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58b

№11667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1958年7月31日)

№2041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1958年8月1日)

№20420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1958年8月2日)

№20392 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与中国的交涉(1958年8月2日)

№11668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1958年8月3日)

№1382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1958年8月4日)

№218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赫鲁晓夫关于北京之行的报告(1958年8月4日)

№204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1958年8月4日)

№09879 别尔乌辛与王国权会谈纪要：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情况(1958年8月5日)

№20414 安东诺夫与米利切维奇会谈纪要：对中苏领导人会见的看法(1958年8月5日)

№09891 安东诺夫的备忘录：曾涌泉通报中国对召开联大紧急会议的立场(1958年8月8日)

№2522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临时代办函：请求派遣军事专家组(1958年8月16日)

№09878 苏达利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为苏联学者的错误行为道歉(1958年8月26日)

№20679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为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所做准备(1958年8月29日)

№24945 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中国的巡回演出(1958年9月)

№20680 佩利申科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1958年9月3日)

№20393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针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对策(1958年9月4日)

№20394 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1958年9月5日)

№25971 奥托·迈耶尔的公开信：关于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1958年9月5日)

№09876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1958年9月6日)

№25227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关于台海危机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信(1958年9月8日)

№2062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1958年9月9日)

№20395 科托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9月10日)

№08827 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1958年9月11日)

№13734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中美华沙谈判通报事宜(1958年9月11日)

№20624-1 东德、苏联等国外交使团会议：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3日)

№20415 苏达利科夫与章汉夫会谈纪要：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1958年9月15日)

№20624-2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外交使团参观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7—19日)

№20396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1958年9月18日)

№25228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谈话纪要：递交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函(1958年9月18日)

№13735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1958年9月19日)

№20397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台湾地区局势(1958年9月21日)

№20398 安东诺夫与荷兰和阿富汗驻华大使谈话纪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1958年9月23日)

№1382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批评莫洛托夫对中国发表的言论(1958年9月25日)

№20624-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立场(1958年9月26日)

№1382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10300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苏联愿为中国提供核保护(1958年9月27日)

№20399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1958年9月27日)

№218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20624-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1958年9月28日)

№20400 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20401 安东诺夫与威尔逊会谈纪要：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式(1958年10月3日)

№20625-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1958年10月4日)

№2062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援助(1958年10月5日)

№20402 波波夫与龚金谈话纪要：交换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1958年10月7日)

№11428 一名中国工人的信：学习苏联英雄古丽娅(1958年10月9日)

№11780 丘拉耶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请求成立苏中友协布里亚特分会(1958年10月10日)

№20403 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20404 苏达利科夫与刘亚楼的谈话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20405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通报提前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及原因(1958年10月20日)

№20406 库德里亚绍夫与李涛会谈纪要：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培养体制(1958年10月20日)

№24093 茹科夫与沈雁冰会谈纪要：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10月20日)

№20407 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1958年10月21日)

№20408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1958年10月22日)

№20410 苏达利科夫与钱三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58年10月27日)

№138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8年10月30日)

№20411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中国对美国和加入联合国的政策(1958年11月10日)

№20412 苏达利科夫与张致祥会谈纪要：是否邀请南代表参加电影工作会议(1958年11月12日)

№24962 伊万年科与孟英会谈纪要：中蒙贸易的摩擦和困难(1958年11月15日)

№20413 多巴申的报告：关于搜捕阿勒泰地区匪帮问题(1958年11月19日)

№26373 尤金与陈毅会谈纪要：中方要求继续两国边境军区的谈判(1958年11月30日)
№24963 列夫金与孟英会谈纪要：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变动(1958年12月5日)
№09875 莫洛托夫与谢甫生谈话纪要：通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1958年12月16日)
№20693 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加强苏联对朝贸易(1958年12月24日)
№20694 托尔宾科夫与朴吉渊会谈纪要：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多有不便(1958年12月25日)
№20695 佩利申科与朴成哲会谈纪要：毛泽东允诺将访问朝鲜(1958年12月29日)
№25232 库兹涅佐夫接见刘晓谈话纪要：通报米高扬访美计划(1958年12月31日)

№11667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1958年7月31日)

赫鲁晓夫同毛泽东的第一次会谈

1958年7月31日，怀仁堂

参加会谈的苏方人员：波诺马廖夫。 [24]

参加会谈的中方人员：邓小平。

赫鲁晓夫转达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成员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表示感谢。他说，两党领导层的有效合作，有助于国际问题的解决。

赫鲁晓夫表示赞同。

毛泽东：不必预测太长的时间，可以讲，我们的合作能够持续1万年。

赫鲁晓夫：就这种情况而言，我们可以合作9999年，以便同意在下一个1万年再进行合作。

毛泽东：然而，我们还有某些意见分歧。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这种分歧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存在。假如我们用十个指头来比较，我们之间的合作是九个指头，分歧只是一个指头。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毛泽东：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解决，我们之间的合作会继续下去，因此可以签订一个1万年的协议。毛泽东建议会谈转到共同关心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们接到尤金同您会谈的报告。根据报告判断，其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因此我希望同您谈一谈，这样一切都会得到澄清。

毛泽东：好的。

赫鲁晓夫：根据同您的大使进行会谈的记录，我将不详细讲述我们看法相同的那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际局势的问题、对中东事件的评价问题以及南斯拉夫问题。我们也同意您的说法，即我们之间不存在产生不同观点的问题。对贵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我们非常高兴。我想，对我们取得成就，你们也同样感到高兴。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我将谈到我们双方突然出现的问题，那就是有关建立海军的问题。您说您一夜没有睡觉，当我收到这个消息后，我也一夜没有合眼。

毛泽东：我感到惊讶，因此没睡着觉。

赫鲁晓夫：这件事在任何时候与其他人都无关系，首先这件事与我有关，因为主要是我和尤金谈的这件事，然后苏共中央主席团给他下了指示。我们没有人有您和您的同志们所产生的那种理解。对共同舰队的想法，我们简直是一无所知。您了解我的观点，当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我就反对合营。在菠萝罐头工厂的所有权问题上，我就反对他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我现在强调这一点，即斯大林像驴子一样的愚蠢行为，是因为斯大林并非愚蠢到不能理解这一点。然而，那是他头脑硬化的开始。

毛泽东：我也经常引用这些例子，我一直说，是赫鲁晓夫取消了这个权力。

赫鲁晓夫：我是政治局中直言不讳地向斯大林讲不要就特许权问题向毛泽东发电报的成员之一，因为作为原则问题，那样做是错误的。当时还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我现在已经同他们分道扬镳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也不支持斯大林的这个建议。在斯大林去世后，我们立即提出取消合作社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所有地方都没有任何形式的这种东西了。

毛泽东：过去还有两个半殖民地——新疆和东北。

赫鲁晓夫：那里不正常的状况也消除了。

毛泽东：按照中苏协议，那里还禁止第三国的公民居住。您也清除了这些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是的。因为它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相矛盾。

毛泽东：我完全同意。

赫鲁晓夫：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芬兰，我们也取消了军事基地。

毛泽东：旅顺口的基地也是您取消的。

赫鲁晓夫：不可能有其他做法。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样做尤为正确。甚至在资本主义国家，特权也只能带来损害。我们取消了在奥地利的合营公司，我们把它们卖给了奥地利政府。这一做法取得了成效。否则，那里将一直会有同奥地利政府产生不断冲突的根源。当我们接待奥地利代表团时，我们举行了友好的会谈。在早些时候，我们还不可能举行这样的会谈。我们同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一事实，对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有利的。

我们的方针极为明确。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在我们的条约中不存在损毁我们之间的关系，或包含侵犯我们援助的独立国家的单独条款。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就在于此。由于我们向前殖民地提供援助而不强加政治条件，我们就赢得了这些国家的人心。已经向叙利亚、埃及、印度、阿富汗和其他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援助。最近我们同意与阿根廷签订协议。这将影响拉美人民的思想，特别是阿根廷人民的思想。我们同意向他们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石油工业设备。我们这一行动是针对美国的，这样南美洲就不会感到必须完全依赖美国，他们能够找到出路。

毛泽东：做得对。

赫鲁晓夫：你们怎么能认为，我们可能会用您同尤金会谈时所讲的那种方式对待你们？(开玩笑地)现在我要发起一场进攻了。

毛泽东：联合舰队是怎么回事？那么请解释一下。

赫鲁晓夫：谈这个问题使我感到不愉快，因为大使不在场。我给他指示，同他单独谈话，然后又在苏共中央主席团谈这个问题。当我同他谈话时，我担心他误解我的意思，我就问他：“你清楚这个问题了？”他说：“清楚了。”但是在我看来，他没有告诉您我对他讲的核心的东西。

毛泽东：原来如此!

赫鲁晓夫：我是这样看的，他对问题的理解太远了，如同月亮离地球一样遥远。这是一个专业性的问题，同尤金没有关系。

有关建立舰队的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没有最终做出决定。我们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就一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让库兹涅佐夫 [25] 海军元帅退休，让他退出现役，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他的海军建设10年计划，那么我们将既没有军舰，也没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接到周恩来同志要求商谈援建海军的信件时，我们感到难以回答的原因。

毛泽东询问有关这一计划的费用问题。

赫鲁晓夫做了回答。

有人建议我们建造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其他大型舰艇。一艘航空母舰的造价非常昂贵，而建造港口以及舰队停泊的地点也同样花费很多。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否决了。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按照军事技术已经变化的形势，我们非常容易受到来自海军学说的批评。

1956年，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召开了一次海军会议，伏罗希洛夫、米高扬、马林科夫、朱可夫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海军呈送了一份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的报告。听了这个报告后，真想用扫帚把他们都扫地出门，不仅是赶出海军，而且是赶出军队。

您可能还记得，当1954年10月我们从你们这里返回的时候，我们通过旅顺口绕道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到共青城。我们乘一艘巡洋舰进行航行，途中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演习。库兹涅佐夫元帅陪同我们。在演习中，我们的潜水艇和鱼雷艇攻击巡洋舰。鱼雷艇上没有一颗鱼雷击中巡洋舰。潜水艇只有一个击中目标。我们想，假如海军处于这样的备战状态，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不能依靠自己的海军力量。这是我们采取审慎态度的起因。演习之后，我们命令库兹涅佐夫起草一份报告，并准备一个计划。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他的计划没有被接受。他变得愤慨和无理起来，责问：“什么时候中央才能对海军采取正确的立场？”将库兹涅佐夫赶出海军的那个时候我们之间已经确立了正确的关系。

在斯大林时期，我们建造了许多巡洋舰。我在伦敦访问时甚至建议艾登买一艘巡洋舰。现在人们对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海军感到迷惑不解。您回想一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什么大规模的海战吗？没有。海军不是无所作为就是被毁灭。美国和日本都是最强大的海军国家。日本是靠飞机给美国带来沉重打击的，美国同样是在飞机的帮助下击败了日本海军的。

问题是应该把钱投向什么地方。

当我们接到你们的信件时，我们开始考虑派军事人员到中国去；然而他们在海军建设方面还没有一致的观点。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三次了，最近一次决定给他们一个月的期限，让其呈交建议。在目前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海军？我们停止建造巡洋舰。炮塔已经建造完毕，但还是把他们扔进熔化炉。他们所含的金子还有价值。我们还有几艘在船坞建造的巡洋舰。在我们的总参谋部里分成两派：一些人说，将它们扔掉；其他一些人说，我们应当建成它们，然后停止建造。在我回去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将不得不做出决定。海军人士也分为两派。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停止建造，钱就白白花掉；完成他们，将需要更多的开支。在战争中将不需要这些军舰。在去度假之前，马利诺夫斯基请求审议这个问题。在国防军事委员会上，我表示反对完成建造这些巡洋舰，但态度并不坚决。马利诺夫斯基劝我，我决定支持他。我们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会上，许多著名的元帅和将军明确表示反对停止建造。当时我们决定推迟对这一问题的表决，直到马利诺夫斯基休假回来，再次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到时我们将决定把它们扔进熔化炉。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军界将如何对你们解释呢？因而，我们对自己讲，我们必须同中国的负责同志一起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依靠军方，因为他们自己都缺乏明确的观点。我们想同你们一起讨论，在海军建设方面我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例如，今天我不能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什么观点，或海军司令部司令有什么观点。如果我们派他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那就不能说他所表达的观点是我们的，还是他自己的。因此，我们想同周恩来同志和彭德怀同志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同军人和文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不想强加我们的观点，将来也不会；在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海军这个问题上，你们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也是处于探索阶段。

由于火箭的存在，现在谁还需要火力有限的巡洋舰啊。我在伦敦时告诉艾登，他们的巡洋舰只不过是漂浮的钢铁棺材。

海军建设的问题非常复杂。军方会问：那么美国为什么继续建造海军？我相信从美国人的观点来看，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美国地处美洲，它准备在欧洲或亚洲发动战争。他们需要海军进行运输和支援。否则他们就应该抛弃自己的政策，宣布门罗主义。

毛泽东转向邓小平，向他要同尤金会谈的记录。邓小平将会谈纪录递给毛泽东。

赫鲁晓夫：这就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情况。因此，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同尤金谈的，指示他告诉您这个情况。我问他一切问题是否清楚了，他的反应是肯定的。但他从来没有同海军打过交道，因此他不能准确地提出问题的关键。苏共中央过去从来没有打算，现在也不打算建立联合海军。

毛泽东(气愤地)：我没有听到你说啥。你当时在莫斯科。只有一个俄国人同我谈，那就是尤金。因此我问你：你说向我“发动一场进攻”的根据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并没有那样做。

毛泽东(发怒)：那谁应该受到攻击，毛泽东还是尤金？

赫鲁晓夫：是不是我长时间的解释使您感到厌烦？

毛泽东：一点也不。你还没谈最主要的事呢。

赫鲁晓夫：至于我提到的那些原因，我们需要与你们的同志共同讨论需要什么样的海军这一问题，讨论海军的技术以及实战应用。我的确同尤金说过，毛泽东同志赞同我们协调行动，以防止战争。在1954年我们访问期间和您1957年在莫斯科期间，您都谈过这件事。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件事上采取过任何行动。因此，我指示尤金说明情况。对我们显而易见的是，应当建造潜艇和鱼雷艇，不是携带海基导弹，而是携带海空导弹，因为潜艇舰队的主要任务不是同敌人的海上舰队进行战斗，而是要摧毁它的港口和工业中心。我同尤金谈话就是根据这个思路。撤销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是不错的，我们不需要他们在那里；如果要在这些地区建造一些东西，那就应该建造规模中等的潜艇。既然是这样，我们应当在哪里建呢？在摩尔曼斯克地区，从那里不易突破美国的防线。在英格兰和冰岛，他们可以采取措施中途拦截我们。符拉迪沃斯托克比较好，那里有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的掩护，但敌人也可以在那里监视我们潜艇的活动，打击我们。我对尤金说，中国有漫长的海岸，广阔的海疆，从那里易于同美国进行潜艇战。因此，同中国讨论如何利用这种可能性是有益的。更为特殊的是，在许多大河中的一条(黄河或其他河流)，我们需要一个工厂生产较大批量的潜艇。我们相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去建立联合工厂或共同舰队。我们不需要类似于这样的任何东西。

毛泽东：尤金不止一次地讲到要建立共同舰队，他说黑海和波罗的海没有出海口，从摩尔曼斯克指挥海军不方便，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出路被日本封锁等等。他还指出，中国海岸线非常漫长。按照尤金的说法，由苏联来生产核潜艇。他的谈话归结起来就是，要建立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建造了自己的舰队，也可以使用它。这是一件可怕的武器。有一点可以肯定，使用它是困难的，但对敌人来说也不轻松。总的来说，战争本身就是一件困难的事。

毛泽东：我问尤金，谁将拥有这支舰队，中国人，苏联或者是共同拥有？我还强调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人需要把这支舰队作为自己的财富，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权都是不可能的。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将向苏联提供一切。但是，尤金坚持舰队应该是共同的舰队。在第三次会谈中，刘少奇同志和我们的其他同志会见尤金。尤金在这一次会谈中重复了他先前讲过的话。我们的同志都反对共同舰队。他改变了方案，不谈“共同舰队”，开始谈“联合建造”。我们的同志同样批评这种说法，并说我们把联合建造视为共同拥有舰队。然后尤金开始谈论“共同努力”建造舰队。

赫鲁晓夫：这是我的过错，我不应该指示尤金来管这件事，来向您通报。但是我们没有想就这个问题给您写封信，我们想口头上告诉您。

毛泽东：我们是这样理解他的意思的，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援助，那么就必须建立一支首先对付美国的共同舰队。我们感到，赫鲁晓夫想，加上我们的同志也想，解决有关联合建设海军的问题，还想把越南也拉进来。

赫鲁晓夫：我说过，将来战争爆发时，我们需要广泛利用包括越南在内的海岸。

毛泽东：我也已经说过，假如战争爆发，苏联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俄国水兵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港口行动。

赫鲁晓夫：我不会说“俄国水兵”。如果战争爆发，共同努力是必需的。也许中国水兵要行动起来，也许需要联合努力。但是，关于什么领土问题或我们的基地问题，我没说过。

毛泽东：比如，如果在一支舰队中有100艘舰只，你我各自拥有的比例是多少？

赫鲁晓夫：舰队不能两个国家所有。舰队要有人指挥。当两个国家指挥时，就不可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那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您可以不同意我们的观点，我们会加以考虑，您可能说，我们反对这一点。如果你们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们同样会反对的。

毛泽东：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赫鲁晓夫：本来就没有乌云。

毛泽东：但是我们一晚上都没有睡觉。结果，想睡觉也是徒劳的。

赫鲁晓夫：毛泽东同志怎么能够想象我们可能会强加这件事，完全背离党的原则？

毛泽东：我甚至告诉我的同志们，从原则的角度来说，我也不能理解这一建议，也许其中有误会。您取消了斯大林强加的错误的东西。我个人和其他一些同志怀疑，也许这个建议是苏联海军司令部的某个人提出的。您的顾问4次建议我们发电报请求援建舰队。他保证这种请求将会得到积极的答复。

赫鲁晓夫：应该扔掉这样的顾问。

毛泽东：顾问们没有提共同舰队的事。

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他们是不对的。他们的职责就是让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才提出。

毛泽东：顾问们建议向苏联提出帮助。在此之后，周恩来提出请求，我们想，是带有火箭发射器的舰队。

赫鲁晓夫：没有指示尤金提出这种建议，只是指示他传达一个提议，共同讨论建造潜艇舰队的问题。我们怎么能指示尤金进行建造潜艇舰队的谈判？在党务上我们了解和信任尤金，但在核潜艇谈判的问题上，他是难以胜任的。

毛泽东：他说，我们应该派代表参加共同建立海军的谈判。我请他通报，我们不能进行这种谈判。

赫鲁晓夫：他基本上想做正确的阐述，但是他肯定误解了我们的指示，做了不正确的说明，结果使我们发现，彼此处在错误的相互关系上。

毛泽东：但是尤金说得很明确。当时安东诺夫也在场。现在是刺痛了谁的自尊心？

赫鲁晓夫：在我看来，是刺痛了您的自尊心。

毛泽东：那就是我睡不着觉的原因。

赫鲁晓夫：同样也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你们怎么会误解我们的政策呢？

毛泽东：您的代表做出这样的阐述。我告诉他，我不同意这种提议，不会接受。我说：“你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战争，我将在陆地进行游击战。”

邓小平：问题起因于对中国和苏联海岸线的分析。尤金说中国有很好的海岸线，而苏联的海岸不好，因此需要共同舰队。然后毛主席就说，这是不是合作社？

毛泽东：合作社就包括两部分。

赫鲁晓夫：一切都非常清楚了。我讲一讲我的看法。我相信，中国同志将会更加尊敬我们。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团结起来。我们不会侵犯中国的主权，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态度。我相信你们同样遵循这一原则。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再担心了。

另外一个方案是——共同舰队。如果没有共同舰队，那就没有援助。

赫鲁晓夫：尤金这样说的么？

毛泽东：没有，他没有这样说。我是在转述他话的意思。

赫鲁晓夫：那是您的推断了!

毛泽东：那么第三个方案就是我们撤回请求，因为第二个方案不适合我们。即使一万年没有核潜艇舰队，我们也不会同意建立共同舰队的。没有它，我们也能活。

赫鲁晓夫：您在信中并未提到核潜艇舰队的事。

毛泽东：是的，我们是没有提。我们提出建立载有核武器的舰队的问题了。尤金谈到了核潜艇。

赫鲁晓夫：因此，我说，应该讨论建立什么样的舰队的问题。谁给您提出的建议，是戈尔什科夫 [26] 吗？我不能肯定他给我们提出了正确的建议。当他给您提出建议时，您将认为那是我们的建议。然后您将会弄清楚，并且说，他们提出的建议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建造大规模的舰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谈到鱼雷快艇和携带导弹装置的潜艇。这是我们在信中说的。

第二个问题是在中国建设长波电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想谈完海军的事情，再谈电台的事。我认为，尤金对给其下达的这部分指示进行了不正确的说明。显然，他没有准确地表达这一问题并且说出了自己错误的理解。

毛泽东：但是当时有七八个人在场。我当时说那不是一种合作。当听说这一建议时，每个人都震惊得直喘气。因此，我一夜都没有睡觉。

赫鲁晓夫：我第二天晚上也没有睡着觉。我同意我也应该受到指责。是我提出倡议，我对尤金说明，他误解了我的意思，并作了错误的说明。尤金是个诚实的人，他非常崇敬中国和您本人。我们信任他，认为他不是有意曲解我们的意思的。他是苏共中央里的老实人，他为加深我们两国的友谊做了许多事情。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他错误地理解指示而产生误会的结果。我要说的是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我重复了两三遍，问他是不是一切都清楚了，因为我给他的指令，是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事情。我也给您带来了难以处理的问题。如果您发现问题已经超出了共产主义观点的界限，那么您就应该睡个好觉，告诉自己这是个误会，并试图重新澄清一下。(开玩笑地)您看，我在催促您了。

毛泽东：我说过，这也许是一场误会，我希望是误会。

赫鲁晓夫：您可以去睡觉了。

毛泽东：有好几次谈话都是讲共同舰队的，因此当时我发动了反击。现在您在反击我了。但是等一等，我还要再进攻您。

赫鲁晓夫：物理学中有一个定律，作用力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力。

毛泽东(执拗地)：我有我的道理。我当时就说过，我们可以给你们整个中国的海岸，但就是不同意搞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我们自己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上帝帮助我们来处理它。

毛泽东：这是第四个方案——给你们全部的海岸。第五个方案是——我习惯打游击战。

赫鲁晓夫：现在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想一想，如果我们放弃了整个海岸线，我们只有到内地去了。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那好，让我们就海岸线做个交易，但最好还由各自保留自己的海岸，我们对自己的比较熟悉。

毛泽东：我同意将一直到越南的海岸都给您。

赫鲁晓夫：那么我们应该邀请胡志明。否则的话，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会说，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合起来对付他。

毛泽东：按照第五个方案，旅大给你们，但是我们还有几个港口。

赫鲁晓夫：现在，您是否真的认为我们是红色帝国主义分子？

毛泽东：红色还是白色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什么关系。有一个人名叫斯大林，他占领了旅大，把新疆和东北变成了半殖民地，而且还建立了4个合营公司。这些都是他干的好事。

赫鲁晓夫：您了解我的观点。但是在旅大港的问题上，我认为斯大林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蒋介石当时还统治中国，苏联军队占据旅大港和东北是有利于你们的。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应当在人民中国取得胜利后，立即结束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好像是在1954年，当时我们提出从旅大撤军的问题，您表示出疑虑，认为此举是否明智，因为您认为苏军的存在是制约美国侵略行径的一个因素。我们请求您研究这个问题，您答应考虑。您经过考虑后同意我们的意见。

毛泽东：是的。

赫鲁晓夫：您当时说，政府中的一些民主人士提出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有利于中国。您讲过这件事吧？

毛泽东：是的。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斯大林在中国犯的错误不只如此，他还建立了两个半殖民地。

赫鲁晓夫：您过去为斯大林辩护，还批评我批判斯大林，而现在却颠倒过来了。

毛泽东：您在许多事情上批评斯大林。

赫鲁晓夫：我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也是这么讲的。

毛泽东：我过去经常说，有时也在莫斯科说，对斯大林错误的批评要公正合理。我们只是反对毫无界限地进行批评。我们认为对斯大林是要三七开。

赫鲁晓夫：我认为要多一些。

毛泽东：不对。关键是他的一生，他所取得的成就。

赫鲁晓夫：是的。要说斯大林的成就，我们也是他的一部分。

毛泽东：这就公正了。

赫鲁晓夫：斯大林过去是，将来还是斯大林。我们批评他，特别是由于他年老所产生的错误和争斗。但是，当铁托批评他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从现在开始20年以后，学校的孩子们只能在字典里查找谁是铁托，但是每个人都会知道斯大林的名字。字典里将会说，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他寻求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字典里也会说，斯大林是个战士，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但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毛泽东：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犯的主要错误，不是两个半殖民地的问题。

赫鲁晓夫：我知道。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能力，给蒋介石写了不少谦恭的信件，支持王明。

毛泽东：其他的事情更为重要。他的第一个错误导致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丢失了曾经拥有的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第二个错误是，当中国革命成熟的时候，他建议我们不要革命，并说，假如同蒋介石进行战争，就会有毁灭整个民族的危险。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一个民族并不能被毁灭。

毛泽东：但是斯大林的电报就是这样说的。因此我相信，两党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当我们的革命取得胜利后，斯大林怀疑它的性质，他认为中国是另外一个南斯拉夫。

赫鲁晓夫：是的，他可能会这样认为。

毛泽东：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他不想同我们签订友好条约，不想取消过去在国民党那里得到的好处。我记得费德林和科瓦廖夫向我传达斯大林的建议，让我到苏联各地走走。但是我告诉他，我只有三件事情去做：吃饭、睡觉、拉屎。我到莫斯科来不是仅仅给斯大林祝寿的。因此我说，如果你们不想签订友好条约，那也只好这样。我就完成我的三项任务。去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在一次谈话中，布尔加宁在场，我听说当时斯大林对我们进行窃听。

赫鲁晓夫：是的，是我对他们这样说的。他对我们也进行窃听，他还偷听他自己。一次我同他一起度假的时候，他承认他不相信自己。他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不相信自己。

毛泽东：建造什么样的舰队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们不会按照库兹涅佐夫元帅的计划来建造一支舰队。

赫鲁晓夫：在舰队问题上，我们自己还没拿定主意。

毛泽东：我们只是想在建造潜艇、鱼雷艇和小型水面舰艇时得到帮助。

赫鲁晓夫：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有一支携带导弹的强大的潜艇舰队，鱼雷艇不是携带鱼雷，而是携带导弹。

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在信中所请求的。

赫鲁晓夫：我们认为，需要的是装备导弹的驱逐舰；认为，应该按照以军事用途使用商船的观点来建造商船。我们正在建造几艘装备导弹的潜艇。我们认为，还应当建造可以携带导弹的护卫舰、扫雷艇。最为重要的是，要建造携带导弹的飞机。我认为，你们首先需要这个东西，这样您可以从空中有更远的射程。我们首先需要海上防卫。旅大港的岸炮群用处不大，它的能力受到严重的限制。需要的是海岸导弹发射架以及可携带导弹的飞机，或者是机动的海岸防卫。这是我们采取的建造舰队的方针。

毛泽东：这是一个正确的方针。

赫鲁晓夫：我认为，首先需要发展携带导弹的飞机，潜艇舰队比较昂贵。借助于可携带导弹的飞机，可以将敌人拒之于远离我们海岸线的地方。

毛泽东：完全正确。我们在莫斯科已经谈过。

赫鲁晓夫：飞机具有更大的潜能。我们准备给中国我们已经拥有的飞机。图16作为轰炸机已经失去其意义，但它们携带导弹进行海上战斗还是不错的。总的来说，执行轰炸任务的飞机也处在危机之中。军方一片混乱，因为对战斗机来说，已经出现了替代品——导弹。

毛泽东询问苏联、美国、英国导弹部队的情况以及它们的特性和类型。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这些问题给予回答。

赫鲁晓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使敌人害怕我们导弹的原因。我们给土耳其人写信说，只要用3—4枚导弹，土耳其就不复存在。10枚导弹足以扫平英格兰。在英国，他们进行辩论：一些人说，9枚导弹就可以摧毁英国；另外一些人说，不对，7—8枚就可以了。但没有人会怀疑，一旦爆发核战争，英国将会遭到毁灭。他们所争论的是需要多少枚导弹。当我们在苏伊士事件期间写信艾登和摩勒 [27] 时，他们立即停止了侵略。现在，由于我们拥有洲际导弹，我们同样可以卡住美国的咽喉。他们认为美国不在射程之内，但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因此，我们必须使用这些工具避免战争。现在我们可以挽救伊拉克了。

毛泽东：在我看来，美国和英国已经放弃进攻伊拉克了。

赫鲁晓夫：我认为75％是正确的。

毛泽东：大约是90％。

赫鲁晓夫：这是中国的方式。这里也是我们的“意见不一”。

毛泽东：他们害怕战争。

赫鲁晓夫：是的。他们非常害怕。特别是在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的革命激发了那里的人民，他们可能会重演伊拉克事件。

毛泽东：我们明天再讨论国际形势。我想海军的问题就解决了。

赫鲁晓夫：是的。双方不分胜负。

毛泽东：那就不存在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从来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毛泽东：但是有3个苏联同志谈过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这里有4位苏联同志，我们都说没有共同舰队。

毛泽东：我们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误会。

毛泽东：同意，把这一点记下来，不再谈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同意。把这一点写下来。过去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和将来也不会有问题。这是误解的结果，是尤金错误地说明问题的结果。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毛泽东：现在我不激动了。

赫鲁晓夫：我也是，让我们睡个好觉。

现在我想讲一下长波电台的问题。苏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做出决定。我国军方的同志说要有一个长波电台，这样，当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来指挥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我认为这些考虑是正确的。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同中国同志接触，以便建立这样的电台。如果中国同志同意我们通过贷款或其他一些方式参加电台的建造，那就更好了。这个电台是必需的。当你们拥有自己潜艇舰队时，我们和你们都需要它。问题是如何利用。我认为这个电台不能有两个主人。因此，我们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这样你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台同你们的潜艇舰队保持联系。不谈所有权的问题。它应该属于中国。我只是想在平等的基础上，就其使用问题达成一项协议。你们也可以利用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千岛群岛和北部海岸的电台。如果你们不反对，我想我们军方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反对，我们也不再坚持。

毛泽东：可以建造这个电台。它应当归中国所有，由中国政府投资，我们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不是共同使用，仅仅是部分利用。对我们来说，只是在战时情况下和平时训练时才用到它。

毛泽东：那么，我们就必须改变马利诺夫斯基在信中提出的方案。

赫鲁晓夫：我没有看到这封信，我们没有在中央讨论这件事。

毛泽东：这是另外一个合营。中国占有30％，苏联占有70％。我们给马利诺夫斯基答复的主要内容，就是刚才跟您说的那些。

赫鲁晓夫：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我不知道。显然，这是我们军方之间进行联系的结果，但这个联系结果并不成功。

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7月份的第二封来信，包含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条约草案。如果按第一封信中国还占30％，而在第二封信，整个所有权就都归苏联了。

赫鲁晓夫：我猜想，就我国军方而言，这是他们的好意。我们需要这个电台，但这是一个耗资不菲的计划。所以他们仅仅是想要进行帮助。但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政治和法律的一面。

毛泽东：我们以彭德怀的名义给予答复，在信中我们说，我们建造它，苏联可以使用。

赫鲁晓夫：军方告诉我，他们已经同中国同志达成了最后协议。

毛泽东：这里是全部的往来信件，您可以看。

赫鲁晓夫：我不必看了。如果这件事通过苏共中央，也许就不会允许出现这样愚蠢的行为，也许会由我们负担来建造，但是在苏共中央，我们没有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不希望我们出钱建造，那就算了吧。

毛泽东：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己建造这个电台，可以共同使用。您同意吧？

赫鲁晓夫：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它会耗费许多钱。不要拒绝援助，不要让友谊干扰了工作。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共同分担负担。我们可以为电台建造提供贷款。你们可以偿还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必偿还，因为你们也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建造这个电台不需要任何贷款是可以的。

赫鲁晓夫：那是错误的，你们现在不需要这个电台。

毛泽东：我们将来会需要的。

赫鲁晓夫：但是，首先是我们需要它。

邓小平：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建造，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也许是因为我们军方告诉我，中国人已经同意了，可是他们忽视了中文的细微差异。他们一直感到奇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整个协议似乎已经达成了。

毛泽东：我们同意自己建造，但是可以共同使用。

赫鲁晓夫：我认为贷款还是需要的，我们可以提供援助。

毛泽东：如果你们坚持援助，那我们就不建这个电台了。

赫鲁晓夫：现在谈谈米高扬。我们对您的说法感到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您同米高扬同志有着可能是最为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不应该怀疑他对中国有不忠实的行为，尽管有一些态度妨碍我们的友谊。他自己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事，我们也从未看到这类事情。他在你们党代会上的讲话，是经过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过的，当时并没有反对意见。我们建议他把讲话给您看，采纳您的评论和意见是应做的事情。1954年我在这里谈话的时候，我也是把我的讲话拿给您看，征求您的意见。

毛泽东：我们欢迎您的讲话，是因为它反映了平等的精神。米高扬同志的讲话也不是很坏，好的与不恰当的比例是9∶1。讲话的腔调有一些像是说教。会议的一些代表表示出不满，但是我们也是非常委婉地告诉米高扬同志这一点。当我们说，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延续的时候，这是一条毫无疑义的真理。但许多事情不能由中国人自己说。米高扬讲话中的有些东西，就类似于老子同儿子的关系。

赫鲁晓夫：我最近没有重新读这些讲话，但是我记得我告诉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讲国际问题。也许他没有这样做，但是米高扬作了一些解释，我也表示同意。如果其中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情况，不能只归咎于他。我们都忽视了这些问题。

现在谈谈在西柏坡期间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

毛泽东：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只是他的举止有些傲慢，好像他是一位监察官。

赫鲁晓夫：我感到惊讶。

毛泽东：我也是。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就像老子对儿子讲话。

赫鲁晓夫：对此，我很难解释。您如果告诉米高扬，他知道如何倾听，如何注意以及如何得出结论。

毛泽东：他是一位好同志，我们将邀请他到我们这来看看。

赫鲁晓夫：他现在正在度假。

毛泽东：我们欢迎他在任何时候到中国来。我们认为有必要告诉他，我们在他的讲话中找到了不恰当的东西。

赫鲁晓夫：他当时到中国来，是斯大林的指令。斯大林要求他每天都向他汇报，指示他观察您身边的每一件事，看看您身边有没有间谍。按照他的方式，按照斯大林的方式，斯大林的动机是好的。当时斯大林坚持逮捕两名美国人，你们就逮捕了他们。斯大林去世后，米高扬说他们是无辜的，我们就此写信给你们，你们就释放了他们。您应该想到，米高扬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他不愿意做的，是斯大林想做的事。比如，斯特朗被驱逐出莫斯科，后来又恢复了她的名誉。我相信斯大林这样做是阻止她到中国来，因为他认为斯特朗是个间谍。现在斯特朗要访问中国和苏联，我们不会反对，尽管她写了一些有关斯大林的愚蠢的文章，你们的报纸也发表了这些文章。

毛泽东：我没有读这些报纸，但人们谈论过这些事。

赫鲁晓夫：我读过，并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报纸。

毛泽东：是的，这个报纸当时控制在右派手中。

赫鲁晓夫：文章是直接反对苏联的，我们甚至当时想就此事写信给你们，假如它是一份资产阶级的报纸，我们决定不值得写信了。

毛泽东：报纸属于右派分子，现在由我们控制。

赫鲁晓夫：对此我们没有问题了，但斯特朗是错的。

毛泽东：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现在局势已经得到纠正。

赫鲁晓夫：这是你们的事。我们也认为报纸的方向是错误的。我认为米高扬的事已经解决了。

毛泽东：他是一个好同志，但是在我们对他的态度上，对他的批评仅占十分之一。我们欢迎他到中国来。

赫鲁晓夫：在政治局里，对我们两国关系，对我们两党关系，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都为你们的成就感到高兴，仿佛那是我们自己的成就。我们认为你们也这样对待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怀疑。

现在谈专家的事。我相信他们就像健康肌体上的脓包。

毛泽东：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许多专家，谁能保证他们提出的建议100％正确？

毛泽东：超过90％都是正确的。

赫鲁晓夫：我们派给你们的专家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非常精通，但是他们不会处理政治问题。我们不能要求他们详细了解我们的关系。如果有人懂得这些，那么他就不熟悉自己的专长。所以我们写信给您，要求全部撤回这些专家。然后你们可以派人到我们那里学习。

毛泽东：应该利用这两种方式。

赫鲁晓夫：但是，我们有不平等的条件。我们那里没有你们的人，所以不会做蠢事，这方面您可以保证。

毛泽东：我们并没有要求您做出保证。

赫鲁晓夫：但是你们把我们置于不平等的地位。我们派他们来，他们做了蠢事，我还是得道歉。

毛泽东：你不必道歉。我们可以解决这件事。

赫鲁晓夫：好像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

毛泽东：我的话只涉及个别几个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赫鲁晓夫：不全是。一些人不是共产党员，一些人被我们开除出党，即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不出蠢事。

毛泽东：对中国而言也是一样。

赫鲁晓夫：我们可不拿这个只是针对俄国人的愚蠢的专利证书。这种国家关系的状况会伤害到双方。但是对我们而言情况是不平等的。你们可以抱怨我们的专家所做的蠢事，而我们却没有你们的专家。因此，结果只能是我们做傻事。

毛泽东：历史会对此承担责任的。

赫鲁晓夫：可是要我们对此负责吗？

毛泽东：因为你们是最先完成革命的。

赫鲁晓夫：这就是我们的过错吗？

毛泽东：因此，你们不得不派专家。将来还得向伦敦和其他地方派出专家。

赫鲁晓夫：那时我们将一起承担责任并做蠢事，这样就一家一半了。

毛泽东：我们只是批评军事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顾问，并没有说经济领域。

赫鲁晓夫：我们中的所有人都会犯错误，你们也不会没有错误。没有人可以保证不犯错误。

毛泽东：只是一些小的错误。即使他们有时提出的不恰当的建议，或者为建设提出的不合适的看法，也不要紧。

赫鲁晓夫：你们为什么在国家安全领域需要顾问？难道你们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毛泽东：就军事顾问而言，我们这里说的主要是个别一些人，特别是经常调换顾问也不与我们商量。这方面的错误也不是很多。

赫鲁晓夫：我们不知道谁为你们工作以及谁替换了谁。我们不能对此承担责任，不能控制这种情况。

毛泽东：这不是您的错。想必是国家安全和军事部门的过失。

赫鲁晓夫：但是，您为什么还需要军事顾问？您赢得了那样一场战争，具有那样丰富的经验。他们对您有什么用处？我们的顾问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我们需要技术顾问。

赫鲁晓夫：到苏联来学习嘛。

毛泽东：我们也采取这种形式，派人到你那里去，但是，有一部分专家到我这里来，也是有用的。

我谈的只是个别人的事，不是谈论要撤走所有的专家。

赫鲁晓夫：我们建议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对于你们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指责，我们感到非常担忧。我们不希望引起您的不安。

毛泽东：我同意您的看法。对这个领域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还可以谈。我们可能会让绝大多数顾问留下。有一些我们不需要。我们会给您提供名单。

赫鲁晓夫：我们想要一份全部顾问的名单，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因为今天有一个人做了蠢事，明天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人。

毛泽东：我们要求留下他们，而您要带走顾问。

赫鲁晓夫：没有你们，我们做不成任何事情。

毛泽东：我们的工作人员与你们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他们的国籍。

赫鲁晓夫：我同意这是暂时的差异，主要是共产主义的纽带。

毛泽东：是的，甚至在一国之内还有矛盾呢。例如，我们北方的工作人员，在南方就不那么受欢迎。

赫鲁晓夫：我听说，您在一次同尤金的谈话中提到，我们的一位专家建议，在桥梁建筑上使用自由沉箱的方法，他的这种方法在我国并没有市场。我告诉你们，不要支持他。卡冈诺维奇，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专家呢？我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支持你？他说，这种方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的。新东西恰恰是新的，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

我已经讲了我想说的一切，一个好的家庭主妇可以把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经常用湿布擦去灰尘。我们也应该经常见面，这样就不会积累过多的灰尘。

毛泽东：完全正确。

赫鲁晓夫：因此，当您建议举行会谈时，我们认为这是必要的。起初我们答复我不能来，因为我们认为在纽约有个会议。但是当我们收到西方人的答复时，他们显然对此拖拖拉拉。于是我们立即到您这里来。这是一次最好的会谈，有效而令人愉快。

毛泽东：我们能举行这次会谈非常好，我们不应该对问题置之不理。我建议，会谈和讨论不设任何议程，即便是有什么问题提出，或者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总能找到谈论的话题。还有国际形势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开始着手：一些国家的局势；你们可以向我们通报一些国家的情况，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对其他国家局势的看法。但是，“合作社”的问题来得很突然，它完全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是，因为这件事，我睡不着觉，同尤金争吵，也不让你睡觉。但是，我们起码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至于米高扬，他是一个好同志。他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很好。我们是在个别问题上对他有些不满，假如他很好地接受，那当然好；如果他不接受，那是他自己的事了。但是，我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划一条线。至于顾问，我们现在不会有，将来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告诉尤金和您的同志们，这些顾问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而且做得很出色。我们经常就如何同这些苏联顾问交往，向地方党政机关下达指示。我们强调，需要同他们保持团结；我们指出，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中间99.9％，也许是更多的人，在中国已经工作了七八年，他们都是好人。只有少数一些人不去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比如，彼得鲁舍夫斯基工作组。但是，这是他自己的错，而不是他手下人的错。

赫鲁晓夫：要知道，我甚至不认识这个人。

毛泽东：我也是。我从未见过彼得鲁舍夫斯基。现在这个工作组有个好领导人，杜鲁方诺夫。

赫鲁晓夫：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就认识他。他是一位不错的将军。

毛泽东：我们非常珍视他。在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些顾问我们就不需要了。

赫鲁晓夫：你们应该派自己的顾问，这是一个内政问题。

毛泽东：一个人甚至被派到最重要的军队政治机关，可我们没有请他来。

赫鲁晓夫：你们应当向大使提出这个问题，他会立即被撤回的。

毛泽东：我想划一条明确的界限。绝大多数是好，我们只是批评他们中的个别人。

赫鲁晓夫：那谁对这条线外的人负责呢？是赫鲁晓夫，而不是毛泽东。这就不公平，你们处在更为有利的地位。

毛泽东：您的确想全部撤回他们？

赫鲁晓夫：不。我们只是建议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相信，这些干部不仅仅是我们的资本，也是共产主义政党的共同财富。我们必须使用他们，推翻资本主义。

毛泽东：我们没有提出顾问的问题。也许，我们提出一些顾问工作中的缺点这个问题不对了？

赫鲁晓夫：恰恰相反。您说的这个问题很好。否则就不是同志式的了。明明有问题，你们却避而不谈。

毛泽东：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长一段时间了。但是，例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我们有意识对此避而不谈。当苏联的军事顾问从波兰撤回的时候，我们同样也没有提出。我们提出批评的只是极少数人，特别是调任他们的方式。

赫鲁晓夫：你们做得很英明。我让你们自己来决定这件事。昨天需要顾问，今天不需要。确实，你们不想让俄国人带着尿布同中国人走在一起。情况不会永远是这样。你们却忍受了这种艰难行进的道路。

毛泽东：我只是谈论极少一些人。例如，军事科学方面的一个顾问，指示中国教授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如何利用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上。

赫鲁晓夫：这个人简直是个香肠，灌的什么，就倒什么。

毛泽东：也许，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顾问都换成专家。

赫鲁晓夫：那就对了。听取他们建议中正确的东西，让他们工作。

毛泽东：对。让他们工作，但是要按照稍微不同的方式。您能待到明天吗？

赫鲁晓夫：您想急急忙忙就把我们送回去吗？

毛泽东：不。只要您愿意，您可以一直待下去。有关我们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我们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您白天工作，我白天睡觉。可以在下午4点钟以后谈。

赫鲁晓夫：对，这是一个矛盾，但不是冲突。

毛泽东：我们应该就会谈发表一个公报。也许我们可以吓唬一下帝国主义者。

赫鲁晓夫：这是个好主意。让他们猜一猜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究竟谈了些什么。我们这方面准备派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费德林同志参加公报的起草。

毛泽东：我们这方面是王稼祥同志和胡乔木同志。我们应该吓一吓帝国主义者，他们会被吓着。

赫鲁晓夫：这是正确的。也许，这就是斯大林为什么不同你们签订条约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对中国的进攻是可能的，他不想卷入其中。我们可以帮助一点，但不能大规模地卷入。但是，有关这一点，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例如，我们同阿尔巴尼亚没有条约。在讨论华沙条约问题的时候，莫洛托夫建议排除阿尔巴尼亚。我问莫洛托夫，为什么不能包括阿尔巴尼亚。他回答说，我们会为它而战吗？但是，如果我们不防卫一个国家，那么不经过战斗就可以占领它。

毛泽东：对。这是一个坚强而理智的国家。应该给它援助。

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当时还反对将民主德国纳入其中。我相信，我们应当讨论加强阿尔巴尼亚的问题。它需要一支舰队。我们可以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援助它——合作或者是其他一些形式，我们将同恩维尔·霍查探讨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许某种形式的合作是必要的。请不要为此责备我们。

毛泽东：是的。同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的合作是必要的，但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合作几乎不可能。你们在那里有驻军吗？

赫鲁晓夫：没有。仅在波兰和匈牙利有驻军。当我访问匈牙利时，我向卡达尔提出撤出军队。他不赞成，仅同意削减一个师。他们在沿着奥地利边界部署我们的军队，但是奥地利人并没有威胁我们。我相信，匈牙利的局势非常好，卡达尔是个好人。

毛泽东：如果爆发战争，我们应当无条件地合作。您看，有多少军事基地，像钉子一样布满我们周围，在日本、台湾、南朝鲜、越南、马来亚等。

赫鲁晓夫：是的。在欧洲又有多少？到处都是基地。

好在我们发展自己的经济，我们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建造了火箭。

毛泽东：由于你们的火箭，我们还都活着。

赫鲁晓夫：是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人们这样说并不夸张。它威慑着敌人。

我相信，民主德国的局势是好的。

毛泽东：我也这么看。董必武同志也是这样总结那里的情况的。

赫鲁晓夫：是的。我们在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会见了他。

会谈到此结束。

会谈记录：费德林和А.费列文

АПРФ，ф.52，оп.1，д.498，л.44-47

№20419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对中东和国际局势的讨论(1958年8月1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

8月1日于中南海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 [28]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29]

会谈开始前，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简短地回顾了一下上次的会谈。

毛泽东：在1954年，你们向我们要中国人，后来又不要了。

赫鲁晓夫：是的，是要过，但之后不要了，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并不是不足，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很好地组织劳动。现在我们的劳动力甚至还有富余。

毛泽东：也许，我那时有些让你们失望了，中国人很难被同化。在美洲和南洋的华侨，他们死了，还要把尸体运回中国，埋在家乡。不过，如果你们要人的话，我们可以给你1亿人。但如果他们留在苏联，那么将会很好地组成一个团体。

赫鲁晓夫：在我们西伯利亚地区有中国工人在工作。他们工作了3年并回到了中国，现在这些人又全部返回了苏联。

毛泽东：我讲的是历史。现在社会主义变革后，人们就改变了。

赫鲁晓夫：很多中国人甚至在我们那里结了婚。斯大林从前不允许结婚。

话题转到了国际形势问题上。

毛泽东：今天我们组织召开一个扩大会议，我想提出国际形势、工作方法和我们两党关系的问题。马列主义是我们两党的基础。但无论是在我们两个党还是两个民族之间，历史是不同的。虽然很小，但还是有差异。当然，在重大的问题上，我们两党有着共同观点。甚至在民族、政党和国家消亡了，小的差异还是存在的。在座的所有中国人之间都有差异。不能说，他们之间没有争论，但正因为他们争论、打架，所以他们成为了朋友。不要担心我们和你们打架。

赫鲁晓夫：看样子我得准备打仗啰，但今天这个力量对比不利于我们。(笑声)

毛泽东：但你们的国防部长在这儿呢。

赫鲁晓夫：可你们的林彪也在这儿呀。

毛泽东：想跟你交换一下对国际局势方面的看法。资本主义世界正在遭遇很多困难。看上去他们很强，但好像古代中国的一个“三板斧”英雄。他只能打击三下，之后就失去了所有力量。我们说这完全合理，希特勒只砍了三板斧，蒋介石也砍了几板斧，美国和日本也就在最初厉害点。

赫鲁晓夫：别攻击日本。在我们这里有个日本人——费德林，他将是苏联和中国在日本的代表。

毛泽东：好，我们将给他颁发国书，任命他为驻外使节。

美国人试图在朝鲜尝试自己的力量。他们到处调兵，总没调到，始终是7个师，从欧洲和本国都没调到，他们的人口少。而且士兵很多都娇生惯养。他们在战壕里吃巧克力糖，喝牛奶。但是，还是不能小视美国的战斗力的。

至于英国就更不行了，他的力量很弱，共有5万—6万军队。 [30] 但它的主力有四部分：在中东有6万人，西德5万人，在本国和新加坡大约各有1.2万人。其余军队分散在世界各地。好像主要集中在中东和德国。在新加坡和英国本土(包括爱尔兰在内)很少，主力在中间，两头很少。

美国的军队主要由三四部分组成，即美国、欧洲和太平洋。还有一小部分在黎巴嫩。据我们所知，在美国一共有19个陆军师。战争刚一打起来美国就会十分惊慌。从英国传来消息，因为英国军队很少，新加坡和远东又都完全暴露在外。只在西德剩下5万后备军队。现在美国人打算从黎巴嫩撤军，把约旦的英国人丢下，吊在梁上。

在黎巴嫩的空军是针对苏联的。西方对土耳其寄予厚望。在那里有12个步兵师和几个骑兵师。土耳其的陆军比英国强大。但是土耳其很慌张。将一部分土耳其部队用来防范保加利亚，一部分防范阿尔巴尼亚。还有一部分用来防范叙利亚和伊拉克。

英国、美国和法国还没有承认伊拉克，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联邦德国、意大利、希腊和日本已经承认了。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彼此祝贺。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聚会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过几次战争，首先是朝鲜战争和中东事件。这次的中东事件很好。从前我们什么时候能像这样揭穿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人没有参加军事行动，高唱自由平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人家打了2年它才来。二战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人自己越来越积极行动了。他们的战略方针改变了。在朝鲜和黎巴嫩的行动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朝鲜他们好像是反对侵略者，在世界人民的眼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好像是安全的保卫者，因为是金日成先发动的进攻。

赫鲁晓夫(开玩笑地)：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开的枪，中国人应该知道，周恩来知道。

周恩来：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苏联同志也知道。

毛泽东：他们不知道，但美国人知道。那时候美国人很难抓，现在已容易抓了。在中东谁也不招惹他们。但他们却宣称，在黎巴嫩和约旦有间接的侵略者。没有进行动员，他们便将自己欧洲、地中海、非洲和太平洋的部队投入了战备状态。而且这一切作战准备都是在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报纸和广播中大肆宣传，调动了哪些军队，将其调到了何处。但是之后，又下达秘密指示，从6月15日起不准许部队之间使用无线电波进行公开联络。从6月29日起，北约地区、地中海和太平洋西部地区除外，其他地区命令取消，无线电联系重新开始。在这些国家和东太平洋地区军事准备情况非常好。

他们到处吹嘘的这次行动调集了多少部队呢？一共1.2万人。他们的部队现在部署在三个地方——黎巴嫩、第六舰队的军舰上和土耳其的一部分。共有1个营由太平洋地区被派出，途经新加坡现在已经到了印度。看来，他们只能以营为单位进行运送部队。虽然宣布在美国的4个师将被调走，但目前他们显然还在美国呢。

在西方，人们经常称美国为山姆大叔，苏联是熊，法国是姑娘。我看有点像。美国极力表现出强大，实际上它已经未老先衰，一共才170多年。资产阶级已经衰落了。除蒋介石和李承晚外，还有谁像美国资产阶级那样还害怕，那样惊慌？尽管他们表面好像很强大，尽管在那里共产主义政党的力量还很薄弱。麦卡锡主义、非美调查委员会等就是证明。美国比英国、德国、意大利都害怕。在意大利共产党的力量很强大。但那里的资产阶级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恐惧。

这次美国在中东完全惊慌失措了。尽管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相信他们的第六舰队还能在黎巴嫩海岸停留一个月。你们的报纸上说，美国的军舰停留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想插手中东事务。我看，这完全正确。否则伊拉克事件刚爆发，他们一天都不想等，就决定立刻采取行动。伊拉克革命发生在早晨三四点钟，而艾森豪威尔在当天就讨论这个问题了，并且得出结论：如果不向那里派遣军队，那么就会失去整个中东。

赫鲁晓夫：他们想的是对的。

毛泽东：他们急躁不安。他们很清楚，在那种情况下，他们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决定做个样子，表现出强硬，并好像要进行战争。实际上他们只集结了1.2万人的部队，企图吞下伊拉克，然后拿下整个中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来了一场暴风，掀起了反美浪潮。

我们在印度、缅甸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大使在自己的报告中表示出不满。这些国家在最近的事件中表现得比苏伊士运河危机更谨慎、更沉稳。我不同意这种评价。实际上北欧4国家、荷兰、加拿大和卢森堡都表示反对美国的侵略。支持美国的有：英国、黎巴嫩——更确切地说是黎巴嫩的一个总统、约旦的国王、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共7个国家，包括美国。而承认伊拉克的，首先是巴格达条约的参加国。世界上有许多令人想不到的事——在伦敦召开了巴格达条约国会议，本来是讨论侵略伊拉克的问题，但结果是承认了伊拉克。杜勒斯去了德国，企图向西德政府施压，但他刚离开，德国便承认了伊拉克。

赫鲁晓夫：西德在伊拉克有重大利益。

毛泽东：美国是最不民主的国家，最独裁的国家。在自己的行动中，除与英国商量外，没有同任何国家商量。但英国并未紧跟美国，他们的军队进入约旦迟到了。我想，英国会很高兴，在这件事上让美国领先了。如果美国人从那里撤军，英国在约旦就会很难受。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你给戴高乐的信，并注意到，法国宣布将派军舰到黎巴嫩。他们否认这是显示力量，并让人们相信，他们的军舰派到那里是为了检查法国人在那里生活得如何。好像为此就应该派2艘军舰。我认为，法国人是想介入此事，而美国不让它参与。在宣扬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时候，杜勒斯说，他认为在中东行动最好不让英、法参加，他们的名声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已经搞臭了。在这次美国人只打算让英国参加。而法国人则被拒绝了，走开了。因此，戴高乐不得不改变口气。

美国军队暂时还没有从黎巴嫩撤离。那里进行总统选举并已经出现传言，说美国人要从黎巴嫩撤军，可英国人对此表现出不安了，因此美国人说，他们将后勤部队留在黎巴嫩，为英国人提供后勤保障。

赫鲁晓夫：那是谁说的？

毛泽东：新闻就这么报道的。

我想，美国打算从那里撤离，这种传闻是可信的。显然，即使不召开政府首脑会议，也要召集安理会，再不行还有联合国特别会议。从前并没有期待这个会议，尽管是苏联首先提出召开会议的这种倡议。我不知道我的情报准不准，但美国对召开联合国特别会议的立场，好像并不积极。是什么让他们推延会议呢？他们这样做就是为了拖延一下时间。因为他们想先撤兵，哪怕是只从黎巴嫩撤一半，那么他们的威望也会有所提升。那时他们将会说：“我们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缓和局势，而不是打算进攻伊拉克。”如今黎巴嫩已经选出了总统，而且哈马尔舍尔德在那里的观察团也在扩大。

赫鲁晓夫：这就是说，美国赞成伊拉克的方式。我们同意让他们参与进来。

毛泽东：我想，黎巴嫩将沿着自己的道路行进，而不是按照美国的道路。谢哈布 [31] 在那里当选了总统，他是一个基督徒，而在那里应该是一个穆斯林教徒。我记得，在黎巴嫩的反美力量中，有许多是中间派的力量。这样，如果夏蒙 [32] 是个明显亲美分子，那么谢哈布则持中间立场。为什么黎巴嫩不能走自己的道路？美国人在黎巴嫩已经暴露了。黎巴嫩的民族革命并未受到损失，现在国家已经分裂为亲美和反美两派。这就是美国人做的好事。我们很感兴趣的是，英国的6万军队在约旦将怎么办？英国人比谁都疯狂。

现在他们又像从前的那种倾向，只要英国利益受到损害，英国就会拿起武器。像苏伊士运河事件，英国人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甚至没有同自己的同盟军——美国商量。

赫鲁晓夫：不，他们商量了。

毛泽东：商量了，但没商量好。

赫鲁晓夫：这里问题很复杂，可能他们就分配角色的问题商量好了，为了不让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占优势，而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将反对派力量吸引到美国一边。

毛泽东：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美国不希望与英、法一起来搞艾森豪威尔主义，意味着他们的利益出现了碰撞。

赫鲁晓夫：对，有这方面原因。英、法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者，当美国与英、法搞在一起的时候，阿拉伯人民就会了解事情真相。这就损害了艾森豪威尔主义。

毛泽东：对，那次英、法两国很尴尬，因此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事件的发展就像个台阶一样，美国站在第一级上，英国站在第二级上，随后法国也被牵扯进来，但最后还是没有让它参加。疯子到了一定的时候，是最愚蠢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后果，尽管他们担心人们将其当作侵略者，而全世界都说他们是侵略者。但是如果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进行表决，就可以给一些国家施加压力，多搞些赞成自己的票，像加拿大、日本。这显然是由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阶级属性而造成的。赞成他们的，毫无疑问，“我们的朋友”蒋介石和前伊拉克代表将会投赞成票。剩下的一些赞成票将是其他一些被说服的代表。

从前任何时候，朝鲜战争除外，美国人都没有遭受过大的损失，并且始终扮演卫士的角色。美国没有考虑到这次他们被揭穿。刚抓住一个稻草，美国人抓住了日本的提案。 [33] 美国驻日大使向日本外交部表示感谢，这并非什么新闻。我们已经看到，美国人向日本作揖。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赫鲁晓夫：显然，日本是根据美国的意图提出的。因此美国人由于日本的关键性行动而感谢他。日本的提案为美国人挽回了面子，并且使美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讨论就撤出。也就是说，美国的意见是被日本人提出来的。

毛泽东：这说明，美国的力量有限，困难甚多。最大的困难是，世界舆论不在美国方面。这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他们的困难多，占的地方大，人口少，一共1.7亿，他们的兵力共260万。其中步兵80万，也就是说步兵、海军、空军各占1/3左右。我同意你的意见：美国的海军是为了吓唬人的，空军有些用。在美国大部分是后勤部队。在第一线可以活动的有19个师，不到30万人。

马利诺夫斯基：从前1个师有1.7万人，现在实行五单位原子师制，减少至每个师有1.2万人。

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刚从德国休假回来，他得到的情报是最新的。

毛泽东：美国把驻西德的第24师的一部分海军陆战队调到黎巴嫩去了。

赫鲁晓夫：所以才破坏了奥地利的领空。

毛泽东：美国这次彻底露馅了。依我看，美国不想在伊拉克和黎巴嫩发动战争。这个问题我们同美国是协调一致的。这是我们的路线。

赫鲁晓夫：杜勒斯是我们的代表，同傻瓜打交道要好于同聪明人打交道。

毛泽东：我不开玩笑，这人的确不错，对我们有利。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我们在一起喝过酒。

毛泽东：但那时很猜忌艾登。

赫鲁晓夫：艾登这个人是西方政治家中最聪明的。

毛泽东：现在艾登做了蠢事。

赫鲁晓夫：是的，走进了死胡同。

毛泽东：麦克米伦的处境还好些，他还没有走进死胡同，但是也接近了。

赫鲁晓夫：是的，损失还在最小的程度。在召开大国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会采取拖的态度，现在不想召开，因为现在召开的话，其结果只能对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有利。要开成的话，也是在英国大选的前夕，这对麦克米伦有利，迎合英国舆论界的要求，可以争取大部分选票。在大选中，保守派可能得胜。

毛泽东：是否有召开会议的可能？

赫鲁晓夫：是的，但会稍晚些。英国议会大选前。麦克米伦感兴趣的是为了在社会舆论面前表现出像一个同俄罗斯调和者。并且那时候保守分子得到多数票。

毛泽东：你对戴高乐这个人怎么看？

赫鲁晓夫：是个坏人，半个法西斯。

毛泽东：难道比摩勒还坏？

赫鲁晓夫：一样坏。

毛泽东：依我看，他好一些，因为他与美国和英国存在分歧。

赫鲁晓夫：对，在国际政治中，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对我们而言，戴高乐比摩勒对我们有利。在国内，他代表最反动的势力。

毛泽东：应该说，最反动的势力。难道从前在国内反动势力还少吗？

赫鲁晓夫：摩勒是社会党人。他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听群众和工人的意见。而戴高乐是自由党人。他依靠军队和大资产阶级。戴高乐实行更厚颜无耻的政策。

毛泽东：这是正确的。你看戴高乐能否继续当选？

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力量对比还没有确定下来。但是法共正在动员工人阶级说：我们不接受。能否推翻，决定于这一点。人民不接受，有可能被推翻。但也有可能搞军事冒险。目前法国的阶级斗争最尖锐。

毛泽东：我不完全同意你的看法。第一，法共要坚决反对戴高乐，但是从长远来看，戴高乐执政有好处。人民对他有幻想嘛。他下台，谁来代替他？还不是那些寿命只有几个月的政府。这样，人民还会想他，他还会上台的。他上台最多也只能搞三五年嘛。法共自由惯了，让它锻炼一下。让毒素放出来。

赫鲁晓夫：我们应该考虑到戴高乐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并在自己政策中加以利用。

毛泽东：我们既反对戴高乐，又赞成戴高乐。我们的《人民日报》发表过批评戴高乐的文章，《真理报》也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

赫鲁晓夫：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真理报》是党的一个工具。

我们甚至有误会。法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对我们没有严厉批判戴高乐表示不满。

毛泽东：可以对他们说：戴高乐越反动越好。

赫鲁晓夫：我们向他们作了这样的解释：这是他们的内政，我们出头评论会使局势复杂化；同时，我们公开反对戴高乐，而法共也在反他，敌人就可能污蔑法共是执行莫斯科的指示；戴高乐上台是不可避免的，在国际上对我们有利，不是对英、美有利。法共政治局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报纸登了杜克洛 [34] 、多列士的文章，使苏共党员和舆论界正确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问了法共政治局：你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说，他们同意我们的做法。

毛泽东：我想补充一点。从国内局势来看，戴高乐执政也有利。要准备人民否决不了，怎样向工人解释。这次否决了，他还会上台的。

赫鲁晓夫：法共讲，在国内它可以控制，但在阿尔及利亚它无法控制。戴高乐上台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现象。

毛泽东：希特勒上台也是必然的现象。它是一股毒气嘛。乍一看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欧洲8个国家的解放，应该感谢希特勒。如果不是希特勒上台，怎能搞出易北河以东这样一大片地区？当然，你们的牺牲很大。我在接见日本代表团的时候，他们常向我讲，“日本侵略了你们，我们觉得很惭愧，很对不起”。我说，日本侵略了我们，我们要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侵略，我们就不能进北京，你们走了，我们才来了。这一点没有公开登报，但在我的文章里写过，日本人做了好事。

赫鲁晓夫：历史是正确的。

毛泽东：可能，全体法国人民都很难理解，但需要让法国工人和共产党不要害怕戴高乐上台。对人民来说，困难只是暂时的会。

赫鲁晓夫：是的，一方面精神上做准备，但同时大力动员群众反抗戴高乐。

毛泽东：当党遭到失败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灰心。

赫鲁晓夫：同意你的这些分析。我记得，在莫斯科周恩来与胡志明同我讨论越南问题的时候，胡志明认为，法国人要将他打败了，请求向朝鲜战争那样派遣自愿军。那时，周恩来同志说还是不派志愿军好，我们当时商妥不把这个决定告诉给胡志明。我们实际上是搞了一个反对胡老的阴谋。(笑声)和这一样，我看还是不告诉法共好，免得影响他们的斗志。

毛泽东：有些同志有时在假象的后面分不清事物的实质。例如，胡志明同志，在奠边府拿下来以前，没有看透法国的软弱。

周恩来：是的，我想起来，我们在莫斯科是如何商谈妥的。法国人后来在日内瓦做出了很大让步，向胡志明让出的领土比我们设定的大。这也体现出他们实力较弱。我们为此要感谢孟戴斯弗朗斯。

毛泽东：在希特勒进攻莫斯科的时候谁预见到，从易北河到千岛群岛，到朝鲜的三八线，再到越南会出现社会主义阵营。

赫鲁晓夫：这样一说，你是想给希特勒立一个纪念碑吧？(笑声)

毛泽东：是啊!应该给希特勒、蒋介石、日本天皇立纪念碑。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个是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法西斯主义。当这两个老师教育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变聪明了。需要两个老师教育。对我们中国来说，如果没有蒋介石和日本人，我们就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谁想到会出现吴努、苏加诺、纳赛尔领导的新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这个人就有些冒进，他老说革命就要实现了，即将实现了，但一直没有实现。

列宁的话实现了，但在中国革命这样快就胜利了，我没有想到。现在局势与马克思和列宁时候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美国外强中干。中东这次我们胜了，肯定的，敌人要退的。

赫鲁晓夫：这次胜利的后果会是很大的。请允许我谈谈对国际局势的估计。我同意你对国际局势的分析。不过你只是算了美、英的陆军。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并不在人力上与我们较量。它们是在原子弹、导弹、氢弹、飞机和其地方面与我们较量的。有生力量的对比对我们来讲是不算数的。在目前条件下，双方对垒打阵地战的可能性不大，主要是毁灭后方的工业中心，力量表现在导弹上。在估计力量时，不仅要算在黎巴嫩港口登陆的力量，还要考虑第六舰队的原子弹和导弹的力量。这样一来，力量是很可观的。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在黎巴嫩登陆以前向我们发表了挑衅性的演说，他说几天以内可以把苏联从地球上消灭掉。这不是偶然的。我们通过塔斯社宣布，我们在三个地方搞军事演习。在伊朗国境上，派格列奇科元帅去。在土耳其国境上，派梅列茨科夫元帅去。

毛泽东：我们不太了解这些人。

赫鲁晓夫：一个是年轻的元帅，另一个是老元帅。梅列茨科夫元帅已经老了，走路都很困难，但人们都知道，他战前是苏军的总参谋长，打日本的时候他是率军从东路进攻的，他的名字完全与那个公告联系在一起。另外，同保加利亚同志一起搞联合演习。我们派了几个空军师去，由斯克里普科元帅率领。过去搞演习没有宣布过，这次宣布是为了钳制西方。我们说，只投几个导弹，土耳其就完蛋了。所以，美国人才去土耳其，给它打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总司令在此之后安慰土耳其说，别怕，俄国人打你，我们在第50天就去帮助你。土耳其人说，那时你们来参加葬礼好了。后来，土耳其同我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总统、总理、外长都向我们有所表示。我们得到材料说：伊拉克胜利后，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准备立即进攻伊拉克，要求美国在道义上给以支持。美国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它说伊拉克已经胜利了，伊拉克国内很团结，土、伊的边境是山区，你们一下子打不垮伊拉克，战争会拖下去。主要意思是怕打仗。这个情报是第一手材料。

毛泽东：我知道第六舰队司令发表的演说，是诺尔斯杰特发表的吧？

马利诺夫斯基：那是在叙利亚危机的时候。

赫鲁晓夫：力量的对比在近东有利于西方。美国宣布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人家不听，于是就要打伊拉克，但结果承认了伊拉克。这是道义上的失败。艾森豪威尔主义已经完蛋了。阿拉伯人明白，不值得采取黎巴嫩和约旦的方式，要采取伊拉克的方式，因为美国承认伊拉克的方式嘛。

毛泽东：是的，瞬间就实现了革命。

赫鲁晓夫：有趣的是，现在伊朗人和土耳其感觉怎样？当费萨尔 [35] 被砍头的时候，美国连一个手指头都没有动。这样，反动力量就失去了信心，危机的时候，美国会不会来帮助？

我们一枪不放，就赢了美国三次：第一次是苏伊士运河；第二次是叙利亚；第三次是伊拉克。最耐人寻味的是伊拉克。

毛泽东：所以，我们才能在这集会庆祝啊!

赫鲁晓夫：伊拉克政府里有3个共产党员。暂时还不清楚事件的进展。纳赛尔想使伊拉克走埃及的道路。这对我们并无害处，但让步也是不可以的。不能让埃及像对待叙利亚一样来对待伊拉克，使其加入阿联。要使伊拉克保存多个政治党派并建立民主和自由。

毛泽东：这是最好的方案。

赫鲁晓夫：是的，马克西姆方案。如果他们将伊拉克并入阿联，这即使不是失败，但也意味着将要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不应该屈服，应纳赛尔的倡议我与他举行了会谈。

毛泽东：他在莫斯科待了多久？从哪来的？

赫鲁晓夫：从南斯拉夫来的，在我们这儿待了一天。事情是这样。他在南斯拉夫结束访问后，坐快艇去埃及。这时伊拉克爆发了革命。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直到事件结束了，他才知道这一切。南斯拉夫大使拜见我，并转达了纳赛尔和铁托的请求，希望苏联提供飞机送纳赛尔回埃及。铁托说，纳赛尔坐快艇回国，有可能被美国俘虏去。在这里他是对的。当铁托向纳塞尔转达俄罗斯人提供飞机后，过了2个小时，南斯拉夫大使再次到我这里来请求会见，并且说纳赛尔想来会谈。纳赛尔与我会谈，这一点铁托是不高兴的。纳赛尔是深夜来到的，夜里，我们俄罗斯人并未像中国人那样睡觉了。与纳赛尔商量好，在第二天早上10点举行会谈。会谈过程中只休息了2个小时。他想同自己的外长法齐商量，这是一个聪明人。晚上会谈重新开始，并且一直持续到早晨4点纳赛尔离开。因为担心飞机被打下来，我建议他经南斯拉夫飞回，而经过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纳赛尔说：“对，但如何才能得到允许？”

毛泽东：从前是按这个航线飞行的吗？

赫鲁晓夫：我担心伊朗一天之内不能发下许可。我们与纳赛尔商量好，我们来同伊朗说，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由他来说。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允许过境飞行，那么将经伊朗、伊拉克直到叙利亚。纳赛尔担心伊朗人将飞机打下来。我们安慰他，这是不可能的，伊朗人如果这么做就意味着战争。当把伊朗大使召到外交部佐林那里时，他一进门就发抖，以为我们要向伊朗宣战。

毛泽东：如果是我，我也要发抖。

赫鲁晓夫：佐林告诉伊朗大使，我们要派一个代表团坐飞机去埃及签订文化协定。大使回答说：我立即报告给我国政府，我相信政府会同意的。飞机起飞了，沙特阿拉伯不同意过境。纳赛尔说，不同意，也过。我回答他说，我不同意，这样他们会说我们不尊重沙特阿拉伯的主权，会把我们自己束缚起来，无法抗议美国破坏奥地利的领空。我们命令机长只能去大马士革。纳赛尔回到大马士革以后，同阿列夫 [36] 进行了会谈。阿列夫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反共，很反动。显然他们谈的是如何反对我们。

与纳赛尔进行会谈时，我对他说，让他以个人名义劝告伊拉克政府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伊拉克将严格遵守以前同各国签订的协定，照常供应石油。这样在西方可以造成一种错觉，对我们有利。这样做，仗就打不起来了，否则现在要打仗。西方有关国家的舆论会说，你看人家照样供应我们石油嘛。至于政变，那是人家的内政。纳赛尔听了很满意。

毛泽东：这是一个好的想法。

赫鲁晓夫：但伊拉克派去联合国的代表说，伊拉克并不退出巴格达条约，这并不是我们建议他们这样表示的，但这也对我们有利。伊拉克希望我们派遣大使，但是因为我们的大使与他们国内有广泛的联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马上到任。看来，这是纳赛尔的影响。他们想在我们的大使到任之前削弱伊拉克共产党在政府内的力量。纳赛尔怕我们直接同伊拉克接触。伊拉克的武器很不好，我们说我们可以帮助。纳赛尔说，你们可以把武器交给我，由我转交。我们想直接交给伊拉克，不经过纳赛尔。

毛泽东：实际上运了吗？

赫鲁晓夫：是的，经过叙利亚。是经纳赛尔同意的。我们并不反对纳赛尔。但我们希望武器直接运到伊拉克。现在我们正暗中与纳赛尔进行斗争，但这不是主要的。万不得已时，我们也可以同意通过纳赛尔转交武器。主要的问题是保护伊拉克。在任何情况下，事情都是对我们有利的。

毛泽东：伊拉克加入大阿联是完全可能的。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我们不能马上将共产党员交给纳赛尔来随意支配。现在共产党在伊拉克有很大影响。根据伊拉克共产党中央的计划，革命发生了，卡塞姆 [37] 是一个好人。但是他并未使纳赛尔满意，因此很可能他的命运会像纳吉布 [38] 一样。

毛泽东：请讲一下纳吉布。

赫鲁晓夫：纳吉布曾领导起义反对埃及国王，是埃及的总统。纳赛尔推翻了他的政府并将其囚禁在家里。

毛泽东：纳吉布不是亲美分子吗？

赫鲁晓夫：不是，他与纳赛尔观点完全相同。因此，很可能纳赛尔会不信任卡塞姆，因为他同情共产党人。

毛泽东：关于这点在西方报纸上已经刊登了。

赫鲁晓夫：因此可能让阿列夫取代他。卡塞姆很早就与共产党有联系。还在1956年，我们就得到消息说，卡塞姆领导的那一个师打算利用国王和总理在一个节日去他的师里检阅的机会，把国王和总理打死，取得政权。后来，国王去了，总理没有去，卡塞姆怕把国王杀了，总理不死，革命不会成功。我们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我们想这个情报可能是英国人的挑衅。他们的政变当时未能实现，是因为时机不成熟，而不是因为我们的建议。这次卡塞姆奉命带兵去约旦，途经巴格达时搞了政变。纳赛尔可能达到目的。伊拉克共产党可能支持不住，因为伊拉克工人的觉悟很低，民族主义分子有可能使他们失去领导。

毛泽东：伊拉克的共产党难道不强大吗？

赫鲁晓夫：不出现意外的话，伊拉克共产党将失去领导地位。该国的阶级觉悟还很低。

毛泽东：伊拉克600万人口，有6万共产党员，这还少吗？ [39]

波诺马廖夫：没有，伊拉克共产党一共才有一二千人。这是在地下活动的时候，伊拉克共产党领导人提供的情况。

赫鲁晓夫：现在我们力争尽快向那里派出自己的大使。

毛泽东：如果他们不接受你们的大使，怎么办？

赫鲁晓夫：他们会接受的，但是他们想拖延我们大使派驻的时间。

波诺马廖夫：已经得到伊拉克同意苏联大使赴任的消息了。

赫鲁晓夫：很好。这可能是我们给在埃及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下指令的结果。他已经被委任为驻巴格达的参赞。他从叙利亚去了巴格达，并且我们在伊拉克设使馆可以同伊共保持联系，至少能把我们的观点告诉有关方面。

毛泽东：你讲得很好。我们已经转到了问题的实质——有关工作的方法。你们的方法好，因为很灵活。你们将诺尔斯杰特的反苏言论变得对自己有利。现在你们的策略很成功。当双方都有核武器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被消灭了。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说过，双方都怕。不可能不害怕，否则就我一个人害怕。问题是谁更害怕些。我几年前就开始问这个问题了。我认为，是西方更害怕。我能在诸多的事件中验证自己的说法。有时候一些事件对我的看法不利，但多数时候还是符合我的观点的。

在与葛罗米柯会谈时，我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西方外交的动向。葛罗米柯回答说，他的印象是那些王八蛋表面很神气，实际上他们心虚得很。我想，这就是我逻辑论证的理由。

赫鲁晓夫：埃及战争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西方曾经两次把我们引到战争的边缘，即埃及一次和叙利亚一次，但都未打起来。

毛泽东：对，那时候在会谈中，我曾经说过，苏联派志愿军的问题最好不要宣布，以免自己被动，吓唬一下，他们就不敢了。葛罗米柯不知道怎么向纳赛尔解释，如果不得不派志愿军。我问他，在有限战争的情况下能否派遣志愿军？他那时回答，如果派了志愿军，将会引发战争。是否相信这点？我对此表示怀疑。我们在朝鲜这么做过。

赫鲁晓夫：在同我会谈时，纳赛尔向我表示过，如果美国进攻伊拉克，埃及主动参战。我说不赞成，我举中国的经验。中国没有正式同美国进行战争，但是却赢得了战争。

毛泽东：我们在那里有150万人。

赫鲁晓夫：我对纳赛尔说，在志愿军的名义下，埃及可以派全国所有部队参战。纳赛尔不同意。

毛泽东：依我看，美国人我们的敌人赞同以这种方式进行战争。按他们的观点，最好同志愿军打，而不是与国家打。依我看，总的来说，最好不派志愿军。但如果发生战争，那就可以这么做。有人说，志愿军是中国人的发明，其实是苏联和美国创造的。你们和美国都派兵帮助过蒋介石。如果召开各国首脑会议，请您建议杜勒斯采纳志愿军制度。

赫鲁晓夫：我可以告诉杜勒斯，毛泽东同我谈过，他建议采纳志愿军制度。

毛泽东：但他不会同意的，我和他的交情不深啊。

赫鲁晓夫：但有时观点一致啊。

马利诺夫斯基：派志愿军有好处，关键在于，如果投原子弹的话，可以说我们是志愿军，并不代表我们的国家。这将对进行核战争具有实质性意义。

赫鲁晓夫：根据国际法不可以使用核武器。因为派出志愿军的国家并未处于战争状态。

在与我会谈时，纳赛尔坚决不同意。纳赛尔问我：一旦打起仗来，是否宣战？我回答说，您是国家元首，可以独自决定，而我不是国家元首，因此我没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我劝说他，他明白，我不想向他保证。我说现在解决那样的问题还早。也许没有实施打击就赢得了战争。一切均取决于条件。纳赛尔向我们要轰炸机和导弹。我们没给。我们说，这些武器在我们手里比在你们手里更有效。他向我们要60—70公里的中程导弹。我们说中程导弹是2000—2500公里。

纳赛尔提出对本次会谈发表个声明。他说，在西方会晤后就发表声明，而我们能不能那样做？我们同意，效果很好，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是的，这很有利。

赫鲁晓夫：然后，纳赛尔通过自己的通讯社制造舆论，赫鲁晓夫说了这，说了那。这都不是真的。

毛泽东：记者的证据并不是准确。

赫鲁晓夫：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接见了印度记者。他们向我提问，我向纳赛尔做出了那样的声明，是真的吗？我回避了该问题，没有说是或不是，让他们自己猜。

毛泽东：我想，在斗争的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正确的斗争策略。我想，当我说我们与资产阶级阵营对比局势对我们很有利时，我故意绕开了导弹武器的问题。你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补充。昨天我问你，在他们和你们之间导弹数量的差额时，你说，差额不大。

赫鲁晓夫：是的，差别主要在于质量。

毛泽东：你说生产导弹很贵。

赫鲁晓夫：是的，是很贵，但是应该生产，并且我们将继续生产。

毛泽东：打仗的时候，我们将从你们那拿导弹。

赫鲁晓夫：到时候你们自己就有导弹了。

毛泽东：我们国家很穷，很难说，将来能不能有。

赫鲁晓夫：谁说的，你们的国家穷吗？你们的国家的财富是人。你们的国家能够生产出作为财富的孩子。

毛泽东：什么意思？

赫鲁晓夫：我们两国背靠背。我们都向前看，不担心自己的后方。你们可以向前看，不要担心自己的后方，因为我们可以保护你们，这很好。

毛泽东：所以才在齐齐哈尔建设工厂。

赫鲁晓夫：要搞个潜艇工厂。

毛泽东：一定搞，借助于你们的帮助，我们就如虎添翼了，不过，另一方面，也有你们的帮助。

赫鲁晓夫：是朋友往我的菜园子里投了一束荆棘。

毛泽东：你想让我们清除它？

赫鲁晓夫：没关系，我们会轻装前进。

毛泽东：也许，你还没看清，这不是荆棘，而是抛了一把金子。

赫鲁晓夫：别人的金子我们不要。列宁说过，革命胜利以后，金子就没有用了，只能用它盖厕所。

毛泽东：在建设共产主义的厕所时，我们将助你一臂之力。

赫鲁晓夫：那是啊!让我们一同来建设吧!那时共产主义就不可能是中国的，不可能是俄国的，也不可能是南斯拉夫的，而是世界的。

毛泽东：那时候联合国怎么办？

赫鲁晓夫：将飞到天上去喽。

毛泽东：我建议在船上建一个水上城市，从各个国家派代表到那里。

赫鲁晓夫：对那时要有一个中心，组织、协调经济条件。你们会让谁去划船。

毛泽东：我们自己划船。昨天你在顾问的问题上不同意我的意见吧。

赫鲁晓夫：中国人很聪明，总想处在一个有利的地位上，要我们的顾问，还让我们因为他们而受批评。

毛泽东：到那时候，我们不带任何人上船。

刘少奇：我们只是当面提，背后我们不向任何人讲。

赫鲁晓夫：最好让我责备中国顾问，让毛泽东听。

毛泽东：昨天你说，你们处于不利的位置，谁让你们是第一个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呢？

赫鲁晓夫：这就是出错的原因，为此我们总要受中国人的责罚吗？

毛泽东：这是列宁弄的。

赫鲁晓夫：但他已经去世了。

毛泽东：他留下你们来处理。但是列宁无处不在。他现在在哪？也许在美国的第六舰队上空？

赫鲁晓夫：在中东，第六舰队是个幻影，如果没有苏联在那里，它就蛮不讲理，现在它担心受到呵斥。

马利诺夫斯基：强大的敌手任何时候都不会大声喊叫的。

毛泽东：对，正是这样美国才在全世界大声喊叫。

赫鲁晓夫：一个人在森林里走，感到害怕的时候，或者是唱歌，或者是吹口哨。

我想，我们需要在地中海采取积极的政策。就如我昨天所说，需要积极地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要搞导弹、飞机、潜艇、装有导弹的快艇以及装有导弹设备的海岸工事等等。到那时，我们再看看美国的第六舰队该怎么办。

毛泽东：在中东事件中，南斯拉夫持什么立场？

赫鲁晓夫：这次态度还好，但是不够。它一方面讨好纳赛尔，一方面也要保持西方的面子。这个立场，铁托是不会改变的。我请纳赛尔说服铁托，让他同意和苏联、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其他黑海沿岸的国家一起搞军事演习，一旦和平遭到破坏，采取共同行动。纳赛尔说，铁托不会同意的。我说，你看，这是你的什么朋友？

毛泽东：纳赛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铁托商量好吗？

赫鲁晓夫：当然没有。这件事不可能与铁托商量好的。但我也向他友好地扔了一个荆棘。

会谈记录：Н.费德林、А.费列夫

АПРФ，ф.52，оп.1，д.498，л.78-107

№20420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漫谈国际形势(1958年8月2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第三次会谈

8月2日于丰泽园 [40]

参加人：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 [41]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彭真、邓小平、陈云、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42]

毛泽东简要地谈了一下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情况，通报了钢铁和黑色金属生产的情况。

赫鲁晓夫谈了苏联本年度生铁产量增长了470万吨，并指出，在苏联按总产量来说，钢还比铁多些，因为我们还用废钢炼钢。

毛泽东：中国现在没有用废钢炼钢，因为我们还没有废钢。

赫鲁晓夫：中国还没有那么多机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在工业化初期会生产更多的生铁，然后才会有更多的钢。

会谈转向国际问题。

毛泽东：今天可以谈谈北大西洋公约。北大西洋公约、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组织，这3个集团包围着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性质，毫无疑问，是侵略的。西方人宣传是防御性的，我们宣传是进攻的。我看，两种宣传都是对的，是符合双方的需要的。他们不好宣传是进攻的，我们也不好说是防御的，实际上该如何评价？我记得，在莫斯科期间，我和你谈过。这些组织是个钙化组织，就像生过肺病的人一样，在生病的地方长了疤，在周围形成了钙化组织，防止细菌渗入别处。我看，这些组织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灭亡，从而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组织。有时，他们是进攻的，譬如在匈牙利事件期间。要不是我们反击的话，他们都可能把军队开进匈牙利了，然后再到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去展开斗争，都可能会引发大的震动。谈到进攻，我指的是在对他们有利时机，给了他们思考的机会，为什么不向我们进攻，不消灭我们。这样有利的时机，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后来他们做事更现实了，因为他们知道，在苏联和中国搞反革命活动是根本不会成功的。匈牙利事件是个教训，我们能使人民民主国家的人民政权更巩固，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些组织是防御性的，是为防御共产主义“细菌”的。你曾经说过，“钙化”是不稳固的，在任何时候共产主义“细菌”是会渗入的。你记得这些话吧？

赫鲁晓夫：我记得很清楚。

毛泽东：你说得对。他们的组织是不牢固的，这次中东事件证明了在他们的阵营中缺乏团结。

赫鲁晓夫：这次在巴格达的街上砍下了国王费萨尔的头，美国人向土耳其和伊朗说：“如果你们这里也发生伊拉克事件的话，我们来帮忙。”这就是说，在国王的头被砍下来以后才去帮忙。我认为，这种帮助是软弱无力的。马尼拉条约是个软弱的组织。它的情况就像巴格达条约一样，这个条约的背后有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斗争北非国家。

毛泽东：换句话说，巴格达条约夹在这些国家与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它们是一个薄板墙，左右受攻，更何况墙角本身也不巩固。其主干是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东面是泰国、巴基斯坦、菲律宾，那里的情况也很不牢固。

赫鲁晓夫：譬如在泰国，就出现了很有趣的情况。他们的国会反对外国在泰国建设军事基地，这很明显，甚至菲律宾也不巩固。

毛泽东：是的。马尼拉副市长现在就在中国。感觉他怕打仗，他说，国内有很多军事基地，打起仗来就是个死。他试探我们的想法。这个人是菲律宾总统派来的，美国人想从中破坏，没有成功。他问我们能否卖机器给菲律宾，看来，美国人不会卖机器给菲律宾。都知道，甚至菲律宾国会中反对党领袖也要访问中国。

陈毅：美国未必能完全控制住菲律宾。

毛泽东：泰国这边也希望不大，这面墙也不牢靠。这种不牢靠在于两面受敌：一面是中国，一面是印度、缅甸、锡兰。他们的3个条约中，北大西洋公约的处境比较好，比较巩固，因为它的参加国连在一起。至于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的情况，也是两面受敌，而且都是强大的敌人。这首先是中东和东南亚国家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还有一个第四泛美同盟，但是这个组织越来越弱了。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

毛泽东：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联系起来，是有理由的。

过去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现得不是太明确。有时我们在强调民族独立运动时只提亚、非，不提拉丁美洲。现在我们把三者一起提。我的观点是，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了。

美国和加拿大发生了不小的冲突，彼此闹矛盾。美、加的情况，你们更清楚。

赫鲁晓夫：美国企图在经济关系上打压加拿大，称之为加拿大资本主义的反作用。因此在加拿大发生了执政党的更替，反对美国统治的保守党取得了执政权。

我们如何评价这些条约？北约和巴格达条约国家离我们更近，似乎北约国家的侵略力量更强大，他们有最敌视共产主义的力量。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削弱了。例如，在准备首脑会议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戴高乐所持的立场就有些特别，这不是分裂，但也并非一致。这个集团的基础已经动摇了。美、英在拼凑这个组织的时候，散布了一些地方的现象恐吓他们：一是战后，一些国家脱离了资本主义体系；二是朝鲜战争；三是封锁柏林；四是越南战争。他们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积极展开军事活动，扩大势力范围。所以，他们开始谈论要建立防御性的组织，于是就签订了3个条约。后来又出现了新情况，朝鲜战争结束了，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为和平共处采取了一系列施，如取消在芬兰的军事基地，签订对奥地利和约和撤出驻奥军队以及其他一些措施等。基于我们所做的一切，甚至连英国工党都说，苏联没有发动战争的意图。这很重要，因为北大西洋公约和美国在英国的军事基地，是工党搞起来的。现在他们说，我们不是侵略国家，这是我们取得的成就。苏联的武力行为迫使他们这样做。他们使得我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动摇了他们的基础。甚至在美国现在也有人说，我们将不通过武力解决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争执，不是用导弹和氢弹来解决，而是用意识形态。诚然，尽管用了这个词，但他们所说的并非真的是“意识形态”，而是指通过经济手段和苏联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来打败我们。这样，通过恫吓小国，使共产主义在这些国家失去力量。这有很大的意义，例如，挪威和丹麦拒绝在本国建立导弹基地。

毛泽东：这很重要。是否可以说挪威、丹麦、瑞典和芬兰这些北欧国家将成为一个和平地区。

赫鲁晓夫：现在还不能完全这样讲，因为在法律方面挪威和丹麦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参加国，芬兰和瑞典不是。我们正在用我们的政策分化这些国家的人民，削弱他们对美国的好感，缓和我们之间的国家关系。我们还要继续分化他们，组织运动削弱北大西洋公约。荷兰和比利时也是一个不稳固的、薄弱的环节。

毛泽东：还有卢森堡。

赫鲁晓夫：是啊!卢森堡是最可怕的对手。

毛泽东：这也是个薄弱环节。

赫鲁晓夫：希腊只是在形式上加入了北约，它与土耳其、英国都有矛盾。

毛泽东：正如所报道的，最近几天在塞浦路斯有几千人被捕。

赫鲁晓夫：为争这个岛，正在进行一场争执，希腊要塞浦路斯岛，土耳其则主张在土、英之间瓜分，所以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

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很高。在伊朗，有一个反对派的民主政党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积极。

美国是这些侵略性条约的组织者，它强使条约的参加国维持巨额的军事开支，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了损害。美国的援助都是军事援助。它每援助1个美元，受援国就要付出5个美元。美国根本不给这些国家什么经济援助的。如果援助的话，也只是一些粮食和日用品。美国的垄断资本家怕这些国家的资本发展起来，与它竞争。

甚至在北约各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受到了强大的抵抗。这些国家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独立发展自己的经济联系，反对禁运。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我们同西德的克虏伯公司签订了协定，向他们购买两个化学工厂的设备。这个公司在某些塑料的生产方面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连美国也向他们购买了设备。在我们购买的设备中，有些是属于禁运项目的。为了逃避禁运，该公司代表建议在协定中写上这部分设备是根据苏联的图纸制造的。我们同意了。其实，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图纸。如果我们今后的政策是明智的，北大西洋公约集团是可以被我们瓦解的。当然单靠明智的政策不够，还要有实力才行。今年上半年，苏联的经济发展震动了西方。我认为，在泰国、菲律宾和柬埔寨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在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发生的变化，都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整个东方起作用。

毛泽东：是的，这是共产主义细菌的渗入。

赫鲁晓夫：没有任何装甲可以防止这种渗入。

我们现在要做工作，争取西德。方法是通过东德和西德的竞赛。东德的生活水平高于苏联，但是我们还要帮助他们提高。我们放弃了东德负担的那部分苏军驻军费用。我们准备多给东德订单，使他们的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就业。

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平，使它成为吸引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力量，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提高生活水平，当然，阿尔巴尼亚很小，不是一个典型。

毛泽东：它是阿拉伯民族吗？

赫鲁晓夫：不是阿拉伯民族，但是他们是穆斯林。

我们在接待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代表方面有优势。因为我们南面的几个共和国，像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共和国的生活水平很高，工业很发达，农业的耕作技术水平也很高。接受代表团对我们有好处。如果说，过去资本主义国家派代表团是想影响我们，腐蚀我们，现在他们派代表团来苏联则怕被我们影响。而我们在完成重工业规划的同时，如果我们在生活建设、食品生产、化学品生产方面完成了自己的规划，那么10—15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在一系列产品方面赶上美国的水平。

毛泽东：是按人口计算么？

赫鲁晓夫：是的。这对西方的知识界影响很大，不用说工人阶级了。卫星上天给他们很大的震动。落后的俄国在40年后的今天搞出了卫星。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战争的力量来消灭这些侵略集团，要靠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来消灭它们。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芬兰过去是反苏的前哨，今天芬共是国会内的最大政党。

为了巩固自己在人民中的权威，芬共向我们请求援助。芬兰国内有失业，所以芬兰政府要求我们雇用他们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同意在苏、芬边境上由他们派工人给我们建设价值2.5亿卢布的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这样就解决了他们成千名工人的失业问题。芬兰的资产阶级就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担心经济危机。我们说，能够向他们订货，但是拿我们的机械和原料作为支付的报酬。

挪威政府也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打算在挪苏边境上建设个电站。挪威政府要求我们用他们的工人来建设。我们准备让他们来搞。

奥地利政府代表团这次也要求我们在经济上同他们保持更密切的联系。

我们现在也在土耳其进行试探，虽然不是很积极。土耳其和伊朗怕我们就像怕鬼一样。我们也想在这些国家进行些工作。土耳其、希腊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伊朗和意大利比他们好不了多少。

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很好，帝国主义还没有准备好打仗。局势对我们有利。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也被抛在后面了。

毛泽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原定12年完成，现在看起来，5年就可以完成。已经过去2年半了。我们想，我们甚至可以超额完成。我们的钢铁方面如果今年不能，明年就一定能够超过英国。尽管我们公开说在，在15年内赶超英国。煤今年已经超过英国了。钢去年是500多万吨，今年要搞1100万吨，明年2500万—3000万吨。英国明年的钢产量可能下降，最多也就是2200多万吨。如果不发生下降的因素，明年我们搞2500万吨，可以超过英国。

赫鲁晓夫：这是令人振奋的成果。应该说，我们认识到我们的高速度，而你们做的那些，如果你们能够完成自己的规划，这对于你们的邻居而言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上，我们经常做比较。社会主义可以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建设，或者是慢速或者是快速。我们认为，我们所拟定的速度是比较好的，并且是能够实现的。

对于国家而言——一个是钢，一个是粮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也可以采用另一种方法。无论哪种方法都是社会主义。一种方法是：少、慢、差。另一种方法是：多、快、好。采用哪种方法来发展？我们是采用的第二种方法，并作为一场战斗，我们动员全体人民来完成这个计划。人民满怀热情，并为提前完成这个计划而顽强斗争。

粮食问题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中国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国家。我们提出了从今年开始“进行三年艰苦奋斗”的口号。届时，人均粮食将达到1000—1500公斤。这些数据我们暂时不想公布。

赫鲁晓夫：是人均1—1.5吨吗？这可是很多呀!

毛泽东：在报纸上我们说，在3—5年我们将达到1吨或大约1吨粮食。实际上我们将用3年时间超过1吨。可以做得时间又长又慢，也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们选择第二条道路。

赫鲁晓夫：这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连文盲也能找到这样的理论，因为他看到这是从前，那是现在。这对西方人的头脑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把印度和中国加以比较是很有趣的。印度取得独立比中国晚两年。而看一看这些国家的发展速度。当我们在印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并且确信他在原地踏步，没有什么速度可言。我对尼赫鲁说，看一看中国人的气魄。尼赫鲁请求我帮助其建设飞机制造厂。我对他讲，不应该只建一个生产飞机的工厂。要建设一个飞机制造厂，就需要有几十个，或许上百个工厂。他想要一个工厂，而中国建设了上千个工厂。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利用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团结，那么任何侵略集团都是没有用的。

毛泽东：很对。

赫鲁晓夫：我们请美国帮助搞化学工业，是一个宣传步骤。艾森豪威尔关于这个问题的回信很好，因为伊拉克事件的发生，我们没有发表，在这个时候需要发表一些坏的东西。有些美国公司愿意卖给我们设备，买我们的原料。如果我们的原料不够的话，这些公司还表示愿意给我们以公司的贷款。我们的计划并不是指望他们的贷款来实现的。当然，如果给的话，我们也不拒绝。

毛泽东：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的回信。已经公布在美国的报纸上。

赫鲁晓夫：是的，但是他们并未公布我们的那封信。如果他们公布了这封信，就会使美国人感觉可以挣钱，那就对我们很有利。

毛泽东：有个时期，我们不了解你们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现在才明白，是要买他们的设备。

赫鲁晓夫：这是个策略步骤。美国人说我们只重视发展重工业，不重视生产日用品。我们发展化学工业有两个目的：(1)发展国防工业；(2)生产日用品。我们给他们回信说，你们既然关心人民的生活，那你们就帮助我们发展生产日用品的化学工业吧!他们考虑的是利润和怎样削弱我们的国防潜力。他们不会帮助我们。那封信是一个宣传步骤。我在德国已经说过了，美国是不会给我们援助的，铁托却大有希望得到援助。

毛泽东：讲得很好，很满意。总的来说，是发展自己，破坏敌人。

在东方还有一个地区，它在形式上没有加入集团。这与费德林有关系。涉及日本、台湾和南朝鲜。

周恩来：还有南越。

毛泽东：有这种可能，这些国家也许会组成一个东北亚军事集团。他们被绑在美国的车上了。这是美国人的首创。这个组织能否搞成，决定于日本。日本的困难是，搞，就要得罪我们。至于蒋介石和李承晚，他们早已得罪了我们。日本是要台湾，还是要中国？我们同它的贸易关系，已经断了3个月，准备再断上3个月。他们通过四五条线来活动，想恢复同我们的贸易关系。最近，日本社会党的代表来到了北京。他们甚至通过苏联商会的人来劝我们。怎么你们还有一个商会呀!目前不准备恢复。如果恢复的话，好事要让给日本社会党来做。这次不准备恢复，再等一个时期。恢复要有3个条件：

(一)长崎事件 [43] 要处理，要向我国道歉。

(二)政治上不从事任何敌视中国的活动，放弃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最近3个月岸信介对我们采取了十分粗鲁的行动。抨击和咒骂我们中止了贸易关系。我们劝他与美国和蒋介石进行贸易，因为我们不同日本进行贸易。我们认为必须提出这个政治条件。

(三)不能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我们并不要求日本立刻和中国恢复邦交，但是它应该促进而不应妨碍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暂时不承认中国，并不妨碍两国间的贸易。我们没有日本还活得下去；日本没有我们，并不一定活不下去，但很困难。

赫鲁晓夫：日本没有中国不行，中国没有日本可以。

毛泽东：重要的是，不仅是中国断绝了同日本的关系，而且东南亚的1000多万华侨也抵制日货。

赫鲁晓夫：这种影响非常严重。

刘少奇：中国的资产阶级掌控着这些国家的经济。

周恩来：这是指那些在印尼、南越、泰国、菲律宾部分地区、柬埔寨、马来亚、缅甸部分地区生活的中国人。

毛泽东：形式上这是一国的代表，但实际上是两国的代表。

赫鲁晓夫：总之，如果把我们的政策用于东方和西方，那么可以归结为一点，就是为了与所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文化联系，更广泛地进行交流。因此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需要注意，不能向我们派遣间谍，别当蠢货。总之，在保证和平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展开和平攻势，但是也要稍微吓一吓他们。

毛泽东：对，吓一吓很有必要。

赫鲁晓夫：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国。它离我们很远，与欧洲国家相比它的立场有些变化，但是它在我们附近搞了基地。我们向那些有美国基地的国家说，你们的基地离我们很近，我们的也离你们很近。我们说，上帝离你们远，而我们就在你们的旁边。打土耳其，例如，我们声明：你们的朋友——美国很远，而我们却很近。如果需要，我们不用飞机和军舰，只发射一批导弹就可以消灭你。我们也是那么警告德国和英国的。他们明白我们的警告。这是现实的。如果我们攻击，那么将不会有任何生物存活。但是我们不想攻击。

毛泽东：这是必要的，此外，还要那样想，如果谁将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将予以还击。

赫鲁晓夫：这是对的。

毛泽东：应该说清楚，谁会在战争中灭亡——我们，还是他们。

赫鲁晓夫：是的，资本主义将要灭亡，这将是同资本家相联系的最后的战争。

毛泽东：应该做好战争准备。首先，需要在道义方面做好准备。我们的人民忙于和平建设。需要让他们明白，他们是不怕战争的。战争并不可怕。如果谁将其强加于我们头上，也没什么可怕的。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说，如果你们真的想进行战争，那么就过来吧。我们没有原子弹，只有手榴弹。但是苏联有原子弹。如果我们不得不打，那么我们将什么都不会吝惜的。我们刚刚进行建设，如果你们把它破坏了，那么我们战后再重新建设。反正我们还没有建设好。放心，因为我们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在那种情况下，即如果帝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但是我们不想战争。

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共同的军事学说，就是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

赫鲁晓夫：我认为，总体上这是对的。但是不要给敌人造成一种感觉，似乎中国要准备进攻了。我们的政策是：一方面要有强大的力量；一方面要使世人知道我们是爱和平的。

毛泽东：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自卫。我们可以向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分子证实，我们这里有一种事实。每个合作社，每个单位都发枪。并且说，看，如果胆敢侵犯我们，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外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虽然人很多，也不要外国人的领土。我们的领土一寸也不让，土地就是这么多，要保住。

赫鲁晓夫：我们今年的航空节，就没有军事性质，而是一般性质的。军用飞机没有摆出来，结果影响很好。

毛泽东：我们每年搞两次游行，一次是五一，不带阅兵；一次是十一，带阅兵。

赫鲁晓夫：看来，我们也可以采用你们的办法，11月7日搞阅兵，五一劳动节不搞。

毛泽东：我认为我们可以保证7年的和平共处，而有可能是15年。

赫鲁晓夫：过10年以后，也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

毛泽东：我是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周期来算的。一个周期是20年。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已经13年了，还有7年。再过7年，我们两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更可观了。

赫鲁晓夫：那时敌人的表现就不同了。那时，他们一听说中苏会谈，就会发抖的。

毛泽东：7年要争取到了，再争取10年、15年、20年就不成问题了。

赫鲁晓夫：从杜勒斯的政策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他的政策首先是“推回去的政策”，就是把共产主义抛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界限上去。结果把谁抛回去了呢？后来，他不得不改变了政策，采取所谓“遏制政策”。结果把谁遏制住了？把伊拉克遏制住了吗？

周恩来：把自己给遏制住了。

赫鲁晓夫：对，失去了纳赛尔。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高涨。情况很好。

毛泽东：法国失去了摩洛哥和突尼斯。

赫鲁晓夫：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正在进行着。目前，殖民地人民的战争正如火如荼，而没有减弱。我们的成功将促进殖民地人民为自己的独立去奋战。我认为，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好。艾森豪威尔帮助伊拉克的国王，是在死了以后才来帮助。一项很不错的“援助”。

毛泽东：现在无论怎样都帮不了伊拉克了，费萨尔已经死了。

赫鲁晓夫：这种帮助是无济于事的。

毛泽东：最近拉丁美洲发生了一些重要事件。其中最主要的一件就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机降到海地。

赫鲁晓夫：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当然现在做结论还早。资产阶级在它的发展初期，是反封建的，提出过民主的口号，并且依靠民主的口号在议会斗争中取得了大多数，他们依靠这个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阵地。现在可否讲：资产阶级已经不再把议会当作据点，抛弃了民主的口号，而走上了公开法西斯和军事独裁的道路。

毛泽东：可以这样讲。

赫鲁晓夫：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已经破了。资产阶级无法用民主和议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了。

毛泽东：美国就是。

赫鲁晓夫：法国戴高乐也是。

毛泽东：的确，在那里几乎已经没有国会了。

赫鲁晓夫：在危地马拉，美国用军队把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赶跑了。黎巴嫩也证明了这一点，那里的所谓人民选出来的总统不得不要求美国派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毛泽东：国会有用，他们就用；没有用，他们就把它变成了形式。戴高乐的宪法还要国会，但把它变成了咨询机关，和美国一样。美国的国会只是通过一下预算，争吵一下增加或者减少美元的问题，除此以外，其他什么权利也没有。

赫鲁晓夫：我们正处在一个很好的时代。

毛泽东：谈谈紧张问题。紧张对谁有利？西方制造紧张是想对他们自己有利。我看，如果西方再继续搞下去，他们自己会发现，维持紧张局势是对我们比较有利。缓和对他们不利，所以就搞紧张。中东的紧张局势是最近的最高峰。这种紧张局势最有利于动员人民，使人民想一想：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知道，美国怕打，英国更怕打。一开始的时候不得了，做出要打的样子，这使尼赫鲁和世界都很着急。尼赫鲁是真着急了，因为这样的紧张对他不利。英、美从黎巴嫩和约旦是早撤兵好？还是晚撤兵好？我看，不要太快，还是晚些好。

赫鲁晓夫：我同意你的看法。请你把这个意见亲自告诉给杜勒斯吧。

毛泽东：最好半年不撤，大家好有事可做嘛!撤退了，他们就又变成了好人，又变成爱好和平了。我想留他们一下。

赫鲁晓夫：我想从根本上来研究这个问题，最好留杜勒斯多做几年国务卿。他会给我们制造出另一个黎巴嫩来。委内瑞拉就是一个例子。

毛泽东：我同意你的看法。委内瑞拉的事件表明，资产阶级已经走下坡路了，而我们是走上坡路。

赫鲁晓夫：今天我看了艾森豪威尔给我的回信。我想起了当年扎波罗热营地 [44] 的哥萨克写给土耳其苏丹的一封信，这封信对苏丹讽刺得很厉害。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在外交信函中有这么一个老的样本。您看过吗？想看的话，我寄给您。在那封信中，对苏丹就有这样的答复。(接着举出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毛泽东：这样的话，就可以请艾森豪威尔做一做同样的事情了。

赫鲁晓夫：我想模仿这封信给艾森豪威尔写回信。艾森豪威尔在回信里说，他们是保护小国的，我们是侵略小国的。我准备在回信里答复他，既然你们是保护小国的，那么五大国会议除了五大国之外，还可以请伊拉克、瑞典、挪威、东方的柬埔寨参加。提出这些国家请他保护吧，看他怎么办。

毛泽东：柬埔寨和瑞典这些国家表现都不坏嘛。

赫鲁晓夫：对了，还有挪威，尽管它已进入了联合国，但它的总理还是个不错的人。

会议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感兴趣的是争取召开会议的过程。会是开不成的，即便开成，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没有必要害怕紧张局势，紧张局势是我们双方之间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我们要利用才对。

毛泽东：列宁曾经讲过这个意思。在平时教育人民需要几十年，打一次仗就教育过来了。战争可以教育人民。现在还不是战争，但有战争的危险。每出一次“伊拉克”，人民立刻就紧张起来。我和尤金同志谈了5条：

(一)他们的兵少。

(二)他们内部不团结，例如，工党党员和保守党员之间存在矛盾，美国政府成员中间存在分歧等等。

(三)他们的同盟国不满意(如加拿大、法国、日本)。

(四)这次使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更加活跃了，推动了和平运动。真正的和平运动不是斯德哥尔摩的会议，而是这次伊拉克事件中所出现的那些人物。甚至日本首相都被迫承认，伊拉克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东方的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潜力未受到制约。因此，由于中东事件，出现了许多不拥护和平运动的人士。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浪潮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我看，这对帝国主义不利，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考虑怎样在保存面子的情况下撤军。在艾森豪威尔给你的回信中有一种观点，那就是现在不存在战争的危险，他还不敢对此情况说得太多，但看得出来，他自己比谁都害怕战争。

(五)在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掩盖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可以说，和平运动已发展为反帝反封建运动。一有适当机会，这些斗争就会爆发。谁知道这次伊拉克发生了革命？

赫鲁晓夫：这次伊拉克革命杀了前首相努里·赛义德，此外还杀了1000多名反动分子。

毛泽东：这次是比较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世界各地都在酝酿着革命。对西方国家的党也有利，不像匈牙利事件时，有些人退党，这次要增加一些人吧!

赫鲁晓夫：增加了一些人。

毛泽东：帝国主义者在广大的社会人士眼中是不公正的，真理没有站在美国那边。比如说，东德给西德写了一封信，抗议阿登纳准许美国利用西德的基地。西德向来是看不起东德的，但是这次也不得不给以答复。西德解释说，不是我们允许的，是美国人自己的搞的。这很说明问题。

赫鲁晓夫：今年9月联大主席就要改选，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南斯拉夫和捷克过去曾经谈妥，在联大主席改选时，南斯拉夫支持捷克的代表诺西克，但是南斯拉夫现在不准备支持捷克的代表了，因为南斯拉夫与美国谈妥，美国支持南斯拉夫的代表波波维奇做候选人。哪个波波维奇更坏：是驻贵国的大使或者是那个联合国大会主席候选人的波波维奇，很难说谁好谁坏。看来，姓波波维奇的都是坏蛋。

毛泽东：总之，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以比较的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尽管当时有俄国革命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了一些大事件：英国的同盟罢工、摩洛哥的革命、中国的革命。但是，罢工停止了，非洲的革命被镇压了。在中国，蒋介石北伐取得了胜利，他对国民党组织清洗，换句话说，进行镇压共产党员。但是，这些事件未能引起世界的大动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只是最初2年相对稳定。1947年7月，蒋介石开始进攻中国共产党。1949年我们胜利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整整打了3年，然后是越南战争爆发。胡志明同志他们开始是和法国人谈判，后来也打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之间的区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保持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而荷兰则保持对印尼的殖民统治。印度的解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除了印度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主权国家，这些国家有：印尼、锡兰、埃及、伊拉克、突尼斯。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英、美两大帝国在苏伊士运河事件时所受的挫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如果美国真的从中东撤兵，那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没有的。这证明帝国主义在日益崩溃。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下一次大战——可能打起来，也可能打不起来——之间充满着更多的事件。这就证明，资本主义体系不能保持自己的统治了。我同意你的意见。在穿越易北河、朝鲜三八线、越南十七度线的这些国家，我们绝不放弃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寸土地，并为和平而战。

赫鲁晓夫：当前就是这样。

毛泽东：我们要争取7年，最好是15年的和平期。

赫鲁晓夫：在这段时间中也会发生事件的，帝国主义已经削弱了，伊拉克性质的革命还会发生的。

毛泽东：这类事件是在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地区发生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地区。

赫鲁晓夫：譬如伊朗，也是帝国主义阵营较弱的地方。

毛泽东：还有泰国。

赫鲁晓夫：还有巴基斯坦。

毛泽东：还有沙特阿拉伯。

赫鲁晓夫：那里的环境也不稳定。

毛泽东：应该向拉丁美洲做工作。

赫鲁晓夫：应该派我们的人到那里，以使帝国主义者的注意力从欧洲和亚洲移开。那里干柴很多，一点就着。

马利诺夫斯基：尼克松的南美之行就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看来，艾森豪威尔也不完全是神经过敏。他在委内瑞拉挨打时，美国向那里派去了伞兵。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尼克松一行相关事件的重复和延续。我看，我们的事情好办，艾森豪威尔的事情不好办。

中间休息后

毛泽东谈到中国的党代表大会的性质问题，他说：中国的代表大会是常设机构，其代表任期5年，每年参加一次代表大会会议。

赫鲁晓夫：这类似于党的国会。

毛泽东：对呀。我们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制定了党在当前形势下的基本路线。

赫鲁晓夫：我们的代表大会应在1960年举行。看来，我们也要5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更正确些，因为制定的经济计划就是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的工业管理体制的改组效果很好，在这个问题上也与反党集团作了斗争。目前，我们准备对中学和大学进行重大改革。秋季，将对此问题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毛泽东：学习与劳动锻炼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

赫鲁晓夫：我们现在的中学都是培养学生考大学的，但是，大学招生有限，能考上大学的只是少数，然而所有的学生都要为此进行准备。需要中学培养有文化的人到生产中工作。因此可以的话，中学的十年制应改为七年制或八年制。毕业后，所有毕业生都应从事生产工作：去重工业工厂、轻工业工厂、集体农庄。生产企业将创建手工业学校，为考取大学的人进行额外教育，并且这样可以掌握一门职业。但不是所有人都去学习，而是那些想学的人去。党、工会和共青团组织从该所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派好的上大学。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学生都要经过劳动。我们那时，有的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说，你要考不上大学，就要把你送进工厂去当傻瓜，结果导致不尊重体力劳动，好像只有傻瓜才去当工人。而在新的体制下，所有人都将进行劳动。这样更民主。目前，我们大学中很少有工人和农民的子女。这是很自然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培养自己的子女来考取大学，因此，他们孩子的潜力更大些。我们将这种方式从根部切除，首先，所有的毕业生都将去工厂工作，通过社会的挑选，这时，问题将不再由父母决定，而是由工作集体来决定。现在，许多年轻人不知道去哪，学习哪种专业。最终，大学毕业时他们不能通过合格考验，而且不想从事教给他们的知识所能做的事业。在新的体制下，这些人将在工厂检验自己的能力，确定自己的兴趣。要比在大学里通过学习来淘汰更好一些。如今，党组织正在积极地讨论学校改革事宜。然后，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给更多的人来讨论。我们认为，这将是一项非常正确的措施。这项措施使我们能够挑选精英中的精英到大学去学习。我们将遵循一个原则——只有工作了2年及2年以上的人才能进入大学学习。

毛泽东：这个办法很好。还可以由大学来创办工作间，大学生可以在那里进行实践。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说完。工人和农民将在大学学习，大学准备实行半工半读，20％—50％的时间学习，其他时间劳动，最后一年可以全年学习。此外，提倡工厂办大学。

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这将锻炼出一批技能水平非常高的专业人员。

毛泽东：劳动是很好的学习。

赫鲁晓夫：劳动可以锻炼人。

毛泽东：专门读书是不好的。在新的制度下，大学生将不再向家里要钱，因为他们将会有自己的工作收入。中学也要搞些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打算把农业专科学校附设在国营农场里，这样大学生可以边工作边学习。

毛泽东：我们准备把所有农业大学都赶到农村去。

赫鲁晓夫：譬如，我们的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有的家在莫斯科的学生毕业以后，不愿去农村，宁肯在城里当一个擦地板工人。如果我们把农学院设在农村，吸收农民和农庄干部入学，培养他们，那么情况就不同了，他们毕业以后就会留在农村工作。

毛泽东：非常正确。

赫鲁晓夫：卫星上天以后，美国派人来我国考察我们的教育制度。他们回国以后，对我们的反映很好。但是，时间不过一年，我们的教育制度又要改变了。

周恩来：好，我们也是本着这个方向做的。

赫鲁晓夫：关于改革教育制度，我们中央给各级党组织写了一封信，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给你们寄一份来。

毛泽东：愿意看。

赫鲁晓夫：那么我给你们寄一份。

毛泽东：现在，我们正在研究学校改组问题。我们正在试验。

赫鲁晓夫：尽管我们的条件不同，但你们也可以看看信中有关我们的改组方向方面的内容。

毛泽东：这里的问题是劳动和教育相结合。

赫鲁晓夫：在去年的主席团会议上，莫洛托夫向我进攻。他说我对什么都不满意，改组了工业，对农业不满意，改组了农业，可能将来你还要改到学校？他这个人完全脱离了生活。

毛泽东：对，他是脱离了生活。

赫鲁晓夫：他是个老实人，是自己人。

毛泽东：不那么老实吧!

赫鲁晓夫：他是忠实于工人阶级的事业的，但是，他是个蠢人，怕新鲜事物就像怕鬼和阳光一样。他不是敌人，但有时比敌人还危险，因为敌人看得见，而自己人当中的蠢人是不容易看出的。

现在我们正在改组学校，还要加强我们的力量，这样，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和廉价的干部。

毛泽东：我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做了个决定，还没有定稿。方向和你们是一样的，就是让大学生不死啃书本，而是半工半读。

赫鲁晓夫：很好。匈牙利事件说明在大学生中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大学生里面闹事也闹得最多。

毛泽东：几个月以后，我们的大中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工厂。

我们的机关干部都要下去参加劳动。在工厂里，厂长这样一些领导干部都要下车间劳动，参加生产。

朱德：军队里的师长要当兵，受排长和连长管一管。

毛泽东：我们的军官过去都当过兵，我自己也当过半年兵。但他们长期脱离了士兵生活。我们一年四季地管别人，抽出一定的时间叫别人管管我们，也是应该的。叫下级批评上级，给他们机会批评上级，是有好处的。

周恩来：还做了一项决定，所有的军官从今年8月开始从事生产工作，一年不少于两个月。

彭德怀：在军队里我们开四级干部会，军、师、团、营四级，还有连、排、班、士兵四级在一起开会，主要是听取下级意见。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约有2000人参加，会议开了2个多月，通过了许多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互相展开了批评。军委的同志都受到了批评，我和彭德怀同志也受到了批评。召开这种会议就是由外交部部长陈毅提倡的。我们一直对参加会议的人发号施令，就让他们也稍微管一下我们，说出心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在8周内，我们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当然，不只批评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要受到批评，特别是那些缺点严重的人。

彭德怀：通过会议上的批评，一些军官现在讲到，对他们的批评真好。另一些军官因此明白，他们对下属的批评有时候是错误的。

毛泽东：我们对所有路线的干部实施类似的制度。其实质归结为：第一，所有人都应当从事体力劳动；第二，给下级批评上级的机会。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将此种情况称之为整风运动。英国人将之称为“肃清”运动。

我们在6亿人民中进行了整风，没有整风，也就没有今天的“大跃进”。他们不满意，领导有缺点，他们批评了，心中就很舒服，因此才有今天这样的热情和干劲。我们中央做了决定，中央委员每年要有2个月在下面。这不会损害政府的工作，反而有益。

消灭盗窃、赌博等现象，也都是采取整风的办法，很有效。

彭德怀：这是一个处理违反纪律情况的好方法。在军队中，我们取消了禁闭室，因为那里无人可关。

毛泽东：不久前我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许多决议。其中之一就是，除了节日和阅兵式以外，军官和士兵完全穿一样的服装，分不出谁是兵，谁是官，恢复我们过去的做法。战争结束后，由于物质状况的差别和其他一些原因，军官一时脱离了士兵。

赫鲁晓夫：你们在整风中的一些做法，我们在革命初期也有过，譬如列宁参加义务劳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进机关当干部，等等。

毛泽东：我们有一项决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一年内至少有4个月在农村从事生产。只有在处理文件时，才能脱离工作。开现场会议，哪里高产就在哪里开，哪里的麦子好就在哪里开。会议不一定都在北京开，越在北京开会，脑子就越空。今年上半年，开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和八大二次会议，下半年我们还想下去。

彭德怀：我们的军队每年帮助农民2个月，而且并不影响军事训练计划的完成。

赫鲁晓夫：我们的元帅对此不敢苟同。

马利诺夫斯基：当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时，我们总是给予协助。

赫鲁晓夫：我们常常使用军队来帮助收割庄稼，特别是最近几年使用军队去开荒地。去年和今年决定不再使用军队。

毛泽东：可以规定这样一种制度，军队按照该制度在一年中从事农业劳动2个月。这样不会妨碍作战训练。

赫鲁晓夫：情况可能有些不同，我们那里的机械化水平高，集体农庄庄员不希望士兵帮助他们做农活，怕他们做不好，反而受到损失。

毛泽东：可以考虑军队办工厂，士兵在那里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

马利诺夫斯基：士兵的劳动就是体力劳动，他们的劳动已经够繁重的了。

毛泽东：不然的话，他们退伍以后，就不会从事体力劳动了。的确，我们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全部拥有企业，但已经有了一部分附属于部队的农业企业，战士可以在那里参加劳动。

赫鲁晓夫：我们已经具有部队创办农业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在远东。但没有成为习惯。

彭德怀：在我们的军队中，普遍实行蔬菜、水果等自给体系。

毛泽东：我们的部队自己种菜，自己养猪，至少半年可以自给。

赫鲁晓夫：我们过去也有过建筑工程部队，进行军事需要的建筑工程施工。我们大大缩减了其数量，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比专业工人完成的费用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质量不好，因为士兵没有经验。行政管理人员也很多，不合算。既然这是部队，他们就应当学习军事，需要指挥员；但由于他们要进行建筑工程施工，又需要专业的工程师。结果是指挥员多、工人少。用这种方式来建设国家是不合算的，所以决定放弃了。

朱德：我们转业了40个师，他们都掌握了技术，成了很好的工人。

毛泽东：可以考虑实行半农半兵，或半工半兵。

赫鲁晓夫：一般服兵役期限为2—3年。这正好是获得技能所需的时间。3年后，我们使战士们复员，招收新的战士。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就只能成为学校了，而不是兵役了。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既不能将他们变成工人，也不能将他们变成战士，而且这样做会浪费国家一些钱。

毛泽东：我们国家不会对此进行拨款。战士会自己挣钱。

赫鲁晓夫：那么吃饭、穿衣、指挥人员的工资呢？况且，红军做的活是工人的1/3，并且只能完成非技术的粗活。

毛泽东：我们的战士也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种种蔬菜，修修道路，建设灌溉系统。

赫鲁晓夫：我看，毛泽东同志，这恐怕是由机械化水平所决定的，就像我们二十几年前的情况一样。我们现在是用机械，譬如掘土，就用自动掘土机，驾驶掘土机的都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果让士兵去搞，人家并不欢迎。1933—1936年我当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时候，修运河就是用工人和铁镐。现在这一切都使用机械来完成，很少用人工。如果使用部队来进行建设的话，结果要比使用机械和有技术的工人贵得多。

毛泽东：军队就是军队，训练为主，只是拿出一部分时间劳动。

赫鲁晓夫：在修第一个地下铁道时，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我、雅罗斯拉夫斯基都参加了劳动。现在我们去参加劳动，工人就不会欢迎我们了，怕我们损坏了机器。

毛泽东：1万年以后，干部也要参加一定时间的劳动。

赫鲁晓夫：1万年以后，就没有军队了。

毛泽东：干部还要有的。

赫鲁晓夫：有些兵种，如导弹、雷达等部队，看来要转上雇佣兵制，因为这些兵种的专业性很强。我们不能叫入伍一两年的新兵来发射导弹，叫他们搞的话，导弹未等发射出去就会爆炸的。这种武器要由工程师们来操纵才行。再一个就是在潜艇上服兵役，难道在2年内能教会士兵操纵潜艇吗？这里需要的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使用他们将更廉价。我认为，在某些作战范围内，将转上永久性兵役制。

毛泽东：这是对的，他们要搞一辈子，但他们是少数。

赫鲁晓夫：部队种出的东西会很贵的。

毛泽东：这些干部需要他们始终搞自己的事情。这种情况与人少有关。但让他们搞搞蔬菜还是可以的嘛!

赫鲁晓夫：这样的蔬菜将会很贵。在市场上没人会买这些蔬菜。

毛泽东：为了对他们进行指导，可以聘请农艺师专家。譬如说，叫费德林学种菜，他的作品可能更好一些。当然，他到日本去，就不好种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会让他干这件事的，太浪费了。

毛泽东：如果请来专家，叫上100名像费德林那样的人跟他学习，会学会的。他已经是文学家了，除此之外，再学会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对于他的主要工作(文学创作)是有益处的。我们外交部一共900人，分三批下去劳动，每批300人，每次去3年，9年中每人轮一次。

赫鲁晓夫：过去，我们实行过机关的苏维埃化。那时大部分职员都是旧人员，所以我们不得不抽调一部分工人到机关里，解雇了一部分旧人员，下放了一部分。这是被迫采取的步骤，对工作质量是有影响的。

我认为，我们要这样来实施操作：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获得高等教育。在国家机关中，干部问题解决得越民主，那么干部更换就越频繁。于是，干部就变得多起来。一些去从事生产，另一些则在他们的岗位上任职。国家管理机关的民主化多半会使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毛泽东：一件事情占据一生这样不太好。

赫鲁晓夫：怎么办呢？例如，在研究所是培养不出来马克思的。人类培育出马克思只有一次。任何人都取代不了列宁。那么，显然，有一些人将来也需要工作，并且一些事情别人是无法替代的。比如您，毛泽东同志，最好，即使你去了集体农庄去种黄瓜，那么国家就不管了吗？

毛泽东：种黄瓜用不了多长时间。

赫鲁晓夫：但总不能一边种地一边处理国家事务吧。

毛泽东：我能在这个时候不处理国家事务。

赫鲁晓夫：话是可以这么说，现在在我们苏中之间将有一个最大的争论。

毛泽东：当没有那么多特别重要的事的时候，是可以去种地的。比如，在中东发生事件的时候，我就不去种地。

赫鲁晓夫：可这时候该收地了。

毛泽东：我也不是所有时间都种地的。

赫鲁晓夫：我跟您说一下我自己，主席团决定让我做好事。主席团的决定，主席团超过60岁的成员一天只工作5小时，一般的工作时间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中间吃午饭休息1个小时。因此按决定，米高扬和柯西金的工作日应该是从上午11点到下午5点。我说，真聪明，按条例，就是把我们当成了残疾人，实际上，所有人工作都超过10个小时。看今天，我也在工作，给艾森豪威尔口授回信。今年给我3个月的假期：夏天2个月，冬天1个月。但我实际上这3个月我像所有人一样，真正只休息了1个月。咋休息呀？所有的邮件都是给我的。在大海里游泳时，电话来了，只能上岸接呀。你刚一离开，就有人说：莫斯科来电话。但是，按照条例，我一年应有一个季度什么都不做。但是一部分人离开去休息是很正常，而我的假期则是另一个样子。

毛泽东：我则是另一种情况。什么邮件都不看，什么报告都不听。我去休假的时候，甚至报纸都不看。这次周恩来同志下去1个月，我们有事也不找他。除非像这次中近东发生的大事，不然我们是不管的。这次，我们许多同志都在下面，因为发生了中东事件，才又回来。

赫鲁晓夫：是啊!在埃及、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发生事件的时候，都会让你中断一切，无论是在休息还是在种蘑菇。

毛泽东：明年1月我准备辞去一个主席。现在我还有两个职务，国家首脑和党的主席。只留下后面的一个。这样我的事就剩一半了。我将全国走走，少在北京待了。

赫鲁晓夫：我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但我要说，在国家面前我们是有高度责任感、觉悟的。即使你辞去所有的职务，您对中国、对共产党的责任也是无法辞去的。

毛泽东：那倒是啊!

赫鲁晓夫：黄瓜还是不能种了。

毛泽东：不，还是可以的。

赫鲁晓夫：那么那时候你来我别墅种。我那儿有各种作物，也可以种黄瓜。

毛泽东：我要到那样一个地方，那里能游泳，没有电话。在你那我也不和北京通电话。

赫鲁晓夫：可以，如果一切正常，在一周之内是可以的。但看看报，您可以了解发生的事件，不能脱离开这些事呀。

毛泽东：我在广东的时候，连中央报纸都不读。

赫鲁晓夫：依我看，从事政治的人就像酒鬼一样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总是迷恋政治。

毛泽东：是的，是这样的，但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到地方走走。

赫鲁晓夫：很好。

毛泽东：我准备每年要从北京离开4个月，做一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我也是。

毛泽东：到时候，我们两个都走，两个漫游者。

赫鲁晓夫：是的，就像退休一样。

毛泽东：我们有个决议，根据这个决议我们一年不少于4个月当漫游者。

周恩来：我也执行了，因此我不当外交部长了，由陈毅来接任。但应该承认，你们比我们更关心国际事务。

赫鲁晓夫：不一定。

周恩来：我们没有进入联合国，只与十几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在你们那儿，莫斯科一批外交官就有60多个。

赫鲁晓夫：是的，在我们那全部外交都要通过中央主席团。有时候不召开主席团会议，但外交部会议是要召开的。

周恩来：这是因为苏联的威望高，每一个问题都要认真对待。我们感觉自己更安静。我们只与少数几个资本主义国家有往来，并且不急于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最好，这晚点发生。甚至，如果日本答应我们三个条件，为了不引起“两个中国”的情况，我们也没有在日本设立机构的打算。进一步说，在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之前，我们将不与它打交道，就像从前那样，只是半官方的贸易关系。我们将逐步在政府层面上解决问题。这将保障我们处于更主动的地位。从前我们认为，同日本发展半官方的关系，可以促进双方外交关系的建立。但可以说，日本方面很稳定。现在破裂了，日本方面更难过了。我们并未感到特别的困难。同日本破裂，给日本人民和贸易公司提供了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机会。现在可以向日本施加两方面的压力：正式的可以从你们那方面，非正式的是从我们这方面。对待日本的这个方针是我们政府赞同的。

费德林：也许，中国同志在苏联驻日本大使的活动的问题方面有什么想法吧？

赫鲁晓夫：也许，应该考虑一下，把中国的一个同志以苏联公民的身份派到我们在东京的大使馆。

毛泽东：但是他也不像俄罗斯人啊。

赫鲁晓夫：没关系，重要的是他要有苏联国籍。我们那里有苏联华侨。

陈毅：是的，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他在日本显然会引起顾忌。

赫鲁晓夫：希望这个人懂俄语。

毛泽东：很难挑选这样的人，懂俄语又弄不明白日文，那样显然是无法骗日本人的。不排除，大使馆的这个工作人员突然暴露了。

赫鲁晓夫：这是例外。

周恩来：这就给你们添麻烦了。现在给日本送去了我们的报纸、杂志，大使馆可以根据这些来确定我们方针。

赫鲁晓夫：让那个人做我们大使馆的参赞。

毛泽东：这太好了，费德林将当我们的大使。

赫鲁晓夫：我希望你们的参赞到我的大使身边当助手，而你却想让我们的大使做自己的参赞。

毛泽东：到那时我们就能够裁减缩编为一个大使。

赫鲁晓夫：我说的可是认真的。

周恩来：很难找到这样既懂俄语，又懂日语的人。那些熟知日本的人通常在日本很有名。

毛泽东：这样只会给苏联大使添麻烦。

赫鲁晓夫：现在日本人也不欢迎他。在我们这儿，如莫斯科的瑞典大使就是俄罗斯人，是一个逃亡的瑞典的俄罗斯工厂主的儿子。

毛泽东：列宁曾说过，一个英国人可能是苏联的代表。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各国政府首脑会晤时，俄罗斯人是翻译。为什么中国人就不能在苏联的日本大使馆工作呢？

毛泽东：原则上是可以的，但真的要派，派谁去呢？

赫鲁晓夫：这个你们自己想吧。

周恩来：我们同意应该派一个了解当前局势的人去日本。但我们很难派一个人去大使馆。我们在对日关系方面是经常变化的。他将很难确定方针。如果我们向苏联驻日大使馆传递我们的方针通过莫斯科来进行，那就最好了。

赫鲁晓夫表示同意。他说，关于解决问题的公报我们留下，在我们明天回莫斯科之前做完。

毛泽东表示同意，他说，文件可以在离开前一小时签署。

赫鲁晓夫：我们将怎样签署文件：2份、3份还是4份？

毛泽东：2份。

赫鲁晓夫：好!我们会告知谁来参加会谈。

毛泽东：好的，你们将来几个人？

赫鲁晓夫：我们是否涉及军事问题？

毛泽东：是的，涉及国防部。我们涉及到的人与你们涉及到的人一样多。

赫鲁晓夫：我们将叫4名同志：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和安东诺夫代办。

我们将签署什么公报：是党的还是党和政府的公报？

周恩来：我们不指定公报的性质，我们签署《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赫鲁晓夫：我们能不能最后指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等”？

毛泽东：可以。

赫鲁晓夫：好，让帝国主义分子头疼去吧，我们将去种黄瓜了。

毛泽东：那么，会谈就到此结束。

会谈记录：Н.费德林、А.费列夫

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08-150

№20392 普什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出席国际地球物理年会与中国的交涉(1958年8月2日)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联络部的指示，我向中央转交了自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竺可桢教授所通信函。

另外，我认为有必要对此做出如下简要的解释：

1.我是在1957年夏开始与竺可桢教授通信的，原因是他给身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成员的我寄来了一些信函和电报的复印件。这些信函和电报都是他发给特别委员会机关的，目的是抗议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接纳台湾(为自己的成员)。

根据该信，我请求委员会主席查普曼将关于中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提交到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咨询委员会(处理)。

我将上述请求的复印件转寄给了竺可桢，并随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在信中他对我所给予的坚定支持表示了感谢。

2.关于我对两个中国问题的理解，我已在给竺可桢的信中已经谈到了。我之所以要写这封信，原因在于：查普曼请求我提出建议——以何种方式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咨询委员会上讨论关于中国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

我在这封信中已告诫竺可桢道：我在信中只是谈了自己的个人观点，而在没有与他协商的情况下我将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而从竺可桢的答复性电报中也可明显看出，中国同志当时已决定不向咨询委员会发出任何关于重新研究台湾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机关决议之问题的声明。

3.我给竺可桢的第一和第二封电报是在收到他对我的信函的回复之后发出的。这两封电报的目的并不是想说服中国同志放弃自己的原则，并与特别委员会机关达成妥协。

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并没有对参加该组织的国家数量做出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才导致相关部门先是吸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尔后又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抗议也给予了台湾以同等的待遇。因为先前也发生的类似的情形：例如南朝鲜便要求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除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我认为，理应将关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吸收正式会员的规定明确地固定下来。

当然，这方面规定最好也能采用一般国际组织通用的形式。只是在其中可以提出如下要求：台湾除外；请求中国在台湾不加入的情况下恢复自己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成员国的身份。

鉴于我已坚定地向竺可桢作出了承诺——在不经其同意的情况下我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于是我便用电报向他通报了自己的想法。

根据竺可桢复信中的说法，我对自己的文字表述方式作了修改，并再次向其通报我的观点。对于我的第二次建议，竺可桢最初答复是他们正在对之进行研究，然后又说，其答复已通过苏联驻北京使馆发出。但是至今，我也未收到竺可桢的这份复信。而通过外交部来了一封电报，其中内容我是在中央相关部门中才得知的。

4.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曾多次请求中央和外交部，要求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问题制定相关规定。而我个人也曾请求中央部门的安德罗波夫同志接见我，以便就我应如何处理这方面问题听取他的建议。

根据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指示，我和别洛乌索夫教授一起与谢尔巴科夫同志见了面。我向后者介绍了自己发给竺可桢的信件的内容。谢尔巴科夫同志认为，我所做出的在不与中国同志协商的情况下将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的决定是正确的。他还建议我与外交部联系一下。

此后，我和别洛乌索夫教授又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谈了一次话。后者也同意这样做：在没有与竺可桢协商的情况下(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他还通报说：通过我国驻北京使馆，可能得到竺可桢用密码电报所作的回复性解释。

5.我的本意是好的，就是想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那种不正常的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是好心没得到好的结果。在这件事情上我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通过中央来办理此事，而是擅自行动，就像一名个体单干户。从这些错误中我已吸引了教训，并极力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类似失误。

苏共党员

普什科夫(签名)

1958年8月2日

附件一：

科学院北京竺可桢教授亲启

以撤销机关所做出的关于两个中国委员会加入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决议为最终目标，我想建议查普曼按照如下方式对正式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委员会进行清理。咨询委员会建议机关根据被邀请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来编制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正式参与国委员会名单。只有在如下情形之下：

1.当某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被分成两个部分；

2.当其中每一部分都已建立独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

3.当这两部分同时或其中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表示反对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中同时拥有(该国)两个委员会；

4.当因此导致其中一个委员会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咨询委员会将建议国际地球物理年机关按照如下方式处置：在机关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请这两个委员会自行讨论，是否能以双方都能接受的任何方式来共同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共识，那就由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根据自己的利益将其中对本组织做出了较大贡献的一个委员会列为本组织的正式会员。

请电告你们对上述建议的意见。

此致

敬礼

普什科夫

1958年6月17日

附件二：

发自北京

致国际地球物理年苏联委员会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

针对您发来的电报和您对我国科技事业所给予的莫大关心，我表示真诚的感谢。兹就您在来电中所提出的问题通报我们的意见如下：台湾是中国领域的一部分，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其目前所形成的局面都是由于被美帝国主义占领所致，而这也只是暂时性的，因此并不存在所谓分裂的问题；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既定方针；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蓄意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以便藉此妄图使美国长期占领台湾合法化，并幻想着中国能落入他们所编制好的陷阱之中。另外，他们还妄图以此来损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削弱新中国的影响力和威望。鉴于以上所述原因，反对所谓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斗争已成为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斗争计划中的主要内容。这便是我们对于两个中国问题的基本立场，关于这一立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够容许有半点含糊。

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主席团的决定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已于1956年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正式成员，而在1957年它又接纳所谓台北中央科学院为其正式会员，这充分表明该机构是打着国际科技合作的幌子为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对后者臆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提供支持。中国人民和中国学者反对这样的错误决定。另外我还想对您在电报中所提出的原则，即“根据被邀请参加该组织的所有国家来编制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正式参与国—委员会名单”，来谈一下我们的看法。如果从这一前提出发，那么该原则性标准是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的，因为台湾只不过是中国的一个省，我们从来都没有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只有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民族委员会是唯一的可能代表中国的组织。对于我们而言，您在电报中所提出的那四个条件都是无法落实的。既然你们在来电中表示，“完全是从友好和兄弟般的关心为出发点……”，那么现在可能做到的只有我们两个委员会通过共同协商以最终达成如下——撤销主席团所做出的关于两个中国委员会同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决议。

我们认为，目前唯一正确的做法是撤销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于1957年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并将蒋介石集团驱逐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否则，我们将坚决拒绝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的任何活动。我们珍视和坚信，你们一定会理解和完全支持我们的坚定立场的。

竺可桢

附件三：

竺可桢教授亲启

收到您的回复之后，我想以如下方式来改变我对查普曼的建议：

1.咨询委员会建议主席团按照全世界参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的原则将该组织所属委员会列入其正式成员名单。

只是在如下情形下：

2.当某个国家由于各种原因陷于孤立或分裂成几部分；

3.当该国所分裂的几部分都分别建立了独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

4.当这些委员会都表示反对同时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5.当此举可能导致其中一个委员会退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之时；

6.咨询委员会将建议主席团，根据有利于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自身的原则，将那个能够对本组织作出重大贡献的委员会看作是自己的正式会员。

请尽快电告你们对该建议的意见。该建议也同样适用于南朝鲜。因为后者也正要求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清除出国际地球物理年组织。

普什科夫

1958年7月8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89-195

№11668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核武器和核试验(1958年8月3日)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第四次会谈

1958年8月3日于勤政殿

参加会谈的人员有：赫鲁晓夫、马利诺夫斯基、库兹涅佐夫、波诺马廖夫、安东诺夫等同志。 [45]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德怀、彭真、陈毅、王稼祥、黄克诚、杨尚昆、胡乔木等同志。

毛泽东：我想弄清楚两个小的、但重要的问题。

第一，在禁止试验核武器的问题上，你们单方面命令停止试验，但西方却在继续试验。您认为有必要恢复试验吗？

赫鲁晓夫：他们通过不停止试验，解除了我们做出的保证。现在，我们继续生产原子弹和氢弹。当必要的时候，我们将恢复试验。当然，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就禁止试验达成普遍协议的话。

毛泽东：我明白了。您说洲际火箭飞行时穿过太空，当它们进入大气层时，它们不会烧毁吗？

赫鲁晓夫：不会的，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毛泽东：你们如何看，美国在苏联周围建立许多军事基地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这对我们来说是不利的。军事基地非常靠近我们的边界。但是他们主要的军事基地在美国，离我们很远。使用轰炸机到达他们本土很困难。但是现在，由于火箭武器的运用，力量对比已经平衡了。

我们目前正在克服困难，试验射程远的火箭，这样，我们的国土是不够用的。

毛泽东：你们不能在北极区域发射他们吗？

赫鲁晓夫：但是这个距离确实很短，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将越过北极发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极地地区进行监察，这样他们才能够探测出我们的火箭基地，保障他们自己的安全。

毛泽东：我读了艾森豪威尔就您对防止突然攻击提出的建议所作的答复。看起来这是一个恰当的回答，他似乎准备就此问题召开一次专家会议。他们显然害怕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还没有看到这封信。

毛泽东：我同意您提出的有关代表团离开问题的建议。但也许我们应该改变欢送仪式，在机场公开举行，排好仪仗队，邀请外交使团。

赫鲁晓夫：昨天，我们似乎已经一致同意像我们来的时候那样，安排我们回去。让我们的协议更加明确。这样，那些无端的谣言就更难找到借口。否则的话，西方就会写道，他们秘密来访，因为他们就不期望会谈会成功，也许中苏之间有矛盾。然后他们会谈，达成协议，并决定举行华而不实的欢送仪式。让他们试图解开这个谜更好，让会谈的事实产生效果。

毛泽东：我认为有必要对你们的来访保密，这样帝国主义者不会在您不在的时候，发起一场突然进攻。

赫鲁晓夫：我认为他们还不敢这样做，力量的对比对他们不利。现在，他们不得不吞下另外一颗苦果——承认伊拉克。假如他们发动战争的准备只做了一半，他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

毛泽东：是的，英国当然不会发动战争。

赫鲁晓夫：法国和德国都不敢发动战争。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把他们化为灰烬。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吃过德国V 1和V 2飞弹的苦头。但现在，这些武器同火箭比起来，就是一堆玩具。

毛泽东：但是，到处都是他们的基地，在土耳其就有100多个。

赫鲁晓夫：不，在土耳其没有这么多基地，而且它们都处在我们的瞄准仪之中。他们打算在希腊建立基地，那就更容易了：人们可以从保加利亚的山上推一块巨石下去，关于基地仅仅这么多。甚至美国也处在攻击的威胁之中。

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科学家制造了洲际导弹。

毛泽东：还有德国科学家吧？

赫鲁晓夫：不。他们仅仅是在开始阶段参加了。我们不能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给德国人。现在他们全部回到德国去了，去讲关于他们做过工作的故事。美国人相信这些故事，认为我们没有洲际火箭。当我们宣布我们试验了洲际火箭时，他们还不相信。然后我们发射了“斯普特尼克”。现在美国人已经相信我们建造了洲际火箭。报纸上说，在美国也有德国人在工作，但是，第一颗“斯普特尼克”不是美国发射的。

毛泽东：当各国首脑最高会议召开的时候，我依然想，您在国外的行程，同可能的危险联系在一起。我建议您在出访的时候，宣布任命一位副手。因为当您离开苏联的时候，我们都很关心。

赫鲁晓夫：是的。有某种风险，特别是首脑会议在纽约举行时：那里有许多感到怨恨的匈牙利人和其他敌人。日内瓦的情况好一些。我想起了1955年7月日内瓦会议时一件有趣的事。

按照美国宪法，总统的保镖当总统在街上行进时，必须跑在总统的前面。但是制定宪法的时候，人们还是坐着马拉的马车。因此，当艾森豪威尔来到日内瓦，坐在汽车上的时候，他的保镖跑在前面，这使得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发笑。然后，人们都在猜测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如何行事。我们来到日内瓦，坐着敞篷汽车在街上行进。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害怕，会坐在防弹车里。后来真的是坐进了防弹车，是因为瑞士警察告诉我们，有一个恐怖组织企图攻击我们。

美国人还写道，赫鲁晓夫在匈牙利不敢面对群众。但是，当我们访问匈牙利时，这一点已经众所周知了。我们要去美国大使馆附近的纪念碑献花圈，我向卡达尔建议，穿过人群走向纪念碑，这样美国人可以看到匈牙利人是“如何把赫鲁晓夫撕成碎片”的。这件事以后，他们就不再写匈牙利人反对苏联了。

毛泽东：斯大林拒绝去日内瓦。但是，我还是想到其他不同形式的危险。

赫鲁晓夫：这是头脑衰老的缺陷。

我们现在不考虑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我们经常命令军方，按照他们的资料准备局势的草案。最近他们汇报说，没有理由相信，有突然爆发战争的危急情况。

毛泽东：您认为杜勒斯还会留在他的位子上吗？

赫鲁晓夫：不会，他可能会离职，尽管对我们来说他继续留任会更好。同一个傻瓜打交道，比同一个聪明人打交道会更容易。

毛泽东：按照您的观点，史蒂文森会不会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他有过于自信的个性。

毛泽东：最为可能的是，如果共和党继续掌权，那么，尼克松将成为总统。

赫鲁晓夫：是的，最有可能如此。他比艾森豪威尔更糟糕。艾森豪威尔作为国家英雄进入政治舞台，是战争的结果。作为政治家，他不是最好的，他缺乏政治经验。甚至作为军事指挥官，他也不是出类拔萃的。在战争结束时的阿登战役，德国人几乎打败了他。当时。丘吉尔请求斯大林援助西方盟国。

毛泽东：你们当时就不应该去援助他们。也许那样就不会有西柏林，甚至可能不会有西德。

赫鲁晓夫：是的。也许今天我们都是多列士的客人。然而当时局势是不一样的。德国人停止战斗，向美国人投降，对我们进行顽强抵抗。局势发展的结果可能是我们不能占领柏林。斯大林同艾森豪威尔达成谅解，他给我们占领柏林的机会。在维恩战役中，德国人甚至从我们这边跑开，向艾森豪威尔投诚，但是他并没有把他们作为战俘接受。由此，就您所看到的，艾森豪威尔还懂得一些情理。但是，现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国垄断资本家向他建议的。

毛泽东：签订公报的一切都准备好了。

赫鲁晓夫：好的，那就让我们签吧。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52，оп.1，д.498，л.11，151-156

№13826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赫鲁晓夫的中国之行(1958年8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8月4日会议第172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О.В.库西宁、Д.С.波利扬斯基、П.Н.波斯佩洛夫、М.А.苏斯洛夫、Н.М.什维尔尼克；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的通报。

(赫鲁晓夫、波诺马廖夫、库兹涅佐夫、马利诺夫斯基、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

会谈是从海军问题开始的。我们之中的某位顾问提示中国朋友，请向我们提出在建设核潜艇方面提供帮助。尤金弄错了。他们对这一切表示同意，但是，反对舰队拥有两位主人。

关于雷达站的问题——他们说，我们自己可以建设这样的雷达站并供你们使用。

关于米高扬同志的发言——使用了傲慢的口气。对他说了，他的发言让人感到屈辱。 [46]

关于顾问人员的问题：他们希望解除某些顾问，而这些人是强加给他们的。

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内审理这个问题。

这次访问是有益的。会谈是真诚的。

赞成这次访问，这是一次富有成效的、良好的访问。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4-45

№21877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赫鲁晓夫关于北京之行的报告(1958年8月4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8月4日会议第172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决议：“关于赫鲁晓夫同志访问中国的通报” [47]

第172号第1项

1958年8月4日

绝密

赞成赫鲁晓夫同志的中国之行，并认为这一访问是富有成果和有益的。

РГАНИ，ф.3，оп.14，д.232，л.1

№2041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讨论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等的复函(1958年8月4日)

绝密

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赫鲁晓夫给艾森豪威尔今年8月1日、麦克米伦和戴高乐7月31日来信的复函问题所举行的会议速记记录

1958年8月4日

赫鲁晓夫：我认为，现在我们在近东和中东正处于斗争的第二阶段。我们现在应该对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进行分析并找到新的道路。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当我们提议举行高层会晤的时候，我们提出了什么样的任务呢？就是不允许中东爆发战争，不允许毁灭伊拉克。从我们国家的威望来说，毁灭伊拉克会给我们的政策带来损害。毁灭了伊拉克，到时候也会导致埃及和叙利亚的毁灭，这就不利于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最主要的。因此，当他们投入了军队的时候，我们给他们政府写了具有恐吓意味的信件，以便动员社会舆论；中东是如此的危险，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是如此巨大，以致会导致世界大战。

我想，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任务，基本上是完成了。现在剩下的任务就是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军队的问题了。我们已经阻止了侵略，伊拉克获得了美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英国、法国的承认，也就是侵略集团中的所有国家都承认了伊拉克。现在他们开始打伊拉克的主意。

我不知道，是否是由于我们的苏维埃制度，或许是由于内心的信念(不能排除这一点)，伊拉克政府惧怕共产主义，不能忽视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政治信念。无论如何，在第一阶段事情没有偏离我们的建议，没有违背我们的愿望，我向纳赛尔提出过这些意见和建议，以便他们不违背约定，而是相反，发表自己的声明：将做伊朗政府现在做的事情。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是不符合我们在这一阶段的想法的。

现在谈谈会谈。他们想在安理会进行会谈，我们在安理会将解决什么问题呢？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只会进行谩骂。我们能向安理会提出什么问题呢？只提撤军问题吗？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到那里去？是为了要求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军队吗？为此部长会议主席是不需要到那里去的。在这一阶段，无论是戴高乐、麦克米伦，还是艾森豪威尔，在那里都说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现在应该思考这一点。我认为索博列夫同志是个善于分析的人；索博列夫同志在今天的密码信件中说：或许现在需要继续提出召开联合国大会的问题。这是正确的。现在联合国大会能够比高层会晤施加更大的压力。毕竟在高层会晤的情况下，可以设想，我不能提议谴责侵略。邀请侵略者进行会谈并对他们说：你们是可耻的，你是否愿意打自己的耳光呢？这样做将是愚蠢的。他们是多数，而我只有一个人，另一个人中立，而他们是三个人。

而现在做主要的是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提议就是，一定指出英国和美国是侵略者，把自己的军队派往其他国家进行侵略，违犯了联合国宪章的所有制度，也就是举出论据，这些论据已经被应用过。在同他们进行会晤的时候我不能提出论据，而索博列夫同志是可以的。我不排除这种可能，就是派库兹涅佐夫，或许派葛罗米柯去参加联合国大会。但是用不着派部长会议主席到那里去。需要看清楚，他们想要什么。将会举行会议，蒋介石会出席会议，我也会按照字母顺序就座。我们的座位离蒋介石很远吗？

库兹涅佐夫：距蒋介石隔两个位置。

赫鲁晓夫：这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一出什么样的戏剧？这是一出很差的戏剧，剧中的角色也很差。在中国的时候，我按照我的想法大致口授了对艾森豪威尔的答复。我认为，我们不会使他改变什么。说句实话，联合国安理会变成了协调军事侵略集团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取决于该军事集团中的总指挥，大家看一下，那里现在有多少成员：古巴、巴拿马、哥伦比亚、加拿大、蒋介石集团、日本，都是他们的军事盟友，还有瑞典。

当然，我们在那里总是处于少数派，并且不可能进行任何谴责。在联合国大会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在联合国大会也很难召集到多数，但是那里是个大讲台。

库兹涅佐夫：那里有中立派。

赫鲁晓夫：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实践的证明，在这场冲突中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们原来认为可以通过五国政府首脑会谈来解决的任务，现在没有经过会谈就已经解决了。我是这样认为的。

勃列日涅夫：这是一个斗争的过程。

赫鲁晓夫：是一个争取会谈和反对侵略的过程。各国人民都谴责他们。这件事我们做得很对，因为我们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广泛的世界讲台上。

因此我认为，应该修改我们的文件并做出解释：我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成功地减弱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但还没有消除这种危险，因为侵略者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应该这样说，并进行相应的发展。

即使进行侵略的侵略者也承认了伊拉克共和国，他们声明说，他们没有打算侵略伊拉克共和国或者其他的东方阿拉伯国家，而实话说，这也是我们所提出的建议，即举行那些国家政府首脑会谈所要达到的目标。这是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没有解决？就是撤军问题。因此我们要立刻声明，我们要求立即撤军。保障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并谴责侵略者的罪行，这就是联合国大会的功能。安理会不能胜任这个任务，因为看起来，要审议这个问题就必须召开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更不要说，谁会参加这次会议。

而现在谈一下世界各国和世界舆论界仍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这就是消除冷战并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也就是回归到我们以前提出的为进行大国首脑会谈而斗争的立场上。但到时候是另外一些成员，应该回归到我们提议的那些成员，并将解决一些根本问题(我们知道议程)，解决关于中东和近东的问题，以便创造良好条件，以便那里不至于积聚起引发战火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引发世界战火。我认为就是这样。

也可能结果是，我们都来了，我或者索博列夫将进行发言，其区别不大，只是一个意义，就是代表部长会议主席，但是我将会说同样的话。要求什么呢？撤出军队。一句话，这将是白费口舌，这不合适。美国人非常害怕这次会谈，他们甚至也不愿进行秘密会谈，据说，可能进行非正式会谈。如果艾森豪威尔参加，我将不会到他去的地方。我们两个谁先伸出手还不知道，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是否要握手。我们不想恶化局势，我们想使局势缓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信件中已经谈过了，我们为什么会去，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希望共处。因此，最好以我们的提议为基础。我们当时也没有放弃这些提议，我们提出这一点是由于面临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和威胁，这种危险和威胁是由于美国和英国的侵略行为造成的。我们提议在这些成员参加的会议中仅仅讨论这些问题。

苏斯洛夫：可以这样说：并且考虑到其他国家政府首脑明显不愿意参加会议。

赫鲁晓夫：不。他们说，艾森豪威尔将参加会议，麦克米伦将参加会议，戴高乐也没有拒绝，但是他说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在纽约进行会谈，麦克米伦也不坚持在纽约会谈。这需要考虑。

如果你们基本同意，我们的这种立场将会更加有力，那么，同志们就要按照这一政策来工作并制定相关的文件。

帕托利切夫：致艾森豪威尔信件中的所有内容都保留了吗？

赫鲁晓夫：都保留了，甚至还有某种程度的加强。我认为，关于会谈地点莫斯科最好应该这样说：艾森豪威尔先生，我们认为，在安全和安定的意义上莫斯科是召开会议的较好地点。您反对我们的理由，认为莫斯科有游行活动，并且在游行者砸碎美国大使馆一些窗户的时候，确实发生过不愉快事件。这些事，艾森豪威尔先生，如果您自己平静地想一想，您会发现曾经发生过的这些不愉快事件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国家从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儿的莫斯科人对你们国家和英国进行的侵略感到愤怒，引起了愤怒的浪潮，并且人们进行游行要求制止这种侵略行为，并要求撤出军队。在这段时间，纽约组织了一些反对我们大使馆的游行活动，砸毁大使馆门窗，并发生了殴打事件。

有人说：以前也发生过这种事。

赫鲁晓夫：我国参加游行的莫斯科人民受到了美国游行的影响。关于这件事我们感到遗憾，但是我们不能谴责他们，因为这是对纽约游行的回应。我们对这件事的立场是：我们感到遗憾，同时也不能谴责，我们理解人民的愤怒情绪。应该这样做。相应地对戴高乐、麦克米伦和尼赫鲁来说也是这样。

一旦我们商定以后，信件就应被写出来。让我们商量一下，如果我受到委托，我们将准备这些信件，并把信件发送出去。如果需要讨论，就让我们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

有人说：对。

赫鲁晓夫：我们将去会谈，这没有什么。但是为什么要去呢？是为了说他们是狗杂种吗？我们知道这一点，此外没有其他要说的了。我们邀请参加会议的范围很窄，只是为了斥责他们。

苏斯洛夫：但是阿拉伯人不完全明白。

赫鲁晓夫：当转入更广阔的舞台上时，我们就得到了支持力量，我们就会回来开始动员人民。他们会正确理解我们的。

马利诺夫斯基：那么，关于军事演习或许还要进行通报吗？

赫鲁晓夫：我们进行的军事演习已经顺利结束了，并且领导这一演习的格列奇科元帅已经返回了莫斯科，着手履行自己的直接责任。 [48]

我们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伊拉克得到了拯救，帝国主义者受到了打击，就让他们这样吧。这件事明天可以做，现在也可以，然后发出我们的信件。这将预先解释，我们是怎样认为的，将不会爆发战争。有什么改变呢？什么也不会改变。

就让我们准备吧，明天或者后天可以公布，但是不晚于后天。

苏斯洛夫：也公布关于在保加利亚的演习吗？ [49]

赫鲁晓夫：这件事情军人来做。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你来做这件事情。应当同保加利亚人达成协议，以便进行解释。看起来，需要后天公布。保加利亚人在自己国家进行演习，而我们在我们自己国家进行演习。

库西宁：我们建议联合国大会限制……

赫鲁晓夫：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出来，就让外交部想一想。我们已经决定要求索博列夫来做。就让我们确切简练地表达出来，我们将把问题转入联合国和联合国大会的框架内。

安理会已经讨论了几次，看起来，安理会成员不会保障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做出的决议是要求停止侵略，谴责侵略者。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并且应该保持尖锐性。我们不应该让这个问题平息下来。侵略者不仅没有撤出军队，而且还在集中军队。这只是为了麻痹社会舆论，使人们失去警觉性，以便他们进行侵略。应当讨论这个问题，并且联合国大会要通过相关的决议。

有人说：艾森豪威尔说，他们要保护小国。

赫鲁晓夫：或许，可以使用艾森豪威尔的这个论据？以便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所有小国都能真正平等，因此应该召开联合国大会。

佐林：这是个现实问题。可以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召开联合国大会。

赫鲁晓夫：让我们委托我们的代表提出要求，要求召开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

佐林：他们将不会投票支持召开联合国大会。到时候提出的问题就不是特别会议……

赫鲁晓夫：我们将提出要求。沙皇也没有写下这样的诏书。我读过《俄罗斯财富》中的一件趣事。涅恰耶夫写了一份假诏书，即沙皇成了地主和贵族的俘虏，沙皇想给农民自由和土地，但是他不能这样做。因此应当把沙皇从地主那里解救出来。在这一基础上爆发了起义。我不记得作者是谁，是卡罗连科出版的。这在波尔塔瓦州引起了很大的浪潮。当时沙皇带领牧师门进行动员，说服，说沙皇没有发布这份诏书。因此就有了这件事情。一位牧师证明说，沙皇没有写这样的诏书，而一位农民说，我们自己也知道，沙皇没有写这样的诏书，但是怎么办呢？因为我们非常想有这样的诏书。

我们和卡罗连科类似。他们不支持召开会议，我们就要批评，就要要求。这就是斗争。我非常喜欢这个故事。我很早就读过这个故事。就谈到这里。

РГАНИ，ф.3，оп.12，д.9965，л.1-11

№09879 别尔乌辛与王国权会谈纪要：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情况(1958年8月5日)

摘自М.Г.别尔乌辛的工作日记

1958年8月14日

第0709/ГДР号

秘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王国权的谈记录

1958年8月5日

我会见了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王国权。

在会谈过程中，王国权同志说，7月3—16日，在布拉格召开了中国驻欧洲各国大使会议，会上研究了一系列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会上对以下问题交换了意见：

一、当今国际形势，其中包括两个阵营之间的力量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这方面，王国权同志说，我们觉得，在亚洲，并非所有国家在宣传时充分强调这一思想，即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争取和平，但不害怕战争。这当然不包括我们的国家，即苏联和中国，我们两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是有充分觉悟的。

二、会上研究了中近东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问题以及中国驻这些国家的大使馆的工作问题。

三、详细讨论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同时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在思想和政治问题上加强意见交流的必要性。会议强调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团结的重要性，尤其指出了必须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中友谊。

四、会议指出中国驻外大使缺乏紧密联系。决定成立一定地理区域的大使活动协调中心，活动形式暂未定。可能决定定期举行大使会议。中国驻外使馆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经常会晤。以前，王国权指出，没有北京的同意，大使不能外出，比如到布拉格来。现在，将无须北京同意，根据大使的安排，使馆工作人员将可以到邻近国家去。

会上强调必须加强中国外交部对大使的工作。为此目的，中国外交部各副部长巡视了许多驻外使馆。不久前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巡视了中国国驻民主德国和一些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使馆。

王国权说，像布拉格这样的中国大使会议，决定以后一年举行一次。

王国权说，在会上，关于南斯拉夫问题，达成的协议不多。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言的人指出，必须继续通过批判南领导人的政治错误和缺点，尤其是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继续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

就此我指出，在批判和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分子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同南斯拉夫的正常的国家关系，以便不使它完全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不给南联盟领导人留下利用我们的批判为其错误的政治路线辩护的机会。

王国权指出，会上没有涉及同南斯拉夫的国家关系问题。我认为，王国权指出，我们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影响国家关系，如他(王国权)同南斯拉夫驻民主德国大使沃什尼亚克的关系就“很冷淡”。

王国权问有没有中近东形势的最新消息，我说，除报上公布的，没有任何新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我指出，继续增兵黎巴嫩和约旦，看来，他们未放弃他们占领这两个国家和这一地区其他一些国家的计划。他们的计划是在黎巴嫩和约旦建立自己巩固的基地，达到改变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政策以及使他们回到以前完全依附于美国和英国道路上来的目的。

毫无疑问，美国人和英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兴趣是很大的，因为美、英垄断资本家在这里开采石油可以发大财。美、英国内有一些资本家集团在策略上意见不一，但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的国家。

如果不是苏联、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社会舆论的坚决抗议和行动，美国和英国早就该实现自己的计划了，但我们国家的立场和国际社会舆论制止住了西方国家在中东的侵略。

美国和英国想一下子把中近东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压下去，但在世界社会舆论首先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现在他们企图对伊拉克新政府施加影响，利用它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新政府内部找到自己的支柱，收买民族资产阶级，从而使伊拉克政府离开正确的道路。美国和英国表面上准备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出自己的军队，实际上这仅是一个阴谋。不能忘记，美国和英国继续在这一地区增兵，所以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他们策略的变化，我继续说，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两国(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会晤影响的结果，因为这次会晤大大加强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夺取自己正义事业胜利的信心。

事态进一步如何发展，现在还很难说。

王国权说，为了进一步向中近东渗透，西方国家不仅企图在黎巴嫩和约旦制造紧张局势，而且企图在东方制造紧张局势。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王国权说，美国第七舰队现正在日本海岸游弋。近来蒋介石飞机经常对中国大陆实施野蛮突袭。

谈到中日相互关系，王国权指出，现在日本国内反华宣传有些收敛。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日本打算恢复同中国的贸易。还掌握这样的消息，法国政府想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法国继续同蒋介石保持着联系，所以我们要求断绝这些联系。我们决定，王国权说，对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表示出特别兴趣。

王国权继续说，现在在中国，所有经济领域都呈现出大的劳动高潮。1959年，他说，除电力生产外，我们打算在煤、钢、水泥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方面赶上英国。今年加强了铁路网的建设。现在在中国正在兴建中的有50条铁路线。其中一些，如通往阿拉木图的铁路将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已作出决定，修建另一座黄河大桥。

会议指出，王国权说，我们决定靠自己的力量和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援助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因此对获得西方国家的援助不表示特别的兴趣。我们认为，在国内开展的“解放思想”运动中，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将获得更高水平的发展。

提到格罗提渥同志请求为他探明东南亚国家和中近东国家邀请他访问这些国家的可能性问题，王国权说，中国同志们将尽力完成德国朋友们的这一请求，但同时也应考虑到，这些国家或这些国家中一些国家拒绝邀请格罗提渥同志的可能性。

然后王国权问我如何看待中近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据我看，现在不该发生战争。

王国权说，中国外交部认为这个问题有三种可能性：

一、妥协，中近东形势得到缓和；

二、局部战争；

三、局部战争发展为世界战争。

我们认为，现在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不过应该考虑到，美国在黎巴嫩增兵制造了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我说，美国人现在不准备同我们进行全面战争。在中东，他们也不想陷入大的战争。确实，他们在向那里增兵，不过这样做他们是想以威胁来达到他们在经济上奴役这一地区各国的目的。

我们两国，我指出，对战争无论如何不感兴趣。我们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如此之快，如果不干扰我们，再过几年，社会主义阵营将变得更加强大，以致帝国主义分子不敢冒险同我们作战。所以我们有意拖延战争。的确，我指出，正如不久前我们两国公报中指出的，这不只取决于我们。

为会谈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三等秘书齐怀远。苏联使馆二等秘书А.博戈莫洛夫担任记录。

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

别尔乌辛

ЦХСД，ф.5，оп.49，д.129，л.182-188

№20414 安东诺夫与米利切维奇会谈纪要：对中苏领导人会见的看法(1958年8月5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呈递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同志与南斯拉夫驻中国临时代办米利切维奇于1958年8月5日就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见问题而举行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Ф.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8月13日

第15Д978号

与南斯拉夫大使馆临时代办Н.米利切维奇的会谈记录

1958年8月5日

我应邀会见了Н.米利切维奇。

Н.米利切维奇说，今天他想与我开诚布公式地交流一下，而不用平常惯用的那种外交辞令。我答，他自然会对意外公布的关于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面的联合公报很感兴趣。Н.米利切维奇请我尽可能地“详细谈谈关于这次会见”。

我对他说，已公开的联合公报完全反映了此次(赫、毛)会谈的主要内容——主要讨论了关于确保世界和平的问题。我强调，苏联和中国在国际形势的估计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包括双方为防止战争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以及所有其他双方讨论的问题等。我指出，在会谈期间双方还就两国内部的经济形势和进一步巩固其强盛的方式等广泛交换了意见。

Н.米利切维奇说，自己在阅读联合公报的同时，无疑会特别关注其中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和南共联盟党纲等内容。但是，他却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这份公报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并不完整，所用资料只是人为地、有意识地添加上去的，因为它们与由于美、英对近、中东的侵略而引发的确保世界和平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我对Н.米利切维奇说，自己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统一是维护世界和平事业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Н.米利切维奇也论证道，该联合公报似乎歪曲了南斯拉夫对当前近、中东危机所持的立场。他说，我们国家是首批坚决谴责英、美国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国家之一。然而，Н.米利切维奇认为，联合公报却对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质疑，并在文件关于英、美侵略的那一部分内容中对南斯拉夫提出了指责。

我对Н.米利切维奇的上述观点表示反对，并指出，联合公报根本没有涉及南斯拉夫在近东问题上的立场，而只是强调必须与南共联盟党纲中所表现出的修正主义现象作斗争。我又指出，在Н.С.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同志所举行的一次会谈期间，他们均对南斯拉夫对美、英在阿拉伯东部的侵略活动所提出的谴责给予了积极评价。

作为对Н.米利切维奇所提问题的答复，我说，据我所知，除了上述之外联合公报中再未提到任何与南斯拉夫有关的事情。

Н.米利切维奇指出，近几个月以来，尤其是当送走了波波维奇大使之后，他对中国是否仍愿意继续与南斯拉夫保持国家间关系越来越持怀疑态度。我对他说，我认为这种疑虑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毫无疑问的是，今后中国同志与所有兄弟党和国家都将会坚定地与修正主义作斗争，但这并不说明其已打算与南斯拉夫断绝国家间的交往。我认为，要解释中国同志在送别В.波波维奇问题上的所持立场，看来，首先得从波波维奇自身的一系列行动、做法上找原因。

我们的话题再次转到Н.С.赫鲁晓夫同志与毛泽东的会谈上面。米利切维奇问，这次会晤是哪一方主动提出的。我答，我对此一无所知。

米利切维奇指出，在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对两国国防部长均参加了此次谈判倍加关注。据米利切维奇说，很多人都猜测，两国可能会在军事领域采取某些行动。

我说，Р.Я.马利诺夫斯基和彭德怀并没有参加这些会见。显而易见的是，关于此次谈判的大方向我们可以作如下判断：在巩固两国国防方面应采取措施，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情况下，随时准备对侵略者予以应有的反击。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手写批注：

知道了。

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8月22日

安德罗波夫同志：苏斯洛夫同志知道了。

…… [50]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199-202

№09891 安东诺夫的备忘录：曾涌泉通报中国对召开联大紧急会议的立场(1958年8月8日)

摘自С.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8月28日

第321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驻北京外交代表机构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1958年8月8日

今天，曾涌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约见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驻京外交代表机构领导人，在与他们谈话中通报了以下情况：

他说，鉴于美、英两国政府实际上阻挠召开五国政府首脑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同志在今年8月5日致美、英、法三国政府首脑的信中建议召开联合国大会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国从黎巴嫩、英国从约旦立即撤军的问题。同日，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索博列夫同志提出建议，立即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审议苏联政府关于召开联合国大会非常特别会议，讨论美国从黎巴嫩、英国从约旦撤军问题的建议。

曾涌泉强调指出，首先，“我受权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完全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召开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的建议，认为这一倡议是正确的、及时的。中国政府深信，兄弟国家会竭尽全力，一起支持苏联的上述建议，制止侵略”。

曾涌泉指出，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将采取相应的措施支持苏联的建议。他继续说道，在最近两天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发表正式声明支持苏联的建议，中央报刊也将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中央报刊有关社论的基本内容如下：

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持苏联正确而又及时的建议，苏联政府的建议对保证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有着巨大的意义。

将要求美国和英国立即从黎巴嫩和约旦撤军，因为他们的军队驻扎在那里造成了爆发战争的危险。

将严厉谴责美、英两国对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公开武装干涉；重申各国人民自己选择本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揭露美国和英国的阴谋。

将谴责和揭露美、英两国所谓“间接侵略”的谰言，将声明不存在任何“间接侵略”，只有美国和英国直接的赤裸裸的侵略。

将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阿拉伯国家人民争取和巩固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等等。

曾涌泉接着说，我们认为，联合国大会非常会议即使能够召开，也起不了大的作用。不过，看来能够而且必须积极利用这次会议，把美国和英国的侵略政策搞臭，制止侵略。

曾涌泉说，至于说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努力做亚非国家的工作，力争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支持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接着说，众所周知，有些亚非国家害怕美国，还有些亚非国家对美国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但是，亚非国家共同的和平志向，他们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基础。

曾涌泉通报说，已经指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亚非各国的大使，遵照上述精神做工作。他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副外长罗贵波也本着这一精神做亚非国家驻北京大使们的工作。我们还打算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工作。

最后，曾涌泉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兄弟国家通报了自己有关上述问题的意图，希望得到各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和意向的通报。

曾涌泉强调指出：我们认为，坦诚地交换有关信息有助于统一和协调社会主义阵各国在有关问题上的行动。

我以苏联使的名义对通报情况和支持苏联政府的建议表示了感谢。

谈话由使馆随员库达舍夫记录。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АВПРФ，ф.5，оп.49，д.136，л.169-171

№25226 中国外交部致苏联临时代办函：请求派遣军事专家组 [51] (1958年8月16日)

绝密

文本第30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

……

为了全面完成下级指挥和技术人员的编制、发射控制的设备及其他与发射控制技术有关分队的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建立了一个中等技术学校，准备在今年9月1日开课。考虑到我国发射控制技术仍很落后，教学力量不足，我们请求苏联政府向中国派出一个13人规模的专家团，为上述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学工作提供帮助。我们认为，下面的人员应当进入专家组：

专家组组长，1名；

飞行理论和射击理论专家，1名；

无线电管理专家，3名；

修复和维护专家，3名；

引擎专家，2名；

发射控制和引信特种部队建设专家，2名；

自动化控制系统专家，1名。

……专家组应在1958年10月初到达。

张闻天

1958年8月16日，北京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1，п.431，л.20-21

№09878 苏达利科夫与王雨田会谈纪要：为苏联学者的错误行为道歉(1958年8月26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王雨田会谈记录

1958年8月26日

今天我到中国外交部同王雨田进行了会谈。

受中央委托，我对苏联学者的下述错误行为向中方表示了抱歉。

今年7月，国际地球物理年专门委员会副主席普什科夫教授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发了一封电报，邀请中国科学家出席该委员会会议。

竺可桢复电拒绝了邀请，因为该委员会有国民党代表参加，但普什科夫教授又第二次致电邀请，重复原来的意见。这时中国对外文委工作人员李明将此事通知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请他们注意普什科夫的不正确行为。

我对王雨田说，大使馆把普什科夫的无礼行为报告了中央，所以他受到了严厉处分。我强调指出，遗憾的是，在我国科学、体育和卫生机关的某些工作人员中有时也能遇到不理解中国在“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的个别事实，这证明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这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完全支持和完全理解中国朋友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路线。

王雨田说，他们清楚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感谢在所有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一贯支持。他们还理解，个别同志的错误同我国的这一立场毫无共同之处。看来，这些错误是因为苏联组织参加许多国际会议，一些同志未被通知到而犯的。

我让王雨田放心，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我向王雨田提供了关于老挝的一些情报材料，我还要求他组织同中国外交部有关司的工作人员就西哈努克在中国逗留结果问题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中国朋友们也可就柬埔寨经济代表团即将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发表看法。我还请求根据中国外交部所掌握的有关苏发努冯新政府纲领和实际步骤的情况为我们通报一下老挝的形势。

在会谈结束时，王雨田主动给我简要地介绍了金门、马祖地公布的新闻中有8条与事实有出入的情况。首先，最猛烈的炮击，8月21日 [52] 持续了一小时左右，我方打了28000发炮弹。国民党在这些岛上的炮兵阵地被压制住，没能进行回击。我方没有伤亡。根据他们的声明，国民党伤亡几百人。根据我方情报，他们伤亡很大。

现在国民党在金门、马祖岛屿集结有7万人的精锐部队并继续调增援部队来。

王雨田说，我们还将继续打击沿海岛屿。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些岛屿属于中国，我们将解放他们，这是我国的内政。对我们的炮击，美国的立场暂时还不清楚，但我们认为，美国人未必会卷入这一地区的事件。

我感谢王雨田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通报。

给我的印象是，王雨田是主动简要通报沿海岛屿的战事情况的，事先没有准备，他很拘谨。

参加座谈的有使馆翻译罗高寿。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苏达利科夫

1958年9月26日，第718号

ЦХСД，ф.5，оп.49，д.131，р.8892，л.196-198

№20679 佩利申科与南日会谈纪要：为联合国大会讨论朝鲜问题所做准备(1958年8月29日)

摘自В.И.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日

第182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外务相南日同志的会谈纪要

1958年8月29日

应南日的邀请拜见了他。

1.南日通报了朝鲜政府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而将打算采取的措施。朝鲜政府认为，在讨论朝鲜问题时重要的应该是要求美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在现在环境下正形成对美国军队从南朝鲜撤出产生积极作用的顺利形势，鉴于此，近期将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朋友们打算有效地利用这个重要的事实，同时着重指出现阶段中美国军队侵占南朝鲜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主要的障碍。

另外一个朝鲜政府将力争正面解决的问题是邀请朝鲜政府参加联合国大会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既然它被列入了会议议事日程。为此，朝鲜外务省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主席发了信函。南日说，朝鲜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在研究朝鲜问题时给予最大的支持。

南日说，今年8月28日朝鲜外务省指示自己驻莫斯科的大使拜见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大使受委托转达朝鲜政府的请求，为的是让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在关于朝鲜问题的发言中让会议的关注点集中在所有外国军队立即从南朝鲜撤出的必要性上，注意到这个问题对朝鲜的统一和缓解远东的紧张局势的重要意义。

有关邀请朝鲜代表参加讨论朝鲜问题，以后将请求苏联外交部在驻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中，同时也通过苏联驻外大使馆，首先，是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决定邀请朝鲜代表问题投票表决时弃权的国家(20个国家)代表中，进行相应的有益于朝鲜的准备工作。

南日同时表示了请求，希望苏联外交部系统帮助朝鲜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因联合国上的朝鲜问题在一系列中立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外交代表中进行相应的准备工作。

南日接着说道，朝鲜驻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的大使都得到了指示，在那20个国家的外交代表中进行同样的工作。

朝鲜外务省打算同时请求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代表，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会议上研究朝鲜问题时积极支持朝鲜。

2.涉及苏联党政代表团打算访问朝鲜的问题时，南日说，他们希望我们的代表团在今年10月成行。

答道，很显然，最近几个月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不允许代表团在打算的期限前抵达朝鲜。

南日接着说，今年10月底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出访中国和越南。代表团将在中国逗留7天，越南是3—4天。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期间，金日成将邀请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访问朝鲜。

苏联驻朝鲜临时代办

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4份，送：М.В.齐米亚宁同志、Ю.В.安德洛波夫同志、И.И.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1958年9月2日

经办：佩利申科

打印：阿库里切娃

手写批注：

给萨姆索诺夫，请他了解并给出建议。

…… [53]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

№24945 阿诺索夫致米哈伊洛夫工作报告：关于乐队在中国的巡回演出(1958年9月 [54] )

致苏联文化部Н.А.米哈伊洛夫同志：

根据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的条约，你们派遣的苏联国家乐队在今年5月15日乘坐火车到达了中国的首都北京。在机场，乐队受到了中国政府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和苏联大使馆代表的热烈欢迎。

乐队的每个人都被安排在“新侨”饭店，提供的住宿条件极好，最多不超过两个人就被安排进一个带有浴室的房间。乐队的三餐也由中国同志在该饭店安排，这占据了特别分离出来的半个餐厅。每餐都很丰盛、美味而各式各样。为了饮食的需要设置了特别的桌子。不仅仅当乐队在北京的时候是这样，而且在他们到达中国其他的城市——上海、杭州、天津和哈尔滨的时候也是这样。乐队被提供的生活条件没有比想象的更好了。所到之处，乐队的演员们都得到他们随行的医生和护士的医疗帮助，而当需要的时候，会被安排到最好的医院，并能得到国内权威的医疗专家的医疗帮助。应当指出，尽管天气炎热，不适应气候条件，特别是在华南、上海和杭州，生病的情况经常发生，并且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要看门诊(主要是因为水土不服得的胃病)。只有两名同志，大提琴家施蒂尔曼在北京和男中音独唱家古尔维奇在杭州得了肺炎。他们两人都被安排到了条件很好的医院并迅速康复了。施蒂尔曼同志在从上海到杭州的时候回归了乐队，他已经康复并且能够工作，而古尔维奇同志被从杭州送往北京，并且于6月23日，当乐队在哈尔滨，在全乐队回国的前一天乘坐飞机到了莫斯科。还有一些队员得了一些小感冒，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炎热的天气没有盖好被子，这必须注意到我们的演员前往中国的时节，他们也不适应过堂风，而过堂风是减缓炎热的一种方法，中国人对过堂风没有任何消极的反应，他们从小就已经习惯了。

在乐队的日常生活、转车等方面的整个日常安排中都有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同志陪同随行，他们在艾伟的带领下，艾伟是一名很好的同志。

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些同志在工作中不同寻常的仔细以及高度的组织性，所有人都在不断工作，做得迅速而不忙乱。

当然，在日常生活和交通方面的这种安排对乐队的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它促进了乐队演出的成功，这种成功伴随着乐队演出的整个过程。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外交代表对乐队的友善和关切以及他们提供的帮助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此方面，特别是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参赞Н.Г.苏达利科夫同志以及哈尔滨的特列菲利耶夫同志，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在他们领导的机构中同我们的工作有接触的工作人员，不仅向我们提出了必要的建议，从他们的这些经验中可以发现丰富的经验和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文化艺术以及习俗等方面的深刻了解，而且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他们经常访问我们的演奏会，是我们狂热的观众和友好的批评者。我们的外交家们对我们的演出的这种态度自然以最崇高的方式对乐队演员及其领导者的精神状态产生了影响，这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着巨大的意义，并促进了演出的成功。

除了对访问中国的乐队在日常生活方面给予极好的安排之外，中国的同志们工作得非常认真，践行了内容丰富的极好的计划，使乐队参观了中国的名胜古迹和文化，参观了当前进行的建设，了解了人民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活。乐队参观了中国的一些宏大的古建筑，一些宏大的寺庙，这些都是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参观了放满艺术作品的绘画和雕塑博物馆。乐队在北京参观了皇帝的冬宫和夏宫、北海公园、明十三陵、防护北京的长城。乐队几次到剧院看戏，既到过那些体现了剧院艺术的新形式的现实主义的剧院，它们以К.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苏联的经验为基础，也到过古典的剧院，在北京、杭州看了几场京剧，在上海观看了绍兴剧。乐队还观看了几次中国的杂技表演。所有的喜剧对乐队演员，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将会成为他们长久的记忆，对他们的创造活动产生影响，对现代中国生活的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所产生的印象也更加深刻。乐队在中国期间正好赶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现在正在推行的一系列重大措施，比如整风运动、反右派运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工业、农业和文化领域推行的所谓“大跃进”运动。乐队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企业和文化单位。这些事情的开展是由于乐队主动表示在中国的一些企业举办演奏会，对迎接乐队的中国同志表示感谢，这些中国同志们帮助乐队在北京的一个纺织联合加工厂和北京近郊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举办了演出，也在北京近郊著名的大型水库十三陵工地举办了演出。在这些企业和建设工地乐队不仅仅举办了音乐会。这些表演展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同时确立了我们个人同劳动人民的联系，了解了他们的英勇劳动以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水库的建设工地给乐队的演员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无论就其巨大的规模来说，还是就其全民参与性质的劳动来说。在这里我们亲眼目睹了中国各阶层居民的伟大团结，他们尽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乐队的一些成员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遗憾的是，不是每个人都参与了，因为大家都穿着白色的演出服，这无疑将很难进行挖土工作。应当指出，在那天之后几天，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为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到这一工地进行了劳动。现在我们有幸得知，目前水库的建设比预定的计划日期大大超前完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乐队还参观了其他城市的一些企业，比如杭州的手工艺品工厂，哈尔滨的金属加工厂。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文化，并同中国的音乐家们建立职业上的联系在乐队的访问中占据特别重要的位置。自然，我们的交响乐队是第一支来自国外的交响乐队，我们的到来引起了中国职业音乐家们的巨大兴趣，从北京机场下飞机的时候开始就同他们进行了会见，并且在乐队对中国进行访问的整段时间内他们都一直陪同着。音乐学院以及其他高校的教师和大学生不仅经常参加乐队举办的音乐会，而且他们还同我们一起进行排练。非常想指出的是，有许多来自天津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和大学生前来参加在北京举办的音乐会，天津距首都有2个多小时的路程，尽管稍后乐队将会在天津举办音乐会。顺便说一下，不仅来自天津的听众，而且有来自其他城市，如南京的听众前来北京参加音乐会，而且前来的不仅仅是音乐家。总的来说，必须指出，对我们的音乐会产生巨大兴趣的不仅仅是中国的音乐家，而且还有广大的听众。在乐队到达将要演出的城市之前，音乐会的票早就销售一空，并且总会留下许多希望参加音乐会，但是没有机会的人，他们请求我们提供帮助。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任何能力满足他们的请求，因为，首先是没有座位了，其次，在中国绝没有任何可能通过“走后门”搞到座位。唯一的一次是，安排了我们的同胞，5名北京大学的苏联大学生参加了音乐会，为此他们再三向我们表示感谢，这表现在他们写给我们的信件中，至今他们仍在给我们写信。

最后描述一下我们在中国进行巡回演出的总的条件，应当说，这些演出总是取得巨大的甚至经常是特别巨大的成功。观众长久时间地鼓掌，并要求再来一次，每个节目经常都要表演3—4次。在哈尔滨的最后一场演出，在长时间的呼喊之后，乐队最终离开了舞台并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许多人已经换下了衣服，全体公众仍然在继续鼓掌，呼喊着表达自己的兴奋，这迫使整个乐队空手出现在舞台上，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只是在热烈的鼓掌欢呼声之后最终平静了下来，并开始散场。

无疑，这种反应表现了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友好情感，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不仅仅是他们引起了这么热烈的鼓掌声和欢呼声。无疑，中国人民已经有了这么高的文化发展水平，以致他们能够明白用外语表达的音乐艺术。无疑，促进音乐会的直接成功，就是还有美学上的原因。演出中有古典节目以及苏联作曲家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演奏的效果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需要指出，苏联国家交响乐队到了中国，这被称为一种好的形式。上述列举的心理上的因素始终导致了取得好的结果——极为美妙的、富有表现力的演出，自然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中国听众的反应不仅仅表现在音乐会上的欢呼声中，表现在乐队的排练中，而且也表现在报刊大量的反响中，一些高水平的音乐家在报刊上对乐队举办的音乐会进行了评价。

如下一种情况还对乐队饱满的精神状态产生了积极的印象：乐队始终得到了苏联文化部的帮助和关切。在我们在北京访问期间，我们有机会通过电报同文化部保持直接的联系。文化部的帮助还表现在苏联的报刊对乐队的表演进行广泛的报道。在此方面，《苏联文化》报随行乐队的记者多尔戈夫同志的工作以及一些苏联报刊常驻北京的通讯记者的工作起到了巨大作用。顺便说一下，在此需要提及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根据我们大使馆的建议，我向驻在北京的苏联报纸和国外报纸的记者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向他们介绍了乐队的经历，乐队在苏联工作的性质和条件及其前往中国的目的，乐队在中国的活动内容和工作计划。此外，我向中国发行范围很大的报纸《文汇报》以及《友好》杂志发表了一篇篇幅很长的文章，而К.К.伊万诺夫向《傍晚的莫斯科》发送了一篇文章，他也向上海的《文汇报》发送了一篇关于莫斯科音乐大厅及其举办的活动的文章。

在此需要再次谈论一下关于我们同中国音乐家进行接触的问题以及在这些接触中我们相互之间进行的广泛的经验交流。正如我上述所说，从我们到达的一刻开始就已经建立起了这种联系，并且在我们在中国的整个时间内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得到发展。这种联系表现的形式是各种各样的。最为广泛的形式是自发地相互交流经验，很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中国人经常对苏联音乐家提供一些协助。在我们进行第一次排练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管乐队参加了这次排练，他们忙于完成音乐会的前奏曲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该曲是我们在中国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的最后一个节目。这些排练在为演员准备的幕间休息室内进行，顺便说一下，中国同志对我们提供的协助的范围很广，在我们需要进行演出的各个大厅里都进行得很好。参与这些协助工作的还有从事音乐教育单位的大学生和教师，他们经常参加我们的排练。此外，中国的同志们还安排我们参观了上海和天津的音乐学院，这些音乐学院参与了我们乐队演员举办的音乐会，这些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参加了我们的表演。我们还了解了这些音乐学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过程的组织，也了解了一些示范课，并且我们的全体乐队的成员还向教师们提供了一些咨询。就一些专业问题作了一些报告，不仅在上海和天津，而且在没有音乐学院的北京、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也作了报告，顺便说一下，天津音乐学院的许多教师也前来参加这次报告。

所作的这些报告如下：在北京的中国音乐家协会，茹科的报告《关于小提琴演奏》；多克希采尔的报告《关于管弦乐器的演奏艺术》；阿诺索夫的报告《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一交响乐、赫连尼科夫第一交响乐以及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分析》，三天后他作了第二场报告《人民民主国家的交响乐(根据个人印象)》；安德列耶夫斯基的报告《关于苏联的国家交响乐队》。

在上海音乐学院作的报告有：古列维奇同志在会议上就弓弦乐器班的教学实践问题作了如下题目的报告《关于所有小提琴手的中音必修课程》和《关于中国室内音乐的演奏状况》；阿诺索夫就乐队的指挥问题为教师和大学生作了如下题目报告：《关于莫斯科音乐学院指挥专业的教学方法》。

在哈尔滨艺术管理局阿诺索夫为中国东北各城市的乐队指挥家作了如下题目的报告《关于指挥艺术》。

在所有的这些报告中听众都提出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证明，首先，中国的音乐家们对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的兴趣是巨大的，他们对知识是非常渴求的。我在报告后附上乐队一些演员的报告，他们都提供了咨询并对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有所了解。简短地说，他们的印象如下：现在，由于缺乏足够的高水平的教师，音乐乐器演奏的教育工作明显跟不上。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中国指挥家李德伦是我的学生，他现在是北京中国中央交响乐队的领导人，是一名很有文化和知识的音乐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音乐教育的状况作的评价如下：“音乐学院的大学生比他们的教师学到的更多，而音乐学校的大学生比高等音乐学院的大学生学到的更多。”这种评价是乐观的。它证明，在教育的初级阶段工作进行得不好，而随着时间的进展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但是，如果不能保证音乐学院有良好的、掌握正确的方法的教育骨干，就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至于中国的指挥干部，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良好的。到达中国之后，我们马上就向中国的同志们提出了如下两条建议：(1)把我们的乐队和北京乐队联合起来表演我们的一个节目；(2)由К.К.伊万诺夫和我指挥北京乐队进行一场演奏会。这两个建议都被中国的同志们愉快地接受了，并举办了音乐会。关于这些音乐会我稍后再详细讨论。此外，在我们乐队的一场演奏会中，李德伦同К.К.伊万诺夫一起指挥了乐队的下半场演奏。这大大拉近了我们同中国音乐家之间的距离，也有助于经验的交流和磋商。我们在上海同中国的乐队一起举办了音乐会。从这一共同进行的工作中，我们对中国交响乐事业的状况或多或少有了一些明确的认识。简单地说，这些认识为：(1)至于指挥干部，在我们有机会认识的6名指挥家中，有3名无疑是高水平的，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他们是在北京工作的李德伦(毕业于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张宁和(在巴黎受过教育)；以及上海交响乐团团长黄贻钧，他曾是一名号手，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其他的2名在上海工作的指挥家陆洪恩和陈传熙无疑很有才能，但他们现在的经验还很少，他们两人都是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上海音乐学院在培养中国的指挥家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了解了该校指挥班的工作，该班的人数非常多，苏联专家В.Г.杰利钦耶夫指挥进行了演出。(2)关于同我们一起演出的这两个乐队的状况，它们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由于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乐队音乐家以及乐队成员的人数上的不够。乐队成员人数上的不够无疑是由于为乐队培养的音乐家的不足。至于中国乐队队员的音乐天赋，则是令人吃惊的，只是由于这种天赋才使得他们能够在如此低下的技术装备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非常令人满意的演奏效果。如果这些乐队没有承担过量的演出任务的话，他们取得的演奏效果会更好。他们之所以会承担过量的演出任务，随着某些宣传活动的开展，中国人民对交响乐音乐会的需求很大。所有这些状况最终成了中国乐队事业正常发展的沉重负担。还有一种状况阻碍了乐队艺术的发展：在音乐学院，古典乐队的演出很糟，室内音乐也是这样。这可以使大学生们养成良好的演出技巧来改正，但中国的室内音乐还是尚未触及的区域。在此方面苏联能够向中国提供巨大的帮助，可以组织由巴尔沙伊领导的室内交响乐队进行巡回演出，比如弦乐四重奏、钢琴三重奏。我们的表演在中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国同志的标准，室内交响乐队的演出也起到了这种作用。

我们同中国音乐家的接触还表现在我们对中国的音乐工业有了非常详细的了解。中国的音乐工业状况不仅要比我国的好，而且总的来说处于较高的水平，这是出乎意料的。我们了解了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乐器制造厂。原来中国几乎生产欧洲的所有乐器：大钢琴、立式钢琴、竖琴，各类的木制管乐器。而且根据我们的音乐家的看法，其中的许多乐器都不逊于法国制造的乐器，铜制乐器的管子非常的好，还有弦乐器。众所周知，工厂制造的弦乐器的质量都不好，但是根据我们的同志们的回应，中国的弦乐器值得关注。在此方面应该了解附在本报告后的古列维奇同志的报告，他花费了许多时间对中国的乐器制造进行了详细的了解。我想，应当利用我们的音乐家的印象以及其他的材料对这些问题予以特别的研究，因为从中国市场获得乐器要比从西方市场获得乐器较为合适一些。当然，中国并非所有的乐器都是好的。比如，在生产圆号、长号和竖琴的时候，我们的音乐家们发现了一些结构上的问题。但是应当承认，有一些乐器的质量是非常高的。顺便说一下，中国有大量的用于生产双簧管、单簧管、萨克管和巴松管簧片的竹子。欧洲市场上的簧片都是有缺陷的，并且大多数乐队队员都会由于簧片的质量差而感到苦恼。我们的乐队得到了中国工厂的礼物，它们是大量的生产簧片的原料。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对其质量进行确定，并可以得出相应的结论。顺便说一下，在我国的基洛瓦巴德地区也生长有高质量的芦苇，由于不适宜推广种植，这种芦苇的种植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当地部门的需要。同音乐家们进行的各次会见、向他们提供的咨询以及共同进行的演出的结果是，在职业兴趣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些友好关系，并建立了通讯联系，这种联系对职业关系的发展是有利的。本报告附上了一些同志们的报告，这些同志都就各种职业提供了咨询，这些报告材料对于得出结论和进行概括将是足够的，这对中国开展音乐教育的单位来说将是有利的。

乐队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场音乐会本不在计划之内，它是在正式的巡回演出之前、在5月17日为中共八大的代表们举办的。这次音乐会的节目中有：(1)中、苏国歌；(2)序曲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3)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 [55] ，由Н.阿诺索夫指挥；(4)作曲家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支中国小型曲；(5)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管乐队参加演出，指挥К.伊万诺夫。

出席音乐会的有以国家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为首的许多领导干部，还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和大使馆参赞Н.Г.苏达利科夫同志以及大使馆其他的工作人员。

5月18日的音乐会是计划中的一系列音乐会中的第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由К.伊万诺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是：(1)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乐《1950年》；(2)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个小型曲；(3)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

5月20日举办的音乐会由К.伊万诺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赫连尼科夫的第一交响乐；(2)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3)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乐。

这两场音乐会都是在“天桥”剧场举行的。

5月22日举办的音乐会是苏联大使馆为外交使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准备的。这场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2)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3)在下半场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结尾是小提琴协奏曲(В.皮凯津独奏)；(4)马思聪和贺绿汀的4个小型曲；(5)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

出席音乐会的有以波兰大使基里洛克为首的各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大使及其夫人、各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中国领导人陈毅、郭沫若及各政党和其他的社会组织领导人，还有以Н.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为首的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团。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以波兰大使为首的一些外交人员、外交使团团长也登台进行了表演，并向乐队赠送了一个大花篮。音乐会是在国家政协委员会美妙的建筑内举行的，而且大厅的声音效果也很好。

5月23日，乐队前往北京纺织厂进行慰问演出。音乐会是在白天举行的，在该厂第二俱乐部的一个很好的大厅内举行的。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了隆重的会见和欢迎仪式。音乐会由К.伊万诺夫指挥。晚上，乐队应中国同志的请求，用录音机录制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和施咏康的《黄鹤的故事》。

5月24日的音乐会是在人民剧院内举行的，音乐会由Н.阿诺索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有：(1)卡巴列夫斯基的戏剧《哥拉·布勒尼翁》的序幕；(2)普罗科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芭蕾舞中的舞蹈组曲；(3)哈恰图良演奏的小提琴协奏曲，В.皮凯津的独奏；(4)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的咏叹调；(5)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西班牙随想曲。

5月25日的音乐会是在一个水库的建设工地举行的，由К.伊万诺夫指挥。在音乐会之后参观了水库的建设工作，也参观了十三陵和长城。

5月26日的音乐会在人民剧院举行，由Н.阿诺索夫组织。音乐会的节目有：(1)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2)格林卡的华尔兹幻想曲；(3)格拉祖诺夫的《乐队号手相册中的一张请假条》；(4)格季克的乐队号手练习曲；Т.多克希采尔的独奏；(5)И.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6)И.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蓝色的多瑙河》；(7)德沃尔扎克的第八斯拉夫舞蹈；(8)哈恰图良的取自《假面舞会》中的一段华尔兹；(9)马思聪的2个中国小型曲。当天晚上乐队的独奏家和独唱家在苏联大使馆举办了音乐会，招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

5月27日，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业合作社举行了慰问演出会，演出会由Н.阿诺索夫组织，小提琴家В.皮凯津也参与了组织工作。在音乐会之后参观了一个合作社。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长为苏联国家乐队安排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有国家领导人、苏联驻北京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招待会的最后表演了中国杂技，这些节目内容丰富，都很有趣。

5月28日，国家乐队在“天桥”剧场 [56] 举办了音乐会，音乐会的节目如下：(1)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К.伊万诺夫指挥；(2)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序曲；(3)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В.皮凯津独奏；(4)柴可夫斯基的《弗朗西斯达里米尼》，李德伦指挥。

5月29日，乐队休息一天，当天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晚上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乐团的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由苏联指挥家组织，音乐会中的节目有：(1)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由Н.阿诺索夫指挥；(2)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由К.伊万诺夫指挥。

这场音乐会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巨大兴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两名副部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马思聪以及其他的许多人都参加了这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座无虚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5月30日晚上，苏联国家乐队举办的音乐会的节目同5月28日举办的音乐会的节目相同。

5月31日，苏中两国的乐队联合在体育馆举办了音乐会，出席这次音乐会的有6000名听众。在政府的包厢内有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干部，有苏联驻华临时代办С.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大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Н.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以及由他带领的代表团中的一些成员。这次音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音乐会中演奏了如下节目：(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苏联国歌；(2)马思聪的蒙古舞；(3)贺绿汀的《夜校学生》；(4)格拉祖诺夫的《相册中的一张请假条》；(5)格季克的乐队号手练习曲，Т.多克希采尔的独奏；(6)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中的一段华尔兹，由Н.阿诺索夫指挥；(7)格林卡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8)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中的第三部分，由李德伦指挥；(9)马思聪和贺绿汀的2个小型曲；10.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的序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管乐队参加演出，由К.伊万诺夫指挥。

这是在北京举办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它表现出了友谊，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周恩来同志、С.Ф.安东诺夫同志以及Н.И.博布罗夫尼科夫同志从政府包厢走到了乐队演出的舞台，对演奏者表示热烈的感谢，乐队还收到了许多鲜花。

前来访问的时候，苏联国家乐队随身携带了一些赠送给中国朋友们的礼物。在这些礼物中有一些是苏联作曲家的一些总谱，其中有几份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的副本，上面写有作者留给中国人民的纪念，还有苏联作曲家和俄国经典作家的其他许多乐曲，其中包括关于各种乐器进行教学的文献资料。为了把这些礼物以及其他的一些礼物赠送给苏联国家乐队在北京结识的中国同志们，乐队领导人和苏联大使馆一起在大使馆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在招待会上，乐队的独奏家和独唱家进行了表演，并进行了晚餐，赠送了礼物，既赠送给了一些单位，也赠送给了一些个人。由肖斯塔科维奇本人签名的第十一交响曲的一份总谱的副本赠送给了中国音乐家协会。这次招待会是在6月29日的晚上举行的。

此外，出席在6月22日举办的音乐会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同志还邀请乐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到他家进行午餐。在这次午餐上，叶韦利诺夫同志向郭沫若同志赠送了一幅照片，这幅照片是对他两年前对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大厅进行访问的纪念，照片被叶列梅耶夫同志领导的莫斯科音乐协会的一名工作人员镶嵌在木制的框子内。

6月1日乐队乘坐专列(乐队乘坐这辆专列在中国的各地旅行)前往上海，为乐队送行的有许多音乐家和听众以及苏联大使馆的代表。

从5月15—31日在北京的整段时间内，乐队举办了12场交响音乐会，在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演出了2场独奏音乐会。乐队的指挥还同中国交响乐队一起举办了1场音乐会。…… [57]

苏联交响乐队总指挥

Н.П.阿诺索夫

1958年9月

РГАЛИ，ф.2795，оп.1，д.299，л.1-19

№20680 佩利申科与曹克强会谈纪要：对朝鲜的经济技术援助(1958年9月3日)

摘自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2日

第185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参赞曹克强同志会谈纪要

1958年9月3日

1.参观了中国大使馆和应曹克强的请求告诉了他涉及今年9月8日在平壤开幕的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的信息。

告诉曹克强，因为展览会，将有12名苏联专家去朝鲜。9月2日以展会经理索博列夫同志为首的5名人员已经抵达。展会面积需要600—700平方米，高6—7米。不需要特别加强的地板。展会大厅需要220伏和127伏的电力布线。展会分6个部分。预计展会会期为一个月。另补充，如果中国朋友需要的话，展会经理索博列夫同志可以更为详细地让他们了解组织展会的问题、展会的技术文件等等一切中国大使馆可能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也很乐意组织与索博列夫同志会面这样的安排。

曹克强同志对于展会的信息和为这个问题我们安排与索博列夫同志另外会面的建议表示感谢。他说这些关于展会的信息是他们迫切需要用以好好筹办10月份在上海举办和平利用原子能展览会。

2.对曹克强讲述了一些现在正在实施的具体措施。这是因为今年5月在莫斯科苏联代表团和朝鲜代表团之间签署了有关1959—1965年间相互供货和有关个别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协议。在回答乔晓光的问题时告诉他，为建造企业提供设备和材料，企业的清单已被制定成上述的议定书。货款主要由朝鲜方面以商品贸易负担，仅仅是剩下的部分款项为无偿援助。

曹克强也照样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现在在北京正在进行的经济问题谈判中就所有应该列入长期协议的重要问题都达成了一致。今年9月20日将会签订相应的议定书。中国帮助朝鲜朋友在新义州市建造一家纺织厂(工厂产能6000个纱锭)和第二家生产牛皮纸的工厂。除此以外，中国帮助朝鲜建造5—6个其他工业项目，其中有纺织厂和制糖厂。曹克强指出，根据已有的协议中国方面应该完成设计、设备供应，对上述企业进行安装和投入生产。可是现在朝鲜方面决定设备安装由他们自行完成。

3.曹克强说，10月份将有2个朝鲜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第一个代表团是带着感谢信来的，朝鲜人民感谢中国在抗击美国军事入侵朝鲜时，同时在战后时期给予朝鲜伟大的兄弟般的帮助；第二个代表团将护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回到中国。

他同时还通报，朝鲜同志请求北京宣布第三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1958年9月9日前撤出，可是因为台湾海峡事件，公布相应的声明将延缓到更晚的期限。他还补充道，朝鲜在10月1日开始朝中友好月，期间将成立朝中友好协会。

问了曹克强有关朝鲜党政代表团打算去中国访问一事。

曹克强答，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代表团将在1958年访问中国。在这段时间里代表团还将访问越南。所以，乔晓光补充道，给朝鲜政府的官方邀请还没有发。

会谈结束时曹克强讲述了最近台湾海峡趋于复杂的局势，同时有关在北戴河今年8月17日至8月3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

参加会谈的有大使馆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翻译是随员王保民和库尔巴茨基同志。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В.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3份，送：М.В.齐米亚宁同志、И.И.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1958年9月12日

第421号

经办：В.И.佩利申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

№20393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针对“两个中国”阴谋的对策(1958年9月4日)

致苏共中央：

今年7月底，全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收到了一份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克鲁季科夫同志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龚普生同志的会谈记录的复印件。在这次会谈期间，龚普生同志就美国及其代理人为反对中国而试图在各种国际组织中形成“两个中国”的局面的情况作了解释。

鉴于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今年8月8日有关部门又专门在委员会召开了一个苏联相关组织代表会议。在会议上，有关部门向与会者解释了中国政府在关于“两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在会议讨论期间，与会者表示希望得到一份书面性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性质的指导性文件以利其实际操作。

今年8月10日，我们向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发送了一份上述会议记录的备忘录，其中我们(向他)通报了我们就“两个中国”问题召集会议的情况，并表示希望向苏联各组织发放一些关于“两个中国”问题的书面性材料。

今年9月3日，刘晓大使向我们转交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及俄文译本附件，并告诉我们说：可以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来使用。

对此，我认为，(我们)理应尽快将附录的俄文本备忘录发放给所有参加了国际组织或向这些国际组织的大会和例会派遣了代表的苏联组织，以便其在关于“两个中国”的问题上将之作为指导自己行动的指针性文件。

请批准。

附件共计6页。

Г.茹科夫

附件：

备忘录

一、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帝国主义已越来越难以实施自己的敌视中国人民、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生活之外的政策，而且他们的这一政策也越来越难以行得通。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并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占领中国领土——台湾的计划，美帝国主义更加紧了自己的阴谋活动，这就是制造“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为推行自己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而采用了各种方式，其中之一便是：与自己的追随者一起妄图在一些国际组织和一些国际会议上形成中国代表和蒋介石分子集团分子同时出席的局面。针对美国的这一阴谋中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中国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支持。美国国会在不久前公布的一份名为《关于不承认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政策》的备忘录中，不得不承认其关于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所遇到的那些困难，并试图以此来掩盖自己的真实目的。不过，美帝国主义是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这一阴谋的。1957年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九届大会之后，美国加紧了在国际大会上制造“两个中国”局面的活动，并唆使蒋介石集团发表声明以示加入如下一些中国已加入的国际组织：国际乒乓球联盟、国际排球联盟、国际自行车联盟、天文学国际联盟、大型电子系统国际大会，等等。另外，当中国代表参加了世界能源大会和联合国促进协会世界联盟之后，美国便开始唆使蒋介石集团也声明加入这两个国际组织。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分子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向所有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国际组织发出了要求加入的申请。与此同时，他们在申请加入国际组织时还可能使用如下一些称谓，如“台湾政府”，甚至“民国政府”。总之，他们极力想使自己在国际上与中国享有平等待遇。在这一过程中其称谓上的差异只是一种手段，美帝国主义正是想借此来蒙蔽一些中间地带(中立)国家，而其真正目的依然还是阴谋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彻底粉碎美国的这些阴谋企图，中国反对一切为了自身目的而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批准和接受“两个中国”的情况，并为此拒绝与任何蒋介石分子成为其会员或被邀请加入的国际组织或会议合作(不论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以何种称谓加入)。中国更愿意不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以便不为美国实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留下可乘之机。这便是我们最基本的原则和立场，只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中国才将建构自己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关系。

二、针对各种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所采取的政策。

1.关于中国组织参加和蒋介石集团“组织”参加同一国际组织和不同国际大会的问题。在此类情况下中国将坚决要求该组织驱逐蒋介石分子。如果中国的要求得不到满足，那么中国将拒绝与该组织或大会合作，并坚决退出该组织或离开其召集的大会。国际红十字会第十九届大会举办一年之后，中国退出的国际性组织如下：国际地球物理年国际执委会、大型电子系统国际大会和国际足联等。前不久，我们正式宣布不承认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断绝了与它的所有联系，并退出了8个国际性体育组织，具体如下：国际游泳联盟、田径体育联盟、国际篮球联盟、国际举重联盟、国际摔跤联盟、国际自行车联盟、亚洲乒乓球联盟等。今后，中国将不参加任何蒋介石分子已成为其会员或受到邀请的国际性组织和国际性大会。任何国际性组织和大会如果接纳蒋介石分子，中国将视其是对本国主权的侵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中国将坚决退出此类国际性组织和大会。

2.关于中国组织或个别代表和蒋介石集团的个别人参加同一国际性组织或同一大会的问题。此类情况表面上看，似乎并非是制造“两个中国”。但究其实质，它仍是敌人惯用的伎俩，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际社会造成“两个中国”并存的印象。因此，中国今后将不参加类似的国际组织和会议。至于像民族权利研究协会一样的国际组织，虽然中国已经是该组织的会员，但在适当的情况下中国也会从其中退出。

如果一些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国际组织和大会邀请个别居住在境外的中国人参与其工作，我们将会对之进行考查，考查的范围主要集中在被邀请人的政治立场方面。如果其不是以蒋介石集团的名义，而只是以其他国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进行参与，我们就不会将之与“两个中国”问题同样对待。不过，在处理此类事务时应当保持高度警惕性，以防有人以此为伪装来实施其阴谋活动。

3.关于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一些国际组织的分支机构或其例会，而蒋介石分子原先已是该国际组织的成员，只是在其分支机构或例会上没有蒋介石分子等问题。这种情形不仅仅只是制造“两个中国”的问题，而且给人们造成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国就急于加入此类国际组织。因此，针对此类国际组织和大会，中国坚决拒绝参加。

三、受美国影响的，截至目前只允许蒋介石分子参加而拒绝给予中国合法地位的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

针对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中国的基本立场和政策可归结如下：

1.中国不派自己的代表。其中包括不派自己在其他国际组织中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系统及其专门性机构所举办的任何会议。中国公民也不得以任何国际组织代表或合作者的身份参加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的谈判和存在业务上的联系。

2.中国不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提供任何材料，并希望兄弟国家也不参与联合国或其专门性机构出版印制有关中国的相关资料的活动。

3.在处理中国已成为其会员的各国际组织及其大会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联合国是联合国，中国是中国。具体操作如下：

(1)中国将支持这些国际组织所通过的，联合国宪章一般涉及到的那些决议。但如果这些国际组织的决议涉及到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那么中国将不承担任何义务。而如果这些决议有益于巩固世界和平和友好合作，那么中国将不会表示反对。

(2)中国组织的代表将不出席专门讨论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的问题的例会。

(3)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出席那些由联合国代表起主导作用，以主报告人身份演讲的或以其他特别代表身份参与的大会，并拒绝听取联合国代表所作的报告。如果联合国代表以普通代表身份出席大会或发表普通的讲话，那么中国机构的代表将出席会议。如果联合国代表在中国以会员身份参加的会议发言中对中国进行抨击和诬蔑，那么中国代表立即予以反击并随后退出会议大厅。如果蒋介石分子将以联合国代表身份出席大会，此举将被视作对中国的蓄意污辱。中国机构代表将对此提出抗议，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出席此类大会。

(4)关于在各相关国际组织间建立咨询性关系的问题。如果一方是这些国际性组织，而另一方是联合国及其专门性机构，那么中国认为自己不对此发表意见为好。如果这些问题诉诸表决，中国将投弃权票。

四、中国认为，参加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只是在国际舞台上保持关系与接触的方式之一。参加这些国际组织及其大会能够一定程度上扩大中国的影响和了解某些领域的发展情况。不过，即使中国不参加此类活动，任何人也是绝对无法限制中国的迅猛发展和阻止其与其他国家人民的接触和交往的。中国部分地参加或不参加一些国际性组织及其大会并不表明中国在对待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方面持消极立场。中国完全能够进行此类活动，但希望采取其他方式。相反，如果中国不参加一些国际性组织或一些国际性会议，就可能会对后者的一些活动造成困难，将促使国际社会增加对美国的不满，并最终导致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遭受更多的谴责和打击。中国准备与那些不损害中国主权并会给中国带来利益的国际组织和会议合作。

我们确信，在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反对美国蓄意制造的“两个中国”的阴谋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完全的胜利。

1958年9月4日

手写标注：

根据苏斯洛夫同志的指示，Г.茹科夫同志已经发出了刘晓的备忘录。

…… [58]

1958年9月16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13，л.214-219

№20394 苏达利科夫与陈肇源会谈纪要：中国对联合国例会的立场(1958年9月5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6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苏达利科夫与中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副司长陈肇源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5日

应陈肇源之邀，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

会谈首先提起关于苏联外交部于今年6月份向中国驻莫斯科使馆转交了一份会议记录备忘录，其中苏方建议中方就即将举行的联合国第十三次例会交换一下意见。在对苏方在这一问题上给予中国的帮助表示了感谢之后，陈肇源说，他想就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上可能涉及到中国的有关问题跟我谈一下中国外交部的想法。

陈肇源说，我们认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将会在非常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进行。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目前的情况是“东风压倒西风”，各个国家的和平力量有了极大的加强，民族主义运动广泛兴起。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美国依然控制着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因此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其可能会继续出台针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诬蔑性决议。不过，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并不是出台某个联合国决议，而是其总体政治成效和结果。

陈肇源继续道，关于大会的会议议程，其中直接涉及到中国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1.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2.朝鲜问题；3.关于香港的中国难民问题。

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

陈肇源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显示，今年7月14日印度代表团给联合国秘书长发送了一份关于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权利的备忘录。在上次联合国例会就这一问题进行表决时的投票情况如下：赞成的29票，反对的43票，弃权的9票。陈肇源指出，在这次联合国例会上赞成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权利的票数可能会由于一些亚、非国家而有所增加，从而使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变得更加激烈。不过，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的问题上，我们并不认为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此届联合国例会可能还是无法解决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利的问题。

陈肇源强调，众所周知，美国政府前不久才公布了一份关于“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美国政府这样做，就是想向依附于它的国家施压和用共产主义恐惧症来恐吓其他国家。不过，这份备忘录的公布表明，美国害怕其他国家在此次联合国例会上对中国提供积极的支持，并说明美国人本身也是害怕中国的。

陈肇源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的立场与以往并没有任何改变。我们主张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坚决要求把蒋介石分子驱逐出联合国所有组织和机构；反对所有旨在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不论其采用何种方式)。

陈肇源继续道，我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不参与联合国的工作对中国有利。因为这将使我们有可能更彻底地揭露美国的政策。有鉴于此，如果形势没有发生某种重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仍将不在联合国就恢复自身合法权利的问题发表正式声明。不过，在联合国例会举行期间中国将会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相关的文章和资料。以上便是中国外交部关于在第十三届联合国例会上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所做出的决定。

与此同时，陈肇源向我转交了中国外交部就这一问题所准备的相关资料。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方是否认为由苏联代表团在本次联合国例会上以某种方式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比较合理的问题，陈肇源答，关于这一问题他目前还没有得到(上级)的任何意见或建议。他强调，我们知道，在恢复中国合法权益的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是始终如一，而在本次联合国例会上苏联代表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条件见机行事。

二、朝鲜问题

陈肇源说，今年6月1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给中国驻京平壤使馆转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朝鲜政府对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例会上讨论有关朝鲜问题的立场，并要求(中国)对朝鲜政府的政策给予支持。朝鲜政府还将类似上述备忘录发给了所有其他友好国家政府。目前，在关于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主要可归结为一点，即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

陈肇源说，中国政府基本上同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致使美国陷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志愿军从朝鲜的撤军以及近期近、中东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孤立。社会主义阵营可以利用这一形势以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陈肇源指出，当然，这一问题可能在近期内仍无法解决，但这一要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揭露美国的侵略政策。

陈肇源继续道，中国政府将在联合国例会上对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斗争给予支持，以促使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和实现朝鲜统一。中国政府已就这一问题发表了几份声明。其中主要包括：今年2月7日中国政府声明，今年2月19日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今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最高司令部声明，最后还有今年5月6日中国外交部办公厅给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的答复性照会，等等。上述这些文件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主要观点，例如中国外交部办公厅给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的照会便强调，“朝鲜和中国政府过去和今后都坚持认为，只有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才是包括举行自由选举在内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必要条件。如果美国和其他向联合国提供了军队的国家的政府，能像朝鲜和中国政府所建议的那样，在一定期限内将联合国军全部撤出南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这一决定，那么当所有外国军队都撤出朝鲜之后，朝鲜和中国政府准备建议召集相关国家会议以协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陈肇源说，除了公布了上述这些主要文件外，当中国志愿军撤出朝鲜期间中国报刊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今后，中方仍将会继续公布关于朝鲜问题的资料，以达到揭露美国的目的。

三、关于香港中国难民问题

陈肇源指出，根据即将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预定议事日程显示，此次例会将听取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委员所作的报告。在其报告中可能会重提正吵得沸沸扬扬的香港难民问题，并将讨论联合国大会第十二次例会就这一问题所作决议的执行情况。讨论期间，蒋介石分子可能会用诬蔑性的发言来中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所谓香港中国难民问题，陈肇源说，我们的立场依旧。我们坚决反对在联合国讨论该问题，也反对给予这些人以物质帮助。因此，如果在此次联合国例会进行过程中情况没有发生某种重大变化，也没有出现针对中国的恶语中伤，那么中国政府也不打算就这一问题发表正式声明。

我对陈肇源的上述情况通报表示了感谢，并说，关于中国政府就上述问题的立场，我将向苏联外交部做出报告。我还说，如果在此次联合国例会进行过程中讨论到这些问题，并发生了某些新情况，我们将立即向中国同志做出相关通报。

在接下来的会谈过程中陈肇源说，自己到国际组织司工作时间不长。以前的工作地点是中国驻瑞典使馆。在谈到中国与瑞典的关系时，陈肇源指出，该国对中关系缺乏一贯性和稳定性，立场经常摇摆不定。两国间的贸易来往也比较少。其中原因主要在于，瑞典人向中国提供的都是中国用不上的商品，而瑞典要求中国提供的是有色金属、油料作物和其他紧缺物资。如果中国在瑞典购买电子技术工业品，其价格都过于昂贵。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总秘书处工作人员方祖安和苏联驻中国使馆二等秘书А.В.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А.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档案室

经办：А.В.谢尔吉耶夫

1958年9月26日

第720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情报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0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25-231

№25971 奥托·迈耶尔的公开信：关于中国退出奥林匹克运动(1958年9月5日)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洛桑

第125号文

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员国

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国际奥林匹克联合会

供媒体使用

民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退出奥林匹克运动

尊敬的各位先生们：

报纸上发表的简讯使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得知，民主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退出了奥林匹克运动(首先，根据惯例，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8月25日直接得到了通报)。同时，中国田径运动、篮球、足球、摔跤、举重、射击和网球联合会也宣布退出相应的国际联合会。 [59]

考虑到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信件内容已被各报纸广泛报道，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实际上，奥委会主席一直以来都严格遵守奥林匹克的规则，对于出于政治动机对其进行的中伤和诬蔑，需要做出一些解释。

1946年中国第一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在上海成立。1947年迁到南京(董守义教授任总干事)。1951年该委员会随同档案资料一起搬迁到了台湾(福摩萨)(但董守义没有去)，并确立起了对台湾的管辖权。董守义留在了北京，任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亲近，直至1958年8月19日退休。

同时，在北京建立了另一个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也被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为附属委员会，其目的是争取得到全世界青年的承认。因此，不能不关注第一个福摩萨奥林匹克委员会(很重要)，也不能不关注中国大陆的委员会(更为重要)。

第二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只是在1954年5月15日的非洲会议上才得到承认，而且只是微弱的多数(23票对21票)。为什么呢？因为近年来北京委员会一直顽固地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输送政治“间谍”(具有外交身份的随员等)而不是运动员，其目的是提出关于承认的声明。这些政治“间谍”(很容易认出他们)既无些微的体育概念，也无奥林匹克知识。我们不打算回忆某些政治性讨论的细节，这些人试图绑架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从1954年开始，关于“两个中国”的争论就成为奥林匹克运动的负担，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继续承认以前的委员会，即福摩萨委员会，因为它把自己的政权延伸到确定的领土，又是委员会的“老成员”。

另一方面，加入组织后，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民主中国的体育项目纳入奥林匹克运动无须任何条件。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试图代表中国全体运动员，要求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把福摩萨委员会开除出奥林匹克运动。现在，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京委员会不可能把自己权力扩展至福摩萨。

最近4年来，他们在出席每次会议(或者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或者是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会议)时，北京的中国代表在每次发言中都固执地提出自己的政策。艾弗里·布伦戴奇先生 [60] 多次提醒和警告他们。他们似乎不知道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承认的不是政府，而是体育组织(它既不会指责，也不会赞扬得到承认的某个国家的政府，因为这些体育组织所遵循的是奥林匹克规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必须防止政治言论。很遗憾，这些规则还不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所理解。

我们只是希望民主中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能改变自己的活动，能允许其再次加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来，不再成为旁观者。

同时，接受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董守义的辞职申请，并从我们的文件和名册中删除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北京)。按照其领导人的意愿，中国(北京)运动员不能参加下一届奥林匹克竞技运动。

我们想强调的是，艾弗里·布伦戴奇先生对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一切政治性质的言论一向持严格的中立态度。委员会成员和各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代表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致以真诚的敬意!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秘书长

奥托·迈耶尔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5，д.28，л.87-89

№09876 安德罗波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的人民公社及苏联的态度(1958年9月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最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泛展开了成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在中国报刊上，把这一运动看作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阶段。人民公社被视为中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佳形式。

在《人民日报》1958年8月11日发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的文章中，在阐述人民公社的作用时曾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贸易)、学(文化教育)、兵(民兵，既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虽说人民公社化运动规模已经很大，中共中央打算在1959年春天基本上结束运动，而中国报刊上还在强调，在这一事情上不应表现出不必要的匆忙，尤其是在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问题上。现在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日报》指出，无论如何不要求把所有地方的集体所有制都变成全民所有制，而且也不意味着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经完成。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中国报刊指出，需要3—6年的时间。

中国同志们认为，人民公社的出现是合作社进一步巩固的结果，目的是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在新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采取同时发展工业和农业、千方百计发展地方工业方针的情况下，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已不能适应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日报》写道，规模比较小，全国平均每个合作社才有100多农户，劳力少，公积金不多，发展慢，发展多种经营受到土地数量、劳力不足和资金不足的限制。所以，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成大型合作社成了农民群众自身的真正要求。建立大型合作社是人民公社出现的必要前提。按照中国报刊的估计，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要求有能够保障生产力进一步更大发展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形式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是在基层行政单位乡的基础上建立的。一个乡或几个乡的工、农、商、学合而为一，处在统一的机关领导之下。

乡和公社合为一个指挥机关。乡人民代表会议同时也是公社代表会议，乡人民委员会同时也是公社的管理机关，公社党组织书记同时也是乡党组织书记，乡长同时也是公社主任。

在人民公社里，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自留地、部分农具、家畜和生产设施都实行集体化。公社里成立新的劳动组织和实行新的产品分配形式。

公社实施综合经营，包括农业、工业生产(有小型和中型企业)，从事商业、文化和教育以及军事训练(民兵)。

人民公社，按其规模是一个大的经营单位，对于发展各种生产部门有着广泛的可能。例如，在河南省，利用公社资金，建起35万个作坊和工厂。许多公社建立了发电站、冶金厂和机械修造厂。中国报刊报道，公社生产的发展，为逐步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和脑体之间的差别创造着条件。

中共非常重视人民公社组织。这从今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的)决议以及中国报刊上登载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为了给这一群众运动奠定理论基础，北京出版了《论共产主义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论公社的著作。不过在最近以前，我国报刊上和电台广播里几乎没有阐述过这个重要问题，这可能引起中国同志的怀疑。

考虑到中共对人民公社非常重视，我们应该从中苏友好的精神出发，首先利用中国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们的报刊上介绍这个问题。同时还应该组织深入地、全面地对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在中国报刊上有一些关于公社的提法，给人造成了一种这样的印象，似乎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阶段，所有国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经验。

我们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实际措施：

一、指示中央的报纸，首先是《真理报》、《消息报》，系统阐述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首先公布中国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和材料。

二、委托经济所和中国学所搜集中国报刊上发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个月后向中央提交这个问题的材料。

三、从安东诺夫同志今年8月22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电报可以看出，苏联驻中国使馆没有充分地研究这一问题。安东诺夫在该电报中提出的建议，即组织苏中之间交换双方在农村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报道和看法，可能会遭到中国同志们的曲解，看成是我们怀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针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认为最好委托苏联外交部正确指导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委托大使馆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同时应对中国朋友们掌握这样一种分寸，不让他们产生我们特别关心这一问题的错觉。

附“卫星”人民公社章程草案简本。 [61]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9月6日

第15Д1094号

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189-192

№25227 库兹涅佐夫与刘晓谈话纪要：关于台海危机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信(1958年9月8日)

摘自В.В.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8日

第2379/ГС号

机密

文本第6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的谈话记录

1958年9月8日

我告诉刘晓，中国朋友对于Н.С.赫鲁晓夫同志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信函文本的相关意见，已通过А.А.葛罗米柯同志进行了转达，并且已经被苏共中央予以考虑且接受了。

确定了最终措辞的该信件的复印稿已经于9月7日晚上被亲手递交给了美国驻苏联的临时代办戴维斯。我将信件的文本交给了刘晓，并告诉他今晚该信的内容会通过广播公布，明天会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3，п.431，л.70

№20623-1 普扎诺夫与南日谈话纪要：朝鲜劳动党对反对派的处理(1958年9月9日)

1958年9月12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7—11日

第187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9日

在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庆祝保加利亚人民解放日14周年的招待会上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杨勇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政委王平进行了会谈。告诉他们有关苏共9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联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成就。杨勇和王平为此表示感谢。

援引杨勇答应去我那儿，就邀请他和王平9月10日去大使馆观看故事片并吃晚饭。他们表示了感谢，但说很遗憾无法去，因为10日一早就要去司令部驻地。约定，他们尽力挑选时间在9月里去我们大使馆。

杨勇和王平说，他们邀请所有派驻平壤的大使们近日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并问我是否能去。答，就像其他大使一样，非常愿意去。我接受了这个邀请。

南日简短地通报说崔昌益案件调查还没有最终结束。崔昌益供认了一切，除了自己与军事人员中的反对派有犯罪关系；反对派领导人中再没有其他人受到法律追究；朴昌玉继续被软禁在家中；金枓奉已经退休；朴义琓仍在工作。同时南日表示，为什么朴义琓想来参加你们的招待会？

对南日答道，的确如此，在开除出党后的最初几天，朴义琓在与佩利申科电话谈话里表示了要我接待他的请求。我不认为有必要接待朴义琓，所以没邀请他。最近的两个月，都知道，我不在这儿，所以我并不知道有关为了和我见面朴义琓有什么意愿或企图。

晚上举办了大型的政府招待会。金日成在自己的发言中说，“伟大的苏联，将我们的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承认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并继续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提供无私的帮助。在此请允许我再次以全体朝鲜人民向苏联政府、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真诚的感谢”。

招待会期间的会谈时(桌旁我的位子边上是金日成)金日成说，苏共哈巴罗夫斯克地区委员会书记和滨海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主席表示愿意在上述地区和朝鲜相邻的省建立紧密的接触，特别是与咸镜北道。金日成表示他们欢迎这样的意愿，将为此提供一切帮助并给予省领导必要的指示。这样合乎心意的紧密接触与经验交换将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的建设。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

№20395 科托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毛泽东对巴西记者谈“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58年9月10日)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

莫斯科克罗波特妮娜大街10号

第286号

1958年9月10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索乌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

另通报如下信息：巴西记者姆利罗·马罗金和玛莉亚·塔·格拉萨·杜特拉目前正以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客人的身份逗留在莫斯科。她们将一直在这里待到今年9月16日。

上述姆利罗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见附录。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秘书长

М.科托夫(签名)

会见毛泽东——巴西记者与毛泽东同志的会谈记录

毛泽东俯身在拉丁美洲地图上，指着巴西说：

“你们的国家很大，居住着数百万人；它几乎与我们国家一样大；我知道，它也像中国一样富饶。”

毛用手沿着拉丁美洲的轮廓，穿过太平洋，最终停在了中国，笑着说：“请看，拉丁美洲和中国共同构成了美国的后方。”

能够与主席见面并非易事；要知道，他已经有4年没有接待任何外国记者了。《克鲁塞罗》报记者是南美洲首位向毛提出问题的记者，而毛在回答问题时，脸上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要翻译毛的话可不容易——翻译往往需要费很大的劲；会谈是用英语进行的，而据我所知，这位中国和亚洲人民的领袖目前正在学习英语。毛主席在回答记者的提问和分析国内、外事件时语言常常带着几分诙谐。(官方翻译对我说：“要翻译毛主席的话并非易事；他经常会在答话中使用一些带有讽刺意味的句子，而这些话语又非常委婉和形象。”)

在继续研究着拉丁美洲地图的同时，毛主席忽然转向我并说道：“拉丁美洲就像日出，而美帝国主义就像日落。他们像什么呢？就像‘纸老虎’；有时，他们也会咬人，因此(我们)必须谨慎提防(他们)；但绝对不应怕他们。中国在这方面已作了榜样。”此时，毛的目光里透出钢一般的坚定。

(作为)共产主义诗人和作家，(毛泽东)无疑是现代马列主义作家中最具有洞察力的。毛泽东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在西方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毛泽东的相片和半身塑像在整个中国广泛流行，人们在想到他时，已不把他当作一个凡人来看待。他的脸晒得黝黑，因为前一阵在中国夏天最热的那几天里他去参观了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工厂。毛高高的个子，与一般体形消瘦的中国人相比，他显得有些微胖，但步履轻盈。他看我们的时候，眼光专注而柔和。他的个性很强，但性格温和而开朗。正是这种从自己农民祖辈那里继承而来的品质才使他备受全中国人民的爱戴。一名政府成员对我说：“他(指毛泽东)没有架子，善于与人民交流；在跟农民和工人在一起时，他询问的都是一些具体的事情，说的也都是人们听得懂的话；他不爱长篇大论地发表演说，而只愿意与人民在茶桌旁或秧田里交谈。”

“在夏季自己通常只有几个星期的休假期间，主席经常会到中国北方的一些农业合作社和工厂里去参观。他向国家所发出的指示，很多都是这样——在自己的实地考察之后付诸实施的，其中包括领导干部、所有官员、作家、记者、音乐家和诗人，都必须定期与民众交流；他们理应参加农业劳动：播种，收割，到炼钢厂、大坝建设和机井挖掘等工地参加实际劳动。”

此时，毛主席修长而有力的手依然指向拉丁美洲。我从旁望去：毛泽东实际年龄已经有64周岁。他总共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被其敌人——国民党于1933年杀害的。但他看上去顶多50周岁。表面看，他身体健康。可能正是由于他有一副好身体，才使他能够率领30万将士进行了被人们津津乐道的“长征”——在一年时间内红军不畏酷暑寒冬、平原大山，一刻不停地横穿了整个中国。长征结束时，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时，主席面带微笑，盛情地递给我一支过滤嘴香烟。他先给自己点上一支，然后又为我划着了一根火柴。此时，我离主席很近，观察到他的手指一点也不发抖。他手拿着燃着的火柴，直到它几乎燃尽，同时思考着如何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不久前发生的“福萨摩(台湾)事件”的问题。我对他说道，关于福萨摩(台湾)的问题是当前全世界都非常瞩目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只是中国人才关心它。这里的报纸很少涉及这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提它，那么就没有人会主动谈到它。此时，火柴已几乎燃尽。主席又点燃一支，并开始用比平常更为平静的语调答复道：“台湾属于中国，这是无可争辩的。我们将通过谈判或以武力方式收复台湾。”在作了如此坚定的声明之后他略微深思了片刻，然后又补充道：“美国依然在恐吓中国。即使这样，我们仍将要收复台湾。那么，这种恐吓是否就此停止呢？不，美国的恐吓是不会停止的。因为世界上还有几个与我们情况类似的国家，这是一场总危机——它源自美国的威胁。”

毛泽东主席的上述一段话清楚地表明：台湾问题即使得到解决，目前的国际紧张局势仍是不会宣告结束的。他的上述声明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就像一个魔法师——能够预见世界历史的未来发展进程。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巴西。指着地图，主席请我给他看印第安人分布的区域，并问道：“巴西现在还保留有印第安人吗？”当听说巴西仍保留有印第安人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他还详细地询问了关于我们首都迁移的事，对此他已知道了一些情况；他还问了我其他一些问题：如关于巴西的耕地面积、人口分布、农民生活状况以及关于我们工、农业的发展情况。毛主席问我上述问题共用了15分钟。当我告诉他说目前我们钢的产量不多——只有100万多吨时，他指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要知道，在革命前中国钢的总产量才有40万吨。即使现在我们在钢的生产方面仍是很落后的。今年，我们将号召工人们把钢的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这样，我们钢的总产量将超过1000万吨。”

我对毛主席说，在钢的生产方面中国正在创造奇迹：在一年内将钢产量翻一番——这是多么大胆的计划啊!这可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毛泽东微笑着说：“看一下我们国家的面积，人口数量及其需求情况，你就会明白：我们的钢产量还太少，我们还必须更多地生产钢。”不过，针对主席的上述观点，我持不同意见。我认为他的悲观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亲眼看到：中国市场上工业品的品种不但繁多，而且数量很大，甚至完全可以用工业品从事出口贸易。主席说：“是的，中国的轻工业生产状况是好的；但在重工业方面我们的需求仍有很多。巴西在增加钢产量方面是否提出了所要达到的目标呢？”我简要地谈了库比谢克先生在这一领域所制订的计划。但我强调，中国的经验——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小型锅炉来炼钢的方法——不适合巴西；目前中国工业的巨大发展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方面利用已有的数千台旧锅炉炼钢，另一方面每年将建造的数百台新锅炉投入使用。

当主席邀请我再来一杯花茶时，我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准备如何处理与拉丁美洲的外交关系问题？主席坚定地答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重视这一问题。如果巴西政府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将对此倡议表示欢迎；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拥有贸易关系，而不建立外交关系，我们对之依然抱着浓厚的兴趣；如果他们只想与中国建立文化方面的关系，我们的兴趣依然不会改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虽然我们各自的政府在意识形态和组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我们的目标却是一致的。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都一样。我们都致力于实现民族独立，要知道，中国的台湾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我刚才已经对你说过，即使假设我们收复了台湾，但来自美国的威胁依然存在。因此不论是中国还是在拉丁美洲都需面对一个共同的任务——与来自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作斗争。”

在强调自己的批评并非针对美国人民，而只针对“在那里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者”的同时，毛主席继续道：“在工、农业方面中国和拉丁美洲都属于欠发达国家，因此巴西人和中国人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得走工、农业并举的发展道路。而在中国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实施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你们国家——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这一过程是所有国家都必须经历的，是当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多数国家都必须遵循的真理。历史赋予这些国家如下任务：赢得国家本身的民族独立，以及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民族独立。”

这里，毛主席稍作停顿并以调皮的语气补充道：“另外，我们的国家相距遥远；你们没有理由担心会受到我们的侵略……至于我们，我们也不会担心你们国家的迅速发展：在历史上我们之间从没有发生过针锋相对的战争。”

我问主席，美国所采取的物资禁运政府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阻碍。他答道：“不会的，他们这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损害。这甚至有利于我们将全部力量集中到国内。美国的这一政策并不会对我们产生特别的伤害，因为我们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国内市场。不，我们对美国的物资禁运政策并不感到难过。”与此同时，毛泽东微笑着转而询问在场的翻译道：“你们都是在美国学习过的，自然了解这个国家；你们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的？”

我提醒主席道：几天前我听到中国外交部发布了这样一个声明：“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美国不承认我们，而在于我们不承认美国。”毛泽东点头表示肯定了中国外交部的这一说法。

接下来，主席问了我如下一些问题：我对自己的中国之行有何感想；我都去了哪些城市、炼钢厂、煤田、农业合作社。我回答，自己感到遗憾的是此次行程安排太紧，时间有限。毛泽东邀请我下次来中国多待一些时间。他说，尤其是现在各个国家理应多多交流和相互了解，并强调了记者在这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问我是否喜欢自己的职业，并补充道：“应当到各地去走走，以便观察和学习一些新东西。”我问道，难道您当年也做过记者吗？主席作了肯定的回答，但又说：只是因为政治过早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除了去过俄罗斯，毛泽东一生从未离开过中国。感到会谈已占用了主席过多的时间，我抓紧机会问主席道：您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有何看法，是悲观还是乐观？毛答：“我持乐观态度。目前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身陷困境，他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世界的一定区域实施统治。他们实现上述目标的企图在各处都遭受到挫折，因为美国以殖民者自居。那么，他们为何要美誉自己为所谓‘西方国家’呢？难道巴西就不是西方国家？巴西之所以不是西方国家，是因为巴西并没有为自己设定只有西方才具有的那些特殊目标？事实上，美国与法、英、西德、比利时、日本、新西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一样，他们都是西方国家，他们总想着去统治其他国家。我刚才已对你说过，这些‘西方国家’就像落日。即使这些国家的民众，也不赞成他们所推行的政策。”

毛泽东以慈父般的语气对我说道：“总之，我们不应当怕他们；我们不怕他们，他们从一开始便总想将我们扼杀在摇篮里。这是我从自己的平生经历中所得出的结论。他们就是在不断对我们实施恐吓，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虽然有时他们也会(对我们)发动真正的攻击。关于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关键是不能让自己被他们所吓倒，而是要把一切与此相关的成见、迷信和神秘主义教条彻底抛弃。因为我所说的这些都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在中国，我们正逐渐地清除这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以迷信为例：以前人们常说，‘帝国主义的发展水平就是比我们高’。可现在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他们要比我们落后。虽然他们能够生产出更多的钢，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如果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他们跟我们的差距可谓非常巨大。我们应当站在一定的高度来俯视他们。列宁就曾说过：‘亚洲比欧洲更先进。’当列宁说这些话时，中国只有孙中山博士所领导的运动。可是，就是在那时列宁便看到，亚洲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亚洲必然会超过欧洲。现在，列宁当年针对亚洲所说的那些话也适用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即‘他们(指拉丁美洲和非洲)正行进在世界的前列’。由此可见，‘西方世界’是落后的。可能，杜勒斯不会同意我的上述观点，并会说：‘你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你们的世界是空的，虚假的，而我们手中有钢还有原子弹。’他说自己有钢和原子弹，这都是事实。但他为何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其政治制度是落后的，甚至是原始的，美洲人民根本不买殖民主义者和资本家们的账？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他们还能够炫耀自己的武力，但这种情况并不会维持太久。正因为此，我们必须在亚洲、拉丁美洲、美洲和非洲彻底清除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和影响。因为总是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西方世界’比我们更先进，比我们更高贵，而我们则比他们落后和低他们一等。”

这时，毛泽东忽然转向翻译，并问：“您是在美国学习过的，您是如何看这一问题的呢？”不等后者回答，毛继续道：“我再次强调，即使从战略的角度我们也应当自上而下地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纸老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总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应当认真地对待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一句话，我们应当明白，他们这些纸老虎也是会咬人，我们应当主动地向老虎发起攻击，直到打死它，虽然在一段时期内我们还必须与这些老虎一起生活。”

主席还特别讲了关于彻底扫除一切禁忌的问题。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政治教育的角度着手。对此，他问我：在巴西现代生产活动是否与教育紧密结合呢？我承认并非如此。

于是，毛解释道：“我们就关于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辩论的结果是积极的。我们实行了教育和生产相结合，学习和劳动相结合的体制。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回顾一下历史就会发现，过去我们的教育总是与生产相分离的。而在其他所有国家也几乎都是如此。这种样子又怎么能够推动人类的进步呢？”毛泽东问我，是否曾接触过这种新型的教育体制。的确，他确实对这种新型教育体制有一定了解，也的确看到过这种新体制在大学和技术学校中的使用情况。在经过理论学习之后，大学生们通常会到工厂参加实际工作。我看到冶金专业的毕业生们在建筑工地和小炼钢炉旁与普通工人一起工作。我看到未来的农艺师们在合作社、秧田里和庄稼地里与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这项规定也适用于所有拥有各方面专业技术的人们。

毛主席补充道：“如此一来，当大学生们大学毕业时，他们也就将拥有相当的科学实践知识和经验。我相信，这种(教育)体制对所有国家都是有益的。这种体制也有益于国家机关。国家的每个公民都应当了解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再如，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做，让外交官们也去从事一下一般性的土方工程和建筑工作等？是的，这当然是可以的。在我们国家里这都是稀松平常的现象。”此时，当时在场的从事外交工作的翻译说，他就曾以小工的身份在离北京不远的“十三陵”大坝建筑工地工作过。主席听后微笑着说：“这还不够。目前，在中国正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国家公务员的2/3负责分内的日常工作，与此同时其余1/3则参加社会工作，如此定期轮换。”

毛泽东继续道：“关于这一问题目前相关部门仍在北戴河进行讨论。前不久，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党中央连续开了几天会，主要讨论了关于组建人民公社的问题。‘共产主义’是紧跟在目前业已实现了的社会主义阶段之后的又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主席说：“我们决定号召人民在今年把钢的产量翻一番，以便使我们的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我们还决定号召人民组织人民公社。这个问题是由合作社员们自己主动提出的。(中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要求将合作社(这在全国共有70万多个)联合成数个更巨大的中心，每个中心将拥有数千个家庭。而由此所组成的公社将包括上万个或更多家庭。公社将能够在农业、工业、教育和贸易等方面为自己提供保障，并通过民兵组织保障军事防御。公社所设立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将使妇女们能够更积极地投入生产当中，从而为农业提供巨大的劳动力。”

毛泽东还谈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问题。可明显看出，这个问题使他心情异常激动。他说，对于中国来说，农业合作社阶段已经过去。如今，中国5亿农民已迈向新的征程。集体所有制从各方面来看都已经有些过时。中国建立“新民主”已经近10年了。今天的“新民主主义”阶段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妥协，是中国进一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积极步骤。

毛主席又要了一杯茶。我问他，对当今国际上两大对立集团之间的中立国或某些国家所采取的第三种立场如何看。我想知道，与世界两大对立集团之间所产生的问题密切相关，此类中立和第三种立场究竟能够维持多久。毛泽东慢慢地点燃一支烟，最后说道，“这个问题很难预测”；“这种立场要长期保持取决于多种情况。就社会主义本身而言，在它之后还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不过，我认为，这种中立或所谓第三种立场，将一直维持到当它依然能够满足民族独立的需要的时候(换言之，如果它已经不能满足这方面需要，那也就无法再维持下去)。因为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立场符合其民族独立的需要。反正帝国主义者并不喜欢这一立场，难道不是吗？因为这种中立立场在某种程度上便意味着解除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托管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中立也意味着对托管制度的限制。我们欢迎这种中立政策。因为相对帝国主义而言，这种立场更有利于社会主义。也正因为此，我们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都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并给予他们以支持”。

我们举行此次会谈的地方是一个前百万富翁的府邸。就是在这里，毛泽东在参观了一些农业合作社回来之后的几天里又参加了本党的一个会议。毛主席起身为我送行。他一直将我送到汽车跟前，祝我顺利返回巴西并邀请我再次来中国访问。他面带微笑，一直等到送我的汽车离去。当时已是北戴河(北戴河有一个名叫中国海的地方，以前居住在北京的中国和欧洲资产阶级经常来这里游泳)的晚上，天气有些凉，但我看到，他依然在原地站了良久。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03-212

№08827 佩列专尔特金致苏共中央报告：同意中国档案代表团过境停留(1958年9月11日)

副本

致苏共中央：

出席1958年9月10—11日捷克斯洛伐克档案专家全国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专家代表团(一行4人)团长曾山同志，在同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局长Г.А.别洛夫同志会谈时表示，该团在归国途中愿在莫斯科逗留两周以了解苏联档案的组织情况。

苏联内务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他们在苏联逗留期间的费用由他们自己承担。

中国档案专家代表团建议今年9月16日抵达莫斯科。

苏联内务部代理部长

佩列专尔特金

ГАРФ，ф.9401，оп.2，д.499，л.212

№13734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关于中美华沙谈判通报事宜(1958年9月11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1日

拜访了张闻天。根据中央的指示，向张闻天转达了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在1958年8月16日中国外交部第80号信函中表达的请求的答复，以便使张向中国政府转达这个答复。

请张闻天向周恩来通报，他在9月10日转交给我的“中美关于缓和并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协议的声明”草案，也就是在华沙为指导中美谈判而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那份草案，我已经于当日向苏联政府做了通报。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共5份，送：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Ю.В.安德洛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沃先金

1958年9月25日

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4

№20624-1 东德、苏联等国外交使团会议：参观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3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13日

参加外交使团团长里哈德·费舍尔召集的大使及代办会议。

会议讨论了以下各项：

1.关于大使、代办以及各使馆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看望的一些具体问题。此次出行是受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之邀请。

2.各大使与各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奥吉(Аоди)游览一事。

在志愿军司令部停留期间，费舍尔将以外交使团的名义发表讲话。讨论其讲稿时，我建议添加上这句话：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与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在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全力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有关声明，如果他们非要采取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行动，将在中国人民制止侵略者的斗争中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

保加利亚大使佐罗·克雷斯捷夫·加米涅夫建议，讲稿的结尾部分要体现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平斗争中的领导作用。

这两条补充意见被悉数采纳。前往志愿军司令部的行程拟定于今年的9月17—19日。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

№20415 苏达利科夫与章汉夫会谈纪要：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1958年9月15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5日

受中央的委托，我拜访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我向他转达了苏联驻日本使馆向日本外交部所发照会的内容，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重视，即美国人利用日本作为自己的一个军事基地以在台湾海峡地区实施挑衅(参见1958年9月15日中央所发电报)。

针对在涉及台湾问题时苏联政府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对苏联政府完全理解中国政府近期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章汉夫请我向苏联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谢意。

我对章汉夫说，苏联政府的坚决声明以支持中国政府的外交政治活动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目的就是不使美国人有可能在台湾海峡地区实施其侵略企图。

章汉夫问，该照会是否会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我指出，照会内容将在苏联驻日本使馆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公开发表将在苏联报纸上进行。

当时在会谈现场的还有：苏联驻中国使馆译员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Г.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安德罗波夫、齐米亚宁、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9月16日

第712号

手写批注：

归档。知道了。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48-249

№20624-2 普扎诺夫的备忘录：苏联等国外交使团参观志愿军司令部(1958年9月17—19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17—19日

应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和政委王平的邀请，与各大使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们拜访志愿军总部。苏联一方的参访人员有：大使馆参赞М.Е.克留科夫偕夫人、一等秘书Б.К.皮缅诺夫、随员М.И.库尔巴茨基、商务代表И.А.格拉德科夫、《真理报》记者Г.Г.奥库洛夫和内务部顾问В.И.连科夫。

抵达的第一天，志愿军官兵在俱乐部举办了演出会。演出之前，政委王平上将以志愿军的名义向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表示欢迎。外交使团团长里哈德·舍费尔作了答辞。各使馆的工作人员均获得了纪念章。

第二天，9月18日，向志愿军官兵陵墓敬献花圈，在毛泽东儿子的墓前放了花束。毛泽东的儿子精通俄语，作为翻译跟随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工作，于1950年年末在美机的空袭中牺牲。

献毕花圈，参观志愿军总部警卫营的营房以及其他处所，并进行了打靶。晚上，司令员杨勇设宴招待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杨勇在讲话中说，大使、代办和各使馆工作人员访问志愿军司令部，是社会主义各国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兄弟情谊的表现，是对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挑衅斗争的支持。舍费尔和我都以外交使团的名义作了简要发言。

我邀请杨勇、王平和参谋长王蕴瑞到我苏联使馆来。他们接受邀请后说，今年10月初可以前往。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

№20396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1958年9月18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0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8日

我拜访了周恩来，向其转交了一份Н.С.赫鲁晓夫同志就台湾问题给艾森豪威尔发送的一份草案文本，并请中国朋友就该草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就信件本身尽可能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简要听取该信件的内容之后，周恩来就苏联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支持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如果中方对该信有什么意见，将会于9月19日向苏方做出相关通报。周恩来还说，关于该信的主要内容中方已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那里得到了相应的通报，目前在北京的毛泽东和刘少奇等同志也已知道此事。

随后，周恩来向我通报了关于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谈判的情况和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下一步打算。根据9月18日杜勒斯在联合国所发表的演说和中国大使王炳南通报的关于9月18日自己与美国大使比姆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情况，周恩来宣称，不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华沙谈判期间，美国的立场都是一样的，归结起来就是：美国要求中国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周边“停止炮击”，并以此作为双方进一步举行谈判的先决条件，从而达到“以和平方式调解台湾地区问题的目的”。

周恩来继续说，在华沙谈判期间美国大使要求：“(中方)停止炮击，然后我们协商关于以和平方式消除你们海岸线附近的障碍。”其这里所谓的“消除障碍”仅指采取这些措施：实现中国沿海岛屿的非军事化，(美国和蒋介石)停止利用其向大陆投放蒋介石特务，等等(参见9月19日与张闻天会谈记录：关于中美华沙谈判期间美国提出的协议草案)。

关于杜勒斯先前在联合国发表的演说，周恩来对其评价如下：“是艾森豪威尔的老调重弹(今年9月11日艾森豪威尔的演讲)。”周强调，杜勒斯也提出了关于中方“停止炮击”的要求，并以国际舆论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似乎台湾地区目前的紧张局势都是中国造成的，似乎是中国“攻击”蒋介石，而不是蒋介石分子在挑衅中国。

周恩来说，根据当前形势来判断，美国是想迫使我们放弃，不对盘踞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蒋介石分子动武。

关于中国政府对美国提出的关于“停止炮击”的要求的态度，周恩来宣称，美国的这一要求是中国“完全无法接受的”，因为它是一个骗局，是对和平的国际舆论的误导。我们应当对之进行最有力的揭露。例如，杜勒斯只是不断要求中方“停止炮击”，而故意不公开提及关于美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但有一点我们很清楚，那就是杜勒斯并不愿意蒋介石分子现在就从台湾周边岛屿撤走。

鉴于美国在华沙谈判期间和杜勒斯在近期言论中所坚持的立场，周恩来就中国政府的今后将采取的举措声明如下：中国政府将集中力量对美国提出的所谓“禁止炮击”的要求进行揭露，并提出反要求，即美国应将自己的所有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中方的主要论据如下：中国不是针对美国人作战，而针对的是蒋介石军队；美国军队出现在台湾地区才是导致这里局势紧张的根源。与此相应，周恩来通报道，在华沙参加谈判的中国大使王炳南已得到指示：向美方提出中国的反建议——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发表演说之后，中国政府将提出关于要求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地区的正式声明。总之，周恩来得出结论，中方停止炮击的前提条件是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撤走。如果美国接受这一条件，那么双方才可能真正举行关于和平解决台湾地区有争议问题的谈判。

关于中国朋友计划的广泛揭露美国提出的所谓“停止炮击”的要求，周恩来指出，有必要在“中立国”，尤其是那些持中立立场的亚洲国家中开展相应的宣传，以便其能够正确地理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周强调，在“停止炮击”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与这些中立国的立场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其关键主要在于：中立国家一定程度上都相信了美国所谓的“停止炮击”的说法，似乎只有中国这样做了，才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对此，周恩来指出，虽然上述看法在中立国中还没有形成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就可能发生。在解释了中立国行动的未来发展趋势的同时，周继续道，如果美国能够保证让蒋介石军队(比如，在1个月期限内)撤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那么我们将同意停止炮击和以和平方式放蒋介石的部队从这些岛屿撤离。但鉴于我们注意到目前杜勒斯并不同意做出这样的保证，因而我们也暂且不做出上述声明。中立国正好可以在敦促这一条件的实现上做出努力，因为这实际上也是对美国提出的“停止炮击”的要求的支持。

周恩来又通报道，为了强化中国提出的关于美国军队撤离台湾地区的要求，中国朋友打算加强针对金门和马祖诸岛屿的炮击力度，并准备全力给予蒋介石军队以反击，如果后者胆敢用飞机轰炸中国内地目标的话。可以预计，到那时蒋介石将要求美国军队直接参与自己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将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因为美国人清楚：目前中国并没有解放台湾的打算。

关于美国人对中方起草的《中美关于缓和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声明》草案的反应，周恩来说，最初美国人没有料到我们会如此迅速地向其提出自己的条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中方向美方提出的条件是“最后通牒”；但随后的实际情况是，美国人平静地接受了我们的声明，即中国并不打算现在就以武力解放台湾。不过，周恩来指出，美国人只是现在还不想公开这一点。

周恩来解释道，中国并不想加速谈判的进程，不想单方面地急于公开自己起草的中美声明，而是想通过外交谈判来进一步试探美国的立场以了解其对今后的打算。周恩来补充道：“我们不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中国急于(与美国)达成协议。”

周恩来请我把以上所述通报给目前在联合国的苏联代表。

我感谢周恩来通报以上情况并承诺将满足其请求。

在会谈结束时，周恩来玩笑式地说道，中国必须与美国在三条战线上作战：华沙谈判，在纽约揭露杜勒斯，在金门和马祖诸岛屿打击蒋介石军队。

当得知我曾作为外交使团成员赴天津参观，周恩来感兴趣地问，中国朋友的成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周恩来的助手马列、外交部翻译方祖安和我使馆一等秘书А.Д.杜布罗夫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第707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6-241

№25228 库兹涅佐夫与张伟烈谈话纪要：递交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函(1958年9月18日)

摘自В.В.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0日

第2481/ГС号

机密

文本第35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临时代办张伟烈

1958年9月18日

我接见了张伟烈同志。

1.我亲手向张伟烈递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Н.С.赫鲁晓夫同志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件文本。

我说这份文件会送去北京的苏联大使馆，然后转交给毛泽东同志。该信将在接到中国同志的评论意见后递交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并在报纸上发布。

张伟烈表示感谢，并答应立即通知北京准备接收这份文件。

2.张伟烈在昨天(9月17日)告诉我，他与目前在雅尔塔的刘晓大使进行过电话交流。刘晓对与赫鲁晓夫同志的会面感到非常满意，并打算在雅尔塔待到9月25日左右。之后他将返回莫斯科，为将在10月1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9周年的庆典做准备。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1，д.3，п.431，л.71

№13735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中美大使级会谈情况(1958年9月19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9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19日

应张闻天的请求拜访了他。他通报说，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全体委员，阅读了赫鲁晓夫同志在台湾问题上给艾森豪威尔的答复函，完全赞同这个文稿，并认为它是一份“非常好的和鼓舞人心的文件”。张代表中国政府请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谢意，感谢它在台湾问题上的支持。

对于文本他提出了两个意见，也就是：(1)建议用“紧张局面唯一的和真正的来源”替换“紧张局面主要的和经常性的来源”；(2)把数字“35”(也就是承认中国的国家的数量)改为“30多个”，因为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31个国家。

张闻天还向我介绍了关于中美华沙谈判协定美国草案的文本，这是美国大使比姆今年9月18日在华沙转交给中国大使王炳南的。以下是这份协定草案所阐述的内容：

为了停止在金门和马祖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远东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比姆大使代表美国政府，王炳南大使代表中国政府，达成如下协定：

一、王炳南大使向比姆大使通报说，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之外，中国放弃针对金门和马祖岛屿使用武力行动，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确信，大陆及其附近岛屿将不采取进攻或者其他旨在反对金门和马祖岛屿的挑衅行动。

二、比姆大使向王炳南大使通报了以下情况：

1.除了个别和集体的自卫行动外，美国政府放弃在金门和马祖岛屿采取军事行动；

2.美国政府将实行监督，以便使金门和马祖岛屿不采取进攻或者旨在针对大陆和其他岛屿地区的挑衅行动。

3.两国大使应该继续进行谈判，以便寻找不断地缩减近海岛屿和与大陆毗邻地区的军队和武装力量的具体措施。

张闻天强调指出，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草案”。

出席会谈的有外交部的译员方祖安和大使馆一等秘书А.Д.杜布罗夫斯基。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文件送：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Ю.В.安德洛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ЦХСД，ф.5，оп.49，д.131，л.242-243.

№20397 安东诺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通报台湾地区局势(1958年9月21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71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1日

一、张闻天邀请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大使和临时代办到外交部并交给每人一份中国外交部于今年9月21日起草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备忘录”。他通报道，该“备忘录”也将递交给所有其他外国政府派驻北京的代表。

张闻天宣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今年9月11日和杜勒斯于9月18日分别在各自的演讲中提出所谓在台湾海峡区域“禁止开火”的要求。美方这样做没有别的，就是在玩弄政治阴谋以欺骗社会舆论。我们一定要彻底揭露美国的这一阴谋。

接下来，张闻天提请大家关注如下诸点关于台湾地区形势的评估以及中国对之所持立场。

1.美国在台湾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力，其中包括：7艘航空母舰，3艘重型巡洋舰，40艘扫雷艇，600架战斗机，1个营的特种兵，在台湾部署了响尾蛇导弹。这一切均表明，美国正集中大量兵力以强化对中国的威胁。

2.不过，美国并不敢因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而扩大(与中国)的冲突。近期，其军舰均保持在与上述岛屿沿岸12海里的地方。美国暂时没有同意蒋介石提出的关于用美国舰直接向上述岛屿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美国只想威胁中国，但害怕直接卷入战事。

3.关于蒋介石分子与美国的分歧。在金门和马祖等岛屿上共有蒋介石军队12万人(其中，金门8万人，马祖4万人)。蒋介石担心丢失这些岛屿，因此使出浑身解数企图突破解放军岸炮对这些岛屿的封锁并加强其驻军的防御。鉴于这些岛屿的失陷必然恶化台湾局势，蒋介石一再声称，不能丢失金门和马祖诸岛。但与此同时他也明白仅凭自己目前的力量是很难控制这些岛屿的周边的，因此便要求美国给予积极支援，并对美方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表示不满。然而，美国目前只希望通过谈判来解决台海问题(当然，杜勒斯也并没有打算让蒋介石的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因此其断然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的关于美国积极参与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的要求。这样就复杂了美、蒋之间的关系，并引发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4.美国在加强对蒋介石的控制的同时，又在台湾集结兵力以强化对中国的威胁。

5.中国将加强针对金门和马祖诸岛屿的炮击，并采取一切措施以建立一道打不破的包围圈。如果美军“不向我们发动攻击，那么我们也就不向其主动进攻。而如果他们向我们攻击，那么我们也将以牙还牙”。中国政府正准备与美国谈判，与此同时也要揭露其所谓“禁止动武”的呼吁。

6.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经验来判断，当前在台湾周边岛屿沿岸地区所进行的斗争必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可能需要几年。中国准备将这场斗争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美国作出让步。众所周知，美国总是不碰南墙不回头的，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就不会去想别的办法。

7.美国目前的处境非常孤立。而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国家以外，还得到了亚、非多数国家的支持。甚至像芬兰、日本等一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持摇摆立场，英、法等国也不都完全站在美国一边。

8.美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量兵力集中在远东地区，这对其很不利。鉴于台海地区斗争的长期性，美国将较少可能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

在最后结束时，张闻天说，在对美国提出的所谓在台湾地区“禁止动武”的要求实施揭露的斗争中，中国政府希望得到兄弟国家的帮助。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希望兄弟国家能够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属于联合国成员的国家解释中国的立场。张闻天强调，一些“盲目追求和平”的中立国家可能会把杜勒斯所谓“禁止动武”的呼吁信以为真，从而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上采取错误立场。

我对张闻天所作的上述通报表示感谢，并承诺将按照中国的要求将该“备忘录”转交苏联相关部门。

二、在等待其他国家代表到来会谈之前，张闻天交给我一个装有周恩来给目前正在联合国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的信的文件袋。他要求我迅速将此信发送给正在纽约的葛罗米柯同志，并由后者按要求转交(给西哈努克)。关于这封信张闻天说，西哈努克在香港逗留时就台湾问题发表了正确的言论，但其在纽约的讲话实际上是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禁止动武”。因此，周恩来给他写了此信，以便向其解释这一问题的实质。张闻天将该信的复印件单独给了我一份，以作为资料保存。

我答应张闻天将满足他的请求。

附注：该“备忘录”由特别中心翻译。随会谈记录附有中文原件(仅发送给齐米亚宁同志)。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杜布罗夫斯基

1958年9月25日

第708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情报已通过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电报发出。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32-235

№20398 安东诺夫与荷兰和阿富汗驻华大使谈话纪要：讨论台湾海峡局势(1958年9月23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7日

第36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荷兰驻中国临时代办斯林甘贝尔格和阿富汗驻中国大使萨姆德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3日

我是在阿富汗使馆举办的午宴上会见了斯林甘贝尔格和阿不都拉·萨姆德。

在会谈期间，萨姆德，特别是斯林甘贝尔格，对目前台湾海峡出现的严重形势感到尤为不安。

斯林甘贝尔格固执地认为，美国是不得以才在远东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和插手台湾事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保证中国在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之后而不在亚洲地区实施扩张政策。其最终观点为：金门和马祖诸岛屿应当归属中国，但此后台湾岛应置于某个中立国的国际托管之下。对台湾实施国际托管不应由联合国来承担，因为它对解决这一问题是无能为力的。对台湾实施国际托管的期限应为约4—5年，以作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过渡期。斯林甘贝尔格继续道，在这一过渡期内应找到能使有关各方都感到满意的具体解决办法。斯林甘贝尔格认为，美国并没有认真对待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声明，也未必会在中国周边岛屿的问题上坚持毫不妥协的立场。斯林甘贝尔格一再强调，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敦促中国在取得周边岛屿之后，便采取等待的明智立场，保证暂且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同意在台湾海峡地区确立这种临时状态，以便等待时机而最终解决台湾问题。

萨姆德指出，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周边岛屿归属中国，蒋介石的军队撤回台湾，然后开始谈判。斯林甘贝尔格声称，蒋介石是不会接受这一解决方案的，因为这会对其声望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人民解放军不断炮击的情况下。萨姆德立刻毫不客观地反驳道，要知道，蒋介石集团是完全受美国操纵的，因此绝对是会接受美国人的命令的。

斯林甘贝尔格还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所谓“福摩萨自动解放的理论”。其认为，台湾反正将来要落到中国手中，可能有如下原因导致这一结果：蒋介石去世，台湾爆发反蒋起义，等等。因此令斯林甘贝尔格感到奇怪的是中国人为何现在要在台湾海峡地区大动干戈。斯林甘贝尔格指出，如果中国从1949年起便耐心等待的话，那么再有个4—5年时间台湾问题最终就会解决了。

关于美国在中国周边(包括台湾)的远东地区设立军事基地的问题，斯林甘贝尔格的总体看法如下：如果美国能够得到切实的保证——中国不会破坏亚洲的和平，那么美国就可能(主动)放弃这些基地。关于这一问题斯林甘贝尔格的意思可归结为一点，即中国得保证自己不会在亚洲实施扩张政策。关于美国主动放弃自己在亚洲的所有军事基地的可能性问题，斯林甘贝尔格还提出了一个假设，只有当美国人拥有了像苏联那样的高效的武器，如远程导弹，这种情况才可能发生。

针对上述问题，我是按照赫鲁晓夫同志给艾森豪威尔所写的信的精神回答的。

斯林甘贝尔格接着宣称，葛罗米柯在最近一次联合国例会上提出的裁军计划好是好，但就是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把中国包括在内。对此我答道：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际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那就不可能得以顺利解决。因此在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之前，西方国家首先得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В.П.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

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费多托夫

1958年9月25日

第705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45-247

№13827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批评莫洛托夫对中国发表的言论(1958年9月25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9月25日会议第183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Е.А.福尔采娃、А.Н.柯西金；会议由М.А.苏斯洛夫主持。

关于莫洛托夫对中国同志发表的言论问题。

委托苏联外交部召见莫洛托夫，并对他说：他的行为是错误的。

(没有记录)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8

№20624-3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中国对台海危机的立场(1958年9月26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26日

应中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请求会见其本人。

交谈之后，与乔大使就我们两国共同面临的各种国际和国内局势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到台湾海峡局势时乔说，根据中国同志的看法，美国政府目前无意就金门和马祖岛屿问题卷入一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的战争。但是，蒋介石与他的将军们希望美国出兵帮助他们守卫这些岛屿。乔大使指出，一些美国将军也赞同蒋介石的意见。乔接着说，针对目前台湾海峡的事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发动一场强大的政治攻势，同时，做好全面的军事准备，以应付来自蒋帮分子及其靠山方面的可能冒险。乔大使补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接受美国在华沙会谈上提出的“停火”建议。接受这样的提议就意味着承认外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金门、马祖岛是中国的内部事务，并非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争端。

乔大使表示，中国人民非常感谢苏联人民给予中国的支持，感谢赫鲁晓夫在致艾森豪威尔的两封信中以及葛罗米柯在联大十三次会议上所表达的苏联政府立场。

同样，我向乔大使讲述了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华盛顿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就藤山爱一郎与杜勒斯晤面一事所作谈话的内容。

乔接着告知，中国东北军区参谋长前两天到过朝鲜。他视察了朝鲜人民军的地下防御工事。乔大使说，未察觉有部队自分界线向南调动的某种明显迹象。

我告诉乔大使，我们不久前获悉，似乎有过一些美军从南朝鲜调往台湾的情况。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保卫相金光侠前往驻扎在分界线的部队两周后，于近日返回平壤。我使馆武官А.А.季亚科诺夫应其邀请随同前往。据后者的消息，未察觉到南朝鲜和美国军队在分界线处有任何异动。

我向乔大使询问了金日成与朝鲜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时间。

乔大使回答，他今天拜访了南日，并通过他转呈中国政府发出的正式邀请函。乔大使说，预计金日成于今年11月12日抵达北京。

我询问了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乔回答，毛泽东自我感觉极佳。乔就此讲了明年1月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将讨论毛泽东请求解除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职之事。乔大使说，毛泽东早在1957年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这一问题，但当时政治局不支持他的请求。如今中央政治局同意了他的请求，为了让他集中精力决定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解除其履行的行政职务。

涉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朝鲜一事，乔告知，通过了一项决议，作为常设机构保留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总部驻扎在中国东北军区内。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李承晚有可能借助台湾海峡事态，妄图实现其对北朝鲜武装征讨的意图。

谈话结束时，乔大使告知，鉴于朝鲜举办朝中友好月以及10月份中国人民志愿军完成撤离，以全国抗美援朝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将于今年9月29日应朝鲜相关单位的邀请赶赴平壤。

大使馆随员М.П.库尔巴茨基和中国大使馆随员王保民参与谈话，并作翻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

№13828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9月27日会议第184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А.Н.柯西金、А.И.基里琴科、Н.А.毛希丁诺夫、Е.А.福尔采娃；会议由М.А.苏斯洛夫主持。

第1项　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苏斯洛夫、基里琴科、福尔采娃、库兹涅佐夫、勃列日涅夫、伊格纳托夫、柯西金、费留宾)

勃列日涅夫同志：赞成邀请法国人参加。

苏斯洛夫同志：邀请法国人未必合适——它是殖民主义强国。

关于函件。

批准修改意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给毛泽东的信(未加修改)；给尼赫鲁的信(未加修改)；给其他人分别发出了信函(被邀请者)。

给联合国大会主席的信。

给作为总统的诺沃提尼的信。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瑞士人的信——单独寄发。

РГАНИ，ф.3，оп.12，д.1009，л.49

№10300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函：苏联愿为中国提供核保护 [62] (1958年9月27日)

……葛罗米柯同志向我们传达了他和周恩来同志9月7日在北京进行的会谈的情况。周恩来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考虑了台湾地区的形势，从事实出发，认为美国将发动一场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并且在这一战争中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苏联将对美国发出严重警告，但是不参加战争；仅仅在美国使用战略核武器，并以这种方式冒险扩大战争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性的打击。

我们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决定把我们意见告诉你……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敌人产生幻觉，即如果美国或者日本这些最有可能的敌人，或者另外的国家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苏联将袖手旁观。

一旦对手做出这样的判断，我们将面临非常危险的处境。为了共产主义工人阶级运动，如果原子弹开始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并且中国开始付出其儿女们的生命，苏联拥有不仅能制止战争，而且能够毁灭我们共同敌人的可怕的武器，却不允许他来援助你，这将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大灾难，将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犯罪，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的、时刻准备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神圣信念的倒退。

对你们宁愿承受打击，不使苏联卷入的高尚气节表示感谢。不过，我们相信，并且确信，你们也同意现在主要的事情是让每一个人，让我们的朋友，尤其是让我们的敌人看到，在对我们事业的理解中，我们是坚定的、团结的。现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出发，为了捍卫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兄弟的共产党的团结是毫不动摇的，我们将互相联合，断然回击所有侵略者对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为了不让我们的敌人把我们分开，为了不发生分裂，使敌人不能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是必要的。

……这是必然的，我们的朋友或我们的敌人都没有任何怀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攻击就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动战争。我们自己可以说对中国的攻击就是对苏联的攻击。我们也确信在对苏联的攻击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履行其兄弟般的革命义务。如果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以这样的方式决定我们的政策，依靠我们目标的一致，依靠我们国家的力量，依靠我们共同的努力，依靠将我们国家连接在一起的有利的地理条件，那么这将是对抗我们共同敌人的无敌的盾牌……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3134页

№20399 安东诺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苏联关于消除远东危机的建议(1958年9月27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9日

第381号

绝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会谈记录

1958年9月27日

今天，根据苏联外交部的委托(今年9月26日电报)我拜访了周恩来同志并向他通报了苏联政府的建议——倡议召集一系列国家政府首脑会议以讨论关于消除远东地区军事冲突危险的问题。

周恩来同志说，他一定将我们的建议转达给毛泽东同志并在中共中央对之进行研究。周承诺中方将会尽快对这一问题做出答复。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认为台湾地区的局势问题目前并不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虽然美国人对该地区的局势极其担忧，但他们对采取某种重大行动来支持蒋介石也是心存顾虑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其总是想拖延中美华沙谈判。周恩来同志说，在华沙谈判期间，中国代表坚持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岛屿，而美国人则一再要求中国停火(停止炮击)。美国代表多次试图探明这样一些问题，即上述要求是否是中国的最后立场，或者中国政府只想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同意停止炮击。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坚决地对美国人声明，只要蒋介石的军队仍占据着中国沿海那些岛屿，那么要让中方停止炮击便无从谈起。近两天，原先大家都在等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所持立场的演说，可是这个演说因故推迟了。9月25日，只是由杜勒斯讲了话。他的讲话更大程度上带有防御性质，而非进攻性的。其中，他通过使用各种诡辩术以论证美国挑拨政策的正确性，但正如某些美国新闻报刊所指出的那样——杜勒斯的讲话没有一点新意。例如，周恩来指出，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艾森豪威尔便曾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让步比作“远东的慕尼黑”，而杜勒斯也将目前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所形成的局势比作当年的西柏林。而杜勒斯之所以用这样一个比喻，可能是想说：美国及其盟国应当像当年共同保卫西柏林那样来一起斗争，以便使蒋介石军队始终占据这些沿海岛屿。可是，周恩来强调，当年西柏林的情况与现在中国沿海岛屿的情况是有很大区别的。根据波茨坦宣言，美国的盟国对柏林都承担着一定的义务和责任。目前，美国的盟国内部的社会舆论均反对本国政府参加争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的战争；美国人无法动员其盟国的军队来共同保卫这些岛屿。不仅美国人盟友——英国、法国等不愿意为金门和马祖等岛屿而战，甚至连美国人自己(包括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内)至今也没有彻底表明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前不久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同志曾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而可信的情报：美国政府打算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即如果人民解放军向沿海诸岛屿发起进攻，那么美国将会帮助蒋介石军队。周恩来说，这一事实说明美国人只是有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的打算，而他们本身还没有最终决定是否将为争夺这些沿海岛屿而将对中国实施武装干涉。即使美国将发出这一“最后通牒”，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自己把脑袋钻到了这个绞索里来了。而当其被纠缠在这件事里的时候，他们也就很难再玩弄什么花招了。而我们那时候，周恩来玩笑式地指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收紧或放松这个“绞索”。那时候，即使给美国人机会，他们也无法把自己的脖子从这个“绞索”里挣脱出来，因为这是个事关威信的事——美国人害怕“丢面子”。到那时，如果再想做出让步，那么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会遭到国内各界的批评。

周恩来强调，我们准备给予美国人以应有的反击。看来，美国人自己也认为形势不太乐观。在美国本土反对美国参加争夺中国沿海岛屿战争的呼声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蒋介石军队撤离金门和马祖等岛屿。有鉴于此，周恩来指出，目前美国人主动中断中美谈判的可能性不大。他们最实际和最可能采取的行动：拖延这些谈判并最终使之陷入僵局。

周恩来继续道，美国人现在正采取措施以便蒋介石分子能够向金门和马祖等岛屿多增派一些兵力。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这“就好像是亡羊补牢”。 [63] 美国人极力安抚蒋介石，可后者并不买账，始终鼓动和催促美国人亲自参与争夺沿海岛屿的争斗。可结果是，蒋介石催得越紧，美国人就越是疑虑和犹豫不定。有鉴于此，周恩来说，我们当前的斗争策略也应作如下调整：将军事行动分为小规模、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等三个层次；对这些岛屿实施围困，但并不对之实施登陆作战；实施围困的主要方式就是使用炮击。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大炮不间断地对蒋介石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舰只和飞机实施攻击。但仍留有一定余地，即使蒋介石军队乘夜间或恶劣天气之时仍能够借助一些小型船舶和飞机向这些被围岛屿输送少量物资。总之，我们所实施的这个围困会使蒋介石军队感到非常难过，但又不让其彻底绝望。这种情形也将有助于加速美国人的动摇和抑制其采取极端措施以倾全力来帮助身处这些岛屿上的蒋介石军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蒋介石不断向美国人发出呐喊，但美国人仍会谨慎从事。

周恩来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沿海岛屿的围困逐渐不再成为世界公众舆论所关注的焦点，这件事也就不再会引起人们的恐慌了。关于杜勒斯把中国沿海诸岛屿与西柏林相提并论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如下：西柏林的物资供应只能借助“空中通道”，无法长期维持，而蒋介石与沿海诸岛屿的联系相对广泛；西柏林局势的尖锐和围困是在四大强国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出现的，而在金门和马祖地区发生的战争只是在中国与蒋介石军队之间进行，并非与美国，且美国的其他盟国均距离较远，而未干预这场冲突。因此，目前中国沿海诸岛屿所形成的局面将会长期持续下去，虽然这种局势长期持续对美国不利，因为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已把自己的大部分海军和空军力量都集中在了台湾地区，这对其后勤补给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总之，周恩来继续道，目前来看，关于这一事件未来的发展前景存在如下三种可能：其一，当相关条件成熟之时，美国会做出一定让步以求得妥协。其具体表现为：美国保证让蒋介石军队撤离中国沿海诸岛屿，以便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讨论其他问题。但是，周恩来说，对此所需的条件目前仍不成熟。其二，目前状况一直持续，直到中美华沙谈判陷入僵局。周恩来指出，目前来看，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其三，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美国人“把脑袋伸入绞索中”，即美国人亲自参与中国沿海诸岛屿的武装冲突。不过，周恩来强调，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概率很小。

鉴于上述可能出现的情况，周恩来同志指出，我们继续坚持提出如下要求：蒋介石军队立即撤离这些沿海岛屿，即使当美国人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的情况下，我们也要毫不妥协地坚持这一立场。

周恩来继续道，由于担心中美谈判陷入死胡同，其他国家一些代表针对台湾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意见：

1.有些人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周恩来说，我们坚决反对将这一问题交由联合国裁决。虽然我们知道，正义属于我方，也并不担心将台湾问题交由联合国讨论。但我们依然认为，由联合国来讨论这一问题并不合适，因为蒋介石分子目前仍在联合国内；如果我们的代表去联合国，只能以客人的身份，而不是以拥有完整权利的参与者身份。而届时，美国代表完全可能又援引联合国过去所做出的旧决议来宣布中国为侵略者。另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又会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卫士”，并借此要求中国“停火”。这种情况对中国有不利。

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完全有理由拒绝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因为至今中国在该组织中的合法权利仍没有被恢复。

其实，蒋介石也是反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的，周恩来以玩笑的口吻说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与他的观点存在着“共识”。蒋介石分子们也不愿意交由联合国讨论，因为他们担心，其他国家在美国的压力下同意向中国做出让步——把这些沿海岛屿交给中国。另外，蒋介石分子还担心联合国在讨论上述问题的过程中又提出所谓台湾中立化的问题，从而把台湾交由联合国来负责托管，对此蒋介石是怎么也不会同意的。

2.目前在联合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幕后外交活动极其活跃。对此表现最为积极的有梅农、哈马尔舍尔德和日本人。哈马尔舍尔德通过挪威代表(而不是通过瑞典，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周恩来同志指出)试图了解中国是否有意与美国人达成妥协。周恩来同志说，针对这一外交试探我们并不急于做出回应。如果美国人同意做出些许让步，而为了不丢面子又不方便在华沙谈判期间这样做，那就让他们自己去找合适的中间人好了。最近，梅农已放出了杜勒斯愿意与中国总理会见的口风，但我们将不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积极。在此，周恩来指出，杜勒斯不过是个外交部长。

总之，周恩来同志说，我们并不急于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如今，对此更感到不安的应当是蒋介石分子们，因此他们才不断要催促美国人来钻“这个绞索”。周恩来同志强调，美国人可能会向这一地区派来很多大炮和飞机，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我们手中。

针对我提出的关于中方因美国人侵犯其舰艇和水域已向后者多次发出警告的问题，周恩来同志说，关于这一问题已有很多人问过他，中国发出了如此之多的“严重警告”，但为何又不采取任何反应性举措，问这样的问题的人当中即包括印度驻中国大使，也包括很多中国领导干部，甚至小孩子。周说，我对他们所有人都这样回答道：因为中国是否做出反应的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美国人。我们(对美国人)所发出的每一次警告都是美国对中国“所欠的债”。这种账越多，将来美国人必须向中国人还的债也就越多。周恩来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每天早上都在关心，是否中国又向美国发出了新的警告的问题。照毛的话说，总有一天我们会与美国人新账、老账一起算，直到他们还清欠我们的每一分钱为止，甚至包括很高的利息在内。但现在我们得沉得住气，以便最后能得到我们应得的东西，因为现在正是考验我们的耐力和承受力的时候。周恩来说，你们可能会说，如此忍耐力和如此行为方式是中国和其他亚洲民族才拥有的一种特殊的气质。

周恩来同志请我将他以上所述向赫鲁晓夫同志和苏联政府做出报告。

我对周恩来同志提供上述情况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将立即把这些情况汇报给莫斯科。在此，我也指出，美国人的确在台湾和中国沿海岛屿问题上陷入窘境。目前，可明显看出他们正在极力寻求出路以摆脱困境。其中包括：传闻哈马尔舍尔德正就台湾问题制订相应的计划，还听说有在台湾居民中进行全民投票表决，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不会对他们有任何帮助。

周恩来同志再次强调，如今美国人的情况的确是悲观的，可谓是情绪低落。

我对周恩来同志说，目前在北京的外交使团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如果蒋介石军队撤离沿海诸岛屿，中方似乎就不解放台湾了。

周恩来同志答，西方外交使团可能是从驻北京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那里听到这一说法的。

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在与周恩来同志会谈以前，张闻天同志曾说，前不久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到了中国，并已与周恩来同志见过面。张闻天同志还说，中国政府已批准著名美国银行家和活动家C.伊顿以私人身份来中国。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外交部总秘书处工作人员方祖安和苏联使馆二等秘书А.谢尔吉耶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И.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谢尔吉耶夫

1958年10月4日

第727号

手写批注：

存档。该情报大使馆已通过电报方式发送。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1月1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5-263

№21879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1958年9月27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9月27日会议第184号记录

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

苏联政府关于消除远东地区紧张局势的措施

第184号第1项

(М.А.苏斯洛夫、А.И.基里琴科、Е.А.福尔采娃、В.В.库兹涅佐夫、Л.И.勃列日涅夫、Н.Г.伊格纳托夫、А.Н.柯西金和Н.П.费留宾)

绝密

1.责成苏联外交部在中央主席团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对关于该问题的文件草案继续进行修改，并随后将自己的提案上报苏共中央。

2.批准所提交的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指令草案。

附件：

苏共中央鉴于远东地区局势复杂化给尤金的指示 [64]

绝密

优先

北京

致苏联(驻中国)大使：

请拜访毛泽东或周恩来并向其通知如下内容：

为了最大限度地阻碍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侵略政策，进一步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冒险计划和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美国，莫斯科认为理应预先采取一些新的步骤。我们认为，现在有必要提出如下建议：尽快(如可能，就在10月初)召集各国领导人最高级别会议，以研究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并可能就与会国家提出的涉及远东地区的相关问题相互交换意见。

按照我们的意见，这次会议可以召集如下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缅甸总理吴努、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巴基斯坦总理努恩和泰国总理乃他侬·吉滴卡宗。会议的地点可设在德里，如果印度政府同意的话。

确保远东地区和平的问题，无疑对日本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我们认为在当前形势下不宜邀请其参加这次会议。因为，在日本领土上现在就部署有美国军队，而后者的存在实际上正在对远东的和平构成威胁。总之，当前的形势是这样，一旦美国在远东地区挑起战争，那么日本必将站在美国一边，并成为美军武器和物资的供应基地。而在被美国军队占领的情况下，目前的日本在国际政治方面还没有，也不可能坚持自己的独立立场。另外，鉴于日本政府目前在对中国关系方面所采取的立场，也不应允许其参加此次会议。

为了了解相关各国政府对召集此次会议的态度和以事实证明谁是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真正制造者，我们打算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向上述国家政府首脑分别发送一封信函，其中我们将对远东地区的当前形势做出分析，指出美国的行动正在对和平构成威胁并对该地区局势的激化负有责任；建议会议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建议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给美国总统的信函的复印件也发送给所有其他国家政府领导人，以号召其对我们的建议给予支持。而相应的附录有我们给美国总统信函复印件的书信，我们也会发给联合国大会第十三次例会主席，以提请其关注远东局势，并希望苏联政府提出的关于尽快消除远东地区冲突的提案能得到联合国所有成员的理解和支持。

可以预料，美国政府势必不会同意召集此次会议。然而这样，我们正好可以围绕这一问题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这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大程度地揭露美帝国主义集团并再次向全世界证明谁在阻挠国家间关系的正常化，从而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加陷于孤立并迫使美国政府采取防守姿态。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即目前中美双方正在华沙举行谈判，中国朋友将继续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对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莫斯科想了解中国朋友对所谈问题的意见，请告知。

请电告执行情况。

РГАНИ，ф.3，оп.14，д.245，л.1，5-7

№20624-4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和中国与朝鲜的关系(1958年9月28日)

1958年9月30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13—28日

第192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9月28日

……

关于中国的人民公社。金日成说，5天中我仔细研究了如今中国正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全部资料，以便做出决策，在我国是否应该建立此类公社。经过对我们这里的工农业发展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和全面分析后我得出结论，朝鲜不应该建立人民公社。中国农业人口占全国的4/5，农民远远低于工人的生活水平。可我们这里农业人口没超过56％，农民的生活不差，有些方面甚至优于工人。我们认为，已证明自己正确的合作生产经营模式是进一步发展农业的更可靠和适合的道路。单就农户数量和耕作面积来看，我们目前的生产合作社规模相对小些。我们近期将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今后，正如前面已说过的，我们认为全面机械化是农业生产的首要任务。中央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我就这一问题所表达的意见。

关于鸭绿江上建设云峰水电站。金日成告知，近日要与中国朋友签署建设60万千瓦水电站的协议。我们将用自己的力量设计建设水电站(中国朋友指派部分专家进行设计)。主要设备——水轮机、发电机组、变压器、电力器械以及建筑设备由中国提供。建设经费预定均摊，发出的电同样由中朝双方平分使用。中国向朝鲜发放10年期贷款，用于支付劳力、材料和设备费用。项目开工日期——1959年，竣工日期——1962年。周恩来同志表示，希望电站早些完工。所以我们要努力工作，以便水电站在1961年交付使用。

与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的谈话情况。金日成说，中国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冯仲云应我方邀请前来参加水丰水电站启用仪式活动。冯仲云是我的老朋友，我们曾一起打过游击。他在与我的谈话中问到，1956年8月苏共和中共代表到了朝鲜，对劳动党的内部事务进行了干涉，我们看起来是不是很不高兴。我回答，这件事过去了，我们这里也未发生任何问题，因为与此相关的所有问题去年11月在莫斯科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经得到解决。我们当然不高兴了，当时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两个兄弟大党的代表就擅自来到我们这里，甚至连门都不敲一下，尽管众所周知，进到别人家里时应当先敲一下门。朝鲜劳动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一直很好，现在依旧如此。不存在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苏联和中国曾给予并仍在给予朝鲜人民巨大的援助。苏联军队将朝鲜人民从日本的占领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我们在抗击美国人和李承晚分子的斗争中维护了我们共和国的独立。在我国战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中，苏联和中国给予我们巨大的援助。我对冯仲云说，6亿人口的中国是我们的近邻。我们非常珍惜来自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帮助。我们确实真诚地认为，苏联人民是我们最亲近的好朋友，而苏联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人。

谈话中，当我说到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改革工业和建设管理、改组农业机器站取得怎样的重大成果时，金日成真诚地评价了赫鲁晓夫在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事务中发挥的作用，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特别刚毅、坚定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在诸如苏联国内生活以及国际政治问题上表现出巨大的首创精神。

他接着说，如果苏共中央邀请兄弟党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一大，那么他会亲自前往参加会议，并期待与赫鲁晓夫同志会面。

金日成并且说：“我不时地望着一旁的高频电话机在想，它就是为了用于通话摆放在这里的。但我经常刚一想给赫鲁晓夫同志打电话，就感到恐惧和害怕，因为我对俄语掌握得不好，不能与其进行交谈。”

我对金日成说，你的俄语说得相当好，很容易听明白。

谈话中，金日成不止一次地提到，使馆的大使与工作人员在近一年半中，为巩固朝苏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发生问题后给予帮助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也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们的看法。

我回答，我作为大使与使馆的工作人员在执行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关于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指示。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

№20400 安东诺夫等报告：毛泽东与六国代表团谈话记录(1958年10月2日)

机密

文本第3份

1958年10月24日

第409号

毛泽东在接见6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2日

在10月2日举行的一次热烈会谈中毛泽东同志说：

我们一定会战胜帝国主义者，当然，不是在明天早上，也可能不是明天晚上或后天，但终究有这么一天，我们将赢得彻底的胜利。

迟早，我们都将战胜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能采用两个方式：战争方式或和平方式。主要的方式——和平方式、文化方式。我们随时准备采用和平的方式。在(你们)代表团中有很多军队上的同志，你们是如何准备采用这种方式的？(笑声)我们每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军队。当然，我们一定要为采取军事方式做好准备。但是，要知道，战争的方式——这是最后一种斗争方式。如果敌人首先挑起战争，那么我们就得采用这后一种方式予以回击。你们可能会批评我以及我的上述观点，你们也可能会问，为什么你们要等到敌人首先挑起战争之时才可以回击呢？你们的这个问题让我很难回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共同来加以思考…… [65] 并且目前我们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和平方式。现在，我们不与任何人打仗。我们在华沙与美国人谈判，在此期间，美国人一直要求我们停止炮击。可是，我们并没有与美国开战。问题在于，我们有这样一位“总统”——名叫蒋介石，我们现在是与后者在打仗。如果从1927年算起，我们与蒋介石打仗的时间可谓久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们究竟还要与他打多久。如果再打上70年，那就也将是一场百年战争了。不过，我们认为，蒋介石也有好的地方。正是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使民众团结起来，并对群众进行再教育。蒋介石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根本无法办到的事。因此，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来给我们当“教员”。可以说，蒋介石不仅在过去为我们做了许多事，而且现在他仍继续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仍必须存在“一段时间——以我们的教员的身份”。而为此，我们甚至不必交学费。我们的学费是由美国人支付的，而我们自己只是无偿地利用这个教员(大学教师)。希特勒当年也曾完成过“教员”的职责，正是由于他的活动才教育了欧洲人民。在东方，这样的教员便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如今，既没有希特勒、墨索里尼，也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但却有杜勒斯来顶替他们的角色。如果没有杜勒斯，我们就很难办，但有了他，我们就轻松多了(笑声)。我们一直感觉到，他是我们的“同志”(笑声)，为此，我们应当对他表示感谢。在资产阶级中也有马列主义的优秀“行家”，那就是他!此人坚定地推行阶级斗争路线，从不与我们妥协。当然，他本身也是一个很难说话的人。我们的第一个老师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第二个便是杜勒斯，再加上第三个中国老师——蒋介石。

现在，全世界人民已开始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转到我们这边来了。未来，世界人民将更倾向于我们。而杜勒斯则身处困境和防御状态。人们会问他：为什么你们要插手中国的马祖和金门等岛屿呢？作为搪塞，他一直以朝鲜战争为挡箭牌。可朝鲜是朝鲜，岛屿归岛屿，全世界都承认这些岛屿都属于中国的领土，而美国的行动是在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因此，杜勒斯处境尴尬。

未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杜勒斯的日子变得更加不好过，绝不能就这样放过他。我认为，美国是不会简简单单地就从台湾地区撤走的。另外，我还坚持一点，即美国不会很快就从台湾地区走掉。这次，我们可在台湾抓住了一个小偷。你们还记得否，1956年我们便在埃及抓住了英国和法国，当时美国人装得文质彬彬，但在黎巴嫩他们的行动却像是一群小偷。我的观点是，应当把他们继续粘在那里。关于这一问题，我曾与赫鲁晓夫同志交流过，他也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他们粘在那里多久呢？3年吗？或许阿拉伯朋友不会同意这样做。但他们——美国人终究要从那里卷铺盖走人的，可能他们甚至很快就会这样做。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观点就不对了。不过，还有几个地方，也可能在另一个地方，如台湾，我们可以成功地继续粘住他们，以便以此为契机来教育全世界人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可能，你们会不同意我的这一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简单谈谈我们之间的关系吧。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制定了一个统一的纲领。在该统一纲领的基础上我们工作得比较轻松。以此为前提和在苏联的领导下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必须对你们说的是，近年来我们又有了一个老师，那就是铁托。同样道理，如果没有铁托这个人，那么我们和你们可能会更困难些。铁托不愿意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不想在我们的共同宣言上签字，南斯拉夫人还公布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纲领，并反对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都承认马列主义和接受苏联的领导。很显然，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同志，另外可能也包括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同志在内，已经对这位“老师”的做法很不耐烦了。

对于中国而言，在教育我们党和人民方面铁托可谓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为此，我们同样是不用花钱的，学费都是美国人来交，而且价格不菲。

严肃地说来，当世界上出现了像铁托这样的典型的修正主义者之时，我们在教育人民方面就轻松多了。过去，我们对铁托的作用估计不足，而如今我们应当重新给予他应有的评价，并让他来做我们的主要教员。如果论资排辈的话，那么杜勒斯当仁不让地应属第一，其次便是铁托。没办法，我们的中国教员——蒋介石只好退居第三了。

接着，毛泽东谈了关于苏联的援助问题。他说，苏联同志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另外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也向我们提供了重大的帮助。苏联对中国的帮助可谓相当巨大，对此，当你们在中国各地参观时，便会亲眼看到。

我们再说几句关于“大跃进”的情况。我们国家的“大跃进”是否真的存在？我承认，最初我也是不相信的。今年4月份我们举行了一个关于收割的会议。各省党委书记都参加了这个会议。我当时在会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是否真的我们有可能实现大跃进？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他们答道：是的，他们都是亲眼看到了才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国家正在开展关于“苦干三年以改变生活面貌”的口号的辩论。我对此有些怀疑，于是便建议加上这样一个词：“初步”改变生活面貌。但他们都不支持我的观点。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材料和各种统计数据等。他们——中央委员和各省党委书记均认为应当这样写：“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只是在此次会议之后，我对是否真正存在大跃进的疑虑有所减少了，但不是全部。你们可以因此而称我为机会主义者，或右倾分子，因为即使在这次会议后我还是有一些疑虑的。8月份，我们在北戴河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省党委书记也都参加了。由于在8月份我们已收获了主要的收成，我的疑虑也随之减少了99％。为何这样说，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秋季作物。因此，直到收获秋季作物之前我这1％的疑虑就会一直存在。万一老天忽然不再帮我们怎么办？不过，即使现在我们的粮食产量已达到了3.55亿吨，即比去年粮食产量(1.86亿吨)超过1倍。关于这一点，我现在是可以断定的，但我们的报纸上还没有公布。在报纸上我们只是提出了这样的任务：今年的粮食产量超过去年的60％—70％。我们暂时将不公布这些情况，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获全部粮食。因此，我请你们也不要对外公开我刚才所提到的那些数据，对外只能说的是：今年粮食产量比去年多出60％—90％，但并没有超过100％。因为我还有1％的疑虑没有消除，因为我们还没有把所有粮食都收到手。

长期以来，我们对钢的生产的意义估计不足。但现在我们都明白一点，即只有提高钢的产量，其他所有生产也才可能提高。让我们以机器制造为例。如果没有钢，机器制造业就无法发展，甚至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与此类似。为了生产钢，我们就必须有煤和电，可是在此之前我们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还必须发展交通和船舶制造业。否则，我们国家就会天下大乱。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到时候所有人都会喊起来：这个没有，那个不足，机械业落后，交通运力紧张，等等。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这样的“混乱”，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才会极力去生产我们还欠缺的所有东西。没有电力——就需要我们去生产电!出现了矛盾——这是件好事。难道我们会害怕矛盾吗？有了矛盾，我们才会去解决，并一定要解决好。

我们以钢的生产为例。去年，我们钢的产量为535万吨。那么，今年呢？按照最初的计划，我们曾打算今年生产620万吨，然后再增加到750万吨，接着再提高到900万吨。

各冶金厂经理都参加了7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拖延呢，既然我们可能立刻将钢的产量增加2倍。于是，我们决定在今年便将钢的产量提高到1070万吨。但在8月份的检查中我们发现，这个计划面临着风险。因此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便讨论了这个问题。

同志们，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生活水平是落后的。可能，你们会想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一切都好，就不存在问题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如今，我们已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搞工业。虽然不能说，我们以前没有抓过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我们的确是没有如此高度地重视它……只是从8月份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地抓工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否能把钢的产量提高2倍？我个人对此仍有疑虑。要知道，离年底总共只剩下3个月，甚至还要再减去2天。情况很严峻。我们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我们仍在认真对待此事，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这些钢。我的疑虑也依然存在。

我们，中国人，对这件事的认识是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都是在实践中逐步进行的。

总之一句话，今年我们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跃进。在这一时刻，我仍想对自己的观点作一个小的保留，我不想把关于农业方面的话说得太死。因为这样的话，得等到秋收之后才能说，而关于今年钢的产量，得到年底再看。我相信，如果今年我们能生产出1000万吨钢，那么明年钢产量达到2000万吨，那无疑就变得容易多了。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们原有的建设计划是按12年制定的，但很多按12年制定的指标我们只用了3年便完成了。

至于明年的农业生产计划，我们得重新编制。以前我们曾说过，要用12—15年时间来超过英国。但现在，我们已准确地知道，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一些部门只需要2—3年，还有一些部门只需5年、7年或10年时间。我认为，在船舶制造方面我们在这一期间内(12—15年)是无法赶上英国的，但周恩来和邓小平断定我们在12—15年之内能够在船舶制造方面赶上英国。要知道，英国在船舶制造业方面是相当发达的。

我认为，中国在工、农业方面的振兴对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对整个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对所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人们，对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都是有利的。

有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力量？(除了中国的自身努力)我认为，这些力量的源泉包括：首先，苏联的支持；其次，所有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最后，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支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极其重要的(有利中国发展的)外界因素。虽然，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将不会发生。但为了和平，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我们依然需要坚定地团结起来。在未来的七八年间，帝国主义者将很难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正走向没落，而我们则不断前进。

索菲亚市党委书记请毛泽东同志讲一下人民公社的相关情况。

毛泽东说：在建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党对群众的领导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在政治方面，人民公社组织主要以地方政府的方式存在，但公社不应与党的组织相混淆。因为党是一个由进步人士构成的组织，是一个强大的领导核心。

人民公社的主要特点：大规模地将群众组织起来，更大程度地实现公有制。以前，我们共有70万个农业合作社，现在由这些合作社组建了2万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人民公社有7000个农户。有的人民公社甚至包括有上万农户，或几万农户。

除了将农户大规模地联合起来之外，人民公社还相当程度地提高了社会的公有化。这为我们更容易地与农村资本主义残余作斗争创造了条件。

人民公社基本上可看作是社会主义组织，而不是共产主义性质。虽然其中已包含了某些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分。

1871年，法国人曾建立了巴黎公社。最初，马克思并不承认它，只是后来才对之作了肯定，并积极协助，甚至还写了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有名的著作。那么，组建巴黎公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手工业工人，只有一部分是工业工人，而绝大部分都是普通市民。如果在那时法国人都能组建公社的话，那么如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建立人民公社呢？至于“公社”这个名称本身，并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尤其是河南人民首先提出来的。正是他们第一个创造了这一名称，并将之写在了自己的有关章程里。

今年8月份，我到河南、陕西和山东等省去了一趟。我与农民们讨论关于用什么称谓比较好的问题。之后，我们决定：如果人民想叫作人民公社，那就应当这样做。在8月的会议上，我们采纳了人民自己提出的这一称谓。

那么，人民公社的前景如何呢？它们将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呢？我们得等几年再说。现在能说的是，人民公社将会得到顺利地发展。因为人民自己希望如此。而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无法为人民生产出足够的粮食。现在，我们有成千上万人在为人们做饭。我们应当将妇女们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应当建立公共食堂。而当妇女们被从厨房中解放出来之后，她们将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力量。为此，我们就需要在全国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幼儿园和托儿所以及缝纫厂。

我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因此我们在人民公社方面不会遭受失败。

当然，人民公社仍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其中各行业、集团之间仍存在着各种差别，保障水平也不均衡。事实上，今年我们的粮食是能够满足供给需要的，明年如果还是一个丰年的话，粮食供应情况仍将跟今年一样好。只是在穿衣方面我们还比较困难。正是列宁曾经说过的，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些领域我们将仍保留“资产阶级的权利”，如工资体系中的7—8级差别。但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长期存在。我们将逐渐地消除这些差别。

在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说：“非常感谢你们能到中国访问。这是你们对我们的巨大支持。我们之间的团结将会更加稳固。”

会谈记录者——В.拉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苏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

契列德尼琴科(签名)

文件共6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齐米亚宁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А.А.安德烈耶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拉科夫

第760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信息大使馆已经在电报中通报。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84-293

№20401 安东诺夫与威尔逊会谈纪要：解决台湾海峡危机的方式(1958年10月3日)

摘自安东诺夫С.Ф.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25日

第426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安东诺夫与英国驻中国临时代办威尔逊的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3日

我与威尔逊在缅甸使馆见了面。

会谈期间，我对威尔逊说，鉴于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强国的立场，苏联不得不恢复热核试验。对此，威尔逊答复道：英国仍坚持自己在今年10月31日当西方强国完成了一系列新的核武器实验以后所说过的话，即英国人希望恢复“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谈判”。威尔逊还表示希望，在10月31日之后双方的谈判将进行得更有成效。

威尔逊还表达了如下一点意见，即希望将找到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地区冲突的方法。我在会谈中强调，美国将携带有核武器的海军舰队派往中国沿海，这种明显的针对中国的污辱性政策是无法让人继续容忍的，势必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试想，如果中国海军舰队也如此忽然出现在夏威夷岛屿周边，哪怕只有1分钟，美国人心里会有怎样的感受!针对我的上述观点，威尔逊的答复显得非常地没有礼貌，他说：可如今中国海军并没有出现在夏威夷诸岛屿附近，况且也不知哪年哪月(中国海军)才会在那里出现。威尔逊还说，至于要说起中国人的那种受到污辱的感受，那么请不要忘记(中国人)对美国人所带来的污辱。要知道，美国人对自己所受到的任何污辱的敏感程度也是一点不比其他人逊色的。威尔逊带着明显的暗示指出，“正是由于(中国人)不体谅美国人的感受，所以后者只能不断增强针对中方的行动力度”。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译员В.П.费多托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费多托夫

第795号

1958年10月24日

手写批注：

归档。信息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1月29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82-283

№20625-1 普扎诺夫与乔晓光会谈纪要：南斯拉夫的敌对行动(1958年10月4日)

1958年10月2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

第21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10月4日

会见中国大使乔晓光。

交谈时，就南斯拉夫的一些对外政策问题交换了看法。我向乔大使通报了南斯拉夫请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德向其提供贷款的情况以及其中一些国家对此的回应。我说，南斯拉夫政府极力想把亚非的一些中立国家拉向自己的怀抱，并在苏中的关系中打进一个楔子。我补充说，南斯拉夫驻中国前大使波波维奇认为这样做会使自己飞黄腾达。

乔晓光指出，南斯拉夫乞求西方大国提供贷款的做法暴露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真正嘴脸。为证实南斯拉夫对中立国家秉持的上述立场，乔晓光大使说，正因为如此，波波维奇离开北京后并未直接返回贝尔格莱德，而是经由雅加达、德里。谈到波波维奇本人，乔大使将其刻画成一个十足的混蛋。刚一抵达香港他就急不可耐地着手诽谤人民中国。大使接着说，南斯拉夫政府最近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了一系列的敌对行动：禁止在南斯拉夫发行中国出版的《友谊》杂志，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工作人员进行跟踪，时常侵犯他们的外交豁免权。

我指出，禁止《友谊》杂志发行意味着南斯拉夫领导当局害怕有关中国真相的传播，也就是害怕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所取得的成就。

我向乔大使透露了苏联政府恢复核武器和氢弹试验的决定，并通报了苏联政府就此问题做出的表达口径。

乔大使说，在美英为自己谋求某种优势依然继续进行这样的试验的条件下，苏联政府的决定完全正确。

向乔通报苏共中央应芬兰共产党请求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机关传达的信息：鉴于该国成立了右派的新政府，芬兰共产党请求别急于出手解决经济问题。还通报了苏共和苏联政府对此问题所持的立场。

乔大使相信，苏共和苏联政府的立场将会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支持。

谈话结束时乔大使表示，准备在商务参赞从中国返回后通报中国政府与朝鲜代表团就经济问题谈判的结果。

随员库尔巴茨基和王保民参加了谈话。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

№20625-2 普扎诺夫与金日成会谈纪要：苏联对朝鲜的援助(1958年10月5日)

1958年10月21日

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印鉴

摘自苏联驻朝鲜大使А.普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

第219号

绝密

平壤市

1958年10月5日

在狩猎时的早餐上，与金日成就工业发展问题继续交谈。

金日成告知，副首相李周渊率领的朝鲜政府代表团不日将从中国返回。代表团与中国朋友进行谈判，并签署了1959—1965年发展远景计划的相互配合协议。金日成说，根据该计划，中国向朝鲜一些工厂提供设备，其中包括：3个丝织厂、1个微型轴承厂、2个牛皮纸袋厂等等。中国发放2.1亿卢布从1963年起开始偿还的10年期贷款，用于支付所购设备。代表团临别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请朝鲜代表团…… [66] 关心的是加快云峰水电站的建设，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势头蓬勃，而电力问题是个瓶颈。

金日成接着讲，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研究了电站建设问题。在建设水电站的同时，拟建设一些燃煤热电站，其中，金日成指出，我们非常关心的是尽快得到平壤20万千瓦中央热电站所需的设备。

我答复金日成，由于他们的请求，苏联政府责成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和外贸部会同苏联国家计委共同研究加快所列设备供货的可能，并利用签订贸易合同彻底解决该问题。

我还让金日成注意到，正如我感觉的那样，铁路运输在近一两年内将是国民经济工作中的瓶颈，特别要考虑到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近5—7年的工农业发展远景的因素。

金日成完全赞同这一点，他说，他们应当认真解决铁路运输长远的发展问题，要考虑铁路电气化和建设复线。金日成接着说，与赫鲁晓夫见面时，他要请求赫鲁晓夫让苏联政府在解决此问题上给予帮助，然后转而问我：“你怎样认为，这事能做得到吗？”

我回答，当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朝鲜政府请求技术援助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始终积极地给予解决。我觉得，关于朝鲜发展铁路运输的问题也将会得到认真的研究。

我接下来关注的是，必须要认真做好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工作，尤其是解决新企业建设的问题刻不容缓。

金日成赞同地说，他们将认真地研究工业的专业化和协作问题。

我对金日成说，报纸上刊载了一则有关生产载重汽车的消息，并接着问，报上所载的这件事上尚在讨论中还是已经有了相应的决定。

金日成回答，他们决定从明年开始着手生产(组装)载重汽车，年产量大约1000辆，定在托克契洪汽车配件厂做这件事，而在岐阳机器制造厂生产拖拉机。

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想生产什么牌子的汽车，是否计算过成本。

金日成回答，将生产嘎斯51型汽车。金日成同时指出，正如以前有人对他们讲的，生产载重汽车需要5000吨的冲压机，但朝鲜没有这样的冲压机。朝鲜代表团在中国时看到那里如何生产载重汽车，原来他们用1000吨的冲压机凑合了。金日成说，我们的代表团与中国朋友商定了援助生产汽车的事项。

金日成接着说，他们认为组织生产碳化钙人造纤维具有重大意义。但建设工程需求1300—1400吨朝鲜不能生产的不锈钢。金日成说，中央常务委员会责成南日与你们初步搞清楚能否得到指定数量的钢材。金日成转而问我能不能通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回答，商务代表格拉德科夫负责这方面的事。据外贸部工作人员预先通知，1959年能够提供的不锈钢将不超过150—160吨，因为苏联不锈钢的生产状况很紧张。

金日成说，我们理解，苏联大规模地建设化工企业，自然需要大量的不锈钢，但是，缺少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无法应付。我想直接向赫鲁晓夫同志提出这个问题。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

№20402 波波夫与龚金谈话纪要：交换对阿尔及利亚政府的立场(1958年10月7日)

摘自А.Я.波波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9日

第603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波波夫与龚金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7日

我应邀会见了中国使馆的新闻专员龚金(ГунТин)。龚金请我向他介绍一下出版司就国际生活和苏联对外政策等问题而给苏联报刊和广播而提出的建议。

在对个别问题(其中包括阿尔及利亚的全民公决)作了详细说明的同时，龚金又说，苏联同志经常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为何要成为首先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国家之一呢。对此，龚金答道：首先，中国与法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承认阿尔及利亚政府并不存在外交方面的任何障碍；其次，阿尔及利亚共和国总理曾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其中便请求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我答，在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

继续就这一问题，龚金问：“为何苏联至今不承认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呢？”

我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苏联与法国存在外交关系，因此我们得权衡利弊，通盘考虑。苏联人对阿尔及利亚人民为争取自身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抱着深切的同情并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程。我谈了自己的观点，即到时候苏联会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

对此龚金指出，苏联政府迅速地承认了几内亚共和国，但却不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为何？

我向龚金解释道，几内亚共和国是在经过全民公决之后才成立的。其结果即使法国自己也是承认的，法国没有任何司法根据对苏联承认几内亚表示不满。至于阿尔及利亚，那里进行的可是手拿武器的民族解放斗争。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两个国家之间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

接着，龚金问苏联报刊将如何报道南斯拉夫的情况，如何开展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我答，我们的报刊依然主要是从理论角度揭露和驳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发言论的漏洞，揭示其对工人运动所带来的政治危害。不过，我们的报刊并不会给予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过分的关注，以至于超过其应有的限度。

对于这次会谈，龚金向我表示感谢，其中包括让他了解了苏方对苏联报刊所提出的相关要求。龚金希望苏联出版司能够定期地让人民民主国家的所有新闻专员来了解此类内容。

在会谈期间，我产生了这样一个印象，即龚金此次来访是专门为搞清楚在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苏联究竟持何种立场。

会谈持续了1个小时。同时参加会谈的还有：出版司顾问В.Ф.库兹涅佐夫。

出版司司长

А.波波夫(签名)

文件送：В.В.库兹涅佐夫同志、Н.П.费留宾同志、(苏共中央)Л.Ф.伊利切夫同志、(苏共中央)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П.С.杰杜什津同志、А.А.什韦多夫同志、总秘书处、档案室

10月9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53-254

№11428 一名中国工人的信：学习苏联英雄古丽娅(1958年10月9日)

负责同志!

首先请您原谅我，因为我可能会打断您的工作，给您找麻烦!

一个月前我搞到一本书，叫《第四高地》。毫无疑问，您很熟悉这本书!本书鲜明而翔实地描述了苏联女英雄古丽娅的战斗生活。这本书我已读过两遍了，但是我感到这太少，应该一遍又一遍地读。这本书的每行字都使我深深地感受到苏联青年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是应当学习的。

11月24日是古丽娅英勇牺牲的日子，多么快啊!还有一个月多一点。我想在这个英雄的日子里给古丽娅的母亲写封信，向她表述我内心深处的情感，以便安慰这位老人。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她的地址和她的姓名。

同志!我十分诚心地向您请求，您是否能抽点业余时间去打听一下这些并通知我。我将不胜感激您!如果您能在信中告诉我用俄语写信的方式和格式，那太好了!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们致敬!

(沈阳)冶炼厂五三三设计组

郝贵陆(Хэ Дуй-лу)

1958年10月9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2卷，第3135页

№11780 丘拉耶夫等致苏共中央报告：请求成立苏中友协布里亚特分会(1958年10月1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根据苏共中央1958年7月31日的决议，在8个加盟共和国以及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列宁格勒州和伊尔库茨克州成立了苏中友好协会地方分会。

在中央委员会的上述决议中规定，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成立苏蒙友好协会分会。然而《真理报》9月26日却刊登了一个错误的报道，说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将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因此，中国驻莫斯科大使刘晓同志按当地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的时间往乌兰乌德发了贺电。鉴于中国朋友以为在布里亚特已有苏中友好协会分会，苏共布里亚特州委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联合会请求允许在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分会。我们认为允许苏共布里亚特州委成立苏中友好协会地方分会是适宜的。至于《真理报》出的错误，该报编辑部根据谢柳克同志的通知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对错误报道的责任人新闻部主任瓦维洛夫同志给予了处分。

苏共俄罗斯联邦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

В.丘拉耶夫(签名)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副部长

В.维诺格拉多夫(签名)

1958年10月1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55页

№20403 安东诺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13日

第393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10日

由于毛泽东不在，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接见了我。会谈伊始，我便向其转交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于今年10月4日给毛泽东所写的一封亲笔信。

刘少奇承诺，将按照苏方的要求转交此信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之进行讨论，并随后做出相应的答复。

我们此次会谈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间，我问刘少奇，关于台湾问题有什么新情况，中国民众对彭德怀最近发布的关于停火和举行直接谈判的呼吁书有何反应。

刘少奇谈了关于10月10日清晨蒋介石军队的飞机和人民解放军飞机之间发生的空战情况。在这次空战中国民党共损失飞机3架，人民解放军损失1架。刘少奇认为这一结果很不错。他强调，源自福建前线的关于双方战斗损失的情况通报都是客观的，不存在任何夸大或低估，这是我们过去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我们仍打算坚持这样做。至于国民党，他们往往夸大我们的损失，而有意隐瞒自己的损失，因此他们的情报没人相信。

刘少奇说，鉴于在(我方)停止炮击之后美国人不再为国民党向金门岛运送粮食的船只护航，我们打算延长“休整”期限，即在彭德怀公告中所规定的停火期限期过了之后也不开炮。我们想继续看看，蒋介石本人及其军队如何动作。他们也许会改变主意。

对此我指出，据资产阶级国家的新闻报道显示，美国人认为，人民解放军停止开炮与他们在华沙谈判中所提出的要求有关。

刘少奇说，这是一派胡言。我们停止开炮绝不是因为美国人所提出的要求。刘继续道，今天在中国大使与美国之间进行的华沙谈判中，我方大使向美国人重复了自己先前所提出的条件。至于美国人是如何答复的，我们暂且不知。

刘少奇几次重复了这样一个思想，即中国并不急于解决台湾问题。因为中方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仍需要很多时间。

刘少奇说，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工作要作。我们正集中一切力量大炼钢铁。最近，中国所有的领导干部又都奔赴了各地方，其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和组织大炼钢铁的运动。甚至在中南海我们党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集中力量建了一个小锅炉来冶炼金属。

会谈结束时，刘少奇请我转达(中方)对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中央主席成员的谢意——感谢他们始终不渝地，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和帮助。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库兹涅佐夫同志、齐米亚宁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10月10日

第745号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66-268

№20404 苏达利科夫与刘亚楼的谈话纪要：通报台湾海峡空战情况(1958年10月10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13日

第395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司令刘亚楼大将谈话记录

1958年10月10日

今天，在我使馆举办的电影放映会上共放映了3部苏联电影，都是关于原子科技发展的内容。其间，我与刘亚楼作了交谈。

会谈伊始，刘将军便请我简要介绍一下影片的内容，并强调说自己对原子能方面很不了解。就自己对这些影片所知道的情况，我向他描述了电影的内容。刘强调，苏联在这一领域已经发展得非常先进了，并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尤其是中国。他说，前不久他们才在北京附近建设了一个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他们感谢苏联在上述设施的建设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

我问刘亚楼，台湾海峡是否有什么新情况，国民党是如何庆祝自己的10月10日“国庆节”的。

刘说，今天，10月10日清晨9时30分6架美国生产的国民党飞机(F 86)侵入中国大陆沿海地区，并在福建省与随即升空迎击的人民解放军8架飞机进行了短暂的战斗。刘强调，解放军的飞机都是苏联制造。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结果也对我有利：2架国民党飞机被击落并在地面坠毁，还有1架被击落的敌机坠入大海，并成功俘虏1名国民党飞行员。2架被击落的敌机残骸最近将运往北京并公开展示。这一方面对群众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就是要让人民看到，正是美国人向蒋介石提供了军用飞机，而后者也正是用这些飞机向中国投掷炸弹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民众认识到，我们的飞行员是可能成功地击落美国飞机的。

刘亚楼继续道，当空战结束后的15—20分钟内，我军150架战机升空并沿我领土巡逻，此举引起台湾极大的恐慌。那里拉响了空袭警报。而当时台北正好要开始举行庆祝国民党“国庆节”的军队阅兵式。刘亚楼玩笑式地说道，由于不愿意打扰这场阅兵式，于是我们的战机陆续返回了本部机场。

据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刘将军近期一直在福建前线并直接指挥着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作战行动。于是，我问道，福建前线将士的士气如何。

刘答，战士们士气高昂，充满自信，甚至连当地居民都没有一点恐慌的迹象，农民们都在田野里平静地收割粮食。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手写批注：

存档。情报资料。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0月3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64-265

№20405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通报提前恢复对金门的炮击及原因(1958年10月20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0月25日

第428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0日

15时30分，我应邀拜访了陈毅。

一、陈毅通报道，15时中国广播开始播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命令。该命令宣布，中国发布的关于从今年10月13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的命令失效。原因在于，在10月19—20日间台湾当局又让美军护航船进入了这些岛屿所属区域。陈说，中国将于今天16时或稍晚时间向金门诸岛屿的蒋介石军队阵地实施炮击。

在将上述命令文本和中国政府第36号严重警告的文本交给我之后，陈毅又向我解释了中国在今年10月13日国防部关于停止炮击的命令所规定的期限(该命令原先规定：停止炮击的期限为今年10月13—26日)失效之前便恢复炮击金门诸岛屿区域的原因。

陈毅说，关于恢复炮击的问题曾在中共中央作了讨论。期间，共提出了三个方案：(1)在10月26日之后恢复炮击；(2)在10月26日之后再将停止炮击时间延长几天；(3)不等到10月26日便恢复炮击。最终，中央采取了后一种方案。

陈毅接着指出，实际上提前恢复炮击金门诸岛屿的主要原因在于，杜勒斯于今年10月21日到了台湾。当前，蒋介石正叫嚣着要开始反攻大陆，并要求美国人向其提供“毁灭性”武器。陈毅说，美国人把我方停止炮击是当作其在华沙谈判期间所提出的“关于停火”的要求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待的。因此，当我方于10月13日宣布停止炮击命令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美国也停止了为蒋介石的船只护航。但近期美国人又恢复了为蒋介石的船只护航并侵犯了我国领海水域。

我们之所以作出关于恢复炮击的决定，目的就是为了把解决这一问题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杜勒斯在台期间能够与蒋介石谈妥关于蒋的军队撤离金门和马祖诸岛屿，而在我们今天开始炮击后，他们将不实施这一决定，蒋介石的军队也“不撤离”上述岛屿。

陈毅继续道，虽然我们现在恢复了对上述岛屿的炮击，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以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但要这样的话，蒋介石就必须派自己的代表来见我们，而不是只在台湾与杜勒斯见面。要知道，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美国人插手中国内部事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承认美国人与台湾当局达成的任何交易。

陈毅请我立即将其以上所述转告给苏联政府。

我答，此次会谈内容我会立刻报告给莫斯科。

二、我对在今年10月17日图104飞机空难中死亡的中国同志表示了深切的慰唁。

陈毅答，中国方面也对与中国同志一同死难的苏联专家和外国友人感到异常悲痛。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我使馆二等秘书Ю.И.拉兹杜霍夫和中国外交部翻译孙林。

附注：上述内容(俄文文本)共计3页(不机密)。中文文本共计2页，仅发送给：齐米亚宁。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拉兹杜霍夫

第793号

1958年10月24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76-278

№20406 库德里亚绍夫与李涛会谈纪要：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培养体制(1958年10月20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

兹依照情报通报程序发送(我方)在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李涛(Ли Тао)的会谈记录。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

Ю.安德罗波夫(签名)

1958年10月25日

第15Д1277号

库德里亚绍夫与中国驻苏使馆参赞李涛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0日

今年10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莫斯科使馆参赞——负责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工作的使馆党委副书记李涛同志拜访了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部。

李涛通报道，鉴于中国打算取消学位、职称(副博士、博士、教授等)和仅保留高级学者职称等，中国朋友希望从根本上调整留苏中国研究生的培养体制。

他们(中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留苏中国研究生的主要任务已不是答辩和获得学位，而是以较短的时间在其所选择专业领域内掌握苏联最新科技成就。因此，中方希望，应当允许中国研究生免修目前为其所制订的研究生必修课程，而只进行专业课考查。中国留学研究生的学制为两年。期间，中国研究生应当根据国家为其所制订的学习计划，从事必要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试验，并最终将其研究成果以40—50页的篇幅写成研究报告。中国留苏研究生将不撰写论文和进行学位答辩。对此，李涛引用了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说法，即“人民需要的是知识，而不是学位”。

中国同志认为，在这种学制下中国留苏研究将免修一系列必修课，也不需要再撰写毕业论文，从而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从事深入的研究工作，更广泛地了解苏联的实际、苏联在科学和文化方面的成就，以及苏联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习俗。

根据李涛的通报，中国计划从下一学年开始就按照这一方式派遣研究生来苏联学习。至于已在苏联就读的中国研究生，那些即将完成学位论文撰写工作的，有权中断撰写和答辩，那些正在从事实验工作的，可根据新情况继续这方面工作，那些正准备通过必修课考试的，将只通过专业课考试。

在此，李涛强调，中国留苏研究学制改革是一件大事，需要进行全面的研究和与苏联学者和教育家进行协商和咨询。最近，他便打算造访苏联高教部和苏联科学院，并向其通报关于中国打算改革中国留苏研究生学习体制的问题。在与苏联同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以新方式来培养中国留苏研究的问题将经苏联国家渠道在苏联各相应机构予以贯彻。

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科员

А.库德里亚绍夫(签名)

1958年10月2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69-271

№24093 茹科夫与沈雁冰会谈纪要：介绍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10月20日)

致苏共中央：

请审阅我们与出席1958年10月20日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长沈雁冰(茅盾)的会谈记录。

具体内容请参见附录。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5日

第3833号

附件：

摘自Г.А.茹科夫的工作日记

与出席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沈雁冰(茅盾)同志的会谈记录

时间：1958年10月20日

地点：委员会(办公室)

当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中国文化部长和中国代表团团长沈雁冰(茅盾)同志途经莫斯科之时，我在委员会办公室接待了他。

我向其简要通报了苏联在1959年与外国文化合作的总体计划草案以及苏联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而计划采取的措施。

我请求中方推荐一些中国作家撰写的书籍，以便在苏联翻译并出版。沈雁冰同志答应给予我们帮助。

沈雁冰同志谈了自己对在塔什干举行的亚非国家作家大会的感受。

他还谈了如下一些情况：关于(中国国内)人民公社的运动，作家参加体力劳动以及中国作家的稿酬支付问题。

据沈雁冰同志说，目前在中国的城市、工厂企业和中央机关均建立了人民公社，但人员的工资支付体系依然存在，虽然已酝酿并出现了一些将其转为集体分配体系的迹象。

在中国的文化部系统中已建立了人民公社，但目前其活动仅限于部里的全体工作人员普遍前往北京附近的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参与改善公共食堂和幼儿园机构的工作；另外，所有公社成员均参加军事训练。

根据中国国务院的指示，中国政府机关的全体干部在一年内均须到生产第一线参加一个月的劳动。这一指示同样适用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以及刚参加工作的基层公务人员。而这一个月基层劳动时间可以或者一次性完成，或者在一年内分几次累计完成。

目前，在中国没有这样的独立的公社——把作家、艺术家和其他自由职业统一联合起来。这些人都是在自己的居住地参加当地人民公社的活动。

沈雁冰同志强调，缩减作家稿酬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作家的稿费正在不断减少。其给报刊和杂志所写文章的稿酬也在急剧减少。沈雁冰说，以前作家为报刊写一篇文章可以得到20元，有时是40元的稿酬，如今这样数目的稿酬正在急剧减少。文学作品再版的稿酬也大幅下降。中国朋友认为，采用这样的方法，一方面有利于与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另一方面——会促使作家撰写新的作品。

此次会谈持续了1小时。当时在场在还有：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齐赫文斯基、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副司长Д.А.戈杜诺夫、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顾问О.В.瓦西科夫、《星火》杂志主编索夫罗诺夫。

Г.茹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30，д.274，л.207-209

№20407 茹科夫与刘晓会谈纪要：关于“两个中国”问题(1958年10月21日)

致苏共中央：

兹发送我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同志于今年10月21日在委员会举行的会谈记录。

附该本文件，共3页。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7日

第1407号

手写批注：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工作中。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1月2日

附件：

机密

茹科夫与刘晓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1日

我应邀请会见了刘晓大使。刘晓向我递交了一份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张奚若同志就“两个中国”状况的问题而起草的备忘录，并强调该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在中国使馆以前已转交给我们的就“两个中国”现状问题而写的备忘录中已经提到，而这里只是更加具体地说明：中国同志在参加个别国际组织时应如何应对。

此后，关于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大使又作了如下通报：

目前，美国欲极力摆脱困境——使自己从台湾海峡问题上解脱出来，并在此基础上推行实际上是承认存在“两个中国”的政策。在帮助国民党保住金门和马祖等周边岛屿的同时，美国还想实现如下一个主要目标：维持蒋介石集团在台湾的统治。在中国做出某种保证的条件下，美国将国民党军队撤离上述周边岛屿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台湾维持国民党体制。

对此，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一方面，使台湾海峡地区始终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并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不断加深美国与蒋介石分子之间的分歧。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同志将展开一系列积极活动以揭露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并说明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关于解放台湾的方式问题——不论是和平方式还是武力方式——这都是中国政府分内的事情。以此为例，中国政府将积极开展活动以揭露美国干涉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内务事务。刘晓大使继续道，我们目前并不急于解决关于解放沿海诸岛屿和蒋介石军队撤离这些岛屿等问题。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将轮流推行紧张和缓和政策，具体采用哪种政策将视美国人如何动作而定。如果美国人想缓和台湾紧张局势，那么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即在台湾问题上制造紧张形势。如果美国人想诉诸武力，那么我们就采取积极缓和局势的行动，等等。总之，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始终掌握主动，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发挥主导作用。当然，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我们也要格外谨慎以避免台湾局势失控，从而冒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与此同时我们将等待最佳时机，那时我们不但要彻底解放周边的金门、马祖等岛屿，而且要彻底解放台湾。

我们的这一政策无疑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它将使许多目前身在台湾的国民党人士改变对中国的态度。目前，美国人赞成中国代表与台湾代表同时参与各种国际组织的工作。刘晓强调，从我们的备忘录中可明显看出，中国政府密切关注着美国人所玩弄的这些花招，并积极对之进行揭露。而一些亚、非国家却已陷入了美国人的圈套——他们甚至在联合国表示支持美国提出的所谓关于在台湾海峡停止武力的建议。而这无异于承认“两个中国”的局面。只是由于中国朋友采取了相应措施——向这些国家的政府解释了中国对“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和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两个中国”问题直接与万隆会议决议发生了抵触，这些亚、非国家的政府才放弃了准备支持美国建议的已有打算。如今在杜勒斯的台湾之行之后，美国人可能会加紧利用联合国以促成“两个中国”问题的“合法化”。另外，为此目的美国人还会利用那些依附于自己并与中国保持着官方联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等)。不过，中国也可能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保持公正的立场。

刘晓感谢苏联政府能够充分理解中国出台的对台政策，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揭露美国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我感谢刘晓的上述通报及其转交的由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起草的备忘录。我也向刘晓通报了我们在揭露美国对台政策的对外宣传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我还告诉大使道，我们已准备在即将于今年11月在巴黎召开的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会上积极揭露美国人。在对苏联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的支持表示了诚挚的谢意之后，刘晓请我简要谈一谈美国著名活动家(如史蒂文森、约翰·斯通和李普曼等)在访苏期间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我满足了刘晓同志的请求。

会谈结束时，我向刘晓同志通报了与委员会当前工作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同时参加此次会谈的还有：中国使馆翻译侯志通、委员会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司司长С.Л.齐赫文斯基、该司副司长Д.А.戈杜诺夫。

Г.茹科夫(签名)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72-275

№20408 茹科夫致苏共中央报告：中国发送“两个中国”问题备忘录(1958年10月22日)

致苏共中央：

兹呈递各机构清单。根据该清单，中国朋友将向各机构发送自己关于“两个中国”问题的备忘录。

附各机构清单。

Г.茹科夫(签名)

1958年10月22日

第1390号

机密

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И.И.库兹明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劳动和工资支付委员会主席，А.П.沃尔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Ю.Е.马克萨廖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子委员会主席，В.Д.卡尔梅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船舶制造委员会主席，Б.Е.布托玛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化学委员会主席，С.М.季霍米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建筑事务委员会主席，В.А.库切连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席，С.А.斯卡奇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

外贸部长，И.С.帕托利切夫同志

海军部长，В.Г.巴卡耶夫同志

交通部长，Б.П.贝舍夫同志

交通建设部长，В.科热夫尼科夫同志

电站部长，А.С.帕甫连科同志

苏联高教部长，В.П.叶留金同志

苏联地质和矿产保护部长，П.Я.安特罗波夫同志

苏联卫生部长，М.Д.科夫里基诺夫同志

苏联卫生部副部长，В.М.日丹诺夫同志

苏联文化部长，Н.А.米哈伊洛夫同志

苏联通讯部长，И.Д.普苏尔采夫同志

苏联农业部长，В.В.马茨凯维奇同志

苏联贸易部长，Д.В.帕夫洛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第一副主席，В.С.格拉先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Д.И.切斯诺科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发明创造事务委员会主席，А.Ф.加尔马舍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仪器测量、质检委员会主席，А.Е.维亚特金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水利设施管理总局局长，А.А.佐洛图欣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体育委员会主席，Н.Н.罗曼诺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国际经济组织司司长，П.С.切尔内绍夫同志

苏联外交部联合国事务司司长，С.К.察拉普金同志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А.А.索博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民航管理总局局长，П.Ф.日加列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原子能利用管理总局局长，В.С.叶梅利亚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印刷品中军事和国家机密保护管理总局局长，П.К.罗曼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苏联通讯社(塔斯社)主编，Н.Г.帕利古诺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司法委员会主席，А.И.杰尼索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俄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席，Г.Г.卡尔波夫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宗教文化事务委员会主席，А.А.普津同志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В.В.格里申同志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外国司司长，П.Т.皮缅诺夫同志

全苏消费合作总社主席，А.П.克利莫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院长，А.Н.涅斯梅亚诺夫同志

苏联科学院外国司司长，В.А.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医学科学院，А.Н.巴库列夫同志

以列宁名字命名的全苏列宁勋章农业科学院，П.П.洛巴诺夫同志

以К.Д.帕姆菲洛夫名字命名的公用事业科学院，И.Т.伊万诺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师范学科学院，И.А.卡伊洛夫同志

苏联建筑和设计科学，Н.В.别赫金同志

苏联艺术科学院，Б.В.约甘松同志

各联盟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Д.С.波利扬斯基同志

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Т.卡里琴科同志

白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Е.阿夫西莫维奇同志

乌兹别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З.米尔扎艾哈迈多夫同志

哈萨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Д.А.库纳耶夫同志

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Г.Д.贾瓦西什维利同志

阿塞拜疆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В.Ю.阿洪多夫同志

立陶宛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Ю.舒马乌斯卡斯同志

摩尔达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Ф.季奥尔季察同志

拉脱维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В.Т.拉齐斯同志

吉尔吉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К.Д.季卡姆巴耶夫同志

塔吉克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Н.多德胡多耶夫同志

亚美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Е.科奇尼扬同志

土库曼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Д.Д.卡拉耶夫同志

爱沙尼亚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А.А.米里谢普同志

共青团中央，В.Е.谢米恰斯内同志

全苏外国“旅游者”股份公司，В.М.安库季诺夫同志

俄罗斯联邦教育部，Е.Н.阿法纳新科同志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Г.А.别洛夫同志

苏联议员团，О.В.库西宁同志

苏联联合国协会，А.В.托普奇耶夫同志

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联系协会委员会，И.В.波波娃同志

苏维埃妇女委员会，Н.В.波波娃同志

苏联青年组织委员会，С.К.罗曼诺夫斯基同志

苏联历史学家民族委员会，А.А.古别尔同志

苏联红色半月和红十字协会联盟，Г.А.米捷列夫同志

全俄戏剧协会，А.А.亚布罗吉娜同志

苏联斯拉夫委员会，А.С.贡多罗夫同志

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М.Б.米京同志

苏联国际法协会，Г.Н.通金同志

苏联作家联盟，А.А.苏尔科夫同志

苏联音乐家联盟，Т.Н.赫连尼科夫同志

苏联艺术家联盟，Д.С.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记者联盟组织部，Н.Г.帕利古诺夫同志

苏联老战士委员会，А.П.马列西耶夫同志

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Н.С.吉洪诺夫同志

苏联亚洲国家团结委员会，А.В.索夫罗诺夫同志

苏联斯拉夫学家委员会，В.В.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建筑师联盟，П.В.阿布罗西莫夫同志

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А.А.兹瓦雷金同志

苏联经济学组织协会，В.П.季亚琴科同志

苏联博物馆委员会，А.И.扎莫什金同志

苏联电影摄影工作者联盟，И.А.贝利耶夫同志

苏联驻法国大使，С.А.维诺格拉多夫同志

苏联派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А.В.茹科夫同志属实。

О.瓦里科夫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20、221-224

№20410 苏达利科夫与钱三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代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1958年10月27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12日

第44号

机密

与中国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的会谈记录

1958年10月27日

今天，在钱三强教授为来中国参加原子反应堆典礼的苏联科学院士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举行的晚宴上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关注的谈话。

晚宴中间，我们的学者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兴趣，即为何中国学者很少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钱三强答，对于苏联同行以这种方式所提出的上述问题他很难回答。中国学者只参加这样的国际性会议：其一是接到了邀请；其二，要看该会议是否符合国家在政治方面的需要。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开始论证这样一个观点，即为了科学和尽快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中国学者)应当参加任何学术会议，况且许多学术会议也根本不带有任何政治目的。

钱三强不同意上述观点。他以及随后还有其他一些二机部的领导干部都开始向我们的同志解释这样一个道理，即科学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也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既没有学术目的，也不追求任何政治目的。这尤其明显地表现在当有美国人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上。

基于上述思想，中国同志指出，美国人极力企图拉目前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而此类会议均与美国反动派的“两个中国”思想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学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参加这样的会议。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依然坚持认为，中国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立场是错误的，因为如果学者不参加任何国际(学术)会议，那就会错过许多学习有益知识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国家科学的发展。他们继续指出，通过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们可以听到和了解外国学者们尚未公开发表的诸多最新研究成果。

钱三强教授以极其严厉的方式答道，他不同意苏联同行的观点。因为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学者们，从来没有在任何国际会议上通报过任何不利于其主子——帝国主义者们的上述所谓的有益信息。

钱三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道，美国人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故意忽视我们伟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国真正的学者——祖国的爱国者，不论是过去还是今后，我们都不会去参加任何一个蒋介石分子也接到与会邀请的国际会议。例如，钱三强指出，虽然自己曾在法国居住了13年，并长期与约里奥·居里一起工作过，热爱法国人民，但如果他被邀请去巴黎参加一个台湾代表也将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那么他绝对是不会去的，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并完全拥护本国政府的政策，将会尽一切力量阻止美国人实现“两个中国”的图谋。

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等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列举了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一些事例，如当时尽管苏维埃国家深陷帝国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之中，但苏俄学者们依然应邀去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而在以后时期苏联学者也多次参加了有白卫分子参加的各种国际学术会议。

钱三强以激愤的方式说，据他所知，在当时不论是阿里汉诺夫还是维诺格拉多夫都不是知名的学者；至于苏联学者参加有白卫分子参加的国际会议，那是他们自己的内部事务。钱三强继续道，他并不知道帝国主义分子们是否曾经提出过关于建立两个俄国的思想，但如今他们却正极力使自己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成为现实。

在整个会谈期间，我极力暗示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即他们的迷惑之处在于，没有真正明白中国朋友谈话的本意——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理论，并提示其最好不要再继续谈这一尖锐的话题。

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起初并没有重视我的意见。他们甚至还以苏联国内当年所进行的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运动所造成的危害为例，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当明显感到会谈可能出现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后果之时，我被迫用了半个小时时间阐述了苏联政府对美国人提出的“两个中国”问题的态度，并以尽可能彬彬有礼的方式指出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的错误，及其在这个问题上的完全无知。

在会谈结束时，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及其不讲究策略的举止，并作了一些补充性的解释，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晚宴上的紧张气氛才略微缓和下来。中国同志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在我发言结束后，我们的谈话开始转向另外一些话题。

晚饭后，我留下了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并再次向他们说明，他们犯了个错误，不应当在当前条件下涉及如此尖锐的问题。他们对此表示完全同意。

苏联驻中国使馆参赞

Н.苏达利科夫(签名)

文件共计4份，送：齐米亚宁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茹科夫同志、档案室

经办：苏达利科夫

1958年11月11日

第821号

手写批注：

苏联科学院副院长托普奇耶夫同志看了上述材料。据他通报，派遣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两同志前往中国的原子能总局局长斯拉夫斯基也看了该材料，并与这两位同志谈了话，还责成副局长叶夫列莫夫同志继续调查此事。

考虑到阿里汉诺夫和维诺格拉多夫的工作事实上隶属于中型机械部，是由原子能总局派遣他们到中国，托普齐耶夫认为，为搞清苏达利科夫在报告里提到的问题，斯拉夫斯基的做法是正确的。

(苏共中央)科学和院校部

А.莫宁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94 297、298

№13829 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记录：对中国的军事援助问题(1958年10月30日)

苏共中央主席团1958年10月30日会议第189号记录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А.Б.阿里斯托夫、Л.И.勃列日涅夫、К.Е.伏罗希洛夫、Н.Г.伊格纳托夫、Ф.Р.科兹洛夫、А.Н.柯西金、А.И.米高扬、Н.А.毛希丁诺夫、М.А.苏斯洛夫、Е.А.福尔采娃、Н.М.什维尔尼克；会议由Н.С.赫鲁晓夫主持。

第3项　毛泽东同志1958年10月15日的来信和周恩来同志的1958年10月12日的来信。 [67]

米高扬、阿尔希波夫、赫鲁晓夫。

给图-16发放许可证(图75——发放两个许可证。)“索普卡” [68] ——在1959年上半年发放。在解决了具体问题之后，交换意见。

赫鲁晓夫、米高扬、毛希丁诺夫、阿里斯托夫、葛罗米柯、苏斯洛夫、伊格纳托夫。

对毛泽东1958年10月15日电报的复函没有发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问题——应该仔细研究；应该压缩一些，但不是急剧地。

委托书记处审理杂志和报刊的问题(处罚了许多)。 [69]

РГАНИ，ф.3，оп.12，д.1010，л.3-4

№20411 安东诺夫与陈毅会谈纪要：中国对美国和加入联合国的政策(1958年11月10日)

摘自С.Ф.安东诺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10日

第447号

机密

文本第2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会谈记录

1958年11月10日

今天，为庆祝德国十一月革命40周年，民主德国驻中国使馆举办了一个鸡尾酒会。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也出席了此次酒会。其间，我们就一系列问题交换了意见，如前不久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内容涉及毛的文章及其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标题所发表的谈话)。另外，陈毅还对参加此次鸡尾酒会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就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

陈毅说，如果美国不从台湾撤走自己的军队，那么中国便不会与美国建交。

如果联合国不撤销所谓宣布中国侵略朝鲜的相关决议，不驱逐蒋介石分子，那么中国就不加入联合国。

只要英国人将采取某种旨在支持美国推行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的具体行动，那么中国便会立刻与之断绝外交关系。

陈毅继续道，他请求大使们正确理解他所表述的思想，并关注以下事实，即中国与美国人的斗争可能会持续7年或更长时间。陈毅强调，换言之，这场中国与美国的斗争将一直进行下去，直到苏联完成第七个五年计划，直到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实现了迅速的增长，因为到那时，完成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才会变得更容易些。

陈毅再次强调这样一个思想(他的这一思想首次提出是在今年11月8日，当时苏联大使尤金同志在自己住所为各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举办了招待会)：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相信，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绝不会在台湾问题上犯冒险主义。

苏联驻中国使馆公使衔参赞

С.安东诺夫(签名)

文件共5份，送：А.А.葛罗米柯同志、Ю.В.安德罗波夫同志、М.В.齐米亚宁同志、军事情报局、档案室

经办：安东诺夫

第816号

1958年11月11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299-300

№20412 苏达利科夫与张致祥会谈纪要：是否邀请南代表参加电影工作会议(1958年11月12日)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29日

第473号

机密

文本第3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张致祥会谈纪要

1958年11月12日

今天，张致祥邀请苏联、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代表前往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便就南斯拉夫参加预定在今年12月份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罗马尼亚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主席，而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担任本次会议的副主席)。罗马尼亚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是鲁坚科大使，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是雷曼参赞。

张致祥谈论了如下内容：今年9月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筹备会议，这次电影工作者会议预计于今年12月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是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于1957年在布拉格召开(这次会议被称为纯粹的创作会议)。南斯拉夫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布拉格会议。

在布拉格会议闭幕的时候，对于南斯拉夫没有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会议，一些国家(其中包括波兰)的代表团表示了遗憾，并且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今年召开的会议。今年9月在布拉格召开的筹备会议上，在关于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之间在看法上也出现了分歧。结果会议通过了决议，决定把筹备会议的会谈纪要以及关于召开会议的准备工作的过程通报给南斯拉夫电影创作者协会。

张致祥说，由于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机构对南斯拉夫发出参加这次会议的正式邀请(正如去年一样)，向南斯拉夫发送筹备会议的纪要以及其他相关的通报，会被认为是邀请南斯拉夫人参加会议。

在会谈的过程中，张致祥多次强调说，南斯拉夫现在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它不应该作为正式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会议。

张致祥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么晚才把这一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这是个疏忽。张致祥继续说，这是由于参加布拉格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蔡昉(ЦайФан)的过错，他在回国后才把会议上就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讨论结果通报给中共领导人。张致祥强调说，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允许南斯拉夫参加会议，因为这是个重大原则问题。

张致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这对自己参加预定的会议是有利的，并且为此已经组织了以黄瑞(Хуан Жэй)为首的代表团。

张致祥说，在目前的局势下，在关于邀请南斯拉夫参加会议的问题上我们希望能够采取如下三个方案：(1)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组织发出特别的邀请，而完全不邀请南斯拉夫；(2)邀请南斯拉夫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起作为客人参加会议；(3)邀请南斯拉夫作为客人参加会议。张致祥说，在这些方案中，最好的是第一个方案。张致祥援引雷曼的意见说，可以在会议之后，把关于会议的一些材料通报给南斯拉夫。

张致祥以及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代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之后一致认为，较为妥当的是采取我在讨论中提出的方案，把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推后决定。

张致祥请求苏联、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同本国政府进行磋商，把他们就这一问题的最终意见通报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张致祥以及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代表同意我提出的看法，即应该就这个问题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磋商。

然后我同张致祥举行了简短的会谈。张致祥说，由于早先提出的关于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对亚洲国家的宣传问题上相互协调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机关同意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以及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可以派出代表团就这些问题举行会谈。应该派出由3个人组成的代表团(不包括翻译)：广播机关的代表，各方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代表以及代表党组织的代表团团长。会谈可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大致时间可以定在明年的1月份。其他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不应参加这次会议，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参加这类会谈的经验。张致祥强调说，这些会谈的目的应该纯粹是为了交换意见、经验和计划，并且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关于协调对日广播的时间问题)进行研究。张致祥说，不应该通过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必须履行的决议。

张致祥又回到了关于南斯拉夫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电影工作者会议的问题，他说，由于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常难以决定自己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如果南斯拉夫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会参加。张致祥强调说，无论是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在原则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都应对南斯拉夫采取明确的态度，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哪一方面。张致祥继续说，这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要让社会主义国家断绝他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只在于，作为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不能参加社会主义国家的会议。

大使馆随员В.И.沃先金参加了这次会谈。

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

苏达利科夫

手写批注：

存档。电影工作者会议已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这个问题已向苏共中央报告。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2月20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302-306

№24962 伊万年科与孟英会谈纪要：中蒙贸易的摩擦和困难(1958年11月15日)

摘自В.И.伊万年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1月27日

第257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孟英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1月15日

我应邀接待了孟英同志。

会谈伊始，根据本国大使的委托，孟英同志希望通过苏联大使向苏联相应组织表示感谢——感谢其协助解决了关于在中国驻蒙古使馆中安装“高频”设备的问题。孟英同志承诺，在“高频”设备的安装、电缆的运输和电缆沟的挖掘等准备工作过程中中国使馆方面将向苏联通讯人员提供协助。孟英同志还通报，经与苏联驻北京的工作人员协商，中国相关部门已同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北京使馆中安装“高频”设备。

随后当我们的会谈涉及中国和蒙古代表团之间的贸易谈判问题之时，孟英同志指出，在这些谈判期间，由于蒙方建议提高本国原料(毛、毛皮等)的价格并降低依照1958年价格水平运入蒙古的中国商品价格，导致中国代表团面临一些困难。孟英同志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蒙古人毫不客气地向中国代表团提出如下理由，即中国不会因为降低本国商品的价格而损失太多，因为中国在蒙古购买的原料数量并不太多——总金额只有1000万卢布。如今蒙古贸易代表团已有可能与其他国家举行此类谈判，鉴于后者会援引中国从蒙古购买原料的价格来压价，因此建议中国提高从蒙古所购买原料的价格。

孟英同志继续通报道，1957年蒙古人曾试图与在北京的日本公司建立贸易关系，但由于日本公司对蒙古驼毛的报价低，生意没谈成。为了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扩展贸易联系，中国(主动)将蒙古驼毛的价格提高至10000卢布/吨，并建议日本人依照中国的上述报价来购买蒙古此类原料。但最终日本人拒绝与蒙古代表签署这方面合同。

此外，孟英同志继续道，在中蒙贸易谈判期间，蒙古代表团还要求将中国购买蒙古马匹的价格提高至每匹270—300图格里克，虽然这种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内市场的价格只有100图格里克/匹。鉴于中国(的确)需要马匹以及中国是蒙古马的主要购买者，中国代表团最终同意提高价格，但条件是中方有权对所购买的马匹进行挑选。

1958年，蒙古代表团再次要求中国提高购买蒙古马的价格，在该年度其报价为300图格里克/匹，且中方无权对所购买马匹进行挑选。

在此类谈判期间，中国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由于中国商品在运入苏联过程中需过境蒙古，因而欠蒙古过境转运费1亿卢布。为了部分地补偿这一欠债，中国代表团建议蒙古人把两国间1959年的贸易流转量提高至1亿卢布，方式是由中国向蒙古供应日用品。但是，蒙古代表团借口本国从其他国家进口日用品的条件更有利，而拒绝了中国代表团的这一建议，只同意把1959年两国间的贸易额增至7500万卢布，并单方提议由中国出力在乌兰巴托建筑相应数量的住宅以补偿中国对蒙古的那些商品过境运费欠债。

中方以本国缺乏建筑材料和自由劳力为由拒绝了蒙方的上述提议。

孟英同志询问，苏联在乌兰巴托铁路过境运输的运费方面是如何与蒙古人结算的。我向他讲了苏联与蒙古间在这方面的结算情况。

随后，孟英同志又询问了苏蒙贸易谈判的问题。我对他说，苏蒙代表团双方在1959年度的贸易方面已基本达成了一致，其中包括：相互供应商品和苏联以信贷方式向蒙古所供应商品的清单问题，商品价格以及苏联交通部门用汽车把商品运抵蒙古西北方向的税率等问题。我强调，苏联和蒙古在1959年度的贸易额大致维持了1958年的水平。双方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基本与1958年相当——依照1958年度世界市场均价而确定的现行价格。

在谈了蒙古与中国，及其与民主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之间的贸易谈判情况后，孟英同志说，中国使馆明白，蒙古代表团在与上述国家谈判期间均在极力提高本国各种毛和毛皮原料的价格。在此，他指出，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学会了如何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代表进行贸易，因此在与后者签署贸易合同时总是极力想更多地获取利润。

我对孟英同志说，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情况我们也知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与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等举行贸易谈判期间总是想提高本国原料产品的价格，并极力压低上述国家商品在1958年度的现价。结果导致，蒙古既没能与波兰签署热洗毛的合同，也未与捷克达成熟羊皮和山羊皮的合同。

在会谈结束时，孟英同志通报道，在谈判期间蒙古代表团建议中国代表团，组建股份公司以加工蒙古南部的丰富矿产。但中方暂且回避讨论这方面问题。孟英同志认为，该问题目前仍很微妙。在孟英同志看来，在未与苏联协商的情况下中国是不会解决这一问题的。

孟英同志为这次会谈向我表示感谢。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В.伊万年科(签名)

АВПРФ，ф.0111，оп.40，пор.7，пап.253，л.1-4

№20413 多巴申的报告：关于搜捕阿勒泰地区匪帮问题(1958年11月19日)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

1958年11月27日

第59号

机密

摘自与新疆军区副司令郭鹏(Го Пэн)的谈话

1958年10月17日，郭鹏通报说，一伙数量200多人的在阿勒泰地区活动的匪帮受到了重创。目前，发现的人数为130人，其余均躲藏了起来。共缴获马匹400匹，击毙约30人。被派去镇压这批匪帮的正规军共1个连，1人牺牲，2人受伤。当地居民也参加了搜捕匪帮的行动。部分被俘虏的匪帮获释。郭鹏同志称：“匪帮的头目将受到审判。”

多巴申同志问：“看来，这些人都是前乌斯满 [70] 匪帮的残余分子，都是些对社会主义改造心怀不满之徒？”郭鹏同志答：“说得一点没错。”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Г.多巴申(签名)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译员

Н.纳塔申(签名)

文件共5份，送：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驻中国使馆、苏共中央联络部安德罗波夫同志、苏联驻伊宁领事馆、档案室

经办：Н.纳塔申

打印：Н.库尔梅舍娃

1958年11月19日

手写批注：

存档。该资料已在工作中使用。

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И.谢尔巴科夫

1958年12月30日

РГАНИ，ф.5，оп.49，д.131，л.301

№26373 尤金与陈毅会谈纪要：中方要求继续两国边境军区的谈判(1958年11月30日)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12日

第480号

绝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陈毅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11月30日

今天，陈毅同志应邀来馆举行会谈。在交谈过程中，陈毅同志通报说，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的代表同沈阳军区的代表就上述军区之间就互相保证空防情况和防空部队联合作战问题签订新协议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陈毅同志接着说，虽然这些谈判是由边境军区的代表们在进行，但是我们把这些谈判看成是我国同苏联的相互关系中全局性政治的一部分。在苏中关系史上还从未有过我们不能达成经协商一致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情况。因此，谈判出现困难，特别是苏联代表团决定中止谈判，使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深感不安。

陈毅同志请参加会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同志介绍在沈阳进行的谈判情况。黄克诚同志说，1955年外贝加尔军区和沈阳军区签订了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协议，而1956年远东军区和沈阳军区签订了防空部队协同作战的协议。这两个协议签订后，就发现它们有不少问题，而在实际履行时给中方造成了一些困难。

今年夏天赫鲁晓夫同志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北京逗留期间，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曾指出这两个协议的缺点，他建议苏联派代表来中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同沈阳军区之间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协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在发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通知说，他同意必须修改上述协议，为此将派苏联代表去中国同沈阳军区的代表进行谈判。苏联代表团于今年11月24日抵达沈阳，开始同沈阳军区代表进行谈判。

黄克诚同志接着通报说，根据中方的意见，原先签订的协议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对等原则。此外，为了避免产生某些技术上的困难，中国代表团在谈判时建议就互相通报空防情况的问题，同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签订一个协议。如果以前中方必须分别给外贝加尔军区和远东军区两处通报情况的话，那么现在只需向一处通报情况就可以了。

远东军区的代表还建议签订防空部队互相协调作战行动的协议。对此中方声明，目前在上述几个军区辖区内的军事形势不是危急形势，在和平时期就这个问题签订协议，在他们看来是不适宜的。

今年11月29日，苏联代表团在谈判时发表声明，说苏方同意中方关于在这几个边境军区的辖区内不存在危急形势的意见，因此建议废除原先在1955年和1956年签订的协议，不再签订任何协议，并中止谈判。苏联代表团还声明，它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因而准备回国。

得到这个消息后，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同志，无论如何不能中止谈判，一定要说服苏联代表团留在沈阳继续谈判。中国代表团建议今年12月1日继续谈判，并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但是，苏联代表团没有接受中方的协议草案，又重申中止谈判和回苏联的愿望。黄克诚同志在同沈阳通过电话回来说，苏联代表不想继续谈判，推说已收到马利诺夫斯基让代表团回国的指示。

黄克诚同志声称，中止谈判会给苏中友谊带来损害。他在详细介绍情况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强调双方必须谈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消除在谈判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各种误解和词不达意的情况。

陈毅同志这时候指出，必须深入研究一下原先协议的优缺点。只有继续谈判才能做到这一点。陈毅同志说，我们中国正在学习苏联的经验。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还刚刚在建设。我们军队也应学习和借鉴苏军丰富的作战经验。如果战争在千岛群岛打起来，苏联的远东地区就是前方，我们就是后方；如果战争在山东省打起来，那我们就是前方，你们就是后方。

随后，陈毅同志请参加会谈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谈谈自己对谈判问题的意见。彭德怀同志讲得很多，也很激动。他说，为会见外国军事代表团，他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有人向他报告了沈阳谈判的情况和谈判产生的困难。彭德怀同志说，这使他非常不安。在谈到问题的实质时，彭德怀同志说，他同马利诺夫斯基同志曾谈过，必须签订符合对等原则的新协议。根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1956年协议的缺点比1955年协议多。两个协议只是根据俄文文本签订的，苏联代表借口不懂中文拒绝在中文文本上签字。此外，1955年和1956年两个协议的草案都是由苏方起草的。彭德怀同志指出，苏中两国边境军区指挥部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亲密的和良好的。这种关系是符合苏中关系总的精神的。接着，彭德怀同志对苏方在实际履行以前的1955年和1956年协议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批评意见。例如，彭德怀同志说，中方是定期向苏方通报情况，而苏方则没有。苏军当局在通知预定有中国空军参加的联合演习时，通知的时间都非常晚。彭德怀同志说，常常是苏方今天通知，而演习在明天或后天就要进行。众所周知，中国空军的飞机还很少，而且目前基本上都部署在中国南方各省参加反对蒋介石分子的作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部队调到北方来是不可能的。这就给苏军当局造成似乎中方不愿意参加联合演习的印象，其实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彭德怀同志接着通报说，尽管原先达成协议在苏联飞机飞越中国边境领空或中国飞机飞越苏联边境领空时应互相通报对方，可是苏方没有履行这个协议，而中方则定期向苏方有关机构通报中国飞机在苏联领空飞行的情况。

彭德怀同志认为，原先的协议包括了一些如结算伙食费等等的不该列入的细小问题。协议应解决共同的主要问题，而细小问题可在具体工作中去解决。

至于谈判中产生困难，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观点。真正的友好关系指的是，通过交换意见总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观点。彭德怀同志说，我相信苏联代表团中止谈判的声明是不符合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和苏联政府的意见的。现在，我们已经指示中国代表团在互相通报空防情况协议、防空部队联合作战协议和为双方空军提供方便的协议(即协议一方的飞机在另一方境内时向其提供油料、飞机修理等方便)上签字。

至于是向一处还是向几处通报情况的问题，这纯粹是技术问题。如果认为合适，我们准备向外贝加尔军区、远东军区和太平洋舰队都通报情况。彭德怀同志说，我们的事情比较简单一些，因为这个地区的空军和海军都属于沈阳军区指挥。同时，彭德怀同志主张谈判继续进行，并希望谈判取得成功。

这时候陈毅同志指出，谈判可以停一下，让代表稍事休息，然后再继续进行。如果苏联代表团仍坚持要回国，那我们建议谈判继续在苏联进行，我们准备派代表去苏联。重要的是让谈判取得成功，消除一切误解，以及让我们苏中关系中的这个已带上政治色彩的局部事件，根据中苏两国兄弟般关系的总的精神和今年夏天毛泽东同志与赫鲁晓夫同志签署的苏中共同宣言的精神来处理和解决。综上所述，陈毅同志请我提供帮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让谈判得以继续进行。

我则向陈毅同志通报说，我没有得到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关于这些谈判的任何指示。赫列布尼科夫 [71] 上将是在今年11月29日星期六向我通报这些谈判情况的。不过，鉴于今天的谈话，我答应将所有问题报告苏联政府和苏共中央，并转达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关于必须继续谈判的请求。

在随后的交谈中，我向陈毅同志通报了几位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同现在的外交使团团长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情况。谈话涉及两个问题：(1)是否出席南斯拉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2)是否去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

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参加谈话的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等国大使尖锐批评了基里洛克，如罗马尼亚大使鲁坚科对基里洛克说，他忘记了他不只是外交使团团长，而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以外交使团团长身份发表谈话时，他必须始终牢记这一点。

接着，我向陈毅同志通报说，所有参加谈话的人都赞成去欢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

陈毅同志对我作的通报和对支持中国朋友关于欢迎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的建议，表示感谢。陈毅同志接着通报说，鉴于最近戴高乐同蒋介石分子的关系暧昧，中国政府决定用最高规格接待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因此当听到大使们将参加欢迎仪式时，他感到特别高兴。

参加会谈的还有苏联东欧司副司长李庭荃和该司工作人员方祖安。担任谈话记录的是使馆三秘А.博鲁诺夫。

苏联驻中国大使

П.尤金

文件共3份，送：葛罗米柯同志、安德罗波夫同志、档案室

执行人：博伦科夫

1958年12月12日，第896号

АВПРФ，ф.0100，оп.51，п.432，д.6，л.188-195

№24963 列夫金与孟英会谈纪要：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政治变动(1958年12月5日)

摘自В.И.列夫金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9日

第272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使馆参赞孟英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5日)

我偕夫人应邀拜访了孟英同志——与他共进晚餐。其间，我们作了些交流。

我们的谈话涉及到一些内政性的问题。我向孟英同志通报了苏联的经济成就以及在提前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临近之际苏联人民爆发出的空前政治和劳动热情。而这次大会一定会通过一些涉及苏联国民经济七年发展计划的历史性决议。

孟英同志说，在中国国内大家都对学习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资料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报刊全文刊载了Н.С.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关于1959—1965年间国民经济发展的监控数据”。国内的许多工厂、建筑工地、农村公社和高校都积极地召集了群众集会和劳动者大会，以讨论苏共中央11月中央全会资料。

孟英同志接着说，今年12月10日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莫劳扎蔑茨为首的蒙古政府代表团将飞抵北京，以便与中国政府举行谈判，讨论关于在1959—1960年间如何使用中国政府在今年夏季以年息1％为条件为蒙古提供的1亿卢布信贷的问题。

孟英同志接着指出，关于这笔信贷的使用蒙古方面的意见是：在乌兰巴托建筑住宅5万平方米，在国内不同地区建筑7座跨河桥，2座电站：其一位于乌兰巴托附近的涅莫奇内车站，功率为12000千瓦/时；另一座位于乔巴山山，装机容量为3000千瓦/时。北京已研究了蒙古方面提出的关于这些信贷的使用计划。对此，周恩来同志也已委托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向蒙方表达了中方的意愿，以便蒙古朋友能够合理地将这些资金主要用于工业企业建设，因为蒙古毕竟仍然是一个工业发展薄弱的国家。

接下来，孟英同志谈到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11月中央全会所通过决议的问题。他说，在蒙古工作的中国工人和专家们以积极态度对待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前完成三年计划的提案。中国使馆与蒙古朋友一起重新研究了关于在中国帮助下完成蒙古工业企业的建设和投产期限的问题。

孟英同志继续道，中国使馆一直无法比较肯定地搞清楚，达姆巴同志被解职的真正原因。据孟英同志说，一些同志曾对他说，达姆巴同志被免职与其个人修养差有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在他任职初期怎么没人考虑这一重要因素。另外，还有另两名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和达姆丁也被免了职。这里面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其中包括蒙古政治局委员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孟英同志请求，如果可能的话，苏中双方应就该问题彼此交流意见。

我对孟英同志说，我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共产党中央11月中央全会资料的了解也仅限于报刊上所公开的内容。在会谈期间蒙古同志对我也是说，达姆巴同志是主动提出免去其所担任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理由是：自己缺乏必要的政治和经济素养，因而难以胜任这一工作。至于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和达姆丁等同志被免职，则与如下情况相关：蒙古共产党中央全会在免去达姆巴同志原先担任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并选举其为中央第二书记之后，便确定他在今后主管农业问题。由此，便出现了关于苏伦扎布和达姆丁等同志的问题。

随后，孟英同志说接着说，任命泽登巴尔同志为蒙古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将会促进蒙古国家和党的建设事业的进步。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的这3年多以来，他与前大使何英同志均认为，乔巴山同志(的确)是一位学识渊博和有业务能力的领导者。

我表示同意孟英同志的看法，并说道，在蒙古共产党中央全会上泽登巴尔同志是被一致选举为中央第一书记的。 [72]

我对孟英同志的晚宴邀请和会谈表示感谢。

苏联驻蒙古使馆参赞

В.列夫金(签名)

文件共3份，送：苏联外交部远东司、苏联外交部对外政策情报局、档案室

执行人：列夫金

第483号

1958年12月6日

АВПРФ，ф.0111，оп.40，пор.7，пап.253，л.5-7

№09875 莫洛托夫与谢甫生谈话纪要：通报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1958年12月16日)

摘自莫洛夫托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18日

第278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中国驻蒙古大使谢甫生同志的谈话记录

(1958年12月16日)

应谢甫生同志的要求，我接见了他并同他举行了会谈。

在礼节性的谈话之后，谢甫生同志谈到他来访的目的，说，他想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解除毛泽东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该决定近几天将在报上公布。

在解释解除毛泽东同志这些职务的原因时，谢甫生同志援引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只留任中共中央主席对党和人民更有利，这样他可集中精力研究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党的总路线问题。而且，由于繁忙，谢甫生同志继续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位上时，经常拒绝外国邀请他访问这个或那个国家，以后他不必再作拒绝了。

我问谢甫生，对国家主席新的人选有什么考虑。

谢甫生同志回答说，这个问题现在他一点儿也不清楚。解除毛泽东国家主席职务和选举新的国家主席的问题将在1959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解决。

在座谈中，还就苏联和中国的一些国内和国际形势问题交换了意见。

谢甫生同志说，中国国内形势从未有现在这样好。中国人民为提前完成预定的计划在顺利地进行奋斗。正因如此，今年取得了好收成，为明年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钢产量将达到1100万吨，即比原定的计划1070万吨还要高一些。工业领域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这一切将对明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尤其是，谢甫生同志说，1959年的铁路建设将有大的发展。这年要建设5万公里以上的铁路线。之所以快速发展铁路运输，是因为现在中国的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

谈到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其中包括台湾解放问题，谢甫生同志指出，最近台湾地区出现了平静。美国人采取了某些从各港口撤军的步骤，这些部队是他们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时调来的。

我向谢甫生同志谈了苏联国内由于准备提前召开苏共二十一大所出现的形势，指出了国内劳动和政治高涨的意义，尤其指出了共产主义劳动队，作为劳动竞赛的最高形式，在我国顺利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中的意义。同时我还谈了苏联政府关于柏林问题的声明。

谢甫生同志肯定了这一文件的重要性，对苏联的外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苏联外交在争取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事业中起着积极作用。

我对谢甫生同志的来访和会谈表示了感谢。

参加会谈的有苏联驻蒙古大使馆二等秘书А.К.涅霍罗舍夫。为会谈担任翻译的是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译员邵美惠同志。

苏联驻蒙古大使

莫洛托夫

ЦХСД，ф.5，оп.49，д.233，р.8927，л.13-15

№20693 佩利申科与金日成会谈纪要：加强苏联对朝贸易(1958年12月24日)

摘自В.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6日

第10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金日成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4日

我与苏联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和贸易办事处代表格拉德科夫同志一起拜会了金日成同志。

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向金日成同志转交了赫鲁晓夫同志对金日成同志来信以及对朝鲜政府有关扩大1959年苏朝贸易额和增加苏联部分商品供货照会的回信。

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向金日成同志通报了有关拟定提供的商品以及朝鲜方面请求苏联增加提供的商品。

金日成同志请我们向苏共中央、苏联政府及赫鲁晓夫同志本人转达衷心谢意，感谢苏方对朝方要求给予的细心研究。同时他强调说，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金日成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针对苏联与朝鲜贸易代表团的当前工作，他说，据其所知，对协商的互相供货已经做了大量先期工作，为在短期内顺利举行谈判具备了条件。

当谈到谢米恰斯特诺夫同志提出的有关苏联同意帮助朝鲜一些商品销往日本并用其销售所得从日本采购朝鲜所需商品问题时，金日成同志表示十分满意，说，这对朝鲜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谈中，金日成同志还谈到，考虑到对外贸易对朝鲜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改进贸易相工作的措施。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В.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3份，送：齐米亚宁同志、图加里诺夫同志、档案室

第19号

执行人：佩利申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л.8-9

№20694 托尔宾科夫与朴吉渊会谈纪要：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多有不便(1958年12月25日)

机密

文本第1份

摘自Н.Е.托尔宾科夫的工作日记

1958年12月30日

第252号

与朝鲜副外相朴吉渊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5日

我拜会了朴同志，按苏联外交部指示向其通报，苏联加入了1948年3月6日签订的日内瓦政府间海洋协商组织公约，苏联代表团将参加1959年1月6日于伦敦召开的政府间海洋协商组织首届大会。为此，我向朴同志递交了简要备忘录，并遵其要求讲述了该组织的功能。

朴对我的通报表示感谢，答应向朝鲜相关权威机构通报此事。接着他说，朝鲜政府已通过12海里法，在朝鲜感到适当的时候将予以公布，如同当时中国政府所做的那样。他当面对我附带说明，这个问题与我们会谈话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认为有必要通报此事。

在接下的会谈中谈到了苏联贸易代表团来访及工作事宜。

朴告，贸易谈判工作计划在当年12月30日结束。

我向朴打听，鉴于贸易谈判开始，朝鲜方面有无产生什么新的问题。

朴回答，谈判初始朝鲜方面尚未产生问题。然后他说，会上，他从金日成处了解了苏联代表团转交赫鲁晓夫的回信内容，同时，他重申了金日成十分满意苏联政府如此细心对待朝鲜方面的贸易供货要求。朴强调，尤其让金日成感到满意的是，苏联方面积极解决不锈钢问题以及帮助朝鲜与日本开展贸易。

朴说，自中国与日本关系紧张后，中国实际上已断绝了与对方的贸易。而朝鲜方面一般只借助或通过中国开展对日贸易。所以，朴说，继续通过或借助中国开展对日贸易，我们感到不方便。但是，朝鲜需要与日本建立贸易联系，朴指出，所以说，苏联方面积极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Н.托尔宾科夫(签名)

文件2份，送：齐米亚宁同志、档案室

第248号

1958年12月30日

执行人：托尔宾科夫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л.1-2

№20695 佩利申科与朴成哲会谈纪要：毛泽东允诺将访问朝鲜(1958年12月29日)

摘自В.佩利申科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5日

第6号

机密

文本第1份

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朴成哲同志的会谈记录

1958年12月29日

应朴成哲同志约请，我拜会了他。

1.朴成哲告，他受托向苏联大使馆转交金日成同志给赫鲁晓夫的信。此信是对赫鲁晓夫同志有关1959年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人民共和国问题的回复。

朴成哲说，收到赫鲁晓夫来信后，金日成同志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为赫鲁晓夫打算1959年访问朝鲜感到高兴。

我向朴成哲表示谢意，并说，大使馆会将其转交信件送交指定部门。

2.当谈到毛泽东同志访问朝鲜时，朴成哲说，这一问题尚未最终决定。但是，据朴成哲所知，毛泽东同志在朝鲜党政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许诺，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将于1959年访问朝鲜。

3.当谈到1959年1月5日即将开幕的朝鲜农业合作社代表大会时，朴成哲告，已收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答应，准备向平壤派遣政府农业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将由中国农业部长率队，其他兄弟国家代表团则分别由这些国家的农业副部长率队。波兰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将不能出席。

苏联驻朝鲜大使馆参赞

В.佩利申科(签名)

文件4份，送：齐米亚宁、安德罗波夫、图加里诺夫、档案室

1959年1月5日

执行人：佩利申科

АВПРФ，ф.0102，оп.14，д.3，л.5-6

№25232 库兹涅佐夫接见刘晓谈话纪要：通报米高扬访美计划(1958年12月31日)

摘自В.В.库兹涅佐夫的工作日记

1959年1月3日

第17/ГС号

机密

文本第4份

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刘晓 [73]

1958年12月31日

我接待了刘晓同志。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我告诉大使，苏联政府已决定，让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А.И.米高扬同志作为苏联大使的客人访问美国。

米高扬预计在1959年初出访美国，预计将会在美国停留两个星期。

……

在与美国代表会谈期间，米高扬将谈到关于美苏关系发展的问题，尤其是苏美的经济联系，同时还将就目前国际局势的实际问题交换意见。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В.库兹涅佐夫

АВПРФ，ф.0100，оп.52，д.5，п.442，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