摄的照片显示，他们挎着子弹袋和卡宾枪，蹬着俄式靴子，裹着阿拉伯头巾，看起来像是上过大学的哥萨克酋长。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是必要的，群龙无首，而一个人的出现满足了这种需要： 弗拉基米尔· 亚博京斯基（ Vladimir Jabotinsky，1880—1940）。与赫茨尔一样，他是一名作家和戏剧爱好者，他来自那座最浪漫的犹太城市——敖德萨。这座黑海岸边富裕的粮食出口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诚然，它位于俄罗斯，却具有强烈的国际性及近乎地中海的风情，拥有温暖的南方气息。亚博京斯基就很有代表性，会说俄语、德语、英语、法语和意第绪语，当然还会希伯来语。同大多数敖德萨犹太人一样——托洛茨基[25]是另一个代表人物——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演说家。到了20世纪，敖德萨有大约17万名犹太人，占据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既是最凶残的反犹主义中心，也是犹太文化的中心。不过，那里的犹太文化是世俗性质的，敖德萨是第一个由马斯基尔管理的犹太社区。正统的拉比憎恶此地，他们警告虔诚的犹太人不要踏足那个地方，他们说那里吸引了俄国犹太区的废物，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所多玛。据说：“地狱之火在敖德萨周围燃起，距离长达10帕勒桑[26]。”那座城市孕育了许多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如《自我解放》的作者列奥·平斯克、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哲学家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的犹太新闻界影响力大且态度强硬，亚博京斯基作为激进和有干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很快便从中脱颖而出。他还是敖德萨自卫队的活跃成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亚博京斯基被莫斯科的一份报纸任

命为流动记者，奔赴中东。土耳其人正把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当作潜在

的叛徒对待，他们的恐怖统治使超过8.5万的犹太人口降低至不足6

万。亚历山大城有1万名犹太难民，他们的居住环境肮脏恶劣，却由于

内部纷争而四分五裂。阿什克纳齐和塞法迪坚持各开各的施食处。来

自特拉维夫那所新赫茨尔学校的学生们根本不合作，除非用希伯来语

跟他们说话。亚博京斯基，对他最适合的描述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活动

家，跟邓南遮[27]非常相像，他认为需要一支军队，既可以团结犹太

人，也可以唤起他们摆脱对虐待的逆来顺受。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约

瑟夫·特伦佩尔多（1880—1920），一名参加过日俄战争的独臂英雄

士兵。这两个意志坚定的人顶着英国官方的巨大阻力，为那场战争成

功地做出了犹太人特殊的军事贡献：第一支锡安骡马队，然后是3个营

的皇家火枪团，第38营（伦敦东区）、第39营（美国志愿者）和从伊

休夫本地征募的第40营。[24]亚博京斯基在第38营服役，并指挥了约旦

河的渡河行动。但让他沮丧和忧心的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当

权派对保留犹太军团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因此英国人干脆将其

解散了。于是他组建了一支秘密自卫组织，该组织后来成为哈加纳，

是一支强大军队的萌芽。[25]

当地阿拉伯人对犹太民族家园事业显而易见且日益增长的敌意加

剧了亚博京斯基的担忧。由赫茨尔本人领导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贯倾

向于低估阿拉伯人。第一次到访伦敦的时候，赫茨尔相信了十分了解

巴勒斯坦的霍尔曼·亨特的预言：“阿拉伯人就是些劈柴挑水的人。

甚至不用撵走他们， 因为他们可以为犹太人提供非常有用的服

务。”[26]实际上，阿拉伯人正跟犹太人一样，发展出了民族主义精

神，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在20年后才开始自己组织起来。犹太人的民

族主义或者说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是

19世纪的独特现象。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是20世纪亚非民族主义的一

部分。他们的民族主义运动实质上始于1911年，当时被称为青年阿拉

伯协会的秘密团体在巴黎成立。该组织仿效青年土耳其党，而且跟它

一样，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战后，法国——正如我们

所见——从一开始就厌恶英国人的托管，于是在凡尔赛谈判期间就在

幕后搞反对的小动作，并允许青年阿拉伯协会在大马士革设立总部，

作为反英国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活动中心。[27]

少数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预见到，利用巴勒斯坦解决“犹太人问

题”可能转而会制造出“阿拉伯人问题”。1891年，在赫茨尔发起其

运动的6年以前，去过以色列地的阿哈德·哈阿姆就撰写了一篇名为

《来自以色列的真理》的文章。他提出了警告，他说，犹太复国主义

者认为阿拉伯人是意识不到正在发生什么的愚蠢野蛮人，这是大错特

错的。实际上：

阿拉伯人，跟所有的闪族人一样，头脑敏锐，非常狡猾……（阿

拉伯人）看穿了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和目的，但他们保持了沉默，因

为他们暂时还不担心未来有什么危险。但是，如果我们的人在巴勒斯

坦的活动发展到让这支本地民族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他们就再也不会

轻易让步了。应对一支我们想要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族必须多么小心

啊！向他们表达善意和尊重是多么有必要！……假如阿拉伯人判定其

对手的行动是在压迫他们或剥夺他们的权益，那么即使他们默不作

声，等待时机，他们的心里也一定在积蓄怒火。[28]

这种警告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定居点的规模抬高了地价，犹太

移民和机构发现跟阿拉伯人讨价还价很难：“我们的殖民工作需要的

每德南[28]土地都（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购买”，魏茨曼抱怨，“随

着我们工作的推进，价格涨到高得离谱的地步。我们每一步的进展都

会提高那片特定区域的剩余土地价值，阿拉伯地主不失时机地大赚一

笔。我们发现我们不得不用犹太人的黄金铺满巴勒斯坦的土地。”[29]

因此，犹太人往往将阿拉伯人看作贪婪的业主——或者，甚至是无知

的劳工。一想到这一点，还有阿拉伯人从犹太复国主义获益的许多其

他方面，他们就打消了自己的负疚感。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忽视了

阿拉伯人，只把他们当成人情风物的一部分。阿哈德·哈阿姆迟至

1920年还记录道：“从巴勒斯坦殖民进程开始至今，我们一直把阿拉

伯人当作不存在。”

阿拉伯的军队为两边作战并被双方争取，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终在

战争期间活跃起来。就协约国而言，他们在战时需要人家的支持，就

给无数的民族开出了许多远期支票。和平到来的时候，一些支票却无

法兑现，尤其是阿拉伯人，他们发现自己收到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代

替建立一个阿拉伯大国的是，他们成了被保护者。在叙利亚和黎巴

嫩，他们的保护国是法国，在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他们的保

护国是英国。在面对和争取那个备受瞩目的“和平”时，唯一捞到好

处的阿拉伯宗族是阿拉伯半岛的沙特王室。哈希姆家族族长埃米尔·

费萨尔得到了英国支持，对于外约旦的情况心满意足。他对犹太定居

点怀有好感，认为那将会提高阿拉伯人的生活水平。1919年3月3

日， “ 我们阿拉伯人， ” 他给费利克斯· 弗兰克福特[29] 写信时

说，“尤其是我们当中受过教育的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怀有最深

切的同情……我们会向犹太人致以最衷心的问候，欢迎回家。”[30]

但费萨尔过高估计了阿拉伯温和派准备与犹太人合作的人数和勇

气。事实上，英国人在战争期间就得到了警告，如果关于犹太家园的

传言被证明是真的，那么他们一定是自找麻烦：“在政治上，”赛克

斯最好的阿拉伯情报提供人写道，“一个巴勒斯坦的犹太国家对近东

地区的持久和平来说意味着永久的风险。”[31]英国主管负责的当权

派，艾伦比、参谋长博尔斯将军、耶路撒冷总督罗纳德·斯托尔斯爵

士，对此了解得很清楚，因此他们极力打压民族家园这个想法。对于

《贝尔福宣言》，命令是这么说的：“必须得到极为机密的处置，绝

不能以任何形式发表。”一段时间内，他们甚至提议立费萨尔为巴勒

斯坦的国王。[32]但这与英国当局力图安抚阿拉伯人这一事实——因此

旋即被一些犹太人指责为反犹主义——没什么区别。战后从埃及返回

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还有更多从乌克兰逃离白俄屠杀的人到达，标

志着已经到了阿拉伯人，用阿哈德·哈阿姆的话说，开始感受到威胁

的程度了。1920年3月初，加利利发生了一系列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

点的袭击事件，在其中一次袭击中，特伦佩尔多遇害；耶路撒冷随后

也发生了阿拉伯人骚乱。首次让自己的自卫队行动起来的亚博京斯基

被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哈加纳成员，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他

被判处15年劳役。阿拉伯人的骚乱者也被判有罪并入狱，其中包括哈

吉·阿明·侯赛尼，逃离了该地区的他被缺席判处10年监禁。

在暴动之后的一片哗然声中，劳合·乔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犹太人声称英国军队在保护犹太人生命和财产方面毫无用处，力图安

抚他们的劳合·乔治派出了塞缪尔担任高级专员。欣喜的犹太人宣布

胜利，他们在塞缪尔刚刚到达的时候就用抱怨和要求把他淹没了。魏

茨曼暴跳如雷。“塞缪尔先生会感到非常厌恶的，”他给巴勒斯坦犹

太复国主义办事处的埃杜博士写信说，“然后就会拒绝帮助犹太人社

区，就像其他人那样，那样我们的最佳时机就落空了。”[33]其实那还

不是真正的问题。塞缪尔并不介意犹太人的纠缠。他介意的是阿拉伯

人不公的指责，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塞缪尔总是试图做到两全其美。

他想做一个不信上帝的犹太人，他想做一个不参与任何犹太复国主义

组织的犹太人。现在他想在不得罪阿拉伯人的情况下安排犹太民族家

园。这种事情不可能办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固有的完整观念是，巴

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别指望在犹太人定居的主要地区享有全部权利。但

是，《贝尔福宣言》特意提出保障“现有非犹太社区”的民事和宗教

权利，而塞缪尔对此的理解就是阿拉伯人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

会。他的确将这个说法视作他的使命原则。“务实的犹太复国主

义，”他写道，“是满足这个基本条件的犹太复国主义。”[34]塞缪尔

相信自己能够捋顺这个怪圈。他不信仰耶和华，他的《圣经》是莫利

勋爵那部灾难性的著作《论妥协》。

因此，正如犹太人很快发现的那样，他不是来平息事态的，而是

来兴师问罪的。甚至在他作为高级专员抵达之前，他就把“阿拉伯人

问题”定义为“主要考虑”。他批评犹太复国主义者没有意识到“阿

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和价值”，那是“实实在在的，可不是虚张

声势”。如果有谁需要被安抚，那也是阿拉伯人：“把高压政策当作

唯一选择，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可能被证明是失败

的。”犹太人必须做出“巨大的牺牲”。1921年8月10日，他给魏茨曼

写信称，“除非十分小心地驾驶，否则犹太复国主义这条船就会触上

阿拉伯人的礁石失事”。他告诉巴勒斯坦的犹太领袖们：“你们是在

自己招引大屠杀，只要你们忽视阿拉伯人，大屠杀就会发生。你们对

他们不理不睬……在达成谅解方面，你们什么也没做。你们就知道怎

么向政府抗议……犹太复国主义在取得居民同意方面一件事都还没

做，若是没有这种同意，移民将是不可能完成的。”[35]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非常好的建议。可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

说，困难在于，在20世纪20年代初那段混乱时期，他们发现努力支撑

定居点都非常困难，完全没有精力和财力向阿拉伯人做出姿态。无论

如何，虽然提供给他们这样的建议，但塞缪尔的其他行动排除了接受

这个建议的可能。他信仰平等，奉行不偏不倚。他没有领会到，正如

犹太人和反犹分子之间没有平等的空间一样，你不可能在犹太移民和

根本不欢迎他们的那些阿拉伯人之间做到不偏不倚。他的第一步行动

就是赦免1920年的骚乱者，此举的目的是释放亚博京斯基。但平等就

意味着宽恕率先发动骚乱的阿拉伯极端分子。

接下来，轮到塞缪尔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了。英国人在与阿拉伯

人打交道时遇到的一个困难是，他们没有官方领袖，费萨尔国王的诏

书出了约旦就没用了。于是他们创造了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这个头衔。

1921年3月，该头衔的现拥有者，一家本地望族的族长去世了。他的弟

弟就是臭名昭著的骚乱者哈吉·阿明·侯赛尼，如今得到赦免，并且

重回政治舞台。任命一名新穆夫提的程序是，由当地虔诚的阿拉伯穆

斯林选举团选出三名候选人，由政府从中批准一人。哈吉·阿明那时

只有25岁左右，无论是年龄还是学识都没资格担任这个职位。自从

《贝尔福宣言》发表以后，他一直是激烈的反英分子。他毕生都对犹

太人怀有强烈的仇恨。除了他的10年判决之外，他还被警方档案列为

危险的煽动者。选举团的大部分人是温和派，果然，哈吉·阿明的选

票数量垫底，只获得8票。一位温和又有学问的人，谢赫·希萨姆·

丁，被选了上去，于是塞缪尔高兴地批准了他的任命。随后，侯赛尼

家族和民族主义极端势力——带头发动1920年骚乱的那些人——掀起

了一场恶意的诋毁运动。他们把抨击选举团的海报在耶路撒冷贴得铺

天盖地：“那些可恶的叛徒，你们都知道是谁，已经勾结犹太人选出

了他们那伙儿指定的穆夫提。”[36]

不幸的是，英国官员里有一位曾经的建筑师、罗纳德·斯托尔斯

爵士的助理，名叫埃内斯特·T.里奇蒙，他为高级专员担任穆斯林事

务顾问。他是一名激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秘书长吉尔贝·克莱登

爵士把他叫作“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对头”。“他公然敌视犹太复国

主义政策，几乎不加掩饰地公然敌视陛下政府的犹太人政策，”殖民

地部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叙述，“政府……的秘书处拒绝接纳里奇蒙

先生这样极端偏袒的人员将大有益处。”[37]正是里奇蒙，说服那位温

和的族长退职，然后让塞缪尔确信，考虑到这次煽动事件，让哈吉·

阿明成为大穆夫提将是对阿拉伯人的一次友好表态。1921年4月11日，

塞缪尔见到了那位年轻人并且相信了“他的家族势力和他本人将会致

力于稳定的保证”。3个星期后，雅法和其他地方发生骚乱，43名犹太

人在骚乱中遇害。[38]

在人们看来只是英国在一块无足轻重的保护领地上任命的一个级

别不高的职位，竟然成为那个世纪最具悲剧性和决定性的错误之一。

即便阿拉伯领导人通情达理，犹太人——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合作

协议是否可行尚不清楚。但一旦哈吉·阿明成为大穆夫提，那就是绝

对不可能了。塞缪尔先是判断失误，又错上加错地推动组建最高穆斯

林委员会，该组织迅速被那位穆夫提及其同伙控制，变成了一个恐怖

的专制工具。更糟糕的是，他鼓励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与他们的街坊

邻居交流，推行泛阿拉伯主义。于是这位穆夫提就可以传播泛阿拉伯

运动，包括他强烈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他是一个善于言辞的刽子手和

刽子手的组织者，他的大多数受害者是自己的阿拉伯同胞。他的主要

目标是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世界压制温和派，而且他完全成功了。他

成为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对手，时机到来，他便与纳粹携手，坚决

支持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但是，他那失衡人格的大部分受害

者是普通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根据历史学家埃利·凯杜里的充分观

察，“1947年以前，操纵巴勒斯坦人政治方略的正是侯赛尼家族，他

们彻底毁了巴勒斯坦人”。[39]

这位大穆夫提的阴暗成就就是在犹太人和阿拉伯领导阶层之间扯

开了一道此后再也没能弥合的裂痕。他掌权的前一年，在1920年的圣

雷莫会议上，英国托管和《贝尔福宣言》正式被确定为凡尔赛体系的

一部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代表团在皇家酒店同坐一张桌子，庆祝这

一事件。到了1939年2月，试图解决阿拉伯人——犹太人分歧的三方会

议在伦敦召开时，阿拉伯人拒绝在任何情况下与犹太人坐在一起。[40]

这就是那位穆夫提干的坏事，而且从长远来看，未能与犹太人直接谈

判，迫使他们开始采取单边行动，导致阿拉伯人失去了自己在巴勒斯

坦的位置。

不管怎样，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这种冲

突指出的方向不是两个民族在其中都享有权益的统一国家，而是某种

形式的分割。如果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得到认可，那么得到合理解决

的机会将会大得多。遗憾的是，托管是诞生于凡尔赛的成果，那段时

间大家普遍认为普适理念和人类兄弟般的关系可以克服更为古老而原

始上的不和。为什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不能在英国的亲切目光下和国

际联盟的终极监督下一同和谐发展呢？但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并不处

于平等的层面上。阿拉伯人已经建立了几个国家；很快还会有更多国

家。犹太人什么也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一条原则就是必须成立一个

让犹太人觉得安全的国家。如果他们不能从某种根本程度上控制这个

国家，他们怎么可能觉得安全？而那就意味着单一制而非二元制；只

能犹太人统治，权力不能分享。

这是《贝尔福宣言》中暗示的，正如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于

1921年6月22日向帝国内阁会议解释的那样。加拿大总理阿瑟·米恩问

他：“根据贝尔福先生的保证，您会如何定义我们关于巴勒斯坦的责

任？”丘吉尔：“我们会尽全力地做出最真诚的努力，为犹太人提供

自行建立民族家园的机会。”米恩：“让他们掌控政府？”丘吉

尔：“如果历经多年，他们在那个地区占据多数，他们自然会接管政

府。”米恩：“按照与阿拉伯人的比例？”丘吉尔：“按照与阿拉伯

人的比例。我们做出了平等的承诺，我们不会让阿拉伯人离开他们的

土地或者侵犯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41]

由此看来，巴勒斯坦的未来完全取决于犹太移民问题。那是犹太

复国主义的另一条原则，所有犹太人都应该自由地回到这个民族家

园。英国政府最初接受了这一点，或者不如说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

在以巴勒斯坦作为民族家园的所有早期讨论中，假设都是没有足够的

犹太人愿意去那儿，而不是数量太多。正如劳合·乔治所说，“人为

限制犹太移民好让犹太人一直是少数民族的念头从没进入过从事制定

这项政策的所有人的头脑里。那会被视作不公平和正对我们有好感的

这个民族的欺诈”。[42]

不管怎样，移民很快就成了问题。这是阿拉伯人抵抗越来越集中

的焦点。这也不奇怪，因为犹太人反对英国人想要在他们尚处于少数

民族地位时发展代议制机构的打算。正如亚博京斯基所说：“我们担

心，我们不想在这里要一个正常的体制，因为巴勒斯坦的局势并不正

常。它的大多数‘选民’尚未返回这个地区。”[43]巧合的是，这种不

讨好的主张并未经受得住考验，因为阿拉伯人出于自己的原因，同样

决定（1922年8月）不配合英国的政策。可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太

移民是犹太人最终政治力量的关键，所以他们煽动的目的就在于阻止

移民。塞缪尔被这个策略欺骗了。他上任之后，对阿拉伯人做出的姿

态之一是允许《巴勒斯坦报》再次面世，这份极端主义的阿拉伯日报

1914年因为“煽动民族仇恨”而被土耳其人停刊。这项举动、对那位

大穆夫提的任命及类似行为直接导致了1921年5月被恐惧犹太人“占

领”煽动起来的大屠杀。塞缪尔对骚乱的回应是暂时完全中止犹太人

移民。从波兰和乌克兰大屠杀逃离出来的3船犹太人被送回伊斯坦布

尔。塞缪尔坚称，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大规模移民不可行”，必

须“得到明确的承认”。他告诉戴维·埃杜，他不会弄出“第二个爱

尔兰”，而且“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不能强制推行”。[44]这激起了犹太

人的诸多激烈反应。埃杜骂塞缪尔是“犹大”。鲁平说他已经沦

为“他们眼中犹太人事业的叛徒”。1921年7月，魏茨曼向丘吉尔抱

怨， “ 战时承诺的犹太民族家园现在已经变成了阿拉伯民族家

园。”[45]

这句话是夸大其词了。20世纪20年代，犹太民族家园只是发展缓

慢，但英国人对移民的限制并非主要阻碍因素。经过第一年的磨难

后，塞缪尔就以一个成功的行政官员的形象出现。他的继任者，普卢

默勋爵（1925—1928），表现得甚至更好。现代公共服务系统被创建

起来，法律和秩序发挥作用，巴勒斯坦人多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开始享

受适度的繁荣。犹太人本应顺应这一环境的东风，让1917年声明后得

以出现的伊休夫实现快速发展，但是他们没有。原因何在？

一个原因是犹太领袖们自己都分成了两拨，双方各有目标和方

法。魏茨曼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他一直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

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基础打得越坚实，这个国家才更有可能生

存和繁荣。他对英国托管这段漫长时间内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希望看

到在巴勒斯坦首先出现的是本身很出色并且可以延续下去的社会、文

化、教育和经济体系。正如他说的：“纳哈尔、德加尼亚、大学、鲁

滕贝格电气工厂、死海特许经营，对我来说，它们的政治意味远远大

于主要政府和主要政治党派的所有承诺。”[46]

其他犹太领袖各有不同的优先考虑。20世纪20年代，以色列主要

的新生政治力量是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对他来

说，最要紧的是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及其将要建立的国家的政治和

经济性质。他来自波兰王国的普翁斯克，与数以千计聪明、年轻的东

方犹太人一样，他认为“犹太人问题”永远无法在一个资本主义框架

内得到解决。犹太人自身必须回到他们的集体主义根源。早期的社会

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者纳赫曼·瑟尔金（1868—1924）坚持认为犹太人

是一支拥有自己命运的离散民族，不过也主张只能在一个合作性质和

集体主义的国家内实现这种命运。因此，民族家园必须从一开始就是

社会主义的。本-古里安支持这种主张。他的父亲阿维格多·格里宁是

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让自己的儿子在一所现代化希伯来学校接

受教育，还找来私人教师教授他世俗学科。本-古里安在各个时期都自

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他来说，由于自身教养的结果，生活的教科

书不是《资本论》，而是《圣经》——尽管他把它当作一部世俗历史

和指南来看。他还是一名犹太神童，不过他是那种将惊人的意志、激

情和活力投入行动而非研究的人。14岁时，他组织了一个犹太复国主

义青年团体。17岁时，他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组织犹太复国工人党

的活跃分子。20岁时，他移民到以色列地，是该党中央委员会成员，

也是1906年10月该党第一份政治纲领的制定者之一。

青年时期的本-古里安奔波于国际舞台。他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

尔和埃及的犹太社区居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大部分时间待

在纽约，组织引导潜在移民前往巴勒斯坦的拓荒先锋机构，不过他也

在犹太军团服过役。但所有这些活动都始终不变地遵循三个显著原

则。第一，犹太人必须把返回那片土地作为首要任务；“移居那片土

地是唯一真正的犹太复国主义，其他一切都是自欺欺人、空话连篇，

或者仅仅是一种娱乐消遣”。[47]第二，新社区的构建目的必须是在社

会主义的框架内促进这一过程。第三，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文化纽带

必须是希伯来语。

本-古里安从未偏离这三条原则。但他寻求实现它们的政治工具是

多样化的，这将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特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党派始终在经历变迁，在此我们不再赘述。本-古

里安尤其是一名众所周知的党派缔造者和分裂者。1919年，他召开了

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10年后（1930），他将其与犹太复国工人党某

政治派别合并，组建了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比较连贯持久的是犹太

复国主义工会运动，建立了犹太工人总工会，1921年，他成为该组织

的总书记。他把这个组织变成远远超越工会联盟的某种存在。按照他

的原则，他把它打造成为一个移民机构、拥有并资助农业和工业项目

的积极倡导者，后来又成为土地和产权的主要所有者、犹太复国主义

——社会主义机构的中流砥柱。事实上正是在20世纪20年代，本-古里

安为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了基本的制度特色。但这些耗费了

他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他所有努力的最终目的都是加速移民进程，可

直接结果并非如此。虽然基础设施正在成形，居住于其中的人却迟迟

没有到来。

那就是亚博京斯基最关心的事情。他绝对优先考虑的是尽可能早

地让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那样的话，他们可以在政治上

和军事上被组织起来，才能接管这个国家。当然，像魏茨曼说的那

样，推进具体的教育和经济项目是没错。但人的数量是第一位的。像

本-古里安坚持的那样，定居这片土地，也没错。但人的数量是第一位

的。魏茨曼和本-古里安坚决主张他们应该区分不同类型的移民，这种

观点遭到了亚博京斯基的嘲笑。本-古里安想要愿意从事繁重体力劳动

的拓荒者，从而完全摆脱对阿拉伯劳动力的依赖。他和魏茨曼都敌视

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派别，那些人于1902年建立了米兹拉希（“精神

中心”）党，并于1920年将他们的活动转移至巴勒斯坦。米兹拉希开

始兴建他们自己的学校和机构网络，与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行发

展，并开展了他们自己的移民运动。在魏茨曼看来，米兹拉希正在助

长错误类型的犹太移民：从贫民窟来的犹太人，尤其是从波兰来的，

他们不想在土地上劳作，只想住在特拉维夫，开设资本家的商号，而

且要是他们还精明的话，还会从事土地投机生意。

1922年，一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丘吉尔结束了移民禁令。然而

他在同年发布的白皮书中首次坚称，移民虽然不能受限但必须考

虑“该地区当时的经济容量来吸纳新来的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

犹太人只要能够出示2500美元，就可以得到居住签证，而魏茨曼争论

的正是这一点，结果是米兹拉希式的资本家移民占据了主导地位。亚

博京斯基觉得这只是次要问题。人的数量是第一位的。看到魏茨曼和

英国政府按照他们自己的步调处理问题，以确保犹太人的巴勒斯坦是

一个拓荒者的国家，即使那需要花费上百年才能建立，他并不满意。

他想要快速的发展，回顾起来，必须得说，对于丑陋的现实，他的直

觉要比其他那两位都要强烈。

亚博京斯基根本不准备接受英国的移民管理。他希望这方面成为

犹太决策者的唯一关注点，在他看来，决策者应该把逐步设立国家制

度作为当务之急。1923年，他据此离开了犹太复国主义执行委员会，

两年后建立了犹太复国修正主义联盟，以便利用犹太资本的全部资

源“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最多的犹太人”带到巴勒斯坦。他在东欧吸引

了数量庞大的追随者，尤其是在波兰，那里的修正主义青年激进派贝

塔尔——年轻的梅纳赫姆·贝京成为该组织的组织者——身穿制服，

接受操练并学习射击。他们的目标是以一种迅速和不可抗拒的意志行

动实现犹太国家的建立。

实际上，这3位犹太领袖全都过高地估计了20世纪20年代犹太人移

民巴勒斯坦的实际意愿。在战后紧接着的动乱过去之后，尤其是波兰

和乌克兰的大屠杀，犹太人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分享了10年的繁荣，

乘船前往海法的迫切愿望降低了下来。1920年和1921年的骚乱让他们

望而却步。20世纪20年代，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确实翻了一番，达到

16万。农业聚居地的数量同样如此，截至这个10年快结束的时候，110

处农业聚居地雇用了3.7万名犹太工人，耕种土地17.5万英亩。但是移

民的总人数只有10万，其中25%并没有留下。因此净移民数每年只有

8000。甚至在1927年，20年代的繁荣顶峰，只有2713人来到这里，

5000多人离开。1929年，世界经济的分水岭年度，到达和离开的人数

大致持平。

在这个过程中，大好机会被错失，悲剧正在酝酿。风平浪静的年

份，巴勒斯坦相对开放，犹太人不会来。从1929年开始，他们在欧洲

各地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更重要的是，还有他们的安全状况开始恶

化。但是随着他们前往巴勒斯坦的渴望增强，进入那里的障碍也随之

增多。1929年又发生了一起大屠杀，超过150名犹太人在屠杀中丧生。

英国的反应一如既往，就是收紧移民。工党殖民大臣帕斯菲尔德勋爵

毫无同情心，他的1930年白皮书是英国国家文件中第一份明明白白反

犹太复国主义的信号。他的妻子， 贝亚特丽斯· 韦布告诉魏茨

曼：“我不明白为什么犹太人对他们民族在巴勒斯坦被杀了几十个人

这么大惊小怪。伦敦每个星期都有那么多人死于交通事故，没人会关

心。”[48]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比较善解人意。多亏了他，移民

恢复了。

如今好几十万越发惊恐的犹太人想要进入巴勒斯坦。然而与每一

波犹太移民潮相伴随的都是阿拉伯人更加暴力的抵触浪潮。亚博京斯

基认为每年3万人才算令人满意。1934年，这个目标被超过了，那一年

有4万人到来。第二年，这个数字增长超过50%，达到6.2万。随后的

1936年4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阿拉伯人起义，英国人第一次开始面

对托管崩溃的糟糕现实。1937年7月7日，皮尔勋爵领导的委员会提交

报告，建议将犹太移民的名额减少至每年1.2万个，而且对土地交易也

要设定限制条件。不过该报告也提出了三路划分。沿海一带，加利利

和伊茨雷埃勒谷地应该成立一个犹太国家。朱迪亚山脉、内盖夫和埃

弗拉伊姆应该成立一个阿拉伯国家。英国将在从耶路撒冷经过利达和

赖姆莱到雅法一带行使托管。阿拉伯人愤怒地拒绝了这个建议，1937

年再次发动起义。次年，在开罗召开的泛阿拉伯会议采纳了一项方

针，所有阿拉伯国家和团体据此承诺采取国际行动，阻止犹太复国主

义国家进一步发展。英国放弃了划分计划，1939年年初，在阿拉伯人

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不抱希望的伦敦三方会议失败之后，《贝尔福宣

言》也被悄无声息地抛弃了。5月，一份新的白皮书公布，明确要求5

年内还可以准许进入7.5万人，此后若是不经阿拉伯人的同意，再也不

许移民。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应该开始逐步独立。迄今为止，巴勒斯

坦有50万名犹太人。但阿拉伯人依然占据大多数。因此如果英国的方

案得以实施，阿拉伯人将掌控新诞生的国家，现有的犹太人将被驱逐

出去。

这一系列不幸事件相应地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内部带来了压力，

因为各个派系在如何应对这些事件方面存在分歧。1931年，在米兹拉

希的煽动下，魏茨曼被赶下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主席的职位。同

年，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的选举中形成了三大派系，犹

太复国主义工人党占据了71个席位中的31个，修正主义占据16席，米

兹拉希得到5个席位。分歧延伸到了军队：修正主义者和米兹拉希，还

有其他非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脱离了哈加纳，组建了一支与

其竞争的力量——伊尔贡。

存在于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与修正主义者之间的根本性裂痕从出

现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条裂

痕正在谩骂声中加深扩大。修正主义者谴责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与英

国人沆瀣一气，背叛了犹太人的事业。修正主义者则被痛斥为“法西

斯”。本-古里安把亚博京斯基叫作“弗拉基米尔·希特勒”。1933年

6月16日，犹太事务局政治部主任哈伊姆·阿尔洛索罗夫在特拉维夫海

岸被谋杀；该机构是1929年为协调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努力而成立。

他是一名态度激烈的工党复国主义者，因此修正主义极端分子立即受

到怀疑。其中两人，修正主义极端组织铁腕联盟成员亚伯拉罕·斯塔

夫斯基和泽维·罗森布拉特被捕并被控谋杀。该组织的理论家阿巴·

阿希梅厄被控共同犯罪。斯塔夫斯基在一名证人的做证下被判有罪，

被判处绞刑，但上诉后被无罪释放，因为根据旧有的土耳其法律，死

刑案件中只有一个证人是不充分的。这项罪行从未告破，它在双方的

记忆里持续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怨恨。对工党来说，修正主义者不

会停止谋杀。对修正主义者来说，工党已经堕落到使用外邦人由来已

久的迫害伎俩，血祭诽谤。

这种分歧背后是犹太人在处理方式方面存在的真实而苦恼的困

境。一些人本以为有了《贝尔福宣言》，犹太人问题从此就可以得到

解决，然而到头来，它仅仅是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不可能选择。世界各

地的犹太理想主义者请求他们的领袖向阿拉伯人妥协。到了1938年，

最伟大的在世犹太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依然是从乌托邦的角度看待

民族家园的：“比起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我宁愿看到在和平共存的

基础上与阿拉伯人达成合理的协议……我对犹太教本质的认识与一个

有边界、军队和一定世俗权力的犹太国家相抵触，无论它多么低调。

我担心犹太教将遭受内部损害——尤其是来自我们自己阶层内部的狭

隘民族主义发展的损害。”[49]其他人对这种损害同样担忧。可他们更

担忧受到冲击的犹太人没有避难国可以投奔。阿拉伯人怎会允许建立

这样的国家呢？亚博京斯基主张犹太人必须假设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情

绪与他们自己的一样强烈和顽固。因此：

梦想我们与阿拉伯人之间达成自愿协议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

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可能……每个民族，不管文明还是原始，

都把自己的土地看成自己的民族家园，他们都希望作为唯一的土地主

人，永远地待在这儿。这样的民族永远不会欣然同意接受新的土地主

人，甚至是合伙人。每个本地民族都会与外来移民斗争，只要有摆脱

他们的希望。所以他们会做出反应，（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会做

出反应，只要他们心中有阻止巴勒斯坦变成以色列地的一线希望。

他得出结论，只有一道“由犹太人的刺刀铸成的钢铁之墙”，才

能迫使阿拉伯人接受这种无从避免的情况。[50]

1923年，亚博京斯基发表了这项严酷声明。他那犹太人承受不起

理想主义的主张在此后的20年间得到了越来越强的逻辑支持。那不只

是为犹太人的巴勒斯坦配备一道由刺刀铸成的钢铁之墙以确保其安全

的问题，还是欧洲的犹太人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近乎于到处都充满

敌意的世界上究竟能否生存的问题。

因为《凡尔赛和约》不仅让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感到痛苦失望。

1914—1918年的那场战争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将会废除过时

的现实政治，开创一个公正时代，扫除世代相袭的旧帝国，赋予所有

民族它们应该分得的自治权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民族家园就是这

个理想主义方案的一部分。不过对大多数欧洲犹太人来说，同样重要

的是，这份和平条约向他们提供了保证，让他们在欧洲离散期间享有

完整的公民权。在迪斯雷利的推动下，主要国家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

上第一次尝试保障犹太人的最低权利。但该条约的条款一直被回避，

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二次更加彻底的尝试是在凡尔赛做出的。克伦

斯基的临时政府已经赋予俄国犹太人完整的权利。在所有被和平体系

建立、扩大或缩小的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奥地利、捷

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土耳其、希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

亚——向包括犹太人在内的被列出的少数民族赋予权利的条款在凡尔

赛被写入条约。于是理论上，在类似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

治这些设计条约的人心中，犹太人无疑是主要受益人之一：他们在巴

勒斯坦得到了他们的民族家园，如果他们选择留在他们定居的地方，

他们也享有完整和有保障的公民权。

结果证明，《凡尔赛条约》是这场最严重的犹太人悲剧的关键环

节。因为它是不用刀剑的契约。它重新绘制了欧洲地图，对年代久远

的争端强加新的解决方案，却根本没有切实的执行手段。它随后引发

了20年不断升级的不稳定局面，它本身的条款引起的可怕仇恨占据了

主导地位。在这种不满、断断续续的暴力事件，以及不确定性的气氛

中，犹太人的地位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没有保障了。就像困

难时期总会发生的那样，犹太社区往往会成为一切不安和敌对的焦

点。犹太人对此已经习惯了。若仅限于此，他们还能免于成为当地特

定的仇恨目标。但如今又出现了一种敌意动机——犹太人对布尔什维

克主义的认同。

对此，犹太人要承担一定责任；确切地说，是一个特定政治类型

的犹太人要承担责任，他们是19世纪下半叶激进的政治活动中涌现出

来的犹太人：非犹犹太人，这些人作为犹太人，却完全拒绝犹太人的

存在。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在短暂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在欧洲和

犹太人历史中至关重要。他们中间最具代表性的是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她来自波兰王国的扎莫希奇，她

是不折不扣的犹太人。她的祖先起码可追溯至20世纪的拉比，她的母

亲是拉比的女儿和姐妹，总是没完没了地向她引用《圣经》。而且更

没什么理由，她对犹太教或意第绪文化从未表示出一丁点兴趣（尽管

她喜欢意第绪笑话）。按照犹太社会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斯特里

奇所指出的，她对社会公正不同寻常的热情和对辩证法的迷恋似乎是

由一代代拉比学问孕育出来的。[51]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她都是一个极

端的马斯基尔。她对犹太民众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木材

商，把她送进了华沙一所贵族学院，里面主要是俄国官员的孩子。18

岁时，她偷渡出境，前往苏黎世完成学业。1898年，为了得到德国国

籍，她与一名德国画家建立了一段婚姻关系。后来，她将自己的整个

生命都投入了革命政治活动。

如果有可能避免，罗莎·卢森堡从不提及她的犹太人身份。她试

图忽略加诸她身上的反犹攻击，但这经常很困难，因为德国报刊上会

出现关于她的最丑恶的讽刺画。此外，拥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德国工会

会员和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攻击都带有一种强烈的反犹色彩。他们不喜

欢她那种有智力优越感的论调，还有她对“工人们”想要什么的自以

为是的断言。她对此毫不在意。“对马克思的追随者来说，”她写

道，“就像对于工人阶级一样，犹太人的问题本身并不存在。”对犹

太人的攻击，在她看来，只局限于“俄国南部和比萨拉比亚偏远的小

村庄里面——换句话说，革命运动薄弱或者不存在的地方”。对那些

声称她同情针对犹太人的暴行的人，她无动于衷。“为什么你们要专

门拿出你们犹太人的苦难？”她写道，“我对普图马约可怜的印度受

害者、非洲的黑人……同样感到惋惜，我无法在内心为犹太贫民窟找

到一个专门的角落。”[52]

罗莎·卢森堡在道德和情感上的扭曲是试图迫使人采纳一种思想

结构而不允许人们从实际行为方式中逐步发展出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典

型特征。东欧的犹太人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为产物。他们是真实的

人，有自己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他们的悲哀同样足够真实，他们承

受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甚至拥有自己的社会主义政党

——创建于1897年的“崩得”（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总工会的缩

写）。“崩得”积极地开展运动，为犹太人争取完整的公民权。但

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后犹太人是否应该获得一个自治国家的问题

上，“崩得”分子产生了分歧。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同样感到困惑，

而且由于移民，他们的队伍始终在减员，所以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队

伍圈限在一道意第绪民族文化的防御工事中。

对犹太文化独特性的坚持让他们尤其为那些犹太社会主义者所厌

恶，比如完全否认犹太人一切社会或文化特质的罗莎·卢森堡。这些

人激烈地批判“崩得”分子的主张。他们对各个犹太政治组织的敌意

发展成为革命左派的正统观念。

对我们来说，如今很难回到那些非常聪明又受过良好教育却相信

这种理论的犹太人的头脑里看一看。但是他们中数以千计的人就是相

信了。他们痛恨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摆脱它在道德上最能被接受的方

式就是为革命斗争。它为他们的革命斗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澎湃激

情，因为他们相信，斗争的成功将会让他们从犹太人负担中得到个人

解放，还会让全人类从专制中得到解放。

首先正是在俄国，犹太人被等同于革命暴力的现象最为醒目突

出。虽然1917年10月在那儿建立布尔什维克政府专政的起义缔造者列

宁不是犹太人，但执行代表是列昂·托洛茨基（1879—1940），原名

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龙斯坦。他的父亲就是一名乌克兰农民，可托

洛茨基本人是敖德萨世界主义的产物（他上的学校是路德教会办

的）。他宣称犹太教和反犹主义对他的成长都没产生什么影响。可影

响显然是有的：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在伦敦举

行），他对犹太崩得分子的穷追猛打就有些不正常，近乎仇恨，他们

把这些人撵出会场，从而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铺平了道路。他抨击赫

茨尔是“无耻的冒险家”，一个“令人厌恶的人”。

对犹太人来说，这场革命的直接后果和长远的、本地区域和世界

范围的后果全都令人震惊。试图摧毁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军队把所有的

犹太人都当作敌人。在乌克兰，内战演变成为犹太人历史上最大规模

的屠杀。出现了超过1000起涉及杀害犹太人的独立事件，波及了乌克

兰700多个社区和俄国数百个社区。6万至7万名犹太人遇害。[53]在东

欧其他地方，类似这种把犹太人等同于布尔什维克的现象直接导致对

无辜犹太社区的凶残袭击。在波兰和贝拉·库恩政权倒台后的匈牙

利，袭击尤其血腥。整个20世纪20年代，袭击在罗马尼亚断断续续地

发生。在这三个国家，本国的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由非犹犹太人创建

并掌管的，而每一次付出代价的都是贫民窟和村庄里不关心政治并遵

守教规的传统犹太人。

为这一切增加了悲惨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俄国的普通犹太人并

未从革命中得到好处。恰恰相反。他们本已从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那里

获益不少，得到了完整的选举权和公民权，包括组建自己的政党和文

化团体的权利。在乌克兰，他们参加了临时政府；由一名犹太人负责

单独的犹太事务部；他们本会受到《凡尔赛条约》少数民族条款的保

护。在立陶宛，这些少数民族的保障实施得很不错，那里的大型犹太

社区也许是两次大战间隙东欧最令人感到满意的犹太社区。

借助于十月革命的爆发，《锡安长老会纪要》迅速传播，甚至在

反犹主义只是客厅而非街头现象的英国都一度产生了破坏力极强的影

响。《泰晤士报》驻俄罗斯的通讯记者罗伯特·威尔顿和《晨邮报》

的维克托·马斯登全都激烈地反布尔什维克，而且同样倾向于反犹。

两人认可被他们视为真实的《锡安长老会纪要》的说法。1919年11月

27日，《泰晤士报》以“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为题登载了一封

信，包括一份来自“韦拉克斯”的投稿：“犹太教的本质……最重要

的是一种种族自豪感，对他们的优越性的一种信仰，相信他们最终会

胜利，深信犹太人的智慧胜过基督徒的智慧，简言之，就是一种与天

生的信念相一致的态度，这种信念就是犹太人是被选中的民族，总有

一天注定会成为人类的统治者和立法者。”《犹太世界》发表评

论：“韦拉克斯的信件标志着一个邪恶的新时代开始了……我们再也

不能说这个热爱《圣经》超过一切的国家没有反犹主义了。”[54]次年

年初，《晨邮报》的编辑H.A.格温为以《锡安长老会纪要》为基础的

佚名书籍《世界动荡的原因》写了一篇序言。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

能不是真的，他写道：“它们主要关注的事实是，虽然包括那些内容

的书籍是1905年出版的，但犹太布尔什维克如今正在几乎分毫不差地

实施《锡安长老会纪要》中概述的计划。”他强调“目前布尔什维克

政府中95%以上是犹太人”。这份出版物列出了其中50名成员的一份名

单，包括他们的“假名”和“真名”，并声称这些人里面只有6个俄国

人、1个德国人，剩下的都是犹太人。[55]1920年5月8日，《泰晤士

报》基于《锡安长老会纪要》是真实的假设，发表了一篇题为“犹太

危险”的文章。文章问道，英国“逃过了德式秩序，难道要落入犹太

秩序”？

犹太人终生的朋友丘吉尔对英国海军武官在俄国首都被杀大为震

惊。犹太人是世界上最不一般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对宗教的贡

献“ 价值胜过其他所有知识和其他所有学说” 。但是如今， 他

说，“这个令人惊奇的民族已经创建了另外一套道德和哲学体系，这

一套体系充斥的恨与基督教饱含的爱程度相仿”。[56]曾经被关进布尔

什维克监狱的维克托·马斯登带着可怕的传言回来了。“我们用问题

让马斯登先生应接不暇，”《晨邮报》报道，“问他谁要为他遭受的

迫害负责……他用三个字回答：‘犹太人’。”[57]《泰晤士报》的那

位威尔顿出版了一本书，宣称布尔什维克已经在莫斯科竖起了一尊加

略人犹大的塑像。[58]不过最后又是《泰晤士报》，在1921年8月发表

的一系列文章中首次证实《锡安长老会纪要》是伪造的。此后，英国

人的反犹主义浪潮迅速平息，宛若它的迅速涌起。贝洛克利用这次恐

慌创作了一本书《犹太人》，宣称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首次在英国掀起

了真正的反犹主义。但是等到这本书1922年2月面世的时候，已经错过

时机，所以反响冷淡。

但是法国的状况又是一回事，因为反犹主义在那儿根深蒂固，是

其自身的一种民族文化，而且它还将结出苦果。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大

胜利给法国犹太人造成了一种最终获得接纳的错觉，这种错觉体现在

法国犹太人为改名提出的法律请求数量显著减少：1803—1942年整个

阶段只有377例。[59]法国的犹太意见领袖强调对犹太人的仇恨是外来

的、德国式的、引进的： “ 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是一种叛国行

为。”犹太退伍军人们出版的小册子提出，“它们来自国外。它们是

那些渴望内战并希望重启对外战争的人引进的”。[60]1906年，在德雷

福斯案件胜利的高潮时期，以色列人联盟宣告反犹主义“已经死

去”。然而仅仅过了两年，莫拉斯[30]的法兰西行动和同样反犹的出售

保王党报纸的两个团体成立。1911年，出售保王党报纸的人在法兰西

喜剧院组织了反对戏剧《我死后》上映的暴力示威；戏剧作者是年轻

时做过逃兵的亨利·伯恩斯坦，骚乱的结果是这场戏不得不被舍弃。

[61]与英国不同，反犹煽动者在法国似乎一直都拥有天然的拥护者。他

们急不可耐地要利用布尔什维克恐慌和许多法文版《锡安长老会纪

要》的出现引发的虚假宣传。法国反犹主义的焦点从犹太人作为“金

钱权力”的角色转移至他们作为社会颠覆分子的角色。

犹太社会主义者，如莱昂·布卢姆（Léon Blum），从不尝试反驳

这种观点。布卢姆以犹太人作为社会革命者的弥赛亚角色为荣。犹太

人的“集体冲动”，他写道，“将他们引向革命；他们的批判能力

（我使用的是这个词语的最高意义）推动他们摧毁不再符合实际或无

法被理性证明合理的每种思想、每种传统形式”。在犹太人漫长悲伤

的历史上，他认为，“正义必将到来的思想”支撑着他们，他们的信

念是，世界总有一天会“被理性管理，一条法规胜过所有人，因此每

个人都各得其所。那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精神吗？那是这个民族古老

的精神”。[62]布卢姆在1901年写下了这些话。这些话在战后的背景下

变得更加危险。然而两次大战间隙法国犹太人中间最为著名的人物布

卢姆仍然坚称引领社会主义进程是犹太人的任务。他似乎认为甚至犹

太富人都会参与这个进程。实际上，虽然反犹的右翼把布卢姆看作犹

太激进主义的化身，可也有很多左翼辱骂他是犹太资产阶级的潜伏特

务。巴黎三分之一的银行家是犹太人，所以不管谁当权，左翼最喜欢

的论断是犹太人控制了政府财政。“他们与银行业和商业的长期联

系” ， 让· 饶勒斯[31] 说， “ 让他们尤其擅长资本主义犯罪方

式。”[63]战后的几年，社会主义左翼成为法国共产党，一个反犹群

体，尽管隐讳，可还是参与了林林总总起劲的毁谤攻击，其中大多数

是冲着布卢姆个人去的。事实上，布卢姆及法国地位最重要的犹太人

始终低估了法国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反犹主义，然而对于整个事态

并没有什么影响。

然而在美国，布尔什维克的上台及其与激进犹太人的联系却造成

了最严重的后果。在法国，犹太人虽然受到来自右翼和左翼的抨击，

但这个国家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甚至20世纪30年代始终在慷慨地接纳

犹太难民。可是在美国，布尔什维克恐慌实际上终止了无限制移民政

策，该政策在1881—1914年一直是东欧犹太人的救星并使得大量美国

犹太人出现。即使在战前，实施移民限额的企图也一直存在，不过成

功地受到了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的抵制；该组织成立于1906年，目的就

是要与这个或其他的威胁做斗争。但战争结束了美国民主扩展的极端

自由主义阶段，它甚至开始了一段持续10年的仇外时期。1915年，为

了控制少数群体，包括（所谓）挑战了美国社会和道德规范的犹太

人，三K党重建。同年，麦迪逊·格兰特[32]创作了一本书，名为《伟大

种族的消逝》，这本书由于声称美国优越的种族血统正被无限制的移

民破坏，尤其是东欧的犹太人，一时间落得声名狼藉。美国介入战争

后颁布的反间谍法（1917）和惩治叛乱法（1918），作用就是把外国

人与叛国罪联系起来。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化让美国的反犹活动进一步合法化。于是，民

主党的司法部部长米切尔·帕尔默针对被他称为“出生在国外的颠覆

分子和煽动者”发动了1919—1920年的“红色恐慌”。他声称“有组

织地鼓吹托洛茨基学说的这些人中有6万人在美国”，托洛茨基本人就

是“不光彩的外国人……纽约市所知的最低下的那种人”。米切尔和

他的盟友散布的资料大多是反犹的。一份名单显示，31名苏联高级领

导，除了列宁，都是犹太人；另一份分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显

示388人只有16人是俄国人，剩下的都是犹太人，其中265人来自纽约

下东区。第三份档案显示推翻沙皇政府的决定实际上是1916年2月14日

由一群纽约犹太人做出的，包括百万富翁雅各布·席夫。[64]

结果就是1921年移民限额法的出台，该法案规定任何一年接收移

民的数量都不能超过美国1910年实有少数民族存量的3%。1924年约翰

逊-里德法案将这个数值降低至2%，将基准年份前溯至1890年。最终效

果要达到减少总移民数量至每年15.4万，缩减波兰、俄国和罗马尼亚

几乎完全是犹太人的配额，降至总数8879。法案有效地中断了犹太人

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其后，犹太人的组织不得不奋力抗争，防止这

些配额被完全取消。1933—1941年艰难的9年间，他们设法让15.7万名

德国犹太人进入美国，他们将之视为一种胜利，而这个数字大概只与

1906年一年内进入美国的人数相当。

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犹太社会不该被看作身处四面楚歌之中。到

了1925年，它的总人数超过450万，正快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富

有和最具影响力的犹太社会。犹太教是美国的第三大宗教。犹太人不

仅受到接纳，还正在成为美国精英的一部分，并已经为塑造美国母体

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他们从来不具备财政影响力，而在一些欧洲国家

他们不时地还具备这种影响力，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美国经济

的规模已经如此庞大，以至于没有一个群体，无论多么大的群体，能

够在其中占据主导位置。但在银行、股票经纪、房地产、零售、分销

和娱乐行业，犹太人扮演了强有力的角色。犹太家庭满怀热忱地抓住

了美国向他们敞开的机会，让他们的孩子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让越

来越多的犹太人有可能在各行各业获得成功，这一点或许更重要。虽

然几所大学，尤其是常春藤联盟，对犹太人实施配额限制。但实际上

犹太人高等教育的拓展并没有人数上的限制。及至20世纪30年代初，

纽约市大学生将近50%是犹太人，犹太大学生在全国的总数量是10.5

万，超过大学注册总人数的9%。

因此，从古至今破天荒地，犹太人能够为全社会的利益施展创造

性的立法才能了，他们的这种才能是历经如此漫长的拉比传统培养出

来的。1916年，历经4个月的提名斗争，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犹太成员。他还是一名

神童，来自布拉格一个犹太开明家庭，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在哈佛

大学法学院获得了那里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分数，40岁之前的业务就为

他带来了超过两百万美元的财产。美国犹太人的特点是，精英们只要

认为其切实可行，总会认为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才足够可靠，因此布兰

代斯成为美国最主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改变美国

法律体系的方向所做的努力。甚至在加入最高法院之前，他就在《马

勒诉俄勒冈州案》（1908）中撰写了“布兰代斯意见书”，他在意见

书中为州法律限制女性工作时间做出辩护。在这份意见书中，他主要

依靠的不是已有判例，而是关于法律合意性的一般道德和社会论据，

包括超过1000页的统计数据。这件事体现了开明权威政体者具备的创

造性解释的哲学思想及用以支撑它的勤奋精神。

身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布兰代斯可以将“社会学法学”的原则推向

美国联邦法律哲学的中心，从而还可以在符合宪法的情况下将法院变

成富有创造性的立法机构。作为接受过正统教育并将美国的公共精神

视为雅典和耶路撒冷相结合的开明犹太人——一位现代的斐洛，千真

万确！——他认为最高法院不仅应该支持宗教的多元化，还应该支持

经济制度的多元化，甚至意见的多元化。他认为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他裁定《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1927），“阻止思想、希望或

想象是很危险的，恐惧造成镇压，镇压造成仇恨，仇恨是对稳定政府

的威胁，安全之路存在于自由探讨假设的冤情和提议的解决办法的机

会，而且对恶议进行适当的纠正是好事”。[65]

1939年，高等法院里出现了他的一位重要效仿者，费利克斯·法

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882—1965）。他12岁就移民至下东

区，从纽约市立大学升学至哈佛大学，把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用

于在现代世俗背景下辩论犹太律法的一个中心问题——如何平衡个人

自由需要和公共需求。在向国旗行礼的问题上，法兰克福特站在国家

一边反对持有异议的少数派（耶和华见证会）：“历史上属于最被轻

视和最受迫害的少数派那些人不可能对受我们宪法保障的自由无动于

衷……但是作为法官，我们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既不是

天主教徒，也不是不可知论者……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我没有理由

把自己对政策的个人见解写入宪法， 无论我多么深沉地珍视它

们。”这令人欣慰地反映了美国犹太人作为联邦一分子的成熟。[66]

不过，美国犹太人不仅仅参与了对现有体系的基础改造，如法律

体系，还参与引进和输送新的体系。巴黎和维也纳的犹太音乐家，从

哈莱维到奥芬巴赫再到施特劳斯家族，已经为舞台创立了全新的音乐

演出范畴，还有使其成为可能的剧院、歌剧院，以及管弦乐队。同样

的人才组合很快就在纽约站稳了脚跟。1863年，奥斯卡·哈默斯坦一

世（1847—1919）到达那里，先是在一家雪茄工厂工作（与其他无数

犹太人一样）。20年后，他的儿子奥斯卡·哈默斯坦二世（1895—

1960），作为剧作家，在创作美国“音乐剧”，一种综合戏剧的新形

式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从《罗丝·玛丽》（1924）和《沙漠之

歌》（1926）开始，他与另一个纽约人杰罗姆·科恩（1885—1945）

一同创作了美国音乐的典范《演艺船》（1927），之后40岁出头的他

与理查德· 罗杰斯（ 1902—1979 ） 合作， 用《俄克拉荷马》

（1943）、《旋转木马》（1945）、《南太平洋》（1949）、《国王

与我》（1951）和《音乐之声》（1959）将这种或许是所有美国艺术

形式中最具特色的体裁推上新的巅峰。这些美国音乐作家走上创作的

道路五花八门。罗杰斯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音乐艺术学院。欧文·柏

林（出生于1888年），一位俄国领唱者的儿子，1893年来到纽约，找

到了一个歌唱侍者的工作，没受过音乐训练，从未学过识乐谱。乔治

·格什温（1898—1937）一开始是在一家音乐出版社作雇佣钢琴师。

这些人共同拥有的是惊人的勤奋和全新的理念。科恩为104部舞台演出

和电影写了1000多首歌曲，包括《老人河》和《烟雾弥漫你的眼》。

柏林也创作了1000多首歌曲，为《礼帽》《飞燕金枪》等配乐。他

的“亚历山大的爵士乐队”（1911）实际上开创了爵士时代。13年之

后，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经保罗·怀特曼管弦乐队的演奏，让爵

士乐登上了大雅之堂。弗里德里克·勒韦的《窈窕淑女》、弗兰克·

勒瑟的《红男绿女》、哈罗德·阿伦的《绿野仙踪》和莱昂纳德·伯

恩斯坦的《西区故事》同样遵循了在严格的票房保障下不断创新的传

统。[67]

美国犹太人还把他们在演艺理念和演艺组织方面的才华带入正在

发展中的新兴技术。1926年，戴维·萨尔诺夫（1891—1971）创建了

第一家无线电集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作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服

务部门；1930年，他成为后者的董事长。与此同时，威廉·佩利（出

生于1901年）正在合并竞争对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时机一到，他们

二人便推出黑白电视，然后是彩色电视。犹太人还为这些革新式的媒

体提供了不少第一代表演人才：席德·西泽和埃迪·坎特、米尔顿·

伯尔、艾尔·乔森和杰克·本尼、沃尔特·温切尔和戴维·萨斯坎

德。[68]百老汇音乐剧、无线电和电视都是犹太人离散历史中一条基本

原理的例子：犹太人在商业和文化方面开启一片崭新的领域，在其他

同行有机会占领该领域，建立行会或行业壁垒并拒绝他们入内之前就

在一张白纸上留下他们的印记。

不过最突出的例子是电影产业，这个行业几乎完全是由犹太人创

建起来的。这能否算是他们在塑造现代时期方面最重要的贡献确实尚

存争议。因为如果说爱因斯坦建立了20世纪的宇宙学，弗洛伊德建立

了20世纪独具特色的心理学，那么为这个世纪提供全民流行文化的正

是电影。不过其中有些讽刺意味，犹太人没有发明电影。1888年，托

马斯·爱迪生开发出第一台能用的电影摄影机，即活动电影放映机

[33]，但他并不打算把它用于娱乐业。他说，它将是“宣传理性的最重

要工具”，是为了文明民主而设计的，要展示世界的本来面目，彰显

与“东方神秘传说”截然相反的现实主义道德力量。[69]如此一项理性

主义运动很有可能吸引犹太先驱的兴趣。实际上，他们把它变成了截

然不同的东西。因为爱迪生的电影构想行不通。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

对此等闲视之。在刚开始的10年间，它基本上没取得什么进展。

于是，19世纪90年代末，贫穷的犹太移民把电影院与游乐场——

他们为跟自己一样的人创造出来的另一种设施——结合起来。1890

年，纽约没有一家游乐场。到了1900年，游乐场超过1000家，其中50

家已经有了5分钱电影院。8年后，单单纽约就有400家5分钱电影院，

而且它们正在传播至所有的北方城市。它们只收5分钱，吸引了最贫穷

的城市贫民。当时为他们制作的数百部电影短片都是默片。那就是一

个有利条件。因为大多数常来的观众几乎不会英语。它完全是一种移

民艺术形式。所以这正是适合犹太企业的理想环境。

起初，犹太人并没有涉足发明和创新领域。他们只是拥有5分钱电

影院、游乐场、剧院。电影制作的整个流程和早期短片大多是由出生

在美国的新教徒完成。在费城这个重要的犹太人中心从事经营的西格

蒙德·卢布林是个例外，他或许本可以把那里变成这个行业的中心。

但是当剧院老板们开始为了给他们的移民观众制作想看的短片而转入

制作时，卢布林已经与其他专利拥有者合作，成立了一家大型的专利

公司，从电影制作者那里抽取不菲的专利费。正是在那时，犹太人率

领这个行业走上了一条新的“出埃及”之路，离开盎格鲁-撒克逊裔新

教徒占统治地位的东北部“埃及”，来到“应许之地”加利福尼亚。

洛杉矶有阳光、宽松的法律，还可以迅速逃进墨西哥躲避专利公司的

律师们。[70]刚到加利福尼亚，犹太人在合理化改革方面的本事就有了

用武之地。1912年，那里有超过100家小制作公司。它们迅速合并成为

8家大公司。其中环球、二十世纪福克斯、派拉蒙、华纳兄弟、米高梅

和哥伦比亚基本上是犹太人创建的，而且犹太人在另外两家公司联美

和雷电华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71]

几乎所有这些犹太电影人都符合一种模式：他们都是移民或者移

民的下一代，他们贫穷，有的还是赤贫，许多人来自有12或12个以上

孩子的家庭。他们中的第一位，卡尔·莱姆勒（1867—1939），来自

劳普海姆的移民，是家里13个孩子中的第10个。他从事过文职工作，

做过记账员和服装店经理，后来开设了一家5分钱电影院并将其变成连

锁影院，开创了电影发行业，之后于1912年成立了第一家大型电影公

司——环球影业。马库斯·洛伊（1872—1927）出生在下东区，是一

名移民服务生的儿子。他6岁卖报纸，12岁辍学从事印刷行业，然后是

皮草行业，18岁成为个体皮草经纪，到了30岁已经破产两次，成立了

一家院线并将其整合为米高梅。威廉·福克斯（1879—1952）出生在

匈牙利，家里有12个兄弟姐妹，童年时从纽约的城堡花园移民站过关

入境。他11岁辍学进入服装行业，自己创业但业务不断萎缩，随后改

行经营布鲁克林的游乐场直到建立一家电影院线。路易·B.梅耶

（1885—1957）出生在俄国，是一位希伯来学者的儿子，也是童年时

期从城堡花园进入美国的，8岁开始从事废品买卖，19岁有了自己的废

品生意，22岁开了一条院线，1915年，制作了第一部A级大片《一个国

家的诞生》。华纳兄弟来自波兰贫穷的鞋匠家庭，家里有9个孩子。他

们卖过肉和冰激凌，修过自行车，在游乐场招揽过顾客，做过巡回主

持人。1904年，他们购买了一台电影放映机，自己主持演出，让他们

的姐妹罗丝弹钢琴，让12岁的杰克唱高音。他们在好莱坞实现了进入

有声电影的突破。联美的共同创始人约瑟夫·申克经营过一家游乐

场。萨姆·戈尔德温做过铁匠的助手和手套推销员。另一名下东区

人，哈里·科恩，当过电车售票员，后来从事歌舞杂耍表演。杰西·

拉斯基是个短号号手。萨姆·卡茨是个小邮递员，但10多岁的时候就

拥有了3家5分钱电影院。多尔·沙里在一家犹太人度假村做过服务

生。来自拉比家庭的阿道夫·朱克做过皮草推销员。达里尔·扎纳克

也是一样，用一种新的皮草搭扣赚到了自己的第一笔钱。不是所有的

先行者都能保住财产和自己成立的电影公司。有的人破产；福克斯和

申克甚至进了监狱。

这些人不起眼，他们的顾客也不起眼。纽约的银行过了很久才拿正眼看他们。他们的第一位大出资人是加利福尼亚的移民同胞A.P.詹尼尼，他的意大利银行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美国银行。他们的身后是数百年的贫困，所以他们看上去就是那个样子。他们身材矮小，正如电影历史学家菲利普·弗伦奇所说：“在电影大亨们聚会时，人们在离地5英尺半的高度挥舞镰刀不会伤及很多人的，有的人没准儿都听不到嗖嗖的声响。”[72]带着穷人跟着自己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力争上游的强烈愿望驱使着他们。朱克吹嘘自己把无产阶级的游乐场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宫殿：“谁为你们清扫了肮脏的5分钱游乐场？谁为你们安装了豪华的座椅？”戈尔德温将自己的文化目标定义为把“建立在艺术和高雅的坚实基座上的画面”。他们的新电影院文化并非没有传统犹太人的特征，尤其是在批判式幽默方面。马克斯兄弟提供了不起眼的人看待传统世界的视角，更确切地说，是犹太人一贯看待主流社会的方式。不论是在《动物饼干》中审视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社会，在《歌声俪影》中审视其文化，在《趾高气扬》中审视其校园，还是在《大商店》中审视其商业或者在《鸭羹》中审视其政治，它们都展现出一种对现有制度的令人不安的入侵。它们搅乱了平静，让“正常人”陷入困惑。[73]

但是，一般说来，好莱坞的统治者不想对社会多加搅乱。20世纪

30年代，为来自德国电影业的犹太流散者提供了一处安全港的同时，

他们还试图对其施加一种顺从的精神。那是他们的民族同化形式。正

如犹太人在18世纪对零售业进行了合理化改革并在19世纪开设了第一

家大商场一样，他们都是为顾客提供服务。“如果观众不喜欢一部电

影，”戈尔德温说，“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公众从不出错。”[74]

因此他们极为重视市场。这里也有一种讽刺。电影是古典希腊时代之

后第一种向全体民众展现自我的文化形式，就像所有居住在城邦的人

都可以被纳入竞技场、剧院、学园或戏院一样，现在所有美国人差不

多可以同时看电影。1929年，印第安纳州曼西的一份研究发现，那里

的9家电影院每周上座数是总人口的3倍。[75]后来演变为电视形式的电

影是向20世纪末期消费社会迈出的巨大一步，它比其他所有体系都更

为迫切地为普通工人带来一种对更好生活的憧憬。因此，与司法部长

帕尔默和麦迪逊·格兰特料想的相反，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概念进行程

式化、美化和大众化的正是好莱坞的犹太人。

美国的方式自然有其比较黑暗的一面。两次大战之间，美国犹太

人开始贴近他们的民族形象。他们还成为这种形象中更令人反感的特

征的一部分。正如百老汇的音乐剧和好莱坞的电影一样，犯罪，尤其

是种类日新月异的犯罪，是大胆的犹太人有可能涉足的领域，他们一

开始不会遇到非犹太人的正经阻碍。在欧洲，犹太人经常被人与贫穷

有关的一些犯罪联系起来，如买卖赃物、扒窃和不严重的诈骗。他们

还发展出需要高度组织和远程网络的犯罪模式，如白奴贸易。19世纪

末叶，这项生意随着犹太人极高的出生率从东欧做到了拉丁美洲，而

且被标上了强烈的犹太特色。数量惊人的犹太娼妓遵守安息日、犹太

节日和饮食教规。在阿根廷，她们甚至有自己的犹太会堂。此外，正

因为犹太人在这个行当地位突出，正统的犹太机构竭力想要在世界各

地消灭它并为这个目标建立了专门团体。[76]纽约的犹太罪犯，除了犹

太人常见类型的犯罪之外，主要集中在勒索保护费、纵火和给马匹投

毒。同样，犹太社会做出的反应是掀起预防犯罪的运动，包括建立感

化学校。[77]对于小打小闹的犹太人犯罪，这种努力效果显著。其实如

果没有禁酒令，犹太人的罪犯群体本可以在20世纪20年代末叶缩减至

一小撮而已。

然而非法酒类生意为机灵的犹太人提供了非常诱人的机遇，他们

为这种生意寻找借口并组织筹划。犹太人罪犯很少使用暴力。正如犹

太社会学权威阿瑟·鲁平所言：“基督徒用他们的双手犯罪，犹太人

用他们的头脑犯罪。”典型的、赫赫有名的犹太罪犯“油拇指”雅各

布·古齐克（1887—1956）是阿尔·卡彭[34]的记账员和会计。另一位

是阿诺德·罗特施泰因（1882—1928），大公司犯罪的先行者，被描

绘成达蒙·鲁尼恩[35]小说中的“智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

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梅耶·沃夫希姆。然后还有梅耶·兰斯基，他建

立了一个在自己生前就覆灭的赌博帝国，他在1971年申请以色列公民

身份时被拒。

可是随着这些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犹太罪犯的崛起，他们发觉自己

同样在使用暴力。被称为“法官”的路易·莱普克·布哈尔特（1897

—1944）被联邦调查局称为“美国最危险的罪犯”；1944年，他协助

组织辛迪加或者说谋杀有限公司，1944年因谋杀罪在新新监狱被处

决。根据布哈尔特的指示，辛迪加杀手谋杀了违抗指令要去杀害托马

斯·E.杜威[36]的私彩组织者“荷兰舒尔茨”阿瑟·弗莱根海默（1900

—1935）；而且辛迪加还要为“巴格西”本杰明·西格尔（1905—

1947）的死亡负责，后者曾为其在拉斯维加斯组建组织，后来与他们

决裂。最终，以“萨米紫”塞缪尔·科恩为首的犹太人组织了臭名昭

著的底特律紫帮，后者掌控了这座城市的贫民窟，直到被黑手党接

管。不过试图比较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在美国的犯罪情况没什么用处。

虽然声名狼藉的犹太罪犯举办正统葬礼的人数多得惊人，但与黑手党

在西西里不同，有组织的犹太人犯罪并非对特定社会环境的反应，而

且绝不会享有丝毫的公共认可。因此，它已被证明为一种暂时的现

象。[78]

如果说犹太社会对犹太人犯罪，特别是白奴生意，做出羞耻和厌

恶的反应，并尽其所能地对自己人中间的犯罪分子进行再教育，那么

还有很多美国犹太人，无论好坏，他们对具有犹太倾向的观念一概厌

恶，竭尽全力地彻底拒绝犹太特殊主义。不只是再也不去犹太会堂和

再也不遵守律法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努力不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的

问题。甚至布兰代斯都在1910年抨击“倾向于保持出身不同的生活习

惯或思考习惯”是不受欢迎的，“不符合兄弟情谊的美国理想”，强

调犹太人身份就是“不忠”。[79]但这样的努力，比如布兰代斯的情

况，常常会在反犹经历突然而至的影响下失败。于是，他最后又走向

了相反的极端：“要做好的美国人，”他说，“我们必须做更好的犹

太人，要做更好的犹太人，我们必须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80]有的

犹太人会在这两个极点之间不安地漂移不定。著名的例子是伯纳德·

巴鲁赫（1870—1965），一个约瑟式的人物。他曾为历届总统提供意

见，并且被认为刚好在市场崩盘之前清空股票从而在1929年大发横

财，现在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81]查尔斯·库格林神父，底特律反犹

广播的神父，曾经称他为“美国的代总统、华尔街的无冕之王”。巴

鲁赫竭尽全力想要摆脱犹太人的形象。得益于他妻子是新教徒的有利

条件，他一度进入了《社会名人录》，而这份名录当时还禁止登载席

夫、古根海姆、塞利格曼和沃伯格家族的人物。他在非犹太人的阿迪

朗达克聚居地度假。但这根弦随时都会被扯动，告诉他：到此为止，

再难寸进。1912年，他受到了侮辱，他的女儿贝尔那时莫名其妙地被

曼哈顿布里尔利学校拒绝录取，虽然她已经通过了入学考试。“那是

我人生中最痛苦的打击，”他写道，“因为它伤害了我的孩子，并让

我此后多年的整个人生备感难过怨愤。”尽管在养马方面成就斐然，

但他自己历经激烈斗争才得以被选入上流社会的奥克兰高尔夫球俱乐

部，才能得到贝尔蒙特公园跑道围场的入场资格。他从没能进入大学

俱乐部或大都会俱乐部。[82]即使在美国，一个犹太人，无论他多么富

有、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人脉有关系，都会被推回自己的队列；正

是这种甚于其他一切的现象让他们这个社会保持团结。

不过一些极端民族同化主义者的确也在设法摆脱他们的犹太人身

份， 至少要让他们自己觉得满意。沃尔特· 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1974），报纸评论家，在他那个年代跟巴鲁赫一样

有影响力，毕生都在融入周围的环境。他的父母，来自德国的富裕服

装厂主，送他进入上流社会的萨克斯男子学校。这家人会去埃马努埃

利犹太会堂，他们拒绝承认懂意第绪语，他们的目标是避免成为他们

说的那种“东方人”。成群结队的东方犹太移民让他们感到惊恐。

《美国希伯来人》说出了他们的担忧，其中写道：“我们所有人都觉

察到我们不只对那些教友有亏欠……还对我们自己有亏欠，我们将会

被我们的外邦邻居视为对我们这些教友兄弟的天然资助者。”在哈佛

大学，被著名的“黄金海岸”俱乐部排除在外让李普曼暂时成为社会

主义者。但他很快判定反犹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犹太人把自己弄得“太

招摇”而招致的惩罚，那是他最喜欢用的批评字眼。他写道：“相比

于对待其他民族， 对于犹太人的错误， 我个人的态度要严厉得

多。”[83]他抨击犹太复国主义者“双重效忠”，抨击“我们美国大城

市里富有、粗俗和自负的犹太人”，说他们“或许是降临在犹太民族

身上的最大灾难”。[84]

李普曼是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他只想（在他看来）避免被归类

为犹太人。一方面，他无法让自己认同哈佛大学针对犹太人的限额，

因为本不应该“有基于种族、信仰、肤色、阶级或地区的入学考

试”。另一方面，他赞同犹太人超过新生数量的15%将是“灾难性

的”。他认为解决方法是马萨诸塞州的犹太人能有一所他们自己的大

学，而哈佛大学可以从更广泛的地区招收学生，从而稀释犹太人的比

例。“我认为犹太人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他写道，他们有“很多令

人忧虑的个人习惯和社会习惯，这些习惯是经由一段苦难历史挑选出

来的，又得到了一种伪善神学的强化”。非犹太人的“个人举止和生

活习惯”“明显比犹太人普遍的举止和习惯优越”。[85]李普曼无法得

到被他看重的所有社会奖励，这样的现实激发出了这种犹太人自我仇

视心理。他加入了纽约的河流俱乐部和华盛顿的大都会俱乐部，却无

法进入连线和尼克博克俱乐部。

他们否认身份或克制由于身份引起的自然情感，或许这些犹太人

最不幸的地方在于对他们由于身份遭受的苦难近乎固执地视而不见。

半个世纪以来，李普曼也许是所有美国评论员中最聪明的——在所有

议题上，除了那些对犹太人有影响的议题之外。与法国的布卢姆一

样，他认为希特勒的反犹立场并不重要，只把他归类于德意志民族主

义者。1933 年5 月， 纳粹烧毁犹太人书籍之后， 他说， 迫害犹太

人，“满足那些觉得必须征服什么人的纳粹的欲望……是一根保护欧

洲的避雷针”。不能用革命的恐怖评价法国，不能用3K党评价新教

徒，或者就此而言，“不能用他们的暴发户评价犹太人”，因而不能

用纳粹的反犹主义评价德国。他把希特勒的一次演讲说成“有政治家

风范”，“一个真正文明的民族的真实声音”。[86]不过对纳粹和犹太

人发表这两番评论之后，他在此后悲惨不幸的12年间对这个话题保持

了沉默，对死亡集中营只字未提。视而不见的另一种形式是罗莎·卢

森堡的解决方式；杰出的剧作家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

1905—1984）就采用了这种方式，她的戏剧《双姝怨》（1934）和

《小狐狸》（1939）是那个10年间百老汇著名的成功兼丑闻作品。她

歪曲了自己的犹太人道主义，（跟成千上万犹太知识分子的做法一

样），以至于根据后面发生的事件来看，她的反纳粹剧本《守望莱茵

河》（1941）看待犹太人困境的视角非常古怪。面对本民族的命运，

她不允许自己对正义的热爱在愤怒的抗议中寻找到它自然的表达。于

是它被扭曲成一种用拉比的固执来捍卫的铁石心肠的正统意识形态。

避免面对犹太人现实状况的需要导致她用虚构改编真实。只是在1955

年，她接触了《安妮日记》的编剧工作，而这部电影实际上从这个悲

剧中删除了犹太人的元素。

美国犹太社会的这些困惑、分歧和迟钝，尤其是存在于知识分子中间的，有助于解释美国犹太人为何如此反常地无法影响两次大战之间的欧洲事态，甚至无法控制美国国内的舆论，尽管他们这时已经开始有了相当地位。美国的反犹主义，正如民意调查显示，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稳步抬头，到1944年达到顶峰；民意调查还显示（如1938年），70%～85%的国民反对为帮助犹太难民而增加配额。民意调查专家埃尔莫·罗珀警告说：“反犹主义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在城市中心尤其凶猛。”[87]

我们现在必须把德国的事件放在欧洲和美国的这种背景之下来讨

论。德国是欧洲最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强国，它在1933—1945年

对犹太人的攻击是现代犹太人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在很多方面仍然

是个神秘事件：不是被数量触目惊心的文件证明的事实，而是动机。

德国是世界上受教育情况最好的国家，是第一个实现成年人全民识字

的国家。1870—1933年，德国的大学在几乎每个学科上都是世界上最

优秀的。为什么这样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会对犹太人实施规模庞大、

组织有序却毫无意义的暴行呢？受害者的身份让这种神秘色彩更加浓

重。19世纪，德国和犹太人的命运紧密交织。如同弗里茨·斯特恩[37]

指出的，1870—1914年，德国人突然之间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活

跃强国，与此同时，犹太人同样突然之间发展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活

跃民族。[88]二者在极大程度上是相互扶持的。它们共同拥有的很多特

征当中就有对学问近乎狂热的挚爱。有才干的犹太人喜爱德国，因为

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地点。现代犹太文化的框架基本上是日耳曼式

的。不过反过来，正如魏茨曼在他跟贝尔福的那次著名谈话中指出的

那样，犹太人为德国付出他们最出色的一切努力，造就了它的伟大。

比如，从其建国到1933年，德国获得的诺贝尔奖超过其他国家，约占

奖项总数的30%；在德国获得的奖项里，犹太人贡献了将近三分之一，

在医学上，贡献了一半。[89]所以德国攻击犹太人不只是大规模谋杀；

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那还是大规模弑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呢？

试图提出的解释已经充斥了所有的图书馆，但最后它们似乎始终都不够充分。这项历史上最重大的罪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依然迷雾重重。但仍然可以归纳出其中主要的组成部分。最重要的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对德意志民族产生了令人震惊的影响。就在他们向伟大攀登并即将抵达巅峰的时候，他们自信地踏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经历可怕的牺牲之后，他们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悲痛和愤怒令人发疯；对替罪羊的需要刻不容缓。

战争还有第二个影响。它改变了德国的处世方式。战前的德国是

欧洲最守法的国家。民众暴力闻所未闻，这不是德国的作风。虽然反

犹主义无处不在，但对犹太人的身体暴力从未也不可能发生在德国，

更不必说反犹骚乱。战争改变了一切。它让人们习惯了无处不在的暴

力，然而在德国它还激发出一种绝望的暴力。1918年的停战协议并没

有为中东欧带来和平。它只为两次巨大、公开的战端中间带来20年的

间隔，但在那20年间，暴力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要的政治裁决方式。

左翼和右翼全都使用暴力。犹太人在所有这些靠武力推翻现有秩序的

企图中都表现突出。巴伐利亚的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包括犹太政客，

如艾斯纳，还有犹太作家和知识分子，如古斯塔夫·兰道尔、恩斯特

·托勒和埃里希·米萨姆。右翼的回应则是组织退伍军人的私人武装

——自由军团。

犹太极端主义者，如罗莎·卢森堡和艾斯纳，完全是被谋杀的。

犹太对手“被处理掉”的现象不再稀奇。1919—1922年4年间，德国发

生了376起政治谋杀，除了22起之外，针对的都是左翼人物，其中很多

是犹太人。一位是外交部部长沃尔特·拉特诺。法庭会对那些退役的

暴徒从轻发落，甚至几乎没有人受到审判；被判处4个月以上刑期的就

更少了。[90]1922年，德高望重的犹太作家马克西米利安·哈登差点儿

被两名反犹分子打死，法庭却认为他“不爱国的文章”构成了“可减

轻处罚的情节”。

正是在这种激进退役军人暴力横行的背景下，阿道夫·希特勒出

现了。他是奥地利人，1889年出生在奥地利——巴伐利亚交界处，是

一个小官员的儿子。他住在林茨，后来又居住于卡尔·卢埃格尔掌管

的维也纳。他有一份卓越的战争履历，还遭受过毒气的严重伤害。希

特勒后来在《我的奋斗》（1924）中宣布他是从青年时期才逐渐意识

到“犹太人问题”的，可证据很明显，他的父亲是个反犹分子，因此

他的整个童年和青年都在接触反犹理念。犹太人成为而且始终是他毕

生的执念。他的个人激情，更重要的是他超常的意志力，在德国针对

犹太人的战争中处于首要地位。没有他，这场战争本不会发生。另

外，如果没有德国内部让他唾手可得的破坏性因素，他也不会造成多

大的危害。他有创造政治活力的非凡本领，能够结合两种力量来源，

创造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来。就这样，他将德国工人党，与退役的

暴徒群体紧密结合起来，为其提供一个反犹的平台，将其改造为一个

群众性政党，纳粹党，包括其军事派别冲锋队。冲锋队为他自己的集

会提供保护，驱散其对手的集会。接着，他把战争的两种影响——对

替罪羊的需要和对暴力的崇尚结合起来，将结果聚焦在犹太人身

上：“如果在战争初期或整个战争期间，这些希伯来蝎子有1.2万人或

1.5万人被投进毒气中，就像我们来自各行各业最好的几十万名工人不

得不在前线忍受的那样，那么数百万人的牺牲就不会白费。”[91]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由所有老一套因素组成，从基督徒的“犹太

猪”到伪科学的人种理论。但他的反犹主义在两个方面与众不同。首

先，对他来说，它是对这个世界的完整阐述，是一种世界观。虽然德

国其他的政治团体也涉及反犹主义，甚至对其极为重视，但纳粹是将

其作为自己计划的中心和目标（虽然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听众改变侧重

点）。其次，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但他选择成为泛日耳曼主义者，

1914年加入了德国军队，而不是奥地利军队；所以他的反犹主义结合

了德国和奥地利模式。战后的德国到处都是德裔俄国难民、波罗的海

德国人、前沙皇旧式反犹团体成员，如黑色百人团、黄衫军、俄罗斯

人民联盟。他们无不强调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联系，这一点成为希

特勒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一个波罗的海德

国人，成为纳粹的首席理论家。俄国人格特鲁德·冯·塞德利茨让希

特勒得到了（1920）《民族观察报》并将其转变为反犹日报。[92]相对

于其他一切威胁，近现代的德国，尤其是普鲁士，一直对俄国的威胁

更为担心。希特勒如今可以把这种威胁置于貌似合理的反犹背景中。

不过他还将其与自己在维也纳接受的那种反犹主义混合起来。那种反

犹主义主要集中在对东方犹太人——一支败坏日耳曼血统的黑皮肤下

等人种——的恐惧上。希特勒尤其对两个主题感兴趣，他把这两个主

题与东方犹太人联系起来：犹太人以维也纳为中心经营的白奴贸易

——道德改革家就是这么断言的——和当时尚且没有抗生素可以实施

治疗的梅毒的传播。希特勒相信并讲授犹太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不仅

对德国产生了直接的政治和军事威胁，还通过各种接触产生更深远的

生物学威胁，尤其是与犹太民族成员的性接触。[93]

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性学方面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尤其是在他自己

的追随者当中。它将原本只不过是怀有偏见的人转变成为可以采取任

何行动的盲信狂热者，无论这些行为多么没有理性和多么残酷。如同

中世纪的反犹分子把犹太人看作非人类、魔鬼或一种动物（因此有

了“犹太猪”）一样，纳粹极端主义者吸收了希特勒近似“科学”的

措辞，开始将犹太人视作细菌或者一种特别危险的害虫。不说别的，

这种方式能够将所有犹太人归在一起，而不必考虑他们的具体情况和

观念。拥有教授职位，能写无可挑剔的德文，参加了整场战争并荣获

铁十字勋章，这样的犹太人也只是同犹太——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一

样危险的种族污染者。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就像穿土耳其长袍的老拉

比一样，肯定携带这种细菌，而且威胁更大，因为他更有可能传染

或“亵渎”（如希特勒所说）雅利安女性。他对自己的追随者的灌输

程度在1943年4月他的司法部部长提拉克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一个纯种的犹太女人在生完孩子后把她的奶水出售给了一名女医

生，并且隐瞒她是犹太人的事实。德国血统的婴儿就在诊所里被喂了

这种奶水。被告被控欺诈。奶水购买者已经遭受了损害，因为犹太女

人的奶水不能当作德国孩子的食物……但是，为了不让不明内情的父

母承受不必要的忧虑，尚未提出正式的起诉。我将就这个案子在种族

卫生方面的问题与帝国卫生部部长进行探讨。[94]

如果要问：这样的胡言乱语是怎么在一个像德国这样受过高等教

育的国家成为广泛共识的，答案是希特勒在获得知识分子对他的观点

的支持方面从未遇到任何困难，即使有时候是转弯抹角的。弗洛伊德

及其学说的“丑闻”是纳粹得到这种待遇的重要旁证，因为（人们认

为）他的学说解除了性关系混乱中的道德负疚，因此会助长这种混

乱。由此弗洛伊德让犹太人得到了更多染指雅利安女性的机会。此

时，荣格可以帮上希特勒的忙，他在弗洛伊德——犹太精神学说和其

他学说之间划出了一条界限：

当然不能认为弗洛伊德或阿德勒就是欧洲人普遍正当的代表……

犹太人作为相对的流浪者从未创造出，估计也绝不会创造出，一种自

己的文化形态，因为他们的一切本能和才能都依赖于一支基本上已经

达到文明的主体民族……以我之见，把犹太人的范畴应用于基督徒德

国人和斯拉夫人是医学心理学的巨大错误，他们的范畴甚至无法对所

有犹太人有效。按照这种方式，条顿人最珍贵的秘密，他们灵魂中根

深蒂固的创造性意识被解释为一个平淡无奇的幼稚水池，而我的警告

之语在过去几十年内都被怀疑是反犹主义……受到全世界惊讶瞩目的

国家社会主义的强势现象能够教会他们更明事理吗？[95]人们发现，科学家中同样有人认为爱因斯坦的成果是没有价值的“犹太物理学”。

确实，总的来说，德国的院校不但没有成为希特勒主义的阻碍，反而对其大行其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纳粹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是19世纪最后10年成长起来的这代教师受到了民族反犹主义的感染，而且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已经成为资深教师。[96]他们使用的教科书同样反映出这种影响。通过鼓吹用灵丹妙药和“精神复兴”而非持怀疑态度的经验论实现民族救亡，大学的学者们对纳粹势力的兴起同样立下了功劳。[97]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在大学生中取得了最大成功，他们成为他的开路先锋。在纳粹发展的每个阶段，学生的支持都领先于普通选民的支持。纳粹最开始就是通过学生的兄弟会发挥影响的，1919年，这些兄弟会采纳了“艾泽纳赫决议”[38]，在种族和宗教层面排斥犹太人。[98]随着影响力的增加，他们又通过学生联盟——20世纪20年代主导学生生活的大学圈子运动——发挥作用。最终，临近这个10年结束时，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学生党派。纳粹的成功是由于狂热的年轻人自发地把全部时间投入到有组织的活动，投入到该党派的平等主义和激进计划中。[99]不过，纳粹和学生之间的一条重要纽带就是利用暴力示威反对犹太人。学生们率先组织了集体抵制和大规模请愿，要求将犹太人从公务员和专业人员，尤其是教学行业赶出去，而且这些行动形式很快就演变为现实中的暴力。1922年，学生骚乱的威胁导致柏林大学取消为被杀害的瓦尔特·拉特瑙[39]举行追悼会。这在战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最可怕的还不是暴力威胁，而是大学领导们对此低头折节的懦弱。1927年，对犹太学生和被迫放弃讲座课程的犹太教授的袭击数量增加，以至于到了政府以德意志学生自治团体支持暴力为由撤销了对它的承认。但此举无济于事，大学自身并没有采取什么果断行动来控制这些学生暴徒。教授们并不支持纳粹，但是他们反对魏玛共和国[40]，反对民主政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知学生行为有错却不敢反抗——预示着这个国家后来更普遍的懦弱。结果，纳粹在接管这个国家之前的两三年就已经有效地控制了校园。

助长纳粹主义的现实暴力风潮本身就得到了媒体甚嚣尘上的语言

和图像暴力的支持。人们时不时争辩称，讽刺作品，即使是最粗鲁的

那种，都是自由社会的健康标志，不应该对其加以限制。犹太人的历

史不支持这种观点。与其他群体相比，犹太人一直更为经常地成为这

种攻击对象，而且他们从漫长苦痛的经验中体会到，文字暴力经常是

血腥暴力的前奏。按照德国人的标准，魏玛共和国是极端自由主义的

社会，自由主义的作用之一就是废除出版界的大多数限制。就像巴勒

斯坦的极端主义者利用了塞缪尔的自由主义一样，纳粹也醉心于魏玛

共和国对侮辱开具的许可证。反犹主义长期以来都存在色情的一面，

尤其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犹太猪”的主题本身就经常成为这方面的

征兆。只是希特勒将关于性和种族亵渎问题的强调与魏玛共和国的放

任相结合，创造出一种特别恶毒的反犹宣传形式，典型的代表是由中

弗兰科尼亚的纳粹老板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经营的《冲锋报》周

刊。它帮助散播和强化反犹暴力长期存在的主要根源之一：一种即犹

太人并非人类的观念，因而无权享有我们本能就会给予一个人的保

护。虽然这样的出版物绝非独一无二，但它为用图像攻击犹太人定下

了越发肆无忌惮的基调。按照魏玛共和国的法律，起诉告发极端困

难，因为施特赖歇尔享受州议会及后来的国民议会代表的豁免权。

1927年，它似乎还只能卖出1.3万份（唯一可靠的发行数据），但到了

纳粹爬上权力顶峰的最后阶段，它已经赢得了全国的读者。[100]

不幸的是，媒体暴力并非单方面的。就在纳粹组织街头暴行并协

同酝酿全国范围的暴行时，自由主义者制造出了大量的口头暴行，其

中大多来自犹太人。讽刺是犹太人的天性。海涅在德国铸就出一个有

力而且经常恶毒的榜样，为后来的许多犹太作家提供了灵感。1899—

1936年，维也纳作家卡尔·克劳斯（1874—1936），跟海涅一样受过

洗，经营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期刊，树立了过分讽刺的新标准，其

中大多是针对犹太人的，如赫茨尔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他写

道，“是最新型的犹太疾病”，“无意识是人类思想的隔都”。他在

戳中痛处方面的恶毒本领广受赞誉并在魏玛德国受到效仿，并以极端

挑衅的形式被运用，尤其是库尔特·图霍夫斯基（1890—1935）和杂

志《世界舞台》。它的销量同样不大，只有1.6万份（1931），但因为

蓄意攻击思想健全的德国人看重的一切而引发了巨大的争论。图霍夫

斯基1929年的著作《德国，关于德国的一切》攻击司法制度、教会、

警察、兴登堡[41]、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领袖，里面还有一幅精彩的蒙

太奇照片，照片上是德国的将军，题为“动物们在看着你”。[101]

从一开始，左翼的这种媒体暴力就给了反犹分子可乘之机。纳粹

的坚定支持者卡尔·格雷克在他的小册子《圣经中的反犹主义》

（1920）中娴熟地利用了《世界舞台》。犹太人攻击军队尤其危险。

犹太退役军人协会根据官方数据指出，参战和牺牲、受伤和授勋的犹

太人数量与犹太人人口比例非常一致，但是却有许多人认为犹太人逃

避服役，甚至在军队背后捣鬼，希特勒和纳粹分子都认同这个说法，

而且坚持不懈加以宣传。对贵族军官阶层批判最激烈的讽刺画家乔治

·格罗斯[42]其实是一名非犹太人；但他跟犹太艺术家和作家往来密

切，因此被说成“受到了唆使”。图霍夫斯基则是文字版的格罗斯。

他的许多说法就是要故意激起人们的满腔愤怒：“德国军队没什么秘

密是我不愿欣然交给外国势力的”，他写道。[102]但是被激怒的民

众，尤其是如果他们还不善言辞并且无法以言辞回击的话，就会进行

身体上的报复，或者投票给可以回击的那些人；图霍夫斯基和他的讽

刺作家同行不止激怒了职业军官，还触怒了无数阵亡士兵的家属。反

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出版机构就是要确保图霍夫斯基伤害他人感情的

更多抨击得到最广泛的流传。

一些犹太人竭力还击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不爱国和布尔什维克形

象。由此，犹太儿童被培养成了工匠和农民。[103]20世纪20年代，一

名柏林律师，前陆军上尉马克斯·瑙曼博士，组建了德意志犹太民族

主义者联盟。另外还有右翼的犹太青年组织同志会和前线犹太老兵全

国联盟。但是，瑙曼犯了一个错误，他赞扬希特勒是能够恢复德国繁

荣的政治天才，试图以此最大化地消除他对犹太人的仇恨，他们所有

人都幻想自己能够跟纳粹打交道。[104]没什么证据显示他们所做的一

切真的能让犹太人更受欢迎。

所有爱国的德国犹太人不得不应对的不可战胜的困难其实是魏玛

共和国本身。魏玛共和国是失败的产物，不可分割地与失败联系在一

起，而且在大多数德国人心中，它与犹太人有关系，它是犹太人共和

国。从头至尾，它都是犹太人背负的重担。可是除了一开始之外，犹

太人在魏玛政坛上的作用微不足道。拉特瑙和1923年及1928年担任财

政部部长的鲁道夫·希法亭是魏玛共和国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有点影

响力的犹太政治家。犹太人的确在德国共产党的创建中起了作用。

1932年，该党提名500名候选人，当选的100人中无一是犹太人。[105]

社会民主党由非犹太人的工人阶级工会会员管理，他们大多对犹太左

翼人士非常反感，认为他们是不讨人喜欢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魏玛

共和国的现行政体是比例代表制，非常有利于纳粹这样的极端主义党

派，而在像英国那种得票最多者当选的制度下，它们绝无可能合法掌

权。因此像图霍夫斯基这样的犹太讽刺作家对魏玛共和国的猛烈攻击

不亚于他对纳粹的攻击。

但是，身份认同是个问题，而身份认同的根基是文化。犹太人的

敌人指责他们绑架了德国文化，将其变成一种全然陌生的新东西，这

种新东西被他们称为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文化盗窃的概念影响力巨

大而且极度危险，一些犹太作家已经对此提出了警告。犹太人使用德

语，用卡夫卡的话来说，是“篡夺外国人的财产，他们不是学而是

偷，他们学得（相对）很快，但是即使挑不出一处语言上的毛病，那

也仍然是别人的财产”。甚至在战前，莫里茨·戈尔德施泰因就在

《艺术守护人》的一篇名为“德国犹太文坛”文章中警告，犹太人实

际上正在接管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这个民族拒绝给予他们这样的权

力。[106]随着魏玛共和国的建立，犹太人在德国文化生活中表现得越

发突出，主要原因是与他们有关联的先进思想此时开始获得认可。例

如，1920年，印象派画家马克斯·利伯曼当选普鲁士艺术学院历史上

第一位犹太人院长。

然而，魏玛共和国见证了犹太人接管德国文化的观念是错误的。

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才济济，空前绝后。德国一直拥有杰

出的音乐和强大的文学，如今又在视觉艺术领域一马当先。甚至，柏

林一度成为世界文化之都，由此，柏林也备受反犹分子憎恶。沃尔夫

冈·卡普，上一个版本的希特勒，1920年在柏林发动了一次失败的政

变，他的口号是：“柏林变成什么样儿了？犹太人的游乐场。”[107]

犹太人在魏玛文化中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就不会出现这种文化奇

观。可是他们并未处于支配地位，在一些领域，尤其是绘画和建筑方

面，他们的贡献相对较小。虽然犹太小说家不少，如阿尔弗雷德·德

布林、弗朗茨·韦尔弗、阿诺尔德·茨威格、薇姬·鲍姆、利翁·福

伊希特万格、阿尔弗雷德·诺伊曼和布鲁诺·弗兰克，但托马斯·曼

这样的领军人物并非犹太人。犹太人毫无疑问为世界和德国的音乐界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神童表演家，如亚莎·海

菲兹和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还有老牌大师，如阿图尔·施纳贝尔

和阿图尔·鲁宾斯坦。柏林最重要的两位指挥，奥托·克伦佩勒和布

鲁诺·瓦尔特，都是犹太人。库尔特·魏尔为布雷赫特的《三便士歌

剧》（1928）作曲，该剧登台第一年就在欧洲各地演出超过4000次。

他们有阿诺德·申贝格及其学派，不过他最出名的两名学生，贝格和

韦伯恩，都不是犹太人。不过，德国音乐在这段时期如此丰富多彩，

以至于犹太音乐家虽有数量和天才，却也只是它的组成部分之一。

1929年柏林音乐节的主角是理查德·施特劳斯、托斯卡尼尼、卡萨尔

斯、乔治·塞尔、科尔托、蒂博、富特旺勒、布鲁诺·瓦尔特、克伦

佩雷尔和吉利。那证明了什么呢？只能证明音乐是世界性的，还有柏

林人真是幸运。

犹太人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电影业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战

争期间，英国、法国和后来美国的进口都被禁止。为了填充德国的

2000家和奥地利的1000家电影院，德国制片公司从1913年的30家跃增

至6年后的250家，而且战后，德语电影成为欧洲的主宰。1921年，它

制作了246部故事片，跟美国旗鼓相当；1925年，它的制片产量（228

部）是英国和法国加起来的两倍。[108]犹太人对满足德语电影的数量

和质量要求都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由汉斯

·雅诺维茨和卡尔·迈耶编剧，由艾里奇·鲍默任制片人。《大都

会》由弗里茨·朗执导。这只是其中的两部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导演

如恩斯特·刘别谦、比利·怀尔德、马克斯·奥菲尔斯和亚历山大·

柯尔达，演员如彼得·洛、伊丽莎白·伯格纳、波拉·尼格里和康拉

德·维德，是创造了德国电影业黄金时代的众多犹太人才中的一部

分，而且在希特勒崛起之后，他们带领了一批人分别前往好莱坞、伦

敦和巴黎。不可否认，德国电影具有强烈的犹太元素，而且朗和G.W.

帕布斯特都着迷于魔像的概念。[109]但是总体来说，20世纪20年代的

德国电影业光辉灿烂、大胆创新，但谈不上有政治和文化上的担当，

而且它对德国人关于犹太人的文化多疑症起了什么作用，如今已很难

辨明。

受到犹太人影响最大的领域是戏剧界，尤其是在柏林。剧作家如

卡尔·施特恩海姆、阿尔图尔·施尼茨勒、恩斯特·托勒尔、埃尔温

·皮斯卡托、沃尔特·哈森克勒费尔、费伦茨·莫尔纳和卡尔·楚克

迈尔，以及有影响力的制片人，如马克斯·莱因哈特，有时似乎主宰

了舞台，而那时的戏剧舞台倾向于流行的左翼、亲共和主义者、实验

性和性解放。但它肯定没有革命性，而且它属于世界，而非犹太人。

魏玛时期唯一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文化布尔什维克主义反犹成见的

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23）。该研究所的理论家以西奥多·阿多

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尔、赫伯特·马库塞、埃里希·弗罗姆和弗朗

茨·诺伊曼为首，宣扬一种文化重于现实政治的人本主义思想。不过

在当时，德国人几乎从未听说过法兰克福学派。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它

最著名的成员，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

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很难用可发表的形式明确表达出来；除了几篇文章

和随笔、博士论文、一本格言书和几封关于德国文化兴起的有注释的

信件之外，生前发表作品相对较少。1955年，他毕生的作品才被阿多

尔诺整理完成并出版。

本雅明是德国现代思想家里面最具有犹太性的一位，虽然他自己

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正如他的好朋友，历史学家格肖姆·肖勒姆

指出，他的思想围绕着两个基本的犹太概念：启示——通过神圣文字

启示的真理——和救赎。[110]本雅明一直在寻找一种弥赛亚的力量。

1914年之前，这种力量是青年：他是古斯塔夫·维内肯开创的以犹太

人为主的激进青年运动的领袖。可是，1914年维内肯转变并表现出爱

国精神之后，本雅明对他进行了抨击，战后他转而将文学当作弥赛

亚。某些杰出的文字，他认为，比如《托拉》，一定要仔细阅读，用

注释的方式探索道德救赎的关键。他把喀巴拉的一条核心原则应用于

文学：文字是神圣的，这和《托拉》的文字与上帝存在有形的联系是

一样的。由于神和人类的语言之间有此联系，因此人类被赋予了完成

创造过程的责任，方式主要是通过文字（称名）和系统性地阐述想

法。他创造了短语“语言的创造性全能”，并且表明探索文字不仅仅

是发现它们的表面意思，还要找出它们的内在含义和结构。[111]因

此，本雅明属于非理性和诺斯替犹太传统，就像弗洛伊德，探测存在

于外表底下深入、神秘和诠释人生的意义。被他最早用于文学随后用

于历史的这种方法，后来成了通用的技巧，比如，被克洛德·列维-施

特劳斯用于人类学，被诺姆·乔姆斯基用于语言学。诺斯替主义是最

有害的非理性主义形式，尤其是对知识分子而言，而且本雅明试验性

发展出来这种诺斯替主义的特殊变种扩展到了结构主义，从20世纪50

年代开始成为知识界的一股主要力量。

本雅明认为，在历史的连续性上“炸开”（他最喜欢用的一个

词）“承载现在的过去”很重要，用实现启蒙和社会民主的目标取代

革命很重要：又名弥赛亚事件的革命活动发生时，时间停止，进入静

止期。本雅明在自己的《历史哲学论纲》中主张，政治不仅是控制现

在，从而控制未来真实发生的激烈斗争，还是控制历史记录的智力斗

争。他用一句引人注目的话坚称“要是（法西斯）敌人获胜，即使死

者也会失去安全”。[112]大多数的知识形式是相对主义的、资产阶级

的产物，必须经过重铸才能确保成为无产阶级或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真

理。这些深刻见解具有才华和破坏性，讽刺的是，尽管本雅明将它们

看作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但它们实际上却是犹太人非理性主义的产物

——他的故事是具有强烈精神信仰却不再信仰上帝的人如何发现用独

创性的替代品代替宗教教条的古老故事。

此外，就本雅明的情况来说，他对宗教的拒绝并不彻底。他的作

品充斥着对时间和命运甚至罪恶和恶魔的奇思怪想。没有宗教的框

架，他就失去了方向，自己也觉得怅然若失。希特勒崛起后，他逃到

了巴黎。在巴黎的双叟咖啡馆，他画了一份被他称为他自己的人生图

解，一座绝望的迷宫；如他的性格一般，他又丢失了迷宫。[113]1939

年底，他想要进入西班牙，但被困在了法国——西班牙边界。他最要

好的一位朋友已经自杀，自杀的还有图霍夫斯基和其他很多犹太知识

分子，而且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本雅明似乎已经将自杀看成通过死

亡救赎的一种方式，看成基督——弥赛亚。不管怎样，他自杀了，被

安葬在波特博眺望大海的公墓中。不过没有人出席他当时的葬礼，而

且当汉娜·阿伦特在1940年晚些时候来此寻找他的坟墓时，它已不知

所终，此后也一直无法得到确认——一种最终的、无意识的异化和混

淆的姿态，一种象征性的暗示，即新时代的犹太知识分子（正如我们

已经提过的）在那个时代跟其他人一样凄凉绝望、漂泊无定。不过虽

然本雅明从长远看来是魏玛文化革新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但在当时

的德国，几乎没几个人听说过他。

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当时谴责犹太人掌控魏玛文化完全是阴谋论

吗？也不尽然。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报纸和出版公司。虽然德国出版

业的大部分和柏林、慕尼黑、汉堡及其他重要城市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确实都在非犹太人的手中，但类似《柏林日报》《福斯报》和《法兰

克福汇报》这样的犹太自由主义报纸却拥有最杰出的评论家和最广泛

的文化影响力。犹太出版公司，如库尔特·沃尔夫、卡里埃和S.菲舍

尔都是最有声望的出版公司。戏剧、音乐、艺术和图书评论家中有很

大比例的犹太人；而且犹太人经营着重要的美术馆及其他文化交易中

心。他们看起来大权在握、引领潮流和名声在外。他们的影响力实际

上被人与激起人们嫉妒、懊丧和愤怒的左翼知识分子势力混为一谈。

谴责犹太人的文化独裁是希特勒发动运动实现真正独裁的一件重要武

器。

同样，没有大萧条，纳粹绝不可能掌权；大萧条对德国的打击比

其他国家都要沉重，除了美国之外。这次危机的低谷于1932年夏季出

现在这两个国家，而直到1933年它们才现出复苏的曙光。在这两个国

家，选民都把惊人的高失业率归咎于政治当权派：美国的共和党、德

国的魏玛共和国。1932年11月，这两个国家在间隔不到两天的时间内

都举行了投票，实际上各自的结果都是更换政府。这里面有一种盲

目、残酷的运气成分。11月6日，德国选民将33.1%的选票投给了纳粹

（距离此前7月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两天后，F.D.罗斯福在美国获得

压倒性的胜利，在这次选举中，犹太人在投票时一改一向支持共和党

（和社会主义者）的传统，将85%～90%的选票投给了民主党。同样是

渴求改变的愤怒情绪，在美国，把权力交予一个很快就被希特勒认定

支持犹太人的人物手中，在德国则导致了选举僵局，1933年1月30日，

僵局被打破，希特勒成为总理。

一个反犹政权攫取了德国的权力，虽然当时还没有什么事情是不

可避免发生的，不过一旦希特勒巩固了他个人和党派的独裁统治——

从1933年2月至3月，只用了8周时间——一场针对犹太人的系统性攻击

在所难免。特别是犹太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知道他会对他们下

手，所以大多火速地离开了这个国家。严格来说，纳粹针对犹太人的

政策只不过是让德国回到了传统的国家反犹主义。1920年，该党的政

策规定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包括担任公职和投票的权利；犹太

人将变成“客人”，1914年之后进入德国的犹太人将会被驱逐；另外

还有没收犹太人财产的含糊威胁。[114]可是在他自己的很多演讲和

《我的奋斗》之中，希特勒威胁和承诺要对犹太人使用暴力。1922

年，在与约瑟夫·黑尔少校的私人谈话中，他更进了一步。如果他赢

得权力，他说，“消灭犹太人将是我的首要任务……一旦针对犹太人

的仇恨和斗争真正被激发起来，他们的抵抗势必会迅速瓦解。他们无

法保护自己，没人会站出来保护他们”。他对黑尔少校解释自己的理

念，所有的革命，比如他自己的革命，都需要有一个敌意的焦点来发

泄“广大群众的仇恨情绪”。他选择了犹太人，不仅是出于个人信

念，也是出于理性的政治算计：“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不仅必将受到

普遍的欢迎，而且还必将取得胜利。”与黑尔的这番交谈尤其能说明

问题，因为它表明了希特勒反犹动机的双重性——既有情感上的厌

恶，又有冷静的论证。他与黑尔讨论的不只是他的理论阐述，还有他

的愤怒情绪：

我要竖起绞刑架，比如在慕尼黑的马利亚广场，数量越多越好，

只要交通状况允许。然后把犹太人一个接一个绞死，还要让他们吊在

那儿，直到发臭……只要放下来一个，下一个就得补上他的位置，而

且一直要持续到慕尼黑的最后一个犹太人被消灭。其他的城市也要如

法炮制，直到德国除掉最后一个犹太人。[115]

希特勒的双重性表现为用来针对犹太人的两种暴力形式：大屠杀

中随性、高度情绪化、不受控制的暴力，以及通过法律和警察力量显

示出的冷静、系统化、合法化和规范化的国家暴力。随着希特勒逐步

接近权力和越发娴熟地利用夺权所需的策略，他把情绪化的因素推至

幕后，开始强调合法化。人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街头

法纪缺失的政治状态。希特勒对很多德国人的主要吸引力之一就是承

诺结束这种状态。但是在掌权之前，希特勒就早已调动各种手段，显

露出他反犹特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党派的街头暴徒，尤其是褐衫

党（冲锋队），到1932年底，他们的人数超过50万人，他们习惯性地

在街上暴打犹太人，有时甚至杀害他们。另一方面是精锐的党卫军，

他们管理警察力量和集中营，操纵复杂的国家暴力机器对付犹太人。

希特勒当政的12年始终贯穿着这种双重性。一直到最后，犹太人

既是个人突发性的鲁莽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也是大工业基础上系统性

国家暴行的受害者。在前6年的和平时期，二者之间还经常出现摇摆。

一旦战争的黑暗和寂静压来，后者便以巨大的规模占据了主导地位。

的确，希特勒是个经常逢事必有反应的即兴表演家和天才谋略家，而

且他的迫害范围之广，形式之多，以至于发展出了一种自己的势头，

但还是始终存在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总体策略和控制能力，这恰恰是出

自他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的头脑，也恰恰体现了他的反犹本性。大屠

杀是有计划的，是希特勒制订的计划。那是整个这段恐怖过程唯一合

理的推论。

希特勒刚开始掌权的时候，他的反犹太政策受到两种因素的约

束。他需要迅速重建德国经济。那意味着要避免随即没收富裕犹太群

体和驱逐他们导致的混乱。他希望尽快重整军备。那意味着要避免出

现大规模暴行的场面，好让国际舆论打消顾虑。因此，希特勒采取了

14世纪和15世纪西班牙用来对付犹太人的办法。推动和鼓励个体暴力

行为，然后以此为借口提出针对犹太人的正式、合法的措施。希特勒

在他的双重目标上都有代理人。他的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是他煽动民心的维森特·费雷尔。党卫军头目

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是他冷酷无情的托尔克马

达。在戈培尔的演讲和媒体的推动下，希特勒掌权后不久，褐衫党和

党员们对犹太人的袭击及对犹太人生意的抵制和恐吓便开始了。希特

勒放出风说他不赞成这些所谓的“个人行动”。但他对这些行为不加

处罚，并放任这些行为在1935年夏季达到高潮。接着，在一次重要演

讲中，他利用它们来证明9月15日提出的纽伦堡法案的合理性。这些法

案通过剥夺犹太人的基本权利并开启将他们与其他人口隔离的进程，

有效地执行了纳粹1920年的最初计划。它是中世纪制度最恶劣的一次

借尸还魂。但是这个丑恶却似曾相识的行为，让大多数犹太人（和世

界上的其他人）受到了蒙蔽，相信纽伦堡体系会让犹太人在纳粹德国

得到某种即使卑微低下却合法、稳定的法律地位。他们忽视了希特勒

在同一次演讲中附带的警告，那就是如果为“分散的世俗解决方

案”所做的这些安排失败，那么可能有必要通过一项法律，“将这个

问题交给国家社会党来最终解决”。[116]实际上，实施这一备选方案

的工具已经在准备了。就在希特勒掌权7个星期后，希姆莱已经在达豪

启动了他的第一座集中营，而且希特勒从那时起就把用来镇压的警察

机构的控制权收拢到自己手中，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绝无仅有。

在纽伦堡法案的基石上，限制犹太人活动的法规作为上层建筑不

断加盖并逐步建造起来。到了1938年秋季，犹太人的经济权利已经被

摧毁。德国经济再次具备了雄厚实力，德国如今已经重新武装起来。

超过20万名犹太人逃离德国，但德奥合并后又纳入了同样数量的奥地

利犹太人。于是“犹太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希特勒准备进行

下一步行动：将这个问题国际化。尽管犹太人在德国的力量已经被摧

毁，但犹太人在国外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向他开战的力量，成为在他

的演讲中重要性日益提升的主题。1938年11月9日，一个犹太人，赫舍

尔·格林斯潘，在巴黎刺杀了一位纳粹外交官，此时的新局面戏剧性

地投其所好，为希特勒利用他的双重手段和他的两位代理人推进下一

步行动提供了借口。当天夜里，戈培尔在慕尼黑纳粹领导会议上表

示，反犹报复骚乱已经开始。依照他的建议，希特勒此前已经决定，

如果骚乱事态扩大，也不必阻止。这被理解为党要组织骚乱。随后就

是“水晶之夜”。党员们砸毁并洗劫犹太人的商店。冲锋队派出小

队，烧毁了所有的犹太会堂。党卫军晚上11点零5分得到消息。希姆莱

记录：“命令是宣传部下达的，我怀疑权欲熏心——我早就注意到了

——又脑袋空空的戈培尔趁着国外的政治局势非常严峻的时候发动了

这次行动……我就此事询问元首的时候，我觉得他对这些事件一无所

知。”[117]不到两小时，他下令出动自己的所有警察和党卫军部队，

阻止大规模抢劫，并把两万名犹太人送进了集中营。

毫无疑问，对重大事件始终发布口头命令的希特勒给戈培尔和希

姆莱下达的命令相互矛盾，那是他一贯的做法。但是这一事件既有计

划又有混乱之处。按照希特勒的打算，要利用这个事件对犹太人进一

步采取措施。他们得为这次骚乱承担责任，而且被处以10亿马克（大

约4亿美元）的罚款。但是大部分损失得由保险公司承担。由此产生了

很多法律后果。犹太人向法院提出的损失赔偿主张被司法部的一条特

别法令撤销。指控26名党员杀害犹太人的案件也被撤销。其余4名强奸

犹太女性的人不得不被开除，因为“理想主义”和“自私自利”的犯

罪行为有所区别。[118]在希特勒看来，最气恼的是，大屠杀是不受欢

迎的，不仅在国外，最主要的是在德国也不受欢迎。

因此他改变了策略。虽然戈培尔还在继续他的反犹宣传，但从此

之后他不再被委任为反犹暴行中的执行角色。那项权力现在几乎完全

交给了希姆莱。跟以往一样，“愤怒”被用作新一轮针对犹太人采取

法律手段的借口。但是这一次，整个过程被搞得非常官僚化。每一步

行动都是经验丰富的官员，而不是党派理论家，在事前经过深思熟虑

设想出来的，每一步都是合法化和体制化的。正如研究大屠杀最重要

的历史学家劳尔·希尔贝格所表明的，正是这种政策的官僚化，它才

有可能达到庞大的规模，将大屠杀转变为种族灭绝行为。

政策的官僚化还确保了德国政府几乎每个部门，还有大多数平民

曾在某个时候卷入反对犹太人的活动。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成了

全民行动。为了贯彻这项政策，首先必须确定犹太人的身份，然后剥

夺他们的财产，最后再把他们集中起来。身份认定要求医学专业人士

和教会同时参与。纳粹发现，通过种族实际上很难界定一名犹太人。

他们不得不求助宗教标准。他们1933年4月11日的基本法令——当时是

为将犹太人赶出行政部门而制定——对“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的界定

是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中有一人信奉犹太教。但此举导致意见出

现分歧。1935年，该党首席医务官瓦格纳博士、德国医学工作者协会

秘书布洛梅博士和种族政治办公室头目格罗辛博士之间举行了一场医

学会议，决定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是德国人，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仍

然是犹太人，因为（布洛梅说）“在一半血统的犹太人中间，犹太基

因显然占主导地位”。但是，行政部门不愿接受这项定义。他们以宗

教或婚姻关系来界定半犹太人。行政部门的人自行其是，因为他们实

际上制定了详细的法规，包括1935年11月14日的德意志帝国公民法。

前海关官员伯恩哈德·勒泽纳博士在内政部草拟了大约27条种族法

令，可以用来精细地区分征税货物。申请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得出示雅

利安血统的确切证明。一名党卫军军官需要出示可追溯至1750年的血

统证明，即使政府部门的低级文员也需要7份证明文件。唯一拥有1875

—1876年以前出生记录的教会就这样被牵扯了进来。家族调查员作为

一种新职业应运而生。拥有部分犹太人血统的人群中第三种人——混

血儿——被区分出来，他们又被分为第一和第二等级。随着混血儿被

界定，重新分类或“解放”的需要大大增加，而且与沙皇俄国一样，

这种制度很快就引发出各种裙带关系和腐败。希特勒总理府的一名官

员很讨希特勒喜欢，他是第二等级的混血儿，1938年的圣诞夜，他收

到了元首送给他的私人圣诞礼物——“解放书”，当时他和家人们正

围坐在圣诞树旁边。[119]

此外，剥夺犹太人财产或者所谓的雅利安化将很大一部分商业团

体卷进了这个体制。从1935年8月开始，包括希姆莱和施特赖歇尔在内

并以全部国家资源为后盾的抵制委员会向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

售出全部资产并降低售价，以便吸引德国人迅速前去收购。银行在这

个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在每个阶段都能获利，而且结果经

常是将业务据为己有。德国商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受到腐化并参与了

最终解决方案，它不只是一个从邪恶法律中牟利的问题。希特勒的双

重手段被用于每个阶段。让犹太人失去财产的不仅是法律还有暴行。

奥地利信贷银行的一名高层人员被冲锋队带走并从一辆行进的车上被

扔了下来，另一位则在冲锋队搜查他的房屋时被踢死，之后，法本公

司和德意志银行吞并了这家银行及其附属企业。路易·罗斯柴尔德男

爵被警察逮捕并被扣为人质，直到其家族同意以最低价格交出他们的

资产。后来，德累斯顿银行给希姆莱的参谋长写信，感谢警方帮助压

低价格。[120]

将犹太人集中起来并与其他人群隔离，再让他们接受完全不同的管理体制，这个过程也有德国人的全民参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难以操作的过程，它要求数以万计的官僚要有几乎不亚于最后的屠杀过程本身的冷酷无情。而且，所有德国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有的反犹条例并未发表公布，但犹太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受到了有区别的恶劣对待是有目共睹的。“水晶之夜”过后，关于性和婚姻的法律越来越严厉并得到了野蛮执行。犹太人被发现与雅利安人“亲近”必然会被送进集中营。这个雅利安人可能也会被送到那儿，接受3个月的“再教育”。与此同时，1938年11月，犹太人被赶出了所有的学校，火车、等候室和餐馆都实施隔离制度。犹太人被移送到被隔离住宅区的进程也开始了。这些行动有的是依照复杂的法规做出的，有的则毫无法律依据。自始至终，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战争就扑朔迷离地结合了合法和非法、体制和纯粹暴力。比如，从1938年12月开始，希姆莱为了降低犹太人的流动性，推动集中进程，便擅用职权，直截了当地吊销了所有犹太人的驾照。犹太人被剥夺了财产，便大量涌入大城市。犹太人的救济机构同样贫困潦倒，无力应对。于是，按照1939年3月的一条法规，没有工作的犹太人要被送去强制劳动。

因此，在1939年9月战争打响之前，许多最终的恐怖已有先兆，而

且实施这些恐怖的体制已经初具雏形。尽管如此，战争还是在两个重

要方面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改变了希特勒对迫害犹太人进行道德合

理化的侧重点。这种道德合理化，虽然可能粗略简陋，但却是大屠杀

的重要环节，因为它被戈培尔公开使用，以此确保德国民众的默许和

冷淡，被希姆莱用来激发操作这台镇压机器本身的那些人员的热情。

在战争爆发之前一直有观点认为，既然犹太人已经世世代代地致力于

欺骗德国民众，那么他们对自己的财产就不享有道德权利，剥夺他们

财产的措施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补偿行为，让他们的财富物归原主

——还给帝国。随着战争的爆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希特勒一

直坚称，如果战争到来，那肯定是活跃于国际舞台的那些犹太人干的

好事；因此，当战争真的到来时，他就把随后出现的所有牺牲全部归

咎到犹太人身上。这种观点的结论暗示，犹太人对他们的生命也不享

有道德权利。的确，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战争将促成“犹太人问

题”的“最终解决”。

从中我们得出了战争的第二个后果。1933—1939年的执政经验让

希特勒改进了自己普及反犹主义的观点。虽然抽象地将仇恨对准某个

焦点很有用处，但他已经认识到针对全体犹太人的公开、普遍和身体

暴力对于德国民众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至少是在和平时期。但是，战

争造成了一种独有的紧迫感，而且它还能为许多活动罩上面纱。实施

种族灭绝正需要这样的环境。因此非但不是犹太人发动了战争，而是

希特勒为了消灭犹太人而主观促成了战争。他要消灭的不只是德国犹

太人，还有所有欧洲犹太人，因此为他一直以来的主张提供一个国际

性的最终解决方案也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战争不仅是必需的，它要为

实施这场行动提供必需的借口和幌子，而且它还得包括针对波兰和俄

国的战争，这样希特勒就能够把手伸到欧洲犹太人的主要来源地。

因此随着战争第一个阶段的开始，犹太人承受的压力迅速增加。

从1939年9月开始，他们不得在晚上8点之前上街。接着他们的行动又

被限制在所有区域的特定时间和所有时间的特定区域。他们被禁止乘

坐很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除了在某些不方便的时间之外或者无论何

时。他们不能拥有电话，后来还被禁止使用电话：电话亭被标上

了“禁止犹太人使用”。犹太人特殊的身份证件可回溯至1938年8月，

而且随着战争的到来，它们成为新的剥夺体制的基础。定量配给卡被

盖上了“J”的印戳以便被用于各种形式的剥夺。从1939年12月开始，

犹太人的配给量被削减，与此同时，犹太人还被限定了特定的购物时

间。希特勒的执念之一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就是由犹太人的勾

当导致本国食品经常短缺造成的。他下定决心，这一次，犹太人不应

该多吃一口不必要的食物，粮食部在他的反犹政策中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实际上那里的官僚们逐步实施了比原计划更为严苛的措施，目的

就是饿死犹太人。

与此同时，很多犹太人正因过度劳累而死去。他们被排除在德国

劳动法的保护性条款之外。德国雇主们利用了这一点，取消了犹太人

的假日薪水。1940年年初，犹太人的所有津贴都被依法取消。1941年

10月，一部单独适用于犹太人的劳动法出台，允许雇主，比如，让14

岁的犹太男孩儿不限时间地工作。犹太人被剥夺了防护服装，焊工被

剥夺了护目镜和手套。从1941年9月起，6岁以上的所有犹太人都要佩

戴一枚巴掌大小、黄底黑色的大卫之星，中间还有“Jude”（犹大）

的字样。正是这样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检查犹太人

是否违反了这些数不清的规定，整个德意志民族都变成了警察部门和

这场迫害的参与者，还让犹太人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战争大幕的揭开还为希特勒奉上了半个波兰和超过200万的波兰犹

太人。而且，波兰是一个被占领国，他在那儿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

希特勒式的双重性再次得到了运用。首先是“自发的”个人袭击，不

过其规模和残忍程度远胜德国。于是，50多名犹太人在波兰的一座犹

太会堂被枪杀。党卫军举办了鞭打狂欢：1940年早些时候，在纳谢尔

斯克，1600名犹太人被鞭打了一整夜。反感党卫军的德国军队记录下

了这些事件，其中有些记录留存了下来。[121]这些暴力事件导致人们

要求“有序”的解决方案，而这些方案反而成为系统性的迫害。

1939年9月19日，希特勒决定将波兰大部并入德国，将60万犹太人

从那儿迁入被称为“总督府”的波兰残余地区，并将那里的所有犹太

人集中到铁路沿线的便利地点居住。另外，他还下令将所有的德国犹

太人转移到那儿。此举让德国的铁路系统，即帝国铁路，发挥了作

用，帝国铁路当时拥有50万名职员和90万名体力劳动者。没有铁路，

那场大屠杀就没有可能发生。借助被他们称作“专列”的遣送火车和

专员——这些人协调遣送计划和战争的其他行动计划——帝国铁路不

遗余力地把犹太人精准运送到党卫军希望他们去的地方。装载犹太人

的这些列车享有高于一切的优先权。1942年7月，266师在俄国发动攻

势并强制禁止铁路的其他一切用途时，党卫军依然每天运行一列火

车，将5000名犹太人运送到特雷布林卡，每周还有两班火车运送5000

人到贝乌热茨。即使在伏尔加格勒恐慌最盛的时期，希姆莱还给交通

部部长写信说：“如果要我尽快完成这些事，就必须有更多火车来运

输……帮我搞到更多火车！”这位部长帮了他的忙。对火车因素的研

究也许比其他所有研究都能更好地显示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在他的总

体方案中的重要性，以及普通德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推动这项政

策走到了最后。[122]

一旦犹太人被隔离、调动和集中在总督府，被希特勒称为（1940

年10月2日）“大型波兰劳动营”的强制劳动计划就可以正式开始了。

这是最终解决方案和大屠杀本身的第一部分，因为劳累致死是这套系

统运转的基础。弗里茨·绍克尔，劳动力分配办公室的头目，下

令“以最低的开销和最大的程度”来剥削犹太人。[123]劳工被迫每周7

天从早干到晚，穿着破布，吃着面包、稀汤、土豆和时而才有的肉

屑。第一项主要奴工作业是1940年2月沿东部新边境修建庞大的反坦克

堑壕。[124]从那时开始，这套系统扩展到各个工业领域。工人可以通

过电话“订购”，用货运列车运送，就像原材料一样。就这样，法本

公司得到了从拉文斯布吕克运到达豪的250名荷兰犹太女子，还是那些

货运列车，把200名波兰女人退回达豪。[125]奴工经常被迫跑步行

动，“奥斯威辛小跑”，甚至是在搬运东西的时候，比如重达100磅的

成袋混凝土。在靠近希特勒家乡林茨的毛特豪森，希姆莱在一座市政

府采石场附近修建了一座劳动营，劳工们的工具只有镐和斧头，他们

还要背着沉重的花岗岩石块经过186级陡峭狭窄的台阶，从采石场走到

集中营。他们的存活时间是6周到3个月，而且还不包括意外死亡、自

杀和被刑罚致死。[126]

毫无疑问，强制劳动是谋杀的一种形式，而且纳粹当局也是如此

认为的。“通过劳动消灭”的说法在1942年9月14日和18日司法部部长

乔治·提拉克博士与戈培尔和希姆莱的讨论中反复出现。[127]鲁道夫

·霍斯，1940年5月至1943年12月任奥斯威辛指挥官，后任指挥整个反

犹计划的国家安全部办公室主任，他做证说，到1944年为止，德国军

事工业有40万名奴隶在工作。“在劳动环境特别恶劣的企业里，”他

说，“每个月有五分之一的人死去，或者因为失去劳动能力被企业送

回集中营，准备消灭。”所以说，德国企业是最终解决方案这一方面

的自愿参与者。这些劳工没有名字——只有被刺在身体上的编号。如

果一个人死了，工厂经理不必说明死因：他只会申请一名代替者。霍

斯做证说，争取犹太奴工的要求一直都是公司方面提出来的：“集中

营没时间向企业提供劳工。相反，只会在公司对（这样的）囚犯有要

求时，囚犯才会被送去公司。”[128]所有相关企业对于正在发生的事

情都一清二楚，而且知道的也并不仅仅限于级别非常高的经理和那些

参与奴工事务具体操作的人。他们前往集中营的次数也是数不清的。

而能体现他们看法的书面记录，也只有很少部分被保留了下来。例

如，1942年7月30日，一名法本公司雇员参观了奥斯威辛奴工的工作

后，用很多德国人都会用的那种开玩笑的讽刺口吻给一名法兰克福的

同事写信道：“犹太民族正在这儿发挥你能想象到的最特别的作用。

这种人的饮食和待遇符合我们的目标。显然，他们基本从不会有体重

增加的记录。他们若是稍有什么要去‘换换空气’的动作，子弹就会

嗖嗖地飞过，以及很多人已经因为‘中暑’消失，都是千真万确的事

实。”[129]

但是饿死和累死犹太人的速度对于希特勒来说还不够快。本着与

黑尔少校进行的那番谈话的精神，他决定还是要进行大屠杀。希特勒

很少签署什么命令；涉及犹太人的命令更少。关于犹太人政策，希特

勒写过的最长信件可以追溯至1933年春天，那封信是回复兴登堡要求

反犹太法令豁免退伍老兵的。[130]有关缺少书面命令的原因，其中一

种说法认为最终解决方案是希姆莱的行为，而希特勒对此不仅没有下

令，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131]但是这种说法站不住脚。[132]第

三帝国的行政机构虽然经常混乱无序，但其核心原则清清楚楚：所有

关键决策都出自希特勒。犹太人政策尤其如此，那是他关注的中心和

毕生事业的动力。显然，他是所有纳粹领导中最执迷和最顽固反犹

的。即使施特赖歇尔，在他看来，都上了犹太人的当：“他把犹太人

理想化了。”1941年12月，希特勒坚称，“犹太人比施特赖歇尔描述

得更下贱、更凶残、更邪恶”。[133]希特勒接受了形式最极端的反犹

阴谋论，相信犹太人生性邪恶，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和象征。[134]在

他的整个事业历程中，他都是从启示录的角度看待“犹太人问题”，

而且大屠杀就是他的观点的逻辑结果。虽然他启动大屠杀的命令是口

头的，但希姆莱和其他人总会根据惯例，将其作为他们不可违抗的权

威来引用：“元首的愿望”“元首的意志”“经过元首的同意”“这

是我的命令，也是元首的愿望”。

最终解决方案的决定性日期几乎可以肯定是1939年9月1日；那一

天，战争开始了。那一年的1月30日，希特勒清楚地陈述了他会对战争

做何反应：“如果欧洲内外那些国际金融犹太人再一次成功地让这些

国家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结果不会是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化及犹太人

由此获得胜利，而是犹太民族在欧洲的灭绝。”他将这场战争视为种

族灭绝的许可证，而且他设置了精确进程，就在战争爆发那一天开

启。第一份试验性谋杀的计划是在希特勒的总理府构思的，而且1939

年9月1日的最初命令是用希特勒的个人信纸发布的：这份命令批准杀

死无法治愈的精神病。这项计划的代号T-4取自总理府的地址——动物

园街4号，而且从一开始，它就具备种族灭绝计划的特征：党卫军参

与，委婉说法，欺骗。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个被任命主持这项安乐死

计划的人，党卫军副指挥莱昂纳德·孔廷医生，在要求得到希特勒的

书面命令之后被解职了。另一位党卫军医生，菲利普·博伊哈勒，接

受了口头命令，顶替了他的位置。[135]

党卫军试验了多种毒气，包括一氧化碳和品名为齐克隆-B的氰基杀虫剂。1939年晚些时候，第一间毒气室建成于勃兰登堡的一处杀戮中心；希特勒的医生，卡尔·勃兰特见证了对4名疯子的杀戮测试。他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后者下令只使用一氧化碳。其他5座杀戮中心随后装备齐全。这种毒气室被称作“浴室”，受害者会被编成20或30人一组，被告知他们要去洗澡。他们被密闭在毒气室里，之后负责的医生向他们释放毒气。后来在大规模灭绝的集中营里使用的同样是这套基本流程。该计划杀害了80000—100000人，但1941年8月由于教会的抗议被叫停——他们唯一一次阻止希特勒杀人。可此时，这种方式还是被用来杀害集中营里病重无法工作的人。于是，安乐死计划被并入了最终解决方案，在方式、装备和专业人员方面都具有连续性。[136]

应该强调的是，虽然整个1940年和1941年春季，在波兰大批杀害犹太人的行为一直在进行，但大规模灭绝阶段并未真正开始，直到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此举意在摧毁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的中心，让希特勒把手伸向那时苏联境内的500万犹太人。杀戮通过两种方式实现：机动的杀戮部队和固定的中心或死亡集中营。这种机动杀戮系统可以追溯至1940年7月22日，当时希特勒首次向军队提出了涉及大规模灭绝的全面战争的想法。实际上，自从党卫军杀戮部队为了战术接受军队指挥开始，军队就深入参与了最终解决方案。1941年3月3日，约德尔将军的战争日记首篇就记录了希特勒的决定，在即将到来的苏联战役中，党卫军——警察部队将被送上前线部队区域，以便“清除”那些“犹太——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137]

这就是别动队的由来，即机动的杀戮队伍。他们接受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麾下的帝国中央保安局（RSHA）的指挥，指挥系统是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这样的队伍有4支，A、B、C和D，每支队伍多达500～900人，被一一对应地分派给入侵俄国的4组集团军群。他们的军官来自党卫军、盖世太保和警察，高军衔的比例很高，包括很多知识分子和律师。指挥D队的奥托·奥伦多夫拥有3所大学的学位和法学博士头衔。恩斯特·比贝尔施泰因，C队的指挥官之一，是新教牧师、神学家和教会官员。

1941—1942年，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有400万生活在被德军侵占的地区。其中250万人在德国人到来前就逃走了。余下的90%集中在城市，导致别动队能够更加方便地杀死他们。这支谋杀队伍直接跟在军队后面行动，在城市居民还没来得及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就对犹太人进行围捕。在杀戮扫荡的初期，4支队伍在1941年10月中旬至12月上旬的不同日期报告称他们已经分别杀了12.5万人、4.5万人、7.5万人和5.5万人。不过很多犹太人被落在了后方区域，所以杀戮分队被派去抓捕和杀害他们。军队会合作地将犹太人移交给他们，把犹太人称作“游击队员”或“多余的吃货”来安慰自己的良知。有时候，军队自己就会杀犹太人。为了给自己省事儿，他们和党卫军都鼓励屠杀。犹太人几乎没有抵抗。俄国市民很合作，不过一位当地市长因为试图“帮助犹太人”被枪毙的一幕被记录了下来。[138]人数相当少的刽子手团队就处理掉了庞大的人数。在里加，一名军官和21个人就杀了10600名犹太人。在基辅，C队的两个小分遣队杀了3万多人。1941年年底，第二次扫荡开始并持续了1942年全年，这次杀了90万人以上。大多数犹太人是在城镇外的壕沟里被枪杀的，壕沟随后变成坟墓。第二次扫荡期

间，先是要挖万人坑。刽子手们在犹太人的脖子后面开枪，或者使

用“沙丁鱼方式”。按照这种方式，第一层要求他们自己躺在坟墓底

部，然后被从上射杀。第二层躺在第一层尸体上面，头对着脚。摞上5层或6层，然后，这处坟墓就会被填满。

有的犹太人藏在地板下和地窖里，他们被手榴弹炸了出来或者被

活活烧死。有的犹太姑娘为了活命献上了自己；她们在夜晚被享用后

却依然在次日早上被杀掉。有的犹太人只是受了伤，还能活上几小

时，甚至几天。期间发生了很多虐待成性的行为。但甚至在这些经过

挑选的刽子手当中，也有人不太情愿屠杀这么多没有抵抗能力的人

——任何一组在一次实际的杀戮行动中都不会有一个人丧生。希姆莱

只去视察了这项工作一次，1941年8月中旬，他亲眼目睹了100名犹太

人被枪杀，这次视察有据可查。希姆莱发现自己无法在每次枪声响起

的时候都看得下去，指挥官责备他说：“领袖，那只是100人。”希姆

莱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看看执行命令的那些人的眼睛。他

们多么深受震动啊！这些人的余生都被毁了。我们在这儿训练的是哪

种追随者呢？精神病还是野蛮人？”希姆莱随后向那些人发表了讲

话，号召他们遵守“党的最高道德法则”。[139]

为了避免射击时杀人者和被杀者之间的个人接触产生的影响，这

支队伍尝试了其他方法。炸药的使用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后来他们引

入了机动毒气车，而且很快就给各支部队送去了两辆车。同时，固定

的中心——死亡集中营——的使用为这些机动杀人行动提供了补充。

他们建成并装备了其中6座集中营：被并入帝国的波兰境内的海乌姆诺

和奥斯威辛；波兰总督府的特雷布林卡、索比布尔、马伊达内克和贝

乌热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特殊类别，“死亡集中营”这

个词会让人产生误解。共有1634座集中营及其附属区和超过900座劳动

营，[140]它们全都是死亡集中营，数量庞大的犹太人因为饥饿和劳累

过度死在里面，或者因为微不足道的过错或者经常根本毫无原因地就

被执行了死刑。然而这6座集中营是以工业规模的大屠杀为目的，经过

了慎重的规划或扩建。

在别动队行动的同时，1941年6月，希特勒似乎已经下令在固定的

中心实施大灭绝。不过如我们所见，大规模的毒气杀戮早就在进行；

1941年3月，希姆莱已经指示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霍斯为此扩大集中营的

规模。希姆莱告诉他，奥斯威辛是经过挑选的，因为它铁路交通便

利，隔离于人口中心之外。不久之后，希姆莱指示卢布林的党卫军警

察头目奥迪罗·格洛博奇尼克建设马伊达内克，于是这位官员成为一

张杀戮网络的头目；这张网包括其他两座死亡集中营，贝乌热茨和索

比布尔。指挥系统如下：希特勒的命令被传达给希姆莱，再从他那儿

下达至各集中营指挥官。不过，赫尔曼·戈林，作为这项4年计划的头

目，从事在行政层面安排国家各个官僚机构合作的事宜。这一点很重

要，说明虽然大屠杀的执行机构是党卫军，但这项罪行总的说来是涉

及德国政府、武装部队、产业及其党派的所有阶层的国家行为。就像

希尔贝格所说：“这些阶层的合作如此彻底，以至于我们可能真的要

说他们已经融入了一台毁灭的机器。”[141]

戈林向海德里希——作为帝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和秘密警察头目，

是国家和党派的交叉点——委派了负责协调的任务，并于1941年7月31

日送交给他一份书面命令：

为补充1939年1月24日交派给你的任务，亦即根据现况以最佳方式

进行移民和疏散来解决犹太人问题，本人兹在此指示你，就组织、物

资及财务等事项做好一切必要准备，以便彻底解决德国势力范围内欧

洲犹太人问题。以上行动所需的条件，若触及其他中央机构的权力，

他们必须协助参与。[142]

海德里希转而向帝国中央保安局负责“犹太人事务和疏散事

务”的官员阿道夫·艾希曼下达了命令。此人对大屠杀负有全面行政

责任，而希姆莱通过他的集中营指挥官行使执行责任。正是艾希曼实

际草拟了1941年7月31日由戈林签署的那份命令。但与此同时，希特勒

又给海德里希下达了一份口头命令并转告艾希曼：“我刚从领袖那里

回来：元首现在已经下令从身体上消灭犹太人。”[143]

大屠杀机器的建设持续了1941年的整个夏季和秋季。汉堡的两名

平民来到奥斯威辛，指导那里的工作人员如何使用齐克隆-B，那里优

选的杀戮方式。9月，在奥斯威辛Ⅱ区，第一次毒杀在250名犹太病号

和600名俄国战俘身上实施。接着，这项工作从奥斯威辛主要的杀人中

心比克瑙开始。第一座死亡集中营在罗兹附近的海乌姆诺建成，1941

年12月8日开始运转，使用机动卡车用过的废气。帝国中央保安局关于

这场杀戮的会议本计划次日在柏林郊区万湖的一栋别墅召开。但会议

因为珍珠港事件被推迟，直到1942年1月20日才召开。到了那时，纳粹

高层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忧虑迹象。苏联的继续存在和美国的参

战，一定让他们很多人确信德国不可能赢了。会议重申了最终解决方

案的目标并协调了将其贯彻到底的手段。午餐期间，当侍者分发白兰

地的时候，几个出席者都催促要加快速度。正是从这一点来看，大屠

杀的迫切被列到了首位，甚至超过了战争行动本身，反映出希特勒下

定决心，无论战争的结果如何，欧洲的犹太人都不得幸存。

万湖会议之后是迅速的行动。贝乌热茨第二个月就投入运转。索

比布尔的建设从3月开始。与此同时，马伊达内克和特雷布林卡被改造

成为死亡中心。戈培尔在听取了主管总督府集中营的格洛博奇尼克的

简短汇报后写道（1942年3月27日）：“判决正报应在犹太人身上，

（他们）野蛮……元首关于他们掀起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预言开始以

一种最糟糕的方式应验。”[144]

不过这是戈培尔在自己的日记中的倾诉。而在实际命令中，即使

是在非常有限的传播渠道，对种族灭绝的叙述始终都以委婉的代称表

示。即使是在万湖会议上，海德里希也用了代称。所有犹太人，他

说，将被“疏散到东方”并组成劳动队伍。大多数人会“通过自然减

少的方式消失”，而那些有能力重建犹太民族的强硬分子将会得

到“相应处理”。最后这个意为“被杀掉”的短语在别动队的报告中

已经屡见不鲜了。官方对谋杀的委婉说法有很多，它们被那些参与行

动的人使用，也被行动之外的无数人清楚地了解：秘密警察措施，按

照秘密警察的方式彻底检查，行动，特别行动，特别处理，送到东

方，重新安置，适当的处置，净化，重大净化行动，传达特别措施，

清除，解决，清理，释放，结束，移民，流浪，走散，失踪。

为了尽可能减少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严重程度的介怀，委婉用

法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在专业的屠杀者之间也是这样。欧洲

国家大约有8861800犹太人直接或间接地处于纳粹的控制之中。据估

算，纳粹杀害了其中5933900人，或者说67%。波兰被杀的人数最多，

330万人，超过90%。波罗的海诸国、德国和奥地利达到了同样的比

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43]、斯洛伐克、希腊和荷兰超过70%。

白俄罗斯、乌克兰、比利时、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挪威，犹太人被

杀的比例超过50%。[145]6大死亡集中营构成了主要的杀戮区域，奥斯

威辛杀害了200多万人，马伊达内克138万，特雷布林卡80万，贝乌热

茨60万，海乌姆诺34万，索比布尔25万。它们的毒气室工作速度极为

可怕。特雷布林卡有10间毒气室，每间一次可容纳200人。霍斯夸耀说

他在奥斯威辛的毒气室每间可以装下2000人。使用齐克隆-B气体晶

体，奥斯威辛的5间毒气室每24小时可以杀害6万名男女和儿童。霍斯

说，1944年夏季，单单匈牙利犹太人他就杀害了40万（还有其他群

体），总共“至少”有250万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奥斯威辛被毒

气毒死并焚烧，另外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1942年、1943年和

1944年的多个月份，纳粹每周都会残忍地杀死10万多人，主要是犹太

人。[146]

如此规模的暴行实施于文明的欧洲，虽然是在战争期间，虽然是

在德国军队的防卫屏障之后，但它仍然提出了很多问题，不仅是关于

犹太人本身，还关于德国人、他们的盟友、同伙和被征服地区的行

为，关于英国人和美国人。让我们依次审视每个问题。

德国人知道并默许了这种种族灭绝。他们光是党卫军就有90万

人，另外还有与铁路有关的120万人。火车泄露了秘密，大多数德国人

知道那些巨大、拥挤的火车在黑暗中嘎吱嘎吱地行进几小时意味着什

么，就像一个人记下的言语所显示：“那些该死的犹太人，他们甚至

晚上都不让人睡觉！”[147]德国人是谋杀的受益者。从受害人那里偷

来的数以万计的男女手表、钢笔和自动铅笔在军队中分发；仅仅6周，

从奥斯威辛被毒杀的人中收集的222269套男士西装和衬衣、192652套

女装和99922套儿童服装就在德国国内分发。[148]收到东西的人大致都

知道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德国人对于犹太人正在遭受的境遇几乎毫无

异议，也几乎从未帮助过犹太人逃走。但例外还是有的。在柏林，就

在希特勒帝国的中心，这个城市的16万名犹太人中的几千人设法转入

地下，变作所谓的“U型潜水艇”，逃过劫难。而每个逃脱的事件都意

味着来自非犹太裔德国人的某种放任和协助。[149]其中一例是学者汉

斯·希舍尔，1942年2月变作“潜水艇”。他搬进了自己的情妇玛丽亚

·冯·马尔灿伯爵夫人的公寓，后者是忠实的纳粹、陆军元帅沃尔特

·冯·赖谢瑙的小姨子。她为他设计了一张可以爬进里面的箱状床，

还钻出了可以呼吸的孔洞。她每天给他送一杯清水和一份咳嗽遏抑

剂。一天，她回到自己的公寓，听到希舍尔正在和另一名“潜水

艇”维利·比绍夫放声高唱：“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150]

奥地利人比德国人还要恶劣。他们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

出他们的人数比例。不只是希特勒，就连艾希曼和盖世太保的头目恩

斯特·卡尔滕布伦纳都是奥地利人。在荷兰指挥杀害犹太人的是两名

奥地利人，阿图尔·赛斯-英夸特和汉内斯·劳特尔。在南斯拉夫，

5090名战犯中有2499人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在机动杀戮部队中占有

重要地位。他们为党卫军的灭绝部队提供了三分之一的人员。6大死亡

集中营中有4座是奥地利人控制的，杀害了600万犹太受害者中的将近

一半。[151]奥地利人反犹情绪之激烈远胜德国人。梅纳什·毛特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疾老兵，装了一条木腿，摔倒在维也纳结冰的人

行道上，在那儿躺了3小时，向路人求助却是徒劳。他们看到他犹太人

的星形标志便拒绝了。[152]

罗马尼亚人不比奥地利人好多少；而且在某些方面更恶劣。战前

在罗马尼亚的75.7万名犹太人，他们所受的待遇是全世界最差的。罗

马尼亚政府在希特勒的反犹政策上亦步亦趋，虽说效率远远不及，但

恶毒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940年8月开始，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财

产和工作，让他们承担没有报酬的强制劳动。还有屠杀——1941年1

月，170名犹太人在布加勒斯特被杀。罗马尼亚人在入侵苏联的过程中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入侵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战

争。他们在比萨拉比亚杀了20万名犹太人。犹太人被装进运送家畜的

卡车，没有食物和水，没有特定目的地地四处转移。或者，他们被迫

脱掉衣服急行军，有的实际上什么都没穿，其他人只有报纸遮体。与

别动队D在苏联南部合作的罗马尼亚军队，他们的残暴和杀完人却不掩

埋尸体的行为甚至让德国人都感到愤慨。1941年10月23日，罗马尼亚

人在敖德萨的军队总部被一枚地雷摧毁后，在那里实施了一次大屠

杀。第二天，他们把成群的犹太人赶进4间大型仓库，向他们泼洒汽

油，把他们点着：2万～3万人因此被烧死。经德国人的同意，他们从

乌克兰争取到了德涅斯特河左岸地区，作为他们对最终解决方案的贡

献的奖励。这片杀戮区域，217757名犹太人被处决（据估算13万人来

自苏联，87757来自罗马尼亚），罗马尼亚人自己就处死了138957人。

[153]继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之后，罗马尼亚人是杀害犹太人的最大刽子

手。他们更倾向于实施殴打和折磨，或者强奸，军官们比手下更残

忍，因为他们为了放荡纵欲会挑选出最漂亮的犹太姑娘。他们还更唯

利是图，枪杀完犹太人，他们会把尸体卖给当地农民，那些农民会剥

光尸体的衣服。他们还愿意卖掉活的犹太人，如果得到的钱足够多的

话。但是从1944年开始，他们的态度没那么肆无忌惮了，因为他们意

识到同盟国会赢得胜利。[154]

法国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人提出了的意见，表示愿意积极参与希特

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他们从未对1906年德雷福斯支持者的胜利释怀，

对犹太人的仇恨又被1936年布卢姆人民阵线政府加深。与德国一样，

反犹分子包括大量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他们当中有一位医生——

F.L.德图什（F.L.Destouches）——用笔名塞利纳（Céline）写作。

他的反犹檄文《大屠杀，小伎俩》（1937）使用了自己的真名，在战

争前夕和期间产生了很大影响，文章宣称法国已经成为被犹太人占领

的国家（就像一个被强奸的女人），而且希特勒政权的入侵将是一次

解放。这本离奇的书复活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英国人与犹

太人结成了邪恶的同盟，要摧毁法国。德雷福斯案件期间，用夸张的

英国发音“哦，是的”这个短语就是反犹的政治口号，而且在《大屠

杀，小伎俩》这本书里，塞利纳列出了英国人——犹太人世界阴谋集

团的口号：“再见砰！噫！耶！天啊！国王万岁！劳合家万岁！塔于

尔万岁！城市万岁！辛普森夫人万岁！《圣经》万岁！上帝的妓院！

世界是犹太人的妓院！”[155]法国号召摧毁犹太人的反犹政治组织不

下10个，其中有的是纳粹政府资助的。幸运的是，他们无法达成一个

共同的策略。但维希政府采纳反犹政策之后，他们的机会来了。1938

年，达基耶尔·德·佩莱普瓦成立了法国反犹联谊会，1942年5月，他

成为维希政府犹太人问题专员。[156]大多数法国人拒绝与最终解决方

案的政策合作，但愿意合作的人倒是比德国人还热心。就这样，希特

勒设法杀害了9万名（26%）法国犹太人，并且在法国当局的协助下，

将7.5万名犹太人驱逐出法国，其中只有2500人幸存。[157]个人仇恨在

法国战时的反犹主义中占有很大成分。1940年，维希和德国当局就收

到了300万至500万封告发特定个人（并不全是犹太人）的匿名诽谤

信。[158]

希特勒发现他的意大利盟友不太合作。从教皇国末期以来，意大

利的犹太社会已经成为欧洲融合程度最高的社会之一。正如国王维托

里奥·埃马努埃莱三世对赫茨尔所说的（1904）：“犹太人可以占据

任何职位，他们确实……犹太人对我们来说，就是完全的意大利

人。”[159]意大利的犹太社区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之一。贝尼托

·墨索里尼喜欢开玩笑说犹太人“掳奸完萨宾妇女之后还会为她们提

供衣服”。[44]犹太人已经诞生了两位意大利总理和一位国防部长；他

们有大学教师，还有将军和舰队司令，数量众多。[160]墨索里尼本人

终生都在亲犹太主义和反犹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正是一群犹太人促使

他转变立场，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战斗法西斯的最初创始

人里面有5个是犹太人，犹太人在这场法西斯运动的每个分支都表现积

极。《法西斯百科全书》里关于反犹主义的学术文章是一名犹太学者

写的。墨索里尼的传记作者马格利特·萨尔法蒂，还有他的财政部长

吉多·容格，都是犹太人。希特勒掌权之后，墨索里尼以犹太人的欧

洲保护者自居，并被斯蒂芬·茨威格称赞为“美好的墨索里尼”。

[161]

一旦这位领袖中了希特勒的咒语，他的反犹一面就会压倒一切，

但那并没有深刻的情感根源。法西斯党和政府内部虽有一股明确的反

犹潮流，但并非主流，与维希政权相比，影响力小得多，而且似乎根

本没得到什么普遍支持。意大利为了回应德国的压力，在1938年出台

了种族法律，而且战争爆发后，一些犹太人被扣留在集中营。但是直

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意大利的一半已被交由德国军队控制，希姆莱

才得以将其纳入最终解决方案。9月24日，他向罗马的党卫军头目赫伯

特·卡普勒发出指令，称所有犹太人，无论年龄或性别，都要被逮捕

并被送到德国。但德国驻罗马大使没提供任何帮助，他还同意自己的

意大利情妇把一家犹太人藏在她的家中，军事指挥官、陆军元帅凯塞

林说他需要犹太人修建防御工事。卡普勒则利用他的命令来敲诈犹太

社会。就在德国大使馆发生了一场可憎的中世纪场景，他在那儿见了

两名带头人，丹特·阿尔曼西和乌戈·福阿，要求在36小时内得到50

千克黄金；要么就杀掉200个犹太人。两人请求支付里拉，但卡普勒冷

笑：“那个我想要多少就印多少。”黄金在4天内被送到了这位盖世太

保手中。教皇庇护十二世主动提出需要多少，他就提供多少，但到那

时候，黄金已经募集够了，很多非犹太人，尤其是教区牧师，都提供

了捐助。比较严重的损失是社区图书馆里最具有价值的犹太卷宗，被

拿去扩充了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个人收藏。

希姆莱想要的是杀死活着的犹太人，而不是财宝，他对卡普勒大

发雷霆，并派出了他的逮捕专家，特奥多尔·丹内克尔，带着由44名

党卫军组成的一队刽子手，去执行犹太人行动；此人在巴黎和索非亚

执行过同样的任务。德国驻梵蒂冈大使向下令罗马神职人员开放避难

所的教皇事先示警。梵蒂冈庇护了477名犹太人，而且还有4238人在女

修道院和修道院避难。这次突袭失败了。卡普勒报告称：“行动期

间，人群中反犹的那些人不见踪影，只有一大群人有时候还试图阻止

警察追踪犹太人。”但行动还是抓住了1007名犹太人，他们被直接送

到了奥斯威辛，除了16人幸存之外，全部被害。[162]其他意大利城镇

也发生了袭击，不过同样遭遇了意大利人的大力阻挠。一位著名的幸

存者是十足的学究伯纳德·贝伦松，他是一个立陶宛拉比家族的后

代，该家族在世俗年代就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方面的世界著名权

威。当地警察用暗语向他通风报信：“博士，德国人想去您的别墅，

可我们不确定到底在哪儿。您能为明早的拜访给我们指指方向

吗？”在德国占领的余下时间里，意大利人把他藏了起来。[163]

在其他欧洲国家，党卫军几乎或完全没得到什么帮助。但这并不

一定意味着围捕犹太人的失败。在被占领的希腊，无须当地人的任何

帮助，他们就把人口多达6万的古老的萨洛尼卡犹太社会杀得只剩2000

人。在比利时，尽管受到当地人的阻挠，他们还是杀了6.5万名犹太人

中的4万人，而且几乎荡平了安特卫普著名的钻石交易区。党卫军在荷

兰花费的气力尤其凶猛和不懈，虽然荷兰人甚至举行了大罢工来保护

犹太人，可总共还是失去了14万人中的10.5万人。芬兰人，德国的盟

友，拒绝交出他们的2000名犹太人。丹麦人成功地用船把他们几乎整

个犹太社会的5000人送到了瑞典。另外，为数众多的匈牙利犹太人，

最后的牺牲品，损失惨重：21747人在匈牙利被杀害，596260人被驱逐

出境，其中只有116500人幸存。[164]

匈牙利人的大屠杀发生在同盟国已经完全取得了空中优势并且快

速推进之际。它以尖锐、实际的方式提出了一个问题：同盟国可曾采

取过什么有效措施拯救欧洲犹太人？苏联人距离大屠杀最近，却在任

何方面都从没表现出一丁点帮助犹太人的意愿。正相反：在布达佩斯

设法拯救犹太人性命的瑞典外交官和人道主义者拉乌尔·瓦伦贝格，

在红军到来的时候却失踪了，瑞典人则被告知：“苏维埃军事当局已

经采取措施保护拉乌尔·瓦伦贝格先生及其财物”。从此，再也没有

人见过他。[165]

英国和美国政府理论上同情犹太人，实际上却受到了惊吓，生怕

任何积极支持犹太人的政策会刺激希特勒大规模驱逐犹太人，而他们

自己倒是出于道义又不得不接纳。对纳粹来说，迁移出境始终是最终

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综合证据来看，希特勒下定决心要杀

死犹太人，而不是把他们送走，但如果他们给了他这个机会，他完全

有能力修改他的政策来让同盟国难堪。1942年12月13日，戈培尔在他

的日记中写道：“我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很高兴我们正在消灭犹太

乌合之众。”虽然这并不真实。但是英美两国都没有准备接收大量难

民，以此拯救犹太人的性命。20世纪30年代，在所有欧洲大国里面，

英国是最不反犹的。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1932年发起的黑衫党运

动失败了，很大程度是因为它抨击犹太人。但是，政府担心大量犹太

人移民入境必然会导致普遍的反犹主义。他们也不准备改变1939年在

白皮书里为巴勒斯坦设定的移民限制。温斯顿·丘吉尔，始终是一个

犹太复国主义者，倾向于接纳更多犹太人。但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

艾登，主张开放巴勒斯坦将让英国失去那里的所有阿拉伯盟友并破坏

英国在中东的军事地位。纽约犹太人领袖斯蒂芬·怀斯拉比在华盛顿

（1943年3月27日）请求他支持一份英美向德国的请愿，让犹太人离开

被占领的欧洲，艾登告诉他这个想法“根本不可能”。但他私下承

认：“希特勒可能很愿意接受我们所有的这种要求。”[166]外交部反

对接纳犹太人，甚至对犹太人涉及此事提出的要求深感不满。“部里

大量的时间，”一名高级官员记录道，“都被浪费在处理这些哀号的

犹太人身上了。”[167]

美国无疑有能力接纳大量犹太难民。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只有

2.1万人被准许入境，只是限额法案允许数量的10%。造成这种现象的

原因是公众的敌意。所有的爱国团体，从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到海外战

争退伍军人协会，全都号召全面禁止移民。战争期间的反犹主义比美

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要高涨。民意调查显示，1938—1945年，人口

中35%～40%支持反犹法律。1942年，根据民意调查，犹太人被视为仅

次于日本人和德国人之后对美国的最大威胁，超过其他所有群体。比

如，1942—1944年，纽约华盛顿高地的所有犹太会堂都遭到了亵渎。

[168]从1942年5月开始，灭绝计划的消息就流传了出来，那时波兰犹太

劳工联盟为伦敦的波兰全国委员会的两名犹太成员搞到了经过核实的

报告。这份报告包括关于海乌姆诺毒气车的描述和70万名犹太人已遇

害的数字。《波士顿环球报》在头条刊登了“波兰犹太人大屠杀超过

70万人”，可正文内容却被插在第12页。《纽约时报》称之为“或许

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却只提供了两英寸的版面。[169]总之，

大屠杀的新闻缺乏报道，而且常常被埋没在战时恐怖故事的无尽喧嚣

之中。但是在美国还是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抗拒承认大屠杀的事实，甚

至在美军已经攻进集中营地区之后。詹姆斯·阿吉[45]在《国家》杂志

上撰文，拒绝观看有关暴行的电影，谴责它们都是宣传。家乡的人们

拒绝相信他们看到的，甚至拒绝看他们的照片，这让美国大兵们大为

恼火。[170]

采取行动的主要障碍是F.D.罗斯福本人。他既是态度温和的反犹

分子，同时又孤陋寡闻。当卡萨布兰卡会议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他

谈论说“德国人对德国犹太人心怀抱怨可以理解，换句话说，虽然他

们的人数只占一小部分，可德国的律师、医生、学校教师、大学教授

一半以上是犹太人”（实际数字是16.3%、10.9%、2.6%和0.5%）。

[171]罗斯福似乎完全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引导。反正他得到了犹太

人将近90%的选票，不觉得还有什么采取行动的动力。甚至是在有组织

种族灭绝的全部真相昭然若揭之后，这位总统在14个月的时间里也什

么都没做。1943年4月，英美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在百慕大群岛姗姗来

迟地召开，但罗斯福对此毫无兴趣，因此会议什么结果也没达成。甚

至会议还特别警告“不要采取什么手段让希特勒放出潜在的难民”。

[172]最后，战时难民事务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几乎没从政府那里得

到什么帮助，90%的资金来自犹太人。但它还是设法拯救了20万名犹太

人，还有2万名非犹太人。

轰炸毒气室的问题是在1944年初夏提出来的，当时消灭匈牙利犹

太人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丘吉尔尤其感到震惊，急于采取行动。这

场杀戮，他记录道，“或是整个世界有史以来最大、最可怕的罪

行”。1944年7月7日，他指示艾登：“尽快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

需我的支持请告知。”[173]行动计划是行得通的。1944年7月7日至11

月20日，距离奥斯威辛47英里的一座炼油设施遭到了不下10次袭击

（在此之前，大屠杀已经完成，希姆莱下令销毁死亡机器）。8月20

日，127架空中堡垒轰炸了毒气室东边不到5英里的奥斯威辛厂区。

[174]轰炸是否救了犹太人的性命无法得到证实。党卫军还在狂热地坚

持杀害犹太人，无视任何客观和军事阻碍，行动确实值得一试。但丘

吉尔是两国政府里唯一真正的支持者。两国空军都讨厌不针对摧毁敌

军或战争潜力的军事行动，美国陆军部甚至连可行性都不审查就拒绝

了这个计划。

到了此时，我们要说到艰难和重要的一点。拒绝为专门解救犹太

人的行动而调动军队符合战争的总方针。两国政府已经认定，并经过

各自犹太社会的同意，迅速和彻底地击败希特勒才是帮助犹太人的最

佳方式。这是美国庞大而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为何没有优先考虑轰炸

事宜的一个原因。但是一旦赢得战争的胜利被认可为首要目标，那么

就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最终解决方案了。而且，对纳粹的战争资源调

配来说，该方案从头到尾都是一种自我伤害。在德国一边，它招致了

理性看待战争的所有人的反对，无论是军队将领还是产业领袖。它占

用了数以万计的军事人员。它经常让铁路系统瘫痪，甚至是在最关键

的战斗期间。最重要的是，它杀害了超过300万高生产力的工人。这些

人很多都技术娴熟。而且，知道了自己可能命运的犹太战时工人会拼

命地设法让自己对战争资源供给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量的证据显

示，所有那些与生产有关的德国人都力图留住他们的犹太员工。从许

多个例子中只援引一个，在被占领的苏联，战争工厂的组织者报告

称：

几乎无法解决找到专业管理者的问题。之前几乎所有的老板都是

犹太人。所有企业都被苏联国家接管了。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已经失

踪。受托管理的乌克兰人没能力，不可靠，消极怠工……真正的专家

和负责人是犹太人，大多数是之前的老板或工程师……他们会拼尽全

力，榨取出生产的最后一点价值，而且到目前为止基本不要报酬，不

过他们自然是希望能变得不可或缺。[175]

但是，当然，所有这些犹太人都遇害了。因此大屠杀是希特勒输

掉这场战争的因素之一。英国和美国政府知道这一点。

如果犹太人发起过一次抵抗运动，同盟国的算计结果或许会有所

不同。但一次也没有。原因很多。犹太人被迫害了1500年，已经从漫

长的经验里学会了，反抗会丢掉性命，根本救不了他们。他们的历

史、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民俗、他们的社会结构，甚至他们的词汇，

都训练他们谈判、付钱、请愿、抗议，而不是反抗。还有，犹太社

会，尤其是在东欧，已经被世世代代的大迁徙浇灭了热血，最有抱负

的人都去了美国。最充满活力、最富有冒险精神，尤其是最好斗的，

已经去了巴勒斯坦。最出类拔萃的人才流失一直持续到战争甚至战争

期间。亚博京斯基曾经预测过大屠杀。但身着制服、受过训练，甚至

持有武器的波兰犹太团体组建的目的不是抵抗希特勒，而是为了把犹

太人送往巴勒斯坦。比如，战争爆发时，梅纳赫姆·贝京正护送一队

1000人的非法移民穿越罗马尼亚边境，前往中东。因此他也出来了。

[176]那也合情合理，正在抗争的犹太人想要在以色列地站住脚，他们

在那儿有一丝机会，而不是在毫无希望的欧洲。

留下的绝大多数犹太人极为虔诚，容易受骗和自我欺骗。他们的

历史告诉他们，所有的迫害，无论多么残酷，都会有尽头；所有的压

迫者，无论多么苛刻，提出的要求最终都是有限度的和可以满足的。

他们的策略总是倾向于拯救“剩下的人”。4000年的时间，犹太人从

未面对过，或者从未想象过，会有这样一个对手，不是要他们的部分

或大部分财产，而是他们的一切；不仅要几个人或许多人的性命，而

是全部，直到最后一个婴儿。谁能想象出如此的怪物？与基督徒不

同，犹太人不相信有披着人皮的恶魔。

纳粹恰恰是无情地利用了犹太人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把反抗的可

能性降至最低。在德国，他们利用每座城市的犹太教区，每个地区的

地区协会，以及整个国家的帝国协会，让犹太官员自己去做最终解决

方案的准备工作：准备名单，报告死亡和出生，传达新规定，建立向

盖世太保开放的专用银行账户，把犹太人集中在特定的居住区，准备

遣送的图纸和地图。在被占领的国家，正是犹太人委员会模式，不知

不觉地帮助纳粹完成了最终解决方案。这样的犹太人委员会大约组织

了1000个，涉及1万人。它们主要是由战前虔诚的会众人员组成。在被

苏联占领的地区，在德国人到来之前，所有最勇敢的社区领袖都已经

被枪毙了。德国人利用犹太人委员会找出实际或潜在的麻烦制造者，

然后立刻杀掉他们。于是，犹太人的领导阶层趋于顺从、胆怯和阿谀

奉承。纳粹先是利用他们剥夺犹太人所有的贵重物品，然后组织犹太

人进行强迫劳动，最后再把他们遣送到杀戮中心。反过来，他们得到

了比自己的同胞更多的特权和权力。[177]

这种体系最丑恶和最可怕之处从波兰最大的贫民窟就可见一斑，

尤其是罗兹和华沙。罗兹贫民窟挤了20万名犹太人，居住密度是每个

房间5.8人。这里本身就是一个死亡中心，4.5万人因为疾病和饥饿死

在里面。华沙贫民窟有不下44.5万名犹太人，居住密度是每个房间7.2

人；在那儿，不到20个月，就有8.3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犹太人被集

中在贫民窟，然后被拉出来塞进死亡火车。贫民窟内部相当严酷，由

哈伊姆·莫迪凯·罗姆科夫斯基这样的人管理，罗兹贫民窟这位趾高

气扬的独裁者甚至把自己的头像都印在了邮票上。他们的权力由没有

武装的犹太警察（华沙贫民窟有2000名）强行实施，受到波兰警察的

监督，而且每个人都会被有武装的德国秘密警察和党卫军监视。贫民

窟并非完全不开化。犹太人的社会服务部门会竭尽全力地利用他们的

贫瘠资源。秘密的犹太学校被组建。华沙、罗兹、沃尔纳和科夫诺甚

至有管弦乐队，不过官方只允许他们演奏犹太作曲家的音乐。那里还

有秘密印刷和传阅的报纸。罗兹贫民窟，说是一处中世纪类型的机构

倒更适合，还有一部编年史。[178]不过，德国人心里对贫民窟和其中

犹太当权者的作用从未产生过任何怀疑。它能尽力为战争资源供应做

出贡献（罗兹有117座小型战争工厂，比亚韦斯托克有20座），然后当

遣送集中营的命令下达时，它可以确保这个过程有序进行。

为了把抵抗压制在最低限度，德国人在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撒

了谎，编织出精心设计的骗局。他们始终坚称，遣送就是前往工作地

点。他们还打印了盖着瓦尔德塞邮戳的明信片，让集中营的犯人寄回

家，上面写着：“我很好。我在工作，很健康。”在前往特雷布林卡

的运输途中，他们修建了一座假车站，里面有售票处、手绘的钟表和

一块指示牌，牌子上写着：“中转至比亚韦斯托克。”死刑室被伪装

成浴室，门上还有红十字标志。有时候，党卫军会让囚犯组成的管弦

乐队在犹太人排队进入“浴室”的时候演奏音乐。这些伪装一直被维

系到最后。在一位遇难者的衣服里面发现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

着：“经过漫长的旅程，我们到了这个地方，门口的标牌是‘浴

室’ 。人们在外边领肥皂和毛巾。谁知道他们要对我们做什

么？”[179]1942年8月18日，在贝乌热茨，一名党卫军消毒专家，库尔

特·格施泰因，听到一名党卫军军官在赤裸的男女和儿童被推进死刑

室的时候反复念叨：“没什么会伤到你们。只要深呼吸，你们的肺就

会变强。这办法是为了防止传染病。这是很好的消毒剂。”[180]

骗局经常奏效，因为犹太人希望被欺骗，他们需要拥有希望。党

卫军熟练地在贫民窟里散布谣言说只有一部分犹太人会被要求遣送，

成功地让犹太人领导阶层接受了只有最大限度的合作才有最大生存机

会的谎话。贫民窟的犹太人不愿意相信灭绝集中营的存在。1942年

初，两名犹太青年从海乌姆诺逃了出来，描述了他们在那儿看到的场

景，人们还认为他们是自己遭遇了什么精神错乱，他们的说法都是从

地下刊物上看来的。直到4月，从贝乌热茨传来的说法证实了海乌姆诺

的事情，华沙的犹太人才相信了这架死亡机器的存在。7月，华沙贫民

窟的首领亚当·捷尼亚科夫意识到自己甚至无法拯救孩子，便吞服了

氰化物，留下一张纸条：“我无能为力。我的心在悲痛和怜悯中颤

抖。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了。我的行为将向所有人证明，什么才是

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181]但即使事已至此，很多犹太人还是紧攥

着只有一部分人会死的希望。雅各布·根斯，沃尔纳贫民窟的首领，

在公众集会上说：“他们问我要一千个犹太人，我给了他们。因为如

果我们犹太人不自己送上，德国人就会来强行带走他们。那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带走一千个人，而是好几千人。交出几百人，我能救下一

千人。交出一千人，我能救下一万人。”[182]

犹太人的宗教教育倾向于鼓励被动性。哈西德派犹太人是最愿意

将自己的命运当成上帝的旨意接受的。他们会引用《圣经》：“你的

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183]他们会裹着祈

祷披肩，背诵着《圣经》诗篇，踏上死亡列车。他们信仰为了上帝的

荣耀而殉难。如果机缘巧合或上帝仁慈，他们幸免于难，那就是奇

迹。哈西德派关于个人性命奇妙般幸免于难的一整套传奇故事在大屠

杀期间逐渐形成。[184]一名社区领袖记下：“真正虔诚的人已经变得

更加虔诚，因为他们在一切事上都看到了上帝的手。”负责在释放毒

气之后清理奥斯威辛死刑室的犹太特遣队的一名成员证实，他看到一

群从匈牙利和波兰来的虔诚犹太人，他们设法搞到了一些白兰地，在

进毒气室之前载歌载舞，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即将见到弥赛亚。另外，

比较世俗的犹太人也会在恐惧中找到欢乐，接受了上帝的旨意。一名

荷兰犹太妇女埃蒂·伊勒桑在奥斯威辛写下的日记值得注意，展现出

延续于大屠杀中的约伯传统：“有时候，我站在营中的某个角落，我

的双脚长在了您的地上，我的双眼仰望您的天国，泪水流下我的面

庞，感激的……泪水。”[185]

随着隔离区逐渐被清空，一些犹太人确实决心反抗，不过政治分

歧导致迟迟无法达成一致计划。在华沙，打着修建防空洞的幌子，犹

太人修建了连接下水管道系统的防空壕。24岁的莫迪凯·阿涅莱维奇

带领他们，招收了750名战士，设法搞到了9支步枪、59支手枪和一些

手榴弹。1943年4月19日，纳粹决定派出武装党卫军摧毁这个隔离区。

那时候，贫民窟里面仅剩6万名犹太人。在随后主要发生在地下的殊死

搏斗中，他们杀死了16名德国人，打伤85人。5月8日，阿涅莱维奇牺

牲，但剩下的人又坚持了8天，而在此之前，数千名犹太人已经死在了

废墟之中。一些欧洲国家，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尚且不曾抵抗纳粹

这么长的时间。[186]

1944年10月7日，甚至在奥斯威辛内部都发生了一次起义。在克虏

伯工厂工作的犹太人把炸药偷运了进去；懂行的苏联战俘把炸药制成

手榴弹和炸弹。这次起义是由火葬场Ⅲ和Ⅳ的犹太特遣队实施的。他

们成功地炸了火葬场Ⅲ，杀了3名党卫军人员。大约250名犹太人被守

卫屠杀，但还是有27人逃脱了。4名带进炸药的犹太姑娘被折磨了好几

个星期，但什么信息也没透露。萝扎·罗博陶被折磨致死，她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是：“要坚强和勇敢。”其中两人熬过了折磨，然后被吊

在奥斯威辛所有女人的前面，其中一个死时大喊“报仇！”[187]

但是一般来说，在灭绝过程的任何阶段根本没有发生抵抗。德国

人总是以压倒性的力量突然下手。犹太人在恐惧与绝望中麻木不

仁。“隔离区被一支人数众多的党卫军分遣队包围，”一名杜布诺

（乌克兰）的目击者写道：

人数是乌克兰民兵的3倍。接着架设在贫民窟里面和四周的聚光电

灯都亮了……人们被驱赶出来，仓促之间连床上的小孩儿都被落下

了。女人们在街道上呼喊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在呼喊自己的父母。那

没能阻止党卫军沿路驱赶他们加快脚步，还会殴打他们，直到他们到

达正在等候的货运火车。一节节车厢都被塞满，女人和孩子的哭喊

声，鞭子和步枪射击的嗖嗖声，不断回荡。[188]

很多犹太人死在了火车上，幸存者到达之后就直接被推进了死刑

室。库尔特·格施泰因注意到，1942年8月的一个清晨，一辆装载6700

名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威辛。火车到达时就已经死了1450人。他看

到200名手持皮鞭的乌克兰人打开货运火车的车门，命令活着的人出

来，把他们打翻在地。扬声器大喊让他们脱光。所有女人的头发都被

粗暴地剪下。接着，这一批人被赤条条地赶进毒气室，他们被告知那

儿是“消毒浴室”。[189]任何人都没有半点反抗的机会。他们能做的

最多的就是撕碎贴身藏着的皱巴巴的可怜美元，好让纳粹没法儿使用

它们——他们最后的、唯一的抗议动作。[190]

没有犹太人能够从希特勒的大灾难中幸免。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

西恩施塔特集中营全是老人，是用来维持犹太人只是被“重新安

置”的假象的。往这里送的都是所谓享有特权的犹太人、一级铁十字

勋章及更高荣誉的获得者，所以50%是残疾的退伍老兵。然而，1945年

5月9日，这座集中营落入同盟国手中时，被送到这里的141184人只有

16832人还活着：超过8.8万名这样的老人和勇士，已经被毒气毒死。

[191]没有犹太人能够因为年老而免于一死。德奥合并之后，弗洛伊德

垂垂老矣，因为癌症而奄奄一息，被朋友们从纳粹那里赎了出来，送

到了英国。他没有想到，或者说谁都没有想到，他那4名上了年纪的姐

妹被留在维也纳会有危险。可她们还是被卷入了纳粹的大网：81岁的

阿道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遇难，80岁的保利娜和82岁的玛丽在特雷布

林卡遇难，84岁的罗丝在奥斯威辛遇难。

没有犹太人能够因为幼小而免于一死。所有女人在抵达死亡集中

营的时候都会被剃光毛发，她们的头发会被打包送去德国。如果还在

吃奶的婴儿妨碍了剃发，守卫甚至会把婴儿的头在墙上撞碎。纽伦堡

审判的一名证人做证说：“只有亲眼见到的人才能相信德国人干这些

事儿的时候是多么高兴；他们只撞了三四下就杀死了一个孩子是多么

高兴； 才能相信他们把尸体塞进母亲的怀抱时是多么心满意

足！”[192]在特雷布林卡，大多数婴儿一到达就被从母亲那儿抢走，

被杀害，跟病人和残疾人一起，被扔进一条沟里。有时候，那条沟里

还会传来微弱的哭声，那儿的守卫佩戴红十字臂章，那儿被称为医务

室。

撞碎婴儿的头颅反映出反犹暴力双重性的持续程度，秘密、系统

的杀戮过程与突然、自发的无法形容的残酷行为并存其中。犹太人死

于丧尽天良的人类已知的各种方式。在毛特豪森采石场，一名有副好

嗓子的意大利犹太人被迫站在已连接炸药的石头顶上，然后就在他唱

着“万福马利亚”的时候被炸死了。数百名荷兰犹太人被迫从能够俯

瞰采石场的悬崖上跳崖摔死，那座悬崖被称为伞兵墙。[193]成千上万

的犹太人因为在集中营里犯了微不足道的过错而被鞭打致死：留了一

枚硬币或者结婚戒指，没把犹太人的标记从被害者的衣服上取下来，

有一片外边面包店的面包，未经允许就喝水，抽烟，敬礼不规范。甚

至还有人被砍头。库尔特·弗朗茨，特雷布林卡的副指挥官，豢养了

一群凶猛的恶犬，用来把犹太人撕咬致死。有时候，守卫会用手里的

任何东西杀人。贝乌热茨的一名目击证人做证，关于刚到集中营

的“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儿”：

他是健康、强壮和年轻的榜样。我们吃惊于他开朗的样子。他四

处张望，非常愉快地说：“有人从这儿逃走过吗？”这就够了。一名

守卫无意中听到了他的话，于是这个男孩儿被折磨死了。他被剥光衣

服，大头朝下地吊在绞刑架上；他在那儿吊了3小时。他很强壮，还活

着。他们把他放下来，扔在地上，用棍子往他的喉咙里捅沙子，直到

他咽气。[194]

最后，随着帝国的崩溃，先是希姆莱，然后是他的集中营指挥

官，都失去了控制力，最终解决方案系统性方面瓦解或者说被抛弃，

双重性合并成为一种无情的力量：欲望，直到可能的最后一刻都要杀

死剩下所有犹太人的欲望。犹太特遣队、隔离区领袖，包括罗姆科夫

斯基，还有犹太警察和党卫军的犹太密探——全部被杀。随着前方兵

败如山倒，党卫军固执地竭尽全力带上一队队犹太人行军离开，以便

在腾出手的时候杀死他们。在第三帝国大厦将倾不可挽回之后的很长

一段时间，他们还在狂热地恪守大屠杀刽子手的职责，这是人类历史

上最可怕的奇事之一。杀人者有一次起义。在毛特豪森的卫星集中营

埃本塞，也是德国人手中的最后一座集中营，党卫军拒绝残杀3万名犹

太人，后者不愿意排队走进要被炸毁的隧道。然而，一些杀戮甚至在

集中营被解放之后还在持续。1945年4月15日，英国坦克占领贝尔森，

但因为要继续前进行动，留下匈牙利党卫军守卫“部分接受指挥”48

小时。可就在这段时间，他们还因为从厨房拿走土豆皮这样的过错枪

毙了72名犹太人。[195]

就这样，将近600万犹太人遇难。2000年的反犹仇恨，所有的群

体，异教徒、基督徒以及世俗的人，迷信的人和理性的人，民众和学

者，都被希特勒裹进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可怕力量，然后被他独特的干

劲和意志所驱动，碾过欧洲犹太人无助的躯体。难民营里还有25万名

犹太人，幸存者分散在各个地方。但是，东欧著名的阿什克纳齐犹太

人实际上已经被摧毁。一次种族灭绝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得到了贯彻。

随着集中营被打开，这场浩劫的完整画面为人所知，一些犹太人天真

地盼望义愤填膺的人类能够理解这种罪行的严重性，用振聋发聩的声

音说：这就够了。反犹主义必须终结。我们必须彻彻底底地把它终

结，在这种巨大的愤怒下面画一条横线，重新开启一段历史。

但那并非人类社会运转的方式。尤其是那也并非反犹冲动运转的

方式。它千变万化，耗尽了旧的模样，就会呈现出新的面貌。大屠杀

的主要影响是把反犹仇恨的焦点从中东欧转移到了中东。让一些阿拉

伯领袖担忧的是，希特勒的解决方案事实上并不是最终的。比如，

1942年5月6日，那位大穆夫提就向保加利亚政府抗议称犹太人正从那

儿前往巴勒斯坦。他说，他们应该被送回波兰，“被强壮有力的守卫

看管起来”。[196]

即使是在欧洲，人们对那些茫然无措的幸存者经常产生的情绪是

厌恶而非同情。他们的衣不蔽体、他们在凶暴对待中养成的习惯，激

起了新一波的反犹主义浪潮。顺从于厌恶情绪的人里面就有巴顿将

军，他负责的犹太难民比其他所有指挥官都要多。他把“犹太类型难

民”称为“没有半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和社会教养的劣等人”。他

说，普通人不可能“在短短4年时间就堕落到这些人表现出的丢脸水

平。”[197]对这些可怜的幸存者表现出更强烈敌意的是他们从那儿被

带走的国家，尤其是波兰。犹太难民们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他

们竭尽全力地抵制被遣送回国。一名从芝加哥来的美国犹太士兵不得

不让幸存者上了开往波兰的货运火车，他叙述道：“人们跪倒在我的

面前，撕开衬衫嘶喊：‘现在就杀了我吧！’他们会说，‘你们不如

现在就杀了我吧，回到波兰我怎么都是个死。’”[198]在有些情况

下，他们被证实是正确的。在波兰，1945年8月，克拉科夫爆发反犹骚

乱并蔓延至索斯诺维茨和卢布林。从纳粹集中营回到克拉科夫的卢巴

·青德尔描述了8月第一个安息日她所在的犹太会堂受到的一次袭

击：“他们大叫着说我们犯下了祭祀杀人罪。他们开始冲我们开火，

暴打我们。我的丈夫就坐在我的旁边。他倒下了，满脸是子弹。”她

试图逃到西方，却被巴顿的军队拦截。华沙的英国大使汇报称所有长

着犹太人外表的人在波兰都有危险。战争结束之后的头7个月期间，波

兰发生了350起反犹谋杀事件。[199]

尽管如此，大屠杀还是以其十足的严重性，在两个重要的方面让

国际社会对于反犹暴力的反应方式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人们普遍同

意惩罚和赔偿必不可少，而且一定程度上这两项都要实施。1945年11

月20日，战争罪行的审判在纽伦堡开始，起诉书的主要罪状是最终解

决方案。对纳粹领导的第一次审判在1946年10月1日结束，正赶上赎罪

日，12名被告被判处死刑，3名被判终身监禁，4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还有3名被无罪释放。接下来是对纳粹罪犯的12场重要审判，被称为纽

伦堡后续诉讼，其中4场诉讼的主要罪状是策划和实施最终解决方案。

在这12场诉讼中，177名纳粹分子被定罪，12名被判处死刑，25人终身

监禁，其余都被判长期监禁。在三大西方占领区各自还有很多场审

判，几乎全都涉及针对犹太人的暴行。1945—1951年，总共有5025名

纳粹分子被定罪，806人被判处死刑。但是只有486起案件的死刑判决

得到了执行。此外，1951年1月，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通过了一项赦免

法令，导致美国人手中的很多德国高级战犯被提前释放。联合国战争

罪行调查委员会准备了36529名“战犯”的名单（包括日本人），其中

大多与反犹暴行有关。战后的头3年，同盟国8个国家对名单上的3470

人进行了附加审判，其中952人被判处死刑，1905人被判入狱。

许许多多国内战争罪行审判几乎在被卷入战争的所有国家进行，大约有15万人被控告，超过10万人被定罪，其中很多人是因为反犹罪行受到惩罚。成千上万参与最终解决方案的纳粹分子和他们的同伙消失在古拉格群岛。1945年，德国法庭重新开始运转之后，它们也开始审判战犯，而且在最开始的25年间判处12人死刑，98人终身监禁，6000人有期徒刑。[200]随着1948年以色列建国，它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能够参与这个报应的过程了。对纳粹战犯的追捕和传讯一直持续到大屠杀结束之后40多年的20世纪80年代末，而且可能还要再持续10年，一直到参与犯罪的所有人死去或极为年老。没人能说正义得到了伸张。最终解决方案的一些高层执行者失踪了，在平静或至少是躲藏中过着自己的生活。其他人得到或被执行的判决与他们的罪行没什么关系。但同样，人们对那些犯下有史以来最严重罪行的人加以惩罚，没人能怀疑这种努力的规模宏大和坚持不懈。

确保对受害者提供赔偿的斗争造成了同样复杂的结果。1945年9月

20日，哈伊姆·魏茨曼代表犹太事务局向4个占领国提出赔偿要求。这

次要求毫无结果，主要是因为一般性和平条约尚未谈判或签署。西方

三大国已经从被没收的纳粹资产出售收益中为犹太受害者预留了款

项。但他们必须进行个人索赔，于是一项出于好意的项目变成了一笔

官僚糊涂账。截至1953年，只有1.1万项索赔得到了处理，赔付金额

8300万美元。与此同时，1951年1月，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曾

经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了15亿美元集体索赔，根据是以色列接受了来

自德国的50万名难民，该数字是按照人均3000美元计算得出的。此举

意味着与德国人直接谈判，这让很多集中营的幸存者觉得非常难以接

受。但本-古里安凭借他的口号：“不能让杀害我们人民的刽子手同时

成为他们财产的继承人！”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双方在8.45亿美

元的数额上达成一致，偿还期14年，虽然阿拉伯国家试图阻止协议的

生效，但该协议还是从1953年3月开始生效，1965年正式付清。此外，

它还为联邦弥偿法的通过做了准备，对个人受害者或他们的受抚养者

赔偿生命或肢体损失、健康损害，以及职业、专业、养老金或保险损

失。它继而对自由的丧失作出了赔偿，赔偿标准是受害者被囚禁、被

迫居住在贫民窟或佩戴犹太人星形标志，每天1美元。失去家庭经济支

柱的人可以得到抚恤金，前公务员可以得到理论上的晋升，而且就连

教育损失也可以得到赔偿。受害者还可以对财产损失提出要求。这份

全面的解决方案由将近5000名法官、公务员和办事员执行，截至1973

年，他们已经处理了427.6万项要求中的95%以上。在长达25年时间

里，它消耗了联邦预算5%左右。在本书写作期间，大约250亿美元已经

支付，而且到20世纪末，这个数字将会超过300亿美元。[201]这些补偿

未必见得慷慨，甚至充分，却大大超过了魏茨曼或本-古里安曾经的预

期，而且代表了联邦政府方面偿还德国罪行的真诚意愿。

其余的赔款情况非常不尽如人意。参与奴工计划的德国工业企业

家没有一个承认对其残暴的后果负有哪怕最微小的道德责任的。在对

自己受到的刑事指控和民事诉讼辩护时，他们声称在全面战争环境

下，强迫劳动的程序并不违法。他们完全拒绝赔偿，自始至终都表现

出惊人的卑劣和傲慢。弗里德里希·弗利克公然声称：“认识我这些

被告同伴和我自己的很多人里面没人愿意相信我们对人类犯了罪，再

说没什么证据能让我们信服自己是战犯。”[202]弗利克从未支付过1个

马克，1972年，他以90岁高龄去世的时候，身家超过10亿美元。德国

公司总共只支付了1300万美元，不到1.5万名犹太人分到了这笔钱。奥

斯威辛的法本公司奴工每人得到了1700美元，蔼益吉-德律风根公司的

奴工得到了500美元或者更少。那些劳累致死的人，他们的家人什么都

没得到。[203]民主德国政府甚至从不费心回应赔偿要求。罗马尼亚也

没有任何回应。

奥地利的行为最恶劣。虽然绝大多数奥地利人支持德奥合并，虽

然700万奥地利人中居然有55万人是纳粹党员，虽然奥地利人一直与德

国人并肩战斗并且（正如我们提到过的）杀害了将近一半的犹太遇难

者，但同盟国1943年11月的莫斯科宣言却将奥地利归类为“第一个受

到希特勒政权侵略的自由国家”。奥地利因此得以在战后的波茨坦会

议上被免除赔偿责任。如此这般得到了法律的赦免，另外为了逃避道

德责任和主张自己的受害人地位，奥地利所有政党订立了攻守同盟。

正如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所说（1946）：“应该做出赔偿的不是奥地

利，奥地利应该得到赔偿。”奥地利虽然在同盟国的压力下通过了一

项战犯法案，但在1963年以前甚至都没成立实施这项法案的起诉机

关。即使成立了起诉机关，很多人还被裁决获得赦免，而那些确实进

行过的审判一般都会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要求赔偿的犹太人被告知

要向德国申请，除非他们能真正确定他们之前的财产就在奥地利本

国；只有极少数人得到了1000美元左右的赔偿。

基督教会做出了精神赔偿的努力，虽说姗姗来迟但仍然值得欢

迎。天主教和路德教的反犹主义很多个世纪以来在仇恨犹太人方面贻

害不浅，结果导致了希特勒主义。两个教会都在战争中表现不佳。尤

其是教皇庇护十二世，明知最终解决方案的存在却从未予以谴责。为

犹太人说话的只有一两个声音。柏林圣黑德维希天主教堂的伯恩哈德

·利希滕贝格尔神父，1941年公开为犹太人祈祷。他的公寓遭到搜

查，一份尚未发表的布道笔记被发现，他打算在布道时告诉会众不应

相信犹太人有一个杀死所有德国人的阴谋。为此他被判刑两年，刑满

后被送到了达豪集中营。类似的情况似乎只有一例。1943年10月16

日，在罗马发生的针对犹太人袭击的目击者中有来自德国巴登并担任

庇护十二世告解神父的耶稣会神父奥古斯丁· 贝亚（ Augustin

Bea）。20年之后，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上，作为基督教会统一秘书处

的领袖，他得到了机会，宣布彻底废除针对犹太人的指控。他负责制

定这次会议的教令草案《关于犹太人》并将其扩展为《教会对非基督

宗教态度宣言》，包括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他成

功地引导会议于1965年11月正式通过了这份草案。这是一份勉勉强强

的文件，没有贝亚希望的那样直截了当，没有对教会迫害犹太人作出

道歉，也没有适当承认犹太教为基督教做出的贡献。关键的一段是这

样说的：“虽然当时犹太当局及其追随者促使了基督的死亡，但在基

督受难时所发生的一切，不应不加辨别地归咎于当时的全体犹太人，

或今日的犹太人。教会虽然是天主的新子民，但不应视犹太人为天主

所摈弃及斥责，那好像是由《圣经》所得结论似的。”[204]这算不上

什么。但也聊胜于无。考虑到它引发的强烈反对，它或许甚至可以被

视为了不起了。此外，它是更加广泛的过程的一部分，借由这个过

程，文明世界正试图打压对反犹主义的制度支持。

那是好事。但是犹太人已经领悟到，文明世界，无论如何定义，

都不可信。犹太人从大屠杀中得到的巨大教训是，让自己得到一处永

久的、自成一体的，以及最重要的有独立主权的庇护所绝对有必要，

如果有必要，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可以找到躲避敌人的安全之所。第一

次世界大战使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成为可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其成为

必要。它让绝大多数犹太人相信，必须建立并巩固这样一个国家，不

管他们自己或其他所有人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1]Asquith speech inThe Times，10 November 1914.

[2 ]Interview with Mrs Halperin in Eric Silver,

Begin（London 1984），5，9.

[3 ]Ronald Sanders, The High Walls of Jerusalem ： A

History of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and the Birth of the

British Mandate for Palestine（New York 1984），315ff.

[4]Chaim Weizmann, Trial and Error（London 1949），15—

25.

[5]Ibid.，29，44.

[6]Sanders, op. cit.，64—69.

[7]New Statesman，21 November 1914，article signed A.

M.H.（Albert Montefiore Hyamson）.

[8 ]Michael and Eleanor Brock （ eds ） ， H. H.Asquith ：

Letters to Venetia Stanley（Oxford 1952），406—407.

[9]Ibid.，477—478；485.

[10]Quoted in Sanders, op. cit.，313—314.

[11 ]Miriam Rothschild, Dear Lord Rothschild ： Birds,

Butterflies and History（London and Philadelphia 1983），45.

[12]Sanders, op. cit.，69，133.

[13]Weizmann, op. cit.，144；doubts have been cast on

this story；see Sanders, op.cit.，94—96.

[14]Quoted in Sanders, op. cit.

[15]For the collections see Miriam Rothschild, op. cit.

[16]Weizmann, op. cit.，257.

[17 ]Montagu was not present at the war cabinet of 31

October 1917；see Sanders, op. cit. ， 594—596 ， which also

gives text of the fnal letter.

[18]Weizmann, op. cit.，262.

[19]Ibid.，298；Sanders, op. cit.，481.

[20]Weizmann, op. cit.，273—274.

[21 ]Text of the mandate in David Lloyd George, The

Truth About the Peace Treaties ， 2 vols （ London 1938 ） ， ii

1194—1201.

[22]Weizmann, op. cit.，288.

[23]Ibid.，67.

[24 ]Vladimir Jabotinsky, The Story of the Jewish

Legion （ trans. ， Jerusalem 1945 ） ；P. Lipovetski, Joseph

Trumpeldor（trans.，London 1953）.

[25]Yigal Allon, The Making of Israel’s Army（New York

1970 ） ；J. B.Schechtman, The Vladimir Jabotinsky Story ， 2

vols（New York 1956—61）.

[26]Amos Elon, Herzl（London 1976），179.

[27]Neil Caplan, Palestine Jewry and the Arab Question

1917—25（London 1978），74，169ff.

[28]Quoted in S. Clement Leslie, The Rift in Israel：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Secular Democracy（London 1971），32.

[29]Weizmann, op. cit.，316.

[30]Ibid.，307—308.

[31 ]Sanders, op. cit. ， 569—570 ， for full text of

message.

[32 ]Elie Kedourie ， ‘Sir Herbert Samuel and the

Government of Palestine’ ， in TheChatham House Version and

Other Middle East Studies（London 1970），57.

[33 ]8 June 1920；Letters and Papers of Chaim

Weizmann（New Brunswick 1977），xi 355.

[34]Quoted in Kedourie, op. cit.，55—56.

[35 ]Quoted in Neil Caplan ， ‘The Yishuv, Sir Herbert

Samuel and the Arab Question in Palestine 1921—5′ ， in Elie

Kedourie and Sylvia G. Haim （ eds ） ， Zionism and Arabism in

Palestine and Israel（London 1982），19—20.

[36]Kedourie, op. cit.，60—62.

[37]Quoted inibid.，65.

[38 ]Bernard Wasserstein ， ‘Herbert Samuel and the

Palestine Problem’，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91（1976）.

[39]Kedourie, op. cit.，69.

[40]Weizmann, op. cit.，325，494.

[41]Lloyd George, Peace Treaties，1123ff.

[42]Ibid.，1139.

[43]Caplan，‘The Yishuv’，31.

[44]Quoted in Wasserstein, op. cit.，767.

[45]Quoted in R. H.S.Crossman, A Nation Reborn（London

1960），127.

[46]Weizmann, op. cit.，418.

[47]Quoted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v 506.

[48]Weizmann, op. cit.，411.

[49]Quoted in Leslie, op. cit.（1938 interview）.

[50 ]‘On the Iron Wall’ ， 1923；quoted in Silver, op.

cit.，12.

[51]Robert S. Wistrich, Revolutionary Jews from Marx to

Trotsky （ London 1976 ） ， 77ff.；see also J.P.Nettl, Rosa

Luxemburg，2 vols（London 1966）.

[52]Letter to Mathilee Wurm，16 February 1917，quoted

inibid.

[53]See K. Pindson（ed.），Essays in Anti-Semitism（2nd

edn, New York 1946），121—144.The Encyclopaedia Judaica, xiv

459 ， gives the fgure as 60000；H.H.Ben Sasson （ ed. ） ，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gives

75000；the Soviet fgure is 180000—200000.

[54]Quoted in Leon Poliakov,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vol. iv, Suicidal Europe，1870—1933（Oxford 1985），209.

[55]The Cause of World Unrest，10，13，131—132.

[56]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8 February 1920，quoted

in Poliakov, op. cit.

[57]Morning Post，6 October 1921，quoted in Poliakov,

op. cit.

[58 ]Robert Wilson, The Last Days of the

Romanovs（London 1920），148.

[59]P. Lévy, Les Noms des Israélites en France（Paris

1960），75—76.

[60]Quoted in Paul J. Kingston, Anti-Semit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1930s ： Organization, Personalities and

Propaganda（Hull 1983），4.

[61]Paul Hyman, From Dreyfus to Vichy：The Remaking of

French Jewry（Columbia 1979），35.

[62 ]Léon Blum, Nouvelles Conversations de Goethe avec

Eckermann（Paris 1901），quoted in Wistrich, op.cit.

[63 ]Harvey Goldberg ， ‘Jean Jaurès on the Jewish

Question’，Jewish Social Studies（April 1958）.

[64]A. Mitchell Palmer，‘The Case Against the Reds’，

Forum, February 1920；Poliakov, op.cit.，231—232.

[65]For Brandeis’legal philosophy, see Philippa Strum,

Louis D. Brandeis：Justice for the People（Harvard 1985）.

[66 ]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1943）.

[67]G. Saleski, Famous Musicians of Jewish Origin（New

York 1949）.

[68 ]T. Levitan, Jews in American Life （ New York

1969），96—99，199—203，245—246.

[69 ]Quoted in Lary May, Screening Out the Past ： The

Birth of Mass Culture and the Motion-Picture Industry（Oxford

1980）.

[70]See Philip French, The Movie Moguls（London 1967）.

[71]Ibid.，21.

[72]French, op. cit.，28.

[73]Raymond Durgnat, The Crazy Mirror：Hollywood Comedy

and the American Image（London 1969），150—161；78—83.

[74]May, op. cit.，171.

[75]Helen and Robert Lynd, Middletown（New York 1929）.

[76]Edward J. Bristow, Prostitution and Prejudice：The

Jewish Fight Against White Slavery 1870—1939 （ New York

1984）.

[77]Jenna Weissman Joselit, Our Gang：Jewish Crime and

the New York Jewish Community 1900—1940（New York 1983）.

[78]For Jewish gangsters see Albert Fried,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ewish Gangster in America（New York 1980）.

[79]Melvin Urofsky, American Zionism：From Herzl to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75），127.

[80 ]Quoted in 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London 1980），187.

[81 ]James Grant, Bernard Baruch ： The Adventures of a

Wall Street Legend （ New York 1983 ） ， 223ff. ， shows that he

merely salvaged most of his fortune after the market broke；

he was never worth more than between$10 million and$15

million.

[82]Ibid.，107—109.

[83]Steel, op. cit.，189.

[84 ]‘Public Opinion and the American Jew’ ， American

Hebrew，14 April 1922.

[85]Quoted in Steel, op. cit.，194.

[86]Quoted inibid.，330—331.

[87]New York Times，11 April 1945；for polls see Davis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1941—45（New York 1984），8—9.

[88]Fritz Stern， ‘Einstein’s Germany’，in Holton and

Elkana, op. cit.，322ff.

[89]Ibid.，324—325.

[90]E. J.Gumpel produced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se

murders and sentences, Vier Jahre politisches Mord （ Berlin

1922），quoted in Grunfeld, op.cit.

[91]Mein Kampf（1962 edn），772.

[92 ]Walter Laqueur, Russia and Germany ： A Century of

Conflict（London 1962），109ff.；Poliakov, op. cit.，iv 174.

[93]Robert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Jews and the

Nazi Legacy（London 1986），14—19.

[94 ]Quoted in Raul Hilber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rev. edn, New York 1985），i 20—21.

[95 ]Zentralblatt für Psychotherapie, vii （ 1934 ） ；

quoted in Grunfeld, op.cit.

[96 ]Fritz Stern,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Despair（Berkeley 1961），291.

[97 ]Fritz K. Ringer,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Harvard

1969），446.

[98 ]George L. Mosse, The Crisis in German

Ideology（London 1966），196.

[99 ]Michael S. Steinberg, Sabres and Brownshirts ： The

German Students’Path to National Socialism，1918—35（Chicago

1977 ） ， 6—7；P.G.J.Pulzer, 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

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New York 1964），285ff.

[100 ]Dennis E. Showalter, Little Man, What Now?Der

Stürmer in the Weimar Republic（Hamden, Connecticut 1983）.

[101 ]Istvan Deak, Weimar Germany’s Left-wing

Intellectuals ：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ltbühne and its

Circle （ Berkeley 1968 ） ；Harold L.Poor, Kurt Tucholsky and

the Ordeal of Germany 1914—35（New York 1968）.

[102 ]Quoted in Walter Laqueur, Weimar ： A Cultural

History 1918—1933（London 1974），45.

[103]Mosse, op. cit.，144.

[104 ]Donald L. Niewyk, The Jews in Weimar

Germany （ Manchester 1981 ） ， has a chapter on this

subject，‘The Jew as German Chauvinist’，165—177.

[105]Laqueur, Weimar，72.

[106]Ibid.，75ff.

[107]Mosse, op. cit.，242.

[108 ]Roger Manvell and Heinrich Fraenkel, The German

Cinema（London 1971），7ff.

[109]Laqueur, op. cit.，234ff.

[110]Gershom Scholem, Walter Benjamin：The Story of a

Friendship （ London 1982 ）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 （ New

York 1976），193.

[111 ]Richard Wolin, Walter Benjamin ： An Aesthetic of

Redemption（New York 1982），40—43.

[112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 trans. ， New York

1969），255：Wolin, op. cit.，50ff.

[113 ]Terry Eagleton,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London1981）.

[114]Hilberg, op. cit.，i 30ff.

[115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 Munich；quoted in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31—32.

[116 ]Max Domarus （ ed. ） ， Hitler ： 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45（Würzburg 1962），i 537.

[117]Hilberg, op. cit.，i 39.

[118]Ibid.，46，footnote 1.

[119]Ibid.，69—75.

[120]Ibid.，96—107.

[121]Ibid.，190—191.

[122]Ibid.，ii 416；Lucy S. Davidowicz, The War Against

the Jews，1933—45（London 1975），141；Martin Gilbert, The

Holocaust（New York 1986），526.

[123]Benjamin Ferencz, Less than Slaves：Jewish Forced

Labour and the Quest for Compensation（Harvard 1979），25.

[124]Hilberg, op. cit.，i 254.

[125]Ferencz, op. cit.，28.

[126 ]Robert H. Abzug, Inside the Vicious Heart ：

Americans and the Liberation of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Oxford 1985），106.

[127]Ferencz, op. cit.，22.

[128]Ibid.，appendix 3，202ff.；Höss affdavit，12 March

1947.

[129]Ferencz, op. cit.，19.

[130]Hilberg, op. cit.，i 87.

[131]David Irving, Hitler’s War（London 1977）.

[132 ]Gerald Fleming, 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Berkeley 1984），refutes it.

[133]H. R.Trevor-Roper（ed.），Hitler’s Table Talk 1941

—44（London 1973），154.

[134]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37；and see his ch.

6，‘Hit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108ff.

[135]Davidowicz, op. cit.，132.

[136 ]Ibid. ， 134；Alexander Mitscherlich and Fred

Mielke, Doctors of Infamy ： The Story of the Nazi Medical

Crimes（New York 1949），114.

[137]Hilberg, op. cit.，i 281.

[138]Ibid.，308.

[139]Ibid.，332—333.

[140 ]The camps were list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

Bundesgestzblatt ， 24 September 1977 ， pp. 1787—1852；the

fgure of 900 labour camps was given by Höss.

[141]Hilberg, op. cit.，i 56.

[142]Davidowicz, op. cit.，130.

[143 ]Jochen von Lang, Eichmann Interrogated （ New York

1973），74—75.

[144]Louis P. Lochner（ed.），The Goebbels Diaries 1942

—43（New York 1948）.

[145]Figures taken from Davidowicz, op. cit.，appendix

B，402f.

[146 ]The basic evidence for Nazi killings comes from

Trials of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44 vols（Nuremberg 1947），Nazi Conspiracy

and Aggression ， 8 vols plus supplement （ Washington DC

1946 ） ， and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rem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nder Control Council Law No. 10 ， 15

vols（Washington DC）.

[147 ]Luba Krugman Gurdus, The Death Train （ New York

1979）；Martin Gilbert, Final Journey（London 1979），70.

[148]Hilberg, op. cit.，i 581；Gilbert, Final Journey，

78.

[149 ]For case histories see Leonard Gross, The Last

Jews in Berlin（London 1983）.

[150]Ibid.

[151]Austria’s anti-Jewish war-record is summarized in

Howard M. Sacher, Diaspora（New York 1985），30ff.

[152]Hilberg, op. cit.，ii 457—458.

[153]Figures from Julius S. Fischer, Transnistria, the

Forgotten Cemetery（South Brunswick 1969），134—137.

[154]Davidowicz, op. cit.，383—386.

[155]Bagatelle pour un massacre（Paris 1937），126；for

Céline see Paul J.Kingston, Anti-Semitism in France during

the 1930s（Hull 1983），131—132.

[156]Jean Laloum, La France Antis mite de Darquier de

Pellepoix（Paris 1979）.

[157 ]M. R.Marrus and R.O.Paxton, Vichy France and the

Jews（New York 1981），343.

[158 ]André Halimi, La Délation sous

l’occupation（Paris 1983）.

[159 ]Herzl’s diary ， 23 January 1904；Cecil Roth,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Philadelphia 1946），474—475.

[160 ]Meir Michaelis, Mussolini and the Jews （ Oxford 1978），52.

[161 ]Ibid. ， 11ff. ， 408；Gaetano Salvemini, Prelude to World War II（London 1953），478.
[162]Michaelis, op. cit.，353—368.

[163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The Reminiscences of Walter Lippmann ， 248—250；Meryl Secrest, Being Bernard Berenson（New York 1979）.
[164 ]Holocaust statistics vary. I have taken the Hungarian figures from Monty Noam Penkower, The Jews Were Expendable ： Free World Diplomacy and the Holocaust （ Chicago 1983 ） ， 214.See the set of fgures, and source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viii 889—890.
[165]F. E.Werbell and Thurston Clarke, Lost Hero： The Mystery of Raoul Wallenberg （ New York 1982 ） ；Alvar Alsterdal，‘The Wallenberg Mystery’，Soviet Jewish Affairs, February 1983.

[166 ]David S. Wyman,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1941—5（New York 1984），97.
[167]Penkower, op. cit.，193.

[168 ]Charles Stember （ ed. ） ， Jews in the Mind of America（New York 1966），53—62；Wyman, op. cit.，10—11.
[169 ]Boston Globe ， 26 June 1942；New York Times ， 27

June 1942. The Times had an extensive summary of the report

on 2 July, however.

[170]Nation，19 May 1945；Abzug, op. cit.，136—137.

[171]Wyman, op. cit.，313 and footnote.

[172]Ibid.，112ff.

[173]Penkower, op. cit.，193.

[174]Wyman, op. cit.，299.

[175]Hilberg, op. cit.，i 358.

[176]For Betar see Marcus,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Jews in Poland 1919—38，271—273；Silver, op. cit.，19ff.

[177]Hilberg, op. cit.，i 186—187.
[178]About one-third of it has been published： Lucjan Dobroszynski（ed.），The Chronicle of the Lodz Ghetto，1941-44（Yale 1984）.
[179]Penkower, op. cit.，292，337—338，note 10.

[180]Gilbert, The Holocaust，426—427.

[181]Davidowicz, op. cit.，301.

[182]Ibid.，289.

[183]Deuteronomy 28：66—67.

[184 ]Yaffa Eliach （ ed. ） ， Hasidic Tales of the

Holocaust（Oxford 1983）.

[185]Arnold J. Pomerans（trans.），Etty：A Diary，1941-3（London 1983）.
[186 ]For Warsaw, see Yisrael Gutman, The Jews of Warsaw ， 1939—43 ： Ghetto, Underground, Revolt （ trans. ，Brighton 1982）；Hilberg, op. cit.，ii 511—512.
[187 ]See‘Rose Robota, Heroine of the Auschwitz Underground’，in Yuri Suhl（ed.），They Fought Back（New York 1975）；Philip Muller, Auschwitz Inferno：The Testimony of a Sonderskommando（London 1979），143—160.

[188]Ferencz, op. cit.，21.

[189]Ibid.，20.

[190]Gilbert, The Holocaust，461.

[191]Hilberg, op. cit.，ii 438.

[192]Gilbert, The Holocaust，457.

[193]Abzug, op. cit.，106.

[194]Gilbert, The Holocaust，419.

[195]Ibid.，808，793.

[196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Nuremberg,

Document NG-2757，quoted in Gilbert, The Holocaust，578.

[197]Abzug, op. cit.，152ff.

[198]Ibid.，160.

[199]Gilbert, The Holocaust，816ff.

[200 ]For statistics of war trials, seeEncyclopaedia

Judaica, xvi 288—302.

[201 ]For a useful summary, see Howard Sachar, op. cit.，7—13.

[202]Quoted in Ferencz, op. cit.，Introduction, xi.
[203]Ibid.，189.
[204 ]The Council debates are summarized in Bea’s own book, The Church and the Jewish People（London 1966），which gives the text of the Declaration in appendix I，147—153.

第七章　锡安

大屠杀和新锡安之间存在有机的联系。600万犹太人被杀是促成以

色列这个国家建立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符合通过受难救赎的信念，

而这个信念是犹太人古老而强大的历史动力。数以千计虔诚的犹太人

在被赶进毒气室的时候唱着他们的信经，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承受的

惩罚是上帝的作为，而且本身就证明他选中了他们，希特勒和党卫军

只是这个过程的代理人罢了。按照先知阿摩司所说，上帝说了：“在

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1]

奥斯威辛的苦难不是单纯的事件。它们是道德立法，它们是计划的一

部分，它们证实了即将到来的荣耀。此外，上帝对犹太人不止感到愤

怒，他还感到悲哀，他跟他们一同哭泣，他跟他们一同走进毒气室，

正如他跟他们一同被流放一样。[2]

那是从宗教和形而上的角度来解释因果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可以

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以色列的建立是犹太人苦难的结果。我们已经

用拼图游戏做比喻，展示了必不可少的每一块拼图是如何各就各位

的。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1648年的东方大屠杀导致犹太社会重返英

国，并且前往美国，从而及时地形成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犹太社会，

这也是以色列得以建立的地缘政治背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

1881年的大屠杀也引发了奔向同一目标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制造

出的移民潮是德雷福斯事件发生的背景，该事件直接促使赫茨尔创立

了现代犹太复国主义（锡安主义）。在俄国压迫下兴起的犹太人运动

营造出一种紧张的格局，1917年，《贝尔福宣言》从这种格局中应运

而生，为了实施《贝尔福宣言》，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建立，而希特

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是促成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建立的一系列灾难的最后

一环。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已经在不经意间

大大巩固了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虽然希特勒最终将这个犹太国家视

为潜在的敌人，“第二梵蒂冈”“犹太共产国际”“全世界犹太人的

新权力基础”。[3]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纳粹曾一度积极协助德国犹

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因此抵达这个民族家园的不仅仅是6万名犹太人，

还有这些德国犹太人的资产，它们在建设那里的工商业基础设施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为它带来的不只是希特勒视犹太人为主要敌人

并对他们实施毫无保留的身体攻击，还有犹太人跟随同盟国对希特勒

实施反击的机会，正是战争，激活了犹太复国主义计划的最后阶段。

从1939年战争爆发开始，尽早建立以色列国家就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

高于一切的目标，并且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大部分犹太社会。犹太复国

主义者实现目标的阻力依然巨大。光打败希特勒是不够的，还必须消

除同盟国三大战胜国的所有反对意见，英国、美国和苏联。让我们来

挨个看一看。

最初，英国最重要，因为它是占有此地的强国。此外，1939年的

白皮书政策实际上否定了《贝尔福宣言》，为巴勒斯坦规划出一个并

不由犹太人主导的未来。犹太人是英国的战时盟友，但同时他们不得

不颠覆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本-古里安认为这些目标并行不悖：“没

有白皮书，我们也一样反对希特勒，没有希特勒，我们一样反对白皮

书。”[4]如果英国人允许犹太人作为目标一致的部队参战，那么他是

对的，因为此举可在后来决定巴勒斯坦进程时派上用场。英国的军

事、外交和殖民地当局都对这个想法怀有敌意恰恰是因为这个原因。

的确，1942年下半年阿拉曼战役获得胜利，德国在中东的威胁解除之

后，那里的英国总部就对犹太人的所有军事活动投以怀疑目光。但是

犹太人拥有一位强有力的保护者：丘吉尔。他对魏茨曼用现有的小规

模犹太部队组建一支犹太战斗部队的方案青睐有加。英国军方对这个

计划再三阻挠，但丘吉尔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1944年7月12日，他在

给陆军大臣的备忘录里写道：“我喜欢犹太人的这个想法，他们正在

对付在中欧杀害他们同胞的人。跟他们不和的是德国人……我无法想

象，这么一支有牺牲精神的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此时正承受其他民

族不曾经历的苦难， 为什么他们连想要得到一面旗帜都要被拒

绝。”[5]两个月以后，多达2.5万人的犹太旅成立。没有丘吉尔，犹

太人绝对做不到这一点，而且这次组建阶段的协作经验对以色列人4年

后的成功至关重要。

英国人仍然不打算完全改变他们的巴勒斯坦政策。推翻希特勒让

他们民穷财尽，致使他们中东油田的重要性有增无减；他们不打算放

任犹太移民而使阿拉伯世界决然翻脸的程度。他们也不准备撤出巴勒

斯坦，除非他们撤走后还能和阿拉伯人保持交情。因此他们制止犹太

非法移民靠岸，如果有人非法移民，他们就设法逮捕他们并将其遣送

出境。1940年11月，搭载了1700名被遣送人员并准备驶往毛里求斯

的“祖国”号遭到了哈加纳的蓄意破坏。这条船在海法湾沉没，250名

难民溺水身亡。1942年2月，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船“斯特鲁玛”号的

靠岸请求被英国拒绝，之后被土耳其人拦截，沉没于黑海，770人溺水

丧生。

这些悲惨的事件并未动摇英国的决心，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甚

至战后2.5万名犹太人身处难民营的时候，依然坚持限制移民。1945

年，理论上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英国工党掌权之后，情况依然如故。

新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屈从于外交官和将军们的主张。那个时

候，英国依然统治着地球表面的四分之一。它在巴勒斯坦的人数有10

万人，而犹太人在那儿的人数只有60万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应该没什

么实质性的获胜理由。但18个月之后，贝文放手了。正如伊夫林·沃

（Evelyn Waugh）[46]在他关于耶路撒冷的一本书中对英国的所作所为

发表了辛辣的评论：“出于卑劣的动机：懦弱、懒惰和吝啬，我们听

任托管统治圣地。艾伦比在威廉二世曾经傲慢骑马的地方步行进军，

可如今覆盖那幅场景的可悲景象是，一支装备齐全的大军，在战争中

几乎毫发未损，面对一小股持枪歹徒却要落荒而逃。”[6]这又是如何

发生的呢？

答案在于犹太人对塑造现代世界的另一项贡献：科学地利用恐

惧，摧毁开明统治者的意志。虽然它在此后40年间变得司空见惯，但

在1945年还是新鲜事物。它或者可以称之为大屠杀的副产品，因为即

使孤注一掷的犹太人，若非大屠杀这般规模的浩劫，也不会被逼迫至

使用这种方式的地步。最高明的实践者是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波兰青年运动贝塔尔的前负责人。他是被大屠杀激发出的悲

痛的化身。他的家乡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70%人口是犹太人。1939

年，那里还有3万多犹太人。到了1944年，幸存的只有10个人，贝京的

家人大多遇害。犹太人甚至被禁止埋葬死者。他的父亲就是这么死

的，他在犹太人墓地给一个朋友挖掘坟墓，当场被枪杀。[7]但贝京天

生就是顽强的求生者和复仇者。在立陶宛被捕后，他是为数不多能够

毫不屈服地挺过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审问的人，最后，审

问他的人暴怒地说：“我再也不想看见你。”贝京后来评论说：“是

我的信仰在抵抗他的信仰。我有需要为之奋斗的东西，哪怕是在审讯

室。”[8]贝京被送到在北极圈巴伦支海附近一座劳工营，修建科特拉

斯——沃尔库塔铁路。他再一次挺过去了，得益于一次面向波兰人的

赦免，他作为波兰军队中的一名列兵，步行穿过中亚，跋涉前往耶路

撒冷。1943年12月，他接手了修正派的军队伊尔贡。两个月之后，他

向英国的管理宣战。

关于英国，犹太人分成三派。魏茨曼依然相信英国的善意。本-古

里安尽管怀疑，但希望首先打赢战争。即使战后，他对反抗和恐怖行

动也做出了明确区分，这一点在哈加纳的政策中得到了反映。另外，

一些极端主义者脱离了伊尔贡， 由亚伯拉罕· 斯特恩（ Avraham

Stern）领导，被称为斯特恩帮。他不服从亚博京斯基在战争爆发时与

英国达成的停火指示，1942年2月，斯特恩被杀害。但他的同伴在伊扎

克·沙米尔和内森·耶林-莫尔的领导下，继续对英国发动无限制作

战。贝京走了第三条路。他认为哈加纳太被动，斯特恩帮粗鲁、凶残

又无知。被他当作敌人的并非英国，而是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管理。他

想要羞辱这种管理；使其难以运转，成本高昂、不起作用。他有600名

活跃的特工，但他拒绝实施暗杀，只是炸毁了英国刑事调查局的办公

室、移民局大楼、所得税中心以及类似目标。

三派犹太积极分子之间的关系始终紧张，还经常彼此怨恨。这一

点随后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1944年11月6日，斯特恩帮杀害了英国

中东事务大臣莫因勋爵。哈加纳大为震惊和愤怒，针对斯特恩分子和

伊尔贡发起了所谓的“捕猎季”行动，逮捕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并将他

们投入地下监狱。更糟糕的是，他把700个人员或机构的名单交给了英

国刑事调查局。犹太复国主义当权派提供的信息导致至少300人，或许

多达1000人遭到逮捕。逃脱的贝京谴责哈加纳还实施严刑逼供，并且

发出挑衅声明：“我们会报复你们的，该隐。”但他非常精明，他不

想陷入与哈加纳的战争。就在与英国人及其犹太同伙斗争的这几个月

里，他创建了一支几乎坚不可摧的地下武装力量。他认为哈加纳为了

摆脱英国人，必须加入他的队伍。事实证明，他是对的。1945年10月1

日，本-古里安没有跟魏茨曼商议，就给哈加纳的指挥官摩西·斯内发

了一份加密电报，命令他针对英军发起行动。[9]一个团结一致的“犹

太抵抗运动”组织形成了，它在10月31日夜间开始发动袭击，炸毁了

铁路。

即便如此，分歧依然存在。哈加纳不想实施任何形式的恐怖行

动，它只会在貌似可以称为军事行动的行动中使用武力。贝京一直拒

绝像斯特恩分子在1946年4月26日将6名英国伞兵残忍地杀死在床上那

样的杀戮行为。当时和后来，他都拒绝“恐怖分子”的标签。不过他

甘冒道德和身体上的风险。当初若是没有约书亚，又怎能获得应许之

地呢？《约书亚记》难道不就是令人不安地记录了以色列人为了征服

神命赐予他们的这块土地，甘愿冒多大的危险的吗？

在有助于促使英国退出的两次事件中，贝京都是领军人物。1946

年6月29日，英国人对犹太事务局发动了一次黎明突袭，大约2718名犹

太人被捕。此举的目的是推出一个比较温和的犹太人领导人物。结果

却以失败告终，甚至，由于伊尔贡毫发无伤，此举反倒加强了贝京的

地位。他说服哈加纳在英国部分机关所在的大卫王酒店实施爆炸，他

们一致商定的目标是羞辱，而非杀人。但出现大规模杀伤的风险巨

大。魏茨曼听说了这次密谋，以辞职和把辞职原因公之于世相威胁。

[10]哈加纳通知贝京取消行动，但他拒绝了。1946年7月22日，午餐时

分，比预定计划提前6分钟，大约700磅高爆炸药炸毁了那家酒店的一

栋翼楼，造成28名英国人、41名阿拉伯人、17名犹太人和其他5人丧

生。按计划应该有一名16岁的女学生打电话示警。可是关于后来发生

的事情，证据是互相矛盾的。贝京始终坚称已经做出充分警示，将死

亡责任归咎于英国当局。他只为伤亡的犹太人感到痛惜。[11]可是，这

样的恐怖行动，安装炸药的那些人必须对所有死者负责，这是犹太当

权派的意见，哈加纳指挥官摩西·斯内被迫辞职。“抵抗运动”解

散，其组成部分各归各位。虽然如此，这次暴行，与其他事件相结

合，还是取得了效果。英国政府提议将该地区一分为三，但是遭到了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反对。于是，1947年2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

贝文宣布他要将整个巴勒斯坦问题移交给联合国处置。

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英国会迅速撤走，所以恐怖行动仍在继续。

另一件也是贝京主使的事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反对斯特恩分子的

暗杀，但坚持认为伊尔贡对英军惩处伊尔贡成员拥有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的道德权利。英国绞死或鞭打犹太人，伊尔贡就如法炮制。

1947年4月，3名伊尔贡成员因为袭击阿卡监狱要塞导致251名囚犯脱逃

而受审。贝京威胁称，如果这3人被定罪并绞死，他就会实施报复。7

月29日，他们被定罪并绞死。几个小时之后，两名英国中士克利福德

·马丁和默文·佩斯为此被俘，按照贝京的指示，他们被伊尔贡的行

动总指挥吉迪·帕格林绞死，他还炸毁了他们的尸体。对无辜的马丁

和佩斯实施的可怕谋杀让许多犹太人惊骇不已。犹太事务局称此举

为“一群罪犯对两名无辜者的卑鄙谋杀”。[12]（事情甚至比当时看来

的更严重，因为35年之后才发现马丁的母亲是犹太人。）这件事在英

国引发了不可遏止的愤怒情绪。德比郡的一座犹太会堂被烧毁，伦

敦、利物浦、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发生了反犹骚乱——这是13世纪以

来英国发生的第一次反犹骚乱。这些事件转而使英国的政策发生了决

定性转变。英国曾经以为，任何分治方案都要由自己来监督和执行；

否则，阿拉伯国家的军队完全会介入并灭绝犹太人。如今他们决定尽

可能迅速地抽身，把局面留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13]于是，贝京的策

略成功了，但其中蕴含着可怕的风险。

风险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在两

种情况下，犹太复国主义者受益于所谓的运气或天意，看你怎么想

了。首先是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的逝世。与伊本·沙特国王在雅尔塔

会议后的会面让罗斯福在生前的最后几周转变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总统助理戴维·奈尔斯后来声称：“如果罗斯福活

着，我对以色列能否建国深表怀疑。”[14]罗斯福的继任者哈里·S.杜

鲁门对犹太复国主义作出了直截了当的承诺，半是出于情感，半是出

于算计。他同情犹太难民，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是弱势群体。另

外，对于犹太人的选票，他没有罗斯福那样笃定。对于即将在1948年

举行的选举，他需要得到诸如纽约、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这些摇摆

州的犹太组织的支持。英国刚宣布放弃托管，杜鲁门就开始推动成立

一个犹太国家。1947年5月，巴勒斯坦问题被提交联合国。特别委员会

受命提交一份方案，它交出了两份方案。少数派建议成立一个由两个

民族组成的联邦国家。多数派提出了一份新的分治方案：一个犹太国

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外加耶路撒冷国际区。1947年11月29日，借助

于杜鲁门的强有力支持，该方案以33票赞成13票反对和10票弃权在联

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

苏联和阿拉伯国家基本上得到了“国际左翼”的支持，后来开始

相信以色列建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阴谋。但事实证明，正好

相反。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都不想要一个犹太国家。他们预见到

如果在这个地区成立一个犹太国家，对于西方来说，那不啻一场灾

难。英国陆军部同样表示强烈反对。美国国防部也是一样，国防部长

詹姆斯·福雷斯特猛烈抨击犹太游说团体：“在这个国家，没有团体

可以获准影响我们的政策以至于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步。”[15]英美的石

油公司反对成立这个新国家的情绪更为激烈。石油利益的代表，加利

福尼亚-得克萨斯石油公司的马克斯·索恩伯格，称杜鲁门已经“毁灭

了美国的道德威望”，并且摧毁了“阿拉伯人对理想的信心”。[16]不

管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推动以色列建国都无法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

以色列在这两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朋友是左派。

以色列的诞生和存在，恰当的时机绝对重要。尽管对外向反犹太

复国主义的转变尚需更长的时间，不过决定性时刻在1948年秋季到

来。然而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存在已经安全了。随着冷战压力的增

加，战后理想主义的思想倾向解体，杜鲁门被迫更注意听取五角大楼

和国务院的意见，美国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如果英国再推迟一年撤

退，美国就不会那么急切于看到以色列的成立，俄国反对则几乎是肯

定的。所以，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恐怖行动对英国政策造成的影响也

许是决定性的。以色列从1947—1948年短暂开启几个月的历史机缘的

窗口中间钻了过去。那同样是运气或者说是天意。

然而，如果说英国提早撤退的缘由是贝京的冷酷，那么让这个国

家得以存在下来的则是本-古里安。他不得不做出一系列决定，而每个

决定都可能给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带来灾祸。联合国分治投票的结果一

出来，阿拉伯人就下定决心摧毁所有的犹太定居点，而且立即对他们

发动袭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扎姆·帕夏在广播中称：“那将是一

场灭绝战争和一场最重大的屠杀。”[17]犹太指挥官们充满信心，但他

们的资源实在匮乏。截至1947年底，哈加纳拥有步枪17600支、斯特恩

式轻机枪2700支、机关枪大约1000挺，各阶段受训人员2万名至4.3万

名，几乎没有装甲武器、重炮和飞机。[18]阿拉伯人集结了颇具规模的

解放军，不过指挥权分散。他们还有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1万名埃及

人、7000名叙利亚人、3000名伊拉克人，还有多达4500人的外约旦阿

拉伯军团，是一支拥有英国军官的强大军队。截至1948年3月，超过

1200名犹太人在阿拉伯人的袭击中丧生，其中一半是平民。捷克的武

器开始抵达，第二个月就被部署下去。英国的托管定于5月15日结束。

但4月初，本-古里安就做出了或许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决定。他下令

哈加纳转入攻势，将各个犹太飞地全部连接起来，尽可能巩固联合国

方案中划分给以色列的领土。这场豪赌几乎大获全胜。犹太人占领了

海法，打开了通向太巴列和加利利东部的线路，夺取了塞费德、雅法

和阿卡。他们奠定了以色列国的核心，实际上他们在建国之前就已经

赢得了战争的胜利。[19]

5月14日，星期五，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高声宣读了独立

宣言。“根据我们民族的固有权利，”他说，“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

议，我们特此宣布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国家，它的名字是以

色列国。”临时政府立刻组建。当晚，埃及开始实施空袭。次日，剩

余的英国人离开，与此同时，阿拉伯军队入侵。但是他们收效甚微，

除了一点：阿卜杜拉国王的阿拉伯军团占领了耶路撒冷老城；5月28

日，犹太人放弃了那里。此举意味着犹太人在这座圣城以东的定居点

全都撤离。以色列人在其他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6月11日，双方达成一个月的停火。停火期间，阿拉伯国家大力加

强了它们的部队力量。但以色列人不仅从捷克，还从法国，争取到了

大量重型装备，法国提供装备主要是为了激怒英国人。7月9日，硝烟

再起，以色列人很快就明显掌控住局势。他们拿下了利达、赖姆莱和

拿撒勒，占领了超过分治边界的大片地区。10天之内，阿拉伯人同意

第二次停火。但暴力事件偶有发生，10月中旬，为了打开通向内盖夫

定居点的道路，以色列人发动攻击。本次攻势以夺取贝尔谢巴作为结

束。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军队人数多达10万人，装备齐全，

它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此后从未失去的军事主权。1949年1月12日，停

战谈判在罗得岛召开，以色列与埃及（2月14日）、黎巴嫩（3月23

日）、外约旦（4月3日）和叙利亚（7月20日）签署了停战协议。伊拉

克根本未签署协议，而且这5个阿拉伯国家依然与以色列处于形式上的

战争状态。

1947—1948年的事件造就了以色列，也造成了持续至今的阿拉伯

——以色列问题。这个问题有两大方面，难民和边界，两方面最好单

独考虑。根据联合国数据，巴勒斯坦托管时期的65.6万名阿拉伯居民

逃离以色列控制的领地：28万人前往约旦河西岸，7万人前往外约旦，

10万人前往黎巴嫩，4000人前往伊拉克，7.5万人前往叙利亚，7000人

前往埃及，还有19万人去了加沙地带（以色列人估计的总数要低得

多，5.5万～60万人）。他们离开的原因有四个：为了避免在冲突中丧

生，因为管理已经瘫痪，因为阿拉伯电台广播命令他们离开、误导或

恐吓他们，还有就是，1948年4月9日伊尔贡——斯特恩帮在亚辛村实

施的屠杀，让他们受到惊吓并选择逃离。

最后一个原因值得审视，因为它与以色列国的道德凭据有关。从

1920年至那个时候，犹太人一直克制不对阿拉伯定居点实施恐怖袭

击，尽管阿拉伯人数不清的恐怖袭击有时会引发严厉的报复。1947—

1948年冬季战争开始时，亚辛村，一座人数不足1000人的阿拉伯采石

村庄，就与附近的耶路撒冷郊区吉瓦特扫罗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

但是附近的两处犹太定居点被占领和摧毁令犹太人复仇心切。斯特恩

帮提议摧毁亚辛村，给阿拉伯人一个教训。伊尔贡高官耶胡达·拉皮

多特证实：“明确的目标是瓦解阿拉伯人的士气，提振耶路撒冷犹太

社区不断受挫的士气，尤其是因为最近落入阿拉伯人手中的犹太人尸

首遭到了亵渎。”[20]贝京虽然同意行动，不过说必须使用广播宣传车

给村民投降的机会，避免流血事件发生。当地的哈加纳指挥官也勉强

表示同意，但提出了更多条件。突袭行动由80名伊尔贡成员和40名斯

特恩分子实施。广播宣传车掉进了沟里，完全没派上用场。阿拉伯人

选择战斗，而且实际上他们更强大，武装更优越。伊尔贡成员和斯特

恩分子不得不要求增派一支配备一挺重机枪和一门2英寸迫击炮的正规

排，正是靠这些才消灭了阿拉伯人的抵抗。

就在此时，突袭部队进入村庄后就失去了控制，跟他们在一起的

哈加纳密探将后面的情况形容为“无组织的屠杀”。突袭者押了23个

人前往采石场并枪杀了他们。一名阿拉伯目击者说还有93人在村庄内

被杀，不过其他的描述认为被杀人数高达250人。尚未了解这次战斗的

细节，贝京就本着《约书亚记》的精神发出了当日命令：“接受我对

这次辉煌的征服行动的祝贺……就像在亚辛村，然后是每个地方，我

们将攻击并摧毁敌人。上帝，上帝，你选择了我们来征服。”[21]这次

暴行的消息以夸张的形式飞快传播，无疑在此后两个月造成许多阿拉

伯人逃离。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效果是经过设计的，但结合其他因素，

它将这个新国家的阿拉伯人口降至区区16万人。那就非常方便了。

另外，犹太人或被鼓动或被迫从阿拉伯国家逃离，那里的有些犹

太社区已经存在了2500年之久。1945年，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太人

超过50万人。从1948年5月15日战争爆发至1967年底，绝大多数犹太人

已经来到以色列避难：252642人来自摩洛哥，13118人来自阿尔及利

亚，46255人来自突尼斯，34265人来自利比亚，37867人来自埃及，

4000人来自黎巴嫩，4500人来自叙利亚，3912人来自亚丁，124647人

来自伊拉克，还有46447人来自也门。总计567653人，来自阿拉伯国家

的犹太难民总数并不比从以色列离开的阿拉伯难民数量少多少。[22]接

纳和对待难民的差别完全是政策问题。以色列政府把有组织地重新安

置所有难民当作民族家园政策的一部分。而阿拉伯政府则在联合国的

协助下，让阿拉伯难民待在难民营，等待遥遥无期的重新征服巴勒斯

坦。因此，作为自然增长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末，阿拉伯难民的数

量比40年前还要多。

对难民态度的巨大反差源于谈判态度的根本性差异。两千年来，

犹太人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派，从未拥有过武力的选择。因此他们不

得不习惯于谈判，经常只是为了勉强的生存，而且他们几乎总是处于

非常弱势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不仅仅发展出了谈判技巧，还

发展出了谈判哲学。他们会在毫无胜算的情况下谈判，而且已经学会

接受谈判地位，无论是多么卑微和低下的地位，因为他们明白，通过

进一步的谈判和自己的努力，这种地位会在后来得到改善。与武力相

比，和解高于一切已经融入了他们的骨髓。即使是在证据已经无可辩

驳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难以相信希特勒的滔天罪恶，这就是原因：他

们很难理解一个人根本不想和他们和解，而只想取他们的性命。

相比之下，阿拉伯人是征服的种族，它的宗教著作鼓舞和表明反

对向其他民族——受到轻视的契约民——妥协的立场。为了最终解决

而谈判，这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是对原则的一种背叛。停火、休

战，或许必不可少，能够接受，因为它保留了之后使用武力的选择。

但是签订条约对于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投降。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

想重新安置难民，因为那意味着对道德资本的最终处置。就像开罗广

播电台所说：“难民是阿拉伯与以色列斗争的基石。难民是阿拉伯人

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武器。”[23]因此，他们没有讨论余地地拒绝了

1950年联合国的重新安置方案。随后25年，他们甚至拒绝了以色列再

三提出的赔偿建议。对于难民本人及其子孙来说，结果是灾难性的。

这也是阿拉伯国家不稳定的根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它差点儿摧毁

了约旦。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它实际上摧毁了黎巴嫩微妙的平衡

结构。

不同的谈判态度在确定以色列边界问题上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

响。犹太人看待自己重新创建的国家可能有三种方式：作为民族家

园，作为应许之地，作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第一种可以被迅速排

除掉。如果所有犹太人想要的只是一个可以安全无虞的地方，那么它

可以在任何地方：如阿根廷、乌干达、马达加斯加，都是过去某个时

段被提议过的。但是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几乎没有犹太人对这样的

规划感兴趣。唯一有那么点儿实际吸引力的是阿里什提议，原因正是

它靠近巴勒斯坦。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讨论第二种看法：应许之地。不管以哪种方

式，这一点对所有世俗和宗教的犹太人都存在理论上的吸引力，除了

坚持认为返回锡安必须是弥赛亚进程一部分的虔诚犹太人和已经被同

化而无意于返回任何地方的犹太人之外。但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

么？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上帝将这片土地交给亚伯拉罕的时候并

未对其做出任何明确的定义。[24]那么它包括以色列人实际占领的领地

吗？如果包括，又是在什么时期的领地呢？实际上存在两个圣殿时

期，大卫王朝和马加比王朝。有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过去和现在）将

这个国家看作第三圣殿。但它继承的是哪一个国家呢？大卫的王国

（不是所罗门的）包括了叙利亚。马加比王朝还一度统治过广阔的区

域。这两个圣殿时期在其全盛时期都是小型帝国，管辖的臣民有的只

是半犹太人，有的完全不是犹太人。它们肯定不能作为犹太复国主义

国家的典范，后者的主要目的是为犹太人提供民族家园。另外，对于

古代受自己支配的那些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要求具有一种强烈的

情感信念。在犹太复国主义者1919年提交巴黎和会的方案中就能找到

这样的表述。它要求给予犹太人从拉法到赛达的整段海岸，还有约旦

河两岸，东部边界延伸至大马士革——安曼——汉志铁路以西。[25]不

出所料，这份方案被拒绝了，但其主张一直被保留在亚博京斯基的修

正派的计划中。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这种身份，犹太人实际上

能够得到、定居、发展和保卫的领地。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是犹太复

国主义主要团体采用的态度，实际上也成为这个国家本身的政策。这

是一种明智的态度，因为它为犹太人的谈判技巧提供了最宽泛的可能

性。因此犹太领袖们会说，他们愿意接受环绕被犹太人占领的地区且

本身连贯和可以保卫的任何边界。所以在托管期间及之后的每个阶

段，犹太人都是可以变通的，乐意接受向他们提出的任何合理的分治

方案。1937年7月，皮尔委员会分治方案只给了他们从梅图拉到阿富拉

的加利利地区，还有从加沙以北20英里的地点到阿卡的海岸地带，后

者还被通向英国掌控的耶路撒冷周边飞地的通道阻断。[26]犹太人虽不

情愿，但也接受了。得到巴勒斯坦四分之三面积的阿拉伯人却毫无商

量余地地拒绝了。

1947年，联合国再次提出一份分治方案时，定居点已经发生了变

化，这份方案对此做出了反应。它没有把当时主要是阿拉伯人的阿卡

和加利利西部划分给犹太人，而是将几乎整个内盖夫和死海的部分地

区增加到犹太人的部分。尽管皮尔只给了犹太人巴勒斯坦的20%，联合

国此时却给了他们50%。但从任何定义来看，它都不是应许之地，因为

不包括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整个西岸地区，以及最重要的耶路撒冷。

但是犹太人，无论多么不情愿，还是接受了。多年来担任外交部部长

的前牛津大学学者阿巴·埃班（Abba Eban）是这个新国家的主要谈判

代表，他清晰地解释了他们的经验主义哲学。犹太人同意放弃对他们

具有宗教和历史意义的地区，他说，因为从犹太国家成为“具体的政

治前景”那一刻——也就是说，国际联盟托管，“它的发展过程内部

就存在一种分治主义的暗示”。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政策“基于避免

与目前人口现实产生任何冲突的观念。该观念要将犹太人安置在并未

被阿拉伯人牢固占有的地方”。由于阿拉伯定居地延续了古代以色列

的定居地点，所以现代犹太人可以前往古代非利士人的海岸平原和伊

茨雷埃勒谷地，那里是阿拉伯人由于疟疾而回避的地方。“犹太人定

居的原则”，埃班说，“始终是经验主义和符合时代的，从不是宗教

性和历史性的。”所以，在联合国的谈判中：

我们提出将特定区域列入我们分治边界内的所有要求都是基于历

史联系的一般前提，而并非以古代的联系为基础。由于希伯伦都是阿

拉伯人，我们没有对其提出要求。

由于贝尔谢巴几乎空空荡荡，我们才提出了有成效的要求。犹太

复国主义的中心论点是，以色列地存在建立一个人口稠密的犹太社会

的足够空间，而不必让阿拉伯人背井离乡，甚至不必干扰他们根深蒂

固的社会凝聚力。[27]

这种哲学让犹太人接受了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即使据此划定边界

的国家将极为难以管理和保卫。但阿拉伯人又一次拒绝了这份提供给

他们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方案，根本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而且立即诉

诸武力裁决。随后的战争结果，还有以色列人1948年6月至11月期间的

战利品，让这个以色列国家最终占领了巴勒斯坦的80%，边界尽管还是

不便，但已经能够让一个国家适合管理并且能够防御。最后，巴勒斯

坦的阿拉伯人完全没了国家：只有加沙地带，以及由约旦管理的西岸

地区。

虽然之前的经验是阿拉伯人不愿意谈判，但以色列人还是试图在

1949年停战方针的基础上达成关于永久边界协议。这意味着将放弃一

部分领地。如果以色列能够以此换得事情的最终解决，那也是可以接

受的。但是这样的交易从来没有机会提出来。阿拉伯人拒绝与以色列

人直接谈判。经过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委员会的多次谈判，很显然，

阿拉伯人坚持要让以色列退回1947年联合国分治界线之后（那是他们

之前从不予接受或认可的），而且甚至不会以承认这个新国家作为回

报。以色列将停战视为和平的前奏，相反，阿拉伯人只将其看作停火

和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发动战争的序幕。此外，阿拉伯国家不愿意遵守

各项停战协议条款。在这些停战协议幌子下，他们对以色列平民发动

游击突袭，实施恐怖攻击，对以色列的经济进行有组织地抵制和封锁

活动。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停战是以其他方式延续战争。因此从真正

意义上来看，从1947年11月至今，以色列一直与大多数阿拉伯邻国处

于战争状态。

这种状态导致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性

质。世俗拓荒者将其看作和平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的乌托邦，宗教先

驱者将其看作神圣的神权政体，如今两拨人同样不得不投入精力建设

一个戒备森严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发展是自然而然的。

这些现代定居者不得不一直在周边建造隔离栅栏，以抵御阿拉伯人的

劫掠。在几次战争之间，这些措施逐渐变得越来越周密和专业。不过

从1949年开始，尽管缓慢和不情愿，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安全必须是

整个国家长期以来、高于一切的优先考虑对象。以色列人不仅设计出

越来越周密的内部安全措施，以应对阿拉伯人越来越老练的恐怖行

动，还不得不采用对外防御的多极标准：他们的武装部队必须能够同

时应付来自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攻击。这些考虑因素决定了这个新国家

的预算，它们还主导了这个国家的对外关系。

的确，建国之初的30年，1948—1978年，以色列始终而且有时是

应接不暇地在为生存而战。停战被证明毫无用处。在最初的7年间，超

过1300名以色列人在阿拉伯人的突袭中丧生，以色列针对恐怖分子基

地的报复性袭击日益激烈。1951年7月20日，硕果仅存的阿拉伯温和

派，约旦的阿卜杜拉国王遇刺身亡。1952年7月23日，军人集团驱逐了

埃及君主，进而导致（1954年2月25日）致力于摧毁以色列的贾迈勒·

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ul Nasser）的民粹主义独裁。1953年2

月，苏联与以色列断绝了关系。从1955年9月开始，随着埃及与捷克武

器协议的签署，华约集团开始向阿拉伯军队提供数量不断增长的现代

武器。得到了新盟友提供的保证，纳赛尔总统着手实施扼杀和灭绝以

色列的计划。虽然1951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谴责，

但埃及始终拒绝向以色列船只提供苏伊士运河的使用权。从1956年开

始，纳赛尔还拒绝以色列船只驶入亚喀巴湾。4月份，他与沙特阿拉伯

和也门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7月份，他没收了苏伊士运河，10月25

日，他与约旦和叙利亚组建了联合军事指挥。感觉到脖子上的套索渐

渐收紧，10月29日，以色列先发制人，空降伞兵，夺取西奈的米特拉

山口。在随后发生的短暂战斗中，连同登陆运河区的英法军队，以色

列占领了西奈全境，拿下了加沙，挫败了阿拉伯突击队员的活动，打

通了通向亚喀巴的海洋线路。[28]

尽管其军事意义被英法的干涉掩盖，但第二次中东战争证明了以

色列保卫自身安全的能力，即使面对的是新式苏联武器。战争结束后

的协议同样毫无结果。以色列同意从西奈撤军，条件是埃及不再重新

武装西奈，联合国部队可以构建防护性的缓冲地带。无论多么不尽如

人意，这份协议还是持续了10年之久。但突袭和恐怖行动持续不断。

叙利亚也被华约集团武装起来了。1967年，重新整顿和装备军队的纳

赛尔决定卷土重来。5月15日，他重新武装西奈，派驻10万人和装甲部

队，命令联合国部队离开（联合国部队照办了）。5月22日，他对以色

列船舶关闭蒂朗海峡，再次封锁亚喀巴。8天后，约旦国王侯赛因在开

罗签署了一份军事协定，形势迫在眉睫。同一天，伊拉克军队在约旦

就位。于是6月5日，以色列人被迫再次先发制人。当天上午，他们几

乎将整个埃及空军摧毁在地面上。约旦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成功产生

误解，正式站在埃及一边参战。作为回应，以色列认为自己有权解除

第一次中东战争留下的（对它来说）最恶劣的异常状态。6月7日，以

色列占领老城，然后夺取整个耶路撒冷，将其设为首都。次日结束之

前，它已经占领了整个左岸。此后两天，它猛攻叙利亚戈兰高地，在

距离大马士革仅30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与此同时，它再次占领西奈

全境。作为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果，以色列第一次获得了可防御的边

界，还有首都和一份著名的历史遗产。[29]

但是这次卓越的胜利并未带来安全。恰恰相反，它诱发了一种虚

幻的信心和对固定防线的错误依赖，如苏伊士运河以东所谓的巴勒夫

防线。逢公关必赢、逢战争必输的纳赛尔去世，继任者是他那位更难

对付的同僚——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为了提高自己行动

的自由度，1972年7月，萨达特赶走了埃及的苏联军事顾问，不过此举

不会断绝埃及的苏联装备。他放弃了纳赛尔与其他阿拉伯强国缔结的

蔚为壮观的政治军事联盟，安于秘密的部署协调。迄今为止，以色列

军队理论上还很弱小。因此以色列在1948年4月、1956年10月和1967年

6月认为自己必须先发制人，利用所有战术优势，出其不意地实施打

击。如今，它认为自己强大了，可正是萨达特，与叙利亚人配合，毫

无预兆地在1973年赎罪日（10月6日）发动攻击，反而收到了完全出其

不意的效果。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都突破了以色列防线。阿拉伯的反坦克和防空

导弹实现了出其不意的技术效果，重创以色列的飞机和装甲部队。在

这个国家存在的25年里，以色列第一次要面对重大挫败甚至第二场大

屠杀的可能。不过10月9日，叙利亚人进军受阻；次日，为了回应以色

列绝望的恳求，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向它紧急空运先进武

器。两天后，以色列军队开始大胆地对埃及还以颜色，越境进入运河

西岸，造成切断西奈所有埃及先遣部队供给的威胁。此次行动是战争

的转折点，就像1967年10月24日停火生效那次一样具有决定性，以色

列即刻反败为胜。[30]

以色列接受停火的意愿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和心理而非军事因素的

影响。四场战争，每一场都完全不对等。阿拉伯国家可以承受输掉很

多场战争的后果，但以色列无法承受输掉一场战争的后果。以色列人

的一次胜利无法赢得和平，但以色列人的一次失败就意味着灭顶之

灾。以色列始终将埃及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最有可能将对手一击倒地

的敌人。但埃及也是以色列的对手中最具假想性的一个。它的民众并

非真正的阿拉伯人，它要奋斗实现的是自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它要

赢得声望，而非出于深层次的情感牵扯。以色列占领的埃及领土，无

论多么有用（1967—1973年，那儿开发了一处产量巨大的油田），也

不属于犹太人的历史遗产。出于这些原因，与埃及实现和平是有可能

的。其中的阻碍是埃及受损的军事荣誉感。但1973年的初期成就可以

弥合这种伤害，时机和宣传可以让它看起来比实际上的战果更加辉

煌。

另外还有一个障碍。以色列从建国以来一直由工党占主导的联合

政府执政，其在边界问题上的灵活性从阿巴·埃班的话语中总结出来

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可见一斑。但反对派保留了亚博京斯基在边界问题

上毫不妥协的传统。与埃及实现和平需要以色列在领土方面做出实际

的和潜在的巨大牺牲，那相应地需要达成一种国家共识，反对派会拒

绝接受。因此，1977年5月，劳动党联盟在选举中失败，首次将权力移

交给以贝京的利库德为组织形式的修正派，这种变化以民主社会常见

的一种悖论形式，使得和平更有可能出现。贝京，正是由于他反对妥

协的承诺，才有资格采取用土地换安全这种本-古里安以后的劳动党领

袖无人敢于采取的方式。

萨达特，阿卜杜拉之后第一位阿拉伯现实主义者，他认识到了这

个关键点。1977年11月9日，利库德胜选后不到6个月，他就提出和平

条款谈判。和平的过程漫长、复杂和艰辛。这个过程由吉米·卡特总

统监督，由慷慨的美国纳税人提供财政担保，后者是必不可少的要

素。它如马拉松一般持续了13天，从1978年9月5日开始，地点在美国

总统的避暑胜地——戴维营，也就是贝京极具特色称呼的“豪华集中

营”。将达成的共识具体化并在一份详细的条约中体现的过程又需要6

个月。

本次达成的妥协是真实的，因此它延续了下去。埃及承认以色列

的存在权，严格保证以色列南部边境，实际上退出了军事制衡，因而

首次为以色列提供了某种程度的真正安全。作为交换，以色列交出了

西奈，包括其中的油田、空军基地和定居点，而这一切对它具有深刻

的情感意义。它还答应通过谈判可以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甚至在耶

路撒冷做出让步，换取与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补充条约。

但上述这些牺牲到头来也无法实现。戴维营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提

供了1947年联合国分治方案以来的最好机会。他们再一次，甚至都没

试图谈判，就放弃了这次机会。那给以色列留下了犹地亚和撒马利

亚，虽然还是作为“占领区”，而不是国际上承认的永久业权。这份

条约，就像历史上类似的妥协一样，同样要求签署人做出重大牺牲。

它让贝京失去了自己最长久的一些政治伙伴，它让萨达特，这个以色

列最危险狡诈和最勇敢慷慨的对手，失去了自己的生命。[31]

从历史背景来看，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协定的重要性不可估量，

不仅是就其本身而言，还在于它的时机。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阿拉

伯的经济和外交影响力来源一直是波斯湾和伊拉克北部油田。20世纪

70年代后半段，这种石油影响力遽然增强。20世纪60年代，石油需求

的增长速度快于供给。1973年，中东石油国家回应第四次中东战争的

政治行动又从根本上加强了这种趋势。石油价格上涨3倍，从每桶3美

元上涨至每桶10美元。截至1977年底，价格已经涨到了每桶12.68美

元；1979—1980年，价格再次上涨3倍，1980年底达到每桶38.63美

元。随着阿拉伯石油收益增长10倍以上，油价革命让阿拉伯可以斥巨

资购买武器并为反以色列的恐怖活动提供资金，它还增加了阿拉伯对

西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影响力。比如，法国为伊拉克修建了一座

先进的核反应堆，它迅速发展的战争潜力迫使以色列在1981年6月7日

用空袭轰炸的形式将其摧毁。在阿拉伯国家压力下，一些第三世界国

家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阿拉伯人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结果，197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份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

义的决议。那位穆夫提的继任者，亚西尔·阿拉法特，阿拉伯巴勒斯

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人，得到了联合国和到目前为止依然对以色列表示

友好的很多国家给予的政府首脑地位。以色列真正的危险是被赶进一

个过去由南非单独占据的国际隔都。

在这样的背景下，埃及的和平协定及其在双方全面贯彻的客观事

实是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地位的重要支撑力。如果巴勒斯坦人此

时认真谈判，那么毫无疑问，以色列将被迫放弃西岸大部分地区。但

是机会在对徒劳的恐怖活动的偏好中错失，机会的窗口关闭了。从

1981年到1985年，随着供求逐渐平衡，石油价格缓慢走低。到了1986

年1月，价格是每桶25美元，同年4月，价格降至10美元关口以下，考

虑到通货膨胀，比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还要低。经济和外交影响力的

天平再次开始倒向以色列一边。到了这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

以色列已经占有西岸长达20 年， 它的边界尽管有些地方是“ 临

时”的，但已经开始具有长久性的气象。

阿拉伯人拒绝谈判的潜在假设是认为时间是站在他们一边，而非

以色列一边，还有他们喜欢引用中世纪的十字军国家作为例证，做出

误导性的类比，事实上，这两点都被以色列头40年的存在证明是毫无

根据的。以色列已经成为戒备森严的成功国家，虽然还保留着谈判的

灵活性和开国元勋的经验主义，但已无须牺牲基本的目标或自由。时

间已经证明，它并未站在阿拉伯人一边，而是站在以色列人一边。此

外，阿拉伯人始终偏爱战争选择的这一事实甚至促使以色列的经验主

义者都习惯从以色列历史边界的角度思考问题了。1951—1952年官方

《政府年鉴》记录：“这个国家建立在以色列地的一小部分上。”许

多犹太人把以色列的连番胜利看成对更广阔区域的道德托管。对于虔

诚的犹太人来说，它是上帝之手，对于世俗犹太人来说，它是天定命

运的一种形式。1968年，塞法迪首席拉比主张，不返还刚占领的领土

是一种宗教义务。同年， 基布兹达蒂代表宗教集体为独立日吟

诵：“拓展我们土地的边界，就像您应许我们的祖先那样，从幼发拉

底河到埃及河。建立您的圣城，耶路撒冷，以色列的首都；您的圣殿

将在那儿被建起，如同所罗门的年代。”巴尔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

菲施博士坚称“只有一个民族，它的土地是被托付和立过约的，那就

是犹太民族。暂时的人口变化不会改变这个基本事实，这是犹太人信

仰的基石。就像一个妻子不能有两个丈夫，一块土地也不能被两个主

权国家所有”。[32]1967年的胜利还导致了被称为“以色列地”的多党

运动，主张只代表以色列公民的以色列国不具备放弃已征服的应许之

地任何部分的道德权威，因为那是整个犹太民族的财产，必须为最终

的集合或阿利亚（移居圣地）保留下来。犹太复国主义的这种新形式

引用赫茨尔、本-古里安和亚博京斯基的论据，主张犹太世界不过只有

五分之一定居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一定是整个民族的

回归；所以需要完整的土地才能容纳他们。[33]

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意识形态政治，实际上一直受到以色列的抵

制。从另一个角度看，以色列国在某些方面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它

将接纳所有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作为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

建国的主要目的。最早的1897年巴塞尔计划、1922年托管授权第6条、

1948年5月14日的独立宣言，还有1950年正式实施的回归法，全都是这

样主张的。[34]回归法4B款规定犹太人是“生母是犹太人，或者已经皈

依犹太教并且非其他宗教成员”。但在实践中确定谁是犹太人并不容

易。从撒马利亚人那个年代开始，它就是犹太人历史上最棘手的问题

之一。随着世俗主义的发展，它变得更加困难了。在现代欧洲，犹太

人的定义经常不是由他们自己做出的，而是出自反犹分子。卡尔·卢

埃格尔曾经说：“我说谁是犹太人，谁就是犹太人。”大多数现代犹

太人认为犹太人就是自认为是犹太人的人。可是对于司法机关来说，

那可不顶用。《哈拉哈》律法坚持宗教因素。这就意味着在以色列，

异族通婚的后代，母亲不是犹太人的话，那么他虽然是以色列公民，

说希伯来语，在犹太历史的精神中接受教育，在以色列军队服役，但

如果不经过皈依的特定程序，在法律上都不能被称为犹太人。另外，

《哈拉哈》律法主张即使改宗后的犹太人依然是犹太人。无力确定犹

太人的纯粹世俗定义造成了内阁危机和诉讼纷争。一个天生的犹太

人，奥斯瓦尔德·鲁费森，已经改宗加入加尔默罗修会，成为“达尼

埃尔兄弟”，试图按照回归法移民入境，这个案子被送上了最高法院

（《鲁费森诉内政部案》，1962）。法官西尔伯格（代表多数派）认

为回归法是世俗的法律规定。为了实现这部法律的目的，犹太人的定

义不应取决于《哈拉哈》，而应从普遍理解的角度出发：“在我看

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清晰鲜明——已经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不能被认

为是犹太人。”[35]

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存在定义问题。从建国以来，以色列一直对

想要移民定居以色列的犹太人开放。它不仅接收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

难民，还接纳了所有想来到这里的欧洲犹太难民。建国之后三年半的

时间，68.5万名移民涌入以色列，使其人口翻了一番，其中30.4万人

来自欧洲。1955—1957年是第二次移民大潮（16万人），1961—1964

年是第三次（21.5万人）。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刺激了移民数字。

1948—1970年的22年间，将近60万名欧洲犹太人抵达以色列，与来自

阿拉伯世界的移民人数持平。人数最多的来自罗马尼亚（229779

人），其次是波兰（156011人），不过来自匈牙利（24255人）、捷克

斯洛伐克（20572人）、保加利亚（48642人）、法国（26295人）、英

国（14006人）和德国（11522人）的移民也占了很大份额。另外有

58288名犹太人来自土耳其，超过6万人来自伊朗，大约2万人来自印

度。苏联一直是准移民的大型储备库，但实际上从那儿前来的人数取

决于苏联政策的变动。1948—1970年，只有21391名犹太人从苏联到达

以色列，但在1971—1974年的4年间，超过10万人被放了出来。[36]

最初25年，以色列的人口从一开始的65万人增长至远远超过300万

人，主要是因为移民。接收新来的人，为他们安排住房、提供教育和

就业成为仅次于基本安全的优先考虑事项，是以色列预算中仅次于国

防的最大项目。把犹太人从所谓“有压力的地区”带出来有时需要特

别的努力，比如就在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这一年里，以色列通过海

运和空运将4.3万名犹太人带离了也门；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将2

万名法拉沙犹太人从埃塞俄比亚秘密空运了出来。

军队和希伯来语是这个新民族共同体融合过程中最重要的两件工

具。由于阿拉伯人毫不妥协，以色列国防军继基布兹之后，成为这个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最具特色的产物，在彻底改变世界对犹太人的看法

方面发挥了最大影响力。它还成为一种让移民子弟在社会内部实现情

感平等的方式。对希伯来语的认可是更为卓越的成就。在19世纪末叶

以前，根本没人将希伯来语当作自己的第一语言。作为一种口头语

言，它其实在《圣经》时代末期就已经被阿拉姆语取代了（除了用于

礼拜仪式之外）。当然，它依然是犹太教主要的书面语言。在耶路撒

冷相遇的犹太学者们发现，他们可以彼此说希伯来语，只是阿什克纳

齐和塞法迪的不同发音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本可以不费力地说德语或意第绪语，但二者被证明非常失败。1881

年，前往巴勒斯坦的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 Yehuda，

1858—1922）通过他强有力的运动，使得采用希伯来语成为可能。当

他和自己的妻子——原名德博拉·约纳斯——抵达雅法的时候，他坚

持从此以后彼此只说希伯来语。他们是这个地区（甚至是世界上）第

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家庭，而本·耶胡达的长子本·锡安是从古代以来

第一个说希伯来语的孩子。希伯来语作为一种现代语言能够成功——

其他很多语言的复兴运动，如爱尔兰语，都失败了——部分是因为使

用希伯来语的犹太教总在无比详细地探讨实际问题：工作、住房、做

饭、照明与取暖、旅行和居住。当然，虽然它的主要力量是作为祈祷

语言，但它也是一种行为语言。一旦人们迫使自己说这种语言，他们

会发现它能非常迅速地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且很快就能展现出一种

有机的发展能力。托管期间，英国人决定（1919）赋予其与英语和阿

拉伯语同等地位，戏剧性地帮助它以政府官方语言的形式发展起来。

来自德语的竞争被希特勒摧毁了；20世纪30年代末叶有超过1000万犹

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则因为1945年之后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大量塞法迪

移民而失去竞争力。希伯来语发挥作用，因为新的军队使用它。军队

发挥作用，因为它使用了希伯来语。因此，以色列人与所有现代语言

社会学法则背道而驰，使得这次复兴成为一个自我持续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强横的行为，尤其是在名字方面。当然，

自从亚伯拉罕时代以来，犹太人一直习惯于为了突出宗教、爱国或文

化因素而改名。本·耶胡达开始了新的希伯来语实践，改掉了自己的

名字佩雷尔曼。前三次圣地移民潮的很多移民者在开始学习希伯来语

的同时也纷纷效仿。就这样，戴维·格伦或格林变成了戴维·本-古里

安。后来又出现一种强制性的环境氛围，其中不无辛辣的讽刺。19世

纪，德国和奥地利统治下的犹太人被迫将他们的名字条顿化。希特勒

反其道而行之，1938年，德国犹太人禁止改姓，他们被迫恢复犹太姓

氏。至于名字，犹太人被限定使用“官方犹太名字”，185个男性名

字，91个女性名字。这些名字不包括德国非犹太人喜欢的某些《圣

经》里的名字，比如露丝、米丽娅姆、约瑟夫和戴维。使用禁用名字

的犹太人必须加上另外名字，男性是以色列，女性是萨拉。法国维希

政权和挪威吉斯林政权通过了类似法律。但是这一切都没能妨碍本-古

里安，他对希伯来语有力甚至火药味十足的支持是确保其取得成功的

因素之一。听说一艘以色列船去了南非访问，它的船长是一个名叫维

什涅韦斯基的人，他规定，从那以后“以代表身份派往国外的官员必

须使用希伯来姓氏”。[37]

以色列执政当局以本-古里安为榜样。摩西·沙雷特改掉了自己的

姓谢尔托克，埃利亚胡·以拉他是从爱泼斯坦改过来的，列维·埃什

科尔改自舒科尼克。希伯来命名委员会组建，制定希伯来姓氏名单，

还有改名规则，如波特努瓦改为波拉特，泰特尔鲍姆改为阿戈思，容

格改为埃莱梅，诺维克改为哈达什，沃尔夫森改为本·泽夫。存心不

良的奥地利官僚的恶意行为被抹除，因克迪厄（跛足）被改成阿迪尔

（强壮），隆纳（说谎的人）被改成阿米蒂（说真话的人）。名字也

进行了希伯来化，如珀尔变成了马加利特。比起改姓，犹太人表现出

的改名意愿没那么强烈。戈尔迪·迈尔森，1959年成为外交部部长的

时候，根据以色列外交部的惯例，把姓改成了梅厄，但她拒绝变成泽

哈瓦，只是把戈尔迪改成了果尔达。希伯来名字的需求导致人们翻遍

《圣经》寻找新名字。于是，伊加尔、亚里夫、亚埃尔、阿夫纳、阿

维塔勒和哈吉特开始流行，甚至还有奥姆里和泽鲁巴维尔。另外还有

生造的名字：巴尔富拉源于贝尔福，海尔兹利亚源于赫茨尔。据犹太

名字方面的权威专家本齐奥布·卡加诺夫拉比称，这次《圣经》复兴

导致很多犹太禁忌被故意违背，尤其是禁止使用《圣经》中亚伯拉罕

之前的名字。以色列人违反了这一点，把他们的孩子叫作尤瓦尔、阿

达、皮莱格，特别是尼姆罗德，《塔木德》中被用来指代整个人类历

史上的五大恶人之一。其他流行起来的“邪恶”名字有雷摩、狄莱

拉、阿塔莉娅、齐普尔。贝京本人的名字就是梅纳赫姆，在《圣经》

里被说成：“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希伯来语不仅仅是一种凝聚力，它还让以色列人避免生出语言问

题，那是许许多多国家的祸根，尤其在新国家。鉴于以色列人之间存

在很多其他的根本分歧，这一点倒很幸运。1942年底，在华沙贫民

窟，犹太政治党派对于如何反抗纳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这表明了意

识形态上存在的深刻分歧，这些（还有更多）分歧也都普遍存在于以

色列。拥有总工会派别和哈加纳军队的工党（有时候被称作以色列工

人党）和化身为自由运动、加哈勒及最终的利库德修正主义者之间的

基本分歧因为1933年阿尔洛索罗夫的被杀及其余波而恶化。第一次中

东战争期间那件令人震惊的事件导致这些分歧进一步加剧。本-古里安

一直担心拒绝联合国分治边界的贝京会以战争形式开疆拓土，如果伊

尔贡被允许作为独立军队行动的话。1948年6月1日，贝京同意将伊尔

贡与国家军队合并，但他保留了自己的武器供应。第一次停火时，伊

尔贡的军火船只“奥尔陶尔纳”号到达特拉维夫，可政府拒绝接收船

内货物。本-古里安对内阁说：“不会有两个国家，不会有两支军

队……我们必须决定是否把权力交给贝京，或者告诉他停止分裂活

动。如果他不让步，我们就开火。”[38]内阁指示国防部长执行国家法

律。战斗在海滩上爆发，贝京攀爬上船，保护自己的军火。在里茨饭

店指挥行动的哈加纳专业武装帕尔马赫的总司令伊加尔·阿隆及其副

手伊扎克·拉宾决定炮轰这条船，将其击沉。贝京被迫游上岸，14名

伊尔贡成员丧生，此次行动有效地终结了这个组织。贝京把工党联盟

称为“罪犯、暴君、叛徒和弑亲者的政府”。[39]本-古里安则干脆把

贝京叫作“希特勒”。

从那之后，直到1977年，管理以色列的都是工党及其盟友。拥有

基布兹、总工会、哈加纳，以及在犹太事务局内部的优势，他们在托

管时期就组成了当权派。独立之后，他们继续组成当权派，控制武装

部队、行政部门，并通过工会持股控制以色列的工业。以色列人继承

了托管时期英国政治、宪法和法律的诸多制度。但在一个方面，它与

英国截然不同。它从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借鉴了党建国家的概念。在这

方面，它更像苏联。对于英式的议会民主制来说，职业政客和职业公

务员的区别极为明显，这种区别在以色列人中间却几乎不存在。出身

帕尔马赫指挥部的阿隆成为部长和副总理。拉宾是以色列国防军参谋

长，后来成为总理。其他两位以色列国防军首脑，哈伊姆·巴尔-列夫

和戴维·埃拉扎尔也是通过工党运动崭露头角的。摩西·达扬，以色

列国防军最著名的指挥官，出身以色列工人党的青年运动，在本-古里

安手下掌管国防部机构的希蒙·佩雷斯也是如此，最后他本人也成为

总理。一个人可以依次成为国会成员、将军、内阁部长、大使和国家

电台的领导。以色列是党国体制，尽管从不是一党制国家。最重要的

决定未必出自内阁。公务员任命通常是基于政党分肥制，这种制度会

将他们按照选举实力进行分配。每个政党都倾向于决定谁任职，谁做

什么，谁会在它控制的部里得到晋升。工人运动总的说来组成了工农

移民综合体，包含大部分军工产业、住宅建设、健康保险和分配。它

通过自身组织，在广泛的职能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那些领域一般说

来本应该是政府职能：劳资关系、教育、公共卫生和移民。其中大多

是沿袭托管时期移居这片土地的方式。[40]独立之后，以色列的组织形

式具有一些前殖民地第三世界国家的典型缺陷，这些国家凭借强大的

民族主义运动的反抗活动，甚至恐怖活动的方式成立，然后变身成为

政权。

这种多党结构保留了民主制度。但政党在不断渗透、分裂、重

组，重新给自己命名，组成临时的联盟。1947年至1977年，以色列工

人党的选票从未低于32.5%，但也从未高于40%。结果是，在工党运动

执政的整体结构中存在一种高度的不稳定性，每次选举之后，经常还

在选举之间，都要经历艰难的联合谈判。除了1953—1955年为给摩西

·沙雷特让路而短暂离任之外，本-古里安在1948—1963年一直担任总

理。他最专断的很多解职和任命——比如，对于将军——都是对内部

政治策略做出的反应。本-古里安认为国防部长平哈斯·拉冯应该为在

埃及代价昂贵的情报惨败负责，党内和公众因素促使他对其进行了长

期的压制。党派是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实体。它们会相应地招收成员，

尤其是在移民中。这就要回过头来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当

时土地移居基本上还是政党的职能。20世纪30年代初叶，关于稀缺土

地的分配达成了一份党际协议。独立之后，对于所有具有农业倾向的

人来说，土地实在充足，于是党内干部会去临时难民营巡防招人。还

有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的非官方的瓜分，比如，罗马尼亚

人、保加利亚人和南斯拉夫人会去世俗党派（主要是以色列工人

党），北非人会去宗教团体，组成联合政府的成员米兹拉希。得益于

以色列工人党也门代表的本领，该政党实际上独占了也门移民，不过

被米兹拉希抗议过一次之后，它的份额降至60%～65%。以色列工人党

和米兹拉希还在10万名摩洛哥移民问题上达成协议，以色列工人党在

阿特拉斯南部地区组织移民出境，米兹拉希在阿特拉斯北部地区组

织。1955年，一些厌恶被霸占和被灌输的摩洛哥人发起了一次反抗，

才让这种安排大白于天下。[41]

魏茨曼对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的这些方面都感到憎恶。这个国家建

立的时候，他担任了首位总统，但在按照美国的方式落实总统权力的

斗争中失败了。因此他所在的位置并不能对抗党派，捍卫国家公共利

益。所以这项工作被留给了本-古里安，公平而论，他还是试图与政党

制度做斗争的。终其一生，他都是专业的党派活动家，直到最后，他

都是好斗的政治巨头。但是作为总理，他竭尽全力地想要实现政党和

国家的分离，让这个国家摆脱政党控制，他与工党运动组织（其中大

多是他自己创建的）在政策、任命，尤其是弊病调查方面进行斗争。

他把总理办公室、国防部、军队和学校从政党手里抢了过来。但他在

医疗体系上遭遇了失败，后者实际上还保留在总工会手里。最后，他

对自己的政治伙伴感到厌恶，便组建了自己的新党（1965）；新党失

败后，他愤然退出政治，回到他在斯代博克的基布兹，自我放逐。[42]

与赫茨尔、魏茨曼，甚至亚博京斯基不同，本-古里安没把自己看

成欧洲人，他把自己看作中东犹太人。他信任出生在以色列并有拓荒

者血统的本地犹太人，那些人会把以色列从欧洲殖民地变成真正的亚

洲国家，尽管是与众不同的亚洲国家。他是怀揣严肃启示的摩西，为

他的民族送上血与泪、辛劳和汗水。“ 这不是一个国家， 还不

是。”1969年，他说道：

它是一支依然在沙漠流亡并渴望埃及的“肉锅”的民族。它无法

被当作一个国家，直到定居内盖夫和加利利，直到数百万犹太人移民

到以色列，直到道德标准对于政治的伦理实践来说必不可少，直到犹

太复国主义的高尚价值经久不衰。这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是一个

国家。它是一支依然被拴在往昔流亡路上的民族——得到救赎，但尚

未完成。[43]

但生机勃勃的工党运动精神依然保留着欧洲的社会主义印记。该

党派由一群把基布兹当作周末别墅的城市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接受过

大学教育，是文化方面的中产阶级。对于工人，尤其是亚非的塞法迪

移民，它表现出一副善意屈尊的面孔，耐心向他们解释什么对他们有

好处，简直就像罗莎·卢森堡曾经试图向德国无产阶级发表讲演那

般。他们是这个新国家天然的贵族，或者也许人们应该称呼他们为世

俗权威。渐渐地，政府和反对派之间出现了一种富有启发性的衣着差

异，工党政治家喜欢穿朴素随意的开领衬衫，贝京的利库德则得意于

时髦的套装和领带。同样，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衣着和本能的平民主

义者之间也有所不同。

本-古里安退休之后，工党运动对欧洲资本——一种递耗资产——

的依赖变得更加明显。相比之下，从阿拉伯领地新来的人会倾向于反

对派。这一点要追溯至战争之间的时期。亚博京斯基一直都在吸引黎

凡特塞法迪犹太人的追随，他学会了说拉迪诺语，他支持希伯来语中

的塞法迪发音。贝京轻而易举地遵循了这项传统。作为波兰犹太人，

少数残余分子之一，他与被人从阿拉伯土地上粗暴逐出的犹太人之间

有一种境遇方面的天然亲近感。跟他们一样，他觉得无须为身在以色

列而道歉，他跟他们一样仇恨阿拉伯人。根据受难的道德权利，他同

样把犹太人的利益置于其他考虑之上。与东方犹太人一样，他认为阿

拉伯人可以选择给或不给以色列存在权是对死者的侮辱。“我们的存

在权，”他坚称，“是将近4000年前，人类文明曙光微露之时，我们

列祖的神赋予我们的。那是在犹太人的血液中代代相传并且已经神圣

化的权利，为了那个权利，我们已经付出了在万国的史册上无可比拟

的代价。”[44]与工党当权派完全相反的是，他和东方犹太人有一个共

同的宝贵特点：完全没有任何负罪感。

工党对政权的掌控极为牢固，只是在缓慢地松动。贝京肯定是历

史上唯一连输八届选举还能保住位子的党首。不过在相继掌权的列维

·埃什科尔（1963—1969）、果尔达·梅厄（1969—1974）、伊扎克

·拉宾（1974—1977）这几任总理的领导下，工党的竞选支持率逐渐

下滑。它对本-古里安的警告置若罔闻，拒绝将党派与国家分离，不出

意料，在其长期统治即将结束的时候，果然被爆出了几件重大丑闻。

于是，在1977年5月的选举中，工党终于失去了最高权力。它失去了原

来15%的选票，只得到了32个席位。贝京的利库德得到了43个席位，他

没遇到什么实际困难就组建了联合政府。1981年，他又赢得了下一届

选举。他退休后，1984年，利库德与工党运动打成平手，两党之间达

成协议，组成工党——利库德联合政府，交替担任总理，管理国家。

于是以色列人终于算是实现了两党制。

从根本上说，以色列政治党派之间的分歧即便是因为曾经暴力事

件变得多么根深蒂固和剑拔弩张，但涉及到的只是世俗事务，因此最

终总能让位于务实的妥协。更严重的分歧存在于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

家的世俗主义和犹太教本身的宗教狂热之间。这个问题并不新鲜。在

所有犹太社会，律法的要求和世界的要求都会产生冲突。只要犹太人

可以负责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些冲突就会在公开的争斗中浮出水面。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虔诚的犹太人认为犹太人生活在非犹太人的统治下

会更好，但那又会让他们将身家完全托付给非犹太人的善意，现代的

经验表明，那是不可倚仗的。新锡安的构想是对19世纪反犹主义的回

应，直接诞生于大屠杀的余波之中。它不是犹太神权政体的蓝图，而

是犹太人生存的政治和军事工具。简言之，情况跟先知撒母耳那个年

代基本一样。当时，以色列人处于被非利士人灭绝的危险之中，他们

为了生存而求助于君主政体。撒母耳既悲且忧地接受了这种改变，因

为他清楚地看到，君主政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与律法统治之

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他被证明是对的。律法受到挑战，上

帝震怒，接踵而来的是流放巴比伦。第二圣殿时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

困难，同样灭亡了。所以犹太人开始离散。犹太教的真谛就是，结束

这种流亡的将是在上帝安排的美好时间里发生的一次超自然事件，而

不是一份由人设计的政治解决方案。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其实就是新的

扫罗，说它是现代形式的弥赛亚不仅错误，还是对上帝的亵渎。正如

著名犹太学者格肖姆·肖勒姆提出的警告，它只会再造出一个假弥赛

亚：“犹太复国主义理想是一回事，弥赛亚理想是另一回事，二者不

会交汇，除非是大规模集会上使用的浮夸措辞，那经常会给我们的年

轻人灌输必然失败的一种新的沙巴泰主义风气。”[45]大多数犹太复国

主义者是非宗教甚至反宗教人士，的确，他们借助了犹太教作为工

具。他们别无选择。没有犹太教，没有犹太人作为一支由信仰而团结

的民族观念，犹太复国主义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古怪的派别。他们

还求助了《圣经》，他们从中提取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寓意、运动辞

令，以及吸引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口号，本-古里安将其作为军事战略的

指导。但那只不过是东欧形式的犹太启蒙。犹太复国主义无处安放上

帝本身。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犹太教只是一种国家力量和文化

的方便来源，《圣经》不过是一本国家之书。那就是为什么大多数虔

诚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对犹太复国主义投以怀疑的目光或彻底的敌

视，一些人（正如我们提到的）甚至认为它是撒旦的工作。

但是就像撒母耳同意给扫罗涂膏油一样，虔诚的犹太人也不得不

承认犹太复国主义的存在，不得不表明对它的态度。存在着几种思

潮，每种都会随着时间而改进。所有的思潮都是正统的。犹太教改革

派在巴勒斯坦定居和以色列建国的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直到1958

年，耶路撒冷才修建了第一座改革派的犹太会堂。但正统派对犹太复

国主义的接受程度不尽相同。就像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犹太教建立他

们的国家一样，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国家精神也

可以被用来将犹太人带回犹太教。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支持下被任命为

欧洲首席拉比的亚伯拉罕·艾萨克·库克（Abraham Isaac Kook，

1865—1935）认为，只要恪守教规的犹太人自己组织起来，犹太人中

间新的爱国精神就能推动对《托拉》的遵守。所以在第十届犹太复国

主义大会（1911）决定支持世俗派而不是托拉派之后，第一个宗教政

治党派米兹拉希（Mizrachi）出现了，在犹太复国主义内部为《托

拉》而奋斗。于是，在整个托管期间，它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

从建国开始就是政府内部的合作者。它在避免以色列的世俗犹太人和

宗教犹太人彻底决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更多地倾向于两大阵

营之间的中间人，而非宗教力量本身。

作为对米兹拉希“背叛”的回应，1912年，正统派贤哲发起了正

教运动。该运动在英国接管巴勒斯坦之前并未形成组织，也不活跃。

在土耳其统治时期，通过宗教领袖将权力委托于少数派的古老制度被

保留了下来，这自然有利于正统派。但根据1922年托管授权第4条，英

国将所有犹太人的政治代表地位交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的全国

委员会牢牢地掌控在世俗者的手中，只是把自己工作中的宗教方面提

取出来，交给米兹拉希。作为回应，1923年，正教组织发动了一场大

规模的运动，由“托拉圣贤委员会”领导，该委员会的分支机构训练

遵守教规的犹太人，运用他们的选票支持其候选人。就这样，第二个

宗教党派发展起来。它在东欧极为强大，有自己的出版社和游说团

体，而且一直强烈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但在希特勒崛起导致移民

签证出现恐慌性需求之后，它被迫在巴勒斯坦妥协。签证全都要通过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事务局，后者同样控制了为新定居点提供经费

的中央资金。就像以色列人面临非利士人，现实就是正教组织不知道

如何在面对希特勒主义时保住自己的原则。《贝尔福宣言》难道不是

神命的逃脱方式吗？1937年，该组织其中一位领袖，伊萨克·布罗伊

尔（Issac Breuer），著名拉比希尔施的孙子，向圣贤委员会提出了

一个正式的问题：《贝尔福宣言》是给犹太人下达了建设一个国家的

神命任务，还是一个“撒旦的诡计”？他们无法给出一致的答案，于

是在大屠杀背景下，他自己想出了一个答案，大屠杀让人有了更加令

人信服的理由与犹太复国主义妥协。布罗伊尔最终的论点是，这个国

家是上天送给可怜的以色列人的礼物，倘若它按照《托拉》的指导发

展，可能就是“救赎的开端”。这个论点成了正教思想体系的基础。

[46]

因此在建国之际，正教组织要求这个国家应该以《托拉》为法律

基础。这一要求被拒绝了。1947年4月29日，犹太事务局给正教组织写

信：“国家的建立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批准，如果不能保证其所有公民

的信仰自由，如果不能明确它的意图不是为了建立神权国家，那么就

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的批准。”这个国家必须是世俗的国家。另外，事

务局同意在安息日、饮食律法和婚姻方面向宗教观点让步，允许学校

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次妥协让正教组织在建国初期就加入临时政务

会成为可能，而且作为宗教联合阵线的一员，它还是1949—1952年执

政联盟的一部分。正教组织的观点陈述如下（1952年10月10日）：

世界是为了以色列人的缘故而建立。维护并履行《托拉》是以色

列人的责任和骄傲。以色列人注定要居住并因此维护《托拉》的地方

是以色列。这意味着世界存在的理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的《托

拉》政权。这个理想的基础已经奠定。如今已有犹太人居住在他们的

家乡，履行《托拉》。但大业尚未完成，因为以色列人尚未全部居住

在他们的土地上，（甚至尚未）全部履行《托拉》。[47]

简言之，正教组织发誓要利用犹太复国主义完成犹太人的集合，

并将集合的结果转变为神权政体。

正如米兹拉希的妥协促成了正教组织的妥协，正教组织的妥协进

而造就了自称圣城守护者（Guardians of the City）的严格主义组

织。它是1935年从正教组织脱离出来的一个派别，坚决反对建国，抵

制选举和其他一切国家活动，宣布宁可让耶路撒冷国际化，也不愿让

它被犹太叛教者管理。这个组织规模相对较小，在世俗人员看来完全

是个极端组织。但犹太人的整部历史昭示，严格的少数派通常会成为

得意的多数派。而且，就像犹太教本身，它的成员表现出有说服力的

逻辑一致性（姑且承认他们的首要前提）。犹太人是“命运受超自然

神命控制的民族……不依赖于正常的政治、经济及物质上的成功或失

败”。犹太人的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一样”，不受制于“导致

其他国家兴亡”的因素。[48]因此，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不是犹太人

重新进入历史，不是第三联邦，而是一次更加危险的新流亡的开始，

因为“通过恶人的成功来诱惑，如今已有完备的许可”。他们时常引

用一群匈牙利拉比的一番话，这些拉比在到达奥斯威辛时承认来自上

帝的惩罚是正义的，因为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力。带着犹太复国

主义面具的人假装代表以色列民族，其实是在焚烧犹太人的灵魂，而

希特勒的焚尸炉只焚烧他们的身体，却能将他们的灵魂释放获得永

生。他们同样谴责第二次中东战争和第三次中东战争是精心策划的，

用迷人的成功引诱犹太人投向犹太复国主义，从而踏入永恒的毁灭。

而且这样的胜利，作为撒旦的工作，只会以巨大的失败告终。守护者

拒绝犹太复国主义的“拯救和保护”，也拒绝其战争和战利品：

我们不赞成任何仇恨或敌意，尤其是以任何形式针对任何民族、

国家或语言的冲突或战争，因为我们神圣的《托拉》没有在我们流亡

时如此指示我们，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借由我们的诸多罪过，我们

看起来似乎参与了这些反叛（上帝）者的命运，上天不容！我们能做

的一切就是向当受称颂的上帝祈祷，或许他可以将我们从他们的命运

中豁免并拯救我们。

守护者们自认为是“以利亚的时候”“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或

向“耶洗别所供养侍奉”的先知屈膝的“余数”。犹太复国主义是

在“背叛万王之王”，他们的神学里就有暗示，这个犹太国家一定会

在比大屠杀更可怕的灾难中灭亡。

因此这个世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从建立伊始就面对来自宗教的三

方反对：来自联合政府内部、来自联合政府外部却在犹太复国主义共

识之内，以及来自共识之外却在国家内部。反对的形式从幼稚的到暴

力的，五花八门：在信件上倒贴邮票，在地址中省略“以色列”；撕

碎身份证；抵制选举；示威；全面骚乱。以色列国就像它的希腊和罗

马前任一样，尤其在耶路撒冷，也面对一部分人，哪怕是政府一个无

足轻重的小小决定都会意想不到地让这些人义愤填膺。但是一般说

来，宗教力量会在国会内部，尤其是在内阁，通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来

表达自己。以色列的前四任政府遭遇了不下五次由宗教问题引发的内

阁危机：1949年是因为进口禁忌食品；1950年2月是关于临时难民营中

也门儿童的宗教教育问题；1951年10月和1952年9月是关于来自正统家

庭的女性征兵问题；还有1953年5月的学校问题。以色列建国之初的40

年间，这种模式持续存在，证明比起意识形态、防卫或外交事务，宗

教才是联合政府内部更为重大的分歧源头。

犹太人的宗教是丰富严格的道德神学，所以冲突领域非常广泛。

因此，被赋予了法律和宪法地位的安息日有39类主要的和很多次要的

禁忌活动，包括骑马和乘车旅行、写字、演奏乐器、打电话，开灯或

接触钱。此外，还有一条最常用的犹太教法规说“公然亵渎安息日的

每个人，在各个方面都像非犹太人，他碰过的酒不能喝，他烤的面包

视同非犹太人烤的面包，他做的饭菜视同非犹太人做的饭菜”。[49]所

以，安息日法规及其连锁反应给武装军队、行政部门和工农业大型公

共和集体部门提出了严峻的问题。基布兹和电视节目里面出现了关于

安息日挤奶的激烈论战，人们大量立法，为细则争执。于是，海法有

公共汽车在跑，特拉维夫就没有；特拉维夫的咖啡馆营业，海法就不

营业；耶路撒冷全都禁止。关于以色列航空在安息日飞行还出现过一

次内阁危机。政府内部关于在国有航线上供应非犹太食品甚至产生了

更加旷日持久的争斗，饮食法规是政治争议的沃土。酒店和餐馆需要

拉比出具的“合格证书”。按照1962年的一条法律，养猪场被取缔，

除非是在拿撒勒附近的基督徒阿拉伯地区或用于科学用途；1985年，

关于禁止猪肉产品销售和经销的立法硝烟再起。政府和拉比们同样查

验了来自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野猪的证书，饲养者称这种野猪是有蹄、

反刍的哺乳动物。内阁还出现了关于验尸和在神圣之地安葬的争吵。

教育呈现出无比的复杂性。托管时期有四种犹太学校：综合性犹

太复国主义学校（世俗）、总工会学校（世俗—集体）、米兹拉希学

校（托拉—世俗）和正教组织学校（只有托拉）。1953年统一教育法

案将这些学校合并成两类：政府世俗学校和政府宗教学校。将其学校

撤出体制的正教组织却发现，如果未能在世俗科目上投入充足的时

间，就会失去政府的补助。世俗主义者抱怨说正教组织的学校每周32

课时中有18课时是《圣经》《塔木德》和希伯来语（比起男孩子，女

孩儿《圣经》学得比较多，《塔木德》比较少），牺牲了科学、地理

和历史。宗教人士则抱怨国立学校32课时中只有8个课时是宗教课程，

其中3个还是希伯来语课，而且《圣经》采用的是世俗的教学方式，被

当作神话，除了一部分被当作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之外。[50]20世

纪50年代末，为了促进世俗学校里的“犹太人意识”和宗教学校里

的“以色列国家意识”，内阁出台了一份混乱的折中方案，造成了更

多的麻烦。[51]1959年，3个地方出现骚乱，反对在正统东方人的孩子

中进行世俗宣传，其中一位拉比愤恨地抱怨：

（他们）培养极其缺乏智慧的青年，给他们穿上骄傲的外衣，而

将拥有智慧的长者弃入尘土。他们在学校教导孩子，在这里——在以

色列的土地上！——无须遵守《托拉》的诫命。当孩子们从学校回到

家，父母让他祈祷，他却回答说老师说没有必要或者教员说那是荒唐

之举。拉比来请孩子们过安息日，他们不听，因为俱乐部正在组织足

球赛，或者汽车正等着带他们去海滩……如果拉比哭泣着恳求，他们

就当面嘲笑他，因为那是他们教员的指示……《托拉》的贤哲们被推

进角落，孩子们平步青云，因为他们手里握有党员证。[52]

正统派还对很多机构违反性别隔离的古老规定而表示愤恨。正统

派中心区域附近出现了反对舞厅和男女混浴的愤怒场面。在女性征兵

问题上，圣贤委员会指责说这是冒死也要违抗的法规。这是宗教势力

得胜的多场争斗之一。

关于婚姻的中心议题，他们也得胜了。世俗的以色列国不得不放

弃世俗婚姻制度。按照1953年的拉比法院裁决（婚姻和离婚）法案第1

条款和第2条款的规定，它甚至将正统派法规强加于世俗的婚姻。国会

的世俗主义成员投票支持这项法律是因为，若非如此，以色列就会逐

步分裂成两个彼此不通婚的社会。但这项法律导致了疑难案件的出

现，产生了旷日持久的诉讼，不仅涉及非犹太人和世俗化的犹太人，

还有改革派的拉比及其皈依者，因为正统派拉比独享认可皈依的权

力，他们不会接受改革派的皈依者。正统派的婚姻和离婚专家规定各

类犹太移民要接受最严格的审查，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合法的行为。

就这样，1952年，本尼以色列人（来自孟买的犹太人）中的6000个离

婚案件经审查被判定为无效（虽然最终生效）；1984年，来自埃塞俄

比亚的法拉沙犹太人的婚姻遭到质疑。

关于再婚和离婚也存在许多激烈的争论。《申命记》25：5有夫兄

弟婚（levirate marriage）的规定，要求无子女的寡妇与亡夫兄弟结

合，除非被亡夫兄弟拒绝。但如果亡夫的兄弟未成年，那么寡嫂必须

等他成年。如果他因为聋哑而无法说出“我不愿意娶她”，那她就不

能再婚。1967年阿什杜德真的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且，那位聋哑人

也已经结婚了。所以拉比安排了一次重婚典礼，并监督他们次日离

婚。[53]婚姻中的一方若是拒绝离婚也会出现麻烦。如果是女方拒绝，

离婚会很难，但如果是男方拒绝，那离婚就是不可能的了。比如，在

1969年的一个案件中，丈夫因为6起强暴猥亵和3起强奸犯罪，被判处

14年有期徒刑。妻子起诉离婚被丈夫拒绝，按照拉比法律，这对夫妻

依然维持婚姻关系，因而妻子在以色列得不到民事救济。对于这种情

况，前宗教事务部长泽尔哈·瓦哈夫提格拉比持宽松的观点：“我们

的法律体系始终支持我们的民族，其中或有一些荆棘偶尔会刺痛个

人。我们考虑的不是某个个人，而是整个民族。”[54]

这种观点或许可以说得更好听一些，但是它道出了实情：犹太教

是完美主义者的宗教，这也是这个新国家分歧的焦点。它有因自身缺

点而产生的力量。因为它寻求创建一个模范社会，所以假设信奉者都

是精英。因此对于一个像以色列这样的新国家来说，它从多方面来说

都是一种理想的宗教，尽管它的律法在建国前大约3200年就在形成。

由于犹太教独特的延续性，它的许多最古老的规定仍然有效，并且被

虔诚的人遵守。它们体现的常常是宗教真理的形式，而非内容，但必

须再次强调的是，“仪式主义”对犹太人来说并非贬义词。正如巴尔

伊兰大学校长哈罗德·菲施博士所言：

源于新教徒的传统，英语中的“仪式”一词带有贬义。在希伯来

语中，这个词是“教令”，无论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上

帝的关系，这些教令具有同样的道德力量。将所谓的仪式诫命具体化

的正是法典的后半部分，这些诫命在所有恰当的评价中同伦理诫命一

样不可或缺。[55]

仪式精神的本质是一丝不苟的奉行，而这同样是犹太教的力量，

尤其适合一个新国家。所有国家都需要借助往日的威严来体现自己的

神圣。1945年之后，数以百计甚至更多的国家独立，它们不得不借用

从前殖民统治者的制度和传统，或者根据基本上未有记载的过去发明

制度和传统。以色列很幸运，因为它的过去最悠久、最丰富，有长篇

累牍的编年史，由于完整连续而历久弥新。我们已经注意到，犹太人

的著史天赋在约瑟夫斯的年代至19世纪这段时间消弭无踪了。犹太复

国主义国家一旦建立，它不仅仅要通过历史体现出来，最重要的是，

还要在考古学上体现出来。政治家和将军们，如本-古里安、摩西·达

扬和伊盖尔·亚丁，还有成千上万的普通民众，都成了或业余或专业

的充满热情的考古学家。以色列人深入研究古代的痴迷达到了顶点。

那是创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的重要因素。但它与一种宗教的生

命力相比却微不足道，这个宗教造就了犹太民族，它今天的看守者可

以将历代拉比一直追溯到摩西。犹太人能够存在至今，正是因为他们

对仪式的一丝不苟，正是因为他们为了这些仪式可以奋不顾身。对严

格奉行仪式表示尊重并以此作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

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合理的。

犹太人对圣殿山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1967年第三次中东

战争期间，勇气和天意最终将它，还有老城的其余部分，归还给了他

们。恢复1948年耶路撒冷犹太人被赶走的古老犹太区是一个容易的决

定。但圣殿是个问题，它在古代就被彻底摧毁。但是连迈蒙尼德这样

的权威都裁定称，尽管圣殿已经被摧毁，但它的遗址依然神圣，永远

不变。舍金纳（神的显现）从未离开，那就是犹太人为何总要在遗址

附近，尤其在传统上被认为离至圣所西端最近的哭墙（西墙）下祈

祷。但是，因为圣殿遗址依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所以它同样要求犹

太人在真正进入里面之前进行仪式上的洁净。圣殿周边的洁净规则是

最严格的。除了大祭司之外，至圣所禁止任何人入内，即使是大祭

司，也只能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进入。由于圣殿区被等同于摩西在旷

野里的圣所周围的“以色列营”，所以《民数记》对洁净的规定同样

适用于它。[56]在这卷书中，上帝向摩西说明了不洁净的原因及相应的

对策。触碰了死尸、坟墓或人骨或者与这些同处一个屋顶下的人就会

不洁净。然后书中补充道：“要为这不洁净的人拿些（母牛）烧成的

除罪灰放在器皿里，倒上活水。必当有一个洁净的人拿牛膝草蘸在这

水中，把水洒在帐篷上，和一切器皿并帐篷内的众人身上，又洒在摸

了骨头， 或摸了被杀的， 或摸了自死的， 或摸了坟墓的那人身

上。”[57]

母牛必须是“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最重要的是，为

了避免污秽，这个过程最关键的一步要由亚伦的继承人以利亚撒完

成。混合物制成后要存放在“洁净的地方”备用。当局坚持要用珍贵

而稀少的母牛：只要有两根毛不是红色的，它的灰就没有效果。至于

当时烧了多少头母牛，他们也不能达成一致。有人说是7头，有人说是

9头。圣殿被毁之后，准备新灰再无可能。留下的一份存货显然是在迟

至阿摩拉时代被用来洁净那些接触过死人的人，用完后就再也没法儿

洁净了，直到弥赛亚到来焚烧第10头母牛，准备新的混合物。因为洁

净规则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严格，尤其是关于死人的，所以拉比们在

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所有犹太人如今都是仪式上不洁净的。而且，

因为没有灰可以用于洁净，所以就没有犹太人可以进入圣殿山。[58]

关于红母牛的规定被认为是“哈加法”——没有合理解释但因是

神明确无误的命令而必须严格遵守的犹太法令——的经典例子。非犹

太人总是嘲笑犹太人也正是因为这一类规则。这也是犹太人无论身处

怎样的逆境都要坚持遵守，从而让他们保持了独特的犹太人身份的规

则。所以，至少从1520年开始，犹太人就在哭墙祈祷，却从未越过

它。1948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区陷落之后，阿拉伯人阻止犹太人使用

哭墙，甚至不让他们从远处遥望。这种限制持续了19年之久。随着

1967年老城被夺回，西墙再次向他们开放，那一年五旬节的第一天，

同时有25万正统派犹太人试图在那儿祈祷。当时，墙前的整片区域都

被打扫干净，修成广场，铺上精美的路面。但是无论如何犹太人还是

不能进入圣殿山。拉比们提出各种各样机智的理由想让犹太人至少能

进入部分区域。但最后拉比们达成共识，整个遗址都禁止真正相信犹

太教的人入内。[59]于是最高拉比院和宗教部张贴通告，禁止犹太人上

圣殿山，违者以“剪除”（失去永生）论处。数千名犹太人无视警

告，被认为证明了拉比的无能。大量虔诚的犹太人遵守着这条规则，

虽然他们强烈地渴望进入这个地区，这一点至少同样值得注意。

耶路撒冷的拉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还有一个间接原因。

他们要给普通犹太人的心里将犹太复国主义的军事胜利，如夺回老

城，与弥赛亚理想的实现等同起来的思想泼盆冷水。关于重建圣殿的

提议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任何类似计划无疑都遭到了整个穆斯林世界

的强烈反对，因为圣殿的台地被两座历史极为悠久、艺术价值极高的

伊斯兰建筑占据。不过拉比们还是以他们一贯的缜密细致对这个想法

进行了充分论证。难道犹太人第一次，也就是从巴比伦流亡回来时，

不是也按照神命重建了圣殿？如今大流散结束，难道不可以此为先例

再次重建圣殿？结论是不可以：这个先例只适用于大多数犹太人“住

在那地”时，而这种情况尚未发生。但在以斯拉年代，即使从巴比伦

返回的犹太人数量比现在还少，圣殿不是也重建了吗？的确如此，但

是现在神命尚未下达；第三圣殿将以上帝直接干预的超自然方式建

立。可这种论点不是曾经被用来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且被事实证明

毫无根据吗？而且第一圣殿，无疑是由所罗门修建的，也被归于上

帝。这是没错；可是大卫时代无法修建圣殿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必

须等到和平的所罗门时代才行。所以现在：在最终的和平到来之前，

第三圣殿不能兴建。即便那时，也需要一位真正的先知对这件事做出

启示，即便不是因为别的，耶和华用手给大卫画出来的样式也已经丢

失了。[60]是的，它们是丢了：但《以西结书》中有第三圣殿的样式。

也许有；但是撇开技术性的讨论不说，这一代人既没有恢复圣殿及其

礼拜方式的准备，也没有这样的意愿：那需要一种宗教觉醒。完全没

错，要让人民产生宗教觉醒，还有什么是比重建圣殿更好的办法呢？

[61]他们就这样一直争论下去，直到大多数人得出结论，认为现在时机

未到。甚至举行一次逾越节羊羔祭祀仪式的提议都不予考虑了，因为

祭坛的确切位置已经无处可寻，现代祭司的世系证明存疑，（尤其

是）人们对祭祀服装所知甚少，无法准确再现。[62]

圣殿及围绕它展开的争论代表的是这个宗教的过往，这种过往是

以色列新社会一种生动的黏合力量。不过一段世俗的过往同样存在，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是为了逃脱那段过往。大屠杀就是它的象

征，事实上不仅仅是一种象征，还是让建国过程笼上阴影的可怕现

实，这个现实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成为这个国家集体记忆中的突出事

实。一直以来，犹太教关注的不仅是律法，还有律法的目的（就人类

而言）：正义。因为犹太人，还有非犹太社会不会把他们的犯罪者绳

之以法，犹太人的流散历史中一个不断循环往复的可悲特点是，犹太

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遭受伤害和非犹太社会未能让作恶者得到正义的

审判。这个犹太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最大不公的回应。它的职

能之一就是成为惩戒的工具，向世界表明犹太人终于可以进行反击，

用自己的律法来惩罚让他们遭受不公的人。大屠杀这样的滔天罪行，

只有我们前面讲到的纽伦堡审判及欧洲各个国家运转的其他司法机器

显然不够。早在1944 年， 当时由未来总理摩西· 沙雷特（ Moshe

Sharett）掌管的犹太事务局政治处的调查部门就开始搜集关于纳粹战

犯的资料。建国后，追踪犯人并把他们带回来审判成为几家以色列机

构的部分职责，有的还是秘密机构。这种努力并不局限于以色列人。

很多国家的和国际的犹太机构，包括世界犹太人大会，都参与其中。

此外还有幸存者本人。1946年，38岁的捷克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

（Simon Wiesenthal），在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等多座集中营待了5

年的幸存者，与其他30名集中营狱友一同成立了犹太人历史文献中

心。该中心最后长期落户维也纳，专门致力于验明尚未接受审判和判

刑的纳粹战犯的身份。深入研究大屠杀既是为了惩罚作恶者，也是出

于学术和教育目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仅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就开

设了93门关于大屠杀的研究课程，还有6家完全致力于这项课题的研究

中心。比如，洛杉矶的维森塔尔大屠杀研究中心借助最新技术，用40

英寸高和23英寸宽的弧形屏幕、3台电影放映机和一个特殊的宽银幕电

影镜头、18台幻灯机和五声道音效，全部与中央电脑相连以便同步控

制，营造出所谓的“多屏幕、多声道的大屠杀视听体验”。在反犹分

子开始顽固地力图证明大屠杀根本从未发生过或只是被荒谬地夸大

时，用这种戏剧性的方式将这个事件重现出来似乎并不过分。[63]

不过， 大屠杀文献的主要目标依然是为了正义。维森塔尔

（Wiesenthal）本人就将1100多名纳粹分子送上法庭宣判。他为以色

列政府对希姆莱的直接下属、大屠杀的行政执行人阿道夫·艾希曼

（Adolf Eichmann）的身份确认、逮捕、审判和判决提供了大部分资

料。1960年5月，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逮捕并秘密带回以色

列，依照1950年的《纳粹和勾结纳粹（惩罚）法》，因15项罪名被起

诉。[64]鉴于众多原因，审判艾希曼对于以色列人和整个犹太民族来说

都是一件具有实际和象征意义的重大事件。它用最引人瞩目的方式宣

告杀害犹太人可以不受惩处的时代已经结束，他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

方都无处藏身。976名外国记者和166名以色列记者对其进行了报道，

控诉涵盖整个大屠杀及导致大屠杀的事件，由于控诉的性质，这场审

判成为对无数人进行的大屠杀事实教育。但它同时也在最情感化的领

域精确展示了以色列的司法。

艾希曼被捕后的第一反应就是供认了自己的身份和罪行，并承认

犹太人有权惩罚他。1960年6月3日，他说：“如果这么做可以让赎罪

行为更有意义，那么我愿意被公开绞死。”[65]后来，他变得不太配

合，采用纽伦堡的辩护套路，称他只是执行其他人命令的机器上的小

齿轮。结果控方遭遇了激烈、狡猾、顽固及或许卑鄙的辩护。国会通

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外国人（德国律师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博士）

为艾希曼辩护，由以色列政府提供经费（30000美元）。审判是一个旷

日持久、事无巨细的过程。1961年12月11日下达的判决书尽力维护和

主张该法庭的管辖权及其审判被告的权力——无论他被捕时处于何种

环境，并且坚持认为调查结果具有真实根据。压倒性的证据使得裁决

不可避免。12月15日，艾希曼被判处死刑，1962年5月29日，他的上诉

被驳回。伊扎克·本-兹维总统（Yitzhak ben-Zvi）收到要求减刑的

陈情书，用了一天时间独自思考。以色列此前（或此后）从未处死过

任何人，国内外的很多犹太人都想要绕开那条绞索。但绝大多数人相

信判决是正义的，总统在这个案子中找不到任何减轻处罚的情节。拉

姆拉监狱的一个房间被专门改建为死刑执行室，地板上切开了一扇活

板门，上面是一座绞刑架，1962年5月31日临近午夜时分，艾希曼被执

行死刑，他的尸体被火化，骨灰被撒进大海。[66]

艾希曼事件展现了以色列人的高效、公正和坚定，对驱除最终解

决方案这个幽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是以色列历史上必不可少的一

个章节。不过大屠杀依然是以色列民族意识中起决定作用的事实。

1983年5月，以色列调查公司史密斯研究中心发起了一次以色列人对大

屠杀态度的全面调查。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83%）把它看成他

们看待世界方式的主要因素。该中心主管哈诺赫·史密斯描述：“以

色列人的心中承受着大屠杀的巨大创伤，即使是第二代和第三代

人。”大屠杀的观点确实直奔以色列的中心目的。绝大多数人（91%）

认为西方领导人知道大屠杀却没有采取行动拯救犹太人；比例略低的

人（87%）赞同这个观点：“我们从大屠杀中学到的是，犹太人不能依

靠非犹太人。”大约61%的人认为大屠杀是以色列建立的主要因素，

62%的人相信以色列的存在不会让大屠杀重演。[67]

因此，正如受法老奴役的集体记忆占据了以色列的早期社会，大

屠杀则塑造了这个新国家。这个国家不可避免地弥漫着一种失落感。

希特勒消灭了全部犹太人的三分之一，尤其是犹太教从中汲取出独特

力量的那些虔诚和贫穷的人。从世俗角度看，损失显而易见。19世纪

和20世纪初叶，从古老贫民窟涌出的思想解放的人才极大地丰富了这

个世界，已经证明他们是欧洲和北美现代文明的主要创造力。这种人

才供应一直持续到希特勒永远地摧毁了它的源头。人们永远也无法知

道这个世界因此牺牲掉了什么。以色列的损失是毁灭性的。在个人层

面，这么多公民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和童年伙伴；在集体层面，本

可以参与国家建设的三分之一的人不在了；或许最重要还是精神层面

的损失。犹太教认为人的生命价值最高，甚至艾希曼被剥夺生命前，

以色列全民都进行了长期不安的讨论，这种对生命的珍视使得如此大

规模的杀戮，尤其是受到上帝特别关爱的穷人和虔信者的被害，成了

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陈述这个问题甚至还需要再写一部《约伯

记》。著名犹太神学家亚伯拉罕·约书亚·赫舍尔（1907—1973）很

幸运，他就在灾难发生的前6周离开了波兰。提到此事，他写道，“我

从撒旦的祭坛之火中得救，祭火灭绝了数百万条人命，彰显了罪恶的

荣耀，被它吞噬的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包括如此之多的人所代表的上

帝形象、众多的人对上帝能够给予公义和怜悯的信心，以及将近两千

年里人们心中产生和珍藏的诸多与《圣经》相关的秘密和力量”。[68]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新的锡安是带着一个没有回答或许也无法

回答的问题诞生的。

然而从大屠杀开始之前，犹太人的国际地位在某些方面还是得到

了根本性改善。犹太人的民族国家建立了，当然那并没有结束他们的

流散。如何才能让它结束呢？流散，就像阿瑟·科恩所述，不是一个

世俗的民族国家就能纠正的历史意外；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形而上学

的概念，是“没有得到救赎的历史系数”。[69]多数犹太人仍然在这个

国家以外。自从巴比伦流散以来，一直如此。第三圣殿时期跟第二圣

殿时期一样，仅仅拥有大约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随着以色列走过第四

个十年，这个比例没有出现根本性变化的迹象。尽管如此，世俗锡安

的实现还是为世界上的犹太人提供了2000年来从未有过的一颗充满活

力的跳动心脏。它为全球社区提供了一个中心，那是古老虔诚的居住

地和回归的概念从未提供过的，无论它们多么受到珍视。建设以色列

等同于20世纪的重建圣殿。与大希律王统治下的圣殿一样，它也有不

尽如人意的方面。但它就在那儿。以色列已经存在，你可以去那里，

你可以分享它，这个事实为离散的犹太人提供了焕然一新的维度。它

让你关心，有时让你焦虑，还经常让你骄傲。一旦以色列建立，并且

证明它可以保卫自己，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流散犹太人就再也不会有

人因为身为犹太人而感到羞耻了。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即便临近20世纪，流散犹太人依然保持着它

的特点：贫富两极分化，各色人等多得令人困惑。20世纪30年代末，

犹太人总人口接近1800万人。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大屠杀的损失

并未得到弥补。犹太人总计1350万人，其中大约350万人居住在以色

列。最大的犹太社会在美国（575万人），加上加拿大（31万人）、阿

根廷（25万人）、巴西（13万人）和墨西哥（4万人）重要的犹太社

区，还有十几个规模较小的群体，意味着如今全世界犹太人将近一半

（660万人）在美洲。仅次于美国和以色列的第三大犹太社会在苏联，

有大约175万人。匈牙利（7.5万人）和罗马尼亚（3万人）依然有相当

庞大的犹太社会，东欧总共有13万人。西欧犹太人的数量略多于125万

人，主要的社区在法国（67万人）、英国（36万人）、联邦德国（4.2

万人）、比利时（4.1万人）、意大利（3.5万人）、荷兰（2.8万人）

和瑞士（2.1万人）。在非洲，除了南非共和国（10.5万人）之外，如

今几乎没有犹太人，只有摩洛哥（1.7万人）和埃塞俄比亚（大概5000

人）有已经萎缩的犹太社区。在亚洲，伊朗仍然有大约3.5万名犹太

人，土耳其有2.1万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犹太社会加起来还能再有

7.5万人。[70]

其中一些社会的历史、构成和起源极为复杂。比如，在印度，20

世纪40年代末叶有大约2.6万名犹太人，由三大类型组成。大约1.3万

人是所谓的本尼以色列人（意为以色列之子），他们居住在西海岸的

孟买一带。这些犹太人已经遗失了他们的记录和书籍，只保留下一段

关于他们移民过程的经久不变的口述历史，这段历史直到1937年才形

成书面形式。[71]他们的故事是，在神显者安条克（公元前175—前163

年）迫害期间，他们逃出了加利利。他们的船在距离孟买以南约30英

里的海岸失事，只有7家人幸存。虽然他们没有宗教书籍，而且很快就

忘记了希伯来语，但他们始终过安息日和一些犹太节日，遵循割礼和

犹太饮食，牢记《施玛篇》。他们说马拉地语，采用印度的种姓制

度，分成果阿（白人）和卡拉（黑人），这说明可能有两拨移民。然

后还有科钦犹太人，一度有大约2500人，居住在沿西海岸再往南650英

里的地方。他们算是有一份依据文件，还有两块记录特权的铜板，铭

刻着古泰米尔文，现在可以追溯至公元974年至1020年。既然如此，移

民肯定分为几个阶层，黑皮肤的科钦犹太人是最早的，16世纪初叶加

入的是白皮肤的犹太人，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可能还有欧洲（以及

中东）的其他地方。黑皮肤和白皮肤的科钦犹太人都有分支，第三大

群体是棕色犹太人，是犹太人和被他们纳为妾的奴隶所生的低种姓后

代。三大科钦犹太人不在一起礼拜。另外还有来自巴格达的大约2000

名塞法迪犹太人，他们是在1820—1830年这10年间来到印度的，是20

世纪30年代到来的最后一拨欧洲犹太难民。后面这两类人会为了宗教

（并非社会）目的彼此交往，但他们都不去本尼以色列人和科钦犹太

人的犹太会堂。所有白皮肤的犹太人和许多黑皮肤的犹太人说英语，

他们在英国的统治下繁荣兴旺，以杰出的表现在军队服役，当上了公

务员、商人、商店老板和工匠，上了孟买大学，学习希伯来语，把犹

太经典翻译成马拉地语，毕业后成为工程师、律师、教师和科学家。

1937年，他们中有一人成为孟买市长，那儿是所有犹太群体在印度的

中心。但他们不太适应独立后的印度，随着以色列建国，他们大多选

择移民，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1.5万名本尼以色列人所剩无几，

科钦海岸只有250名犹太人。[72]

这样的群体竟然能够延续下来，证明的不是犹太教的劝服能力，

而是它顽强的适应能力，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但无法否认的

是，20世纪的大灾难事件几乎将数十个犹太社会摧毁殆尽，其中很多

社会十分古老。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整个阿拉伯世界历史悠久的塞法迪社

会缩减至战前规模的一小部分或者完全消失。在欧洲大片地区，幸存

或在大屠杀灾难后返回的犹太人又有一部分选择移民，尤其是移民前

往以色列。在萨洛尼卡，说拉迪诺语的人，1939年多达6万人，20世纪

80年代只有1500人。维也纳数量庞大、富有创造力的犹太人，也许是

最有才华的犹太人，从20万人缩减至不足8000人，甚至赫茨尔本人安

葬在该城市多布尔公墓的遗体也在1949年迁出并被重新安葬在耶路撒

冷。阿姆斯特丹的犹太人，20世纪30年代将近7万人，40年后仅有1.2

万人。安特卫普的犹太人将这座城市变成了西方的钻石中心，虽然他

们还在继续从事这一行业，但这座城市的犹太人已经从5.5万人下降至

20世纪80年代的13500人左右。古老的法兰克福犹太人，曾经在金融界

赫赫有名，数量从1933年的26158人下降至20世纪70年代的4350人。20

世纪20年代，由将近17.5万名犹太人造就的世界文化之都柏林，20世

纪70年代只有大约5500名犹太人（外加东柏林的850人）。最荒凉的真

空地带是波兰，截至20世纪80年代，战前13500人的犹太人口已经下降

至大约5000人。那里数十座曾经拥有大量犹太会堂和图书馆的城镇，

再也难觅犹太人的身影。

不过犹太社会依然在延续，甚至发展。意大利犹太人凭借非凡的

韧性在纳粹年代幸存。德国占领快结束时剩下的2.9万人在战后慢慢增

长至3.2万人；不过这也要归因于从北部和东部到达意大利的移民。

1965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研究显示，意大利社会，与其他先进

国家的社会一样，人口状况脆弱。相比总体人口的18.3‰，意大利犹

太人的出生率只有11.4‰。生育率和结婚率同样低得多，只有死亡率

和平均年龄（男41岁，女33岁）较高。[73]在罗马，直到1880年，犹太

社会的核心依然存在于特拉斯泰韦雷的古老贫民窟地区，从罗马古老

的国王时期开始，那儿的犹太人就从事捡破烂和流动叫卖，竭力维持

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里的犹太富人与最穷的人几乎比邻而居，就像

他们一直以来的做法一样。30个大家族，圣殿派，他们的祖先可以追

溯至1900年前的提图斯皇帝时期，当时他们是在圣殿被毁后被锁链锁

着押到罗马的。那座壮观的教堂轮流以利用、迫害和保护的态度对待

他们，罗马犹太人就居住在它的阴影之下。他们力图既反抗它，又与

它和谐相处，于是他们最重要的那座犹太会堂——位于台伯滨河路，

就在古老贫民窟的大门外——是意大利巴洛克教堂风格的恢宏运用。

1986年4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那儿成为第一位出席犹太会堂礼拜

的教皇， 与罗马的首席拉比轮流朗读《诗篇》。他对犹太会众

说：“你们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某种程度上来说，你们是我们的兄

长。”他的意图良好，而且强调“兄长”有点儿太贴切了。

在法国，战后一段时期无可否认地见证了人口数量和密度的增

长。法国战前的犹太人口是34万人，纳粹及其维希盟友杀害了其中9万

人；法国根基牢固和高度同化的本地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为大量驱逐难

民提供了合作，这种认识为这场悲剧平添怨恨。但在战后30年间，从

伊斯兰世界大量涌入的塞法迪移民至少弥补了这种损失：2.5万人来自

埃及，6.5万人来自摩洛哥，8万人来自突尼斯，12万人来自阿尔及利

亚，以及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和土耳其的犹太人，人数相对较少却依

然可观。结果，法国犹太人的数量翻了不止一番，超过67万，成为世

界上第四大犹太社会。

这种规模巨大的人口扩张势必伴随深刻的文化变迁。法国犹太人

一直是最主张民族同化的，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使其几乎完全认同共和

制度以来。维希政府统治时期很多法国人行为败坏，导致人们有些丧

失信心，其中一项指标是法国犹太人在1945—1957年改名的人数是

1803—1942年整个时期的6倍。[74]即便如此，人数也不多，极端同化

依然是法国犹太人的突出特征，即使是在战后时期。类似雷蒙·阿隆

等作家站在了法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安静、低调及非常老练的犹太中

高阶层输送出了著名的总理，比如第四共和国的勒内·梅耶和皮埃尔

·孟戴斯-弗朗斯，第五共和国的米歇尔·德勃雷和洛朗·法比尤斯。

不过，从非洲涌入的塞法迪犹太人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犹太人的犹太

性。他们大多或许会讲法语，不过能够阅读希伯来语的比例很高。19

世纪的法国犹太人有一个“三代理论”：“祖父相信，父亲怀疑，儿

子否认。祖父用希伯来语祈祷，父亲用法语读祈祷文，儿子根本不祈

祷。祖父过所有节日，父亲过赎罪日，儿子什么节日都不过。祖父依

然是犹太人，父亲被同化，儿子已经成为纯粹的自然神论者……如果

他没有变成无神论者、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或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

者的话。”[75]在战后的法国，这种理论不再奏效。儿子如今可能宁可

回归祖父的宗教，把父亲孤零零地留在他的不可知论里面。阿尔及利

亚犹太人涌入，在南部复兴了已经或正在消亡的中世纪社会。比如，

1970年，著名作曲家达律斯·米约为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一座新犹

太会堂放下基石——原来的犹太会堂在战时被卖掉并被改成新教教

堂。[76]新犹太会堂不是宗教和世俗的犹太性复兴的唯一标志。20世纪

60年代和70年代，古老的世界以色列联盟的领导人倾向于成为对国内

外犹太事业采取激进态度的虔信犹太人，遵守律法和学习希伯来语的

犹太人比例相较过去要高得多。法国反犹运动持续不息的余波，尽管

比20世纪30年代微弱，却让犹太人的战斗性趋于加强。等到它发现了

议会形式，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布热德分子或80年代的国民阵线，犹

太组织便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维护犹太人的坚定信念。1980年10月3

日，科佩尔尼克街的自由主义犹太会堂遭遇炸弹袭击，它是当时据说

是为促进犹太复兴服务的几座犹太会堂之一。法国犹太人即使正被非

洲移民扩充，但本身依然鲜明地抵制犹太复国主义：法国犹太人实际

上不会有人去以色列居住。但他们本身还是支持以色列1956年、1967

年、1973年，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挣扎求生。如果认为法国政府做出

了不利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利益的政策，他们就会激烈反对。他们第

一次在法国组建了犹太人游说团体，而且在1981年选举时，犹太人的

选票是替换掉管理法国23年的戴高乐主义右翼政权的重要因素。全新

的、更加积极和显眼的犹太权势集团在法国出现，它意识到了自己的

人数力量和活力，可能将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遍及流散犹太人的意见

方面扮演更加举足轻重的角色。

在流散犹太人中，强有力的法国声音受人欢迎，尤其是在德国声音由于希特勒的时代而近乎沉寂之后。近几十年来，尤其是随着意第绪语的衰落，流散的声音定然是英语。1646年犹太人返回英国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那就是如今全世界超过一半的犹太人说英语，85万人在英联邦国家（外加南非），将近600万人在美国。现代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贝尔福宣言》和托管，犹太人历史上真正的英国时刻随之到来，也随之成为过往。英国犹太人成为且依旧是主要犹太人当中最稳定、最满足和遭受威胁最少的。20世纪30年代，它接纳了9万名难民，使它的数量达到了最高，从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大约30万人扩充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远超40万人。可是，与意大利犹太人一样，脆弱的人口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变得越发明显。比如，1961—1965年，英国犹太会堂的平均结婚率是4.0‰，而全国的平均率是7.5‰。犹太人的总数从1967年的41万人下滑至20世纪70年代的不足40万人，80年代后半叶可能降至不足35万人。现代的英国犹太人不缺活力。犹太企业在金融界一如既往地活跃，在娱乐、房地产、服装鞋类和零售行业举足轻重。它创建了格拉纳达电视这样的全国机构。西夫家族把成功企业马克斯-斯潘塞百货公司打造成为战后英国商业界最经久不衰（和最大众化）的成就，温斯托克勋爵把通用电气改造为英国最大的公司。犹太人在书刊报纸出版行业表现积极。他们出版了最好的流散犹太人期刊《犹太纪事》。他们越来越多地坐进了上议院的席位（虽然只是少数）。20世纪80年代中叶，坐进英国内阁的犹太人一度不下5位。但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活力并未体现在生儿育女上，也没有凝聚成流散犹太人中或者对犹太复国主义产生作用的首要影响力。在这方面，英国犹太人表现得，或许是不得不表现得跟英国一样：把火炬传给了美国。

在犹太人的历史上，美国犹太人在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的扩展及

巩固与以色列的建国同样重要，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更加重要。因

为，如果说犹太复国主义的成就为疲惫的流散犹太人提供了永远敞开

的庇护所，用主权决定和捍卫他们的命运，那么美国犹太人的发展则

获得了全然不同的权力，让犹太人在塑造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策方

面发挥重要的、合法的和永久的作用。这不是宫廷犹太人那种不堪一

击的影响力，而是民主游说和人口形势带来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末

叶，美国的犹太人口是5780960。这个比例只占美国总人口的2.7%，但

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大城市，众所周知，比起

小城镇、村庄和乡村地区，大城市能够发挥更大的文化、社会、经

济，甚至政治影响力。临近20世纪末叶，犹太人依然是大城市居民。

特拉维夫-雅法有39.4万人，巴黎有超过30万人，莫斯科有28.5万人，

大伦敦有28万人，耶路撒冷有27.2万人，基辅有21万人，列宁格勒有

16.5万人，蒙特利尔有11.5万人，多伦多有11.5万人。但美国犹太人

集中在城市的现象最明显。大都会纽约有199.8万名犹太人，目前为止

都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城市。数量第二的是拥有45.5万名犹太

人的洛杉矶。接下来是费城（29.5万人）、芝加哥（25.3万人）、迈

阿密（22.5万人）、波士顿（17万人）和华盛顿特区（16万人）。犹

太人口超过1万人的美国城市共有69座。在重要的州也有一种人口集中现象。在纽约州，犹太人有2143485人，占人口的12%。这个比例，新泽西是6%，佛罗里达是4.6%，马里兰是4.5%，马萨诸塞是4.4%，宾夕法尼亚是3.6%，加利福尼亚是3.1%，伊利诺伊是2.4%。在美国所有重要的少数种族的投票中，犹太人的投票是最有组织性的、最容易响应领袖指引的，也是最有可能有效运用自身力量的。

但是，犹太选民，无论多么经验老到，他们的直接政治影响力可能还是被夸大了。从1932年开始，犹太人把绝大多数选票投给了民主党，有时比例高达85%～90%。没有明显的证据能够证明，犹太人对民主党的总统或政策产生了与此相应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犹太选民始终忠实地支持民主党似乎越来越多的是基于情感和历史，而非该群体的利益。20世纪80年代，稍微让选举专家们感到惊讶的是，大多数犹太人依然投票给民主党，不过票数已经降至60%左右。在1984年的选举中，他们是唯一给予民主党候选人多数支持的宗教群体（除了无神论者之外）和唯一的少数种族群体（除了黑人之外）。犹太人投票的原因不是为了公共经济或对外政策，而是对穷人和弱势群体尚存同情之心。[77]截至20世纪的最后25年，“犹太游说团体”的概念在美国政治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说。

犹太公民与美国整体之间的关系变化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且重

要得多：犹太少数种族成了美国社会的核心成分。整个20世纪，美国

犹太人始终在充分利用美国向他们敞开的机会大门，上大学，成为医

生、律师、教师、各类专业人员、政客和公务员，在金融和商业行业

一如既往地表现得风生水起。他们通常在私营企业界，印刷、出版、

广播和娱乐业，还有精神生活方面，尤其如鱼得水。他们在某些领域

独占鳌头，如小说创作。他们在各个地方都为数众多，事业成功。后

来，慢慢地，20世纪后半叶，与更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裔新教徒精英

一样，这个成功精英阶层的文化影响无处不在、普遍深入。犹太人在

美国社会不再是游说团体。他们成为这个自然有机体自身的一部分，

一只手臂，还是一支有力的手臂。他们不仅从美国主体外部向内经

营，而且开始从内部向外经营。由于他们拥有民主、宽容和自由主义

的历史传统，他们一定程度上在美国扮演了辉格党在英国曾经扮演的

角色：通过为那些不太幸运的人提供开明服务以此为其特权寻找道德

合理性的精英。简言之，他们不再是追求权利的少数派，而是授予权

利的多数派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活动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从影响领导

权转变为行使领导权。

因此，在美国文化中明确区分出犹太因素变得很困难。它们已经

成为其中不可或缺、和谐统一的一部分。识别出所谓回应犹太人利益

的美国政策甚至更加困难。这样的利益一般会变得与美国整体利益越

发相连相通。这种原则对以色列的情况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无须再

劝说美国领导人为以色列的生存权做担保。那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

是自由民主的孤独前哨，在普遍无视这种价值观的地区支撑法治和行

为的文明标准。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是自然和必然的，唯一的争论

是如何最明智地提供支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现实如此，以

色列依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可靠的盟友、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即使没有美国犹太社会的存在。

但美国的犹太社会确实存在，而且它在流散犹太人中取得了独特

地位，凭借的不仅是它的规模，还有它的特性。它是一个完全同化的

社会，却依然保留着犹太人的意识。它的成员认为自己既是完全的美

国人又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样的现象。美国发展

和构成的独特环境使其成为可能。犹太人，永远的“外人和寄居的

人”，最终在一个所有人都是外人的国家找到了自己的永久居所。由

于所有人都是外人，所有人都有类似的居住权，一直到所有人都可以

同样平等地称其为家乡。还有，美国是第一个能让犹太人居住其间并

发现他们的宗教和宗教仪式具有优势的地方，因为所有灌输公民道德

的宗教都得到了礼遇。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美国还以自己无所不

包的宗教为荣，或许可以称之为民主法律，一部世俗的《托拉》，是

犹太人可以出色遵守胜任的。出于这一切原因，把美国犹太社会看作

流散犹太人的一部分或许是一种误导。美国犹太人觉得自己是美国

人，尤胜以色列的犹太人觉得自己是以色列人。有必要创造一个新词

来定义他们的身份，因为除了以色列的犹太人和严格意义上的流散犹

太人以外，美国犹太人开始形成全新的犹太巨鼎的第三条腿，整个民

族的安全和未来同样要由它来支撑。三条腿分别是流散犹太人、已经

集合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有在美国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犹太

人。

俄国犹太人与美国犹太人截然相反。在美国，犹太人促使自己成

为国家的主人；而在俄国，国家是他们的主人。研究犹太人的历史，

我们学到的一课是，反犹主义腐化了人及其所在的社会。它腐化了多

明我会修士，也同样腐化了贪婪的国王，它让纳粹国家变成一个痛苦

呻吟的腐败社会。但它对俄国的腐化作用之明显，是任何地方都无法

比拟的。如前所述，沙皇的反犹法律让轻微的腐败行为无处不在。从

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它对国家权力机关的道德腐蚀。因为在折磨犹

太人的过程中，沙皇俄国变成一个习惯于封闭、压迫和高度官僚化的

控制系统。它控制国内运动和犹太人的住处，控制他们上学的权利还

有他们在学校的学习内容，控制他们进入行业或机构的权利、出售劳

动力的权利、创业或开公司的权利、礼拜的权利、加入组织的权利，

还有从事其他各种数不清的活动的权利。这套系统运用骇人听闻、无

处不在的控制手段，掌控一个不受欢迎、社会地位低下的少数种族的

生活，残酷侵犯他们的家园和家庭。

※※※

南非的发展是利用大规模资本将原始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的杰出

例子。19世纪60年代，金伯利发现钻石矿区，20年后，兰德发现金

矿，南非开启了内部矿产财富的大门，在此之前，它还是个闭塞的乡

村地区。改变南非命运的是矿业融资公司，这是一种新的金融机构，

它可以集中所有权并在高科技深井开采方面募集和调动巨额资金。这

种机构原本是由英国人塞西尔·罗得山发明的。但犹太人一直对宝石

（尤其是钻石）和金银行业有所涉足，他们在南非的深层矿井和募集

资金采矿的金融体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78]阿尔弗雷德·拜特、巴

尼·巴纳托、路易·科恩、利昂内尔·菲利普、朱利叶斯·韦纳、索

利·乔尔、阿道夫·格尔茨、乔治·阿尔布和阿贝·贝利等人将南非

变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富裕的矿业经济体。以埃内斯特·奥本海默

为首的第二代矿业金融家巩固并拓展了这一成就。[79]

犹太人在兰德的日进斗金（有时会亏本）勾起了强烈的嫉妒和愤

恨。批评的声音中就有左翼辩论家，1899年布尔战争爆发时前往南非

为《曼彻斯特卫报》报道战争的J.A.霍布森（J.A.Hobson）。霍布森

认为犹太人“几乎毫无社会道德”，拥有“精于算计的超群智力，这

是他们的民族遗产”，因而能够“利用所在社会的每个空子、每件蠢

事和每项缺点”。[80]在南非，在他看来无处不在的犹太人的活动让他

感到震惊和愤怒。他写道，官方数据显示约翰内斯堡只有7000名犹太

人，但“店面和商号、市场、酒馆、时髦市郊住宅‘门阶’足以证明

那支被拣选民族的大量存在”。尤其令他感到气愤的是，他发现，证

券交易所赎罪日关门。1900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南非战争：前因后

果》，将战争归咎于“一小撮国际金融家，主要是德国血统的犹太

人”。“为了让由矿主和投机者组成的小型国际寡头组织在比勒陀利

亚掌权”，英国军队浴血奋战，牺牲在沙场。“新的耶路撒冷，”他

厌恶地写道，“不是汉堡，不是维也纳，不是法兰克福，而是约翰内

斯堡。”[81]

霍布森对战争根源的解释是错误的。这场冲突，可以预见，是矿

主们的灾难。至于犹太人，整部现代史都能证明他们无论是性格使然

还是出于利益的考虑都非常爱好和平，尤其是他们以金融家的身份出

现时。可是，同其他阴谋论者一样，霍布森对事实不感兴趣，他感兴

趣的只是自己的概念是否吸引人。两年后，他把自己的理论扩写成一

本著名的书——《帝国主义研究》，揭示国际金融资本是殖民地和战

争背后的主要力量。“帝国主义的经济寄生虫”这一章是他的理论核

心，其中包括以下关键段落：

那些大企业——银行业、经纪业、票据贴现、融资贷款、企业推

广——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中枢神经。它们被各组织之间最牢固的

纽带连接，彼此始终保持最密切和最快捷的联系，它们位于各个国家

商业资本的正中心。就欧洲而言，主要被背后拥有几百年金融经验的

特殊种族控制，因此这些企业处于能够左右国家政策的独特地位。除

非经过他们的同意或者通过他们的机构，否则大规模资本不可能迅速

形成方向性。有没有人认真地想过，如果罗斯柴尔德家族及其集团坚

决反对，那么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可以承受一场大战吗，可以发放一笔

巨额国债吗？[82]

※※※

阿拉伯人公开出版《锡安长老会纪要》这本小册子。从20世纪20

年代以后，这本小册子已经以无数不同的版本发表，在阿拉伯世界广

为流传。从沙特阿拉伯的费萨尔国王到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诸多阿拉

伯领导人手里都有这本小册子。纳赛尔显然是相信了，1957年，他对

一名印度记者说：“这书你必须看看，我给你一本。它确凿无疑地证

明，3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相互之间全都认识，他们掌控着欧洲大陆

的命运，而且他们就从自己的随从中选择继任者。”[83]这本书让纳赛

尔大为触动，以至于1967年前后，他的兄弟又出版了一种阿拉伯版

本。阿拉伯学校的教科书和阿拉伯军队的培训资料就有这本小册子的

节选和概述。[84]1972年，它的另外一个版本还出现在贝鲁特图书畅销

榜的榜首位置。

应该补充的是，这些版本都是为阿拉伯读者专门编辑的，还在巴

勒斯坦问题的前因后果中介绍了那些长老。《锡安长老会纪要》并非

战后阿拉伯世界唯一继续流传的反犹作品。1890年在开罗以《自由号

角声中无辜者的哭泣》为题目出版的血祭诽谤资料，到了1962年，作

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47]政府所谓的《塔木德人牲》的官方出版物重新

浮出水面。[85]血祭毁谤的确会在阿拉伯世界的报纸上定期重现。[86]

但《锡安长老会纪要》依然是最热门的，而且不只是在阿拉伯伊斯兰

教国家。1967年，它在巴基斯坦出版，1979年，阿亚图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上台以后，伊朗政府及其大使馆也对其广泛

利用。1984年5月，他那份印制了《锡安长老会纪要》摘录的出版物

《伊玛目》谴责英国特遣部队在福克兰遵照锡安长老的建议犯下暴

行。[87]霍梅尼的宣传通常把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描绘成撒旦散发

的能量，说它已经“到处活动了很多个世纪，对人类社会和价值观犯

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滔天罪行”。霍梅尼遵循中世纪的路线，即犹太

人是劣等人或非人类，甚至反人类，因此是一种可以消灭的生物品

种。但他的反犹主义思路混乱，总是在简单的反犹太教、伊斯兰教宗

派主义（统治敌国伊拉克的逊尼派穆斯林不仅自己是魔鬼，而且还是

犹太复国主义的傀儡）和对“大撒旦”美国的仇恨之间徘徊。他发现

很难判定是撒旦通过犹太人操纵华盛顿，还是反过来。

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反复的口头诽谤迟早会有暴

力行为的跟随。几个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反犹作品掀起它们的可

怕浪头，再以犹太人的流血达到高潮。虽然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残

暴程度独一无二，不过19世纪的反犹理论依然对此有所预兆。

对世俗锡安的需求在其历史的最初40年有增无减。建立世俗锡安

是为了接收欧洲反犹主义受害者，为了在大屠杀的余波中安置受到严

重打击的幸存者。它还要负责接纳那些被赶出来的阿拉伯犹太人。单

单已经付诸实现的这些目标就能够证明它存在的正当性。

以色列国还需要实现一个更加严峻的目标。它是全世界处于危险

当中的犹太人的主权避难所。它是已经在其国境内集合的犹太人的守

护者。它是大屠杀不会再次发生的唯一有形保障。它得到了美国可靠

的保护承诺，但一个主权国家最后一定要依靠自己的防御能力。因此

以色列不得不掌握某种手段，可以对潜在的攻击者施以其难以承受的

破坏，无论对手多么强大。如果大卫不得不遭遇歌利亚，那么他必须

有一把甩石的机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犹太科学家在制造出第一

批核武器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希特勒会率

先研制出原子弹。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们打造出了核能力，

这种能力的存在虽然秘而不宣，但在它将发挥最大作用的消息渠道

里，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以色列就有能力来完成形势赋予它的第

二大新任务。

可是，用这种残酷的腔调总结犹太人的历史是错误的。犹太人的

历史呈现出来的是高潮和灾难的交替。它可以被视为耐心的研究、富

有成效的勤奋和团体惯例的连续统一体，其中大多是没有记录的。快

乐沉寂的时候，悲伤就会发出声音。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4000

年以来，犹太人证明自己不仅是伟大的幸存者，而且得心应手地适应

社会——在各个社会之间，他们被命运推来搡去——和不断创造他们

可以给予的舒适的人类物质条件。让贫穷变得富足，让财富人性化，

或者让不幸变成创新的理由，在这些方面没有人能比犹太人更有创造

力。这种能力源于充分和精妙的道德哲学，正因为它被看作能够为共

同拥有它的人解决问题，所以这种道德哲学千百年来几乎毫无变化。

古往今来，无数犹太人在犹太教的负担下呻吟。但他们还是会继续背

负着它，因为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知道，是它在背负他们。犹太人是

幸存者，因为他们拥有幸存的法则。

因此历史学家还必须记住，犹太教始终要比它的信徒总和重要。

犹太教创造了犹太人，而不是犹太人创造了犹太教。正如哲学家莱昂

·罗特所说：“先有犹太教。它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份计划，犹太

人就是实施这个计划的工具。”[88]犹太人的历史不仅是具体事实的记

录，还是抽象概念的记录。犹太人相信自己是被创造出来并受命成为

非犹太人的光，他们已经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服从。无论是从宗教

角度或世俗角度考虑，他们的成果都卓越非凡。犹太人为世界提供了

伦理一神论，或许可以被描述为对神学的理性运用。在比较世俗的时

代，他们将合理化原则运用至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经常超前于人类

的其他种族。因而，他们散发出来的光亮既给人启迪，又令人不安，

因为它揭示出关于人类精神及提升精神的方式的痛苦真相。犹太人是

著名的说真话的人，那也是他们招致如此仇恨的一个原因。先知会被

畏惧，有时会被尊崇，但他们何时会被喜爱呢？但先知定会预言，犹

太人也会坚持追求他们眼中的真理，不管它通向何方。犹太人的历

史，要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它教导我们，人类的存在确实有一

个目的，我们不只是如野兽那般只是要经历生死才来到这个世上。为

了继续给造物赋予意义，犹太人会从《约书亚记》杰出的第1章中重复

三次的训谕中得到安慰：“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89]

结语

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将亚伯拉罕描述为“一个非常睿智的

人”，“比他那个年代的其他人怀有更高的善念”，因此他“决定彻

底改变当时所有人对神的看法”。总结犹太人4000年历史的一个办法

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亚伯拉罕不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人，或

者如果他一直居住在乌尔并自己保守住更高的善念，如果没有出现这

支独特的犹太民族，那么人类将会怎样？没有犹太人的世界肯定是个

截然不同的世界。人类或许最终也会产生犹太人所有的思想，但是我

们不能确定。所有伟大的智慧概念发现一经提出，似乎都显而易见，

似乎都必然如此，但它仍需要一位特别的天才第一次提出系统的阐

述。犹太人就有这种天赋。因为犹太人，我们才有法律面前——不管

是神的律法还是人的法律——人人平等的观念，才有生命神圣和人有

尊严的观念，才有个人良知和个人救赎的观念，才有集体良知和社会

责任的观念，才有和平是抽象的理想、爱是正义的基础的观念，以及

其他种种构成人类心灵基本道德框架的观念。如果没有犹太人，这个

世界就会空洞许多。

最重要的是，犹太人教会了我们如何对未知进行合理化解释。结

果就是一神论和信奉一神论的三大宗教。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如果没

有这些宗教，这个世界将会怎样。对未知的理智洞察力也不会停留在

一神论的概念上。一神论本身的确可以被视作引导人们通向把神完全

撇开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犹太人先是把偶像众神合理化为一个至高

无上的存在；然后开始踏上让他合理化消失的过程。用历史的终极眼

光来看，亚伯拉罕和摩西可能看上去都不及斯宾诺莎重要。因为犹太

人对人类的影响千变万化。在古代，他们是伟大的宗教和道德创新

者。在黑暗时代和欧洲中世纪早期，他们依然是传递稀有知识技术的

先进民族。渐渐地，他们被推下了先锋的位置，落到了后面，直到18

世纪末叶，他们在人类的文明队列中一直被视作衰败、蒙昧的落后分

子。但是接下来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创造力第二次爆发。突破了他

们的贫民窟，他们再次传递人类思想，这一次是在世俗的世界。现代

世界的精神结构同样有很多是犹太人构成的。

犹太人不只是创新者。他们还是人类生存环境的标本和缩影。他

们似乎以一种突出、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所有无法避免的人类困境。他

们是典型的“外人和寄居的人”。但是，身处这颗星球的我们难道不

是如此？我们拥有的只是一辈子的租住权。犹太人是无家可归和脆弱

的人类的象征。但是整个地球不过就是一座临时的难民营吗？犹太人

是追求完美的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与此同时又是渴望“肉锅”和安全

的脆弱的男男女女。他们想要遵守上帝那些不可能做到的律法，他们

还想要生存。古代的犹太王国中存在一种困境，想要将神权政体的美

德和能够保卫自己国家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

困境再次以以色列的形式出现，以色列的成立是为了实现人道主义理

想，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它只能冷酷无情，才能在敌意环伺的世界上

生存。但这一点难道不是影响所有人类社会的老问题吗？我们全都想

要建设耶路撒冷，我们全都想要回到平原诸城。犹太人的角色似乎把

人类这些共同的经历集中起来并戏剧化地呈现出来，把他们注定的命

运变成通用的寓意。但是如果犹太人扮演了这个角色，又是谁为他们

写下的剧本呢？

历史学家应该有意识地在事件中寻找天意模式。这些事件实在太

容易被发现了，因为我们是轻信的生物，生来就是要相信，具有容易

生成和重新排列数据以适应所有玄奥计划的强大想象力。而过度怀疑

会导致严重程度不下于轻信的曲解。历史学家应该考虑各种形式的证

据，包括那些是或者看上去是形而上学的证据。如果最早的犹太人能

够与我们一起探究他们子孙的历史，他们会发现其中没什么可奇怪

的。他们一直知道，犹太社会受命担任整个人类的试点项目。犹太人

的困境、戏剧性事件和灾难，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非同一般的，但

那似乎只对他们才是自然而然的。犹太人在1000多年以来招致了如此

空前且实在莫名的仇恨，令人遗憾却在所难免。最重要的是，犹太人

竟然还存在，在其他那些古代民族或转变或消失在历史的记忆深处之

后，这完全不出所料。不然它会怎么样呢？上帝颁布律法，犹太人遵

守律法。历史学家可能会说：没有天意那种东西。也许没有。但处于

如此历史变迁之中的人类信念，如果足够强大和顽强，本身就是一种

力量，能够推动事件的铰链，移动它们。犹太人怀着如此巨大的热

情、如此万众一心地相信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长此以往他们也就

真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族。他们确实担当着一个角色，因为他们为自

己写下了剧本。也许，那里面就存放着犹太人历史故事的内核。

[1]Amos 3：2..

[2 ]Arthur A. Cohen, The Natural and Supernatural

Jew（London 1967），180—182.

[3 ]Robert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 ： Jews and the

Nazi Legacy（London 1986），162ff.

[4]Quoted in H. H.Ben Sasson（ed.），A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trans.，Harvard 1976），1040.

[5]Churchill to Sir Edward Grigg， 12 July 1944；Monty

Noam Penkower, The Jews Were Expendable：Free World Diplomacy

and the Holocaust（Chicago 1983），ch. 1，‘The Struggle for

an Allied Jewish Fighting Force’，3ff.

[6]Evelyn Waugh, The Holy Places（London 1952），2.

[7]Eric Silver, Begin（London 1984），8.

[8]Menachem Begin, White Nights（New York 1977）.

[9]Michael Bar-Zohar, Ben Gurion： A Biography（ London

1978），129.

[10]Thurston Clarke, By Blood and Fire（London 1981），

116.

[11]Silver, op. cit.，67—72.

[12 ]Nicholas Bethell, The Palestine Triangle ：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British, the Jews and the Arabs（London

1979），261ff.

[13 ]Michael J. Cohen, Palestine and the Great

Powers（Princeton 1982），270—276，for the British decision

to withdraw.

[14]Alfred Steinberg, The Man from Missouri：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rry S. Truman（New York 1952），301.

[15]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 1951），324，344，

348.

[16]Petroleum Times, June 1948.

[17 ]Rony E. Gabbay, A Political Study of the Arab-

Jewish Conflict（Geneva 1959），92—93.

[18 ]Edward Luttwak and Dan Horowitz, The Israeli

Army（New York 1975），23ff.

[19]For the course of the fghting see Edgar O’Ballance,

The Arab-Israeli War 1948（London 1956）.

[20 ]Jabotinsky Archives；quoted in Silver, op. cit. ，

90.

[21 ]For an account of the Deir Yassin affair,

seeibid.，88—95.

[22 ]See maps and fgures on the provenance and

distribution of Arab and Jewish refugees in Martin Gilbert,

The Arab-Israel Conflict ： Its History in Maps （ London

1974），49，50.

[23]Cairo Radio，19 July 1957.

[24]Genesis 15：1—6；12：1—3.

[25]Gilbert, op. cit.，11，for map of 1919 proposal.See

also maps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315—316.

[26]Gilbert, op. cit.，24，for map of Peel proposal.

[27]Quoted in W. D.Davies, The Territorial Dimension in

Judaism（Berkeley 1982），114—115；see also Ben Halpern, The

Idea of the Jewish State（2nd edn, Harvard 1969），41ff.

[28 ]For the Sinai War see Chaim Herzog, The Arab-

Israeli Wars（London 1982）.

[29]For the Six Day War see Terence Prittie, Israel：

Miracle in the Desert（2nd edn, London 1968）.

[30]For the Yom Kippur War see Herzog, op. cit.

[31 ]For the Israel-Egypt peace negotiations see two

eye-witness accounts, Moshe Dayan, Breakthrough （ London

1981）；Ezer Weizman, The Battle for Peace（New York 1981）.

[32]Quoted in S. Clement Leslie, The Rift in Israel：

Religious Authority and Secular Democracy （ London 1971 ） ，

63ff.

[33]Amos Perlmutter, Israel： the Partitioned State：A

Political History since 1900 （ New York 1985 ） ， ch. 7；

R.J.Isaacs, Israel Divided ： Ideological Politics in the

Jewish State（Baltimore 1976），66ff.

[34]Text of the Law of Return（as amended 1954，1970）

is given in Philip S. Alexander, Textual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Judaism（Manchester 1984），166—167.

[35]For this ruling see ibid.，168—171.

[36]For immigrants from Europe see map in Gilbert, op.

cit. ， 51；detailed immigration figures up to 1970 are

inEncyclopaedia Judaica, ix，534—546.

[37 ]B. C.Kaganoff, A Dictionary of Jewish Names and

their History（London 1977）.

[38]Bar-Zohar, op. cit.，171—172.

[39]Silver, op. cit.，99—108.

[40 ]Dan Horowitz and Moshe Lissak, Origins of the

Israeli Polity：Palestine Under the Mandate（Chicago 1978）.

[41 ]Emile Marmorstein, Heaven at Bay ： The Jewish

Kulturkampf in the Holy Land（Oxford 1969），142—143.

[42 ]For Ben Gurion’s struggles see Perlmutter, op.

cit.，15—17，131—135.

[43]Quoted inibid.，145.

[44]Speech in the Knesset，20 June 1977.

[45 ]‘With Gershom Scholem ： An Interview’ ， in W.

J.Dannhauser （ ed. ） ， Gershom Scholem ： Jews and Judaism in

Crisis（New York 1976）.

[46]Marmorstein, op. cit.，80—89.

[47]Ibid.，108ff.

[48]I. Domb, Transformations（London 1958）.

[49 ]Solomon Granzfried, Kissor Shulan’Arukh, ch. 72 ，

paras 1—2.

[50]Leslie, op. cit.，52ff.

[51 ]Z. E.Kurzweil, Modern Trends in Jewish

Education（London 1964），257ff.

[52]Quoted in Marmorstein, op. cit.，144.

[53 ]Case quoted in Chaim Bermant, On the Other

Hand（London 1982），55.

[54]Quoted inibid.，56.

[55]Quoted in Leslie, op. cit.，62.

[56]Numbers 5：2—3.

[57]Numbers 19：17—18.

[58]N. H.Snaith, Leviticus and Numbers（London 1967），

270—274.

[59 ]Immanuel Jacobovits, The Timely and the

Timeless（London 1977），291.

[60]I Chronicles 28：19.

[61]For the arguments, see Jacobovits, op. cit.，292—

294.

[62]Encyclopaedia Judaica, XV 994.

[63 ]Such as Richard Harwood, Did Six Million Really

Die? （ New York 1974 ） and Arthur Butz, The Hoax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1977）.

[64]For the charges see Moshe Pearlman, The Capture and

Trial of Adolf Eichmann（London 1963），appendix 633—643.

[65]Ibid.，85.

[66]Ibid.，627.

[67 ]Hanoch Smith ， ‘Israeli Reflections on the

Holocaust’，Public Opinion（December—January 1984）.

[68]Quoted in John C. Merkle, The Genesis of Faith：The

Depth Theology of Abraham Joshua Herschel（New York 1985），

11.

[69]Cohen, op. cit.，6—7.

[70 ]See the useful map ，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1984’，in Howard Sachar, Diaspora（New York 1985），485—486.

[71 ]H. S.Kehimkan, History of the Bene Israel of

India（Tel Aviv 1937）.

[72]For Indian Jews see Schifra Strizower, The Children

of Israel：The Bene Israel of Bombay（Oxford 1971）and Exotic

Jewish Communities（London 1962）.

[73]Quoted in Encyclopaedia Judaica, ix 1138—1139.

[74]P. Lévy, Les Noms des Isra lites en France（Paris 1960），75—76.

[75]Quoted in P. Girard, Les Juifs de France de 1789 à 1860（Paris 1976），172.

[76 ]Domenique Schnapper, Jewish Institutions in France（trans.，Chicago 1982），167，note 22.

[77]Irving Kristol，‘The Political Dilemma of America Jews’，Commentary（July 1984）；Milton Himmelfarb，‘Another Look at the Jewish Vote’，Commentary（December 1985）.

[78]D. M.Schreuder, The Scramble for Southern Africa，

1877—1895 （ Oxford 1980 ） ， 181ff.；Freda Troup, South Africa：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London 1972），153ff.

[79 ]For the Jewish pioneers see Geoffrey Wheatcroft, The Randlords：The Men WhoMade South Africa（London 1985），51ff.，202ff.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see Theodore Gregory, Ernest Oppenheimer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Africa（New York 1977）.

[80]Quoted in Wheatcroft, op. cit.，205 footnote.

[81]J. A.Hobson, The War in South Africa：Its Cause and Effects（London 1900），esp.part II, ch.1，‘For Whom Are We Fighting?’

[82]J. A.Hobson, Imperialism：A Study（London 1902），64.
[83]R. K.Karanjia, Arab Dawn（Bombay 1958）；quoted in 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 ， 177.See Y.Harkabi’s important compilation, Arab Attitudes to Israel（Jerusalem 1976）.
[84]For instance The Palestine Problem（1964）published by the Jordan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a handbook under a similar title put out by the Indoctrination Directorate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rmed Forces.
[85]Encyclopaedia Judaica, iii 138，147.
[86 ]D. F.Green （ ed. ） ， Arab Thelogians on Jews and Israel（3rd edn, Geneva 1976），92—93.
[87]Wistrich, Hitler’s Apocalypse，181.
[88]Leon Roth, Judaism：A Portrait（London 1960）.
[89]Joshua 1：9.

[1]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犹太人，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英国保守党领袖，两度出任英国首相，他还是一位小说家。
[2]中伦敦的一个地区。
[3]18—19世纪拥护波旁家族奥尔良支系的君主立宪主义分子。
[4]1867—1914年土耳其政府苏丹授予埃及执政者的称号。
[5]1809—1898年，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4次出任英国首相。
[6]罗马天主教行乞修士方济各修会的3个独立分支之一。
[7]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译者注

[8]天主教修会。1534年由圣罗耀拉在巴黎大学创立。——译者注

[9]当时的德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波兰，现称弗罗茨瓦夫。——译者注

[10]1772—1829年，德国作家。——译者注

[11]《圣经》中提到的腓尼基等地的神灵，信徒以焚化儿童向其献祭。——译者注

[12]俄国民意党是俄国民粹派的秘密组织，于1879年8月从土地和自由社中分裂而来。——译者注

[13]指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两兄弟，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著名的政治家。——译者注

[14]坚信礼（Confrmation），一种基督教仪式。根据基督教教义，孩子在一个月时受洗礼，13岁时受坚信礼。
[15]古希腊神话里的海神，善语言，能随心所欲改变自己的面貌。——译者注
[16]赫茨尔于20世纪初成立的一个财政机构，旨在在巴勒斯坦地区推广犹太复国主义。——译者注
[17]阿莱维的《犹太女》（1835）创造了新的法国歌剧形式。女儿吉纳维芙嫁给他的得意门生乔治·比才，后来成为著名的沙龙女主人。他的侄子卢多维克·阿莱维是法国最红歌剧、比才的《卡门》的剧本作者。他的侄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利·阿莱维。参见米尔娜·切斯的《埃利·阿莱维：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哥伦比亚，1980）。——原注

[18]犹太人服务组织，1843年成立于纽约市，在世界许多国家设有男、女及青年分支组织。
[19]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1977年至1983年任以色列总理。
[20]莫里斯·德·希尔施（1831—1896），德国犹太金融家和慈善家，犹太垦殖协会的创建者。
[21]马可尼丑闻，发生于1912年的英国政坛丑闻（文中1911年疑为作者笔误），政府多名高官被指控以不正当方式利用政府关于马可尼公司的意向信息谋取利益。
[22]简单来说就是渐进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一支。
[23]出自苏格兰解剖学家、动物学家、人种学者和医生罗伯特·诺克斯的《人种论》。
[24]Aliyah，通常译为阿利亚，原意为“上行”“登阶”，指当一个人愿意成为犹太人时，他会被邀请登上讲经台读经文。后来演变为“回归以色列”的意思。自1880年代起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共有五波阿利亚运动。
[25]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十月革命直接领导人。——译者注

[26]古代波斯的距离单位。——译者注
[27]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戏剧家和冒险家。——译者注
[28]土耳其和某些近东国家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译者注
[29]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1882—1965），美国著名法学家，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译者注
[30]查尔斯·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译者注
[31]让·饶勒斯（1859—1914），法国社会主义领导人。——译者注
[32]麦迪逊·格兰特（1865—1937），美国律师，主要以作为优生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工作而闻名。
[33]爱迪生发明的活动电影摄影机可装上胶片，供一人观赏，因此摄影机与放映机实为一体。——译者注
[34]阿尔·卡彭（1899—1947），20世纪20—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黑手党老大，绰号“疤脸”，1925—1931年掌权芝加哥黑手党，使其成为最成功的犯罪集团。
[35]达蒙·鲁尼恩（1884—1946），美国记者及短篇小说家。
[36]托马斯·E.杜威（1902—1971），美国政治家，1943年到1955年担任纽约州州长，1944年和1948年两度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参选美国总统。
[37]弗里茨·斯特恩（1926—2016），出生在德国的美国历史学家。
[38]1920年，德国兄弟会在艾泽纳赫召开大会，把他们的种族排斥扩展至所有嫁给犹太人或有色人种的成员。
[39]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德国犹太实业家、作家和政治家，魏玛共和国外长。——译者注
[40]指1918年至1933年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及纳粹党上台执政后结束。由于这段时间施行的宪法是在魏玛召开的国民议会上通过的，因而得名。
[41]保罗·冯·兴登堡（1847—1934），德国陆军元帅、政治家、军事家，从1925年起担任德国总统，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政府总理。
[42]乔治·格罗斯（1893—1959），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新客观现实派的代表人物。
[43]纳粹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西部建立的傀儡政权。——译者注

[44]拉丁人和萨宾人同为古罗马文明的创建者。两大部族曾冲突不断，相传有一次拉丁人劫掠了大批萨宾妇女为妻，于是萨宾人进攻罗马进行报复，已为人妻母的萨宾妇女苦劝丈夫与父兄和好，最终促成两个部族的融合。——译者注

[45]詹姆斯·阿吉（1909—1955），美国小说家、记者、诗人、编剧和电影评论家。
[46]伊夫林·沃（1903—1966），英国小说、传记和游记作家，多产的记者和书籍评论家。
[47]埃及的旧称。

术语

哈加达（Aggadah）：相对于法典本身（哈拉哈），指犹太法典《塔木德》中的非法典部分及米德拉西、轶事、民俗故事、传说，等等。
阿利亚（Aliyah）：“升起”；移居以色列；被召唤至犹太会堂读经文。
当地人（Am Ha-arez）：字面意思“此地的民”；意为“当地人”，有时含贬义，表示无知；大众；所有民众。
阿摩拉（Amoraim）：3世纪至6世纪编集《革马拉》的犹太学者。

阿什克纳齐（Ashkenazi）：德系犹太人；西欧、中欧和东欧犹太人，与塞法迪犹太人相对应。

圣名拉比（Ba’al shem）：“主的圣名”；懂得如何使用“圣名”力量的喀巴拉学者；学者，通常是哈西德派教徒。

“ 小” （ Bar ） ： 人名中“ 儿子” （ 阿拉姆语） 的意思，与“Ben”（希伯来语）同义。

受戒礼（Bar-mitzvah）：年满13岁的犹太男孩儿成年的受戒礼。

拉比法庭（Bet din）：犹太教法庭。

科恩（Cohen）：犹太祭司或亚伦后裔。

保守犹太教（Conservative Judaism）：用来指在修改摩西律法以适应现代需要的同时规避犹太教改革派大规模变革的美国犹太教派。

改宗者（Conversos）：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词语，指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及其后裔。

法官（Dayyan）：拉比法庭的法官。

流散犹太人（Diaspora）：离散和居住在以色列地以外的犹太人的总称。

以色列地（Erez Israel）：以色列的土地；应许之地；巴勒斯坦。

犹太宗主（Exilarch）：巴比伦王国的犹太人世俗首领。

加路特（Galut）：流亡者；流亡群体。

加昂（Gaon）：巴比伦学术团体的负责人。

革马拉（Gemara）：阿摩拉的法则等，对《密西拿》加以补充，成为《塔木德》的一部分。

犹太会堂贮藏室（Genizah）：宗教文献的保存地点；通常指代福斯塔特（开罗老城区）的那座犹太会堂贮藏室。

离婚文（Get）：犹太人的休书。

魔像（Golem）：被魔法赋予生命的傀儡。

哈加纳（Haganah）：英国统治时期的犹太防卫军队，后成为以色列军队的组建基础。

哈拉哈（Halakhah）：相对于哈加达，拉比教义被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塔木德》中涉及律法的部分。

光明节（Hanukkah）：纪念马加比家族战胜希腊异教徒的节日。

哈西德派教徒（Hasidim）：犹太教虔敬派教徒，具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通常居住于东欧。

哈斯卡拉运动（Haskalah）：18世纪欧洲的犹太启蒙运动。其信徒被称为“马斯基尔”。

领唱者（Hazzan）：礼拜仪式中带领祈祷的人。

宗教学校（Heder或cheder）：犹太宗教学校。

绝罚（Herem）：开除教籍。

总工会（Histadrut）：以色列工会。

伊尔贡（Irgun）：1931—1949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期间的地下军事派别。

喀巴拉（Kabbalah）：犹太神秘主义。“实用性喀巴拉”是一种魔法。

《圣经》派信徒（Karaite）：18世纪的犹太教派成员，拒绝口头律法和《圣经》之后的拉比教义，只坚信《圣经》。

婚约（Ketubbah）：犹太婚约。

基布兹（Kibbutz）：犹太人定居点，通常是农场，产权共有。

祁福式（Kiddush）：在安息日或节日宴席前夕，用葡萄酒祈福。

国会（Knesset）：以色列国会。

洁食（Kosher）：符合犹太饮食教规（kashrut）的食品。

夫兄弟婚（Levirate marriage）：没有子女的寡妇必须转嫁给亡夫的兄弟（《申命记》25：5）。

大传教士（Maggid）：广受欢迎的哈西德派传教士。

马拉诺人（Marranos）：秘密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起源于被迫改宗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

马斯基尔（Maskil）：犹太启蒙运动或哈斯卡拉运动的成员。

马所拉（Masoretic）：根据《圣经》公认的拼写和发音传统写成的文本。

枝形大烛台（Menorah）：圣殿中使用的七扦枝大烛台；光明节使用的八扦枝大烛台。

门柱圣卷（Mezuzah）：犹太家庭挂于门柱上的《托拉》经文。

米德拉西（Midrash）：讲解《圣经》的布道书。

法定人数（Minyan）：犹太教祈祷会的法定人数，为10个成年犹太人。

密西拿（Mishnah）：根据犹太口传律法编写的法典。

穆汉（Mohel）：割礼执行人。

莫沙夫（Moshav）：以色列小佃农的居民合作点。

纳吉德（Nagid）：中世纪时犹太社会的首领。

拿西（Nasi）：犹太教公会的大法官；犹太王子；犹太人族长希勒尔的后裔。

口传律法（Oral Law）：相对于成典的《托拉》或《圣经》，最早的书面形式见于《密西拿》。

犹太教正统派（Orhodox Judaism）：严格遵守律法的传统犹太教。

犹太区（Pale）：沙皇俄国时期划给犹太人供他们永久居住的25个省。

帕尔玛（Palmah）：哈加纳卫军中的全日制部队。

帕那斯（Parnas）：犹太会堂的主要官员，或指经选举产生的平民领袖。

辩经（Pilpul）：有关《塔木德》的辩论，常常很较真。

皮尤（Piyyut）：用希伯来语写的祈祷诗。

普林节（Purim）：犹太节日，纪念以斯帖皇后拯救波斯犹太人脱离危难。

拉比（Rabbi）：意为“老师”，指宗教导师。

犹太教改革派（Reform Judaism）：犹太教中主张改革律法以适应现代需要的一派。

释疑解答（Responsum）：有关律法问题的解答。

修正派（Revisionist）：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脱离出来的一个派别，由亚博京斯基领导。

岁首节（Rosh Ha-Shanah）：犹太人的新年。
犹太教公会（Sanhedrin）：第二犹太共和国时期由宗教学者组成的最高法院。
乞丐（Schnorrer）：职业乞讨者。
安息日（Shabbat）：犹太节日，从星期五黄昏开始至星期六天黑。
沙巴泰门徒（Shabbetean）：假弥赛亚沙巴泰·泽维的门徒。
职业媒人（ Shadchan ） ： 婚姻牵线人， 其促成的婚配称“shidduch”。
司事（Shammos）：犹太会堂的司事。
假发（Sheitl）：正统犹太教女子在公众场合戴的假发。
舍金纳（Shekhinah）：原意为“居留”，指上帝的临在。
施玛篇（Shema）：犹太教徒申述信仰的祷文。
外族姑娘（Shiksa）：犹太人对非犹太族的年轻姑娘的称呼。
羊角号（Shofar）：礼拜仪式上使用的号角。
屠宰员（Shohet）：宗教仪式上屠宰牲口的人。
犹太小镇（Shtetl）：位于东欧的犹太小镇。
舒尔汉·阿路赫（Shulhan Arukh）：由约瑟夫·卡罗编纂的著名犹太法典。
西都尔（Siddur）：犹太教所用的祈祷书。
住棚节（Sukkot）：犹太节日，纪念犹太人出埃及时的流浪生活。
披巾（Tallit）：犹太教男子晨祷时用的披巾。
坦拿（Tannaim）：对犹太教口传律法集《密西拿》编注者的称呼。
塔古姆（Targum）：希伯来圣经的阿拉姆文译本。
经文护符匣（Tefllin）：犹太教徒祈祷时系在手臂或前额上的小匣子。
托拉（Torah）：《摩西五经》；犹太律法和教义的总称。
托塞夫塔（Tosefta）：编撰者对《密西拿》的讲解集。
犹太神学院（Yeshivah）：培养拉比的犹太高等学校，其院长称“rosh yeshivah”。
伊休夫（Yishuv）：定居点；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社区。
赎罪日（Yom Kippur）：犹太人的赎罪日。
圣贤（Zaddik）：哈西德派的领袖或圣人。
佐哈尔（Zohar）：又译《光明篇》，犹太教喀巴拉密教文献，是对《摩西五经》的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