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网 deepoo.net

从此走进深度人生 Deep net, deep life.

标签： 历史

  •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1-36

    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历史学家，《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是其最后一部著作，写于1973年。

    序言

    1897年是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庆典活动使人不禁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400年之前，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这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7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时，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的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只是晚近之事，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西方文明的过去，汹涌激荡，充满着惊恐徬惶，徘徊无措，而今这一切都已被愉快地抛在了身后。如果象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因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者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在此时此刻观察家自己则再也不必在历史的激流中挣扎了。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似乎结局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臻至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是十分明了的。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近期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但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古代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古代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古代希腊的文学、造型艺术、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地追索其源头。但是，在1897年之前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中，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这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上蛮族征服者皈依了基督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公元后第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地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象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人为界限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象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而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公元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如何看待公元后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公元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航图对于公元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公元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大加青睐。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怖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中，我没有象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应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觉得，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走了另一个极端”。

    在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中，与人类历史的开端和最近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为难于驾驭。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上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交往非常缓慢，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居住的地区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因为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其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地区大规模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我总是试图抓住这种机会进行全景式的考察。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公元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但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历史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我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我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第一章自然现象之谜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的比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建立了思维以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以及死于某种伤害。而每当处于这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不能起死回生，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相对落后的社会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份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似乎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的观念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赋予这些制品某种该原料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类型。功能和类型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一样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能以令人信服的说法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与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的”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是这一目的的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在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出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铸下了大错。

    上述这些，就是人类意识到的自然现象向人们提出的难解之谜。科学也许会继续发展，也许不会。科学将取得进步还是陷于停顿，这不是人们的能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在增进科学知识，并把它们运用于进一步发展技术方面，人的智力似乎没有任何限制。科学技术的未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是否仍然一如近世以来所做的那样，充分估价并慷慨酬劳人们的科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它还取决于具有最高智力水平的人们是否仍然关注科学和技术。这并不是想当然的事情。在人类活动的一切领域，风尚都在发生变化。可以想象，宗教或艺术在最有才干的人们心中或许会再次变得至高无上，正如过去在许多时期和地方曾经出现过的那样。但是，即使科学仍以现在的速度继续发展，它的进步可能也不会超过过去和现在所企及的范围。关于宇宙运转方式的知识也许会有所增加，但在宇宙为何这样运转、或是宇宙为什么存在这些问题上，未来的科学恐怕不会使我们比过去了解得再多。

    尽管如此，人类一息尚存就只能在生物圈中生存和活动，因此，即使他不能从科学中得到答案，即使他相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唯一正确的知识，生存和活动的需要仍会迫使他为这些自然现象之谜找出暂时的答案。对科学的这种信念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不过，在科学的范围之外寻找到的答案的确只是无法验证的宗教信仰所为。它们不是理智的论证，而是宗教的直觉。所以，将来也许会象过去一样，生活将迫使人们用直觉的和无法验证的宗教词语来回答那些基本问题。从表面上看，宗教在产生科学之前和产生科学之后的表达方式象是彼此分开的两极。过去，每一种宗教表达方式都始终与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所赖以产生的其时其他的理智观念相协调。但宗教的本质无疑与人性自身的本质一样是永恒的。实际上，宗教正是人性所固有的独特品质。由于人类独一无二的意识本能，使他际遇了种种神秘的自然现象提出的挑战，而宗教正是人类对这些挑战作出的必然反应。

    第二章 生物圈

    “生物圈”一词是德日进所创造的。这个新词是科学知识和物质力量发展已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产物。生物圈是指包裹着我们这个行星地球（事实上的确是个球体）表面的这层陆地、水和空气。它是目前人类和所有生物唯一的栖身之地，也是我们所能预见的唯一的栖身之地。

    生物圈的规模极为有限，因此它所包含的资源也很有限，而所有物种都依赖于这些资源维持它们的生存。一些资源是可以更新的。另一些则是不可再生的。对任何物种而言，如果过份使用可更新资源，或是耗尽了不可再生的资源，都会导致自身的灭绝。许多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地质记录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与迄今仍然存诸于世的物种相比，它们的数量多得惊人。

    生物圈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体积相对来说很小，它所提供的资源也很稀少。通俗地说，生物圈是很薄的。它的上限也就是飞机所能飞行的最高高度，下限就是工程技术人员在坚硬的地表之下所能挖掘到的深度。在这个范围内，生物圈的厚度与地球半径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就象是蒙在地球表面上的一层纤细的皮肤。太阳的行星依各自的椭圆形轨道围绕太阳”旋转”，地球远不是其中最大的行星，也远不是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而且，我们这个太阳只是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无数太阳中的一个，我们这个星系也只是众多星系中的一个，而这样的星系到底有多少（随着望远镜视觉范围的扩大，我们知道的星系的数量越来越多）尚未可知。因此，与人们已经了解到的宇宙规模相比，生物圈的规模简直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生物圈的年龄不象它所包裹着的行星那样古老。它是在地壳冷却下来，原有的一部分气体变成液体和固体之后很久才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做地球的晕圈或锈迹。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太阳系中唯一的生物圈，或许太阳系中从末存在过，也将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生物圈。当然，太阳系与我们的生物圈一样，只是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个宇宙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也许除我们这个太阳以外，无数其他的太阳也有自己的行星，这些行星中，可能也有一些象我们这个行星一样，其围绕太阳旋转的距离，正适于在其表面生出一层生物圈。即使可能存在这样一些生物圈，也不能肯定它们会象我们的生物圈一样确实有生物存在。在一个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这种可能性并不一定能够真正成为现实。

    人们已经发现了有机物的物质构造，但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生命、意识和意志的物质载体与生命、意识和意志本身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知道生命、意识和意志是怎样在地球表面出现的，以及它们出现的原因，但我们现在已知，由于有机物和无机物的相互作用，生物圈的物质构成重新分配了空间，并重新实行了化学组合。我们知道，”原生”生物体起源的作用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过滤，这种过滤使源源不断地来自太阳和外界其他来源辐射生物圈的射线，以一种不仅能为”较高级”的生命形式接受并且适于这种生命形式的强度进入生物圈（所谓”较高级”一词，即指接近于人类生命的形式，这是一种相对和主观的用法）。

    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生物圈中的物质在特定时刻内是有生命的，而在另一特定时刻又是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物质之间不断地进行着相互交换或”再循环”。在特定时刻有生命的物质中，有些是植物，有些是动物，在动物中，有些种属是非人类的，有些是人类。生物圈通过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维护而获得的力量平衡实现存在与生存。生物圈的各种成分是互相依赖的，人类也和生物圈中所有的成分一样，依赖于他与生物圈其他部分的关系。在思想上，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与其他人相区别，与生物圈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与物质和精神世界的其他部分相区别。但是人性，包括人的意识和良心，正如人的肉体一样，也是存在于生物圈中的。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的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

    此外，即使在我们的星球之外，在宇宙的某个地方还能找到其他生物圈的话，距离我们行星最近的可能也会有几亿光年之遥。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有人登上月球表面，并在上面短暂停留之后，生气勃勃地重返地球。这是科学技术的丰功伟绩。鉴于人们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象驾驭非人的大自然那样成功，它更显示了人类在社会性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于预测未来并选择我们在地球上的政策，这一成就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教益。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距离地球比其他星球近得多。但让几个人在月球上登陆几个小时却需要成千上万的人精确协调和热情合作。它还需要花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并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勇气和能力，而后者正是人类最杰出最珍贵的资产。即使人们能够证明月球上的资源就象美洲大陆一样丰富，开发这些资源在经济上也是不合算的。地球人向月球进行永久殖民是不现实的。人体所具有的物理结构使人能够承受地球质量的引力和地球表面空气的压力。人需要有机的食物，必须以动植物为食。欧洲人在公元10世纪从斯堪的纳维亚、15世纪从西班牙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时，人类生活的所有这些特点和必需品在美洲都是齐备的。在那里，他们还遇到了其他的人类，他们早在欧洲人之前就已经到达美洲，并且在那里安家落户。这证明，地球上的这些陆地是适于人们安身的地方。

    月球则不适于任何形式的生命居住。也许可以成为人类资源来源的这个月球是个无机物体，甚至从未存在过任何有机物质。为了开发利用月球物质，人们必须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在月球上安营扎寨，辛勤劳动，将这种物质从月球运回地球。这可不象把烟草从美洲运到欧洲，把玉米和马铃薯等作物移植到欧洲和亚洲那么经济合算。这些作物都是先于欧洲人从大陆另一端到达美洲的人在当地培植起来的。

    尽管月球和比月球更远的其他行星都不适于我们生物圈的居民居住，但可以想象，其他星系的某个太阳系中可能会有一个适于我们居住的行星。但即使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可以居住的星球，从我们这个生物圈驶向这个星球也是不可能的。假设我们能够发明在宇宙中航行的办法，在太空行驶的过程中不至被吸入那无数个太阳的熊熊燃烧的熔炉之中，这一航行可能也会需要100年。因此，我们应该设计这样一种飞船，使乘客可以在船舱内生儿育女，这些孩子又能在船舱内长大成人并且养育他们的子子孙孙，直到这个飞船着陆并把第三代或第四代子孙送上这个星球为止。而且，即使到达并且登上这个星球的这一代人能够在这个假想的生物圈中找到可以呼吸的空气，可以饮用的水、可吃的食物、可以承受的气压和引力，他们用以从一个生物圈飞往另一个生物圈的这个飞船（一个现代的诺亚方舟），也必须配备足够的空气、食物和水，以便于孙后代能够在船舱中生活一个世纪。看来这个童话般的航行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因此，我们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表明，生活在地球表面这一生物圈中的居民，将会永远居住在这个星球上。我们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的。因此，就算宇宙中存在着适于我们居住的其他生物圈，人们也不可能进入这些生物圈并向那里移民。没有人会去考虑这类事情。这样的幻想不过是个乌托邦。

    如果我们确实认识到，迄今一直是我们唯一栖身之地的生物圈，也将永远是我们唯一的栖身之地，这种认识就会告诫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努力集中在这个生物圈上，考察它的历史，预测它的未来，尽一切努力保证这唯一的生物圈永远作为人类的栖身之处，直到人类所不能控制的宇宙力量使它变成一个不能栖身的地方。

    现在，人类物质力量的增长，已足以使生物圈变成一个难以栖身的地方。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另一方面，人类的物质力量又不能保证，只要我们不去摧毁生物圈，生物圈就永远能够作为人类的栖身场所。这是因为，生物圈虽然是有限的，却不能自给自足。大地母亲不是通过单性生殖产生生命的。她是通过一位父亲获得生殖能力的。这位父亲就是太阳，它就是埃及法老阿肯那顿的阿吞神，即”太阳的光盘’，也就是从奥勒利安到君士坦丁大帝的伊利里亚罗马皇帝们的”不可征服的太阳”。

    生物圈中所蕴藏的物质能量是生命的物质源泉，也是无机自然界迄今为止一直向人类提供可资利用的物质力量的源泉。它不是在生物圈内部产生的。这种永久的物质能量，来自太阳以及其他宇宙源泉的辐射。在接受这种来自外界的充满生机的射线时，生物圈只扮演选择者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生物圈要对这些射线进行一番过滤。它接受那些能够养育生命的射线，排斥导致死亡的射线。只有在这种过滤没有失灵，射线来源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这种来自外界的射线才是有利于我们的生物圈的，而我们的太阳和宇宙中的其他太阳一样，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的。可以想象，在将来的某一时候，宇宙中太阳或其他星球的种种变化将会改变投向我们生物圈射线的作用，致使生物圈变得无法存身。一旦生物圈面临这种灾难，人类的物质力量也许还未能强大得足以抗拒这种宇宙力量作用的致命变化。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构成生物圈的诸种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质。生物圈具有三种成分：第一种是不具备有机物质结构因而从未获得生命的物质；第二种是活着的有机体；第三种是曾经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目前仍保留着一些有机性和有机能力的无生命的物质。我们知道，生物圈的年龄比它所覆盖的地球年轻；我们也知道，在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出现的时间并不象与它们相关的那些物质那么早。目前构成生物圈的那层物质曾经一度全都是没有生命和没有意识的，地球上的多数物质现在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生物圈内的一些物质最终是怎样变成有生命的物质的，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也不知道这些有生命的物质怎样及为何会在以后的阶段中获得意识。这个问题也可以反过来提问，生命和意识是怎样被赋予形体的？为什么会被赋予形体？但这种问题同样是困惑着我们的未解之谜。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多得惊人，它们向人类提供了维持生命所需要的一些最重要的资源。众所周知，珊瑚礁和珊瑚岛是由无数的微生物建造的，众多的珊瑚积少成多，造就了这种坚固耐久的岩礁。在极其漫长的过程中，它们明显地扩大了生物圈中的陆地面积，扩大了非水栖类生物的生长范围。这些体积微小、数量众多、不屈不挠的生物建造起来的岛屿，总面积比火山活动的强大力量所造成的陆地还要大。火山活动同珊瑚你追我赶，争相在水下堆积起坚固的物质，直至形成一个个岛屿浮出海面。

    人们也都知道，煤是树木遗骸的产物，而这些树木曾一度茂盛生长。肥沃的土壤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蚯蚓爬过和各种细菌的堆积而获得肥力的，它们提高了土壤向植物提供养份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地质学家告诉一个门外汉，在这个生物圈中，在那高低不平的地平线上映入眼帘的石灰石山脉，是由一些水生动物的甲壳或骨骼在早已消失的海床上长年沉积而造成的，地平线上沉积的这些曾经是有机体的物质是在近期内（就地质学的时间尺度而言）由于地壳的收缩而扭曲变形，变成现在这样纵横褶皱、蜿蜒起伏的形状，这个门外汉还是会大吃一惊的。如果这个门外汉得知，大量沉积于地下的石油过去或许也是有机的物质，也就是说，它可能更近似于煤而不象铁矿或花岗石，他更会大惊不已，而铁矿和花岗石这些物质的分子构成从来没有经历过有机的阶段。

    生物圈中丧失了有机成分构成的物质的惊人数量，使人们注意到生命史中一些令人困惑的方面。（生命史被不恰当地称做”进化”，这个字眼并不含有名副其实的变化之意，而仅指一些事物的”潜移默化”）。生命分化为许多不同的属和种，每一物种都体现为众多的个体。物种和个体的多样性是生命由相对简单弱小的生物体到相对复杂强大的生物体进步的条件，但通过分化和变异获得的这种进步，却是以竞争和冲突为代价的。每一物种，每一物种的每一个体，都为占有生物圈的各种要素而与其他物种或个体展开竞争。对某一物种及其个体来说，某些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要素是它们维持生命的有效手段，因而也是它们所需要的资源。在有些情况下，竞争是间接的，某一物种或某一物种的某一个体，不是通过捕食或消灭对手，而是通过最大份额地为自己赢得某种资源而消灭对方，这种资源对竞争双方都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当某种动物的个体之间为食物、水或配偶而相互竞争时，据说输者要向赢者求饶，输者投降才能得到宽恕。据说人类是唯一战斗到底的动物，不但杀掉对手，而且屠杀”敌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正当我在伦敦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人们正在越南犯下这种人类所独有的暴行。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们还以杰出的艺术作品庆祝这种暴行。例如在那尔迈的调色板上；在安纳吐姆的浅浮雕上；在纳里姆辛纪功碑和他的亚述模仿者的纪念碑上；在荷马史诗中和图拉真圆柱上。实际上，这些艺术作品在无意中也诅咒了这种暴行。

    所以，生命进步的最好形式是寄生，最坏形式是掠夺。动物王国寄生于植物王国；如果没有植物向动物提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空气和食物，动物（至少非水生动物）就无法存在。有些动物是靠捕食他种动物为生，当人类从他过去栖身的树上走下地面，并冒险在地上四处游荡，看看他的运气是捕杀别的动物还是被别的动物捕杀，他也就加入了这个食肉动物的行列。生命进步的牺牲品，就是那些遭到灭绝的物种，以及生存下来的物种中那些总是遭到杀害的个体。人类驯化了一些动物，在它们活着的时候掠夺它们的产品–奶或蜂蜜，或者残忍地杀死它们，将它们的肉当作食物，并将它们的筋骨皮毛当做制造工具和衣服的原料。

    人类之间也互相捕食。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曾存在于高度成熟的社会。这两种残忍的习俗在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都曾存在，奴隶制度曾盛行于希腊－罗马社会，伊斯兰社会和近代西方社会。人们把奴隶当作驯养的动物，在上两个世纪的废奴运动中，人们含蓄地承认了这种把人当作牲畜的恶行。而且，在法律上解放奴隶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获得自由，因为法律上的自由人也会受到奴隶般的剥削。一个公元4世纪的名义上是自由人的罗马隶农，或同时期的一个罗马什长，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罗马的一个牧羊奴隶、管理庄园的奴隶、宫庭仆役，或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马木路克有更多的自由。在阿拉伯语中，马木路克意为”降为一份财产”，但对一个马木路克来说，在法律上成为奴隶，是成为一个领主或成为一群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的农民的主人的途径。美国黑人于1862年获得了法律上的解放，但他们在经过一个多世纪以后，现在仍有充足的理由感到，同是本国公民的白人多数仍然拒绝承认他们享有充分的人权。

    人类最难以消除的恶行是在宗教仪式上杀人祭祀。如果杀人的动机是个人的贪婪或仇恨，杀人行为会受到普遍谴责。将杀人作为惩罚杀人的办法也越来越不受赞同。在一些现代国家，家族仇杀和官方死刑都已被废除。如果以人为祭的神祗是一种维持人类生命的自然资源（如雨水、谷物或牲畜）的化身，杀人祭祀已受到禁止。那么，自从人类获得了对非人类的自然界的优势以后，人们最忠诚、最狂热、最死心塌地地加以崇拜的神祗，则是人类有组织的集体力量的化身，正是通过这种力量，人类取得了对自然界的胜利。

    在过去的5000年中，主权国家是人类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但这个国家女神却需要并接受人类大屠杀的祭献。主权国家相互进行战争，它们在战争中要求本国最优秀的男性青年国民，冒着被别人杀死的危险，去杀死”敌国”的国民。自古以来，除了极少数人，例如兄弟会成员以外，所有的人类全都把在战争中杀人或被人杀死不但看作是合法的，而且看作是值得称赞的光荣行为。在战争中杀人，以及在死刑判决中杀人，都被看做”不是谋杀”而荒谬地受到宽恕。

    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是否值得以这样的痛苦为代价呢？人是否比一棵树更有价值？一棵树是否比一个阿米巴虫更有价值？只有当我们把力量的词义引入上升的概念，生命的进步才导致一系列物种的进步。人类是迄今最强大的物种，但也只有人类是罪恶的。因为只有人类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能作出审慎的选择，所以也只有人类才有作恶的能力。诗人威廉?布莱克想到传统说法中有生命的创造物是由一个与人类形状相同的造物之神创造的，因此他为创造出老虎而感到惊讶。但老虎与人和假想中的造物之神不同，它是无辜的。老虎在杀死并吃掉它的牺牲品来填饱胃口时，它不会感到良心上的痛苦。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创造了老虎，让它捕食羔羊，创造了人来杀死老虎，创造了细菌和病毒，通过消灭全部人类来保持它们的物种，这就是一种毫无目的、毫无必要和极其邪恶的行为了。

    所以，初看起来，生命的进步是罪恶的。即使我们不认为这是上帝精心创造的，它在客观上也是罪恶的。如果这是上帝精心安排的，他一定比任何人类都更为邪恶。然而，对生命进步的后果作出这样的初步判断，证明了在生物圈中除去罪恶以外还有一种谴责和厌恶罪恶行为的良心。

    良心属于人类。人类良心对罪恶的反抗证明，人类也能够是善良的。我们从经验中知道，人类能够，有时也确实做到了为了别人而慷慨无私地牺牲自己。我们也知道，自我牺牲不是人类唯一的美德。自我牺牲的典型动机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并非只有人类的母亲才因这一缘故牺牲自己。其他哺乳动物和鸟类也具有自我牺牲的母爱。

    而且，所有通过自身的繁殖维持生存的物种，都在本物种内得到一种两性个体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直接对个体本身有益，而是为本物种进行的服务。总的来看，不同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并不只是采取竞争和冲突的形式。一方面，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被剥削的主人和掠夺性的寄生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两个王国为了共同的利益，即保持生物圈对动植物同样适于栖身而象伙伴一样行动。这种相互合作的作用，保证了氧和二氧化碳以一种有节奏的运动进行分配和循环，从而使生命得以延续。

    所以，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显现出两种对立和相反的倾向。当人们对生物圈迄今为止的历史进行考察时，会发现它同时带来了是与非、善与恶。当然，这些只是人类才有的概念。只有有意识的生物才能区分是非，才能在行善与作恶之间进行选择。这些概念对人类以外的生物是不存在的，它们的善恶只能由人类来判断。

    这是否意味着，道德的标准只是由人类的命令任意强加的，这种命令是否与生命的事实毫不相干，因而只是一种空想？如果人类只是一个旁观者和监察者，处身局外对生物圈进行观察和评判，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错，人既是旁观者，又是监察者。人类具有意识能力，从而也具有进行道德选择和作出道德判断的能力和要求，因此他必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人类也是生命之树的一个分枝。我们都是生命进步的产物，这就是说，人类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判断是生物圈所固有的，因此也是全部客观实在所固有的，生物圈就是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生命与意识、善与恶，与生物圈中那些同它们神秘相关的物质一样地实在。如果我们推测，物质是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分，我们就没有理由假设，客观实在中的这些非物质现象不是同样基本的成分。

    然而，在生物圈中生命的进步过程中，意识是在人类出现以后较晚的时候才产生的。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认识到，人类的出现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在生物圈内的栖身带来了威胁。竞争和冲突是生命进步的一个方面，它已经导致了众多物种的灭绝，也使一切物种的无数个体遭受到过早的、暴力的和痛苦的死亡的打击。人类在杀死与之竞争的掠夺性的物种和消灭了多种植物之外，也使自己蒙受了牺牲。甚至鲨鱼、细菌和病毒也不再是人类的对手。但似乎直到现在，某些物种和物种内某些个体的消灭才给生命本身的生存造成了威胁。迄今为止，一些物种的灭绝给其他物种的繁衍提供了机会。

    在所有物种中，人类最成功地掌握了生物圈中其他有生命或无生命的要素。在人类意识的黎明斯，人类发现自己受到自然界的支配，他决心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在达到这一目的方面不断取得进步。在过去的10000年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向自然选择发出挑战，用人类的选择代替了自然选择。为了自己的需要，他驯化了一些动植物，对它们进行培育，并对他所厌恶的某些物种加以消灭。他轻蔑地给这些不受欢迎的物种加上”杂草”和”害虫”的标签，然后宣称他要尽最大努力消灭它们。在成功地以人类选择代替自然选择的同时，人类也减少了幸存物种的数量。

    然而，在人类历程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阶段，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远不如其他一些物种那样显著。吉萨和特奥蒂瓦坎的金字塔、乔卢拉和堺的人造山脉，使后世的庙宇、教堂和”摩天大楼”相形见绌，但人类最伟大的纪念碑与微生物建造珊瑚岛的工作相比却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到大约5000年前文明的黎明时期，人举已经意识到他从生物圈中获取的杰出力量；在纪元以前，他已发现生物圈是覆盖在一个球状星体表面的有限的包裹层；公元15世纪以来，欧洲人就不断占据生物圈陆地表面那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并向这些地区进行移民。但直到我们这一代，人类在实际行动中还把生物圈中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例如矿产资源，看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把海洋和天空看作是不会受到污染的。

    事实上，直到最近，以人类的消耗能力或污染能力来衡量，公物圈的这些要素还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生于1889年），在我生长的伦敦，在曼彻斯特、圣路易斯和越来越多的城市，家庭和工业用煤所产生的烟雾已经遮天蔽日，并一连数日弥漫于人们的胸肺之中。但如果有人认为，有朝一日人类将会使环绕生物圈的整个大气层遭到污染，人们还是会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的，人们把对纯净的大气层造成的威胁，看作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至于人类活动将会污染海洋的可能性，不过被看作是一种无稽之谈。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后半期，人们一直没有充分估计到现代人类对生物圈影响力的增长。这种增长是由两个新的开端造成的。其一是精心追求系统的科学研究并将之应用于技术的进步；其二是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对生物圈无生命因素中现存的或潜在的能量加以利用，例如．将不断流向海洋的水从海平面汲取到大气层中所产生的水能。过去，人们不过把水力用在碾米之类的事情上。自从200年前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以来，这种由地心引力所产生的水力，已被用来驱动机器，生产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水的力量还被进一步提高，转换为蒸气的力量和电力。发电可以利用自然瀑布或人工瀑布的自然力。但不经过燃料的燃烧加热，水不能转变为蒸气。燃烧加热不仅被用来把水力转换为蒸气或电力，还可以用来代替水力，甚至代替最强大的水力。还有，木柴是来源于树木、可以得到补充的燃料，它已被煤、石油甚至铀这类不可再生的燃料所代替。

    铀是近期才得到开发的燃料，它能够释放原子能。但为了探索对这种强大力量的操纵，人类自1945年以来就开始了一种探险。这种探险的结果，对神话中半神半人的法厄同来说是致命的，人类夺去了他神圣的太阳父亲的战车。为太阳神赫利俄斯驾驶战车的战马发现缰绳已落在一个弱小的凡人手中，它们就开始不服驾驭，冲出轨道。如果没有宙斯力挽狂澜，降雷击死那个取代太阳的傲慢的凡人，生物圈就将被烧为灰烬。法厄同的神话就是人类由于摆弄原子能而身处险境的比喻。人们还不清楚自己是否能够泰然使用这种强大的物质力量。它的力量是空前巨大的，但其放射性废料的有害性也同样巨大。人类已经介入了生物圈–即生命的大地母亲–接受太阳射线的过程。这是带来生命的射线，而不是致人死地的。人类科学技术的这一惊人业绩，与工业革命时期那些规模较小的成就带来的影响正在对生物圈构成威胁，使它变得不再适于栖身。

    因此，我们现在正处于生物圈的历史，以及生物圈的创造物与居民之一–人类的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人类征服了生命的母亲，并从太阳父亲手中夺走了太阳的可怕力量，他是大地母亲的第一个这样的孩子。自从生物圈中出现生命以来，人类现在第一次使这种力量不加束缚、不加调和、不加遮蔽地散布于生物圈中。如今我们还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是否能够使自己和其他生物伙伴免遭法厄同的命运。

    人类是生物圈中的第一个有能力摧毁生物圈的物种。摧毁生物圈，也就消灭了他自己。人类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与其他生命形式一样，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支配。人与其他生物伙伴一样，是生物圈的组成部分，如果生物圈被搞得不再适于栖身，人与其他一切物种都将遭到灭绝。

    生物圈之所以能够栖泊生命。是因为它的诸种要素互为补充，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联系。在人类出现之前，生物圈的任何成分–有机体、失去有机物构成的物质和无机体–都未曾获得力量，打破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微妙平衡。正是这种平衡使生物圈成了生命的收养所。在人类出现以前，那些不是太软弱，就是太富于侵略性，无法与生物圈的节奏相协调的物种，在它们的软弱性或侵略性远未足以打乱这种节奏的时候，就被这种节奏的作用消灭了。一切物种的生命都依赖于这种节奏。人类出现以前，生物圈的力量远远大于栖身其中的任何物种。

    人类是生物圈中比生物圈力量更大的第一个居民。人类获得了意识，这使他能够作出选择，制定计划，采取行动，阻止自然界象消灭其他威胁和损害着生物圈的物种那样消灭人类。人类能够成功地生存到他想摧毁并确实摧毁了生物圈的时候，但如果他选择了这种做法，他也将难逃惩罚。如果人类摧毁了生物圈，他也将和其他身心合一的生命一样，在生命的大地母亲面前使自己遭到灭顶之灾。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对大地母亲与人类的相互遭遇进行一番历史的回顾。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领域–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领域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这种努力已经成功在望，自身的毁灭可能也已遥遥在望了。但人类的另一个家园精神世界也是全部客观实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生物圈的区别，在于它是非物质的和无限的；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

    一些名篇早已阐述了这两种相互对立的目标以及引起这两种目标的两种不同的观念。让人类使自己成为生物圈的主人的权威命令，载于《圣经·创世记》的第1章第28节：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这一命令清晰而明确，但对它的抵制也同样清晰而明确。”不要使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句话听起来就象是对《创世记》中的命令的直接回答。在《新约全书》之前《道德经》一书就已宣称，人类技术上和组织上的进步是一个陷阱。

    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使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持而盈之，不如其已。

    人们可以造出那些东西。尽管人们的发明可以成十倍，成百倍地减轻劳动，但人们不使用它们……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道德经》的这些段落，在圣马太的福音书中也有相应的表达：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这些正是对那种要我们全力追求力量和财富的号召的抛弃。它为另一种号召拨开了云雾，这种号召要求人们接受一种相反的观念。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

    人失去了灵魂，就不再成其为人。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对自然现象背后的精神存在的认识，是灵魂而不是身心合一的有机体，使人类与这种精神存在发生联系的。或者，在神秘论者的经验中，人的灵魂就等同于精神的存在。

    正如托玛斯?布朗爵士所指出的那样，人是一种两栖动物，同时生活在生物圈和精神世界中。而且，在他赖以栖息的这两种环境中，人类都各有一个目标。但是，他无法一心一意地追求其中任何一个目标，或者说侍奉其中任何一个主人。如果他的这两个目标，或他对两个主人的忠诚之间，竟是互不相容，难以共存的，他就必须把其中一个置于首位，甚至对它献上全部忠心。二者之中，择谁而事？在大约公元前500年的佛陀时代，印度人已经明确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在公元13世纪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时代，西方人也明确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在上述两例中，相互对立的选择都导致了一位父亲和一位儿子的分道扬镳。也许自人类意识的黎明时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无言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意识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这就是人性在道德上的矛盾。这个问题曾深深打动过佛陀和圣方济各，致使他们割断了与自己家庭的自然纽带。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这种选择才成为整个人类难以推卸的责任。

    在我们这一代，人类完成了对整个生物圈的控制。这可能会使生物圈遭到毁坏，将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加以消灭，从而挫败人类的各种意图。13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在公开地称颂方济各?贝尔纳多尼。这位圣徒放弃了有利可图的家庭商业继承权，并由于与贫穷女神联姻而受到了以基督的名义所给予的羞辱。但实际上西方人并没有效仿圣方济各的榜样。他们效仿的是这位圣徒的父亲，一位成功的布匹批发商彼得罗?贝尔纳多尼。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近代人比他们的任何先辈都更加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的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目标。

    看来人类将难以逃脱那恶魔般的物质力量和贪心的报应，除非他使自己弃邪归正，放弃现在的目标，接受相反的观念。他自己造成的困境，使他面对着一种断然的挑战。圣徒们提出并身体力行的那些戒律，一直被人们看作是克制人类感官本能的十全十美的乌托邦式的劝戒。人类能够接受这些戒律，并把它当作平民百姓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吗？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古已有之，它似乎将在我们这个时代达到顶峰，也正是这部讲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相互遭遇的编年史的主题。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降生”一词，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与”人类”一词有关。在字面意义上，我们的祖先从他们栖身的树上降生到地面。从遗传学意义上看，他们从前人类的生命形式中降生。还可以认为（尽管这种看法是有争论的），当他们的意识觉醒后，他们在道德意义上降生于世间。

    “降生”一词的上述第三种意义的确难以令人信服。的确，有意识的生物可能是邪恶的，而无意识的生物则可能并不邪恶。当然，不具备作恶的能力，并不等于是善良的。有意识的生物能够作恶，也可以行善；无意识的生物既不能作恶，也无法行善。对无意识的生物来说，不可能存在道德上的善恶之分。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即精神形式。此前，生物圈中不具备这种形式，固此无法在道德方面对人类和他出现意识之前的祖先进行比较。在生物学水平上，这种互相比较是可行的。在这个层次上，人类与其祖先的传承关系可以得到承认和追溯。但在道德层面上，二者则没有共同的基础，因为道德只对有意识的生物才存在。

    人类在道德层次上最显著最不可思议的特征是人类道德所能达到的程度。与道德范围本身同样显著的另一个特征是人类在善恶两极之间的道德潜力。在生物圈内所有居民之中，只有人类具备这两种特征。既然人类已经获得了摧毁生物圈的能力，我们就难以保证他不去进行这种自杀性的犯罪活动；但我们也同样难以保证，他不会去拯救处于原始状态中的生物圈。在这种状态下，它得到人们的爱护，同时彼此间也无休止地发生冲突。可以想象，人类将通过他对生物圈的力量，使生物圈永被恩泽，充满爱护，脱离原始状态，而不是去摧毁生物圈。这将把生命从地狱带入圣殿。

    如果在遗传意义上使用降生一词，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人类年龄的问题。显然有这样一种言之有据的观念，认为人类与其他一切物种，也与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尽管进化是通过变异进行的，进化造就的不同物种，却象一棵树上的树枝一样都是相互关联的，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根。如果我们想更加明确地确定人类起源的年代，那就应该找出人科从哺乳动物灵长目的其他科属中分化出来的年代。遗传道路上的这次分野，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出发点。对人类来说，它切断了它们变成长臂猿科（例如长臂猿）或猩猩科（例如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可能性。一旦人类的祖先越过了这个分叉点，选择了向人类进化之路，人类就只剩下两种可能性：它们或者进化成人，或者将不能生存下去。实际上人科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人类，在人类中唯一生存下来的就是智人（唯一生存至今的人类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称为智人）。如果我们确定，从某个时期起，人类祖先生存下去，已不再可能变成人类以外的其他什么，这个时期就是计算人类年龄的起点，那么就应该认为，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形式，起源于中新世，甚至更早的渐新世末期。如果以这种方式计算，人类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万到2500万年。

    能不能根据人类在解剖学上的某些特征或某种独特的习惯和技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人类的年龄？能不能认为，我们的祖先变成人的时候，就是他从树上下到地面的时候，或者是当他们获得了仅用一对肢体行走奔跑的能力，从而解放了另一对肢体，用它们来操纵工具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的大脑得到发展，比其他人科动物的大脑大得多、具有更高度的组织、脑细胞之间也有更多的相互联络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否把人类起源的年代，确定为人类在诸多社会性或语言（即向所有社会成员清楚地传言表意的声音符号，这与表达情感的一系列偶然发出的音节不同）等技能方面取得了成就的时候？是普罗米修斯教会了我们的祖先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取暖煮食，如何把火点燃而不烧伤手指，不被这种有用但危险的破坏性力量所吓倒，从而使他们变成了人吗？

    答案无疑是：标志着人类在生物圈中最早出现的事件，既不是某种解剖学特征的发展，也不是某种技能的获得。这个历史性的事物，是人类意识的觉醒。这一事物的年代，只能根据我们的祖先留下的物质踪迹来推断（例如骨头和工具）。人们在经历一件事的同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这方面也许不会有任何记录。当人一觉醒来的时候，他意识得到自己已经醒了，但是他无法有意识地使自己体验到他醒来或入睡的过程。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根据人类在解剖学意义上的发展与某种社会和技术能力的进步，来猜测人类意识觉醒的年代。

    我们的祖先从栖身的树上下到比较危险的地面后生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推测，那时他们已经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至少是通过这种习性的改变而成为了社会性动物。在地面上，单个的人很容易遭到食肉动物的捕食，当时我们的祖先如果不团结在一起，就不是它们的对手。人类一定是在发明语言之前就变成了社会性动物，而语言的发明也许比他们获得社会性要晚得多。因为还存在其他一些不具备口头语言的社会性动物（例发昆虫社会），能够通过有效的相互联络来维持其必要的社会合作。例如，蜜蜂在互通消息，发布信息时表演一种形体上的哑剧，用人类的话来说就是”跳舞”。从不再用手行走，从而使它们得到解放而具有其他用途，以及大脑的精细化，我们可以推测，手和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它们都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有助于它们进一步的进化。我们还可以推测，这两种相互作用的器官的充分发展，为人类意识的觉醒，从解剖学方面创造了条件。很多未被驯化的动物仍然怕火。当人类克服了对火的恐惧时，他无疑已经是具有意识的了。当人类发现了如何保持火种，如何用火以及如何把火点燃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害怕燃烧着的火了。

    我们是否能够以地质学年代或者更大胆地以公元前纪年来确定人类意识黎明时期的年代？意识的觉醒是个渐进的过程，以地质学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个过程也许是很快的。但用人类历史记录（迄今不超过5000年）的时间尺度衡量，这个过程却是漫长的。如果我们的这种推测是有道理的话，确定这个意识觉醒的年代就越加困难。可以肯定，人类唯一生存至今的物种，即自命的智人，不是人科唯一拥有意识的一种。人们相信，尼安德特人并不把死者的遗体当作垃圾，他们有处置死者的礼仪。果真如此就说明尼安德特人与智人一样，有人类等严的概念，而这在其他生命中是不存在的。

    尼安德特人可能一直存在到大约7万年到4万年前，即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过渡时期。甚至有证据表明，曾经存在过一个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的混合社会。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两种人在体质上可能非常接近，可以象智人那样相互通婚。如果这样，智人和智人尼安德特亚种可划为同一种属中的两个亚种。然而，生活在大约50万年前的北京人，却应被算作一个不同的种；如果北京人确已掌握了用火，他的意识一定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一线意识，才能联想到不能仅仅使用未经加工的自然物作为工具，还应把石块打凿成更加有效的工具。将石头打凿成工具这一点要归功于南方古猿。人们推测，它们生活在大约二三百万年前。南方古猿属于人科，但不属于人属，也不能肯定它是人类的祖先。1972年秋，在一层火山灰下出土了一块头盖骨，它与智人头盖骨非常相似，其年代据估计是在260万年以前。

    甚至南方古猿和这块与智人相似的早期头盖骨在年代上也是较晚的，比我们的共同祖先与我们的表兄弟长臂猿和猩猩的祖先发生无可改变的分化的年代还要晚。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早已灭绝的南方古猿是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出现的，这个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就占了人科整个生存时期的59／60，占人属（包括北京人、尼安德特人，也包括智人）整个生存时期的14／15。无意中的记录早在南方古猿时代就已经以成形工具的形式出现了。如果画在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绘图就是有意留下的记录，这种记录最多只有大约2万年到3万年的历史。

    就我们所知，直到公元前5000年代，才出现了作为文字手稿前身的象形文字的记录。而且那时也只在苏美尔有这类文字。那些业已湮灭的人类社会留下的物质遗迹（不包括已经释读并译解出来的书面文献），只能向我们提供一些留下这种物质踪迹的人们的残缺不全的生活情况。有文献可考之前的考古证据能够向我们提供技术方面的情况，但技术只是人类生活方式中非物质要素的条件，这些要素包括人的感情、思想、习惯、想法和观念，这些都是比技术更加重要的人性表现形式。人不是仅靠面包活着，这是人类更为高贵的特征之一。技术方面的物质碎片有助于了解人类生活某些非物质方面的情况，但这种帮助是十分有限的。想从物质情况推导出精神情况，就象在黑暗中进行射击。如果我们仅只拥有物质方面的证据，精神生活某些方面的庐山真面目就将完全笼罩在迷雾中。

    所以，我们对最近5000年的历史，即有文献可考的5000年历史，了解得较为详尽，而对意识的黎明期逐渐出现之后100万年或50万年的了解则远没有这样清楚。最近5000年历史的真谛，与我们对它了解的程度是否一致呢？我们必须警惕那种想当然的回答。离得最近、看得最清的东西必然显得最大，但并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就我们所知，所谓”史前时代”，即留传下来并得到译解的文字记录出现以前的时代，与其后的有文献记载的时代相比，不但极为漫长，而且十分单调。与史前历史相比，一切有文献记载的历史的确都是当时所记载的历史，在文字上是这样，在主观意义上也是如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内迪托?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主观上，过去的历史必然是一个观察者所看到的历史，而这个观察者是在自己那个时间和地点回顾历史的。

    那么，我们能否就此认为，实际上只是当代史的最近5000年才算是唯一的一段历史？这是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史前时代”是由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即生物圈中意识黎明期的开始为开端的，这一事实无疑否定了上述结论。产生意识这一成就如此重大，取得这一成就所付出的努力也一定极其艰巨。因此，毫不奇怪，在意识的黎明期以后，又经过100万年或50万年蛰伏不振，人类才能够真正开始利用意识的觉醒所赋予他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如果我们站在今天回顾意识的黎明时期，如果我们把意识黎明期以来整个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时代，也许就会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相对的蛰伏中找到这一时代的正常节奏。这样，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到原子能的利用这7万年或4万年的发展速度，猛烈程度和多样性的增长，看上去就不那么象是一个朝着高潮演进的伟大结局。

    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或者，这一高潮只是从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时代向第二个时代，或者是向一系列时代的过渡。因为，如果人类容许生物圈在预期的未来20亿年前一直是生命的栖身之所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南方古猿将第一块石头打凿成形以来的200万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我们不能预见未来，但可以预言，我们正在接近一个道德上的分叉点，它与2000万或2500万年前人类和类人猿道路上的生物学分叉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两种选择将再次成为两个极端。本书所要讲述的，就是能够使我们解开这个未解之谜的故事。

    第四章 文明中心

    “文明中心”是一个希腊语词汇。自从古代希腊世界从它最初横跨爱琴海的领地首先向西，继而向东进行扩张以后，这个词汇便开始在古代希腊流行起来。古代希腊向西的扩张达到欧洲和西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以及欧洲最大近海岛屿不列颠岛。随后，其向东的扩张达到了中亚和印度。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并推翻波斯第一帝国，为希腊人向东方扩张开辟了道路。正是在古希腊历史上的后亚历山大时代，”文明中心”一词开始流行。它的字面意义是”有人居住的世界”。但发明并使用这一字眼的希腊人所指的有人居住的世界，实际上仅限于这个世界中为所谓”文明”社会所占据的那些地方。直到现在，这些社会中的成员还把自己称作”文明”社会，而我们人类所犯下的种种暴行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和耻辱已经告诉我们，文明从来就不曾完全兑现过。它仅只是一种努力或一种抱负，而这种雄心勃勃的志向，始终就没有达到。

    这个词汇的本来意思十分有限，它不仅忽略了居住在文明社会边缘的野蛮民族，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文明中心，也仅只包括那些希腊人所熟悉的文明社会。至迟在公元前5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时代，希腊人就已经隐约地知道有一种”北方”文明，一条横穿欧亚平原的小道把它和黑海北岸的希腊殖民地诸城邦连接起来，而欧亚平原正是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的大陆腹地。我们可以猜到，不管它的名称是指什么，所谓”北方”文明，并不在”北风吹来的方向”，而是位于欧亚大平原东部，实际上就是中国，后亚历山大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把他们称做”赛利斯”或”希娜”。

    在希腊–罗马世界大部统一于罗马帝国的时候，丝绸通过陆海两路输往这里。但住在旧大陆东西两端的这两个所谓”文明”民族，对于对方的存在仍然所知甚少。汉语中与希腊语”文明中心”相对应的说法是”博天之下”，但对中国人来说，位于大陆西端，与中华帝国不相上下的大秦帝国，就象希腊人和罗马人所说的赛利斯或希娜或极北之国同样地模糊不清。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相互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先是由于13世纪整个欧亚大陆平原全部结合在庞大而短暂的蒙古帝国之中，双方建立了暂时联系；随后是由于西欧民族从15世纪末以来征服了海洋，这使双方永久地建立了联系。至于中美洲和南美安第斯地带的文明，直到哥伦布在大西洋的美洲沿岸首次登陆后，才为旧大陆两端的居民所知晓。但中美洲和秘鲁的文明也许早在基督教纪元初年就已盛开了”古典”之花，而这些程度较高的美洲文化，至少在中美洲地区，也许早在除苏美尔–阿卡德和古埃及以外的旧大陆任何一种文明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早已进入了早期的”形成”时期。

    就”文明中心”一词的”人类居住地”这一字面意义而言，文明中心的实际范围要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所知道的”文明”世界大得多。但也可以看到，文明中心虽然广阔，却比生物圈小得多。生物圈表面大部分覆盖着海洋，大气层也占去生物圈的大部分体积。人们相信，海洋是生命的起源之地，那里现在仍然生活着各种动植物；自从人类祖先变成陆地动物以来，人类就不再象他们的哺乳动物伙伴鲸和海豚那样生活在海里，甚至也没有象他们的另外两种哺乳动物伙伴海豹和水獭那样成为两栖动物。他们发现了怎样以舟楫之利横渡江河湖海，怎样潜入海中而并不潜得很深很久。然而，人类无论在水上还是在水下都只是一个旅行者而不是居住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水栖类动物。在公元20世纪，人类还发明了飞机，但在空中飞行方面，昆虫、鸟类和蝙蝠早就抢在了人类前面。然而，不管是蝙蝠、鸟类、昆虫还是人类，都不能象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生活在水里那样生活在空中。任何生物在空中都只是一个旅行者。有翼动物飞来飞去捕食谋生，但它们在地面或水面上不能没有一个活动基地。即使燕子也得栖停在哪怕是电线上，并构筑泥巢来哺育幼雏。

    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居民，在从一个地区前往另一个地区旅行之际，可以横渡生物圈内的各处水域，现在甚至还可以穿越大气层。但是，人类的文明中心至今仍然全都位于生物圈的陆地表面上。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还远不如陆地表面那样辽阔，而且它在陆地上的范围还在不断波动变化。目前发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即撒哈拉沙漠南部边缘与热带雨林北部边缘之间的热带草原地带的致命的旱灾，正在引起这种波动。这种波动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气候变迁所引起的，目前人类对此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它也是人类的活动引起的，这种活动既有蓄意的，也有无意的。决定着文明中心发展的非人类的力量，直到最近的1万-1．2万年内还在支配着人类的行动。

    在地球的历史进程中，地球结构中的自然地理和气候的变化历来非常巨大。在生物圈出现之前地球存在的最初的漫长阶段中，这种变化也许是最为剧烈的。埋藏在地壳各层中的动植物化石碎片表明，现在的温带地区或靠近极地的地区，过去曾是热带气候。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地质时代中，这些地层曾经是地球的表层。引起这种地区性的气候变化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种可能是地轴曾改变过方向，现在的南北两极过去可能在赤道上或靠近赤道。倘若如此的话，则很难想象，地球是怎样保持其旋转规律及其椭圆形轨道的，这种改变引起的地球运动姿态的变化为何未将地球抛出它的轨道。另一种可能是各个大陆曾在地球表面上发生漂移，就象木筏漂在泥潭上，而不象石块固定在岩石上那样。大陆漂移理论和两极转移理论都引起了争论。人们也许永远无法证实这些理论，但大陆漂移理论在某种形式上似乎正在得到人们的信服。它与两极转移理论不同，并不认为整个地球都改变了方向，只是假设地壳的构造发生了变化。因此，这种理论受到人们的赞誉。

    尽管如此，热带化石神秘地存在于现在的非热带地区，这个问题发生在人类产生之前数百万年的地质时代。人类出现时，生物圈中的气候现象正值一系列冰河作用与消融交替进行的时期。这个时期距今约200万年，属更新世。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最近的一次冰河作用（尚不能轻率地认定它是最后一次，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出现）结束，开始了现在的消融时期。

    在冰河时期，冰冠覆盖的地区只是生物圈内陆地表面的一小部分。冰河地带大都位于两极地区。在赤道附近一些高山上也有一些孤立的小块冰河地带。但是，局部的冰河作用却曾一度夺去文明中心的片片沃土（例如斯科讷、丹麦的岛屿、米德洛锡安和凯斯内斯）。自从有人耕种以来，这些土地一直产量很高。此外，一些地区的冰河作用改变了海洋和陆地的比例，扩大了陆地的范围。大量的海水暂时聚积起来，并冻结为冰冠，使全球各地海平面都明显地下降了。浅海海床由于海水退去而变高变干，狭窄的海域更加狭窄，一些海峡甚至变成连接两岸的地峡。就海洋的平均深度，以及地球表面海洋与陆地的比例来说，这种局部冰河作用的全球效果是微不足道的，但就人类文明中心的扩展机会而言，它的作用则非常巨大。在那个时期，人类行走的唯一工具是他的双腿，造船和航海的艺术还处在婴儿期。

    海平面的暂时下降，为人类移居带来了便利条件。即使如此，早期人类扩展文明中心的能力在现在看来也足以令人惊叹。这是因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我们相继发明了各种机械化运输工具，机械化的船只和火车，以及机械化的汽车和飞机。但只要想到非人类灵长目动物也曾建树过相应的功绩，向亚洲及其一些半岛和岛屿以及美洲进行移民活动，我们就会觉得人类的扩张其实不足为奇。另一方面，人科除人类外，人类除智人外，谁也没有从东非赤道地区和东非南部通过海路到达过美洲。可能正是在非洲的这些地区，人类第一次与他的表兄弟大类人猿发生了分化。前哥伦布时期所有的美洲人都是一种智人的后代，这种智人是在最近一次冰河时期经由陆路从欧亚大陆来到美洲的。那时在亚洲的东北角一度曾有一个地峡与美洲相连接，这个地峡随后就被白令海峡淹没了。只有后哥伦布时期的美洲人及其北欧先驱是从欧亚大陆西北角超过大西洋来到这里的。

    如果智人与现已灭绝的其他类人动物一样最早是在东非赤道地区出现的，他们从那里徒步跋涉到火地岛的地理距离无疑是漫长的。但是，这一旅程的时间跨度也同样漫长。而且，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是运动性的，他们不象生物圈内多数植物那样根植于地上；即使植物的分布也与动物同样广泛，尽管多数植物靠昆虫或风为媒介传播。无论如何，石器时代人类扩张的范围是惊人的。至少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之际，人类就已经到达火地岛和澳大利亚。尽管那时的海平面处于最低状态，从亚洲到澳大利亚的陆路仍然会被婆罗洲到西里伯斯之间一段30英里宽的海域阻断。石器时代人类最惊人的力作是向波利尼西亚包括复活节岛移民。在过去500年中，西欧人及其海外殖民者探索了生物圈的整个表面。他们甚至到达了南北两极。但他们发现，除两极外，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无人居住的。

    在灵长目中，只有人类褪去了身上的皮毛。在人体表面，只有少数地方覆盖着毛发。在没有树木屏障的热带，人类的躯体裸露在烈日之下，在温带或靠近极地的地区，他们的身体暴露在风霜之中，他们需要以手工制作的毛皮衣服裹身。以猎捕海豹为生的爱斯基摩人和以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身上都穿着厚厚的衣服。爱斯基摩人穿着兽皮，贝都因人则穿着羊毛外套。对火的掌握，使人类能够把文明中心扩展到很远的地方。今天，人们利用现代技术，把开发区（即使不是居住区）一直扩展到苏联和加拿大最北部地区。

    格陵兰以及更大的南极大陆内地是冰冠覆盖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然处在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一些热带雨林地区，白雪覆盖的山地和极其干燥的沙漠地带也是如此。但人类生存的气候范围似乎比其他灵长类更为广泛。横穿深深切入埃塞俄比亚柔软的火山土壤中的大峡谷，你可以从温带高原地表逐渐下到一个猿猴群居的高度；但在到达谷底之前，你早把猿猴聚集的地带留在身后，又会下到一个热得使猴类难以存身的深度。但在埃塞俄比亚，从温带高原到热带河床，没有任何高度是人类不能居住的。最近的一次冰河在距今大约1．2万或1万年前消退。从那时以来，文明中心的范围和结构没有发生过重大变化。生物圈中适于居住的陆地表面包括一个单独的亚洲大陆和该大陆所属的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其最大的几个半岛是欧罗巴半岛、阿拉伯半岛、印度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如果印度支那半岛从马来亚连续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它就将是上述四个半岛中最大的一个。实际上，它的中部地段塌陷下去，局部地带沉在水下，因此，现在的澳大利亚与亚洲大陆彼此分离，被一系列海峡和岛屿组成的迷宫–印度尼西亚群岛的狭窄海域分割开来。亚洲大陆的三个最大的近海岛屿是非洲和南北美洲，最远的岛屿是南极洲。非洲通过苏伊土地峡与亚洲相连，南美洲通过巴拿马地峡与北美洲相连。人造运河开通后，这两个地峡已经变成了两个人工开凿的海峡。最重要的天然海峡是马六甲海峡，它是联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海上通道。

    如果要从文明中心的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运送乘客或货物，其最佳交通孔道处于文明中心的边界之外。因为最适于传导的物质成分是空气和水域。人类可以穿越这些物质成分，但无法栖息其中。在19世纪发明蒸气驱动的火车之前，利用可以通航的河流和海面进行水上运输，要比陆路运输快捷便宜得多。在铁路出现以前，人类用陆路旅行和运输的唯一动力是人畜的体力。另一方面，早在文明时代开始以前，人在水面挥舞船桨竹篙时，就已在利用风力鼓动风帆而使他的体力得到补充。风力是人类所利用的第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却也第一个被人类抛弃。当其他无生命的自然力被用来运转机器时，风力就成了多余的东西。

    在水上运输时代，主要交通路线是由生物圈的水面结构决定的。最理想的海上通道是海峡（例如，除马六甲海峡外，还有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狭窄水道、直布罗陀海峡、多佛尔海峡以及连接波罗的海和北海的狭窄水道）。最有效的内陆水路是水流平缓、可以通航的河流。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尼罗河的这一河段，帆船既可以顺流而下，也可以扬帆上行，因为埃及以刮北风为主。此外，在埃及得到开发后，所有的居民点、耕地甚至采石场都未曾远离可以通航的水路。发明火车之前，埃及的交通手段优于其他任何同等大小的国家。

    在水上运输时代，能够从一处海域或一条通航河流到另一地之间进行水陆联运的地方，是陆地上文明中心的要冲。埃及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在尼罗河与红海沿岸之间，有一条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端经由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的短程陆地运输通道，在上埃及从科普图斯经由瓦迪哈马马特到奥德库赛尔，即莱夫科斯利门，还有另一个陆地运输通道。实际上，红海和地中海之间跨越苏伊士地峡的水陆联运通道，只是一条更为广阔的水陆通道的一部分。这一通道西抵埃及，东达伊拉克，中间被大西洋回流的地中海，与印度洋回流的红海和波斯湾之间楔进的一块极为狭窄的陆地隔开。从地中海经尼罗河通往红海的通道之外，还有一条经幼发拉底河通往波斯湾的通道。

    这种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使埃及和西南亚成为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这一地区成为新石器文化以及两种最古老的文明的诞生地也决非偶然。另外两条水陆联运通道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就是流入波罗的海的诸河流与流入里海和黑海的诸河流之间的水陆通道，以及长江、淮河、黄河和北河之间横跨华北平原的水陆通道，大运河的开凿使之成为一条水上通道。但是，由于中国和俄国这两条水陆联运通道处在旧世界大陆中心的边缘，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要比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中央通道略逊一筹。

    在埃及和西南亚这一关键通道内，交通集中在两个”环行岛”上。一处是北叙利亚，位于幼发拉底河西部边缘与地中海东北角之间；一处在现在的阿富汗，横跨兴都库什山的一段山脉，联接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盆地与印度河上游盆地的各个山口，这条通道使这一山脉得以通行。北叙利亚通过陆海两路与埃及相连，通过海路与地中海及其回流水域沿岸所有地方相连，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连；在陆上通过西里西亚山口、横越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与欧洲相连；陆路沿幼发拉底河两条河源最北部的谷地上行，与威海海口乌浒河－药杀水及印度相联；顺幼发拉底河下行通向波斯湾、印度洋，并通过马六甲海峡与太平洋相连。阿富汗经里海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北叙利亚相连；沿药杀水下行，越过欧亚太平原与伏尔加河流域相连；通过新疆与中国相连；穿越苏莱曼山脉与印度相连。

    在火车和飞机相继发明以前，会聚在这两个”环行岛”，并由此通向四面八方的交通，在一切可以利用河流与海面的地方，尽可能地利用了舟楫之便。在机械化时代开始之前，行人或货物一旦需要陆路旅行，人类就不得不受到地形的支配。山脉尚可以征服，可以穿越；热带森林却尤其成为障碍；大平原则得天独厚地便利于通行。的确，在人类驯化了驴、马特别是骆驼等牲畜后，彼此相连的三大平原–欧亚平原、阿拉伯平原和北非平原就几乎象海洋一样可以畅通无阻了。有了骑乘牲畜、负重牲畜和拖曳牲畜的帮助，人类就几乎可以象穿洋过海一样迅速地穿越大平原。但是，穿越海洋和大平原同样都需要组织和纪律。一支商队就象一艘船一样需要一个船长，人们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在进入机器时代以前，即使将海洋、通航河流和大平原都用来作为联系文明中心各个地区的交通渠道，人类交往的手段也仍是匮乏的。但即便在这种匮乏的条件下，一些帝国仍然成功地建立起来，并得以巩固。而遣使劝化一切人类的各大宗教赢得并保持信徒的数量，其影响的范围则比一切世俗帝国所统治的地区更为广泛。第一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哈里发国，以及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成为人类意志克服自然障碍的丰碑。但是，这些成就的局限性也揭示出直到19世纪人类发明机械化交通工具之前人类社会交通范围的有限规模。

    人类语言的繁杂，是机器时代开始之前人类交往手段匮乏的有力证明。在文明中心内不同的地方流行着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联系。语言是人类普遍具有的才能。从未听说过没有语言的人类社会。这两个事实暗示，在智人从东非赤道地区（如果这是智人最早的诞生地的话）分散到生物圈陆地表面各个地区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一定已经开始朝着能够掌握语言的方向前进，但这种潜在能力尚未获得充分发展。这种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有自己的语言，但与使用这些语言的人类不同，这些语言彼此之间却没有明显的相近之处。当然，我们通过骨头和工具以外的其他遗存了解的人类，都属于唯一生存至今的种属。我们不知道，也尚未发现过，人类或人科中的其他种属是否也曾经有过语言能力，这种能力是否仅为智人所独有。

    不同的社会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范围。

    在外部入侵者开发西非热带森林之前，当地同时流行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每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极其狭小。被几英里森林分隔开的两个村庄的居民，无法通过口头语言相互交流。他们在彼此交往时使用的是哑语。现在西非广泛流行的口头语言都来自外部，例如来自北非平原的豪萨语和来自海岸地区的法语和英语。

    与森林的重重屏障不同，海洋把马来语向东北方向带到菲律宾，向西南方向传送到马达加斯加。海洋还把波利尼西亚语传遍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直到远离大陆的复活节岛和新西兰。地中海曾把布匿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传遍沿岸各地，大西洋则把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英语和法语从西欧传到美洲。大平原也能象海洋那样把语言传到遥远的地方。首先是印欧语系，其次是突厥语系，都穿过欧亚大平原，传播到远及大陆东西两陲的沿海地区。阿拉伯语则穿过阿拉伯半岛，越过北非大平原一直传到大西洋沿岸。

    人类的传教活动、军事征服、政治组织和商业贸易等行为，加强了语言通过自然手段进行的传播。政治上弱小的阿拉米诸部落被亚述人所征服，但阿拉米语言却传遍了西南亚各地，阿拉米字母甚至远传到蒙古和满洲。这是由于亚述帝国和第一波斯帝国将这种语言作为行政语言，基督教聂斯脱利教派和摩尼教也将它作为宗教祭祀语言。另一方面，希腊语曾经成功地取代阿拉米语，成为西南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这是亚历山大大帝军事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结果。军事征服还曾使拉丁语系诸语言向东传到罗马尼亚，向西南一直传到智利。而拉丁语小小的原始领地，不过是意大利台伯河的下游地区。

    在文明中心的历史上，发挥主导作用的政权在各个时期不尽相同。如果非洲赤道地区和非洲东南部的确是人类和智人的摇篮，那么在最初的时候，东非的边界也就是文明中心的边界。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结束以前，文明中心已从东非扩展到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人类已经开始向美洲移民。在这一阶段，北欧冰冠的南部边缘地带开始发挥主导作用。在这次冰河消退开始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这里发现了充足的猎物。人们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欧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这可能是由于我们资料不足而产生的错觉。如果世界其他地区都象欧洲那样广泛地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踪迹，景象可能就不同了。

    可以确定，在新石器时代起主导作用的是西南亚和尼罗河谷的北部边缘。在新石器时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的冲积平原还没有人类居住，但这一地区却成为苏美尔这一最古老的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到公元13世纪时，这一冲积扇已不再是一个丰饶多产的地区。这时，由于欧亚大平原的通行无阻，由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的机动、勇猛和纪律性，蒙古人在不长的两代人的时期内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游牧民族暂时统一在蒙古人的号令之下，征服了欧亚大陆的整个腹地，只有一些半岛和近海岛屿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后，在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内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水手统治了海洋，而海洋拥有比欧亚大平原更为广阔的交通环境。在20世纪，当西欧人由于发动了两次自相残杀的战争而丧失了世界霸权后，主导作用转移到了美国。在本书写作的年代，人们已经看到，美国在文明中心的优势，似乎也将是昙花一现。就象蒙古人曾经取得的优势那样。未来是难以预测的，。但在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个章节中，主导作用可能会从美洲转移到东亚。

    第五章 技术革命

    （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每一种生物、每一物种中的每一个体，在自己短暂的一生中进行的生存努力，都在影响并改变着生物圈。但是，人类产生之前的任何物种都不曾具有支配或摧毁生物圈的能力。另一方面，大约200万年以前，当一个人科动物将一块石头打凿成一件更顺手的工具时，这个历史性的举动便表明：总有那么一天，灵长类哺乳动物某一人科种属中的某一种群，将不仅仅是影响和改变生物圈，还要把它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到我们所处的时代，唯有智人取得了控制生物圈的能力。

    在距今7万或4万年之前的200万年中，工具的制造并没有使人类对生物圈的潜在控制转变为现实。当然，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也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进步。但在这一时代，这些进步是缓慢而微弱的，技术革新取得的成果在文明中心得到均匀地传播（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明中心还不包括美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技术革新的传播是缓慢的，因为新型的工具是靠从一个社会共同体步行到另一个社会共同体的人传送的。而且，在这种采集食物的经济阶段，人类的各个社会共同体不能相互比邻过近，因为每一个群体都需要有足够广阔的空间，以便四出奔走，谋取生计。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旧石器时代早期包括智人这种最成功的种属在内的灵长目动物，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羞于采用新生事物，甚至当他们手中已掌握了新型工具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新型的工具之所以能在文明世界内得到均匀的传播，原因就在于，传送速度虽然缓慢，工具的革新也是罕为发生的。这种革新出现的间隔时间很长，足以使每一种新的工具在下一种出现之前就传遍整个文明世界。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革命大约开始于7万到4万年前。它是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各种工具的改进不断加快。尽管在局部地区也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但在这段时间内，速度不断加快是技术史上的主流。

    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这段时期，传播的速度和革新的速度相互颠倒了一下。一种工具还没有传遍整个文明中心，新的工具又发明出来。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整齐划一便成为旧石器时代时期的特征。在后来的时代中，这种整齐划一则变成了异彩纷呈。新的发明还没有从它的发源地传到文明世界最遥远的地方，就在某一地区被另一个新发明所取代。直到15世纪之前，传播的速度赶超不上发明的速度。到15世纪，西欧民族发明了一种新型帆船，可以在海上连续航行几个月，直抵任何地方的海岸，并能环航整个地球，文明世界的交通水平突然地提高了。

    在最近500年中，工具发明和传播的速度比前200万年大大加快。但近代与旧石器时代早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发明的速度赶不上传播的步伐。在技术方面，结果都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高度一致性。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从亚洲东北部抵达北美洲西北部，并从那里一直分布到南美洲南端。旧石器时代晚期定居在美洲的居民与亚洲失去了联系。也许居住在太平洋沿岸今天的俄勒冈、华盛顿、英属哥伦比亚地区的人除外。在从亚洲东北部向美洲进行殖民与从欧亚大陆的欧洲半岛向该地进行第二次殖民之间相隔大约2万年。在这段时间内，美洲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是独立的，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与同时代亚洲及欧洲历史的发展不尽一致。此外，自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结束以来，对于旧大陆历史各阶段的传统的称谓和断代，在某种程度上是很不恰当的。

    例如，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仅以把石器打凿成薄片这种技术的进步而著称。这一时期至少还出现了三种开创性的发明：狗的驯化、弓箭、绘制和仿造人类和动物的形体。狗原是人类的对手，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手们将它驯养为人类的忠实奴仆，这一功绩使人类第一次取得了让动物服务于人类的成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利用一种无生命的自然力，即木料的弹性发明了弓箭，通过拉开弓弦增强肌肉的力量，使射出去的东西比徒手投掷得更远。至于绘画和仿造人兽图形，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视觉艺术作品。法国和西班牙岩洞壁画的作者们利用了洞壁表面的凹凸不平，他们画的一些动物图形呈现出浅浮雕的形式。在铁门地区多瑙河右岸的莱潘斯基－维尔，另外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家更进一步地雕出了纯粹三维的雕像。岩洞绘画可能具有宗教的，至少是神秘的目的。莱潘斯基－维尔的礼拜中心肯定是一处圣殿。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是采集食物者和狩猎者活动范围的自然边界。可以推测，尽管人类在发明农业以前为了谋生不得不时时迁移，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共同体已经有了某些固定的地点。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来到这里，可能是在这里举行公共典礼。也许这些常设的礼拜中心就是常设居民点的前身。

    “旧石器”就是这样一种描述所谓”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活动和成就的不恰当的称呼。更不必说，那个始于最近一次冰河消融开始以后，即大约1．2万或1万年前的时代，被不恰当地称为”新石器”时代。的确，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技术发明，是发明了磨制工具并使之成型的方法。这不仅使工具的形状更符合要求，也使制造工具的人们扩大了原料范围。但是，新石器时代划时代的成就不是磨制工具的艺术，而是使许多动植物得到驯化。而且，新石器时代还发明了纺织和制陶，它们为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明同样伟大。

    农业和畜牧业无疑是人类迄今最重要的发明。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尽管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它们被商业和制造业夺去了光彩，但它们一直是人类生活的经济基础。回顾起来，可以把农业和畜牧业看作是使人类技术力量的发展与保护生物圈的福利相谐调的巧妙手段，这种福利是人类和所有物种获得生存的条件。就人类使某些动植物得到驯化来讲，他用人类的选择取代了自然的选择，他为自己的具体目的进行选择，使生物圈日渐枯竭，而使人类日渐富足。人类的谷物、果园、牛群和羊群，取代了许多对人类无用或有害的物种，人类将它们称作”杂草”和”害虫”，一旦有了剪除它们的能力，就将它们加以灭绝。同时，人类要保证他们所驯养的动植物能够生存。他学会了每年将他们的收获物留出一部分，作为下一年的种子，留下每年的羊羔牛犊，补充自己的畜群。而且，他们通过择优繁殖，改变了某些被驯化的物种，这比它们的自然改变来得更快，也更彻底。

    制陶的发明，使文化的差异有了一种看得见的记录。陶器形制和装饰的变化几乎象时装一样快。而且陶器碎片是无法毁灭的，不象旧衣裳那样容易腐烂，后者只有在干燥的沙土或不透气的泥炭沼泽中才能保存下来。因此，在发明制陶到发明文字之间的整个时期，人类住地遗址中逐层分布的陶器碎片是一种最可靠的记时器。对于不同文化的地理分布，它也是一种最可靠的勘测器，还可以指示出不同文化通过工艺的传播、移民和征服而进行的混合与熔化。在旧大陆，在美洲，不同风格的陶器，是理解前文明时期地区文化发展和变异的线索。文明出现以后，在那些尚未发明文字，或不再使用已发明的某种文字、而这种文字尚未得到释读的地方，也同样如此。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多数地区，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取代了旧石器晚期文化。（人们已经注意到，在美洲大陆，来自东北亚的移民创造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沿着自己的路线获得了发展。）在旧大陆，西南亚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通过”铜石井用”阶段的过渡逐渐发展为红铜时代文化。”铜石井用”意味着在这个阶段同时把铜和石块当作制造工具的原料。实际上，在相继使用红铜、青铜和铁制造武器以及装饰品后很久，人们还一直用石头制作某些最常见的工具。因此，以制作工具的不同材料命名的各种时代，在年代上其实是互相重叠的。实际上，不同地区在不同年代内，当铁取代石头，成为制作农具和非陶制家用器具的时候，新石器时代并没有真正结束。

    在把野生动植物驯化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同时，人类发明了冶金术。这是人类技术实践的杰作。冶金术是一连串发现的最后产物，其中的联系并不那么明显。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富于智慧的创造性努力的结果。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首先注意到，文明中心陆地表面上有大量较纯的金属。他们起初认为这些金属就是石头，结果发现它们具有普通石头所没有的韧性。随后发现，如果把它们加热，它们会暂时变得柔软，加热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液化。因此，人们找到了一种原料，它象粘土一样，比石头更易成形。接下去就发现，不但能够找到较纯的金属，还可以在矿石中找到金属的成份，给含有色金属的矿石加热到一定程度，使其金属成份发生液化，潜藏的金属就会从矿渣中分离出来。最后一步就是发现，最丰富的矿石埋在地下。人类就这样发明了采矿技术。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冶金术至今已有将近6000年的历史。在秘鲁大约已有2800年的历史。它对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人类与他们唯一的栖身之地生物圈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冶金术提高了人类物质生活的标准，但冶金技术的社会价值在于它带来了劳动的分工，在环境方面的代价则是逐渐消耗了一种稀少的不可再生的原料。

    锻工和矿工是最早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把全部劳动时间用于自己的行业，而不再象旧石器时代的猎手或新石器时代的牧人那样从事一切行当。结果在技术上出现了劳动分工。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是不同劳动产品的相互交换，而这又带来了一种道德问题–这种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也许永远不会得到解决。那么，根据何种原则将社会总产品分配给各个生产者阶层呢？总产品是所有的社会成员劳动协作的产物，而他们各自的贡献却有不同的作用和价值。能够将这些明显的不同体现在产品分配中，使每一方都认为公平吗？能否尝试创造一种公平的分配？谁强大，谁就占有最大份额，这是否正确呢？如果不正确，它是否不可避免？

    冶金的发明为阶级分化和阶级冲突埋下了种子。”史密斯”这个曾经独具特色的姓氏就表明，在一个”铜石并用”时代的村庄里，人们把锻工看做是与其他村民不同的人，多数村民还没有参与专业分工。的确，旧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技术分工的萌芽。那时的人类懂得，不同的燧石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具有不同的价值。他甚至懂得开采最有用的燧石。但在发明冶金术之前，不可能有人专门从事某种行业，完全以交换为生，而无需直接参加为自己生产食物的村社基本劳动。

    冶金技术的发明所带来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对不可再生的稀有原料的使用。农民可以保证他的粮食和牲畜得到补充，因为这些都是动植物。如果不使大自然遭到破坏，生命自然会得到再生产。为保证驯化动植物的延续，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深谋远虑和自我约束。农民必须把他的收获物留出足够的部分，以便明年播种；必须留出足够的幼畜，以维持其畜群的数量。他必须有所节制，不去过份剥夺大地母亲。他还必须抵制诱惑，不去过量耕种，过量放牧，以免耗尽大地母亲的力量。

    如果农民能够如此深谋远虑、自我约束，大自然对农民来说将永远是富饶的。事实上，只要生物圈还适于人类生存，农业和畜牧业一旦发明就将永远发展下去。相比之下，冶金的历史，则是一部不断勘探新的矿产资源，以取代那些已被发现、并且已被用尽的资源的历史。金属是无生命的，人类所用去的部分，不能通过金属自身的再生产得到补充。煤炭等有机物的衍生矿物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榨取已达到如此的程度，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资源都将被用得一干二净。

    在农业和畜牧业中，人类的技术力量与大自然的生产能力是平衡的。冶金术发明后，人类的技术能力开始对大自然提出更多的要求，在生物圈仍然作为生命栖身之地的整个时期内，大自然会无力满足这些要求。如果从未来20亿年人类生命的前程出发考虑过去1万年的人类历史，人们也许会觉得，如果人类没有发明冶金术，如果人类在达到新石器时代的技术水准后没有取得更高的技术成就，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会更好些。如果人类在学会使用金属以前，制造工具的技术没有继续向前发展，那么，现在人口的数量和物质财富无疑要比现在的实际数量少得多。另一方面，人类的生存将更加安全，因为那样我们就不会面临把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殆尽的危险。的确，坚硬的石头与金属一样是不可再生的，因为它是无生命物质，不能自我恢复。另一方面，它又比任何最常见的金属都丰富，似乎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我们的后代避免灭绝的唯一道路是重新回到使用金属以前的水平，那么，如果我们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停留在这个水平，他们的困难和痛苦将会比我们的后代少得多。

    在文明中心内，农业、畜牧业和冶金术最先发明于何处？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最先”二字，因为人们从来不能肯定某一项发明是在某时某地单独出现的。当然，一项发明在某时某地出现后，到处都可以采用。还有间接传播的形式，即所谓”刺激扩散”。看到或听到外地的发明，会激发人们以自己的形式创造一种同样的东西，而不是直接采用外地的发明。但同样一种发明也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分别出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发明是人性的产物，而人性的某些具体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的特点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具有这些特点，只是每个人显示这种共同特点的方式不同而已。每一项发明的历史，都可能具有上述三种可能性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确认，在某时某地出现的某种发明是一项独立的创造，是对某种刺激的反应，还是仅仅采用了已经存在的东西。

    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的猜测可以带有几分自信：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农业、畜牧业、冶金术以及开采和搬运巨石的技术，都是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水陆运输中心地区–西南亚首次发明的。我们甚至能够准确地划定这一地区的范围。它不包括除半岛南角以外的阿拉伯半岛。在农业和畜牧业发明的时候，阿拉伯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其北部边缘即今天的叙利亚沙漠过于干旱贫瘠，无法提供驯化动植物所需要的环境。阿拉伯半岛只有南部的也门一角，由于风雨的浸润而十分肥沃。这一角落由于其他地区的干燥气候而与世隔绝，直到发明了航海船只、接着又驯化了阿拉伯骆驼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西南亚农牧业和冶金术的故乡也不包括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下游冲积谷地。在人类居住于此，耕作于此，将积水排干，使农田得到灌溉以前，这个地方不是人类和人类驯化的动植物的栖身之处。这是一个芦苇丛生、河流交错的迷宫。幼发拉底河下游地区现在已经再次变成了沼泽。另一方面，最初发明农牧业和冶金术的地区除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外，至少还包括小亚细亚南部、伊朗西部和土库曼地区。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驯化了一些谷类作物和牲畜。可能这里以前就有野生状态下的这类动植物。可能是来自西南亚的移民，也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将这些得到驯化的动植物传到别处。这些土著居民采用了西南亚的发明，并由此促成了由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并最终到铜石并用时代、红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生活方式的文化转变。

    在本书写作的时候，新石器时代的地层只是在西南亚和埃及的几处遗址得到发掘。正是在这些地区最早出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生活。随着勘查的继续，对新石器生活的了解还会发生变化。一次次的勘查和发现已经使我们对它的了解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是，某些问题已经弄清楚了。这些已经探明的居民点是在大约公元前1万年（对杰里科前陶器时代居民点的估计年代）到公元前第五千纪之间出现的。除杰里科外，其他居民点出现小的年代是在公元前第七千纪或第六千纪早期。我们还了解到，从采集狩猎到农牧业的转变发生在有泉水流灌的绿洲，或是从山上流到山下的小溪冲积而成的肥沃的泛滥平原上。所有这种可以成为农田的地方都依靠自然灌溉。但这些遗址的高度和气候却有很大不同。杰里科地处低于海平面高度的谷地，具有热带气候；而位于小亚细亚高原的加泰土丘和位于伊朗高原的特佩塞尔科则每年都有一段白雪覆盖的时期。

    在泛滥平原和泉水流灌的绿洲上，耕作带来的土壤消耗得到大自然的补充。大自然堆积淤泥，恢复地力。这种自然过程使杰里科和大马士革所在的姑塔绿洲一直都很肥沃。然而，大自然的这种恩惠并不常有。发明农业的西南亚地区大部分处于少雨地带。西南亚的一些早期农业村社只能依靠仅有的雨水供水。雨水不能带来淤泥，因而仅靠雨水浇灌，农业收成很快就下降了。如果失望的农民知道，在不远的地方，还有未被开垦的土地可以安身，他们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力耗尽的土地当作一座采空的矿山。甚至在近代，从西欧移居北美的农民也是不断西进，旧大陆的俄国农民则不断向东开拓，其实他们的祖先早已掌握了不靠自然力量恢复地力的技术。这种技术只能是逐渐被发现的。在林地通过人工施肥开发定居农业的第一个步骤，是焚烧为种植谷物而砍倒的树木。具有肥力的草木灰使农民从清除出来的空地上获得一季或两季的收成。如果这些树木有足够的时间再次覆盖这块空地，这个过程就会一再重复。通过这种”刀耕火种”技术，一块土地可能每隔10年就重新耕种一次，如果耕作者有10块土地轮流耕种，他就能在有限的周期内全部耕作一次。最终解决从农业中谋取生计而无需时时迁居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向休耕土地施以牲畜粪便，而不用等待重新长出的树木提供新的草水灰。但是，在发现这种方法以前，农民们不得不时时移向文明中心中尚未开发的地区，就象探矿人一直到今天还不得不做的那样。

    同时，农牧业通过移民或重新耕作，从其最早的故乡西南亚逐渐分布到旧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人们已经掌握了纺织和制陶技术，随后又发明了冶金技术和开采拖运巨石的技术。我们会在旧大陆发现各种各样的地区文明，它们于不同的时代，在共同的新石器基础上兴起，又在不同的时代，从西南亚发源地向远处延伸。这是前文明时期文化的最后形式，但它们的这种扩张既不彻底，也不一致。

    例如，澳大利亚有一块前新石器时代靠采集食物为生的智人的保留地。他们成功地越过了大陆和澳洲动植物各种门类之间地理分界线。这些最早在澳洲定居的人和他们的狗是最早到达澳洲的非有袋目哺乳动物。他们的业绩是任何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所无法比拟的。直到公元18世纪近代西欧人”发现”澳洲之前，他们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这块与世隔绝的领地。新石器时代的航海者成功地占据了波利尼西亚群岛，但直到他们遭到近代西欧民族世界扩张的侵袭以前6个世纪，他们才占领了面积最大的新西兰。

    在从西南亚发源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新石器时代的生活方式已表现出种种差异。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在形制和装饰上具有地区性的差异，而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前面已经指出，陶器碎片是直观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标志。新石器时代不同地区的陶器风格可能大都是当地人的创造，但人们要问的是，为什么黎凡特的灵感竟会在矗立于欧洲大陆地中海西部海岸和大西洋沿岸及近海岛屿的巨石纪念碑上体现出来。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到丹麦，从马尔他到英国的圆形石林都有这样的纪念碑。

    与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欧洲的巨石纪念碑似乎比后来人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建筑都要古老。它们的建造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当时西欧正在走出新石器时代，经过铜石并用时代进入红铜和青铜时代。尽管这些建筑者是没有文化的，但这些建筑本身及有关的视觉艺术作品却无声地表明，这些石碑是为进行祖先崇拜和对一位母亲女神的崇拜而建的，在黎凡特也有这样一位母亲女神。西欧巨石与黎凡特的关系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在西欧，巨石宗教与技术是从西班牙和葡萄牙南部顺着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延伸的。这就是说，它们处在欧洲最西部，距埃及和爱琴海最远的地方。在黎凡特，有些建筑比那些与它们很相象的西欧建筑的年代要晚些，而不是更早。西班牙南部地中海沿岸洛斯米来尔斯的蜂巢形古墓比迈锡尼的同类古墓早2000年；尽管圆形石林比埃及第四王朝诸法老的金字塔晚将近1000年，规模较小的洛斯米来尔斯砖石古墓却可能比萨卡拉的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的金字塔早好几个世纪。

    前文明时期文化最后阶段的差异甚至还表现在驯化动植物的原始技艺方面。葡萄、橄榄、无花果、李子、樱桃、桃、苹果、梨以及牛、山羊和绵羊，可能都产于西南亚，并在新石器时代得到驯化。但稻米、块根植物、柠檬和香蕉，以及驼牛、象和骆驼这些阿拉伯和中亚动植物，是在西南亚以外的地区得到驯化的。就我们所知，这些驯化之功可能都是完全独立地完成的，甚至不是通过西南亚的刺激扩散激起的。椰枣树可能是在闷热的苏美尔和埃及得到开发后被驯化的。文字记载的最早驯化阿拉伯骆驼的年代是公元前2000年代后半期。如果先知琐罗亚斯德名字的含义的确是指”拥有金骆驼”，我们所知道的驯化中亚骆驼的最早年代不早于公元前600年。

    至于美洲，来自亚洲的移民带来的唯一驯化动物是狗，他们在美洲驯化的仅有的几种动物是美洲驼、羊驼、豚鼠和蜜蜂。另一方面，产于美洲的植物得到驯化的数量与旧大陆驯化植物的数量相差无几。在近代西欧人到达美洲以前，美洲与旧大陆几乎没有一种相同的驯化植物。

    这似乎意味着美洲独立地发明了农业。如果我们得出这一结论，我们还能推测，秘鲁发明青铜（即红铜与锡的合金）也没有汲取任何从旧大陆得到的灵感。人们至今还在激烈地争论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是不是独立创造的。学者们可能很少否认美洲文明的某些成份起源于旧大陆，但多数意见似乎认为，旧大陆的成份只占很少的部分。从实质上讲，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明是由旧石器时代晚期移民的后裔在当地独立创造的。

    旧大陆最古老的文明的黎明期，大约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这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美洲文化可能已经迈出了驯化玉米的第一步。玉米后来成为他们的主要粮食作物，美洲文化也发展为一种与旧大陆不相上下的文明。在中美洲，在墨西哥高地普韦布洛附近考克斯卡特兰洞穴的一片大约公元前4000年的淤泥中发现过一些玉米棒，它们可能是野生玉米，但也可能是经过初步驯育的，这是走向驯化的第一步。在新墨西哥的蝙蝠洞一片大约公元前250O年的淤泥中发现的玉米棒，驯化的痕迹就更加明显了。这样，中美洲农业的黎明朝显然与旧大陆文明的黎明期同时，而比西南亚的旧大陆农业黎明期晚至少4000年。

    旧大陆的文化和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文化沿着各自的路线向前发展。在旧大陆范围内，文明的黎明开创了一个地区差异不断增长的时代。在西欧人对海洋的征服将潮流推回到全球一致的状态，也推到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可能形成的全球统一的状态之前，大约已经过去了4500年。在本书写作的时候，在这段时间取得优势的决定力量正在进行一场坚强的后卫战，现在还难以预测，这场走向全球统一的运动是否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已经可以看到，现在人类生存的无情条件，就是整个文明的统一。它不仅是技术水准的统一，也是人类各种生活水平的统一。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在前面一章，我们已经注意到，耕作农业的发明带来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寻找到一个一旦土地耕作者冲破零星分布在西南亚小块绿洲的限制，使得以定居下来的办法。这些绿洲上的居民是在自然灌溉的条件下完成了从采集食物向生产食物的转变。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更为广袤、浩瀚的地区，农民本来只能靠自然降雨灌溉庄稼，如今这里发生了分阶段的、渐进的变化。可耕地的地力一旦耗尽，永远被抛弃的流浪式农业便开始由轮作式农业所取代。在轮作式农业中，当一块土地经过”刀耕火种”的方法暂时获得肥力得到耕种之后，到再度被种上庄稼之前，必须经过一段休耕期，待地里重新长出了足够的野生树木，以便使这块被一度弃置的土地再度获得肥力之后，重新进行耕作。

    在雨量充沛的地区，只是在经历了许多代人、也许是许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学会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定居于一块土地上，这块土地足够一个农民家庭耕作，并使其足以为生。这样，人们就可以把房屋连同土地一起留给后代。以后，这种被固着于一块可耕地上的状态，就成为各种社会中的地役权的标志，在这些社会中，人们原本是可以对多种经济机会进行选择的。不过，从根本上说，人们经过长期努力才达到了一定的技术水平，因此，定居下来的农民被固着在土地上，也可算作对这一努力的社会性报答，这种报答，毕竟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

    一些–或许是大多数–来自西南亚绿洲的移民早在学会不依赖于自然灌溉，安享定居生活之前，就已远远地离开了文明中心雨量充足的地区、散居各地。尽管如此十分靠近西南亚绿洲农业摇篮的地区，有一片十分广阔的土地。在这里，人们一旦利用人工排灌系统征服、开发这一地区，拓荒者们将会从这里得到比他们的祖祖辈辈从其所居住的绿洲中得到更多的收获。这块充满希望的土地位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的丛林沼泽地带，肥沃的冲积层土地与肥力充足的水源在这里奇妙地混为一体，具有巨大的农业潜力。

    征服这片丛林沼泽地，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成就，更为重要的，它是个社会性成就。当然，人类的一切技术成就都是社会成就。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我们的类人猿祖先不是社会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存活下来并进化成人，而人类社会的局限性显然一直是其无限的技术能力的桎梏。哪怕是制造并运用最简单的工具，社会性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住在西南亚小块绿洲上的农耕者们大概已经找到了办法，人为地改善了大自然赐予的灌溉条件。为了开发两河流域送给人们的厚礼–冲积层土壤，人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运用已经学会的人工灌溉技术，因而需要远远多于以往任何合作性事业的人的合作。与以往相比，这种合作的范围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仅仅是规模的不同，合作的性质也不同。因此，这是一场社会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

    肯定有那么一些领袖人物参与了人类征服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策划活动。这些领袖人物想象力丰富，远见卓识，并且能够自觉地工作，尽管这种最终收益极大的工作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领袖们不能劝导大批同胞去追求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宏伟规划只能是南柯一梦，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讲，奋斗的口标是不可思议的。群众必须信任他们的领袖，这种信任的基础必须是对神祗的信奉，因为对领袖人物及其追随者来说，神祗的力量和智慧才是现实存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新工具–书面语言使应运而生。在进行组织工作的过程中，领袖们需要这种新工具。因为需要开发的水源与土地面积之广大，参与人员之众多，仅凭记忆中的口头协议和指令，而不把它们记录下来，是很难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的。发明苏美尔文字是创造性天才的杰作。不过，这个迄今为止人们已知最早的文字系统既复杂又粗陋，十分古奥而难于识读。它为全社会的需要服务，同时又保证了识文断字的领袖们对目不识丁的群众保持其支配地位。

    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冲积盆地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最先创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类型：地区文明。之所以把这一功绩归于苏美尔人，是因为处于文字演化这一阶段的苏美尔文书表达的语言已为我们所识读。但是，我们无法确认，是否苏美尔人就是最早的文字发明者，也无法确认是否他们就是最早把丛林沼泽变成良田的拓荒者。征服丛林沼泽地带的苏美尔人不可能是土著人，因为这片荒原在被开发之前，根本不适于人类居住。一些最早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乌尔、乌鲁克、埃利都，都位于这片泽国的西南边缘，与阿拉伯毗邻。不过，苏美尔人似乎不太可能来自阿拉伯，他们的语言与闪米特语毫无共同之处，而从阿拉伯接连不断涌入毗邻的亚非地区的大量移民虽都讲闪米特语。

    苏美尔文明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地区文明，它也是唯一的这样一种文明，即直接起源于一个或几个前文明社会，而不是任何一个已经存在的并与之类型相同的社会的翻版，甚至没有受到过哪怕任何一点启迪。（中美洲文明也许同样直接源于其前文明祖先，不过，中美洲文明的源起至今仍存在着争议。）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苏美尔文明至少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从象形文字（即人、物、事件、行为的视觉形象）中创造了书写文字。更富于创造性的是发明了表意符号（这种约定俗成的符号并不一定面面俱到，甚至并不完整。但是，对苏美尔社会识字阶层的所有成员来讲，它们却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在最后一个阶段发明了音素（即表达口语中使用的语音的协同符号）。苏美尔人从未转而完全采用音素，他们的文字是模棱两可的、随意性很强的音素与表意文字的混合体。表意文字有个不可避免的缺点，即数量庞大。但是，与音素相比，它们的优点在于可以永远地把一种意思与一种符号连在一起，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口语语音的演变过程中，一个语音和一种符号之间却会丧失它们最初的协同关系。不过，音素与表意文字相比所具有的优点是，它们的数量有限。人类所能发出的音素数量是有限的。事实上，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只能从其潜在的语音库存中选择出一部分音素。

    在我们已知的有图画和文字记录的最初阶段，苏美尔文明表现出了与同类型社会中其他成员所共有的特征，它只是其中最古老的标本。

    在开发冲积盆地使之适于农耕的同时，在旧大陆的文明中心，苏美尔人的社会第一个生产出了剩余产品，即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每年生存所需的最低需求量。但是，这个剩余产品并未在所有社会劳动者之间平均分配，尽管他们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为社会生产活动作出过贡献。如果平均分配剩余产品，每人所得的份额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与生存所需的总量相比，这个剩余量微乎其微。尽管如此，剩余产品的生产毕竟是个革命性的起点。实际上，剩余产品被留下，为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所占有，他们的时间、精力均未用于粮食生产，而这却是大多数人终生从事的劳动。将剩余产品分配给少数人是阶级分化的经济基础。尽管这是统治阶级享受特权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如果群众不相信统治阶级是为了全社会服务而赢得这一特权时，这种特权使会为群众所痛恨，而不会得到他们的宽容。统治阶级提供的服务是货真价实的。如果社会想在人为创造的、造福于大家的环境中生存，这种服务的确必不可少。冲积盆地的开发和征服已创造了这一良好的生存环境。总而言之，少数统治者在经济上占有了冲积盆地的农业剩余产品，他们不仅为公众提供服务，也在享受奢侈的私生活之中打发由此获得的闲暇时光。

    统治者为公众服务的头等任务就是管理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整个社区。与它相比，不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体系的复杂程度上，都令新石器时代的祖先们相形见绌。与新石器时代的土地耕作者相反，苏美尔农民并不负责组织耕种工作。全社区生存的必要条件是维护好灌溉系统。因此，保证堤坝、水渠完好无损的公共摇徭与耕作农田一样，已成为农民的一部分义务。农民的所有行动必须在公共权威的指导下进行，因为在特殊季节分配特定量的灌溉用水是个生死悠关的问题，必须由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权威来裁决。

    我们已经注意到，统治者在人间的权力受到超自然力量的赞许。对于在冲积盆地上劳作、生活的人们来说，管理灌溉系统是统治者头等重要的公共功能。除此之外，统治者还是社区与神祗之间的中间人。虽然一个城邦人口众多，而且分化成不同阶级，但是，对神祗的力量与智慧的共同信仰是推动苏美尔城邦国家全体民众协调行动的精神力量。统治者还把部分财富和闲暇用于个人享受，例如由仆人侍奉，赏玩工艺品等等。随着金属工具的出现，金属工艺品也不断地问世，而农民耕地用的石制工具大多数却仍是自造的。

    靠多数人生产出的农业剩余产品供养的、在人口中占少数的人们集中于城市之中，是苏美尔文明的另一个新特点。或许这些城市一开始只是举行仪式的祭祀中心。全社区的人定期在这里集中，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与大家密切相关的公益性工程的组织工作。一开始，这类祭祀中心或许只有少数长期住户，随着少数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增加。特别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祭司与世俗管理人员的分工（最初二者之间并没有分工）之后，这些人加上他们的文书抄写员、仆人、工匠都居住在祭坛四周的房舍里，祭祀中心就逐渐发展成为城市。

    阶级分化是第一个社会性的恶果。也是人们为苏美尔文明的诞生付出的代价。城市乡村在地理位置上的隔离更加速了阶级分化的过程。苏美尔文明第二个与之俱来的恶果就是战争。产生这两个恶果的先决条件是剩余产品的生产。在一个社区中，每一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能用于工作的时间都要用于生产粮食，他们没有余暇来做哪怕是兼职的行政人员、祭司、工匠或士兵。

    苏美尔人建立的这个新社会类型最基本的特征究竟是什么？剩余产品、阶级分化、文字、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这些都是新的显著特征，不过，最关键的是神祗的性质与作用的转变。

    人们只能从视觉艺术中推断出已成为过去的史前社会的宗教：旧石器时代后期的洞穴壁画，例如在莱潘斯基–维尔洞穴中的立体人像，即一些新石器时比象征多产母亲的小雕像。我们只能通过它们来猜测与之相关的礼仪和神话。苏美尔人留下的文件则提供了有关苏美尔系数及其他方面生活的大量情况，因为用苏美尔语言文字写成的最早的文书已为人们识读。在这些文件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苏美尔众神的神殿。我们从中发现，这些神祗已经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苏美尔文明刚刚诞生之际，它的神祗仍然部分地代表着自然的力量。起初，这也许是神祗唯一的功用。然而，现在在这些神祗中，已经有一部分在扮演双重角色。他们之中的每一位都要代表某个特定的苏美尔城邦的人类的集体力量。苏美尔神祗的这种双重作用反映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场革命。最初，当苏美尔的神祗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之时，人类仍要对大自然俯首贴耳；当人类用集体力量征服。开发了冲积盆地，并在这里定居下来之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力量天平倒向了人类一边。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人已经证明他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加于自然王国的一隅，而在过去，人们似乎根本不可能征服这种地方。在继续崇拜过去被看作是全能的非人力量的同时，人们对自己的集体力量也开始顶礼膜拜，并以此表明他们承认了自己的这个振奋人心的胜利。征服冲积盆地的苏美尔人，把其祖先的神祗变成了人类主权国家的神圣保护者或神圣服务者，并记录下了这种命运的变迁。作为自然力量的代表，苏美尔的神祗仍然是整个苏美尔社会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各个城邦的代表，他们则分别体现了利益相互冲突的各个苏美尔社区的意志。这些神祗在政治上四分五裂，而不再是混然一体的了。在现存最早的苏美尔文书中已记载了这种神祗的新功用，这对苏美尔文明的前途来讲，是个不祥之兆。如果人们不但利用强大的集体力量去征服、开发非人类的自然，而且将其用于组织严密、装备精良的各地人类精壮力量之间自相残杀的战争，那么人类战胜自然的成果便会毁于一旦。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在对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丛林沼泽进行排灌的过程中，苏美尔人有一系列新的发明，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地区文明。以同一标准判断，我们可以认为，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在开发尼罗河下游河谷及三角洲的丛林沼泽的过程中，创立了第二个最古老的地区文明。

    埃及人同样也生产出了多于其基本生存需求量的剩余农产品。如同在苏美尔一样，在埃及，伴随这一经济成就而来的是阶级分化、文字的出现、不朽的建筑、城市定居点、战争以及在宗教领域出现的关键性变化。不过，与苏美尔人不同的是，法老时代的埃及人并不是孤立无援地进入这个新时代的。虽然他们的文明也是建立在其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祖先为之奠定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一个与他们正在建立的社会同属一种类型，而且已经先于其存在的社会楷模的启发。当今的埃及学者一致认为，在法老埃及文明的诞生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美尔的影响。比如，在刻有楔型文字的圆柱型陶器上加盖封印；砖砌的凹进式建筑；一股由苏美尔人造的船只；大量的工艺花纹，以及以表意字为主、合素为辅（而不是取而代之）的文字构成。所有这些事物上都有其影响。

    这种文字的形式相当特殊。尽管有证据表明，在埃及文字的形成时期，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其他许多领域都产生了影响，但它并非是同一种文字结构独自在埃及的翻版。此外，考古学证明，埃及文字是突然出现的，而不是象苏美尔文字那样，是从祖先的象形文字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埃及文字的苏美尔式结构，加上它出现的突然性，恰恰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苏美尔的影响只是促进法老埃及文明诞生的因素之一。

    我们不知道苏美尔的影响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尼罗河下游河谷地区的。在上埃及已经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是，我们关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大部分考古学遗存却也是在上埃及，而不是在三角洲地区发现的。因为上埃及的气候更适于保存人类的作品，三角洲地区的气候、地理条件则对此不利，虽然整个三角洲地区降雨量稀少（其极西北地区除外），但在这一纬度上，空气仍不如上埃及干燥。此外，在三角洲地区，法者时代的遗迹都被掩埋在深不可测的冲积层之下；在冲积层之上，也就是在法老时代绝大多数的城镇遗址的上面，又建起了许多现代的城镇。出于这些原因，三角洲一直未给我们提供法老埃及时代的历史证据。不过，这里倒为我们提供了埃及史前时代的证据。俯瞰着冲积盆地的上埃及高原上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与它遥遥相望，位于三角洲西部高原上的迈里姆德，也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这里望去，三角洲上部地区尽收眼底。

    有证据表明，在上埃及，过去居住在尼罗河河谷两侧高地上的居民曾顺流而下，进入冲积盆地，并且开始着手开发它。但是，在同一阶段，考古学关于三角洲方面的记录却开始出现空白。由于对这一时期的三角洲缺少相应的资料（无论其确凿与否），使我们的推测工作很难设想出法者埃及地区文明诞生的前提。现存的上埃及考古记录与渐进发展的苏美尔文明相比，给人们留卞了埃及文明的诞生似乎是个突发性事件的印象。这一印象是否仅仅是个虚幻？一旦我们在三角洲地区发现作为法老埃及文明繁荣之前奏的考古证据，是否就能打消这种虚幻？或者如果在这一地区的考古发掘能证明三角洲与上埃及不同，当它从政治上与上埃及合并时，仍是大片尚未开垦的丛林沼泽地，我们现在的印象是否会因此得到肯定？

    如果上述两种可能性之中的第二种符合事实，那么，在苏美尔文明的影响传入埃及时，在苏埃陆路交通中，三角洲也许是个障碍，并且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美尔文明对埃及发生影响的时间并不长，当埃及从政治上统一之后，苏美尔的影响几乎立刻就消失了。如果开发三角洲的工作完全是在古王国时期完成的，那么，苏美尔的影响便不可能取道三角洲从陆路到达上埃及。也许它直接取道海上，在这种情况下，苏美尔的海船多半曾抵达过上埃及在红海之滨的口岸，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埃苏双方的水手在某个中途口岸相遇，也许是也门或索马里的香料出口口岸，或者是被苏美尔人称作马甘的地点不详的某铜矿出口口岸。我们知道，在铁路时代之前，长途海上旅行比起路程相对短得多的陆路旅行来，反而更快、更方便。

    不过，考古学在三角洲方面的空白也给另一种推测留下了余地，它同样具有合理性，也同样无法证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在法老埃及文明诞生之时，起主导作用的是三角洲，而不是上埃及。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一幅图画：在公元前第四千纪末叶，三角洲已与同时代的苏美尔达到同一发展水平，人们已征服了一部分冲积盆地，那里已出现了新生的城市。根据这一假设，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很可能是在到达上埃及之前先到达三角洲，然后，它不是在海上绕航阿拉伯，而是取道叙利亚从陆路抵达上埃及。

    无论如何，苏美尔对新生的法老埃及文明产生的作用，不仅转瞬即逝，而且仅仅只是影响而已。在埃及广为传播的并非是现成的、原装的苏美尔文明。例如，埃及文字虽然结构源于苏莱尔，但其风格显然是埃及自身的，而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绝不是苏美尔文字的仿制品。在埃及的视觉艺术领域，埃及人迥然不同于苏美尔人，他们并不善用泥砖作为修建纪念碑的原料，他们把纪念碑从泥砖建筑变成了石头建筑，他们的古典纪念碑是用大方石料造就的。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在这方面，埃及人从未受惠于苏美尔人或任何其他外人。仅从规模上看，苏美尔人的砖制砂石碑就无法与埃及人的金字塔相匹敌。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

    在石头建筑方面，苏美尔人从未能竞争过埃及人，但是这并不表明苏美尔人在想象力以及技术水平上逊其一筹。这里只需简单提示一下，与后来尼罗河沼泽地区发生的相似的转变相比，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泽国变为文明的故园，是一件更伟大也更古老的业绩。征服上埃及要相对容易一些，在那里，只需要治理一条河流，河谷地区也狭窄得多。在尼罗河盆地的这一段，两岸的丛林沼泽地带都离悬崖峭壁不远，而那里早已是法老埃及的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先驱者的定居地。在埃及，只有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可以与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相提并论，但显然，三角洲是逐渐地被开发出来的。

    此外，对于包括三角洲在内的整个埃及来讲，建立并保存一种文明必不可少的原料是唾手可得的。那里有可以用于建筑及雕塑的储量丰富的优质石料，从来石场到河岸的距离非常近。如果取道水路，甚至连运送方尖碑也并非难事。苏伊士湾东岸附近的矿藏（如果那里确有铜矿的话），从海路上也很容易运到上埃及，只是途经克迪哈马特时有一段短短的陆路。如果西奈半岛出产的铜还不能完全满足埃及的需要，塞浦路斯岛的铜矿则完全可以满足了。对上埃及的统治者来说，当他们吞并了位于地中海之滨、拥有不少口岸的三角洲后，从海上到塞浦路斯和叙利亚简直易如反掌。埃及人能够并确实利用了从腓尼基港口比布鲁斯进口的来自黎巴嫩山的木材。埃及与比布鲁斯建立贸易伙伴关系的年代大约与埃及联合王国的建立属同期。这样，海路可以把木材和铜运到埃及的国门之下，而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又为埃及提供了一条贯穿全国的内河水路。作为一条河流，这条水路能同时进行上下行运输，因为埃及常年刮着北风，而尼罗河则是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这一点前文已有所提及。

    与上埃及相比，苏美尔在交通及获取原材料的机会方面都处于劣势。令人吃惊的是，以开发沼泽地为经济基础的最古老的文明没有出现在上埃及，却出现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苏美尔人表现出来的冒险精神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埃及人，而且在程度上也大大超过了后者。苏美尔人将他们的前途维系于开发唯一的原料–冲积盆地之上，从来到并开发这片土地之际，他们便将祖先留下的石料、铜矿、木材产地都远远地抛在了身后。在这片被他们驯服、聚居并开垦了的土地上，唯一的资本就是肥沃的土壤。苏美尔人用一个技术上的壮举显示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发现了如何经过烘焙将泥制农具变得几乎同金属一般坚硬锋利。不过，这一发明并不能完全排斥铜的作用，他们只好从远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的地区，甚至要从幼发拉底河和小亚细亚东部几条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地区采掘铜矿。小亚细亚东部的这几条河流均在黑海南岸汇入海洋。苏美尔人必须从阿马努斯山采伐所需木材。至于进口石料，这是苏美尔建筑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只能用当地泥土制成的砖来最大限度地表现他们的天才。的确曾进口了少量石料用于纪念性雕刻，不过，在苏美尔，雕刻家用的石头几乎是和黄金、白银同样昂贵的舶来品。

    苏美尔人不仅必须进口钢和木材，还必须为这些进口物资付出代价，即出口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谷物（这种商品运输起来相当庞大笨重）和纺织品。苏美尔最早的纺织品原料是羊毛。苏美尔的贸易当然比埃及的贸易活跃得多，其行程也长得多。建立殖民性的苏美尔人定居点为贸易活动提供了动力。在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阿斯－阿费尔和美索不达米亚（杰济拉）的布拉克山上，最古老的定居点属于苏美尔人而不是闪米特人。与溯河而上的陆路贸易扩张同时并进的是沿波斯湾而下，或许直达印度河三角洲乃至上埃及红海沿岸地区的海上贸易活动。不过，苏美尔人在运输业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向西北方向的陆路商业扩张。

    在阿马努斯山砍伐下来的木材被运到幼发拉底河西岸。在阿尔加纳－马登开采的铜矿石被运到底格里斯河上游（路途很近）之后，这些笨重的货物被放在木筏上，沿河顺流而下。商贾们则乘坐用柳条编成、蒙覆着皮革的小船。顺流而下的旅程既方便又快捷，因为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水流之湍急，甚至连尼罗河下游的水流也望尘莫及。不过，出于同一原因，苏美尔人不可能在这两条河上做逆水旅行或运输，这里无法与埃及相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没有四季不断的东南风，埃及常年的北风是大自然特殊的恩惠。前去开采铜矿、砍伐木材的苏美尔人必须在陆地上向西北方艰难地跋涉，随开采者而来的苏美尔商人同样要历尽艰险，把出口产品运过去，以交换铜和木材。

    在开发冲积盆地的年代，苏美尔人拥有的唯一负重牲畜就是驴，即被驯化了的野驴。如同用泥土制造农具一样，驯服这种行动最敏捷而又最胆怯的马科动物，也是一件丰功伟绩。苏美尔人既没有马，也没有骆驼。这两种负重牲畜都是后来由居住在大平原上的民族驯化的。

    因此，从经济水平上看，苏美尔人在如何建立一种文明的艺术方面，超过了他们的埃及学生。但另一方面，在政治水平上，埃及人则远远走在了苏美尔人前面。当苏美尔历史悲剧的第一场拉开帷幕时，我们看到，苏美尔社会在政治上分裂成了许多拥有主权的地方性城邦国家。苏美尔世界的政治分裂与其在经济、文化和地理上的大一统极不协调。苏美尔文明赖以存在的基础是有效地管理和控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下游的河水，只有在统一领导之下，这种管理才能取得充分的效益。在苏美尔历史上，必不可少的政治统一直到很晚才得以实现。不但在统一前经历了无数浩劫，而且统一也不是由苏美尔人自己实现的，统一是由毗邻的阿卡德人强加给他们的。

    此外，当法老埃及文明尚在黎明时分，上埃及与三角洲地区已经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上埃及为征服和吞并三角洲所进行的战争场面之残暴，在那尔迈调色板的浮雕上被一清二楚地表现出来。不过，埃及也以此为代价才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和平与秩序。这一硕果使长达3000多年的法老埃及历史受益匪浅。在这一期间，只在一些偶然的、相对短暂的”中间期”里，正常的统一与国内和平状态曾一度中断。

    上下埃及的政治统一显然是一个充满戏剧色彩的突发事件，我们对此之前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随之而来的有文字可考的年代里，法老埃及联合王国的两部分被划成几个行政区，各地区的居民有着浓厚的地方主义色彩。然而，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埃及政治统一之前，这里已经存在着象苏美尔城邦国家一样的地区性主权国家。在希腊译文中，表示这些领土单位的埃及文名词被译作”州”，而”省”只是这个希腊词汇的书面意思。埃及的”州”很有可能不仅不是指过去存在过的、阻止实现统一的障碍，而是象现在法国的行政区划一样，是一种人为建立的组织。实行这种区划的目的是取代并取消过去历史上存在过的领土单位，如果听任百姓把这种单位铭记在心，允许对它的感情藕断丝连，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便很可能会构成对政治统一的威胁。

    与苏美尔一样，埃及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也反映在其宗教历史之中。将两地区的历史在宗教范围内加以比较，可以把法老埃及社会看作与苏美尔社会同属一个社会类型，而法老埃及是其中的第二个标本。与此同时，埃及文明也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与苏美尔一样，在埃及，神祗代表了将人类掌握于股掌之中的自然力量，而且在埃及，对自然的崇拜也得到一种补充，即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在某种范围内，这种新宗教与苏尔美宗教有着同样的表达方式。在苏美尔和法老埃及，某些自然神都被用来既代表人的力量，又代表自然的力量。下述事实使其作用范围的扩大变得更加顺理成章：尽管自然神与大自然一样，是整个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它们仍然要与特殊的地域相连，而该地的地方性神坛便拥有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特权。甚至连埃及的太阳神拉–典型的宇宙之神，也在尼罗河东岸靠近三角洲顶端的赫利奥波利斯拥有一处地方居所。

    各种宗教都信奉的植物之神俄赛里斯的鹰子何露斯为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即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统治者所占有。这两个城市位于上埃及最南部。大约公元前3100年，即法老埃及文明历史发祥之时，内肯－内科布的统治者从政治上统一了埃及，他们是在何露斯的保护之下征服了三角洲的。这个奇特的历史事件赋予何露斯战争神话又一层历史意义，在这场战争中，何露斯打败他邪恶的叔父塞特。本来。这段神话只是象征着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过程，即植物每年的生生死死。其首先是指新石器时代人类栽培成功的谷物。在人类已从采集食物过渡到生产食物的经济阶段之后，每年收获谷物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植物之神俄赛里斯被他邪恶的兄弟塞特杀害后，塞特将兄长的尸体切成碎块，抛撒四方。可是，俄赛里斯忠贞的姐妹兼妻子伊希斯找到了这些碎块，将它们拼在一起。俄赛里斯复活了，并将王国交给了忠诚的儿子何露斯。在此之前，何露斯已经打败了凶手塞特，为父亲报了价。在三角洲并入上埃及之后，这段自然神话变成了纪念统一这一历史性事件的故事。崇拜塞特的中心正巧位于三角洲的东北角，位于与内肯－内科布遥遥相对的埃及领土上的另一端。因此，何露斯战胜塞特可以代表上埃及战胜下埃及以及随之而来的两个王国合二为一这一事件。

    埃及的政治统一开创了法老埃及的文明时代。在此后的3000年历史中，这一文明一直在埃及占统治地位。它史无前例地体现出人类的集体力量，对人类集体力量的崇拜也因之而具有了新的形式。统一埃及的人以及在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都被当成万能力量的化身来加以崇拜，因为这一力量本来集中于两顶王冠之上，现在，这两顶王冠却为法老一人所据有。”法老”一词是统一王国时期最后的国都孟菲斯王宫埃及名称的希伯来语译音。他是活生生的人间主宰。他与那些栩栩如生的木石偶像比肩而立，而那些更为古老的诸神只是虚假地活在人们的想象之中。

    那尔迈对上埃及和三角洲实行了最终的政治统一。无独有偶，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由卢伽尔扎吉西将苏美尔和阿卡德合二为一。不过，这个统一大业是在苏美尔文明经历了漫长的7个多世纪之后才完成的，而且，人们对它毫无热情。因为在连绵不断的、令人苦不堪言的国际无政状态之下，人们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心理状态之下接受这个统一现实的。不论是卢伽尔扎吉西，还是从他手中夺走了由他亲自统一起来的王国的萨尔贡都同样劳而无功，谁也没有把他们奉为神明。虽然他们的一些后继者，例如纳里姆辛（约公元前2291－前2255年在位）和舒尔吉（约公元前2095－前2048年在位）虽都敢于自奉为神，却都未能为人所尊崇。在苏美尔和阿卡德，活着的人间之神只是例外，而非定制。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

    （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苏芙尔文明这一命名确是恰如其份的，因为开发并定居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这一人类集体力量创立文明的成功范例，是由苏美尔人这一个民族的人民独立完成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如此，一来始在政治上，苏美尔人的集体力量就未从这个统治着由他们自己争得的整个冲积盆地的统一国家之中得到体现。拓荒任务是由许多互相分散的苏美尔人社区完成的，这些社区在政治上彼此独立，各自从不同的方位向荒原进攻。我们可以从苏美尔世界的政治结构上推断出这一点。苏美尔文书中最早的可识读的文件告诉我们，这种结构确实存在过。在苏美尔文明史的黎明时期，苏美尔是由许多地区性主权城邦国家拼合而成的。苏美尔世界的文化统一体并不等于政治统一体。

    在苏美尔文明史的头五六个世纪（约公元前3100－前2500年），各城邦国家相安无事地共存着，彼此之间似乎没有冲突。无疑，开发冲积盆地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很长的时间里，由各城邦国家奠基者开垦出的水浇地和利用水涝保持肥力的低平草地只是一块块绿洲，各城市的领地被一片片仍未开发的处女沼泽相隔绝。从总面积上看，这些处女地比绿洲面积的总和要大得多。在苏美尔文明史的这个最初阶段，由各社区支配的，围绕在各社区田野四周的处女地显得广袤无垠。因此，每个社区尚能在不与其他社区竞争的情况下，在各自的范围内管理水利，尽管与此同时，其他社区也在各自地域内进行着相同的工作。

    当地区性城邦国家的可耕地扩张，最终消灭了将它们隔绝的沼泽地，相互因此而成为唇齿相依的邻邦时，政治上的关键时期到来了。在苏美尔，这一人类以技术力量战胜大自然的成果时，却向人类提出了人际关系中的政治问题。苏美尔人并不象埃及人遇到同样的社会问题时那样，迅速地以大一统这种激进的权宜之计去回答社会提出的挑战。在苏美尔，当过去彼此孤立的政治拼板上的小单位开始相互接触时，它们并不象埃及那样，立即粘合成单一的、统一的王国。这些城邦国家在相互为邻之后，依然保持着本地区的独立和主权。

    在这个阶段，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生产率相当高，以至于其一部分产品可以作为苏美尔城邦国家统治集团成员奢华的生活资料，甚至包括其死后的花费。城邦国家乌尔第一王朝时期王室墓地的出土文物表明，君主拥有可以随他任意支配的技术工匠，他们为他的后妃制作精美的首饰，君主下葬时不仅要带上他的牛拉御辇，而且还要让大群男女佣人在他死后继续服侍他。在君主葬礼达到高潮时，这些佣人要么被处死，要么以自杀方式自愿殉葬。在苏美尔文明史的最初阶段，我们在乌尔发现的这种极端的阶级分化现象，似乎也是当时整个苏美尔世界赖以存在的典型的社会条件。

    大约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苏美尔历史的下一个阶段，突出的特点已不再是统治集团在各自城邦国家中尽力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是各城邦国家之间的相互冲突。在莱加什国王安纳吐姆庆祝他战胜邻国乌玛的浮雕中表现出，到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国家间的战争已经是组织严密、残酷无情、你死我活的了。安纳吐姆的部队不仅装备着昂贵的头盔（或许已是金属制作的）、充足的盾牌，还为作战而训练成方阵。在安纳吐姆的雕刻家的作品中，他们肩并肩，一行接一行，前排盾牌墙上方显露出后排的矛尖。战败的敌方士兵的尸体匍匐在胜利的士兵及其首领的脚下。这一时期，苏美尔城邦的国王在墓葬中已不需要殉葬人了，他们在彼此之间的战争–这个大得多的范围内得到了人类牺牲的贡俸。战争的牺牲品都是好战社区中年轻人的精华。

    在安纳吐姆时代，莱加什和乌玛斗争的焦点是争夺位于两国边界上的运河。胜利者得到的报偿将是享有运河两岸良田出产的产品，而双方争夺的运河对这些良田的排灌则是丰产的关键。为这条给人以活力的运河进行的战争中，安纳吐姆自称是胜利者。不过，我们可以推断出，即使这个胜利是真实的，也必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无论如何，莱加什国内岌岌可危的社会力量均衡显然终于被打破了。苏美尔农民对统治集团享有特权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无特权的大多数人继续相信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正在有效地为社会服务，而这一服务对整个社区的福利是必不可少的。当莱加什国王乌鲁卡吉那（约公元前2378-前2371年在位）已能够向祭司的权威提出挑战时，这一信念肯定已受到了动摇。

    如果乌鲁卡吉那真的是在进行一场社会革命的话，他的革命却未能获得成功。他被国王卢伽尔扎吉西推翻了。卢伽尔扎吉西此前已在两个城邦国家中建立了统治，这两个国家是乌玛和乌鲁克。乌鲁卡吉那不仅把莱加什并入他的统治之下，他还吞并了所有苏美尔城邦国家。随后，他把帝国扩张到了苏美尔的边界之外，使他的疆土”从大海到大海”，即从波斯湾口到达了北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卢伽尔扎吉西（约公元前2371-前2347年在位）用武力征服了他的王国。不过，他的帝国主义战争比起苏美尔人之间进行的连年不断的城邦战争来，毕竟要好一些。的确，用武力实现政治统一是治疗这场社会动乱的唯一良方。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的下游盆地，自然水系与人工开凿的水系浑然一体，形成完整的水网。只要这个水网不掌握在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手中，而他又有能力规划分配生活资料–水，那么，对水系的管理既不会行之有效，也不会平安无事。它不可避兔地总是构成各地方主权国家之间宣战的理由，因为这些国家为了争夺对水网的最大控制权，必然要相互竞争和战斗。卢伽尔扎吉西从政治上统一苏美尔并向西北拓展了边界的功绩就在于，他第一次使统一管理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水系成为可能，并使苏美尔的统治者拥有了阿马努斯山的木材资源，或许还占有了更远地方的铜矿资源。

    但是，卢伽尔扎吉西建立帝国的成果并未由他本人或任何苏美尔族帝王享用。由卢伽尔扎吉西统一起来的帝国被一个讲闪米特语的阿卡德官员萨尔贡攫取了，他似乎发迹于对基什的统治。以后，萨尔贡离开了基什，在阿加德建立了自己的城邦，该城城址至今未能查明。显然它是在后来的巴比伦城附近某个地方。这个城址选择得最恰当不过，因为一旦雄踞（它的确如此）冲积盆地西北端，它的占有者便可控制直到两河河口的整个冲积盆地的水网，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的河床在这里相距最近。

    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萨尔贡占领卢伽尔扎吉西的帝国时，也许已不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了。比布鲁斯在开始与法者埃及进行商业、文化往来时，其居民也许已是操闪米特语的居民了，这是早于萨尔贡时代六七百年的事。不过，占有苏芙尔和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是操闪米特语的统治者第一次拥有霸业。萨尔贡的阿卡德及其帝国首都阿加德横亘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从苏美尔溯河而上，帝国的疆界在西北方向一直扩张到冲积盆地的起如点。萨尔贡是否在这个战略要冲建立了操闪米特语民族的定居点，阿卡德人是否在更早些时候就已渗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这一地区，至今仍是个谜。不过，我们可以认为，阿卡德人以及已知的最早踞有巴勒斯坦、叙利亚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迦南人均来自阿拉伯。因为此后，正是从这一地区涌出了一浪接一浪的闪米特人移民大潮，其中有阿莫里特人、希伯来－阿拉米－迦勒底人和阿拉伯人的几次移民浪潮。这一次次的浪潮席卷过阿拉伯平原的北海岸，一直涌入丰腴的新月形地区。

    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密切相关，闪米特语本身又与北非的语言群体–古埃及语（现在以科普特语为代表）、东北非的库什语支中的诸种语言（贝贾语、达纳基动语、加拉语和索马里语）以及西北非的柏柏尔方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大平原的传导性能颇佳，闪米特语族的各种语言比其他任何语言传播得更广。当然，印欧语系和突厥语系除外。阿拉伯人在民族大迁徙中带来的阿拉伯语是闪米特语族中距今时间最近的一支。今天，从扎格罗斯山脉脚下和波斯湾东岸到大西洋岸边的北非海岸，整个西南亚、北非都在讲这种语言。在前黎巴嫩山脉和乌尔米耶湖西岸的一些地区仍在使用古叙利亚语，它是阿拉米语的近代形式，而希伯来语又在巴勒斯坦重新流行起来。

    萨尔贡在阿加德的统治时期大约从公元前2371年持续到公元前2316年，他建立的王朝则一直维持到大约公元前2230年。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上的这个由萨尔贡从卢伽尔扎吉西手中夺来并交给其子孙的帝国并非孤立存在的，还有一个与它相似的国家，那就是法老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不过，与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相比，古王国有两个优势，它建立于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也就是它的繁荣阶段，而且，它的创立者也不是外国人。古王国的发祥地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正位于埃及南部边界之内，它的统治者成为埃及南部边陲的守护人。也许正是在扮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作战的本领，后来，在为统一埃及和世界而进行的内战中，他们最终显示出了这种本领。与此相反，阿卡德及其首都阿加德都处于苏美尔的西北边界之外。处于半野蛮状态的阿卡德人是外来干涉者，萨尔贡及其后人，如同其前任卢伽尔扎吉西一样，都是赳赳武夫，而法老埃及的统一王国一经建立，便给埃及带来了近1000年的持续和平。

    据说，萨尔贡本人曾率一文远征队进入过小亚细亚东部地区，因为那里的一个商贾定居点向他请求援助，这些受到土著人虐待的商人也许是阿卡德人。不过，萨尔贡这个声名卓著的功绩也许只是个传说，其时间或许早于阿卡德商人实际定居的时代。现已出土的文书证明，从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他们才在卡内什城郊定居下来。不过，萨尔贡王朝的纳里姆辛远征扎格罗斯高原的历史真实性则不容置疑。纳里姆辛砂石碑上的浮雕证实了这一点。它与安纳吐姆的浮雕和那尔迈调色板一样，都是塑造出残酷战争场面的视觉文件。

    纳里姆辛的远征虽然取得了残酷的、显而易见的胜利，但是，从结果上判断，也许它仍然属于一次进攻型的防御作战。如果他真的处于守势，那么，他所保卫的就不仅仅是阿卡德，还有苏美尔和苏美尔文明。苏美尔文明已经征服了它的征服者的心。他们几乎将它全盘接受下来，包括它的文字，乃至它的宗教。大多数阿卡德神就是苏美尔神，只不过被上了一层薄薄的外衣–它们都有闪米特文的名字。阿卡德语也用苏美尔文书写了出来，虽然对于闪米特语族的语言来说，这种表达方式过于笨拙，因为一个闪米特词的词根不是一连串音节，而是三个一组的辅音字母。

    在阿卡德人接受苏美尔文明之际，苏美尔文明已经形成了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是对宗教的虔诚，其二是经商能力。在苏美尔－阿卡德视觉艺术品中占绝大多数的拜神者小像生动地表现出了这种虔诚。做祷告的人谦卑地双手合十，在现代人看来，紧张而又凝神的目光传达出了祷告词的热烈。苏美尔－阿卡德人经商能力的纪念碑则是成千上万块泥板文书，上面记录着各种类型的商业往来。诸神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管理寺庙的人也许是首创大规模系统经商方法的先驱。不过，在苏美尔经济中，私营部分与公营部分平分秋色。苏美尔人在经商时与在祈祷时一样，都是全神贯注的。在这两个活动领域里，阿卡德人竭尽全力模仿苏美尔人，并掌握了其真谛。大约在公元前2230年，萨尔贡王朝被来自东北高原的蛮族古蒂人所推翻。大约公元前2230年到大约2120年期间，苏美尔和阿卡德都处于古蒂人的统治之下。在古蒂人统治时期，操闪米特语的阿莫里特人从西南方渗入阿卡德，并最终建立了巴比伦。受到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共同仇恨的古蒂人最终被消灭了，或者被驱逐了，而闯入阿卡德地区的阿莫里特人却留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他们将在未来苏美尔－阿卡德历史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第九章 法老埃及

    （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自从公元前第四千纪末期最早的地区性文明–苏美尔文明的黎明时期以来，与之类型相似的文明社会来去匆匆。其中，也有一些幸存至今，但即使它们中间最古老的幸存者–中国文明，也比它的苏美尔、法老埃及的文明先驱至少晚近1500年。在所有这些地区性文明中，法老埃及在其第一阶段，即所谓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3100－前2181年），便以其相对的稳定而显得独具特色。在这将近1000年的时间里，与埃及本土或其他地区后来的制度相比，古王国要稳定得多。埃及古王国灭亡之后，它的一些成就依然存在。极富特色的视觉艺术风格和文字书写体系，均是法老埃及人在古王国建立之初创造的，由他们继承下来的宗教则将其特色一直保留到后来的公元3世纪，直到公元5世纪才彻底泯灭。当然，在这3500年中，它们历尽沧桑变化。不过，在这一时期里，法者埃及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从未中断。埃及人管理调节了第一瀑布以下的尼罗河下游水系，并通过此举，将过去荒凉的不毛之地–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农田和牧场，这一水系管理的传统一直保留至今。

    幼发拉底河下游过去苏美尔人生活的地区，重新回复到了原始状态。虽然五六千年以前，苏美尔人曾有过完善的水利控制系统，但在现代伊拉克的整个东南部冲积盆地，人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水利设施。在埃及，不论在什么地方，法老埃及古王国的后人们都从未听任其祖先传下来的控制水利的工程被毁于一旦。公元前5世纪，希腊评论家希罗多德曾肯定地说，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他指的是河水带来的冲积层土壤；随着每年淤泥的增多，冲积层一直在加厚，直到1902年在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之际，这一过程才停止。尽管如此，如果说埃及是前王朝后期和早期王朝时代的埃及人留给后人的赠礼，或许会更贴切。所谓尼罗河的赠礼，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将冲积层盆地的丛林沼泽变为田园的条件而已。在埃及，沧海桑田的巨变是通过埃及人自己的社会组织、勤奋刻苦、工程技艺和行政管理能力才得以实现的。

    法老埃及人的主要成果是在从第一瀑布到海滨的埃及全境内组织了一个颇有效率的、中央集权化的政府。法者埃及在其文明史初期便获得了这种政治、行政的统一，这对于保持埃及的灌溉农业是个有利的政治条件。如上所述，它被保留至今。在法老时代，只有一些短暂的间隔时期出现了政治分裂。埃及学学者将这种间隔时期称为”中间期”，这是因为他们有理由相信，在埃及，自最早的统一埃及的法老即位时起，正式的政治体制就是有效的统一。这个历久不衰的政治成果就其时间之久远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毫无疑问，埃及国内杰出的交通体系为持久的政治统一提供了可能性。直到150年前人们发明铁路时，这个交通体系也仍是无与伦比的。

    当人类的集体力量集中于统治全埃及的、十分干练的统治者一人之手，这种力量又被系统地、巧妙地运用于开发埃及冲积盆地农业生产潜力之际，便生产出了空前丰富的，大大超过了基本生存需求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剩余产品。由于人们已能适当地脱身于最繁重的粮食生产，因而法老本人以及他的廷臣中的有特权的核心集团诸臣的一种愿望，便得以从规模巨大的纪念性建筑工程（非生产性建设）中得到满足，这也是整个法老埃及时代各行各业每一个谈及人所关心的头等大事。

    埃及人热衷于追求死后的永垂不朽，他们对这种死后目标的追求甚至比追求任何在世之年可以得到的东西更为狂热。他们是重物质的，他们尽情享用今生可以得到的物质产品–粮食和财富，他们以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生活为前提，设计了死后的永生。由于死前的有生之年是短暂的，死后的生活却可能成为无穷，他们就把更多的财富和精力用来修建陵墓而不是去造房屋，用来将尸体做成木乃伊而不去装扮活人的躯体。在死亡面前，他们非但不退缩，反而把它看作是人生中一个更为长久、更为重要的阶段，并在为迎接它的到来而做的准备工作中憧憬着它，从中得到乐趣。他们相信，如果预先采取了必要措施，死亡对他们来讲只是一种新生活的开端。

    埃及人之间对于死后生活的信仰既不一致，彼此间也不连贯。在宏大的陵墓中从物质上保留一具制成木乃伊的尸体，这种行为表达了这样的信念，即可以使一部分灵魂继续与尸体为伴。他们还认为，无论如何，法老的另一部分灵魂会与其他神祗相会合。他们甚至抱有这样一个拙朴、原始的信念，认为法老实际上会吃掉其他神祗，并因此而获得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第三个信念认为，俄赛里斯–死而复生的植物之神，可以使他的崇拜者同样起死回生，他将在西方的绿色天堂中接待他们，并同他们一道永远居住在这个极乐世界中。埃及人的俄赛里斯神话与迦南人的阿多尼斯神话、小亚细亚的阿提斯神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不过，即使这一神话是从境外传入埃及的，它也已在法老埃及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便深深地植根于埃及宗教生活中了。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对俄赛里斯的崇拜日渐普及，并最终成为正统。因此，人们也逐渐相信，死亡之后会有审判，只有生前善行多于恶行的灵魂才能在死后审判中获准进入俄赛里斯的天堂。

    同时，封闭在一个纪念碑式的陵墓中便可得到永生这一信仰使规模宏伟的石制建筑得以问世。我们已经提到，在法老埃及时代，采石工人、石匠、建筑工人的技艺均得到发展。第一王朝时代的石头建筑已经出土，不过，如同前面提及的埃及政治统一与象形文字的创立一样，大规模的纪念碑式工程的成就也出现得突如其来。最早的石头金字塔是在萨卡拉为左塞王（约公元前2668-前2647年在位）而建的，作者是他的大臣兼建筑师伊姆霍特普。这是件带有实验性的作品，石头被凿得象砖头一样整齐，然后，象砖一样被砌起来。另外，在施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改变了计划，最后完成的雄心勃勃的作品比建筑群中开始时建造的那些较为朴素的辅助建筑要宏伟得多。

    伊姆霍特普不仅仅被后人所追忆，他还受到尊敬，甚至被奉为神明。他享有这种永久的殊荣是当之无愧的，因为他的确是埃及巨大的石制建筑之父。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中，法者第四王朝的创建人斯诺夫鲁国王（约公元前2613-前2590年在位）用巨大的石块在达舒尔修建了一座（也许是两座）金字塔。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基奥普斯（即胡夫，约公元前2589-前2567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大金字塔；齐夫林（即海夫拉，约公元前2558-前2534年在位）在吉萨修建了第二座，米瑟赖纳斯（即门卡乌拉）又修建了第三座金字塔。

    雕刻艺术与建筑艺术同时繁荣起来。建筑师们精于利用石块修建巨大的纪念碑，雕刻家们则擅长用石头雕出使人物个性永存的肖像。在基奥普斯和齐夫林的血肉之躯与世长辞45个世纪后，他们仍活在我们面前的壮丽雕像之中。如雕像所塑造的，他们的面部表情十分威严，与他们宣称的神祗的身份十分相称，这些法老似乎能轻而易举地使用他们压倒一切的力量。不过，一个古王国的法老也可以是个使人不必提防的凡人。米瑟赖纳斯（约公元前2523－前2496年在位）与他的妻子在雕像中并肩而坐，手臂相互挽着对方的腰际。显然，甚至连法老与其妻子的关系也可以是互相爱慕、互相尊重的。在古王国时期出色的平民夫妻的雕像中，婚姻关系的人情味更浓，他们用同一种姿势互相拥抱着坐在一起。

    这种夫妻二人的立体塑像是古王国艺术品中的一大门类，使人们想到，在埃及历史的这一时代，婚姻是满足双方感情需要的一种结构，如果的确如此，它必定是一种稳定的结构。它的稳定性也许正是古王国得以长治久安的原因之一。

    然而，古王国即使如此稳定，也不可能与世永存。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它也受到了压力与严峻的考验。在最初的500年中，政府组织日渐中央集权化，各种权力渐渐集中于法老一身，埃及最早的统一者的故乡内肯－内科布靠近上埃及最南端，地理位置极为不便。在两个王国统一后，首都向下游地区迁移。首先定都提尼斯（位于瀑布下游的阿比多斯不远），然后到了新城孟菲斯，它位于三角洲项端附近，作为统一王国的首都再方便不过。法老王朝的专制主义在第四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613－前2495年）达到顶峰。但是，基奥普斯雕像轻松自如、无所不能的表情仅仅是个假象，因为在现实中，他的专制权力已受到挑战。从宗教水平上讲，对戴着两个王冠的人神化，并不是对埃及政治统一的唯一表达方式，法老不得不与一大群非人的神祗为伍，而早在第一任法老被神化之前，埃及人即已对这些神祗顶礼膜拜了。

    埃及的政治统一带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关于曾代表了无处不在的自然力量的古代诸神的问题。既然散布各地的神祗祭坛已经处于统一的政治王国疆界之内，神祗本身也应成为统一的神圣社会的成员。他们之间宗族的、继承性的关系究竟是什么？为确立这种关系，在太阳神拉的圣城赫利奥波利斯创立了一种神学，赫利奥波利斯作为拉统辖之下的9位非人神祗所在的万神庙而体现的神性，显然与第四王朝的理论发生了冲突。这一理论认为，神性只体现于法老身上。

    显然，从第四王朝向第五王朝（约公元前2494－前2346年）的过渡并不意味着宗族连续性的断裂，而是一种新的法老神学的开端，实际上是孟菲斯的政府向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集团的投降。力量均衡的转变反映在法老时代建筑的变化上。第五、第六王朝的法老不再以建造巨大的金字塔来与前辈竞争了，他们开始为赫利奥波利斯万神庙的众神之首–太阳神拉建造庙宇。法老一直被尊为诸神中的一员，不过，从第五王朝起，人们便开始认为，他之所以神圣，是因为他是拉的儿子，法老的亲生母亲不是通过与他亲生父亲的性关系而生了他，法老是通过母亲与太阳神非肉体的关系才出生的。

    第四王朝在各个领域内都把法老埃及文明推到了顶点。第五王朝标志着神学理论的转变，第六王朝（约公元前2345－前2181年）则出现了衰落并以土崩瓦解而告终。佩皮二世不仅是第六王朝，而且也是古王国的最后一位法老。他是有史以来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位君王，在位大约94年（约公元前2278－前2184年）。佩皮二世虽一直在位，却从未有过实权。他登基时才是个孩子，他亲眼目睹了由第一王朝第一位法老联合起来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分崩离析。

    古王国最终衰亡可以归于三个原因。直接的政治原因是地方上从向王室负责的官吏逐渐变成了各霸一方的君主，他们不再受可以被废除的一纸任命书的制约，以事实上的继承权世袭了自己的官位。他们还赢得了对军队中埃及土著部队的控制权，而法老政府采用征募努比亚雇佣军的对抗手段，并没有为法老夺回最高军事指挥权。古王国衰亡的第二个原因是法老连年不断的丧葬费用和建造各种神庙造成的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

    建造有形的纪念碑尚不足以使负担过重，埃及的肥田沃土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的尼罗河在一年一度的泛滥期使一切农事都无法进行。当年的剩余产品，加上农业劳动力每年强迫性的假期，既提供了季节性的劳动力，又使他们不致于挨饿，这便使纪念碑的建造成为可能。可是，土地的转让，年复一年地为每一位被永恒化的法老而举行的仪式，却加重了负担。因为，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去维持日益增多的大批祭司的生活，却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与修建纪念碑的季节性工人不同，他们只是附着在埃及生产力之上的寄生虫。

    衰亡的第三个原因是人民大众中日益增长的怀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骚动。比起苏美尔城邦战争时期以及后来的萨尔贡王朝时期来，在古王国时期的法老埃及，无特权的大多数人与享有特权的统治集团之间的阶级分化要剧烈得多。如果完全是强制性地征募劳动力，法老的大型工程很可能只是纸上谈兵。我们不难猜想到，应募工人曾经相信，他们是在为某种具有更伟大的社会、宗教意义与价值的事情而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夸耀法老个人的权势。我们也可以猜到，当这个处于假设前提下的信心一旦丧失，感情的反作用力与当初产生信心时的动力会同样强烈。

    我们获得的关于百岁法老佩皮二世去世后法老埃及社会崩溃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一些文学作品，它们显然是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40－前1730年）创作的。如果我们的证据的确出自这一时期，那么，它反映的事实显然并不是中王国时代的。因而，它给人的印象是，它以倒叙的笔法为人们勾勒出了一幅活生生的社会动荡的图画。在法老埃及历史上，这个”第一中间期”好象经历了一场社会革命。与乌鲁卡吉那在莱加什进行过的流产革命不同，它没有被消灭在萌芽状态。在埃及民间回忆中保留下来的埃及革命的形象使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火山喷发式的、极其痛苦的革命。一切都被颠倒了，穷人抢劫富人，而过去的主人成了仆人，侍奉着他们过去的仆人。以前法老的葬仪被抛弃了，礼仪、法老、金字塔、庙宇，古王国一切令人不堪重负的法老的机构都声名狼藉，受到讽刺与指责。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的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

    有迹象表明，法老第六王朝也许是被从东北部入侵的蛮族推翻的，就象一个半世纪以前萨尔贡王朝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遭遇一样。不过，古蒂人占领苏美尔和阿卡德的证据是无可争议、确凿无疑的。埃及则不同，法者埃及第一中间期，蛮族入侵的证据显然是非结论性的。不过，毫无疑问，地方州长（即省督）都成功地使自己从法老的命官、代理人变成了真正握有主权的藩王。这个证据不是从后人回忆中找到的。在中王国时期，埃及再度实现政治统一之后，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前1786年）的诸位法老虽然精明强干，却也发现要使在至少200年间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藩王就范，必须缓慢而慎重地行事。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

    （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在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中断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埃及的法老古王国中断大约一个半世纪（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之后，中央集权政体得以重建，这或许比它们当初的陷落更令人吃惊。这种恢复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对这两个帝国来说，中央集权政体的瓦解都曾导致了文明本身的明显崩溃。结果表明，这两个区域文明都比它们第一次崩溃时显得更加坚韧、富有弹性。在它们各自恢复之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又存在了2200年之久，法老埃及文明的存在时间与此相当，甚至更长。然而，到复兴时为止，它们已不再是诸文明中心中仅有的两个区域文明了。其他文明并肩而起。早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随着苏美尔－阿卡德人的商业向东北方向扩展，新的区域文明就已经在小亚细亚和塞浦路斯诞生。同期诞生于克里特岛的新文明也许不仅仅从苏美尔－阿卡德获得了生存活力，而且还从埃及吸取过精神养料。

    小亚细亚的新文明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一个卫星文明，因为它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借来了一切重要的元素，包括文字符号和某些崇拜的神祗。但是，借来的文字不仅仅用于书写阿卡德语，而且还用于记载本地语；本地诸神也同进口的阿卡德神一起自主自立。

    在新石器时代，地中海岛屿连同它的大陆海岸线已经被殖民化。这些岛屿的殖民化当然也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间隔，但航海技术一经掌握，东地中海及爱琴海沿岸诸岛就成为文明的理想场所。例如，塞浦路斯的铜矿在埃及和苏美尔经济中的重要性就无异于从新石器时代到黄铜器时代，再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中，黎巴嫩山和阿马努斯山上的森林对于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的意义。在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基克拉泽斯群岛，产生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文明，无疑是受到苏美尔和埃及旧文明的刺激，但这些岛屿文明的创造力大小是与该地同刺激源的距离远近成正比的。克里特文明受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的影响就不如它自身的独特文明特征明显，而大陆的小亚细亚在文化上则显然受惠于苏美尔－阿卡德。现代考古学家为了明白起见，根据传说中的克里特海洋统治者米诺斯国王的名字把克里特文明称为”米诺斯文化”。米诺斯文化创造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艺术，它除了在地域上相隔遥远的印度河文明的艺术中能找到相似的风格以外，别无同时代的对应物。米诺斯文化还以航海技术见长，它的诞生就归功于此。

    在前金属器时代，黑曜岩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制作锋利刀片的原始材料。它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一种天然玻璃，象锡（将铜冶炼成青铜时必不可少的成份）一样十分稀少。在克里特人和基克拉泽斯人都很容易到达的米洛斯岛就有黑曜岩沉积物，在第勒尼安海中的利帕里火山群岛上也有这种沉积物，但对于从爱琴海出发的水手们来说，它远在另一端的墨西拿海峡。基克拉泽斯水手似乎是发现和开采利帕里群岛黑曜岩的先锋。在争夺米洛斯黑曜岩的竞争中，他们或许为克里特人所击败。米诺斯人尾随他们的基克拉泽斯邻居，进入这片西部水域，并以更大的规模和更繁多的种类在那里经营。因此，到公元前三千纪末，虽然克里特仍处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成熟区域文明的西南顶端，但不仅希腊本土沿岸，而且连意大利东南沿海和西西里沿海都被包括在业已存在的文明区域之内。

    埃兰位于苏美尔东边，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冲积平原与较小的卡尔黑河、迪兹河、卡伦河的冲积层在此汇合。那里也曾诞生过一个文明，但可以把它归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或者说它实际上只是后者的一个部分。同埃及人一样，埃兰人也发明了一种自己的文字，它在结构上同苏美尔文字相似，但它却由风格与众不同的独创的符号所组成。然而，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埃兰人也象阿卡德人起初时那样，采用苏美尔文字记录他们的语言。到埃兰被乌尔第三王朝在公元前2113年前后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吞并时，埃兰人甚至曾一度采用过阿卡德语，既用于商业流通也用于政治交往。公元前13世纪，埃兰人虽然重申自己语言的独立性，但再也没有恢复使用独创的非苏美尔文字符号。

    尽管埃兰人在公元前二千纪期间同苏美尔－阿卡德人在政治上接触密切，并长久地保持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特性，直到公元前最后一千年中他们的语言（仍用苏美尔文字书写）仍被作为第一波斯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埃兰文明，或者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埃兰部分，始终是一个未成熟的社会。

    在埃兰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直到最近还没有找到考古学证据，足以证明公元前三千纪期间在这一带存在过任何文明。然而，现在正在发掘一座古城，其存在时间据不同的科学考证介于公元前2900年至前1900年之间。它位于今天伊朗锡斯坦地区的沙尔赫－伊－索赫塔，恰恰在紧临伊朗－阿富汗边界的伊朗境内，这条边界线曾一度与赫尔曼德河原河道的终点相毗连。居民从事农业、畜牧业、金属冶炼（铜）、陶器制造、纺织业和印染业。发掘者们认为，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不从属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但有证据表明，它曾与苏美尔地区、今天的阿富汗以及苏联的土库曼地区有过贸易往来。在发掘工作取得进一步进展和更详细的报告发表以前，我们仍然不知就里。我们不知道沙尔赫－伊－索赫塔文明的有关起源，或者说它的种种亲缘关系，如果这些关系确实存在的话。

    沙尔赫－伊－索赫塔的发掘工作也许最终会为一个成熟的新文明提供某些线索，它出现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的印度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埃兰文明被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同化的时期，也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小亚细亚诞生的时期。

    印度河文明已经发掘的历史遗存，其分布的地区距苏美尔的陆路距离，大约相当于埃及或小亚细亚距苏美尔的两倍之遥。因此，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印度河文明的创造者曾受到过来源于苏美尔的任何影响，便是不足为怪的了。在它的文字还没有被辨认和识读之前，印度河文明的起源仍是一个谜。印度文字是否也象法者埃及文字那样，在结构上与苏美尔文字相似，我们尚不得而知。

    然而，在印度河流域，正如在尼罗河下游一样，区域文明似乎一开始就以成熟的形态显露出来。如果苏美尔文明的影响在东南方通过海路辐射，在西北方通过陆路扩散，那么就不可能不考虑印度河文明也具备由于苏美尔的文化刺激而产生的可能性。因为，就海路距离而言，从波斯湾顶端到印度河三角洲还不及到上埃及红海沿岸的一半。并且，我们知道，即便印度河文明不是发端于苏美尔文明的刺激，但与之有联系则是无疑的。在苏美尔的一个考古地层中，已经发现了一些刻有印度文题字的图章，其年代早于萨尔贡王朝。由此可以推知，印度河文明至少早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经存在。

    印度河文明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这一年代告诉我们，至今仍未破译的文字所承载的语言不是原始梵语，因为携带原始梵语这一印欧语种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入侵者是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至少1000年才到达那里的。但是，我们不知道这种印度文题字所代表的语言是否属于早于原始梵语进入次大陆的达罗毗荼语族，或是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中的一种。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传入印度次大陆的年代似乎比原始梵语和达罗毗荼语族都要早。

    文字并不是印度河文明唯一的与众不同的特征。它的象形艺术同传统化的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艺术相比是自然主义的。已经发现的印度河微雕作品揭示了这一特征。印度河文明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住宅，都给人一种注重实用的感觉。它的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浴场和码头可以同罗马帝国媲美，甚至和现代西方的水平也相差无几。灌溉农业作为印度河文明的经济支柱，当然不是它所特有的；同样，纺纱、织布和印染技术的采用以及陶轮的使用也是如此。但是，对给印度河人民提供了纺织原料的灌木植物棉花的培育，则是他们独自完成的。他们也许还是驼背牛（瘤牛）的最初驯养者。

    印度河文明区别于同时代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尼罗河谷下游其他文明的又一特征是它巨大的地域面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两个印度河城市是信德的摩亨约－达罗和旁遮普的哈拉帕，它们相距达400英里，这并不比从阿斯旺到开罗近多少。印度河文明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印度河流域本身，它向西延伸到俾路支省东部，向东延伸到古吉拉特，向北则扩展得更远，至少把朱木拿－恒河流域的上游地带包括在内。随着考古勘探不断向东方的进展，印度河文明的遗存被越来越多地发掘出来，它的东部边界至今尚无法确定。

    随着区域文明数量的增加，农业和畜牧业在旧大陆文明中心得到传播，它们从西南亚的发源地传向那些到公元前2500年业已存在的区域文明的遥远边界。在中美洲，至少农业到那时已得到开发，虽然那里的农业几乎可以肯定不是从旧大陆传来，而是新大陆独立发明的。在该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玉米的标本，其年代据估计大约在公元前四千纪前半期至公元前2500年之间。如果前文已经提到的在考克斯卡特兰山洞里发现的公元前4000年前的玉米棒化石确实是野生的，完全没有经过驯化的话，那么生产驯化玉米的野生植物也已经找到了。但尽管如此，直到公元前2000年，在美洲的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出现靠农业为生的村社。与此同时，在旧大陆文明中心，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连同它的驯化动植物，已经从西南亚沿着陆地和地中海海岛之滨向西传入地中海沿岸的非洲、欧洲及其内陆。到公元前2500年，这条生命之路更加昌盛，西达北大西洋东岸，包括近海诸岛和南部瑞典。其实，南部瑞典也应属于近海诸岛之一，因为它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北大西洋边缘到西南亚的距离几乎有西南亚到印度河流域的两倍，但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距西南亚比欧洲大西洋沿岸距西南亚更远。在黄河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那就是最古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它是根据今天河南的一个村落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村落被认为是它的典型遗址。但是，它的起源似乎更早，在今天中国最西北的省份甘肃持续的时间似乎更久。彩陶是仰韶文化的独特特征，但它与诞生于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乌克兰西部的特里波列文化的彩陶很相似，特里波列文化也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相似也许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一种历史联系的见证。因为甘肃和乌克兰位于欧亚大平原的两边，而大平原也象海洋一样，是可以交通的。来自西南亚的新石器时代的先驱们也许可以到达横跨里海的欧亚大平原南岸，然后穿过大平原，沿西北方向到达乌克兰，同时沿东北方向到达甘肃。仰韶新石器时代文化也许就是在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在今天的中国西北部形成的。

    因此，欧亚大平原的这种传导性也许推进了新石器时代农业和畜牧业从西南亚向中国的扩展。在随后的黄铜器时代，太平原无疑促进了印欧语系造语言的传播。印欧语言也许起源于欧亚大平原边缘的东欧某个地区，它们比闪米特语族语言的传播范围更广。今天，东到孟加拉和西伯利亚东部，西到美洲太平洋沿岸都讲印欧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南部非洲也有印欧语，虽然这些地区操印欧语的只占人口的极少数。如果说操印欧语的人同操闪米特语的人一样，在他们迁移的第一个阶段来自于大平原，这并不意外。欧亚大平原的传导性给这两大语系诸语言异常广泛的传播提供了原动力。

    最早的印欧语文献记录是印欧赫梯语文献。”赫梯”是根据”哈梯”的希伯来文音泽而翻译过来的名称。在公元前17世纪末以前，小亚细亚东部曾有一个哈梯王国，它用统治者所操的印欧语制作文献，并采用苏美尔文字。可以设想，形成于哈梯地区的印欧语和形成于小亚细亚西部的、与它紧紧相关的卢维印欧语单在公元前2300年前后就已经被移民传播开了。

    另一种印欧语是希腊语，它被认为是公元前1900年前后传入希腊本土的。大约就在这个时期，在希腊本土和特洛伊出现了一种风格独特的陶器制品，它被不恰当地称作”明洋”陶器。而且有证据表明，在希腊同时发生了一场足以导致该区域文明倒退的大破坏。把这些考古证据汇合在一起，似乎暗示着蛮族入侵者当时曾到过希腊，而这一点如果是有根据的，那么这些入侵者必定也成为希腊语言的载体，因为对乙种线形文字记录的文献进行破译，表明希腊人在开始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使用希腊语了。

    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都属于印欧语系中的所谓”腭音语言”，它保留了始发的”K”音，而不象某些语言体系中把”K”音变为”S”音，后者由于这一差别被称作”咝音语言”。腭音语言是在印欧语系分布范围的两个边缘发现的。在西部欧洲，古意大利人、凯尔特人、条顿人中间形成的印欧语言同希腊语和卢维－赫梯语一样是腭音语音，但吐火罗人（中国人称”月氏”）也讲一种”腭音”印欧语。吐火罗人直到公元前2世纪仍生活在遥远的东方，位于欧亚大平原与今天中国的长城西端相连的地区。

    把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带入小亚细亚的人是从哪个方向到达该地区的，这方面的资料我们还没有。他们也许是在西边走出欧亚大平原，经由东南欧，穿过连接黑海和爱琴海的地峡，然后到达小亚细亚。这条西行路线是他们最恰当的路线，而希腊语肯定是从欧亚大平原通过一条达及黑海西岸的路线带入希腊的。此外，操印欧赫梯语和卢维语的人也有可能在今天的土库曼地区从南边走出大平原，然后穿过伊朗北部，由东面进入小亚细亚。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

    也有人认为，如果卢维人不可能的话，至少赫梯人可以从欧亚大平原翻越高加索山脉，到达小亚细亚。这种看法是不现实的，因为虽然翻越高加索山的．路线相当近捷，但高加索山本身对移民来说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军队倒是偶尔强行穿过高加索山脉东南端至里海西海岸之间的地区。但是，除了以自己的称谓命名达伊阿勒要塞的阿兰人曾越过高加索山脉的中部地段外，还没有其他操印欧语的人进入过高加索山脉，甚至连它的丘陵地带也未能进入。今天，从里海西岸到黑海东岸的高加索高地均为操非印欧语的民族所居住。在高加索山脉的两边，如今都有操土耳其语和印欧语的民族，但却被居住着非土耳其语和非印欧语民族的高加索地带彼此隔开，分居南北。

    是什么原因促使印欧语系各民族离开欧亚太平原，在一系列移民过程中把他们的语言逐渐扩散到整个地球呢？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即小亚细亚是我们最先找到关于印欧语言传播证据的地区。因为在公元前三千纪末以前就形成文明的地区中，小亚细亚离欧亚太平原最近，而公元前三千纪后半期正是公认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开始移民的时期。看来吸引他们的东西乃是毗邻的文明所具有的富庶，这种富庶使该地区很容易招致蛮族的劫掠。无疑，小亚细亚文明的辐射范围已超过它本身的疆界，因而被文化之光眩惑的蛮族，慕于自己无法企及的丰饶，象飞蛾扑向烛光一样纷纷扑向这种潜在的财富。飞蛾的自取灭亡恰是一个贴切的比喻，尽管文化繁荣的社会缺乏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挡住入侵的野蛮邻人，但报应还是降临到这些入侵者头上。蛮族入侵者的贪婪使他们自食其果。如果入侵者象征服苏美尔－阿卡德的古蒂人那样，最终没有被顽强的抵抗所消灭，那么他们也仅仅只是生存下来与他们的受害者共享穷困。蛮族对希腊的征服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前后采用了希腊语。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

    （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古蒂蛮族入侵者推翻了苏美尔－阿卡德的阿卡德萨尔贡王朝，并取而代之。按推测应该是古蒂人统治下的阿卡德人领导了本地人起义，在古蒂人统治大约一个世纪（约公元前2230－前2120年）之后，最终消灭或驱逐了古蒂人。事实上，阿卡德和苏美尔的解放者不是阿卡德人，而是苏美尔–乌鲁克城邦的乌图赫伽尔（约公元前2120－前2113年在位）。但是，乌图赫伽尔和他的城邦都没能享受到自己的胜利果实，君主的节杖落到另一个苏美尔城邦–乌尔城邦的统治者手里。这个最初由苏美尔征服者卢伽尔扎吉西建立、而后被阿加德的阿卡德人萨尔贡强行夺取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如今在另一个苏美尔–乌尔的乌尔纳姆（约公元前2113－前2096年在位）手中得以重建。

    由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发源地是苏美尔而不是阿卡德，一个以苏美尔城邦为中心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应该比半野蛮人的阿卡德政权–萨尔贡王朝有更牢固的基础。然而，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及其创建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人在苏美尔政治统治的间歇期，阿卡德在语言上征服了苏美尔，苏美尔人先是两种语言并用，随后就完全采用了阿卡德语。虽然苏美尔语在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并没有完全湮投，但一直到公元前612－前609年亚述王国陷落和毁灭之前，它都只作为”古典，语言而存在，用以传播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古老传说。

    乌尔第三王朝被它的埃兰臣民的起义所推翻，乌尔城遭到洗劫。那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乌尔城邦从此再也没有复苏过。帝国被分割为众多相互争斗的地区性子系城邦。埃兰并没有恢复自己的独立，而是在苏美尔的拉尔萨城邦强行建立了一个埃兰王朝。苏美尔的伊辛城邦僭取了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称号，却没能重建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帝国解体之后兴起的其他地区性子系城邦包括埃什南纳（底格里斯河以东，埃兰西北）、亚述（横跨底格里斯河，埃什南纳西北）、巴比伦（横跨幼发拉底河，阿卡德地区内）、马里（横跨幼发拉底河中游，巴比伦西北）、卡尔基米什（横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曲地段）、亚姆哈德（阿勒颇）和盖特纳（阿勒颇以南，奥龙特斯河流域内）。所有这些乌尔第三王朝的后继城邦，除了盖特纳、亚姆哈德和埃兰之外，最后都被巴比伦的汉穆拉比（公元前1790－前1750年在位）在政治上重新统一起来。汉穆拉比在位第三十至三十八年之间，连续9年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完成了这一统一进程。但是，这次由阿莫里特人的帝国缔造者完成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第二次重建甚至比由苏美尔人乌尔纳姆完成的第一次重建寿命更短。

    汉穆拉比帝国恰似500年前的纳里姆辛帝国，随时受到古蒂山民的威胁。汉穆拉比也象纳里姆辛一样，试图用进攻来排除来自古蒂人的威胁，但这种策略再一次表明是无效的。汉穆拉比的征服刚刚结束10年，他的直接继承人萨姆苏伊鲁纳即位的第八年（即大约公元前1743年），喀西特蛮族就冲下古蒂高地，对巴比伦尼亚施予了他们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侵犯（他们似乎记载着巴比伦尼亚政权的建立是公元前1732年前后）。在萨姆苏伊鲁纳统治期间，亚述、马里、卡尔基米什，甚至”海中之地”–位于波斯湾顶端的沼泽地，都脱离了巴比伦。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也依次遭到了乌尔的命运。它被入侵者所洗劫，不过这次不是埃兰人，而是穆尔西利斯一世率领的赫梯人。赫梯人入侵之后又撤离了，喀西特人坐享其成。赫梯入侵者消灭了巴比伦第一王朝，喀西特人占领了巴比伦，因而重新统一了除”海中之地”以外的苏美尔－阿卡德。蛮族的统治大约持续到公元前1169年，也就是说，统治时间为萨尔贡政权之后的蛮族古蒂人统治时间的4倍。

    苏美尔－阿卡德的萨尔贡帝国在政治上的重新统一因此而夭折。在长达370年的时间里（公元前2113－前1743年），实际的统一时间共计只有130年。反之，大约有240年时间处于分裂、冲突和政治混乱之中。但是，在这379年中，有两项非政治性的发展却取得稳定的进步。第一项发展就是阿卡德语的传播。它不仅迷住了苏美尔人，而且也深深感染了阿莫里特人。他们大约与古蒂人同时进入阿卡德，并在公元前1894年前后建立了巴比伦第一王朝（阿莫里特人无疑是自愿改讲阿卡德语的，因为他们的母语同阿卡德人的母语一样是闪米特语）。第二项发展是亚述贸易区在西北方向的扩展。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地方邦国卡内什城外，有一个亚述人居住区，这一记载清楚地表明，公元前20世纪和公元前19世纪亚述贸易的活力。到这个时期末，亚述商人的活动已经远达西部的哈图萨斯城（博加兹柯伊）。

    在埃及，古王国崩溃后的结局则不同。埃及不存在蛮族的征服和对整个国家的占领，却存在内部的社会变革，联合王国被分散而变为一大群地方公园。这种混乱状态当然不可能为了整体埃及的利益而对尼罗河水进行连续一贯的管理，而埃及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都依赖于取水灌溉。因此，地方集团便相互攻击，争夺水控权，就象苏美尔地方集团在卢伽尔扎吉西及其萨尔贡后继者把政治联盟强加于苏美尔－阿卡德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

    埃及也象苏美尔一样，邦国的混乱是不可容忍的。早在公元前2160年前后，一个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为中心的新王朝就试图重建法老联合王国。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城位于上埃及北部，埃及古王国首都孟斐斯以南。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的政权十分软弱，重新统一埃及的任务最终被以底比斯（奥佩特）为中心的第十一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1991年）所完成。底比斯位于上埃及南部，但比产生第一位埃及统一者的孪生城市内肯－内科布要靠北。在一个国民生活依赖于对水的控制的国家里，建立在上游的政权比它的下游对手占据更大的优势，因而底比斯打败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并不奇怪。底比斯的门图荷太普二世（约公元前2060－前2010年）成为埃及的重新统一者，他在公元前2040年前后实现了这一目标，他所建立的中王国持续了大约3个世纪。

    虽然中王国的存在时间三倍于乌尔纳姆重建的苏美尔－阿卡德帝国，但它却只相当于埃及古王国的三分之一。当然，与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的争斗和匮乏相比，中王国统治下的生活显得相当平和而繁荣。这一时代的法老们不得不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持和维护他们的权力。第十二王朝开国之君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公元前1991－前1962年）成为法老以前，也许只是一名大臣，而且似乎曾遭到过刺杀。我们可以从他训诫儿子及继承者塞索斯特里斯一世（公元前1971－前1928年）训词的字里行间中读到这些。

    中王国法老必须要使地方王公臣服，显然这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并且。同古王国时代的先辈们不一样，他们拓展帝国疆界，上溯尼罗河流域，越过第一瀑布，到达努比亚；东北方向进入巴勒斯坦，甚至有可能北至大马士革。一些考古发现还证明，在叙利亚北部，沿海的乌加里特和内地的阿拉拉赫，也有埃及中王国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中王国在亚洲的扩张是否引起过战争，但在努比亚它倒确实遇到了抵抗。第十二王朝的典型纪念物不是金字塔和神庙，而是要塞。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公元前1878－前1843年在位）在瓦迪哈勒法（第二瀑布以下）和塞姆奈（第二瀑布以上）之间建造的8个系列要塞，也象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一样，是建筑学上的精品，只不过它们的功用不同而已。建造金字塔是为了保证法老死后的不朽，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要塞则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保住浴血奋战夺得的领土。

    把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画像同古王国法老基奥普斯与齐夫林的画像作一比较，是颇有启发性的。建造金字塔的两位法老的面容平和安详，塞索斯特里斯三世的面容则多皱而冷酷。这张脸属于为了自己的社会成就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人。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努比亚之战的收获是控制了那里的金矿，或者说至少是控制了去往金矿的通道。中王国时代在第三瀑布上游努比亚境内所建的一个贸易点，南及卡尔马，已远远超过了中王国的军事疆界。

    埃及的重新统一者门图荷太普二世的统治时期正是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的后半期。在马里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献涵盖了公元前1817－前1765年这52年时间，当时马里同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所有地方邦国都有联系。包括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国家。然而，在这些文献中却没有埃及人在叙利亚活动的记载。同样，在埃及中王国的文献中，也没有提到乌尔纳姆或汉穆拉比复兴苏美尔－阿卡德帝国的事。当然，以统治埃及中王国作为其鼎盛极点的第十二王朝，直到乌尔陷落15年后方登王位，却在汉穆拉比即位第四年，即为重建乌尔纳姆帝国而发动9年战争之前第二十五年就垮台了。令人不解的是，这两个文明世界的活动范围已如此接近，却一直相互忽略了对方的存在。

    与此同时，在大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的3个世纪中，印度河文明或许尚存，而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化正篷勃兴起。前面已经提到，迄今为止我们关于印度河文明年表的唯一线索是，重新发掘那些被埋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迹的有序地层中的刻有印度文传说的印室。最早的地层中包括萨尔贡帝国以前的印度河印玺，但印度河印玺在苏美尔－阿卡德存在的最后时间却无法确定。对印度河文明本地遗址的考古发现似乎表明，该文明的消失既突然而又猛烈。

    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印度河文明的破坏者极有可能是把印欧语言带入印度的蛮族。《吠陀》经文皆用印欧写成，而印欧语在后来被作为一种古典语言人为复活之后，逐渐被称为”梵语”。达罗毗荼语族和澳斯特罗－亚细亚语族诸语言在操原始梵语者入侵以前，肯定曾在印度次大陆流行。达罗毗荼语似乎是同原始梵语一样来自西北。达罗毗荼语族的布拉灰语在公元20世纪还流行于俾路文省部分地区。至于原始梵语，它进入印度的时间和印度河文明遭毁灭的时间同样无法确定。根据喀西特众神中存在着《吠陀》经里的太阳神苏利耶这一点来判断，公元前18世纪从伊朗高原下来的喀西特人似乎包括部分操原始梵语者。在公元前15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众神中，也有《吠陀》经里的神。但是，这些关于当时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操原始梵语者的踪迹并不能告诉我们，他们是在何时毁灭了印度河文明。

    在公元前二千纪的前250年中，克里特的米诺斯文明正处于全盛期。公元前2000－前1700年前后，他们在克诺索斯、费斯托斯、圣特里亚扎、马利亚和旧卡斯特罗建造了第一批宫殿。这些宫殿是不设防的，也许它们并不是众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的所在地。或者，当时克里特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处于来自海洋进攻的危险之中。然而，第一批米诺斯宫殿在公元前1750－前1700年前后还是被毁灭了。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断定这场灾难是人为的，它也许是一场地震造成的。但是，时间上同喀西特人入侵巴比伦王国、喜克索人入侵埃及大体相当，这就给人一种暗示，克里特宫殿的毁灭可能是敌人入侵所致。

    在公元前二千纪前250年的黄河流域，地区性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仰韶文化时期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不仅仅是陶器风格从彩陶变为黑陶，龙山文化时期的驯化动物范围更广，而且至少有一个定居地已经修筑了土坯城墙用于防卫。尽管如此，东亚这种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没有企及象它西方，从印度河流域到爱琴海地区业已形成的那种文明的类型。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来自伊朗高原西部边缘的喀西特蛮族，公元前1743年对巴比伦王国进行了第一次袭击，然后逐渐蚕食，直到公元前1595年巴比伦被操印欧语的赫梯人劫掠之后，他们占领了巴比伦城埃及中王国的结束似乎也是同样被蛮族逐渐蚕食的结果。这批野蛮人被称为喜克索人，他们在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前后侵入尼罗河三角洲东北角，然后逐渐攻占孟斐斯，并于公元前1674年消灭了第十二王朝的赢弱继承者–第十三王朝。根据他们本族的人名姓氏判断，喜克索人也许是操闪米特语，而且，如果西部闪语是他们的母语，那么，他们和喀西特人就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在喜克索人入侵埃及的同时，喀西特人入侵了巴比伦，克里特岛的第一批宫殿也遭到破坏，这种同步性使人联想到，这些行动可能都受到某种来自背后的压力所造成的推动力的驱使。

    在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一次大规模的迁移，即从今天的土耳其东部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胡里人地区。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那样，语言学上的证据可以证实，公元前18世纪在美索不达米亚建立米坦尼王国（杰济拉）的入侵者和在巴比伦强行建立喀西特统治的蛮族中，都有操原始梵语的人。这种语言学证据暗示着，在这些局部压力的背后可能存在着某种独立的原动力，驱使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从西南亚北部的穷乡僻壤进发而出。

    这块穷乡僻壤位于欧亚大平原腹地。印欧语的发源地可能在东欧某地，它的南面在土库曼与西南亚相接，从那里很容易进入大平原。如果存在一次从大平原进发的大迁移，那么可能是在马的驯化之后，因为马很适宜于当地的游牧生活。在特洛伊遗址最低层的特洛伊第六地层中就发现了马的骨骸，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800年。此外，苏美尔－阿卡德人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还没有马，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也是如此。这说明，马是公元前1800年以前不久在欧亚大平原上驯化的，而一种新式武器-一马拉战车的发明和传播正是蛮族在公元前18世纪入侵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并取得成功的原因。

    游牧生活象城市生活一样，也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它寄生在农业上，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有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这些农业人口持续不断地生产出超过自身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城市人口用城市的产品和服务同农业人口交换食物，游牧民也同样需要通过出售牲畜和兽皮来购买农居社会的物品。虽然游牧民自己不从事农业，但他们浪漫的生活方式不仅后于农业而出现，而目’只有同持续耕种土地的邻居同生共存才具有可行性。在这种条件下，游牧生活是科用干旱草原而不毁坏它的最具建设性的方式。耕种土地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生产出更大的收获，但每年的收成是不稳定的，而且大量的草根被翻犁起来，有可能使大草原变成沙漠。在大草原上，较长周期的交替游牧是把草原当作狩猎地来使用，正如美洲北部的土生美洲人在公元19世纪仍然对当地大草原的使用方式一样。来自欧洲的定居者灭绝了曾作为当地人狩猎对象的野牛，而以一个生长期短的”牛的王国”取而代之。大草原的游牧生活是最有利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开发大自然，却又不把它变为不毛之地。

    为了使干旱草原能供养尽可能多的牲畜，游牧民不得不按照周期性的季节轨道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如果没有诸如马和骆驼这样的非人力助手的帮助，他们要在周期性的迁徙中管理好他们的牛和羊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迁徙如果不是天灾使然，还必须周密计划和准确实施，游牧民因之不得不把自己、动物助手和牲畜置于严格的纪律之下。游牧共同体迁徙时的后勤恰似一场军事战役的后勤，结果，游牧生活本身就为进行流动战争而自动地训练着它的从事者。当然，在一般情况下，他们年复一年，周而往返，既不同其他游牧民族也不同游牧民的农居邻邦和贸易伙伴发生争端。

    马的驯化给人们提供了使游牧生活具有可行性的非人力助手，但最初驯化的马却是一种弱小的动物，它不能承受骑手的重量，用尽可能轻的材料制成的两轮车也要4匹马来拉。经过1000年的饲养之后，马才能驮一个装备很轻的骑兵。又过了几个世纪，一种”巨型马”被培育出来，它可以承担自身的盔甲和一个着全副盔甲的骑手。然而，从一开始，游牧民只要冲出通常居住的大草原，他们在军事上就都是令人生畏的。不过，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公元前18世纪下半叶对巴比伦王国和埃及的入侵，也许还有对克里特的入侵，可能是游牧民族第一次系列进发的直接后果。这种进发在欧亚大平原一直持续到公元18世纪，在阿拉伯北部大平原则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亚太平原上游牧生活的发明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一批操原始梵语的民族，他们对巴比伦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施予了暂时性的冲击，却给印度打上了永久性的烙印。但是，游牧生活一旦发明，就不可能维持任何单一民族的垄断地位。欧亚大平原在不同的时期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所占领，这些语言相继有原始梵语、伊朗语、土耳其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芬兰语（马扎尔人的语言）。伴随着公元前二千纪末叶单峰骆驼在阿拉伯大平原的驯化和公元纪年前夕马对那里环境的适应，游牧生培的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扩展到北非。游牧民族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创造历史，至今仍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在上一章中，笔者曾推测，马的驯化为公元前二千纪早期游牧部落的流浪生活方式提供了前提。笔者还推测，公元前18世纪，一些操原始梵语的欧亚混血部落侵入了西南亚。如果这次入侵确曾发生过，那么，入侵的欧亚混血部落仅给当地的农耕民族留下了微不足道的痕迹。另一方面，如果游牧部落的入侵行动是驱使胡里人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喜克索人进入埃及的原动力，可以说，它对于区域文明间的相互关系则发挥了巨大的间接影响。正是这种民族大迁徙，以间接的方式推动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关系趋于空前的活跃和密切。

    诸区域文明中最早的样本－苏美尔文明并没有长久、稳定地保持其楷模地位。大约公元前四、三千纪之交，法老文明诞生于埃及；公元前三千纪的下半叶，小亚细亚、克里特和印度河流域也出现了一系列区域文明。不过，直到公元前18世纪，区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的唯一例证，是小亚细亚文明对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中文化养料的大量吸收。事实上，小亚细亚文明已成为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附属品。不过，如此程度的依赖关系实为罕见。苏美尔对埃及的影响在埃及文明的黎明之际是显而易见的，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老文明的初创，但这种影响并未持久。法老文明在最初12到13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中，创造了自己的模式，沿着自己开辟的航线不断发展。

    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二千纪最初的250年中，法老文明和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似乎都忽略了对方的存在，尽管它们版图相接，领土交错。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系显得更为淡薄。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址中发现的印度河印玺表明，早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世界就存在着商业往来；但印度河文明的遗址中却未发现任何受到苏美尔影响的痕迹。在印度河流域，苏美尔没有象对于埃及前王朝和第一王朝时期那样留下明显的烙印。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关系的隔绝状态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与公元前18－前13世纪这些文明之间关系的多样性、密切性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这5个世纪中，地中海东部军事和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是埃及人。主要是由于埃及人的行动才结束了地中海东部诸区域文明之间的隔绝状态。这或许令人惊奇，因为在此之前的埃及文明远不如苏美尔－阿卡德文明显得更具有外向性、扩张性。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当埃及遭到历史上第一次蛮族的入侵并丢失了大片领土之后，它那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仇外心理的激励，使埃及人首先驱逐了外来侵略者，并紧追不舍，一直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战争策源地。但是，由于这一地区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苏美尔－阿卡德文明的辐射，因此，埃及人对异族侵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烈反应，导致了埃及人和他们正以武力相对的异族的文化发生了联系。

    公元前18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巴比伦人驯服地屈从于蛮族喀西特人的统治，向他们纳贡缴税。曾最早摆脱巴比伦宗主权的亚述似乎也已臣服于蛮族米坦尼人的强权。巴比伦的喀西特帝国维持了几乎6个世纪，米坦尼王国对于亚述的统治或许维持了3个半世纪，终因被征服民族的反抗而解体。约公元前1730年或前1720年，喜克索人开始入侵埃及，到公元前1674年，他们的扩张达到了顶峰，他们占领了孟斐斯。至此，埃及再次分裂为南、北两个王国。所不同的是，在第二个”中间时期”中，北部的王国属于异族血统；而在第一个”中间时期”，赫拉克利奥波利斯王国和底比斯王国均为本民族所建立。喜克索人很快就吸收了埃及臣民的高级文明，但埃及人并未屈服。犹如公元前21世纪历史的再现，后者于底比斯的南部王国通过对北部王国的武力征服重新实现了埃及的政治统一。

    大约公元前1567年，喜克索人被逐出埃及的国土。完成统一大业的英雄是底比斯解放者阿莫西斯（雅赫莫斯，约公元前1575－前1550年在位）。阿莫西斯建立的第十八王朝存在了2个多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从第十八王朝的创立到第二十王朝的灭亡，新王国历时近5个世纪（约公元前1575－前1087年），相当于古王国时期的一半，但几乎超过了中王国统治期的两倍。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新王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前文提及，在中王国时代，塞索斯特里斯三世曾将其版图的南部边界向南推进到塞姆奈（位于尼罗河第二瀑布以上），并在卡尔马（位于第三瀑布以上）设立了一个远离中心的贸易站。新王国建立后，阿莫西斯的第二位继任者图特摩斯一世（约公元前1528－前1510年在位）将埃及的南部边界扩展到了纳帕塔（位于第四瀑布以下）。这样，第一到第四瀑布的整个尼罗河谷都纳入了法老文明的范围。据碑文记载，图特摩斯一世于继位的次年宣称，其领土的东北边界已扩展到幼发拉底河流域。

    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的蛮族正处在埃及的统治之下，他们与埃及人的文化联系是单向性的。库什人全盘吸收了埃及文明而没有施加任何明显的逆向文化影响。直到公元前1087年新王国灭亡之前，埃及人对于现称为努比亚的地区和尼罗河流域北部的苏丹人始终保持着强有力的控制；而同一时期埃及人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政治权威，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强度上看，则总显得飘摇不定，而且埃及统治者与亚洲臣民间的文化影响又呈双向性。双向交流的不断扩大使埃及从亚洲人那里接受了更多的文化养料。

    在三角洲建立起来的喜克索王国是否包括他们原来居住过的亚洲地区仍未可知。但有一点很明显，当埃及人推翻了喜克索王国侵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他们发现，这一地区已分裂为无数个政治上独立的小邦国。埃及人在各战略要塞设立了军事据点，并派遣埃及人执掌各附属国的政权。他们的统治是否稳定，往往取决于底比斯的帝国政府能否及时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但帝国政府好象并不打算将直接统治强加于亚洲属地的任何部分，这与第一瀑布以上尼罗河谷居民采用的统治手法截然不同。亚洲文化对于新王国时期埃及社会的影响，部分是通过新王国的亚洲属地向埃及本土移民而产生的。这些移民中，有的是战争俘虏，有的则是自愿来到埃及以寻求经济上的获利机会。两类移民带来的信仰、风俗、习惯，在埃及人的心目中有着无穷的魅力。埃及人因反击亚洲入侵者的军事征服所激发的仇外心理，并没有为亚洲臣民的这种和平渗透所唤醒。

    图特摩斯一世首先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建立了殖民统治。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前1490－前1469年在位）当权时，似乎中止了战争，因为她一直竭力阻挠共治者图特摩斯三世掌握权力。女王去世不久，图特摩斯三世就开始了武力征服。在他当政的第二十二至三十三年（即公元前1469－前1458年）连续进行了12次远征。最后的几次远征中，他到达了幼发拉底河流域，发现了耸立于此的图特摩斯一世纪念碑，并在旁边又树立了一块自己的石碑，然后，强渡该河，迫使美索不达米亚的米坦尼王国承认了他的宗主权。自公元前1458年始，至阿肯那顿继位，埃及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统治达到了鼎盛时期。阿肯那顿时代，（即公元前1367－前1350年）这一地区的埃及政权渐趋衰弱，并且再也没有完全兴盛起来。

    阿肯那顿是位革命者。他的革命在埃及历史上并非首例。从古王国解体到中王国创立的第一”中间时期”中曾发生过两次革命。第六王朝时，各州帐纷纷自立为王，不再听命于法老。到了第十二王朝，他们又逐渐地服从于重建的中央集权政府。同时，第六王朝崩溃不久有一段20年的政权真空期（即公元前2181－前2160年），在此期间，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社会革命。以上两次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一次属于”制度”改革，即摆脱了法老的支配；一次属于民众暴动，即反抗现存”制度”本身。然而，第一”中间时期”的这两次革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们都属于自下而上的革命，只存在层次、程度上的差异。阿肯那顿的革命则是自上而下进行的。

    阿肯那顿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与政权内部宗教集团的矛盾。如同第四王朝的前辈基奥普斯（约公元前4－前3世纪在位）一样，阿肯那顿就神学问题与祭司发生了激烈争论。此时的祭司阶层已发展得更加难以对付。基奥普斯的对手只是拉神圣城赫利奥波利斯的祭司。自从底比斯成为重新统一后的埃及政治中心，作为众神之首的拉神被等同于阿蒙。至少在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阿门内姆哈特一世当政时，阿蒙就已成为底比斯的地方神。图特摩斯三世把埃及所有地方神的祭司联合为一个全埃及的宗教组织，由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管辖。

    阿肯那顿向埃及社会中最主要的权力中心（并非法老本身）的挑战，使法老的法定绝对权威受到了实际考验。如果阿肯那顿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也许会击败祭司集团；如果他向阿蒙－拉神的高级祭司挑战时注意维护俄赛里斯神的地位，或许也会赢得成功，因为俄赛里斯神可以使人永生不灭，而永生不灭恰恰是埃及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然而，阿肯那顿的斗争不是求得永生不灭，而是为了一神教。一神教的主张不仅威胁到祭司集团的既得利益，而且也使不少民众心灰意冷。阿肯那顿心目中的唯一真神－太阳神（阿吞）仅仅是一个人的神。尽管这个人就是法老，即使法老拥有强大的权力，也不足以战胜庞大的宗教势力，因为他们侍奉的众神得到广泛而又根深蒂固的尊崇。

    阿肯那顿以阿吞取代阿蒙一拉和其他诸神的尝试终告失败，这并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阿肯那顿的革命留下了恒久的印迹。阿蒙一拉重新恢复了地位，但其形象已有改观，变得酷似阿肯那顿曾梦想材立为众神之首的唯一真神。阿肯那顿曾创作了一首赞美阿吞的颂诗，称它为宇宙万物生命的赐予者。自此之后，阿蒙一拉的赞美诗中也使这位传统神祗披上了”夭折”新神的外形。

    阿肯那顿将首都迁至新的城市。迁都在埃及已不乏其例。古王国的法老从内肯－内科布顺流而下，向北移都，先到提尼斯，后又看中孟斐斯。第十二王朝的创立者则把都城从底比斯迁至伊兹－陶伊（一座新建城市，位于孟斐斯南部不远处）。第十八王朝创立者重新统一埃及后，底比斯再次成为王国的首都。阿肯那顿选择了底比斯和孟斐斯中间的一个城市作为新都，命名为阿肯太顿（现称特勒－埃尔－阿马尔纳）。他死后，这座新城市沦为荒芜之地，都城迁回底比斯。确实，今非昔比，底比斯已不再因距南部边境太近而于治国不利，帝国的疆界已沿尼罗河向南延伸到纳帕塔。然而，底比斯仍未长久地享有作为新王朝唯一首都的特权。来自东北方的压力迫使帝国为了便于军事行动而将首都继续北迁，以致远远超过了阿肯太顿的城址。实际上，这种压力在阿肯那顿当政时就已感觉到了。狂妄、保守的统帅霍伦希布（实际在位时间约为公元前1349－前1319年）则在孟斐斯支配着整个帝国。到新王国终结前夕，军事行动的大本营已经移到三角洲东北角的塔尼斯，这一城市很可能正是喜克索王国首都阿瓦里斯的旧址，至少离阿瓦里斯很近。

    阿肯那顿的革命性影响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学、造型艺术等领域。文学方面，他提倡用一种新兴的文字进行写作，摒弃了繁复、过时的旧文字。这一革新的寿命要比他本人长得多。随着星移斗转，公元前14世纪出现的这种文字到该世纪末亦被抛弃。艺术方面，他崇尚自然主义，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包括对他本人未加修饰的描写。

    阿肯那顿对自然主义的偏好或许受到了米诺斯文化的熏陶。新王国时期埃及墓穴的壁画中描绘了携有手工制品的米诺斯人，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出自迈锡尼文化而不是米诺斯文化自身的产物，这表明埃及与同时代的爱琴海世界有着商业和文化上的联系。除了具有超凡的天赋，阿肯那顿还为生存的时代和活动的空间所激励。他统治下的埃及帝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当然，这不能按字面含义理解为那种地理意义上的帝国，即拥有广阔的疆域；而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帝国，即它构成了一个富于多样性的人类文化典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与此同时，该帝国的一位统治者以第一个一神论者载入史册。这不仅仅是巧合，阿肯那顿的一神论还是借助宗教形式表达出来的世界主义思想。他奉阿吞为整个宇宙之主，而不是一个地方神。除了埃及，他还在叙利亚和努比亚为阿吞建立了大量神庙，以表示它的普遍存在。

    埃及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最初2个世纪中，在地中海东部没有政治上的竞争者。蛮族喀西特帝国统治下的巴比伦政治地位重要，但文化上正值幼年期。正是在这个时代里，苏美尔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史诗主题通过阿卡德语言精炼成经典形式：吉尔伽美什寻求生命之树的失败；伊什塔尔（伊南那）下地狱；年轻的马尔杜克消除混乱，使宇宙变得秩序井然，以卓越功勋而成为苏美尔－阿卡德诸神的首领。哪里讲阿卡德语言，这些诗篇就在哪里流传。当时，阿卡德语言已成为包括埃及帝国在内的地中海东部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在埃及政府一个必不可少的机构一档案馆中，工作人员就使用带有苏美尔特征的阿卡德语言在泥板上进行书写。这种语言还是埃及帝国政府与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属国联络的媒介。阿卡德语言的文化优势可与埃及的军事和政治优势相媲美。

    埃及帝国的军事、政治地位遇到了挑战。自公元前1595年穆尔西利斯一世袭击巴比伦以来，赫梯人始终处于休眠状态。阿肯那顿时代，他们在苏皮卢利乌马斯（约公元前1375－前1335年在位）的领导下又开始踏上战争之途。苏皮卢利乌马斯征服了哈梯（希伯来语的赫梯称呼）的小亚细亚东南方邻国一基祖瓦德纳，击败了米坦尼，并以威胁利诱逼迫叙利亚北部的埃及附属国转而效忠于他。公元前14世纪末期，苏皮卢利乌马斯的继任者穆尔西利斯三世（约公元前1334－前1306年在位）吞并了小亚细亚西部卢维人的阿尔萨瓦帝国，在此之前，后者曾与哈梯并肩称雄。到公元前13世纪初，赫梯已成长为一个完全可以与埃及相抗衡的大国。拉美西斯二世（约公元前1290－前1224年在位）和苏皮卢利乌马斯的孙子穆瓦塔利斯（约前1306－前1282年在位）为了争夺叙利亚的控制权而诉诸战争。赫梯在大约公元前1286－前1285年卡叠什战役的胜利中未获得什么实在的成果。交战的两个大国终于意识到双方没有力量再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感受到了正面临着共同的敌人力量在不断增长的威胁。所以，公元前1270年两国订立停战协定瓜分了叙利亚。可惜，他们的醒悟为时已晚，东方的亚述坐收渔翁之利；西方又崛起了新的侵略势力：迈锡尼人和大量永不安宁而又性喜流动的”海上民族”。

    公元前20－前19世纪，亚述人一直征战不休，最终为米坦尼人民族大迁徙的洪水淹没。阿苏鲁巴利特一世（约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前1356－前1320年在位）当政时，亚述人重以富于侵略性的黩武主义形象闻名于世，到处推行新的残酷统治。阿达德－尼拉里一世（约公元前1307－前1275年在位）和撤缦以色一世（约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越过美索不达米亚侵入卡赫美士。图库尔蒂－尼努尔塔一世（约公元前1244－前1208年或前1234－前1197年或前1230－前1198年在位）一度占领了巴比伦。然而，还未等亚述人向西越过幼发拉底河就遇到了13世纪开始的新一轮民族大迁徙的冲击，匆忙回师防御。

    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文明不仅从灾难中恢复过来（这场灾难发生于约公元前1750－前1700年，克里特岛上的宫殿毁于一旦），而且到公元前一千纪的第三至五世纪中趋于全盛。这段历史被称为中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三阶段和晚期米诺斯文化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大陆的情形略有不同，约公元前1900年，蛮族的入侵无疑延缓了那里区域文明的诞生，不过或许正是这些蛮族带来了希腊语言。在随后3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克里特，这个未经战乱骚扰的幸运之岛，文化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大陆，以致到了公元前17世纪末16世纪初，大陆突然开始吸吮米诺斯文明的艺术乳汁。

    这次吸吮经历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可以肯定，大陆在文化上将为米诺斯社会完全同化，犹如公元前三千纪阿卡德为苏美尔所同化一样。然而，希腊大陆保持了自身文化的鲜明个性，犹如小亚细亚吸收了苏美尔和阿卡德足够的文化养料而又维护了自己的形象一样。大陆上的迈锡尼文明（如此命名是由于迈锡尼是这一文明中最光辉夺目的典型）与步入晚期第一阶段的米诺斯文明并肩发展。约在公元前1480－前1450年，前者征服了后者。

    米诺斯文明又一次从灾难（约前1500年锡拉（桑托林）岛火山的剧烈喷发）中幸存下来。火山喷发前夕，该岛已为地震所扰。克里特岛的东、北海岸都感受到了喷发（而非以前那场地震）的影响；但以后克里特（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经受的灾难更为严重。考古学证据表明，后来的这次灾难是人为造成的。灾难之中，克里特最主要的克诺索斯的宫殿为之废弃，其他宫殿则被摧毁殆尽。在克诺索斯，灾难的直接后果就是一种地方性文化的诞生，即所谓的晚期米诺斯文化第二阶段。克里特岛的其他地方没有共享这一文化。从发现的废弃兵器来判断，地方性的克诺索斯文化具有浓厚的黩武主义色彩，这里的陶器则具有迈锡尼风格。考古学证据表明，大约公元前1480－前1450年，迈锡尼人侵占了克诺索斯并用它作为袭击和抢劫米诺斯文明其他地区的军事基地。

    以上只是爱琴海地区居民在随后3个世纪所遭受的一系列人为灾难的开端。公元前1400年之后不久，克诺索斯的宫殿可能又遭到来自大陆的迈锡尼侵略者的洗劫。如果流传至古希腊时代的传说有些许真实的话，那么就可以判断，几乎与此同时或晚些时候，迈锡尼人的底比斯（此为希腊城市）宫殿在一次内战中亦遭毁坏。尽管灾难连绵，迈锡尼文明在公元前14世纪依然走向繁荣。或许，公元前1480－前1450年征服克诺索斯的结果是一种自成音节的语音符号–即所谓的乙种线形文字，成了迈锡尼时代希腊语的表达方式。可以说，这是对克里特线形文字的直接模仿。线形文字是米诺斯人发明的一种表达自己感情的语言符号，至今未能为人识读。迈锡尼工匠的技艺完全具备了米诺斯前辈的水平。他们建造了许多”蜂房”式陵墓，在砖石建筑方面竭力仿效埃及人的技术和精确性。公元前14、13世纪，迈锡尼的国际贸易范围相当广泛，东至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的乌加里特，西达西西里，南抵埃及。他们既从事贸易又不放弃抢劫，视哪种行为更能获利而定。公元前13世纪，迈锡尼人的黩武主义更为变本加厉，他们对希腊东部的宫殿，例如，迈锡尼本身、阿尔戈利斯海湾的梯林斯以及雅典卫城，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为要塞守卫者精心设计了一套供水系统以备要塞遭到围困之需。这100年间，人为的灾难频频光临爱琴海东岸。约公元前1260年，特洛伊为入侵者摧毁；在它的南方，赫梯帝国陷入困境。赫梯人发现，倾覆可与之匹敌的阿尔萨瓦帝国并非难事，而对其领土加以有效的控制却显得力不从心。赫梯在小亚细亚西部的统治遇到了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当地居民的持续反抗，二是迈锡尼人的不断侵袭。赫梯帝国，以及希腊大陆和克里特岛的迈锡尼统治者都仿效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模式，建立了复杂的行政管理机构，这需要一定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来维持。可以推测，在小亚细亚和希腊，由于有文化的阶层只是极少数，致使这种官僚机构变成了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以至于如果不持续不断的强化效率，官僚机构就会停止运转。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世界的西部都正酝酿着新的风暴。印度的状况暂时还不引人注目。考古学证据仍无法断定印度河文明何时为操原始梵语的民族所征服。如果这些人是公元前18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那么，他们就应该象迅速席卷巴比伦和美索不达米亚那样早已踏上印度大地。不过，也可能他们在寻找从乌浒河－药杀水河流域跨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的路线时，花费了若干世纪的时间。

    中国的区域文明（被称为商朝，别名殷）诞生于大约公元前1500年。它的某些特征源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晚期（即龙山黑陶阶段）。与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埃及不同，中国文明的兴起没有伴随着定居地的变动。如同地中海东部一样，中国的新石器文化依赖于降雨对农作物的灌溉，它的所在地都是地势相对较高的风化黄土地带，包括甘肃、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以及东部的黄河与汉水、淮河间的广大地区，这也正是龙山新石器文化后裔商文明的所在地。中国文明的开拓者们并没有开发河谷底部的冲积层土壤以供耕种和居住之用。直到中国的古老文明升起于地平线1000年左右，苏美尔和埃及类型的治水方式才成为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东方的商文明及其前身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象苏美尔文明与前身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那样有过明显的断层。不过，两大文明都有一些共同或类似的新趋势。与苏美尔一样，中国由新石器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历程，伴随着统治集团与臣民阶层财富和权利的严重分化。安阳（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城址）的帝王陵墓与乌尔第一王朝的陵墓有相似之处，尽管后者要早1000多年。商陵建构宏大，并拥有奢侈的殉葬品，其中包括人殉。冲积层被开发成耕地推动了苏美尔社会财富的不断集聚，也使得极少数统治者能够获得穷奢极欲的享受和陪葬。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同样邪恶的趋势，而整个社会经济资源却没有任何同步的增长。

    中国文明破晓之际，也曾出现过一系列创新，这使我们回忆起伴随印度河文明和埃及文明陡然诞生而具有的新意。中国也不例外，这些创新萌芽的突发性，似乎预示着那里的文明同样是在域外文明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而与苏美尔文明显著的自发进化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第二项创新是一种文字符号的应用，即中国商代文字的发明。它是中国古典文字的先驱。正如埃及象形文字的起源一样，商代文字肯定也受到苏美尔文字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很可能既细微难辨又比较间接。中国文字还有一个特点与埃及象形文字相似，即它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文字的结构来自苏美尔语，这种结构（对表意符号和音素的共同使用既缺乏逻辑又显得笨拙）过于罕见以至于可以肯定，它是在三个不同的地点独立发展成形的。中国古代文明初创时期的第三项突发性创新是青铜工具的使用，包括投掷器、武器和祭器等。制造青铜器的技艺也无疑源自西方。商代青铜器就象其文字一样，带有典型的中国特色；青铜器皿设计精巧，显示了高超的工艺。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青铜器或许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木制原型，只不过这种原型在今天已无迹可寻。但是，这一假设仅能解释手工制作风格的源头，而冶金技术的突然获得则仍然是一个谜。

    商代青铜器的构成元素中，锡的含量较高（17％）。距离黄河流域最近的锡、铜产地是马来亚和云南；但熔合锡铜和铸造合金制品的技术不可能由南方传入黄河流域。东南亚最早的青铜器文化（称之谓”东山文化”，位于越南北方）也不会早于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后半期。暂且不论铜锡合铸技术来自何方，而此时的铜、锡却早已输入黄河流域为中国所用了。亚洲的热带地区很可能是中国商代的金属来源地。因为，商文明除了具有其前身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具有经由欧亚太平原传入中国北部的西方文化特征之外，还含有一定的热带文化血统。中国的商代主要种植小麦、谷子和水稻；饲养的畜类除了普通的家畜外，还有水牛和一种南方品种的猪。

    可以肯定，水牛和水稻最早是在一些热带沼泽地区进化出来的；这一地区的文化与商文明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同等重要。但似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从亚洲的热带地区到黄河流域的南方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相类似的文化。从地理位置上看，距黄河流域最近的地域文明是印度河文明。但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不仅相距遥远，而且为重山峻岭所隔绝。此外，印度河文明是否向东部和南部扩展到了印度那些现在以水稻（而不是小麦）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此点至今无据可考。

    因此，商文明中热带血统的渊源仍属不解之谜。根据中国的传说，如今地处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以南的地区，更不必说越南境内，都仅仅是通过被汉人同化的方式接受文明的，一方面是本民族居民的吸收，一方面是中国北方移民的渗透。不可否认，这一传说只是中国文化偏见的反映。公元19世纪，长江流域南部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发现了一些幸存下来而又在文化上尚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从而为我的结论提供了证据。此外，当代中国南疆与东南亚邻国的交界地区还发现了其他幸存下来的原始民族。不过，最早培育出水稻、驯化了水牛的地区依然无法确定。商文明在中国黄河流域崛起的同时，中美洲地区的文化开始步入早期”形成”阶段。如果把农业的开创，而不是磨制石器技术的发明，视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时期与旧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同等对待。时至公元前1500年，中美洲民族已由主要依靠采集食物和打猎为生的”上古时代”，跨入一个新时代，即所谓”形成期”，人们已开始以农业为生。几乎可以肯定，玉米的进化是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大陆居民独自完成的。直到欧洲人横越大西洋踏上新大陆将玉米运回欧洲时，玉米的名字才为旧大陆所知。然而，在一种农作物的进化到以种植这种农作物为主要生计的经济体制确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时间滞差，而旧大陆经济史中则没有这样的时期。旧大陆由食物采集向以农业为生的转变紧随培育技术的获得而迅速完成，没有时间滞差的迹象。中美洲地区的时滞至少为1000年，甚至可能是2500年。同一历史时代何以会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步调，令人迷惑不解。正是这种情形导致了哥伦布到达之前的美洲文明在经济、技术上的相对落后。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

    （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旧大陆所有区域文明，从爱琴海流域的米诺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到黄河流域的商朝，都遭到了蛮族的强烈冲击，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甚至有些曾被成功地击退了的入侵者，最终仍以”和平渗透”的方式赢得了此前以武力无法获取的地区。结果造成旧大陆区域文明版图的巨大变动。最古老的文明衰落下去，一些年轻的文明为之毁灭，几个新的文明在两次大劫难涉及不到的地理间隙中崛起于世。这次民族大迁徙的影响远比公元前18世纪那次更富于革命性。

    我们在埃及发现了有关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文献记录。此可谓独一无二的证据。它指点了其他地区民族大迁徙缘由后果的迷津。爱琴海地区的考古学证据与埃及的文献记录比较一致，与后者相似的是，它也属于同时代的证据；不同的是，它是默默无言的。埃及的文献提供了关于民族迁移日期和迁移民族名称的信息，而这根本无法从爱琴海地区陶器的时序、人为毁灭的遗迹中推断出来。对于遥远的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埃及文献也投射了耀目的光芒，但已非往日那样明亮。

    大约公元前1220年，利比亚人联合了美舍韦舍以及其他柏柏尔民族，在5个”海上民族”的援助下，从西面袭击了埃及并抵达了三角洲的西北角，后为法老迈尔奈普塔（约公元前1224－前1214年在位）击溃。这不只是一场抢掠，甚至也不纯是一次军事侵略，它是一次移民的尝试，因为入侵者都带着妻子儿女、家畜及他们的动产。作为5个被击溃民族之一的卢卡人，肯定来自小亚细亚西南部；还有一支为亚该亚人，他们不是来自希腊大陆就是克里特岛，至少有一支亚该亚人此时已在克里特岛上建立了自己的家园。其余3个”海上民族”是谢克勒什、沙尔丹和图尔沙。大约500年后，这3个民族以西库尔人、撒丁人和蒂尔塞诺伊人（埃特鲁斯坎人）的身份重新出现，而美舍韦舍人也以马克斯耶人的名字在现属突尼斯的地区重露锋芒。但是，这些民族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的西部定居地，很可能并不是公元前1220年进行大规模迁徙的大本营，他们最终的定居点多半只是在企图进入埃及建立自己家园的尝试失败后由移民修建的避难之地。

    在一篇纪念性的碑文中，迈尔奈普塔详述了自己的军事成就，不仅提到了击败利比亚人的辉煌成绩，还记录了一些珍贵的史实，如：”哈梯平安无事”；迦南遭到侵略，丢失了部分领土；以色列为蛮族洗劫；等等。这些记录表明，迈尔奈普塔时代，赫梯帝国尚未倾覆，而且还投有企图侵占公元前1270年停战协定中与埃及划分的叙利亚领土以外的地区。以色列的提及表明，从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民族迁移业已开始。此次迁移运动不仅把以色列和犹大部族带入迦南，而且还将他们的闪米特语伙伴迦勒底人带进苏美尔的西南疆；另外一支闪米特语民族阿拉米人流动的范围更为广泛，向北远至今日土耳其大裂谷的北端，向东抵达亚述的西陲，东南到了底格里斯河东岸与伊朗高原西部之间的地带。

    大约公元前1194和1188年，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三世（约公元前1198－前1167年在位）曾两次挫败西方对于埃及的侵袭。这一次，柏柏尔人（利比亚人，马克斯耶以及其他部落）似乎没有得。到”海上民族”的援助。那些”海上民族”从东北方单独向埃及发起了进攻。他们仍是进行移民的尝试而非为了劫掠，从爱琴海及其岛屿（或许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大本营）的军事基地出发，水陆并进，穿过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循着这些地区的海岸，不停顿地出击。他们推翻了赫梯帝国，不仅洗劫了它的中心地区哈梯，还横扫了小亚细亚西部的阿尔萨瓦、科迪（西里西亚东部？）、幼发拉底河西部河套中的卡尔基米什以及阿拉西亚（塞浦路斯）。然后，他们在阿莫尔－可能是位于原属赫梯帝国的叙利亚领土南端的一个地区（与约公元前2000年出自阿拉伯半岛的阿莫里特人之名称有关）－建立了一个新的根据地，继续征战不已。

    拉美西斯三世为保卫埃及在叙利亚南部和巴勒斯坦的属地只进行了一次抵抗。此时此刻，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的移民或许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拉美西斯集中精力去对付”海上民族”的船队，他即位的第八年（即约公元前1191年），在三角洲的东北角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挽救了埃及。但海上的惨败并未阻止”海上民族”自阿莫尔出发，沿陆路南下；也未能阻止他们在埃及亚洲属地的滨海沿岸永久地定居下来。公元前1191年，谢克勒什人仍象公元前1220年那样出现在”海上民族”中间，但它的盟友已与以前不同。此次同盟包括谢克勒什人、达努人（达瑙伊人）、吉克尔人（图科尔伊人）、帕勒塞特人（菲利士人）和韦舍什人（尚不确定）。达努人似乎已在西里西亚定居下来，吉克尔人在卡尔迈勒山南麓的多尔找到了居住地。而帕勒塞特人则沿着巴勒斯坦滨海最南部的狭长地带建立了5个城邦国家。

    约公元前1220年被迈尔奈普塔击退的迁移民族联盟的首领为利比亚人，他的名字被记录在埃及的文献中。不仅如此，埃及的记载还提供了公元前1188年率军侵埃而为拉美西斯三世打败的其他利比亚首领名字。摩西就是一个世人皆知的名字。根据以色列人的传说，正是他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外约旦，这一事件成为以色列人征服叙利亚疆土的前奏曲，并最终如愿以偿。不过，即使有埃及文献的记载，也无法确认摩西其人的历史真实性。至少有两个名叫摩西的埃及人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记载中。摩西的名字似乎是融合了几种以”mose”或”messe”结尾的神祗姓名字音后形成的缩写词。这两个构成要素加上词首往往是神的名字，为人熟知的有雅赫摩斯（阿莫西斯）、吐特摩西斯（图斯莫斯）、拉美西斯。以色列传说还称，摩西出生于埃及，信奉一神论。如果这一传说确有根据，那么，摩西的名字最可能的全称是阿吞－摩斯，因为阿吞崇拜是埃及法老时代记录下来唯一的一神教信仰。

    法老阿肯那顿的刑律废除之后，一个用太阳光盘混成的名字再也不会保证埃及任何国民免获罪罚。然而，据以色列人传说的描述，摩西在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曾在埃及政府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即埃及境外的一个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确有此事，那么可以设想，阿肯那顿的宗教在那一地区得以幸存。以色列人的传说还把出埃及后的摩西描绘成以色列人和上帝耶和华进行交流的使者。据说，耶和华的名字在以前并不为以色列人所知，它代表的含义大概是”永生”或”生命赐予者”，这些恰恰是阿吞的属性。

    以上分析说明，摩西可能确有其人，就像已经得到证实的利比亚人马拉亚和麦什尔一样，他们与摩西情形相似并且很可能是同时代人。即使摩西没有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本人也前能具有一定的埃及文化背景。尽管传说中关于摩西经历的描述某些方面闪耀着明显的传奇色彩，但他的真实性仍未受到怀疑；因为许多真实存在的著名历史人物都已逐渐成为民间的传奇式英雄。例如，无人会怀疑居鲁士二世－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创始人的真实性，但传说中称他幼年时期就以非凡的能力摆脱过一次又一次的意外生命危险。可见，居鲁士二世与摩西的幼年经历何其相似。

    埃及人使自己的祖国幸免于武力征服和占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国家已拖得精疲力竭。约在公元前1087年，埃及又分裂为两个国家（埃及衰弱的真正标志），一个仍以底比斯为首府，另一个则定都于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这里很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290年拉美西斯二世执政以来的军事行动中心。约在公元前1090年，底比斯政府派遣文?阿曼前往比布鲁斯采购木材。在这个与埃及已有2000年贸易关系的城市，埃及使者竟受到了屈辱性待遇。比布鲁斯国王直到接受了埃及塔尼斯政府（埃及的两个政府关系比较友好）的相应货物后才同意为文?阿曼砍伐黎巴嫩山上的树木。

    然而，埃及挫败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军事入侵的最突出后果，是利比亚人通过”和平渗透”的渐进方式确立了对埃及的统治。约在公元前945年，新王朝（第二十二王朝）的法老加戴了双重王冠，称自己为”美舍韦舍之王”。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人是否是公元前1220、前1194和前1188年捕获的战俘后裔，还是后来在埃及政府默许下和平进入埃及的利比亚人子孙。无论如何，看来大约在公元前945年美舍韦舍人对法老政权实现了和平”接管”。利比亚人的军队与埃及祭司集团达成了默契，利比亚人尊重埃及4个神庙直辖州的自治权，其中除了底比斯（大约自公元前1087年以来一直处在阿蒙－拉神大祭司的统治之下）外，还包括赫利奥波利斯、孟斐斯和勒托波利斯（它们三州分别由拉、卜塔和何露斯诸神的地方祭司所控制）。

    由此可见，埃及最终屈服于蛮族的民族大迁徙。利比亚人尝试武力征服时，曾至少3次被埃及人予以重创，可终于在埃及祭司集团配合下，建立了对埃及的统治，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军人阶层。在埃及，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为同时代的文献所载。在其他地区，除了埃及文献曾提及的以外，同时代的证据都是考古发掘之物，而文字材料则都属于追溯性的，来源于传说；这些传说往往经过数代人的口头流传才形成文字。爱琴海地区的传说有许多方面与考古学证据不相符，从而产生了对传说的质疑；但考古学证据也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明晰的信息。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爱琴海流域民族大迁徙的历史留下了许多疑团，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据仍无能为力。

    一方面。考古学证据可以表明，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坚固宫殿的外围郊区曾屡遭洗劫：约公元前1200年，除了雅典卫城外，近锡尼所有宫殿都遇劫难；约前1150年迈锡尼再遭涂炭。另一方面，它又无法说明同一时期克里特或色萨利遇到的类似破坏和阿提卡东部、爱琴海诸岛承受的厄运。爱奥尼亚也未能幸免，邻近的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隅成了难民的避难所，这些难民把祖先的迈锡尼文化带到了那里。考古发掘材料显示，公元前12世纪期间，迈锡尼难民曾连续掀起征服塞浦路斯的浪潮。这与同时代的埃及文献记载略有不同。文献称，拉美西斯三世曾予以扼制的”海上民族”迁移运动，发端于爱琴海岛屿；他并不认为，这些岛屿本身是洗劫的目标，而是强调，塞浦路斯只是移民进军埃及沿途抢劫的国家之一。

    迈锡尼人曾摧毁了米诺斯文明，而如今迈锡尼人自己的文明也饱受涂炭。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剧变之后，爱琴海流域的文字失传。一种自成音节的文字兴起于塞浦路斯岛，这种文字即使不是直接源自爱琴海的线形文字，也肯定吸收了它的某些成分。新文字在塞浦路斯岛被用来传播希腊语言，而希腊语大概是由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时代的希腊移民带来的。当腓尼基字母引进岛时，这种文字仍然保留下来，直到公元前3世纪才结束了二者并行使用的历史。在克里特和希腊大陆，爱琴海文字则为人们永久地忘却了。时至公元20世纪的今天，人们发掘出了这些文字的原文，运用音节字的线形文字原文终获识读。然而，希腊在迈锡尼文明灭亡时丧失的文化财富决不仅仅只是文字；石工技术湮没无闻，制灯行业无人问津，包金材料消声匿迹，从米诺斯文明继承下来的精美服装式样也已弃而无用。文化财富之源枯竭殆尽。根据大量公元前13－前12世纪的居民点遗址判断，迈锡尼的整个范围内曾发生过人口急剧下降的现象，尽管由于难民的涌入而使个别地区人口有所增加。

    目前还未发现受到劫掠的地区为入侵者占领、难民大批逃亡的确切证据。如果入侵者就是那些”海上民族”，那么根据埃及文献所载，他们未曾停留便动身远征，劫掠东方和南方的其他地区去了。公元前12－前11世纪期间，伯罗奔尼撒的南部（麦西尼亚和拉科尼亚）似乎已完全沦为荒芜之地；劫后余生的迈锡尼文明已然是一种退化的文明。继此之后，一种具有鲜明特点的新兴文明又开始萌生于那曾哺育过迈锡尼文明的大地。

    考古发掘的材料证明，希腊移民对爱奥尼亚（位于小亚细盘西海岸的中部）的开拓始于公元前10世纪；但关于这些操希腊西北方言民族的到达则无证可查，据后人追忆，他们是多里安人，其进行迁移的证据是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语世界的方言分布图。希腊西北方言的分布呈对角线形，由西北部的伊庇鲁斯到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以及东南方的小亚细亚大陆西南隅。多立斯方言区的两边当时是另一种方言－阿卡多－塞浦路斯语的范围。这种非多立斯方言无疑是由迈锡尼时代的希腊难民带到塞浦路斯的；而且，肯定在阿卡狄亚流传下来，因为这个伯罗奔尼撒的心脏地带是一个天然的堡垒。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希腊的阿卡多－塞浦路斯方言，实际上相当近似于运用乙种线形文字的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方言。

    操希腊西北方言的民族向东南方迁移绝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0世纪。这一地区虽经公元前1200年浩劫，但仍保存了迈锡尼时代的物质文明，并已为考古发掘的材料证实。不过，考古学的证据不能排除所谓多里安人的迁移运动早在公元前12世纪就已开始的可能性，蛮族入侵者也许因为吸收了文明臣民的物质文明而使他们自身的痕迹消失了。

    在爱琴海地区，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造成的危害最深。大量众所周知的例子表明，一个文明民族的语言文字总是在不断转换过程中形成的，但公元前1200年爱琴海地区文字本身的失传却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件，它完全可以作为衡量这场浩劫影响程度的标志。小亚细亚文明的境遇要好得多。尽管赫梯帝国也象迈锡尼诸公国那样遭受了土崩瓦解的厄运。但其后继者在叙利亚北部（赫梯人早已从埃及人手中夺得控制权）所建的城邦国家却得以幸存。尽管他们不再用苏美尔文字来表述阿卡德语和印欧语系的赫梯语，但这些赫梯遗民仍继续使用卢维语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发明于民族大迁徙以前的小亚细亚）。

    赫梯帝国的倾覆意义深远，具有世界性影响。它结束了以前关于制造锻铁技术传播的禁令。锻铁犹如青铜般坚硬，这种技术可能发源于小亚细亚。当希腊人开辟了通往黑海之路时，他们把此项发明归功于一个传奇式的民族－查利比人。他们居住在小亚细亚北部海岸。这里不属于赫梯帝国的范围，但赫梯人企图垄断这项发明，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机密。赫梯国王只是偶尔有选择地将一些铁制品赠予外国统治者；直到赫梯帝国灭亡时，外部世界仍把铁看作珍稀金属。

    事实上，制造坚硬熟铁武器和工具的技术比制造同样硬度青铜器的技术更复杂，比例也更难以掌握。使用铁的动机主要是由于铁矿石几乎到处都可找到，可谓俯拾皆是（当然，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冲积盆地是明显的例外）。与铁矿石比较，铜矿石就少得多，锡则更为稀有。既然青铜为铜锡合金，那么，制造青铜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能够长距离地运送金属铸块。这鼓励了那些交通不畅的地区不断尝试以铁来代替青铜。

    以铁取代青铜发生于爱琴海，那里经受了公元前12世纪的频频灾难。既然爱琴海为小亚细亚之近邻，那么，早在公元前1050年雅典即开始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也就不足为奇了。以后的2个世纪中，铁一直是那里最主要的制造业用金属；但随着交通状况的逐步好转，青铜又恢复了使用。这一时期，许多地方都是铁与青铜并用。然而，直到公元前7世纪，埃及才以铁取代铜作为制造工具的材料。埃及人赶走了”海上民族”，生活方式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且，自从经历了古王国解体后不久的那场革命后，埃及人的思想更趋于保守。法老时代的埃及比以后往何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石料需要雕刻；然而，埃及人却使用非合金铜制工具从事大部分的石雕，甚至连对采用青铜也不感兴趣。黄河流域虽与地中海东部的最早文明发源地相距遥远，但中国人早在大约公元前15世纪就掌握了青铜器制造工艺，他们日益偏爱青铜制造业，而铜与锡的供应也源源不断。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直到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国才以铁取代青铜作为制造业的通用原料。

    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小亚细亚方言分布图，显示了一条色雷斯－弗里吉亚语言的入侵地带，从西北向东南延伸，呈对角线形，与爱琴海流域希腊多立斯方言区的分布相像。这里从前流行的语言（包括卢维语和赫梯语）仍得以保存，分布在入侵语言地带的两侧，即叙利亚北部的赫梯语和小亚细亚西部的卢维语（包括吕基亚、卡里亚和吕底亚地区）。弗利吉亚人并非”海上民族”，它由色雷斯闯入小亚细亚，而不是来自爱琴海群岛，他们不过是占领了”海上民族”留下的空间而已。就像操多立斯语的希腊人的迁移时间一样，他们的迁移从何时开始也无法从考古学证据中得到说明。

    迦勒底人、以色列人和阿拉米人由阿拉伯半岛向新月沃土的迁移运动，似乎经历了漫长的历程。法老迈尔奈普塔时代结束前，即公元前1214年以前，以色列人就已在巴勒斯坦定居；而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一世（约公元前1144－前1076年在位）当政时，阿拉米人仍未对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北部构成太大压力，这位国王还成功地进行过向地中海沿岸的远征。

    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并未使亚述遭受到严重打击，不再象公元前18世纪那样深受民族大迁徙之害。那一次，它臣服于米坦尼人的宗主权；这一次，它却保持了独立。在中止于公元前1291年的那次劫掠性大迁徙中，”海上民族”没有越过幼发拉底河；因为幼发拉底河与安蒂托罗斯和托罗斯山脉，构成了取道弗利吉亚进军亚述难以逾越的屏障。

    公元前1250－前950年期间的印度历史是一个未知数。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也许早在250年前就已到达印度河流域并摧毁了印度河文明，也许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进入印度河流域。如果是后者，那么，他们很可能为身后欧亚大平原进发的民族迁徙大潮所推动才奔往印度。

    黄河流域的商王朝为它以前的诸侯国之一–周取而代之；根据经典年表，时间为公元前1122年；另外一种比较慎重的估计，为公元前1027年，这也许更接近实际日期、周自黄河流域的渭河支流侵入中国北部平原地带，也就是说，在以往的年代里，中国也许从这个方向吸收了不少文化养料，此地经由欧亚大平原可通往西方。不过，考古学证据无法说明周到底带来了什么进步的文化创新。由商至周的政治变化没有像希腊迈锡尼诸公国灭亡那样导致文化发展链条的中断。周似乎也是中国人；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在推翻商王朝以前也完全属于中国文化范围。文字和青铜器制造技术随着政权的变换保存了下来并得以发展。

    而且，朝代的变更似乎没有引起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任何直接的重大变化。代表商代政权特征的考古学证据不仅包括人工制品，还有名为甲骨文的文献。安阳遗址的发现表明，该王朝在定都安阳时期为黄河流域的主要政权。根据传说，安阳是商代5次迁都的最后一站。目前还没有发现可与之比拟的同时代文化遗址，换句话说，即还没有发现另外一个同样规模、可与之抗衡的政权。据分析，往南大约100英里的郑州遗址为商代早期都城。然而，甲骨文表明，商王朝处于敌人的威胁中，而且这种威胁确实存在过。

    考古学证据未能说明，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领土范围或它的政治影响范围究竟有多大；但有一点很清楚，商王朝没有建立起一套利于中央政府有效控制的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实现中国政治统一后的中华帝国及其后继帝国有着明显的差异。统一了中国的诸侯国秦国国王赢政采用了”始皇帝”的称号，这是因为中国历史从未出现过一个拥有整个中国文明覆盖范围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商代政权组织则属另外一种类型，与它的直接继任者有着更多的共同点，而中国传统的关于周王朝政权组织的描述则带有追溯的性质。

    公元前771年，周王朝受到一场无可弥补的灾难的打击，从此逐渐衰弱下去。不过，即使在此之前，甚至在早期，周政权直接统治的区域也很狭小。周政权很大程度上只是地方诸侯的盟主，这些诸侯约有七八十个，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与800年后秦始皇强加于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政体相比，周朝政权显得比较脆弱，即使在开国初期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如果以其前辈商朝政权的标准来衡量，周朝政权可能还算强大些。周人在他们的时代确实控制了中国社会，尽管没有采取直接控制的方式。为周朝所取代的商朝统治者或许仅仅运用武力控制它的近邻政权，而没有使宗主国与其势力范围内的半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趋向制度化。对于那些半独立的政权，商王朝在不断地进行威胁的同时，又怀有一种内在的恐惧。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公元前约1250年至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在西起地中海流域，东到黄河流域的整个旧大陆，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扰乱作用，而美洲却未受到这次大迁徙的波及。但是，在同一时期，中美洲至少有一个地区发生了历史性的事变。公元前1250年左右，在文化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和中期在新大陆相当于旧大陆的”新石器”阶段），在今天叫作圣洛伦索的一片丛林覆盖的高原遗址上产生了一个文明。圣洛伦索俯临夸察夸尔科斯河谷，该河流经特万特佩克地峡北边进入墨西哥湾。这是迄今所发现的美洲最古老的文明的最早遗址。这一文明被现代发现者称之为’澳尔梅克”文明。

    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还没有文字，但它创造了大量的建筑和雕塑作品。在建筑方面，一个举行仪式的中心不断扩展，使大片地貌都被改观。圣洛伦索及其他一些晚期遗址上最有特色的奥尔梅克雕塑作品，是雕刻在花冈岩上的圆柱形的巨大人头像，这些花冈岩是从50多英里之外的采石场运到圣洛伦索的。这些物体是显示某种人类权威的明显标志。为了实现某个宗教目标，这一权威无疑可以大规模地动员技术和劳动力。奥尔梅克的至上神祗被塑造成一个介于人和美洲虎之间的怪物。对该神的崇拜显然是创造奥尔梅克物质成就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猜想这些成就部分是虔信者的志愿工作。但我们还可以猜想它们部分是由在战争中被俘的非信仰者的强迫劳动创造出来的，因为奥尔梅克的圣洛伦索是被一场暴力毁坏的，它显然表明破坏者对该城怀有仇恨。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约公元前1150年至前900年间达到鼎盛，其后便毁于暴力；而在更靠近墨西哥湾的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从约公元前800年到前400年仍很繁荣，在它最终消失之前还对中美洲其他许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影响。

    奥尔梅克文明的后期发展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安第斯山的”查文”文明将在第21章中阐述。不过我们在此应注意，在圣洛伦索所发掘出的奥尔梅克文明遗址有一些令人惊奇的特征。首先，仅仅在本地文化达到”形成”阶段约250年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文明，这是非常惊人的，因为它在中美洲种植玉米的时期和在中美洲用耕种这种作物以代替采集与狩猪作为食物主要来源的时期之间（约公元前1500年），至少存在1000年，甚至可能接近2500年的时间差。其次，圣洛伦索遗址与后来发现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其他遗址不同，似乎还不仅仅是一个”仪式”中心，而且还是一个可能有上千名居民之多的永久性的居住地。第三，到公元前约1150－前900年，圣洛伦索的奥尔梅克文明在艺术和技术方面已达到极盛，并且在后来的衍生地区继续保持了其艺术和技术水平。与此同时，约在公元前1500年出现在中美洲的”形成”阶段的文化也开始向外，特别是向南传播。到公元前800年左右，当墨西哥湾沿岸的低地出现奥尔梅克文明，秘鲁出现查文文明之际，”形成”期的中美洲文化，包括制陶术和谷物种植，已经传遍了从中美洲到秘鲁在内的整个”核心美洲”。玉米在中美洲以南的”核心美洲”（包括秘鲁以及中美和今天的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种植，几乎肯定是起源于中美洲，因为有证据表明，中美洲是最早种植玉米的地区。但是，无论玉米何时从中美洲传播到秘鲁北部海岸，都可以肯定秘鲁人当时已经为自己创造出了独立于中美洲和旧大陆的农业。秘鲁人种植的许多作物中有两种作物–马铃薯和昆诺阿藜，在秘鲁高原的最高处，甚至在高原山区的人工开垦的梯田上也可以种植。而在人类文明中心的其他地区．还没有在如此之高的地带从事农业的记录。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

    （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文明在人类活动各个领域内的绝大部分成就，都是在早于公元前三千纪末叶的年代中取得的。到公元前2000年，他们已失去了作为旧大陆中仅有的两个文明的殊荣，在它们身边，其他的地区文明蓬勃兴起。同时，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却受到灾难的袭击。尽管如此，在公元前三千纪开始之前，它们又重新振兴起来。这种复苏显示出了一种坚韧和耐力，它使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一直保持到基督教时代开始之后，而法老埃及文明则一直持续到公元5世纪。

    在第十三章中，笔者已经提及，这两个古老的地区文明在促进地中海东部所有地区文明发展的相互关系时所起的作用，在新王国时期，法老埃及文明建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这个帝国成了文化的熔炉。同一时期，用苏美尔文书表达的阿卡德语成为这样一种媒介物，它赋予源于苏美尔的文学作品以一种古典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之下，这些作品成为许多地区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已远远超过了苏美尔－阿卡德世界的界限。比如，它已包括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与此同时，阿卡德语成为外交通信用语，不仅地中海东部各君主（包括埃及法老）之间用这种语言通信，连埃及政府与其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附属国之间通信时，也使用这种语言。

    从政治上讲，在公元前1761－前1753年，汉穆拉比企图重建囊括整个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包括亚述、马里和卡尔基米什在内）的大帝国，但很快就遭到失败。此后，苏美尔和阿卡德均受到削弱。埃及由于在公元前1220－前1188年间反击利比亚人和”海上民族”的入侵，最终在政治上也陷于虚弱。不过，在这两个古老地区的社会中，都各有一个远离中心地区的省份仍然生机盎然。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公元前18世纪曾被米坦尼人的民族大迁徙所吞没的亚述，到公元前14世纪，已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持续不断的民族大迁徙中，亚述虽然被迫再次集中全力于守势，却依然保持了其政治特色和独立地位。自从大约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亚述再度对其邻国发动进攻，尽管当时的进攻尚没有帝国末期导致其灭亡的那种恶魔般的狂热和野蛮的暴行。帝国的最后阶段始于公元前745年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之际。

    大约从公元前932年到前745年这一阶段，无论是埃及文明还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都已不再成为文化创造活动的主要源泉，甚至已不再构成文化交流的主要部分。这时，新的地区文明开始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它们都是从最近的民族大迁徙中脱颖而出的。这些新的地区文明是叙利亚文明，希腊化的希腊文明，吠陀时代的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在中国，周代对商代的继承关系远远超过了位于其西部诸种新地区文明与它们的前辈之间的文化继承关系。不过，这两个最古老的文明尚未完全丧失其文化创造力。它们仍以诱人的魅力吸引着文化的皈依者。在公元前950年之后，埃及文明在尼罗河上游河谷很远的地区，即第三到第四瀑布之间，取得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在同一时期，苏美尔－阿卡德文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文化省份，它位于凡湖、幼发拉底河上游两条支流同亚述、美索不达米亚低地及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隔开的分水岭以北。

    在埃及本土，科比亚人的第二十二王朝（约从公元前945年到前730年）和巴比伦尼亚的喀西特人的王朝以及在大约前1169年取代了喀西特人的土著巴比伦人王朝一样，都十分平淡无奇。利比亚法老们的唯一功绩就是偶然地对巴勒斯坦发动一次一无所获的突袭，然而，这正是原埃及新王国的边防重镇纳帕塔成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时期。这个国家的国民并不是埃及人，其君主却是法老埃及宗教和其他法老文化虔诚的皈依者。沿尼罗河溯流而上，在纳帕塔以下，有一片肥沃的带状土地，至今，它仍在人工灌溉之下年年丰产。到公元前730年，这个农业基地已使库什人的纳帕塔王国人口众多，国力强盛，并已开始使其统治者产生了将直到尼罗河三角洲的整个埃及世界再度统一起来，由库什人的君主戴上双重王冠的梦想。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在公元前950年以后得到的新文化省份是乌拉尔图。我们已经谈到过它的地理位置。在公元前18世纪民族大迁徙时，胡里移民正是从这一地区下迁到新月沃地的。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乌拉尔图人正是留居故里的胡里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9世纪，土著的乌拉尔图的胡里人各区就联合起来，它们组成了一个王国，定都于凡湖东岸的图施帕。我们可以猜测到，促成这个政治统一的动因是惧怕亚述人入侵。实际上，撒缦以色三世的确在其统治的第一年（在位期约公元前858年至前824年）便对乌拉尔图发动了入侵。从军事上讲，两国相比，亚述军队的组织更严密，装备更精良，不过亚述从未征服过乌拉尔图。到公元前612年，即尼尼微失守的当年，乌拉尔图仍存在于西南亚的政治版图上。

    地理位置可以解释乌拉尔图不向强国屈服的原因，这个强国在其崩溃前，向西南方已打入埃及，向东南方已攻入埃兰。乌拉尔图是个天险要地。从图施帕到阿舒尔（亚述几个首都中最古老的一个，位于帝国最南端）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略近于阿舒尔到巴比伦的距离。可是，在陆地上，从阿舒尔可以取近路到巴比伦。而从阿舒尔却无法直通图施帕。

    一支以进攻图施帕为目标的亚述军队不可能到达大扎卜河上游地区，因为这里与凡湖盆地一样，也是个不可逾越的天险。它也不可能跨过凡湖南部作为分水岭的崇山峻岭。入侵图施帕的亚述军队只好首先向西北方、而不是正北方进发，翻过相对好走一些的山岭，从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底格里斯河上游盆地，然后再转向东北，越过漫长陡峭的关隘，经过比特利斯后，进入凡湖西北角，沿湖南岸的道路，即使在今日也是艰难异常的，一旦入侵者在这一地区再遇到军队阻击，该地更是令人望而生畏、危险之极。实际上，亚述入侵者只好选择这样一条路：沿湖的北岸和东岸前进，作一个更远的迁回，穿过更易通过的幼发拉底河上游南侧支流（今称穆拉特河）盆地中比较开化的地区。这便足以说明亚述军队只是偶尔到达图施帕，却从未能在那里停留的原因。另一方面，乌拉尔图的军队既受到面前崇山峻岭的屏卫，又受到邻近民族的欢迎（因为他们与乌拉尔图人一样，反对做亚述的臣民），这就足以挫败亚述军队越过高山，向东北进入伊朗，或向西北进入小亚细亚的任何企图。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在亚述的几个对手之中，乌拉尔图是最有战斗力、最果敢的一个。另一方面，公元前9世纪，正值乌拉尔图开始遭受亚述人入侵之时，他们却自觉地接受了亚述文化。他们在刻写铭文时，从亚述译本的阿卡德版苏美尔文字来表达自己的胡里语。亚述是苏美尔和阿卡德的文化继承人，这笔丰富、古老的遗产使亚述在文化上极富魅力，虽然它本身令人厌恶。不过，乌拉尔图也不仅仅是外来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至少在一个重要的艺术领域–石建筑工艺中，乌拉尔图的石匠超过了他们的亚述师傅，其在精细程度上（而不是在规模上），几乎达到了埃及人的水平。

    对于亚述侵略者来讲，他们遇到的最薄弱的抵抗不在北边，也不在东边，而是在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叙利亚的西线和进入巴比伦尼亚的南线。自公元前18世纪，即汉穆拉比使亚述俯首称臣之时起，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军事由量对比就发生了转化。公元前14世纪以后，巴比伦尼亚在军事上已无法与亚述抗衡。但是，尽管亚述一直不断地对巴比伦尼亚发动战争，甚至在短期内曾占领过它（如亚述国王图库尔蒂－尼努尔塔时期），亚述人仍然相当尊敬巴比伦尼亚，并把它看作两国共同文化的发祥地。当然，这是在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即位（约在公元前745年）并将亚述的军国主义推进到残暴的最后阶段之前。

    公元前932－前745年期间，亚述把位于其西部疆界之外的地区作为发泄侵略欲的对象。公元前932－前859年期间，它征服了阿拉米人的社区，这些社区定居在幼发拉底河以东，正巧处在亚述领土的西部门口。公元前858－前856年，撒缦以色三世征服了比特－阿迪尼，使亚述军队得以进入叙利亚，比特－阿迪尼是横跨在幼发拉底河西边突出部的一个阿拉米人的国家。不过，叙利亚诸小国面临的共同危险使它们将彼此间的地区性冲突暂时搁置起来，公元前853年，撒缦以色在奥龙特斯河畔哈马以北的卡尔卡被叙利亚联军击败。他又在公元前849年、前848年和前845年几度入侵叙利亚，而反亚述联盟的破裂使他得以在公元前841重创大马士革，迫使大马士革过去的盟友承认亚述的宗主权。不过，在公元前831年，撒缦以色遭到乌拉尔图人的反抗。公元前827年，亚述国内发生了起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822年。这场起义使他和他的继任者沙姆希－阿达德五世无法继续行动。乌拉尔图人在争夺叙利亚北部和西利西亚东部地区控制权的斗争中，在其国王阿尔吉什蒂一世（公元前785－前753年在位）领导下，已经联合成了一个强大的、富有竞争力的国家。乌拉尔图战胜了亚述。到公元前745年，这些战略要地已在乌拉尔图人的控制之下，而不复为亚述人所有。

    亚述人的这一失利意味着由撒缦以色三世首倡的，使亚述成为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强国的企图已告失败。尽管如此，亚述在公元前934－前853年间所发挥出来的军事力量仍然令人难忘。位于亚述本土，从底格里斯河左岸到扎格罗斯山脉西南山脚之间的富庶的带状农业区是亚述的经济基础。位于亚述心脏地区的这片肥田沃土的面积大于库什人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纳帕塔周围的农业区，却远远小于巴比伦尼亚的耕作区。亚述人既不象巴比伦尼亚，也不象库什，它的农业主要是靠天吃饭，并不依靠水利灌溉。在西南亚，在开发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冲积盆地前即已发明的，靠天吃饭的新石器时代农业定居点的所在地，正是后来成为亚述的那一地区。这一历史事实使人们不免发问，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上游盆地，先是从苏美尔到阿卡德，又从阿卡德到亚述，这种国家位置转移的因由是否正是灌溉系统遭到破坏？至少这是部分原因。因为灌溉系统曾使苏美尔和阿卡德过去的沼泽荒原变成良田。

    人或大自然都能破坏灌溉系统。地方社区间的争斗或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也会使它毁于一旦。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由于灌溉用水带来大量盐碱，或从下层土壤泛出盐碱，结果，大自然使人造的良田贫瘠化。大自然的这种恶作剧也已部分地破坏了现代灌溉工程，如在旁遮普和墨西哥。至于人类的丑行，自苏美尔－阿卡德历史开始的那一天起，这类记录便已不胜枚举了。在尼罗河谷地，大自然比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盆地表现得要有预见很多。直到公元1902年，即阿斯旺的第一座水坝竣工时，尼罗河的洪水每年都会给埃及带来新的、肥沃的淤泥，不论是大自然还是人类，都无力拒收这一赠礼。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下游灌溉系统的人工性和脆弱性，是否正是苏美尔和阿卡德衰落及亚述崛起的原因？公元1258年蒙古人入侵伊拉克时，其灌溉系统的确变成了废墟，重建工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不过，公元1258年这场突如其来的、人为的灾难来临之前，大自然的力量是否已经开始使伊拉克的农田逐步贫瘠化了？我们尚未有足够的证据足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过，下述事实肯定可以作为间接答案：在亚述崩溃之后，它的土地仍然相当肥沃，足以成为后来许多帝国的经济基础。这漫长的帝国系列，以亚述的迦勒底人后继国为起始，以包括巴比伦尼亚境外不那么肥沃的地区在内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为终结。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

    （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每一种人类文化一旦存在，必将对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不断产生影响，甚至在该文化消亡之后，其影响仍然发生着作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法老埃及文明历久不衰的影响证明了这一论点。不过，已消亡了的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仍然幸存的文明中，中国文明出现于公元前两千纪中叶，另一个文明–印度文明也许是在同一时代摧毁并取代了长期存在的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的废墟上崛起的新文明之中，希腊文明已经消失，不过，至今仍有两部分居民代表着与它同时存在过的叙利亚文明（包括该词地理意义上范围最广阔的所有地区），他们就是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

    犹太人不仅仅存活下来，而且，他们象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也创造并保存了一种文学，据信，这一文学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在公元前10世纪时即已被用文字记录下来了。迄今为止，在研究犹大和以色列、乃至整个叙利亚文明的宗教、社会、政治历史时，这部犹太文学大全仍是我们所能找到的内容最为丰富，也最为人所熟知的资料来源。独立于犹太人权威著作（用基督教术语来讲，就是《旧约》）的证据最近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出来了。虽然它颇具启发性，但是，其份量依然很小，而且内容支离破碎。相对而言，这部权威著作更详尽，而且是综合性的。没有它们，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人至今仍然会在暗中摸索。不过，如果人们只看到其表面的价值，那么这个必不可少的资料来源就会导致错误。这是因为，这部著作仅仅是从叙利亚文明中两个社区的角度来叙述事件发展的，而且，还因为这些有倾向性的描述也并不是原版作品。自《旧约》最古老的版本问世那一天起，犹太人的宗教经历了许多变化，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变化已成为革命性的。《旧约》被一版再版地校定着，以适应这样一种理论，即宗教中发生的变化并非别出心裁，而是对原始信仰与实践的复归。

    因此，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这部文献对犹太人、以色列人本身以及其邻国人民（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的）的叙述并不真实。通过仔细考察犹太人权威著作的”内部证据”，并将它与数量虽不大，却随考古学发掘的进展而仍有增长的证据相对照，也只能部分地修正这一叙述。对于那些已经消亡了的社区来讲，这个依然存在，而且垄断了叙述这一段故事权力（虽然故事本身的内容很值得争议）的社区，自然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因为那些已消亡了的社区没有能留下与之相抗衡的关于同一段历史的只言片语。如果能够找到腓尼基人和菲利士人留下的文献，无疑它们必然会与犹太人的文献大相径庭。

    我们现有的这些文献坚持的几个观点，连当初在叙利亚定居以及在那之后的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难以接受。今天，也只有犹太教的正统信徒和它的两个女儿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信徒才会坚持这些观点。第一个观点认为，犹太人的神极耶和华不仅存在，而且是一尊真神；第二个观点认为，耶和华选中以色列人作为他的特殊意义上的子民，他通过与以色列人订立一个或一系列契约而确认了这一选择。而以色列人及其祖先自亚伯拉罕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8世纪）起，便一直单一信奉耶和华了。虽然直到摩西时代（也许是公元前13世纪）耶和华才把自己的姓名昭示给他们。

    如果一个历史学家不是犹太教或其任何一种派生宗教的正统信徒，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用这些观点来解释叙利亚文明史或人类与宇宙的历史。不过，非正统派的历史学家也要将《旧约》作为研究叙利亚文明史的主要资料来源。对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不论是正统派的，还是非正统派的，都会引起争议。这是最不幸的一点，因为叙利亚历史的这一阶段将对几乎占人类半数的人群的历史产生深刻的影响。

    对于这段将由非正统派历史学家讲述的叙利亚文明史来说，这一段防止误解的说明是个必不可少的前言，因为他不能接受传统的正统观念，他必须尽量客观地观察事件的进程，他还要试着在不进行争论的情况下做出他自己的描述。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中，叙利亚与小亚细亚、爱琴海地区一样，也经历了一场浩劫。在那里，物质上蒙受到的毁灭性损失和人口组成成份的变化是同样灾难性的。不过，在同时受到同一灾难的袭击之后，叙利亚比另外两个地区恢复得要快得多。在受到民族大迁徙的冲击之前，文明已在叙利亚深深地扎下了根。到那时为止，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埃及文明对叙利亚的渗透已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时间，这两种外来影响的能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在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基本失去活力之前，叙利亚创造本土文明的能力一直受到压抑。不过，甚至在约公元前1250年之前，即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动荡开始之前，叙利亚已经开始显示出自身的创造力，它已迈出了发明字母文宇的第一步，这批字母历经种种变迁，到目前为止，已成为除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甚至更早一些，在西奈半岛西部埃及矿井中的岩石上已出现了草体的所谓”西奈文书”。在叙利亚南部也发现了同样笔体的铭文。假设这种文书是字母文字并是闪米特语，人们试着识读了这些文字。不过，尚没有一种识读方法得到公认。如果的确能证明这种文字属于字母体系，那么，也许还能证明它是腓尼基字母和地处阿拉伯西南端的也门使用的南闪米特字母的共同祖先。

    西奈文书的一些字似乎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在公元前14世纪的前三分之一时间内，在靠近叙利亚海岸北端的乌加里特（今日的沙姆拉角），腓尼基人用他们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作品，他们用的是选自苏美尔－阿卡德表意文字和音素的巨大库存里的一些字组成的字母。经过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腓尼基人在字母文字方面做的第一次尝试也荡然无存。用后来再次发明出的腓尼基字母写出了人们已知最早的铭文，它或许并不早于公元前11世纪，不过现代所有的字母文字均源于这种字母。经过第二次发明才得以成功的腓尼基字母受到埃及象形文字的启发，不少字母的名称和原型都能反映出这一点。如同前一批流产了的字母一样，腓尼基人在创造这些青史永垂的字母时，从表音与音素的混合文字中借用了不少字。不过，这两次，他们都是用一组借来的字代表一组音，其中包括腓尼基人自己使用的迦南闪米特语中所有的辅音音素。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操闪米特语的民族发明了字母。其原因何在呢？这些居住在新月沃地，操着闪米特语的民族保持了他们独立于苏美尔和法老埃及这两种古典文明的文化，虽然他们曾一度被苏美尔和法老埃及征服过。最早能够识文断字的操闪米特语的民族是阿卡德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用苏美尔字体并按苏美尔人的方式运用之。不过，对苏美尔语言结构来讲，由表意与音素合成的文字并不合适。闪米特语一个词的词根要包括一组三个辅音，通过加饰前缀和后缀插入或省略元音产生的各种变型，仍保持了其特点和排列顺序。闪米特语的语言结构要求发明一种文字，它既可代表每一个辅音字母，其总数又要限制在表示有限的发音组的小范围内。

    我们不知道住在卡尔迈勒山的旧石器时代穴居人讲什么语言，也不知道杰里科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建造者讲什么语言，不过在叙利亚，没有任何痕迹能表明在闪米特语流行之前，这里还曾使用过别的语言。不讲闪米特语的民族的涌入（公元前18世纪的胡里人，公元前12世纪的菲利士人和赫梯难民），已被大批新涌入的讲闪米特语的民族（比如，在公元前三千纪末的讲阿莫里特语的、在公元前13世纪讲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的民族）所抵销了。叙利亚闪米特语族中最古老的迦南语是极富感染力的。一些母语并非闪米特语的民族（如菲利士人）和一些母语是非迦南语的闪米特语族中其他语言的移民都采用了它。阿莫里特人以及后来的希伯来人（摩押人、亚扪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埃多姆人）都讲起了迦南语，虽然追根溯源，希伯来人最初可能是讲一种与阿拉米语很接近的闪米特语。阿拉米人是在同一次民族大迁徙中进入叙利亚的。只有在叙利亚中、北部和美索不达米亚定居的阿拉米人对迦南语十分反感。他们很快就开始使用字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铭文约出自公元前850年），但他们并不用它书写迦南语，而是用这些字母麦达他们自己的阿拉米语，尽管这些字母本来是被发明出来书写迦南语的。

    这样，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徙之后，在叙利亚产生的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表达各地的闪米特语族中的各种语言而采用了字母。其中，大约公元前950年到前745年期间，土生土长的迦南语仍保持了它的统治地位。叙利亚文明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它的宗教。早在公元前二千纪最后几个世纪之前，叙利亚已成为一个农业国，游牧民族的移民一旦在叙利亚土地上安居下来，便很快成为农业劳动者。现在认为，犹太人每年的礼拜仪式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包括真实的和传说的事件），不过，最初，这些节日有着庆祝一年一度、周而复始的农业社区劳动生活的痕迹。

    从根本上讲，农业既是一种宗教性的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农业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使农作物和家畜丰收丰产，人丁兴旺。人类是与五谷六畜共存共生的，在全球多数农业社区中，刺激兴旺发达的一个良方就是和谐的性魔术。到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叙利亚还在搞这种魔术。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各国共有的农业宗教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祭祀在丰收季节死去、在来年作物萌发时复生的神祗的神话和仪式。这位死而复生的神在苏美尔和阿卡德被称为坦木兹，在小亚细亚被称为阿提斯，在法老埃及被称为俄赛里斯，在叙利亚被称为阿多奈（”我主”），在公元前14世纪的乌加里特被称为巴力（亦为”主”的意思），关于这位生生化育之神的神话肯定有着共同的源流，因为这几个地区对这位神祗的描述十分相似，这一点绝非巧合。

    在时至今日的所有文明中，战争始终是奉献人类牺牲的主要形式。自从发明了飞机以来，军事行动的牺牲品已不再仅限于战死疆场的士兵和陷落城市中的平民。不过，不合逻辑的是，许多战功赫赫的武将居然对和平时期以平民作为牺牲品感到震惊。这些牺牲品要么是国王的仆人，被送去陪伴君王过死后的地下生活，要么是虔信者的长子，虔信者希望贡奉这种最高级的牺牲，从而迫使神祗满足他的一个祈望。在法老埃及，似乎从未存在过这种非军事的、以平民作牺牲的方式。在苏美尔，自乌尔第一王朝之后，屠杀国王奴仆的行为也停止了。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的旧大陆，只有叙利亚及其海外拓殖地举行将孩子活活烧死的贡奉仪式。大约在公元前850年，当摩押人的国都被敌人的联军围困时，国王梅沙奉献了一个儿子。大约公元前735年，在同样情况下，犹太国王亚哈斯将其子活活烧死以奉献给耶和华。他的一个继承人玛拿西（公元前687／686－前642年在位）也做过同样的事。

    在这1000年中，叙利亚和地中海东部一些国家共有的另一个宗教现象是先知（希腊文”先知”是迦南词”那比”的转译，意为”宣道者”，而不是预言者，虽然先知传达的消息可能既是预言，也是指示）。最初，那比的言行是在一种昏乱、癫狂的状态下施行的。在叙利亚，有关这方面最早的记录是大约公元前1600年一个埃及使节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当比布鲁斯国王贡奉了一个牺牲之后，国王的一个仆人开始痉挛，他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发出了一条命令，为文?阿曼的命运带来了新的转机。在公元前11世纪末，以色列的扫罗在其政治生涯的第一天仍然遇到了一群神智昏乱的先知，他终生未能摆脱这个事件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在他的有生之年，昏乱癫狂的痉挛时时发作。

    无独有偶，希腊化世界也有在叙利亚出现的这种现象。皮西亚的先知与比布鲁斯国王身边的先知一样，他们在德尔斐发出预言。女巫在其他希腊化城邦扮演了类似的角色。一群先知在音乐的伴奏下东摇西摆，胡言乱语。曾对扫罗产生影响的可能是一群希腊酒鬼。叙利亚与爱琴海地区这种心理现象，也许共同来源于小亚细亚中部地区。在那里，在前基督教时代，一群赛比利女神（即阿提斯的母亲和妻子）的狂热信徒在音乐的伴奏下，迷乱地”发出预言”9在公元2世纪，有孟他努斯派祭司作预言；在伊斯兰教时代，有米列维托钵僧作预言，自公元13世纪起，他们一直在科尼亚活动，直到1925年被逐出土耳其为止。

    当叙利亚于公元前15世纪被并入埃及帝国时，它在政治上被分成许多小公园。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作为民族大迁徙的第一个结果是，叙利亚在外族统治下表面上的政治统一被打破了。这时，埃及在南方的政治控制以及取代了埃及人的赫梯人在北方的政治控制，均被冲破了。叙利亚退回到政治上极度分裂的状态，甚至比埃及征服者图特摩斯三世统治以前的状态还要糟。民族大迁徙中在叙利亚定居的入侵者未能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比如，在沿海低地的南端，菲利士人建立了5个主权城邦国家；以色列人占领了高地，当地各个部落在心理上以崇拜民族之神耶和华的共同信仰而联合起来，在地理上，它们又被仍保持独立的、不可征服的迦南人的飞地所隔离。在中部沿海地区，古老的腓尼基诸城邦国家相对平安无事，在黎巴嫩山脉的屏卫下，它们未受入侵者的侵袭。那时，山上的森林还未被砍伐殆尽。在叙利亚北部，赫梯难民建立了几个相互独立的地方公国，当小亚细亚的赫梯帝国倾覆之后，赫梯的政治统一自然不复存在。由此可见，叙利亚文明是以政治分裂作为开端的。在公元前11、10世纪，当移民定居下来之后，曾两度试图自南端对叙利亚进行政治统一，均以失败告终。

    在公元前11世纪，菲利士人征服了高原上的以色列部落，他们装备精良，5个城邦国家协同作战。不过，由于人力不够，他们很难制服占领区的以色列人，因此，他们试图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的武装。以色列人共同信仰耶和华的象征，也是他们笃信的该神力量的物质容器，是一口可以搬动的箱柜（”约柜”），这是以色列人历史上游牧阶段留下的文物。菲利士人得到了这个柜子，并把它带出以色列，可是，当它被运到家乡后，却在各个城市引起了剧烈的动乱。菲利士人马上又把它搬出了自己的领土。菲利士人从物质上解除以色列人武装的办法是，不许他们拥有铁匠。他们允许以色列人保留金属制造的农具（如果不允许以色列人使用金属农具，就不可能有效地在石质土壤上耕作，他们便无法从这里征收以农产品为形式的赋税），不过，他们强迫以色列入到菲利士人开的铁匠铺重新打制农具，以保证在以色列没有铁匠将农具改制成武器。对此，以色列诸部落的反应是：统一在一个国王–使雅悯支派的扫罗的指挥之下。对以色列人来讲，这是个有争议的政治革新，的确，统一之后，他们并未立即获得解放。扫罗在战斗中倒下了。后来，一支游击队的犹大支派领袖大卫，领导众人打败了菲利士人，并将他们逐出了以色列的领土。直到公元前743年亚述国王提革拉－帕拉萨三世占领了菲利士提亚之时，菲利士人才最终丧失了独立，不过，他们早已失去了将叙利亚统一在其政权之下的机会。

    犹大支派的人们在大卫领导下，暂时得以将整个南叙利亚（菲利士提亚除外），并由此向北一直远至前黎巴嫩山脉最北端的内陆，即大马士革以北地区都统一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他赢得了所有以色列支派的忠诚（以色列人在同意扫罗为王时，也就是默认了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个王朝之下）。大卫对菲利士人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提尔的友谊（那些腓尼基人从来不喜欢他们的南方移民邻居菲利士人）。大卫征服了犹大人的同族希伯来人、埃多姆人、摩押人和亚们人。他还征服了两个阿拉米人的公国大马士革和佐巴，这使他又得到了北叙利亚最靠南方的一个由赫梯难民建立的哈马公国的友谊。

    大卫能够把王国传给儿子所罗门，父子二人的统治时期约从公元前1000年到前922年。不过，与以前的菲利士人的王国一样，犹大王国也只是昙花一现。犹大本土太小，文化上太落后，地理位置太不方便，不可能保持大卫所建立的功业。在所罗门生前，埃多姆和大马士革已相继起义。所罗门死后，非犹大支派的以色列人也脱离了犹大王国，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王国虽然比犹大王国强大，但也尚未强大到足以阻止亚扪人和摩押人恢复独立的程度。结果，除犹大本土外，大卫和所罗门王国硕果仅存的、其犹大王国王位继承人能够保留的唯－－块领土就是使雅悯支派最南端的一段狭长地带，外加迦南人的城市耶路撒冷。大卫生前占领了该城，并定都于此。

    大卫创建帝国所获的一个重要而持久的成果，就是迦南地区的犹太人与以色列人在政治、文化上的同化。这些地区都处于以色列人的部落之间，在此之前一直保持着各自的政治独立。在这些地区中，最重要的文化城市是犹大国的前杰布西特人的都城耶路撒冷，经济上最有价值的则是埃斯德赖隆平原，它成了以色列王国的经济心脏地区。也许在反抗菲利士入侵者时，那些生活在叙利亚内地的迦南人曾与以色列人并肩战斗，或许他们仅仅是被大卫建立的军事强国所压服，无论如何，大卫吞并这部分迦南人的领土、与独立的腓尼基的迦南人城邦国家构成缓和，为犹大人与以色列人的同化做了最后一项工作。从公元前10世纪起，以色列和犹太在叙利亚新型的后民族大迁徙社会中实现了彻底的合作，而今这一社会已变得与众不同。

    菲利士人和犹大人的帝国都不过是过眼烟云；与此同时，迦南人取得的文化、经济成就却是历久不衰的。当菲利士人和犹大人在为帝国兴衰而奋斗时，腓尼基人则正致力于字母系统的发明。由于生产出了不少供出口用的工艺品，他们还发展了一种混合型的经商艺术，其风格颇具埃及色彩。提尔国王希兰在工艺、技术上向所罗门提供了援助，这正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宏大的庙宇所需要的。两位国王还在印度洋上合作开辟了一条海上商路，它以所罗门在亚喀巴湾顶端的港口为基地。此时，阿拉伯人已经驯养了骆驼，这一时间晚于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进入叙利亚的年代，不过骑骆驼的游牧民族冲出阿拉伯、侵袭叙利亚的有史可考的日期，肯定是在公元前11世纪初期。驯养了骆驼之后，阿拉伯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在其定居的邻人眼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生畏。不过，正是驯养骆驼这一业绩使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大平原，它的后果之一便是不断扩展了叙利亚文明的范围，使它越过了阿拉伯，一直到达半岛最南端富饶的高地。

    希兰和所罗门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上商路，从而使也门在文化上并入叙利亚一事成为定局。我们不知道示巴女王是否真的访问过所罗门，不过即使这个著名的故事并非史实，叙利亚和也门似乎仍是从公元前10世纪开始发展相互间关系的。显然，红海在长达2000年中一直作为埃及内海之后，它又成为叙利亚的内海。

    所罗门王国的分裂并未使后继诸国之间停止贸易往来。以色列王国和大马士革王国相互竞争，他们经常因外约旦的争议地区开战。这些战争都不是决定性的，胜利经常在双方间易位，战胜一方得到的奖赏便是在对方领土上建立永久的商贸关系。当大马士革占上风时，它强迫以色列在其都城撒马利亚为大马士革商人划出一个区域，后来，当以色列打败大马士革时，它也强迫大马士革为以色列商人划出一个区域。不过，所罗门王国分裂之后，从提尔到亚喀巴湾之角的可能性便很小了，这或许正是腓尼基人从地中海西部地区为海上扩张而寻找新的出海口的原因之一。

    在公元前10世纪末叶，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开始创作书面文学作品，作品按迦南语的发音用腓尼基字母写成。犹太人的文献包括一大批种类各异的作品，其中包括神话、礼拜仪式、世俗诗歌、历史、法律、寓言格言、先知语录。关于大卫和所罗门行止的历史记述，显然是以几乎是随时写下的官方记录为基础的，先知的言论则可能是由其门徒笔录下来的，而非他本人亲自写成。像《以赛亚书》这样一部声望很高的箴言录，或许后来由许多快名作者假托先知之名不断加入新的内容。《托拉》的历史部分和先知箴言实际上是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早期文学作品。不过，即使在先知言论的真实记录（基本是本人亲自写的）中，也有许多涉及到前以色列文学的内容。今天，其中的一些已重见天日。

    《托拉》中的一些神话源于苏美尔，如洪水的故事。它们是通过阿卡德人和迦南人传来的，所谓《摩西法典》，其实是苏美尔－阿卡德法律大全的翻版。迄今为止，人们已经发现了巴比伦、亚述、赫梯人的法律文件。巴比伦人的法律是由汉穆拉比编纂的法典。在乌加里特文书中发现的公元前14世纪的腓尼基文学作品可以证明，《诗篇》颇具迦南人赞美诗的古风，《箴言》的第八、九章也源于迦南。该篇中再现的其他箴言几乎一字不漏地抄自一部埃及著作《阿门内莫普的教诲》。这部《教诲》也许是受了更早一些时候同一类型埃及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公元前14世纪写出的。我们还可以猜测，是腓尼基人把这些埃及箴言传给以色列人的。边界基列①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徐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洗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进。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抵～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边界基列的以色列军队中策动了一场哗变，以反对亚哈的儿子纳兰国王。以利沙派他的一个门徒为一位地方长官耶户施涂油礼，使之成为国王。有了合法地位的耶户赶到耶斯列，约兰国王正在那里养伤。耶户杀死了约兰本人、他的母后耶洗别和已故国王亚哈家族的全体成员以及他的亲信，同时罹难的还有一些来访的犹大支派大卫家族的成员和所有信奉西顿之神巴力的以色列人。

    由以利沙策划的耶户”清洗”亚哈家族一事，证明了叙利亚先知的力量。对国王来说，这些先知令人望而生畏，他们的癫狂被看作是领受到神旨的象征，以至于一个敬先知如神的国王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另一方面，先知也不惮于采取政治行动。以利沙在以色列策动起义之前，已在大马士革策动了一场革命。关于叙利亚先知最早的记载中（即大约公元前1060年文?阿曼在比布鲁斯的见闻），先知干涉了文?阿曼的事情。亚哈和耶洗别虽然用公共开支供养了一大批先知，仍然未能使信奉耶和华的先知们俯首称臣。一个叙利亚君王对于每个活着的先知是否都能听命于王权一事，总是没有太大把握。

    公元前11世纪，除去耶洗别事件中的西顿先知外，比布鲁斯先知是唯一的非以色列、非犹大先知，对于这些人，我们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我们在研究叙利亚文明史时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上的断裂。在公元前11世纪以后，在以色列、犹太以外的叙利亚其他社区中；肯定仍然还有先知在活动。先知象商人、王室新娘、王室新娘故乡的神祗一样，可以跨越政治边界。虽然以利亚反对西顿先知在以色列活动，他本人却在西顿的领土扎勒法活动。以利沙还有权进入大马士革。阿摩司则是一个在以色列活动的犹大先知。

    显然，以利亚和亚哈之间的问题是宗教问题。在以色列，耶和华是否不仅对外国神祗有优先权，而且还受到排他性的膜拜呢？不过，公元前8世纪先知的著作表明，在这些宗教招牌下出现了经济、社会问题。叙利亚世界各国之间在各种水平上的相互关系日益活跃，其后果之一便是对叙利亚各国国内生活带来了压力与考验，因为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都是”落后”的。在这类国家中，例如在以色列王国，当地的统治集团力图照搬腓尼基人的生活方式，即使商业对农业占优势，财富的权力对习惯的权力占优势。结果是，在以色列这类国家中，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的财产分配，引起了一个几乎是革命性的变化。在先知阿摩司的著作中，这一点反映得很清楚。阿摩司活跃在公元前8世纪上半叶。

    到阿摩司活动的时代，腓尼基人第二个成就更激化了叙利亚世界的社会危机。在公元前11世纪，腓尼基人已发明了字母，在公元前827－前745年间，亚述人的入侵一度放慢了速度，腓尼基人便乘机开始与撒了岛、西北非和西班牙南部通商，并开始在地中海西侧盆地的南岸开发拓殖地。这个经济成果也许已给腓尼基各国招来了社会麻烦。阿摩司的著作则证明了以色列社会的大动乱。受到阿摩司痛斥的社会弊端也许正是以利亚反抗亚哈和耶洗别的原因之一，或许意味深长的是，以利亚的家乡是外约旦–这一地区的游牧习俗尚未完全被定居农业所压倒。在公元前9世纪，每一个蒂什比特人都会为耶斯列和撒马里亚感到震惊，更不用说提尔和西顿了。

    以色列、犹大先知的名言已被保存在有关宗教、国内社会正义、国际关系的著作中，这3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衍生出来的几个方面。光阴荏苒，物换星移。难道我们应当使自己听任于这个我们所无法改变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吗？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在大约公元前750年以前的300年里，叙利亚人已经发明了字母系统。勘察并移民开拓了地中海西部沿岸，创作出了许多著名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最古老的见诸于文字记录的先知箴言。即使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在他们拓殖叙利亚时期还没有书面语言，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很快就从周围的迦南人那里接受了一种新的文字。从苏美尔手稿中我们可以得到证实，迦南人起初一直在使用阿卡德语，直到他们在一部为自己而创作的新的手稿中，才开始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相比之下，希腊人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灾难之后，便显然停止使用乙种线形文字了，直到大约公元前750年前后，他们才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了字母系统。因而希腊人采用字母系统要比希伯来人和阿拉米人晚两个世纪。在大约450年中间，希腊人没有书面语言。

    从两种意义上说，这450年是爱琴海地区历史上的黑暗时代。它既没有留下本地语言的文字记录，与此前的米诺斯–迈锡尼时代和此后的希腊时代相比，其物质文化也处于一种衰败状态。插入那两个时代之间的这个黑暗年代中，希腊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希腊文明最终所达到的最卓越的成就。陶器制作中原几何和几何学风格的发展，奏响了希腊各种类型视觉艺术的序曲；希腊口述史诗的发展，开启了整个古希腊时代希腊文学和由此而产生的拉丁文学的序幕。在这个黑暗年代中，爱琴海地区城邦政治体制的发展，并非是希腊人的特殊贡献。早在2000年前的苏美尔，就已产生了城邦，而至少有一个叫作比布鲁斯的腓尼基城邦，其历史与尼浦尔、乌鲁克和乌尔同样的古老。尽管如此，城邦的特有形式却是在迈锡尼时代的国家衰落之后，在爱琴海经希腊人之手渐臻成熟的，这种形式最终成为整个地中海区乃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的标准形式。

    迈锡尼时代乙种线形文字文献的释读，将迈锡尼时代与希腊时代希腊政治体制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在人们面前。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国家，是苏美尔和阿卡德帝国以及法老埃及的微型复制品。它们由一个由受过教育的人组成的专业”机构”，实行官僚式的管理。但是，它们都过于小又过于贫穷，因而要支撑这套外来的上层行政机构，常感力不从心。这些臃肿的上层机构，明显成为它们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城邦，更适应于这个地区的经济现实。我们在整个希腊罗马的历史进程中所看到的那种典型的希腊城邦，是一种领土有限的小型农业公社，从位于中心区的市场和要塞步行到边境，大约只有半天的路程。这种公社在经济上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它与外界维持着最低限度的贸易，其国内政府机构也很简单。最初，公共职务是不付报酬的，政治权力国此而被较为富有的土地所有者所把持。

    一个迈锡尼国家与一个古希腊城邦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显著的，但是，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却明显存在着历史递进关系。迈锡尼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似乎是对巴比伦、赫梯和法老埃及的刻意摹仿；希腊时代希腊的公共管理，看上去就像是该地区的政体形式自然而然地适应于当地的经济现实似的。另一方面，陶艺中原几何风格的出现，似乎又像是一种着意的新发展。陶艺装饰图案中采用的抽象格调，完全抛弃了米诺斯－迈锡尼陶艺的花纹图案中以植物和动物为主的传统。大约公元前1050年前后，原几何风格在雅典地区突然出现，并从这里迅速传向四方。不过，在希腊各地，这种原几何风格以及后来的几何风格，都明显地发展成为独立的地方风格，也是在公元1050年前后的雅典，与陶艺中采用原几何风格同样突然的是，土葬为火葬取代而成为标准的丧葬方式。在同一时期，铁取代了青铜而成为制造工具和武器的通用金属。这些技术和艺术风格的突然变化同时发生是引人注目的。难道这表明了一种人文的变化，抑或仅仅是一次时尚的变迁？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考古学尚未拿出可以得出最终答案的证据。

    原几何风格–这种陶艺装饰新风格的创造，或许是因为采用了把多枝画笔缚在圆规上的新技术所产生的。这种方法并不是雅典人的创造发明，其也许是雅典人从塞浦路斯人那里学来的，因为那时塞浦路斯与雅典地区相互间时有联系。尽管如此，制陶艺术中技术方面的原几何革命尚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美学上的革命性变化。原几何风格的雅典花瓶工匠和画匠，把花瓶的装饰与形状联系起来；在设计外形时，他们主要的关切点之一便是和谐；他们以高雅的方式表达出简洁的基调，从而创造出艺术效果。原几何和几何派希腊艺术的这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以后古希腊所有各个历史时期中，一直是古希腊所有艺术流派的共同特征，只是到了古希腊历史末期才有例外。希腊艺术家对于和谐的注重，可以通过原几何风格最后阶段中，他们用人体和马的图案装饰几何风格的花瓶这种创作思想得到阐明。当时，这种在雅典地区占据统治地位3个世纪之久的抽象风格，正受到叙利亚艺术作品影响的挑战，它们以人和动物的图案作装饰。显然，原几何风格的花瓶画匠们不愿意采用无论任何形式的生物图案，以免使他们设计中的和谐受到破坏。但是，他们最终还是采用了它们。他们把这些生物图案”几何化”了，以便使之与他们原先的格调相协调。这种抽象的生物图案的创作，恰恰证明了希腊艺术家们对于和谐的注重，而绝不是他们艺术才能低劣的证明。

    在视觉艺术以及雅典地区后迈锡尼黑暗时代的政治制度中。希腊人摈弃了迈锡尼传统，就像是陶工与他的同僚花瓶画匠故意与它决裂似的。黑暗时代的口述诗人也意识到了迈锡尼的传统；但他关注的并不是与之决裂，而是去维护它，因为他所能写入他诗歌中的社会背景不会让他的听众认为是不可理解的，而诗歌的听众们一代又一代地生活在一个缓慢而持续地变化着的社会中，在每一代人中，诗人的听众都既需要诗歌的古韵又要明白易懂，诗人必须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诗人头脑中幻想出来的世界，是一系列真实世界的虚构混和体。诗人把迈锡尼生活的所有速进阶段，合并为一幅虚假的单一画面，他把这种只有部分真实性的迈锡尼传统的记述，与迈锡尼黑暗时代后继者的新一代人的生活风貌合而为一。这种作品是一种精心杰作。创作者必须富于创造才能，从这些互不相干的素材中，创作出使他的听众信服并乐于接受的和谐的艺术作品。

    这些对诗人艺术和心理能力的要求是难于对付的，而且诗人的创作任务还因严格的技术性问题而加重，因为他必须依据一套复杂的格律，即席创作诵读他的诗歌。诗人解决这一技术性问题的办法，是创作并熟记大量的格律定式。史诗中每一位英雄的名下，都有一个相应的韵律，这个韵律在希腊语名词的五种格的每种格里，都与这位英雄众多称号中的每一个相契合。这个技术性的方法，可以使一位诗人每逢盛大的场合，能献上格律正确的六韵步诗歌，使他在这种场合中得以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这些诗歌在每次演出时都是即兴创作的，但这些即兴创作诗歌的绝大多数韵律，却是预先构想的。无疑，一种新的韵律时常是在某次演出过程中创作出来，然后为同行们接受，加进大家共同的剧目中。但是，诗韵的即兴创作肯定要大大少于口头诗歌的即兴创作。诗人把原先创作并已熟记的韵律事先编排好，届时再用于诗歌的即兴创作。

    在到大约公元前750年为止的300年里，古希腊时代希腊口头诗歌、视觉艺术和政治制度的逐渐发展，若与希腊人同时期的叙利亚人在相同的30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则显得无足轻重。在后迈锡尼黑暗时代里，希腊人所取得的成就，其重要性只是在人们回顾起它所产生的结果时才显承出来。公元前8世纪间，叙利亚人就在遭受亚述军队最后的致命一击而被征服之前，把腓尼基人的字母系统传给了希腊人，从而使古希腊文明发生了突然的革命性飞跃。在这份厚礼之后接踵而来的是腓尼基人商业技艺的传输–希腊人和埃特鲁斯坎人学会了把某种贱金属溶入黄金的技艺。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我们已经谈到，在印度河文明时期的文字释读出来以前，我们对这种文明的了解完全依赖于一些不会说话的文物，对其年代的测定则取决于在伊拉克发现的印度河文明遗物，这些遗物在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废墟下埋藏的地层的年代是可以测定的，可以证明的是，印度河文明最晚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仍然存在，但这个最后年限是不确定的，我们也无法弄清继印度河文明之后出现的印度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以前的印度政治史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佛陀乔答摩?悉达多在世期间（约为公元前567－前487年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附加在对佛陀生平的记载中的；而且这种记载在一定程度上与传说混在了一起。从印度河文明的衰落到佛陀的悟道成佛可能有1000年之久。能够说明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些凤毛麟角的文物。这1000年印度世俗历史的考古学证据仅限于一些年代不同、时断时续的陶器碎片。

    相比之下，佛陀诞生以前时期的印度文明在宗教方面却拥有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史料，而宗教是人类一切经历和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印度教经文的年代是很难确定的，在形成文字以前，它们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的口头创造和传诵。但口头传诵可能是准确的，因为礼拜仪式是否灵验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准确地引用经文。而且，尽管我们难以确定印度宗教文献的发展经历了多少年代，也难以推测其最早的流派出现于何时，但我们还是能够分清这些文献各种流派的先后次序。最早的流派文献是《吠陀》，这是一部在礼拜仪式上引用的圣歌和咒语的汇编。礼拜仪式包括仪式上的一些动作、姿态和套语。其后的流派是一部关于礼仪活动的专题论文汇编《梵书》。印度文献这两种最早的流派与其他地区没有什么区别。其他地区的古代社会也有类似的口头或书面的宗教文献。

    在这一时期，印度人主要关心的是劝服或迫使神祗实现崇拜者的愿望。印度人与赫梯人、希腊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将他们的神祗排列在众神殿内。这些印欧语系民族的众神殿可能都是从一种苏美尔模式起源的。对许多民族来说，按照正当的仪式对一系列神祗顶礼膜拜就是贯穿其宗教历史始终的内容。但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印度人却在进一步探讨人类在其中获得意识的宇宙的奥秘。他们扪心自问，终极客观实在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的本质是什么？人类灵魂与终极客观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他们认为，灵魂（我）与宇宙中和宇宙之外的终极客观实在（梵）是不同的，通过反省就可以直觉到各种不同。这种直觉用3个梵文字眼来表达：Tattvamasi，即”那就是你”或”你就是那”–“你”就是一个灵魂，”那”就是终极客观实在。

    这已经是印度宗教的第二个阶段。它是第一个阶段的惊人后果。在第一个阶段，印度人关心的是宗教的外在方面；在第二个阶段，他们从膜拜仪式转向沉思冥想，而且，在对宇宙的精神领域的探索中，他们走得很远。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个阶段积累下来的宗教经典追踪印度宗教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把这些经典传给下一代。但对印度社会结构的发展只能通过一些并非当时留下的迹象来推测。印度社会独具特色的制度是种姓制度，现在译为”种姓”的梵文词汇”瓦尔那”意为”颜色”。这表明，种姓制度起源于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把自己与被征服的当地居民在种族上隔离开来的企图。当地居民在肤色以及风俗习惯上肯定都与入侵者不同，入侵者的种族隔离政策是很严厉的，我们可以推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地人”在数量上超过了入侵者，在文明程度上也远远地超过了他们。”当地人”是印度河文明的继承者，而入侵的雅利安人则是一种野蛮人。

    征服者使自己与被征服者保持严格隔离的企图，对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级结构产生了影响。雅利安人也象世界上其他很多民族一样分为3个阶层：武士、祭司和平民。与其他民族一样，这些雅利安人阶层是世袭的，但在雅利安人作为印度的统治种姓定居下来之后，其内部的阶层分化也变得与雅利安人和”当地人”之间的分化一样地极为严格。祭司（婆罗门）逐渐夺走了武士（刹帝利）的地位而成为最高阶层。由于武士阶层仍然掌握着财富和政治权力，这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此，占统治地位的雅利安社会内部的阶层分化变得和统治社会与”当地人”之间的种姓分化一样一成不变，结果导致印度社会分化为4个种姓而不是2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祭司而不是武士。随着印度社会的扩大，4个种姓中的每一个种姓又分成无数的亚种姓，这一方面是由于征服行为仍在继续，另一方面是由于”当地人”与4个基本种姓相结合而被其中的1个种姓同化。

    雅利安人从欧亚太平原进入印度之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可能是印度河流域。《吠陀》一书中的地理资料似乎表明，在《吠陀》成书的时代，这一地区就是雅利安人的安身之处。到佛陀时代，印度世界的地理中心转移到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中段。到公元2世纪，印度世界已经向南扩展到印度半岛，向东南扩展到现在的越南南部和印度尼西亚地区。印度文明的逐步扩张没有留下年代的记录。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即扩展得越远，同化的作用就越大，而征服和殖民的作用则越小。雅利安人的梵语及其派生语言从未传遍整个印度次大陆，而印度文明及其特有的制度，如种姓制度和梵语在祭祀中的使用却传播得更为广泛。当佛陀否定种姓制度并对不同于终极客观实在的灵魂的信仰发出挑战的时候，印度文明就诞生了一种广为流传的宗教，它迷住了整个东亚。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

    （公元前1027－前506年）

    周朝的统治延续了将近1000年，在前250年中，中华大地可能比此前的商代稳定得多，也显然比随后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5个世纪稳定得多。那一年，秦始皇实现了中国政治的真正统一。周朝统治的前250年中，有大约70到90个诸侯国。它对诸侯国的控制是松散的，但在事实上又是有效的。诸侯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周的同族男系亲属，而且周族的所有分支都感到有必要团结在一起，以维持他们对于被征服的商族和其他非周族部族的支配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效忠周天子的动机逐渐减弱了，而且在周王朝公元前771年的灾难之后，诸侯便很难摆脱了控制。

    那个时期，由于再分封的进行，诸侯的数目增加到了大约300个。周天子权力和威望的丧失，使他们成了名义上的诸侯。实际上，他们的行为象国王一样，甚至相互争战。公元前8世纪末之前，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就已开始，一直延续了500年之久。在中国历史上，这一时期战乱频繁，而此前和此后却是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且，这5个世纪中，前一段时间与后一段时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

    公元前506年以前的2个世纪里，战争连绵不断，由于战胜国兼并被征服的诸侯国，中华大地上诸侯国的数目从大约300个减少到了不足20个，其中包括洛阳附近仍由周天子直接统辖的残留领地。这时的周天子，只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然而，除了人口稀少，在诸侯争战的头两个世纪里，生活仍然是安定的。在这一阶段，武士们是使用战车进行战斗的贵族；他们的职业使他们面临着机遇和变化，但是，战争所得以进行的武士制度又使得他们难以利用这些机会和变化。农民是贵族之外唯一的社会等级，还没有征募他们去服兵役；而且，尽管他们没有多少机会进入生活不稳定的社会阶层，他们还是被牢牢地固着于自己的份地上，为了自己的生存，也为了武士领主而耕种土地。直到此时，中国的社会结构都建立于传统的身份制之上。直到此时，唯一的竞争还只是贵族之间的军事争斗。还没有任何经济竞争，尤其是土地还没有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变化，不仅贵族的生活，而且全体人民的生活都变得没有保障了。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目睹了这一变迁的开端，他的哲学，以及他向弟子们传授的教义，都是最早的由中国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思想反映。

    商代中国与孔子时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不同就是疆域的不同。在商代，中国的领域局限于北方的黄河下游平原以及黄河西岸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渭河是黄河的支流。到了公元前500年，中国的领土向南方和北方都有了拓展。在南面，它已包括了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以及长江下游的低洼地区。这块南部新添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不是中国社会的原有成员，但他们在种族上与中国人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他们的母语与汉语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一直采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日益卷入了中国的强权政治。同时发生的中国领土向北方和西北方的扩展，使得中国人与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发生了直接的接触，在这里，中国人遇到了不可同化的异族。这些游牧民族不仅不讲汉语，而且有着与中国人不同的生活方式。到了中国的农民与欧亚大陆的游牧者相互发生冲撞的时期，两个社会之间不相容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凝固化了。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

    （约公元前800－前40O年）

    在第15章中我们已谈到了位于已知的最古老遗址圣洛伦索的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历史。当这一文明在圣洛伦索毁于暴乱之后，它在靠近墨西哥湾海岸的两个地方继续保存了下来，一处是位于沼泽之中的一个小岛拉文他，另一处是位于热带雨林中的一片空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在这两地都重新出现了圣洛伦索的不朽建筑和艺术。

    拉文他同在它之前的圣洛伦索一样也毁于暴乱。奥尔梅克人显然是一群侵略成性的征服者，最终必然要招致野蛮的反击。与圣洛伦索不同，在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举行仪式的中心并不是有人居住的永久性的城市居住地。特雷斯萨波特斯存在的时间比拉文他长，中美洲最早的书写文字就是在该地发现的。这是一种象形文字，后来居住在危地马拉和尤卡坦的马雅人就使用这种文字。这些文字，包括特雷斯萨波特斯发现的那部分在内，有些是年代的记录，它们的数值已经被释读，但还不能肯定所有的中美洲象形文字都是记载年月的。其中有些字表示的可能不是数字而是仍然有待于释读的表意或表音符号。

    最早的安第斯文明大致与拉文他和特雷斯萨波特斯的奥尔梅克文明处在同一时期。这一安第斯文明产生于查文的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查文位于安第斯世界中央高原的西北端。查文文明的外在明显标志是永久性的建筑和雕塑，它们与奥尔梅克文明中的建筑与雕塑一样，显然也是一种宗教的物质表现。与奥尔梅克文明同样，查文文明最有特色的象征性主题是一种介于美洲虎（在秘鲁或许是美洲狮）和人之间的怪物。这两个文明都同样具有这种猫科动物的艺术主题，两者显然是彼此独立地脱离了核心美洲文化的”形成阶段”，秘鲁、中美洲和两地之间的中南美洲地区都经历了这一阶段。但是这两地之间的地区并没有产生自己的本地文明，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不仅在地理上互相隔绝，它们的风格和建筑也彼此不同。

    奥尔梅克人发明了一种无疑是表示日期、或许也表示观念和词汇的文字，不过还没有毫无争议的证据能证明在前皮萨罗的安第斯世界的任何部分已发明了文字。另一方面，安第斯各民族在查文时代至少已经掌握了一种金属即黄金的用法，而中美洲各民族在冶金方面似乎并没有独立的发明。他们是在中美洲历史的晚期阶段从安第斯世界学会冶金术的。

    据我们所知，查文文明与奥尔梅克文明从未互相接触过，但它们都从自己的发源地传播到自己”世界”的其他部分，尽管即使在自己”世界”的范围内它们也从未成为世界性的。奥尔梅克文明向西发展到墨西哥高原、向南发展到太平洋沿海平原和今属危地马拉的高地。查文文明从安第斯高地向西南发展到相邻的太平洋沿海平原，并经此向东南传播到太平洋沿岸一个又一个河流流域。奥尔梅克文明的传播至少是部分通过军事征服实现的。而同一时期查文文明的传播似乎是和平的。

    这两个文明的扩散，即使在各自的范围内，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成就，因为它们实际上是形成期中的核心美洲文化更早和更广泛的扩散。核心美洲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地区文明兴起的一个原因是各种自然景观在整个核心美洲、特别是在这两个地区的同时存在、互相并存，但在构造、高度和气候上却又完全不同。

    大西洋和太平洋沿海低地的中美洲气候是热带气候，而在高原则是温带气候。在大西洋一边的墨西哥湾海岸周围和内陆低地，干旱的尤加坦半岛南部是危地马拉北部的热带雨林，西部和西北部是今日墨西哥的塔瓦斯科州和韦拉克鲁斯州，而在北部与这一沿海热带雨林地带接壤的是一条将其与德克萨斯沿海绿地隔开的沙漠。中美洲沙漠连绵于两个海岸之间，横卧在两海岸之间的高原上，只有在最西端的山脉东部山坡，才有一条狭窄的可耕地带。这块沙漠的高原部分还在接着从南墨西哥延伸到中美洲的适于农耕的高原。

    在安第斯地区，自然景观的差别更为明显。高原和突出在高原之上的山脉海拔更高；高原盆地之间彼此隔绝的情况比中美洲也更为突出。寒冷的洪堡冷潮与海岸线平行向北流动，它使秘鲁沿海平原气候温暖，同时也使它干旱无雨。结果沿海平原成了其间偶而间隔着一条条绿地的沙漠。这些绿地都分布在从安第斯山脉流向沿海的河流两岸，大部分河流都很短，水流量也有限。可以通过灌溉来尽力耕种这些河谷流域，但在另一方面，太平洋沿岸不可耕作的沙漠地带也可为贝类和鱼类采集者及渔民提供生计。这些彼此邻近但又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机会，使人们能够找到不同的方式让非人的自然来为人类服务，这些不同的经济产生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它导致各社区之间建立起商业和文化联系，这些社区彼此存在很大差别，但互相又没有失去往来。这些联系在文化上具有推动作用。但它们在地理上又是困难的，因此中美洲和安第斯世界在哥伦布之前的文明史就是两个时期的不断交替：在第一个时期每一地区自然区划中的居民生活在相对隔绝的状态，而在第二个时期起源于某一地区的文明又传播到了其他地区。奥尔梅克文明和查文文明就是一种文化传播的最早的例子。在安第斯世界，反复出现的文化传播比中美洲文化相应的传播扩展得更远。考虑到安第斯世界中文化一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自然障碍更为巨大，这一成就的确是非凡的。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

    （公元前745－前605年）

    公元前14世纪，亚述摆脱了米坦尼的统治，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强国再度崛起。在随后的4个世纪中，亚述在既无目标又无建树的突袭之中发泄它的军国主义的狂热，但这类突袭根本不可能达到长久控制一个地区的目的。至少是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民族大迁徙的最后阶段，亚述的西线受到了阿拉米人的压力。阿拉米人定居在美索不达米亚过去属于米坦尼人的地区。直到大约公元前932年，亚述人才开始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居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成了它的第一批牺牲品。正如前文所述，在公元前932－前859年，亚述人征服并吞并了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米人居住区。然后，撒缦以色三世在位时期，亚述在幼发拉底河向西拐弯处的西岸攫取了一块立足之地，并开始了对叙利亚的征服和吞并。但是，创建亚述帝国的第二阶段以失败告终。到公元前745年，亚述的西方占领区角度仅限于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旧大陆交通网上的主要”环形路”之一–叙利亚北部已处于亚述的竞争对手、乌拉尔图的胡里帝国的控制之下。

    亚述人创建帝国的方法比起埃及人来要野蛮得多，也更具有破坏性。图特摩斯三世及其继承人满足于将其宗主权强加于被征服国之上。他们允许这些国家在埃及的控制下继续存在。亚述人则将被征服国居民中的精英放逐到亚述领土最偏远的角落，被放逐的人包括技艺高超的工匠、社会及政治统治集团成员。目不识丁的农民留在原地，从其他地方来的被放逐者与他们混居在一起。被征服国过去的领土和疆界均被废除，这些地区重新划分成人为拼凑的、划定边界的新省份，由亚述官员直接统治。设计这一整套严厉的措施是为了离间被征服的各个社区，抹去其居民过去作为独立国家公民的记忆。亚述的这种政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例如，公元前732年吞并的大马士革和公元前722年吞并的以色列均未能重新复兴，尽管在向亚述称臣之前，这两个叙利亚国家的人民曾均有极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曾生动地表现在他们相互发动的战争中。

    不过，亚述人自己与其外国臣民一样，也成为创建亚述帝国行动的牺牲品。由于战争伤亡和向占领区的亚述人拓殖点移民、驻防（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流放），亚述本土的人口大为减少。在亚述本上留下的空白地带则由外国的流放者来填补，结果，亚述核心地区的人口中有一半是阿拉米人。此外，由于总是为日益远离家乡的战争征募士兵，强加于亚述人民身上的社会压力终于引发了国内政治动乱。

    公元前824年，撒缦以色三世去世。从公元前827年到前822年期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起义。在这次大动荡中，亚述城市阿舒尔、尼尼微、阿尔比勒与其他一些省份一同揭竿而起。公元前746年，当时的首都卡尔克胡（即卡拉）起义，国王阿舒尔尼拉里五世被杀。公元前745年，王位被一个不明国籍的人占据，他自称是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2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身后的继承人撒缦以色五世又被出身于另一个家族的国王所继承。这个家族拥有或自称拥有一个伟大的姓氏–萨尔贡。那是16个多世纪以前阿加德王朝缔造者的姓氏。在这个王位转换时期，尚无任何关于暴力革命的记载。不过，在犹大曾有这样的记录：辛那赫里布（萨尔贡之子）被他两个儿子中的一个杀害，这使他的另一个儿子以撒哈顿为保卫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发动了一场内战，萨尔贡的两个曾孙，亚述巴尼拔和他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也以兵戎相见。在这场战争（公元前654－前652年）中，已被立为巴比伦王储的亚述嫡派王子沙马什?舒姆乌金领导了一支被压迫民族的起义者联军。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此后直至公元前605年，亚述王位一直在暴力斗争中反复易位。公元前605年，亚述帝国最后的残迹也被清扫殆尽。

    在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之中，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及其到亚述巴尼拔为止的所有王位继承人，都试图通过控制、吞并等手段，将其帝国扩展到整个文明中心。北方的乌拉尔图人、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和阿拉米人部落的反抗，挫败了他们的图谋。亚述帝王们能够也确实一次次地挫败了这些对手，但未能使他们永远丧失战斗力。与此同时，从半岛崛起的阿拉伯人和从欧亚大平原上崛起的两个游牧（也许是讲伊朗语的）民族–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使亚述与其各地敌人的斗争更加复杂化了。

    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重建并再次扩张亚述帝国的举措就是进攻乌拉尔图。公元前744年，他入侵了乌拉尔图的东部属国；公元前743年，又入侵了它的西部属国。在第二次战役中，他重创国王萨尔杜里二世。公元前742－前740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征服了阿尔帕德（位于阿勒颇附近），这是叙利亚北部最强盛的国家，它的倾覆使一大批叙利亚及东西里西亚的国家暂时承认了亚述的宗主权。在公元前73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到达并围困了乌拉尔图的首都图施帕，不过他既未能占领该城，也未能永远地占有乌拉尔图本土上的任何一块领土。亚述人再度控制了叙利亚北部之后，亚述的宗主权又被强加在一批位于小亚细亚东部的公国头上。这也许是撒缦以色五世在位时期的事情（公元前727－前722年）。这些小国位于托罗斯山脉以北，幼发拉底河上游以西。这样一来，便有效地将乌拉尔图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孤立出来。不过，为保证亚述能够控制如此遥远的属国，出现了巨大的压力。此外，还使亚述与位于其新的西北边界以西的弗利吉亚人进入短兵相接的状态，并使亚述的这些新对手与乌拉尔图恢复了友好关系。

    在公元前714年，萨尔贡在与此方向相反的地区向东北挺进，长驱直入地跨过扎格罗斯山脉，转向乌尔米耶湖东岸和凡湖北岸。在这次长途迂回行军中，他穿过底格里斯河上游地区，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乡。不过，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一样，他不但未能在乌拉尔图争得一块立足之地，反而给图施帕周围留下了宽阔的安全带。到公元前605年，乌拉尔图依然存在。这一年，在巴比伦人与埃及人之间进行的卡尔基米什战役中，亚述被彻底消灭了。

    在公元前734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入侵菲利士提亚，从而将埃及同叙利亚完全隔绝开来。到公元前675年，叙利亚硕果仅存的独立国家只有2个腓尼基人的岛屿以及艾尔瓦德、提尔，个大陆公国–比布鲁斯、阿什克伦和犹大。亚述人于公元前673年围困提尔，公元前675年以撒哈顿入侵埃及（辛那赫里布在公元前700年入侵、但未能吞并犹大王国之际，已有此设想）。

    亚述人发现，打败与他们争夺对埃及控制权的竞争对手–纳帕塔人（库什人）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纳帕塔人在公元前730年入侵埃及，大约自公元前711年起，他们声称已拥有两项王冠。公元661年，他们放弃了竞争。他们在埃及的统治声名狼藉，当亚述人与三角洲造反的土王们站在一起时，纳帕塔人根本不可能是这个联盟的对手。在公元前663年，亚述人将纳帕塔人赶向南方，并洗劫了底比斯。不过，同一年，亚述巴尼拔将处于埃及宗主权之下的埃及全境的管理权交给了一位来自三角洲地区的土王–萨姆提克一世。从公元前661／660年起，萨姆提克获得了法老的称号。到公元前655年，他开始对底比斯行使主权。公元前658－651年期间，他把亚述驻军赶出了埃及。亚述巴尼拔默认了这一事实。比起与纳帕塔的距离来，埃及距尼尼微更为遥远。经验说服了亚述人，也说服了库什人，以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永久占领埃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必然会遇到无法克服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两个远离埃及的外国势力在这里斗争的最终受益者是埃及人自己。到公元前525年为止，在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中，埃及人再次赢得了政治独立。

    对亚述来讲，军事占领埃及不必要地消耗了它的实力，它随后从这里撤军，既不会危及自身的安全，也不会损害它在西南亚的声望。使亚述的治国之才受到严峻考验的是亚述与巴比伦尼亚的关系。

    自从阿莫里特人的巴比伦帝国缔造者汉穆拉比暂时征服亚述，到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即位之时，已经过了1000多年。在这期间，苏美尔－阿卡德世界这两个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公元前14世纪起，亚述已对巴比伦尼亚占了上风。不过，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间的民族大迁徙中，由于迦勒底人的部落在巴比伦西南部定居，阿拉米人的部落在其东南部定居，巴比伦尼亚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这些对巴比伦尼亚边缘地区的入侵者既未象古蒂人那样被赶走，也没有象喀西特人那样被同化，他们一直与巴比伦人格格不入，并受到部落集体精神和自身尚武精神的激励。

    这些来自阿拉伯的游牧民族的出现，并未受到业已安家立业的巴比伦城乡定居居民的欢迎。也许，有人会期望，这将促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重修旧好，因为亚述毕竟是与巴比伦尼亚分享源于苏美尔－阿卡德的同一文明的定居社区。亚述是巴比伦尼亚的天然护卫者，它是使苏美尔－阿卡德世界免受扎格罗斯山地居民骚扰的边境卫士。但是，即使巴比伦尼亚与亚述之间达成过协议，也必须首先实现两个条件：亚述人必须有策略地对付巴比伦人；绝不允许对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居民失去控制。如果这些部落居民占领了巴比伦尼亚诸城市–首先是占领巴比伦城，那么亚述就会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亚述人要么必须承认失去对巴比伦尼亚的控制这一事实，要么就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之，但也必然会冒从物质上摧毁巴比伦城并伤害巴比伦人自尊心的风险。而巴比伦人也会被迫与难以驾驭的部落居民携起手来。共同反对亚述用高压手段再次强加于他们的法律与秩序。

    公元前745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在他在位组的第一次征伐行动中，便在巴比伦统治集团的认可之下，忙于驱赶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部落民族。不过，到公元前734年，巴比伦的统治集团失去了控制权，其时，迦勒底部落酋长比特－阿穆卡尼攫取了王位。公元前731年，即大马士革失守一年之后，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赶走了巴比伦尼亚的部落民族。但是，巴比伦城的政治真空仍未填补上。公元前729年和公元前728年，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两度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自称为巴比伦城的君主，从而亲自填补了这个真空。然而，公元前721年，即撒马利亚失守一年之后，迦勒底部落酋长乌金泽、米罗达－巴拉丹在确保在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部落和埃兰人的支持之后，也效法了提革拉一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20年，萨尔贡未能战胜这一联盟，米罗达－巴拉丹在巴比伦城统治了12年。公元前710年，萨尔贡终于将他赶走，并于公元前709年，”与巴尔携起手来”了。不过，萨尔贡允许米罗达－巴拉丹继续控制他的迦勒底人领土。

    迄今为止，巴比伦人一直是反迦勒底，亲亚述的。当公元前703年，米罗达－巴拉丹在埃兰支持下，再度占领巴比伦城时，巴比伦人的立场仍未改变。同年，亚述人再度将米罗达－巴拉丹驱逐出境。亚述人能够打败部落民族，却不能收服他们的心。公元前694年，辛那赫里布将腓尼基人的舰队和船员从陆路运至巴比伦水域，可是，在埃兰人的支持下，乌金泽在海陆两场战役中均逃得了性命。这时，一个亲迦勒底的巴比伦人占领了巴比伦城。公元前689年，辛那赫里布再次占领巴比伦城，并洗劫了它。这一不讲策略的残暴行为使巴比伦人彻底转变了立场。大家已经看到，甚至一个亚述籍的巴比伦国王沙马什－舒姆乌金在公元前652－前648年间，也对他的兄弟、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拨发动了战争。他领导的联军中不仅有迦勒底人和巴比伦尼亚境内的阿拉米人，还有埃兰人、阿拉伯人、埃及人和一些叙利亚公国的军队。公元前655年，亚述巴尼拔使埃兰遭到了显而易见的、粉碎性的失败。但是，这并不是最后一战，在公元前646－639年期间，亚述巴尼拔的确摧毁了埃兰王国，尽管埃兰民族并未被消灭，但是，埃兰战败的受益者并不是亚达人，而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各民族。

    在亚述巴尼拔于公元前626年去世之后，巴比伦城马上被一个迦勒底人纳博波拉瑟占领。现在，巴比伦尼亚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不可能再指望埃兰人的支持了，埃兰已经衰亡了。不过，纳博波拉瑟在米底找到了一个更强大–也更可怕的东方盟友。公元前7世纪，亚述人咄咄逼人的态势已使伊朗人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如同公元前9世纪亚述人入侵的威胁在乌拉尔图产生的效果一样。米底各部落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王国，也许亲眼看到埃兰的倾覆，更促使它们采取了这一措施。公元前615年，纳博拉瑟主动入侵阿舒尔城却被击退时，米底国王基亚克萨里斯站在了巴比伦人一边。公元前614年，基亚克萨里斯占领并摧毁了阿舒尔，受到西徐亚人增援的米底人和巴比伦人在公元前612年占领了尼尼微，并将它夷为平地。这样，亚述最古老的都城和最后的首都都被从地图上抹去了，这时亚述人把哈兰作为最后一个据点。哈兰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老的前哨阵地。法老尼科二世赶来救助亚述。他的父亲便是亚述巴尼拔在埃及的被保护人、并由他扶植为王的萨姆提克一世。但是公元前605年，纳博波拉瑟之子尼布甲尼撒在卡尔基米什战役中彻底打败了尼科二世，亚述灭亡了。

    亚述帝国真正的遗产受惠者并不是帝国倾覆后的诸后继国，而是阿拉米体的腓尼基字母以及用这种字母表达的阿拉米语。比起把阿卡德体的苏美尔文书用阿卡德语刻在泥板上来，在纸草上书写阿拉米语字母更为容易，也更有效率。在尼尼微，辛那赫里布的一座宫殿中有一个浮雕，两种亚述文书并列，一种用铁笔在泥板上刻阿卡德文，另一种用鹅毛笔在一卷纸草上书写阿拉米文。用鹅毛笔写字的人代表了”未来的浪潮”。

    早在公元前8世纪末，来自阿拉伯和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就已经介入了亚述与其邻国之间的斗争。公元前732年，即亚述人占领大马士革的同一年，他们还必须与阿拉伯人作战。公元前710年，亚述人进攻阿拉伯，根据亚述人的描述，他们深入到了半岛极远的地区，连半岛西南端的赛伯伊人也要纳贡称臣。公元前703年，在米罗达－巴拉丹的反亚述联盟中，也有阿拉伯人。公元前676年，亚述人在阿拉伯又打了一仗。公元前707年，欧亚大平原的游牧民族第一次出现在亚述人的记录中。据记载，辛梅里安人打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阿尔吉什蒂二世。

    游牧民族从欧亚大平原崛起之后，便分成两支两度向西涌去。西徐亚人亦步亦趋地跟在辛梅里安人之后。这两个民族都在向西迁徙，直到里海和黑海以北和以南地区。在南边，辛梅里安人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在北边，奥德里赛人到达了匈牙利大平原和色雷斯的马里科河流域。就永久占领乌拉尔图而言，辛梅里安人并不比亚述人更成功。不过，他们在小亚细亚东部名声大振，在小亚细亚西部亦是如此。如果萨帕多瓦人曾是辛梅里安人的盟友，他们则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后来的波斯人辖地（即斯帕达）。辛梅里安人的对手西徐亚人成了亚述人的盟友，这个联盟既是亚述帝国一直存在到公元前7世纪的部分原因，也成为导致它于公元前612－前605年垮台的部分原因。公元前612年，西徐亚人加入了米底和巴比伦人的行列，同年他们攻克了尼尼微。

    在公元前8－前7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游牧民族是骑着骆驼走出阿拉伯的，正如公元前11世纪，即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民族大迁徙中的最后一次浪潮时那样。在此前发生于公元前18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欧亚大平原的游牧移民并不是骑手；而是车夫。因为当时他们作为交通工具而驯养的动物还不是骆驼，而是马。在驯养马匹的这一阶段，马还没有强健到足以驮起一个骑手的身体。在公元前18世纪之后的1000年中，人们才驯养出了供人乘骑的马。在亚述军国主义最后一搏时期（公元前745－前605年），亚述军队中既有骑兵，也有战车队。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也是骑马的好手。我们不知道驯养中亚（即大夏）双峰驼的确切时间。在亚述纪念碑中只有阿拉伯骆驼的雕像。驯养中亚双峰驼最早的证明是伊朗东北部一个先知的名字–琐罗亚斯德，如果他的名字真的意为”带着金骆驼”的话。

    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进入西南亚的证据是当代的人留下的。它来自犹大、希腊以及亚述的文献。而这些民族没其他方向迁徙的证据则来自后人的记载。希罗多德证明他们曾出现在里海和黑海的北岸，不过，希罗多德的作品完成于公元前5世纪。这些游牧民族在印度河流域出现的证据，只是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前325年间在当地见到的某些民族的称谓及对其的描述。那么，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是否在公元前8世纪也曾入侵过中国？

    前文已经指出，在中国，公元前771年，周朝经历了一场浩劫。那一年，他们受到蛮族的进攻，并道重创，被迫将国都从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东迁到东部平原上的洛阳。渭河流域是中国防御外界蛮族入侵的西北边界。只要周朝的统治者能守住这条边界，他们就能对全体中国人实行有效的统治。当他们不再保有这条边界时，他们的威望与权力使一落千丈。在渭河流域，继周朝之后，秦国兴起了。它再度担负起西北边界守卫者的任务，作为回报，它最终取得了对全部中国领土的统治权。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公元前771年将周朝赶出渭河流域的蛮族就是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这也许是已定居下来的蛮族所为。中国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直接交往的最早证据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当时，地处中国最东北部的地方邦国燕园仿效游牧民族，建立了一支按游牧民族风格装备起来的骑兵部队。我们同样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在公元前771年打败周朝的蛮族就是在公元前8世纪入侵西南亚、东南欧的游牧民族骑兵部队的一支。

    关于公元前8世纪及前7世纪对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的现存记载，仅仅记录下了他们的野蛮和富于破坏性。考虑到这些记录是由游牧民族的牺牲品–定居居民留下的，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这一时期，游牧民族与众不同的一套信仰与实践，极有可能使受到他们入侵的定居民族感到一种冲击。

    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世界与印度世界，都有一些民族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因此他们坚持认为，生命的灵魂可以存活，并在另一个生命中再次勃发，这个生命也许是同一种类的，也许是较高或较低等级的。下次再生是否得到升迁或贬斥，要以该灵魂生前的道德表现而定。生死轮回的次数是无限的，这个前景比在此期间接连不断的死亡更令人胆寒。对于一个相信轮回的人来讲，其目标非但不是永生不死，而是结束这一连串的轮回。他相信，过简朴、贞节的生活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希腊与印度关于轮回及其必然结果的信仰方式非常相似，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似乎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这一信仰也许是从印度传入希腊，或是从希腊传入印度的，或许它派生于两地区之外的同一来源。对于这两个方向可能的直接传播媒介是波斯帝国，它统一于公元前6世纪，疆域包括了印度的西部边区和希腊世界的东部边区。与波斯帝国的建立同时而来的，是在帝国所覆盖的广大地区中传播工具的改进。不过，波斯帝国的伊朗民族缔造者和国君们与印度人、希腊人不同，他们并不信仰轮回，尽管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时，他们的故乡的确处于希腊－印度之间。因此，我们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即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许是同时从欧亚大平原游牧民族那里得到关于轮回的信仰的，因为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7世纪曾入侵过上述两个地区。时至今日，在亚洲北部，仍流行着一种信仰，认为灵魂可以离开躯体并再度进入之。萨满的灵魂能够再度返回它已离开的躯体，却不会进入其他躯体，那些躯体也许属于另一类生物。不过，对于轮回的信仰来说，萨满的信念是个基本的有利条件。因此，尽管未经证实，但极有可能的是，希腊毕达哥拉斯教徒和俄尔甫斯教徒以及同时代的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均来源于欧亚太平原的游牧民族。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公元前605－前522年）

    如果亚述帝国能维持下来，它也许会把西南亚与埃及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从而为它带来社会、宗教的统一，并因此而使帝国的创建为文明中心的心脏地区带来和平，尽管也许将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但是，亚述军国主义的残暴注定了帝国必然灭亡，它使亚述本国有限的人力资源消耗殆尽，它激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当各支抵抗力量集聚起来之后，亚述日渐衰微的国力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的暴行，又给亚述帝国强制性的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倾覆造成的破坏雪上加霜；双重的灾祸使一些受害国一厥不振，连取得胜利的反抗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削弱，其直接后果是亚述帝国各后继国之间出现了不稳定的均势。在战胜共同敌人的共同胜利消失之后，胜利者的联盟也就分崩离析了。它们为分赃不均而争吵，较弱的幸存者担心自己也将成为强国的赃物。

    被遗弃的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整个叙利亚（提尔和犹大除外）以及小亚细亚的东部、中部地区。幸存的国家是米底、巴比伦尼亚、埃及和吕底亚。

    在这4个国家中，米底最强大，也最富于自信，尽管它并不像它表面上那样强大；边远地区的小国法尔斯在大约公元前550年将其一举吞并，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自公元前612年摧毁尼尼微之后的67年中，米底是亚述后继国中最富进攻性的国家。与巴比伦人、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相比，米底人在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落后，不过他们的落后性是有益无损的，它使米底人能够迅速地复兴起来。无论如何，过去在亚述威胁面前不得不实行政治统一这一事实不仅补偿了亚述人给他们带来的损失，他们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公元前612年后，米底人的第一个成就使整个农耕世界受益匪浅。他们消灭、驱逐或征服了西南亚的游牧民族入侵者，在征战中，他们部分地采用了游牧人的军事设施和策略。这个胜利使米底人进而吞并了乌拉尔图、小亚细亚的东部及中部地区。亚述人和辛梅里安人曾先后入侵过乌拉尔图，却均未能永久地征服这块土地，如今，乌拉尔图终于在米底人面前丧失了独立。米底人向西北方向的扩张使其与吕底亚人发生了冲突，其时，吕底亚人正从西边向小亚细亚的无人占领区挺进。在一次激战之后，米底人和吕底亚人在公元前585年达成协议，以克孜勒河下游河谷作为两国边界。这一协议的达成要归功于巴比伦尼亚和西利西亚的斡旋，西利西亚是亚述帝国在小亚细亚东南部的后继国家。

    克孜勒河流经前弗利吉亚王国的领土。在辛梅里安人推翻该王国之前，它曾是小亚细亚最强盛的国家。吕底亚也受到了同样的磨难。按照亚述巴尼拔的说法，大约在公元前663年，它曾在亚述人的帮助之下打败过辛梅里安人。不过，在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一度占领了吕底亚的首都萨迪斯。大约在公元前646年，萨迪斯又被特雷尔人占领，特雷尔人是来自色雷斯的一个民族，也许是在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自西向北冲向里海和黑海的浪潮冲击之下，他们才入侵小亚细亚的。不过，吕底亚与弗利吉亚不同，它重又复兴，并且能够积极参与瓜分前亚述帝国领土的斗争。在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与米底发生冲突之前，在早于公元前652年的某一时期，它还曾向埃及派出过军队，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驱逐亚述驻军。

    占领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人在反抗亚述人的斗争中一直不屈不挠。当迦勒底人用军事力量确立了他们对前亚述领土中的叙利亚部分的主权要求时，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均发现，他们与亚述人一样，既强悍又残酷。在面向西方时，迦勒底人是暴怒的狮子，在面向东方、北方，面对米底时，他们又成了战战兢兢的绵羊。亚述的故土已被米底和巴比伦尼亚以底格里斯河为界瓜分殆尽了。巴比伦尼亚向南不仅再度夺回了它在历史上的疆界，即包括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巴比伦尼亚的领土，它还得到了埃兰的低地部分，包括苏萨城。作为这次瓜分的结果，自然要由巴比伦尼亚动手摧毁驻扎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哈兰的亚述军队残部。尽管埃及人从军事上增援了亚述人这最后一个据点，巴比伦尼亚仍然得以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完成这一业绩。但是，结果哈兰被米底人所占据，直到大约公元前550年米底被波斯人推翻之前，它一直保有这块土地。

    米底抢占哈兰，也许已破坏了过去它与巴比伦尼亚就瓜分亚述赃物而达成的谅解。无论如何，对巴比伦人来讲，这既是个痛苦，又是个威胁。既然他们无力将米底人赶出哈兰，他们就只好承认自己不是其前盟友的对手；驻扎在哈兰封闭式军营中的米底军队威胁着巴比伦人在叙利亚的领地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联络线。

    在公元前609－前605年间，过去为亚述占有的叙利亚诸省是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的竞争目标。公元前605年埃及人大败于卡尔基米什，这便决定了叙利亚的命运。尼科二世（公元前610－前595年在位）向北远征，又以失败告终。不过，在埃及为重新赢得独立的斗争中，这仅仅是一段例外的、不幸的插曲。从整体上来看，这是埃及人节节胜利的时期，公元前7世纪也许正是埃及人终于开始用铁取代铜来制造工具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中，埃及人与希腊人建立了互利的关系。为帮助法老萨姆提克一世赶走亚述驻军，由吕底亚国王盖吉兹派出的军队，也许就是希腊和卡里亚的雇佣军。萨姆提克将这批军队布置在地处三角洲北端的两个区域内，随士兵而来的便是商贾。在尼罗河支流马里奥蒂克河畔，靠近萨姆提克的首都赛斯的诺克拉提斯，建立了希腊人的商业定居点。

    开始时，希腊人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埃及各地做生意。大约公元前566年－前565年，埃及政府顺应民众中爆发的排外情绪，将他们强行集中在诺克拉提斯。不过，埃及继续使用希腊雇佣军，希腊商人也继续用希腊的酒、橄榄油换取埃及的粮食。

    至于尼科二世，他为了补偿在亚洲的军事损失，开始从尼罗河最东边的支流挖掘一条穿过瓦迪图米拉特到苏伊士湾尽头的运河。从埃及的红海海岸，他派出一支腓尼基人的船队，成功地环航了非洲。

    从公元前651年最后一支亚述驻军被逐出埃及起，到公元前525年埃及被波斯帝国皇帝冈比西斯征服时为止，埃及一直未受到过外敌的军事入侵。萨姆提克布署在三角洲东北角的希腊驻军挡住了西徐亚人的进攻。尽管尼科二世大败于卡尔基米什，又丢掉了叙利亚，但是，这一切并未导致巴比伦人占领埃及本土。

    不过，在公元前651－前525年间，埃及人仍然不十分自信。过去的厄运已破坏了他们的自信心。现状与他们记忆中的埃及伟大的早期历史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怨恨不已。在赛斯王朝时期，埃及人一直在追寻历史上最古老、最辉煌的年代，即古王国时期。在视觉艺术上、礼仪上，都有恢复古王国风范的复古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阶段，在巴比伦，其重新争取独立时期最后一任国王拿波尼度（公元前556－前539年在位）也是一位复古主义者。复古主义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后亚述时代，巴比伦人象埃及人一样，既为他们的古典文明而自豪，又为之而困惑。在公元前600年，法者埃及文明还将继续生存1000年，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则还有600年的前途。但是，两种文明都已感到了死亡的先兆。的确，比他们年轻近2000岁的其他文明才是真正有前途的。

    尼布甲尼撒（公元前605－前562年在位）是新巴比伦王国奠基人纳博波拉瑟的儿子，他好象并未侵略过埃及。另外一方面，他不仅占领了亚述过去在叙利亚的所有省份，还使另外两个国家俯首称臣，它们曾逃出了爱迦勒底人的前任–亚述人控制的恶运。经过13年的围困（公元前586－前573年）；尼布甲尼撒迫使提尔投降。他还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三度围困、占领耶路撒冷；每次占领之后，都要来一次亚述式的大流放。根据同时代人、犹大先知耶利米的说法，尼布甲尼撒一共放逐过4600人。这个数字与亚述官方的流放人数27290人并不相矛盾。因为，在公元前721年，亚述人是在疆域更大、人口更多的以色列王国实施这一放逐政策的。后来资料中提供的在公元前597年被放逐、公元前539年返回家园的犹大人人数远远大于耶利米的数字，不过，却不那么令人信服。

    放逐一个社区统治集团成员，是为了摧毁这个社区的个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在公元前721年，从以色列王国放逐了27290人后，就取得了这个效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发现、利用保存社区个性的方法方面，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公元前597－前582年间，是犹大王国消亡、犹太人和犹太教历史发祥的年代。犹大国家与以色列一样，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中，是叙利亚为数不多的、享受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独立的少数国家之一。犹太人与其祖先犹大部落的人不同，的确如他们自己所称，是独一无二的民族。要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就要回顾一下大约自公元前922年以来的犹大王国的历史。那一年，占据着叙利亚南部的犹大军阀大卫的帝国分裂了。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还要考察犹太人对于放逐这一挑战的反响。

    从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元前922－前587年间，犹大王国历史上有几大特点。首先，从大约公元前1000年，即大卫得到王冠之日起，大卫家族在长达4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一直据有王位。这个自公元前922年起至其灭亡时止，一直由一个王朝连续执政的现象与其两个邻国的政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同一时期，大马士革王国与以色列王国的政局一直动荡不宁，王冠刚刚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倾刻之间，便又在暴力中易手了。这两个王国从未摆脱与生俱有的革命带来的破坏性。大卫的生涯与阿拉米人里津和以色列的耶罗波安一样，也是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者之后得到自己的王冠的。不过，尽管大卫的短命帝国灰溜溜地垮了台，大卫的犹大继承人们仍保住了残留下来的臣民的忠诚。

    帝国残留的部分包括犹大部落，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以及使雅悯部落领土南侧的边缘地带。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卫王朝及其都城在犹大人的心目中居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

    还令人吃惊的是，虽然希西家国王（公元前715－687年在位）是迦勒底人米罗达－巴拉丹友亚述联盟的成员，犹大王国居然逃脱了被亚述人控制的命运。犹大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活了134年，比大马士革王国多存活了145年。约西亚国王（约于公元前637－609年在位）统治时期，犹大实际上参加了瓜分亚述帝国赃物的争斗。通过里津在大马士革的政变，耶罗波安在以色列的政变，约西亚暂时重建了早在3个世纪前已支离破碎的大卫王国。公元前609年，当约西亚鲁莽地想阻止亚述的盟友埃及法老尼科二世从尼罗河向幼发拉底河进军时，他战败身亡，他的王国也夭折了。犹大王国先是做了埃及的属国，公元前605年以后，它又成了巴比伦的附庸。不过，经过这次大变故，大卫王朝依然存在，直到公元前587年，它才消亡了。

    犹大王国令人吃惊的长久使一大批犹大先知的出现成为可能。希西家国王的顾问以赛亚和约雅敬国王的对手耶利米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之上。这两位先知均劝说王室不要向当时的帝国主义大国挑战。王国倾覆后仍活在世间的耶利米用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知并不是犹大社会特有的现象，正如前文提到的，这是叙利亚整个社会生活的一个特点。这个特殊的叙利亚国家犹大的其他宗教生活，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与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叙利亚国家一样，犹大也有自己的国神，不过，对国神的崇拜与其他宗教活动并存。对犹大人来说，经过一再编辑的犹太经典仍能证明这一点。耶路撒冷神庙的式样同样适用于以色列的伯特利、亚扪的米尔孔、摩押的基抹以及大马士革的里蒙诸神庙，耶路撒冷神庙是所罗门装修起来、又被希西家和约西亚发现的。当犹大国王亚哈斯和玛拿西将儿子活活烧死，以期使耶和华实现他们的祷词时，他们用的是叙利亚流行的仪式。当希西家和约西亚肯定国神的特权时，他们的行为与以利亚、以利沙和耶户在以色列王国的所作所为并无二致。至于约西亚摧毁耶罗波安在伯利特的祭坛，屠杀伯利特以及前以色列王国其他地区所有崇拜耶和华的祭司，无非是对耶罗波安迟到的政治报复，因为他与约西亚的大卫王朝祖先罗波安分庭抗礼。

    约西亚的真正发明是，他不仅在重新被征服的地区，而且在前犹大王国全境之内，罢黜了一切地区性崇拜。他诏令全国，必须独尊耶和华，而且必须在前迦南人城市耶路撒冷举行礼拜仪式。约西亚一举便把他的王国变成一个城邦国家。他的希腊同时代人称这一举措为”同苞混生主义”–意即不是从实际意义上将全体国民集中在一个城市中，而是通过法令，使全国只有一个地方成为行使国家行为的合法地点，而不论其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在约西亚在位的第七、八年，出现了一本律书，从而强调了他在礼拜仪式方面发动的革命，该书与现今的《圣经?申命论》不无关联。作为犹大王国长期存在的结果，作为约西亚国王在公元前7世纪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在公元前597年、前587年、前582年被放逐的犹大人，比起过去的流亡者来，在身处逆境却能保存本社区精神方面，具备了更好的心理素质。

    公元前6世纪结束之前，在一个出人预料的地区，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新帝国，这一事件改变了亚述帝国诸后继国的命运。从地域范围上看，新帝国使已经消亡的亚述帝国相形见绌，而且统治的相对温和也使亚述人自惭形秽。上文已经提及，亚述巴尼拔摧毁埃兰王国的获益者是居住在埃兰高原上的伊朗人，其直接获益者是居住在今天被称为法尔斯和洛雷斯坦一带的波斯人。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后裔、波斯第一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自称是”安申之王”，安申似乎是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地区，位于卡尔黑河河谷某处，即位于该河从洛雷斯坦高原发源进入胡齐斯坦低地的某地。

    约在公元前550年，居鲁士二世取代了在位的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接管了整个米底王国，无疑，米底统治集团中的一个帮派对他采取了合作态度。大约在公元前547年，居鲁士征服、吞并了吕底亚帝国，公元前539年，他又征服、吞并了新巴比伦王国，包括该国在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土地。也许是在此之后，他征服、吞并了位于米底东北部的领土（现在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及阿富汗），这里定居着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力图征服一群位于里海东岸、讲伊朗语的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时，居鲁士二世遇难身亡。不过，这次失败并未使建立波斯帝国的事业告一段落，在公元前525年，居鲁士二世之子、他的继承人冈比西斯征服并吞并了埃及。

    随后，冈比西斯神秘地死去，由一个自称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名叫斯梅尔迪斯（又叫巴尔狄亚）的人继位。阿契美尼斯家族另一支系的代表人物大流士一世，刺杀了这个斯梅尔迪斯（不论他的身份是真是假）。清除这个僭称居鲁士二世之子的人是个行动信号，幼发拉底河以东各省（埃及和吕底亚已经被打败了）因此发生了广泛的起义。起义者中最义无反顾的是巴比伦人、米底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前乌拉尔图王国西部地区的最后一批占领者）。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位于帝国最东边的波斯本民族的一些部落。

    大流士在他自己镌刻在贝希斯敦岩石上的铭文中声称，他在仅仅一年（公元前522年）之内，使镇压了所有起义。贝希斯敦岩石位于从巴比伦城通往东北部地区的路边。也许，再度压服起义者所花的时间要长于12个月，不过，这件事本身是可信的。大流士的伟大胜利只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本人和他统率的军队非凡的战斗力。他之所以取胜，主要是由于饱受亚述人和游牧民族折磨的各族人民普遍渴望得到和平与安宁。

    大流士是波斯帝国的第二位缔造者，他扩展了帝国的疆域。在东北方，他征服了曾打败并杀死了居鲁士二世的马萨革泰游牧民；在东方，他征服并吞并了印度河流域；在西北方，他征服和吞并了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侧的一个大桥头堡，又从多瑙河下游南岸扩张到了远在西南的奥林波斯山。这些欧洲战利品是一场激战的偶然的副产品，当时在黑海以北大平原上这场与西徐亚人的战斗中，大流士一世险遭与居鲁士二世同样的厄运。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欧洲的希腊地区派出一支探险队，受到重创。不过，从整体上看，大流士一世与居鲁士二世一样，是成功的帝国缔造者。当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486年去世时，第一波斯帝国的东西边疆从印度河支流贝阿斯河一直到品都斯山脉东麓山脚，南北疆界则从高加索山南麓山脚延伸到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边。这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也最少压迫性的帝国。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

    （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在大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的民族大迁移中，爱琴海地区要比这次大迁移所冲击到的其他地区，蒙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公元前12世纪，米诺斯和迈锡尼文明衰败了；他们先前的疆域缩小了；文字失传了；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了新的希腊文明，及至大约公元前700年，古希腊文明逐渐发展而终于绽放出了华彩，这束文明之花并不是由诗人赫西奥德发现的，虽然他本人的诗歌是早期希腊文化重要的成就之一。

    或许是赫西奥德故作懵懂，但尽管如此，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是幸运的，就如同他们在公元前12世纪时时运不济那样。在这两个世纪里，除去沿小亚细亚大陆西海岸分布的希腊殖民地之外，古希腊世界方才在境外连续打败了亚述军队，又袭击了欧亚大陆上流浪的游牧部落。这些灾难也给叙利亚带来了痛苦，摧毁了她早熟的文明的前途，而此时，希腊世界却已恢复了元气。在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古希腊文明从叙利亚文明自公元前12世纪以来所取得的文化进步中汲取了灵感，当时，希腊世界显然尚处于蒙昧之中。

    公元前8世纪，希腊世界因幸运地避免了来自外部的劫掠和袭扰而致使人口爆炸，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约公元前750年，希腊人欠下了叙利亚第一笔债务。当时，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母系统。与乙种线形文字（极有可能是大约公元前15世纪从米诺斯甲种线形文字转化而来）相比，这是一种可以更好地用来表达希腊或任何其他语言的书面文字。当希腊人用一些腓尼基辅音字母作为元音字母，以使腓尼基字母系统能适用于他们自己的语言之际，他们便第一次由自己掌握了一种可为商人们更容易书写和拼读的书面文字。与如今已被长久遗忘了的乙种线形文字以及与之相类似的甲种线形文字相比，与苏美尔–阿卡德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文字相比，这种文字不再是仅仅为极少数专业人员使用的一种秘密工具。希腊人接受并使用腓尼基字母系统，对古希腊文字和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在过去4个半世纪没有书面文字的蒙昧时期，吟游诗人们必须记熟并能复述大量诗歌格律，并掌握即席创作的技巧。因此，每次口头诗歌朗诵，都成为一次新诗创作活动。那么，《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究竟是前文学时代即兴诗歌创作中篇幅最长最宏大也是最后的作品，还是一种新的书面文字的最初成果呢？的确，篇幅这么长的民间口头诗歌，如果不在第一次当众吟诵之后马上用文字记录下来，似乎是很难被人牢牢记住的。叙事史诗与宗教仪典不同，它是一种文学形式，很难于在即兴吟诵中一字不错地传给后代诗人，因为叙事史诗的效果并不取决于对全部字句的准确重复。如果在每次演出中都要依赖于诗人头脑中大量熟记的简短诗歌格律才能创造出新的艺术作品，那么，口述叙事史诗就绝不会对听众发生感染力了。

    叙事史诗因用文字记录下来而能不断重演，这样，在保存了诗歌本身的同时，致使这种口述的艺术体裁消亡了。一旦《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被用文字记录下来，希腊作家们便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艺术体裁：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叙事体散文和对话体作品；这些新的体裁常被用于富于表达或说教的目的，也用于娱乐。到公元前6世纪末，希腊作家们用文字表达出他们个人的情感，记述了他们个人的经历，进行了宗教和政治宣传，交流了他们的科学思想，并开始进行戏剧创作–这种戏剧对话体裁最终被采用为哲学辩论的手段。

    希腊人接受并改造了腓尼基字母系统，由此而产生了这些文学之果。继之，他们很快又接受了视觉艺术中的外来图案。到公元前8世纪结束时，器皿上装饰性图案中的原几何风格，已被一种新的来自黎凡特的风格取代，在这种风格中，抽象的图形被生物形体的线条写生面取而代之–首先是动物，真实的或是虚构的，然后是人形，同样也是真实的或虚构的。器皿上这种新的装饰风格，受到同时代腓尼基商业艺术的感悟；希腊人在三维人体艺术作品方面的最初尝试，是以埃及人为楷模而作出的。

    然而，倘若希腊人未能恢复中断于公元前12世纪的与黎凡特地区的交往，那么，无论是公元前7世纪接受来自黎凡特的艺术影响，还是此前于公元前8世纪从腓尼基人那里接受字母系统，便都是不可能的了。这种交往必然是以海路为主，也必然采取商业贸易方式；因为希腊人不可能从黎凡特人那里免费进口货物。大约早在公元前9世纪，在位于叙利亚海岸北端奥龙特斯河口的阿尔米纳，就已经实地建起了一座埃维亚人的希腊商站。从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首要的经济需求是获得食品，因为当时希腊的人口正在迅速增长。对于一个自然资源并不丰饶的地方来说，其增加食品供应的方法之一，就是从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用希腊的产品换取进口谷物。但是，最容易的方法，却也很简单，那就是征服那些无法抵御希腊人入侵的弱小民族的领土，并使之殖民化，从而扩大希腊世界的疆域。

    公元前8世纪末叶，希腊人开始向西越过奥特朗托海峡，沿着意大利西南海岸和西西里东南岸进行海外扩张。公元前7世纪，他们又开始沿着沟通爱琴诲地区与黑海的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向北扩张。希腊商人很有可能在希腊殖民者之前就到达了后来被征服的殖民地，并成为殖民者的向导。不过，古希腊时代最早的希腊殖民地，只不过是养育了他们的同时代希腊村社的复制品。与此相同，他们这些城邦居民的主要生活资料来自农业。他们生产谷物不是为了向外出售，而是为了自己糊口。在开通黑海的海上通道时，希腊人在角逐中失利。希腊人在小亚细亚西岸和近海岛屿建立城邦，把爱琴海变成了希腊内湖，这一事实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另一方面，在地中海西部地区，希腊人遇到了可怕的对手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一个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同样的民族，可能来自地中海东部，只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法证实）。

    在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控制权的角逐中，希腊人占据了不少优势，而腓尼基人却由于人口原因，更因受到亚述人从亚洲腹地发起的攻击，反而处于不利地位。与亚述军队最后的也是最激烈的较量开始于公元前745年，此时距希腊人在西部开始建立殖民地才仅仅几年时间。尽管如此，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仍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优于希腊人，他们采取审慎而有效的方法，抵销了希腊人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避免了亚述人的蹂躏。

    腓尼基人未等希腊人占领战略要地便先发制人，以阻止他们据此保持希腊世界向西界扩展的势头。腓尼基人控制了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要道直布罗陀海峡的两岸。他们还控制了西北非的东北角与西西里岛两端之间较为狭窄的海域的两岸，另外还控制了撒丁岛的南岸。埃特鲁斯坎人则控制着厄尔巴岛和邻近的意大利本土的矿区。这是地中海西部地区主要的经济争夺对象之一，可希腊人占据的离此最近的地点库迈，也南距意大利西海岸很远。库迈或许是希腊人在西方建立得最早的大陆殖民地，但它仍嫌建立得太迟，而无法预先阻止埃特鲁斯坎人在波普洛尼亚建立矿区，埃特鲁斯坎人则早在公元前6世纪末，就已占据了库迈的坎帕尼亚腹地。

    殖民地的腓尼基人和埃特鲁斯坎人还通过政治联合来抵御希腊人数量上的优势。公元前6世纪将近结束时期，地中海西部地区所有腓尼基殖民地，已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把自己置于他们中间力量最强大的迦太基统领之下。其实，腓尼基殖民地和埃特鲁斯坎城邦此前就已经相互联合为一体了。于是，当亚洲的希腊人为免遭吕底亚人，继而是波斯人统治而向西方寻找庇护所时，他们受到了挫折。公元前500年之前，希腊人在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殖民活动被迫停止，此时，只有希腊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的库迈西北的西地中海欧洲沿岸部分，即如今法国的里维埃拉和西班牙的布拉瓦海岸。希腊人在这里的殖民地都置于其成员之一的马西利亚（马赛）的统领之下，此地邻近罗讷河口，这使它成为进入欧洲大陆心脏的通道，同时它也是通过一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捷径进入康沃尔锡矿区的通道，迦太基领导下的殖民地腓尼基人，使直布罗陀海峡成为希腊舰队不可逾越的屏障。尽管如此，大约公元前500年，马西利亚人与北方内地之间的贸易，因当地民族中的一次动乱而被打断。

    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人的聚居地区因海外希腊城邦的建立而扩大。海外城邦的建立使得他们一向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因希腊世界贸易区域的空前扩展而退居次位。无论是希腊中心地区还是海外，大多数古希腊城邦仍是由一些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小的农业公社组成，但是，也有少数城邦开始生产一些专门的产品，以供出口去交换外国的粮食，在与那些他们既无法征服也不能殖民的国家的人民的贸易活动中，他们得以创造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专门化的出口业务之一，便是输出希腊雇佣军。早在公元前7世纪，希腊雇佣军输入埃及，便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公元前6世纪，米蒂利尼的希腊诗人阿尔凯奥斯的一个兄弟，就在尼布甲尼撒的军队里充当雇佣军、经济上落后的希腊公社不仅出口，而且也只能够出口雇佣军人。为数不多的经济比较发达的公社，出口橄揽油和葡萄酒，这些油和酒盛装在装饰花纹迷人的容器里。容器本身就是很值钱的日用品，尽管它们易碎，但与盛装在里面的油和酒相比，总要经久耐用得多。

    在公元前7世纪中，希腊人一直在埃及和乌克兰这两个地区收购剩余的谷物。希腊与埃及的贸易已经很引人注目；希腊与乌克兰的贸易，则是在西徐亚游牧民族大迁徙中落脚定居于黑海北部的干旷大平原时，才成为切实可行之事。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中，西徐亚人是唯一具有良好经济头脑的民族，他们向乌克兰地区的农耕居民征收谷物贡赋，从而避免了因强行役使奴隶而导致农业的毁灭。希腊人沿黑海西岸和北岸建立了为数众多的殖民地，但它们多半都是些小型的商埠，而不是像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周围以及在西方建立的那种农业殖民地。

    铸币的发明对随之而来的希腊贸易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刺激作用。这应归功于吕底亚的阿利亚特国王（约前608－前558年在位）。的确，在这之前很长时间里，或许是从苏美尔城市文明产生以来，一直是用金条、银锭、铜块作为交换媒介的。阿利亚特的革新不仅在于创造出了铸币，更在于在钱币上压模出了花押字标志，并且通过一国政府发行这种压印了标志的钱币。铸币不仅比钱锭携带方便，而且，如果发行铸币的政府具有良好的经济信誉，商贾们便可以放心地接受它的硬币，而不必在每次交割时过秤称量。铸币一旦问世，便迅速地传播开了。很快，在许多希腊城邦里都设立了造币厂，当大流士一世和他的继承人们发行一种金币之际，这个新发明便传遍了整个波斯帝国。然而，甚至在黎凡特，大多数非商业居民仍然沿用易货交易手段，在当地市场上进行小宗贸易。伴随着由少数经济上冒进的希腊城邦引发的经济生活中的革命，希腊人聚居区的最初扩展以及尔后其商业贸易区域的扩大，使古希腊世界内部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在希腊文明即将诞生的黑暗年代里，首创的希腊城邦是雅典–一个在公元前12世纪末遭受洗劫的迈锡尼城堡。在整个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雅典都保持了她的领先地位；但是，大约从公元前750年直至公元前6世纪初叶，她一度丧失了她的领导地位。雅典既没有参加殖民化运动，也没有参加继之而来的经济革命的最初阶段。

    这场革命的创造者，就是小亚细亚西海岸边（例如米利都和希俄斯）和科林斯地峡周围（例如科林斯、西锡安和迈加拉）的城邦。爱奥尼亚是把希腊史诗推向顶峰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诞生的地方。在继之而来的年代里，杰出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人中，没有一个是雅典人，取代了几何风格的新的陶艺装饰风格，也不是在雅典，而是在罗得岛、科林斯和斯巴达诞生的。即使到公元前6世纪，当雅典起初是在经济上，尔后亦在政治上又一次领先之际，希腊自然科学之父也并不是雅典人，而是两名米利都人（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和以弗所人赫拉克利特。这些生活于公元前6世纪的亚洲希腊人，对整个古希腊时代的知识成就作出了最伟大的贡献。他们的前辈们，用生老病死的拟人化术语，来思考物质的自然界的过程。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自然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用非人格化的术语，去解释非人力所致的各种现象。不管是在开创时期，甚或是在以后的任何阶段，使古希腊自然科学获得发展的卓越人材，都不是雅典本地人。

    在约公元前750年以后的250年间，在一些不同的领域里，希腊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而这种能量的迸发既有其黑暗的一面，也有其辉煌的一面。这种能量更多地被滥用于城邦之间，一个城邦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与政治派系之间的相互残杀。在开始于公元前750年的新的历史时期里，希腊人相互之间就像他们在迈锡尼时代同样地残忍无情。这个历史时期终因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而为罗马人所终结。在公元前7世纪经历了经济革命的那些希腊城邦里，内部冲突异常尖锐，使得这些城邦一度置于独裁统治之下。这便是未能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从君主或贵族政体，转变为一种政治权力的行使与财富而不是与人口相适应的政体所导致的不利后果。

    在这个时期，希腊人肆虐于希腊人的最典型事例，莫过于约公元前750－前715年之间，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对于伯罗奔尼撒半岛最南部五分之二地区的征服。斯巴达是一个内陆城邦，它对它希腊邻邦的征掠，简直就是诸如科林斯和哈尔基斯这样的沿海城邦在意大利对非希腊民族征掠的翻版。

    斯巴达人允许一些已被他们征服的城邦保持自治，条件是一旦发生战争必须履行向斯巴达提供军队的契约。这些地区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些丧失主权的条款；但在另一些被征服的地方，斯巴达人则迫使那里的人民成为农奴，这些农奴被强迫用自己的土地产品，向斯巴达公民缴纳实物贡赋，以便使这些斯巴达人能从农业劳务中解脱出来，得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战争和军事训练。正是通过剥削比自身公民人数多出许多倍的臣服于希腊的民族，斯巴达才能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实行只有他们这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并不因此而影响它的君主和贵族会议的存在，同时也并未使它自己陷入一种独裁统治之中。斯巴达的民主政体是古希腊世界中最早建立的，开创于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的某一时期。

    斯巴达人之执着于军事训练和纪律，使得他们成为希腊世界最令人生畏的军人。起初，他们试图凭借武力去征服更多的希腊领土，以使更多的希腊人沦为农奴；然而，到约公元前550年，他们认识到，尽管他们骁勇善战且训练有素，但单凭人力而言，他们的人数不足以管制他们现有的农奴，同时，进一步的征伐又分散了他们更多的人力。因此，斯巴达人最终放弃了征代政策，以结盟政策取而代之。他们促成了科林斯地峡四周那些经济发达的城邦中独裁政权的倾覆，然后，他们在财富的基础上与那些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建立的政权结盟。

    大约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试图通过推翻迄今仍在执政的雅典独裁政权，以进一步扩大他们的联盟网络，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获得了成功；然而，在雅典，继之而来的与在迈加拉、科林斯和西锡安所发生的并不相同。在雅典，从被驱逐的独裁者手中接掌政权的寡头集团，未能在与极端激进运动的斗争中挺住，于是，当斯巴达人第三次干涉雅典以支持他们保守的朋友时，他们在一次人民起义面前一败涂地。

    雅典因此而免受斯巴达人的控制，雅典人继而建立了一个民主政权（约公元前507年）。在这个政权中，他们仿效了斯巴达的楷模。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在雅典城邦与斯巴达城邦的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斯巴达的领土上，大多数人民是农奴。在阿提卡，却连一个农奴也没有；只有一些奴隶，以及数量日益增长的外国血统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但人口的大多数却由有选举权的公民构成。公元前480年，当斯巴达与雅典为抵抗波斯人的入侵而一度携手合作时，雅典有大约30000名公民，而斯巴达只有8000名公民。斯巴达领土上的人口总数，要比雅典多得多。但是，当斯巴达领土上的大多数居民只不过是斯巴达的一种经济财产时，它同时也就成为了一种政治和军事上的负担，因为这些居民是由不顺从的农奴所构成的。

    在公元前511－前507年的关键时期，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交往，发生了一个对斯巴达人来说既突然又使人困窘的变化。其原因是在公元前6世纪期间，雅典人重新恢复了他们曾一度丧失了的领先地位。在那个世纪初叶，阿提卡社会动荡紧张，其严重程度就像公元前8世纪的以色列王国。阿提卡似乎会变成像斯巴达那样的国家，其领土之上的大多数居民皆沦为农奴。雅典所以能够摆脱这次危机，得益于具有政治家才干的雅典商人梭伦于公元前590年领导的改革；梭伦领导的这场改革为人们所自愿接受，但它并不足以从根本上使雅典免于沦入独裁者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但也正是此人完成了梭伦未竟的事业。于是，此后当这种独裁统治实施的时候，雅典便需要斯巴达的干涉，以免除专制之苦。尽管如此，被认为使雅典恢复了繁荣的，必然是梭伦而不是庇西特拉图。例如，是梭伦把生产橄榄油的政策实施于阿提卡，是他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他向所有携带着家眷出走并被本上城邦放逐的外国工匠提供雅典公民权，但他们必须是真正打算与他们所选择的国家共命运的人。制造和装饰盛装橄榄油和葡萄酒的容器这一重要产业，就是这样在阿提卡发展起来的。到约公元前550年，雅典的陶器占领了国际市场，取代了科林斯和斯巴达陶器的地位。

    斯巴达盟友之一的埃伊纳岛，也遭到了来自雅典的经济竞争的沉重打击。这个从阿提卡用肉眼可以看得见的小岛，以贸易为生。埃伊纳人在埃及的诺克拉提斯的泛希腊贸易殖民地，充当着主要角色。就在波斯入侵欧洲希腊的前夕，埃伊纳与雅典之间的冲突十分激烈，以至于斯巴达的国王克莱奥梅尼一世花了极大的气力，才制止了埃伊纳岛对雅典发动的战争。

    这样，在约公元前750－前500年期间，在古希腊城邦世界里，国际的与国内的斗争越演越烈。也是在同一时期，虽然希腊人之间经济和政治倾轧日益增加，但希腊人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在文化上的统一和团结，在这种意识下形成了一些泛希腊组织的表达方式。

    “Hellenes”（希腊人）是希腊人共用的新的自我称谓，其意为”Hellas的居民”，而”Hellas”（希腊）一字则是希腊中部地区的称谓，其包括位于温泉关附近安西利的阿耳忒弥斯神殿与位于德尔斐的大地女神、太阳神阿波罗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神殿，这些地方都是倍受希腊人崇敬的场所与人们领受神谕的至圣之处。这两处神殿一直由相互毗邻的12个希腊城邦管理，这个近邻同盟作为一个整体为自己在希腊世界赢得了一个如此重要的角色，使得那些起初并不是这个近邻同盟会议成员的一些重要城邦，都争取获得代表席位。近邻同盟会议的扩大，致使”Hel-las”和”Hellenes”称谓的使用广为扩展，直至这些称谓成为整个希腊地区，所有的追随者，以及公元前11世纪崛起于爱琴海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后不断发扬光大的这一新文明的标志为止。的确，这些泛希腊的组织成为了传达以”Hellas”和”Helle-nes”称谓表达出来的文化实体观念的媒介物。尽管如此，这种文化实体在实质上并不是些公共机构，而是存诸于人们的心理之中。”希腊文化”的心理基础，根植于共同的视野，共同的思想抱负，共同关切的事物和共同的生活方式与风俗习惯。例如，在个别希腊城邦中用本地方言创作出来的诗歌，很快便成为所有希腊人共同的财富。最后完成其创作于爱奥尼亚地区的两首荷马史诗，逐渐在整个希腊世界传诵，而希腊各地方言母语各不相同的诗人们（例如彼奥提亚的赫西奥德）逐渐使用荷马的语言和韵律进行诗歌创作。于是，希腊方言便成为比各地土语重要得多的语言，也成为独特的泛希腊文学各种流派的通用语言。希腊文化在理智、情感和精神上的结合或许是难以捉摸的，但这种结合却超越经济和政治的派别分歧，把希腊人结合成为一个整体。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

    （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在至多不过是120年的时间里，也就是说，仅只是四五代人的时间里，旧大陆出现了五位伟大的先觉者。

    这五人中的第一位，是伊朗先知琐罗亚斯德。他的生卒时间和地点不详，但他从事活动的时期大概是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活动的范围大约是在阿姆河－锡尔河地区，这是个有农耕居民定居，却又时常面临来自欧亚大陆干旱草原游牧民族袭击的地方。这些先觉者中的第二位是所谓”以赛亚第二”。他本人或是他的著作的一位编者，把他撰写的书附加在公元前8世纪犹太先知以赛亚撰写的书中，以此方法隐去自己的姓氏。但是，从曾欢呼拥戴耶和华神授君王，第一波斯帝国的第一位奠基人居鲁士二世的情节来看，这位”以赛亚第二”比真正的以赛亚晚于人世将近2个世纪之久。公元前539年，居鲁士二世征服了新巴比伦帝国，允许被放逐于巴比伦的犹太人返回犹太。从”以赛亚第二’的著作所记述过的地点中，看不出成书的地点。巴比伦和犹太都有可能是成书之地。

    与琐罗亚斯德相同，佛陀的生卒年月也不得其详。它大约是在公元前567－前487年之间。虽然如此，悉达多?乔答摩即佛陀出生于迦毗罗卫城是可以确定的，那是今天尼泊尔王国边境地区的一所小城。佛陀活动的地区在今天的比哈尔。如果与传说的生卒年代公元前551－前479年误差不大的话，孔子当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比佛陀年轻，身材瘦小。他在中国的故乡是鲁国，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陷于土崩瓦解的周朝版图内一个较为弱小的邦国。毕达哥拉斯大约也与佛陀是同时代的人。他出生于靠近爱奥尼亚海岸的萨摩斯岛，而他从事活动的地区，却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殖民地，他居住的城邦是克罗托内。

    可能除毕达哥拉斯之外，这些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们直至今日仍对人类发挥着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其影响要超过当代的任何人。我们这一代人中，半数以上人受到佛陀的直接影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受到孔子的影响。”以赛亚第二”对今天的直接影响，除犹太教徒之外，还扩及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对当代的直接影响，只限于帕西人，今天，这些人像犹太人那样只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共同体，但他们在当今世界中所起的作用，却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数比重。虽然如此，琐罗亚斯德今天仍对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它自身的信徒，发挥着间接的影响。公元前539年，新巴比伦帝国被吞并之后，波斯人与犹太人之间在第一波斯帝国时代的和睦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前330年帝国灭亡时为止，作为其结果，琐罗亚斯德思想中一些最具宗教影响力的观念–如流芳百世的上帝最后审判的思想，主神通过圣灵创造生命的思想与善的思想–传入了犹太教，并由此又传入了犹太教的两个姐妹宗教。

    或许在公元前6世纪的某些年间，这五位先觉者曾同时生存于世，但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彼此相识，甚至于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未必可能知道其他任何人的存在。他们之中的两个人佛陀与毕达哥拉斯，其彼此间的信仰、目标和实践竟是如此地相像，以至于让人真的确信，他们的灵感来自共同的源泉；然而，无论是比哈尔的佛陀，还是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都不可能把这些共同的灵感之源，传达给远隔万里之遥的那个同代人并与之共享。

    由于这五位先觉者的同时代性，他们所共同生活的这个时期，被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即一个人类历史在此发生了转折的时代。如前所述，直至今日他们以自己的楷模不断地影响着人类，并且还会同样地影响着未来，即使他们的教诲不再成为戒律，他们的学说不再作为信条。就此而论，他们的出现，的确是一个转折点。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借用轴心时代的概念（这术语本身就是一个启人心智的思想）进行历史思索的话，我们就必须把它的时间跨度同时向两个方向伸展。

    “以赛亚第二”是叙利亚经院里的一位先知；我们掌握着一份一位叙利亚先知的记录，此人曾于约公元前1060年，也就是说大约在”以赛亚第二”生前500年，在比布鲁斯意外地与阿蒙神相遇。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以赛亚第二”自觉地继承了叙利亚的传统，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他本人或是他的编者把他的作品，附加于一位最杰出的长于写作的犹太先知的作品之中，即说明了这一点。显然，琐罗亚斯德是一位叙利亚式的先知，虽然从他那里尚无证据说明他受到了叙利亚或伊朗的任何前辈的影响。从另一方面说，耶稣和穆罕默德确实是紧密继承了叙利亚先知的传统，这将会错误地导致建立一个把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这两位伟大的后继者排除在外的轴心时代的年表。这样，轴心时代就从一个大约只有120年的时期，扩展为从大约公元前1060年直到公元后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的那年为止的约长达17个世纪之久的时期。这17个世纪大约覆盖了到目前为止的、我们称之为”文明”社会的整个历史时代的1／3；不用说从前人类的人科时代算起，即使从迄今为止的人类时代来衡量，17个世纪的跨度也只是瞬间而已。

    虽然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是各自独立出现的，我们仍能分辨出一些五个人所共有的特征，尽管其并非只是这五个人所特有的。

    首要的共同特征就是，他们每一个个人都与人类自身所感知到的这个宇宙内部及其背后的那个”终极精神实在”，建立了直接的私人关系。最初，人类与那个”终极实在”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个人的或私人的，而是集体的和公共的。前文明社会与”终极实在”的接触，在那个时期是通过支配着人类的非人性的自然力量为中介物进行的。进入文明时代之后，人类改变了他与”终极实在”的接触方式。他以对人类共同体的集体力量的崇拜，取代了过去那种把非人性的大自然奉为神明的做法。人类的集体力量被大规模地组织起来，这使人类在与非人性的大自然一争胜负的斗争中，明显地有利于发挥人类的优势。在改变崇拜对象的这种变化中，人类始终未改变对力量的崇拜，而不管以什么为化身，他所寻找的力量都是最强有力的。尽管如此，非人性的大自然作为崇拜对象被人类的集体力量所取代，从精神角度讲，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当人类实现这种精神崇拜的转移时，他们距离他们所瞄准的目标只会更远，而不会更近。

    这五位先觉者中的每一位，都抛弃了生斯养斯的那个民族的精神传统。出于对传统的蔑视，他们既抛弃了自然崇拜，也抛弃了对人的崇拜，并且剥去了那些遮挡住并使人视线模糊的面纱，以直视那丝毫未加装扮的”精神实在”。就这些先知来说，其功不可没。作为一位先知，他坚持认为他的言论都是他对上帝的直接感悟所致，而不通过任何社会中介物。孔子以一种比较低的感情基调坚持认为，他一直在使社会行为的伦理准则得以复兴，即上苍对中华文明的缔造者们具有约束力。最初，”上苍”（天）被想象为一个人化的，也就是说像人一样的上帝；到孔子时代，中国人对”终极精神实在”的这种称谓，不再具有人性的涵义，而是转而被想象成为一种超人的或是非人性的精神或法律。佛陀自然是没有把”终极精神实在”想象为类人化的存在。他认为它与印度传统信奉的所有众神或其中任何一位神祗，都是相一致的。对于佛陀来说，他所追求的”终极实在”就是一种寂灭的状态（涅盘），他不可能从他所追求的那个非人化的”终极实在”得到任何救助，他必须通过自身的修持达到井也确实达到了醒觉之境。

    这五位先觉者的第二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谴责、否定并试图改变他们先前感知事物的那种状态。他们各自的精神反叛，彼此在程度上具有极大的差异。五人中最令人崇敬的佛陀，也是他们之中最激进的。佛陀所试图改变的正是他所感知到的生命本身。他发现，所有有知觉的生命都在经受痛苦；他还发现，一切生灵都是贪婪的。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灵能成功地自己清除自身的贪欲，它就能够使自己从生命的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在这种状态中，一个生灵总是被贪欲所纠缠。毕达哥拉斯也谴责我们所感觉到的生命，他也试图以与佛陀同样的方式改变生命，尽管他并不是像佛陀那样全心全意地实践这种令人生畏的进程。琐罗亚斯德试图彻底破坏，而”以赛亚第二”却试图改造他们各自民族宗教的传统形式。孔子则打算为他那个时代普遍流行于中国的社会行为建立规范。

    五个人中的每一位，都试图把他的同时代人引进他所找到的新的道路。琐罗亚斯德和”以赛亚第二”以文字的形式宣示了他们的预言。（他们认为，这些预言是上帝通过作为他的代言人的先知。向人类传达的启示。）琐罗亚斯德的伽泰（赞美诗）和”以赛亚第二”加入以赛亚原作品中的部分，看上去似乎真是出自这两位先知之手的作品。还有一些手稿声称是佛陀和孔子各自论道时，以及他们各自与弟子们谈话时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些缺乏证据的记录到底与大师们最初的言论之间有多大距离，我们也同样无法确认，那些被说成是毕达哥拉斯的言论，到底有多少可靠性。

    五位先觉者中的四位：琐罗亚斯德、佛陀、孔子和毕达哥拉斯都罗致或至少是领受门徒，这就导致一些新的社团的建立，因为，如果他们打算维持不止一代人的话，如果他们准备吸收更多的人，而不只局限于那种由个人交情建立起来的少数人的小团体的话，这种人际关系就必须制度化。佛陀建立了一种由世俗信徒供养的僧尼制度（僧伽）；孔子建立了一所哲学学校；毕达哥拉斯建立了一个社团，它不算是一所学校甚至也不是一种正规的僧尼制度。我们猜想，”以赛亚第二”或许满足于把他的预言传达给已然存在的犹太人的社团。就另一方面而言，琐罗亚斯德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佛陀对于传播他的精神发现的关切，同样导致了一个新宗教的创立；这种结果对于佛陀的醒觉来说是非凡的。佛陀认为，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醒觉，而且，如果他获得了它，那么当他获得它的时候，他便自由地使他的死臻至于涅盘之境。佛陀还延迟了他自己的死亡，他如此有意地留存于使生命饱受痛苦的人世，就是为了向其他的信徒指示他所寻找到的出路。

    佛陀使自己远离政治，远离他的弟子圈子之外的社会生活。他是一位王位继承人，同时他也是一位丈夫和父亲。为了献身于对免除生命之苦的方法之求索，他放弃了继承他父亲王位的权利，离开了他的妻子和子女。佛陀在他配觉之后成为一名游学教师，他被各地的国王看作是他们的社会公民，他并不回避与之交往，但他也不去刻意追求。对于争取王室的庇护以促进僧尼制度发展之举，他并不关切。佛教只是在佛陀圆寂了200多年之后，在阿育王时期才第一次得到王室的庇护。而在另一方面，琐罗亚斯德却在寻求王室的庇护，并且确实寻求到了。孔子在寻求一个王室雇佣者的位置，他没有成功。每一次个人所遭的冷遇，使这位未受雇佣的公仆，作为一位伦理学教师，为自己增添了一次新奇的经历。”以赛亚第二”不需要任何庇护。他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他的预言为犹太社团所接受，他达到了这一点。

    在这五位先觉者之中，只有佛陀作为例外是远离政治的．如果能够得到机会的话，孔子是乐于从政的。孔子的门徒们在他们的导师去世后，不得不等待了将近350年，儒家哲学才成为选任公共职位的通行证。琐罗亚斯德明显地感觉到，一位统治者的庇护对于保证他传道的成功来说，是必需的条件。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则不可能避开政治参与。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世界，在某些城邦，如果一群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不想受到伤害的话，就必须成为主人。毕达哥拉斯的信徒们嘲弄权力，结果经受了意外之灾。至于”以赛亚第二”，他充分发挥了他高度的政治期望。他拥戴居鲁士二世成为耶和华神授的君王，因为居鲁士允许巴比伦的犹太之囚返回犹太；但是他又期望其结果应导致一个世界帝国的建立，这个帝国应当由耶和华做皇帝，而不是居鲁士，犹太人而不是波斯人应当成为帝国的臣民。

    “以赛亚第二”富于创造性的新的起点，在于精神而非政治层面上。他是一个一神论者，他尽力去解决受难问题。毫无疑问，”以赛亚第二”是最早的犹太一神论者，此前最早的阿肯那顿的一神论，早在8个世纪前就夭折了。”以赛亚第二”不仅相信耶和华是犹太人唯一合法的崇拜对象，还认为耶和华比其他民族的主神更为正义，更具有威力。他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上帝，其他主神都是不存在的。”以赛亚第二”对苦难的看法与佛陀正相反。”以赛亚第二”并不去寻求从苦难中解脱之路，他把苦难看作是能结出实在的精神果实的一种经历。我们不知道这位”苦难的奴仆”是否像他外表上所作的那样忍受得了隐名理姓，而不去做一个历史人物，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就是犹太民族的化身。对这位不可思议的人物可能作出的两种解释，其第二种比较令人信服，它更符合于”以赛亚第二”自己所隶属的那种先知的传统。总之，显然，”以赛亚第二”认为，坚韧不拔地忍受苦难，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经历，对于所有有关的人，包括最后以悲剧而告终的受难者自己来说都是如此。”以赛亚第二”的作品，或许是最早一部对于苦难持这种观点的著述。

    琐罗亚斯德把人类世界看作是一个善与恶斗争的战场．显然，善是注定要赢得这场斗争的；同时，人类的职责应当是站在善的上帝一边，反对上帝的邪恶敌手的积极斗士。琐罗亚斯德的观点和观念，或许与他所生活着的时空之下的历史形势相抵牾。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与他们过定居生活的邻居之间的边疆地区，存在着一场永恒的边境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农耕居民明显希望赢得最后的胜利。在这场历史之战中，琐罗亚斯德确是一位站在游牧民族对面的骁勇的斗士。

    孔子作为一位谨慎的保守主义者，他无疑真诚地把自己看作是一位伦理改革家。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纲纪荡然而不知所措的社会。他意欲恢复那面临被遗弃之危的弥足珍贵的祖先传下来的制度，而实际上他是在进行改革。例如，他把”君子”一词的涵义，从”一位贵族的儿子”这一家系血统意义上的贵族，诠释为一个品行达到了贵族标准的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贵族。这一解释并不是对过去的涵义的恢复，而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意思。孔子的”正名”之举，赋予了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思想。

    佛陀志在根除一切生灵与生俱有的自私和贪心。他有一种直觉，即人类的精神是可以征服大自然的；他有勇气把这种直觉变成现实；他的行为使他获得醒觉，同情心驱使他为他的追随者们指明道路。当他认识到，实行极度的肉身苦修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达到醒觉之境时，他便获得了醒觉。此后，他遵循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似乎严于约束普通百姓，一方面却又似乎放松了对同时代的苦行者的约束。佛陀的中间道路，被佛教与耆那教尔后各自完全相反的命运证明是正确的，耆那教是由佛陀的同时代人筏驮摩那创立的一种宗教，此人被他的追随者称为”耆那”（意为”胜利者”）或是”大雄”（意为”伟大的英雄”）。

    一直为人们所注意的是，佛陀和毕达哥拉斯共同具有同一种信仰和目标。他们的共同信仰是，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继之而来的应是再生。如果不全力采取措施打破这种令人悲伤的循环，这种死生相续的过程将会无限延续下去。打破这种循环则是这两位先觉者的共同目标。这种信仰与这种目标的结合是颇为独特的，这种信仰到处都有，只是未与这种目标联在一起而已。再生是宇宙的基本节奏的思想，是由相同的自然现象中得到启发的：白昼与夜晚交替反复；相同的一年四季的更替；生命之物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换代。生殖循环的原因是再生的思想，从依照前辈的姓氏为孩子命名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古代希腊世界，与当时流行的一般信念截然不同的一种类似再生的信仰，开始作为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的一种独特信条逐渐得到广泛流传，尽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同仁们曾因此招致一场政治灾难。在印度，再生的思想，似乎为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同样视为当然。他们之间在这一共同信仰上的根本不同之点，就在于是否存在着诸如灵魂这种东西上。佛陀的反对派不仅坚持认为灵魂确实存在，而且认为这种存在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坚持认为，再生之物不是灵魂，而仅仅是一种与肉体状态毫无二致的薄若绢纱的东西。那种结合为一体的肉体状态，仅仅受贪心的驱使而代代相生。佛陀认为，如果贪心能被根除，这种肉身之浮云便可以被驱散；这就开启了由死亡融为”寂灭”（涅盘）状态之路，在这种状态里，苦难就会化为乌有。

    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在他们双方的辩论中，彼此并不存在这么多的分歧。佛陀的反对派宣称：灵魂与”终极实在”相关联。佛陀则指出：驱散为我们的反对派称为”灵魂”的肉体的浮云，使你的死亡融为”寂灭”。或许，佛陀和他的反对派关于”终极精神实在”的本来观点，彼此间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可调和的。

    相信人类的精神力量能够战胜贪心；相信人类坚韧地忍受苦难的创造性力量；呼唤退世而致醒觉之路；信仰只存在一个神明；号召人们去做为善而与邪恶斗争的斗士–自从公元前6世纪这五位伟大的先觉者向世界宣布了这些信条，对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和人类品行的训示的改革，便不可逆转了。

    这五位公元前6世纪的先觉者，出生、生活和工作于五个互不相同的地方。或许，意昧深长的是，五人中没有任何人是两个最古老的文明，苏美尔–阿卡德和法者埃及文明的产物。公元前6世纪，这两个古老文明仍然存在，但这些新的远见和新的趋向却来自另外一些地区，它们的文明不象上述两个文明那样古老，而此时却更加富有勃勃的生机。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

    （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亚述的军国主义，尤其在其最凶恶的最后阶段（公元前745－前605年），对它所有的牺牲者，甚至包括亚述人本身来说，都是一场浩劫，它对欧亚太平原游牧民族的蹂躏更是雪上加霜。亚述帝国崩溃的直接后果就是使黎凡特地区处于政治上的四分五裂、不得安宁的状态中。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大约公元前550－前525年）轻而易举地将黎凡特地区从政治上统一起来，为这块饱经磨难的地区实现它急需的和平与秩序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波斯帝国给黎凡特地区带来了它渴望之极的休养生息的机会。比起亚述人来，波斯人的征服战争不那么残暴，对于广大被征服地区的行政管理也不那么富有压迫性。与亚述人不同，波斯人在行使主权时，宁愿使人们最低限度地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给现存的地方政权以行政自由。波斯省督的作用只是监督而非取代地方政权的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波斯人使大家感到他们尊重、保护其臣民的宗教信仰–这项开明的政策的确换来了对波斯人统治的承认。只有下述极为罕见的、令人沮丧的情况除外，即当一个已俯首称臣的社区被宗教纷争所分裂，而波斯当权者又很难在其中保持中立之际。

    如果考虑到大流士一世和至少地的直接继任者薛西斯在其铭文中显示出，他们已经接受了与琐罗亚斯德教类似的宗教，波斯帝国政府对外族宗教所持的宽容态度就更值得称道，更显得与众不同了，因为琐罗亚斯德教的真谛是战斗性，而非宽容。琐罗亚斯德以这种精神摒弃了讲伊朗语诸民族的传统宗教，用一种新家教取而代之。琐罗亚斯德认为他的使命是传播对一个善良之神–光明之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信仰。他对光明之神的信仰是忠贞不二的。我们不知道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对琐罗亚斯德教的信仰究竟有多深，他们也并未公开声称自己是琐罗亚斯德的信徒，他们甚至没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那位先知大约比大流士一世要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传教地区似乎是在讲伊朗语诸民族定居的东北地区（今日的呼罗珊、苏联的中亚地区和阿富汗、乌兹别克地区）。

    居鲁士二世已将这一地区并入了波斯帝国，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39年以后。当公元前522年，大流士暗杀了真的或僭称的斯梅尔迪斯并取而代之时，大流士的父亲正在呼罗珊（帕提亚）省督任上。也许到了公元前539年之后，阿契美尼斯家族的大流士支系尚未完全皈依琐罗亚斯德教。我们不知道，在这一阶段，波斯人、米底人和阿契美尼斯家族是否皈依了一种形式更淡泊的琐罗亚斯德教。显然，大流士一世也并非是麻葛的教友。麻葛是米底人祖传的祭司阶层，他们最终接过了琐罗亚斯德教，不过，他们所采用的形式恐怕连该教的创始人也未必能够接受。

    波斯帝王们的宗教自由化、政治自由化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叙利亚各民族曾顽强不屈地先后反对过亚述和巴比伦的征服者。在腓尼基人、撒马利亚人和犹太人眼中，波斯人简直就是大救星。

    腓尼基人被并入波斯帝国之后，腓尼基商人获得了一个巨大的内陆贸易区，同时，在地中海上，在与其商业竞争对手希腊人的斗争中，他们也争取到了波斯的支援。与腓尼基人一样，亚洲希腊人也成了波斯的子民，不过，是不驯顺的子民；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却帮了波斯人的大忙，并得到其青睐。3个叙利亚腓尼基城邦国家阿腊杜斯、提尔和西顿，被授予小型地方自治王国的地位。腓尼基人并不打算背叛波斯人，因而，波斯人不必担心殖民地中的腓尼基城邦会介入叙利亚事务。波斯人并不想把利比亚的腓尼基人和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并入他们的帝国，相反在公元前6世纪末叶，他们与迦太基人订立了反希腊协定，当时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城邦在迦太基的领导之下组成了一个统一阵线。

    巴比伦尼亚的犹太人社区是波斯人的天然盟友，因为这些离乡背井的犹太人从未饶恕过曾放逐他们的巴比伦人。他们组成了亲波斯人的少数派，在多数居民均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巴比伦尼亚，这个少数派对波斯人尤为可贵。尽管居鲁士二世出于策略的考虑，通过”与巴尔携起手来”，表示他愿意尊重巴比伦人的民族自尊心，但仍然无济于事。居鲁士二也允许所有希望离开的犹太人返回在犹太的故园，并重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神庙。在埃克巴塔纳（今称哈马丹）的档案中，可以查到居鲁士二世的敕令，这一敕令继而又受到大流士一世的进一步确认。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在公元前445年，要么是阿尔塔薛西斯二世在公元前384年，曾允许其巴比伦犹太管家尼希米暂时离开首都苏萨，他负有前往犹太重新为耶路撒冷城设防的使命。大流士一世和阿尔塔薛西斯都曾为在他们授权下犹太人重建耶路撒冷公共工程而批准过预算和建材。

    阿拉米人像犹太人和腓尼基人一样，也从波斯帝国获益不浅。在亚述统治时期已经开始的阿拉米语言文字的传播，在波斯人治下又获长足发展。在叙利亚，迦南语（希伯来语）逐渐被阿拉米语所取代。在叙利亚，迦南语仅仅是礼拜仪式用语，作为日常用语，它只在地中海西岸地区的腓尼基人殖民世界中运用。阿拉米语言继续与阿拉米字母同时向东传播，阿拉米字母比楔形文字更方便实用。与七八个世纪以前的乌加里特人一样，波斯人从苏美尔－阿卡德语库中选择了一些字组成一套字母。大流士一世在贝希斯敦石崖上用3种文字记录其武功时，用波斯楔形文字刻下了波斯文，同时，又用表达方式既传统又庞杂的苏美尔体楔形文字刻下了埃兰文和阿卡德文译文。但是，波斯人的楔形文字与乌加里特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它未能抵抗住由更简洁明了的字母组成的字母大潮的冲击，这种字母早在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初叶已在腓尼基流行起来。到公元前330年，绝大多数波斯帝国官方文件都已运用阿拉米语言文字，不过，也许这些字母仍按波斯语发音，即组成一个阿拉米字的字母组合，读起来好象是这个阿拉米字的波斯语译音。

    叙利亚的几个主要民族因此而满足于做波斯人的臣民，而与波斯人有血缘关系的米底人却感到不那么幸福。正如他们在公元前522年起义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记得自己也曾是不可一世的民族，而波斯人则曾是他们的臣民。不过，尽管米底人桀骛不驯，波斯人还是再次允许他们做了米底－波斯帝国的伙伴，这个帝国比过去的米底帝国辽阔得多，也强盛得多。埃兰人也许有些受宠若惊，因为他们的国都苏萨升格为帝国首都。东北部讲伊朗语的民族在帝国亡国之后，坚持了长达3年的抵抗运动，反对马其顿统治者，以此显示他们对波斯帝国的深情厚谊。东部的游牧民族西徐亚人曾与居鲁士二世为敌，但在被大流士一世征服之后，似乎也很忠实于帝国。当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在欧洲的希腊作战时，由他们据守战略要地。公元前330－前328年，他们还支援过农居的邻邦反抗亚历山大大帝。

    不过，在被征服的民族中，有3个民族表现出与波斯统治势不两立，即巴比伦人、埃及人和亚洲希腊人。在公元前522年这个关键时期，巴比伦人不只进行了一次起义，而是两次。公元前484年，他们再度起义。不过，这一次，波斯人毫不手软地将起义镇压下去，从此以后，直到他们最终被亚历山大解放时为止，巴比伦人一蹶不振。波斯人不能放手让巴比伦人脱离他们的控制，巴比伦是波斯帝国的粮仓和工厂，也是帝国内陆交通网上的枢纽。而在另一方面，占领埃及不啻是波斯帝国的一大负担，正如它曾成为亚述人的负担一样。埃及距离法尔斯比离亚述更远。在反抗其大陆上的亚洲主人时，它可以接受来自海上的希腊人的增援。虽然埃及在公元前522年一败涂地，但是，它在大流士一世统治末期再度揭竿而起，公元前464－前455年，公元前404或395－前343年，他们曾两度取得独立。当它再度被波斯人征服时，距波斯帝国自身的倾覆已仅仅只有十几年时间。

    即使波斯帝国的所有臣民都象腓尼基人和犹太人一样对它忠心耿耿，对波斯帝国政府来讲，它辽阔的领土仍使交通通讯成为一个压力很大的问题。修建了通衢六道，沿途为政府的信使准备了可供换骑的驿马。虽然上述措施加速了陆路通讯速度，大流士一世仍然认为，必须利用水路在帝国各端间建立联系。他派一名卡里亚水手西拉克斯从帝国最东端的省份出发，到最近的印度河流域沿水路前行，他受命穿过印度河和印度洋，到达埃及的红海海岸。当西拉克斯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使命时，大流士便吞并了印度河地区。要么是在此之前，要么是在此之后，他使从尼罗河三角洲最东侧支流到苏伊士湾之间的运河竣工，这条运河是法老尼科二世开始开凿的。薛西斯想重演尼科二世环航非洲的伟绩，但他的船队不是从红海出发，而是从地中海启航。航行以失败告经。大流士和薛西斯的海洋野心并未被他们的后继者继承下来。

    波斯帝国是短命的帝国，但是它的宗教宽容政策产生了历久不衰的效果。这一政策顺应了宗教上不同信仰相互调合这一趋势，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的放逐政策促进了这一趋势的形成。一个征服者可以流放被征服国统治集团的成员，却放逐不了它的神祗。留在当地的农民仍会继续供奉它们，外来移民也不可能忽视它们。在前以色列王国主要宗教圣地伯特利崇拜耶和华的礼仪被向东带入巴比伦尼亚，向南带到埃利藩蒂尼，此地是尼罗河第一瀑布下面的边防要塞。公元前5世纪，在这个地方，一支为波斯人服务的犹太驻军同时供奉着爱希慕恩、安娜特和耶和华，这支军队的士兵都是为逃避被尼布甲尼撒放逐到巴比伦的厄运而躲入埃及的犹太人后裔。

    在埃利藩蒂尼的犹太社区与撒马利亚区酋长珊巴拉特保持着友好的通信往来。在波斯人统治时期，在尼希米行使使命之前，耶路撒冷属于撒马利亚区。从珊巴拉特的姓氏（西努巴利特）上判断，他是巴比伦流放者的后裔，如果从他儿子的名字（达拉亚和谢勒迈亚）上看，他们都是耶和华的信徒，而不是月亮神的崇拜者。此时，撒马利亚的居民已严格地专一信奉耶和华，除《摩西五经》外，他们不承认任何手写文书为经典，也不承认有非手写经典存在。但是，当巴比伦尼亚犹太人社区的代表尼希米奉圣旨到达耶路撒冷时，珊巴拉特与他发生了冲突。

    波斯人对巴比伦、埃利藩蒂尼和徽马利亚等地崇拜耶和华的信徒并不抱偏见，并且充满善意。但是，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的犹太人有了一套与其他社区完全隔绝的宗教和社会纲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纲领施之于犹太的”埃姆哈－阿拉兹（意为”土地上的人民”，指未被赶走的农民）”身上。人种和宗教上的融合与联姻相接踵。尤其在名门望族中，他们的社会关系网要比农民大得多。通婚对于打破社区之间的社会障碍起了富有人情味的促进作用。在加强了独立性之后，这一切都为传统的敌对情绪作了补偿。尼希米和以斯拉却禁止通婚，他们将在巴比伦犹太人眼中犯了罪大恶极之罪孽的这类犯人逐出教会，这些人本来也是犹太社区的成员。

    到尼希米和以斯拉时代，巴比伦犹太流放者的后裔已成功地将自己的社区精神保存了150年，如果他们的保护人阿尔塔薛西斯是阿契美尼斯家族的第二位、而不是第一位拥有这个名字的波斯帝王，那么，就已经保存了200年之久。这是个伟大的功绩。这批流放者成功地抵御了黎凡特地区一般大浪潮的冲击，这次大潮如此猛烈地冲击着超然存在的传统部落文化，并要求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巴比伦的犹太流放者不仅成功地抵御了这个潮流，还把这种精神推向犹太。不过，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代价，使犹太地区的犹太人与其邻人之间的敌意又趋复活。其实，这些邻人与犹太地区和巴比伦的犹太人一样，也是耶和华的信徒。

    巴比伦的犹太人是如何在流放的逆境之下保住了他们独特的社区精神的呢？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独一无二的宗教机构–犹太人会堂，而取得了这个空前绝后的成果。约西亚国王在犹大人的信条中又加了一款，即只有在耶路撒冷神庙中举行的对耶和华的礼拜仪式才是合法的。从神庙被毁、犹大国的统治集团成员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一直到重建神庙，再度在其中举行礼拜仪式之时，世袭的祭司们已无法例行公事。犹太会堂便成为填补这个真空的新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新机构，被放逐到巴比伦尼亚的4600名犹大人的后裔也许会不可避免地失去他们的社区精神，就象27290名被放逐到米底的以色列人后裔一样。犹太教徒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最终在一个永久性会堂中举行–流放者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财富（律书，即《摩西五经》和先知的作品）在这里被宣读，被讨论。在放逐之前，希西家和约西亚革命性的发明成了放逐事件发生后的正统做法。流放者及其子孙严格遵守《摩西五经》，对死去的先知顶礼膜拜。这个保存巴比伦犹太人社团独特性的权威性规定，已在巴比伦尼亚本地创造了奇迹，如今，又在波斯帝国政府的默许之下，加诸于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团了。为使尼希米和以斯拉进行其决定性的工作，波斯帝国政府不明智地彻底改变了它的普遍宽容的政策。这个不寻常的讨好态度破坏了波斯政府本身最重要的一条行为规范。这是一次被动的国家行为，可是，比起波斯政府的任何主动行为来，这个被动行为却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历史的嘲弄。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

    （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一波斯帝国的米底－波斯统治集团和与其同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公民，各自为一种政治体制感到心醉神迷。由于这种沉醉是一种自觉的自我奉献，因而显得尤其深沉。米底人与波斯人的政治忠诚集中于一个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身上，希腊人的忠诚则集中于一个被神化了的抽象原则–主权的城邦国家之上。当这两种忠诚相互发生碰撞之际，双方之间持久的和平共处也就不复存在了，一方必将打倒另一方，并取而代之。公元前499年，当波斯帝国的亚洲希腊臣民起义并受到两个欧洲希腊城邦–雅典和埃雷特里亚的军事援助时，似乎波斯帝国已注定要征服和吞并整个希腊化世界。波斯帝国是有史以来幅员最辽阔、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它的希腊对手在政治上分裂成几百个主权的城邦国家，其中的许多国家一直在互相征伐。在公元前499－前330年希－波对垒时期，只有两个很短的时期，即公元前480－前479年和公元前337－前330年前后共10年时间，一些希腊城邦曾组成过反波斯帝国的统一战线。其中，第一次希腊人击退了波斯人对欧洲希腊的可怕进攻；第二次，他们自己入侵并征服了波斯帝国。在这两次希腊合作时期，希腊政治上的四分五裂给第一波斯帝国以喘息之机，从而为它提供了在宗教和文化领域中铸就永久性影响的机会。

    到大约公元前546年，也就是波斯人第一次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城邦国家之际，这些国家早已成为吕底亚的属国（只有米利都除外），而此时，吕底亚也已被并入了波斯帝国。吕底亚一直是希腊的友好邻邦，它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希腊文明的色彩。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眼中，波斯人是来自异域的陌生人。虽然亚洲希腊人在被并入波斯帝国后得以扩大他们的陆路贸易区，但是，这并未使他们对新的政治主人产生任何好感。

    波斯人用了6年时间（公元前499－前494年）镇压亚洲希腊人的反抗，这也告诉了波斯人，他们的西北边界并非固若金汤。爱琴海是希腊人的内海，波斯人只有在控制住了爱琴海西海岸时，才能牢牢地占有它的东海岸，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去吞并希腊世界的其他地区。上文已经提到，在公元前499年大流士一世的亚洲希腊臣民造反之前，大流土已在多瑙河下游和奥林波斯山之间的欧洲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这一地区中，除了遍布在多瑙河三角洲到奥林波斯山之间欧洲沿海地区的希腊拓殖商点之外，还存在一个希腊人的王国–马其顿。波斯人的这个桥头堡与其说是为了震慑西徐亚人，不如说对其他欧洲希腊人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大流士还派出一支海军舰队，前往勘察奥特朗托海峡以西希腊世界的殖民地。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从海上向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派出了一支惩罚性的远征军。埃雷特里亚人被打垮并遭放逐，但是，雅典人却单枪匹马地打退了波斯人。公元前480－前479年，大流士的儿子和继承人薛西斯从北方自陆路入侵欧洲希腊，几乎所有位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欧洲希腊城邦都事先承认了波斯的宗主权，只有雅典、斯巴达及其盟友除外。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的竞争对手，曾被其打败并一直耿耿于怀的阿尔戈斯则保持中立。在公元前450年，阿提卡被占领，雅典遭到洗劫。不过，雅典人民已经撤离，参战的希腊各国船队未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公元前480年，他们在萨拉米斯对波斯海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随后，在公元前479年，又在彼奥提亚的普拉蒂亚重创波斯陆军。同年，希腊海军又在离小亚细亚西海岸米克利不远的海上第二次战胜波斯人。这时，亚洲的希腊人又造起反来，波斯人还丧失了包括马其顿希腊王国在内的欧洲属地。当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帝国终于言和时，波斯人未能再度征服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雅典也未能将塞浦路斯与埃及从波斯帝国手中夺过来。但是，在公元前386年，波斯与斯巴达串通一气，终于又将其主权强加于大陆上的亚洲希腊人头上。到这时，欧洲的希腊人再度开始了他们之间惯常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使波斯人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欧洲的希腊人对于公元前480－前479年的经验教训视而不见，在这令人难忘的两年中，希腊为数不多的、不甘屈服的国家团结一心，终于打败了波斯帝国。公元前480年，西部的少数希腊殖民地暂时团结在一起，也打败了迦太基帝国。这两个帝国一直是希腊各国独立的威胁，因为两个帝国都在大范围内实现了政治统一。希腊人在最后一刻才部分地团结起来，便打败了他们。希腊人应当承认这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在政治上，团结就是力量。他们应当使自己的政治统一永久化、泛希腊化。由于公元前7世纪的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希腊世界已经成为经济统一体，经济统一体与政治分裂状态不可能长期共存而不带来灾难。可是，一旦波斯人、迦太基人入侵的直接威胁消失，希腊人又将分裂。自大约公元前484年起，西西里的希腊移民城邦团结在锡拉库萨周围，当它与阿克腊加斯结盟以后，曾在公元前480年打败了迦太基人，可是，这个希腊移民城邦却在公元前466年解体了。同时，曾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打败了波斯人的欧洲大陆的希腊联盟，却在公元前478年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个集团，过去已存在的一个，包括斯巴达及其伯罗奔尼撒盟友，新成立的提洛同盟包括雅典和刚刚从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希腊城邦国家。

    公元前459年，仍然与波斯处于交战状态之下的雅典便与斯巴达在欧洲希腊的盟友开战了。公元前460年，它因派一支舰队支援埃及叛乱而使自己深深陷入更危险的对波战争中。公元前455年，在埃及的叛乱被波斯人制服之后，雅典远征军也被摧毁了，同时在公元前457年，雅典将其宗主权强加于中部大陆所有的希腊国家（只有底比斯除外）。公元前447年，它又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雅典人将自己的力量消耗殆尽。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人媾和之后，它又于公元前445年不得不与斯巴达及其盟友握手言和。

    公元前478年以后，雅典很快就把提洛同盟变成了雅典帝国；自公元前445年起，这个帝国又继续存在了40年，它是斯巴达帝国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品，斯巴达帝国则在伯罗奔尼撒占有了其南部五分之二的地区。向雅典纳贡称臣的希腊城邦的人民都成为雅典的奴隶。公元前461年，雅典公民团制订了极为激进的、民主化的、与斯巴达法律相同的一项法律。至此，雅典民主与斯巴达民主已毫无二致，它完全靠臣服的希腊人养活，而后者人数却远远超过了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尽管与同时代其他希腊城邦相比，雅典的公民人数要多得多。公元前449年和前445年的媾和已经显示出，雅典的薄弱环节就在于人力资源与它的野心之间大不相称。尽管如此，公元前451年，雅典人仍投票通过法律，使双亲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丧失了选举权，这一法律实际上又削减了雅典公民的人数。这个最迟于公元前445或公元前444年开始实施的以斯拉式的法律，已经昭示出雅典帝国灭亡的厄运。这是则颇具政治家风度的梭伦法令的一种反动。公元前490年，梭伦允许无力还债而被卖到海外为奴的雅典公民返回故乡，而且如前文所述，他还将雅典公民权授予移民而来的外国工匠，梭伦正是用这一系列办法扩大了雅典的公民队伍。

    公元前431年，雅典与斯巴达之间又贸然进行了一场战争，结果是两败俱伤。公元前405年，雅典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斯巴达帝国也于公元前371年垮台。在公元前359－前338年间，所有欧洲大陆的希腊城邦相继被其北方邻国马其顿的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并在他强迫之下，最终加入了一个新联盟，联盟的政治中心在科林斯，其领袖却是腓力。在这期间，只有斯巴达超然度外。科林斯同盟的目标是以同盟的联合军事力量进攻波斯帝国。当公元前336年，腓力在其风华正茂之年，在事业的巅峰时期遇刺身亡之际，一支马其顿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亚洲。公元前334年，腓力之子亚历山大跨过达达尼尔海峡。公元前330年，他推翻了波斯帝国。公元前323年，他也魂归西天。

    马其顿人是希腊族，不过，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希腊化，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成为城邦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对于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一直是门外汉。城邦制度及其精神给国际关系带来的影响是无政府主义的，这就为腓力提供了机会，各个城邦国家–雅典、斯巴达、底比斯在国际舞台上相继失败，再加上腓力个人的天才，为马其顿带来了好运。但是，尽管城邦国家的生活方式，在国际上破坏成性，在国内使派系林立，它却推进了文化影响的传播，不过，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马其顿的希腊人并未接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在其私生活范围内，他们仍是无拘无束的，因此，他们并不适于承担领导责任，但是他们的南方希腊邻居的政治破产，仍使这个任务落在了他们肩上。国王腓力二世与其马其顿同胞一样，在私生活方面也是放荡不羁的，但是，在其社会生活方面，却毫无马其顿人的风格。他与地米斯托克利和萨姆提克法老同样有耐心，同样精明。地米斯托克利是个以其远见卓识于公元前480－前479年间挽救了希腊的雅典人，而萨姆提克则机智地将亚述人赶出了埃及。如果腓力或者其子亚历山大能象萨姆提克那样长寿，希腊化世界此后的历史，或许整个人类文明中心的历史，就不会充满凄风苦雨了。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

    （公元前478－前338年）

    公元前478－前338年期间，希腊世界落入了其政治上的最低点，却在文化上达到了顶点，至少有三位公元前5世纪著名的雅典人，在对他们时代的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受到了其时希腊政治耻辱的影响。这三个人是剧作诗人素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政治家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0－前429年）和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

    伯里克利的声名美誉，在于其与古希腊建筑与视觉艺术在雅典的代表作有关。在公元前449年与波斯，公元前445年与斯巴达订立和约之后，他鼓励他的同胞们，以最为美丽的艺术作品装点雅典卫城。然而，也正是这个伯里克利，督促雅典人为这些艺术品筹款，并在筹款时，为建造这些艺术品提供有偿劳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从雅典的希腊臣民那里强行征收年赋。公共防务而不是美化雅典城，才是这些行动的真正目的。为了支付雅典海军舰船费用，建立了基金，当雅典海军的战事因和平的恢复而终止之际，这些费用支出就应当转而分配给在新的民用职位中，作为采石匠、搬运工和泥瓦匠的同样的雅典人。这种基金的”转换”是不正当的；唯一支持此事的是雅典军队。

    素福克勒斯和苏格拉底各自都引出了针对一个城邦加诸于公民的不可接受的道德要求的道德心问题。索福克勒斯是在一出戏剧演出中引出这一问题的；苏格拉底为道德缘故而使自己招致死刑，从而引出这一问题。据说，素福克勒斯曾于公元前440年，因其戏剧而当选为十大将领之一，他们受命指挥由雅典同盟发动的对萨摩斯的战争，后者试图摆脱雅典的控制。不可思议的是。接受这一任命的竟是《安提戈涅》的作者。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竟然愿意参加一支雅典远征军，这支军队于公元前432年对另一个反叛雅典同盟的波蒂迪亚作战。显然，在苏格拉底和素福克勒斯二人眼中，他们作为其公民的那个城邦，在与其他城邦的冲突中，不管怎样都是其公民－信徒必须为之尽责的偶像，即使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也会觉得，他们的良心驱使他们对国家极尽忠诚。

    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夜，在一份给斯巴达的呼吁书中，科林斯人把雅典斥责为一个”僭主之城”。在这次战争进程中，据说有一位雅典政治家告诉他的同胞们，如果雅典希望保持她的霸权，就不必因其所犯的暴行而畏缩不前。雅典的霸权衰落之后，得胜的敌手拆毁了把雅典与她的港口连接起来的”长城”，这道长城使雅典在抵御来自陆地的进攻时坚不可摧。作为一个保持平衡之举，这一毁城行动，受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的欢迎。当时的历史学家–被放逐的雅典海军军官修昔底德记述另一位雅典政治家，即伯里克利本人，把雅典形容成”希腊的楷模”。对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这两方面的描述，都是言之有理的。

    从此前雅典在希腊历史上的原几何和几何风格时代所起的作用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确实是”希腊的希腊”。希腊世界的文化活动又一次集中于这一特定的地点。伯里克利时代的阿提卡雕刻家菲迪厄斯受雇为雅典卫城的新神庙创作了雅典娜雕像，而且还创作了奥林匹亚的宙斯雕像。这是世所公认的雅典文化精品；尽管奥林匹亚是泛希腊的礼仪中心，但由于它位于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版图内，因而它受斯巴达领导；为了庆祝公元前480－前479年击退波斯人的胜利而对奥林匹亚的装点美饰，在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伯罗奔尼撒人对同时代雅典装饰风范的短促而有力的一击。

    当然，即使是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也并未能垄断希腊的文化成就。雅典的巴台农神庙不仅被奥林匹亚的宙斯所超越，而且，甚至在那个时代更早些时候，在形制规模方面，就已被西西里的希腊城邦阿克腊加斯和塞利那斯超过。在泛希腊的喜庆节日里，受胜利者（包括一些雅典的胜利者）之托进行颂歌创作的最卓越的作曲家，是底比斯的诗人平德尔（公元前522－前442年）。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埃利亚，是希腊哲学中一元论学派的学校所在地，这所学校以不屈不挠的巴门尼德（约公元前515－前445年）和芝诺（约公元前490－前420年）为代表；与毕达哥拉斯再生思想相关的多元论的复归，是阿克腊加斯的哲学家兼医生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2－前432年）所为。在第二次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前404年），不管其道德与否，作为一种产生实际效果的手段，驾驭语言的艺术为一些语言大师创造出来，反对他们的人把他们称作诡辩家（”耍小聪明的人”），以此来低毁他们。最初出现的诡辩家之一，是西西里岛上的希腊城邦莱昂蒂尼的戈加斯（约公元前480－前395年）。很快，诡辩学者不断在整个希腊世界涌现，其中许多人都到雅典去，因为雅典是当时最强大的希腊城邦。如果我们不理会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诽谤性攻评，那么著名的诡辩家中，便没有一个人出生于雅典。

    雅典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化与众不同的贡献，主要在戏剧艺术、哲学和瓶饰绘画艺术诸领域。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无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既不同于荷马史诗，也不同于后荷马时代已成为一种宗教仪典的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然而，不同于荷马史诗之处还在于，它又像挽歌体和抒情体诗歌那样，表达了个人的和个性的情感。这种艺术形式是一种宗教仪典的令人惊异的异变，而这种宗教仪典起初充满着粗野的性感和狂欢气氛，并在以后始终也未完全抹去其原始的痕迹。这种放荡的仪典，并非是为了色情的目的，而是通过令人喜爱的巫术，达到刺激人类自身生产和驯化植物与动物的目的。尽管如此，从中仍异变出了希腊世界祭祀酒神的秘密纵酒宴乐，小亚细亚对赛比利女神狂欢滥饮的礼拜，孟他努斯教女先知们倾泻情感的预言，米列维的伊斯兰教苦行僧的催眠舞蹈，以及受到公元前11世纪叙利亚国王扫罗影响的那些先知们的狂乱言行。

    当雅典戏剧家们从这种毫无前途的原始宗教材料中创作出戏剧时，他们的演出技艺达到了非凡的水平。剧中，人类生活的露天场景和原始宗教中那些令人困惑之处，在一支合唱队和一组演员的相互合作中，呈现于世人面前。由演员在舞台上扮演的剧中角色，就像公元前8世纪公共生活中的以色列和犹太先知那样地具有个性。有四位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戏剧家的作品得以传世，他们是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公元前625－前456年）、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5－前406年）、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0－前406年）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449－前380年）。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这些戏剧诗人们异彩纷呈的才华。他们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成为他们议论有争议的现行政治问题，以及探查人性的精神深度的工具。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并不是希腊哲学之母。希腊哲学的诞生地，是公元前6世纪的爱奥尼亚。然而，苏格拉底却以审慎地改变问答范围–从物质世界到人性–的方法，使这种爱奥尼亚的理智活动发生了转变。苏格拉底的生与死，极大地激励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柏拉图也是克罗托内哲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学生，他从锡拉库萨的戏剧家埃庇卡摩斯那里找到了对话形式的范本，立以这种对话形式创作了他的哲学著作。柏拉图对希腊哲学思想最根本、也是最有争议的贡献在于认识论，即有关宇宙结构的理论。柏拉图把毕达哥拉斯关于数学是通向形而上学之门的认识，与诗人在逻辑思维内的直觉，以及诗人展开想象的羽翅高飞的能力结合起来了。

    斯特吉洛斯（哈尔基季基东部沿海的一个小的希腊殖民城邦）的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和尔后的批评者，他也曾是雅典的临时公民。也可能是在家乡马其顿，他应腓力王之邀，一度曾任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既不是一位诗人，也不是一个数学家；以柏拉图的标准，他是缺乏想象力的，或许正是脚踏实地而使他引以为荣耀。他是柏拉图式的知识巨匠，他毕生致力于逻辑学、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诸领域的著述，成为这些学科的开拓者，尽管他在世的时间比柏拉图要短18年。他的著作为以后所有希腊哲学所汲取，并在公元12－17世纪期间，支配了西方基督教精神世界。亚里士多德还是最早从事实地调查的研究者，一个在政治和物理科学领域组织他的学生从事研究活动的优秀的组织者。在古希腊哲学家的黄金之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光耀胜过所有他们的前人和继承者，苏格拉底的光辉映出了这三位声名最为显赫的巨匠。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陶工和花瓶画匠继续占据着市场，包括十分赚钱的埃特鲁斯坎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公元前6世纪，他们从科林斯与斯巴达竞争者手中赢得的。直到公元前4世纪，雅典产品在意大利市场的优势，才受到以流行的雅典风格在阿普利亚成批仿造的产品的威胁。一些最优秀的雅典花瓶画匠在他们的作品上签上姓名，这表明无论是画匠本人，还是他们的主顾，都把这些作品视为艺术品。幸存下来的雅典花瓶画匠们的作品，至今仍有很高的鉴赏价值。从另一方面而言，似乎这些雅典花瓶画匠的同时代人，对这些雅典艺术品的美缺乏审美感觉，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作为对雅典收支平衡有益的出口物，在他们眼中通常只具有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

    （公元前329－前221年）

    在公元前359－前338年这20年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他的政治统治，扩展到了奥特朗托海峡以东除伊庇鲁斯、斯巴达和拜占庭之外的所有欧洲希腊城邦。在公元前334－前325年的10年之内，腓力的儿子和继承人亚历山大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包括它曾在印度地区控制的所有领土，并从未丧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疆土的控制权。公元前324－前323年两年里，亚历山大有效地控制着整个旧大陆的中央地区。公元前324年，他命令科林斯城邦同盟的所有成员遣返被他们放逐的公民，以表明他对希腊的统治权。亚历山大意欲征服其余的文明地区，首当其冲的便是阿拉伯。（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任何人意识到，地球表面的土地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到底有多大。）但是在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意外而突然地过早去世了，因而，他正在实行的政治抱负，尽管十分宏大，却至此完结。他生前有足够的时间得以摧毁波斯帝国，但却未能有足够的时间建立一个他所为之奋斗的全球帝国。他吞并了波斯帝国的整个领土，从而极大地扩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但是在他身后，这个扩大了的希腊世界却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公元前338年之前，那个地域较小的前亚历山大的希腊世界，正是在这种状态中生存的，那一年，腓力二世建立了科林斯同盟。

    亚历山大的死，成为为瓜分他开创的短命帝国而引起的斗争的信号。包括斯巴达在内的希腊南部城邦，立即起兵反抗马其顿。公元前322年，除埃托利亚之外的所有南方城邦，都被迫投降，但到公元前321年，马其顿军队的高级将领们，彼此之间开始进行战争。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40年（公元前321－前281年），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联合开创的事业毁于一旦。交战的各方互相争夺原波斯帝国政府200年间从它的属邦掠夺积聚的金银，以筹措资金。他们争相滥用这些金银于装备马其顿的军队，各方还招募非马其顿人的希腊雇佣军，以补充兵员之不足。用金钱雇用士兵的方式，很快就在整个大希腊世界流行开来，其结果造成了通货膨胀，致使希腊工商业中心地区靠工资为生的公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在亚历山大继承人之间的这些战争，与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以强力实现和平之前的希腊城邦战争相比，其激烈残忍程度要小得多。崇奉城邦制的公民们，怀着刻骨的仇恨彼此争战。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也受到他们的部属或是他们自我的崇奉，但他们的这种崇奉并不是十分虔诚的，因为他们首要的目标毕竟还在于掠夺。希腊城邦制如今已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它们已成为继承人战争游戏的赌注，战争的主力是职业军人，而不是支付给士兵的金钱。因此，屠杀被打败对方的军队所取代，得胜者吸收败军加入自己一方，同时，对城镇的劫掠，也被他们对城镇的”解放”取而代之，那只是对从某些敌对的军阀手中攫取对这些城镇的政治控制权的一种婉词而已。在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劫掠底比斯并把它的居民出卖为奴隶，和公元前223年马其顿的统治者安提柯三世及其盟友以同样的暴行对待曼提尼亚之间的这些年里，没有任何希腊城市经希腊人之手遭到毁灭。（在相同的时期内，阿克腊加斯和奥特朗托海峡以西的其他希腊城邦都遭到了劫掠，他们的居民都沦为奴隶，这些都是非希腊人所为。）

    即使如此，继承人之间的战争，此后继承人后裔们之间的经常爆发的战争，仍使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大希腊世界处于混乱之中。对绝大多数前波斯帝国版图之内的居民来说，希腊人取代波斯人的统治，只是一种更糟的变化。波斯的统治给予它的臣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以使他们从亚述军队蹂躏的影响中恢复元气。与亚述帝国相比，波斯帝国统治松散，在其统治晚期，帝国已摇摇欲坠，混乱不堪。埃及退出了帝国；地方督抚们反叛了；高原的部族也摆脱了帝国政府的控制。波斯的控制与如今取而代之的希腊的统治相比是较轻的。在后亚历山大时代就像前亚历山大时代一样，希腊世界由于缺乏最终结局而始终战乱频繁。

    在大规模的马其顿征服中，最终遭受最严重灾难的国家，正是马其顿自己。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和尔后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的意义，就在于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召了步兵，以弥补由贵族组成的马其顿骑兵的不足。（骑兵始终是马其顿军队的主力部队，但假如没有农民步兵方阵的配合，它便缺乏足够的力量赢得并维持其征服。）当亚历山大侵入波斯帝国之际，他不得不把一半军队留在欧洲殿后，以镇压南方的希腊人并阻挡北方的蛮族。马其顿为了满足亚历山大不断提出的新的征兵需求，而耗尽了它所有的人力储备。此后，每一位继承人都至少要保持一支由马其顿人组成的禁卫军团部队，以作为其嫡系军队的中坚力量，而正是借助这支嫡系军队，他才得以征服并维系他从腓力和亚历山大留下的帝国版图上瓜分到的那部分领土。公元、前280－前279年，亚历山大的继承战争刚刚结束，马其顿就受到来自多瑙河地区的凯尔特游牧民的侵扰，在她摆脱这些蛮族入侵者之后，她发现自己已面临人力不足境地，并仍然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一方面要与北方蛮族作战，另一方面要与摆脱了马其顿控制，而如今不断向她发起进攻的南方希腊人作战。

    对马其顿威胁最大的南方的希腊敌人是埃托利亚同盟。这是公元前322年唯-一个未向马其顿投降的、反叛的希腊城邦同盟。大约公元前300年，埃托利亚人在政治上确立了他们对德尔斐的控制，那是一个保持了前亚历山大时代重要性的泛希腊圣地。此后，埃托利亚又逐渐吞并了她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到公元前235年，她的势力范围从希腊半岛的东岸扩展到西岸；公元前226年，在她对外扩张的短暂的高潮时期，埃托利亚顺利地推进到了马其顿的南部边界。埃托利亚具有罗马人那样开阔的政治胸襟，给予所有被并入其国家中的人民以完全的埃托利亚的公民权。

    公元前251年，亚该亚同盟沿科林斯湾的伯罗奔尼撒海岸也同样开始向外扩张，然而与埃托利亚相比，它的扩展是很不巩固的，其在军事势力方面无法与埃托利亚相匹敌。而且，亚该亚同盟在斯巴达还遇到了一个难于对付的对手，尽管这个过去的伯罗奔尼撒霸主在公元前369年和公元前338年，先后被底比斯人和腓力二世割掠了许多领土，但依旧保持着不可屈服的气势。

    在当年波斯帝国版图上建立的两个最主要的希腊城邦，是由亚历山大麾下的两员大将托勒密和塞琉古分别创立的。托勒密获得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南半部，塞琉古虽然没有全部获得，却获得了波斯帝国亚洲遗产的绝大部分。在小亚细亚西北部，比希尼亚建立了一个地方王朝，从而获得了独立；黑海和内陆的卡帕多西亚及北部米底（阿托帕特尼，阿塞拜疆），也在伊朗王朝的统治下安居。公元前302年，塞琉古被迫把伊朗东部边缘地区割让给印度帝国的创建者旃陀罗笈多?孔雀，此人自公元前322年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过南方的希腊城邦。旃陀罗笈多成功地驱逐了马其顿在印度地区的驻军，继而把它的版图扩展到了塞琉古征服恒河–朱木拿河流域的摩揭陀帝国时获得的广大地区。

    塞琉西帝国过于辽阔，因而不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发生于公元前281年的最后一场继位之战中，塞琉古只是名义上的胜利者；当他遇刺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向马其顿方向前进；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逐水草而居的凯尔特游牧部族，他们定居在小亚细亚的心脏地区，而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则四处侵袭，广为征战，直到他们被小亚细亚西部的一个小国帕加马阻止为止。这个小国是由一名幸运的军人创建的，他获得了被置放于那里城堡中的大量波斯人的财宝。大约是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塞琉西疆域的范围，因乌浒河–药杀水地区的希腊行政总督的脱离和同时发生的西部省份安息被帕勒人（一个故居在今天土库曼的游牧民族）占据，而急剧缩小。

    在整个公元前321－前221年期间，亚历山大遗留下来的令人厌烦的遗产，就是那些极具灾难性的战争，其后果是无法确定的。马其顿无法重新征服南部希腊，而南部希腊也无法撬开马其顿束缚于希腊之上的”三副镣铐”，这就是德米特里，哈尔基斯和科林斯的卫城。公元前243年，亚该亚人从马其顿手中解放了科林斯，但作为对马其顿站在亚该亚同盟一边，卷入对斯巴达武装干涉的回报，公元前225年又把科林斯卫城还给了马其顿。公元前222年，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打败了斯巴达人，在斯巴达历史上，这是斯巴达本土第一次被外国军伙所占领；然而．斯巴达很快重新获得独立，并继续被看作是一个军事强国。与此同时，爱琴海的海上控制权已被托勒密二世从德米特里一世手中夺走，尔后又于约公元前257年和约公无前246年，被马其顿作为先后对科林斯和安德罗斯海战胜利的战果，从托勒密帝国手中夺走。公元前221年，为争夺处于托勒密和塞琉西帝国之间的南叙利亚而爆发了第四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使得这块不屈不挠顽强抵抗的土地，仍然保留在托勒密帝国的手中。公元前221年，旧大陆上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中国政治统一的完成，这一年秦国最终实现了对它的六个竞争对手的征服和吞并。中国的统一是决定性的和最终的。从那以后，中国的分裂往往只是部分的和短暂的。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统一的中国正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向西直到地中海西部地区，旧大陆的其余部分，正处于一个痛苦时代的前夜，地中海地区和印度直到公元前31年和公元后48年，才先后摆脱了这一时代。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

    （公元前334－前221年）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当然，我们并不把这一年视为希腊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起点。此时，这一文明早已成长起来，并至少已传播了4个世纪之久。这一历史进程起始于公元前8世纪，当时希腊文明在长时期的酝酿之后渐臻成熟，绽放出花蕾。但是，当希腊人侵入并征服了波斯帝国之际，他们便有意识地大规模传布他们的文明；他们使自己必须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付异族臣民的政策作出选择；他们大规模地扩展并改变着他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其突然性与激烈性，使得他们必须创造出新的哲学思想，以便使他们在面对社会与伦理道德的诸多未知领域时，辨明方向并获得力量。

    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的4个世纪里，前几代希腊人已经为他在那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中所要从事的事业铺就了道路。作为商人，他们时常出入于叙利亚和埃及；作为雇佣兵，他们服务于埃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军队；而作为流放者，他们则被远逐到东北方向远及乌浒河畔的粟特。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城邦的钱币流通于波斯帝国市场，与帝国货币形成竞争。就此点而言，希腊人更善于经商，而不精于务农，他们被限制在叙利亚的阿尔米纳（亦称波塞迪姆？）和尼罗河三角洲的诺克拉提斯。但是，希腊人用武力开拓了意大利南部沿岸，西西里和昔兰尼加地区，以及进入黑海的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他们还沿着黑海海边建立了许多商站。到公元前334年时，西西里岛腹地幸存下来的本地人也已习惯于讲希腊语，并习惯于在希腊式的城邦中生活，其时，意大利的埃特鲁斯坎人、阿普利亚人和其他非希腊民族，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希腊的生活方式。

    既然波斯帝国广大的领土已为希腊军队所征服，那么征服者就必须作出抉择：在被征服的人民中间，他们是否应该使自己充作统治民族，抑或是与他们非希腊的民族伙伴平等相处并互相通婚。亚历山大的前任教师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毫无人性的非科学命题，他认为希腊人生来就应是主人，而非希腊人生来就应作奴隶；尽管如此，亚历山大本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托斯却选择了平等相处的政策，并且，就在亚历山大过早地去世之前，为了他的伊朗臣民的利益，他已经开始把这种极为宽宏大度的思想政策付诸实施。他为希伊的重修旧好举行庆典，提倡并奖励希腊人与伊朗人及其他亚洲人通婚。似乎亚历山大已然认定，他提出的民族融合的文化结构理所当然地应当是希腊文化，而这正是亚历山大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是由他的继承人塞琉古一世完成的，后者把从波斯帝国掠夺到的最大一块领土据为已有。希腊人与伊朗人之间的融合，最远扩及乌浒河–药杀水流域，那里置于一些当地的希腊统治者治下，大约公元前250年，这些统治者脱离了继承波斯帝国国业的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在另一方面，在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这个王朝与它的希腊代理人，其举止就仿佛他们真是一个统治民族似的。在这里，除去最不关紧要的行政职位以外，王国政府将一切事物和职位都掌握于希腊人之手，埃及的所有希惜人都与托勒密政权合作，共同剥削当地的埃及人。

    公元前221年，希腊人在埃及的这种狭隘政策仍在有效地运行，但是绝大多数的埃及人则已不再甘心于被视为一个劣等民族。的确，埃及文明至少在两个重要的意义上优于希腊文明。埃及妇女比希腊妇女据有较为优越的法律地位，此外，埃及很少有奴隶，被剥削的埃及农民都是自由民。尽管在埃及富有的希腊村社成员都拥有奴隶，但托勒密政府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臣民沦为奴隶。

    移居者只可以携带他们仅有的动产，而不管他们是作为追随亚历山大而来的希腊人那样的征服者，还是250年以前作为囚徒从犹太被逐赶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那样的流放者，均一视同仁。如果这些移居者在一个异族人口数量占优势的新环境中，希望保待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特性的话，他们随身携带的少量财产，就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最贵重的财产，以便于在他们经历了远离他们所根植于斯，从而结下不解之缘的祖先的土地，远离他们所熟悉的那个传统文化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创痛时，得到鼓舞和慰藉。一名犹太教的流放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礼拜仪式，因为这种仪式只能在耶路撒冷的神庙中才能正确地举行；而一名希腊移民则不得不抛弃他在故乡本土的保护女神的神殿。与公元前6世纪的犹太人一样，公元前334年前后的希腊人继之而来陷于同样的心理困境。一名希腊移民所拥有的奴隶，从文化意义上说，只是一群便于携带的经济财产。希腊人是不可能仿效犹太人散居各地而仍能幸存的绝技的，因为希腊人不像犹太人那样拥有具有很高思想价值的、便于携带的精神财产。

    戏剧写作和志同道合的哲学家社团，是雅典希腊文化的两大遗产，尽管已得到证实，其并非是从雅典移植而来。希腊哲学发端于爱奥尼亚，并在其落脚于雅典之前，曾移传至意大利，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却把希腊哲学固定在一座雅典的坟墓中。在戏剧写作方面，几乎为雅典人所垄断，虽然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也曾有过希腊喜剧和滑稽剧学校。然而，在雅典生活和工作过的剧作家和哲学家，却不一定就是雅典本地人。

    公元前5世纪，三位最负盛名的雅典悲剧作家和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都是雅典本地人。但是，在雅典的新派喜剧作家中，只有一位米南德（约公元前342－前291年）是本地人。狄菲洛斯（约公元前318－前274年）是从锡诺普来到雅典的；菲莱蒙（公元前301－前263年）来自锡拉库萨；亚历克西斯（约公元前357－前274年）则来自意大利半岛”靴子尖”上的图里。

    在开设于雅典的四个主要哲学会社的创始人中，只有柏拉图是地道的雅典本地人。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0年）是雅典移民的后代，他的双亲迁徙到了萨摩斯，当萨摩斯于公元前322／321年获得解放时，他们则被驱赶了出去。伊壁鸠鲁的同仁们在雅典居住的庭园，是公元前306年由他在兰萨库斯的富有的弟子们为他们学派的奠基人买下的。亚里士多德的家乡是斯特吉洛斯，晚年他觉得雅典过于炎热而无法居住。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在宗师去世之后，由他的弟子泰奥弗拉斯托斯（公元前372／371－288／287年）主持定居于雅典的吕克昂，后者的家乡在莱斯沃斯岛的埃里萨斯。至于说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约公元前326－前264年），他于公元前320－前314年期间，从他的家乡塞浦路斯的基提翁城来到雅典。基提翁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公元前4世纪期间，用迦南文（又叫希伯来文）镌刻的碑铭，远比希腊文的多。在各位宗主身后负责执掌这4个学派的继承人，则来自泛希腊世界的各个地区，甚至来自希腊世界以外的地方。例如，于公元前127／126－前110／109年在雅典执掌柏拉图学院的汉尼拔－克莱托马科斯，就来自迦太基，他与芝诺一样，也是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

    此外，在雅典创作的戏剧也能在别的地方上演，而设在雅典的哲学社团也可以在其他地区招徕信徒。其中，泛希腊巡回演出剧团联合会就是这种把泛希腊世界联系在一起的组织之一。在雅典人所供奉的古希腊戏剧之神狄俄尼索斯的保护下，那些巡回演出的艺人，在所有拥有剧场的希腊城市中上演希腊戏剧。公元前5世纪的剧作家欧里庇得斯笔下的悲剧，与他在晚年创造的古希腊风俗喜剧一道，在希腊剧坛上发扬光大。

    开设于雅典的两个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哲学家社团孤芳自赏，远离世俗；后亚历山大时期的两所学院，则是应当时知识界和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的。伊壁鸠鲁与他同时代的中国道家哲学家庄子一样，倡导他的学生规避公共生活。伊壁鸠鲁把他的财富化入他的私人友谊。芝诺则象孔夫子那样，教诲他的学生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保持高尚的个人行为准则。因为，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君主城邦国家的一个公民，个人已不再可能依赖于道德来支持或约束他的责任。这都是些布道式的哲学，所以，从较大程度上来说，都是犬儒学派。犬儒学派的创始人安提西尼（约公元前445－前366年）是具有一半色雷斯血统的雅典人，他居住在雅典的快犬健身房里。锡诺普的第欧根尼，或许是与亚历山大同年去世的。他是安提西尼的信徒。与佛陀一样，他也认为精神自由的价值就在于从物质财富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后亚历山大时期的犬儒派哲学家们，四处云游，用他们的主张号召民众。他们不仅用他们的口，而且通过身体力行传播他们的苦行主义。

    后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文化财产中最易于传播的，莫过于希腊语言中的雅典方言的国际形式，即古希腊共同语。古希腊共同语的雏型大概形成于雅典帝国（公元前454－前405年）存在的半个世纪中，而更为幸运的是，腓力二世国王采用它作为马其顿王国的官方语言，却把马其顿当地的希腊方言弃之脑后。从那以后，古希腊共同语使作为官方用语、世俗文学和日常生活用语通行于希腊世界。这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活语言，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希腊生活对它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雅典希腊语同时仍然以其”矫揉造作的”形式，在雅典文学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的作品中得到体现并四处传播。

    古希腊共同语的雅典语，是传达思想与情感的实用语言，伊索克拉底的雅典语，则是语言艺术家为使思想内容服从于文字风格，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润色的素材。古希腊共同语是后亚历山大时代希腊科学和学术所使用的语言，其时的科学和学术中心已不是雅典，而是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科学家们在那里获得了一些杰出的发现。赛里尼的厄拉多塞（公元前276－前194年或前264－前202年）是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他通过精巧的观察和测量，大致准确地计算出了地球的周长；萨摩斯的阿利斯塔克（约公元前280年）认为不是地球而是太阳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尼西亚的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前121年）却又把地球重新置于它过去的错误位置上；而在锡拉库萨，阿基米德（公元前287－前212年）为把他的科学理论应用于民用和军事技术的粗俗行为而表示歉意。

    与政治征服一同进入波斯帝国所遗弃的领土的希腊文化，同样也需要一种便捷的社会载体，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者从前亚历山大时期希腊文明的主流社会体制中发现了这一载体，这就是城邦制度。在前亚历山大时期的希腊城邦中，几乎没有一个城邦最终完全保持其独立。罗得岛则是成功地保持了独立的突出例子。公元前305－前304年，罗得岛在她的”救星”托勒密一世的援助下，击退了德米特里一世（”围城者”）发动的进攻。希腊世界的向东扩展，使得罗得岛在海上交通网中占据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罗得岛控制了爱琴海通向托勒密王朝的首都亚历山大城和位于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的港口塞琉西亚佩里亚的海上通道，后者是塞琉西王国的西部首都。尽管腓力和亚历山大以及他们的继承人们吞并了大多数前希腊城邦的领土，他们却又依据一种新的样式，新建了329座城市。不仅仅是他们，而且安息和其他塞琉西领土的征服者，游牧民族帕勒人和伊朗人，通常也对希腊城邦施之以礼遇。公元前348年腓力对奥林索斯以及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对底比斯的破坏，均属例外的暴行。其中，底比斯又于公元前316年，为亚历山大的第二代继承人中两个最为残暴者之一的卡山得重建。其他一些城邦对底比斯的复兴也作出了贡献。当公元前227年罗得岛毁于地震之际，希腊世界各地的国王和城邦都为救灾作出了慷慨捐赠。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城市，是很便于行政当局施行行政管理的。如果它是一个新建立起来的城市，未纠缠于任何对于过去主权独立的富于诱惑力的回忆，面对着的只是依附于城市的一些非希腊的农业居民，那么这个城市便很容易效忠于创建它的王室。最早由王室创建的城市是腓力二世时期的菲利皮，这个城市镇守着腓力王的金矿；最著名的还要算亚历山大创建的位于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大城（其后，许多新建的城市也都用这个名字命名）。在亚历山大的继承人中，最勤奋地致力建立新的希腊城市的人，是乌浒河–药杀水流域的塞琉西和希腊君主们，他们摆脱了塞琉西王国的控制，并最终征服了印度西北部。每一座希腊城市，不管是新的还是老的，都有一处会场、一所剧场，并至少有一座体育馆。剧场和会场是用于各种目的的集会场所。体育馆是散居在外的希腊人聚居的场所，相当于犹太人的会堂。在非军事化的城市中，体育馆则成为知识分子以及运动员的俱乐部会所。

    发达的城市不仅是希腊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而且也是马其顿的老兵及其接受过最初的公民素质教育的子孙们与散居在外的希腊人、非希腊籍的士兵、商人和工匠们的混合聚居之所。

    通过这些散布于各地的众多的传播载体，到公元前221年，希腊文明已遍布于除埃及之外的、前波斯帝国的整个版图之内。在埃及，托勒密王朝像与其同时代的秦王朝那样，实行了直接的行政统治，他们只在底比斯建立了一个新城–托勒密城，再加上他们从前辈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城市–亚历山大和诺克拉提斯。公元前334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居民点只有小亚细亚西海岸的一些城邦，还有少数城邦散布在小亚细亚的南部和北部沿岸，以及昔兰尼加、诺克拉提斯和远在东北方向的一些希腊人流放地。在公元前3世纪中，城邦的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也是很有限的。新建的希腊殖民城市尽管数量不少，但对于由非希腊人口汇成的汪洋大海来说，仅只是一些散布其中的孤岛。这些城市周围农业地区的农民都是非希腊人，甚至在城墙之内也有一些非希腊人的居住区。在叙利亚，阿拉米共同语作为日常生活用语成功地取代了迦南语（希伯来语），而希腊共同语在这方面则显得逊色很多。希腊共同语只是曾一度取代阿拉米共同语，成为各地通用的官方用语，而在伊朗东北部地区，希腊字母则通常被镌刻于一些官方的碑铭，用以表达伊朗的地方方言。尽管如此，阿拉米文字最终战胜了希腊文而普遍流行于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前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广大地区。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从公元前771年到前506年，由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自相残杀的战争，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转换。如前所述，在周朝遭受公元前771年的劫难以前，大约有300个小诸侯在它的统治之下。公元前506年，有7个大国环绕在中央地区一群小国的外围。洛阳附近周天子直接统治下的那块小领地就是这些小国中的一个。周朝于公元前771年从渭河流域东迁后，洛阳就是它的避难所。7个外围大国中的4个–地处黄河入海口和海河流域的燕，地处淮河、汉水和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位于周朝公元前11世纪所统辖领土之外。那时，周取代商成了最大的强国。第五个大国秦当时据有了周在渭河流域的原有领土；但是，公元前506年的秦就象公元前11世纪以前的周一样，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7个外围大国中，只有晋和齐位于中国文明原有的领域内，即周族从商族那里接管过来的领土之中。

    7个外围大国都处于相互的威胁之下，这强烈地刺激了各国政府；使它们成为军事上、行政上和经济上都富于效率的政府。效率的关键是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假如一个大国希冀在与它同伴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它的统治者就必须竭力避免陷入软弱无能的境地，而宗主国的周朝就曾陷入过这样的境地。所以，诸侯国君总是尽可能地获取对于自己臣民和领地内资源的有效控制。然而，这就要求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即使各诸侯国的国君在实际上已经独立于宗主的周王朝时，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也不过是世袭贵族成员中地位最高的一个。而这些世袭贵族们又与当地的统治家族竞争以获得公职和农产品。

    这一内部问题对于齐和晋的统治者来说是一个关键。在那里，传统的贵族社会结构由于长期存在而得到了强化。对于南部的楚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不过在南部，公元前6世纪末叶的主要问题是诸侯政权之间的关系。在南方原先蛮族聚居地区，汉化进程迅速展开；由于采用了华夏族的生活方式，南方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增长起来，因而，每一个已经进入华夏世界的南方诸侯国，都很快在自己的后方受到离中原地区更为遥远的、与汉化接踵而来的另一个国家的威胁。

    楚国是一个地跨长江中部的前蛮族国家，自周王朝衰落以后，它一直在中国的霸权政治中扮演着主要角色。然而，在公元前506年，它却受到了另一个更年轻的，兴起于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的前蛮族国家吴国的进攻和蹂躏。楚国得到了越国的帮助。那时的越国，地处楚国和吴国以南的地区，还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不发达国家。不久，吴国又把越国变成了自己的属国。公元前489年到前485年，吴国又不自量力地继续进攻齐国。吴国企图获取整个中华大地的霸权，但它的实力与它的野心并不相称。吴国对于齐国的进攻失败了，吴国力量的分散也给了楚国在公元前488年到前481年之间重新建国的机会。公元前473年，吴国自身也被越国征服和吞并。

    齐国不仅未退了吴国的进攻，而且经历了一场世袭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内部斗争。在齐国，国王是胜利者。但是晋国的国君，却于公元前497－前490年，在地方贵族对立各派间的内战中受到了削弱。公元前455年到前453年的第二次内战中，四家相互对抗贵族中的一家被消灭，其他三家在实际上把普国瓜分了。公元前403年，由晋国分出的魏、韩、赵三个诸侯国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从公元前453年开始，继晋国而起的三个后继者中的每一个，都试图依赖自己的力量扮演大国的角色，但就象公元前489年－前473年的吴国一样，它们试图达到的目标总是超出自身的实力之外。地理上错综复杂的分割也使得韩、赵、魏三国更为衰弱。魏国和韩国世袭而来的部分领土是飞地，在地理上与该国瓜分而来的主要领土彼此分开。从瓜分晋国中最终受益的是魏、韩、赵三国的东邻齐国。

    自公元前453年起，共有8个直相对抗的大国。大国的统治者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该国的军事潜力呢？增加国家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是，以确有才干的人取代那些世袭官职者，即使这些才学之士不具有王族或贵族的血统。第二步是以郡县取代世袭的采邑，这以前一步骤为先决条件。这些地区性机构由国君雇用的官员管理，而且国君可以随时罢免他们。

    晋国被瓜分后，在继之而起的3个诸侯国中，魏文侯（公元前446－前397年）是一个胆魄超群、雄心勃勃的统治者，他试图通过在政府机构中任用来自社会下层的才学之士的方式，弥补自己国家的国土狭小、人口稀少和资源不足的弱点。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增长，诱使魏文侯于公元前419年试图争取霸权。象这个世纪初期的吴国一样，魏国未能实现它雄心勃勃的目的。魏国在公元前419－前370年初步受挫，而在公元前354－前340年则彻底受挫。魏国失败了，胜利者是它的西邻秦国。

    魏文侯于公元前397年去世后，他的一位才学之士为楚王所起用，在楚国从事曾经在魏国从事过的事业。然而在楚国，首倡变革的楚王去世后，激进的变革就失败了。世袭贵族们在楚国原有的领地内重新把持了权力。不过一般都认为，楚国是第一个在新兼并的领土上设置郡县以取代采邑的国家。公元前479－前445年，楚国吞并了中原地区的3个小诸侯国。

    所有的这些行政改革中，进行得最为彻底的是秦国的改革。改革是在秦献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84－前361年）和他的儿子秦孝公统治时期（公元前361－前338年）进行的。秦国的实际改革者是商鞅。商鞅是中原地区一个小诸侯国的宗室公子，他先在继晋而起的魏国任职，又于公元前356年转而为秦孝公效力。从那一年起，商鞅一直在秦国供职，直到公元前338年他的支持者孝公逝世。商鞅在秦国扫荡了世袭等级制的社会结构；对有军事才能者大开入仕之途；鼓励农耕以加强秦国的军事力量；为了鼓励农耕又宣布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商鞅的改革给了秦国农民获取国家最高爵位的机会，但他们也必须服兵役和纳税，而且如果他们陷于经济困境，还不得不冒卖掉自己土地的风险。对于秦国的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说，现在可能会发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他或者获取大量财产，或者被剥夺为赤贫。

    秦孝公在位及商鞅在秦国为秦孝公效力供职的时期，与马其顿腓力二世（公元前359－前336年）是同一时期。中国的秦国相当于希腊的马其顿，而且腓力和商鞅都同时奉行了使农民军事化，以增强国力的政策。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秦和马其顿各自所处的与其他社会的关系都是相似的。两国都紧邻它们的竞争对手，但又在地理上为一条环形山脉障碍所隔开。两国的人民从社会发展来看都是落后的，因而当公元前4世纪，他们的生活为一位统治者的法令急速改变时，他们都是顺从的。

    腓力二世活着看到了他的改革所结出的果实，即在他的强权之下实现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秦孝公死于公元前338年，那是腓力大获全胜的一年。秦国则是直到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中，才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但是与马其顿的统一希腊不同，秦对中国的统一是最终的统一。希腊世界最终既没有被马其顿统一，也没有被任何一个继马其顿而起的希腊国家或它们的对手所统一，而是被一个希腊化的非希腊人的政权罗马所统一的。秦不得不与其他的华夏族国家争雄，其中首先是魏，然后是赵，都是极难对付的。但是，最终是秦统一了中国。而且，秦是一个华夏族国家，虽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地位最高的国家。

    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根本性的政体变革，还发生了经济和社会的变革，以及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变革。这些有关其他生活层面的变革，一些是由行政改革者们发起的，另一些是他们改革的副产品，还有一些就我们所知则是碰巧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些同时产生的变革及其作用的积聚，使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解体了。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公元前506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已经为第一轮的诸侯战争所削弱，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的第二轮诸侯战争则打碎了这一社会结构。

    就行政改革而言，最重要的经济变化已经为世人所瞩目。土地可以转让和买卖，而且尽管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但也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一个没有土地的赤贫阶级。首要的社会变化是向才学之士大开了入仕和获取军功的大门，而不论他们出身于哪一个阶层。这就造成了一个新的专职文官阶层和武官阶层，以及另一个新的教育家阶层，他们为在政府中寻求职位的人提供专门训练。孔子在做官失败之后成了一个成功的教育家。他是记载中最早的中国学者的代表。这些学者相当于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智者。孔子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个哲学学派的创建者。

    新的专制统治者们并没有有意地造就这些教育家和哲学家，而是默认他们的存在，并总的来说很尊敬他们。统治者们倾向于歧视商人–这一时代同时产生的另一个新阶层。但是，尽管政府非难，商人们却设法生存下来并获得了成功。显然，商人们通过满足社会需求找到了自己的机会。当一个社会在地理上扩张到生产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地区时，就需要贸易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里，从事战争的各国政府也有着日益增长的供给需求。尽管战争使得国际贸易异常危险，但有能力的诸侯国，尤其是大诸侯国，却为国内贸易提供了起码的保障。贸易、产品，以及从祖传的土地上被逐出的农民，共同造就了城市。

    在最重要的民用技术革新中，有运河的开挖和金属货币的发行。这两项创新都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而且都产生于诸侯国。吴国是开挖运河的先驱者。长江下游和淮河下游横贯吴国境内。吴国政府的直接目的是便利军事运输，但是，运河也附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扩大和增长。这是通过对具有生产潜力的沼泽地进行排灌而实现的。公元前4世纪，中国引入了牛耕，铁作为农业工具、器械和武器的原料也取代了青铜。公元前4世纪的这些技术创新，显然对当时中国的各诸侯国政府是有用的，但我们不知道它们的引进是否由政府发端，就象铸币和运河那样。我们也不知道铁和牛耕从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传入中国的路线。在欧亚大陆的文明中心地区，铁和牛耕在此之前即已长期使用。

    最重要的军事技术革新是赵国于公元前307年采用骑射。赵国与欧亚太平原接壤，它的骑兵采用了游牧族的武器和服装，就象3个世纪前米底骑兵在伊朗所做的那样。战车曾经是中国主要的甚或是唯一的兵种。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由于更愿意使用征募而来的大规模的步兵，战车的地位已经下降了。这一变化可能开始于南部的各诸侯国，因为那里的水路和沼泽阻碍了车辆的使用。然而，这一兵种变化却迅速蔓延开来，例如扩展到了华夏地区边缘的秦国。

    第二轮诸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333年，其结局是中国政治统一。在那一年，楚国攻破越国，并合并了早在公元前473年就为越国所吞并的吴国。同年，除秦之外的其他6个幸存下来的大国签约建立了反秦联盟。由于商鞅改革，在公元前354－前340年的几次战争中，秦扮演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角色。这几次战争中，魏国获得霸权的企图被彻底挫败了。公元前316年，秦国独自打败了六国联军，尽管六国联军由于有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族雇佣兵而实力雄厚。公元前316年，秦的扩张穿越了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进入了现在的四川省，然后又从西方进攻楚国。公元前278年，秦攻取了楚国的首都；至公元前272年，秦已经完成了对楚国剩余地区的包围。与此同时，秦也进攻了北方各国。它似乎正要以征服的方式统一全中国之际，却在公元前270年被赵国打败。赵国于公元前258年和前247年再度败秦。秦不得不接受暂时的和平。公元前333－前247年的战争是残酷而关键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

    然而，公元前230－前221年的10年里，秦国却一个接一个地攻克了所有6个敌手。这时，6国已不再联合起来保卫自己，只有赵国进行了强硬的抵抗。

    公元前221年中国的政治统一是由军事力量强制实现的，但统一却被证明是永久的。在将近22个世纪的时间里，第一位统一者的功业曾不时地被败坏。这一功业的第一次被败坏，是在这位统一者死后的那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上暂时的分裂，总是不断地得到纠正。强制实现中国政治上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秦国开始军事征服之前，自发的文化统一已成为既定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秦的成就要比秦本身的迅速灭亡长久得多。

    确实，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文明就已经传播到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及其以后所统一的疆域之外。例如，农业和冶金术或许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传到了朝鲜，大概晚一个世纪或更晚一些时候传入日本–一部分可能经由朝鲜，另一部分可能直接来自己经汉化的长江流域地区。以前，朝鲜人和日本人一直停留在文化上的采集食品时期和中石器时期，尽管引入农业以前，两国都已有了陶器制造工艺。朝鲜和日本的语言与汉泰和藏缅语系的各种语言不相近，但对于汉族文明的接受，却把朝鲜和日本溶入了汉化的东亚世界。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506－前221年）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财产），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首先是在关于实际生存上，其次是在关于科学和形而上学方面，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1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开创了中国哲学。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类的本质和人类的生活，当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思。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的阶段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疑问，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能力，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服务的，即为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的目的服务的行政能力和军事能力。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专制政体应当改进这种自然状态。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暴的程度各不相同。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关。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关，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赢政的亲信顾问。赢政从公元前247－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08年，则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赢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寻求一种道。与奉承专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爱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看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它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被破坏了。孔子阻止中国社会崩溃政策的一个方面是，号召恢复传统的礼。礼是义的保障。但是，对于君主和他们的臣下来说，什么是义的标准，正如孔子认为的那样，真正的义不是追随非道德理智的国家；义是发掘仁。只有当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国民以仁慈相待，各尽本分，就象传统家族中，成员们依其相互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才算是正确地遵循了天道。

    我在第25章中曾经指出，孔子重新解释了君子一词。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柬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种类和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系观念。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存。实存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仁慈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3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按照人之道，人类通过热病之为挫败自己，导致暴力行为，而且，这一切又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不断恶化。在人类生存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到这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外形。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本书的第2章引述了《道德经》的一些章节，这些章节表明了道家的世界观。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它公开批评了战国时代争鸣的其他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而它对社会则是不负责任的。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精神中的某些东西。

    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8年）的空想哲学却没有长久发展的余地，墨子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墨子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主张，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

    （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我们对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前4个世纪印度的世俗事务的了解，要比对此前4个世纪稍稍多一些。但公元前600－前200年与公元前1000－前600年一样，印度的主要历史事件仍然发生在宗教方面，就我们对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印度世俗事务的了解来自印度本身的史料来说，它是附加在宗教事件的记载之中的。

    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从关心膜拜仪式转向关注沉思冥想。这种转变起源于一些婆罗门种姓的创造性。由于婆罗门垄断着举行灵验的礼拜仪式的权利，这种垄断权又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因此，婆罗门在领导印度教的这种精神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就尤其值得称道。在印度宗教日益注重精神方面的时代，尽管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一直掌握在刹帝利手中，婆罗门却成功地取代了刹帝利，宣称自己为最高种姓。这一事实同样值得称道。

    公元前600－前200年间，宗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佛陀悉达多?乔答摩和大雄筏驮摩那（生活年代为公元前500年前后）创立佛教和耆那教僧侣制度。这两位创教人都是刹帝利，也都是贵族。佛陀是迦毗罗卫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这个城邦国家位于今天尼泊尔王国境内。大雄（又称耆那，意为”胜利者”）是吠舍离城一个刹帝利部族首领的儿子，该城是比哈尔邦北部维德哈王国的首都。两人都未对婆罗门垄断礼拜仪式的权利提出过怀疑，但两人都否定礼仪、神祗和种姓制度本身。他们不加区别地从所有种姓征召僧侣、女尼和俗家信徒，婆罗门在佛教和耆那教的生活方式以及社团制度中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

    佛陀和大雄各自提出一种从轮回转世之苦中求得解脱的方法。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许多思想流派，以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教和俄尔甫斯教，都相信轮回转世是永无休止的。这种信念可能全都来源于欧亚游牧民族的宗教。这些游牧民族在公元前8－前7世纪从欧亚大平原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在这一时期，他们向西推进到多瑙河下游以南欧亚大平原最西部山凹和希布鲁斯（马里科）河流域，与希腊遥遥相望，在印度，他们则越过了印度河流域。

    印欧语系移民对印度河流域的第二次入侵，这一政治事件将印度历史划分为公元前1000－前600年左右与公元前600－前200年左右两个阶段。新的移民定居的地方，正是早期操原始梵语的入侵者最初占据的地方。但这一地区仅限于印度次大陆的西北边缘。印度河文明和步其后尘的操原始梵语居民创造的印度文明都向东南方向的朱木拿河－恒河流域进行扩展。在《吠陀》成书的年代，印度河流域似乎仍是梵语居民的居住地区，公元前7世纪在印度河流域定居的居民，实际上采用了已经定居于此的梵语居民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我们发现，到我们对其风俗习惯了解的最早时期，先前从事游牧的定居者在这里使用的是起源于梵语的方言，遵奉印度宗教以及与该宗教相关的社会结构。

    但到佛陀和大雄的时代，印度文明的重心已经向东南方向转移到从旁遮普到恒河、哥格拉河和宋河的交汇地区一带。这一地区占多数的正统印度人开始不以为然地把他们的祖先在印度河流域的家园看作是半蛮荒之地。这种感情在印度河流域继欧亚游牧民族定居后，在同一时期又被纳入波斯第一帝国以后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居鲁士二世在公元前539年征服巴比伦帝国之后的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的支流喀布尔河流域；大流士一世在公元前522年镇压了帝国心脏地带大起义后，又在某一年代吞并了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地区，一直推进到印度河三角洲地区。

    佛陀与大雄在世的时代，作为印度世界新的重心地区的恒河流域，在政治上与同时期孔子时代的中国十分相似。与中国一样，恒河流域在政治上分布着众多的小国，规模不等，国力不同。佛陀出生的城邦迦毗罗卫是个小国；大雄的故国维德哈（位于今比哈尔的恒河以北的地方）则较大；最大的国家是迦毗罗卫的南部邻国俱舍罗（今北方邦），国力最强的国家是摩揭陀（位于今恒河以南的比哈尔地方）。

    在佛陀和大雄时代，印度诸国的竞争愈演愈烈。与中国战国时期一样，恒河流域诸国的军事斗争是以政治上的统一而告结束的，除一个战胜国获得幸存外，其他所有的竞争者全被消灭。迦毗罗卫就是一个早期的牺牲品。佛陀在世时，亲眼看到了俱舍罗对它的征服，以及他的释迦族亲人及其国民遭到的屠杀。印度与中国一样，最后的胜利者是一匹黑马。这个国家不是面积较大、人口较多的俱舍罗，而是摩揭陀。

    在印度，各国政府之间的生存斗争同样没有破坏印度社会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一致性。佛陀悟道成佛的地方伽耶位于摩揭陀境内，他的主要传教场所萨尔纳特的鹿野苑则在伽尸。鹿野苑邻近朝圣者麇集的圣城波罗奈，它所以引起佛陀的注意，可能是因为在那里能够得到来自印度各地的听众。伽耶和鹿野苑都不在佛陀的祖国，而且，虽然佛陀经常出入鹿野苑，在这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和门徒却经常到处巡游，除非雨季到来，路途难行。政治边界为军队和间谍设下重重的障碍，却不能阻止传教者和苦行者的你来我往。佛陀出身王室，这使他得以进入各国国王的领地，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身份使他享有什么特权。印度的传教者和苦行者就象当时中国的纵横家和哲学家一样自由地往来于相互混战的各个国家。

    大约在公元前约500－前450年，摩揭陀国赛宋纳伽王朝统一了今属比哈尔和北方邦一带的地区。人们也许会认为，印度东北部邻近波斯帝国的大片地区得到统一，会导致波斯帝国和新兴的印度帝国之间的冲突。但没有这种冲突的记载。如果的确没有发生冲突，原因可能是，到摩揭陀统一比哈尔和北方邦的时候，波斯帝国政府已失去了对印度河以东的控制。在高加梅拉战役（公元前331年）与大流士三世皇帝的军队作战的”高地印度人”，也许是印度河以西印度领土上的居民。

    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7－前325年进袭印度河流域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地区在政治上分裂为众多独立的王国和部落共和国。亚历山大的袭击是短暂的，他建立的政权也只是昙花一现。听到征服者死亡的消息后，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但亚历山大剥夺印度河流域诸国的独立，却为一个印度帝国的创建者铺平了道路。公元前322年左右，孔雀家族一个家世不详的人旃陀罗笈多逐走印度河流域的马其顿驻军，使自己成为亚历山大在这一地区的遗产的主人，随后又征服并吞并了摩揭陀帝国，该帝国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已被难陀王朝从赛宋纳伽王朝手中夺取，难陀人可能还通过吞并德干地区扩大了帝国的版图。因此，就我们所知，印度河流域、朱木拿河－恒河流域，也许还有德干地区，在政治上第一次彼此统一起来。

    公元前305年左右，旃陀罗笈多与亚历山大马其顿的一个继承者塞琉古一世发生了冲突。塞琉古以巴比伦为基地，将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的东部行省统一在自己手中。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另一个继承者安提柯一世，在塞琉古的后方占据了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因此，塞琉古便不得不对他进行报复。公元前303年塞琉古为与安提柯一决胜负，向旃陀罗笈多购买了500头战象，代价是将前波斯帝国领土的东部边缘地带割让给旃陀罗笈多。割让的地区肯定包括贾拉拉巴德附近喀布尔河岸的拉马甘和赫尔曼德河谷地的坎大哈，因为这两个地方都留有旃陀罗笈多的孙子和第二个继承者阿育王刻写的铭文，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孔雀帝国和塞琉西帝国的边界比公元前303年旃陀罗笈多和塞琉古一世协商划定的界线向西移动得更远。阿育王铭文的位置也显示出旃陀罗笈多在位时期（公元前322－前298年），孔雀王朝在其他方向达到的边界，或者他的第一个继承者宾头沙罗在位期间的边界，东起孟加拉境内恒河与布拉马普特拉河交汇地区以北的三角地带，南到今天马德拉斯市所在的纬度，到处都发现了这些铭文。我们知道，阿育王征服并吞并了羯陵伽（今奥里萨），其后再未进行军事征服。可以推测，阿育王继位时，羯陵伽仍是帝国领土内一块独立的飞地。当时，孔雀帝国的南部边界，大体是沿着马德拉斯所在的纬度一线，横贯印度半岛东西海岸。也许在公元前4世纪时孔雀王朝的前任难陀王朝已经达到了这条边界。

    我们对阿育王统治情况的了解相对来说较为丰富。这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阿育王自己的铭文，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较晚时期在锡兰写成的编年史。两种材料都不是客观的。这些编年史是以南传佛教（上座部）观点写成的，夸大了皈依佛教对阿育王的影响，既强调他从前的罪恶，又过誉他此后的虔诚。这一材料是半传奇性的，阿育王本人都不是他自己的公平见证人。但是，（在他的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中）他对自己在公元前260年征服羯陵伽的战争中引起的屠杀、蹂躏和苦难作了真实的记录，他真诚地对此感到悔恨。他是通过发动一场箕豆相煎的战争，将他的几个兄弟置于死地，而登上王位的，这一点可能也是确有其事（虽然这一材料来源于编年史而不是阿育王自己的记载）。在阿育王道德记录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确信他所说的或关于他的很多事是真实的，这些事情为他增辉不少。

    例如，阿育王皈依佛教，是他对征服羯陵伽时犯下的罪恶心生懊悔的结果。此后，他再也没有发动战争。他没有去征服半岛南端的朱罗、潘地亚和克雷拉普特拉或毗邻岛屿锡兰来扩大自己的版图。他向独立的邻国一再保证，他没有侵略意图（第二独立敕文）。他在帝国疆界以外的行动由征服变为宣传佛教的”达摩”（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在公元前258到前225年间，他向希腊的5位统治者塞琉西的安条克二世（塞琉古一世的孙子）、托勒密二世、昔兰尼加的统治者马加斯、马其顿国王安提柯二世和伊庇鲁斯国王亚历山大派出了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公元前250年左右，他向锡兰派去一个传教团（第二和第十三大岩刻敕文）。他还向大陆印度南端的独立民族派出了传教团。

    与大流士一世和琐罗亚斯德教的暧昧关系相比，阿育王对佛教的信奉是明确的。在巴布拉和鲁明代铭文中，他提到了佛陀的名字，在”分立敕令”中还干涉佛教僧侣制度（僧伽）的事务。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这种制度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他关心对”达摩”的鼓励和宣传。他对”达摩”的描述（第九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二石柱敕文），更象孔子对道的描述，而不象佛陀对信徒的精神训练所作的明确规定，以及佛陀对行为戒令所依据的原则作出的明确阐述。而且，尽管阿育王与大流士一世和薛西斯一样有自己所信奉的宗教，他也象这两位波斯皇帝和他们的前任居鲁士二世一样，容忍臣民所信奉的一切宗教。在这方面他是非常审慎的（第十二大岩刻敕文、第六和第七石柱敕文）。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臣民尊重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僧侣，他们代表着当时能与阿育王自己尊奉的佛教相匹敌的两大宗教（第三、第四、第九、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

    阿育王铭文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充分显示了他狂热宣传其达摩观的诚意。坎大哈的铭文是用希腊文和阿拉米文两种文字写成的。希腊语是马其顿建立在波斯帝国领土上的国家正式语言，阿拉米语是已经灭亡的波斯帝国本身的正式语言。位于最西北部的阿育王铭文是用起源于阿拉米语的去卢文字母写成的，（直到波斯帝国即亚历山大推翻以前，这两个铭文所在的地区可能一直处于波斯统治之下）。其他铭文都是用婆罗米文字写成的。

    这种文字是婆罗门用来记载其礼拜仪式的文字。婆罗门使用的语言本是原始梵语，但阿育王用婆罗米文字来表达当时使用的起源于原始梵语的方言。他甚至用这种方言在南部刻写铭文，尽管那里的臣民使用的母语是达罗毗荼语而不是印欧语系语言。可能在阿育王时代，达罗毗荼语还没有形成文字，也许在阿育王的达罗毗荼语臣民中，有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能够读懂北部臣民当时使用的印欧语系母语形式。

    那么，阿育工真的贯彻了孔雀帝国政策中的新方针吗？他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呢？似乎可以肯定，他在征服和吞并羯陵伽后再未发动过新的战争。他在国内外宣传达摩，将它作为行为的道德标准，这一点也是相当肯定的（他的铭文就是明证）。但他宣称（第四大岩刻敕文），他的措施有效地提高了臣民道德行为水平，对这一类说法我们却无法辨别真伪。我们也无从知道，他使帝国行政更加人道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功。

    他告诫他的官员，要对他统治下的众多臣民负起责任，要象护士对待孩子那样温柔地对待他们（第七石柱敕文，第一独立敕文）。他开创了，至少是恢复和保留了派遣巡游督导员的做法（第三大岩刻敕文）；他自己也亲自出巡（第八大岩刻敕文；小岩石敕文）；他还创立了一个新的官吏阶层，负责管理慈善基金、宗教教派，以及诸如植树、掘井、建立医院和兽医院的事务（第五大岩刻敕文，第七石柱敕文），并限制宰杀牲畜（第一、第二、第十一大岩刻敕文；第五、第六石柱敕文；坎大哈铭文）。但我们无从知道这些措施是否象他宣称的那样（第四大岩刻敕文、坎大哈铭文），在使他所继承的行政机器人道化方面成就斐然。法老阿肯那顿早已发现，正常运转的组织具有一种足以摧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精心制订、倍加珍爱的计划的顽固力量。至少有两种迹象表明（第六大岩刻敕文；第一独立敕文），阿育王发现自己不那么容易及时了解情况，有效控制下属的行动。

    我们对孔雀政权的了解，大都来自一本至今留存的手册《政事论》。该书自称是考底利耶的著作，他是一位行政管理专家，据说当过王朝缔造者旃陀罗笈多的顾问和助手。但我们无法了解，在这部流传至今的著作中，有多少是考底利耶的作品，或者说，是否有哪一部分是他的作品。书中很多内容都包括后人的修订和补充。而且，即使我们推测其中有一部分是真的，也无法辨别这一部分是不是对具体实践的描述。也许它不过是一种学究气的反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未曾实现的”现实政治”观念。但是，如果《政事论》中确有描述孔雀王朝的实际做法的真实内容，它所显示的孔雀帝国，就是一个极权官僚的警察国家，对臣民的生活，包括他们的经济活动实行无所不至的残暴控制。《政事论》对孔雀政权的描述一定程度上在塞琉古政权驻华氏城（今巴特那）孔雀王庭的大使麦加斯梯尼所写著作的残篇中得到了证实。如果确实如此，孔雀政权就与波斯第一帝国及其马其顿人亚洲后继者塞琉西帝国的宽松政权不同，它可能象同时代埃及的托勒密政权那样具有效率，但也更加邪恶，尽管在这方面还无法与中国的秦国相比。

    如果真是如此，阿肯王使臣民的生活更加宽容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多大成功，但阿育王和耆那教徒确实永远地提高了人们对非人类生命形式的关心程度。在今天的印度，不管是驯养的还是野生的鸟兽，仍是横冲直撞，无所顾忌，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动物自信对它们的造物伙伴人类没有任何恐惧，在22个世纪之久的经验中，它们一直是无忧无虑的。阿育王的臣民却可能没有从他的博爱主义中得到这么多的好处。孔雀王朝的官僚政权可能确实大大地摧毁了这位皇帝的打算。如果这样，这将十分有助于解释孔雀帝国之所以成为一个短命帝国的原因。

    孔雀帝国在公元前322－前232年的90年里，处于正常运转之中。它是从印度东海岸到直布罗陀海峡之间各地一系列主权国家中的大国之一，这些国家填补了某些政治真空。这些政治真空的产生，有些归因于亚历山大推翻波斯帝国的成功，有些则归因于亚历山大建立囊括旧世界全部文明中心的更大帝国计划的失败。这90年的政治统一和国内和平在印度历史上，至少在印度河文明毁灭以来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至少是在阿育王执政的最后30年中，一切有感觉的生命，包括非人类的动物所遭受的苦难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一位统治者而得到了缓解，这个统治者铭记佛陀对减轻生命痛苦的关心，同情耆那教徒对一切非人类的生命形式所特有的柔情。但是，甚至在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之前，孔雀帝国就已经开始显出分崩离析的迹象。在他死后，帝国开始发生分裂。公元前183年，它终于寿终正寝。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

    （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对于希腊人来说，公元前8－前7世纪的地中海西部地区是繁荣昌盛的。从塔拉斯（塔兰托）沿着意大利半岛沿岸，从靴型半岛的”脚踵”，向右转到”足尖”，向上远及皮塞库萨（伊斯基亚）岛和库迈（除马西利亚之外，这是分布于奥特朗托海峡以西所有希腊殖民地中建立最早，也是最遥远的两个殖民地），希腊人使自己站稳了脚根，定居下来。他们还占据了西西里岛的东岸和南岸。因此，他们便获得了从地中海东部经墨西拿海峡，进入第勒尼安海的海上通道的控制权，大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西利亚（马赛）建立了一个殖民地，此地是上经罗讷河谷进入欧洲大陆北部，以及穿过海峡到达康沃尔锡矿区的道路的起点。公元前580年建于西西里岛南岸的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乃是地中海西部地区最后建立的重要的希腊殖民基地。到公元前500年为止，希腊人从迦太基人及其在当地的盟友埃勒迈人手中，夺取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迦太基人控制了直布罗陀海峡，并封锁了希腊船只的通行；迦太基人和残存的殖民地中的腓尼基人一道与埃特鲁斯坎人合作，成功地阻止了希腊人通过获得对撒丁和科西嘉的控制，把他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殖民地与马西利亚联接起来的企图。

    早在公元前7世纪，参与过希腊人向地中海西部扩张的亚洲希腊人就一直蒙受着灾祸的缠绕，这灾祸从公元前745年希腊人在叙利亚与腓尼基人角逐之际使相伴而来。叙利亚的腓尼基人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先是亚述帝国，继而又是亚述的后继者巴比伦国的强大陆军的进攻。大约从公元前660年以后，亚洲希腊人先后受到吕底亚人及吕底亚的征服者波斯人的进攻，并渐次被征服；公元前539年及其以后的日子里，波斯登上历史舞台使亚洲希腊人所处的困境进一步恶化，但却使腓尼基人减免了痛苦。在同一个时期，希腊人在西部地区的角逐中在两个方面攫取了优势：数量方面的优势和控制着内线的地理优势。由于希腊人控制了西西里和南意大利沿岸，致使迦太基人与他的埃特鲁斯坎盟友被从地理上分隔开来。不过，直到公元前500年，西部的希腊人始终处于守势。其积弱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内部的自相残杀。大约公元前550年，希腊殖民城邦西里斯和公元前511／510年的锡巴里斯，均是在其他意大利希腊人的手中被劫掠一空。公元前444／443年，锡巴里斯被图里取代；以后，西里斯被黑勒克利亚取代；但是，西部地区希腊人在关键的公元前6世纪期间所蒙受的损失，却再也无法完全挽回了，他们彼此间继续保持着势不两立的仇敌关系，直到他们共同臣服于罗马之后，最终在罗马人的强制之下才实现了彼此间的和平相处。

    假使西西里的希腊人未能及时而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超城邦规模的政治结构的话，西部希腊人也许在那时早就不仅臣服于罗马人，而且臣服于迦太基–埃特鲁斯坎联盟两个世纪之久了。这是专制君主运用亚述人的方法，即通过流放而使臣民的意志屈服的方法实现的。在公元前505–前491年期间，在西西里东南部建立了一个西西里希腊人的公国，它的首都设在锡拉库萨。这个公园是以十分残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就像公元前8世纪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的所作所为一样。在公元前488－前483年期间，通过兼并希梅拉到阿克腊加斯的广大地区，横跨西西里岛南北的第二西西里希腊人公国建立了起来。

    公元前480年，迦太基人武装入侵西西里岛，回击了西西里希腊人的第二次扩张行动。缺乏确凿的证据足以表明，这次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希腊领土的行动是为了配合在同一年发生的波斯人对欧洲大陆希腊本土的入侵。但是，这两次入侵行动之间不可能没有任何默契。殖民地腓尼基人与叙利亚的腓尼基人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不仅是波斯的臣民，他们还是希腊人的商业竞争对手和他们的殖民地居民，因此，一旦希腊人被压垮了，他们使占据优势。尽管如此，公元前480年，在斯巴达－雅典联盟赢得了对波斯人胜利的同时，锡拉库萨－阿格里真托联盟同样取得了对迦太基人的巨大胜利。就地中海西部地区而言，这两次胜利应当说是战果辉煌，因为在欧洲大陆希腊本土上，一个主要的希腊城邦在武装反抗侵略的斗争中失败了。迦太基人对西西里的希腊领土的入侵，的确是为希梅拉被放逐的君主，以及塞利那斯和里吉恩（控制着墨西拿海峡的意大利希腊人城邦）这些深得迦太基欢心的”非敌对国”怂恿所致。

    在以后的两个世纪中，西部的希腊城邦彼此间继续兵戎相见–锡拉库萨反对里吉恩和克罗托内，尔后两者又与伊壁犀斐里的洛克里为敌，因而洛克里便挤在了敌对双方的中间。西部希腊城邦始终都是东部希腊人的贸易伙伴，而这些贸易伙伴们又逐渐卷入了奥特朗托海峡两岸希腊人彼此之间世世代代的政治斗争中。在公元前450年的同一时期，一些反对锡拉库萨的西西里希腊城邦和埃勒迈人的城邦与雅典结盟，西部希腊人因此而卷入了公元前431－前404年的雅典－波罗奔尼撒战争。这种无休止的纠缠结束于公元前415－前413年雅典对锡拉库萨的进攻。这次战争不仅对雅典人，而且对获得胜利的西西里人来说，都是以灾难性的结局告终。交战双方的两败俱伤，给迦太基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后者于公元前409年发起了对西西里的进攻，此后直到公元前275年，迦太基和锡拉库萨之间屡屡诉诸兵戎，双方互有胜负，却始终未能最后决出雌雄。例如，在公元前312－前306年的战争中，先是公元前311－前309年间迦太基对锡拉库萨久攻不下；而在公元前310－前307年间，锡拉库萨人则侵入了迦太基在非洲的老巢，但是，锡拉库萨君王阿加索克利斯采取这一大胆之举也同样遭到了失败。公元前898年，在锡拉库萨早期君王之一的狄奥尼西奥斯一世领导下，西西里的希腊人仍未能将迦太基人从西西里岛的西北角驱逐出去。公元前278－前276年，皮洛士领导下的第二次军事行动仍归于失败。

    作为政治分裂的高昂代价，西西里的希腊人必须在君主专制政体和国内民主或寡头政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每当他们面临迦太基人奴役的威胁时，他们便屈从于君主专制政体；而每当危机渡过之后，他们便又将君主政体推翻。西西里岛作为控制地中海东西两大水域的海军基地，确是一个绝好的地点；但是，即使锡拉库萨成功地将整个西西里岛都统一在它的统治之下，一个统一的西西里岛仅靠自身的力量，仍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在整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称霸的程度。实际上，只要将控制西西里岛这一战略优势与控制意大利和西北非洲的人口与经济资源这二者结合起来，称霸地中海的目的便可以实现。

    希腊人在西西里岛的聚居区从文化上以希腊化的方式，使整个西西里岛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包括那些政治上反对希腊的非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组成的社区。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西西里岛上的所有居民都操希腊语，都接受了希腊的城邦制度，而且就连原先由北希腊的西西里人组成的城郊，如今也以希腊的风格发行硬币，建筑庙宇。但在另一方面，希腊语言在意大利从未能在希腊殖民地的腹地普及，最终就连这些殖民地本身也被当地人所同化。公元前5世纪末，我们在库迈和波塞多尼亚（帕埃斯图姆）就看到了这种情形。公元前289年，锡拉库萨已故君王阿加索克利斯生前雇佣的意大利雇佣兵，攻占了墨西拿海峡西岸的西西里岛上的墨西拿城。

    在意大利半岛的西北部，在伊特鲁里亚和翁布里亚，向下到西部沿岸，最南部包括坎帕尼亚在内，城邦制度为人们广泛接受。在东南部低地，从靴形半岛的”脚踵”向西北远及”靴刺”，城邦制度也站稳了脚跟。但是，在上述两个地区之间的高原地带，尽管希腊文化也对其发生了影响（他们接受了西部希腊人转译的腓尼基字母），当地人却仍处于部落组织阶段。在大约公元前600－前221年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意大利与西西里相比，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其结果却使罗马于公元前340－前264年间从政治上统一了意大利，罗马统－意大利的成功使她最终得以统一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尽管如此，罗马并不是第一个尝试从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大国。虽然罗马继承了她的前人未竟的事业，但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最初尝试，是埃特鲁斯坎人在大约公元前550－前423年期间所做的。埃特鲁斯坎攻占了两处桥头堡，即位于台伯河下游右岸地区的菲迪尼和罗马，然后，他们又占领了向东南远及库迈内地的低地地区。在相反的方向，他们从利古里亚的高地人手中夺取了从菲耶索莱通往费尔西纳（博洛尼亚）的关隘。他们开始排泄洪涝，着手开发波河流域潜在的农业财富，他们还与希腊人合作，在波河河口周围的沼泽地带的斯皮纳兴建了一处南站。埃特鲁斯坎人在这里交了好运，大约自公元前500年以后，如前所述，欧洲大陆内部的动乱致使商业贸易从罗讷经过阿尔卑斯山脉中的众多关隘，转移到了波河流域。

    到大约公元前525年，看上去埃特鲁斯坎人似乎有可能不仅准备把意大利半岛，而且包括波河流域全部纳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但是，公元前524年，他们夺取库迈的努力却归于失败；在大约公元前509－前474年期间，他们又丧失了对拉丁姆和罗马的控制；公元前474年，在库迈海域的一次海战中，他们被锡拉库萨人击败；在大约公元前450－前350年期间，他们在波河流域建立的大多数居民点，都遭受了来自阿尔卑斯山背后的凯尔特蛮族（高卢人）的蹂躏。公元前423年，来自坎帕尼亚内地的奥斯坎高地人，从埃特鲁斯坎人手中夺取了卡普阿。尔后又于公元前421年，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库迈。埃特鲁斯坎人在政治上失利的原因与希腊人是相同的。与殖民地的腓尼基人不同，埃特鲁斯坎人不愿使自己置于一个统一的权力之下。他们的扩张仅只是建立城邦，或者甚至仅只是几伙军事首领的冒险活动。于是，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最终只得为罗马人一个一个地征服。

    埃特鲁斯坎人曾被寄予很大希望，从政治上统一从阿尔卑斯山到靴形半岛”足尖”的整个意大利，如果他们的行动协调一致的话，他们或许能够成功。意大利的希腊人，甚至并未认真地考虑过统一意大利的前景。他们的人数太少，过于远离他们的中心地区，并且，最重要的是，彼此之内内耗惨烈。（埃特鲁斯坎人的城邦之间虽然缺乏行动上的协调一致，但至少他们没有像意大利的希腊城邦那样互相摧毁。）最小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是斯巴达的殖民地塔拉斯（塔兰托），建立于约公元前707年，它愚蠢地寄希望于从事扩张事业。然而，公元前473年，塔兰托人却遭到了东南低地地区民族的毁灭性打击。

    在锡拉库萨君王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405－前367年），希腊人几乎完成了把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置于锡拉库萨治下的统一大业。狄奥尼西奥斯在锡拉库萨周围构筑起了城墙，并在西部人口稠密的高原地区开挖了壕沟，这就使锡拉库萨成为地中海地区最大和最坚固的城墙环绕的城市。在第一次迦太基战争期间（公元前398－前392年），狄奥尼西奥斯把迦太基人及其盟友埃勒迈人围困在西西里岛的西北角。接着，他与意大利的希腊城邦洛克里和塔拉斯，以及在波河流域摧毁了埃特鲁斯坎人城邦的凯尔特部落，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的主要目标是塞雷，那是位于最南端的一座埃特鲁斯坎人的滨海城市。可以猜测，塞雷的盟友罗马于公元前386年为塞农－凯尔特人洗劫，一定是狄奥尼西奥斯怂恿所为，这是他反对塞雷行动计划中的最初之举。劫掠罗马的凯尔特人，随后又被塞雷人击败，塞雷和马西利亚一道帮助罗马从劫后之灾中复兴。约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和达尔马提亚群岛的一些战略要地兴建了若干海军基地，从而使亚得里亚海成为锡拉库萨人的内湖。这就使他得以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凯尔特人发生直接联系，并从亚得里亚海方向对埃特鲁斯坎人构成威胁。与此同时，大约也是在公元前384年，狄奥尼西奥斯的海军在第勒尼安海，进攻了也为罗马人所使用的塞雷的重要港口皮尔吉。迄今为止，狄奥尼西奥斯正在稳步走向建立一个西西里–意大利帝国的目标。为了夺取塞雷和罗马，他多次进攻皮尔吉，而他的失败也恰恰由此开始。

    狄奥尼西奥斯犯了两个错误。公元前390年，他进攻了一些与之为敌的意大利的希腊城邦，尽管他于公元前387年攻克了里吉恩，又于公元前379年攻克了克罗托内，但是这种空前激烈残酷的、同胞间自相残杀的战争，使锡拉库萨及其牺牲品意大利的希腊人，两败俱伤。狄奥尼西奥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元前383年他又一次卷入了与迦太基的战争。这一次他战败了，并于公元前378年被迫以割让领土为代价换取了和平。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在意大利犯下的这两个错误，为其他的竞争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狄奥尼西奥斯一世的儿子、他的继承人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公元前367－前356年统治锡拉库萨，公元前356－前347年统治洛克里，公元前347－前344年再次君临锡拉库萨）的能力与他所继承的历史使命互不相称。他在位期间，也就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67和公元前361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访问锡拉库萨期间，锡拉库萨的衰落呈江河日下之势。在公元前367－前360年这位”哲学王”君临塔拉斯期间，虽然阿契塔曾一度在此将柏拉图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但锡拉库萨的衰落仍是无可遏制的。

    到公元前344年，西部地区的希腊人已经陷于如此窘困的境地，他们开始从奥特朗托海峡以东的希腊友邦那里寻求支援。公元前344年－前280年期间，最先响应西部希腊人呼吁的6个东部希腊”救星”是值得人敬重的，他们的支持也是最成功的。提莫莱昂是锡拉库萨的母邦科林斯的一位公民，他在财力物力匮乏的情形下，一举推翻了狄奥尼西奥斯二世和所有其他的西西里希腊君王的统治。然后，他又击败了西西里希腊联军之首的迦太基。在于公元前344年到达西西里和公元前337年自愿退休期间，他在锡拉库萨和其他西西里希腊城邦中建立了温和的民主政体；他把这些城邦互相结为同盟；他在本城邦的公民权之外，又授予各个城邦的公民以锡拉库萨的公民权，以便把一些西西里当地的城邦与锡拉库萨联合在一起，而这种办法对各自的地方自治权并无妨碍。提莫莱昂还劝说东部的希腊人派出了，并说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接纳了大批新的希腊移民。（在希腊世界，发生于公元前8世纪的人口爆炸，直到公元前4－前3世纪，其旺盛的势头仍足以为提莫莱昂向西西里提供移民，并为亚历山大和他的继承人们向亚洲提供数量更为巨大的军队。）不幸的是，提莫莱昂在西西里富于建设性的开明之举，未能在他的身后延续下去。

    西部地区希腊人的另外5个东部希腊”救星”全都很快就遭到了失败。他们来自两个城邦：塔拉斯的母邦斯巴达和离奥特朗托海最近的东部希腊城邦伊底鲁斯。斯巴达和伊庇鲁斯的资源与科林斯救助西部希腊人时同样匮乏；然而，提莫莱昂的斯巴达和伊庇鲁斯后继者，却并未像提莫莱昂那样成功地激励起西部希腊人与他们的救世主共同奋斗。斯巴达的国王阿希达穆斯三世于公元前343年到达西部地区，帮助塔拉斯抵抗来自内地的萨谟奈同盟的进攻。在公元前338年的战斗中，他被杀身亡。另一位”救星”是伊庇鲁斯的国王亚历山大一世，他大约于公元前334年到达西部地区，战死于公元前331年。两位斯巴达王子的远征–阿克罗塔图斯于公元前315年赴锡拉库萨，他的兄弟克利奥尼默斯于公元前303年赴意大利–都惨遭失败。

    最后一位也是最小的一位无能的”救星”是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他在意大利应塔兰托人之邀发动了反对罗马人的战争，从公元前380－前375年，他在西西里又应西西里希腊人的请求，发动了反对迦太基人的战争。皮洛士得益于迦太基人和罗马人在他们面临共同的凶恶敌人之际，未能彼此之间互相以海军和陆军相支援。皮洛士几乎建立起一个将包括整个西西里以及意大利东南部，或许其西北方向远及泰拉奇纳的伊庇鲁斯帝国。他的失败部分地归咎于伊庇鲁斯的资源短缺，部分地归咎于他反复无常的个性，这个弱点使得皮洛士在试图遏制顽固执拗的罗马帝国的创建者们时，无法与之匹敌。在那个时代，皮洛士的到来过于迟晚。公元前272年，不仅塔拉斯，而且意大利南部的当地萨谟奈人，卢卡尼亚人，以及布鲁蒂人的联盟，全部都向罗马投降了。罗马统治之下的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完成于公元前264年。

    意大利半岛的统一完全寄希望于罗马。罗马夺取了台伯河下游的最后一座桥梁，而台伯河是意大利半岛上最大的河流，它在半岛西北低地的中心地区流入第勒尼安海。罗马腹地埃特鲁斯坎附近的维爱于公元前391年为罗马占领并毁灭，她的海上近邻和盟友，埃特鲁斯人城邦塞雷于公元前274年为她所吞并。这两个地方对于创建帝国来说几乎同等重要。罗马应当把她的成功归功于那些把政权把持于掌股之间的贵族们的政治能力，但是，如果这种天生的能力未经过希腊教育的催熟过程，它也许就结不出果实。通过埃特鲁斯坎的统治者和人民，罗马人首先是间接地希腊化，尔后通过与库迈以及逐渐扩展到希腊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罗马人便直接地希腊化了。

    罗马是埃特鲁斯坎人创造的城市，他们自己于公元前550年即在那里定居。他们发现了一个拉丁游牧村社群；他们以农业地区稠密的农业人口，把这群游牧村社变成了一个埃特鲁斯坎的城邦。公元前最后一千纪，城邦和城邦联盟是地中海地区存在的唯一政体形式。这种起源于苏美尔人的制度，为腓尼基人、埃特鲁斯坎人和希腊人所共有。在人们尚不适应城邦统治形式的时期，任何政体形式都成为它的严重障碍。这就是马其顿、埃托利亚和萨谟奈失败的原因之一，也成为罗马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罗马的城邦政体和城邦文化，对于政治发展处在前城邦阶段的人们来说，是令人印象至深并具有吸引力的。城邦制度成为有助于使较为落后的民族心甘情愿地并入罗马政治实体的一副良药。尤其是对于罗马来说，城邦政体是她与萨谟奈联盟争夺的财产，因为在公元前343－前272年期间，也就是罗马–萨谟奈战争进行时期，该联盟的大多数成员依然处于前城邦阶段。

    自从大约公元前550年以后，罗马的命运受到周围非罗马世界诸多因素的密切影响。大约公元前550－前5D9年，或许一直到大约公元前474年，罗马对埃特鲁斯坎专制君主的屈从，使罗马成为一个城邦，并在他们拉丁人中间使她成为一个小型的帝国。对于罗马来说，摆脱埃特鲁斯坎统治的代价，则是拉丁人从罗马统治下获得了解放。他们与罗马城邦共和国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城邦联盟。尽管如此，埃特鲁斯坎对罗马统治的结束，并未割断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关系。我们尚不清楚，大约公元前506－前501年的罗马－迦太基条约是否是一系列条约中的第一个，或者它是否缔结于罗马实行共和政体前后，但是，直到这两大强国于公元前264年关系破裂之前，在这个条约之后缔结的罗马－迦太基条约，至少有4个之多；这些条约对于双方都很有利。

    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对维爱的攻克和摧毁以及对维爱领土的吞并，使得罗马的国力倍增，这使拉丁人十分惊恐，并招致了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对罗马和罗马的盟友塞雷的反感。公元前386年，塞农－凯尔特人对罗马的劫掠，使拉丁联盟得以从罗马分离出去。从公元前386－前356年，两代狄奥尼西奥斯成功地统治锡拉库萨期间，远方的高卢人在狄奥尼西奥斯们的鼓动下，从阿普利亚的一处基地，多次进犯罗马领土。这些侵扰阻止了罗马强迫拉丁人与之重新结盟的企图。其中，发生于公元前346年的一次高卢人入侵，伴随着拉丁人与罗马的一次新的分离，这一年恰恰是狄奥尼西奥斯二世重建锡拉库萨后的第一年。从公元前343－前338年，阿希达穆斯三世在意大利南部的出现，导致萨谟奈与罗马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条约的条款使坎帕尼亚的城邦置于罗马的霸权之下。公元前280－前275年在西部进行的皮洛士战争，显然对罗马的命运发生了直接的和致命的影响。

    与处于大多数其他时空环境中的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罗马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都不遗余力地寻找机会扩展疆域。早期的一个恰当例子是，大约公元前393－前388年期间，罗马持续不断地攻袭维爱，直至把它征服为止。罗马对意大利半岛其他地区的征服和此后对西西里的征服，是由罗马人的两次侵略行动开始的。尽管这些征服所蕴含的意义并未为当时的罗马政府所领悟，其结果也未为其所预见，但这两次侵略行动仍是处心积虑的。公元前340或前339年，罗马通过把坎帕尼亚诸城邦置于其保护之下而对萨谟奈发起了挑战，因为罗马的这一行动违反了公元前350年缔结的罗马－萨谟奈条约。公元前264年，罗马又违反了一个罗马－迦太基条约或谅解，将墨西拿的马麦丁人的意大利居民（前阿加索克利斯的雇佣兵）置于它的统治下，从而构成了对迦太基的挑战。

    到公元前264年，罗马先后战胜了埃特鲁斯坎人和锡拉库萨的君主狄奥尼西奥斯一世。如今，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已统一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么，罗马是如何取得这些成就的呢？

    罗马获得的遗产之一前已述及。那些昙花一现的埃特鲁斯坎君王们，卓有成效地建立了罗马城邦国家。其次，在专制政权被推翻之后，罗马成功地实现并维护了国内政治的和谐。在希腊城邦中，通常的结局是利益冲突的宗派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例如，雅典是以庇西特拉图被推翻作为结局的，当时，罗马的塔奎尼乌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在罗马，一个共和政体的创立也伴随着国内斗争，只不过那是公元前364年的事。罗马贵族以惩罚那些背叛者的追随者为条件，与绝大多数享受不到特权的公民的领袖们签定了一项条约，这个各怀敌意的联盟一直存在到公元前133年，其中只是偶尔发生过几次民众动乱（例如公元前339年和前287年）。这种国内社会和政治不公正状况的修复，使罗马得以在她的邻国面前建立起一个联合阵线。

    在罗马处理外交事务方面，这种得到加强的罗马寡头政策，成为对其他邦国中政治寡头们的一种鼓励，罗马人的这种政策导致了外交寡头的出现，这些人对国内权力的垄断是不稳固的，他们为了获得罗马寡头对自己的有力支持，而不惜牺牲他们邦国的独立。卡普阿的寡头们与罗马”官方”之间的勾结，就是罗马施展花招使一个外国被诱入其圈套的典型例子。

    罗马”官方”与外国寡头们之间的种种协议，因为家族友情与互相联姻而得到巩固。相反，在罗马强迫之下并受到按罗马意志规定的条约束缚而成为其盟友的各城邦的公民们，却因被禁止相互通婚和进行城邦之间的贸易而处处受到限制，因而无法彼此联合起来反对罗马。就像斯巴达的联盟一样，罗马的盟邦们必须为罗马的军队提供兵源。与斯巴达联盟不同的是，每当一个使他们卷入罗马人的战争的政治决议产生之际，他们自己却没有任何发言权。尽管如此，与斯巴达联盟相同而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联盟不同的是，罗马的盟邦们不必向握有至高权力的罗马进献货币贡赋。

    公元前335年，于两年前脱离罗马控制的拉丁和坎帕尼亚的联盟失败之后，这两个联盟均被解散，继而于公元334年，一部分拉丁和坎帕尼亚城邦，在未被剥夺自治权的情况下被并入罗马政治实体。除了随之而来的强迫征税而外，他们的公民在许多方面享有罗马公民的所有权利；在其他方面，他们要被迫缴纳各种赋税，却又不能享受所有与赋税有关的权利。罗马这种”双重公民”制度，也许为提莫莱昂于公元前344－前337年在锡拉库萨与一些西西里城邦之间建立的关系提供了楷模．从公元前386－前346年间，锡拉库萨不断地骚扰罗马，以致于迫使罗马政府不得不密切注视锡拉库萨人的动向。

    公元前333年，罗马对所谓”双重公民”制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试验。她在安提厄姆建立了一个小的由罗马公民组成的海岸警卫队驻防地，并在不剥夺他们的罗马公民权的情况下，让他们建立了一个自治的市政政体。这种做法和随后建立起来的罗马海岸警卫驻防地，为如今已被解散的拉丁城邦联盟建立拉丁殖民地树立了楷模。罗马对业已建立的拉丁殖民地施行了保护。她给予它们一等盟邦的地位，并在她的势力遍及意大利之际，使它们的数量得以增加。罗马在精心选择的战略要地建立起新的拉丁殖民地，作为守卫所征服领土的军事要塞。

    罗马政府对于意大利半岛上战略要地的勘察和开拓，是十分出色的。公元前318－前313年期间，罗马发现了一条通往亚平宁山脉中央地区的通道，并在阿普利亚占据了一处立足点，从而形成了对萨谟奈人的包围。公元前304－前289年间，罗马征服了一些山地民族，并建立起一系列的拉丁殖民地、罗马海岸警备驻防地和征服领土上罗马公民的非自治聚居地，从而使意大利半岛上的独立城邦之间南北隔绝。

    罗马的政策是悄悄地一个接一个地接近她打算获取的猎物的。公元前356年，狄奥尼西奥斯二世被驱逐出锡拉库萨之后，罗马控制支配意大利半岛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仅剩下萨谟奈联盟了。因此，从公元前350年直到公元前274年皮洛士撤出意大利之后，罗马倾全力向南扩张，并通过缔结休战协定（非永久性条约）的办法，保持埃特鲁斯坎城邦的平静。罗马甚而诱骗了曾于公元前386年洗劫过罗马的塞农－凯尔特人，这些人定居在紧靠锡拉库萨的殖民地安科纳北面的意大利半岛的亚得里亚海沿岸。公元前330年，罗马诱使塞农人与它缔结了一个为期30年的休战协定，塞农人出于自身需要而信守了条约。这样，当皮洛士出征对罗马作战之际，当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半岛上幸存下来的最后一批独立城邦，着手在萨谟奈人的投降条约上签字之际，罗马解除了自己对北方邻居的后顾之忧。

    在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罗马－迦太基战争期间，双方动用了战舰和陆军，伤亡惨重，就其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而言，在地中海地区的战争史上是空前的。这场大战使罗马占据了除锡拉库萨领地之外的整个西西里岛，以及整个意大利半岛。就在西西里岛的其他地区成为倍受蹂躏的兵灾之地时，锡拉库萨的领地上却相安无事。这一部分西西里土地之所以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希伦二世的远见卓识，在众多锡拉库萨君主中，此人是最为仁厚的。公元前263年，希伦颇有先见之明地改变了立场，此后，直到他去世的公元前215年，在他在位的最后48年里，他始终是罗马庇护下的忠实的依附者。公元前263－前215年与公元前344－前337年一样，成为锡拉库萨骚乱不安的历史上一段美好的插曲；希伦治下的和平时期长达提莫莱昂在位时间的7倍之久。

    至于罗马，其第一次与迦太基交战的结果，使她的海军占据了地中海西部的海上优势。公元前238年，迦太基迫不得已从西西里抽调到非洲的雇佣军发生了叛乱，正当迦太基为此事无所措手足之际，罗马攻占了撒丁岛，迫使迦太基把它割让给罗马。尽管如此，公元前237年，雇佣军叛乱被哈米尔卡尔?巴尔卡（有”闪电”之称）所镇压，此人是最近一次与罗马战争中的英雄。就在同一年，哈米尔卡尔率领一支远征军出征西班牙。到公元前221年，他和她的女婿，也是他的继承人哈斯德鲁巴，在伊比利亚半岛建立了一个新的迦太基大陆帝国，这个帝国远比迦太基在西西里岛西北角的海滩上丧失的领土要大得多，也更有价值。公元前221年，哈斯德鲁巴对西班牙的统治，为哈米尔卡尔的儿子汉尼拔所继承。很久以来，汉尼拔即决心从公元前264－前241年与罗马战争的失败中重振旗鼓，此时他的职位使他终于得以一试锋芒。这样，公元前221年，地中海西部的形势就变得与地中海东部同样地扑朔迷离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中，这两个地区即将联接为一个统一的战场。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

    （公元前221－公元9年）

    在公元前221年，从印度次大陆到直布罗陀海峡，在中国以西的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广大地区，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事件。与此相反，这一年对于中国来说却是划时代的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统一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分界线。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只是一个文化上的统一体，却从来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统一体。从那时起，中国有时也陷入政治上的分裂，但是到此刻为止，在或短或长的分裂和混乱的插曲之后，它总是再次达到政治上的统一。

    公元前221年之前和公元前221年之后，中国在一个方面保持着连续性。从中国历史的黎明时代开始，华夏世界在地理上就处于不断的扩张之中。到了公元前221年，它从黄河下游及黄河支流的渭河流域的中心地区，向南扩张到了长江流域。秦王赢政（他在公元前221年成为统一了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在他去世之前，将现在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的土地并入了他的帝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再次征服了这块南方的领土。秦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曾一度恢复独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推翻了汉族移民在朝鲜建立的一个独立国家，吞并了北部朝鲜，把它划为中国的4个郡。

    朝鲜和华南地区之所以能够并入中华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可以从事农耕的地区。中华世界的北部边界（今天的内蒙古则是一块边缘地区，既可以作为贫瘠的耕地，也可以成为肥美的草场。对于中国的农民、军队和官员来说，欧亚大平原本身就是一条障碍地带。这里，游牧族的经济、制度和战争方式已经形成并适应了当地自然环境，而且，对于定居的邻人来说，游牧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是很难对付的。匈奴族于公元前200年打败了中华帝国的重建者汉高祖刘邦。汉高祖本人仅只避免了居鲁士二世所遭受的厄运。中华帝国政府只得向匈奴割让土地，交纳贡品。而匈奴则于公元前177年、公元前158年两度侵入中国。汉族的反侵犯开始于公元前128年。但是，匈奴人就象欧亚大平原西端的西徐亚人在其收场遭受大流士一世入侵时一样，令人难以捉摸。象西徐亚人一样，匈奴人既没有被灭亡，也没有被有效地征服或逐出草原。

    作为汉族人反击侵犯的序曲，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年派遣了一名使者张骞联络月氏（又称吐火罗）。月氏是一支游牧部族，于公元前174年为匈奴逐出甘肃而西迁。张骞的使命是说服月氏与汉人合作，在截击共同敌人匈奴时形成钳击之势。公元前128年，张骞在河间地带找到了月氏，他未能说服他们再度与匈奴决一胜负，只得于公元前126或前125年回到中国。公元前115年，他第二次出使，这次到了乌浒河流域的大宛和乌浒河与药杀水之间的粟特。汉朝于公元前104、前102和前42年占领了大宛。张骞的出使使中国人得以了解中国以西的文明的存在，以及文化的发达。当然，至少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就从自己边界以外的西部或其他方向，获得过刺激和知识。从公元前2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以后，中国才开始感知到它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人类的联系。

    中国扩张的势头并没有在公元前221年停止。但是，秦国从公元前356年开始的功业却彻底荡涤了昔日中国的其他的一些方面。公元前356年是法家哲学家政治家商鞅开始革命性地变革秦国制度的年代。公元前256－前249年，秦始皇的祖父灭亡了周王室。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周王室维护着以礼仪统一的遗迹。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亡了与秦抗争的6个诸侯国。但是秦始皇也宣判了自己祖传王国的灭亡。他的功业的这一结果与他自己的意愿是截然相背的。无疑，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事情。就象400年以前的亚述和100年以前的马其顿那样，秦的灭亡恰恰在于帝国的建立。秦国本地的人口由于军事伤亡和向外移居驻防而空竭，而这一空虚却由来自6国的被驱逐者们填充上了，就象亚述空虚的国土上充满了同样的被驱逐者一样。公元前221年以后，被征服的6个诸侯国的全部贵族，都被放逐到了关中地区。但是，秦国实行的自杀政策中最致命之处还不在此，而是迫使它的国民们无法忍受其残暴统治。

    秦始皇式的政治统一实际上是无法忍受的，残忍的统一者于公元前210年死后，3年之内秦帝国就被推翻并瓦解了。但政治上的统一本身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秦帝国于公元前207年灭亡后，汉帝国又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使得灭亡和重建都成为不可避免。

    秦始皇不仅以放逐贵族的方式破坏了被征服诸侯国的社会结构，而且通过把全中国重新划分为郡的方式抹掉了各国的边界。这些郡由秦的官员以法家精神进行治理。农民受到徭役和赋税的压迫。秦始皇的法家大臣李斯（约公元前280－前208年），试图压制非法家的哲学派别。公元前213年，他煽动了”焚书”，第二年，他又建议坑杀了大约400名讨厌的学者，以继续”焚书”政策。与此同时，秦始皇也满足了中国社会中一些最紧迫的需求。

    这些需求中最大的政治统一的需求前面已经论及。另一个最大的需求则是标准化。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和车子的轮距，使全中国都与秦的模式一致（在中国中心地区的松软黄土地上，车轮必须在车辙内行走，所以不同的车子轮距限制了车的行走范围，就象现代蒸汽机和铁路车辆由于不同的轨阻而受到限制一样）。秦始皇标准化和统一中的最大功绩是把分属于秦国、秦的北方邻国赵国和燕国的抵御游牧族的长城联成一片，使之成为连亘一体的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万里长城伸展到了黄河西北部的河套地区。它环抱了今天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但是它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背的。长城的修筑是中国政治统一的明证，但也迫使匈奴自身联合起来，对付统一的中国。我们已经论述过匈奴的联合在中国产生的后果。

    公元前209年大起义的目标是恢复远古的政体。起义者成功地瓦解了秦国的政体，其结果则是起义者们为分赃而相互征战。最有影响的王位觊觎者是一位前楚国的贵族项羽。项羽建议扶植楚国王室的一位后裔为全中国名义上的皇帝，而项羽自己则作为帝国皇帝后面的掌权者。但是，在公元前205－前202年的国内战争中，胜利者却是出生于淮河下游地区的一名幸运的军人刘邦（汉高祖）。

    刘邦不得不分封他的同盟者以报答他们，他也不得不恢复一些已经灭亡的王国，以安抚公众情绪。但他却将关中秦国原有的领地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他在京兆建立了自己的首都，那里与未来的长安毗连，与西周王朝最后的首都所在地接近，又与秦国的最后一个首都咸阳隔渭河相望。刘邦既吸取了秦始皇失败的教训，也吸取了项羽失败的教训。他和他的后继者们认为，他们必须比项羽更有力，而又比秦始皇更为温和地统一中国。所以，在恢复秦始皇强有力的统一过程中，他们并未表现得很匆忙。

    首先采取迅速的措施，变换受封者和罢黜受封者，使封国变得无害。然后于公元前144年颁布法令，把各封国打成碎块。法令规定，将来封国国君死后，由他的儿子们瓜分封地，不再是只有长子继承完整的封国。将所有的地方政治单位和行政单位划成小块的积极措施，是汉王朝加强中央政府对它们的控制的措施。汉帝国开国时有15个帝国官员管理的郡和10个正式的自治王国。到了公元元年或2年，则有83个郡和20个诸侯国。这两类地方单位之间的比例改变了，两类单位的规模也极大地缩小了。所有新征服的领土都划为郡。公元前154年7个地方诸侯国的共同叛乱，促使帝国政府完成削弱诸侯国的进程。公元前127年的法令规定，国王死后其长子必须割让他父亲王国的一半给自己的幼弟。

    中央政府积极恢复对广袤领土上地方行政单位的直接控制，又提出了如何补充帝国政府人员的问题。重新恢复秦王朝式的以军功者为地方行政官员的方式，是不可能的。秦始皇的法术之士激起了公元前209年的起义，他们自己也为愤怒的起义者所残杀。对秦始皇独裁的反对是如此激烈，对远古政体的怀恋是如此强烈，以致刘邦（他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公元前202年即皇帝位后，第一件冲动而行的事就是采纳和推行道家深思熟虑的自由放任政策。然而，一位儒生却使刘邦深信，这种与秦的政策相对立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公元前196年，刘邦下诏给各郡和王国当局，要求为帝国政府输送优秀的官职候选人，在经过非正式的考试后，再由长安的宫廷进行选择。公元前191年以后，儒生们重现了被认为是由孔子编定的五经。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下诏，任官的条件应是能熟练地写作儒家经典式的文章，能熟练地解说儒家的哲学，以满足当时儒生们的意愿。

    在理论上，汉武帝向有才干的儒生大开了进仕之路，但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尚不完备，学术声誉还没有成为而且也不可能成为任官和升迁的唯一途径，仍然看重个人的权势。无论如何，一个贫穷的家庭若长期支付孩子的费用，让他准备并学习艰深的科目，也是困难的。此外，采纳和研习儒学已经是严格规定了的，而且现在的儒学与孔子时代的儒学大不相同。本质上是无神论的孔子的理性主义，已经为虚伪的宗教信仰和迷信所冲淡。这是多种地方传统混合的结果，这些地方传统的文化水准也各不相同。在中华帝国的大熔炉内，儒学已经多少包含了一些文化上落后的成份。

    孔子曾在某一争战的地方诸侯国寻求入仕，在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最后职业中，他的目的是维护传统的中国社会结构。他没有预见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且有可能并不赞成统一。完成统一的政治家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孔子也可能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的儒家学说来源于自己。然而，汉武帝尊崇当时混杂的儒家学说的行为，对于孔子的重新解释”君子”一词来说，却是他死后的胜利。至少从官方的角度来看，从那以后，中华帝国是由这样的一批人管理的：他们担任官职是由于个人的才能，而不是由于出身血统。

    然而，结果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位官员由于具有儒家观念上的”君子”的美德而获得职位，他就有了职位所给予的机会，并经常利用这一机会，使自己成为原始意义上的”君子”。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土地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的财产传给儿子，还可以供养儿子受教育，使他也成为儒家文职官员。儒家官员们很快意识到要效忠自己的家庭和阶级，而这些效忠又会与（而且确实与）他们对于皇帝的效忠和他们对于没有特权的皇帝的广大民众的责任相冲突。这些民众是由儒家官员们以皇帝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种忠诚的分离，在儒生中是不受指摘的。因为巨儒孟子在反对墨子时曾强调，仁德者施爱于他的同胞人类，应是有等级差别的。一个人的最亲近的人也应是他最爱的人。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他的家庭和阶级要比皇帝或一般民众亲近得多。在一个中央政府重新宣告它对民众有直接统治权的帝国里，官员对于皇帝的义务就是实施严厉的法家体制。这一体制在公元前4世纪引入秦国，又在公元前221年以后由秦始皇强加给中国的其他地区。事实上，在重新集权化了的汉朝政体下，儒家外表之下是坚实的法家内核。政治上统一的中国居民们感到，中华帝国实质上即等同于文明世界。激励所有的文职官员为全人类仁慈地执行他们职责的中国哲学是墨子的学说，因为墨子强调说，仁德者应该平等地关心他的人类同胞。然而不是墨子，而是为孟子所解释的孔子赢得了在普遍范围内使自己的哲学成为官方学说的身后奖赏。

    对于儒家官员来说，汉朝的政体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秦朝的政体。他在政治上是他所统治的皇帝的臣民的主人，在经济上也是他所拥有的土地上的农民的主人，他和他的同僚们甚至成为统治王朝的潜在主人。汉武帝的儒家顾问董仲舒确立了这样的学说：王朝的统治实际上来自于天命，而且这一天命可以被收回；天命的收回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来表明的。这一学说不言而喻的必然推论是，儒家文职官员是审判者，他们将评判这些征兆是否已经宣布了一个王朝天命已尽。对于无特权的广大民众来说，随着儒家学者－官僚－地主的不断兼并土地，他们也越来越多地感觉到秦帝国的政体与汉帝国的政体没有什么不同。自始至终，中国的农民总是处在忍无可忍的状态中。对于农民来说，握有政府权力的新私有地主阶级的兴起，是一系列重压和打击中终于使人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无论在哪种政体之下，帝国的维持必定是把沉重的负担强加在居民的头上。他们是绝大多数，他们不是该政权的特权受益者。在汉代，一个中国农民必须每年服1个月的徭役，他还会被征募到军队中服役2年。他们的祖先为地方性的诸侯政府征募时，曾经离开家乡。但是，与他们的祖先相比，在统一了的中国的广袤土地上，他们服兵役时却更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毫无疑问，死亡的危险减少了。现在的兵役意味着沿万里长城戍守，而不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进行与死亡相关的战争。但是，外出者所冒的经济毁灭的危险更大了，而且农民的不幸，又成为地主获得财富的机会。在汉帝国与匈奴的百年战争中（公元前128－前36年），当应征的农民兵士不仅越过长城，而且远远深入长城以外的大漠时，地主的机会便也与日俱增。

    强迫徭役有多种形式：在帝国的铁矿和盐矿上做工；修筑道路，开挖运河，修补现存的道路和运河，以及沿着运河或其他河流逆流而上漕运谷物，以供给位于关中地区，设在汉代首都长安的宫廷和政府，或者供给沿长城一线的驻防军队。与长安到生长小麦的东部地区和生长稻米的南部地区的距离相比，长城则更为遥远。驻屯军的需要无法从驻地附近土地上的物产中得到满足，因为长城穿过的地区都是干旱地区。

    中国与希腊世界的地理结构是截然不同的。它不是由一系列的内陆海洋环绕，而是大片坚硬的陆地。这样，在运输问题可以解决的范围内，就造成了文化上的极大的一致性和政治统一的极大的持久性。希腊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易于到达海滨的范围之内，除了黑海的内陆地区，河流通航的作用不大。中国象希腊世界一样，通讯联络依赖于水路。中国的河流很多，但没有一条大河横贯南北或横贯东西。而且，汉帝国的粮食生产区位于长城以南和首都的东南。

    因此，河流需要运河的补充；在河流的有效河段内，货物必定是逆流拖运，尤其是黄河航线的上行水路，河水穿过华北平原西部边缘地区的山脉，黄河水流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由向南转而向东北的锐角，船只在这段河流中航行极为困难，前往长安的货物不得不在峡谷中的自然障碍间艰难行进。运往长城的货物则必须由陆路运到长城的不同区段，因为那里与黄河不相毗连。对于私人来说，拖运粮食供给品无利可图，所以必须征募服徭役者完成这一必不可少的公益任务。

    因而，汉帝国使用了后备的经济能量。为了保证自身的存在，它不得不尽力超越自己经济力量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帝国的经济来说，由儒家官僚转化而来的新地主阶级就成了过于沉重而又难以承受的重负。汉朝积极而成功地削减了地方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规模，以及它们的自治权，但它在制止私人大地主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方面却失败了。汉武帝统治时，董仲舒已经感到了这一问题对于社会和汉帝国的危险性。那时，董仲舒是汉武帝的儒学顾问，他系统地阐述了”天命”学说。公元前6年颁布了一项诏今，确立了个人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但是，诏令的实施取决于官僚地主，而他们的私人利益又与他们的政府职责相冲突。因而，这一诏令成了一纸空文，西汉王朝也于公元9年崩溃。

    西汉王朝为皇帝王莽所取代。王莽感到自己受命于天，是解决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使者。儒家官僚们阻止了西汉王朝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也挫败了王莽。王莽死于公元23年。在此之前，公元18年爆发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已经宣告了王莽为农民主持公道和缓解他们境遇的企图的失败。农民起义者没有成为汉帝国和它的各种问题的继承者。公元25年，汉室的一个分支东汉王朝建立，并以洛阳为首都。洛阳曾是东周的所在地。到了公元36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光武帝镇压了农民起义，恢复了已经崩溃的西汉王朝的儒家官僚政体。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

    （公元前221－公元48年）

    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36年间，中国的农民蒙受了深重的灾难。第一位政治统一者所建立的残暴政权只存在了12年（公元前221－前210年），随后就出现了持续8年的混乱和内战（公元前209－前202年）。其后建立了西汉政权，继之又爆发了一次不成功的农民起义（公元18－36年）。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的命运尚不及此前的战国时期那样悲惨；也不及公元前221年至公元48年间位于中国和大西洋之间那片地区的农民那样悲惨。

    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中部和西部，五大强国都在这250年间灰飞烟灭：孔雀帝国、塞琉西帝国、托勒密帝国、迦太基帝国和马其顿王国。在公元前221年曾存在于中国以西的各大强国中，只有一个国家，即罗马帝国到公元48年的时候仍然存在。公元前221年，这个帝国的范围还仅限于意大利及其附属岛屿一带。到公元前31年之前，这个帝国连连扩张，环绕整个地中海周围，但未曾囊括中国以西的全部政治真空地带。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尼亚和伊朗的那片地区，现在已被一批来自欧亚大平原的以攻掠为生的安息（今呼罗珊地区）游牧民族占领。在公元前221年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对安息以西更远的有人定居的世界发动侵犯。在安息帝国以东，另一支以攻掠为生的欧亚平原游牧民族月氏人（又称吐火罗人）的一支贵霜部落，千公元48年建立了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并将乌浒河和药杀水的上游流域与西北印度统一在一起。

    中国以西旧大陆文明中心政治地图的这种变化，是一系列灾难性的战争、革命和民族大迁徙的结果。罗马的革命席卷了落入罗马帝国手中的所有国家；月氏人从今天中国西部省份甘肃开始的移民活动使欧亚大平原上所有的游牧民族向西移动，并将在此前5个世纪中分布于里海以东大平原上的那些民族躯往南方。同时，在文化方面，希腊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在种族的、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混乱状态中继续进行着。

    公元48年，中国以西的这三大帝国没有一个是由希腊人统治的，它们每一个都建立在从前的希腊人国家的废墟上。但所有这三个帝国都自觉而骄傲地倾向于希腊文化。每个帝国在其颌土上都在吸收并传播着希腊文明。这时，从西北印度的朱木拿河上游，向西直到西西里岛西端之间的文明，都使用希腊语。披着罗马外衣的希腊文化正以拉丁语为媒介，从意大利半岛向欧洲大陆一直传播到莱茵河和多瑙河一线，向西北非一直传播到撒哈拉沙漠的北部边缘。到公元48年，希腊文化已经进行了8个世纪的扩张，传播得愈远，与所到之处各种各样的非希腊文化的融合就愈为密切。但在这个逐渐成熟的文化混合过程中，希腊文化的成份在所到之处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伴随着希腊化进步的剧变，最先在印度显露出征兆。在这里，孔雀帝国的结构早在阿育王公元前232年去世以前，就已显出了衰微的迹象。但摧毁了旧大陆文明中心的四分之三的这场风暴却掀起在最西边。公元前219年，汉尼拔进攻并夺取了西班牙地中海沿岸的城市萨贡托。虽然罗马政府同哈斯德鲁巴（汉尼拔的姐夫和前任，他控制着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尔在西班牙建立的新迦太基帝国）于公元前226年达成协议，双方同意以埃布罗河为罗马和迦太基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但位于埃布罗河一线以南的萨贡托那时仍属罗马的领地。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带着战象从埃布罗河出发，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罗讷河和阿尔卑斯山进军波河流域，此时罗马正将这一地区并入自己的版图。汉尼拔在这里打败了一支罗马军队，超过亚平宁山脉，于公元前217年在伊特鲁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摧毁了另一支罗马军队，然后又于公元前216年在阿普利亚的坎尼摧毁了第三支，也是最大的一支罗马军队。

    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辉煌胜利使他的战略经受了考验。在第一次罗马－迦太基战争中（公元前264－前241年），罗马从迦太基手中夺取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制海权，罗马通过在政治上统一意大利而获得的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也远远多于迦太基公民、它的利比亚腓尼基同盟者及它的利比亚和西班牙臣民的人力。汉尼拔从他的父亲和姐夫手中继承下来的那支小小的职业性军队所具有的专业技能和团结精神弥补了迦太基在人数上的劣势；汉尼拔在从西班牙经陆路入侵意大利时在后勤上所作的杰出努力抵销了迦太基海上力量的损失。汉尼拔深知罗马的统治在意大利多数非罗马人居民中是不得人心的，特别是在那些没有获得罗马一等公民的特权，却被迫承担罗马公民的繁重义务的居民中更是如此。汉尼拔估计，如果他取得了他后来在公元前216年确实取得了的胜利，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上的同盟者和二等公民就将倒戈，罗马在人力方面的优势就将丧失，罗马就将接受投降条件，将其领土和人力削减到罗马人在公元前340年第一次”大跃进”以前所限的范围之内。

    罗马人在坎尼第三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败在汉尼拔手中之后，他们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大部分同盟者确实倒戈了，罗马在坎帕尼亚地区的二等公民也是如此。但罗马政府仍然掌握着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北部，而汉尼拔那支战无不胜的职业军队毕竟规模太小，无法对罗马力量的心脏地带发动进攻，以扩大它所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这种虎头蛇尾的行动导致了汉尼拔战略的失败。当罗马人从坎尼灾难中恢复过来以后，汉尼拔的最后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这时起，罗马政府再也没有给汉尼拔在激战中打败罗马军队的机会。罗马政府充分地动员了仍然十分丰富的人力固守意大利东南部的防线，并大片地守卫着意大利半岛上罗马领土的那些依然完好无损的地区。

    罗马对海上的控制也依然完好无损，这使罗马得以阻止对汉尼拔的增援运往意大利，汉尼拔只得到了增援中无足轻重的一小部分。这还使罗马得以对迦太基在西班牙的领土发起进攻。到公元前206年，迦太基统治下的西班牙全部落入罗马手中。公元前205年，罗马人在西班牙的胜利者普布利乌斯?科尔纳尼乌斯?西庇阿侵入西北非迦太基本土。与以前阿加索克利斯在公元前310－前306年、西庇阿之前的罗马将领马可?阿提利乌斯?雷古卢斯在公元前256－前225年进行的远征不同，西庇阿的远征获得了成功。公元前203年，汉尼拔从意大利被召回非洲，公元前202年，他在那里的纳拉加拉被西庇阿彻底击败。

    在这个最后的结局到来之前，汉尼拔战争不仅从意大利扩展到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扩展到西西里和希腊。公元前220年，埃托利亚与以马其顿为首的其他希腊国家的联盟爆发战争。埃托利亚人本来遭到了失败，但公元前217年意大利传来的消息使他们得以劝说希腊对手们媾和。公元前215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与汉尼拔结盟，他的使者在由迦太基专员伴送回国的途中被罗马人截获，罗马与马其顿发生战争。公元前212年埃托利亚与罗马结盟，因此使自己再次卷入与马其顿及其同盟者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埃托利亚丧失了色萨利的大片领土，不得不于公元前206年与马其顿单独媾和，而这又迫使罗马也于公元前205年与马其顿媾和。这两项和平条约从短期看来有利于马其顿，但代价是必然会立即爆发一场报复战争。因为到公元前205年，事情已经很明显：罗马正在对迦太基赢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迦太基对罗马进行的报复战争遭到失败。它未能改变公元前264－前241年那场战争的结果，迦太基从此一蹶不振，并落入罗马的摆布之中。但迦太基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却小于罗马。迦太基在本土作战的时间只有3年（公元前205－前202年），而汉尼拔对意大利半岛的蹂躏却长达15年（公元前217－前203年）。意大利东南部和西西里遭受的这种蹂躏，是无法补偿的，它带来了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这相当于汉尼拔在死后取得了一个胜利。这种蹂躏及其后果对于罗马帝国的打击，比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坎尼取得的毫无价值的军事胜利更为致命。

    在汉尼拔战争的受害者中，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锡拉库萨国王希伦二世对他与罗马建立的联盟一直信心十足，但他在公元前215年去世后，锡拉库萨、塔拉斯（塔兰托）、阿克腊加斯（阿格里真托）相继脱离罗马，随后就与希伦的王国中次于锡拉库萨城的另一大城市伦蒂尼一道遭到攻占并被洗劫。在希腊，马其顿的盟国由于埃托利亚和罗马之间建立联盟的条件而蒙受了灾难。双方商定，一旦一个敌方城市被盟国方面夺取，埃托利亚人取得土地和建筑物，而罗马人获得不动产，包括幸存的居民，罗马人可以把他们贩卖为奴，而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目光短浅，与他同时代的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则盲目蛮干。腓力向罗马发出挑衅并侮辱了埃托利亚之后，于公元前202年提兵东进，而这时罗马即将打败迦太基，再次取得行动自由。公元前202年，腓力未经寻衅就攻占了5个希腊城市，并效仿罗马人的暴行，将其中3个城市的无辜居民贩卖为奴隶。至于安条克，他已为取得叙利亚南部地区而在公元前221年发动了第四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又在公元前219－前217年发动了第五次战争。公元前217年–即发生特拉西梅诺战役的那一年–安条克三世在拉菲亚（令拉法）被托勒密四世打败。在公元前216－前213年间，安条克忙于在小亚细亚清肃他的表兄弟阿齐乌斯，后者曾为安条克从帕加马国王阿塔罗斯一世手中夺回了塞琉西帝国在托罗斯山脉西北的恳地，随后就脱离了安条克。从公元前212年到前205年，安条克在幼发拉底河以东作战。公元前206年他在喀布尔河谷地（这是风雨飘摇的孔雀帝国领地的一角）。这年年底，他又在波斯湾作战。

    安条克三世足迹所至的范围之广堪与亚历山大相比，但他的政治成果却是昙花一现。安条克对亚美尼亚、北部米底（今阿塞拜疆）、安息和大夏的宗主权获得了名义上的承认，但实际上他刚一转身，当地的统治者就恢复了自己的独立。公元前202年，安条克三世发动了第六次塞流西－托勒密战争，这一次，在公元前198年实现和平的时候，南叙利亚一直掌握在他的手中。这时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已经打输了他与罗马和埃托利亚的第二次战争。

    在公元前200到前168年间，罗马建立了对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及周围区域的统治。公元前197年，它在色萨利的库诺斯克法莱决定性地打败了马其顿，并将马其顿人从其希腊地区的各个属地逐往奥林匹斯山以南和小亚细亚西南部。公元前195年，罗马赴希腊远征军将斯巴达与其全部海滨地区分隔开来，从而使斯巴达陷于瘫痪。该城逐再次成为一个被陆地封锁着的小邦，在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发动领土扩张之前，它就是这个样子。公元前192年，安条克三世与埃托利亚一道对罗马发起战争。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埃托利亚于公元前189年先后被迫投降。安条克被迫割让托罗斯山脉西北的全部塞琉西领土，并支付一笔巨额战争赔款。在第三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公元前171－前168年），罗马清除了马其顿王国，并把它的领土划分为罗马宗主权下的4个共和制的行政区。

    安条克本来可以避免他与罗马的冲突。在战争爆发之前的谈判中，罗马向他提出了两套可供选择的和平共处的条件，两种方案都是很温和的。安条克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接受其中的一种，那样就有可能实现和平共处，因为在广泛延伸的希腊世界中，两个大国都有着发展的空间，它们政体结构的发展也是相同的。塞琉西帝国和罗马帝国都正在变成一个自治的城邦国家的联合体。但安条克于公元前190年在锡皮卢斯山地区的马格内西亚使自己遭到的可耻失败，注定了要使塞琉西帝国最终遭到罗马和安息的瓜分。

    由于塞琉西帝国的领土面积，由于安条克三世此前取得的颇具欺骗性的胜利，也由于汉尼拔曾在公元前195年帮助过安条克，罗马人过高地估计了塞琉西帝国的力量。罗马人曾在公元前215－前208年和公元前200－前197年正确地估计了马其顿的力量，因此在公元前171－前168年间低估了它。马其顿注定要屈从于罗马，因为它未能象罗马统一意大利那样成功地使希腊在政治上永远统一在自己的宗主权下，同时也因为两国之间可以用于军事的人力对比相差悬殊。在这第三次战争中，马其顿得以把它的全部人力投入战场，因为罗马人此前已在去了它的海外要塞，在前两次罗马－马其顿战争中，大批的马其顿军队被困在这些要塞中。这一次罗马人为打败马其顿人不得不竭尽全力，因为后者虽然在人数上、装备上和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却勇猛异常，立志要在他们民族军事史上写下辉煌的篇章。但罗马军队为在黎凡特建立统治而不得不竭尽全力，这却是唯一的一次。一个罗马使节报告罗马人在彼得那取得了对马其顿的决定性胜利的一句话，就足以在公元前168年使安条克三世的儿子和第二位继承者安条克四世撤出埃及，他们趁罗马人正在希腊陷于他们最费力的战争中的时候征服了这个地方。

    罗马统治集团将外交手段作为战争的补充，他们在征服黎凡特的时候，使用了他们在征服意大利半岛时曾经使用、并取得了显著成功的那种外交艺术。他们在敌国城市招募”第五纵队”，办法是保证使那里少数富有的居民统治贫穷的多数居民。他们在一个强大对手周围的较小的邻国中召集同盟者，而一旦在同盟者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对手，不再需要同盟者服务的时候，就立即”以其忘恩负义的行为使这些同盟者目瞪口呆”。例如罗马在公元前197年借助于埃托利亚的帮助打败马其顿后抛弃了埃托利亚，在马其顿帮助它于公元前190－前189年战胜埃托利亚后又抛弃了马其顿。它在公元前168年肃清了马其顿王国后抛弃了帕加马、罗得岛人和亚该亚联盟，尽管帕加马和罗得岛人曾在公元前192－前190年帮助罗马打败安条克三世，而亚该亚人自公元前198年抛弃了他们从前的同盟者马其顿后就一直是罗马的忠实盟友。罗马在努米底亚的帮助下于公元前218－前201年的战争中打败了迦太基，并在公元前150－前146年的战争中将它加以消灭，其后它就抛弃了努米底亚。公元前168年在希腊取得最终胜利后，罗马人采取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取得最终胜利后采取的那种做法。他们将马其顿、亚该亚联盟和大陆上其他希腊人城市统治集团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放逐到罗马本土上。摩罗西亚人统治下的伊庇鲁斯未曾在马其顿一方参加作战，埃托利亚人在公元前171－前168年的罗马－马其顿战争中曾是罗马三心二意的盟友，他们受到的打击更加沉重。摩罗西亚人遭到洗劫并被当作奴隶；埃托利亚人除了必须交出要遭到放逐的人外，还受到割让领土的惩罚。

    公元前221－前168年对地中海地区的居民来说是个痛苦的年代。公元前167－前31年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汉尼拔战争的折磨使罗马人对距离意大利较近的一切大国心怀恐惧。如果安条克三世在公元前196－前192年这几个命运攸关的年头聪明一些，也许罗马统治集团会允许遥远的塞疏西帝国继续与罗马帝国同存共处。从公元前190年起，罗马统治集团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削弱塞琉西帝国的力量，尽管公元前192－前190年战争的结果表明，这个幅员广大的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衰竭。迦太基自公元前201年之后就已经国衰力竭，而它在公元前150年又遭到罗马的攻击，并在公元前146年被摧毁。科林斯也在同一年被摧毁，这正是罗马人取代马其顿人在科林斯卫城驻扎军队的50年之后。罗马统治集团的目的是消极的。它所希望的只是打垮任何有迹象表明企图保持独立的国家，尽管这些冒犯天威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采取汉尼拔那样的行动。

    罗马统治集团无意填补他们自己蓄意制造的政治真空，这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在中国消灭了最后一个幸存的独立国家后的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始皇根本不留任何政治真空，他每摧毁一个敌国，立即将它的领土加以兼并，并在政治上将整个中华世界囊括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之内。公元前168年罗马摧毁了它势力能及之处唯一幸存的大国，在此之后，它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地中海世界等待了1个世纪之久，才采取了重建这个地区的第一个步骤。公元前67年，一位罗马军阀格奈乌斯?庞培被授予在黎凡特重建法律和秩序的独裁权力，他在公元前67－前62年间有效地完成了使命，但到公元前46年，一个杰出的罗马军阀、庞培的成功的竞争者尤利乌斯?恺撒才将整个地中海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恺撒着手在地中海采取秦始皇在中国曾经采取过的行动。他着手在他的共和制罗马前任们不负责任地留给他的断壁残垣上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但他正要着手将他的帝国扩张到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希腊世界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4年遭到暗杀，这项事业被迫中断。

    恺撒拥有专制权力、可以集中全力重整河山的时间只有2年，而秦始皇却有12年的时间。而且恺撒在这2年内的复兴事业还曾被对他的独裁统治发起的一次新的军事挑战所打断。与秦始皇相比，恺撒对待战败的对手较为仁慈，他的惨遭暗杀就是他为自己的仁慈宽厚付出的代价。（秦始皇曾在公元前224年逃过了一个燕国奸细谋杀他的企图，那时他还只是秦王政，尚未完成强行统一整个中国的事业。）但是，秦始皇之死在中国带来的后果暗示出，恺撒的事业也正如他的中国同行一样，将不会比他本人的生命长出多久，即使恺撤拥有秦始皇所拥有的12年时间也将是如此，因为尽管恺撤对待对手仁慈宽厚这一点与秦始皇不同，他却与秦始皇一样都是急于求成、有欠稳妥。地中海世界需要并及时地找到了奥古斯都，他是恺撒的继承者，他将以一种不那么引人争论，因而也更为持久的形式，象刘邦重建秦始皇的帝国那样，重整恺撤的江山。

    与此同时，迦太基帝国、马其顿、塞琉西帝国于公元前218－前190年间在罗马打击下遭到的军事失败，同一时期托勒密帝国和孔雀帝国由于罗马人对战败的对手横加劫掠而加剧的衰落，为亚洲和非洲土著民族的复苏开辟了道路。

    早在罗马人干涉黎凡特之前，埃及人就已经开始起来反抗剥削他们的托勒密希腊人政权。在第五次塞疏西－托勒密战争中（公元前219－前217年），托勒密政府曾按马其顿人的方式训练并武装了一支由埃及土著居民组成的步兵军团。在拉菲亚战役中，这支埃及人的部队打败了希腊族的塞琉西军队。埃及人对与他们的马其顿希腊统治者同种同族的士兵取得的军事胜利，使埃及农民树立了新的信心。从公元前217年起，他们对希腊的”主人”们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埃及的祭司阶层–他们是一个强大的集团–抓住时机，向这个显然正在削弱的异族政府要求越来越多的让步和特权。祭司阶层本来可以成为反对希腊人的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的当然领袖，但农民们的起义主要是社会性的–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起义。埃及的教会统治集团与希腊人的政治统治集团一样都是他们反抗的对象，祭司们的地位是捉摸不定的。

    公元前201年以后，罗马在西北非的盟友努米底亚不断地侵犯迦太基的领土。公元前190年以后，塞琉西政府不得不向臣民们榨取钱财，用以向罗马人支付战争赔款。由于帝国在罗马人打击下的失败暴露了它在军事上的衰弱，政府的压迫使激起了反抗。塞琉西领土上最大的金银宝藏聚积在寺庙的宝库中。安条克三世于公元前187年、安条克四世于公元前163年，都因为企图抢劫埃利迈斯（埃兰）的寺庙而丧了命。

    使塞琉西帝国最为头疼，耗尽了它有史以来最大心力的寺庙，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耶和华神殿。在波斯政权和后来的托勒密政权统治时期，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从未与帝国政府发生过冲突，并一直生活在和平中，只是在以斯拉时代以后与当地的其他居民有过不睦。但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也象埃及人一样，由于少数富人和多数穷人之间关系的紧张而陷于分裂。富人占有土地并控制着聚积在耶路撒冷神殿中的财富，他们中间包括了一些最为强大的祭司家族。穷人包括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及犹太律法的解释者，塞琉西政府承认犹太律法对犹太地区的犹太人社会仍然有效，此前的托勒密政府也承认如此。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内部的少数富人由于两个贵族家族，即托比亚家族和奥尼亚家族之间，以及这些家族的代理人之间的互相敌对而陷于分裂。第6次塞琉西－托勒密战争是以对包括犹太地区在内的南叙利亚的统治权从托勒密政权到塞琉西政权的易手而结束的，在这场战争期间，犹太人的这一内部纷争又与一个亲托勒密集团和一个亲塞琉西集团之间一场新的内部争持纠缠在一起；这场争持又与犹太地区犹太人的一个富有的希腊化派别和一个贫穷的反希腊派别之间的更严重的争持纠缠在一起。在犹太地区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世纪中，一个犹太人社会已在尼罗河畔的亚历山德里亚成长起来。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打算比这个社会做得更彻底。从犹太地区来到亚历山德里亚的犹太人移民已不再讲阿拉米语而改操希腊语，但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祖传的宗教。在取代托勒密政权而统治犹太地区的塞琉西政权之下，这一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被希腊的整个生活方式吸引住了。

    公元前175年安条克四世上台后，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主动请求这位新的塞琉西皇帝给予帮助。在他的帮助下，这个犹太人的寺庙国家转变为一个希腊式的城邦，并重新命名为安条克。这种做法并非仅有。从一开始，塞琉西王朝的政策就是把帝国逐步变成一个希腊城邦成希腊化城邦的联合体，而将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则是对帝国皇位的共同的忠诚。公元前190年帝国被罗马人打败后，实行这一传统的希腊化政策的热情更加高涨。帝国政府将希腊文化看作一种文化上的粘合剂，以此来阻止帝国发生的崩溃。由于在一场大规模战争中遭到可耻失败，塞琉西帝国正处在发生崩溃的危险中。

    犹太地区的希腊化犹太人纷争不已。相继上台并控制着神殿、财富的希腊化高级祭司首领争相向安条克四世行贿，以求得到他的支持。公元前169年，安条克在打完第一次埃及战役后的归途中，在当时的祭司首领的默许下抢劫了耶路撒冷神殿。公元前168年安条克听命于那个罗马使节撤出埃及后，碰到了犹太地区反对希腊化的多数犹太人发动的起义。这场叛乱的矛头是针对犹太地区犹太人社会中希腊化的少数人的，但安条克把它看作是反对自己的反叛行动，并进行了军事反击。他在耶路撒冷建起一座堡垒，并在那里布署了一支驻军，公元前167年12月，他使耶和华神殿的礼拜仪式希腊化，并禁止犹太地区采用传统的犹太教礼拜方式。耶和华这时显然已被等同于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人们在圣殿中为他建造的塑像，也许就是被当作”神的化身”的安条克本人的肖像。

    安条克所干的这一切，都有犹太地区希腊化犹太人的协助。由于这些希腊化犹太人看上去仍在犹太地区占统治地位，所以当公元前166年，犹太地区信守传统的犹太人发动的抵抗运动，在哈希芒家族的领导下采取了有效的军事形式的时候，安条克一定感到吃惊不小。起义者战胜了希腊化犹太人，夺取了耶路撒冷（那座堡垒除外），并在公元前164年12月再次使神殿非希腊化。罗马政府在公元前161年与反塞琉西政权的犹太地区起义政权签订了一项条约。公元前141年，驻守耶路撒冷那座堡垒的塞琉西驻军被迫投降，同一年，帕勒人（通常被不确切地称做”安息人”）从塞琉西帝国手中不仅征服了米底，而且征服了帝国的经济源泉巴比伦尼亚。

    公元前139年，塞琉西皇帝德米特里二世试图收复失地而陷于失败。他被安息人击败并做了俘虏。他的兄弟安条克七世迫使耶路撒冷于公元前133年左右投降，他使哈希芒政权承认他的宗主权，在公元前130年，他迫使该家族在位的城主约翰?伊尔坎努斯作为一支犹太人分遣部队的首领，伴随他参加一次战役，安条克希望通过这次战役来挽回他被俘的兄弟的失败。安条克七世确实在公元前130年重新征服了巴比伦尼亚和米底，但在公元前129年冬季他的军队在米底被安息击溃，并被七零八碎地彻底消灭。安条克七世本人被杀，但安息人让约翰?伊尔坎努斯领着他的犹太人部队完好无损地返回了犹太地区。

    公元前129－前63年，犹太地区成了哈希芒政权统治下的独立国家，并征服和兼并了南叙利亚的一些邻近地区，包括沿海和内地的许多希腊城市或希腊化城市。但庞培在公元前64－前63年解放了被征服的城市，并强使犹太地区本土接受了罗马的宗主权。

    犹太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与埃及人一样，其矛头在政治上是针对一个希腊人帝国的政府的，努米底亚王国也由于在政治上以迦太基为牺牲品而扩大了版图。但推翻一个政权容易，抵御一种文明的影响却不那么容易。甚至在从地图上抹去了迦太基以后，西北非海岸幸存的利比亚腓尼基城市的叙利亚文明仍在努米底亚继续扩展；而且，在哈希芒家族取代塞琉西帝国在犹太地区及南叙利亚邻近地区建立统治后，他们也很快就拱手屈从于希腊化，就象塞琉西帝国在其他地区的后继国家，例如科马吉尼那样。

    哈希芒家族作为维护犹太教传统形式的斗士而赢得了王冠，他们向希腊文化的妥协导致了他们与哈西德教派之间的分裂。哈西德教派代表传统的犹太教，在哈希芒家族领导下曾发动并打赢了对希腊化犹太人和塞琉西政府的战争。哈西德教派包括律法解释人（”犹太律法学家”），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拿起了武器。对他们来说，重建律法不仅意味着重建犹太宗教的传统形式，也意味着恢复律法学家从前的地位和薪金。但犹太地区的政权没有转到律法学家手里，而是传到了哈希芒王朝手中–他们成了建立绝对王权统治的马其顿希腊人的犹太人继承者。在哈希芒国王亚历山大?雅奈乌斯（公元前102－76／75年）在位期间，哈希芒统治集团与法利赛人（”分裂者”）（人们现在这样称呼哈西德派）发生了一场内战，据说在耶路撒冷神殿区，有6000名法利赛人遭到国王的卫兵，非犹太人雇佣兵的屠杀。

    甚至曾过着游牧生活的安息人，至少他们的统治者阿萨息斯王朝，在吞并了巴比伦尼亚，将首都移往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东岸郊外的泰西封以后，也带上了希腊文化的气息。但在第一波斯帝国所有的希腊后继国家全部倒台的公元前221－前30年间，希腊文化又在安息以东，乌浒河和药杀水上游流域（大夏和粟特）以及西北印度大获全胜。在这里，正如在其他各个地方一样，文化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了政治的沉浮。

    在大夏和粟特，对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抵抗比在波斯帝国领地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激烈。但也是在这里，伊朗人和希腊人取得了最为成功的和睦共处，而且在公元前250年左右，大夏和粟特的希腊人总督脱离塞琉西帝国后，这一地区希腊人和伊朗人的这种协议也未曾中断（这也许就是游牧的帕勒人占领帕提亚的那一年）。塞琉西皇帝安条克三世的东征（公元前212－前205年）劳而无功，他随后于公元前190年在罗马人手中遭到的惨败，以及阿育王于公元前232年去世后孔雀帝国的衰落，这一切都诱使大夏的希腊人去填补兴都库什山以南的政治真空。

    公元前200年之后不久，大夏的两位称作德米特里的王子之一可能征服了位于现在的阿富汗西南部，曾由塞琉古一世割让给孔雀帝国的旃陀罗笈多的那片领土。在印度的希腊人国王米南德于大约公元前160－前130年在位时，统治区域在东南方向最远达到印度河和纳巴达河河口。可能在米南德在位期间，定居印度的希腊人曾一度占领了已经灭亡的孔雀王朝原来的首都华氏城。大夏和印度的39位希腊人国王和2位希腊人王后的钱币已被发现。它们与公元前5世纪锡拉库萨的钱币一样美观，上面的很多肖像非常好看，但在这不到2个世纪的时间内在这一地区担任过国王的希腊人到底有多少，还有待于文字资料的进一步确定。他们统治着星罗棋布的各个地区，在萁豆相残的战争中互相毁灭，这正是希腊人根深蒂固的政治恶习。正如腓力二世时期以前的希腊各城邦和亚历山大的继承者们一样，大夏和印度的这些希腊人国王，为了争夺兴都库什山两侧零零碎碎的领土而彼此攻战不休，从未想到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来抵御来自欧亚大平原的民族大迁徙。

    大夏和安息的北部紧邻着两个塞语（西徐亚）民族：一个是在里海以东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地区，另一个是在药杀水上游流域的大宛。第一波斯帝国衰亡以前，两个民族都曾处在波斯人的宗主权下。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在月氏人的冲击下被迫南迁，后者为避开匈奴的地盘而向西南移动。塞人制服了大夏的希腊人，但由于获得了巴比伦尼亚而加强了力量的安息在大约公元前138－前124年阻挡住了塞人，并使他们转向了赫尔曼德河下游流域（该地从此被称作”塞人国家”–锡斯坦）。塞人从那里进入印度河谷，并一个一个地征服了希腊人在印度建立的国家。一支安息人紧随其后，强行建立统治于其上。同时，在公元前100年左右，月氏人越过乌浒河进入大夏，并蹂躏了曾经占领大夏的塞人臣民。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皇帝汉武帝的使者张骞发现月氏人到公元前128年左右时已经定居在乌浒河和药杀水之间的河间地带。公元48年，月氏人的统治阶层贵霜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印度河流域，并对那里的安息－塞人，以及被安息－塞人驱往东南方和南方更远地区的独立的塞人强行建立了统治。贵霜人由此将大夏和西北印度统一在一个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帝国之中。

    帕勒人（”安息人”）、塞人和月氏人（吐火罗人）原来都是欧亚大平原上的游牧民族，帕勒人和塞人都是操伊朗语言的民族，在迁离欧亚平原进入有过定居生活的农业居民居住的地区之前，曾相继与波斯人和希腊人发生过接触。月氏人来自处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范围之外的遥远的地方，他们所讲的属于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不是伊朗语言。但所有这3个曾以游牧为生的移居民族，包括月氏民族中的贵霜人，都接受了他们所征服地区的希腊文明。例如他们的硬币就是其希腊前辈的硬币的仿造品甚至重铸品。阿萨息斯人和贵霜人就象哈希芒家族和罗马人一样，欣然地屈从了希腊化。

    统治现在的阿富汗这片地区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国王赫尔梅乌斯和他的妻子卡利奥普王后死于公元前30年左右，可能是死在安息人－基人手里。这个年代就是埃及的最后一个希腊人女王克娄巴特拉七世自杀的那一年。希腊人对罗马进行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抵抗是公元前149－前148年的马其顿起义。在马其顿起义被粉碎后，亚该亚联盟于公元前146年与罗马进行的战争，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只是一个无望的希望。在此以后，对罗马发出的挑战就不再来自任何一个希腊人的政府，而是来自希腊奴隶或希腊化的奴隶，以及第一波斯帝国的一些后继国中的伊朗人（而不是希腊人）统治者。

    从公元前241年起，塞琉西王室由于互相竞争的继承者之间萁豆相残的战争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从公元前129年，即安条克七世皇帝在米底战败身亡的那一年，直到公元前64年塞琉西帝国最后的残渣碎片烟消云散，在它不断缩小的领土上，内战连连，无休无止。这使叙利亚成了奴隶贩子们快乐的狩猎场。公元前168年之前，罗得岛人的海军控制着黎凡特；但在马其顿王国被消灭后，罗马人将提洛岛送给雅典，条件是它必须成为一个自由港，从而摧毁了罗得岛人的力量。罗得岛人从此再也无力维持它的海军。此后的一个世纪中，以西利西亚西部（”高地”西利西亚）和克里特岛为基地的海盗掌握了黎凡特水域的制海权。海盗们与意大利和叙利亚的商人合作，以提洛岛为基地，绑架叙利亚内战中的受害者，将他们贩卖为奴，在提洛岛上进行买卖，以供应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庄园和农场。这些地方在遭到汉尼拔战争的蹂躏后，庄园和农场成了进行经济剥削的最有利可图的形式，它们就是靠奴隶劳动来经营的。

    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的奴隶人口中包括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任何阶层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内战带来的运气和变化的牺牲品。西西里最后几次奴隶起义的一些领袖受到良好的教育，具有政治家的才能。早在公元前198年，在罗马东南的一个拉丁人殖民地塞提亚就出现过一次流产的庄园奴隶起义。但庄园奴隶发动起义颇有不便之处，他们在劳动时被铁链锁在一起，夜间则被关押起来。起义是由牧人奴隶发起的。由于要保护牧群免遭人兽捕食，他们是拥有武装的，而且当他们夏季在山上放牧时，这些武装的牧人奴隶实际上是不受控制。牧人奴隶有武器和行动自由，庄园奴隶则人数众多。当牧人奴隶拿起武器并解放了庄园奴隶后，联合起来的起义奴隶可以找到有力的领袖，可以建立能在战场上与罗马部队一决雌雄的军队。这就是公元前135－前132年和公元前104－前100年左右的西西里奴隶战争取得了如此的成功、持续了如此之久的原因。

    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在提洛岛和阿提卡也爆发了奴隶起义。没有证据表明在地中海世界不同的地方同时爆发的奴隶叛乱是相约而起的，也不能证明是一场起义的消息激发了另一场起义；但它们的同时爆发却可能不是偶然的。公元前135年，提洛岛在政治上与雅典，在商业上与西西里和意大利都有联系。公元前132年，企图问鼎帕加马王位的阿里斯托尼库斯在这个王国从前的领土上举兵，此前在公元前133年，帕加马王朝的末代国王将国土遗赠给了罗马人。罗马政府将这个王国变成它的亚细亚行省，并把在该省征税的工作包给了罗马商人。阿里斯托尼库斯呼吁奴隶给予支持，并宣布建立”太阳共和国”。他显然是想以此鼓励西西里奴隶起义的领袖们。太阳是正义的神圣象征。它公正无私地给予一切奴隶和自由人、穷人和富人以光明和温暖。罗马统治集团支持的是富人、奴隶主和奴隶贩子。起义者不仅想要建立一个敌对的国家来取代罗马，还想建立一个敌对的社会来取代希腊社会，因为这个社会残忍地对待它的无产者。这同样也是色雷斯角斗士斯巴达克斯的目标，他逃脱了关押，建起一支意大利起义奴隶的军队，在公元前73－前71年间控制着意大利的农村。

    向罗马发出挑战的第一个伊朗统治者是小亚细亚东北部庞廷山区的卡帕多西亚国玉米特拉达梯六世。公元前88年他进犯罗马亚细亚行省，占领提洛，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他以解放者的姿态出现，要把希腊人从罗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他在被解放的地区对意大利包税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进行了屠杀。公元前88－前86年，米特拉达梯的军队向前推进，达到薛西斯的军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推进的地方。但米特拉达梯也重蹈薛西斯失败的覆辙。在公元前85年被迫媾和，但他在公元前63年去世以前还曾两次举兵反对罗马。

    米特拉达梯对罗马发起的挑战功败垂成。它比罗马人自公元前149－前148年马其顿起义失败后所遇到的任何挑战都更为激烈。另一个伊朗国家安息又于公元前53年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哈兰）使罗马遭到重创，这是罗马自公元前216年在坎尼惨败于汉尼拔手中后遭到的最惨重的军事失败。卡里的战场是一处平原，离地中海岸最近的港口都相隔很远，这使远远深入大陆内地的罗马军队在后勤上困难重重，当地的地形又使罗马步兵在人数、装备和战术上的优势难以发挥。克拉苏的军队在卡里发现自己面对人数上占劣势的安息骑兵弓弩手无能为力，后者有驼队源源不断地把箭运送过来。克拉苏的军队被歼灭了。

    这是罗马遭到的第一次不可挽回的失败。此前迦太基人、希腊诸国、起义奴隶和米特拉达梯先后都败在它手下。但罗马人在后汉尼拔时代最可怕的敌人和最不幸的牺牲品不是安息人，而是罗马人自己。

    后汉尼拔时代罗马与黎凡特希腊人诸国的战争都是短暂的，罗马的黎凡特对手在罗马打击下根本不可能长期投入军事和政治力量。另一方面，罗马在汉尼拔战争中的胜利给罗马留下了一个直接的遗产，就是在亚平宁山脉以北的意大利大陆和海外的西班牙长期投放军队。而且，与希望借机渔利的罗马大地主相反，在这些遥远的地方长时间地服兵役，给农民出身的罗马士兵带来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正象同时代在长城一线和长城以北服兵役的中国农民士兵一样。波河流域的最后一个独立的部落在公元前25年被消灭，西班牙的最后一个独立部落在公元前19年被征服。截至这一年代，罗马帝国的军事边界在西欧大陆已经推进到莱茵河一线，在亚洲大陆推进到幼发拉底河一线，在东南欧，罗马人彻底吞并马其顿和接管马其顿北部边防的事业曾受到公元前149－前148年激烈的马其顿起义的抑制。此后，罗马帝国在这一地区的边界在公元前27好推进到了多瑙河一线。

    与此同时，东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在汉尼拔战争中遭到的破坏，以及罗马统治集团随后将地中海世界的其他地区加以摧毁、然后弃之不顾的政策，为大规模的剥削活动提供丁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还使罗马政体中一个掠夺成性的新的阶级应运而生。在罗马征服并统一意大利半岛的时候，正象中国在战国时代一样，商人们聚敛起了流动资本。罗马的这些资本家和罗马统治集团中的土地所有者，占有了罗马社会财富中的最大份额。大多数罗马公民是贫穷的，罗马国家也同样是贫穷的。

    公元前215年，即汉尼拔战争的第4个年头，罗马国库陷于破产。但一直在向意大利和海外的罗马军队提供衣食武器的那些承包人，承担了在战争期间继续赊账提供这些必不可少的物资的工作，并且，他们显示出自己手中掌握着足够的流动资本，从公元前215到前201年，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而且，在公元前205年，意大利半岛西北部未遭破坏的地区的一些城邦–其中一些是罗马的自治区，一些是罗马的盟友–用自愿馈赠的丰富物品，装备了西庇阿为入侵迦太基非洲而召集起来的远征军。同年，破产了的罗马国库将从坎帕尼亚的一些罗马自治区征收的可耕地块拿来出售。这一地区在公元前215年曾脱离罗马，公元前211年又被重新征服。购买土地的人显示出，他们能够用现金付款。

    从公元前215年起，罗马政府就处在私人债权者的摆布之下。它不得不给予他们的条件为他们的欺骗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当他们的欺骗行径臭名远扬的时候，当局只是很不情愿地查处了一些进行欺骗的承包人。他们担心受到冒犯的承包人停止物资供应，这将使罗马立即遭到军事失败。在战争尚未结束的公元前204和前202年，罗马国库不得不开始以分期付账的形式向债主还债。公元前200年，它不得不用罗马周围半径50英里以内的公地偿还欠款，以此支付最后的款项。这对债权人极为有利，这些地方土地的价值无疑将会升高。除了以不利的条件借债以外，国库还向纳税人强征年度资产税，以此等措汉尼拔战争的部分费用。公元前187年国库以千分之一的税率向纳税人归还了这笔年度税的25．5／34，这笔款项的来源，是国库从罗马远征军于公元前188年掠劫小亚细亚后带回罗马的战利品中政府所得份额中得到的。

    罗马政府从罗马军队带回国内的战利品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是罗马国库在公元前201－前168年间补充资金的唯一来源。当时还有战争赔款–例如公元前201年向迦太基、公元前190年向塞琉西帝国强行收取的赔款；还有能够带来收益的永久性资产，例如从曾经脱离罗马、又被重新征服的意大利东南部社会没收的土地，迦太基和科林斯的全部国土，曾是马其顿国王财产的矿产和森林，曾是迦太基政府或被征服的当地西班牙人社会财产的西班牙矿产。公元前168年征服马其顿以后，取消了居住在意大利、或意大利以外的罗马自治地区，但被赋予与意大利人同样的税收地位的罗马公民的直接税。

    所以，从公元前215年开始，富裕的少数罗马公民越来越富，而贫穷的多数人则越来越穷。商人暴发户们是不具有生产性的，他们不是工业企业家，除了向军队提供物资和贩卖奴隶外甚至也不是贸易者。他们聚敛大量财产，主要是依靠充当海关税收和罗马各省居民缴纳的税款的包税人。统治集团的成员垄断着政府公职，因而也应有责任保护国民不受包税人的敲诈，但他们更为关心的却是为自己谋取非法收人。他们达到这一目的的做法一种是暗地里向包税生意投资，但主要是租进和购买罗马在意大利扩张所获得的领土上的土地以求生利。

    在意大利东南部，大片土地成为罗马领土，同时，由于在汉尼拔战争时期曾经脱离罗马的意大利诸国的土地被没收，这些土地也成为罗马的公共财产。由于在遥远的前线长期服兵役的农民纷纷破产，罗马领土上曾是他们私有财产的那些土地也被投进了市场。租进公地和买进破产的农民士兵的财产，这时成了大为有利可图的营生。

    意大利半岛上有大片地区是由崎岖的高地构成的。这些地区不适合从事农业，但如果能在低地进行补充性的冬季放牧，如果有安全的道路每年可把牧群赶来两次，这些地区对于夏季放牧牛羊具有很高的价值。公元前264年完成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统一后，大规模发展这个国家的畜牧业能力就已成为可能。汉尼拔战争后，意大利罗马领土上大规模的土地没收和买卖，使这种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对少数罗马公民来说成为现实，他们具有足够的钱财来租进公地或购买私人土地和牲畜。为使这些土地通过畜牧生利，作为牲畜使用的人，也就是牧人奴隶，也与畜群本身一样重要。在低地租借或购买土地的人有两种使用这些土地的方法。除将可耕的低地变成冬季牧场外，另一种方法就是种植葡萄和橄榄。在罗马城和其他意大利城镇，油料和酒类市场非常有利可图。在意大利以北的欧洲地区也是如此。在那些地区，油料和酒类的生产既无气候条件，在罗马控制的领土上又被罗马政府所禁止。但是，在公元前221－前31年间，葡萄园和橄榄园，如同畜群一样，只有使用奴隶劳动，才能获得利润。

    的确，使用奴隶劳动是较为昂贵的。首先得把奴隶买来，一年到头向他们提供吃的和住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奴隶也无法再出手转卖，完全得记在以赢利为目的的庄园主和牧主的帐上，而他完全可以在繁忙的季节雇用临时的自由劳动力，而不必为这些临时的雇工承担永久的责任。但奴隶是他的永久性劳动力，具有可以任意支配的好处。只要奴隶尚有劳动能力，他的劳动就完全受主人的支配；而一个受雇的自由人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的奴隶，他随时可能被政府征召入伍开长年服役，他的私人雇主对此无能为力。

    因此，从汉尼拔战争结束起，意大利半岛的农业经济和人口都开始经历一种革命性的变革。自由农民所有的、主要为这些所有者自己生产口粮的小块自由地产逐渐为实行冬夏两季放牧的大牧场，在低地地区同时也为橄榄园和葡萄园所取代。这两种新的土地使用方法都采用奴隶劳动。这种变革从未彻底完成。自由地产仍然大量存在，罗马城内居民所需要的口粮也并不完全来自西西里和撒丁的贡赋。但到公元前135年，即第一次西西里奴隶战争爆发的那一年，这种经济和人口的革命已经在意大利造成了为征兵所需要的人力的短缺。

    罗马统治集团的成员对奴隶制度的严重的非正义性和残酷性，对寡头统治下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多数公民的贫困漠不关心，但他们却对征召军队应付罗马军事需要所遇到的日益增多的困难深感惊恐。他们还发现，强制性的征兵使征到的土兵越来越少。公元前133年，也许更多地是出于对保持罗马军事效率的这种关心，而不是出于对罗马自由公民的社会正义的关心，促使罗马统治集团的一个成员提比略?塞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提出并推动颁布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带来了罗马政体内部的一场革命。格拉古法律限制公民拥有公地的数量，并规定以一定的面积分配剩余的公地，这将使分到土地者可以应征服役。这一法律在已经毁灭性地动荡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旧大陆文明中心西部掀起了一场风暴。在这一个世纪中，旧大陆文明中心的东部也由于中华帝国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而受到摧残。

    格拉古法律使提比略?格拉古本人在公元前133年丧了命（他被贵族们私刑拷打致死）。它也使提比略的弟弟盖约在公元前121年丧了命。这项法律不但激怒了罗马统治集团，也激怒了曾经脱离罗马的那些国家的公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若无其事地霸占着罗马已从这些国家没收的部分土地。到公元前111年，一切可以找到的公地都得到了重新分配，导致格拉古立法的那些军事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也未获得解决。公元前108年起，这些问题开始以不利于罗马政体中合法政府生存的方式得到解决。

    公元前107年，罗马公民盖约?马略被选为执政官（每年改选一次的两名执政官是罗马国家的最高政府官员），他不是世袭的统治集团的一员。马略以不合法的新方法组建了一支军队，即征募靠救济为生的贫苦公民。他们很愿意服兵役，毫无所失而多有所得，因为他们与马略之间有一笔心照不宣的交易：不向他们提供赡养，就不能让他们离开军队，他与他们应相互合作，利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的政治压力向罗马统治集团提出条件，既满足士兵的要求，又满足其指挥官的野心。马略是罗马第一位革命性的军阀。从公元前108年起，罗马实际上是由军阀统治者–但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只有尤利乌斯?恺撒公开的、因而也是短暂的并被暴力推翻的君主制统治除外。

    这种不合法度、独裁专制和军国主义的新政府形式，直到公元前31年才被用一种重获合法性的明显伪装掩饰起来。在这个年代之前，这种新秩序（或毋宁说是无秩序）使意大利居民遭受了两次内战的打击：第一次在公元前90－前80年，第二次在公元前49－前31年。这场罗马革命的最有讽刺性的特点是，从公元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死于私刑，到公元前30年马可?安东尼殒于自杀，狂怒的朱庇特雷轰电殛，击倒了一片正在逐渐缩小的材林中一棵又一棵最高的树。朱庇特的靶子是罗马权力游戏中的那一个个的顽主。格拉古兄弟、辛纳、塞多留、卡提林纳、庞培、克拉苏、尤利乌斯?恺撤、绥克斯图?庞培、马克?安东尼–这场致人死地的游戏中所有这些顽主全都在暴力中死于非命。马略在历尽沉浮之后逃脱了这种命运。这批人中的另外两个军阀也得以终其天年。这两位灵巧的政治杂技演员，一个是所有军阀中最残忍的卢西乌斯?科内利乌斯?苏拉，另一个是最为狡猾的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撤?屋大维（奥古斯都），他是尤利乌斯?恺撒的外甥和养子。

    屋大维得以终其天年殊为不易。在可怜的最下层阶级的领袖们和一系列遭到失败并孤注一掷的罗马政治家先后走上这条革命之路之后，屋大维成功地使历时百年的罗马革命告一段落。马略以及他的朋友辛纳和塞多留就相当于主张平均主义的帕加马王子阿里斯托尼库斯以及西西里的奴隶之王优努斯和萨尔维乌斯。续克斯图?庞培与海盗们建立了联盟，他的父亲，即遭到谋杀的庞培，一度曾把这些海盗赶入大海。

    罗马革命就等于是汉尼拔在死去后对罗马进行的报复。但由于它划破了罪恶的罗马国家（它就像秦国在西方的翻版）的肌体，这件致命的迦太基的涅索斯血衣裹住了饱尝痛苦的整个地中海世界。

  • 希罗多德《历史》2

    第五卷

    (1)大流士留在欧罗已交给美伽巴佐斯统率的那些波斯人既然发现佩林 托斯人不愿意臣服于大流士，于是便在海列斯彭特人当中首先把他们征服 了。这些佩林托斯人先前便已经吃到了派欧尼亚人的很大苦头。因为从司妥律蒙来的派欧尼亚人曾遵照看他们的神的神托的指示向佩林托斯人进军，神托指示说，如果和他们对阵的佩林托斯人向他们呼喊，叫出他们的名字，那末便向他们进攻，如果不这样呼喊的话，便不向他们进攻。派欧尼亚人便是 这样做的：佩林托司人在他们的城前屯营的时候，由于挑战的缘故，在两军 之间进行了三种单对单的决斗，即人对人，马对马，狗对狗。佩林托斯人在 两种决斗中得到了胜利并欢欣鼓舞地喊出了派昂的呼声（希腊人在获得胜利时，要感谢阿波罗神。在他们唱的凯歌里，便重复“伊埃·派昂”的句子。但在这里给派欧尼亚人听起来，好象是呼叫他俩的名字，向他们挑战似的）。派欧尼亚人却认为 这正是神托所提到的那件事情。于是我以为他们就相互告诉说：“预言里的 话这回确实是应验了，现在正是我们动手的时候了”。因此正在佩林托斯人 呼喊派昂的时候，派欧尼亚人便向他们发动了进攻，并使佩林托斯人吃了惨 重的败仗，他们的敌人在这场战斗中活命的寥寥无几。

    (2)佩林托斯人先前已受到派欧尼亚人的这样的打击了。而现在他们却为 他们的自由而英勇地战斗，但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仍然是为美伽巴佐斯和波 斯人征服了。佩林托斯被攻克之后，美伽巴佐斯便率领他的军队通过色雷斯， 征服了那一地区每一座城和每一个民族使之服从国王的统治。因为征服色雷 斯，这也是大流士给他的命令呢。

    (3)除去印度人之外，色雷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如果他们由一个人 来统治或是万众一心地团结起来，在我看来他们就会是天下无敌的，就会成 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但是既然没有一个什么办法来实现这一点，他们便 由于这个原因而是软弱的了。他们有许多的名称，每一个部落都依照他们所 在的地区得名。所有这些色雷斯人的风俗习惯都是相同的，例外的只有盖塔 伊人、妥劳索伊人和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人。

    (4)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培伊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我已说过了（见第四卷第九四节）。在所有其他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其他色雷斯人相同的妥劳索伊人，他们在出生和死亡 时所做的事情下面我要说一说，当生孩子的时候，亲族便团团围坐在这个孩 子的四周，历数着人世间的一切苦恼，并为这孩子生出之后所必须体验的一切不幸事件表示哀悼。但是在葬埋死者的时候，他们却反而是欢欣快乐的， 因为他解脱了许多的灾祸而达到了完满的幸福境地。

    (5)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那些人是有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妻子，在一个男人死去的时候，在他的妻子中间会发生很大的争论，而在他们的朋友方面也有激烈的争执，以便证明哪一个妻子是丈夫所最宠爱的。而被制定享有这一荣誉的妻子便受到男子和妇女的称赏，然后她被她最亲近的人杀死在她的丈夫的坟墓上，而和她丈夫埋葬在一处。其他的妻子则认为这是一件很倒霉的事情，觉得她们这样是受到了很大的耻辱。

    (6)至于其他色雷斯人，则他们的风俗是把他们的孩子作为输出品卖到国外去。他们一点也不去管束他们的少女，而是任凭她们和随便她们所喜好的一些男人发生关系。但是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们却监视得很严并且是用重价从她们的父母那里买来的。刺青被认为是出身高贵的标帜，身上没有刺青则就表示是下贱的人了。无所事事的人被认为是最尊贵的，但耕地的人则最受蔑视，靠战争和打劫为生的人被认为是一切人当中最荣誉的。这就是他们的 最引人注意的习惯。

    (7)他们所崇奉的神只有阿列斯、狄奥尼索斯和阿尔铁米司（希罗多德通常把外国的神和希腊的神等一视之）。但是他们 的国王却和其他的国人不同，他们所最崇奉的神是海尔美士，国王们只凭着 这一个神的名字发誓，他们自称是海尔美士的后裔。

    (8)在他们的有钱人当中，葬仪是这样的。他们把死者的遗体在外面陈列三日，然后，他们先为死者哀哭，继而在屠杀一切种类的牺牲以后，便大张饮宴；在这之后，他们或是举行火葬，或是不用火葬而把死尸埋到士里去。 而在他们筑起了一座坟墓之后，他们便举行各种的比赛，在比赛中个人的比 赛最难的则给以最大的奖赏。色雷斯人的葬仪就是这样。

    (9)在这个国家的北面是什么地方，什么人住在那里是没有人能确实地说 出来的。渡过伊斯特柯，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我所能知 道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只有那穿着美地亚人的服装的称为昔恭纳伊人的一 种人。他们的马据说全身都长着有五达克杜洛斯长的茸茸的毛，这种马身材小，鼻子短而扁，不能供人乘骑，但如果使它驾车却是十分敏速的。当地的 人之所以有驾车的习惯便是由于这个缘故。据说这些人的土地的疆界大概是 一直达到亚得里亚海上的埃涅托伊人的地方。他们自称是美地亚人的移民， 但是我自己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是美地亚人的移民。然而在悠长无尽的 岁月当中，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不管怎样，我们知道居住在玛撒里亚(今日的马赛)的里巨埃斯人用“昔恭纳伊”一词来表示行商， 但是赛浦路斯人则用这个词来表示长枪。

    (10)但是根据色雷斯人的说法，伊斯特河彼岸的全部土地到处都是蜂， 因此谁也不能到那里去。这一点我看是不可信的，因为那些生物是很不能耐 寒的。而在我看来，却勿宁说极北的土地（原义是熊星下的土地）没有人居住是由于寒冷的缘故。以 上便是关于这一地区的说法。总之，美伽巴佐斯是使它的沿海地区服属波斯 人的治下了。

    (11)在大流士这一方面，则他一经渡过海列斯彭特并到撒尔迪斯的时候 （见第四卷第一四三节），他立刻便记起了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对他的功劳以及米提列奈人科埃 斯给予他的忠告来了。于是他便派人把他们召到撒尔迪斯来并且要他们选取 他们所想得到的东西。于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自己既然已是米利都的僭 主，因此他不再要求这之外的什么统治权，而他只是要求埃多涅斯人的土地米尔启诺司（富产木材和贵金属），以便使他能在那里建立一个城市。这便是希司提埃伊欧斯所希 望的东西，但是科埃斯由于自己不是僭主而只是一介平民，所以他要求能使 他成为米提列奈市的僭主。

    (12)这两个人的愿望得到允许之后，他们便分头到他们所要求的地点去 了，但是大流士却由于偶然看到下面的一件事，而使他想到命令美伽巴佐斯攻略派欧尼亚人，并且把他们从自己故乡的欧罗巴强行带到亚细亚来，有两个派欧尼亚人，一个叫披格列斯，一个叫做曼图埃司。他们两个人都自己想做派欧尼亚的僭主，而当大流士渡海到亚细亚时他们便来到撒尔迪斯，并且把他们的一个妹妹一同带来，这是一位身材硕长而姿容美丽的妇女。在那里， 一直等到大流士坐在吕底亚城郊外的王位之上这个机会到来时，他们才叫他 们的妹妹穿上他们有的最好的衣服，然后叫她出来打水。她头上顶着水瓶， 一只胳膊拉着马的缰绳，同时手里还纺着亚麻，当她经过大流士的时候，大 流士注意到了这个妇女，因为从她做的事情来看，她既不象是波斯人，又不 象是吕底亚人或任何亚洲民族。大流士注意到了这件事，他便派他的一些亲 卫兵，要他们看一下这个妇女拉着她的马是要干什么，因此这些亲卫兵便跟 在她的后面。她来到河边的时候便使马饮水，使马饮了水之后，便把他的水 瓶灌满了水，循着原路回来，头上顶着水瓶，胳膊牵看马同时用手转动纺锤。

    (13)大流士听到他派去侦察的人们的话和他亲眼看到的事情都感到十分 奇怪，于是他便下令把那个妇女带来见他。当她被带来的时候，那在近旁的 一个地方窥伺着这一切的她的两个哥哥也跟着来了。大流士问她是哪里的 人，年轻的男子就告诉他说他们是派欧尼亚人，这个妇女是他们的妹妹。大 流士又问派欧尼亚人是什么人，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是为了什么来到 撒尔迪斯的。他们告诉他说，他们是前来投奔他的，派欧尼亚的城镇都是在司妥律蒙河的岸上，而这个司妥律蒙河是离开海列斯彭特不远的。他们又告 诉他说，他们是出身特洛伊的铁岛克洛伊人的移民。这便是他们告诉给他的 一切话。于是国王就问他们，他们那里的妇女是否都是非常能干活儿的。对 于这个问题，他们也立即回答说确是这样的。原来，他们此来的目的也正是 在于这一点。

    (14)于是大流士便写一封信给正被大流士留在色雷斯统率军队的美伽巴 佐斯，命令他把派欧尼亚人从他们的家乡迁移出来，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妻 子都带到他这里来。紧接着一名骑兵带着命令很快地向海列斯彭特驶去，而 在渡过海列斯彭特之后便把这信交给美伽巴佐斯了。美伽巴佐斯读了信之 后，从色雷斯取得向导，便率军向派欧尼亚进发了。

    (15)当派欧尼亚人知道波斯人正在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集合到一 起到海岸方面夫了，因为他们认为波斯人是会试图从那条道路向他们进攻 的。派欧尼亚人就是这样地准备邀击美伽巴佐斯大军的进攻，但波斯人知道 派欧尼亚人已经集结了他们的兵力并正在海岸地带戒备着攻入他们国内的道 路，于是他们找来了向导，改由内地的大道进军了。这样他们便完全出其不 意地攻击了派欧尼亚人并进入了已无男子留在里面的城市。在他们进攻时他 们发现城是空的，因此便他们就轻取了这些城市。派欧尼亚人知道他们的城 市已被攻克，便立刻作鸟兽散，各人走自己回乡的道路并向波斯人投降了。 这样，在派欧尼亚人当中，西里欧派欧尼亚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以及住在一 直到普拉西阿司湖地方的所有的人便被强制地从自己的家乡迁移出去并且被 带到亚细亚来了。

    (16)但是在庞伽伊昂山（司妥律蒙以东）周边以及在多贝列斯人、阿格里阿涅斯人与欧多 曼托伊人的地区和普拉西阿司湖本身一带居住的人们，却是无论如何也没有 在美伽巴佐斯面前屈服。他也曾试图强行把湖上的居民（意大利北部、爱尔兰和西欧其他地区都曾发现这一类的住居遗址）迁移开去。他们是这 样地居住在湖上的。在湖中心的地方有一个绑扎在高柱上面的板台，从陆地 上有一个狭窄的板桥通到那里去。支着板台的柱子是全体部落居民在古昔的 时候共同建立起来的，但是后来他们作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安设湖上的柱 子。原来木柱是从欧尔倍洛司山取得的，每一个结婚的男子都要为他所娶的 每一名妇女从那里取得三根木柱；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许多妻子。至于他们 的生活方式，板台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住的一间小屋，而每个人在板台 上都有一个通到下面湖里去的墜门。为了不使小孩子掉到湖里去，他们用绳 子系住孩子的脚。他们用鱼来喂马和他们的驮兽，他们有这样多的鱼，以致 一个人只要打开他的墜门把一个空篮子用绳子放到湖里去，不大的时光他便 把满篮子的鱼曳上来了。那里的鱼有两种：一种叫做“帕普拉克司”，一种 叫做“提隆”。

    (17)这样，派欧尼亚人当中被征服的那些人就被迁移到亚细亚来了。美 伽巴佐斯既然俘虏了派欧尼亚人，便把军中身分仅次于他的七个波斯人作为 使者派住马其顿。这些人是奉派到阿门塔斯那里去为国王大流士要求士和水 的。从普拉西阿司湖到马其顿有一条非常便捷的短路。因为首先接着普拉西 阿司湖就是那个后来亚力山大每天可以取得一塔兰特白银的矿山，而当一个 人经过这个矿山之后，他只需越过称为杜索隆的一座山便到马其顿了。

    (18)奉派的这些波斯人到阿门塔斯这里来见到他之后，便为国王大流士 要求土和水。他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当作客人招待，邀请他们参加盛 大的宴会并给以热诚的款待。但是在宴会之后，他们坐在一起会饮的时候， 波斯人向阿门塔斯说：“马其顿主人，我们波斯人的习惯是在举行任何的盛 大宴会之后，还把妻妾们召来，要她们侍坐在男子的身旁。现在既然你热诚 地接待并隆重地款待了我们，而且又把土和水给了我们的国王大流士，那就 请你遵守我们的习惯罢”。但是阿门塔斯回答说：“波斯人，我们没有这样 的习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是男女不同席的。但你们既然是我们 的主人并且这样要求了，那末就照着你们的愿望来办罢”。阿门塔斯这样说 看，便遣人把妇女们召了来：她们应召来到之后，便在波斯人的对面坐下了。 波斯人当时看到姿容秀丽的妇女坐在自己的面前，便向阿门塔斯说，他的这 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以为如果妇女来到这里不坐在男子的身旁而坐在 他们的对面叫他们看着难过，那就反而不如不来了。阿门塔斯不得已而命令 妇女们坐在他们的身旁，当她们这样做的时候，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波斯人 便用手摸这些妇女的胸部，有的人甚至试图去吻她们。

    (19)阿门塔斯看到了这一切，尽管他心中怒恼：却按着性子不曾发作起 来，因为他是非常怕波斯人的。但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由于年纪轻再 加上没有经验过什么不幸的事情，他无论如何再也忍耐不住，便十分愤怒地向阿门塔斯说：“父亲，您已经上了年纪，应当离开这里回去休息，不要再毫无节制地饮酒了。但是我却要留在这里照料客人，以便给他们所需要的一 切”。阿门塔斯看到亚力山大心里已有了蛮干的打算，于是便向他的儿子说： “儿啊，你现在是十分恼怒了，如果从你的话我推测得不错的话，你是想把 我送走以便你可以在这里蛮干。至于我呢，那末我请求你，不要对这些人做 出横暴的事情，否则遭殃的正是我们自己，因此还是忍耐忍耐让他们任所欲为罢。不过你要是请我退席的话，那我是同意这样做的”。

    (20)阿门塔斯作了这样的请求之后便退去了，于是亚力山大就向波斯人 说：“客人们，你们有充分的自由来处理这些妇女，你们可以和她们全体或 其中任何人发生关系。对于那件事，你们是愿意怎样就怎样的。但是现在既 然快到了你们休息的时候，而我看到你们又都饮得酩酊大醉，那末如你们愿 意的话，请容许这些妇女离开这里去沐浴，而她们沐浴之后，再要她们回到 你们的地方来”。他这样说了之后，波斯人同意了，于是他在妇女出去后把 她们送到后宫，随后亚力山大便把同样数目脸上无髭的男子打扮成妇女模样 并且把匕首交给了他们。他把这些人带了进来，进来之后他就向波斯人说： “波斯人啊，我想我们招待的饮宴已经使你们完全心满意足了，我们所有的 一切以及此外我们所能弄得到的一切我们都放在你们的面前了，而现在我们 把我们最好的最贵重的财产毫不吝惜地提供抬你们，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母亲 和姊妹。这样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已经把你们应得的充分的尊敬给了你们， 请告诉把你们派来的你们的国王，他那担任马其顿太守之职的希腊人怎样地 在饮食方面和女色方面款待了你们”。这样说了之后，亚力山大便命令他的 打扮好的马其顿男子每人侍坐在一个波斯人的身旁，就仿佛他们自己都是妇女：而当波斯人动手摸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这些马其顿人杀死了。

    (21)波斯的使者们就这样地给结束了性命，他们的扈从也未能例外，因 为和使者们同来的有车马、有仆役和他们所带着的那大量的全部行李；马其 顿人消灭了所有这一切，就和他们消灭了全体使者本身一样。在这之后不久， 波斯人就为了这些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索。但是亚力山大却有足够的智 谋来了结这件事，他的办法是把一大笔金钱和他的亲生妹妹巨该娅送给一个 叫做布巴列斯的波斯人，这个人就是那些奉派寻找遇害的人们的队长。他用 这份礼物中止了搜索。结果这些波斯人的死亡便给隐蔽起来而且没有人再提 起这件事了。

    (22)培尔狄卡斯的这些后裔象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希腊人，这件事我 自己是偶然得以知道的，而在我的历史的后面还要证明这件事的。而且，那主持奥林匹亚比赛会的海列诺迪卡伊（主持奥林比亚比赛会的埃里司公民，通常是十个人）也认为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亚力山大 要参加比赛并且为了这个目的而进入比赛场的时候，和他赛跑的那些希腊人 却不许他参加比赛，他们说比赛是希腊人之间的比赛，外国人是没有资格参 加的。但是亚力山大却证明自己是一个阿尔哥斯人，因此他被判定为一个希 腊人。在他跑一斯塔迪昂的时候，他是和另一个人共同取得第一名的。这些 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了。

    (23)但是美伽巴佐斯却带着派欧尼亚人来到海列斯彭特了，他从这里渡 海来到了撒尔迪斯。但这时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由于他守卫桥梁之 功而请求大流士赏赐的那个地方，即司妥律蒙河畔称为米尔启诺司那个地方 修筑工事。美伽巴佐斯知道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正在做什么事之后，便在他和 派欧尼亚人到达撒尔迪斯之后，立刻就向大流士说：“主公，你所干的是什 么事情啊？你竟允许一个奸诈而又狡猾的希腊人在色雷斯筑城。而提起色雷 斯这样的一个地方，这里有丰富的造船用的木材，有许多的桡材和银矿，四 周又住着许多希腊人和异邦人。这些人如果一旦拥戴他为领袖，他们就会不 分日夜地按照他的命令行事了。如果你不想和你自己的臣民发生内战的话，那还是要这个人停止干这样的事情罢。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需用温和的手 段把他召来就行了。而当你一旦把他控制到手的时候，只注意永远不要使他 再回到希腊便是了”。

    (24)大流士立刻便同意了这一点，因为他认为美伽巴佐斯对事情的预见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刻派使者送这样一个信到米尔启诺司： “国王大流士致书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在考虑之后，觉得没有一个人对 我和对我的国家比你更忠诚了。证明这一点的不是言语而是行动。因此不要 叫任何事物阻止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要向你倾诉我心中的一些伟大的计划”。希司提埃伊欧斯相信了这些话，而且更由于他会成为国王的顾问而感 到骄傲，于是他就到撒尔迪斯来了。当他来到的时候，大流士便对他说：“希司提埃伊欧斯，我要告诉你把你召来的理由。在我从斯奇提亚回来而你离开了我的时候，我心中最迫切想望的事情就是看到你和与你谈话了。因为我知道一切财富中最宝贵的就是一位忠诚的和有智慧的朋友了。而且我可以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证明，你对于我可以说是二者兼备的。因此，既然这次你到这里来得很好，我向你作这样一个建议，离开米利都和你新建的色雷斯的城市，和我一同到苏撒去，到那里去享有我的一切东西，与我同食并与我共同议事 吧”。

    (25)这就是大流士讲的话，而在任命他的同父兄弟阿尔塔普列涅斯担任 撒尔迪斯的太守之后，他便把希司提阿伊欧司带在自己的身旁到苏撒去了。 但是他首先就任命欧塔涅斯为海岸地区居民的统治者。欧塔涅斯的父亲西撒 姆涅斯曾是王室法官之一（见第三卷第三一节），但他由于受贿而审判不公，曾被刚比西斯杀死并 被剥下全身的皮，然后刚比西斯把从他身上剥下来皮切为皮带，用来蒙复在 西撒姆涅斯曾坐下来进行审判的座位上面；这样做了以后，刚比西斯便任命 了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人的儿子来代替这个被杀死和剥皮的西撒姆涅斯，并 诫告他要记住他是坐在怎样的椅子上进行审判的。

    (26)而正是坐在这样的椅子上的欧塔涅斯，继美伽巴佐斯之后而担任统 帅。他攻陷了拜占廷和迦太基，又攻陷了特洛伊领的安唐德罗斯，此外还攻 陷了拉姆波尼昂。他从列斯波司人那里夺得了船舶，而他便用这些船舶征服 了当时还住着佩拉司吉人的列姆诺斯和伊姆布罗斯。

    (27)然而列姆诺斯人是善战的，他们保卫了自己，直到他们终于遭到灭 亡的厄运的时候。于是波斯人便任命一个人来统治列姆诺斯人的残余，这就 是曾经是萨摩司的国王的迈安多里欧司的兄弟律卡列托司。这个律卡列托司 是他在统治列姆诺斯的期间死去的……原因是他力图奴役和征服所有的人 民，说他们之中有些人逃避对斯奇提亚人战争的兵役，说另一些人在大流士 的军队从斯奇提亚回师时对之乘火打劫。

    (28)当欧塔涅斯被任命为统帅时，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这些。在这之后， 当灾祸的事情暂时停止的时候，从那克索斯和米利都方面再一次开始有灾祸 到临伊奥尼亚人的头上来了。原来那克索斯和所有其他的岛屿比起来是最繁 荣的，而大约在同时，米利都那时也是正在它的全盛时代，以致它被称为伊 奥尼亚的花朵。但是在这之前两代，它却受到了很大的分裂的痛苦，直到米 利都人从全体希腊人当中选出了帕洛司人为恢复和平生活的调停者，而帕洛 司人又在他，们中间恢复了和平的时候为止。

    (29)帕洛司人是用这样的办法为他们进行了调解的：他们的最优秀的人 物来到了米利都，而在他们看到米利都的家宅荒废得很惨的时候，就说他们 要到国内各地去看看。他们这样做了，于是他们访问了米利都的全部领土， 他们在荒废的土地当中不拘什么时候只要发现任何耕作良好的农庄，他们就 把农庄主人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在巡视了全国并发现了不过很少数这样的人 之后，他们一返回城内，立刻便把人民集合起来，任命那些他们发现把土地 耕种得良好的人为国家的统治者。原来他们认为，这些人对于国家大事也会 象对于他们自己的事一样照料得很好的。于是他们便命令其余那些曾经相互 不和的米利都人都应该服从这些人。

    (30)帕洛司人这样就在米利都恢复了和平。但现在这些城市却开始给伊 奥尼亚带来了麻烦，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有一些富裕的人被市民从那克索斯 赶了出来之后，这些人便逃到了米利都。但这时代表大流士治理米利都的恰 巧是给大流土留在苏撒的吕撒哥拉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从兄弟和女婿 莫尔帕戈拉司的儿子阿里司塔哥拉斯，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是米利都的僭 主，而当过去从来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盟友的那克索斯人到来的时候，他正 在苏撒。而那克索斯人在他们来到米利都的时候，便问阿里司塔哥拉斯，他 是否多少给他们一些兵力，以便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土。考虑到如果由于他 的力量而他们被送回他们的城市的话，那他自己就会成为那克索斯的统治 者，于是他就以他们是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朋友为借口，向他们建议说：“对 我来说，我并没有权利违反着掌握了你们城市的那克索斯人的意思而给你们 兵力来使你们返回国土，因为我听说，那克索斯人拥有八千名持盾的步兵和 许多战舰，但是我将尽一切的努力来为这件事设法。我的办法是这样。阿尔 塔普列涅斯是我的朋友；但是你们知道，阿尔塔普列涅斯是叙司塔司佩斯的 儿子和国王大流士的兄弟，他是亚细亚沿海各族人民的统治者，并且拥有一 支巨大的陆军和许多舰船。我想这个人会按照我们所希望的去做的”。那克 索斯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这件事托付给阿里司塔哥拉斯任凭他尽可能完善 地去处理，嘱他保证士兵的赠礼和费用，而他们是愿意担负起这一切的。因 为他们指望当他们一出现在那克索斯的时候，那克索斯人就会遵守他们的一 切的命令。而其他的岛上居民也会这样做，因为在这些库克拉戴斯诸岛当中， 还没有任何一个岛是臣服于大流士的。

    (31)阿里司塔哥拉斯到了撒尔迪斯就告诉阿尔塔普列涅斯说，那克索斯 实际上不是一个大岛，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却是一个美好的和肥沃的岛并且是 接近伊奥尼亚的。同时在那里还有巨大的财富和大量的奴隶。“因此你可以 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那个地方，把从那里被放逐出来的人带回去。而如果你 这样做的话，除去出征的费用之外(因为这是把你请来的我们理当负担的)，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大笔钱。此外，你还会为国王赢得新的领土，那克索斯本 土和属于它的诸岛帕洛司、安多罗斯以及其他所谓库克拉戴斯诸岛。以这些 地方作为你的根据地，你将会容易地进攻埃乌波亚岛，这是一个富裕的大岛， 它不比赛浦路斯小并且是很容易攻取的。要征服所有这些地方，一百只船足 够用了”。阿尔塔普列涅斯回答说：“你所提出的这个计划对于王室是有利 的。除去船数这一点之外，你的意见完全是好的。当春天来到时，不是一百 只，而是二百只船为你准备着。不过国王自己也必须同意这一点”。

    (32)当阿里司塔哥拉斯听到这话之后，他便十分高兴地到米利都去了。 阿尔培普列涅斯派一名使者带着阿里司塔哥拉斯所说的话到苏撤去，大流土 本人也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他便装备了二百只三段桡船，此外还有一支由 波斯人及其盟友组成的非常庞大的军队，并任命美伽巴铁斯为他们的统帅。 美伽巴铁斯是阿凯美尼达伊家的波斯人，对他自己和对大流土来说都是堂兄 弟的关系。而如果这个说法是真实的话，则正是这个人，他的女儿后来和拉 凯戴孟人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乌撒尼亚斯订了婚，因为帕乌撒尼亚斯 是渴望成为希腊的僭主的。阿尔塔普列涅斯任命美伽巴铁斯为统帅之后，便 把他的军队派到阿里司塔哥拉斯那里去了。

    (33)于是美伽巴铁斯（美伽巴铁斯的出征是在四九九年）便从米利都把阿里司塔哥拉斯和伊奥尼亚军以及 那克索斯人载到船上，好象是要向海列斯彭特进发的样子，但是当他来到岐奥斯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船只停泊在卡岛卡撒（岐奥斯的西南岸），为的是他可以乘着北风一直渡海到那克索斯去。但是由于那克索斯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毁在这支远征 军的手里，因此发生了下面的一件事情。原来正当美伽巴铁斯到各处巡视船 上的哨兵的时候，恰巧在孟多司人的那只船上没有哨兵。美伽巴铁斯十分愤 怒，于是命令他的卫兵把这只船的名叫司库拉克斯的船长找来，把他绑起来， 把他一半的身子插到桡孔里面去，头朝外，身子在内。司库拉克斯这样被绑 了起来，但是有人带信给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他的孟多司的朋友被绑了起来并 且受到了美伽巴铁斯的侮辱。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前来请求波斯人释放司 库拉克斯，但是他的要求丝毫未得到允许。于是他自己前来把这个人给释放 了。当美伽巴铁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他非常愤怒而到阿里司塔哥拉斯的地方 来大发雷霆。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说：“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阿尔塔 普列涅斯不是派你来服从我并且按照我吩咐你的方向航行吗？你为什么这样 多管闲事？”这就是阿里司塔哥拉斯的话。但为此而十分激怒的美伽巴铁斯 在夜里却派人乘船到那克索斯去，把要对他们所干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们了。

    (34)原来那克索斯人根本就没有怀疑到，他们竟会是这次远征的目标。 然而，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郊外的物资搬到城里，储 下了防备围攻的饮食品并且加强了城防。这样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进攻作了一 切准备，而当他们的敌人率领船只从岐奥斯来到那克索斯时，他们进攻的城 市已经防御好了。于是他们就围攻了四个月。而当着波斯人把他们所带来的 军资消耗净尽，此外阿里司塔哥拉斯又消耗了他个人的大量金钱之后，要继 续进行围攻，便需要更多的金钱，于是他们便给亡命的那克索斯人构筑了一 座要塞，他们自己则非常不得意地返回大陆去了。

    (35)阿里司塔哥拉斯没有办法履行他对阿尔塔普列涅斯的保证。他没有 办法筹措远征的费用，他又担心军队的失利和美伽巴铁斯对他的私怨会给他 带来不良的后果。他又以为他在米利都的统治权可能被剥夺。既然他心里有 这一切的顾虑，他就开始计划叛乱了。因为正好在那个时候，希司提埃伊欧 斯的使者从苏撒来到那里，这是一个头上刺上了记号的人，这个记号表示阿 里司塔哥拉斯应该谋叛国王了。因为希司提埃伊欧斯很想送一个记号给阿里 司塔哥拉斯要他谋叛。但是他没有其他的安全的送信的办法，因为来往的道 路都是受了监视的。于是他就剃光了他的最信任的奴隶的头并在这个奴隶的 头上刺上了记号，一直等到这个奴隶的头发再长起来的时候。头发一经再长  起来，他便把这个奴隶派遣到米利都去，这个人没有带着他的什么别的信， 他只是嘱告阿里司塔哥拉斯在剃光这个奴隶的头发之后检查他的头部。刺在 头上的记号是表示要他谋叛，这一点前面我已经提到了。希司提埃伊欧斯所 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被强制拘留在苏撒，对这一点他是感到非常不幸的。 但是现在他却有了一个很大的希望：即一旦发生了叛变，他就会就给派到海 岸地带去，如果米利都那里不发生任何事情，那他便永远也回不到那里去了。

    (36)希司提埃伊欧斯便是带着这个意图派出了他的使者的，而且巧的是 这一切事情都是同时发生在阿里司塔哥拉斯身上的。于是他和他的同党进行 了商谈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以及希司提埃伊欧斯给他送来的信。所有其他人 等都赞成他的做法，同意发起叛乱，但例外的只有历史家海卡泰欧斯一个人。 他向他们历数臣服于大流士的一切民族以及大流士的全部力量，因而劝他们 最好不要对波斯的国王动武。但是当他们不听从他的意见的时候，他便劝告 他们说，其次一个最好的办法便是使自己取得海上的霸权。他在他的发言中 说，(既然米利都是一个实力脆弱的城市)，因此在他看来，办法只能有一个， 那就是：如果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布朗奇达伊的神殿的财富都给他们 劫夺过来的话，他便很可以希望他们会取得海上的霸权，这样他们便可以把 这笔钱用作军费，而且他们的敌人也不能夺走它。在我这部历史的开头的部 分里我已经说过，这笔财富是非常庞大的。但是大家并不同意他的这个意见。 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决定不发起叛变，而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则应乘船到米欧 司去，到离开了那克索斯并驻到那里的船队的地方去，打算擒拿在那些船上 的将领们。

    (37)为了这个目的而被派去的雅特拉哥拉司用计谋拿捉了美拉撒人伊巴 诺里司的儿子欧里亚托司、铁尔美拉人图姆涅斯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大 流士赠以米提列奈的埃尔克桑德罗司的儿子科埃斯、库麦人海拉克利戴斯的 儿子阿里司塔哥拉斯和此外其他许多人。这样做了之后，阿里司塔哥拉斯便 公然叛变，想出一切他能够做到的办法来和大流士相对抗。首先他就故意放 弃了他的僭主地位并使米利都的人们获致平等的权利，以便使米利都人可以 立刻参加他的叛变的行动，然后对于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他也这样做了。他 放逐了一些僭主，至于他从与他一同出征那克索斯的战船上捉拿来的那些僭 主，他把他们分别引渡到他们原属的城邦去，因为他是想取悦这些城邦的。

    (38)因此当米提列奈人把科埃斯接受下来以后，就立刻把他拉出来用石 头砸死了。但是库麦人却放走了他们僭主，其他各城邦的做法也是这样。这 样一来各个城邦的僭主便都给废黜了。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把僭主们取 消之后，便命令各个城邦任命自己的统帅；随后他自己便乘坐着一艘三段桡 船出使到拉凯戴孟去，因为他认为，他是有必要寻求一个强大有力的同盟者 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是在四九九年到拉凯戴孟去的）。

    (39)在斯巴达，国王列昂的儿子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现在已经不在人世而 死去了，执掌王权的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他所以获 致王权并不是由于德能而是由于他的出生的权利。因为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娶 了自己的亲姊妹的女儿，而且对于这个妻子他是很宠爱的。然而他们却没有 孩子。既然如此，五长官就把他召了去对他说：“尽管你自己不关心你自己 的利益，但我们仍然不忍坐视埃乌律司铁涅斯一家绝嗣。因此既然你的妻子不能给你生子，那末就把他打发走再娶一位罢。你这样做，斯巴达人便欢喜 了。”但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却回答说二者他都不愿意做，他说，他们要他 送走他那对他毫无忤犯的妻子而娶另一个的劝告是不当的，因此他不同意这 样做。

    (40)于是五长官便和元老们进行商议并向阿那克桑德里戴斯作了如下的 建议：“既然，如我们亲眼看到的，你十分宠爱你现在的妻子，那末就按照 我们的办法去做而不要违抗，免得斯巴达人会作出对你非常不利的决定来。 至于你现在的妻子，我们不请求你把她送走，而仍然把你现在给她的一切东 西给她，不过你要另娶一位可以给你生子的妻子。”他们是这样说的，阿那 克桑德里戴斯同意了。他从此便有了两个妻子，两个家，这样的事在斯巴达 是从来没有过的。

    (41)不久之后，他的第二个妻子就生下了上面所说的克列欧美涅厮。这 样，她就使斯巴达人有了一位王储。然而真是事有凑巧，那从来没有生育的 第一个妻子这时也怀孕了。她既然真地怀了孕，第二个妻子的朋友们知道了 这件事之后就开始想在她身上找麻烦；他们说她是在瞎吹，并且说她是会用 假孩子来代替的。正当他们对她十分恼怒的时候，在这期间，她快要临盆了， 五长官不相信她，便坐成一圈在她生产时监视着她：她最初生了多里欧司， 随后很快地就生了列欧尼达司，在他之后很快地又生了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但有人说多里欧司和列欧尼达司是孪生兄弟。但是他第二个妻子，克列欧美 涅斯的母亲，也就是戴玛尔美诺斯的儿子普里涅塔达司的女儿，却再没有生孩子。

    (42)故事说，克列欧美涅斯的精神不正常而是疯疯颠颠的。但是多里欧 司在与他相同年龄的一切人当中却是出众的。而他自己也深信他会因他的道 德才能而成为国王。既然多里欧司有这样的打算，因此当阿克那桑德里戴斯 死去而拉凯戴孟人按他们的风俗习惯立长子克列欧美涅斯为王的时候，他就 非常地恼怒，并且不能忍耐做克列欧美涅斯的臣民。于是他便请求斯巴达人 拨给他一批人和他一起出去开辟殖民地：他既不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应 当到哪里去开辟殖民地，也不做任何习惯上应当做的事情。他在盛怒之下放 海到利比亚去，而以铁拉人为其向导。他来到这里，定居在奇努普司河的沿 岸，这是利比亚的最好的地方。但是在第三个年头，他却被玛卡伊人、利比 亚人和迦太基人所逐而返回了伯罗奔尼撒。

    (43)一个埃列昂（在贝奥提亚的塔那格拉的附近）人安提卡列司，根据拉伊欧司的一次神托，在那里劝他 在西西里的海拉克列亚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因为安提卡列司说，海拉克列 斯自己曾征服了埃律克斯的全部地区，而这一地区是属于他的后人，即海拉 克列达伊家的。当多里欧司听到这话时，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他 是不是应当征服他准备去的那个地方：佩提亚告他说他应当这样做，于是他 便带着他曾经率领着去利比亚的一行人等出发到意大利去了。

    (44)在这个时候（约510年），依照叙巴里斯人的说法，他们和他们的国王铁律司正 准备出征克罗同，而克罗同人听到消息之后大感恐慌，便请求多里欧司前来 帮助他们。他们的请求得到了允许。多里欧司和他们一同到叙巴里斯去并帮 他们攻取了这个地方。叙巴里司人关于多里欧司和他的一行人等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克罗同人却说。在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的时候，除去雅米达伊族 的一个埃里斯的卜者卡里亚斯之外，并没有异邦人帮助他们。关于这个人， 故事说他曾从叙巴里斯的僭主铁律司那里逃到克罗同去，因为当他为了进攻 克罗同而奉献牺牲时，并没有看到有利的预兆。这便是他们的说法。

    (45)这两个城邦都提供证据，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叙巴里斯人 所提供的证据是克拉提斯河的干涸的河道旁边的一座神殿和圣域，他们说这 是多里欧司在帮助攻克了这座城市之后，为了冠以克拉提亚之名的雅典娜神 而修造起来的。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他的死亡这一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他是做 了有悖于神托指示的事情才遭到灭身之祸的。原来，如果他只做他原来预定 耍他做的事情而不做任何本分之外的事情，那末他就会攻克并据有埃律克斯 地区，而他和他的军队也就不会死掉了。但是另一方面，克罗同人却提供了 在克罗同境内特别给埃里斯人卡里亚斯的许多作为赠礼的土地，而卡里亚斯 的后人直到我的时代还是住在这些土地上面的，但是他们说，没有把礼物给 予多里欧司和他的后人。他们还说，如果多里欧司帮助他们对叙巴里斯作战 的话，那他所得的礼物一定会比给卡里亚斯的礼物多许多倍了。这便是双方 所提出的证据。人们可以选择他们认为最可信的一方面。

    (46)其他的斯巴达人也和多里欧司一同乘船出发去建立殖民地，这些人 是帖撒洛司、帕拉依巴铁司、凯列厄司和埃乌律列昂。这些人和全军人等来 到西西里之后，便在一次战斗中给腓尼基人和埃盖司塔人战败并被杀死了。 在这些人当中从惨祸之中得到生存的殖民者只有埃乌律列昂一个人，他把他 的残余军队集合起来，占领了赛里努司人的殖民市米诺阿，并且帮助赛里努 司的人民摆脱掉了他们的国王毕达哥拉斯的统治。在废黜了这个人之后，他 自己便试图成为赛里努司的僭主，并且统治了那个地方，不过为时不久：因 为当地的人民起来反抗他并且在宙斯·阿哥莱伊欧司(市场的宙斯) 的祭坛那里把他杀死了，因为他曾经逃到那里去避难。

    (47)与多里欧司同行并和他一同遇难的还有克罗同人布塔启戴司的儿子 披力波司。他曾和叙巴里斯的铁律司的女儿订婚并给从克罗同放逐出来。但 是他对于婚事感到失望，因此他便乘船到库列涅去，从那里他又追随着多里 欧司出发；他带着他自己的三段桡船并且为他的船员负担一切费用。这个披 力波司是奥林四亚赛会的一个胜利者，是他当时最出色的希腊人。由于他的 美貌，他从埃盖司塔人那里接受了他们从来没有给过其他任何人的荣誉。他 们在他的坟墓的近旁建立了一座神殿并且向他奉献牺牲来奉祀他。

    (48)多里欧司的死亡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他容忍克列欧美涅斯的统治 并且留在斯巴达的话，他是会成为拉凯戴孟的国王的；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统 治的时期并不长久，他死的时候没有儿子而只有一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

    (49)现在再说，米利都的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斯巴达的时候，正是 克列欧美涅斯当政的时候。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当他和国王会谈的时候， 他带着一个青铜板，板上雕刻着全世界的地图，地图上还有所有的海和所有的河流（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在这个时期的前后，阿那克西曼得发明了地图）。在得到允许与克列欧美涅斯面谈的时候，阿里司塔哥拉斯便向他这 样说：“克列欧美涅斯，我这样热心地特地赶到这里来请你不要觉得奇怪罢。 因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样。伊奥尼亚人的儿子们要成为奴隶而失掉自由， 这件事对于所有其他的人们，其中包括你们这些全体希腊人的首脑，特别是对于我们自己，都是一个莫大的耻辱和痛苦。因此我们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 来请求你们，把你们的伊奥尼亚的同胞从奴役中拯救出来罢。这在你们是一 件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异邦人并不是勇武有力的，但你们在战斗中的勇敢 却是首屈一指的。至于他们的作战方法，则他们是使用弓箭和短枪的。他们 在出发作战时，腿上穿着裤子而头上则裹着头巾，因此要征服他们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此外，那一大陆的居民比所有其他的人们加在一起都有更多的好 东西，首先是黄金，还有白银和青铜、色彩绚烂的衣服、驮畜和奴隶；这一 切的东西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取得。而他们所居住的国土是相互邻接的，下 面我就把这情况告诉你们。这里是伊奥尼亚人，这里是吕底亚人，他们居住 的土地是肥沃的并且生产极多的白银。”他说着，便指着他所带来的雕刻在 青铜板上的地图。随后，阿里司塔哥拉斯又说：“紧接着吕底亚人的东面居 住的是普里吉亚人，据我所知，他们的家畜和谷物之多是世界上任何其他人 都比不上的。紧接着他们的则是卡帕多启亚人，我们则称他们为叙利亚人。 而他们的邻人则是奇里启亚人，奇里启亚人的土地一直伸展到那边的海上 去，而赛浦路斯岛就是那边海上的；他们每年缴给国王的贡税是五百塔兰特。 和奇里启亚人相接的就是阿尔美尼亚人，这又是一个富有牲畜的民族；接着 阿尔美尼亚人的是领有我指给你的这块土地的玛提耶涅人。你还看到奇西亚 的土地接连着他们的土地，在那里，就在那个科阿斯佩斯河的岸上，有住看 大王的那座苏撒城，那里还有收藏看他的财富帑币的宝库。你们如果把这座 城攻取下来，那你们就甚至不需要害怕和宙斯斗富了。老实说罢，你们必得 和与你们同样强悍的美塞尼亚人，和阿尔卡地亚人与阿尔哥斯人作战是为了 什么呢？对美塞尼亚人作战还不是为了既狭窄、又不肥沃的土地，而阿尔卡 地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却又没有可以驱使人们为之战死的黄金或白银。当你们 可以轻易地成为全亚细亚的统治者的时候，你们又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 呢？”这便是阿里司塔哥拉斯所讲的话。而克列欧美涅斯回答说：“米利郡 的客人，关于这件事情，两天之后等候我的答复吧”。

    (50)他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当着指定给予回答的那天，他们来 到他们相互约定的地点时，克列欧美涅斯同阿里司塔哥拉斯从伊奥尼亚海到 国王的地方一共是多少天的路程。到当时为止，阿里司塔哥拉斯一直都是很 狡猾的并且巧妙地欺骗了这个斯巴达人，但是在这里他却失算了。原未。如 果他想把斯巴达人引诱到亚细亚去的话，他是永远不应当讲老实话的。然而 这一次他讲了并且说从海向内陆是三个月的路程。克列欧美涅斯一听这话， 立刻不要阿里司塔哥拉斯再谈他开始说的关于路程的所有其他的事情，并且 向他说：“米利都的客人，请你在日没之前离开斯巴达罢，如果你说你要把 拉凯戴孟人从海岸引向内地走三个月的话，那他们是不会听从你的计划的”。

    (51)克列欧美涅斯这样说了之后，便返回自己的宫殿去了。但是阿里司 塔哥拉斯却拿了表示请求庇护的橄榄枝到克列欧美涅斯那里去，而在他进入 之后，他便利用请求庇护的人的权利请求克列欧美涅斯听他讲话，但首先要 把孩子们打发开去，因为克列欧美涅斯的那个名叫戈尔哥的女儿正站在他的 身旁。她是他的独生女儿，大约有八九岁。克列欧美涅斯嘱告他把他愿意说 的话讲出来，不要因这个女孩子在场而有所顾虑。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答 应给克列欧美涅斯十塔兰特，如果克列欧美涅斯答应他的请求的话。克列欧 美涅斯拒绝了，于是阿里司塔哥拉斯便一直在增加他答应给克列欧美涅斯的 钱，直到他增加到五十塔兰特的时候，那个女孩子便叫了起来说：“爸爸， 你躲开他走罢，不然这个生人会把你毁了的”。克列欧美涅斯很高兴他的女 儿的劝告，于是到另一间屋子去了。阿里司塔哥拉斯无计可施，只好老老实 实地永久离开了斯巴达，因而他竟没得到机会向下叙说从海到内地国王的地 方的路程。

    (52)下面我要讲一讲这条路的情况（从撒尔迪斯到苏撒的这条道路比波斯帝国要古老得多。现在有证据表明在卡帕多启亚有喜特的一个首都，而这条道路的目的就是把这个首都和一面的撤尔迪靳与另一面的亚述联结起来）。在这条道路的任何地方都有国王的驿馆（国王的信使住在这些驿馆里，他们把信送到下面一个驿馆后再回到自己的驿馆）和极其完备的旅舍，而全部道路所经之处都是安全的、有人居住的地 方。在它通过吕底亚和普里吉亚的那一段里，有二十座驿馆，它的距离别是九十四帕拉桑该斯半。过去普里吉亚就到了哈律司河，在那里设有一个关卡， 人们不通过这道关卡是绝对不能渡河的，那里还有一个大的要塞守卫着。过 了这一段之后便进入了卡帕多启亚，在这个地方里的路程直到奇里启亚的边 境地方是二十八个驿馆和一百 0 四帕拉桑该斯。在这个国境上你必须通过两 个关卡和两座要塞；过去这之后，你便要通过奇里启亚，在这段路里是三个 驿馆和十五帕拉桑该斯半。奇里启亚和阿尔美尼亚的边界是一条名叫幼发拉底的要用渡船才可以过去的河。在阿尔美尼亚有十五个驿馆和五十六帕拉桑 该斯半，而那里有一座要塞。从阿尔美尼亚，道路便进入了玛提耶涅的地带， 在那里有三十四座驿馆，一百三十七帕拉桑该斯长。四条有舟楫之利的河流 流经这块地方，这些河流都是要用渡船才能渡过去的。第一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第二条和第三条河流是同名的，但它们不是一条河，也不是从同一个水源流出来的（指两条札布河）；前者发源于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后者则发源于玛提耶 涅人居住的地方。第四条河叫做金德斯河，就是被居鲁士疏导到三百六十道 沟渠中去的那个金德斯河（见第一卷第一八九节）。过去这个国土，道路便进入了奇西亚的地带，在 那里有十一座驿馆与四十二帕拉桑该斯半长，一直到另一条可以通航的河 流，即流过苏撒的那条科阿斯佩斯河。因此全部的驿馆是一百十一座。这样看来，从撒尔迪斯到苏撒，实际上便有这样多的停憩之地了。

    (53)如果这王家大道用帕拉桑该斯我计算得不错的话，如果每一帕拉桑该斯象实际情形那样等于三十斯塔迪昂的话，则在撒尔迪斯和国王的所谓美姆农宫之间，就是一万三千五百斯塔迪昂了，换言之，也就是四百五十帕拉桑该斯；而如果每日的行程是一百五十斯塔迪昂（ 在Ⅵ.101，希罗多德认为一个人一天的行程是二百斯塔迪昂）的话，那末在道上耽搁的日期就不多不少正是九十天。

    (54)因此，当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说从海岸向 内地的行程要三个月之久的时候，他对拉凯戴孟人克列欧美涅斯所讲的话就 是真话了。但如果有人想把这一段路程更精确地加以计算的话，那我也可以 说给他的。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的这段路也应当加到其他的一段上面 去。这样，我就要说，从希腊的海到苏撒(美姆农市就是这样称呼的)的路程 就是一万四千另四十斯塔迪昂，因为从以弗所到撒尔迪斯是五百四十斯塔迪 昂，这样三个月的路程之外，还要加上三天。

    (55)阿里司塔哥拉斯既然不得不离开斯巴达，他于是便到雅典去；雅典 摆脱统治它的那些僭主的情况是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僭主希庇亚斯的兄弟希帕尔科斯作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告他说他将遭惨祸的梦，因而被 原来属于盖披拉人的一族的阿里斯托盖通和哈尔莫狄欧斯杀死，但是在这之 后雅典人在四年中间却受到了不但不轻于，反而更重于先前的僭主的统治。

    (56)希帕尔科斯所梦见的情景是这样的：在泛雅典娜祭的前夜，他梦见 一个身量高而姿容美好的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说出了这样的谜一样的诗 句： 用象狮子一样的忍耐心来忍耐那难以忍耐的苦难罢，世界上的任何人做 了坏事最后都是要得到报应的。而在天一亮的时候，他立刻便把他的梦告诉 了圆梦的人。在这之后不久，为了不再作这样的梦，便去率领一个行列去向 神奉献牺牲，而他就死在这个行列里面了（513年）。

    (57)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盖披拉人自称最初是从埃列特里亚来的。但是 根据我个人的探讨，他们是腓尼基人，是和卡得莫斯一同来到今天称为贝奥 提亚的那一部分的腓尼基人，贝奥提亚的塔那格拉地方被分配给了这些人， 而他们也便定居在那里了。卡德美亚人起初是被阿尔哥斯人赶出那里的（据修昔底德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特洛伊陷落之后六十年），而 这些盖披拉人又为贝奥提亚人所驱逐，于是他们便到雅典去了。雅典人在一 定的条件下接受他们为市民，但是不许他们参与在这里不值得叙述的许多事 情。

    (58)盖披拉人所属的，这些和卡得莫司一道来的腓尼基人定居在这个地 方，他们把许多知识带给了希腊人，特别是我认为希腊人一直不知道的一套 字母。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声音和形状就都改变了。这时住在他们周边的 希腊人大多数是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从腓尼基人学会了字母，但他们在 使用字母时却少许地改变了它们的形状，而在他们使用这些字母时，他们把 这些字母称为波依尼凯亚：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些字母正是腓尼基人给 带到希腊来的。此外，伊奥尼亚人从古时便把纸草称为皮子，因为在先前由 于缺乏纸草，他们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子的。而甚至到今天，还有许多外 国人是在这样的皮子上写字的。

    (59)在贝奥提亚底比斯地方伊司美诺斯·阿波罗神殿，我自己曾看到过 卡德美亚的字母。这种文字刻在某些三脚架上面，它们大部分和伊奥尼亚的 字母相似。在一个三脚架上面刻着下面的字句： 阿姆披特利昂从铁列波阿伊人的地方来奉献了我。这是拉伊欧司时代的 东西，拉伊欧司是拉布达科司的儿子，拉布达科司是波律多洛司的儿子，波 律多洛司又是卡得莫司的儿子。

    (60)在另一个三脚架上刻着六步格的诗句： 拳击家斯卡伊欧斯在博得胜利之后把我作为一件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 给了你，一箭千里的阿波罗神。如果这个斯卡伊欧斯就是奉纳者而不是和希 波库昂的儿子同名的另一个人的话，则斯卡伊欧斯就是拉伊欧司的儿子欧伊狄波司的时代的人了。

    (61)在第三个三脚架上，仍然是六步格的诗句： 身为国王的拉欧达玛司把我作为一个十分优美的奉纳品，献给一望千里 的阿波罗神。在这个拉欧达玛司，即埃提欧克列司的儿子当政的时候，卡德 美亚人被阿尔哥斯人驱逐而逃到恩凯列司人的地方那里去。盖披拉人被留在 后面，但是后来为贝奥提亚人所迫而撒退到雅典去：于是，他们在雅典有为 他们自己专门修建的神殿，这神殿和其他雅典人没有关系。这些神殿特别是 阿凯亚·戴米特尔的神殿和密仪是和其他神殿有所不同的。

    (62)这样，我就叙述了希帕尔科斯所作的梦，以及杀死了希帕尔科斯的 盖披拉人的来历。现在我必须更进一步，回来叙述我开头所讲的那个故事， 即雅典是怎样从僭主们的统治之下把自己解脱出来的。既然希庇亚斯成了雅 典人的僭主而且由于希帕尔科斯的死而更加虐待起雅典人来，为佩西司特拉 提达伊家所放逐而亡命的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这一雅典家族，便想用和雅典 的其他亡命者共同使用武力的办法归国解放雅典，但是他们并未能做到这一 点，反而吃了大亏。他们曾在派欧尼亚的上方里普叙德里昂地方修筑了工事。 由于他们想用一切办法来反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他们便从阿姆披克图昂 奈斯那里包筑当时还没有，但是现在才有的戴尔波伊神殿。由于他们既有钱 又和他们的父祖一样都是有名的人，他们便把神殿修筑得比原来设计的还 好，特别是他们在包工时原规定用石灰石修建神殿，但结果他们是用帕洛司 的大理石修建了神殿正面的。

    (63)但是，根据雅典人的说法，这些人当时曾留在戴尔波伊并且用金钱 贿买了佩提亚，要她不管什么时候有斯巴达人前来向她请示公事或私事的时 候，就告诉他们，要他们解放雅典。因此，由于拉凯戴孟人总是听到这样的 神托，便派遣他们的一位市民、知名之士阿司特尔的儿子安启莫里欧司率领 军队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从雅典骗出，尽管他们原是亲密的朋友。因为神 的意旨在他们的眼中是比人的意愿更重要的，他们是循看海路用船只派遣了 这些人的。因此安启莫里欧司便在帕列隆登陆并且使自己的军队也在那里上 了岸；但是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早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于是便派人向与他 们结盟的帖撒利亚去请求帮助。帖撒利亚人应他们的请求，在商议之后派出 了他们的国王科尼昂人奇涅阿司和他所率领的一千名骑兵。当佩西司特拉提 达伊族得到了这些同盟者的时候，他们便想山了一个办法：他们把帕列隆平 原上的树木砍伐净尽以便人们可以在整个平原上驰骋自如，然后派出自己的 骑兵和敌军交锋。骑兵进袭敌人并杀死了安启莫里欧司，还有许多拉凯戴孟 人，并把残存的人们赶到他们的船上去。这样一来，从拉凯戴孟来的第一批 军队就这样地被赶回去了。安启莫里欧司的坟墓在阿提卡的阿罗佩卡伊，库 诺撒尔该斯的海拉克列斯神殿附近的地方。

    (64)在这之后，拉凯戴孟人便派出更大的一支军队去进攻雅典，他们任 命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他们的国王克列欧美涅斯为军队的统帅；这支 军队他们是循着陆路，而不是循着海路派出的。当他们侵入阿提卡的时候， 首先和他们交锋的就是帖撒利亚的骑兵，但是这支骑兵立刻便被击溃，其中 四十多人被杀死，而那些得到活命的人们则尽量地找便捷的道路逃回帖撒利 亚去了。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在他率领着希望取得自由的雅典人来到城前时， 便把僭主们的家族赶到佩拉斯吉孔城寨里面去并在那里把他们包围了。

    (65)拉凯戴孟人的确到底也没有攻克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要塞(因为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一族在粮草方面有充分的准备，因此他们也便无意封锁这 座要塞)；拉凯戴孟人对这个地方只围攻了几天。便返回斯巴达去了。但是实 陈上，却发生了一个偶然的事伴，这个事件伤害了一方面，却帮助了另一方 面，原来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孩子们在他们从那里暗中向安全的地方撤退 时被捉住了。这件事情把他们的全部计划都给打乱了，于是为了领回他们的 子弟，他们只得服从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即在五天之内离开阿提卡。 不久之后，他们便离开到司卡曼德罗斯河岸上的细该伊昂去了，他们君临雅 典人有三十六年（五四五到五○九年）。他们原来也是属于披洛斯人涅列达伊族，那往时是异邦 人，但是成为雅典人的国王的科德洛斯族和美兰托斯族也是和他们同样出于 同一祖先的。因此，正是这个希波克拉铁斯为了纪念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佩 西司特拉托斯，因为涅司托尔的儿子的名字就是佩西司特拉托斯。 雅典人就这样地摆脱了他们的僭主之治的桎梏。自从他们取得自由以 来，直到伊奥尼亚叛变了大流士而米利都的阿里司塔哥拉斯到雅典人这里来 要求雅典人的援助的时候，这之间他们所做的和所经受的一切值得记述的事 情，这都是我首先要叙述的。

    (66)先前便是强大的雅典，在它从僭主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之后，就变 得更加强大了。在那里拥有最大权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 家的克莱司铁涅斯，人们都知道他曾经笼络过佩提亚：另一个是名门出身的 提桑德洛斯的儿子伊撒哥拉司。我说不清楚这个人的身世，但是他的族人是 曾向卡里亚·宙斯奉献过牺牲的。这两个人各自率领一派争夺政权，而克莱 司铁涅斯既然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便和民众结合到一起了。不久他便把原来 是四个部落的雅典人分成了十个部落，他废去了根据伊昂的四个儿子的名字 该列昂、埃依吉科列司、阿尔伽戴司和荷普列司所起的部落名称，而用其他 英雄的名字来称呼这些部落，在这些名称当中除去埃阿司之外，都是土著的 英雄的名字。他所以把异邦人的名字埃阿司加到这里面来，因为它是雅典的 邻人和同盟者。

    (67)但是在我看来，克莱司铁涅斯这样做，不过是模仿他的母亲的父亲 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铁涅斯罢了（克莱司铁涅斯统治希巨昂的时期是从六○○年到五七○年）。因为克莱司铁涅斯在对阿尔哥斯人开战之 后，便把希巨昂地方行吟诗人的比赛给停止了，理由是在荷马的诗篇里面， 几乎全部是以阿尔哥斯人和阿尔哥斯为吟咏主题的。此外，他想把阿尔哥斯 英雄塔拉欧司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从国内驱逐出去，因为这位阿德拉斯托斯 的神殿现在还耸立在希巨昂城的市场上。于是他便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 他是否应当把阿德拉斯托斯驱除出去、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阿德拉斯托 斯是希巨昂的国王，而他却是一个应当给石头砸杀的人。既然神不容许他实 现自己的想法，他便回去尽力想可以使他把阿德拉斯托斯铲除掉的什么一个 办法。于是当他认为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便派人到贝奥提亚的 底比斯去，说他想把阿斯塔科斯的儿子美兰尼波司迎到自己的国里来。底比 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便把美兰尼波司迎到国内，并且在市会堂给他 指定了一块圣所，使他座镇在那里最坚固的地方。为什么克莱司铁涅斯要把 美兰尼波司迎到国里来呢(这一点我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原来美兰尼波司 乃是阿德拉斯托斯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因为阿德拉斯托斯曾杀死了他的兄弟 美奇司铁乌司和他的女婿杜德乌斯。既然给美兰尼波司指定了一块圣所，那末克莱司铁涅斯便把阿德拉斯托斯的全部牺牲和祝祭拿走，而送给美兰尼波 司了。不过希巨昂人对于阿德拉斯托斯一向是十分尊敬的，因为波律包司曾 是那个地方的主人，而阿德拉斯托斯又是波律包司的女儿的儿子。波律包司 死的时候没有儿子，便把王位传给阿德拉斯托斯了。在希巨昂人给予阿德拉 斯托斯的其他尊荣之外，他们还由于他的不幸遭遇而用悲剧的歌舞队来祭祀 他，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狄奥尼索斯，而是为了阿德拉斯托斯的。但是克 莱司铁涅斯把歌舞队仍然给回了狄奥尼索斯，而把其他的祭仪给予美兰尼波 司了。

    (68)他对于阿德拉斯托斯的处理办法就是这样。但是对于多里斯人的部 落，他改变了他们的名字，为的是不使他们和希巨昂人与阿尔哥斯人属于相 同的部落。在这一点上，他特别对于希巨昂人作了很大的侮弄，原来他给他 们起的新名字是从猪和■等词来的，只是把通常表示部落的语尾加到上面去 罢了，只有他自己的部落是例外。他给自己的部落起了一个表示自己的统治 的名称，把属于这一部落的人们你为阿尔凯拉欧伊(意为“人民的统治者”)，而称其他的部族为叙阿塔伊(意为“小猪”)、欧涅阿塔伊(意为小■——译者)或是科伊列阿塔伊(意为“小猪”)。希巨昂人不仅是在克 莱司铁涅斯的治下，就是在他的死后六十年中间都是使用这些名称的；但是 后来，他们进行了商议，而把部落的名称改为叙列依斯、帕姆庇洛伊、杜玛 那塔伊。此外，他们还添加了第四个部落的名字，这个名字依照阿德拉斯托 斯的儿子埃吉阿列岛斯的名字而称为埃吉阿列依司。

    (69)希巨昂人克莱司铁涅斯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克莱司铁涅 斯的女儿的儿子、因而承袭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的雅典人克莱司铁涅斯，在 我看来，他所以沿用他的外祖父的名字，是他也和他的外祖父一样瞧不起多 里斯人，因而他不愿使自己的部落即雅典人与伊奥尼亚人相同。他既然把当 时没有任何权利的雅典平民拉到自己的一方面来，他便给这些部落起了新的 名字并且增加了部落的数目，废除了从前的四个部落首长，而设立了十个部 落首长，把十个区划分给各个部落。在他把平民争取过来之后，他便比他的 对方要强大得多了。

    (70)伊撒哥拉司的这一方面既然失败了，他便想出了一个对策来。他请 求克列欧美涅斯的帮助，因为克列欧美涅斯从围攻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时 候起便是他自己的朋友了。而且由于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的妻子有不 清不楚的关系，他曾经受到人们的指控。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先派使者到雅 典去，要求把克莱司铁涅斯和与他同党的其他许多雅典人驱逐出去，他把这 些人称为因凟神而受到咒诅的人。他告诉给使者要说的话都是伊撒哥拉司教 的。因为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和他们的同党曾被认为犯了杀人之罪，但伊撒 哥拉司与他的朋友并未参与其事。

    (71)雅典的那些被咒诅者，他们的名字是这样得来的。有这么一个曾经 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胜的名叫库隆的雅典人，他自视甚高因而竟想成为一 名僭主。于是他集结了一批和他年纪相仿佛的人，试图夺占城砦；但是当他 在这件事上面未能成功的时候，他便坐到女神神像的旁边去请求庇护。于是 当时治理着雅典的纳乌克拉洛司们（纳乌克拉里亚是一种行政单位，它的长官纳乌克拉洛司负责征税并为陆海军提供兵员和船只。这里说他 们治理雅典与事实似有出入）答应决不用死刑来惩罚他们而把库隆和他的人们从那里带走，但是他们还是被杀死了，而杀人的罪名就给放到阿尔 克美欧尼达伊一家的身上。所有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佩西司特拉托斯的时代以 前的（约六二○年和六○○年之间）。

    (72)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派人去并要求放逐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咒诅者，克 莱司铁涅斯自己便悄捎地离开了城市。尽管如此，克列欧美涅斯随后不久也 还是率领着不大的一支军队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之后，他便把伊撒哥拉司 所指名给他的七百个雅典家族，作为被咒诅者放逐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继而又试图解散议院（这里希罗多德指的大概是新的五百人院），而把当权的位置交给了伊撒哥拉司一党的三百人。但是 议院反抗他而不肯服从，于是克列欧美涅斯和伊撒哥拉司和他们的一党便占 领了卫城。这样，站在议院一面的其他雅典人便团结起来，围攻了他们两天： 第三夭他们便缔结了作战条约，而他们当中的拉凯戴孟人则扫数离开了国 内。这样，克列欧美涅斯所听到的预言便应验了。原来当他去城砦想把它占 领的时候，他到女神的内殿去打算跟她讲话，但是女祭司却从她的坐位上站 了起来，而在他还没有迈到门里面来的时候就说：“拉凯戴孟的客人，回去， 不要进到圣堂里面来，因为多里斯人按规定是不能进到这里面来的”。但是 他回答说：“妇人，我不是多里斯人，我是阿凯亚人”。于是他便不把这预 言放到心上，而是试图按他自己的意思去做，但是正如我刚才已经说的，他 和拉凯戴孟人再一次地被赶了出来。至于其他人，则雅典人把他们投入监狱 而判处了死刑，在这些人当中就有戴尔波伊人提美西铁乌司。这个提美西铁 乌司在膂力和勇武方面成就了若干极其伟大的事业，这些事业都是我能够列 举的。

    (73)这些人在入狱之后，就都给处死了。在这之后，雅典人便派人去把 克莱司铁涅斯和被克列欧美涅斯所放逐的七百家族迎了回来；然后，他们又 派使节到撒尔迪斯去，打算和波斯人结为同盟。因为他们知道，拉凯戴孟人 和克列欧美涅斯是不会轻轻饶过他们的。当使节到达撒尔迪斯并且按照所吩 咐的话说了一遍之后，撒尔迪斯的总督、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培普列涅 斯便问他们，他们这些想和波斯人缔结联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住在什么地 方，在他听使者说完之后，便给了他们一个答复：这一答复的大意是，如果 雅典人把土和水献给国王大流士的话，那末他就和他们结成同盟，但如果不 这样的话，他就命令他们回去。使者们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结果同意了他的 要求，因为他们是一心想缔结联盟的。但是在回国之后，他们却因他们的做 法而受到了很大的责难。

    (74)另一方面，克列欧美涅斯认为他受到雅典人在言语和行动上的很大 侮辱，因此并没有声明纠合的原因，他便从整个伯罗奔尼撒纠合了一支军队， 以便对雅典的民众进行报复并且立伊撒哥拉司为僭主。因为伊撒哥拉司也是 和他一起逃出了卫城的，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率领着大军一直入侵到埃列乌 西斯，而贝奥提亚人也便根据商量好的计划，攻取了阿提卡边界地带的欧伊 诺耶和叙喜阿伊，同时卡尔启斯人则从另一方面进攻并袭击阿提卡各地。雅典人虽然处于背腹受敌的地步，却决定一时先不去考虑贝奥提亚人和科尔启 斯人，而是一直向着侵入埃列乌西斯的伯罗奔尼撒人攻去了。

    (75)但是当两军正要交锋的时候，科林斯人他们却首先一致认为他们的 所作所为是不正当的，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并撤退了。不久之后，斯巴达 的另一个国王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也这样做了，尽管他是和克列欧美 涅斯一同率领着军队从拉凯戴孟前来的，而且他从来和克列欧美涅斯也没有 什么意见不合的地方。由于这一次的分裂而在斯巴达制定了一项法律，即当 派遣一支军队出去的时候，两个国王不能一同随军前往，但在这之前，他们 却是二人同去的。既然其中的一个国王可以免除军役，那末图恩达里达伊族 当中的一人也就要留在家里了。因此在埃列乌西斯，当其他的同盟军看到拉 凯戴孟人的两个国王并不一心，而科林斯的军队也离开了他们阵地的时候， 他们也同样地撤退并离开了。

    (76)这是多里斯人第四次进入阿提卡了。两次他们是作为战争中的侵略 者来到这里的，两次则是来帮助雅典平民的。在第一次的时候是他们在美伽 拉建立一个殖民地(这次的远征若说是发生在科德洛斯统治雅典的时代是不会错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佩西司特拉提达伊 家。第四次就是克列欧美涅斯这次率领着伯罗奔尼撒人一直进抵埃列乌西斯 地方。多里斯人第四次入寇雅典的情况就是这样。

    (77)这支远征的军队既然这样不光荣地解散，雅典人首先立刻便向科尔 启斯人进攻，以便向他们进行报复。贝奥提亚人为了援助科尔启斯人而来到 了埃乌里波斯。当雅典人看到对方有援军到来时，他们便决定首先攻击贝奥 提亚人，然后再进攻科尔启斯人。他们和贝奥提亚人交锋而获得了一次辉煌 的胜利。他们杀死了对方许多人并且抓了他们七百名俘虏。而在同一天里面， 雅典人还渡海到了埃乌波亚，在那里他们又和科尔启斯人交锋。而在同样地 制服了科尔启斯人之后，便在饲马者的土地上安置下了四千名屯田农民；至 于饲马者，则这是富裕的卡尔启斯人的称呼。他们抓了许多科尔启斯的俘虏， 他们使这些俘虏全都带上枷锁并将之和贝奥提亚的俘虏一同监禁起来：但是 后来他们规定了每人二米那的赎金而把这些俘虏释放了。雅典人把用来拘系 囚犯的枷锁悬在卫城上，这些枷锁在我的时代还可以看到，它们是悬在给美 地亚人的火灾而烧焦的那一面城墙上，正对着朝西的那座神庙。此外：他们 还奉献了十分之一的赎金用来铸造了一具青铜的驷车。这个青铜的驷车，就 在卫城正门一进去左手的地方，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雅典的子弟们立了辉 煌的战功，他们制服了贝奥提亚和科尔启斯的武力，用狱里的铁锁消灭了敌 人的横傲； 他们把赎金的十分之一制成这些马匹呈献给帕拉司。

    (78)雅典的实力就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 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因为当雅典人是在僭主的统 治下的时候，雅典人在战争中并不比他们的任何邻人高明，可是一旦他们摆 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就远远地超越了他们的邻人。因而这一点便表明，当 他们受着压迫的时候，就好象是为主人作工的人们一样，他们是宁肯做个怯 懦鬼的，但是当他们被解放的时候，每一个人就都尽心竭力地为自己做事情 了。

    (79)以上便是雅典人所作所为的一切。但是，随后底比斯人便想对雅典 进行报复而向神去请示。佩提亚说，底比斯人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是谈不到复 仇的，他们必须把这件事交给民会来办理并且向他们的最近的邻人请求援 助。因此在请示神托的人们回来之后，便召开了一次大会，把神托在会上宣 布了。而当底比斯人知道神托指示给他们要向最近的邻人求援的时候，他们 一听见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们最近的邻人不正是塔那格拉人、 科洛那亚人、铁司佩亚人么！而且这些人一直是我们的战友并且和我们共同 戮力作战的。这还需要向他们去请求么？也许神托的话所指的不是这个罢”。

    (80)对于神托的话，他们是这样考虑的。但是，终于有一个懂得了神托 的意思，于是他说：“我想我是懂得神托告诉给我们的这段话的意思的。铁 贝和埃吉纳据说是阿索波司的女儿，既然她们是姊妹，则神的回答的意思： 我以为，是应该请求埃吉纳人来为我们报仇”。既然他们对于这个神托没有 更好的解释，他们便立刻派人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请求他们的帮助，因为这 是神托的命令而且埃吉纳人又是他们的最近的邻人。埃吉纳人答应了他们的 请求，说是要派埃伊阿奇达伊族去帮助他们。

    (81)底比斯人仗着有埃伊阿奇达伊族和他们在一起而重新挑起了战争， 但是他们又吃了雅典人很大的苦头，因此他们便再一次到埃吉纳人那里去要 求派出新的人来，而把埃伊阿奇达伊族送了回去。当时埃吉纳人正由于本身 的繁荣而洋洋自得，再加上他们和雅典有过旧怨，因而依照底比斯人的请求， 没有派使者去宣战就和雅典人打起来了。但雅典人正在忙于对只奥提亚人作 战，于是埃吉纳人便乘船下行到阿提卡来，蹂躏了帕列隆和沿岸地带的其他 许多市区。这样一来，他们就使雅典人遭受了极大的损害。

    (82)埃吉纳人和雅典人之间长期间不得解开的怨仇，原来是这样结起来的。由于埃披道洛斯人的土地什么都不生产，于是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这一灾害的来由。佩提亚命令他们建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说 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埃披道洛斯人继而又问神像是用青铜做，还是用石头做，佩提亚嘱他们既不用青铜，也不用石头，而是用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头来做。因此埃披道洛斯人便请求雅典人允许他们到那里去砍伐橄榄树，因为他们认为那里的橄榄树是最神圣的。而且 据说当时确实是除了雅典之外，任何地方都没有橄榄树。雅典人同意把橄榄 树送给他们，但条件是要埃披道洛斯人每年向雅典娜·波里阿司和埃列克铁乌斯奉献供物。埃披道洛斯人同意了这样的条件，于是他们的请求便得到了允许。他们建立起了用这些橄榄木制做的神像；于是他们的土地就生产了果 实，而他们也履行了他们和雅典人的约定。

    (83)直到当时，都和当时以前的时候一样，埃吉纳人在一切方面都是服 从埃披道洛斯人的，特别是埃吉纳人要渡海到埃披道洛斯去，在那里请求判 决他们相互间的一切诉讼事件。但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造船并且妄自 尊大起来，结果竟至叛离了埃披道洛斯人；他们相互之间既然成为寇仇，而 且埃吉纳人又占着海上的优势，于是他们便使埃披道洛斯人遭到了很大的损 害，同时又把埃披道洛斯人的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象偷了去，而把它们 安放在他们国家腹地的、离他们的城市大约有二十斯塔迪昂远的一个名叫欧 伊亚的地方。把神像安置在这个地方以后，他们便用奉献的各种牺牲和妇女 的滑稽歌舞队来奉祀它们，为每一位神的会唱队都任命了十个负担费用的 人。而歌舞队中的妇女的挖苦对象不是任何男子，而是当地的妇女。埃披道 洛斯人也有同样的仪式，但是他们另外还有不许向别人说的宗教仪式。

    (84)但是当这两座神像被偷去的时候，埃披道洛斯人却停止履行他们向 雅典人约定的义务了。于是雅典人便派出一名使者到埃披道洛斯人那里去表 示自己的愤怒，但是埃披道洛斯人却申辩说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他们说， 只要神像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内，他们是会履行约定的，但是现在他们既然被 劫走了神像，那他们就不应当再向雅典人献纳供物了。而现在应当献纳供物 的却是拥有神像的埃吉纳人了。雅典人于是派人到埃吉纳去，要求送回神像， 但是埃吉纳人却回答说他们和雅典人是无交道可打的。

    (85)根据雅典人的说法，在雅典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之后，他们就派出 了一艘上面载着某些市民的三段桡船，这些代表全体人民被派出来的人到了 埃吉纳之后，便想把那用阿提卡的木料制成的神像从座上搬下来带走；但是 当他们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它们的时候，他们便用绳子把这两座神像绑起来 拖它们，而当他们用绳子拖的时候，他们遇见了雷击，同时又遭到了地震。 于是那些拖神像的三段桡船的水手们便心神错乱起来，而他们在这种错乱的 心情之下，竟相互象对敌人那样地厮杀起来，直到最后他们只剩下了一个人， 自己回到帕列隆来了。

    (86)关于这件事，雅典人的说法就是这样。但是埃吉纳人却说雅典人不 是只乘着一艘船(因为如果雅典人只派来一艘船甚或几艘船的话，那末那使他 们自己没有船只，他们也是很容易把雅典人击退的)，而实际上是乘着许多只 船在他们那里上陆的，结果他们没有进行海战，便向雅典人投降了。但是他 们却从来不能十分明确地指出，是因为他们自己承认自己在海战方面不行才 投降的，还是因为他们故意做他们当时所做的事情。埃吉纳人说，在雅典人 看到没有人出来和他们作战的时候，他们便从船上下来，着手去搬运神像， 然而他们既然不能把神像从台座上搬下来，他们便用绳子缚住神像向下拖， 而在他们拖呀拖呀的时候，这件事别人也许相信，但我是不相信的，两座神 像竟一同向着他们跪了下来。从那时起这两座神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了。这 就是雅典人所做的事情。但是关于他们自己，埃吉纳人说，他们知道雅典人 想对他们作战，于是他们便预先保证了阿尔哥斯人对他们的援助。因此当雅 典人在埃吉纳地方登陆的时候，阿尔哥斯人便前来援助埃吉纳人，阿尔哥斯 人是从埃披道洛斯偷偷地渡海到岛上来的，登陆之后便乘雅典人之不备向他 们进攻，把他们和他们的船只切断。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遇到了雷， 同时还遇到了地震。

    (87)这就是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的说法，而雅典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中 间只有一个人安全地返回了阿提卡。但是阿尔哥斯人说，把雅典人在只有一 个人生还的战斗中击溃的正是他们，雅典人则说击溃了他们的是神力。但是 雅典人说，即使是这个生还的人也没有得救，而是象下面所说那样地死掉了。 原来他自己回到了雅典，把经过的惨事告诉了大家。据说当被派出去进攻埃 吉纳的那些人的妻子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对于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一 个人安全返回这伴事十分气愤，于是她们便集合在他的周边向他追问她们自 己的丈夫在什么地方，并用她们衣服上的别针把他刺死了。这个人就这样地 被刺杀了。在雅典人看起来，妇女们所干的这件事情比起他们的不幸遭遇来 是更要可怕的。据说，他们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惩罚这些妇女，便把她们 的服装改换成为伊奥尼亚式的。原来直到当时为止，雅典的妇女是穿着和科 林斯人的服装非常相似的多里斯式服装。结果这种服装就给变成了亚麻外 衣，以便她们不会再用别针。

    (88)然而，若是讲老实话，这种衣服不是起源于伊奥尼亚，而是起源于 卡里亚的。因为在希腊本上，古代的全部妇女的服装都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 多里新式的服装一样的。另一方面，至于阿尔哥斯人和埃吉纳人，这一点也 正可以说明为什么他们甚至为他们每一个国家作出一个规定，即他们的别针 应该制作得比过去一般规定的长度长一半，而他们的妇女要特别把别针奉献 到以上那些女神的神殿里去；而阿提卡制造的其他任何物品和陶器都不能带 到神殿里面去，但是那里却习惯于用国产的器皿来饮水。因此阿尔哥斯和埃 吉纳的妇女从那时起便由于和雅典人不和而戴着比先前要长的别针。而直到 我的时代她们还是这样做的。

    (89)雅典人和埃吉纳人开始结怨的缘由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了。因此，在 底比斯人前来邀请的时候，埃吉纳人立刻就来帮助只奥提亚人了，因为他们 还没有忘掉神像的旧事。埃吉纳人蹂躏了阿提卡的沿海地带，雅典人于是立 刻开始着手对他们派出讨伐的军队。但是从戴尔波伊却来了一个神托，命令 他们在埃吉纳人的这次蹂躏之后三十年中间不要轻举妄动，而在第三十一年 里，则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再对埃吉纳人发动战争。这样他们便可 以顺利地达到他们的目的；但如果他们立刻派出一支军队攻打他们的敌人的 话，他们诚然最后也可以制服他们的敌人，但是在这期间他们要受很多的苦， 而且还要付出极大的气力。当雅典人听到人们把这一神托告诉给他们的时 候，他们便给埃阿科斯划出一个圣域来，这个圣域现在就在他们市场的地方； 但是既然埃吉纳人把他们蹂躏得这样苦，他们实在忍不住在三十年中间按兵 不动。

    (90)但是正当他们准备进行报复的时候，在拉凯戴孟却发生了一件妨碍 了他们这样做的事情。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知道了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对佩提 亚所施的策略以及佩提亚对他们自己以及对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策略的时 候，他们由于双重的理由而感到十分气愤，一则是由于他们从他们的祖国驱 逐了他们自己的盟友，再则是由于他们这样做而雅典人对他们并没有表示感 谢之意。此外，他们还受到神托的嗾使，因为神托警告他们说、雅典人将要 对他们做出许多使他们对之结怨的事情来。而在这之前，他们是不晓得这些 神托的。但是现在克列欧美涅斯却把神托带到斯巴达来，而拉凯戴孟人也就 知道了这些神托的内容。克列欧美涅斯是从雅典的卫城得到了神托的；在当 时之前，神托是在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手里，但是当他们被驱逐的时候， 他们把它忘在神殿里了。既然被遗忘，这些神托就重新给克列欧美涅斯得到 了。

    (91)拉凯戴孟人既然重新得到神托并且看到雅典人的实力与日俱增而且 根本没有服从他们的意思，他们便觉得，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自由的话， 则这些人是很可能会有一无做到与他们势均力敌的，但如果这些人受看僭主 的统治，那这些人就会是软弱的，并且愿意服从于一个主人。既然有了这样 的想法，他们便派人从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的亡命地点海列斯彭特的细该伊 昂那里把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召了来。希庇亚斯应召来到之后， 斯巴达人又把他们其他盟国的使者们也召来，对这些人讲了下面的一番话： “诸位盟友，我们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错了。因为我们受到伪造的神托的愚 弄，把原来是我们的好友并且还答应使雅典臣服于我们的人们从他们的祖国 的国土上驱逐出去了，而这样一来，我们就等于把那个城邦交到无恩无义的 民众手里去了；这些人只要借着我们的力量得到自由而抬起头来，他们立刻 便会用各种办法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国王，并把我们和我们的国王驱逐出去、 而现在他们现在已神气起来并且也越来越强大了。既然他们的邻邦贝奥提亚 人和科尔启斯人特别已经知道了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我们认为其他各国不 久也会知道他们自己的错误的。但是既然我们过去做错了，现在我们就要试 图借着你们的帮助向他们进行报复，因为正是为了这个理由，我们才把你们 在这里看到的希庇亚斯召来，把你们也从你们的城市请来，以便使我们的意 见统一起来而力量也结合到一起，这样我们便可以把他带回雅典并归还我们 从他那里拿走的东西”。

    (92)以上便是拉凯戴孟人所说的一番话，但是他们的话在他们的大部分 的盟国听起来却是很难接受的。在其他人等都默不作声的时候，一个叫做索 克列期的科林斯人说：“(a)拉凯戴孟人啊！你们现在正是在破坏平等的原则 并准备在各个城邦恢复僭主政治，这真是让天空在大地的下面，大地在天空 的上面，让人住在海里，鱼住在陆地上啊。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象 僭主政治那样不公正，那样残暴不仁的。如果要僭主统治城邦在你们看来真 正是一件好事的话，那么就首先在你们中间立一名僭主，然后再设法给其他 的城邦立僭主罢。但是现在如何呢，你们自己从来不去试着立僭主并且用一 切办法防范不要任何僭主在斯巴达起来，可是你们对你们的盟国却是不正当 的。而且，如果你们也和我们一样有过这样的经验，对于这件事你们的看法 就会比你们现在明智得多了。 (β)科林斯人的国家组织形式，现在我想来说一说。统治者是少数人， 即称为巴齐亚达伊的少数人，他们执掌着城市的大权，而他们之间又是相互 通婚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名叫阿姆庇昂的人，他有一个名叫拉布达的跛腿 女儿。既然看到巴齐亚达伊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娶她，她便被嫁给了佩特拉市 镇的埃凯克拉铁司的儿子埃爱提昂，他原来是拉披塔依人凯涅乌司的后代。 他娶了这个妻子或任何其他妻子后都没有给他生儿子，于是他为了孩子的事 情到戴尔波伊去问个究竟。而在他刚一进入圣堂的时候，佩提亚立刻向他说 出了下列的诗句： 埃爱提昂，虽然你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尊敬，但崇高的荣誉还是应当属于 你的。 拉布达不久将要怀孕，她将要给你生下一块圆的石头，这石头注定要落 到王族的头上，而对科林斯执行正义。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不知怎的到了 巴齐亚达伊族的耳朵里去，而他们对于送到科林斯来的前一个神托也是不了 解的，尽管这一神托的意义和给埃爱提昂的那个神托的意义是一样的。神托 里的诗句是这样： 雌鹰在山里怀孕，一只雄壮 而凶猛的 狮子将要从那里诞生；它将要把许多人 的膝头解开。 因此，你们这些科林斯人，我要你们 很好地注意一下， 你们这些住在美丽的佩列涅泉的旁边， 住在巍峨的科林斯的人们啊！ (γ)在先前给巴齐亚达伊族的这一神托是他们所不能解释的。但是现 在，当他们知道了给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的时候，他们立刻懂得，前一个神 托和埃爱提昂的这个神托是符合的。他们既然也懂了这个预言，他们便按兵 不动地等在那里，打算把给埃爱提昂生下的不管什么东西给毁掉。因此，当 他的妻子一分娩的时候，他们便派出了他们同族的十个人到埃爱提昂住的市 镇去以便把小孩杀死。这些人来到佩特拉，走进埃爱提昂的住所来要这个孩 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丝毫也不晓得的拉布达以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由 于他们和孩子的父亲的友谊，因此便把它带了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人。故事 说，这些人在道上会商议好，第一个接过孩子的人应当把它摔到地上去。因 此当拉布达把孩子带来并交出孩子的时候，由于上天的保佑，这个孩子竟向 接过它的那个人微笑起来。这个人看到了他的微笑而恻隐之心使他不忍下毒 手，因而他便由于心里发软而把孩子交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交给第三 个人，这样经过了十个人的手，却没有一个人想把它杀死。于是他们把这个 孩子交回给他的母亲而出去了，他们站在门前相互埋怨和责怪起来，但主要 是对那第一个接过了孩子的人，因为他并没有按他们计划好的办法去做。过 了一会儿、他们才想到再进去，大家一齐动手来杀死这个孩子。(δ)但是神 托注定埃爱提昂的后人将会是科林斯受难的原因。因为拉布达站在离门很近 的地方，把他们所说的一切都听到了。她害怕他们改变主意而再来拿走这个 孩子而把它杀死，于是她便把孩子带走，而把它藏在一个柜子里，因为她认 为这个地方是最难找到的。原来她知道，如果他们回来着手搜寻的时候，他 们是会把每个地方都搜查到的，而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了。他们前来搜查， 但是在搜查不到时，他们便决定回去并且告诉派他们前来的人，说他们已按 照命令把一切都办妥了。(ε)这样，他们就离开并且这样报告了。但是埃爱 提昂的儿子很快地成长起来了，而且由于他逃脱了那次的危险，他便由于那个柜子而起名为库普赛洛斯(希腊语的库普赛列■νψ■λη原意即柜子)。而当库普赛洛斯长大成人而到戴尔波伊请示神托的时候，戴 尔波伊便给了他一个有双重意义的神托。库普赛洛斯相信了这个神托，于是 他攻打并取得了科林斯。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到我的圣堂里米的这个人是幸福的，埃爱提昂的儿子库普赛洛斯，著名 的科林斯的国王，他自己和他的儿子们是幸福的，但是他的儿子的儿子却不 是幸福的。以上就是神托的话。但是库普赛洛斯在取得了僭主的权力以后， 却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他放逐了许多科林斯人，他剥夺了许多人的财产， 更杀害了为数要多得多的人的生命。 (ζ)他统治了三十年（六五五年到六二五年）并且得到了善终，继他为僭主的是他的儿子佩利安 多洛斯。佩利安多洛斯在起初，性情比他的父亲要温和些，但是自从他通过 自己的使者和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洛斯有了交往之后，他就变得比库普赛 洛斯残暴得多了。因为他有一次曾派遣一名使者到特拉叙布洛斯那里去，去 请教他使用怎样的办法最安全地处理事务，才能够把他的城邦治理得最好。 特拉叙布洛斯把从佩利安多洛斯派来的这个人领到城外的一块谷地来，而当 他经过这块谷地的时候，他便一再地询问来人有关于从科林斯前来的事情， 同时却不停地把长得比别的穗子高的穗子剪下来抛掉。他便这样地走过了整 块的田地并把谷物中所有最好的和收成最好的部分毁掉了。在这之后，他一 言不发，便把使者打发走了。当使者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佩利安多洛斯急于 想知道他所带回来的忠舍是什么，但是这个使者说，特拉叙布洛斯并没有给 他任何忠告，他认为他被派去见的那个人是一个性情奇怪的人，因为他是一 个精神失常的人而且是一个毁掉自己财产的人。于是他把他看到特拉叙布洛 斯所做的事情叙说了一遍。 (η)但是佩利安多洛斯明白了他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并且认识到，特拉叙布洛斯是劝告他杀死他的城邦中最杰出的人们，并且从此要以非常残暴的手 段来对待自己的臣民，用诛杀或是流放的办法。库普赛洛斯所没有做到的事 情，佩利安多洛斯都给完成了；而在一天里，由于他自己的妻子梅里莎的原 故，他把科林斯的全体妇女都给剥得精光。因为他曾派遣使者到阿凯隆河河 畔的铁斯普洛托伊人那里去，请示死者关于一个异邦人委托的物品的神托。 但是梅里莎的幽灵出现了，她说她什么也不舍他，也不告他托存的物品在什 么地方，因为她说她冷而且没有穿任何衣服。原来佩利安多洛斯虽然把衣服 和她一同埋葬，但是没有把衣服烧掉，因此这衣服对她便没有用了。她说她 要举出这样一件事情来证明她所讲的话是真实的，即佩利安多洛斯曾把面包 放到冷却的灶里面去。当这话给带回到佩利安多洛斯那里去的时候(因为他曾 和梅里莎的尸休交媾，因此他知道她所举出的证据是真的)，他听了这话之后 立刻宣布说全体的科林斯妇女都应当到希拉的神殿来。因此她们来的时候就 象参加节日的庆祝一样，把她们最好的衣服都穿上了。但佩利安多洛斯却把 自己的亲卫兵安置在那里，不分贵妇和女仆，一律剥下她们的衣服并且把所 有的衣服堆到一个穴里烧掉，同时并向梅里莎进行祷告。当他这样做了之后， 第二次派人去到梅里莎那里去，于是梅里莎的幽灵就告诉了他异邦人存放的 物品在什么地方。 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要知道这就是僭主政治，而这就是它所干的勾当。 当我们科休斯人看到你们把希庇亚斯召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十分惊讶的。 但现在听到你们这样讲话，我们便更加惊讶了。因此借着希腊诸神的名字， 我们恳求你们不要在各个城邦建立僭主政治罢。如果你们不停止这样做，而 不正当地试图把希庇亚斯带回来的话，那末你们可要知道，科林斯人是不会 同意你们的做法的。”

    (93)以上便是科林斯的代表索克列斯所讲的一番话。和他答话的是希庇 亚斯，他和索克列斯一样呼告诸神前来作证，他说，当科林斯人注定要为雅 典人所烦扰的宿命时刻到来时，则科林斯人的确是会比任何人都更想念佩西 司特拉提达伊族的。希庇亚斯所以这样地来回答，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确 切地体会到神托的含意。但是到目前为止一直保持沉默的其他盟邦代表，在 他们听到索克列斯的无所顾忌的发言时，他们也就都讲了话并且表示同意科 林斯人的意见，他们都请求拉凯戴孟人不要对希腊的城邦实施任何革新。

    (94)这样一来，这个计划便作罢了。希庇亚斯不得不离开了。马其顿人 的国王阿门塔斯想把安铁莫斯给他，而帖撒利亚人则想把约尔科司给他。但 是他都不愿意要，而是再回到细该伊昂，这是佩西司特拉托斯用武力从米提 列余人那里夺取过来的市邑，而在把它征服之后，他便把他和一个阿尔哥斯 妇人之间所生的庶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安置在那里做僭主。但是海该西斯特 拉托司并未能和平无事地保有他从佩西司特拉托斯所承受过来的地方，因为 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在长年中间从阿奇列昂和细该伊昂城出兵兴战。米提列 奈人出兵是要收回失地，雅典人则是不承认它，他们所持的论据则是爱奥里 斯人对于伊利亚斯的领土，并没有比他们本身。或是比帮助美涅拉欧司为海 偷之被动复仇的其他任何希腊人更多的权利。

    (95)在这一战争的战斗当中，发生了许多事情，但是下面的这件事情是 值得一记的：在雅典人取得胜利的一次战斗中，诗人阿尔凯峨斯临阵脱逃了， 但是在跑开时他的武器却被雅典人得到并且给悬挂在细该伊昂地方雅典娜的 神殿里。阿尔凯峨斯因此做了一首诗送到米提列奈去，在这首诗里他向他的 朋友美兰尼波司陈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但是，至于米提列奈人和雅典人， 则库普赛洛斯的儿子佩利安多洛斯给他们讲了和，他们在这件事上服从了他 的仲裁。讲和的条件是每一方面各自保有他们原有的地方。这样一来，细该 伊昂便归雅典来统治了。

    (96)但是从拉凯戴孟来到亚细亚的希庇亚斯却玩弄了各式各样的手段， 他向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展服于他和大流士。 而正当希庇亚斯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派使者到撒 尔迪斯来，警告波斯人不要相信这些被放逐的雅典人。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 却命令他们把希庇亚斯迎回去，如果他们愿意求得安全的话。当这个命令被 带回给雅典人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却不同意这样做。既然他们不同意这个 办法，那他们便得对波斯进行公开的战争了。

    (97)他们作了这样的打算，因此也便对波斯人表示了敌视的态度。正在 这时，被斯巴达人克列欧美涅斯从斯巴达赶了出来的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 斯来到了雅典，因为雅典这个城市是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强大的。阿里司塔 哥拉斯来到民众面前，便象在斯巴达那样地讲述了一番，他谈到了亚细亚的 富藏，又谈到了波斯人怎样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带盾牌，又不带长枪，因而 是很容易被战胜的。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又说米利都人是从雅典移居过去 的，而拯救他们这一非常有钱的民族，这是十分正当的事情。他用一切办法 来保证他的恳求的诚意，直到最后他把雅典人说服的时候。看来，真好象欺 骗许多人比欺骗一个人要容易些，因为他不能欺骗一个人，即拉凯戴孟的克 列欧美涅斯，但是他却能欺骗三万名雅典人。这样，雅典人便被说服了，他 们议决派遣二十只船去帮助伊奥尼亚人，指定一个在各方面都享有令誉的雅 典市民美兰提欧斯为海军统帅。派出去的这些船只就成了后来希腊人和异邦 人的纠纷的开始。

    (98)阿里司塔哥拉斯比其他人都要早地乘船出发了。他来到米利都之 后，便想了一个办法，不过这个办法并没有使伊奥尼亚人得到好处，(诚然他 的计划的目的原来也不在此，而只是想跟国王大流士找找麻烦而已)。他派一 个人到普里吉亚的派欧尼亚人那里去，这些人是被美伽巴佐斯作为俘虏从司 妥律蒙河那里带来的，现在则不和别人杂居地住在普里吉亚的一个地区和一 个村落里；而当这个人来到派欧尼亚人的地方时，他就说：“派欧尼亚人， 我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司塔哥拉斯派来给你们指出解放的道路的，如果你们 愿意追随他的话。整个伊奥尼亚现在都已起来反抗国王，而你们是有力量安 全地夺回你们自己的国土的。你们所负责的部分是一直到大海的地方，过去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事情了”。派欧尼亚人在他们听到这话的时候，是非常 欢喜的。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害怕危险而住在原地不动，但是其余的人却带着 自己的妻子儿女逃向大海去了。到了那里之后，派欧尼亚人便渡海到了岐奥 斯；而当着一大队波斯骑兵紧紧地追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那里。波 斯人既然无法追上他们，他们便派人到歧奥斯去，命令派欧尼亚人回来；派 欧尼亚人不肯这样做，却给岐奥斯人从岐奥斯带领到列斯波司去，而列斯波 司人又把他们带到多里司科斯那里去。从那里他们便循着陆路迈回派欧尼亚 了。

    (99)至于阿里司塔哥拉斯，则当雅典人率领着他们的二十只船来的时 候，当雅典人和其他联盟者都来齐了的时候，阿里司塔哥拉斯便拟定了一个 向撒尔迪斯进军的计划。和雅典人的二十只船同来的，还有五艘埃列特里亚 人的三段桡船，埃列特里亚人前来参加战争不是为了取悦雅典人，而是为了 米利都人，前来报答米利都人对他们的恩谊的(原来在这之前，当埃列特里亚 人对卡尔启斯人作战时，米利都人曾是他们的联盟者，但同时萨摩司人却来 帮助卡尔启斯人以对抗埃列特里亚人和米利都人)。他本人并不和军队一同前 进而是仍旧留在米利都，并任命其他人担任米利都人的统帅，这就是他自己 的兄弟卡罗披诺司和另一个叫做海尔摩庞托司的市民。

    (100)带着这样的兵力来到了以弗所的伊奥尼亚人、在以弗所境内的科列 索司地方下了船。他们自己率领着一支大军向内地迈进，而使以弗所人在路 上作他们的响导。他们沿着凯科斯河行进并且从那里越过特莫洛斯山，这样 他们便到了撒尔迪斯并攻占了它，而没有受到任何抵抗。他们攻占了它所有 的地方，留下的只有卫城，因为那里有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一支大军防守着。

    (101)但下面的情况使他们不能劫略这座城市。撒尔迪斯的较大部分的房 屋都是茅草造成的，即使有一些砖造的房屋，它们的屋顶也都是茅草盖成的。 结果是，如果有一个兵把这样的一所房子点着。大火就会一所房屋接着一所 房屋地在全城烧起来。在城市看火的时候，吕底亚人和市内的全体波斯人， 由于火烧了外围而从四面八方向着他们迫来，而他们又无法逃出城外，因而 他们便都拥到市场以及流经市场的帕克托罗司河的地方来，帕克托罗司河从 特莫洛斯山把金砂带了下来，象海尔谟斯河流入海里那样地流入海尔谟斯 河。吕底亚人和波斯人集合在帕克托罗司河河畔的市堤上，并不得不在那里 保卫自己。当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的某些敌人保卫自己，又有一大群人迫近 他们的时候，他们害怕了，于是便从城里向名为特莫洛斯的山那方面去，到 入夜的时候，他们就离开那里上了船。

    (102)这样，撒尔迪斯和在那里的当地女神库贝倍的神殿就化为灰烬了 （四九八年）；而后来波斯人便以这座神殿的焚烧为借口，把希腊的砷殿都给烧掉了。但 是，这个时候，住在哈律司河这一边的波斯人，在听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 便集结起来前来援助吕底亚人。不过他们却发现伊奥尼亚人已经不在撒尔迪 斯了。但是他们却在后面追踪而在以弗所追上了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在 那里列阵迎击他们，但是吃了惨重的败仗。他们中间有不少知名之士死在波 斯人的刀下，特别是埃列特里亚人的统帅埃瓦尔启戴司，这个人曾因在比赛 时获胜而获得桂冠并且曾受到凯欧斯的西蒙尼戴斯的很大的赞赏。在战斗中 幸而活命的那些伊奥尼亚人便各自逃散，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103)他们当时便是这样进行战斗的。但是不久雅典人便完全离开了伊奥 尼亚人并拒绝帮助他们了，尽管阿里司塔哥拉斯曾派使者前去恳切请求。虽 然伊奥尼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雅典联盟者，却仍是同样积极地继续准备对国王 的战争(原来他们对大流士从一开头就已经这样干了)。他们乘船到海列斯彭 特去并且征服了拜占廷以及那一地区的所有其他城市。然后他们又乘船离开 了海列斯彭特到卡里亚去，并使大部分的卡里亚人都站到他们的一面来。因 为甚至直到当时不愿意和他们结成联盟的卡乌诺斯，在撒尔迪斯被烧之后都 和他们结合起来了。

    (104)而且，除去阿玛图司人以外，全体赛浦路斯人也都自愿地加入了他 们的行列。因为他们也叛离了美地亚人，叛离的经过是这样。有一个叫做欧 涅西洛司的人，他是撒拉米司人的国王戈尔哥斯的弟弟、凯尔西司的儿子埃库贝倍是音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伟大女神。 维尔顿的儿子西罗莫斯的孙子。这个人以前常常劝说戈尔哥斯叛离大流士， 而当他知道伊奥尼亚人也叛离了的时候，他也便立刻极力催促戈尔哥斯这样 做。但是当他不能说服戈尔哥斯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党便等待着他的哥哥走 出撒拉米司城的时候，把城门关上不许他进来。失去了自己的城市的戈尔哥 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而欧涅西洛司便成了撒拉米司的国王。他说服全赛 浦路斯与他一道叛离了大流士，例外的只有不肯听从他的阿玛图司人。于是 他便围攻了他们的市邑。

    (105)于是欧涅西洛司便围攻了阿玛图司。但是当大流士听说撒尔迪斯被 攻克并且给雅典人和伊奥尼亚人烧掉，而米利都人阿里司塔中哥拉斯又是结 党策谋这个计划的首脑人物的时候，据说他刚一听到这话并不把伊奥尼亚人 放在心上，因为他确信所有他们都不能因叛变行动而免于惩罚，而只是问雅 典人是什么样的人。当人们告诉他之后，他便要人们把弓给他拿来，他放一 支箭在弓上并把它射到天上去，在把这支箭射到上空去的时候他祈求说： “哦，宙斯，容许我向雅典人复仇罢！”自是而后，每到他用饭的时候，他 都要他的一个仆人在他的面前说三次：“主公，不要忘掉雅典人啊！”

    (106)在发出了这样的命令之后，大流士便把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召 到他的面前来，这时他已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留在身旁有很长一个时候了。大 流士于是问他：“希司提埃伊欧斯，我听说你把米利都付之管理的那个代理 官已经叛离了我。他从对面的大陆渡海把人们带了过来，说服了因其行为而 应受我的惩罚的伊奥尼亚人和他们纠合到一起，并且掠夺了我的撒尔迪斯 城。因此现在我要问你，你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不对？而且不是你从中策划， 这样的事情又如何能够做出来？你可要小心今后不要叫人发现你是要对这些 行动负责的。”听了这话之后，希司提埃伊欧斯便回答说：“主公，你讲的 这是什么话？我是绝不会出那会使你招致不论是大的或小的损害的任何主意 的！而且我要这样做，我是想干什么呢？我又是缺少什么呢？你所有的一切 东西我都可以有，而且我又有这样的荣誉来和你商量一切事情。而且，如果 我的代理官确实做出了象你所说的那样的事情，那请你确信，这他是自己想 这样做的。至于我本人，我甚至不能相信这样的情报，说米利都人和我的代 理官背叛了你。但如果他们真是这样做了，而且国王你所听到的事实是真实 的事情的话，那末我就请你好好地注意一下，当初你把我从海岸地带调出来， 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样一来，由于我被调离伊奥尼亚人的 视界，伊奥尼亚人便借着这个机会实现他们久已想望的事情，而如果我在伊 奥尼亚的话，那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城邦作乱了。因此，请尽速把我派到伊奥 尼亚去，这样我便可以使那个地方恢复原来的安定秩序并且把策圳这一切的 那个代理官引渡到你的手里。因此，当我依照你的意旨把这伴事完成的时候， 我用你们王室的诸神来发誓，在我使海上最大的萨尔多岛（即萨地尼亚）向你纳贡之前，我 决不脱掉我下去到伊奥尼亚时所穿的服装”。

    (107)希司提埃伊欧斯就是这样说的，他的本意在于欺骗，但是大流士却 同意他的话并且放他走了。大流士命令希司提埃伊欧斯，要他在完成他许下 的事情的时候，再到苏撒前来见他。

    (108)一方面，当关于撒尔迪斯的消息传到国王这里来，而大流士象我说 的那样用弓箭射了天空之后，他便和希司提埃伊欧斯商量；希司提埃伊欧斯得到了大流士的允许，便到海岸地带去了。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下面 我所说的事情。正当撒拉米司的欧涅西洛司围攻阿玛图司人的时候，他得到 消息说，一个叫做阿尔图比欧司的波斯人被认为正在率领着一支波斯的大军 乘船到赛浦路斯来。欧涅西洛司知道这件事之后，便派使者到伊奥尼亚各地 去召集人民，而伊奥尼亚人在稍加考虑之后便率领一支大军来到了。因此， 当波斯人从奇里启亚渡海后循着陆路向撒拉米司推进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正 在赛浦路斯，同时腓尼基人正乘船绕过了一个称为赛浦路斯之钥的地岬。

    (109)既然事情的情况是这样，赛浦路斯的僭主们于是把伊奥尼亚人的将 领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们赛浦路斯人任凭你们选择你 们作战的对手，波斯人或是腓尼基人。因为，假如你们愿意在陆地上列阵并 且和波斯人一决雌雄的话，那末你们现在就应当下船在陆上列阵，而我们则 登上你们的船对腓尼基人作战；如果你们宁愿意和腓尼基人较量，那你们当 然也可这样做。不过不管你们选择什么人为作战对象，都务必要做到使伊奥 尼亚和赛浦路斯得到它们的自由，因为它们是指望着你们的”。于是伊奥尼 亚人回答说：“可是，我们是伊奥尼亚根据全体一致的决定派出来保卫海洋 的，不是把船交给赛浦路斯人而自己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作战的。因此我们将 努力在交付给我们的事情上勇敢地完成任务。而你们也必须奋起勇敢作战， 因为你们是不会忘记你们给美地亚人做奴隶时的痛苦的。”

    (110)伊奥尼亚人便是这样回答的。波斯人不久就来到了撒拉米司平原， 于是赛浦路斯的国王们便下令列阵备战，他们把撒拉米司人和索罗伊人的最 精锐的部分选出来和波斯人对抗，而用其余的赛浦路斯人来抗击敌军的其他 部分。欧涅西洛司自己则选了一个阵地率军与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相对 峙。

    (111)阿尔图比欧司所骑的马受过这样的训练，这种马一遇到和披甲的步 兵作战时就要直立起来。欧涅西洛司听到这种情况之后，便向他那精干战术 并且非常勇敢的卡里亚族的盾手说：“我听说阿尔图比欧司的马会直立起来 并且会把任何它遇到的人猛踢猛咬。你想一下并立刻告诉我，你所伺伏和要 打击的是哪一个，是阿尔图比欧司本人还是他的马”。于是他的这个走卒回 答他说：“国王，我准备打其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是两个都打，你怎样吩咐， 我就怎样做。但我愿意告诉你我认为对你最合适的做法。在我看来，国王和 将领是应当对付国王和将领的(如果你杀死一个敌人的将领的话，那你就成就 了一件伟大的功业，而如果，当然我希望不会有这样的事，他杀死了你的话， 那末被一个够得上是对手的人杀死，死亡的悲惨程度也是会减少一半的)，而 对于我们这些仆从来说，那我们是应当和与我们同样身分的仆从，乃至和马 匹作战的。不要害怕马的那些把戏。我向你保证，它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在战 斗中玩这套把戏了。”

    (112)以上便是他说的话。紧接着两军在陆上和海上的激战就开始了。伊 奥尼亚人那一天在海上表现出占着很大的优势，他们打败了腓尼基人；在他 们当中，萨摩司人是最勇敢的。在陆地上，当两军相会时，他们便相互交起 锋而打起来了。下面我要说一说关于这两个将领的事情。阿尔图比欧司拍马 向欧涅西洛司攻来，而欧涅西洛司则象他和他的盾手约定的那样，一下子把 乘马向他打来的阿尔图比欧司刺下马来，而当阿尔图比欧司的马直立起来把 它的前脚踏在欧涅西洛司的盾牌上的时候，这个卡里亚人立刻便用他的新月 形的刀把马腿割了下来。这样一来，波斯的将领阿尔图比欧司和他的马便都 战死了。

    (113)当其他人等还在作战的时候，库里昂的僭主斯铁塞诺尔却率领着他 的一批人数不算少的人投敌了。据说这些库里昂人是阿尔哥斯人的移民。在 库里昂人投敌的时候，撒拉米司人的战车也学了他们的样子。这样，结果就 使波斯人占了赛浦路斯人的上风。因此军队被击溃了，许多人被杀死了。阵 亡的人当中有发动了赛浦路斯人起事的凯尔西司的儿子欧涅西洛司，还有索 罗伊人的国王阿里司托库普洛司。阿里司托库普洛司是披罗库普洛司的儿 子，而当雅典的梭伦在他到赛浦路斯来的时候，曾在一首诗里称赞这个披罗 库普洛司，说他比所有其他的僭主都好。

    (114)关于欧涅西洛司，则阿玛图司人是把他的头割了下来带到阿玛图司 去。他们把这个头高悬在城门之上，因为他曾经围攻过他们的城市。在欧涅 西洛司的首级挂在那里若干时候后，里面就空了，于是一群蜜蜂飞到里面去 满满地造了窠。由于有了这样的现象(阿玛图司人便请示关于这个髑髅的神 托)，神托指示他们把这个髑髅拿下埋起来，并且每年象对英雄那样地向欧涅 西洛司奉献牺牲。神托说，他们这样做，运气就会变好。

    (115)阿玛图司人这样做了，他们直到我的时候还是这样做的。但是当着 在赛浦路斯的海面上进行海战的伊奥尼亚人知道欧涅西洛司的一切已经垮 台，而除了撒拉米司人交给了他们先前的国王戈尔哥斯的撒拉米司之外赛浦 路斯的一切城市均被围攻的时候，他们一接到消息立刻乘船跑到伊奥尼亚去 了。在赛浦路斯的城邦当中，被围攻得最长久的是索罗伊人。波斯人在第五 个月里用了把对方城墙下面掘空的办法才攻克了这座城邦。

    (116)这样，赛浦路斯人虽然在一年中间争得了自由，结果却再一次遭到 了奴役（四九七年）。同样是波斯的将领，而同样又都娶了大流士的女儿的达乌里塞司， 叙玛伊埃司和欧塔涅斯追击那些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并把他们赶到他 们的船上去。在这一胜利之后，他们就在他们中间分配了各个城邦并且把它 们劫掠一空。

    (117)达乌里塞司向海列斯彭特的各个城市进兵，他先后攻占了达尔达诺 斯、阿比多斯、佩尔柯铁、拉姆普撒柯斯和帕依索司。他攻占每一座城市所 费的时期是一天。正当他从帕依索司向帕里昂进兵的时候，他得到消息说， 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同谋背叛了波斯人，于是他便离开了海列斯彭特，率 领军队向卡里亚进发了。

    (118)但是，结果怎样呢，在达乌里塞司到达以前，卡里亚人就知道了这 个消息；而当卡里亚人听到这个消息时，他们便在玛尔叙亚斯河河畔的一个 叫做白柱的地方集合起来。这个玛尔叙亚斯河的发源地是伊德里亚司地区， 最后流注到迈安德罗司河里去。他们在那里集合时提出了许多计划，然而在 我看来，这些计划中最好的是金杜埃司人，娶了奇利启亚国王叙恩涅喜斯的 女儿为妻的玛乌索洛司的儿子披克索达洛司所提出的计划。披克索达洛司的 计划的要点是，卡里亚人应该渡过迈安德罗司河而背着这条河进行战斗，因 为这样他们既然被切断退路而不能逃跑，那他们便不得不坚守阵地，这样他 们就一定会比平时更加勇敢了。不过披克索达洛司的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大 多数人的同意，却反而是另一种看法占了上风，这就是要波斯人而不是卡里 亚人背向着迈安德罗司河，理由是如果这样的话，在波斯人被战败而退却时他们无法逃脱而是会被赶到河里去的。

    (119)不久之后，当波斯人到来并渡过了迈安德罗司的时候，他们和卡里 亚人就在玛尔叙亚斯河的河畔交锋了。卡里亚人进行了长时期的顽强的战 斗，但是他们终因寡不敌众而败北了。波斯人死在那里的有两千人，而卡里 亚人阵亡的则多到一万人。他们当中逃出战场的人们则逃往拉布劳昂达，在 那里被赶到洋梧桐的大圣林、即宙斯。司特拉提欧司的圣域中去。在我们所 知道的人们当中，只有卡里亚人是向宙斯·司特拉提欧司奉献牺牲的。在被 赶到那里去之后，他们便商量如何能使他们自己得到最大的安全，是自己向 波斯人投降好呢，还是全体一致退出亚细亚好呢。

    (120)但是正当他们商量的时候，米利都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前来增援了。 于是卡里亚人便放弃了他们先前的计划并准备重启战端。他们迎击波斯人的 进攻，但是吃了比前一次还要惨重的败仗；他们的全军中阵亡的人很多，不 过米利都人所受的打击都是最重的。

    (121)但是后来卡里亚人从这次的灾祸恢复过来，又开始准备战斗了。他 们听说波斯人又出发向他们的城市进攻了，于是他们在佩达索斯地方的大道 上设下了埋伏，结果波斯人在夜间中了他们的伏兵而全部阵亡了，和他们同 时丧命的还有他们的将领达乌里塞司、阿摩尔盖司和昔西玛凯司。巨吉斯的 儿子密尔索斯也和他们一同阵亡了。指挥这一支伏兵的人就是美拉撒人伊巴 里诺司的儿子海拉克列戴斯。

    (122)这些波斯人就这样地阵亡了。那些追讨远征撒尔迪斯的伊奥尼亚人 的人们中的一人叙玛伊埃司现在是向普洛彭提斯推进并在那里攻克了美西亚 的奇欧司。而在他征服了这个地方之后，当他听到达乌里塞司已经离开海列 斯彭特并向卡里亚挺进的时候，他便离开了普洛彭提斯而率军前往海列斯彭 特。他征服了住在伊里翁地方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以及古昔的铁乌克洛伊人 的遗族的盖尔吉斯人。但是当叙玛伊埃司正在征服这些民族的时候，他自己 也病死在特洛阿司了。

    (123)他就是这样地死在那里了。于是撒尔迪斯的太守和第三位将军欧塔涅斯 便受命率军征讨伊奥尼亚和与它相邻接的爱奥里斯的领土。因此他们便攻占 了伊奥尼亚的克拉佐美纳伊和爱奥里斯人的库麦。

    (124)从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他的行动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并不是一 个有气魄的人物，因为在他扰乱了伊奥尼亚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动乱之后，当 他看到他所做的事情的后果时，他却想逃之夭夭了。此外，他还认为要想战 胜大流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当城市被攻克时，他便把与他共同谋叛 的人们召来商议，说他们如果被逐出米利都，他们最好是先搞一个避难的地 方。阿里司塔哥拉斯问他们，他是应当把他们从那里率领到萨尔多去殖民呢， 还是到希司提埃伊欧斯从大流士那里作为礼物得到并且用工事来防御的、埃 多涅斯人的米尔启诺司去。

    (125)但是，海盖桑德罗斯的儿子、历史家海卡泰欧斯的意见是，他们不 到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地方去，但阿里司培哥拉斯如果从米利都被逐出的 话，他应当在列罗司岛给自己修造一座要塞在那里安定地住下来，在这之后， 他再离开这座岛，从那里返回米利都。

    (126)海卡泰欧斯的劝告便是这样。但是阿里司塔哥拉斯本人却认为最好 是退到米尔启诺司去。于是他便把米利都委托给一位知名的市民毕达哥拉 斯，他自己则带着愿意追随他的任何人乘船到色雷斯去并且占有了他所要去 的那个地方。他从那里出兵攻打色雷斯人，但是在他围攻一个市邑，而那里 的色雷斯人甚至准备在停战的条件之下撤退的时候，他和他的军队却死在色 雷斯人的手里了。

    第六卷

    (1)在激起了伊奥尼亚人的叛变之后，阿里司塔哥拉斯就象上面所说那样 地死去了。但是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在得到大流士的允许离开之 后，就来到了撒尔迪斯。当他从苏撒到了那里的时候，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 塔普列涅斯便问他伊奥尼亚人叛变的原因是什么。希司提埃伊欧斯说他不知 道，又说他对于当前发生的事情是感到十分突然的。在这里他是装做对目前 的骚乱毫无所知的样子。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看出他是在装聋作哑，而他 对于叛变的真相都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于是就对他说：“希司提埃伊欧斯， 让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是怎么一回事罢。鞋子是你缝的，阿里司塔哥拉斯不过 是把它穿上罢了”。

    (2)关于叛变的事情，阿尔塔普列涅斯是这样讲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看到 阿尔塔普列涅斯对事情知道得这样清楚而十分害怕，就在天一黑的时候逃到 海岸方面去了。因为他欺骗了大流士，他曾答应大流士征服最大的一个岛即 萨尔多岛，但暗地里却是想对大流士兴兵而使自己成为伊奥尼亚人的领袖。 在他渡海到达岐奥斯的时候，他就被岐奥斯人捉住和绑了起来，因为岐奥斯 人认为他是给大流士派来做不利于他们的事情的。但是当他们知道他所以仇 恨国王的全部始末的时候，他们就把他释放了。

    (3)于是伊奥尼亚人便问希司提埃伊欧斯，为什么他这样热心地唆使阿里 司塔哥拉斯背叛国王并且使伊奥尼亚人遭到了这般巨大的损害。但真正的原 因他却根本没有全部告诉他们，而只是向他们说，国王大流士曾打算把腓尼 基人强行移走并使这些人定居在伊奥尼亚，而使伊奥尼亚人移居于腓尼基； 他说，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作了这样的布置。国主根本就没有过这样的 打算，希司提埃伊欧斯这样说不外是要吓一吓伊奥尼亚人罢了。

    (4)不久希司提埃伊欧斯便通过一个名叫赫尔米波司的阿塔尔涅乌斯人 作使者送信给撒尔迪斯的波斯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些人在先前曾和他商谈 过叛变过的事情。但是赫尔米波司并没有把信送给他被指定送去的人们，而 是把信带交给阿尔塔普列涅斯。阿尔塔普列涅斯知道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事情 之后，便命令赫尔米波司把希司提埃伊欧斯的信送到他应送去的人们那里去 并且把波斯人送给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回信再交给他。这样阿尔塔普列涅斯就 知道了哪些人是准备叛变的，于是他立刻把许多波斯人杀死了。

    (5)这样，在撒尔迪斯便发生了骚动。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希望既未得遂， 岐奥斯人便应他本人的请求把他带回了米利都。但是米利都人摆脱了阿里司 塔哥拉斯之后真是大喜过望，他们当然不愿接受任何僭主到自己的国内来， 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当希司提埃伊欧斯试图在夜里借武力之助 强行进入米利都的时候，他被一个米利都人刺伤了大腿。因此，既然被逐出 了自己的城市，他便返回了岐奥斯；在那里，当他不能说服岐奥斯人把船给 他的时候，他便渡海到米提列奈去，尽力想说服列斯波司人把船送给他。他 们装备了八艘三段桡船，和希司提埃伊欧斯一同驶往拜占廷。他们在那里驻 扎下来之后，便把驶出黑海的一切船只都给拿捕了，除非这些船上的人员表 示愿意给希司提埃伊欧斯效劳的时候。

    (6)希司提埃伊欧斯和米提列奈人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些。至于米利都本 身，则它是会受到一支庞大的海、陆军的进攻的。因为波斯的将领曾把他们 的兵力集合起来组成一支大军，用来进攻米利都，他们不去进攻别的城市， 这是由于波斯人认为别的城市乃是无关紧要的。在海军当中，腓尼基人是士 气最旺盛的，和他们同来的作战的有降服不久的赛浦路斯人，奇利启亚人和 埃及人。

    (7)于是这些人前来进攻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但是在伊奥尼亚 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便派遣他们的使者到帕尼欧尼翁去商讨对策（见第一卷第一四八节）。当这 些人到了那里并在那里进行了商议以后。便决定不纠合陆军来对抗波斯人， 而是让米利都人防守他们的城墙，他们则把他们的船只一只也不留地装备起 来，尽快地集合在拉戴，在那里用海战来保卫米利都。这个拉戴是米利都城 附近海上的一座小岛。

    (8)伊奥尼亚人很快地就带着他们所装备好的船只到了那里，和他们同来 的有住在列斯波司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他们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布置战斗的。 米利都人自己带着八十只船列阵为东面的一翼，紧接着他们的是拥有十二只 船的普里耶涅人和拥有三只船的米欧司人，接在米欧司人后面的则是拥有十 七只船的提奥斯人，再下面是拥有一百只船的岐奥斯人。此外，接着他们严 阵以待的还有拥有八只船的埃律特莱伊人和拥有三只船的波凯亚人，在他们 的后面则是拥有七十只船的列斯波司人；在这一条线上最后地方的是拥有六 十只船的萨摩司人，他们形成了西面的一翼。以上总计起来，是三段桡船三 百五十三只。

    (9)以上就是伊奥尼亚的船。异邦人的船是六百只。而既然这些船只来到 了米利都的海岸而他们的全部陆军也来到了这里，波斯人的将领们在他们知 道了伊奥尼亚人的船只数目的时候，便开始害怕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制服 希腊人，因此，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制海权，他们便不能取得米利都并且或许 有受到大流士的严厉惩罚的危险。既然有了这样的想法，他们便把伊奥尼亚 人的僭主们集合在一起，这些僭主都是被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剥夺了统 治权之后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的，而现在他们也正好是在攻击米利都的军 队里面。等这些在军队中的全部僭主都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们便向这些僭主 说：“伊奥尼亚人，现在是你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向王室表示效忠的时候了。 你们每一个人分别试图把他本国的人民从其他的同盟者那里分离开来罢。把 这一点告诉他们，同时向他们保证决不会因他们的背叛而受到惩罚，他们的 神殿和房屋也都不会被烧掉，而且他们也决不会再受到比先前更加残暴的对 待；但如果他们不愿意这样做，而只是想作战的话，那末就对他们进行恐吓， 告诉他们说他们一定要吃到很大的苦头。告诉他们说罢，如果他们打了败仗 的话，他们将会变为奴隶，我们将要阉割他们的男孩子，把他们的女孩子送 往巴克妥拉并且把他们的土地送给异邦人”。

    (10)这便是波斯将领们说的一番话。伊奥尼亚的僭主们于是在夜里各自 派人送信给他们本国的人；但是接到这些信的伊奥尼亚人的态度是固执的， 他们各自认为波斯人只是通告他们自己的，因此不肯做出背叛的事情来。以 上是波斯人来到米利都之后不久所发生的事情。

    (11)不久之后，集合到拉戴的伊奥尼亚人便举行了会议。我认为在会议 上向大家发言的人们当中，有一个波凯亚的将领狄奥尼修斯，他是这样说的： “伊奥尼亚人，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 隶，而且是逃亡的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决定关头了。因此如果你们同意忍受困苦，你们当前是会尝到苦头的，但是你们却能够战胜你们的敌人而取得自由。 但如果你们仍然这样闲散和不加整顿，我看就没有任何办法使你们不因背叛 而受到国王的惩罚了。因此我请你们务必要听我的话，把你们自己托付给我， 而我向你们保证，如果上天也嘉佑我们的话，我们的敌人不会和我们交战， 而即或他们向我们动手，他们也会遭受彻底的失败的”。

    (12)伊奥尼亚人听到这话之后，便把自己交到狄奥尼修斯的手里了。 于是他着手每天使船只在海上列为纵队，他训练划船手使他们能够相互 突入对方的队列并且使船上的人员作战斗的准备，而在一天其余的时间里都 把船只用锚系起来；他整天都使这些伊奥尼亚人不停地工作着。在七天里他 们都听他的话并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但是过了这七天之后，他们不习惯这 样的劳苦，而且因艰苦的工作和烈日的灼热而疲惫不堪，于是伊奥尼亚人便 开始相互这样说：“我们是得罪了哪一位神，才叫我们吃这样的苦头呢？我 们竟把自己交给了不过出了三只船的波凯亚的吹牛皮的家伙，我们真正是精 神错乱和发疯了。这个人控制了我们之后，他就叫我们受到极其苛酷的虐待， 结果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病倒了，而许多人也快要病倒了。不管我们遇到 什么倒霉的事情也比当前的苦头好些，即使是我们有受到奴役的危险，不管 是多么苦的奴役，也不会比我们现在受到的压迫再坏了。真的，我们不能再 任凭他来摆布了！”这就是他们所讲的话。而从那一天起，就没有人再服从 他了：他们象是陆军那样地在岛上给自己张开天幕，在里面躲避日晒，他们 再也不肯到船上去，再也不愿意操练了。

    (13)但是当萨摩司军队的将领们听到伊奥尼亚人的这种做法的时候，他 们就想起了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曾经奉波斯人之命送给他们的一个要他 们脱离伊奥尼亚联盟的信。因此，当他们看到伊奥尼亚方面乱作一团的时候， 他们便同意按照送给他们的信里的意思去做了。而且，他们还认为要想战胜 国王的兵力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他们知道的很清楚，纵然他们战胜 了大流士当前的海军，他们还会遭遇到另外一支有五倍大的海军的。故而， 当他们一看到伊奥尼亚人拒绝听受使唤的时候，他们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作 为口实，认为他们这样做，正是很幸运地反而保全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家 宅。萨摩司人答应按照送给他们的信去做，送信的这个阿伊阿凯司是阿依阿 凯司的儿子叙罗松的儿子。他曾是萨摩司的僭主，直到他和伊奥尼亚人的其 他僭主一样，被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的时候。

    (14)因此，当腓尼墓的水师前来向他们挑战的时候，伊奥尼亚人方面的 船只便排成纵队出海迎击了。当他们双方接近并打了起来的时候，在随后的 海战当中，哪些伊奥尼亚人英勇战斗，哪些伊奥尼亚人临阵怯懦，我这部历 史是说不确实的，因为他们都是相互推卸责任的。但是据说，萨摩司人，根 据他们和阿伊阿凯司的协定，当时确是掉头离开了他们的阵列，返回萨摩司 去了。只有他们的十一艘三段桡船的船长不服从他们的统帅的命令，留在原 地作战。由于这一次的行动，萨摩司的人民因他们的勇敢容许把他们的和他 们的父亲的名字刻在一个石柱上，这个石柱现在还耸立在他们那里的市场 上。但是列斯波司人看到他们的邻人溜之大吉了，便也学了他们的样。这样 一来，较大部分的伊奥尼亚人也就都这样做了。

    (15)在那些留在原地不动进行海战的人们当中，受损失最大的是岐奥斯 人，因为他们不愿意作懦夫，而是想成就武勋。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带来 了一百只船参加海军，每只船上又有从他们市民当中选出的四十名精锐士 兵。他们看到自己受到他们大部分同盟者的欺骗，便认为如果他们自己也象 其他人等那样地卑怯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他们便仍然和帮助他们的少数 同盟者继续战斗并杀到敌人的阵列里面去，结果他们竟然击破了敌人的许多 船只，不过他们自己却也损失了大部分的船只。因此，岐奥斯人便偕同他们 剩下的船只逃回了他们的本国。

    (16)但是岐奥斯人的那些由于破损而行驶不灵的船只上面的水手，他们 在受到追击的时候便逃到米卡列去了。在那里，他们把船拖上岸把它们丢在 那里，而后便从那里徒步穿行过了大陆。但是当岐奥斯人在他们行进之际进 入以弗所的领土时，正巧是在夜里，而那里的妇女又正在举行铁斯莫波里亚 祭。而且以弗所人先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岐奥斯人的事情，因此在他们看到有 一支军队进攻他们的国土时，他们便深信，这是想来劫掠他们的妇女的一群 强盗。于是他们便火速地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把岐奥斯人杀死了。 岐奥斯人于是遭到了我上面所说的惨祸。

    (17)关于那个波凯亚人狄奥尼修斯，则当他看到伊奥尼亚人的事业已经 垮台的时候，他便偕同他所俘获的三艘敌船从海上逃跑了。但是他不是逃到 波凯亚去，因为他知道的很清楚，邢地方是会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一同被 奴役的，他是立刻一直向腓尼基驶去，他在那里击沉了一些大商船，劫得了 大量的财富，随后又扬帆前往西西里，拿那里作为据点，干起海盗的生意来。 他只向迦太基人和第勒塞尼亚人，却不向希腊人打劫。

    (18)当波斯人在海上击败了伊奥尼亚人的时候，他们便从海陆两方面包 围了米利都。他们在城墙下面掘地道，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办法，直到 在阿里司塔哥拉斯叛变之后的第六个年头，他们才完全攻克了该城并且奴役 了全城的市民。这样看来，米利都城所遭受的惨祸就和神托关于米利都的话 符合了。

    (19)原来当阿尔哥斯人在戴尔波伊请示有关他们城市的安全的神托的时 候，他们曾得到一个双关的神托。神托的一部分是关于阿尔哥斯人本身的， 但是后来追加的神托都是关于米利都人的。关于阿尔哥斯人的那部分神托， 在我的历史叙述到那一部分时，我还要提到，但下面的预言却是关于当时没 有在场的米利都人的：米利都，你这个谋划坏事的人，到了那个时候，你会 成为许多人桌上的珍馐美味，成为掠夺者丰富的赠品，你的妇女们将要为许 多长发的老爷们洗脚而我的狄杜玛①的神殿也要由别人来守护了。预言中的一 切现在在米利都人的身上都应验了；因为他们的大部分男子都给留看长发的 波斯人杀死了，他们的妇女和小孩子也被变成了奴隶，而狄杜玛的神殿和它 的圣堂与神托所也被劫掠和烧毁了。关于这座神殿中的财富，在这部历史的 其他地方我已经屡次提到了。

    (20)在这之后，米利都人的俘虏便被押解到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没有 再对他们加以更多的伤害，而是把他们安置在所谓红海岸上的一个叫做阿姆 培的城市里，底格里斯河就是流过这座城市而入海的。至于米利都的土地， 波斯人自己只占有紧接着城市的地区和平原，却把山地交给了佩达撒的卡里 亚人来占有。

    (21)当米利都人因波斯人而遭受到上述的一切苦头时，被剥夺了自己的 城市并定居在拉欧斯和司奇多洛斯的叙巴里斯人却没有对米利都人加以公正 ① 米利都附近地名，也叫做布朗奇达伊。 的回报。原来当叙巴里斯被克罗同人攻克时，全体米利都人不分老幼都剃光 了他们的头，而大家一致表示了很大的哀悼。据我所知，没有任何城市，有 过象这两座城市之间那样的交情。雅典人和叙巴里斯人却完全不相同。原来 雅典人除了用许多其他方式表示了他们对米利都失陷的深切哀悼之外，他们 特别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普津尼科司写了一个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 本并且演出了这个剧本，结果全体观众全都哭了起来。于是他们由于普律尼 科司使他们想起了同胞的令人痛心的灾祸而课了他一千德拉克玛的罚金，并 且禁止此后任何人再演这出戏。

    (22)于是，米利都地方的米利都人便被一扫而光了。但是，至于萨摩司 人，则他们中间有钱的人们很不高兴他们的将领对美地亚人的所作所为，在 海战之后，他们便立刻进行商谈并决定在僭主阿伊阿凯司来到他们的国家之 前，他们与其留下做美地亚人和阿伊阿凯司的奴隶，勿宁扬帆远去到他乡去 殖民。因为正在这个时候前后西西里的臧克列人派使者到伊奥尼亚来，请伊 奥尼亚人到卡列·阿克铁(意为美丽的海岸——译者)去，希望他们在那里建 立一个伊奥尼亚的城市。这个所谓卡列·阿克铁是西西里的一个地方，它是 面对着第勒塞尼亚的。因而由于这次的邀请，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萨摩司人 偕同逃出的那些米利都人应邀出发了。

    (23)在他们的途中，又发生了我下面所叙述的一件事情。他们向西面里 航行的途中，萨摩司人到达了埃披捷庇里欧伊·罗克里斯人的土地，到达的 时期正是在臧克列的人民和他们的名叫司枯铁斯的国王围攻一个西西里的市 邑而想把它攻克的时候。当时和臧克列人不和的、列吉昂的僭主安那克西拉 欧斯听到这件事之后，便和萨摩司人取得协议并说服了他们改变初衷。他说 他们最好不要再到卡列·阿克铁去，而是在臧克列人不在的时候攻取臧克列 城。萨摩司人同意这样做，就把臧克列攻克了。可是臧克列人当他们知道自 己的城池被攻克的时候，便前来救援。他们把他们的同盟者、盖拉的僭主希 波克拉铁斯召来帮助他们。但是当希波克拉铁斯率兵前来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却由于司枯铁斯失城而把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和他的兄弟披托盖涅斯捉 起来上了枷锁，并且把他们送到伊努克斯去。至于臧克列的其他人等，他把 他们骗到萨摩司人的手里去，原来他本人曾和萨摩司人进行过商谈并交换了 誓约。萨摩司人约定要付给他的代价是，希波克拉铁斯应取得城内家财和奴 隶的一半以及城外的一切。较大部分的臧克列人都被带上镣铐而成为希波克 拉铁斯个人的奴隶。他把臧京列人当中的三百名知名之士交到萨摩司人手中 去处死，但是萨摩司人却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做。

    (24)臧克列的国王司枯铁斯从伊努克斯逃到了喜美拉，而在他从那里到 达了亚细亚之后，他便到国王大流士的地方去了。在大流士看来，他是从希 腊来到自己这里来的一切人当中最诚实的人物，因为他得到国王的允许返回 了西西里，但是又从西西里回到大流士那里去。他最后是死在波斯的，他死 时享了高龄并且拥有巨大的财富。萨摩司人从美地亚人的手中逃出来以后， 便这样轻而易举地定居在臧克列这座极其优美的城市里面了。

    (25)在为米利都而进行的那场海战结束之后，腓尼甚人便遵照波斯人的 命令把叙罗松的儿子阿伊阿凯司由于他的殊勋和他的巨大功业而带回萨摩 司。由于在海战当中他们船只的逃跑，在背叛大流士的民众当中，只有萨摩 司人的城和他们的神殿没有被烧掉。米利都被攻克之后，波斯人立刻又占有 了卡里亚，有些市邑自动投降了他，再有一些市邑则是用武力征服的。

    (26)上面事情的经过情况就是我说的那样了。但是当米利都人希司提埃 伊欧斯在拜占廷拿捕伊奥尼亚人的驶出黑海的那些商船时，他知道了在米利 都发生的事情。因此，他便把有关海列斯彭特的一切事件托付给阿波罗旁涅 司的儿子、阿比多斯人比撒尔铁司，他自己则和列斯波司人乘船到岐奥斯去， 并在岐奥斯的所谓“科伊利”(意为“窪地”——译者)的地方和不放他们进 去的岐奥斯卫戍部队打了起来。他杀死了他们的许多人；当地的其他人曾在 海战当中受到很大的挫折，现在也给以岐奥斯的波里克涅为根据地的希司提 埃伊欧司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征服了。

    (27)当城邦或是民族将要遭到巨大灾祸的时候，上天总是会垂示某种朕 兆的。因为在这一切灾祸发生之前，岐奥斯人是曾经看到了巨大的征兆的。 在他们送到戴尔波伊去的一个由一百个少年组成的合唱团当中，只有两个人 回来，其余的九十八个人都中了瘟疫死了。此外，在大约同时，也就是在海 战稍前的时候，一个学堂的屋顶落到孩子们的身上，结果在一百二十个孩子 当中只有一个人倖免死亡。这都是上天垂示给他们的朕兆。在这之后，他们 便遇到了海战，这一海战征服了他们的城市，紧接着海战又有希司提埃伊欧 斯和他手下的列斯波司人继续前来进攻；岐奥斯人既已经被搞得疲惫不堪， 他们当然便很容易地给他征服了。

    (28)希司提埃伊欧斯从这里又率领着一支由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组 成的大军向塔索斯进攻。但是当他围攻塔索斯的时候，他得到一个消息说， 腓尼基人正在乘船从米利都向伊奥尼亚的其他地区进攻。他接到了这个情报 以后，没有劫掠塔索斯便离开了那里，然后率领着他的全军向列斯波司赶来 了。因此，由于他的士兵缺乏食粮，他便渡到对岸去打算刈取阿塔尔涅乌斯 地方的谷物以及属于美西亚的凯科斯平原上的谷物。但是恰巧在那个地方有 一个波斯人哈尔帕哥斯率领看一支不小的军队驻在那里，当希司提埃伊欧斯 登陆的时候，哈尔帕哥斯便和他作战，生俘了他并且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军队。

    (29)希司提埃伊欧斯是这样被俘的。希腊人和波斯人在阿塔尔涅乌斯地 方的玛列涅作战，他们双方在长时期中间未分胜负，但终于波斯的骑兵向希 腊人发起了进攻，因此骑兵解决了问题。希腊人在溃逃的时候，希司提埃伊 欧斯以为大流士不会因他这次的罪过而把他处死，便干出了这样一件表明出 他是多么爱惜性命的事情。在他逃跑之际被波斯人追上，被捉住并将被刺死 的时候，他竟而用波斯语喊了起来并且说明他就是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 斯。

    (30)但是，如果他被俘并且给带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的话，我想他是不 会受到伤害，而国王是会宽恕他的罪过的。但是实际上希司提埃伊欧斯却给 带到了撒尔迪斯去，在那里由于他自己的所做所为，以及由于害怕他会被赦 免一死并再一次得到国王的恩宠，因而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增普列涅斯和捉 住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哈尔帕哥斯，就地立刻把他磔杀，并把他的首级制成 木乃伊送到苏撒地方国王大流士那里去。当大流士知道这伴事的时候，他是 不高兴这样做的人们的，因为他们没有把希司提埃伊欧斯活着带到他的面前 来。他下令把希司提埃欧斯的首级洗过并收拾干净，并非常隆重地加以埋葬， 就象对待一个对大流土本人和波斯都立过大功的人的首级一样。希司提埃伊 欧斯的遭遇便是这样了。

    (31)波斯的水师是在米利都过冬的，他们在第二年出海，不费什么气力 便把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岐奥斯、列斯波司和提涅多斯征服了。每当他们攻 取了一个岛的时候，异邦人都在攻陷每个岛之际网捉居民。他们的网捉居民 办法是这样。他们一个个地牵起手来从北海一直延展到南海的地方，这样从 全岛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来猎取居民。他们用同样的办法来攻取大陆上的伊奥 尼亚城市，尽管他们不是用网捉居民的办法，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32)因此，波斯的将领们在他们与伊奥尼亚人对峙时向伊奥尼亚人发出 的威吓并不仅仅是空话。因为当他们控制了这些城市的时候，他们便把最漂 亮的男孩子选了出来，把这些孩子的生殖器割掉，从而使他们不能成为男子 而成了阉人，至于那些最美丽的女孩子，则他们把她们带到国王那里去；他 们这样做了之后，就把伊奥尼亚人的城市以及神殿烧掉了。这样一来，伊奥 尼亚人便第三次被变为奴隶：第一次是受到吕底亚人的奴役，第二次和现在 的一次都是受波斯人的奴役。

    (33)随后，波斯的水师便离开了伊奥尼亚向海列斯彭特进发，而把海列 斯彭特人口左侧的全部地方都给攻陷了。因为它的右侧早已被波斯人自己从 大陆方面给征服了。这些地方是属于海列斯彭特的欧罗巴诸地区：拥有许多 市邑的凯尔索涅索斯，佩林托斯、色雷斯沿岸的要塞、塞律姆布里亚以及拜 占廷。拜占廷人和对岸的迦太基人，甚至不等到腓尼基人水师的到来，便离 开他们自己的国土，逃往黑海的内部并在那里的美撒姆布里亚市定居下来 了。腓尼基人把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烧掉之后，便转向普洛孔涅素斯和阿尔 塔开，而在他们把这些地方也都烧掉之后，他们便乘船回到凯尔索涅索斯， 把他们先前登陆时没有毁掉的那些残余的市邑再扫数毁掉。但是他们却根本 没有到库吉科司去，因为库吉科司人在水师这次到来之前便根据一项协定， 已经自认是国王的臣民了。这项协定是他们和达司库列昂的太守、美伽巴佐 斯的儿子欧伊巴雷司签订的。至于凯尔索涅索斯的市邑，除去卡尔狄亚以外， 都给腓尼基人敉平了。

    (34)这些人直到当时是被司铁撒哥拉斯的孙子、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 斯统治着的。这个统治权先前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用下面的办 法争得的。领有这个凯尔索涅索斯的是多隆科伊人，他们原本是色雷斯人， 而当时由于他们在战争中受到阿普新提欧伊人的迫害，因此派遣他们的王公 们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关于战争的神托。佩提亚在她回答时嘱告他们把在他俩 离开神殿时第一个款待他们的人带到城中去建立他们的国家。于是多隆科伊 人便循看圣路行进并通过了波奇司和贝奥提亚。由于没有一个人招待他们， 他们便转向雅典去了。

    (35)这时雅典的最高统治者是佩西司特拉托斯，但是库普塞洛斯的儿子 米尔提亚戴斯也是一个有势力的人物。他出自一个拥有驷车的家庭，他的始 祖来自埃阿科斯和埃吉纳，但是在后来的系谱中，他却是雅典人了；这一家 族当中的第一个雅典人是埃阿司的儿子披莱欧司。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他坐 在自家门口的时候，看到穿着外国式样的衣服和拿着外国式样的长枪的多隆 科伊人走过，于是他便向他们欢呼并且在他们走近来的时候给他们以住处和 款待他们。而且他们也同意了。而当他把他们当作客人加以招待的时候，他 们便把神托的话全都告诉了他并且恳求他服从神的意旨。米尔提亚戴斯听到 这话之后，便相信了他们所说的话，因为他已不能忍受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统 治并且想把它摆脱掉。因而他立刻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是否可以按照 多隆科伊人所请示的办法去做。

    (36)佩提亚也要他同意这样的做法，于是在这之前曾在奥林匹亚赛会上 取得驷车比赛的胜利的、库普塞洛斯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便把所有愿意和他 一同起事的雅典人集合起来，和多隆科伊人一同乘船出发去取得了他们的国 土；而那些把他带回本国的人们便推他为僭主。首先，他从卡尔狄亚市到帕 克杜耶，横贯看凯尔索涅察斯地峡修筑一道长城，这样阿普新提欧伊人便不 能攻击这个地方来伤害他们。这个地峡的宽度是三十六斯塔迪昂；地峡这一 面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全长是四百二十斯塔迪昂。

    (37)横过凯尔索涅索斯的颈部修筑了一道长城，因而把阿普新提欧伊人 赶回去之后，米尔提亚戴斯首先便对拉姆普撒柯斯人开战了；拉姆普撒柯斯 人进行伏击而俘获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是深知米尔提 亚戴斯的，因而在克洛伊索斯听到了发生的事情之后，便派人去警告拉姆普 撒柯斯的人们，要他们把米尔提亚戴斯放走。他恐吓说，如果他们不这样做 的话，他就要象刨松树那样地把他们消灭掉。拉姆普撒柯斯的人俩在他们商 议的时候，完全无法捉摸克洛伊索斯所说要把他们象刨松树一样地消灭掉这 种恐吓是什么意思，而经过苦心的思索之后，他们中间的一位长老终于把真 正意义告诉了他们，即松树是唯一在砍伐之后不再生出嫩枝而要完全枯死的 一种树。因此，由于害怕克洛伊索斯，拉姆普撒柯斯人便把米尔提亚戴斯释 放了。

    (38)这样一来，克洛伊索斯便救了米尔提亚戴斯。但是后来在米尔提亚 戴斯死的时候他没有儿子，因而把他的主权和财产留给了他的异父同母的兄 弟奇蒙的儿子司铁撒哥拉斯。而自从他死之后，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便一直 按照一般的习惯把他作为开国的国王向他奉献牺牲，并且创办不许拉姆普撒 柯斯人参加的赛马和运动比赛。但是在反对抗姆普撒柯斯人的战争中，司铁 撒哥拉斯也死去了并且没有留下子嗣。他是被一个男子在市会堂用斧头砍死 的。这个人外表上装成是一个跑来投降的人，但实际上却是一个凶暴的敌人。

    (39)司铁撒哥拉斯既然这样死了，佩西司特拉提达伊族便派遣奇蒙的儿 子和死去的司铁撒哥拉斯的兄弟米尔提亚戴斯乘着一只三段桡船到凯尔索涅 索斯去掌握那里的政权。这些人装得仿佛他们与他的父亲奇蒙的死亡无关的 样子而在雅典地方也侍他很好。关于他的死亡的经过情况，在我的历史的另 一个地方还要提到的。米尔提亚戴斯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便闭门家居， 扬言这是为了给自己的兄弟司铁撒哥拉斯致哀。当凯尔索斯涅索斯的人们知 道这件事的时候，当权的人们便从他们四面八方的一切城市集合到了一起， 打算和他共同致哀以示吊慰之忱。但是他把他们捕了起来。这样米尔提亚戴 斯便成了凯尔索涅索斯的主人。他在那里搞了一个五百人的亲卫队，并且娶 了色雷斯国王欧罗洛司的女儿海该西佩列。

    (40)但是在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来到凯尔索涅索斯之后不 久，他便遇到了比以前更加沉重的祸事。原来在这之前三年①，游牧的斯奇提 亚人曾受到国王大流士的煽动把自己的兵力集合起来一直长驱到上面所提到 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地方，因此就把米尔提亚戴斯从那个地方给赶出来了。米 尔提亚戴斯不敢等到他们攻来便从凯尔索涅索斯逃跑了，直到斯奇提亚人离 开而多隆科伊人把他又带了回去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现在他所遇到 的事情的三年前的时候。

    (41)但是这一次，知道腓尼基人已经到了提涅多斯，他便带着满载着自 ① 四九三年。 己身边的财货的五艘三段桡船到雅典去了。他从卡尔狄亚出航，渡过了美拉 司湾(意为黑湾——译者)，而当他经过凯尔索涅索斯的时候，遇上了腓尼基 人的船只。米尔提亚戴斯本人和他的四只船逃到伊姆布罗斯去，但是第五只 船却受到腓尼基人的追击并被拿获了。而正巧这只船的船长是米尔提亚戴斯 的长子美提欧科司，这是他和另一个妻子，而不是和色雷斯人欧罗洛司的女 儿所生的。腓尼基人把这个人和他的船一并拿获了，而当他们知道他是米尔 提亚戴斯的儿子的时候，便把他带到国王那里去；他们认为他们这次干的事 情是会受到国王的非常的感谢的，因为当斯奇提亚人要求伊奥尼亚人毁掉舟 桥并各自回航他们本国的时候，米尔提亚戴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是发表过意 见，主张按斯奇提亚人的要求去做的，但是当腓尼基人把米尔提亚戴斯的儿 子美提欧科司带到大流士的面前时，大流士不但不伤害他，反而很照顾他， 给了他房屋和财产，又送给他一个波斯的妻子，这个妻子给他生了被认为是 波斯人的几个孩子。至于米尔提亚戴斯，则他从伊姆布罗斯到雅典去了。

    (42)在这一年（四九三年）当中，波斯人对伊奥尼亚人就再没有做出任何一件有怀有 敌意的事情。但是在这同一年里，却发生了一些对伊奥尼亚人十分有利的事 情。撒尔迪斯的太守阿尔塔普列涅斯曾把各个城市的使节召到他那里去，强 迫伊奥尼亚人在他们本身中间缔结协定，以便使他们遵守法律的规定并在相 互间不进行掠夺抢劫。他是强迫他们这样做的。他以帕拉桑该斯为单位测量 了他们的土地，帕拉桑该斯是波斯人为三十斯塔迪昂的长度所起的一个名 称。他又指定每一地方的人民都要按照这次的测量交纳贡税，这种贡税从那 时到今天就和阿尔塔普列涅斯所规定那样地一直不变地确定下来了。规定的 数额和从来所缴的贡税相差不多。

    (43)因此，这样的做法给他们带来了和平的生活。但是在初春（四九二年）的时候， 其他将领被国王解职，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一个年纪轻而最近又 娶了大流士的女儿阿尔桃索司特拉的人物，率领着一支非常庞大的陆海军来 到了沿海的地带。当玛尔多纽斯率领着这支军队来到奇里启亚的时候，他本 人便登上了船并和他的其他船只一同出发，而陆军则由其他将领率领到海列 斯彭特。当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到伊奥尼亚的时候，他做了这 样一件事情，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是为了使不相信七人当中的欧塔涅斯曾宣布说波斯最好的统治形式应当是民主政体的那些希腊人大吃一惊（见第三卷第八○节）。玛尔多纽 斯废黜了所有伊奥尼亚的僭主而在他们的城邦中建立起民主政治。他这样做 了之后，便火速地赶到海列斯彭特去，大量的船只和一支庞大的陆军早已在 那里集结起来了。于是波斯人便乘船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穿拉欧罗巴直向埃 列特里亚和雅典进军了。

    (44)这些城邦便是他们此次远征的口实了。但是他们的意图却是尽可能 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因此他们的舰队首先便征服了塔索斯人，塔索斯人几 乎没有抵抗。随后，他们的陆军又把马其顿人加到他们已有的奴隶里面去， 因为在此之前，比马其顿离他们更近的一切民族便都已经被波斯人征服了。 此后，他们又从塔索斯渡海到对岸，顺着大陆的沿岸前进直到阿坎托司地方， 再从这个地方出发打算绕过阿托斯山。但是当他们航行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阵猛烈的、不可抗拒的北风，这阵风使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许多船舶 被吹得撞到阿托勘山上面去了。据说，毁坏的船总数达三百只，失踪的人数 有两万多人。原来，既然阿托斯的这一带的海里有许多怪物，因而有一些人 便是给怪物捉去，这样便失踪了。再有一些人是撞到了岩石上的。那些不会 游泳的人溺死在水里了，又有一些人给冻死了。因此上述的一切便是水师的 遭遇了。

    (45)至于玛尔多纽斯和他的陆军，则当他们驻屯在马其顿的时候，色雷 斯的布律戈依人在夜里向他们进攻，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并且使玛尔多纽斯 本人也负了伤。尽管如此，甚至这些人本身也未能逃脱波斯人的奴役。因为 玛尔多纽斯是在把他们征服之后才离开了那些地方的。然而在他把他们征服 的时候，他却率领着他的军队返回了本士，因为他的陆军曾吃了布律戈依人 的很大的苦头，而他的水师又在阿托斯一带遭到了一次更大的打击。因此， 这次出征便在这样的不光荣的祸事之后返回亚细亚了。

    (46)在这之后的第二年（四九一年），大流士首先就派使者到塔索斯人那里去，命令 他们毁掉他们的地墙并且把他们的船只带到阿布戴拉来。原来塔索斯的邻邦 居尺错误地报告说塔索斯人在准备叛变。因为塔索斯人既然曾经受到米利都 的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围攻并且有丰厚的收入，故而他们便用他们的财富修造 战船并且用较坚固的城墙把他们自己围起来。他们收入的来源是大陆和矿 山。从斯卡普铁·叙列的金矿，他们大概收入八十塔兰特，而从塔索斯本土 的矿山虽收入较少，然而农产物不纳税的培索斯人从大陆和矿山的收入每年 大概是二百塔兰特，而收入最高的时候则是三百塔兰特。

    (47)这些矿山我自己都去看过。在这些矿山当中，比其他矿山要出色得 多的是和塔索斯同来并且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的腓尼基人所发现的 那些矿山；而且这个岛现在便是因这个腓尼基人塔索斯而得名的。这些腓尼 基的矿山是在萨摩特拉开对岸，塔索斯的所谓阿伊努拉地方和科伊努拉中 间；这是一座大山，它已被寻矿的人们给挖得翻过来了。关于矿山是事情我 只说这些。塔索斯人奉了国王的命令毁了他们的城墙并且把他们的全部船只 移转到阿布戴拉夫。

    (48)在这之后，大流士又去设法打听希腊人是打算对他作战，还是打算 向他投降。因此他便把使者分别派遣到希腊的各个地方去，命令这些使者为 国王要求一份土和水的礼物。他把这些人派到希腊去，又把另一些人分别派 到沿海地方向他纳贡的城市去，命令它们修造战船和运送马匹的船只。

    (49)因此这些城市便着手进行这些准备工作。到希腊去的使节们得到了 国王声明要求的东西。许多大陆上的住民是这样，受到使节的要求的所有岛 上住民也是这样。在把土和水送给大流士的岛上住民当中有埃吉纳人。但是 埃吉纳人这样做的时候，雅典人立刻前来向他们责问，因为雅典人认为他们 是由于仇视雅典才把这样的礼物送给大流士的，这样他们便会和波斯人结合 起来向雅典人进攻。实陈上，雅典人正欢喜有这样的一个借口，他们于是到 斯巴达去，在那里控诉证明埃吉纳人已经背叛希腊的行为。

    (50)由于这次的控诉，当时身为斯巴达人的国王的克列欧美涅斯，阿那 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便渡海到埃吉纳去，以便可以把埃吉纳人当中的那些 罪魁逮捕。但是当他试图将他们逮捕的时候，波律克利托斯的儿子克利欧斯。 在其他埃吉纳人的支持之下对他加以反抗并且嘱告克列欧美涅斯不要逮捕任 何埃吉纳人，否则将悔之无及。他说克列欧美涅斯这样做并没有得到全体斯 巴达人的批准，而是接受了雅典的贿赂才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 是一定会和另一位国王同来逮捕他们的。他是受到戴玛拉托斯的一封信的指 示才讲了这一番话的。既然不得不因此而离开埃吉纳，克列欧美涅斯便问克 利欧斯他叫什么名字。当克利欧斯把名字告诉了他的时候，克列欧美涅斯就 向他说：“牡羊(克利欧斯原文 nplos 的意思是牡羊)，现在是你把 青铜包在你的角上的时候了，因为你是必须要和大灾大难进行战斗的。”

    (51)在这个时候，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住在斯巴达并且到处对克 列欧美涅斯进行诽谤。这个戴玛拉托斯也是斯巴达的国王，但是就门第而论 却要差一些。但是在其他任何方面他诚然并不差(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祖先)， 只是埃乌律司铁涅斯家方面由于是长门的关系而比另一家总要尊贵一些。

    (52)但是根据拉凯戴孟人的与任何一位诗人都不一致说法，把他们率领 到他们今天占据的地方的是阿里司托戴莫斯，而不是他的儿子们。这个阿里 司托戴莫斯是阿里司托玛科司的儿子，克列奥达伊欧斯的孙子，叙洛斯的重 孙子。不久之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名叫阿尔该娅的妻子就给他生了儿子。 他们说她是欧铁希昂的女儿，而欧铁希昂则是提撒美诺斯的儿子、铁尔桑德 洛斯的孙子、波律涅凯斯的重孙子。她给他生了孪生子。阿里司托戴莫斯曾 活着看到孩子们，但不久他便病死了。当时的拉凯戴孟人决定按照他们的习 俗使双生儿当中较大的一个作国王。但既然这两个孩子在一切方面都是相同 的，他们因而不知选谁好；而当他们无法在二者中间判断的时候或恐怕甚至 比他们试图这样做更早的时候，他们便去问母亲。但是她说，她也不比拉凯 戴孟人知道的更清楚，她也分不出谁大一些。她是这样说的，虽然在实陈上 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她想用个什么办法使两个人都作国王。据说，拉 凯戴孟人当时不知如何做才好，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处理这件事的 办法。佩提亚命令他们使二人都为国王，但是对年长的那个人更要尊敬些。 得到佩提亚的回答之后，拉凯戴孟人仍然不知道哪一个年纪较大，一个名叫 帕尼铁司的美塞尼亚人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这样：他们注意母亲， 看她先洗和喂这两个孩子当中的哪一个，如果她总是按照一个规则来做的 话，那他们便得到他们寻求和想要发现的一切了。但如果她在这样做时随意 改变的话，那他们便可以看到她并不比拉凯戴孟人知道的更多，那时他们再 给自己想别的办法。于是斯巴达人便按照美塞尼亚人的建议做了，而在他们 注意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孩子的母亲时，发现她在喂和洗孩子们时总是先照顾 先生的一个的，不过她并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注意她。于是他们便把首先受到 母亲照目的孩子抱了来，把他当作长子由公家出钱抚养。他们称年长的为埃 乌律司铁涅斯，称另一个孩子为普罗克列斯。据说，当这两兄弟长大成人的 时候，他们二人一生中间都是不和的，他们的后人也一直是这个样子。

    (53)这便是拉凯戴孟人的说法，不过其他希腊人却不是这样讲。但是我 在下面所写的都是依照希腊的一般说法。我认为希腊人在列举多里斯人的这 些国王而一直回溯到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但不提到神的时候，是正确 的。而且他们还证明上面所列举的国王都是希腊人。因为在培尔赛欧斯的时 代，他们已经被认为是希腊人了。我回溯诸王一直到培尔赛欧斯而不更向上 回溯，这是因为培尔赛欧斯的上面没有一个凡人的父亲的名字，正好象阿姆 披特利昂对于海拉克列斯那样。因此，很明显，我在自己的一方面有充分的 理由来说，希腊的纪录是一直回溯到培尔赛欧斯的。从这里再向上，如果从 阿克里西欧斯的女儿达纳耶回溯的话，则可以看出多里斯人的首领都是道地 的埃及人。

    (54)以上我是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来回溯他们的系谱的。但是波斯人的说 法是，培尔赛欧斯本人是一个亚西里亚人，但是后来他变成了希腊人，不过 他的祖先并不是希腊人。波斯人还说，阿克里西欧斯的祖先和培尔赛欧斯并 没有血统关系，而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实际上是埃及人。

    (55)这些事情就说到这里为止了。但是其他的人们还提到，是什么理由 而且由于什么功业，这些埃及人竞成了多里斯人的国王。因此这里我就不再 讲了。我要讲的则是别人没有提到的事情。

    (56)于是斯巴达人便把这样的一些特权给了他们的国王。他们将拥有为 宙斯·拉凯戴孟和宙斯·乌拉尼欧斯所设置两个祭司职位；他们可以随便对 任何国家开战而任何斯巴达人都不能加以阻止，否则就会受到咒诅。在他们 的军队出征时，出发之际国王要在最前面，归来之际国王要在最后面。在他 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有一百名精兵保卫着他们。在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可 以用尽可能多的牲畜作为牺牲，并且他们把一切牺牲的皮革和脊肉收归自己 所有。

    (57)以上是他们战时的权利。平时给予他们的权利则有如下述。在举行 任何公共的牺牲奉献式的场合，国王都要坐在首席，最先受到款待，而且他 们每个人所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要比其他的客人多一倍。他们有最先举行灌奠 之礼，有取得牺牲的皮革的特权。每到新月和每月的第七日的时候，都由公 费为他们每一个人向阿波罗神殿奉献一头成熟的牺牲，一美狄姆诺斯的大麦 粉和一拉科尼亚。铁塔尔铁的酒，而在比赛的时候，也特别为他们保留正面 的席位。此外，他们还有权利任命任何愿意申请担任的市民担任异邦人保护 官，他们还可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选两名佩提欧伊。佩提欧伊乃是被派柱戴尔 波伊请示神托的使者，他们是用公费陪着国王进餐的。而如果国王不参加公 宴的话，则要把两科伊尼库斯的大麦粉和一科杜列的酒送到他们家里去，如 果他们前来参加的话，则一切东西他们都要得双份。在他们应私人的邀请参 加宴会时他们也享受同样的荣誉。一切下赐的神托都要交给国王保存，但也 必须要佩提欧伊知道。只有国王才有权裁决一位未婚的女继承人应当嫁给什 么人，如果她的父亲没有把她嫁出去的话。关于公路也是这样，但是在其他 的情况之下便不是这样了。如果有人想收一名养子的话，他必须当着国王的 面做。他们和二十八名长老共同在评议会上商量事情。如果他们不来参加的 话，则长者中和他们关系最近的享有国王的特权，他们代国王投两票之后， 到第三票才是他们自己的。

    (58)国王从斯巴这国家方面得到的这些权利都是终身的。当他们死的时 候，他们的权利是这样处理的。骑士们到拉科尼亚鲁地宣布他们的死讯，在 市内，则妇女们敲着锅到鲁处去报信。而当这件事做完了以后，每家当中的 两个自由人，一男一女一定要服丧，否则的话便要受到重罚。拉凯戴孟人在 他们国王死去时的风俗和亚细亚的异邦人是相同的，因为大部分异邦入在他 们的国王死时，风俗都是一样的。原来当拉凯戴孟人的国王死去的时候，除 去斯巴达人之外，从拉凯戴孟全土要有一定数日的佩里欧伊科司①被强制前来 ① 斯巴达的全部居民分成三个阶级，最高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斯巴达人，他们是征服者乡里斯人的后裔，从 参加葬仪。这些人和希劳特和斯巴达市民本身共几千人集合在一个地方，再 加上妇女，于是他们就拼命拍打他们的前额并表示无限的哀悼，他们把最近 死去的国王，不管这个国王是谁，总是称为他们的国王当中最好的一位。如 果一位国王战死的话，他们便给他做一个像，把它放在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 的床位上抬着去下葬，而在下葬之后十天里，不许举行任何集市或是选举长 官，而是一直要进行哀悼。

    (59)在另一件事上，拉凯戴孟人也是和波斯人相似的。当一个国王死去 而另一个国王接替他的时候，这个新王便免除任何斯巴达人对国王或是对国 家所负的任何债务。在波斯人那里，当新王即位之时，他也是豁免一切城邦 未缴清的贡税的。

    (60)此外拉凯戴孟人还有和埃及人相似的地方，即他们的报信人和吹笛 人和厨子等职业都是世袭的；吹笛人的儿子是一个吹笛者，厨子的儿子是一 个厨子，报信人的儿子是一个报信人。没有别的人由于自己的嗓音响亮而来 作报信人，从而会占夺了他们的地位。他们从一生下来便有从事他们的行业 的权利。这些事情的情况就是这样。

    (61)但是在我所谈到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当克列欧美涅斯在埃吉纳做着 后来对整个希腊有利益的事情的时候，戴玛拉托斯便对他进行诽谤，这与其 是由于他关心埃吉纳人，勿宁说是由于嫉妒和恶意。当克列欧美涅斯从埃吉 纳回来的时候，他就计划把戴玛拉托斯从王位上放黜出去。他为什么这样攻 击他，下面我来说一说这个原因。斯巴达的国王阿里司通娶了两个妻子，但 是都没有给他生孩子。他相信不生孩子的责任不在他的身上，于是他娶了第 三个妻子。他娶这个妻子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斯巴达人，他是阿里 司通的最亲爱的朋友。这个人有一个妻子，她在斯巴达妇女中间是一个出类 拔萃的美女，不过现在她虽然是最美丽的，在先前却是最丑陋的。原来，她 既然长得丑陋，她的乳母想到一个有钱家庭的女儿却长得这样难看而她的双 亲又为自己女儿的容貌这样担心，于是因这样的一些理由给她想一个办法； 乳母每天把这个孩子带到海伦的神殿去，这座神殿在所谓铁拉普涅地方①的波 伊勃司神殿的上方。乳母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抡她放在神像的旁边，祈求女 神改变这个孩子的丑陋容貌。因此在一天里，正当这个乳母离开神殿的时候， 据说有一个妇女在她的面前显现，问她抱着的是什么。乳母回答说是一个婴 儿，那个妇女要乳母把这个孩子给她看。乳母说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婴儿的 父母不许把婴儿给任何人着。但是这个妇女无论如何也要看一下这个孩子。 因此当乳母看到这个妇女非常热心地想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她便真地把孩子 给这个妇女看了。于是这个妇女便拍了一下这个孩子的头，说她将会变成一 切斯巴达妇女当中最美丽的。据说，从这一天起，这个孩子的面容就改变了。 而当她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她就嫁给了阿里司通的朋友，这就是阿尔开 达司的儿子阿盖托斯。

    (62)但是看来阿里司通是爱上了这个妇女的，于是他便想了这样一个办 法来得到她。于是他答应他的朋友，即这个妇女的丈夫说，他愿意从他的所 事征战并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其次是佩里欧伊科司（或称边区居民），他们是被征服的阿凯亚人的后裔， 主要从事工商业，享有人身自由，但是没有充分的政治权利；最后是希劳特，他们的地位和奴隶没有什么 区别。 ① 在斯巴达的东南；传说是美涅拉欧司和海伦的葬地。那里到今天还可以看 到一座神殿的基址。 有物当中把他的朋友随意选择的任何一件东西送给他的朋友，条件是他的朋 友也答应他同样的请求。阿盖托斯看到阿里司通自己也有一个妻子，便不为 自己的妻子担心，于是他答应这样做了。他们为这个协定立下了誓约。于是 阿里司通便把阿盖托斯从他的财富当中所选取的东西给了他；至于他自己要 从阿盖托斯那里取得的报偿，则他是试图取得他的朋友的妻子。阿盖托斯说， 除去这一点之外，他什么都能同意。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誓约和把他欺骗了的 狡计，他竟不得不容许阿里司通把他的妻子带走。

    (63)这样，阿里司通便和第二个妻子离了婚，把第三个妻子带回家里来 了。而在不满十个月的一个较短的时期里，他的妻子就给他生了一个孩子，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戴玛拉托斯。当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来告他说他得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正在和五长官一道举行会议。他是记得他的婚期的，于是他便屈指计算并发誓说：“这不会是我的儿子”。五长官听到了他讲的话，但是 当时根本未加以注意。在这个男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阿里司通后悔他所讲过的话，因为他已相信戴玛拉托斯确乎是他的儿子了。他所以称他戴玛拉托斯，是因为在这之前，全体斯巴达人民都为他祈求一个儿子，因为他们都认 为阿里司通是斯巴达的历代国王当中最出色的一位。因此这个孩子便被命名为戴玛拉托斯(意即“人民祈求的”)。

    (64)久而久之，阿里司通逝世了。戴玛拉托斯于是作了国王。但是看来 这些事件注定是要被发现的，而戴玛拉托斯便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失去了自己 的王位。在这之前，克列欧美涅斯当戴玛拉托斯把自己的军队引离埃列乌西 斯的时候，便是非常仇视他的，特别是这次当克列欧美涅斯本人渡海到埃吉 纳去惩罚支持波斯人的埃吉纳人的时候，便更加仇视他了。

    (65)因此，克列欧美涅斯既然想进行报复，他便和戴玛拉托斯家中的一 个人，即阿吉斯的孙子、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缔结了一项协定，即 如果他使列乌杜奇戴斯代替戴玛拉托斯做国王的话，那未列乌杜奇戴斯要随 他一同去攻打埃吉纳人。原来列乌杜奇戴斯乃是戴玛拉托斯的一个死敌，因 为他曾和戴玛尔美诺斯的孙女、奇隆的女儿培尔卡洛斯订了婚，但是戴玛拉 托斯使用了计谋，夺走了列乌杜奇戴斯的新妇，他把新娘在婚前拐跑而使她 和自己结了婚。这便是列乌杜奇戴斯和戴玛拉托斯反目的理由。而现在由于 克列欧美涅斯的唆使，他便对戴玛拉托斯提出了控诉，起誓说戴玛拉托斯并 不是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因为他本来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在作出了这个 誓证之后，他便到法庭上去控告戴玛拉托斯，因为他一直记得，当仆人把生 男孩子的事告诉阿里司通，而阿里司通在计算了月份之后曾誓言这个男孩子 并不是他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以这句话为根据，力图证明戴玛拉托斯根 本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或斯巴达的合法的国王。他召请五长官前来作证，因 为他们当时都曾列席会议并且听见过阿里司通说这样的话。

    (66)结果在这件事上面发生了争论，于是斯巴达人决定到戴尔波伊去请 示神托，问戴玛拉托斯是否阿里司通的儿子。这件事被送到佩提亚那里去， 征求她的意见，这也是克列欧美涅斯出的主意。原来当时克列欧美涅斯曾得 到戴尔波伊最有势力的人物、阿里司托庞托斯的儿子科邦的帮助；这个科邦 曾说服了那里的女祭司培莉亚拉，要她说出克列欧美涅斯要她说的话。结果 当使者向她请示的时候，她便断定说戴玛位托斯并不是阿里司通的儿子。但 是后来，这种行为被发觉了。科邦被驱出了戴尔波伊，而女司祭培莉亚拉也被褫夺了她的光荣职务。

    (67)以上便是戴玛拉托斯被剥夺了王位的情况。而他从斯巴达亡命到美 地亚人那里去，乃是由于受到了下面我要说的一种非难。戴玛拉托斯被褫夺 了王位之后，曾当选担任一个官职。但是在举行吉姆诺帕伊狄阿伊（斯巴达地方大群裸体的男子与少年在仲夏所举行的节日）的时候， 戴玛拉托斯曾前往参观。这时列乌杜奇戴斯纯乎是为了嘲笑和侮辱的目的把 他的从仆派到戴玛拉托斯那里去，问戴玛拉托斯在作国王之后担任一名官吏 有何感想。戴玛拉托斯听到这个问题，心中着实怒恼，于是他回答说，和列 乌杜奇戴斯有所不同，他两种经验都有了；他还说，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对 拉凯戴孟人来说，是会引起无限灾祸或无限福祉的。他这样说了之后，便蒙 看自己的脸离开了剧场回家去了；回家之后，他立刻作了准备，向宙斯神献 了一头牡牛，奉献完了之后，他便呼唤他的母亲。

    (68)他的母亲来了，于是他把牺牲的一部分脏腑放到她的手里，向她恳 求说：“娘啊，我以其他诸神的名义，特别是以咱家的守护神宙斯的名义恳 求你，请你如实地告诉我，到底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因为列乌杜奇戴斯在与 我争论的时候说，当你嫁给阿里司通的时候，你已经由于你前一个丈夫而怀 孕了。而另外一些人则有一种更加不负责任的说法，他们说你曾和一个看■ 的仆人通情，而我就是你们两个人所生的儿子。因此我以诸神的名义恳求你 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因为，假若你做了象他们所说的那样的事的话，则不仅 是你，其他许多妇女也都是这样的。而在斯巴达则大家都传说，阿里司通命 中注定是不会有孩子的，否则他的前妻也就会给他生孩子了。”

    (69)在他说了这一番话之后，他的母亲便回答他说：“儿啊，既然你祷 告并恳求我把真情告诉你，那末我就把全部真实情况对你讲了罢。 在阿里司通把我带到他家的第三个夜里，有一个象是阿里司通的幻影到 我这里来与我交合，然后把他的花环给我戴上。可是在这个幻影离开之后不 久，阿里司短就来了。他看到我所戴的花环，便问我这是谁给的，我就是他 给的，但是他不承认。于是我便发誓，说如果他否认的话那是不对的；我对 他说，原来就是在不一会儿之前的时候，他来了和我交配并且把花环给我戴 上。当阿里司通看到我为这件事发誓的时候，他便认识到这乃是神的所作所 为了。花环显而易见是从那在大门口旁边、他们称为阿司特罗巴科斯神殿的 那座英雄神殿里来的，而且卜师们也都说，到我这里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那 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因此，儿啊，你想知道的一切你已经都知道了；或 者你就是那位英雄的儿子，这样则你的父亲是那位英雄阿司特罗巴科斯，或 者阿里司通是你的父亲，因为正是在那一夜里，我有了你。至于他们攻击你 的时候所持的理由，即当阿里司通接到生你的音信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说 你不是他的儿子，(因为我生你时离我初怀你时还不到十个月)，那末这乃是 他由于不知道这样一些事情的真象，才随便这样讲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妇 女怀孕都满十个月的，有一些人在九个月之后，甚至七个月之后便生产了。 儿啊，你就是我在怀孕七个月后生的。不久之后，阿里司通自己也知道他自 己所说的是愚蠢的话了。不要相信任何其他有关你的出生的胡言乱语罢。因 为我告诉你的，都是千真万确的话。反而是列乌杜奇戴斯本人和说这样的话 的其他人等，他们的妻子会跟着爐人私通生孩子罢。”

    (70)以上便是他的母亲所说的一番话。戴玛拉托斯知道了他想知道的一 切之后，便作了上路的准备，他借口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而出发到埃里司去了。但是拉凯戴孟人怀疑他打算逃走，于是就追踪在他的后面。但是戴玛 拉托斯却想办法赶在他们的前面，便从埃里司渡海到札昆托斯去了。拉凯戴 孟人随着他渡过了海，很想逮捕他，而把他的仆人从他身边带走。但是札昆 托斯人拒绝引渡他，随后他便从那里渡海到亚细亚，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了。 大流士盛大地欢迎了他，给了他土地与若干城市。戴玛拉托斯经过这样的奔 波之后，便这样地到达了亚细亚。这个人在拉凯戴孟曾由于自己的许多成就 和本身的智慧而博得了赫赫的声名，特别是由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 驷草比赛的奖赏，从而给自己的城邦取得了胜利的荣誉。在斯巴达的国王当 中，是只有他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事情的。

    (71)戴玛拉托斯被黜之后，美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便继承了他的王位。他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名叫杰乌克西戴莫斯的儿子，有些斯巴达人则把他的这个儿子称为库尼司科斯。这个杰乌克西戴莫斯始终也没有成为斯巴达的国王，因为在列乌杜奇戴斯活着的时候他便死了，身后留下一个名叫阿尔奇戴莫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既然失掉了杰乌克西戴莫斯，便又娶了一 个妻子埃乌律达美，她是美尼欧斯的姊妹，又是狄雅克托里戴斯的女儿。他 们之间也没有生男孩子，却生了一个名叫拉姆披多的女儿，而列乌杜奇戴斯便把她许配给了杰乌克西戴莫斯的儿子阿尔奇戴莫斯。

    (72)但是列乌杜寄戴斯本人也未能在斯巴达享高年。由于对戴玛拉托斯 的所作所为，他受到了下面的惩罚。他率领一支拉凯戴孟的军队去进攻帖撒利亚（约为四七五年或四七○年），而当他行将征服帖撒利亚全境的时候，他接受了很大的一笔贿赂；但 是这件事由于他有一次在营帐里坐在一个满装着银子的手笼上面而被发觉， 随后他便受到了审判，结果他被从斯巴达放逐出去；他的家宅也被毁掉，他 自己则亡命到铁该亚去并且死在那里了。

    (73)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但是在当前我说的这个时候，克列欧美涅 斯在有关戴玛拉托斯的事件上成功以后，他立刻带着列乌杜奇戴斯出发惩罚 埃吉纳人去了。由于埃吉纳人曾经侮辱过他，因而他便极端仇恨埃吉纳人。 当埃吉纳人看到两个国王都来讨伐他们的时候，他们便认为还是以不加抵抗 为妙。国王们于是从埃吉纳选出在财富和门第方面占最高地位的十个人来， 在这十个人当中有埃吉纳的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即波律克利托斯的儿子克 利欧斯和阿里司托竞拉铁斯的儿子卡撒姆包斯：他们把这些人带到阿提卡 去，把他们交到他们的死敌雅典人的手里去看管。

    (74)在这之后，人们知道了克列欧美涅斯对戴玛拉托斯所玩弄的好计； 克列欧美涅斯害怕斯巴达人，便偷偷地溜到帖撒利亚去了。从那里他又到阿 尔卡地亚去，在那里造成了混乱的局面。原来他尽力想把阿尔卡地亚人纠合 起来去反对斯巴达，除去用其他办法要他们发誓不拘他领他们去干什么事他 们都追随他之外，他还想把阿尔卡地亚的首脑人物带到挪纳克利斯市去，要 他们凭看司图克斯河的河水发誓。据阿尔卡地亚人的说法，则在这个市邑的 附近就有司图克斯河的河水，而这种河水的性质则有如下述：它看起来不过 是从岩石流向窪池的一股小小的水流，在窪他的四周有一道圆形的石壁。这 个水泉所在的挪纳克利斯是阿尔卡地亚地方离培涅俄斯不远的一个市邑。

    (75)当拉凯戴孟人知道克列欧美涅斯有这样的打算的时候，他们害怕 了，于是他们把他召回斯巴达，让他以和先前相同的条件来担任国王。但是 克列欧美涅斯在这之前就有些精神不正常，归来之后就得了癫狂症，因为他 不拘遇到任何斯巴达人，他都要用他的王笏打击对方的脸。由于他这样的行 动以及他所得的癫狂症，他的近亲便把他看了起来，给他上了足枷。但是当 他在禁闭中看到看守他的人只剩下一个，其余的人都已离开的时候，他便向 这个看守人索取一把匕首。看守人起初拒绝了他的请求，但是克列欧美涅斯 威吓这个看守人说以后如果他得到自由，他会对这个看守人怎样怎样，(身为希芳特的)这个看守人被他的威胁吓住了，于是便把匕首交给了他。克列欧美 涅斯得到了这个匕首之后，便开始从自己的胫部向上切了起来，从胫部向上 切到大腿，从大腿又切到臀部和腰部和胁腹部，最后竟一直到腹部，而且都是顺着切，切成了条条的肉，他便这样地死去了。据大多数的希腊人的说法， 他所以有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说服佩提亚编造了对戴玛拉托斯很不利的一 番话；唯独雅典人却说，这是因为他入侵埃列乌西斯并且蹂躏了女神们的圣 域。阿尔哥斯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当阿尔哥斯人为躲避战祸而到他们的阿尔 哥斯神殿去避难时，他把他们从那里赶了出来并把他们杀死，他又不把圣林 放到眼里，却用火把它烧掉了。

    (76)原来当克列欧美涅斯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的时候，曾有一个神托 告诉他说，他应当攻取阿尔哥斯。因此，当他率领着斯巴达人到达据说是发 源于司图姆帕洛斯湖的埃拉西诺斯河(他们说，这个湖的湖水流入地下的一个 裂缝里去，然后再在阿尔哥斯出现，而从那里开始，这条河便被阿尔哥斯人 称为埃拉西诺斯河)，当着克列欧美涅斯到达这条河的时候，他便向这个河奉 献牺牲。但尽管他这样做，牺牲却丝毫没有呈现出有利于他渡河的吉兆，于 是他就说他是敬佩埃拉西诺斯河的，因为它不出卖它的本国人民，同时他又 说，甚至这样他也是不会轻轻饶过阿尔哥斯人的。不久他便从那里撤退，率 领大军朝着大海的方向到杜列亚去了，在那里他向大海奉献了一头牡牛作为 牺牲之后，便下令自己的士兵登上了船，把他们带到提律恩司地区和纳乌普 利亚去了。

    (77)阿尔哥斯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到海岸地带来和他们作战了。当 他们走近提律恩司，到达一个叫做海西佩阿的地方时，他们就在拉凯戴孟人 的对面扎下了营，两军相隔只有不多的地方。阿尔哥斯人并不害怕在那里进 行正正堂堂的战斗，他们勿宁是害怕中了敌人的诡计；原来，女祭司同时给 阿尔哥斯人和米利都人的那个神托，便正是指着这件事说的。神托的话是这 样：当一个妇女战胜了男子，把他驱离战场，并且在阿尔哥斯人中间赢得荣 誉的时候，许多阿尔哥斯妇女就会在哀痛中撕裂自己的双颊。 而在将来的时候，会有人这样说： “可怕的卷作三圈的蛇将被刺死在长枪之下。”弦一切的事情凑到一起， 就使阿尔哥斯人感到害怕了。因此他们决定使敌人的傅令人也给自己一方面 服务，而在这样决定之后，则每当斯巴达的傅令人向拉凯戴孟人傅达任何命 令的时候，他们也就按照他的吩咐做同样的事情。

    (78)当克列欧美涅斯看到阿尔哥斯人按照他的傅令人所吩咐的去做的时 候，他便下令说，当傅令人发出要大家吃早饭的口号的时候，他们便拿起他 们的武器，向阿尔哥斯人发起进攻。拉凯戴孟人按照这样的吩咐做了。结果 在拉凯戴孟人进攻的时候，他们发现阿尔哥斯人正在遵照傅令人的口号在那 里吃早饭呢。他们杀死了许多阿尔哥斯人，但是却有多得多的阿尔哥斯人逃 避到阿尔古司圣林中去，而拉凯戴孟人便在圣林的四周扎营，把他们严密地 监视起来。结果，克列欧美涅斯竟而想出了这样的办法。

    (79)他的身边有一些投降他的人，他向这些人打听了一番之后，便派遣 一名傅令人去呼喊那些把自己关在圣域之内的阿尔哥斯人的名字，要他们出 来，并且说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赎金。因为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对于每一 个俘虏都要付出一定数目的赎金，即每人两米那。这样克列欧美涅斯便把大 约五十个阿尔哥斯人一个一个地召请出来，出来之后便把他们杀掉了。然而， 还留在圣域之内的其他人却不知道这些人被诛杀的事情。因为这个林子是很 茂密的，林子里面的人们看不到外面的人们遇到什么事情，直到他们有一个 人爬上了树，才看到外面所发生的事情。自此以后，傅令人再呼喊的时候， 他们便再也不出来了。

    (80)因此克列欧美涅斯便下令全体希劳特在圣林的四周堆起薪材来；他 们遵照命令行事，于是他便把圣林放火点看了。当火正在燃烧的时候，他就 同一个投降者这座圣林是献给哪一位神的。那个投降者就说这座圣林是献给 阿尔古司神的。他听见这话，便大声悲叹地说：“哦，宣托之砷阿波罗啊， 你说我应当攻陷阿尔哥斯，那你真是把我骗苦了。但是我以为，你的预言却 在这件事上实现了”。

    (81)不久克列欧美涅斯便把他的大部分军队派回了斯巴达，他自己则率 领着他的一千名最精锐的部队，到希拉的神殿（在阿尔哥斯东北约604公里）那里去奉献牺牲，但是当他本 来正要在祭坛上奉献牺牲的时候，祭司却禁止他这样做，他所持的理由是按 规定不许任何异邦人在那里奉献牺牲。于是克列欧美涅斯便命令希劳特们把 这个祭司从祭坛拖开毒打一顿，他自己则在那里奉献牺牲。这样做了之后， 他便回到斯巴达去了。

    (82)但是在他回国之后，他的政敌就把他带到五长官面前，说他是由于 接受了贿赂，才没有攻陷那本来可以很容易攻陷的阿尔哥斯。可是克列欧美 涅斯却说，当然，他说的话是真是假我不能明确判断。但他却是这样说，当 他拿下阿尔古司神殿时，他以为神的预言就已经应验了，因此他就以为最好 是先不要进攻这个城，而是先用奉献牺牲的办法请示一下，看神是允许他攻 取这座城市还是反对他这样做。而当他在希拉的神殿里请求赐于朕兆时，从 神象的胸部闪射出火焰来，因此他就知道了事情的真象，即他不应当去攻取 阿尔哥斯了。因为，他说，如果火焰是从神象的头部射出，那他就会从上到 下地完全攻陷该城；但是入焰从胸部射出，这便表明，神心里想要他做的事 情，他已经做到了。他的这种辩解的理由在斯巴达人听来是可以相信的，又 是合理的，于是他就大大地胜过了向他控诉的人们而获释了。

    (83)然而阿尔哥斯的成年男子却损失到这样程度，以致他们的奴隶竞掌 握了一切；他们取得政权进行统治，直到战死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 到那时，这些人便为自己恢复了阿尔哥斯抖且把奴隶们驱逐出去。奴隶们被 驱逐出去之后，又用强力夺取了提律恩司。他们相互之间暂时处于相安无事 的地位。但是不久之后一个叫做克列昂德罗斯的占卜者到奴隶们这里来，这 是一个阿尔卡地亚地方的披伽列亚人。他游说奴隶们向他们的主人进攻。从 这时开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当中，他们相互之间都在进行着战争，直到最 后，阿尔哥斯人好不容易才把奴隶们制压下去（约四六八年）。

    (84)根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这就是克列欧美涅斯发疯和他的惨死的原 因。但是依照斯巴达人自己的说法，克列欧美涅斯的发疯并不是神的意旨， 而是由于他与斯奇提亚人交往，结果他变成了一个饮不调水的烈酒的人，因 而就变疯了。他们说，原来游牧的斯奇提亚人在大流士侵略他们的土地以后， 便想对他进行报复，而派使者到斯巴达去和斯巴达人缔结了联盟；结果便约 定，斯奇提亚人本身应试着从帕希斯河进攻美地亚，斯巴达人则依照他们的 建议应从以弗所出发向内地进军与斯奇提亚人相会。当斯奇提亚人抱着这个 目的到来的时候，据说克列欧美涅斯和他们交往得过于频繁，而由于太亲密 的缘故，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饮用烈酒，而斯巴达人便认为这是他发疯的原由。正象他们自己所说的，从此以后，每当他们想饮用烈酒的时候，他们就 说“象斯奇提亚人那样地斟酒吧”。斯巴达人关于克列欧美涅斯的说法就是 这样。但是在我看来，他得到这样的下场，正是由于他对戴玛拉托斯的所作 所为的报应。

    (85)当克列欧美涅斯死去而埃吉纳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便派遣 使者到斯巴达来为被拘留在雅典的人质的事情对列乌杜奇戴斯进行控诉。于 是拉凯戴孟人便召集了一个法庭，并且制定列乌杜奇戴斯曾对埃吉纳人做了 暴乱不法的事情；而他们就判了他的罪把他引渡到埃吉纳去作为被拘留在雅 典的那些人质的补偿。但是当埃吉纳人正要把列乌杜奇戴斯带走的时候，斯 巴达的一位知名之士，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铁阿西代斯向他们说：“埃吉纳 人啊，你们打算干的这是什上事情啊？难道你们愿意市民把斯巴达人的国王 引渡给你们，而你们把他带走么？假如说现在斯巴达人是由于他们发火才这 样决定的，那末可要小心，将来如果你们按照你们的打算去做的话，他们会 把你们的国家给彻底毁灭掉的”。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之后，便不再把国王带 走而是缔结一项协定，规定列乌杜奇戴斯要和他们一同到雅典去，把拘留在 那里的人质送回到埃吉纳人这里来。

    (86)因此当列乌杜奇戴斯来到雅典并要求放还过去委托给他们的那些人 的时候，雅典人却无意把这些人放还，故而他们提出借口说，既然他们是受 托于两位国王，则今天他们只把这些人交还给一位国王而缺另一位国王，那 是不对的。 (α)而当雅典人拒绝放还这些人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就对他们说：“雅 典人啊，你们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罢。如果你们把这些人放还，那你们就做 了正义的事业，如果不放还的话，那你们就做了与之相反的事业。听我给你 们讲一段在斯巴达发生的关于委托的东西的事情。我们斯巴达人有一个传 说，说从现在起向前大约数三代，在斯巴达有一个叫做格劳柯斯的人，他是 埃披库代斯的儿子。传说这个人除去其他的各种优良品质之外，特别在公正 这一点上，他的声誉是超出当时居住在拉凯戴孟的一切人之上的。但是据说 在一定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在他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米利都 人到斯巴达来，想和格劳柯斯谈话并且向格劳柯斯作下列的建议。他说：“格 劳柯斯啊，我是一个米利都人，我来到你这里是为了领受你的公正无私的恩 惠的。在希腊各地以及在伊奥尼亚，人们对你的正直无不交口称誉，我自己 则以为伊奥尼亚是经常要遭到危险的一块地方，但伯罗奔尼撒却是一个十分 安定的地方，而且在伊奥尼亚，从来看不到财富永远聚集在同样一些人的手 里。我反复思考和研究了这些事情之后，便决定把我的一半财产变为现银并 把它委托给你，因为我深信，把它交给你为我保存那会是安全的。请你收下 这笔钱并且接受和保管这信符。凡是拿着同样的信符前来索取银子的，那末 就请把这笔银子交付给来人罢”。 (β)这就是从米利都来的异邦儿所说的话。格劳柯斯也就按照约定接受 了委托给他的东西。过了很长的一个时期之后，把金钱委托给格劳柯斯保存 的那个人的儿子们到斯巴达来了；他们和格劳柯斯面谈，拿出信符给他看， 要求格劳柯斯把银子归还给他们。但是格劳柯斯却在他们面前不承认这伴事 情，他回答他们说：“这伴事我记不得了，你们所讲的话也丝毫不能使我回 想到那件事情。让我想一想罢，我是会尽量公正处理这件事的；如果我接受 了这笔钱，我是会照样归还给你们的，如果我根本没有接受过你们这笔钱， 我就要根据希腊人的法律来对付你们了。请容许我在从现在起的四个月之 内，再答复你们解决的办法罢”。 (γ)米利都人因为别人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只得伤心地走开了。但是格 劳柯斯却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当他请示神托他应否起誓并把财产强行夺 取过来的时候，佩提亚便角下列的诗句责难他说： 埃披库代斯的儿子格劳柯斯听着，如果你能够起誓致胜并且强夺了异邦 人的财产那对你目前是有很大好处的： 你就起誓罢，死亡甚至等待着忠于誓言的人啊，不过誓言却有一个儿子， 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向伪誓进行报复的人，它既没有手，也没有脚； 可是他却迅速地追踪，终于捉住这个人并把他的全家全族一网打尽。 但是，那忠于誓言的人的子子孙孙却日益昌盛。当格劳柯斯听见这话之 后，他便请求神宽恕他刚才所说的话。但是佩提亚却回答他说，试探神意和 做这样的事其后果是相同的。 (δ)于是格劳柯斯便派人把米利都的异邦人召来，把银子还给他们了。 雅典人啊，你们听我告诉你们，为什么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现在格劳 柯斯的后代已经没有了，再也没有哪一家的名字叫做格劳柯斯了。他和他的 一切在斯巴达己经完全被绝根了。因此，关于受委托的东西，在要求归还的 时候除了照样归还之外，最好是不要作其他任何非非之想罢”。这便是列乌 杜奇戴斯所讲的一番话；但甚至这样，雅典人都不肯倾听他的话，于是他便 离去了。

    (87)但是埃吉纳人在他们因先前为取得底比斯人的欢心竟对雅典人犯下 了横暴之罪而受到惩罚之前，却做了下面的一件事情。他们既然憎恨雅典人 并认为自己是被害者，他们便准备向雅典人进行报复。这时雅典人正好在索 尼昂举行每隔四年才有一次的祭典；于是埃吉纳人就用伏击的办法拿获了一 只参加祭典的人们所乘的朝圣船，船里面有许多雅典名流，他们把这些雅典 名流俘获之后，就把这些人镣铐人狱了。

    (88)雅典人吃了埃吉纳人的这样的苦头之后，便立刻想一切办法来向他 们进行报复。在埃吉纳有一位知名之士、克诺伊托斯的儿子尼科德罗莫斯。 由于他以前曾被埃吉纳人从乌上放逐而怀恨埃吉纳人，而现在又知道雅典人 正在设法加害埃吉纳人，于是他便和雅典人约定向雅典人出卖埃吉纳，约定 了一个他发动攻击和雅典人必须来声援他的日子。不久之后，尼科德罗莫斯 便按照他和雅典人的约定占领了所谓旧城，但是雅典人却没有按着约定的日 期来到这里。

    (89)原来，他们恰巧没有足够的船舶来和埃吉纳人相抗衡。于是他们便 请求科林斯人借船只给他们，但是在这耽搁的期间，他们的事业失败了。科 林斯人在那时是雅典人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同意了雅典人的请求，给了雅 典人二十只船，价钱是每只五德拉克玛。因为根据他们的法律，是不许无偿 赠送的。雅典人取得了这些船再加上自己的船，把全部的七十只船都配置了 人员之后就驶向埃吉纳去了，他们到那里去的时期比规定的时期要晚一天。

    (90)但是尼科德罗莫斯在约定的一天看到雅典人不来，便乘船从埃吉纳 逃走了。其他的人也和他一同逃走了，雅典人于是把索尼昂送给他们居住： 他们把那个地方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之后，便掠夺岛上的埃吉纳人。

    (91)但这是我所说的那个时代以后的事情了（这是四九○年和四八○年之间所做的事情）。但是埃吉纳的富人们却制 服了和尼科德罗莫斯一同起来反抗他们的平民，他们把平民俘虏之后，便拉 出去处死了。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受到了一次罪谴，而他们不拘使用什么办 法想求得神的慰解也不能摆脱这次的罪谴，而是在女神对他们加惠之前就给 驱出了乌。他们原来俘获了七百名平民，当他们把这些平足拉出去处死的时 候，其中有一个人挣脱了绑绳逃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神神殿的门口去请求庇 获，他抓住了那个门的把手不肯放开，因而当他的敌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 那里把他拉开的时候，他们便把他的双手砍了下来，这样把他带走了；但是 那两只手却还是紧紧地抓在门的把手上面。

    (92)埃吉纳人相互之间做了这样的事情。当雅典人到来的时候，他们便 使用七十只船来和雅典人作战；在海战中失败之后，他们就和先前一样地向 阿尔哥斯人求援。但是这一次阿尔哥斯人并不愿意帮助他们，因为阿尔哥斯 人对埃吉纳人有不高兴的地方；这是由于埃吉纳人的船只曾被克列欧美涅斯 用武力强夺而泊人阿尔哥斯的海岸，但是埃吉纳人却和拉凯戴孟人一齐上岸 了。此外，希巨昂船上的人也参加了这次登陆。阿尔哥斯人罚了他们一千塔 兰特，每个民族五百塔兰特。希巨昂人承认自己做了错事，还支付一百塔兰 特的罚款而安全不受惩罚地离开，但是埃吉纳人不表示歉意而是十分顽强。 由于这个原因，阿尔哥斯人便不答应埃吉纳人的请求去帮助他们，只有一千 名志愿兵到那里去，这些人的统帅是一个精通五项运动（跳远、铁饼、标枪、赛跑和角力），名叫埃乌律巴铁斯 的人。这些人大半从此没有回来，而是在埃吉纳给雅典人杀死了；他们的统 帅埃乌律巴铁斯本人单独作战，杀死了三个人，但是给第四个人杀死了，这 第四个人是戴凯列亚的儿子棱帕涅斯。

    (93)埃吉纳的战船乘着雅典人的混乱向他们进攻并且取得了胜利。埃吉 纳的战船俘获了四只雅典的船和上面的船员。

    (94)这样，雌典和埃吉纳便陷入相互作战的状态中去了。但是波斯人这 方面却在准备着他自己的事情。原来他的仆人一直在提醒他要他不要忘记雅 典人（见第五卷第一○五节），而佩西司特位提达伊家也一直在他身旁诽谤雅典人，再加上大流士想 用这样的一个借口来征服不把土和水呈献给他的所有希腊人。至于那个远征 失败的玛尔多纽斯，大流士解除了他的统帅职务而任命其他的将领率领着他 的军队去进攻雅典和埃列特里亚，这两个将领是美地亚人达提斯和他自己的 侄子、阿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在他们出师时，他交付给他 们的命令是，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这些奴隶带到他自己的面前 来。

    (95)当接受任命的这两位统帅率领着装备精良的一支大军离开国王的面 前而到达奇里启亚的阿列昂平原的时候，他们便在那里扎下了营，随后分配 给各个地方准备的水师也全都赶到了。此外，运马船也来了，这是前一年大 流士命令自己的各个纳贡地准备起来的。他们把马匹装上了船并使陆军乘上 了船之后，就和六百只三段桡船一同向伊奥尼亚出发了。从这里他们不是直 指海列斯彭特和色雷斯沿着大陆前进，而是从萨摩司出发在伊卡洛司海海上 逐乌前进。在我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最害怕绕行阿托斯的那段路，这是由于在前一年在这条航线上他们受到了极大的灾祸。此外，那克索斯也 阻止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还没有把那个地方拿下来。

    (96)当他们从伊卡洛司海驶近那克索斯并在那里上陆的时候(原来，波斯 人正是想首先进攻那克索斯)，那克索斯人记起了先前所发生过的事情（可能是指在本卷三一和三二而节中所记述的，波斯人如何对待反抗他们的人们），因 此还不等波斯人到来就逃到山里去了。波斯人把所有他们俘获的人变为奴 隶，甚至烧掉了他们的神殿和他们的城市。在这样做了之后，波斯人就出发 到别的岛去了。

    (97)正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狄罗斯人也逃离了狄罗斯，跑到铁诺斯去 避难了。但是达提斯在他的大军向岸边行驶的时候，却乘船行在大军的前面 并下令他的艋队不要在狄罗斯投锚，而是渡海到对面的列那伊亚岛去投锚， 而当他知道狄罗斯人是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他便派了一名使者到他们那里 去，向他们宣告说：“神圣的人们，为什么你们竟会这样不了解我的意思而 跑开？我个人的愿望和国王给我的命令都是不伤害曾产生了两位神（阿波罗和阿尔铁米司）的土 地，既不伤害土地的本身，也不伤害住在这块土地上面的人。因而我现在命 令你们回到你们的家里来，住在你们的岛上”。他向狄罗斯人作了这样的宣 告之后不久，就在祭坛上放了三百塔兰特重的乳香并且把它烧掉了。

    (98)这样做了之后，达提斯就率领大军首先驶往埃列特里亚。他还使伊 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与他同行。在他从这里启程之后、在狄罗斯发生了一 次地震；而据狄罗斯人说，这是在我的时代之前最初和最后的一次地震。我 以为这是上天垂示的朕兆，说明世界上将有灾祸到临。因为在三代的时期当 中，也就是在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和克 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时代（五二二年到四二四年），希腊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 前的二十代中间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部分来自波斯人，部分来自 他们本族首领中间争夺霸权的战争。因此在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地震， 那就毫不足怪了。还有一个关于狄罗斯的神托，神托的话是这样的： 我将要使从来没有震动过的狄罗斯发生震动。关于上面所说的那三位国 王的名字，如果用希腊语来解释，则大流士的意思是做事的人，克谢尔克谢 斯的意思是战士，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意思是伟大的战士。因此，希腊人 用他们的语言来这样称呼他们是不会错的。

    (99)异邦军从狄罗斯出发到海上之后，曾停泊在各个海岛的地方，他们 从那里又集合了一支军队并且把岛民的子弟带走作为人质。当他们巡航诸岛 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卡律司托斯(卡律司托斯人不把人质交给他们并且拒绝跟 他们结合在一起去讨伐相邻的城邦，而这样的城邦在他们是指埃列特里亚和 雅典而言)，因此波斯人便包围了他们，蹂躏了他们的土地，直到最后卡律司 托斯人也站到他们的一方面来了。

    (100)当埃列特里亚人知道波斯大军正在乘船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他们便 请求雅典人方面的帮助。雅典人并不拒绝给予帮助，但是雅典人给埃列特里 亚人作为援军的是拥有卡尔启斯饲马者（见第五卷第七七节）采地的四千人。但是埃列特里亚人的 计划好象都是不固定的，因为他们虽然派人到雅典去求援，但是他们自己人当中的意见还不是一致的。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的计划是离开城市而逃到埃 乌波亚高地去，但是另一部分人则打算进行背叛的行动，指望使自己从波斯 人方面得到好处。于是身为埃列特里亚的首要人物之一的诺同的儿子埃司奇 涅斯，由于他知道这两个计划，便把当时的情况告知了前来的雅典人，此外 还请求他们离开此地回到本国去，以免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地同归于尽。于是 雅典人按照埃司奇涅斯的劝告回去了。

    (101)因此，他们便渡海到奥洛波斯去，从而保全了自己。波斯人在海路 上是向属于埃列特里亚的铁美诺斯、柯伊列阿伊和埃吉列阿行进，而他们把 这些地方占领之后，就立刻使马匹上陆并且作向他们的敌人进攻的准备。埃 列特里亚人并没有出来应战的计划。既然他们中间是以不放弃城市的这个意 见占上风，则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守住他们的城壁，如果他们能做到这一点的 话。城墙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六天之内双方都有很多人阵亡。但是在第七天， 两位知名的埃列特里亚人阿尔启玛科斯的儿子埃乌波尔勃司和奇涅阿司的儿 子披拉格罗斯却和波斯人勾结把城市出卖了。波斯人闯进了城市，他们劫掠 和焚烧了神殿，用来报复在撒尔迪斯被烧掉的神殿，此外他们还遵照大流士 的命令，把这里的市民变卖为奴隶。

    (102)他们征服了埃列特里亚，又停留了数日之后，就乘船向阿提卡的领 士出发了。他们紧紧地逼到雅典人跟前，只为他们可以象对付埃列特里亚人 一样地对付雅典人。而马拉松在阿提卡的土地里是最适于骑兵活动的场所， 离埃列特列里亚也最近，而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就是把他们引导 到那里去的。

    (103)当雅典人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也赶到马拉松来了。有十位将 领率领着他们的军队，而其中的第十位就是米尔提亚戴斯，这个人的父亲、 司铁撒哥拉斯的儿子奇蒙曾由于希波克枕铁斯的儿子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缘故 而不得不从雅典亡命外出。在亡命的时候，他很幸运地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 获得了四马战车的胜利，而由于这一胜利，他便得到了和他的异父兄弟米尔 提亚戴斯相同的荣誉。在下一次的奥林匹亚比赛会上，他以同样的牝马而再 度获胜。但是他却把优胜者的光荣让给了佩西司特拉托斯；而由于让出了他 的这次胜利，他便在和解的协定下返回了故国。他只同样的牝马在奥林匹亚 比赛会上又取得了第三次的胜利；在这之后，佩西司特拉托斯便不在人世， 可是命运却注定使米尔提亚戴斯给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们杀死了。他们指 使了一些人，乘着夜里伺伏在市会堂的地方把他杀死。奇蒙被埋葬在城市的 前门外，在所谓科伊列路的那一面，那使他三次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获得优 胜的那些牝马则葬在他的对面。除去拉科尼亚人埃瓦哥枕斯的牝马之外，再 没有任何其他的牝马有过这样的成绩了。而奇蒙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司铁撒哥 拉斯这时正在凯尔索涅索斯地方他的叔父米尔提亚戴斯的抚养之下，但是年 纪较幼的叫做米尔提亚戴斯的那个儿子则在雅典留在奇蒙本人的身旁，这个 儿子的名字是因在凯尔索涅索斯开辟了居民地的那个米尔提亚戴斯而得名 的。

    (104)因此，这个米尔提亚戴斯当时是从凯尔索涅索斯到来的并且在两度 逃脱了死亡之后成了雅典军队的将领。原来，把他一直追赶到伊姆布罗斯的 腓尼基人，一心想把他捉住并把他送到国王的面前去。而当他从腓尼基人的 手中逃回自己的国家而自认已得到安全的时候，又遇见了自己的政敌。他们 把他拉上法庭并且对他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僭主统治加以控诉。但他又从他们 的手中逃脱出来，在这之后，他便因人民的推选而成了雅典军队的一位将领。

    (105)而当将领们还在城内的时候，他们首先派一名使者到斯巴达去，这 个使者是一个名叫披迪披戴斯的雅典人，此外这个人还是一个长跑的能手并 且是以此为职业的。正如这个披迪披戴斯自己所说并且告诉雅典人的，当他 在铁该亚上方的帕尔铁尼昂山那里的时候，曾遇到了潘恩神。潘恩神叫披迪 披戴斯的名字，命令他告诉雅典人说，既然潘恩神是雅典人的朋友，以前常 常为雅典人服务而今后也将会如此，但为什么雅典人却根本不把潘恩神放到 眼里。雅典人认为他说的这件事是真的，因此当他们的城邦得到安定繁荣的 时候，他们就在卫城之下修建了一座潘恩神的神殿，而且由于神的那番话， 他们每年还向他奉献牺牲并举行火炬赛跑以求神的嘉惠。

    (106)但是现在，当他受到将军们的派遣并且说潘恩神曾对他显现的时 候，这个被迪披戴斯在离开雅典之后的第二天，便已经在斯巴达了。他到斯 巴达人领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给他们 帮助而不要看着希腊的一个最古老的地邦陷到异邦人的奴役之下。因为现在 甚至连埃列特里亚都已经受到了奴役，而由于失掉一座名城，希腊就便得更 加软弱了”。披迪披戴斯就按照命令这样地向拉凯戴孟人报告了，于是拉凯 戴孟人便决定帮助雅典人。但是他们并不能立刻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愿意打 破他们的惯例：原来，那时正是一个月的第九天，而他们说，在第九天月亮 还没有圆的时候，他们是不能出征的。

    (107)因此他们便等候满月的时候。而在波斯人这一方面，则他们被佩西 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庇亚斯引导到了马拉松。希庇亚斯在前一个夜里曾作了 一个梦，在梦里他梦见他和自己的母亲同寝。他解释这个梦的意思说，他应 当回到雅典去并恢复他的统治权，并且在他的故国享尽天年之后才死去。他 是这样来解释这个梦的。而这时，他既然是波斯人的向导，他便把在埃列特 里亚抓到的俘虏带到司图拉人的称为埃格列亚的岛上去；此外，他还使军船 到达马拉松时在那里投锚，而当异邦人的士兵登陆时，他又使他们排列成队。 而当他正在处理这些事情时，他觉得他比平时更加厉害地打起喷嚏和咳嗽起 来。他已经上了年纪，大部分的牙齿都动摇了，因此激烈的咳嗽竟使他的一 颗牙齿给喷了出来。牙齿掉到了砂子里去，希庇亚斯于是拚命去寻找它，但 是由于哪里也找不到这个牙齿，于是他便伤心地向站在他身旁的那些人说： “这块土地不是我们的，而我们也不能使这块土地屈服了。我的牙齿已经把 我所应得的那一份土地占有了”。

    (108)而希庇亚斯认为这就是他的梦已经应验了。雅典人在海拉克列斯的 圣域之内列队，而普拉铁阿人的全军也都来帮助他们；因为普拉铁阿人曾使 自己受雅典的保护（据修昔底德的说法（Ⅲ，68），这是五一九年的事情），而雅典人曾为普拉铁阿人出了很大的气力。普拉铁阿人 委身于雅典人的保护之下的经过是这样：由于普拉铁阿人受到底比斯人的压 迫，他们便想投靠他们最初遇到的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和 拉凯戴孟人，但是这些人不肯收纳他们，并向他们说：“我们往的地方太远， 而我们的帮助对你们来说只是一种使人扫兴的慰安罢了。因为当我们知道这 件事之先，你们可能已被奴役许多次了。我们劝告你们去要求雅典人的保护， 雅典人是你们的邻人，他们是可以很好地保卫你们的。” 拉凯戴孟人向普拉铁阿人提出这样的意见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普拉铁阿人的好意，勿宁说是他们想使雅典人与只奥提亚人交恶而给雅典人找麻烦。 于是拉凯戴孟人便作了这样的建议：普拉铁阿人照看他们的话做了，而当雅 典人正在向十二神（宙斯、希拉、波赛东、戴美特尔、阿波罗、阿尔铁米司、海帕伊司托斯、雅典娜、阿列斯、阿 普洛狄铁、海尔美士、希司提亚）奉献牺牲的时候，普拉铁阿人来请求他们的庇护并且坐到 祭坛的下面，这样就求得了雅典人的保护。底比斯人听见这个消息之后，就 发兵去攻打普拉铁阿人，于是雅典人便来帮助普拉铁阿人了。但是正当他们 要接战的时候，正好在那里的科林斯人却不许他们动手。双方都愿意请他们 作调停者，他们在双方之间划了一条界限，条件是当贝奥提亚人中间有不愿 意再归属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不加干涉。在作了这样的规定之后，科 林斯人就离开了。但是当雅典人回家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只奥提亚人的袭击 并且被打败了。于是雅典人便突破了科林斯人给普拉铁阿人划定的界限，而 把阿索波司河本身定为底比斯在普拉铁阿和叙喜阿伊方面的境界。普拉铁阿 人就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取得了雅典人的保护，而现在他们到马拉松来帮助雅 典人了。

    (109)但是雅典统帅中间的意见也是不一致的。有的人认为他们不应当作 战(因为要和美地亚军队作战他们的人数太少了)，但是另有一些人，其中也 包括米尔提亚戴斯，认为他们应当作战。在十位将领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有 投票权，这就是抽签选出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那个雅典人(原来根据往昔雅典 的习惯，波列玛尔科斯是和将领们有同样的投票权的)，而这时的波列玛尔科 斯就是阿披德纳伊区的卡里玛柯斯。将领们的意见既然分歧而错误的意见又 有占上风的趋势，于是米尔提亚戴斯就到这个人那里去，对他说：“卡里玛 柯斯，今天是在两件事情当中任凭你来选择的日子，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变 为奴隶，或者是你使雅典人都获得自由，从而使人们在千秋万世之后永远怀 念着你，甚至连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都比不上你。因为雅典目前正 在遭受看建城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危险，如果雅典人对美地亚人屈服的话， 则他们将要被交到希庇亚斯的手里去，那它要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就很明确 了。但如果这个城得救的话，则它就很可能成长为希腊的第一座城市。怎样 才能实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些事情的决定性关键是在你的手里，我现在就 要解释给你。我们这十应将领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有的人主张要我们作战， 有的人反对。现在如果我们不战的话，则我担心某种激烈的倾轧将会影响和 动摇我们人民的决心直到他们竟会对美地亚人妥协；但如果在某些雅典人沾 染上不健康的想法之前我们交战的话，只要是上天对我们公正，我们是很可 能取得胜利的。现在这一切都关系到你，一切都在于你了。因为如果你同意 我的意见，你就可以便你的国家得到自由，使你的城市成为希腊的第一座城 市；但如果你站到要我们不作战的人们的那一面去的话，那你便正是违反我 上面所谈到的那些利益了”。

    (110)由于这次的游说，米尔提亚戴斯把卡里玛柯斯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 来了。而正是由于加上了波列玛尔科斯的一票，结果是决定作战了。自此之 后，那些主战的将领虽然可以每日轮流地掌握全军的大仅，他们却把这项大 权让给了米尔提亚戴斯。米尔提亚戴斯接受了这个权力，但是在轮到他本人 掌握全军大权的那一天到来之前，他是不肯接战的。

    (111)而等轮到他的日子的时候，雅典人于是编起准备战斗的队列来，队列的编制是这样。统率右翼的是波列玛尔科斯卡里玛柯斯：因为按照当时雅 典的习惯，统率右翼的应当是担任波列玛尔科斯的人。他在右翼担任统帅， 而接在他后面则按照顺序依次配到了各个部落，配列在最后的普拉铁阿人则 占着左翼的地方。自从那次战争以来，每当雅典人在每五年举行一次的祭典 上的集会上奉献牺牲的时候，雅典的傅令人总是祈求上天同样降福给雅典人 和普拉铁阿人的。但是现在，当雅典人在马拉松列队的时候，他们的队列的 长度和美地亚人的队列的长度正好相等，它的中部只有数列的厚度，因而这 里是全军最软弱的部分，不过两翼却是实力雄厚的。

    (112)准备作战的队列配置完毕而牺牲所呈献的朕兆又是有利的，雅典人 立刻行动起来，飞也似地向波斯人攻去。在两军之间，相隔不下八斯塔迪昂。 当波斯人看到雅典人向他们奔来的时候，他们便准备迎击；他们认为雅典人 是在发疯而自寻灭亡，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奔来的雅典人人数不但这样少， 而且又没有骑兵和射手。这不过是异邦人的想法；但是和波斯人厮杀成一团 的雅典人，却战斗得永难令人忘怀。因为，据我所知，在希腊人当中，他们 是第一次奔跑着向敌人进攻的，他们又是第一次不怕看到美地亚的衣服和穿 着这种衣服的人的，而在当时之前，希腊人一听到美地亚人的名字就给吓住 了。

    (113)他们在马拉松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异邦军在队列的中央部分取 得了优势，因为进攻这一部分的是波斯人自身和撒卡依人。异邦军在这一部 分占了上风，他们攻破希腊人的防线，把希腊人追到内地去。但是在两翼地 方，雅典人和普拉铁阿人却得到了胜利。而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他们只得让 被他们打败的敌人逃走，而把两翼封合起来去对那些突破了中线的敌人进行 战斗。雅典人在这里取得了胜利并且乘胜追击波斯人，他们在追击的道路上 歼灭波斯人，而一直把波斯人追到海边。他们弄到了火并向船只发动了进攻。

    (114)但是在这次的战斗里，身为波列玛尔柯斯的卡里玛柯斯在奋勇作战 之后阵亡了，将领之一特拉叙拉欧斯的儿子司铁西位欧斯也死了；埃乌波利 昂的儿子库涅该罗斯①也在那里阵亡了，他是在用手去抓船尾时手被斧头砍掉 因而致命的。还有其他许多的雅典知名人士也都阵亡了。

    (115)雅典人便这样地俘获了七只船；异邦军队则率领着残余的船只驶离 了海岸，他们从他们安置埃列特里亚的奴隶的海岛上带走了这些奴隶，绕过 索尼昂海岬，打算在雅典人回来之前先到达雅典城。在雅典，普遍流传着一 种指责，说这个计划是根据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计策产生出来的，据说这 一族曾和波斯人相勾结，他们举起盾来给那些现在在船上的波斯人作为暗 号。

    (116)他们就这样地绕过了索尼昂。但是雅典人却全速地赶了回来保卫他 们的城市，而且是在异邦军的军队到来之前就赶到了。他们是从马拉松的一 个海拉克列斯圣域那里来的，现在则屯营在库诺撒尔该斯的另一个海拉克列 斯圣域里。异邦军的船队在帕列隆(因为这是当时雅典的海港)的海滩停泊了 一些时候；他们在那里投了锚，然后又从那里回到了亚细亚。

    (117)在马拉松的这一战役当中，异邦军当中阵亡的有六千四百人左右， 雅典人方面则是一百九十二人。这是他们双方阵亡者的人数。但是在那里却 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个雅典人枯帕戈拉斯的儿子埃披吉罗斯， ① 诗人埃司库洛斯的兄弟。 正当他奋勇鏖战的时候他失去了视力，虽然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受到创 伤，也没有受到暗器的射击。但是从那一天起，他终生就一直瞎了下去。我 听说他是这样叙述他的不宰遭遇的。他说他遇到了一个身材高大，全身穿着 重甲胄的男子，这个男子的胡须遮满了他的盾牌。这个幻象走过埃披吉罗斯 的身旁，但是把和他并排的一个人杀死了。这就是我听到的埃披吉罗斯所说 的事情。

    (118)另一方面，达提斯却率领着他的军队到亚细亚去了。在他到达米科 诺斯之后，他作了一个梦。没有人说过他作了什么样的一个梦。但是在天刚 刚破晓的时候，达提斯便对他的各个船只进行了搜索。而当他在一只腓尼基 船里找到一座镀金的阿波罗神象时。他就打听这件物品是从什么地方劫来 的。等他知道了这座神象是从哪个神殿来的之后，他就乘着自己的船到狄罗 斯去了。狄罗斯人那时已经返回了他们的海岛，而达提斯就把神象供在那个 地方的神殿里，并且命令狄罗斯人把这座神象送回到底比斯人的代立昂地方 去，这个代立昂就在卡尔启斯对面的海岸上。达提斯这样下令之后便乘船回 去了。不过狄罗斯人却根本没有把这座神象送走。在那之后二十年，底比斯 人才依照一个神托的指示，把这座神象移送到代立昂去。

    (119)当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在航程中到达亚细亚时，他们就把埃列 特里亚的奴隶带到内地的苏撒去了。国王大流士在把埃列特里亚人俘虏以 前，由于他们曾无端对他作出横暴的事，因此他对埃列特里亚人感到极端地 愤恨。但是看到他们被带到他的面前来并且已向他屈服，他却对他们不加伤 害，反而把奇西亚领土的一块名叫阿尔代利卡的直辖地送给他们居住。这块 地方离苏撒有二百一十斯塔迪昂，离开出产三种物品的并则有四十斯塔迪 昂。所谓出产三种物品，就是说人们可以从这井里取得沥青、盐和油。取得 这三种东西的办法是这样：在汲水的时候是使用绞盘的，绞盘上系着半个皮 囊来代替桶。而人们便把它浸到井里去，然后把汲取的东西拉上来倒到一个 水池里去，从那里再倒到另一个水池里去，这时汲上来的东西就分成了三类。 沥青和盐立刻便变成了固体，波斯人称为拉迪那凯的油（石油）是黑色的并且发出刺 鼻的臭味。大流士就把埃列特里亚人安置在那里，而他们到我的时候一直都 住在那里，并且保存了他们的原来的语言。埃列特里亚人的遭遇便是这样。

    (120)在满月之后，两千名拉凯戴孟人来到了雅典，他们是这样匆忙地赶 路，以致在他们离开斯巴达之后的第三天他们就到了阿提卡。 虽然他们来得太晚，已赶不上作战，他们仍然想见到美地亚人；于是他 们到马拉松见到了美地亚人。随后他们就称赞了雅典人和他们的成就，而后 回国去了。

    (121)说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和波斯人勾结，举起盾牌来给波斯人作暗 号，而想使雅典屈服于异邦人和希庇亚斯，这件事在我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是不可相信的。因为很明显，比起帕埃尼波斯的儿子、希波尼柯斯的父亲卡 里亚斯来，他们可以说是有过之无不及的憎恨僭主的人。在佩西司特拉托斯 从雅典被放逐出去之后国家拍卖他的财产时，在雅典人当中只有卡里亚斯是 敢于买佩西司特拉托斯的财产的。而且他还计划了其他一切对他非常敌视的 行动。

    (122) （这一节一般被认为是后来谁的附记而搀入了正文的。它只在原文的一个抄本上发现，而且里面有非希罗 多德的词句）［这个卡里亚斯由于并多理由都是值得万人的怀念的。首先，象 我已经说过的，是因为他是立下了解放祖国的大功的杰出人物。第二，是由 于他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的成绩。他在这一比赛会上取得了赛马的胜利，在 四焉战车的比赛中取得第二名，而在这以前又得过佩提亚比赛会上的胜利， 同时又以最能挥金如上在希腊享盛名。第三，是由于他对他的三个女儿的做 法。原来当她们到达婚期的时候，他给了她们极其丰厚的妆奁，并使她们每 个人所选的丈夫都十分称心，因为他答应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和她为自己从全 雅典人当中所选择的丈夫结婚。］

    (123)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是和卡里亚斯一 样的反对僭主的人。因此，说他们竟然举起盾来作暗号，这在我看来是一种 既不可理解，又不可相信的非难，因为他们一直是在躲避着僭主的，而且佩 西司特拉托斯的子弟们之放弃僭主地位便是出于他们的策划的。因此，在我 来看，他们比起哈尔莫狄欧斯和阿里斯托盖通来，在更大的程度上使雅典得 到了自由。因为这些人不过是由于杀死希帕尔科斯。才激怒了佩西司特拉提 达伊族的其他人等，却丝毫没有阻止其他的人们成为僭主。但是阿尔克美欧 尼达伊族却非常明显地使他们的国家得到了自由，如果象我在上面所说的那 样，他们确是真正地说服了佩提亚，要她舍诉拉凯戴孟人说他们应当使雅典 得到自由。

    (124)可是，也许有人会说，他们大概是对雅典民众有什么怨恨，因此他们才背叛了他们祖国的罢。然而在雅典，他们偏偏又是最有声誉和最受尊敬 的。因此我们有显然的理由不去相信，他们会由于任何这样的原因而举起盾来作暗号。诚然是有人举起了一个盾牌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因为这样 的事是做了的，然而我不知道是谁做这件事的，并且再也说不出更多的东西 来。

    (125)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在古时便已是雅典的名门，而从阿尔克美昂 （阿尔克美昂的盛时是在五九○年左右；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时期是从五六○年到五四六年），还有美伽克列斯以来，他们的声誉就更加提高了。原来，当克洛伊索斯派 吕底亚人从撒尔迪斯来到戴尔波伊神托所的时候，美伽克列斯的儿子阿尔克 美昂曾为他们尽了斡旋之劳，并且热心地帮助了他们。因此，当克洛伊索斯 从访问神托所的吕底亚人那里听到阿尔克美昂对他的照顾的时候，便派人把 阿尔克美昂请到撒尔迪斯来，在那里送给他一笔礼物，即他个人可以一下子 尽其所能地带走的那样多的黄金。既然给他这样的一份礼物，阿尔克美昂便 想了一个办法并且按照这个办法做了。他穿了一件肥大的衣服，衣服上缝了 一个根深的袋子，他又穿上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双最肥的长统靴，这样被领进 了宝库。在那里，当他遇到了一堆金砂时，他首先就在他的腿的四周把金砂 尽可能多地塞满了他的长统靴。然后，他又把他的衣服上的袋子装满了黄金， 并且把金砂洒在他的头发上面，此外还把一些金砂放到嘴里，直到他离开宝 库时，长统靴里的金砂重得使他几乎不能走路了。他简直已经不象一个人的 样子了，因为他鼓着嘴巴，而且全身也都膨胀起来了。当克洛伊索斯看到阿 尔克美昂的时候不禁大笑起来，他不但把阿尔克美昂已经拿到的全部黄金送 给他，并且给了他价值不比黄金少的其他东西。自此而后，他这一家成为巨 富，而阿尔克美昂便开始饲养驷马战车的马，从而在奥林匹亚比赛会上取得 了胜利。

    (126)后来在下面的一代，希巨昂的僭主克莱司敛涅斯（克莱司铁涅斯与阿尔克美昂是同时代人）把这一家捧得更 高，因此它在希腊也变得比先前更加有名了。因为安德烈阿斯的儿子米隆， 米隆的儿子的阿利司托尼莫斯、阿利司托尼莫斯的儿子克莱司铁涅斯有一个 女儿名字叫做阿伽莉司铁，他想把她嫁给他在希腊所能物色到的一个最优秀 的人物。因此，在当前举行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他取得了四马战车比赛的 优胜的时候，克莱司铁涅斯便作了一个声明，要任何一个自认为够得上作他 的女婿的希腊人在从当时算起的第六十天或是更早的时候到希巨昂来；而克 莱司铁涅斯说，他将在希巨昂地方从第六十天起的一年之内决定下他的婚姻 的诺言。于是所有对自身和他们的出身门第十分有信心的人们便都来向这个 女孩子求婚了。克莱司铁涅斯为了选婿的目的，就为他们建造了赛跑场和角 力堤以便进行比赛。

    (127)叙巴里斯人希波克拉铁斯的儿子司敏杜里代斯从意大利来了，他是 当代生活得最阔绰豪华的人物(而且叙巴里斯当时又正是处于全盛时代)，还 有被人称为智者的、昔利斯人阿米利斯的儿子达玛索斯也从意大利来了。以 上是从意大利来的人。从伊奥尼亚湾来的则有埃披达姆诺斯人埃披司特洛波 斯的儿子阿姆庇姆涅司托斯，从伊奥尼亚湾来的人只有这一个人。从埃托利 亚来的是玛列士，这个人是那个膂力冠绝整个希腊，但是却因厌世而离开众 人隐遁到埃托利亚最边远的地带去的那个提托尔莫斯的兄弟。从伯罗奔尼撒 来的是阿尔哥斯僭主庇东的儿子列奥凯代斯，这个庇东曾经给伯罗齐尼撒入 制定了度量衡而且他是比任何其他希腊人都要骄横的，就因为他曾把埃里斯 人的比赛审判官取消掉，而自行对奥林匹亚比赛会发号施令。现在来的是这 个人的儿子。此外还有特拉佩佐斯出身的阿尔卡地亚人吕库尔戈斯的儿子阿 米安托斯；帕伊欧斯市出身的阿塞尼亚人埃乌波利昂的儿子拉帕涅斯；根据 阿尔卡地亚的传说，这个埃乌波利昂曾在家里款待社狄奥司科洛伊，而从那 时起便把大门对一切人打开了；江有埃里斯人阿伽依欧斯的儿子奥诺玛司托 斯。这些人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本地来的。从雅典来的是美伽克列斯，他的父 亲阿尔克美昂曾拜访过克洛伊索斯；在他之外还有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波克 里代斯，这个提桑德洛斯是雅典最富有，而且风采也最好的人物。从当时十 分繁荣的埃列特里亚来的是吕撒尼亚斯，他是从埃乌波亚来的仅有的一个 人；从帖撒利亚来的是克兰农地方司科帕达伊家的狄雅克托里戴斯；而从莫 洛西亚来的则是阿尔孔。

    (128)上面所列举的就是向她求婚的人们。当他们在指定的日子到来的时 候，克莱司铁涅斯首先便询问每一个人的籍贯和家世；然后他在一年里都把 这些人留在自己的身旁，体察他们的德行、气质、教养和日常的行为。他的 体察的办法是和他们个别的人，或是和他们全体交往，叫他们中间的比较年 轻的人在体育上进行较量，特别注意在会餐时他们的一举一动。原来当他和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放处对他们的照顾并且始终毫不吝惜 地款待他们。但是，在求婚者当中最使他中意的却是从雅典来的几个人，而 在这几个人当中他认为最好的又是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希渡克里代斯，这不仅 是由于他的德行，而且由于就他的身世而论，他是属于科林斯的库普塞里达伊家的。

    (129)当指定举行婚宴，和克莱司铁涅斯宣布他要在所有的人当中选择谁 为婿的日子到来时，克莱司铁涅斯便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并且宴请了求婚者 们本人和整个希巨昂的人们。在宴会终了之后，求婚者们便相互比赛音乐并 就某一题目相互进行辩论。当他们饮宴正酣之际，远出其他众人之上的希波 克里代斯命令吹笛者给他吹奏，而当吹笛者遵命演奏的时候，他就开始跳起 舞来，而且他是跳得极其尽兴的。但是克莱司铁涅斯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却 对于全部事体产生了很大的疑虑。过了一会儿之后，希波克里代斯便命令人 们带一只桌子过来，而桌子搬来的时候，他首先就在桌子上面跳了拉科尼亚 式的舞蹈，然后又跳了阿提卡式的舞蹈，最后，他又把头顶在桌子上，用两 腿朝天表演各种花样。这时克莱司铁涅斯在看到希波克里代斯的第一次和第 二次舞蹈时，他便由于这个人的舞蹈和无耻，再也不忍想到希波克里代斯竟 是他的女婿了。然而他克制住了自己，而不愿向希波克里代斯发泄自己的怒 气。但是当他看到希波克里代斯两腿朝天表演花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能保 持缄默而喊道：“提桑德洛斯的儿子啊，跳得好，你连你的婚事都跳跑了”。 但是希波克里代斯却回答说：“希波克里代斯根本不在乎！”

    (130)从那天起，这句话竟变成了一句谚语。于是克莱司铁涅斯便命令他 们大家静下来，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向我的女儿求婚的诸位，我对于你 们所有的人都是很为满意的。如果可能的话，我是会使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失 望的，既不选一个人出来认为他比别的人好，也不轻视其余的人。但是既然 我只有一个女儿可供考虑，因而无法使你们全都满意，对于你们中间在婚事 土未能称心的各位，我送给这些人每人一塔兰特的白银，用来感谢他之想娶 得我家的女儿和他之离开自己的家而住到我这里来。现在我依照雅典人的法 律，把我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许配给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列斯”。于是美 伽克列期便接受了婚约，而克莱司敛涅斯这样便把这件婚事决定下来了。

    (131)以上便是选择求婚者这件事情的经过。这样，阿尔克美欧尼达伊家 的名声便在希腊宣揭开来了。由于这次的缔婚而生下了给雅典人确立了部落 制度和尺主政治的那位克莱司铁涅斯；他的这个名字是跟着他的那个希巨昂 人，即他母亲的父亲取的。他和希波克拉铁斯都是美伽克列斯的儿子；希波 克拉铁斯又是另一个美伽克列斯和另一个阿伽莉司铁的父亲。而这一个阿伽 莉司铁则是跟着克莱司铁涅斯的女儿阿伽莉司铁而取名的。她和阿里普隆的 儿子克桑提波司结婚，而在怀孕时做了一个梦，梦里自己生了一个狮子。几 天之后，她就给克桑提波司生了一个儿子伯里克利斯。

    (132)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战败之后，在雅典本来就有声望的米尔提亚戴 斯的声望就更加提高了。他向雅典人要求七十只船，一支军队，还有金钱， 但是不告诉他们他要率领他们去进攻哪一个国家，而只是说如果他们追随他 的话，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因为他要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国家去，他们可 以很容易地从这个国家取得大量的黄金。当他要求船只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保证的。雅典人听了这话深信不疑，就把船给他了。

    (133)米尔提亚戴斯率领着交给他的军队乘船到帕洛司去了，他的借口 是，帕洛司人在先前曾首先派遣三段桡船和波斯人一起来到马拉松，因此要 得到这样的对待。这便是他的口实，然而他之所以怨恨帕洛司人，是因为帕 洛司人提细亚斯的儿子吕撒哥拉斯曾经在波斯人叙达尔涅斯面前讲过他的坏 话。米尔提亚戴斯到达了他航行的目的地之后，便率领着他的军队把帕洛司 人赶进他们城里去，并在那里包围了他们。他派了一名使者去向对方索取一 百塔兰特，他说如果他们不给他这笔钱的话，他的军队就一定要把他们的城 市攻克才收兵。帕洛司人根本不考虑把钱给米尔提亚戴斯的事情，他们除了 保卫他们的城市之外，不作其他打算。他们保卫城市的办法是在夜里把城墙 最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加高一倍，此外还用了其他种种办法。

    (134)全体希腊人都谈到的事情，就到上述的地方为止。再向下就是帕洛 司人自己说的了。他们说，米尔提亚戴斯既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个名 叫悌摩的帕洛司女奴隶曾和他谈过话，她是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她到米 尔提亚戴斯这里来，劝他说如果他无论如何也要攻克帕洛司的话，那他就应 当按照她的建议去做。在听取了她的建议之后，他立刻便向着城前的小山挺 进，而在他来到立法者戴美特尔的神殿而不能打开门的时候，他便跳过了围 墙；跳了进去以后，他便向神祠的地方走去，或者是想动那不许动的东西。 或者是有什么别的意图。但是当他走到门前的时候，他立刻就感到极大的惊 恐而循着原道返回了。在他从墙上跳下的时候，他扭伤了大腿，有的人又说 他跌伤了膝头。

    (135)因此米尔提亚戴斯便十分不光彩地回来了，他既没有带回财富，也 没有占领帕洛司；他把这座城围攻了六十二天并且蹂躏了这个岛。帕洛司人 听到冥界的女神们的副祭司佛摩曾经作过米尔提亚戴斯的响导，便想为这件 事惩罚她，而现在他们既然已经不再被围，因而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请示， 他们应不应由于这个副祭司引导了敌人并向米尔提亚戴斯泄露了任何男人都 不应知道的密仪从而使祖国陷于敌手而把她处以死刑。但是佩提亚却禁止他 们这样做，她说犯错误的并不是悌摩，是米尔提亚戴斯命中性定要遭到凶死 的命运，一个幻影曾引导他遇到了这些不吉利的事情。

    (136)佩提亚对帕洛司人的宣托有如上述。另一方面，当米尔提亚戴斯从 帕洛司回来的时候，雅典这里有许多人攻击他，克桑提波司的儿子阿里普隆 在人民大会的面前弹劾他，要求把他处死，因为他欺骗了雅典人。米尔提亚 戴斯到了会，但是他不能给他自己辩护(因为他的大腿那时已经开始腐烂 了)。不过在出席法庭时他却躺在床上，他的朋友们替他辩护，他们一直在提 到马拉松战役，提到列姆诺斯的征服：米尔提亚戴斯怎样惩罚了佩拉司吉人， 怎样攻取了列姆诺斯之后把它交给雅典人。人民赞成不判他的死刑，但是他 们由于他的错误而判处了他五十塔兰特的罚金。不久米尔提亚戴斯便由于大 腿的坏疽和腐烂而死去了，他的儿子奇蒙付出了五十塔兰特的罚金。

    (137)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占领列姆诺斯的经过是这样。佩拉司吉人 被雅典人赶出了阿提卡（根据传说，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大约六十年，由于贝奥提亚人的迁徙，佩拉司吉人被赶入了阿提卡），这件事做得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 我只能把人们传说的记述下来。不过海该桑德罗斯的儿子海卡泰欧斯在他的 历史中却宣布说这一行动是不正当的。原来，海卡泰欧斯说，当雅典人看到 叙美托斯山山下的土地的时候，当雅典人看到这以前荒瘠而又毫无价值的土 地由于经过耕耘而变得十分肥美的时候，他们就起了羡慕之心而想取得这块 地方，因此便不用什么其他口实就把佩拉司吉人赶出去了。这块地方起初是 为了报偿佩拉司吉人先前在围城四周修筑城墙的劳动而送给佩拉司吉人居住 的。但是谁典人自己却说，他们驱逐佩拉司吉人的理由是正当的。他们说， 佩拉司吉人以他们在叙美托斯山下的居住地为据点向外进击，他们曾经这样 地对雅典人做了不正当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不拘是雅典人还是希腊任何其他居民还都没有奴仆，而他们的子女是经常要到恩涅阿克路诺斯泉（意为九 泉，在雅典东南，伊利索司附近)去打水的。而每当他们来的时候，佩拉司吉人便出于横傲与轻侮 的想法而虐待他们。然而他们还不满足于这样做，他们终于竟被发现是在准 备进攻谁典。雅典人表现出他们自己是比佩拉司吉人要公正得多的人，因为 在发现对方的阴谋时，他们本来是可以把佩拉司吉人杀死的，但是他们不愿 意这样做，而只是命令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于是佩拉司吉人便离开了，他们 在其他的地方之外还占领了列姆诺斯。这是雅典人的说法，而前者则是海卡 泰欧斯的说法。

    (138)这些佩拉司吉人当时住在列姆诺斯，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又熟悉 雅典的各个祭典的日期，于是他们搞到了一些五十桡船，而当雅典的妇女们 在布劳隆庆祝阿尔铁米司祭典时就设伏等看她们。他们掳去了许多妇女，他 们把她们安置在船上带到列姆诺斯去，使她们作自己的侍妾。而既然这些妇 女生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她们就教她们的孩子阿提卡语和雅典人的风俗习 惯。这些孩子不愿意和佩拉司吉妇女生的儿子们交往。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 人挨了佩拉司吉妇女所生的孩子当中的一个人的打的时候，他们便一致来帮 助他并且相互帮助。而且雅典妇女生的孩子甚至认为应该统治另一类的孩 子，而且比另一类的孩子是要强得多的。当佩拉司吉人看到了这一点时，他 们便进行了商议。在他们商议的时候，想到如果这些孩子决心相互帮助以对 抗正妻的儿子们并且还立刻便试图统治后者，则等他们好大成人的时候，这 些孩子会做出什么事情来时，这一点实在是使佩拉司吉人十分担心的。因此 佩拉司吉人便认为最好是把阿提卡妇女生的儿子杀死；他们这样做了，而且 把这些男孩子的母亲也给杀死了。由于这件事情以及妇女们先前干的一件事 情，即她们杀死了她们那与托阿斯（列姆诺斯的妇女们因怠于阿普洛狄铁的祭祀而受到咒诅，结果身上发出恶臭；列姆诺斯人于是娶了色雷斯的妇女为妻。但列姆诺斯的妇女们却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只有国王托阿斯由于被女儿叙普希 披列藏了起来而幸免一死，但不久他即被发现，结果还是被杀死了。他的女儿也被卖为奴隶）在一起的丈夫，在整个希腊，人们通常便 把任何一件残酷的行为称之为“列姆诺斯人的勾当。”

    (139)但是当佩拉司吉人杀死了他们自己的儿子和那些妇女的时候，他们 的土地便不再生长果实，他们的妻子和他们的家畜也不象先前那样的生育 了。在饥馑和无子的困迫之下，他们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摆脱目前灾祸的 办法。于是佩提亚使命令他们向雅典人赔偿雅典人自己所规定的任何赔偿 物。于是佩拉司吉人到雅典来，因自己的全部罪行而向雅典人建议赔偿。雅 典人在他们的市会堂里放置了一张装璜得尽可能富丽堂皇的寝床，旁边还有 一张上面满放着所有各种各样财宝的桌子，然后告诉佩拉司吉人，要他们象 这个样子地把国土交给雅典人。佩拉司吉人回答税：“当一只船借北风之助 在一日之内能够从你们的国家到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呈献给你 们”；他们讲这样的话，是因为他们深信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 阿提卡是远在列姆诺斯的南方的。

    (140)当时的事情就只有这些了。但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海列斯彭特 的凯尔索涅索斯屈服于雅典的时候，奇蒙的儿子米尔提亚戴斯，借着当时不 断刮看的埃铁西阿伊风（一种在七月、八月和九月刮的东北季节风）的帮助，乘着一艘船完成了从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到列姆诺斯的航程。而在实现了这一点以后，他便向佩拉司吉人声明，要 他们记起他们认为永远不会实现的神托的话而离开他们的岛。于是海帕依司 提亚人便按照他的话做了。但是米利纳人却不承认凯尔索涅索斯是阿提卡的 领土，而继续抗拒围攻，但结果他们也屈服了。这样，米尔提亚戴斯和雅典 人便占领了列姆诺斯。

    第七卷

    (1)当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听到了马拉松之役的战报的时候，因雅 典人攻击撒尔迪斯而对雅典人非常气愤的大流士就更加愤怒，因此他也便更 加想派一支罩队去攻打希腊了。他于是立刻派遣使者到一切城市，命令它们 装备一支军队，要它们每一个城市提供远比以前为多的船只、马匹、粮饷和 运输船。由于这些通告，亚细亚忙乱了整整三年（四八九至四八七年），精壮的人们都给征入了讨 伐希腊的军队并且为这件事作了准备。在第四个年头，刚比西斯所征服的埃 及人叛离了波斯人；因而大流士便更加想对二者都加以讨伐了。

    (2)但是，当大流士准备讨伐埃及和雅典的时候，在他的儿子们中间发生 了一场夺取国家主权的巨大纷争。原来他的儿子们认为，他必须按照波斯人 的法律，在率军出发之前，宣布他的王位的一位继承者。大流士在他成为国 王之前，在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即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生了三个儿子；在 他成为国王之后，在他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之间又生了四个儿子。在前妻 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长的是阿尔托巴札涅司；后妻生的儿子们当中，最年 长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由于他们是异母兄弟，因此处于敌对的地位。阿尔托 巴札涅司的论据是，他是大流士的全部子女当中最年长的，而不拘什么地方 的风俗都是最年长的继承王位，但克谢尔克谢斯则认为他乃是居鲁士的女儿 阿托撒的儿子，而使波斯人获得自由的正是居鲁士。

    (3)当大流士在这件事上犹豫未决的时候，正好这时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 拉托斯来到了苏撒，他是在斯巴达被褫夺了王位之后，自愿从拉凯戴孟被流 放出来的。据传说，当这个人听到大流士的儿子们之间的纷争的时候，他就 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劝告克谢尔克谢斯在自己的理由之外再加上一项论 据，这就是，他是在大流士已经成为波斯的国王和统治者之后才生的。但是 当阿尔托巴札涅司生的时候，大流士却还是一介平民。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 应当说，任何在他之外的人如果取得继承王位的特权那都是既不合理又不正 当的；因为根据戴玛拉托斯的建议，纵使在斯巴达也向来有这样的习惯，郎 如果在父亲成为国王前生了儿子而在父亲成了国王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则 王位应当落到后生的儿子的身上。克谢尔克谢斯按照戴玛拉托斯的意见去做 了，大流士认为他的论据是正当的，因此宣布他为国王。但是我以为即使没 有这个建议，克谢尔克谢斯仍会成为国王；因为阿托撒握有绝对的权力。

    (4)大流士在宣布克谢尔克谢斯为国王之后，就准备走上征途了。但是在 这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埃及叛变的第二年，正当他进行准备的时候，他死 了；他一共统治了三十六年（五二一至四八五年）。他既未能惩办叛乱的埃及人，也未能惩办雅典 人。大流士既死，王位便转到他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身上去了。

    (5)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在一开头的时候根本就无意于讨伐希腊，不过他却 纠合军队准备征服埃及。但是大流士的姊妹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的表兄弟、 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是和国王接近的人，而在宫内的波斯人当中对 克谢尔克谢斯有最大的影响，他是一直这样主张的：“主公，在雅典人对波 斯人做了这样多的坏事之后却丝毫不受到惩罚，那是不妥当的。而我的主张 是，目前你做你正在着手做的事情，而当你把横傲不逊的埃及征服以后，你再率领着你的军队去时代雅典，以便使你能够在众人中间赢得令名，同时人 们也就会懂得，侵犯你的领土的人，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他的这个论据， 是以报复为目的的，但是他不经心地又加上了一个理由，即欧罗巴是一个非 常美丽的地方，它生产人们栽培过的一切种类的树木，它是一块极其肥沃的 土地，而在人类当中，除去国王，谁也不配占有它的。

    (6)他这样讲，是因为他想进行冒险活动，而他自己想担任希腊的太守。 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说服了克谢尔克谢斯按照他的意见去做了：因为还 有其他的事情加在一起也帮助了他赢得克谢尔克谢斯的同意。首先，从帖撒 利亚的阿律阿达伊家(这个阿律阿达伊家是帖撒利亚的王族)派来了使者，他 们十分诚恳地邀请国王到希腊去。其次，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来到了 苏撒，他们也提出了同样的主张，他们的理由和阿律阿达伊家的理由一样， 而此外答应给克谢尔克谢斯的东西甚至比阿律阿达伊家答应的还要多。和他 们同来有一个雅典的占卜师即穆赛欧斯神托的收集整理者奥诺玛克利托斯：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曾和这个人有旧怨，但是在来此之前他们之间的纠纷已 经得到了和解。原来奥诺玛克利托斯曾被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儿子希帕尔科斯 驱出雅典，因为他曾在穆赛欧斯的神托中间插进了一段神托，说列姆诺斯附 近海上的诸岛将要沉没到海里去，但是这个行为被赫尔米昂涅人拉索司（诗人兼乐师，又是品达洛司的教师）看破 了。因此希帕尔科斯驱逐了他，虽然在这之前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但现在 他和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一同来到苏撒了；而每当他谒见国王的时 候，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的人们总是为他吹嘘一番，而他本人也就背诵一些 他所知道的神托；所有那些预言波斯人的灾难的神托他都避而不谈，而只是 选诵那些对异邦人最有利的神托，如谈到海列斯彭特时，就说它怎样必须由 一个波斯人来架桥，此外也谈到了进军的情况。克谢尔克谢斯这样便纠缠到 奥诺玛克利托斯的神托以及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和阿律阿达伊家的意见里面 去了。

    (7)克谢尔克谢斯被说服派遣一支大军去讨代希腊之后，就在大流士死后 的第二年，向背叛者进军了。他征服了埃及人并使埃及人受到比在大流士的 时代要苦得多的奴役；他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大流士的儿子、他的亲兄弟 阿凯美涅斯。但是后来（四六○年，见第三卷第十五节）在阿凯美涅斯担任埃及太守的时候，他却被一个利比 亚人、普撒美提科斯的儿子伊纳罗司杀死了。

    (8)征服埃及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又打算着手准备出征雅典了，于是 他便召集波斯的第一流人物前来会商，召开这一会议的目的是他可以听取这 些人的意见，同时他自己又可以当着他们的全体宣布他自己的看法。当这些 人都集合到一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对他们说： (α)“波斯人！并不是从我这里开始第一个采用和在你们中间制定新法 律，我不过是把它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恪守罢了。我从我们的年长人 那里听说，自从居鲁士废黜阿司杜阿该斯，而我们从美地亚人手中赢得霸权 以来，我们就从来没有过安定的日子。但这乃是上天的意旨。而我们经历的 许多事情，其结果是给我们带来了好处。现在居鲁士和刚比西斯和父王大流 士所曾征服从而加到我们的国土上面来的那些民族，那是没有必要再列举给 你们了；这一切是你们知道得非常清楚的。但是从我个人这一方面来说，自从我登上王位以来，我就在想我怎样才能在这一光荣的地位上面不致落在先 人的后面，怎样才能为波斯人取得不比他们更差的威力；而在我深思熟虑之 后就觉得，我们不仅可以赢得声名，而且可以得到一块在质和量方面都不次 于我们的土地，这块土地比我们现有的土地还要肥沃；这样我们既满足了自 己的需要，又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β)我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把你们大家召集起来，为的是我可以向你们 披沥我个人的看法。我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一座桥，然后率领我的军队通过 欧罗巴到希腊去，以便惩罚曾对波斯人和我的父王犯下了罪行的雅典人。你 们已经看到，父王大流士是曾想讨伐这些人的。但是他死了，他已经无法来 亲自惩罚他们了；而我却要为他和全体波斯人报仇，不把雅典攻克和烧毁决 不罢休，以惩罚雅典人对父王和对我本人无端犯下的罪行。首先，他们和我 们的奴隶米利都人阿里司塔哥拉斯来到撒尔迪斯，焚烧了那里的圣林和神 殿；其次，当我们的由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斯率领的军队登上他们的海岸 时，他们是怎样地对待我们，我想这是你们大家全都清楚的。 (γ)由于这样的一些原因，日此我决定派一支军队去讨伐他们，而在我 考虑之后，我认为我们将会因此得到不少的好处。如果我们征服了那些人和 他们的邻居，即居住在佩洛普司地方的普里吉亚人，我们就将会使波斯的领 土和苍天相接了，因为，如果我得到你们的助力把整个欧罗巴的土地征服， 把所有的土地并入一个国家，则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便没有一处是在我国的疆 界以外了。 因为，我听说将没有一座人间的城市、人间的民族能和我们相对抗，如 果我所提到的那些人一旦被我们铲除掉的话。这样，则那些对我们犯了罪的 和没有犯罪的人就同样不能逃脱我们加到他们身上的奴役了。 (δ)从你们的那一方面来说，这就是你们使我最称心满意的事情：当我 宣布要你们前来的期限时，你们每一个人必须立刻前来，不许有勉强的情绪。 凡是率领着拥有最优良的装备的军队前来的人，我将要赠给他在国内被认为 是最尊荣的礼品。上述的事必须做到。但是你们谁也不要认为这是我擅自决 定的，我把这事向你们大家提出，有意见的人我是希望他能够讲出来的。” 克谢尔克谢斯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便沉默不语了。

    (9)在他之后发言的是玛尔多纽斯，他说：“主公，你在过去和未来的一 切波斯人当中都是最杰出的人物；因为对于其他一切事情，你都是说得既精 彩又真实的，此外，你还不能容许住在欧罗巴的伊奥尼亚人来嘲笑我们，因 为他们这样做是非分的。我们先前征服和奴役了撒卡依人、印度人、埃西欧 匹亚人、亚述人以及其他许多伟大民族，并不是因为这些民族对我们作了坏 事，而只是因为我们想扩大自己的威势；可是现在希腊人无端先对我们犯下 了罪行，而我们却不向他们报复，那诚然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α)有什么使我们一定要怕他们呢？他们有强大的军队或是充足的财力 使我们害怕吗？我们知道他们的作战方法，知道他们的实力是不足道的。我 们曾经征服和拘留他们的子弟，就是住在我国并被称为伊奥尼亚人、爱奥里 斯人和多里斯人的那些人。先前由于你父亲的命令，我曾经讨伐过这些人， 因此那时我自己跟他们较量过；我一直进吉到马其顿并几乎到达雅典，但是 没有一个人出来应战。 (β)我听说，希腊人由于自己的顽固和愚蠢，他们在作战时是胡来一通 的。当他们相互宣战的时候，他们是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和最平坦的 地方在那里作战，因此结果胜利者在战斗结束时也同样会遭到巨大的损失， 而战败者，那就更不消说，他们全部被歼灭了。既然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他们本应当通过传令人和使者来结束他们之间的纠纷，应当用战争以外的任 何其他办法来结束纠纷。纵然他们无论如何必须作战的时候，他们也应当各 自去寻找他们的最难于受到攻击的地点，然后在那里再一决胜负。因此希腊 人的办法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而当我进军直到马其顿的时候，他们还都不想 作战。 (γ)国王啊，当你率领着全亚细亚的大军和你的全部战船出征的时候， 谁能对你作战呢？在我个人看来，希腊人是不会有那样大的胆量来作战的。 但如果时间证明我的判断错误而他们蛮性发作，竟然和我们作战的话，那我 们就会教训他们，要他们知道我们原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总之，不拘 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要退缩罢。因为任何事物都不会是自行产生出来 的，而人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经过多次的尝试才得到的。”

    (10)玛尔多纽斯结束了自己的发言，这样他就把克谢尔克谢斯的意见说 得更加动听了。其他的波斯人保持了缄默，不敢发表与已经提出的意见相反 的任何看法，随后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阿尔塔巴诺斯发言了，他是国王的叔 父，因而他正是仰仗着这个身分才敢发言的。他说： (α)“哦，国王，如果大家不发表相互反对的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较 好的意见，而是必须遵从已发表出来的意见；但是，如果有反对的意见，那 就能够选择较好的意见了。甚至黄金的成色单从它本身都不能加以鉴别，但 是黄金和黄金如果都在试金石上磨擦，那我们便可以把成色较好的黄金鉴别 出来。我曾经谏阻我的哥哥、你的父亲大流士率军去攻打在本国的任何地方 都没有住人的城市的斯奇提亚人。但是他一心想征服游牧的斯奇提亚人而不 愿意听我的话。他率领了他的军队出征，而从出征回来的时候，却丧失了他 的军队中的许多勇武之士。哦，国王，你现在是正在打算率领你的军队去攻 打远比斯奇提亚人为优秀的人们，这些人据说在海陆两方面都是极其勇敢的 人物。因此我是应当向你指出你这次出征的危险性的。 (β)你说你要在海列斯彭特地方架桥，然后率军通过欧罗巴向希腊进 发。但是，我以为事情的结果可能你或是在陆上，或是在海上，甚或同时在 陆上和海上被战败。据说他们都是勇武的人物。 而我们很可能预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随达提斯和阿尔塔普列涅 斯到阿提卡去的这样一支大军都被雅典人独力歼灭了。可是我俩还可以假定 他们在海上和陆上没有得到成功；但如果他们用他们的舰船进攻并在海战中 得到胜利的话，那他们就会乘船来到海列斯彭特，随后更把你的桥梁毁掉。 哦，国王，这对你可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γ)我所以这样推测决不是出于我一个人的智慧。这是因为我记起了过 去我们几乎遇到的一次大灾难；在当时，你的父亲登上色雷斯的博斯波鲁斯 的海岸并在伊斯特河河上架桥之后，便渡过去向斯奇提亚人进攻。那时斯奇 提亚人却使用了一切办法请求受命守卫伊斯特河河上的桥的伊奥尼亚人把这 个通路摧毁；而在当时，如果米利都的僭主希司提埃伊欧斯同意了其他僭主 的意见而不加反对的话，波斯的兵力就要全部垮台了。而且在人们听到说， 国王全军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仅仅是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那甚至可说是一件 令人心悸的事情了。 (δ)在丝毫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你还是不要作冒任何这样危险的打 算，而是听从我的劝告吧。现在你先把这个集会解散；随后，在你自己先把 这件事考虑好以后，什么时候你愿意，你都可以宣布你认为是最有利的办法。 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乃是最有利的。因为纵然这个计划 后来失败了，它仍然不能说是考虑得不好，而只不过是由于运气不好才失败 罢了。可是一个考虑得不好的计划，却由于运气好而得以成功，这也不过是 他的机遇凑巧罢了，他的计划仍然是考虑得不好的。 (ε)你已经看到，神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一般动物要高大的动物，也 不许它们作威作福，可是那些小东西都不会使他发怒。而且你还会看到，他 的雷箭怎样总是投掷到最高的建筑物和树木上去；因为不容许过分高大的东 西存在，这乃是上天的意旨。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却会毁在一支人数 较少的军队的手里，因为神由于嫉妒心而在他们中间散布恐慌情绪或是把雷 霆打下来，结果，他们就毫不值得地毁掉了。原来神除了他自己之外，是不 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 (ζ)而且，任何事情如果着急的话，那总是要失败的；而失败又常常会 引起严重的损害。可是待机行事都是有利的；这利益在目前虽然还看不出来， 但到一定的时候它是会显示出来的。 (η)国王啊，这就是我对你的劝告。可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 斯，我看你还是不要再胡说关于希腊人的事情了，他们是决不应受到诽谤的。 正是由于你诽谤了希腊人，这才嗾使国王进行了这次出征的。而且我以为， 你在那里拚命张罗，其目的也不外就是这一点了。我看不一定会象你想的那 样罢！诽谤是一件极坏的事情。因为在诽谤当中，关系到两个人；一个是做 坏事的人，一个是受害的人。进行诽谤的人，在别人不在的时候说他的坏话， 这样便伤害了别人，而在知道全部真象之前便完全相信对方的话的那个人， 也同样是做了不正当的事情。而由于不在场因而并没有听到别人说到他的话 的那个人就受到了双重的损害，因为一个人诽谤他，而另一个人又把他看成 了坏人。 (θ)然而，如果无论如何也要派一支军队去讨伐希腊人的话，那末可以 这样做。让国王本人留在波斯人居住的土地上，并让我们两个人用我们的孩 子来打赌。然后，随便你选拔怎样的人，随便你要多么大的一支军队，你就 率领看他们出发，如果事情象你所说的那样，结果对国王有利，那你就把我 的儿子杀死，连我也和他们一道杀死。如果结果和我所预言的相同，那你的 儿子也这样处理，如果你回来的话，你也不例外。但如果你自己不愿意这样 做，又想无论如何也要率军渡海远征希腊的话，那我深信留在这里的人将会 听到，玛尔多纽斯在给波斯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之后，将会在雅典的土地上， 或是在拉凯戴孟的土地上，说不定也许是在到那里去的道路上，被狗和鸟撕 得粉碎。这样你就知道你想说服国王去进攻的那些人是怎样的一些人了。”

    (11)以上就是阿尔塔巴诺斯所我的话，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忿怒地回答 说：“阿尔塔巴诺斯，亏了你是我父亲的兄弟；否则你将会因你的这些蠢话 而受到应得的惩罚。可是，对于你这种怯懦的、没有骨气的表现，我要使你 受到这样的耻辱，那就是，不许你随着我和我的军队去征讨希腊，而是和妇 女们一道留在这里。而我自己没有你的帮助，仍然会完成我方才所说的一切 的。因为，假如我不向雅典人亲自进行报复，那我就不是阿凯美涅斯的儿子、 铁伊司佩斯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的儿子、铁伊司佩斯的儿子、 阿里阿拉姆涅斯的儿子、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 的儿子了。我知道的很清楚，如果我们安安静静地呆在这里，则他们不仅仅 是不会善罢干休，而且肯定是会向我们的国土发动进攻的，假如我们可以从 他们已经做出来的事情来推断的话，因为他们不但把撒尔迪斯烧掉，而且进 兵亚细亚了。因此，不管从两方面的哪一方面来讲，撤退都是不可能的，当 前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主动地去进攻和被动地等着挨打这两种情况中间选 择一个：或是把我们的一切归希腊人统治，或是把希腊人的一切归我们统治。 在我们的争论里，折衷的道路是没有的。因此，我们的荣誉感要求我们应当 报复我们身受的一切灾害。这样我当然也就可以领教一下，在我征讨这些希 腊人的时候，我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危险；甚至我的祖先的奴隶普里吉亚人佩 洛普司都曾经彻底敉平过这些希腊人，而且直到今天，人们还是用他们的征 服者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和他们的国土的”。

    (12)他的话就说到上面的地方为止了。跟着就到了夜里；这时克谢尔克 谢斯却因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而深感不安了。他在夜里反复加以考虑，这样 便清楚地看到，派一支大军去征讨希腊对他未必是有利的。在他作了这第二 个决定以后，他就睡着了；但是，根据波斯人的传说，就是在那一夜里，好 象他作了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谢斯梦见一个姿容秀丽、体格高大的男子站 在他的身旁，对他说：“哦，波斯人，在你宣告纠合你的波斯大军之后，现 在你却又改变主意，不去率军征讨希腊了吗？你改变自己的主意是不相宜 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同意你这样做的。我看你还是按照你白天的决定去 做罢”。梦中人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就看他仿佛是飞去了。

    (13)当天亮的时候，国王根本不去理会他夜里的梦，而是把他先前召集 到一起的那些波斯人重新召集来，这样对他们说：“波斯人啊，请你们原谅 我突然改变自己的主意罢，因为我在考虑问题的时候还未能充分发探自己的 智慧，而那些劝我做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件事的，又是一直没有离开我的身边 的人们。在我听到阿尔塔巴诺斯的意见的时候，由于我这年轻人血气方刚， 那时我诚然是立即发起火来，乃至我讲出了对年长者不应该讲的和卤莽无礼 的言词。不过现在我认识了我的过错，我愿意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你们要知 道，我已改变了先前我想去征讨希腊的意思，请你们安安静静地呆着罢”。 波斯人听了这话不胜欢喜，他们向他礼拜致意了。

    (14)但是到夜里克谢尔克谢斯睡着的时候，那个梦中人又站到了他的身 旁，向他说：“大流士的儿子啊，你已经在波斯人面前公然打消了你那征讨 希腊的意图了。你丝毫不把我的话放到心上，就好象你从来没有听到这话似 的。现在我就确确实实地告诉你，如果你不立刻率军出征，你就会招致这样 的后果：在短期间你虽然变得强大，可是很快地你就又会衰微下去了。”

    (15)克谢尔克谢斯作了这个梦之后心中大为惊恐，他从床上跳了下来， 立刻派一名使者到阿尔塔巴诺斯那里去请他；阿尔塔巴诺斯到来之后，克谢 尔克谢斯就向阿尔塔巴诺斯说：“阿尔塔巴诺斯，曾有一个时候我是非常思 蠢的，我竟用愚蠢的言词回答了你的有益的忠舍。可是我很快地就后悔起来 并认识到我是应当采纳你的意见的。虽然我愿意这样做，但我仍然不能这样 做。因为自从我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和后悔自己的错误以来，我就总是梦见一 个人，他无论如何不同意我按照你的建议去做，而现在他就是刚刚在恐吓了 我以后离开的。因此，如果这个梦中人是神派来的，则我们出征希腊这件事 情，就正是神十分欢喜要我们做的事情了，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会作 同样的梦，而梦中人也会向你发出同样命令的。而我相信，如果你把我的全 套衣服穿起来，然后坐在我的王位上，跟着再到我的床上去睡，这样你是很 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的”。

    (16)克谢尔克谢斯向他说了上面的话；但是阿尔塔巴诺斯起初不愿意服 从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认为他是不配坐在王位上面的，但由于克谢 尔克谢斯一定强迫他这样做，他终于照着克谢尔克谢斯吩咐的做了；不过在 这之前，他讲了这样的话： (α)“主公，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能想出好办法的人和愿意听从别人提 出的好办法的人，他们的价值是相同的。虽然你具有这两种优良的品质，可 是和坏人的交住却成了你的持身之累。这就和海洋一样，人们常说它在万物 当中本来对人是最有用处的，然而向海上袭来的烈风却使它无法顺从它自己 固有的本性。至于我本人，则使我感到痛心的与其就是你的粗言暴语，勿宁 说是下面的一种情况，即当着两种意见摆在波斯人的面前，一种意见是想助 长他们的傲慢情绪，而另一种意见是克服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并向他们指 明，教给人的心灵在它已有的东西之外，总是不断食求更多的东西，这是一 件多么坏的事情的时候，在这两个意见当中，你却选择了对你本人以及对波 斯人是危险的一个意见。 (β)因此，你现在既然改变主意，选择了比较贤明的决定，你却说当你 愿意放弃征讨希腊的想法的时候，有某一位神派来的梦中人屡次来到你这 里，不许你放弃这次的出匠。可是我的孩子，这样的事情决不会是上天的意 旨。在人们的梦里跑来跑去的幻影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让我这个年纪比 你要大得多的人教给你罢。梦里游荡在人们身边的那些梦中人，大多数就是 人们在白天所想的那些东西；而近日里，我们便一直是拚命忙着这次出征的。 (γ)虽然如此，如果这件事不是象我所判断的那样，而是在其中有什么 神意的话，则事情的最后处理办法仍然应由你自己来决定。就让这个梦中人 和对你一样地向我显现并发出命令来罢。但如果这个梦中人真正有意出现的 话，则我看倒不一定要脱下我的衣服而把你的衣服换上，也不一定要不睡在 我自己的床上而睡在你的床上。不拘你在梦里所看到的是什么东西，我想他 在看到我的时候，他肯定决不会愚蠢到因为他看到你的衣服便会把我认成是 你。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是不是不把我放到眼里，是不是不屑于经常在 梦中向我显示，不管我是穿着你的还是穿着我自己的衣服。如果它真地接连 不断地在你的梦里出现，那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乃是奉神的意旨前来的 了。但如果你决定事情必须这样做，而且是无可回避，那我就非得在你的床 上睡一睡不可了。我就这样做罢；而在我睡到你床上的时候，让那个梦中人 也来向我显示吧。不过在他向我显示之前，我还是要坚持我目前的意见的”。

    (17)阿尔塔巴诺斯这样说了之后，便按照所吩咐的做了，他所指望的是 要证明克谢尔克谢斯对他讲的话原是不值一提的。他穿上了克谢尔克谢斯的 衣服并坐到国王的宝座上。随后，当他躺下熟睡的时候，那个常常到克谢尔 克谢斯梦里来的梦中人，便来到了阿尔塔巴诺斯的面前，向他说：“你是不 是想劝说克甜尔克谢斯不去征讨希腊，而打算用这样的办法来照顾他那个 人？可是，你这种力图扭转命运注定的事情的做法，使你不拘是在今后，还 是在目前，都是不能逃避上天的惩罚的。我也已经向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宣布， 如果他不从命的话，他会落到怎样的下场”。

    (18)阿尔塔巴诺斯感觉到，梦中人在说了这样的威吓的话之后，好象是 要用灼热的铁把他的眼睛烧出来似的，于是他大叫一声便从床上跳了起来， 随后就坐在克谢尔克谢斯的身旁，把他在梦里所看到的一切源源本本地告诉 了克谢尔克谢斯，跟着他说：“哦，国王啊，象我这样一个在一辈子里看到 许多强大的力量被比较弱小的力量所打倒的人，是不愿意要你完全逞自己的 血气之勇的。我知道贪得无厌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因为我没有忘记了居 鲁士征讨玛撒该塔伊人和刚比西斯征讨埃西欧匹亚人的结果，而且我自己还 亲自追随着大流士去征讨过斯奇提亚人。既然知道这一点，故而我的看法就 是，你最好是安安静静地过活，这样世人就会认为你是最幸福的了。不过， 既然天意非如此不可，而看来诸神又注定了希腊的毁灭，那我自己也就改变 初衷并更正我自己的看法了；现在你把上天的意旨向波斯人宣布，命令他们 服从你最初所下的、进行相应准备的命令。既然是神允许你这样做的，则在 你的这一方面就得把一切准备齐全了”。在这次谈话之后，他们两人便都因 梦中人的话而得到了勇气，因此到天亮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把这件事通 告波斯人，而阿尔塔巴诺斯现在也公然赞同先前只有他一个人公开反对的那 种做法了。

    (19)在这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已有了出征的打算，就在睡着时 作了第三个梦。而当玛哥斯僧们听到这个梦的时候，便解释说这是指着全世 界而言，并表示全人类都要成为他的奴隶。他作的是这样一个梦。克谢尔克 谢斯以为他戴上了一顶橄榄枝的王冠，王冠的嫩枝蔓延开来，遮复了整个大 地，但不久之后他的这顶王冠便从他头上消失了。玛哥斯僧就是这样来圆梦 的。而后，集合起来的波斯人等，便各自立刻这回自己的管地，万分热心地 执行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得到悬赏的赠物。这样， 克谢尔克谢斯便从大陆的每一个地方搜集人力，把他的大军纠合起来了。

    (20)在平定埃及以来的整整四年中间（四八四至四八一年），他一直在整顿大军，并准备出征 所必需的一切；而在第五年里，他便率领着一支大军踏上了征途。在我们所 知道的远征军当中，这支选征军断乎是最大的一支，以致过去的任何一支远 征军都无法和它相比，大流士远征斯奇提亚人的军队也好，追击寄姆美利亚 人时突入美地亚（见第一卷第一○三节；第四卷第一节）并征服和统治了上亚细亚的几乎全部土地，而后来大流士又 曾因这件事而想对之进行报复的斯奇提亚人的大军也好，传说中阿特列欧斯 的儿子们所率领进攻伊里翁的大军也好，在特洛伊战争之前渡过博斯波鲁斯 进入欧罗巴，在那里征服了全部色雷斯人，下至伊奥尼亚海并向南进军直到 佩涅欧司河的美西亚人和铁乌克洛伊人的大军也好，都无法和它相比。

    (21)所有这些远征的军队，再加上这些之外如果有的其他任何军队，都 不能和单是这一支军队相比。因为亚细亚的哪一个民族不曾给克谢尔克谢斯 率领去攻打希腊呢；除去那些巨川大河之外，哪一条河的水不是给他的大军 喝得不够用了呢？有人把船只供应给他，有人参加了他的陆军，有人提供了 骑兵、有人提供了随军运送马匹的船只以及军中的服务人员，有人提供作桥 梁用的战船，还有人提供食粮和船只。

    (22)首先，由于第一次远征的军队在试图回航阿托斯的时候遭到了覆舟 的命运，所以在大约三年当中，他一直为应付阿托斯而做准备。三段桡船都 停泊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而以这些船为据点，军中所有各种各 类的人们都在鞭子的驱使之下被迫去挖掘壕沟，他们是陆续不间断地去干活的。而在阿托斯周边住的人们也同样地要去挖掘壕沟。监督人们干活的是美 伽巴佐斯的儿子布巴列斯和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尔塔凯耶斯。他们两个人都 是波斯人。这个阿托斯乃是向海中突出的一座著名的大山，而且在这座山里 是有人居住的。这座山在大陆方面的一端，是半岛形状的，它是一个大约有 十二斯塔迪昂宽的地峡；这是从阿坎托司地方的海到托罗涅前面的海之间 的、一块有一些小丘的平野。在阿托斯山终点的这个地峡上面，有一个称为 撒涅的希腊城市。但是从撒涅到海之间以及从阿托斯到陆地的方面又有其他 的一些城市，而波斯人现在就打算把这些城市变成岛城，而不是大陆的城市。 这些城市就是狄昂、欧洛披克索斯、阿克罗托昂、杜索司、克列欧奈。

    (23)以上是阿托斯的城市。异邦人是这样挖掘的，他们把上面的几个不 同民族所住的地方区分开来。他们在撒涅城的附近画了一条直线；而当壕沟 挖掘到一定深度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到壕沟的底部挖掘，另一些人则把挖出 来的土接过来，把它递给站在更高一层的人们，而这些人则又递给站在更上 面的人们，这样一直传到站在最高处的人们。这些人就把挖出来的土带走抛 掉了。除去腓尼基人之外，对于其余所有的人来说，由于壕沟陡峭的两岸发 生崩坏和下陷的事情，这便形成了他们的双重的劳苦。原来他们把壕沟上面 和沟底弄成相同的宽度，所以这样的事情就必然会发生了。但腓尼基人特别 是在这件事上，也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一样，同样地表现了他们的技巧。 他们接受了分配到他们手上的那部分工作之后，便把壕沟最上面的口掘成所 需要的壕沟宽度的一倍，而在向下掘的时候却渐渐地使它变窄，直到底下的 时候，他们挖的就和其他人同样宽了。在那里的附近有一片草地，他们便利 用那片草地作为交易的场所。而经常有大量磨过的谷物从亚细亚运到他们这 里来。

    (24)根据我用猜测的办法所作的制断，克谢尔克谢斯是出于傲慢的心情 才下令进行这次挖掘的，因为他想显示他的威力并且想给后世留下足以想见 他的丰功伟绩的东西。原来，他们若想把他们的船只拖过地峡，这是一伴很 容易办到的事情。但他仍然命令他们从海到海挖掘一道壕沟，它的宽度足够 两艘三段桡船相并划行而过。而且受命进行挖掘工作的那些人，同样又受命 在司妥律蒙河河上架了一座桥。

    (25)克谢尔克谢斯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另一方面，在架桥这件事上， 他命令腓尼基人和埃及人制造纸草和白麻的绳索并要他们腓备军粮，为了使 他的军队和驮兽在进军希腊时不致陷于饥饿。在调查了各个地点的形势之 后，他就下令要他们把粮草贮备在最适当的场所，而从亚细亚的一切地方用 货物船和运输船把粮草运到这样的一些地方去。他们把粮草的大部分运到色雷斯的所谓列乌凯—阿克铁(意为白岬)的地方去，其余的则分别运 到佩林托斯人的国土上的图洛迪札，或是运到多里司科斯，或是运到司妥律 蒙河上的埃翁，或是运到马其顿去。

    (26)正当这些人从事于指定给他们的劳役时，已经集合起来的全部陆军 却在克谢尔克谢斯的率领之下从卡帕多启亚的克利塔拉开拔向撒尔迪斯进发 了。凡是随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从陆路进军的全部大军都是指定在克利塔拉集 合的。不过我说不出克谢尔克谢斯的太守当中，哪个人由于带来了装备最好 的军队而得到了国王所悬赏的赠赐。因为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是否曾确定下 来。但是当他们渡过哈律司河并进入普里吉亚之后，他们就通过那个地方而 到达了凯莱奈，这个地方是两条河流的发源地，一条是迈安德罗司河，一条 是和迈安德罗司河同样大的卡培拉克铁斯河。卡培拉克铁斯河就发源在凯莱 奈的市场地方并注入迈安德罗司河。昔列诺斯的玛尔叙亚斯的皮肤也挂在那 里；根据普里吉亚人的传说，是阿波罗剥下了玛尔叙亚斯的皮并把它挂在那 里的。

    (27)一个吕底亚人、阿杜斯的儿子披提欧斯就在这个城市等候着他们； 他极其隆重地款待了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他的全部军队，他自己并且宣布说 他愿意提供作战的资金。披提欧斯这样把钱拿出来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问他左右的波斯人这个披提欧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有多少财富而能献纳出这 样多的金钱。于是他们回答说：“哦，国王，这就是曾经把黄金的筱悬木和 黄金的葡萄树赠送给你的父亲大流士的人。在我们所知道的人们当中，他的财富是仅次于你的一个人”。

    (28)克谢尔克谢斯听了最后的这句话大为吃惊，随后他自己就问披提欧 斯本人，问他有多少财富。披提欧斯说：“哦，国王啊，我不愿意向你隐瞒我的财富，也不愿意装做我不知道的样子；我知道我有多少财富并愿意把真 实情况告诉你。当我一知道你下行到希腊海这边来的时候，由于我愿意向你 提供作战的资金，于是我便进行了仔细的调查，计算的结果是我有两千塔兰特的白银和差七千不到四百万达列科斯·斯塔铁尔的黄金。这一切我都愿毫 不吝惜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则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已足够维持我的生计了”。以上便是披提欧斯所讲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话深感满意，就 对他说：

    (29)“我的吕底亚的朋友啊，自从我离开波斯以来，除去你一个人以外， 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自愿款待我的军队，也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人 自动地前来见我并提供我作战的资金。可是你却隆重地款待了我的军队，并 且提供我大量的资财。因此，为了回答你的好意，我用这样的一些办法来酬 谢你：我使你成为我的朋友并从我自己的财富中给你七千斯塔铁尔使你补足 四百万，这样你的四百万便不会缺少七千了。而且在我补足之后，你便可以 有整整四百万的数目了。继续保持你现有的财富并要注意到永远设法保持自 己象现在的样子；因为不拘是现在，还是今后，你都不会为你目前的所做所 为而后悔的”。

    (30)克谢尔克谢斯这样说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以后，就不停地继续前进 了。经过了一个叫做阿恼阿的普里吉亚市邑和产盐的湖之后，他们便到了普 里吉亚的一个名叫科罗赛的大城市；在这里，吕科斯河注入地上的一个裂缝 而消失，然后在大约五斯塔迪昂之外的地方再显示出来，它和另一条河一样， 也是流入迈安德罗司河的。大军从科罗赛向普里吉亚人和吕底亚人的边境进 发而来到了库德辣拉，在那里有克洛伊索斯树立的一个石柱，上面有表明疆 界的铭文。

    (31)经过普里吉亚进入吕底亚之后，他便来到了道路分岐的一个地方。 左手的道路通向卡里亚，右手的道路通向撒尔迪斯；如果走后面的这条道路， 就必须渡过迈安德罗司河和经过卡拉铁渡司市；而在卡拉铁波司市，那些手 艺人是用杨柳和小麦粉来造蜜的。克谢尔克谢斯走了这条路并找到了一株筱 悬木，由于这株筱悬木的美丽，他给它加上了黄金的装饰，并命令他的一个 精兵看守它。而在第二天，他便来到了吕底亚人的首府。

    (32)到达撒尔迪斯以后，他首先派遣使者到希腊去要求土和水，并下令 为国王准备饭食。他派人到所有其他的地方去要求土，就是不派人到雅典和 拉凯戴孟去。他第二次派人索取土和水的原因是这样：凡是先前在大流士派 使者去索取土和水的时候而不给的人们，他相信他们这次一定会由于害怕而 不得不献出来，因而他把使者派出去，想确实了解一下这件事。

    (33)在这之后，他便准备向阿比多斯进军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手下 的另一部分人就在海列斯彭特架设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的桥梁。但是，在海 列斯彭特近旁的凯尔索涅索斯地方，在赛司托斯市和玛杜托司之间，有一个 嵯峨的海岬，一直伸入紧对着阿比多斯的海面。就是在这里，不久之后，将 领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拿获了赛司托斯的太守、波斯人 阿尔塔乌克铁斯并把他活活地钉死在木板上。这个人过去经常把女人带到埃 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神殿去并在那里干见不得人的渎神勾当。

    (34)于是，担负了架桥这样一项任务的人们以阿比多斯为起点，便把桥 架到那个地岬上去；腓尼基人用白麻索架一座桥，而埃及人用纸草架第二座 桥。从阿比多斯到对岸的距离是七斯塔迪昂。但是海峡上的桥刚刚架起的时 候，立刻便刮来了一阵强烈的暴风，把工程全部摧毁粉碎了。

    (35)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为震怒，他于是下令把海列斯 彭特笞打三百下并把一付脚铐投到那里的海里去。而且，在这以前我就曾听 到，在上述的做法之外，他还把烙印师派到那里去给海列斯彭特加上烙印。 他的的确确曾命令那些他派去笞打的人们，说出了野蛮和横暴无礼的话。他 要他们说：“你这毒辣的水！我们的主公这样惩罚你，因为你伤害了他，尽 管他丝毫没有伤害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也要从你的上 面渡过去；任何人不向你奉献牺牲，那是正当不过的事情，因为你是一条险 恶而苦咸的河流”。因此他便下令这样地来惩罚了海，并下令把监督造桥的 人们枭首了。

    (36)接受了这个不讨好的任务的那些人把他的命令执行了；另一些匠师 们着手架桥了。他们架桥的办法是这样。为了能够保持绳索的紧张程度，他 们在黑海这一面的桥下把三百六十只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连结起来，而在另 一面的桥下则把三百一十四只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连结起来：这些船只与彭托斯（黑海）形成直角，都和海列斯彭特的水流平行。把船只这样连结起来之后，他 们便投下了非常巨大的锚；有的锚是从靠近彭托斯的船只投下去的，为的是 顶住从那个海上面吹过来的风，而另一头向着西方和爱琴海方面的，则所投 下的锚是为了抵御西风和南风。此外，他们还在一排五十桡船和三段桡船（修德本τριχο(，这里从施泰因本τριηρξων）之间留出一个通路，为的是任何人如果愿意的话，都可以乘着轻便的船只出 入彭托斯。做完这以后，他们便从陆地上把绳索引了过来，用木辘辘把它们 拉紧。他们不是象先前那样地把两种材料分开使用，而是每座桥上用两根白 麻索和四根纸草索。这些绳索是同样粗，同样美观，但是白麻索按比例来说 是要重一些，它的每一佩巨斯的重量有一塔兰特。当海峡上的桥这样架起来 以后，他们便把木材锯成和索桥的宽度相同的长度并把它们依次摆在拉紧的 绳索上，依次摆好之后，他们便把它们系紧在上面了。而在做完这一步之后， 他们就把树枝铺到桥面上，在这一切做完之后，再把土铺在上面压结实了。 然后，他们在桥的两旁安设栅栏，为的是驮畜和马匹在过桥时不致因为看到 下面的海而受惊。

    (37)当桥梁和阿托斯那里的工事已经准备好，而又接到在壕沟口的地方 为了防止在海潮上升时淤塞壕沟口而修筑的防波堤以及壕沟本身全部完工的 报告时，大军过了冬天之后，便在春天到来之际（大概在480年四月中）作了准备，从撒尔迪斯出发 进军阿比多斯了。但当他们正要进发的时候，太阳离开了它在天上的本位而 消失了，虽然天空澄明没有云影，不过白天却变成了黑夜。当克谢尔克谢斯 看到和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为这一点很感不安，于是他询问玛哥斯僧， 这个天象是什么意思。他们告他说，这是神向希腊人预示他们的城市的毁灭。 他们说，因为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而月亮则是他们自己的预言者。克谢 尔克谢斯听了这话之后心中万分欢喜，便继续走上他的征途。

    (38)当他即将率军离去的时候，被天象吓住，但是由于得到国王的赠赐 而得意起来的那个吕底亚人披提欧斯到克谢尔克谢斯这里来向他说：“主公， 我希望你能够赐给我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在你赠赐起来很容易，但对我这个 接受者来说却是珍贵的了”。克谢尔克谢斯以为披提欧斯绝不会要求他真正 要求的东西，于是回答说愿意答应他的请求，并命令他说出他所要求的东西。 于是披提欧斯便鼓起勇气来说：“主公，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不得不随你 去远征希腊。可是，国王啊！请你垂怜于我这样一个年迈的人，免除我的一 个儿子，就是我的长子的兵役，好让他照料我和我的财产吧。让我的其他四 个儿子和你同去吧，并希望你能完成你拟订的全部计划，凯旋归来”。

    (39)克谢尔克谢斯大为震怒，他这样回答说：“你这卑劣的东西。你看， 我是亲征希腊的，和我一同走上征途的便有我的亲生儿子和亲兄弟，有我的 亲戚和朋友；而你是我的奴隶，是应当带着全家和你的妻子一同随我出征的， 怎么现在竟敢向我提起你的儿子？因此你要好好记住这一点，一个人的精神 就住在他的耳朵里，当它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整个身体就充满了欢喜，但 当它听到相反的话时，全身便胀满了怒气。当你对我做好事并且更向我提出 做好事的保证的时候，你尚且决不能夸口，说你在慷慨大度这一点上超过了 国王，现在你既然不顾廉耻，那你将要得到的，就要少于你所应得的了。你 对我的款待挽救了你本人和你的四个儿子的性命，但是要罚你最喜爱的一个 人的性命”。他这样回答之后，立刻命令受命这样做的人们把披提欧斯的长 子找来并将之分割为二。这样做了之后，又把他的尸体在道路的右旁和左旁 各放一半，为的是使军队从这两半中间通过去。

    (40)他们按照命令做了，而军队便从这中间走过去了。在前面引路的是 搬运辎重的士卒和驮兽，随在他们后面的是不按民族区分，而是由所有各个 民族混合而成的一个兵团；当军队的一大半开过去的时候，中间留了一个间 隔，为的是使上面所说的那些兵和国王区别开来。在这之后是全波斯人当中 最精锐的一千名骑兵作为前驱，随后则是全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一千名枪 兵，他们在行进时拿枪是枪尖向下的；在枪兵之后，是装饰得极其富丽堂皇 的十匹称为涅赛欧伊马的圣马。这些马所以称为涅赛欧伊马，是因为在美地 亚有一个称为涅赛昂的大平原，而这些高大的马就是在那里饲养起来的。在 这十匹马的背后，是八匹白马拉着的、宙斯神的神圣战车，战车手徒步跟着 牵引的白马，手里拉着缰绳。原来任何世间的人都不能乘坐在这个战车的位 子上面。在这之后就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了，他乘坐在涅赛欧伊马拖着的战 车上，他的陪乘的战车手是波斯人欧塔涅斯的儿子帕提拉姆培司。

    (41)克谢尔克谢斯就这样地从撒尔迪斯出发了。但是只要在他想这样做 的时候，他就从战车上下来，改乘马车。在他的后面是波斯最精锐和出身最 高贵的一千名枪兵，他们是按照通常的方式带着枪的。枪兵后面又是一千名 精锐的波斯骑兵，骑兵后面则是从其余的波斯人当中选拔出来的一万名步 兵。其中一千名步兵的枪柄上安着金石榴来代替枪尾，他们就围在其他人等 的外面。里面的九千人则是枪柄上安着银石榴的。枪头向地带着枪的人们也 是安着金石榴的，而侍卫在克谢尔克谢斯身旁的人们则安看金苹果。在这一 万人后面配置着一万名波斯骑兵。在这些人后面是两斯塔迪昂的一段间隔， 在这后面就是剩下的杂军了。

    (42)大军从吕底亚开向凯科斯河和美西亚的领土，从凯科斯出发，左手 沿着卡涅山，穿过阿塔尔涅乌斯而来到了卡列涅市。从这里他们行经底比斯 平原，通过阿特拉米提昂市和佩拉司吉人的安唐德罗斯市；然后就左手顺着 伊达山，进入了伊里翁的领土。然而在这之前，当他们先在伊达山的山下过 夜的时候，他们受到了雷电交加的风暴的袭击，结果就有相当多的人死在那里了。

    (43)从大军自撒尔迪斯开放以来，司卡曼德罗斯河是第一条水流不足并 不敷大军及其畜类饮用的河流。因此当大军到达司卡曼德罗斯河的时候，克 谢尔克谢斯便登上了普利亚莫斯的卫城，想艰望它一下；在他看完并垂询了 和那里有关的一切一切之后，他便向伊里翁的雅典娜奉献了一千头牛的牺 牲，而玛哥斯僧更向那里的英雄们行了灌奠之礼。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全 军在夜里感到了恐慌。 到天明的时候，他们便从那里继续进发，这时在他们的左手是洛伊提昂、 欧普里涅昂和与阿比多斯接壤的达尔达诺斯，而在他们的右手则是盖尔吉 斯·铁乌克洛伊人。

    (44)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比多斯的时候，他想检阅一下他的全军。 他所以能检阅全军，是因为先前在这里的一个小山上特别为他设了一个 白石的宝座(这是阿比多斯人遵照国王先前的命令制造的)。克谢尔克谢斯就 坐在那里俯视海滨，从而把他的陆军和他的水师收入眼底。而当他了望这一 切的时候，他想看一下船与船之间的比赛。他们这样做了，结果是西顿的腓 尼基人取得了胜利；克谢尔克谢斯对于这次比赛以及他的大军深感满意。

    (45)但是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的水师遮没了整个海列斯彭特，而海滨 以及阿比多斯的平原全都挤满了人的时候，他起初表示他自己是幸福的，但 随后他就哭泣起来了。

    (46)克谢尔克谢斯的叔父阿尔塔巴诺斯，就是在起初毫无顾虑地发表自 己的意见劝阻克谢尔克谢斯不去远征希腊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看到克谢尔克 谢斯哭了起来，便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所作所为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 怎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是幸福的，可是转眼之间你就哭起 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看这里的人们，尽管人数是这样多，却 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一百岁。想到一个人的全部生涯是如此短促，因此我心 中起了怜悯之情”。但是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 会遇到比这更加可悲的事情。因为，尽管我们的生命是短促的，不拘是这里 的人，还是其他的人，还没有一个人幸福到这样的程度，即他不会不只是一 次，而是多次，不由得产生与其生勿宁死的念头。我们遭到各种不幸的事故， 我们又受到疾病的折磨，以致它们竟使短促的人生看来都会是漫长的。结果 生存变成了这样一种可悲的事物，而死亡竟成了一个人逃避生存的一个求之 不得的避难所。神不过只是让我们尝到生存的一点点的甜味，不过就是在这 一点上，它显然都是嫉妒的”。

    (47)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让我们不要再谈你给了定 义的人生罢，而在我们目前万事顺遂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再去想那些不吉利 的事情罢。不过告诉我这一点。如果你在你的梦里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 梦中人的话，你是不是还要坚持你先前的意见并劝我不去远征希腊，还是你 改变了这个想法？你来明确地告诉我这一点罢”。阿尔塔巴诺斯回答说：“国 王，但愿我在梦中所看见的那个人达成我们两个人都期望的那个结果罢。但 是谈到我本人，则我甚至现在仍然是充满了恐惧和不安，我所以这样自有其 他许多的理由，特别是由于这样的一点，即我看到世界上最重大的两件东西 是敌视你的”。

    (48)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你这人讲的话实在奇怪。你说的最敌视我 的这两件东西是什么呢？是不是你看到我的陆军的人数不足？还是以为希腊 大军的人数要比我们军队的人数多得多？还是你以为我们的水师比不上他们 的？还是你以为这两种情况都有？因为，假如在这方面你以为我们的大军有 什么不够的地方的话，那最好是尽快地再去集合一支大军”。

    (49)阿尔塔巴诺斯回答他说：“国王啊，任何一个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 都不能发现这支陆军或船数有什么不够的地方。而如果你纠集更多军队的 话，则我所提到的那两件东西也便更加敌视你了。这两件东西就是土地和海 洋。因为，我认为，如果起了狂风暴雨的话，海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海港 大到可以保证容纳下你的水师并搭救你的船只。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海港，则 单是一个地方有也不行，而是要在你所经过的大陆沿岸都要有这样的海港。 既然看到没有海港可以容纳你的水师，那末就要记着，人不能控制事故，而 是要受到事故的摆布。现在这两件东西我已经告诉了你一件，我再告诉你另 外一件。我要说明为什么土地是你的敌人。如果在你的进军途中没有任何东 西阻挡你的话，则你在前方茫茫一无所知的土地上向前行进得越远，土地也 就越发表现出是你的敌人，因为任何人都不会充分满足于他所得到的成功 的。因此，我说，如果没有任何人抵抗你的话，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扩 大的领土也会产生饥馑的。在决策的时候由于考虑到他会遭遇到的一切而胆 怯，但是在行动上十分果敢，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有智慧的人了”。

    (50)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关于这些事情你的见解都 是很精当的。但是我以为，既不要害怕任何东西，也不要对每一种面临的情 况都加以同样严重的考虑。因为，假如不拘在任何情况之下，你都想对所有 的事情加以同样的考虑，那你根本就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与其对任何可能 发生的情况都害怕，结果没有遭到任何危险，那在我看来，反而是对一切可 能发生的情况抱看坚定勇敢的信念，宁可遭到一半的危险好些了。如果你反 对所提出的任何意见，而你自己却又不能提出确实的办法，则你的一方面便 势必要和那提出了相反意见的人一样，同样会是错误的。因此，就这一点而 论，二者并无什么区别。一个不过是世间的平常人的人物，他如何能知道哪 个是确实的办法呢？我以为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以为获利的大抵是 那些有实行的愿望的人，而不是那些徘徊观望，对任何事情都加以考虑 的人。你已经看到，波斯的国力已强大到什么程度。这样说来，在我以前的 那些国王如果和你有相同的意见，或者他们自己没有这样的意见，却有象你 这样的顾问的话，你便不会看到我们的国运象今天这样的兴隆了。老实说， 先王们正是冒了危险，他们才把国威提到这样的高度的，因为只有冒巨大的 危险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因此，我们也应当仿效他们的榜样。我们现在是 利用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来进军，因此我们在任何地方也不会遇到饥馑，也 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不快意的事情，而我们在征服整个欧罗巴之后就会回来 的。因为首先，我们在进军时携带着充裕的粮草；再者，我们所进攻的土地 和民族的粮食也要转到我们手里来；而且我们所要进攻的对象，不是游牧民 族，而是务农的民族啊”。

    (51)于是阿尔塔巴诺斯就说：“国王，我看既然你不许我们害怕任何危 险，那末就请再听一下我的这个意见罢。当我们要谈的事情是这样多的时候， 则我们的话也就不得不多了。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把只有雅典人除外的全 部伊奥尼亚人征服，并使他们向自己纳贡。因此我的意见是，你决不能率领 这些伊奥尼亚人去进攻他们父祖的国土。即使没有他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 够制服我们的敌人。因为，假如他们随着我们的大军出征，他们或者是极不 公正地奴役他们的祖国，或者是十分公正地帮助它得到自由。而如果他们做 得很不公正，他们也决不会因此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好处，可是他们若做得十 分公正，则他们便很可能因此使你的军队遭到巨大的损害。因此，请你记住 这句说得极好的古老的名言：‘在每件事开头的时候，是看不到它的结果 的’”。

    (52)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尔塔巴诺斯，你害怕伊奥尼亚人倒戈， 这个看法在你所发表的意见当中要算是最错误的了。关于伊奥尼亚人，我们 有最确实的担保，而你本人和所有随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人也可以证明这 一点，那就是当波斯全军的命运都在他们的手里，任凭他们摧毁或救援的时 候，他们却表现了正义与信谊，而丝毫没有作出不正当的事情的意思。再者， 他们既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的国内，我们就更不必担心 他们可能会有什么叛变的行为了。因此也不必为这件事担心罢。鼓起勇气来 守护我的家和我的王位罢，要知道在所有的人当中，你是我可以托之以王笏 的唯一的人物了”。

    (53)克谢尔克谢斯讲完这话并把阿尔塔巴诺斯运到苏撒去之后，继而便 把那些最知名的波斯人召集了来。当这些人到来之后，他就对他们说：“波 斯人啊，我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即你们应当成为勇敢 的人，决不可玷辱波斯人先前成就的伟大而又光荣的勋业。让我们每一个人 以及我们全体黾勉从事罢，因为我们这样地尽力而为，乃是为了天下万民的 公共利益。因而正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方请你们尽心竭力地去作战，因为据 我所听到的，我们所要进攻的也是很勇武的人们。而如果我们打败了他们， 人间就再没有大军可以和我们抗衡了。我们先向波斯国土的那些守护神祈 祷，然后就让我们渡过去罢。”

    (54)在那一整天里，他们都在为渡过去而作准备。而在第二天，他们就 一面在桥上点起各种各样的香并在桥面的路上撒了桃金娘的枝于，这样地等 候太阳的升起。在太阳开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就用黄金盏向海中行灌奠 之礼并向太阳祷告说，在他到达欧罗巴的极远的边界之前，不要叫他遭受任 何意外致使他无法完成征服欧罗巴的事业。祷告之后，他便把这只黄金盏投 入海列斯彭特，和它同时投入的还有一个黄金的混酒钵和他们称为“阿齐纳 凯斯”的波斯刀(一尺左右长的短剑)。我不能正确制定，他把这些 东西投到海里去，是把它们奉献给天上的太阳，还是由于后悔他的笞打海列 斯彭特的行为，故而送礼物给海作为赔偿。

    (55)这些事做完之后，他们便渡桥了。全部步兵和骑兵是从靠近彭托斯 方面的桥渡过去的，而驮畜和杂役人等则是从靠近多岛海方面的桥渡过去 的。在前面引路的是一万名波斯人，他们的头上都戴着冠；在他们后面，刚 是由所有各民族混成的大军。在那一天，就是这些人渡过去了。第二天首先 是骑兵，他们是枪尖向下地带着枪的；他们也是戴冠的。在他们之后是圣马 和神圣战车，再后面是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和枪兵以及一千名骑兵，再后面就 是其余的军队了。就在这时，水师也启程驶向对岸了。但是在这以前，我还 听说国王是最后渡过去的。

    (56)克谢尔克谢斯渡海到欧罗巴之后，就看他的军队在笞打之下渡过。 他的军队一刻不停地渡了七天七夜。有一个故事说，当克谢尔克谢斯渡过海 列斯彭特的时候，一个海列斯彭特人向他说：“宙斯啊，为什么你变成一个 波斯人的样子并把自己的名字改变成克谢尔克谢斯，而率领着全人类前来， 想把希腊灭亡？因为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你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

    (57)当所有的人都渡了过去，而他们即将继续进军的时候，他们遇到了 一个巨大的朕兆。这个征兆虽然很容易解释，但克谢尔克谢斯却完全没有把 它放到心上。这个征兆就是：一匹马生了一只兔子。 这一朕兆的意义是容易猜到的，即克谢尔克谢斯率军出征希腊的时候， 是十分堂皇又非常神气的，可是在他回到同一地点的时候，他却是逃命了。 在撒尔迪斯地方，他还遇到了另外的一个征兆。一个骡子生了一个兼具雌雄两性的生殖器官的骡子，而雄性的生殖器官位于上方。

    (58)他根本不把这两个征兆放到心上，却带领着他的陆军继续前进了。 他的水师驶出了海列斯彭特，沿着陆地行进，但它的方向却是和陆军的方向 相反的。原来水师是向西行进的，目的地是撒尔佩东岬，因为克谢尔克谢斯 曾命令他们开到那里去等待他。但是大陆上的军队却向着东方，即日出的方 向行进，他们经过凯尔索涅索斯，右手是阿塔玛斯的女儿海列的坟墓，左手 是卡尔狄亚市，进而穿过了一个叫做阿哥拉的市邑的中央。从那里转过了称 为美拉司的海湾而来到了水流不足因而不敷大军之用、同时美拉司湾因之而 得名的美拉司河。而在渡过了这条河之后，他们便向西行进，经过了爱奥里 斯人的阿伊诺斯市和司顿托里司湖，最后到达多里司科斯。

    (59)多里司科斯地区位于色雷斯，这是沿海的一个广大的平原，一条名为海布罗斯的大河流经这个地区。在这里构筑过一个称为多里司科斯的王室 要塞，而自从大流士出征斯奇提亚的时候起，他便把一支波斯的卫戍部队设置在那里。因此克谢尔克谢斯便认为这里是他列队点兵的一个方便的地方。 而且他这样做了。现在已经来到多里司科斯的全部水师奉克谢尔克谢斯之命 在水师提督们的率领之下，移向与多里司科斯邻接的海岸，而在这部分的海 岸之上，有萨摩特拉开的撒列市和佐涅市；在它的尽头则是著名的塞列昂岬。 这个地方往昔乃是奇科涅司人的领土。他们把他们的船靠拢到这一带的海岸 并且把船拖到岸上进行检修。另方面，克谢尔克谢斯这时便在多里司科斯点 兵。

    (60)我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一个地方各出多少人(因为没有人提过这一 点)。但是全部陆军的总数看来是一百七十万人。人数是这样计算起来的。把 一万人集合在一个地点，而当他们尽可能地密集起来的时候，就在他们的四 周划一个圆圈；圆圈画好之后，这一万人便退出去，然后在这个圆圈上面建 造一道到人的脐部那样高的石墙。石墙造好之后，便使另外的人们也到石墙 里面去，直到所有的人都用这样的办法计算完毕。人数计算完毕之后，他们 便按照他们各个民族的区分排列起来了。

    (61)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人们是这样的。先说波斯人，他们的装束有如下 述。他们头上戴着称为提阿拉斯的软毡帽，身上穿着五颜六色的带袖内衣， 上面有象鱼鳞那样的铁鳞；腿上穿着裤子。他们没有一般的盾牌，而用的是 细枝编成的盾，盾的背面挂着他们的箭筒。他们使用短枪、长弓、芦苇制成 的箭，此外还有挂在右胯腰带地方的短剑。他们的统帅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妻 子阿美司妥利斯的父亲欧塔涅斯。在古昔的时候，希腊人称这些波斯人为凯 培涅斯，但是波斯人自己和他们的邻国人则称之为阿尔泰伊欧伊。但是当达 纳耶和宙斯的儿子培尔赛欧斯来到倍洛斯的儿子凯培欧斯这里，并娶了他的 女儿安多罗美达的时候，培尔赛欧斯就得了一个他命名为培尔谢斯的儿子， 而且他把这个儿子就留在那里，因为凯培欧斯是没有男性的子嗣的。波斯人 的名字便是从这个培尔谢斯来的。

    (62)军中美地亚人的装束是和波斯人的装束一样的。老实说，上述样式 的戎装与其说是波斯的，还勿宁说是美地亚的。他们的将领是出身阿凯美尼 达伊家的提格拉涅斯。在往昔，所有的人都把这些人你为阿里亚人，但是当 科尔启斯人美地亚从雅典来到阿里亚人这里的时候，他们便象波斯人那样地 也改换了他们的名字。这是美地亚人自己关于他们本身的说法。军中的奇西 亚人的装束和波斯人相同，但是他们不戴软毡帽，而是戴着头巾。他们的将 领是欧塔涅斯的儿子阿纳培司。叙尔卡尼亚人（第三卷大流士的臣民当中没有提到叙尔卡尼亚人；他们住在里海的东南岸）的装备和波斯人一样，他们的 将领是美伽帕诺斯，这个人后来成了巴比伦的太守。

    (63)参加出征的军队的亚述人头上戴着青铜的头盔，它是人们用青铜以 一种难于形容的异邦样式编成的。他们带着埃及式的盾牌、枪和短剑，此外 还有安看铁头的木棍；他们穿着亚麻的胴甲。希腊人称这些人为叙利亚人， 但异邦人则称他们为亚述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迦勒底人。他们的将领是 阿尔塔凯耶斯的儿子欧塔司佩斯。

    (64)从军的巴克妥利亚人头上戴的和美地亚人头上戴的极为相似。 他们带着本国制造的藤弓和短枪。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 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 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 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撒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都称为撒卡依人的。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之间所生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

    (65)印度人穿着木棉制的衣服，他们带着藤弓和安着铁头的膝箭，这就 是他们的装备。他们是配置在阿尔塔巴铁斯的儿子帕尔纳扎特列斯的麾下出征的。

    (66)阿里亚人是装备看美地亚弓的，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都和巴克妥利 亚人一样。他们的将领是叙达尔涅斯的儿子西撒姆涅斯。从军的帕尔提亚人， 花拉子米欧伊人、粟格多伊人、健达里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装束和巴克妥 利亚人的装束一样。帕尔提亚人和花拉子米欧伊人的将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 子阿尔塔巴佐斯：粟格多伊人的将领是阿尔泰欧斯的儿子阿扎涅斯；健达里 欧伊人和迪达卡伊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阿尔杜庇欧斯。

    (67)从军的卡斯披亚人穿着皮裘，他们带看国产的藤弓和短刀。这就是 他们的装备了。他们的将领是阿尔杜庇欧斯的兄弟阿里奥玛尔多斯。萨朗伽 伊人由于穿着染色的袍子而十分引人注目。他们穿看高到膝盖的靴子，带着 美地亚的弓和枪。他们的将领是美伽巴佐斯的儿子培伦达铁斯。帕克壮耶斯 人也穿着皮裘，他们带着本国制的弓和短剑；他们的将领是伊塔米特列斯的 儿子阿尔塔翁铁斯。

    (68)乌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和帕克杜耶斯人的 装备相同。统率乌提欧伊人和米科伊人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尔撒美涅斯。统率帕利卡尼欧伊人的是欧约巴佐斯的儿子西洛米特列斯。

    (69)阿拉伯人穿着腰间系带的称为吉拉袍子。在他们的右面带着长弓， 这种弓在把弓弦放开的时候两端是向后弯曲的。埃西欧匹亚人穿着豹皮和狮 子皮的衣服，他们带着不下四佩巨斯长的、椰子树干制成的弓和藤制的短箭， 箭头不是铁的，而是磨尖了的石头，也就是人们用来刻印章的那种石头。他 们还带着枪，枪头是用羚羊角削制而成的。此外，他们还带着有木节的棍子。 当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一半的身体涂上白垩，身体的另一半涂上赭 红。指挥阿拉伯人和住在埃及上方的埃西欧匹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居鲁士 的女儿阿尔杜司托涅所生的儿子阿尔撒美斯；阿尔杜司托涅在大流士的妻子 当中是最受宠爱的，大流士曾下令用打薄了的黄金给她造象。埃及上方的埃 西欧匹亚人和阿拉伯人的将领就是阿尔撒美斯了。

    (70)而从日出的方向那一面来的埃西欧匹亚人(原来参加出征的有两种 埃西欧匹亚人)是配置在印度人的部队里的。他们和另一部分的埃西欧匹亚人 在外表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不同的只是言语和头发而已。原来东方的埃西 欧匹亚人是直头发的，但是利比亚的埃西欧匹亚人却有着全人类当中最富于 羊毛性的头发。亚细亚的这些埃西欧匹亚人的装备大部分是和印度人一样 的，但是他们在头上却戴着从马身上剥制下来的整个前头部，马的耳朵和鬃 毛还都留在上面。他们用马鬃来代替冠毛，他们并使马的耳朵硬挺地竖在那 里。他们不用盾牌，而是用仙鹤皮当作一种防护武器。

    (71)利比亚人是穿着皮革制的衣服参加出征的，他们用给火烤硬的一种 木制投枪。他们的将领是欧阿里佐斯的儿子玛撒该斯。

    (72)参加出征的帕普拉哥尼亚人头上戴着编制的头盔，他们带看小盾、 不大的枪，此外还有投枪和短刀。他们穿着他们本国特有的、到下腿一半地 方高的靴子。里巨埃斯人、玛提耶涅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和叙利亚人的装备 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装备一样。波斯人把这些叙利亚人称为卡帕多启亚人。 帕普拉哥尼亚人和玛提耶涅人的将领是美伽西多罗斯的儿子多托司，玛利安 杜尼亚人、里巨埃斯人和叙利亚人的将领是大流士和阿尔杜司托涅之间所生 的儿子戈布里亚斯。

    (73)普里吉亚人的装备除去很小的差别之外，大都和帕普拉哥尼亚人的 装备一样。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这些普里吉亚人当他们住在欧罗巴，与马 其顿人为邻的时候，他们称为布利该斯人；但是当他们移居到亚细亚去的时 候，他们便也改变了自己的名称并称为普里吉亚人了。从普里吉亚移居来的 阿尔美尼亚人的武装和普里吉亚人的装备一样。他们这两种人都是以大流士 的女婿阿尔托克美斯为统帅的。

    (74)吕底亚人的武装和希腊人的武装十分相似。吕底亚人先前被称为迈 奥涅斯人，而后来则改变了名字并按照阿杜斯的儿子吕多斯的名字来称呼 了。美西亚人在头上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他们带着小盾和用火烤硬的木 制投枪。这些人是从吕底亚来的移民，他们由于奥林波斯山而被称为奥林皮 埃诺伊人。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的将领是曾和达提斯一道进攻马拉松的、阿 尔塔普列涅斯的儿子阿尔塔普列涅斯。

    (75)从军的色雷斯人头上戴着狐皮帽，身上穿着紧身内衣，外面还罩着 五颜六色的外袍。他们的脚上和腰部穿着幼鹿皮的靴子，同时带着投枪、小 圆盾和小短剑。这些人在他们渡海到亚细亚之后便称为比提尼亚人，但在这 之前，他们自己说，由于他们居住在司妥律蒙河河畔，他们便称为司妥律蒙 人。他们说，他们是被铁乌克洛伊人和美西亚人赶出了他们自己的故土的。 亚细亚的色雷斯人的将领是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巴撒凯斯。

    (76)［披西达伊人］带着生牛皮的小楯，他们每个人使用两支猎狼用的 投枪；他们带着青铜的头盔，在这种头盔上有青铜制的牛耳和牛角，在这上 面还有顶饰。他们的腿上裹看紫色的布带。在他们的国土上有一个奉祀阿列 斯神的神托所。

    (77)卡贝列斯人是迈奥涅斯人；他们被称为拉索尼欧伊人，他们的装束 和奇里启亚人相同，而在我列举到奇里启亚人列阵的地方时，我还要加以叙 述的。米吕阿伊人带着短枪，他们的衣服是用别针扣起来的。他们当中有的 人带着吕奇亚的弓，头上戴着皮帽子。统率所有这些人的将领，是叙司塔涅 斯的儿子巴德列斯。

    (78)莫司科伊人头上戴着木盔，他们带着盾和短枪，但短枪的枪头却是 很长的。从军的提巴列诺伊人、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装备和莫 司科伊人的装备是相同的。至于统率他们的将领，则莫司科伊人和提巴列诺 伊人的将领是阿里奥玛尔多斯，他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众迪斯的女 儿帕尔米司所生的儿子；玛克罗涅斯人和摩叙诺依科伊人的将领是担任海列 斯彭特的赛司托斯的太守的、凯拉司米斯的儿子阿尔塔乌克铁斯。

    (79)玛列斯人戴着他们本国特别编的头盔，他俩带看革制的小盾和投 枪。科尔启斯人戴着木盔，带着生牛皮的小盾、短枪，此外还有刀。玛列斯 人和科尔启斯人的将领是铁阿司披斯的儿子帕兰达铁斯。从军的阿拉罗狄欧 伊人和撒司配列斯人的装备和科尔启斯人的装备相同。他们的将领是西洛米 特列斯的儿子玛西司提欧斯。

    (80)从红海(埃律特列海)方面以及从国王使所谓“强制移民”定居的那 些岛来的岛上部落，他们的装束和武器酷似美地亚人。这些岛民的将领是巴 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铁司，这个人在下一年率军在米卡列作战时，就在那里 的战斗中阵亡了。

    (81)以上便是参加陆师并被编入步兵的各个民族。这支大军的将领们就 是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人整顿和检点队伍，并任命千夫长和 万夫长，至于百夫长和十夫长则是由万夫长来任命了。此外还有军队和民族 的头目。不过，以上所我的人们都是将领。

    (82)统率这些人以及全部陆军的将领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 对远征希腊的事情提出了反对意见的那个阿尔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 美斯、欧塔涅斯的儿子司美尔多美涅斯(这两个人都是大流士的侄子，因此他 们和克谢尔克谢斯是叔伯兄弟)，大流士和阿托撒的儿子玛西斯铁斯、阿里亚 佐斯的儿子盖尔吉司和佐披洛司的儿子美伽比佐斯。

    (83)以上便是万人队以外的全部陆军的将领。叙达尔涅斯的儿子叙达尔 涅斯是这一万名波斯精兵的将领，这一万人由于下面的原因而被称为“不死 队”。即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因病而出缺的话，便选拔另 一个人代替他，因此他们便从来不会多于或是少于一万人。在全体兵员当中， 波斯人是装束得最华丽的、他们又是全军中最勇敢的，他们的装备就是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在这之外，他们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他们拥有大量的黄 金。同时他们随身还带着有盖的马车，里面载着妾嬖和许多装束很好的仆从：他们的粮食和军队的其余人等的粮食分别开来，它们是用骆驼和驮兽载运的。

    (84)这些民族都有骑兵，不过，并不是他们都提供了骑兵，而只有我下 面所列举的。首先，波斯人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 当中有一部分人戴着锻制的青铜和铁的头饰。

    (85)此外还有某些称为撒伽尔提欧伊人的游牧民。他们讲的是波斯语， 但他们的装束却是在波斯人和帕克杜耶斯人之间；他们提供了八千名骑兵。 除去只有匕首之外，他们的习惯是不使用青铜的或是铁的武器，而只使用革 纽编成的轮索。在他们出战的时候，他们就是抑仗着这些武器的。下面就是 他们的作战方法。当他们和敌人遭遇的时候，他们就把皮索投出去，皮索的 一端有一个套圈。不管他们用这个套圈套住什么，人也好马也好，他们就把 对方向自己的这一面拉，这样敌人就被捲在套圈里绞死了。这就是他们的作 战方法，他们在军中是配列在波斯人的身旁的。

    (86)美地亚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是一样的。奇西亚人也是一 样。印度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同样装备，他们乘着战马，并且驾看马和野 骡拉着的战车。巴克妥利亚人的骑兵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一样，卡斯披亚人 也是一样。利比亚人的骑兵也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也都驱着战车。 同样，卡斯披亚人和帕利卡尼欧伊人的装备也和他们的步兵一样。阿拉伯人 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一样。他们全都骑着速度决不比马差的骆驼。

    (87)只有这些民族是提供了骑兵的。骑兵的人数，除去骆驼和战车以外， 是八万人。所有其余的骑兵分列为若干队，但阿拉伯人配置在最后面，因为 马是看不得骆驼的，他们配置在后面，就为的不使马受惊。

    (88)骑兵的统帅是达提斯的儿子哈尔玛米特雷斯和提泰欧斯。另外一个 和他们一同担任骑兵统帅的是帕尔努凯斯，但他由于生病而被留在撒尔迪斯 了。原来他们正在从撒尔迪斯出发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件悲惨的意外事件。 他骑在马上的时候，一只狗在马腿下面跑；马出其不意地看到狗，受到惊吓 而用两只后腿直立了起来，这样便把帕尔努凯斯摔下来了。在他摔下来之后， 他吐了血，因此受伤憔悴下去，终于再也没有康复的希望了。那匹马立刻依 照帕尔努凯斯的命令受到了处分；他的仆从把这匹马牵到它把主人摔掉的地 方，从膝盖的地方砍掉了它的腿。这样，帕尔努凯斯便失掉了他的统帅地位。

    (89)三段桡船的数目是一千二百零七艘。提供了这些船的是如下的人 们。首先，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一道，提供了三百只。至于他们 的装备，则他们头上戴着和希腊的样式很相似的盔，穿着亚麻制的胴甲，带 着没有框的盾牌以及投枪。根据腓尼基人他们自己的说法，这些腓尼基人在 古昔是住在红海的岸上，而从那个地方迁移过来之后，他们便定居在叙利亚 的沿岸地带。叙利亚的那块地方以及一直到埃及的地方总称为巴勒斯坦。埃 及人提供了二百只船。他们头上戴着编成的盔，拿着大边的、向里面凹的盾 牌，海战用的矛和大战斧。他们大多数的人穿着胴甲并带着大刀。

    (90)以上就是他们的装备。赛浦路斯人提供了一百五十只船，说到他们 的装备，则他们王公的头上都缠着头巾，他们的一般人则穿看紧身衣；在所 有其他方面，他们是和希腊人一样的。按照赛浦路斯人自己的说法，他们是 由以下的一些民族构成的。有一些人是撒拉米司和雅典出身的，有一些人是 阿尔卡地亚出身的，有一些人是库特诺斯出身的，有一些人又是埃西欧四亚 出身的。

    (91)奇里启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也戴着他们本国特有的盔，拿着 生牛皮制造的圆牌代替盾牌使用，穿着羊毛的紧身衣。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两 支投枪和一把与埃及的弯刀很相似的刀。这些奇里启亚人在古昔是叫做叙帕 凯奥伊人，他们现在的名字是由于腓尼基人阿该诺尔的儿子寄里科斯而得到 的。帕姆庇利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和希腊人相似的。这些帕 姆庇利亚人是和阿姆披罗科司与卡尔卡司一道从特洛伊离散出来的那些人的 后裔。

    (92)吕奇亚人提供了五十只船。他们穿着胴甲和胫甲，带着山茱萸制的 弓和没有羽毛的箭以及投枪。他们的后上披着山羊皮，头上戴着四周有一圈 羽毛的帽子。他们还带着匕首和弯刀。吕奇亚人是克里地出身的，过去他们 是叫做铁尔米莱人。他们的名称来自雅典人潘迪昂的儿子吕科斯。

    (93)亚细亚的多里斯人提供了三十只船，他们的武器是希腊式的，而他 们自己则是伯罗奔尼撒地方出身的，卡里亚人提供了七十只船，他们带看弯 刀和匕首，但是在其他方面却和希腊人一样。在我这部历史一开头的地方（见第一卷第一七一节）我就谈到了他们，而且提到了他们先前叫做什么名字。

    (94)伊奥尼亚人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的装备和希腊人相似。这些伊奥 尼亚人，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今天称为阿凯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在 达纳岛司和克苏托斯来到伯罗奔尼撒之前，正如希腊人所说，他们是叫做沿 海地区佩拉司吉人的（希罗多德把希腊已知的最古老的居民通称为佩位司吉人）：他们的伊奥尼亚人的名称则来自克苏托斯的儿子伊 昂。

    (95)岛上居民提供了十七只船。他们的装备是希腊式的。他们也是属于 佩拉司吉族的，他们后来由于与雅典出身的十二城市（参见第一卷第一四二节）的伊奥尼亚人相同的理 由而被称为伊奥尼亚族。爱奥里斯人提供了六十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 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在先前他们被你为佩拉司吉人。阿比多斯人以外的海列 斯彭特人(阿比多斯人曾奉国王的命令留在家里守卫桥梁)，其他自彭托斯随 军出征的人们提供了一百只船，他们是希腊式的装备。他们是伊臭尼亚人和 多里斯人的移民。

    (96)在所有的船只上，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是战斗员。提供了行驶得最好的船只的是腓尼基人，而在腓尼基人当中则是西顿人。这些人和编入陆师的那些人一样，也各自有他们本族的首领，我在这里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因为对于我的历史的目的来说，我并不是非这样做不可的。各族的这些个别的首领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每个民族的每个城市又都有它自己的一个 首领。不过他们不是以将领的资格，而是以和其余的参加罩队的人们同样的隶臣资格参加出征的。至于那些最高统帅是什么人，而每族的波斯统帅又是什么人，这我已经说过了。

    (97)统率水师的将领是大流士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阿司帕提涅斯的 儿子普列克撒司佩斯、美伽巴铁斯的儿子美伽巴佐斯、大流士的儿子阿凯美 涅斯：统率伊奥尼亚和卡里亚水师的则是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的女儿之间所 生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统率埃及水师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同胞兄弟阿凯 美涅斯，其他二人则指挥其余的水师。至于集合到一起的三十桡船、五十桡 船、轻艇以及运送马匹的长船，则算起来总针有三千之数。

    (98)除去上述的水师提督们以外，船上的人们当中最有名的是这样一些人：西顿人阿努索斯的儿子铁特拉姆涅司托斯、推罗人西罗莫斯的儿子玛顿、 阿拉多斯人阿格巴罗斯的儿子美尔已罗斯、奇里启亚人欧洛美东的儿子叙恩 涅喜斯、吕奇亚人西卡司的儿子库贝尔尼司科斯、赛浦路斯人凯尔西司的儿 子戈尔哥斯和提玛戈拉斯的儿子提莫纳克斯，在卡里亚人中间则有图姆涅斯 的儿子希司提埃伊欧斯、叙塞尔多莫司的儿子披格列斯和坎道列斯的儿子达 玛西提摩斯。

    (99)除去只有阿尔铁米西亚之外，关于其他队长的事情我就不谈了、因 为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阿尔敛米西亚以妇女之身，竟然随着大军出征希腊， 这实在是使我惊叹不置的事情。原来在她的丈夫死时，她只有一个未成年的 儿子，因此她便亲自执掌国政。这次她不是由于必要，仅仅是由于逞勇好胜 才参加了出征。阿尔铁米西亚是她的名字，她是吕戈达米斯的女儿，因而从 她的父系来说，她是一个哈利卡尔那索斯人，但从她的母系来说，她是一个 克里地人。她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科斯人、尼叙洛斯人、卡律德诺斯人的 首领，她提供了五只船。她的船在全部水师当中，是仅次于西顿的最出名的 好船。在所有的同盟者当中，是她向国王提供了最好的意见。我上面所说的， 由她领导的城市，我敢说都是多里斯族的；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是特罗伊真人， 其余的人则是埃披道洛斯人。

    (100)关于水师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了。当克谢尔克谢斯检点和配 列了他的大军之后，他想乘上战军对大军来一次检阅。在这之后不久他就这 样做了，他乘着一辆战军走过了每一民族的士兵，他向他们进行询问，而他 的书记便把他们的回答记录下来，直到他从一端到另一端检阅完了全部骑兵 和步兵。检阅完毕而舰船也已被拉下来出海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便下了战 军，乘上西顿的一只船，坐在那里的黄金华盖下面，航过了各船的船头，和 对陆军一样地向他们进行询问并且也下令把回答记录下来。船上的首长们把 船驶到离岸四普列特隆的地方并在那里投锚列队、船头向着陆地的方向，而 船上的战斗员也武装起来作了战斗的准备。克谢尔克谢斯是通过船头和陆地 之间约海面对它们进行了检阅的。

    (101)在他同样地检阅了他的全部水师并从船上下来之后，他便派人去召 见随他一同出征希腊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他叫来戴玛拉托斯之后 就这样问他说：“戴玛拉托斯，现在我很高兴问你一些想问你的事情。你是 一个希腊人，而你和跟我谈话的其他希腊人都告诉过我，你是一个既非最小 又非最弱的希腊城市的人。因此告诉我，希腊人有没有力量抵抗我，因为我 以为，纵然全体希腊人和所有其他西方的人们集合到一起，如果他们不同心 协力的话，他们也没有力量受得住我的进攻。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听一听 你的意见，听一听你对于他们的看法”。听到这个询问之后，戴玛拉托斯就 回答说：“国王，我还是讲老实话呢，还是讲你欢喜听的话呢？”克谢尔克 谢斯要他心里想什么就讲什么，并告他说他决不会因此便失宠子国王的。

    (102)戴玛拉托斯听到这话以后就说：“国王啊，既然你命令我无论如何 都要讲老实话，并且要我讲今后不会被你发现是虚伪的话，那末我就说，希 腊的国土一直是贫穷的，但是由于智慧和强力的法律。希腊人自己却得到了 勇气；而希腊便利用了这个勇气，驱除了贫困和暴政。对于居住在多里斯地 方的全体希腊人，我是赞赏他们的，不过下面我不打算把他们一一谈到，而 只谈一谈拉凯戴孟人。关于他们，我要说的是，首先，他们决不会接受你那 些等于使希腊人变为奴隶的条件；其次，纵使在所有其余的希腊人都站到你 的这一面来的时候，他们也会对你进行抵抗的。至于他们的人数，你无需问 我会做出我所说的那样事情来的人有多少，一千人也好，比一千人多或是少 也好，总之他们的军队是一定要对你作战的。”

    (103)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了，他说：“戴玛拉托斯，你讲的这 是什么话！一千人竟然敢和我的这样大的一支军队作战！我要你告诉我，你 说如果你是这些人的国王的话，你是不是愿意立即同十个人作战？而且如果 你的国家的规定是象你所说的那样，则你既然是他们的国王，当然也就按照 你们的法律对付多一倍的敌手了。这样，如果那些希腊人的每个人对付我的 军队的十个人的话，那你显然就一定要对付二十个人了。只有这样才能证明 你讲的话是真实的，可是如果这样给自己大吹大擂的你们希腊人，和你以及 来谒见我的希腊人身材一样的话，那未恐怕你所讲的话也不过是一种无聊的 法螺罢了。认我们根据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考察一下罢：一千人、一万人 或甚至五万人也好，如果他们都是同样地自由而不是在一个人的统制之下的 时候，他们怎么能够抵抗我这样大的一支军队呢？而假使你们希腊人有五千 人的话，那我们比他们每一个人还要多一千人。因为，倘若他们按照我们的 习惯由一个人来统治的话，那他们就由于害怕这个人而会表现出超乎本性的 勇敢，并且在鞭笞的威逼之下可以在战场之上以寡敌众；可是当他们都被放 任而得到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他们便都做不到了。在我个人来看，我以为 纵令希腊人的人数和波斯人相等，他们和波斯人单独作战也不会是波斯人的 对手。老实讲，你所说的这种能力，正只是我们，而不是别的人才有，不过 即使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人也不多，而只有少数。在护卫我的波斯枪兵当中， 有一些人是可以不费什么气方便同时对三个希腊人作战的，你根本不知道这 些人，却在这里大讲昏话了。”

    (104)戴玛拉托斯听了这话之后，就回答说：“国王啊，我从一开始就知 道，如果我讲了真实话，你听了是会不高兴的。但既然你一定要我尽可能讲 我自己心里的话，那我就把斯巴达人的情况向你讲了罢。虽然如此，至于我 是否对他们有什么偏爱，你自己是知道得最清楚的，斯已达人夺去了我的尊 荣的职位以及我一家世世代代的特权，并且使我变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亡命 者。而正是你的父亲收容了我，把住所和生计赐给了我。如果一个头脑清醒 的人拒绝接受你父亲的显然的好意，邢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倒是应当对这 伴事表示最恳切的感谢的。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我能够和十个敌人作战， 也不能担保我能够和两个敌人作战，而如果问我自己的意思，则我甚至不愿 和一个敌人作战；可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在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使我非 如此做不可的时候，我也甘愿和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人的那些人当中的一 个人作战。拉凯戴孟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单对单作战的时候，他们比任何 人都不差；在集合到一起来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世界上无敌的战士了。他 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自由的。他们受着法律的 统治，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畏惧。我可以拿出证据来证明 他们的确是这样：凡是法律命令他们做的，他们就做，而法律的命令却永远 是一样的，那就是，不管当前有多么多敌人，他们都绝对不能逃跑，而是要 留在自己的队伍里，战胜或是战死。如果我说的这番话在你看来只不过是愚 蠢的话，那个后就不要叫我讲话好了；因为我现在的话也是迫不得已才说的。 不过，国王啊，我是希望你的希望能实现的。”

    (105)以上就是戴玛拉托斯回答的话。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这话当成笑 谈，而没有发火，他把他十分客气地送走了。在和戴玛拉托斯谈了话以后， 克谢尔克谢斯便任命美伽多司科斯的儿子玛司卡美斯担任那个多里司科斯的 太守并黜免了大流士过去在那里任命的人。随后，他便率军经由色雷斯向希 腊进发了。

    (106)他留下的这个玛司卡美斯乃是这样的一个人，克谢尔克谢斯只把赠 品赐给这个人，因为他认为在他或大流士所任命的一切太守当中，玛司卡美 斯是最勇敢的人物。他每年都下赐赠品，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 克谢斯对于玛司卡美斯的后裔也是这样。原来在这次远征之前，在色雷斯和 海列斯彭特的到处就都设置太守了。那个地方的全部太守，除去多里司科斯 的太守之外，在这次远征之后全给希腊人赶下来了；但是任何人却都不能把 多里司科斯的玛司卡美斯赶下来，虽然有并多人试图这样做。由于这个原因， 波斯的国王在任何时候都把赠品赐给他。

    (107)在那些给希腊人赶下来的人们当中，克谢尔克谢斯认为没有一个勇 敢的人物，例外的只有治理埃翁的波鼓司。克谢尔克谢斯对这个波该司从来 就是赞不绝口的，而对于波该司死后还生活在波斯的他的儿子们，则给以极 大的荣誉，实际上波该司看来也完全是值得受到一切赞扬的。当他给在米尔 提亚戴斯的儿子奇蒙统率之下的雅典人包围起来的时候，他本来是可以在缔 给城下之盟之后离开埃翁并返回亚细亚的。虽然如此，他却不愿这样做，因 为他害怕国王会以为他是由于怯懦而贪生怕死的，这样他便抵抗到底了。而 当他的城内粮食用尽的时候，他便架起一个大木堆，把他自己的妻子儿女、 妾嬖、仆从等人扫数杀死投到火里，然后把城里的全部金银拿出来从城上投 到司妥律蒙河内。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自己也就投到火堆里烧死了。因此直 到今天波斯人还称赞他，这完全有道理的。

    (108)克谢尔克谢斯从多里司科斯出发向希腊进军，在征途上他不拘遇到 什么人，都强迫这些人加入他的军队。原来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直到帖撒利 亚的全部土地都由于美伽巴佐斯和在他之后的玛尔多纽斯的征服而受到奴役 并成了国王的纳贡者。在他从多里司科斯上路以后，他首先经过了萨摩特拉 开人的要塞，而在最西端修建的那座要塞是一座称为美撒姆布里亚的市邑。 接着它的则是塔斯人的司安律美市。在这两个市邑之间流着一条利索司河， 这条河现在竟不够克谢尔克谢斯大军的饮用而给搞乾了。所有这一的地方过 去是叫做伽拉伊凯，现在则叫做布里昂提凯。但若按照正当的根据，这也应 当是奇科尼亚人的地方。

    (109)在渡过了当时已经乾涸的利索司河的河床之后，他又走过了玛罗涅 亚、狄凯亚和阿布戴拉这几个希腊城市。在走过了这些城市以后，他又经过 了它们附近的一些有名的湖；在玛罗涅亚和司安律美之间有伊兹玛里司湖， 在狄凯亚附近有比司托尼斯湖，而特拉沃斯河与孔普桑托斯河便是流入这个 湖的。在阿布戴拉附近，克谢尔克谢斯并没有经过任何有名的湖，都渡过了 流入大海的涅司托斯河。从这些地方他又经过了大陆上的一些城市，其中一 个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周匝大约有三十斯塔迪昂长的湖，湖水很咸而湖中又有 很多的鱼。单是叫驮畜喝水就把这个湖给喝乾了。这个城市叫做披司图洛斯。 克谢尔克谢斯在进军的道路上经过了沿海的这些希腊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在 他的左面的。

    (110)他所经过的土地上面的色雷斯人的部落，有帕依托伊人、奇科尼亚 人、比司托尼亚人、撒帕依欧伊人、戴尔赛欧伊人、埃多诺伊人、撒安拉伊 人。这些部落当中凡是住在海边的都上船参加了水师，我上面所提到的住在 内地的人们则全部被迫参加了陆军，例外的只有撒安拉伊人。

    (111)据我们所知道的，撒妥拉伊人从来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役使，在全体色雷斯人当中，只有他们是直到今天还保持着自由的。原来他们居住在复盖 着各种树木和雪的高山上，而且他们又是非常卓越的战士。狄奥尼索斯的神托所便是属于他们的，这个神托所位于最高的一座山峰之上，这个庙的预言者(解释神托的人)是撒妥拉伊人当中的倍索伊人，降神的人，则和 在戴尔波伊的情况一样，也是一个女祭司。这里并没有什么比那里更加玄妙 的事情。

    (112)通过了上述的地方之后，克谢尔克谢斯继而叉通过了披埃里亚人的 要塞，一个要塞叫做帕格列斯，一个要塞叫做培尔伽莫斯。在这条道路上， 他是沿着这些要塞的城墙行进的，在他的右手就是既高且大的宠伽伊昂山； 山上有披埃里亚人、欧多曼托伊人、特别是撒妥拉伊人所开发的金银矿。

    (113)经过居住在宠伽伊昂山以北的、称为多贝列斯人和帕伊欧普拉伊人 的派欧尼亚人所注的地方之后，他便向西行进，一直来到了司妥律蒙河和埃 翁市。治理埃翁市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当时还在世的波该司。在宠伽伊 昂山周边的全部地区是叫做披利斯。这个地方向西一直伸展到流入司妥律蒙 河的安吉铁斯河，南面到司妥律蒙河本身；玛哥斯僧在这条河的岸上屠宰白 马来献神以求吉兆。

    (114)在河岸上施行了这样的以及其他一些魔法之后，他们便在埃多诺伊 人的一个叫做“九路”的市邑那里渡过了河，因为他们发现那里已经架上了 桥。在他们知道“九路”是那个地方的名字以后，他们便把当地人当中那个 数目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活埋了。活埋是波斯人的一种习惯。我听说当克谢尔 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到了老年的时候，她活埋了波斯的名门子弟十四 人，她这样做是为了替自己向传说中的冥界之神表示谢意。

    (115)大军从司妥律蒙出发，经过了阿尔吉洛斯；阿尔吉洛斯是一座希腊 的市邑，位于向着日落的方向展开的海岸上。这个市邑所在的地方以及它的 上方是叫做比撒尔提亚。克谢尔克谢斯从那里，左手沿着波赛东神殿附近的 海湾，穿过了他们所说的叙列乌斯原野，路过一个叫做司塔吉洛斯的希腊城 市而到达了阿坎托司。他把所有这些部落以及居住在庞伽伊昂山附近的人们 都强制地编入自己的军队，就好象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人的办法一 样，住在沿岸地方的人参加他的水师，住在内地的人们则参加他的陆军。对 于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进军的这一条道路，色雷斯人既不加毁坏，也不在上面 播种什么，而直到我的时候，他们对这条路都是十分尊重的。

    (116)当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阿坎托司的时候，他便宣布说阿坎托司人是他 的客人和朋友，并且把美地亚的衣服送给他们，克谢尔克谢斯称扬阿坎托司 人是因为他看到他们作战时十分卖力气，同时又听到了他们开凿运河的事 情。

    (117)正当克谢尔克谢斯留在阿坎托司的时候，监督开凿运河的阿尔塔凯 耶斯病死了。这个出身阿凯美尼达伊家的人是克谢尔克谢斯十分宠信的。 (由于他的身高五王室佩巨斯差四达克杜洛斯)他的身躯在波斯是最高 的，他的声音也是世界上最响亮的，因此克谢尔克谢斯对阿尔塔凯耶斯表示 了深切的哀悼，为他举行了极其豪华的殡仪和葬礼，全军都来为他修筑坟茔。 阿坎托司人按照神托的指示把阿尔塔凯耶斯当成是一个英雄，他们呼叫着他 的名字向他奉献牺牲。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地哀悼了阿尔塔凯耶斯的死。

    (118)但是欢迎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并且款待了国王本人的希腊人却遭 到了极大的不幸，他们甚至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宅。原来当塔索斯人代表他们 本上的市邑迎接和款待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的时候，他们选出了市民中同一 位最知名的人士、奥尔盖乌司的儿子安提帕特洛斯主持这件事，可是他在向 他们报账的时候，他说他为了这次宴会化费了四百塔兰特的白银。

    (119)在所有其他的市邑，当事人所提出的报告也都和这差不多。原来设 宴的命令既然在很久以前便己发下来，而这事又被认为十分重要，因此宴会 大概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当市民从到各处宣告的传令人那里一听到这件事 的时候，他们立刻便把市内的谷物在他们中间分配，在好多个月里制造小麦 粉和大麦粉。此外，他们为了款待大军，又不惜出最高的价钱买了最好的家 畜来饲育，并把陆禽和水禽分别养在笼子里和池子里。他们还制造金银的怀 盏、混酒钵以及食桌上的各种各样的用具。这些东西是为国王本人以及陪同 他进餐的人们制作的。对于军队的其他人等，则他们只是供应食物罢了。在 大军到来的时候，那里建起了一座帷幕供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居住，而他的军 队便都住在露天里了。到用膳的时候，招待的人们真是忙得不可开支。而在 大军尽情吃饱并在那里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他们就从地上拆卸了帷幕，收 拾了一切道具用品，然后便开拔了，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走，无论什么都 没有留下来的。

    (120)因此，一个名叫美伽克列昂的阿布戴拉人就说出了甚为得体的话。 他劝告阿布戴拉人，不分男女老少全都到他们的神殿中去，在那里恳求诸神， 将来保护他们使他们免遭会到临他们头上的所有灾难的一半，而且他还劝告 他们为过去照顾他们的事情衷心感谢诸神，因为克谢尔克谢斯每天并没有吃 两顿饭的习惯。不然的话，如果他们奉命以和晚餐同样的方式准备一顿早餐 的话，则阿布戴拉人就不得不或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到来之前逃跑，或是留在 那里等候他，以便遭到最悲惨地灭亡的命运。

    (121)这样，虽然他们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却仍旧完成了指定给他们的任 务。而克谢尔克谢斯在离开阿坎托司的时候曾下令给他的水师提督们（从施本τονναντιхονбτρατον），要水 师在铁尔玛等候他，在这之后，他便把他的船只打发开，耍它们继续自己的 航程了。铁尔玛临着铁尔玛湾，铁尔玛湾就是因这个铁尔玛而得名的。原来， 他听说，这是一条最便捷的道路。至于从乡里司科斯到阿坎托司，陆军是以 这样的衣序行进的。克谢尔克谢斯把全部陆军分成三部分。他指令一部分沿 着海岸与水师并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玛尔多纽斯和玛西司铁斯：另三分 之一的陆师则奉命向内地挺进，这部分军队的统帅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和盖 尔吉司；第三部分是克谢尔克谢斯自己跟着，它在前两部分中间行进，而它 的统帅则是司美尔多美涅斯和美伽比佐斯。

    (122)因此，当水师驶离了克谢尔克谢斯并通过在阿托斯那里开凿的运河 而到达阿萨、披罗洛斯、辛哥斯、撒尔铁诸市邑所在的海湾时，就也从这些 市邑把兵员吸收到船上来，然后便全速向铁尔玛湾进发了。水师绕过了托罗 涅的阿姆培洛斯岬，驶过了托罗涅、伽列普索斯、谢尔米列、美库倍尔纳、 欧伦托斯等希腊人的市邑并从这些市邑征收了船只和兵员。那个地方叫做西 托尼亚。

    (123)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从阿姆培洛斯岬一直驶行到帕列涅地方向海 中最突出的那个卡纳司特隆岬并从现在称为帕列涅，但过去称为普列格拉的 地方的那些市邑，那波提戴阿、阿庇提司、涅阿波里司、埃给、铁拉姆波司、 司奇欧涅、门戴、撒涅诸市征发了船只和兵员。他们沿着这一海岸行驶，到 指定的地点去，而且从在帕列涅附近、和铁尔玛湾相接的诸市邑取得了兵员： 这些市邑的名字是里帕克索斯，科姆布列阿、里赛、吉戈诺司、坎普撒、司 米拉、埃涅亚。 这些市邑所在的地方到今天还叫做克罗赛阿。从我上面所列举的市邑当 中的最后一个市邑埃涅亚，水师又向铁尔玛本湾和米哥多尼亚地区进发，一 直达到指定的地点铁尔玛，以及辛多斯城和阿克西奥司河岸上的卡列司特拉 城；阿克西奥司河是米哥多尼亚地区和波提埃阿地区的交界，而在波提埃阿 地方沿海的一块狭窄的土地上，则有伊克奈和培拉两个市邑。

    (124)因此水师就在阿克西奥司河、铁尔玛市以及它们之间的市邑附近投 锚列阵，等候国王的到临。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军从阿坎托司出发， 却横穿过内地，想由这个捷径直达铁尔玛。他们穿过派欧尼亚和克列司托尼 亚两个地方而达到埃凯多洛斯河，这个埃凯多洛斯河发源于克列司托尼亚地 方，流涩米哥多尼亚地方而注入阿克西奥司柯河畔的沼泽地带。

    (125)正当着克谢尔克谢斯向着这个方向进军的时候，狮子袭击了他那载 运着粮食的骆驼。原来狮子每到夜里便离开了它们的巢窟专门出来捕捉骆 驼，而对于人和驮畜等其他的东西则不闻不问。我奇怪是什么理由迫使狮子 对其他一切不加闻问，却专门捕捉在当时之前它们从来没有看见过或是试过 的动物骆驼。

    (126)在那些地方，狮子是很多的；那里还有野牛，野牛有人们输入希腊 的非常巨大的角。狮子出没之地的边界是流经阿布戴拉的涅司托斯河和流经 阿卡尔那尼亚的阿凯洛司河。不拘是在涅司托斯河以东的欧罗巴前部地方， 还是在阿凯洛司河以西的大陆其他地方，人们都看不到一只狮子。但是在这 两条河之间，人们是看得到狮子的。

    (127)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铁尔玛之后，便把军队驻屯在那里了。军队在沿 海地带张起的营幕从铁尔玛和米哥多尼亚地方一直伸展到吕第亚斯河和哈里 亚克蒙河：这两条河合流成一条成为波提埃阿和马其顿领土之间的境界的河 流。异邦罩就在这个地方扎营了。在上面所提到的河里，从克列司托尼亚地 方流出的埃凯多洛斯河是仅有的一条不够大军饮用的河流，因而它就乾涸 了。

    (128)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铁尔玛看到帖撒利亚的极其巍峨的奥林波斯山 和欧萨山，知道佩涅欧司河流经它们之间狭窄的峡谷，并得悉这里有一条通 向帖撒利亚的道路的时候，他便很想看一看佩涅欧司河的河口，因为他打算 沿着上手的道路通过马其顿人居住的内部高地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和戈恩诺 斯市，因为他听说这乃是最安全的一条道路。既然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想做这样一阵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乘坐在西顿人的船上面的。他登上 面顿人的船以后，他便向其他的人们发出了启航的信号，却把他的陆军留在 原来的地方。当他来到并看了佩涅欧司河的河口时，他大为吃惊了。于是他 把响导人召了来，向他们垂询是不是可以改变河流的水道，使它循着另一条 水道人海。

    (129)据传说，帖撒利亚在古时是一个湖，四周有崇山峻岭围绕着。山麓 相交在一处的佩里洪山和欧萨山封住了它的东面，向着朔风的那一面(即北面 ——译者)有奥林波斯山，西面有品多斯山，向着日中和向着南风的一面则有 欧特律司山作为屏障。而在上述诸山当中就是帖撒利亚的谷地了。而既然有 许多河流入这个谷地，而其中最著名的五条河的名字是佩涅欧司、阿披达诺 斯、欧诺柯挪斯、埃尼培乌司、帕米索斯，因此当这五条河流从帖撒利亚四 周的山向一处汇流的时候，它们各有自己的名称，但它们最后却汇流到一起， 经过一条狭窄的峡谷流注入海。但它们一经汇流到一起，佩涅欧司的名称便 占了上风并使其他的河川无名了。据说在古昔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个峡谷和 河口的，但那些河流以及那些河流之外的波依贝司湖，虽然它们没有象今天 一样的名称，水量却和今天同样地多，这样便把整个的帖撒利亚变成了一片 海。不过，按照帖撒利亚人自己的说法，佩涅欧司流经的这个峡谷是波赛东 造成的，这话颇有道理。因为什么呢？原来不管是谁，只要他相信波赛东震 撼过大地，而因地震产生的裂痕乃是神的事业，那他只要一看这个峡谷，就 会相信这是波赛东造成的。在我来看，显然是地震的力量才使这些山裂开的。

    (130)克谢尔克谢斯向他的向导打听佩涅欧司河是不是有别的出海口，由 于这些人十分熟悉当地的情况，便回答他说：“国王，这条河除去这个出海 口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出海口了，因为在全部帖撒利亚的四周，是有一圈山 的”。据说，克谢尔克谢斯在听了这话之后就说出了下面的话。“这些帖撒 利亚人是质明的。由于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他们有一块容易被征服和迅 速被攻陷的国土，故而很久之前他们考虑更好的对策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原来只需用河堤堵住峡谷并使河流离开当前的河道而把河水引到他们的土地 上来，这样全部帖撒利亚，除去山以外，就都要浸没在水下面了”。他讲这 话的时候，特别是指看阿列乌阿斯的儿子们说的，因为他们在帖撒利亚人当 中是第一批向国王投诚的。克谢尔克谢斯认为，当他们向他表示友好的时候， 他们是代表着他们的全民族讲话的。他讲了这话并结束了他的视察以后，就 乘船回到铁尔玛去了。

    (131)他在披埃里亚一带停留了几天，因为他的三分之一的军队都在马其 顿的山区地带开辟道路以便使他的军队能够从这条道到佩莱比亚人的地区 去。这时，被派往希腊去要求土的使者们回来了，他们有的是空着手回来的， 有的是带着土和水回来的。

    (132)献出了土和水的人是：帖撒利亚人、多罗披亚人、埃尼耶涅斯人、 佩莱比亚人、罗克里斯人、玛格涅希亚人、玛里司人、普提奥梯斯的阿凯亚人、底比斯人以及除铁司佩亚人和普拉培伊阿人之外的所有其他的贝奥提亚 人。为了对付这些人，和异邦人宣战的希腊人立下了一个严肃的誓言，誓言 说，如果他们在战争中顺利的话，他们就把自愿向波斯人投诚的全部希腊人 的财产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戴尔波伊的神。以上就是希腊人所立的誓言。

    (133)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没有派使者到雅典和斯巴过去要求士，理由是 这样。在当初大流士派人向他们提出同样要求的时候，一个城市把要求者投 到巴拉特隆(地坑——译者)里去，另一个城市则把要求者投到井里去，他们 命令要求者从这里取得土和水带给国王。就因为这个原因，克谢尔克谢斯才 不派人去作这样的要求。雅典人这样对待来使，除去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城 市遭到蹂躏以外，此外还遇到怎样的灾难我说不出了，但是我以为这不是由 于上述的原因，而是汪还另外的原因。

    (134)不过，拉凯戴孟人确是遇到了阿伽美姆农的使者塔尔图比欧斯的神 谴的。原来在斯巴达有一座塔尔图比欧斯的神殿，而塔尔图比欧斯的子孙则 称为塔尔图比阿达伊家。他们享有担任自斯巴达派出的一切使者的特权。在 发生了上述的事情之后，斯巴达人在奉献牺牲时不能取得吉兆，而且在一个 很长的时期里都是这样。拉凯戴孟人为这件事十分发愁，认为这是一件很倒 霉的事情。他们常常召集民众大会并发出布告征询是否有拉凯戴孟人愿意为 斯巴达就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两名出身高贵而又十分富有的斯巴达人，阿涅 和司托斯的儿子司佩尔提亚斯和尼柯拉欧斯的儿子布里斯自愿为了在斯巴达 被处死的、大流士的使节而向克谢尔克谢斯偿命。于是斯巴达人便把他们派 到美地亚人那里去送死了。

    (135)这些人的勇敢行为是值得赞叹的，而我下面记述的、他们所讲的话 也是这样。正在他们到苏撒去的时候，他们来到了一个名叫叙达尔涅斯的波 斯人的地方，这是亚细亚沿海地带居民的一位统帅。他欢迎并且款待了他们， 而正当他款待他们的时候，他就问他们说：“拉凯戴孟人，为什么你们不愿 和国王交朋友呢？只要看一看我和我的情况，你们就可以判断出来，国王是 多么善于敬重有品德的人物。因此，你们(在他看来显然你们也是有品德的人 物)如果为国王效劳的话，那你们便都可以被赐以一块希腊的土地而成为统治 者”。但斯巴达人回答他说：“叙达尔涅斯，你对我们的劝告是欠公平的， 因为你的劝告在一方面来说虽然证明你是有经验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却又 说明你是没有经验的。对于作一名奴隶，那你是知道得十分清楚的，但是你 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不是好的。如果你尝过自由的味 道的话，那你就会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是用斧头来为自由而战了”。

    (136)他们就是这样回答了叙达尔涅斯的。从那里他们来到苏撒，见到了 国王，可是当国王的卫兵命令并且想强制他们匍匐跪拜在国王面前的时候， 他们说他们决不肯这样做，即使他们被头朝下地栽倒也决不肯这样做，因为 他们说他们没有对凡人跪拜的习惯，而且这也不是他们此来的目的。在他们 顽强地拒绝了这样做以后。他们又说：“美地亚人的国王啊，拉凯戴孟人把 我们派来是为了给你那在斯巴达被杀死的使者来偿命的”，此外还有其他诸 如此类的话。克谢尔克谢斯听他们讲这话的时候，就十分豁达大度地说，他 是不愿意学拉凯戴孟人的做法的，他认为他们杀死了来使从而破坏了全人类 的法律，但是他却不愿做出他责备他们不应做的事情，也不想作为报复把他 们杀死，从而使拉凯戴孟人免除了这一罪恶行为。

    (137)这样，虽然司佩尔提亚斯和布里斯返回了斯巴达，斯巴达人还是用 这样的行动一时地缓和了塔尔图比欧斯的愤怒。但是在那之后很久，根据拉 凯戴孟人的说法，这种愤怒又在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中被引起 来了。在我看来，这的的确确是表现了上天的意旨的。塔尔图比欧斯的怒气 要发泄到使者的身上，在不得到满足时决不罢休，这乃是十分合乎正义的事 情。但是这怒气却发泄到为了国王发怒的缘故而到国王那里去的人们的儿 子，即布里斯的儿子尼柯拉欧斯和司佩尔提亚斯的儿子阿涅利司托斯身上， 这一点就使我看的很清楚，这是上天因塔尔图比欧斯发怒之故而做出来的事 情。这个阿涅利司托斯在满载兵员的商船上航行时，曾征服过提律恩司地方 出身的哈里埃斯人。这两个人曾奉拉凯戴孟人的派遣出使亚细亚。他们给色 雷斯国王铁列欧司的儿子西塔尔凯司和阿布戴拉人披铁阿斯的儿子尼姆波多 洛斯所出卖，结果在海列斯彭特上的比桑铁被捕并给送到阿提卡去，就在那 里给雅典人杀死了。和他们一同丧命的，还有一个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的儿 子阿利司铁阿斯。 不过这是在国王远征以后多年发生的事情了，现在我仍要接着我前面的 话讲下去。

    (138)国王在这次出征中，是扬言打算进攻雅典的，但他进攻的目的实际 上都是整个希腊。希腊人在很早以前便听说这一点，不过并不是他们所有的 人都抱看同样的看法。那些曾向波斯人献出了土和水的人们在心里是有底 的，因为他们相信异邦人不会加害于他们；但是那些拒绝献纳土和水的人们 却是十分害怕，因为在希腊并无足够的船只可以抗击侵略军，而且他们当中 大部分人郡不想作战，而是急于想站到美地亚人的那一面去。

    (139)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自己的一个见解，虽然大多数的人是不会喜 欢这个见解的。可是，如果在我看来是真实的见解，那我是决不能把它放在 心里不讲出来的。如果雅典人因逼临到头上的危险而惊惶万状，从而离弃他 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在那里向克谢尔克谢斯投降的话， 那未就没有任何人想在海上和国王对抗了。因此，如果没有人在海上和他对 抗的话，我以为在陆上就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虽然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上修 筑了不是一层，而是好几层城壁作为他们的屏障，拉凯戴孟人的同盟者还是 会离开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他们的同盟者离开他们不是自愿如 此，而是不得已的，因为这些同盟者的城市一座座地给异邦人的水师攻陷了。 既然这样地被孤立起来，他们就势必得对敌人大战一场并光荣地战死。这便 是他们会遭到的命运，否则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其他部分都站到敌人一面去的 时候，他们也就会和克谢尔克谢斯缔结城下之盟了。上述两种情况不管是哪 一种发生，希腊都是会给波斯人征服的。因为，当国王制霸海上之陈，我看 不出在地峡上修筑城壁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实际上，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 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雅典人站到哪一方面，看来优势就 会转到哪一方面。雅典人既然认为希腊应当继续保有它的自由，他们便激励 剩下的没有向波斯人屈服的那一部分希腊人，而且正是他们这些人，继诸神 之后(遵照诸神的意旨——译者)，击退了国王。来自戴尔波伊并使他们感到 很大恐怖的可怕的神托也没有打动他们离开希腊，他们坚守在自己的国土上 面，鼓起勇气来等候侵略他们国土的人们。

    (140)原来雅典人曾派遣使节到戴尔波伊去，请求给他们一个神托。 当他们在神殿那里行礼如仪并坐到内部的圣堂里面去的时候，那个名叫 阿利司托尼凯的佩提亚就向他们回答说： 不幸的人们啊，为什么你们还坐在这里？ 逃离你们的家，你们那轮形城市的高耸入云的卫城， 跑到大地的尽头去罢。 身躯和头同样都不能安全无恙， 下面的脚，手，以及它们中间的一切也都无济于事， 它们都要毁灭掉。 因为火和凶猛的阿莱司神(战神)飞快地驾着叙利亚的战车，要 把这座城市毁掉。 他要把不仅仅是你们的，而是许许多多的城砦毁掉。 他还要把神的许多神殿支付火焰吞食； 它们立在那里吓得流汗，由于害怕而战慄。 从它们的屋顶有黑色的血流下来，预示着他们的无可避免凶事。 因此我要你们离开神殿，拿出勇气来制服你们的不幸遭遇罢。

    (141)当雅典的使者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真是惊恐万状。由于这一十分 不吉利的预言，他们已陷于绝望了。这时戴尔波伊人当中的最知名的一位人 士、安多罗布洛斯的儿子提蒙就向他们建议，要他们带着表示请求庇护的橄 榄枝，再一次到那里去，这样就是以请求庇护的人的身分去请求神托了。雅 典人按照他的话做了。他们说：“主啊，看在我们把这些请求庇护的橄榄枝 带到你跟前这件事的面上，请赐给我们关于我们祖国的一个比较好的预言 罢。不然的话，我们就不离开你的神殿，直到死都一直留在这里了。”于是， 佩提亚便向他们宣布了第二个神托： 用许多话来请求，用高明的意见来劝说， 帕拉司都不能缓和宙斯的怒气。 然而我仍愿向你们讲一句象金刚石那样坚硬的话。 在开克洛普斯圣城和神圣的奇泰隆谷地里目前所保有的一切都被夺去的 时候，远见的宙斯终会给特里托该涅阿一座难攻不落的木墙用来保卫你们和 你们的子孙。 且莫安静地居留在你们原来的地方，因为从大地方面来了一支骑兵和步 兵的大军；你们倒应当在他们来时撤退，把背向着敌人：不过你们终有一天 会和他们交战的。 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 子们毁灭掉的。

    (142)从表面上来看，并且实际上，这个神托都是比前一个神托要温和些 的。于是他们把它记录下来，就返回雅典了。当使节们离开了戴尔波伊并把 神托报告给人民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一神托的含意作了许多解释，而在人们 发表的许多看法当中，特别有两种最相反的看法。有一些比较年老的人认为， 神的启示的意思是应当把卫城留下，因为在古昔，雅典卫城的四周是有一道 栅栏的，而在他们看来木墙就是指着这道栅栏了。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则以为 神所说的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而他们的意思是什么都不做，只把船 只装备起来。不过在佩提亚的回答中，它的最后两行神圣的撒拉米司啊！在 播种或是收获谷物的时候，你是会把妇女生的孩子们毁灭掉的。却使主张木 墙即是船只的那些人难于自圆其说了。这两行诗句使那些以为他们的船便是 木墙的人们十分困惑了。原来那解释神托的人认为这两行诗的意思是：他们 如果在撒拉米司附近的海上准备作战的话，他们是会在那里全军复没的。

    (143)这时有一个不久之前才显露头角而成为一流人物的雅典人，他的名 字叫做铁米司托克列斯，人们称他为尼奥克列斯的儿子，他说解释神托的人 并没有把神托的全部含意正确地阐述出来。他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这些诗句 所谈的真是雅典人的话，那神托就不会用一个这样温和的词，它就要说残忍 的撒拉米司，而不会说神圣的撒拉米司了，因为当地的居民实际上都是要死 在那里的。因此他以为，如果要正确理解这个神托的话，则神的这番话的意 思，勿宁说是指着敌军，而不是指着雅典人说的。他劝告说，他们应当相信 木墙是指着他们的船只说的，因而要作海上作战的准备。铁米司托克列斯把 自己的看法向雅典人宣布之后，雅典人便认为他对神托的解释是要比神托解 释者的解释高明，因为后者不愿意雅典人作海战的准备，简言之，也就是干 脆不进行抵抗，而是离开阿提卡，移居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144)铁米司托克列斯在这之前还提出过一个十分合于时宜的意见。原来 雅典人从拉乌利昂地方的矿山曾为自己的国库取得巨额的岁人，因而当着他 们从这部分的铁里每人要分得十德拉克玛的时候，铁来司托克列斯便劝告雅 典人不要分配这笔钱，而是用这笔钱修造二百只战船，也就是说，用来对埃 吉纳作战。正是由于爆发了这次的战争，这才拯救了希腊，因为它使雅典人 不得不从事于海上作战的准备。这些船只并未用于当初建造它们时的目的， 可是在希腊需要它们的时候，结果却用上了。这样，这些船便修造起来并且 已经为雅典人服务了，不过现在他们在这之外还要修造更多的船只。在他们 接到神托并进行讨论以后，他们便决定，他们应该相信神意，使他们的全部 人民再加上愿意和他们联合到一起的所有其他希腊人都乘上他们的船只，用 水师来邀击前来侵犯的异邦人。

    (145)以上就是雅典人所得到的神托了。所有那些愿意希腊今后会好起来 的希腊人于是集合到一起，相互商议并相互保证了信谊，在这以后他们就议 决首先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不和和相互之间的战争，不管它们是由什么原因 引起的。在其他的人们中间固然也有战争，不过其中最大的却是雅典人和埃 吉纳人之间的战争。他们一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军队已经在撒尔迪斯， 他们便计划把间谍派到亚细亚去，以便侦察国王的活动情况，同时又把使节 派出去，有些人是到阿尔哥斯，这些人是想把阿尔哥斯人变成和他们共同抵 抗波斯人的同盟者：另一些人是到西西里地方狄诺美涅斯的儿子盖隆那里 去；再一些人是到柯尔库拉去为希腊去请求援助；还有一些人则是到克里地 去。原来他们以为，既然全部希腊都同样地受到危险，因此他们希望全体希 腊血统的民族结成一体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同心奋斗。而且据说盖隆的势 力是很大的，要远远地超过希腊的任何其他力量。

    (146)在作了这样的决定并调解了他们之间的争端以后，他们首先把三个 人作为间谍派到亚细亚去。这几个人来到撒尔迪斯，就对国王的军队进行了 侦察，但是他们被发觉，因此经过陆军将领们的审讯之后，他们便要给拉出 去处决了。这样他们就被宣布了死刑。可是在克谢尔克谢斯听见这事的时候， 对于他的将领们的判决却大不以为然，于是他派了他的几名卫兵前去，命令 他们把间谍带到他那里去，如果他们发现这些间谍还活着的话。这些间谍那 时既然还未被处死，就被带去见国王了。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向这些间谍探 问他们此来的目的，随后就命令他的卫兵引导他们到备处去。把他的包括骑 兵和步兵在内的全部陆军指点拾他们看；而在间谍们把这一切都看够了的时 候，他们又毫不加伤害地被送到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去。

    (147)克谢尔克谢斯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他说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如 果把这些间谍处死的话，则希腊人就难于在事先很快地知道他那宠大到难以 尽述的兵力，而且杀死三个敌人，波斯人也不能因此使敌人遭到巨大的损害； 与此相反，如果把他们放回希腊的话，即当希腊人听到他的兵力情况时，就 会在波斯人出征之前，自发地把自己那特有的自由呈献过来，这样波斯人就 不需要再费事征讨他们了。克谢尔克谢斯在其他的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见 解。 当克谢尔克谢斯在阿比多斯时，曾看到载运谷物的船只从彭托斯驶出通 过海列斯彭特，航行到埃吉纳和伯罗奔尼撒去。侍坐在他旁的人们看到这是 敌人的船，便打算拿捕它们；他们望着国王，想得到他的命令。但是克谢尔 克谢斯却问他们这些船是到哪里去的。他们回答说：“主公，它们是载运着 谷物到敌人那里去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我们不是和他们一样， 也带着谷物以及其他物品到同样的地方去吗？既然他们是替我们把食粮运到 那里去，这又有什么害处呢”。

    (148)间谍看完了这里的一切以后，就被送回去，这样便回到了欧罗巴。 希腊人当中那些稀结盟约以对抗波斯人的人们，在他们把间谍派出去以后， 又把使节派到阿尔哥斯去。阿尔哥斯人从他们的一方面对于这件事是这样讲 的。在开头的时候，他们就听说异邦人在准备征讨希腊人。他们知道了这件 事并且打听到说希腊人想要取得他们的帮助以对抗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说他 们便派使者到戴尔波伊去，在那里请示神他们最好应当怎样做。原来在不久之前（四九四年提律恩司一役；见第六卷第七七节），他们有六千人被拉凯戴孟的军队及其将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 列欧美涅斯杀死了。他们说，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他们才把使者派了出去。 对于他们的询问，佩提亚是这样回答的：被周围的邻人所憎恨，却为不死的 神所喜爱的人们啊。 怀里抱看长抢，象一个戒备着的战士那样地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罢，好 好防备看你们的脑袋，这样，脑袋就可以保卫你们的身体了。佩提亚已经述 出丁这样的神托，随后使节才来到了阿尔哥斯，他们访问了长老院并按照所 命令给他们的讲了话。于是据阿尔哥斯人的说法，阿尔哥斯是这样地回答了 他们的讲话的：即，如果阿尔哥斯人能够和拉凯戴孟人缔结三十年的和约并 取得联盟军的一半的统帅权，那他们是愿意答应对他们的请求的。他们说， 尽管他们有正当的权利来要求统帅全部军队，但他们却愿意满足于一半的统 帅权。

    (149)他们说，虽然神托禁止他们和希腊人结成同盟，但他们的长老院却 仍作了这样的回答。而且虽然他们害怕这个神托，但是他们仍然切望能缔结 一项三十年的和约，以便他们的子弟在这一段岁月当中可以长大成人。如果 没有这样的一个和约，则从他们本身的利害来推论，当他们在已经遭到的这 个灾害之后，再受挫于波斯人，那他们便害怕将来他们要成为拉凯戴孟人的 奴隶了。于是在使节当中从斯已达来的人们对长老院所说的话回答说，关于 缔约的事情将要提交他们的人民大会去裁决，至于统帅权，则他们本身曾受 命回答。于是他们就说，斯巴达人有两个国王，但阿尔哥斯人只有一个国王， 虽然不可能剥夺任何一个斯巴达国王的统帅权，可是却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妨 碍阿尔哥斯国王和两位斯巴达国王有同等的投票权。阿尔哥斯人说，这样一 来，他们便认为斯巴达人的傲慢是难以忍耐的，因此与其他们向拉凯戴孟人 屈服，却不如受治于异邦人了。于是他们便命令使者在日落之前，离开阿尔 哥斯的国土，否则，他们便要把使者当做敌人论处。

    (150)以上便是阿尔哥斯人对于这件事的说法，但是在希腊却还流传着另 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则在克谢尔克谢斯出发征讨希腊之前，他曾把一 名使者派到阿尔哥斯去，这个使者到达阿尔哥斯之后，就说：“阿尔哥斯的 人们，国王克谢尔克谢斯要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培 尔谢斯的父亲是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他的母亲是凯培欧斯的女儿安多 罗美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是你们这个民族的后裔了。因此，我们 不应当进攻我们祖先的国土，而你们也不应当帮助别人和我们为敌，这是完 全正当合理的事情。你们应当安静不动地呆在原来的地方；如果你们按照我 所期望的一切来做的话，那我对你们的尊重就要高过其他的任何人了。”阿尔哥斯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认为这件事非同小可；虽然一时他们没有答应什 么或是要求什么，可是任希腊人想取得他们的帮助的时候，他们既然知道拉 凯戴孟人不许他们分享统帅权，便要求一部分的统帅权，这样，他们就可以 有借口安静地呆在那里按兵不动了。

    (151)有一些希腊人还说，有一件事虽是在多年之后发生的，可是它却和 上述的事情相互印证。原来，希波尼柯斯的儿子卡里亚斯和与他同行的人们 以雅典使节的身分因事来到美姆农的市邑苏撒的时候，阿尔哥斯人这时也派 了使节到苏撒来，向克谢尔克谢斯的儿子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过去阿 尔哥斯人和克谢尔克谢斯之间缔结的友谊现在在他们之间是否继续有效，还 是他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敌人？于是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他认为这 友谊实际上是没有改变的，而且任何城邦对他来说都不能比阿尔哥斯更亲 密。

    (152)克谢尔克谢斯是不是真地派一个使者带着上述的话到阿尔哥斯 去，而阿尔哥斯的使节是不是到苏撒来向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探询有关他们 之间的友谊的事情，我说不确实了。而且除去阿尔哥斯人自己所说的话以外， 现在我是不发表什么见解的。不过我所深知的只有这一点。如果所有的人都 把他们自己的灾祸带到一个共同集会的地方去，想用来和邻人的灾祸交换的 话，则只要他对于别人的灾祸加以仔细的观察以后，他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 他自己带来的灾祸仍旧带回家去的。这样看来，阿尔哥斯人的行动便不能说 是最卑劣的行动了。至于我本人，则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 虽然我并没有任何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 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原来的确还流行着另外的一种说法。根据这种说法， 则好象是阿尔哥斯人把波斯人邀请到希腊来的。因为在阿尔哥斯人对拉凯戴 孟人作战失败之后，和他们当前所陷入的痛苦处境比起来，没有一件事不是 他们所期望的了。

    (153)关于阿尔哥斯人的事情，就说到这里了。此外联盟者还把使节派遣 到西西里去和盖隆进行谈判。在这些使节里有拉凯戴孟派出的叙阿格罗斯。 这个盖隆的一个曾在盖拉定居的祖先是从特里欧庇昂附近海面上的铁洛斯岛 上来的。正当罗德斯的林多斯人和安提培莫斯开拓盖拉的时候，他也参加这 一事业了。久而久之，他的后人就成了冥界女神的执事祭司并继续担任着这 个职位。他们的一位祖先铁里涅司是这样取得了这个职位的。有一些在党争 中失败的盖拉人被放逐到盖拉上方的一个玛克托利昂市去，可是铁里涅司却 使他们回到了盖拉，他并不是借着人力的帮助，而只是借着敬神用的圣物， 就做到了这一点的。他从什么地方取得这些东西，他是不是自己想办法找到 了这些东西，我是说不出的。不管怎样，正是借了这些圣物的力量，他才使 亡命者回到了盖拉，条件则是他的后人应担任女神的执事祭司。我所听到的 这个故事使我十分惊讶铁里涅司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为我一直以为一 般人是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而能做出这样事情来的只有那具有勇敢精神 和堂堂男子汉的力量的人。可是据西西里的居民说，恰好相反，铁里涅司是 一个柔弱并且有女人气质的人物。

    (154)不管怎样，他就这样地取得了这个特权。另一方面，潘塔列斯的儿 子克列昂德罗斯在作了盖拉的七年僭主之后，被该城的一个叫做撒必洛斯的 人杀死了；在他死后，统治权就转到克列昂德罗斯的兄弟希波克拉铁斯的手 里去了。当希波克拉铁斯担任僭主的时候，执事司祭铁里涅司的一个后人盖 隆是希波克拉铁斯的一名近卫兵，就和其他许多人以及帕塔伊科斯的儿子埃 涅西戴谟司一样。但不久之后，他便因勇武出众而被任命为全部骑兵的统帅。 原来希波克拉铁斯在围攻卡利波里斯人、那克索斯人、臧克列人、列昂提诺 伊人、还有西拉库赛人以及其他许多异邦人的时候，盖隆在那些衣战争中表 现了赫赫的武助。结果在上述城市当中的人们，除去西拉库赛人之外，完全 给希波克拉铁斯变成了奴隶。西拉库赛人在埃洛罗斯河畔被战败，但是得到 了科林斯人和柯尔库拉人的援助，他们为西拉库赛人缔结了一项和约，条件 是西拉库赛人把原来属于他们的卡玛里纳让给希波克拉铁斯。

    (155)当希波克拉铁斯也统治了和他的哥哥克列昂德罗斯同样年数的时 候，他出征西西里人，可是在叙布拉城的附近死掉了。因此盖隆装作辅佐市 民们已不肯服从的、希波克拉铁斯的两个儿子埃乌克里戴斯和克列昂德罗斯 的样子，但实际上，当他在战斗中制服了盖拉人的时候，他便废黜了希波克 拉铁斯的两个儿子而自己掌握主权了。在碰上了这一完全意想不到的好运气 以后，盖隆就把被庶民和他们自己的奴隶(所谓库吕里奥伊)所放逐的那些西 拉库赛地主(所谓伽莫洛伊)从卡兹美涅城领回了西拉库赛。这样他便也取得 了那个城市。原来西拉库赛人在盖隆刚刚到来的时候，就连入带城一齐向盖 隆投降了。

    (156)在他自己把西位库赛拿到手之后，他就把盖拉的统治交给了他的兄 弟希那隆，不大管那里的事了。不过他却加强了西位库赛，他把一切的注意 力都放到西拉库赛上面了。很快地那座城就成长和兴盛起来了。盖隆不单单 把所有的卡玛里纳人都迁到西拉库赛来，把公民权给他们而把卡玛里纳城铲 平，他还用同样的办法来处理一半以上的盖拉人。而当西西里的美伽拉人在 受到他的围攻而和他缔结城下之盟的时候，他便把他们当中对他作战，因而 理当被杀的富裕的那一部分人带到西拉库赛来，使他们成为这里的市民；至 于根本没有参与发起战争并且完全想不到会遭受伤害的美伽拉庶民，也给他 带到西拉库赛来，并给卖到西西里以外做奴隶去了。对于西西里的埃乌波亚 人也以同样的差别待遇，作了相同的处理。他对于这两个地方的人民所以采 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认为庶民是最难于与之相处的人们。由于以上的种 种，盖隆就变成了一位强大的僭主。

    (157)而现在，当希腊的使节们来到西拉库赛的时候，他们便晋见了他并 且说了下面的话。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和他们同盟者派我们前来取得你的 帮助以抗击异邦人；我们以为你毫无问题已经知道一个波斯人正在向希腊进 攻，知道他打算在海列斯彭特架桥并把东方的全部大军从亚细亚带过来对付 我们。他表面上说是向雅典进攻，但实际上他却是想把整个希腊都收归他的 冶下。不过你是强大的。你既统治着西西里，那你就等于统治了希腊的不算 小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请求你，帮助想使希腊得到自由的那些人并且和他们 协力同心维护这一自由。如果把所有希腊人都团结在一边，那就是很大的一 支军队，这支军队就可以抗击侵略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背叛公共的 利益，再有人不肯来帮助我们，则希腊人当中可靠的部分便不过是少数，这 样全部希腊土地就有同遭亡国之祸的危险了。不要以为如果波斯人打败了我 们并把我们征服，他会不向你进攻的，这种情况希望你在事先很好地想一想。 你帮助了我们，也就是帮助了你自己。一个周密的计划通常是会产生好的结 果的”。

    (158)以上便是他们讲的话。但是盖隆非常激昂地回答他们说：“希腊人， 你们完全是为了自己打算才竟然敢到我这里来，要我参加你们的抗击异邦人 的联盟的。可是你们自己怎么样呢？当我和迦太基人不和，而请求你们与我 协力对付异邦军的时候，当我要求你们为了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多里欧 司的被杀害向埃盖司塔人报仇，还有当我答应协助解放那些会给你们带来巨 大的利益和收获的商埠的时候，你们既不到这里来帮助我，也不来为多里欧 司的被杀害复仇。正是由于你们的所作所为，所有这些地方才都陷到异邦人 的铁蹄之下。尽管如此，我的事业却仍旧得到好转，我的国家也比先前昌盛 了。可是目前战争却临到你们的头上，是你们想到我盖隆的时候了。虽然你 们这样蔑视我，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却不学你们的样子，我还是准备送出二 百只三段桡船、两万重武装兵、两千骑兵、两千弓手、两千弩兵和两千轻骑 兵去帮助你们。此外我还担负希腊全军的食粮，直到战争结束的时候。不过 我答应的这些话却有一个条伴，即我要担任抗击异邦人的希腊军队的统帅和 司令官。否则的话，我自己不去，也不派别的人去”。

    (159)当叙阿格罗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再也忍耐不住，就说：“诚然，如果佩洛普司的儿子阿伽美姆农知道，斯巴达人的统帅权被盖隆和他手下的西 拉库赛人夺去的话，他是会大声悲叹的。这种要我们把统帅权交到你手里的 建议，不要再提了。如果你愿意帮助希腊的话，你知道你就必得受拉凯戴孟人的领导。可是如果你放不下身分接受领导的话，我看就不必帮助我们了”。

    (160)盖隆听到了叙阿格罗斯这一番很不礼貌的话以后，就向他提出了最 后的建议：“斯巴达的朋友，对一个人讲的横傲不逊的言语常常会激起他的 愤怒。虽然在你的话里，你表现得很傲慢无礼，可是这却还不至激使我对你 说出很不得体的回答来。既然你们都这样计较统帅权的问题，那我比你们更 加计较，这也是完全合理的，因为我的陆军比你们的多好多倍，而我的船只 也比你们的多得多。不过，既然你们十分不喜欢我的建议，那末我愿意在前 面的条件的某一点上对你们让步。我以为可以这样：你们统率陆军，我来统 帅水师：如果你们喜欢统率水师的话，那我也愿意碗帅陆军。你们必须同意 这样做，否则你们就回去，不必跟我缔结这样的同盟了”。

    (161)以上就是盖隆的建议。但是雅典人的使节却在拉凯戴孟人发言之前 回答他说：“西拉库赛人的国王啊，希腊把我们派到你的地方来是要求一支 军队，而不是要求一位统帅。可是你说除非你担任希腊的统帅，你是不愿派 遣军队的，而且对于统帅权，你又是非常计较的。不过，在你想取得希腊全 军的统帅权的时候，我们雅典人认为我们可以不必讲话了，因为我们知道， 拉科尼亚人是足能够为我们两方面来回答你的。现在在你放弃统率全军而想 统率海军的时候，那我们就想要你知道一下情况是怎样的了。即使拉科尼亚 人同意你统率海军的话，那我们也不会同意的，因为这部分的统帅权是属于 我们的，除非拉肌戴孟人愿意把这部分的统帅权也担当起来。如果他们愿意 统帅水师，我们并不反对他们，但我们决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担任水师的统帅。 如果我们雅典人竟把我们的统帅权让给西拉库赛人的话，那我们就枉为拥有 最大海上力量的希腊人了。要知道，在希腊人当中我们是最古老的民族，又 是仅有的一个从来没有改变杖居住地的民族。诗人荷马就说，在所有到伊里 翁来的人当中，最善于整顿和安排军队的人就是雅典人。因此，我们这样讲，是不能见怪的”。

    (162)于是盖隆回答说：“雅典的朋友，担任统帅的人你们好象是不缺少 的，不过却没有被统率的人。因此，既然你们不肯在你们的要求上让步而执 意要统率全军，那末现在就一刻也不要耽误地快快赶回家去，告诉希腊人说 他们一年的春天已经失掉了”。盖隆讲这番话的意思显然是，盖隆的军队是 希腊军队的最精锐的部分，就好象一年当中的春天一样。他就这样把失去了 跟他的联盟的希腊，比作失掉了春天的一年。

    (163)希腊的使节们和盖隆进行了这样的谈判以后，就乘船回去了。但 是，盖隆却害怕希腊人这样不能把异邦人制压下去，而作为西西里僵主的他， 到伯罗奔尼撒去听候拉凯戴孟人的摆布，却又是他认为难堪的无法忍耐的事 情。于是他就放弃在这个方针上打主意，而是采用了另一种办法。当他一听 到波斯人渡过了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立刻派一个科斯人、司枯铁斯的儿子 卡得莫斯乘看三艘五十桡船，带着大量的金钱和友谊的讯问到戴尔波伊夫。 卡得莫斯到那里去是为了注视战争的进行情况的：如果异邦军得到胜利，那 就把金钱给他，同时代表盖隆统治的国土把土和水呈献给他：如果是希腊人 得到胜利，那末就把这一切都带回。

    (164)在这之前，这个卡得莫斯曾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科斯的僭主的地 位；虽然这个地位是强大稳固的，可是他却自愿地，并非为危险所迫，而只 是由于正义感，把主权交给了科斯的全体人民，自己则到西面里去。在那里， 隆摩司人把一个叫做臧克列的城市赠给了他，他就定居在那里开拓了一个居 民地。臧克列则改名为麦撒纳。卡得莫斯就这样地来了：盖隆这次所以派他 前来，是因为他从别的事情上便已知道卡得莫斯是一贯公正的。而下面我要 讲的事情，在卡得莫斯一生的许多公正行为当中还不是最差的。盖隆曾把大 宗的金钱委托给他来管理，因此他本来是可以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但是他 不愿这样做，而当希腊人在海战中取得胜利：而克谢尔克谢斯退兵回去的时 候，卡得莫斯自己也就叉带着全部的金钱回到西西里来了。

    (165)不过，西面里的居民却有另一种说法。即甚至如果盖隆受拉凯戴孟 人的统率的话，他仍然会帮助希腊人的。但是喜美拉的僭主、克里尼波斯的 儿子铁里洛斯阻碍了他这样做。原来，铁里洛斯在被阿克拉刚提涅人的君主、 埃涅西戴谟司的儿子铁隆赶出喜美拉之后，就在这个时候，他把一支三十万 人的军队引来进攻盖隆，军队是由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伊伯利亚人、里巨 埃斯人、埃里叙科伊人、萨地尼亚人、科西嘉人组成，统帅是迦太基人的国 王安农的儿子阿米尔卡斯。铁里洛斯所以能说服他这样做部分是由于他们两 个人之间的私谊，但主要的则是由于列吉昂的僭主克列提涅斯的儿子安那克 西拉欧斯的热心帮忙。因为安那克西拉欧斯娶了铁里洛斯的名叫库狄佩的女 儿，故而为了援助他的岳父，他把他自己的孩子作为人质交给阿米尔卡斯并 把他引进了西西里。因此他们说，盖隆由于不能帮助希腊人，就把钱送到戴 尔波伊去了。

    (166)此外，他们又说，盖隆和铁隆在西西里战胜了迦太基人阿米尔卡斯 的那一天，也正是希腊人在撒拉米司击破了波斯人的那一天。这个阿米尔卡 斯从父亲的一方面来说是迦太基人，从母亲的方面来说是西拉库赛人，他是 由于英勇有为才当选为国王的。在双方会战之际，他被打败了，而我听说他 不知去向了。原来盖隆曾到处去搜寻他，可是在世上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他， 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

    (167)但是迦太基人自己所述说的故事看来倒还是可信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则异邦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从早晨一直战斗到午后很晚的时候(据说混战就拖了这样长的时候)，而在这全部时期里面，阿米尔卡斯都留在他的军营内奉献牺牲，他把整个的牺牲放到大木材堆上浇，想取得吉兆；但是当他看到他的军队溃败下来的时候，他便在向牺牲进行灌奠的时候投身到火堆里去， 这样他就被烧掉而无从看到了。不过，不管阿米尔卡斯象腓尼基人所说那样的消失了，或是象迦太基人和西拉库赛人所说那样地以另一种方式消失了， 迦太基的人们是向他奉献牺牲的，而在他们的殖民地的一切市都为他树立纪念碑。在这些城市里，最大的城市就是迦太基本城。西西里方面的事情，就说到这里了。

    (168)柯尔库拉人对于使节的答复和此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是这样的，原 来到西面里去的人们也曾经请求过他们的帮助，这些儿所持的理由也就是曾 经对盖隆讲过的那些理由。柯尔库拉人宣称他们不忍看着希腊遭受亡国之 祸，因而当堤就答应出兵协助，因为假若腊倒下去，那未在第二天他们就一 定也会被变为奴隶，因此他们必须厚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援助。他们就这样地 作了一个十分得体的答复。可是到他们应该派遣援军的时候，他们却改变了 主意。他们装备了六十只船，经过不少的周折之后才出海，向伯罗奔尼撒一 带的海岸驶去：继而他们在拉凯戴孟人领土上的披洛斯和塔伊那隆的海面上 抛锚，和别的人一样地在那里艰望战争的结果；因为他们对希腊战胜这件事 并不抱着希望，而是以为波斯人方面会取得大捷并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因 此他们这样做乃是有计划的行动，是为了在事后可以向波斯人说：“国王啊， 当希腊人要我们站在他们的一面参加战争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兵力并不比任 何人少，而且我们又拥有数量仅次于雅典的极多的战船，但是我们却不愿意 抵抗你，也不愿做使你感到不高兴的事情”。他们指望用这样的理由给他们 自己赢得比一般人要有利的地位。而在我看来，事情也会是这样的。可是， 对于希腊人，他们将来也有一套理由可说，而在最后，他们终于用上了这套理由。当希腊人责备他们不把援军派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已经装备了六十只三段桡船，但由于季风的风力而不能绕过玛列亚，因此，他们说，他们才不能来到撒拉米司，而决不是由于怯懦才没有赶上海战的。他们就用这样的 办法，推卸了对希腊人的责任。

    (169)当担负着使命的希腊人到克里地人那里去，想取得克里地人的帮助 时，克里地人是这样做的。他们把使者派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如果帮助希腊人，这是否对他们有利。佩提亚回答他们说：“愚蠢的人们，过去因你 们援助美涅拉欧司而由米诺斯加到你们人民身上的悲痛，难道你们还觉得不满足吗？想想看，他们不帮助你们为了死在卡米柯斯的米诺斯报仇，可是你 们却帮助他们为了被异邦人从斯巴达劫去的一个妇女报仇。米诺斯要忿怒到什么程度！”克里地人听到了这个神托之后，就不再谈起帮助希腊人的事情 了。

    (170)原来，据传说，当日米诺斯曾为了寻求达伊达洛斯而到今日被你为 西面里的西卡尼亚去，可是他却横死在那里了。紧跟着除波里克涅人和普拉 伊索斯人以外的全部克里地人，便奉神之命偕同一支大军到西卡尼亚去，在 那里他们把卡米柯斯市包围了五年，而在我的时代，在卡米柯斯市住的则是 阿竞拉刚提涅人。但是他们既然不能攻克这座城，也不能等待在那里谈到临 他们头上的饥馑，于是他们就放弃这座城而离开了。但是当他们来到雅庇吉 亚附近的海面上时，他们遇到了一阵猛烈的风暴而被卷到海岸上来了。由于 他们的船只被粉碎了(而且他们看到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回到克里地去)，他们 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叙里阿城，定居在里面，这样就从克里地人变成雅庇吉 亚的麦撒披亚人，从岛民变成了大陆居民。他们又从叙里阿市向其他地方殖 民而建立了另一些城市。在这之后很久的时候，增兰提诺伊人曾试图摧毁这 些城市，但是却因此吃了一次惨重的败仗；当时任何人还都没有听说过象对 塔兰提诺伊和列吉昂人那样的一次对希腊人的大屠杀。列吉昂人被杀死的有 三千人，他们是被科依洛斯的儿子米摩托司逼看来帮助塔兰提诺伊人的：至 于塔兰提诺伊人本身死了多少，那就没有记录可查了。米摩托司是安那克西 拉欧斯的一名家仆，他是受托留在那里治理列吉昂的。正是这个人从列吉昂 被放逐并定居在阿尔卡地亚的铁该亚，并把许多像献拾奥林匹亚。

    (171)不拉关于列吉昂人和塔兰提诺伊人的事情，在我的历史中是题外的 话了。然而，根据普拉伊索斯人的说法，这样被弄得杳无人烟的克里地，还 是有人移住到那里去，特别是希腊人。在米诺斯死后的第三代，特洛伊战争 发生了；在这一战争中，克里地人在前来帮助美涅拉欧司的人们当中，就勇 气而论决不是最差的。在这之后，当他们从特洛伊回来的时候，他们以及他 们的家畜遇到了饥馑和疫病，结果克里地竟再一次荒废了。于是第三批的克 里地人来了，现在住在那里的就正是他们和原来残存在那里的人们。佩提亚 要他们记住的就是这件事，这样就阻止了他们去援助希腊人，尽管他们本来 是想要这样做的。

    (172)帖撒利亚人在开头的时候，不是出于自愿而是不得已才站在波斯人 的一方面的，因为他们的做法显然表示出他们对于阿律阿达伊族的企图是不 喜欢的。原来在他们一听说波斯人要渡过海峡进入欧罗巴的时候，他们立刻 把使者派到科林斯地峡去。而从拥护希腊的各城市选派出来的希腊代表们正 为这件事在那里集会商议。帖撒利亚的使节们来到他们这些人这里，就说： “希腊人，为了使帖撒利亚和整个希腊免于战祸，欧林波斯通路是必须防守 的。现在我们就准备和你们一道守卫这个地方，但是你们也必须派遣一支大 军前来；如果你们不派大军前来的话，那你们要晓得，我们就要和波斯人缔 结协定了。要我们单独来防守希腊的前啃地带并为了你们大家而亡国，这是 不合理的事情。如果你们不派兵前来援助，那你们对我们是没有任何约束力 的，因为任何强制是都不能克服无能为力的。至于我们，则我们是要为我们 寻求某种安全之策的”。以上就是帖撒利亚人讲的话。

    (173)于是希腊人就决定由海路派一支陆军到帖撒利亚去守卫这个通 路。军队集合起来以后，他们便乘船通过埃乌里波斯，而在到达阿凯亚的阿罗司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登陆并从那取道赴帖撒利亚，而把船留在原来登 陆的地方了。于是他们就来到了铁姆佩通路，这条通路介于奥林波斯山和欧陡山之间，从下马其顿沿着佩涅欧司河一直通到帖撒利亚。总针大约有一万名重武装的希腊军队在那里扎营列阵，此外，帖撒利亚的骑兵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统率拉凯戴孟人的将领是卡列诺司的儿子埃岛艾涅托斯，这个人是从波列玛尔科斯当中选出来的，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王族。雅典人的将领是尼奥克列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列斯。在那里他们只停留了几天；原来从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那里来了一些使者，劝他们离开而不要留在那里受到入寇大军的蹂躏。送来的信把水师和陆军的情况也向他们叙述了一 番。希腊人听到了使者们这样的忠告之后(他们认为这个劝告是好的，而马其顿人对他们也是善意的)，就按照他们的意见做了。不过，在我看来，是恐惧 的心情才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听说，在这条通路之外，在上马其顿方面另有一条通路，通过戈恩诺斯城附近佩莱比亚人居住的地方而进入帖撒 利亚；不过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实际上也从这条通路侵入了帖撒利亚。于是 希腊入便登上了船，返回地峡了。

    (174)当他们出兵帖撒利亚的时候，国王正在计划从亚细亚渡海到欧罗 巴，并已经到了阿比多斯。为联盟者所放弃的帖撒利亚人于是就全心全意地 和积极地投到波斯人的那一面去，以致在后来的行动当中，他们表明自己对 于国王乃是最有用的人。

    (175)另一方面，在希腊人回到地峡以后，就参照着亚力山大送来的信集 会到一起商议，他们将如何并在什么地方进行战争。占上风的意见是，他们应当保卫铁尔摩披莱的通路。因为他们认为这条通路比通向帖撒利亚的那条 通路要狭窄的多，同时离他们的本土也比较近。至于在铁尔摩披荣阵亡的希腊人被截击的那条短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是直到他们来到铁尔摩披莱之后才从特拉奇司人那里知道的。于是他们便决定保卫这条通路，从而阻止异邦人进入希腊，同时他们的水师则出航到希斯提阿伊领的阿尔铁米西昂去。 这些地方是相互接近的，双方面都可以知道另一方面的情况。而它们的形势 则是这样的。

    (176)先说阿尔铁米西昂。广大的色雷斯海到斯奇亚托斯岛和玛格涅希亚 本土中间的地方时，就变成了一条狭窄的水路；这条水路紧接着埃乌波亚地 方的，名叫阿尔铁米西昂的海岸。在那里有一座阿尔铁米司神殿。经过特拉 奇司进入希腊的那条水路，其最狭窄的地方只有半普列特隆竟。然而比起别 的地点来，这里仍然不是最狭窄的地方。象铁尔摩披莱的前面和后面的情形 就是这样：在它后面的阿尔培诺依，那里的宽度只够通一辆车，在它前面， 安铁拉市附近培尼克司河的旁边，也只能短过一辆车。在铁尔摩披莱以西， 有一座无法攀登的和十分陡峭的高山，这乃是属于欧伊铁山系的一座山峰。 在路的东面，则是一片沼地与海洋了。在这个通路的地方，是当地的人们称 为库特洛依(它的意义是锅——译者)的一个温泉，在那里江有海拉克列斯的 一个祭坛。在这条通路上，曾修造了一道壁垒，而先前在这上面还有关门。 这道壁垒是波奇司人由于害怕帖撒利亚人才修造起来的，原来那时帖撒利亚 人曾从铁斯普洛托伊人的地方出来，移居到他们现在占有的爱奥里斯的土 地。既然帖撒利亚人总想征服波寄司人，波奇司人便采取了这样的一个预防 的措施。此外，他们又想一切对策来阻止帖撒利亚人入侵他们的国上，于是 便把温泉的水引到这个通路上来，为的是使那条通路上的一些地方给水流所 切断。原来的壁垒是很久以前建造起来的，而时光现在已经使它的大半成为 废墟了。现在它已经重建起来，以便截阻异邦人进入希腊的道路。在离道路 极近的地方有一个叫做阿尔培诺依的村庄，希腊人便指望他们可以从那里取 得粮食。

    (177)这样，希腊人便认为以上的地方是符合于他们的需要的地方。因为 在他们事先进行了全面考虑之后，他们认为异邦人既不能利用他们的人多势 众，又不能利用他们的骑兵，于是他俩便决定在这里邀击入寇希腊的敌军。 而在他们听到波斯人进入披埃里亚的时候，他们就在科林斯地峡的地方分了 手，一部分从陆路开向铁尔摩披莱，一部分从海路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

    (178)希腊人就这样地十万火急地分头迎击敌人去了。但正在这时，为了 本身以及为了希腊而深为惊恐不安的戴尔波伊人去请示神托，而神对他们的宣托则是要他们向风祈求，因为风是希腊的极为有力的联盟者。戴尔波伊人得到了神托之后，便首先把信送到想得到自由的希腊人那里去。这些十分害怕异邦人的人们对于送来的这个讯，是一直都感激不尽的。随后，他们便在 图依亚的地方建立了一个祭风坛，图依亚这地方是因凯佩索司的女儿图依亚而得名的，而且在那里还有她的一个圣域。他们继而向风奉献了牺牲。这样， 戴尔波伊人为了顺从神的意旨，直到今天还是向风奉献牺牲以讨它的欢心的。

    (179)在这方面，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离开了铁尔玛，十艘最快速的船一直开向斯奇亚托斯，而那里则有三只希腊船在放哨了望，这三只船一只是特罗伊真的；一只是埃吉纳的，一只是阿提卡的。它们看到异邦人的船来到的时候，就逃走了。

    (180)普列克西藉斯指挥下的那只特罗伊真的船受到异邦军的追击并很 快地被捕获了。异邦人于是把船上最漂亮的士兵拉到船头的地方给杀死了， 因为俘获来祭献的第一个希腊人最漂亮，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一种吉兆。这个 被祭了刀的人，他的名字是列昂(在希腊语里意思是狮子)。他遇到 这样的事情，这恐怕跟他的名字是有关系的。

    (181)但是，阿索尼戴斯所率领的那只埃吉纳的三段桡船，却看实给他们 增加了一些麻烦。船上的一个战士，伊司凯藉斯的儿子披铁阿斯在那天是战 斗得最英勇的人物。在他所乘的船已被拿捕的时候，他还是继续奋战，直到 他遍体鳞伤的时候。当他倒下的时候，他还没有死，而还有活气，船上的波 斯士兵佩服他的勇敢，因此用一切办法拯救他的性命，他们用没药的药膏医 治他的伤口并用亚麻的绷带把他包扎起来。而当他们回到自己营地的时候， 他们使全军都来看他，他们极口赞赏和厚待他。可是他们把那只船上俘获的 其他人等，却全部当做奴隶使用了。

    (182)这样，两只船就被拿获了。可是雅典人波尔莫司统率的第三只三段 桡船却逃到佩涅欧司河河口的地方，在那里登陆跑掉了。异邦人得到了船身， 却没有捉到上面的人。原来雅典人在他们把船只拖到陆上之后，立刻就跳了 出来，穿过帖撒利亚一直向雅典奔去了。

    (183)驻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从斯奇亚托斯的烽火而知道了发生 的这些事。知道这些事之后他们惊慌起来，于是他们便把他们的投锚地从阿 尔铁米西昂移转到卡尔启斯，打算保卫埃乌里波斯，同时又把哨兵派驻于埃 岛波亚的高地。十只异邦船当中有三只一直到了斯奇亚托斯和玛格涅希亚之 间的称为米尔美克司(意为蚂蚁)的暗礁地带。于是异邦人便把一个 石柱运到这里来，把它树立在暗礁上面。而当他们把路途上的一切障碍都清 除了之后，全部水师就出发离开了铁尔玛，这时去国王离开铁尔玛的时候已 经有十一天了。给他们指出正好在他们的航路上面的暗礁的人，是司奇洛斯 人帕姆蒙。整天都在海上行进着的异邦军的水师，到达了玛格涅希亚的赛披 亚斯以及在卡司塔纳伊亚市和赛披亚斯仰之间的海岸地带。

    (184)直到这个地方和铁尔摩披莱，全军都没有受到损害。根据我个人的 计算，军队的人数在当时还是这样的。从亚棚亚来的船有一十二百零七只， 原来在这些船上的各个民族的人数、假定每只服上有二百人（一艘希腊三段桡船的成员通常是二百人，桡手一七○人，战士三○人），则是二十四万 一千四百人。在所有这些船上，除去每只船上的各地的地方士兵之外，都有 三十名波斯人、美地亚人和撒卡依人，这样就得再加上三万六千二百一十个 人。在这两项人数之外，我还得再加上五十桡船上的士兵。我假定他们每只 船上是八十人；当然这个数目也可能多些也可能少些。前面已经说过，这样 的船一共集合了三千只，这样，上面的人员就得是二十四万了。这些人都是 乘船从亚细亚来的，他们的总数是五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步兵的人数是 一百七十万人，骑兵的人数是八万人。在这之外，我要加上阿拉伯的骆驼兵 和利比亚的战车兵，估计他们有两万人。因此，如果把水师和陆军的人数加 到一起的话，则他们的总数就是二百三十一万七千六百一十人了。我上面所 说的，就是从亚细亚本部来的兵力，至于随军的勤杂人员和运粮船以及上面 的人员，尚不计算在内。

    (185)但是，除去我在前面所计算的大军人数之外，还得把从欧罗巴带来 的大军加到这上面，但计算时必需只能以我个人的测度为限。色雷斯和色雷 斯附近海上诸岛的希腊人提供了一百二十只船。这些船上的人员算起来应当 是两万四千人。所有各个民族，那色雷斯人、派欧尼亚人、埃欧尔地亚人、 波提阿人、卡尔奇底开人、布律戈依人、披埃里亚人、马其顿人、佩莱比亚 人、埃尼耶涅斯人、多罗披亚人、玛格涅希亚人、阿凯亚人、色雷斯沿岸地 带的居民等，我假定这些民族的全部人数是三十万人。把这些人和从亚细亚 来的人加到一起，则士兵的总数就是二百六十四万一千六百一十人了。

    (186)以上便是士兵的全部人数了。至于随军的杂务人员和运粮小船上的 人员以及随军的其他船舶上的人员，则我以为他们不是比士兵少，而是比士 兵还要多。但是假定他们和士兵的人数相等，不多也不少。这样，他们的人 数等于士兵，因而也就同样是好几百万人了。这样看来，大流士的儿子克谢 尔克谢斯一直率领到赛披亚斯岬和铁尔摩披莱的全军人数就是五百二十八万 三千二百二十人了。

    (187)这就是克谢尔克谢斯麾下的全部兵力。可是，谁也不能确实说出厨 妇、侍妾、阉人到底有多少人；任何人也说不出到底还有多少拖畜、驮畜以 及从军的印度狗，因为它们的数目太大了。因此，说有一些河流的水都给弄 干了，这在我看来并不是值得惊讶的事情。使我感到惊讶的勿宁说是这样一 件事实，怎样竟能够有足够的粮食来应付数百万人的食用。因为我计算了一 下就发现，如果每个人每天吃一科伊尼库斯的麦子而不更多的话，则每天的 消费量就是十一万又三百四十美狄姆诺斯。在这里我还没有把妇女、阉人、 驮畜和狗所消耗的粮食计算在内。在这数百万的人们当中，就容貌和身材而 论，没有一个人是比克谢尔克谢斯本人更有资格来统率全军的。

    (188)解纜的水师在海上行进，这样便来到了玛格涅希亚领土的卡司培纳 伊亚市和赛披亚斯岬之间的海岸；先来的船停舶在岸旁，后面的船就在外面 投锚了。原来这一带的海滨并不宽，这些船就船头朝着海，排成八列。在那 一夜里，就是这个样子了。但是到天明的时候，明净而晴朗的天气变了，大 海开始沸腾起来。他们遇到了夹着一阵猛烈的东风的大风暴，当地的人们称 这样的东风为海列斯彭提亚斯。在他们当中，凡是那些预见到暴风的来势、 以及所处的位置使他们能够这样做的人们，这些人便把船拖到岸上，因此没有给暴风赶上，这样就把自己和船舶都保全了。可是在海上遇上了暴风的船 舶，有的被卷到佩里洪的被称为伊普诺伊(意为灶)的山麓的地方， 有的被卷到岸上去。有的就在赛披亚斯岬那里撞碎，有的被卷到海里波伊亚市，有的被卷到卡司塔钠伊亚的岸上去了。老实说，这场暴风实在是无法抗 拒的。

    (189)有一个传说说，雅典人曾遵照着神托的吩咐祈求波列阿斯帮助他 们，因为另有一个神托送到他们那里去，要他们向他们的女婿求援。根据希 腊人的说法，波列阿斯曾娶一个阿提卡的妇女为妻，这个妇女就是埃列克铁 乌斯的女儿欧列图姬。如果相信这个传说的话，则正是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 雅典人才推断波列阿斯是他们的女婿，而当着他们停驻在埃乌波亚的卡尔启 斯而看到暴风就要起来的时候，也许是在这之前，他们便奉献了牺牲，被告 波列阿斯和欧列图娅，就和先前在阿托斯山附近的情况一样，来帮助他们摧 毁异邦军的船舶。不过我不能断定，这是否就是波列阿斯裴击停泊中的异邦 军的原因。无论如何，雅典人说波列阿斯在先前帮过他们的忙，现在又显示 出这样的威灵，因此在他们回国以后，就在伊利索司河河畔，为波列阿斯修 造了一座神殿。

    (190)在这次的惨祸里面，即使根据作最低估计的人的算法，也损失了不 下四百只船，无数的人以及莫大数量的物资。以致在赛披亚斯一带拥有土地 的一个玛格涅希亚人，克列提涅斯的儿子阿米诺克列斯竞由于这次的船祸而 大发横财。因为在事后不久他便拾到了许多被冲到岸上来的金银杯盏，他找 到了波斯人的宝器，此外他还取得了笔墨难以尽述的财富。尽管他幸运地发 了大财，他并不是在一切方面都是幸福的，他遭到了可悲的灾难：他的儿子 被人杀死了。

    (191)被毁的运送食粮的船舶以及其他船舶，那就越发不可胜数了。因 此，水师提督们由于害怕他们这些遇到这样灾难的人会受到帖撒利亚人的袭 击，便把残破的船材筑成高高的壁垒把自己围绕起来了。暴风一共持续了三 天。最后，玛哥斯僧行了牺牲之礼，对大风念了镇风的咒语，又向帖提司和涅列伊戴斯(涅列欧司的女儿们)奉献了牺牲，这才算使它在第四天停了下来，或者这也并不是他们的力量，而是暴风自己停了下来的。他们向 帖提司奉献牺牲是由于听伊奥尼亚人说，原来她就是从这个地方给佩列欧司 带走的，而赛披亚斯岬一带便都是属于她以及其他涅列伊戴斯的。

    (192)这样，到第四天，暴风就停下来了。在暴风刮起之后的第二天，了 望者就从埃乌波亚山上跑了下来，把船舶遇难的全部经社报告给希腊人了。 希腊人听到这件事之后，就向他们的救命恩人波赛东祈祷并行灌奠之礼，然 后火速地赶回阿尔铁米西昂去，因为他们认为只会留下少数的船和他们对抗 罢了。这样他们便再一次回到阿尔铁米西昂并碇泊在那里。从那时起直到今 天，他们都把波赛东的名字上面加上救主的头衔。

    (193)在另一方面，当暴风停了下来而波浪也不再翻腾的时候，异邦军就 放船出海沿着本土的海岸驶行，他们在转过玛格涅希亚海岬之后，便一直驶 入了连接到帕伽撒依方面的海湾。在玛格涅希亚的这个海湾之内有一块地 方，相传海拉克列斯和雅孙以及他的同伴们乘船出海到科尔启斯的埃阿去取 金羊毛的时候，他曾被他们从阿尔哥号船派了出来到这块地方取水并被他们 抛弃在这里。原来他们是打算在这里取得水之后，再乘船出海的。因此那块 地方就被称为阿佩泰。而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就正是在这个地方投锚的。

    (194)在那些船当中有十五只，是在其余的船以后很久才出海的，他们适 巧在阿尔铁米西昂看到了希腊的船。但异邦军把这些船认成是他们自己的 船，于是就把自己的船驶到他们敌人中间去了。他们的统帅是爱奥里斯的库 麦的太守，塔玛希欧斯的儿子桑多开斯；这个桑多开斯过去在他担任王室法 官的时候，曾有一衣因为犯了下述的罪行而被国王大流士所拿捕并判处以磔 刑。原来他曾因受贿而作出了不公正的判决。但是当桑多开斯被吊到十字架 上去的时候，大流士忖量了一番，结果发现他对王室的功劳比他的过错要大。 国王既然看到了这一点，因此觉得他的行动与其说是聪明却勿宁就是冒失， 于是便把桑多开斯释放了。这样，他就从大流士所判处的死刑之下保全了自 己的性命。但是现在他驶到希腊人当中来，他是不能第二次逃命了。原来当 希腊人看到波斯人驶近他们的时候，他们看出来这是波斯人弄错了，于是他 们就乘船出海，不费什么气力就把他们俘获了。

    (195)在这些船的一只船上，卡里亚的阿拉班达的僭主阿利多里司被擒 了；在另一只船上，帕波斯的提督，戴谟诺扁斯的儿子潘图洛斯被擒了。他 从帕波斯带出来的船是十二只，在赛披亚斯岬附近海上的暴风中损失了十一 只，而他就在乘看剩下的那一只船到阿尔铁米西昂去的时候被擒了。希腊人 对这些人进行了讯问，从而知道了他们所愿意知道的、有关克谢尔克谢斯的 军队的一切情况，然后就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科林斯地峡去了。

    (196)这样，异邦军的水师，除去我上面所说的由桑多开斯所率领的那十 五只之外，就全部到达了阿佩泰。在这一方面，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陆师行 过了帖撒利亚和阿凯亚。这从他们侵入玛里司人的土地以来，已经是第三天 了。在帖撒利亚，他举行了一次本国骑兵的比赛会，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利用 这个机会试一试帖撒利亚骑兵的身手，因为他听说帖撒利亚的骑兵是希腊无 敌的。比赛的结果发现，希腊的马要差得远。在帖撒利亚的河流当中，能有 足够的水供拾他的军队饮用的，只有一条欧诺柯挪斯河。但是在阿凯亚。即 使是那里最大的河即阿披达诺斯河的河水也是几乎无法应付的。

    (197)当克谢尔克谢斯到达阿凯亚的阿罗司的时候，他的响导们为了想把 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他，就把当地有关宙斯·拉披司提欧斯神殿的一个 传说告诉给他：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怎样和伊挪密谋想杀害普利克案 斯，后来阿凯亚人又怎样依照神托的吩咐，强迫普利克素斯的子孙们遵守若 干处罚性的规定。这就是，他们不许这一族中最年长的人进入市公所(阿凯亚 人称市公所为勒伊通)，而他们自己就在那里监视着。如果他进去的话，除非 他被作为牺牲奉献，他是不能出来的。此外响导们又说，这些人当中有多少 人就要被当作牺牲奉献了，却在恐惧中逃到外国去，但如果他们过了若干时 候回国，而被发现曾进过市公所的话，响导告诉说，这样的人怎样全身拾披 上花彩，并在盛大行列的引导下给当作牺牲去奉献。普利克索斯的儿子库提 索洛斯的后人们就受到了这样的待遇，原来当阿凯亚人遵照着一个神托的吩 咐用阿依欧洛司的儿子阿塔玛斯来为他们的国家赎罪的时候，这个库提索洛 斯却从科尔启斯的埃阿来把他释放，因此这就使神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他的 后人的身上了。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切之后，在他来到圣林的时候，他自 己就不进去并且命令全军也这样做。他是尊敬阿塔玛斯的后人的住宅和圣域 的。

    (198)以上就是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和在阿凯亚的所作所为。他从这 些地方沿着一个海湾进入了玛里司，而在这个海湾的地方，每天是都有潮水 涨落的。临着这个海湾有一块平原，这块平原地带有的地方宽阔，有的地方 又非常狭窄；在它的四周是高不可攀的山，环绕着全部玛里司地方，称为特 拉奇司岩。而从阿凯亚出发，在这个海湾上遇到的第一座市邑就是安提库拉； 在它的近旁，司佩尔凯欧斯河从埃尼耶涅斯人的国土流出而注入大海。在离 河大约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有另一条叫做杜拉司的河流，这条河据说是在 海拉克列斯被焚时，为了帮助他从地下冒出来的。从这里再有二十斯塔迪昂 的地方又有一条河，称为美拉司(意为黑河)。

    (199)特拉奇司市离这个美拉司河有五斯塔迪昂远。在大海和山之间特拉 奇司所在的地方，是这一带最为宽阔的地方了；这块平原的面积是二万二千 普列特隆。在环绕着特拉奇司的土地的山中，在特拉奇司的南部有一道狭谷。 而阿索波司河就沿着山麓流过了这个狭谷。

    (200)在阿索波司河的南方又有一条名叫培尼克司的小河，这条小河就是 从那些山里流入阿索波司河的。在这条河的附近有一个最狭窄的地方，那里 只修了一条仅能通过一辆车的道路。从培尼克司河到铁尔摩披莱有十五斯培 迪昂远。在培尼克司河与铁尔摩披莱之间，有一个名叫安铁拉的村落，过去 这个村落之后，阿索波司河便流入了大海。在那个村落附近，地方是广阔的； 那里有阿姆披克图欧尼斯·戴美特尔的神殿，同时还有阿姆披克图欧涅斯（直译是周边居民。相邻的部落结成联盟并派代表（披拉戈拉斯）参加一年举 行两次的会议。见第二卷 第一八○节）的座席和阿姆披克图昂本人的神殿。

    (201)于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便在特拉奇司的玛里司扎营，而希腊人则 在隘路中设营。大多数的希腊人称他们所占居的这个地方为铁尔摩披莱，但 是当地人和他们的邻人则称之为披莱。于是两军就在这样的地方设营了，一 方面(指克谢尔克谢斯)控制了特拉奇司以北的全部地区，而另一方 面(指希腊人——译者)则控制了本土在此以南一直到海岸方面的地区。

    (202)在那里等候波斯人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斯巴达的重武装兵三 百名；铁该亚人和曼提涅亚人一千名，双方各占一半；从阿尔卡地亚的欧尔 科美诺斯来一百二十人，从阿尔卡地亚的其余的地方来一千人；除去这些阿 尔卡地亚人之外，从科林斯来四百人，从普列欧斯来二百人，从迈锡尼来八 十人。以上都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从贝奥提亚来的则是铁司佩亚人七百 名，底比斯人四百名。

    (203)在这些人之外，又召来了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的全军和一千名波奇 司人。希腊人是自动把这些人召来帮忙的，他们把使节派出去告诉这些人说， 他们自己是作为其余人的先锋而来的，而其他联盟者的到来则是他们每天盼 望着的事情；又说他们已经把海严密警戒起来了，担任守卫的是雅典人、埃 吉纳人和被配置在水师中的所有其他的人们。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可以害怕 的，因为进攻希腊的不是神，却是一个凡人，决没有，也决不会有一个凡人 在生下来的时候命中不注定要参杂着一些不幸的事情，而越是大人物，他遭 到的不幸也就越大。因此，向他们进攻的既然不过是一个凡人，则他不能实 现他的期望，那便是确切不移的事情了。罗克里斯人和波奇司人听到这话之 后，就到特拉奇司来帮助希腊人了。

    (204)所有这些人每一个城邦都备有自己的将领。其中最受尊敬的全军统 帅是拉凯戴孟人列欧尼达司。如果回溯他的系谱，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列昂、优利克拉提戴斯、阿那克桑德罗斯、优利克拉铁斯、波律多洛司、阿 尔卡美涅斯、铁列克洛司、阿尔凯拉欧斯、海吉西拉欧斯、多律索斯、列欧 波铁司、埃凯司特拉托司、阿吉斯、埃乌律司铁涅斯、阿里司托戴莫斯、阿 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是斯巴达王，虽 然这一点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205)原来他有两个哥哥克列欧美涅斯和多里欧司，因此他根本就不去想 做国王的事情了。但是当克列欧美涅斯没有男系的后嗣便死去，多里欧司也 在西西里死亡因此不在人世，结果列欧尼达司便翰上了王位，因为他比克列 欧姆布洛托斯年长(这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幼子)，此外他又娶了克列欧美 涅斯的女儿为妻。这个人这时按照规定率领着有于嗣的三百名精兵来到了铁 尔摩披莱，他还率领着我上面列举了数目的底比斯人，这些底比斯人的统帅 是埃乌律玛科斯的儿子列昂提亚戴斯。在所有的希腊人当中，列欧尼达司所 以特别想把这些底比斯人带来，是因为底比斯人经常受到黄难，说他们同情 美地亚人。于是他把他们召来作战，因为他想了解一下他们是否肯派人随他 出征还是公然拒绝参加希腊人的联盟。 他们结果是把自己的人派出来了，不过却是别有用心的。

    (206)斯巴达人最初先派出了和列欧尼达司一道出发的这些士兵，这样做 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者也学他们的榜样去作战，同时也是为了使其他的联盟 者不致投到美地亚人方面去，因为，假如他们知道斯巴达人耽搁了的话，这 些人是有可能这样做的。但是后来，由于卡尔涅亚祭一时成了他们的障碍， 他们便打算在卡尔涅亚祭举行完毕之后，就把一支卫戍部队留在斯巴达，然 后立刻全军火速开拔。其他联盟者也打算这样做。原来奥林匹亚祭也正是在 进行这些事情时举行的。因此，他们既然不认为铁尔摩披莱之战役快地便可 分出胜负，故此他们就派出了先锋的部队。

    (207)以上就是他们想做的事情。可是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在波斯军迫 近他们的隘路路口的时候却惊惶起来，于是就讨论起他们是否应当撤退的问 题来了。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主张退到伯罗奔尼撒去保卫科林斯地峡。但是 波奇司人和罗克里斯人对这个意见感到非常气愤，而列欧尼达司则主张留在 他们原来的地方并送信到各个城市去请求援助，因为他手下的人太少了，这 是无法和美地亚的大军相抗衡的。

    (208)正当他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骑马的探卒前来 看他们有多少人和他们正在做什么。原来当他还在帖撒利亚的时候，他便听 说有一小支军队集结在这里，而统率它的是拉凯戴孟人，其中有海拉克列斯 的后裔列欧尼达司。这个探卒策马驰近营地，侦察了望一番，然而他不能全 部都看到，因为在他们重建并加以防守的壁垒内部的那些人，他是不可能看 到的。不过，外面的那些人他是看清楚了，这些人的武器都堆积在壁垒的外 面，而这时驻在外面的又恰巧是拉凯戴孟人。他看到有一些人在那里作体操， 有一些人在梳头发。看了这种情况他是很惊讶的，他把他们的人数记下来之 后，便平安无事地乘马返回了，不但没有人追他，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于是 他便回来，把所见到的一切都告诉克谢尔克谢斯了。

    (209)当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并不能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即 他们(指拉凯戴孟人——译者)正在准备尽最大的努力去杀敌，否则即宁肯被 杀死。在他看来，他们这样做是可笑的。于是他便派人把在他的军营中的阿 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召了来，而在戴玛拉托斯来到之后，他便就所有这 些事情向戴玛拉托斯垂询，问他如何理解拉凯戴孟人这样做的用意。于是戴 玛拉托斯说：“在我们出发征讨希腊的时候，我已经向你谈起过这些人了； 可是在你听了之后，你却嘲笑我，尽管我向你所说的，都是在我看来显然是 会发生的事情。国王啊，在我来说，首先尽力要做到的，就是在你的面前讲 老实话。因此，现在我就向你再来陈说一遍。这些人是为了这条通路前来和 我们作战的，而他们现在就正在准备这一战争。原来每当他们将要冒生命危 险的时候，他们习惯上总是要整理他们的头发的。此外，我还要告诉你，如 果你把这些人和留在斯巴达的那些人征服，国王啊，那末人关当中就再也没 有别的人敢于和你对抗了。现在要和你交战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王国和城邦 和最英勇的人们”。可是，克谢尔克谢斯以为上面所说的这话是极不可信的， 并进而问戴玛拉托斯他们这样少数一些人怎么能和他的军队相抗衡。戴玛拉 托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事情的结果和我所说的不符，那就请把我当作 一个撒谎的人来看待吧”。

    (210)尽管这样讲了，戴玛拉托斯仍然不能把克谢尔克谢斯说服。国王在 那里等候了四天，一直期望着他们会逃跑。可是到第五天，他看到他们并未 退却并以为他们留在那里只不过是无耻和愚蠢，因此便震怒起来并把美地亚 人和奇西亚人派了出去，命令他们生擒敌人并将敌人带到他的面前来。美地 亚人冲到前面向希腊人挑战，结果死了许多人，另一些人接上去进攻，他们 虽然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却还没有被击退。而且他们明显地向所有的人，特 别是向国王本人表示，他们的人数虽多，可是其中顶事儿的人都是很少的。 战斗整天都在进行着。

    (211)既然美地亚人受到这样的痛击，于是他们就退出了战斗，国王称之 为“不死队”、由叙达尔涅斯率颁的波斯人代替他们上阵。人们认为至少他 们是很容易把这堤战斗解决了的。可是当他们交上手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 不比美地亚军高明而是一模一样，原来他们在狭路里作战，又使用比希腊人 要短的枪，因此他们无法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可是拉凯戴孟人的作战 方式却大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他们的战术要比对方的战术高明得多。在他们 的许多战术当中有一种是他们转过身去装作逃跑的样子。异邦军看到这种情 况就呼啸着并鸣动着武器追击他们，可是当他们眼看要给追上的时候，他们 就回转身来向异邦军反攻，这样一反攻，就把无数的异邦军杀倒在地上了。 这时斯巴达人当然也有被杀死的，不过人数很少。这样一来，波斯人发现他 们不拘列成战斗队形或用任问其他办法进攻都丝毫无法攻占隘路，他们只得 退回来了。

    (212)在进行这些次攻击的时候，据说眺望到这一切的国王由于替自己的 军队担忧，曾三次从王座上跳下来。当时他们的战斗结果就是这样了。第二 天，异邦军的战果并不比第一天好些。他们接战的时候，满以为敌人的人数 这样少，又是伤痕累累，再也无法和他们对抗了。可是希腊人却接着队伍和 民族列阵，依次出战，只有波奇司人是例外，因为他们被配置在山上把守着 通路。因此，当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和前一天的情况毫无改变的时候，他们就 撤退了。

    (213)对于当前面临的事态，国王感到手足无措了。于是一个玛里司人， 埃乌律戴谟斯的儿子埃披阿尔铁司便来见他，告诉他经过山而通向铁尔摩披 莱的那条道路，打算从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取得一笔重赏。这样一来，留在铁 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就毁在他的手里了。这个埃披阿尔铁司后来由于害怕拉凯 戴孟人而逃到帖撒利亚去。当阿姆披克图欧涅斯在披莱集会的时候，披拉戈拉斯（见本卷第 200 节注释）曾悬赏逃亡中的埃披阿尔铁司的首级。在这之后若干时候，他回到安提 摩拉之后，却被一个名叫阿铁纳迭斯的特拉奇司人杀死了。这个阿铁纳迭斯 杀死埃披阿尔铁司是另有原因的，这原因我将要在我的历史的后面提到。虽 然如此，他仍然因这一行动而受到拉凯戴孟人的尊敬。后来埃披阿尔铁司丧 命的经过就是这样。

    (214)此外还有一个传说说，向国王报告了上面的话并且把波斯人引过了 山的人是一个卡律司托斯人，帕纳戈杭司的儿子欧涅铁斯和安提库拉人科律 达罗斯。但是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信的。因为，首先，我们必须从希腊 人的披拉戈拉斯的所作所为来进行推论，他们所悬赏的不是欧涅铁斯和卡律 司托斯的头颅，而是特拉奇司人埃披阿尔铁司的头颅。因而我俩必须假定， 他们是会用一切办法来取得确实情报的。其次，我们晓得，埃披阿尔铁司正 是由于这个理由而亡命的。不过不能否认的是，纵然欧涅铁斯不是一个玛里 司人，如果他经常到那里去，他也是会知道道路的。可是把他们由那条道路 领过了山的人却是埃披阿尔铁司，而我认为犯了罪的正是这个人。

    (215)克谢尔克谢斯对于埃披阿尔铁司所答应为他做的事情深感满意。他大喜过望，因而立刻把叙达尔涅斯和叙达尔涅斯麾下的士兵派了出去。大约在掌灯的时刻，他们便从营地出发了。这条道路原来是当地的玛里司人所发现的，他们发现了这条道路后，曾当波奇司人在路上修筑壁垒以防御进攻的 时候，循看这条路引导着帖撒利亚人去征讨波奇司人。因此，早从那个时候起，玛里司人就觉得这条道路完全无用了。

    (216)而这条通路的形势是这样的。它的起点是在峡谷中间流着的阿索波 司河。那里的山和道路的名字都叫做阿诺佩亚，而这个阿诺佩亚便随着山脊 蜿蜒而行，直到离玛里司人最近的一个罗克里斯人的城市阿尔培诺斯的地 方。在那里有一块被称为美拉姆披哥斯(意为黑色的臀部)的石头以 及凯尔科佩司的遣迹，而这里是道路的最狭窄的地方。

    (217)道路的情况就是这样。在波斯人渡过了阿索波司河之后，他们便沿 着这条道路走了一整夜，右手是欧伊铁人的山，左手是特拉奇司人的山。到 天明的时候，他们到达了山顶。我刚才已经说过，在山路的这一部分，有一 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保卫着他们自己的国士和守备着这条通路。下面的那 一部分山路是由我已经说过的那些人看守看的，但是山上的路却由波奇司人 看守着，因为他们曾自动向列欧尼达司保证担负这样一个任务。

    (218)波斯人所攀登的山，上面满长着槲树，因此波奇司人丝毫也不知道 波斯人的到来，直到在宁静的气氛当中，敌人脚下踏着叶子发出了很大的声 音，他们才注意到这一点；于是他们便跳了起来，赶忙把武器拿了起来。可 是，说时迟那时快，敌人已经来到跟前了。这些人在看到武装的人们时是感 到惊讶的，因为他们满以为不会有人和他们相对抗，但现在却不意地遇到了 一支军队。叙达尔涅斯害怕波奇司人是拉凯戴孟人，于是问埃披阿尔铁司这 些人是哪个地方的人。等他知道了真实情况之后，他便把波斯人排列成阵准 备战斗了。波奇司人受到象雨点那样的箭的射击，心中又以为波斯人首先耍 攻击的正是他们，于是他们就逃到山顶上去并准备战死在那里。这便是他们 的想法。但是跟埃披阿尔铁司和叙达尔涅斯在一起的波斯人并不去理会波寄司人，却赶快地跑下山来。

    (219)至于在铁尔摩披莱的希腊人，则他们首先受到了占卜师美吉司提亚 斯的警告。美吉司提亚斯在检查了牺牲之后，曾预言天明时他们要遭到的死 亡；随后，还在夜里的时候，又有对方的一些投诚者前来，报告了波斯人的 迂回。而最后，正在破晓的时候，从山下跑下来的侦察兵也带来了同样的情 报。于是希腊人便集会商议，但他们的意见是分歧的。有的人主张他们不应 离开他们的驻地，另外一些人则反对这样做。在这之后不久，他们便分散了。 一部分人离开他们的驻地，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去了，再有一部分则决定和 列欧尼达司一道留在他们原来的驻地。

    (220)诚然，据税是列欧尼达司本人把他们遣送走的，为的是关心他们， 不愿他们在那里丧命，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斯巴达人却不应当离开他们最初 前来保卫的阵地。可是在我看来，则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即当列欧尼达司 看到联盟者的情绪消沉下去并不愿和他一同冒险的时候，他便打发他们自各 回去了，但撒退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不光荣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他留在那 里的话，他便可以将大名传留于后世，而且斯巴达的繁荣幸福也便不致被抹 杀了。原来在开头之陈斯巴达人就这一战争向神托请示的时候，佩提亚曾向 他们预言说，或者是拉凯戴孟被异邦人所摧毁，或者是他们的国王死掉。神 托是用六步格的诗说出来的，内容是这样：哦，土地辽阔的斯巴达的居民啊， 对你们来说，或者是你们那光荣、强大的城市毁在波斯人的手里，或者是拉 凯戴孟的土地为出自海拉克列斯家的国王的死亡而哀悼。 因为牡牛和狮子的力量都不能制服你们的敌人，他有宙斯那样的力量， 而且他到来时你也无法制止，直到他取得二者之一，并把它取得的东西撕成 粉碎。因此我以为，列欧尼达司考虑到这些事情并且想只为斯巴达人取得荣 誉，他才把联盟者送走，而不愿意弄到那些走的人离开这里是由于闹了意见 之后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结果。

    (221)就这件事而言，下述的情况我认为是我的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即 曾根据牺牲向希腊人预言过他们要遭到怎样的命运的那个号称是美拉姆波司 的后裔的阿卡尔那尼亚人美吉司提亚斯毫无疑问曾给列欧尼达司送了回来， 为的是不使他和其余的人同归于尽。虽然受到了这样处理，美吉司提亚斯却 不愿意离开。他只把在审中的他的一个独生子遥了回去代替他。

    (222)这样，被送还的联盟军就遵照着列欧尼达司的意思离开了。和拉凯 戴孟人一道留在那里的只有铁司佩亚人和底比斯人。诚然，底比斯人留在那 里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出自他们的本心，因为列欧尼达司是把他们作为人 质扣留在那里的。但铁司佩亚人却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拒绝离开和把列欧尼 达司以及他麾下的人们丢在那里，而是留在那里和他同死。铁司佩亚人的统 帅是狄雅多罗美斯的儿子戴谟披罗斯。

    (223)克谢尔克谢斯在日出之际行了灌奠之礼之后，等到市场上大约人最多的时候(大概在早上十点钟)，便开始了他的进攻。他是接受了埃 披阿尔铁司的意见才这样做的，因为从山上向下面出击比较便捷，而且道路 比繞山和攀山要近的多。克谢尔克谢斯和他麾下的异邦军就是这样进击的， 但是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军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现在他们是比以前要远 得多地来到狭谷的更加宽阔的地带来了。原来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在保卫看 垒壁，而在所有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也都是退守在狭路里面在那里作战的。 但现在他们是从狭谷里面出来和敌人作战了。异邦军在那里被杀死的很多。 异邦军的官长们拿着鞭子走在部队的后面，抽打军队使之前进。异邦军当中 许多人掉到海里去淹死了，但是相互践踏而死的人们却要多得多，而且对于 死者，根本没有人注意。既然希腊人晓得他们反正是要死在从山后面迂回过 来的人们的手里，因此他们便下面一切地拼起命来，拿出最大的力量来对异 邦军作战。

    (224)这时，他们大多数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便用刀来杀波斯 人。在这次的苦战当中，英勇奋战的列欧尼达司倒下去了。和他一同倒下去 的还有其他知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的杰出的德行功勋，我打听了他们的 名字，此外我江打听到了所有他们三百人的名字。在这次战斗里，波斯人方 面也死了不少知名之士，其中有大流士的两个儿子阿布罗科美斯和叙佩兰铁 司，他们的母亲就是阿尔塔涅斯的女儿普拉塔古涅。这个阿尔塔涅斯是国王 大流士的兄弟，又是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当他把他的女 儿许配给大流士的时候，他把他的全部家产都给她作陪嫁了，因为她是他的 独生女儿。

    (225)克谢尔克谢斯的两个兄弟就在那里倒下去了。而为了列欧尼达司的 遣休，在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冲突，直到最后希腊人 发挥了自己的勇气，四次击退了他们的敌人，这才把他的遗体拉走。而且直 到埃披阿尔铁司率军到来的时候，这场混战才告结束。当希腊人知道他们到 来的时候，从那个时刻起，战斗的形势便改变了。因为希腊人退到道路的狭 窄的部分去，进入壁垒，而除底比斯人之外的全体在一个小山上列阵；小山 就在通路的入口处，而在入口那里现在有一座为纪念列欧尼达司而建立的石 狮子。在那个地方，凡是手里还有刀的就用刀来保卫自己，手里没有刀的就 用拳打牙咬的办法，直到后来异邦军用大量投射武器向他们压来的时候。他 们有的人从正面进攻捣毁了垒壁，有的人则迂回包抄，从四面八方进击。

    (226)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就是这样行动的。但在他们当中，据说最 勇敢的是一个叫做狄耶涅凯斯的斯巴达人。关于这个人，有这样一个传说， 即在他们和美地亚人交战以前，一个特拉奇司人告诉狄耶涅凯斯说，敌人是 那样的多，以致在他们射箭的时候竟可以把天上的太阳遮盖起来。他听了这 话之后毫不惊慌，却完全不把美地亚人的人数放在眼里。他说他们的特拉奇 司朋友给他们带来了十分吉利的消息，因为假如美地亚人把天日都给遮住的 话，那他们便可以在日萨之下，而不是在太阳之下和他们交战了。狄耶涅凯 斯讲过这话以及其他同样性质的话，而拉凯戴孟人就因这些话而怀念狄耶涅 凯斯。

    (227)勇名仅次于狄耶涅凯斯的据说是拉凯戴孟的两兄弟，他们是欧尔喜 庞托司的儿子阿尔佩欧斯和玛隆。在铁司佩亚人当中，声名最高的是哈尔玛 提戴斯的儿子，一个名叫狄图拉姆波司的人。

    (228)为了破埋葬在他们阵亡的地方的所有这些人以及在列欧尼达司把 联盟者送还之前阵亡的人们，立了一块碑，碑上的铭文是这样的：四千名伯 罗奔尼撒人曾在这里对三百万敌军奋战。这是为全军所刻的铭文；对于斯巴 达人则另外有这样一个铭文：过客啊，去告诉拉凯戴孟人，我们是遵从着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这就是为拉凯戴孟人的铭文。而下面的铭文则是给卜者的。 这里长眠看英勇战死的美吉司提亚斯。 他是给渡过了司佩尔凯欧斯河的美地亚人杀死的。 这位预言者分明知道即将到临的宿命却不忍离开斯巴达的统帅。除去卜者美吉司提亚斯的铭文之外，这些铭文和石柱都是阿姆披克图欧涅斯为了追 念他们而建立起来的：给美吉司提亚斯的那个铭文则是列欧普列佩斯的儿子 西蒙尼戴斯为了友情的关系列立的。

    (229)据说在这三百人当中有两个人埃乌律托司和阿里司托戴莫斯得到 列欧尼达司的允许而离开了阵营，可是得了极严重的眼病而卧倒在阿尔培诺 依地方。如果他们两个人商量妥的话，他们或是一同安全地返回斯巴达，而 如果他们不愿回去，则可以和其余的人共同战死。虽然他们可以这样做也可 以那样做，他们却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意见分歧的结果，两个人各走各的 路了。埃乌律托司听到波斯军迂回的消息时，便要求武器并把它佩带上，然 后命令他的希劳特引领他去参加战斗。希劳特把他引到那里去，然后自己就 溜掉了。于是埃乌律托司便冲到战斗的人群中去，这样便战死了。可是阿里 司托戴莫斯气馁了，因此他就备在后面。而如果只有阿里司托戴莫斯一个人 生病而回到斯巴达去，或是如果他们一同回家，则我以为，斯已达人是不会 对他们生气的。可是现在既然事实上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战死，而另一个人虽 有和前者相同的借口却不愿死掉，因而他们对于阿里司托戴莫斯的行为自然 就非常愤慨了。

    (230)因此，根据一部分人的说法，阿里司托戴莫斯就是这样，并且在这 样的一个口实之下，安全地回到了斯巴达。但是也有人说，他曾作为一名使 者从营地被派了回来，他本来是可以及时赶回来参加正在开始的战斗的，但 是他不肯这样做，而是在道上拖延，因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可是他的同伴 的使者却回来参加了战斗并战死了。

    (231)可是，在阿里司托戴莫斯回到拉凯戴孟之后，他却受到了非议和蔑 视。他遭到这样程度的蔑视以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把火给他，没有一个 斯巴达人愿意和他讲话。为了使他难堪，斯巴达人称他为懦夫阿里司托戴莫 斯。可是在普拉培伊阿的战斗当中，他洗雪了他所蒙受的一切污名。

    (232)此外，据说在三百人当中江有一个名叫潘提铁斯的人也没有死，他 是作为使者给派到帖撒利亚去的。他也回到了斯巴达，但是在受辱之后便自 缢身死了。

    (233)至于在列昂提亚戴斯领导之下的底比斯人，在一个时期之内他们受 到强制不得已站在希腊人的一方面来对国王的军队作战，可是他们一经看到 波斯人取得了优势，他们于是便趁着列欧尼达司麾下的希腊人爬上小山的机 会，和希腊人分开而投向异邦军，一面伸出他们的手并呼告说他们是波斯方 面的人，是率先把土和水献给国王的。他们还说他们是迫不得己才来到铁尔 摩披莱，而且对于他们使国王遭到的损害是无罪的。以上乃是他们最真心的 话。他们便由于这样的说法而救了自己的性命，而那里又有帖撒利亚人为他 们所说的一切作证。虽然如此，他们也不是万事亨通的，原来当他们跑过去 向异邦军投诚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走近异邦军时甚至被杀死。而且由于 克谢尔克谢斯的命令，他们的大部分，从统帅列昂提亚戴斯起，都给烙上了 王室的印记。这个人的儿子埃乌律玛科斯后来（四三一年）曾率领四百名底比斯人占取了 普拉塔伊阿人的市邑，却拾普拉塔伊阿人杀死了。

    (234)希腊人在铁尔摩披莱就是这样地奋战的。于是克谢尔克谢斯便派人把戴玛拉托斯召了来，首先就问他这一点：“戴玛拉托斯，你是一个诚实的 人。凡是你说的话后来全能应验，这是我根据明显的事实才这样相信的。现 在请告诉我，剩下的拉凯戴孟人还有多少，他们当中能够象这样作战的人有 多少，还是全都象这个样子？”戴玛拉托斯说：“国王啊，拉凯戴孟人若是 算在一起的话，人数是很多的，而且他们的城市也是很多的。但是凡是你愿 意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在拉凯戴孟有一个城市叫做斯巴达，那里大约有八 千人，他们所有的人和在这里战斗的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其他的拉凯戴孟人 却和这些人不同，不过他们也都是英勇的人物”。克谢尔克谢斯接着说：“戴 玛拉托斯，我们怎样能费最小的劳力来征服这些人呢？你来告诉我吧，因为 你曾经是他们的国王，当然是熟悉他们经常是用怎样的办法的”。

    (235)戴玛拉托斯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是诚心诚意地来征求我的意 见，那我当然要向你指出最好的办法来。我想你应该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 船派到拉科尼亚沿岸的地带去。在那里海岸附近的海上有一个名叫库铁拉的 岛屿。关于这个岛，我国一位极有智慧的人物奇隆曾说，库铁拉沉在海面之 下比在海面之上，对于斯巴达是更有利的：因为他一直在害怕从那个岛会发 生我向你所建议那样的事情，这当然不是说他曾预见你的水师的到来，而是 他同样害怕任何人的军队。让他们以这个岛为出击的根据地，这样就会使拉 凯戴孟人恐慌起来。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和邻人发生了战争的话，那你 就完全没有理由害怕在你的陆师征服希腊其他地方时他们会赶来援助，而且 在其余的希腊已被征服的时候，被剩下的孤孤单单的拉科尼亚也就一定给削 弱了。可是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一定会遇到我下面所说的情况。在通 向伯罗奔尼撒的有一个狭窄的地峡，全体伯罗奔尼撒人都将要集合在那里和 你对抗在那里你就会遭遇到比你过去经历的更加顽强激烈的战斗。不过如果 你按照我所说的去做，那你就可以下战而使这个地峡和他们的一切城邦站到 你的一方面来”。

    (236)在他之后发言的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兼水师提督阿凯美涅斯，因 为当他们交谈时，他恰巧在那里。他担心克谢尔克谢斯会被说服而按照戴玛 拉托斯的办法去做。他说：“国王啊，我看你是正在倾听这样的一个人的意 见，这个人嫉妒你的好运，也许他甚至要出卖你的大事。所有的希腊人都喜 欢保存这样的一些性癖：他们嫉妒别人的成功并憎恨比自己强大的力量。如 果在最近一次使你丧失了四百只船的灾害之后，你再把你的水师中的三百只 船派出去回航伯罗奔尼撒，则你的敌人就可以用与你对等的兵力来和你作战 了。但如果你的水师不分开，那它就是无敌的，而你的敌人也就决不会是你 的对手了。此外，你的全部水师可以掩护你的陆军，你的陆军也可协助你的 水师，这样相辅而行。但如果把一部分力量从你这里分出去，则你对他们没 有用处，他们对你也没有用处。我的意见勿宁是这样，这就是你仔细拟订你 自己的计划，不要去管你的对手方面的事情，不要去管他们要选什么样的战 堤作战，他们如何行动以及他们的人数多少等等。他们是完全可以为他们自 己考虑的，我们同样可以为我们自己考虑。至于拉凯戴孟人，如果他们和波 斯人交战的话，他们是决不会治愈他们目前的创伤的”。

    (237)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阿凯美涅斯，我以为你的话有道理，我愿 意按照你的意见做。然而，尽管你的意见比戴玛拉托斯的意见要好，可是戴 玛拉托斯所说的却是他认为对我最有用的意见。因此我决不愿认为，戴玛拉 托斯是敌祝我的事业的。我是从他一向讲过的话来判断出他是这样一个人 的。我又是由于这样的一个事实而判断到一点的，这就是：如果一个市民走 旺运的话，另一个市民就会嫉妒他并且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敌意，而没有一个 人会在他同市的市民向他征求意见时把他认为最好的办法告诉给对方，除非 这个人具有很高的道德，不过这样的人却很少见。但是，如果一个异邦人走 旺运的话，另一个异邦人就会为他极其高兴，因此他在被征询的时候，也就 会把最好的意见提供出来。这样看来，既然戴玛拉托斯是我的异邦朋友，那 末我命令你们所有的人都要注意，不可讲他的坏话。”

    (238)这样说了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巡视了一下尸体，他听说列欧尼达 司是拉凯戴孟人的国王和统帅，就下令把列欧尼达司的头割下来，插到竿子 上。在许多证据当中，特别是这个证据使我看得最清楚，在列欧尼达司还活 着的时候，国王克谢尔克谢斯对他的愤恨是过于任何人的。否则他是决不会 这样残暴无礼地对待列欧尼达司的尸体的，因为在我所知道的一切人当中， 波斯人在习惯上是最尊重勇武的战士的。受命这样做的就按照我刚才说的办 法做了。

    (239)现在我要回到我的这部历史前面中断的地方来了。拉凯戴孟人是 最先听到国王正在准备讨伐希腊的人，听到之后，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的 神托所去，在那里得到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回答。他们得到这个回答的方式是 很奇怪的。阿里司通的儿子戴玛拉托斯亡命到美地亚人那里去之后，对于拉 凯戴孟人并无好感；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而事情的迹象也是对我的看法有利 的。他做这样的事是出于好意，抑或是出于恶意的自得心情，我就无法评述 了。克谢尔克谢斯既然下了征讨希腊的决心，则当时在苏撒并且知道了这件 事的戴玛拉托斯就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拉凯戴孟人了。但是他害怕事机被泄 露，又没有别的办法把这个消息传给他们，于是他只得使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他用一个折叠的书牒，把上面的蜡刮下去，然后把国王的意图写在木板上； 写好之后，他再把蜡溶化在木板上面。这样，携带空白书牒的人，在道路上 就不会受到哨兵的留难了。当这个书牒送到拉凯戴孟的时候，拉肌戴孟人不 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听说，最后还是竞列欧美涅斯的女儿，列欧尼达司的 妻子戈尔哥在她自己考虑了这伴事之后，才建议他们刮去蜡皮，这样他们也 许可以看到写在木板上面的字样。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发现并且读了上面所 写的东西，继而立刻把它通告给其余的希腊人。以上的事情据说就是这样的 了。[本段作者存疑]

    第八卷

    (1)被指定在水师里服务的希腊人是这样的一些人：雅典人提供了一百二 十七只船，普拉塔伊阿人和雅典人同样地乘上了这些船，这样不是因为他们 有什么海上事务的经验，而只是因为他们有勇气和热诚。科林斯人提供了四 十只船，美伽拉人提供了二十只船；卡尔启斯人提供了二十只船的船员，船 是雅典人提供的：埃吉纳人十八只，希巨昂人十二只，拉凯戴孟人十只，埃 披道洛斯人八只，埃列特里亚人七只，特洛伊人五只，司图拉人两只，凯欧 斯人两只（一般所说的船都指三段桡船而言）和两只五十桡船；欧普斯的罗克里斯人也带了七只五十桡船前来助 阵。

    (2)到阿尔铁米西昂来作战的人们就是这样一些，我现在已经说明了他们 在全部装备当中各自分担了多少。集合在阿尔铁米西昂的船只一共是二百七 十一艘，那些五十榜船还不计算在内。但是统率全军的是斯巴达所提供的人 物，这就是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戴斯。因为联盟者都说，如果他们 的领袖不是一个拉科尼亚人的话，那他们便不想服从雅典人的指挥而是宁愿 取消这个准备中的水师。

    (3)原来早在派人到西西里去要求联盟者之前的那几天里，就风传说把海 上的领导权交给了雅典人。但是当联盟者反对这一点的时候，雅典人便放弃 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忍为希腊的安全是首要的事情并且看到，如果他们为领 导权而争吵，希腊便一定要垮台了。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看对了的，因为内争 之不如团结一致对外作战，正如战争之不如和平。他们懂得了这样一点，故 而他们便让步并放弃了自己的要求，然而，如上所述，只是在他们非常需要 别人的时候；因为当他们把波斯国王赶了回去而战争不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 领士，而是为了他的倾上而进行的时候，他们便借口帕岛撒尼亚斯的横傲而 撤销了拉凯戴孟人的领导权。但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大概是在四七七年）。

    (4)但是现在，那些终于来到了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看到许多船停泊在 阿佩泰的海面上，到处又都是大军，而且和他们所料想的完全不同，异邦军 在他们看来和他们所设想的也远不相同；于是他们感到十分恐慌，便开始商 量耍从阿尔铁米西昂逃回家乡希腊的内地去。埃鸟波亚人既然看到他们作这 样打算，便请求优利比亚戴斯稍稍等候，直到他们自己把他们的家人儿女送 走的时候。但是当他们不能说服他的时候，他们便试了另一个办法，他们把 一笔三十塔兰特的贿赂送给了雅典的水师统帅铁米司托克列斯，条件是当他 们作战的时候，希腊水师应留在那里，为保卫埃乌波亚而战。

    (5)这便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使希腊人留在原地不动的办法：他把贿赂的钱 中间的五塔兰特分出来给优利比亚戴斯，好象这笔钱是他自己送给他的。优 利比亚戴斯便这样地被收买过来了，至于其他的人，则没有一个人是性好反 抗的，只有科林斯的水师统帅、欧库托司的儿子阿迪曼托司是个例外。他说 他不愿留下，而是要从阿尔铁米西昂乘船离开，铁米司托克列斯起誓向他说： “你是决不会离开我们的，因为我送给你的礼物要比美地亚人的国王因你脸 离联盟而送给你的礼物还要丰厚”。这样说着，他便把三塔兰特的白银送到 阿迪曼托司的船上去。因此这两个人都给礼物收买了，埃鸟波亚人达到了他们的愿望，铁米司托克列斯自己则发了一笔财。他把其余的钱私吞了起来， 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得到了其中的一部分的人则以为这笔钱是雅典人为了 说服他们才作为礼金送来的。

    (6)因此希腊人便在埃鸟波亚的海面上留下来并在那里作战了。下面我要 说一说经过的情况。在刚刚到下午到达阿佩泰以后，异邦军他们便看到他们 早已听说停泊在阿尔铁米西昂海面上的少数希腊船只，于是他们便急于想进 攻这些船只以便取得它们但他们却还不想面对面地进攻，因为他们担心希腊 人会看见他们前来而跑掉，而他们逃跑时又是会有夜幕掩护他们的。他们棺 信，希腊人会因逃跑而得救的。波斯人的目的则是不许甚至他们的一个持圣火的人（持圣火的人的任务是使圣火永远燃点着以供军中奉献牺牲时用，他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得到活命。

    (7)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计划。他们从他们的全部水师当中选揆 出二百只船来，派它们在斯奇亚托斯岛的外海上迂航，为了是使敌人看不到 它们迁回埃乌波亚，取道卡佩列乌斯，绕过吉拉伊司脱斯而到达埃乌里波斯。 他们这样做是指望可以从两面包抄希腊人，派出去的那部分前去遮断对方的 退路，他们自己刚从正面进攻。在作了这样的策划之后，他们便派出了他们 授命的船只，他们自己那一天刚不打算进攻希腊人，而在他们得到信号知道 迁航的船只到达之前，他们也是不打算进攻的。这样他们就派出了迂迥航行 的船只，同时又在阿佩泰检点了其他的船只。

    (8)而他们正在检点船只的时候，(在船队里有一个名叫司苦里亚斯的司 奇欧涅人，他是当代最有本领的潜水人；在佩里洪发生船难之陈，曾给波斯 人捞救出了大量财宝，自己也因此弄到了一份不小的财产)。这个司苦里亚斯 先前确是想开小差到希腊人那里去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象目前的这样一个好 机会。后来他终于用什么样的办法逃到希腊人那里去，我说不确实了。如果 一般的说法是真实的话，那却真是使人吃惊了。原来据说他是在阿佩泰潜到 海里去的，而直到他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地方才游出水面来，这样算来，他 就在水面下潜泳八十斯塔迪昂了。关于这个人的传说是很多的，其中有些是 真实的，有些却未必可信了。至于这件事，这里我要说一说我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他是乘着船到阿尔铁米西昂的。到达之后，仙立刻把难船的经过和有 船派出来回航埃鸟波亚的事情告诉了将领们。

    (9)希腊人听到了这一番话之后，就集合起来进行商议。在会上发表的意 见很多，然而占上风的意见却是：当天留在那里并在原来的地方碇泊，而在 过了午夜之后，他们就向海上进发去迎击回航的船只。可是后来并没有任何 人向他们进攻，他们便一直等到当天午后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自己才向异 邦军进击，打算试验一下他们的战术和突破异邦军防线的办法。

    (10)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和他的将领们看到希腊人只乘着少数的船只 向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以为希腊人一定是发了疯，因此他们自己便向海上 进发，以为自己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希腊人。他们这样的想法是完全有 根据的，因为他们看到希腊人的船只是如是之少，而他们自己的船只却比希 腊人的船只多好多倍，而且比他们更精于航术。在打了这样的如意算盘之后， 他们就列成圆阵从四面八方来包围了希腊人。不过有许多伊奥尼亚人对希腊 人是抱着友好态度的，他们是被强迫看来参加战斗的，故而他们看到希腊人 被包围而深感痛苦，因为他们认为希腊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免逃回本国了。他们眼里的希腊人就是这样软弱无能的。但是另一方面，看到这样的事情而感 到高兴人们，却争先恐后地想做一名拿捕阿提卡船只的先锋，以便从国王那 里领取赐品。原来在水师当中，人们关于雅典人的谈论最多。

    (11)但是在看到信号的时候，希腊人先把他们的船尾聚拢在一起，船头 则向着异邦人列阵。在第二次信号的时候，尽管他们给压制在一块狭小的地 区之内而和敌人的战船相对地密接到一处，他们仍然是努力奋战起来。他们 当场拿捕了三十只异邦船，同时俘获了撒拉米司国王戈尔哥斯的兄弟、军中 知名之士凯尔西司的儿子披拉昂。拿捕敌船的第一个希腊人是一个雅典人， 埃司克莱欧斯的儿子吕科美戴斯，他后来取得了勇武的奖赏。双方在海战中 未见肯定的胜负，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此罢手了。希腊人驶回阿尔铁米西 昂，异邦人则返回阿佩泰，他们这次的战果比他们原先期望的要差得多了。 在进行这次的战斗时，在随国王前来的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逃到希 腊人那一方面去，这就是列姆诺斯地方的安提多洛斯，由于安提多洛斯的这 一行动，雅典人曾把撒拉米司的采地给了他。

    (12)到夜里的时候，由于当时正是仲夏的季节，整夜里都是豪雨，此外 还伴随着从佩里洪山上来的激烈的雷鸣。死者的尸体和破碎的船只都给冲到 阿佩泰那方面去，在那里它们和船头报到一处并且防碍了桡的活动。那里船 上的士兵听到雷雨之声惊恐万状，他们认为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祸会使他们 全部毁灭；原来在他们从难船和佩里洪山附近的雷雨得到恢复之前，他们还 得进行一场顽强的海战，而在海战之后，又是倾盆大雨，是向大海奔注的巨 流和震耳欲聋的雷声。

    (13)这就是他们在这一夜里的遭遇。但是对于那一夜里受命回航埃岛波 亚的人们来说，遭遇就要惨得多了。因为这些人是在大洋上遇到了这种情况 的。他们的结果很惨。原来，他们是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意为洼地) 的外边航行的时候遇到了暴风雨的，结果他们被风吹到他们也不知道的地方 去，碰在岩礁之上而遇难了。这一切都是出自天意。因为这样一来，波斯的 军力就和希腊的军力约略相当，而不是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了。

    (14)这些人就这样地在埃乌波亚的科依列丧命了。但是，阿佩泰的异邦 军，当他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天亮的时候，却把船留在那里不动，因为在这样 的一番折磨之后，他们已很满足于暂时得到一些安静了。这时五十三只阿提 卡的船前来援助希腊人，这些船只的到来和同时接到的回航埃乌波亚的异邦 军在前次发生的暴风雨当中全军复没的消息大大地鼓舞了希腊人。于是他们 象先前一样地等到同样的时刻，然后出海向一些奇里启亚的船只进攻；他们 歼灭了这些船，而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返回了阿尔铁米西昂。

    (15)可是到了第三天，异邦军的水师提督们激愤于这样少数的敌船竟便 他们如此狼狈，又害怕克甜尔克谢斯会怪罪下来，便不再等待希腊人的挑战， 而是在相互打过招呼之后就在中午左右的时刻出航了。进行这些次海战的日 子，恰巧是在铁尔摩披莱进行陆战的日子；水师的全部意图是力守埃乌里波 斯，而列欧尼达司麾下士兵的目的则在于全力保卫关口。希腊人用来相互激 励的言语是不使异邦军进入希腊，波斯人方面则是要歼灭希腊的军队并攻占 海峡。

    (16)因此当克谢尔克谢斯的大军列好战阵向前进迫的时候，希腊人在阿 尔铁米西昂的海上屹然按兵不动。异邦军把自己的船只排成半月形，尽力想 把希腊人紧紧地包围在圆阵里面。希腊人于是迎上前去，战斗就此开始了。 在这一场海战里，两军的实力差不多是相等的。克谢尔克谢斯方面由于军容 庞大人数众多反而吃了苦头，原来他的船只陷于混乱，相互冲撞起来了。尽 管如此，他们却依然不屈不挠地坚持战斗而不肯让步，因为想到他们竟会被 少数船只所击破，那是不能忍受的。希腊人的船只和士兵损失的很多，然而 异邦军方面的船只和士兵的损失那更要多得多了。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一场 战斗之后，便各自收兵回去了。

    (17)在这场战斗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中表现得最好的要算是埃及 人了。除去立了其他的巨大战勋之外，埃及人还拿捕了五只希腊战船和船上 的兵员。在希腊人方面，战斗得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战功最 大的是阿尔奇比亚代司的儿子克里尼亚司，他是自费出一只船和二百个人前 来参加战斗的。

    (18)双方分手之后，就都高高兴兴地急急忙忙地赶回自己的投锚地点去 了。当希腊人收兵离开战场的时候，他们的手中掌握了死尸和残破的船只； 然而他们自己也伤了很大的元气，特别是雅典人的损失最重，他们的船只损 失了一半。他们商议的结果是逃避到希腊的内海地带去。

    (19)铁米司托克列斯认为如果把伊奥尼亚族和卡里亚族从异邦军那里分 裂出来，则希腊人就有足够的力量制服其他部分的军队了。埃乌波亚人通常 是把畜群赶到海边上去吃草的，而铁米司托克列斯当时便在那里把将领们召 集起来，告诉他们说，他想出一个办法，可以把国王的同盟军中最优秀的那 一部分瓦解出来。当时他向他们透露的就是这样一些。但是鉴于当前的情况， 他说他们应当这样做，那就是每个人尽可能多地屠杀埃乌波亚的牲畜，(因为 与其让敌人取得它们，不如自己先下手为好)。此外他还劝告他们每人下令自 己的士兵点起火来。至于他们的撤退，他说他将要设法找这样一个时机，以 便使他们回到希腊时毫无损失。将领们都同意这样做。他们立刻点起了火， 然后又下手把牲畜杀了。

    (20)原来埃乌波亚人并没有把巴奇司的神托放到心上，而是认为它毫无 意义，他们既没有把任何东西搬出去，也没有把任何东西搬进来。如果他们 事先对敌人的到来有所戒备的话，他们早就应当这样做了。结果他们竟使自 己遭到了惨祸。巴奇司关于这件事的神托却是这样的：当着一个讲异邦语的 人在海上架设纸草桥的时候，注意把那些喧叫的山羊从埃乌波亚的海岸赶 跑。埃乌波亚人没有注意这些诗句，可是在目前遭受的和即将到来的灾祸当 中，他们却不得不体验他们那极其不幸的遭遇了。

    (21)正当希腊人做着我上面所说的事情时，一个哨兵从特拉奇司到他们 这里来了。原来在阿尔铁米西昂那里派驻了一个哨兵，这是一个名叫波里亚 斯的安提库拉人。他的使命是在看到水师发生战斗时，立刻把这消息告诉铁 尔摩披莱的人们(为了这个目的，他身旁总有一只桡船准备着)。同样如果陆 上的军队发生变故的时候，雅典人吕西克列斯的儿子阿布罗尼科斯自己也要 准备乘着三十桡船把这个消息带给阿尔铁米西昂的希腊人。因此，这个阿布 罗尼科斯就前来向他们报告了列欧尼达司和他的军队的遭遇。而当希腊人知 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就立刻决定离开，不过他们是按照他们规定的次序 退却的，科林斯人在最前面，雅典人在最后面。

    (22)但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却把雅典人的最精锐的一些船只选拔出来，到 有饮用水的那些地方去，在那些地方他在岩石上刻了一些文句，这些文句伊 奥尼亚人次日来到阿尔铁米西昂的时候就读到了。文句的内容是这样的：“伊 奥尼亚人啊，你们对你们父祖的国家作战并且把希腊人变成奴隶，这乃是不 义的行为。如果做得到的话，你们最好是投到我们这一面来，但如果你们不 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末就请你们不要参加战争，并且请卡里亚人也象你 们一样地做。如果你们二者都不可能做到，而是被无法抗拒的力量紧紧地束 缚住的时候，则我们仍请求你们在作战的那一天里不要把全力使用出来。请 注意，你们是我们的子孙，而我们和异邦人的争端起初正是由于你们才引起 来的”。在我来看，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写是有双重用意的，如果国王没有 看到刻在岩石上的这些话，那它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倒戈投到希腊人的这一 面来，如果这些话被恶意地报告给克谢尔克谢斯，则克甜尔克谢斯就会不相 信伊奥尼亚人并不使他们参加海战。

    (23)这就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摩崖铭文。在铭刻之后不久，一个希斯提 阿伊亚人乘船来到异邦军的地方，告诉他们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逃走的事 情。他们不相信这话，却把报信的人监禁起来，一面把快速船派了出去进行 侦察。当这些快速船上的人们报告了真实情况的时候，他们才知道这件事， 于是全部水师便在早晨阳光开始照耀之际集合起来驶向阿尔铁米西昂去了。 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正午，然后又驶往希斯提阿伊亚，而在到达的时候便占 领了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城市并蹂躏了属于希斯提阿伊亚人的埃洛皮亚地区（埃乌波亚的北半部，包括希斯提阿伊亚地区）沿岸地带的全部村落。

    (24)正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派了一名传令官到水师那里 去；在这之前，他曾对于阵亡者作了如下的处理。他自己的军队在铁尔摩披 莱阵亡的(有二万人之多)，他只留下一千人左右，其余的人他都挖沟埋掉了。 为了不使水师看到他们，沟上复盖了树叶并堆起了土。因此当传令官渡海到 希斯提阿伊亚来的时候，他就把水师的全体士兵召集起来，对他们说：“诸 位同盟者，无论是谁，只要他愿意，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都允许他离开自己的 岗位前来看一看，他怎样对竟然想压制王师的那些蠢货们作战”。

    (25)在这样地宣布之后，由于想来一开眼界的人是这样地多，弄到船却 变成最困难的事情了。他们渡海，穿过尸体来进行观察；他们所有的人都认 为阵亡的希腊人都是拉凯戴孟人和铁司佩亚人，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希劳特。 尽管如此，渡海来参观的人仍然没有给克谢尔克谢斯在处理阵亡将士尸体时 所做的事所瞒过，原来事情确实是非常可笑的。波斯人阵亡的，他们看到了 一千名，但是希腊人的尸体却都给堆集到一个地方，数目多到四千。那一整 天里，他们都化在视察上面了；第二天船上的人员返回他们驻在希斯提阿伊 亚的水师，克谢尔克谢斯便率军出征了。

    (26)从阿尔卡地亚有几个人逃到他们那里去，这几个人是由于无法维持 生活而想找些事情做的。波斯人把这几个人带到国王跟前，问他们希腊人正 在做些什么事情，问问题的那个人是代表大家来发问的。阿尔卡地亚人告诉 他们说，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亚祭。 正在举行运动比赛和赛马，于是那个波斯人就问希腊人比赛时所得的奖 品是什么。那些阿尔卡地亚人告诉他说，优胜者的奖品是橄榄冠。于是阿尔 塔巴诺斯的儿子特里坦塔伊克美斯就说出了极其崇高的一些话，不过他却被 国王加上了懦夫的名号；原来当他听到奖赏并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的时候，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他向所有在场的人们说：“哎呀，玛尔多纽斯啊，你率领我们前来对之 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27)以上就是特里坦塔伊克美斯所说的话。这时在另一方面，就是在铁 尔摩披莱惨败之后不久的时候，帖撒利亚人就派了一名使者到波奇司人那里 去，因为帖撒利亚人对波奇司人是有旧怨的，而在帖撒利亚人遭到最进的惨 祸之后，这旧怨就更形加深了。原来在国王出征之前不几年的时候，帖撒利 亚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曾以他们全军的力量去进攻波奇司，但是却打了败仗并 吃了波奇司人很大的苦头。被包围在帕尔那索斯山的波奇司人中间有埃里司 地方的一个占卜师铁里阿斯，这个铁里阿斯给波奇司人想出了这样的一个战 略。他把白垩土涂在六百名最精壮的波奇司士兵的身体和甲胄上面，率领他 们在夜间去进攻帖撒利亚人，事先嘱咐他们看到身上不涂着白垩士的人就 杀。帖撒利亚人中间首先是哨兵看到这些人，结果他们因害怕而逃跑了，他 们说以为这些人是什么怪物；继哨兵之后，帖撒利亚的全军也同样地逃跑了。 结果波奇司人竟斩杀了四千名敌军和夺取了他们的盾牌，其中的一半被他们 奉献给阿巴伊，其余的则奉献给戴尔波伊。那次战斗中的战利品有十分之一 用来制造了一些巨像，这些巨像就立在戴尔波伊神殿前面三脚架的四周。在 阿巴伊神殿也有其他同样的巨像。

    (28)被包围的波奇司人就是这样地对付帖撒利亚人的步兵的。而当帖撒 利亚的骑兵侵入他们的国土的时候，波奇司人也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他们 在叙安波里司附近的通路上掘了一个大坑把空瓮放到里面去，再把泥土盖在 上面，一直弄到地上看不出任何痕迹来，他们就这样等待着帖撒利亚人的进 攻。这些帖撒利亚骑兵向前推进，满指望把他们遇到的波奇司人一扫而光， 结果却掉到陷坑里的士瓮中间去了。这样一来，乘骑的腿就给折断了。

    (29)帖撒利亚人在这两件事上恨透了波奇司人，于是他们就派一名使者 到波奇司人那里去，说：“波奇司人，现在是你们自己承认，你们到底不是 我们的对手的时候了。以前当我们站在希腊人那一方面的时候，在希腊人眼 里我们就一直比你们有分量，如今在异邦人方面，我们也有这样大的力量， 足以使你们丧失你们的土地而且使你们的人受到奴役。尽管如此，虽然生杀 予夺之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却对你们不念旧怨。为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赔 偿我们五十塔兰特白银罢。我们是会保证不使你们的土地受到威胁的”。

    (30)帖撒利亚人向他们的建议就是这样。在整个那一地区，只有波奇司 人不站在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按照我个人的推论，这理由不外是他们对 帖撒利亚人的憎恨罢了。如果帖撒利亚人站在希腊人的一边的话，那我以为 波奇司人是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波奇司人对帖撒利亚人的建议的回答 是不给钱。他们还表示，若是有什么理由而他们愿意这样做的话，他们也可 以和帖撒利亚人一样地站到美地亚人的一面，但是他们是不愿意背叛希腊 的。

    (31)帖撒利亚人接到这个回答之后，对波奇司人感到十分激愤的帖撒利 亚人立刻便成了异邦军的引路者。他们从特拉奇尼亚侵入了多里斯。原来在 那里有一块狭长的乡里斯土地伸向那一方面，这块土地的宽度大约有三十斯 塔迪昂，位于玛里司和波奇司的领土之间，这在住时则是德律欧披司的土地， 这一地区是伯罗奔尼撒的多里斯人的故土。异邦人在进攻时对多里斯人的这 块土地并未加以蹂躏，因为他们站到了美地亚人的那一方面，而帖撒利亚人 也不希望异邦人加害于他们的。

    (32)但是当他们从多里斯进入波奇司的时候，波奇司人却不能给他们捕 捉到；因为有一些波奇司人跑到帕尔那索斯山上去了，(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 叫做提托列阿，它就峙立在尼昂市的近旁，它可以容纳大批的人，因此他们 就带看自己的财物登上那里)，不过他们的大部分却离开了自己的国土避难到 欧佐拉伊·罗克里斯人的地方去，在那里克利撒平原的上方有一个叫做阿姆 披撒的城市。异邦人蹂躏了波奇司的全部国土，帖撒利亚人就作了异邦军的 响导。而凡是他们所征服的地方，他们就纵火和破坏，把城镇和神殿一概化 为灰烬。

    (33)他们沿着凯佩索司河一路推进，把沿途所遇到的一切搞得精光，他 们放火烧掉的城市有德律莫司、卡拉德拉、埃洛科司、铁特洛尼昂、阿姆披 凯亚、尼昂、佩迪埃司、特里提司、埃拉提亚、叙安波里司、帕拉波塔米欧 伊和阿巴伊，而在阿巴伊地方有一座富有的阿波罗神殿，这座神殿拥有大量 的财宝和奉献物。当时在那里和现在一样，也有一处神托所。他们把这个神 殿也劫掠和焚烧了。他们追击波奇司人并把他们的一些人在山的附近拿获 了。还有一些妇女在受到许多人的凌辱之后被弄死了。

    (34)异邦军经过帕拉波塔米欧伊之后，就到了帕诺佩司；在那里他们的 军队分成了两路。人数较多而力量也较强的那一部分军队随同克谢尔克谢斯 本人向雅典进发并且突人贝奥提亚的欧尔科美诺斯人的土地。但是全部只奥 提亚人现在却站到了美地亚的一面，亚力山大派来分驻于各个指定地点的马 其顿人保卫了他们城市使之免于战祸。所以能够免于战祸的理由则是他们要 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贝奥提亚人是站在美地亚的一面的。

    (35)异邦军的这一部分就象上面所说那样地出发了，其他部分的军队则 和响导人一道向戴尔波伊的神殿方面行进，而帕尔耶索斯山就在他们的右 方。这一部分的军队也把他们所占领的那部分波奇司土地上的一切不分青红 皂白地加以破坏，把帕诺佩司人、达乌里司人，爱奥里斯人的市邑都烧掉了。 他们和其余的军队分开并且走这条路的目的，是他们可以劫掠戴尔波伊的神 殿并且把它的财富拿来献给克谢尔克谢斯。而且我听说，克谢尔克谢斯对于 神殿中那些值得提起的财富，比对于他留在自己的宫殿中的东西知道得还要 清楚得多。原来很多人一直在提到这些财富，特别是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 伊索斯所奉献的那些东西。

    (36)当戴尔波伊人得知这一切的时候，他们真是惊恐万状了。由于他们 非常害怕，他们就请示神托，问他们是应当把圣财埋到地里去，还是把它们 移送到别的安全的地方去。但是神却嘱告他们不要移动任何东西，说他是可 以保护他自己的财物的。戴尔波伊人听到这话之后，便开始给他们自己打算 了。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遣送到海的对面阿凯亚地方去。大部分的男子则 到帕尔那索斯山的山峰上去并且把他们的财物搬进了科律奇昂洞。还有一部 分人则逃到罗克里斯人的阿姆披撒去了。这样一来，除去六十个人和那个预 言者之外，全体戴尔波伊人就全部离开了那个城市。

    (37)而当异邦军渐渐迫近并且可以望到神殿的时候，那个名叫阿凯拉托 司的豫言者曾看见一些任何人都不许用手触的神圣的武器给从内室里搬了出 来，放在神祠的前面。于是他便去把这个奇迹告诉了那些留下来的戴尔波伊 人；但是当异邦军兼程迫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前 面说的奇迹要大得多的奇迹。说来实在是不可思议：武器自己竞跑出来到神 祠的前面；但是在这之后的一次神意的显示都是比先前任何的一次都更加奇 异了。原来当异邦军逼近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时，他们受到了自天而下的 霹雳的打击，帕尔那索斯山的两个山峰给打了下来，它们带着巨大的矗音向 着他们压了下来而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压死了。而且从雅典娜神殿也发出了 胜利的喊叫和呼声。

    (38)同时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使异邦军产生了恐怖。戴尔波伊人看到他们 逃跑了，便从山上向他们进攻并且杀死了他们许多人。其中得到活命的人一 直逃到贝奥提亚去了。我听说，跑回去的那些异邦军说，除去上面所说的那 些上天显示以外，他们还看到了其他不可思议的上天显示。他们说，比普通 人要高大的两个武装大汉紧紧地追在他们后面，一面杀戮一面跟踪在他们的 后面。

    (39)戴尔波伊人说（这整个故事显而易见是祭司们告诉给希罗多德的一个神殿传说），这两个人乃是当地的英雄，名字叫做披拉科斯和奥 托诺斯，奉祀他们的圣域就在神殿的近旁：披拉科斯的圣域位于雅典娜·普 洛奈亚神殿上方的道路近旁，奥托诺斯的圣域则位于叙安佩亚峰下卡司塔里 亚泉的近旁。而且从帕尔那索斯山落下来的石块就是在我的时代还保存看 的，它们就在雅典娜·普洛奈亚神殿的圣域里，而当石头向异邦军队伍当中 落下来时就是落到那里的。那些人当时撤离神殿的情况就是这样了。

    (40)在另一方面，希腊的水师在离开了阿尔铁米西昂之后，却由于雅典 人的请求来到了撒拉米司。为什么雅典人请求他们碇泊在撒拉米司呢，原来 他们要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安全地迁出阿提卡，此外，并且想商量一下今后行 动的方法。既然目前的情况使他们原来的愿望趋于幻灭，因此他们只能重新 进行商议了。他们本来想使伯罗奔尼撒的全部兵力集合起来在贝奥提亚准备 应付敌人的进攻，可是他们却发现事实和他们的想法完全相连，相反地他们 得知伯罗奔尼撒人认为最重要的只是如何保卫伯罗奔尼撒从而在地峡上修筑 工事，丝毫不把其他地方放到心上。因此，在他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便 请求水师在撒拉米司停泊了。

    (41)于是其他的人，就到撒拉米司去了，而雅典人也就返回了自己的国 土。他们到了那里之后，就宣布说每一个雅典人都应该尽一切的可能来挽救 他自己的子弟和眷族。于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便把他们的子弟眷族运往特罗 伊真，也有送到埃吉纳和撒拉米司去的。他们赶忙把一切人迁移到安全的地 带去，是因为他们想依照神意来行事。此外还有下面一个原因：据雅典人说， 在他们的神殿里有一条巨蟒守护着卫城，他们不单是这样讲而已，他们还若 有其事地每月把蜜饼奉献给巨蟒，这个蜜饼先前一直是给吃掉了的，但是如 今却连动也不动地放在那里了。当女司祭把这个情况说出来的时候，推典人 便更加想离开他们的城市了，因为他们认为连他们的女神也都离开他们的卫 城他去了。在他们把他们的一切迁移到安全的地带去之后，他们就回到水师 的驻泊地去了。

    (42)当着从阿尔铁米西昂来的希腊人抵达撒拉米司的时候，他们的其余 部分的水师也听到了这件事并且从特罗伊真前来和他们会合，因为在这之前 他们曾奉命在特罗伊真人的港口波贡集结。而在那里集合的船只比在阿尔铁 米西昂作战的船只要多得多，并且是从更多的城市前来的。他们的统帅和在 阿尔敛米西昂的统帅是同一个人，即斯巴达人优利克里戴斯的儿子优利比亚 戴斯，不过这个人却不是王族出身。但是，断然提供了最多的和最好的船只的，是雅典人。

    (43)参加希腊水师的人选是这样：伯罗奔尼撒地方首先是拉凯戴孟人提 供了十六只船，科林斯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只；希巨昂 人提供了十五只船，埃披道洛斯人十只，特罗伊真人五只，赫尔米昂涅人三 只。除去赫尔米昂涅人之外，这些人都属于多里斯族和马其顿族（见第一卷第五六节），而且是最 后从埃里涅乌司、品多斯和德律欧披司地区来的。赫尔米昂涅人就是德律欧 披司人，他们是给 海拉克列斯和玛里司人从现在称为多里斯的地方给赶了出 来的。

    (44)以上就是参加水师的伯罗奔尼撒人。至于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本土 来的人，则雅典人提供的船只比之其他任何人都要多，他们独力提供了一百 八十只。原来普拉培伊阿人在撒拉米司地方并没有帮助雅典人作战，这是因 为当希腊人从阿尔铁米西昂撤退而到卡尔启斯这方面来的时候，普拉培伊阿 人已经在对岸贝奥提亚的领土登陆并且着手把他们的家眷迁走了。他们乃是 被留在后面以便使这些人安全撤退的。当佩拉司吉人统治着如今称为希拉斯 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称为克拉那欧伊（大概是“高地居民”的意思）的佩拉司吉人。在国王开克洛普斯统 治他们的时代，他们是叫做开克洛皮达伊，而当王权围到埃列克铁乌斯手中 去的时候，他们又改换了自己的名字而成了雅典人，可是当克苏托斯的儿子 伊昂成为雅典人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又随着他的名字改称伊奥尼亚人了。

    (45)此外美伽拉人也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同样数量的船只。阿姆普 拉奇亚人为水师提供了七只船，列乌卡地亚人三只，列乌卡地亚人是科林斯 地方出身的多里斯人。

    (46)在岛民当中，埃吉纳人提供了三十只船。在这之外，他们把别的船 只也配备了乘务人员，但是他们用这些船来保卫他们本土的海岸，而以航行 得最好的三十只船来参加撒拉米司的战斗。埃吉纳人是来自埃披道洛斯的多 里斯人，他们的岛以前是叫做欧伊诺涅。在埃吉纳人之后是在阿尔铁米西昂 提供了二十只船的卡尔启斯人和提供了七只船的埃列特里亚人，他们都是伊 奥尼亚人。再次是凯欧斯人，他们提供了和先前同样数目的船只；他们是来 自雅典的伊奥尼亚人。那克索斯人提供了四只船，他们和其他的岛民一样， 本来是给他们当地的人们派出来参加到美地亚人一方面战斗的，但是他们却 不听从命令而投到希腊人的方面来了，他们是在他们城中的知名人士、当时 三段桡船的船长德谟克利图的游说之下才转到希腊人方面来的。那克索斯人 是雅典出身的伊奥尼亚人。司图拉人提供了和在阿尔铁米西昂相同数目的船 而库特诺斯人则提供了一只三段桡船和一只五十桡船；这两种人都是德律欧 披司人。水师中还有赛里婆斯人、昔普藉斯人和美洛斯人。岛民当中只有这 些人没有把士和水献给异邦人。

    (47)以上所述的这些参加出征的人都住在铁斯普洛托伊人和阿凯隆河的 这面；原来铁斯普洛托伊人是和阿姆普拉奇亚人与列乌卡地亚人相邻接的， 而阿姆普拉奇亚人和列乌卡地亚人则是从最边远的地方前来的人们了。在住 在比他们更远的地方的居民当中，只有克罗同人在希腊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来 帮过忙，他们只提供了一只船，将领则是帕乌洛斯，他是在佩提亚比赛上三 度获胜的人。这些克罗同人都是阿凯亚人。

    (48)除去美洛斯人，昔普藉斯人和赛里婆斯人之外，这些人都是提供了 三段桡船来参战的，但美洛斯人等等则提供了五十桡船。出身拉凯戴孟的美 洛斯人提供了两只，属于雅典的伊奥尼亚人的昔普诺斯人和赛里婆斯人各提 供了一只。因此除去五十桡船不算之外，船只的总数是三百七十八只（实际上全部加起来是三百六十六只，而不是三百七十八只）。

    (49)当上述各个城邦的将领们在撒拉米司集会的时候，他们进行了商 议；优利比亚戴斯向他们建议，要他们任何一个有意见的人都可以提出自己 的看法，看在希腊人所掌握的一切领土当中，哪一块地方最适于进行海战。 阿提卡已经被他们放弃了，因此他要他们就其他的地方进行考虑。但大部分 发言者的意见都倾向于一个相同的结论，即他们应当到科林斯地峡去，在那 里为保卫伯罗奔尼撒而进行海战，理由是这样：如果他们在撒拉米司的战斗 中被打败，他们就会给包围在岛上，而没有任何得到救援的希望了。但如果 在地峡附近进行海战，那他们在有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逃到他们自己人的陆地 上去。

    (50)正当伯罗奔尼撒诸将作这样的打算时，来了一个雅典人，他带来消 息说，异邦人已经到了阿提卡并正在那里的全部土地上放火打劫。原来随着 克谢尔克谢斯穿过了贝奥提亚的军队烧掉了离开当地而到伯罗奔尼撒去的铁 司佩亚人的地市以及普拉塔伊阿人的城市，然后到达雅典并把那里附近的一 切都蹂躏了。他们烧掉了铁司佩亚和普拉塔伊阿，因为他们从底比斯人那里听到说，那些城市并不是站在美地亚一方面的。

    (51)在异邦军渡过出征出发点的海列斯彭特并进入欧罗已之后，他们到 达了阿提卡；他们在渡海进入欧罗巴这件事上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阿提卡 又用了三个月；当时卡里亚戴斯正是雅典的执政官。他们在那里攻占了当时 居民已经跑掉的城市，但是他们在神殿里发现了少数雅典人，一些神殿住持 和贫苦居民，他们用门和木材作为壁垒来保卫卫城，防备进攻。他们并没有 撒退到撒拉米司去，部分是由于贫困，也还由于他们自以为懂得了戴尔波伊 神托的意思，即木墙是攻不破的（见第七卷第一四一节），而且他们相信这便是神托所指的避难所， 而不是船只。

    (52)波斯人驻扎在卫城对面，雅典人称之为“阿列斯之山”的丘陵上面， 并且用向壁垒上射火箭的办法来围攻他们，火箭是把箭的四周包上麻屑再点 上了火的。尽管雅典人处于绝望的地步而壁垒对他们又毫不济事，他们却仍 旧对围攻者进行了抵抗。他们也不听佩西司特拉提达伊家向他们提出的投降 条件，而是讲求各种对策来保卫自己，主要是用这样的办法，即当敌人攻到 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把大石块向异邦人的身上砸去。结果克谢尔克谢斯在 长时期之内竟攻不下这个地方而致束手无策。

    (53)然而进退两难的异邦军终于找到了一条进攻的道路。原来神托的话 迟早一定会实现：阿提卡的全部土地终是要归波斯人来统治的。在卫城的前 面、门和山道的后面有一块无人把守的地方，而谁也想不到会有人从那里登 上去的。虽然这个地方非常陡峭，却还有一些人在开克洛普斯的女儿阿格劳 洛斯的神殿附近的地点攀登上来了。当雅典人看到异邦人登上了卫城，他们 就有几个人从城上跳下去摔死了。其他的一些人则逃到内部的圣堂去避难。 攀登上来的波斯人首先到门那里去把它打开并且杀死那些请求庇护的人。当他们把所有的雅典人都杀死之后，他们便抢劫了神殿，然后又把整个卫城放火烧掉了。

    (54)克谢尔克谢斯现在既然完全控制了雅典，他便派了一名骑手到苏撒 去，把他当前的成功告诉阿尔培已诺斯。在派出使者之后的第二天，他把跟 随着他的雅典亡命者召集起来，命令他们到卫城上去，按照他们本国的仪式 奉献牺牲，他发出这样命令不知道是由于做了梦的缘故，还是因为他烧掉神 殿而后悔起来。雅典的亡命者们按照他的吩咐做了。

    (55)现在我要说一说我所以提到上述的事情的理由：在卫城上面有据说 是大地所生的埃列克铁乌斯的一座神殿，神殿里有橄榄树和一池海水，依照 雅典人的傅说，它们是波赛东和雅典娜在争夺土地时放置在那里作证的。但 是现在，橄榄树在异邦人焚烧神殿的时候一齐给烧掉了，但是在它被烧掉的 第二天，当着奉国王之命去奉献牺牲的雅典人到神殿去的时候，他们看到从 残留的树干上长出来了大约有一佩巨斯长的嫩枝。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 了。

    (56)当撒拉米司的希腊人得悉雅典卫城所发生的事件时，他们是惊恐到 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的某些将领不等到他们所讨论的问题有个结果，就赶 忙跑到他们的船上去扬帆远遁了。他们当中留在后面的人则决定为守卫科林 斯地峡而进行海战。到夜里的时候，他们便散会上船去了。

    (57)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返回了自己的船，一个叫做姆涅西披洛斯的 雅典人向他探听他们商量的结果。姆涅西披洛斯听到铁米司托克列斯说，他 们的计划是到科林斯地峡去，为保卫怕罗奔尼撒而作战的时候，他就说：“这 样看来，如果他们乘船离开撤拉米司的话，那你的水师就再没有可以保卫的 国家了：因为每个人都要到他自己的城邦去，不管是优利比亚戴斯还是其他 任何人都将不能留住他们而使大军不致从此分散。而希腊也就由于轻率鲁莽 而灭亡了。想想看，如果还有什么办法的话，现在立刻就去想一切办法把这 个计划收回罢，只要你好歹能够说服优利比亚戴斯要他改变主意并且留在这 里就行了。”

    (58)这个意见正中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下怀。他没有回答姆涅西披洛斯什 么话，就到优利比亚戴斯的船上去了，并说要和优利比亚戴斯商量一件有关 他们共同利益的事情。优利比亚戴斯要他到船上来，说出他要说的任何话。 于是铁米司托克列斯便坐到他的身旁，把自己从姆涅西披洛斯那里听来的 话，正象是自己想出来那样地全都告诉了他，此外还加上了许多他自己的话， 直到用恳求的办法说服了对方，使对方走出自己的船，召集各将领前来商量 事情。

    (59)将领们集合起来了，据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没等到优利比亚戴斯向将 领们说明这次把他们召集来的目的，就由于希望心切而迫不及待地向他们发 表了长篇的演说。而当他还在发言的时候，科林斯的将领欧摩托司的儿子阿 迪曼托司就说：“铁米司托克列斯，比赛的时候在规定的时刻之前开跑的人 是要挨棒子打的”。但铁米司托克列斯给自己待解说：“不错，可是等得过 久的人是得不到荣冠的”。

    (60)在当时，他对科林斯人的回答是温和的，但是现在他对优利比亚戴 斯却根本没有象先前那样地提到什么如果他们离开撒拉米司，他们就会散开 和逃掉一类的话，因为他以为当着同盟者的面来诽谤他们，那是很不合适的； 因此他想出了另外一个论据。 (a)他说：“如果你听从我的意见留在这里进行海战而不是听别的人们的 话把船开到科林斯地峡去，那你就可以保全希腊。听我把这两个计划讲一讲 由你来选择罢。如果你在地峡附近的水面上作战，那你就是在大海上作战了， 在那样的地方作战对我们是最不利的，因为我们的船只比较重，而且数量也 是比较少的；而即使我们在其他的方面获得成功，但你却失去了撒拉米司和 美伽拉和埃吉纳。而且他们的陆军将会随着他们的水师前来，这样你自己就 会把他们引导到了伯罗奔尼撒，从而使全希腊有遭到灭亡的危险。 (β)相反的，如果你按照着我的意见去做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我下面所 说的利益。首先，在狭窄的海面上以我们少数的船只和他们的大量船只交手， 如果战争产生了它的当然结果的话。我们是会取得巨大胜利的；因为在狭窄 的海面上作战对我们有利，而在广大的海面上作战则是对他们有利。其次， 我们可以保全我们寄托了我们的妻子儿女的撒拉米司。再次，我的计划还有 这样一个好处，而这个好处又是你最希望的，那就是，你留在这里和你在地 峡附近的海面上作战一样，同样会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且如果你不失误的话， 你还不会把我们的敌人引到怕罗奔尼撒来。 (γ)而如果我所期望的事情全部实现而我们在海战中取得胜利的话，那 异邦军就不会趟临你们的地峡地带，他们也不会攻过阿提卡，而是会在混乱 中撤退；我们将由于保全美伽拉、埃吉纳和据神托说我们要战胜我们敌人的 地方撒拉米司而得到利益。当人们作出合乎道理的安排时，他们是最容易得 到成功的，如果作出不合道理的决定，上天当然也决不会附合人类的办法 的”。

    (61)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一番话就是这样。但是这时科林斯人阿迪曼托司 又来攻击他了。阿迪曼托司说，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是不应当多话的，并且说 优利比亚戴斯不要容许使一个没有自己城邦的人的意见付诸投票表决。他说 要铁米司托克列斯先有一个城邦作为自己的后援再到这里来商量事情，而正 是由于雅典被敌人攻克和占领，他才这样嘲骂铁米司托克列斯的。于是铁米 司托克列斯就发表了长篇的演说，痛斥阿迪曼托司以及科林斯人，明白地给 他们指出要他们懂得，只要雅典人拥有二百只满载乘员的船只，那雅典人就 是有城邦和比他们的领土还要大的国土：因为在希腊人为中，是谁也没有力 量击退他们的进攻的。

    (62)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就到优利比亚戴斯那里去，比方才更加 激烈的说：“如果你留在这里的话，则你就会由于留在这里而表示出你是一 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大丈夫；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会把希腊搞垮， 因为我们的全部作战力量都在我们的船上。考虑考虑看，还是听我的话罢。 但是你如果不这样做，我们便不费什么气力带着我们的家小人等到意大利的 那从古来便是属于我们的昔利斯去，而且神托也说，我们是必须在那里建立 一个居民地的。因此，你们失去了象我们这样的联盟者，将来总会有一天想 起我讲的话来的”。 (63)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这一番话使优利比亚戴斯改变了他的意图。他所 以这样做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他率领他的船到地峡去时，雅典 人会离开他们：原来，如果雅典人离开水师的话，其他的部分就不是敌人的 对手了。于是他选择了上面所提到的计划，即留下来并在他们原来所在地的 海面上作战。

    (64)在这样的一番论争之后，撒拉米司地方的希腊人便依照优利比亚戴 斯的意思，决定着手在他们原来的地方作战斗的准备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刚 刚升起的时候，陆地上和海洋上都发生了地震。于是他们决定祈求诸神并且 把埃伊阿奇达伊一族召来帮忙。他们这样决定，就这样做了；他们向上天所 有的神作了祷告，而后立刻从撒拉米司把埃阿司和铁拉门召到他们那里去， 又派一只船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科斯和埃伊阿奇达伊族的其他的人们。

    (65)有一个叫做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的人，他是当时在美地亚人 当中博得名望的一个雅典亡命者。下面就是这个人所讲的一个故事。正当阿 提十的土地被克谢尔克谢斯的军队所蹂躏而那里又没有雅典人的时候，他正 在特里亚平原上和拉凯戴孟人戴玛拉托斯在一块儿，他看到从埃列乌西斯起 来了一片仿佛是三万左右的人所踏起的烟尘。而正当他们十分奇怪是哪里来 的人们踏起了这样一片烟尘的时候，他们忽然听到一声叫喊，这声叫喊在他 听起来好象是雅科斯密仪的赞歌（包埃德罗米昂月（约当九月下旬和十月上旬）二十日沿圣路从雅典到埃列乌西斯的盛大行列称为雅科斯， 因为在行列中带春雅科斯幼时的像，还有他的摇蓝和玩具。雅典青年护送着雅科斯像，后面则跟着打着火 把和唱着赞歌的参加过密仪的人们）。戴玛拉托斯并不清楚埃列乌西斯的祭仪， 便问他这是什上样子的声音；于是迪凯欧斯说：“戴玛位托斯，毫无疑问， 国王的大军将会遭到某种大灾难的。阿提卡地方既然已经没有人居住，那事 情便非常明显，我们听到的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是从埃列乌西斯那里发出来 帮助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而如果上天的垂象降临到伯罗奔尼撒的话， 那国王本人和他的大陆上的军队就危险了。但是如果上天的垂象是向着撒拉 米司的船只那边去的话，那国王就要有失掉他的水师的危险了。雅典人每年举行这一祭仪是为了崇拜母神和少女神（指戴美特尔和佩尔赛彭涅），而不管任何一个希腊人，雅典人也 好其他人也好，只要他愿意，是都可以参加这一密仪的。而你听到的喊叫声 就是他们在这一祭祀中所唱出的雅科斯密仪的赞歌”。戴玛拉托斯于是回答 说：“别说了，不要把这话再向其他任何人说了。因为，如果你的这些话报 告到国王那里去，你是会掉脑袋的。这样不管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就都无 法救你了。少说话罢，诸神是会关心这支大军的”。这就是戴玛位托斯的意 见；而在尘土和喊叫声之后，又出现了云彩，云彩高高地升到空中并飘向撒 拉米司希腊水师的那方面去了。这样一来他们就明白，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 是注定要溃灭的了。以上便是提欧库戴斯的儿子迪凯欧斯所说的故事，而且 他说戴玛拉托斯和其他人等都可以证明他的话是真的。

    (66)被安置到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里服役的人们，在视察了拉科尼亚人 所遭受的惨祸之后，就从特拉奇司渡海到希斯提阿伊亚，而在三天的等候之 后，便驶过了埃乌里波斯，又经三天的时间，便到达了帕列隆（雅典的一个海港）。在我看来， 在他们侵入雅典的时候，他们的陆军和水师的数目比之他们来到赛披亚斯和 铁尔摩披莱的时候并不少。因为，虽然在暴风雨里，在铁尔摩披莱和在阿尔 铁米西昂的海战中他们有所损失，但是我却把当时还没有参加国王的军队的 人们算了进来，他们是玛里司人、多里斯人、罗克里斯人和除铁司佩亚人与 普拉塔伊阿人之外的贝奥提亚全军、还有卡律司托斯人、安多罗斯人、铁诺 斯人和除去我在前面所说的五个市邑（第四六节中所提到的是六个市邑，即凯奥司、那克索斯、库特诺斯、赛里婆斯、昔普诺斯、美洛斯）之外的所有其他的岛民。原来，波斯人在希腊波斯战争之前，雅典人主要是使用这个海港。向希腊的腹地推进得越是深入，也就有更多的民族追随在他的后面。

    (67)因此当除了帕洛司人之外的所有这些人来到雅典(帕洛司人留在库 特诺斯，热心注祝战斗的结果如何)，而其他人等来到帕列隆的时候，克谢尔 克谢斯于是就亲自到水师这里来，为的是和水兵们接触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来到之后，就坐到王位上去，应他之召从各船前来的诸民族的僭主和提督 也按照国王颁赐给他们每人的位阶入坐，首先是西顿王，其次是推罗王，其 他的人依次入坐。在他们依次人坐之后，克谢尔克谢斯便派玛尔多纽斯向他 们每个人进行征询，问波斯的水师是否应进行海战？

    (68)玛尔多纽斯从西顿 人起开始巡行询问，所有其他的人一致认为应当进行海战，但是只有阿尔铁 米西亚讲了下面的话：(a)“玛尔多纽斯，我请你转告国王，讲这话的人在埃 乌波亚的海战当中决不是最卑怯的人，在战勋方面也决不是最差的人。主公， 但我认为我应当但白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就是说，说出我认为对你最 有益处的意见来。我要讲的话是这样。留着你的船，下要进行海战罢。因为 敌人在海上的力量比你要强，就象男子的力量比女子要强一样。你何必一定 要不惜一切牺牲而冒险进行海战呢，你不是已经占领了你出征的目的地雅典 和希腊的其他地方了吗？没有一个人挡得住你。而那些敢于和你抗衡的人们 都已经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 (β)现在我要告诉你，我如何估计你的敌人的今后行动。如果你不急于 进行海战，而是把你的船只留在这里靠近陆地，或甚至一直向伯罗奔尼撒进 击的话，那末，我的主公，你是会很容易地达到你这次前来的目的的，因为 希腊人是不能和你长期相持的，然而你可以驱散他们，而他们便会各自逃回 自己的城邦了。根据我打听来的消息，他们在这个岛上没有食粮，如果你一 旦率领陆军进攻伯罗奔尼撒的话，则我想从那里来的人是不大可能坚持不动 的，他们将无意为雅典进行海战。 (γ)相反的，如果你忙于立刻进行海战的话，我害怕你的水师会遭受到 损失，而你的陆军也会连带遭殃的。再者，国王，请想一想，好人的奴隶常 常是坏的，而坏人的奴隶又常常是好的；而象你这样一位一切人中最优秀的 人物却有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奇里启亚人、帕姆庇利亚人这样一些被认为 是你的同盟者的坏奴隶，但他们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69)当阿尔铁米西亚向玛尔多纽斯这样讲话的时候，她的一切朋友都为 她的话而担忧，因为他们以为她不赞同进行海战会因此受到国王的怪罪。然 而那些因她在全部同盟者当中受到最大尊荣而对她怀恨和嫉妒的人们却很欢 喜她的回答，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她自找倒霉了。可是当这些意见给报告到克 谢尔克谢斯那里去的时候，他却非常喜欢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他一直把她 为作一位崇高的妇人，而现在对她也就更加尊重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下令 接受大多数人的看法；原来在他看来，埃乌波亚一役是因为他本人不在场所 以他的士兵才故意不努力作战，而现在他却打算亲自前来督战了。

    (70)当启航的命令发出的时候，他们便向撒拉米司进发并且稳稳当当地 按照各自指定的地位排成了战斗的行列。那一天里由于夜间到来，已经没有 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战斗了，于是他们便为第二天的战斗作准备。但希腊人却 是恐惧不安的，特别是从伯罗奔尼撒来的人们。他们害怕的原因是这样：既 然他们是停驻在撒拉米司，那他们本身就是为保卫雅典人的国土而战斗了； 这里忘掉的一个城市有人说是凯奥司，有人说是美洛斯，又有人说是赛里婆斯。 如果他们吃了败仗，他们就一定会给封锁在岛上而无法后退，可是自己的土 地却完全无法保卫了。

    (71)就在第二天晚上，异邦人的陆军开始向伯罗奔尼撒进攻了。虽然如 此，希腊人还是使用了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阻挡异邦人从陆地上向他们进攻。 原来当伯罗奔尼撤人得知列欧尼达司的士兵们在铁尔摩披莱阵亡之际，他们 立刻便从他们的各个城邦赶到一起，并在地峡上扎下了营寨。他们的将领则 是列欧尼达司的兄弟，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他们在 那里驻扎并切断了司凯隆路，此后又在大家商谈决定之后横贯着地峡修筑了 一道壁垒。由于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而又是大家一齐动手，这个工程顺利地 完成了。因为他们把石头、砖、木材和满装着沙子的篮子都搬了来，而且集 合到那里作工的人们不分日夜，是从来也不停止的。

    (72)把所有自己的人都召到地峡来作工的希腊人是拉凯戴孟人和全体阿 尔卡地亚人、埃里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埃被道洛斯人、普里欧斯人、 特罗伊真人、赫尔米昂涅人。这些是集合在那里参加修筑工事的人们，他们 对希腊所遭到的危险是非常害怕的。但是其他的怕罗奔尼撒人却毫不关心。 但无论如何，奥林匹亚祭和卡尔涅亚祭是都己经过去了（这就是说，他们再没有不来的借口了。参见第七卷第二○五节）。

    (73)伯罗奔尼撒住着七个民族，其中的两个民族阿尔卡地亚人和库努里 亚人是士著并住在他们一向居住的地方。阿凯亚人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离开拉 伯罗奔尼撒，但是他们离开了自己故土而住到别的地方去。七个民族当中的 其他四个民族是从外面来的，他们是多里斯人、埃托利亚人、德律欧披司人、 列姆诺斯人。多里斯人有许多有名的市邑。但埃托利亚人则只有一个埃里司。 德律欧披司的市邑则有赫尔米昂涅和与拉科尼亚的卡尔达米列相对的阿西 涅。全部帕洛列阿塔伊人都是属于列姆诺斯人的：库努里亚人被认为是伊奥 尼亚人，是唯一的土著伊奥尼亚人。他们是奥尔涅阿塔伊人（奥尔但阿塔伊人是奥尔涅阿伊市的土著居民，后被阿尔哥斯人征服而成为隶民）及其邻近的居 民，但是由于阿尔哥斯人的统治和时间的结果，他们却变成多里斯人了。在 这七个民族当中，除去我上面所说的城市之外，所有的城市都是采取旁观的 中立立场的。而如果我能够随便讲话的话，则那些城市这样一来，就是站到 敌人的一面去了。

    (74)这样，在地峡地带的那些人看到他们的水师并没有获胜的希望，便 好象大难临头成败在此一举那样地拼命工作。但是在撒拉米司的人们，虽然 他们听到了这个工程，却非常害怕。这与其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却勿宁就是 为了伯罗奔尼撤而担心，一时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相互喃喃交语，心里奇怪优 利比亚戴斯何以如此不智，但终于一致爆发成为不满的议论。于是举行了一 次会议，会上对于和先前同样的事情辩论了很久，有的说他们必须到怕罗奔 尼撒去，不惜为了那个地方而冒险，而不应当留下为已为敌人武力占领的国 土作战。但是推典人、埃吉纳人和美伽拉人却主张留下，保卫他们当时所在 的地方。

    (75)当铁米司托克列斯看到他自己的意见为怕罗奔尼撒人的意见所压倒 的时候，便悄悄地退出了会议的议席，派一个人乘船到美地亚水师的阵地去， 命令他务必送达一个信息。这个人的名字是西琴诺斯，他是铁米司托克列斯 的一名家丁，又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子女的保育师。在这之后，当铁司佩亚 人接受移民为市民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列斯便使他成为一名铁司佩亚的公 民，同时又使他变成一个富有的人。现在他乘着船来到异邦军的将领的地方 来，向他们说：“雅典人的将领背着其他希腊人把我派来向你们报告(因为他 是站在国王利益的一方面，故而他希望你们，而不是希腊人取得胜利)，希腊 人已经被吓得手足失措并正在准备逃跑了，而如果你们能防止他们逃窜的 话，那你们就可以成就一项前无古人的功业。因为他们的意见既并不一致， 又不想再对你们进行抵抗，这样你们将会看到在他们中间，你们的朋友对你 们的敌人交起手来”。他说了这话之后就离开了。

    (76)波斯人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以相信的，于是他们首先使许多波斯人在 撒拉米司和本土之间的一个普叙塔列阿小岛上登陆。而随后到皮半的时候， 他们便把西翼向撒拉米司方面推进以便对它进行圆形的合围，而停泊在凯欧 斯和库诺叙拉的人们也向海上出航，他们的船只控制了全部海峡地带直到穆 尼奇亚的地方。他们这次出航海上的目的是无论如何也不叫希腊人逃跑，把 希腊人封锁在撒拉米司并要希腊人为阿尔铁米西昂一役付出代价。至于波斯 军队在叫做普叙塔列阿的小岛登陆的意图则是这样：一朝在这里发生海战的 时候(原来这个小岛正当将要发生的海战的冲要之处)，人和破船就会被海水 冲到这里来，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救援自己方面的人，同时还可以歼灭敌 方的人，这一切都是他们偷偷摸摸地背着他们的敌人干的。因此他们在夜里 一睡也未睡，而做了这样的一些准备工作。

    (77)至于神托，我不能说它不是真的；当我亲眼看到下面的一些事情时， 我也并不试图否定那些他们讲得十分清楚的事情： 当他们用层层的船只，围住了佩戴黄金宝剑的阿尔铁米司的神圣海岸和 那海浪拍击的库诺叙拉；当他们满怀妄想，夺去了雅典的光荣，以恣意的骄 睢，贪求完全的饱足。 那疯狂的暴怒，那绝灭百族的野心，终必烟消云散；因为这是天理不容。 青铜将和青铜撞击，那赫然震怒的战神，命令用血染红四海。但是洞察 一切的克洛诺斯之子(宙斯)和女王尼凯将把自由的曙光赐给希 腊。看到这样的事情又听到巴奇司说得如此清楚明白，则我既不敢在神托的 事情上反对他，又不能认可别人的反对论调了。

    (78)但是在撒拉米司的将领们中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们那时还不 知道异邦军的舰船已经把他们包围，而是以为敌人还在白天他们看到敌人时 所在的地方。

    (79)正当他们争论的时候，吕喜玛科斯的儿子例里司提戴斯渡海到他们 这里来了。他是一个雅典人，但是曾在市民中间受过贝壳流放的处分；根据 我听到的关于他的立身处世的人品的说法，我自己就深信，他是雅典最优秀 的和最正直的人物。这个人来到之后就站在会堤门外的地方把铁米司托克列 斯叫了出来，尽管铁米司托克列斯不仅不是他的朋友，而且是他的不共戴天 的敌人。但是鉴于当前面临的重大危险，他才把旧怨放到脑后，而把铁米司 托克列斯叫出来和他谈话。原来他已经听到说，伯罗奔尼撒人一心想把船只 开到地峡那里去。因此当铁米司托克列斯出来见他的时候，阿里司提戴斯就 说：“不管是在先前别的场合下，还是在目前，我们都应当比试一下，看我 们两个人谁能为祖国做出最有用处的事情。我现在告诉你，关于伯罗奔尼撒 人从这里撒离水师的事情，谈得多谈得少那总之是完全一样的。而我把我亲 眼目睹的事情舍诉你吧，现在即使是科林斯人和优利比亚戴斯想乘船逃脱， 他们也做不到了；我们已四面人方陷入我们敌人的重围了。现在你进去把这 伴事告诉他们罢。”

    (80)铁米司托克列斯这样回答说：“你的劝告十分有用，而且你带来了 很好的消息，因为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亲眼看到了我期望会发生的事情。 你知道美地亚人所做的事情正是我自己引起来的。因为当希腊人自己不想准 备战斗的时候，那就有必要强迫他们这样做了。但是，现在你既然带来了这 个好消息，那就请你自己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他们罢。如果我报告这个消息的 话，他们会以为这是我捏造的消息，因此他们决不会相信我说的话，而以为 异邦人是决不会做如你所说的这样的事情的。你自己去告诉他们，把经过的 情况对他们说了罢。当你舍诉他们的时候，如果他们相信你的话，那最好了； 如果他们不相信你的话，那事情反正对我们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如你所说， 我们已在四面八方被包围起来的话，那他们便再也不能逃跑了”。

    (81)于是阿里司提戴斯就走到他们面前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们。他说他 是从埃吉钠来的，他是好不容易才躲过了敌人的视线偷渡了封锁线的，因为 希腊的全部水师已经给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包围起来了，故此他说他们最好 是作保卫自己的准备。他这样说了之行就离开了。于是他们又争论起来，因 为大部分的将领是不相信这个报告的。

    (82)可是在他们还不相信的时候，一只载着铁诺斯的逃脱者的三段桡船 到他们这里来了，这只船的将领是索喜美涅斯的儿子，一个叫做帕那伊提乌 斯的人，这个人把全部的真实情况报告给他们了。由于铁诺斯人的这一行动， 他们的名字便和击败了异邦军的那些人的名字，一齐给刻在戴尔波伊的三脚 架上。逃到撒拉米司来的这只船再加上位去在阿尔铁米西昂逃来的列姆诺斯 人的那只船，使先前尚缺两只船便是三百八十只的希腊水师恰恰补足了这个 数目。

    (83)希腊人终于相信铁诺斯人听讲的话，于是便准备作战了。那正是刚 刚破晓的时候，他们把士兵召集起来开会，铁米司托克列斯就在会上作了一 衣比其他任何人都精彩的演说。他的演说的要旨始终是把一个人的本质和天性当中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加以对比，而劝告他们选择其中好的东西。演说 结束之后，他便命令他们上船了。而正当他们上船的时候，那只被派出去接 埃伊阿奇达伊族（见本卷第六四节）的三段桡船也从埃吉纳回来了。于是希腊人的全部水师便乘船向海上出发了。而在他们刚刚解缆前进的时候，异邦军便立刻向他们攻过 来了。

    (84)于是其他的希腊人便开始把船回转过来，想使它们靠岸，但是这时 一个雅典人、帕列涅区的阿美尼亚斯乘着船冲到前面去向敌人的一只船进 攻。他的船和敌人的船舷舷相接纠缠到一处不能分开，于是其他人这时便来 援助阿美尼亚斯而加入了战斗。这便是雅典人关于战斗的开始的说法。但是 埃吉纳人却说，引起战端的船都是派到埃吉纳去接埃伊阿奇达伊族的那一 只。他们的说法是这样：他们看到了一个妇人的幻影，这个妇人高声向希腊 全部水师讲话激励他们，而在一开头，她是用这样的话谴责他们的：“卑怯 的人们啊，你们这是在于什么，你们要把船倒退到什么地步啊？”

    (85)然而，配置在雅典人对面的是腓尼基人(因为他们是在向着埃列乌西 斯的一面，即西面的一翼)，而配置在枕凯戴孟人对面的是伊奥尼亚人，他们 占着东面的一翼，离披莱乌斯极近。但他们中间有少数人，象铁米司托克列 斯指令他们那样，在战斗中表现出敷衍的样子，不过他们大多数却不是如此， 我可以列举出许多歼灭了希腊船只的三段桡船的统帅的名字，可是在这些名 字中间我只愿意提出两个人的名字来，那就是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 托尔和希司提埃伊欧斯的儿子披拉科斯，他们两个人都是隆摩司人。我所以 只提到他们两个人是因为提奥美司托尔曾因这次的战勋被波斯人任命为萨摩 司的僭主，披拉科斯则被列名为国王的恩人并被赠给大量的土地。国王的这 些恩人在波斯语中是叫做欧洛桑伽伊。

    (86)以上就是关于这些人的情况了。但是大量的船却在撒拉米司沉没 了，其中有的是给雅典人击毁的，有的是给埃吉纳人击毁的。原来希腊人是 秩序井然地列队作战的，但异邦军这时却陷于混乱，行动时也毫无任何确定 的计划，因而他们遭遇到实陈发生的这样一个结果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虽然 如此，在那一天里，比起埃乌波亚之役来，他们已完全不同，而且证明自己 确实是勇敢得多了，每个人都拼命作战，他们都很怕克甜尔克谢斯，而且每 个人都以为国王的眼是正在看着他的。

    (87)至于其他的一些人，我不能确实地说出异邦人或是希腊人他们每个 人是如何作战的。但是在阿尔铁米西亚身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 情使她受到国王的、比先前更大的尊敬。当国王的水师陷于一团混乱的时候， 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正在给一只阿提卡的船所追击，(原来在她的前面有自己一 方面的其他船只，但她的那只船却恰好是离敌人最近的)，故而她无法逃脱。 于是她便决定做一件将来会对她有利的事情。当她在雅典人的追击之下逃跑 之际，她却向友军的一只船进行突击，而在那只船上有十林达人和卡林达国 王本人达玛西提摩斯。可能当他们还在海列斯彭特的时候，她和他有过一些 争吵，但是我不能说她这次的行动是有预定的目标，还是由于偶然经过她的 迸路，卡林达人才遇到了她的。现在既然她向这只船进攻并把它击沉，她便 很幸运地给自己求得了双重的利益。因为，当阿提卡的三段桡船的统帅看到 她进攻异邦军的船，他便以为阿尔铁米西亚的船或者是一只希腊船，或是一 只倒戈为希腊人作战的异邦船，这样他便转到别的方面对付其他的船去了。

    (88)由于这样的一个幸运的机会，结果她竟逃出虎口而免除了杀身之 祸。更有进者，这件事的结局是：她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却反而在克谢尔 克谢斯的面前赢得了莫大的荣宠。据说国王在督战时看到她向一只船进攻， 当时侍立在他身旁的一个人就说：“主公，请看阿尔铁米西亚战斗得多么卖 气力，看她怎样把一只敌船击沉了啊！”于是克谢尔克谢斯就问是否真是阿 尔铁米西亚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证实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说，她的船 的标帜他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而且他们认为她击沉的那只船是敌人的船。 对她来说，正如我在前面说的，当然有其他种种幸运的机缘，然而是幸运的 却是，卡林达人船上的人没有一个生还来控诉她的。克谢尔克谢斯听到他们 告诉他的一切之后，据说他说，“我手下的男子变成了妇女，而妇女变成男 子了”。人们说，克谢尔克谢斯就是这样讲的。

    (89)在这次的苦战当中，克谢尔克谢斯的兄弟、大流士的儿子、水师提 督阿里阿比格涅斯阵亡了。与他同时阵亡汪有其他许多知名的波斯人、美地 亚人和其余的同盟者，但希腊人方面阵亡的却不多。原来希腊人会游泳，因 此他们中间失掉了船，却没有在肉搏战中丧命的人们，都游泳渡海到撒拉米 司去了；但是异邦军的大多数却由于不会游泳而淹死在海里。而当最前面的 船逃跑的时候，他们损失的人最多；原来列阵在最后面的人们想乘着船挤到 前面去，以便使国王看到他们也是在勇猛地战斗，这样就跟自己前面逃跑的 那些船只冲撞到一起了。

    (90)而且，在这一混乱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船只被摧毁的 腓尼基人到国王这里来，控告伊奥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说正是由于伊奥 尼亚人的背叛行为，他们才失掉了自己的船只的。至于这件事的结果，俐伊 奥尼亚人的统帅们并没有被处死刑，但是向他们进行控诉的腓尼基人却得了 下面我要讲到的回报。如前所述、原来正当他们江在讲着话的时候，一只萨 摩特拉开的船向一只阿提卡的船进攻，而当阿提卡的船正在沉没的时候，一 只埃吉纳的船又攻上来把这只萨摩特拉开的船击沉了。但是擅长于投枪的窿 摩特拉开人却用一阵投枪把击沉了他们的船只的那只船船上的人一扫而空， 然后跳上对方的船而自己占有了它。这样一来，伊奥尼亚人便得了救，原来 当克谢尔克谢斯看到他们这样赫赫的战勋时，他感到极度的愤慨并想把所发 生的这一切归罪于腓尼基人，于是他便转向腓尼基人，命令人们把这些腓尼 基人枭首，因为他认为本身是懦夫的人是不配控告比他要勇敢的人的。原来， 当克谢尔克谢斯坐在称为埃伽列欧斯的、对着撒拉米司的一座山山下的坐位 上，看到自己一方面的人在战斗中表现任何战功的时候，他总是要问立功的 人是谁，而他的史官就把三段桡船的统帅，他的父亲和他所属的城邦的名字 记录下来。此外，伊奥尼亚人的朋友、波斯人阿甲阿拉姆涅斯当时也在国王 的身旁、在搞垮腓尼基人的这件事上他多多少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

    (91)克谢尔克谢斯的人们就是这样对待腓尼基人的。异邦军既然被击溃 并想逃到帕列隆去，埃吉纳人便在海峡地带埋伏下来伏击他们并且立下了赫 赫的战功。原来，雅典人在混乱中间击沉了所有那些想抵抗或是想逃窜的船 只，而埃吉纳人对付的目标则是离开海峡想逃出战场的那些船只，所有那些 逃出了雅典人之手的船只，结果很快地就窜到埃吉纳人的伏击范围里面去 了。

    (92)这时有两只船在那里遭遇到一起了，一只是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追击 的船，另一只是埃吉纳人克利欧斯的儿子彼律克利托斯所乘坐的船。而这只 船又在袭击一只西顿人的船，西顿人的这只船正是捕获了在司奇亚托斯那里 担任放哨任务的埃吉纳船的那只船，在这只埃吉纳船上的是伊司凯诺斯的儿 子披铁阿斯，波斯人对这个人的英勇十分钦佩，而使这个满身带伤的人仍然 留在船上。当这只西顿的船被拿捕的时候，船上的波斯人当中就有披铁阿斯。 因此披铁阿斯便安全地回到埃吉纳了。当波律克利托斯看到阿提卡的船的时 候，他由于提督船的标帜而认识到它，于是他便向铁米司托克列斯号叫痛骂， 他责怪铁米司托克列斯说，铁米司托克列斯会说埃吉纳人是和波斯人站在一 边的。然而波律克利托斯是在对一只敌船进行攻击之后，才向铁米司托克列 斯发出了这样的责难的。至于那些船只保全下来的异邦军，则他们逃到帕列 隆去并且投到陆军的庇护之下了。

    (93)在这一次海战里，在希腊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人，其次 是雅典人。个人当中得到最大荣誉的是埃吉纳的波律克利托斯和两个雅典 人，阿那几洛斯区的埃乌美涅斯和追击阿尔铁米西亚的那个帕列涅区的阿美 尼亚斯。如果他知道是她在那只船里的话，则除非他拿捕了她的船或是自己 的船被拿捕，他是决不肯干休的。雅典的统帅曾经得到过这样的指令，凡是 生擒阿尔铁米西亚的人可以得到一万德拉克玛的奖赏。因为一个妇女竟前来 向雅典进攻，这实在是使人十分愤慨的事情。然而，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她 竟逃掉了，而船只得以保全的其他人等也都在帕列隆了。

    (94)根据雅典人的说法，科林斯的水师提督阿迪曼托司正当双方的·水 师开始交手的时候，他竟被吓往而惶恐万状，进而揭帆逃遁了。而当科林斯 人看到他们水师提督的船逃脱的时候，他们也都和他一样地溜走了。可是据 说当他们逃到撒拉米司地方雅典娜·司奇拉斯神殿所在地的附近时，他们承 蒙上天的嘉佑，遇到一只不知是谁派遣来的船，而在这只小船靠近科林斯人 之前，他们对于水师的情况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下面的情况使他们推知这件 事是出自天意的：当这只小船驶近他们的船只时，小船里的人们喊道；“阿 迪曼托司，你把你的船只掉过头来逃跑这样你便背叛了希腊人；可是现在他 们已完全实现了他们所祈求的、能够战胜敌人的想法，他们今天已取得胜利 了”。他们这样讲，但阿迪曼托司不肯相信他们的话，于是他们又说，如果 人们发现希腊人没有取得胜利的话，则他们甘愿去作人质并被杀死。于是阿 迪曼托司和其余人等便真地掉转过船头，返回水师的阵地，但这时这里的胜 负之局早已确定了。雅典人关于科林斯人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但科林斯人却 否认这样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处在战斗的最前列，所有其他的希腊人都可 以为他们作证的。

    (95)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在撒拉米司的这一骚乱中做出 了下列的事情，我在刚才会提到说这是一个十分出众的雅典人：他率领着配 列在撒拉米司沿海地带的许多雅典重武装兵，使他们渡海在普叙培列阿岛上 登陆，结果他们把那个小岛上的全部波斯人都给杀死了。

    (96)海战告一段落之后，希腊人便把还飘浮在那一带水域上的所有残破 的船拉到撒拉米司去并且为下一次的战斗作准备，因为他们以为国工会驱使 他那残存的船只卷土重来的。但是许多残破的船只都被卷到西风里去，而枪 带到阿提卡的称为科里亚斯的海浜地带来了。这样一来，不仅仅是巴奇司和 穆赛欧斯所说的关于海战的其他预言得以应验，就是在许多年前一个雅典的 神托解释者吕两司特拉托斯所预言的关于被冲到这里岸上的破船的话，也是 希腊人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含义的话，也应验了：就是科里亚斯的妇女 们也将要以桡为薪来烧饭的。不过这事是在国王离开之后才发生的了。

    (97)当克谢尔克谢斯知道了他所遭受的惨败的时候，他就害怕希腊人会 由于伊奥伊亚人的建议或基于自己的考虑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他的桥梁毁 掉，这样他就会被切断退路而留在欧罗巴，并有遭到杀身之祸的危险，因此 他就打算逃走了。但是为了不使希腊人和他自己的人发现他的这样一个打 算，他便打算修筑一条大堤通过撒拉米司，并把腓尼基的商船连成一列用来 代替浮桥和壁垒，就仿佛他还要进行一次海战而作战斗准备似的。所有其他 的人看到他这样做，都深信他是一心一意地打算留在那里并把战斗继续下 去，然而这一切都瞒不过玛尔多纽斯，他根据过去自己的经验，对于克谢尔 克谢斯的意图是知道的最清楚的。

    (98)正当克谢尔克谢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便派一名使看到波斯去报告他 目前的不幸遭遇。在人世里面再也没有人比这些使者传信传得更快了，原来 波斯人是这样巧妙地想出了办法的。据说，在全程当中要走多少天，在道上 便设置多少人和多少马，每隔一天的路程便设置一匹马和一个人；雪、雨、 暑热、黑夜都不能阻止他们及时地全速到达他们那被指定的目的地。第一名 骑手把命令交给第二名，第二名交给第三名，这样这个命令依次从一个人传 给另一个人，就仿佛象是希腊人在崇祀海帕伊司托斯时举行的火炬接力赛跑 一样。波斯人把这样的驿站称之为安伽列昂。

    (99)当第一个信息来到苏撒，报道克谢尔克谢斯已攻下了雅典的时候， 它便留在国内的波斯人欢欣鼓舞非常，以致他们把桃金孃的树枝撒到所有的 道路上，他们焚香，而且他们自己还沉醉在牺牲奉献式和各种欢乐的事情上。 但是随着第一个信息而到来的第二个信息，却使他们大为沮丧，他们竟把他 们的衣服撕碎，继续不断地哭叫哀号，而把一切过错推到玛尔多纽斯身上。 波斯人这样做，与其说是痛惜船只方面的损失，勿宁说是担心克谢尔克谢斯 本人的安全。

    (100)因此，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本人回来加以制止的时候，波斯人才停 止了这样做。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看到克谢尔克谢斯由于海战之故精神大 为销沉并疑心到克谢尔克谢斯会针划从雅典撤退，因此他自己私下里便以为 他会由于曾说服国王出征希腊而受到惩罚，并以为他最好还是不惜冒险或者 是把希腊征服，或者是在成就了崇高的功业之后光荣地一死。当然，他还是 希望能把希腊征服的。在他作了这一切的考虑之后，他便这样建议说：“主 公，请不要悲痛，也不耍由于我们所遭到的事情而垂头丧气，认为是受到了 什么巨大的不幸。对于我们来说，一切的结局不是决定于木材，而是决定于 人马。那些自以为是取得了辉煌胜利的人们，没有一个人会从他的船上下来 试图和你对抗，在本土这里也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人；那些反抗过我们的人 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因此，如果你愿意的话，让我们立刻去进攻伯 罗奔尼撒吧，或者如果你觉得等一等好，那这样做也可只的。不要沮丧吧， 希腊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逃脱他们对现在和先前所做的事情的责任，无论如何 也不能逃避使他们不成为你的奴隶的。因此你最好是按照我的话去做。但是， 如果你已决定把你的军队引开，那我仍然有一个计划向你陈说。国王，不要 叫波斯人受到希腊人的嘲笑罢。因为，如果你的事业受到损害，那也决不是 波斯人的过错，而且你也不能说，我们在任何地方做得象是懦夫。而如果腓 尼基人、埃及人、赛浦路斯人和奇里启亚人表现出自己是卑怯的人的话，那 这个灾难也决不会牵涉到波斯人的。因此，波斯人既然没有可以归咎的地方， 那末还是听我的劝告吧。如果你已决定你不再留在这里，那么就率领着你的 军队的主力回到家乡去吧。但是我愿意在你的大军中挑选三十万人，以便在 奴役希腊之后把它献给你”。

    (101)克谢尔克谢斯听了这一番话之后，他就好象苦尽甘来那洋地欣然喜 悦了。于是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在他先考虑采取这两个计划中的哪一个之 后就会给他回答的：当他和他召集来的那些波斯顾问商议的时候，他觉得也 应该把阿尔铁米西亚找来参加会议，因为他认为在前次的会议上，只有她一 个人是懂得最好应当如何做的。当阿尔铁米西亚到来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 便下令所有其他人等即波斯顾问和他的近卫士兵一概退去，然后对她说：“玛 尔多纽斯认为我应当留在这里并向怕罗奔尼撒进攻，因为他说波斯人和陆军 对于我们这次的灾难毫无责任，而且他们很愿意向我证明这一点。因此他的 意见是要我这样做，否则的话，他自愿从我的大军中选拔三十万人并想在将 来把奴役的希腊交给我。而依照他的劝告，则我应当车领着其余的军队回国。 (正如关于前次的海战，你会对我作了要我不去进行海战的正当劝告)， 因此现在我向你请教，请你告我，你认为在这两件事当中我应当做哪一件”。

    (102)听到对她所作的这样的垂询之后，她就回答说：“国王，要回答你 的垂询，说出哪一个办法最好，这是困难的事情。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 以为最好是你自己回国，让玛尔多纽斯偕同他希望得到的人们留下，如果他 愿意并保证做到他所讲的一切的话。如果他平定了他自谓可以平定的一切地 方并且在他所谈到的目的上面得到成功，那么，主公，这成就是你的，因为 这是你的仆人们所做的事情。但如果事情的结果与玛尔多纽斯的看法相反的 话，既然你本人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那这对你也不是十分不幸的事情。因 为在你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的时候，希腊人就必须常常为保全他们自己的性 命而进行战斗。至于玛尔多纽斯，则如果他遭到什么灾难的话，根本可以不 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如果希腊人所杀死的只不过是你的仆人的话，那他们 的任何胜利都不会是一次真正的胜利。 至于你呢，你在把雅典烧掉之后，可以回国去，因为这样做，你已经达 到你这次远征的全部目的了”。

    (103)阿尔铁米西亚的意见使克谢尔克谢斯深感满意，因为她所说的恰巧 是他自己的想法。实际上，在我看来，纵令所有的男女人等一致劝他留下， 他也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实在是给吓坏了。他对阿尔铁米西亚表示了感谢之 意以后，就派她带领跟着他从军的几个庶子到以弗所去了。

    (104)他派了一个叫做海尔摩提莫斯的人担任他的庶子的保护人；海尔摩 提莫斯是佩达撒人，他在宦官当中，是最受克谢尔克谢斯尊重的。〔佩达撒 人是居住在哈利卡尔那索斯人的上方的。在这些人当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有什么凶事不久将在他们城市周边居住的所有人们身上发生的时候，雅典 娜的女祭司就会长出一大把胡鬃来。这样的事在他们那里已经发生两次了。

    (105)海尔摩提莫斯就是从这个佩达撒出身的〕（方括弧内这段文字和第一卷第一七五节的内容重复。根据许多注释家的意见，这是后来的某一个人把第 一卷一七五节的内容记在正文的外面，而混到正文里面去的）他为了加到他身上的不 正行为，而进行了人类当中我所知道的最残酷的报复。他曾为敌人所俘和出 卖，买他的是岐奥斯人帕尼欧纽斯，这是一个立身处世极其卑鄙污龊的人物。 他总是取得容貌秀丽的男童，把他们阉割然后把他们带到撒尔迪靳和以弗所 去，就在那里把他们以高价出手；因为在异邦人眼里，宦官比正常的人要值 钱，因为他们对宦官是完全信任的。而海尔摩提莫斯就是帕尼欧纽斯为了作 生意而阉割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个，不过海尔摩提莫斯还不算是在一切事情上 都不幸的。原来，他随同其他的呈献品从撒尔迪斯被带到国王那里去，久而久之，他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宦官中间获得了最大的荣宠。

    (106)正当国王在撒尔迪斯那里准备率领他的波斯军队进攻雅典的时 候，海尔摩提莫斯为了手头的某件事情来到了美西亚所属的、住看岐奥斯人 的一个叫做阿塔尔涅乌斯的地方，在那里他遇到了帕尼欧纽斯。当他认清楚 是帕尼欧纽斯本人的时候，他就和帕尼欧纽斯进行了友好的长谈，他说他今 日的一切幸福都是由于帕尼欧纽斯的椽故，并告帕尼欧纽斯说，如果帕尼欧 纽斯把妻子儿子带到这里来住的话，那他会报答而使帕尼欧纽斯也得到幸福 的，此外并答应帕尼欧纽斯这样那样的事情：帕尼欧纽斯高兴地接受了他的 请求，因而把他的妻子儿子带了来。但是海尔摩提莫斯在控制了帕尼欧纽斯 和他的全家之后，就对他说：“你这个用世界上是卑鄙肮脏的买卖来谋生的 东西，告诉我，我或是我家里的先人对你或是你家里的人做了什么缺德的事， 使你把我弄得不成个男人而变成什么也不是的一个东西？你以为诸神丝毫不 知道过去你干的那些勾当吗。但是诸神的天理昭彰，结果由于你所做的恶事， 你仍然要落到我的手里，而现在你将要心悦诚服地接受我加到你身上的全部 惩罚了罢”。对帕尼欧纽斯这样地谴责了之后，他便把帕尼欧纽斯的儿子们 带到他跟前来，强迫他阉割他自己的四个儿子。帕尼欧纽斯迫不得己这样做 了。这样做了之后，他的儿子们又被迫阉割了他的父亲。天罚和海尔摩提莫 斯对帕尼欧纽斯便是这样进行了报复的。

    (107)克谢尔克谢斯把他的孩子们托给阿尔铁米西亚带到以弗所去之 后，他便召见玛尔多纽斯，嘱告他从军队中选拔出他所需要的那部分并耍他 试着做到他自己所保证的事情。这就是那天白天里的事情。到了夜间，国王 下令各将领从帕列隆启航，以全速再迈回海列斯彭特以便守护桥梁使国王通 过去。当异邦军在途中走近佐斯泰尔的时候，他们把从陆地向海中伸出的一 些细长的海角认成是船只，因此逃了很远的一段略：但是随后不久知道了那 不是船而是海角，他们才集合起来继续他们的航行。

    (108)在天亮的时候，希腊人看到陆军还停驻在原来的地方，便以为水师 也还在帕列隆；他们以为还会发生一场海战，于是使准备进行防卫。但是在 他们知道水师已经离开的时候，他们立刻决定跟踪追击；因此他们就一直跟 踪克谢尔克谢斯的水师直到安多罗斯的地方，但是仍看不到敌人的影于。而 当他们来到安多罗斯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进行了商议。铁米司托克列斯宣 布他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在岛屿中间推进，而在追击敌船之后，便应一直航 行到海列斯彭特那里去把桥梁毁掉。但是优利比亚戴斯的意见恰恰相反，他 认为把桥毁掉等于是对希腊做了有最大损害的事情。他说如果波斯人的退路 被切断而不得不留在欧罗巴的话，他们是不会试图保持平静无事的状态的， 因为，他如果无所动静的话，这对他本人的事情既无好处，他又不能找到任 何回家的道路，担他的军队却会饥饿而死。但如果他振作起来一直不停地继 续活动，那就很可能欧罗已的每一个市邑和民族或是被他征服，或是在这之 前和他结城下之盟而分别地归附于他；而今后他们便会取得希腊土地每年生 产的谷物作为他们的粮食。可是他以为波斯人在海战中吃了败仗之后不会留 在欧洲，因此可以放他一直逃回他自己的国土。这样今后大家所争夺的就是 他的土地，而不是希腊的土地了。其他的伯罗奔尼撒的将领们也同意这个意 见。

    (109)当铁米司托克列斯看到他不可能说服他们大多数的人航行到海列 斯彭特去的时候，他便改变方针转向雅典人(因为他们对于波斯人的逃跑感到 最大的愤怒，他们打算甚至自己到海列斯彭特去，如果其他的人不愿意去的 话)，对他们说：“我自己常常亲眼看到，而更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情：被打败 的人们，如果他们玻追击到穷地的时候，他们会反身再战并且会补偿了他们 以前的损失的，因此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击退了象云霞一样的这一大祥敌 人，乃是我们自己和希腊所遇到的一大幸事)，我们还是不要追击那些逃跑的 人们了罢。耍知道，取得了这场胜利的并不是我们，而是诸神和天上的英雄 们，因为他们认为象亚细亚和欧罗已这样大的地方由一个人来统治那是太大 了，何况这个人又是一个邪恶的和不敬神的人呢。这个人怎样呢，他把圣物 和人间的东西一体看待，他烧毁和抛弃神象，他还鞭打海洋并把枷锁投到里 面去。但是目前我们的事业很顺利，那现在就让我们留在希腊，注意我们自 己和我们的家族罢。在我们把异邦人完全赶跑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家园 重新建立起来勤勉地耕种罢；而当明年春天到来的时候，让我们再航行到海 列斯彭特和伊臭尼亚去罢”。他讲这一番话的意图，是要取得波斯人的某种 信任，以便将来如果他可能在雅典人手中遭到什么灾难的话，他可以有个避 难的地方。这样的事情，后来果然就发生了。

    (110)铁米司托克列斯讲这番话是以欺骗为目的的，可是雅典人却听从了 他的话；原来在过去他一直有智慧之士的令名，而如今又表现出他不但有智 慧而且小心谨慎，故此他们不拘他讲什么都是愿意听从的、铁米司托克列斯 使他们听从了自己的命令之后，他立刻派遣几名他相信不拘如何拷问也不会 把他命令他们告诉国王的消息加以泄露的心腹乘船去向国工报信，而在这里 面又有他的仆人西琴诺斯。当这些人来到阿提卡的时候，其他人等留在船里 面，西琴诺斯则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向他说了这样的话：“雅典军的将 军和全联盟军中最勇武和有智慧的人物，尼奥克列斯的儿子铁米司托克列斯 派我来告诉你下面的事情：雅典人铁米司托克列斯愿意为你服务，因此在希 腊人想追击你的船只并毁掉海列斯彭特的桥梁的时候阻住了他们。现在他要 你径自回去，不会有任何东西阻碍你的”。在他们说了这番话之后，便回到 自己的船里去了。

    (111)但是希腊人现在他们既然不再打算进一步追击异邦人的水师，又不 打算航行到海列斯彭特去把可以通行的桥梁破坏，他们于是便包围了安多罗 斯以便把它拿下未，因为那里的人，也就是铁米司托克列斯向之要求金钱的 最初的岛民，是不愿意给钱的。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列斯要他们知道，雅典人 这次有说服和强制两位强大的神前来帮助他们，而安多罗斯人无论如何也要 把钱交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回答说，雅典既然受惠于善意助人的诺神，那它 的强大和繁荣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安多罗斯人的土地却甚为狭小而 且贫困和无力这两位恶意的神从不离他们的岛，而是永远喜欢纠缠在他们的 岛上：既然受制于这样的神，则他们安多罗斯人是不会拿出钱来的。因为纵 然雅典有权势，但它也决不能胜过他们的无能为力的。他们既然作了这样的 回答和拒绝给钱，因此他们便被包围了。

    (112)铁米司托克列斯的营私肥己的事件是层出不穷的。他利用他曾派到 国王那里去的同样的那些使者，把威胁性的文书送到其他各岛去勒索金钱， 并说如果他们不拿出他所要求的金钱时，他将率领希腊的大军到他们的地方 未围攻他们并攻取他们的岛屿。这样他就从卡律司托斯人和帕洛司人那里聚 歛了大量的资财，因为这些人听说安多罗斯由于站在美地亚的一边而受到围 攻，而铁米司托克列斯是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最受尊重的，对这些事情他们十 分害怕，于是就把钱拿出来了。而我以为不止这些岛民，还有其他的岛民也 给了钱，但是我却不能说得确实了。尽管如此，卡律司托斯人仍未能因此从 灾难中获得喘息的机会，但是帕洛司人却用金钱买得了铁米司托克列斯的欢 心，从而免除了战祸。这样，铁米司托克列斯便以安多罗斯为开端，背着其 他将领从岛民那里勒索了金钱。

    (113)克谢尔克谢斯摩下的人等在海战之后又等待了几天，然后就循着他 们来时的原路返回贝奥提亚去了。原来玛尔多纽斯认为应当护送一下国王并 且以为当时的季节是不适于作战的；他以为最好是在帖撒利亚过冬，到阳春 到来的时候再向伯罗奔尼撒进攻。当他们到达帖撒利亚的时候，玛尔多纽斯 首先在那里把被称为不死队的全体波斯入选拔出来，例外的只有他们的将领 叙达尔涅斯(因为他自己说他是不能离开国王本人的)，其次是波斯的胴甲兵 和一千名骑兵，还有美地亚人、撒卡依人、已克妥利亚人和印度人的步兵和 骑兵。这些民族他是全部选拔的，至于他的其他同盟者，他只从每一个足族 选拔一些人、这些人都是外表好和他知道有过一些好的事迹的人物。不过他 所选拔的戴着头甲和手甲的波斯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是比其他任何一个 民族的人都要多的，次于他们的则是美地亚人：美地亚人在数目上诚然不逊 于波斯人，可是在作战的实力上却不如了。这样全军的人数，加上骑兵，就 到达三十万人。

    (114)正当玛尔多纽斯选拔他的军队而克谢尔克谢斯在帖撒利亚的时 候，从戴尔波伊有一个神托送到拉凯戴孟人的地方来，要拉凯戴孟人向克谢 尔克谢斯要求对列欧尼达司的死亡加以赔偿并且接受他给予他们的任何答 复。于是斯已达人立那火速地派出了一名使者：他发现剩下的波斯全军还留 在帖撒利亚，于是他便到克谢尔克谢斯那里去，对他说：“美地亚人的国王， 拉凯戴孟人和斯巴达的海拉克列达伊族要求你为他们的国王的死亡付出赔 偿，因为在他保卫希腊的时候你杀死了他”。克谢尔克谢斯听到这话之后笑 了起来；过了很久的时候，他才指着恰好站在他身旁的玛尔多纽斯说：“那 么，这里的这位玛尔多纽斯将会把他们应得的赔偿完全付与他们的”。

    (115)使者把这句话记下之后就离开了：但是克谢尔克谢斯却把玛尔多纽 斯留在帖撒利亚，他自己则火速地向海列斯彭特方面赶路，而在四十五天里 来到了渡口，但是带回来的军队可以说是几乎等于零了。在行军途中，不管 到什么地方，不管遇到什么民族，他们对这些人的谷物都一概加以掠夺而作 为食粮。而在他们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便吞食地上生长的草，剥树 皮，摘树叶，不管它们是人们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一概不留。他们就饿得干 这样的事情。此外，在行军途中，他们中间又发生了瘟疫和赤痢，结果使他 们丧失了性命。克谢尔克谢斯把一些病人留在后面，命令他在进军途中经过 的那些市邑照顾他们，调理他们；他们有的给留在帖撒利亚，有的给留在派 欧尼亚的昔利斯，有的给留在马其顿。在他向希腊进军时，他曾把宙斯的圣 车留在昔利斯，但是在归途中他再也拿不回它了，因为派欧尼亚人把它送给 了色雷斯人；而当克谢尔克谢斯向他们要求返还的时候，他们就说，住在司 妥律蒙河河源地带附近的上色雷斯人把正在牧放中的马匹劫走了。

    (116)当时在那里，一个身为比撒尔提亚人和克列司托尼亚国的国王的色 雷斯人千出了一件超人的事业来。他自行拒绝承认自己是克谢尔克谢斯的奴 隶，而逃跑到洛多佩山里面去。他还禁止他的儿子们随军到希腊去，但是他 的儿子们不听他的话，因为他们一直希望看一春战争的场面，故而他们就随 着波斯人出征了；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当他们六个人全部安全无伤地回到家 中时，他们的父亲便挖掉了他们的眼睛。

    (117)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报酬。但是经过色雷斯进军到渡口的波斯人却 赶忙地乘着他们的船只渡海到了阿比多斯，原来他们发现桥梁并没有搭在那 里，而是己经给一场暴风雨摧毁掉了。这样，他们的进军便被阻止在那里， 不过他们在那里得到的食物却比他们一路上得到的食物要多，由于他们过度 的贪食和他们改换了饮用的水，这就使剩下的军队中又死掉了许多人。其余 的人等就和克谢尔克谢斯一同来到了撒尔迪斯。

    (118)但是还有下面的另一个传说。根据这个传说，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 雅典进军到司妥律蒙河河上的埃翁的时候，他就不再从陆上进军，而是把他 的军队委托叙述尔涅斯带到海列斯彭特去，他自己则乘上一只腓尼基船出发 到亚细亚去了。在这次航行中，他遇到了从司妥律蒙河那方面来的、吹得海 浪滔天的一场暴风。由于船上的人太多，以致克谢尔克谢斯的随行人员有许 多都在甲板上面，再加上暴风雨对他也越来越猛烈，因此国王害起怕来，就 向舵手呼叫，问他是不是有什么解救的办法。于是那个人便说：“主公，除 非船上的这些人当中去掉一部分，那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据说克谢尔克谢 斯在听到这话之后，便向波斯人说：“波斯人，现在看来，我的安危既然系 在你们的身上，因此这也就是考验你们是否关心我的时候了”。结果他们就 在向他行礼以后，跳到海里去了。这样，船载变轻的船就安全地到达了亚细 亚。在克谢尔克谢斯刚刚上陆的时候，他便因舵手的救命之恩而赐给他一顶 黄金冠，但另一方面，又割下了这个舵手的头，因为他使许多波斯人来了性 命。

    (119)以上便是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归还的另一种说法。但是从自己的方 面来说，关于波斯人的遭遇的说法，以及这一说法的其他任何部分，我都不 相信。因为，那舵手果真若向克谢尔克谢斯说了上面那样的话，那末我想， 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下述的办法，即他会命令甲 板上的那些波斯人，而且是第一流的波斯人下到船仓里面去，并把和波斯人 人数相等的腓尼基桡手投到海里去。不，实际的情况乃是：克谢尔克谢斯是 象我刚才所说的那样做的，他是率领着他的军队从陆路返回亚细亚的。

    (120)这里还有一个明显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当克谢 尔克谢斯在归途中来到阿布戴拉的时候，曾和那里的人结成朋友①并且把一把 黄金的波斯刀和鏤金的提阿拉斯②送给他们。而依照阿市戴拉人的说法，不过 这种说法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则当克谢尔克谢斯从雅典逃回的时候，正是在 这里才第一次解开了他的腰带的，因为他认为到这里已经安全了。而阿布戴 拉比起据说他们乘船的地方司妥律蒙和埃翁来，是更接近海列斯彭特的。

    (121)至于希腊人这一方面，则他们既不能攻下安多罗斯，他们就到卡律 司托斯去，而把那个地方蹂躏之后，便返回了撒拉米司，首先，在他们的最 初卤获物当中，他们特别留出了三只腓尼基的三段桡船给诸神，一只在地峡 奉献，这一只到我的时代还在那里；另一只在索尼昂奉献，再有一只则是在 他们的当地撒拉米司奉献给埃阿司。在这之后，他们又分配了战利品并把其 中最初的一批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用它们造了一座十二佩巨斯高的人 ① 参见第七卷第二九节。 ② 参见第七卷第六一节。 象，人象的手里握着船嘴。这个象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的黄金象立在同一个 地方。

    (122)而希腊人在把最初的卤获物送到戴尔波伊去以后，便用全体希腊人 的名义去请示神，问神对他们奉献拾他的最初卤获物是否感到满足，是否感 到满意；神说，他从其他希腊人那里得到的奉献物都可以这样说，但只有埃 吉纳人却没有奉献什么东西，因此他向他们要求撒拉米司海战战勋的奖赏。 埃吉纳人听到这话，他们立刻奉献了放在青铜桅杆上的三个黄金星，它在离 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最近的一个角落里。

    (123)希腊人在分配了战利品以后，就乘船航行到地峡去，在那里授勋给 在整个战争当中战动最大的希腊人。可是当将领们到来并在波赛东的祭坛地 方各自投票以便确定他们的功勋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 投自己的票，原来他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功劳最大的，不过他们大多却一 致把第二位让给铁米司托克列斯。因此他们每一个人只得到一票，但铁米司 托克列斯却由于被放到第二位的关系，而得到了远比他们为多的票数。

    (124)由于嫉妒的关系，希腊人不愿作出授奖的这样一个决定，他们未把 这伴事加以解决，便各自乘船返回自己的国家了。虽然如此，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名声却宣扬开来了，整个希腊都推崇他，把他看成是远比其他希腊人有 智慧的人物。他虽胜利了，可是由于他没有从参加撒拉米司战役的人们那里 得到和他的战勋相适应的荣誉，于是他随后立刻就到拉凯戴孟去，想在那里 得到荣誉。拉凯戴孟人隆重地欢迎了他并且给他以崇高的荣誉。他们赠给优 利比亚戴斯一顶橄榄冠，褒奖他的战勋，另一顶橄榄冠他们睹拾了铁米司托 克列斯，褒奖他的智慧和机智，他们还送他斯已达的一辆最好的战车。他们 对他大加颂扬，在这之后，他们就派了斯巴达的三百名精锐，即被称为骑士（见第一卷第六七节） 的人们，护送他回去直到和铁该亚人相邻的地方。据我们所知道的，斯巴达 人派人护送的人物，铁米司托克列斯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125)但是当铁米司托克列斯从拉凯戴孟回到雅典的时候，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一个敌人阿披德纳伊区的悌摩戴谟斯由于疯狂的嫉妒，就铁米司托克列 斯的访问拉凯戴孟一事痛斥铁米司托克列斯，说他从拉凯戴孟人那里得到的 荣誉，乃是托雅典之福，并不是由于他本人的关系。这个悌摩戴谟斯也决不 是什么有名的人物。这个人一直不断地这样讲，直到铁米司托克列斯回答说：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倍尔比那（索尼昂以南的一个小岛。这里是借以指一个很不重要的地方）人的话，我就不会受到斯巴达 人的这样的尊敬了，但尽管你是一个雅典人，唉，你却仍得不到这样的尊敬”。

    (126)以上的事情就到这里了。另一方面，在波斯人中间已经是一位知名 之士，而由于普拉塔伊阿事件变得越发有名的人物，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 塔巴佐斯率领着玛尔多纽斯为自己选拔的军队中的六万名士兵把国王一直护 送到渡口的地方。现在克谢尔克谢斯已到达亚细亚，而当阿尔塔巴佐斯在返 回的途中行近帕列涅地方的时候，由于玛尔多纽斯在帖撒利亚和马其顿过冬 而且他自己也毫不急于去和他其余的军队会合，因此他觉得，如果他不把他 发现已经叛变的波提戴阿人变成奴隶，那是不对的。原来在国王经过了这个 市邑，而波斯水师又从撒拉米司逃跑以后，波提戴阿人便公开地背叛了异邦 人；帕列涅地方的其余的人民也这样做了。

    (127)于是阿尔塔已佐斯便围攻了波提戴阿人。他怀疑欧伦托斯的人们也 背叛了国王，因此便把欧伦托斯也给包围了，领有这个市邑的是曾被马其顿 人从铁尔玛湾赶走的波提埃阿人。在他包围并攻陷了欧伦托斯之后，他就把 这些人带到一个湖的旁边，在那里把他们杀死，然后把他们的城市委托给卡 尔奇底开人和托罗涅人克利托布罗斯来治理。这样，卡尔奇底开人就得到了 欧伦托斯。

    (128)阿尔塔巴佐斯在攻克欧偷托斯之后，就专心致志地来对付波提戴阿 人了。除了他锐意进行这件事之外，司奇欧涅军的将领悌摩克塞诺斯又帮了 他的忙，因为悌摩克塞诺斯曾答应用里应外合的办法把这个地方出卖给他； 我不知道他们起初是怎样勾结起来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有谈过这件事 情)，但是事情的结果如何，下面我都要说一说。每当悌摩克塞诺斯写信途给 阿尔培巴佐斯，或是阿尔塔已佐斯写信送给悌摩克塞诺斯的时候，他们总是 把信卷在一枝箭的尾部，再用羽毛把这地方包起来，然后把它射到他们约定 的地方。但是悌摩克塞诺斯想背叛波提戴阿人的阴谋被发现了；原来当阿尔 塔已佐斯把箭射到约定地点去的时候，他失手把它射到一个波提戴阿人的肩 上。正象战时在战场上常常发生的情形那样，当这个人被射中的时候，很快 地一大群人把这个人围了起来。他们立刻拔出了箭，从而发现了这封信，于 是他们便把它带到他们的将领们那里去，当时他们联邦的其他帕列涅人也在 那里。将领们展读了这封信，因此知道谁是叛徒，然而为了司奇欧涅人的缘 故，他们决定不用背叛的罪名使悌摩克塞诺斯的声名扫地，因为他们害怕司 奇欧涅人今后会永远洗不掉叛徒的污名。

    (129)这样一来，人们就看破了悌摩克塞诺斯的背叛行为。而当阿尔塔巴 佐司把波提戴阿人围攻了三个月的时候，在海上发生了一次为时颇久的大退 潮，而当异邦人看到大海竟变成了一片沼泽地带的时候，他们便决定涉海到 帕列涅去，可是当他们在这途中前进了五分之二，而在到达帕列涅之前还要 走五分之三的路程的时候，一阵巨大的高潮袭来了。据当地的人说，高潮虽 决不是罕见的事情，但那次的高潮却是比他们先前所看到的任何一次都要 高。他们当中不会游泳的都给淹死了，而那些会游泳的则给乘船赶到他们这 里来的波提戴阿人杀死了。依照波提戴阿人的说法，海水高涨和来潮以及波 斯人遭此大难的原因乃是由于，正是这时死在海里的那些波斯人曾经亵凟过 波赛东的神殿和城郊的波赛东神象。而我以为他们以这一点为原因是正确 的。那些保全性命的人则给阿尔塔巴佐斯率领到帖撒利亚玛尔多纽斯的地方 去了。

    (130)以上便是护送国王的队伍的遭遇了。克谢尔克谢斯的全部残余的水 师，在它逃离撒拉米司而到达亚细亚沿岸地带，并把国王和他的军队从凯尔 索涅索斯渡到阿比多斯去以后，就在库麦过冬了。而在第二年春天刚刚到来 的时候，他们便很快地在萨摩司集合，因为他们有一些船就是在那里过冬的。 他们的兵员大都是波斯人和美地亚人。他们的将领是巴该欧司的儿子玛尔东 铁司和阿尔培凯耶斯的儿子阿尔塔翁铁斯。阿尔塔翁铁斯又选拔他自己的外 甥伊塔米特列斯和他们一起共同执行军事领导工作。但是由于他们遭受了沉 重的打击，他们便不再继续向西方航行，也没有任何人极力主张他们一定这 样做；但他们都驻留在萨摩司，监视着伊奥尼亚人，怕他们发动叛变。当时 他们的全部船只，包括伊奥尼亚人所提供的船只以及其他船只一共是三百 只：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料想到希腊人会来到伊奥尼亚，而是以为希腊人保 往自己的国家便已经满足了。他们所以这样推想，是因为当他们从撒拉米司 逃跑的时候，希腊人并没有追击，而是看他们逃掉便心满意足了。就海上而 论，波斯人已经是从心里不敢有任何指望了，但是他们认为玛尔多纽斯在陆 上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因此他们就在萨摩司计议，看可以给敌人以什么样 子的伤害，并且听取从玛尔多纽斯那里来的有关他的活动的消息。

    (131)可是在希腊人的这一方面，他们却由于春天的到来和玛尔多纽斯之 驻留在帖撒利亚而行动起来。他们还没有开始集结他们的陆军，但他们那拥 有一百一十只战船的水师却来到了埃吉纳。他们的陆军统帅和水师提督是美 那列斯的儿子列乌杜奇戴斯，如果从子到父这样地追溯他的家系，则是美那 列斯，海吉西拉欧斯、希波克拉提戴斯、列乌杜奇戴斯、安那克西拉欧斯、 阿尔奇戴莫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铁欧彭波斯、尼坎多罗斯、十里拉欧斯、 埃乌诺莫斯、波律戴克铁斯、普律塔尼斯、埃乌律彭、普罗克列斯、阿里司 托戴莫斯、阿里司托玛科斯、克列奥达伊欧斯、叙洛斯、海拉克列斯。他出 身王家的次支。上面所提到的人，除去列乌杜奇戴斯以次最初列举的七人以 外，都是斯已达的国王。雅典人的将领则是阿里普隆的儿子克桑提波司。

    (132)当所有的船只来到埃吉纳的时候，从伊奥尼亚人那里有一些使看来 到了希腊人的阵地，这些使者就在不久之前曾到斯巴达去，请求拉凯戴孟人 给伊奥尼亚以自由。使者之中有一个人就是巴昔列伊戴斯的儿子希罗多德。 他们起初的七个人结成了一个党派，阴谋把歧奥斯的僭主司妥拉提斯杀死， 但是当他们同谋者中间有一个人把他们的计划谈了出来而他们的阴谋因此泄 露的时候，其余的六个人便偷偷地离开了岐奥斯，从那里他们到斯巴达去， 而现在又来到了埃吉纳，请求希腊人乘船到伊奥尼亚去。希腊人好容易才被 他们一直引导到狄罗斯那样远的地方去。但希腊人害怕到再远的地方去了， 因为他们对那些地方一点都不晓得。他们还害怕在那边到处会遇到敌人的军 队，而且他们以为，萨摩司对他们来说和海拉克列斯柱（今直布罗陀海峡）是同样远的。结果是： 异邦人这方面不敢驶过萨摩司以西的地方，同时希腊人即使在岐奥斯人的请 求之下，也不敢驶到狄罗斯以东的地方去。这样恐怖就在他们之间保持了一 个缓冲地带。

    (133)于是希腊人便乘船到了狄罗斯，而玛尔多纽斯就在帖撒利亚过冬 了。他把他的大本营安设在这里之后，便从这里派出了一个名叫米司的埃乌 洛波司人到各地的神托所去，命令他到他可以一试的一切神托所去请示神 托。他发出这个命令时他想从神托知道些什么东西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没有 人谈过这件事。但是，我以为他所问的不外是关于目前的事情，而不是其他。

    (134)大家都知道这个米司到了列巴狄亚，在那里用钱运动了一个当地人 下到特洛波尼欧斯洞去，他还到波奇司人的在阿巴伊地方的神托所去。他首 先还到底比斯去，向伊司美诺斯的阿波罗请示(在那里，正和在奥林匹亚一 样，是要用牺牲来请示神托的（焚烧牺牲看它的火焰和灰来占卜）；此外他还用钱运动了一个不是底比斯人的 异邦人到阿姆披阿拉欧斯神殿去睡在那里。底比斯人是禁止在那里请示神托 的；原来阿姆披阿拉欧斯曾通过神托命令他们在下面的两件事当中任选其中 之一而放弃另一件事情，即或是把他当做他们的预言者，或是把他当做他们 的联盟者；他们选择他作为自己的联盟者，于是任何底比斯人就都不许睡在他的神殿里面了。

    (135)然而，根据底比斯人的说法，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我觉得是不可思 议的事情。这就是：这个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在巡历了各个神托所之后，也来 到了普托司·阿波罗的圣域。这个被称为普托昂的神殿是属于底比斯人的， 它位于科帕伊司湖上方一座山的山下，离开阿克莱披亚极近。当这个叫做米 司的人在三个当地人的陪同下进入神殿的时候，祭司立刻便用异邦话向他说 出了宣托词。同来的三个人则是当局选派出来，记录神托的言词的。但这三 个同来的底比斯人由于听到的不是希腊话而是异邦话因而成到惊讶，不知道 如何应付当前的事态。可是埃乌洛波司人米司却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带来的 害牒，把预言的祭司所说的话记录下来了，他说神托所用的语言是卡里亚语。 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以后，他便回到帖撒利亚去了。

    (136)玛尔多纽斯把各个神托所说的一切话读完以后，随后就派一名使者 到雅典去。这个使者是马其顿人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他所以派遣这个 人，一方面是由于这个人和波斯人有亲属的关系(原来波斯人布巴列斯娶了阿 门塔斯的女儿，即亚力山大的姊妹巨该娅；布巴列斯的妻子给他生下了亚细 亚的那个阿门塔斯，这个阿门塔斯起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而国王还把普里 吉亚的一个大城市阿拉班达（阿拉班达不在普里吉亚，而在卡里亚。见第七卷第一九五节）送给他作为采邑)，同时也还由于他知道亚力山 大是雅典人的恩人和异邦人的保护官（见第六卷第五七节）。玛尔多纽斯以为这样一来，他便很有 可能把雅典人争取到自己的一方面来，因为他听说，雅典人是一个人数众多 而又勇敢的民族，他并且知道，主要是他们曾在海战当中使波斯人遭到了很 大的灾难。他确信如果他把他们的友谊争取到手，他就很有可能容易地在海 上制霸；至于在陆上，则他觉得他自己要比对方强得多了。因此他便认为这 样一来他就会压倒了希腊人。也许神托所预言的，就是劝告他和雅典人结成 联盟，而他就是遵从看神托的话派遣了这个使者的。

    (137)这个亚力山大的七世祖培尔狄卡斯是用我下面所说的办法取了马 其顿僭主的地位的。铁美诺斯的后裔、三兄弟高阿涅斯、阿埃洛波司和培尔 狄卡斯从阿尔哥斯逃跑到伊里利亚；他们又穿过伊里利亚进入上马其顿，最 后他们一直到达列拜亚城。在那里，他们为赚取工资而受雇于王家，担任仆 从。他们一个人看管马匹，另一个人看管牛，而培尔狄卡斯年纪最轻，因此 他看管小牲畜。王后亲自给他们烹调食物。原来在古昔的时候，不仅仅是平 民，就是统治人们的僭主也都不是富有的。而每在王后烤面包的时候，仆从 培尔狄卡斯的那一块总是比别人的涨大一倍。她看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就把它告诉给她的丈夫。当国王听到这事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预 兆，意味着什么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于是他便把他的仆从召来，命令他们离 开自己的土地。他们说在他们离开之先，国王应把他们的工资算给他们才是 正理。但是当他们谈到工资的时候，国王却发起混来，于是他指看从屋顶上 的通烟口射进来的太阳光说：“这就是应当付给你们的工资，我把它送给你 们吧”。年纪较长的高阿涅斯和阿埃洛波司听到这话时站在那里瞠目不知所 云，但是那个少年说：“国王，我们接受你赏赐给我们的东西”。他说了这 话，就掏出了他身上带看的匕首，用这把匕首在屋内地上日光所照的地方划了一个轮廓；这样做了之后，便把太阳光三次用外衣兜到自己的胸前（这个动作据说是表示自己取得了家宅和土地，并要求太阳来为此作证），然后便和他的伙伴们离开了。

    (138)他们就这样地离开了。但是在国王近旁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告诉 国王少年所做的是什么事情，而三人当中最年少的人接受他所赏赐的礼物又 是抱着怎样的目的；国王听到这话以后感到愤怒，于是便差遣骑士追赶他们， 想把他们杀死。但是，在那个地方有一条河，而这些从阿尔哥斯来的人们的 子孙向它奉献牺牲，把它看成是救命的恩人。当铁美诺斯的儿子们渡过了这 条河的时候，河水大大地涨了起来，以致骑士们渡不过去了。因此兄弟们就 到了马其顿的另一个地方，在被称为戈尔地亚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的一个地 方的附近定居下来，在这个地方有许多野生的玫瑰花，每朵花各有多到六十 个花瓣和异乎寻常的芳香。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昔列诺斯就是在戈尔地亚 斯的儿子米达斯之园这个地方被捕的（见第七卷第二六节）。在这个地方的上方，有一座叫做倍尔 米欧斯的山，而由于寒气逼人，没有人能够攀登到上面去。他们征服了那个 地方之后，就以那里作为出发点，结果把马其顿的其他地方也都征服了。

    (139)亚力山大就是这个培尔狄卡斯的后人：亚力山大是阿门塔斯的儿 子，而阿门塔斯又是阿尔凯铁斯的儿子；阿尔凯铁斯的父亲是阿埃洛波司， 阿埃洛波司的父亲是披力波司，披力波司的父亲是阿尔该欧斯，阿尔该欧斯 的父亲就是取得了国王之位的培尔狄卡斯了。

    (140)(α)阿门塔斯的儿子亚力山大的家系就是这样。当他奉玛尔多纽斯 之派来到雅典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雅典人，下面就是玛尔多纽斯要向 你们讲的话：国王有一个通告送到我这里来，说‘我赦免雅典人过去对我所 犯下的一切罪行：现在，玛尔多纽斯，我命令你做这样的事情。把他们的领 土还给他们，此外还让他们给他们自己选择更多的土地，随便他们选择什么 地方的土地，并且使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生活。把我烧掉的他们的全 部神殿重新修建起来，如果他们愿意和我缔结盟约的话’。这样的通告既然 送来，我是势必执行的，除非你们从你们的那一方面反对我这样做。而我要 向你们说：你们为什么疯狂到要向国王作战，你们不能战胜他，你们也不能 永久抵抗他。你们已经看到了克谢尔克谢斯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和他们所做的 一切，你们已经听到目前我手中拥有的兵力。因此，即使你们战胜和征服我 们(当然，如果你们头脑清醒的话，你们是绝对不能作此妄想的)，那将会有 一支比我们大许多倍的军队前来的。因此不要打算和国王较量，从而失去你 们的土地并永远使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还是讲和罢。而且，国王既然有意 这样做，那末你们也便可以十分荣誉地跟他讲和了；还是忠诚老实地和我们 结成盟友，从而享受自由罢。 (β)雅典人啊，上面就是玛尔多纽斯命令我向你们传达的通告。而从我 这方面来说，我不必提我对你们所抱的善意了(因为你们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 一点的)。但是我请求你们接受玛尔多纽斯的忠告。我看出来，你们是永远也 没有力量来向克谢尔克谢斯作战的(如果我看到你们有这样的力量，我就决不 会到你们这里来向你们讲这样的一番话了)。要知道国王的威力是超人的，而 他的手臂又是极长的（这里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因此，既然他们向你们提出，而他们又同意缔结的条件是如此宽大，如果你们不立即同意和他们缔约的话，我真的为你们未来的 命运害怕。因为你们的土地既然孤立在两军之间而形成一个战场，则在所有 的联盟者当中，你们便是住在最容易遭到战争危险的道路上了，而且只有你 们是决难逃脱毁灭的命运的。我看，还是听从他的劝告罢，你们可不要小看 了这样的事情，在希腊人当中，伟大的国王只想赦免你们的罪过，只想和你 们做朋友哩。”

    (141 )以上便是亚力山大的话。但是拉凯戴孟人却听说，亚力山大到雅 典来是要使雅典人和异邦人缔结条约的：而在他们想起神托所说的话，即他 们自己和其余的多里斯人势必要给美地亚人和雅典人逐出伯罗奔尼撒的时候（见第五卷第九○节），他们便非常害怕雅典人会和波斯人缔结了；于是他们立刻决定，他们要把 使节派去。而且，雅典人恰巧在同一个时候接见了双方的代表。原来希腊人 故意拖延时间等待拉凯戴孟人，因为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将会听 到，从波斯人方面有使者前来商讨订约的事情，而且在拉凯戴孟人听到之后 他们是会火速地派来使节的。因此他们这样做，是有用意的，因为这样他们 可以使自己的意思叫拉凯戴孟人知道。

    (142)而当亚力山大的发言结束的时候，斯巴达来的使者紧接着就说：“从 我们的这一方面来说，拉凯戴孟人把我们派来请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引起任何 的变革，也不要接受异邦人方面提出的建议。对任何一个希腊人来说，这都 是一伴不正当和不体面的事情，特别对于你们更是这样，理由有许多：引起 这衣战争的是你们，根本不是我俩的意思，你们的领土又是战争最初的焦点， 但这次战争却把整个希腊都卷到里面去了。即使把这些放到一边不谈，则想 到自古来一直以把自由给予许多人而知名的你们雅典人，不只是做了这一切 事情，竟而又带头使希腊人受到奴役，那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尽管如此， 我们仍是同情你们的困难处境的，因为你们现在已经失去了两次的收获，而 且你们的财产又受到长时期的蹂躏；为了补偿这一点，拉凯戴孟人和他们的 同盟者宣布，只要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他们愿意扶养你们的妇女和你们那不 能参加战争的全部家族。因此，不要叫马其顿人亚力山大用他那甘言蜜语来 粉饰的玛尔多纽斯的建议把你们说服罢。听从那样的建议，对他来说乃是当 然的事情，因为他本身既然是一个僭主，那他必然是会为僭主助一臂之方的。 但如果你们还清醒的话，你们当然是不会相信他们的，因为你们知道，异邦 人是既无信义，又不诚实的”。以上便是使者俩所说的话。

    (143)但是雅典人对亚力山大的回答都是这样：“我们自己也知造，美地 亚罩的人数是比我们多好多倍的。因此没有必要用这一点来使我们竟得难 坡。尽管如此，由于我们是渴望自由的，因此我们将尽我们能力之所及来保 卫我们自己。但至于和异邦人缔结协定的事情，不要试图说服我们这样做， 而且我们也不会答应的。现在把雅典人的这个答复带回给玛众多纽斯罢：只 要太阳还接着与它目前的轨道相同的轨道运行，我俩是不会和克甜尔克谢斯 缔结协定的。但是我们将要继续不停地对他作战，我们相信诸神和天上的英 雄会帮助我们，因为他曾蔑祝和焚毁了他们的神殿与神象。我们对你所要说 的话是，不要到雅典人的地方来作这样的请求了。也不要自以为仿佛是为我 们做好事，实际上却是劝我们做坏事了，因为我们是不愿意看到你这样一位 客人和朋友会在雅典人的手里吃到任何苦头的，”

    (144)以上便是他们对亚方山大的回答。但是他们却对从斯已达来的使节 说：“拉凯戴孟人害怕我们会和异邦人缔结协定，那是非常合乎情理的事情。 但是我们认为，你们既然知道雅典的性格如何，却害起怕来，这样的表示是 不光彩的。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有那样多的黄金，有那样美好肥沃 的土地足以买动我们的欢心来站到波斯人的一方面来奴役希腊。甚至如果我 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也有卉多种多的有力的理由使我们不能这样做。首 先和最主要的，是我们诸神的神象和神殿被烧掉和摧毁，因此我们必须尽力 为他们复仇、哪里还能够和于出了这样一些勾当的人们缔结协定；其衣是， 全体希腊人在血缘和语言方面是有亲属关系的，我们诸神的神殿和奉献牺牲 的仪式是共通的，而我们的生活习惯也是相同的，雅典人如果对上述的一切 情况表现出不诚实的态度，那是很不要当的。如果你们以前不如道的话，那 未现在你们耍知道，只要是有一个犹典人活着，我们就决不会和克谢尔克谢 斯缔结协定。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因为对于我们这 样一个备受蹂躏的国家，你们竟加以照顾，乃至建议扶养我们的家族。从你 们的方面来说，你们已经向我们充分地表现了好意。至于我们自己，我们将 设法尽我们力量之所及来忍耐着，不抬你们添麻烦。担目前，事情既已如此， 请尽快把你们的军队派来罢，因为据我们的猜想，只要异邦人一得到我们不 愿按他所要求于我们的任何一件事情去做的通知，他在不久的时期之内，就 上向我们这里来进攻我们的国家的。因此，在他们来到阿提卡之前，我们正 应该利用这个时机先进军到贝奥提亚去”。使者们得到雅典人这样的回答以 后，就返回斯巴达去了。

    第九卷

    (1)当亚力山大回来，并把他从雅典人那里听到的话报告给玛尔多纽斯的时候，玛尔多纽斯立刻便从帖撒利亚出发，率领看他的大军说意向雅典赶去了（四七九年夏七月，玛尔多纽斯占领雅典）。他不拘到什么地方，都把当地的人加到他的军队里来。帖撒利亚的首领 们一点也不后悔他们以前采取的行动，而是比先前更甚地来激励波斯人的进 军行动；拉里撒的托拉克司过去在克谢尔克甜斯逃跑的时候，曾卫护过他， 现在托扰克司则是公然地为玛尔多纽斯向希腊进军开路了。

    (2)但是当大军在行进途中来到贝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却试图阻留玛 尔多纽斯，他们劝告他说，如果扎营布阵的话，则他再也不能找到比他们的 地方更适宜的地方了；他们解释说，他不应当再向前推进，而是驻屯在那里， 这样就可以不经战斗而使整个希腊降服。原来，只耍是以前同心协力的希腊 人在目前仍然一致行动的话，则甚至举全世界的兵力来征服他们，那都会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底比斯人又说：“但如果你按照我们的忠告来做，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他们的全部作战计划。把饯遇到他们城邦的当权人物那里去，这样你就可以把希腊分裂为两派；在这之后，仗着跟你站在一面的那一 派的帮助，你就可以不费力地把反对你的一派制服了”。

    (3)以上就是底比斯人所提供的意见，但是他并不愿听从这样的意见：他自己则是梦寐以求地想再一次攻占雅典。他的这种想法部分地固然是由于他的刚愎自用，部分地也是由于他想用在各个岛屿上点起的一列烽火来通告在撇尔迪斯的国王说，他已经占领了雅典。当他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却发现雅典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但是他却听说，他们大部分都在撒拉米司海面的船 上了。于是他攻占了空无一人的雅典城。在国王第一次攻占该城和玛尔多纽斯后一次进攻该城之间，相隔是十个月。

    (4) 当玛尔多纽斯来到雅典的时候， 他就把一个名叫穆里奇戴斯的海列斯彭特人派到撒拉米司去，这个人带去的 建议和马其顿人亚力山大送到雅典人去的那个建议一样。他再一次送去这个 建议是因为，尽管他已经知道雅典人对他抱着下友好的态度，但是既然他己 用武力席卷阿提卡而将之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则雅典人的顽固态度是会援 和一些的。

    (5)因此之故，他才把穆里奇戴斯派到撒拉米司来：穆里奇戴斯于是来到 五百人会轰的地方，向他们傅达了玛尔多纽斯的通告。于是一位名叫昌奇达 斯的议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他认为最好是接受穆里奇戴斯带拾他们的 建议并把这个建议向民会提出。他提出这样的意见或者是由于接受了玛尔多 纽斯的贿赂，或者是由于他自己赞同这种做法，但是会场上的雅典人，以及 听到这个说法的会堤外的雅典人却大为激怒，他们把吕奇达斯包国起来，用 石头把他砸死了。不过他们却没有伤害海列斯彭特人穆里奇戴斯，而仍容许 他离去。环绕着吕奇达斯的事件，在撒拉米司发生了不小的喧骚，而当雅典 的妇女知道所发生的事伴的时候，她们就相互激励地联合在一起，自动地到 吕奇达斯的家里去，把他的妻子儿女也都用石头砸死了。

    (6)雅典人到撒拉米司这个地方来的经过是这样。只要是他们指望着伯罗 奔尼撒的军队会来帮助他们，他们就留在阿提卡。但是，在看到伯罗奔尼撒 人行动得迟援松懈而侵略者据说已经到达贝奥提亚的时候，他们于是就把他们的全部财物移转到安全地带，他们自己则渡海到撒拉米司去，另一方面他 们又派遣使者到拉凯戴孟去，谴责拉凯戴孟人容许异邦人进攻阿提卡而不和 雅典人协力在贝奥提亚邀击异邦人；同时谁典人耍拉凯戴孟人记住，如果雅 典倒戈的话，波斯人许给它的诺言是什么，此外又预先警告拉凯戴孟人说。 如果拉凯戴孟人不派援军前来的话，他们是会想出自己的避难对策来的。

    (7)原来拉凯戴孟人这时正在过祭日，他们正在举行叙阿琴提亚祭（据说是起源于前多里斯的一个祭日。每年六、七月在阿米克拉伊举行，纪念阿波罗和误中阿波罗所 投的铁饼而死的美青年叙阿琴托司），而 这时他们认为把奉祀这位神的事情做好，就是他们兰前最主要的事情了。同 时，他们正在地蚊上修筑的壁垒，现在甚至已经修建到胸墙了。当雅典的使 节借同从美枷拉和普拉塔伊阿人那里来的使节来到拉凯戴孟的时候，他们就 到五长官那里，这样说： (A)“雅典人把我们派来告诉你们说，美地亚人的国王说他愿意把我们的 土地归还我们并和我们缔结公正平等、忠诚无欺的盟约，同时还把在我们的 土地以外我们所选择的任何土地送拾我们。 但是我们，由于我们不愿意对希腊的宙斯神犯下不敬之罪，而我们又认 为背叛希腊乃是可耻的行为，因此我们不曾同意，而是拒绝了他的建议。尽 管希腊人对我们做出了不义之行，尽管希腊人把我们出卖而使我们蒙受损 害，尽管我们知道，和波斯人缔和远比对波斯人作战要有利于自己，尽管如 此，我们仍然不甘愿和他们缔结任何和约。因此从我们的方面来说，我们忠 实地履行了对希腊人的义务。 (B )但是过去曾十分害怕我们会和波斯人缔结和约的你们拉凯戴孟人却 如何呢，由于你们现在已经摸清了我们雅典人的性格。 你们已确信我们将永远不会出卖希腊，由于你们横位地峡而正在修筑的 壁垒差不多已接近完工，这样在今天，你们就不再理会雅典了。尽管你们满 口答应我们在只奥提亚邀击波斯人，但是到时候你们却出卖了我们，结果叫 异邦军进入了阿提卡。因此目前雅典人就生了你们的气，因为你们做了对你 们来说是很不应该的事情，但是现在雅典人请你们火速派一支军队随我们 去，以便我们可以在阿提卡等待异邦罩的进击，因为我们既然失掉了只奥提 亚。则最适于作战的地方就是我国的特里亚平原了。”

    (8)当五长官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却把答复推到第二天，到第二天的时 候，又向下面的一天推，这样他们一天又一天地推了十天。在这期间，全体伯罗奔尼撒人尽一切的努力来修筑地峡上的工事、而他们几乎把它完工了。 我不能武明为什么当马其顿人亚力山大来到雅典的时候（见第八卷第一三五节），拉凯戴孟人非常担心雅典人会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夫，而现在却又根本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这 理由只不外是他们现在已在地峡上修筑了工事并认为他们不再需要雅典人 了，但是在亚力山大来到阿提卡的时候，他们正在修筑他们的壁垒而还没有 完工，因此他们是特别害怕波斯人的心情下进行修筑工作的。

    (9)但是，最后斯巴达人的回答和斯巴达军出师的方式是这样的。在规定 最后一次接见的那天的前一天，一个叫做奇列欧斯的铁该亚人从五长官那里 听到了谁典人所说的一切，这个奇列欧斯在斯巴达人当中是势力最大的一个 异邦人；他在听到雅典人所说的话之后，据说他就向五长官说：“五长官，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雅典人成了我们的敌人和异邦人的同盟者，那末， 虽然你们在地峡上面修筑了一道坚强的壁垒，却仍然有一个大敝四开的门可 以把波斯人引人伯罗奔尼撒。我看，在雅典人作出什么会使希腊吃亏的新的 决定以前，还是听从他们的意见罢。”

    (10)以上就是他对五长官所作的劝告，五长官立刻考虑了他的劝告。他 们没有向从这些城市来的使节讲任何话，而在天还未亮的时候，便派出了五 千名斯巴达军队，又拾每个斯巴达人指定了七个侍从的希劳特。他们派克列 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担任斯巴达军的统帅，统帅的职位本应属 于列欧尼达司的儿子普列司塔尔科斯，但她那时还是一个男孩子，而帕岛撒 尼亚斯却是他的从兄和监护人。原来帕鸟撒尼亚斯的父亲和阿那克桑德里戴 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己不在人世了。在他把修筑壁垒的军队从地峡率 领回去以后不久，他便死去了。克列欧姆布浴托斯把军队引离地峡的理由是 这样。正当他为了战胜波斯人而奉献牺牲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却暗了起来（四八○年十月二日的日偏食）。 帕鸟撒尼亚斯选了一个同族出身的人作他的同僚，这个人是多里欧司的儿子 埃扁律阿那克斯（埃鸟律阿那克斯是帕鸟撤尼亚斯的叔伯兄弟，因为多里欧司和帕鸟撒尼亚斯的父亲克列欧姆布洛托斯是 兄弟）。这些军队就随着帕鸟撒尼亚斯离开了斯巴达。

    (11)但是在天刚亮的时候，使节们就到五长官这里来了，他们并不知道 斯巴达军队业已开拔的事情，而且他俩自己也想各自返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于是在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说：“拉凯戴孟人啊，你们还留在这个地方举 行叙阿琴提亚祭，还在自己寻欢作乐，却完全不属你们邢陷于困境的同盟者。 雅典人由于你们对他们干了不正当的事情，再加上没有同盟者，他们将要尽 他们力之所及来和波斯人讲和，自此之后，既然我们很明显地变成了国王的 同盟者，那我们就要随着他去进攻他的军队颁我们所去的任何地方了。那时 你们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对你们将要有怎样的后果了”。这就是使者们讲的话。 于是五长官便发誓向他们说，他们相信他们那征讨外国人的军队现在已经到 欧列斯提欧姆了，他们是把异邦人称为外国人的。由于使节并不知道这件事， 便进而询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而在晓得了全部的真实情况之后，他们感到 吃惊，于是火速地起程去追赶大军去了。和他们一同去追赶的，还有五千名 拉凯戴孟的佩里欧伊科司（见第六卷第五八节）的精锐重武装兵。

    (12)这样，他们便赶忙地来到了地峡。但是阿尔哥斯人却已经答应玛尔 多纽斯说，他们耍阻止斯巴达出兵作战；因此当他们一听到说帕鸟撒尼亚斯 和他的大军已经离开斯巴达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能物色到的最快的远途 信使作为他们的使者派到阿提卡去，而当这个人来到雅典的时候，他就向玛 尔多纽斯这样说：“阿尔哥斯人派我到达里来告诉你，拉凯戴孟的壮丁已经 出发作战了，而阿尔哥斯人并未能阻止他们这样做。因此，想个什么好办法 来应付局面罢。”

    (13)使者这样说了之后，就又回去了。而在玛尔多纽斯听了这话的时候， 他便不再想留在阿提卡了。但是，在他听到这事之前，他没有任何举动，而 是想知道雅典人作何打算，想知道他们预备如何做，因此他既未伤害，又未 蹂躏阿提卡的土地，因为他还是一直在认为雅典人会和他缔结和约的。但是当他不能说服他们＃知道了事情在全部真实情况的时候，在帕扁撒尼亚斯率 部进入地峡之前，他便撤退了：但是在撒退之前，他首先把雅典用火点着， 并且把还留在那里的任何城壁或家宅或神殿完全摧毁破坏。至于他把军队撤 走的原因则是，阿提卡不适于骑兵的活动，而如果他在一次战斗中被战败的 话，那末除了一条少数人便可截击的狭窄通路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撤退的道 路。因此他的计划是退到底比斯去，想在一个接近友方的城市并适于畸兵作 战的地点屡开战斗。

    (14)于是玛尔多纽斯就把他的军队撤去了，而当他还在路上的时候，他 得到消息说，另有一支由一千名拉凯戴孟人粗成的先锋队已经到达美伽拉。 他听到这一情况时，便寻思用什么办法他可以首先解决这一批人，于是他便 转过来率军向美伽拉进兵了。在先头的是他的骑兵，骑兵蹂躏了美伽拉的领 土。这是这一支波斯军在欧罗巴日没方向的那一方面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15)但是在这之后，瑶尔多纽斯又接到一个消息，说希腊人都集合在地 峡地带。于是他便通过戴凯列阿退却了。原来贝奥提亚的首领们（由十一人组成的贝奥提亚联盟的执行委员）曾把和他们 相邻的一些阿索披亚人召请来，而这些人就把他引导到司潘达莱斯，从那里 叉把他引导到塔那格拉；在塔那格拉他驻屯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从那里又 到司科洛斯，这样就进入了底比斯的倾士。虽然底比斯人是站在波斯的一方 面，他仍然削平了底比斯土地之上的树木：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底比斯 人怀有故意，异乎寻常的必要使他不得不为他的罩队修造坚强的工事，为的 是在战争的桔果与他的木愿相逢背的时候，他可以用它作为避难的地方。他 的军队的驻屯地区以埃律特莱伊为起点，通过叙喜阿伊而进入普拉塔伊阿人 的颁士；在这一带，他们是沿着阿索波司河驻屯的。不过，他的壁垒却修造 得没有这样长，它每一面的长度大概是十斯培迪昂。 正当异邦军从事于这项工作的时候，一个底比斯人普律农的儿子阿塔言 诺斯在作了重大的准备之后，邀请玛尔多纽斯和五十位最显赫的波斯人前来 参加宴会。他们应邀前来了，宴会是在底比斯举行的。

    (16)在这件享之后的一切情况，是我从欧尔科美诺斯人、欧尔科美带斯 地方最著名人士之一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根据铁尔桑德洛斯的眩法， 他自己也曾应邀赴宴，此外还有五十名底比斯人。阿培吉诺斯给他们安排的 坐法，并不是每人分坐，而是每一个波斯人和每一个底比斯人共坐在一个长 椅子上面。在吃完饭之后他们正在相互交怀饮酒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的波 斯人便用希腊语问铁尔桑德洛斯他是什么地方的人，铁尔桑德洛斯便回答说 他是欧尔科美藉斯地方的人。于是那个波斯人就说：“既然你和我同卓其食， 随后又和我一同饮酒，我很愿意耍你知道一下我自己的想法，这样刚在你自 己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的安全想个最妥善的办法了。 你看见赴宴的这些波斯人和驻屯在河边的我们那些军队么，位一会儿以后， 你就会看到，在所有这些人当中，能留活命的只不过是宴寥可数的几个人罢 了”。波斯人说了这话就痛哭起来。铁尔桑德洛斯听到这话感到惊讶，便对 他说：“那末，你不是必须得把这件事告诉玛尔多纽斯和跟他在一起的、仅 次于他的那些尊贵的波斯人吗？”但波斯人回答说：“朋友，凡是上天注定 要发生的事情，任何人是都不可能扭转的；甚至对那些讲真话的人，都没有 人肯相信他们。我方才所说的话，我们话多波斯人已经知道了，可是由于受制于必然，我们坯得非得遵命而行不可。在人类的一切悲哀当中，最可厌的 莫过于一个人知道的多，却又无能为力了。”以上的事是我从欧尔科美诺科人铁尔桑德洛斯那里听来的。铁尔桑德洛斯此外还告诉我说，在普拉塔伊阿战役之前，他立刻把这事告诉了别的人们。

    (17)玛尔多纽斯在只奥提亚布阵的时候，所有当地站在波斯人一方面的 希腊人就提供兵员并且和他一同进攻雅典，例外的只有波奇司人，他们实陈 上是站到了波斯人的一面，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不是出于木意的。 但是当波斯人来到底比斯以后不几天的时候，却有一千名波奇司的重武装兵 到达那里，李领这支军队的是他们市民当中最知名的人士哈尔摩库戴斯。在 这些人来到了底比斯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就把畸兵派出去，并且命令波奇司 人自己驻屯在平原上面。在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波斯的全部骑兵忽然都来了； 随后在跟美地亚人在一起的希腊军队，以及在波奇司人本身当中就都风傅， 说这些骑兵要把他们射死。于是，他们的将领哈尔摩库戴斯便激励他们，向他们说：“波奇司人啊，既然非常明显、我猜想由于我们受到帖撒利亚人的 残诬，我们不久一定会死在这些人的手里，因此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行动得 象个男子汉大丈夫。因为与其由于一次极不名誉的死亡而俯首甘使自身灭 亡，那反而是做些什么事情并战斗而后死亡好些了。不，我们要叫他们懂得， 他们这些异邦人所打算耍杀死的人们是希腊人”。

    (18)他就是这样地激励他们的。当畸兵把波奇司人包围在一个园圈里面 的时候，他们拍焉向波奇司人奔来好象是耍杀死他们的样子，他们江举起了 投枪，仿佛是要投出来的样子。于是波奇司人便聚捅起来，尽力密集他们的 队伍而从各方面来迎击他们。于是骑兵便回马退走了。我不能确说，他们是 不是应帖撒利亚人之请，前来杀戳波奇司人的：可是当他们看到波奇司人在 准备自卫的时候，便害怕自己也会受到某些伤害，于是就骑着马回去了(因为 玛尔多纽斯是这样命令他们的)。也许是玛尔多纽斯想试一试他们的勇气。但 是当畸兵离开之后，玛尔多纽斯便派来了一名使者，向他们传达说：“波奇司人，你们放心罢，因为跟人们报告给我的情况不同，你们已证明你们是勇 敢的人。请努力地进行这一堤战争罢；因为在报答好意这一点上面你们是不 会超过我和国王的”。关于波奇司人的事情就是以上这些了。

    (19)另一方面，当拉凯戴孟人来到地峡地带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扎营 了。而在相机行事的其余的伯罗奔尼撒人听到，或是看到斯巴达人出发作战 的时候，他们便以为在这件事上落到拉凯戴孟人的后面是不好的。由于牺牲 的占卜表现了吉兆，于是他们便全军开出了地峡，来到了埃列岛西斯；而当 他们又在那里奉献牺牲，而也得吉兆的时候，他们便继续向前推进，这时雅 典人己和他们在一起了，雅典人是从撒拉米司渡海前来并在埃列扁西司和他 们会合在一起的。据说当他们来到只奥提亚的埃律特莱伊的时候，他们听说 异邦军驻扎在阿索波司河沿岸，而他们在考虑了这一点之后，便在奇泰隆山 的山麓地带对着敌人列阵了。

    (20)玛尔多纽斯看到希腊人不下来到平原上面，便把自己的全部骑兵派 出去对付他们，骑兵的统帅是在波斯人当中很受尊敬的一个名叫玛西司提欧 斯的人，而希腊人刚称他为玛奇司提欧斯，他骑着一匹涅赛伊阿马，这匹焉 有着黄金的且而且在它所有其他的地方也都装饰得很华丽。于是骑兵就在那 里向希腊人发动进攻，他们是列成方阵进攻的，进攻的桔果是使希腊人受到 很大的损害，因此他们把希腊人说成是妇女。

    (21)但恰巧美伽拉人所在的地方正是最容易受攻击的地方，而骑兵主要 地也正是把他们的进攻集中在这里。因此，当美伽拉人受到骑兵的进攻而威 到对方重压的时候，便派遣一位傅个官到希腊的将领们那里去。他到他们那 里向他们这样说：“美伽拉人向联盟军傅言：尽管在敌人的重压之下我们直 到目前江以忍耐和勇敢保持着自己的阵地，但是在我们起初被指定的这个阵 地上面，我们是不能独力对抗波斯骑兵的：现在你们要知道清楚，如果你们 不把其他人等派来接管我们的障地，我们就要把它放弃了”。傅令者就是这 样报告的，于是帕扁撒尼亚斯便征询希腊人的意见，问谁愿意到那里去接防， 把美伽拉人拾换下来。没有其他的人愿意去，但是雅典人自愿去换防；雅典 人中担起了这项任务的是兰彭的儿子欧林匹奥多洛斯统北之下的三百名精 锐。

    (22)这些人便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的人们，他们在所有其他希腊军队的先 头，带着弓兵驻扎在埃律特莱伊。他们战斗了一个时候，战斗的结果是这样 的。正在畸兵列成方障进攻的时候，领在其余军队前面的玛西司提欧斯的乘 骑，在肋部中了一支箭，马病得用后腿站了起来，这样就把玛西司提欧斯给 摔了下来；而在他摔了马来的时候，希腊人立刻向他进攻。他的马当场给雅 典人捉住了，他本人则在抵抗的时候被杀死，虽然，在开头的时候，他们还 不能把他杀死；原来他是这样武装起来的：在他雾的紫袍下面，是一伴鳞状 的黄金蹬甲，雅典人向胴甲上刺是毫无用处的。直到后来，才有人看到他们 无济干事而刺他的眼，这样他才倒地死掉了。不知怎的，其他的畸兵竞完全 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看见他从马上掉下来，也没有看见他被杀 死。在他们回旋和退却的时候，他们井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情。可是等他 们一停下的当儿，由于没有人向他们发号施舍，他们祥龙无首了；而等他们 知道了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时，他们便相互激励，把全部骑兵汇合在一起想把 尸首夺回。

    (23)当雅典人看到骑兵不是象先前那样列为方障，而是集合整个部队向 他们攻来的时候，他们便向其他的罩队呼号求救。而当他们的全部步兵聚拢 来增援之陈，在那里为了死尸爆发了一堤非常激烈的战斗。当三百个人伍军 奋战之际，他们处于远逊于敌方的劣势地位，并且眼看就要把尸首放弃了。 但是当主力前来增援以后，则骑兵的一方面却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们不仅是 夺不回死尸，此外他们还损失了他们的一部分骑兵。因此他们退却了，他们 停驻在离那里两斯塔迪昂左右的地方，在那儿他们商量今后的办法，结果由 于失去了统帅，他们便决定收兵回到玛尔多纽斯那里去了。

    (24)当骑兵返回营地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全军对玛西司提欧斯的死表 示了极大的哀悼，他们剃掉了自己的头发，剃掉了他们的马匹和驮畜的毛发， 并且长时间不停地痛哭。他们的哀号之声，在整个只奥提亚都可以听得到， 因为这次阵亡的人，在全体波斯人中间以及对于国王来说，是受到仅次于玛 尔多纽斯的最大曾重的人物。 异邦人就这样地依照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对死夫的玛西司提欧斯表示 了敬意。

    (25)但希腊人这衣邀击骑兵，并在邀击后打退了骑兵，因此勇气大大地 增长起来了。首先他们就把尸体安放在马车上，顺着他们的队伍走了一遍； 因为这具尸体不但魁梧，而且姿容美好，是值得一看的。正因如此，他们竟 而情不自禁地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来看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随后他们便决定 他们下行开到普拉塔伊阿去，因为他们认为那个地方在一切方面都远比埃律 特菜伊更适于布阵，特别是那里水源的情况比较好。他们决定他们必垣到这 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的伽尔伽披亚泉这里来，并把他们的军队分列成战斗的 队形布置在这里；于是他们就拿起他们的武器，沿着奇泰隆山的山麓，通过 叙喜阿伊，来到了普拉培伊阿的土地。他们到那里之后，就在伽尔伽披亚泉 以及英雄安多罗竞拉铁斯的圣域附近的一些不高的小丘间和一块平原上依照 不同的民族而列下了阵营。

    (26)在战斗的配置上面，铁该亚人和雅典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因为他们每一方面都宣称他们应当占罩队的另一翼的阵地（就是扯凯戴孟人所不占有的那一翼阵地），为此而列举出他们 的新的和旧的许多功业作为论据。铁该亚人这一方面的主张是这样：“自从 海拉克列达伊族在埃扁律司铁鸟斯死后试图返回伯罗奔尼撒以来，在伯罗奔 尼撒联军过去和輓近的一切战役当中，圣联盟军一直公认我们是有权利占居这个地位的。当时我们是由于做了下迹的事情，才得到了这个权利的。当我们和当时住在伯罗奔尼撒的阿肌亚人与伊奥尼亚人一道向地峡地带集结准备战斗并和迈诬的人们对峙列阵的时候，据说叙洛斯（海拉克列断的儿子）曾提出他的意见，认为最 好是不要冒险使两军交锋，而是要他们自己从伯罗奔尼撒军队中选出他们认 为是最优秀的人物来和他在相互构定的条件之下单独战斗。伯罗奔尼撒人也 决定同意这样做，于是他们便缔结了一项誓约说，如果叙洛斯战胜了伯罗奔 尼撒的选手的话，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返回他们父祖的土地，但如果他本人 被对方战胜的话，则相反地海拉克列达伊族便应离开并领走他们的军队，而 且他们在一百年以内也不要再想返回伯罗奔尼撒了。那时我们的统帅和国 王，埃洛波司的儿子佩该岛斯的儿子埃凯穆斯便自己推荐自己井被联军全军 选了出来；于是他在那场决斗当中把叙洛斯杀死了。由于这次的战勋，那时 的伯罗奔尼撒人便不单是拾予我们一直不断地享受着的其他种种巨大特权， 而且在联军的一切战役中间，我们是永远有权占有另一翼的阵地的。但是对 于你们拉凯戴孟人，我们是没有反对意见的，我们甘愿任凭你们自由选择你 们所要统率的一翼：可是我们要声明，我们要和先前那样地统率另一翼。而 且抛开我们所说的功业不论，我们也比雅典人更存资格占有这样的地位的， 因为对你们拉凯戴孟人以及对其他人等，我们曾打社多次漂亮的仗。因此， 另一翼应当是由我们，而不是由雅典人来统率的。因为不拘是过去汪是近来， 他们从来不会成就过象我们这样的勋业”。

    (27)上面是铁该亚人的说法；但雅典人却是这样回答的：“我们认为， 我们现在集合在这里是为了对异邦军作战，而不是为了争论。但是既然铁该 亚人有意谈一谈我们任何一个民族在任何时候成就的一切新旧勋业，那我们 也就不得不告诉你们，为什么是我们，不是阿尔卡地亚人，由于我们世代的 武勋，而取得了世袭的权利来占有这一优势的地位。这些铁该亚人说，是他 们在地峡杀死了海拉克列达伊族的首领，可是当着海拉克列达伊这一族为了 逃避迈锡尼人的奴役，向全体希腊人求援而遭受拒绝的时候，只有我们收容 了他们（叙洛斯为他的敌人埃鸟律司铁鸟靳所追击曾逃到雅典人那垦去避难，并借着雅典人的帮助打败并杀死了 埃鸟律司铁鸟斯和他的儿子们），并借同他们一鲨打败了当时居住伯罗奔尼撒的人们，这样我们就打垮了埃扁律司铁岛斯的横做。再者，当随同波律涅凯斯（指波律涅凯斯想从他兄弟埃提欧克列司手中收复底比斯的事情）征讨底比斯的阿尔 哥斯人在战场上阵亡而尸体无人葬埋的时候，要知道，是我们派出了自己的 罩队去讨伐卡德美亚人，收回了他们的尸体井将他们埋葬在我们国内的埃列 扁西斯地方的。对于一度从铁尔莫东河方面突人阿提卡的阿焉松们，我们位 去曾取得巨大的胜利；而在特洛伊战役的艰苦日子里，我们也丝毫不落后于 任何人。可是再提起这些事情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当时的勇士现在也 许会成为懦夫，而当时的懦夫今天又许会成为勇士，汪是不必再提旧 日的那 些勋业了罢。老实讲，我们实际有着决不次于任何希腊人的许多丰功伟绩， 但纵令我们没有成就任何一件业横，单就我们在马拉松一地的战勋，我们便 有资格享受这个。或是更多的荣誉了，因为在全体希腊人当中，只有我们单 独和波斯人交锋，在那样的巨大事业当中我们没有辱命，我们打败了四十六 个民族。单单是这一桩功业，难道我们还不应当占有这个地位吗，可是由于 目前不宜于为我们在战争中的地位而争论，因此拉凯戴孟人，我们愿意听你 们的话。随你们的斟酌，春我们最适于占居什么地方和对什么敌人作战罢， 随你们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尽力奋勇作战。我们既准备从命， 那末便请下命令罢”。

    (28)以上便是雅典人的回答了。拉凯戴孟人的全军于是高声呼喊说，雅 典人比阿尔十地亚人更有资格占居一翼。雅典人既然比铁该亚人更受欢迎， 于是他们便取得了那个地位。 随后，最初来的和随后陆续到来的希腊全军就作了如下的布置。右翼是 一万名拉凯戴孟人，其中斯巴达人五千名，他们每一个人有七名经武装的希 劳特，这样他们就有了一支三万五千名的护卫军。斯巴达人把铁该亚人在战 斗中部署在自己的身旁，这一方面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又是由于他们的勇 敢。铁该亚人中间有一千五百名是重武装兵。在这道战线上接在他们后面的 是五千名科林斯人，由于他们之请，帕乌撒尼亚斯同意当时从帕列涅来的三 百名波提戴阿人配置在他们的身旁；再下面是从欧尔科美诺斯来的六百名阿 尔卡地亚人，接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千名希巨昂人。接在希巨昂人后面的是一 千名特罗伊真人，特罗伊真人后面是二百名列普勒昂人，后面是四百名迈锡 尼人和提律恩司人，再后面是一千名普里欧斯人。接在普里欧斯人后面的是 三百名赫尔米昂涅人。赫尔米昂涅人的后面是六百名埃列特里亚人和司图拉 人；在他们后面是四百名卡尔启斯人，再后面是五百名阿姆普拉奇亚人。 阿姆普拉奇亚人的后面是八百名列岛卡地亚人和阿那克托利亚人。在他 们后面是凯帕列尼亚的帕列人二百名，在这些人后面是五百名埃吉纳人，埃 吉纳人后面是三千名美伽拉人，接着美伽拉人的是六百名普拉塔伊阿人。在 末尾的地方，也可以说是在最前面的地方，八千名雅典人配置在左翼的地方。 雅典人的将领是吕喜玛科斯的儿子阿里司提戴斯。

    (29)除去分配给每一个斯巴达人的七个人之外，所有这些人都是重武装 兵，他们全体的人数是三万八千七百人。集合起来对付异邦罩的重武装兵的 人数便是这些：至于经武装兵的人数，则属于斯巴达部队的是每一重武装兵 配备七人，即三万五千人；他们都给武装起来了。其他拉凯戴孟人和希腊人 的经武装兵则是每一重武装兵配备一人，他们的人数是三万四千五百人。这 样，准备参加战斗的经武装兵的总数，就是六万九千五百人了。

    (30)而集结在普拉塔伊阿的重武装兵和经武装兵，加到一起就是差一千 八百整整十一万人了。但是在那里的铁斯佩亚人却把他们补足为十一万人。 原来残存的铁斯佩亚人（指未在铁尔摩披莱战死的人们）也在军中，他们是一千八百人，但并不是重武装兵。

    (31)于是这些人列了阵并配列在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玛尔多纽斯 麾下的异邦军停止了他们对玛西司提欧斯的哀悼并听到说希腊人到了普拉塔 伊阿的时候，他们也便来到了流经那里的阿索波司河的沿岸地带。当他们到 达那里的时候，他们便恰巧尔多纽斯象下面这样地列成了战阵，玛尔多纽斯 使波斯人和拉凯戴孟人对峙；而鉴于波斯军的人救大大地超过了拉凯戴孟 人，因此波斯人便列成了较厚的队形，其队列长得还和铁该亚人相对峙了。 在列阵的时候，他把波斯军当中最精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凯戴孟人相对 峙，而把较弱的部分用来和铁该亚人相对；他是根据底比斯人的意见和指导 这样做的。他在波斯人的后面配置了美地亚人，用来和科林斯人、波提戴阿 人、欧尔科美诺斯儿、希巨昂人相对峙。接着美地亚人的是巴克妥利亚人， 与巴克妥利亚人相对峙的是埃披道洛斯人、特罗伊真人、列普勒昂人、提律 恩司人、迈锡尼人和普里欧斯人。接着已克妥利亚人的是印度人，用来和赫 尔米昂涅人、埃列特里亚人、司图拉人和卡尔启斯人相对峙。印度人以次， 他配置了撒卡依人，用来和阿姆普拉寄亚人、阿那克托利亚人、列扁卡地亚 人、帕列人和埃吉纳人相对峙，接在撒卡依人之后，和雅典人、普拉培伊阿 人、美伽拉人相对峙的是只奥提亚人、罗克里斯人、玛里司人、帖撒利亚人 和一千名波奇司人；原来并非是全体波奇司人都站在波斯人的一方面，他们 的一部分是帮助希腊人的。这些人曾被包国在帕尔那索斯，他们从那里突围， 蹂躏了玛尔多纽斯的军队和与玛尔多纽斯在一起的希腊军队。此外，他汪部 署了马其顿人和帖撒利亚一带的居民来和雅典人相对峙。

    (32)以上我所列举的，是玛尔多纽斯所配备的民族中最大的一些，也是 最著名和是重要的；但是此外在军队中还有由普里吉亚人、色雷斯人、美西 亚人、派欧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所混合成的一群人，更有埃西欧匹亚人和被称为赫尔莫提比埃斯和卡拉西里埃斯的、佩刺的埃及人（参见第二卷第一六四节）；这种埃及人是埃及唯一的武人。这种人过去一直是在船上作战的，直到玛尔多纽斯还在帕列隆时，这才把他们从船上转移到陆地上来：原来埃及人并没有给编到随克谢尔克谢斯来到雅典的陆军里面。因此，正象我上面所说的，异邦军共有三十万 人：至于和玛尔多纽斯联盟的希腊人的人数，却没有人知道(实陈上他们没有 给人计算过)。如果可以推测一下的话，则我以为他俩纠合了大概有五万人。 以上所配列的都是步兵，骑兵则是分别配列的。

    (33)为他们全军都分别按照民族和军团配置好的时候，第二天两军就奉 献了牺牲。为希腊人方面奉献牺牲的是安提奥科斯的儿子提撒美藉斯，因为 他是随军的占卜师。他是一个埃里司人，是雅米达伊族（埃里司有名的预言者家族。克吕提亚达伊族也是埃里司的预言者，但和雅米达伊族没有 关系，因此有人主张把这个字删掉）的(克吕提亚达伊族 人〕，拉凯戴孟人曾使他归化为自己的市足。原来当提撒美诺斯为了子嗣的 事情向戴尔波伊蒲示神托的时候，佩提亚向他预言，说他将要在五次重大的 角逐中取得胜利。他误解了神托的含意，而开始进行体育锻炼，打算在这样的运动比赛中取得胜利。他自己进行了五项运动（跑、跳、角力、标枪和铁饼）的练习，不过在奥林匹亚运 动会上和安多罗斯人谢洛尼莫斯比赛时，却由于角力这一项失败而发有取得 奥林匹亚的胜利荣冠。可是拉凯戴孟人却看出，给子提撒美藉斯的神托，并 不是意味着运动比赛，而是意味着战争方面的角遂。于是拉凯戴孟人便试图 用金钱贿买提撒美诺斯，要他和他们的海拉克列达伊族的国王一道来领导他 们的战争。可是当他看到斯已达人十分想跟他拉拢交情的时候，他就抓住这 一点自己抬高身价，并且要斯马达人知道，除非把正式公民身份和一个公民 的全部权利给他，他是任何报酬都不答应的。斯已达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起 初感到愤慨，并且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请求。可是当波斯大军的可怕的威胁逼 临到他们头上的时候，他们便只得向他表示同意并答应了他的要求。可是当 他看到他们的意思改变了的时候，他又说甚至只是这样的条件，他也不能满 足了，他说他的兄弟海吉亚斯也必须以和他同样的条件成为斯巴达人。

    (34)在他这样说的时候，把要求王权和要求市民权看作一回事，就此而 论，他是模仿美拉姆波司的。原来当阿尔哥斯的妇女发起狂来，而阿尔哥斯 人想用钱把他从披洛斯请来医治她们的疯病的时候（传说阿尔哥斯的妇女是由于得罪了狄奥尼索斯才发起疯来的，通晓狄奥尼索斯密仪的美拉姆波司 治好了她们的病症，希腊作家很多人提到这件事，但情节互有出入），美拉姆波司要求他们的 王权的一半作为自己的报酬。阿尔哥斯人不能容忍这一点，便离去了。可是 当疯病在他们的妇女当中蔓延开来的时候，他们立刻便同意了美拉姆波司的 要求并且愿意把王权给他。可是，美拉姆波司看到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时， 却抬高了他的要求，他说除非他们再把三分之一的王权给他的兄弟比亚斯， 他是不会答应他们的要求的。已经陷于穷境的阿尔哥斯人，不得已连这一点 也同意了。

    (35)同样地，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地迫切需要提撒美诺斯，因此他们同意 了他的一切要求，当他们在这一点上也同意了他的请求时，于是这时变成了 斯巴达人的埃里司人提撒美诺斯便为他们掌理卜筮之事，从而帮助他们获得 了五次极大的胜利，除去提撒美诺斯和他的兄弟以外，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 变成斯巴达的公民了。以下便是他们取得的五次的胜利。其中的一次，即第 一次，是普拉塔伊阿的胜利；再下面的一次是在铁该亚战胜了铁该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在这之后是在迪帕伊那斯战胜了曼提涅亚人以外的全体阿尔卡地 亚人；再下一次是在伊托美战胜了美塞尼亚人；最后是在塔那格拉战胜了雅 典人和阿尔哥斯人，这是五次胜利中最后得到的一次胜利。

    (36)现在随着斯巴达人来的便是这个提撒美诺斯，他就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为希腊人进行卜筮。但奉献牺牲的结果是：如果他们只取守势的话，则吉；如果渡过阿索波司河首开战端的话，则凶。

    (37)然而一心想首启战端的玛尔多纽斯，在奉献牺牲卜筮之后，是不达心的，因为它的结果也是取守势则吉利。他也是使用希腊式的牺牲奉献法的； 他的占卜师是埃里司人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这是铁里亚达伊族当中最有声名 的人物。在这之前，斯巴达人曾把他擒拿入狱并想把他处死，因为他曾做了 许多伤害斯巴达人的事情，陷入了这样的苦境的这个人，既然有生命的危险，而在死亡之前又很可能要遭受许多酷刑，于是他做出了一件使人几乎难于置 信的事情。他是被系在上了铁锁的木枷之内的；他弄到了一件不知怎的带到了他的狱中的铁制武器，而立刻想出了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极其大胆 的计划。他计算他的脚的残留部分怎样能尽可能多地得到解脱，这样便从脚背上割掉了自己的脚。这样做了之后，由于有守卫监视着他，他便在墙壁掘 了窟窿逃出去，这样便逃到了铁该亚；他在夜里赶路，白天则藏到树林里去潜伏在那里，而到第三个夜里，他便到了铁该亚。就在这时，拉凯戴孟人举国对他进行了搜索；当他们看到他的半只脚被切断在那里而找不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惊讶的。他就这样地从拉凯戴孟人那里逃开，到铁该亚去避难了，因为铁该亚人当时和拉凯戴孟人并不是友好的。而在他的伤口治愈， 并给自己安上一只木脚之后，他便公然宣布自己是拉凯戴孟人的敌人。不过， 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敌意终于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为拉凯戴孟人当他在札显托斯进行卜筮的时候还是把他捉住并把他杀死了。

    (38)不过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死却是沓拉培伊阿之役以后的事情了。现在他却为玛尔多纽斯重金所聘，在阿索波司河河畔奉献牺牲以卜吉凶了：他 热心干这件事，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拉凯戴孟人的憎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报 酬。既然对波斯人本身来说，或是对和波斯人在一起的希腊人来说，牺牲的 朕兆都不利于作战(原来希腊人也有他们自己的占卜师，即列岛十地亚人昔波 玛科斯)，同时希腊人方面这时却一直在有人加入进来，因而他们军队的人数 便不断在增加，底比斯人海尔披斯的儿子提玛盖尼戴斯便建议玛尔多纽斯守 住奇泰隆的山道，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希腊的军队每天每天都在增加，这 样玛尔多纽斯便可以把他们的许多人遮断了。

    (39)当仙向玛尔多纽斯提出这个建议来的时候，两军对峙以来已经八天 过去了。玛尔多纽斯认为他的这个意兄是很好的，于是在天一黑的时候，便 派遣骑兵柱通向普拉塔伊阿的奇泰隆山路去；只奥提亚人刚称这条山路为“三 头”，而雅典人则称它为“栎树头”。派去的这一批骑兵不是没有效果的。 在进入平原的时候，他们拿捕了从伯罗奔尼撒运遂粮食给军队的五百头驮 畜，还有跟搬运车在一起的人邑。在得到这些卤获品之后，他们就毫不留情 地连人带牲畜都加以残杀。而在他们杀够了的时候，便把剩下的人畜包回起 来，把他们驱赶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营地那里去了。

    (40)在这一事件之后，他们又等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双方都不愿启战 端。虽然异邦军开到阿索波司河的河岸想来试探一下希腊军的劝静，但双方 却都不渡河。不过玛尔多纽斯的骑兵却一直在迫占和困扰希腊人：而十分热 心地站到美地亚人一方面去的底比斯人则是拼命地想接战，他们不断地把战 争推进到真正动手的程度、在这之后便翰到了波斯人和美地亚人，现在正是 他们来显示勇武的时候了。

    (41)十天过去了，但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上面的这些而已。但是从双方在 普拉塔伊阿最初对峙列阵以来的第十一天，希腊人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但 玛尔多纽斯却由于这种因循无所事事而极感苦恼：于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 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所信任的其他少数波斯人之一的帕尔那凯斯的儿子 阿尔塔已佐斯便进行了讨论。在讨论时他们的意见有如下述，阿尔塔巴佐斯 认为最好是尽快地移转他们的全军，把全军引到底比斯的地里去，在那里给 他们自己储备大批的军粮，并给他们的驮畜准备秣草，然后他们便可以在那 里安安静静地坐候自己完成自己的事业了。方法是这样：他们既然拥有大量铸造成货币的和未经铸造成货币的黄金，既然拥有大量白银和怀盏，他们便 可以毫不吝惜地把这些东西分运给希腊所有各地的人们，特别是希腊各个城 市的那些显贵知名之士。这样一来，希腊人很快地就会交出他们的自由，而他们也便不会冒险交战了。他的这个意见是和底比斯人的意见相同的，因为 他比起别的一些人来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人物。但是玛尔多纽斯的意见却是更 为强烈和顽固，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他说他认为他们的军队比希腊的军队 耍强得多，因此他们应当尽快地挑起战争而不能再忍耐下去春看希腊人集合 越来越多的兵力。至于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牺牲，他们不必去管它，也不必 对之加以强求，但他们却应当按照波斯的风俗习惯开始作战。

    (42)没有人反对这样的说法，因此他的意见被通拉了，因为受国王之托， 担任全军最高统帅的正是他，而不是阿尔塔巴佐斯。于是他把各军团的首长 和与他在一起的希腊人的将领们召集了来，问他们是否知道有位什么神托， 曾预言波斯人会死在希腊。被召来的人们默不作声，他们有的人不知道神托， 有的人知道这神托，却认为说了对自己有危险，于是玛尔多纽斯自己就说： “既然你们或是不知道，或是知道而不敢说，那末，我就来把我所知道的全 部情况讲抬你们听罢。有一个神托说，波斯人命中注定要来到希腊，而他们 在把戴尔波伊的神殿劫惊之后，就要全部死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了这个神托， 因此我们就既不走近这个神殿，也不想劫掠它。而既然我们的毁灭耍决定于 那一点，这样我们就不会遇到什么祸事了。你们中间所有对波斯人抱看好意 的人们，既然知道我们因此将要战胜希腊人，则你们可以安心了”。这样说 了之后，他便下令准备一切，为第二天拂晓就要开始的战斗作妥善的安排。

    (43)玛尔多纽斯所提到的，说是关系到波斯人的这个神托；我知道它原 来不是关系到波斯人，而是关系到伊里利亚人和恩凯列司的军队的。但是关 于这次战斗，巴奇司却有下面的一个神托：在敛尔莫东河和岸上长着草的阿 索波司河的河岸上。 是希腊军队的集结和异邦人的呼唤。 当宿命的一日到来之际，不待拉凯西司（命运之神）注定的寿数，许多带弓的美地亚 人就要在这里丧命。穆赛欧斯所宣出的诸如此类的神托，我知道都是关于波 斯人的。至于铁尔莫东河，刚它是流在塔那格拉和格里撒斯（底比斯西北不远的地方）之间的河流。

    (44)在玛尔多纽斯探求了神托的意义并发表了激励的言词之后，夜来 了，而军队便布置了他们的啃兵。而当夜色已深，看来营地里面万籁俱寂而 人们也深深入睡的时候，阿阴培斯的儿子亚力山大，即马其顿人的将领和国 王这时便乘马到雅典人的哨兵那里去，要和他们的将领讲话。大部分的哨兵 都留在原地未动，其余的哨兵则跑到他们的将领那里去，告诉他们的将领说， 从美地亚军的营地。来了一个骑马的人，这个人别的聂一句也没有说，只是 叫着各位将领的名字，说是要和这些将领谈话。

    (45)诸将听到这话之后，立刻便和来人一同到哨兵的地点去，而当他们 来到那里的时候，亚历山大便对他们说：“雅典人，我把这些话托付给你们， 请你们为它保守秘密，除去帕鸟撒尼亚斯之外不要泄露给任何人，否则你们 就连我也给毁了。如果不是我非常关心整个希腊的命运的话，实陈上我就不 会把这话舍诉你们了。因为我本人的远祖是希腊人而我也决不愿意看见自由 的希腊会受到奴役。故此，我告诉你们，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军队并不能从牺 牲得到时他有利的朕兆，否则在这之前很久你们就得作战了。但是现在他们 却不打算把牺牲放到心上，而想在明天一破晓的时候发动战斗；据我的推测， 他们是害怕你们军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因此我请你们作准备。如果他拖延 作战而下展开战斗的话，那就请耐心地在原来的地方等待着不要动，因为仙 身边的兵粮只够几天用的了。但是，如果这次战争是按照你们的意思结束的 话，那你们就一定要记看设法把我也从奴役下解救出来：由于自己的热心， 我为希腊做了这样一件不顾性命的事情，而想把焉尔多纽斯的意图向你们傅 达，为的是使异邦罩不致在你们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猝不及防地向你们攻 来。我是焉其顿人亚历山大”。讲了这话以后，他就乘焉返回营宿他自己的 驻地上去了。

    (46)雅典军的将领们就到右翼的地方去，把他们从亚历山大那里听到的 话告诉了帕岛撒尼亚斯。帕鸟撒尼亚斯听到这话，却害怕波斯人，于是他说： “这样看来，天破晓的时候仗是要打的了。最好你们雅典人和波斯人对阵， 而我悄则来对付贝奥提亚人和现在跟你们相对峙的希腊人，因为你们在厉拉 松和美地亚人交过蜂，熟悉他们和他们的作战方式，但我们对于那些人却是 既无经验，又不熟悉的。不过我们斯巴达人对贝奥提亚人和帖撒利亚人却是 有经验的，但是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和美地亚人较量过。因此，让我们拿起 武器来调换一下，你们到这一翼来，我们到左翼去”。雅典人回答说：“正 是从我们看到波斯人布置在你们对面的那个时候起，我们便也有意提出你们 这次首先提出的意见，但是我们害怕这样做会使你们不高兴。但既然你们自 己说出了你们的愿望，我们也非常高兴听从你们的意见并准备按着你们所说的去做。”

    (47)双方都满意这样的做法，因此在天刚破晓的时候，双方便对调了他 们的防地。贝奥提亚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把这个情况通知了玛尔多纽斯。玛 尔多纽斯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就试图在自己这方面也作一次调动，把波 斯人调到和拉凯戴孟罩对峙的地点去。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看到对方正在做 的是什么事情时，他就知道他的行动已被对方晓得，便把斯已达人调回了右 翼。而玛尔多纽斯刚同样地也移到了左翼。

    (48)当双方都又回到他们原来的地位时，玛尔多纽斯便派遣一名使看到 斯巴达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拉凯戴孟人啊，这里的人们都说你们是十 分勇敢的人物。你们既不临阵脱逃，又不离开你们队伍的部署，而是坚守在 原来的阵地上或是杀死你们的敌人或是自己战死，因此他们对你们是极为佩 服的。但是看来，这一切都是谎话了，因为在我们能以接战并展开格斗之前， 我们就亲眼看到你们现在竟然逃跑起来并离开了你们原来的部署，而想用雅典人来试探你们敌人的力量，你们却把自己布置在不位是我们的奴隶的对面。这庆不是好汉应当做的事情；对于你们，我们真是大大地估计错误了。 因为倘若根据我们听到的关于你们的说法，则我们想你们会派一名使者前来向波斯人，而不是向别的人们挑战。当然，我们是准备应战的。可是我们却 发现你们并未提出这样的建议，而是在我们的面前畏缩。这样看来，你们既 不出来挑战，那只好轮到我们来向你们挑战了。我们为什上不能双方各出同样数目的军队来交战呢？ 你们既然素称是最勇敢的，则可以代表希腊人，而我们代表异邦军（波斯人这里自称异邦军是有决不合理的）。如 果其他的人也应当一战的话，刚他们可以在我们之后作战：相反地，如果只 是我们双方作战就够了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仗打个水落石出，哪一方面得 胜，那他们也就算代表全军获胜了。”

    (49)使者说了上面的一番话之后就等了一会几，但是没有任何人回答 他，于是他就回来，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听了大喜 过望，竟因这似是而非有名无实的胜利得意起来，于是便派出他的畸兵去进 攻希腊人了。畸兵向希腊人攻去，而由于他们是畸着焉的弓手井使对方不易 迫近自己，因此他们在射箭和投枪时使希腊全军遭到了不小的损害。他们还 捣毁和堵塞作为希腊全军的水源的伽尔伽披亚泉。然而，也只有拉凯戴孟人 实际上是驻扎在这个泉附近的，其他希腊人则适因个别驻地的不同而离泉校 远，不过他们却和阿索波司河不远的。但是由于他们从阿索波司河被切断， 他们就不得不到伽尔伽披亚泉去取水；他们是因骑兵和弓矢的椽故，而无法 从河中汲水的。

    (50)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希腊军队的将领看到他们的军队被切断了水 源又受到畸兵的困扰，便到右翼的帕岛撒尼亚斯那里去，讨论这些以及其他 的事情，原来除去上面我提到的事情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烦恼不安。 他们的军粮吃完了，他们派到伯罗奔尼撤去从那里运回粮食的仆从被骑兵切 断，不能回到自己的阵地了。

    (51)因此，在商讨后他们决定，如果波斯人在那一天还拖延发起进攻， 他们就到岛上去。这个岛离他们当时布阵的阿索波司河与伽尔伽披亚泉有十 斯塔迪昂的路程，就在普拉塔伊阿市的前面。陆地上所以出来一个岛，这是 因为这河从奇泰隆流入平原的时候分成了两支，而在这两支随后重新合流之 前，它们中间是三斯塔迪昂的距离。这条河的名称是欧埃洛耶，而当地人刚 称它为阿索波司的女儿。他们就是打算到那个地方去的，他们到那里去为的 是可以得到充分的水使用，并且不象现在他们相对峙的时候这样，受到骑兵 的扰害。因此他们决定在夜间二更（大概是在九、十点钟的时候）的时候移动。为的是不使波斯人看到他们 的移动以及不使骑兵追击他们和扰乱他们的队伍。此外他们还决定，当他们 到达发源于奇泰隆的、阿案波司河的女儿欧埃洛那河的两股河道所环抱的地 方时，他们要在当夜里把自己的一半军队派到奇泰隆去，救扛他们派出去运 军粮的仆从；因为这些仆从被切断在奇泰隆而不能回到他们这里来了。

    (52)在拟订了这样的一个方策之后，他们邢一整天都在忍受着不断向他 俩进攻的骑兵加到他们身上的无穷无尽的苦头。但是当到天色黑下来而骑兵 停止向他们侵扰的时候，在夜里他们构定离开的那个时刻，他们的大部分人 便起来开始撤退了，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到他们约定的地方去；而在他们一开 始移动的时候，他们就十分庆幸他们摆脱了对方的骑兵，逃住普拉塔伊阿市， 躲到希拉的神殿去，这个神殿位于普拉培伊阿市的前郊，离伽尔伽披亚泉二 十斯塔迪昂。

    (53)他们到达那里以后，便在神殿前面列阵了。这样，他们就驻扎在希 拉神殿的四周了。但是帕岛撒尼亚斯看到他们离开营地，就下个拉凯戴孟人 同样也拿起他们的武器，跟在先行的其他人等的后面，以为这些人正是向他 们约定的地点去的。于是所有其他的队长都准备服从帕岛撒尼亚斯的命令， 而这时只有庇塔涅军团的将领，波里亚戴斯的儿子阿莫姆帕列托斯却拒绝从 异邦军的面前逃开，也不愿给斯巴达带来耻辱；他看到这一切是感到奇怪的， 因为他并没有参加不久之前所举行的会议。帕岛撒尼亚斯和埃岛律阿那克斯 看到阿莫姆帕列托斯不听从他们的命舍己经很不高兴，而使他们越发不高兴 的事情都是，他的拒绝服从命令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庇塔涅军团；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履行和其他希腊人的约定并把他放弃的话，阿莫姆帕列托斯和 他麾下的人们是会留在后面送死的。由于考虑到这些情况，他们便使拉科尼 亚的军队按兵不动并尽力说服阿莫姆帕列托斯，要他钉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

    (54)于是，他们就向全体拉凯戴盂人与铁该亚中间唯一留在后面的阿莫 姆帕列托斯进行劝舍。至于雅典人，刚他们留在他们的原驻地下动，因为他 们知道得很清楚拉凯戴孟人的作风，即心里打算做的和嘴里说的是不一致 的。但是当军队从他们的驻地移开的时候，他们派他们自己的一名骑兵去看 一下斯已达人是想开放，还是他们根本不打算撤退，同时并向帕岛撒尼亚斯 打听，雅典人应当怎样做。

    (55)当这个使者来到拉凯戴盂人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到他们还是在他们 原来的地方列阵，而他们的首领们则正在进行激烈的争辩，原来，虽然埃岛 律阿那克斯和帕岛撒尼亚斯劝说阿莫姆帕列托斯，耍仙知道拉凯戴孟人下应 当冒着危险单独留下来，但是他们却一点也不能说服他。而最后，当雅典的 使者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竟公开争吵起来了。而阿莫姆帕列托斯一面 争吵着，就用双手搬起一块石头来放到帕岛撒尼亚斯的脚下，说他就用这块 石头来投票反对从外国人，这里也就是异邦人的面前逃开。帕岛撒尼亚斯骂他是个疯子，骂他的神经错乱。而在雅典的使者提出了他受命提出的问题之 后，帕岛撒尼亚斯便命令他把目前的情况舍留诉典人，并斋雅典人和拉凯戴 孟人一致行动，和他们同样地撤退。

    (56)这样，使者就回到雅典人那里去了。但是这里直到天亮，争论仍在 继续着；帕岛撒尼亚斯在这期间一直留在原地按兵不动，但这时却发出撤退 的信号，把残留下的军队全部顺着小丘中间率领去了，铁该亚人则跟在他们 的后面。因为他认为，在其余的拉凯戴盂人离开阿莫姆帕列托斯的时候，这 个人是不会自己留在后面的。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列成战阵的雅典人循着与 拉凯戴孟人不同的道路开拢了，拉凯戴孟人为了躲避波斯骑兵，他们紧紧地 靠着丘陵地带和奇泰隆山的山麓，但相反的，雅典人却下行向着平原上行进 了。

    (57)原来阿莫姆帕列托斯在起初以为帕岛撒尼亚斯决不会想到要把他和 他的军队留在后面，因此他坚持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而不离开他们的驻地。 但是当帕岛撒尼亚斯的军队自己先开走的时候，他就看到他们是真个想把他 抛下了，于是他也便下令他的军团拿起武器来，而他便率领看这些人一步一 步地跟在其余军队的后面。前面的军队在走了十斯塔迪昂远之后，就在莫罗 埃司河河畔一个叫做阿尔吉奥披昂的地方停了下来等待阿莫姆帕列托斯的部 队，在那里立有一座埃列岛西斯的戴美特尔的神殿。他们等待他的理由是这 样：如果阿莫姆帕列托斯和他的罩团不离开他们原来的驻地而仍然留在那里 的话，他们可以回来支援这些人。而在阿莫姆帕列托斯的军队刚刚赶上他们 的时候，异邦军的骑兵便全军向他们进攻了。骑兵的行动和他们一向习惯的 行动一样，他们看到希腊军队前些天列阵的地点空了下米，便一直拍焉前进， 而在他们一赶上的时候，便对希腊人展开了进攻。

    (58)另一方面，当玛尔多纽斯听到希腊人乘着黑夜撒退并且在那里看不 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便把拉里撒的托拉克司和他的兄弟埃岛律披洛斯和特拉 叙狄欧斯召了来，向他们说：“阿列岛阿斯的儿子们啊！你们看这个地方已 经空了，现在你们还讲什么呢？你们是他们的邻居，你们常说拉凯戴孟人决 不回避战筝，他们又是最优秀的战士，可是刚才你们就已经看到，正是他们 改变了他们的部署，而现在你们和所有我们大家又都看到，他们在前一个夜 里逃跑了。在他们自己刚刚耍和世界上确实是最英勇的人们较量一番的时 候，他们便显然地表明，他们这些一钱不值的人物，却在同样是一钱不值的 希腊人当中获得了声名。既然你们对波斯人并不熟悉，因此你们虽然称赞了 你们多少江知道一些的拉凯戴孟人，我却是愿意宽恕你们的。不过更加使我 感到奇怪的是阿尔塔巴佐斯的作法，他害怕位凯戴孟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 结果他竟提供我一个卑怯的意见，要我们撒退到底比斯去受包围。这个意见 我还没有向国王报告，关于这伴事，也不准备在这里讨论。不过目前，我们 不能容忍我们的敌人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我们心须追击，直到赶上他们并 且要他们对他们在波斯人身上做出的一切伤害付出赔偿。”

    (59)这样说了之后，他便尽快地率领看波斯军队渡过阿索波司河去追击 希腊人，他们以为希腊人逃跑了，他追击的目标只是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 的军队。因为雅典人从另一条路经过丘陵地带开向平原，波斯人已经看不到 他们了。异邦军其他部队将领看到波斯人出发追击希腊人，他们便立刻同样 地举起了鲁自的罩旗尽快地开始追吉，担这些部队在出发追击之际，既不曾 整顿队伍的秩序，也不曾按照原来的部署。这样，他们就乱成一团地并高声 呼啸着开始了攻齿，好象他侗追上之后，就可以把希腊人一网打尽似的。

    (60)但是帕岛撒尼亚斯看到异邦军的骑兵向他进攻的时候，便派谴一名 骑兵到雅典人那里去，向他们说：“雅典人啊，在希腊必须决定是得到自由， 还是被奴役这样一个重大关头的面前，我们拉凯戴孟人和你们雅典人因联盟 者昨夜的逃脱而被出卖了。因此现在我决定了下面我们必复立刻做的事情。 我们必复尽最大的努力奋战以相互保护。如果骑兵首先攻击你们，则我们和 跟我们在一起的、忠于希腊的铁该亚人便要支援你们，但是按目前的情况， 既然敌军进攻的全部力量是针对着我们，那未你们就应当来帮助我们受最大 压力的那一部分军队。可是，如果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你们不可能前来支 援我们，那末就请为我们做一件好事，把弓手派来罢。我们深信你们会答应 我们的请求，因为我们知道，在当前的战争中你们是远比所有其他的人们要 热心的”。

    (61)当雅典人听到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准备去支援拉凯戴孟人并尽圣力 来保卫他们。但是当他们已经开拔的时候，他们却碰到了布置在他们对面的、 站到国王那一面去的希腊人：现在他们受到逼临到他们跟前的敌人的攻击， 这样他们就不能支援别人去了。结果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便孤立无援了。 拉凯戴孟人的重武装兵和经武装兵加到一趄是五千人，(而和拉凯戴孟人一次 也没有分开过的)铁该亚人的重武装兵和轻武装兵加到一起是三千人：他们奉 献牺牲以卜吉凶，因为他们就要和玛尔多纽斯以及他麾下的军队交锋了。但 是他们用牺牲占卜的结果并没有吉兆，而这时他们又有许多人阵亡，受伤的 更多得多，因为波斯人用他们的藤盾连成了一道壁垒，并且射出了象雨点一 样多的箭。帕扁撒尼亚斯看到自己受到极大的压力而牺牲的占卜叉对自己不 利，他便仰望普拉塔伊阿的希拉神殿，呼叫女神的名字，请求无论如何也不 要使他们对自己的希望失去信心。

    (62)当他还在祈求的时候，铁该亚人却一焉当先地冲了出来，向异邦军 进行反击了；而在帕扁撒尼亚斯的祈祷之后，牺牲的占卜立刻对拉凯戴孟人 显示了吉兆。既然终于得到了这样的吉兆，他们便也向波斯人发起了进攻。 而波斯人也便抛掉自己的弓前来迎战了。起初，他们是在藤盾的壁垒的附近 作战，而这一道壁垒被冲倒以后，战斗现在戴美特尔神殿本身的附近变得激 烈起来并持续了长久的时候，直到最后，这堤战斗竟形成了肉博战；原来异 邦军抓住了对方的长枪，并把它们折断了。波斯人论勇气和力量都是不差的， 但是他们没有防护的武装，此外他们的训练不够，论战斗的技术到底也比不 上他们的对手；他们总是单身地，十个一群或者是更多或更少的人一样地冲 出来，杀到斯巴达人中间去，结果就都死在那里了。

    (63)玛尔多纽斯本人骑着一匹白马，在身边率领着最精锐的一千名波斯 军士兵作战的地方，也正是他们对敌人施加最大压力的地方。只要是玛尔多 纽斯活着，波斯军便守住了自己的阵地井保卫着自己，而把许多拉凯戴孟人 杀死。但是当玛尔多纽斯陈亡，而他的卫队，也就是军队中最强的那一部分 也都战死的时候，其他的士兵便也逃退井在拉凯戴孟人的面前屈服了。原来 使他们受到损害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缺乏卫护的武装，而他们这样的轻武 装兵(几乎等于毫无护身之具)，都要和重武装兵作战。

    (64)在这一天里，斯已达人正象神托所预言的，在垢尔多纽斯身上充分 地湔雪了他当日杀死列欧尼达司的仇恨，而我们所知道的最辉煌的一次胜 利，就是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帕扁撒尼亚斯所 赢得的。帕岛撒尼亚斯的其他的祖先，我在列欧尼达司的世系中已经说过了， 因为他们两人的祖先是共通的。至于垢尔多纽斯本人，则他是给斯巴达的一 位知名之士阿埃姆涅司托斯杀死的：这个人在波斯战役之后一些时候，曾李 领着三百名战士在司铁尼克列洛斯对美塞尼亚的全军作战，结果他和那三百 个人都战死在那里了。 (65)在普拉塔伊阿这里，被杭凯戴盂人击败的波斯人在混乱中逃注自己 的营地，躲入他们在底比斯领土上修筑的木造壁垒。这里有一件使我党得奇 怪的事情，那虽然在戴美特尔圣林附近展开了激战。可是没有一个波斯人战 死在圣域里面，或者曾进入圣域；他们大部分都是在神殿附近的圣域外面战 死的。而依照我个人的判断，如果对上天的意旨加以判断不算是罪过的话， 则这不外是女神不许他们走进去，因为他们曾经烧掉埃列岛西斯地方的奉祀 女神的神殿。

    (66)因此，这一战争就到上述的地方告一段落了。但是帕尔那凯斯的儿 子阿尔塔巴佐斯是从一开头就不喜欢国王把玛尔多纽斯留下，不过那时尽管 他力主不发动战争，却又不能有任何效果，因此，他既不赞同玛尔多纽斯的 所作所为，他自己便做了下面我所说的事情。 (他身边有不小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多这四万人)，在希腊人和波斯人 的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他便知道得很清楚这一战争会有怎样的结果，于是他 向他们发出的要他们全体随他率领到任何地方去，而不拘怎样快，他们也都 得以一致的步伐跟随着他。而在他发出了这个命令之后，他便装成是率领着 他们去作战的样子。可是他走看走着的时候，他看到波斯人已经在逃跑了， 于是他便不再接着原来的队形率兵前进，却抬起腿来尽快地逃跑，不过不是 向着木造的壁垒，也不是向着底比斯的城壁，而是向着波奇司去跑去，他这 样做为的是他可以最快地从那里逃到海列斯彭特。

    (67)这样，阿尔塔巴佐斯和他的士兵就循看这个方向前进了。另一方面， 站到国王一方面的所有其他的希腊人却是故意不好好作战的。例外的只有只 奥提亚人；他们和雅典人战斗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原来站到波斯人一方面的 那些底比斯人在战斗中是相当卖气力的，而且也无意于在战斗中故作松懈， 结果他们当中有三百名最优秀的一流人士在那里死在雅典人的手里了。然而 只奥提亚人也终于溃退下来了，不过他们不是循着波斯人逃跑的道路，而是 逃到底比斯去的。至于同盟军的其他全体人等，他们根本没有坚持顽强地作 战，也不曾立下任何勋功，就此逃掉了。

    (68)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异邦军的全部命运是完全视波斯人为转 移的，因为其他的人们看见波斯人逃跑了，故而在他们甚至扛没有和敌人交 锋，便立刻也逃跑了。因此，除去贝奥提亚的以及另外的一部分波斯骑兵， 他们都逃跑了；这些骑兵是这样地帮助了逃跑的人们，原来他们为保护自己 一方面的人而一直在迫近敌军，这样他们就截断了希腊人，而使希腊人不能 追击逃跑中的友军。胜利者就达样跟在克谢尔克谢斯的士兵的后面进行了追 方和杀戮。

    (69)正当人们逃跑得正欢的时候，在希拉神殿四周列阵并且没有参加战 斗的其他希腊人接到消息说，战斗已经发生，而帕后撒尼亚斯和他麾下的士 兵取得了胜利。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乱着队形出发了；科林斯人及具 一派沿着山麓和丘陵地带，循着上行路一直到戴美特尔神殿去，美伽拉人、 普里欧斯人及其一派则循着平原上是平坦的道路前进。但是当美伽拉几和普 里欧斯人走近敌人的时候，提曼多洛斯的儿子阿索波多洛斯率颁下的底比斯 骑兵部队看到他们匆忙和混乱地走过来，便向他们发起攻击。这次进攻的结 果是，骑兵把他们中间的六百人杀死，追击其余的人们并把他们一直赶到奇 泰隆山里去。

    (70)这些人便这样非常不光彩地死掉了。但是当波斯人和剩下的大群人 们逃到木造壁垒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趁着拉凯戴盂人江未到来，设法攀登 到塔楼上去：到上面之后，他们便尽一切的努力来使这个壁垒加固，而在拉 凯戴孟人来到这里的时候，便展开了一堤争夺城壁的顽强激烈的战斗。原来 只要是雅典人还没有到那里，异邦军就可以保卫他们自己并且对拉凯戴孟人 占着很大的优势，因为拉肌戴孟人是不善于攻城战的。但是当雅典人到来的 时候，争夺城壁的战争就激烈起来并持箱了很长的一个时候。但终于由于雅 典人的勇敢和坚持不屈，他们攀登了城壁并在上面打开了一个缺口，而希腊 军队就从这个缺口涌进去了。首先冲进去的是铁该亚人，劫掠了玛尔多纽斯 的帐篷的就是他们；他们除了从帐篷中取得其他的物品以外，还得到了玛尔 多纽斯的焉匹的一个秣槽，这个秣槽完全是青铜制成，而且是很值得一看的。 铁该亚人就把玛尔多纽斯的这个秣槽奉献拾阿列亚·雅典娜的神殴，而他们 卤获的所有其他的物品，他们便和其他希腊人那样地，交到全军公有的卤获 物中去了。至于异邦军这一方面，城壁刚一陷落，他们的阵势就乱了，他们 中间没有一个人想进行抵抗；成万已经给吓得半死的人们枪压迫到一个狭小 的地方去任人宰割，这桔果给希腊人造成了这样一个尽情杀戮的机会，三十 万人的一支大军，除去和阿尔塔已佐斯一起逃跑的四万人之外，只不过有三 千人活下来罢了。在这一方百，则斯已达出身的拉凯戴孟人在战斗中死亡的 一共是九十一个人，敛该亚人是十六个人、雅典人是五十二个人。

    (71)在异邦军当中，最善战的是波斯人的步兵和撒卡依人的骑兵，而就 人而论，据说最勇敢的就要算是玛尔多纽斯了。在希腊人当中，铁该亚人和 雅典人都是十分能征善战的好汉，但是就勇武而论，拉凯戴盂人在他们所有 的人当中却是最突出的人。 (由于他们所有的人都曾打败他们所面临的敌人)，因此我只能从这样的 一点来证明我的看法，即拉凯戴孟人所对付的是敌人最精锐的部分并且战胜 了他们。依据我个人的判断，断乎超乎众人之上的勇士是那在三百人当中唯 一从铁尔摩披莱安全返回并因此受到黄难和侮辱的阿里司托戴莫斯，次于他 的、最勇敢的勇士则是波西多纽斯、披洛库昂和斯巴达人阿莫姆帕列托斯。 不过，如果大家谈论时间起他们当中谁最勇敢的话，则在座的斯巴达人就会 认为，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自己受到青难，显然他宁愿一死，因此他离开了 他在队伍中的岗位而拼命向前厮杀，这样他在实际上就成就了律大的功业， 可是不想去死的波西多纽斯却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勇敢的人物，因此就这一点 来说，他就比阿里司托戴莫斯还要勇敢了。他们可能只是出于嫉妒才这样讲 的。但是。上面所列举的、在这次战斗中阵亡的人们，除去阿里司托戴莫斯 以外，全都受到了光荣的表扬。阿里司托戴莫斯由于在受到上述的责难时竟 想寻死，所以他没有得到任何光荣的表扬。

    (72)以上就是参加普拉塔伊阿战役的人们当中，得到最大声名的人。但 是在参加军队的时候，不单在拉凯戴孟人当中，而且在其他希腊人中间，都 是当时全希腊最漂亮的人物的卡利克拉铁斯并没有算在这些人中间，因为他 是在战场之外死去的。原来正当帕扁撒尼亚斯奉献牺牲的时候，卡利克拉铁 斯在他自己坐的地方，在身体的胁部中箭负了伤，而当他的同伴们作战的时 候，他被带出了战场，但是他在死的时候都是不能瞑目的，他向普拉塔伊阿 人阿里姆涅司托斯说，为希腊而死，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但 使他痛苦的却勿宁是，尽管他满心想这样做，他却轿毫没有施展出自己的本 颁，也没有成就任何和自己相称的功业。

    (73)在雅典人当中，取得了令誉的是戴凯列阿市区出身的一个人物。埃 岛图奇戴斯的儿子棱帕涅斯。正如雅典人自己所说的，戴凯列阿人曾做过一 件在任何时候都有盆处的事情。原来在住昔，当着图恩达里达伊族为了夺回 海偷率领着一支大军攻人阿提卡，并由于他们不晓得海偷被藏在何处而把各 个市区蹂躏得一蹋糊涂的时候，于是据说戴凯列阿人，而有些人则说戴凯洛 斯本人，因为对敛谢欧斯的傲慢感到恼怒并且又为全部阿提卡的领土担心害 怕，因而便把全部情况告诉图恩达里达伊族，并且把他们引到阿披德纳伊去， 而当地的士著提塔科斯就把这个地方卖给图恩达里达伊一族了。由于他们做 了这样一伴事情，戴凯列阿人从仗去到现在在斯巴达都免缴一切花销并在祭 典中保有头等的座位，而且甚至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许多年，雅典人和伯罗奔 尼撒人之间有了战事的时候，拉凯戴孟人虽然蹂躏了阿提卡的其他地方，对 戴凯列阿却一动也没有动。

    (74)梭帕涅斯便是这一市邑出身的人物，现在他是雅典人在战斗中表现 得最英勇的人物。关于这个人，有两个傅说。根据第一个傅说，则他把一只 铁锚用一条青铜的锁锚紧系在他的鎧甲的带子上：而每在他向前进攻逼近敌 人的时候，他便把这个铁锚抛出去，为的是使敌人在离开他们的队伍进攻时 无法使他离开他的位置：而当敌人被击溃的时候，他的办法就是拉起铁锚来 追击他们。这就是第一个傅说。但是第二个傅说和第一个傅说的说法不同， 第二个傅说说他并没有铁锁系在他的鎧甲上，系在他的鎧甲上面的是他那一 直旋转着而从不停止的盾牌，只是在盾牌上有一个锚形的纹章罢了。

    (75)梭帕涅斯还成就了另一件辉煌的勋业。正当雅典人围攻埃吉纳的时 候，他向五项运动的优胜者、阿尔哥斯人埃岛律已铁斯挑战井将之杀死。但 是在这之后一些时候，这样英勇的梭帕涅斯也死掉 了：在他借同格劳空的儿 子列阿格罗斯一同率领雅典人去为金矿 而作战的时候，他在达托司地方给埃 多涅斯人杀死了。

    (76)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地方杀死了异邦军之后，立刻就有一个妇 女从 敌人那边自愿地投到他们这里来：这个妇女是波斯人铁阿司 披斯的儿子帕兰 达铁斯的妾。听说波斯人被击溃而希腊人获得了 胜利，她便和她的侍女们戴 上许多黄金的装饰，又把她所有的最漂 亮的衣服穿上，这样下了她的焉草就 向江在进行杀戮的拉凯戴孟 人的地方走来了。她看到帕岛撒尼亚斯正在那里 指挥一切，又由 于她先前常常听到而熟悉他的名字和籍贯，因此她知道这个 人就 是帕岛撒尼亚斯，于是她抱住了他的膝头，这样地恳求他说：“斯 已 达国王啊！把我作为请求庇护的人从俘虏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罢。因为你既然 杀死了那里的不崇敬神或英雄的人们，因而到目 前为止你便已经做出使我威 恩不尽的事情了。我是科斯人，是安 塔戈拉斯的儿子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 波斯人在科斯对我强行无 理并把我夺去囚禁在自己的身边”。帕岛撒尼亚斯 回答她说：“放 心罢，这位妇人，一则因为你是向我请求庇护的人，再说， 如果按你 所说，你真是科斯人海该托里戴斯的女儿的话，那他又是那里的人 们中间，我最亲密的友人了”。他说了这话之后，他暂时便把她支 付给正在 堤的五长官来照顾，随后就依照她本人的愿望，把她送到 埃吉纳去了。

    (77)在这个妇女来到之后，立刻曼提涅亚人就来了：不过在他们到来 的 时候，一切事都已经过去了。当曼提涅亚人知道他们前来参战 已经太迟的时 候，就威到非常遗憾并说他们应为此而受到惩罚。 当他们知道阿尔塔已佐斯 已率领看美地亚人逃走的时候，他们便 想一直把美地亚人追到中撒利亚，但 是拉凯戴孟人却不要他们去追赶那些逃跑的人们。曼提涅亚人回到他们自己 的国土之后，便把他们军队的一些将颁从国内放逐出去了。继曼提涅亚人之 后而来的，是埃里司人，他们和曼提涅亚人同样十分遗憾地离开了，而且离 开之后，同样地放逐了他们的将领。上面就是曼提涅亚人和埃里司人所做的 事情。

    (78)在普拉塔伊阿地方埃吉纳人的军队里面，有一个埃吉纳的首要人 物，披铁阿斯的儿子兰彭；为了向帕，岛尼亚斯提出一个最不公正的建议， 他赶到帕扁撒尼亚斯那里去，对他说：“克列欧姆布洛托斯的儿子啊！你成 就了一伴极其伟大和光荣的事业；托上天之福，你挽救了希腊，因此在全希 腊人当中，你获得了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的声名都要大的声名。但是你必 须把你没有做完的事情做完，这样你就不仅耍获得更大的声名而且今后就再 也不会有一个异邦人胆敢无故地把暴行加到希腊人的头上了。当列欧尼达司 在铁尔摩披莱被杀死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克谢尔克谢斯曾把他的头给割下 来，插到一根竿子上：这样如果你给他们以同样的回报，你就会获得全体斯 巴达人和此外的其他希腊人的赞赏。因为如果你照样处置玛尔多纽斯，你也 就是给你父亲的兄弟列欧尼达司报仇了。”他请这番话，原是打算讨帕岛撒 尼亚斯的欢心的。

    (79)但是帕扁撒尼亚斯却回答他说：“埃吉纳的朋友啊，我感谢你的好 意和事前的考虑，不过你的这种意见却是不正当的：因为在开头的时候，你 大大地赞扬我，赞褐我的祖国和我的功业，可是随后你却劝告我要我凌辱死 者并说我如果这样做，便可得到更多的赞扬、这佯一来你就是把我搞倒在地 上，变得一钱不值了。这样的事情。与其说适合于希腊人，勿宁就是更适合 于异邦人。而且这样的事甚至在异邦人做出于时，在我们来看都是应当受到 责难的。从我个人来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宁可不讨埃吉纳人的欢喜，宁 可不讨其他喜欢这种做法的人们的欢喜的，如果斯巴达人因我的正当行动和 正当言语而感到欢喜，那对我来说已经满足了。至于你劝我为之报仇的列欧 尼达司，则我以为我已充分地为他报仇了；你看到的这些无数死去的人已经 足以安慰他和死在铁尔摩披莱的那些人的在天之灵了。但是我都要警告你， 今后不要再来向我提起这样的话，也不要向我提起这样的建议：我不惩办你 而把你放走，你是应当戚谢我的”。

    (80)听了这一番答话之后，兰彭就离开了。于是帕岛撒尼亚斯就布告说， 稚也不能触动卤获品，并且命令希劳特把听有的东西集中到一起。于是他们 便分散到营地的四面八方去，在那里找到了饰以金银的帐篷，镀金镂银的床 榻，黄金的混酒钵、杯盏以及其他饮具；在草上他们找到了一些鉴于，他们 在袋子里又找到了金银的锅釜。他们从那里的死人身上剥下了黄金的腕甲、 栗甲和短剜，却丝毫不去理会死人身上的五苗六色的衣裳。希劳特门偷了许 多东西，把它们卖给埃吉纳人；但是也有许多东西他们自己藏不下，所以便 献了出来。这样，埃吉纳人竟拾自己奠定了大批财富的基础，因为他们从希 劳特那里，象购买青铜一样地，购买了黄金。

    (81)把这些财宝收集到一起之后，他们便把其中的十分之一分出来，献 给戴尔波伊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做了一座三脚架来奉献，它放置在祭坛近 旁的那个青铜的三头蛇上面；他们又把十分之一分出来献拾奥林匹亚的神， 他们用这部分的财富制做了一个十佩巨斯高的青铜宙斯神象来奉献；另外的 十分之一他们献给科林斯地峡的神，他们用这些东西制做一个七佩巨斯高的 波赛东青铜象。把以上的东西抽出去之后，他们便把剩下来的东西分配了， 每个人按其所应得分得了波斯人的妾、金银以及其他物品，还有驮畜。然而， 对于在普拉塔伊阿作战最出力的人们，留出了多少东西分拾他们，没有人说得出了；但是我认为他们也是得到了奖赏的。说到帕岛撒尼亚斯，刚每种东西，妇女、屠四、培兰特(指金块)、骆驼以及同样所有其他的物品， 都各留出十种来送给他。

    (82)这件事还有另外的一种说法。克谢尔克谢斯在他从希腊逃走的时候 曾把随身的一切都留给了玛尔多纽斯，而帕乌撒尼亚斯看到玛尔多纽斯的那 备有金银器皿和饰以多采的花毡的帐篷，便命令烤面包的人和厨师按照通常 侍候玛尔多纽斯那样地准备晚筵。他们按照帕乌撒尼亚斯的吩咐做了；而当 帕乌撒尼亚斯看到上面铺着豪华织物的金银床榻和金银的桌子以及上面所陈 列的极其豪奢的筵席的时候，对于他眼前的这些豪华的陈设他大为吃惊，于 是他便开玩笑地命令他的从仆准备了一顿拉科尼亚式的晚饭。当这顿饭准备 好，而且和前面的一种有天渊之别时，帕乌撒尼亚斯竟笑了起来，于是吩咐 人们把希腊的将领们召集了来。在他们集合起来之后，帕乌撒尼亚斯便指着 每一种方式的晚饭，向他们说：“希腊人啊，我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为的 是想要你们看一看美地亚人的领袖的愚蠢；一个每天吃着你们看到的这样的 饮食的人，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想夺取我们这样可怜的饮食”。据说这就是帕 乌撒尼亚斯对希腊将领们所讲的话。

    (83)但是在这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许多普拉塔伊阿人也找到了满装 着金银和其他物品的箱子。更在这之后，在这些死者中间又发现了这样的事情；原来他们的尸体只有骨头没有肉了(普拉塔伊阿人把他们的骨头集中到一 个地方去了)。有一块头盖骨是一块整的骨头，上面没有任何裂缝；在那里还 发现了一块颚骨，它的上颚骨的包括门齿和臼齿在内的牙齿都是由一块骨头 长成的；还有一个身量有五佩巨斯高的人的骨骼。

    (84)至于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则在战后的第二天就被运走了；我不能确 说这是难干的事情。但是过去我实际听到过各个国家的许多人都埋葬过玛尔 多纽斯，又听说有许多人因为这样做而受到玛尔多纽斯的儿子阿尔通铁斯的 丰富酬谢。但是这些人里是谁偷偷地运走了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并把他埋葬起 来，我却不能确说了。虽然，有的人说，是以弗所人狄欧尼棱帕涅斯把玛尔 多纽斯埋葬了的。

    (85)关于玛尔多纽斯的埋葬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希腊人这一方面，当他 们在普拉塔伊阿把卤获品分配完了之后，就各自按国家的不同把自己的人分 别埋葬了。拉凯戴孟人修造了三座坟茔；在这里他们埋葬了他们的伊伦（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斯巴达青年），其 中有波西多纽斯、阿莫姆帕列托斯、披洛库昂、卡利克拉铁斯。因此，这些 伊伦葬在一个坟茔里，其他斯巴达人葬在第二个坟茔里，希劳特则葬在第三 个坟茔里。拉凯戴孟人就是这样地埋葬了他们的死者的。铁该亚人把他们自己的人都埋葬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雅典人也同样把他们自己的人埋葬在一 处。美伽拉人和普里欧斯人同样地处置了那些被骑兵杀死的人们。在这些民 族的一切坟茔里满满的都是尸体。至于在普拉塔伊阿地方也有坟茔的其他城 邦的人们，则我听说他们的坟茔不过是空坟罢了，他们修起这样的空坟原是 为了给后代的人们看的，因为他们对于不曾参加战斗这伴事，是引以为耻的。 例如，在那里有一座号称是埃吉纳人的坟墓，不过我听说，这乃是在这事十 年以后，埃吉纳人的异邦人保护官、普拉塔伊阿人奥托迪科斯的儿子克列阿 戴斯依照埃吉纳人的希望修造起来的。

    (86)当希腊人在普拉塔伊阿把他们的死者收葬完毕的时候，他们便会商 议决，他们要向底比斯进军，要求站到美地亚一方面去的人们投降，特别是 对于出身名门，又是名门中的魁首人物的提玛盖尼戴斯和阿塔吉诺斯二人。 他们并且决定，如果底比斯人不向他们投降的话，则他们除非是把城市攻下 来，否则决不撤退。在这样决定了以后，他们便在战后的第十一天，抱着这 个目的来到底比斯并把底比斯人给包围起来，要求把这些人给交出来：底比 斯人拒绝引渡他们所要求的人，于是希腊人就蹂躏了底比斯人的国土并进攻 他们的城壁。

    (87)看到希腊人不肯停止蹂躏底比斯人的行动，提玛盖尼戴斯就在到了 第二十天的时候向底比斯人这样说：“底比斯人啊，既然你们看到，希腊人 下了决心在不攻克底比斯或我们不给引渡过去的时候不停止围攻，那末就不 要使贝奥提亚的土地为了我们的缘故而遭受更多的痛苦了。因此，如果他们 所希望的只是金钱，而他们要求引渡我们只是一个借口(因为我们站到美地亚 的一方面乃是举国一致的意思，而不只是我们独自决定的)，那我们可以从国 库拿出钱来送给他们：如果他们这次来围城不为了别的，而只是为了要引渡 我们，那我们甘愿挺身出来对他们进行抗辩”。他的这番话是说得非常得体 并且是合乎时宜的，于是底比斯人便立刻派一名使者到帕乌撒尼亚斯那里 去，表示愿意把他们要的人交出来。

    (88)他们便以这样的一些条件达成了协议。但是阿塔吉诺斯从城中逃走 了；他的儿子被捉住，不过帕乌撒尼亚斯说他的儿子和投靠美地亚方面的这 种罪行毫无关系，而把他们赦免了。至于底比斯人所交出的其他人等，他们 都以为他们会得到抗辩的机会，还相信他们可以用金钱来买脱自己；可是帕 乌撒尼亚斯也正是担心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因此在他把这些人弄到手 以后，他便把全部同盟军遣散，又把这些人带到哥林斯，在那里把他们处死 了。 以上就是在普拉塔伊阿和底比斯所发生的事情。

    (89)再说帕尔那凯斯的儿子阿尔塔巴佐斯现在已经从普拉塔伊阿逃出了 很远的一段路程。当他逃到帖撒利亚人那里去的时候，帖撒利亚人给他殷勤 的招待，他们向他问起其余军队的事情，因为他们丝毫也不知道在普拉塔伊 阿所发生的事情。但是阿尔塔巴佐斯晓得，如果他谈出了战斗的全部真实情 况，他和他手下的人们便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他相信，如果他们知道了事情 的全部经过，每个人都会向他进攻的)。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因此他对波奇司 人什么也没有讲，但是却对帖撒利亚人说了这样的话：“帖撒利亚人啊，你 们可以看到，由于一件公务，我和这些人从我们的军队给派了出来，现在我 自己正在十万火急地和拚命地率领着军队向色雷斯赶路。你们不久就可以看 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大军，他们就紧跟在我的后面。你们应当厚待他并且应 当对他表示一切的善意；因为如果你们这样做，你们以后才不致为这件事后 悔”。这样说了之后，他便火急地率领着他的军队通过帖撒里亚和马其顿一 直到色雷斯去了，他实际上是一点也不敢耽搁的，而他所走的道路也是通过 内地的最短的一条路。这样他就来到了拜占廷，不过他的军队中的许多士兵 却给留在后面了，这些士兵或是由于在途中给色雷斯人杀死，或是由于无法 克服饥饿与疲劳。到了拜占廷之后，他就乘船渡过去了。

    (90)阿尔塔巴佐斯便这样地回到了亚细亚。在这方面，恰巧在波斯人在 普拉塔伊阿遭到惨败的那一天，他们在伊奥尼亚的米卡列地方遭到了同样的 命运。原来，和拉凯戴孟人列乌杜奇戴斯一同乘船前来的那些希腊人当时正 驻屯在狄罗斯，而从萨摩司有一些使者到他们这里来，他们就是特拉叙克列 斯的儿子兰彭、阿尔凯司特拉提戴斯的儿子阿铁那哥拉斯和阿里司塔哥拉斯 的儿子海该西斯特拉托司。萨摩司人是背着波斯人和波斯人所立的萨摩司僭 主、僭主安多罗达玛司的儿子提奥美司托尔把这些人派到希腊人这里来的。 当他们来到将领们这里的时候，海该西斯特拉托司便热情地向他们陈述了许 许多多的理由，他说伊奥尼亚人单是看到他们就会背叛了波斯人的：而异邦 人是不能和他们对抗的。或者，纵然异邦人抵抗他们，这却正是希腊人取得 卤获物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以他们共同崇奉的诸神的名义请求他们把希 腊人从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并把异邦人驱逐出去。他说这对他们来说，乃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波斯的船只的航行技术很差，因而是不能和希腊人 的船只相抗衡的，而如果希腊人对于他们三人之来有任何怀疑，以为他们会 出什么坏主意来引诱希腊人，则他们说他们愿意交出一些人质送到希腊人的 船上来。

    (91)既然从萨摩司来的这位外国人请求得这样恳切，于是列乌杜奇戴 斯，或是由于他想取得一个朕兆，或是上天偶然有意要他这样做，便问他说： “萨摩司的外国人，你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他说：“海该西斯特拉托司（意思是将军）”。 于是列乌杜奇戴斯便打断了对方海该西斯特拉托司本来要开始说的其他的 话，喊道：“萨摩司的外国人啊，海该西斯特拉托司的这个名字是个好征兆， 我答应这事；现在只希望你注意到这样一点，即在你乘船离开这里之前，你 和与你在一起的这些人要发誓保证萨摩司人将要是我们的热诚的同盟者。”

    (92)以上便是他所说的话，跟着就做出了实际的行动。原来萨摩司人立 刻便立下了忠诚的誓约和希腊人缔结联盟了。这样做了之后，其余的人都乘 船走了，但是列乌杜奇戴斯却命令海该西斯特拉托司和希腊人一同乘船，为 的是取他的名字的吉利。希腊人在那里等候了一整天，而在第二天占卜时又 取得了吉兆；为他们占卜的人是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他是伊奥尼 亚湾的阿波罗尼亚的人。这个人的父亲埃维尼欧斯曾做出了下面我所说的事 情。

    (93)在上述的阿波罗尼亚地方，有一群羊被视为太阳神的圣物。在白天 的时候，这群羊就牧放在一条河的河畔，这条河发源于拉克蒙山，流过阿波 罗尼亚的土地而在欧里科司港的地方入海。在夜里，则当地最富有、最贵显 的人们被选拔出来看守它们，每个人担任一年。原来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由于 一次神托的指示，他们是十分重视这群圣羊的。这群羊是豢养在离开都市相 当远的一个洞窟里。而在我所提到的那个时候，是埃维尼欧斯被选拔出来担任看羊的人。可是在一个夜里他睡着了，狼跑过了他的防哨而进入了洞窟， 弄死了大约六十只羊。当埃维尼欧斯知道了这一情况的时候，他并不慌张， 也不把这事告诉任何人，他是想买另一些羊来补偿这一损失。然而这件事终 是瞒不过阿波罗尼亚人的。而当他们知道了这件事的时候，他们便把他召到 法庭上来进行审讯，并由于他在看守时睡眠而判了使他失明的处分。这样， 他们便把埃维尼欧斯的眼弄瞎了。可是从他们这样做了以后，他们的羊群不 产羔了，土地也不象先前那样生产谷物了。而当他们向宣托者请示他们目前 所遭受的灾难的原因可能是什么的时候，在多铎那和戴尔波伊都有神的训示 给他们：宣托者传达诸神的意旨说，他们不公道地弄瞎了圣羊的看守人埃维 尼欧斯的眼睛；诸神说，是诸神自己把那些狼派了来的，而在他们为了他们 对埃维尼欧斯的所作所为而对他作出他自己选择和同意的补偿之前，诸神是 不会停止为他报仇的。而在他们做出充分的补偿的时候，诸神就会赐给埃维 尼欧斯一种使许多人都会认为他是幸福的礼物。

    (94)以上便是传达给阿波罗尼亚的人们的神托。但他们却将这一神托隐 秘起来并委托他们的一些市民来处理这件事；他们对这件事是这样处理的。 他们来到埃维尼欧斯坐的地方和他坐在一处，和他谈论各种各样题外的话， 直到最后他们才表示了对他的不幸遭遇的同情；而在巧妙地把话头引到这上 面以后，他们就问他，如果阿波罗尼亚人答应为他们所做的事而补偿他的话， 他要选择怎样的补偿。对神托一无所知的埃维尼欧斯说，他愿意得到他认为 在阿波罗尼亚是最好的两块采地、他列举了拥有它们的市民的名字，此外他 还愿意得到市内最美好的一所住宅；他说他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他就会消除 了他的怨恨并且满足于这种方式的补偿。而坐在他身旁的人们，不等他再讲 话便立刻接过来说：“埃维尼欧斯，阿波罗尼亚人遵照着神托的指示，就给 你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弥补你的失明罢”。他听了这话时十分恼怒，因为他这 时明白了全部真相并且看到他们已欺骗了他，但是阿波罗尼亚人把他所选定 的东西从所有主那里买了下来送给了他，而从那一天起，他便有了天赐的预 言能力，从而赢得了声名。

    (95)这个埃维尼欧斯的儿子戴伊波诺斯是随着哥林斯人并且是为哥林斯 的军队进行占卜的。但是在这之前我就听说，戴伊波诺斯并不是埃维尼欧斯 的儿子，他只是冒充这个名义，在希腊的各个地方靠占卜混饭吃而已。

    (96)在占卜时得到吉兆之后，希腊人便从狄罗斯乘船出海到萨摩司去 了。当他们来到萨摩司领土上的卡拉米撒附近时，他们就在那里的希拉神殿 近旁投锚，准备进行海战。波斯人知道他们过来了，便也乘着所有余下的船 出海向大陆进发，只有腓尼基的船给他们打发回去了。他们商议决定，他们 不在海上作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敌不过对方；而他们向大陆进发的理由则 是他们可以得到他们那驻在米卡列的陆军的掩护。这部分的陆军是克谢尔克 谢斯下令留在其他军队的后面守卫伊奥尼亚的；这支军队一共有六方人，他 们的将领是波斯人当中最美、也是身材最高的人物提格拉涅斯。波斯水师的 将领们是计划逃到达支军队的庇护之下去，在那里把他们的船只拖到岸上并 在船只的四周构筑一道防壁，用来保卫船只兼作为他们自己的避难所。

    (97)他们商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就出海了。而当他们经过米卡列的 女神(这里专指戴美特尔和佩尔赛波涅——译者)神殿而来到有埃列乌西 斯·戴美特尔神殿的伽埃松和斯科洛波伊斯的时候，他们就把船只拖上了岸， 用石块和他们从果木园来伐来的木材筑成壁垒把它们围起来；在壁垒的外 面，他们又打上了一道木桩。至于那座埃列乌西斯·戴美特尔神殿，则这是 帕西克列斯的儿子披利斯图斯当他随着科德洛斯的儿子涅列欧斯去建立米利 都城时修建的。他们这样准备是要应付围攻，而看情况的不同，甚至也是要 取得胜利；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事先都作了周密的准备。

    (98)当希腊人得知异邦人引军退回到大陆上的本土上去的时候，他们对 于他们的敌人竟然逃出他们的手掌感到很不高兴，并且不知道还是回师好， 还是乘船向海列斯彭特出发好。但最后他们决定不采取任何一种办法，而是 把船驶向本土。因此他们就在自己的船上安设了桥板以及海战时的所有其他 必需之物，然后就向米卡列进发了。当他们驶近营地，发现并没有任何人乘 船来迎战，并看到船被拉到岸上给壁垒围起来而且有一支大军沿着海浜列阵 的时候，列乌杜奇戴斯于是先乘船沿着海浜行进，行进时尽可能地靠近海岸 并且通过一名使者向伊奥尼亚人宣布说：“伊奥尼亚人，凡是你们听到我讲 话的人，请注意我所说的话罢，因为波斯人是决不会懂得我给你们的命令的。 当我们交战的时候，让你们每一个人首先都记着他的自由，然后则是交战的 口令‘希拉’，而建没有听到我讲话的人从听到我讲话的人那里知道这件事 罢”。他这样做的目的和铁米司托克列斯在阿尔铁米西昂的做法的目的是一 样的（见弟八卷第二十二节）。或者是异邦人不知道他的这番话而这番话便对伊奥尼亚人起了说服的 作用，或者是他的话报告给异邦人知道，这就会使他们不信任他们的希腊同 盟者。

    (99)在列乌杜奇戴斯进行了这样的劝告之后，希腊人随后就把自己的船 靠了陆而自己也上了岸，然后便在岸上整顿了队列。可是波斯人看到希腊人 在准备战斗并且劝告了伊奥尼亚人，于是他们首先把萨摩司人的全部武器给 收了过来，因为他们怀疑萨摩司人会帮助希腊人；确实原来当异邦人的船只 带来了克谢尔克谢斯军队所俘留在阿提卡的雅典俘虏时，萨摩司人曾把这些 人释放回雅典并且还给他们道上的旅费、用品等遣送他们回去。特别是由于 这样的一点，他们便受到了怀疑，因为他们释放了克谢尔克谢斯的五百名敌 人。此外，他们还指定米利都人来守卫通向米卡列山地的通路，借口说他们 对当地最为熟悉。但是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使米利都人离开他们 的其余的军队。波斯人就用这样的办法对于那些他们以为一有机会就会对他 们倒戈的伊奥尼亚人进行了自卫；至于他们自己，则他们是把藤盾密接起来 作成一道防壁的。

    (100)希腊人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就全线向着异邦军进击了。正当他们 前进之际，一个流言在军中飞传起来，一个传令使者的杖被发现横在水边岸 上的地方，传开来的那个流言是说，希腊军在贝奥提亚一役当中战败了玛尔 多纽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清楚的证据，可以说明在事物上有神的意旨 存在。既然这时，波斯人在普拉塔伊阿所遭到的惨败和他们即将在米卡列所 遭到的另一次惨败正好是在同一天，而流言又传到那个地方的希腊人的地方 去，这样他们的军队便得到了巨大的鼓舞，也就更不惜去面临危险了。

    (101)而且还有另一个偶合的地方，那就是在两处战场那里都有埃列乌西 斯·戴美特尔的圣域。因为，象我已经提过的，在普拉塔伊阿，战斗就是在 戴美特尔神殿的近旁进行的；而在米卡列，情况也是这样。结果帕乌撒尼亚 斯统率下的希腊人取得了胜利这个流言竟成了事实。原来普拉塔伊阿一役是在那一天还早的时候进行的，但米卡列一役却已经是傍晚的事情了。在这之 后不久的时候，希腊人对这事进行了调查，才知道这两个战役是在同一月的 同一天里发生的。而在他们听到这一流言之前，他们是十分担心的，这与其 说是为了他们自己，勿宁说是为了帕乌撒尼亚斯麾下的希腊人，因为他们害 怕希腊人会在和玛尔多纽斯发生冲突时栽在他的手里。但是当他们得到这个 消息的时候，他们就进攻得更加勇猛和迅速了。鉴于海岛和海列斯彭特都成 了胜利奖赏，因此希腊军和异邦军都是急于想进行战斗的。

    (102)至于大约占全线兵力一半的雅典人和配置在雅典人近旁的人们，他 们是必须沿着海岸上的平地前进的，因为拉凯戴孟人和配置在拉凯戴孟人近 旁的人们是通过峡谷和在一些小丘中间前进的。而当拉凯戴孟人正在迂迥的 时候，另一翼的人们已经展开战斗了。当波斯人的藤盾直立在那里的时候， 他们还能够保卫自己并且守住自己的阵地，但是当雅典人和配置在他们近旁 的人们相互激励并且更加拚命地奋力作战，为的是表明他们雅典人，而不是 拉凯戴孟人才可以打胜仗的时候，战斗的形势立刻改变了。他们冲倒了盾壁 之后，就全军系到波斯人中间去，波斯人迎战，和对方相持了很久一个时候， 但波斯人终于逃到垒壁里面去了。 (在战线上依次排列起来的)雅典人、科林斯人、希巨昂人、特罗伊真人 紧紧地追在后面并同样一齐冲了进去。但是当垒壁也被攻克的时候，异邦军 中除去波斯人之外，所有的人们便不再抵抗而逃窜了；但波斯人则各结成少 数人的队伍，仍然对象潮水一样冲进城壁来的希腊人作战。波斯人的将领有 两个人逃跑了，两个人被杀死了；逃跑的是两个海军的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和 伊塔米特列斯，陆军的将领玛尔东铁司和提格拉涅斯则在战斗中阵亡了。

    (103)当波斯人还在战斗的时候，拉凯戴孟人和跟着他们来的人们赶来 了，帮着结束了未完的战斗。希腊人方面这次也损失了许多人，特别是希巨 昂人和他们的将领培利拉欧斯。至于在美地亚军中服务、并且给解除了武装 的萨摩司人，从一开头他们看到双方不分胜负的时候，便一心想帮助希腊人 而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而当其他的伊奥尼亚人看到萨摩司人作出了榜样的时 候，他们于是也就对波斯人倒戈并向异邦军进攻了。

    (104)波斯人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曾指令米利都人着守通路，以便在万一 发生他们真正遇到了的事件时，他们可以有人把他们引导到米卡列山地去。 就是为了上述的理由，米利都人被分配以上述的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 不在军队里从而使他们不会发生哗变的事情。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和交付 给他们的任务完全相反，他们不单是把逃跑的波斯人引到通向敌人的道路上 去，而最后他们自己竟而也变成了波斯人的最凶恶的敌人并把波斯人杀死 了。这样，伊奥尼亚就再一次背叛了波斯人。

    (105)在这次战斗里，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作战最英勇的是庞克拉提昂（一种极其剧烈的拳击与角力的混合比赛）的名手埃乌托伊诺斯的儿子海尔摩律科斯。这个海尔摩律科斯后来在雅典人和卡律司托斯人作战时，在卡律司托斯领的库尔诺斯阵亡了，他的葬地就在吉拉伊司脱斯那里。在雅典人之后，战斗得最 突出的则是科林斯人、特罗伊真人和希巨昂人。

    (106)当希腊人在对敌作战或是在追逐逃敌而把敌人的大多数解决了的 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卤获物搬出来到海岸的地方，在这些卤获物当中，他们发现了一些装看钱币的柜子。然后他们就把船只和整个垒壁放火烧掉了， 烧完之后，他们便乘船离开了。他们到了萨摩司之后，就讨论他们是否把伊 奥尼亚人迁移开并把伊奥尼亚人移居到他们治下的希腊哪个地方去的问题， 而打算把伊奥尼亚这个地方交给异邦人来处置。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可能 永远地保护伊奥尼亚人使不受敌人的侵犯，而且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 们也不敢料想波斯人会不对伊奥尼亚人进行报复。在这件事上，那些当权的 伯罗奔尼撒人主张把站到波斯人方面夫的那些希腊民族从他们的商埠地移 开，而把这些地方交给伊奥尼亚人住；但是雅典人不赞同把伊奥尼亚人移开 的全部计划，他们也不同意伯罗奔尼撒人干预雅典殖民地的事务。既然他们 激烈反对，伯罗奔尼撒人也就让步了。结果是他们使萨摩司人、岐奥斯人、 列斯波司人和参加他们的军队出征的所有其他的岛民都加入了他们的联盟， 并要他们发信谊之誓，永远忠于他们的联盟者，决不叛离。希腊人使他们对 自己宣了誓之后，便想乘船去把桥摧毁，因为他们以为桥还架在那里。

    (107)这样他们便向海列斯彭特出发了。另一方面，那少数幸得活命并给 赶到米卡列高地去的波斯人，则从那里逃到撒尔迪斯去了。当他们正在赶路 的时候，波斯人惨败之际正好在场的、大流士的儿子玛西司铁斯十分痛烈地 咒骂水师将领阿尔塔翁铁斯；在许多咒骂的言语之外，他特别对阿尔塔翁铁 斯说象他这样的指挥能力证明他尚且不如一个妇女，而且由于他给王室带来 的损害，他简直是罪该万死。原来在波斯人，被人骂成不如一个妇女，那是 最大的耻辱了。阿尔塔翁铁斯听了这样多的侮辱言语之后勃然大怒，于是他 抽出刀向玛西司铁斯奔来，想把他杀死。但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普拉克西拉 欧斯的儿子克谢纳戈拉斯那时正站在阿尔塔翁铁斯本人身后，他看到阿尔塔 翁铁斯向玛西司铁斯奔来，就抓住他的腰部，把他举起来撞倒在地下了。正 在这时，玛西司铁斯的卫兵们也赶来保护他了。这样一来，由于救了国王的 兄弟的命，这也就是施恩于玛西司铁斯本人和国王克谢尔克谢斯了；国王为 了报答他的这一功业，把整个奇里启亚赐给了他，任命他为该地的太守。此 后在路上便再没有发生任何其他的事情而到了撒尔迪斯。而国王当时恰巧也 在撒尔迪斯，因为在他海战失败后，他便从雅典逃到撒尔迪斯来了。

    (108)当他在撒尔迪斯的时候，他爱上了也在那里的玛西司铁斯的妻子。 他无论向她怎样表示也不能使她顺从他的意思，但是他顾及自己的兄弟玛西司铁斯，而没有对她施行强暴的手段(她不会遇到强暴手段，这一点她知道得 很清楚，因而同样的想法也就使她有了不从命的胆量)。克谢尔克谢斯既没有 别的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只好使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这个妇女和玛西司 铁斯之间所生的女儿为妻；因为他以为这样，他就很有可能把她弄到手了。 因此他就按照一切应当遵行的仪式使他们缔结了婚约，然后便离开这里到苏 撒去了。但是当他到了那里并把大流士的新婚妻子领入自己的家里之后，他 就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忘到九宵之外，而是改变了爱好，他向大流士的妻子、 玛西司铁斯的女儿，这个叫做阿尔塔翁铁的女孩子求婚并且取得了她。

    (100)但是久而久之，事情的真相却被人发现了，发现的经过是这样。 克谢尔克谢斯的妻子阿美司妥利斯织了一件彩色斑烂的、十分美丽的外 袍送给了他。克谢尔克谢斯看了很高兴，就穿着它去看阿塔尔翁铁；由于他 也很喜欢她，他便命令她向他要求她愿意要的任何东西以报答她对他表示的 好意，因为他说她不拘要求什么他都不会拒绝的。由于她和她的全家注定要 遭到惨祸，于是她就对克谢尔克谢斯说：“我要求的任何东西你都肯给我 吗？”他答应这样做并且为这件事发了誓，因为他以为那件东西她是决不会 要求的。可是当他发了誓之后，她竟然不揣冒昧地要求他的外袍。克谢尔克 谢斯用一切办法来迥避她的这个要求，原因不外是他害怕阿美司妥利斯会得 到明显的凭据，来证实她已经怀疑他会做的事情。为了代替这件东西，他想 把城池给她，把大量的黄金给她，还想把只有她一个人才能统率的一支军队 给她。军队是最道地的波斯式的物了。但是他不能说服她，只好把袍子给她 了；她得到袍子之后大喜过望，穿着它到各处去向人炫耀。

    (110)阿美司妥利斯听到了阿塔尔翁铁得到了袍子的事情。可是当她知道 这一实际情况之际，她并不生气这个女孩子。她认为负主要责任的是这个女 孩子的母亲，她认为这是女孩子的母亲干的事情，因此她打算毁掉的正是玛 西司铁斯的妻子。于是她就等待着，直到克谢尔克谢斯设御宴的时候。 (这种御宴每年在国王诞辰时举行一次；用波斯语来说，这一御宴的名称 是“图克塔”，这用希腊语来说就是“铁列伊翁”（“完全的”意思）；而正是在那一天，国王 在头上涂膏并且逼赐波斯的群臣)。阿美司妥利斯等那一天来到之后，就向克 谢尔克谢斯要求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克谢尔克谢斯知道自己兄弟的 妻子对于她所怀疑的事件是无辜的，又知道她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因此他认为如果把玛西司铁斯的妻子交给她，那将是一件可怕的和残暴不仁 的做法。

    (111)尽管如此，由于阿美司妥利斯的执拗请求，而且法律又使他不得不 允许，他万般无奈地答应了。因为在波斯举行御宴时，国王是不能拒绝任何 请求的。他把这个妇女交给了阿美司妥利斯之后，是这样做的。他一面命令 她愿意怎样做便怎样做，另一方面又派人把他的兄弟召了来，这样对他说： “玛西司铁斯，你是大流士的儿子和我的兄弟，而且你还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物。我告诉你，不要再和你现在的妻子同居了，我把女儿许配给你来代替她。 和她同居在一起罢。可是你得放弃你现在的妻子，因为我的意思是不许你和 她在一起”。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大为震惊。他说：“主公，你要我这样来 对待我自己的妻子，这是一个多么不近人情的命令啊。我和她已经生了成年 的儿女而我的女儿又已经嫁给了你的儿子，而且我又是十分喜欢她的。可是 你却命令我放弃她并且和你的女儿结婚。国王啊，你认为我配得上娶你的女 儿为妻，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光荣，可是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我都 不愿做。请不要强迫我同意这样的一个愿望罢。你可以给你的女儿找到另一 位丝毫不比我差的丈夫，还是请你容许我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罢。”玛西司 铁斯的回答就是这样。可是克谢尔克谢斯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他说：“玛西 司铁斯，这样一来，你便给自己召来了这样的后果。我既不把自己的女儿许 配给你，也不许你和你现在的妻子一同过活下去，你就会知道我要给你的是 什么东西了。”玛西司铁斯听了这话之后，只说了这样的一句话就离开了。 他说：“主公，可是你还没有要了我的命呢”。

    (112)正当克谢尔克谢斯和他的兄弟讲话的时候，阿美司妥利斯派人把克 谢尔克谢斯的卫兵召了来，对玛西司铁斯的妻子加以极其残酷的蹂躏。她割 掉了这个妇女的乳房，把它抛给狗吃，同样地割掉了这个妇女的鼻子、耳朵 和嘴唇，又把舌头也割掉。这个妇女就在这样残酷地被蹂躏之后，给送回家 里去了。

    (113)玛西司铁斯还不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但是由于害怕会遭到惨祸， 他赶忙地跑回自己家里去了。玛西司铁斯看到自己的妻子受到这样惨不忍睹 的蹂躏，立刻就和自己的孩子们商量并和他的孩子们，确乎还有其他人等一 同出发到巴克妥利亚去，打算使巴克妥利亚省叛变，从而使国王遭到最大的 损害。在我看来，如果他能够逃入巴克妥利亚人和撒卡依人的地区的话，他 实际上是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因为当地的人都很爱戴他，而且他又是巴克妥 利亚人的太守。然而这已经无济于事了；原来克谢尔克谢斯已经知道了他的 意图，于是就派了一支军队去追击他，在道路上把他、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 亲兵全都杀死了。关于克谢尔克谢斯的爱情事件以及玛西司铁斯的死亡的经 过情况就是这样。

    (114)另一方面，从米卡列向海列斯彭特出发的希腊人为了躲避风浪首先 便在莱克顿投锚，从那里又来到阿比多斯，而就在那里他们发现了那他们以 为是完好无恙的桥已经被摧毁了，而他们实际上主要都是为了这些桥才来到 了海列斯彭特的。于是列乌杜奇戴斯摩下的伯罗奔尼撒人便决定乘船返回希 腊，但是在将领克桑提波司麾下的雅典人却决定留在那里并向凯尔索涅索斯 进攻。于是其他人等便乘船他去，但是雅典人却渡海到凯尔索涅索斯去，把 赛司托斯给包围了。

    (115)可是当波斯人听说希腊人来到海列斯彭特的时候，他们就从邻近的 各个市邑来到并且也集中在赛司托斯这个地方来，因为他们认为赛司托斯是 那一地区里防卫得最坚固的地方。在这些波斯人中间，有一个出身卡尔狄亚 的、名叫欧约巴佐斯的波斯人，他曾把桥梁的案具带到那里去。占居这个赛 司托斯的是土著的爱奥里斯人，但是在他们中间也有波斯人和大群的他们的 其他同盟者。

    (116)治理这一省的是克谢尔克谢斯所任命的太守阿尔塔乌克铁斯，这是 一个狡诈而又邪恶的人物；在国王向雅典进军的途中，他竟欺骗国王，从埃 莱欧斯那地方贪污了伊披克洛斯的儿子普洛铁西拉欧斯（是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希腊人。参见荷马：伊利亚特，Ⅱ，701）的财宝。经过的情况 是这样：在凯尔索涅索斯的埃莱欧斯地方有普洛铁西拉欧斯的坟墓，坟墓的 周边则是圣域。在那里有金银杯盏，青铜器具，衣服和其他奉献品等等大量 的财宝，阿尔塔乌克铁斯由于国王的特许，把这里面的东西全都劫走了，但 是他却用下面的话，欺骗了克谢尔克谢斯：“主公，在这里有一个希腊人的 家宅，这个希腊人由于率军进攻你的国土而在受到公正的惩罚后死掉了。请 把这个人的家宅赐给我罢，这样所有的人就得到教训，不敢进攻你的国土 了”。他以为他用这样的借口，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克谢尔克谢斯把这个 人的家宅赐给他，他相信克谢尔克谢斯是不会怀疑他是别有用心的。他所以 说普洛铁西拉欧斯率军进攻国王的领土，其理由是波斯人认为全部亚细亚都 是属于他们自己和统治他们的不拘哪一个国王的。因此，当这笔财富赠给了 他的时候，他便把它从埃莱欧斯带到了赛司托斯，却把圣域变成田地和牧场。 而当他到埃莱欧斯来的时候，总是在圣堂里和妇人交配的。而现在当雅典人 包围了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准备，也丝毫没有想到希腊人会来，因此当他 们向他进攻的时候，他便走投无路了。

    (117)但是围攻一直继续到深秋的时候，希腊人由于离乡背土和在攻取城 塞时的失利而不耐烦起来，于是他们请求他们的将领再把他们率领回去：但是将领们拒绝这样做，他们一定要坚持到攻克这个地方或是为雅典政府当局 所召回。因此，他们就耐心地忍受他们当时的处境了。

    (118)可是城寨内部的人们这时却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他们竟煮食了 他们的床上的革纽，但终于甚至连这些东西他们也吃光了，于是阿尔塔乌克 铁斯和欧约巴佐斯以及所有波斯人便从要塞的后面，也就是敌军兵力最少的 地方逃了下来并在夜里逃跑了。到天明的时候，凯尔索涅索斯的人们就从塔 楼上把所发生的事情报告给雅典人并把城门打开了。雅典人的大部分跟踪追 击下去，而其余的人就占领了这个城市。

    (119)但是，在欧约巴佐斯逃到色雷斯去的时候，阿普新提欧伊·色雷斯 人却把他捉了起来，按照他们的风俗，把他当作牺牲奉献给他们当地的神普 雷司陶洛斯。至于欧约巴佐斯的同伴们，他们是用另一种办法给杀死的。阿 尔塔乌克铁斯和与他随行的人们是后来才开始逃跑的，他们是在阿伊戈斯波 塔莫伊稍稍上部的地方被追上的，他们抵抗了相当长的一个时候，结果他们 有的人被杀死，其余的人则被生俘了。希腊人把他们纣送到赛司托斯去，阿 尔塔乌克铁斯和他的儿子也同样是和这些人一道纣送去的。

    (120)据凯尔索涅索斯人说，看守阿尔塔乌克铁斯的人们当中，有一个人 遇到了一件神妙莫测的事件，那就是当他在煎咸鱼的时候，这些鱼在火上却 开始跳了起来并抽动着，就仿佛是新捉到的鱼一样。其余的人们都聚拢来， 惊讶地望着这种现象。可是当阿尔塔乌克铁斯看到这种奇怪的事情时，便向 这个煎咸鱼人说：“雅典的外国人啊，不要害怕这个奇迹罢。这个奇迹不是 显示给你的，这是埃莱欧斯的普洛铁西拉欧斯显示给我的，他的意思是说， 他虽然已不在人世并且已经象咸鱼那样的干枯了，但是上天诸神仍然给他力 量来向对他做了不义之行的人进行报复。因此，现在我想赔偿他，那就是， 为了补偿我从他的神殿里取走的财富，我愿意献给这位神一百塔兰特。而且 如果雅典人饶过了我们的活命的话，我愿意再为我本人和我自己的儿子向雅 典人献出二百塔兰特的赎金”。但是希腊的将领克桑提波司却不为这样的诺 言所动。因为埃莱欧斯人请求把阿尔塔乌克铁斯处死而为普洛铁西拉欧斯伸 冤，而且将军本人也打算这样做。因此，他们就把他带到克谢尔克谢斯在海 峡地带架桥的地岬那里去，有的人则说是把他带到玛杜托司市上方的一座山 那里去；而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板子上，高高地吊了起来；至于他的儿子， 则他们是把他的儿子当着他的面用石头砸死的。

    (121)他们把这一切事做完之后，便乘船回希腊去了，他们带看桥梁的索 具以及其他物品，预备献给他们的神殿。在那一年里，就再没有发生别的事 情。

    (122)这个被处以磔刑的阿尔塔乌克铁斯，他的祖父是阿尔铁姆巴列司； 这个阿尔铁姆巴列司（和第一卷第一一四节的阿尔铁姆巴列司所指的不是一个人）曾向波斯人献策，波斯人接受了它并把它献给居鲁士， 他那次献策的大旨是这样：“既然宙斯削平了阿司杜阿该斯而把霸权赋予波 斯人，特别是波斯人当中的你，居鲁士，既然我们所有的土地既狭小，又不 平坦，因此让我们迁出这块地方，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罢。我们边界上这样 的地方是很多的，在更远的地方，这样的地方也是很多的。这样的地方我们 只要弄到一块，我们就可以做出使人们更加惊叹的事情。一个统治的民族这 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们目前统治了这样多的人以及整个亚细亚的 时候，难道我们还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机会吗？”居鲁士听到了这些话，不 过他对这计划并不是特别赞赏，而是命令他们说可以这样做。但是当他这样 命令的时候，他警告说他们这样做，必须准备不再作统治者，而要作被统治 的臣民。温和的土地产生温和的人物：极其优良的作物和勇武的战士不是从 同一块土地上产生出来的。因此，波斯人看到居鲁士的见识比他们的见识高， 于是承认自己看法的错误而离开了；他们宁可住在嶢瘠的山区作统治者，而不愿住在平坦的耕地上作奴隶。

    年表 (全部在纪元前)

    585 泰利士预言日蚀。 604(一说 605)——562 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 560 克洛伊索斯继承吕底亚王位。 561—560 佩西司特拉托斯成为雅典僭主。 559—556 米尔提亚戴斯成为色雷斯·凯尔索 涅索斯的僭主。 550 居鲁士征服美地亚。 548—547 戴尔波伊的阿波罗神殿被焚。 546 居鲁土征服吕底亚，推翻克洛伊索 斯。 546—545 波斯征服亚细亚的希腊人。 538 居鲁士陷巴比伦。 527 佩西司特拉托斯死。 526 萨摩司僭主波律克拉铁斯放弃与埃 及的同盟而投到波斯方面。 525 波斯出征埃及。 521 大流士继承波斯王位。 514 哈尔莫狄欧斯与阿里斯托盖通的谋 叛。 512 大流士第一次远征欧罗巴。 征服色雷斯。 510 佩西司特拉托斯族僭主政治的崩 溃。 雅典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 叙巴里斯与克罗同之战。 508—507 伊撒哥拉司取得雅典的政权。 斯巴达人进攻雅典卫城。 克莱司铁涅斯执掌大权。 499 伊奥尼亚爆发起义。 498 雅典与埃吉纳作战。 497 雅典军烧毁撒尔迪斯。 494 伊奥尼亚军在拉戴战败。 492 波斯人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 490 波斯水师出征希腊。 埃列特里亚被毁。 马拉松之役。 489 米尔提亚戴斯出征帕洛司。 487 雅典对埃吉纳之战。 485 大流士死，克谢尔克谢斯即位。 482 雅典水师的加强。 480(八月) 克谢尔克谢斯侵入希腊。 阿尔铁米西昂和铁尔摩披莱之役。 480(九月) 撒拉米司海战。 480(十月) 日蚀。 479(春天) 波斯军驻守阿提卡。 479(八月) 普拉塔伊阿之役。 米卡列之役。 479—478(冬天) 雅典军攻陷赛司托斯。

    主要度量衡币制单位折算表

    (一)长度单位 达克杜洛斯 1.93 公分 尺(音译普司) 30 公分 佩巨斯 46.2 公分 帕扯司铁 7.7 公分 欧尔巨阿 1.85 公尺 普列特隆 30 公尺 斯塔迪昂 约 185 公尺 帕扯桑该斯(波斯) 5.7 公里 斯塔特莫斯 28 公里强

    (二)容量单位 甲液体 库阿托斯 1/2 公合 科杜列 1/4 公升 美特列铁司 39 公升 乙粉状物体 科伊尼库斯 约一公升 美狄姆诺斯 52 公升

    (三)重量单位 塔兰特 26 公斤 米那 436 克 德拉克玛 4.4 克 欧博洛斯 0.7 克 (四)币制单位 塔兰特 ＝60 米那 米那 ＝5 斯塔铁尔 斯塔铁尔 ＝20 德位克玛 德应克玛 ＝6 欧博洛斯

    重要译名对照表

    A Aegialeus 埃吉阿列斯 Aegicores 埃依吉科列乌司 Abae 阿巴伊 Aegilea 埃吉列阿 Abdera 阿布戴拉 Aegina 埃吉纳 Abrocomes 阿布罗科美斯 Aegion 埃吉翁 Abronichus 阿布罗尼科斯 Aegira 埃尹盖位 Abydos 阿比多斯 Aegiroessa 埃吉洛埃撒 Acanthus 阿坎托司 Aeglea 埃格列亚 Acarnania 阿卡尔那尼亚 Aegli 埃格洛伊人 Aceratus 阿凯扯托司 Aegospotami 阿伊戈斯波塔莫伊 Aces 阿开司 Aeimnestus 阿埃姆涅司托斩 Achd.emenes 阿凯美涅斯 Aenea 埃涅亚 Acbaemenidae 阿凯美尼达尹 Aenesidemus 埃涅西戴谟司 Achaia 阿凯亚 Aenus 阿伊诺斯 Achelous 阿凯洛司 Aenyra 阿伊努拉 Aclieron 阿凯隆河 Aeolians 爱奥里斯人 Achilles 阿齐里斯 Asolus 阿依欧洛司 Achilleum 阿奇列昂 Aeropus 阿埃洛波司 Aeraephia 阿克莱披亚 Aesanius 埃撒尼欧司 Acisius 阿克里西欧斯 Aeschines 埃司奇涅斯 Acrothoum 阿克罗托昂 Aeschylus 埃司库洛斯 Adicran 阿地克兰 Aesopus 伊索 Adimantus 阿迪曼托司 Aetolia 埃托利亚 Adrastus 阿德拉斯托司 Agaeus 阿伽依欧斯 Adriaticsea 亚得里亚海 Agamemnon 阿伽美姆农 Adyrmachidae 阿杜尔玛奇达伊人 Agariste 阿伽莉司铁 Aea 埃阿 Agasicles 阿伽西克列斯 Aeaces 阿伊阿凯司 Agathyrsi 阿伽杜尔索伊人 Aeaeus 埃伊阿科斯 Agathyrsus 阿伽杜尔索斯 Aegsae 埃伊伽埃 Agbalus 阿格巴罗斯 Aegaeae 埃伊盖伊埃 Agbatana 阿格巴塔拿 Aegaleos 埃伽列欧斯 Agenor 阿该诺尔 Lege 埃给 Agetus 阿盖托斯 Aegeus 埃盖乌斯 Agis 阿吉斯 Aglaurus 阿格劳洛斯 Aminocles 阿米诺克列斯 Aglomachus 阿格罗玛科司 Ammon 阿蒙 Agora 阿哥拉 Amompharetus 阿莫姆帕列托斯 Agrianes 阿格里阿涅斯 Amorges 阿摩尔盖司 Arron 阿格隆 Ampe 阿姆培 Aiaces 埃雅凯司 Ampeus 阿姆塔洛斯 Aias 埃阿司 Amphiaraus 阿姆披亚拉欧斯 Alabanda 阿拉班达 Amphicasa 阿姆披凯亚 Alalia 阿拉里亚 Amphicrates 阿姆披克拉铁斯 Alarodii 阿拉罗狄欧伊人 Amphictson 阿姆披克图昂 Alazir 阿拉吉尔 Amphictyones 阿姆披克图欧涅斯 Alazones 阿拉佐涅斯 Amphi lochns 阿姆披罗科司 Alcaeus 阿尔凯娥斯 Amphilytus 阿姆庇津托斯 Alcamenes 阿尔卡美涅斯 Amphimnestus 阿姆庇姆涅司托斯 A1cenor 阿尔凯诺尔 Amphion 阿姆庇昂 Alcetes 阿尔凯铁斯 Amphissa 阿姆披撒 Alc ibiades 阿尔奇比亚代司 Amphitryon 阿姆披特利昂 Alcides 阿尔开达司 Ampraeia 阿姆普拉奇亚 Alcimachus 阿尔启玛科司 Amyntas 阿门塔斯 Alcmene 阿尔克美涅 Amyris 阿米利斯 Alcmeon 阿尔克美昂 Amyrtaeus 阿米尔塔伊俄斯 Alcon 阿尔孔 Amythcon 阿米铁昂 Alea 阿列亚 Anachars 泊阿那卡尔西司 Aleianplin 阿列昂平原 Anscreon 阿那克列昂 Aleuadae 阿律阿达伊 Anactoria 阿那克托利亚 Alexander 亚力山大 Anagyrus 阿那几洛斯 Alilat 阿利拉特 Anaplies 阿纳培司 Alopecae 阿罗佩卡伊 Anaphlystus 阿那普律司托司 Alpeni 阿尔培诺依 Anaua 阿恼阿 Alrenus 阿尔塔诺斯 AnaTandrldes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 Alpheus 阿尔佩欧斯 Anazandrus 阿那克桑德罗斯 Alpis 阿尔披司 Anaxilaus 安那克西拉欧斯 Alns 阿罗司 Allchimolius 安启莫里欧司 Alyattes 阿律阿铁斯 Andrase 安德烈阿斯 Amasis 阿玛西斯 Androbulus 安多罗布洛斯 Amathus 阿玛图司 AndrOcrates 安多罗克拉铁斯 Anlazon 阿玛松 Androdams 安多罗达玛司 Amestris 阿美司妥利斯 Andromeda 安多罗美达 Amiantus 阿米安托斯 Androphsgi 昂多罗帕哥伊人 Anilcee 阿米尔卡斯 Andros 安多罗斯 Aneritus 阿涅利司托斯 Archias 阿尔启亚斯 Angites 安吉铁斯 Arclildemus 阿尔奇戴莫斯 Angrus 安格罗斯 Archidlce 阿尔启迪凯 Annon 安农 Archilochus 阿尔齐洛科斯 Anopaea 阿诺佩亚 Ardericca 阿尔代利卡 “Antagoras 安塔戈拉斯 Ardys 阿尔杜斯 Antandrus 安唐德罗斯 Ares 阿列斯 Anthele 安铁拉 Argades 阿尔伽戴司 Anthemus 安铁莫斯 Argaeus 阿尔该欧斯 Anthylla 安提拉 Argsnthonius 阿尔甘托尼欧斯 Anticares 安提卡列司 Arge 阿尔该 Anticyra 安提库拉 Argeia 阿尔鼓娅 Antidorus 安提多洛斯 Argilus 阿尔吉洛斯 Antiochus 安提奥科斯 Argiopium 阿尔吉奥披昂 Antipetrus 安提帕特洛斯 Alglppaei 阿尔吉派欧伊人 Antipliemus 安提培莫斯 Argo 阿尔哥 Anyssis 阿努西司 Argos 阿尔哥斯 Aparytae 阿帕里塔伊人 Argus 阿尔古司 Apatutia 阿帕图利亚 Ariabignes 阿里阿比格涅斯 Aphetae 阿佩泰 Ariantas 阿里安塔司 Aphidnee 阿披德纳伊 Ariapithes 阿里亚佩铁司 Aphrodisise 阿普罗狄西阿司 Ariaramnes 阿里阿拉姆涅斯 AD hrodite 阿普洛狄铁 Ariazus 阿里亚佐司 Aphthite 阿普提铁 Aridolis 阿利多里司 Apidanus 阿披达诺斯 Arli 阿列欧伊人 Apis 阿庇斯 Arimaspi 阿里玛斯波伊人 Apollo 阿波罗 Arimnestus 阿里姆涅司托斯 Apollonia 阿波罗尼亚 Ariomardns 阿里奥玛尔多斯 Apellophanes 阿波罗旁涅司 Arion 阿利昂 Apries 阿普里埃司 Ariphron 阿里普隆 Apsinthii 阿普新提欧伊人 Ayisba 阿里斯巴 Arabia 阿拉伯 AriSmaspeia 阿里斯玛斯佩阿 Ayaras 阿拉洛司 Aristagoras 阿里司塔哥拉斯 Araxes 阿拉克塞斯 Aristeas 阿利司铁阿斯 Arcadia 阿尔卡地亚 Aristides 阿里司提戴斯 Ascesilsns 阿尔凯西拉欧司 Aristocrates 阿里司托克拉铁斯 Archendrn 阿尔康德洛斯 Arlstocyprns 阿里司托摩普洛司 Arehelaus 阿尔凯拉欧斯 Aristridemus 阿里司托戴莫斯 Arebestratides 阿尔凯司特拉提戴 Aristodicus 阿里司托狄科斯斯 Aristogifon 阿里斯托盖通 Aristolaides 阿里斯托拉伊戴斯 Asbystae 阿司布司塔依人 Aristoaschus 阿里司托玛科斯 Ascalon 阿斯卡隆 Ariston 阿里司通 Asia 亚细亚 Arisbonice 阿利司托尼凯 Asies 亚细阿司 Aristonymus 阿利司托尼莫斯 Asine 阿西涅 Aristopbentus 阿里司托庞托斯 asmach 阿斯玛克 Aristophilides 阿里司托披里戴斯 Asonides 阿索尼戴斯 Arizanti 阿里桑托伊人 Aopil 阿索披亚人 Armonia 阿尔美尼亚 AopodOrus 阿索波多洛斯 Arpoxa1s 阿尔波克赛司 Aopus 阿索波司 Arsamenes 阿尔撒美涅斯 Aspathines 阿司帕提涅斯 Arsames 阿尔撒美斯 Assa 阿萨 Artabanus 阿尔塔巴诺斯 Assesus 阿赛索斯 Artabates 阿尔塔巴铁斯 Assyria 亚述 Artabazus 阿尔塔巴佐斯 Astacus 阿斯塔科斯 Artace 阿尔塔开 Aster 阿司特尔 Artachees 阿尔塔凯耶斯 Astrobacus 阿司特罗巴科斯 Artaei 阿尔泰伊欧伊人 Astyageg 阿司杜阿该斯 Artaeus 阿尔泰欧斯 Asnchis 阿苏启司 Artannnes 阿尔塔涅斯 Atarantes 阿塔兰铁司人 Artaphrenes 阿尔塔普列涅斯 Atarbeehis 阿塔尔倍奇斯 Artavctes 阿尔塔乌克铁斯 Alarneus 阿塔尔涅乌斯 Artaynto 阿尔塔翁铁 Athamas 阿塔玛斯 Artayntes 阿尔塔翁铁斯 Athenades 阿铁纳迭斯 Arfembares 阿尔铁姆巴列司 Athonagoras 阿铁那哥拉斯 Artemis 阿尔铁米司 Atbene 雅典娜 Artemisia 阿尔铁米西亚 athpns 雅典 Artemisiutm 阿尔铁米西昂 Athos 阿托斯 Artescus 阿尔铁斯科斯 Athrisbis 阿特里比司 Artobacanes 阿尔托巴札涅司 Athrys 阿特律斯 Artrichrnes 阿尔托克美斯 Atlanfor 阿特兰铁司人 Artontes 阿尔通铁斯 Atlantis 阿特兰提斯 Artoxerxes 阿尔托克谢尔克谢 Atlas 阿特拉斯斯 Atossa 阿托撒 Artozostre 阿尔桃索司特拉 Atramyttium 阿特拉米提昂 Artvbius 同尔图比欧司 Attaginus 阿塔吉诺斯 Artyphius 阿尔杜庇欧斯 Attica 阿提卡 Artystone 阿尔杜司托涅 Atys 阿杜斯 Aryandes 阿律安戴司 Auchatae 奥卡泰伊 Aryenis 阿里埃尼司 Augila 奥吉拉 Auras 奥拉斯 Boreas 波列阿斯 Auschisae 阿乌司奇撒伊人 Bouysthenes 包津斯铁涅司 Ausees 欧赛埃司人 Bosphotus 博斯波鲁斯 Autesion 欧铁乌昂 Bottiaea 波提埃阿 Autodicus 奥托迪科斯 Branchidae 布朗寄达伊 Autonous 奥托诺斯 Brauron 布劳隆 Auxesia 奥克塞西亚 Brentesium 布伦特西昂 Axius 阿克西奥司 Briantic country 布里昂提凯 Azanes 阿扎涅斯 Aziris 阿吉利司 Azotus 阿佐托司 B Briges 布利该斯 Brongus 布隆戈斯 Brygi 布律戈依人 Bubar 布巴列斯 Bubassus 布巴索斯 Babylon 巴比伦 Bubastis 布巴斯提斯 Bacales 巴卡列司 Budii 布底奥伊人 Bacchiadae 巴齐亚达伊 Badini 布迪诺伊人 Bacchus 巴科司 Bulis 布里斯 Bacis 巴奇司 Bura 布拉 Bactra 巴克妥拉 Busae 布撒伊人 Badres 巴德列斯 Busiris 布希里研 Bagasus 巴该欧司 Butacides 布塔启戴司 Barca 巴尔卡 Buto 布头 Basileides 巴昔列伊戴斯 Byzantium 拜占廷 Bassaces 巴撒凯斯 Cbattus 巴托司 Belbina 倍尔比那 Cabalians 卡巴里欧伊人 Belrs 倍洛斯 cabelees 卡贝列斯人 Bermius 倍尔米欧斯 Cabeiri 卡贝洛伊 Bissi 倍索伊 Cadmeans 卡德美亚人 Bias 比亚斯 Cadmus 卡得莫斯人 Bisaltes 比撒尔铁司 Cadytis 卡杜提司 Bisaltia 比撒尔提亚 Caeneus 凯涅乌司 Bisanthe 比桑铁 Caicus 凯科斯 Bistomia 比司托尼亚 Calamisa 卡拉米撒 Bithynians 比提尼亚人 Calasiries 卡拉两里埃斯 Biton 比顿 Calchas 卡尔卡司 Boebeanlake 波依贝司湖 Calchedon 卡尔凯多尼亚 Boeotia 贝奥提亚 Callantiae 卡朗提埃伊人 Boges 波该司 Callatebus 卡位铁波司 Bolbitine 博尔比提涅 Callatiae 卡拉提亚人 Callades 卡里亚戴斯 Caucasus 高加索 Callias 卡里亚斯 Caucones 考寇涅斯人 Callicrates 卡利克拉铁斯 Caunus 卡乌诺斯 call i machus 卡里玛柯斯 Caystrob ius 卡乌斯特洛比欧斯 Call iphon 卡利彭 Ceans 凯欧斯人 Callpidae 卡里披达伊 Cecropidae 开克洛皮达尹 Callpolis 卡利波里斯 Cecrops 开克洛普斯 Calliste 卡利斯塔 Celaenae 凯莱奈 Calydnos 卡律德诺斯 Celeas 凯列厄司 Calynda 卡林达 Celti 凯尔特人 Camarina 卡玛里纳 Ceos 凯欧斯 Cambyses 刚比西斯 Cephallenia 凯帕列尼亚 Camicus 卡米柯斯 Cephenes 凯培涅斯 Camirus 卡米洛斯 Cepheus 凯培欧斯 Campsa 坎普撒 Cephi sus 凯佩索司 canstron 卡纳司特隆 Ceramicus 凯拉摩斯 ( 湾 ) Candaules 坎道列斯 Cercasorus 凯尔卡索洛斯 Canobus 卡诺包斯 Cercopes 凯尔科佩司 Caphereus 卡佩列乌斯 Chalcidians 卡尔奇底开人 Cappadocia 卡帕多启亚 Chalcis 卡尔启斯 Carc initis 卡尔奇尼提斯 Chaldeans 迦勒底人 Cardamyle 卡尔达米列 Chalestra 卡列司特拉 Cardia 卡尔狄亚 Chalybes 卡律倍司 Carene 卡列涅 Charadra 卡拉德拉 Garenus 卡列诺司 Charaxus 卡拉克索斯 Caria 卡里亚 Charilaus 卡里拉欧斯 Carnea 卡尔涅亚 Cherites 卡里铁司 carpathus 卡尔帕托司 Charopinus 卡罗披诺司 Carpis 卡尔披司 Chemmis 凯姆来司 carystus 卡律司托斯 Cheops 岐欧普斯 Casambus 卡撒姆包斯 Chephren 凯普伦 casianmountain 卡西欧斯山 Cherasmis 凯拉司米斯 Casmena 卡兹美涅 Chersis 凯尔西司 Caspatyrus 卡司帕杜罗斯 Chersonese 凯尔索涅索斯 Cassandane 卡桑达涅 Chileus 奇列欧斯 Castalia 卡司塔里亚 Chilon 奇隆 Casthanaea 卡司塔纳伊亚 Chios 岐奥斯 Cataractes 卡塔拉克铁斯 Choaspes 科阿斯佩斯 Catiari 卡提亚洛伊人 Choereae 柯伊列阿伊 Caucasa 卡乌卡撒 Choerus 科依洛斯 chon 科恩 combrea 科姆布列阿 Chorasmii 花拉子米欧伊人 Compsantus 孔普桑托斯 Chromios 克罗米欧斯 Conium 科尼昂 Cicones 奇科涅司人 Contadesdus 康塔戴斯多斯 Cilicia 吉里启亚 Gopais 科帕伊司 Cilix 奇里科斯 Corcyra 柯尔库拉 Cilla 启拉 Coresus 科列索司 Gimmerians 奇姆美利亚人 Corinth 科林斯 cimon 奇蒙 Corobius 科洛比欧司 Cindya 金杜埃司 Coronea 科洛那亚 Cineas 奇涅阿司 Coros 科洛斯 Cinyps 奇努普司 Corycian cave 科律寄昂洞 Cissia 奇西亚 Corydallus 科律达罗斯 Cithaeron 奇泰隆 Corys 科律司 Cius 奇欧司 Cos 科斯 Clazomenae 克拉佐美纳伊 Cotyle 科杜列 Cleades 克列阿戴斯 Cotys 科杜斯 Cleandrus 克列昂德罗斯 Cranai 克拉那欧伊人 Cleisthenes 克莱司铁涅斯 Cranaspes 克拉纳斯佩司 Cleobis 克列欧毕斯 Crannon 克兰农 Cleodaeus 克列奥达伊欧斯 Crathia 克拉提亚 Cleombrotus 克列欧姆布洛托斯 Crathis 克拉提斯 Cleomenes 克列欧美涅斯 Cremni 克列姆诺伊 Cleonae 克列欧奈 Creston 克列斯顿 Clinias 克里尼亚司 Crestonia 克列司托尼亚 Clytiadae 克吕提亚达伊 Crete 克里地 Cnidus 克尼乡斯 Cretines 克列提涅斯 Cnoethus 克诺伊托斯 Crinippus 克里尼波斯 Cnossus 克诺索斯 Crisa 克利撒 Cobon 科邦 Critalla 克利塔拉 Codrus 科德洛斯 Critobulus 克利托布罗斯 Coele 科依列 Crius 克利欧斯 Coenyra 科伊努拉 CrObyzi 克罗比佐伊人 Coes 科埃斯 Croesus 克洛伊索斯 Colaeus 柯莱欧司 Cronos 克洛诺斯 Colaxais 克拉科赛司 Crophi 克罗披 Colchis 科尔启斯 Crossaea 克罗赛阿 Colias 科里亚斯 Croton 克罗同 Colophon 科洛彭 Cuphagoras 枯帕戈拉斯 Colossae 科罗赛 Curium 库里昂 Cyanean rocks 库阿涅埃岩 Cyaxares 库阿克撒列斯 Cybebe 库贝倍 Gyberniscus 库贝尔尼司科斯 Cyclades 库克拉戴斯 Gydippe 库狄佩 Cydonia 库多尼亚 Cydrara 库德辣拉 Cyllyrii 库吕里奥伊 Cylon 库隆 Cyme 库麦 Cynegirus 库涅该罗斯 Cynesii 瘴涅西欧伊人 Cynetes 库涅铁斯 Cyniscus 库尼司科斯 Gynosura 库诺叙拉 Cynosarges 库诺撒尔该斯 Cynurian 库努里亚人 Cypselus 库晋赛洛斯 Cyrauis 库劳伊司 Cyrene 库列涅 Cyrmianae 库尔米亚纳伊 Cyrnus 库尔诺斯 Cyrus 居鲁士 cythera 库铁拉 Cythnians 库特诺斯人 Cytissorus 库提索洛斯 Cyzicus 库吉科司 D Daphnis 达普尼司 Dardania 达尔达尼亚 Dardanus 达尔达诺斯 Daritae 达列依泰伊人 Darius 大流士 Dascyleum 达司库列昂 Dascylus 达斯库洛斯 Datis 达提斯 Datus 达托司 Daulis 达乌里司 Daurises 达乌里塞司 Decelea 戴凯列阿 Decelus 戴凯洛斯 Deioces 戴奥凯斯 Deiphonus 戴伊波诺斯 Delium 代立昂 Delos 狄罗斯 Delphi 戴尔波伊 Demaratus 戴玛拉托斯 Demarmenus 戴玛尔美诺斯 Demeter 戴美特尔 Democedes 戴谟凯代司 Democritus 德谟克利图 Demonax 戴谟纳克司 Demonous 戴谟诺乌斯 Demophilus 戴谟披罗斯 Dersaei 戴尔赛欧伊人 Derusiaei 戴鲁希埃欧伊人 Deucalion 戴乌卡里翁 Diactorides 狄雅克托里戴斯 Diadromes 狄雅多罗美斯 Dadicae 达迪卡伊人 Dicaea 狄凯亚 Daedalus 达伊达洛斯 Dicaeus 迪凯欧斯 Dai 达欧伊人 Dictyna 狄克杜那 Damasithymus 达玛西提摩斯 Didacae 迪达卡伊人 Damasus 达玛索斯 Didyma 狄杜玛 Damia 达米亚 Dieneces 狄耶涅凯斯 Danae 达纳耶 Dindymene 狄恩杜美奈 Danaus 达纳乌司 Dinomenes 狄诺美涅斯 Daphnae 达普纳伊 Diomedea 狄欧美戴司 Dion 狄昂 Zdionysius 狄奥尼修斯 Dionysophanes 狄欧尼棱帕涅斯 Dionysus 狄奥尼索斯 Dioscuri 狄奥司科洛伊 Dipaea 迪帕伊耶斯 Dithyrambus 狄图拉姆波司 Doberes 多贝列斯人 Dodona 多铎那 Dolonci 多隆科伊人 Dolopes 多罗披亚人 Dorians 多里斯人 Dorieus 多里欧司 Doriscus 乡里司科斯 Dorus 多洛斯 Doryssus 多律索斯 Dotus 多托司 Dropici 多罗庇科伊人 Drymus 德律莫司 Dryopis 德律欧被司 Dryoscephalae 头(意译) Dymanatae 杜玛那塔伊人 Dyme 杜美 Dyras 杜拉司 Dysorum 杜索隆 E Elbo 埃尔渡 Elean 埃里司人 Eleon 埃列昂 Elephantine 埃烈旁提涅 Eleusis 埃列乌西斯 Elis 埃里司 Epi daurus 埃披道洛斯 Epigoni 埃披戈诺伊 Epistrophus 埃披司特洛波斯 Epium 埃披昂 Elisyci 埃里叙科伊人 Elorus 埃洛罗斯 Enareis 埃那列埃斯 Enchelees 恩凯列司人 Eneti 埃涅托伊人 Enienes 埃尼耶涅斯 Enipeus 埃尼培乌司 Eordi 埃欧尔地亚人 Epaphus 埃帕波司 Ephesus 以弗所 Epialtes 埃披阿尔铁司 Epicydes 埃披库代斯 Epidamnian 埃披达姆诺斯人 Epizelus 埃披吉罗斯 Epizephyrlan 埃披捷庇里欧伊 Erasinus 埃拉西诺斯 Erechtheus 埃列克铁乌斯 Echecrates 埃凯克拉铁司 Eretria 埃列特里亚 Echemus 埃凯穆斯 Eridanus 埃利达诺司 Echestratus 埃凯司特拉托司 Erineus 埃里涅乌司 Echidorus 埃凯多斯 Erochus 埃洛科司 Echinades 埃奇那戴斯 Erxandrus 埃尔克桑德罗司 Edoni 埃多诺伊人 Erythea 埃律提亚 Eeropus 埃洛波司 Erythrae 埃律特莱伊 Eetion 埃爱提昂 Eryx 埃律克斯 Egesta 埃盖司塔 Eryxo 埃律克索 Egypa 埃及 Etearchus 埃铁阿尔科斯 Eion 埃翁 Eteocles 埃欧克列司 Elaeus 埃莱欧斯 Etesian 季风 Elatea 埃拉提亚 Ethiopia 埃西欧匹亚 Ethiopians 埃西欧匹亚人 Euboea 埃乌波亚 Euclides 埃乌克里戴斯 Euhesperides 埃乌埃司佩里戴司 Euhesperitae 埃乌埃司佩里塔伊 Eumenes 埃乌美涅斯 Eunomus 埃乌诺莫斯 Eupalinus 埃乌帕里诺司 Euphemus 埃乌培莫司 Euphorbus 埃乌波尔勃司 Euphorion 埃乌波利昂 Euphrates 幼发拉底 Euripus 埃乌里波斯 Europe 欧罗巴 Europos 埃乌洛波司 Euryanax 埃乌律阿那克斯 Eurybates 埃乌律巴铁斯 Eurybiades 优利比亚戴斯 Euryclides 优利克里戴斯 Eurycrates 优利克拉铁斯 Eurycratides 优利克拉提戴斯 Eurydame 埃乌律达美 Eurydemus 埃乌律戴谟斯 Euryleon 埃乌律列昂 Eurymachus 埃乌律玛科斯 Eurypon0 埃乌律彭 Eurypylns 埃乌律披洛斯 Eurysthenes 埃乌律斯铁涅斯 Eurystheus 埃乌律司铁乌斯 Eurytus 埃乌律托司 Euthoenun 埃乌托伊诺斯 Eutychides 埃乌奇戴斯 Euxinus 埃乌克谢诺斯 Evagoras 埃瓦哥拉斯 Evalcides 埃瓦尔启戴司 Evelthon 埃维尔顿 Exampaeus 埃克撒姆派欧斯 G Guaenetus 埃乌艾涅托斯 Gadira 伽地拉 Gaeson 伽埃松 Galepsus 伽列普索斯 Gallaic 伽拉萨凯 Gamori 伽莫洛伊 Gandarii 健达里欧伊人 Garamantes 拉曼铁司人 Gargaphian spring 伽尔伽披亚泉 Gauanes 高阿涅斯 Ge 该埃 Gobeleizis 盖倍列吉司 Gela 盖拉 Geleon 该列昂 Gelon 盖隆 Celonus 盖洛诺斯 Gephyraei 盖披拉人 Gerastus 吉拉伊司脱斯 Gergis 盖尔吉司 Gergithes 盖尔吉司人 Germanii 盖尔玛尼欧伊人 Gerrhus 盖罗司 Geryones 该律欧涅斯 Getae 盖塔伊人 Gigonus 吉戈诺司 Giligamae 吉里伽玛伊人 Gillus 吉洛司 Gindanes 金达涅司人 Glaucon 格劳空 Glaucus 格劳柯斯 Glisas 格里撒斯 Gnurus 格努罗司 Gobryas 戈布里亚斯 Goetosyrus 戈伊托叙洛司 Gonnus 戈恩诺斯 Gordias 戈尔地亚斯 Gorgo 戈尔哥 Gorgon 戈尔冈 Gorgus 戈尔哥斯 Grinnus 格林诺司 Grynea 古里涅阿 Gvgaea 巨该娅 Gyges 巨吉斯 Gyndes 金德斯 Gyzantes 顾藏铁司人 Heraeum 赫莱昂 H Hephaestopolis 海帕伊斯托波里斯 Hephaestus 海帕伊司托斯 Heraclea 海拉克列亚 Heracles 海拉克列斯 Heraclidae 海拉克列达伊 Heraclides 海拉克利戴斯 Here 希拉 Hades 哈戴司 Hermes 海尔美士 Haemus 哈伊莫司 Hermion 赫尔米昂涅 Halia 哈里埃斯 Hermippus 赫尔米波司 Haliacmon 哈里亚克蒙 Hermolycus 海尔摩律科斯 Haliarchus 哈里阿尔科司 Hermophantus 海尔摩庞托司 Halicarnassus 哈利卡尔那索斯 Hermopolis 海尔摩波里斯 Halys 哈律司 Hermotimus 海尔摩提莫斯 Harmamithres 哈尔玛米特雷斯 Hermotybies 海尔摩吐比埃司 Harmatides 哈尔玛提戴斯 Hermus 海尔谟斯 Harmocydes 哈尔摩戴斯 Herodotus 希罗多德 Harmodius 哈尔莫狄欧斯 Herophantus 海罗庞托司 Harpagus 哈尔帕哥斯 Herpys 海尔披斯 Hebrus 海布罗斯 Hesiod 赫西奥德 Hecataeus 海卡泰欧斯 Hesipaea 海西佩阿 Hector 海克托尔 Hestia 希司提亚 Hegesandrus 海该桑德罗斯 Hieron 希耶隆 Hegesicles 海该西克列斯 Hieronymus 谢洛尼莫斯 Hegesilaus 海吉西拉欧斯 Himera 喜美拉 Hegesipyle 海该西佩列 Hipparchus 希帕尔科斯 Hegesistratus 海该西斯特拉托斯 Hippias 希庇亚斯 Hegetorides 海该托里戴斯 Hippoclides 希波克里代斯 Hegias 海吉亚斯 Hippoclus 希波克洛司 Helen 海伦 Hippocoon 希波库昂 Helice 赫利凯 Hippocrates 希波克拉戴斯 Heliopolis 黑里欧波里斯 Hippocratides 希波克拉提戴斯 Hellas 希拉斯 Hippolaus 希波列欧(岬) Helle 海列 Hippolochus 希波洛科斯 Hellenion 海列尼昂 Hippomachus 昔波玛科斯 Hellenodicae 海列诺迪卡伊 Hipponicus 希波尼柯斯 Hellespont 海列斯彭特 Histiaea 希斯提阿伊亚 Helots 希劳特 Histiaeotis 希斯提阿伊欧提斯 Hephaestia 海帕依司提亚 Histiaeus 希司提埃伊欧斯 Homer 荷马 Hoples 荷普列司 Hyacinthia 叙阿琴提亚 Hyampea 叙安佩亚 Hyampolis 叙安波里司 Hyatae 叙阿塔伊 Hybla 叙布拉 Hydarnes 叙达尔涅斯 Hydrea 叙德列亚 Hyele 叙埃雷 Hylaea 叙莱亚 Hylleis 叙列依斯 Hyllus 叙洛斯 Hymaees 叙玛伊埃司 Hymettus 叙美托斯 Hypachaei 叙帕凯奥伊 Hypacyris 叙帕库里司 Hypanis 叙帕尼司 Hyperanthes 叙佩兰铁司 Hyperboche 叙佩罗凯 Byreanians 叙尔卡尼亚人 Hyris 叙尔吉司 Hyria 叙里阿 Hyroeades 叙洛伊阿戴斯 Hysiae 叙喜阿伊 Hysseldomus 叙塞尔多莫司 Hystanes 叙司塔涅斯 Hystaspes 叙司塔司佩斯 I Is 伊斯 Isagoras 伊撒哥拉司 Iacchus 雅科斯 Ischenous 伊司凯诺斯 Iadmon 雅德蒙 Isis 伊西司 Ialysus 雅律索斯 Ismarid lake 伊兹玛里司湖 Iamidae 雅米达伊 Ismenia 伊兹美尼亚 Iapygia 雅庇吉亚 Issedednes 伊赛多涅斯人 Iardanus 雅尔达诺斯 Isthmus Of CorinthIason 雅孙科林斯地峡 Iatragouas 雅特拉哥拉司 Ister 伊斯特 Ibanollis 伊巴诺里司 Istria 伊司脱里亚 Iberia 伊伯利亚 Italia 意大利 Itanus 伊塔诺司 Ithanmitres 伊塔米特列斯 Ithome 伊托美 Iyrcae 玉尔卡依人 L Leonidas 列欧尼达司 Leontiades 列昂提亚戴斯 Leontini 列昂提诺伊 Leoprepes 列欧普列佩斯 Lepreum 列普勒昂 Lerisae 雷里撒伊 Labda 拉布达 Leros 列罗司 Labdacus 拉布达科司 Lesbos 列斯波司 Labraunda 扰布劳昂达 Leto 列托 Labynetus 拉比奈托斯 Lencadia 列乌卡地亚 Lacedaemon 拉凯戴孟 LeuceActe 列乌凯 -呵克铁 Lacmon 拉克蒙 Leucon 列乌康 Laconia 拉科尼亚 Leutychides 列乌杜奇戴斯 Lacrines 拉克利涅斯 Libya 利比亚 Lade 拉戴 Lichas 里卡司 Ladice 拉狄凯 Licurgus 里库尔哥斯 Laius 扎伊欧司 Lide 里戴 Lampito 拉姆披多 Ligyes 里巨埃斯人 Lampoh 兰彭 Limeneium 里美奈昂 Lamponium 拉姆披尼昂 Lindus 林多斯 Lampsacus 拉姆普撒科斯 Lipaxus 里帕克索斯 Laodamas 拉欧达玛可 Lipoxais 里波克赛司 Laodice 拉奥迪凯 Lipsydrium 里普叙德里昂 Laphanes 拉帕涅斯 Lisae 里赛 Lapithae 拉披塔依 Lisus 利索司 Larisss 拉里撒 Locrians 罗克里斯人 Lasonii 拉索尼欧伊人 Lotophagi 洛托帕哥伊人 Lasus 扰索司 Loxias 洛克西亚司 Laurium 拉乌利昂 Lycaretus 律卡列托司 Laus 拉欧斯 Lycians 吕寄亚人 Leagrus 列阿格罗斯 Lycidas 吕寄达斯 Lebadea 列巴狄亚 Lycomedes 吕科美戴斯 Lebaea 列拜亚 Lycopas 吕科帕司 Lebedos 列别多斯 Lycophron 吕柯普隆 Lectum 莱克顿 Lycurgus 吕库尔戈斯 Leleges 列列该斯 Lycus 吕科斯 Lemnos 列姆诺斯 Lydians 吕底亚人 Leobotes 列欧波铁司 Lydias 吕第亚斯 Leocedes 列奥凯代斯 Lydus 吕多斯 Leon 列昂 Lygdamis 吕戈达米斯 Lynceus 律恩凯乌斯 Lysagoras 吕撒哥拉斯 Lysanias 吕撒尼亚斯 Lysicles 吕西克列斯 Lysimachus 吕喜玛科斯 Lysistratus 吕西司特拉托斯 M Mardontes 玛尔东铁司 Mardos 玛尔多斯 Marea 玛列阿 Mares 玛列斯 Mariandyni 玛利安杜尼亚人 Maris 玛里斯 Maron 玛隆 Maronea 玛罗涅亚 Macae 玛卡伊人 Marsyas 玛尔叙亚斯 Macedonisns 马其顿人 Mascames 玛司卡美斯 Macedonia 马其顿 Masistes 玛西司铁斯 Machlyes 玛科律埃司人 Masistius 玛西司提欧斯 Macistius 玛奇司提欧斯 Maspii 玛斯庇欧伊人 Macistus 玛启司托司 Massages 玛撒该斯 Macrones 玛克罗涅斯 Massagitae 玛撒该塔伊人 Mactorium 玛克托利昂 Massalia 玛撒里亚 Madyes 玛杜阿斯 Matieni 玛提耶涅人 Madytus 玛杜托斯 Matten 玛顿 Moeetians 麦奥塔伊人 Mausolus 玛乌索洛司 Moeander 迈安德罗司 Maxyes 玛克叙埃司人 Moeandrius 迈安乡里欧司 Mazares 玛扎列斯 Moeotis 麦奥提斯 Mecisteus 美奇司铁乌司 Magdolus 玛格多洛斯 Mecyberna 美库倍尔纳 Magi 玛哥斯僧(即玛果 Medea 美地亚伊人) Medians 美地亚人 Magnesia 玛格涅希亚 Megabates 美伽巴铁斯 Malea 玛列亚 Megabazus 美伽巴佐斯 Malene 玛列涅 Megacles 美伽克列斯 Males 玛列士 Megacreon 美伽克列昂 Malis 玛里司 Megadostes 美伽多司铁斯 Mandane 芒达妮 Megapanus 美伽帕诺斯 Mandrocles 芒德罗克列斯 Megara 美伽拉 Manes 玛涅斯 Megasidrus 美伽西多罗斯 Mantines 曼提漫亚 Megistias 美吉司提亚斯 Mantyes 曼图埃司 Meionians 美伊昂人 Maraphias 玛拉披司人 Melampus 美拉姆波司 Maraphii 玛拉普伊欧伊人 Milampygus 美拉姆披哥斯 Marathon 马拉松 Melanchlaini 美兰克拉伊诺伊人 Mardi 玛尔多伊人 Melanippus 美兰尼波司 Mardonius 玛尔多纽斯 Melanthius 美兰提欧斯 Melanthus 美兰托斯 Molossians 莫洛西亚人 Meles 美雷斯 Molpbegoras 莫尔帕戈拉司 Melians 玛里司人 Mlomemphis 莫美姆披司 Meliboea 梅里波伊亚 Mophi 摩披 Melissa 梅里莎 Moschi 莫司科伊人 Hembliarus 美姆布里阿洛司 Mossynoeci 莫叙诺依科伊人 Memnon 美姆农 Munychia 穆尼寄亚 Memphis 孟斐斯 Murychides 穆里奇戴斯 Meanres 美那列斯 Musaeus 穆赛欧斯 Mende 门戴 Mycale 米卡列 Mendes 孟迭司 Mycenaeans 迈锡尼人 Menelaus 美涅拉欧司 Mycerinus 美凯里诺斯 Menius 美尼欧斯 Myci 米科伊人 Merbalus 美尔巴罗斯 Hyconus 米科诺斯 Mermnadae 美尔姆纳达伊 Myecphorite 米埃克波里司 Meroe 美洛埃 Mygdonia 米哥多尼亚 Mesambria 美撒姆布里亚 Mylasa 美拉撒 Messapians 麦撒披亚人 Mlylitta 米利塔 Messene 麦撒纳 Myndus 孟多司 Messenia 美塞尼正 Myrcinus 米尔启诺司 Metapontium 美塔彭提昂 Myriandric gulf 米利安多罗斯湾 Methymna 美图姆那 Myrins 米利纳 Metiochus 美提欧科司 Myrmex 米尔美克司 Metrodorus 美特洛多罗司 Myron 米隆 Micythus 米库托司 Myrsilus 密尔昔洛斯 Midas 米达斯 Myrsus 密尔索斯 Miletus 米利都 Mys 米司 Milon 米隆 Mysia 美西亚 Miltiades 米尔提亚戴斯 Mysus 缪索斯 Milyae 米吕阿伊人 Mytilene 米提列奈 Milyas 米律阿斯 Myus 米欧司 Min 米恩 Minoa 米诺阿 Minos 米诺斯 Minyae 米尼埃伊 Mitra 米特拉 Mitradates 米特拉达铁斯 Mitrobates 光特洛巴铁司 Moeris 莫尹利斯 Molois 莫罗埃司 Neapolis 涅阿波里司 N Naparis 纳帕里司 Nasamones 纳撒摩涅司人 Natho 那托 Naucratis 纳乌克拉提斯 Nauplia 纳乌普利亚 Naustrophus 纳乌斯特洛波司 Naxos 纳克索斯 Necos 涅科斯 Nelidae 涅列达伊 Neocles 尼奥克列斯 Neon 尼昂 Neon Teichos 涅翁·提科斯 Nereids 涅列伊戴斯 Nereus 涅列欧司 Nesaeanhorse 涅赛伊阿马 Eesaeon 涅赛昂 Nestor 涅司托尔 Nestus 涅司托斯 Neuris 涅乌里司人 Nicandra 尼坎德拉 Nicandrus 尼坎多罗斯 Nicodromus 尼科德罗莫忻 Nicolaus 尼柯拉欧斯 Ni1e 尼罗河 Nileus 涅列欧斯 Ninus 尼诺斯 Nipsaei 尼普赛欧伊 Nisaes 尼赛亚 Nisyrus 尼叙洛斯 Nitetis 尼太提司 Nitocris 尼托克里司 Noes 诺埃斯 Nonacris 挪纳克利斯 Nothon 诺同 Notium 诺提昂 Kudium 努迪昂 Nymphodorus 尼姆波多洛斯 Nysa 尼撒 O Onomacritus 奥诺玛克利托斯 Ocytus 欧库托司 Odomanti 欧多漫托尹人 Odrysae 欧德律赛 Odyssey 奥德赛 Oea 欧伊亚 Oebares 欧伊巴雷司 Oedipus 欧伊狄波司 Oenoe 欧伊诺耶 Oenone 欧伊诺涅 Oenotria 欧伊诺特里亚 Oenussae 欧伊努赛 Oeobazus 欧约巴佐斯 Oeolycus 欧约律科司 Oeroe 欧埃洛耶 Oeta 欧伊铁 Oiorpata 欧约尔帕塔 Olbiopolitae 欧尔比亚市民 Olpn 奥伦 Olenus 欧列诺斯 Oliatus 欧里亚托司 Olophyxus 欧洛披克索斯 Olorus 欧罗洛司 Olympia 奥林匹亚 Olympiodorus 欧休匹奥多洛斯 Olympus 奥林波斯 Olynthus 欧伦托斯 Ombria 翁布里亚 Ombrici 翁布里柯伊人 Oneatae 欧涅阿塔伊 Onesilus 欧涅西洛司 Onetes 欧涅铁斯 Onochonus 欧诺柯挪斯 Onomastus 奥诺玛司托斯 Oarzus 欧阿里佐斯 Onuphite 欧努披司 Oarus 欧阿洛司 Ophryneum 欧普里涅昂 Oasis 欧阿西司 Opis 欧匹斯 Oaxus 欧阿克索司 Opoea 欧波伊亚 Oceanus 欧凯阿诺斯 Orbelus 欧尔倍洛司 Octamasades 欧克塔玛撒戴司 Orchomenus 欧尔科美诺斯 Ordessus 欧尔戴索司 Orestes 欧列断铁斯 Oresthieum 欧列斯提欧姆 Orethyia 欧列图娅 Orgeus 奥尔盖乌司 Oricnm 欧里科姆 Oricus 欧里科司 Orithyia 欧列图娅 Orneatae 奥尔涅阿塔伊人 Oroestes 欧洛伊铁司 Ouomedon 欧洛美东 Oropus 奥洛波斯 Orotalt 欧洛塔尔特 Orsiphantus 欧尔喜庞托司 Orthocorybantians 欧尔托科律般提欧 Orthosia 欧尔托西亚 Osiris 奥西里斯 Ossa 欧萨 Otanes 欧塔涅斯 Otaspes 欧塔司佩斯 Othryades 欧特律阿戴斯 Othrys 欧特律司 Ozolae 欧佐拉伊 P Panormus 帕诺尔摩斯 Pantagnotus 庞塔格诺托司 Pantaleon 庞塔莱昂 Pantares 潘塔列斯 Panthialaei 潘提亚莱欧伊人 Panticapes 庞提卡佩司 Pantimathi 潘提玛托伊人 Pantites 潘提铁斯 Papaeus 帕帕伊欧斯 Pallene 帕列涅 Pamisus 帕米索斯 Pammon 帕姆蒙 Pamphyli 帕姆庇洛伊人 Pamphylia 帕姆庇利亚 Pan 潘恩 Panaetius 帕那伊提乌斯 Pancratiun 庞克拉提昂 Pandion 潘迪昂 Pangaeum 庞伽伊昂 Panionia 帕尼欧尼亚 Panionium 帕尼欧尼翁 Panionius 帕尼欧纽斯 panites 帕尼铁司 Panopeus 帕诺佩司伊 Paphlagonians 帕普拉哥尼亚人 Paphos 帕波斯 pactolus 帕克托罗司 Papremis 帕普雷米斯 pactya 帕克杜耶 Paraebabes 帕拉依巴铁司 paptyee 帕克杜耶斯 Paralatae 帕辣拉泰伊 padaei 帕达依欧伊 Parapotamii 帕拉波塔米欧伊人 paeania 派阿尼亚 Paretaceni 帕列塔凯奈 人 paeonia 派欧尼亚 Paricanii 帕利卡尼欧伊人 Paeoplae 帕伊欧普拉伊人 Paris 帕理司 Paesus 帕依索司 Parium 帕里昂 Paeti 帕依托伊人 Parmys 帕尔米司 Pasus 帕伊欧斯 Parnassus 帕尔那索斯 Pagasae 帕伽撒依 Paroreatae 帕洛列阿塔伊人 Palees 帕列人 Parthenium 帕尔铁尼昂 Palestine 巴勒斯坦 Parthenius 帕尔特尼欧斯 pallas 帕拉司 Parthians 帕尔提亚人 Parus 帕洛司 Perses 培尔谢斯 Pasargadae 帕撒尔伽达人 Perseus 培尔赛欧斯 Pataecus 帕塔伊科斯 Persians 波斯人 Pataici 帕塔依科伊人 Petra 佩特拉 Patara 帕塔拉 Phaedyme 帕伊杜美 Patarbemis 帕塔尔目米司 Phaenippus 帕埃尼波斯 Patiramphes 帕提位姆培司 Phagres 帕格列斯 Patizeithes 帕提载铁司 Phalerum 帕列隆 Patraes 帕特列斯 Phanagoras 帕纳戈拉司 Patumus 帕托莫司 Phanes 帕涅司 Pausanias 帕乌撒尼亚斯 Pharandates 帕兰达铁斯 Pausicae 帕乌西卡伊人 Pharbaithite 帕尔巴伊托司 Pausiris 帕乌西里司 Pharnaces 帕尔郡凯斯 Pedasa 佩达撒 Pharnaspes 帕尔那斯佩斯 pedasus 佩达索所 Pharnazathres 帕尔纳扎特列所 Pedieis 佩迪埃司 Pharnuches 帕尔努凯斯 pelasgi 佩拉司吉人 Phaselis 帕赛利斯 Pelasgia 佩拉司吉亚 Pbasis 帕希斯 Peleus 佩列欧司 Phayllus 帕乌洛斯 pelion 佩里洪 Phegeus 佩该乌斯 pella 培拉 Pheneus 培涅俄斯 pellene 佩列涅 Pherendates 培伦达铁斯 Peloponnesus 伯罗奔尼撒 Pheretime 培列提美 Felope 佩洛普司 Pheros 培罗斯 pelusium 佩鲁希昂 Phidippides 披迪披戴斯 Penelope 佩奈洛佩 Phidon 庇东 Peneus 佩涅欧司 Phigalea 披伽列亚 Penthylus 潘图洛斯 Philaeus 披莱欧司 Percalus 培尔卡洛斯 Philagrus 披拉格罗斯 Percote 佩尔柯铁 Philaon 披拉昂 Ferdiccas 培尔狄卡斯 Philes 披列司 Pergamos 培尔伽莫斯 Philippus 披力波司 Perialla 培莉亚拉 Philistus 披利斩图斯 periander 培利安多洛斯 Philitis 皮里提斯 Pericles 伯里克利斩 Philocyon 披洛库昂 Perilaus 培利拉欧斯 Philocyprus 披罗库普洛司 Perinthus 佩林托斯 Phla 普拉 Perioeci 佩里欧伊科司 Phlegra 普列格拉 Perpherees 佩尔佩列埃斯 Phlius 普里欧斯 Perrhaebi 佩莱比亚人 Phocaea 波凯亚 Phocis 波奇司 Platea 普拉铁阿 Phoebus 波伊勃司 Pleistarchus 普列司塔尔科期 phoenicinas 腓尼基人 Pleistorus 省雷司陶洛斯 Phoenix 培尼克司 Plinthinetebay 普林提涅湾 Phormus 波尔莫司 Plynus 普律诺司 Phraortes 普拉欧尔铁斯 Poeciles 波依启列司 Phratagune 普拉塔古涅 Pogon 波贡 PhRiconian 普里科尼斯 Poliades 波里亚戮斯 Phrixae 普利克撒伊 Polias 波里阿司 Phrixus 普利克索斯 Polichne 波里克涅 Phronime 普洛尼玛 Polyas 波里亚斯 Phrygia 普里吉亚 Polybus 波律包司 Phrynichus 普律科司 Polycrates 波律克拉铁斯 Phrynon 普律农 Polycritus 波律克利托斯 Phthiotis 普提奥梯斯 Polydemca 波律达姆娜 Phthius 普提奥斯 Polydectes 波律戴克铁斯 Phya 佩阿 Polydorus 波律多洛司 Phylacus 披拉科斯 Polymnestus 波律姆涅司托司 Phyllis 披利斯 Polynices 波律涅凯斯 Phytho 佩脱 Pontus 彭托斯 Pieria 披埃里亚 Porata 波扯塔 Pjgres 披格列斯 Posideion 波西迪昂 Pilorus 披罗洛斯 Poseidon 波赛东 Pindar 品达洛司 Posidonia 波西多尼亚 Pindus 品多斯 posidonius 波西多纽斯 Piraeus 披莱乌斯 Potidaea 波提戴 Pirrene 佩列涅 Praesus 普拉伊索斯 Piromis 披罗米司 Prasiadlake 普位西阿司湖 Pitus 佩洛斯 Praxilaug 普拉克西拉欧斯 Pisa 披萨 Prexaspes 普列克撒司佩斯 Pisidian 披西达伊人 Prexinus 普列克西诺斯 Pisistratidae 佩西司特拉提达伊 Priam 普利亚莫斯 Pisistratus 佩西司特拉托斯 Priene 普里耶涅 Pistyrus 披司图洛斯 Prinetades 省里涅塔达司 Putana 庇塔涅 Procles 普罗克列斯 Pithagoras 毕达哥拉斯 Proconnesus 普洛孔涅索斯 Pittacus 披塔柯斯 Promeneia 普洛美涅亚 Pixodarus 披克索达洛司 Prometheus 普洛美修斯 Placia 普拉启亚 Pronaee 普洛奈亚 Plataeae 音拉塔伊阿 Propontis 普洛彭提斯 Prosopitis 普洛索披提斯 Protisilaus 普洛铁西拉欧斯 Proteus 普洛铁乌斯 Protothyes 普洛托杜阿斯 Prytanis 普律塔尼斯 Psammenitus 普撒美尼托斯 Psammetichus 普撒美提科斯 Psammis 普撒米司 Psylli 普叙洛伊人 Psyttalea 普叙塔列阿 Pteria 普铁里亚 Ptoan Apollo 普托司·阿波罗 Ptoum 普托昂 ylae 披莱 Pylagori 披拉戈拉斯 Pylos 披洛斯 Pyrene 披列涅 Pyretus 披列托司 Pyrgos 披尔哥斯 Pythagoras 毕达哥扯斯 Pytheas 披铁阿斯 Pythermos 佩铁尔谟斯 Pythia 佩提亚 Pythius 披提欧斯 Pythogenes 披托盖涅斯 R Rbampsinitns 拉姆普西尼托司 Rhegium 列吉昂 Rhenaea 列那伊亚 Rbodes 罗德斯 Rhodope 洛多佩 Rhodopis 罗德庇司 Rhoecus 罗伊科司 Rhoetium 洛伊提昂 Rhypes 律佩斯 S Scione 司奇欧涅 sattagydae 撒塔巨达伊人 Saulius 撒乌里欧斯 Sauromatae 撒乌洛玛泰伊人 Scaeus 斯卡伊欧斯 Scamander 司卡曼德罗斯 Scamandronymus 司卡芒德洛尼莫司 ScapteHyle 斯卡普铁·叙列 Sciathos 斯奇亚托斯 Scidrus 司奇多洛斯 Sacae 撒卡依人 Sadyattes 萨杜阿铁斯 Sagartii 撒伽尔提欧伊人 Sais 撒伊司 Salamis 撒拉米司 Sale 撒列 Salmoxis 撒尔莫克西司 Salmydessus 撒尔米戴索司 Samius 萨米欧司 Samos 萨摩司 Samothrace 萨摩特拉开 Sanancharibus 撤那卡里波司 Sandanis 桑达尼斯 P Sandoces 桑多开斯 Sane 撒涅 Sapaei 撒帕依欧伊人 Sappho 莎波 Sarangae 萨朗伽伊 Sardanapallus 撒尔丹那帕洛司 Sardinia 萨地尼亚 Sardis 撒尔迪斯 Sardo 萨尔多 Sarpedon 撒尔佩东 Sarte 撒尔铁 saspires 撒司配列斯 Sataspes 撒塔司佩斯 Satrae 撒妥拉伊人 Sciton 斯奇同 Sabacos 撒巴科斯 Scolopois 斯科洛波伊斯 Sabyllus 撒必洛斩 Scolus 司科洛斯 Scopadae 司科帕达伊 Siromus 西罗莫斯 Scopasis 斯科帕西司 Sisamnes 西撒姆涅斯 Scylace 斯奇拉凯 Sisimaces 昔西玛凯司 Scylax 司库拉克斯 Sitalces 西塔尔凯司 Scyles 司库列斯 Sitbonia 西托尼亚 Scyllias 司苦里亚斯 Siuph 西乌铺 Scyros 司奇洛斯 Smerdis 司美尔迪斯 Scythee 司枯铁斯 Smerdomenes 司美尔多美涅斯 Scythia 斯奇提亚 Smila 司米拉 Sebennyte 赛本努铁斯 Smindyrides 司敏杜里代斯 Selinus 赛里努司 Smyrna 士麦拿 Selymbmria 塞律姆布里亚 Socles 索克列斯 Semele 赛美列 Sogdi 粟格多伊人 Semiramis 谢米拉米司 Soli 索罗伊 Sepias 赛披亚斯 Solois 索洛埃司 Serbonianmarsh 谢尔包尼斯湖 Solon 梭偷 Seriphus 赛里婆斯 Solymi 索律摩伊人 Sermyle 谢尔米列 Sophanes 梭帕涅斯 Serrheum 塞列昂 Sosimenes 索喜美涅斯 Sesostris 塞索斯特里斯 Sostratus 索司特拉托司 Sestos 赛司托斯 Spargapises 斯帕尔伽披赛斯 Sethos 赛托司 Spargapithes 斯帕尔伽佩铁司 Sicania 西卡尼亚 Sporta 斯巴达 Sicas 西卡司 Spercheus 司佩尔凯欧斯 Sicily 西西里 sperthias 司佩尔提亚斯 Sicinnus 西琴诺斯 Sphendalae 司潘达莱斯 Sicyon 希巨昂 Stagirus 司塔吉洛斯 Sidon 西顿 Stenforis 司顿托里司 Sigeum 细该伊昂 Stenyclerus 司铁尼克列洛斯 Sigynnae 昔恭纳伊人 Stesagoras 司铁撒哥拉斯 Silenus 昔列诺斯 Stesenor 斯铁塞诺尔 Simonides 西蒙尼戴斯 Stesilaus 司铁西拉欧斯 Sindi 信多伊人 strattis 司妥拉提斯 Sindus 辛多斯 Strucbetes 斯特路卡铁斯人 Singns 辛哥斯 Stryme 司妥律美 Sinope 西诺佩 Strymon 司妥律蒙 Siphnus 昔普诺斯 Stymphalian lake 司图姆帕洛斯湖 Siriopaeones 西里欧派欧尼亚人 Styreans 司图拉人 Siris 昔利斯 Styx 司图克斯 Siromitres 西洛米待列斯 Sunium 索尼昂 Sits 苏撒 Skyagrus 叙阿格罗斯 Sybaris 叙巴里斯 Syenp 叙埃涅 Syennesis 叙恩涅喜斯 Syleus 叙列乌斯 Syloson 叙罗松 Syme 叙美 Syracnse 西拉为赛 Syrgis 叙尔吉司 Syria 叙利亚 Syrtis 叙尔提斯 T Telesarcbus 铁列撒尔科司 Tplines 铁里涅司 Telliadae 铁里亚达伊 Tellias 铁里阿斯 Tellus 泰洛斯 Telmessos 铁尔美索斯 Telos 铁洛斯 Telys 铁律司 Temenos 铁美诺斯 Temnos 铁姆诺斯 Tempe 铁姆佩 Tenedos 提涅多斯 Tenos 铁诺斯 Teos 提奥斯 Tabalus 塔巴罗斯 Teres 铁列斯 Tabiti 塔比提 Tereus 铁列欧司 Tachompso 塔孔普索 Terillus 铁里洛斯 Taenarum 塔伊那隆 Termera 铁尔美拉 Talaus 塔拉欧司 Terznilae 铁尔米莱 Taltybius 塔尔图比欧斯 Tethronum 铁特洛尼昂 Tanagra 塔那格拉 Tetramnestus 铁特拉姆但司托斯 Tanais 塔纳伊司 Tencrians 铁乌克洛伊人 Tanite 塔尼司 Tencros 铁乌克罗斯 Taras 塔拉斯 Teuthrania 铁乌特拉尼亚 Tarentines 塔兰提诺伊人 Thagimasadas 塔吉玛萨达斯 Targitans 塔尔吉塔欧斯 Thales 泰利士 Tarsus 塔尔提索斯 Thamanaei 塔玛奈欧伊人 Tauchira 塔乌奇拉 Thamasius 塔玛希欧斯 Tauri 陶利卡人 Thannyras 坦努拉司 Taxacis 塔克撒启司 Thasos 塔索斯 Taygetum 塔乌该托斯 Theasides 铁阿西代斯 Tearus 铁阿罗斯 Thebe 铁贝 Teaspis 铁阿司披斯 Thbes 底比斯 Tegea 铁该亚 Thermis 铁米斯 Teispes 铁伊司佩斯 Themiscyra 铁米司库拉 Telamon 铁拉门 Themison 铁米松 Teleboae 铁列波阿伊 Themistocles 铁米司任克列斯 Telecles 铁列克莱司 Theocydes 提欧库戴斯 Teleclus 铁列克洛司 Theodorus 铁奥多洛斯 Telemachus 铁列玛科斯 Tbeomestor 提奥美司托尔 Theophania 铁奥帕尼正 Tigranes 提格拉涅斯 Theopompns 铁欧彭波斯 Tigris 底格里斯 Thera 铁拉 Timagenides 提玛盖尼戴斯 Therambos 铁拉姆波司 Timagoras 提玛戈拉斯 Therapne 铁拉普涅 Timandrus 提曼多洛斯 Theras 铁拉司 Timarete 提玛列捷 Therma 铁尔玛 Timasitheus 提美西铁乌司 Thermondon 铁尔莫东 Timesius 提美西奥斯 Thermonylas 铁尔摩披莱 Timo 悌摩 Theron 铁隆 Timodelnus 悌摩戴谟斯 Thersandrus 铁尔桑德洛斯 Timon 提蒙 Theseus 铁谢欧斯 Timonax 提莫纲克斯 Thesmophoria 铁斯莫波里亚 Timoxenus 悌摩克塞诺斯 Thespia 铁司佩亚 Tiryns 捉律恩司 Thesprotians 铁斯普洛托伊人 Tisamenus 提撒美诺斯 Thessalus 帖撒洛司 Tisandrus 提桑德洛斯 Thessaly 帖撒利亚 Tisias 提细亚斯 Thestes 铁司特斯 Titacus 提塔科斯 Thetis 帖提司 Tithaeus 提泰欧斯 Thmuite 特姆易斯 Tithorea 提托列阿 Thoas 托阿斯 Titormus 提托尔莫斯 Thon 托恩 Tmolns 特莫洛斯 Thonis 托尼司 Tomyris 托米丽司 Thorax 托拉克司 Torone 托罗涅 Thoricus 托利科司 Trashinia 特拉奇尼亚 Thornax 托尔那克司 Trashis 特拉奇司 Thrace 色雷斯 Trapezus 特拉佩佐斯 Thrasybulus 特扰叙布洛斯 Traspies 特拉司披耶司人 Thrasycles 特拉叙克列斯 Trausi 妥劳索伊人 Thrasydeius 特拉叙狄欧斯 Trayns 特拉沃斯 Thrasylans 特拉叙拉欧斯 Triballicplain 特利巴里空原野 Thriasianplain 特里亚平原 Triopium 特里欧庇昂 Thyia 图依亚 Tritaea 特里泰埃斯 Thyni 札尼亚人 Tritantaechmes 特里坦塔伊克美斯 Thyreae 杜列亚 Tritere 特里提司 Thyssagetae 壮撒该塔伊人 Triton 妥里通 Thyssns 杜索司 Troad 特洛阿司 Tiarantus 提阿兰托司 Troezen 特罗伊真 Tibareni 提巴列诺伊人 Trophonins 特洛波尼欧斯 Tibisis 提比西斯 Troy 特洛伊 Tydeus 杜德乌斯 Tymnes 图姆涅斯 Tyndareus 图恩达列乌斯 Tyndaridse 图恩达里达伊 Typhon 杜彭 Ttras 杜拉斯 Tyre 推罗 Tyrodiza 图洛迪札 Tyrsenus 第勒赛诺斯 Tyrrhenians 第勒塞尼亚人 U Uranius 乌拉尼欧斯 Utii 乌提欧伊人 Urania 乌拉尼阿 X Xanthippus 克桑提波司 Xanthus 克桑托斯 Xenagoras 克谢纳戈拉斯 Xerxes 克谢尔克谢斯 Xuthus 克苏托斯 Z Zanynthns 札昆托斯 Zancle 臧克列 Zaueces 撒乌埃肌司人 Zens 宙斯 Zenxidemus 杰乌克西戴莫斯 Zone 佐涅 Zopyrus 佐披洛司 Zoster 佐斯泰尔

  • 希罗多德《历史 》1

    《历史》一书是公元前五世纪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ροδο-το ζ，拉 Herodotus，公元前 484—公元前 430/20 年）所撰述的记述公元前六至五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著作。据十世纪的苏达辞书（∑ονδα，拉 sui-das）的介绍，希罗多德出生在小亚细亚乡里斯人的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的一个名门，父亲吕克瑟司，母亲德律欧，还有一个兄弟铁奥多洛斯。他由于反对本城的僭主吕戈达米斯而被迫移居萨摩司岛；在这里他学会了伊奥尼亚方言。后来他从亡命中返回故乡， 赶跑了僭主，但又因同国人不合而再次离乡背井。这之后，他还参加过建立图里伊的殖民活动（公元前 443 年），最后就死在那里。从其他史料和他本人的作品，可以知道他到过许多地方：除小亚细亚诸城市外，还有希腊本土（特别是雅典）、马其顿、埃及、腓尼基、 叙利亚、黑海沿岸、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等地。就当时条件而论，他见闻之广应当说是罕见的，所以后来又有人称他为“旅行家之父”。至于他为什么要走这样多地方，后人根据他的作品作过种种推测。有人说他可能象早期的 埃伦那样，是一个到各地采办货物的行商；有人认为他是想仿照他的前辈海 卡泰欧斯的样子写一部更加翔实的地理作品；还有人认为他到各地去是为了 搜集写作材料，比如，他在雅典就朗诵过自己的作品并得到了异常丰厚的报酬。 苏达辞书没有提他到过雅典的事情，但从《历史》本身并证之以其他资 料，我们知道他不但到过雅典，而且同以伯里克利斯为首的雅典民主派和一 些著名作家（例如著名悲剧诗人索波克列斯）有过交往。他在雅典的时期大 概在公元前 447—443 年间。没有史料说明他为什么到雅典，但从他的作品为 雅典民主派辩护这一点来看，他可能是应邀来到雅典为之宣传并参加他们的 殖民活动的。

    希罗多德虽然是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又为雅典民主派作过宣传，但他并 不是站在泛希腊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写他的《历史》的。他赞扬的是雅典人， 而不是整个希腊民族；他对波斯人也是公正的，并无肆意诋毁之处，相反， 他承认东方民族具有比希腊更古老，更高的文明。这同后来的希腊人把异族 一概都视为“蛮族”的观点迥然不同。

    尽管《历史》记载了不少荒诞无稽的传说，但它仍然有很高史料价值。他的记述有不少 是亲自调查得来的。其中有许多为后世的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历史》全书可以明显地分成两部分。前半部只是以希腊波斯战争的历 史为骨架，用它来贯串许多同正文关系不大的传说、故事、地理、人种志方 面的记述等等（其中有关埃及的部分几乎可以独立成书），后半部才开始叙 述战争本身，而插笔叙述退居次要地位。总的看来，不少材料是硬凑到一起 的。苏达辞书说《历史》是作者在萨摩司岛写的，但我们只能理解为他在这 里有过写作活动。从全书内容来看，前半部分的材料显然不是供战争史使用 的，后来作者决定写战争史，才把这部分材料也塞了进去。可以认为，全书 非一时一地写成，甚至他在世时可能未最后定稿，因为后人在此书中发现有 前后不协调之处，而且结尾也显得突然，未能在适当处告一段落。

    《历史》传世钞本有十几种，大多是十到十五世纪时的。全书传统分为九卷，每卷各冠以一位缪司女神的名字，因此后世又把它称为《缪司书》。 这种分法大概出自后来编订此书的亚力山大里亚学者之手，未必是原书的本来面貌。 按照传统的分卷法，第一卷在开宗明义之后，首先讲克洛伊索斯对波斯 的进攻作为引起波斯入侵犯希腊的第一个诱因：作者在这里还记述了吕底亚和波斯的情况，特别是居鲁士进行的征服；第二卷主要介绍埃及的情况；第 三卷主要记述刚比西斯和大流士时期的情况，并插入了有关萨摩司的事 情；第四卷介绍了斯奇提亚和利比亚的情况和大流士对它们的进攻；第五卷 主要记述伊奥尼亚起义：第六卷记述马拉松之役；第七卷从克谢尔克谢斯的 出征希腊记述到阿尔铁米西昂和铁尔摩披莱之役；第八卷记述决定性的撒拉 米司一役；第九卷记述普拉塔伊阿和米卡列之役，而以雅典军队攻陷赛司托 斯（公元前 478 年）为结束。 原来使用多里斯方言的希罗多德是用伊奥尼亚方言，也就是荷马的方言 写作他的《历史》的。他和荷马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他使用了不少荷马的 语词和表现手法，因此后人说他的文字有浓厚的荷马味道（Ομηριγψ τατοζ）。在拜占廷的司蒂芳所报 道的希罗多德在图里伊的墓铭上就有：“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 学家中最优秀的。”

    (一)本书所用原本是牛津古典丛书中修德(C. Hude)编订的《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i，Historiae；两册，1926 年，第 3 版)，同时参考了洛布 希英对照本古典丛书中所用的施泰因(H.Stein)编订本。豪乌(w.w.How)和威 尔斯(J.Wells)二氏为修德本所编的《希罗多德注释》(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两册，上册 1912 年牛津版，下册 1928 年牛津订正版)和若干选 本的注释(如 Abicht，waddell 诸氏为第 2 卷所作的注释)。 (二)在翻译时曾参考下面五个全译本： 1.塞成林·汉梅尔 (Seweryn Hammer) 的波兰文译本 (Hero－ dot ： Dzieje)，1954 年版。 2.青木岩的日文译本，两册，上册 1940 年版，下册 1941 年版。 以上两个译本的特点是较新，又都是以修德本为主要依据的。 3.乔治·劳林逊(George Raw linson)的英译本。这是长期以来在英译本 中被认为是一部标准译本，原来分四册，在 1858—1860 年间发表。我所用的 则是经过哥多尔芬(Francis R. B. Godolphin)订正的生译本，收入他编的《希 腊历史学家》(The Greek Historians)的上册(1942 年版)。 4.亨利·凯里(Henry Cary)的英译本，1852 年版。 5.顾德雷(A. D. Godley)的英译本，收入洛布希英对照本古典丛书，四 册：第一册 1946 年修订版，第二册 1950 年修订版，第三册 1950 年版，第四 册 1946 年版(以上版次都指译者个人所用的)。 以上几个全译本或以文采长，或以准确胜，可说是各有千秋，对我都有 很大的帮助，起了集思广益的作用。 (三)译本立足介绍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注释以简要为原则，所述历史事件都 是公元前的事，为了简明起见，译注中年份都不再注明“公元前”了。 (四)译名从原文音译，但已经通行的译名即依照约定俗成 的原则不再更动(如雅典、伊索、底比斯、以弗所等)。 原文拉凯戴孟和斯巴达分开使用，所以译文中也分开。(五)书中度量衡单位，保留了音译的原名，只有一个尺字是原文πονζ的意译。书末所附折算表是根据波兰译本的附录改编的。 (六)要目索引主要据日文译本的索引并核对其他有关索引改编而成。排 列方法是按笔画(简化字按简化后的笔画)，同笔画的按部首顺序。

    第一卷

    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 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 日久而被人们遣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 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粉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1) 根据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最初引起了争端的是腓尼基人。他们 说，以前往在红海（不是今天的红海，这里指波斯湾及具附近的水域）沿岸的这些人，在迁移到我们的海这边来并在这些人现在还居住着的地方定居下来以后，立刻便开始走上远途的航程；他们载运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曾在许许多多地方，就中也在阿尔哥斯这样一个地方登陆。 阿尔哥斯在今天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是在任何方面都优于其他国家的。他们来到阿尔哥斯这里，便陈设出他们的货物来进行交易。到第五、六天，等几乎所有的货物都卖完的时候，又有许多妇女来到海岸这里；其中有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们说她的名字和希腊人的名字一样，叫做伊奥，她的父亲就是国王伊那柯斯。妇女们站在船尾的地方挑选他们最称心的物品，但这时腓尼基人却相互激励着向她们扑过去。大部分的妇女跑开了，伊奥和其他一些妇女却给腓尼基人捉住，放到船上并给带到埃及去了。

    (2) 和希腊人的说法不同，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伊奥就是这样地来到了埃 及，而从这件事开始，也就惹下了祸端，他们说，在后来，又有某些希腊人(他们说不出这些希腊人的名字)在腓尼基的推罗登陆并把国王的女儿欧罗已劫了去。在我看来，这些人多半是克里地人。这样一来，他们就报复了先前所受的损害。可是后来，他们说，希腊人又犯下了第二次的不义之行。原来他们(希腊人)乘着一只长船（战船，当时商船是圆形的）到科尔启斯的埃阿城和帕希斯河那里去（指傅说中雅孙和阿尔哥号船员出征）；在他们把到那里去应办的事情办完以后，却从那里劫走了当地国王的女儿美地亚。科尔启斯的国王派了一名使者到希腊去，要求赔偿损失并送回公 主，但是希腊人回答说，既然阿尔哥斯的伊奥被劫后，他们都不曾从对方得 到赔偿，故而这次他们也不准备给科尔启斯人任何赔偿了。

    (3) 他们还说，后来，临到下面的一代，普利亚莫斯的儿子亚力山大这个 人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想从希腊给自己强夺一个妻子，因为他深信，希腊 人过去既不曾赔偿，他自己当然同样是不会赔偿的了。因此他便劫走了海偷。 希腊人起先决定把使者派出去，要求送回海偷并赔偿因掠夺而引起的损失。 但是在希腊人提出了这个要求时，对方却提到了美地亚被劫的事情作为口 实；他们提醒希腊人说，希腊人只是要求别人赔偿，而自己却不赔偿别人， 又不在别人要求时把自己劫走的人送还。

    (4) 直到现在为止，问题只不过是在于双方相互进行掠夺而已。但是到后 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受到的指责可就大了，因为在他们侵略欧罗巴之先， 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寇亚细亚了。他们说，劫夺妇女，那是一伴坏人 干的勾当，可是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她们自己愿意的话，她们是决不 会硬给劫走的，因此在被劫以后，想处心积虑地进行报复，那却未免愚蠢了， 明白事理的人是丝毫不会对这样的妇女介意的。波斯人说，在希腊人把妇女 拐跑时，他们亚细亚人根本就不把这当作一回事，可是希腊人却仅仅为了拉凯戴孟的一个妇女而纠合了一支大军，侵入亚细亚并打垮了普利亚莫斯的政 权。自此以后，他们就把希腊人看成是自己的仇敌了。原来在波斯人眼里看 来，亚细亚和在这个地方居住的所有异邦民族都是隶属于自己的，但他们认 为欧罗已和希腊民族跟他们却是两回事。

    (5) 以上就是波斯人对这一事件的经位的叙述。他们认为希腊人攻略伊里翁(即特洛伊)，是他们敌视希腊人的开端。然而在谈到伊奥的事件 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不同。他们否认在带她到埃及去的 附候曾使用任何强暴的手段；他们说，伊奥本人在阿尔哥斯便和停泊在那里 的一只船的船主有了来往，而在她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的时候，羞于把这事告 诉自己的父母并害怕给他们发党，便在腓尼墓人离开的时候心甘情愿地随着他们一同乘船走了。以上便是波斯人和腓尼基人的说法。这两种说法中哪一 种说法合乎事实，我不想去论述，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 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不管人间的 城邦是大是小，我是要同样地加以叙述的。因为先前强大的城邦，现在它们 有许多都已变得没没无闻了；而在我的时代雄强的城邦，在往昔却又是弱小 的。这二者我所以都要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间的幸福是决不会长久 停留在一个地方的。

    (6)吕底亚地方的人、阿律阿敛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是哈律司河以西所有 各个足族的僭主，这条把叙利亚和帕普拉哥尼亚分隔开来的哈律司河是从南 向北流而最后流入所谓埃岛克谢诺斯(黑海)的。据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克洛 伊索斯在异邦人中间是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他迫使某些希腊人向他纳 贡并和另一些希腊人结成联盟。他征服的有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 人、多里斯人。但是他却和拉凯戴孟人缔结了盟约。直到克洛伊索斯君临的 当时为止，所有的希腊人都是自由的。因为比克洛伊索斯更早地进攻伊奥尼 亚的奇姆美利亚人，他们不是为了征服各个城邦，而只是为了打劫才入寇罢了。

    (7) 在海拉克列达伊族手里掌握着的主权转到被称为美尔姆纳达伊族的 克洛伊索斯一家的手里来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位名字叫做坎道列斯的、 撒尔迪斯的僭主，希腊人称他为密尔昔洛斯。他是海拉克列斯的儿子阿尔凯 峨斯的后裔。海拉克列达伊家的最初的撒尔迪斯国王阿格隆是尼诺斯的儿 子，是阿尔凯峨斯的儿子倍洛斯的孙子；密尔索斯的儿子坎道列斯则是最后的国王。在阿格隆以前，那个地方的国王是阿托斯的儿子吕多斯的后裔。由 于吕多斯这个人的缘故，当地以前被称为美伊昂人的全部民族便获得了吕底 亚人的名称，以海拉克列斯与雅尔达诺斯的一名女奴隶为祖先的海拉克列达 伊族禀承神意从他们那里取得主权并保持了它。他们父子相承，从阿格隆到 密尔索斯的儿子炊道列斯共统治了二十二代，计五百零五年。

    (8) 但是，这个坎道列斯宠爱上了自己的妻子，他把她宠爱到这样的程 度，以致认为她比世界上任何妇女都要美丽得多。在他的侍卫当中有他特别宠信的一个人，这就是达斯库洛斯的儿子巨吉斯。坎道列斯把所有最机密的事情都向这个人讲。既然他对于自己妻子的美丽深信不疑，因此他就常常向这个巨吉斯拚命赞美自己妻子的美丽。在这以后不久的时候，终于有一天，命中注定要遭到不幸的坎道列斯向巨吉斯这样说：“巨吉斯，我看我单是向你说我的妻子美丽，那你是不会相信的(人们总不会象相信眼睛那样地相信耳 朵的)。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看看她裸体时的样子罢”。巨吉斯听到这话便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主公，您要我看裸体时候的女主人么？您说的这话是多么荒唐啊。您知道，如果一个妇女脱掉衣服，那也就是把她应有的羞耻之心一齐脱掉了。过去我们的父祖们已经十分贸明地告诉了我们哪些是应当做 的，哪些是不应当做的，而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古人的这些教诲。这里面有一句老话说，每个人都只应当管他自己的事情。我承认您的妻子是举世 无双的丽入。只是我恳求您，不要叫我做这种越轨的事情”。

    (9) 巨吉斯这样说，是打算拒绝国王的建议，因为他心里害怕自己会国此而招来什么可怕的后果。然而国王却回答他说：“别害怕，巨吉斯，不要疑 心我说这话是打算试探你的忠诚，也不要害怕你的女主人会把什么危害加到你的身上。要知道，我会把这件事安排得要她根本不知道你曾经看见过她。 我叫你站在我们卧室的敝开的门的后面，当我进来睡党的时候，她是会跟着 进来的；在入口附近的地方有一把椅子，她脱下来的每一件衣服都放在这个 椅子上。这样你就可以逍遥自在地来看她了。等她从椅子走向床而她的背朝 着你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注意不要被她看见，从门口溜出去 了。”

    (10)巨吉斯这时既无法逃避，就只好同意这样做了。于是坎道列斯在夜间要就寝的时候，便把巨吉斯引进了自己的卧室，过了一会儿，他的妃子也跟进来了。她进来之后，就把衣服脱掉放到椅子上面，而巨吉斯就在门后面望着她。而当她到床上去，她的背朝着巨吉斯的时候，他就从房中偷偷地溜 出去了。可是，当他出去的时候，她是看见了他的，于是她立刻猜到了他丈夫所做的是怎么一件事，可是，由于害羞的缘故，她并没有叫了出来，甚至装做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着对她的丈夫坎道列斯进行报复 了。原来在吕底亚人中间，也就是在几乎所有异邦人中间，在自己裸体的时候被人看到，甚至对于男子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

    (11) 在那个时候，她一语不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然而到早晨天刚亮 的时候，她便从自己的仆从当中选出了一些她认为对她最忠诚的人来，对他 们作了部署，然后派人把巨吉斯召到她面前来。巨吉斯做梦也没有想到王妃已经知道了昨夜发生的事情，所以就遵命来见王妃了。因为在这之前，每逢王妃派人召唤巨吉斯来的时候，他都会前来见她。巨吉斯来到的时候，她就 向他说：“巨吉斯，现在有两条道路摆在你跟前，随你选择。或者是你必须把坎道列斯杀死，这样就变成我的丈夫并取得吕底亚的王位，或者是现在就干脆死在这间屋子里。这样你今后就不会再盲从你主公的一切命令。去看那 你不应当看的事情了。你们两个人中间一定要死一个：或者是他死，因为他怂恿你干这样的事情；或者是你死，因为你看见了我的裸体，这样就破坏了 我们的惯例。”巨吉斯听了这些话，一时茫然自失地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 出来；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就恳求王妃不要强迫他作一个这样个人为难的选 择。但是当他发现他恳求无效而且他确是有必要明确说出是杀死主公证是被 剔人杀死的时候，他就选择了一条恰自己留活命的道路；于是他便请王妃告诉他：“既然你强迫我违反着自己的意志把我的主公杀死，那末告诉我，你想叫我怎样向他下手呢？”她回答说：“向他下手的地方最好就是他叫你看到我的裸体的那个地方。等他睡着的时候下手吧。”

    (12) 当阴谋的一切全都准备停妥，而夜幕又降临下来的时候(巨吉斯看到自己既无法脱身又根本不能逃跑，而是非要把坎道列斯杀死或是他自己被杀死不可)，巨吉斯便随着王妃进入了寝室。她把一把匕首交给巨吉斯并把他藏 在同一个门的后面。而过了一会儿，当坎道列斯睡着的时候，巨吉斯便偷偷 地溜出来把坎道列斯杀死了，这样巨吉斯便夺得了坎道列斯的妃子和王国； 大约与巨吉斯同时代的人、帕洛斯的阿尔齐洛科斯在一首抑扬三步格的诗 里，便曾经提到这个人。

    (13) 巨吉斯这样便取得了王位，而后来他之所以能够稳稳地统治了全 国，乃是由于戴尔波伊的一次神托。在吕底亚人激愤于他们国王的被杀而拿起了武器之时，巨吉斯一派的人们便和这些吕底亚人达成了一项协定，即如果戴尔波伊的神托宣布他为吕底亚人的国王，他就可以做国王而统治下去，不然的话，王权应当还给海拉克列达伊家。神托的话既然是这样命令的，所以巨吉斯就成为国王了。不过佩提亚(傅达神托的女巫)又说，巨吉 斯的第五代的子孙将要受到海拉克列达伊家的报复。实际上，在这个预言应验之前，不拘是吕底亚人还是他们历代的国王根本就没有把它记在心上。

    (14) 这样美尔姆纳达伊家便灭掉了海拉克列达伊家而取得了僭主的地 位；巨吉斯做了国王之后，便向戴尔波伊神殿献纳了不少东西，可以说戴尔 波伊的那些银制的献纳品大部分都是他送来的：在这些银制品以外，他还献 纳了大量的黄金，在这当中特别值得提一提的是那六只黄金的混酒钵。它们 的重量总计有三十塔兰特，并且被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①里面。我虽称它为 科林斯人的宝库，但是老实讲，这并不是科林斯人民的宝库，而是埃爱提昂 的儿子奇普赛洛斯的宝库。除去先前戈尔地亚斯的儿子、普里吉亚的国王米 达斯以外，巨吉斯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异邦人当中第一个向戴尔波伊神殿献纳 礼物的。原来米达斯所献纳的是他经常坐下来进行审判的那个十分精美的宝 座，这个宝座便和巨吉斯所献纳的混酒钵放在同一个地方。于是戴尔波伊人 便按照献纳者的名字而称巨吉斯所献纳的金银器皿为巨伽达斯。在巨吉斯掌 握了国家大权以后，他也立刻向米利都和士麦拿进犯，攻陷了科洛彭城，此后，他虽然统治了三十八年，却再也没有做出什么大事情，因此关于他的事 情我就说到这里了。

    (15)下面我要谈的是关于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尔杜斯的事情。阿尔杜斯 攻占了普里那涅并向米利都进攻。而正当他作撒尔迪斯僭主的时候，给游牧 的斯奇提亚人从家乡的土地驱逐出来的奇姆美利亚人进入了亚细亚，把除了 卫城以外的全部撒尔迪斯拾占领了。

    (16)阿尔杜斯在位凡四十九年，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窿杜阿铁斯，窿杜 阿铁斯在位十二年。隆杜阿铁斯死后，继承他的是他的儿子阿律阿铁斯。这 位国王曾和戴奥凯斯的后人库阿克撒列斯与美地亚人作战，把奇姆美利亚人 驱出亚细亚，征服了科洛彭人的殖民地士麦拿并进攻克拉佐美纳伊。但是在 进犯克拉佐美纳伊的时候，他并没有得到他原来所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是遭 到了惨重的失败。然而在他统治的期间，他仍然成就了一些颇足以使人注目 的事业，下面我想就这方面谈一下。

    (17)既然他继承着自己的父亲对米利都人作战，他便用这样的进攻方式 来对这座城进行围攻。在田地上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军开进米 利都的土地，进军时有笙管、竖琴和高高低低的音的横笛伴奏着。在进入敌 ① 许多希腊的城邦在戴尔波伊的神殿圣域内都有分配给它们的专门的“宝库”，而他们奉献的东西就保存 在里面。 人领士的时候，他并不捣毁和烧掉田野上的房屋，甚至连门都不打破，而是 让它俩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把这个地方的全部树木和 庄稼铲除得一乾二净，然后便退回自己的国土。由于米利都人是海上的霸主， 因此他的军队纵然把这个地方封锁住也是无济于事的。至于他不破坏他们的 房屋的原因，是为了使当地的居民用这些层屋作为栖身之地以便播种和耕耘 他们的土地；这样每次在他侵略这个地方时，就不致没有可以劫夺的东西了。

    (18)用这个办法他对米利都人进行了十一年的战争；在这期间，他使他 们受到了两次惨重的打击；一次是在他们国内里美奈昂地方，另一次则是在 迈安德罗司原野上。在这十一年的六年中间，阿尔杜斯的儿子隆杜阿铁斯还 统治看吕底亚人，而这个第一个燃起了战火的人便对米利都的土地进行了征 伐。在这之后的五年里面，是薩杜阿铁斯的儿子阿律阿敛斯的统治时期，而 正象我前面已经指出的，这个人从自己的父亲那里继承了战争并且拼命地进 行了战争。在这个战争当中，米利都人除了从歧奥斯人那里之外，根本没有 从伊奥尼亚人那里得到任何帮助来减轻战争的负提；歧奥斯人出兵帮助他们 是作为先前他们帮助歧奥斯人的一种回报，因为在歧奥斯人和埃律特莱亚人 作战的时候，米利都人是帮着歧奥斯人的。

    (19)在战争的第十二个年头里，由于吕底亚的军队焚烧田地上的谷物而 发生了这样的一埸灾难。在谷物刚刚燃烧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阵强风把火焰 吹到了那座被称为阿赛索斯（米利都附近的小镇）的雅典娜的、雅典娜神的神殿上去，于是神殿在 火焰当中给烧光了。当时没有一个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后来，在大军 返回撒尔迪斯之后，阿律阿铁斯跟着就病倒了。他的病一直总是不好，不知 是别人的劝告，还是自己想到的这一点，他派遣使者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 询问关于他的病情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使者到达的时候，佩提亚说，如果他 们不把吕底亚人在米利都烧掉的阿赛索斯的雅典娜神的神殿重建起来，是不 能得到神托的。

    (20)我从戴尔波伊人那里所听到的事情就是这些，后面的事情是米利都 人添上去的。奇普赛洛斯的儿子培利安多洛斯是当时米利都的僭主特拉叙布 洛斯的一个极其亲密的朋友，他听到了神托对阿律阿铁斯的回答，便立刻派 出了一名使者把神托舍诉了特拉叙布洛斯，以便要特拉叙布洛斯预先了解情 况，从而可以更好地对当前的事态拟定对策。根据米利都人的说法，事情就 是这样。

    (21)阿律阿敛斯这里在听到关于神托的回答的报告时，立刻就派了一名 使者到来利都去，建议在重建这样一座神殿所必需的时期中间，和特拉叙布 洛斯与米利都人缔结一项休战协定。使者向米利都出发了；但这时特拉叙布 洛斯却早已清楚地了解到了全部情况，他心里知道阿律阿铁斯会怎样做，于 是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他把城内的全部食物，不管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 属于私人的都集合到市场上来，并发出命令要米利都人准备在他发出信号 时，所有的人都立刻应当尽情地饮酒狂欢。

    (22)特拉叙布洛斯所以要这样做和发出这样命令的原因是这样。他的意 思是希望当撒尔迪斯的使者看到这样多的食物堆积在地上而全市的人们又是 这样地欢乐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报告给阿律阿铁斯。实际上也正和他所希 望的一样。使者亲眼看到了这一切，而在他把吕底亚人的命令傅达给特拉叙布洛斯以后，就回到撒尔迪斯去了。据我所知道的，只有这种情况才引起了 后来的和解。原来阿律阿铁斯本来认为米利都非常缺粮并认为它的人民已经 困苦不堪了，但他当在使者从米利都回来之后听到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的 消息时，不久他便和米利都人缔结了一项条约；由于这项条约，两个国家成 了密友和联盟。阿律阿铁斯在阿赛索斯给雅典娜神不是建造一座，而是两座 神殿，他的病也好了。阿律阿铁斯对特拉叙布洛斯和米利都人所进行的战争 的情况就是这样。

    (23)把神托告诉给特拉叙布洛斯的这个培利安多洛斯是奇普赛洛斯的儿 子。培利安多洛斯又是科林斯的僭主。然而根据科林斯人的说法(列斯波司人 的说法也是这样)，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离奇的事情。他们说美图 姆那的阿利昂是乘看海豚给带到塔伊那隆来的。阿利昂这个人在当时是个举 世元双的竖琴手，而据我们所知道的，是他第一个创作了狄图拉姆波司歌[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时所唱的颂歌]， 给这种歌起了这样的名字，后来并在科林斯传授这种歌。

    (24)根据傅说，在培利安多洛斯的宫廷中住了多年的这个阿利昂，计划 渡海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去；而他在那里发了大财之后，又想回到科林斯来。 他从塔拉斯[即塔连顿]出发时，雇了一艘科林斯人经营的船，因为他最放心的便是科林 斯人。然而这些水手等船行驶到大海上来的时候，就阴谋把阿利昂抛到海里 去并且夺取他的财富。他发党了他们的阴谋，就恳求他们留他一条性命，金 钱则随便由他们处理。但是这些水手并不听他的话，而是要他或者是立刻自杀，如果他还想在陆地上要一个坟墓的话，或者是毫不犹豫地跳到海里去。 进退两难的阿利昂于是请求他们，既然他们已经这样决定，那未就要他们允 许他盛装站在后甲板上，在那里弹唱，并保证唱完之后即行自杀。他们也很 高兴听一听世界上最好的歌手的歌唱，便从船昆退到船的中部去。于是阿利 昂便穿起当行的盛装，拿起了竖琴，站在船尾的地方尽情地歌唱奥尔提欧斯 歌(阿波罗的赞歌——译者)。曲终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全身盛装地投到海里 去了。他们的船于是向科林斯方向行驶。至于阿利昂，则据说有一匹海豚驮 着他，把他带到了塔伊那隆；他在塔伊那隆登岸以后，就从那里穿着乐师的 服装到科林斯去，而在到达之后叙述了他经历的全部事情。但是培利安多洛 斯不信他所说的话，把他监视起来不许他到别的地方去，并留心地等待着水 手们的归来。在水手们到达的时候，他便把他们召到自已这里来，问他们是 否可以告诉他关于阿利昂的任何消息。他们回答说，他很健康地在意大利生 活着，他们把现在过得很好的阿利昂留在塔拉斯了。可是这时阿利昂在他们 的面前出现了，就和他从船上跳下去的时候一摸一样：吓得目瞪口呆而且谎 言又全被识破的这些人再也不能否认自己的罪行了。这就是科林斯人和列斯 波司人所说的故事。而且，在塔伊那隆就有阿利昂的一件不大的献纳品，这 是一个骑着海豚的人的青铜雕像。

    (25)吕底亚的阿津阿铁斯结束了对米利都人的战争之后，又把吕底亚统 治了五十七年才死。他在他的一家中，是向戴尔波伊奉献礼物的第二位国王。 他在病愈时所献纳的礼物是一只银制的大混酒钵，下面附着一个锻接的铁托 儿，这是戴炽波伊的全部奉献物当中最值得一看的东西。它是歧奥斯人格劳 柯斯的制品，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了铁的锻接法的人。 。

    (26) 阿津阿铁斯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克洛伊索斯继承了王位（约前560年），那一年克洛伊索斯是三十五岁。他最初进攻的希腊人是以弗所人。当他围攻以弗所人的时候，以弗所人在自己的城墙和阿尔铁米司女神神殿之间系上了一根绳 子，这样就把这座城献抬了阿尔铁米司女神：这座神殿和当时被围攻的古城 之间的距离是七斯塔迪昂。他们是最先受到克洛伊索斯攻击的希腊人。后来，在各种不同的托词之下，他又依次向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各个城邦进攻：在他能够做到的时候，他便给对方加上重大的罪名，如果这一点他做不到；便向对方提出某些无足轻重理由作为口实。

    (27)这样他就成了亚细亚的一切希腊人的主人并且迫使他们向自己纳 贡：在这之后，他又打算造船来进攻岛上的居民。但是，当着有关造船的一 切都已准备停当的时候，根据某些人的说法是普里耶涅的比亚斯、根据另一 些人的说法是米提列奈的披塔柯斯把这个计划给打消了。因为国王问这个到 撒尔迪斯来的人，在希腊方面有什么动静没有，而这个人便回答说：“国王啊，岛上的居民打算进攻撒尔迪斯来对你作战，因此他们正在雇佣一万名骑 兵”。克洛伊索斯把这个人的话信以为真，于是说：“愿诸神使这些岛民竞 想用骑兵来攻打吕底亚人的儿子们罢”。但是那个人却回答说：“国王啊， 看来您是热心期望能在大陆上拿捕马背上的岛民的，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 然而在岛民们听到您想造船以便攻打他们的时候。您想那些岛民所最期望的 不正是在海上拿捕吕底亚人并在那里为您在大陆上奴役的那些希腊人报仇 吗？”克洛伊索斯对于这样的说法深以为然，认为他说的话很有道理，于是 就同意他的意见而停止造船并和岛上的伊奥尼亚人成了朋友。

    (28)后来，克洛伊索斯逐渐把哈律司河西边的几乎所有民族全都平定 了。继续保有自由的只有奇里启亚人和吕奇亚人，因为全部其他的部落都给 克洛伊索斯征服并成为他的臣民了，这些部落是吕底亚人、普里吉亚人、美 西亚人、玛利安杜尼亚人、卡律倍斯人、帕普拉哥尼亚人、杜尼亚的和比提 尼亚的色雷斯人、卡里亚人、伊奥尼亚人、多里斯人、爱奥里斯人和帕姆庇 利亚人。

    (29) 当克洛伊索斯把这些民族征服，并把他们变成和吕底亚人一样的臣 民的时候，当时正好生活在希腊的一切贤者都得以相继来到了富强加日中天 的撒尔迪斯，而其中就有雅典人梭伦。他托词视察外界而离开雅典出游十年， 但实际上他是想避免自己被迫取消他应雅典人之请而为他们制订的任何法 律。原来雅典人发过重誓在十年中间必须遵守梭偷给他们制订的法律，故而 他们是不能任意取消这些法律的。

    (30) 由于这样的理由并且为了到外面去视察，棱伦便出发外游；在这期 间，他访问了埃及的阿玛西斯，又到撒尔迪斯访问了克洛伊索斯。在他到达以后，克洛伊索斯便把他当作客人来接待，要他住在自己的宫殿里。在他来后三、四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自己的臣仆领着梭伦参观他的宝库，把那里所有一切伟大的和华美贵重的东西都给他看。在他看完并且非常仔细地核视了这一切之后，克洛伊索斯就趁着这个机会问他道：“雅典的客人啊，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您的智慧，关于您为了求知和视察外界而巡游列国的事情。因此我很想向您请教一下，到目前为止在您所遇到的所有的人中间，怎样的人是最幸福的？”他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却正直无私，毫不谄媚地回答他说：“国王啊，我看是雅典的泰洛斯”。听到这话时感到惊讶的克洛伊索斯紧接着插上去问：“到底为什么您认为泰洛斯是最幸而的人呢？”棱伦回答说：“第一，因为泰洛斯的城邦是繁荣的而且他又有出色的孩子，他在世时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也都有了孩子， 并且这些孩子也部长大成人了：其次，因为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 却又死得极其光荣。当雅典人在埃列岛西斯和邻国人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人，击溃了敌人并极其英勇地死在疆场之上了。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 点给他举行了国葬并给了他很大的荣誉。”

    (31) 棱伦列举了关于泰洛斯的幸福的许多情节，这样便促使克洛伊索斯要继续问下去。在他说完之后，克洛伊索斯又问他，除去泰洛斯之外在他看 来谁是是幸福的，心里以为无论怎样自己总会轮到第二位了。梭伦回答说： “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们都是阿尔哥斯人，他们不但有十分充裕的财富，他们还有这样大的体力，以致他们二人在运动会上都曾得过奖，特别是关于 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阿尔哥斯人为希拉女神举行一个盛大的祭 典时，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到神殿那里去。但那时他们的牛并没有及时 地从田地里给赶回家里来，于是害怕时间赶不上的青年人就把轭驾到自己的 肩头，亲自把母亲乘坐的车拉来了。他们把母亲拉了四十五斯塔迪昂的路程 直到神殿的跟前。全体到神殿来朝拜的人都亲眼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之 后，他们就极其光彩地结束了他们的一生。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神也就清楚 地表示出，对一个人来说，死是怎样一件比活着要好的事情。原来阿尔哥斯的男子们围住了这辆车并称赞两个青年人的体力：而阿尔哥斯的妇女则称赞 有幸而生了这样一对好儿子的母亲；母亲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因这件事而 赢得的赞赏也感到十分欢喜，她于是站立在女神的神像面前，请求女神把世 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幸福赐给她那曾使她得到巨大光荣的儿子克列欧毕斯和 比顿。她的祈祷终了之后，他们就奉献牺牲和参加圣签，随后，他们便睡在 神殿里面。他们再也没有起来，而是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阿尔哥斯人认为 他们俩是非常优秀的人物，因此就给他们立了像，献纳到戴尔波伊神殿里去”。

    (32) 这样，梭伦就把这两个青年人放到幸福的第二位上去了。克洛伊索斯发火了，他说：“雅典的客人啊！为什么您把我的幸福这样不放到眼里， 竟认为它还不如一个普通人？”棱伦这样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所问的是关于人间的事情的一个问题，可是我却知道神是非常嫉妒的，并且是很喜欢干扰人间的事情的。悠长的一生使人看到和体验到他很不喜欢看到和很不喜欢体验到的许许多多的东西。我看一个人活到七十岁也就算够了。在这七十年中间，若不把闰月计算在内的话，共有两万五千二百天。若是象季节 准时到来那样地每隔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则在七十年以外，还要有三十五 个这样的月份，这样就得再加上一千○五十天。这样在七十年当中的总的天 数就是两万六千二百五十天了；然而可以说绝对没有一天的事情是会和另一 天的事情完全相同的。这样看来，克洛伊索斯，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逆 料啊。说到你本人，我认为你极为富有并且是统治着许多人的国王；然而就 你所提的问题来说，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 给你回答。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 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 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最有钱的人并不幸而，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 而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但幸福的人却在 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者。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 受大灾难的打击。后者当然不能象前者那样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也经不住 这样的灾难，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临到自己身上，此外，他还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幸福：他的身体不会残废，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 好孩子，又总是心情愉快的。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到善终的话，这便 正是你所要寻求的人，也就是够得上称为幸福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在他死之前，勿宁应当称他为幸运的人，而不是幸福的人。诚然，很少存人能够 兼备所有这些优点，正仿佛没有一个国家能在自己的国内充分取得它所需要 的一切东西，而是每个国家都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 的东西的国家也就是最好的国家了。同样，没有一个人是十全十美的，他总 是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把它们保持到临终的 那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只有那样的人，国王啊，我看才能给他加 上幸福的头街。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都必须好好地生意一下它的结尾。 因为神往往不过是叫许多人看到幸福的一个影子，随后便把他们推上了毁灭 的道路”。

    (33) 这就是梭伦向克洛伊索斯所讲的一番话，这一番话并未得到国王的 欢心。国王完全不把他放到眼里地送他走了，因为国王认为象这样一个忽视当前的幸福并要他在每件事上等着看收尾的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傻瓜。

    (34) 但是，在梭伦走后，克洛伊索斯从神那里受到了一次可怕的惩罚， 神之所以惩罚他，多半就是由于他自祝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久他就在睡 着时作了一个梦，这个梦确确实实地向他预言，他将要在他儿子身上遇到惨祸。克洛伊索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既聋且哑是个天生的残废，另一个儿 子在与他同岁的人们当中，在任何一方面却都要比其他人突出得多。后面这 个儿子的名字叫做阿杜斯。在梦里向克洛伊索斯提起的，就是关于这个儿子 的事情；梦里告诉说他的这个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尖器刺死。等他醒来的时候， 他独自认真地把这个梦思考了一番，就不由得对这个梦感到毛骨悚然了。于 是他首先拾这个儿子娶了个妻子；同时由于这个儿子在先前经常指挥吕底亚 军作战，现在便不叫他担任这样的职务了。一切长枪、投枪和人们在战时使 用的诸般兵器，都从男子居室运了出来而堆放到后房里去，因为他怕挂起来 的这样一件兵器保不定会掉下来刺着他的儿子。

    (35) 正在他给自己的儿子张罗着婚事的时候，一个样子看来很惨而且有着血污的双手的人来到了撒尔迪斯。他是一个普里吉亚人，并且是一个王族。 这个人来到克洛伊索斯的往所之后，就请求根据这个国家的习惯给他洗净血 污。克洛伊索斯就给他洗净了。吕底亚人的洗净的仪式是和希腊人的洗净的 仪式差不多的。在按照习惯执行了洗净的仪式以后，他就问这个人是什土地 方来的，是什么人，他说：“这位客人，你是谁，你是从普里吉亚的什么地 方到我这里来请求庇护的？此外，你杀了怎样的男子或是妇女？”这个普里 吉亚人回答说：“国王啊，我是米达斯的儿子戈尔地亚斯的儿子。我的名字 是阿德拉斯托斯。由于我并非出于本心而杀死了我自己的兄弟，我的父亲就 把我赶出了来＃剥夺了我的一切，因此现在我就逃到你这里来了。”克洛伊 索斯回答说：“你是我的朋友的儿子，因此现在你是到朋友的家来了。只要 你留在我们这里，任何东西也不会亏侍你的。尽量不要把你的惨遇放到心上 吧，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地保重你自己了。”

    (36) 阿德拉斯托斯就这样地在克洛伊索斯的家里住下来了。正是在这个 时候，在美西亚的欧林波斯山出现了一个大猪怪，这个怪物常常从山里跑出 来破坏美西亚人的田地。美西亚人多次出来想猎取这个怪物，但结果不仅丝 毫不能加害于它，反而总是自己受到损失。终于他们派使节到克洛伊索斯这 里来，向克洛伊索斯说：“国王啊，一个非常鹿大的猪怪出现在我们的国土， 损害了我们的庄稼地。我们虽尽一切力量来捕捉它，但全都失败了。因此我 们请求你让你的儿子，精选的壮丁们和狗跟我们一同回去，以便使我国摆。 脱掉这个怪物”。这就是他们的请求的大意。 但是克洛伊索斯想起了梦中的预言，于是他就回答说：“不要再谈关于 我的儿子的事情了。我不想要他去帮你们的忙。他刚刚结婚，这件事也就足 够他操心的了。但我可以选派一部分吕底亚人并放出我的全部猎犬跟着你们 去，而且我还要命令他们尽一切力量帮助你们把这个野兽从你们的国土上打 跑。”

    (37)美西亚人对于他的这个答复是满意的。然而克洛伊索斯的儿子听到 了美西亚人的请求后却进来了，而在克洛伊索斯拒绝要他和美西亚人同去的 时候，他就向他的父亲说：“父王，在先前，对我们来说，最美好和崇高的 事情总不外是征战和狩猎，并在这些事情上面为自己赢得荣誉；现在您却不 许我干这两样事情的任何一种，而您当然又决不会看出我是卑怯或是缺乏活 力的。现在我到市场上去或是从那里回来的时候，我必须带着怎样的面色呢？ 市民们以及我的新婚妻子会怎样看我呢？她又会认为她是和怎样的一个丈夫 生活在一起呢？所以汪是叫我去打这个猪怪吧，否则就请您说明理由，为什么您认为我最好是服从您的意旨。”

    (38) 于是克洛伊索斯回答说：“儿啊，并不是因为我以为你卑怯或是有 其他什么不相宜的地方才把你留住，而是因为在我睡觉时我作了一个梦，梦 里，在我跟前我看到一个幻象，它警告我说你是会短命的，因为你注定要在 年轻时为铁制的尖器刺死。正是为了这个幻象，我才先赶紧安徘你的婚事， 而现在当然又使我不能把你送出去办这伴事情。我是愿意看守着你的，为的 是不管怎样，在我自己活着的时候我总可以春着你也侥幸地活下来。你哥哥聋了，我已不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因此你就是我仅有的一个儿子了。”

    (39) 这个年轻人回答说：“啊，父亲，您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梦之后对我 加以注意，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如果您弄错了，如果您没有把这个梦圆对， 我想我是应当指出您的错误来的，既然您说这梦预言我将会被铁制的尖器刺 死，可是这猪又有什么手呢？它能够使用什么叫您害怕的铁制尖器呢？倘若 梦里说我会被野兽的牙或是什么类似的东西刺死的话，那您不叫我去办这件 事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这里说的是一支铁枪。何况现在我们又不是向人， 而是向野兽作战。所以我求您还是让我和他们一同去罢”。

    (40) 克洛伊索斯说：“儿啊，你对于梦的判断我看是有些道理的。既然 你的解释比我的更要好，现在我就相信你的话，我改变了我的主意，准许你 和他们去打猎了”。

    (41) 既然这样说了，国王就派人把普里吉亚人阿德拉斯托斯找了来，向他说：“阿德拉斯托斯，当你因痛苦不幸的遭遇而感到苦恼的时候，当然， 在这一点上我不是对你有什么责怪，那时我洗净了你，把你接待到我家里来 住，并且任何事情都不难为你。既然我先待你十分亲切，那你也就应该加以 回报，故而请你同意和我的儿子出去打猎以便照料他，注意在道上不要受到 会向你们袭击的那些不逊的匪徒的危害。即使没有给你这样的任务，你的确 仍然有必要到你可以因自己的事业而使自己享名的地方去看一看。这是你从 你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傅统，而且你自己也是非常茁壮的。”

    (42) 阿德拉斯托斯回答说：“国王啊，若不是您之所请，我是不会参加 这一次的狩猎的。因为象我这样一个遭遇不幸的人陪伴看他的处于顺境的伙 伴们出去打猎是不适宜的，而且我也无心做这件事情。而且我有许多理由使 我留在这里，但既然您要我去，那我就一定不会使您扫兴(因为我实在是有义 务来回报您的亲切款待的)，因此我愿意按您所要求的去做。至于您付托给我 来照料的令郎，请确信我将尽我这个保护者的力量，把他安全地送回来”。

    (43)在他向克洛伊索斯作了这样的保证之后，他们就出发了，随他们出 发的是若干精选的壮丁和猎犬。当他们到达欧林波斯山的时候，他们就四下 里搜寻这个野兽；这只怪兽被发现以后，猎士们便排成圆阵，从四面八方用 投枪向它抛去。那时那位客人，就是那位被洗净了杀人的血污并且叫做阿德 拉斯托斯的人也把投枪向猪抛去，但是这支投枪刺到克洛伊索斯的儿子的身 上了。这样，阿杜斯便被铁枪刺死，而梦中的警告也就应验了。于是便有一 个人跑到撒尔迪斯去把这个消息带给克洛伊索斯，他到这里来向国王报告了 战斗的情况和他的儿子所遭受的命运。

    (44)听到自己的儿子被刺死，父亲的心已经是乱成一团了，尤其使他更 加痛心的是，刺死他的儿子的人又正是他自己一度为之洗净了系人的血污的 人。在他因惨祸而悲痛之极的时候，他高声呼叫清净之神宙斯的名字，要他 见证他因客人之手而遭到的惨剧。随后他又祈求同一位宙斯神，称他为炉灶 之神和友情之神。他称呼炉灶之神的名字是因为他无意中竟把现在杀死了他 的儿子的入留住在自己的家里；他称呼友情之神的名字是因为被当作自己儿 子的保护人而派出去的客人，结果却被发现是他的最可恨的敌人。

    (45)吕底亚人很快地就来了，他们运回了这个年轻人的尸骸，而那个系 人犯便跟在他们后面。他站到尸骸的前面来，向克洛伊索斯表示任凭对方怎 样处置自己，他伸出双手十分恳切地请求克洛伊索斯，说他自己愿意被杀死 在克洛伊索斯的儿子的尸骸之旁，因为他以前的悲惨遭遇已经够他受的了， 现在又加上了新的不幸，那就是使洗净了他的系人的血污的人陷入破灭绝望 的境地，故而他也无法再活下去了。克洛伊索斯听了这话之后，尽管自己所 遭到的不幸使他非常痛苦，却深受成动而对阿德拉斯托斯起了怜悯之心。于 是便回答说：“客人啊，既然你对你自己宣告了死刑，那我便已经从你那里 得到我所需要的充分的赔偿了。而且，除非只能说你无心地干了这样的事情 以外，实际上在我看来还不是你惹下了这个祸。 惹祸的是一位神，他在很久之前便预言要有这样的事发生了”。在此之 后不久，克洛伊案斯便适如其分地埋葬了他的儿子。米达斯的儿子戈尔地亚 斯的儿子阿德拉斯托斯，过去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现在又毁了给他洗净血 污的人，他认为他自己在他所知道的人中间是最不幸的人了，出此当人们散 去而坟墓的四周寂静无人的时候，他便在墓地上自杀了。

    (46)死了儿子的克洛伊索斯整整两年都沉浸在非常的悲痛之中，什么事 情也没有做。在这之后，从海外来的一个消息中止了他的悲伤情绪。他听说， 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摧毁了库阿克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的霸权，而 且波斯人也一天比一天地强大起来了。这种情况使他专心致志地考虑，他是 否有可能在波斯人的实力还不曾十分强大的时候，想办法阻止他们那日益加 强的力量。在这样的意图之下，他立刻想到希腊和利比亚的神托所那里去试 卜一下。于是他分别向谷方面派遣使者，有的到戴尔波伊，有的到波奇斯的 阿巴伊，有的到多铎那。有一些人到阿姆披亚拉欧斯的神托所，另一些人到 特洛波尼欧薪的神托所，再有一些人则是到米利都的布朗奇达伊家去。克洛 伊索斯派人去问卜的这些神托所都是希腊的神托所。他还派遣了另一些人到 利比亚去向阿蒙神请示。他把这些使节派出去，是要试一下神托到底讲的都 是些什么，而如果他发现神托所回答的是真话，那未他就可以再派人去，请 示他是否可以对波斯人发动一次远征。

    (47)被派到各地去试验神托是否灵验的使节们，都得到了如下的指令： 从他们离开撒尔迪斯的那一天起，他们要把日子记住，到第一百天的时候， 他们再去请示神托，问它们吕底亚国王、阿律阿铁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那时 正在做什么。他们要把神托的回答记下来，然后带回给克洛伊索斯。除去戴 尔波伊的神托之外，任何神托所的回答都没有给人记载下来。而在戴尔波伊， 当吕底亚人刚一走进圣堂向神请示他们奉命询问的问题时，佩提亚就用六步 格的诗回答他们说： 我能数沙，我能测海； 我懂得沉默并了解聋人的意思； 硬壳龟的香味触动了我的心 它和羊羔的肉一同在青铜锅里煮着： 下面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

    (48)在佩提亚口述预言的时候，吕底亚人把她的话记了下来，随后就起 程返回撒尔迪斯了。当派住各地的所有其他的使者都带着他们取得的回答返 回的时候，克洛伊索斯便打开他们所记的文卷一一阅读。这些神托完全不能 使他满意。但是他一看到戴尔波伊的神托上面的话，就立刻把它肯定下来， 对它表示满意和信服，他认为戴尔波伊是唯一可靠的神托所，因为只有它才 发现了他实际上做的是什么事情。原来从他的使节出发去请示神托的那时候 起，他就想他做什么事情才是最不可能为任何人所猜到的，于是在他约定的 那一天到来时，他便按照他自己所决定的做了。他拿来一只龟和一只羊羔， 亲手把它们切成碎块，一起放在青铜锅里煮，上面还加上一个也是青铜的盖 子。

    (49)从戴尔波伊带回给克洛伊索斯的回答就是这样的。至于到阿姆披亚 拉欧斯的神托所去并且在神殿那里履行了例行仪式的吕底亚人从那里得到了什么回答我就没有办法说了(因为关于这一点，实际上，人们是没有传说过的)，人们所知道只是，克洛伊索斯相信他从那里得到的神托也是真实的。

    (50)以后，克洛伊索斯便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奉献以取悦于戴尔波伊的 神。他奉献了各种适于作牺牲的牲畜三千头，又烧掉了堆积如山的包着金银 的卧床，黄金杯和紫色的长袍和内衣。他焚烧这些东西就是为了使神对他更 加眷雇。他还下令给所有的吕底亚人，要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财力来向神奉 献。在牺牲奉献式结束的时候，国王熔化了大量黄金，把它铸成金条，每条 长六帕拉斯提，宽三帕拉斯提，高一帕拉斯提。金条的总数是一百十七个， 其中的四条是纯金铸成的，每条的重量备为两个半塔兰特；其余别是金与银 的合金，每条重两个塔兰特。他还下令造一座纯金的狮像，重十塔兰特。当 戴尔波伊神殿被烧掉之时，这个金狮子就从金条上掉了下来(因为它是放在金 条上面的)，现在它被火烧掉了三个半塔兰特，剩下的只有六个半塔兰特了。 现在它是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

    (51)在要献纳的这些东西都准备停当以后，克洛伊索斯便把它们送到戴 尔波伊去，与这些东西同时送去的还有下列诸色礼品，金的和银的大混酒钵 各一个，先前在人们进入神殿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金钵放在人口的右手，银钵 在左手。但这两个钵在失火之陈移开了；重有八个半塔兰特又十二姆那的金 钵，现在藏在克拉佐美纳伊人的宝库里；银钵则是放置在神殿前庭的一个角 落里，它的容量有六百阿姆波列欧斯，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在铁奥帕尼亚祭（是戴尔波伊的一个祭日，在这一天里，神象都陈列出来）的日子里，戴尔波伊人就是用这个钵来混酒的。戴尔波伊人说这是萨摩 司人铁奥多洛斯制造的，我认为他们的话是对的，因为我看这个混酒钵确是 出自非凡的匠师之手。克洛伊索斯此外还送了现在在科林斯人的宝库之内的 四只银制酒瓮，还有金的和银的净水瓶各一只，金的净水瓶上面刻着“拉凱 戴孟人奉献”的字样，他们硬说这是他们奉献的礼物，然而他们的这种说法 是不对的，真正的奉献者是克洛伊索斯。这上面的铭文是一个想取悦于拉凯 戴孟人的戴尔波伊人刻上去的。这个人是谁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不必讲他 的名字了。手里有水流出来的那个少年象确是拉凯戴孟人奉献的，然而他们 根本就没有奉献任何一个净水瓶。在这一切的奉献物以外，克洛伊索斯还把 许多没有题辞的不大重要的礼品奉献到戴尔波伊去，其中有一些银制的圆 盘。他还奉献了一座三佩巨斯高的金制妇女象，而根据戴尔波伊人的说法， 这好象是克洛伊案斯的烤面包的女郎的雕象：此外，他把妻子的那些项鍊和 腰带也都献纳了。

    (52)上述的一切就是克洛伊索渐丰献到戴尔波伊去的东西。对于他知道 这个人(指后面的阿姆披亚拉欧斯)的勇气和不幸遭遇的阿姆彼亚拉 欧斯(阿尔哥斯的预言者，是一位虽通知自己不能生还，但仍然敢于去作战 的英雄)，他奉献了纯金的盾牌和枪头以及枪杆都是黄金制造的长 枪。在我的时代里，二者还都在底比斯地方奉祀伊兹美尼亚的阿波罗的神殿 里。

    (53)把这些礼物护送到各个神殿去的使者们得到克洛伊索斯的命令，要 他们请示一下神托，罔克洛伊索斯可以不可以去和波斯人作战，而如果可以 的话，他是否可以找一支同盟军和他一齐出动。因此，在这些人到达目的地 并奉献了礼物之后，便请示神托，说了下面的话：“吕底亚和其他各民族的 国王克洛伊索斯相信这里的神托是世界上唯一真实的神托，而由于你的灵 验，他把你应得的礼物奉纳在你的面前。现在他向你请示，他是否可以对波 斯人作战，如果可以的话，他是否可以要一个同盟者也出兵来帮助他”。这 就是他们请示的话。对于他的回答，两方面神托的说法是相同的，每个神托 都向克洛伊案斯预言说，如果克洛伊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灭掉一个大 帝国并且忠告他看一下在希腊人中间谁是最强的，然后就和他们结成同盟。

    (54)克洛伊索斯在接到带给他的神托的这些解答以后，真是大喜过望 了，他深信他一定可以摧毁居鲁士的王国，于是他便再一次派人到佩脱去， 在打听到了戴尔波伊的人数之后，便赠给戴尔波伊人每人两斯塔铁尔的黄 金。为了报答，戴尔波伊人把请示神托的优先权、免税权、在祭日中占最优 等席位的特权给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他们还把如果愿意的话，任何时 候都可以归化戴尔波伊的永久权利给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

    (55)克洛伊索斯把这些礼物送给戴尔波伊人以后，便第三次请示神托； 因为既然他确信神托是可靠的，他就想充分利用它了。他想耍得到回答的问 题是，他的王国的国祚是否长久。佩提亚给他的回答是这样的： 一旦在一匹骡子变成了美地亚国王的时候； 那时你这两腿瘦弱的吕底亚人就要沿着沿岸多石的海尔谟斯河逃跑了； 快快逃跑吧，也不要不好意思做一个卑怯的人物吧。

    (56)在克洛伊索斯接到这个回答时，他高兴得无以复加了，因为克洛伊 索斯认为一个骡子是绝对不可能代替他作美地亚国王的，因此他就认为他和 他的后裔是永远也不会丧失主权的。随后他就十分慎重地研究神托要他与之 结盟的那个最强大的希腊民族，而在调查之后便可以看到，希腊城邦中最强 大的，在多利斯族里是拉凯戴孟人而在伊奥尼亚族里则是雅典人。原来这两 个民族从古老的时候起就在希腊占着十分突出的地位了。后者是过去的佩拉 司吉民族，前者是希腊民族；佩拉司吉人从来还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居住地； 但希腊人都是非常富于流动性的。原来在戴岛卡里翁王统治的时代，希腊人 住在称为普提奥梯斯的地方，然而在海偷的儿子多洛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 移住到欧萨山和奥林波斯山山下一个叫做希斯提阿伊欧提斯的地方去了。他 们被卡德美亚人赶出了希斯提阿伊欧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品多斯，称为 玛凯德诺姆人(身量高的人)。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律欧披 司；而最后又从德律欧披司进入了伯罗奔尼撒，结果他们就变成了多里斯人。

    (57)佩拉司吉人所讲的是什么语言我是不能确定的。如果从今天还残留 的佩拉司吉人所讲的语言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来的话，如果从这些佩拉司 吉人可以进行判断的话，则可以说，佩拉司吉人是讲着异邦话的(指希腊语之外的语言)。今天在佩拉司吉人当中有一些人，他们过去曾是今日被 称为多里斯人的邻人(当时住在今日的所谓帖撤里奥提斯地方)而现在则住在 第勒塞尼亚人上方的克列斯顿市；有一些人在先前和雅典人同住过一个时期 并在海列斯彭特建立了普拉启亚和斯奇拉凯两个地方；有一些人则住在其他 那些现在名称虽已改变、但过去实陈上是佩拉司吉人的城市的城市里。果若 任何一个佩拉司吉族都真是这样，而全部佩拉司吉族又都讲同样语言的话， 则属于佩拉司吉族的阿提卡人在他们成为希腊族之后，必定是忘掉了自己的 语言而学习了另一种语言。克列斯顿人所讲的话和他们四周居民的话都不相 同，普拉奇亚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所讲的话却是相同的； 从这一点便证明，他们都仍旧保留了他们语言的特点，而他们又把这种特点 带到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来。

    (58)然而希腊族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一直是使用着同一种语言的。至少 在我来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在他们起初从佩拉司吉人分出去的时候，他 们的人数是不多的，然而他们却从一个弱小的开端成长扩大成一个各民族的 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佩拉司吉人和其他许多异邦民族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的 椽故。然而，另一方面，我却认为佩拉司吉人是一个异邦的民族，他们在任 何地方也不曾大大地膨胀社。

    (59) 但是，克洛伊索斯打听了这两个民族的情况，从而得知其中的阿提卡人(雅典人)由于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铁斯的儿子佩西司特拉托斯的 缘故而正在受到压制并被弄得四分五裂。当希波克拉铁斯只是一个普通公尺 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奥林匹亚去看比赛，而遇到了一件完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奉献了牺牲之后，附近满装着水和肉的大锅下面没有火就沸腾起来， 直到水溢出了大锅。兰时正在那里并亲眼看到了这一奇迹的拉凯戴孟人奇隆 就忠告希波克拉铁斯说，如果他呸没有结婚，那么就不要把会给他生孩子的 妻子娶到家里来；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那么作为第二个手段，就必须 和她分离，而如果他有的是一个儿子，那么便和这个儿子断绝关系。奇隆的 忠舍根本就没有叫希波克拉铁斯听进去，他不听奇隆的话；不久之后，他就 得了一个儿子，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佩西司特拉托斯。这个佩西司特拉托斯， 在雅典人内部发生由阿尔克美昂的儿子美伽克列斯所领导的海岸派和由阿里 斯托拉伊戴斯的儿子里库尔哥斯所领导的平原派之间的斗争的时候，想出了 一个成为僭主的办法，他乘看这个党派之争的机会纠合了一个第三党。他集 合了一批党员并自称为山地党的领袖以后，便想出了下面的这样一个策略。 他弄伤了他自己和他的骡子，赶着车进了市广场，(扬言)敌人想在他驱车回 乡下的路上把他杀死，而他是刚刚逃脱了敌人的毒手的。他要求民众拨给他 卫兵来保护他；他要他们记起他位去享有的光荣，因为他在先前曾指挥对美 伽拉人的进攻，而那时他曾攻占尼赛亚城，还立下了其他许多的伟大战功。 被他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的雅典人就给他选出了一队市民作为他的卫兵，佩西 司特拉托斯不使这些卫兵拿枪而使他们拿棍棒，在他到任何地方去的时候他 们都拿着棍棒伴随着他。佩西司特拉托斯便和他们一道发动了政变并占领了 卫城。这样，他便取得了雅典的统治权，他毫不弄乱先前已有的备种官职， 也不改变任何法律。他根据既定的制度治理城邦，他的措施是贤明和巧妙的。

    (60)然而不久以后，美伽克列斯一派和里库尔哥斯一派就重新携起手来 把他赶跑了。这样一来，佩西司将拉托斯虽然用上述的办法使自己戍了雅典 的主人，可是他的统治权在这里江没有根深蒂固。他便把它失掉了。在佩西 司特拉托斯被赶跑之后，这两派立刻就再度争吵起来了。美伽克列斯终于对 这一斗争感到不胜其烦，便派了一名使者到佩西司特拉托斯那里去，向对方 表示如果对方愿意娶他的女儿，他便准备使佩西司特拉托斯登上雅典僭主的 宝座。佩西司特拉托斯同意了，于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二人缔结了一项协定。 在这之后，他们便着手研究使佩西司特拉托斯复位的办法而他们在这里所想 出的办法在我看来是历史上最愚蠢的办法(特别是考虑到希腊人从远古的时 候起，便以较大的智慧和远非愚蠢简单而有别于异邦人)，何况我们更应记 起，他们所玩弄的这个花样的对象又不是一般希腊人，而是希腊人中间素称 是最聪明伶俐的雅典人。在派阿尼亚这个戴美（ 阿提卡的地方单位）里有一个叫做佩阿的妇人，这 个妇人在其他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标致的，就是身高差三达克杜洛斯就要四佩 巨斯了。他们把这个妇女全付武装起来，并且预先教给她要怎样做才能把她 这个角色扮演得最好，然后就叫她乘上战车到城里去。在她出发以前，曾派 了报信的人到那里去，这些人进城后，便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宣告了下面的话： “哦，雅典人啊！热烈欢迎佩西司特拉托斯吧，把人间的最高荣誉给予他的 雅典娜神亲自把他带回卫城来了”。他们跑到四面八方去宣告这个消息，这 个消息立刻又傅遍了各个戴美，人们都说雅典娜女神正在把佩西司特拉托斯 带回来。城里的人也深信那个妇人是真正的女神，便向她这个凡人膜拜并且 欢迎了佩西司特拉托斯。

    (61)用这样的办法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权的佩西司特拉托斯便按照协定娶 了美伽克列斯的女儿为妻。可是，他既已经有了一些长大成人的儿子，而阿尔克美昂的子孙又被认为是受到了咒诅，他便打算在他和新婚的妻子之间不 生子女，因此之故，他便和他的妻子进行并不正常的交合。起初他的妻子没 有把这伴事情告诉别人，但是拉了一个时候以后，不知是否她的母亲问了她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她把这事情向母亲说了。而她的母亲也自然便把这件事 告诉了她的父亲。美伽克列斯觉得在佩西司特拉托斯的这样一件事上受到了 侮辱而非常激愤，于是在盛怒之下，他立刻便和敌对派言归于好而携起手来。 佩西司特拉托斯知道了对他会有什么举动，他便完全离开了那个地方，来到 埃列特里亚，以便和他的儿子们会商对策。希庇亚斯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这 个意见就是他们要拿回统治权。于是他们便从曾受到他们的某种恩惠的那些城邦收取捐款。他们用这种办法从许多城邦得到了大宗的金钱，特别是底比 斯人，他们所捐献的金钱比其他的任何城邦要多得多。简言之，过了若干时候，为回国所作的一切准备都已经办理停妥了。原来从伯罗奔尼撒来了一队阿尔哥斯人的雇佣兵，又有一个叫做吕戈达米斯的那克索斯人自愿地来为他 们服务，他在这伴事上特别热心，不但提供人力，而且提供了金钱。

    (62)于是，在他们逃亡的第十一年，佩西司特拉托斯一家便从埃列特里 亚出发回家了。他们在阿提卡首先占领了马拉松，在那里登岸之后便扎下了 营，市内的同党前来应援，地方上各戴美的人们也都前来应援，因为他们爱 僭主政治是甚干爱自由的。当佩西司特拉托斯正在搜集黄金，而后来甚至在 他登陆占领马拉松时，雅典市内根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直到 已经知道他离开了马拉松并且正在向雅典推进的时候，才出来作了抵抗的准 备。他们集合了全部军队，挥戈指向返国的亡命者。这时，从马拉松出发进 击雅典，而在走到帕列尼斯的雅典娜神殿附近与敌人相会的佩西司特拉托斯 的军队则与敌人面对面地扎了营。一个名为阿姆庇律托斯的阿卡尔那尼亚 人，是一个通晓占卜术的人，他禀承神意来见佩西司特拉托斯，在走向佩西 司特拉托斯的时候，他就口诵六步格的两句预言： 网投了下去，网在水里张开了， 在月夜里，鮪鱼将游入网罗。

    (63)这就是他在神的感召之下说出的预言。佩西司特拉托斯懂得它的意 思，就宣布他接受这个预言并立刻率军进攻。这时雅典的市民军刚刚用完了 他们的午饭，饭后他们就各自干起自己的事情来，有的人玩骰子，有的人睡 觉，所以当佩西司特拉托斯的罩队一经进攻，他们就被击溃了。在他们溃逃 的时候，佩西司特拉托斯想出了一个极其高妙的策略，用这个策略可以把雅 典人分散，再也不会使他们团结到一起。他叫他的儿子们都骑上马，先派他 们去赶逃散的雅典人，再按照佩西司特拉托斯的命令，劝告他们不要垂头丧 气并返回各人自己的家。

    (64)雅典人接受了这个劝告，这样佩西司特拉托斯便第三次成为雅典的 主人。于是借助于一支庞大的卫兵并借助于部分取自雅典当地、部分取自司 妥律蒙河一带的国库收入而得以巩固地树立了他的主权；此外，他还使用这 样的一个办法：他从在他进攻时没有立刻逃走而仍旧留在雅典的许多人那里 取得他们的儿子作为人质，并把这些人质送到那克索斯岛去(这个岛也是佩西 司特拉托斯用武力占领的，但是他把它委托给吕戈达米斯去治理)。他还根据 神托的指示，净禐了狄罗斯岛，净禐的方式则是这样：神殿四周目力所及的 范围内所埋葬的尸体都给他掘出来，移到该岛的另一个地方去。这样佩西司 特拉托斯的僭主之治便在雅典建立起来了；但有的雅典人己经战死在疆场上 面，有的雅典人刚和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一道从祖国逃亡了。

    (65)克洛伊索斯打听雅典人的时候，雅典人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另一 方面，谈到拉凯戴孟人，则他听到说，在经过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以后，目 前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在列昂和海 该西克列斯联合统治斯巴达的时候，拉凯戴孟人尽管在所有其他的战争 中取得胜利，却接二连三地总是败在铁该亚人的手里，而且从来他们在几乎 全部希腊人当中都是治理得最坏的国家；他们内部相互之间，以及和外国人 都无交往。使他们的政治变好的原因，是由于下列的情况：斯巴达人中间的 一位知名人士吕库尔戈斯到戴尔波伊来请示神托。他刚刚进入了神殿，佩提 亚就立刻对他说： 你来啦吗？哦，吕库尔戈斯，你到我的富有的神殿来了， 宙斯和奥林波 斯诸神都加爱于你，我不知道应当称你为神或者只是一个人但是我相信你结 果将会是一个神，哦，吕库尔戈斯啊。 此外还有一些人说，佩提亚还向他宣托了一整套斯巴达人到今天还遵从 着的法制。可是，拉凯戴孟人自己却说，当吕库尔戈斯是他的侄子、斯巴达 国王列欧波铁司的摄政的时候，他就把这套法制从克里地采用过来了；因为 他刚一担任摄政的职务，他立刻就改变了现行的全部法制，并注意使所有的 人都来遵守他制订的新制度。在这之后，仙又安排了有关军事的一些事情， 如建立埃诺莫提亚（”发誓的团体”，指陆军的小队），托里阿卡斯（三十人的小队）和共爱团制(叙希提亚)等等，此外，吕库 尔戈斯又设置了五长官和元老院。

    (66)由于这样的改革，他们就成了一个享有良好法制的民族。在吕库尔 戈斯死后，他们给他修造了一座神殿，并给他以极大的尊敬。他们既然拥有 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很快地就强大起来，变成了一个繁荣兴盛的 民族。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呆在那里了。他们认为自己比阿 尔卡地亚人要强，于是他们便派人去请示神托，问是否能够征服全部阿尔卡 地亚，佩提亚给他们的回答是这样： 你们向我请求阿尔卡地亚吗？你们向我请求这样大的一件东西，我不能 满足你们。 在阿尔卡地亚那里住着许多以橡子为食的男子，他们会不许你们这样做 的。但这并非是我吝啬。 我要把铁该亚送给你们，要你们在那里踏足而舞。 并要你们用糊索来测量肥沃的田野。而在拉凯戴孟人得到这个回答以 后，他们便没有触动阿尔卡地亚的其余的部分，而是向铁该亚人发起攻击， 他们随身带着枷锁，因为他们相信那不可靠的神托，以为他们将会使铁该亚 人变成他们的奴隶。然而在这次战争中他们失利了；变成了敌人俘虏的那些 人被迫给铁该亚人耕地，他们带上了他们自己带去的枷锁，并用绳索来测量 土地。他们干活儿时所戴的枷锁在我那时还保存在铁该亚，它们在那里挂满 在阿列亚·雅典娜神殿的墙壁。

    (67)这样看来，先前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拉凯戴孟人一直是吃着收仗 的。但是在克洛伊索斯的时候，也正是当阿那克桑德里戴斯和阿里司通这两 个国王统治着拉凯戴孟的时候，斯巴达人却取得了胜利。下面我就要说一说 他们是怎样取得胜利的。既然他们在每次和敌人交锋的时候总是给对方打 败，于是他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他们要讨到那一位神的欢心才 能够在对铁该亚人作战时取得胜利。佩提亚回答说，他们必须把阿伽美姆农 的儿子欧列斯铁斯的遣骨运回来。然而他们找下到欧列斯铁斯的墓，于是他 再一次派人来，向神请示这位英雄的遣体埋葬在什么地方。佩提亚对他们的 回答是这样的： 阿尔卡地亚的平坦的原野上有铁该亚这样一个地方； 在那里绝对无可避免地有两股风在吹着， 一个打击打位来另一个打击必定打过去，祸与祸重叠无已。 万物之母的大地就在那里包藏着阿伽美姆农的儿子。 把他带到你们的城里来，那样你就成了铁该亚的主人。在得到这样的回 答以后，虽然拉凯戴孟人到处用心搜求，但仍然和先前一样地茫无头绪。直 到最后，这个墓地才终于被称为阿伽托埃尔戈伊（善行者）的斯巴达人当中的一个名叫 里卡司的人给发现了。阿伽托埃尔戈伊是每年在市民当中刚刚辞去骑士职务 的最年长的五个人。每年里这五名骑士退休后，他们不能无所事事而必须立 即带着托付给他们的任务到斯巴达国家派他们分头前往的那些地方去。

    (68)里卡司便是这样的人物之中的一个人，他当时在铁该亚。由于好运 气，也是由于自己的才智，他竟找到了这个墓地。由于那时和铁该亚人有交 往，他到铁该亚去，走进了一个铁匠的铺子，看见这个铁匠在打铁。正当他 站在那里赞赏敛匠的高超手艺时，铁匠看到了他的惊讶表情，于是就放下了 自己的工作向他说：“拉科尼亚的客人啊，既然你看到我在这里打铁你都感 到惊讶，那么如果你要看到我所看位的东西，那你一定更要大吃一惊了。原 来我想给自己在这个院子里打一口井，可是在我掘地的时候，我却看到一个 七佩巨斯长的棺材。我以前从未不会相信在古代人们长得比现在的人高，所 以我就把它打开了。果然里面的尸体和棺材一样长；我把它量了一下之后就 把这个土穴照原来的样子封上了”。 这个铁匠这样就把他所看到的叙述了一遍。但是里卡司把这件事仔细地 考虑以后，就从神托的话推定这个尸体正是那个欧列斯铁斯的尸体。他所以 这样地猜想，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铁匠有两个风箱，这就等于说有两股风， 而铁锤和铁砧正相当一击和对这一击的反击，而锻铁也正是要使祸与祸相重 叠了。他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铁的发现是会引起对人的伤害的。他作了这 样的推论之后，就回到斯巴达把这一切事情向拉凯戴孟人说了。在这之后不 久，他们就故意捏造了一个借口，对他提出责难，把他追放出去了。里卡司 于是来到了铁该亚，把他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个铁匠并想使铁匠把院子租给 他。铁匠不肯同意，但里卡司终于说服了他，于是他便搬到那里去住了。他 掘开了坟墓，把遣骨搜集起来之后，就带着它返回了斯巴达，从此以后，每 当拉凯戴孟人和铁该亚人较量实力的强弱时，拉凯戴孟人总是要得到极大的 胜利的；而且他们已经把伯罗奔尼撒的较大部分征服了。

    (69)克洛伊索斯听到这一切情况之后，便派遣使者携带看礼物到斯巴达 去，使者的使命则是请求斯巴达和他结成联盟。他们到斯巴达时应当讲的话， 都是克洛伊索斯亲自规定的。因此他们在到达斯巴达时就这样说：“派遣我 们到这里来的是吕底亚人和其他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斯，他要我们前来向你 们说：‘哦，拉凯戴孟人啊，神在神托中命令我和希腊人做朋友：既然知道 你们执希腊之牛耳，因此我遵照着神托的命令，向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我 诚恳而老实地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和同盟’”。 克洛伊索斯通过自己的使者所提出的建议便是这样。拉凯戴孟人在先前早已经知道了神托给他的回答，因而欢迎使者的到来，并与克洛伊索斯立誓 缔结了友谊与同盟：实陈上，在这之前他们便受过克洛伊素斯的某些好处， 故而他们就更得这样做了。原来有一次，拉凯戴孟人曾派人到撒尔迪斯去购 买黄金，打算把它用在阿波罗的神像上面，这座像今天就立在拉科尼亚的托 尔那克司山（斯巴达东北的一座山，俯临埃岛洛塔司谷地）上，当时克洛伊索斯听到了这件事，便把他们要买的黄金当做礼 品送给他们了。

    (70)拉凯戴孟人愿意与克洛伊索斯结为联盟这是一个理由，另一个理由 则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全体希腊人当中，特别选他们做自己的盟友。所以他 们就宣布说准备在他要求的时候立刻出动，不仅如此，为了回报克洛伊索斯，他们更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混酒钵给他送去；混酒钵外缘满刻着各种图 象，它的容量足足有三百阿姆波列欧斯。但是这个混酒钵瓶却没有送到撒尔 迪斯去。所以没有逞到，是由于下面两个原因。根据拉凯戴孟人的说法，当 它在向撒尔迪斯起运的途中到达萨摩司附近的时候，萨摩司人知道了这件 事，于是便派了他们的战船前来把它劫走了。但是萨摩司人自己却说，负责 搬运混酒钵的拉凯戴孟人由于耽搁得太久并且得知撒尔迪斯和克洛伊索斯均 已陷入敌人之手，于是他们便把这只混酒钵在萨摩司卖掉；有几个私人把它 给买了下来献到希拉的神殿去了。把混酒钵卖掉的人们说不定也许在回到斯 巴达的时候，说萨摩司人夺去了他们的混酒钵哩。

    (71)因此，关于混酒钵的事情就是这样了。但那时克洛伊索斯却误解了 神托的意思，他竟车领着大军进攻起卡帕多启亚来，满以为可以摧毁居鲁士 和波斯的军队。当他还在从事进攻波斯人的准备工作的时候，一个在当时以 前已被视为智者，特别是在这伴事以后在国人当中十分享名的吕底亚人叫做 桑达尼斯的来见他，向国王这样谏言，说：“国王啊，您准备进攻的对象是 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穿着皮革制的裤子，他们其他的衣服也都是皮革制的， 他们不是以他们所喜欢吃的东西为食，而只是吃那些在他们荒瘠贫苦的土地 上所能生产的东西。而且还不仅如此，他们平常不饮葡萄酒而只是饮水，他 们没有无花果或其他什么好东西。这样，如果您征服了他们，他们既然一无 所有，您能从他们手里得到什么东西呢？再说，如果您被他们征服的话，我 希望您想想春，您会失掉多少好东西。如果他们一旦尝到了我们的好东西， 他们将紧紧地抓住这些东西，我们休想再叫他们放手了。至于我，那我要感 谢诸神，因为诸神没有叫波斯人想到要来进攻吕底亚人。” 尽管他是这样说，克洛伊索斯却没有把这话听进去；实际上。诚然如他 所说，波斯人在征服吕底亚人以前，是没有任何美好的和华贵的东西的。

    (72)希腊人称卡帕多启亚人为叙利亚人。在波斯人的统治树立起来之 前，叙利亚人是美地亚人的臣民；当时他们是在居鲁士的支配之下的。因为 美地亚帝国和吕底亚帝国的国界就是哈律司河。发源于阿尔明尼亚山岳地带 的这条河先是流过奇利启亚人居住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又流了一段，在它的 右手是玛提耶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左手则是普里吉亚人的地方；在流过这些 人的居住地以后，它更向北流，把右手的卡帕多启亚的叙利亚人和左手的帕 普拉哥尼亚人划分开来。这样哈律司河便形成了从面临赛浦路斯的海到埃岛克谢诺斯(黑海)的几乎全部下亚细亚的边界。这里正是这全部地区 的颈部，一个轻装的人要穿拉这个地方，需要五天的时间。

    (73)克洛伊索斯之进攻卡帕多启亚是受着这样几个动机的驱使的：首先 是他想得到领土加到自己的版图之内；然而主要的理由却是他想对居鲁上来 给阿司杜阿该斯报仇，因为他相信神托的话而认为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原来 美地亚的国王、库阿克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是克洛伊索斯的连襟，他 曾为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所征服。他们二人成为连襟的一段经过现在让我 来说一下。一队游牧的斯奇提亚人由于发起骚乱而离开自己的国士遁人美地 亚。当时美地亚的国王是戴奥凯斯的儿子普拉欧尔铁斯的儿子库阿克撒列 斯。库阿克撒列斯最初把他们看做是请求庇护的人，因此亲切地对待他们， 而且他既然对他们表示十分重视，便把一些孩子委托给他们，要他们教给这 些孩子他们的语言和射术。过了一些时候，经常出去打猎，而每次都带些猎 物园来的斯奇提亚人恰好有一天他们什么也没有猎到。当他们空着手回来兄 国王的时候，库阿克撒列斯(从这件事来看，他显然不是个好脾气的人)对他 们是非常粗暴无礼的。由于库阿克撒列斯这次他们认为对他俩非常不当的待 遇，斯奇提亚人便阴谋把委托给他们教育的男孩子中的一人杀死割碎，然后 把他的肉块象通常调理野兽的内块一样地加以调理，再当做猎获的野味献给 库阿克撒列斯；在这以后，他们便决定尽快地投奔到撒尔迪斯，到薩杜阿铁 斯的儿子阿律阿铁斯那里去。结果他们按照这个计划做了。库阿克撒列斯和 他招宴的客人都吃了斯奇提亚人这样调理的肉；而达到了目的斯奇提亚人当 然也就逃到阿律阿铁斯那里去成为他所保护的人了。

    (74)后来，当库阿克撒列斯派人向阿律阿铁斯要求这些人，而阿律阿铁 斯拒绝引渡他们的时候，吕底亚人和美地亚人之间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 继续了五年。在这期间，美地亚人多次战胜吕底亚人，而吕底亚人也多次战 胜美地亚人。他们常常也相互进行夜战。然而，他们双方仍然分不出胜负来， 不位在第六个年头的一衣会战中，战争正在进行时，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件， 即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利士曾向伊奥尼亚人预言了这个事件， 他向他们预言在哪一年会有这样的事伴发生，而实陈上这话应验了（据推算，这次日蚀发生在五八五年五月二八日）。美地亚 人和吕底亚人春到白天变成了黑夜，便停止了战争，而他们双方便都十分切 望达成和平的协议了。在双方之间斡旋达成协议的是奇里启亚的叙恩涅喜斯 和已比伦的拉比奈托斯，他们做到使双方相互固立誓结成友谊并促成双方的 联姻。也正是他们决定要阿律阿铁斯把自己的女儿阿里埃尼司许配给库阿克 撒列斯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因为他们知渲，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确实保证， 人们的协定是会变得无效的。这两个民族象是希腊人一样地宣誓缔盟，此外，他们在宣誓时，在臂上割伤一块，井相互吸吮了对方的血。

    (75)这样，居鲁士便征服和俘虏了他的外祖父阿司杜阿该斯，他这样做 的理由我在这部历史的后面还要谈到的。这次的俘虏成了居鲁士和克洛伊索 斯不和的理由，于是克洛伊索斯便派人去请示神托，问他是否可以进攻波斯 人，而且当他接到含糊其词的回答时，却认为对自己有利、因此便把自己的 军队开进了波斯人的领士。在克洛伊索斯到达哈律司河的时候、他便使自己 的军队通过我认为他所架设的、到今天江在那里的桥渡过了河，但是根据希 腊人的一般说法，他是借着米利都人泰利士的帮助才渡过了河的。这个说法 是这样(总之，当时那些桥还没有造起来)正当克洛伊索斯不知如何使自己的 军队渡过河去的时候。当时在他营内的泰利士却说可以为他把河水分开，使那在营地左面流着的河水也在右面流。他的计划是这样实现的：以阵地的上 手不远的地方做为起点，他挖掘一道新月式的深沟，这样，河水就离开了原 来的河道，沿着沟通过营地后方，然后再经过营地的傍边而流入从前的河道。 这样，河水就被分为二股水流，而这两股立刻便都可以徒步涉过了。也有的 人说，原来的河道的水是完全给疏干了的，但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如果是 那样的话，我不晓得他们在回来时又是怎样渡过了它的。

    (76)克洛伊索斯率领着自己的军队渡过哈律司河以后，便进入了卡帕多 启亚的一个叫做普铁里亚的地区(这是那个地方最强固的一个地点，位于黑海 沿岸西诺佩城的近旁)。克洛伊索斯在这里扎下了营并且蹂躏了叙利亚人的田 地。他攻占了普铁里亚人的城市，把城市的居民变为奴隶；他又占领了城市 周边的一切村镇并把丝毫没有沾惹他的叙利亚入逐出自己的家园。这时居鲁 士却纠合了一支军队并且使在他进军的道路上的所有的居民加入到自己的军 队中来，这样来迎击克洛伊索斯。但是在出征之前，他派遣使看到伊奥尼亚 人那里去，想叫他们叛离克洛伊索斯。但是伊奥尼亚人并没有听他的话。可 是当居鲁士己经到来并且和克洛伊索斯面对面地扎下了营的时候，两军就在 普铁里亚地方相互间拚命地较量了一番。战斗是非常激烈的，双方阵亡的人 都很多；结果，在夜幕降临战场的时候，双方便未分胜负地分开了。

    (77)两军就是这样地一决雌雄的。克洛伊索斯对于他自己的军队的数目 是不满意的(因为他的作战的士兵比居鲁士的士兵要少得多)，因此，等他看 到第二天居鲁上不再来进攻的时候，他就返回撒尔迪斯去，打算根据协定取 得埃及人的帮助(因为在和拉凯戴孟人结成联盟之前，他还曾和埃及的国王阿 玛西斯缔结结盟)，又派入去请巴比偷人(因为他和巴比偷人也缔结了联盟， 而当时拉比奈托斯是已比偷人的国王)，并且还带信给拉凯戴孟人，要他们在 约定的时期前来助他一臂之力。他的心目中是打算把所有这些军队和自己的 军队集合到一起，等冬天过去而春天到来的时候，再向波斯人发动进攻。他 带看这样的打算一回到撒尔迪斯，立刻便派遣使者到他的同盟者那里去，通 知他们在第五个月集合到撒尔迪斯来。至于他手下曾对波斯人作过战的士 兵，则凡是不属于他本族的雇佣兵他全部道散，但他却根本没有料到，在一 场如此不分胜负的激战之后，居鲁士竟还敢到撒尔迪斯来挑衅。

    (78)克洛伊索斯正在这般打算的时候，城郊到处出现了大量的蛇，而当 它们出现的时候，马便离开了它们常时所在的牧场而到那里去吞食这些蛇， 克洛伊索斯看到了这一点，认为这是一种预兆，而实际上这也的确是一种预 兆。于是他立刻派人到铁尔美索斯的占卜祭司那里去请示神托。虽然他的使 者到了那里并且从铁尔美索斯人那里知道这种预兆是什么意思，但使者们都 从未能把这话带给竞洛伊索斯，因为在他们能够返回撒尔迪斯之前，克洛伊 索斯已经被俘了。但是，铁尔美索斯人却认为，克洛伊索斯一定会等来一支 侵略他的国士的外国军队，而当这支罩队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征服当地的 居民，因为，他们说，蛇是大地的儿子，而马则是敌人和异邦人。当铁尔美 索斯人这样回答克洛伊索斯的询问时，后者已经成了阶下囚，不过那时他们 根本还不知撒尔迪斯所发生的事情和国王本人的命运。

    (79)当克洛伊索斯在普铁里亚一役之后收兵转回之时，居鲁士打听到克 洛伊索斯收兵是为了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于是在详细考虑之后而立刻注意到 这正是尽快地进攻撒尔迪斯的良机，为的是不等到吕底亚人得以再一灰把他 们的军队集合起来。他这样决定了，他进行得又是如此神速，他率军进攻吕 底亚，而他本人竟向吕底亚国王通知了自己出征的消息。由于这一完全出于 克洛伊索斯的意料之外的事件，国王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尽管如此，他 仍然率领吕底亚人出战了。这时在亚细亚，没有一个民族是比吕底亚人更加 勇武好战了。他们通常是在马上作战的，他们手持长枪而且操纵战马的技术 也非常高妙。

    (80)两军于是在撒尔迪斯城前的平原上相会了，这是一个广阔的和没有 树木的平原(叙洛斯河与其他的一些河流流经这个平原，它们又都流入一条叫 做海尔莫斯的最大的河流中去。这条河发源于狄恩杜美奈母神的圣山而流入 波凯亚城附近的海里去)。当居鲁士在这里看到吕底亚人列成战障的时候，他 害怕他们的马队的威力，因此便采用了美地亚人哈尔帕哥斯的献策，方法是 这样的。他把所有随军载运粮食和行李的骆驼都集合起来，把它们背上驮的 东西卸下来，叫打扮成骑兵模样的人们骑上去。这样打扮停当以后，他就下 令要他们领着其他军队向着克洛伊索斯的骑兵队走去。他下令步兵跟随在他 们的后面，而步兵之后才是骑兵队。当这些人全都准备好以后，他就下令给 他的军队，要他们把道上所遇到的吕底亚人一个不留地杀死，但是只留下克 洛伊索斯本人不杀死他，甚至在他反抗被俘的时候。以上就是他发布的命令。 居鲁士所以用骆驼来和敌人的马队对峙是因为马害怕骆驼，它在看到骆驼或 是闻到骆驼的气味时都是受不了的；他就想用这个策略使克洛伊索斯的马队 变成无用，而马队却正是克洛伊索斯赖之以得到某些声誉的东西。两军接战 的时候，吕底亚人的骑兵队一看到和闻到骆驼就回身逃窜，结果克洛伊素斯 的全部希望便化为泡影了。不过吕底亚人到底并非卑怯之辈。当他们看到当 前发生的事态时，他们便跳下马来徒步和波斯人作战。双方阵亡的人很多， 但吕底亚人终于被击溃而被赶到自己的城里去，于是波斯人就把撒尔迪斯城 包围起来了。

    (81)这样一来，他们就给对方包围起来了。克洛伊索斯认为这一围攻不 会是短期的，因此从城内派使者到自己的联盟者那里去。他先前的使者是告 诉他们在第五个月里在撒尔迪斯集合，但现在派出去的使者则是送信说他已 经被围并请求他们尽可能快地前来援助。

    (82)这样，他便派遣使者到他的其他同盟者那里去，特别是到拉凱戴孟 人那里去然而这时，斯巴达人自己正在为一块叫做杜列亚的地方和阿尔哥斯 人发生争吵。这个地方本来是阿尔哥斯人领地的一部分，但是被拉凯戴孟人 割占并据为己有了。所有西方的土地，直到玛列亚地方，当时确实是属于阿 尔哥斯人的，而且不仅是本土上的土地，库铁里亚岛以及其他的岛屿也是这 样。阿尔哥斯人出兵保卫国土不使杜列亚被割掉，然而在还没有开战的时候， 双方进行谈判，约定双方各出三百人作战，胜者即取得这个地方。此外还约 定，双方的其余的军队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而不要留在这里观战，因为如 果军队留下，不管哪一方面看到自己方面的军队战败时便有上去帮忙的危 险。这些条件约定之后，两军便都撤走了，双方只把精选的士兵留下来进行 战斗。战斗开始之后，哪一方面都不能占上风。结果在夜幕降临之时，六百 个人当中，活着的只剩下三个人，两个阿尔哥斯人阿尔凯诺尔和克罗米欧斯 和一个拉凯戴孟人欧特津阿戴斯。于是，两个阿尔哥薪人认为他们自己已经 战胜便跑回阿尔哥斯去了。但拉凯戴孟人欧特律阿戴斯却留在战场 上，从战 死的阿尔哥斯人的身上剥下了他们的甲胄武器，把它们带回自己的营地并留 在自己的地方上。第二天两军到战场上来检查战斗的结果。起初双方发生了 争执，因为他们都自称是胜利者，一方说他们活着的人较多，另一方则说他 们的人留在战场上并剥下了战死者的武器甲胄，而对方的两个人却逃走了； 终于因争吵而交手打了起来，在一场战斗当中双方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 最后是拉凯戴孟人得到了胜利。在这之后，先前按照一定的习惯留长头发的 阿尔哥斯人便剃光了自己的头，并且规定了一条加上了咒诅的法律，约定他 们在收复杜列亚以前，永远不再留头发并永远不许他们的妇女带金饰。同时 拉凯戴孟人却制定了一项与之相反的法律，那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留长头 发，因为直到那时，他们是不留长头发的。在三百人当中仅存的欧特律阿戴 斯自己，据说耻于在所有他的同伴战死之后返回斯巴达，便在杜列亚当场自 戕了。

    (83)虽然从撒尔迪斯来的使者请求斯巴达人帮助被围攻的克洛伊索斯 时，斯巴达人正在遇到上述的事件，但他们听了使者的陈述之后，仍然立刻 着手给他以帮助。不过当他们完成了准备工作而船只也正要出航的时候，又 来了一个消息说，吕底亚人的要塞已经被攻陷而且克洛伊索斯已经被俘了。 因此，他们虽然对于他的不幸遭遇深感悲痛，却不得不中止了援助的事情。

    (84)撒尔迪斯被攻陷的经过是这样。在克洛伊索斯受到围攻的第十四 天，居鲁士派遣骑兵到自己的各个部队去，告诉全军说第一个爬上城墙的有 赏。在这之后，全军发起了一次进攻，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在其他的一切 军队都无计可施地在那里观望的时候，一个叫做叙洛伊阿戴斯的玛尔多斯人（游牧的波斯部落）决定在没有设置守卫的那个地方试图攀登城砦。因为在这一面，城砦所在的 山岩是如此陡峭而城砦看来又是难攻不落的，故而谁也不认为城砦会从这个 地方被攻克。撒尔迪斯的前王美雷斯也只有在巡行这一部分的城壁时不带着 他的侍妾给他生的狮子。因为铁尔美索斯人宣称，如果带着这只狮子环行城 壁，萨尔迪斯便会成为金汤之固，于是美雷斯便带着狮子巡行城砦的其他可 能会受到攻击的部分，但是他认为没有必要带着狮子到这一部分来，因为他 认为这部分是在峭壁上，故而决不会受到攻击。城砦的这一部分面对看特莫 洛斯山。但是，在这前一天，这个玛尔多斯人叙洛伊阿戴斯却看到一个吕底 亚人从绝壁上下来拾取从城上掉下来的钢盔，他注意到这事，思考了一番， 而现在他亲自攀上了绝壁，其他的波斯人则跟在他的后面。许多人爬到上面 去，撒尔迪斯于是被攻克，全城都受到了洗劫。

    (85)现在我再说一说城陷落的时候克洛伊索斯本人的遭遇。他有一个儿 子，关于他我在上面已经提拉了，他这个儿子除了是个哑吧以外，在其他方 面可说是个不坏的少年。在克洛伊索斯以前的全盛时代，他为自己的这个儿 子什么办法都想到了，在他想到的其他计划以外，他特别会派人到戴尔波伊 去请示神托问关于他的儿子的事情。他从佩提亚那里得到的回答是这样： 生而为吕底亚人的众民之王，你这非常愚蠢的克洛伊索斯 啊！ 不要希望和请求在你的宫廷里听到你儿子的声音吧； 你的儿子若象先前一样的哑吧那会好得多； 你第一次听到他讲话时，那将是不幸的一天。 当城砦被攻陷的时候，一个不知道克洛伊索斯是何许人的波斯人遇到他，打算把他杀死。克洛伊索斯虽然看见他过来，但是由于当前的不幸遭遇而无心去理会，他根本不介意这个人会不会把他打死。但这时他那不说话的 儿子看到波斯人向克洛伊索斯那边去，便在既害怕又悲痛的心情中说出了 话，他喊道：“这个人不要杀死克洛伊索斯！”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从此 以后，他一辈子都能讲话了。

    (86)这样，撒尔迪斯就给波斯人攻克，克洛伊索斯也给他们俘虏了；他 已经统治了十四年并且被围攻了十四天，而到这时，正如神托所预言的，他 便毁掉了自己的大帝国。于是，俘虏了克洛伊索斯的波斯人便把他带到居鲁 士那里去。依照居鲁士的命令积起了一大堆木材，身带枷锁的克洛伊索斯就 给放置在这上面，在他之外还有十四名吕底亚的少年。我不知道居鲁士是打 算把他的这些最初的掳获物呈献给某一位神，还是在这里还许下的心愿，还 是他可能知道克洛伊索斯是一位畏神的人，因此他想看一下神灵是否会来救 他使他不致活活地被烧死。不管怎样，据说他是这样做了；但是站在木堆上 的克洛伊索斯却在自己的悲惨处境中想起了梭伦体会神意而对他讲出来的 话，即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幸福的。当他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便打破了保 持到这时的沉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发出了呻吟的声音，三次叫出了梭伦 的名字。居鲁士听到了这个声音，便命令通译问克洛伊索斯，他叫的是谁的 名字。他们走到他跟前来问他，但他一时却默然不愿回答他们的问题，过了 一回儿在强迫他说话时，他便说：“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宁愿付出我的巨大 财富以便使所有的国王都能和这个人谈话”。通译不知道他这个回答是什么 意思，便再请他自己解释；而当他们催他回答而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他才告 诉他们，怎样在很久以前，一个叫做梭伦的雅典人到他那里去，怎样看到他 的全部富贵荣华却不把这一切看到眼里(而说了这般这般的话)，怎样梭伦对 他所说的话结果又和他遭遇的完全相合，虽然，这话与其说是专对他讲的， 勿宁说对所有的人讲的，特别是对那些自以为幸福的人们讲的。当克洛伊索 斯说这话的时候，木堆已经点着，它的外部已经开始着火了。但居鲁士从通 译那里听到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以后，却后悔起来，他觉得他自己既然也是 一个人，却正在活活烧死过去也曾和他自己一样幸福的另外一个人：此外， 他还害怕报应并且深以为人间的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无常的。他于是下令要他 们赶快把火焰扑灭并把克洛伊索斯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们从木堆上解救下来； 他们虽然拚命这样做，但火焰已经无法制服了。

    (87)于是，依照吕底亚人的说法，当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有悔恨之意 并看到大家拚命扑火但已无效的时候，便高声向阿波罗神呼唤并恳求他说， 如果神对他所呈献的任何礼品还中意的话，那末就请助他一臂之力使他免于 当前的灭身之祸。正当他满眼含着泪求神的时候，突然，在到那时一直是晴 朗并平静无风的天空上，乌云集合起来，刮起了暴风并下了豪雨，而火焰便 给熄灭了。居鲁士看到之后，深信克洛伊索斯是一个好人并且是神所眷爱的 人，便在他从木堆上被放下来之后问他说：“克洛伊索斯，是谁劝说你带着 军队来攻打我的国家，不做我的朋友而做我的敌人？”克洛伊素斯这样回答 说：“哦，国王啊，是我干的这件事，但它却给你带来了好运，给我带来了 不幸。若说起它的原因来，那末应该说是希腊人的神，因为是他鼓励我出兵 作战的。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而在战争中，不是象平时那 样儿子埋葬父亲，而是父亲埋葬儿子。但是我相信，诸神恐怕是欢喜这样的。”

    (88)这就是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于是居鲁士就给他松了绑，叫他坐在 自己的近旁，对他照顾备至，而居鲁士和他身边的一切人都以一种惊奇的目 光注视看他。陷入深思之中的克洛伊索斯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回儿他向四 边望了望，看到波斯人正在劫夺吕底亚人的城市，于是他就向居鲁士说：“哦， 国王啊，我可否告诉你我心里正在想的事情，还是什么话都不讲？”居鲁士请他毫无顾虑地把他要讲的话讲出来。于是他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边 的一大群人这样忙忙碌碌地在做什么？”居鲁士说：“他们正在掠夺你的城 市并拿走你的财富。”但是克洛伊索斯说：“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 富。这些东西已不再有我的任何份儿了，他们正在掠夺的都是你的财富啊”。

    (89)居鲁士听到克洛伊索斯的话以后颇为有动于衷，于是便下令身边的 人等一概退去，然后问克洛伊素斯，对于他的所做所为，有什么意见要提出 来。克洛伊索斯回答说：“既然诸神使我变成了你的奴隶，那未如果我看到 什么对你有利的事情而把它告诉你，那将是我分内应做之事。你的臣民波斯 人是秉性粗暴而又贫困的人民。如果你放任他们进行劫夺并且使他们自己拥 有巨大财富的话，那我就要告诉你这些人会干出什么样的事情来。这就是说， 那掠夺到最多财富的人就会背叛你。如果你听得进我讲的话，那未就讲你这 样做。把你的亲卫队设置在所有各个城门的地方担任岗哨，并要他们在士兵 们离开城市时把士兵们身上的战利品留下并且告诉这些士兵他们这样做是为 了必须用这些东西向宙斯缴纳什一税。这样，你虽用强力从他们身上夺走战 利品，但是他们却不会恨你的，因为他们看到你做的公正，自然就会心甘情 愿地拿出自己的战利品了”。

    (90)听到这个意见，居鲁士真是大喜过望，因为他觉得这个忠告很好。 他非常赞赏克洛伊索斯并命令他的亲卫队按照克洛伊索斯建议的办法行事。 然后他向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看你在言语和行动上都决心表现 出你是一个正直的国王，现在立刻向我请求你所希望的任何赠品吧”。克洛 伊索斯回答说：“主公，如果你容许我把这副枷锁送到我最尊崇的希腊人的 神那里去，并且问他一下他是否惯于欺骗那些经常向他进行奉献的人，这便 是你能给予我的使我最欢喜的事情了”。于是居鲁士就问他对神有什么不满 而提出了这个请求，克洛伊索斯便详详细细地叙述了他自己的全部想法，神 托的回答，特别是他的奉献物，并且告诉居鲁士，他怎样从神托得到鼓励， 桔果竟使他对波斯人挑起了战端。他讲完了这一切之后，便立刻再一次恳求 允许他对神的这种行动加以谴责。居鲁士微笑着回答他说：“克洛伊索斯， 我很乐意答应你这样做，不管你要什么东西，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请求我 的”。克洛伊索斯看到自己的请求得到允许，他便派一些吕底亚人到戴尔波 伊去，嘱咐他们把他的枷锁放在神殿的入口并且问神，神激励他对波斯人开 战，并说他一定会摧毁居鲁士的帝国，但结果这就是战争的最初成绩，这样 做神是不是感到可耻。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要指着这副枷锁，随后，他们 还要问，希腊的神是不是惯于于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

    (91)吕底亚人到了戴尔波伊，把他们带来的话传达了。据说佩提亚是这 样回答的：“任何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宿命，甚至一位神也不例外。 克洛伊索斯为他五代以前的祖先的罪行而受到了惩罚。这个祖先当他是 海拉克列达伊家的亲卫兵的时候，曾参与一个女人的阴谋，在杀死他的主人 之后夺取了他的王位，而这王位原是没有他的份的。洛克西亚司神(即阿波罗 神——译者)本来尽力想使撒尔迪斯不在克洛伊索斯生前的时候，而是要推迟 到他的儿子的时候陷落，但是他不能改变命运女神的本意。凡是命运女神许 给克洛伊索斯的，都已经做到并恩赐给克洛伊索斯了。让克洛伊索斯知道， 洛克西亚司把撒尔迪斯的陷落推迟了整整三年，因此他变成囚犯的时期。要 比命中注定的日期晚得多了。此外，洛克西亚司还把克洛伊索斯从烧着的木 堆上救了下来。克洛伊索斯也没有任何权利来抱怨他从神托那里得到的答 复。因为当洛克西亚司告诉他如果他攻打波斯人他会摧毁一个大帝国的时 候，如果想确实知道一下神的意旨的话，那末他就应该再派人来问一下这是 指着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还是他自己的帝国。然而他既不懂得所讲的 是什么话，又不肯再来问个清楚，那末今天的这个下场便只有怪他自己了。 此外，他甚至不懂得洛克西亚司给他的关于骡子的那个最后的回答。因为那 骡子实陈上指的是居鲁士。居鲁士的父母属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身分；他 的母亲是一位美地亚的公主，美地亚国王阿司杜阿该斯的女儿，但他的父亲 都是个美地亚人治下的波斯臣民，他虽然在一切方面都比他的妻子为低：都 娶了自己的公主”。以上便是佩提亚的回答。吕底亚人返回撒尔迪斯并把他 们听到的话告诉了克 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听了之后，才承认这是他自己的 过错，而不是神的过错。

    (92)伊奥尼亚最初就是这样被征服，而克洛伊索斯的帝国也便这样地结 束了。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奉献品之外，克洛伊索斯在希腊还奉献了其 他许多物品。在贝奥提亚的底比斯，他奉献给伊兹美尼亚的阿波罗神一座黄金的三脚架，在以弗所（以弗所的神殿大概是在阿律阿铁斯统治时开始修建的，到希被战争时才完成），金牛和神殿的大部分的柱子都是他奉献的；在戴尔波伊的普罗奈阿神殿（在阿波罗神殿的外部），他奉献了一只巨大的黄金楯，这一切奉献物直到我当 时还都有的；但是其他的若干奉献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听说，他奉献给 米利都人的布朗奇达伊的礼物和献给戴尔波伊的礼物一样，份量也相等。献 给戴尔波伊的礼物和献给阿姆披亚拉欧斯神殿的礼物都是他自己的财产，是 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财产中最初得到的东西。其他的奉献物则来自他的 一个敌人的财产，这个敌人在他登上王位之前，曾领导过一个党派来反对他， 目的则在于想使庞塔莱昂取得吕底亚的王冠。这个庞塔莱昂是阿律阿缺斯的 一个儿子，和克洛伊索斯是异母兄弟；因为克洛伊索斯的母亲是一个卡里亚 妇女，但庞塔莱昂的母亲却是一个伊奥尼亚妇女。当克洛伊索斯因父命而取 得王位的时候，他曾把那阴谋反抗他的那个人放到刷梳器上去给刮死。随之 克洛伊索斯便没收了他的财产，在这之后克洛伊索斯更把他的财产象上面所 说那样地奉献给神殿。关于他的奉献品，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93)吕底亚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它没有那样多足以令人惊异的事物叫我 来叙述，例外的只有从特莫洛斯山上冲洗下来的金砂。然而那里却可以看到 一座比其他建筑物要大得多的建筑物，不过埃及和巴比伦的巨大建筑物却不 算在内。这就是克洛伊索斯的父亲阿律阿铁斯的陵墓，陵墓的底座是大石砌 成，其他部分别是很高的一个土堆。这是商人、手工业者和娼妓们共同修造 起来的。陵墓顶上的五个石柱直到我的时代还有的。石柱上面刻有铭文，表 明每一类的工人做了多少工作。根据计算来看，娼妓们所做的那部分工作是 最多的。吕底亚普通人民的女儿们全都干这种卖淫的事情，以便存钱置办自 己的妆奁，直到她们结婚的时候为止。她们通常是自己来照料自己出嫁的事 情的。陵墓的周匝是六斯塔迪昂和二普列特隆，竟是十三普列特隆，在陵墓 近旁有一个大湖。据吕底亚人说，这湖永远有活泉水作为源流，它的名称是巨吉斯湖。关于陵墓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94)吕底亚人的风俗习惯和希腊人的风俗习惯是很相似的，不同的只是他们叫他们的女儿卖淫的一点。据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是最初铸造和使用金 银货币的人，他们又是最初经营零售商业的人。依照他们自己的说法，那些 在他们和希腊人中间通行的一切游戏，也都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他们说他们 发明这些游戏，正是他们在第勒塞尼亚殖民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他们是这样 讲的：在玛涅斯的儿子阿杜斯王当政的时代，吕底亚的全国发生了严重的飢 饉。起初的一段时期，吕底亚人十分耐心地忍受这种痛苦，但是当他们看到 飢饉持续下去毫无减轻的迹象时，他们便开始筹划对策来对付这种灾害。不 同的人想出了不同的办法。骰子、阿斯特拉伽洛斯(羊蹠骨、俗称羊拐子)、球戏以及其他所有各种各样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只有象棋这一 项，吕底亚人说不是他们发明出来的。他们使用这些发明来缓和饥饿。他们 在一天当中埋头于游戏之中，以致不想吃东西，而第二天则只是吃东西而不 游戏。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八年。但是饥饿的痛苦仍然是压在他们身上，甚至 变得越来越厉害了。最后国王只得使把全体吕底亚人分开，叫这两部分人抽 签决定去留，而他将继续统治抽签后留在国内的那一半人。移居国外的人别 归他的儿子第勒赛诺斯来领导。抽签之后，应当移居的人们就到士麦拿去， 造了船舶，把他们一切可以携带的日用财物放到船上之后，便起程寻找新的 生计和土地去了。直到最后，在他们驶过了许多民族的土地以后，他们到达 了翁布里亚。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城市，从此定居下来了。他们不再称 自己为吕底亚人，他们按照率领他们到此地来的王子第勒赛诺斯的名字。而 称自己为第勒塞尼亚人。而吕底亚人这样便受到了波斯人的奴役。

    (95)因此，我这部历史的后面的任务，就是必须考察一下摧毁了克洛伊 索斯的帝国的这个居鲁士是个何等样的人物，而波斯人又是怎样称霸于亚细 亚的。在这里我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些波斯人的叙述，这些人并不想渲染居鲁 士的功业，而是要老老实实地叙述事实，虽然，我知道，关于居鲁士的事情， 此外还有三种说法。亚远人把上亚细亚统治了五百二十年之后（从一二二九年到七○九年），他们的臣民 才开始起来反抗他们，在这中间首先就是美地亚人。他们为了争取自由而拿 起武器来对亚述人进行战争，他们的英勇战斗使他们挣脱了奴役的枷锁并变 成了自由的人民。美地亚人的成功榜样使其他民族也随着起来反抗了。

    (96)这样，大陆上的各个民族便都获得了独立，然而他们却再一次回到 了僭主的统治之下，经过的情况有如下述。一个叫做戴奥凯斯的美地亚人， 是普拉欧尔铁斯的儿子。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既然想取得僭主的地位，因此， 便着手实行了下面的一个计划。当时的美地亚人是分成各个部落散居各处 的，而且在全部美地亚又是一片无法无天的状态，因此当时在本部落中已经 知名的戴奥凯斯便比以前更忠诚和热心地努力在他的同部落人中间执行正 义。他相信正义和非正义是相互敌对的。因此，在他这样做以后，立刻同部 落的人看到他的正直行为而推举他为一切争端的仲裁者。由于心中向往看统 治权，他便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忠诚和正直的人物。用这样的办法，他不单是 博得本部落人们的赞赏，甚至长期以来受着不公的审判的痛苦的其他诸部落 的人们，在他们知道只有戴奥凯斯正直无私，能给以公正的审判的时候，他 们便时常愿意到戴奥凯斯这里来请求他审判他们的争端。直到后来人们只相信他一个人，而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人的裁判了。

    (97) 找他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了，因为人们都听说他的裁判是公正的。 戴奥凯斯感到自己已得到一切人的信赖，便宣布说他不愿再出现于他经常坐 下来进行审判的那个位子之上，并不想再作法官了。因为他认为整天用来调 解邻人的事情而不去管自己的事情，这对他自己是毫无利益可言的。结果， 在各部落之中，掠夺与不法的行为发生得甚至比以前更要猖獗了。于是美地亚人便集会到一处来讨论当前的局势。 (我想，讲话的主要都是戴奥凯斯一派的人)。他们说：“如果事情这样 继续下去，我们就不能在这个地方住下去了。让我们给我们自己立一个国王 吧，这样这个地方才能治理得好，这样我们自己才能鲁安其业，不致由于无 法无天的情况而被弄得家破人亡了”。在听到这样的话之后，他们便决定推 立一个国王来统治他们了。

    (98)随后他们立刻便提出了选谁担任国王的问题。大家一致愿意推举和 拥戴戴奥凯斯，结果他们便同意由他来担任国王了。他要求他们给他修建一 所与他的国王身分相适合的宫殿并要求拨给他一支保护他个人的亲卫队。美 地亚人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们在他自己所指定的地方给他建造了坚固的大宫 殿，并且听任他从全国人展当中给自己选一支亲卫兵。在他做了国王以后， 他进而又强制美地亚人给他修建一座城寨，他要他们几乎不去管其他的城市 而单是注意经营这个新都。美地亚人在这一点上也听从了他，给他建造了一 座今日称为阿格巴塔拿的城市，这座城寨的城墙既厚重又高大，是一圈套着 一圈建造起来的。这个地方的结构是这样：每一圈城墙都因为有女墙的关系 而比外面的一圈要高(即内圈比外圈只高那一道女墙的高度——译者)。由于 城寨是在平原上的一座小山之上，这种地势当然可以有一些帮助，但这主要 还是由于人工的缘故才做到这一点的。城墙一共有七圈；皇宫和宝库是在最 内的一圈城墙里面。最外面的一圈城墙和雅典城的城墙约略等长。最外面一 圈女墙的颜色是白色的，第二圈是黑色的，第三圈是紫色的，第四圈是蓝色 的，第五圈是橙色的；外部这五道城墙都是涂着颜色的，最后两圈女墙则是 包着的，第六圈是用银包着的，最里面的一圈则是用金包看的。

    (99)戴奥凯斯修筑这些城壁都是为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宫殿，人民则要 定居在城寨的周边。而当一切都修建起来以后，戴奥凯斯首先便定出了一个 规则，即任何人都不能直接进见国王，一切事项都要通过报信人来办理并且 禁止臣民看到国王。他还规定，任何人在国王面前笑或是吐唾沫都特别被认 为是一件可耻的冒凟行为。他所以小心地把自己用这种办法隔离起来，目的 是在于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害怕如果和他一起长大，同出名门而且在一 个男子的主要才能方面比起他来毫无逊色的同年辈的人经常见到他的话，他 们会感到恼怒并且有可能暗算他；如果他们看不到他的话，那未他们就会以 为戴奥凯斯已和先前判若两人了。

    (100)在戴奥凯斯把这一切都办理停妥并且把王位稳稳地坐定之后，他便 仍然象先前那样地一丝不苟地执行正义的审判。诉讼案件都要写下来交到国 王那里去，国王根据所写的内容进行审判，然后把他的判词送还当事人；他 便是这样地判案的，其他的事情他也管。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密探和偷听者： 如果他听到存人横暴不法，他就把这个人召来对他的罪行给以相应的惩罚。

    (101)这样，戴奥凯斯便只是把美地亚人这个民族统一起来，并统治了他 们。美地亚人是由下边的一些部落构成的：布撒伊人、帕列塔凯奈人、斯特 路卡铁斯人、阿里桑托伊人、布底奥伊人、玛果伊人。属于美地亚人的部落 就是这些了。

    (102)戴奥凯斯统治了五十三年之后死了（死于六五六年），他的儿子普拉欧尔铁斯继承 了他。这个王子继承了王位之后不满足于单单统治美地亚人一个民族，便开 始征伐波斯人。他先把军队开入波斯人的国土，这样首先便使波斯人变成了 美地亚人的臣民。后来，他成了两个强大民族的主人以后，更进而征讨亚细 亚，一个民族接着一个民族地把它征服了。直到最后，他竟和亚述人打了起 来，亚述人是居住在尼诺斯(尼尼微)城的，他们先前是整个亚细亚 的霸主。现在，由于盟国的叛离，他们已经孤立了，然而除去上述的一点之 外，他们国内情况仍旧是和先前一样繁荣的。普拉欧尔铁斯向这些亚述人进 攻，但是在一次战役中他和他的一大部分的军队都战死了，这是他统治美地 亚二十二年之后的事情。

    (103)普拉欧尔铁斯死后，他的儿子，戴奥凯斯的孙子库阿克撒列斯继承 了王位。据说他比他的任何先人都要好战得多。他第一个把亚细亚的士兵组 成部队，把在他之前混成一团并非常紊乱的军队分成独立的组织，组成了枪 兵、弓兵、骑兵等等兵种。在先前作战时白日突然变为黑夜的那一天里和吕 底亚人交战的就是这个人。征服了哈律司河彼岸全部亚细亚领土的也是他。 库阿克撒列斯把他治下的一切民族集合起来向尼诺斯进军，他这样做是想给 父亲复仇和把这座城摧毁。在一场战斗中亚述人被打败了，库阿克撒列斯已 经把这个地方包围起来，但这时在普洛托杜阿斯的儿子、斯奇提亚国王玛杜 阿斯率领之下的一支斯奇提亚人的大军为了追踪被他们赶出了欧罗巴的奇姆 美利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因此便来到了美地亚的领土。

    (104)对于一个轻装的人来说，从麦奥提斯湖（亚速海）到帕希斯河和科尔启斯人 居住的地方要走三十天。从科尔启斯走不多远便可以进入美地亚，因为在这 中间只隔看撒司配列斯人住的一个地方，过去这个地方就到美地亚了。虽然 如此，这却不是斯奇提亚人入寇的道赂，他们迂迥行进而走了比这要远得多 的上方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右手就是高加索山脉。斯奇提亚人在那里曾遇到 美地亚人的抵抗，美地亚人给他们战败，从而丧失了他们的帝国。斯奇提亚 人就成了全亚细亚的霸主。

    (105)此后他们更向前推进，打算进攻埃及。当他们到达叙利亚的一个叫 做巴勒斯坦的地方时，埃及的国王普撒美提科斯来会见他，用恳求的话和礼 物请他们不要再继续向前推进。因此在他们返回的途中经过叙利亚的一个城 市阿斯卡隆的时候，他们的大部分没有进行任何毁坏的活动便开过去了。但 是被落在后面的少数人却把乌拉尼阿·阿普洛狄铁(意为上天的阿普洛狄铁— —译者)的神殿给洗劫了。我打听之后知道，阿斯卡隆的神殿是这位女神的神 殿中最古老的一座；因为赛浦路斯的那座神殿，正如赛浦路斯人自己所说， 就是模仿着它建造起来的；而库铁拉的那座神殿则是出身于这同一叙利亚地 方的腓尼基人建造的。洗劫了这座神殿的斯奇提亚人受到了女神惩罚，他们 和他们的后裔都得了女性病。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为了这个原因才得了这种 病的，而来到斯奇提亚的人则能够看到这是怎样的一种病。得了这种病的人 被称为埃那列埃斯。

    (106)斯奇提亚人这样就把亚细亚统治了二十八年。在这期间，他们的暴 虐和横傲的行为使整个地方变成一片荒野；原来，除了他们榨取加到各地人 民身上的贡赋之外，他们更骑着马到各地把人们的财物掠夺一空。于是，库 阿克撒列斯和美地亚人一道，请他们大部分的人前来赴宴，把他们灌醉，然 后便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这样美地亚人就收复了他们的帝国和他们先前所有 的一切。他们攻占了尼诺斯(攻占的情况我将在另一部历史中叙述)并且征服 了除巴比偷地方之外的全部亚述。

    (107)后来，库阿克撒列斯也死了；他一共统治了四十年，在这里面斯奇 提亚人统治的年代我也算进来了。他的儿子阿司杜阿该斯继承了他的王位。 阿司杜阿该斯有一个女儿，名叫芒达妮。关于这个女儿，他曾经做过一 个梦：他梦见她撒了大量的尿，这尿不仅仅涨满了全城，而且淹没了整个亚 细亚。他把他的这个梦告诉了会占梦的玛哥斯僧，玛哥斯洛详细地向他解释 了梦的意义，他听到后而大大地战傈了。因此，在芒达妮成年应当婚配的时 候，他害怕梦会应验而不把她许配给任何门当户对的美地亚人，却把她嫁给 他认为是出自名门而且性情温和的一个名叫刚比西斯的波斯人；因为在阿司 杜阿该斯看来，刚比西斯比中等身分的美地亚人都要低得多了。

    (108)但是在芒达妮嫁给刚比西斯的头一年里，阿司杜阿鼓斯又做了一个 梦。他梦见从她的子宫里生出了葡萄蔓来，这葡萄蔓遮住了整个亚细亚。他 把这个梦也告诉了占梦的人，随后就把当时有了身孕即将分娩的女儿从波斯 人那里召了来。他的女儿来到之后，他就把她监视起来，打算把她生下来的 孩子弄死；因为占梦的玛哥斯僧在占梦的时候预言说，他的女儿的后裔将会 代替他成为国王。为了防止这一点，在居鲁士刚刚降生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 就把哈尔帕哥斯召了来，这是他家里的一个人，是美地亚人当中他所最信任 的一个仆人，同时又是代他管理一切家务的人；他向哈尔帕哥斯说：“哈尔 帕哥斯，我请你对我托付给你的这件事情万勿疏忽大意；也不要为着别人而 出卖了你的主人的利益，不然的话你将会自食其毁灭的后果。把芒达妮生的 这个孩子带到你家里去，就在那里把他杀死，然后，随你怎样把他埋起来好 了”。哈尔帕哥斯回答说：“国王啊，哈尔帕哥斯在过去从来不会在任何事 情上违背过你，而今后也请你放心，他一定小心谨慎不会冒犯你的。如果是 你的意思要我这样做的话，那末在我这方面，我是应当把这件事给你办理妥 善的。”

    (109)哈尔帕哥斯这样回答以后，孩子就给交到他的手里，孩子已经是给 打扮得象是快死的孩子那样子的。于是他便哭着赶回自己的家里去了。在他 到家的时候，他就把阿司杜阿该斯的话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对他说： “那未，你自己打算怎么办呢？”他回答说：“我不打算照着阿司杜阿该斯 的话去做。不，纵使他神智颠倒，促使他比现在更加疯狂，我也不会按他的 意思去办事，或是代他干这种杀人的勾当。我有许多理由不杀死这个孩子。 首先，他和我有亲属关系；其次，阿司杜阿该斯已经老了，又没有儿子。如 果他死的时候，王位传给他的女儿，而他却想用我的手来杀死他女儿的儿子； 那时我岂不要受到最大的危险吗？老实讲，为了我的安全，这个孩子是必须 死的，不过这件事必须要由阿司杜阿该斯自己手下的一个人来干，而不是由 我的人来干”。

    (110)他这样说着，立刻就派遣一名使者去把阿司杜阿该斯的一名牧人召 了来，因为他知道阿司杜阿该斯的这个牧人放牲的牧场是最适宜的牧场而那 里的山又是野兽出没最多的地方。这个牧人的名字叫做米特拉达铁斯，他的 妻子和他一样，也是国王的奴隶；她的美地亚语的名字是斯帕科，希腊语则 称之为库诺，因为在美地亚语中，斯帕卡一词是希腊语的母狼的意思。牧人 牧放牲畜的山麓地方是在阿格巴塔拿的北边，面临着黑海的。美地亚的和撒司配列斯人相邻的那个地方（美地亚的西北郡，今天阿捷尔拜疆），地势是高耸、多山并且复盖着一片森林的，但 是美地亚的其他地方则完全是一片平原。当着闻召而急忙赶来的牧人来到的 时候，哈尔帕哥斯就说：“阿司杜阿该斯命令你把这个孩子放到山中是荒鄙 的地方去好叫他尽快地死掉。他并且嘱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杀死这个孩子， 都使他不管怎样保全了性命，那你将会遭到最可怕的死亡。我就是受命来看 这个孩子被抛掉的。”

    (111)牧人听了这话，便抱起了这个孩子，顺着原路回到了自己的小舍。 在那里，好象是由于神意，他邓眼看便耍分娩的妻子正在他到城市去的时候 生了一个孩子。牧人和他的妻子都为对方操心，牧人是因为妻子的临盆期近， 妻子则不知道哈尔帕哥斯为何突然把自己的丈夫找去，而为这件不常见的事 情担惊害怕。因此当他回到自己的妻子这里来时，她看到他出其不意地回来， 没等他说话便先问他为什么哈尔帕哥斯这样匆匆忙忙地把他召去。他说：“妻 啊，当我来到城里的时候，我看到和听到我决不愿意看到和不愿意发生在我 们主人身上的事情。哈尔帕哥斯的家里是一片哭声：我大吃一惊，但是我走 进去了。当我进去的时候，我立刻便看到一个全身金饰并穿着锦绣服装的婴 儿躺在那里在喘气挣扎着和哭叫着。哈尔帕哥斯看到我，便命分我立刻把这 个孩子抱走，要我把这孩子放到山中野兽最多的地方去。而且他告诉我说， 是阿司杜阿该斯下令要我这样做的，如果我不按照他的话做，我便有身遭惨 祸的危险。于是我便把孩子抱起来带走了，我以为这是家中一个奴仆的孩子， 因为我是决不会猜出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但是在我看到金饰和华美的衣服时 我是吃惊的，特剔是不明白哈尔帕哥斯家中人们公然哭泣的原因。然而很快 的，在道上我便晓得了一切。他们派一个仆人抬我引路出城并把孩子交付给 我。这个仆人告诉我说，孩子的母亲是国王的女儿芒达妮，孩子的父亲是刚 比西斯，刚比西斯是居鲁士的儿子；下令杀死这个孩子的就是阿司杜阿该斯。 你看，这里就是这个孩子”。

    (112)牧人这样说着，就打开了蒙着这个孩子的布，把它给自己的妻子 看。当她看到这孩子是一个多么美丽可爱的孩子的时候，就哭了起来：她抱 着丈大的双膝，恳求他无论如何不要抛掉这个孩子。然而她的丈夫回答她说， 他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的，因为哈尔帕哥斯会把密探派来打听情况回去报 告，而如果他不从命的话、他是会遭到惨死的。既然无法说服她的丈夫，于 是妻子又说：“既然我说服不了你，而人们又一定要你把孩子抛弃，那末至 少这伴事你总可以做到吧。你知道，我刚才生的那个孩子是死产。把它抱走 放到山里去，而让我们把阿司杜阿该斯的女儿的孩子象我们自己的孩子那样 地抚养起来吧。这样你就不会由于你对自己的主人不忠实而受到惩办，而我 们也就不会商量出不利于已的主意来了。这样、我们的死掉的孩子将要得到 王子一样的葬礼而活着的孩子又不会失去自己的性命。”

    (113)牧人以为在当前的情况之下，他的妻子的办法最好不过，于是他立 刻照办了。他把他带来打算杀害的那个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而把自己的死婴放到他带另一个孩子来时使用的篮子里，把另一个孩子的衣饰全给它穿 戴上，然后把它放到山里最荒鄙的地方去了。在这孩子给放到那里去的第三 天，牧人便留下他手下的一个助手在那里看看孩子，自己到城里，直奔哈尔 帕哥斯的住所来，说他准备要人们去看孩子的尸体。哈尔帕哥斯派了他最亲 信的卫兵去看了这个尸体，而在他们为他检查完毕之后，便把牧人的孩子埋 葬了。孩子就这样地被埋葬了，而后来叫做居鲁士的另一个孩子，就受到了 救人的妻子的收留和抚养，但是牧人的妻子却拾这个孩子起了别的一个名 字。

    (114)当这个孩子十岁的时候，这样一个事件却使人们看出他是怎样的一 个人来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有一天他在村中牧人的畜舍的地方和与他年 龄差不多的孩子们在街道上一起玩耍。和他一起玩耍的别的孩子们选这个被 称为牧人之子的孩子作国王。于是他便开始分别向这些孩子发号施令起来： 他叫一些孩子给他修造房屋，叫另一些孩子作他的亲卫队，叫其中的一个孩 子担任大概是国王的眼目，又给另一个孩子以傅奏官的任务，他们每个人都 得到了适当的任务。在和他一起游玩的孩子当中，有一个孩子是美地亚的知 名之士阿尔铁姆巴列司的儿子，这个孩子拒绝服从居鲁士的命令。于是居鲁 士命个别的孩子把他捉了起来，当他的命令被执行的时候，他就狠狠地鞭打 了这个孩子一顿而使他吃了很大的苦头。在阿尔铁姆巴列司的儿子被释放之 后，这个孩子对于自己所受的残酷遭遇十分气愤，便立刻到城里他父亲那里 去，向他父亲痛诉他在居鲁士手下所受到的待遇。这个孩子当然不说他是居鲁士(因为那时他还没有居鲁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阿司杜阿该斯的牧人的 儿子。阿尔铁姆巴列司在盛怒之下，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去见国王，控诉他的 儿子所受到的粗暴待遇。他指着自己的儿子的肩头说：“哦，国王啊，看一 个收人的儿子，你的奴隶的儿子加到我们身上的暴行吧”。

    (115)阿司杜阿弦斯听到和看到这一切之后，便打算为了照顾阿尔铁姆巴 列司的身分而为他的孩子报仇，于是他把牧入和他的儿子召了来。为他们父 子二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阿司杜阿款斯便望着居鲁士说：“是你这样一个 睦人的儿子竟敢对于我们国内最大人物的儿子施行无礼吗？”孩子回答说： “可是，国王，我对他的待遇本是他罪有应得的。我们村里的孩子在玩耍时 选我作国王，因为他们认为我是最适当的人。这个孩子自己也是选我作国王 的一个人，所有其他的孩子都按照我的吩咐去办事，可是他不听我的话，并 且根本不把我放到眼里，因此最后他受到应得的处分。如果为了这个缘故我 应受惩罚的话，我是愿意接受惩罚的。”

    (116)当这个孩子讲话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好象已经觉出他是何许人 了，他看到这孩子的眉目之间有和自己相似之处，而且在回答的时候有一种 和奴隶的身分相去甚远的气度；此外，他的年龄又和他抛弃他的外孙居鲁士 的时期相合。阿司杜阿该斯因此大吃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然而当他好容 易清醒位来的时候，为了把阿尔铁姆巴列司打发开以便单独盘问一下这个救 人自己，他就向阿尔铁姆巴列司说：“阿尔敛姆巴列司，我要把这件事处理 妥善，决不致叫你和你的儿子再来诉苦的”。阿尔铁姆巴列司退下去了，而 侍从便遵照着阿司杜阿该斯的命令把居鲁士引进了内室。阿司杜阿该斯这时 只和牧人在一起了，于是他便问收人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个男孩子，是谁把这 个孩子给了他的。牧人回答说，这个男孩子是他自己的亲生子，孩子的亲生 母汪活着并且就在家里。阿司杜阿该斯对他说，如果他想自寻这样天大的麻 烦实在是太没有脑筋，同时阿司杜阿该斯向他左右的侍卫示意，要他们把牧 人捕了起来。牧人在被带去拷问的时候，便从开头起，把事情的原原本本的 经过情况全都讲出来了，最后别是恳请和哀求国王宽宥他。

    (117)阿司杜阿该斯从牧人这里弄清楚事情的真相之后，对于收人到不很 介意，但对于哈尔帕哥斯，他却是十分生气的，于是他便派卫兵去把哈尔帕 哥斯召来见他。在哈尔帕哥斯到来的时候，他就问哈尔帕哥斯说：“哈尔帕 哥斯，我交给你的我的女儿的孩子，你到底是怎样把他杀死的呀？”哈尔帕 哥斯看见牧人也在室内，便不敢说谎话，恐怕他自己会被别人问倒，露出马 脚因之而获罪。于是他说：“哦，国王啊，当你把孩子交到我手里来的时候， 我立刻就开动脑筋，以便想出办法怎样能不违背你的意旨，怎样能不对你有 所冒犯，但是又不被你的女儿和你本人春成是一名凶手。于是我便想出了下 面的办法。我死这个牧人召了来，把孩子交给了他，告诉他是国王下令要处 死这个孩子的。而在贫里我并没宫说谎，因为你是这样命令的。此外，在我 把孩子交给牧人时；我还嘱咐他把这孩子放到荒鄙的山地去并留在那个孩子 的身旁直到那孩子死的时候；而且我怕他做不到这件事，因而用各种惩罚恐 吓他。后来，当他按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办理完毕，而孩子也死掉的时候，我 便派最亲信的几名宦官去检查孩子的尸体，并把它埋掉了。哦，国王，事情 的经过就是这样、孩子就是这样死的。”

    (118)这样，哈尔帕哥斯便坦白地把全部经过说出来了。阿司杜阿该斯听 了后丝毫不显露他心中对哈尔帕哥斯的所作所为所感到的忿怒，他先是把刚 才从牧人那里听到的向哈尔帕哥斯说了一遍、而在他重述之后，最后他说这 个男孩子还活着，而一切事情结果也十分顺利。他说：“对于这个孩子的处 置使我感到很大的痛苦，而我的女儿对我的责怪也使我的心头十分沉重。现 在，命运既然有了一个可庆幸的转机，那末回到家去，把你自己的儿子送到 新来的孩子这里来并且到这里来和我一同进餐(因为为了孩子之得以保全，我 打算向应当得到达种光荣的神奉献牺牲)。”

    (119)哈尔帕哥斯听了这话之后便向他拜了拜，然后回到家中；他非常高 兴地看到，他的违命对他竟成了一件有利的事情，而且他不单没有受到惩罚， 反而应约赴宴来庆祝这一幸运的事件。在他到家之后，他就把他的一个大约 十三岁的独生子叫了来，嘱咐他到宫中去，并按照阿司杜阿该斯所吩咐的一 切去做。然后，他满心欢喜地到妻子那里去，把经过的一切告诉了她。担阿 司杜阿该斯却在哈尔帕哥斯的儿子到来时把他杀死，把他的肢体割成碎块， 烤了其中的一些，又煮了一些。等这一切都弄好之后，便把它准备起来侍用。 在赴宴的时间哈尔帕哥斯来了，其他的客人也都来参加了宴会。在阿司 杜阿鼓斯和其他客人的面前摆的是大量的羊肉，但是在哈尔帕哥斯的桌上所 摆的都是他儿子的肉，不过他的儿子的头、手和脚却放在一边的篮子里用东 西盖着。当哈尔帕哥斯仿佛已经吃的了的时候，阿司杜阿该斯便问他是不是 中意他吃的菜。哈尔帕哥斯回答说他十分满意。于是那些要把装着他的儿子 的头和手脚的盖着的篮子带给他的人便到他面前来，叫他掀开篮子并把他所 喜欢的东西取出来。哈尔帕哥斯依照所吩咐的掀开了篮子，于是他便看到了 他的儿子身上所剩下的东西。然而，他看了之后并没有被吓住，也没有失去 自制力。在阿司杜阿该斯问他，他方才所吃的是什么兽类的肉的时候，他回 答说他知道并且说他对于国王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感到满意的。这样回答之 后，他便把吃剩下的肉块带回家中去了，我想他是打算把他儿子的全部遣骸 收集起来埋葬掉的。

    (120)阿司杜阿该斯便用这样的办法惩罚了哈尔帕哥斯。后来，在考虑到 如何处理居鲁士的问题时，他便把以前象我所说那样地解释了他的梦的玛哥 斯僧召了来，并且问他们如何解释他的梦。回答和先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 们说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着而那时没死的话，他是一定会成为国王的。阿司杜 阿该斯于是对他们说：“这个孩子遇了救而且现在还活着，他在乡下的时候， 他那村里的孩子们要他做了国王，而他的所作所为就跟真正的国王的所作所 为完全一样。他分别任命他的亲卫队，他的哨兵，他的传奏官，他还任命其 他的官职而且象国王那样地统治。你们告诉我，你们以为这一切都是什么意 思？”玛哥斯僧回答说：“如果这个孩子还活看并且没有什么预谋而成了一 个国王的话，那末你就应当欢喜而不要为这个孩子担心害怕了。他是不会第 二次成为国王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请示神托的时候预言常常表现为不重要 的小事情，而梦兆之类的东西是否全部应验其意义就更加微乎其微了”。阿 司杜阿该斯说：“玛哥斯僧啊，我的意思也正是这样，这孩子既然做了国王， 梦就算应验了，而我也就再没有什么怕他的了。不过仍请好好想一想并告诉 我怎样做对于我的全家和对于你们才是最安全的”。玛哥斯僧回答说：“国 王啊，我们也是非常关心你的王国的巩固的；不然的话，如果王国到了这个 孩子的手里，它就是到外国人手里了，因为他是一个波斯人：这样一来，我 们美地亚人就要受到奴役，被波斯人当作异族而肆意蔑视。但如果是你，我 们的同国人，当国王的时候，则国家的政权也有我们的一份，而且我们可以 从你那里得到很大的光荣。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应当为你本身着想，为你 的王位着想。现时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使你害怕的理由，请放心，我们一定 会要你知道的。但是如今这梦既已经毫无害处地应验了，我们便已不再害怕， 因此我们也劝你不要再害怕了。至于这个孩子，我们的意见是不要他留在你 的面前，而把他送到波斯他的父母那里去。”

    (121)阿司杜阿该斯听到这个回答心中很是欢喜，于是便把居鲁士召了 来，向他说：“我的孩子，由于我做了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梦，而对你干下 了一件错事。但是由于你自己的幸运，你从我的手下活过来了，现在欢欢喜 喜地到波斯去吧，我还要派人护送你去。你到那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的 父母，他们和牧人米特拉达铁斯跟他的妻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122)这样说了之后，阿司杜阿该斯便把他的外孙送走了。当居鲁士回到 刚比西斯的家里时，他受到了父母的接待。而等到他们知道居鲁士是谁的时 候，便十分亲切地欢迎他，因为他们以为很早以前他便在生下来的时候立刻 给杀掉了；于是他们就问他，他的性命是怎样得救的。因此居鲁士就告诉他 们说，直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伴事他根本什么都不知道而是受到了很大的蒙 混；而在他从美地亚阿司杜阿该斯那里来的路上，他才知道了他的全部不幸 遭遇。他说他原来以为他是阿司杜阿该斯的牧人的儿子，但是在他从城里来 的路上，护卫他的人把一切经过告诉了他。随后，他又提到牧人的妻子抚养 他的事情，在谈话中，他对她是赞不绝口的。而且在他谈话的时候，他总是 提到库诺，什么事情也离不开库诺。他的父母听到这个名字，为了想使波斯 人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特别的神意，因此便把一个说法傅播开去，硬说 他在被抛弃之后，曾受到母狼的抚养。

    (123)以上便是这个传说的根源了。等后来居鲁士长大成人，并且成了同 辈当中最勇武和最有声望的人的时候，哈尔帕哥斯想对阿司杜阿该斯报复杀 子之仇，便开始向居鲁士致意并送礼。他看到象他这样地位的臣下是不可能 希望不借外力之助来向阿司杜阿该斯报仇的。因此当他看到不幸遭遇和自己 的遭遇很相似的居鲁士很快地成长为他所需要的复仇者的时候，他便着手设 法在这件事上和居鲁士结合起来。对于自己的计划，他竟然已经做了这样的 一些工作；他分别和受过阿司杜阿该斯的无礼待遇的美地亚权贵商议并说服 他们拥戴居鲁士为他们的领袖和贬黜阿司杜阿该斯。现在在作了发起叛乱的 一切准备之后，哈尔帕哥斯便很想把自己的心思告诉给还住在波斯的居鲁 士；但是由于美地亚和波斯之间的道路受到监视，他只得想这样一个秘密的 送信办法。他是这样做的：他巧妙地把一只兔子的肚子剖开却不拨去它的毛， 把一封写上了他的意见的信塞到里面去，再把腹部照旧缝上，然后他便把这 只兔子交给对他最忠实的奴隶，把他打扮成带着网的猎人。这个人奉派到波 斯去作为给居鲁士去送野兔。哈尔帕哥斯嘱咐这个奴隶亲口告诉居鲁士，要 居鲁士亲手剖开兔腹，不许别的任何人在场观看。

    (124)一切都按照他的意思办了。居鲁士把兔子剖开之后，便看到了里面 的信。信里面的话是这样：“刚比西斯的儿子，诸神对你是非常嘉护的，否 则的话，你就不会遇到你的那些幸运的事情了，现在是你自己可以对屠杀你 的凶手阿司杜阿该斯进行报复的时候了。要切道，如果依照他的意思你早已 经死了。由于诸神以及由于我的缘故，所以你到今天还活在世上。我想你早 就会知道他对你干下了什么事情，也早就会知道由于我没有把你弄死，把你 交给牧人而我自己在阿司杜阿该斯手中所遭到的惨祸。如果你听我的话，按 照我的话去做，现在阿司杜阿该斯统治下的全部帝国就会变成你的。说服波 斯人起来叛变，并率领着他们的大军来讨伐美地亚人罢。不拘阿司杜阿该斯 是任命我率领他的军队和你对抗，还是任命美地亚的其他知名之上，都是会 使你完全称心的。因为他们一出马就会叛离阿司杜阿该斯并投到你的一方面 来，从而试图把他的统治推翻。既然我们这方面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望你依 照我的劝说毫不踌躇地也动起来罢。”

    (125)居鲁士接到在这封信里传来的消息之后，便着手考虑如何能用最好 的办法说服波斯人起来造反。在他反复思考以后，认为下面的做法是最妥当 的。于是他便这样做了。他把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写在一卷纸上面，然后把 波斯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把纸卷打开诵读，阿司杜阿该斯任命 他为波斯人的将军。于是他说：“既然如此，波斯人啊，我命令你们每人都 去把自己的镰刀带来。”居鲁士便这样地发布了命令，至于波斯人，则他们 是由许多部落结合而成的。居鲁士召集来并说服使之叛离美地亚人的那些 人，是所有其他波斯人所依附的一些部落。他们是帕撒尔伽达伊人、玛拉普 伊欧伊人、玛斯庇欧伊人。在他们当中玛斯庇欧伊人最尊贵。阿凯美尼达伊 族就是它的一个氏族，而波斯的国王便都是从这个阿凯美尼达伊族出身的。 其他的波斯部落则有：潘提亚莱欧伊人、戴鲁希埃欧伊人、盖尔玛尼欧伊人， 他们都是务农的。达欧伊人、玛尔多伊人，多罗庇科伊人和撒伽尔提欧伊人 则是游牧者。

    (126)当全体波斯人遵照着他们所受到的命令，拿着镰刀集合起来的时 候，居官士(便率领他俩到波斯的一块大约十八到二十斯塔迪昂见方的、长满 了荆棘的土地上去)，命令他们在一日之内把这块地方开垦出来。他们完成了 指定给他们的这个任务，随后他便向他们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他们第二天 在沐浴之后再到他那里去；这时居鲁士便集合了他父亲所有的全部绵羊、山 羊，全部的牛，屠宰了它们，准备犒劳波斯全军。同时还准备了酒和最珍美 的食品。第二天，波斯人来到了，他就要他们坐在草地上尽情饮宴。在大家 吃完之后，他就问他们，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是今天这佯的情况还是昨天 的事情。他们回答说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大极了。昨天带给他们的一切都是痛 苦，但今天带给他们的一切又都是快乐。居鲁士立刻捉住了他们的回答而用 下面的话坦白地讲出了自己的心事：“各位波斯人啊，你们各位当前的情况 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些以及无数 其他的幸福，且丝毫不会遭受那些奴役之苦，但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 你们就要受到无数象昨天那样的苦役。因此，听我的吩咐而取得自由罢。至 于我个人，则我觉得我是因神意而生来干这件事情的，而你们，我相信，在 任何方面，当然也在军事方面，都是丝毫不比美地亚人差的。因此你们应当 毫不犹豫地起来反抗阿司杜阿该斯。”

    (127)波斯人早已经就不满意美地亚人的统治了，这时既然有了一个领 袖，他们当然是乐于摆脱这个桎梏的。这时阿司杜阿该斯听到了居鲁士的所 做所为，便派了一名使者召他到自己的地方来。居鲁士要使者告诉阿司杜阿 该斯说，他将要比阿司杜阿该斯所希望的时候更早地到那里去。阿司杜阿该 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即刻把他治下的全体美地亚人给武装起来，并且好象 是迷了心窍一样，他竟忘记了他多么残酷地惩罚过哈尔帕哥斯，而任命哈尔 帕哥斯担任统帅。因此当美地亚人和波斯人两军相会和交蜂之时，只有一部 分不曾参预机密的美地亚人作战了；其他的那些人则公开地投到波斯人一方 面去；而大部分的人则故作害怕的样子临阵脱逃了。

    (128)阿司杜阿该斯一听到美地亚的军队可耻地被驱散和逃跑之后，立刻 就威吓居鲁士说：“尽管如此，居鲁士也决不会就这样安然无事的”，紧接 着他便逮捕了劝说他把居鲁士放跑的、占梦的玛哥斯僧并把他们刺杀了。在 这之后，他便把留在城内的一切美地亚人不分老少一律武装起来。他率领他 们和波斯人交战，但结果他被打败，他率领出战的军队被歼灭，他本人也被 敌人俘虏了。

    (129)哈尔帕哥斯看到阿司杜阿该斯被俘，便来到他的面前，非常神气地 把他奚落嘲弄一番。在其他辛辣的嘲笑词句中间，他特剔提到他被款待以自 己的儿子的肉的那次宴会并且问阿司杜阿该斯、在做了国王之后再做奴隶时 心里是什么滋味。阿司杜阿该斯凝视着他，反问他为什么把居鲁士的这次戊 功看成是他自己的。哈尔帕哥斯说正是由于他送了这封密函，因此这件事当 然便是他的事业了。于是阿司杜阿该斯说，这样哈尔帕哥斯便成了世界上最 愚蠢和不义的人；他所以是最愚蠢的人，是因为他把本来是自己的王位给了 别人，如果这件事是他自己的事业的话；他所以是最不义的人，是因为由于 那次的宴会而奴役了美地亚人。原来假如他必须把王权给予另一个人而不是 留在自己手里的话，那末正义也要求一个美地亚人，而不是一个波斯人来取 得这种荣誉。然而现在，对你并未做任何亏心事的美地亚人却被你变为奴隶 而并未成为主人，但原来是奴隶的波斯人现在却成了美地亚人的主人。

    (130)这样，在统治了三十五年之后，阿司壮阿该斯就失掉了自己的王 位，而美地亚人便由于他的残酷而受到了波斯人的统治。哈律司河那一面的 亚细亚全部地区他们统治了一百二十八年（前六八七年到前五五九年，斯奇提亚人则从前六三四年统治到前六○六年），但斯奇提亚人的统治时期不应计标在内。后来美地亚人后悔他们的投降并起来反抗大流士（发生在前五二○年），但是他们被战败 而不得不再度屈服。可是现在，在阿司杜阿该斯当政的时期，是居鲁士统治之下的波斯人反抗美地亚人并从此变成了亚细亚的主人。居鲁士直到阿司杜 阿该斯死的时候，都把他留在自己的宫殿里，再没有对他有什么伤害。居鲁 士诞生和成长的情况以及他如何成为国王的经过便是如此。后来、他又打垮 了无端向他发动进攻的克洛伊索斯，这件事我已经在本书前面说过了。把克 洛伊索斯打垮以后、居鲁士就成了整个亚细亚的主人。

    (131)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我所知道的是这样，他们不供养神像， 不修建神殿，不设立祭坛，他们认为搞这些名堂的人是愚蠢的。我想这是由 于他们和希腊人不同，他们不相信神和人是一样的。然而他们的习惯是到最 高的山峰上去，在那里向宙斯奉献牺牲，因为他们是把整个穹苍称为宙斯的。 他们同样地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这是他俩从古来就向之奉献牺牲的仅有的一些神。后来他们又崇拜乌拉尼阿·阿普洛 狄铁，这是他们从阿拉伯人和亚述人那里学来的。亚述人称这个女神为米利塔，阿拉伯人称之为阿利拉特，而波斯人则称之为米特拉。

    (132)波斯人是用下列的方式向以上所说的那些神奉献牺牲的：在奉献牺 牲的时候，他们不设祭坛，不点火，不灌奠，不吹笛，不用花彩，不供麦饼。 奉献牺牲的人把他的牲畜牵到一个洁净的场所，就在那里呼叫他要向之奉献 牺牲的那个神的名字。习惯上这个人要在头巾上戴一个大概是桃金娘的花 环。奉献牺牲的人不允许只给自己祈求福祉，他要为国王，为全体波斯人的 幸福祷告，因为他自己必然就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了。随后他把牺牲切成碎块， 而在把它们煮熟之后便把它们全部放到他能够找到的最新鲜柔软的草上面， 特别是草轴草。这一切办理停妥之后，便有一个玛哥斯僧前来歌唱一首赞美 诗，这首赞美诗据波斯人说，是详述诸神的源流的。除非有一个玛哥斯僧在 场，任何奏献牺牲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过了一会儿之后，奉献者就可以把 牺牲的肉带走，随他怎样处理都可以了。

    (133)在一年的各天当中，他们最着重庆祝的是每个人的生日。他们认为 在这一天吃的饭应当比其他的日子更要丰盛些。比较有钱的波斯人要在爐灶 里烧烤整个的牛、马、骆驼或爐作为食品，较穷的人们则用较小的牲畜来替 代。他们的正菜不多，却在正菜之后有许多点心之类的东西，而且这类点心 又不是一次上来的。这就使得波斯人说，希腊人在吃完饭的时候仍然是饿着 的，因为在正莱之后并没有很多点心上来，但如果把什么点心之类的东西给 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会吃起来没有个完。他们非常喜欢酒并且有很大的酒量。 他们不许当着别人呕吐或是小便。在这些事上他们的习惯便是如此。 此外，他们通常都是在饮酒正酣的时候才谈论最重大的事件的。而在第 二天当他们酒醒的时候，他们聚议所在的那家的主人便把前夜所作的决定在 他们面前提出来；如果这个决定仍得到同意，他们就采用这个决定；如果不 同意，就把这个决定放到一旁。但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谈的事情，却总是在酒 酣时才重新加以考虑的。

    (134)如果他们在街上相遇的话，从下面的标帜人们可以知道相遇的两个 人的身分是相等的。即如果是身分相等的人，刚他们并不讲话，而是互相吻对方的嘴唇。如果其中的一人比另一人身分稍低，则是吻面颊：如果二人的 身分相差很大，则一方就要俯拜在另一方的面前。他们最尊重离他们最近的 民族，认为这个民族仅次于他们自己，离得稍远的则尊重的程度也就差些， 余此类推；离得越远，尊重的程度也就越差。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他们认为 他们自己在一切方面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住得离他 们越近，也就越发优越。因此住得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差的 了。在美地亚人的统治时期，在各民族当中一个民族便这样地统治另一个民 族，美地亚人则君临一切民族；他们统治他们边界上的民族，这些民族又统 治和他们相邻的人们，而这些人们再统治与他们接壤的民族。美地亚人这个 民族既然用这种循序浙进的统治和管理办法，那波斯人也便用同样的办法评价其他民族了（这大概是说，从属的民族住得越远，他们便越不直接受美地亚人的统治，波斯人则认为离帝国越远的臣民越没有价值；二者所根据的原则是一样的）。

    (135) 象波斯人这样喜欢采纳外国风俗的人是没有的。他们穿美地亚人的 衣服，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衣服比他们自己的衣服要漂亮；而在战时他们所穿 的又是埃及的铠甲。他们只要知道有任何奢华享乐的事情，他们立刻把它们 拿过来变成自己的东西。在其他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意儿当中，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鸡奸。他们每个人不单单有好几个妻子，而且有更多数目的侍妾。

    (136) 子嗣繁多，在他们眼中看来乃是男性的仅次于勇武的一项最大美 德。每年国王都把礼物送给予嗣最多的那个人。因为他们认为人数就是力量。 他们的儿子在五岁到二十岁之间受到教育，他们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件 事情：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孩子在五岁之前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而是 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这样做的原因是由于一旦这孩子不能养大，父亲不致 受到亡子的痛苦。

    (137)在我看来，这确乎是一项贤明的规定。而下面的一种规定也是值得 推荐的，即国王不能由于某人只犯了一个错误而把他处死，而任何一个波斯 人也不能用无法治疗的伤害来惩罚自己仆人的仅有的罪过。但如果在计算一 下之后而看到犯罪者的过错多于和大于他所做的好事情的时候，则主人是可 以惩罚他以泄愤的。波斯人认为还没有人曾经杀死过自己的父亲或是母亲。 而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他们就确信：一旦把这件事情弄清楚，就会 发现干了这样的事情的孩子不是假儿子就是私生子。因为他们认为，儿子杀 死自己的亲生父母，那是无法置信的事情。

    (138)而且，凡是他们认为不能做的事情，他们是绝对不许讲的。他们认 为说谎是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情，其次就是负债了；他们对负债之所以抱着 这种看法，有其他多种的理由，特别是因为负债的人不得不说些谎话。如果 市民得了癞病或是白癞病（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白癞病和一般癞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就是症状轻一些），他就不许进城，也不许和其他的波斯人打交道。 他们认为他所以得癞病，是因为他一定有了冒犯太阳的罪行。外邦人若有得 了这样的病的，在许多地方必须被迫离开当地：甚至白鸽子得了同样的病也 要被逐出境。他们对河是非常尊重的：他们决不向河里小便、吐唾沫或是在 河里洗手，也不容许任何别的人这样做。

    (139)此外，还有一件事常常发生在波斯人中间，这件事波斯人自己虽不 曾注意到，然而我却观察到了。他们的名字凡是和他们的仪表与高贵的身分 相符合的，其末尾的那个字母都是一样的，这个字母多里斯人称为桑(ба γ)，而伊奥尼亚人则称为西格玛(бιγμа)。任何人只要注意一下，就可 以发现波斯人的名字，不管是哪一个都毫无例外地是有着同样语尾的。

    (140)关于波斯人，从我个人的知识而能够完全确实断言的就是这些，还 有一些关于死者的风俗则是人们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谈论的。据说波斯人的尸体是只有在被狗或是禽类撕裂之后才埋葬的。玛哥斯僧有这种风俗那是 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是必然实行这种风俗的。但我还可以确定，波斯人是 在尸体全身涂蜡之后才埋到地里面的。玛哥斯僧是非常特别的一种人、他们 在许多方面和埃及的祭司，当然也和其他任何人完全不同。除去当作牺牲的 畜类之外，埃及祭司不杀任何动物，这乃是他们的教规，否则即是亵凟神明； 但相反地，玛哥斯僧却亲手杀害除人和狗以外的任何生物。他们不管是蚂蚁， 是蛇，不管是爬虫类，还是有翅的东西一律加以杀害，甚至在这件事上引以 自豪。但既然这种风俗在他们那里一向如此，因此我说到这里也就够了。现 在我再翻回来把我以前说的事情接下去。

    (141)在波斯人征服了吕底亚人之后，伊奥尼亚和爱奥里斯的希腊人立刻 派遣使节到撒尔迪斯的居鲁士那里去，请求他以与克洛伊索斯相同的条伴接 受他们为自己的臣民。居鲁士倾听了他们的建议并且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作 为回答。他说，有一次一个吹笛的人在海边看到了鱼，于是他便对它们吹起 笛子来，以为这样它们就会到岸上他的地方来。但是当他最后发现自己的希 望落空的时候，他便撒下了一个网，而在合网之后打上了一大批鱼来；他看 到鱼在网里跳得很欢，就说：“我向你们吹笛子的时候，你们既然不出来跳， 现在你们也就最好不要再跳了”。居鲁士所以这样答复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 斯人，是因为当他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敦促他们背叛克洛伊索斯的时候，他 们拒绝了；但现在，当他已经大功告成的时候，他们却又来表示归顺之意。 他在回答他们的时候是很生气的。伊奥尼亚人听到这番话之后，就各自着手 防御自己的城壁，并在帕尼欧尼翁集会（参见第148节），而除了米利都入之外所有的人都参 加了这次的集会，因为米利都人和居鲁士缔结了一项单独条约，条件和他们 对吕底亚人的完全相同。其他的伊奥尼亚人则一致决定派遣使节到斯巴达去 请求援助。

    (142)现在，估居帕尼欧尼翁的这些伊奥尼亚人已在全世界我们所知道 的、气候和时令最优美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市。因为在伊奥尼亚的周边的 任何地方，不管是北方、南方、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象伊奥尼亚那样地得天 独厚。在其他的地区，气候不是寒冷和阴湿，就是暑热和干燥，而使人烦恼 非常。伊奥尼亚人并非都说相同的语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四种不同的 方言。在南方，他们的第一个城市是米利都(即最南方的城市之意——译者)， 其次则是美乌斯和普里耶涅；这三个城市都是卡里亚的殖民市，他们所用的 是共通的语言。他们在吕底亚的城市是：以弗所、科洛彭、列别多斯、提奥 斯、克拉佐美纳伊、波凯亚等。这些城市的居民在语言上和上述的三个城市 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之间使用着一种共同的方言。此外还有三个伊奥尼亚 的城市，其中的两个是在岛上，即萨摩司和岐奥斯，一个是在大陆上即埃律 特莱亚。岐奥斯人和埃律特莱亚人所讲的话是相似的，然而萨摩司人所讲的 却是自己所特有的话而和别人的不同。这样看来，我所提到的方言便有四种 之多了。

    (143)因此在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中，有一个民族即米利都人是没有受攻的 危险的，因为他们已经和居鲁士缔结了协定。岛上的居民也完全没有可以顾 虑的事情：这是由于腓尼基人还没有臣服于波斯，而波斯人本身又不是一个 海上的民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之和其余的伊奥尼亚人分离开来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整个希腊族是十分弱小的，而伊奥尼亚人在所有他们希 腊人当中，又是相去悬殊地最弱，最不受重视的。他们除去雅典之外，没有 一座比较象样的城市。因之雅典人和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人挪不喜欢被人称 为伊奥尼亚人，而是迴避这个名称，不，甚至现在，他们的大部分人在我看 来还是耻于用这个名称的。但是，上面所提到的亚细亚的十二个城市却给这 个名称增添了光彩，他们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圣堂，称之为帕尼欧尼翁，他们 还规定不许任何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人利用这座圣堂(但实际上，除去士麦拿人之外，也没有人要求进入这个圣堂)。

    (144)同样，现在被称为“五城”，担以前被称为“六城”的地区的多里 斯人也不许与他们相邻的多里斯人进入他们的特里欧庇昂圣堂。他们甚至不 许他们内部在圣堂的规章方面有所违犯的人进入圣堂。在古昔为特里欧庇 昂·阿波罗举行的运动会中，他们给予优胜者的奖品是青铜的三脚架；但是 他们规定这些三脚架不能拿出圣堂之外，而当时就要把它们在那里奉献给 神。但是，哈利卡尔那索斯地方一个叫做阿伽西克列斯的男子在比赛获胜时 却公然不把这个规定放在眼里，他把三脚架带回了自己的家，挂在墙壁上面。 为了惩罚这个过错，其他的五个城市休多斯、雅律索斯、卡米洛斯、科斯和 克尼多斯剥夺了第六个城市哈利卡尔那索斯进入圣堂的权利。这便是他们对 哈利卡尔那索斯的惩罚。 (145)伊奥尼亚人在亚细亚只建立了十二座城市并拒绝再扩大这个数 目，这原因在我看来是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他们是分成十二部 分的，正如同把伊奥尼亚人逐出的阿凯亚人今天的情况一样。在阿凯亚的城 市当中，如果从希巨昂算起的话，第一是佩列涅，其次是埃伊盖拉和在流着 无尽的水并且使意大利的克拉提斯河因而得名的竞拉提斯河河上的埃伊伽 埃，以次是布拉、伊奥尼亚人被阿凯亚人战败时逃避所在的赫利凯，再次是 埃吉翁、律佩斯、帕特列斯、帕列埃斯、临着巨大的佩洛斯河的欧列诺斯、 杜美和特里泰埃斯。最后的这个城市是仅有的一个内地城市。

    (146)这便是以前伊奥尼亚的，而现在阿凯亚的十二部分。正是由于他们 是从这样区分的国土来的而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所以伊奥尼亚人在到达亚 细亚之后，便在他们中间也建设了十二个城市。如果认为这些人是比其他伊 奥尼亚人更纯正的伊奥尼亚人，或是认为他们不管在任何方面比其他伊奥尼 亚入有着更高贵的血统，那就太愚蠢了，因为实际上他们的一个不小的部分 是埃岛波亚出身的阿邦铁斯人，这些人甚至在名字上和伊奥尼亚人都是风马 牛不相及的；此外和他们混血的有欧尔科美尼奥伊的米尼埃伊人、卡德谟司 人、德律欧普司人、从本国分裂出来的波奇司人、莫洛西亚人、阿尔卡地亚 的佩拉司吉人、埃庇道洛斯的多里斯人以及其他许多别的部落。甚至在他们 中间，那些从雅典的普利塔内翁(市会堂——译者)来并自认是最纯正的伊奥 尼亚人的人们，也不把妻子带到新的地方而是娶父亲被他们处死的卡里亚的 妇女。因此之故，这些女子发誓遵守一条规定，并且把这条规定传给自己的 女儿，即她们决不和自己的丈夫一同吃饭，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 人是屠杀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之后强行娶了她们的。这样的事件发生 在米利都。

    (147)他们之中有一些人选身为希波洛科斯的儿子格劳柯斯的子孙的昌 奇亚人作国王，有一些人选身为美兰托斯的儿子科德洛斯的后裔的、披洛斯 的考寇涅斯人作国王，又有一些人选这两方的人作国王。然而由于这些伊奥 尼亚人比其他任何伊奥尼亚人都重视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们不妨说，他们是 血统纯正的伊奥尼亚人。虽然，老实讲，所有的伊奥尼亚人都是起源于雅典的，都是举行阿帕图利亚祭的（在雅典和大多数伊足尼亚的城市中每一胞族（(patpla）的成员们，在十月末和十一月初这个时期里举行的祭典，每次继续三天。在最后一天里，正式接受成年的青年为胞族的成员）。这是全体伊奥尼亚人都庆祝的一个祭日，只有以弗所人和科洛彭人是例外，据他们说，是因为这些人犯了某种杀人罪的 缘故。

    (148)帕尼欧尼翁是北向的一个米卡列的圣地，这块地方是伊奥尼亚人共 同选定来呈献给赫利凯的波赛东的。米卡列是大陆的一个地岬，它向西方伸 到萨摩司方面，备城邦的伊奥尼亚人通常都在那里集合，举行称为帕尼欧尼 亚的祝祭。不单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就是在全体希腊人中间，祭日的名称， 和波斯人的名字一样，都是以同一字母为结尾的（这句话可能是后人的注搀入正文的）。

    (149)上面所说的是伊奥尼亚人的城邦。爱奥里勘的城邦则有下列这些： 也称为普里科尼斯的库麦、雷里撒伊、涅翁·提科斯、铁姆诺斯、启拉、诺 提昂、埃吉洛埃撒、疵塔涅、埃伊盖伊埃、米利纳和古里涅阿。这是爱奥里 斯人的十一座古老的城市。其实他们在大陆上本来是有十二座城市的。然而 伊奥尼亚人却使他们失掉了其中的士麦拿这样一座城市。爱奥里斯的土壤比 伊奥尼亚的土壤肥沃，然而气候却不象伊奥尼亚那样好。

    (150)爱奥里斯人失掉士麦拿的经过是这样。在科洛彭有一些人在内部斗 手中失败并被从自己的城市给放逐出来了，但是士麦拿却收容了这样的一些 人。科洛彭的这些亡命者伺机发动变乱，而在不久之后士麦拿的人们到城外 去庆祝狄奥尼索斯祭的时候，便关上了城门，因而取得了这个城市。别的城 邦的全部爱奥里斯人都来帮他们的忙，结果双方取得了协议，伊奥尼亚人同 意送回一切的财物而爱奥里斯人则放弃了士麦拿这个地方。被逐出的士麦拿 人则给分配到爱奥里斯人的其他十一个城邦中去，他们在各城邦中都取得了 公民权。

    (151)因此，这就是大陆上的全部爱奥里斯城邦，例外的只有在伊达山中 的人们，他们是和这些人分开的。至于在岛屿上的城邦，则在列斯波司岛上 有五个城邦(列斯波司岛上的第六个城邦是阿里斯巴，但是这个城邦被与他们 同血统的美图姆那人所占领而该城的居民也就被变成了奴隶)。提涅多斯岛上 有一个城邦，另外还有一个城邦是在“百岛”群岛（列斯波司岛和大陆之间的一群小岛）上面。列斯波司和提涅多 斯的爱奥里斯人和伊奥尼亚的岛上居民一样，这时并没有任何可以害怕的东 西。而其他的爱奥里斯人则在他们集会商讨的时候，却总是盲从伊奥尼亚人 的任何意图的。

    (152)在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使看到达斯巴达的时候(他们是不分 昼夜兼程赶路的)，他们便推选了一个叫做佩铁尔谟斯的波奇司人作为他们的 发言人。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斯巴达人聚拢来听他讲话，他穿上了一件紫色的 外袍，然后就站起来对他们发表了一篇长长的演说，向他们要求对己方的援 助。但是拉凯戴孟人并不听他们的话，他们竟决定不给伊奥尼亚人以任何援 助。因此使者们只好回去，可是拉凯戴孟人这一方面，他们虽然回绝了伊奥 尼亚人派来的使者，却派出了一艘五十橈船；他们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想看一看居鲁士和伊奥尼亚的动静。这些人在到达波凯亚之后，便把他们中间 最有名望的一个叫做拉克利涅斯的人派到撒尔迪斯去代表拉凯戴孟人告诉居 鲁士说，不要触动任何希腊的城邦，否则他们是决不会袖手旁观的。

    (153)在听到使者的这番话的时候，据说居鲁士曾打听在他身旁的那些希 腊人，对他发出这样的通知的拉凯戴孟人是怎样的人，他们的人数又有多少。 当他听完了回答之后，他便向斯巴达的使者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 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合到这块地方来互相发誓， 却又互相欺骗。如果我好好地活着而不死掉的话，那末我相信这些人将会谈 论他们自己的灾难，而不必再多管伊奥尼亚人的事情了”。居鲁士讲这番话 的目的，是要能全体希腊人看一看他的颜色，因为他们自己有用来进行买卖 的市集，但波斯人却没有这样的习惯，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堤上进行买 卖，而全国实际上也没有一个市堤。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居鲁士就离开了 撒尔迪斯，把这个城市委托给一个名叫塔巴罗斯的波斯人，又任命一个当地 的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来保管属于克洛伊索斯和其他吕底亚人的黄金财富， 而他自己则带着克洛伊索斯到阿格巴塔拿去，起初并没有把伊奥尼亚人放到 自己的眼里。原来，他近旁有巴比伦阻碍着他，巴克妥利亚人、撒卡依人和 埃及人对他来说也是这样。因此他打算亲自去征讨这些民族，而把征服伊奥 尼亚人的事情委托给他的一个将军去做了。

    (154)居鲁士刚刚离开撒尔迪斯，帕克杜耶斯立刻便鼓动吕底亚人公然起 来叛变他和他的代表塔巴罗斯。他既然取得了撒尔迪斯的全部黄金财富，于 是他便到海岸地带去，用这巨量的财富雇佣了军队并说服海边的居民参加他 的军队。随后他便向撒尔迪斯进军，围攻塔巴罗斯并把他困在卫城里。

    (155)居鲁士在到阿格巴塔拿去的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对克洛伊 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应当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呢？好象这些吕底亚人根 本不想停止给他俩自己以及给我惹麻烦。我以为最好是把他们都变卖为奴 隶。我想目前我的做法就仿佛是一个人杀死了父亲却又留了孩子们的活命。 完全同样的，你在吕底亚人看来是比父亲更重要的人物，但是我捉住了你并 把你带在身边，却又把吕底亚人的城市委托给他们自己。因此对于他们之竟 然谋叛，我着实感到十分惊讶！”居鲁士向克洛伊索斯说出了自己心中的话， 但是克洛伊索斯深恐居鲁士会把撒尔迪斯城变为一片费墟，因而回答说： “哦，国王啊，你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恳求你，不要使你的怨气一发 而不可收拾，也不要想摧毁对过去和现在都是无辜的古城吧。过去的事件我 是罪魁，故而现在我本人理应担起这贖罪的惩罚。另一次的罪魁是你曾委托 以撒尔迪斯的帕克杜耶斯，因此还是让他个人承当这次的惩罚吧。让吕底亚 人得到竟恕吧。为了保证他们永远不会再叛变你或是威胁到你的安全，我着 可以派人去这样命令他们，不许他们保存任何武器，要他们在外衣下面穿紧 身衣，下身要穿半长筒靴子并且耍他们教他们的孩子弹奏七弦琴和竖琴以及 经营小买卖。这样，哦，国王啊，不久你就会看到他们不再是男子而成了女 子，那时你再也不必害怕他们会叛变你了。”

    (156)克洛伊索斯认为甚至这样对于吕底亚人来说。也比被卖为奴隶要 好，因此他对居鲁士作了如上的忠舍。因为他知道，除非他提出有理由而值 得充分考虑的建议来，他是不能说服居鲁士使他改变主意的。而且他还害怕， 即使吕底亚人免了当前的危险，他们将来难保不再起来反抗波斯人从而给自 己带来灭身之祸。居鲁士听了这个意见之后心中甚是欢喜，于是他缓和了气 愤情绪并表示愿意按照克洛伊索斯所说的办法去做。因此，他便把一个叫做 玛札列斯的美地亚人召了来，耍这个美地亚人根据克洛伊索斯所谈的那些条 件向吕底亚人颁布命令；随后又命令他把随同吕底亚人一道攻打撒尔迪斯的 其他人等都卖为奴隶，特别是命令他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在这回时把帕克杜 耶斯活着带到自己的面前来。

    (157)在途中发布了这些命令以后，居鲁士就向着波斯的领士进军了。帕 克杜耶斯听到征讨自己的军队业已开近的消息之后，便吓得逃到库麦去了。 因此，美地亚人玛札列斯率领着居鲁士的一部分军队到达撒尔迪斯，而发现 帕克杜耶斯和他的军队已经逃走时，伦首先就迫使吕底亚人实行他的主人居 鲁士的命令；这样，由于他的命令，从那时起他们也便改变了他们的全部生 活方式。随后，他就把使者派到库麦去，要求库麦当局把帕克杜那斯引波过 来。于是摩麦人便决定胶人到布朗奇达伊去请示神的意见。布朗奇达伊是在 米利都的领域之内，在帕诺尔摩斯港的上方。那里有一个自古老的时期修建 起来的神托所，而时奥尼亚人和爱奥尼亚人都是经常到那里去请示神托的。

    (158)故而库麦人便把他们的使者派到布朗奇达伊这里来请示神意。来问 一下在帕克杜耶斯这伴事上应当如何处理才最得神的欢心。神托回答他们， 要他们一定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去。使者带着这个回答回来之后，库麦的 人民因此也就准备把他引渡出去了：然而正当他们的多救人准备这样做的时 候，海拉克利戴斯的儿子阿里司托狄科斯，一个在市民中间声誉很高的人物， 却出来阻碍摩麦人这样做。他说他不相信这个回答，并且认为请示神托的使 者的报告是不正确的。直到最后，一个有阿里司托狄科斯本人参加的使团再 一衣被派出去，向神请示有关帕克杜耶斯的事情。

    (159)在他们到达布朗奇达伊的时候，由阿里司托狄科斯代表全体使团向 神托问话，他说：“哦，神啊，吕底亚人帕克杜耶斯由于有横死在波斯人手 中的危险而逃避到我们这里来，可是他们却要求我们把他引波过去，而命分 库麦人把他交出来。然而我们尽管很害怕波斯人的权势，在我们还不能确实 知道你的意思是耍我们如何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敢引渡请求我们保护的这个 人的”。阿里司托伙科斯这样问了，但是受到请示的神托给了和先前一样的 回答。神托命令他们把帕克杜耶斯引渡给波斯人。于是阿里司托狄科斯便故 意按照他早已打算好的做法行事；他绕行圣堂一周，把那里的麻雀和栖息在 圣堂四周的所有其他鸟类的窠全都拿走。当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据说从内 堂发出了呼叫声，而对阿里司托狄科斯这样说：“你这最不敬神的人啊，你 怎么竟敢这样做？你要把代所保护的鸟类从圣堂劫走么？”阿里司托狄科斯 立刻应声回答说：“哦，神啊，你这样挽救你自己所保护的东西，却命令库 麦人放弃他们的被保护人么？”于是神又回答说：“是的，我是这样吩咐他 们的，而由于你的不敬，你很快地便会死去，再也不会到我这里来请示关于 引渡被保护人的神托了”。

    (160)接到了这个回答以后，库麦人既不愿意为了引渡他而使自己有遭到 毁灭的危险，又害怕因继续收留他而受到围攻，于是便把帕克杜耶斯送到米 提列奈去。玛札列斯知道这件事之后，又派人到米提列奈那里夫向他们要求 引渡帕克杜耶斯、米提列亲人准备把他交出来，但是要求一些报酬。我不能 确实说出这笔报酬的数目有多少，因为这笔交易结果并未实现。而当库麦人 听到米提列奈人要怎样做的时候，便派一只船到列斯波司去，把帕克杜耶斯 载运到岐奥斯去。帕克杜耶斯便是从那里被交出去的。岐奥斯人把他从雅典 娜·波里鸟科司(护城的雅典娜——译者)的神殿中拖了出来，将他交付给波 斯人了。引渡的代价是得到了阿塔尔涅鸟斯这块地方，这块地方是属于美西 亚的，和列司波斯相对峙。这样帕克杜耶斯便落到追索他的人们的手里，他 们把他监视起来，以便把他带到居鲁士那里去。在这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 间，没有任何一个岐奥斯人用阿塔尔涅岛斯出产的大麦粉奉献给任何神，也 不用生产在那里的作物制造上供的糕饼，而当地生产的一切都不用来当作供 物的。

    (161)在玛札列斯从岐奥斯人手中得到了帕克杜耶斯以后，立刻便率领军 队去讨伐参加围攻塔巴罗斯的那些人，首先他攻克了普里耶涅并把这个地方 的居足卖为奴隶，随后他又蹂躏了整个迈安德罗司平原以及玛格涅希亚地 区，任凭他的士兵对以上的地方进行劫掠。然而，很快地他便病死了。

    (162)在他死后，哈尔帕哥斯便被派来接替他的统帅任务。他也是美地亚 人，这个人曾被美地亚的国王阿司杜阿该斯召来参加极不合乎人道的宴会， 并曾帮助居鲁士登上国王的宝座。他受居鲁士之命担任了司令官的职位。在 他一进入伊奥尼亚的时候，便用构筑土丘的办法攻略了若干城邦。在他进行 围攻的时候，先把敌人逼人城内，然后再沿着城墙构筑土丘而攻克城池。

    (163)他所攻略的伊奥尼亚城邦第一个是波凯亚。在希腊人当中波凯亚人 是最初进行远洋航行的人，他们又是发现了亚得里亚海、第勒塞尼亚、伊伯 利亚和塔尔提索斯城的人。他们在航行时所用的船只不是圆形的商船而是五 十棱船。在他们到达塔尔提索斯的时候、培尔提索斯的一个名叫阿尔甘托尼 欧斯的国王和他们做了朋友。这个国王在塔尔提索斯统治了八十年而他一直 活了一百二十岁。他和波凯亚人变成这样亲密的朋友，以致他在开头的时候 竟请求他们离开伊奥尼亚而随便移住到他国内的什土地方来。后来，他发现 他并不能说服他们同意这一点，又听到他们说美地亚人的势力如何强大起 来，他便给他们金钱在他们城邦的周边构筑城墙。他给钱的时候实在是毫不 吝惜的。因为城周长达许多斯塔迪昂，而城墙完全是由砌合得很好的大石筑 成的。

    (164)波凯亚人的地墙就这样地全部修筑起来了。哈尔帕哥斯率领军队前 来进攻波凯亚人，包围了他们的城；但是他向他们提出建议说，如果他们只 毁掉城上的一座程堡，并献出一所住宅来，他便满足了。但是波凯亚人非常 不愿意受到奴役，于是他们便请求给以一天的时间来仔细考虑如何答复，并 且请求哈尔帕哥斯在他们商议的这一天里把兵撤离城墙。哈尔帕哥斯回答他 们说他很晓得他们打算如何做；虽然如此，他仍然准许了他们的请求。因此 哈尔帕哥斯的军队撤退下来了，而这时波凯亚人便把他们那只五十橈的大船 放下了水，把他们的妇女和小孩，以及他们的全部财物器具，此。外还把从 神殿搬出来的神象，把石制或青铜制品以及绘画之外的一切供物都搬上了 船。随后他们自己也上了船，放海驶到岐奥斯去了。等波斯人回来的时候， 他们所占领的只不过是一座空城罢了。

    (165)波凯亚人到达岐奥斯之后，便设法够置称为欧伊努赛（位于岐奥斯和大陆之间）的一些岛 屿，但是岐奥斯人不肯卖，因为他们害怕波凯亚人会在那里设立市场，从而 本国的商人便被排斥到当地的海上贸易之外去。波凯亚人在这里既然遭到拒 绝，便到库尔诺斯（今科西嘉岛）去：在那里，他们遵照着二十年之前神托的意旨建立了一 个称为阿拉里亚的城邦。阿尔甘托尼欧斯在这时已经死了。可是，在出发到 这个地方之前，他们再一次先返回波凯亚，而把奉哈尔帕哥斯之命留驻在那 里的波斯卫戍部队完全杀死，在这之后，他们又狠狠地诅咒了不和他们一齐 乘船撒退而是可耻地留下的人。此外，他们还把灼热的铁块投入海中，发誓 说除非这铁块重新出现于海面，他们决不返回波凯亚。但是当他们准备航行 到库尔诺斯去的时候，一半以上的市民是这样地感到哀愁，是这样地怀念他 们的城邦和他们的故国生活，他们竟然违背了誓言而迈回了波凯亚。那些遵 守誓言的人则从欧伊努赛岛揭帆出海了。

    (166)当他们到达库尔诺斯的时候，他们五年间和先来的人们在一起生活 并且在那里修建了神殿。然而在这期间，他们却不断掠夺和蹂躏他们的所有 的邻人，因此最后第勒塞尼亚人和迦太基人不得不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而各 派出一支由六十只船组成的猛队去攻打他们的城市。波凯亚人这方面也把他 们所有的六十只船装备起来，在称为陆地尼亚海的海面上与敌人会阵。在双 方接战之后，波凯亚人胜了，然而他们的胜利只是一种卡德美亚的胜利（结果两败俱伤的胜利）。因 为他们在战斗中损失了四十只船，而剩下的二十只在战斗之后，船头的部分 已扭曲得不成样子，无法使用了。因此波凯亚人便驶回阿拉里亚，把他们的 妇女、儿童以及他们的船所装得下的一切财物载运上船，驶离库尔诺斯而到 列吉昂去了。

    (167)迦太基人和第勒塞尼亚人得到了被破坏的四十只船上的人员的大 部分，他们在战斗之后把这些俘虏引下了船，使用石头把他们给砸死了。后 来，阿吉拉地区的棉羊、驮兽，甚或是人，凡是经过被砸死的波凯亚人所在 的地方的，他们不是身体扭曲得不象样子，不是成了跛子，就是变得半身不 遂。因此阿吉拉的居民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问神如何能赎他们的 罪业。佩提亚的回答是要他们执行阿吉拉人到今天还举行的仪式：给波凯亚 人的死者举行隆重的祭仪，举办盛大的运动会和赛马会。波凯亚人中间被俘 的这一部分所遭到的命运便是如此。逃到列吉昂去的那些波凯亚人，他们又 从那里离开而取得了欧伊诺特里亚地区的一个称为叙埃雷的城市。他们之所 以殆民于这个城市，是因为他们从一个波西多尼亚的人那里听说，佩提亚的 神托要他们建设库尔诺斯这件事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在库尔诺斯鸟上建立一 座城市，而是要修造一座神殿来奉祀英雄库尔诺斯。关于伊奥尼亚的波凯亚 人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168)提奥斯人的所作所为和他们差不多是同样的：当哈尔帕哥斯修筑土丘来攻略城塞的时候，他们也都全部乘上了船，驶往色雷斯。他们在那里建 立了阿布戴拉城。克拉佐美纳伊人提美西奥斯以前曾建了这座城，但是他并 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就给色雷斯人赶了出来。不过今天在阿布戴拉住的提奥 斯人却仍然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的。

    (169)在所有伊臭尼亚中间，只有这两个城邦，不甘愿渝为奴隶而离开了 他们的故土。其他的伊奥尼亚人，除去米利都人之外，和逃离故土的那些人 同样英勇地抵抗了哈尔帕哥斯并且为了备自的城邦立下了许多战斗的功业， 但是他们相继地失败了：他们的城池被攻克，居民投降而各自留居在他们原来居住的城市，任凭他们的新主人的摆布。正象我已经说过的，米利都曾和 居鲁士本人缔结了协议，因而得以安宁无事。这样爱奥尼亚便再度遭到了奴役：而当哈尔帕哥斯征服了大陆上的爱奥尼亚人的时候，岛上的爱奥尼亚人害怕受到同样的厄运，因此也就投降居鲁士了。

    (170)正为伊奥尼亚人虽然陷于悲惨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和往常一样在帕 尼欧尼翁举行集会的时候，我听说普里耶涅人比亚斯曾向伊奥尼亚人提出了 一个极其有益的意见，而他们如果采纳这个意见，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成为 希腊人中最幸福繁荣的人。原来他劝告他们一致团结起来，一同出海到隆地 尼亚去，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避 免遭受奴役并达到巨大的繁荣，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并且统 治了其他的人们；但如果他们仍旧留在伊奥尼亚，他认为他看不出有什么重 新获得失去的自由的希望。普里耶涅人比亚斯在伊奥尼亚人衰落之后向他们 提出的意见便是这样。但是在他们遭受灾难之前，一个米和都人、又和腓尼 基人有血统关系的人物泰利士曾向他们提出了另一个有益的意见。他劝告他 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并以提奥斯作为这个政府的所在地(因为它在伊奥尼 亚的中心)：而其他的各城邦则仍然按照往常的方式生活，就仿佛它们是郡区 一样。

    (171)这些人向他们所提供的意见就是这样。哈尔帕哥斯在征服了伊奥尼 亚人之后，便迫使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参加他的军队，一同去攻打卡里 亚人、卡乌诺斯人、吕奇亚人。在上面所说的各族人当中，卡里亚人是从岛 屿上到大陆上来的一个民族。在古昔的时代，他们是国王米诺斯的臣下，他 们当时被称为列列该斯人，居住在岛屿上面。在据我所知道的最遥远的时代， 他们从没有义务对任何人纳贡，只是在国王米诺斯需要的时候，供给他的船 只以乘务人员。因此，既然米诺斯是一个征服了许多土地并且是一个在战争 中经常取得战功的国王，卡里亚人在他的统治时代，是远比其他一切民族要 著名的民族。他们还发明了三样东西，而希腊人就从他们这里学会了使用这 三样东西；他们首先懂得把羽冠套到头盔上面，他们把纹章加到盾牌上面， 他们还发明把把手加到盾牌上面去。原来在这以前的时候，盾牌是没有把手 的，持盾的人只得用一条度带，再把它套在脖颈上从左肩的地方挂下来。在 米诺斯之后很长一个时候，卡里亚人被伊奥尼亚人和多里斯人逐出了海岛， 于是便定居在大陆上了。上面是克里地人关于卡里亚人的说法，但是卡里亚 人本身却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认为他们向来就住在大陆上他们现在所住的 地方，而已他们也从来没有过和他们现在不同的名字。为了证明这一点，他 们指出了美拉撒地方十里亚·宙斯的一座古老的神殿；美西亚人和吕底亚人 是卡里亚人的同胞民族，故而有权利进入这座神殿，因为他们说吕多斯和缪 索斯是卡尔的兄弟；但是属于其他民族的人们，虽然他们也使用卡里亚的语， 言，却是不许进入这座神殿的。

    (172)卡乌诺斯人在我看来乃是当地的土著，但是他们自己却说是从克里 地来的。就语言而论，是卡乌诺斯人的语言和卡里亚人的语言相似，还是卡 里亚人的语言和卡鸟诺斯人的语言相似，这一点我不能确实断定。然而在风 俗习惯上面，他们和卡里亚人相差很远，而且是和所有其他的人相差都很远。 他们认为不分男女老幼，只要他们是好友或年龄相当而集会起来饮宴，这便 是人生最快意的事情。他们先前是对某些外国的神也崇拜的，但有一次不知 怎的他们却改变了主意，(只崇拜他们自己祖先的神了)。于是全体壮年的卡 乌诺斯男子便武装起来开到了和卡林达人接壤的地方；他们用枪向空中刺， 这样，他们说，就把外国的神给赶出去了。

    (173)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的。吕寄亚人从古以来便是出身克里 地的(因为这个岛在先前完圣是异邦人住着的)。欧罗巴的两个儿子撒尔佩东 和米诺斯二人为了王位而在克里地展开了斗争，米诺斯的一派在相互的倾轧 中占了优势，于是他便把撒尔佩东和他的一党给放逐出去了。被放逐的人们 渡海到亚细亚去，在米律阿斯的地方登了陆。米律阿斯是吕奇亚人今天所住 的地方的古名：今天的米津阿斯人在那时则被称为索律摩伊人，在撒尔佩东 统治他们的时候，他的一派仍旧保留着他们从克里地那里带过来的名字而叫 做铁尔米莱人，而吕奇亚人直到今天江是被他们邻近的人这样称呼的。但是 被自己的兄弟埃盖扁斯从雅典驱出的吕科斯，那潘迪昂的儿子，在这些铁尔 米莱人的土地上撒尔佩东的地方找到托庇场所之后，他们便渐渐地由于吕科 斯的缘故而被称为吕奇亚人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一部分是克里地人的，一 部分是卡里亚人的，但是他们却有一个和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相同的风俗。 那就是：他们不是从父方，而是从母方取得自己的名字。如果旁边一个人问 一个吕奇亚人他是谁的话，他就会说他是自己的母亲某某人的儿子，这样接 着母系推上去。而且，即使一个有充分公民权的自由妇女和一个奴隶结婚的 话，他们的孩子也还是有充分公民权的。但如果一个有充分公民权的自由男 子和一个异邦妇女桔婚或者是与一个异邦的妾同居的话，即使他是国内的首 要人物，他们的孩子也是没有任何公民权的。

    (174)可是，卡里亚人在这些民族中间，直到被哈尔帕哥斯征服的时候， 并没有做出任何突出的业绩来。而居住在卡里亚的其他希腊人也没有做出什 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在他们中间有克尼多斯人，这些人是从斯已达来的移民， 他们占居着临海的一块叫做特里欧庇昂的地岬。这个地方和布巴索斯半岛相 接；而且除了一小部分的领土之外，全部克尼多斯都是给海包围起来的(在北 面是凯拉摩斯海，在南面则是叙美岛和罗德斯岛方面的海域)。因而正当哈尔 帕哥斯征服伊奥尼亚的时候，克尼多斯人为了把自己的领土变成一个岛，就 打算通过这一小块两海之间竟度大约有五斯塔迪昂的地方掘一道沟。这样， 他们便使他们的全部领土划到地岬这面来了，因为克尼多斯的领地和大陆之 间的界限就正是在他们所掘的那个地岬上面的。许多的克尼多斯人参加了这 项工作。可是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们受伤的数目多于平时而且受伤的方式也很 奇怪，郑就是给石头崩坏了眼睛的人特别多。于是克足多斯人便派入到戴尔 波伊去请示，是什么阻碍他们这样做。他们自己说，他们从佩提亚那里得到 了用三步格的诗宣托出来的如下的回答： 既不要给地峡修墙，也不要给它掘沟； 如果宙斯愿意的话，他早就会使它成岛屿了。 因此克尼多斯人便停止掘沟，而当哈尔帕哥斯率领大军前来的时候，他 们便丝毫不加抵抗地投降他了。

    (175)在哈利卡尔那索斯的上方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住着佩达撒人。每当 这个民族本身或是他们的邻人要遭遇到不幸的事件的时候，雅典娜神的女司 祭就会长出一大把胡须来。他们曾三次遇到这样的朕兆。在卡里亚一带的全 体居民中，只有他们对哈尔帕哥斯还作了暂时的抵抗，他们在一个名为里戴 的山上构筑堡垒加以坚守，给波斯人增添了极大的烦恼。

    (176)但是，久而入之佩达撒人的要塞修于也不得不投降了。而当哈尔帕 哥斯率领大军进入克桑托斯平原的时候，那里的吕奇亚人便出来在平原上与 他交锋；虽然双方的人力众寡悬殊，但他们还是进行了非常英勇的战斗并立 下了不少战勋。等到他们终于支持不住而不得不退入城内的时候，他们便把 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的全部财物和他们的奴仆全都集中到卫城之内，然后 将卫地点起了火把它全部烧光了。在这之后，他们便相互立下了凄厉的洪誓 大愿，而全部冲出了城出击敌人，结果他们就一个不剩地战死在疆场之上了。 今天自称为克桑托斯人的那些吕奇亚人大半都是从国外移居来的，只有八十 个家族是例外，因为他们正巧那时不在国内，故而他们残存下来了。哈尔帕 哥斯便这样地取得了克桑托斯，卡岛诺斯大概也以同样的方式落到他的手 里；因为卡乌诺斯人大体上是追随了吕奇亚人的榜样的。

    (177)正当哈尔帕哥斯这样地蹂躏着亚细亚下方的时候，居鲁士本人在亚 细亚上方把一切民族也都一个不留地给征服了。关于这些征服，大部分我将 要略过去，只谈曾使居鲁士遇到最大困难和最值得一迹的那些次征服。

    (178)在居鲁士把大陆上所有其他民族收归自己的掌握之后，他便向亚述 入进军了。亚述拥有其他许多大城市；其中最有名、最强大的是巴比伦；在 尼诺斯被毁以后，首府便迁移到已比偷去了。下面我就要叙述一下巴比伦这 座城市的情况。这座城市位于一个太平原之上，形状是正方的，每一面有一 百二十斯塔迪昂长，因此它的周围就一共是四百八十斯塔迪昂了。这座城市 的幅员有这般大，而它的气派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 的。首先，它的四周有一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河里满都是水，在护城河的 后面则又是一道厚达五十王家佩巨斯，高达二百佩巨斯的城墙。王家佩巨斯 比一般的佩巨斯要宽三个手指。

    (179)此外，在这里我必须提一提从护城河里掘出来的土有什么用项，还 要说一说城墙是怎样修筑起来的。在他们从护城河里把土掘出之后，他们立 即把它做成了大砖，而在大砖的数量故得够用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砖放到 窑里去烧。随后他们便着手建筑：起初是用砖砌筑护城河的河岸，然后用同 样的方式修造城墙本身，他们把烧热的沥青当混凝土使用，并在每隔三十层 砖的地方加上一层虚草编成的席子。在上面，沿着城墙的两边，他们修筑了 互相对峙的单间的房屋，在这中间刚可以跑得开一辆四匹马的战车。四面的 城墙总共有一百座城门，它们全都是青铜的，即使是柱与楣也不例外。工程 中所用的沥青是从离巴比伦有八天路程的伊斯城运到巴比伦来的，伊斯城旁 有一条流入幼发拉底河的小河，它同样被称为伊斯河。在伊斯河的河水里， 人们可以取得大量的沥青块，沥青便从那里运来供巴比伦城墙之用。

    (180)巴比伦的城墙便是这样修建起来的。有一道河从中间把全城分成两 部分：这条河便是幼发拉底河，这是一条又宽又深，而且水流湍急的河流； 它发源子阿尔美尼亚，流入红海。城墙在两面都一直修筑到河边：从那里城 墙作了个直角的转湾，然后沿着河流的两岸构筑烧制的砖砌成的城壁。城市 本身内部多是三层或四层的房屋。它们中间的街道都是笔直的，不仅仅是与 河垂直的是如此，其他的也是如此。在每一条这样街道的临河的尽头地方， 在河边诚壁上都各有一个小门，这些小门也都是青铜制成并且也是面向河水 的。

    (181)外面的一道城墙是城市的铠甲。但是在内部江有另外的一道城墙， 这道城墙此外部的要薄一些，但它的坚固比之外城却毫无逊色。在城市的这 两部分的中心，谷青一座要塞。一方面是有坚固和高大的围墙环绕着的王宫， 另一方面则是倍洛斟·宙斯（倍尔或巴尔，亚述神中最大者）的圣域，这是一块有青铜门的、二斯塔迪昂见方 的禁地；这个地方在目前还存在的。在这个圣域的中央，有一个造得非常坚 固，长宽各有一斯塔迪昂的塔，塔上又有第二个塔，第二个塔上又有第三个 塔，这样一直到第八个塔。人们必须从外面循着象螺旋线那样地绕过各塔的 扶梯走到塔顶的地方去。在一个人走到半途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休息的地方， 这里设有座位，而到塔顶上去的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坐一会儿休息一下。在最 后的一重塔上，有一座巨大的圣堂，圣堂内部有一张巨大的、铺设得十分富 丽的卧床，卧床旁边还有一张黄金的桌子。但是在那里并没有任何神像，而 除了当地的一个妇女之外，也没有任何人在那里过夜；但是，根据担任这个 神的司祭的迦勒底人的说法，这个妇女是这个神从全体妇女中选出来的。

    (182)他们还说，神常常亲自下临到这座圣堂并在这个床上安歇，但我是 不相信这件事的。这和埃及人所说的那个故事一样：在他们的底比斯域也有 关似的事情发生(而且在那里的底比斯·宙斯的神殿中的确是也有一个妇女睡 觉的，但据说不拘是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妇女都决不和男子同床)。这又和吕奇亚的帕塔拉的风俗一样，那里的女司祭每在降神（阿波罗）的时候，便是这样做 的；不住在那里（人们认为阿波罗神只在冬天的六个月里住在那里）并不经常有请示神托的事情发生，可是等她要降神的时候， 她都是一定要闭在圣堂中过夜的。

    (183)在同一巴比伦的神殿的下手，还有另外一座圣堂：在这座圣堂里， 安设着宙斯的一座巨大的黄金神像。神像的前面有一张黄金的大桌子，它的 宝座和宝座下的足凳也是黄金的。听迦勒底人说，全部黄金的重量是八百塔 兰特。神殿之外有两座祭坛，其中一个是黄金的，只有年幼的牺牲才能够在 这个祭坛上奉献。另一个则是普通的较大的祭坛，成年的牺牲就在这个祭坛 上奉献。迦勒底人还在这个大祭坛上每年奉献一百塔兰特的乳香，用来为这 位神举行祝祭。在居鲁士的时代，在这个圣域里仍然还有一座人像，高达十 二佩巨斯，而且是纯金的。我本人没有见位这座像，担我这里是照着迦勒底 人告诉我的话写的。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曾企图把这座像拿走，但是 他不敢这样做。但大流士的儿子克谢尔克谢斯把劝他不要移动这座像的司祭 杀死并把它拿去了。除去上面我所说的装饰品以外，在这座神殿里还有许多 私人的奉献品。

    (184)巴比伦城曾经有许多统治者，他们都参预了修造装饰城墙和城内神 殿的事业：关于这些人我在亚述史的那一部分里还要提到的。在这当中有两 位妇女的统治者。在这两个人中间，前面的那个女王叫做谢米拉米司，她比 后面的那个女王要早五代。她在巴比伦附近的平原上修建了相当壮观的堤 防，因为在先前，这河流常常汜溢出来把附近一带的平原湮没。

    (185)后面的那第二位女王，名字叫做尼托克里司，她比前面的一位女工 要明智。在她身后，她不单单是留下了我就要叙述的，她在位时代的纪念物。 另一方面，她看到攻略了包括尼尼微在内的大量城池的美地亚人的强大威力 和不停的征讨，便尽一切的努力来加强她的帝国的防卫，以免受到强敌的攻 击。首先，由于从正中穿过她的城市的幼发拉底河在先前是宜贯巴比伦的， 于是她便在河的上方挖掘河道，这样她便使河道弯曲，以致这条河竟三次流 过亚述的同一个村落，幼发拉底河所流经的这个村落的名字是叫做阿尔代利 卡。而直到今天，从我们的海（希罗多德所说“我们的海”一般指地中侮和多岛海）到巴比伦去的人，在他们顺着幼发拉底河向下 航行的时候，在三天当中每天都要到达同样的一个村落。她所做的事情就是 这样的。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她还修筑了板高、极厚的堤岸。他在巴比伦上 方很远的地方挖了一个人工湖，这个湖离河很近，她总是要掘到有水冒出来 的那佯的深度，湖的面积也相当大，四周有四百二十斯塔迪昂长。从人工湖 挖出来的土便用来在河流的两边筑堤。当挖掘的工程结束的时候，她便把石 头运了来，用这些石头把这个人工湖的四周砌筑起来。等到河道变得弯曲而 人工湖又掘成这两件工作完成之后，她便达到了她所预想的目的：原来由于 河道纡曲，水流便比以前缓慢了，而到巴比伦去的航路也就变得曲折不便了；而且，在这一切之后，还得要绕过人工湖而兜一个大圈子。这全部工程的地 点都是在巴比你的那一方面，也就是有对外的通路，有通向美地亚的最近的 道路的那一方面。而女王做这样的打算，也就是不要美地亚人和她的臣民混 合到一起，不要美地亚人知道她国内的事情。

    (186)正当尼托克里司用挖掘出来的土来保卫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她又想 到了一件工程，当然，这只不过是上面所说的两件工程的附属工程而已。这 个城原来是被河流从正中分成两部分的。在先前的国王当政时，如果有人要 从这一半到另一半去的时候，他是必更乘船的。这在我来看，当然是件麻烦 的事情。因此，在尼托克里司挖掘人工湖的时候，她便想到把它用来立刻消 灭这种不方便的情况并使她能够在她统治巴比伦的时候留下另一项纪念物。 她下令削切巨大的石块，而当她所需要的石块切好之后，人工湖也挖好了， 于是她便把幼发位底何的河造引导到挖好的人工湖处去。人工湖满了，原来 的河道也干涸了。于是她便着手首先把城内河流的两岸用烧好的砖砌起来， 又把河门前面引到河边的那些坡形的码头也砌上了砖，就和筑城砌砖的时候 完全一样。在这之后，她便用已经掘出的石村，大约在城市正中的地方，修 筑了一个石桥，石桥用的石块则是用铁和铅接合到一起的。在白天的时候， 在桥座和桥座之间，放上方形的木块，以便使居民过河，在夜间，木块便撤 了下去、好不叫人们在黑暗中过来过去相互间进行偷盗的事情。当河水灌满 了人工湖而石桥也竣工的时候，尼托克里司便使幼发拉底河还归它的旧道； 这样一来，变成了湖泊的那块挖掘的凹地既然已达成了她原定的目的，同时 又因造桥而使居民得到了便利。

    (187)此外，同一位女工又想出了这样的一个诡计。她在该城的往来最频 繁的城门的上方修造了她自己的陵墓，陵墓的所在地点是很高的，上面刻着 下列的铭文：“今后的任何一位巴比伦的国王，如果他需要金钱的话，他可 以打开这个陵墓而得到随心所欲的金钱。但除非他真正需要金钱，他不要打 开这个陵墓，否则他自己便会吃亏”。直到大流士在这里当政的时候，这个 陵墓从来没有人动过。然而在大流士看来，他不能利用这个城门，一笔钱闲 置在那里不用，上面的铭文引诱着他去取，可是他又不去触动它，这实在是 一件奇妙不可理解的事情。现在他不能使用这个门，是因为如果他通过这个 门，死尸就势必在他的头上面了。于是他便打开了陵墓，但发现里面并没有 金钱，只有死者的尸体和写着的一行字：“如果对于金钱你不是贪得无厌， 而在取得金钱时又不是不择任何手段的话，你是不会打开死昔的棺材的”。 据傅说，女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

    (188)而居鲁士出征的目标便是尼托克里司的儿子，他和他的父亲拉比奈 托斯同名并且是亚述的元首。大王在出兵作战的时候，总是带着在国内充分 准备好的粮食和畜类。此外，他还带者专供波斯国王饮用的水，这水是从流 经苏撒的科阿斯佩斯河中汲取来的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去，总有一批骡马拉着 的四输车跟随着；上面载运着贮藏在银坛里面的、煮沸了备用的科阿斯佩斯 河的河水，也便跟着他到这里那里去。

    (189)在走向巴比伦的道路上，居鲁士到达了金德斯河的河畔，这条河发 源于玛提耶涅山，流经达尔达尼亚人居住的地区而流入底格里斯河。而底格 里斯河在接受了金德斯河的河水之后，便流经欧匹斯城而注入了红海。当居 鲁士试图渡过这条只有用船才能渡过的河流时，在随他出征的白色的圣马 中，有一匹非常鲁莽地冲到河里去打算涉水而过，但是这匹马被水流卷住冲 跑，因此给淹死在河里了。对于这条河流的暴虐无札，居鲁士感到十分愤怒： 他威吓说他将要打垮这条河流的威力，而使甚至妇女都能够不湿到自己的膝 盖而容易地渡过去。这样地进行威吓之后，他便停止了他对巴比伦的进军而 把他的军队分成两部分，随后，他用绳从金德斯河的两岸向四面八方各量出 了一百八十道壕沟的线记。他下令他的军队在两岸接着线记进行挖掘。由于 人手众多，他购威吓的话实现了；但是，这样他们却把整整一个夏季的时光 费在这件事上面了。

    (190 )这样，居鲁士便用挖掘了三百六十道泄水壕沟的办法对金德斯河 进行了报复，到第二年的春天一经到来的时候，他又向巴比伦进军了。巴比伦人在城外列阵，等候着他的到来。到他来到离城不远的地方，双方打了一 仗，在这一仗中，巴比伦人被波斯国王战败而退守到城内去了。过去当他们 看到居鲁士把一个个民族相继征服，并相信他决不会就此罢休而最后将轮到 他们自己的时候，他们便准备了可供多年食用的粮食以备一旦被围攻时之 需。因此他们便把自己关在城内，丝毫不把居鲁士的围攻放到心上了。时光 这样一天天地过着，但是围攻毫无进展可言，居鲁士于是不知以后怎样办了。

    (191)不知道是有人在他感到无计可施的时候向他献策，还是他自己想出 了办法，他采取了下列的步骤。他使他的军队留驻在河流流进城年的那个地 方，使另一部分军队督驻在城市背面河流从城市流出的地方，并且命令他的 军队，在看到幼发拉底河的河道可以徒步涉水的时候，立刻顺着河道攻入城内。这样安排停妥，并发出了这个命令之后，他自己便率领着他的军队中不 能作战的邓一部分撤退，到尼托克里司为幼发拉底河挖掘的人工湖那里去， 在那里他做了和巴比伦女王尼托克里司先前所做的完全同样的事情。他用一 道壕沟把幼发拉底河疏导到当时已变成一片沼泽地的人工湖里去，结果河水 竟落到河道可以涉水而渡的程度。于是留驻在巴比偷城何边准备进攻的军 队，便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进入了这座城市，那时何水已落到大约相当到大 腿的一半高的地方。如果巴比伦入预先知道这件事，或者如果巴比伦人注意 到居鲁士这种行动的意图的话，他们本来可以把波斯人放进城来然后再使对 方遭到极为悲惨的结局；因为他们可以把临河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登上沿 河的两道城墙，这样他们便可以居高临下利用十分有利的地位把敌人一网打 尽。可是实际上，波斯人竟完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巴比伦城的 居民说，由于城区的面积广大，城区靠外边的居足被俘虏了，侦区中部的居 民根本还不晓得这件事情(由于那时他们正在举行祝祭)，而还在继续尽情地 跳舞、寻欢作乐：直到最后，他们才确切地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巴比伦第一 次被攻克的情况便是这样了。

    (192)我可从举出许多事实来证明巴比伦人的富强，在这许多证据当中， 下面的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在大王所统治的全部领土，除了缴纳固定的 贡物之外，还被分划成若干地区以便在每年的不同时期供应大王和他的军队 以粮食。但是在一年的十二个月当中，巴比伦地方供应四个月，亚细亚的所 有其他地方供应另外八个月。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就富足的一点而论，亚 述是相当全亚细亚的三分之一的。在所有波斯太守的政府，即波斯人自称的 隆特阿中间，这地方的政府比其他地方的政府要大得多。当阿尔塔巴佐斯的 儿子将里坦塔伊克美斯奉国主之命统治这个地方时，他每天的收入有整整一 阿尔塔贝的白银(阿尔塔只是一种波斯的容量单位，它比一阿提卡·美狄姆藉 斯江要多三阿提卡·种伊尼库斯)。在他私人的焉厩里，除去军马之外，还有 八百头种马和一万六千头牧马，即每二十头牧马有一头种马。此外他江拥有这样多的印度犬（猎犬），以致平原上的四个大村庄，由于供应这些印度犬的食物， 而被豁免了一切贡税。巴比伦的统治者就是这样富有的。

    (193)然而，亚述的雨量很小；这些雨水只够滋养谷物的根部。可是要谷 物成熟和结穗却要靠河水来灌溉了。和埃及不同，河水并不是自己汜溢到种 植谷物的田地上去，而人们是要用手或是用高架吊水瓮（今天的尼罗河畔还可以看到。一个直立的杆子上有另一个可川旋转的横放的杆子，横杆的一端系着水桶）把水浇到田地上去。 巴比伦的全境，和埃及一样，它到处是水渠纵横交错的。向着冬天日出的那 个方向流去的那条最大的水渠是可以行船的，它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到另 一条称为底格里斯的河里面去，而尼诺斯这个城市就是临着底格里斯河的。 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国土当中，这个地方的土地比其他地方要肥沃得多，在 它上面生长的戴美特尔女神的谷物也断然是最好的。诚然，那地方看不出可 以种植无花果、橄榄、葡萄或任何其他的树木，但是谷物都是生产得这样的 丰富，一般竟达种子的二百倍，而在收成最好的时候，可达三百倍。那里小 麦和大麦的叶子常常有四个手指那样宽。至于小米和芝麻，虽然我自己知道 的很清楚，我也不必说它们长得有多大多高了，因为我很清楚，我写的关于 巴比伦的谷物的丰足情况，对于没有亲身到过这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难相 信的。他们使用的油只有芝麻油而不用别的油。在那里的全部平原上，生长 着大量的枣椰子树，其中的大部分都长果子，而人们就可以用这些果子来制 造面包，制造酒、蜜，他们培育这种树和培育无花果树一样，特别是在这方 面，即当地的人们把希腊人所说的雄椰子的果实系到枣椰子树的树枝上面， 这样没食子蜂就会钻到果实里面去。使它俩成熟并使它们的果实下会掉下 来。原来雄椰子完全和未熟的野生无花果一样，是有没食子蜂宿在它们的果 奕里面的。

    (194) 现在我就要说一下除了城市本身之外，在那个地方最使我感到惊异 的东西是什么了。沿河下行通往巴比伦的船都是圆形的，而且都是用皮革做 的。他们用在亚述上方阿尔美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割取下来的柳枝制作船的肋 骨，而在外面再蒙上一层皮革，这样便造成了船体：这种船既不把船尾弄宽， 也不把船头弄窄。因而它是圆圆的和盾牌一样。然后这船便全部塞满干草， 再放上运送的货物，这样就叫它们顺流而下了。运载的货物主要是酒，酒是 装在用棕榈木所造成的酒桶里。这种船有两个人站在上面操纵着，这两个人 备拿着一个浆，一个人向前，一个人向后划水。船的大小各不相等，有的非常大，有的小；最大的上面可以装运五千培兰特重的货物，每只船上都有一 个活爐，大一点的船上爐的数目还要多一些。当它们下行到达巴比伦的时候， 船上的货物便卸下来，然后人们把船给拆开，卖掉船的骨架和里面装的干草， 再把皮革打点在马背上，迈回阿尔美尼亚去。由于河中的水流甚速，想叫船 溯流而上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就不用木材而用皮革来造船。等他们赶 着他们爐子返回阿尔美尼亚之后，他们便用同样的办法为下一次的航行而造 其他的船。

    (195) 他们的船就是这个样子。巴比伦人穿的衣服是一种长到脚那里的麻布内衣，在这件内衣外面置着另一件羊毛的内衣，在这外面他们又罩上一伴 白色的外衣。他们脚上穿的鞋是他们国家所特有的一种样子，和贝奥提亚人 的鞋差不多。他们都留着长头发，头上裹着头巾，全身都涂香料。每个人都 带着一个印章和一个雕制的手杖，杖头刻成一个苹果、一朵玫瑰、一朵百合、 一只鹰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的习惯是每只手杖上必须要有一种装饰。 这便是他们身上穿戴的东西了。下面我就要说一说他们的风俗习惯。

    (196)在这些风俗习惯当中，在我来判断，下面的一种是最聪明的，听说伊里利亚的埃涅托伊人(后世的威尼斯人)也有这样的习惯。这就 是：每年在每个村落里都有一次，所有到达结婚年龄的女孩子都被集合到一 处；男子则在她们的外面站成一个圆圈。然后一个拍卖人一个个地把这些女 孩子叫出来，再把她们出卖。他是从最美丽的那个女孩子开始的。当他把这 个女孩子卖了不小的一笔款子之后，他便出卖那第二美丽的女孩子。所有这 些女孩子都出卖为正式的妻子。巴比伦人当中有钱想结婚的，便相互竞争以 求得到最美丽的姑娘，但是一般的平足想求偶的，他们不大在乎美丽，便娶 那些长得不漂亮可是带着钱的姑娘，因为习惯上是当拍卖人把所有最美丽的 姑娘卖完之后，他便把那最丑的姑娘叫出来，或是把其中也许会有的一个跛 腿的姑娘叫出来，把她向男子们介绍，问他们之中谁肯为了最小额的奩金而 娶她。而那甘愿取得最小额奩金的人便娶了这个姑娘，出售美丽的姑娘的钱 用来偿付丑姑娘的这笔奩金。这样一来，美丽的姑娘便负担了丑姑娘或是跛 姑娘的奩金。谁也不允许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他所喜欢的男子，任何人如果他 不真正保证把他买到的姑娘当作自己的妻子，他是不能把她带走的。然而， 如果发现他们二人不同意的话，则规定要把付出的钱退回。如果愿意的话， 人们甚至可以从别的村落到这里来买姑娘。这乃是他们的风俗中最好的，但 现在这个风俗已经废禁了。[为了使妇女不致受到虐待并使她们不致给带到别的城市去](括弧是施泰因加的，因为他以为里面的话和下面的意思不大衔接 )，最近他们又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来；由于巴比伦之被征服便他们受 到主人的虐待而家庭也趋于没落，所有贫穷的平民便叫他们的女儿经营丑业 了。

    (197)除去我刚才所称赞的那个风俗之外，下面一个在我看来要算是他们 的风俗中最贤明的了。他们没有医生，然而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这个病人 便被带到市场上去；这样，曾经和病人得过同样病的，或是看过别人得过同 样病的那些行入便来到病人面前，慰问他和告诉他治疗的办法，他们把或是 曾经治好了自己的病或是他们知道洽好别人的病的办法推荐抬他。谁也不许 一言不发地从病人身旁走过，而不去问他所得的是怎样的病。

    (198)他们是先 把死者浸在蜂蜜里然后再埋葬的。他们的葬仪和埃及人的葬仪相似。当一个 巴比伦人和他的妻子交媾了以后，他们两个人便焚香对坐，到天明的时候， 他们便沐浴。在他们沐浴之前，他们是不用手接触任何器皿的。阿拉伯人的 作法也和这一样。

    (199) 巴比伦人有一个最丑恶可耻的习惯，这就是生在那里的每一个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普洛狄铁的神殿的圣域内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不相识的男子交媾。许多有钱的妇女，她们自视身分高贵而不屑于和其他妇女混在一起，便乘坐着双马拉的带围帘的马车到神殿去，她们身后还要跟着一大群仆从。但是大多数的妇女是坐在神殿的域内，头上戴着妞帽；这里总是有大群来来往往的妇女，在妇女中间，四面八方都有用绳子 拦出来的通路，而不相识的人们便沿着这些通路行走来作他们的选择。一经选好了位子的妇女在一个不相识的人把一只银币抛向她的膝头并和她在神殿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离开自己的位子的。但是当他抛钱的时候，他要说这样的话：“我以米利塔女神的名子来为你祝福”，因为亚述人是把阿普洛 狄铁叫做米利塔的。银币的大小多少并无关系，妇女对这伴事是不能拒绝的， 否则便违犯了神的律条，因为一旦用这样的方式抛出去的钱币便是神圣的了，当她和他交媾完毕，因而在女神面前完成了任务以后，她便回家去；从这个时候开始，不拘你再出多少钱，便再也不能得到她了。因此，那些硕长的美貌妇女很快便可以回去，但是那些丑陋的必须要等很长的一个时候才能 够履行神圣的规定，有些人不得不在神殿的圣域内等上三、四年。在赛浦路 斯的某些地方也可以看到和这相似的风俗。

    (200)一般说来，巴比伦人的风俗就是这样。此外，他们中间有三个部落 的人除了鱼类以外是不吃任何东西的。他们打得鱼之后，把它们放在阳光之 下晒干：在这之后，他们又把干鱼放到石臼里用杵 捣碎，再用麻布筛过。于 是按嗜好的不同，有的人用这种东西做成鱼糕吃，有的人刚把它们做成面包 那样的东西。

    (201)当居鲁士把巴比伦人这个民族也征服了之后，他就想把玛撒该塔伊 人也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而玛撒该塔伊人据说是一个勇武善战的强大民 族，他们住在东边日出的方面，住在阿拉克赛斯河对岸和伊赛多涅斯人相对 的地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斯奇提亚的一个民族。

    (202)这个阿拉克赛斯河，有人说它比伊斯特(多瑙河)大，有 人说它比伊斯特河小。在这个河上面有许多据说和列斯波司岛同样大的岛。 这些岛上的居民在夏天是吃各种根类植物为活，这都是他们从地里掘出来 的。但是在适当的季节他们把从树上摘下的熟果子储集起来以备冬天时食 用。除去他们采集过冬果子的树木之外，据说他们还有一种结极特殊的果实 的树木。当他们在一起集会的时候，他们便把这样的一些果实抛到他们所围 坐的火堆上面去，而他们闻到在果实烧着时所发出的烟雾的香味，便立刻陶 醉了，就和酒对希腊人所发生的作用一样。他们把更多的果子抛到火上去， 他们也就变得更加陶醉，以致他们到最后竟站起来开始舞蹈和歌唱。关于这 个民族的生活情况我所听到的便是这些。阿拉克赛斯河和被居鲁士泄到三百 六十条壕沟里面去的金德斯河一样，也是发源于玛提耶涅人所居住的土地 的，它有四十个河口，在这四十个河口中间，除去一个河口之外，都流入沼 泽地带。据说居住在这些沼泽地上的人们是以生鱼为活的，他们通常穿的衣 服据说是海豹皮制成的。这条河所剩下的另一个河口则是以清清楚楚通行无 阻的一个河道流入里海的。里海是与其他的海不相通的、独立的海。不拘是 希腊人往来航行的海，还是在被称为阿特兰提斯的、海拉克列斯之柱之外的 海，还是红海，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海。

    (203)但里海却是一个孤立的海。它的长度如乘棱船要航行十五日，在它 最宽的地方则要走八日。在它的西岸是众山中最高大、最广 阔的高加索山 脉。山中居住的部落很多而且是各种各样的，他们之中大部分都是完圣靠着 吃野生森林中的果子过活的。在这些森林中据说有一种树，居民把它的树叶 捣碎和水之后，便把它用来当作颜料，而他们便用这种颜料把各种图样染到 衣服上去。这样染上去的图样是绝对洗不下来的，它仿佛是从一开头便给织 到毛布里面去的，颜色的寿命和衣服的料子一样长久。这些人据说和家畜一 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性交的。

    (204)我说过，这个被称为卡斯披亚海(即里海——译者)的海，它的西方 是高加索山脉。在它的东面日出的地方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一广阔 的平原的大部分属于居鲁士现在很想征讨的玛撒该塔伊人。许多有力的动机 使他感到非这样做不可，鼓励他这样做；首先是他的出生，他认为这伴事似 乎可以证明他并非凡人，其次是他在先前历次战争中的好运气，在那些战争 中，他总是发现，不拘是他出征哪个国家，那个国家的人民就一定逃不出他 的掌握。

    (205)这时，玛撒该塔伊人的统治者是一个在丈夫去世之后即位的女王托 米丽司。居鲁士派遣使节到她那里去，指示他们假装表示代他向她求婚，就 是说想娶她为妻。但托米丽司知道他所要的不是她本人，而是玛撒该塔伊人 的王国，于是便不许他们的任何人前来见她。居鲁士看到他的诡计未能得逞， 便把大军开抵阿拉克赛斯河，公开地表示出进攻玛撒该塔伊人的意图。他着 手在河上架桥，以便使他的军队开过去，并在渡河用的浮桥上修筑舫楼。

    (206)但是正当居鲁士这样做的时候，托米丽司派了一名使者到他这里 来，说：“美地亚人的国王啊，不要忙着干你打算干的这件事吧，因为你不 能知道你干的这件事会不会对你真有好处。请满足于和平地治理你自己的王 国并容忍我们治理我们所统治的人们吧。可是我知道，你必不肯听从这个忠 告，因为你是最不喜欢安静无事地呆着的。那末，如果你非常想与玛撒该塔 伊人兵戎相见的话，你现在就不要再费事去架桥了。请容许我们从阿拉克赛 斯河向后退三日的路程，然后你再率领军队渡河到我们国里来；否则，如果 你愿意在你的河岸那边与我们作战的话，那你们也请退同样日程的道路吧”。 居鲁士听到这个建议之后，便把波斯人的领袖人物召集起来并把这件事通知 他们，要他们告诉他，他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所有的人都赞同要托米丽司 波河过来，在波斯的土地上对她作战。

    (207)然而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于 是他便起来表示了与它相反的意见，他说：“哦，国王啊，我在以前便向你 说过，既然宙斯大神把我交到你的手里，那我将要尽我力之所及使你避免我 所看到的逼临在王家之上的任何凶险之事。我自己身受的非常痛苦的灾祸已 经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教训。如果你自以为你并非凡人而你的军队又是天兵天 将的话，那你毫无疑问可以不把我的忠告放到眼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 个凡人，而你所统治的也还是凡人的时候，那末首先便要记住，人间的万事 万物都是在车输上面的，车输的转动是决不容许一个人永远幸福的。现在， 谈到目前的这件事情，我的意见是和你的其他顾问的看法相反的。因为倘若 你同意你的敌人进入你的国土，那你要冒着多大的危险！如果你打了败仗的 话，那你的帝国也就完了。可以肯定，如果玛撒该塔伊人战胜的话，他们不 会撤回本国，而是要向你的帝国的所有的地区进军。如果是你得到胜利的话， 那末你的战果就不会象你渡河作战时的战果那样大，因为到那边之后，你是 可以乘胜直追的。当然，如果在你自己的土地上他们把你打败的话，他们会 因你的损失而同样取得巨大战果的。如果在河的对岸你把托米丽司的军队打 垮，那你立刻便可以冲击她的帝国的要害了。而且，且不说我方才所讲的那 些，如果刚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向一个妇人屈服并从她的领土之上退下来， 那实在是一件不能容忍的可耻的事情。因此，按照我的意思，我们渡河并向 前一直推进到他们所退的地方，然后设法用这样的办法来制服他们。我听人 家说，玛撒该塔伊人对于波斯人生活上使用的好东西都没有见过，他们也从 来没有尝位人间的至美之味。因此，让我们在自己的营地里给他们准备盛宴， 你可以慷慨地切大量的羊肉来烹饪，同时在许多酒杯里斟上醇酒以及放上各 种各样的菜肴。然后，把我们最不行的那部分军队留下，而我们退回河岸。 除非是我的判断弄错，他们看到摆出好的东西，他们是会忘掉一切而尽情在 那里饮宴的。那时我们便可以成就伟大功业了”。

    (208)居鲁士看到他面前摆着的这两个相反的计划之后，便放弃了他先前 的想法而愿意采取克洛伊索斯向他建议的那个计划，于是他便回答托米丽 司，要她向后撤退而他本人渡河作战。托米丽司按她先前所构定的向后撤退 了。于是他便把想使之继承他自己的王位的、他的儿子刚比西斯托付给克洛 伊索斯，严厉地命令刚比西斯尊敬和厚待克洛伊索斯，如果他渡河攻打玛撒 鼓塔伊人失败的话。 在他发出了这样的命令并把他们二人送回波斯之后，就率领大军渡河 了。

    (209)当他在渡河之后的第一夜，睡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土地之上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好象看见叙司培司佩斯的长子在肩头上生长了翅 膀，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然而属于阿凯美涅 斯家族的阿尔撒美斯的儿子叙司塔司佩斯。 他的长子大流士那时也不过是二十岁上下的样子；由于还不到上阵的年 龄，他给留在后方的波斯了。当居鲁士从睡梦中醒来的时候，他把梦中的情 况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因此，他便派人把叙司塔司佩斯 召了来，私下里向他说：“叙司塔司佩斯，我发现你的儿子正在阴谋推翻我 和夺取我的王位。我将要告诉你我是怎样地确实知道了这伴事情的。诸神都 在警卫着我的安全，因此如有任何危险，他们都会预先告诉给我的。既然是 如此，故而我昨夜在睡着的时候，梦见了你的长子在肩头上长了翅膀，一只 翅膀遮往了亚细亚，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从这一点我可以确定，毫无疑问，他是正在对我发动阴谋了。因此你要尽快地回到波斯去，并且一定要 在我征服了玛撒该塔伊人之后回来的时候，设法把你的儿子带到我的面前 来，我好讯问他这件事情”。

    (210)居鲁士这样讲，是因为他相信大流士正在阴谋反对他。但是他把神 警告他的这个梦的真正舍意理解错了，神的意思是告葫他说，他本人将要死 在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而王国最后将要由大流士来继承。叙司塔司佩斯是这 样回答居鲁士的：“王啊，上天是不准任何活着的波斯人对你育什么阴谋的。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就让他尽快地死掉吧。因为是你使被人奴役 的波斯人变成了自由的人，是你使臣服于别人的波斯人变成了统治一切人的 人如果有一个梦告诉你说我的儿子正在阴谋反对你的话，那我就把他交给你 任凭你来处理好了”。叙司塔司佩斯这样回答了居鲁士之后，便再一次渡过 阿拉克赛斯河，赶忙回到波斯，为居鲁士把他的儿子大流士给监视起来了。

    (211)这时，居鲁士从阿拉克赛斯河的河岸已经走了一日的路程，他按照 克洛伊索靳的意见做了。他把他的军队中最无用的那一部分留在营地之上，而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返回阿拉克赛斯河。但不久之后，玛撒该塔伊人的一 支相当于他们全部人数的三分之一的部队，前来进攻给居鲁士留下的那部分 军队，并在后青抵抗的时候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而当这些人在歼灭了敌人之 后看到了准备好的盛宴时，便坐下开始饮宴起来。当他们吃饱喝足了的时候， 他们就睡看了。于是居鲁士所率领的波斯人便来到这里，杀死了他们许多人 并俘虏了更多的人，其中就有统帅玛撒该塔伊人的斯帕尔伽彼赛斯，他是女王托米丽司的儿子。

    (212)当托米丽司听到她的儿子和她的军队的遭遇时，她便派了一名使者 到居鲁士那里去，对他说：“嗜血无厌的居鲁士啊，不要因为你做了这样一 件事而得意起来吧：葡萄做的酒这种东西你们喝了就会失去理智，这种酒到 了你们的肚子里面去，又会使恶言恶语涌出你们的口；而你们正是用这种毒 物陷害他，而不是在公开的正正堂堂的战争中打败他：这样看来，这对你并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所以现在听我的忠告并相信这对你乃是良言，把我的 儿子送还给我并且可以不受惩罚地离开这块国土，你已经蹂躏了玛撒该塔伊 人的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那我凭看玛 撒该塔伊人的主人太阳起誓，不管你多么嗜血如渴，我也会叫你把血喝鲍了 的”。

    (213)居鲁士根本就没有把她的这话放到心上；不过托米丽司女王的儿子 斯帕尔伽披赛斯在醉后醒来时，知道自己身处于悲惨之境，便请求居鲁士给 他解开绑绳。绳子是解开了，但是在斯帕尔伽披赛斯的双手刚刚得到自由的 时候，他便自状而死了。

    (214)他便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托米丽司知道了她的意见未被接 受，便把国内的全部军队纠合起来和居鲁士交锋。这一场战争，根据我的判断，在异族人(即非希腊人)所曾进行的一切战争当中，确实可以说是 最激烈的一次了。而且，实际上我也听到了战争当时的情况。原来，据说在 一开头的时候，他们双方在对峙的情况之下相互射箭，很快地在他们的箭全 都射完的时候，他们使相互猛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了殊死的厮杀。 据说，他们便这样地厮杀了很长的一个时候，哪一方面都不想退却。结果是 玛撒该塔伊人取得了胜利。波斯的军队大部分都死在那里，而居鲁士本人也 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死了。托米丽司用革囊盛满了人 血，然后便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寻找居鲁士的尸体。她找到了他的尸体， 就把他的首极割下来放到她那只盛血的革囊里去，而且在蹂躏居鲁士的尸体 时，她说：“我现在还活着，而且在战斗中打败了你，可是由于你用讦计把 我的儿子俘虏了去，则战败的勿宁说是我了。然而我仍然想实现我威吓过你 的话，把你的头用血泡起来，让你饮个痛快吧”。关于居鲁士的死的傅说的 确是有很多的，但我只叙述了上面的一种，因为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最可信的。

    (215)玛撒该塔伊人雾着和斯奇提亚人相同的衣服，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 式；他们拥有骑兵和步兵(二者是分开的)，此外还有弓兵和枪兵，更有使用 战斧的习惯。他们在一切的物品上都使用黄金和青铜，所有他们的枪头、箭 头或战斧一类的东西全部用青铜制造，听有装饰在头部、腰带、胸甲上面的 东西则都是黄金制造的。同样，他们给马的胸部戴上青铜的胸甲；马勒、马 街和甄甲的则是使用黄金的。他们那里有大量的黄金和青铜，但铁和银都没 有，因此他们从来不使用铁和银。

    (216)至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则他们是每人娶一个妻子，不过他们的妻子 却是随便和别人交媾的。原来希腊人认为是斯奇提亚人做的事情，实陈上不 是斯奇提亚人，而是玛撒该塔伊人做的：玛撒该塔伊男子感到有性交需要时 在妇女乘坐的车前挂上一个箭袋，他就可只不怕任何人在中间干涉而任所欲 为了。对于年龄，他们当然是不会有什么限制的；但是，如果有年纪非常大 的人的话，则他的族人便全部集合到他这里来把他杀死，并且墩他的肉用来 大张饮宴。在这之外，家畜当然也是要和他一同被屠杀的。他们认为这乃是 死者的最高的幸福；如果一个人病死，因此没有被人吃掉并给埋到土里，也 就是没有一直活到被杀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不幸的事情。他们不播种任何 种子，而以家畜与鱼类为活，因为在阿拉克赛斯河里，鱼是非常多的。他们 饮用牛乳。他们在诸神中间只崇拜太阳，他们献给太阳的牺牲是马。他们把 马作牺牲来奉献的理由是：只有人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 阳。

    第二卷

    (1)居鲁士死后，帕尔那斯佩斯的女儿卡桑达涅和居鲁士之间所生的儿子 刚比西斯便继承了王位。卡桑达涅是在他的丈夫居鲁士之先死去的，居鲁士 曾因她的死深为哀悼，并通告在他所统治下的一切人都为她服丧。这个妇女 和居鲁士所生的孩子刚比西斯把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看成是从父亲手里 继承过来的奴隶：他率领着其他在他统治之下的人们，并在他所君临的希腊 人的伴随之下，远征埃及去了（刚比西斯远征埃及的日期大概是在五二五年）。

    (2)直到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埃及人的国王（六六四年左右）的时候，埃及人相信他们是全 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从普撒美提科斯一登上王位，而想知道一下哪里的 人最古老的那个时候起，他们便认为他们自己比所有其他民族要古老。但是 只有普里吉亚人却比他们还要古老。普撒美提科斯虽然探求哪里的人是最古 老的，可是找不到任何头绪，于是他便想了这样的一个办法。他把普通人的 两个新生的婴儿在一生下时交拾一个牧羊人，叫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 育，哺育的办法是命令不许任何人在他们面前说任何一句话，而且只许他们 睡在没有人去的屋子里面，只有在适当的时候才把山羊领到他们那里去叫他 们把奶吃饱，井在其他的方面也都对他们加以照顾。普撒美提科斯这样做和 这样命令的目的，是要知道在婴儿的不清楚的呀呀学语的时期过去以后，他 们第一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事情按照他所预料的发生了。牧羊人两年中间 都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了，在这以后，一天当他打开他们屋里的门进去时， 两个孩子都伸出双手向着他跑来：嘴里发着倍科斯(BENOS)的音。当他们刚刚 这样说的时候，牧羊人还没有注意，但是后来在他每次来照顾他们的时候， 他听到他们嘴里总是说这个词；最后他便把这事报告了国王并由于国王的命 令；把两个孩子带到了国王的面前。普撒美提科斯于是便亲自听到了他们说 的这个词，并着手研究什么民族把什么东西称为倍科斯。结果他发现倍科斯 在普里吉亚人那里是面包的意思的。从这一事实加以推论，埃及人便放弃了 先前的说法，并承认普里吉亚人是比他们更加古老的民族了。这样的事情是 我从孟斐斯地方海帕伊司托斯（等于埃及的世界创造之神普塔）的祭司们那里听来的：希腊人中间还傅说着许 多荒唐无稽的故事，例如、有一个故事就说，普撒美提科斯是叫舌头预先被 割掉的妇女来哺育这些婴儿的。

    (3)祭司们的关于哺育婴儿的说法就是我上面所介绍的了；除去上面所提 到的之外，我在孟斐斯和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些祭司谈话时，还听到各式爷样 的许多事情。我甚至为了这个目的到底比斯和黑里欧波里斯去，专门要去对 证一下那里的人们所讲的话是不是和孟斐斯的祭司们所讲的话相符合。黑里 欧波里斯地方的人们素称对于埃及人的历史掌故是最熟悉的。除去他们的神 的名称之外，我不打算重复他们告祈我的。关于他们的诸神的事情；因为我 知道，关于神的事情，任何地方的人都是知道得很少的。除非在我后面的叙 述中不得不这样做，关于这些事情我是不想再说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4)但是，关于人间的事情，他们下面所叙述的事情是完全一致的：他们 说，埃及人在全人类当中第一个想出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办法，并且把一年的形成时期分成十二部分。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是从星辰而得到了这种知 识的。在我看来，他们计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因为希腊人每隔 一年就要插进去一个闰月才能使季节吻合，但是埃及人把一年分成备有三十 天的十二个月，每年之外再加上五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相吻 合了。他们又说，埃及人最初使用了十二位神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曾被希 腊人借用了去。他们又最先给某些神设坛、造像、修殿并且第一个把各种各 样的图像刻到石头上去。在大多数的情形之下，他们都是用事实证明给我， 他们所请的话是真实的。而他们还告诉我说，埃及人的第一位国王的名字是 米恩。在他的统治时代，除了底比斯省（埃及的南部）之外，全埃及是一片沼泽，在今天莫 伊利斯湖（尼罗河以西现在的法雍地方）以下的地方全部都是浸在水里的，而从莫伊利斯湖到海岸，则是七 天行程的道路。

    (5)他们所谈的关于他们的国家的事情，在我看来完全是入情入理的。因 为任何亲眼看见埃及的人，纵使他在似前从来没有听人提到过埃及，如果他 具有一般的理解力，他也一定立刻会知道，希腊人乘船前来的埃及，是埃及 人由于河流的赠赐而获得的土地。不单是国家的下部，就是溯上迹的湖而上 三日行程间的地带也同样是如此，虽然他们并没有附带提到这一点，担这一 部分和前一部分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谈到埃及土地的性质，则第一：在你 从海上向陆地方面走，而离陆地还有一日的航程的时候，那时你如放下测锤， 你就会把泥带上来并知道那里的海深是十一欧尔巨阿。这就是说，从陆地上 冲刷下来的泥土一直沉积到这样远的地方来。

    (6)此外，埃及本上的海岸线的长度是六十司科伊诺斯：根据则是我们为 埃及所定义的疆界，即从普休提涅海到沿着卡西欧斯山而伸展开来的谢尔包尼斯湖。领土狭小的国家的人们用欧尔旦阿来测量土地；领土较大的国家的 人们则用斯塔迪昂来测量土地：有大量土地的国家的人们用帕拉桑该斯来测 量土地。而拥有极多土地的人们，则是用司科伊诺斯来测量土地了。一帕拉 桑该斯等于三十斯塔迪昂，而埃及人的尺度司科伊诺斯是等于六十斯塔迪 昂。这样看来，埃及的海岸线，便长达三千六百斯塔迪昂了。

    (7)从海岸线向内陆直到黑里欧波里斯的地方，埃及是一片广阔的土地， 这是一片平坦的、多水的沼泽地带。从海岸到黑里欧波里斯的路程相当于从 雅典的十二神的祭坛到披窿的奥林匹亚·宙斯神殿的路程。如果计算一下的 话，那就可以看到路程之间相差得不多，二者相差不超过十五斯塔迪昂；因 为从雅典到披窿，是差十五斯塔迪昂不到一千五百斯培迪昂，而从海到黑里 欧波里斯却正是一千五百斯塔迪昂。

    (8)从黑里欧波里斯再向里面走，埃及就成了一条狭窄的土地。因为它的 一面是阿拉伯山脉，这山脉从北向南只及西南，一直伸展到所谓红海的地方。 孟斐斯那里金字塔所用的石块，便是从这个山脉中的采石堤开采出来的。山 脉在这方面转折，而格止在我所说的那些地方。从东到西最宽的地方，我听 说是要走两个月，而它们的最东部的边界是出产乳香的。山脉的情况就是这 样。在利比亚的这一面，埃及有另一支岩石重叠的山脉屏障着，金字塔就在 这中间。达支山脉上面全是砂砾，它的方向和阿拉伯山脉一样，也是向南走 的。从黑里欧波里斯再向外去，埃及便没有多么大的地方了；溯河而上的那条狭窄的土地不过是[十]四(修德本原文“十”字有括弧，这是迪池加上去的， 但并无版本上的依据)天的路程。在上面所说的山脉之间，土地是平 坦的，而在平原最狭窄的地方，在我看来，在阿拉伯山脉和人们所说的利比 亚山脉之间是还不到二百斯塔迪昂宽的。过了这个地方，埃及又变成了一片 广阔的土地。当地的形势便是这样了。

    (9)从黑里欧波里斯到底比斯，从河道走是九天的路程，距离是四千八百 六十斯塔迪昂或八十一司科伊诺斯。下面是用斯塔迪昂推算的，埃及全部距 离的总和：海岸线的部分我已经说过，是三千六百斯塔迪昂长；现在我再说 一下从海岸地带到内地的底比斯的距离，这是六千一百二十斯塔迪昂。在底 比斯和称为埃烈旁提涅的城市之间的距离则是一千八百斯塔迪昂。

    (10)这样看来，我所淡到的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埃及人所获得的 土地；埃及的祭司们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也这样想。在孟斐斯以上两条山脉 夹峙间的全部土地，在我看来一度曾经是个海湾，正和伊里翁和铁鸟特拉尼 亚和以弗所一带的土地和迈安德罗司平原一样，只不杖是比较起来规模有大 有小罢了。因为谈到用本身的河水冲积成这些土地的诸河流，在规模上没有 一条河是可以和尼罗河的五个河口当中的任何一个河口相比的。此外还有一 些河流，它们不象尼罗河那样大，却也造成了很大的后果；我可只举出它们 的名字来，但是其中主要的是阿凯洛司河，这条河流经阿卡尔那尼亚而后入 海，它已经使埃奇那戴斯群岛的一半变成大陆了。

    (11)现在，在阿拉伯离埃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从所谓红海伸出来的海 湾，现在我就说一说这个海湾的长度和宽度：在长度方面，用划桨的船从它 的最内部的一头到大海要走四十天；在竟度方面，最宽的地方要走半天。每 天在那里都育潮汐起落。我月为现在埃及的地方过去曾是另一个这样的海 湾：一个从北方的海伸到埃西欧匹亚；另一个我就要提到的阿拉伯湾则从南 伸向叙利亚。这两个海湾的尽头都深入相互靠近的地方，它们之间只隔着很 小的一块土地。而如果尼罗河想流入阿拉伯湾的话，有什么能使它在两万年 中间不被这条河用冲积土给封闭起来呢。照我来看，一万年的时间也就够了。 因此可用相信，我出生前，一个比这海湾大得多的海湾是可以被这样一条急 流的大河变成陆地的。

    (12)因此，关于埃及，我首肯这样说的人们的话，而且我自己也完全信 服他们所说的话。因为我看到，尼罗河是在离相邻地区相当远的地方流到海 里去的，在山上可以看到贝壳，地面上到处都蒙着一层盐，以致附近的金字 塔都要受到损害，而埃及的唯一的砂山就是孟斐斯上方的那座山；此外，埃 及既不象与之们邻的阿拉伯的土地，又不象利比亚，也不象叙利亚(因为在阿 拉伯的海岸地带住着的是叙利亚人)，它是一片黑色碎土的土地，仿佛是从埃 西欧匹亚那里的河流带下来的泥和冲积土。但是我们知道利比亚的土壤较红 并且有一些砂子，而阿拉伯和叙利亚则勿宁说是粘士和岩石的土地了。

    (13)我从祭司们听到的又一件事实，对我来说，是关于这个国家的一个 有力的证据。根据他们的说法，当莫伊利斯做国王的时候，河水只要上升八 佩巨斯，就会把孟斐斯以下的全部埃及土地汜溢了（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莫伊利斯做国王的时期一定远不止在希罗多德之前九百年，要使尼罗河的河床 上升八佩巨斯，九百年太短了）。担当我从祭司们那里听 到这件事的时候，莫伊利斯死了还不到九百年。不过现在，除非河水上升至少到十五、六佩巨斯，它是不会使国土汜溢的。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土地 按着这样的比例不断增高而面积也同样地不断扩大，则居住在莫伊利斯湖下 方其他地区的埃及人以及所谓三角洲上面的居民终有一天会因尼罗河中止汜 溢而永久地受到他们常说希腊人在什么时候要经历到的苦难。在听到希腊人 的全部土地都是用天上的雨水来灌溉，而不是象他们的土地那样，是因河水 的汜溢而得到灌溉时，于是他们就说，总有一天希腊人会对自己的巨大期待 威到失望，而那时他们(指希腊人——译者)便要陷入悲惨的饥馑之境了。这 话的意思等于说，如果有一天神不愿意再降雨给希腊人，而使他们遭受长期 早勉的话，希腊人就会给饥馑消灭掉，因为他们除去指望从宙斯那里取得雨 水之外，他们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水源的。

    (14)埃及人在这样谈到希腊人的时候，他们的话是非常真切的。现在让 我再说一下埃及人本身的情况如何。正象我刚才所说的，如果孟斐斯下方的 土地(这是一块不断在扩大的土地)继续以和过去一样的速度增高，则既然那 个地方没有雨而河水又不能汜溢到他们的田地上去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居民 怎么能够不遭受饥馑呢？现在必须承认，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 其他埃及人在内，都易于不费什么劳力而取得大地的果实，因为他们要取得 收获，并不需要用犁犁地，不需要用锄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需做的 工作。那里的农夫只需等河水自行汜溢出来，流到田地上去灌溉，灌溉后再 退回河床，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 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

    (15)可是，如果我们采用伊奥尼亚人的关于埃及的看法的话，则就只有 三角洲那块地方才是埃及了。他们说，三角洲从所谓培尔赛欧斯监视塔沿海 岸到佩鲁希昂的醃鱼场有四十司科伊诺斯，而从沿海向内地则是直到凯尔卡索洛斯市（在三角洲的东端离开罗不远）的地方；尼罗河便在那里分成两股，分别在佩鲁希昂和卡诺包斯二 地入海。他们说，其他被称为埃及的地方，或属于阿拉伯，或属于利比亚。 如果我们同意这个说法，那我们就等于说在过去埃及人没有自己的领土了。 但我们知道，三角洲，正如埃及人自己所说而我个人也深信不疑的，却是由 河流冲积而成的，而可以说是在不久之前才出现的。倘如他们以前根本没有 领土的话，他们怎么能无聊到竟自标榜为世界上最古的民族呢。而他们也确 实没有必要用婴儿作试验来看一下婴儿最初说的是哪一种语言了。实际上， 我倒并不相信埃及人是和伊奥尼亚人的所谓三角洲同时产生的。我想他们是 从有人类以来便一直存在着；既然土地不断增加，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便下降 到新的低地上来，也还有许多人留在他们的旧日的土地上。在古昔的时代， 底比斯是称为埃及的，这是一块周边长达六千一百二十斯塔迪昂的地方。

    (16)这样看来，如果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话，则伊奥尼亚 人关于埃及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了。如果，恰恰相反，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 那末我就得指出，不管是伊奥尼亚人，还是其他希腊人是都不懂得如何计算 的，因为他们都说全世界分为三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但他们却 必须加上第四部分，即埃及的三角洲，因为他们既没有把它归入亚细亚，也 没有把它归入利比亚。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尼罗河是并不曾把亚细亚和利比亚分开的。既然尼罗河在三角洲的顶点的地方分成数支，则这个三角洲便必然是亚细亚和利比亚之间的一块地方了。 尼罗河的两股主要河道便在这至分开。

    (17)现在我们且把伊奥尼亚人的意见放到一边，来谈一谈我们自己的意 见吧。我们的看法是这样：我们认为埃及是埃及人所居住的全部国土，正仿 佛奇利启亚是奇利启亚人的居住的地方，亚述是亚述人居住的地方一样。而 老实说，除去埃及的境界之外，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利比亚和亚述的边界。 如果我们承认希腊人一般所承认的边界，那我们就必须认为全部埃及从埃烈 旁提涅和瀑布起分成西部分，每部分又各属于世界的不同部分，一部分是属 于亚细亚，另一部分是属于利比亚。尼罗河从瀑布到海把埃及从当中分为两 部分，它直到凯尔卡索洛斯城都是一道河流，但是从那里起它分成了三支， 向东的一支称为佩鲁希昂河口，向西的一支则称为卡诺包斯河口。同时尼罗 河中间从上方一直流下来的那一支，到达尼罗河的顶点，继续前行，把三角 洲从中固分开后而流注入海，这个河口和其他河口同样有名，又流着同样多 的尼罗河河水，它的名字叫做赛本努铁斯河口。除去这些河口之外，江有从 赛本努铁斯分出去的另外两个河口。它们一个叫做撒伊司河口，另一个叫做 孟迭司河口。博尔比提涅河口和牧人河口(此系意译——译者)则不是天然的 河口，而是人工挖掘的河渠。

    (18)在前面我已经提出了我对于埃及的领土面积的看法，我的这个看法 由于阿蒙神殿的一次神托而得到了证明；而我是在形成了我的关于埃及的看 法以后，才听到了神的这一宣托的。事情是这样：住在埃及的邻接利比亚的 那一部分领土上的两个城市玛列阿和阿庇斯的市足，认为自己是利比亚人而 不是埃及人，并且不喜欢当地禁止他们吃牛肉的那种有关牺牲的宗教惯例， 于是他们便派人到阿蒙那里去，说他们与埃及人没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说， 他们不住在三角洲，又不讲埃及语，因而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吃随便什么东西。 但是神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神回答他们说，全部埃及是尼罗河汜溢和灌溉的 一块土地，而全部埃及人就是住在埃烈旁提涅的下方并且饮用尼罗河的河水 的那个民族。神给他们的宣托便是这样。

    (19)尼罗河在汜溢的时候，它不仅汜溢到三角洲上去，而且也汜溢到被 认为是属于利比亚和阿拉伯的那些地方上去；它汜溢到离两岸有两天的路程 的地方，有时远些，有时则近些。关于这个河的性质，不管是从祭司们那里， 还是从别的人那里，我都听不到任何东西。戏特则想从他们那里知道，为什 么足罗河从夏至起便开始上涨并一直上涨一百天，为什么在这段时期过去以 后，它的水位立刻就退落并减弱水流，这样在整个冬天一直保持着低的水位 直到第二年夏至再来的时候。我曾向埃及人打听，尼罗河有怎样的性能而使 自己具有和所有其他的河流相反的性质，但关于这件事，我从居民那里得不 到任何说明。我想知道，并且打听人们对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怎样说法，我 还问过他们，为什么尼罗河又与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从它的上面没有微风 吹出来。

    (20)然而，有一些希腊人，为了取得富有智慧的命名，便试图对尼罗河 的这些现象加以解释；他们对这些现象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两种 说法我认为是不值一谈的，只提一下它们是什么便够了。再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季节风（夏季从地中海方面定期吹过来的西北风）阻止尼罗河河水入海，故而使河水高涨起来。但是，常常有这样的 情形，那就是在不刮季节风的时候，尼罗河照旧是发生同样作用的；此外， 如果季节风有这种效果的话，那末逆着这种风而流的其他河流也势必呈现和尼罗河相同的现象了，而且它们应当上涨得更要历害，因为其他那些河流都 比较小，水流也比较弱。可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有很多这样的河流，但 它们在这方面都是和尼罗河完全不同的。

    (21)第二个说法比起刚才提到的那第一个说法来还要没有根据，尽管可 以说它是更加从人听闻的。根据这个说法，则尼罗河所以有这样奇异的现象 发生，因为它的何水是从欧凯阿诺斯流出来的，而欧凯阿诺斯又是周流于全 世界的。

    (22)第三个说法比另外两个说法要动听得多，然而也就更加荒唐无稽 了。这个说法实际上丝毫不比另外的两个说法有更多的真理。依照这个说法， 尼罗河的河水是由于雪的溶化而产生的。但是，既然尼罗河发源于利比亚， 经过埃西欧匹亚的中央而流入埃及，则从世界上最热的地区流到大部分是较 冷的地区的河流，怎么可能是溶解的雪所形成的呢？任何对这样的事情能加 以推理的人都可以提出最有力的论据来证明河水是不可能由积雪形成的；那 就是从利比亚和埃西欧匹亚吹出来的都是热风。第二个论据是：那里从来没 有过下雨和结霜的事情，而如果下雪的话，那在五日之内是一定要有雨的。 第三个论据：当地的居民是由于太阳的热力而变黑的；此外，鸢和燕成年地 留在那里不到用处去，而鹤每年却在斯奇提亚那边，严冬的时候飞到这边来 避寒。因此，如果在尼罗河发源的那个地方，以及在尼罗河流位的那个地方 居然还会下很少一点的雪的话，那末任何这类情况的发生都是绝对不可能 的。

    (23)至于把这些现象归之于欧凯阿诺斯的人，他的理由是以虚无缥缈的 神话为依据的，因此完全没有反驳的必要。就我这方面来说，我从来不知道 有一条叫做欧凯阿藉斯的河流。我想是荷马或者是更古老的一位诗人发明了 这个名字，而把它用到自己的诗作里面来的。

    (24)既然我都不同意上面所提出的意见，对于这些不明确的事情，现在 我必须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因此，我便来着手解释一下看，为什么尼罗 河的河水会在夏天的时候上涨。在冬季的时候，太阳被暴风吹出它原来的轨 道而移转到利比亚的上方。如果要用最少的话来作出结论的话，问题的关键 就在这里了。因为最容易明白的道理是这样：凡是离日神最近的地方，或日 神直接通过的地方，那里便最缺水，而那里的河水也便最少。

    (25)但如果解释得比较详细的话，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太阳在经过利 比亚上部的时候，对它们发生了这样的影响。那些地方的大气一年到头都是 清朗的，土地是温暖的而且没有凛冽的寒风，因此太阳经过那里的时候，对 它们发生的作用就和在夏天它经过中天时对其他任问地方通常发生的作用完 全相同。这就是说，它把水吸了过来。在把水吸过来以后，它再把水驱到内 部地区，而风便把这些水接过来，再把这些水分散，溶解：这样当然可以想 象到，从这个地区吹出去的风，那南风和西南风，都是带着最多的雨的风。 而我的看法是，太阳每年从尼罗河吸上来的水，它并不完全放出来，而是在 它的身旁保留一些。当冬天变得暖和一些的时候，太阳便重新回到它在中天 的旧轨道上面去并开始同等地从所有的河流吸收水气。到那时为止，其他的 那些河流由于大量流入的雨水而充满了汹捅的激流，因为当地落雨而土地又 被冲出了沟壑。但是到了夏天，由于缺雨，而太阳又吸收了它们的水分，这 些河流的水位便下降了。但尼罗河却恰恰相反，它并不会得到雨水的供应， 又是太阳在冬天才吸水的唯一的河流。因此它当然和其他的河流不同。它在 冬天的水位比夏天要低得多；这是当然的事情。因为在夏天，它和所有其他 的河流一样，河水同样为太阳所吸收，但是在冬天。只有它的水才被太阳所 吸收。从而我以为上面的现争的唯一原因就是太阳。

    (26)因此，在我看来，也正是这个太阳，把它所经过的空间照得灼热， 因此使埃及的空气变得如此干燥。同时利比亚的内地也就变得常年如夏了。 如果把季节的位置改变一下，朔风和冬天所占的地位，为南风和夏天的地位 所占据，而另一方面，南风的地位又为北风所占，结果就是：给冬天和北方 从中天赶了出来的太阳就要到欧罗巴的内地去，就和今天到利比亚的内地去 一样。这样，我相信它通过欧罗已时对伊斯特河的作用，就和今天对尼罗河 的作用完全一样了。

    (27)至于为什么从尼罗河上没有微风吹出来这伴事，我的意见是，从酷 热的地方是不可能有风吹过来的，因为微风总是喜欢从十分寒冷的地方吹出 来的。

    (28)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了，就和从一开头便是这样一样。至于尼罗 河的水源的情况，和我谈过话的埃及人、利比亚人或希腊人都没有向我说过 他们知道什么东西。例外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埃及撒伊司城雅典娜圣库的 主簿。当他说，他对于尼罗河的水源知道得十分清楚的时候，我党得他是在 跟我开玩笑。他的说法是这样：在底比斯的一个城市叙埃涅和埃烈旁提涅之 周，有两座尖顶的山。一座山叫做克罗披山，另一座山叫做摩披山。尼罗河 的水源便在这两山中间，这是一个深不知底的水源。它一半的水向北流入埃 及，一半的水向南流入埃西欧匹亚。他说，这个水源据说是深得没有底的， 因为埃及的一位国王普撒美提科斯曾经测验过它的深度，从而证实了这个事 实。他制造了一根有好几千寻长的绳子，把它沉到水源里面去，然而却摸不 到底。因此这个主簿便使我认识到，如果他所说的话还有可信之处的话，在 水源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强力的淌漩和一股逆流，故而在水流冲击两山的情况 之下。这个测锤是不能到达水源之底的。

    (29)此外，从任何其他人那里我便没有听到任何东西了。由于我亲身上 行直到埃烈旁提涅去视察并且对于从那里再向上的地区根据传闻来加以探 讨；结果我所能切道的全部情况便是这样：当一个人再从埃烈旁提涅上行的 时候，土地就升高了。因此人们就需要在河的这一部分，就好象人拉着牛的 那个样子抬船的每边系上一根绳子，这样溯河行进。如果绳子断了，船就会 拾水流的力量带回到河的下游去。航程在这样的河道上要继续四天，这里的 尼罗河是与迈安德罗司河一样地曲折，这样必复走社的距离要有十二司科伊 诺斯。在这之后你便走到一个平坦的原野上面了，尼罗河在这里分成两支， 因为在河流中间夹着一个叫做塔孔普索的岛。埃烈旁提涅以上的地方就开始 住看埃西欧匹亚人，他们占有这个岛的一半，而埃及人占另一半。在岛的附 近叉有一个大湖，而埃西欧匹亚的游牧民就住在这个大湖的周边。过去这个 大湖，你便又来到了流入这个大湖的尼罗河。在这里，你得登陆井沿着河岸 步行四十日，因为尼罗河的河水中有突出水面的尖峰，而在那里的水而下又 有许多暗礁，因此人们便不可能再乘船上行了。当你在四十天中间这样经过 了河流的这一部分的时候，你便可只再乘船循着水路走十二天，到了这段时 期的末尾的时候，你便来到了一个称为美洛埃的大城市。这个城市据说是其 他埃西欧匹亚人的首府。当地的居屁所崇拜的只有宙斯和狄奥尼索斯（指埃及的阿蒙和奥西里斯）两个 神。他们对这些神是非常尊敬的。城中有宙斯神的一个神托所，这个神托所 指挥着埃西欧匹亚人的故事：神托命令他们什么时候作战，向着什么地方出 征，他们便立刻拿起武器来照办。

    (30)离开这座城市再溯河上行，经过你从埃烈旁提涅到埃画欧匹亚人的 这个首都所需的同样的时间，你便来到了称为”逃走者”的地方。这些逃走者被称为阿斯玛克(’Aσμá?)，这个词如果译成我们的语言(希腊语)的话，它的意义就是“侍立在国王左面的人”。这些逃走者是属于武士 阶极的埃及人，人数有二十四万，他们是在国王普撒美提科斯的统治时代背 叛了他而到埃西欧匹亚人这里来的。他们逃走的原因是这样的。普撒美提科 斯当政时，在埃及有三支卫成部队：一支驻在埃烈旁提涅城用来对付埃西欧 匹亚人，一支驻在佩鲁希昂的达普钠伊用来对付阿拉伯人和权利亚人，还有 一支驻在玛列阿用来对付利比亚人。而直到我的时候，波斯人和在普撒美提 科斯的时代一样，仍然守卫这些地点；他们在埃烈旁提涅和达普纳伊都设有 卫戍部队。但是有一次埃及的卫戍部队在三年中间并没有被替换。于是士兵 到三年末的时候，便共同进行了商议；在他们一致同意举行哗变之后，他们 便叛离了普撒美提科斯，向埃西欧匹亚人那边去了。普撒美提科斯听到了这 个行动，便在他们的后面追，而等他追着他们的时候，就说了许多话来恳求 他们，请他们不要高弃他们父祖历代奉祀的诸神，不要离弃他们的妻子儿女。 但是据说其中的一个人指着自己的生殖器说，不管他们走到什么地方，他们 是不愁没有妻子儿女的。这样，在他们到达埃西欧匹亚之后，他们便把自己 交给国王、任凭他来安置。国王为了答报，便赠给他们一块与他不和的某些 埃西欧匹亚人的土地，办法是他命令他们把上面的居民赶跑而取得这块土 地。自从埃及人归化而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以来，埃西欧匹亚人学习了埃及的 风俗习惯，这样就使得他们的性情比先前更加柔和了。

    (31)这样，不仅仅是 通过全部埃及，就是从埃及的疆界向上，陆路与水路四个月路程的地方，尼 罗河行痤的道路我们都知道了。计算一下便可以看到，从埃烈旁提涅到上述 的逃走者的土地那里，就需要那佯长的一段时间。在那里，河流的方向是从 西、从日没的地方向东流的。从那里再向上，就没有人知道它流到什么地方 去了。那个地方太热，因此那里也就成了一片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

    (32)然而我从库列涅当地的某些人那里却也听到一些话，现在我要把它 们转述一下。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到阿蒙的神托所那里去，在那里和阿蒙人 的国王埃铁阿尔科斯交谈，谈话中间他们偶然谈到了尼罗河，说不知为什么 没有人知道它的水源。埃铁阿尔科斯听见这话之后就说，过去有一些纳撒蒙 人曾到他的宫殿来，而当他问他们是否能提供关于利比亚的无人居住的地区 的任何情报时，他们便向埃铁阿尔科斯讲了下面的故事。纳撒蒙人是利比亚 的一个部落，他们占居在叙尔提斯和叙尔提斯东部的不大的一块地方。他们 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些粗暴狂做的少年，这些少年是领袖人物的子弟，当这 些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除去于出了各种各样无法无天的事情之外，他们还 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他们中间的五个人到利比亚的荒漠地带去探险，试一试他 们是否能够深入到比前人所曾到达的最遥远的地带更远的地方去探查。利比 亚的北部海岸，从埃及直到利比亚的一端的索洛埃司岬的全部地带，住着许多不同部落的利比亚人；他们占居着整个地带，只有属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 的某些部分是例外。从海岸线和海边居民的地区向上，利比亚便是猛兽经常 出没的地区了。从猛兽出没的地区再向上，便是一片沙砾的地区，是极其缺 水的地区，是完完全全的荒漠之地了，因此，这些青年人他们说便为了这件 事被他们的同伴们派了出来，而在出发时他们带了充足的水和食粮；他们起 初是旅行在有人居住的地区，过了这个地区之后，他们便到了野兽出没的地 区；从那里他们最后进入了一片沙漠，他们是按着从东到西的方向在沙漠上 行进的。在一片广大的沙漠上行进了许多天之后，他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平原， 他们在平原上看到育树生长看。他们走到这些树跟前，看到有果子长在上面， 便动手采集这些果子。正当他们采集果子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些比普通人要 矮小的侏儒走过来，这些侏儒把他们捕获并给带走了。纳撒蒙人一点也不懂 他们的话，他们也一点也不懂纳撒蒙人的话；他们被领过了一片的沼泽地带， 最后到了一个城镇，那里的人都和带领他们的侏儒一样高，而肤色也是黑色 的。有一条大河流过这个城镇，流向是从西到日出的方向，河里面可以看到 鳄鱼。

    (33)现在我眈不再提阿蒙人埃敛阿尔科斯所说的故事了；我只是附带说 一下，根据库列涅人的说法，他曾宣称，纳撒蒙人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土， 而他们所到达的那个城镇的人们是一个以巫师为业的民族。至于流经他们的 城镇的那条河流，埃铁阿尔科斯猜想是尼罗河。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尼罗 河从利比亚流出，一直流经这块地方的中央，而据我猜想，从己经知道的来 推想不知道的，它是发源于和伊斯特河相同距离的地方。伊斯特河发源于凯 尔特人居往的地方和披列涅城附近，流经欧罗巴的中部并将其分为两部。凯 尔特人则居住在海拉克列斯柱之外，与居住在欧罗巴最西端的库涅西欧伊人 为邻，因此伊斯特河在最后流入黑海之前，曾贯流整个欧罗巴，它的河口地 方的伊司脱里亚则是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

    (34)既然这条河流过了有人居住的那些地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河道大体 是知道得清楚的。但是尼罗何的河源却无人能说出来，因为它所经过的利比 亚是一片杏无人迹的沙漠。关于这条河，我所作的叙述，是我尽全力所能探 索到的东西了。它是从埃及以外的地区流入埃及的。埃及大体上是对着奇里 启亚的山区的：一个轻装的旅人从那里可以在五天当中一直走到黑海上的西 诺佩。西诺佩位于与伊斯特河入海处相对的地方。因此，我的看法是，尼罗 河穿过整个利比亚的长度等于伊斯特河的长度，关于尼罗河，我所耍谈的就 是这些了。

    (35)但是，关于埃及本身，我打算说得详细些，因为浚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这样多的个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阿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 的巨大业植。因此在下面我要仔细谈一谈。不仅是那里的气候和世界其他各 地不同，河流的性质和其他任何河流的性质不同，而且居民的大部分风俗习 惯也和所有其他人的风俗习惯恰恰相反。他们上市堤买卖的都是妇女，男子 则坐在家里纺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织布时把纬线推到上面去，但埃及人 则拉到下面来。埃及的妇女用肩担东西，但男子则用头顶着东西。妇女小便 时站着，男子小便时却蹲着。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在外面的街上，但是大小 便却在自己的家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凡是不体面但是必须的事情应当在 秘密地来做，如果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则应当公开地来做。妇女不能担 任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但男子则可以担任男神或是女神的祭司。儿子除非 是出于自愿，他们没有扶养双亲的义务，但是女儿不管她们愿意不愿意，她 们是必复扶养双亲的。

    (36)在别的国家，诸神的祭司都是留着长头发的，但是在埃及，他们却 是剃发的。根据别的地方的风俗，为了对死者表示哀悼，死者的最亲近的人 都要剃发，但是在埃及，人们在别的时候剃发，而当他们有亲人死亡的时候， 他们反而任他们的须发长长。所有其他的人一生是和畜类分开过活的，但埃 及人却总是和畜类居住在一起。所有别的人们是以大麦和小麦做自己的食品 的，担埃及人认为用这样的办法维持生活是最不体面的事情，因为在那里， 他们借以为生的谷物是一种有人称之为宰阿的小麦。他们是用脚来和面的， 但是他们却用手和泥土，拿粪便。他们至少是世界上仅有的割除包皮的民族， 当然还要加上那些向他们学样的人。他们的每个勇子有两件衣服，而妇女则 只有一件。其他地方的人把帆的膝孔和帆脚索系在船的外侧、而埃及则是在 内侧。在写算的时候，希腊人是从左向右运笔，但埃及人则是从右向左运笔 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说，他们是向右，而希腊人是向左的。他们使用两 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做圣休文字，另一种叫做俗体文字。

    (37)他们比任何民族都远为相信宗教。他们有着这样的一些风俗：他们 用青铜盆饮水，这青铜盆他们每天都要磨洗干净：不是部分的人才这样做， 而是没有人能够例外。他们穿麻布的衣服，这种衣服他们经常特别注意洗得 干干净净。他们行割礼是为了干净；他们认为干净比体面更重要。祭司们每 隔两天就要把全身剃一遍，而当他们在执行奉祀诸神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 不允许虱子或其他不净之物沾到他们的身上的。祭司们的人服是麻制的，他 们的凉鞋是纸草做的。他们是不许穿其他材料制成的衣服或鞋子的。他们每 天在冷水里沐浴两次，每夜两次。在这之外，可以说、他们还要遵守成千上 万的教规。然而他们也享受不少的特惠。他们既不消耗他们自己的物品，也 不用花费自己的钱去买任何东西；每天他们都得到用谷物制作好的圣食，人 们还分配给他们丰富的牛肉和鹅肉以及一份葡萄酒。他们不能吃鱼，至于蚕 豆，则埃及人是不播种的，如果是天然长出来的，则不拘是生的还是煮熟的 埃及人都不吃；那些祭司甚至建看它一眼都不能忍受，因为在祭司们的心目 中，蚕豆乃是一种不净的豆类。每个神都有一样祭司，而不是一个祭司来奉 祀，这些祭司中固有一个人是祭司长。如果其中有谁死了的话，则这个人的 儿子就被任命代替他的职务。

    (38)他们认为牡牛是属于埃帕波司神的，因此他们用这样的办法来检验 牡牛：为了这个目的而任命一个祭司来进行愤查，看是否在这个牛身上有一 根黑毛，如果有的话，这头牲畜就是不净的了。这个祭司检查它的全身，先 是叫它站着，然后再叫它仰卧下来；在这之后，他又把牛的舌头拉出来，根 据我要在本书其他的地方谈到的那些规定的特征来看一看是净还是不净。他 还检查尾巴上的毛，看它是否自然成长的。如果这个牛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方 面都被宣布为洁净的话，祭司便把纸草卷到它的角上作为记号，把封泥抹到 上面，然后再用他自己的指环上的印鉴在上面捺印。在这之后，这头牡牛便 被他们领走了；凡是没有经过祭司这样鉴定的牛，如果用作牺牲的话，当事 人是要受到死刑的惩罚的。畜类的检查方式便是这样。下面我再说一说他们 的牺牲奉献式。

    (39)他们把他们捺了印的牲畜领到将用来奉献的祭坛那里去，点上了 火，然后把灌奠用酒洒在牺牲前面的祭坛上，并呼唤神的名字：然后他们便 割断它的咽喉，把它的头拾切了下来，进而更剥下它全身的皮。再后他们就 拿着它的头，在这上面念一通咒；如果有市场而那里又有一批希腊商人的话， 他们便把这头带到那里去立刻卖掉，如果在他们那里没有希腊人的话，他们 便把这头抛到河里去。他们对着头念一通咒是为了这个：如果奉献牺牲的人 们，或者整个埃及会遭到任何凶事的话，他们希望这凶事会转到牛头上面来。 对牺牲的头念咒以及用酒来灌奠，这些仪式对埃及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同样 用于各种各样的牺牲。由于这一习惯，埃及人是绝对不吃任何动物的头的。

    (40)至于为牺牲剖腹和烧烤牺牲的方法，对于每一种牺牲却是各不相同 了。我现在要说一下对于他们心目中最大的女神，也是用最隆重的节日来奉 祀的女神，所使用的方法。在剥了牡牛的皮之后，他们就祈祷；在祈祷完竿 之后，他们就把这头牛腹部内的一切全部取出，只把内脏和脂肪留在体内； 然后他们再切掉它的四条腿、臀部、肩部和颈部。他们做完了这一步以后， 便把牛的身体内部装满了洁净的(上供用)面包、蜂蜜、葡萄干、 无花果、乳香、没药以及其他香料。这样装满之后，他们便用火烧烤这头牛， 烧烤时并把大量的橄榄油浇到上面。在奉献牺牲之先，他们是断食的，而当 牺牲的身体被烧烤着的时候，他们捶胸哀悼，而随后，当他们捶胸哀悼完毕 的时候，便用牺牲的剩下的部分来举行宴会。

    (41)因此，所有的埃及人都是使用洁净的牡牛和牡牛犒来当作牺牲的。 但是，他们却不许用牝牛来当作牺牲，因为牝牛是伊西司的圣兽。这个女神 的神像的外形象是一个妇女，但是有牝牛的一对角，因而和希腊人想象中的 伊奥神一样。全体埃及入对于牝牛的尊崇，同样都是远远地超过其他任何畜 类。这一点便说明，为什么没有一个埃及当地的人，不拘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会和希腊人接吻，或是用希腊人的刀子、铁条、或锅，或是尝一下用希腊人 的刀子宰割的、洁净的牡牛的肉。在牛死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处理的：牝牛 是被投到河里去，牡牛则埋在城郊，但是把一只角或是两只角露在地面上以 为标记。等牛的身体腐烂而指定的时期到来时，从一个叫做普洛索披提斯的 岛那里来一只船，这只船依次到各个城市去收集牛骨。普洛索披提斯岛是三 角洲地带的一个岛(实际上是三角洲的一部分——译者)，周边有九司科伊诺 斯长。在普洛索披提斯岛上江有其他许多城市，派船未收集牛骨的那个城市 叫做阿塔尔倍奇斯。在那个城市里，有一座非常神圣的阿普洛狄铁神殿，许 多人从这个城市出发分别到别的各个城市去挖掘牛骨，然后他们把这些牛骨 带走并全部埋到一个地方去。对于其他家畜的埋葬，他们也是使用着和埋葬 牛相同的办法。对于这些家畜他们有同样的规定，因为他们也是不能屠杀这 些家畜的。

    (42)在本地有底比斯·宙斯的神殿或是住在底比斯诺姆的埃及人是不用 手摸绵羊，而只用山羊当作牺牲的。因为除了伊西司和他们说相当于狄奥尼 索斯的奥西里斯以外，全部埃及人并不都是崇拜同样的一些神的。恰恰相反， 那些有着孟迭司神神殿的人们，或是属于孟迭司诺姆的人们却不去触山羊， 而是用绵羊为牺牲。底比斯人以及在本身行动上模仿他们、也不用手摸羊的 人们，是这样地来解释这一风俗的起源的。他们说，海拉克列斯希望不管怎 么样都要看到宙斯，但是宙斯不愿意自己被他看到。结果，既然海拉克列斯 坚持请求，宙斯便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剥了一只牡羊的皮，而在他把它的头 割掉以后，便把它的头举在自己的前面，而身上则披着剥下来的羊皮。他便 在这样的伪装之下使海拉克列斯看到自己。因此，埃及人就拾宙斯神的神象 安上了一个牡羊的头，而这个做法又从埃及人传到阿蒙人那里去；阿蒙人是 埃及人与埃西欧匹亚人的移民，而他们所用的语言也是介乎埃及需与埃西欧 四亚语之间的。因此，在我看来，他们所以自称阿蒙人，是因为宙斯在埃及 人那里是叫做阿蒙。这就说明为什么底比斯人不把牡羊用来当作牺牲，而把 它们当作圣兽来看待。然而，在每年却有一天，即在宙斯的祭日里，他们只 宰杀一头牡羊，把它的皮剥去，把这皮来披到神像上面，就如同宙斯神曾自 己披上羊皮一样；然后，他们再把海拉克列斯的一座神像抬到宙斯神像的面 前来。当这一切做完以后，来到神殿这里的一切人便为这只牡羊捶胸哀悼， 然后便把它埋到圣墓里去。

    (43)关于海拉克列斯，我听说他乃是十二神之一。关于希腊人所知道的 另一个海拉克列斯，我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的。实际上，海拉克列斯 这个名字不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而勿宁说是希腊人，即把海杭克 列斯这个名字给予阿姆彼特利昂的儿子的那些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取得了 这个名字；这件事我其实是可以提出许多谕据来的，而在这些谕据当中，特 剔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海拉克列斯的双亲阿姆披特和昂和阿尔克美 涅都是出身于埃及的。而且埃及人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波赛东和狄奥斯科洛 伊的名字，并且不把他们列到他们的诸神中间去。但是，如果他们从希腊人 那里采用了任何神的名字，那未这些名字是最可能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而念念 不忘的；因为根据我的推测和判断，埃及人在当时是航海的，而一些希腊人 也是航海的，因而这些神的名字会比海拉克列斯的名字更可能为埃及人所 知。但埃及的侮拉克列斯是埃及人的一位古老的神。他们说，在阿玛西斯当 政时期之前一万七千年，便由八个神变成了十二个神，而这十二个神当中的 一位就是海拉克列斯。

    (44)而且，为了在这伴事情上，我可以不管从什么方面得到确切的知道， 我到腓尼基的推罗那里作了一次海上的旅行，因为我听说，在那里有很受尊 崇的一座海拉克列斯神殿。我拜访了这座神殿，并发现那里陈设着并多贵重 的奉纳品，其中有两根柱子，一根是纯金的，一根是缘柱石的，这是一根在 夜里放光的大柱子。在我和那里的祭司谈话时，我打听这座神殿修建了有多 久；由于他们的回答。我发现他们的说法也是和希腊人有所不同的。他们说 修建这座神殿时，也正是建城的时候，而这座城的建立则是两千三百年前的 事情了。我在推罗还看到另一座神殿，在那座神殿里供奉着以塔索斯为姓的 海拉克列斯。因此我又到塔索斯去，在那里我看到了海拉克列斯的一座神殿， 这座神殿是出海寻找欧罗已时在这个岛上殖民的僻尼基人修建的。他们做这 件事的时候比起阿姆彼特利昂的儿子生在希腊的时候还要早五代。我的这些 探讨很清楚地表明，海拉克列斯乃是一位十分古老的神。而我的意见则是： 修建和奉祁海拉克列斯的两座神殿的希腊人，他们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在 一座神殿里海拉克列斯是欧林波斯的神，人们把他当作不死之神而向他呈献 牺牲，但是在另一座神殿里，人们是把他当作一位死去的人间英雄来奉祀的。

    (45)希腊人谈过许多没有适当根据的话，在这些话当中，有下面关于海 拉克列斯的一段荒唐无稽的说法。他们说，当海拉克列斯到达埃及的时候， 当地的居民便给他的头上戴上一个花环，然后把他带到一个行列里面来，打 算把他当作牺牲献拾宙斯。在开头的一些时候，他一声不响地跟着走。但当 他们把他颁到祭坛前面而开始举行奉献牺牲的仪式的时候，他便施屡出他的 力量来自卫而把他们全都杀死了。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却证明希腊人完 全不知道埃及人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俗习惯。埃及人除去限于清净的豚、牡 牛和牡牛循以及鹅之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做牺牲的，怎么还能相信他们用 人来作牺牲呢？而且，单是海拉克列斯一个人又怎么能够象他们所说的，能 够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杀死成千上万的人呢？我说了这样多关于这件事情的 话，我想神或是英雄不会因此而感到不愉快罢！

    (46)上面我已经提到，埃及 人是不用公山羊或是母山羊作牺牲的。理由是这样：称为孟迭司人的埃及人 认为潘恩是十二神之先的八神之一。在埃及，国家和雕刻家所表现的潘恩神 和在希腊一样，这位神长着山羊的面孔和山羊的腿。但是他们不相信他就真 是这个样子或以为他与其他的神均有所不同，他们所以把他表现成这种形状 的理由我想还是不说为好。孟迭司人尊崇一切山羊，对牡山羊比对牝山羊更 加尊崇，特别是尊崇山羊的收入。有一只牡山羊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的牡山 羊都更要受到尊崇，当这只山羊死掉的时候，在整个孟迭司诺姆都规定要举 行大规模的哀悼。在埃及语里，公山羊和潘恩都叫做孟迭司。在我当时：在 这个诺姆里发生了一伴奇怪的事情，一个妇女和牡山羊公然性交。这件事是 大家都己经知道了的。

    (47)在埃及人的眼里，豚是一种不洁净的畜类。首先，如果一个埃及人 在走路时偶然触着了一只豚，他立刻就要赶到河边，穿看衣服跳到河里去。 第二，即使牧豚人是土著的埃及人，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牧豚人， 或是从牧豚人中间讨一个老婆，因而牧豚人不得不在他们中间相互结婚。他 们认为不应把豚作为牺牲献给任何神，只有对狄奥尼索斯和月亮是例外；他 们是在同时，同是在满月的时候向他们呈献作为牺牲的豚，随后便把这豚吃 掉了。埃及人自己也有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什么在这个祭典中用豚作牺牲而 在别的祭典中又非常憎恶它，这个理由我虽然知道的，但我觉得我是不适于 在这里说到它的。下面我要说一说他们怎样把豚当作牺牲奉献给月亮：牺牲 被屠宰之后，它的尾巴尖、脾脏和大网膜便被放到一起，并且用从牺牲的腹 部掏出来的全部脂肪盖起来，继而用火把它烧光。至于牺牲其他部分的肉， 他们便在奉献牺牲的当天吃掉。而那当天就是满月的一天：在其他的任何一 天，他们是连尝也不尝一下的。没有钱奉献活豚的穷人就用面捏一只豚，用 火烤之后再呈献给神。

    (48)对于狄奥尼索斯，则每个人都在这位神的祭日的前夜，奉献一只小 豚；这只小脉就在每个人自己的门口屠宰，然后把它交回给卖豚的牧豚人并 由他带走。在别的方面，狄奥尼索斯的这个祭日的庆祝是几乎和希腊人的狄 奥尼索斯的祭日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只是埃及人没有伴以合唱的舞蹈。他 们发明了另外一种东西来代替男性生殖器，这是大约有一佩巨斯高的人像， 这个人像在小绳的操纵下可以活动，它给妇女们带着到各个村庄去转。这些 人像的男性生殖器，和人像本身差不多大小，也会动。一个吹笛的人走在前 面，妇女们在后面跟着，嘴里唱着狄奥尼索斯神的赞美诗。至于为什么人际 的生殖器部分那样大，为什么又只有那一部分动，他们是有宗教上的理由的。

    (49)然而，我以为，阿米铁昂的儿子美拉姆波司是不会不知道这个仪式 的，而且我以为，他勿宁可以说是很精通这个仪式的。美拉姆波司就是把狄 奥尼索斯的名字，他的崇拜仪式以及带着男性生殖器的行列介绍给希腊人的 人。然而，我并不是确切地说他什么全都懂得，因此他还不能毫无遗漏地把 一切教仪介绍处来，不过从他那时以来，许多智者却已经把他的教仪补充得 更加完善了。但无论如何希腊人是从他那里学会在奉祀狄奥尼索斯时，举办 带者男性生殖器的游行行列的，而他们现在所做的事也是他教给的。因此， 我认为，智慧的并且懂得预言术的美拉姆波司，既然由于他在埃及得到的卉 多知识之外还精通狄奥尼索斯的祭仪，他便把它加以少许的改变而介绍到希 腊来；当然，同时他一定还介绍了其他事物。因为我不能同意，认为希腊的 狄奥尼索斯祭和埃及的同样祭典之十分近似，这只是一种偶合；如果是那样 的话，希腊的祭仪便一定是希腊性质的，也不会是最近才给介绍过来的了。 我还不能同意，这些风俗习惯或任何其他的事物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学来 的。我自己的看法是美拉姆波司主要地是从推罗入卡得莫斯以及从卡得莫斯 自排尼基带到现在称为贝奥提亚的地方来的那些人们那里学到了有关狄奥尼 索斯祭典的事情。

    (50)可以说，几乎所有神的名字都是从埃及傅人希腊的。我的研究证明， 它们完全是起源于异邦人那里的，而我个人的意见则是，较大的一部分则是 起源于埃及的。除去我前面所提到的波赛东和狄奥司科洛伊，以及希拉、希 司提亚、铁米斯、卡利铁司和涅列伊戴斯这些名字之外，其他的神名都是在 极古老的时候便为埃及人所知悉了。我这样讲，是有埃及人自己说的话为依 据的。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名字的那些神，我以为除去波赛东之外，都是希腊 人从佩拉司吉人那里才知道了名字的。至于波赛东这个名字，则他们是从利 比亚人那里知道的。在古代的一切足族当中，只有利比亚人一直在崇奉这个 神，而已也只有这个民族从一开头便有这样一个名字的神。埃及人在宗教上 是不崇奉英雄的。

    (51)这些风俗习惯以及我就要介绍的其他风俗习惯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 那里学来的。但是海尔美士的那些猥亵的神像却不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 这种神像的制作是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来的，而在希腊人当中，第一个学到 的是雅典人，雅典人又把它教给其他希腊人。因为当佩拉司吉人来和雅典人 住在一起的时候，雅典人已经被算作是希腊人了，因此他们也开始被认为是 希腊人。萨摩特拉开人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到了卡只洛伊的仪式而到现在还 实行着这种仪式，任何人如果被传授以这种仪式，他便会懂得我的意思。萨 摩特拉开以前是由到雅典人这里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的佩拉司吉人住着的，萨 摩特拉开人就是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仪式的。因此，雅典人便第一个制作了海 尔美士的温亵神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佩拉司吉人教了他们。佩拉司吉人关 于这件事曾讲过一个神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萨摩特拉开的秘仪中是曾经加 以说明的。

    (52)在先前的时候，佩拉司吉人呈献牺牲时向神呼号，但是他们并不呼 叫任何一位神的名字；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我知道这伴事、 是因为在多辉那有人告诉过我。他们称它们为神，因为一切事物和这些事物 的适当分配都是由它们来安排的。然而。在一个长时期以后，他们从埃及学 到了首先是其他诸神的名字，又过了很久，才学到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于 是他们立刻到多铎那的神托所去请示关于神的名字的事情。因为这个神托所 被认为是希腊最古老的一个神托所，而在那时也是唯一的神托所。当佩拉司 吉人那时在多铎那请示，他们应否采纳从外国传来的名字时，神托命令他们 采纳这些名字。从那时起，他们便在他们奉献牺牲时使用这些神的名字；后 来希腊人叉从佩拉司吉人那里学到了这些名字。

    (53)然而，从什么地方每一个神产生出来，或者是不是它们都一直存在 着，他们的外形是怎样的，这一切可以说，是希腊人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 因为我认为，赫西奥德与荷马的时代比之我的时代不会早位四百年；是他们 把诸神的家世教给希腊人，把它们的一些名字、尊荣和技艺教拾所有的人并 且说出了它们的外形。然而据说比赫西奥德与荷马更老的那些诗人，在我看 来，反而是生得比较晚的。上述这一切当中开头的部分是多铎那的女祭司们 讲的；关于赫西奥德的、后面的部分则是我自己说的。

    (54)但是，关于希腊的神托以及利比亚的神托，这都是埃及人讲的。底 比斯的宙斯神的祭司们舍诉我诅，徘尼基人曾从底比斯带走了两个女祭司： 他们说他们后来打听到，其中的一个人被带走并且给卖到利比亚去了，另一 个人则被卖到希腊去了。他们说，这两个妇女在上述两地第一次建立了神托 所。当我问他们，他们可以知道得这样确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他们当地 的人曾到处用心寻找这两个妇女，却根本未能找到她们，但是后来才听到他 们现在告诉给我的这个故事。

    (55)以上是我从底比斯的祭司们那里听来的：下面则是我从多铎那的巫 女们那里听来的：这是说，两只黑鸽子从底比斯飞到了埃及，一只到利比亚， 一只到多铎那；后面的一只落到一株懈树上，口出人言，说那里必须设立一 座宙斯神的神托所：多铎那的居民知道这乃是神的意旨，于是他们便建立了 一座宣示神托的神殿。他们说，到利比亚来的那只鸽子命令利比亚人建立阿 蒙神的一座神托所；这也是奉祀宙斯神的。这便是多铎那的女祭司们所说的 故事。 在这些女祭司当中，最年长的是普洛美涅亚，其次是提玛列捷，最年轻 的是尼坎德拉；多铎那神殿的其他执事也对此深信不疑。

    (56)但是对于这件事，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腓尼墓人真地带走了 巫女并且把她们一个卖到利比亚，一个卖到希腊去的话，那未，我想，现在 称为希腊，但以前称为佩拉司吉亚的地方，即后面的一个巫女被出卖的地方， 就是铁斯普洛提亚(铁斯普洛托伊人居住的地方)了；而且她在那里被奴役之 后，她立刻便在那里长着的槲树下修造了一座宙斯的神殿。因为她既然在底 比斯是宙斯神殿的一名侍女，她应该记得她的故士的那座神殿，这是理所当 然的事情。在这之后，等他通晓了希腊语的时候，他便传授神托的法术；她 说她的姊妹被同样也卖了她的腓尼基人卖到利比亚去了。

    (57)我认为多铎那的人们是把这些妇女称为鸽子的，因为她们说外国 话，于是当地的人们便认为这种话和鸟叫一样了；然而不久妇女便说出了他 们可以懂得的话，这便说明了何以他们说鸽子讲出了人言；只要她用她的外 国语讲话，他们就认为她的声音象是一只晨的声音。要知道，鸽子怎么能讲 人话呢？故事中所以说鸽子是黑的，这意思是说，妇女是埃及人。埃及的底 比斯和多铎那的神托方式是相似的；而且从牺牲来进行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 及学来的。

    (58)埃及人又好象是第一个举行祭日时的庄严的集会、游行行列和法事 的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这一切事物，我认为这是有根据的，因为 埃及的仪式显然是非常古老的，而希腊的仪式则是不久之前才开始有的。

    (59)埃及人在一年中间不是举行一衣隆重的集会，而是好几次隆重的集 会。在这些集会当中，最主要的同时也是举行得最热心的是布巴斯提斯市的 阿尔铁米司祭。在重要性方面，次于阿尔铁米司祭的是布希里斯举行的伊西 司祭。布希里斯城位于埃及三角洲的中央。在那里有伊西司神的一座最为巨 大的神殿，伊西司在希腊语中是叫做戴美特尔。在撒伊司举行的雅典娜祭是 第三个最大的祭日；第四是黑里欧波里斯的太阳祭，第五是布头的列托祭， 第六是帕普雷米斯市的阿列斯祭。

    (60)人们到布已斯提斯市去集会时，经过的情况是这样：男子和妇女都 在一起循水路前来，每只船上都乘坐着许多人，一些妇女打着手里的响板， 一些男子则在全部的行程中吹奏着笛子。其他的旅客，不分男女，则都唱歌 和鼓掌。当他们在往布巴斯提斯的途中到临河的两岸之上的任何市镇时，他 们都使船靠岸；于是一些妇女继续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做，一些妇女高声向 那个市镇的妇女开玩笑，一些妇女跳舞，再有一些妇女站起来撩起衣服来露 出自己的身体。在他们这样地行过了全程的水路以后，他们便到了布已斯提 斯：在那里他们用丰富的牺牲来庆祝祭日。在这一个祭日里听消耗的酒比一 年剩下的全部时期所消耗的酒坯要多：参加祭日的人，单是计算成年男女， 不把小孩针算在内，根据当地人的说法，便有七十万人。

    (61)这便是他们在那里的行事。至于布希里斯城的伊西司祭的仪式，我 已经说过了。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全体男女群众在牺牲式结束后捶胸哀悼。 至于他们所哀悼的是谁，由于在宗教上害怕犯不敬之罪，我就不提了。住在 埃及的卡里亚人在这个日子里做得比他们还要过火，这些卡里亚人甚至用小 刀把自己的前额割伤。由于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使人知道，他们乃是异邦人， 而不是埃及人。

    (62)一个夜晚，当他们在撒伊司集会奉献牺牲时，那里所有的居民郡在 自己家周边的户外点上许多油灯。他们所用的油灯是满盛看油与盐的混合物 的一种碟状器皿，灯心就浮在那上面。这些油灯整夜都点看，因此这个祭日 就称为灯祭。那些不参加祭典的埃及人，在祭日的那天夜里，也要和其他的 人一样地小心守夜，不叫油灯熄灭。点灯不限于撒伊司一城，而是遍及于全 埃及。有一段圣话可以说明为什么要特别奉祀这一夜，为什么在这一夜里要 点油灯。

    (63)在黑里欧波里斯和布头，他们到那里去集会只是为了奉献牺牲：但 是在帕普雷美斯，则除了和别的地方同样地窄献牺牲和同样地执笔仪式之 外，人们还有下面的一种风俗。即当太阳下落的时候。 只有几个祭司留下继续照管着神像，大部分的祭司则在手里拿着木棍， 站在神殿入口的地方。站在这些人对面的又有一千多人，他们和另外那些人 一样地拿着木棍并在那里发愿。原来保存在一个包着金箔的小木祠里面的神 像，在祭日的前一夭，便从一座神殿搬到另一个圣堂去。还负责照料神像的 少数祭司把神像和那个小木祠一起放到一只四轮车上拖着。守在神殿门口的 另外那些祭司不许它进去。于是发愿的那些人便走向前来站在神的一方面进 行争执，他们向守门的人动武，这必然会受到抵抗。结果就发生了以木棍为 武器的猛烈械斗，双方都有被打破了脑袋的，而且我相信，许多人会因伤殒 命。虽然，埃及人说，在械斗中没有死过一个人。至于这个祭日是如何起源 的，当地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说法。他们说，阿列斯的母亲过去曾住在这个 神殿里；阿列斯并不是在自己母亲的跟前养大的，但是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却 想会见他的母亲。不过在他来的时候，由于侍者先前从来没有见过他而拒绝 了他，结果没有使他进去。于是阿列斯便到另一个市镇去，纠合了一批人， 借着这些人的帮助严惩了侍卫而得以进去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他们说， 在这个祭日里便有了举行一堤木棍斗争以奉祀阿列斯的风俗。

    (64)此外，埃及人又第一个在宗教上作出规定，在神殿的区域内不得与妇人交媾，而在交媾后如不沐浴，也不得进入神殴的区域之内。几乎所有其 他民族，除去希腊人和埃及人之外，在这伴事上的做法都不大经心，他们认 为在这件事上人和兽类一样不受任何的约束。他们说，人们可以看到鲁种兽 类和鸟类在神殿和圣域之内支配，而如果神不喜欢它们这样做的话，这样的 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便是他们为这一行动辩护的理由，但我本人是不能 同意这一理由的。

    (65)埃及人在这一方面，和他们在关于神圣仪式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 是特别小心地注意不破坏神殿的宗教习惯的。 埃及虽然和利比亚接壤，但不是一个有很多野兽的地方。这个国家里所 有的一切鲁类，不管是家畜还是其他，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如果我要解释一 下为什上它们耍作为圣兽奉献给神的话，那我就势必要讲到宗教上的事情， 而这却是我特别不愿意谈到的。到现在为止，我约略涉及的有关鲁点都纯乎 是出于不得已我才加以介绍的。下面我再谈一下他们对待动物的习惯。每一 种动物都指定一些看守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的任务就是喂养它们。这个 职务是父子相传的。各各城市的居民在他们对任何一个神发愿的时候，他们 都要向属于这个神的动物奉献一些东西，方式是这样：在他们发愿之后，他 们便抬自己的孩子剃发，或是全剃、或是剃一半、或是剃三分之一，然后把 这头发放在秤上来称量以便确定同样分量的银子。不管头发的重量多少，都 要把同等分量的银子交拾这些动物的女管理人，女管理人便切下相当银子的 价值那样多数量的鱼来喂它，因为这鱼就是用来喂它们的食物。如果一个人 杀死了一只圣兽，如果他是故意的，他便要被处以死刑，如果是误杀。那他 便要付出祭司规定的任何数量的罚金。如果有谁杀死了朱鹭或鹰，则不管是 故意还是误杀，一律须处以死刑。

    (66)埃及家畜的数目非常大，如果不是由于在猫的身上发生了这样的事 情，那数目就还要大。原来在母猫生小猫的时候，它们便不再和公猫住在一 起，但是公猫想和母猫住到一处而又得不到母猫的同意，于是它们便想出一 种办法来，这就是从母猫那里把小猫偷了出来杀死，但是不吃掉它们；母猫 既然失去了小猫，便想再把小猫补上，因此它们就愿意与公猫同居了，因为 它们是特别喜欢有小猫的。在埃及，每当起大的时候，在猫身上便有非常奇 妙的事情发生了。居民们不去管火在那里大烧特烧，而是一个离一个不远地 圜立在火场的四周注意着猫，但是猫却穿过人们中间或是跳过人们一直投到 火里去。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埃及人便要举行盛大的哀悼。如果在普通 家庭中，一只猫自然地死去的话，则这一家所有家里的人都要把眉毛剃去， 如果死的是一条狗，他们就要剃头和全身。

    (67)死猫都要送到布已斯提斯城的灵庙去，在那里制成木乃伊，而后埋 葬起来。狗是各自埋葬在原来城市的圣墓里。埋葬猫鼬的情况也和狗一样。 但是，鹰和野鼠却要送到布头城去埋葬，朱鹭则要送到海尔摩波里斯去。在 埃及罕见的熊以及比狐狸稍大的狼都是被发现在什么地方死掉就在当地埋葬 的。

    (68)鳄鱼是怎样一种动物呢？它是这样的：在冬天的四个月里，它什么 都不吃；它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兽。母鳄在岸上产卵和孵化，它们一天当中大 部分是生活在于地上，但是在夜里它们便退回河中，因为河里的水是比夜中 的空气和露水温暖的。在我们所知道的动物当中，这是仅有的一种能够从最 小的东西长成最大的东西的动物。因为鳄鱼卵只比鹅卵大不了许多，而小鳄 鱼卵的大小也相仿佛。可是当它长成之后，这个动物可以有十七佩巨斯长或 者更长。它的眼和猪的眼相似，它有和它的身体大小相适应的巨大的牙齿和 尘齿。它和所有其他的动物不同，它没有舌头。它的下颚不能动，在这一点 上它也是非常奇特的，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上颚动而下颚不动的动物。它还 有强大有力的爪，背上有非常坚硬的穿不透的鳞皮。它在水里看不见东面， 但是在陆地上它的目光是很锐利的。既然它住在水里，因此在它的口腔里满 都是水蛭。所有的鸟兽看到它都会逃避，但是它却和一种叫做特洛奇洛斯的 小鸟和平相处，因为这种小鸟可以给它做事情。原来每当鳄鱼从水里到岸上 来的时候，它习惯于张开大嘴躺在那里(多半是向着西风张着)，在这个时候， 称为特洛奇洛斯的小鸟便到它的嘴里去啄食水蛭。鳄鱼喜欢小鸟对它的恩 惠，因此它便注意不去伤害这种小鸟。

    (69)有一些埃及人把鳄鱼看成是圣兽，但另一些埃及人则把它看成是敌 人。住在底比斯附近的人们和在莫伊利斯湖周边居住的人们特别尊敬鳄鱼。 在上述的每个地方，他们每人都特别养一只鳄鱼，训练它、耍它听使唤。他 们把溶化的石头(指玻璃)或是黄金的耳环给鳄鱼带在耳朵上 面，把脚环套在它的前脚上面，每天给它一定数量的食物和一些活的东西； 他们在它活看的时候尽最大的可能好好看待它，并在它死后把它制成木乃 伊，然后埋到圣墓里面去。但另一方面，埃烈旁提涅市一带的人们却根本不 把鳄鱼看成是圣兽，他们甚至以鳄鱼为食。在埃及语中，人们不称它们为鳄 鱼，而称之为卡姆普撒。伊奥尼亚人称它们为鳄鱼(希腊语原音是克罗科狄洛 斯)，是因为它的形状和出没在伊奥尼亚壁上并且被称为克罗科伙洛 斯的蜥蜴相似之故。

    (70)捉鳄鱼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我现在只来谈在我看来是值得叙述的 那一种。把一块猪脊骨肉放在钩上作饵并且让这块肉飘浮在河的中流，但这 时猎人自己却在岸上带看一口活小猪，并打这口猪。鳄鱼听见猪叫就顺着叫 声赶来，它碰到这块猪脊骨肉便把它吞了下去。这时岸上的人们便拉钓绳。 当他们把鳄鱼拉到岸上来的时候，猎人们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用泥糊上它 的眼睛。这件事做到之后，这个猎获物便很容易控制了，否则的话，要控制 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71)在帕普雷米斯诺姆，河马是一种圣兽，但在埃及的其他地方则不是 这样。它的形状是这样：它有四条腿，有象牡牛那样的双蹄，扁平的鼻子。 它的鬃毛与尾巴和马一样，有向外突出的于齿，叫的声音也和马嘶一样。在 大小上，它和最大的牛相同。它的皮肤是如此地粗厚，而在干燥之后可以制 造投枪的柄。

    (72)在尼罗河里也有水獭，水獭也被埃及人认为是神圣的。在鱼类中， 只有两种是被祝为神圣的。它们是被称为列披多托斯的一种负和鳗鱼。这两 种鱼以及禽类当中的鸭，都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圣物。

    (73)他们还有一种称为波伊尼克斯的圣息，这种鸟我本人除了在图画上 以外，从来没有看见过。甚至在埃及，这诚然都是一种十分罕见的动物；而 根据黑里欧波里斯人的说法，只有每隔五百年，当它的父鸟死的时候，它才 到这里来一次。如果这种鸟和图上听画的一样的话，则它的大小和形状便是 这样：它的羽毛大部分是红的，部分是金色的，而它的输廓和大小几乎和鹰 完全一样。埃及人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鸟做些什么事情，但这个故事在 我看来是不可信的。他们说，它是从阿拉伯带看全身敷着没药的父鸟来的。 它把父鸟带到太阳神的神殿，并在那里埋葬了父鸟。他们说，为了带着这个 父鸟，它首先用没药做一个它可以带得动的卵并把它带起来以便试一试它是 否经得住这样的份量，然后它把这个卵掏空，把它的父鸟放进去，再把卵中 空隙的地方用没药塞满。于是这个卵便又和起初的重量完全相同了。在这样 地包裹完毕以后，它便把这个父鸟带到埃及，并把它安放在太阳神神殿里。 这便是他们所传说的、关于这个鸟的所做所为的故事。

    (74)在底比斯的附近，有对人完全无害的圣蛇。它们都是很小的，头顶 上还长春两只角。在这些蛇死掉的时候，它们被埋葬在宙斯神的神殿里，因 为这些蛇据说都是宙斯神的圣兽。

    (75)我曾有一次到阿拉伯的几乎对着布头城的一个地方，去打听关于带 翼的蛇的事情。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不可胜数的蛇骨和脊椎：脊 椎有许多堆，有些大，有些小，有些则更要小。蛇骨散在之地在山间狭窄山 路的进入平原的入口处，峡谷开向和埃及的大平原相连接的一片广阔的平 原。故事说，春天到来的时候，翼蛇便从阿拉伯飞到埃及来，但是在这个峡 谷的地方遇到一种称为伊比斯的鸟，这种鸟禁止它们进入峡谷井把它们全部 杀死。阿拉伯人说埃及人由于伊比斯鸟所做的事情而对之非常崇敬，埃及人 也承认，他们是为了这个理由而尊敬这种鸟的。

    (76)伊比斯鸟的样子是这样。它全身漆黑，两只腿和仙鹤的腿相似。它 的喙部弯曲的很厉害而它的大小大约和秧鷄相等。这便是与翼蛇作战的伊比 斯鸟的外形。 (伊比斯鸟确实是育两种的)，而人们比较习见的一种，头部和颈部是没 有羽毛的；它们的毛色是白色的，除了头、颈、翅膀尖端和尾已之外(这些部 分全是漆黑的)；鸟的腿和嗓和其他伊比斯鸟的相似。翼蛇的样子和水蛇一 样。它的两翼上没有羽毛，而是很象蝙蝠的两翼。关于圣兽这个题目的话、 我就讲到这里了。

    (77)至于埃及人本身，应当说，居住在农业地区的那些人在全人类当中 是最用心保存过去的记忆的人，而在我所请教的人们当中，也从来没有人有 这样多的历史知道。现在我要说一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每一个月里，他们 连续三天服用泻剂，他们是用呕吐和灌肠的办法来达到保健的目的的。因为 他们相信，人之所以得病，全是从他们所吃的东西而引起的。甚至如果没有 这个办法，埃及人也是世界上仅次于利比亚人的最健康的人。我以为它的理 由是，那里一年四季的气候都是一样的；因为变化，特别是季节的变化，乃 是人类致病的重大原因。他们吃面包，他们用一种小麦制造他们称为库列斯 提斯的一块块的面包。在酒类方面，他们饮用一种大麦酒；因为他们国内是 没有葡萄的。他们吃生鱼：或是太阳晒干的鱼，或是盐水醃起来的鱼。鹌鹑、 鸭子和小禽类都是醃了生吃的，所有其他各种禽类以及鱼类，除去埃及人认 为是圣物的以外，则都是烤了或是煮了之后才吃的。

    (78)在富人的筵席上，进餐完毕之后，便有一个人带上一个模型来，这 是一具涂得和刻得和原物十分相似的棺木和尸首，大构有一佩巨斯或两佩巨 斯长。他把这个东西给赴宴的每一个人看，说：“饮酒作乐吧，不然就请看 一看这个；你死了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啊”。这就是他们在大张饮宴时的风 俗。

    (79)他们遵守着他们的父祖的风习，并且不在这上面增加任何其他的东 西。在他们其他值得一记的风俗习惯当中，还有这样一个：他们有一支歌， 这就是在腓尼基、赛浦路斯以及其他地方所唱的里带司歌。每个足族对这个 里藉司歌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但这就是希腊人唱的并称之为里诺司的同样 的那一支歌。但埃及人从哪里得到这个名字，在我看来是埃及的许多奇怪的 事情之一。他们显然是从太古以来便唱这大歌的；在埃及语中，相当于里诺 司这个名字的是玛涅洛司（可能自 ma-n-hra（意为“回到我们这里来罢”）这个叠句而来）。埃及人舍诉我说，玛涅洛司是他们第一个国王的 独生子，他夭折了，因此埃及人便为他唱这首挽歌向他致敬；他们说，这是 他们最早的，也是他们仅有的一首歌。

    (80)还有一种风俗，在希腊人当中只有拉凯戴孟人和埃及人同样地有这 种风俗。年轻人遇到年长的人时，要避到一旁让路，而当年长的人走近时， 他们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他们还有另一种希腊任何地方都不如道的习 惯，那就是路上的行人相互不打召呼，只是把手伸到膝头的地方作为行礼。

    (81)他们穿着一种麻布的内衣，内衣的边垂在腿部的四周，这种内衣他 们称为卡拉西里司：内衣上则罩着白色的羊毛外衣。但是毛织品不能带人神 殿或是与人一同埋葬。他俩是禁止这样做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是遵从着与 欧尔培鸟司教和巴科司教的教仪相同的规定，但这规定实陈上是埃及的和毕 达哥拉斯的；因为凡是被传授以这些教仪的人，都不能穿看羊毛的衣服下葬。 关于这件事，是有一个宗教上的传说的。

    (82)我再来谈一下埃及人的其他发明。他们把每一个月和每一天都分配给一位神；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他的命运如何，一生结 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这一点拾作诗的希腊人提供了材料。他们给他们自己所提出的征兆，比所有其他民族加到一起的还要多：当一件有征兆的事情 发生了，他们便注意到它所引起的后果并把它记载下来；如果同类的事情又 发生了，他们便认为会发生相类似的后果。

    (83)至于他们的预言术，那是儿个神的事情，而决不是任何凡人的事情； 在那里，有海拉克列斯、阿波罗、雅典娜、阿尔铁米司、阿列斯和宙斯的神 托所，而最受尊崇的则是布头城的列托的神托所。尽管如此，他们仍有备种 各样的占卜术，而不单单是一种。

    (84)在他们那里，医术的分工是很细的，每一个医生只治一种病，不治 更多种的病。国内的医生是非常多的，有治眼的，有治头的，有治牙的：有 治肚子的，江有治各种隐疾的。

    (85)下面我再说一说他们哀悼和埋葬死者的方法。任何时候当家中死了 一个有名的人物的时候，则家中所有的妇女便用泥士涂抹她们的面部或是头 部。随后，她们便和亲族中的一切妇女离开家中的尸体，到城中的各处巡行 哀悼，她们的外文束上带子，但胸部则要裸露出来。另一方面，男子也要在 那里捶胸哀悼，衣服也同样要束上带子。等这一点做完之后，他们便把死者 的遣体送去作木乃伊。

    (86)有一些人是专门做这伴事情的，他们有这一行的专门的手艺。当一 个尸体遂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就把涂画得逼真的木制尸体模型拿给 送尸休的人们看。他们说，有一种最高明的制作木乃伊的手艺，掌握它的人 的名字在谈到这类问题时，我是因禁忌而不能讲出来的。他们提到的第二个 办法不如第一个完美，价钱也比较便宜，第三个办法则最便宜。他们拾人看 过这些之后，就问尸主他们希望用什么办法处理尸休。尸主和他把价钱谈妥 之后就走开，而留在那里的工人们便动手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如果他们使用 最完美的办法来加工的话，他们首先从鼻孔中用铁钩掏出一部分的脑子并且 把一些药料注到脑子里去清洗其他部分。然后，他们用埃西欧匹亚石制成的 锐利的刀，在侧腹上切一个口子，把内脏完全取出来，把腹部弄干净，用椰 子酒和捣碎的香料加以冲刷，然后再用捣碎的纯粹没药、桂皮以及乳香以外 的其他香料填到里面去，再照原来的样子缝好。这一步做完了之后，这个尸 体便在硝石当中放置七十日。超过了这个时间是不许可的。到七十天位去的 时候，他们便洗这个尸体，并把尸体从头到脚用细麻布的绷带包裹起来，外 面再涂上通常在埃及代替普通胶水使用的树胶，这之后尸体便这个样子送回 给他的亲属，亲属得到这个尸体，便把它放到特制的人形木盒子里去。他们 把木盒子关上，便把它保管在墓室里，靠墙直放着。

    (87)这便是费用最贵的那一种调理尸体的方法。如果人们不愿意化费太 多，而选择第二种，邱中等办法的话，那未便是这样的：制作木乃伊的人先 把注射器装满杉树制造的油，然后把它注射到尸体的腹部去，既不切开尸体， 也不掏出脏腑。注射是从肛门进去的，但注射后肛门便被堵上以防流出。然 后在规定的日子中间放在硝石里，而到了规定的日期，他们就叫杉树油再流 出来。正是由于杉树油的作用的关系，整个内脏和肠子都被溶化而变成了液 体。这时硝石已经分解了肌肉，因而这个尸体剩下的便只有皮和骨了。尸体 便这样地归还给死者的亲属，再也不加什么工了。

    (88)再穷一些的人是用第三种办法来制作木乃伊的。这种方法就是把腹 部用泻剂清洗一下，然后把尸体放到硝石里浸七十日，再把它交给尸体的亲 属带回去。

    (89)有身分的人物的夫人以及非常美丽的和尊贵的妇女，在她们死后并 不是立刻送到制作木乃伊的人那里去，而是在她们死后三、四天再送到他们 那里去。这样做的原因是防止木乃伊工匠和她们的尸体交配。据说有一次一 个工匠被发现污辱了一个新死的妇女，因而被他们同行的工匠揭发了。

    (90)不管是一个埃及人，还是一个外国人，只要他是被鳄角拉去咬死或 是淹在河里而丧命的，则这个人被发现的地方的附近城市的居民，必须把他 制成木乃伊并用尽可能隆重的礼节把它葬入圣墓。不许任何人模这个尸体， 甚至死者的朋友或亲属也不行，只有尼罗河的祭司才能够用手摸这个尸体。 祭司们亲自料理这个人的丧事并埋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尸体是属于超人 的。

    (91)埃及人避免采用希腊人的风俗习惯，而一般说来，也就是避免采用 任何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可是，虽然其他埃及人都很小心地遵守这一点， 但是在底比斯诺姆涅阿波里司附近的一个大城市凯姆米司地方、有一座奉祀 达纳耶的儿子培尔赛欧斯的方形神殿，神殴的四周满长着椰子树。这座神殿 的前面的石造的柱廊是非常宏大的；有两座巨大的石像立在那里。在它的境 内有一座圣堂，圣堂里有培尔赛欧斯的神像。根据凯姆米司人的说法，培尔 赛欧斯常常在他们面前显现、有时在他们的土地上，有时在这个神殿里。人 们还找到他穿的鞋子，足有二佩巨斯长。自从这只鞋破发现，全埃及便大为 繁荣起来了。这便是他们的说法。在奉祀培尔赛欧斯的时候，他们使用了希 腊的仪式，这就是说，为他举办包括各种比赛在内的运动会。会上以家畜、 外灰和皮革为奖品。我曾问仗凯姆米司人，为什么培尔赛欧斯只是对他们显 现，而不在埃及的其他地方，为什么他们在举行运动会这一点上面，与其他 埃及人不同。他们回答说，培尔赛欧斯是出身于他们的城市的。渡海到希腊 去的达纳乌司和律安凯鸟斯便是凯姆米司人，而培尔赛欧斯据说便是他们一 系下傅的后裔。在回溯家系的时候，他们还谈到，当培尔赛欧斯为了也是希 腊人所说的理由，即从利比亚带着戈尔罔的头，而来到埃及的时候，他怎样 到凯姆米司拜访了他们并承认他们是他的亲属，他怎样在他到达埃及之前便 从他的母亲那里听到了他们的城市的名字。他们说这是根据他的命令，他们 才为他举办了运动会的。

    (92)以上所述，都是居住在沼泽地带上方的埃及人的风俗习惯，沼泽地 带的居民，他们的风俗习惯，不拘是在其他各方面，还是在象在希腊那样每 一个人只有一个妻子这一方面，都是和其他埃及人相同的。但是为了使食物 的费用节省一些，沼泽地带的居民想出了这样的一些办法。当尼罗河上涨， 而河水湮没了两岸平原的时候，在平原的水中生长大量的埃及人称为罗托斯 的百合，他们把这种百合采下来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他们便从百合的中央 取出象是罂粟那样的东西捣碎并用它们做成面包。这种罗托斯的根也可以 吃，它有一种甜美的味道；它是圆形的，大小和苹果差不多。河里另生长着 一种百合，这种百合和蔷薇相似。它的果实长在从根部抽出的另一株茎上的 花萼当中，外形几乎完全和蜂巢相似。它里面有许多和橄榄核大小差不多的 种子，这些种子生吃或是晒干了吃都可以。每年在沼泽里生长的纸草都给他 们拔出来，把它的上部割掉作为其他的各项用途，下面剩下的大约一佩巨斯 长的部分则吃掉或是卖掉。凡是想享受一下纸草的最好的美味的人，就把它 放到烧缸了的瓦罐里去烘一下再吃。但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完全以鱼类为活 的。他们捉到角，并把它们的脏腑取出米之后，便把他们放在太阳下晒干， 然后干着把它们作为食物。

    (93)群居性的鱼并不是常常在河里生产的，它们都养在湖里，养育的情 况是这样：当它们要产卵的时候，它们便成群地游到海里去，雄性的鱼领在 前面，放出它们的精子，雌性的则跟在后面把这些精子吞下去，这样便受精 了。当雌性的鱼在海里面受胎的时候，所有的鱼便游回自己的老家：但这一 次领先的是雌性的鱼而不是雄性的鱼了，它们成群地游在前面，并且象雄性 的鱼那样地，一点一点地 放出它们那象小米那样的一些卵来，而跟在后面的 雄性的鱼便吞食了这些卵。这些小米状的东西或卵，就是鱼。鱼就是从没有 被吞食的那些留下来的卵成长起来的。那些在游向海中时被捉住的鱼，在它 们的头部的左方有伤痕，在从海中游回时被捉住的鱼，则在它们的头部的右 方有伤痕。所以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是因为它们向海的方面游去时，它们紧 挨着左岸，而在游回的时候，仍旧紧挨着原岸，尽量地挨着它、触着它；而 我想这是它们害怕水流会把它们冲出它们的道路的椽故。当尼罗河开始上淡 的时候，在河流附近低洼的和沼泽的地带首先开始积满了水，这是从河里缓 缓流出的水，而在这些地方涨满了水的时候，它们里面立刻就满都是小鱼了。 它们可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想我是可以猜到的。当尼罗河河水下落的时 候，鱼便在它们随着最后的水离舟之前产卵在泥里：而时间转回来的时候， 第二年的河水又汜濫了，从这些鱼卵里立刻便生出鱼来。因此，关于鱼的事 情讲到这里也就够了。

    (94)在沼泽地带周边居住的埃及人使用一种从蓖麻子制造的油，他们称 这种蓖麻子为奇奇。他们在河岸与湖岸上播种这种植物；在希腊，这种植物 是野生的；埃及种的蓖麻结子很多，但是气味很不好闻，人们把这种蓖麻子 收集起来，或是捣碎和压榨，或是在焙过之后再煮，而把从里面流出的液体 收集起来。这是一种不次于橄榄油的、富于油质的液体，它可以作灯油用并 有一股浓烈的气味。

    (95)蚊子是很多的；埃及人防蚊的办法是这样：住在比沼泽地带要高的 那些人，他们可以很安全地爬到顶楼上去睡觉，因为风会使蚊子不能飞到那 上面去：在沼泽地带四周住的人们则有另一种办法来代替顶楼。他们每个人 都有一个网子，他们白天用这个网子打鱼，晚上就把这个网子张在他睡党的 床的四周，然后爬进去睡觉。如果他穿看外衣或裹着亚麻布睡，那蚊子会把 它咬穿了的：但是它们甚至根本不试图穿过网子去咬里面的人。

    (96)他们用来运货的船是用一种橡胶树制造的，这种树的外形很象库列 涅的莲花，它的汁液便是树胶。从这种树他们切下两佩巨斯长的木板，把它 们象是砌砖那样地徘列在一起；然后他们使用把这些两佩巨斯长的木板紧系 在长而又密排的木柱之上的办法来造船身。这样弄好了之后，他们便把大梁 横着放到木板上。他们是不用肋材的。他们用低草来填充里面接健的地方。 船的龙骨上有一个孔，舵就从这个孔穿过去。船桅是橡胶树做的，帆是用纸 草做的。除非强力的阵风连续刮，这种船是不能逆流驶行的。它们要用岸上 的人来拖：但是在顺流而下的时候，却可以这样办：他们用一个檉柳木制造 的筏，系着两塔兰特重穿孔的石头和草席：木筏放到水里要它飘在船的前面， 用一根绳子把它和船系在一起，石头也用一根绳子系在船的后部。这样，给 水流推动着，木筏便顺流迅速下行并拖着这个“巴利司” (这是这些船的名字)，而垂到后面的河水里的石头，它的作用则是保持 船行的进路笔直。这种船是很多的，有一些船载运看成千上万塔兰特重的货 物。

    (97)当尼罗河汜濫到地面上来的时候，只有市镇才可以被看到高高地在 水面之上并且是干燥的，和爱琴海上的岛屿非常相似。只有这些市镇露在水 面之上，而埃及的其他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水。因此，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人 们便不象寻常那样在河道中往来，而是往来于全部水域之上了。从钠扁克拉 提斯到孟斐斯上行的船只实际上就是经过金字塔本身的近旁的：虽然通常的 河道不是这样，而是经过三角洲的顶点和凯尔卡索洛斯市镇的。但是你如果 从海和卡诺包斯到纳岛竞拉提斯去的话，那你就会经过安提拉市附近的田野 和那被称为阿尔康德洛斯的城市。

    (98)安提拉是一个有名的城市，它是专阴指定为统治埃及的国王的王后 供应鞋子的。自从埃及被波斯人征服以来，事情一直就是这样的。另一个城 市，我以为，是因阿凯亚人普提奥斯的儿子、达纳乌司的女婿、阿尔康德洛 斯而得名的；因为这是被称为阿尔康德洛斯之城的。也可能有另一个阿尔康 德洛斯；然而这个名字却不是埃及的名字。

    (99)以上所述都是我个人亲自观察、判断和探索的结果。下面我再根据 我所听到的记述一下埃及的历年事件，这上面再加上一些我自己看到的东 西。祭司们告诉我说，米恩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他第一个修筑了一道堤坝 把孟斐斯和尼罗河隔了开来。整个河流从利比亚那一面的砂山下面紧挨看流 过去，但是米恩却在河上筑了一道堤坝而使它在孟斐斯上方一百斯塔翘昂左 右远的地方开始折向南方流去了。这样他便使旧道干涸下来并用一道河渠引 领河水使它经过山与山的中间。而直到今天，波斯人都非常注意河的这一个 水曲，每年都加固它的堤坝，以便使它把河水保持在河道里。因为，如果尼 罗柯冲毁了堤坝并且湮没了这里的话，整个孟斐斯便有被湮没的危险了。但 当这第一位国王米恩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 建立了现在称为孟斐斯的一座城(甚至孟斐斯也位于埃及的狭窄部分)，而在 它的外部，他在它的北部和西部引出河水而挖掘了一个湖(而尼罗河本身就是 这个地方的东界)，第二，他在那里修建了一个最值得一记的伟大的海帕伊司 托斯神殿。

    (100)在他的后面有三百三十个国王，祭司们从一卷纸草把他们的名字念 给我听。在所有这许多代里，有十八位埃西欧匹亚的国王和一位土著的王后： 其他的便都是埃及人了。王后的名字和巴比伦女王的名字一样，也叫做尼托 克里司。他们说，她是继承了她的哥哥的王位的，她的哥哥曾是埃及的国王 并且为他的臣民杀死，然后臣民使她登上了王位。为了给她的哥哥复仇，她 想出了一个狡诈的计划，而她便用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埃及人，她修建了一 间宏大的地下室，她借口庆祝这间地下室的落成，心中却想着完全是另外一 件事：她召请她知道曾作为主要人物参加谋杀她的哥哥的那些埃及人未赴盛 宴，但当他们正在欲宴的时候，她忽然把河水放了进来，这河水是从在他们 头上秘密修建的大水道引进来的。关于她，祭司们所谈的只有这些，此外只 还有这样一伴事，即当她做完了我上面所诅的事情时，她便投身到一间充满 了灰烬的屋子里面去，以便逃避她可能会受到的报复。

    (101)他们说，其他的国王都是浚有什么业绩可言的人物，他们都是没有 留下什么可以纪念的东西的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例外的只有最后的一个国王 叫做莫伊利斯的。这个莫伊利斯在位的时候，留下了几个纪念物：海帕伊司 托斯神殿的北门；他下令挖掘的湖，这个湖的四周有多少斯塔迪昂我下面就 要谈到；此外还有他在湖中修建的金字塔，这些金字塔的大小将要在我谈到 它们所在的那个湖的时候提一下。这便是莫伊利斯留下的业情，其他的国王 则谁也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102)我不谈这些国王了；因而现在我就要谈一谈在他们之后统治的一个 名叫塞索斯特里斯（希腊人对拉美西斯二世的称呼）的国王。祭司们说，他第一个率领着一队战船从阿拉伯湾 沿着红海海岸向前推进，征服了他经过的沿岸的各个民族，直到他最后到达 因浅滩而无法行船的一片海洋地带。 因此他便从那里返回埃及，祭司们说，他又集合了一大支军队，通过大 陆前进，把他在道上遇到的每一个足族全都征服了。凡是当地居民对他的进 攻加以抗击并英勇地为本身的自由而战的地方，他便在那里设立石柱，石柱 上刻着他的名字和他的国家的名字，并在上面说明他怎样用他自己的武力使 这里的居足屈服在他的统治之下。但相反地，在未经一战而很快地便被征服 的地方，则他在石柱上所刻的和在奋勇抵抗的民族那里所刻的铭文一样，只 是在这之外，更加上一个妇女的阴部的图像，打算表明这是一个女人气的民 族，也就是说不好战的、懦弱的民族。

    (103)这样他便等过了整个亚细亚大陆，从这里他又进入欧罗巴，征服了 斯奇提亚人和色雷斯人。我以为他的军队就来到这里，而没有开到比这些人 更远的地方去。因为在他们的国士上还看得到他树立的石柱，但是在更远的 地方便看不到这样的石柱了。从色雷斯返回埃及的时候，他在途中到达了帕 希斯河的河岸。在这里我不能确定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是国王塞索斯特 里斯自己把他的一部分罩队从他的主力分出来，把他们留在那里殖民，也可 能是他的一部分军队在流浪的征途上感到厌倦而在这条河的河岸上定居下来 了。

    (104)科尔启斯人是埃及人那是明显不过的事情了。在我听别人提起这个 事实之前，我自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在我开始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 便在科尔启斯和埃及两地对当地人加以探询。我发现科尔启斯人对于埃及人 的记忆比埃及人对科尔启斯人的记忆更耍清楚。然而埃及人仍然是说，他们 认为科尔启斯人是塞索斯特里斯的罩队的一部分。我个人这样推测的根据，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事实，邱他们的肤色是黑的，毛发是卷曲的(但是在他们之 外的其他民族也有这样的，因此单是这一件事实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此 外，也是特别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情祝，即科尔启斯人、埃及人和埃西欧匹亚 人是从远古以来实行割礼的仅有的几个民族。 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自己都承认，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 这个风俗。而在铁尔莫东河与帕炽特尼欧斯河沿岸地带居住的叙利亚人以及 与他们相邻的玛克罗涅斯人则说，这种风俗是他们最近从科尔启斯人那里学 来的。要言之，这些人便是世界上仅有的行割礼的民族，而且非常明显，他 们在这一点上面，是模仿埃及人的。至于埃西欧匹亚人本身，则我诚然还不 能断定。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割礼，还是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割 礼，但这显然是一个十分古老的风俗了。然而和埃及人有交往的人们从埃及 人那里学得了这一风俗，我却从这样一伴事实而很清楚地得到证实：即当腓 尼基人中凡是和希腊人有交往的，他们就不在这伴事上模仿埃及人并且不给 自己的孩子施行割礼。

    (105)不，关于科尔启斯人如何与埃及人相似的一点，我还可以补充另一 伴事实。这两个民族织造亚麻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但世界所有其他的人们 则都完全不知道这种励造的方法。他们在全部生活方式上以及在他们的语言 上也是相似的。希腊人称科尔启斯的亚麻为萨地尼亚亚麻，但称从埃及来的 亚麻为埃及亚麻。

    (106)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在他所征服的各地所树立的石柱，大部分都 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在叙利亚的，叫做巴勒斯坦的那一部分，我亲自看到它 们仍然耸立在那里，石柱上面刻着我上面所说的词句和妇女的阴部。在伊奥 尼亚也有这位国王的两个图像刻在岩石上，一个在从以弗所到波凯亚的道路 上，另一个在从撒尔迪斯到士麦拿的道路上。每个地方的图像所刘画的都是 一个四佩旦斯一斯披塔美高的男子，右手持枪，左手持弓，其余的装柬则一 部分象埃及人，一部分象埃西欧匹亚人。穿过胸部从肩到肩有一行铭文，这 是用埃及的僧体文字写的，意思是说：“我用我的肩部的力量征服了这个国 土”。征服者没有说出他是谁，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虽然，塞索斯特里斯 在其他地方是记载着这些事项的。因此有一些看到这些图像的入便猜测说这 是美姆农的像。不过这样想的人离开事实是很远的。

    (107)祭司们又说，这个塞索斯特里斯在他带着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得来的 大批俘虏回国时，他的那个在他离开时曾被他任命为埃及总督的弟弟在佩鲁 希昂的达普纳伊迎接他，并且请他参加宴会，他和他的儿子们都参加了这个 宴会。于是他的弟弟便在那一建筑物的四周堆积了大量的薪材，这样做完了 之后，就把它点着了。当塞索斯特里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立刻 便接受了陪他一道赴宴的他的妻子的忠舍，把他们的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 投到火上作为火焰中的桥梁，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其余的人踏过这两个人而逃 跑了。塞案斯特里斯照着她的话做了，因此他本人和他其余的孩子便得了救。 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活活地被烧死了。

    (108)塞索斯特里斯于是返回自己的国士并对他的弟弟进行了报复，在这 之后，他便着手这样地利用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带来的大批俘虏；他使这些俘 虏搬运大块的岩石，在他的治下，这些岩石都是被运到海帕伊司托斯神殿去 的；他还迫使这些俘虏挖掘在埃及地方纵横交错的许多河渠。由于使用这些 强制的劳动挖掘了河渠，国内的全部面貌无意中改观了。在以前埃及是一个 适于马和马车行走的地区，但从此之后，它变得对二者都完全不适合了。虽 然这时它的全境是一片平原，现在它却既不适于马，又不适于马草行走，因 为它的全境布满了极多的、向四面八方流的河渠。国王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 尼罗河的河水供应给内地不是临河的城市的居民，因为在先前，河水退下去 以后，他们不得不饮用他们从井里吸取的发咸的水。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埃 及才到处布满了河渠的。

    (109)他们又说，塞索斯特里斯在全体埃及居民中间把埃及的土地作了一 次划分。他把同样大小的正方形的土地分配给所有的人，而要土地持有者每 年向他檄钠租金，作为他的主要的收入。如果河水冲跑了一个人分得的土地 的任何一部分，这个人就可以到国王那里去把发生的事情报告给他：于是国 玉便派人前来稠查并测量损失地段的面积；这样今后他的租金就要接着减少 后的土地的面积来征收了。我想，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做法，埃及才第一次 有了量地法，而希腊人工从那里学到了它。不过波洛斯(日鐘——译者)、格 诺门(日晷——译者)以及一日之分成十二部分，这却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 里学来的。

    (110)塞索斯特里斯不仅仅是埃及的国王，他还是埃西欧匹亚的国王。他 是唯一的、治理埃西欧匹亚的埃及国王，作为他治下的纪念、物，他留下了 耸立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阴口的那些石像，其中他自己和他的妻子的两座石 像各有三十佩巨斯高，他的四个儿子的石像则各有二十佩巨斯高。在很多很 多年之后，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祭司都不许波斯的国王大流士把自己的石像 放在这些石像的前面，因为他们说，大流士的功业是不能够和埃及的塞索斯 特里斯的功业相比的。因为他们说，塞索斯特里斯不单单是完全征服了和大 流士征服的同样多的民族，他还征服了斯奇提亚人，这是大流士所未能征服 的。因此，如果就功业而论，在他自己不能相比的国王的奉纳物面前，树立 自己的石像，那是不公平的。据说，大流士在这一点上对祭司是谅解的。

    (111)祭司们说，在塞索斯特里斯死的时候，他的儿子培罗斯登上了王 位。他并没有进行战事上的征伐。他由于下述的情况而双目失明了。尼罗河 的河水涨到了空前的高度即十八佩巨斯，淹没了全部的田地的河水这时给突 然刮起的强烈的风，吹起了浪头。于是，据说，这位国王竟鲁莽到拿起枪来， 冲到河中的大浪头里面去。这之后他立刻得了眼病，而变成瞎子了。这样他 一直在十年中间不能看到东西。终于在第十一个年头，从布头城有一个神托 带抬他，大意是说，他的刑罚的期限就要满了，他可以用尿洗眼以便恢复他 的视力。但这尿必须是属于一个忠于她的丈夫并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发 生过关系的妇女的。因此培罗斯便首先用他的妻子的尿来试，但是丝毫没有 效果，他照旧看不到东西。于是他又一个接着一个地用别的妇女的尿来试， 直到最后他用这种办法恢复了视力的时候。于是除去最后使他恢复视力的这 个妇女之外，他把所有的妇女集合在一处，把她们带到现在称为红土的一个 城市去，在那里把她们连同那个地方全部烧死了。他娶了用尿给他治好了眼 睛的妇女。而在他完全恢复视力之后，他便向一切有名的神殿奉献礼品，在 这中间，最值得一记的便是他送给太阳砷的神殿的两个石头的方尖碑。这是 两伴杰出的作品，每个碑都是一整块石头制造的，每个石碑都是一百佩巨斯 长，八佩巨斯宽。

    (112)他们说，继承培罗斯的是一个孟斐斯地方的人，他的名字用希腊语 来说，叫做普洛铁鸟斯。这个国王在孟斐斯有一个很美丽的而且装饰得漂亮 的圣域，位于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南面。推罗地方的腓尼基人往在这个圣域 的四周，而这整个地方便叫做推罗人营。在普洛铁鸟斯的圣域里，有一座神 殿，你为外国人阿普洛狄铁的神殿。我猜想这座砷殿是给图恩达到乌斯的女 儿海伦建造的。首先，我听到的，是因为她曾在普洛铁鸟斯的宫廷里和他同 居了一个时期；其次，是因为这个神殿是被称为外国人阿普洛狄铁的；原来 在所有其他阿普洛狄铁的神殿中间，再也找不出另一座神殿，有带着这个外 国人的头街的女神了。

    (113)在回答我的关于海伦的问题的询问时，祭司们向我叙说了下面的一 段经过。亚力山大从斯巴达把海伦抢走之后，他便乘船返回故国了。在他经 过多岛海的时候，起了一阵烈风，这阵烈风把他吹离了原来的航路并把他吹 到埃及的海域上去；从那里，(由于风势未减)，他便到了埃及，而他上岸的 地点则是今日称为卡诺包斯河口的埃及河口的一个叫做塔里凯伊阿伊(盐地)的地方。在这个地方的岸上育一座呈献给海拉克列斯的神殿，这座 神殿到今天还存在着。如果一个奴隶从他的主人那里跑到这个神殿里来避 难，把自己的一身献给神并在自己的身上打上神圣的印记，则不管他的主人 是谁，也不能再动一下这个奴隶了。直到我的这个时候，这条法律仍旧是和 太古以来一样有效的。因此，听到这个神殿的规定之后，亚力山大的侍从们 便从他那里逃开，跑到神殿去需求庇护。在那里他们为了要加害于他们的主 人，他们便向埃及人控诉他，把他掠夺海伦的全部情况，以及他对美涅拉欧 司所做的不义之行都讲了出来。他们不单是在祭司面前，而且在尼罗何河口 的守吏名叫托尼司的一个人面前控诉他。

    (114)托尼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立刻逞信给正在孟斐斯的普洛铁扁 斯，大意是说：“从希腊来了一名异邦人：他是一个铁乌克罗斯人，他在他 所来自的希腊地方做了一伴不义的行为。他软骗了他的主人的妻子并诱拐了 她以及一笔极大财富。但是风浪迫使他飘流到这里来。我们还是耍他原样的 回去呢，还是把他带来的东西给没收呢？”普洛铁乌斯回答说：“不管是谁， 凡是对自己的主人有不义之行的，就把他捉来见我，这样我可以知道他会说 些什么。”

    (115)托尼司得到这个命令之后，便逮捕了亚力山大并不许他的船舶离 开；糙而他便带看亚力山大、海伦、全部财宝以及那些逃跑的请求庇护的人 们到孟斐斯来了。当所有的人都到达的时候，普洛铁乌斯便问亚力山大，他 是谁，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亚力山大在回答时叙说了他的身世，祖国的名 字以及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航行的。于是普洛铁乌斯又问他是从什么地方夺 到了海伦的。在回答的时候，亚力山大支吾其词了，他并没有把老实话讲出 来。于是那些逃跑的奴隶们便插进来讲话，他们驳倒了他的叙述并且讲出了 他的全部犯罪事实。终于在讲完之后，普洛铁乌斯作了这样的审判，“如果 不是我极其慎重于使被风浪吹到我国来的任何异邦人不遭杀害的话，我是一 定会把你杀死来给希腊报仇的；因为你这个最卑鄙的人在受到款侍以后竟会 做出这样不义的事情来。首先，你诱惑了你自己主人的妻子，可是你还不满 足，你一定还要挑起她的情欲并把她拐走。但这一点你仍然不满足，在离开 的时候，你还劫掠了你的主人的家财。现在，既然我极其慎重而不处死任何 异邦人，因此我还是许你回去；但是我不许你带走这个女人和这些财富。他 们必须留在这里，等希腊的那个异邦人亲自来把这个女人和财富带回去。至 于你本人和你的同船伴侣们，我命令你们在三天之内离开我的国土到国外的 什么地方去：此外，我还要警告你，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三天过后，我就 要拿你当敌人看待了”。

    (116)根据祭司们对我讲的话，这便是海伦所以到普洛铁乌斯这里来的情 况。而在我来想，荷马也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由于这件事情不是象他所 用的另一个故事那样十分适于他的史诗，因此他便故意地放弃了这种说法， 但同时却又表明他是知道这个说法的。从伊利亚特中他叙述亚力山大的漫游 的一节，便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他在诗中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再提到这一 点)；在这一节里，他说到亚力山大和海偷怎样被吹出了他们的航路，而在他 们所到过的其他地方当中，他们还到达了腓尼基的西顿。这是在叙述到狄欧 美戴司的武功的那一段里；原诗是这样： 在他的家里有减成五颜六色的袍子， 这是西顿的妇女们做成的：天神一样的帕理司在先前曾从东方的城市， 带着这些妇女越过广大的海洋航行到这里，甚至当他把血统高贵的，美丽的 海伦从她的家乡给带出来的时候。 在奥德赛里，荷马也提到了这一点： 托恩的妻子埃及人波律达姆娜 曾把这样的有效的良药 送给宙斯的女儿：因为在那里的肥沃的土地上， 生长着许多配合起来能够治病的或是害人的药草。 而美涅拉欧司也向铁列玛科斯说： 我归心似箭，但诸神把我还留在埃及。 他们因我不崇奉他们，不为他俩按时举行百牛大祭而震怒。 从上面的诗句看来，诗人表示他知道亚力山大流浪到埃及去的这件事； 因为叙利亚就在埃及的旁边，而包括西顿人在内的腓尼基人又是住在叙利亚 的。

    (117)这些诗句和特别是这一节非常清楚地证明，赛浦路斯叙事诗并不是 荷马，而是另一位诗人写的。因为赛浦路斯的叙事诗说，亚力山大偕同海伦 在三天之内从斯巴达到伊里翁，一路之上是顺风和没有浪头的。但是根据伊 利亚特，他在带着她的时候，是迷失了道路的。现在我就不再谈荷马与赛浦 路斯叙事诗了。

    (118)但是当我问祭司们，希腊人所叙述的关于伊里翁(即特洛伊)的事情 是真是假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他们研究过并且知道美涅拉欧司自己所讲的 话，即在海伦被诱拐之后，希腊人的大军为援助美涅拉欧司到铁乌克罗斯人 的国土上来。他们在那里上岸扎营之后，便派遣使者到伊里翁去，美涅拉欧 司本人也是使者之一。这些人进城之后，便要求放回海伦，并交出亚力山大 从美涅拉欧司那里偷出并带走的财宝，此外还要求对他们的不义之行加以赔 偿：但是铁乌克罗斯人后来却一直发誓或是不发誓地宣称，他们那里并无向 他们要求交出的海伦和财宝，人和财宝都在埃及了。他们说，他们还没有义 务来赔偿现在在埃及国王普洛铁乌斯手里的东西。但是希腊人以为特洛伊人 是在开他们的玩笑，于是便围攻他们的城，直到攻克了这座城。直到他们攻 克了城塞，发现那里原来没有海伦并听到了和先前相同的说法，他们才相信 了特洛伊人当初所说的话，而把美涅拉欧司本人派到普洛铁乌斯那里去。

    (119)于是美涅拉欧司来到了埃及并溯河上行到达孟斐斯；在那里，把经 过的情形如实讲了一遍之后，他受到了非常热诚的款待并且完全无伤地接回 了海伦以及他的一切财富，但是，尽管他受到这样盛情的款待，美涅拉欧司 却做了一件对不起埃及人的事情。原来当他要乘船离开的时候，由于天气不 好而被留下；由于这种阻碍长期无法解除，他便想主意而做了一件受到禁止 的事情；他捉了当地的两个孩子，拿他们作了牺牲。当人们知道他做了这样 的事情的时候，便憎恨并追赶他，于是他便乘船逃到利比亚去；而从那里他 又到什么地方去，埃及人就不知道了。祭司们告诉我说，他们在打听之后才 知道了这件事的若干情节，但是在他们自己国内发生的事情，他们却是言之 确凿的。

    (120)埃及祭司们告诉我的一切就说到这里为止了。至于我本人，我是相 信他们关于海伦的说法的。我的理由是这样：如果海伦是在伊里翁的话，那 末不管亚力山大愿意不愿意，她也要给送回到希腊人那里的。可以肯定，普 利亚莫斯和他的最亲近的人们都不会疯狂到竟会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儿子以 及他们的城市冒着危险而叫亚力山大娶海伦为妻子。甚至假如他们在开头的 时候有意这样做的话，那末当不仅仅是许多特洛伊人在与希腊人作战时被杀 死，而且普利亚莫斯本人在每次战斗中，如果诗人的叙事诗可信的话，都要死掉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儿子的时候，在发生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海伦是 普利亚莫斯自己的妻子，我自己也必然会想到，他是要把她送回到希腊人那 里去的，如果这样做他可以躲掉目前灾祸的话。但尽管普利亚莫斯上了年纪， 亚力山大却不是最近的一个王位继承者，因此他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统治 者。这样的一个人是海克托尔，这是一个比亚力山大年纪大而且比他更勇敢 的人物，他是很有希望在普利亚莫斯死时取得王权的。海克托尔决不会同意 他的兄弟的不义之行，特别是当这个兄弟是造成海克托尔本人以及整个特洛 伊的巨大灾祸的原因的时候。然而事情的结果却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因为 特洛伊人那里并没有海伦可以交回，而且尽管他们讲了真话，希腊人却不相 信他们；因为，我相信并认为，天意注定特洛伊的彻底摧毁，这件事将会在 全体世人的面前证明，诸神确是严厉地惩罚了重大的不义之行的。我是按照 我自己所相信的来讲的。

    (121)在普洛铁乌斯之后统治埃及的，他们说是拉姆普西尼托司。使 人想 到他的名字的纪念物是他留下来的海帕伊司托斯神殿的西面的前庭；在这前 面他建立了两座有二十五佩巨斯高的像。这两座像靠北面的一座埃及人称之 为夏，靠南面的一座埃及人称之为冬；对他们称之为夏的那座像，他们是崇 拜并且善待的，但是对于称之为冬的那座像则给以相反的待遇。 (α)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国王拥有这样大量的白银，以致后来的国王无 人能超过他或几乎比得上他。为了他能够安全地保藏他的财富，他下令修建 一间石室，这间石室的一面墙就和他的宫殿的外侧相接。但是修建这间石室 的工匠却巧妙地想出一个办法，使墙壁上的一块石头砌得可以容易地给两个 人，甚或一个人抽出来。 因此当石室完工的时候，国王便把他的财富储藏在里面了。但是久而久 之，当这个设计的工匠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便把孩子们(他有两个儿子)召 到自己的面前来，告诉他们怎样由于在他修建国王的财库时的技艺，而为他 们安排了一个非常富裕的生计。他非常详尽地告诉他们移动石头的办法并且 把寻找这块石头的尺寸也向他们讲了，并且说如果他们把这些记住的话，他 们便可以随便支配国王的财富了。因此，当他死去的时候，他的儿子不久便 着手干他们的这件事了：他们在夜里来到王宫，很容易地在石室上找到了那 块石头并把它抽了出来，这样便盗窃了大量的财富。 (β)当国王在一天打开石室的时候，他非常惊讶地看到盛着财宝的容器 有些已经不满了。但是他不知道这应当归咎于何人，因为封印毫无异状而石 室也紧紧地关闭着。但是在他第二次、第三次打开石室的时候，他发现财宝 更加减少了(因为盗贼并没有停止偷窃)，于是他便下令设置陷阱并把它安置 在他放置财宝的容器的四周。盗贼象先前那样地又来了，他们之中的一个爬 了进来；当他走近容器的时候，他立到便被陷阱捉住了。看到他自己遭到灾 祸，他立刻喊他的兄弟并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要他的兄弟尽快地进来割 掉他的首级，以免他被人看见和认出从而也连累了他的兄弟。他的兄弟认为 这是一个好的办法，便同意并这样做了。于是他便把石头又安放在原处，带 着他的兄弟的首级回家去了。 (γ)等到早上的时候，国王又到石室来，他吃惊地看到了一名无头贼， 但是石室仍然没有打开，也看不出出入的痕迹来，于是他不知道如何好了。 但是他立刻下令把盗贼的尸体悬在外城并派卫兵守在那里，告诉这些卫兵， 如果看到有人哭泣或是哀悼，就立刻把这个人捉来见他。但是当这具尸体这 样给悬挂出来的时候，贼的母亲感到万分难过，她要她还活着的那个儿子想 不管是怎样一个办法把那个尸首放下来并把它带回来；她并且威吓说如果他 不从命的话，她就要到国王那里去报告，说他窝藏了偷来的财富。 (δ)因此当母亲痛斥了他，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她的时候，他便想 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他带着他的驴子，驴子背上载运着满盛着酒的皮囊， 然后就赶着它们在自己的前面走，而一直来到看守着悬挂着的尸体的卫兵的 近旁；于是他便拉两三只革囊上的脚（制作皮子时，牲畜的尾巴和脚是留在皮子上的），这样就把它的口解开了；而在酒向外 流的时候，他便高声喊叫并且打自己的脑袋，好象是不知道先对付那一只驴 子好的样子。 卫兵看到酒这样大量地流了出来，他们便拿起器皿跑到大道上去接取流 出来的酒并自认为是有运气的。这个人假装作生气的样子并把卫兵们都痛骂 了一顿。但是卫兵却心平气和地向他讲话。于是他立刻象是受到宽慰并且平 息了怒气，直到最后，他竟把他的驴子赶到大道旁边并着手重新整理他载运 的东西。结果卫兵和他谈起话来，其中的一名卫兵竟和他开玩笑而使他笑了 起来，这样他又送给他们一革囊的酒。于是不费什么麻烦卫兵们便坐了下来 开始饮酒，他们要他参加进来和他们在那里共饮。他同意而留下了。他们跟 他欢饮，而他又给了他们一革囊的酒，直到卫兵们由于喝的太多而酩酊大醉 的时候，他们终于不得不睡着而在他们饮酒的地方卧倒了。当夜深的时候， 这个贼便把他的兄弟的尸首放下来，然后为了愚弄的目的，他又剃了这些卫 兵的右颊。他把这尸首放到驴背上驼着，赶回家里去，这样便完成了母亲交 给他的任务。 (ε)当国王听到贼的尸首被盗走的时候，他真是愤怒万分了。 因此为了不管用什么代价也要捉住做出了这样事情的人，他便用了这样 的一个办法，这是埃及的祭司们的说法，但我个人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他 把自己的女儿给送到娼家去，命令她不拘任何人一律接待，但是在就衾之前 先要每一个人告诉她，他本人在一生中所做的最聪明的和最邪恶的事情是什 么。如果任何一个人在回答时告诉了她这个贼的故事，她必须立刻抓住他， 不许他逃跑。她的女儿按照她父亲的吩咐做了，但贼是知道为什么国王要这 样做的，于是他便想在计巧方面胜过国王。因此他又想出了下面的一个计划： 他弄到了一具刚死的尸体并把它的一只手臂割下来藏到衣服下面，这样便到 国王的女儿那里去。当她象她对所有其他的人一样地向他提问题的时候，他 就告诉她说他所做的最邪恶的事便是在他的兄弟被国王财库中的陷阱捉住 时，他割下了他兄弟的脑袋；而他的最聪明的事情便是灌醉了卫兵并把尸体 带走。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公主便想抓住他，但是贼却在黑暗当中把尸体的 手臂给了她。公主以为这便是他的手臂，便紧紧地把它捉住。但贼在这时却 把手臂留给她抓着，自己从门口溜掉了。 (ζ)在国王又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对这个人的狡滑和大胆深为惊服，于 是便派使者到他统治之下的各个城镇去发布命令说，如果这个人前来谒见国 王的话，国王将答应赦免他并给他重额的赏金。贼相信了他的话，到国王这 里来了；拉姆普西尼托司非常称赏他，说他是人间最有智慧的人并把公主许 配给他。因为国王说埃及人在智慧方面比所有其他的异邦人要优秀，而这个人又比所有其他的埃及人要优秀。

    (122)祭司们还告诉我说，这位国王后来以肉身下降到希腊人称为哈戴司 的冥府去，在那里和戴美特尔玩骰子，他有时胜、有时负，在这之后，他便 带看女神赠给他的一件礼物即金色的餐巾回到大地上来了。因此，根据他们 的话，由于拉姆普西尼托司下降到冥府去并从那里回来，埃及人便制定了一 个节日，而我知道在我的时代他们确实是还庆祝这个节日的。但为什么他们 制定这个节日，是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为了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能确定了。节日 那天的仪式是这样：祭司们织出一件衣服，用一条布带蒙上他们当中一个人 的眼睛，然后他们把这件衣服披在这个人的身上领着他到通向戴美特尔神殿 的大道上去；那时他们便和他分手并留他一个人在那里了。可是，他们说， 被蒙上了眼睛的祭司却给两匹狼领到离城二十斯塔迪昂远的戴美特尔神殿 去，再由狼从神殿领他回到原来的地点来。

    (123)这些埃及的故事是为了给那些相信这样故事的人来采用的：至于我 个人，则在这全部历史里，我的规则是我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 录下来。 在埃及，人们相信地下世界的统治者是戴美特尔和狄奥尼索斯。此外， 埃及人还第一个教给人们说，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在肉体死去的时候， 人的灵魂便进到当时正在生下来的其他生物里面去；而在经过陆、海、空三 界的一切生物之后，这灵魂便再一次投生到人体里面来。这整个的一次循环 要在三千年中间完成。早先和后来的一些希腊人也采用过这个说法，就好象 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一样；这些人的名字我都知道，但我不把他们记在这里。

    (124)祭司们告诉我说，直到拉姆普西尼托司的时候，埃及在一切方面都 治理得很好并且十分繁荣，但是到下面的一位国王岐欧普斯当政的时候，人 民却大倒其霉了。因为首先，他封闭了所有的神殿，以致任何人也不能在那 里奉献牺牲；其次，他强迫所有的埃及人为他做工，指定一些人给他从阿拉 伯山中的采石场把石头拉到尼罗河岸：而这些石头既然要装在船上运过河 去，所以另一些人的任务就是接过这些石头来并把它们拉到称为利比亚山的 山那里去。他们分成十万人的大群来工作，每一个大群要工作三个月。在十 年中间人民都是苦于修筑可以使石头通过去的道路，这种道路的修筑，在我 想来，只是比金字塔的修筑要轻一些，(因为道路是五斯塔迪昂长，十欧尔巨 阿克，最高的地方要到八欧尔旦阿，而且它完全是用磨光并且雕刻上图像的 石头修筑成的)。前面所说的十年是用来修筑这条道路和金字塔所在的那个山 上的地下室；国王修造这些地方是打算用它们来作他自己的陵墓，他还用水 把这些陵墓围起来，水是从尼罗河用一个水渠引过来的。金字塔本身的建造 用了二十年，它的底座是方形的，每一面有八普列特隆长，它的高与之相等。 金字塔是用磨光的石块，极其精确地砌筑成功的。每块石头的长度都超过三 十尺。

    (125)这个金字塔修造得象是有些人称为克罗撒伊，有些人称为波米戴司 的楼梯。当它这个初步的工程完成的时候，工人们便用短木块制成的杠杆把 其他的石块搬上去；他们把石块从地面抬到第一个级层上去；当石头这样抬 上去之后，在第一级层上再放置另一个杠杆，而这个杠杆又把它从这一级层 抬到另一级层上面去。可能在每一级层都有一个新的杠杆，也许只有一个可 以移动的杠杆，而在石头搬下之后，他们便把杠杆依次拉上每一级层。我听 的是这两种说法，但我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金字塔的上部是最先完 工的，然后是下面的部分，而最后才是底座和最下面的部分。在金字塔上面， 有用埃及字母写成的文字，表明为了给工人买萝卜、葱、蒜曾化了多少钱； 而我记得十分清楚，通译者当时念给我上面所写的文字是花费了一千六百塔 兰特的银子。而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他们工作时所用的铁，以及工人的食 品和衣服得要花费多少钱啊。看到上面说的建造时所花费的时间，则在开采 和运送石头、挖掘地下部分这些方面，我想也是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完的。

    (126)岐欧普斯是这样寡廉鲜耻的一个人，由于没有钱，他竟然使自己的 女儿去卖淫以便勒索酬报；但多少钱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 说，她在接着她父亲的吩咐去做时，曾打算也给她自己留下某种纪念物，因 而请求每一个想和她交媾的人都要给她的营造物提供一块石头。而这些石头 便用来修建了对着大金字塔的三座金字塔中间的一座；这个金字塔的每一面 是一普列特隆半。

    (127)埃及人说，岐欧普斯统治了五十年；他死的时候，他的弟弟凯普伦 继承了王位。凯普伦的在一切方面的行为都和岐欧普斯相似。凯普伦也给自 己修筑了一座金字塔，但是比他哥哥的那一座要小。我自己测量过它。它没 有地下室，它也不象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过来，而是 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水道把河水引进来的；河水绕流一个岛，而他们说岐欧 普斯本人便埋在这个岛上。这座金字塔和另一座金字塔大小相同，只是高度 差四十尺；它位于大金字塔附近的地方；它最下面的一层是用彩色的埃西欧 匹亚石修筑的。两座金字塔都是耸立在同一大约有一百尺高的山丘上。他们 说，凯普伦统治了五十六年。

    (128)因此他们便认为，埃及曾有一百○六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关闭 了如此长久的神殿也从来没有开过。人民想起这两个国王时恨到这样的程 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起他们的名字而是用牧人皮里提斯的名字来称呼这 些座金字塔，因为这个牧人当时曾在这个地方牧放他的畜群。

    (129)他们说， 埃及再下面的一个国王，就是岐欧普斯的儿子美凯里诺斯了。他不喜欢他的 父亲的所作所为，因而打开了神殿，并容许那时已处于水深火热之境的人民 各人去作各人的行业，去奉献他们的牺牲。他是所有国王中最公正的审判者。 正是因为如此，他比埃及的一切统治者都受到更高的赞扬。原来不仅仅是他 的审判公正，而且，如果任何人不满意于他的判决，美凯里诺斯还会从他自 己的产业中给这样的人一份礼物以偿还他的损失。他的行动便是这样的；他 以仁政来治理他的人民，然而他仍然遭到了灾难：首先的一个灾难便是他家 中唯一的孩子，他的独生女儿死了。他对他的这一不幸遭遇悲痛万分，因此 他想给她举行比一般要隆重的葬仪。于是他用包金的木头做了一头空心的 牛，把他的女儿的尸体放置到里面去。

    (130)这只牛不是埋在土里，而在我那时候，人们还可以在撒伊司城看到 它，它被安放在宫殿的一间华美的房间里。每天都给它烧各种的香，每夜都 在它旁边点着一盏灯。在这个牛像近旁有另一个房间，在那里有美凯里诺斯 的侍妾的像，这是撒伊司的祭司们告诉我的；而那里确实有大约二十座巨大 的木像，都制作得象是裸体的妇女；但是我只听说过它们是何许人，我自己 难肯定它们是谁。

    (131)有人还说过关于牛和木像的事情，说美凯里诺斯怎样爱上了自己的 女儿并把她强行奸污了，结果她悲痛得自缢了。因此，他们说，他便把她埋 葬在这个牛像里；女孩子的母亲把引诱女儿跟她父亲通奸的那些侍女的手都 砍掉了，因而据说现在她们的像的情况就和当时活着的那些妇女所遭到的命 运一样。但我认为这乃是一种无稽之谈，特别是关于人像的手的事情。据我 们自己来看，人像是因为年深日久，它们的手才脱落了的。甚至在我的时候， 我还看见这些手放置在这些人像前面的地上。

    (132)至于这个牛，则它的外部覆盖着一件紫色的袍子，露出的只有头部 和颈部，它们都包着很厚的一层金。而在它的两角之间，安放着一个黄金的、 日轮一样的东西；牛不是站着，而是跪看。它的大小和一个实物的大牛差不 多。每年只要是在埃及人为了在谈到这些事情时我没有指出名字来的神而捶 胸哀悼时，这个牛像就给从房间内抬出来一次。在那个时候母牛被始出来见 见太阳，因为他们说，美凯里诺斯的女儿在她死的时候曾恳求她父亲，使她 每年能够见到一次太阳。

    (133)在他的女儿的悲惨的死亡之后，美凯里诺斯随之又遇到了这样的一 件事情。从布头城有一个神托送到他这里来，说他只还有六年的寿命，而在 第七年一定会死。国王认为这太不公平了，于是便把一名使者派到神托所去 谴责神，抱怨说他的父亲和叔父封闭神殿、不敬神明并蹂躏世人却活得很久， 而他这样一个十分敬神的人却是短命的。但是从神托所却来了第二个神托， 这个神托对他说，他所做的善事正是使他短命的原因，因为他是违反着天命 行事的；埃及注定要受一百五十年的苦难，这一点他前面的两个国王知道， 然而他本人却不知道。听到这话之后，他知道他的命运是确定了。于是他便 下令制造许多烛灯，每到夜里就把它们点起来，饮酒作乐。他昼夜不停地饮 酒作乐；不管是沼泽地带还是森林地带，只要是他听到有可以极尽欢乐的地 方，他就漫游到那里去。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打算用把黑夜变成白天的办法， 把他的六年变为十二年从而证明神托的虚妄。

    (134)这个国王也留下了一座金字塔，但是这座金字塔比他父亲的要小得 多，它的正方形的底座的每一面是差二十尺不到三普列特隆，而且有一半的 高度是用埃西欧匹亚石修建起来的。但是有一些希腊人说，这座金字塔是妓 女罗德庇司修建的，不过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诚然，我知道的很清楚，当他 们这样讲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罗德庇司是谁(否则他们决不会把修造金字塔 的事情算到她的身上，而说起来，要是修建一座金字塔，是要花费无数塔兰 特的金钱的)。而且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他们的错误，即罗德庇司的全盛时代 正是在阿玛西斯，而不是在美凯里诺斯当政的时候，因此她是在修建金字塔 的这些国王之后许多年的人。她是一个色雷斯人，是萨摩司人海帕伊斯托波 里斯的儿子雅德蒙的女奴隶。她又是和写作寓言的伊索在一起的奴隶，因为 他也是雅德蒙的人。这一点的最主要的证据是，当戴尔波伊人遵照着一次神 托的命令，作出多次的声明讲对伊索之被杀而要求赔偿的任何人到他们那里 去的时候，则除了只有前者的孙子，另一个雅德蒙之外，并没有任何人这样 做。因此，伊索当然也就是雅德蒙的奴隶了。

    (135)罗德庇司是萨摩司的克桑托斯给带到埃及来的。她到这里本是想做 妓女的，但是在她来到之后，司卡芒德洛尼莫司的儿子，闺秀诗人莎波的兄 弟，米提列奈人卡拉克索斯用一大笔钱给她赎了身。这样罗德庇司便得到了 自由并定居在埃及，在那里她那遐迩闻名的魅力使她有了对一个妓女来说是 非常巨大的财富，然而决不会富到可以修建这样一座金字塔的程度。既然到 今天，任何人只要愿意的话，都可以知道她的财富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因此 她是不可能被认为拥有巨大财富的。由于罗德庇司想给自己在希腊留一件纪 念品，她便定制了一件独出心裁的东西然后再把它献到神殿去，她是把它献 给了戴尔波伊作为自己的纪念的；因此，她便花了他的财富的十分之一用来 定制了尽可能多的烤全牛用的铁叉，然后把这些铁又送到戴尔波伊去；这些 东西到今天还堆在那里，地点在歧奥斯人所奉献的祭坛的后面，神殿本身的 前面。纳乌克拉提斯的妓女好象是最会迷惑人的，首先，我们上面谈到的那 个罗德庇司就是这样的一位知名人物，甚至全希腊没有人不知道罗德庇司的 名字。到后来，阿尔启迪凯又成了全希腊人们所讴歌的人物，尽管她的名声 不如罗德庇司大。卡拉克索斯在给罗德庇司赎身之后便回到米提列奈去了， 但是莎波在她的一首诗歌里却狠狠地嘲骂了他。关于罗德庇司的事情，便讲 到这里为止了。

    (136)根据祭司们的话，继美凯里诺斯而后成为埃及国王的是阿苏启司， 他给海帕伊司托斯神殿修造了向着日出方向的外门，这个门比之其他的任何 的门都要美丽和雄伟得多。在所有的外门上都有许多雕刻图像和无数建筑上 的装饰，但在这个门上，这类的东西则要多得多。在这位国王的当政的时期， 他们告诉我说，埃及的金融紧迫，因此定出一条法律，一个人可以用他自己 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法律还规定，债主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有财产 扣押权，如果债务人还不了债的时候，对于提供这种抵押的人的惩罚就是， 他死时自己不许埋入他的父祖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而在他生时，他也不 许把他的任何死亡的家族埋入自己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此外，为了超过 在他之前统治过埃及的历代国王，这个国王留下了一座砖造的金字塔作为自 己的纪念，上面有刻在石头上的铭文。“不要因为和石造的金字塔相比而小 看我。因为我比它们优秀得多，就好象宙斯与其他诸神相比一样。因为人们 把竿子戳到湖里面去，并把附着在竿子上的泥土收集到一起做成砖。而我就 是这样修筑起来的”。

    (137)这一切便是阿苏启司所做的事情。继他而统治的，是一个叫做阿努 西司的盲目男子，他所出身的城市也叫做阿努西司。在他统治的时候，埃及 曾受到埃西欧匹亚的国王撒巴科斯所率领的一支埃西欧匹亚大军的进攻。盲 人逃到沼泽地带去，埃西欧匹亚人于是统治了埃及五十年。在历史上记载到 他的统治时说，他永不处死任何做了错事的埃及人，但是根据人们犯罪程度 的大小，判处所有那些犯罪的人在他们本地城镇修筑堤坝。因而城镇的地势 便比以前更要高了：这是由于它们起初，在塞索斯特里斯统治的时期，是被 建筑在挖掘河渠的人们修造的堤坝之上，因此在埃西欧匹亚人的统治时期它 们就更高了。我想，其他的埃及城镇也是这样对待的，但是布巴斯提斯却比 任何地方升得都要高。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座布巴斯提斯的神殿，这是非常引 人注目的一个建筑物。其他神殿尽管比较大或花钱较多，但是却没有一座神 殿比这座神殿更加悦目。希腊语称布巴斯提斯为阿尔铁米司。

    (138)我现在要说一说这座神殿的外形：除去入口之外，它是在一个岛 上；从尼罗河有两个互不交叉的河渠流过它的附近，这两个河渠的流向是相 对的，都是一直流到神殿入口的地方，然后一个河渠从一方，另一个河渠从 相对的一方绕过去。每一个河渠都有一百尺宽，两岸上树木成荫，笼罩在水 面之上。外殿有十欧尔巨阿高，装饰着六佩巨斯高的精美人像。神殿位于城 市的正中，城的四周俯视着这座神殿，因为城的地面升高起来，但神殿的地 面却和先前一样，因此人们是可以从外面看到它的里面的。它的四周是刻着 图像的石墙：里面是一丛非常高大的树木围绕在一座巨大神殿的四周长着。 神殿里是女神的神像。神殿是方形的，每一面有一斯塔迪昂长。一条大约有 三斯塔迪昂长的石铺的道路一直通到入口，然后折向东通过市集，再到海尔 美士神殿。道路大概有四普列特隆宽，两旁长着参天的树木。神殿的情况就 是这样的。

    (139)他们说，埃西欧匹亚人离开的经过情况是这样的。他逃出了这个地 方，是因为他梦见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劝告他把埃及的全体祭司集合到一 起并把他们腰斩。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之后，他就说他认为这可能是神给他的 一个暗示，表示他可以做出有凟神明的事情，这样就会受到诸神或是人们的 惩罚；他说他不愿这样做，再加上，在神托预言他统治埃及的时期期满之后 他是要离去的，现在时期已经到了，他也应当离开了；因为当他还在埃西欧 匹亚的时候，当地的人们请示的神托宣布说，他命中注定要统治埃及五十年。 既然这个时期已经满了而且他又因他在梦中的所见而心中烦恼，于是撒巴科 斯就自动地离开了埃及。

    (140)这个埃西欧匹亚人既然离开了埃及，据说那位盲人便再度做了国 王；他是从沼泽地带回来的，他在那里住了五十年，住的地方是他自己用灰 和士筑成的一个岛。因为个别背着埃西欧匹亚人被派来给他送食物的埃及 人，曾受国王之托在每次来的时候都带着灰，作为他们的礼物。在阿米尔塔 伊俄斯的时期之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个岛；在他之前的所有的国王找了 七百多年都没有找到它。它的名字是埃尔波，有十斯塔迪昂长，十斯塔迪昂 宽。

    (141)下面的一个国王就是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名字叫做赛托司。他看 不起并且毫不重视埃及的战士阶级，认为他根本不需要他们；他不仅是侮辱 他们，而且把在前王时期送给他们每一个人的十二阿路拉上选土地收了回 去。因此国王撒那卡里波司立刻率领一支阿拉伯人和亚述人的大军前来攻打 埃及：但埃及的战士不愿对他作战。这个走头无路的祭司只得跑到神殿里去， 在那里的神象面前为眼看便要到临他身上的危险而哀哭。当他正在哀哭的时 候，他睡着了，在梦中他梦见神站在他的面前，命令他鼓起勇气来，因为在 和阿拉伯人的大军相对抗时，他是不会受到什么损害的。神说他自己将要派 军队来援助他。他相信了这个梦，因而便率领着还跟随着他的那些埃及人在 佩鲁西昂扎下了营(因为这里是埃及的入口)，没有战士愿意跟着他去，愿意 去的只有行商、工匠和小贩。 他们的敌人也来到了这里，而在一个夜里有一大群田鼠涌入亚述的营 地，咬坏了他们的箭筒、他们的弓，乃至他们盾牌上的把手，使得他们在第 二天竟不得不空着手跑走，许多人又死掉了。而在这一天，在海帕伊司托斯 神殿里有一个埃及国王的石像，手里拿着一只老鼠，像上还有一行铭文，大 意是：“让看到我的人敬畏神明罢”。

    (142)埃及人和他们的祭司所告诉我的事情就是这些了。他们跟我说，从 第一个国王到最后的那个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中间总计是三百四十一世， 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也就有相同数目的国王和祭司长。三百世是一万年， 三世等于一百年。不把三百世计算在内，剩下的四十一世则是一千三百四十 年。这样算来，全部时间就是一万一千三百四十年；他们说，在这全部时期 当中，他们没有一个国王是人形的神，而在这段时期之前或之后的其他埃及 国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因此他们告诉我说，在这一段时期里，太阳 逆、反常规地升起了四次；两次它是在它现在下落的地方升起的，两次是在 它现在上升的地方下落的；虽然如此，埃及现在却没有经受任何变化，不管 是在河流和土地的生产方面，还是在疾病和死亡的事情上面都是如此。

    (143)海卡泰欧斯（波斯战争后不久去世）这位历史家曾有一次到底比斯，他在那里自己回溯了 一下身世，结果发现他在十六代之前和神有血统的关系。宙斯的祭司对他所 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完全一样，但我并没有回溯我自己的身世。他们 把我领到神殿的巨大内庭里去，在那里指给我看许多木像，他们数了一下， 木像的数目正是他们刚才听说的那个数目，因为每一个祭司长在生前都给自 己在那里立一座像；在数给我并指给我看这些像的时候，祭司们向我表示，每一个都是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他们数了全部的木像，从最近死的那 个人一直回溯到最早的那个人。因此，当海卡泰欧斯回溯他的身世并宣布说 在他之前第十六代的祖先是神的时候，祭司们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也回溯了 他们的身世，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他那认为一个人可以从神生出来的话：他们 循着三百四十五个像来回溯全部的身世，却和任何祖先的神或英雄联系不 上，他们宣布说每一个像都是一个披罗米司，都是另一个披罗米司的儿子， 用希腊语来说，披罗米司就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好的人物。

    (144)于是他们便表示说，凡是有像立在那里的人都是好人，但他们和神 却完全不同。他们说，在这些人之前，埃及的统治者是神，他们和人类共同 生活在大地上，在每一代其中必定有一位神掌握着最高主权。他们之中最后 统治埃及的是奥西里斯的儿子欧洛司，希腊人则称之为阿波罗；他废黜了杜彭（埃及的毁灭之神赛特）而成了埃及最后一代的神圣的国王。奥西里斯在希腊语中则称之为狄奥尼 索斯。

    (145)在希腊人当中，海拉克列斯、狄奥尼索斯和潘恩被认为是诸神当中 最年轻的。但在埃及，潘恩（埃及的凯姆）是诸神中最古老的，并且据说是最初存在的八神 之一，海拉克列斯是第二代的所谓十二神之一，而狄奥尼索斯则被认为是属 于十二神之后的第三代的神。在海拉克列斯和阿玛西斯之间有多少年，我已 经说过了。潘恩据说还要早一些；在狄奥尼索斯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年代最短， 埃及人把这段年代算定为一万五千年。既然埃及人已经算出了年代来，而且 又把它们加以记载，可以知道他们对这一切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但据说卡得 莫斯的女儿赛美列所生的狄奥尼索斯大约是在我当时之前一千六百年，而阿 尔克美涅的儿子海拉克列斯则是在我之前九百年左右。而佩奈洛佩所生的潘 恩(根据希腊人的传说，佩奈洛佩和海尔美士是潘恩的双亲)是在我之前八百 年左右，因此比特洛伊战争还要晚了。

    (146)关于潘恩和狄奥尼索斯这两个神，人们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他认为是 可信的说法；但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关于它们的意见：如果赛美列的 儿子狄奥尼索斯和佩奈洛佩的儿子潘恩在希腊很有名，并象阿姆披特利昂的 儿子海拉克列斯那样一直在那里住到老年的话，那就可以说，他们和海拉克 列斯一样，也不过是普通人，只是用比他们要古老得多的神潘恩和狄奥尼索 斯的名字来命名罢了。但虽然如此、希腊的故事却说，宙斯刚刚把他缝在自 己的股内并把他带到埃及之外埃西欧区亚的尼撒去的时候，狄奥尼索斯便降 生了；至于潘恩，则希腊人便不知道他降生后的情况如何了。因此，在我看 来，很清楚的是希腊人在诸神的名字当中是最后才知道了这两个神的名字 的，他们把这两个神的起源一直回溯到他们知道它们的时候去。

    (147)以上我记述的都是埃及人自己所讲的话。下面我还要说一说埃及人 和外国人异口同声所讲的有关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的话，还要加上我亲眼 看到的一些东西。在海帕伊司托斯的祭司的统治时期之后，埃及人便自由了。 (但是他们不能没有一个国王而生活下去)，于是他们便把埃及分成十二 部分并立了十二位国王。这些国王相互结亲并同意结为亲密的朋友，他们之 间谁也不应陷害另一个人，谁也不应取得比另一个人更多的东西。所以谛结 他们努力遵守的这一协定的理由是这样：在他们刚刚开始分王而治的时候，有一个神托告诉他们说，他们当中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中用青铜器皿行灌奠 之礼的那个人将会是全埃及的国王。就和在所有其他的神殿集会一样，他们 也是常常在这个神殿中集会的。

    (148)此外，他们还决定共同做一番事业只便把他们的名字保存在后人的 记忆里：在这样决定以后，他们便修建了一所迷宫，迷宫在离莫伊利斯湖不 远的地方，位于人们称为鳄鱼城的一个地方的附近。我个人看见过它，它的 巧妙诚然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把希腊人所修建的和制造的东西都放到一 起，尽管以弗所和萨摩司的神殿也都是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但总起来和它相 比，在花费的劳力和金钱这点上，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虽然金字塔大得无 法形容而其中的每一座又足能顶得上希腊人修建的许多巨大纪念物，但这种 错综复杂的迷宫又是超过了金字塔的。它有十二所有顶子的方庭，它们的门 是相对的，六个朝北，六个朝南，并排为连续的两列，但它们都在一道外墙 之内。它还有双套的房间，房间总数是三千间，一千五百间在地上面，一千 五百间在地下面。我们自己看到了地上面的，所以现在只讲看到的部分；地 下面的那一部分我们只是听别人讲的。埃及的看门人无论如何不肯使我们看 到它们。他们说，这是最初修建这一迷宫的国王们和圣鳄的墓窖。因此我们 只能凭传闻讲一进地下室。地上面的部分我自己见过，它们大得人们几乎不 相信是人建造的。各室的出口和来往通过各方庭的令人为之心迷的道路，在 我们从方庭进入内室，从内室到柱廊，从柱廊又到更多的房间，然后进入更 多的方庭的时候，这对我来说，乃是无穷无尽的惊异。在这一切之上是一个 屋顶，屋顶和墙一样是石造的；墙上刻着图像，每一方庭的四周则是拼砌得 极其精确的白石柱廊。在迷宫尽头的一个角落附近，有一座四十欧尔巨阿高 的金字塔，上面刻着巨大的图像。修造了一条道通到这地下面去。

    (149)迷宫的情况就是这样。然而在它旁边的莫伊利斯湖却是更值得人们 惊奇的。这个湖的周边长达三千六百斯塔迪昂或六十司科伊诺斯，这个长度 相当于埃及全部海岸线的长度。它的长度是从北到南的；它最深的地方是五 十欧尔巨阿。从湖的本身可以看出，这湖是人工挖掘的，人工造成的：因为 几乎在它的正中有两座金字塔，它们修建得水上水下各有五十欧尔巨阿，在 每一座金字塔的塔顶上，有一个坐在王座上的巨大石像。因此这些金字塔就 是一百欧尔巨阿高；一百欧尔巨阿等于一斯塔迪昂即六普列特隆，一欧尔巨 阿等于六尺或四佩巨斯，一尺等于四帕拉司铁，一佩巨斯等于六帕拉司铁。 湖里的水不是天然的(因为这一带地方的水异常缺乏)，而是通过一道河渠从 尼罗河引过来的；有六个月水从河流入湖，六个月从湖倒流入河。在向外流 的六个月中间，每天捕得的鱼可使王室的国库收入一塔兰特的白银，而在向 内流的场合之下，每日的收入是二十米那。

    (150)此外，当地的人还说，这个湖还通过一道地下的水流通到利比亚的 叙尔提斯，它是沿着孟斐斯上方的山脉向西方的内地流的。在任何地方我都 看不到从这个湖里挖出来的土，这一点使我颇费思索，于是我便去问那些住 得离湖最近的人们，从湖中挖出来的东西都在什么地方。他们告诉我这些东 西运到什么地方去而我立刻便相信了他们的话，因为我听到了在亚述的尼诺 斯域所发生的一件类似的事情。尼诺斯的国王撒尔丹那帕洛司拥有巨大财 富，他把这些财富收藏在地下的财库里。有一些贼想偷走这个财库：于是他 们计算通路并从他们所住的房子到皇宫挖了一条地道，而把挖出来的土在夜 里抛到流经尼诺斯地方的底格里斯河，直到最后，他们达成了他们的愿望。 我听说，挖掘埃及的湖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工程不是在夜 里，而是在白天进行的。埃及人把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尼罗河去，想来这样做 是要河水把这些泥土冲走和散开。湖就是这样挖成的。

    (151)这十二个国王的行动一直是公正的；过了若干时候，他们终于到海 帕伊司托斯神殿来奉献牺牲了。在宴会的最后一日，当他们正要举行灌奠之 礼的时候，祭司长拿出了他们通常用来行礼的金杯；但是他算错，而只给了 他们十二个人十一个杯子。因此他们中间最后的一个人普撒美提科斯便没有 得到杯子。于是他便摘下他的青铜头盔，拿着它来行灌奠之礼。所有其他的 国王通常也戴头盔。而那时也是戴盔的：当时普撒美提科斯拿出他的头盔来 并不是故意想出的什么谋略，但是其他的人看到普撒美提科斯的做法却想到 神托所说的话，即谁用青铜器举行灌奠之礼谁便成为全埃及的国王的话。因 此，虽然他们认为普撒美提科斯还不应当被处死，因为他们调查过他并发现 他是在无意中这样做的；但他们却决定剥夺他大部分的权力并且把他赶到沼 泽地带去，不许他和埃及的其他部分发生关系。

    (152)这个普撒美提科斯以前是在叙利亚的，他是从杀了自己的父亲涅科 斯的埃西欧匹亚人撒巴科斯那里逃到叙利亚去的。那时，当这个埃西欧匹亚 人由于他在一次梦中的所见而离开的时候，撒伊司藉姆的埃及人便把他从叙 利亚带了回来。而当普撒美提科斯由于使用青酮头盔的缘故而被十一个国王 赶到沼泽地带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第二次做国王了。因此他认为他自己受到 了他们的极其粗暴的对待，并想对把他赶出来的那些人进行报复，于是他便 派人到布头城去请示列托的神托，因为这是埃及最确实可靠的一处神托所。 神托回答说，如果他看到有青铜人从大海那方面来的时候，他就可以进行报 复。普撒美提科斯心中暗里不相信青铜人会来帮助他。但是在不久之后，四 方航行进行劫掠的某些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被迫在埃及的海岸停泊，他们 穿着青铜的铠甲在那里上了陆；于是一个埃及人便到沼泽地带来把这个消息 带给普撒美提科斯说，青铜人从海的那方面来了，并且正在平原上掠夺粮草。 至于普撒美提科斯，则他在先前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穿着铠甲的人的。普撒美 提科斯认为这样神托的话已经应验了；于是他便和伊奥尼亚人与卡里亚人结 为朋友，并答应说如果他们与他联合起来的话。他将给他们以重大的酬谢： 因而在争取到他们之后，他便借了愿意跟他站到一起的埃及人以及这些联盟 者的帮助，废黜了十一个国王。

    (153)他作了全埃及的主人之后，他就在孟斐斯修造了海帕伊司托斯神殿 的一个向着南风方向的门殿，并在这门殿的对面修建了阿庇斯的一个方庭， 而无论什么时候阿庇斯出现，它都是在那里吃饭的。这个方庭内部四周都是 柱廊，方庭还有许多雕刻的图像，屋顶是支撑在有十二佩巨斯高的人形的巨 大石柱上。阿庇斯在希腊语里面称为埃帕波司。

    (154)对于帮助普撒美提科斯取得了胜利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普撒 美提科斯给他们以在尼罗河两岸上相对峙的土地来居住，称为“营地”；在 这之外，他又把以前许给他们的一切都给了。此外，他又把埃及的孩子们交 给他们，向他们学习希腊语，这些埃及人学会了希腊语之后，就成了今天埃 及通译们的祖先。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在这些地方住了一个很长的时候； 这些地方离海不远，在布巴斯提斯下方附近，尼罗河的所谓佩鲁希昂河口上 面。在很久以后，国王阿玛西斯从那里把他们迁移开去并使他们定居在孟斐 斯作他的侍卫以对抗埃及人。由于他们住在埃及，我们希腊人和这些人交往 之后，对于从普撒美提科斯的统治时期以后的埃及历史便有了精确的知识， 因为作为讲外国话而定居在埃及的人，他们要算是第一批了。直到我的时代， 在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移走的地方那里，仍然有他们的船舶的起重器和他 们的房屋的废墟。普撒美提科斯成为埃及国王的经过就是这样了。

    (155)在前面我常常谈到埃及的神托所，现在我要对它加以说明，因为它 是值得一述的。这个埃及的神托所就是列托的神殿，从海溯河而行，则它位 于尼罗河所谓赛本努铁斯河口附近的一个大城市之内。神托所所在的那个大 城市的名字是叫做布头。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个名字。在布头有一个阿波 罗和阿尔铁米司的神殿。神托所所在的这个列托神殿本身是非常大的，单是 外门便有十欧尔巨阿高。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这里看到的一切东西当中最值得 惊叹的东西。在圣域之内的列托圣堂，它的墙的高和宽方面都是用一块石头 造起来的；每一面墙的高和宽相等，即各四十佩巨斯。另一块石头用来做屋 顶，它的檐板则有四佩巨斯宽。

    (156)因此在这座神殿里面，这个圣堂是我见到的一切东西当中最值得惊 叹的了；而其次，最值得惊叹的要算是称为凯姆米司的岛了。这个岛位于布 头神殿附近的一个宽而深的大湖上面，埃及人说它是一座浮岛。在我来说， 我从来没有看它浮起来过，根本也没有移动过，而我以为如果一个岛真地浮 起来，那倒真正是一件奇闻了。不管怎样，在那上面有阿波罗的一座巨大的 神殿，还有三座祭坛；岛上有许多椰子树以及其他的树，有的结果子，有的 不结果子。埃及人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岛是会移动的：当杜彭在世 界到处寻求奥西里斯的儿子的时候，身为最初的八神之一并住在有她的神托 所的布头的列托受到伊西司的委托而接纳了阿波罗，并为了安全而把他隐藏 在这座以前不动但现在据说是浮了起来的岛 上。他们说，阿波罗和阿尔敛米 司是狄奥尼索斯和伊西司的孩子，而列托则是他们的乳母和保护人。在埃及 语中阿波罗是欧洛司，戴美特尔是伊西司，阿尔铁米司是布巴斯提斯。正是 从这个，而不是从其他的埃及传说，只有埃乌波利昂的儿子埃司库洛斯得到 了在其他较早的诗人中间所找不到的一种想法，即阿尔铁米司是戴美特尔的 女儿。埃及人说，岛是由于上述的理由而浮起来的。故事的内容便是这样了。

    (157)普撒美提科斯统治埃及的时期是五十四年。其中有二十九年，他是 在叙利亚的一座大城阿佐托司面前度过的，他把这座城市一直围攻到攻克的 时候。这座阿佐托司城抗击围攻的时期，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被围的城市都 要长久。

    (158)普撒美提科斯有一个儿子涅科斯，涅科斯后来也成了埃及的国王。 涅科斯第一个着手把一条运河修到红海去，但完成这项工作的却是波斯人大 流士。这条运河的长度是四天的旅程，它挖掘的宽度足够两艘三段桡船并排 行进。它的水是从尼罗河引来的，它的起点是布巴斯提斯稍上方的一个阿拉 伯的帕托莫司城附近而一直流入红海。开始挖掘的地方是在埃及平原离阿拉 伯最近的那一部分；向孟斐斯方面延展的山脉，也就是采石场所在的那个山 脉，离这个平原是很近的；河渠就沿着这山脉的低低的山坡从西向东走很长 的一段，然后进入一个峡谷，更折向南流出山区而通向阿拉伯湾。而从北向 南方的海或红海的最短的和最便捷的道路，是从作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边界的 卡西欧斯山到阿拉伯湾，这段路程不多不少正是一千斯塔迪昂；这是最直接 的道路，但河渠则要长的多。 因为它是比较曲折的。在涅科斯的统治期间，死于挖掘工程的有十二万 埃及人。只是由于一次预言，涅科斯才停止了这项工作，因为预言指出他正 在为一个异邦人操劳。埃及人称所有讲其他语言的人为异邦人。

    (159)涅科斯于是停止挖掘河渠而从事于战争的准备工作了；他的一些战 船是在北海上修造的，有一些是在阿拉伯湾，红海的海岸上修造的。这些船 的卷扬机现在还可以看到的。他在需要的时候便使用这些船，他还率领着自 己的陆军在玛格多洛斯迎击叙利亚人并击败了他们，而在战后更攻取了叙利 亚的大城市卡杜提司。他派人到米利都的布朗奇达伊家去，把他在取得这些 次胜利时所穿的袍子在那里献给了阿波罗。在统治了十六年之后不久他便死 了。他的儿子普撒米司继承了他的王位。

    (160)当普撒米司统治埃及的时候，有一些使节从埃里司前来见他。埃里 司人夸口说他们在人类当中最公正合理地和出色地组织了奥林匹亚比赛会， 他们宣称尽管埃及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可是甚至埃及人也不能对它有所 改进了。当埃里司人到埃及来并说明了他们此行的目的时，普撒米司便召集 了据说是埃及最有智慧的人们开了一个会。这些人集会在一起并向告诉他们 那些他们必须遵从的比赛规则的埃里司人进行询问，埃里司人说了这些之 后，便说他们这次来是为了这样做的：如果埃及人能够发明任何更加公正的 办法，他们也会学习的。埃及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下，然后就询问埃里司人， 问他们当地的人是否也参加比赛。埃里司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从埃里司和其 他地方来的一切希腊人都可以比赛的。于是埃及人就说，这个规则完全不是 公正的。他们说：“因为，在比赛中你们不可能不偏袒你们当地的人和不公 正地对待异邦人。而如果你们真地制定了公正的规则因而到埃及来的话，那 你们便应只允许异邦人参加，而不是埃里司人参加比赛了”。这便是埃及人 对埃里司人的意见。

    (161)普撒米司在埃及只统治了六年。他进攻埃西欧匹亚，此后不久便死 在那里了，而他的儿子阿普里埃司继他而登上了王位。除去他的曾祖父普撒 美提科斯以外，他在统治的二十五年中间比先前的任何国王都更幸运，在这 期间，他派遣一支军队去攻打西顶并且和推罗的国王发生过海战。但是他注 定要遭受不幸的，这原因现在我想简略地谈一下，而在谈到利比亚历史的那 部分时再说得详细些。 阿普里埃司曾派一支大军去攻打库列涅，但是吃了惨重的败仗。埃及人 为了这件事责怪他，并起来叛变他。因为他们认为阿普里埃司是故意叫他们 去送死的，他们认为由于他们这样一死，阿普里埃司便可以更加安稳地统治 其他的埃及人了。那些对这件事极其恼怒的人们回来之后，就和战死者的朋 友们公然地起来反抗了。

    (162)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阿普里埃司便派阿玛西斯到他们那里去，劝他 们回心转意。当阿玛西斯到埃及人这里来的时候，他便劝告他们不要做这样 的事情。但是当他讲话的时候，一个埃及人从他后面走过来，把一顶盔头戴 到他的头上，说这乃是王权的标帜。而阿玛西斯对这种做法也并不表示反对， 而既然被反叛的埃及人拥立为国王，他便准备向阿普里埃司进军了。当阿普 里埃司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便派遣他宫廷中一个受到尊重的、名叫帕塔尔 贝米司的埃及人，来对付阿玛西斯；他命令这个帕塔尔贝米司生擒叛徒并把 这个叛徒捉来见他。帕塔尔贝米司来了，他召唤(正在乘骑之上)非常不体面 地抬起腿来和命令使臣拿回那个标帜给阿普里埃司的阿玛西斯。虽然帕塔尔 贝米司十分急于要阿玛西斯遵守国王的召唤并去见他，但故事说，阿玛西斯 回答说他很早便一直准备这样做而阿普里埃司是会非常满意他的；他说他不 但自己会来并且还要把别人也一同带来。帕塔尔贝米司听到这话，便明白了 阿玛西斯的意思：他看到了他做的准备，于是赶忙的离开了，为的是想使国 王尽快地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当阿普里埃司看到他没有带着阿玛西斯回 来的时候，自己并没有好好考虑一下，却在盛怒之下下令割掉帕塔尔贝米司 的耳朵和鼻子。到现在为止还拥护阿普里埃司的其他埃及人。看到在他们之 间最受尊敬的人都受到了这样不道德的侮辱，便毫不迟疑地改变了自己的立 场而投到阿玛西斯的那面去了。

    (163)这件事情也被阿普里埃司知道了，于是他便把他的卫队武装起来， 去攻打埃及人；他有由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所组成的一支三万人的亲卫 军，他的宫殿是在撒伊司城，这是一座极其豪华壮丽的巨大宫殿。阿普里埃 司的军队进攻埃及人，阿玛西斯的军队也向异邦人进攻。两军在莫美姆披司 相会，他们相互间就想在那里一试身手。

    (164)埃及人分成七个阶级：他们各自的头街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通译和舵手。有这样多的阶级，每个阶级都是以它自己的职业命名的。武士又分成卡拉西里埃司和海尔摩吐比埃司，他们分别属于下列诸 诺姆，因为埃及的一切区划是以诺姆为依据的。

    (165)海尔摩吐比埃司是属于布希里斯、撒伊司、凯姆米司和帕普雷米斯 诸诺姆，一个称为普洛索披提斯的岛和那托的一半。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 人数在最多的时候达十六万。他们谁也没有学过任何普通职业；他们是只能 从事于军务的。

    (166)卡拉西里埃司是属于底比斯、布巴斯提斯、阿普提斯、塔尼司、孟 迭司、塞本努铁斯、阿特里比司、帕尔巴伊托司、特姆易斯、欧努披司、阿 努提司、米埃克波里司诸诺姆的。米埃克波里司是在布巴斯提斯城对岸的一 个岛上。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地方。他们的人数在最多时有二十五万人。这些 人也不能从事其他职业而只能打仗，打仗是他们的世袭职业。

    (167)这种分法是不是和其他的风俗习惯一样，也是由埃及传到希腊的， 我说不确实了。我知道在色雷斯、斯奇提亚、波斯和吕底亚，以及在几乎所 有的外邦，那些从事一种职业的人，是不如其他人那样受尊重的，而那些和 手艺毫无关系的人，特别是那些单单从事军务的人们则被认为是最高贵的 人。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希腊人，特别是拉凯戴孟人中间的这种看法 是外来的。可是在科林斯人那里，手艺却是最不受蔑视的。

    (168)在埃及人当中，除去祭司而外，武士是唯一拥有特权的人们，他们 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十二阿路拉的不上税的土地，每阿路拉是一百埃及平方佩 巨斯，而埃及的佩巨斯则与萨摩司的佩巨斯相等。这些土地是专为他们所有 的人准备的，但这些土地却决不是由同样的一些人继续种下去，而是依次交 替着耕种的。国王每年的亲兵是由一千名卡拉西里埃司和同样数目的海尔摩 吐比埃司组成的。这些人除了他们的土地之外，每天还得到五米那的面包， 二米那的牛肉和四阿律斯铁尔的酒。这是每一个亲兵一定可以得到的东西。

    (169)当阿普里埃司率领着他的亲卫军，阿玛西斯率领着埃及人的全军在 莫美姆披司城相会的时候，战斗立刻开始了。异邦人虽然善战，但他们的人 数要少得多，因此他们被战败了。他们说，阿普里埃司认为甚至神都不能使 他退位，他是这样深信他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现在，在战败和被俘以后， 他就给带到撒伊司地方那曾一度属于他，但现在属于阿玛西斯的宫殿来了。 他曾被拘养在宫殿里一个时期并受到了阿玛西斯的优遇。然而不久埃及人就 抱怨说，叫他们和他们的国王的最可恨的敌人活着是一件很不公道的事情； 因此，阿玛西斯便把阿普里埃司交到他们的手里；他们把他绞死并埋葬在他 的历代父祖的茔地里。这茔地是在雅典娜神殿入口处左手离圣堂极近的地 方。撒伊司地方的人民把他们本诺姆出身的一切国王都埋葬在神殿的圣域之 内。阿玛西斯的墓离圣堂比阿普里埃司和他的祖先的墓离圣堂要远；但它也 是在神殿境内的这是一个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巨大的石造柱廊，它的柱子被做 成椰子树的样子。这个柱廊有两扇门，在这里面是停放棺木的地方。

    (170)在撒伊司雅典娜神殿的圣域之内，还有这样的人的一个墓地，至于 他的名字，在谈到这样一件事的时候我以为是不便谈的。它在神殿的背后， 全面紧埃着圣堂的后墙。在圣域之内还有一些巨大的石制方尖碑；附近有一 个湖，湖的四周砌着一道石垣，形状是圆形的，而按大小而论，我看大约等 于狄罗斯地方被称为轮形池的那个湖。

    (171)埃及人夜里便在这个湖上表演那位神的受难的故事，而埃及人则称 这种仪式为秘仪。关于这些事情，我是知道它们的全部内容的，故而本来可 以讲得更确切些，但是我不准备谈了。关于希腊人称之为铁司莫波里亚（雅典妇女在秋天举行的节日）的戴美特尔的秘仪，除去允许我讲的部分之外，我也不准备谈了。那是达纳乌司 的女儿们把这种秘仪传出埃及并把它教给了佩拉司吉亚的妇女们。后来，当 伯罗奔尼撒人被多里斯人赶走的时候，这种密仪也就随之失传了，只有阿尔 卡地亚人还保存了它，因为他们未被驱出而是留在他们的家乡了。

    (172)自从阿普里埃司象我上述那样地被废黜之后，阿玛西斯便统治了埃 及。他是撒伊司诺姆西乌铺城的人。起初，由于他不是出身贵族，而是一个 普通人，因此埃及人蔑视他并且丝毫不尊敬他。但是过了一些时候，他便用 他的智巧，而不是用暴力，赢得了他们的拥戴。在他的无数财宝当中有一个 金盆，他和所有与他共同饮宴的客人们常常用它来洗脚。他把这个器皿打碎， 用它改铸成一个神象，放到城内最适当的场所。于是埃及人便常常到这个神 像的地方来，对它表示了很大的尊敬。当阿玛西斯知道市民们怎样做以后， 他便把埃及人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说这神像是用洗脚盆的金子铸造的；他 说他的臣民曾用它洗脚、呕吐东西或是小便，但是现在他们却很尊敬它。于 是他进而说明，现在他的情况便和这个洗脚盆的情况相同，他以前虽是一个 平常人，但现在却是他们的国王了：因此他命令他们尊敬和重视他。他便用 这样的办法赢得了埃及人的信任使埃及人同意作他的臣民。

    (173)下面是他的日常生活的情况：在早上，直到市场上挤满了人的时 候，他热心地处理送到他面前来的事务：在这之后，他全天便都用来和他的 好友饮酒作乐，吊儿郎当地和言不及义地排遣时间。但是他的朋友为他的这 一点担心，于是劝谏他说：“哦，国王啊，你的这种轻佻的行动，是会损害 你的国王尊严的。我们希望你终日严正地坐在威严的宝座之上处理国家大 事。这样埃及人就会知道，他们的统治者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那你在他们中 间也就有了更好的声名；然而你现在的行动却是和国王完全不适合的”。阿 玛西斯回答他们说：“要知道，有弓的人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拉开的：如果 弓老是拉着，它们就会毁坏，而等人们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没有用处了。 人的道理也和这个道理一样。如果他们总是从事严肃的工作，而不把一部分的时间用来消遣，他们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便会疯狂起来或是变成傻子。这 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因此我轮流着分配这二者的时间”。这便是他回答他 的朋友的话。

    (174)据说在阿玛西斯作国王之前，他决不是一个谨严的人物，而是非常 喜欢饮酒作乐的；而当他的饮酒作乐使他变得贫穷的时候，他就到处游荡， 去偷别人的东西。于是别人在他不承认他偷了他们的财物的时候，便把他带 到离他们最近的随便一个什么神托所那里去，而神托便常常宣布他犯了偷窃 罪，也常常把他赦免。当他作了国王的时候，他根本不去照顾那些曾开脱了 他的盗窃罪的神殿，不去修缮这些神殿，也不到那里去奉献牺牲，因为他认 为这些神殿毫无价值，而它们的神托也都是假的。但是对那些宣布他有罪的 神，却是小心谨慎地奉祀着，因为他认为他们是真正的神，而他们的神托也 是真实可靠的。

    (175)阿玛西斯给撒伊司地方的雅典娜神殿修造了一座外殿，这座外殿在 高和大方面超过以前的一切其他这类建筑物，它是用空前巨大和雄伟的石块 修筑成功的，此外，他还奉献了巨大的人像和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并且把十 分巨大的石块搬到这附近来以供修理之用。其中的某些石块是从孟斐斯的采 石场运来的：最大的一些石块则是从埃烈旁提涅这个城市运来的，这个地方 和撒伊司相隔有二十天的河上路程。但是现在我要说一说他的工程中使我最 感到惊讶的东西。他从埃烈旁提涅运来一座用一大块石头修建成功的圣堂； 单是运这座圣堂就费了三年的时间，使用来搬运它的人有两千名，而且这些 人又都是舵手。用一整块石头修建的这座圣堂的外部的长是二十一佩巨斯， 宽是十四佩巨斯，高是八佩巨斯：它内部的尺寸是这样：长十八佩巨斯一贝 拱，宽十二佩巨斯，高五佩巨斯。它位于神殿入口的附近，它是由于下列的 情况才被放置在那里而没有被拉到神殿里面去的。据说，这座圣堂的石匠头 在这块石头的起运中间，由于运石头时费了这样长的时间并对这苦役感到厌 倦，曾大声地呻吟叹气。阿玛西斯听到了这人的叹气声而认为这是不祥之兆， 因此他不许石造的圣堂再向前拖了。但是又有一些人说，工匠中一个掌管杠 杆的人给石造的圣堂压死了，因此便被命令放置在那里，不许再向里面拖了。

    (176)对于所有其他有名的神殿，阿玛西斯也奉献了可称为伟观的献纳 品。比方说，在孟斐斯，他就奉献了在海帕伊司托斯神殿前面的一座长达七 十五尺的卧像。在同一个台基上还有两个巨大的像，每一座各有二十尺高， 它们是用同样的石块雕成的，分别在巨像的两旁。在撒伊司还有一座同样大 的石像，和孟斐斯那座石像的姿态一样。阿玛西斯最后在孟斐斯还建造了一 座伊西司神殿，这也是一座极为精彩宏壮的巨大神殿。

    (177)据说阿玛西斯的统治时代是埃及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不拘是在 河加惠于土地方面，还是在土地加惠于人民方面都是如此。而在当时的埃及， 有人居住的市邑有两万座。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 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 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偷从 埃及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用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 着这条法律，因为这的确是一条很好的法律。

    (178)阿玛西斯对希腊人是抱着好感的。在他给予某些希腊人的其他优惠 当中，他特别把纳乌克拉提斯这样的城市给予愿意定居在埃及的希腊人居 住。对于那些愿意在沿海进行贸易，但不想定居在埃及国内的人们，他答应 给他们一些土地，使他们用来安设祭坛和修建神殿。在这些地方当中，最大 的和最有名的，也是参拜者最多的圣域是被称为海列尼昂的圣域。这是伊奥 尼亚人、多里斯人和爱奥里斯人共同修建的；参加修建的城市属于伊奥尼亚 人的有歧奥斯、提奥斯、波凯亚和克拉佐美纳伊，属于多里斯人的城市有罗 德斯、克尼多斯、哈立卡尔那索斯和帕赛利斯；属于爱奥里斯人的城市则只 有一个米提列奈。圣域便是属于这些城市的，而任命港埠监督的也是这些城 市。如果任何其他城市也声明神殿有它们的一份的话，那它们便是要求根本 不属于它们的东西了。但是有三个民族却奉献了自己的神殿：埃吉纳人修建 了他们专有的宙斯神殿，此外萨摩司人修建了希拉神殿，米利都人修建了阿 波罗神殿。

    (179)纳乌克拉提斯古时是全埃及仅有的一个商港。如果一个人进入尼罗 河其他河口之一的时候，他必须发誓说他不是故意到这里来的。这样发了誓 之后，他就一定要乘船到卡诺包斯河口去。倘若由于逆风而不可能到那里去 的话，他就必须把他的货物装载到船上绕行三角洲，最后来到纳乌克拉提斯 地方。纳乌克拉提斯就是赋有这样大的特权的。

    (180)当阿姆披克图欧涅斯以三百塔兰特的代价把现在戴尔波伊神殿包 给人修建的时候(一直在那里的神殿纯乎是由于事故而被焚毁了)，戴尔波伊 人要担负全部造价的四分之一。他们到各个城市去募集捐赠品，而在这件事 上，他们从埃及得到的最多。因为阿玛西斯赠给他们一千塔兰特的明凡，而 那里的希腊居民则捐献了二十米那。

    (181)阿玛西斯和库列涅人缔结了友谊和同盟的协定。不仅如此，阿玛西 斯还认为应当从那个城市娶一个妻子，他这样做不知这是表示他对这个城市 的友情，还是他想娶一个希腊妇女作妻子。因此，他便娶了一个库列涅城的、 名叫做拉狄凯的妇女，有人说她是巴托司的女儿，有人说她是阿尔凯西拉欧 司的女儿，又有人说她是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市民克利托布罗斯的女儿。当阿 玛西斯与她将要合卺之时，他却不能与她交媾：虽然他和其他妇女并不是无 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时候，阿玛西斯就向这个名叫拉狄凯的妇 女说：“女人啊，你一定对我使用了魔法。告诉你，你一定要死得比任何一 个妇女都惨的”。不管拉狄凯如何否认这件事都不能平息阿玛西斯的怒气。 于是她便在内心里向阿普洛狄铁许下了一个愿：如果在那一夜里能使她与他 交配上，从而使她免遭灾祸的话，她便要献一座女神的像给库列涅的阿普洛 狄铁神殿。结果，她竟如愿以偿，国王每次都能与她交媾了。阿玛西斯自此 以后非常爱她。拉狄凯向女神还了愿。她制作了一座神像送到库列涅去，这 座神象到我的时候还安全无恙地立在那里，从城里向外望着。刚比西斯在他 征服了埃及并知道拉狄凯是何许人的时候，便毫无损伤地把她送还了库列 涅。

    (182)此外，阿玛西斯还奉献了许多东西给希腊地方的神殿。首先，他奉 献给库列涅的是一个镀金的雅典娜神像和自己的一幅肖像。送给林多斯的雅 典娜的是两座石像和非常漂亮的亚麻胸甲。送给萨摩司的希拉的是他自己的 两座木像，这两座木像在我的时代还立在大殿的门后。献给萨摩司这些礼物 是为了阿玛西斯和阿伊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波律克拉铁斯的统治时期大概开始在五三二年，关于他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友谊参见第三章第三九节]之间的友谊，献给林多斯 的礼物却决不是为了和任何人的友谊，而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那达纳乌司的女儿们在她们从埃吉普托司的儿子们手里逃脱时曾到过那里并建立了雅 典娜的神殿。以上便是阿玛西斯所奉献的礼品，他还破天荒第一次攻略赛浦 路斯并迫使它向他纳贡。

    第三卷

    (1)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率领在他治理之下的各个民族——其中包括 属于希腊民族的伊奥尼亚人和爱奥里斯人——的军队进攻埃及的时候（一般公认的时期是五二五年），埃及 的国王便正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阿玛西斯。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刚比西斯 派一名使者到埃及去，要娶阿玛西斯的女儿。他这样做是由于一个埃及人的 怂恿：这个埃及人出了这样一个生意，是因为阿玛西斯使他离开了自己的妻 子儿女而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来，因此他对阿玛西斯就怀恨在心了。原来 这个埃及人是一个眼科医生，而当居鲁士派人到阿玛西斯那里去，请他送给 自己一位埃及最好的眼科医生的时候，埃及国王便从全部的埃及医生当中把 他挑选出来，强行把他送到了波斯。既然这个埃及人对阿玛西斯心怀不满， 因此他教唆刚比西斯讨阿玛西斯的女儿作妻子：如果阿玛西斯同意，那他就 会心中烦恼，如果他拒绝，那他就会使刚比西斯成为他的敌人。当信息送来 的时候，非常害怕波斯的强大威力的阿玛西斯真是惊恐万状，既不能把女儿 送给刚比西斯，又不能拒绝他；原来刚比西斯并不打算使他的女儿作自己的 妻子，而只是使她作自己的侍妾而已，这一点阿玛西斯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于是他便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情，而终于想出了他可以用来应付一下的一个办 法。前面的国王阿普里埃司有一个名叫尼太提司的女儿，这是一个身材硕长 而又美丽的女子，是这个王家当中唯一留下来的人。阿玛西斯把这个女子用 衣服和金饰打扮起来，然后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送到波斯去。但是过了不久，在刚比西斯拥抱她而按照她父亲的名字称呼她的时候，这个女子便向他说： “国王啊，我看你还不知道阿玛西斯怎样地骗了你呢。他把我打扮一番之后， 就当作他自己的女儿送来了，但我实际却是他的主人阿普里埃司的女儿；阿 普里埃司是被他和其他埃及人在他们起来叛变时杀死的”。正是这样的一番 话以及其中所揭露的原委使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十分激怒，从而率领军队 进攻埃及。这便是波斯人的说法。

    (2)但是埃及人却说刚比西斯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说刚比西斯是阿普里 埃司的女儿尼太提司的儿子。他们说，派人到阿玛西斯这里来要求他的女儿 的是居鲁士，不是刚比西斯。但他们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首先，他们知道的很清楚(因为埃及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通晓波斯的风俗习惯)，在国王有嫡子的时候，庶子在习惯上是不能即波斯的王位的；其次，刚比西斯是阿 凯美尼达伊家的帕尔那斯佩斯的女儿卡桑达涅的儿子，而不是这个埃及女人的儿子。可是，他们这样歪曲史实是为了和居鲁士家族攀亲。而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

    (3)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过这个说法我是不相信的。它说，有一个波 斯的妇人前来拜前居鲁士的妻妾们并且大为赞美和叹赏站在卡桑达涅身旁的 那些身材高大而又眉清目秀的孩子们。于是居鲁士的妻子卡桑达涅便说：“虽 然我是这样的一些孩子的母亲，居鲁士仍然瞧不上我，却尊重从埃及新来的 这个妇人”。她讲这话的时候，心里对尼太提司是很恼怒的。于是她的最大 的一个儿子刚比西斯便说：“母亲，那末等我长大成人的时候，我会把整个 埃及搅翻的”。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大概是十岁的样子，妇女们听了他的 话觉得很惊讶；但是从此他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因而等他长大成人作了国王的时候，他便出征埃及了。

    (4)此外还发生了一件事，也促使他出征埃及。在阿玛西斯的外国佣兵当 中有一个名叫帕涅司的哈利卡尔那索斯出生的人，这是一个判断力强，而在 作战时又很勇敢的人。这个帕涅司对阿玛西斯心中有些不满，便乘船从埃及 逃跑，想来见刚比西斯。由于这个人在外国佣兵当中远非等闲之辈并且对于 埃及的一切事情都知道的清清楚楚，因此阿玛西斯便急于把他捉住。他派他 最亲信的宦官乘着一艘三段桡船追他。这个宦官在吕奇亚把他捉住了，但是 却决没有把他带回埃及来：因为帕涅司在智谋方面远远地超过了他；帕涅司 灌醉了他的守卫，因而跑到波斯来了。在那里，他发现刚比西斯正在准备出 征埃及，但是正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在行军时如何穿过那干燥无水的沙漠； 于是帕涅司便把阿玛西斯的情况告诉了他，并向他说明行军的方法；关于这 一点，他建议刚比西斯派人到阿拉伯的国王那里去，向他请教安全行军的办 法。

    (5)而要想进入埃及，当前只摆着这样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从腓尼基一直 通到卡杜提司市的边境，这块地方是属于现在所谓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的。 根据我的观察，卡杜提司市比撒尔迪斯小不了许多，从卡杜提司到耶努索司 市的海岸上的港埠都是属于阿拉伯人的。从耶努案司市直到谢尔包尼司湖， 又是属于叙利亚人的。而卡西欧斯山便是沿着谢尔包尼司湖的湖岸伸展到海 边去的。从据说杜彭曾经隐身的这个谢尔包尼司湖起，便进入了埃及的领土。 在一方面的耶努索司和另一方面的卡西欧斯山与谢尔包尼司湖中间，有一块 不算小的地方，人们要走过这块地方得用三天的时间，这是一片干旱得可怕 的无水沙漠地带。

    (6)我现在要谈一件乘船到埃及来的人很少注意到的事情。从希腊各地以 及从腓尼基每年有两次用土瓮把酒运入埃及，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国内 任何地方你都找不到一个空酒瓮的。人们也许要问，这些酒瓮都是怎样处理 了呢？这一点我也要说明的。原来，每一个地区的长官都必须把他的辖区之 内的士瓮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送到孟斐斯去；在孟斐斯，人俩又得把这些 士瓮装满了水，带到叙利亚的无水地区去。因此，每年不断地从国外带入埃 及并在埃及倒空的土瓮再给带到叙利亚去和先前的那些土瓮汇合到一处了。

    (7)在波斯人攻占了埃及之后，他们立刻便象我上面所说那样地把土瓮装 满了水，以确保他们安全地进入埃及的通路。但是这时，却还没有现成的水 源，于是刚比西斯便听从了哈利卡尔那索斯的客人的意见，派使者到阿拉伯 人那里去，请求允许他们安全地过去。阿拉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双方并相 互表示了信任。

    (8)阿拉伯人是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尊重信谊的。他们用这样的办法 来表示他们的信谊：一个人站立在缔结信谊的双方中间，用一块锐利的石头 在双方的手掌上大姆指附近的地方割一下，然后他从每个人的衣服上切下一 块毛布，并且把放在他们之间的七块石头都抹上血，这时口中并高呼狄奥尼 索斯和乌拉尼阿的名字(用毛布蘸手上的血，再抹到石头上去——译者)。当 他把这一切做完的时候，缔结信谊的人便把这对方的异邦人，如果是本国人， 那就把对方的本国人，介绍给所有他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自己也便认为必须 尊重这种信谊了。他们在神当中只相信有狄奥尼索斯和乌拉尼阿。他们说他 们所留的发式和狄奥尼索斯的发式是一样的。现在他们的习惯是把头发剃成 圆形，连顳顬的地方也都剃掉。在他们的语言里，狄奥尼索斯是叫做欧洛塔 尔特（“上帝之火”（δγаｔｈêＩ）的意思），乌拉尼阿是叫做阿利拉特（“晨星”（ｈêｌêｌ）的女性名词，比较简单的解释是女神（ＡｌＩｌａｔ） 的意思）。

    (9)阿拉伯人和刚比西斯派来的使节结了信谊以后，他立刻便想出了下面 的办法：他把水装到骆驼的皮囊里面去，再叫他的所有的骆驼驮着这些水囊； 这样安排了之后，他便把骆驼赶到无水的沙漠地带去，在那里等候刚比西斯 的军队。这是在传说当中最为可信的一个说法，但是我必须还要说一下另一 个不甚可信的说法，因为人们也提过它。在阿拉伯有一条叫做柯律司的大河， 它是流入所谓红海的。据说，阿拉伯国王通过用生牛皮和其他皮革缝成的一 条长度可达到沙漠地带的水管把水从河中引到干旱的地方去；而他又在那个 地方挖掘了一些巨大的水池来承受和保存引过来的水。从河到沙漠地带是十 二天的路程。他们说，水是通过三个水管引到三个不同的贮水处的。

    (10)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是在尼罗河的所谓佩鲁希昂河口扎营 列阵等候刚比西斯的。因为当刚比西斯向埃及出征的时候，他发现阿玛西斯 已经死了。阿玛西斯统治埃及的时期是四十五年，在这期间，他并没有遭到 什么巨大的不幸；而在他死后，他的尸体就被制成木乃伊并被放置在神殿中 他自己所修建的墓地里。当他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做埃及国王的时候，人民 看到了一个极为奇妙的景象，即在埃及的底比斯下了雨，而根据底比斯当地 人们的说法，他们以前那里从来没有下过雨，过来直到我的时代也没有看到 那里下过雨：老实讲，在埃及的上部是根本没有雨的；但是那时在底比斯却 有了蒙蒙的小雨（现在底比斯（卢克索尔）在极偶然的情况下也下雨，不过雨量极少）。

    (11)波斯人穿过了无水的地区并且在离埃及人不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寨， 准备战斗。于是埃及人的、由希腊人与卡里亚人组成的外国雇佣军便十分憎 恨帕涅司，因为他把一支外国军队领进了埃及。他们自己想出了惩罚他的一 个办法。帕涅司把儿子们留在了埃及；雇佣兵于是捉住了他的儿子们，把他 们带到军营里来而使他们的父亲看到他们。在这之后，他们就拿出一只合酒 钵来，把它放在两军之间的地上，随后他们便把帕涅司的儿子领来，一个一 个地在钵跟前，斩断了他们的喉咙。当帕涅司的最后一个儿子被杀死的时候， 钵里又搀上了酒和水，所有的雇佣兵每人饮了一口血以后，立刻便出战了。 随后发生的战争是非常激烈的，直到双方都有了大量阵亡者的时候，埃及人 才终于溃败下去。

    (12)在曾经进行了这场战斗的战场这里，我看到了当地人指给我的十分 奇妙的现象。双方在这场战斗当中的战死者，他们的遗骨是分别地散在那里 的(原来波斯人的遗骨在一个地方，而埃及人的遗骨则在另一个地方，因为两 军在起初便是分开的)：但如果你敲打一下波斯人的头骨，甚至只用一个小石 子，它们都脆到可以打穿一个小孔；但埃及人的头骨却是十分坚硬，你甚至 可以用石头来敲，也不大容易把它敲穿的。对于这种情况，他们讲述了下述 的理由，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可以相信的：他们说，埃及人从很小的时候 便剃头，因而由于太阳光的作用，头骨就变得既厚且硬。在埃及人们可以不 秃头，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埃及那里看到的秃头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 因而这一点便说明为什么埃及人的头骨是这样地硬。但是在另一方面，波斯人的头骨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从一开头他们就在自己的头上戴一种称为提阿 拉斯的毡帽。事情的实陈情况便是这样。在帕普雷米斯地方我又看到一些波 斯人的头骨，他们是和大流士的儿子阿凯美涅斯一道被利比亚人伊纳罗司杀 死的。他们的头骨也是这样。

    (13)埃及人在战斗中失败之后，便在混乱中逃走了；由于他们被赶到孟 斐斯去，刚比西斯于是派遣了一名波斯使者乘着米提列奈的一只船溯河上行 邀请他们缔结和约。但是当他们看到有船向孟斐斯驶来的时候，他们却全体 从他们的城塞中向外出击，捣毁了这只船，象屠夫一样地肢解了上面的乘务 人员，然后把它们带到城里面去。于是埃及人被包围在城里，但久而久之他 们还是投降了；不过，邻居的利比亚人却被在埃及发生的事件吓住，未经抵 抗便投降了，他们自愿纳贡并呈送礼品。库列涅人跟巴尔卡人和利比亚人一 样害怕，因此也便这样做了。刚比西斯十分亲切地接受了利比亚人的礼物； 但是他却拿库列涅人送来的礼物，亲手把它们分给了自己的军队。我想，他 这样做是表示他并不喜欢他们送来的这样少的礼物，(因为库列涅人送来的实 际上只有五百米那的白银)。

    (14)在孟斐斯城投降之后的第十天，刚比西斯便捉住了在埃及统治了六 个月的埃及国王普撒美尼托斯，要他和其他的埃及人一同坐在城外以表示对 他的轻蔑；在这样做了之后，他就用我下面所说的一个办法来考验普撒美尼 托斯的心情。他给国王的女儿穿上奴隶的衣服并且给她一个水瓮叫她和跟她 穿看同样衣服的女孩子去打水。这些女孩子也是显要人物的家庭中选出来 的。因此，当这些女孩子痛哭着、悲号着走过她们的父亲面前的时候，其他 所有的人看到自己孩子的悲惨遭遇，也便同样地报以痛哭和悲号；但是普撒 美尼托斯亲眼看到并且懂得了这一切之后，却向着地把头低下去。当打水的 女孩子们过去之后，刚比西斯随之又使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和与他儿子年纪 相同的二千多埃及人一同从他面前走过去，这些青年人颈上系着绳子，嘴里 面则咬着马衔子。他们是给带去赔偿在孟斐斯和船只同归于尽的那些米提列 奈人的。因为这是王家法官的判决，即每一个人的死亡要用处死十名埃及贵 族的办法来赔偿。当普撒美尼托斯看见他们经过并且看到他的儿子被领去受 死，而和他一起坐在那里的埃及人都在哭泣和哀号的时候，只有他的态度依 然和他看到他女儿的时候相同。当这些人也走过去的时候，那里正好有他的 一个饮酒作乐的伙伴；这是一个过了盛年的人，这个人失去了他的全部财产， 而只有一个穷人所能有的东西并且向军队行乞。这个人现在正走过阿玛西斯 的儿子普撒美尼托斯和坐在城外的那些埃及人的面前。当普撒美尼托斯看到 他的时候，他便大声地哭了起来，用手打自己的脑袋并大声呼叫他的伙伴的 名字。于是在旁边监视着普撒美尼托斯的人们便到刚比西斯那里去，把普撒 美尼托斯看到什么过去的时候如何做等等全都告诉了刚比西斯。刚比西斯对 埃及国王的举动十分惊讶，于是就派一名使者去问他：“普撒美尼托斯，我 的主公刚比西斯问你，为什么在你看到你的女儿受到虐待而你的儿子前去送 死的时候，你既不高声喊叫，又不哭泣，可是刚比西斯听说，对于与你不沾 亲不带故的乞丐却又这样尊敬？”使者就是这样问的。普撒美尼托斯回答说： “居鲁士的儿子，我自己心里面的痛苦早已经超过了哭泣的程度；但我的伙 伴的不幸遭遇却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泪；因为一个失去了巨大财富和幸福的人 在濒临老境的时候却又行起乞来了”。当使者这样报告的时候，据说刚比西 斯和他的廷臣都认为这个回答很好。但是，埃及人说，那时克洛伊索斯哭了(因 为他也是和刚比西斯一同到埃及来的)而在那里的波斯人也都哭了。刚比西斯 本人也起了一些恻隐之心，他立刻下领把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从将要被杀的 人们中间救了出来，而普撒美尼托斯本人也从城外被带到他的面前来。

    (15)至于普撒美尼托斯的儿子，则为了救他而被派去的人们发现他已经 死了，原来他是第一个被杀死的。但是他们却把普撒美尼托斯带了来见刚比 西斯；此后他就一直住在那里，而没有受到任何虐待。如果他能安守自己的 事业而不作非分之想的话，那他是会重新得到埃及而成为埃及的统治者的； 因为波斯人习惯上对于国王的儿子是尊重的：甚至国王叛离了他们，他们仍 然把统治权交还给国王的儿子。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他们这样做乃是他们的 惯例，特别是把父亲的统治权交还给伊纳罗司的儿子坦努拉司，以及交还给 阿米尔塔伊俄斯的儿子帕乌西里司；但没有人比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 给波斯人以更大的损害了（埃及人伊纳罗司和阿米尔塔伊俄斯起来反对波斯统治着是从460年到455年的事情）。但是，事实却是普撒美尼托斯策划了不正当的行 动并得到了自己的报应；原来他在埃及人中间煽动叛乱的时候被捉住了；而 当这件事传到刚比西斯那里去的时候，普撒美尼托斯便喝了牛血（牛血凝结的时候可能会把饮血的人堵死）而立刻死掉 了。他的下场就是这样的。

    (16)刚比西斯从孟斐斯向撒伊司城行进，打算做他确实做到了的一伴事 情。在进入阿玛西斯的王宫之后，他立刻下令把阿玛西斯的尸体从他的墓地 搬出来。当这件事做完之后，他便下令鞭尸，拔掉它的头发，用棒子戳刺并 用各种办法加以侮辱。当他们把这件事干腻了的时候(因为被制成木乃伊的尸 体仍然是整个的并没有被弄碎)，刚比西斯便下令把它烧掉，这是一个凟神的 命令，因为波斯人认为火乃是神，因此没有一个民族认为烧掉死者是正当的 事情。波斯人是由于上述的理由才这样的：他们说，把一个人的尸休给神是 不对的。但埃及人却相信火是一个活的野兽，它吞食它捕捉到的一切东西， 而在它吃饱的时候便和它所吃的东西一同死掉了。然而他们却绝对没有把死 尸交给野兽吞食的习惯，这就说明为什么他们把尸体制成木乃伊，以便不致 使尸体放置在那里给虫子吃掉。这样看来，刚比西斯下令所做的这件事是违 犯两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正如埃及人所说，尽管如此，他们这样处置的对 象并不是阿玛西斯，而是另一个身量相同的埃及人，波斯人却以为这是阿玛 西斯的尸体，因此便对它任意侮辱玩弄了。按照他们的讲法是，阿玛西斯从 一次神托知道在他死后将会有何等的遭遇，因而为了逃避这一命运，便埋葬 了这个受到鞭答的人，这个人在死时是给埋在他的墓室的入口近旁：阿玛西 斯还命令自己的儿子把他自己埋在墓室的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我想阿玛西 斯根本没有发出过关于墓地以及关于这个人的命令，埃及人不过是随意编造 一个故事聊以自慰罢了。

    (17)在这之后，刚比西斯便计划了三次征讨，一次是对迦太基人，一次 是对阿蒙人，一次是对居住在南海的利比亚海岸之上的长寿的埃西欧匹亚 人。在他考虑了自己的针划之后，便决定派海军攻打迦太基人，派他的一部 分陆军去攻打阿蒙人。至于埃西欧匹亚，他首先是派一些间谍到那里去打听 一下，在那个国家的太阳桌的传说当中哪些事情是真的，并侦查其他所有各 种事物，借口则是送礼给埃西欧匹亚的国王。

    (18)太阳桌的情况据说是这个样子的。在城市的郊外有一片草地，草地上满摆着所有各种四足兽类的煮熟的肉：在夜里的时候，市当局的人们小心 翼翼地把肉放到那里去，而在白天的时候，凡是愿意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 吃一顿。当地的人们说，这些肉常常是从大地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关于 太阳桌，人们的说法就是这样。

    (19)当刚比西斯决定要把间谍派去的时候，他立刻派人到埃烈旁提涅城 去把懂得埃西欧匹亚语的伊克杜欧帕哥斯人(意译则为食鱼者——译者)召了 来。正当他们去找这些人来的时候，他又下令他的海军出航迦太基。但是腓 尼基人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他们必须遵守一个严正的誓约，而不能 不道德地攻击他们自己的子孙；腓尼基人既然不愿意，其他人等就没有资格 担任战斗的任务了。这样，迦太基人便逃脱了被波斯人奴役的命运。原来刚 比西斯并不愿对腓尼基人使用强力，因为他们是自愿前来投靠波斯人的。而 且，全部海上力量也都得仰仗他们。赛浦路斯人也是自愿前来帮助波斯人征 对埃及的。

    (20)当伊克杜欧柏哥斯人应刚比西斯之召从埃烈旁提涅前来的时候，他 便把他们派到埃西欧匹亚去，告诉他们应该讲什么样的话，同时又要他们带 着一些礼品，即一伴紫色的袍子、一桂黄金项链、一付手镯、一个盛着香膏 的雪花石膏匣和一瓮椰子酒。据说，刚比西斯的使者所要见的这些埃西欧匹 亚人是全人类中最魁梧和最漂亮的人物。据说，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他 们推选国王的办法，和其他一切民族大有不同。他们认为在国人中只有他们 制定为最魁梧和拥有与身材相适应的膂力的人，才有资格当选为国王。

    (21)这样，在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到埃西欧匹亚人这里来之后，便把礼物 呈献给他们的国王，并且这样说：“波斯人的国王刚比西斯很想成为你的朋 友和宾客，因此派我们前来向你致意，而且他把他最喜欢使用的一些物品作 为礼品奉献给你”。但是埃西欧匹亚人看出他们是作为间谍而来的，便向他 们这样说：“波斯国王派你们携带礼物前来，并不是由于他很童视他和我之 间的友谊，你们所讲的话也不是你们的真心话(因为你们此来是为了侦察我的 国土)，你们的国王也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他是个正直的人，那么除了他 自己的国士之外，他优不应当再贪求任何其他的土地，而现在也不应当再想 奴役那些丝毫没有招惹他的人们。那末现在就把这只弓交给他并且把这个话 传达给他：‘埃西欧匹亚人的国王忠告波斯人的国王，等波斯人能够象我这 样容易地拉开这样大的一张弓的时候，他们再以优势的兵力前来攻打长寿的 埃西欧匹亚人吧：但是在那样的时候到来之前，你应该感谢诸神，因为诸神 是不会叫埃西欧匹亚人的儿子们想到要占领本国领土之外的土地的’”。

    (22)他这样说完之后，便放松了这张弓的弓弦，把它交拾了来人。随后 他又拿起了紫色的袍子，问这是什么，是怎样做成的；而当伊克杜欧帕哥斯 人把有关紫色颜料和染色方法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他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人 以及他们的衣服都是十分奸诈的。这之后他又问关于黄金项链和手镯的事 情：而当伊克杜欧柏哥斯人告诉他这些东西是如何制造的时候，国王笑了， 原来他以为这是枷锁，他说他们国内有比这更加坚固的枷锁。复次，他问有 关香膏的事情；当他们告他香膏的的配制法以及用法的时候，他的回答就和 关于紫袍的回答一样。但是当他看到酒并问到酒的做法的时候，他是非常喜 欢这种饮料的；他还问到他们国王吃什么东西，波斯人年纪最大的能活到多 少岁。他们告诉他说国王吃面包，并向他说明了他们种植的小麦的情况。他 们又舍诉他说波斯人所能希望活到的最大年纪是八十岁。于是这个埃西欧匹 亚人说，既然他们是以粪为食的（这是说粮食从上粪的土壤中生长出来），所以他们的生命如此短促使毫不奇怪了。 而如果不是这种饮料有恢复精神的作用，他们甚至这样的年龄也决不会活到 的。这样说着，他就把酒指给伊克杜欧帕哥斯人看，因为在这一点上，他说， 波斯人是胜拉了埃西欧匹亚人的。

    (23)于是，伊克杜欧帕哥斯人又回问国王埃西欧匹亚人可以活多久，他 们吃的又是什么；国王回答说他们大多活到一百二十岁，有些人活得更要长 些：他们吃的是煮肉，喝的是乳。间谍对他们所活的年龄表示惊异：于是， 据说他便领他们到一个泉水的地方去，而在用那里的泉水沐浴之后，他们的 皮肤就变得象是油那样，更加光滑了；而且它还有象是紫罗兰那样的香味。 间谍们说，泉水是这样的稀薄，以致什么东西在它上面也浮不起来，不管是 木材也好，比木材轻的任何东西也好，都要沉到水底的。如果这泉水果然如 他们所说，那很可能的情况是：经常使用这种泉水的人是可以长寿的。当他 们离开泉水的时候，国王又把他们领到监狱去看，所有那里的人的枷锁都是 用黄金制造的。在埃西欧匹亚人中间，没有比青铜更稀罕和珍贵的了。在参 观完了监狱之后，他们又参观了所谓太阳桌。

    (24)在这之后，他们最后又看了埃西欧匹亚人的棺材。这种棺材据说是 用一种透明的石头（可能是水晶）制造成功的，方法是我下面所说的这样：他们或是使用埃 及人的办法，或是使用其他的什么办法使尸体干缩，在尸体上面涂上一层石 膏，然后再在这上面尽可能与活着的人一样地描画一番。随后，他们就把它放到用透明的石头制成的空心柱里面去(这种石头可以从地上大量地开采出 来，而且加工也很容易)；通过透明的石头可以看到柱子的内部的尸体，而且 这尸体既不发恶臭，又没有任何观之不雅的地方。此外，尸体又没有一个地 方看得不清楚，就好象尸体本身完全剥露出来一样。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把这 柱子在自己的家中保存一年，向它奉献初上市的鲜果，奉献牺牲；然后，他 们便把这柱子搬出来，安放在附近市郊的地方。

    (25)看完了这一切一切之后，间谍们便起程返回了。当他们报告了这一 切之后，刚比西斯十分震怒，并立刻对埃西欧匹亚人进行征讨，他既不下令 准备任何粮食，又没有考虑到他是正在率领看自己的军队向大地的边缘处进 发；由于他不是冷静考虑而是处于疯狂的状态，因而在他听了伊克杜欧帕哥 斯人的话之后，立刻率领全部陆军出发，而命令随他来的希腊人留在原地等 候他。当他在进军的道路上到达底比斯时，他又从他的军队中派出了大约五 万人，要他们奴役阿蒙人并烧毁宙斯神托所：他本人则率领其他的大军向埃 西欧匹亚进发了。但是在他的军队还没有走完他们全程的五分之一的时候， 他们便把他们所携带的全部粮食消耗完了，而在粮定耗完之后，他们就吃驮 兽，直到一个也不剩的地步。然而如果刚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改变自己的 原意而率领军队返回的话，则他起初虽然犯了过错，最后还不失为一个有智 慧的人物，但实陈上，他却丝毫不加考虑地一味猛进。当他的士兵从土地上 得不到任何可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借着草类为活：可是当他们到达沙漠 地带的时候，他们的一部分人却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在每十个人当中 抽签选出一个人来拾大家吃掉。刚比西斯听到这样的事之后，害怕他们会变 成食人生番，于是便放弃了对埃西欧匹亚人的出征而返回底比斯，不过他已经损失了许多军队；他从底比斯又下行到孟斐斯，并允许希腊人乘船返回祖 国。

    (26)他对埃西欧匹亚的出征就这样地结束了。至于大军中被派出去攻打 阿蒙人的那部分军队，他们是带着响导从底比斯出发进击的。人们知道他们 到达了欧阿西司城（欧阿西司本来只指一块长着植物的地方，但希罗多德把它变成了一个专名词，指的是卡尔该大 绿洲，离底比斯大约有七天的路程），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是据说属于埃斯克里欧尼亚族的萨摩 司人，隔看沙漠地带离底比斯有七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在希腊语里称为幸福 岛。据说，军队就走到这里：在这之后，除去阿蒙人自己和那些听过他们讲 的话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能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了：因为他们既没有 到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但是阿蒙人自己的说法则是这样：当波 斯人从欧阿西司穿过沙漠地带向他们进攻并走到欧阿西司和他们的国土中间 大约一半地方的时候，正在他们用早饭的当儿，起了一阵狂暴的、极其强大 的南风，随风而带过来的沙子便把他们埋了起来。这样他们便失踪了。以上 就是阿蒙人关于这支军队的说法。

    (27)在刚比西斯来到孟斐斯之后，在埃及的那个地方出现了阿庇斯（见第二卷第三八节），这 阿庇斯在希腊人那里称为埃帕波司。由于他的出现，埃及人立刻穿上了他们 最好的衣服并且举行盛大的祝祭。刚比西斯看到埃及人这样的做法时，深信 埃及人的这样一些欢乐的表现正是针对着他的不幸遭遇的，于是他便把孟斐 斯的领袖们召了来。当这些领袖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便问他们为什么正当 他在损失了大批军队之后返回的时候，他们竟会有这样的举动：虽然，当他 以前在孟斐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过这样的表现。领袖们告诉他说，习惯上 每隔很久很久才会出现一次的一位神现在已向他们显现。而每逢这位神出现 的时候，全埃及便举国欢庆并举行节日。刚比西斯认为他们是在撒谎，因此 便处死了这些人作为对他们说谎的惩罚。

    (28)在把这些人处死之后，他继而又把祭司们召到他跟前来。当祭司们 所说的话也和前看相同的时候，他便说如果一个驯服的神到埃及人这里来的 时候，他是愿意见识见识的；因此他不多废话，立刻命令祭司们把阿庇斯带 来。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它并把它带来了。原来这个阿庇斯或埃帕波司是一个 永远下会再怀孕的一只母牛所生的牛犊。根据埃及人的说法，母牛是由于受 到天光的照耀才怀了孕的，此后才生出了阿庇斯。称为阿庇斯的这个牛犊的 标帜是这样：它是黑色的，在它的前额上有一个四方形的白斑，在它的背上 有一个象鹰那样的东西：尾巴上的毛是双股的，在舌头下面又有一个甲虫状 的东西。

    (29)当祭司们把阿庇斯领进来的时候，当时几乎是处于疯狂状态的刚比 西斯便拔出他的短刀来，向牛犊的腹部戳去，但是戳中的都是它的腿部；然 后他笑着向祭司们说：“你们这些傻瓜，难道这些可以感觉得到铁制兵器的 血肉动物就是你们的神吗？老实说，埃及人也只配有这样的神。但至于你们， 你们使我变成你们的笑柄。在这件事上你们是会吃苦头的”。这样说了之后， 他使命个有关人员痛笞祭司们一顿，并把他们看到庆祝节日的任何其他埃及 人给杀死。埃及的节日便这样地给停止了，祭司们受了惩罚，阿庇斯则卧在 神殿里，由于腿上的戳伤而死掉了，当它因伤而致死的时候，祭司们便背着刚比西斯偷偷地把它埋起来了。

    (30)根据埃及人的说法，由于做了这样的一件错事，刚比西斯以前的缺 乏理智立刻便转变到疯狂的地步。他的第一件罪恶行为便是剪除了他的亲兄 弟司美尔迪斯，他是由于嫉妒才把他的兄弟从埃及送到波斯去的，因为只有 司美尔迪斯一个人才把伊克杜欧帕哥斯人从埃西欧匹亚人那里带回来的弓拉 开了两达克杜洛斯宽。此外便没有任何一个人拉得动它了。司美尔迪斯回到 波斯之后，刚比西斯便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好象看见从波斯来了一名使者， 这个使者告诉他说司美尔迪斯已经登上了王位，而司美尔迪斯的头则一直触 看上天他自己害怕他的兄弟因此会把他杀死而自己做国王，于是他便把普列 克撒司佩斯、他所最信任的波斯人派到波斯去把司美尔迪斯杀死。普列克撒 司佩斯到苏撒这样做了。有些人说他诱引司美尔迪斯出来打猎，又有一些人 说，他把司美尔迪斯领到红海（不是今天的红海，可能是指波斯湾），在那里把司美尔迪斯淹死了。

    (31)他们说，这是刚比西斯的第一件罪行。继而他又翦除了他的亲姊妹； 他曾把她带到了埃及并且和她结为夫妻。由于在这之前，波斯人中间决没有 娶自己的姊妹为妻的风俗，因此他是用这样的办法娶了她的：刚比西斯爱上 了他的一个姊妹并想立刻娶她为妻，但他的打算是违反惯例的，于是他便把 王家法官召了来，问他们是否有一条法律，可以容许任何有这样欲望的人娶 他自己的姊妹。这些王家法官是从波斯人中间选出来的人，他们的职务是终 身的，除非他们被发现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被解职的；正是 这些人判决波斯的诉讼事件，并且解释那里的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各种法律； 一切问题都是要向他们请教的。这些人向刚比西斯作了一个既公正又安全的 回答，这就是，他们找不到一条可以使兄弟有权娶自己的姊妹的法律，但是 他们又找到一条法律，而根据这条法律则波斯国王可以做他所愿意做的任何 事情。这样，他们由于害怕刚比西斯而没有破坏法律，然而为了不致由于维 持这条法律而自己有性命的危险，他们又找到了另外一条法律来拾想和自己 的姊妹结婚的人辩护。因此刚比西斯立刻便娶了他所热恋的姊妹；但不久他 又娶下另一个姊妹为妻。和他同来埃及的是姊妹中较年轻的一位，就是这个 人被他杀死了。

    (32)和司美尔迪斯的死一样，关于她的死也有两种说法。希腊人说，刚 比西斯叫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狮子互斗，这个妇人也和他一同观看：当小狗被 打败的时候，它的兄弟另一只小狗挣脱了绳索上去帮忙，结果两只小狗就把 小狮子打败了。他们说，刚比西斯看了十分高兴，但是坐在他身旁的妇人却 哭起来了。刚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便问她为什么哭，她便说她是在看到 小狗帮助它的兄弟时才哭了起来的，因为她想到了司美尔迪斯，又想到何以 竟没有一个人给他报仇。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正是由于她讲了这样的话，她 才给刚比西斯处死的。但埃及人的说法是：当他们二人坐在桌旁的时候，妇 人拿起了一支薖苣并把它的叶子撕了下来，然后问她的丈夫他喜欢什么样的 薖苣，带叶子的，还是不带叶子的。他说他喜欢带叶子的；于是她便回答说： “可是你把居鲁士的一家弄得光光的和这支薖苣一样了”。他们说，他听了 这话十分恼怒，便跳到她身上去，结果这位怀孕的妇女便由于他对她的伤害 而流产死掉了。

    (33)以上便是刚比西斯加到他家人身上的疯狂行动；这些疯狂行动也许是由于阿庇斯的缘故而干出来的，也许是由于人们经常遭遇到的许多痛苦烦 恼当中的某些而产生出来的。诚然，据说他从一生下来的时候，他就染上了 一种有些人称为“圣疾”的严重的疾病（癫癎病）。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得了这样的重病， 则他的精神也会受到这种病的影响，这一点并不是不可想象的。

    (34)我现在要说一说他加于其他波斯人身上的疯狂手段。根据他们的报 道，他曾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过这样的话；这个普列克撒司佩斯是他特别尊 重的，奏章都要通位这个人传奏给他，而这个人的儿子又在刚比西斯的宫廷 担任着行觞官这样一个非常尊荣的职务。于是，他便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 “普列克撒司佩斯，波斯人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谈论我一些什 么？”普列克撒司佩斯说：“主公，对于你其他的一切，他们都是非常称颂 你的，但是他们说你嗜酒太过了。”普列克撒司佩斯便是这样地传达了波斯 人的话。但是国王却恼怒地回答说：“如果波斯人现在认为是由于好酒，我 才发狂发疯的话，那末看来他们先前的说法也就是一个谎话了。”原来据说 在这件事之前，当某些波斯人和克洛伊索斯侍坐在刚比西斯身旁的时候，刚 比西斯曾问他们，他和他的父亲居鲁士比起来，他们认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物。于是他们回答说：“刚比西斯比他的父亲要好，因为他不仅取得了居鲁 士的全部领土，此外他还取得了埃及和大海（东部地中海）。”波斯人的说法是这样的，但 当时在埸的克洛伊索斯不满意他们的说法，于是便向刚比西斯说：“在我看 来，居鲁士的儿子，你是比不上你父亲的，因为你还没有象你父亲那样，有 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刚比西斯听了心中甚是欢喜，他称赞了克洛伊索斯的 看法。

    (35)在想起了这件事之后，于是他便愤怒地向普列克撒司佩斯说：“那 么你自己来判断一下，波斯人讲的是真话，还是他们在这样谈论我的时候已 经丧失了他们的理智。你的儿子就站在门口那边，现在如果我射这一箭而刺 中了他的心的话，这就将会证明波斯人是错了；如果我射不中的话，那末就 是他们说对了，而我是失去理智了”。说着他便拉起了他的弓向那个男孩子 射去，并命令剖开那倒下去的尸体和检验他的伤口。箭正射中在心脏上，于 是刚比西斯非常高兴地笑了，他对男孩子的父亲说：“普列克撒司佩斯，很 明显，我很清醒而是波斯人疯狂了，现在告诉我，在世界上你还看见过什么 人能射得这样准确？”据说，普列竞撒司佩斯看到刚比西斯已经疯狂并害怕 自己也会遭到杀身之祸，于是他回答说：“主公，我以为就是神本人也不能 射得这样好。”当时，他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还有一次，他拿捕了国内犯 了微不足道的小过失的如名人士十二名，而把他们头朝下给活埋了。

    (36)吕底亚人克洛伊案斯看到他的这些行经，认为应该向他进谏忠言， 于是便向他说：”主公，不要太放纵你那少年的盛气和激情吧，克服和管制 一下自己罢。谨慎是一件好事情，事先的考虑都是真正的智慧了。但是你怎 么样呢？你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过错而处死了你的国人，而且被你杀死的还 有男孩子。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那你便要当心波斯人会背叛你了。至于 我，你的父亲居鲁士曾恳切地嘱告我向你提供自己的意见，并把我认为是好 的忠告给你”。克洛伊索斯是出于自己的好意向他提出了这个忠告的；但是 刚比西斯回答说：“你也竟敢来向我进谏吗？你在治理你自己的国家时是一个满有办法的国王，你又向我父亲提供很好的忠告：而在玛撒该塔伊人愿意 渡河到我们国土来的时候，你却嘱舍他渡过阿拉克塞斯河去攻打他们；因此， 你由于错误地治理你的国家而招来了灭亡，又由于错误地说服了居鲁士而毁 了居鲁士。老实说，你会后悔的，我早就等着找个借口来收拾你了。”说着 刚比西斯便拿起弓来要把他射死。但是克洛伊索斯跳了起来而逃跑了；刚比 西斯既然射不到他，便下令他的侍卫把他捉住杀死。侍卫们知道刚比西斯的 脾气，于是把克洛伊索斯藏了起来。他们的意图是这样，如果刚比西斯后悔 而寻找克洛伊索斯的话，那他们再把他送出来并会由于救他的性命而取得赏 赐：但如果刚比西斯并不后悔，也不希望克洛伊索斯再回来的话，那时他们 再把克洛伊索斯杀死也不迟。在这事发生之后不久，刚比西斯就真地想要克 洛伊索斯回来了，侍卫们看到这一点之后，便告诉他说克洛伊索斯还活着。 刚比西斯说他也是很高兴听到这话的。但是那些救了克洛伊索斯性命的人却 不能逃脱惩罚而应当被杀死。于是他便真地这样做了。

    (37)刚比西斯对波斯人以及对他的同盟者做出了许多这类疯狂的事情； 他住在孟斐斯的时候，曾在那里打开了古墓并检验里面的尸体。他还进入海 帕伊司托斯神殿并且对那里的神像备加挪榆。海帕伊司托斯的这个神像和腓 尼基人带在他们的三段橇船的船头上的、腓尼基人的帕塔依科伊(腓尼墓的保 护船的神——译者)极为相似。我要给那没有见过它的人说一说：它象是一个 侏儒。他还进入了卡只洛伊神殿，这原来是除祭司以外谁也不能够进去的； 他甚至在大加嘲弄之后，烧掉了这里的神像。这些神像也和海帕伊司托斯的 神像相似，并且据说是他的儿子。

    (38)因此，不管从哪一点来看，我以为都可以有定，刚比西斯是一个疯 狂程度甚深的人物。否则他不会做出嘲弄宗教和习俗的事情。因此，如果向 所有的人们建议选择一切风俗中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末在经过检查之 后，他们一定会把自己的风俗习惯放在第一位。每个民族都深信，他们自己 的习俗比其他民族的习俗要好得多。因此不能设想，任何人，除非他是一个 疯子，会拿这类的事情取笑。在许多证据当中我只提出一个来，从这个证据 就可以推想到，所有的人关于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同样的想法：当大流士作 国王的时候，他把在他治下的希腊人召了来，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才能使 他们吃他们父亲的尸体。他们回答说，不管给多少钱他们也不会做出这样的 事情来的。于是他又把称为卡拉提亚人（卡拉提亚人的卡拉源自梵文的 Kala（黑色的））并且吃他们的双亲的那些印度人召了 来，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能够答应火葬他们的父亲。这时他要希腊 人也在场，并且叫通译把所说的话翻译给他们听。这些印度人高声叫了起未， 他们表示他们不愿提起这个可怕的行径。这些想法是这样地根深蒂固，因此 我以为，品达洛司的诗句说得很对，“习惯乃是万物的主宰”。

    (39)当刚比西斯正在进攻埃及的时候，在另一方面拉凯戴孟人也对隆摩 司和阿伊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发起进攻；后者曾发起叛乱而征服了隆 摩司（大概在五三二年）：他在起初把这个城市分成三个部分，使他的兄弟鹿塔格诺托司与叙罗 松和他共同统治，但是不久之后他便杀死了其中的一人，并赶跑了较年幼的 叙罗松，因而自己便成了全萨摩司的主人。他这样做了以后，便和埃及的国 王阿玛西斯缔结了一项条约，还跟他交换了礼物。在这之后不久，波律克拉铁斯就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驰名于伊奥尼亚和所有其他的希腊土地； 因为他的军事征讨是无住而不利的。他拥有一百只五十桡船和一千名弓手， 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是一视同仁地加以劫掠。因为他说过，比之他根本什么 都不劫掠，则他把他劫掠的东西归还给一个朋友，这会得到更多的感激。他 攻占了许多岛屿，还有大陆上的许多城市。在这中间，他也征服了列斯波司 人：他们曾率领全军来援助米利者人，但是波律克拉铁斯在一次海战中把他 们击败并俘掳了。而正是这些身带枷锁的俘虏，挖掘了窿摩司地砦周边的濠 沟。

    (40)然而阿玛西斯却总是会注意到波律克拉铁斯的巨大的成功的，因此 阿玛西斯感到不安了；波律克拉铁斯的幸运的事情不断大大增多，于是阿玛 西斯便写信送到萨摩司那里去，信里面说：“阿玛西斯致书波律克拉铁斯告 他下面的话。我很高兴地知道自己的朋友和盟友的兴盛。但是我并不为你的 这些太大的好运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诸神是多么嫉妒的，而且我多少总希 望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既有成功的事情，又有失意的事情，我宁愿意有一个成 败盛衰相交错的生涯，而不愿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生涯。根据我的全部见 闻来看，我知道没有一个万事一帆风顺的人，他的结尾不是很悲惨，而且是 弄得一败涂地的。因此，如果你肯听我的话，那末便请对你的成功采取这样 的办法：想一想什么是你认为最珍贵的，什么东西是你丢掉时最心痛的，然 后把他抛掉，以便使人们再也看不到它。如果在这之后，你的成功仍然不和 失意交互发生的话，那末就按着我劝告你的办法再试一试罢。”

    (41)波律克拉铁斯念了这封信，觉得阿玛西斯的意见是对的，因此便考 虑在他的财富中什么东面失掉时是他最痛心的，考虑到最后他得出了这个结 论：他戴着萨摩司人铁列克莱司的儿子铁奥多洛斯制造的、一个嵌在黄金上 的珐琅质的指坏印迹；他决定把这个东西抛掉，于是他便乘坐在上有水手的 五十橈船之上并命令他们出海；而当他离岛很远的时候，他便当着船上所有 的人摘下他的指环印迹来，把它投到海里去了。这样做了之后，他便回航并 返回家中，在那里为这次的损失而表示痛心。

    (42)但是在这之后第五或第六天，一个渔夫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他捉到 了一只又大又好的鱼，因而想把这条鱼献给波律克拉铁斯，于是他便把它带 到王宫的门前，说他希望波律克拉铁斯接见他。当他得到允许见到波律克拉 铁斯的时候，他就说：“哦，国王啊，我是一个靠打渔为生的人，但当我捕 到这条角的时候，我想最好是不把他送到市场上去；我看这条鱼是配得上您 和您的威仪的：因此我把它带来呈献给您”。波律克拉铁斯听了渔夫的话心 中欢喜，于是回答他说：“你这样做很好，我双重地感谢你的话和你的礼品。 我邀你与我一同进餐”。渔夫对这一荣誉，感到非常自豪，于是回家去了。 但是在仆人们把鱼切开之后，却在鱼腹中发现了指环印迹；他们看到指环印 迹，就欢喜地把它带到国王那里去，并告诉他这件宝物是怎样找到的。波律 克拉铁斯认为这是神的意旨：于是便写了一封信，派人带到埃及去；告诉他 所做的一切和他所遇到的一切。

    (43)当阿玛西斯念完了波律克拉铁斯的来信之后，他便看到，没有一个 人能够把另一个人从他的注定的命运中挽救出来，而这样不断地得到幸福， 甚至把自己抛掉的东西都找得回来的波津克拉铁斯。 是一定会遇到不幸的结局的。于是他便派出了一名使节到萨摩司去声明 与他绝交，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波律克拉铁斯遇到什么可怕和巨大不 幸的时候，他不致必须为他的朋友咸到痛心。

    (44)但现在拉凯戴孟人却向这常胜的波律克拉铁斯进军了，他们是给后 来在克里地建立了库多尼亚的萨摩司人邀请到那里去的。波律克拉铁斯背着 他的臣民，派了一名使者到当时正在出征埃及的、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那 里去，要求刚比西斯也派人到萨摩司来并给他增援的人马。接到这个消息之 后，刚比西斯立刻派人到了萨摩司，要求波律克拉铁斯派一支舰队来帮助他 攻埃及。波律克拉铁斯于是选出了他城内他最疑心会起来反叛他的人们，用 四十只三段桡船送他们去，并告诉刚比西斯说不必再把这些人送回了。

    (45) 有的人说，波律克拉铁斯派出去的这些萨摩司人根本没有到达埃及，而是在 他们渡海到卡尔帕托司的时候，他们便相互商议，决定不再继续向前走了： 还有一些人说，他们确实是到了埃及，但是他们从那里避开守卫的耳目逃走 了。不过当他们乘船回到萨摩司时。波律克拉铁斯的船邀击他们和他们打了 起来。返回的萨摩司人得到了胜利并在岛上登了陆，但是在陆战中他们被击 败，于是他们便出航到拉凯戴孟人那里去了。另外还有一个说法：从埃及回 来的萨摩司人打败了波律克拉铁斯；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 为，如果他们自己可以制服波律克拉铁斯的话，他们就没有必要去请拉凯戴 孟人来了。再者，甚至下面的这种假定也是不合理的，即一个拥有大量佣兵 和本国弓手的人竟会被回国的这样一些少数萨摩司人打败。至于国中波律竞 拉铁斯的臣民，则他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拘留到一所停船厂里，打算在他的 人们投到返回的萨摩司人那里去时，把这个停船厂和里面的人一把火烧光。

    (46)当被波律克拉铁斯赶跑的萨摩司人逃到斯巴达去的时候，他们就去 见斯巴达的领袖们，说了很长的一篇话，表示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担拉凯 戴孟人在最初接见时却回答说，他们忘了萨摩司人开头所讲的话，因而不能 了解它的结尾。在这之后，萨摩司人便再一次带着口袋来，并且只讲了这样 的话，说袋子需要面粉。于是拉凯戴盂人说不用再提什么袋子的事情了，不 过他们却决定帮助萨摩司人了。

    (47)于是拉凯戴孟人便装备了一支军队，并把它派出去讨伐萨摩司。 萨摩司人说，这乃是拉凯戴孟人对他们的服务的回报，因为他们起初曾 派了一支舰队去帮助拉凯戴孟人去反抗美塞尼亚人。但是拉凯戴孟人却说， 他们派出军队与其说是帮助需要他们的隆摩司人，勿宁说是报复一件事情， 即他们带给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和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赠给他们的胸甲都曾给 这个民族劫夺了去。在萨摩司人夺走混酒钵的前一年，他们便把胸甲劫走了。 这胸甲是亚麻制成的，上面绣着黄金与棉花，还织着许多图像。但这个胸甲 使人感到惊异的是每一根线都有许多股，它虽然很细，但仍有三百六十股， 每一股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和阿玛西斯献给林多斯的雅典娜的同类的那 件，是可以媲美的。

    (48)科林斯人也热心参加实现对萨摩司的出征。在这次出征的一代之 前，大物在劫夺混酒钵的时候，他们也曾受位隆摩司人的侮辱。库普赛洛斯 的儿子培利安多洛斯曾把柯尔库拉的名门子弟三百人送到撒尔迪斯的阿律阿 铁斯那里去作宦官。率领着这些孩子的科林斯人曾在前往撒尔迪斯的途中停 留在萨摩司，而当萨摩司人知道为什上这些孩子被带走的时候，他们便告诉 这些孩子到阿尔铁米司的神殿去避难，这样他们便不会允许这些请求保护的 人给从神殿中强拖出去了，但是当科林斯人想断绝这些孩子的粮食的时候， 萨摩司人却创行了一种到今天还照样举行的祭典；在这些男孩子请求保护的 时期之内，每到夜里便规定举行男孩子和女孩子的舞蹈，这时便规定要把芝 麻和蜜制造的饼带给他们，这样柯尔库拉的男孩子们便可以夺过这些饼来充 饥了。这样一直做到科林斯的监视人放弃他们而离开的时候，于是萨摩司人 便把男孩子们送回柯尔库拉了。

    (49)然而，如果科林斯人在培利安多洛斯死后与柯尔库拉人言归于好的 话，则他们也就不会仅仅因为这一个原因而帮助对萨摩司的出征了。但实际 上，自从这个岛被殖民之后，虽然他们有血统关系，却一直是相互不和的。 由于这样的一些理由，科林斯人当然耍对萨摩司人怀有敌意了。至于说为什 么培利安多洛斯选择了柯尔库拉地方的名门子弟并送他们到撒尔迪斯去作宦 官，这也是为了向柯尔库拉人进行报复的。原来柯尔库拉人在起初曾对他犯 下了一件可怕的罪行。

    (50)培利安多洛斯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梅里莎之后，在已经遭遇到的惨 事之外，他又遭到了一件灾难。他和梅里莎之间有两个儿子，一个十七岁， 一个十八岁。他们的外祖父普罗克列斯，埃披道洛斯的僭主曾派人把两个孩 子接了去并且理所当然地善待他们，因为这是他的亲生女儿的儿子。当他们 离开他的时候，他向他们告别说：“孩子，知道杀死你母亲的那个人吗？” 哥哥并没有把这话放到心上，但是那叫做吕柯普隆的弟弟在听到这话时却非 常痛心，以致在回到科林斯的时候，他竟不理他那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的父亲， 而在父亲向他讲话或问他问题的时候，也是一语不发。终于培利安多洛斯感 到十分气恼，而把这个孩子从自己家中赶了出去。

    (51)在这样做了之后，他便问他的大儿子，他们的外祖父在和他们谈话 时都说了些什么。达孩子告诉他说，普罗克列斯待他们很好：但是他并没有 提到临别时外祖父所说的话；因为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培利安多洛斯 说，不可能普罗克列斯没有向他们提过一些什么事情；于是他便认真地问他 的儿子，直到这个男孩子想了起来，并把这句话也告诉他的时候。培利安多 洛斯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便决定不示弱。他送信给和他那被放逐的儿子一同 居住的人们，命令他们不要把他的儿子招待到自己的家中去。因此这个从一 家被逐的儿子到另一家去的时候，也同样遭到拒绝，因为培利安多洛斯威胁 过一切接纳过他的人，并命令他们不得收容他。当他被逐的时候，他便到另 外他的几个朋友家里去，他们虽然害怕，却还因为他是培利安多洛斯的儿子 而收容了他。

    (52)终于培利安多洛斯发出了一个布告，无论何人如在自己的家中收容 他或是向他讲话，都要向阿波罗神奉献罚金，罚金的数目由培利安多洛斯规 定。看到这个布告之后，没有人再肯向这个孩子讲话或是把他接待到自己家 里来了。这个孩子自己也不想去做那已明令禁止的事情，却横了心，孤单一 人辗转睡在街头的门下。三天之后，培利安多洛斯看到他又饿又脏的样子， 起了怜悯之心：他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些。因此他走近他的儿子，对他说： “儿啊，哪条道路好一些请你选择罢，是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呢，还是听父 亲的话继承我现在有的权力和财富呢？你是我的儿子，你是富有的科林斯人 的王子；但是你选择了一个乞丐的生涯，就是因为你反抗并且愤怒地对待了 你最不应当这样违抗的人。如果在这件事上有什么惨事使你怀疑我的话，那 未这惨事却是到临我的身上而且是我分得其中的更多的部分，因为做出这伴 事的正是我自己。你自己想一想受到羡慕比受到怜悯要好多少，想一想连抗 双亲和在你上面的人要得到多么下好的结果，然后就回到我的家里来吧。” 培利安多洛斯这样说，是想叫自己的儿子回心转意。但是这个男孩子回答说， 既然培利安多洛斯和自己的儿子讲话，他自己也得受到奉献给神的罚款了。 培利安多洛斯看到他的儿子的顽固是不可救药的，或是不可制服的，因而用 船把他送到柯尔摩拉去，以便不再看到他，因为柯尔库拉当时也是臣属于他 的。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派出了一支军队去攻打他的岳父普罗克列斯，因为 他认为普罗克列斯是使他招惹了当前这些麻烦的主要原因。他除了攻克埃披 道洛司之外，又生俘了普罗克列斯。

    (53)培利安多洛斯久而久之就过了自己的盛年时代，并且晓得他再也不 能监督和管理他的全部事业了；于是他便派人到柯尔库拉夫请吕柯普隆来做 僭主，因为他认为自己的长子是一个愚钝无知的人，因此不把期望寄托在这 个孩子的身上。吕柯普隆甚至拒绝回答使节。于是极希望这个年轻人会来的 培利安多洛斯便作为次一个最好的办法，派他的女儿，这个少年的亲生姊妹 去，以为他一定很愿意听她的话。她来到之后就说：“兄弟啊，你难道愿意 看到主权落到别人手里而咱们父亲的全家被劫，反而不愿回到家里去自己取 得它么？回到家里去吧，不要折磨你自己了。矜持顽固是一种很不好的东西。 不要干那种以毒攻毒的事情了。许多人是把道理放在正义之上的。也有许多 人为了热心维护母亲的权利，却把父亲的财富失掉了。僭主之治是一个很难 把持的东西；许多人都在贪求着它；咱们的父亲现在老了，盛年己经过去了： 不要把你自己的财产奉送给别人罢。”她用她父亲教给她的话，陈述了很有 可能打动吕柯普隆的心的理由；但是他回答说，只要他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 他是绝对不回到科林斯去的。当她把这个回答带回去的时候，培利安多洛斯 便派了第三位使者去，建议他自己到柯仓库拉去，以便在他到那里去的时候 使吕柯普隆代他成为僭主。儿子同意这样做了；培利安多洛斯准备到柯尔库 拉去，而吕柯普隆到科休斯来：然而当柯尔库拉人知道了这一切之后，他们 便杀死了这个年轻人，因为他们怕培利安多洛斯到他们那里去。培利安多洛 斯正是由于这件事才想对他们进行报复的。

    (54)于是拉凯戴孟人率领大军前来，包围了萨摩司。他们猛攻城塞并打 进了海边城郊的塔楼：但是波律克拉铁斯很快地便亲自率领大军向他们进攻 并且把他们赶了出去。外国的雇佣兵和许多萨摩司人在位于山脊之上的上方 塔楼附近向外出击并且在若干时期中间挡住了拉凯戴孟人的进攻。随后他们 便向后逃退，拉凯戴孟人在后追赶和屠杀他们。

    (55)但是，如果所有拉凯戴孟人那一天在那里都象是阿尔启亚斯和律科 帕司一样英勇战斗的话，萨摩司就会被攻克了。只有这两个人和大群逃跑的 萨摩司人进入了城塞，但他们的退路被截断，因而他们便在萨摩司城内被杀 死了。我自己在庇塔涅地方(阿尔启亚斯就是这个地方的人)遇到了另一个阿 尔启亚斯，他是萨米欧司的儿子，上面所说的那个阿尔启亚斯的孙子；他对 萨摩司人的尊重在对任何外人的尊重之上，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起了萨米欧 司这个名字，因为他是那个在萨摩司英勇战死的阿尔启亚斯的儿子。他说， 他之所以这样尊重萨摩司人，是因为他们曾为他的祖父举行了国葬。

    (56)因此，当拉凯戴孟人毫无结果地把萨摩司包围了四十天的时候，他 们便到伯罗奔尼撒去了。外面还传说着一个荒唐无稽的故事，故事说波律克 拉铁斯曾贿赂了他们要他们离开，他制造了他们当地流通的大量镀金铅币送 给他们。这便是拉凯戴孟的多里斯人对亚细亚的第一次出征。

    (57)当拉凯戴孟人正要离他们而去的时候，率军前来进攻波律克拉铁斯 的萨摩司人也扬帆他去，到昔普诺斯去了。因为他们需要钱；而昔普诺斯人 在那时非常繁荣，并且是最富有的岛上居民，因为在他们的岛上有金矿和银 矿。他们是这样地富有，以致他们献纳给戴尔波伊的财富，即他们的全部收 入的十分之一是最丰厚的献礼之一，而他们每年都要为他们自己分配当年的 收入。而当他们不断发财的时候，他们便问神托，他们目前的幸福会不会长 久：于是佩提亚便给了他们下面的回答：在昔普诺斯的市会堂变成白色而你 们的市埸也同样有了白色阴面的那一天；那时得有一个有智慧的人来防备一 支木头的伏兵和一个红色的使者前来进攻。而这时昔普诺斯的市埸和市会堂 都是用帕洛司的大理石来装饰着的。

    (58)不拘是在当时神托讲出来的时候，还是在萨摩司人前来的时候。他 们都不懂得这个神托。隆摩司人在到达昔普诺斯之后，他们立刻用一只船把 他们的使节送到城里去。原来在古时，一切的船都是漆成朱红色的；而这便 是佩提亚警告昔普诺斯，要他们小心木头的伏兵和红色的使者的真意所在。 于是使者们要求昔普诺斯人给予十塔兰特的借款。萨摩司人在遭到拒绝之 后，便开始蹂躏了他们的国士、昔普诺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立刻出来想把 他们赶跑。但是他们自己却战败了，他们许多人被萨摩司人驱离了故城，萨 摩司人随即从他们身上勒索了一百塔兰特。

    (59)于是萨摩司人用这笔钱从赫尔米昂人那里购买了叙德列亚岛并且把 它委托给特罗伊真人管理；叙德列亚岛是离伯罗奔尼撒不远的。他们自己则 定居在克里地的库多尼亚，虽然他们航行的原来打算并不是这样，而是想把 扎昆托斯人驱出这个海岛。他们停留在这里，并在这里繁荣幸福地过了五年； 诚然，现在在库多尼亚的那些神殿和狄克杜那的圣堂都是出自萨摩司人之手 的。但是在第六个年头，埃吉纳人和克里地人来了；他们在一次海战中打败 了萨摩司人并把萨摩司人变成了奴隶；此外，他们还砍掉了做得象是猪头一 样的船头，并把它们呈献抬埃吉纳地方的雅典娜神殿。埃吉纳人这样做是由 于对挑起争端的萨摩司人心怀不满。原来当阿姆披克拉铁斯是萨摩司的国王 时，他们曾派军队去攻打埃吉纳，结果萨摩司人和埃吉纳人双方都受了很大 的损害。这便是不和的原因了。

    (60)我所以这样比较详细地写到萨摩司人，是因为他们是希腊全土三项 最伟大的工程的缔造者。其中的第一项是一条有两个口的隧道，它穿过高这 一百五十欧尔巨阿的一座山的下部。隧道全长七斯塔迪昂，八尺高，八尺宽， 而通过它的全长，另有一条二十佩巨斯深、三尺宽的河沟，而从一个水源丰 富的泉水那里来的水便通过这里用管子引到萨摩司城里去。这一工程的设计 者是美伽拉人、纳乌斯特洛波司的儿子埃乌帕里诺司。这是三项工程中的一 项。第二项是在海中围绕着港湾的堤岸，它入水足足有二十欧尔巨阿深，二 斯塔迪昂多长。萨摩司人的第三项工程是一座神殿，这是我所见到的神殿中 最大的。第一个建筑者是一个萨摩司人，披列司的儿子罗伊科司。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我才比对一般人更加详细地来写萨摩司人的事情。

    (61)在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既然已经神经失常，而仍然耽搁在埃及的 时候，两兄弟的玛哥斯僧叛离了他（这是接着第三八节写的）。其中的一个曾被刚比西斯留在家中掌管 家务。这个人现在叛离了他，因为他看到司美尔迪斯的死保守秘密，很少人 知道这件事，而人们大多以为他还在人世。于是他便想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取 得王权：他有一个兄弟，我已经说过，这是他的一个谋叛的伙伴；他的这个 兄弟和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的兄弟司美尔迪斯长得十分相似，而司美尔 迪斯又是经他手杀死的：他们不仅长得一样，他们的名字也一样，都叫司美 尔迪斯。这个玛哥斯僧帕提载铁司于是便说服了他这个兄弟、要他、帕提载 铁司给他这个兄弟安排一切；他把他的兄弟领来，叫他坐在王位上，随后， 他便派使者到各地去，其中的一人到埃及，去向军队宣布，从此他们不应听 从刚比西斯，而要听从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命令了。

    (62)其他的使者都按照命令到各地传达了这个布告；但是指定到埃及去 的这个使者，(发现刚比西斯和他的军队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塔拿)，便到他们 大家的面前去，宣布了玛哥斯僧交给他的命令。当刚比西斯听到了使者说的 话的时候，他以为这是真实的事情，(以为那个被派去杀死司美尔迪斯的普列 克撒司佩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欺驱了他刚比西斯)。于是他望着普列克撒司 佩斯说：“普列克撒司佩斯，你是不是按照我所吩咐的做了？”普列克撒司 佩斯回答说：“主公，这不是真的事情，你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是不会背叛你 的，他也不可能和你有不论大小的任何纠纷：我自己做了你所吩咐的事情并 且是我亲手埋葬了他。如果死者能够复活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美地亚人阿 司杜阿该斯也会起来反对你了。但如果现在的大自然的规律和先前一样不能 改变的话，那末可以肯定，司美尔迪斯是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的。因此现在 我的意见是这样，我们派人去追赶这个使者并且好好地打听他一下，是谁派 他来传达说我们必须承认司美尔迪斯为我们的国王的”

    (63)普列克撒司佩斯的这一番话，(刚比西斯认为颇有道理)于是立刻派 人追踪这个使节并且把他带了来；而当他未的时候，普列克撒司佩斯便问他 说：“喂，我来问你，你说你的命令是从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那里发出 来的；那未现在告诉我，这样你就可以安全地回去：是不是司美尔迪斯亲自 见到了你并给了你这个命令，还是只通过他的一个仆人？”使节回答说：“自 从国王刚比西斯到埃及去以来，我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 斯；刚比西斯委托代他掌管家务的那个玛哥斯僧给了我这个命令，他说这是 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意旨，并说我应该把这个意思告诉你知道”。使 节这番话，完完全全是老实话。于是刚比西斯说：“普列克撒司佩斯，这件 事我认为你是没有责任的。你非常忠诚地做了我吩咐你做的事情。但是背叛 了我并且窃取了司美尔迪斯的名字的这个波斯人会是谁呢？”普列克撒司佩 斯回答说：“主公，我想我是知道事情的真相的。叛徒乃是那两个玛哥斯僧， 一个是你委托掌管家务的帕提载铁司，另一个是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

    (64)刚比西斯一听到司美尔迪斯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立刻便领会了普列 克撒司佩斯的话的真义，以及领会到他的梦已经实现了；因为他曾经梦见有 人告诉他，司美尔迪斯已坐上了王位，头一直触到天上去。而当他看到他无 端地把自己的兄弟司美尔迪斯杀死，于是他为自己的兄弟而痛哭起来了。在 他哭够了之后，由于十分痛心于他的全部不幸遭遇、他便跳到马上，打算立 刻前去苏撒惩办玛哥斯僧。在他上马的时候，他所佩带的刀的那个刀鞘的扣 子松掉了，于是里面的刀刃就刺中他的股部，正伤了他自己过去刺伤了埃及 的神阿庇斯的同一地方；刚比西斯认为这伤乃是致命的，于是他便问他所在 的那个城市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告他说是阿格巴塔拿。而且在这之前，从布 头曾有一个预言告他说，他将要在阿格巴塔拿结束自己的一生；刚比西斯认 为这等于说，他在老年的时候，将要死在美地亚的阿格巴塔拿，即他的主城。 但是这个事件证明，神托所预言的乃是他要死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塔拿。因此 当他现在询问并且知道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时候，因玛哥斯僧而他遭到的不幸 事件和他受的仿这双重的震荡使他回复了正常的知觉；他懂得了神托的意 思，并且说：“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注定是要死在这里的了”。

    (65)这时他不再讲什么话了。但是大约在二十天以后，他便把他身旁最 主要的那些波斯人召了来，向他们说：“波斯的人们啊：我现在不得不把我 认为是最秘密的一伴事情向你们宣布了。当我在埃及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我 从来没有作过的梦：我梦见从家里来了一个使者，他告诉我说，司美尔迪斯 已经坐上了王位，他的头一直触到天上去。于是我害怕我的兄弟会从我的手 中夺走统治权，因此我不是贤明地加以考虑而是在仓卒中动起手来。可是， 我现在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力量扭转命运，我是多么愚蠢，我竟把普列 克撒司佩斯派到苏撒去杀死司美尔迪斯。当这件大错铸成之后，我便觉得自 己高枕无忧了，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在司美尔迪斯被铲除之后，会有另一 个人起来反抗我。因此对于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完全估计错了。我毫无必要 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结果我仍旧失去了我的王位，因为上天在梦中所预言 的反叛行为是司美尔迪斯那个玛哥斯僧。现在我既然做了这件事，故而我要 你们相信，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已不在人世了；现在玛哥斯僧已经占有 了我的王国，那就是我留在家里给我管理事务的人和他的兄弟司美尔迪斯。 但是，因玛哥斯僧对我的侮辱而特别要为我报仇的那个人，已经凶死在他最 亲近的人手里了。这个人既因死去而下在，我只得把我一生中最后的期望嘱 告给你们这些波斯人。因此，以我的王家诸神为誓，我命令你们，你们全体， 特别是在这里的阿凯美尼达伊家的人们，不要叫主权再落到美地亚人手里 去：如果他们用策略取得了主权的话，那末就再用策略从他们那里把主权夺 回来；如果他们是用强力夺走主权的话，那未你们也便同样用强暴的手段把 它夺回来。而如果你们这样做，那你们的田地便会生产果实，你们的妇女和 牲畜便会多产子嗣，你们也永远会享到自由；如果你们不把王权夺回的话， 或是不试图把王权夺回的话，那我便祈祷要你们的事事不顺利，而每一个波 斯人都要落得和我一样的下场。”刚比西斯这样说着，便由于自己一生中命 定的全部遭遇而痛哭起来了。

    (66)当波斯人看到他们的国王哭泣的时候，他仍便撕碎了他们穿的袍子 并尽情地高声悲叹起来。但是在这之后骨头坏疽，大腿也紧跟着烂了，结果 居鲁士的儿子刚比西斯便死掉了；他统治了一共七年五个月，身后男女的子 嗣郡没有。在场的波斯人心里完全不相信，那两个玛哥斯僧会是主人；他们 认为刚比西斯是打算用司美尔迪斯的死亡的故事来欺骗他们，以便把整个波 斯卷入对他的战争。

    (67)因而他们相信做了国王的正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现在刚比 西斯既然己死，普列克撒司佩斯便矢口否认他曾杀死司美尔迪斯，因为他亲 手杀死居鲁士的儿子，这件事对他来说并不是安全的。刚比西斯既死，僭称 居鲁土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那个玛哥斯僧司美尔迪斯便肆无忌惮地统治了七 个月。这七个月正凑足了刚比西斯的八年的统治。在这个时期中间，他大大 地加惠了他的全体臣民，以致在他死后，除去波斯人之外，没有一个亚细亚 人不盼望他回来；因为他派人到他统治下的各地去宣布免除他们三年的兵役 和赋税。

    (68)这便是在他开始统治时所发出的布告；但是到第八个月的时候，他 却被人识破了，原因是这样：一个叫做欧塔涅斯的人，是帕尔那斯佩斯的儿 子，他是一个出身高贵而又富有的波斯人。这个欧塔涅斯是第一个怀疑玛哥 斯僧不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而是玛哥斯僧本人的人。理由是他从来 没有离开过他的城砦，也从来没有召见过任何波斯的知名人物；刚比西斯既 然娶了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美为妻，而玛哥斯僧现在也娶了她以及刚比西 斯的其他妻妾，于是心中怀疑的欧塔涅斯便派人到他的女儿那里去，问她是 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还是和另外的人同床。她送回一个信说她不知 道，因为她说她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也不知道和她同床 的人是谁。于是欧培涅斯便送了第二个信，大意是说：“如果你自己不认识 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那末就去问和你一样嫁拾这个人的阿托撒，因为 她是一定会认识她的亲生兄弟的”。但是女儿的回答是：“我不能和阿托撒 讲话，我也看不到他家中的任何其他妇女。因为不管这个人是谁，在他作了 国王之后，他立刻使我们各自分居在指定给每个人的地方”。

    (69)当欧塔涅斯听到这话的时候，对于事情的真相便知道得更加清楚 了。于是他就给他的女儿送了第三个信：“女儿啊，你的高贵出身使你必须 不惜冒任何危险做你父亲所吩咐你做的事情。如果这个人不是居鲁士的儿子 司美尔迪斯而是另一个我心中怀疑的那个人的话，那未就不能轻轻地绕过 他，而是要对他加以惩罚，因为他玷污了你并坐上了波斯的王座。因此当他 与你同床而你看到他睡着了的时候，按照我吩咐的去做并且摸一摸他的耳 朵：如果你看到他有耳朵的话，那你就可以相信与你同床的是居鲁士的儿子 司美尔迪斯，如果他没有耳朵，那便是玛哥斯僧冒名司美尔迪斯的了。”帕 伊杜美送了回信说，她这样做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如果结果知道他没有耳朵， 而她被发现去试探它们的时候，他是一定会把她弄死的。尽管如此，她仍然 愿意一试。因此她答应按照父亲所吩咐的去做。因为人们知道，刚比西斯的 儿子居鲁士在位时，曾由于这个玛哥斯僧司美尔迪斯所犯的某种重大过失而 割掉了他的耳朵，至于什么过失，我却无从知道了。欧塔涅斯的女儿帕伊杜 美履行了她答应她父亲做的事情。当轮到她去伴宿的时候(波斯的妃子们是定 期轮流入宫伴宿的)，她便与他同床并在他熟睡的时候用手摸了玛哥斯僧的耳 朵，她容易地确定了他是没有耳朵的，于是到第二天早上，她立刻便派人把 这件事告诉给她的父亲了。

    (70)欧塔涅斯于是便把他认为是最可靠的两位地位极高的波斯人请了 来，这两个人是阿司帕提涅斯和戈布里亚斯，他把事情的全部经过告诉了他 们。实陈上这两个人他们自己也怀疑到事情是这个样子了。于是他们立刻相 信欧塔涅斯泄露给他们的事情。他们决定，他们每人再找一个他们所最信任 的波斯人加入他们的同党；欧塔涅斯找来了音塔普列涅司，戈布里亚斯找来 了美伽比佐斯，阿司帕提涅斯找来了叙达尔涅斯，因此他们便有六个人了。 现在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又从波斯府来到了苏撒，因为他的父亲便是 那个地方的太守。在大流士到来的时候，这六个波斯人立刻便决定把大流士 也引人他们的一党。

    (71 ) 于是这七个人集会到一处，相互间作了忠诚的保证并共同进行了商 谈。而当翰到大流士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我以为只有我 一个人知道做国王是那个玛哥斯僧而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己经死了。而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赶忙地跑来，为的是我可以设法铲除这个玛哥斯僧。 但既然你们，而不是我一个人，也都知道事情的真象，那未我的意见是不要 耽搁而立刻动起手来。因为一耽搁就会坏事的”。欧塔涅斯回答说：“叙斯 塔司佩斯的儿子，你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而我认为你会表示出你是一个 和你父亲同样勇敢的人；但仍然不要这样不加考虑地忙于做这件事情，而是 要更加谨慎来进行这件事情。我们必须等待到我们有了更多的人的时候再来 动手不迟。”但大流士回答说：“列位，如果你们按着欧塔涅斯的意见去做， 你们可要记着，你们的下埸一定是会死得很惨的，因为有人会把这一切告诉 给玛哥斯僧，以便使自己取得赏赐。但现在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自 己不借外力而达成你们的目的；但既然你们喜欢把你们的计划告诉别人而且 你们还这样地信任我而引我为你们的同党，因此我说，今天就动起手来；如 果错过了今天，请你们相信，没有人会比我更早地控告你们，因为我自己就 会把全部事情告诉给那个玛哥斯僧的。”

    (72)看到大流士的性情是这样地急躁，于是欧塔涅斯回答说：“既然你 催促我们赶快动手行事而不要耽误，那末现在你自己告诉我，我们怎样进入 皇宫向那玛哥斯僧进攻。皇官四面都有守卫把守看，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因 为你看到过或至少听到过他们；我们怎样突破守卫们的这一关呢？”大流士 回答说：“欧塔涅斯，许多事情虽用言语说不清楚，然而却可以用行动做出 来：但有时容易解决的问题反而做得并不出色。你应当知道的很清楚，设置 的岗哨是容易通过去的。因为我们既然有目前这样的身分，那就不会有任何 一个人会不允许我们进去，这部分是由于尊敬，部分也是由于畏惧；此外， 我自己还有一个进去的最好的借口，因为我会说我是不久之前才从波斯来 的，并且有一个信从我父亲那里给国王捎来。在必要的时候，是可以说谎话 的。不管是说谎，还是讲真话，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标；说谎的 人这样做是为了取得信任并由于他的欺骗而得到好处，说真话的人则希望真 话会使他得到益处和更大的信任：因此我们只不过是用不同办法达到相同的 目的罢了。如果没有得到利益的希望，则说真话的人也愿意说谎就和说谎话 人愿意讲真话一样了。而如果任何门卫愿意放我们过去的话，那在今后对于 他是会更加有利的。但如果任何人想抵抗我们，我们就把他宣布为仇敌。因 此我们就冲进去开始我们的工作吧。”

    (73)继而戈布里亚斯说：“朋友们，在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争回王位，或是在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便死去呢？而且现在我们波斯人 又被一个美地亚人，一个没有耳朵的玛哥斯僧统治看。你们这些在刚比西斯 病时和他在一起的人们一定会记得他在临终时加到波斯人身上的咒诅，如果 波斯人不试图把王位夺回的话；尽管当时我们不相信刚比西斯，而认为他这 样说是为了欺骗我们。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按照大流士的计划行事，不要 放弃这个意见去做其他什么事情，而是立即向玛哥斯僧进攻”。戈布里亚斯 便是这样说的；于是他们完全同意了他所说的话。

    (74)当他们正在这样集议的时候，发生了我下面所说的一些事件。两个 玛哥斯僧经过商议，决定把普列克撒司佩斯笼络为自己的私党，因为他曾受 到射死了他的儿子的刚比西斯的损害，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由于亲自动手杀过 人，才知道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确实已经死了。此外，还因为普列克撒 司佩斯在波斯人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因此他们便把他召来，而为了取得他 的友谊，要他自己做出保证并发誓他决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对波斯人的欺骗 行为，而只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心里；而他们则答应他把任何东西都大量地 送给他。普列克撒司佩斯同意了，他答应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于是两个玛 哥斯僧又向他作了第二个建议，即他们要在宫墙前面召集一个波斯人大会， 而他则要到一个城楼上去，宣布说国王正是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而不 是任何其他的人。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因为他们相信他是波斯人所最 信任的人，因为他常常断言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还活着，并且否认杀人 的事情。

    (75)普列克撒司佩斯也同意这样做了；于是玛哥斯僧便把波斯人召集到 一起，把他带到一个城楼之上去并命令他发言。这时他把玛哥斯僧对他的要 求早已放到一边，他从阿凯美涅斯向下历数居鲁士一家的家藉；当他最后说 到居鲁士的名字的时候，他便列举国王对波斯所做的一切好事情，随后他便 把真相揭露出来了；他说他所以把真相一直加以隐瞒(是因为他并不能安全地 把它讲出来)，但是现在他却有必要把它揭露出来了。他说：“我是在刚比西 斯的逼迫之下才把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杀死的，现在统治着你们的是那 两个玛哥斯僧”。于是他就对波斯人作了一个可怕的咒诅，如果他们不能把 王位夺回来并对玛哥斯洛进行报复的话，这之后他便从城楼上头朝下地投了 下来；经历了光荣的一生的普列克撒司佩斯便这样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76)这七个波斯人在商量之后打算不再迟延而立刻去进攻玛哥斯僧，于 是他们便向神祈祷并出发了，不过他们对于普列克撒司佩斯在这件事上所做 的工作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但他们正走到半途的时候，他们便听到了关于他 的事情。于是他们便退到道旁共同商议，欧塔涅斯的朋友们完全赞同等待， 而不去在目前混乱的时候进攻，但大流士的一派则主张立刻前往，毫不迟延 地做他们已经确定的事情。正当他们争论不决的时候，他们看到七对鹰追赶 两对兀鹰，抓落它们的羽毛并把它们的身体撕裂，看见这个景象之后，他们 七个人便完全同意了大流士的意见，在鹰的前兆的激励之下直奔皇宫而来 了。

    (77)当他们来到大门的时候，发生了大流士所期待的事情。守卫者由于 他们是波斯的显要人物而尊敬他们，并由于他们决不会疑心他们的计谋，便 没有盘问而在天意的引领之下进去了。进入宫中之后，他们在那里遇见了带 信给国王的宦官；宦官问这七个人进来的意图是什么，同时对放进了的这七 个人的门卫加以威吓，并且不许这七个人再向里面去。这七个人相互间一吆 喝，便掏出他们的匕首来，刺死了阴挡他们去路的宦官，一直跑到两个人的 内室去了。

    (78)那时两个玛哥斯僧正好都在内室，商量如何对付普列克撒司佩斯的 行动的后果。他们看到宦宫们乱作一团并听到了他们的呼喊声，两个人便都 赶忙跑了回去；而当他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便动手保卫他们 自己了；一个人赶忙拿下了他的弓，另一个人则拿起了他的长枪：这七个人 和那两个人交起手来了。拿起弓的人发现弓对他已经没有用了，因为他的敌 人离他很近，几乎己经逼到他跟前了。但是另一个人却用长枪保卫了自己， 他刺中了阿司帕提涅司的大腿，又刺中了音塔普列涅司的眼，音塔普列涅司 没有因伤致死，但是他失去了眼睛。这便是被一个玛哥斯僧所刺伤的人。另 一个人由于无法用他的弓，便跑到和这间房屋相邻的房间里去，打算把门关 上。但是七个人中的两个、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却和他一同冲到屋里去。戈 布里亚斯和玛哥斯洛扭到了一处，但由于暗中看不到，大流士不知如何做是 好，因为他害怕刺伤了戈布里亚斯；而戈布里亚斯看到大流士站在那里不动， 便喊道为什么他不下手。大流士说：“怕戳伤了你”。戈布里亚斯说：“用 你的刀来刺罢，刺到我们两个人身上也不要紧的”。于是大流士便用匕首来 刺，很幸运，他刺中的正是那个玛哥斯僧。

    (79)他们杀死了两个玛哥斯僧并割下了他们的首级之后，却把伤者留在 原处，这一则是由于他们已非常虚弱，此外还为了要他们看守城砦；其他五 个人便拿看两个玛哥斯僧的首级，一路呼喊叫啸着跑出来叫所有的波斯人前 来帮助，告诉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并把首级给他们看。同时他们又把他们在 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玛哥斯僧 都给杀死了。当波斯人听到这七个人所做的一 切以及玛哥斯僧人如何欺骗了他们的时候，便决定追随他们的榜样，也掏出 匕首把他们所能寻找到的全部玛哥斯僧都拾杀死了。而如果不是夜幕降临而 使他们不得不停手的话，他们恐怕是不会叫任何一个玛哥斯僧得到活命的。 这一天是一切波斯人同样都举行的最盛大的神圣的日子；他们为这件事举行 了盛大的节日，并称之为玛哥斯僧屠杀节；在节日期间，玛哥斯僧不许到街 上来，他们要整天留在自己的家里。

    (80)当五天以后混乱的情况好转的时候，那些起来反抗玛哥斯僧的人们 便集会讨论全部局势，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在某些希腊人看起来是不可信 的：但毫无疑问这些意见是发表了的。欧塔涅斯的意见是主张使全体波斯人 参加管理国家。他说：“我以为我们必须停止使一个人进行独裁的统治，因 为这既不是一件快活事，又不是一件好事。你们已经看到刚比西斯骄傲自满 到什么程度，而你们也尝过了玛哥斯僧的那种旁若无人的滋味。当一个人愿 意怎样做便怎样做而自己对所做的事又可以毫不负责的时候，那未这种独裁 的统治又有什么好处呢？把这种权力给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也会脱离他的 正常心情的。他具有的特权产生了骄傲，而人们的嫉妒心又是一件很自然的 事情。这双重的原因便是在他身上产生一切恶事的根源；他之所以做出许多 恶事来，有些是由于骄傲自满，有些则是由于嫉妒。本来一个具有独裁权力 的君主，既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一切东西，那他应当是不会嫉妒任何人的 了；但是在他和国人打交道时，情况却恰恰相反。他嫉妒他的臣民中最有道 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死，却欢迎那些最下贱卑劣的人们，并且比任何人都 更愿意听信谗言。此外，一个国王又是一个最难对付的人。如果你只是适当 地尊敬他，他就会不高兴，说你侍奉他不够尽心竭力；如果你真地尽心竭力 的话，他又要骂你巧言令色。然而我说他最大的害处还不是在这里；他把父 祖相传的大法任意改变，他强奸妇女，他可以把人民不加审判而任意诛杀。 不过，相反的，人民的统治的优点首先在于它的最美好的声名，那就是，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文，那样也便不会产生一个国王所易犯的任何错误。 一切职位都抽签决定，任职的人对他们任上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一切意见均 交由人民大众加以裁决。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废掉独裁政治并增加人民的 权力，因为一切事情是必须取决于公众的”。

    (81)欧塔涅斯发表的意见就是这样。但是美伽比佐斯的意见是主张组成 一个统治的寡头。他说：“我同意欧塔涅斯所说的全部反对一个人的统治的 意见。但是当他主张要你把权力给予民众的时候，他的见解便不是最好的见 解了。没有比不好对付的群众更愚蠢和横暴无礼的了。把我们自己从一个暴 君的横暴无礼的统治之下拯救出来，却又用它来换取那肆无忌惮的人民大众 的专擅，那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管暴君做什么事情，他还是明明知道这件 事才做的；但是人民大众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而完全是盲目的；你想民众既然 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能看到什么是最好的最妥当的，而是直向前冲，象一 条泛滥的河那样地盲目向前奔流，那他们怎么能懂得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 只有希望波斯会变坏的人才拥护民治；还是让我们进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 政权交拾他们罢。我们自己也可以参加这一批人物；而既然我们有一批最优 秀的人物。那我们就可以作出最高明的决定了”。

    (82)以上便是美伽比佐斯的看法了。大流士是第三个发表意见的人。他 是这样说的：“我以为在谈到民治的时候，美伽比佐斯的话是有道理的，但 是在谈到寡头之治的时候，他的话便不能这样看了。现在的选择既然是在这 三者之间，而这三者，即民治、寡头之治和独裁之治之中的每一种既然又都 指着它最好的一种而言，则我的意见，是认为独裁之治要比其他两种好得多。 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更好了。他既然有与他本人相适应 的判断力，因此他能完美无缺地统治人民，同时为对付敌人而拟订的计划也 可以隐藏得最严密。然而若实施寡头之治，则许多人虽然都愿意给国家做好 事情，但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之间产生激烈的敌对情绪，因为每一个人都 想在所有的人当中为首领，都想使自己的意见占上风，这结果便引起激烈的 倾轧，相互之间的倾轧产生派系，派系产生流血事件，而流血事件的结果仍 是独栽之治；因此可以看出，这种统治式乃是最好的统治方式。再者，民众 的统治必定会产生恶意，而当着在公共的事务中产生恶意的时候，坏人们便 不会因敌对而分裂，而是因巩固的友谊而团结起来；因为那些对大众做坏事 的人是会狼狈为奸地行动的。这种情况会继续下去，直到某个人为民众的利 益起来进行斗争并制止了这样的坏事。于是他便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而既 然成了人民崇拜的偶像，也便成了他们的独裁的君主；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 以证明独裁之治是最好的统治方法。但是，总而言之，请告诉我，我们的自 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谁赐与的——是足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单浊的统 治者？因而我认为，既然一个人的统治能给我们自由，那末我们便应当保留 这种统治方法；再说，我们也不应当废弃我们父祖的优良法制；那样做是不 好的。”

    (83)在判断上述的三种意见时，七个人里有四个人赞成最后的那种看 法。这样一来，想使每个波斯人具有平等权利的欧塔涅斯的意见就失败了， 于是他便向他们大家说：“朋友和同志们！既然很明。 显，不管是抽签也好，或是要波斯人民选他们愿意选的人也好，或是用 其他什么办法也好，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是必须做国王的了，但是要知道，我 是不会和你们竞争的，我既不想统治，也不想被统治：但如果我放弃作国王 的要求的话，我要提出这样一个条件，即我和我的子孙中的任何人都不受你 们中间的任何人的支配。其他六个人同意了他的条件；欧塔涅斯不参加竞争 而处于旁观者的地位。而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他一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 他们虽然遵守波斯的法律，却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服从国王的支配。

    (84)其余的六个人于是商量如何才是选立国王的最公正的办法。他们决 定，如果欧塔涅斯以外六个人之中有谁取得了王权，则欧塔涅斯和他的子孙 他们每年应当得到美地亚织的衣服和波斯人认为最珍贵的一些物品作为年 赏。他们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他是第一个策划了这件事，并且是他最初 召集了密谋者的。这样，他们便把特殊的勋荣给了欧塔涅斯：但是对于他们 所有的人，他们规定七个人中的任何一人只要他愿意，便可以不经过通报而 进入皇宫，除非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睡觉的时候；此外还规定国王必须在同 谋者的家族当中选择妻子。至于选立国王的办法，则他们决定在日出时大家 乘马在市郊相会，而谁的马最先嘶鸣，谁便做国王。

    (85)大流士手下有一名聪明的马夫，名叫做欧伊巴雷司。当散会的时候， 大流士就向他说：“欧伊巴雷司，我们商量了关于王位的事情，我们决定， 在日出时我们所乘骑的马谁的最先嘶鸣谁便做国王。现在你想想看有什么巧 妙的办法使我们，而不是别人取得这个赏赐”。欧伊巴雷司回答说：“主人， 如果用这个办法来决定你会不会成为国王的话，那你就放心好了。请你确信， 只有你是可以担任国王的。在这件事上，我是有一套顶事的魔法的”。大流 士说：“如果象你所说的有什么办法的话，那末便立刻动手罢，因为明天就 是决定的日子了”。欧伊巴雷司听了之后，立刻便做了下面的事情。在夜幕 降临的财候，他带了大流士的马所特别喜欢的一匹牝 马到城郊去把它系在那 里；然后他把大流士的马带到那里去，领着它在牝马的四周绕圈子，不时地 去碰她，结果使大流士的牡马和 牝马支配起来。

    (86)到天明的时候，六个人都按照约定乘着马来了。而当他们乘马穿过 城郊并来到在前一夜里系着牝马的那个地方时，大流士的马便奔向前去并且 嘶鸣了起来。与马嘶的同时，晴空中起了闪电和雷声。大流士遇到的这些现 象被认为是神定的，并等于是宣布他为国王；他的同伴们立刻跳下马来，向 他跪拜了。

    (87)有些人说这是欧伊巴雷司出的主意，(但波斯人却还有另外一种说 法)，这种说法是说他用他的手摩擦牝马的阴部，然后把手插在自己的裤子 里，直到日出之时将要把马牵出去的时候；而当他把手掏出来放到大流士的 展的鼻孔近旁去的时候，那匹马立刻喷鼻息和嘶鸣起来。

    (88)这样，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便成了国王，而最初是居鲁士、 继而是刚比西斯所征服的全部亚细亚，除去阿拉伯人以外，便都成了他的臣 民；阿拉伯人并不是象奴隶一样地臣服于波斯人，而是自从给刚西比斯让路 人埃及的那个时候起，便和波斯人缔结了友好的盟谊：因为那时波斯人不得 到阿拉伯人的同意，是不能入寇埃及的。大流士从波斯人的最高贵的家族中 间娶了妻子，他娶的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撒和阿尔杜司托涅；阿托撒曾是她 的兄弟刚比西斯，后来又是玛哥斯僧的妻子，但阿尔杜司托涅则是一名处女。 他还娶了居鲁士的儿子司美尔迪斯的女儿帕尔米司和曾经发现了玛哥斯僧的 真象的欧塔涅斯的那个女儿。在他治下土地的一切方面，他都有充分的权势。 首先他制造和树立了一个刻石，上面刻着一个骑马的人像，并且附有下面的 铭文：“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因他的马(后面是这匹马的名字)和他的 马夫欧伊巴雷司之功勋而赢得了波斯王国”。

    (89)在波斯做了这些事之后，他便把他的领士分成了二十个波斯人称为 萨特拉佩阿的太守领地，随后，他又任命了治理这些太守领地的太守，并规 定每个个别瓦族应当向他交纳的贡税；为了这个目的，他把每一个民族和他 们最接近的民族合并起来，而越过最近地方的那些稍远的地方，也分别并入 一个或是另一个民族。现在我便要说一说他如何分配他的太守领地和每年向 他交纳的贡税。缴纳白银的指定要按照巴比伦塔兰特来交纳；缴纳黄金的要 按埃乌波亚塔兰特来交纳；巴比伦塔兰特等于七十八埃乌波亚的米那。要之， 在居鲁土和在他以后的刚比西斯的统治年代里，并没有固定的贡税，而是以 送礼的形式交纳的。正是由于贡税的确定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才把 大流士称为商人，把刚比西斯称为主人，把居鲁士称为父亲。因为大流士在 每伴事上都贪图一些小利，刚比西斯苛酷而傲慢无情，但居鲁士是慈祥的， 并且总是给他们谋求福利的。

    (90)这样，居住在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与玛格涅希亚人、爱奥里斯人、 卡里亚人、吕奇亚人、米吕阿伊人和帕姆庇利亚人(大流士把一份加到一起的 税额加到他们身上)，每年要缴纳四百塔兰特的良银。他把这些足族规定为第 一地区。美西亚人、吕底亚人、拉索尼欧伊人、卡已里欧伊人和叙根涅伊司 人共缴纳五百塔兰特，是为第二地区。乘船进入海峡时位于右侧的海列斯彭 特人、普里吉亚人、亚细亚的色雷斯人、帕普拉哥尼亚人、玛利安杜尼亚人 和叙利亚人共缴税三百六十塔兰特，是为第三地区。奇里启亚人是第四地区， 他们每年要缴三百六十匹白马，即每日一匹。此外每年还要纳五百塔兰特的 白银。在这些银子当中，一百四十塔兰特支出到守卫奇里启亚骑兵的项下， 其他的三百六十塔兰特则直接交拾大流士。

    (91)以阿姆披亚拉欧斯的儿子阿姆披罗科司在奇里启亚人和叙利亚人边 界的地方所建立的波西迪昂市为始点，除开阿拉伯人的领土(因为他们是免税 的)，直到埃及的地区，这块地方要缴三百五十塔兰特的税，是为第五地区。 包含在这区之内的有整个腓尼基、所谓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赛浦路斯。埃及、 与埃及接壤的利比亚、库列涅及巴尔卡(以上均属于埃及区)是为第六地区。 这一区要缴纳七百塔兰特，还不把因莫伊利斯湖生产的鱼而得到的银子计算 在内。 实际上，也就是在鱼产的白银收入以及一定数量的谷物之外，还要交纳 七百塔兰特。原来，对居住在孟斐斯的“白城”的波斯人和他们的佣兵要配 拾十二万美狄姆诺斯的谷物。撒塔巨达伊人、健达里欧伊人、达迪卡伊人、 阿帕里塔伊人加起来是为第七地区，他们要缴纳一百七十塔兰特。苏撒和奇 西亚人的其他地区是为第八地区，他们要交纳三百塔兰特。

    (92)巴比伦和亚述的其他地方，要献拾大流士一千塔兰特的白银、五百 名充任宦官的少年。是为第九地区。阿格巴培拿和美地亚其他地区，包括帕 利卡尼欧伊人、欧尔托科律般提欧伊人，缴纳四百五十塔兰特，是为第十地 区。卡斯披亚人、帕乌西卡伊人、潘提玛托伊人及达列依泰伊人合起来缴纳 二百塔兰特，是为第十一地区。从巴克妥拉人的地方直到埃格洛伊人的地方， 是为第十二地区，他们要缴纳三百六十培兰特。

    (93)帕克图伊卡、阿尔美尼亚以及直到黑海的接壤地区要缴纳四百塔兰 特，是为第十三地区。第十四地区包括撒伽尔提欧伊人、萨朗伽伊人、塔玛 奈欧伊人、乌提欧伊人、米科伊人及国王使所谓“强迫移民”所定居的红海 诸岛的居民，他们要缴纳六百塔兰特。撒卡恢人和卡斯披亚人缴纳二百五十 塔兰特，是为第十五地区。第十六地区是帕尔提亚人、花拉子米欧伊人、粟 格多伊人和阿列欧伊人，他们要缴纳三百塔兰特。

    (94)帕利十尼欧伊人和亚细亚的埃西欧匹亚人是为第十七地区，他们要 缴纳四百塔兰特。玛提耶涅人、撒司配列斯人、阿拉罗狄欧伊人是为第十八 地区，他们被指定缴纳二百培兰特。莫司科伊人、提巴列诺伊人、玛克罗涅 斯人、摩叙诺依科伊人以及玛列斯人被指定交纳三百塔兰特，是为第十九地 区。印度人是第二十地区。他们是我所知道的，比任何民族都要多的人，他 们比其他任何地区所缴纳的贡税也要多，即三百六十塔兰特的砂金。

    (95)这样看来，如果把巴比伦培兰特换算为埃乌波亚塔兰特的话，则以 上的白银就应当是九千八百八十塔兰特的白银了；如果以金作为银的十三倍 来计算的话，则砂金就等于四千六百八十埃乌波亚塔兰特了。因此可以看到， 如果全部加到一起的话，大流士每年便收到一万四千五百六十埃乌波亚塔兰 特的贡税了。而且十以下的数目我是略去了的。

    (96)这便是大流士从亚细亚以及利比亚的一些部分所取得的收入。但是 过了若干时候，他也从各方的岛屿和欧罗已直到帖撒利亚地方的居民收税 了。这部分的税收是这样地给国王存放起来的：他溶化了这些银子并把它们 灌到士瓮里面去，等土瓮注满时，他便把外壳打破。什么时候他需要钱，他 从这上面便把他所需要的部分铸成钱币。

    (97)以上所说的是各太守领地和它们所应担负的税额。只有一个波斯府 我没有把它列入纳税的领地。因为波斯人的居住地是免纳任何租税的。至于 那些不纳税而奉献礼物的人们，则他们首先就是刚比西斯在向长寿的埃西欧 匹亚人进军时所征服的、离埃及最近的埃西欧匹亚人；此外还有居住在圣地 尼撒周边并举行狄奥尼索斯祭的那些人。这些埃西欧匹亚人与他们的邻人和 印度的卡朗提埃伊人食用同样的谷物；他们是居住在地下面的。这些人过去 和现在都是每隔一年就献纳下列的一些礼物：两科伊尼床斯的非精炼的金、 二百块扁木、五个埃西欧匹亚的男孩子和二十很大象牙。奉献礼物的还有科 尔启斯人和他们那直到高加索山脉的邻人(波斯人的统治便到这里为止，高加 索山脉以北的地区便不臣属于波斯人了)，他们每到第四年便奉献少男少女各 百名，过去这样，而直到我的时代还是这样。阿拉伯人每年奉献一千塔兰特 的乳香。这便是在租税之外，这些民族献抬国王的礼物。

    (98)印度人的大量黄金，是这样得来的：他们送给大流士的砂金便是这 大量黄金中的一部分。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是真正的古代印度，即印度河上游一带的地区，今之所谓五河地区。这以外的地方， 希罗多德对印度是一无所知的）；在我们多少确 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 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印度人有许多民族， 他们所说的语言都不一样。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游牧民族，一部分不是；有一部分住在河边（这里指印度河，希罗多德并不知道恒河。恒河是希腊人在亚历山人远征时才知道的）的沼泽地带并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藤子做的船 捕捉来的。每一只船都是用一节藤子造成的。这些印度人穿着灯心草的衣服。 他们从河上把这种灯心草刈取下来，然后把它们编成席子样的一种东西，再 象胸甲一样地穿起来。

    (99)在他们的东面则是另一部分的印度人，他们是吃生肉的游牧民族； 他们被称为帕达依欧伊人。据说他们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他们的部落中任 何男人或女人生病时，这个男子的最亲近的朋友们便把他杀死，因为他们说 如果他带着病而不好的话，他的肉会给消耗掉了的。虽然他否认他生病，但 他们不会相信他，而是把他杀死吃掉。当一个女人病了的时候，她和男人一 样地被和她最亲近的女人杀死。至于一个已经年老的人，则他们是拿他当作 牺牲奉献并用他的肉来举行宴会；不过活到老的人是不多的，因为在这之前， 凡是得病的都给杀死了。

    (100)然而又有一部分印度人，他们不杀害活物，不播种谷物。而经常又 没有住所。他们以草为食，他们那里有一种带荚的野生谷物，大小和小米差 不多，他们便把这种谷物连荚收集起来煮着吃。他们中间如果有谁得了病的 话，这个人就到沙漠地带去躺在那里，没有人去看一下他是病了还是死了。

    (101)以上我所谈到的这些印度人都是象牲畜一样地在光天化日之下交 媾的。他们和埃西欧匹亚人一样，是黑肤色的。他们的精子也和其他人的精子不一样，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和皮肤一样的黑。埃西欧匹亚人的精子也和他 们一样，是黑色的。这些印度人的居住的地点远远地在波斯人的南方，他们 决不是国王大流士的臣属。

    (102)另外的一部分印度人居住在其他印度人的北部，在卡司帕杜罗斯城 和帕克杜耶斯人的国家附近的地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巴克妥拉人的生活 方式相似，他们是全体印度人中间最好战的，而出去采金的人也是他们；因 为在这些地方是一片沙漠。在这一片沙漠里，有一种蚂蚁（土拨鼠或食蚁兽等），比狗小比狐狸大： 波斯国王饲养过的一些这样的蚂蚁，它们就是在这里捕获的。这些蚂蚁在地 下营穴，它们和希腊的蚂蚁一样地把沙子掘出来。这种蚂蚁和希腊蚂蚁的外 形十分相象，而在它们从穴中挖出来的砂子里是满含看黄金的。印度人到沙 漠去便正是为了取得这种沙子。他们各自驾着三头骆驼，母骆驼在当中，两 旁各用绳子系着公骆驼来协助牵引：但是那个人自己骑在母骆驼上面，他要 注意使这个母骆驼尽可能是在刚刚生产之后便驾上了轭的。他们的骆驼和马 一样快，但是驮载力却比马强多了。

    (103)希腊人知道骆驼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不向他们描绘骆驼的形状 了。但是我要谈一件他们所不知道的、关于骆驼的事情：骆驼的后腿有四块 股骨和四个膝关节；它的生殖器是夹在后腿中间，冲着尾巴的。

    (104)印度人便是这样，用这样装备起来的牲畜去采金的，他们特别注意 到在出发采金时要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因为那时蚂蚁都躲到地面下去 了。在这些地方，太阳不是象在其他地方那样是正午最热，而是早上最热， 即从日出到市场关门的时候。在这几个小时里，太阳比希腊的正午要热得多， 以致据说人们这时要用冷水淋浴。在正午的时候，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热度是 差不多的。而到下午的时候，印度地方太阳的热力等于其他地方早上太阳的 热力。快到日没的时候，一天就变得更加凉爽，而在日没时，那就非常寒冷 了。

    (105)因此当印度人带看袋子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便用沙子装满了 这些袋子并且以最大的速度把骆驼赶回。因为，根据波斯人的说法，蚂蚁立 刻就会嗅出他们的行踪并追赶而来；它们的速度看来是世界上任何动物都赶 不上的，因此，如果印度人不赶紧回来的话，一旦蚂蚁集合起来，他们便谁 也逃不掉了。公骆驼是不如母骆驼跑得快的，故而在公骆驼跟不上的时候， 他们便先把一头，再把另一头公骆驼放开：但是母骆驼是决不会疲倦的，因 为它们忘不了它们留下的小骆驼。这便是波斯人的说法。他们说，印度人的 大部分的黄金是用这种办法取得的：此外还有一些从他们国内开采出来的黄 金，不过数量就要少得多了。

    (106)看起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国家都是得天独厚的地方，就仿佛希 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气候一样。我刚才说过，印度位于世界上最 东部的地方，印度的一切生物，不拘是四条腿的还是在天空中飞翔的生物， 都比其他地方的生物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美地亚的所谓内塞 亚马要小)；此外，那里的黄金，不管是从地里开采出来的，还是河水冲下来 的，还是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的，都是非常丰富的。那里还有一种长在 野生的树上的毛(指棉花)，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 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

    (107)再说阿拉伯，则这是一切有人居住的地方当中最南面的。而且只有 这一个地方生产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树胶。这些东西，除了没药之外， 阿拉伯人都是很难取得的。他们点着腓尼基人带到希腊来的一种苏合香树来 采集乳香；他们点着这种东西，这样便得到了乳香；因为生长香料的树是有 各种颜色的带翼的小蛇守卫着的，每一颗树的四周都有许多这样的蛇。这便 是袭击埃及的那种蛇。只有苏合香树的烟能把这种蛇从这些树的周边赶跑。

    (108)阿拉伯人又说，这种蛇的情况如果不是和象我所听说的关于蝮蛇的 情况相同的话，那末当地一定会到处都是这种蛇了。看来正是由于上天的智 才有这样合理的安排，使一切那些怯弱无力和适于吞食的生物都是多产的， 这样它们才下致由于被吞食而从地面上减少。但那些残酷的和有害的生物则 生产的幼子很少。野兔的繁殖力是极强的，因为每种兽类、禽类和人类都要 捕捉它；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它是异期妊娠的：在它的未出生的幼兔当中 有一些是有毛的，有一些还没有毛，有一些正在子宫中形成，再有一些则只 是刚刚受孕而已。这是野兔的情况，但母狮这样一个非常强劲和猛勇的野兽， 一生中却只生产一次，一次只生产一只幼狮。因为子宫在生产时是和幼狮一 同出来的。理由是这样：当幼狮在母腹中第一次胎动的时候，它那比任何生 物都要锐利得多的爪便撕破了子宫，而当它越来越长大的时候，它搔裂得也 越是利害，以致在生产期近的时候，子宫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了。

    (109)蝮蛇和阿拉伯的翼蛇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他们象一般的蛇那样繁 殖，那末人类便不能活了；但实陈上，当雄蛇和雌蛇交尾而雄蛇射精的时候， 雌蛇便咬住了雄蛇的颈部紧紧不放直到把这一部分咬断的时候。于是雄蛇便 死了；但是雌蛇却因雄蛇之死而受到惩罚。幼子又为父亲复仇：还在母腹的 时候，它们便咬它们的母亲，而且只有在咬穿了母亲的子宫之后，它们才生 下来的。至于其他那些于人无害的蛇，则它们是卵生的，它们会孵出许多幼 蛇来的。阿拉伯的翼蛇看来的确为数不少。蝮蛇到处有，但这种翼蛇却只是 阿拉伯到处都有不少，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

    (110)阿拉伯人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乳香，至于采取桂皮，则他们在 寻觉这种东西的时候，他们在全身和脸上都包着牛皮和其他的皮革，只留眼 睛在外面。桂皮生于浅湖里，在它的周围和内部有一种带翼的生物，这种生 物和蝙蝠很象，但叫声很尖锐而且进攻得极其凶猛：在采桂皮的时候，是必 须不使这种生物在眼睛前捣乱的。

    (111)他们采肉桂的方法就更加奇怪了。他们说不出这种东西长在什土地 方和什么样的土地培养这种东西，只是有一些人说，而且是好象有根据地说， 它是生长在养育狄奥尼索斯的地方。据说，有一些大鸟，它们啄取腓尼基人 告诉我们称为肉桂的干枝，把它们带到附着于无人可以攀登的绝壁上面的泥 巢去。阿拉伯人制服这种鸟的办法是把死牛和死爐以及其他驮兽切成很大的 块，然后把它们放置在鸟巢的附近，他们自己则在离开那里远远的地方窥伺 着。于是据说大鸟便飞下来，把肉块运到鸟巢去；但鸟巢经不住肉块的重量， 因而被压坏并落到山边；于是阿拉伯人便来收集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了。肉桂据说就是这样收集来的，这样人们再把肉桂从阿拉伯运到其他国家去。

    (112)希腊人称为雷达农，而阿拉伯人称为拉达农的芳香胶的生产方法就 更加奇特了。它的气味非常甘美，可是生产它的东西，那气味却是最难闻的； 因为它是在公山羊的胡须里取得的，它在那里就和树胶在树里的情形一样。 这种东西用来制造多种香料；阿拉伯人而最常点的香就是这种芳香胶。

    (113)关于阿拉伯的香料，我所说的就是这些了。从那里吹过来的是甘美 得出奇的气味。此外，他俩还有两种品种极其优异的羊，这是任何其他地方 所看不到的。一种羊的尾巴长到不下三佩巨斯。如果羊拖着尾巴走的话，则 它们会由于尾巴在地面上摩擦而受伤的；但实际上，那里每一个收人都很会 干木匠活，他们在尾巴下系看小车，把每只羊的尾巴都个别地系上它自己的 小车。另一种羊的尾巴又足足有一佩巨斯宽。

    (114)在南方偏于日没方向的地方(即西南方)一直扩展到极远 地方的是埃西欧匹亚。这里有大量的黄金、巨象，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树木 和黑檀；那里的人是人类中最魁梧的、最漂亮的，又是最长寿的。

    (115)以上就是世界上亚细亚和利比亚的最边远的地方。至于欧罗巴的最 西面的地方，我却不能说得十分确定了。因为我不相信有一条异邦人称为埃 利达诺司的河流流入北海，而我们的琥珀据说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也丝毫不 知道是否有生产我们所用的锡的锡岛。 埃利达诺司这个名字本身就表示它不是一个外国名字，而是某一位诗人所创造的希腊名字；尽管我努力钻研，我仍然不能遇到一位看到过欧罗巴的 那面有海存在的人。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的锡和琥珀是在从极其遥远的地 方运来的。

    (116)下面的情况也是很明显的，即在欧罗巴的北部那里有比任何其他地 方要多得多的黄金。在这件事上我仍然不能肯定地说黄金是怎样取得的。有 些人说是叫做阿里玛斯波伊的独眼族从格律普斯（一种狮身、鹫首、鹫翼的怪物）那里偷来的。但我认为这种 说法也是不可信的，因为不可能有所有其他部分部和其他人一样，但眼睛却 只有一个的人。担无论如何。下面的说法仍然是有道理的，即世界上最边远 的地方，既然它们环绕并完全包围了其它一切地方，因此它们是会产生出我 们认为是最优美的和最珍奇的物品来的。

    (117)在亚细亚，有一个四面给山环绕起来的平原，在这些山当中有五个 峡谷。这个平原只前是属于花拉子米欧伊人的，它位于和花拉子米欧伊人本 身、叙尔卡尼亚人、帕尔托伊人、萨朗伽伊人和培玛奈欧伊人的土地交界的 地方。担自从波斯人掌握了政权以来，它就成了国王私人的土地。从这周边 的诸山，有一条称为阿开司的大河流出来。这条大河分成五个支流，在先前 它们分别穿过五道峡谷而灌溉了上面所说的那些民族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 的统治开始以来，这些人就倒霉了。国王封锁了山中的峡谷并用一个闸门把 每一个山路给封闭起来，这样水既不能流出来，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 因为水流到平原上来而没有泄出去的地方。结果以前使用这个河的河水的人 们不能再用了，因而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因为在冬天，他们和其他的人一 样有雨降下来，但是夏天他们却需要水灌溉他们播种的小米和胡麻。因此只 没有水给他们，他们就和他们的妇女到波斯去，在国王的宫殿门前高声哭号。 国王终于下令把通到他们中间最需要水的人那里去的闸门放开，而当这块地 方把水吸收足了的时候，闸门就关上了，于是国王下令再为其他那些最需要 水的人开放另一个闸门，而据我所听到和知道的，在他开放闸门的时候，他 在租税之外，还要征收大量的金钱。以上所说的这样一些事实，就是这样了。

    (118)在另一方面，起来反抗玛哥斯僧的七个波斯人当中，那个叫做音塔 普列涅司的人，在发动政变以后不久，便由于一件犯上的事件被处死了。他想到王宫里面去和国王谈话，因为有这样一条规定，这些发动政变的人可以 不用通报直接进见国王，如果国王没有和他的一个妃子共寝的话。当时音塔 普列涅司曾说明他是七人之一，有权利不经通报而进见。但是门卫和使者不 许他进去，他们说国王正在和他的一个妃子在一起。音塔普列涅司认为他们 在说谎，于是他便抽出剑来，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和耳朵，然后把这些鼻子和 耳朵系在他的马缰绳上并缚在这些人的脖子上放他们走了。

    (119)他们于是到国王那里去，告诉他为什么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大 流士害怕这会是这六个人的一种谋叛行为，于是把他们分别召来询问，以便 知道他们是否同意这样做。等他确实知道他们并未参与此事的时候，他便逮 捕了音塔普列涅司、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全家并把他们监禁起来，因为他十分 怀疑这个人和他的族人正在阴谋推翻他。于是音塔普列涅司的妻子便常常到 宫门来悲哭号泣。终于由于她经常不断这样做而打动了大流士的同情心，于 是大流士便派一个使者去告诉她说：“夫人，大流士将要赦免你的被囚的一 个亲人，这个人可以任凭你选择。”她在考虑之后便回答说：“如果国王只 允许留一个人的性命的话，那我就留我的兄弟的性命。”大流士听到这句话 的时候大为不解，于是他便派一个人去问她说：“夫人，国王问一下为什么 你放弃你的丈夫和儿子，却宁愿挽救你那不如你的儿女近，又不如你的丈夫 亲的兄弟的性命。”她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上天垂怜的话，我可以有另 一个丈夫，而如果我失掉子女的话，我可以有另一些子女。但是我的父母都 死去了，因而我决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样讲的理由”。 大流士听了欢喜并认为她的理由是充足的，于是他便把她请求赦免性命的那 个人送还给她，此外还赦免了她的长子。其他的人便都被大流士处死了。这 样，七人当中的一个人不久之后便去世了。

    (120)下面我要讲的事情，大概是在刚比西斯得病的时候发生的。居鲁士 所任命的撒尔迪斯府的太守是一个叫做欧洛依铁司的波斯人。这个人打算做 一件极不对头的事情。因为，虽然萨摩司人波律克拉铁斯在行动和言语都没 有冒犯过他，虽然他甚至连这个人都没有见过，他却想把他擒住杀死。多数 人认为理由是这样：当欧洛伊铁司和达司库列昂府的太守、另一个叫做米特 洛巴铁司的波斯人坐在王宫门前的时候，他们在谈话中起先是争吵，继而比 论起各自的功勋来了。米特洛巴铁司骂欧洛伊铁司说：“你想想，你简直够 不上说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萨摩司岛离你的一府很近，可是你还没有把它加 到国王的领土上面来：但原来这是一个这样容易征服的岛，当地的一个人偕 同十五名武装的人手便起来反抗了他的统治者，现在这个人就是那里的主 人”。有人说欧洛伊铁司听了对方的咒骂很生气，但他不大想惩罚说这话的 人，却想用一切办法消灭使他受到谴责的理由，即波律克拉铁斯。

    (121)另外有一些人，虽然人数较少，但根据他们的说法，当欧洛伊铁司 派使者带着某项要求(实际人们并没有提到这是一个什么要求)到萨摩司去的 时候，使者发现波律克拉铁斯正卧在男房里，身旁有提奥斯人阿那克列昂陪 伴着他。不知道是故意表示瞧不起欧洛伊铁司，还是出于偶然，当欧洛伊铁 司的使者进来并向他讲话的时候，当时面向着墙壁躺着的波律克拉铁斯连头 也不曾回过来，也不曾回答他一句话。

    (122)这便是人们用来解释波律克拉铁斯的死亡的两个原因，随你相信哪 一个好了。不过我们知道的结果是这样：当时在迈安德罗司河河畔的玛格涅 希亚的欧洛伊铁司，知道了波律克拉敛斯的意图之后，便派一名吕底亚人、 巨吉斯的儿子密尔索斯带着信到萨摩司去。因为波律克拉铁斯，据我所知， 在希腊人中间是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 带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在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 一范畴之中，波律克拉铁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而且他又很想使自 己成为伊奥尼亚和各个岛屿的主人。因此，知道了他的意图之后，欧洛伊铁 司便送这样的一个信给他说：“欧洛伊铁司致书告波律克拉铁斯：我听说你 正在计划干大事情，但你没有足够的钱来达成你的目的。因此按我劝告你的 办法去做，你就可以使你本人的前程一帆风顺并使我也得到了安全。国王刚 比西斯想弄死我，对于这件事我已获得确实的情报。因此，如果你能够把我 和我的财富送到安全的地方去，你可以取得我的财富的一部分，再把剩下的 一部分留给我。这样你便会有足够的财富使你称霸希腊了。如果你不相信我 所说的财富的话，那你可以派你最亲信的臣子来，我会把它指给你看的。”

    (123)波律克拉铁斯听到这之后，很喜欢这个计划并同意了这个计划。因 此，既然他很希望弄到钱，所贝他首先便派他的一个萨摩司的市民，担任他 的秘书的、迈安多里欧司的儿子迈安多里欧司去探查一下究竟。正是这个人 在不久之后，把波律克拉铁斯宫殿中男房中非常出色的全部装饰陈设奉献拾 希拉神殿。当欧洛尹铁司听说有人要来探查究竟的时候，他便用石头装满了 八个箱子，只是在上面薄薄地留了一层，然后在这里铺上一层黄金，再把箱 子绑紧放在那里准备着。迈安多里欧司来到看了之后，就带信给他的主人去 了。

    (124)尽管波律克拉铁斯的卜师和朋友们都极力谏止，尽管他的女儿这时 又做了一个梦，他还是准备去看欧洛伊铁司。他的女儿梦见她父亲悬在空中， 宙斯洗他的身体，太阳给他涂膏。作梦之后，她的女儿用一切办法劝他不要 出发到欧洛伊铁司那里夫，甚至在他到他的五十桡船去的时候，她都对他说 了不吉祥的话。当波律克拉铁斯威胁她说，如果他安全返回，他将会长期不 叫她出嫁的时候，她就在回答时祷告说，她希望这个威胁会成为事实，因为 她宁可长期不嫁，也不愿失去父亲。

    (125)但波律克拉铁斯不愿听从任何忠舍。他还是带着大批随从人员放海 到欧洛伊铁司那里去了。在随从人员中间，有卡利彭的儿子戴谟凯代司，这 是一个克罗同人，他是当代最高明的医生。然而波律克拉铁斯刚刚到玛格涅 希亚，他立刻被惨杀了，这一死是和他本人以及他的高远的怀抱不相称的， 因为除去西拉库赛的僭主以外，希腊人当中的僭主没有一个其伟大是可以和 波律克拉铁斯相比的。欧洛伊铁司惨杀波律克拉铁斯的详情我不想在这里讲 了，他杀了波律克拉铁斯之后，便把他钉到一个十字架上。至于他随从人员 中的萨摩司人，则他放了他们回去，要他们为本身之得到自由而感谢欧洛伊 铁司：凡不是萨摩司人的人们或是波律克拉铁斯的随从的奴隶，则他把他们 留下来当作自己的奴隶使用。这样，波律克拉铁斯便被悬了起来，于是他女 儿的梦也就应验了，因为在下雨时就是宙斯洗他的身体，他身上渗出的脂汗 就是太阳给他涂膏了。这便是象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所预言的，波律克拉铁斯 的许多幸运事件的结局却是这个样子。

    (126)但是不久之后，欧洛伊铁司便遭到了惨杀波律克拉铁斯这件事的报 应。在刚比西斯死亡而玛哥斯僧取得王权之后，欧洛伊铁司还留在撒尔迪斯， 在那里他根本没有帮助波斯人夺回美地亚人从他们那里夺走的权力，而是恰 恰相反；原来他竟在这次骚乱的时候，杀死了两位波斯的知名人士，这就是 在提到波律克拉铁斯时骂过他的达司库列昂的太守米特洛巴铁司和米特洛巴 铁司的儿子克拉纳斯佩司。此外，他还做了许多横暴不法的事情，特别是当 从大流士那里送来一个使他不高兴的信的时候，他便在道上安设伏兵在使者 返回的途中把使者杀死了。而在杀死之后，他就把这个人的尸体连同马匹暗 地里埋掉了。

    (127)因此当大流士登上王位的时候，他就想惩罚欧洛伊铁司的一切犯罪 行为，主要是由于他杀死了米特洛巴铁司和他的儿子。但是他认为最好是不 公开派兵去攻打那一府，因为他看到全国到处仍然没有安定下去，而他本人 也是刚刚取得王权。再者，他还听说，欧洛伊铁司是很强的，他有一千名波 斯兵的亲卫队，而且他又是普里吉亚、吕底亚、伊奥尼亚诸府的太守。因此 为了想一个对他有所帮助的对策，他便召集了一个最知名的波斯人的会议， 会上他对他们说：“波斯人，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能够不用暴力和群众的骚 动，而是用计谋，来为我进行和成就一桩事业？在需要计谋的地方，是不应 该使用暴力的。而当前的事情，就是你们当中谁能把欧洛伊铁司活看捉来， 或是把他杀死？因为他没有给波斯人做过任何好事，而是做了许多坏事。我 们有两个波斯人米特洛巴铁司和他的儿子给他杀死了；而且他还杀死了我派 去召他来的使者。他的行动的暴虐无礼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因此我们 必须把他处死，以便使他今后不再对波斯人犯下某种更加严重的罪行”。

    (128)这便是大流士所说的一番话，这时他们中间有三十个人都答应说他 们准备各自以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国王的意旨。大流士不要他们互争，而是用 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他们大家照这个办法做了，结果中签的是阿尔通铁斯的 儿子巴该欧司。他在被选出以后，便把有关许多公务的许多文书，上面用大 流士的印玺封了起来，就带着到撒尔迪斯去了。在他见到了欧洛伊铁司之后， 他便分别地把一件件的文书拿了出来(由于任何一个太守都设有王室秘书之 职)，交给他的王室秘书来宣读。他这样地交递文书，是打算试一试那些亲卫 兵，看他们是不是同意叛离欧洛伊铁司。他看到他们非常尊敬这些文书，特 别是对里面所写的东西更加尊敬，于是他便交给王室秘书另一件文书，上面 写着：“波斯人！国王大流士禁止你们再做欧洛伊铁司的亲卫兵”，亲卫兵 听了这话之后，他们便把他们手中的长枪抛掉了。当巴该欧司看到他们既然 已经服从了文书上的命令，因而有了信心，于是便把最后一件文书给了王室 秘书，里面写着这样的话：“国王大流士命令撒尔迪斯的波斯人把欧洛伊铁 司杀死”。听到这个之后，亲卫兵便立刻抽出宝剑来把欧洛伊铁司杀死了。 这样，波斯人欧洛伊铁司便由于杀死萨摩司人波律克拉铁斯而得到了报应。

    (129)欧洛伊铁司的家财(包括奴隶——译者)都给送到苏撒去了。在这之 后不久，正巧大流士在打猎的时候，在下马时扭伤了自己的脚，而且是扭伤 得这样厉害，以致他的踝骨的球窝都脱臼了。大流士于是召来了埃及的那些 最有名的医生，这些人他是一直留在自己的身旁的。由于他们把他的脚扭得 猛了，结果反而使伤势更加恶化了。国王痛得七天七夜不能入睡，在第八天 的时候，他的伤势已经是很重了；当时有个人在撒尔迪斯时曾听到过克罗同 人戴谟凯代司的医术，于是就把这个人告诉了国王。大流士便命令把这个戴 谟凯代司立刻召来。他们在什么一个地方看到这个医生在欧洛伊铁司的奴隶 当中根本无人理会，便立刻把他带来见大流士了，他来时还拖着锁链，身上 也还穿着破烂的衣服。

    (130)当他来到大流士的面前的时候，大流士便问他是不是懂得医术。戴 谟凯代司否认这一点，因为他害怕，如果说了关于自己的真话，他将要永远 不能再回到希腊去了。大流士很清楚地看到，他是在故意不讲他自己通晓医 术，于是便命令把他领来的人把笞和刺棒给他拿到跟前。于是戴谟凯代司只 得招认了，但是他只是说他的医术并不可靠：他说他过去只是和一个医生来 往过，因而稍稍懂得一些医术。大流士于是把治疗的事情交给了他，戴谟凯 代司使用了希腊的疗法，他不象埃及人那样使用粗暴的手段而是使用十分温 和的疗法；他先使国王能够入睡，而在很短的时期内便把大流士自己认为无 法恢复的脚伤完全治好了。因此在痊愈之后，大流士便赏赐给他两副黄金的 枷锁。戴谟凯代司向大流士说，是不是因为他给大流士治好了病，而大流士 反而使他受到双重的苦难。大流士十分赏识他那机智的回答，而允许他到后 宫去见自己的妃子们。阉人们把他带到妃子们那里去，告诉她们说这便是救 了国王的性命的人。于是她们每个人都用一只碗从一个满盛黄金的柜子里掏 取黄金给他，医生得到了这样多的金钱赏赐，甚至跟在他后面的那个叫做斯 奇同的奴隶，光是拣取从碗里落出来的斯塔铁尔金币，都得到了巨额的金钱。

    (131)下面是克罗同出身的戴谟凯代司如何从家乡到波律克拉铁斯这里 来和他相处的经过：戴谟凯代司在克罗同和他那性情暴戾的父亲不合，而在 他再也忍耐不住他父亲的脾气的时候，便离开了他，到埃吉纳来了。他在那 里住了不过一年，他的医术便超过了所有其他医生，虽然他没有任何行医用 的设备和用具。在第二年的时候，埃吉纳人以一塔兰特的报酬任命他为公家 医生。再过一年，雅典人用一百米那雇用了他。到第四年，波律克拉铁斯又 二塔兰特聘请了他。于是他便来到了萨摩司；克罗同地方的医生的名誉主要 是因他而得到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希腊各地的最好的医生都是克罗同人， 而次于他们的则是库列涅人。大约在同一时期，阿尔哥斯人被认为是最好的 音乐家。 (132)戴谟凯代司由于在苏撒治好了大流士，他便得到了很大的一所层子 并且与国王同桌而食；除去不允许他回到希腊之外，任何事情都是随他的意 的。当一直侍奉着国王的那些埃及外科医生由于医术不如希腊人高明而将要 被刺杀的时候，他便请求国王留他们的性命，这样便救了他们；此外，他还 救了一个埃里斯的卜者的性命，这个卜者曾是波律克拉铁斯的随从人员，并 且在奴隶当中是根本无人过问的。戴谟凯代司在国王面前成了最受重视的人 物了。

    (133)在这之后不久，居鲁士的女儿、大流士的妻子阿托撒在她的胸部肿 起了一块，这块肿起来的东西很快地就溃烂并蔓延起来了。当这块肿物还算 不得什么病的时候，她没有谈起这东西而是由于羞耻之心而瞒着。但不久病 状恶化的时候，她便把戴谟凯代司召了来，把她的病拾他看。他答应给她治 病，但是要她起誓，她必须做到他请求她办的任何事情。他说，他决不会要 求她做有损她的名誉的事情。

    (134)他不久便把阿托撒的病治好了，于是阿托撒在戴谟凯代司的指使之 下一天夜里就寝时向大流士说：“主公，你是一个强大国家的统治者，但是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只是毫无作为地坐在这里，既不去为你的波斯人征服新的 领土，又不去进一步扩大你的权力？如果你愿意要他们知道他们的国王乃是 一个正正堂堂的男子汉的话，那末象你这样年轻和有这样财富的人要他们看 到你成就某种伟大的功业，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样你就会取得双重的利 益；波斯人将会知道他们的国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子汉大丈夫，而且，在 战争的紧张时期，他们也就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背叛你了。现在正是你年富力 强的时候，这时你正应该成就一些伟大的功业：因为一个人的身体成长，智 慧也就跟着成长。而身体衰老的时候，智慧也便衰退，不管做什么事情也便 迟钝了”。她是按照戴谟凯代司教给他的话这样讲的。大流士说：“夫人， 你所说的事情我早已经想到要做了。我已经决定从这个大陆造一个桥通到另 一个大陆上去，这佯就可以领着军队去攻打斯奇提亚人。很快地我们便要着 手实现这件事了”。阿托撒回答说：“在我来看，目前还是不要去攻打斯奇 提亚人罢，因为任何时候你愿意攻打他们，你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我请求 你还是先去攻打希腊罢。我听人提过拉科尼亚、阿尔哥斯、阿提卡和科林斯 的妇女，我很想要这些妇女来作我的侍女。在你身旁有一个人，他比任何人 都更适于在有关希腊的一切事情上为你加以说明介绍，这个人就是治好了你 的脚伤的那个医生”。大流士回答说：“夫人，既然你的愿望是首先与希腊 一决胜负，那末我以为最好是派波斯人偕同你所提到的那个人到那个地方去 侦察一下并把在那里所看到的一切报告给我们，这样我便可只有充分的情 报，帮助我对希腊的出征了。”在大流士说了这话之后，立刻便着手这样做 了。

    (135)在第二天刚刚破晓的时候，他便召见了十五位知名的波斯人来，命 令他们和戴谟凯代司一同到希腊的海岸地带去巡视；此外还瞩告他们不管怎 样也要把医生戴谟凯代司带回来，而不许他跑掉。他这样地吩咐了他们之后， 便把戴谟凯代司本人召了来，要求这个医生在他把全部希腊指点给波斯人并 使他们把所有的地方看明白之后，仍旧回到他这里来。他还要戴谟凯代司带 着他的全部家财运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并答应在回来后给他比这要多许多倍 的财产。此外，还答应给他一只商船，上面装载着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与他同 行。我想大流士答应给他的一切完全是出自真心的。但是戴谟凯代司却害怕 国王是不是在试探他，于是他便不忙于接受大流士所给他的一切，而是回答 说他要把他的财产留在原来的地方，以便在回来的时候享用。至于大流士答 应给他用来带礼品送他的兄弟的那只船，他是接受了的。大流士对戴谟凯代 司也发出了同佯的命令之后，就把他们一行人员都送到海岸地带去出发了。

    (136)于是他们这些波斯人就来到了腓尼基，来到了腓尼基的西顿城，在 那里他们装备了两艘三段桡船以及一只满载着各项必需品的大商船。当一切 都准备停妥以后，他们便出海到希腊去了；他们在那里视察和记述了他们所 到达的海岸地带，等他们看过了大部分地区和那些最出名的地方以后，他们 便到达了意大利的塔拉斯。在那里，塔拉斯人的国王阿里司托披里戴斯，为 了对戴谟凯代司表示好感，把舵机从美地亚的船上取了下来，并称波斯人为 间谍，而把他们拘留起来。正当他们处于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戴谟凯代司 便到克罗同那里去；但阿里司托披里戴斯并没有释放波斯人，也没有把从他 们的船上取得的东西归还给他们，直到这位医生回到自己的国家的时候。

    (137)波斯人从培拉斯乘船起程，追赶戴谟凯代司直到克罗同，他们在那 里的市场上发现了他，就打算上去把他捉住。有一些克罗同人害怕波斯的强 大，本想把他放弃，但是另有一些人不但不交出他来，反而捉住国王的人员 并用棍子打他们。于是波斯人说：“克罗同人，你们可要看清楚你们干的是 什么事情。你们是从我们手中夺去了一位伟大国王的逃跑的奴隶。你们以为 国王大流士会对你们的这种冒犯行为不闻不问么？你们以为如果你们留下他 而把我们赶跑，这件事情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么？这样一来，你们的城市将 会是我们第一个要攻打的城市，是我们第一个试图奴役的城市”。但是克罗 同人并不理会他们，这样波斯人便失去了戴谟凯代司和与他们同来的商船， 他们既然失去了响导，便不想再深入希腊的内地去探查而返回亚细亚了。但 是戴谟凯代司在他们启航的时候，都要他们捎一个信，他说，他们应当告诉 大流士说，戴谟凯代司已经和米隆的女儿订婚了，因为大流士是非常尊敬角 力士米隆的名字的。在我看来，戴谟凯代司之所以寻求这个配偶并且为此花 了一大笔钱，这是为了要大流士知道，在他的本国以及在波斯，他都是一个 受到尊敬的人。

    (138)波斯人于是从克罗同启航了。但他们的船却在雅庇吉亚的海岸地带 遭了难，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那里的奴隶，最后才有一个从塔拉斯被放逐出来 的名叫吉洛司的人，释放了他们并把他们交回给大流士。国王为了回报，曾 答应给吉洛司他所希望的任何报酬，吉洛司叙说了他的不幸遭遇，并首先要 求设法使他回到塔拉斯去。但是，由于他不愿意为了他个人的缘故使一支大 军乘船到意大利去从而他会给希腊增添麻烦，于是他说，只要克尼多斯人伴 送他便足够了；因为他认为，克尼多斯人既然是塔拉斯人的朋友，则塔拉斯 人就更愿意要他回去了。大流士依照他的话办了，他派了一名使者到克尼多 斯人那里去，命令他们把吉洛司带回塔拉斯。他们接着大流士的话做了，可 是他们却不能说服塔拉斯人按照他们的意思行事，而且他们又不能强迫他 们。全部的经过就是这样。这些波斯人是最初从亚细亚到希腊的，他们是为 了上述的理由来偷偷地侦察这个国家的。

    (139)在这之后，大流士便征服了萨摩司，这是希腊的或异邦人地方的一 切城邦中最先被征服的一个，征服的理由有如下述：——当居鲁士的儿子刚 比西斯进攻埃及的时候，许多希腊人随军来到了埃及，有些人当然是为了来 做买卖，有些人则是来观光的；在这里面有一个叫做叙罗松的人，他是阿伊 阿凯司的儿子、波律克拉铁斯的兄弟，这时正从萨摩司被放逐出来。这个叙 罗松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情。有一次正当他在孟斐斯穿看红袍在市场上的时 候，当时还是刚比西斯的一名侍卫而且根本不是重要人物的大流士看到了 他。大流士很喜欢他的红袍，于是便走过来要向他购买。叙罗松看到大流士 的态度恳切，他很幸运地受了感动，于是对他说：“我是不想卖我的外袍的， 但如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它的话，那你就不必给钱拿了去罢”。大流士同意 这样做，就把红袍拿走了。但是叙罗松以为，他是由于他那好心肠才失掉了 自己的红袍的。

    (140)但是后来在刚比西斯逝世，七个人起来反抗玛哥斯僧而在这七个人 当中又是大流士登上了王位的时候，叙罗松才知道继承王位的人原来是他过 去在埃及因受到请求而赠送之以红袍的那个人。于是他便到苏撒去，坐在王 宫的门口，说他曾是大流大的恩人当中的一个。当门卫把这话带给国王的时 候，国王问道：“可是我能够有什么应当感谢的希腊恩人呢？在我做国王的 短短时期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希腊人到我这里来过，而且应当说，我也没有 需要任何希腊人的地方。虽然如此，还是把他带进来，以便让我了解一下他 是什么意图吧”。门卫把叙罗松带了进来，使他站在他们的面前；于是通译 问他是何许人，他做了什么事而自称是国王的恩人。于是叙罗松便把关于红 袍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说他就是赠袍给国王的人。大流士说：“最慷慨大度的 人，你是在我尚未当权时赠送物品给我的那个人；如果那只是一件不值钱的 物品，但那和一个人在今天赠给我一件重大的礼物是同样值得感谢的。为了 报答你，我要赠给你大量的金银，这样你就可以晓得，你是决不会为了给叙 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做好事而后悔的”。叙罗松回答说：“国王，我所 要求的既不是金，也不是银，我只要求你为我夺回我的祖国萨摩司，因为我 的兄弟波律克拉铁斯在那里被欧洛伊铁司杀死了，而我们的奴隶却成了那里 的统治者。不经过流血和奴役而把萨摩司还给我罢”。

    (141)大流士听了这话之后，便派出了一支军队，由七人中的一人欧塔涅 斯率领看，大流士并嘱告他完全按着叙罗松的意思去做，于是欧培涅斯便来 到了海岸并准备了他的军队。

    (142)现在统治着萨摩司的是迈安多里欧司的儿子迈安多里欧司，波律克 拉铁斯过去曾任命他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个迈安多里欧司本想大公无私地行 动，但是他并不能这样做。因为当他听到波律克拉铁斯的死亡的消息时，他 首先便给自由守护神宙斯设立了一个祭坛并且在它的四周划出了一个圣域， 这在城郊地方是仍然可以看到的；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把全体市民召来集会， 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已知道，只有我才能处理波律克拉铁斯的王笏和全部 领土；而且我有权力成为你们的统治着。然而只要我有这个权力，我自己就 决不会做那如发生别人身上我便认为是应当非难的事情。我从来就不喜欢波 律克拉铁斯盛气凌驾于和他自己一样的人们的头上，其他任何人如果这样 做，我也是同样的看法。在波律克拉铁斯身上所注定的命运已经应验了；至 于我自己，我要你们分享全部主权，我是主张平等的。作为我个人的特权， 我只要求把波律克拉铁斯的财产中的六塔兰特黄金放在一边供我使用，此外 我和我的子孙还要担任我已经为之建立了神殿的自由守护神宙斯的祭司职 位；除了上述的两件事之外，现在我就把自由给你们”。这便是迈安多里欧 司对萨摩司人所作的保证。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起来回答说：“然而你是 谁呢？你并不配统治我们，因为你是一个出身卑贱的恶棍流氓。我看还是先 把你所经手的金钱交代一下吧”。

    (143)讲这话的是市民中的一位知名之士，叫做铁列撒尔科司的。但是迈 安多里欧司看到，如果他把主权放弃的话，那另外一个人也会代他而使自己 成为僭主的，于是他决定不放弃统治权。他退入城砦之后，便分别地把每个 人召请来，表面上好象是向这个人交代账目，但这些人来到之后，他便把他 们捉住监禁起来了。迈安多里欧司把他们下狱之后，不久他自己也病倒了。 他的兄弟律卡列托司认为他会死掉而自己可以更容易地变成萨摩司的统治 者，因而他便把所有的囚犯都给杀死了。看来，他们并不是希望自由的。

    (144)因此当波斯人把叙罗松带回萨摩司时，没有一个人反抗他们，只有 迈安多里欧斯自己和与他一党的人们表示愿意在缔约的条件之下离开这个 岛；欧培涅斯同意这样做，而在条约缔定之后，最主要的波斯人士便坐到他 们安置在城砦对面的坐位上面了。

    (145)但僭主迈安多里欧司有一个名叫卡里拉欧斯的、精神有些错乱的兄 弟，他由于某种冒犯的行为而被监禁在牢狱里。这个人听到了发生的事情， 并由于从狱里的窗口向外看而看到波斯人安静地坐在那里。于是他便高声呼 叫说，他要和迈安多里欧司讲话。他的兄弟听见他之后，便下令把卡里拉欧 斯放出来带到他面前来。他刚刚被带来，立刻便破口责骂和咒诅迈安多里欧 司，为的是想说服迈安多里斯司，要他进攻波斯人。他喊道：“卑鄙无耻的 人，你把你那无辜的兄弟监禁在牢狱里：而当你看到波斯人把你赶出使你无 家可归的时候，虽然你可以非常容易地制服他们，为什么你却没有勇气为你 自己报仇呢？如果你自己害怕他们的话，那么就把你的外国的亲卫兵交拾 我，我会因他们到这里来而惩罚他们的；至于你呢，我会把你安全地送出这 个岛的。”

    (146)卡里拉欧斯所说的话就是这样。迈安多里欧司接受了他的意见。我 想，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他竟愚蠢到认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战胜国王，而是因 为他不满意于使叙罗松会不费什么气力便安全无伤地收回萨摩司。因此他想 激怒波斯人并因此在使萨摩司投降之前尽可能地削弱萨摩司，因为他知道的 很清楚，如果波斯人受到伤害的话，他们对萨摩司人就会十分愤怒。此外， 他还知道，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使自己安全地离开该岛， 因为他从城砦修了一条通向大海的暗道。于是迈安多里欧司便从萨摩司乘船 出发；但是卡里拉欧斯却把所有的佣兵武装起来，打开了城门并命令佣兵向 波斯人攻击。波斯人认为现在已经充分达成协议，因而出其不意地受到了攻 击：佣兵们向他们攻击，把那些有乘轿椅的身分的、最高贵的波斯人全给杀 死了。这时，波斯其余的兵力赶来增援，对佣兵施加压力，把他们赶到城砦 里面去了。

    (147)波斯的将军欧塔涅斯看到波斯人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便故意不再去 记起大流士在他离开时给他的不杀或奴役任何一个萨摩司人，而是把该岛完 整无伤地交给叙罗松的命令；他下令他的军队把所拿获的人，不分成年男子 还是男孩子一律杀死。于是一部分波斯人便围攻城砦，而另一部分波斯人则 把他们不拘是在神殿内或在神殿外其他地方遇到的人一律杀死。

    (148)迈安多里欧司从萨摩司逃出来之后，就乘船到拉凯戴孟去了。而当 他到达那里并搬下了他从国内带来的物品之后，他照例是把他的金杯和银杯 都陈列出来，而当他的从仆正在打磨这些杯的时候，他便和斯巴达的国王， 阿那克桑德里戴斯的儿子克列欧美涅斯会谈，并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来。克 列欧美涅斯一看到杯子，就大为叹赏起来，于是迈安多里欧司便劝他说，他 愿意要多少杯子，便可以拿去多少杯子。迈安多里欧司向他劝说了两三次。 在这一点上，克列欧美涅斯是非常公正廉洁的，他并不愿接受他的礼品；但 是看到迈安乡里欧司会用赠杯的办法从其他拉凯戴孟人那里得到帮助，于是 他便到五长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说，如果这个萨摩司的外国人能离开斯巴达 那是最好不过了，因为恐怕他会说服克列欧美涅斯本人或其他斯巴达人去做 坏事。五长官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向迈安多里欧司发出通牒把他赶走了。

    (149)再说萨摩司。波斯人把那里的居民杀光之后，便把一个无人的岛交 给叙罗松了。但是后来波斯的将军欧塔涅斯又帮他向那里殖民，他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他作了一个梦，又因为他的生殖器得了一种病。

    (150)另一方面，当海军到萨摩司去的时候，巴比伦人又叛变了；他们的 叛变是经过非常周密的准备的。原来在玛哥斯僧的统治和七人的政变的时 期，他们便利用了有利的时机和混乱的情况作了对付围攻的准备。但是我不 知道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件事。终于他们公开地叛变了并且做出了 这样的事情：他们把所有他们的母亲送走，再从他们每人的家中随便选出一 名妇女来给他们做面包；其余的妇女则他们就把她们集中起来给窒死，为的 是不叫她们消耗他们的面包。

    (151)当大流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便纠合了他的全部军队，直指巴 比伦进发了。他到达巴比伦之后，便把那个城市包围了。但是巴比伦对他的 所作所为丝毫不放在心上。他们登上了城墙上的塔楼，用手势和言语嘲笑侮 辱大流士和他的军队。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说：“波斯人，你们为什么不离开 而坐在那儿？等骡子产子的时候，你俩才能攻下我们的城市哩”。巴比伦人 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们相信骡子是不会产子的。

    (152)一年又七个月的时光过去，大流士和他的全军已经苦于总是不能攻 下巴比伦了。大流士在这件事上确是使用了每一种计策和方法。他也试用了 居鲁士当初攻取该城的战略以及每种其他的战略和方法，但仍然毫无成果； 因为巴比伦人是毫不松懈地守卫着，故而他不能攻克它。

    (153)但是在围攻的第二十个月，搞垮了玛哥斯僧的七人之一的美伽比佐 斯的儿子佐披洛司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一个驮载兵粮的骡子生 产了。佐披洛司本人不相信这个消息；但是当他亲眼看到了幼骡的时候，他 便下令那些看到这事的人不要告诉任何人而自己考虑起来。于是他记起了在 围攻开始的时期巴比伦人曾说只有在骡子产子的时候他们的城才能攻克，因 此从他记忆当中的巴比伦人的话来看，他相信巴比伦是可以攻克的。因为他 以为，那个人所讲的话以及他的骡子产子，这都是有神意在其中的。

    (154)他既然相信巴比伦注定会陷落，于是他便到大流士这里来问他，他 是否极为重视攻取该城这样一件事。当他确信事情是这样的时候，他继而便 想拟定一个计划，可以使他一个人把该城攻陷。因为在波斯人中间，立功的 人是很受尊敬的并且会使他成伟大的人物。除去他先残害自己然后再逃到巴 比伦人那里去的办法之外，他想不出任何可以控制该城的办法了；但他认为 把自己弄成残废，这对他来说并不算一回事的。于是他割下自己的鼻子和耳 朵，剃光了自己的头以便达到毁容的目的并痛笞了自己，然后就这样到大流 士这里来了。

    (155)大流士看到这样一位知名之士竟然受到了这样的糟蹋，心中非常难 过。他大声叫唤着从座位上跳了下来，问佐披洛司是谁把他糟蹋到这种地步， 为什么。佐披洛司回答说：“除了你以外任何人也不能使我落到这个地步。 国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自己才把我自己弄成这样的。我不能忍受波斯人 受到亚西里亚人的侮弄”。大流士回答说：“可怜的人，如果你说你把自己 弄成残废是为了攻克城池，那你不过是把一个美好的名声加到一件蠢事上面 去罢了。愚蠢的人！你以为你这样毁了自己之后，我们的敌人就立刻会投降 么？你这样毁你自己，这简直是发疯了”。佐披洛司说：“如果我告诉你我 打算怎样做的话，你便会禁止我这样做了。实陈上，是我自己考虑了之后才 这样做的。现在事情只在于你扮演你应扮的角色，这样巴比伦就是我们的了。 我要这个样子逃到他们城里去，假装告诉他们说是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的； 而我想我会使他们相信这话是真的，从而能够得到统帅他们的军队的权力。 你呢，在我进城之后的第十天，切记从你那最不惜牺牲的那部分军队中选出 一千人来，把他们布置在谢米拉米司门门前。在那之后第七天，再为我在尼 尼微门门前布置两千人：而在这第七天之后的二十天，再在他们所谓的迦勒 底门门前布置四千人：开到城门前的所有的人，不管是谁，都不要叫他们带 匕首之外的任何武器，可是要把匕首交给他们。但在第二十天之后，立刻下 令你的其他军队进攻全部城墙并把波斯人布置在所谓倍洛斯门和奇西亚门的 前面。因为我想我将会立这样的大功，以致巴比伦人甚至会把他们城门的论 锁以及其他的一切都交拾我保管的；这之后，我和波斯人便可以做我们所需 要做的事情了”。

    (156)他带着这样的任务来到了城门，他转身向后面看，就仿佛他真是一 个逃亡者那样。当城上了望塔的卫兵看到他的时候，便跑下来，稍许打开了 城门，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他跑来。他告诉他们说他是佐披洛司，是逃跑 到他们这里来的。听到这话之后，门卫便把他带到巴比伦人的领导人员那里 去，在那里他请他们看一下他的悲惨遭遇，不提自己毁了自己的面容而说使 他毁容的是大流士，因为看到他们无法攻克该城，他曾劝国王回师。他继续 对他们说：“巴比伦人，我这次来是要大大地帮你们的忙和大大地损害大流 士和他的军队和波斯人的；他这样地糟蹋我，因而他是不能不受惩罚的；对 于他的全部计划我是知道得非常详细的”。这就是他对巴比伦人讲的话。

    (157)当巴比伦人看到波斯最受尊敬的人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而全身又 被打得血迹斑斑的时候，他们便深信他的话是真实的，是来真正帮助他们的， 故而准备答应给予他所要求的一切，这就是他自己能有一支军队。在从巴比 伦人那里得到这一支军队之后，他便按照他和大流士所构定的办法行事了。 在第十天，他领着巴比伦的军队出击，包围和杀死了他要大流士第一批布置 在那里的一千个人。巴比伦人看到他做的事已经和他讲的话相符合而非常欢 喜，因此他们准备无论怎样做都可以听他的吩咐。当约定的日子过去之后， 他再度率领一支巴比伦的精锐出击，又斩杀了大流士的军队两千人。当巴比 伦人看这第二次的战功时，没有人不在赞美佐披洛司了。等约定好的日子又 过去之后，他把他的士兵引到他指定的地点去，在那里他包围了四千人并把 他们杀死。在他这第三次功勋之后，佐披洛司便成了巴比伦的唯一的风云人 物：他成了他们军队的统帅和城墙的守备官。

    (158)可是，当大流士按照约定的计划进攻全部城墙的时候，那时佐披洛 司的背叛行为便完全显露出来了。因为当全城的人都登上城墙抗击大流士的 进攻的时候，他却打开了奇西亚和倍洛斯两个城门，把波斯人放进了城内。 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的那些巴比伦人便逃到他们称为倍洛斯的宙斯的神殿 去。那些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人则都留在原地不动，直到他们也看出他们是怎 样被骗的时候。

    (159)这样，巴比伦就再一次被攻克了。大流士统治了巴比伦人之后，便 摧毁了他们的城墙，劫走了所有他们的城门(这都是居鲁士在第一次攻克巴比 伦时所没有做过的事情)。此外，他还磔死他们当中为首的大约三千人；至于 其他的人，他把他们的城还给他们住。随后，(既然象我上面所说的，巴比伦 人怕他们的粮食不够而窒杀他们自己的妇女)大流士便容许他们娶妻生子，办 法是指定每一邻近的民族都要送一批妇女到巴比伦去；这样集合起来的妇女 是五万人，这些妇女便是目前居住在该城的人们的母亲。

    (160)在大流士看来，除去居鲁士是任何波斯人所不能与之相比以外，佐 披洛司的功劳是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任何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据说大流 士曾多次宣布说，他宁可不要二十座巴比伦城，也不愿佐披洛司把自己残害 成这个样子。国王是非常敬重他的、每年他都把波斯人认为是最珍贵的礼物 送给佐披洛司并且要他终生治理巴比伦而不需纳税，此外他还把其他许多东 西送给佐披洛司。这个佐披洛司就是那曾在埃及指挥军队对雅典人和他们的 同盟军作战的那个美伽比佐斯的父亲；而美伽比佐斯的儿子则又是从波斯人 跑到雅典那里去的佐披洛司。

    第四卷

    (1)在攻克巴比伦之后，大流士便亲自率军向斯寄提亚人那里进发了。既 然亚细亚的人口众多，又可以从那里得到大量的收入，从而他想惩罚斯奇提 亚人，因为过去在他们进攻美地亚并打败了前来迎击他们的人们时，曾无理 地向他挑起了争端。原来斯奇提亚人，前面我已经说过，他们统治上亚细亚（波斯帝国的西部高原地带） 有二十八年。他们由于追踪奇姆美利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并灭亡了美地亚 人的帝国，而美地亚人在斯奇提亚人到来以前，则是亚细亚的统治者。但是 当斯奇提亚人离家二十八年并在这样长久的时期之后返回故国的时候，却有 另一个和对美地亚作战同样艰苦的任务等待着他们。他们发现有一支大军和 他们对峙着，原来斯奇提亚妇女的丈夫既然长期不在故土，她们已经和她们 的奴隶同居了。

    (2)斯奇提亚人为了他们自己饮用的乳而把他们的奴隶的眼睛都给弄瞎 了（防止他们偷窃。瞎眼的奴隶的故事可能是来自斯奇提亚人对奴隶的某种称呼，不过被希腊人误解了）；他们是这样做的。他们拿一种和横笛非常相似的骨管，把它们插入母马 的阴部并且用嘴来吹这种骨管，一些人在这边吹，另一些人则在那边挤奶。 他们说，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这样，他们这样吹是为了使母马的血管膨胀， 因此它的乳房便可以被压下来了。当马奶被挤出来之后，他们便把马乳倒到 一个很深的木桶里面去，并且叫奴隶站在木桶的四周来摇动桶里的马乳。浮 到马乳表面上的东西被作为最珍贵的东西取出来，留在桶下面的东西则被认 为是不大珍贵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个原故，斯奇提亚人才把他们的全部俘虏 的眼睛弄瞎，因为他们并不是耕地的人，而是游牧民族。

    (3)结果，当这些奴隶和斯奇提亚的妇女们所生的年轻一代长大起来并且 知道了他们的出身之后，他们便准备抗击从美地亚归来的斯奇提亚人了。首 先为了截断通向他们本国的道路，他们从陶利卡山到麦奥提斯湖（亚速海）的最阔的那 一部分挖了一道广阔的壕沟。随后，在斯奇提亚人武图攻进来的时候，他们 便列阵并出兵和他们交锋。虽然进行了多次的战斗，斯奇提亚人却毫无进展， 终于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这样说：“斯奇提亚人，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正在对我们自己的奴隶作战。如果我们被他们杀死，我们的人数就 要减少；如果我们杀死他们，今后我们的奴隶就要减少了。 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最好抛掉我们的长枪和弓，各自手执马鞭和他们进 行肉搏。他们一看到我们手里拿着的武器，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和我们能力相 同而身分也相同的人物，但他们若看到我们手里拿着的不是武器而是马鞭， 他们就会懂得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奴隶；他们一经意识到这一点，就会经不住 我们的进攻而跑掉了。”

    (4)斯寄提亚人听了这个意见并按照这个意见实行了。他们的敌人被他们 的行动所吓倒，以致忘掉战斗，立刻逃跑了。这样斯奇提亚人便统治了亚细 亚，而他们在再度给美地亚人驱出之后，便用这样的办法又回到了他们的祖 国。大流士由于他们的所做所为而想向他们复仇，于是纠合了一支大军向他 们进攻。

    (5)斯奇提亚人自称是世界上一切民族当中最年轻的民族。根据他们自己 的说法，他们是这样兴起的。在当时是一片荒漠无人的沙漠地带的这块地方， 最初有一个名叫塔尔吉塔欧斯的男子。他们传说这个人的双亲是宙斯和包津斯铁涅司河（第聂伯河）的一个女儿：人们虽然如此说，但我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据说 塔尔吉塔欧斯的身世就是这样：他有三个儿子里波克赛司、阿尔波克赛司， 最小的是克拉科赛司。传说在他们统治的时期有一些用具从上天落到斯奇提 亚来，这些用具全是黄金制造的，它们是锄、轭、斧和杯他们三人中最年长 的一个看到之后便走近来想取得它们。但是在他走近时黄金开始燃烧起来， 于是他便躲开不敢再去动了；于是第二个走近来，黄金仍然燃烧起来。当这 两个人由于黄金燃烧而被赶跑的时候，第三个儿子走近来，于是黄金便由于 他走近而停止燃烧了；因此他便把黄金带回了自己的家。他的两个哥哥看到 了这种情况之后，便同意把这全部王权交给最年轻的兄弟了。

    (6)据说，斯奇提亚人当中称为奥卡泰伊族的人们便是里波克赛司的后 裔。卡提亚洛伊族和特拉司披那司族则是第二个兄弟阿尔波克赛司的后裔。 称为帕辣拉泰伊族的王族则是幼子的后裔。但全体民族则根据国王的名字而 称为斯科洛托伊人。斯奇提亚人只是希腊人称呼他们用的名字。

    (7)这便是斯奇提亚人关于他们自己的起源的说法。他们以为从他们的第 一个国王塔尔吉塔欧斯那时到大流士之前来进攻他们的国土，这段时期不多 不少正是一千年。历代的国王均极其小心翼翼地保存这些神圣的金器，每年 他们都向它奉献盛大的牺牲以求恩宠，在节日的这一天如果看守神圣的金器 的人在露天睡着了的话，则斯奇提亚人就说这个人是不会活过当年的。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人们便拾他一块足够他在一天之内能够乘马各处驰 骋的土地。由于国土幅员的广大，克拉科赛司给他的儿子建立了三个王国， 而金器则交给其中最大的那个王国保存。他们说，斯奇提亚上方居民的北边， 由于有羽毛自天降下的缘故（见本卷第三一节），没有人能够看到那里和进入到那里去。大地和 天空到处都是这种羽毛，因而这便使人不能看到那个地方了。

    (8)斯奇提亚人关于他们自己、关于他们上部地区的地方的说法就是这 样。但是在黑海地方居住的希腊人却又有如下的说法。根据他们的说法，海 拉克列斯驱赶着该律欧涅斯的牛到达当时是一片沙漠，但现在却为斯奇提亚 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该律欧涅斯定住在黑海之外(黑海以西)，栖 居在海拉克列斯柱之外，欧凯阿诺斯中离伽地拉不远、希腊人称之为埃律提 亚岛的地方。至于欧凯阿诺斯，则希腊人说，它发源于日出的地方而周流全 世界，但他们并不能证实这个说法是真实的。海拉克列斯从那里来到今日称 为斯奇提亚的地方。 (由于这里既有暴风又有严寒)他便披着他的狮子皮睡下了，而当他睡着 的时候，他那些驾着战车并正在吃草的牝马，却神奇地失踪了。

    (9)海拉克列斯醒来之后，他便去寻找他的那些牝马，他在那个地方到处 跋涉，最后他到达一个称为叙莱亚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的一个洞窟里发现 了一个半女半蛇的奇怪生物；在腰部以上是一个女子，腰部以下则是一条蛇。 当他看见她的时候是感到惊异的，他问她，她是否在什么地方看到他的那些 迷失了道路的牝马。她回答说这些牝马是在她的手里，但若是海拉克列斯不和她交媾她是不会还给他的。为了取得这个报酬，海拉克列斯就和她交媾了。 然而，他虽然很想取了马回去，但她却拖延归还马匹，以便可以尽可能长久 地使海拉克列斯与她同栖。但终于她交还了牝马，但是她向海拉克列斯说： “这些牝马迷路到这里来的时候，是我在这里为你救了它们的。而你对于我 做的这件事也给了酬报，因为在我的肚子里有了你的三个儿子。现在请你告 诉我，这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办。是我要他们住在这里，(因 为我是这个国家的女王)还是我把他们打发到你那里去”。她是这样问的，而 据说海拉克列斯是这样回答她的：“当你看到这些男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 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你便不会犯错误；其中不管是谁，如果你发现他这样地 拉弯了这张弓并且用这个腰带这样地系在自己身上，那就要他居留在这里， 凡是做不到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就把他们从这个地方送出去好了。你这样做， 就不但做到了我所吩咐的事情，而且还会使自己得到快乐的”。

    (10)于是他便拉弯了他的一张弓(因为海拉克列斯从来一直带着两张弓) 并且把腰带也拿给她看，并把弓和带扣的尖端有一只金盏的腰带给了她，而 在给了她之后，他便离开了。但是当她所生的儿子们长大成人时，她便给他 们起了名字，其中的第一个叫做阿伽杜尔索斯，第二个叫做盖洛诺斯，而最 年幼的那个儿子叫做司枯铁斯；此外，她想起了对她的吩咐，于是她便按照 吩咐她所做的做了。她的两个儿子阿伽杜尔索斯和盖洛诺斯由于不能完成指 定给他们的任务因此被母亲赶跑而离开了本国，然而最年轻的司枯铁斯却完 成了指定的任务而留在国内。所有后来斯奇提亚的国王都是海拉克列斯的儿 子司枯铁斯的后裔，而且正是由于这个金盏的关系，斯奇提亚人直到今天还 在腰带上带着金盏。因此，只有这一件事是司枯铁斯的母亲为他做的。黑海 沿岸地带居住的希腊人的说法便是这样。

    (11)此外还有另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说法是我个人特别认为可信的。 这种说法的大意是这样：居住在亚细亚的游牧的斯奇提亚人由于在战争中战 败而在玛撒该塔伊人的压力之下，越过了阿拉克塞斯河，逃到了奇姆美利亚 人的国土中去(因为斯奇提亚人现在居住的地方据说一向是奇姆美利亚人的 土地)，而奇姆美利亚人看到斯奇提亚人以排山倒海的军势前来进击，大家便 集会了一次以商议对策，在会议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双方都坚持自己 的意见，但王族的意见却是更要英勇些。民众认为他们应该撤退，因为他们 完全没有必要冒看生命的危险来与这样的一支占绝对优势的大军相对抗，但 是王族则主张保卫他们的国家而进行抗击侵略者的战争。任何一方都不能为 对方所说服，民众不能为王族所说服，王族也不能为民众所说服；因为一方 打算不战而退并把国家交拾自己的敌人，但是王族却决心在他们自己的土地 上战死而不和民众一同逃跑，因为他们想到他俩过去曾何等幸福过，现在如 果他们逃离祖国的话，他们会遭到怎样的厄运。既然都下了这样的决心，他 们便分成了人数相同的两方而交起锋来，直到王族完全给民众杀死的时候。 然后奇姆美利亚人的民众便把他们埋葬在杜拉斯河的河畔(他们的坟墓直到 今天还可以看到)。埋葬之后，他们便离开了他们的国土。斯奇提亚人到这里 来攻取它的当时，国内已经没有人了。

    (12)直到今天在斯奇提亚还残留着奇姆美利亚的地墙和一个奇姆美利亚 的渡口，还有一块叫做奇姆美利亚的地方和一个称为奇姆美利亚的海峡。此 外，还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奇姆美利亚人在他们为躲避斯奇提亚人而逃住 亚细亚时，确也曾在今日希腊城市西诺佩建城所在的那个半岛上建立了一个 殖民地；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斯奇提亚人曾追击他们，但是迷失道路而攻入 了美地亚。原来奇姆美利亚人是一直沿着海岸逃跑的，但斯奇提亚人追击时 却是沿着右手的高加索前进的，因此他们最后竟把进路转向内地而进入了美 地亚的领土。这里我说的是希腊人和异邦人同样叙述的另一种说法。

    (13)另一方面，普洛孔涅索斯人卡乌斯特洛比欧斯的儿子阿利司铁阿斯 在他的叙事诗里又说，当时被波伊勃司所附体的阿利司铁阿斯一直来到了伊 赛多涅斯人的土地。在伊赛多涅斯人的那面住看独眼人种阿里玛斯波伊人， 在阿里玛斯波伊人的那面住看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而在这些人的那面则又 是领地一直伸张到大海的极北居民。除去叙佩尔波列亚人之外，所有这些民 族，而首先是阿里玛斯波伊人，都一直不断地和相邻的民族作战；伊赛多涅 斯人被阿里玛斯波伊人赶出了自己的国土，斯奇提亚人又被伊赛多涅斯人所 驱逐，而居住在南海(这里指黑海——译者)之滨的奇姆美利亚人又因斯奇提 亚人的逼侵而离开了自己的国土。因此，就是阿利司铁阿斯的关于这个地方 的这个说法和斯奇提业人的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14)我已经说过写作这样的诗的这个阿利司铁阿斯是什么地方的人了， 现在我再说一说我在普洛孔涅索斯和库吉科司所听到的、关于这个人的故 事。根据他们的说法，在身分上和任何市民同样高贵的阿利司铁阿斯一天曾 进入普洛孔涅索斯的一家漂布店并死在那里了。于是漂布匠便把他的店门关 上，跑出去给死者的亲属去报信。阿利司铁阿斯的噩耗于是传遍了全城，但 是从阿尔塔开市来的一个库吉科斯人却不相信这个消息，而说他遇见了到库 吉科斯去的阿利司铁阿斯并且和他谈过话。正当他激辩的时候，死者的亲属 带着下葬时所需的一切来到漂布店来了。但是当店门打开的时候，却没有看 到活的或是死的阿利司铁阿斯。可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第七年，阿利司铁阿 斯出现在普洛孔涅索斯并且写下了希腊人称为阿里玛斯佩阿的叙事诗，诗成 之后，他便再一次失踪了。

    (15)这便是在这两个城市里所传说的故事。在阿利司铁阿斯第二次失踪 之后二百四十年，意大利的美培彭提昂人遇到了下面的事情。这年代则是我 在普洛孔涅索斯和美塔彭提昂两地计算出来的。根据美塔彭提昂人的说法， 阿利司铁阿斯出现在他们的国土，并且命令他们拾阿波罗神建设一个祭坛， 在祭坛旁边再立一座上面刻着普洛扎涅索斯人阿利司铁阿斯的名字的象；因 为他告诉他们说，虽然在全体意大利人当中，阿波罗只访问过他们的国土， 而现在虽然是阿利司铁阿斯，在当时陪看神的时候却是一只乌鸦的他本人， 是和神一同来的。他说了这些话之后，便消失不见了。他们说，美塔彭提昂 人于是派人到戴尔波伊去，问神这个人的幽灵的出现是什么意思。而佩提亚 在回答时，命令他们按照幽灵的话去做，她说他们如果这样做便可以生活得 更幸福些。他们得到了神的回答之后，便按照幽灵所吩咐的做了。而现在， 在那里的阿波罗神象的近旁，便立着一座上面有阿利司铁阿斯的名字的象。 在象的周围有一丛月桂；象是建立在市场上的。关于阿利司铁阿斯，我说得 已经够多了。

    (16)至于我的这部分历史所耍敌到的地区以北的地方，就没有人确切地 知道了。因为我找不到任何一个人敢说他亲眼看见过那里。原来即使是我不 久之前提到的那个阿利司铁阿斯，即使是他，也不曾说他去过比伊赛多涅斯 人的地区更远的地方，甚至在他的叙事诗里也没有提过。但是他提到北方的 事情时，他说他也是听人们说的，说是伊赛多涅斯人这样告诉他的。但只要 是我们能够听得到关于这些边远地带的确实报导，我是会把它们全部传达出 来的。

    (17)从包律斯铁涅司人的商埠(这地方位于全斯奇提亚沿海的正中)向 北，最近的居戾是希腊斯奇提亚人也就是卡里披达伊人。而在他们的那面， 是另一个称为阿拉佐涅斯的部落。这个部落和卡里披达伊人，虽然在其他的 事情上有着和斯奇提亚人相同的风俗，但他们却播种和食用麦子、洋葱、大 蒜、扁豆、小米。在阿拉佐涅斯人的上方，住着农业斯寄提亚人，他们种麦 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在这些人的上方是涅岛里司人，涅岛里司 人的上方，据我们所知，乃是无人居住的地带。以上乃是沿叙帕尼司河，包 律斯铁涅司河以西的诸民族。

    (18)越过包律斯铁涅司河，则离海最近的是叙莱亚（叙莱亚是森林地带的意思，第聂伯河下游的左岸曾是富产林木）人。在这些人的上方 住着农业斯奇提亚人，居住在叙帕尼司河河畔的希腊人则称他们为包律司铁 尼铁司，但他们自己则自称为欧尔比亚市民。这些农业斯奇提亚人所居住的 地方，向东走三天的路程便到达庞提卡佩司河，向北则溯包律斯铁涅司河而 上可行十一日；从这里再向北则是一大片无人居住的土地了。从这片荒漠之 地再向上，便是昂多罗帕哥伊人（食人者，参见本卷第一○六节）居住的地区，这些 人和斯奇提亚人完全不同，他们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从他们再向上，则是 道道地地的沙漠了，而据我们所知，那里是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居住的。

    (19)但是从斯奇提亚农民的地区向东，渡过庞提卡佩司河，你便走到斯 奇提亚游牧民的地区了。他们既不播种，又不耕耘的。除去叙莱亚的地区以 外，所有这一带地方都是不长树木的。这些游牧民的居住地向东一直扩展到 盖罗司河，这之同的距离是十四天的路程。

    (20)在盖罗司河的那一面，则是被称为王族领地的地方，住在这里的斯 奇提亚人人数最多也是勇武，他们把所有其他的斯奇提亚人都看成是自己的 奴隶。他们的领土向南一直伸展到陶利卡地方，向东则到达盲人的儿子们所 挖掘的壕沟以及麦奥提斯湖上称为克列姆诺伊的商埠。而他们的一部分则 伸展到塔纳伊司河。在王族斯奇提亚人的上部即北方住着不是斯奇提亚人， 而是属于另一个民族的美兰克拉伊藉伊族(意为黑衣族)。而过去美 兰克拉伊诺伊族所居住的地方，则据我们所知，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沼泽地带了。

    (21)越过塔纳伊司河之后，便不再是斯奇提亚了；渡河之后，首先到达 的地区就是属于撒岛罗玛泰伊人的地区，他们的地区开始在麦奥提斯湖的凹 入的那个地方，向北扩屡有十五天的路程。在这块地方是既没有野生的、也没有人工栽培的树木的。在他们的上方的第二个地区住着布迪诺伊人，他们 居住的地方到处长着各种茂密的树木。

    (22)在布迪诺伊人以北，在七天的行程中间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过 去这一片荒漠地带稍稍再向东转，住着杜撒该塔伊人，这是一个人数众多而 单独存在的民族，他们是以狩猎为生的。紧接着这些人并在同一地区还住着 一个叫做玉尔卡依的民族。这些人也是以狩猎为生的，生活的方式则是这样。 猎人攀到一株树上去，坐在那里伺伏着，因为那里到处都是密林，他们每个 人手头都备有一匹马和一只狗，他们把这四马训练得用肚子贴着地卧在那里以便于跨上去。当他从树上看到有可猎取的动物的时候，他便射箭并策马 追击，猎狗也紧紧地跟在后面。越过他们居住的地方再稍稍向东，则又是斯 奇提亚人居住的地方了，他们是谋叛了王族斯奇提亚人之后，才来到这里的。

    (23)直到这些斯奇提亚人所居住的地区，上面所说到的全部土地都是平 原，而上层也是很厚的，但是从这里开始，则是粗糙的和多岩石的地带了。 过去很长的这一段粗糙地带，则有人居住在高山的山脚之下，这些人不分男 女据说都是生下来便都是秃头的。他们是一个长看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 族。他们讲着他们自己特有的语言，穿着斯奇提亚的衣服，他们是以树木的 果实为生的。他们借以为生的树木称为“彭提孔”，这种树的大小约略与无 花果树相等，它的果实和豆子的大小相仿佛，里面有一个核。当这种果实成 熟的时候，他们便用布把它的一种浓厚的黑色汁液压榨出来，而他们称这种 汁液为阿斯库。他们舐食这种汁液或是把它跟奶混合起来饮用，至于固体的渣滓，他们就利用来做点心以供食用。由于那个地方的牧场不好，因此他们 只有为数不多的畜类。他们每人备居住在一棵树下，到冬天刚在树的四周围 上一层不透水的白毡，夏天便不用白毡了。 (由于这些人被视为神圣的民族)，因此没有人加害于他们。他们也没有 任何武器。在他们的邻国民众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是仲裁者。而且，任何 被放逐的人一旦请求他们的庇护，这个人便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危害了。他们 被称为阿尔吉派欧伊人。

    (24)因此，直到这些秃头者所居住的地方，这一带土地以及居住在他们 这边的民族，我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因为在斯奇提亚人当中，有一些人曾 到他们那里去过，从这些人那里是不难打听到一些消息的。从波律斯铁涅司 商埠和黑海其他商埠的希腊人那里也可以打听到一些事情。到他们那里去的 斯奇提亚人和当地人是借着七名通译，通过七种语言来打交道的。

    (25)大家所知道的地方，就到以上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带为止。但是在秃 头者的那一面情况如何，便没有人确实地知道了。因为高不可越的山脉遮断 了去路而没有一个人曾越过这些山。这些秃头者的说法，我是不相信的。他 们说，住在这些山里的，是一种长着山羊腿的人，而在这种人的居住地区的 那一面，则又是在一年当中要睡六个月的民族。这个说法我认为也是绝对不 可相信的。但是在秃头者以东的地方，则我们确实知道是住着伊赛多涅斯人。 不拘是秃头族，还是伊赛多涅斯人，除去他们自己所谈的以外，在他们北方 情况如何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的。

    (26)据说伊赛多涅斯人有这样的一种风俗。当一个人的父亲死去的时 候。他们所有最近的亲族便把羊带来，他们在杀羊献神并切下它们的肉之后， 更把他们主人的死去的父亲的肉也切下来与羊肉混在一起供大家食用。至于 死者的头，则他们把它的皮剥光，擦净之后镀上金：他们把它当作圣物来保 存，每年都要对之举行盛大的祭典。就和希腊人为死者举行年忌一样，每个 儿子对他的父亲都要这样做。至于其他各点，则据说这种人是一个尊崇正义 的民族，妇女和男子是平权的。

    (27)因此，这些人我们也是知道的，但是在这些人以北的情况，则伊赛 多涅斯人说过独眼族和看守黄金的格律普斯的事情。这是斯奇提亚人讲的， 而斯奇提亚人则又是从他们那里听来的；而我们又把从斯奇提亚那里听来的 话信以为真并给这些人起一个斯奇提亚的名字，即阿里玛斯波伊人。因为在斯奇提亚语当中，阿里玛(ǎριμα)是一，而斯波(σποû)是眼睛的意思。

    (28)以上所提到的一切地方都是极其寒冷的，一年当中有八个月都是不 可忍耐的严寒；而且在这些地方，除去点火之外，你甚至是无法用水合泥的。 大海和整个奇姆美利亚海峡也都是结冰的，而在壕沟里边这面居住的斯奇提 亚人则在冰上行军并把他们的战车驱过那里攻入信多伊人的国土。那里既然 有八个月的冬天，可是其余的四个月也是寒冷的。这里的多天和其他地区的 冬天有所不同。在别的地方的雨季，这里几乎不下什么雨，可是在整个夏季 里，这里的雨却又下个不停。而当其他地方打雷时，这里没有，可是到夏天 这里却又有很多的雷。如果在冬天有雷的话，则他们就会感到惊讶，以为有 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同样，如果有地震的话，则不拘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 斯奇提亚人都把它看成是一种预兆。斯奇提亚的马经受得住当地的严冬，但 骡子和爐子却都绝对经受不住；可是在其他地方，骡子和爐子经受得住严寒， 但马若是站在严寒里不动的话却会给冻伤的。

    (29)在我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无角一类的牛在斯奇提亚才不长 角的。荷马在“奥德赛”里有一句诗可以证明我的判断不差，这句诗是：羊 羔生下来不久额上就长角的利比亚地方。从这句诗可以正确地看出来，在热 带的地方角生长得快，而在寒冷的地方家畜几乎不长角，或根本不长角。

    (30)因此，由于寒冷的关系，在斯奇提亚才有这样的现象发生。然而我 个人觉得不可索解的(因为实际上，我的历史从一开头便一直想把穿插的事件 加进去)，是在整个埃里司领，尽管那里并不冷，也没有任何显明的原因，却 不能生骡子。埃里司人他们自己说，他们那里不生骡子是由于一次咒诅的原 故。但只要是牝马怀胎时期快到的时候，他们便把它们赶到邻国的土地上去， 然后再把爐子也赶到邻国的土地去使它们交配。在牝马怀孕之后，他们再把 它们赶回国内。

    (31)但是关于斯奇提亚人所说的、充满空中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够看到 或穿越到那边的土地上去的羽毛，我的看法是这样。在那个地方以北，雪是 经常下的，虽然在夏天，不用说雪是下得比冬天少的。凡是在自己的身边看 过下大雪的人，他自己是会了解我这话的意思的，因为雪和羽毛是相象的。 而这一大陆北方之所从荒漠无人，便是由于我所说的、这样严寒的冬天。因 此，我以为斯奇提亚人和他们的邻人在谈到羽毛时，不过是用它来比喻雪而 已。以上我所说的，就是那些据说是最辽远的地方。

    (32)至于极北地区的居民，不拘是斯奇提亚人还是这些地方的其他任何 居民都没有舍诉过我们任何事情，只有伊赛多涅斯人或者谈过一些。但是在 我看来，甚至伊赛多涅斯人也是什么都没有谈。因为什么呢，原来，若不是 这样的话，斯奇提亚人也会象他们提到独眼族时一样地提到他们了。但是赫 西奥德曾谈到极北居民，荷马在他的叙事诗埃披戈诺伊（指在底比斯阵亡的七位英雄的儿子）里，如果这果真是荷马的作品的话，也提到过极北居民。

    (33)但是关于他们的事情，狄罗斯人谈的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多得多。 他们说，包在麦草里面的供物都是从极北居民那里搬到斯奇提亚来的。 当它们过了斯奇提亚之后，每一个民族便依次从他们的邻人那里取得它们， 一直带到亚得里亚海，这是它们的行程的最西端。从那里又把它们向南传送， 在希腊人当中第一个接受它们的是多鐸那人。从多鐸那人那里又下行到玛里阿科斯湾，更渡海到埃乌波亚。于是一个城邦便传到另一个城邦而一直到卡 津司托斯；在这之后，却略拉了安多罗斯，因为卡律司托斯人把它们带到铁 诺斯，而铁诺斯人又把它们带到狄罗斯的。因此，他们说，这些供物便来到 了狄罗斯。但是第一次送供物的时候，极北居民派了两名少女与供物同行， 狄罗斯人称这两名少女为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极北居民为了保护二人在旅 途上的安全，他们还派出了同国的五名护卫，这五名护卫现在称为佩尔佩列 埃斯，他们在狄罗斯是很受尊敬的。但是当极北居民发现他们派出去的人们 根本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如果他们派出去的人总是不能接回来，那 真是十分伤脑筋的事。因此他们便想了这样一个办法。他们把供物用麦草包 起来带到国境的地方去，然后请求他们的邻族从自己本国传送到下面的一个 国家去；而据说供物便用这样的办法送到了狄罗斯。我自己便知道与这种传 送供物的方法相类似的一种风俗。这就是当色雷斯和派欧尼亚的妇女向女王 阿尔铁米司神奉献牺牲时，她们也是使用麦草的。

    (34)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她们所做的事。为了纪念死在狄罗斯的、从极北 地方来的少女，狄罗斯的少女和男孩子都剪了自己的头发。少女在结婚之前， 先剪下一束头发，而把这束头发卷在卷线竿上之后，便把它放到极北地方的 少女的墓上(她们的墓在阿尔铁米司神殿入口的左手，上面罩着一株橄榄 树)。狄罗斯的男孩刚是把他们的一些头发卷到嫩枝上面，他们也是把它放在 极北地方的少女的墓上的。这样看来，极北地方的少女便是这样地受到狄罗 斯居民的尊敬的。

    (35)同样的这些狄罗斯人还说，还在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之前，通过上 述同样的那些民族的市邑，还有两名少女从极北居民那里来到了狄罗斯，她 们的名字是阿尔该和欧匹斯。叙佩罗凯和拉奥迪凯是为了安产才到埃烈杜亚 (安产的女神——译者)这里来上供还愿的，但阿尔该和欧匹斯，他们说，是 和神自己一齐来的，她们受到狄罗斯人的另一种尊敬。原来那里的妇女为她 们募集捐献品，在一个叫做奥偷的吕奇亚人为她们写的赞美歌里呼唤她们的 名字；此外岛民和伊奥尼亚人也是从狄罗斯人那里学会了唱欧匹斯和阿尔该 的赞美歌而呼唤她们的名字并为她们募集捐献品(这个奥偷从吕奇亚到来之 后，还写了在伙罗斯歌唱的其他古老的赞美歌)。他俩又说，在祭坛上烧过的 牺牲的大腿，它们的灰烬都用来撒布到欧匹斯和阿尔该的墓地上；她们的墓 地在阿尔铁米司神殿的背后，面向着东方，离着凯欧斯人的宴堂最近。

    (36)关于极北居民的事情，我说到这里已经足够了。我不想叙述那个阿 巴里司的故事；这个阿巴里司据说是一个极北居民，他一直不吃东西而把一 支箭带住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如果果然有极北居民存在的话，那末也就 应当有极南居民存在了。在这之前有多少人画过全世界的地图，但没有一个 人有任何理论的根据，这一点在我看来，实在是可笑的。因为他们把世界画 得象圆规画的那样圆，而四周则环绕着欧凯阿诺斯的水流，同时他们把业细 亚和欧罗巴画成一样大小。至于我本人，我却要简略地叙述一下亚细亚和欧 罗巴的广袤以及它们的轮廓如何。

    (37)波斯人所居住的土地一直到达现在所谓红海的南方之海：在他们的 上方，即北方是美地亚人居住的地方；美地亚人的上方住看撒司配列斯人， 撒司配列斯人的上方往着科尔启斯人，他们的地区一直伸屡到帕希斯河所注 入的北方之海（指黑海）；因此这四个民族是位于两海之间的。

    (38)但是从这一地区向西，有两个海角从大陆伸向海中，现在让我把它 们记述一下。在北方有一个海角只帕希斯河为起点一直突出到海里去，它是 沿着黑海和海列斯彭特而伸屡到特洛伊境内细该伊昂地方的。在南方，同一 海角的海岸以腓尼墓附近的米利安多罗斯湾为起点，向海的方面一直伸展到 特里欧庇昂岬。在这个海角上，住着三十个不同的民族。

    (39)这是第一个侮角。但是另一个海角则以波斯为起点一直伸向红海， 包括在这一片土地里面的有波斯人的土地，在这之下有相邻的亚西里亚，亚 西里亚以次是阿拉伯。这个海角的终点是阿拉伯湾(今天的红海)， 而大流士曾从尼罗河挖了一道运河通到那里；但这是大家一般的说法，实际 上并不是以那里为终点的。但从波斯人的土地到腓尼基却是一片既宽阔又广 大的土地，从腓尼基起，这个海角便沿着我们的海经过叙利亚的已勒斯坦直 到它的终点埃及。在这个海角上，只住着三个民族。

    (40)上面所谈的是亚细亚的波斯以西的土地。至于在波斯人和美地亚人 和撒司配列斯人和科尔启斯人上方以东和日出方面，则它的界限一方面是红 海，北方则是里海和向着日出方向流的阿拉克塞斯河。亚细亚直到印度地方 都是有人居住的土地，但是从那里再向东则是一片沙漠，谁也说不清那里是 怎样的一块地方了。

    (41)亚细亚以及它的广袤便是上面所说的样子了。但是利比亚是在这第 二个海角上面的。因为紧接着利比亚的便是埃及。但这一海角上埃及的部分 是狭窄的：因为从我们的海到红海有一千斯塔迪昂，这就是说只不过有十万 欧尔巨阿。但是经过这个狭窄的部分，海角上称为利比亚的那一部分便非常 宽阔了。

    (42)从我这一方面来说，对于那些把全世界区划和分割为利比亚、亚细 亚和欧罗已三个部分的人，我是感到奇怪的。因为这三个地方的面积相去悬 殊。就长度来说，欧罗巴等于其他两地之和：就宽度来说，在我看来欧罗已 比其他两地更是宽得无法相比。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除去和与亚细亚 接壤的地方之外，利比亚的各方面都是给海环镜着的。据我们所知道的，第 一个证实了这件事的，便是埃及的国王涅科斯。当他把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 的运河挖掘完毕时，他便派遣徘尼基人乘船出发，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 通过海拉克列斯柱，最后进入北海(地中海)，再回到埃及。于是 腓尼基人便从红海出发而航行到南海上面去，而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 管航行到利比亚的什么地方都要上岸并在那里播种，并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 的时候，然后，在收割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而在两年之后到第三年 的时候，他们便绕过了海拉克列斯柱而回到了埃及。在回来之后他们说，在 绕行利比亚的时候，太阳是在他们的右手的：有的人也许信他们的话，但我是不相信的（希罗多德所不相信的情节反而证明这个说法是真实的：当船只绕过好望角西行的时候，南半球的太阳就在它的右手）。

    (43)这样我们便得到了关于利比亚的最初的知识。其后，迦太基人也有 了这样的说法：因为阿凯美尼达伊家中的一人、铁阿司披斯的儿子撒塔司佩 斯虽然被派出去周航利比亚，但是他并未这样做；原来是他害怕航程的遥远和寂寞，因此没有完成母亲交给他的任务便回来了。他奸污了美伽比佐斯的儿子佐披洛司的未出嫁的女儿；而由于这个原故他要被国王克甜尔克谢斯处 以刺刑的时候，撒塔司佩斯的母亲、即大流士的姊妹便为他求情，说她将要 把一个比克谢尔克谢斯的惩罚更重的惩罚加到他身上。这就是：他必须周航 利比亚，直到他完成这次航行而返回阿拉伯湾的时候。克谢尔克谢斯同意了 这一点，于是撒塔司佩斯便到埃及去，在那里他从埃及人那里得到了一艘船 和船员并驶过了海拉克列斯柱。驶过了海拉克列斯柱并绕过了称为索洛埃司 的利比亚岬之后，他便向南驶行。但是他在大海之上航行了好多月却一点看 不到边际，于是他便转回来驶向埃及了。从这里他去兄克谢尔克谢斯，在他 的报告中他告诉克谢尔克谢斯，他怎样在他航行到最遥远的地方去时，他路 过一个矮人的国家，那里的人们穿着椰子叶的衣服，而每当他和他的人员使 船靠岸的时候，这些人就一定离开他们的市邑而逃到山里去：他和他的人员 在登陆时并没有做任何坏事而只是从当地居民夺取一些食用所必需的家畜而 已。至于他之所以没有完全瓮行利比亚一周，他说这理由是船的进路受到阻 挠而不能再向前行驶了。但是克谢尔克谢斯不相信撒塔司佩斯所说的话是真的，而既然指定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他还是依照最初给他的惩罚而把他杀 死了。这个撒塔司佩斯有一名罔人，这个人一听到他的主人的死讯，便立刻 带着大批财富逃到窿摩司去了，但一个萨摩司人扣留了这一批财富。这个萨 摩司人的名字我知道，但我是故意把他的名字忘掉的。

    (44)大流士曾发现过亚绷亚的大部分地方。有这样一条印度河，这条河 里面有许多鳄鱼，据说在全世界是占第二位的；大流士想知道一下印度河在 什么地方入海，便派遣了他相信不会说谎话的卡律安达人司库拉克斯和其他 人等乘船前往。这些人从帕克杜耶斯地区的卡司帕杜罗斯市出发，顺河向东 和日出的方向下行直到大海；而在海上西行，他们在第三十个月到达了这样 一个地点：埃及国王曾经从这个地点派遣上述的腓尼基人周航利比亚。在这 次的周航之后，大流士便征服了印度人，并利用了这一带的海。这样便判明， 除去日出方向的部分之外，亚细亚在其他方面也是和利比亚相同的。

    (45)至于欧罗巴，则的确没有一个人知道它的东部和北部是不是为大海 所坏镜看。人们只知道它的长度等于亚细亚和利比亚之和。我也不知道为什 么一整块大地却有三个名字，而且又都是妇女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埃及的 河尼罗河与科尔启斯的河帕希斯河被定为它的界限(虽然，也有的人说，麦奥 提斯湖的塔钠伊司河和奇姆美利亚的渡口是它们的界限)。我也不知道把世界 划分开来的那些人的名字，以及他们从什土地方取得了他们所起的名字。根 据许多希腊人的说法，利比亚是以当地的一个妇女的名字为依据的，而亚绷 亚则是国普洛美修斯的妻子而得名的。但吕底亚人却认为亚细亚的命名是由 于他们的关系，他们说亚细亚不是因普洛美修斯的妻子亚糊亚而得名，而是 因玛涅斯之子科壮斯的儿子亚细阿司而得名的，同时撒尔迪斯的亚细亚部族 也是因此而得名的。但是谈到欧罗巴，没有人知道它是不是给海环绕着，也 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是怎样得来的，更不清楚是谁给它起的名字，我们所能 说的只是这个地方是因推罗的妇女欧罗已而得名的。而在当时之前，它和其 他地方一样，好象也是没有名字的。但很明显这个妇女是生在亚细亚的，她 从来没有到过希腊人今日称为欧罗已的地方，而只是从腓尼墓来到克里地， 又从克里地来到吕奇亚。关于以上各点，我就谈到这里为止了，我们今后就 是按照已经确定的惯例来使用这些名称的。

    (46)大流士所耍进攻的黑海地方，除去斯奇提亚人之外，居住着世界上 一切国家中最愚昧的民族。因为，除去斯奇提亚族和阿那卡尔面司族之外， 我们不能指出在黑海这一带的任何民族，有任何聪明才智的表现，我们也不 知道那里产生过任何有学识的人士。但是斯奇提亚人在全人类中最重要的一 件事上，却作出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有才智的一个发现。我并不是在任何方 面都推辞斯奇提亚人的，但是在这件最漳大事业上面，他们竟想出了这样的 办法，以致任何袭击他们的人都无法幸免，而在如果他们不想被人发现的时 候，也就没有人能捉住他们。原来他们并不修筑固定的城市或要塞，他们的 家宅随人迁移，而他们又是精干畸射之术的。他们不以农耕为生，而是以畜 牧为生的。他们的家就在草上，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是所向无敌和难于与之交 手呢？

    (47)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发明，是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适于这样做， 并拥有有利于他们的河流。原来他们的土地是平坦的，是水草丰富的，而且 有数量不亚于埃及的运河那样多的河流贯流全境。其中有许多是著名的，是 可以从海溯行而上的，而我就要列举这样的河的名字。首先是有五个河口的 伊斯特河，其次是杜枕斯河、叙帕尼司河、包律斯铁涅司河、鹿提卡佩司河、叙帕库里司河、盖罗司河、塔钠伊司河。下面我就来谈一下它们的河道。

    (48)伊斯特河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河流中是伟大的河流；它不分冬夏， 水量永远是一样的。它是所有斯奇提亚的河流中在最西面的河流，它之成为 最伟大的河流的理由是这样：其他许多河流都是它的支流，但这些支流的流 注却使它成为伟大的河流，其中有五个支流是流经斯奇提亚人的国土的，它 们是希腊人称为披列托司而斯奇提亚人称为波拉塔的那条河，此外则是提阿兰托司河、阿拉洛司河、柄帕里司河、欧尔戴索司河。上述河流中的第一条 河是向东流的一条大河，它的河水与伊斯特河溶汇在一起。第二条河、即提 阿兰托司河则是远在西边，而且也小得多；但阿拉洛司河、纳帕里司河与欧 尔戴索司河则流在这两条河之同样注入伊斯特河。这样的一些河就是使伊斯 特河水量增大的、斯奇提亚当地的河流。但是与伊斯特河合流的玛里斯河却 是从阿伽杜尔索伊人的土地流过来的。

    (49)此外流入伊斯特河的三条大河，即阿特拉斯河、奥拉斯河与提比西 斯河都是从哈伊奠司山的山顶向北流的。阿特律斯河、诺埃斯河、阿尔塔涅 斯河则是从色雷斯的克罗比佐伊人的土地流入伊斯特河的。奇欧司河从派欧 尼亚和洛多佩山穿过哈伊莫司山的正中而注入伊斯特河。昂格罗斯河从伊里 利亚向北流进特利巴里空原野而注入布隆戈斯柯，布隆戈斯河则再注入伊斯特河，这样伊斯特河便接受了两条大河的河水。卡尔披司河与另一条叫做阿 尔披司的河也从翁布里柯伊人以北的腹地向北流而注入伊斯特河。因为伊斯 特河发源于仅次于库涅铁斯人而为欧洲最西端的居民的凯尔特人的地方，它贯流全部欧罗已而从侧面流入斯奇提亚。

    (50)既然上述的河流以及其他许多河流也都是它的支流，则伊斯特河就 成为一切河流当中最大的一条河流了。诚然，如果以河流和河流相比的话， 尼罗河是比伊斯特河的水量大的；因为没有一个河流或泉水可以增加它的水 量。但是伊斯特河不分夏冬，河水的水位都是一样的，这种现象的理由我以 为是这样。在冬天，它的水量是它平常的大小，或是比平常的水量稍多一些， 因为在冬天，当地的雨是非常少的，但雪却是到处都有。但是在夏天，冬天 下的雪溶化了并从四面八方流入伊斯特河；这样雪便流入河中而促使河水涨 起来，此外还要加上许多猛烈的暴雨，因为夏季正是下雨的季节。但既然太 阳在夏天比在冬天吸收了更多的水，同样程度地与伊斯特河合流的水在夏天 比在冬天也要多很多，这二者相互抵消而形成均势，因此水量永远是相同的。

    (51)这样看来，伊斯特河就是斯奇提亚人的河流之一了。其次便是杜拉斯河（德累斯顿河），这条河发源于北方，最初是从位于斯奇提亚领地与涅鸟里司领地交界 地带的一个大湖流出：在河口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杜拉斯人的希腊人的居留 地。

    (52)第三条河是叙帕尼司河，这条河发源于斯奇提亚，从一个大湖流出， 而白色的野马便在这大湖的周边牧放着。这个湖真正可以说是叙帕尼司河的 母亲。叙帕尼司河是在这里发源的，在五天的航程里，它的河水是浅的而且 味道也还是甜的。在这之后到大海的四天航程里，河水则便特别苦了，因为 有一个苦泉流入这条河，这个泉水是这样地苦，虽然它的水量不大，但是混 合起来却使世界上少数大河之一的叙帕尼司河也变了味道。这个苦泉是在农业斯奇提亚（见第一七节）和阿拉佐涅斯人之间的国境地方，苦泉流出的地点的名称在斯奇 提亚语是埃克撒姆派欧斯，用希腊语来说则是“圣路”的意思。苦泉的名字 也是这样。杜拉斯河和叙帕尼司河在阿拉佐涅司人的地方相互离得很近，但 是从这里再向前就各自分离，在两河之间留下了很宽阔的一片土地。

    (53)斯奇提亚人的第四条河流是包律斯铁涅司河，这是仅次于伊斯特河 的最大的一条河。而且，根据我们的刊断，不仅是在斯奇提亚的河流当中， 就是在全世界的所有其他河流当中，除去那没有一条河流能够与之比肩的尼 罗河之外，它是最丰饶的河。在其他的河流当中，包律斯铁涅斯是最丰饶的 河了。它的两岸为家畜提供了最优良的和最有营养价值的牧堤；它拥有极为 丰富的、美味的鱼类，它的河水是最甘美好吃的，它的水流清彻，但它附近 的其他河流却是混浊的；它的沿岸生产十分优良的谷物，在不播种的土地上 刚长看茂密的草。此外，在它的河口又生产大量天然的盐。因此他们便把河 中生产的一种他们称为安塔凯欧伊(鳟鱼)的大的无脊椎鱼用盐腌 起来。以上种种之外，它还有许多值得惊叹的东西。直到离海四十日航程的 盖罗司地方，我们知道河流是从北流往来的。但是从这里再向前便没有人去 这，因此便没有人知道它流过什么民族的土地了。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 它通过一个沙漠地带之后，它便流入农业斯奇提亚人地区，而需要十日的航 程才能经过他们所居住的土地。除去尼罗河之外，只有这一条河的源流我不 知道，而我以为所有其余希腊人也都一样不知道。在包律斯铁涅司河快要入 海的时候，它与叙帕尼司河合流，它和叙帕尼司河是流入同一个沼泽地带里 的。它们之间的土地是一块象船头那样伸出来的土地，这块土地被称为希波 列欧岬。这里有一座戴美特尔的神殿，神殿对面，叙帕尼司河岸上则有一块 包律斯铁涅司人的居住地。

    (54)上面所谈，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这些河的事情。在这之后便是第五 条称为鹿提卡佩司的河，这条河与包律斯铁涅司河一样，它的水流也是从北 向南的。它的发源地是一个湖。在这条河与包律斯铁涅司河之间的土地上住 着农业斯奇提亚人。鹿提卡佩司河流入了叙莱亚地方，而在流过叙莱亚之后 便流入包律斯铁涅司河里去了。

    (55)第六条河是叙帕库里司河，这条河发源一个湖，它从中央贯流斯奇 提亚游牧民的土地，在卡炽奇尼提斯市附近的地方入海，而在它的右手则是叙莱亚和所谓“阿齐里斯的赛跑场”。

    (56)第七条河是盖罗司河，这是从包律斯尼铁司河分出去的一个支流， 分出的地点大概是我们所知道的该河的最上部。分出去的那个地方的名字和 河流的名字相同，也叫盖罗司。这条河在流向大海的时候，把斯奇提亚游牧 民的土地和王族斯奇提亚人的土地分了开来。它是流入叙帕库里司河的。

    (57)塔纳伊司河（顿河）是第八条河。这条河原来发源于一个大湖，而流入一个 更大的、称为麦奥提斯的大湖（亚速海）。这个湖则是王族斯奇提亚人和撒扁罗玛泰伊 人的交界。还有另外一条叫做叙尔吉司的支流也是注入塔纳伊司河的。

    (58)以上便是斯奇提亚人所拥有的一些有名的河流。斯奇提亚地方的草 比起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的牧草郡更能增加畜类的胆汁，这一点从家 畜的解剖便可以得到证明的。

    (59)因此可以说，斯奇提亚人是拥有大量最必需的物品的。现在我再来 谈一谈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崇拜的只有下列的神，即他们最尊敬的希司提 亚、其衣是宙斯和他们认为是宙斯的妻子的该埃，再次就是阿波罗、鸟拉尼 亚·阿普洛狄铁、海拉克列斯、阿列斯。这些神是全部斯奇提亚人所崇拜的 神。但是王族斯奇提亚人也向波赛东奉献牺牲。在斯奇提亚语里，希司提亚 你为塔比提，宙斯称为帕伊欧斯，这个称呼至少在我看来是非常确切的。称 该埃为阿披，称阿波罗为戈伊托叙洛司，称岛拉尼亚·阿普洛狄铁为阿格里 姆帕撒，称波赛东为塔吉玛萨达斯。除去阿列斯的崇拜之外，他们对其他诸 神不使用神像、祭坛、神殿，但是在阿列斯神的崇拜上却是用这些东西的。

    (60)不管他们举行什么样的祭祝，奉献牺牲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奉献的 方法是这样的。牺牲的两个前肢缚在一起，用后面的两条腿立在那里；主持 献钠牺牲的人站在牺牲的背后牵着绳子的一端，以便把牺牲拉倒：牺牲倒下 去的时候，他便呼叫他所献祭的神的名字。 在这之后，他便把一个坏于套在牺牲的脖子上，坏子里插进一个小木棍 用来扭紧坏子，这样把牺牲绞杀。奉献之际不点人，不举行预备的圣祓式， 也不行灌奠之札。但是在牺牲被绞杀，而它的皮也被剁掉之后，牺牲奉献者 立刻着手煮它的肉。

    (61)但斯奇提亚是完全不生产木材的，他们想出了一个煮肉的办法来。 办法是这样：在把牺牲的皮剥掉之后，他们把它们的骨头从肉里剔出来，而 如果他们有当地用的大锅的话，他们便把肉放到里面去，这个大锅和列斯波 司人的混酒钵十分相似，就是前者比后者要大的多。然后他们便把牺牲的骨 头放到大锅的下面用火点着来煮锅里面的肉。如果他们手头没有大锅的话， 他们便把肉填到牺牲的肚子里面去，同时把一些水倒在里面，然后再把骨头 放在下面点着，这种火是着得很好的。没有骨头的肉是很容易塞到牺牲肚子 里去的。这样牛自身便煮了它自己，而其他的牺牲也可以用同样的办法处理。 当肉煮熟了的时候，奉纳牺牲的人便先把一部分肉和内脏拿出来，抛到自己 的面前。他们用各种畜类作为牺牲，但主要是马。

    (62)他们对所有其他的神奉献牺牲的方式便是这样，而这便是他们所奉 献的畜类：但他们对于阿列斯奉献牺牲的方式都是这样。在每一个地区的行政管区里都有给阿列斯修建的圣殿，这便是一个长和宽备有三斯塔迪昂，但 高稍短的一个薪堆，在这个薪堆上面是一个方形的平台：它的三面是陡峭的， 但是第四面却是可以登上去的。每年都有一百五十草的薪材堆在这上面，因 为冬天的风雪是会使它不断地下沉的。在这个薪堆上面，每一个民族都放置 一把古铁刀，这铁刀便是阿列斯的神体。他们每年都把家畜的牺牲和焉的牺 牲献给这种刀；对于这些神物，他们奉献了甚至比对其他诸神更多的牺牲。 在他们生俘的敌人当中，他们把每一百入中的一人作为牺牲，但奉献的方法 和奉献家畜时不同，而是用别种的方法。他们把酒倒在这些人的头上并且割 这些人的喉头，而下面则用盘子接血。然后他们便把盘子里的血带到薪堆上 去，把它浇在刀上面。他们这样把血带到上面去，但是下面，在圣殿的旁边， 们又切下被杀死的人们的右臂和右手并把它们抛到空中去，随之在他们把其 他牺牲奉献之后立刻离开。手臂刚落到什么地方便留在那里，但是尸体却是 和它们分开横卧着的。

    (63)因此，这便是在他们中间所制定的牺牲奉献式了；然而这些斯奇提 亚人是完全不用豚类作牺牲的。而且他们在国内是绝对没有养猪的习惯的。

    (64)至于战争，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斯奇提亚人欲他在战场上杀死的 一个人的血。他把在战争中杀死的所有的人的首极带到他的国王那里去，因 为如果他把首极带去，他便可以外到一份卤获物，否则就不能得到。他沿着 两个耳朵在头上割一个圈，然后揪着头皮把头盖摇出来。随后他再用牛肋骨 把头肉刮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用它当作手中来保存，把它吊在他自己所骑 的马的马勒上以为夸示，凡是有最多这种头皮制成的手中的人，便被认为是 最勇武的人物。许多斯奇提亚人把这些头皮象牧羊人的皮衣那样地缝合在一 起，当作外衣穿。许多人还从他们的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皮、指甲等等， 用来蒙复他们的箭筒。看来人皮是既厚又有光泽的，可以说，在一切的皮子 里它是最白最光泽的皮子。还有许多人从人的全身把皮剥下来，用木架子撑 着到处把它带在马背上。

    (65)以上便是他们中间的风俗。至于首级本身，他们并不是完全这样处 理，而只是对他们所最痛恨的敌人才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把首级眉毛以下的 各部锯去并把剩下的部分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一个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外 部包上生牛皮来使用；但如果他是个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 镀上金，再把它当做杯子来使用。一个人也用他自己的族人的头来做这样的 怀子，但这必须是与他不合的族人并且是他在国王面前打死的族人。但如果 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的时候，他便用这些头来款待他，并告诉客人，他的这 些死去的族人怎样曾向他挑战，又被他打败；他们用这些东西来证明他们的 勇武。

    (66)此外，每年一次每一地区的太守都在自己的辖境之内在混酒钵里面 用水调酒，凡是曾经杀过敌人的那些斯奇提亚人都要欲这里面的酒的，但是 没有立过这样战功的人，却不许尝这里的酒，而是很不光彩地坐在一旁。他 们认为这乃是一种奇耻大辱；但是他们中间既然有许多人杀死的不是一个， 而是许多敌人，因此他们每人有两只杯，而用它们同时饮酒。

    (67)在斯奇提亚人中间，卜者是很多的；他们是用许多柳年来占卜的， 占卜的方法是这样。他们拿着大柬的柳车，把它们放在地上松开。卜者把一 根根的柳条分开摆，这样便说出自己的卜词。而在他们还这样诅着的时候， 他们叉把柳条一根根地拾起来结为一束。这乃是他们传统的占卜法。半男半 女的埃那列埃斯人说，是阿普洛狄铁把占卜术教给了他们，而他们是用菩提 树的树皮来占卜的。他们把菩提树的树皮分成三部分，他们是在把树皮在手 指中间燃合和燃开的时候说出自己的预言的。

    (68)但只要是斯奇提亚人的国王生病的时候，他便把三个最有名的卜者 召来，他们便用上述的方法进行占卜；而他们大体上是举出他的国人的名字 而告诉他说，这样的某人某人在国王的灶旁进行伪誓。因为当斯奇提亚人发 最重大的誓的时候，他们通常的习惯都是在国王的灶旁的。于是他们号称曾 发过伪誓的那个人立刻便被逮捕送来，而当这个人来的时候，卜者便责怪他， 说他们的占卜判明他曾在国王的灶旁发伪誓而且引起了国王的疾病；于是这 个人便坚决否认他曾发过伪誓。而当他否认这一点的时候，国王再把六个卜 者召来，而他们在棚心占卜之后仍证明他犯了伪誓罪，则这个人立刻就要被 枭首，而他的财产也要在最初的卜者中间分配了。但如果后来的卜者认为他 无罪，则依次再把一批又一批的卜者召来。如果大多数的卜者都认为这个人 无罪的话，则起初的卜者便要被处死刑了。

    (69)下面是他们处死刑的办法。人们把牛焉到上面堆着薪树的车的轭 上，再把卜者塞到薪材的当中，这些卜者的腿都被搏着，手被捆在背后，嘴 也给街上枚，然后他们便点着薪材并吓唬牛而把它们赶跑。牛常常和卜者一 同被烧死，牛也常常由于草的辕杆被烧断，而带着火伤逃走。他们还用上述 的办法，由于其他的原因而烧死卜者，声称这些卜者的预言是虚伪的。当国 王处死一个人的时候，他也不许这个人的儿子们活着，而是把他一家的男性 一律杀死。但是女性的家属，他是不加伤害的。

    (70)斯奇提亚人是用这样的办法来同别人举行誓约的。他们把酒倾倒在 一个陶制的大碗里面，然后用锥子或小刀在缔结誓约的人们的身上刺一下或 是割一下，把流出的血混到里面，然后他们把刀、箭、斧、枪浸到里面。在 这样做了之后，缔结誓约的人们自身和他们的随行人员当中最受尊敬的人们 便在一些次庄严的祈求之后饮这里面的血酒。

    (71)历代国王的坟墓是在盖罗司人居住的地方，那里是包律斯铁涅司河 溯航的终点。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 方形的大穴：大穴挖好之后，他们便把尸体放置在草上载运到异族那里去。 尸体外面涂着一层蜡，腹部被切开洗净，并给装上切碎的高良的根部、香 料、洋芫荽和大茴香的种子，然后再原样缝上。在尸体遥到的时候，接受尸 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的耳朵的一 部分，剃了他们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 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从这里人们又把国王的尸体放在草上带到属于他们 的另一个部落那里去，而尸体己到过的地方的那些人则跟在尸体的后面。而 在尸体到所有的部落那里被载运了一圈之后，它便被人们运到了盖罗司人的 土地，这是他们所统治的一切种族当中最远的，也便是下葬的地方了。此后， 在把尸体放在草床上放人墓中以后，他们便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并且 把木片搭在上面，木片上再覆盖上细枝编成的席子当作屋顶。在墓中的空地 上，他们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殉葬，他们同时还埋葬他的一个行觞官、厨 夫、厩夫、侍臣、傅信官；此外还有马匹、所有其他各物的初选品和黄金盏： 因为斯奇提亚人是不使用青铜或白银的。在做完以上的事情之后，他们便共 同修造一个大冢，在修造时他们相互拚命竞争，想把它修造得尽可能地大。

    (72)在一年位去之后，他们叉进行下面的事情。他们选出国王身旁残存 的侍臣当中最亲信可靠的人(这些人都是土著的斯奇提亚人，因为侍奉国王的 人都是国王亲自下令选定的，而斯奇提亚人是没有用钱买奴仆的习惯的)，把 侍臣当中的五十人绞死，把他们最好的马五十匹杀死，再把他们的内脏掏出， 把内部洗净，肚子里装满谷壳再缝合。然后，他们把许多木桩钉到地里去， 每两个一对，在每一对木桩上面凹入部向上地安放着车轮的半个轮缘，另外 的半个轮缘放到另一对木桩上去，直到卉多对木桩都这样配置好的时候。随 后，把大木棍从靥的尾部一直横穿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结 果是前面的草轮支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草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着马的腹 部，但四条腿则在半空中悬着。每匹马嘴里都有一个马衔并且配看一副缰绳， 缰绳是系在前面的木撅子上。然后这五十名被胶杀的少年分别被安置到五十 匹马上。他们这样做的办法是：他们再把一个木棍沿着少年的脊椎从后部一 直穿到颈部：从身体后部突出的棍子则插到横贯马体的那个木棍上的一个孔 里去。这五十名骑马的人就这样地给他们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便离 开了。

    (73)以上是他们埋葬国王的方法。所有其他的斯奇提亚人，在他们死的 时候，他们都是被安放在草上，由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拉着历访死者的朋友： 而每个人都依次接待他们并且款待随死者来的人员，同时他还献给死者和献 给其他人等相同的物品。国王之外，庶民人等都是这样地在巡回四十日之后 才埋葬的。在埋葬之后，斯奇提亚人便用下列的办法来弄乾净自己的身体。 他们擦洗他们的头，而至于身体，他们是把三根棒对立在一处，再把毛毡盖 在上面。然后，在把棒和毛毡尽可能支放牢固之后，便在棒和毛毡下面中央 的地方放一个深盘子，并把几块烧得灼热的石子抛到里面去。

    (74)他们自己的国内生长着一种和亚麻非常相似的大麻，不同的只是这 种大麻比亚麻耍粗得多，高得多。这种大麻有野生的，也有人们种的，色雷 斯人甚至用这种大麻制造和亚麻布非常相似的衣服。它们是这样相似，以致 除非是大麻方面的老手，他是分不出大麻或亚麻来的；而根本没有见过大麻 的人，他就会把那衣服认为是亚麻制的了。

    (75)斯奇提亚人便拿着这种大麻的种子，爬到毛毡下面去，把它撒在灼 热的石子上；撒上之后，种子便冒起烟来，并放出这样多的蒸气，以致是任 何希腊蒸气游都比不上的。斯奇提亚人在蒸气中会舒服得叫起来。这在他们 便用来代替蒸气浴，因为他们是从来不用水来洗身体的。但是他们的妇女却 把柏树、杉树、乳香木在一块粗石上共同捣碎，再和上一些水，她们便用合 成的这种浓稠的东面涂在全身和脸上，这样她们的身上不仅会有一种香气， 而且在第二天，当她们取下这种涂敷物的时候，她们的皮肤也便变得既干净， 又有光泽了。

    (76)斯奇提亚人和其他的人们一样，他们对于异邦人的任何风俗，都是 极其不愿意采纳的，特别是对于希腊的风俗。阿那卡尔西司，还有司库列斯 的事件便可以证明这一点。阿那卡尔西司曾视察过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并且曾 在那些地方做出了很多证明他有很大的智慧的事情。在他返回斯奇提亚的时 候，他乘船渡拉了海列斯彭特并且在库吉科司地方登陆；他在那里看到库吉 科司人非常豪奢地庆祝诸神之母节，因此他便向这位母神发愿说，如果他能 安全无恙地返回故国的话，他将要象库吉科司人一样地向她奉献牺牲并且还 为她举行一种夜祭。因此当他到斯奇提亚的时候，他自己便到那称为叙莱亚 的地方去(这个地方正在阿齐里斯赛跑场的旁边，那里到处都长着各种各样的 树木)，到那里之后，阿那卡尔西司便丝毫不差地为女神举行了祭仅，这时他 手里拿着一个小手鼓并把神像挂在自己的身上。然而有一个斯奇提亚人看到 他这样做，便把这事报告给国王撒鸟里欧斯。国王亲自到那里去并看到阿那 卡尔西司于这样的事情，便把他射死了。就是在今天，如果有人向斯奇提亚 人问起阿那卡尔西司的事情来，他们都说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这是因为 他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希腊去，并且踏袭异邦人的风俗的缘故。但是根据我从 阿里亚佩铁司的管家图姆涅斯那里所听来的话，阿那卡尔西司是斯奇提亚国 王伊丹图尔索司的叔父，他又是斯帕尔伽佩铁司的儿子吕柯斯的儿子格努罗 司的儿子。而如果阿那卡尔西司果真是属于这一家族的话，则他就必然知道、 他是在他的兄弟的手里死于非命的。因为伊丹图尔索司是撒鸟里欧斯的儿 子，而阿那卡尔西司都是破撒鸟里欧斯杀死的。

    (77)诚然，我从伯罗奔尼撒人那里还听到了另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是： 阿那卡尔西司是斯奇提亚国王派出去到希腊人那里学习的。在他回国之后， 他向派遣了他的国王报告说，除去拉凯戴孟人以外，所有的希腊人对于一切 的学问都是十分热心学习的。不过在希腊人当中，却叉只有拉凯戴孟人在和 人们交谈时是十分审慎的。但这却是希腊人自己为了开心才凭空捏造出来的 无稽之谈；但不管如何，这个人是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杀死了。阿那卡尔 西司由于采用了外国风俗和他与希腊人交往而遭到的命运便是如此。

    (78)在许多年之后，阿里亚佩铁司的儿子司库列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司库列斯是斯奇提亚国王阿里亚佩铁司的诸子当中的一人，但他的母亲都是 伊司脱里亚人，而不是本国的人，她教给他希腊的语言和文学。后来阿里亚 佩钞司中了阿伽杜尔索伊人的国王斯帕尔伽佩铁司的奸计而被杀死了，于是 司库列斯便继承了王位和他父亲的那个名叫欧波伊亚的王后，这是一个道地 斯奇提亚的妇女，她曾给阿里亚佩铁司生位一个名叫欧里科司的儿子。司库 列斯这样便成了斯奇提亚的国王，但是他一点儿也不满足于斯奇提亚的生活 方式，而勿宁说是远为喜好希腊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从小便是接受了希腊的 生活方式的。他于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率领着斯奇提亚的一支军队到包律 司铁涅司人的一个城市去(这些包律司铁涅司人自称是米利都人)，到了他们 那里以后，他总是把他的军队留在城郊的地方，而他自己则进城把城门关上， 然后脱去斯奇提亚的衣服，穿上希腊的服装。他穿着这身服装，没有一个亲 卫或其他任何人侍从而出入于公共场所的当地人们中间(人们把守着城门，为 的是不叫任何斯奇提亚人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他在每一方面都模仿希腊的 生活方式并且按照希腊的习惯祭祀诸神。他这样过了一个月或更多的时候之 后，便再穿上斯奇提亚的衣服离开了这个城市。他是常常这样做的，他在包 律司铁涅司盖了一所房子，娶了当地的一个妇女并把她带到那里去。

    (79)但是在他注定要遇到凶事的时期到来时，他便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情：他想使自己参加巴科司·狄奥尼索斯的秘仪，而当他正要开始接受参加 秘仪的圣礼时，他看到了一个极为奇妙的预兆。他在包律司铁涅司人的城市 里有一所宽敞的住宅，这便是我刚才谈到的那所住宅，这是一所巨大而豪华 的住宅；在它的周固都是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斯芬克司像和格律普斯像。这所 房子中了天雷而全部被火烧毁了。但司库列斯不顾这一切，仍旧把参加秘仪 的仪式举行完毕。然而斯奇提亚人却由于已科司的狂欢祭而寅怪希腊人，说 搞这样一位使人发狂的神，那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因此当司库列斯参加巴 科司的秘仪的时候，一个包律司敛涅司人便到斯奇提亚人那里去嘲笑他们。 他说：“你们斯奇提亚人嘲笑我们，说我们举行狂欢祭并在降神的时候发狂： 但现在这个神却降到你们自己的国王身上，而他现在就正在参加狂欢祭并且 给这个神弄得神魂颠倒哩。如果你们不信的话，那末就跟我来，我会把他指 给你们的”。于是斯奇提亚人的一些首要的人物便跟着他去，这个包律司铁 涅司人便偷偷地把他们带到城年的一座塔楼上去：而当司库列斯和参加狂欢 祭的人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从那里立刻在发狂的人们中间看到了他；斯奇提 亚人认为这乃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于是他们便离开了该城并且把他们所 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全军。

    (80)在这之后司库列斯返回了本国，但是斯奇提亚人叛变了他，他们拥 戴他的兄弟、即铁列斯的外孙欧克塔玛撒戴司为国王。司库列斯知道了他们 怎样对付他和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之后，便跑到色雷斯去了。当欧克塔玛撒戴 司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便率领大军到那里去。但是当他到达伊斯特何的时候， 色雷斯人阻住了他的去路：而当两军看看就要打起来的时候，西塔尔凯司派 使者到欧克塔玛撒戴司那里去对他说：“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相互比试力量呢？ 你是我的姊妹的儿子而我的兄弟又在你的身旁，你把他交还给我，我就把司 库列斯交给你。我们两个人江是不要使自己的军队遭到危险罢”。西培炽凯 司的使者对他的建议便是这样，因为西塔尔凯司的一个兄弟从他那里逃跑并 亡命到欧克塔玛撒戴司那里去。斯奇提亚人同意了这个做法，他把自己的舅 父交给了西塔尔凯司并从西培尔凯司那里引渡过来了自己的兄弟司库列斯。 于是西塔尔凯司接受了他的兄弟并把他的兄弟带走了，但欧克塔玛撒戴司却 就地杀掉了司库列斯的头。斯奇提亚人是这样一丝不苟地遵守着自己的风俗 习惯，对于那些把外国的风俗习惯加到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之上的人们，他 们就是这样惩罚的。

    (81)我并未能确切地打听到斯奇提亚有多少人，但是关于他们的人数， 我听到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些人说他们的人数是很多的，但是又有些人说， 真正可以称之为斯奇提亚人的只有少数的一些人，但是在我个人看起来，他 们的人数是这样：在包律司敛涅司河和叙帕尼司河之间有一块叫做埃克撒姆 派欧斯的地方；在前面（本卷第五二节 ）我就说过从这里有苦水泉流出来，结果使得叙帕尼司 河的河水无法饮用。在这个地区有一个青铜大釜，这件铜器比克列欧姆布洛 托斯的儿子帕鸟撒尼亚斯呈献并安置在黑海入口处的那个大釜要大六倍。对 于还没有见过这件铜器的人，我要给他说一说：斯奇提亚的青铜器可以毫不 费力地容纳六百安波列鸟斯（每一安波列鸟靳大约等于九加侖），它有六指的厚度。但根据当地人们的说法，这 个青铜器是用箭头铸造成功的。因为他们那名叫阿里安塔司的国王想要知道 斯奇提亚人的人数，故而他命令每一个斯奇提亚人把一个箭头带拾他，并威 胁说不这样做的将要处以死刑。结果便有极多的箭头给送到他这里来，他决 定用它们制造一个纪念物以留传于后世。于是他用这些箭头铸造了一个青铜 大釜，把它立在埃竞撒姆派欧斯地方。关于斯奇提亚人的人数，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些。

    (82)这个地方除去它拥有在全世界比其他地方都要大得多而且又多得多 的河流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惊异的东西。除去上述的河流以及广大的平野 之外，我以为值得一述的还有一件最可惊异的东西。他们指给我一个海拉克 列斯的足印，这个足印是印在杜拉斯河河畔的岩石上面，形状和人的足印一 样，可是却有两佩巨斯长。足印便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在我说了这个足印之 后，我就要回过头来，重新叙述我在开头地方所要说的事情了。

    (83)正在大流士作讨伐斯奇提亚人的准备，并派遣使看到各方去命令一 部分人准备陆军，一部分人供应战船，还有另一部分人在色雷斯海峡上架桥 的时候（大流士出征的确实日期不知道，格罗特认为可能是在五一四年之前），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兄弟阿尔塔已诺斯却劝说大流士万 万不可出征斯奇提亚人，他告诉大流士斯奇提亚人是怎样一个难于制服的民 族。但是当阿尔塔已诺斯尽管提出忠告而仍然不能使大流士回心转意的时 候，阿尔塔巴诺斯便不再进谏了。现在大流士在他把一切准备停妥之后，便引兵离开了苏撒。

    (84)这时，一个三个儿子都参加了出征的波斯人欧构巴佐斯恳请大流士 给他留下一个儿子。大流士对他说他是自己的朋友而他的请求也是人情人理 的，因此大流士要把他的三个儿子都给他留下。欧构巴佐斯非常欢喜，他以为他的儿子己破免除了军役，但是大流士却命令有司人等把欧约巴佐斯的儿 子都给杀死了。他们便这样地被处死并被放置在那里了。

    (85)但是大流士当他从苏撒出发到达卡尔凯多尼亚地方博斯波鲁斯的架 桥地点时，他便乘船向希腊人先前说是漂浮在水上的那个所谓库阿涅埃岩驶 去了：他坐在那里的一个岬角上视察了黑海，那实在是一幅壮丽的景色。因 为在一切海洋当中，黑海乃是最值得惊叹的。它的长度是一万一千一百斯塔 迪昂，它的宽度在它最宽的地方是三千三百斯塔迪昂。这个海的入口的海峡 有四斯塔迪昂宽，海峡的长度，即架着桥的那个称为博斯波鲁斯的狭窄颈部 有一百二十斯塔迪昂。博斯波鲁斯是一直接着普洛彭提斯的。普洛彭提斯是 五百斯塔迪昂宽，一千四百斯塔迪昂长，它的出口是海列斯彭特。海列斯彭 特的宽度最窄的地方不过七斯塔迪昂，长度四百斯塔迪昂。海列斯彭特则注 入一个我们称为多岛海的无边无际的大 海。

    (86)这些地方是用这样的办法测量出来的：一只船在一天长的时候，一 般是驶行七万欧尔巨阿的距离，但是在夜间则要驶行六万欧尔巨阿的距离。 因此，既然从黑海海口到帕希斯(这是黑海上最长的航程)的一段是九天八夜 的航程，则它的长度就是一百十一万欧尔巨阿，折合为斯塔迪昂，就是一万 一千一百斯塔迪昂了。从辛地卡地区到铁尔莫东河河上的铁米司库拉(这是黑 海最宽的地方)是三天两夜的航程，即三十三万欧尔巨阿，折合成三千三百斯 塔迪昂。我便是这样地测量了黑海、博斯波鲁斯和海列斯彭特的，而我对它 们的说明便是这样。此外：还有一个湖也是注入黑海的，这个湖比黑海也小 不了很多，这个湖被称为麦奥提斯，又被称为“黑海之母”。

    (87)大流士在视察了黑海之后，便乘船回到窿摩司人芒德罗克列斯主持 修建的桥那里。在他叉祝察了博斯波鲁斯之后，他便在它的岸上建立了两根 白色的大理石石柱，一个上面用亚逃文字，另一个上面用希腊文字刻上了他 的罩队中所有各民族的名称。他的军队是从他治下的一切民族那里征集来 的：除去海罩不算在内之外，军队的总数加上骑兵是七十万人，而集合起来的战船则是六百艘。这两根石柱后来被拜占廷人搬到他们的城市去，在那里 他们用一个石柱修建欧尔托西亚·阿尔铁米司的祭坛，另一个刻亚述文字的 石往则被他们放置在拜占廷地方狄奥尼索斯神殿的旁边。如果我推想的不错 的话，大流士在博斯波鲁斯筑桥的地方正是在拜占廷和海口的神庙中间的地 方。

    (88)在这之后，由于大流士对他的舟桥深为嘉许，便给予萨摩司人芒德 罗克列斯极其大量的赐品，每种十件。于是芒德罗克列斯便把这些赐品先拿 出一部分，请人画了一幅博斯波鲁斯全桥的图画，画面上大流士高高地坐在 王位上而他的军队则正在渡位这座桥。他把这幅画奉献给希拉神的神殿，上 面还附着这样的铭文：芒德罗克列斯在多鱼的博斯波鲁斯上架了桥，于是他 把这幅画献给希拉以纪念他的功业； 大流士王既对此深感满意， 那他便为自己争到了荣冠，又为萨摩司人取得了荣誉。 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了把建桥的人的名字保存下来。

    (89)在赏赐了芒德罗克列斯之后，大流士便渡海到欧罗已去了；他曾吩 咐伊奥尼亚人乘船进入黑海直到伊斯特河的地方，而他们应在到达那里之 后，在那里架桥等候他。因为率领水师的乃是伊奥尼亚人、爱奥里斯人和海 列斯彭特人溢队便这样地从库阿涅埃岛（黑海口的两个小岛，意译为黑石岛）中间驶过，直向伊斯特河方面行进， 而从海溯河而上航行二日之后，便在这条河河口分歧点那里的河颈部着手架 桥。担大流士在从舟桥过了博斯波鲁斯之后，便穿过色雷斯到达敛阿罗斯河 河源的地方，在那里屯营三日。

    (90)根据附近居民的说法，铁阿罗斯河在一切河流当中它的河水乃是最 有治疗效果的一条河，特别是在治疗人和马的皮肤病这一点上。它的水源共 有三十八处，虽然是从相同的岩石流出来，有的是冷的，有的却是热的。通 到那里去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佩林托斯附近的赫莱昂，一条是从黑海岸 上的阿波罗尼亚，二者都是两天的路程。这条铁阿罗斯河是康培戴斯多斯河 的一个支流，这条康塔戴斯多斯河则是阿格里阿涅斯河的支流，阿格里阿涅 斯又是海布罗斯河的支流，海布罗斯河是在阿伊诺斯城的近旁入海的。

    (91)大流士到达这条河并在这里扎下了营，他对于这里的景色十分喜 爱，因此便就地立了另一根石柱，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从铁阿罗斯河的 河源流出了一切河流当中最优秀的和高贵的水。在进兵斯奇提亚的征途中， 人类中最优秀和最高贵的人物、叙司塔司佩斯的儿子大流士、波斯人和整个 大陆的国王访问了这个地方”。铭文的内容便是这样。

    (92)大流士从这里出发而到达一条叫做阿尔铁斯科斯的河，这是一条贯 流欧德体赛人的土地的河流。他到达这条河之后，就给他的大军指定了一块 地方，命令他们每一个士兵在经过那里时都把一块石头放在那里。这样一来， 在他的全军这样做了之后，他便在那里留下了石块堆成的一座大山，然后便 带着兵离开了。

    (93)但是在他进抵伊斯特河之前，他首先制服了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塔 伊人。领有撒尔米戴索司并居住在阿波罗尼亚和梅撒姆布里亚市上方的、称 为库尔米亚钠伊和尼普赛欧伊的色雷斯人，未经交锋便投降大流士了。但是在一切色雷斯人当中最勇敢，也最公正守法的盖塔伊人却进行了顽强的抵 抗，因此也就立刻被波斯人奴役了。

    (94)至于他们为什么自己认为是长生不死的，他们的想法是这样。他们 相信他们是不死的，死去的人只是到撒尔莫克西司神那里去而已，他们中间 有些人则称这个神为盖倍列吉司。每隔四年，他们便用抽签的办法从他们当 中选出一个人来作为到撒尔莫克西司神那里去的使者，并且要他向神陈述他 们的需求。他们的遣送办法是这样：指定一些人，让他们每人手里拿着三支 枪，另一些人则抓住这个派住撒尔莫克西司那里去的使者的手和脚把他抛向 空中以便便他落在枪尖上被戳死。如果这个人真的死了，则他们便相信神加 惠于他；如果他未被这种办法戳死的话，他们便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使者本人， 认为他是一个坏人而派另外一位使者去代替他们所责备的那个人。傅的信是 在那个人还活着的时候舍诉他的。此外，如果有雷和闪电发生的话，这些色 雷斯人便向空中射箭作为对神的一种威吓，他们除去自己的神以外，是不相 信任何其他神的。

    (95)至于我个人，刚居住在海列斯彭特和黑海地方的希腊人曾告诉我 说，这个撒尔莫克西司是一个男人，他曾是萨摩司的一个奴隶，他的主人是 姆涅撒尔科司的儿子毕达哥拉斯。在他被释放并得到莫大的一笔财富以后， 他立刻回到他的本国。这时的色雷斯人是一个过看悲惨的生活而且智慧也很 差的民族，但是这个撒尔莫克西司却通晓伊奥尼亚的生活方式，通晓比色雷 斯人耍开明得多的风俗习惯，因为他曾和希腊人有交往，特别是他和在希腊 人当中决非最差的智者竿达哥拉斯有过交往。因此他拾自己修建了一座会 堂，在那里他招宴他国内的一流人士，并且教导他们说，不拘是他，他的宾 客，江是他们的子孙都是永远不会死的，但是他们将要到一个他们会得到永 生和享受一切福社的地方去。正当他象上面我说的那样做和宣讲这种教义的 时候，他同时又修造了一座地下室，地下室造好之后，他便避开了色雷斯人 的耳目，进到地下室里面去，在那里住了三年。色雷斯人非常怀念他，为死 者致哀服丧：可是在第四个年头，他在色雷斯人的面前又出现了，这样他们 便相信撒尔莫克西司告诉他们的一切了。希腊人关于这个人的说法便是这 样。

    (96)我呢，我既不不相信，也不完全相信关于撒尔莫克西司和他的地下 室的说法，但是我认为他是比毕达哥拉斯耍早爵多年的；至于这个撒尔莫克 西司是一个平常人，还是盖塔伊人中间原有的一个神的名字，我不打算去追 究了。盖塔伊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他们被波斯人征服之后，就随着波斯 人的远征队伍一同前进了。

    (97)大流士偕同他的陆军进抵伊斯特河，他便下令全军渡过该河；渡过 之后，他命令伊奥尼亚人把舟桥毁掉，而和水师一道随着他在大陆上进军。 正当伊奥尼亚人依照大流士的命令准备把桥毁掉的时候，米提列涅人的将领 埃尔克桑德罗司的儿子科埃斯先问一下大流士，是不是愿意听一下愿意提出 个人看法的任何人的意见，因此说：“哦，国王！既然你要进攻的国土是一 个既无耕地，又无有人居住的市邑的国土，那末请你还是把这个桥留在原来 的地方，要修造这座桥的那些人来看守它罢。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遇到了斯 奇提亚人并且达到了我们的愿望，我们便会有一条回来的道路；而甚至如果 我们遇不到他们，至少我们的退路还是安全的：因为我个人所担心的决不是 我侗会被斯奇提亚人所打败，而是担心我们遇不到他们，而在仿徨迷路的时 候遭受损失。也许有人会说，我这样说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想留在后 面；但事情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可是，国王，我不位是向大家提出我认为是 对你最好的意见罢了。 至于我个人，我是愿意跟着你而不愿意留在后面的。”大流士十分嘉许 他的这个意见，于是这样回答科埃斯说：“亲爱的列斯波司人，当我安全地 迈回我的宫殿的时候，请一定到我这里来罢，我是会好好地来酬答你的忠言 的。”

    (98)这样诅了之后，他便在一个皮带上打了六十个结，并把伊奥尼亚人 的那些僭主召到自己面前，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我撤回我以前关于桥 所发表的意见，你们收下这个皮带并且象我所吩咐地这样做：只要你们看到 我出发去征讨斯奇提亚人，从那个时候起，你们每天便解开这上面的一个桔， 如果结所表示的天数都过去了而那时我还没有回来，你们便乘船回国好了。 但是在这之前，既然我的意见已经这样改变，我命令你们守卫看这座桥，尽 一切努力来救护和保卫它。你们这样做，我就万分满意了”。大流士这样说 了之后，便赶忙继续向前出征了。

    (99)比斯奇提亚更远地向海里伸出的是色雷斯。斯奇提亚开始于海岸上 形成一个海湾的地方，河口向着东南方的伊斯特河也是在斯奇提亚境年人海 的。现在从伊斯特河起，我耍考虑到测量而把斯奇提亚本土的沿岸地带叙述 一下。古斯奇提亚的土地是从伊斯特河并始的，这块土地是向着子午线和南 风的方向，直到叫做卡尔奇尼提斯的城市的地方。过去这个地方，邻接着同 一海岸的土地则是山地并且突出到黑海里面去；这块地方住着陶利卡族，直 到称为特拉凯亚(嵯峨的)凯尔索涅索斯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又是向东伸到大 海里去的。因为在斯奇提亚的四个界线当中有两个界线是南方的海和东方的海（亚速海），就象阿提卡也是以大海为疆界一样；陶利卡人在斯奇提亚所居住的地方 也和阿提卡相似，这就正仿佛不是雅典人，而是其他民族居住在从托利科司 区到阿那普律司托司市区的索尼昂山地，如果这个地方比它现在夏远地突入 大海的话。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认为我可以拿小东西和大东西相比。陶利卡 人听住的地方就是这样的。但是那些没有在阿提卡的那一部分的海岸航行过 的人，我可以用另一种办法对他说明：这就正仿佛不是雅庇吉亚人，而是其 他民族住在雅庇吉亚地方的、被从布偷特西昂港到塔拉斯所画的一条线所切 断的那个地岬上面。从我所谈的这两个地方，可以推知和陶利卡酷似的其他 许多类似的地方。

    (100)在陶利卡的那面就是斯奇提亚人居住的地方了，他们居住在陶利卡 以北濒临东海，奇姆美利亚海峡和麦奥提斯湖以西，直到流入该湖的最内端 的培钠伊司河的地方。至于斯奇提亚的内地疆界，如果我们从伊斯特河开始 算起的话，则与斯奇提亚为邻的首先是阿伽杜尔索伊人、其次是涅鸟高里司 人、复次是昂多罗帕哥伊人，最后是美兰克拉伊诺伊人。

    (101)这样看来，斯奇提亚就成了一个方形的国家而且有两面是临海的； 它有两面在内地，再加上沿着海的两面，就构成了四面相等的一个正方形。 因为从伊斯特河到包律司铁涅司河是十天的路程，从包律司铁涅司河到麦奥 提斯湖也是十天的路程；而从海向内地到居住在斯奇提亚以北的美兰克拉伊 诺伊人的地方，则是二十天的路程。现在我且把一天的路程针算为二百斯塔迪昂。这样，横断斯奇提亚的距离就是四千斯塔迪昂，而一直画到内地去的 折断线也便是同样数目的斯培迪昂了。这个国家的面积就是这样。

    (102)斯奇提亚人认为在公开的战斗中他们是不可能独力击退大流士的 军队的，于是他们派遣使者到他们的邻人那里去。而这些邻国的国王由于知 道有一支大军向他们推进，他们早已集合起来商对办法了。这样集合起来的 是陶利卡、阿伽壮尔索伊、涅鸟里司、昂多罗帕哥伊、美兰克拉伊诺伊、盖 洛诺斯、布迪诺伊和撒鸟罗玛泰伊等民族的国王。

    (103)在这些人当中，陶利卡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所有遭到难船的人和 他们在海上打劫时所劫到的任何希腊人，他们把这些人都作为牺牲献拾少女神（一个地方神，希腊人认为它相当于阿尔铁米司）。方式是这样：在举行了牺牲奉献的预备仪式之后，他们便用一根木棍敲 打作为牺牲的人的头。根据有的人的说法，他们随后便把牺牲者的头插到竿子上并把他的胴体从断崖上抛下去(因为神殿就在断崖上面)；又有人对于头 部的说法与此相同，但是说胴体不是从断崖上抛下去而是给埋到地里。他们 对之奉献牺牲的这个女神据陶利卡人自己说是阿伽美姆农的女儿伊披盖涅 娅。对于他们所征服的敌人，他们每个人都割掉他的敌人的头并把它带回自 己的家，在那里他把它插到一个长杆子上，高高地树立在层屋上，一般比烟 囱还要高。他们说，这些人头高高地放到那里是用来守望全宅的。陶利卡人 是仰仗着打劫和战争为生的。

    (104)阿伽杜尔索伊人在所有的人当中是最奢侈的了，他们非常喜欢佩戴 黄金饰品。他们是乱婚的，这样他俩相互间都是兄弟，相互间既都是一家人， 这样他们便不会相互嫉妒和忌恨了。在其他的风俗习惯方面，他们是和色雷 斯人接近的。

    (105)涅鸟里司人在风俗习惯方面是模仿斯奇提亚人的，但是在大流士的 军队到来的一代之前，他们曾遭到蛇的侵袭而被逐出本国。因为他们本国就 产生大量的蛇，此外叉有很多的蛇从北方的沙漠地带到他们这里来，而涅鸟 里司人最后受到这般的压制，以致他们竟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国土而到布迪诺 伊人那里去住。他们也许是巫师，因为斯奇提亚人和住在斯奇提亚的希腊人 都说，每年每一个涅鸟里司人都要有一次变成一只狼，这样过了几天之后， 再恢复原来的形状。至于我本人，我是不能相信这个说法的。虽然如此，他 们依旧这样地主张，并且发誓说这样的事情是真的。

    (106)昂多罗帕哥伊人是圣人类当中生活方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 不知 道任何正义，也不遵守任何法律。他们是游牧民族，穿着和斯 奇提亚人一样 的衣服，但讲的话却是他们自己的。在所有这些民 族当中，只有他们是以人 为食的。

    (107)美兰竞拉伊诺伊人都穿着黑衣裳，他们便是因此而得名的；他 们 所采用的是斯奇提亚人的风俗习惯。

    (108)布迪诺伊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民族。他们都有非常淡的青色 的 眼睛和红色的头发。他们有一座木造的城市，称为盖洛诺斯。它 的城墙每一 面是三十斯塔迪昂长，城墙很高而且完全是木头修造 的。他们的家宅和神殿 也都是木造的。在他们那里有奉祀希腊的 神的神殿，这些神殿是按照希腊的 样式设备起来的，里面有神象、 祭坛、神龛，这些也都是木造的；他们每隔 两年就要为狄奥尼索斯 举行一次祀祭，举行祀祭的时候人们象是在巴科司节那样的发狂。 原来盖洛藉斯人的根源乃是希腊人，希腊人被逐离他们的商港 而 居住到布迪藉伊人中间来；他们所说的话一半是希腊语，一半是斯 奇提 亚语。但是布迪诺伊人所说的话和盖洛诺斯人不同，他们的 生活方式也不 同。

    (109)布迪诺伊人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是游牧民族，在这些地区中 间， 只有他们是吃樅果的；盖洛诺斯人是务农的，他们吃五谷而且 有菜园；在身 材和面貌上，他们和布迪藉伊人完全不同。然而希腊 人却仍旧称布迪诺伊人 为盖洛诺斯人，但这是不对的。他们的国 土到处都茂密地生长着各种各样的 树木，在树林的深处有一个极 阔大的湖，湖的四周是长着芦苇的沼地。人们 在湖里可以捕到水 獭、海狸，此外还可以捕获到另一种方形面孔的动物，它 们的皮可以用来做衣服的边，而人们还用它们的睾丸来治疗子宫的各种病。

    (110)下面我再说一说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历史。当希腊人对阿马松作 战的时候(斯奇提亚人称阿马松为欧构尔帕塔，就是杀男人者的意思，因为在斯奇提亚语里，oιò?[欧约尔]是男人的意思，лατα[帕培］是杀死的意思)，传说他们在铁尔莫东取得了胜利之后，便把他们所生俘的阿 马松尽可能多地载满了三只船出发了；但是到了海上的时候，阿马松们却向 船上的水手进攻，并把他们杀死了。可是她们丝毫不懂船上的事情，她们也 不会使用舵、帆和桨；而原来的那些人既已被抛到海里去，她们只得任凭浪 头和风的摆布，直到她们来到麦奥提斯湖岸上克列姆诺伊的地方。这个地方 是在自由的斯奇提亚人的国境之内的。阿马松们便在这里上岸并且出发到有 人居住的地方去。但是在他们的旅程中，他们最初遇到的是一群马，于是他 们便畸着这一样马劫掠了斯奇提亚人的土地。

    (111)斯奇提亚人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些妇女的语 言，不认识这些人的衣服，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什么民族。他们奇怪这些人是 从什么地方来的并认为他们都是年纪相同的男子，于是他们和阿马松展开了 战斗。战斗的结果是斯奇提亚人得到了战死者的尸体，这样他们才知道他们 的敌人原来是妇女。因而在他们商量之后，他们便决定决不象先前那佯地把 她们杀死，而是把他们的最年轻的男子们遇到她们那里去，根据推定，他们 派去的人数和妇女的人数是相等的。他们命令这些年轻人在阿马松的附近扎 营并且模仿她们的一切动作。如果妇女追赶他们，那末就不要交战，而是逃 跑：而当追赶停止的时候，便回来仍旧在她们的附近扎营。这便是斯奇提亚 人的计划，因为他们希望这些妇女能够生孩子。这样派去的年轻人，就依照 着吩咐给他们的做了。

    (112)当阿马松看到那些年轻人无意伤害她们的时候，她们就不去管他们 了。但是两处营地却一天天地接近起来。这些年轻人，他们和阿马松一样， 除去他们的武器和他们的马匹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和妇女们一样，是以打 猎和打劫为生的。

    (113)在正午的时候，阿马松就要分散开来，分别一个人或是成对地相互 离开，这样漫游到别的地方去寻欢作乐。斯奇提亚人看到这一点于是也这样 做；当妇女们独自一人漫游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男子便缠住了她们中间的一 个人。妇女并不加抵抗而是任凭他为所欲为：但(由于他们彼此之间言语不通) 她不能向他讲话，但她向他作手势表示应该有两个人，即要他第二天再带一 个年轻人到同一地点来，而她也把另一个妇女带到这里来。年轻男子回去告 诉了他的同伴，第二天他自己便和另一个男子到昨日的地方来，在那里他发 现阿焉松和另一个妇女在等候着他。当其他的年轻男子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也就和其他的阿马松发生了关系。

    (114)他们于是立即把营帐结合起来往到一处了，每个男子都娶了与他第 一次发生关系的妇女为妻。但男子学不会妇女所说的话，可是妇女却懂得了 男子的语言。而当他们相互理解的时候，男子便对阿马松说：“我们有父母， 又有财产，因此我们不要再象现在这样地过活了，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同胞们 那里去和他们一同过活罢。我们仍然愿意要你们，而不是别人，作我们的妻 子。”妇女们回答说：“可是我们不能和你们的妇女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和 她们的风俗习惯不同。我们射箭、投枪、骑马，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妇女 的事情。你们的妇女从不做我们所提到的事情，而是坐在她们的车里做妇女 的事情，从不出来打猎或做其他什么事情。因而我们和她们是永远不能和谐 相处的。如果你们想要我们做妻子并且想保持正直的人的声名，邢未就到你 们的父母那里去要他们把应该给你们的财产分给你们，然后让我们走开过我 们自己的生活”。年轻人同意她们的意见并且这样做了。

    (115)当他们得到了他们应分得的财产并且回到阿马松这里来的时候，妇 女们对他们说：“想到我们竟不得不住在这个地方时，我们是感到害怕的， 因为我们不仅使你们的父母失掉了你们，而且使你们的土地受到了很大的损 害。既然你们认为你们耍我们为妻是正当的，那末就让我们和你们，咱们一 齐离开这块地方，住到塔纳伊司河那一面的土地上去罢”。

    (116)对这一点年轻人也同意了，于是他们渡位了塔纳伊司河，从河向东 走了三天的路程并从麦奥提斯湖向北走了三天的路程；而当他们到达了他们 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便在那里定居了。从那时起，撒鸟罗玛泰伊 人的妇女便一直遵守着他们的古老的习俗：她们和她们的丈夫或是不和她们 的丈夫乘马出去打猎，她们也作战并且穿着和男子同样的衣服。

    (117)撒岛罗玛泰伊人的语言是斯奇提亚语，但是这种语言在他们嘴里已 经失去古时的纯正，因为阿焉松从来就没有把这种语言学好。至于婚姻，则 习惯上一个处女在她还没有杀死敌人的一个男子的时候是不许结婚的。有一 些妇女直到老死而不结婚，因为她们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

    (118)上述各个民族的国王们集会的时候，斯奇提亚的使者到他们的地方 来了，这些使者把一切事件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使者们告诉他们波斯人 怎样在把对面的大陆全部征服之后，又在博斯波鲁斯海峡上造桥而渡到他们 的大陆上来，怎样在渡过了桥并征服了色雷斯人之后，他叉在伊斯特河上架 桥，以便使那一地区和其他地区同样地也臣服于他。他们说：“这样看来， 你们决不应当安闲无事地袖手旁观看着我们被毁灭掉，而是我们应当大家团 结一致共同对付这个侵略者。如果你们不愿意这样做，则我们或是被强力驱 出我们的国土或是留在这里缔结屈辱的和约。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的话，我 们将要遭到怎样的命运呢？从此之后，你们自己可以说是决不会有好日子过 的。因为波斯人对你们的攻击决不会比对我们的攻击轻，而在征服了我们之 后，他们也决不会将你们轻轻放过的。对于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向你们 提出充分的证明：如果波斯人只是向我们进攻以便报复我们先前奴役他们的 国土的这个耻辱的话，则他俩就一定不去触动别的民族而是一直向我们的国 士进攻，这样做是为了使大家明白他们的目的是斯奇提亚，而不是别的地方。 但是现在，自从他渡海到这个大陆上的时候起，他便一直征服着他路上所遇 到的一切尺族，他不仅征服了其他色雷斯人，而特别是征服了我们的邻人盖 塔伊人。”

    (119)以上就是斯奇提亚人所发表的意见，从各个民族前来的国王们进行 了商谈，但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盖洛诺斯人、布迪诺伊人、撒鸟罗玛泰 伊人的国王的见解是一致的，他们同意帮助斯奇提亚人：但是阿伽杜尔索伊 人、涅鸟里司人、昂多罗帕哥伊人、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陶利卡人的国王都 是这样地回答斯奇提亚人的使者的：“如果不是你们首先向波斯人无端挑衅 因此引起了战争的话，则现在你们所提出的请求在我们看来就会是正当的， 而我们也会同意并且和你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但是现在，是你们而不是我们 进攻他们的国土并且把他们的国土统治到神所能允许的时期：而为同一位神 所激励的波斯人，现在不过是用同样的方式对你们进行报复罢了。但是我们 在先前并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们的坏事，现在我们也不打算无椽无故地去侵害 他们。不过，假若波斯人也来侵犯我们的国土并且首先对我们做坏事的话， 那我们也就不会轻轻地放过这件事了。但是在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做之前，我 们还是想留在我们的国土之内的。因为根据我们的看法，波斯人所要进攻的 不是我们，而是首先做出不正当的事情的人。”

    (120)这个回答被带了回来并传达给斯奇提亚人之后，斯奇提亚人于是决 定不对敌人进行公开的战争，因为他们并不能得到他俩所寻求的盟友。他们 决定把自己分成两路，暗中撤退并赶走他们的牲畜，填塞他们撤退道路上的 水井和泉水并把地上的草连根掘掉。他们的意思是把撒鸟罗玛泰伊人加到斯 科帕西司所君临的一支军队中去，而如果波斯人向他们进攻的话，这支军队 便在他面前向塔纳伊司河方面沿着麦奥提斯湖退却，如果波斯人向回走的 话，那他们 就进击和追踪他们。以上乃是王国的一支地区部队，它的使命是 接着上述道路行进。他们的其他两支地区部队，邱伊丹图尔索司所指挥的较 大的一支部队和培克撒启司所君临的第三支地区部队，则合并为一，再把盖 洛藉斯人和布迪诺伊人加进去；他们在波斯人进军时也和其他人一样地暗地 里撤退，他们要在敌人前面保持一天的路程，避免与敌人相会并且按他们所 决定的办法去做。但首先他们必须一直撤退到拒艳和他们联盟的国家里去， 以便使这些国家也会被迫战斗。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出于本心地对波斯人作战 的话，他们也会迫不得已而对波斯人作战的。在这之后，军队便返回自己的 国土，而在商议之后觉得于己有利的时候，便向敌人发动进攻。

    (121)斯奇提亚人决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之后，他们便派出了他们最精锐 的骑兵作为前哨部队去邀击大流士的军队，至于他们的妻子儿女用来作为住 宅的车子以及他们的全部牲畜，他们都拾打发到前面去，留在后面的只有足 够食用的一批牲畜。他们命令车子和牲畜一直向着北风的方向行进。

    (122)这些人首先被遣送出去了。斯奇提亚人的前哨部队在离伊斯特河三 日路程的地方发现了波斯人，在发现了他们之后，他们就在比敌人早一天的 路程的地方屯营，并着手把一切在地上生长看的东西都缝除干净。当波斯人 看到斯奇提亚的骑兵部队出现的时候，他们便跟踪追击，而斯奇提亚的骑兵 则是一直在他们的面前退却。随之(由于向着斯奇提亚的一个地区部队进 击)，波斯人便继续向着东方和塔纳伊司河的方面追击，而当斯奇提亚的骑兵 渡过了培纳伊司河的时候，波斯人也便跟着渡过了河追击，因此他们竟穿过 了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土地而进入了布迪诺伊人的土地。

    (123)但是在波斯人穿过斯奇提亚人和撒鸟罗玛泰伊人的土地的时候，那 里并没有任何可供他们蹂躏的东西，因为那里已是一片荒芜的不毛之地了。 但是当他们进入布迪藉伊人的土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座木造的城市；不 过布迪诺伊人已经放弃了这座城并且什么东西也没有留在里面，于是波斯人 便把这座城烧掉了。这之后，波斯人继续向前跟踪追击骑兵，他们经过了这 个地区而进入了没有人烟的荒漠地带。这片地区在布迪诺伊人的北面而它的 宽度是七日的行程。在这个荒漠地带的那一面则住着杜撒该塔伊人；从他们 那里流出了四条大河流，它们流经麦奥塔伊人的土地而注入所谓麦奥提斯 湖。这四条大河的名字是吕科斯河、欧阿洛司河、塔纳伊司河、叙尔吉司河。

    (124)当大流士进入荒漠地带的时候，他便停止了追击，在欧阿洛司河河 岸上扎下了营，在那里他修筑了八座大要塞，每座要塞相距都是六十斯培迪 昂。这些要塞的残迹在我的时代还存在的。当他正在忙于修筑这些要塞的时 候，他所追击的斯奇提亚人却向北迂回，转回斯奇提亚了。当他们完全消失 而不再处于波斯人的视线之内的时候，大流士于是便放弃了那些完工一半的 耍塞，也回转过来向西行进了，他以为那些斯奇提亚人是他们的全部军队， 而他们是向西方逃跑的。

    (125)但是在他以强行进军的速度进入斯奇提亚的时候，他却遇到了斯奇 提亚人的两个地区部队，他追吉他们，但他们一直是在他前面保持一天的行 程。由于他不愿意停止对他们的追夫，斯奇提亚人于是依照他们原定的计划， 从他的面前逃到拒绝和他们结盟的国家去，首先就是到美兰克拉伊诺伊人那 里去。斯奇提亚人和波斯人都突入了他们的国土，扰乱了他们的和平生活； 斯奇提亚人从这里又把波斯人引进了昂多罗帕哥伊人的国土，同样地也扰乱 了他们。从那里他们以同样的效果撤退到涅岛里司人的国土，也扰乱了他们， 然后又逃到阿伽杜尔索伊人那里去。但是这些人看到他们的邻人们在斯奇提 亚人迫近时惊惶逃跑的情况，便在斯奇提亚人能够进入他们的国土之先，派 出一名使者禁止斯奇提亚人涉足他的边界，并警告说，如果斯奇提亚人打算 突破边界的话，他们就必须首先和阿伽杜尔索伊人作战。在发出这个警告之 后，他们便集结在边界的地方，打算阻止侵略者，但是在波斯人和斯奇提亚 人突人美兰竞拉伊诺伊人、昂多罗帕哥伊人和涅戾里司人的国土时，这些人 并没有进行抵抗，而是忘记了自己先前的威吓言词，惊惶失措地一直向北逃 到荒漠地带去了。斯奇提亚人既然受到阿伽杜尔索伊人的警告，便不再想进 入他们的国土，而是把波斯人从涅鸟里司人的国土引进了斯奇提亚。

    (126)这样的情况继续了很久，而且是无尽无休的：于是大流士就派了一 名骑士送信给斯奇提亚的国王伊丹图尔索司说：“莫名其妙的先生，既然在 下述两件事情当中你可以任择其一，则我党得奇怪为什么你老是在逃跑？如 果你认为你有足够的力量来与我一较雌雄，那末就不要再向前跑，而停下来 战斗：但如果你知道你自己较弱，那末就不要再这样跑来跑去，而是应当和 你的主人缔约，把土和水这两件礼物送给他。”

    (127)斯奇提亚的国王伊丹图尔索司回答他说：“波斯人，我来告诉你我 采取的态度罢，我从来不曾因为怕任何人而逃跑过，现在我也不是由于害怕 你而逃跑。现在我的这个做法绝不是什么一件新鲜的事情，而只是我平时的 一种锻炼罢了。至于我不立刻与你接战的理由，这一点我也要告诉你的，因 为我们斯奇提亚人没有城市或是耕地，故此我们不必害怕被攻陷或是被蹂 躏。这样我们就没有向你尽快作战的理由了，担如果除去立刻接战之外，任 何东西你们都不满意的话，我们还有我们的父祖的坟墓，来找到这些地方并 试看把它们毁掉罢。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不是会为了那些坟墓而战斗。 除非到我们认为适宜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接战的。关于战斗，我就谈这些。 至于主人，则我认为我的主人是我的祖先宙斯和斯奇提亚人的女王希司提 亚，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将要把礼物送给你，但不是土和水，而是你正应 当得到的东西；至于你吹嘘说你是我的主人，我是要咒诅这句话的。”斯奇 提亚人对他们的回答便是这样。

    (128)于是使者带了这个信到大流士那里去了；但是斯奇提亚人的国王们 当他们听到奴役的这个词时心里是十分气愤的。于是他们派出了由斯科帕西 司所统率的由斯奇提亚人和撒鸟罗玛泰伊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去和守卫着伊 斯特河河上的桥的伊奥尼亚人谈判。至于留在后面的斯奇提亚人，则决定他 们不再引着波斯人到各处乱跑，而是在波斯人用饭的时候向他们进攻。因此 他们便等待到波斯人用饭的时候按照他们的计划行事。斯奇提亚的骑兵在战 斗当中总是击退波斯的骑兵，波斯的畸兵向步兵方面溃返，波斯的步兵于是 上来应援。斯奇提亚人这方面虽然打退了对方的骑兵，却由于害怕步兵而逃 了回来。斯奇提亚人在白天或是在夜里，便都是用这种办法进攻的。

    (129)说起来最奇怪的是，对波斯人有利但是妨碍了斯奇提亚人进攻大流 士的罩队的是驴子的叫声和骡子的样子。因为，如我已经讲过的，斯奇提亚 那地方是不产驴子或骡子的。而在斯奇提亚的全部地方，也由于气候寒冷的 缘故，没有任何驴子或是骡子。因此在驴子高声狂叫的时候，就把斯奇提亚 的骑兵吓跑了。常常在他们攻击波斯人的时候，如果马听到驴鸣的话，它们 便会惊惶地向回跑或是吃惊地竖起耳朵站在那里，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听见过 这样的一种声音或是看见过这样的活物。因此这一点对战争也还是有一些影 响的。

    (130)当斯奇提亚人看到波斯人已呈动摇之象的时候，他们便想出了一个 计划，这个计划可以使波斯人更长久地留在斯奇提亚并由于这样的停留而引 起缺乏一切必需品的苦恼。他们把一些牲畜和牧人留在后面，而他们自己则 迁移到别的地方去。于是波斯人便会来掠夺这些家畜，并将因之而欢欣鼓舞 起来。

    (131)这样的事既然多次发生，大流士于是陷于进退维谷的地步了。当他 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斯奇提亚的国王们于是派遣一个使者把一份礼物带给 了大流士，这份礼物是一只鸟、一只鼠、一只蛙和五支箭。波斯人问来人带 来的这些礼物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人说除去把礼物送来和尽快离开之外， 他并没有受到什么吩咐。他说，如果波斯人还够聪明的话，让他们自己来猜 一猜这些礼物的意义罢。波斯人听了这话之后便进行了商谈。

    (132)大流士认为这是斯寄提亚人自己带着土和水向他投降的，他的理由 是：老鼠是土里的东西，他和人吃看同样的东西，青蛙是水里的东西，而后 和马则是很相象的。他又说，箭是表示斯奇提亚人献出了他们的武力。这是 大流士所发表的意见；但是杀死玛哥斯僧的七人之一的戈布里亚斯的意见和 大流士的意见恰恰相反。他推论这些礼物的意义是：“波斯人，除非你们变 成鸟并高飞到天上去，或是变成老鼠隐身在泥士当中，或是变成青蛙跳到湖 里去，你们都将会被这些箭射死，永不会回到家里去。”

    (133)波斯人关于这些礼物的推论就是这样。斯奇提亚人有一支部队起初 曾奉命守卫麦奥提斯湖，现在则又被派到伊斯特河来和伊奥尼亚人谈判。当 斯奇提亚人的这支部队来到桥这个地方时，他们说：“伊奥尼亚人，只要你 们肯听我们的意见的话，我们是会来把自由带给你们的。我们听说大流士命 令你们把这座桥只守卫六十天，而如果他在这一期间不来的话，那你们便可 以回到你们的家里去。 因此你们如这样做，则在大流士看来和在我们看来都是无罪的。那就是 你们在指定的日子里留在这里，在这个时期过去以后便离开”。伊奥尼亚人 答应这样做之后，斯奇提亚人便尽快地杠回去了。

    (134)但是在把礼物遇到大流士那里去以后，留在那里的斯奇提亚人便把 步兵和骑兵拉出来和波斯人对阵了。但是当斯奇提亚人列好队形的时候，从 罩队当中跑出了一只兔子：看见它的每一个斯奇提亚人都追赶这只兔子。因 此在斯奇提亚人中间发生了混乱和喊叫。大流士问敌人的这种喧叫是什么意 思。而当他听说他们正在追赶鬼子的时候，他就对他经常与之谈论事情的人 们说：“这些人简直是太不把我们放到眼里了，我以为戈布里亚斯关于斯奇 提亚人的礼物的说法是正确的。既然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也和他一样，我们 就必需想个好办法以便我们可以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土”。于是戈布里亚司 便接上来说：“主公，在我没来到这里之前，从传闻我就差不多完全相信这 些斯奇提亚人是多么不好对付的了。而我到这里之后，这一点我就更加肯定 了，因为我看他们不过是和我们开玩笑罢了。因此现在我的意见是，在入夜 之际我们依照我们通常的习惯点起我们的营火，以便欺骗我们的军队中最弱 而不能吃苦的那些人并且把我们所有的驴子都系在这里，我们自己则在斯奇 提亚人能够一直到伊斯特何把桥毁掉或是伊奥尼亚人作出任何使我们遭到毁 灭的决定以前离开”。戈布里亚斯的忠告就是这样。

    (135)到夜里的时候，大流士就依照他的意见行动了。他把那些困难之极 的和即使被杀死对他也无大妨碍的士兵留在营地而且把驴子也系在那里。他 之所以把驴子留在那里是因为驴子会叫，他之所以留下病弱的士兵是因为他 们的病弱无能，但是他的口实是什么呢，这是他要率领他的精锐部队去进攻 斯奇提亚人，而这时病弱的人则是要代他守卫营地。大流士向留在后面的人 们发布了这个命令并且点起了营人之后，便圣速地到伊斯特河去了。当驴子 发现它们自己被人群遗弃的时候，它们便比平常更加拼命地叫了起来。斯奇 提亚人听到了这声音之后便傈为相信，波斯人仍旧留在从前的地方。

    (136)但是当天亮的时候，被留下的人们才晓得是大流士骗了他们，于是 他们便向斯奇提亚人伸出了投降的手并且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斯奇提亚 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入速地集合了自己的兵力，他们自己的两支部队 和有撒扁罗玛泰伊人、布迪带伊人、盖洛带斯人参加的一支部队，一直向伊 斯特河方面追击波斯人去了。但是波斯军队的大部分是步兵而且由于道路没 有开凿出来而他们不识道路，但斯奇提亚人都是畸兵井且知道到那里去的捷 径，因此他们相互间远远地错开了，结果斯奇提亚人便远比波斯人要早到那 座桥的。斯奇提亚人既然看到波斯人还没有到达，他们便向船上的伊奥尼亚 人说：“伊奥尼亚人，规定的日期已经过去了，你们若还留在这里就不对了。 可是，在这以前是畏惧的心情使你们不敢离开这里，现在尽快把桥毁掉，感 谢诸神和斯奇提亚人，在自由与快乐之中回家去罢。至于那曾是你们的主人 的那个人，我们是会叫他永远不会再率领着他的军队进攻任何民族的”。

    (137)于是伊奥尼亚人便举行了一次会素。海列斯彭特的凯尔索涅索斯人 的僵主兼指挥官、雅典人米尔提亚戴斯的意见是，他们听从斯奇提亚人的劝 告并使伊奥尼亚获得自由。米利都人希司提埃伊欧斯则持着反对的意见。他 认为他们今日之所以鲁自成为自己城邦的僭主，正是由于大流士的力量，如 果大流士的权势被推翻的话，他们便再也不能进行统治了，不拘是他在米利 都还是他们的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如此，因为那时所有城邦都会选择民主 政治，而不会选择僭主政治了。当希司提埃伊欧斯发表这个意见的时候。他 们全体立刻赞同了这个意见，尽管他们起初曾同意了米尔提亚戴斯的说法。

    (138)投票赞同这种做法的是大流士所重祝的人们；他们是海列斯彭特诸 城邦的僭主阿比多斯的达普尼司、拉姆普撒柯斯的希波克洛司、帕里昂的海 罗庞托司、普洛孔涅索斯的美特洛多罗司、库吉科司的阿里司塔哥拉斯、拜 占廷的阿里司通；来自伊奥尼亚的则是歧奥斯的司妥拉提斯、萨摩司的埃雅 凯司、波凯亚的拉欧达玛司以及反对米尔提亚戴斯的意见的米利都的希司提 埃伊欧斯。在爱奥里斯人当中，列席的唯一重要人物就是摩麦的阿里司塔哥 拉斯。

    (139)因此，在这些人议定采纳了希司提埃伊欧斯的意见之后，他们便决 定再把下列的行动和言语加上去，他们决定把接连着斯奇提亚的那一面的一 部分桥毁掉，直到从斯奇捉亚的岸上用箭所能射到的地方，这样他们看来好 象是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实陈上他们是什么事也没有做，而且这样又使斯奇 提亚人不能武图强行从这座桥渡过伊斯特河。同时在毁掉接连着斯奇提亚的 领土的这部分的桥时还可以告诉斯奇提亚人说，他们愿意做到斯奇提亚所希 望他们做的一切事情。他们又把这个决定加到他们先前的决议上面去。而希 司提埃伊欧斯随即代表全体希腊人，回答斯奇提亚人说：“斯奇提亚人诸位，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意见，而你们的热心行动也是及时的；你们应如其份 地正确地指导了我们，我们也做我们的事情，帮助你们达到你们所需要的目 的；因为你们看到，我们正在毁掉这个通路，并将尽一切努力，因为我们是 十分希望得到我们的自由的。但是在我们毁掉桥梁的时候，那也正是你们去 搜索波斯人的时候。而当你们发现他们的时候，你们便可以为你们以及为我 们象他们所应得那样地对他们进行报复了”。

    (140)因此斯奇提亚人便再一次地相信了伊奥尼亚人的话并转回去一搜 索波斯人去了，但是他们弄错了他们的敌人回师时所经过的全部道路。在这 一点上，斯奇提亚人自己是有责任的，因为他们毁坏了那一地区的牧马草场并且堵塞了水井。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只要他们愿意，他们立刻就可以 找到波斯人。但实际上，他们自认是最高明的那一部分计划却正是他们失败 的原因。因此斯奇提亚人便在国内有秣草和水的那些地方搜索敌人，因为他们认为，敌人在逃跑时也是会以这样的地方为目标的。但是波斯人却一直接 着他们来时的原路行进，因此好不容易他们才找到了渡河的地方。但既然他 们是在夜间到达的并发现桥已经被毁，他们便非常害怕伊奥尼亚人会不会已 弃掉他们而逃跑。

    (141)大流士手下有一个埃及人，这个人的嗓子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流士 命令这个人站在伊斯特河的岸上呼唤米利都的希司提埃伊欧斯。埃及人按着 他的话做了。希司提埃伊欧斯听到了并且服从了这个埃及人的第一次呼唤， 于是他把所有的船派出去把军队渡了过来并且把桥重新修复了。

    (142)波斯人就这样的逃掉了。斯奇提亚人搜索波斯人，但是又一次地没 有找到他们。他们对于伊奥尼亚人的看法是这样：如果把他们看成是自由人， 则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卑劣的胆小鬼；但如果把他们看成奴隶，他们就会是忠 实于他们的主人并且是最不想跑掉的。斯奇提亚人就是这样地诽谤伊奥尼亚 人的。

    (143)大流士穿过了色雷斯而行进到凯尔索涅索斯的赛司托斯；从那里他 又和他的船只一同渡海到亚细亚，却把美伽巴佐斯留在欧罗巴担任统帅；这 是一个波斯人，大流士有一次曾在波斯人当中说了我下面所记述的话以表示 对这个人的敬重。大流士有一次正要吃石榴，而正当他剥开第一个石榴的时 候，他的兄弟阿尔塔巴诺斯便问他，他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够象石榴子一样多， 于是大流士就说，与其使所有的希腊人都成为他的臣民，他宁可要象石榴子 那样多的美伽巴佐斯那样的人物。在波斯人当中这样讲话，国王实际上就是 表扬了美伽巴佐斯：而现在他就是把美伽巴佐斯留下当作统帅，指挥他的八 万名军队。

    (144)这个美伽巴佐斯由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永远为海列斯彭特的人们所 记忆。当他在拜占廷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迦太基人曾在拜占廷人建城前 十七年建立了他们的城，他说迦太基人那时一定是瞎了眼睛的。因为倘若不 是这样的话，在他们可以有一个较好的地址时，他们就决不会找一个较次的 地址来建城了。这个美伽巴佐斯现在既然被留在这里担任统帅，他便征服了 不站到波斯人这一边来的所有的海列斯彭特人。

    (145)这就是美伽巴佐斯所做的事情。在这个时候，还派出了一支大军去 攻打利比亚，理由我将要在我就要讲的这个故事之后说明。阿尔哥号船的水 手们的子孙们曾被把雅典的妇女从布劳隆拐跑的佩拉司吉人赶了出来。在被 这些人赶出了列姆诺斯之后，他们就乘船到拉凯戴孟去，在那里的塔乌该托 斯山里设立了营帐并点起了火。拉凯戴孟人看到这之后，便派来一名使者打 听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们回答使者说他们是米尼埃伊 人，是乘着阿尔哥号船在海上行驶的那些英雄的后人，那些英雄曾在列姆诺 斯上陆抖在那里繁育自己的后代。拉凯戴孟人听到了米尼埃伊人叙述的世系 之后，便第二次派出了自己的使者，问他们到拉科尼亚来并在这里点起了火 是为了什么目的。他们回答说，他们被佩拉司吉人赶了出来，因此来到了他 们的祖先的土地，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是最正当的：至于他们的愿望，则他 们希望能够和他们父祖的民族住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权利并且得到分配给他 们的地段。拉凯戴孟人很高兴接受米尼埃伊人，如果米尼埃伊人愿意的话。 他们之所以这样同意的主要理由，是琴达列乌斯的儿子（卡司托尔和波律戴乌凯斯）也曾在阿尔哥号船上。因此他们便接受了米尼埃伊人并且给他们土地，又把他们分配在自己的 部落中间。米尼埃伊人立刻在这里娶了妻子并且把他们从列姆诺斯带来的妇女给这里的其他的人作妻子。

    (146)但不久之后，这些米尼埃伊人就变得横暴 傲慢起来，他们要求担任国王的同等权利并且做出了其他邪恶的事情。于是 拉凯戴孟人决定把他们杀死，这样就把他们捉起来投到狱里去。斯巴达人永远是在夜里，而决不在白天杀人的。但是当他们正要杀死囚徒的时候，米尼 埃伊人在当地所娶的妻子，也就是那些首要的斯巴达人的女儿们却请求允许 她们进入监狱并让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和自己的丈夫讲话。拉凯戴孟人答应了 她们，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些妇女对他们会有什么计谋。但是在她们进入狱中 以后，她们便把所有她们的衣服给她们的丈夫，而她们自己则穿上了男子的 服装。因此这些米尼埃伊人便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装着女人跑出来了。他们 这样跑出来之后，便再一次在塔乌该托斯山上建立了营地。

    (147)而就在这个时候，铁拉司正在准备率倾殖民者离开斯巴达。铁拉司是波律涅凯斯的一个后代，他们两人中间隔着铁尔桑德洛斯、提撒美诺司和欧铁希昂。这个铁拉司是卡德谟司一族的人，他是阿里司托戴莫斯的儿子埃乌律司铁涅斯和普罗克列斯的舅父；当这些男孩子还是年幼的时候，他在斯巴达以摄政的身分执掌王权。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并成了国王的时候，铁拉司既然尝过执掌最高政权的味道，因此便受不住再当一名臣民；于是他说他 不愿再居留在拉凯戴孟，而是想渡海到他的亲族那里去。在现在称为铁拉， 但当时称为卡利斯塔的岛上，有腓尼基人波依启列司的儿子美姆布里阿洛司的后人；因为阿该诺尔的儿子卡德谟司在寻找欧罗巴的时候曾在现在称为铁拉的地方登陆，而在登陆之后，或者是因为他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什么原因使他愿意这样做，他把自己的一个亲戚美姆布里阿洛司以及其 他一些腓尼基人留在这个岛上了。在铁拉司从拉凯戴孟到来之前，这些人在 这个卡利斯塔岛上已居住了八世。 ① 欧伊狄波司是底比斯国王拉伊欧司和他的妻子伊奥卡司塔之间所生的儿子。他幼时被弃但是遇救并给带到遥远的国度去。长大成人后他回来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杀死了他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等后来他知道事情的真相时，已经太迟了。

    (148)因此，铁拉司便率领着从各个部落选出的人们准备到他们这里来 了。他们打算和卡利斯培的人们住在一起，他们不是把卡利斯塔人逐出，而 是把他们称做自己的亲人。因此当米尼埃伊人逃出了监狱并在培乌该托斯山 上定居下来，而拉凯戴孟人议决把他们处死的时候，铁拉司便请求饶他们的 性命，不要杀死他们，他自己并答应把他们领出国土。拉凯戴孟人同意这样 做了，于是铁拉司便率领着三艘三十桅船到美姆布里阿洛司的后人那里去； 不过他不是带着全部米尼埃伊人，而只是少数人，因为他们之中较大的部分 都到帕洛列阿塔伊人和考寇涅斯人的土地去，他们把这些人从那些地方赶出 去以后，便把他们自己分成六部并在他们征服的国土上建立了六个城市，即 列普勒昂、玛启司托司、普利克撒伊、披尔哥斯、埃披昂、努迪昂。它们的 大部分在我的时候为埃里司人所攻掠。至于上述的那个岛(即卡利司塔岛)，则由于它的殖民者铁拉司的名字而被称为铁拉岛。

    (149)但是既然铁拉司的儿子不愿意和他一同乘船离开，于是父亲便说他 要把儿子象是把羊留在狼群当中那样地留在后面。在说了这 话之后，这个年轻人便得到了一个欧约律科司(羊狼)的绰号，这绰号竟成了他的通用的名 字。他生了一个儿子埃盖扁斯，斯巴达的一个强大的埃盖乌斯族便是因他而 得名的。这一族的男子发现他们的孩子都活不大，于是他们便按照一个神托 的指示，建立了拉伊欧司和欧伊狄波司①的复仇之神的神殿。在这之后，他们的孩子便都能活了。铁拉地方他们的子孙的情况也是这样。

    (150)在我的叙述当中，拉凯戴孟人和铁拉人传说的相同的地方就是这 些；至于其他的部分，则就只是从铁拉人那里听来的了。上述铁拉司的后裔、 铁拉的国王埃撒尼欧司的儿子格林诺司从他自己的城市带看牺牲用的牛百头 到戴尔波伊来。和他一同到这里来的，除去他的本邦人之外，还有米尼阿伊 族的埃乌培莫司的一个后人波律姆涅司托司的儿子巴托司。当铁拉的国王格 林诺司就其他事件请示神托的时候，女司祭的回答是他应当在利比亚建立一 座城市。但是格林诺司回答说：“主啊，我年纪已太老而且举动也不灵活了， 请你还是把命令下给这些年轻人中间的一位吧”，而在他讲这话时他便是指 着巴托司的。当时也就是说了这话便算了。但是在他们离开之后，他们却没 有注意按照神托所吩咐的去办，因为他们不知道利比亚在世界上的什么地 方，并且没有勇气到他们所不了解的地方去殖民。

    (151)但是在这之后七年中间铁拉都没有下雨。岛上他们所有的树木，除 去一株之外，全都干死了。铁拉人又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而女司祭就提 到说他们应当到利比亚去殖民。因此，既然没有办法制止他们的灾祸，他们 只好派使者到克里地去，到那里寻找曾经旅行过利比亚的任何克里地人或是 居留在那里的外人。这些人在他们巡行该岛时曾到达一个叫做伊塔诺司的城 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科洛比欧司的采紫螺的渔夫。这个人告诉他们说，有一次他曾因大风迷路而到达利比亚，到那里的一个称为普拉铁阿的岛。他们于是雇佣这个人和他们一同到了铁拉。起初从铁拉只派出了少数人 乘船到那里去进行侦查。他们被科洛比欧司领到上述的普拉铁阿岛之后，便 把科洛比欧司速同若干月的食粮留在那里，而他们自己则以全速乘船返回铁 拉报告有关该岛的消息。

    (152)但是当他们离开那里的时间超拉了约定的日期时，科洛比欧司就没 有吃的东西了。但是一艘驶往埃及，船长为柯莱欧司的、萨摩司的船却迷路 而到了普拉铁阿；萨摩司人从科洛比欧司那里听到了全部经过之后，就给他 留了了一年的粮食。于是他们从该岛乘船预备到埃及去，仍是一阵东风把他 们吹迷了路，结果他们竟通过海拉克列斯柱，因天意而一直到塔尔提索斯才 停下。这个地方在那时是一个处女港(指希腊人还没有到过的港口)，因此萨摩司人在归国之后由于他们的商品而获得了比我们所确实知道的 任何希腊人都要大的利益，例外的只有埃吉纳人拉欧达玛司的儿子索司特拉 托司，因为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的。萨摩司人用他们获利的十分之一、 即六塔兰特制作了一件和阿尔哥斯的混酒钵相似的青铜器，青铜器的整个边 缘上都铸造得有格律普斯的头部突出来；他们把这一青铜器安放在他们的希 拉神殿里，下面有三个巨大的跪着的青铜像支着，每个都有七佩巨斯高。萨 摩司人所做的这件事是他们和库列涅人与铁拉人结成亲密友谊的开端。

    (153)至于铁拉人，则当他们把科洛比欧司留在岛上之后而自己回到铁拉 时，他们就报告说他们已在利比亚沿岸的一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铁拉 人决定从他们的七区派遣男子出去，用抽签的办法选出每两个兄弟中的一人 并使巴托司成为大家的领袖和国王。于是他们便装备了两只五十桅船并把它 们派到普拉铁阿去了。

    (154)以上便是铁拉人的说法。下面说的是铁拉人和库列涅人的说法相同 的部分；但是关于巴托司人的说法，库列涅人和铁拉人的说法却是完全不同 的。他们的说法是这样。在克里地有一个叫做欧阿克索司的城邦，它的统冶 者是埃铁阿尔科斯。他有一个没有母亲的女儿普洛尼玛，然而他却不得不再 娶一个后妻。当他的第二个妻子来到他家的时候，她就认为她自己应该是普 洛尼玛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后母，她虐待普浴尼玛并且对她出一切坏主意，最 后她竟指控她的女儿有淫乱的行为并且说服了自己的丈夫也相信了这种说法 是真的。埃铁阿尔科斯被他的妻子说服之后，便对他自己的女儿做出了一件 不能容忍的罪恶处罚办法。在欧阿克索司地方有一个叫做铁米松的铁拉的商 人。埃铁阿尔科斯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朋友招请了来，他要这个人发誓做他 想要这个人做的任何事情。这样做了之后，他便把自己的女儿交给这个人， 要这个人把他带走，把她投到海里去。但是铁米松却因这一誓约的诡计而感 到十分愤慨，故而他竟弃绝了他和埃铁阿尔科斯之间的友谊；不久他便带着 这个女儿乘船出发了，他为了履行他对埃铁阿尔科斯的誓言，船到海上之后 他便把她用绳子系住，把她下放到海里去，然后再把她拉上来。他们随后便 来到了铁拉。

    (155)在那里一个知名的铁拉人波律姆涅司托司娶了普洛尼玛，使她成为 自己的妾。不久她便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讲话口齿不清并且口吃， 铁拉人和库列那人便说，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巴托司的名字。但是我以为这 个男孩子起的是另外一个名字，他是在到利比亚来的时候才改换了这个名字 的，他起了这个新的名字，是由于他在戴尔波伊得到的神托和他接受的光荣 职位。困为利比亚语的国王是巴托司，而我以为这就说明为什么佩提亚在预 言中这样称呼他；她用一个利比亚的名字，是因为她知道他会成为利比亚国 王的。原来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就到戴尔波伊去请示关于他的声音的事 情；佩提亚在回答时的宜托词是这样： 巴托司啊，你是来问声音的事情的；但是国王波伊勃司·阿波罗却遣送 你到利比亚去建立一个生产很多羊的殖民地。她这就仿佛是用希腊语对他 说：“国王啊，你是为了声音的目的来的”。但是他回答说：“主啊，我到 这里来是请示关于我的声音的事情的，但是你的回答却是关于别的事情，是 关于那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你命令我在利比亚建立一个殖民地，可是我 从什么地方得到力量，得到人手来做这件事情呢？”巴托司这样说了，但是 神并没有按照他的意思拾他另一个宣托词而是和先前一样地回答了他。于是 在佩提亚的话尚未讲完的时候，他便离开到铁拉去了。

    (156)但是后来巴托司 和其他的铁拉人都很不顺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样的不走运，于是他 们便派人到戴尔波伊去问有关他们当前的不幸的事情。佩提亚说，如果他们 帮助巴托司到利比亚的库列涅去殖民的话，那末他们就会比现在好些。于是 铁拉人便派遣巴托司带着两艘五十橈的船出去。这些人乘船来到了利比亚， 但是他们一时不知道还应当做些什么事而回到了铁拉。但是铁拉人却在他们 靠近海岸的时候向他们射击，不许他们上岸而要他们返回。他们没有办法， 只得回去并在利比亚沿岸的一个我已说过名叫普拉铁阿的岛上建立了一个殖 民地。这个岛据说和现在的库列涅市同样的大小。

    (157)他们在这个岛上住了两年。然而他们在那里既然都很不得意，他们 便留下他们中间的一个人在那里，其他的人则到戴尔波伊去；到达之后，他 们就请示神托，问他们尽管住在利比亚，但他们的运气一点儿也没有好转起 来。于是佩提亚便这样回答他们说：我到过，可是你们却没有到过产羊丰富 的利比亚。 但如果你们比我对它知道得更清楚，那末你们的智慧诚然就大为使我赞 赏了。听到这话之后，巴托司和他的人们就再度乘船回去了；因为神在他们 真正地在利比亚殖民之前是不会放过他们去的。而在到达了普拉铁阿并且又 带上了他们留在那里的人之后，他们就在利比亚的本土建立了一个殖民地， 这个地方对着普拉铁阿岛，名叫阿吉利司。这个地方的两面都有最美丽的丛 林坏抱着，而它的一面还有河流过。

    (158)他们在这里居留了六年。但是在第七个年头，利比亚人恳求他们离 开这个地方，利比亚人向他们表示愿意把他们带领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于 是他们便把希腊人从阿吉利司引开，把希腊人引向西方；他们是这样地计算 着白天的时刻，以便使希腊人在夜间走过他们国内最好的一个叫做伊拉撒的 地方，因为他们害怕希腊人在经过的时候会看到这个地方。于是希腊人便被 引到一个叫做阿波罗泉的地方，他们向希腊人说：“希腊人啊，这里是适于 你们居住的；因为这里的天空上有一个漏扎。”

    (159)在统治了四十年的殖民地的建立者巴托司和统治了十七年的他的 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的时期，库列涅的居民并不比他们初到殖民地来的那个 时候的人更多。但是在第三个统治者的时候，即被称为幸运的巴托司的第三 个统治者的时候，佩提亚用一个神托激励全体希腊人渡海到利比亚去和库列 涅人住在一起。原来库列涅人曾邀请他们来，答应他们分与土地；这便是当 时的神托：不管是谁，如果他在土地全部分配完毕之后才来到利比亚，那这 个人一定后悔。因此便有极大的一批人聚集在库列涅，他们从相邻的利比亚 人的领土上割取了大片的土地。这些利比亚人和他们的国王阿地克兰既然被 掠夺了他们的土地又受到库列涅人的虐侍，于是他们便派人到埃及，而他们 自己并且投到埃及国王阿普里埃司的手下去。阿普里埃司集合了一支埃及大 军去攻打库列涅人；库列涅人出兵到伊拉撒和铁司特斯泉的地方，就在那里 和埃及人交锋并战胜了埃及人；因为埃及人那时对希腊人还不了解，因而不 把他们的敌人放到眼里。这一次他们遭到这样程度的惨败，以致他们当中返回埃及的人是很少的。由于这次的惨败并因为埃及人把这次的惨败归咎于阿 普里埃司，埃及人便起来反抗他（前570年，参见第二卷第一六一节）。

    (160)这个巴托司有一个叫做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儿子。在他最初统治的时 候，他曾和他自己的兄弟发生争吵，直到他的兄弟们离开了他而到利比亚的 另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城市，这座城市当时和 现在都称为巴尔卡。当他们正在建立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说服了利比亚人 起来叛变库列涅人。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率领着一支军队到利比亚人的国土 来，因为利比亚人接纳了他的兄弟们并且也起来叛变了。这些人害怕他而逃 到东方的利比亚人那里去。阿尔凯西拉欧司跟踪追击下去，一直来到和比亚 的列乌康。利比亚人则决定在列乌康向他进攻，他们打了起来，从而完全战 胜了库列涅人，以致七千名重武装的库列涅士兵被杀死了。在这次惨祸之后， 病倒并且服了药的阿尔凯西拉欧司便被他的兄弟哈里阿尔科司绞死了；但哈 里阿尔科司却又被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妻子埃律克索用谋略给杀害了。

    (161)阿尔凯西拉欧司的儿子巴托司继承了王位，这是一个行走困难的跛 子。身遭惨祸的库列涅人派人到戴尔波伊去请示，他们应如何组织他们的国 家才能获致繁荣幸福的生活。佩提亚命令他们从阿尔卡地亚的曼提涅亚请一 位仲裁者来。库列涅人于是派人到那里去请求，曼提涅亚人答应了他们的请 求而把他们最尊敬的、一位名叫戴谟纳克司的市民送到他们这里来。当这个 人到达摩列涅并了解了全部情况之后，他便把全体人民分成三个部落：铁拉 人和四面从属于他们的利比亚人是第一个部落：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地人是 第二个部落：全体岛民是第三个部落。此外，他只把某些领地和圣职留给他 们的国王巴托司，却把以前属于国王的所有其他的一切都交到人民大众的手 里去了。

    (162)在上述的巴托司在世的时候，这些规定是执行得很好的，但是在他 的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的时期，关于国王的职权问题，发生了许多纠纷。跛 腿的巴托司和培列提美的儿子阿尔凯西拉欧司不愿意遵守戴谟纳克司的规 定，他要求把他祖先的那些特权还给他并为这件事领导着他的一派进行了斗 争。在斗争中他失败了，他被驱逐到萨摩司去，他的母亲则逃往赛浦路斯的 撒拉米司。当时撒拉米司的统治者是埃维尔顿，这个人曾把那个令人看了惊 叹不已的香炉献给戴尔波伊，这只香炉收藏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培列提美 便逃到他这里来，她要求他出兵把她和她的儿子送回库列涅。但是埃维尔顿 则除去一支军队之外，什么都愿意给她。而当她在接受他给她的东西的时候 说，这虽然是好的东西，但如果他应她之请给她一支军队那就更好了。不管 他送给她什么样的礼物，她总是这样说。最后埃维尔顿送给她黄金的纺锤和 卷线竿，并且连羊毛都一同给她。而在培列提美还象先前那样讲的时候，他 便回答说对于妇女的礼物只能是这样的东西而不是军队。

    (163)正当着阿尔凯西拉欧司在萨摩司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并 且答应他们重分土地的时候，正当着一支大军这样地集合起来的时候，他便 到戴尔波伊去请示神托关于他的返回的指示。佩提亚是这样地回答了他的： “洛克西亚司允许四个巴托司和四个阿尔凯西拉欧司，也就是八代的人统治 库列涅，在这些人之外，我劝你千万就不要一试了。至于你呢，你可以回到本国去老老实实地呆着。如果你发现窖里满都是土瓮的话，不要说那些土瓮而是乘风赶快把它们送出去（即随它们怎样也不要去管它们），如果你把它们放在窑里烧的话，那末就不要到四面环水的地方去，如果你这样做，你和牲畜当中最好的牡牛就都会被杀死 了。”

    (164)佩提亚回答阿尔凯西拉欧司的话便是这样。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便 偕同他在萨摩司征集来的人回到了库列涅；可是他在取得了这个地方的最高 政权之后，却忘记了神托的话，而要对曾经放逐过他的敌人们进行报复。他 的一些敌人己经完全离开了本国，阿尔凯西拉欧司捉住了另一些人并把这些 人送到赛浦路斯去处死。但这些人却由于迷路而到了克尼多斯，克尼多斯人 救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了铁拉。另一些库列涅人则逃到属于一个名叫阿格罗 玛科司的私人的大塔去避难，于是阿尔凯西拉欧司便在它的四周堆起木材来 在那里烧死了他们。可是在他这样做了之后，他才认识到这正是戴尔波伊的 神托所曾指点给他的意思，即当他发现窑里有土瓮的时候，不要在窖里烧它 们，但这时已经晚了。因此他便不按照他原定的目的进入库列涅人的城市， 因为他害怕预言中所说的他的死亡，并认为四面环海的地方也正是库列涅。 既然他的妻子是他的亲戚巴尔卡国王阿拉吉尔的女儿，他便到阿拉吉尔那里 去了。但是巴尔卡人和从库列涅跑来的一些亡命者当他来到市场的时候认出 了他并把他杀死了。同时他的岳父阿拉吉尔也给他们杀死了。因此阿尔凯西 拉欧司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听从神托告诉他的话，他还是没有逃脱他注定 的命运。

    (165)正当阿尔凯西拉欧司在做出了招引灾祸的事之后而定居在巴尔卡 的时候，他的母亲培列提美在库列涅掌握了他的儿子的大权，她在那里代他 治理国事，和其他人一道参加国事会议，但是当她听到她的儿子死在巴尔卡 的时候，她立刻便逃到埃及去，因为她以为阿尔凯西拉欧司曾在居鲁士的儿 子刚比西斯身上做过好事情。因为正是这个阿尔凯西拉欧司曾把库列涅给予 刚比西斯并同意向他纳贡。因此在她到达埃及的时候，培列提美便恳请阿律 安戴司的庇护，要求他替她报仇，而她的口实就是他的儿子是因为对美地亚 人表示好意才被杀死的。

    (166)这个阿律安戴司被刚比西斯任命为埃及的太守；后来他由于处处想 和大流士分庭抗礼而被处死。因为阿律安戴司知道和看到大流士想留下一件 任何国王都没有做过的东西作为自己的纪念，他便模仿大流士，直到他竟然 得到了报应的时候。大流士曾用成色极高的黄金铸造金币，而当时统治埃及 的阿律安戴司便铸造了同样的银币；结果没有一种银币的成色象是阿律安戴 司的银币那样纯。但是当大流士听到阿律安戴司这样做的时候，便把他处死，处死的口实不是这一点，而是阿律安戴司谋叛。

    (167)这时我所说的阿律安戴司是同情培列提美的，他把埃及的全部陆海 军都交给了她，并任命玛拉披司人阿玛西斯为陆军统帅，帕撒尔伽达伊族的巴德列斯为海军统帅。但是在把大军派出去之前，阿律安戴司派一名使者到 巴尔卡去探听，是谁杀死了阿尔凯西拉欧司。巴尔卡人回答说是全城的人杀 死了他，因为阿尔凯西拉欧司对他们做出了许多不义的事情。阿律安戴司听 到了这一番话以后，便下令他的军队和培列提美一同出发了。这不过是作为 出征的一个口实罢了。但是在我看来，这支军队是派出去征服利比亚的。因 为利比亚人的部落有许多并且是多种多样的，虽然其中有一些是国王的臣 民，但他们的较大的一部分却是根本不把大流士放到眼里的。

    (168)至于居住在利比亚的各部落的生活情况则是这样的。先以埃及为起 点，则住得最近的是阿杜尔玛奇达伊人。他们的风俗习惯大部分是和埃及人 相似的，但是他们的衣服却和其他利比亚人相同。他们的妇女在两腿上戴着 青铜圈，他们的头发是长的，他们每人拿自己身上的虱子，用嘴咬死以后再抛掉。利比亚人当中只有他们这样做，也只有他们把所有行将结婚的少女 给国王看，只要国王喜欢的话，他可以占有她们随便任何人的处女之身(或指初夜权)。这些阿杜尔玛奇达伊人住在从埃及到一个称为普律诺司 港的港口地方。

    (169)接在他们后面的是吉里伽玛伊人，他们占居西部的地区直到阿普罗 狄西阿司岛的地方。库列涅人所殖民的普拉铁阿岛就是在这一段地区的海岸 之外的，而在大陆上则有称为美涅拉欧司的海港和库列涅人所曾居住过的那 个阿吉利司。昔尔披昂草的产区以此为起点，它是从普拉铁阿岛直到叙尔提 斯河河口的。这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和其他民族是相同的。

    (170)接在吉里伽玛伊人以西的民族是阿司布司塔依人，他们居住在库列 涅的内地，而没有到达海岸，因为那里是库列涅人的地区了。在利比亚人当 中，他们是最多驾驶四马马车的民族。他们的习俗大体上都是模仿库列涅人 的。

    (171)在阿司布司塔依人以西的是阿乌司奇撒伊人。他们住在巴尔卡的内 地，但是他们在埃乌埃司佩里戴司附近的地方临海。在阿乌司奇撒伊人的地 区的中心，住着一个称为巴卡列司的小部落，他们的土地在巴尔卡的一个城 市塔乌奇拉的地方临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在库列涅内地的居民相同。

    (172)阿乌司奇撒伊人以西的是纳撒摩涅司人，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部 落。他们在夏天的时候把自己的牲畜留在海边而上行到称为奥吉拉的地方去 采集枣椰子的果实，这种树木在那里生长得又多又大，而且又都是结果子的。 他们又捕捉蝗虫，蝗虫捉到后放在太阳下晒干、研碎，然后撒到奶里欲用。 他们的习惯是每个男子都有许多妻子，他们和妇女又是杂交的，就和玛撒该 塔伊人的情形一样。他们把一个棒子放在居室的门前，然后即性交。当一个 纳撒摩涅司的男子第一次结婚时，在第一夜里新娘必须按照习惯和所有的来 宾依次性交。而每一个男子在和她性交之后，便把从家中带来的礼物送给她。 至于他们的发誓和占卜的方式，则他们是把他们的手放在他们中间号称最公 正和最优秀的人物的坟墓上面，他们是凭着这些人的名字发誓的。他们的占 卜方式是他们到他们祖先的坟墓那里去，在那里祈祷之后，便倒下来睡觉， 而以他们所作的不管什么梦作为神托。当他们相互保证信谊的时候，他俩是 相互用自己的手来饮对方，如果没有饮料的话，他们便从地上把土捧起来用 舌头来舔。

    (173)和纳撒摩涅司人相邻的是普叙洛伊人，他们是由于下述的情况而灭 了种的。不断刮来的南风把他们用来貯水的一切水池全都吹干了。结果在叙 尔提斯境内他们的全部领土，都没有水了。因此普叙洛伊人便大家商议并一 致同意向南风的方面进击(我是按照利比亚人的传说叙述的)，因此在他们进 入沙漠地带的时候，一阵强烈的南风把他们埋掉了。于是他们便全部死掉了， 纳撒摩涅司人占有了他们的国士。

    (174)在这些人南部的内地，伽拉曼铁司人居住在野兽出没的地区。 他们避免被人们看见和与人们交往，他们既无武器，也不知道如何保卫 他们自己。

    (175)这些人居住在纳撒摩涅司人的内地，在西方相邻的沿海地带则是玛 卡伊人的地区。这种人把他们的头发剃成一块，留在他们的头顶上长着，两 边的头发则全部剃掉。他们在战争中所携带的盾牌是鸵鸟皮制成的。奇努普 司河发源于一座名为卡里铁司的小山，流经他们的国土入海。这座小山上面 长着葱郁的树林，但我所提到的利比亚的其他地区却都是不毛之地；它离海 是二百斯塔迪昂远。

    (176)和玛卡伊人相邻接的是金达涅司人，他们那里的每一个妇女都带着 许多皮制的踝坏，因为据说她只要和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她便戴上这样一 个皮踝环。戴得最多的也就是最有声望的，因为爱她的人是最多的。

    (177)从金达涅司人的地方向海突出一个地岬。在这上面住着洛托帕哥伊人(食莲族)，因为他们的唯一食品就是莲子。莲子的大小和乳 香树的浆果差不多，它有枣椰子那样的甜味：洛托帕哥伊人不单吃它，还用 它来造酒。

    (178)邻接着他们，在沿海的地方则是玛科律埃司人，他们也以莲为食， 但不如上述洛托帕哥伊人用得那样多。他们的国土一直伸展到一条称为妥里 通河的大河，这条大河注入一个妥里托尼司大湖，大湖里有一个普拉岛。据 说拉凯戴孟人曾遵照神托的话，在这个岛上建立了一个居民地。

    (179)还有人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据说当人们在佩里洪山的山脚下造好 了阿尔哥号船的时候，雅孙在船上载运了一百头牺牲用牛，此外又把一个青 铜三脚架放了上去，然后便出发瓮航伯罗奔尼撒，以便可以到达戴尔波伊。 但是途中他在玛列亚附近的海面上航行的时候，一阵北风袭来，把他带到利 比亚去，而在他能够发现陆地之前，他便到达了妥利托尼司湖的浅滩。在那 里，正当他还不能找到出路的时候，传说妥利通向他显现并命令雅孙把三脚 架给他，这样便答应他把海峡指点给水手们并安全地把他们送上航程。雅孙 按照他的吩咐做了，于是妥利通便指给他们离开浅滩的出路并把三脚架放到 自己的神殿里面。他在三脚架上一坐便作了预言，而把全部情况告诉了雅孙 和他的同伴们：这就是，当阿尔哥号的水手们的任何后裔要把这个三脚架拿 走的时候，那就必得在妥利托尼司湖的岸上建立一百座希腊城市。据说当地 的利比亚人在听到了这话之后，就把三脚架给藏起来了。

    (180)邻接着玛科律埃司人的是欧赛埃司人：他们和玛科律埃司人中间隔 着一条妥里通河，他们住在妥里托尼司湖的岸上。玛科律埃司人把长发留在 头的后面，但欧赛埃司人则是留在前面。他们对雅典娜神每年举行一次祝祭， 在祝祭的时候，他们的少女分成两队，相互用石头和木棒交战，据他们说这 样做是遵照他们祖先的方式来崇敬当地的那个我们称之为雅典娜的女神。因 伤致死的少女则被称为假处女。在女孩子们开始交战之前，全体人民总是先 把最漂亮的女孩子选出来，给她戴上科林斯的头盔和穿上希腊的全幅甲胄， 然后使她登上战车，在整个湖岸上奔行。在希腊人住到他们的近旁来之前， 他们用什么武器装备他们的女孩子我说不清楚，但是我认为这武器是埃及 的，因为我以为希腊的盾和头盔都是从埃及来的。至于雅典娜，则他们说， 她是波赛东和妥里托尼司湖的女儿，而由于某种原因和父亲闹翻了，于是她 便投到宙斯那里去，宙斯于是收留她为自己的女儿。他们的传说的内容就是 这样。那里的男女之间是乱婚的。他们并不是夫妻同居，而是象牲畜那样地交媾。当一个妇女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便给带到每三个月集会一次的男子 们那里去，而这个孩子便算做是和他最相象的那个男子的儿子。

    (181)我现在所谈的是居住在海岸地带的全体游牧的利比亚人。从这些人 居住的地区深入内地，则是利比亚的那片野兽出没的地区了，再过去这片野 兽出没的地区，则是一条形成丘陵的沙漠地带，这一地带从埃及的底比斯一 直伸展到海拉克列斯柱的地方。沿着这一条沙丘地带每走十天，就会看到堆 得象小山一样的极多的大盐块。在每一座小山的山顶上都有又甜又凉的泉水 从盐块中间喷射出来；在沙漠最远处和远在野兽出没的地区内地的人们住在 它的周边。从底比斯开始，经过十天的路程，首先就是阿蒙人，他们的神殿 是崇拜底比斯的宙斯的；因为我已经说过，底比斯的宙斯神像是有一个山羊 的头的。此外，他们另有一个水泉，这个水泉在黎明时是温的，在市场上正 热闹的时候凉一些，正午的时候非常凉；而他们便用这时候的水浇他们的园 子。从正午之后，凉度也随之渐减，直到日落之际水再复温时为止。此后它 就变得越来越热，一直到午夜，那时它竟会沸腾起来；在午夜之后直到黎明， 它就又越来越凉了。这个泉被称为太阳泉。

    (182)从阿蒙人的地方沿着沙丘地带再走十天，就会遇到和阿蒙人那里相 同的一个小盐山与水泉，而人也就住在那里。这个地方称为奥吉拉。纳撒摩 涅司人通常就是到这里来采集枣椰子的果实的。

    (183)从奥吉拉再走十天，又和其他地方一样，可以遇到一座小盐山和水 泉以及许多生产果实的枣椰子树；住在那里的人称为伽拉曼铁司人，这是一 个极大的民族。他们在他们铺在盐上面的土壤里播种。从这里向洛托帕哥伊 的国土有一条最短的道路，这是三十天的路程。在伽拉曼铁司人那里有一种 吃草时向后退的牛，这样做的理由是它们的角向前屈，因此它们在吃草的时 候便向后退，而不能向前走，因为向前走牛角就会插到地里去。在所有其他 方面，它们和其他的牛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它们的皮较厚，较粗硬而已。 这些伽拉曼铁司人乘着四马的战车追击穴居的埃西欧匹亚人：因为埃西欧匹 亚的穴居人是比我们听到故事中所提到的任何人都要跑得快。他们是以蛇和 蜥蜴以及诸如此类的爬行动物为食的。他们的语言和世界上任何人的语言都 不同；它是和蝙蝠的叫声差不多的。

    (184)从伽拉曼铁司人的地方再走十天，又会遇到盐山和水，在那周边住 着的人叫做阿塔兰铁司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没有名字的人们。因 为他们的全体居民都叫做阿塔兰铁司，但是没有一个人有自己的名字。当太 阳光高高升到天上去的时候，这些人便咒诅并用极其粗野的话骂它，因为太 阳的灼热使他们的人民和土地备受痛苦。再过去十天的路程之后，便又有一 个盐山和水，而且有人居住在那里。在这盐山的附近有一个叫做阿特拉斯的 山，这个山的形状是细长的，四面是圆的：而据说它是这样地高以致人们看 不到它的山峰，因为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总是有云环绕在山峰的四周。当地 的人则称它为天柱。这些人从这个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即阿特兰铁司人。 据说他们是不吃活物的，而且在睡觉的时候是不作梦的。

    (185)我知道并且可以说出住在丘陵地带上直到阿特兰铁司人那里的所 有民族的名字，但再过去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个丘陵地带一直 伸展到海拉克列斯柱和它的那一面。在这个丘陵地带上，每行十日便有一个 盐矿，并有人住在那里。他们的房屋都是用盐块筑成的，这里也就是利比亚 的不下雨的部分，因为用盐筑成的墙壁如果有雨的话是站不住的。从矿里开 出来的盐是白色和紫色的。在这一地带的那一面，即利比亚的南部和内地的 部分则是沙漠和无水地带：那里没有野兽，没有雨，没有树林，这个地区是 完全没有湿润的东西的。

    (186)因此从埃及到妥里托尼司湖的利比亚人，都是吃肉饮乳的游牧民 族。由于埃及人所说的同样理由，他们是完全不吃牛肉的；而且他们也不养 猪。库列涅的妇女也认为吃牛肉是不对的，这是因为他们对埃及的伊西司表 示尊敬的缘故。他们甚至为了这位女神断食和举行祝祭。巴尔卡的妇女则不 单是不吃牝牛，她们连猪也不吃。

    (187)这一地区的情况便有如上述。但是在妥里托尼司湖以西，利比亚人 便不是游牧民族了。他们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他们对待他们的孩子的方式 也和游牧民族通常对待孩子的方式不同。因为许多利比亚游牧民族的习惯， 虽然我不能确说是否全体利比亚人的习惯，是当他们的孩子到四岁的时候， 他们便用羊毛脂来灸这些孩子头顶上的血管，有时则是灸太阳穴上的血管。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孩子在日后不致被那从头上流下来的体液所害。他们说 这样做会使他们的孩子十分健康。实际上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都不如利比亚 人那样健康。但是我不能确切说出，是不是由于这种做法的缘故。但他们确 是极其健康的。当孩子被灸痛而全身抽动的时候，利比亚人找到了一个治疗 办法，这就是把山羊尿洒到孩子的身上去，这样就可以把孩子们治好了。这 是利比亚人他们自己说的。

    (188)游牧民族的奉献牺牲的方式是先从牺牲的耳朵上切下一块来作为 初献，并把切下来的这一块抛到房屋上去。在这之后，他们才扭折牺牲的颈 部。他们只向太阳和月亮奉献牺牲，这就是说，全体利比亚人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妥里托尼司湖岸上的居民主要地却只向雅典娜奉献牺牲，其次才是妥里 通和波赛东两个神。

    (189)看来雅典娜的神像所穿的衣服和埃吉司短衣是希腊人从利比亚妇 女那里学来的。因为除去利比亚妇女的衣服是皮子制的而她们那山羊皮的埃 吉司短衣的穗子不是蛇而是革纽之外，在所有其他方面她们的衣饰都是相同 的。而且这个名称的本身便证明，帕拉司·雅典娜神像的衣服是从利比亚来 的。因为利比亚的妇女在她们的衣服上面披着用茜草染色的、没有毛但是有 穗的山羊皮，称为埃盖阿，而希腊人则把这种羊皮衣服的名称改为埃吉司。 此外，我以为在举行祭礼时的喊声最初也是从利比亚来的：因为那里的妇女 就是喊得非常动听的。而且驾驶四马战车的办法，希腊人也是从利比亚人那 里学来的。

    (190)除去纳撒摩涅司人之外，游牧民是用和希腊相同的办法来埋葬死者 的。他们用坐着的姿式来埋葬死者，因此他们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 坐看而不是仰卧着。他们的房屋是用日光兰的萃编缠在苇子上面造成的，这 种房屋可以搬到各处去。利比亚人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

    (191)在妥里通河以西的地方，紧接着欧赛埃司人的则是耕种田地并且有 自己的房屋的利比亚人的国土，他们被称为玛克叙埃司人。他们在他们头部 的右侧蓄发，却把左侧剃掉，此外他们还把他们的身体染成朱红色。他们自 称是特洛伊的人们的后裔。他们的国土和利比亚西部的其他地方比起游牧民 族的地区来野兽要多得多，森林也比较多。游牧民所居住的利比亚东部地区， 直到妥里通河的地方，是低地和沙质地。但是在这以西的地方，即农耕者所 居住的地方却有极多的山和森林，并且有许多野兽出没。在那个地方有巨蟒 和狮子，有象，有熊和毒蛇，有长着角的驴子，有狗头人，有象利比亚人所 说的没有脑袋但是眼睛长在胸部的人，有男的和女的野人，此外还有许多并 不出奇的生物。

    (192)但是在游牧者的地区，这些东西都是一样也没有。不过有另外一些 东西，比如佩伽尔戈司羚羊(白尾羚羊)、多尔卡司羚羊（瞪羚）、布巴利司 羚羊（狷羚），没有角但被称为不饮水的驴子(而它们确实是不喝水的)，欧律司大羚 羊，这种羚羊的角用来制造竖琴的架子，狐狸、鬣狗、豪猪、野羊、狄克图 埃司、豺、豹、波律埃司、三佩巨斯长和蜥蜴很象的陆上鳄鱼和鸵鸟以及一 只角的小蛇；所有这些动物都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有的兽类之外的动物，只有 鹿和野猪是例外。这两种动物是全部利比亚任何地方也没有的。在这个地方 有三种老鼠，一种是双足凤，一种是吉格里厄司鼠(这种老鼠的名称是利比亚 语，在希腊语中是山的意思)，还有一种则是刺猬了。在生长着昔尔披昂草的 地带还发现有伶鼬，这里的伶鼬和塔尔提索斯地方的伶鼬非常相似。游牧民 的地区中的野兽是这样地多，我们如不尽力调查，是不能知道它们的底细的。

    (193)和利比亚地方玛克叙埃司人相邻的则是撒乌埃凯司人，他们的妇女 是驱着战车去作战的。

    (194)邻接着这些人则是顧藏铁司人，他们那里的蜂蜜很多，据说人工制 造的蜜则更多。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用朱红色涂抹自己的身体，他们吃在 他们山中有很多的猿猴。

    (195)迦太基人说，在他们的海岸之外，有一个二百斯塔迪昂长但是很窄 的岛，叫做库劳伊司岛。从大陆上有一航路通到那里去；岛上到处都长着橄 榄树和葡萄树。据说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湖，当地的少女便用涂着沥青的羽毛 从这个湖的泥里挖掘金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实有其事。我只是把人们传说 的写下来而已。不过，所有的事情都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就亲眼看见在 札昆托斯地方人们从一个水他的水中取沥青。那里的水池是有很多的，其中 最大的长宽各有七十尺，而深则有二欧尔巨阿。他们把尖端系着桃金娘的枝 子的竿子插到池子里面去，然后用这桃金娘的枝子把沥青沾上来，沥青的气 味和阿斯帕尔托司差不多，不过在其他方面，这里的沥青是比披埃里亚的沥 青要好的。然后他们把沥青倾倒到他们在池子近旁所挖掘的坑里去，而当那 里积存了很多的沥青时候，他们就从那个坑再把沥青装满在容器里。凡是掉 到池子里去的东西，都会从地下面带走并重新出现在离池子大约有四斯塔迪 昂远的海里。因此，从利比亚海岸地带的岛上来的这个说法好象是真的。

    (196)伽太基人还说了另外的一个故事。他们说，利比亚有这样一个地 方，那里的人是住在海拉克列斯柱的外面的，他们到达了这个地方并卸下了 他们的货物，而在他们沿着海岸把货物陈列停妥之后，便登上了船，点起了 有烟的火。当地的人民看到了烟便到海边来，他们放下了换取货物的黄金，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开。于是迦太基人便下船，检查黄金；如果他们觉得黄 金的数量对他们的货物来说价格公平的话，他们便收下黄金，走他们的道路； 如果觉得不公平的话，他们便再到船上去等着，而那里的人们便回来把更多 的黄金加上去直到船上的人满意时为止。据说在这件事上双方是互不欺骗 的。伽太基直到黄金和他们的货物价值相等时才去取黄金，而那里的人也只 有在船上的人取走了黄金的时候才去动货物。

    (197)这便是我们可以举出名字来的全体利比亚人，而他们的国王在那个 时代大都是根本不把美地亚人的国王放到眼里的，而在现在他们仍然是这个 样子。因此我江要说一点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据我们所知道的，正是有四 个民族住在那里，两个民族是土著的，两个不是。利比亚北部的利比亚人和 它的南部的埃西欧匹亚人是土著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则是后来才迁到那里 去住的。

    (198)在我看来，利比亚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优点足以与亚细亚或欧 罗巴相比，例外的只有一个和当地的河流奇努普司同名的地区。这个地区和 世界上最肥沃的产谷地区相比都毫无逊色，它和利比亚其余的地区也是完全 不同的。因为这里的土壤是黑色的，受到泉水的良好灌溉，不怕旱，又不会 因暴雨而变涝；原来在利比亚的这一部分是有雨的。那里的谷物产量和已比 伦地方相同。埃乌埃司佩里塔伊人居住的土地也是好的，它最多的时候收获 量达种子的一百倍。但是奇努普司人地区土地的收获量则高达种子的三百倍。

    (199)库列涅地区是利比亚的最高的部分，游牧者便是住在这里的，这一 地区极其令人惊叹的地方是它有三个收获的季节。首先在海岸上，地上生长 的果实成熟到可以收割和摘取的地步；当这些水果采集完毕的时候，海岸再 向上的中间地区，即他们称为山区的地方又成熟到收割的时候了：而在中间 地区刚刚收割完毕之后，最高的地方的庄稼又熟了。因此在大地上最早收获 的谷物已经作为食物和饮料消费完了的时候，最后的庄稼也就接上了。这样 看来，库列涅人便有了一个长达八个月的收获期。关于这些事情，我就谈到 这里为止了。

    (200)现在当阿律安戴司从埃及派出去为培列提美报仇的波斯军到达巴 尔卡的时候（接本卷第一六七节），他们便包围了这座城，要求引渡对杀死阿尔凯西拉欧司这件事 有责任的那些人：但是巴尔卡人的全体都参予了这件事情，因此他们不同意 投降。于是波斯人便把巴尔卡包围了九个月，他们挖掘通向城墙的地道并且 进行猛烈的袭击。但是这个坑道却给一个锻冶匠用一只青铜盾给发觉了，下 面说一说他是如何发觉的：他带着盾牌顺着城墙的内部巡视，用它来敲击城 内的土地。所有其他的地方在敲击的时候发生纯音，但是在有地道的地方， 青铜盾发生响亮的声音。巴尔卡人在这里对看它挖了一个逆行的地道并把在 那里挖地的波斯人杀死了。地道便这样地被发觉了，而袭击也便被巴尔卡市 民击退了。

    (201)许多时间消耗过去，双方都有许多阵亡的人，而波斯的这一方面阵 亡的人丝毫不少于对方，于是统率陆军的阿玛西斯便想出了这样一个计策， 因为他看出来，巴尔卡虽不能用武力攻克，却是能够用巧计攻克的。他在夜 里挖掘一个很宽的壕沟并在上面搭看薄薄的木板，木板上他再盖上一层和地 面一样平的土。然后，到白天的时候，他便请巴尔卡人和他谈判，巴尔卡人 立刻同意了。终于大家达成了和议。协议是这样达成的：他们站在掩盖住的 壕沟上，相互起誓说在他们所站立的土地不改变的时候，他们将永会遵守誓 约。巴尔卡人答应给国王相当数目的金额，波斯人则保证不再加害于巴尔卡 人。在立了严肃的誓约以后，相信了这件事并打开了他们的全部城门的市民 自己从城里出来并且容许他们所有愿意进城的敌人进城去。但是波斯人却毁 坏了暗桥而涌到城里去。他们毁了他们所造的暗桥，这样他们便可以不致背 弃他们对巴尔卡人的誓约，这就是：在土地原封不动的时候，这个条约永远 有效。但如果他们毁坏了暗桥的话，这个条约便不再生效了。

    (202)当巴尔卡人被波斯人引渡给培列提美的时候，她便把巴尔卡人中间 的那些首犯沿着城墙上面——处以磔刑。他们的妇女的乳房都被割去，同样给放置在城墙上。至于其他的巴尔卡人，则她嘱告波斯人把他们作为战利品 带走，例外的只有巴托司家的人们和那些没有参加屠杀的人们。于是她便把全城交到这些人的手里来管理了。

    (203)波斯人便这样地奴役了其余的巴尔卡人并回师了。当他们来到库列 涅市的时候，库列涅人允许他们穿过自己的城市，为了是使一次的神托应验。 在军队穿过的时候，海军的统帅巴德列斯主张攻取这个城市，担陆军的统帅 阿玛西斯却不同意，他说他是奉派出来征服巴尔卡，而不是其他希腊城市的。 结果，他们穿过了库列涅并且驻扎在律凯欧司·宙斯的山上。他们到那里才 后悔没有攻取这个城市并试图再进入这个城市，但是库列涅人不许他们进来 了。可是，虽然没有任何人攻击波斯人，但是波斯人却突然害起怕来，于是 他们便逃到一个离那里有六十斯培迪昂的地方去并在那里扎了营。正当大军 驻屯在那里的时候，从阿律安戴司那里来了一名使者命令他们回去。波斯人 向库列涅人请求并且得到了他们进军时的粮草，而在他们得到之后，便离开 到埃及去了；但是在那之后，他们却落到了利比亚人的手里，利比亚人为了 取得他们的衣服和装具而把他们军队中迟缓的和掉队的都给杀死了，直到他 们终于到达埃及的时候。

    (204)这支波斯军队在利比亚所走到的最远的地方是埃乌埃司佩里戴司 城，再远的地方便没有去过了。至于他们俘虏为奴隶的巴尔卡人，他们从埃 及把他们放逐出去并使他们到国王那里去，而大流士便把巴克妥利亚这个城 市给他们来居住。他们便把这座城称为巴尔卡，而直到我的这个时候，巴克 妥利亚的这个城市还是有人居住的。

    (205)但是培列提美她的下场也并不是圆满的。原来在她为自己对巴尔卡 人进行了报复并迈回埃及之后，她立刻便很惨地死去了。她的身体溃烂并生 了蛆。看来神对于进行过份苛酷的报复的人，也是非常忌恨的。说起来，巴 托司的女儿培列提美对于巴尔卡人所进行的上述的报复就是这样残酷无情 的。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IX-LXXI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Part I.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 Temporal Dominion Of The Popes. – Seditions Of The City. – Political Heresy Of Arnold Of Brescia. –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 The Senators. – Pride Of The Romans. – Their Wars. –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Election And Presence Of The Popes, Who Retire To Avignon. – The Jubilee. – Noble Families Of Rome. – Feud Of The Colonna And Ursini.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our eye is invariably fixed on the royal city, which had given laws to the fairest portion of the globe. We contemplate her fortunes, at first with admiration, at length with pity, always with attention, and when that attention is diverted from the capital to the provinces, they are considered as so many branches which have been successively severed from the Imperial trunk. The foundation of a second Rome,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has compelled the historian to follow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our curiosity has been tempted to visit the most remot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sia,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long decay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y. By the conquest of Justinian, we have been recalled to the banks of the Tyber, to the deliverance of the ancient metropolis; but that deliverance was a change, or perhaps an aggravation, of servitude. Rome had been already stripped of her trophies, her gods, and her Caesars; nor was the Gothic dominion more inglorious and oppressive than the tyranny of the Greeks. In the eigh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aera, a religious quarrel, the worship of images, provoked the Romans to assert their independence: their bishop became the temporal,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father of a free people; and of the Western empire, which was restored by Charlemagne, the title and image still decorate the singular constitution of modern Germany. The name of Rome must yet command our involuntary respect: the climate (whatsoever may be its influence) was no longer the same: ^1 the purity of blood had been contaminated through a thousand channels; but the venerable aspect of her ruins, and the memory of past greatness, rekindled a spark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exhibits some scenes not unworthy of our notice. Nor shall I dismiss the present work till I have reviewed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the Roman City, which acquiesced under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the popes,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enslaved by the Turkish arms.

    [Footnote 1: The abbe Dubos, who, with less genius than his successor Montesquieu, has asserted and magnified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bjects to himself the degeneracy of the Romans and Batavians. To the first of these examples he replies, 1. That the change is less real than apparent, and that the modern Romans prudently conceal in themselves the virtues of their ancestors. 2. That the air, the soil, and the climate of Rome have suffered a great and visible alteration, (Reflexion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 part ii. sect. 16.)

    Note: This question is discussed at considerable length in Dr. Arnold’s History of Rome, ch. xxiii. See likewise Bunsen’s Dissertation on the Aria Cattiva Roms Beschreibung, pp. 82, 108. – M.]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lfth century, ^2 the aera of the first crusade, Rome was revered by the Latins,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world, as the throne of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who, from the eternal city, derived their title, their honors, and the right or exercise of temporal dominion. After so long an interruption, it may not be useless to repeat that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the Othos were chosen beyond the Rhine in a national diet; but that these princes were content with the humble names of kings of Germany and Italy, till they had passed the Alps and the Apennine, to seek their Imperial crown on the banks of the Tyber. ^3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city, their approach was saluted by a long procession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ith palms and crosses; and the terrific emblems of wolves and lions, of dragons and eagles, that floated in the military banners, represented the departed legions and cohorts of the republic. The royal path to maintain the liberties of Rome was thrice reiterated, at the bridge, the gate, and on the stairs of the Vatica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 customary donative feebly imitate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first Caesars.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the coronation was performed by his successor: the voice of God was confounded with that of the people; and the public consent was declared in the acclamations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our lord the pope!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our lord the emperor!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the Roman and Teutonic armies!” ^4 The names of Caesar and Augustus, the laws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the example of Charlemagne and Otho, established the supreme dominion of the emperors: their title and image was engraved on the papal coins; ^5 and their jurisdiction was marked by the sword of justice, which they delivered to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But every Roman prejudice was awakened by the name, the language, and the manners, of a Barbarian lord. The Caesars of Saxony or Franconia were the chiefs of a feudal aristocracy; nor could they exercise the discipline of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which alone secures the obedience of a distant people, impatient of servitude, though perhaps incapable of freedom. Once, and once only, in his life, each emperor, with an army of Teutonic vassals,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I have described the peaceful order of his entry and coronation; but that order was commonly disturbed by the clamor and sedition of the Romans, who encountered their sovereign as a foreign invader: his departure was always speedy, and often shameful;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long reign, his authority was insulted, and his name was forgotten. The progress of independence in Germany and Italy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mperial sovereignty, and the triumph of the popes was the deliverance of Rome.

    [Footnote 2: The reader has been so long absent from Rome, that I would advise him to recollect or review the xlixth chapter of this History.] [Footnote 3: The coronation of the German emperors at Rome, more especially in the xith century, is best represented from the original monuments by Muratori (Antiquitat. Italiae Medii Aevi, tom. i. dissertat. ii. p. 99, &c.) and Cenni, (Monument. Domin. Pontif. tom. ii. diss. vi. p. 261,) the latter of whom I only know from the copious extract of Schmidt, (Hist. des Allemands tom. iii. p. 255 – 266.)]

    [Footnote 4: Exercitui Romano et Teutonico! The latter was both seen and felt; but the former was no more than magni nominis umbra.] [Footnote 5: Muratori has given the series of the papal coins, (Antiquitat. tom. ii. diss. xxvii. p. 548 – 554.) He finds only two more early than the year 800: fifty are still extant from Leo III. to Leo IX.,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none remain of Gregory VII. or Urban II.; but in those of Paschal II. he seems to have renounced this badge of dependence.]

    Of her two sovereigns, the emperor had precariously reigned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but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was founded on the soft, though more solid, basis of opinion and habit. The removal of a foreign influence restored and endeared the shepherd to his flock. Instead of the arbitrary or venal nomination of a German court, the vicar of Christ was freely chosen by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most of whom were either natives or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The applause of the magistrates and people confirmed his election,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 that was obeyed in Sweden and Britain had been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the suffrage of the Romans. The same suffrage gave a prince, as well as a pontiff, to the capital. It was universally believed, that Constantine had invested the popes with the temporal dominion of Rome; and the boldest civilians, the most profane skeptics, were satisfied with disputing the right of the emperor and the validity of his gift. The truth of the fact,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donation,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ignorance and tradition of four centuries; and the fabulous origin was lost in the real and permanent effects. The name of Dominus or Lord was inscribed on the coin of the bishops: their title was acknowledged by acclamations and oaths of allegiance, and with the free, or reluctant, consent of the German Caesars, they had long exercised a supreme or subordinat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ity and patrimony of St. Peter. The reign of the popes, which gratified the prejudices,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berties, of Rome; and a more critical inquiry would have revealed a still nobler source of their power; the gratitude of a nation, whom they had rescued from the heresy and oppression of the Greek tyrant. In an age of superstition,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union of the royal and sacerdotal characters would mutually fortify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keys of Paradise would be the surest pledge of earthly obedience. The sanctity of the office might indeed be degraded by the personal vices of the man. But the scandals of the tenth century were obliterated by the austere and more dangerous virtue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and his successors; and in the ambitious contests which they maintained for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ir sufferings or their success must equally tend to increase the popular veneration. They sometimes wandered in poverty and exile, the victims of persecution; and the apostolic zeal with which they offered themselves to martyrdom must engage the favor and sympathy of every Catholic breast. And sometimes, thundering from the Vatican, they created, judged, and deposed the kings of the world; nor could the proudest Roman be disgraced by submitting to a priest, whose feet were kissed, and whose stirrup was held, by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6 Even the temporal interest of the city should have protected in peace and honor the residence of the popes; from whence a vain and lazy people deri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riches.

    The fixed revenue of the popes was probably impaired; many of the old patrimonial estates, both in Italy and the provinces, had been invaded by sacrilegious hands; nor could the loss be compensated by the claim, rather tha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re ample gifts of Pepin and his descendants. But the Vatican and Capitol were nourished by the incessant and increasing swarms of pilgrims and suppliants: the pale of Christianity was enlarged, and the pope and cardinal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judgment of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causes. A new jurisprudence had established in the Latin church the right and practice of appeals; ^7 and from the North and West the bishops and abbots were invited or summoned to solicit, to complain, to accuse, or to justify, before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A rare prodigy is once recorded, that two horses, belonging to the archbishops of Mentz and Cologne, repassed the Alps, yet laden with gold and silver: ^8 but it was soon understood, that the success, both of the pilgrims and clients, depended much less on the justice of their cause than on the value of their offering. The wealth and piety of these strangers were ostentatiously displayed; and their expenses, sacred or profane, circulated in various channels for the emolument of the Romans.

    [Footnote 6: See Ducange, Glos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 tom. vi. p. 364, 365, Staffa. This homage was paid by kings to archbishops, and by vassals to their lords, (Schmidt, tom. iii. p. 262;) and it was the nicest policy of Rome to confound the marks of filial and of feudal subjection]

    [Footnote 7: The appeals from all the churches to the Roman pontiff are deplored by the zeal of St. Bernard (de Consideratione, l. iii. tom. ii. p. 431 – 442, edit. Mabillon, Venet. 1750) and the judgment of Fleury, (Discours sur l’Hist. Ecclesiastique, iv. et vii.) But the saint, who believed in the false decretals condemns only the abuse of these appeals; the more enlightened historian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and rejects the principles, of this new jurisprudence.]

    [Footnote 8: Germanici . . . . summarii non levatis sarcinis onusti nihilominus repatriant inviti. Nova res! quando hactenus aurum Roma refudit? Et nunc Romanorum consilio id usurpatum non credimus, (Bernard, de Consideratione, l. iii. c. 3, p. 437.) The first words of the passage are obscure, and probably corrupt.]

    Such powerful motives should have firmly attached the voluntary and pious obed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to their spiritual and temporal father. But the operation of prejudice and interest is often disturbed by the sallies of ungovernable passion. The Indian who fells the tree, that he may gather the fruit, ^9 and the Arab who plunders the caravans of commerce, are actuated by the same impulse of savage nature, which overlooks the future in the present, and relinquishes for momentary rapine the long and secure possess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blessings. And it was thus, that the shrine of St. Peter was profaned by the thoughtless Romans; who pillaged the offerings, and wounded the pilgrims, without computing the number and value of similar visits, which they prevented by their inhospitable sacrilege. Even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is fluctuating and precarious; and the slave, whose reason is subdued, will often be delivered by his avarice or pride. A credulous devotion for the fables and oracles of the priesthood most powerfully acts on the mind of a Barbarian; yet such a mind is the least capable of preferring imagination to sense, of sacrificing to a distant motive, to an invisible, perhaps an ideal, object, the appetites and interests of the present world. In the vigor of health and youth, his practice will perpetually contradict his belief; till the pressure of age, or sickness, or calamity, awakens his terrors, and compels him to satisfy the double debt of piety and remorse.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that the modern times of religious indifference are the most favorable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clergy. Under the reign of superstition, they had much to hope from the ignorance, and much to fear from the violence, of mankind. The wealth, whose constant increase must have rendered them the sole proprietors of the earth, was alternately bestowed by the repentant father and plundered by the rapacious son: their persons were adored or violated; and the same idol, by the hands of the same votaries, was placed on the altar, or trampled in the dust. In the feudal system of Europe, arms were the title of distinction and the measure of allegiance; and amidst their tumult, the still voice of law and reason was seldom heard or obeyed. The turbulent Romans disdained the yoke, and insulted the impotence, of their bishop: ^10 nor would his education or character allow him to exercise, with decency or effect, the power of the sword. The motives of his election and the frailties of his life were exposed to their familiar observation; and proximity must diminish the reverence which his name and his decrees impressed on a barbarous world. This difference has not escaped the notice of our philosophic historian: “Though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the court of Rome were so terrible in the remote countries of Europe, which were sunk in profound ignorance, and were entirely unacquainted with its character and conduct, the pope was so little revered at home, that his inveterate enemies surrounded the gates of Rome itself, and even controlled his government in that city; and the ambassadors, who, from a distant extremity of Europe, carried to him the humble, or rather abject, submissions of the greatest potentate of the age, found the utmost difficulty to make their way to him, and to throw themselves at his feet.” ^11

    [Footnote 9: Quand les sauvages de la Louisiane veulent avoir du fruit, ils coupent l’arbre au pied et cueillent le fruit. Voila le gouvernement despotique, (Esprit des Loix, l. v. c. 13;) and passion and ignorance are always despotic.]

    [Footnote 10: In a free conversation with his countryman Adrian IV., John of Salisbury accuses the avarice of the pope and clergy: Provinciarum diripiunt spolia, ac si thesauros Croesi studeant reparare. Sed recte cum eis agit Altissimus, quoniam et ipsi aliis et saepe vilissimis hominibus dati sunt in direptionem, (de Nugis Curialium, l. vi. c. 24, p. 387.) In the next page, he blames the rashness and infidelity of the Romans, whom their bishops vainly strove to conciliate by gifts, instead of virtues. It is pity that this miscellaneous writer has not given us less morality and erudition, and more pictures of himself and the times.]

    [Footnote 11: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 p. 419. The same writer has given us, from Fitz-Stephen, a singular act of cruelty perpetrated on the clergy by Geoffrey, the father of Henry II. “When he was master of Normandy, the chapter of Seez presumed, without his consent, to proceed to the election of a bishop: upon which he ordered all of them, with the bishop elect, to be castrated, and made all their testicles be brought him in a platter.” Of the pain and danger they might justly complain; yet since they had vowed chastity he deprived them of a superfluous treasure.]

    Since the primitive times, the wealth of the popes was exposed to envy, their powers to opposition, and their persons to violence. But the long hostility of the mitre and the crown increased the numbers, and inflamed the passions, of their enemies. The deadly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so fatal to Italy, could never be embraced with truth or constancy by the Romans, the subjects and adversaries both of the bishop and emperor; but their support was solicited by both parties, and they alternately displayed in their banners the keys of St. Peter and the German eagle.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may be adored or detest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papal monarchy, was driven from Rome, and died in exile at Salerno. Six- and-thirty of his successors, ^12 till their retreat to Avignon, maintained an unequal contest with the Romans: their age and dignity were often violated; and the churches, in the solemn rites of religion, were polluted with sedition and murder. A repetition ^13 of such capricious brutality, without connection or design, would be tedious and disgusting; and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some event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hich re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popes and the city. On Holy Thursday, while Paschal officiated before the altar, he was interrupted by the clamors of the multitude, who imperiously demanded the confirmation of a favorite magistrate. His silence exasperated their fury; his pious refusal to mingle the affairs of earth and heaven was encountered with menaces, and oaths, that he should be the cause and the witness of the public ruin. During the festival of Easter, while the bishop and the clergy, barefooted and in procession, visited the tombs of the martyrs, they were twice assaulted, at the bridge of St. Angelo, and before the Capitol, with volleys of stones and darts. The houses of his adherents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Paschal escaped with difficulty and danger; he levied an army in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and his last days were embittered by suffering and inflicting the calamities of civil war. The scenes that followed the election of his successor Gelasius the Second were still more scandalous to the church and city. Cencio Frangipani, ^14 a potent and factious baron, burst into the assembly furious and in arms: the cardinals were stripped, beaten, and trampled under foot; and he seized, without pity or respect, the vicar of Christ by the throat. Gelasius was dragged by the hair along the ground, buffeted with blows, wounded with spurs, and bound with an iron chain in the house of his brutal tyrant. An insurrection of the people delivered their bishop: the rival families opposed the violence of the Frangipani; and Cencio, who sued for pardon, repented of the failure, rather than of the guilt, of his enterprise. Not many days had elapsed, when the pope was again assaulted at the altar. While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were engaged in a bloody contest, he escaped in his sacerdotal garments. In this unworthy flight, which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the Roman matrons, his attendants were scattered or unhorsed; and, in the fields behin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his successor was found alone and half dead with fear and fatigue. Shaking the dust from his feet, the apostle withdrew from a city in which his dignity was insulted and his person was endangered; and the vanity of sacerdotal ambition is revealed in the involuntary confession, that one emperor was more tolerable than twenty. ^15 These examples might suffice; but I cannot forget the sufferings of two pontiffs of the same age, the second and third of the name of Lucius. The former, as he ascended in battle array to assault the Capitol, was struck on the temple by a stone, and expired in a few days. The latter was severely wounded in the person of his servants. In a civil commotion, several of his priests had been made prisoners; and the inhuman Romans, reserving one as a guide for his brethren, put out their eyes, crowned them with ludicrous mitres, mounted them on asses with their faces towards the tail, and extorted an oath, that, in this wretched condition, they should offer themselves as a lesson to the head of the church. Hope or fear, lassitude or remorse, the characters of the men,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might sometimes obtain an interval of peace and obedience; and the pope was restored with joyful acclamations to the Lateran or Vatican, from whence he had been driven with threats and violence. But the root of mischief was deep and perennial; and a momentary calm wa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such tempests as had almost sunk the bark of St. Peter. Rome continually presented the aspect of war and discord: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were fortified and assaulted by the factions and families; and, after giving peace to Europe, Calistus the Second alone had resolution and power to prohibit the use of private arms in the metropolis. Among the nations who revered the apostolic throne, the tumults of Rome provoked a general indignation; and in a letter to his disciple Eugenius the Third, St. Bernard, with the sharpness of his wit and zeal, has stigmatized the vices of the rebellious people. ^16 “Who is ignorant,” says the monk of Clairvaux, “of the vanity and arrogance of the Romans? a nation nursed in sedition, untractable, and scorning to obey, unless they are too feeble to resist. When they promise to serve, they aspire to reign; if they swear allegiance, they watch the opportunity of revolt; yet they vent their discontent in loud clamors, if your doors, or your counsels, are shut against them. Dexterous in mischief, they have never learned the science of doing good. Odious to earth and heaven, impious to God, seditious among themselves, jealous of their neighbors, inhuman to strangers, they love no one, by no one are they beloved; and while they wish to inspire fear, they live in base and continual apprehension. They will not submit; they know not how to govern faithless to their superiors, intolerable to their equals, ungrateful to their benefactors, and alike impudent in their demands and their refusals. Lofty in promise, poor in execution; adulation and calumny, perfidy and treason, are the familiar arts of their policy.” Surely this dark portrait is not colored by the pencil of Christian charity; ^17 yet the features, however harsh or ugly, express a lively resemblance of the Roma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18 [Footnote 12: From Leo IX. and Gregory VII. an authentic and contemporary series of the lives of the popes by the cardinal of Arragon, Pandulphus Pisanus, Bernard Guido, &c., is inserted in the Italian Historians of Muratori, (tom. iii. P. i. p. 277 – 685,) and has been always before my eyes.] [Footnote 13: The dates of years int he in the contents may throughout his this chapter be understood as tacit references to the Annals of Muratori, my ordinary and excellent guide. He uses, and indeed quotes, with the freedom of a master, his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Italian Historians, in xxviii. volumes; and as that treasure is in my library, I have thought it an amusement, if not a duty, to consult the originals.]

    [Footnote 14: I cannot refrain from transcribing the high-colored words of Pandulphus Pisanus, (p. 384.) Hoc audiens inimicus pacis atque turbator jam fatus Centius Frajapane, more draconis immanissimi sibilans, et ab imis pectoribus trahens longa suspiria, accinctus retro gladio sine more cucurrit, valvas ac fores confregit. Ecclesiam furibundus introiit, inde custode remoto papam per gulam accepit, distraxit pugnis calcibusque percussit, et tanquam brutum animal intra limen ecclesiae acriter calcaribus cruentavit; et latro tantum dominum per capillos et brachia, Jesu bono interim dormiente, detraxit, ad domum usque deduxit, inibi catenavit et inclusit.]

    [Footnote 15: Ego coram Deo et Ecclesia dico, si unquam possibile esset, mallem unum imperatorem quam tot dominos, (Vit. Gelas. II. p. 398.)] [Footnote 16: Quid tam notum seculis quam protervia et cervicositas Romanorum? Gens insueta paci, tumultui assueta, gens immitis et intractabilis usque adhuc, subdi nescia, nisi cum non valet resistere, (de Considerat. l. iv. c. 2, p. 441.) The saint takes breath, and then begins again: Hi, invisi terrae et coelo, utrique injecere manus, &c., (p. 443.)]

    [Footnote 17: As a Roman citizen, Petrarch takes leave to observe, that Bernard, though a saint, was a man; that he might be provoked by resentment, and possibly repent of his hasty passion, &c.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330.)]

    [Footnote 18: Baronius, in his index to the xiith volume of his Annals, has found a fair and easy excuse. He makes two heads, of Romani Catholici and Schismatici: to the former he applies all the good, to the latter all the evil, that is told of the city.]

    The Jews had rejected the Christ when he appeared among them in a plebeian character; and the Romans might plead their ignorance of his vicar when he assumed the pomp and pride of a temporal sovereign. In the busy age of the crusades, some sparks of curiosity and reason were rekindled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heresy of Bulgaria, the Paulician sect, was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into the soil of Italy and France; the Gnostic visions were mingled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he gospel; and the enemies of the clergy reconciled their passions with their conscience, the desire of freedom with the profession of piety. ^19 The trumpet of Roman liberty was first sounded by Arnold of Brescia, ^20 whose promotion in the church was confined to the lowest rank, and who wore the monastic habit rather as a garb of poverty than as a uniform of obedience. His adversaries could not deny the wit and eloquence which they severely felt; they confess with reluctance the specious purity of his morals; and his errors were recommended to the public by a mixture of important and beneficial truths. In his theological studies, he had been the disciple of the famous and unfortunate Abelard, ^21 who was likewise involved in the suspicion of heresy: but the lover of Eloisa was of a soft and flexible nature; and his ecclesiastic judges were edified and disarmed by the humility of his repentance. From this master, Arnold most probably imbibed some metaphysical definitions of the Trinity, repugnant to the taste of the times: his ideas of baptism and the eucharist are loosely censured; but a political heresy was the source of his fame and misfortunes. He presumed to quote the declaration of Christ, that his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he boldly maintained, that the sword and the sceptre were intrusted to the civil magistrate; that temporal honors and possessions were lawfully vested in secular persons; that the abbots, the bishops, and the pope himself, must renounce either their state or their salvation; and that after the loss of their revenues, the voluntary tithes and oblations of the faithful would suffice, not indeed for luxury and avarice, but for a frugal life in the exercise of spiritual labors. During a short time, the preacher was revered as a patriot; and the discontent, or revolt, of Brescia against her bishop, was the first fruits of his dangerous lessons. But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is less permanent than the resentment of the priest; and after the heresy of Arnold had been condemned by Innocent the Second, ^22 i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Lateran, the magistrates themselves were urged by prejudice and fear to execute the sentence of the church. Italy could no longer afford a refuge; and the disciple of Abelard escaped beyond the Alps, till he found a safe and hospitable shelter in Zurich, now the first of the Swiss cantons. From a Roman station, ^23 a royal villa, a chapter of noble virgins, Zurich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to a free and flourishing city; where the appeals of the Milanese were sometimes tried by the Imperial commissaries. ^24 In an age less ripe for reformation, the precursor of Zuinglius was heard with applause: a brave and simple people imbibed, and long retained, the color of his opinions; and his art, or merit, seduced the bishop of Constance, and even the pope’s legate, who forgot, for his sake, the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 and their order. Their tardy zeal was quickened by the fierce exhortations of St. Bernard; ^25 and the enemy of the church was driven by persecution to the desperate measures of erecting his standard in Rome itself, in the face of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Footnote 19: The heresies of the xiith century may be found in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419 – 427,) who entertains a favorable opinion of Arnold of Brescia. In the vth volume I have described the sect of the Paulicians, and followed their migration from Armenia to Thrace and Bulgaria, Italy and France.]

    [Footnote 20: The original pictures of Arnold of Brescia are drawn by Otho, bishop of Frisingen, (Chron. l. vii. c. 31,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 c. 27, l. ii. c. 21,) and in the iiid book of the Ligurinus, a poem of Gunthur, who flourished A.D. 1200, in the monastery of Paris near Basil,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 et Infimae Aetatis, tom. iii. p. 174, 175.) The long passage that relates to Arnold is produced by Guilliman, (de Rebus Helveticis, l. iii. c. 5, p. 108.)

    Note: Compare Franke, Arnold von Brescia und seine Zeit.

    Zarich, 1828 – M.]

    [Footnote 21: The wicked wit of Bayle was amused in composing, with much levity and learning, the articles of Abelard, Foulkes, Heloise, in his Dictionnaire Critique. The dispute of Abelard and St. Bernard, of scholastic and positive divinity, is well understood by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412 – 415.)]

    [Footnote 22: – Damnatus ab illo Praesule,

    qui numeros vetitum contingere nostros Nomen ad innocua ducit laudabile

    vita. We may applaud the dexterity and correctness of Ligurinus, who turns the unpoetical name of Innocent II. into a compliment.]

    [Footnote 23: A Roman inscription of Statio Turicensis has been found at Zurich, (D’Anville, Notice de l’ancienne Gaul, p. 642 – 644;) but it is without sufficient warrant, that the city

    and canton have usurped, and even monopolized, the names of Tigurum and Pagus Tigurinus.]

    [Footnote 24: Guilliman (de Rebus Helveticis, l. iii. c. 5, p. 106) recapitulates the donation (A.D. 833) of the emperor Lewis the Pious to his daughter the abbess Hildegardis. Curtim nostram Turegum in ducatu Alamanniae in pago Durgaugensi, with villages, woods, meadows, waters, slaves, churches, &c.; a noble gift. Charles the Bald gave the jus monetae, the city was walled under Otho I., and the line of the bishop of Frisingen,

    Nobile Turegum multarum copia rerum,

    is repeated with pleasure by the antiquaries of Zurich.]

    [Footnote 25: Bernard, Epistol. cxcv. tom. i. p. 187 – 190. Amidst his invectives he drops a precious acknowledgment, qui, utinam quam sanae esset doctrinae quam districtae est vitae. He owns that Arnold would be a valuable acquisition for the church.]

    Part III.

    While they expected the descent of the tardy angel, the doors were broken with axes; and as the Turks encountered no resistance, their bloodless hands were employed in selecting and securing the multitude of their prisoners. Youth, beau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wealth, attracted their choice;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decided among themselves by a prior seizure, by personal strength,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command.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male captives were bound with cords, the females with their veils and girdles. The senators were linked with their slaves; the prelates, with the porters of the church; and young men of the plebeian class, with noble maids, whose faces had been invisible to the sun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In this common captivity, the ranks of society were confounded; the ties of nature were cut asunder; and the inexorable soldier was careless of the father’s groans, the tears of the mother, and the lamentations of the children. The loudest in their wailings were the nuns, who were torn from the altar with naked bosoms, outstretched hands, and dishevelled hair; and we should piously believe that few could be tempted to prefer the vigils of the harem to those of the monastery. Of these unfortunate Greeks, of these domestic animals, whole strings were rudely driven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as the conquerors were eager to return for more prey, their trembling pace was quickened with menaces and blows. At the same hour, a similar rapine was exercised in all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all the palaces and habitations, of the capital; nor could any place, however sacred or sequestered, protect the persons or the property of the Greeks. Above sixty thousand of this devoted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city to the camp and fleet; exchanged or sold according to the caprice or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s, and dispersed in remote servitude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mong these we may notice some remarkable characters. The historian Phranza, first chamberlain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involved with his family in the common lot. After suffering four months the hardships of slavery, he recovered his freedom: in the ensuing winter he ventured to Adrianople, and ransomed his wife from the mir bashi, or master of the horse; but his two children, in the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 had been seized for the use of Mahomet himself.

    The daughter of Phranza died in the seraglio, perhaps a virgin: his son,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preferred death to infamy, and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f the royal lover. ^66 A deed thus inhuman cannot surely be expiated by the taste and liberality with which he released a Grecian matron and her two daughters, on receiving a Latin doe From ode from Philelphus, who had chosen a wife in that noble family. ^67 The pride or cruelty of Mahomet would have been most sensibly gratified by the capture of a Roman legate; but the dexterity of Cardinal Isidore eluded the search, and he escaped from Galata in a plebeian habit. ^68 The chain and entrance of the outward harbor was still occupied by the Italian ships of merchandise and war. They had signalized their valor in the siege: they embraced the moment of retreat, while the Turkish mariners were dissipa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When they hoisted sail, the beach was covered with a suppliant and lamentable crowd; but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scanty: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selected their countrymen;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fairest promises of the sultan,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evacuated their houses, and embarked with their most precious effects.

    [Footnote 66: See Phranza, l. iii. c. 20, 21. His expressions are positive: Ameras sua manu jugulavit . . . . volebat enim eo turpiter et nefarie abuti. Me miserum et infelicem! Yet he could only learn from report the bloody or impure scenes that were acted in the dark recesses of the seraglio.] [Footnote 67: See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290) and Lancelot, (Mem.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718.) I should be curious to learn how he could praise the public enemy, whom he so often reviles as the most corrupt and inhuman of tyrants.]

    [Footnote 68: The commentaries of Pius II. suppose that he craftily placed his cardinal’s hat on the head of a corpse which was cut off and exposed in triumph, while the legate himself was bought and delivered as a captive of no value. The great Belgic Chronicle adorns his escape with new adventures, which he suppressed (says Spondanus, A.D. 1453, No. 15) in his own letters, lest he should lose the merit and reward of suffering for Christ.

    Note: He was sold as a slave in Galata,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p. 175. See the somewhat vague and declamatory letter of Cardinal Isidore, in the appendix to Clarke’s Travels, vol. ii. p. 653. – M.]

    In the fall and the sack of great cities, an historian is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tale of uniform calamity: the same effects must be produced by the same passions; and when those passions may be indulged without control, small, ala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zed and savage man. Amidst the vague exclamations of bigotry and hatred, the Turks are not accused of a wanton or immoderat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but according to their maxims, (the maxims of antiquity,) the lives of the vanquished were forfeited; and the legitimate reward of the conqueror was derived from the service, the sale, or the ransom, of his captives of both sexes. ^69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granted by the sultan to his victorious troops; and the rapine of an hour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industry of years. But as no regular division was attempted of the spoil, the respective shares were not determined by merit; and the rewards of valor were stolen away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camp, who had declined the toil and danger of the battle. The narrative of their depredations could not afford either amusement or instruction: the total amount, in the last poverty of the empire, has been valued at four millions of ducats; ^70 and of this sum a small part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Venetians, the Genoese,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merchants of Ancona. Of these foreigners, the stock was improved in quick and perpetual circulation: but the riches of the Gree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idle ostentation of palaces and wardrobes, or deeply buried in treasures of ingots and old coin, lest it should be demanded at their hand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 profanation and plunder of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excited the most tragic complaints. The dome of St. Sophia itself, the earthly heaven, the second firmament, the vehicle of the cherubim, the throne of the glory of God, ^71 was despoiled of the oblation of ages;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pearls and jewels, the vases and sacerdotal ornaments, were most wickedly conver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After the divine images had been stripped of all that could be valuable to a profane eye, the canvas, or the wood, was torn, or broken, or burnt, or trod under foot, or applied, in the stables or the kitchen, to the vilest uses. The example of sacrilege was imitated, however, from the Latin conqu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reatment which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had sustained from the guilty Catholic, might be inflicted by the zealous Mussulman on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Perhaps, instead of joining the public clamor, a philosopher will observe, that in the decline of the arts the workmanship could not be more valuable than the work, and that a fresh supply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would speedily be renewed by the craft of the priests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He will more seriously deplore the los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which were destroyed or scattered in the general confus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manuscripts are said to have disappeared; ^72 ten volumes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single ducat; and the same ignominious price, too high perhaps for a shelf of theology, included the whole works of Aristotle and Homer, the noblest productions of th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We may reflect with pleasure that an inestimable portion of our classic treasures was safely deposited in Italy; and that the mechanics of a German town had invented an art which derides the havoc of time and barbarism. [Footnote 69: Busbequius expatiates with pleasure and applause on the rights of war, and the use of slavery, among the ancients and the Turks, (de Legat. Turcica, epist. iii. p. 161.)]

    [Footnote 70: This sum is specified in a marginal note of Leunclavius, (Chalcondyles, l. viii. p. 211,) but in the distribution to Venice, Genoa, Florence, and Ancona, of 50, 20, and 15,000 ducats, I suspect that a figure has been dropped. Even with the restitution, the foreign property would scarcely exceed one fourth.]

    [Footnote 71: See the enthusiastic praises and lamentations of Phranza, (l. iii. c. 17.)]

    [Footnote 72: See Ducas, (c. 43,) and an epistle, July 15th, 1453, from Laurus Quirinus to Pope Nicholas V., (Hody de Graecis, p. 192, from a MS. in the Cotton library.)]

    From the first hour ^73 of the memorable twenty-ninth of May, disorder and rapine prevailed in Constantinople, till the eighth hour of the same day; when the sultan himself passed in triumph through the gate of St. Romanus. He was attended by his viziers, bashaws, and guards, each of whom (says a Byzantine historian) was robust as Hercules, dexterous as Apollo, and equal in battle to any ten of the race of ordinary mortals. The conqueror ^74 gazed with satisfaction and wonder on the strange, though splendid, appearance of the domes and palaces, so dissimilar from the style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hippodrome, or atmeidan, his eye was attracted by the twisted column of the three serpents; and, as a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shattered with his iron mace or battle-axe the under jaw of one of these monsters, ^75 which in the eyes of the Turks were the idols or talismans of the city. ^* At the principal door of St. Sophia, he alighted from his horse, and entered the dome; and such was his jealous regard for that monument of his glory, that on observing a zealous Mussulman in the act of breaking the marble pavement, he admonished him with his cimeter, that, i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were granted to the soldier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had been reserved for the prince. By his comm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sque: the rich and portable instruments of superstition had been removed; the crosses were thrown down; and the walls, which were covered with images and mosaics, were washed and purified, and restored to a state of naked simplicity. On the same day, or on the ensuing Friday, the muezin, or crier, ascended the most lofty turret, and proclaimed the ezan, or public invitation in the name of God and his prophet; the imam preached; and Mahomet and Second performed the namaz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on the great altar, where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had so lately been celebrated before the last of the Caesars. ^76 From St. Sophia he proceeded to the august, but desolate mansion of a hundred successors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but which in a few hours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pomp of royalty. A melancholy reflection on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greatness forced itself on his mind; and he repeated an elegant distich of Persian poetry: “The spider has wove his web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owl hath sung her watch-song on the towers of Afrasiab.” ^77

    [Footnote 73: The Julian Calendar, which reckons the days and hours from midnight, was used at Constantinople. But Ducas seem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al hours from sunrise.]

    [Footnote 74: See the Turkish Annals, p. 329, and the Pandects of Leunclarius, p. 448.]

    [Footnote 75: I have had occasion (vol. ii. p. 100) to mention this curious relic of Grecian antiquity.]

    [Footnote *: Von Hammer passes over this circumstance, which is treated by Dr. Clarke (Travels, vol. ii. p. 58, 4to. edit,) as a fiction of Thevenot. Chishull states that the monument was broken by some attendants of the Polish ambassador. – M.]

    [Footnote 76: We are obliged to Cantemir (p. 102) for the Turkish account of the conversion of St. Sophia, so bitterly deplored by Phranza and Ducas. It is amusing enough to observe, in what opposite lights the same object appears to a Mussulman and a Christian eye.]

    [Footnote 77: This distich, which Cantemir gives in the original, derives new beauties from the application. It was thus that Scipio repeated, in the sack of Carthage, the famous prophecy of Homer. The same generous feeling carried the mind of the conqueror to the past or the future.]

    Yet his mind was not satisfied, nor did the victory seem complete, till he was informed of the fate of Constantine; whether he had escaped, or been made prisoner, or had fallen in the battle. Two Janizaries claimed the honor and reward of his death: the body, under a heap of slain, was discovered by the golden eagles embroidered on his shoes; the Greeks acknowledged, with tears, the head of their late emperor; and, after exposing the bloody trophy, ^78 Mahomet bestowed on his rival the honors of a decent funeral. After his decease,

    Lucas Notaras, great duke, ^79 and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isoner. When he offered his person and his treasures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And why,” said the indignant sultan, “did you not employ these treasures in the defence of your prince and country?” – “They were yours,” answered the slave; “God had reserved them for your hands.” – “If he reserved them for me,” replied the despot, “how have you presumed to withhold them so long by a fruitless and fatal resistance?” The great duke alleged the obstinacy of the strangers, and some secret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urkish vizier; and from this perilous interview he was at length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pardon and protection. Mahomet condescended to visit his wife, a venerable princess oppressed with sickness and grief; and his consolation for her misfortunes was in the most tender strain of humanity and filial reverence. A similar clemency was extended to the principal officers of state, of whom several were ransomed at his expense; and during some days he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father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But the scene was soon chang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hippodrome streamed with the blood of his noblest captives. His perfidious cruelty is execrated by the Christians: they adorn with the colors of heroic martyrdom the execution of the great duke and his two sons; and his death is ascribed to the generous refusal of delivering his children to the tyrant’s lust. ^* Yet a Byzantine historian has dropped an unguarded word of conspiracy, deliverance, and Italian succor: such treason may be glorious; but the rebel who bravely ventures, has justly forfeited his life; nor should we blame a conqueror for destroying the enemies whom he can no longer trust. On the eighteenth of June the victorious sultan returned to Adrianople; and smiled at the base and hollow embassies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ho viewe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in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Footnote 78: I cannot believe with Ducas (see Spondanus, A.D. 1453, No. 13) that Mahomet sent round Persia, Arabia, &c., the head of the Greek emperor: he would surely content himself with a trophy less inhuman.]

    [Footnote 79: Phranza was the personal enemy of the great duke; nor could time, or death, or his own retreat to a monastery, extort a feeling of sympathy or forgiveness. Ducas is inclined to praise and pity the martyr; Chalcondyles is neuter, but we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the hint of the Greek conspiracy.]

    [Footnote *: Von Hammer relates this undoubtingly, apparently on good authority, p. 559. – M.]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without a prince or a people. But she could not be despoiled of the incomparable situation which marks her for the metropolis of a great empire; and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will ever triumph over the accidents of time and fortune. Boursa and Adrianople, the ancient seats of the Ottomans, sunk into provincial towns; and Mahomet the Second established his own residence,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s, on the same commanding spot which had been chosen by Constantine. ^80 The fortifications of Galata, which might afford a shelter to the Latins, were prudently destroyed; but the damage of the Turkish cannon was soon repaired; and before the month of August, great quantities of lime had been bur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capital. As the entire property of the soil and building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or profane or sacred, was now transferred to the conqueror, he first separated a space of eight furlongs from the point of the triang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seraglio or palace. It is here, in the bosom of luxury, that the Grand Signor (as he has been emphatically named by the Italians) appears to reign over Europe and Asia; but his person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may not always be secure from the insults of a hostile navy. In the new character of a mosque,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endowed with an ample revenue, crowned with lofty minarets, and surrounded with groves and fountains, for the devotion and refreshment of the Moslems. The same model was imitated in the jami, or royal mosques;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built, by Mahomet himself, on the ruins of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nd the tombs of the Greek emperor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nquest, the grave of Abu Ayub, or Job, who had fallen in the first siege of the Arabs, was revealed in a vision; and it is before the sepulchre of the martyr that the new sultans are girded with the sword of empire. ^81 Constantinople no longer appertains to the Roman historian; nor shall I enumerat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edifices that were profaned or erected by its Turkish masters: the population was speedily renewed; and before the end of September, five thousand familie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had obeyed the royal mandate, which enjoined them, under pain of death, to occupy their new habitations in the capital. The throne of Mahomet was guarded by the numbers and fidelity of his Moslem subjects: but his rational policy aspired to collect the remnant of the Greeks; and they returned in crowds, as soon as they were assured of their lives,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In the election and investiture of a patriarch, the ceremoni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revived and imitated. With a mixture of satisfaction and horror, they beheld the sultan on his throne; who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Gennadius the crosier or pastoral staff, the symbol of his ecclesiastical office; who conducted the patriarch to the gate of the seraglio, presented him with a horse richly caparisoned, and directed the viziers and bashaws to lead him to the palace which had been allotted for his residence. ^82 The church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hared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their limits were marked; and, till it was infringed by Selim,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the Greeks ^83 enjoyed above sixty years the benefit of this equal partition.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divan, who wished to elude the fanaticism of the sultan, the Christian advocates presumed to allege that this division had been an act, not of generosity, but of justice; not a concession, but a compact; and that if one half of the city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the other moiety had surrendered on the faith of a sacred capitulation. The original grant had indeed been consumed by fire: but the loss was suppli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ree aged Janizaries who remembered the transaction; and their venal oaths are of more weight in the opinion of

    Cantemir, than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84

    [Footnote 80: For the restitution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foundations, see Cantemir, (p. 102 – 109,) Ducas, (c. 42,) with Thevenot, Tournefort, and the rest of our modern travellers. From a gigantic picture of the greatness, population, &c.,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Abrege de l’Histoire Ottomane, tom. i. p. 16 – 21,) we may learn, that in the year 1586 the Moslems were less numerous in the capital than the Christians, or even the Jews.]

    [Footnote 81: The Turbe, or sepulchral monument of Abu Ayub, is described and engraved in the Tableau General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787, in large folio,) a work of less use, perhaps, than magnificence, (tom. i. p. 305, 306.)]

    [Footnote 82: Phranza (l. iii. c. 19) relates the ceremony, which has possibly been adorned in the Greek reports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Latins. The fact is confirmed by Emanuel Malaxus, who wrote, in vulgar Greek, the History of the Patriarchs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inserted in the Turco-Graecia of Crusius, (l. v. p. 106 – 184.) But the most patient reader will not believe that Mahomet adopted the Catholic form, “Sancta Trinitas quae mihi donavit imperium te in patriarcham novae Romae deligit.”] [Footnote 83: From the Turco-Graecia of Crusius, &c. Spondanus (A.D. 1453, No. 21, 1458, No. 16) describes the slavery and domestic quarrel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patriarch who succeeded Gennadius threw himself in despair into a well.]

    [Footnote 84: Cantemir (p. 101 – 105) insists on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Turkish historians, ancient as well as modern, and argues,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violated the truth to diminish their national glory, since it is esteemed more honorable to take a city by force than by composition. But, 1. I doubt this consent, since he quotes no particular historian, and the Turkish Annals of Leunclavius affirm, without exception, that Mahomet took Constantinople per vim,

    (p. 329.) 2 The same argument may be turned in favor of the Greeks of the times, who would not have forgotten this honorable and salutary treaty. Voltaire, as usual, prefers the Turks to the Christians.]

    The remaining fragments of the Greek kingdom in Europe and Asia I shall abandon to the Turkish arms; but the final extinction of the two last dynasties ^85 which have reigned in Constantinople should terminat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The despots of the Morea, Demetrius and Thomas, ^86 the two surviving brothers of the name of Palaeologu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and the ruin of the monarchy. Hopeless of defence, they prepared, with the noble Greeks who adhered to their fortune, to seek a refuge in Ital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Ottoman thunder. Their first apprehensions were dispelled by the victorious sultan, who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 tribute of twelve thousand ducats; and while his ambition explored the continent and the islands, in search of prey, he indulged the Morea in a respite of seven years. But this respite was a period of grief, discord, and misery. The hexamilion, the rampart of the Isthmus, so often raised and so often subverted, could not long be defended by three hundred Italian archers: the keys of Corinth were seized by the Turks: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summer excursions with a train of captives and spoil;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injured Greeks were heard with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 The Albanians, a vagrant tribe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filled the peninsula with rapine and murder: the two despots implored the dangerous and humiliating aid of a neighboring bashaw; and when he had quelled the revolt, his lessons inculcated the rule of their future conduct. Neither the ties of blood, nor the oaths which they repeatedly pledged in the communion and before the altar, nor the stronger pressure of necessity, could reconcile or suspen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ravaged each other’s patrimony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alms and succors of the West were consumed in civil hostility; and their power was only exerted in savag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The distress and revenge of the weaker rival invoked their supreme lord; and, in the season of maturity and revenge, Mahomet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of Demetrius, and marched into the Morea with an irresistible force. When he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Sparta, “You are too weak,” said the sultan, “to control this turbulent province: I will take your daughter to my bed; and you shall pass the remainder of your life in security and honor.” Demetrius sighed and obeyed; surrendered his daughter and his castles; followed to Adrianople his sovereign and his son; and received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that of his followers, a city in Thrace and the adjacent isles of Imbros, Lemnos, and Samothrace. He was joined the next year by a companion ^* of misfortune, the last of the Comnenian race, who,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had founded a new empire on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87 In the progress of his Anatolian conquest, Mahomet invested with a fleet and army the capital of David, who presumed to style himself emperor of Trebizond; ^88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comprised in a short and peremptory question, “Will you secure your life and treasures by resigning your kingdom? or had you rather forfeit your kingdom, your treasures, and your life?” The feeble Comnenus was subdued by his own fears, ^! and the example of a Mussulman neighbor, the prince of Sinope, ^89 who, on a similar summons, had yielded a fortified city, with four hundred cannon and ten or twelve thousand soldiers. The capitulation of Trebizond was faithfully performed: ^* and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was transported to a castle in Romania; but on a slight suspicion of corresponding with the Persian king, David, and the whole Comnenian race, were sacrificed to the jealousy or avarice of the conqueror. ^!! Nor could the name of father long protect the unfortunate Demetrius from exile and confiscation; his abject submission moved the pity and contempt of the sultan; his followers were transplant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poverty was alleviated by a pension of fifty thousand aspers, till a monastic habit and a tardy death released Palaeologus from an earthly master. It is not easy to pronounce whether the servitude of Demetrius, or the exile of his brother Thomas, ^90 be the most inglorious. On the conquest of the Morea, the despot escaped to Corfu, and from thence to Italy, with some naked adherents: his name, his sufferings, and the head of the apostle St. Andrew, entitled him to the hospitality of the Vatican; and his misery was prolonged by a pension of six thousand ducats from the pope and cardinals. His two sons, Andrew and Manuel, were educated in Italy; but the eldest, contemptible to his enemies and burdensome to his friends, was degraded by the baseness of his life and marriage. A title was his sole inheritance; and that inheritance he successively sold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Arragon. ^91 During his transient prosperity, Charles the Eighth was ambitious of joining the empire of the East with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a public festival, he assumed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purple of Augustus: the Greeks rejoiced and the Ottoman already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French chivalry. ^92 Manuel Palaeologus, the second son, was tempted to revisit his native country: his return might be grateful, and could not be dangerous, to the Porte: he was maintained at Constantinople in safety and ease; and an honorable train of Christians and Moslems attended him to the grave. If there be some animals of so generous a nature that they refuse to propagate in a domestic state, the last of the Imperial race must be ascribed to an inferior kind: he accepted from the sultan’s liberality two beautiful females; and his surviving son was lost in the habit and religion of a Turkish slave.

    [Footnote 85: For the genealogy and fall of the Comneni of Trebizond, see Ducange, (Fam. Byzant. p. 195;) for the last Palaeologi, the same accurate antiquarian, (p. 244, 247, 248.) The Palaeologi of Montferrat were not extinct till the next century; but they had forgotten their Greek origin and kindred.] [Footnote 86: In the worthless story of the disput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two brothers, Phranza (l. iii. c. 21 – 30) is too partial on the side of Thomas Ducas (c. 44, 45) is too brief, and Chalcondyles (l. viii. ix. x.) too diffuse and digressive.]

    [Footnote *: Kalo-Johannes, the predecessor of David his brother, the last emperor of Trebizond, had attempted to organize a confederacy against Mahomet it comprehended Hassan Bei, sultan of Mesopotamia, the Christian princes of Georgia and Iberia, the emir of Sinope, and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The negotiations were interrupted by his sudden death, A.D. 1458. Fallmerayer, p. 257 – 260. – M.]

    [Footnote 87: See the loss or conquest of Trebizond in Chalcondyles, (l. ix. p. 263 – 266,) Ducas, (c. 45,) Phranza, (l. iii. c. 27,) and Cantemir, (p. 107.)]

    [Footnote 88: Though Tournefort (tom. iii. lettre xvii. p. 179) speaks of Trebizond as mal peuplee, Peysonnel, the latest and most accurate observer, can find 100,000 inhabitants, (Commerce de la Mer Noire, tom. ii. p. 72, and for the province, p. 53 – 90.) Its prosperity and trade are perpetually disturbed by the factious quarrels of two odas of Janizaries, in one which 30,000 Lazi are commonly enrolled, (Memoires de Tott, tom. iii. p. 16, 17.)] [Footnote !: According to the Georgian account of these transactions, (translated by M. Brosset, additions to Le Beau, vol. xxi. p. 325,) the emperor of Trebizond humbly entreated the sultan to have the goodness to marry one of his daughters. – M.]

    [Footnote 89: Ismael Beg, prince of Sinope or Sinople, was possessed (chiefly from his copper mines) of a revenure of 200,000 ducats, (Chalcond. l. ix. p. 258, 259.) Peysonnel (Commerce de la Mer Noire, tom. ii. p. 100) ascribes to the modern city 60,000 inhabitants. This account seems enormous; yet it is by trading with people that w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ir wealth and numbers.] [Footnote *: M. Boissonade has published, in the fifth volume of his Anecdota Graeca (p. 387, 401.) a very interesting letter from George Amiroutzes, protovestia rius of Trebizond, to Bessarion, describing the surrender of Trebizond, and the fate of its chief inhabitants. – M.]

    [Footnote !!: See in Von Hammer, vol. ii. p. 60, the striking account of the mother, the empress Helena the Cantacuzene, who, in defiance of the edict, like that of Creon in the Greek

    tragedy, dug the grave for her murdered children with her own hand, and sank into it herself. – M.] [Footnote 90: Spondanus (from Gobelin Comment. Pii II. l. v.) relates the arrival and reception of of the despot Thomas at Rome,. (A.D. 1461 No. NO. 3.)]

    [Footnote 91: By an act dated A.D. 1494, Sept. 6, and lately transmitted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Capitol to the royal library of Paris, the despot Andrew Palaeologus, reserving the Morea, and stipulating some private advantages, conveys to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the empir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rebizond, (Spondanus, A.D. 1495, No. 2.) M. D. Foncemagne (Mem.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vii. p. 539 – 578) has bestowed a dissertation on his national title, of which he had obtained a copy from Rome.] [Footnote 92: See Philippe de Comines, (l. vii. c. 14,) who reckons with pleasure the number of Greeks who were prepared to rise, 60 miles of an easy navigation, eighteen days’ journey from Valona to Constantinople, &c. On this occasion the Turkish empire was saved by the policy of Venic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elt and magnified in

    its loss: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the Fifth, however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as dishonored by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he grief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revived, or seemed to revive, the old enthusiasm of the crusades. In one of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Wes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entertained, at Lisle in Flanders, an assembly of his nobles; and the pompous pageants of the feast were skilfully adapted to their fancy and feelings. ^93 In the midst of the banquet a gigantic Saracen entered the hall, leading a fictitious elephant with a castle on his back: a matron in a mourning robe, the symbol of religion, was seen to issue from the castle: she deplored her oppression, and accused the slowness of her champions: the principal herald of the golden fleece advanced, bearing on his fist a live pheasan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ites of chivalry, he presented to the duke. At this extraordinary summons, Philip, a wise and aged prince,

    engaged his person and powers in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Turks: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the assembly: they swore to God, the Virgin, the ladies and the pheasant; and their particular vows were not less extravagant than the general sanction of their oath. But the performance was made to depend on some future and foreign contingency; and during twelve years, till the last hour of his life, the duke of Burgundy might be scrupulously, and perhaps sincerely,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Had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the same ardor; had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bravery; had every country, from Sweden ^94 to Naples, supplied a just proportion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men and money,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that the Turks might have been chased beyond the Hellespont or the Euphrates. But the secretary of the emperor, who composed every epistle, and attended every meeting, Aeneas Sylvius, ^95 a statesman and orator, describ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repugnant state and spirit of Christendom. “It is a body,” says he, “without a head; a republic without laws or magistrates.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may shine as lofty titles, as splendid image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are willing to obey: every state has a separate prince, and every prince has a separate interest. What eloquence could unite so many discordant and hostile power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Could they be assembled in arms, who would dare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general? What order could be maintained? – what military discipline? Who would undertake to feed such an enormous multitude? Who would understand their various languages, or direct their stranger and incompatible manners? What mortal could reconcile the English with the French, Genoa with Arragon the Germans with the natives of Hungary and Bohemia?

    If a small number enlisted in the holy war, they must be overthrown by the infidels; if many, by their own weight and confusion.” Yet the same Aeneas, when he was raised to the papal throne, under the name of Pius the Second,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 Turkish war. In the council of

    Mantua he excited some sparks of a false or feeble enthusiasm; but when the pontiff appeared at Ancona, to embark in person with the troops, engagements vanished in excuses; a precise day was adjourned to an indefinite term; and his effective army consisted of some German pilgrims, whom he was obliged to disband with indulgences and arms. Regardless of futurity, his successors and the powers of Italy were involved in the schemes of present and domestic ambition; and the distance or proximity of each object determined in their eyes its apparent magnitude. A more enlarged view of their interest would have taught them to maintain a defensive and naval wa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the support of Scanderbeg and his brave Albanians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iege and sack of Otranto by the Turks diffused a general consternation; and Pope Sixtus was preparing to fly beyond the Alps, when the storm was instantly dispelled by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the fifty-first year of his age. ^96 His lofty genius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was possessed of a strong city and a capacious harbor; and the same reign might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97 [Footnote 93: See the original feast in Olivier de la Marche, (Memoires, P. i. c. 29, 30,) with the abstract and observations of M. de Ste. Palaye, (Memoires sur la Chevalerie, tom. i. P. iii. p. 182 – 185.) The peacock and the pheasant were distinguished as royal birds.]

    [Footnote 94: It was found by an actual enumeration, that Sweden, Gothland, and Finland, contained 1,800,000 fighting men, and consequently were far more populous than at present.]

    [Footnote 95: In the year 1454, Spondanus has given, from Aeneas Sylvius, a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enriched with his own observations. That valuable annalist, and the Italian Muratori, will continue the series of events from the year 1453 to 1481, the end of Mahomet’s life, and of this chapter.]

    [Footnote 96: Besides the two annalists, the reader may consult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tom. iii. p. 449 – 455) for the Turkish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For the reign and conquests of Mahomet II., I have occasionally used the Memorie Istoriche de Monarchi Ottomanni di Giovanni Sagredo, (Venezia, 1677, in 4to.) In peace and war, the Turks have ever engaged the attention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ll her despatches and archives were open to a procurator of St. Mark, and Sagredo is not contemptible either in sense or style. Yet he too bitterly hates the infidels: he is ignorant of their language and manners; and his narrative, which allows only 70 pages to Mahomet II., (p. 69 – 140,) becomes more copious and authentic as he approaches the years 1640 and 1644, the term of the historic labors of John Sagredo.]

    [Footnote 97: As I am now taking an everlasting farewell of the Greek empire, I shall briefly mentio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Byzantine writers whose names and testimonies have been successively repeated in this work. The Greeks presses of Aldus and the Italian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ics of a better age; and the first rude editions of Procopius, Agathias, Cedrenus, Zonaras, &c., were published by the learned diligence of the Germans. The whole Byzantine series (xxxvi. volumes in folio) has gradually issued (A.D. 1648, &c.) from the royal press of the Louvre, with some collateral aid from Rome and Leipsic; but the Venetian edition, (A.D. 1729,) though cheaper and more copious, is not less inferior in correctness than in magnificence to that of Paris. The merits of the French editors are various; but the value of Anna Comnena, Cinnamus, Villehardouin, &c., is enhanced by the historical notes of Charles de Fresne du Cange. His supplemental works, the Greek Glossary, the Constantinopolis Christiana, the Familiae Byzantinae, diffuse a steady light over the darkness of the Lower Empire.

    Note: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projected by

    Niebuhr, and continue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is the most convenient in size, and contains some

    authors (Leo Diaconus, Johannes Lydus, Corippus, the new fragment of Dexippus, Eunapius, &c., discovered by Mai) which could not be comprised in the former collections; but the names of such editors as Bekker, the Dindorfs, &c., raised hopes of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mere republic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notes of former editors. Little, I regret to say, has been added of annotation, and in some cases, the old incorrect versions have been retained. – M.]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Part II.

    Yet the courage of Arnold was not devoid of discretion: he

    was protected, and had perhaps been invited, by the nobles and people; and in the service of freedom, his eloquence thundered over the seven hills. Blending in the same discourse the texts of Livy and St. Paul, uniting the motives of gospel, and of classic, enthusiasm, he admonished the Romans, how strangely their patience and the vices of the clergy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primitive tim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city. He exhorted them to assert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men and Christians; to restore the laws and magistrates of the republic; to respect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but to confine their shepherd to the spiritual government of his flock. ^26 Nor could his spiritual government escape the censure and control of the reformer; and the inferior clergy were taught by his lessons to resist the cardinals, who had usurped a despotic command over the twenty-eight regions or parishes of Rome. ^27 The revolution was not accomplished without rapine and violence, the diffusion of blood and the demolition of houses: the victorious faction was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clergy and the adverse nobles. Arnold of Brescia enjoyed, or deplored, the effects of his mission: his reign continued above ten years, while two popes,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Anastasius the Fourth, either trembled in the Vatican, or wandered as exiles in the adjacent cities. They were succeeded by a more vigorous and fortunate pontiff. Adrian the Fourth, ^28 the only Englishman who has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and whose merit emerged from the mean condition of a monk, and almost a beggar, in the monastery of St. Albans. On the first provocation, of a cardinal killed or wounded in the streets, he cast an interdict on the guilty people; and from Christmas to Easter, Rome was deprived of the real or imaginary comforts of religious worship. The Romans had despised their temporal prince: they submitted with grief and terror to the censures of their spiritual father: their guilt was expiated by penance, and the banishment of the seditious preacher was the price of their absolution. But the revenge of Adrian was yet unsatisfied, and the approaching coronation of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fatal to the bold reformer, who had offended, though not in an equal degree, the head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their interview at Viterbo, the pope re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the furious, ungovernable spirit of the Romans; the insults, the injuries, the fears, to which his person and his clergy were continually exposed; and the pernicious tendency of the heresy of Arnold, which must subvert the principles of civil,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subordination. Frederic was convinced by these arguments, or tempted by the desire of the Imperial crown: in the balance of ambition, the innocence or life of an individual is of small account; and their common enemy was sacrificed to a moment of political concord. After his retreat from Rome, Arnold had been protected by the viscounts of Campania, from whom he was extorted by the power of Caesar: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pronounced his sentence: the martyr of freedom was burned alive in the presence of a careless and ungrateful people; and his ashes were cast into the Tyber, lest the heretics should collect and worship the relics of their master. ^29 The clergy triumphed in his death: with his ashes, his sect was dispersed; his memory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Romans. From his school they had probably derived a new article of faith, that the metropoli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 exempt from the penalties of excommunication and interdict. Their bishops might argue, that the supreme jurisdiction, which they exercised over kings and nations, more especially embraced the city and diocese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But they preached to the winds, and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weakened the effect, must temper the abuse, of the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26: He advised the Romans,

    Consiliis armisque sua moderamina summa Arbitrio tractare suo: nil juris in hac re Pontifici summo, modicum concedere regi Suadebat populo. Sic laesa stultus utraque Majestate, reum geminae se fecerat aulae.

    Nor is the poetry of Gunther different from the prose of Otho.] [Footnote 27: See Baronius (A.D. 1148, No. 38, 39) from the Vatican MSS. He loudly condemns Arnold (A.D. 1141, No. 3) as the father of the political heretics, whose influence then hurt him in France.]

    [Footnote 28: The English reader may consult the Biographia Britannica, Adrian IV.; but our own writers have added nothing to the fame or merits of their countrymen.]

    [Footnote 29: Besides the historian and poet already quoted, the last adventures of Arnold are related by the biographer of Adrian IV.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iii. P. i. p. 441, 442.)]

    The love of ancient freedom has encouraged a belief that as

    early as the tenth century, in their first struggles against the Saxon Othos, the commonwealth was vindicated and restored by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that two consuls were annually elected among the nobles, and that ten or twelve plebeian magistrates revived the name and office of the tribunes of the commons. ^30 But this venerable structure disappears before the light of criticism. In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appellations of senators, of consuls, of the

    sons of consuls, may sometimes be discovered. ^31 They were bestowed by the emperors, or assumed by the most powerful citizens, to denote their rank, their honors, ^32 and perhaps the claim of a pure and patrician descent: but they float on the surface, without a series or a substance, the titles of men, not the orders of government; ^33 and it is only from the year of Christ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nate is dated, as a glorious aera, in the acts of the city. A new constitution was hastily framed by private ambition or popular enthusiasm; nor could Rom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roduce an antiquary to explain, or a legislator to restore, the harmony and proportions of the ancient model. The assembly of a free, of an armed, people, will ever speak in loud and weighty acclamations. But the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the thirty-five tribes, the nice balance of the wealth and numbers of the centuries, the debates of the adverse orators, and the slow operations of votes and ballots, could not easily be adapted by a blind multitude, ignorant of the arts, and in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of legal government. It was proposed by Arnold to revive and discriminate the equestrian order; but what could be the motive or measure of such distinction? ^34 The pecuniary qualification of the knights must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poverty of the times: those times no longer required their civil functions of judges and farmers of the revenue; and their primitive duty, their military service on horseback, was more nobly supplied by feudal tenures and the spirit of chivalry.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republic was useless and unknown: the nations and families of Italy who lived under the Roman and Barbaric laws were insensibly mingled in a common mass; and some faint tradition, some imperfect fragments, preserved the memory of the Code and Pandects of Justinian. With their liberty the Romans might doubtless have restored the appellation and office of consuls; had they not disdained a title so promiscuously adopted in the Italian cities, that it has finally settled on the humble station of the agents of commerce in a foreign land. But the rights of the tribunes, the formidable word that arrested the public counsels, suppose or must produce a legitimate democracy. The old patricians were the

    subjects, the modern barons the tyrants, of the state; nor would the enemies of peace and order, who insulted the vicar of Christ, have long respected the unarmed sanctity of a plebeian magistrate. ^35

    [Footnote 30: Ducange (Gloss. Latinitatis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Decarchones, tom. ii. p. 726) gives me a quotation from Blondus, (Decad. ii. l. ii.:) Duo consules ex nobilitate quotannis fiebant, qui ad vetustum consulum exemplar summaererum praeessent. And in Sigonius (de Regno Italiae, l. v. Opp. tom. ii. p. 400) I read of the consuls and tribunes of the xth century. Both Blondus, and even Sigonius, too freely copied the classic method of supplying from reason or fancy the deficiency of records.] [Footnote 31: In the panegyric of Berengarius (Muratori, Script. Rer. Ital. tom. ii. P. i. p. 408) a Roman is mentioned as consulis nat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th century. Muratori (Dissert. v.) discovers, in the years 952 and 956, Gratianus in Dei nomine consul et dux, Georgius consul et dux; and in 1015, Romanus, brother of Gregory VIII., proudly, but vaguely, styles himself consul et dux et omnium Roma norum senator.]

    [Footnote 32: As late as the xth century, the Greek emperors conferred on the dukes of Venice, Naples, Amalphi, &c., the title of consuls, (see Chron. Sagornini, passim;) and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would not abdicate any of their prerogative. But in general the names of consul and senator, which may be found among the French and Germans, signify no more than count and lord, (Signeur, Ducange Glossar.) The monkish writers are often ambitious of fine classic words.]

    [Footnote 33: The most constitutional form is a diploma of Otho III., (A. D 998,) consulibus senatus populique Romani; but the act is probably spurious. At the coronation of Henry I., A.D. 1014, the historian Dithmar (apud Muratori, Dissert. xxiii.) describes him, a senatoribus duodecem vallatum, quorum sex rasi barba, alii prolixa, mystice incedebant cum baculis. The senate is mentioned in the panegyric of Berengarius, (p. 406.)] [Footnote 34: In ancient Rome the equestrian order was not ranked with the senate and people as

    a third branch of the republic till the consulship of Cicero, who assumes the merit of the establishment, (Plin. Hist. Natur. xxxiii. 3. Beaufort, Republique Romaine, tom. i. p. 144 – 155.)] [Footnote 35: The republican plan of Arnold of Brescia is thus stated by Gunther: –

    Quin etiam titulos urbis renovare vetustos; Nomine plebeio secernere nomen equestre, Jura tribunorum, sanctum reparare senatum, Et senio fessas mutasque reponere leges. Lapsa ruinosis, et adhuc pendentia muris Reddere primaevo Capitolia prisca nitori.

    But of these reformations, some were no more than ideas, others no more than words.]

    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hich gave a new

    existence and aera to Rome, we may observe the real and important events that marked or confirmed he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 The Capitoline hill, one of her seven eminences, ^36 is about four hundred yards in length, and two hundred in breadth. A flight of a hundred steps led to the summit of the Tarpeian rock; and far steeper was the ascent before the declivities had been smoothed and the precipices filled by the ruins of fallen edifice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he Capitol had been used as a temple in peace, a fortress in war: after the loss of the city, it maintained a siege against the victorious Gauls, and the sanctuary of the empire was occupied, assaulted, and burnt, in the civil wars of Vitellius and Vespasian. ^37 The temples of Jupiter and his kindred deities had crumbled into dust; their place was supplied by monasteries and houses; and the solid walls, the long and shelving porticos, were decayed or ruined by the lapse of time. It was the first act of the Romans, an act of freedom, to restore the strength, though not the beauty, of the Capitol; to fortify the seat of their arms and counsels; and as often as they ascended the hill, the coldest minds must have glowed with the remembrance of their ancestors. II. The first Caesars had

    been invested with the exclusive coinag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to the senate they abandoned the baser metal of bronze or copper: ^38 the emblems and legends were inscribed on a more ample field by the genius of flattery; and the prince was relieved from the care of celebrating his own virtues. The successors of Diocletian despised even the flattery of the senate: their royal officers at Rome, and in the provinces, assumed the sole direction of the mint; and the same prerogative was inherited by the Gothic kings of Italy, and the long series of the Greek, the French, and the German dynasties. After an abdication of eight hundred years, the Roman senate asserted this honorable and lucrative privilege; which was tacitly renounced by the popes, from Paschal the Seco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residence beyond the Alps. Some of these republican coins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are shown in the cabinets of the curious. On one of these, a gold medal, Christ is depictured holding in his left hand a book with this inscription: “The vow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 Rome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on the reverse, St. Peter delivering a banner to a kneeling senator in his cap and gown, with the name and arms of his family impressed on a shield. ^39 III. With the empire,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had declined to a municipal officer; yet he still exercised in the last appeal the civil and criminal jurisdiction; and a drawn sword, which he received from the successors of Otho, was the mode of his investiture and the emblem of his functions. ^40 The dignity was confined to the noble families of Rome: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was ratified by the pope; but a triple oath of fidelity must have often embarrassed the praefect in the conflict of adverse duties. ^41 A servant, in whom they possessed but a third share, was dismissed by the independent Romans: in his place they elected a patrician; but this title, which Charlemagne had not disdained, was too lofty for a citizen or a subject; and, after the first fervor of rebellion, they consented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aefect. About fifty years after this event, Innocent the Third, the most ambitious, or at least the most fortunate, of the Pontiffs, delivered the Romans and himself from this badge of foreign dominion: he invested the praefect with a banner

    instead of a sword, and absolved him from all dependence of oaths or service to the German emperors. ^42 In his place an ecclesiastic, a present or future cardinal, was named by the pope to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Rome; but his jurisdiction has been reduced to a narrow compass; and in the days of freedom, the right or exercise was derived from the senate and people. IV. After the revival of the senate, ^43 the conscript fathers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were invested with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but their views seldom reached beyond the present day; and that day was most frequently disturbed by violence and tumult. In its utmost plenitude, the order or assembly consisted of fifty-six senators, ^44 the most eminent of whom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title of counsellors: they were nominated, perhaps annually, by the people; and a previous choice of their electors, ten persons in each region, or parish, might afford a basis for a free and permanent constitution. The popes, who in this tempest submitted rather to bend than to break, confirmed by treaty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ivileges of the senate, and expected from time, peace, and religi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government. The motiv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 might sometimes draw from the Romans an occasional and temporary sacrifice of their claims; and they renewed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the lawful head of the church and the republic. ^45

    [Footnote 36: After many disputes among the antiquaries of Rome, it seems determined, that the summit of the Capitoline hill next the river is strictly the Mons Tarpeius, the Arx; and that on the other summit, the church and convent of Araceli, the barefoot friars of St. Francis occupy the temple of Jupiter, (Nardini, Roma Antica, l. v. c. 11 – 16.)

    Note: The authority of Nardini is now vigorously impugne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rx and the Temple of Jupiter revived, with new arguments by Niebuhr and his accomplished

    follower, M. Bunsen. Roms Beschreibung, vol. iii. p. 12, et seqq – M.]

    [Footnote 37: Tacit. Hist. iii. 69, 70.]

    [Footnote 38: This partition of the noble and baser metals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senate must, however, be adopted, not as a positive fact, but as the probable opinion of the best antiquaries, (see the Science des Medailles of the Pere Joubert, tom. ii. p. 208 – 211, in the improved and scarce edition of the Baron de la Bastie.)

    Note: Dr Cardwell (Lecture on Ancient Coins, p. 70, et seq.)

    assigns convincing reasons in support of this opinion. – M.]

    [Footnote 39: In his xxviith dissertation on the Antiquities of Italy, (tom. ii. p. 559 – 569,) Muratori exhibits a series of the senatorian coins, which bore the obscure names of Affortiati, Infortiati, Provisini, Paparini. During this period, all the popes, without excepting Boniface VIII, abstained from the right of coining, which was resumed by his successor Benedict XI., and regularly exercised in the court of Avignon.]

    [Footnote 40: A German historian, Gerard of Reicherspeg (in Baluz. Miscell. tom. v. p. 64, apud Schmidt, Hist. des Allemands, tom. iii. p. 265) thus describes the constitution of Rome in the xith century: Grandiora urbis et orbis negotia spectant ad Romanum pontificem itemque ad Romanum Imperatorem, sive illius vicarium urbis praefectum, qui de sua dignitate respicit utrumque, videlicet dominum papam cui facit hominum, et dominum imperatorem a quo accipit suae potestatis insigne, scilicet gladium exertum.] [Footnote 41: The words of a contemporary writer (Pandulph. Pisan. in Vit. Paschal. II. p. 357, 358) describe the election and oath of the praefect in 1118, inconsultis patribus …. loca praefectoria …. Laudes praefectoriae …. comitiorum applausum …. juraturum populo in ambonem sublevant …. confirmari eum in urbe praefectum petunt.]

    [Footnote 42: Urbis praefectum ad ligiam fidelitatem recepit, et per mantum quod illi donavit de praefectura eum publice investivit, qui usque ad id tempus juramento fidelitatis imperatori fuit obligatus et ab eo praefecturae tenuit honorem, (Gesta Innocent. III. in Muratori, tom. iii. P. i. p. 487.)] [Footnote 43: See Otho Frising. Chron. vii. 31, de Gest. Frederic. I., l. i. c. 27]

    [Footnote 44: Cur countryman, Roger Hoveden, speaks of the single senators, of the Capuzzi family, &c., quorum temporibus melius regebatur Roma quam nunc (A.D. 1194) est temporibus lvi. senatorum, (Ducange, Gloss. tom. vi. p. 191, Senatores.)]

    [Footnote 45: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785 – 788) has published an original treaty: Concordia inter D. nostrum papam Clementem III. et senatores populi Romani super regalibus et aliis dignitatibus urbis, &c., anno 44 Degrees senatus. The senate speaks, and speaks with authority: Reddimus ad praesens …. habebimus …. dabitis presbyteria …. jurabimus pacem et fidelitatem, &c. A chartula de Tenementis Tusculani, dated in the 47th year of the same aera, and confirmed decreto amplissimi ordinis senatus, acclamatione P. R. publice Capitolio consistentis. It is there we find the difference of senatores consiliarii and simple senators,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787 – 789.)]

    The union and vigor of a public council was dissolved in a

    lawless city; and the Romans soon adopted a more strong and simple mode of administration. They condensed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in a single magistrate, or two colleagues; and as they were changed at the end of a year, or of six months, the greatness of the trust was compensated by the shortness of the term. But in this transient reign, the senators of Rome indulged their avarice and ambition: their justice was perverted by the interest of their family and faction; and as they punished only their enemies, they were obeyed only by their adherents. Anarchy, no longer tempered

    by the pastoral care of their bishop, admonished the Romans tha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governing themselves; and they sought abroad those blessings which they were hopeless of finding at home. In the same age, and from the same motives, most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were prompted to embrace a measure, which, however strange it may seem, was adapted to their situation, and productive of the most salutary effects. ^46 They chose, in some foreign but friendly city, an impartial magistrate of noble birth and unblemished character,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recommended by the voice of fame and his country, to whom they delegated for a time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peace and war. The compact between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ed was sealed with oaths and subscrip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his power, the measure of his stipend, the nature of their mutual obligations, were defined with scrupulous precision. They swore to obey him as their lawful superior: he pledged his faith to unite the indifference of a stranger with the zeal of a patriot. At his choice, four or six knights and civilians, his assessors in arms and justice, attended the Podesta, ^47 who maintained at his own expense a decent retinue of servants and horses: his wife, his son, his brother, who might bias the affections of the judge, were left behind: during the exercise of his office he was not permitted to purchase land, to contract an alliance, or even to accept an invitation in the house of a citizen; nor could he honorably depart till he had satisfied the complaints that might be urged against his government.

    [Footnote 46: Muratori (dissert. xlv. tom. iv. p. 64 – 92) has fully explained this mode of government; and the Occulus Pastoralis, which he has given at the end, is a treatise or sermon on the duties of these foreign magistrates.]

    [Footnote 47: In the Latin writers, at least of the silver age, the title of Potestas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office to the magistrate: –

    Hujus qui trahitur praetextam sumere mavis; An Fidenarum Gabiorumque esse Potestas.

    Juvenal. Satir. x. 99.]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Part III.

    It was thu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at the Romans called from Bologna the senator Brancaleone, ^48 whose fame and merit have been rescued from oblivion by the pen of an English historian. A just anxiety for his reputation, a clear foresight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ask, had engaged him to refuse the honor of their choice: the statutes of Rome were suspended, and his office prolonged to the term of three years. By the guilty and licentious he was accused as cruel; by the clergy he was suspected as partial; but the friends of peace and order applauded the firm and upright magistrate by whom those blessings were restored. No criminals were so powerful as to brave, so obscure as to elude, the justice of the senator. By his sentence two nobles of the Annibaldi family were executed on a gibbet; and he inexorably demolished, in the city and neighborhood, one hundred and forty towers, the strong shelters of rapine and mischief. The bishop, as a simple bishop, was compelled to reside in his diocese; and the standard of Brancaleone was displayed in the field with terror and effect. His services were repaid by the ingratitude of a people unworthy of the happiness which they enjoyed. By the public robbers, whom he had provoked for their sake, the Romans were excited to depose and imprison their benefactor; nor would his life have been spared, if Bologna had not possessed a pledge for his safety.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prudent senator had required the exchange of thirty hostages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Rome: on the news of his danger, and at the prayer of his wife, they were more strictly guarded; and Bologna, in the cause of honor, sustained the thunders of a papal interdict. This generous

    resistance allowed the Romans to compare the present with the past; and Brancaleone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rison to the Capitol amidst the acclamations of a repentant people. The remainder of his government was firm and fortunate; and as soon as envy was appeased by death, his head, enclosed in a precious vase, was deposited on a lofty column of marble. ^49 [Footnote 48: See the life and death of Brancaleone, in the Historia Major of Matthew Paris, p. 741, 757, 792, 797, 799, 810, 823, 833, 836, 840. The multitude of pilgrims and suitors connected Rome and St. Albans, and the resentment of the English clergy prompted them to rejoice when ever the popes were humbled and oppressed.]

    [Footnote 49: Matthew Paris thus ends his account: Caput vero ipsius Branca leonis in vase pretioso super marmoream columnam collocatum, in signum sui valoris et probitatis, quasi reliquias, superstitiose nimis et pompose sustulerunt. Fuerat enim superborum potentum et malefactorum urbis malleus et extirpator, et populi protector et defensor veritatis et justitiae imitator et amator, (p. 840.) A biographer of Innocent IV.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 p. 591, 592) draws a less favorable portrait of this Ghibeline senator.]

    The impotence of reason and virtue recommended in Italy a

    more effectual choice: instead of a private citizen, to whom they yielded a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obedience, the Romans elected for their senator some prince of independent power, who could defend them from their enemies and themselves. Charles of Anjou and Provence, the most ambitious and warlike monarch of the age, accep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kingdom of Naples from the pope, and the office of senator from the Roman people. ^50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city, in his road to victory, he received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lodged in the Lateran palace, and smoothed in a short visit the harsh features of his despotic character. Yet even Charles was exposed to the inconstancy of the people, who saluted with the same acclamations the passage of his rival, the unfortunate Conradin; and a powerful avenger, who

    reigned in the Capitol, alarmed the fears and jealousy of the popes. The absolute term of his life was superseded by a renewal every third year; and the enmity of Nicholas the Third obliged the Sicilian king to abdicate the government of Rome. In his bull, a perpetual law, the imperious pontiff asserts the truth, validity, and use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not less essential to the peace of the city than 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establishes the annual election of the senator; and formally disqualifies all emperors, kings, princes, and persons of an eminent and conspicuous rank. ^51 This prohibitory clause was repealed in his own behalf by Martin the Fourth, who humbly solicited the suffrage of the Romans. In the presence,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eople, two electors conferred, not on the pope, but on the noble and faithful Martin, the dignity of senator, an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52 to hold during his natural life, and to exercise at pleasure by himself or his deputies. About fifty years afterwards, the same title was granted to the emperor Lewis of Bavaria; and the liberty of Rome was acknowledged by her two sovereigns, who accepted a municipal off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metropolis.

    [Footnote 50: The election of Charles of Anjou to the office of perpetual senator of Rome is mentioned by the historians in the viiith volume of the Collection of Muratori, by Nicholas de Jamsilla, (p. 592,) the monk of Padua, (p. 724,) Sabas Malaspina, (l. ii. c. 9, p. 308,) and Ricordano Malespini, (c. 177, p. 999.)]

    [Footnote 51: The high-sounding bull of Nicholas III., which founds his temporal sovereignty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is still extant; and as it has been inserted by Boniface VIII. in the Sexte of the Decretals, it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Catholics, or at least by the Papists, as a sacred and perpetual law.]

    [Footnote 52: I am indebted to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ii. p. 306) for an extract of this Roman act, which he has taken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A.D. 1281, No. 14, 15]

    In the first moments of rebellion, when Arnold of Brescia

    had inflamed their minds against the church, the Romans artfully labored to conciliate the favor of the empire, and to recommend their merit and services in the cause of Caesar. The style of their ambassadors to Conrad the Third and Frederic the First is a mixture of flattery and pride, the tradition and the ignorance of their own history. ^53 After some complaint of his silence and neglect, they exhort the former of these princes to pass the Alps, and assume from their hands the Imperial crown. “We beseech your majesty not to disdain the humility of your sons and vassals, not to listen to the accusations of our common enemies; who calumniate the senate as hostile to your throne, who sow the seeds of discord, that they may reap the harvest of destruction. The pope and the Sicilian are united in an impious league to oppose our liberty and your coronation. With the blessing of God, our zeal and courage has hitherto defeated their attempts. Of their powerful and factious adherents, more especially the Frangipani, we have taken by assault the houses and turrets: some of these are occupied by our troops, and some a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The Milvian bridge, which they had broken, is restored and fortified for your safe passage; and your army may enter the city without being annoyed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ll that we have done, and all that we design, is for your honor and service, in the loyal hope, that you will speedily appear in person, to vindicate those rights which have been invaded by the clergy, to revive the dignity of the empire, and to surpass the fame and glory of your predecessors. May you fix your residence in Rome,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give laws to Italy, and the Teutonic kingdom; and imitate the example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54 who, by the vigor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obtained the sceptre of the earth.” ^55 But these splendid and fallacious wishes were not cherished by Conrad the Franconian, whose eyes were fixed on the Holy Land, and who died without visiting Rome soon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Holy Land.

    [Footnote 53: These letters and speeches are preserved by Otho bishop of Frisingen, (Fabric. Bibliot. Lat. Med. et Infim. tom. v. p. 186, 187,) perhaps the noblest of historians: he was son of Leopold marquis of Austria; his mother, Agnes, was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Henry IV., and he was half- brother and uncle to Conrad III. and Frederic I. He has left, in seven books, a Chronicle of the Times; in two, the Gesta Frederici I., the last of which is inserted in the vith volume of Muratori’s historians.]

    [Footnote 54: We desire (said the ignorant Romans) to restore the empire in um statum, quo fuit tempore Constantini et Justiniani, qui totum orbem vigore senatus et populi Romani suis tenuere manibus.]

    [Footnote 55: Otho Frising.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 c. 28, p. 662 – 664.]

    His nephew and successor,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more

    ambitious of the Imperial crown; nor had any of the successors of Otho acquired such absolute sway over the kingdom of Italy. Surrounded by his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princes, he gave audience in his camp at Sutri to the ambassadors of Rome, who thus addressed him in a free and florid oration: “Incline your ear to the queen of cities; approach with a peaceful and friendly mind the precincts of Rome, which has cast away the yoke of the clergy, and is impatient to crown her legitimate emperor. Under your auspicious influence, may the primitive times be restored. Assert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eternal city, and reduce under her monarchy the insolence of the world. You are not ignorant, that, in former ages, by the wisdom of the senate, by the valor and discipline of the equestrian order, she extended her victorious arms to the East and West, beyond the Alps, and over the islands of the ocean. By our sins, in the absence of our princes, the noble institution of the senate has sunk in oblivion; and with our prudence, our strength has likewise decreased. We have revived the senate, and the equestrian

    order: the counsels of the one, the arms of the other, will be devoted to your person and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Do you not hear the language of the Roman matron? You were a guest, I have adopted you as a citizen; a Transalpine stranger, I have elected you for my sovereign; ^56 and given you myself, and all that is mine. Your first and most sacred duty is to swear and subscribe, that you will shed your blood for the republic; that you will maintain in peace and justice the laws of the city and the charters of your predecessors; and that you will reward with five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the faithful senators who shall proclaim your titles in the Capitol. With the name,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Augustus.” The flowers of Latin rhetoric were not yet exhausted; but Frederic, impatient of their vanity, interrupted the orators in the high tone of royalty and conquest. “Famous indeed have been the fortitude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 Romans; but your speech is not seasoned with wisdom, and I could wish that fortitude were conspicuous in your actions. Like all sublunary things, Rome has felt the vicissitudes of time and fortune. Your noblest families were translated to the East, to the royal city of Constantine; and the remains of your strength and freedom have long since been exhausted by the Greeks and Franks. Are you desirous of beholding the ancient glory of Rome, the gravity of the senate, the spirit of the knights, the discipline of the camp, the valor of the legions? you will find them in the German republic. It is not empire, naked and alone, the ornaments and virtues of empire have likewise migrated beyond the Alps to a more deserving people: ^57 they will be employed in your defence, but they claim your obedience. You pretend that myself or my predecessors have been invited by the Romans: you mistake the word; they were not invited, they were implored. From its foreign and domestic tyrants, the city was rescued by Charlemagne and Otho, whose ashes repose in our country; and their dominion was the price of your deliverance. Under that dominion your ancestors lived and died. I claim by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and possession, and who shall dare to extort you from my hands? Is the hand of the Franks ^58 and Germans enfeebled by age? Am I vanquished? Am I a captive? Am I not encompassed with the

    banners of a potent and invincible army? You impose conditions on your master; you require oaths: if the conditions are just, an oath is superfluous; if unjust, it is criminal. Can you doubt my equity?

    It is extended to the meanest of my subjects. Will not my sword be unsheathed in the defence of the Capitol? By that sword the northern kingdom of Denmark has been restored to the Roman empire. You prescribe the measure and the objects of my bounty, which flows in a copious but a voluntary stream. All will be given to patient merit; all will be denied to rude importunity.” ^59 Neither the emperor nor the senate could maintain these lofty pretensions of dominion and liberty. United with the pope, and suspicious of the Romans, Frederic continued his march to the Vatican; his coronation was disturbed by a sally from the Capitol; and if the numbers and valor of the Germans prevailed in the bloody conflict, he could not safely encamp in the presence of a city of which he styled himself the sovereign. About twelve years afterwards, he besieged Rome, to seat an antipope in the chair of St. Peter; and twelve Pisan galley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Tyber: but the senate and people were saved by the arts of negoti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disease; nor did Frederic or his successors reiterate the hostile attempt. Their laborious reigns were exercised by the popes, the crusad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ombardy and Germany: they courted the alliance of the Romans; and Frederic the Second offered in the Capitol the great standard, the Caroccio of Milan. ^60 After the extinction of the house of Swabia, they were banished beyond the Alps: and their last coronations betrayed the impotence and poverty of the Teutonic Caesars. ^61

    [Footnote 56: Hospes eras, civem feci. Advena fuisti ex Transalpinis partibus principem constitui.]

    [Footnote 57: Non cessit nobis nudum imperium, virtute sua amictum venit, ornamenta sua secum traxit. Penes nos sunt consules tui, &c. Cicero or Livy would not have rejected these images, the eloquence of a Barbarian born and educated in the Hercynian forest.]

    [Footnote 58: Otho of Frisingen, who surely understood the language of the court and diet of Germany, speaks of the Franks in the xiith century as the reigning nation, (Proceres Franci, equites Franci, manus Francorum:) he adds, however, the epithet of Teutonici.]

    [Footnote 59: Otho Frising.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i. c. 22, p. 720 – 733. These original and authentic acts I have translated and abridged with freedom, yet with fidelity.]

    [Footnote 60: From the Chronicles of Ricobaldo and Francis Pipin, Muratori (dissert. xxvi. tom. ii. p. 492) has translated this curious fact with the doggerel verses that accompanied the gift: –

    Ave decus orbis, ave! victus tibi destinor, ave! Currus ab Augusto Frederico Caesare justo. Vae Mediolanum! jam sentis spernere vanum Imperii vires, proprias tibi tollere vires. Ergo triumphorum urbs potes memor esse priorum Quos tibi mittebant reges qui bella gerebant.

    Ne si dee tacere (I now use the Italian Dissertations, tom.

    1. p. 444) che nell’ anno 1727, una copia desso Caroccio in marmo dianzi ignoto si scopri, nel campidoglio, presso alle carcere di quel luogo, dove Sisto V. l’avea falto rinchiudere. Stava esso posto sopra quatro colonne di marmo fino colla sequente inscrizione, &c.; to the same purpose as the old inscription.] [Footnote 61: The decline of the Imperial arms and authority in Italy is related with impartial learning in the Annals of Muratori, (tom. x. xi. xii.;) and the reader may compare his narrative with the Histoires des Allemands (tom. iii. iv.) by Schmidt, who has deserved the esteem of his countrymen.]

    Under the reign of Adrian, when the empire extended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ocean, from Mount Atlas to the Grampian hills, a fanciful historian ^62 amused the Romans with the

    picture of their ancient wars. “There was a time,” says Florus, “when Tibur and Praeneste, our summer retreats, were the objects of hostile vows in the Capitol, when we dreaded the shades of the Arician groves, when we could triumph without a blush over the nameless villages of the Sabines and Latins, and even Corioli could afford a title not unworthy of a victorious general.” The pride of his contemporaries was gratified by the contrast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y would have been humbled by the prospect of futurity; by the prediction, that after a thousand years, Rome, despoiled of empire, and contracted to her primaeval limits, would renew the same hostilities, on the same ground which was then decorated with her villas and gardens. The adjacent territory on either side of the Tyber was always claimed, and sometimes possessed, as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but the barons assumed a lawless independence, and the cities too faithfully copied the revolt and discord of the metropoli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the Romans incessantly labored to reduce or destroy the contumacious vassals of the church and senate; and if their headstrong and selfish ambition was moderated by the pope, he often encouraged their zeal by the alliance of his spiritual arms. Their warfare was that of the first consuls and dictators, who were taken from the plough. The assembled in arms at the foot of the Capitol; sallied from the gates, plundered or burnt the harvests of their neighbors, engaged in tumultuary conflict, and returned home after an expedition of fifteen or twenty days. Their sieges were tedious and unskilful: in the use of victory, they indulged the meaner passions of jealousy and revenge; and instead of adopting the valor, they trampled on the misfortunes, of their adversaries. The captives, in their shirts, with a rope round their necks, solicited their pardon: the fortifications, and even the buildings, of the rival citie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inhabitants were scattered in the adjacent villages. It was thus that the seats of the cardinal bishops, Porto, Ostia, Albanum, Tusculum, Praeneste, and Tibur or Tivoli, were successively overthrown by the ferocious hostility of the Romans. ^63 Of these, ^64 Porto and Ostia, the two keys of the Tyber, are still vacant and desolate: the marshy and unwholesome banks are

    peopled with herds of buffaloes, and the river is lost to every purpose of navigation and trade. The hills, which afford a shady retirement from the autumnal heats, have again smiled with the blessings of peace; Frescati has arisen near the ruins of Tusculum; Tibur or Tivoli has resumed the honors of a city, ^65 and the meaner towns of Albano and Palestrina are decorated with the villas of the cardinals and princes of Rome. In the work of destruction, the ambition of the Romans was often checked and repulsed by the neighboring cities and their allies: in the first siege of Tibur, they were driven from their camp; and the battles of Tusculum ^66 and Viterbo ^67 might be compared in their relative state to the memorable fields of Thrasymene and Cannae. In the first of these petty wars, thirty thousand Romans were overthrown by a thousand German horse, whom Frederic Barbarossa had detached to the relief of Tusculum: and if we number the slain at three, the prisoners at two, thousand, we shall embrace the most authentic and moderate account. Sixty- eight years afterwards they marched against Viterbo in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ith the whole force of the city; by a rare coalition the Teutonic eagle was blended, in the adverse banners, with the keys of St. Peter; and the pope’s auxiliaries were commanded by a count of Thoulouse and a bishop of Winchester. The Romans were discomfited with shame and slaughter: but the English prelate must have indulged the vanity of a pilgrim, if he multiplied their numbers to one hundred, and their loss in the field to thirty, thousand men. Had the policy of the senate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legions been restored with the Capitol, the divided condition of Italy would have offer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y of a second conquest. But in arms, the modern Romans were not above, and in arts, they were far below, the common level of the neighboring republics. Nor was their warlike spirit of any long continuance; after some irregular sallies, they subsided in the national apathy, in the neglect of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in the disgraceful and dangerous use of foreign mercenaries. [Footnote 62: Tibur nunc suburbanum, et aestivae Praeneste deliciae, nuncupatia in Capitolio votis petebantur. The whole passage of Florus (l. i. c. 11) may be read with pleasure, and

    has deserved the praise of a man of genius, (Oeuvres de Montesquieu, tom. iii. p. 634, 635, quarto edition)] [Footnote 63: Ne a feritate Romanorum, sicut fuerant Hostienses, Portuenses, Tusculanenses, Albanenses, Labicenses, et nuper Tiburtini destruerentur, (Matthew Paris, p. 757.) These events are marked in the Annals and Index (the xviiith volume) of Muratori.]

    [Footnote 64: For the state or ruin of these suburban cities, the banks of the Tyber, &c., see the lively picture of the P. Labat, (Voyage en Espagne et en Italiae,) who had long resid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and the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which P. Eschinard (Roma, 1750, in octavo) has added to the topographical map of Cingolani.]

    [Footnote 65: Labat (tom. iii. p. 233) mentions a recent decree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which has severely mortified the pride and poverty of Tivoli: in civitate Tiburtina non vivitur civiliter.]

    [Footnote 66: I depart from my usual method, of quoting only by the date the Annals of Muratori,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ritical balance in which he has weighed nine contemporary writers who mention the battle of Tusculum, (tom. x. p. 42 – 44.)]

    [Footnote 67: Matthew Paris, p. 345. This bishop of Winchester was Peter de Rupibus, who occupied the see thirty-two years, (A.D. 1206 – 1238.) and is described, by the English historian, as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p. 178, 399.)]

    Ambition is a weed of quick and early vegetation in the

    vineyard of Christ. Under the first Christian princes, the chair of St. Peter was disputed by the votes, the venality, the violence, of a popular election: the sanctuaries of Rome were polluted with blood; and, from the thir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church was distracted by the mischief of frequent schisms. As long as the final appeal was determined by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se mischiefs were transient and local: the

    merits were tried by equity or favor; nor could the unsuccessful competitor long disturb the triumph of his rival. But after the emperors had been divested of their prerogatives, after a maxim had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vicar of Christ is amenable to no earthly tribunal, each vacancy of the holy see might involve Christendom in controversy and war. The claims of the cardinals and inferior clergy, of the nobles and people, were vague and litigious: the freedom of choice was overruled by the tumults of a city that no longer owned or obeyed a superior. On the decease of a pope, two factions proceeded in different churches to a double election: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votes, the priority of time, the merit of the candidates, might balance each other: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the clergy were divided; and the distant princes, who bowed before the spiritual throne,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spurious, from the legitimate, idol. The emperors were often the authors of the schism, from the political motive of opposing a friendly to a hostile pontiff; and each of the competitors was reduced to suffer the insults of his enemies, who were not awed by conscience, and to purchase the support of his adherents, who were instigated by avarice or ambition a peaceful and perpetual succession was ascertained by Alexander the Third, ^68 who finally abolished the tumultuary vote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and defined the right of election in the sole college of cardinals. ^69 The three orders of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were assimilated to each other by this important privilege; the parochial clergy of Rome obtained the first rank in the hierarchy: they were indifferently chosen among the nations of Christendom; and the possession of the richest benefices,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shoprics,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title and office. The senator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coadjutors and legate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were robed in purple, the symbol of martyrdom or royalty; they claimed a proud equality with kings; and their dignity was enhanced by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 which, till the reign of Leo the Tenth, seldom exceeded twenty or twenty-five persons. By this wise regulation, all doubt and scandal were removed, and the root of schism was so effectually destroyed, that in a period of six hundred years a

    double choice has only once divided the unity of the sacred college. But as the concurrence of two thirds of the votes had been made necessary, the election was often delayed by the private interest and passions of the cardinals; and while they prolonged their independent reign,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left destitute of a head. A vacancy of almost three years had preceded the elevation of George the Tenth, who resolved to prevent the future abuse; and his bull, after some opposition, has been consecrated in the code of the canon law. ^70 Nine days are allowed for the obsequies of the deceased pope, and the arrival of the absent cardinals; on the tenth, they are imprisoned, each with one domestic, in a common apartment or conclave, without any separation of walls or curtains: a small window is reserv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necessaries; but the door is locked on both sides and guarded by the magistrates of the city, to seclude them from al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world.

    If the election be not consummated in three days, the luxury of their table is contracted to a single dish at dinner and supper; and after the eighth day, they are reduced to a scanty allowance of bread, water, and wine. During the vacancy of the holy see, the cardinals are prohibited from touching the revenues, or assuming, unless in some rare emergenc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all agreements and promises among the electors are formally annulled; and their integrity is fortified by their solemn oath and the prayers of the Catholics. Some articles of inconvenient or superfluous rigor have been gradually relaxed, but the principle of confinement is vigorous and entire: they are still urged, by the personal motives of health and freedom, to accelerate the moment of their deliver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ballot or secret votes has wrapped the struggles of the conclave ^71 in the silky veil of charity and politeness. ^72 By these institutions the Roman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election of their prince and bishop; and in the fever of wild and precarious liberty, they seemed insensible of the loss of this inestimable privilege. The emperor Lewis of Bavaria revived the example of the great Otho. After some negotiation with the magistrates, the Roman people were

    assembled ^73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Peter’s: the pope of Avignon, John the Twenty-second, was deposed: the choice of his successor was ratified by their consent and applause. They freely voted for a new law, that their bishop should never be absent more than three months in the year, and two days’ journey from the city; and that if he neglected to return on the third summons, the public servant should be degraded and dismissed. ^74 But Lewis forgot his own debility and the prejudices of the times: beyond the precincts of a German camp, his useless phantom was rejected; the Romans despised their own workmanship; the antipope implored the mercy of his lawful sovereign; ^75 and the exclusive right of the cardinals was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by this unseasonable attack.

    [Footnote 68: See Mosheim, Institut. Histor. Ecclesiast. p. 401, 403. Alexander himself had nearly been the victim of a contested election; and the doubtful merits of Innocent had only preponderated by the weight of genius and learning which St. Bernard cast into the scale, (see his life and writings.)] [Footnote 69: The origin, titles, importance, dress, precedency, &c., of the Roman cardinals, are very ably discussed by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 p. 1262 – 1287;) but their purple is now much faded. The sacred college was raised to the definite number of seventy-two, to represent, under his vicar,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Footnote 70: See the bull of Gregory X. approbante sacro concilio, in the Sexts of the Canon Law, (l. i. tit. 6, c. 3,) a supplement to the Decretals, which Boniface VIII. promulgated at Rome in 1298, and addressed in 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Footnote 71: The genius of Cardinal de Retz had a right to paint a conclave, (of 1665,) in which he was a spectator and an actor, (Memoires, tom. iv. p. 15 – 57;) but I am at a loss to appreciate the knowledge or authority of an anonymous Italian, whose history (Conclavi de’ Pontifici Romani, in 4to. 1667) has been continued sinc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VII. The accidental form of the work furnishes a lesson, though not an

    antidote, to ambition. From a labyrinth of intrigues, we emerge to the adoration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but the next page opens with his funeral.]

    [Footnote 72: The expressions of Cardinal de Retz are positive and picturesque: On y vecut toujours ensemble avec le meme respect, et la meme civilite que l’on observe dans le cabinet des rois, avec la meme politesse qu’on avoit dans la cour de Henri III., avec la meme familiarite que l’on voit dans les colleges; avec la meme modestie, qui se remarque dans les noviciats; et avec la meme charite, du moins en apparence, qui pourroit otre entre des freres parfaitement unis.]

    [Footnote 73: Richiesti per bando (says John Villani) sanatori di Roma, e 52 del popolo, et capitani de’ 25, e consoli, (consoli?) et 13 buone huomini, uno per rione. Our knowledge is too imperfect to pronounce how much of this constitution was temporary, and how much ordinary and permanent. Yet it is faintly illustrated by the ancient statutes of Rome.]

    [Footnote 74: Villani (l. x. c. 68 – 71, in Muratori, Script. tom. xiii. p. 641 – 645) relates this law, and the whole transaction, with much less abhorrence than the prudent Muratori.

    Any one conversant with the darker ages must have observed how much the sense (I mean the nonsense) of superstition is fluctuating and inconsistent.]

    [Footnote 75: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Popes of Avignon, see the second original Life of John XXII. p. 142 – 145, the confession of the antipope p. 145 – 152, and the laborious notes of Baluze, p. 714, 715.]

    Had the election been always held in the Vatican, the right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would not have been violated with impunity. But the Romans forgot, and were forgotten. in the absence of the successor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did not keep as a divine precept their ordinary residence in the city and diocese. The care of that diocese wa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nor could the popes

    delight in a city in which their authority was always opposed, and their person was often endangered. From the persecution of the emperors, and the wars of Italy, they escaped beyond the Alps into the hospitable bosom of France; from the tumults of Rome they prudently withdrew to live and die in the more tranquil stations of Anagni, Perugia, Viterbo, and the adjacent cities. When the flock was offended or impoverish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shepherd, they were recalled by a stern admonition, that St. Peter had fixed his chair, not in an obscure village, but in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by a ferocious menace, that the Romans would march in arms to destroy the place and people that should dare to afford them a retreat. They returned with timorous obedience; and were saluted with the account of a heavy debt, of all the losses which their desertion had occasioned, the hire of lodgings, the sale of provisions, and the various expenses of servants and strangers who attended the court. ^76 After a short interval of peace, and perhaps of authority, they were again banished by new tumults, and again summoned by the imperious or respectful invitation of the senate. In these occasional retreats, the exiles and fugitives of the Vatican were seldom long, or far, distant from the metropolis;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apostolic throne was transported, as it might seem forever, from the Tyber to the Rhone; and the cause of the transmigration may be deduced from the furious contest between Boniface the Eighth and the king of France. ^77 The spiritual arms of excommunication and interdict were repulsed by the union of the three estates, and the privileges of the Gallican church; but the pope was not prepared against the carnal weapons which Philip the Fair had courage to employ. As the pope resided at Anagni, without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his palace and person were assaulted by three hundred horse, who had been secretly levied by William of Nogaret, a French minister, and Sciarra Colonna, of a noble but hostile family of Rome. The cardinals fled; the inhabitants of Anagni were seduced from their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but the dauntless Boniface, unarmed and alone, seated himself in his chair, and awaited, like the conscript fathers of old, the swords of the Gauls. Nogaret, a foreign adversary, was

    content to execute the orders of his master: by the domestic enmity of Colonna, he was insulted with words and blows; and during a confinement of three days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by the hardships which they inflicted on the obstinacy which they provoked. Their strange delay gave time and courage to the adherents of the church, who rescued him from sacrilegious violence; but his imperious soul was wounded in the vital part; and Boniface expired at Rome in a frenzy of rage and revenge. His memory is stained with the glaring vices of avarice and pride; nor has the courage of a martyr promoted this ecclesiastical champion to the honors of a saint; a magnanimous sinner, (say the chronicles of the times,) who entered like a fox, reigned like a lion, and died like a dog. He was succeeded by Benedict the Eleventh, the mildest of mankind. Yet he excommunicated the impious emissaries of Philip, and devoted the city and people of Anagni by a tremendous curse, whose effects are still visible to the eyes of superstition. ^78 [Footnote 76: Romani autem non valentes nec volentes ultra suam celare cupiditatem gravissimam, contra papam movere coeperunt questionem, exigentes ab eo urgentissime omnia quae subierant per ejus absentiam damna et jacturas, videlicet in hispitiis locandis, in mercimoniis, in usuris, in redditibus, in provisionibus, et in aliis modis innumerabilibus. Quod cum audisset papa, praecordialiter ingemuit, et se comperiens muscipulatum, &c., Matt. Paris, p. 757. For the ordinary history of the popes, their life and death, their residence and absence, it is enough to refer to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ists, Spondanus and Fleury.]

    [Footnote 77: Besides the general historians of the church of Italy and of France, we possess a valuable treatise composed by a learned friend of Thuanus, which his last and best editors have published in the appendix (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grand Differend entre Boniface VIII et Philippe le Bel, par Pierre du Puis, tom. vii. P. xi. p. 61 – 82.)]

    [Footnote 78: It is difficult to know whether Labat (tom. iv. p. 53 – 57) be in jest or in earnest, when he supposes that Anagni still feels the weight of this curse, and that the cornfields, or

    vineyards, or olive-trees, are annually blasted by Nature, the obsequious handmaid of the popes.]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Part IV.

    After his decease, the tedious and equal suspense of the

    conclave was fixed by the dexterity of the French faction. A specious offer was made and accepted, that, in the term of forty days, they would elect one of the three candidates who should be named by their opponents. The archbishop of Bourdeaux, a furious enemy of his king and country, was the first on the list; but his ambition was known; and his conscience obeyed the calls of fortune and the commands of a benefactor, who had been informed by a swift messenger that the choice of a pope was now in his hands. The terms were regulated in a private interview; and with such speed and secrecy was the business transacted, that the unanimous conclave applauded the elevation of Clement the Fifth. ^79 The cardinals of both parties were soon astonished by a summons to attend him beyond the Alps; from whence, as they soon discovered, they must never hope to return. He was engaged, by promise and affection, to prefer the residence of France; and, after dragging his court through Poitou and Gascony, and devouring, by his expense, the cities and convents on the road, he finally reposed at Avignon, ^80 which flourished above seventy years ^81 the sea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metropolis of Christendom. By land, by sea, by the Rhone, the position of Avignon was on all sides accessible;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do not yield to Italy itself; new palaces arose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pope and cardinals; and the arts of luxury were soon attracted by the treasures of the church. They were already possessed of the adjacent territory, the Venaissin county, ^82 a populous and

    fertile spo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Avignon was afterwards purchased from the youth and distress of Jane, the first queen of Naples and countess of Provence, for the inadequate price of fourscore thousand florins. ^83 Under the shadow of a French monarchy, amidst an obedient people, the popes enjoyed an honorable and tranquil state, to which they long had been strangers: but Italy deplored their absence; and Rome, in solitude and poverty, might repent of the ungovernable freedom which had driven from the Vatica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Her repentance was tardy and fruitles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old members, the sacred college was filled with French cardinals, ^84 who beheld Rome and Italy with abhorrence and contempt, and perpetuated a series of national, and even provincial, popes, attached by the most indissoluble ties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Footnote 79: See, in the Chronicle of Giovanni Villani, (l. viii. c. 63, 64, 80, in Muratori, tom. xiii.,) the imprisonment of Boniface VIII., and the election of Clement V., the last of which, like most anecdotes, is embarrassed with some difficulties.]

    [Footnote 80: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eight popes of Avignon, Clement V., John XXII., Benedict XI., Clement VI., Innocent VI., Urban V., Gregory XI., and Clement VII., are published by Stephen Baluze, (Vitae Paparum Avenionensium; Paris, 1693, 2 vols. in 4to.,) with copious and elaborate notes, and a second volume of acts and documents. With the true zeal of an editor and a patriot, he devoutly justifies or excuses the characters of his countrymen.]

    [Footnote 81: The exile of Avignon is compared by the Italians with Babylon, and 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Such furious metaphors, more suitable to the ardor of Petrarch than to the judgment of Muratori, are gravely refuted in Baluze’s preface. The abbe de Sade is distracted between the love of Petrarch and of his country. Yet he modestly pleads, that many of the local inconveniences of Avignon are now removed; and many of the vices against which the poet declaims, had been imported

    with the Roman court by the strangers of Italy, (tom. i. p. 23 – 28.)]

    [Footnote 82: The comtat Venaissin was ceded to the popes in 1273 by Philip III. king of France, after he had inherited the dominions of the count of Thoulouse. Forty years before, the heresy of Count Raymond had given them a pretence of seizure, and they derived some obscure claim from the xith century to some lands citra Rhodanum, (Valesii Notitia Galliarum, p. 495, 610. Longuerue, Description de la France, tom. i. p. 376 – 381.)] [Footnote 83: If a possession of four centuries were not itself a title, such objections might annul the bargain; but the purchase money must be refunded, for indeed it was paid. Civitatem Avenionem emit . . . per ejusmodi venditionem pecunia redundates, &c., (iida Vita Clement. VI. in Baluz. tom. i. p. 272.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i. p. 565.) The only temptation for Jane and her second husband was ready money, and without it they could not have returned to the throne of Naples.]

    [Footnote 84: Clement V immediately promoted ten cardinals, nine French and one English, (Vita ivta, p. 63, et Baluz. p. 625, &c.) In 1331, the pope refused two candidates recommended by the king of France, quod xx. Cardinales, de quibus xvii. de regno Fraciae originem traxisse noscuntur in memorato collegio existant,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 p. 1281.)]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had produced and enriched the

    Italian republics: the aera of their liberty is the most flourishing period of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of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and their mechanic labors were gradually refined into the arts of elegance and genius. But the position of Rome was less favorable, the territory less fruitful: the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was debased by indolence and elated by pride; and they fondly conceived that the tribute of subjects must forever nourish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urch and empire. This prejudice was encouraged in some degree by

    the resort of pilgrims to the shrines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last legacy of the pope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holy year, ^85 was not less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than to the clergy. Since the loss of Palestine, the gift of plenary indulgences, which had been applied to the crusades, remained without an object; and the most valuable treasure of the church was sequestered above eight years from public circulation.

    A new channel was opened by the diligence of Boniface the Eighth, who reconciled the vices of ambition and avarice; and the pope had sufficient learning to recollect and revive the secular games which were celebrated in Rome at the conclusion of every century.

    To sound without danger the depth of popular credulity, a sermon was seasonably pronounced, a report was artfully scattered, some aged witnesses were produced; and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of the year thirteen hundre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was crowded with the faithful, who demanded the customary indulgence of the holy time. The pontiff, who watched and irritated their devout impatience, was soon persuaded by ancient testimony of the justice of their claim; and he proclaimed a plenary absolution to all Catholics who, in the course of that year, and at every similar period, should respectfully visit the apostolic churches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The welcome sound was propagated through Christendom; and at first from the nearest provinces of Italy, and at length from the remote kingdoms of Hungary and Britain, the highways were thronged with a swarm of pilgrims who sought to expiate their sins in a journey, however costly or laborious, which was exempt from the perils of military service. All exceptions of rank or sex, of age or infirmity, were forgotten in the common transport; an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many persons were trampled to death by the eagerness of devoti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ir numbers could not be easy nor accurate; and they have probably been magnified by a dexterous clergy, well apprised of the contagion of example: yet we are assured by a judicious historian, who assisted at the ceremony, that Rome was never replenished with less than two hundred thousand strangers; and another

    spectator has fixed at two millions the total concourse of the year. A trifling obla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 would accumulate a royal treasure; and two priests stood night and day, with rakes in their hands, to collect, without counting, the heaps of gold and silver that were poured on the altar of St. Paul. ^86 It was fortunately a season of peace and plenty; and if forage was scarce, if inns and lodgings were extravagantly dear,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bread and wine, of meat and fish, was provided by the policy of Boniface and the venal hospitality of the Romans. From a city without trade or industry, all casual riches will speedily evaporate: but the avarice and envy of the next generation solicited Clement the Sixth ^87 to anticipate the distant period of the century. The gracious pontiff complied with their wishes; afforded Rome this poor consolation for his loss; and justified the change by the name and practice of the Mosaic Jubilee. ^88 His summons was obeyed; and the number, zeal, and liberality of the pilgrims did not yield to the primitive festival. But they encountered the triple scourge of war, pestilence, and famine: many wives and virgins were violated in the castles of Italy; and many strangers were pillaged or murdered by the savage Romans, no longer moder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bishops. ^89 To the impatience of the popes we may ascribe the successive reduction to fifty, thirty-three, and twenty-five years; although the second of these terms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life of Christ. The profusion of indulgences, the revolt of the Protest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perstition, have much diminished the value of the jubilee; yet even the nineteenth and last festival was a year of pleasure and profit to the Romans; and a philosophic smile will not disturb the triumph of the priest or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90 [Footnote 85: Our primitive account is from Cardinal James Caietan, (Maxima Bibliot. Patrum, tom. xxv.;) and I am at a los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nephew of Boniface VIII. be a fool or a knave: the uncle is a much clearer character.]

    [Footnote 86: See John Villani (l. viii. c. 36) in the xiith, and the Chronicon Astense, in the xith volume (p. 191, 192) of

    Muratori’s Collection Papa innumerabilem pecuniam abeisdem accepit, nam duo clerici, cum rastris, &c.]

    [Footnote 87: The two bulls of Boniface VIII. and Clement VI. are inserted on the Corpus Juris Canonici, Extravagant. Commun. l. v. tit. ix c 1, 2.)] [Footnote 88: The sabbatic years and jubilees of the Mosaic law, (Car. Sigon. de Republica Hebraeorum, Opp. tom. iv. l. iii. c. 14, 14, p. 151, 152,) the suspension of all care and labor, the periodical release of lands, debts, servitude, &c., may seem a noble idea, but the execution would be impracticable in a profane republic; and I should be glad to learn that this ruinous festival was observed by the Jewish people.]

    [Footnote 89: See the Chronicle of Matteo Villani, (l. i. c. 56,) in the xivth vol. of Muratori, and th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75 – 89.]

    [Footnote 90: The subject is exhausted by M. Chais, a French minister at the Hague, in his Lettres Historiques et Dogmatiques, sur les Jubiles et es Indulgences; la Haye, 1751, 3 vols. in 12mo.; an elaborate and pleasing work, had not the author preferred the character of a polemic to that of a philosoph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Italy was exposed

    to the feudal tyranny, alike oppressive to the sovereign and the people. The rights of human nature were vindicated by her numerous republics, who soon extended their liberty and dominion from the city to the adjacent country. The sword of the nobles was broken; their slaves were enfranchised; their castles were demolished; they assumed the habits of society and obedience; their ambition was confined to municipal honors, and in the proudest aristocracy of Venice on Genoa, each patrician was subject to the laws. ^91 But the feeble and disorderly government of Rome was unequal to the task of curbing her rebellious sons, who scor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magistrate within and without the walls. It was no longer a civil contention between the nobles and plebeia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the barons asserted in arms their personal independence; their palaces and castles were fortified against a siege; and their private quarrels were maintained by the numbers of their vassals and retainers. In origin and affection, they were aliens to their country: ^92 and a genuine Roman, could such have been produced, might have renounced these haughty strangers, who disdained the appellation of citizens, and proudly styled themselves the princes, of Rome. ^93 After a dark series of revolutions, all records of pedigree were lost; the distinction of surnames was abolished; the blood of the nations was mingled in a thousand channels; and the Goths and Lombards, the Greeks and Franks, the Germans and Normans, had obtained the fairest possessions by royal bounty, or the prerogative of valor. These examples might be readily presumed; but the elevation of a Hebrew race to the rank of senators and consuls is an event without a parallel in the long captivity of these miserable exiles. ^94 In the time of Leo the Ninth, a wealthy and learned Jew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honored at his baptism with the name of his godfather, the reigning Pope.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Peter the son of Leo were signalized in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intrusted his faithful adher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drian’s mole, the tower of Crescentius, or, as it is now called,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ere the parents of a numerous progeny: their riches, the fruits of usury, were shared with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city; and so extensive was their alliance, that the grandson of the proselyte was exalted by the weight of his kindred to the throne of St. Peter. A majority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supported his cause: he reigned several years in the Vatican; and it is only the eloquence of St. Bernard, and the final triumph of Innocence the Second, that has branded Anacletus with the epithet of antipope. After his defeat and death, the posterity of Leo is no longer conspicuous; and none will be found of the modern nobles ambitious of descending from a Jewish stock. It is not my design to enumerate the Roman families which have failed at different periods, or those which are continued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splendor to the present time. ^95 The old consular line of the Frangipani

    discover their name in the generous act of breaking or dividing bread in a time of famine; and such benevolence is more truly glorious than to have enclosed, with their allies the Corsi, a spacious quarter of the city in the chains of their fortifications; the Savelli, as it should seem a Sabine race, have maintained their original dignity; the obsolete surname of the Capizucchi is inscribed on the coins of the first senators; the Conti preserve the honor, without the estate, of the counts of Signia; and the Annibaldi must have been very ignorant, or very modest, if they had not descended from the Carthaginian hero. ^96

    [Footnote 91: Muratori (Dissert. xlvii.) alleges the Annals of Florence, Padua, Genoa, &c., the analogy of the rest, the evidence of Otho of Frisingen, (de Gest. Fred. I. l. ii. c. 13,) and the submission of the marouis of Este.] [Footnote 92: As early as the year 824, the emperor Lothaire I. found it expedient to interrogate the Roman people, to learn from each individual by what national law he chose to be governed. (Muratori, Dissertat xxii.)] [Footnote 93: Petrarch attacks these foreigners, the tyrants of Rome, in a declamation or epistle, full of bold truths and absurd pedantry, in which he applies the maxims, and even prejudices, of the old republic to the state of the xivth century, (Memoires, tom. iii. p. 157 – 169.)]

    [Footnote 94: The origin and adventures of the Jewish family are noticed by Pagi, (Critica, tom. iv. p. 435, A.D. 1124, No. 3, 4,) who draws 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Chronographus Maurigniacensis, and Arnulphus Sagiensis de Schismate,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423 – 432.) The fact must in some degree be true; yet I could wish that it had been coolly related, before it was turned into a reproach against the antipope.] [Footnote 95: Muratori has given two dissertations (xli. and xlii.) to the names, surnames, and families of Italy. Some nobles, who glory in their domestic fables, may be offended with his firm and temperate criticism; yet surely some ounces of pure gold are of more value than many pounds of base metal.]

    [Footnote 96: The cardinal of St. George, in his poetical, or rather metrical history of the election and coronation of Boniface VIII.,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641, &c.,) describes the state and families of Rome at the coronation of Boniface VIII., (A.D. 1295.)

    Interea titulis redimiti sanguine et armis Illustresque viri Romana a stirpe trahentes Nomen in emeritos tantae virtutis honores Insulerant sese medios festumque colebant Aurata fulgente toga, sociante caterva. Ex ipsis devota domus praestantis ab Ursa Ecclesiae, vultumque gerens demissius altum Festa Columna jocis, necnon Sabellia mitis; Stephanides senior, Comites Annibalica proles, Praefectusque urbis magnum sine viribus nomen.

    (l. ii. c. 5, 100, p. 647, 648.)

    The ancient statutes of Rome (l. iii. c. 59, p. 174, 175)

    distinguish eleven families of barons, who are obliged to swear in concilio communi, before the senator, that they would not harbor or protect any malefactors, outlaws, &c. – a feeble security!]

    But among, perhaps above, the peers and princes of the city,

    I distinguish the rival houses of Colonna and Ursini, whose private stor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annals of modern Rome. I. The name and arms of Colonna ^97 have been the theme of much doubtful etymology; nor have the orators and antiquarians overlooked either Trajan’s pillar, or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or the pillar of Christ’s flagellation, or the luminous column that guided the Israelites in the desert. Their first historical appearance in the year eleven hundred and four attests the power and antiquity, while it explains the simple meaning, of the name.

    By the usurpation of Cavae, the Colonna provoked the arms of Paschal the Second; but they lawfully held in the Campagna of Rome the hereditary fiefs of Zagarola and Colonna; and the

    latter of these towns was probably adorned with some lofty pillar, the relic of a villa or temple. ^98 They likewise possessed one moiety of the neighboring city of Tusculum, a strong presumption of their descent from the counts of Tusculum, who in the tenth century were the tyrants of the apostolic se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opinion, the primitive and remote source was derived from the banks of the Rhine; ^99 and the sovereigns of Germany were not ashamed of a real or fabulous affinity with a noble race, which in the revolutions of seven hundred years has been often illustrated by merit and always by fortune. ^100 Abou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most powerful branch was composed of an uncle and six bothers, all conspicuous in arms, or in the honors of the church. Of these, Peter was elected senator of Rome, introduced to the Capitol in a triumphal car, and hailed in some vain acclamations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while John and Stephen were declared marquis of Ancona and count of Romagna, by Nicholas the Fourth, a patron so partial to their family, that he has been delineated in satirical portraits, imprisoned as it were in a hollow pillar. ^101 After his decease their haughty behavior provoked the displeasure of the most implacable of mankind. The two cardinals, the uncle and the nephew, denied the election of Boniface the Eighth; and the Colonna were oppressed for a moment by his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rms. ^102 He proclaimed a crusade against his personal enemies; their estates were confiscated; their fortress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yber were besieged by the troops of St. Peter and those of the rival nobles; and after the ruin of Palestrina or Praeneste, their principal seat, the ground was marked with a ploughshare, the emblem of perpetual desolation. Degraded, banished, proscribed, the six brothers, in disguise and danger, wandered over Europe without renouncing the hope of deliverance and revenge. In this double hope, the French court was their surest asylum; they prompted and directed the enterprise of Philip; and I should praise their magnanimity, had they respected the misfortune and courage of the captive tyrant. His civil acts were annulled by the Roman people, who restored the honor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Colonna; and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ir wealth by their losses, of their losses by the damages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gold florins which were granted them against the accomplices and heirs of the deceased pope. All the spiritual censures and disqualifications were abolished ^103 by his prudent successors; and the fortune of the house was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by this transient hurricane. The boldness of Sciarra Colonna was signalized in the captivity of Boniface, and long afterwards in the coronation of Lewis of Bavaria; and by the gratitude of the emperor, the pillar in their arms was encircled with a royal crown. But the first of the family in fame and merit was the elder Stephen, whom Petrarch loved and esteemed as a hero superior to his own times, and not unworthy of ancient Rome. Persecution and exile displayed to the nations his abilities in peace and war; in his distress he was an object, not of pity, but of reverence; the aspect of danger provoked him to avow his name and country; and when he was asked, “Where is now your fortress?” he laid his hand on his heart, and answered, “Here.” He supported with the same virtue the return of prosperity; and, till the ruin of his declining age, the ancestors, the character, and the children of Stephen Colonna, exalted his dignity i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at the court of Avignon. II. The Ursini migrated from Spoleto; ^104 the sons of Ursus, as they are styl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from some eminent person, who is only 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ir race. But they were soon distinguished among the nobles of Rome, by the number and bravery of their kinsmen, the strength of their towers, the honors of the senate and sacred college, and the elevation of two popes, Celestin the Third and Nicholas the Third, of their name and lineage. ^105 Their riches may be accused as an early abuse of nepotism: the estates of St. Peter were alienated in their favor by the liberal Celestin; ^106 and Nicholas was ambitious for their sake to solicit the alliance of monarchs; to found new kingdoms in Lombardy and Tuscany; and to invest them with the perpetual office of senators of Rome. All that has been observed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Colonna will likewise redeemed to the glory of the Ursini, their constant and equal antagonists in the long hereditary feud, which distracted

    abov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e jealously of preeminence and power was the true ground of their quarrel; but as a specious badge of distinction, the Colonna embraced the name of Ghibelines and the party of the empire; the Ursini espoused the title of Guelphs and the cause of the church.

    The eagle and the keys were displayed in their adverse banners; and the two factions of Italy most furiously raged when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dispute were long since forgotten. ^107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popes to Avignon they disputed in arms the vacant republic; and the mischiefs of discord were perpetuated by the wretched compromise of electing each year two rival senators. By their private hostilities the city and country were desolated, and the fluctuating balance inclined with their alternate success. But none of either family had fallen by the sword, till the most renowned champion of the Ursini was surprised and slain by the younger Stephen Colonna. ^108 His triumph is stained with the reproach of violating the truce; their defeat was basely avenged by the assassination, before the church door, of an innocent boy and his two servants. Yet the victorious Colonna, with an annual colleague, was declared senator of Rome during the term of five years. And the muse of Petrarch inspired a wish, a hope, a prediction, that the generous youth, the son of his venerable hero, would restore Rome and Italy to their pristine glory; that his justice would extirpate the wolves and lions, the serpents and bears, who labored to subvert the eternal basis of the marble column. ^109

    [Footnote 97: It is pity that the Colonna themselves have not favored the world with a complet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their illustrious house. I adhere to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647, 648.)] [Footnote 98: Pandulph. Pisan. in Vit. Paschal. II.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335. The family has still great possessions in the Campagna of Rome; but they have alienated to the Rospigliosi this original fief of Colonna, Eschinard, p. 258, 259.)]

    [Footnote 99: Te longinqua dedit tellus et pascua Rheni, says Petrarch; and, in 1417, a duke of Guelders and Juliers acknowledges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539) his descent from the ancestors of Martin V., (Otho Colonna:) but the royal author of the Memoirs of Brandenburg observes, that the sceptre in his arms has been confounded with the column. To maintain the Roman origin of the Colonna, it was ingeniously supposed (Diario di Monaldeschi, in the Script. Ital. tom. xii. p. 533) that a cousin of the emperor Nero escaped from the city, and founded Mentz in Germany] [Footnote 100: I cannot overlook the Roman triumph of ovation on Marce Antonio Colonna, who had commanded the pope’s galleys at the naval victory of Lepanto, (Thuan. Hist. l. 7, tom. iii. p. 55, 56. Muret. Oratio x. Opp. tom. i. p. 180 – 190.)]

    [Footnote 101: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 p. 216, 220.] [Footnote 102: Petrarch’s attachment to the Colonna has authorized the abbe de Sade to expatiate on the state of the famil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persecution of Boniface VIII., the character of Stephen and his sons, their quarrels with the Ursini, &c.,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98 – 110, 146 – 148, 174 – 176, 222 – 230, 275 – 280.) His criticism often rectifies the hearsay stories of Villani, and the errors of the less diligent moderns. I understand the branch of Stephen to be now extinct.]

    [Footnote 103: Alexander III. had declared the Colonna who adhered to the emperor Frederic I.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Villani, l. v. c. 1;) and the last stains of annual excommunication were purified by Sixtus V.,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416.) Treason, sacrilege, and proscription are often the best titles of ancient nobility.] [Footnote 104: – Vallis te proxima misit,

    Appenninigenae qua prata virentia sylvae Spoletana metunt armenta gregesque protervi.

    Monaldeschi (tom. xii. Script. Ital. p. 533) gives the Ursini a French origin, which may be remotely true.]

    [Footnote 105: In the metrical life of Celestine V. by the cardinal of St. George (Muratori, tom. iii. P. i. p. 613, &c.,) we find a luminous, and not inelegant, passage, (l. i. c. 3, p. 203 &c.:) –

    – genuit quem nobilis Ursae (Ursi?) Progenies, Romana domus, veterataque magnis Fascibus in clero, pompasque experta senatus, Bellorumque manu grandi stipata parentum Cardineos apices necnon fastigia dudum Papatus iterata tenens.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observes, that the first Ursini pontificate of Celestine III. was unknown: he is inclined to read Ursi progenies.]

    [Footnote 106: Filii Ursi, quondam Coelestini papae nepotes, de bonis ecclesiae Romanae ditati, (Vit. Innocent. III. in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 The partial prodigality of Nicholas III. is more conspicuous in Villani and Muratori. Yet the Ursini would disdain the nephews of a modern pope.]

    [Footnote 107: In his fifty-first Dissertation on the Italian Antiquities, Muratori explains the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Footnote 108: Petrarch (tom. i. p. 222 – 230) has celebrated this victory according to the Colonna; but two contemporaries, a Florentine (Giovanni Villani, l. x. c. 220) and a Roman, (Ludovico Monaldeschi, p. 532 – 534,) are less favorable to their arms.]

    [Footnote 109: The abbe de Sade (tom. i. Notes, p. 61 – 66) has applied the vith Canzone of Petrarch, Spirto Gentil, &c., to Stephen Colonna the younger:

    Orsi, lupi, leoni, aquile e serpi Al una gran marmorea colonna Fanno noja sovente e a se danno]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

    Character And Coronation Of Petrarch. – Restoration Of The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f Rome By The Tribune Rienzi. – His Virtues And Vices, His Expulsion And Death. – Return Of The Popes From Avignon. –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 Reunion Of The Latin Church. – Last Struggles Of Roman Liberty. – Statutes Of Rome. –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In the apprehension of modern times, Petrarch ^1 is the

    Italian songster of Laura and love. In the harmony of his Tuscan rhymes, Italy applauds, or rather adores, the father of her lyric poetry; and his verse, or at least his name, is repeated by the enthusiasm, or affectation, of amorous sensibility. Whatever may be the private taste of a stranger, his slight and superficial knowledge should humbly acquiesce in the judgment of a learned nation; yet I may hope or presume, that the Italians do not compare the tedious uniformity of sonnets and elegies with the sublime compositions of their epic muse, the original wildness of Dante, the regular beauties of Tasso, and the boundless variety of the incomparable Ariosto. The merits of the lover I am still less qualified to appreciate: nor am I deeply interested in a metaphysical passion for a nymph so shadowy, that her existence has been questioned; ^2 for a matron so prolific, ^3

    that she was delivered of eleven legitimate children, ^4 while her amorous swain sighed and sung at the fountain of Vaucluse. ^5 But in the eyes of Petrarch, and those of his graver contemporaries, his love was a sin, and Italian verse a frivolous amusement. His Latin works of philosophy, poetry, and eloquence, established his serious reputation, which was soon diffused from Avignon over France and Italy: his friends and disciples were multiplied in every city; and if the ponderous volume of his writings ^6 be now abandoned to a long repose, our gratitude must applaud the man, who by precept and example revived the spirit and study of the Augustan age. From his earliest youth, Petrarch aspired to the poetic crown. The academical honors of the three faculties had introduced a royal degree of master or doctor in the art of poetry; ^7 and the title of poet- laureate, which custom, rather than vanity, perpetuates in the English court, ^8 was first invented by the Caesars of Germany. In the musical games of antiquity, a prize was bestowed on the victor: ^9 the belief that Virgil and Horace had been crowned in the Capitol inflamed the emulation of a Latin bard; ^10 and the laurel ^11 was endeared to the lover by a verbal resemblance with the name of his mistress. The value of either object was enhanc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ursuit; and if the virtue or prudence of Laura was inexorable, ^12 he enjoyed, and might boast of enjoying, the nymph of poetry. His vanity was not of the most delicate kind, since he applauds the success of his own labors; his name was popular; his friends were active; the open or secret opposition of envy and prejudice was surmounted by the dexterity of patient merit. In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his age, he was solicited to accept the object of his wishes; and on the same day, in the solitude of Vaucluse, he received a similar and solemn invitation from the senate of Rome and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The learning of a theological school, and the ignorance of a lawless city, were alike unqualified to bestow the ideal though immortal wreath which genius may obtain from the free applause of the public and of posterity: but the candidate dismissed this troublesome reflection; and after some moments of complacency and suspense, preferred the summons of the metropolis of the world.

    [Footnote 1: Th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Francois Petrarque, (Amsterdam, 1764, 1767, 3 vols. in 4to.,) form a copious, original, and entertaining work, a labor of love, composed from the accurate study of Petrarch and his contemporaries; but the hero is too often lost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ge, and the author too often languishes in the affectation of politeness and gallantry. In the preface to his first volume, he enumerates and weighs twenty Italian biographers, who have professedly treated of the same subject.] [Footnote 2: Th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prevailed in the xvth century; but the wise commentators were not agreed whether they should understand by Laura, religion, or virtue, or the blessed virgin, or – see the prefaces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

    [Footnote 3: Laure de Noves, born about the year 1307, was married in January 1325, to Hugues de Sade, a noble citizen of Avignon, whose jealousy was not the effect of love, since he married a second wife within seven months of her death, which happened the 6th of April, 1348, precisely one-and-twenty years after Petrarch had seen and loved her.]

    [Footnote 4: Corpus crebris partubus exhaustum: from one of these is issued, in the tenth degree, the abbe de Sade, the fond and grateful biographer of Petrarch; and this domestic motive most probably suggested the idea of his work, and urged him to inquire into every circumstance that could affect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his grandmother, (see particularly tom. i. p. 122 – 133, notes, p. 7 – 58, tom. ii. p. 455 – 495 not. p. 76 – 82.)] [Footnote 5: Vaucluse, so familiar to our English travellers, is described from the writings of Petrarch, and the local knowledge of his biographer, (Memoires, tom. i. p. 340 – 359.) It was, in truth, the retreat of a hermit; and the moderns are much mistaken, if they place Laura and a happy lover in the grotto.]

    [Footnote 6: Of 1250 pages, in a close print, at Basil in the xvith century, but without the date of the year. The abbe de Sade calls aloud for a new edition of Petrarch’s Latin works; but I much doubt whether it would redound to the profit of the

    bookseller, or the amusement of the public.] [Footnote 7: Consult Selden’s Titles of Honor, in his works, (vol. iii. p. 457 – 466.) A hundred years before Petrarch, St. Francis received the visit of a poet, qui ab imperatore fuerat coronatus et exinde rex versuum dictus.] [Footnote 8: From Augustus to Louis, the muse has too often been false and venal: but I much doubt whether any age or court can produce a similar establishment of a stipendiary poet, who in every reign, and at all events, is bound to furnish twice a year a measure of praise and verse, such as may be sung in the chapel, and, I believ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overeign. I speak the more freely, as the best time for abolishing this ridiculous custom is while the prince is a man of virtue and the poet a man of genius.] [Footnote 9: Isocrates (in Panegyrico, tom. i. p. 116, 117, edit. Battie, Cantab. 1729) claims for his native Athens the glory of first instituting and recommending. The example of the Panathenaea was imitated at Delphi; but the Olympic games were ignorant of a musical crown, till it was extorted by the vain tyranny of Nero, (Sueton. in Nerone, c. 23; Philostrat. apud Casaubon ad locum; Dion Cassius, or Xiphilin, l. lxiii. p. 1032, 1041. Potter’s Greek Antiquities, vol. i. p. 445, 450.)]

    [Footnote 10: The Capitoline games (certamen quinquenale, musicum, equestre, gymnicum) were instituted by Domitian (Sueton. c. 4) in the year of Christ 86, (Censorin. de Die Natali, c. 18, p. 100, edit. Havercamp.) and were not abolished in the ivth century, (Ausonius de Professoribus Burdegal. V.) If the crown were given to superior merit, the exclusion of Statius (Capitolia nostrae inficiata lyrae, Sylv. l. iii. v. 31) may do honor to the games of the Capitol; but the Latin poets who lived before Domitian were crowned only in the public opinion.]

    [Footnote 11: Petrarch and the senators of Rome were ignorant that the laurel was not the Capitoline, but the Delphic crown, (Plin. Hist. Natur p. 39. Hist. Critique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 tom. i. p. 150 – 220.) The victors in the Capitol were crowned with a garland of oak eaves, (Martial, l. iv. epigram 54.)]

    [Footnote 12: The pious grandson of Laura has labored, and not without success, to vindicate her immaculate chastity against the censures of the grave and the sneers of the profane, (tom. ii. notes, p. 76 – 82.)]

    The ceremony of his coronation ^13 was performed in the

    Capitol, by his friend and patron the supreme magistrate of the republic. Twelve patrician youths were arrayed in scarlet; six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families, in green robes, with garlands of flowers, accompanied the procession; in the midst of the princes and nobles, the senator, count of Anguillara, a kinsman of the Colonna, assumed his throne; and at the voice of a herald Petrarch arose. After discoursing on a text of Virgil, and thrice repeating his vows for the prosperity of Rome, he knelt before the throne, and received from the senator a laurel crown, with a more precious declaration, “This is the reward of merit.” The people shouted, “Long life to the Capitol and the poet!” A sonnet in praise of Rome was accepted as the effusion of genius and gratitude; and after the whole procession had visited the Vatican, the profane wreath was suspended before the shrine of St. Peter. In the act or diploma ^14 which was presented to Petrarc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poet-laureate are revived in the Capitol, after the lapse of thirteen hundred years; and he receives the perpetual privilege of wearing, at his choice, a crown of laurel, ivy, or myrtle, of assuming the poetic habit, and of teaching, disputing, interpreting, and composing, in all places whatsoever, and on all subjects of literature. The grant was ratifi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the character of citizen was the recompense of his affection for the Roman name. They did him honor, but they did him justice. In the familiar society of Cicero and Livy, he had imbibed the ideas of an ancient patriot; and his ardent fancy kindled every idea to a sentiment, and every sentiment to a passion. The aspect of the seven hills and their majestic ruins confirmed these lively impressions; and he loved a country by whose liberal spirit he had been crowned and adopted. The poverty and debasement of Rome excited the indignation and pity of

    her grateful son; he dissembled the faults of his fellow-citizens; applauded with partial fondness the last of their heroes and matrons; and in the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in the hopes of the future, was pleased to forget the miseries of the present time. Rome was still the lawful mistress of the world: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the bishop and general, had abdicated their station by an inglorious retreat to the Rhone and the Danube; but if she could resume her virtue, the republic might again vindicate her liberty and dominion. Amidst the indulgence of enthusiasm and eloquence, ^15 Petrarch, Italy, and Europe, were astonished by a revolution which realized for a moment his most splendid vis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ribune Rienzi will occupy the following pages: ^16 the subject is interesting, the materials are rich, and the glance of a patriot bard ^17 will sometimes vivify the copious, but simple, narrative of the Florentine, ^18 and more especially of the Roman, historian. ^19 [Footnote 13: The whole process of Petrarch’s coronation is accurately described by the abbe de Sade, (tom. i. p. 425 – 435, tom. ii. p. 1 – 6, notes, p. 1 – 13,) from his own writings, and the Roman diary of Ludovico, Monaldeschi, without mixing in this authentic narrative the more recent fables of Sannuccio Delbene.]

    [Footnote 14: The original act is printed among the Pieces Justificatives in th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50 – 53.]

    [Footnote 15: To find the proofs of his enthusiasm for Rome, I need only request that the reader would open, by chance, either Petrarch, or his French biographer. The latter has described the poet’s first visit to Rome, (tom. i. p. 323 – 335.) But in the place of much idle rhetoric and morality, Petrarch might have amuse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ge with an original account of the city and his coronation.]

    [Footnote 16: It has been treated by the pen of a Jesuit, the P. de Cerceau whose posthumous work (Conjuration de Nicolas Gabrini, dit de Rienzi, Tyran de Rome, en 1347) was published at Paris, 1748, in 12mo. I am indebted to him for some facts

    and documents in John Hocsemius, canon of Liege, a contemporary historian, (Fabricius Bibliot. Lat. Med. Aevi, tom. iii. p. 273, tom. iv. p. 85.)]

    [Footnote 17: The abbe de Sade, who so freely expatia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xivth century, might treat, as his proper subject, a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heart of Petrarch was so deeply engaged, (Memoires, tom. ii. p. 50, 51, 320 – 417, notes, p. 70 – 76, tom. iii. p. 221 – 243, 366 – 375.) Not an idea or a fact in the writings of Petrarch has probably escaped him.] [Footnote 18: Giovanni Villani, l. xii. c. 89, 104, in Muratori,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tom. xiii. p. 969, 970, 981 – 983.] [Footnote 19: In his third volume of Italian antiquities, (p. 249 – 548,) Muratori has inserted the Fragmenta Historiae Romanae ab Anno 1327 usque ad Annum 1354, in the original dialect of Rome or Naples in the xivth century, and a Latin version for the benefit of strangers. It contains the most particular and authentic life of Cola (Nicholas) di Rienzi; which had been printed at Bracciano, 1627, in 4to., under the name of Tomaso Fortifiocca, who is only mentioned in this work as having been punished by the tribune for forgery. Human nature is scarcely capable of such sublime or stupid impartiality: but whosoever in the author of these Fragments, he wrote on the spot and at the time, and paints, without design or art, the manners of Rome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tribune.

    Not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y first edition of Gibbon,

    some new and very remarkable documents have been brought to light in a life of Nicolas Rienzi, – Cola di Rienzo und seine Zeit, – by Dr. Felix Papencordt.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documents are letters from Rienzi to Charles the Fourth, emperor and king of Bohemia, and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que; they enter into the whole history of his adventurous career during its first period, and throw a strong light upon his extraordinary character. These documents were first discovered and made use of, to a certain extent, by Pelzel, the historian of Bohemia. The originals have disappeared, but a

    copy made by Pelzel for his own use is now in the library of Count Thun at Teschen. There seems no doubt of their authenticity. Dr. Papencordt has printed the whole in his i:Urkunden,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long theological paper. – M. 1845.]

    In a quarter of the city which was inhabited only by

    mechanics and Jews, the marriage of an innkeeper and a washer woman produced the future deliverer of Rome. ^20 ^! From such parents Nicholas Rienzi Gabrini could inherit neither dignity nor fortune; and the gift of a liberal education, which they painfully bestowed, was the cause of his glory and untimely end.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eloquence, the writings of Cicero, Seneca, Livy, Caesar, and Valerius Maximus, elevated above his equals and contemporaries the genius of the young plebeian: he perused with indefatigable diligence the manuscripts and marbles of antiquity; loved to dispense his knowledge in familiar language; and was often provoked to exclaim, “Where are now these Romans? their virtue, their justice, their power? why was I not born in those happy times?” ^21 When the republic addressed to the throne of Avignon an embassy of the three orders, the spirit and eloquence of Rienzi recommended him to a place among the thirteen deputies of the commons. The orator had the honor of haranguing Pope Clement the Sixth,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onversing with Petrarch, a congenial mind: but his aspiring hopes were chilled by disgrace and poverty and the patriot was reduced to a single garment and the charity of the hospital. ^* From this misery he was relieved by the sense of merit or the smile of favor; and the employment of apostolic notary afforded him a daily stipend of five gold florins, a more honorable and extensive connection, and the right of contrasting, both in words and actions, his own integrity with the vices of the state. The eloquence of Rienzi was prompt and persuasive: the multitude is always prone to envy and censure: he was stimulated by the loss of a brother and the impunity of the assassins; nor was it possible to excuse or exaggerate the public calamities. The blessings of peace and justice, for which civil society has been instituted, were banished from Rome:

    the jealous citizens, who might have endured every personal or pecuniary injury, were most deeply wounded in the dishonor of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22 they were equally oppressed by the arrogance of the nobles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magistrates; ^!! and the abuse of arms or of laws was the only circumstance that distinguished the lions from the dogs and serpents of the Capitol. These allegorical emblems were variously repeated in the pictures which Rienzi exhibite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and while the spectators gazed with curious wonder, the bold and ready orator unfolded the meaning, applied the satire, inflamed their passions, and announced a distant hope of comfort and deliverance. The privileges of Rome, her eternal sovereignty over her princes and provinces, was the theme of his public and private discourse; and a monument of servitude became in his hands a title and incentive of liberty. The decree of the senate, which granted the most ample prerogatives to the emperor Vespasian, had been inscribed on a copper plate still extant in the choir of the church of St. John Lateran. ^23 A numerous assembly of nobles and plebeians was invited to this political lecture, and a convenient theatre was erected for their reception. The notary appeared in a magnificent and mysterious habit, explained the inscription by a version and commentary, ^24 and descanted with eloquence and zeal on the ancient glorie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from whom all legal authority was derived. The supine ignorance of the nobles was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the serious tendency of such representations: they might sometimes chastise with words and blows the plebeian reformer; but he was often suffered in the Colonna palace to amuse the company with his threats and predictions; and the modern Brutus ^25 was concealed under the mask of folly and the character of a buffoon. While they indulged their contemp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ood estate, his favorite expression, was entertained among the people as a desirable, a possible, and at length as an approaching, event; and while all had the disposition to applaud, some had the courage to assist, their promised deliverer.

    [Footnote 20: The first and splendid period of Rienzi, his tribunitian government, is contained in the xviiith chapter of the Fragments, (p. 399 – 479,) which, in the new division, forms the iid book of the history in xxxviii. smaller chapters or sections.]

    [Footnote !: But see in Dr. Papencordt’s work, and in Rienzi’s own words, his claim to be a bastard son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Seventh, whose intrigue with his mother Rienzi relates with a sort of proud shamelessness. Compare account by the editor of Dr. Papencordt’s work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lxix. – M. 1845.]

    [Footnote 21: The reader may be pleased with a specimen of the original idiom: Fo da soa juventutine nutricato di latte de eloquentia, bono gramatico, megliore rettuorico, autorista bravo.

    Deh como et quanto era veloce leitore! moito usava Tito Livio, Seneca, et Tullio, et Balerio Massimo, moito li dilettava le magnificentie di Julio Cesare raccontare. Tutta la die se speculava negl’ intagli di marmo lequali iaccio intorno Roma. Non era altri che esso, che sapesse lejere li antichi pataffii. Tutte scritture antiche vulgarizzava; quesse fiure di marmo justamente interpretava. On come spesso diceva, “Dove suono quelli buoni Romani? dove ene loro somma justitia? poleramme trovare in tempo che quessi fiuriano!”]

    [Footnote *: Sir J. Hobhouse published (in his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Rienzi’s joyful letter to the people of Rome on the apparently favorable termination of this mission. – M. 1845.]

    [Footnote 22: Petrarch compares the jealousy of the Romans with the easy temper of the husbands of Avignon, (Memoires, tom. i. p. 330.)] [Footnote !!: All this Rienzi, writing at a later period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attributed to the criminal abandonment of his flock by the supreme pontiff. See Urkunde apud Papencordt, p. xliv. Quarterly Review, p. 255. – M. 1845.]

    [Footnote 23: The fragments of the Lex regia may be found in the Inscriptions of Gruter, tom. i. p. 242, and at the end of the Tacitus of Ernesti, with some learned notes of the editor, tom. ii.]

    [Footnote 24: I cannot overlook a stupendous and laughable blunder of Rienzi. The Lex regia empowers Vespasian to enlarge the Pomoerium, a word familiar to every antiquary. It was not so to the tribune; he confounds it with pomarium, an orchard, translates lo Jardino de Roma cioene Italia, and is copied by the less excusable ignorance of the Latin translator (p. 406) and the French historian, (p. 33.) Even the learning of Muratori has slumbered over the passage.]

    [Footnote 25: Priori (Bruto) tamen similior, juvenis uterque, longe ingenic quam cujus simulationem induerat, ut sub hoc obtentu liberator ille P R. aperiretur tempore suo …. Ille regibus, hic tyrannis contemptus, (Opp (Opp. p. 536.)

    Note: Fatcor attamen quod – nunc fatuum. nunc hystrionem,

    nunc gravem nunc simplicem, nunc astutum, nunc fervidum, nunc timidum simulato rem, et dissimulatorem ad hunc caritativum finem, quem dixi, constitusepius memet ipsum. Writing to an archbishop, (of Prague,) Rienzi alleges scriptural examples. Saltator coram archa David et insanus apparuit coram Rege; blanda, astuta, et tecta Judith astitit Holoferni; et astate Jacob meruit benedici, Urkunde xlix. – M. 1845.]

    A prophecy, or rather a summons, affixed on the church door

    of St. George, was the first public evidence of his designs; a nocturnal assembly of a hundred citizens on Mount Aventine, the first step to their execution. After an oath of secrecy and aid, he represented to the conspirators the importance and facility of their enterprise; that the nobles, without union or resources, were strong only in the fear nobles, of their imaginary strength; that all power, as well as right,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that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al

    chamber might relieve the public distress; and that the pope himself would approve their victory over the common enemies of government and freedom. After securing a faithful band to protect his first declaration, he proclaimed through the city, by sound of trumpet, that on the evening of the following day, all persons should assemble without arms before the church of St. Angelo, to provide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good estate. The whole night was employed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irty masses of the Holy Ghost; and in the morning, Rienzi, bareheaded, but in complete armor, issued from the church, encompassed by the hundred conspirators. The pope’s vicar, the simple bishop of Orvieto, who had been persuaded to sustain a part in this singular ceremony, marched on his right hand; and three great standards were borne aloft as the emblems of their design. In the first, the banner of liberty, Rome was seated on two lions, with a palm in one hand and a globe in the other; St. Paul, with a drawn sword, was delineated in the banner of justice; and in the third, St. Peter held the keys of concord and peace. Rienzi was encouraged by the presence and applause of an innumerable crowd, who understood little, and hoped much; and the procession slowly rolled forwards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to the Capitol. His triumph was disturbed by some secret emotions which he labored to suppress: he ascended without opposition, and with seeming confidence, the citadel of the republic; harangued the people from the balcony; and received the most flattering confirmation of his acts and laws. The nobles, as if destitute of arms and counsels, beheld in silent consternation this strange revolution; and the moment had been prudently chosen, when the most formidable, Stephen Colonna, was absent from the city. On the first rumor, he returned to his palace, affected to despise this plebeian tumult, and declared to the messenger of Rienzi, that at his leisure he would cast the madman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Capitol. The great bell instantly rang an alarm, and so rapid was the tide, so urgent was the danger, that Colonna escaped with precipitation to the suburb of St. Laurence: from thence, after a moment’s refreshment, he continued the same speedy career till he reached in safety his castle of Palestrina; lamenting his own imprudence, which had

    not trampled the spark of this mighty conflagration. A general and peremptory order was issued from the Capitol to all the nobles, that they should peaceably retire to their estates: they obeyed; and their departure secured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free and obedient citizens of Rome.

    But such voluntary obedience evaporates with the first

    transports of zeal; and Rienzi felt the importance of justifying his usurpation by a regular form and a legal title. At his own choice, the Roman people would have displayed their attachment and authority, by lavishing on his head the names of senator or consul, of king or emperor: he preferred the ancient and modest appellation of tribune; ^*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s was the essence of that sacred office; and they were ignorant, that it had never been invested with any share in the legislative or executive powers of the republic. In this character, an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Roman, the tribune enacted the most salutary laws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ood estate. By the first he fulfils the wish of honesty and inexperience, that no civil suit should be protracted beyond the term of fifteen days. The danger of frequent perjury might justify the pronouncing against a false accuser the same penalty which his evidence would have inflicted: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s might compel the legislator to punish every homicide with death, and every injury with equal retaliation. But 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was hopeless till he had previously abolished the tyranny of the nobles. It was formally provided, that none, except the supreme magistrate, should possess or command the gates, bridges, or towers of the state; that no private garrison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towns or castles of the Roman territory; that none should bear arms, or presume to fortify their houses in the city or country; that the baron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afety of the highways, and the free passage of provisions; an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malefactors and robbers should be expiated by a fine of a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But these regulations would have been impotent and nugatory, had not the licentious nobles been awed by the sword of the civil power. A

    sudden alarm from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could still summon to the standard above twenty thousand volunteers: the support of the tribune and the laws required a more regular and permanent force. In each harbor of the coast a vessel was stationed for the assurance of commerce; a standing militia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horse and thirteen hundred foot was levied, clothed, and paid in the thirteen quarters of the city: and the spirit of a commonwealth may be traced in the grateful allowance of one hundred florins, or pounds, to the heirs of every soldier who lost his life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ublic def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ranaries, for the relief of widows, orphans, and indigent convents, Rienzi applied, without fear of sacrilege,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 chamber: the three branches of hearth-money, the salt-duty, and the customs, were each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florins; ^26 and scandalous were the abuses, if in four or five months the amount of the salt-duty could be trebled by his judicious economy. After thus restoring the forces and finances of the republic, the tribune recalled the nobles from their solitary independence; required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in the Capitol; and imposed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of submission to the laws of the good estate. Apprehensive for their safety, but still more apprehensive of the danger of a refusal, the princes and barons returned to their houses at Rome in the garb of simple and peaceful citizens: the Colonna and Ursini, the Savelli and Frangipani, were confounded before the tribunal of a plebeian, of the vile buffoon whom they had so often derided, and their disgrace was aggravated by the indignation which they vainly struggled to disguise. The same oath was successively pronounced by the several orders of society, the clergy and gentlemen, the judges and notaries, the merchants and artisans, and the gradual descent was marked by the increase of sincerity and zeal. They swore to live and die with the republic and the church, whose interest was artfully united by the nominal association of the bishop of Orvieto, the pope’s vicar, to the office of tribune. It was the boast of Rienzi, that he had delivered the throne and patrimony of St. Peter from a

    rebellious aristocracy; and Clement the Sixth, who rejoiced in its fall, affected to believe the professions, to applaud the merits, and to confirm the title, of his trusty servant. The speech, perhaps the mind, of the tribune, was inspired with a lively regard for the purity of the faith: he insinuated his claim to a supernatural mission from the Holy Ghost; enforced by a heavy forfeiture the annual duty of confession and communion; and strictly guarded the spiritual as well as temporal welfare of his faithful people. ^27 [Footnote *: Et ego, Deo semper auctore, ipsa die pristina (leg. prima) Tribunatus, quae quidem dignitas a tempore deflorati Imperii, et per annos Vo et ultra sub tyrannica occupatione vacavit, ipsos omnes potentes indifferenter Deum at justitiam odientes, a mea, ymo a Dei facie fugiendo vehementi Spiritu dissipavi, et nullo effuso cruore trementes expuli, sine ictu remanents Romane terre facie renovata. Libellus Tribuni ad Caesarem, p. xxxiv – M. 1845.] [Footnote 26: In one MS. I read (l. ii. c. 4, p. 409) perfumante quatro solli, in another, quatro florini, an important variety, since the florin was worth ten Roman solidi, (Muratori, dissert. xxviii.) The former reading would give us a population of 25,000, the latter of 250,000 families; and I much fear, that the former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cay of Rome and her territory.] [Footnote 27: Hocsemius, p. 498, apud du Cerceau, Hist. de Rienzi, p. 194. The fifteen tribunitian laws may be found in the Roman historian (whom for brevity I shall name) Fortifiocca, l. ii. c. 4]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I.

    Never perhaps has the energy and effect of a single mind

    been more remarkably felt than in the sudden, though transient, reformation of Rome by the tribune Rienzi. A den of

    robbers was converted to the discipline of a camp or convent: patient to hear, swift to redress, inexorable to punish, his tribunal was always accessible to the poor and stranger; nor could birth, or dignity, or the immunities of the church, protect the offender or his accomplices. The privileged houses, the private sanctuaries in Rome, on which no officer of justice would presume to trespass, were abolished; and he applied the timber and iron of their barricades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pitol. The venerable father of the Colonna was exposed in his own palace to the double shame of being desirous, and of being unable, to protect a criminal. A mule, with a jar of oil, had been stolen near Capranica; and the lord of the Ursini family was condemned to restore the damage, and to discharge a fine of four hundred florins for his negligence in guarding the highways. Nor were the persons of the barons more inviolate than their lands or houses; and, either from accident or design, the same impartial rigor was exercised against the heads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Peter Agapet Colonna, who had himself been senator of Rome, was arrested in the street for injury or debt; and justice was appeased by the tardy execution of Martin Ursini, who, among his various acts of violence and rapine, had pillaged a shipwrecked vessel at the mouth of the Tyber. ^28 His name, the purple of two cardinals, his uncles, a recent marriage, and a mortal disease were disregarded by the inflexible tribune, who had chosen his victim. The public officers dragged him from his palace and nuptial bed: his trial was short and satisfactory: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convened the people: stripped of his mantle, on his knees, with his hands bound behind his back, he heard the sentence of death; and after a brief confession, Ursini was led away to the gallows. After such an example, none who were conscious of guilt could hope for impunity, and the flight of the wicked, the licentious, and the idle, soon purified the city and territory of Rome. In this time (says the historian,) the woods began to rejoice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infested with robbers; the oxen began to plough; the pilgrims visited the sanctuaries; the roads and inns were replenished with travellers; trade, plenty, and good faith, were restored in the markets; and a purse of gold might be exposed without danger

    in the midst of the highway. As soon as the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 subject are secure, the labors and rewards of industry spontaneously revive: Rome was still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fame and fortunes of the tribune were diffused in every country by the strangers who had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his government.

    [Footnote 28: Fortifiocca, l. ii. c. 11. From the account of this shipwreck, we learn some circumstances of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ge. 1. The ship was built and freighted at Naples for the ports of Marseilles and Avignon. 2. The sailors were of Naples and the Isle of Oenaria less skilful than those of Sicily and Genoa. 3. The navigation from Marseilles was a coasting voyage to the mouth of the Tyber, where they took shelter in a storm; but, instead of finding the current, unfortunately ran on a shoal: the vessel was stranded, the mariners escaped. 4. The cargo, which was pillaged, consisted of the revenue of Provence for the royal treasury, many bags of pepper and cinnamon, and bales of French cloth, to the value of 20,000 florins; a rich prize.]

    The deliverance of his country inspired Rienzi with a vast,

    and perhaps visionary, idea of uniting Italy in a great federative republic, of which Rome should be the ancient and lawful head, and the free cities and princes the members and associates. His pen was not less eloquent than his tongue; and his numerous epistles were delivered to swift and trusty messengers. On foot, with a white wand in their hand, they traversed the forests and mountains; enjoyed, in the most hostile states, the sacred security of ambassadors; and reported, in the style of flattery or truth, that the highways along their passage were lined with kneeling multitudes, who implored Heaven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Could passion have listened to reason; could private interest have yielded to the public welfare; the supreme tribunal and confederate union of the Italian republic might have healed their intestine discord, and closed the Alps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But the propitious season had

    elapsed; and if Venice, Florence, Sienna, Perugia, and many inferior cities offer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the good estate, the tyrants of Lombardy and Tuscany must despise, or hate, the plebeian author of a free constitution. From them, however, and from every part of Italy, the tribune received the most friendly and respectful answers: they were followed by the ambassadors of the princes and republics; and in this foreign conflux, on all the occasions of pleasure or business, the low born notary could assume the familiar or majestic courtesy of a sovereign. ^29 The most glorious circumstance of his reign was an appeal to his justice from Lewis, king of Hungary, who complained, that his brother and her husband had been perfidiously strangled by Jane, queen of Naples: ^30 her guilt or innocence was pleaded in a solemn trial at Rome; but after hearing the advocates, ^31 the tribune adjourned this weighty and invidious cause, which was soon determined by the sword of the Hungarian. Beyond the Alps, more especially at Avignon, the revolution was the theme of curiosity, wonder, and applause. ^* Petrarch had been the private friend, perhaps the secret counsellor, of Rienzi: his writings breathe the most ardent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joy; and all respect for the pope, all gratitude for the Colonna, was lost in the superior duties of a Roman citizen. The poet-laureate of the Capitol maintains the act, applauds the hero, and mingles with some apprehension and advice, the most lofty hopes of the permanent and rising greatness of the republic. ^32

    [Footnote 29: It was thus that Oliver Cromwell’s old acquaintance, who remembered his vulgar and ungracious entrance into the House of Commons, were astonished at the ease and majesty of the protector on his throne, (See Harris’s Life of Cromwell, p. 27 – 34, from Clarendon Warwick, Whitelocke, Waller, &c.) The consciousness of merit and power will sometimes elevate the manners to the station.]

    [Footnote 30: See the causes, circumstances, and effects of the death of Andrew in Giannone, (tom. iii. l. xxiii. p. 220 – 229,) and the Life of Petrarch (Memoires, tom. ii. p. 143 – 148, 245 –

    250, 375 – 379, notes, p. 21 – 37.) The abbe de Sade wishes to extenuate her guilt.]

    [Footnote 31: The advocate who pleaded against Jane could add nothing to the logical force and brevity of his master’s epistle.

    Johanna! inordinata vita praecedens, retentio potestatis in regno, neglecta vindicta, vir alter susceptus, et excusatio subsequens, necis viri tui te probant fuisse participem et consortem. Jane of Naples, and Mary of Scotland, have a singular conformity.]

    [Footnote *: In his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Rienzi thus describes the effect of his elevation on Italy and on the world: “Did I not restore real peace among the cities which were distracted by factions? did I not cause all the citizens, exiled by party violence, with their wretched wives and children, to be readmitted? had I not begun to extinguish the factious names (scismatica nomina) of Guelf and Ghibelline, for which countless thousands had perished body and soul, under the eyes of their pastors, by the reduc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and all Italy into one amicable, peaceful, holy, and united confederacy? the consecrated standards and banners having been by me collected and blended together, and, in witness to our holy association and perfect union, offered up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mbassadors of all the cities of Italy, on the day of the assumption of our Blessed Lady.” p. xlvii.

    In the Libellus ad Caesarem: “I received the homage and

    submission of all the sovereigns of Apulia, the barons and counts, and almost all the people of Italy. I was honored by solemn embassies and letters by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king of England. The queen of Naples submitted herself and her kingdom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ibune. The king of Hungary, by two solemn embassies, brought his cause against his queen and his nobles before my tribunal; and I venture to say further, that the fame of the tribune alarmed the soldan of Babylon. When the Christian

    pilgrims to the sepulchre of our Lord related to the Christian and Jewish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ll the yet unheard-of and wonderful circumstances of the reformation in Rome, both Jews and Christians celebrated the event with unusual festivities. When the soldan inquired the cause of these rejoicings, and received this intelligence about Rome, he ordered all the havens and cities on the coast to be fortified, and put in a state of defence,” p. xxxv. – M. 1845.]

    [Footnote 32: See the Epistola Hortatoria de Capessenda Republica, from Petrarch to Nicholas Rienzi, (Opp. p. 535 – 540,) and the vth eclogue or pastoral, a perpetual and obscure allegory.]

    While Petrarch indulged these prophetic visions, the Roman

    hero was fast declining from the meridian of fame 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who had gazed with astonishment on the ascending meteor, began to mark the irregularity of its course,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light and obscurity. More eloquent than judicious, more enterprising than resolute, the faculties of Rienzi were not balanced by cool and commanding reason: he magnified in a tenfold proportion the objects of hope and fear; and prudence, which could not have erected, did not presume to fortify, his throne. In the blaze of prosperity, his virtues were insensibly tinctured with the adjacent vices; justice with cruelly, cruelty, liberality with profusion, and the desire of fame with puerile and ostentatious vanity. ^* He might have learned, that the ancient tribunes, so strong and sacred in the public opinion, were not distinguished in style, habit, or appearance, from an ordinary plebeian; ^33 and that as often as they visited the city on foot, a single viator, or meadle, attended the exercise of their office. The Gracchi would have frowned or smiled, could they have read the sonorous titles and epithets of their successor, “Nicholas, severe and merciful; deliverer of Rome; defender of Italy; ^34 friend of mankind, and of liberty, peace, and justice; tribune august:” his theatrical pageants had prepared the revolution; but Rienzi abused, in luxury and pride, the political maxim of speaking to

    the eyes,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tude. From nature he had received the gift of a handsome person, ^35 till it was swelled and disfigured by intemperance: and his propensity to laughter was corrected in the magistrate by the affectation of gravity and sternness. He was clothed, at least on public occasions, in a party-colored robe of velvet or satin, lined with fur, and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e rod of justice, which he carried in his hand, was a sceptre of polished steel, crowned with a globe and cross of gold, and enclosing a small fragment of the true and holy wood. In his civil and religious processions through the city, he rode on a white steed, the symbol of royalty: the great banner of the republic, a sun with a circle of stars, a dove with an olive branch, was displayed over his head; a shower of gold and silver was scattered among the populace, fifty guards with halberds encompassed his person; a troop of horse preceded his march; and their tymbals and trumpets were of massy silver.

    [Footnote *: An illustrious female writer has drawn, with a single stroke, the character of Rienzi, Crescentius, and Arnold of Brescia, the fond restorers of Roman liberty: ‘Qui ont pris les souvenirs pour les esperances.’ Corinne, tom. i. p. 159. Could Tacitus have excelled this?” Hallam, vol i p. 418. – M.] [Footnote 33: In his Roman Questions, Plutarch (Opuscul. tom. i. p. 505, 506, edit. Graec. Hen. Steph.) states, on the most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he simple greatness of the tribunes, who were not properly magistrates, but a check on magistracy. It was their duty and interest. Rienzi, and Petrarch himself, were incapable perhaps of reading a Greek philosopher; but they might have imbibed the same modest doctrines from their favorite Latins, Livy and Valerius Maximus.]

    [Footnote 34: I could not express in English the forcible, though barbarous, title of Zelator Italiae, which Rienzi assumed.]

    [Footnote 35: Era bell’ homo, (l. ii. c. l. p. 399.)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riso sarcastico of the Bracciano edition is

    wanting in the Roman MS., from which Muratori has given the text.

    In his second reign, when he is painted almost as a monster, Rienzi travea una ventresca tonna trionfale, a modo de uno Abbate Asiano, or Asinino, (l. iii. c. 18, p. 523.)]

    The ambition of the honors of chivalry ^36 betrayed the

    meanness of his birth, and degraded the importance of his office; and the equestrian tribune was not less odious to the nobles, whom he adopted, than to the plebeians, whom he deserted. All that yet remained of treasure, or luxury, or art, was exhausted on that solemn day. Rienzi led the procession from the Capitol to the Lateran; the tediousness of the way was relieved with decorations and games; the ecclesiastical, civil, and military orders marched under their various banners; the Roman ladies attended his wife; and the ambassadors of Italy might loudly applaud or secretly deride the novelty of the pomp. In the evening, which they had reached the church and palace of Constantine, he thanked and dismissed the numerous assembly, with an invitation to the festival of the ensuing day. From the hands of a venerable knight he received the order of the Holy Ghost;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bath was a previous ceremony; but in no step of his life did Rienzi excite such scandal and censure as by the profane use of the porphyry vase, in which Constantine (a foolish legend) had been healed of his leprosy by Pope Sylvester. ^37 With equal presumption the tribune watched or reposed within the consecrated precincts of the baptistery; and the failure of his state-bed was interpreted as an omen of his approaching downfall. At the hour of worship, he showed himself to the returning crowds in a majestic attitude, with a robe of purple, his sword, and gilt spurs; but the holy rites were soon interrupted by his levity and insolence. Rising from his throne, and advancing towards the congregation, he proclaimed in a loud voice: “We summon to our tribunal Pope Clement: and command him to reside in his diocese of Rome: we also summon the 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 ^38 We again

    summon the two pretenders, Charles of Bohemia and Lewis of Bavaria, who style themselves emperors: we likewise summon all the electors of Germany, to inform us on what pretence they have usurped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the Roman people, the ancient and lawful sovereigns of the empire.” ^39 Unsheathing his maiden sword, he thrice brandished it to the three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rice repeated the extravagant declaration, “And this too is mine!” The pope’s vicar, the bishop of Orvieto, attempted to check this career of folly; but his feeble protest was silenced by martial music; and instead of withdrawing from the assembly, he consented to dine with his brother tribune, at a table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reserved for the supreme pontiff. A banquet, such as the Caesars had given, was prepared for the Romans. The apartments, porticos, and courts of the Lateran were spread with innumerable tables for either sex, and every condition; a stream of wine flowed from the nostrils of Constantine’s brazen horse; no complaint, except of the scarcity of water, could be heard;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multitude was curbed by discipline and fear. A subsequent day was appointed for the coronation of Rienzi; ^40 seven crowns of different leaves or metals were successively placed on his head by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Roman clergy; they represented the seven gifts of the Holy Ghost; and he still professed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the ancient tribunes. ^* These extraordinary spectacles might deceive or flatter the people; and their own vanity was gratified in the vanity of their leader. But in his private life he soon deviated from the strict rule of frugality and abstinence; and the plebeians, who were awed by the splendor of the nobles, were provoked by the luxury of their equal. His wife, his son, his uncle, (a barber in name and profession,) exposed the contrast of vulgar manners and princely expense; and without acquiring the majesty, Rienzi degenerated into the vices, of a king.

    [Footnote 36: Strange as it may seem, this festival was not without a precedent. In the year 1327, two barons, a Colonna and an Ursini, the usual balance, were created knights by the Roman people: their bath was of rose- water, their beds were

    decked with royal magnificence, and they were served at St. Maria of Araceli in the Capitol, by the twenty-eight buoni huomini. They afterwards received from Robert, king of Naples, the sword of chivalry, (Hist. Rom. l. i. c. 2, p. 259.)]

    [Footnote 37: All parties believed in the leprosy and bath of Constantine (Petrarch. Epist. Famil. vi. 2,) and Rienzi justified his own conduct by observing to the court of Avignon, that a vase which had been used by a Pagan could not be profaned by a pious Christian. Yet this crime is specified in the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Hocsemius, apud du Cerceau, p. 189, 190.)] [Footnote 38: This verbal summons of Pope Clement VI., which rest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Roman historian and a Vatican Ms., is disputed by the biographer of Petrarch, (tom. ii. not. p. 70 – 76, with arguments rather of decency than of weight. The court of Avignon might not choose to agitate this delicate question.]

    [Footnote 39: The summons of the two rival emperors, a monument of freedom and folly, is extant in Hocsemius, (Cerceau, p. 163 – 166.)]

    [Footnote 40: It is singular, that the Roman historian should have overlooked this sevenfold coronation, which is sufficiently proved by internal evidence, and the testimony of Hocsemius, and even of Rienzi, (Cercean p. 167 – 170, 229.)]

    [Footnote *: It was on this occasion that he made the profane comparison between himself and our Lord; and the striking circumstance took place which he relates in his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wild and joyous exultation of the people, one of his most zealous supporters, a monk, who was in high repute for his sanctity, stood apart in a corner of the church and wept bitterly! A domestic chaplain of Rienzi’s inquired the cause of his grief. “Now,” replied the man of God, “is thy master cast down from heaven – never saw I man so proud. By the aid of the Holy Ghost he has driven the tyrants from the city without drawing a sword; the cities and the sovereigns of Italy have submitted to his power. Why is he so arrogant and ungrateful towards the Most High? Why does

    he seek earthly and transitory rewards for his labors, and in his wanton speech liken himself to the Creator? Tell thy master that he can only atone for this offence by tears of penitence.” In the evening the chaplain communicated this solemn rebuke to the tribune: it appalled him for the time, but was soon forgotten in the tumult and hurry of business. – M. 1845.]

    A simple citizen describes with pity, or perhaps with

    pleasure, the humiliation of the barons of Rome. “Bareheaded, their hands crossed on their breast, they stood with downcast look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ribune; and they trembled, good God, how they trembled!” ^41 As long as the yoke of Rienzi was that of justice and their country, their conscience forced them to esteem the man, whom pride and interest provoked them to hate: his extravagant conduct soon fortified their hatred by contempt; and they conceived the hope of subverting a power which was no longer so deeply rooted in the public confidence. The old animosity of the Colonna and Ursini was suspended for a moment by their common disgrace: they associated their wishes, and perhaps their designs; an assassin was seized and tortured; he accused the nobles; and as soon as Rienzi deserved the fate, he adopted the suspicions and maxims, of a tyrant. On the same day, under various pretences, he invited to the Capitol his principal enemies, among whom were five members of the Ursini and three of the Colonna name. But instead of a council or a banquet, they found themselves prisoners under the sword of despotism or justic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innocence or guilt might inspire them with equal apprehensions of danger. At the sound of the great bell the people assembled; they were arraigned for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tribune’s life; and though some might sympathize in their distress, not a hand, nor a voice, was raised to rescue the first of the nobility from their impending doom. Their apparent boldness was prompted by despair; they passed in separate chambers a sleepless and painful night; and the venerable hero, Stephen Colonna, striking against the door of his prison, repeatedly urged his guards to deliver him by a speedy death from such

    ignominious servitude. In the morning they understood their sentence from the visit of a confessor and the tolling of the bell. The great hall of the Capitol had been decorated for the bloody scene with red and white hangings: the countenance of the tribune was dark and severe; the swords of the executioners were unsheathed; and the barons were interrupted in their dying speeches by the sound of trumpets. But in this decisive moment, Rienzi was not less anxious or apprehensive than his captives: he dreaded the splendor of their names, their surviving kinsmen, the inconstancy of the people the reproaches of the world, and, after rashly offering a mortal injury, he vainly presumed that, if he could forgive, he might himself be forgiven. His elaborate oration was that of a Christian and a suppliant; and, as the humble minister of the commons, he entreated his masters to pardon these noble criminals, for whose repentance and future service he pledged his faith and authority.

    “If you are spared,” said the tribune, “by the mercy of the Romans, will you not promise to support the good estate with your lives and fortunes?” Astonished by this marvellous clemency, the barons bowed their heads; and while they devoutly repeated the oath of allegiance, might whisper a secret, and more sincere, assurance of revenge. A priest,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ronounced their absolution: they received the communion with the tribune, assisted at the banquet, followed the procession; and, after every spiritual and temporal sign of reconciliation, were dismissed in safety to their respective homes, with the new honors and titles of generals, consuls, and patricians. ^42

    [Footnote 41: Puoi se faceva stare denante a se, mentre sedeva, li baroni tutti in piedi ritti co le vraccia piecate, e co li capucci tratti. Deh como stavano paurosi! (Hist. Rom. l. ii. c. 20, p. 439.) He saw them, and we see them.]

    [Footnote 42: The original letter, in which Rienzi justifies his treatment of the Colonna, (Hocsemius, apud du Cerceau, p. 222 – 229,) displays, in genuine colors, the mixture of the knave and the madman.]

    During some weeks they were checked by the memory of their

    danger, rather than of their deliverance, till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Ursini, escaping with the Colonna from the city, erected at Marino the standard of rebellio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stle were instantly restored; the vassals attended their lord; the outlaws armed against the magistrate; the flocks and herds, the harvests and vineyards, from Marino to the gates of Rome, were swept away or destroyed; and the people arraigned Rienzi as the author of the calamities which his government had taught them to forget. In the camp, Rienzi appeared to less advantage than in the rostrum; and he negle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rebel barons till their numbers were strong, and their castles impregnable. From the pages of Livy he had not imbibed the art, or even the courage, of a general: an army of twenty thousand Romans returned without honor or effect from the attack of Marino; and his vengeance was amused by painting his enemies, their heads downwards, and drowning two dogs (at least they should have been bears)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rsini. The belief of his incapacity encouraged their operations: they were invited by their secret adherents; and the barons attempted, with four thousand foot, and sixteen hundred horse, to enter Rome by force or surprise. The city was prepared for their reception; the alarm-bell rung all night; the gates were strictly guarded, or insolently open; a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they sounded a retreat. The two first divisions had passed along the walls, but the prospect of a free entrance tempted the headstrong valor of the nobles in the rear; and after a successful skirmish, they were overthrown and massacred without quarter by the crowds of the Roman people. Stephen Colonna the younger, the noble spirit to whom Petrarch ascribed the restoration of Italy, was preceded or accompanied in death by his son John, a gallant youth, by his brother Peter, who might regret the ease and honors of the church, by a nephew of legitimate birth, and by two bastards of the Colonna race; and the number of seven, the seven crowns, as Rienzi styled them, of the Holy Ghost, was completed by the agony of the deplorable parent, and the

    veteran chief, who had survived the hope and fortune of his house. The vision and prophecies of St. Martin and Pope Boniface had been used by the tribune to animate his troops: ^43 he displayed, at least in the pursuit, the spirit of a hero; but he forgot the maxims of the ancient Romans, who abhorred the triumphs of civil war. The conqueror ascended the Capitol; deposited his crown and sceptre on the altar; and boasted, with some truth, that he had cut off an ear, which neither pope nor emperor had been able to amputate. ^44 His base and implacable revenge denied the honors of burial; and the bodies of the Colonna, which he threatened to expose with those of the vilest malefactors, were secretly interred by the holy virgins of their name and family. ^45 The people sympathized in their grief, repented of their own fury, and detested the indecent joy of Rienzi, who visited the spot where these illustrious victims had fallen. It was on that fatal spot that he conferred on his son the honor of knighthood: and the ceremony was accomplished by a slight blow from each of the horsemen of the guard, and by a ridiculous and inhuman ablution from a pool of water, which was yet polluted with patrician blood. ^46

    [Footnote 43: Rienzi, in the above-mentioned letter, ascribes to St. Martin the tribune, Boniface VIII. the enemy of Colonna, himself, and the Roman people, the glory of the day, which Villani likewise (l. 12, c. 104) describes as a regular battle. The disorderly skirmish, the flight of the Romans, and the cowardice of Rienzi, are painted in the simple and minute narrative of Fortifiocca, or the anonymous citizen, (l. i. c. 34 – 37.)] [Footnote 44: In describing the fall of the Colonna, I speak only of the family of Stephen the elder, who is often confounded by the P. du Cerceau with his son. That family was extinguished, but the house has been perpetuated in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of which I have not a very accurate knowledge. Circumspice (says Petrarch) familiae tuae statum, Columniensium domos: solito pauciores habeat columnas. Quid ad rem modo fundamentum stabile, solidumque permaneat.]

    [Footnote 45: The convent of St. Silvester was founded, endowed, and protected by the Colonna cardinals, for the daughters of the family who embraced a monastic life, and who, in the year 1318, were twelve in number. The others were allowed to marry with their kinsmen in the fourth degree, and the dispensation was justified by the small number and close alliances of the noble families of Rom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110, tom. ii. p. 401.)]

    [Footnote 46: Petrarch wrote a stiff and pedantic letter of consolation, (Fam. l. vii. epist. 13, p. 682, 683.) The friend was lost in the patriot. Nulla toto orbe principum familia carior; carior tamen respublica, carior Roma, carior Italia.

    Je rends graces aux Dieux de n’etre pas Romain.]

    A short delay would have saved the Colonna, the delay of a

    single month, which elapsed between the triumph and the exile of Rienzi.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he forfeited what yet remained of his civil virtues, without acquiring the fame of military prowess. A free and vigorous opposition was formed in the city; and when the tribune proposed in the public council ^47 to impose a new tax, and to regulate the government of Perugia, thirty-nine members voted against his measures; repelled the injurious charge of treachery and corruption; and urged him to prove, by their forcible exclusion, that if the populace adhered to his cause, it was already disclaimed by the most respectable citizens. The pope and the sacred college had never been dazzled by his specious professions; they were justly offended by the insolence of his conduct; a cardinal legate was sent to Italy, and after some fruitless treaty, and two personal interviews, he fulminated a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in which the tribune is degraded from his office, and branded with the guilt of rebellion, sacrilege, and heresy. ^48 The surviving barons of Rome were now humbled to a sense of allegiance; their interest and revenge engaged them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but as the fate of the Colonna was before their eyes, they abandoned to a private

    adventurer the peril and glory of the revolution. John Pepin, count of Minorbino, ^49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ad been condemned for his crimes, or his riches, to perpetual imprisonment; and Petrarch, by soliciting his release, in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ruin of his friend. At the head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soldiers, the count of Minorbino introduced himself into Rome; barricaded the quarter of the Colonna: and found the enterprise as easy as it had seemed impossible. From the first alarm,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incessantly tolled; but, instead of repairing to the well-known sound, the people were silent and inactive; and the pusillanimous Rienzi, deploring their ingratitude with sighs and tears, abdicated the government and palace of the republic.

    [Footnote 47: This council and opposition is obscurely mentioned by Pollistore, a contemporary writer, who has preserved some curious and original facts, (Rer. Italicarum, tom. xxv. c. 31, p. 798 – 804.)]

    [Footnote 48: The briefs and bulls of Clement VI. against Rienzi are translated by the P. du Cerceau, (p. 196, 232,)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A.D. 1347, No. 15, 17, 21, &c.,) who found them in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49: Matteo Villani describes the origin, character, and death of this count of Minorbino, a man da natura inconstante e senza fede, whose grandfather, a crafty notary, was enriched and ennobled by the spoils of the Saracens of Nocera, (l. vii. c. 102, 103.) See his imprisonment, and the efforts of Petrarch, tom. ii. p. 149 – 151)]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II.

    Without drawing his sword, count Pepin restored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church; three senators were chosen, and the legate, assuming the first rank, accepted his two colleagues from the rival families of Colonna and Ursini. The acts of the tribune were abolished, his head was proscribed; yet such was the terror of his name, that the barons hesitated three days before they would trust themselves in the city, and Rienzi was left above a month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from whence he peaceably withdrew, after laboring, without effect, to revive the affection and courage of the Romans. The vision of freedom and empire had vanished: their fallen spirit would have acquiesced in servitude, had it been smoothed by tranquillity and order; and it was scarcely observed, that the new senators derived their authority from the Apostolic See; that four cardinals were appointed to reform, with dictatorial power,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Rome was again agitated by the bloody feuds of the barons, who detested each other, and despised the commons: their hostile fortresses, both in town and country, again rose, and were again demolished: and the peaceful citizens, a flock of sheep, were devoured, says the Florentine historian, by these rapacious wolves. But when their pride and avarice had exhausted the patience of the Romans, a confraternity of the Virgin Mary protected or avenged the republic: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was again tolled, the nobles in arms trembled in the presence of an unarmed multitude; and of the two senators, Colonna escaped from the window of the palace, and Ursini was ston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The dangerous office of tribune was successively occupied by two plebeians, Cerroni and Baroncelli. The mildness of Cerroni was unequal to the times; and after a faint struggle, he retired with a fair reputation and a decent fortune to the comforts of rural life. Devoid of eloquence or genius, Baroncelli was distinguished by a resolute spirit: he spoke the language of a patriot, and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tyrants; his suspicion was a sentence of death, and his own death was the reward of his cruelties. Amidst the public misfortunes, the

    faults of Rienzi were forgotten; and the Romans sighed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ir good estate. ^50

    [Footnote 50: The troubles of Rome, from the departure to the return of Rienzi, are related by Matteo Villani (l. ii. c. 47, l. iii. c. 33, 57, 78) and Thomas Fortifiocca, (l. iii. c. 1 – 4.) I have slightly passed over these secondary characters, who imitated the original tribune.]

    After an exile of seven years, the first deliverer was again

    restored to his country. In the disguise of a monk or a pilgrim, he escaped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implor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king of Hungary at Naples, tempted the ambition of every bold adventurer, mingled at Rome with the pilgrims of the jubilee, lay concealed among the hermits of the Apennine, and wandered through the cities of Italy, Germany, and Bohemia. His person was invisible, his name was yet formidable; and the anxiety of the court of Avignon supposes, and even magnifies, his personal merit.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ourth gave audience to a stranger, who frankly revealed himself as the tribune of the republic; and astonished an assembly of ambassadors and princes, by the eloquence of a patriot and the visions of a prophet, the downfall of tyranny and the kingdom of the Holy Ghost. ^51 Whatever had been his hopes, Rienzi found himself a captive; but he supported a character of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and obeyed, as his own choice, the irresistible summon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zeal of Petrarch, which had been cooled by the unworthy conduct, was rekindled by the sufferings and the presence, of his friend; and he boldly complains of the times, in which the savior of Rome was delivered by her emperor into the hands of her bishop. Rienzi was transported slowly, but in safe custody, from Prague to Avign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city was that of a malefactor; in his prison he was chained by the leg; and four cardinals were named to inquire into the crimes of heresy and rebellion. But his trial and condemnation would have involved some questions, which it was more prudent to leave under the veil of mystery: the temporal supremacy of the popes; the duty

    of residence;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rivilege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Rome. The reigning pontiff well deserved the appellation of Clement: the strange vicissitudes and magnanimous spirit of the captive excited his pity and esteem; and Petrarch believes that he respected in the hero the name and sacred character of a poet. ^52 Rienzi was indulged with an easy confinement and the use of books; and in the assiduous study of Livy and the Bible, he sought the cause and the consolation of his misfortunes.

    [Footnote 51: These visions, of which the friends and enemies of Rienzi seem alike ignorant, are surely magnified by the zeal of Pollistore, a Dominican inquisitor, (Rer. Ital. tom. xxv. c. 36, p. 819.) Had the tribune taught, that Christ was succeeded by the Holy Ghost, that the tyranny of the pope would be abolished, he might have been convicted of heresy and treason, without offending the Roman people.

    Note: So far from having magnified these visions, Pollistore

    is more than confirmed by the documents published by Papencordt. The adoption of all the wild doctrines of the Fratricelli, the Spirituals, in which, for the time at least, Rienzi appears to have been in earnest; his magnificent offers to the emperor, and the whole history of his life, from his first escape from Rome to his imprisonment at Avignon, are among the most curious chapters of his eventful life. – M. 1845.]

    [Footnote 52: The astonishment, the envy almost, of Petrarch is a proof, if not of the truth of this incredible fact, at least of his own veracity. The abbe de Sade (Memoires, tom. iii. p. 242) quotes the vith epistle of the xiiith book of Petrarch, but it is of the royal Ms., which he consulted, and not of the ordinary Basil edition, (p. 920.)]

    The succeeding pontificate of Innocent the Sixth opened a

    new prospect of his deliverance and restoration; and the court of Avignon was persuaded, that the successful rebel could

    alone appease and reform the anarchy of the metropolis. After a solemn profession of fidelity, the Roman tribune was sent into Italy, with the title of senator; but the death of Baroncelli appeared to supersede the use of his mission; and the legate, Cardinal Albornoz, ^53 a consummate statesman, allowed him with reluctance, and without aid, to undertake the perilous experiment. His first reception was equal to his wishes: the day of his entrance was a public festival; and his eloquence and authority revived the laws of the good estate. But this momentary sunshine was soon clouded by his own vices and those of the people: in the Capitol, he might often regret the prison of Avignon; and after a second administration of four months, Rienzi was massacred in a tumult which had been fomented by the Roman barons. In the society of the Germans and Bohemians, he is said to have contracted the habits of intemperance and cruelty: adversity had chilled his enthusiasm, without fortifying his reason or virtue; and that youthful hope, that lively assurance, which is the pledge of success, was now succeeded by the cold impotence of distrust and despair. The tribune had reigned with absolute dominion, by the choice, and in the hearts, of the Romans: the senator was the servile minister of a foreign court; and while he was suspected by the people, he was abandoned by the prince. The legate Albornoz, who seemed desirous of his ruin, inflexibly refused all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a faithful subject could no longer presume to touch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al chamber; and the first idea of a tax was the signal of clamor and sedition. Even his justice was tainted with the guilt or reproach of selfish cruelty: the most virtuous citizen of Rome was sacrificed to his jealousy;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a public robber, from whose purse he had been assisted, the magistrate too much forgot, or too much remembere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debtor. ^54 A civil war exhausted his treasures, and the patience of the city: the Colonna maintained their hostile station at Palestrina; and his mercenaries soon despised a leader whose ignorance and fear were envious of all subordinate merit. In the death, as in the life, of Rienzi, the hero and the coward were strangely mingled. When the Capitol was invested by a furious multitude, when

    he was basely deserted by his civil and military servants, the intrepid senator, waving the banner of liberty, presented himself on the balcony, addressed his eloquence to the various passions of the Romans, and labored to persuade them, that in the same cause himself and the republic must either stand or fall. His oration was interrupted by a volley of imprecations and stones; and after an arrow had transpierced his hand, he sunk into abject despair, and fled weeping to the inner chambers, from whence he was let down by a sheet before the windows of the prison. Destitute of aid or hope, he was besieged till the evening: the doors of the Capitol were destroyed with axes and fire; and while the senator attempted to escape in a plebeian habit, he was discovered and dragged to the platform of the palace, the fatal scene of his judgments and executions. A whole hour, without voice or motion, he stood amidst the multitude half naked and half dead: their rage was hushed into curiosity and wonder: the last feelings of reverence and compassion yet struggled in his favor; and they might have prevailed, if a bold assassin had not plunged a dagger in his breast. He fell senseless with the first stroke: the impotent revenge of his enemies inflicted a thousand wounds: and the senator’s body was abandoned to the dogs, to the Jews, and to the flames. Posterity will compare the virtues and failings of this extraordinary man; but in a long period of anarchy and servitude, the name of Rienzi has often been celebrated as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 and the last of the Roman patriots. ^55

    [Footnote 53: Aegidius, or Giles Albornoz, a noble Spaniard, archbishop of Toledo, and cardinal legate in Italy, (A.D. 1353 -1367,) restored, by his arms and counsels, the temporal dominion of the popes. His life has been separately written by Sepulveda; but Dryden could not reasonably suppose, that his name, or that of Wolsey, had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Mufti in Don Sebastian.]

    [Footnote 54: From Matteo Villani and Fortifiocca, the P. du Cerceau (p. 344 – 394) has extracted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chevalier Montreal, the life of a robber and the death of a hero. At the head of a free company, the first that desolated Italy, he

    became rich and formidable be had money in all the banks, – 60,000 ducats in Padua alone.]

    [Footnote 55: The exile, second government, and death of Rienzi, are minutely related by the anonymous Roman, who appears neither his friend nor his enemy, (l. iii. c. 12 – 25.) Petrarch, who loved the tribune, was indifferent to the fate of the senator.]

    The first and most generous wish of Petrarch was the

    restoration of a free republic; but after the exile and death of his plebeian hero, he turned his eyes from the tribune, to the king, of the Romans. The Capitol was yet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Rienzi, when Charles the Fourth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to obtain the Italian and Imperial crowns. In his passage through Milan he received the visit, and repaid the flattery, of the poet-laureate; accepted a medal of Augustus; and promised, without a smile, to imitate the founder of the Roman monarchy. A false application of the name and maxims of antiquity was the source of the hopes and disappointments of Petrarch; yet he could not overlook the difference of times and characters; the immeasurable distance between the first Caesars and a Bohemian prince, who by the favor of the clergy had been elected the titular head of the German aristocracy. Instead of restoring to Rome her glory and her provinces, he had bound himself by a secret treaty with the pope, to evacuate the city on the day of his coronation; and his shameful retreat was pursued by the reproaches of the patriot bard. ^56

    [Footnote 56: The hopes and the disappointment of Petrarch are agreeably described in his own words by the French biographer, (Memoires, tom. iii. p. 375 – 413;) but the deep, though secret, wound was the coronation of Zanubi, the poet-laureate, by Charles IV.]

    After the loss of liberty and empire, his third and more

    humble wish was to reconcile the shepherd with his flock; to recall the Roman bishop to his ancient and peculiar diocese. In the fervor of youth, with the authority of age, Petrarch addressed his exhortations to five successive popes, and his eloquence was always inspired by the enthusiasm of sentiment and the freedom of language. ^57 The son of a citizen of Florence invariably preferred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to that of his education; and Italy, in his eyes, was the queen and garden of the world. Amidst her domestic factions, she was doubtless superior to France both in art and science, in wealth and politeness; but the difference could scarcely support the epithet of barbarous, which he promiscuously bestows on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Alps. Avignon, the mystic Babylon, the sink of vice and corruption, was the object of his hatred and contempt; but he forgets that her scandalous vices were not the growth of the soil, and that in every residence they would adhere to the power and luxury of the papal court. He confesses that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is the bishop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yet it was not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but of the Tyber, that the apostle had fixed his everlasting throne; and while every city in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blessed with a bishop, the metropolis alone was desolate and forlorn. Since the removal of the Holy See, the sacred buildings of the Lateran and the Vatican, their altars and their saints, were left in a state of poverty and decay; and Rome was often painted under the image of a disconsolate matron, as if the wandering husband could be reclaimed by the homely portrait of the age and infirmities of his weeping spouse. ^58 But the cloud which hung over the seven hills would be dispe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lawful sovereign: eternal fame, the prosperity of Rome, and the peace of Italy, would be the recompense of the pope who should dare to embrace this generous resolution. Of the five whom Petrarch exhorted, the three first, John the Twenty-second, Benedict the Twelfth, and Clement the Sixth, were importuned or amused by the boldness of the orator; but the memorable change which had been attempted by Urban the Fifth was finally accomplished by Gregory the Eleventh. The execution of their design was opposed by weighty and almost insuperable obstacles. A king of France,

    who has deserved the epithet of wise, was unwilling to release them from a local dependence: the cardinals, for the most part his subjects, were attached to the language, manners, and climate of Avignon; to their stately palaces; above all, to the wines of Burgundy. In their eyes, Italy was foreign or hostile; and they reluctantly embarked at Marseilles, as if they had been sold or banished into the land of the Saracens. Urban the Fifth resided three years in the Vatican with safety and honor: his sanctity was protected by a guard of two thousand horse; and the king of Cyprus, the queen of Naples, and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devoutly saluted their common father in the chair of St. Peter. But the joy of Petrarch and the Italians was soon turned into grief and indignation. Some reasons of public or private moment, his own impatience or the prayers of the cardinals, recalled Urban to France; and 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was saved from the tyrannic patriotism of the Romans. The powers of heaven were interested in their cause: Bridget of Sweden, a saint and pilgrim, disapproved the return, and foretold the death, of Urban the Fifth: the migration of Gregory the Eleventh was encouraged by St. Catharine of Sienna, the spouse of Christ and ambassadress of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popes themselves, the great masters of human credulity, appear to have listened to these visionary females. ^59 Yet those celestial admonitions were supported by some arguments of temporal policy. The residents of Avignon had been invaded by hostile violence: at the head of thirty thousand robbers, a hero had extorted ransom and absolution from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sacred college; and the maxim of the French warriors, to spare the people and plunder the church, was a new heresy of the most dangerous import. ^60 While the pope was driven from Avignon, he was strenuously invited to Rome. The senate and people acknowledged him as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nd laid at his feet the keys of the gates, the bridges, and the fortresses; of the quarter at least beyond the Tyber. ^61 But this loyal offer was accompanied by a declaration, that they could no longer suffer the scandal and calamity of his absence; and that his obstinacy would finally provoke them to revive and assert the primitive right of election. The abbot of Mount Cassin had

    been consulted, whether he would accept the triple crown ^62 from the clergy and people: “I am a citizen of Rome,” ^63 replied that venerable ecclesiastic, “and my first law is, the voice of my country.” ^64

    [Footnote 57: See, in his accurate and amusing biographer, the application of Petrarch and Rome to Benedict XII. in the year 1334, (Memoires, tom. i. p. 261 – 265,) to Clement VI. in 1342, (tom. ii. p. 45 – 47,) and to Urban V. in 1366, (tom. iii. p. 677 – 691:) his praise (p. 711 – 715) and excuse (p. 771) of the last of these pontiffs. His angry controversy on the respective merits of France and Italy may be found, Opp. p. 1068 – 1085.]

    [Footnote 58: Squalida sed quoniam facies, neglectaque cultu

    Caesaries; multisque malis lassata senectus Eripuit solitam effigiem: vetus accipe nomen;

    Roma vocor.

    (Carm. l. 2, p. 77.)

    He spins this allegory beyond all measure or patience. The Epistles to Urban V in prose are more simple and persuasive, (Senilium, l. vii. p. 811 – 827 l. ix. epist. i. p. 844 – 854.)]

    [Footnote 59: I have not leisure to expatiate on the legends of St. Bridget or St. Catharine, the last of which might furnish some amusing stories. Their effect on the mind of Gregory XI. is attested by the last solemn words of the dying pope, who admonished the assistants, ut caverent ab hominibus, sive viris, sive mulieribus, sub specie religionis loquentibus visiones sui capitis, quia per tales ipse seductus, &c., (Baluz. Not ad Vit. Pap. Avenionensium, tom. i. p. 1224.)]

    [Footnote 60: This predatory expedition is related by Froissard, (Chronique, tom. i. p. 230,) and in the life of Du Guesclin, (Collection Generale des Memoires Historiques, tom. iv. c. 16, p. 107 – 113.) As early as the year 1361, the court of Avignon had been molested by similar freebooters, who afterwards passed the Alps,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563 – 569.)] [Footnote 61: Fleury alleges, from the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the original treaty which was signed the 21st of December, 1376, between Gregory XI. and the Romans, (Hist. Eccles. tom. xx. p. 275.)]

    [Footnote 62: The first crown or regnum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v. p. 702) on the episcopal mitre of the popes, is ascribed to the gift of Constantine, or Clovis. The second was added by Boniface VIII., as the emblem not only of a spiritual, but of a temporal, kingdom. The three states of the chur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triple crown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John XXII. or Benedict XII.,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258, 259.)] [Footnote 63: Baluze (Not. ad Pap. Avenion. tom. i. p. 1194, 1195) produces the original evidence which attests the threats of the Roman ambassadors, and the resignation of the abbot of Mount Cassin, qui, ultro se offerens, respondit se civem Romanum esse, et illud velle quod ipsi vellent.] [Footnote 64: The return of the popes from Avignon to Rome, and their reception by the people, are related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Urban V. and Gregory XI., in Baluze (Vit. Paparum Avenionensium, tom. i. p. 363 – 486) and Muratori, (Script. Rer. Italicarum, tom. iii. P. i. p. 613 – 712.) In the disputes of the schism, every circumstance was severely, though partially, scrutinized; more especially in the great inquest, which decided the obedience of Castile, and to which Baluze, in his notes, so often and so largely appeals from a Ms. volume in the Harley library, (p. 1281, &c.)]

    If superstition will interpret an untimely death, ^65 if the

    merit of counsels be judged from the event, the heavens may seem to frown on a measure of such apparent season and propriety. Gregory the Eleventh did not survive above fourteen months his return to the Vatican; and his decease was followed by the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which distracted the Latin church above forty years. The sacred college was then composed of twenty-two cardinals: six of these had remained at Avignon; eleven Frenchmen, one Spaniard, and four Italians, entered the conclave in the usual form. Their choice

    was not yet limited to the purple; and their unanimous votes acquiesced in the archbishop of Bari, a subject of Naples, conspicuous for his zeal and learning, who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under the name of Urban the Sixth. The epistle of the sacred college affirms his free, and regular, election; which had been inspired, as usual, by the Holy Ghost; he was adored, invested, and crowned, with the customary rites; his temporal authority was obeyed at Rome and Avignon, and his ecclesiastical supremacy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Latin world.

    During several weeks, the cardinals attended their new master with the fairest professions of attachment and loyalty; till the summer heats permitted a decent escape from the city. But as soon as they were united at Anagni and Fundi, in a place of security, they cast aside the mask, accused their own falsehood and hypocrisy, excommunicated the apostate and antichrist of Rome, and proceeded to a new election of Robert of Geneva, Clement the Seventh, whom they announced to the nations as the true and rightful vicar of Christ. Their first choice, an involuntary and illegal act, was annulled by fear of death and the menace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complaint is justified by the strong evidence of probability and fact. The twelve French cardinals, above two thirds of the votes, were masters of the election;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provincial jealousies, it cannot fairly be presumed that they would have sacrificed their right and interest to a foreign candidate, who would never restore them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In the various, and often inconsistent, narratives, ^66 the shades of popular violence are more darkly or faintly colored: but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seditious Romans was inflamed by a sense of their privileges, and the danger of a second emigration. The conclave was intimidated by the shouts, and encompassed by the arms, of thirty thousand rebels; the bells of the Capitol and St. Peter’s rang an alarm: “Death, or an Italian pope!” was the universal cry; the same threat was repeated by the twelve bannerets or chiefs of the quarters, in the form of charitable advice; some preparations were made for burning the obstinate cardinals; and had they chosen a

    Transalpine subjec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ould never have departed alive from the Vatican. The same constraint imposed the necessity of dissembling in the eyes of Rome and of the world; the pride and cruelty of Urban presented a more inevitable danger; and they soon discovered the features of the tyrant, who could walk in his garden and recite his breviary, while he heard from an adjacent chamber six cardinals groaning on the rack. His inflexible zeal, which loudly censured their luxury and vice, would have attached them to the stations and duties of their parishes at Rome; and had he not fatally delayed a new promotion, the French cardinals would have been reduced to a helpless minority in the sacred college. For these reasons, and the hope of repassing the Alps, they rashly violated the peac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merits of their double choice are yet agitated in the Catholic schools. ^67 The vanity,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 determined the court and clergy of France. ^68 The states of Savoy, Sicily, Cyprus, Arragon, Castille, Navarre, and Scotland were inclined by their example and authority to the obedience of Clement the Seventh, and after his decease, o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Rome and the principal states of Italy, Germany, Portugal, England, ^69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kingdoms of the North, adhered to the prior election of Urban the Sixth, who was succeeded by Boniface the Ninth, Innocent the Seventh, and Gregory the Twelfth. [Footnote 65: Can the death of a good man be esteemed a punishment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They betray the instability of their faith. Yet as a mere philosopher,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Greeks (Brunck, Poetae Gnomici, p. 231.) See in Herodotus (l. i. c. 31) the moral and pleasing tale of the Argive youths.]

    [Footnote 66: In the first book of the Histoire du Concile de Pise, M. Lenfant has abridged and compared the original narratives of the adherents of Urban and Clement, of the Italians and Germans, the French and Spaniards. The latter appear to be the most active and loquacious, and every fact and word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Gregory XI. and Clement VII. are supported in the notes of their editor Baluze.]

    [Footnote 67: The ordinal numbers of the popes seems to decide the question against Clement VII. and Benedict XIII., who are boldly stigmatized as antipopes by the Italians, while the French are content with authorities and reasons to plead the cause of doubt and toleration, (Baluz. in Praefat.) It is singular, or rather it is not singular, that saints, visions and miracles should be common to both parties.]

    [Footnote 68: Baluze strenuously labors (Not. p. 1271 – 1280) to justify the pure and pious motives of Charles V. king of France: he refused to hear the arguments of Urban; but were not the Urbanists equally deaf to the reasons of Clement, &c.?]

    [Footnote 69: An epistle, or declamation, in the name of Edward III., (Baluz. Vit. Pap. Avenion. tom. i. p. 553,) displays the zeal of the English nation against the Clementines. Nor was their zeal confined to words: the bishop of Norwich led a crusade of 60,000 bigots beyond sea, (Hume’s History, vol. iii. p. 57, 58.)]

    From the banks of the Tyber and the Rhone, the hostile

    pontiff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with the pen and the sword: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order of society was disturbed; and the Romans had their full share of the mischiefs of which they may be arraigned as the primary authors. ^70 They had vainly flattered themselves with the hope of restoring the seat of the ecclesiastical monarchy, and of relieving their poverty with the tributes and offerings of the nations; but the separation of France and Spain diverted the stream of lucrative devotion; nor could the loss be compensated by the two jubilees which were crowded into the space of ten years. By the avocations of the schism, by foreign arms, and popular tumults, Urban the Sixth and his three successors were often compelled to interrupt their residence in the Vatican. The Colonna and Ursini still exercised their deadly feuds: the bannerets of Rome asserted and abused the privileges of a republic: the vicars of Christ, who had levied a military force, chastised their rebellion with the gibbet, the sword, and the dagger; and, in a

    friendly conference, eleven deputies of the people were perfidiously murdered and cast into the street. Since the invasion of Robert the Norman, the Romans had pursue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without the dangerous interposition of a stranger. But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schism, an aspiring neighbor, Ladislaus king of Naples, alternately supported and betrayed the pope and the people; by the former he was declared gonfalonier, or general, of the church, while the latter submitted to his choice the nomination of their magistrates. Besieging Rome by land and water, he thrice entered the gates as a Barbarian conqueror; profaned the altars, violated the virgins, pillaged the merchants, performed his devotions at St. Peter’s, and left a garrison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His arms were sometimes unfortunate, and to a delay of three days he was indebted for his life and crown: but Ladislaus triumphed in his turn; and it was only his premature death that could save the metropoli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from the ambitious conqueror, who had assumed the title, or at least the powers, of king of Rome. ^71

    [Footnote 70: Besides the general historians, the Diaries of Delphinus Gentilia Peter Antonius, and Stephen Infessura, i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Muratori, represented the state and misfortunes of Rome.]

    [Footnote 71: It is supposed by Giannone (tom. iii. p. 292) that he styled himself Rex Romae, a title unknown to the world since the expulsion of Tarquin. But a nearer inspection has justified the reading of Rex Ramae, of Rama, an obscure kingdom annexed to the crown of Hungary.]

    I have not undertak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schism; but Rome, the object of these last chapters, is deeply interested in the disputed succession of her sovereigns. The first counsels for the peace and union of Christendom aro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from the faculty of the Sorbonne, whose doctors were esteemed, at least in the Gallican church, as the most consummate masters of theological science. ^72

    Prudently waiving all invidious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and merits of the dispute, they proposed, as a healing measure, that the two pretenders of Rome and Avignon should abdicate at the same time, after qualifying the cardinals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to join in a legitimate election; and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subtract ^73 their obedience, if either of the competitor preferred his own interest to that of the public. At each vacancy, these physicians of the church deprecated the mischiefs of a hasty choice; but the policy of the conclave and the ambition of its members were deaf to reason and entreaties; and whatsoever promises were made, the pope could never be bound by the oaths of the cardinal. During fifteen years, the pacific designs of the university were eluded by the arts of the rival pontiffs, the scruples or passions of their adherent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French factions, that ruled the insanity of Charles the Sixth. At length a vigorous resolution was embraced; and a solemn embassy, of the titular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two archbishops, five bishops, five abbots, three knights, and twenty doctors, was sent to the courts of Avignon and Rome, to require, in the name of the church and king, the abdication of the two pretenders, of Peter de Luna, who styled himsel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and of Angelo Corrario, who assumed the name of Gregory the Twelfth. For the ancient honor of Rome, and the success of their commission, the ambassadors solicited a conference with the magistrates of the city, whom they gratified by a positive declaration, that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did not entertain a wish of transporting the holy see from the Vatican, which he considered as the genuine and proper seat of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In the name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 eloquent Roman asserted their desire to cooperate in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deplored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calamities of the long schism, and requested the protection of France against the arms of the king of Naples. The answers of Benedict and Gregory were alike edifying and alike deceitful; and, in evading the demand of their abdication, the two rivals were animated by a common spirit. They agreed on the necessity of a previous interview; but the time, the place, and the manner, could never be ascertained by mutual consent. “If the one advances,”

    says a servant of Gregory, “the other retreats; the one appears an animal fearful of the land, the other a creature apprehensive of the water. And thus, for a short remnant of life and power, will these aged priests endanger the peace and salv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74

    [Footnote 72: The leading and decisive part which France assumed in the schism is stated by Peter du Puis in a separate history, extracted from authentic records, and inserted in the seventh volume of the last and best edition of his friend Thuanus, (P. xi. p. 110 – 184.)]

    [Footnote 73: Of this measure, John Gerson, a stout doctor, was the author of the champi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the Gallican church were often prompted by his advice, and are copiously displayed in his theological writings, of which Le Clerc (Bibliotheque Choisie, tom. x. p. 1 – 78) has given a valuable extract. John Gerson act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uncils of Pisa and Constance.]

    [Footnote 74: Leonardus Brunus Aretinus, one of the revivers of classic learning in Italy, who, after serving many years as secretary in the Roman court, retired to the honorable office of chancellor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Fabric. Bibliot. Medii Aevi, tom. i. p. 290.) Lenfant has given the version of this curious epistle, (Concile de Pise, tom. i. p. 192 – 195.)]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at length provoked by their

    obstinacy and fraud: they were deserted by their cardinals, who embraced each other a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nd their revolt was supported by a numerous assembly of prelates and ambassadors.

    With equal justice, the council of Pisa deposed the popes of Rome and Avignon; the conclave was unanimous in the choice of Alexander the Fifth, and his vacant seat was soon filled by a similar election of John the Twenty-third, the most profligate of mankind. But instead of extinguishing the schism, the rashness of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d given a third

    pretender to the chair of St. Peter. Such new claims of the synod and conclave were disputed; three kings, of Germany, Hungary, and Naples, adhered to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 Twelfth; and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himself a Spaniard,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devotion and patriotism of that powerful nation. The rash proceedings of Pisa were corrected by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the emperor Sigismond acted a conspicuous part as the advocate or protecto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embers might seem to constitute the states-general of Europe. Of the three popes, John the Twenty-third was the first victim: he fled and was brought back a prisoner: the most scandalous charges were suppressed; the vicar of Christ was only accused of piracy, murder, rape, sodomy, and incest; and after subscribing his own condemnation, he expiated in prison the imprudence of trusting his person to a free city beyond the Alps. Gregory the Twelfth, whose obedience was reduced to the narrow precincts of Rimini, descended with more honor from the throne; and his ambassador convened the session, in which he renounced the title and authority of lawful pope. To vanquish the obstinacy o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or his adherents, the emperor in person undertook a journey from Constance to Perpignan. The kings of Castile, Arragon, Navarre, and Scotland, obtained an equal and honorable treaty;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Spaniards, Benedict was deposed by the council; but the harmless old man was left in a solitary castle to excommunicate twice each day the rebel kingdoms which had deserted his cause. After thus eradicating the remains of the schism, the synod of Constance proceeded with slow and cautious steps to elect the sovereign of Rome and the head of the church.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the college of twenty-three cardinals was fortified with thirty deputies; six of whom were chosen in each of the five great nations of Christendom, – the Italian, the German, the French, the Spanish, and the English: ^75 the interference of strangers was softened by their generous preference of an Italian and a Roman; and the hereditary, as well as personal, merit of Otho Colonna recommended him to the conclave. Rome accepted with joy and obedience the noblest of her sons;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as defended by his powerful family; and the elevation of Martin the Fifth is the aera of the rest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popes in the Vatican. ^76

    [Footnote 75: I cannot overlook this great national cause, which was vigorously maintained b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gainst those of France. The latter contended, that Christendom was essentially distributed into the four great nations and votes, of Italy, Germany, France, and Spain, and that the lesser kingdoms (such as England, Denmark, Portugal, &c.) were comprehended under one or other of these great divisions. The English asserted, that the British islands, of which they were the hea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fifth and coordinate nation, with an equal vote; and every argument of truth or fable was introduced to exalt the dignity of their country. Including England, Scotland, Wales, the four kingdoms of Ireland, and the Orkneys, the British Islands are decorated with eight royal crowns, and discriminated by four or five languages, English, Welsh, Cornish, Scotch, Irish, &c. The greater island from north to south measures 800 miles, or 40 days’ journey; and England alone contains 32 counties and 52,000 parish churches, (a bold account!) besides cathedrals, colleges, priories, and hospitals. They celebrate the mission of St. Joseph of Arimathea, the birth of Constantine, and the legatine powers of the two primates, without forgetting the testimony of Bartholomey de Glanville, (A.D. 1360,) who reckons only four Christian kingdoms, 1. of Rome, 2. of Constantinople, 3. of Ireland, which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English monarchs, and 4, of Spain. Our countrymen prevailed in the council, but the victories of Henry V. added much weight to their arguments. The adverse pleadings were found at Constance by Sir Robert Wingfield, ambassador of Henry VIII. to the emperor Maximilian I., and by him printed in 1517 at Louvain. From a Leipsic Ms. they are more correctly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of Von der Hardt, tom. v.; but I have only seen Lenfant’s abstract of these acts,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447, 453, &c.)]

    [Footnote 76: The histories of the three successive councils, Pisa, Constance, and Basil, have been written with a tolerable

    degree of candor, industry, and elegance, by a Protestant minister, M. Lenfant, who retired from France to Berlin. They form six volumes in quarto; and as Basil is the worst, so Constance is the best, part of the Collection.]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V.

    The royal prerogative of coining money, which had been

    exercised near three hundred years by the senate, was first resumed by Martin the Fifth, ^77 and his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introduce the series of the papal medals. Of his two immediate successors, Eugenius the Fourth was the last pope expelled by the tumults of the Roman people, ^78 and Nicholas the Fifth, the last who was importuned by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emperor. ^79 I. The conflict of Eugenius with the fathers of Basil, and the weight or apprehension of a new excise, emboldened and provoked the Romans to usurp the temporal government of the city. They rose in arms, elected seven governors of the republic, and a constable of the Capitol; imprisoned the pope’s nephew; besieged his person in the palace; and shot volleys of arrows into his bark as he escaped down the Tyber in the habit of a monk. But he still possessed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 faithful garrison and a train of artillery: their batteries incessantly thundered on the city, and a bullet more dexterously pointed broke down the barricade of the bridge, and scattered with a single shot the heroes of the republic. Their constancy was exhausted by a rebellion of five months. Under the tyranny of the Ghibeline nobles, the wisest patriots regretted the domin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ir repentance was unanimous and effectual. The troops of St. Peter again occupied the Capitol; the magistrates departed to their homes; the most guilty were executed or exiled; and the legate, at the head of two thousand

    foot and four thousand horse, was saluted as the father of the city. The synod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the fear or resentment of Eugenius, prolonged his absence: he was received by a submissive people; but the pontiff understood from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triumphal entry, that to secure their loyalty and his own repose, he must grant without delay the abolition of the odious excise. II. Rome was restored, adorned, and enlightened, by the peaceful reign of Nicholas the Fifth. In the midst of these laudable occupations, the pope was alarmed by the approach of Frederic the Third of Austria; though his fears could not be justified by the character or the power of the Imperial candidate. After drawing his military force to the metropolis, and imposing the best security of oaths ^80 and treaties, Nicholas received with a smiling countenance the faithful advocate and vassal of the church. So tame were the times, so feeble was the Austrian, that the pomp of his coronation was accomplished with order and harmony: but the superfluous honor was so disgraceful to an independent nation, that his successors have excused themselves from the toilsome pilgrimage to the Vatican; and rest their Imperial title on the choice of the electors of Germany.

    [Footnote 77: See the xxviith Dissertation of the Antiquities of Muratori, and the 1st I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des Medailles of the Pere Joubert and the Baron de la Bastie. The Metallic History of Martin V. and his successors has been composed by two monks, Moulinet, a Frenchman, and Bonanni, an Italian: but I understand, th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ries is restored from more recent coins.]

    [Footnote 78: Besides the Lives of Eugenius IV., (Rerum Italic. tom. iii. P. i. p. 869, and tom. xxv. p. 256,) the Diaries of Paul Petroni and Stephen Infessura are the best original evidence for the revolt of the Romans against Eugenius IV. The former, who lived at the time and on the spot, speaks the language of a citizen, equally afraid of priestly and popular tyranny.] [Footnote 79: The coronation of Frederic III. is described by Lenfant, (Concile de Basle, tom. ii. p. 276 – 288,) from Aeneas Sylvius, a spectator and actor in that splendid scene.]

    [Footnote 80: The oath of fidelity imposed on the emperor by the pope is recorded and sanctified in the Clementines, (l. ii. tit. ix.;) and Aeneas Sylvius, who objects to this new demand, could not foresee, that in a few years he should ascend the throne, and imbibe the maxims, of Boniface VIII.] A citizen has remarked, with pride and pleasure, that the king of the Romans, after passing with a slight salute the cardinals and prelates who met him at the gate, distinguished the dress and person of the senator of Rome; and in this last farewell, the pageants of the empire and the republic were clasped in a friendly embrace. ^81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Rome, ^82 her first magistrate was required to be a doctor of laws, an alien, of a place at least forty miles from the city; with whose inhabitants he must not be connected in the third canonical degree of blood or alliance. The election was annual: a severe scrutiny was instituted into the conduct of the departing senator; nor could he be recalled to the same office till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wo years. A liberal salary of three thousand florins was assigned for his expense and reward; and his public appearance represented the majesty of the republic. His robes were of gold brocade or crimson velvet, or in the summer season of a lighter silk: he bore in his hand an ivory sceptre; the sound of trumpets announced his approach; and his solemn steps were preceded at least by four lictors or attendants, whose red wands were enveloped with bands or streamers of the golden color or livery of the city. His oath in the Capitol proclaims his right and duty to observe and assert the laws, to control the proud, to protect the poor, and to exercise justice and mercy within the extent of his jurisdiction. In these useful functions he was assisted by three learned strangers; the two collaterals, and the judge of criminal appeals: their frequent trials of robberies, rapes, and murders, are attested by the law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se laws connives at the licentiousness of private feuds and armed associations for mutual defence. But the senator was confin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Capitol, the treasur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and its territory, were intrusted to the three conservators, who were changed four times in each year: the militia of the thirteen regions assembl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ir respective chiefs, or caporioni;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name and dignity of the prior. The popular legislature consisted of the secret and the common councils of the Romans. The former was composed of the magistrates and their immediate predecessors, with some fiscal and legal officers, and three classes of thirteen, twenty-six, and forty, counsellors: amounting in the whole to about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ersons. In the common council all male citizens had a right to vote; and the value of their privilege was enhanced by the care with which any foreigners were prevented from usurping the title and character of Romans. The tumult of a democracy was checked by wise and jealous precautions: except the magistrates, none could propose a question; none were permitted to speak, except from an open pulpit or tribunal; all disorderly acclamations were suppressed; the sense of the majority was decided by a secret ballot; and their decrees were promulgated in the venerable name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assign a period in which this theory of government has been reduced to accurate and constant practic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rder has been gradually connected with the decay of liberty. Bu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eighty the ancient statutes were collected, methodized in three books, and adapted to present use, under the pontificate, and with the approbation, of Gregory the Thirteenth: ^83 this civil and criminal code is the modern law of the city; and, if the popular assemblies have been abolished, a foreign senator, with the three conservators, still resides in the palace of the Capitol. ^84 The policy of the Caesars has been repeated by the popes; and the bishop of Rome affected to maintain the form of a republic, while he reigned with the absolute powers of a temporal, as well as a spiritual, monarch. [Footnote 81: Lo senatore di Roma, vestito di brocarto con quella beretta, e con quelle maniche, et ornamenti di pelle, co’ quali va alle feste di Testaccio e Nagone, might escape the eye of Aeneas Sylvius, but he is viewed with admiration and complacency by the Roman citizen, (Diario di Stephano Infessura, p. 1133.)]

    [Footnote 82: See, in the statutes of Rome, the senator and three judges, (l. i. c. 3 – 14,) the conservators, (l. i. c. 15, 16, 17, l. iii. c. 4,) the caporioni (l. i. c. 18, l. iii. c. 8,) the secret council, (l. iii. c. 2,) the common council, (l. iii. c. 3.) The title of feuds, defiances, acts of violence, &c., is spread through many a chapter (c. 14 – 40) of the second book.]

    [Footnote 83: Statuta almoe Urbis Romoe Auctoritate S. D. N. Gregorii XIII Pont. Max. a Senatu Populoque Rom. reformata et edita. Romoe, 1580, in folio. The obsolete, repugnant statutes of antiquity were confounded in five books, and Lucas Paetus, a lawyer and antiquarian, was appointed to act as the modern Tribonian. Yet I regret the old code, with the rugged crust of freedom and barbarism.]

    [Footnote 84: In my time (1765) and in M. Grosley’s, (Observations sur l’Italie torn. ii. p. 361,) the senator of Rome was M. Bielke, a noble Swede and a proselyte to the Catholic faith. The pope’s right to appoint the senator and the conservator is implied, rather than affirmed, in the statutes.]

    It is an obvious truth, that the times must be suited to

    extraordinary characters, and that the genius of Cromwell or Retz might now expire in obscurity. The political enthusiasm of Rienzi had exalted him to a throne; the same enthusiasm, in the next century, conducted his imitator to the gallows. The birth of Stephen Porcaro was noble, his reputation spotless: his tongue was armed with eloquence, his mind was enlightened with learning; and he aspired, beyond the aim of vulgar ambition, to free his country and immortalize his name. The dominion of priests is most odious to a liberal spirit: every scruple was removed by the recent knowledge of the fable and forgery of Constantine’s donation; Petrarch was now the oracle of the Italians; and as often as Porcaro revolved the ode which describes the patriot and hero of Rome, he applied to himself the visions of the prophetic bard. His first trial of the popular feelings was at the funeral of Eugenius the Fourth: in an elaborate speech he called the Romans to liberty and arms;

    and they listened with apparent pleasure, till Porcaro was interrupted and answered by a grave advocate, who pleaded for the church and state. By every law the seditious orator was guilty of treason; but the benevolence of the new pontiff, who viewed his character with pity and esteem, attempted by an honorable office to convert the patriot into a friend. The inflexible Roman returned from Anagni with an increase of reputation and zeal; and, on the first opportunity, the games of the place Navona, he tried to inflame the casual dispute of some boys and mechanics into a general rising of the people. Yet the humane Nicholas was still averse to accept the forfeit of his life; and the traitor was removed from the scene of temptation to Bologna, with a liberal allowance for his support, and the easy obligation of presenting himself each day before the governor of the city. But Porcaro had learned from the younger Brutus, that with tyrants no faith or gratitude should be observed: the exile declaimed against the arbitrary sentence; a party and a conspiracy were gradually formed: his nephew, a daring youth, assembled a band of volunteers; and on the appointed evening a feast was prepared at his house for the friends of the republic. Their leader, who had escaped from Bologna, appeared among them in a robe of purple and gold: his voice, his countenance, his gestures, bespoke the man who had devoted his life or death to the glorious cause. In a studied oration, he expiated on the motives and the means of their enterprise; the name and liberties of Rome; the sloth and pride of their ecclesiastical tyrants; the active or passive consen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ree hundred soldiers, and four hundred exiles, long exercised in arms or in wrongs; the license of revenge to edge their swords, and a million of ducats to reward their victory. It would be easy, (he said,) on the next day, the festival of the Epiphany, to seize the pope and his cardinals, before the doors, or at the altar, of St. Peter’s; to lead them in chains under the walls of St. Angelo; to extort by the threat of their instant death a surrender of the castle; to ascend the vacant Capitol; to ring the alarm bell; and to restore in a popular assembly the ancient republic of Rome. While he triumphed, he was already betrayed. The senator, with a strong guard,

    invested the house: the nephew of Porcaro cut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but the unfortunate Stephen was drawn from a chest, lamenting that his enemies had anticipated by three hours th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 After such manifest and repeated guilt, even the mercy of Nicholas was silent. Porcaro, and nine of his accomplices, were hanged without the benefit of the sacraments; and, amidst the fears and invectives of the papal court, the Romans pitied, and almost applauded, these martyrs of their country. ^85 But their applause was mute, their pity ineffectual, their liberty forever extinct; and, if they have since risen in a vacancy of the throne or a scarcity of bread, such accidental tumults may be found in the bosom of the most abject servitude. [Footnote 85: Besides the curious, though concise, narrative of Machiavel, (Istoria Florentina, l. vi. Opere, tom. i. p. 210, 211, edit. Londra, 1747, in 4to.) the Porcarian conspiracy is related in the Diary of Stephen Infessura, (Rer. Ital. tom. iii. P. ii. p. 1134, 1135,) and in a separate tract by Leo Baptista Alberti, (Rer. Ital. tom. xxv. p. 609 – 614.) It is amusing to compare the style and sentiments of the courtier and citizen. Facinus profecto quo …. neque periculo horribilius, neque audacia detestabilius, neque crudelitate tetrius, a quoquam perditissimo uspiam excogitatum sit …. Perdette la vita quell’ huomo da bene, e amatore dello bene e liberta di Roma.]

    Bu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obles, which was fomented by

    discord, survived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which must be founded in union. A privilege of rapine and oppression was long maintained by the barons of Rome; their houses were a fortress and a sanctuary: and the ferocious train of banditti and criminals whom they protected from the law repaid the hospitality with the service of their swords and daggers.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the pontiffs, or their nephews, sometimes involved them in these domestic feuds. Under the reign of Sixtus the Fourth, Rome was distracted by the battles and sieges of the rival houses: after the conflagration of his palace, the prothonotary Colonna was tortured and beheaded; and Savelli, his captive friend, was murdered on the spot, for

    refusing to join in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victorious Ursini. ^86 But the popes no longer trembled in the Vatican: they had strength to command, if they had resolution to claim, the obedience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strangers, who observed these partial disorders, admired the easy taxes and wis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87

    [Footnote 86: The disorders of Rome, which were much inflamed by the partiality of Sixtus IV. are exposed in the Diaries of two spectators, Stephen Infessura, and an anonymous citizen. See the troubles of the year 1484, and the death of the prothonotary Colonna, in tom. iii. P. ii. p. 1083, 1158.] [Footnote 87: Est toute la terre de l’eglise troublee pour cette partialite (des Colonnes et des Ursins) come nous dirions Luce et Grammont, ou en Hollande Houc et Caballan; et quand ce ne seroit ce differend la terre de l’eglise seroit la plus heureuse habitation pour les sujets qui soit dans toute le monde (car ils ne payent ni tailles ni gueres autres choses,) et seroient toujours bien conduits, (car toujours les papes sont sages et bien consellies;) mais tres souvent en advient de grands et cruels meurtres et pilleries.]

    The spiritual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depend on the force of

    opinion; and if that opinion be supplanted by reason or passion, the sound may idly waste itself in the air; and the helpless priest is exposed to the brutal violence of a noble or a plebeian adversary. But after their return from Avignon, the keys of St. Peter were guarded by the sword of St. Paul. Rome was commanded by an impregnable citadel: the use of cannon is a powerful engine against popular seditions: a regular force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was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 pope: his ample revenues supplied the resources of war: and, from the extent of his domain, he could bring down on a rebellious city an army of hostile neighbors and loyal subjects. ^88 Since the union of the duchies of Ferrara and Urbino,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exten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Adriatic, and from the confines of Naples to the banks of the Po; and as early as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reater part of

    that spacious and fruitful country acknowledged the lawful claims and temporal sovereignty of the Roman pontiffs. Their claims were readily deduced from the genuine, or fabulous, donations of the darker ages: the successive steps of their final settlement would engage us too far in the transactions of Italy, and even of Europe; the crimes of Alexander the Sixth, the martial operations of Julius the Second, and the liberal policy of Leo the Tenth, a theme which has been adorned by the pens of the noblest historians of the times. ^89 In the first period of their conquests, till the expedition of Charles the Eighth, the popes might successfully wrestle with the adjacent princes and states, whose military force was equal, or inferior, to their own. But as soon as the monarchs of France, Germany and Spain, contended with gigantic arms for the dominion of Italy, they supplied with art the deficiency of strength; and concealed, in a labyrinth of wars and treaties, their aspiring views, and the immortal hope of chasing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Alps. The nice balance of the Vatican was often subverted by the soldiers of the North and West, who were uni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Charles the Fifth: the feeble and fluctuating policy of Clement the Seventh exposed his person and dominions to the conqueror; and Rome was abandoned seven months to a lawless army, more cruel and rapacious than the Goths and Vandals. ^90 After this severe lesson, the popes contracted their ambition, which was almost satisfied, resumed the character of a common parent, and abstained from all offensive hostilities, except in a hasty quarrel, when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Turkish sultan were armed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kingdom of Naples. ^91 The French and Germans at length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of battle: Milan, Naples, Sicily, Sardinia, and the sea-coast of Tuscany, were firmly possessed by the Spaniards; and it became their interest to maintain the peace and dependence of Italy, which continued almost without disturbanc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to the ope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Vatican was swayed and protected by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atholic king: his prejudice and interest disposed him in every dispute to support the prince against the people; and instead of the encouragement, the aid, and the asylum, which

    they obtained from the adjacent states, the friends of liberty, or the enemies of law, were enclosed on all sides within the iron circle of despotism. The long habits of obedience and education subdued the turbulent spirit of the nobles and commons of Rome. The barons forgot the arms and faction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insensibly became the servants of luxury and government. Instead of maintaining a crowd of tenants and followers, the produce of their estates was consumed in the private expenses which multiply the pleasures, and diminish the power, of the lord. ^92 The Colonna and Ursini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ecoration of their palaces and chapels; and their antique splendor was rivalled or surpassed by the sudden opulence of the papal families. In Rome the voice of freedom and discord is no longer heard; and, instead of the foaming torrent, a smooth and stagnant lake reflects the image of idleness and servitude.

    [Footnote 88: By the oeconomy of Sixtus V. the revenue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as raised to two millions and a half of Roman crowns, (Vita, tom. ii. p. 291 – 296;) and so regular was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at in one month Clement VIII. could invade the duchy of Ferrara with three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tom. iii. p. 64) Since that time (A.D. 1597) the papal arms are happily rusted: but the revenue must have gained some nominal increase.

    Note: On the financial measures of Sixtus V. see Ranke, Dio

    Romischen Papste, i. p. 459. – M.]

    [Footnote 89: More especially by Guicciardini and Machiavel;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former, in the Florentine history, the Prince, and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the latter. These, with their worthy successors, Fra Paolo and Davila, were justly esteemed the first historians of modern languages, till, in the present age, Scotland arose, to dispute the prize with Italy herself.]

    [Footnote 90: In the history of the Gothic siege, I have compared the Barbarians with the subjects of Charles V., (vol.

    iii. p. 289, 290;) an anticipation, which, like that of the Tartar conquests, I indulged with the less scruple, as I could scarcely hope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of my work.] [Footnote 91: The ambitious and feeble hostilities of the Caraffa pope, Paul IV. may be seen in Thuanus (l. xvi. – xviii.) and Giannone, (tom. iv p. 149 – 163.) Those Catholic bigots, Philip II. and the duke of Alva, presumed to separate the Roman prince from the vicar of Christ, yet the holy character, which would have sanctified his victory was decently applied to protect his defeat.

    Note: But compare Ranke, Die Romischen Papste, i. p. 289. –

    M] [Footnote 92: This gradual change of manners and expense is admirably explained by Dr.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i. p. 495 – 504,) who proves, perhaps too severely, that the most salutary effects have flowed from the meanest and most selfish causes.]

    A Christian, a philosopher, ^93 and a patriot, will be

    equally scandalized by the temporal kingdom of the clergy; and the local majesty of Rome, the remembrance of her consuls and triumphs, may seem to imbitter the sense, and aggravate the shame, of her slavery. If we calmly weigh the merits and defects of the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it may be praised in its present state, as a mild, decent, and tranquil system, exempt from the dangers of a minority, the sallies of youth, the expenses of luxury, and the calamities of war. But these advantages are overbalanced by a frequent, perhaps a septennial, election of a sovereign, who is seldom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he reign of a young statesman of threescore, in the decline of his life and abilities, without hope to accomplish, and without children to inherit, the labors of his transitory reig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drawn from the church, and even the convent; from the mode of education and life the most adverse to reason, humanity, and freedom. In the trammels of servile faith, he has learned to believe because it

    is absurd, to revere all that is contemptible, and to despise whatever might deserve the esteem of a rational being; to punish error as a crime, to reward mortification and celibacy as the first of virtues; to place the saints of the calendar ^94 above the heroes of Rome and the sages of Athens; and to consider the missal, or the crucifix, as more useful instruments than the plough or the loom. In the office of nuncio, or the rank of cardinal, he may acquire som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but the primitive stain will adhere to his mind and manners: from study and experience he may suspect the mystery of his profession; but the sacerdotal artist will imbibe some portion of the bigotry which he inculcates. The genius of Sixtus the Fifth ^95 burst from the gloom of a Franciscan cloister. In a reign of five years, he exterminated the outlaws and banditti, abolished the profane sanctuaries of Rome, ^96 formed a naval and military force, restored and emulated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and after a liberal use and larg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left five millions of crowns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But his justice was sullied with cruelty, his activity was prompted by the ambition of conquest: after his decease the abuses revived; the treasure was dissipated; he entailed on posterity thirty-five new taxes and the venality of offices; and, after his death, his statue was demolished by an ungrateful, or an injured, people. ^97 The wild and original character of Sixtus the Fifth stands alone in the series of the pontiffs; the maxims and effects of their temporal government may be collected from the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arts and philosophy, the agriculture and trade, the wealth and popul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For myself, it is my wish to depart in charity with all mankind, nor am I willing, in these last moments, to offend even the pope and clergy of Rome. ^98

    [Footnote 93: Mr. Hume (Hist. of England, vol. i. p. 389) too hastily conclude that if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s be united in the same person, it is of little moment whether he be styled prince or prelate since the temporal character will always predominate.]

    [Footnote 94: A Protestant may disdain the unworthy preference of St. Francis or St. Dominic, but he will not rashly condemn the zeal or judgment of Sixtus V., who placed the statues of the apostles St. Peter and St. Paul on the vacant columns of Trajan and Antonine.]

    [Footnote 95: A wandering Italian, Gregorio Leti, has given the Vita di Sisto-Quinto, (Amstel. 1721, 3 vols. in 12mo.,) a copious and amusing work, but which does not command our absolute confidence. Yet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and the principal facts, are supported by the annals of Spondanus and Muratori, (A.D. 1585 – 1590,) and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great Thuanus, (l. lxxxii. c. 1, 2, l. lxxxiv c. 10, l. c. c. 8.)

    Note: The industry of M. Ranke has discovered the document,

    a kind of scandalous chronicle of the time, from which Leti wrought up his amusing romances. See also M. Ranke’s observations on the Life of Sixtus. by Tempesti, b. iii. p. 317, 324. – M.]

    [Footnote 96: These privileged places, the quartieri or franchises, were adopted from the Roman nobles by the foreign ministers. Julius II. had once abolished the abominandum et detestandum franchitiarum hujusmodi nomen: and after Sixtus V. they again revived. I cannot discern either the justice or magnanimity of Louis XIV., who, in 1687, sent his ambassador, the marquis de Lavardin, to Rome, with an armed force of a thousand officers, guards, and domestics, to maintain this iniquitous claim, and insult Pope Innocent XI. in the heart of his capital,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260 – 278.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v. p. 494 – 496, and Voltaire, Siccle de Louis XIV. tom. i. c. 14, p. 58, 59.)]

    [Footnote 97: This outrage produced a decree, which was inscribed on marble, and placed in the Capitol. It is expressed in a style of manly simplicity and freedom: Si quis, sive privatus, sive magistratum gerens de collocanda vivo pontifici statua mentionem facere ausit, legitimo S. P. Q. R. decreto in

    perpetuum infamis et publicorum munerum expers esto. MDXC. mense Augusto,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469.) I believe that this decree is still observed, and I know that every monarch who deserves a statue should himself impose the prohibition.]

    [Footnote 98: The histories of the church, Italy, and Christendom,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hapter which I now conclude.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we often discover the city and republic of Rome: and the events of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are preserved in the rude and domestic chronicles which I have carefully inspected, and shall recapitulate in the order of time.

    1. Monaldeschi (Ludovici Boncomitis) Fragmenta Annalium

    Roman. A.D. 1328, in the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of Muratori, tom. xii. p. 525. N. B. The credit of this fragment is somewhat hurt by a singular interpolation, in which the author relates his own death at the age of 115 years.

    1. Fragmenta Historiae Romanae (vulgo Thomas Fortifioccae)

    in Romana Dialecto vulgari, (A.D. 1327 – 1354, in Muratori, Antiquitat. Medii Aevi Italiae, tom. iii. p. 247 – 548;) the authentic groundwork of the history of Rienzi.

    1. Delphini (Gentilis) Diarium Romanum, (A.D. 1370 – 1410,)

    in the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846. 4. Antonii (Petri) Diarium Rom, (A.D. 1404 – 1417,) tom. xxiv. p. 699.

    1. Petroni (Pauli) Miscellanea Historica Romana, (A.D. 1433

    – 1446,) tom. xxiv. p. 1101.

    1. Volaterrani (Jacob.) Diarium Rom., (A.D. 1472 – 1484,)

    tom. xxiii p. 81.

    1. Anonymi Diarium Urbis Romae, (A.D. 1481 – 1492,) tom.

    iii. P. ii. p. 1069.

    1. Infessurae (Stephani) Diarium Romanum, (A.D. 1294, or

    1378 – 1494,) tom. iii. P. ii. p. 1109.

    1. Historia Arcana Alexandri VI. sive Excerpta ex Diario

    Joh. Burcardi, (A.D. 1492 – 1503,) edita a Godefr. Gulielm. Leibnizio, Hanover, 697, in 4to. The large and valuable Journal of Burcard might be completed from the MSS. in different libraries of Italy and France, (M. de Foncemagne, in the Memoires de l’Acad. des Inscrip. tom. xvii. p. 597 – 606.)

    Except the last, all these fragments and diaries are inserted in the Collections of Muratori, my guide and master in the history of Italy. His country, and the public,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the following works on that subject: 1.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A.D. 500 – 1500,) quorum potissima pars nunc primum in lucem prodit, &c., xxviii. vols. in folio, Milan, 1723 – 1738, 1751. A volume of chronological and alphabetical tables is still wanting as a key to this great work, which is yet in a disorderly and defective state. 2. 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 vi. vols. in folio, Milan, 1738 – 1743, in lxxv. curious dissertations, on the manners, government, religion, &c., of the Italians of the darker ages, with a large supplement of charters, chronicles, &c. 3. Dissertazioni sopra le Antiquita Italiane, iii. vols. in 4to., Milano, 1751, a free version by the author, which may be quoted with the same confidence as the Latin text of the Antiquities. Annali d’ Italia, xviii. vols. in octavo, Milan, 1753 – 1756, a dry, though accurate and useful, abridgment of the history of Italy, from the birth of Christ to the middle of the xviiith century. 5. Dell’ Antichita Estense ed Italiane, ii. vols, in folio, Modena, 1717, 1740. In the history of this illustrious race, the parent of our Brunswick kings, the

    critic is not seduced by the loyalty or gratitude of the subject. In all his works, Muratori approves himself a diligent and laborious writer, who aspires above the prejudices of a Catholic priest.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1672, and died in the year 1750, after passing near 60 years in the libraries of Milan and Modena, (Vita del Proposto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by his nephew and successor Gian. Francesco Soli Muratori Venezia, 1756 m 4to.)]

    Chapter LXX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Four Causes Of Decay And Destruction. – Example Of The Coliseum. – Renovation Of The City. –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Work.

    In the last days of Pope Eugenius the Fourth, ^* two of his

    servants, the learned Poggius ^1 and a friend, ascended the Capitoline hill; reposed themselves among the ruins of columns and temples; and viewed from that commanding spot the wide and various prospect of desolation. ^2 The place and the object gave ample scope for moralizing 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which spares neither man nor the proudest of his works, which buries empires and cities in a common grave; and it was agreed, that in proportion to her former greatness, the fall of Rome was the more awful and deplorable. “Her primeval state, such as she might appear in a remote age, when Evander entertained the stranger of Troy, ^3 has been delineated by the fancy of Virgil. This Tarpeian rock was then a savage and solitary thicket: in the time of the poet, it was crowned with the golden roofs of a temple; the temple is overthrown, the gold has been pillaged, the wheel of fortune has accomplished her revolution, and the sacred ground is

    again disfigured with thorns and brambles. The hill of the Capitol, on which we sit, was formerly the head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citadel of the earth, the terror of kings; illustrated by the footsteps of so many triumphs,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and tributes of so many nations. This spectacle of the world, how is it fallen! how changed! how defaced! The path of victory is obliterated by vines, and the benches of the senators are concealed by a dunghill. Cast your eyes on the Palatine hill, and seek among the shapeless and enormous fragments the marble theatre, the obelisks, the colossal statues, the porticos of Nero’s palace: survey the other hills of the city, the vacant space is interrupted only by ruins and gardens. The forum of the Roman people, where they assembled to enact their laws and elect their magistrates, is now enclos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ot-herbs, or thrown open for the reception of swine and buffaloe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ifices, that were founded for eternity, lie prostrate, naked, and broken, like the limbs of a mighty giant; and the ruin is the more visible, from the stupendous relics that have survived the injuries of time and fortune.” ^4

    [Footnote *: It should be Pope Martin the Fifth. See Gibbon’s own note, ch. lxv, note 51 and Hobhouse,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p. 155. – M.] [Footnote 1: I have already (notes 50, 51, on chap. lxv.) mentioned the age, 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Poggius; and particularly noticed the date of this elegant moral lecture on the varieties of fortune.]

    [Footnote 2: Consedimus in ipsis Tarpeiae arcis ruinis, pone ingens portae cujusdam, ut puto, templi, marmoreum limen, plurimasque passim confractas columnas, unde magna ex parte prospectus urbis patet, (p. 5.)] [Footnote 3: Aeneid viii. 97 – 369. This ancient picture, so artfully introduced, and so exquisitely finished, must have been highly interesting to an inhabitant of Rome; and our early studies allow us to sympathize in the feelings of a Roman.]

    [Footnote 4: Capitolium adeo . . . . immutatum ut vineae in senatorum subellia successerint, stercorum ac

    purgamentorum receptaculum factum. Respice ad Palatinum montem . . . . . vasta rudera . . . . caeteroscolles perlustra omnia vacua aedificiis, ruinis vineisque oppleta conspicies, (Poggius, de Varietat. Fortunae p. 21.)]

    These relics are minutely described by Poggius, one of the

    first who raised his eyes from the monuments of legendary, to those of classic, superstition. ^5 1. Besides a bridge, an arch, a sepulchre, and the pyramid of Cestius, he could discern, of the age of the republic, a double row of vaults, in the salt-office of the Capitol, which were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and munificence of Catulus. 2. Eleven temples were visible in some degree, from the perfect form of the Pantheon, to the three arches and a marble column of the temple of Peace, which Vespasian erected after the civil wars and the Jewish triumph. 3. Of the number, which he rashly defines, of seven thermoe, or public baths, none were sufficiently entire to represent the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everal parts: but those of Diocletian and Antoninus Caracalla still retained the titles of the founders, and astonished the curious spectator, who, in observing their solidity and extent, the variety of marbles, the size and multitude of the columns, compared the labor and expense with the use and importance. Of the baths of Constantine, of Alexander, of Domitian, or rather of Titus, some vestige might yet be found. 4. The triumphal arches of Titus, Severus, and Constantine, were entire, both the structure and the inscriptions; a falling fragment was honored with the name of Trajan; and two arches, then extant, in the Flaminian way, have been ascribed to the baser memory of Faustina and Gallienus. ^* 5. After the wonder of the Coliseum, Poggius might have overlooked small amphitheatre of brick, most probably for the use of the praetorian camp: the theatres of Marcellus and Pompey were occupied in a great measure by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and in the Circus, Agonalis and Maximus, little more than the situation and the form could be investigated. 6. The columns of Trajan and Antonine were still erect; but the Egyptian obelisks were broken or buried. A people of gods and heroes, the

    workmanship of art, was reduced to one equestrian figure of gilt brass, and to five marble statues, of which the most conspicuous were the two horse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7. The two mausoleums or sepulchres of Augustus and Hadrian could not totally be lost: but the former was only visible as a mound of earth; and the latter,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had acquired the name and appearance of a modern fortress. With the addition of some separate and nameless columns, such were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city; for the marks of a more recent structure might be detected in the walls, which formed a circumference of ten miles, included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nine turrets, and opened into the country by thirteen gates.

    [Footnote 5: See Poggius, p. 8 – 22.]

    [Footnote *: One was in the Via Nomentana; est alter praetevea Gallieno principi dicatus, ut superscriptio indicat, Via Nomentana. Hobhouse, p. 154. Poggio likewise mentions the building which Gibbon ambiguously says be “might have overlooked.” – M.]

    This melancholy picture was drawn above ni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and even of the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A long period of distress and anarchy, in which empire, and arts, and riches had migrated from the banks of the Tyber, was incapable of restoring or adorning the city; and, as all that is human must retrograde if it do not advance, every successive age must have hastened the ruin of the works of antiquity. To measure the progress of decay, and to ascertain, at each aera, the state of each edifice, would be an endless and a useless labor; and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two observations, which will introduce a short inquiry into the general causes and effects. 1. Two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eloquent complaint of Poggius, an anonymous writer composed a description of Rome. ^6 His ignorance may repeat the same objects under strange and fabulous names. Yet this barbarous topographer had eyes and ears; he could observe

    the visible remains; he could listen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people; and he distinctly enumerates seven theatres, eleven baths, twelve arches, and eighteen palaces, of which many had disappeared before the time of Poggius. It is apparent, that many stately monuments of antiquity survived till a late period, ^7 an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destruction acted with vigorous and increasing energ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2. The same reflection must be applied to the three last ages; and we should vainly seek the Septizonium of Severus; ^8 which is celebrated by Petrarch and the antiquaria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ile the Roman edifices were still entire, the first blows, however weighty and impetuous, were resisted by the solidity of the mass and the harmony of the parts; but the slightest touch would precipitate the fragments of arches and columns, that already nodded to their fall.

    [Footnote 6: Liber de Mirabilibus Romae ex Registro Nicolai Cardinalis de Amagonia in Bibliotheca St. Isidori Armario IV., No. 69. This treatise, with some short but pertinent notes, has been published by Montfaucon, (Diarium Italicum, p. 283 – 301,) who thus delivers his own critical opinion: Scriptor xiiimi. circiter saeculi, ut ibidem notatur; antiquariae rei imperitus et, ut ab illo aevo, nugis et anilibus fabellis refertus: sed, quia monumenta, quae iis temporibus Romae supererant pro modulo recenset, non parum inde lucis mutuabitur qu Romanis antiquitatibus indagandis operam navabit, (p. 283.)] [Footnote 7: The Pere Mabillon (Analecta, tom. iv. p. 502) has published an anonymous pilgrim of the ixth century, who, in his visit round the churches and holy places at Rome, touches on several buildings, especially porticos, which had disappeared before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 On the Septizonium, see th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325,) Donatus, (p. 338,) and Nardini, (p. 117, 414.)]

    After a diligent inquiry, I can discern four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ruin of Rome, which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a period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 The injuries of time and nature. II. The hostile attacks of the Barbarians and Christians. III.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materials. And, IV. The domestic quarrels of the Romans.

    1. The art of man is able to construct monuments far more

    permanent than the narrow span of his own existence; yet these monuments, like himself, are perishable and frail; and in the boundless annals of time, his life and his labors must equally be measured as a fleeting moment. Of a simple and solid edifice, it is not easy, however, to circumscribe the duration. As the wonders of ancient days, the pyramids ^9 attracted the curiosity of the ancients: a hundred generations, the leaves of autumn, have dropped ^10 into the grav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Pharaohs and Ptolemies, the Caesars and caliphs, the same pyramids stand erect and unshaken above the floods of the Nile. A complex figure of various and minute parts to more accessible to injury and decay; and the silent lapse of time is often accelerated by hurricanes and earthquakes, by fires and inundations. The air and earth have doubtless been shaken; and the lofty turrets of Rome have tottered from their foundations; but the seven hills do not appear to be placed on the great cavities of the globe; nor has the city, in any age, been exposed to the convulsions of nature, which, in the climate of Antioch, Lisbon, or Lima, have crumbled in a few moments the works of ages into dust. Fire is the most powerful agent of life and death: the rapid mischief may be kindled and propagated by the industry or negligence of mankind; and every period of the Roman annals is marked by the repetition of similar calamities. A memorable conflagration, the guilt or misfortune of Nero’s reign, continued, though with unequal fury, either six or nine days. ^11 Innumerable buildings, crowded in close and crooked streets, supplied perpetual fuel for the flames; and when they ceased, four only of the fourteen regions were left entire; three were totally destroyed, and seven were deformed by the relics of smoking and lacerated edifices. ^12 In the full meridian of

    empire, the metropolis arose with fresh beauty from her ashes; yet the memory of the old deplored their irreparable losses, the arts of Greece, the trophies of victory, the monuments of primitive or fabulous antiquity. In the days of distress and anarchy, every wound is mortal, every fall irretrievable; nor can the damage be restored either by the public care of government, or the activity of private interest. Yet two causes may be alleged, which render the calamity of fire more destructive to a flourishing than a decayed city. 1. The more combustible materials of brick, timber, and metals, are first melted or consumed; but the flames may play without injury or effect on the naked walls, and massy arches, that have been despoiled of their ornaments. 2. It is among the common and plebeian habitations, that a mischievous spark is most easily blown to a conflagration; but as soon as they are devoured, the greater edifices, which have resisted or escaped, are left as so many islands in a state of solitude and safety. From her situation, Rome is exposed to the danger of frequent inundations. Without excepting the Tyber, the rivers that descend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Apennine have a short and irregular course; a shallow stream in the summer heats; an impetuous torrent, when it is swelled in the spring or winter, by the fall of rain, and the melting of the snows. When the current is repelled from the sea by adverse winds, when the ordinary bed is inadequate to the weight of waters, they rise above the banks, and overspread, without limits or control, the plains and citie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Soon after the triumph of the first Punic war, the Tyber was increased by unusual rains; and the inundation, surpassing all former measure of time and place, destroyed all the buildings that were situated below the hills of Rome.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ground, the same mischief was produced by different means; and the edifices were either swept away by the sudden impulse, or dissolv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long continuance, of the flood. ^13 Under the reign of Augustus, the same calamity was renewed: the lawless river overturned the palaces and temples on its banks; ^14 and, after the labors of the emperor in cleansing and widening the bed that was encumbered with ruins, ^15 the vigilance of his

    successors was exercised by similar dangers and designs. The project of diverting into new channels the Tyber itself, or some of the dependent streams, was long opposed by superstition and local interests; ^16 nor did the use compensate the toil and cost of the tardy and imperfect execution. The servitude of rivers is the noblest and most important victory which man has obtained over the licentiousness of nature; ^17 and if such were the ravages of the Tyber under a firm and active government, what could oppose, or who can enumerate, the injuries of the city,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A remedy was at length produced by the evil itself: the accumulation of rubbish and the earth, that has been washed down from the hills, is supposed to have elevated the plain of Rome, fourteen or fifteen feet, perhaps, above the ancient level; ^18 and the modern city is less accessible to the attacks of the river. ^19

    [Footnote 9: The age of the pyramids is remote and unknown, since Diodorus Siculus (tom. i l. i. c. 44, p. 72) is unable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ere constructed 1000, or 3400, years before the clxxxth Olympiad. Sir John Marsham’s contracted scale of the Egyptian dynasties would fix them about 2000 years before Christ, (Canon. Chronicus, p. 47.)]

    [Footnote 10: See the speech of Glaucus in the Iliad, (Z. 146.) This natural but melancholy image is peculiar to Homer.]

    [Footnote 11: The learning and criticism of M. des Vignoles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 tom. viii. p. 47 – 118, ix. p. 172 – 187) dates the fire of Rome from A.D. 64, July 19, and the subsequent persecution of the Christians from November 15 of the same year.]

    [Footnote 12: Quippe in regiones quatuordecim Roma dividitur, quarum quatuor integrae manebant, tres solo tenus dejectae: septem reliquis pauca testorum vestigia supererant, lacera et semiusta. Among the old relics that were irreparably lost, Tacitus enumerates the temple of the moon of Servius Tullius; the fane and altar consecrated by Evander praesenti Herculi; the temple of Jupiter Stator, a vow of Romulus; the

    palace of Numa; the temple of Vesta cum Penatibus populi Romani. He then deplores the opes tot victoriis quaesitae et Graecarum artium decora . . . . multa quae seniores meminerant, quae reparari nequibant, (Annal. xv. 40, 41.)]

    [Footnote 13: A. U. C. 507, repentina subversio ipsius Romae praevenit triumphum Romanorum. . . . . diversae ignium aquarumque cladespene absumsere urbem Nam Tiberis insolitis auctus imbribus et ultra opinionem, vel diuturnitate vel maguitudine redundans omnia Romae aedificia in plano posita delevit. Diversae qualitate locorum ad unam convenere perniciem: quoniam et quae segniori inundatio tenuit madefacta dissolvit, et quae cursus torrentis invenit impulsa dejecit, (Orosius, Hist. l. iv. c. 11, p. 244, edit. Havercamp.) Yet we may observe, that it is the plan and study of the Christian apologist to magnify the calamities of the Pagan world.]

    [Footnote 14: Vidimus flavum Tiberim, retortis

    Littore Etrusco violenter undis, Ire dejectum monumenta Regis Templaque Vestae.

    (Horat. Carm. I. 2.)

    If the palace of Numa and temple of Vesta were thrown down in Horace’s time, what was consumed of those buildings by Nero’s fire could hardly deserve the epithets of vetustissima or incorrupta.]

    [Footnote 15: Ad coercendas inundationes alveum Tiberis laxavit, ac repurgavit, completum olim ruderibus, et aedificiorum prolapsionibus coarctatum, (Suetonius in Augusto, c. 30.)]

    [Footnote 16: Tacitus (Annal. i. 79) reports the petitions of the different towns of Italy to the senate against the measure; and we may applaud the progress of reason. On a similar occasion, local interests would undoubtedly be consulted: but an English House of Commons would reject with contempt the arguments of superstition, “that nature had assigned to the rivers their proper course,” &c.]

    [Footnote 17: See the Epoques de la Nature of the eloquent and philosophic Buffon. His picture of Guyana, in South America, is that of a new and savage land, in which the waters are abandoned to themselves without being regulated by human industry, (p. 212, 561, quarto edition.)]

    [Footnote 18: In his travels in Italy, Mr. Addison (his works, vol. ii. p. 98, Baskerville’s edition) has observed this curious and unquestionable fact.] [Footnote 19: Yet in modern times, the Tyber has sometimes damaged the city, and in the years 1530, 1557, 1598, the annals of Muratori record three mischievous and memorable inundations, (tom. xiv. p. 268, 429, tom. xv. p. 99, &c.)

    Note: The level of the Tyber was at one time supposed to be

    considerably raised: recent investigations seem to be conclusive against this supposition. See a brief, but satisfactory statement of the question in Bunsen and Platner, Roms Beschreibung. vol. i. p. 29. – M.]

    1. The crowd of writers of every nation, who imput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monuments to the Goths and the Christians, have neglected to inquire how far they were animated by a hostile principle, and how far they possessed the means and the leisure to satiate their enmity. In the preceding volumes of this History, I have described 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 and I can only resume, in a few words, their real or imaginary connection with the ruin of ancient Rome. Our fancy may create, or adopt, a pleasing romance, that the Goths and Vandals sallied from Scandinavia, ardent to avenge the flight of Odin; ^20 to break the chains, and to chastise the oppressors, of mankind; that they wished to burn the records of classic literature, and to found their national architecture on the broken members of the Tuscan and Corinthian orders. But in simple truth,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were neither sufficiently savage, nor sufficiently refined, to entertain such aspiring ideas of

    destruction and revenge.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and Germany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armies of the empire, whose discipline they acquired, and whose weakness they invaded: with the familiar use of the Latin tongue, they had learned to reverence the name and titles of Rome; and, though incapable of emulating, they were more inclined to admire, than to abolish, the arts and studies of a brighter period. In the transient possession of a rich and unresisting capital, the soldiers of Alaric and Genseric were stimulated by the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amidst the wanton indulgence of lust or cruelty, portable wealth was the object of their search; nor could they derive either pride or pleasure from the unprofitable reflection, that they had battered to the ground the works of the consuls and Caesars. Their moments were indeed precious; the Goths evacuated Rome on the sixth, ^21 the Vandals on the fifteenth, day: ^22 and, though it be far more difficult to build than to destroy, their hasty assault would have made a slight impression on the solid piles of antiquity. We may remember, that both Alaric and Genseric affected to spare the buildings of the city; that they subsisted in strength and beauty under the auspicious government of Theodoric; ^23 and that the momentary resentment of Totila ^24 was disarmed by his own temper and the advice of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From these innocent Barbarians, the reproach may be transferred to the Catholics of Rome. The statues, altars, and houses, of the daemons, were an abomination in their eyes; and in the absolute command of the city, they might labor with zeal and perseverance to erase the idolatry of their ancestors. The demolition of the temples in the East ^25 affords to them an example of conduct, and to us an argument of belief;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a portion of guilt or merit may be imputed with justice to the Roman proselytes. Yet their abhorrence was confined to the monuments of heathen superstition; and the civil structures that were dedicated to the business or pleasure of society might be preserved without injury or scandal. The change of religion was accomplished, not by a popular tumult, but by the decrees of the emperors, of the senate, and of time. Of the Christian hierarchy, the bishops of Rome were commonly the

    most prudent and least fanatic; nor can any positive charge be opposed to the meritorious act of saving or converting the majestic structure of the Pantheon. ^26 ^* [Footnote 20: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declaring, that in the course of twelve years, I have forgotten, or renounced, the flight of Odin from Azoph to Sweden, which I never very seriously believed, (vol. i. p. 283.) The Goths are apparently Germans: but all beyond Caesar and Tacitus is darkness or fable, in the antiquities of Germany.]

    [Footnote 21: History of the Decline, &c., vol. iii. p. 291.] [Footnote 22: – vol. iii. p. 464.]

    [Footnote 23: – vol. iv. p. 23 – 25.]

    [Footnote 24: – vol. iv. p. 258.]

    [Footnote 25: – vol. iii. c. xxviii. p. 139 – 148.]

    [Footnote 26: Eodem tempore petiit a Phocate principe templum, quod appellatur Pantheon, in quo fecit ecclesiam Sanctae Mariae semper Virginis, et omnium martyrum; in qua ecclesiae princeps multa bona obtulit, (Anastasius vel potius Liber Pontificalis in Bonifacio IV.,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 p. 135.) According to the anonymous writer in Montfaucon, the Pantheon had been vowed by Agrippa to Cybele and Neptune, and was dedicated by Boniface IV., on the calends of November, to the Virgin, quae est mater omnium sanctorum, (p. 297, 298.)]

    [Footnote *: The pop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emperor and of the exarcha, according to Feas’s just observation, did not possess the power of disposing of the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of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Bunsen and Platner, vol. i. p. 241. – M.]

    III. The value of any object that supplies the wants or

    pleasures of mankind is compounded of its substance and its form,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manufacture. Its price must depend on the number of persons by whom it may be acquired

    and used; o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and consequently on the ease or difficulty of remote expo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mmodity, its local situation, and the temporary circumstances of the world. The Barbarian conquerors of Rome usurped in a moment the toil and treasure of successive ages; but, except the luxuries of immediate consumption, they must view without desire all that could not be removed from the city in the Gothic wagons or the fleet of the Vandals. ^27 Gold and silver were the first objects of their avarice; as in every country, and in the smallest compass, they represent the most ample command of the industry and possessions of mankind. A vase or a statue of those precious metals might tempt the vanity of some Barbarian chief; but the grosser multitude, regardless of the form, was tenacious only of the substance; and the melted ingots might be readily divided and stamped into the current coin of the empire. The less active or less fortunate robbers were reduced to the baser plunder of brass, lead, iron, and copper: whatever had escaped the Goths and Vandals was pillaged by the Greek tyrants; and the emperor Constans, in his rapacious visit, stripped the bronze tiles from the roof of the Pantheon. ^28 The edifices of Rome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vast and various mine; the first labor of extracting the materials was already performed; the metals were purified and cast; the marbles were hewn and polished; and after foreign and domestic rapine had been satiated, the remains of the city, could a purchaser have been found, were still venal.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had been left naked of their precious ornaments; but the Romans would demolish with their own hands the arches and walls, if the hope of profit could surpass the cost of the labor and exportation. If Charlemagne had fixed in Italy the seat of the Western empire, his genius would have aspired to restore, rather than to violate, the works of the Caesars; but policy confined the French monarch to the forests of Germany; his taste could be gratified only by destruction; and the new palace of Aix la Chapelle was decorated with the marbles of Ravenna ^29 and Rome. ^30 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Charlemagne, a king of Sicily, Robert, the wisest and most liberal sovereign of the age, was supplied with the same materials by the easy navigation

    of the Tyber and the sea; and Petrarch sighs an indignant complaint, that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world should adorn from her own bowels the slothful luxury of Naples. ^31 But these examples of plunder or purchase were rare in the darker ages; and the Romans, alone and unenvied, might have applied to their private or public use the remaining structures of antiquity, if in their present form and situation they had not been useless in a great measure to the city and its inhabitants. The walls still described the old circumference, but the city had descended from the seven hills into the Campus Martius; and some of the noblest monuments which had braved the injuries of time were left in a desert, far remote from the habitations of mankind. The palaces of the senators were no longer adapted to the manners or fortunes of their indigent successors: the use of baths ^32 and porticos was forgotten: in the sixth century, the games of the theatre, amphitheatre, and circus, had been interrupted: some temples were devoted to the prevailing worship; but the Christian churches preferred the holy figure of the cross; and fashion, or reason, had distributed after a peculiar model the cells and offices of the cloister. Under the ecclesiastical reign, the number of these pious foundations was enormously multiplied; and the city was crowded with forty monasteries of men, twenty of women, and sixty chapters and colleges of canons and priests, ^33 who aggravated, instead of relieving, the depopul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But if the form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were disregarded by a people insensible of their use and beauty, the plentiful materials were applied to every call of necessity or superstition; till the fairest columns of the Ionic and Corinthian orders, the richest marbles of Paros and Numidia, were degraded, perhaps to the support of a convent or a stable. The daily havoc which is perpetrated by the Turks in the cities of Greece and Asia may afford a melancholy example; and in the gradual destruc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Rome, Sixtus the Fifth may alone be excused for employing the stones of the Septizonium in the glorious edifice of St. Peter’s. ^34 A fragment, a ruin, howsoever mangled or profaned, may be viewed with pleasure and regret;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arble was deprived of substance,

    as well as of place and proportion; it was burnt to lime for the purpose of cement. ^* Since the arrival of Poggius, the temple of Concord, ^35 and many capital structures, had vanished from his eyes; and an epigram of the same age expresses a just and pious fear, that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practice would finally annihilate all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36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s was the sole check on the demands and depredations of the Romans. The imagination of Petrarch might create the presence of a mighty people; ^37 and I hesitate to believe, that, eve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y could be reduced to a contemptible list of thirty-three thousand inhabitants. From that period to the reign of Leo the Tenth, if they multiplied to the amount of eighty-five thousand, ^38 the increase of citizens was in some degree pernicious to the ancient city.

    [Footnote 27: Flaminius Vacca (apud Montfaucon, p. 155, 156. His memoir is likewise printed, p. 21, at the end of the Roman Antica of Nardini) and several Romans, doctrina graves, were persuaded that the Goths buried their treasures at Rome, and bequeathed the secret marks filiis nepotibusque. He relates some anedotes to prove, that in his own time, these places were visited and rifled by the Transalpine pilgrims, the heirs of the Gothic conquerors.]

    [Footnote 28: Omnia quae erant in aere ad ornatum civitatis deposuit, sed e ecclesiam B. Mariae ad martyres quae de tegulis aereis cooperta discooperuit, (Anast. in Vitalian. p. 141.) The base and sacrilegious Greek had not even the poor pretence of plundering a heathen temple, the Pantheon was already a Catholic church.]

    [Footnote 29: For the spoils of Ravenna (musiva atque marmora) see the original grant of Pope Adrian I. to Charlemagne, (Codex Carolin. epist. lxvii.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i. p. 223.)]

    [Footnote 30: I shall quote the authentic testimony of the

    Saxon poet, (A.D. 887 – 899,) de Rebus gestis Caroli magni, l.

    1. 437 – 440, in the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v. p. 180:)

    Ad quae marmoreas praestabat Roma columnas, Quasdam praecipuas pul hra Ravenna dedit. De tam longinqua poterit regiona vetustas Illius ornatum, Francia, ferre tibi.

    And I shall add from the Chronicle of Sigebert,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v. p. 378,) extruxit etiam Aquisgrani basilicam plurimae pulchritudinis, ad cujus structuram a Roma et Ravenna columnas et marmora devehi fecit.] [Footnote 31: I cannot refuse to transcribe a long passage of Petrarch (Opp. p. 536, 537) in Epistola hortatoria ad Nicolaum Laurentium; it is so strong and full to the point: Nec pudor aut pietas continuit quominus impii spoliata Dei templa, occupatas arces, opes publicas, regiones urbis, atque honores magistratuum inter se divisos; (habeant?) quam una in re, turbulenti ac seditiosi homines et totius reliquae vitae consiliis et rationibus discordes, inhumani foederis stupenda societate convenirent, in pontes et moenia atque immeritos lapides desaevirent. Denique post vi vel senio collapsa palatia, quae quondam ingentes tenuerunt viri, post diruptos arcus triumphales, (unde majores horum forsitan corruerunt,) de ipsius vetustatis ac propriae impietatis fragminibus vilem quaestum turpi mercimonio captare non puduit. Itaque nunc, heu dolor! heu scelus indignum!

    de vestris marmoreis columnis, de liminibus templorum, (ad quae nuper ex orbe toto concursus devotissimus fiebat,) de imaginibus sepulchrorum sub quibus patrum vestrorum venerabilis civis (cinis?) erat, ut reliquas sileam, desidiosa Neapolis adornatur. Sic paullatim ruinae ipsae deficiunt. Yet King Robert was the friend of Petrarch.]

    [Footnote 32: Yet Charlemagne washed and swam at Aix la Chapelle with a hundred of his courtiers, (Eginhart, c. 22, p. 108, 109,) and Muratori describes, as late as the year 814, the public baths which were built at Spoleto in Italy, (Annali, tom. vi. p. 416.)]

    [Footnote 33: See the Annals of Italy, A.D. 988. For this and the preceding fact, Muratori himself is indebted to the Benedictine history of Pere Mabillon.]

    [Footnote 34: Vita di Sisto Quinto, da Gregorio Leti, tom. iii. p. 50.] [Footnote *: From the quotations in Bunsen’s Dissertation, it may be suspected that this slow but continual process of destruction was the most fatal. – M] [Footnote 35: Porticus aedis Concordiae, quam cum primum ad urbem accessi vidi fere integram opere marmoreo admodum specioso: Romani postmodum ad calcem aedem totam et porticus partem disjectis columnis sunt demoliti, (p. 12.) The temple of Concord was therefore not destroyed by a sedition in the xiiith century, as I have read in a MS. treatise del’ Governo civile di Rome, lent me formerly at Rome, and ascribed (I believe falsely) to the celebrated Gravina. Poggius likewise affirms that the sepulchre of Caecilia Metella was burnt for lime, (p. 19, 20.)]

    [Footnote 36: Composed by Aeneas Sylvius, afterwards Pope Pius II., and published by Mabillon, from a Ms. of the queen of Sweden, (Musaeum Italicum, tom. i. p. 97.)

    Oblectat me, Roma, tuas spectare ruinas: Ex cujus lapsu gloria prisca patet. Sed tuus hic populus muris defossa vetustis Calcis in obsequium marmora dura coquit. Impia tercentum si sic gens egerit annos Nullum hinc indicium nobilitatis erit.]

    [Footnote 37: Vagabamur pariter in illa urbe tam magna; quae, cum propter spatium vacua videretur, populum habet immensum, (Opp p. 605 Epist. Familiares, ii. 14.)]

    [Footnote 38: These states of the population of Rome at different periods are derived from an ingenious treatise of the physician Lancisi, de Romani Coeli Qualitatibus, (p. 122.)]

    1. I have reserved for the last, the most potent and

    forcible cause of destruction, the domestic hostilities of the Romans themselv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Greek and

    French emperors, the peace of the city was disturbed by accidental, though frequent, seditions: it is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latter,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we may date the licentiousness of private war, which violated with impunity the laws of the Code and the Gospel, without respecting the majesty of the absent sovereign, or the presence and person of the vicar of Christ. In a dark period of five hundred years, Rome was perpetually afflicted by the sanguinary quarrels of the nobles and the people,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the Colonna and Ursini; and if much has escaped the knowledge, and much is unworthy of the notice, of history, I have exposed in the two preceding chapter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public disorders. At such a time, when every quarrel was decided by the sword, and none could trust their lives or properties to the impotence of law, the powerful citizens were armed for safety, or offence, against the domestic enemies whom they feared or hated. Except Venice alone, the same dangers and designs were common to all the free republics of Italy; and the nobles usurped the prerogative of fortifying their houses, and erecting strong towers, ^39 that were capable of resisting a sudden attack. The cities were filled with these hostile edifices; and the example of Lucca, which contained three hundred towers; her law, which confined their height to the measure of fourscore feet, may be extended with suitable latitude to the more opulent and populous states. The first step of the senator Brancaleon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justice, was to demolish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one hundred and forty of the towers of Rome; and, in the last days of anarchy and discord, as late as the reign of Martin the Fifth, forty-four still stood in one of the thirteen or fourteen regions of the city. To this mischievous purpose the remains of antiquity were most readily adapted: the temples and arches afforded a broad and solid basis for the new structures of brick and stone; and we can name the modern turrets that were raised on the triumphal monuments of Julius Caesar, Titus, and the Antonines. ^40 With some slight alterations, a theatre, an amphitheatre, a mausoleum, was transformed into a strong and spacious citadel. I need not repeat, that the mole of Adrian has assumed the title and form of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41 the Septizonium of Severus was capable of standing against a royal army; ^42 the sepulchre of Metella has sunk under its outworks; ^43 ^* the theatres of Pompey and Marcellus were occupied by the Savelli and Ursini families; ^44 and the rough fortress has been gradually softened to the splendor and elegance of an Italian palace. Even the churches were encompassed with arms and bulwarks, and the military engines on the roof of St. Peter’s were the terror of the Vatican and the scandal of the Christian world. Whatever is fortified will be attacked; and whatever is attacked may be destroyed. Could the Romans have wrested from the popes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they had resolved by a public decree to annihilate that monument of servitude. Every building of defence was exposed to a siege; and in every siege the arts and engines of destruction were laboriously employed. After the death of Nicholas the Fourth, Rome, without a sovereign or a senate, was abandoned six months to the fury of civil war. “The houses,” says a cardinal and poet of the times, ^45 “were crushed by the weight and velocity of enormous stones; ^46 the walls were perforated by the strokes of the battering-ram; the towers were involved in fire and smoke; and the assailants were stimulated by rapine and revenge.” The work was consummated by the tyranny of the laws; and the factions of Italy alternately exercised a blind and thoughtless vengeance on their adversaries, whose houses and castles they razed to the ground. ^47 In comparing the days of foreign, with the ages of domestic, hostility, we must pronounce, that the latter have been far more ruinous to the city; and our opinion is confirmed by the evidence of Petrarch. “Behold,” says the laureate, “the relics of Rome, the image of her pristine greatness! neither time nor the Barbarian can boast the merit of this stupendous destruction: it was perpetrated by her own citizens, by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her sons; and your ancestors (he writes to a noble Annabaldi) have done with the battering-ram what the Punic hero could not accomplish with the sword.” ^48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last principles of decay must in some degree be multiplied by each other; since the houses and towers, which were subverted by

    civil war, required by a new and perpetual supply from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

    [Footnote 39: All the facts that relate to the towers at Rome, and in other free cities of Italy, may be found in the laborious and entertaining compilation of Muratori, 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 dissertat. xxvi., (tom. ii. p. 493 – 496, of the Latin, tom. . p. 446, of the Italian work.)] [Footnote 40: As for instance, templum Jani nunc dicitur, turris Centii Frangipanis; et sane Jano impositae turris lateritiae conspicua hodieque vestigia supersunt, (Montfaucon Diarium Italicum, p. 186.) The anonymous writer (p. 285) enumerates, arcus Titi, turris Cartularia; arcus Julii Caesaris et Senatorum, turres de Bratis; arcus Antonini, turris de Cosectis, &c.]

    [Footnote 41: Hadriani molem . . . . magna ex parte Romanorum injuria . . disturbavit; quod certe funditus evertissent, si eorum manibus pervia, absumptis grandibus saxis, reliqua moles exstisset, (Poggius de Varietate Fortunae, p. 12.)]

    [Footnote 42: Against the emperor Henry IV.,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ix. p. 147.)]

    [Footnote 43: I must copy an important passage of Montfaucon: Turris ingens rotunda . . . . Caeciliae Metellae . . . . sepulchrum erat, cujus muri tam solidi, ut spatium perquam minimum intus vacuum supersit; et Torre di Bove dicitur, a boum capitibus muro inscriptis. Huic sequiori aevo, tempore intestinorum bellorum, ceu urbecula adjuncta fuit, cujus moenia et turres etiamnum visuntur; ita ut sepulchrum Metellae quasi arx oppiduli fuerit. Ferventibus in urbe partibus, cum Ursini atque Colum nenses mutuis cladibus perniciem inferrent civitati, in utriusve partia ditionem cederet magni momenti erat, (p. 142.)]

    [Footnote *: This is inaccurately expressed. The sepulchre is still standing See Hobhouse, p. 204. – M.]

    [Footnote 44: See the testimonies of Donatus, Nardini, and Montfaucon. In the Savelli palace, the remains of the theatre of Marcellus are still great and conspicuous.]

    [Footnote 45: James, cardinal of St. George, ad velum aureum, in his metrical life of Pope Celestin V.,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 P. iii. p. 621, l. i. c. l. ver. 132, &c.)

    Hoc dixisse sat est, Romam caruisee Senatu Mensibus exactis heu sex; belloque vocatum (vocatos) In scelus, in socios fraternaque vulnera patres; Tormentis jecisse viros immania saxa; Perfodisse domus trabibus, fecisse ruinas Ignibus; incensas turres, obscuraque fumo Lumina vicino, quo sit spoliata supellex.] [Footnote 46: Muratori (Dissertazione sopra le Antiquita Italiane, tom. i. p. 427 – 431) finds that stone bullets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pounds’ weight were not uncommon; and they are sometimes computed at xii. or xviii cantari of Genoa, each cantaro weighing 150 pounds.]

    [Footnote 47: The vith law of the Visconti prohibits this common and mischievous practice; and strictly enjoins, that the houses of banished citizens should be preserved pro communi utilitate, (Gualvancus de la Flamma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 p. 1041.)] [Footnote 48: Petrarch thus addresses his friend, who, with shame and tears had shown him the moenia, lacerae specimen miserable Romae, and declared his own intention of restoring them, (Carmina Latina, l. ii. epist. Paulo Annibalensi, xii. p. 97, 98.)

    Nec te parva manet servatis fama ruinis Quanta quod integrae fuit olim gloria Romae Reliquiae testantur adhuc; quas longior aetas Frangere non valuit; non vis aut ira cruenti Hostis, ab egregiis franguntur civibus, heu! heu’ – Quod ille nequivit (Hannibal.) Perficit hic aries.]

    [Footnote *: Bunsen has shown that the hostile attacks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Fourth, but more particularly that of Robert Guiscard, who burned down whole districts, inflicted the worst damage on the ancient city Vol. i. p. 247. – M.]

    Chapter LXX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II.

    These general observations may be separately applied to the amphitheatre of Titus, which has obtained the name of the Coliseum, ^49 either from its magnitude, or from Nero’s colossal statue; an edifice, had it been left to time and nature, which might perhaps have claimed an eternal duration. The curious antiquaries, who have computed the numbers and seats, are disposed to believe, that above the upper row of stone steps the amphitheatre was encircled and elevated with several stages of wooden galleries, which were repeatedly consumed by fire, and restored by the emperors. Whatever was precious, or portable, or profane, the statues of gods and heroes, and the costly ornaments of sculpture which were cast in brass, or overspread with leaves of silver and gold, became the first prey of conquest or fanaticism, of the avarice of the Barbarians or the Christians. In the massy stones of the Coliseum, many holes are discerned; and the two most probable conjectures represent the various accidents of its decay. These stones were connected by solid links of brass or iron, nor had the eye of rapine overlooked the value of the baser metals; ^50 the vacant space was converted into a fair or market; the artisans of the Coliseum are mentioned in an ancient survey; and the chasms were perforated or enlarged to receive the poles that supported the shops or tents of the mechanic trades. ^51 Reduced to its naked majesty, the Flavian amphitheatre was contemplated with awe and admiration by the pilgrims of the North; and their rude enthusiasm broke forth in a sublime proverbial expression,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eighth century, in the fragments of the venerable Bede: “As long as the Coliseum stands, Rome shall stand; when the Coliseum falls, Rome will fall; when Rome falls, the world will fall.” ^52 In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 a situation commanded by three hills would not be chosen for a fortress; but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and arches could resist the engines of assault; a numerous garrison might be lodged in the enclosure; and while one faction occupied the Vatican and the Capitol, the other was intrenched in the Lateran and the Coliseum. ^53

    [Footnote 49: The fourth part of the Verona Illustrata of the marquis Maffei professedly treats of amphitheatr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Rome and Verona, of their dimensions, wooden galleries, &c. It is from magnitude that he derives the name of Colosseum, or Coliseum; since the same appellation was applied to the amphitheatre of Capua, without the aid of a colossal statue; since that of Nero was erected in the court (in atrio) of his palace, and not in the Coliseum, (P. iv. p. 15 – 19, l. i. c. 4.)]

    [Footnote 50: Joseph Maria Suares, a learned bishop, and the author of a history of Praeneste, has composed a separate dissertation on the seven or eight probable causes of these holes, which has been since reprinted in the Roman Thesaurus of Sallengre. Montfaucon (Diarium, p. 233) pronounces the rapine of the Barbarians to be the unam germanamque causam foraminum.

    Note: The improbability of this theory is shown by Bunsen, vol. i. p. 239 – M.]

    [Footnote 51: Donatus, Roma Vetus et Nova, p. 285.

    Note: Gibbon has followed Donatus, who supposes that a silk manu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xiith century in the Coliseum.

    The Bandonarii, or Bandererii, were the officers who carried the standards of their school before the pope. Hobhouse, p. 269. – M.]

    [Footnote 52: Quamdiu stabit Colyseus, stabit et Roma; quando cadet Coly seus, cadet Roma; quando cadet Roma, cadet et mundus, (Beda in Excerptis seu Collectaneis apud Ducange Glossar. Med. et Infimae Latinitatis, tom. ii. p. 407, edit. Basil.) This saying must be ascribed to the Anglo-Saxon pilgrims who visited Rome before the year 735 the aera of Bede’s death; for I do not believe that our venerable monk ever passed the sea.]

    [Footnote 53: I cannot recover, in Muratori’s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 the passage that attests this hostile partition, which must be applied to the end of the xiith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xiith century.

    Note: “The division is mentioned in Vit. Innocent. Pap. II.

    ex Cardinale Aragonio, (Script. Rer. Ital. vol. iii. P. i. p. 435,) and Gibbon might have found frequent other records of it at other dates.” Hobhouse’s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p. 130. – M.]

    The abolition at Rome of the ancient games must be understood with some latitude; and the carnival sports, of the Testacean mount and the Circus Agonalis, ^54 were regulated by the law ^55 or custom of the city. The senator presided with dignity and pomp to adjudge and distribute the prizes, the gold ring, or the pallium, ^56 as it was styled, of cloth or silk. A tribute on the Jews supplied the annual expense; ^57 and the races, on foot, on horseback, or in chariots, were ennobled by a tilt and tournament of seventy-two of the Roman youth.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wo, a bull-feast,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Moors and Spaniards, was celebrated in the Coliseum itself; and the living manners are painted in a diary of the times. ^58 A convenient order of benches was restored; and a general proclamation, as far as Rimini and Ravenna, invited the nobles to exercise their skill and courage in this perilous adventure. The Roman ladies were marshalled in three squadrons, and seated in three balconies, which, on this day, the third of September, were lined with scarlet cloth. The fair Jacova di Rovere led the matrons from beyond the Tyber, a pure and native race, who still represent the features and character of antiquity. The remainder of the city was divided as usual between the Colonna and Ursini: the two factions were proud of the number and beauty of their female bands: the charms of Savella Ursini are mentioned with praise; and the Colonna regretted the absence of the youngest of their house, who had sprained her ankle in the garden of Nero’s tower. The lots of the champions were drawn by an old and respectable citizen; and they descended into the arena, or pit, to encounter the wild bulls, on foot as it should seem, with a single spear. Amidst the crowd, our annalist has selected the names, colors, and devices, of twenty of the most conspicuous knights. Several of the names are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Rome and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Malatesta, Polenta, della Valle, Cafarello, Savelli, Capoccio, Conti, Annibaldi, Altieri, Corsi: the colors were adapted to their taste and situation; the devices are expressive of hope or despair, and breathe the spirit of gallantry and arms.

    “I am alone, like the youngest of the Horatii,” the confidence of an intrepid stranger: “I live disconsolate,” a weeping widower: “I burn under the ashes,” a discreet lover: “I adore Lavinia, or Lucretia,” the ambiguous declaration of a modern passion: “My faith is as pure,” the motto of a white livery: “Who is stronger than myself?” of a lion’s hide: “If am drowned in blood, what a pleasant death!” the wish of ferocious courage. The pride or prudence of the Ursini restrained them from the field, which was occupied by three of their hereditary rivals, whose inscriptions denoted the lofty greatness of the Colonna name: “Though sad, I am strong:” “Strong as I am great:” “If I fall,” addressing himself to the spectators, “you fall with me;” – intimating (says the contemporary writer) that while the other families were the subjects of the Vatican, they alone were the supporters of the Capitol. The combats of the amphitheatre were dangerous and bloody. Every champion successively encountered a wild bull; and the victory may be ascribed to the quadrupeds, since no more than eleven were left on the field, with the loss of nine wounded and eighteen killed on the side of their adversaries. Some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might mourn, but the pomp of the funerals, in the churches of St. John Lateran and St. Maria Maggiore, afforded a second holiday to the people. Doubtless it was not in such conflicts that the blood of the Romans should have been shed; yet, in blaming their rashness, we are compelled to applaud their gallantry; and the noble volunteers, who display their magnificence, and risk their lives, under the balconies of the fair, excite a more generous sympathy than the thousands of captives and malefactors who were reluctantly dragged to the scene of slaughter. ^59

    [Footnote 54: Although the structure of the circus Agonalis be destroyed, it still retains its form and name, (Agona, Nagona, Navona;) and the interior space affords a sufficient level for the purpose of racing. But the Monte Testaceo, that strange pile of broken pottery, seems only adapted for the annual practice of hurling from top to bottom some wagon-loads of live hogs for the diversion of the populace, (Statuta Urbis Romae, p. 186.)] [Footnote 55: See the Statuta Urbis Romae, l. iii. c. 87, 88, 89, p. 185, 186. I have already given an idea of this municipal code.

    The races of Nagona and Monte Testaceo are likewise mentioned in the Diary of Peter Antonius from 1404 to 1417,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v. p. 1124.)] [Footnote 56: The Pallium, which Menage so foolishly derives from Palmarius, is an easy extension of the idea and the words, from the robe or cloak, to the materials, and from thence to their application as a prize, (Muratori, dissert. xxxiii.)]

    [Footnote 57: For these expenses, the Jews of Rome paid each year 1130 florins, of which the odd thirty represented the pieces of silver for which Judas had betrayed his Master to their ancestors. There was a foot-race of Jewish as well as of Christian youths, (Statuta Urbis, ibidem.)] [Footnote 58: This extraordinary bull-feast in the Coliseum is described, from tradition rather than memory, by Ludovico Buonconte Monaldesco, on the most ancient fragments of Roman annals,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 p. 535, 536;) and however fanciful they may seem, they are deeply marked with the colors of truth and nature.]

    [Footnote 59: Muratori has given a separate dissertation (the xxixth) to the games of the Italians in the Middle Ages.]

    This use of the amphitheatre was a rare, perhaps a singular, festival: the demand for the materials was a daily and continual want which the citizens could gratify without restraint or remors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 scandalous act of concord secured to both factions the privilege of extracting stones from the free and common quarry of the Coliseum; ^60 and Poggius laments,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stones had been burnt to lime by the folly of the Romans. ^61 To check this abuse, and to prevent the nocturnal crimes that might be perpetrated in the vast and gloomy recess, Eugenius the Fourth surrounded it with a wall; and, by a charter long extant, granted both the ground and edifice to the monks of an adjacent convent. ^62 After his death, the wall was overthrown in a tumult of the people; and had they themselves respected the noblest monument of their fathers, they might have justified the resolve that it should never be degraded to private property. The inside was damaged: b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 aera of taste and learning, the exterior circumference of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twelve feet was still entire and inviolate; a triple elevation of fourscore arches, which rose to the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eight feet. Of the present ruin, the nephews of Paul the Third are the guilty agents; and every traveller who views the Farnese palace may curse the sacrilege and luxury of these upstart princes. ^63 A similar reproach is applied to the Barberini; and the repetition of injury might be dreaded from every reign, till the Coliseum was placed under the safeguard of religion by the most liberal of the pontiffs, Benedict the Fourteenth, who consecrated a spot which persecution and fable had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so many Christian martyrs. ^64 [Footnote 60: In a concise but instructive memoir, the abbe Barthelemy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iii. p. 585) has mentioned this agreement of the factions of the xivth century de Tiburtino faciendo in the Coliseum, from an original act in the archives of Rome.] [Footnote 61: Coliseum . . . . ob stultitiam Romanorum majori ex parte ad cal cem deletum, says the indignant Poggius, (p. 17:) but his expression too strong for the present age, must be very tenderly applied to the xvth century.]

    [Footnote 62: Of the Olivetan monks. Montfaucon (p. 142) affirms this fact from the memorials of Flaminius Vacca, (No. 72.) They still hoped on some future occasion, to revive and vindicate their grant.]

    [Footnote 63: After measuring the priscus amphitheatri gyrus, Montfaucon (p. 142) only adds that it was entire under Paul III.; tacendo clamat.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v. p. 371) more freely reports the guilt of the Farnese pope, an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Roman people. Against the nephews of Urban VIII. I have no other evidence than the vulgar saying, “Quod non fecerunt Barbari, fecere Barberini,” which was perhaps suggested by the resemblance of the words.]

    [Footnote 64: As an antiquarian and a priest, Montfaucon thus deprecates the ruin of the Coliseum: Quod si non suopte merito atque pulchritudine dignum fuisset quod improbas arceret manus, indigna res utique in locum tot martyrum cruore sacrum tantopere saevitum esse.]

    When Petrarch first gratified his eyes with a view of those monuments, whose scattered fragments so far surpass the most eloquent descriptions, he was astonished at the supine indifference ^65 of the Romans themselves; ^66 he was humbled rather than elated by the discovery, that, except his friend Rienzi, and one of the Colonna, a stranger of the Rhone was more conversant with these antiquities than the nobles and natives of the metropolis. ^67 The ignorance and credulity of the Romans are elaborately displayed in the old survey of the city which was composed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without dwelling on the manifold errors of name and place, the legend of the Capitol ^68 may provoke a smile of 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The Capitol,” says the anonymous writer, “is so named as being the head of the world; where the consuls and senators formerly resid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globe. The strong and lofty walls were covered with glass and gold, and crowned with a roof of the richest and most curious carving. Below the citadel stood a palace, of gold for the greatest part, decorated with precious stones, and whose value might be esteemed at one third of the world itself. The statues of all the provinces were arranged in order, each with a small bell suspended from its neck; and such was the contrivance of art magic, ^69 that if the province rebelled against Rome, the statue turned round to that quarter of the heavens, the bell rang, the prophet of the Capitol repeated the prodigy, and the senate was admonished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A second example, of less importance, though of equal absurdity, may be drawn from the two marble horses, led by two naked youths, who have since been transported from the baths of Constantine to the Quirinal hill. The groundless application of the name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may perhaps be excused; but these Grecian sculptors should not have been removed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the age of Pericles to that of Tiberius; they should not have been transferred into two philosophers or magicians, whose nakedness was the symbol of truth or knowledge, who revealed to the emperor his most secret actions; and, after refusing all pecuniary recompense, solicited the honor of leaving this eternal monument of themselves. ^70 Thus awake to the power of magic, the Romans were insensible to the beauties of art: no more than five statues were visible to the eyes of Poggius; and of the multitudes which chance or design had buried under the ruins, the resurrection was fortunately delayed till a safer and more enlightened age. ^71 The Nile which now adorns the Vatican, had been explored by some laborers in digging a vineyard near the temple, or convent, of the Minerva; but the impatient proprietor, who was tormented by some visits of curiosity, restored the unprofitable marble to its former grave. ^72 The discovery of a statue of Pompey, ten feet in length, was the occasion of a lawsuit. It had been found under a partition wall: the equitable judge had pronounced, that the head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to satisfy the claims of the contiguous owners; and the sentence would have been executed, if the intercession of a cardinal, and the liberality of a pope, had not rescued the Roman hero from the hands of his barbarous countrymen. ^73

    [Footnote 65: Yet the statutes of Rome (l. iii. c. 81, p. 182) impose a fine of 500 aurei on whosoever shall demolish any ancient edifice, ne ruinis civitas deformetur, et ut antiqua aedificia decorem urbis perpetuo representent.]

    [Footnote 66: In his first visit to Rome (A.D. 1337. Se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322, &c.) Petrarch is struck mute miraculo rerumtantarum, et stuporis mole obrutus . . . . Praesentia vero, mirum dictu nihil imminuit: vere major fuit Roma majoresque sunt reliquiae quam rebar. Jam non orbem ab hac urbe domitum, sed tam sero domitum, miror, (Opp. p. 605, Familiares, ii. 14, Joanni Columnae.)]

    [Footnote 67: He excepts and praises the rare knowledge of John Colonna. Qui enim hodie magis ignari rerum Romanarum, quam Romani cives! Invitus dico, nusquam minus Roma cognoscitur quam Romae.]

    [Footnote 68: Aft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apitol, he adds, statuae erant quot sunt mundi provinciae; et habebat quaelibet tintinnabulum ad collum. Et erant ita per magicam artem dispositae, ut quando aliqua regio Romano Imperio rebellis erat, statim imago illius provinciae vertebat se contra illam; unde tintinnabulum resonabat quod pendebat ad collum; tuncque vates Capitolii qui erant custodes senatui,

    &c. He mentions an example of the Saxons and Suevi, who, after they had been subdued by Agrippa, again rebelled: tintinnabulum sonuit; sacerdos qui erat in speculo in hebdomada senatoribus nuntiavit: Agrippa marched back and reduced the – Persians, (Anonym. in Montfaucon, p. 297, 298.)]

    [Footnote 69: The same writer affirms, that Virgil captus a Romanis invisibiliter exiit, ivitque Neapolim. A Roman magician, in the xith century, is introduced by William of Malmsbury, (de Gestis Regum Anglorum, l. ii. p. 86;) and in the time of Flaminius Vacca (No. 81, 103) it was the vulgar belief that the strangers (the Goths) invoked the daemons for the discovery of hidden treasures.]

    [Footnote 70: Anonym. p. 289. Montfaucon (p. 191) justly observes, that if Alexander be represented, these statues cannot be the work of Phidias (Olympiad lxxxiii.) or Praxiteles, (Olympiad civ.,) who lived before that conqueror (Plin. Hist. Natur. xxxiv. 19.)]

    [Footnote 71: William of Malmsbury (l. ii. p. 86, 87) relates a marvellous discovery (A.D. 1046) of Pallas the son of Evander, who had been slain by Turnus; the perpetual light in his sepulchre, a Latin epitaph, the corpse, yet entire, of a young giant, the enormous wound in his breast, (pectus perforat ingens,) &c. If this fable rests on the slightest foundation, we may pity the bodies, as well as the statues, that were exposed to the air in a barbarous age.]

    [Footnote 72: Prope porticum Minervae, statua est recubantis, cujus caput integra effigie tantae magnitudinis, ut signa omnia excedat. Quidam ad plantandas arbores scrobes faciens detexit. Ad hoc visendum cum plures in dies magis concurrerent, strepitum adeuentium fastidiumque vertaesus, horti patronus congesta humo texit, (Poggius de Varietate Fortunae, p. 12.)] [Footnote 73: See the Memorials of Flaminius Vacca, No. 57, p. 11, 12, at the end of the Roma Antica of Nardini, (1704, in 4to).]

    But the clouds of barbarism were gradually dispelled; and the peaceful authority of Martin the Fifth and his successors restored the ornaments of the city as well as the order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e improvements of Rome,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ve not been the spontaneous produce of freedom and industry. The first and most natural root of a great city is the labor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which supplies the materials of subsistence, of manufactures, and of foreign trade.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ampagna of Rome is reduced to a dreary and desolate wilderness: the overgrown estates of the princes and the clergy are cultivated by the lazy hands of indigent and hopeless vassals; and the scanty harvests are confined or exported for the benefit of a monopoly. A second and more artificial cause of the growth of a metropolis is the residence of a monarch, the expense of a luxurious court, and the tributes of dependent provinces. Those provinces and tributes had been lost in the fall of the empire; and if some streams of the silver of Peru and the gold of Brazil have been attracted by the Vatican, the revenues of the cardinals, the fees of office, the oblations of pilgrims and clients, and the remnant of ecclesiastical taxes, afford a poor and precarious supply, which maintains, however, the idleness of the court and city. The population of Rome, far below the measure of the great capitals of Europe, does not exceed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thousand inhabitants; ^74 and within the spacious enclosure of the walls,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seven hills is overspread with vineyards and ruins. The beauty and splendor of the modern city may be ascribed to the abuses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Each reign (the exceptions are rare) has been marked by the rapid elevation of a new family, enriched by the childish pontiff at the expense of the church and country. The palaces of these fortunate nephews are the most costly monuments of elegance and servitude: the perfect arts of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painting, have been prostituted in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galleries and gardens are decorated with the most precious works of antiquity, which taste or vanity has prompted them to collect. The ecclesiastical revenues were more decently employed by the popes themselves in the pomp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but it is superfluous to enumerate their pious foundations of altars, chapels, and churches, since these lesser stars are eclipsed by the sun of the Vatican, by the dome of St. Peter, the most glorious structure that ever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use of religion. The fame of Julius the Second, Leo the Tenth, and Sixtus the Fifth, is accompanied by the superior merit of Bramante and Fontana, of Raphael and Michael Angelo; and the same munificence which had been displayed in palaces and temples was directed with equal zeal to revive and emulate the labors of antiquity. Prostrate obelisks were raised from the ground, and erected in the most conspicuous places; of the eleven aqueducts of the Caesars and consuls, three were restored; the artificial rivers were conducted over a long series of old, or of new arches, to discharge into marble basins a flood of salubrious and refreshing waters: and the spectator, impatient to ascend the steps of St. Peter’s, is detained by a column of Egyptian granite, which rises between two lofty and perpetual fountains, to the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The map, the description,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Rome, have been elucidated by the diligence of the antiquarian and the student: ^75 and the footsteps of heroes, the relics, not of superstition, but of empire, are devoutly visited by a new race of pilgrims from the remote, and once savage countries of the North.

    [Footnote 74: In the year 1709, the inhabitants of Rome (without including eight or ten thousand Jews,) amounted to 138,568 souls, (Labat Voyages en Espagne et en Italie, tom. iii. p. 217, 218.) In 1740, they had increased to 146,080; and in 1765, I left them, without the Jews 161,899.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y have since continued in a progressive state.]

    [Footnote 75: The Pere Montfaucon distributes his own observations into twenty days; he should have styled them weeks, or months, of his visits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Diarium Italicum, c. 8 – 20, p. 104 – 301.) That learned Benedictine reviews the topographers of ancient Rome; the first efforts of Blondus, Fulvius, Martianus, and Faunus, the superior labors of Pyrrhus Ligorius, had his learning been equal to his labors; the writings of Onuphrius Panvinius, qui omnes obscuravit, and the recent but imperfect books of Donatus and Nardini. Yet Montfaucon still sighs for a more complete pla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old city, which must be attained by the three following methods: 1.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pace and intervals of the ruins. 2.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and the places where they were found. 3. The investigation of all the acts, charters, diaries of the middle ages, which name any spot or building of Rome. The laborious work, such as Montfaucon desired, must be promoted by princely or public munificence: but the great modern plan of Nolli (A.D. 1748) would furnish a solid and accurate basis for the ancient topography of Rome.]

    Of these pilgrims, and of every reader, the attention will be excited by a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greatest, perhaps, and most awful scen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 various causes and progressive effects are connected with many of the events most interesting in human annals: the artful policy of the Caesars, who long maintained the name and image of a free republic; the disorders of military despotism; the rise, establishment, and sects of Christianity;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division of the monarchy; the invasion and settlements of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and Scythia;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ivil law; the character and religion of Mahomet; the temporal sovereignty of the popes; the restoration and decay of the Western empire of Charlemagne; the crusades of the Latins in the East: the conquests of the Saracens and Turks;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 The historian may applaud the importance and variety of his subject; but while he is conscious of his own imperfections, he must often accuse the deficiency of his materials. It was among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 that I first conceived the idea of a work which has amused and exercised near twenty years of my life, and which, however inadequate to my own wishes, I finally delivered to the curiosity and candor of the public.

    Lausanne, June 27 1787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VI-LXVIII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 Applications Of The Eastern Emperors To The Popes. – Visits To The West, Of John The First, Manuel, And John The Second, Palaeologus. –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romoted By The Council Of Basil, And Concluded At Ferrara And Florence. – State Of Literature At Constantinople. – Its Revival In Italy By The Greek Fugitives. – Curiosity And Emulation Of The Latins.

    In the four last centuries of the Greek emperors, their friendly or hostile aspect towards the pope and the Latins may be observed as the thermometer of their prosperity or distress; as the scal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arbarian dynasties. When the Turk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pervaded Asia, and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we have seen, at the council of Placentia, the suppliant ambassadors of Alexius implo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Christians. No sooner had the arms of the French pilgrims removed the sultan from Nice to Iconium, than the Greek princes resumed, or avowed, their genuine hatred and contempt for the schismatics of the West, which precipitated the first downfall of their empire. The date of the Mogul invasion is marked in the soft and charitable language of John Vataces.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the throne of the first Palaeologus was encompass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as long as the sword of Charles was suspended over his head, he basely courted the favor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acrificed to the present danger his faith, his virtue, and the affection of his subjects. On the decease of Michael, the prince and people asse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ir church,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creed: the elder Andronicus neither feared nor loved the Latins; in his last distress, pride was the safeguard of superstition; nor could he decently retract in his age the firm and orthodox declarations of his youth. His grandson, the younger Andronicus, was less a slave in his temper and situ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Bithynia by the Turks admonished him to seek a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lliance with the Western princes. After a separation and silence of fifty years, a secret agent, the monk Barlaam, was despatched to Pope Benedict the Twelfth; and his artful instruc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drawn by the master-hand of the great domestic. ^1 “Most holy father,” was he commissioned to say, “the emperor is not less desirous than yourself of a union between the two churches: but in this delicate transaction, he is obliged to respect his own dignity and the prejudices of his subjects. The ways of union are twofold; force and persuasion. Of force, the inefficacy has been already tried; since the Latins have subdued the empire, without subduing the minds, of the Greeks. The method of persuasion, though slow, is sure and permanent. A deputation of thirty or forty of our doctors would probably agree with those of the Vatican, in the love of truth and the unity of belief; but on their return, what would be the use, the recompense, of such an agreement? the scorn of their brethren, and the reproaches of a blind and obstinate nation. Yet that nation is accustomed to reverence the general councils, which have fixed the articles of our faith; and if they reprobate the decrees of Lyons, it is because the Eastern churches were neither heard nor represented in that arbitrary meeting. For this salutary end, it will be expedient, and even necessary, that a well-chosen legate should be sent into Greece, to convene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nd, with their aid, to prepare a free and universal synod. But at this moment,” continued the subtle agent, “the empire is assaulted and endangered by the Turks, who have occupied four of the greatest cities of Anatolia. The Christian inhabitants have expressed a wish of returning to their allegiance and religion; but the forces and revenues of the emperor are insufficient for their deliverance: and the Roman legate must be accompanied, or preceded, by an army of Franks, to expel the infidels, and open a way to the holy sepulchre.” If the suspicious Latins should require some pledge, some previous effect of the sincerity of the Greeks, the answers of Barlaam were perspicuous and rational. “1. A general synod can alone consummate the union of the churches; nor can such a synod be held till the three Oriental patriarchs, and a great number of bishops, are enfranchised from the Mahometan yoke. 2. The Greeks are alienated by a long series of oppression and injury: they must be reconciled by some act of brotherly love, some effectual succor, which may fortify the authority and argument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friends of the union. 3. If some difference of faith or ceremonies should be found incurable, the Greeks, however, are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and the Turks are the common enemies of the Christian name. The Armenians, Cyprians, and Rhodians, are equally attacked; and it will become the piety of the French princes to draw their swords in the general defence of religion. 4. Should the subjects of Andronicus be treated as the worst of schismatics, of heretics, of pagans, a judicious policy may yet instruct the powers of the West to embrace a useful ally, to uphold a sinking empire, to guard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rather to join the Greeks against the Turks, than to expect the union of the Turkish arms with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captive Greece.” The reasons, the offers, and the demands, of Andronicus were eluded with cold and stately indifference.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Naples declined the dangers and glory of a crusade; the pope refused to call a new synod to determine old articles of faith; and his regard for the obsolete claims of the Latin emperor and clergy engaged him to use an offensive superscription, – “To the moderator ^2 of the Greeks, and the persons who style themselves the patriarchs of the Eastern churches.” For such an embassy, a time and character less propitious could not easily have been found. Benedict the Twelfth ^3 was a dull peasant, perplexed with scruples, and immersed in sloth and wine: his pride might enrich with a third crown the papal tiara, but he was alike unfit for the regal and the pastoral office.

    [Footnote 1: This curious instruction was transcribed (I believe)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by Odoricus Raynaldus, in his Continuation of the Annals of Baronius, (Romae, 1646 – 1677, in x. volumes in folio.) I have contented myself with the Abbe Fleury, (Hist. Ecclesiastique. tom. xx. p. 1 – 8,) whose abstracts I have always found to be clear, accurate, and impartial.] [Footnote 2: The ambiguity of this title is happy or ingenious; and moderator, as synonymous to rector, gubernator, is a word of classical, and even Ciceronian, Latinity, which may be found, not in the Glossary of Ducange, but in the Thesaurus of Robert Stephens.]

    [Footnote 3: The first epistle (sine titulo) of Petrarch exposes the danger of the bark, and the incapacity of the pilot. Haec inter, vino madidus, aeve gravis, ac soporifero rore perfusus, jamjam nutitat, dormitat, jam somno praeceps, atque (utinam solus) ruit . . . . . Heu quanto felicius patrio terram sulcasset aratro, quam scalmum piscatorium ascendisset! This satire engages his biographer to weigh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Benedict XII. which have been exaggerated by Guelphs and Ghibe lines, by Papists and Protestants, (se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259, ii. not. xv. p. 13 – 16.) He gave occasion to the saying, Bibamus papaliter.]

    After the decease of Andronicus, while the Greeks were distracted by intestine war, they could not presume to agitate a general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But as soon as Cantacuzene had subdued and pardoned his enemies, he was anxious to justify, or at least to extenu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rks into Europe, and the nuptials of his daughter with a Mussulman prince. Two officers of state, with a Latin interpreter, were sent in his name to the Roman court, which was transplanted to Avignon,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during a period of seventy years: they represented the hard necessity which had urged him to embrace the alliance of the miscreants, and pronounced by his command the specious and edifying sounds of union and crusade. Pope Clement the Sixth, ^4 the successor of Benedict, received them with hospitality and honor, acknowledged the innocence of their sovereign, excused his distress, applauded his magnanimity, and displayed a clear knowledge of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the Greek empire, which he had imbibed from the honest accounts of a Savoyard lady, an attendant of the empress Anne. ^5 If Clement was ill endowed with the virtues of a priest, he possessed, however, the spirit and magnificence of a prince, whose liberal hand distributed benefices and kingdoms with equal facility. Under his reign Avignon was the seat of pomp and pleasure: in his youth he had surpassed the licentiousness of a baron; and the palace, nay, the bed-chamber of the pope, was adorned, or polluted, by the visits of his female favorites. The wa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ere adverse to the holy enterprise; but his vanity was amused by the splendid idea;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returned with two Latin bishops, the ministers of the pontiff. On their arrival at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 the nuncios admired each other’s piety and eloquence; and their frequent conferences were filled with mutual praises and promises, by which both parties were amused, and neither could be deceived. “I am delighted,” said the devout Cantacuzene, “with the project of our holy war, which must redound to my personal glory, as well as to the public benefit of Christendom. My dominions will give a free passage to the armies of France: my troops, my galleys, my treasures, shall be consecrated to the common cause; and happy would be my fate, could I deserve and obtain the crown of martyrdom. Words are insufficient to express the ardor with which I sigh for the reunion of the scattered members of Christ. If my death could avail, I would gladly present my sword and my neck: if the spiritual phoenix could arise from my ashes, I would erect the pile, and kindle the flame with my own hands.” Yet the Greek emperor presumed to observe, that the articles of faith which divided the two churches had been introduced by the pride and precipitation of the Latins: he disclaimed the servile and arbitrary steps of the first Palaeologus; and firm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ever submit his conscience unless to the decrees of a free and universal synod. “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continued he, “will not allow the pope and myself to meet either at Rome or Constantinople; but some maritime city may be chosen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to unite the bishops, and to instruct the faithful,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nuncios seemed content with the proposition; and Cantacuzene affects to deplore the failure of his hopes, which were soon overthrown by the death of Clement, and the different temper of his successor. His own life was prolonged, but it was prolonged in a cloister; and, except by his prayers, the humble monk was incapable of directing the counsels of his pupil or the state. ^6 [Footnote 4: See the original Lives of Clement VI.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550 – 589;) Matteo Villani, (Chron. l. iii. c. 43, in Muratori, tom. xiv. p. 186,) who styles him, molto cavallaresco, poco religioso;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126;) and the Vie de Petrarque, (tom. ii. p. 42 – 45.) The abbe de Sade treats him with the most indulgence; but he is a gentleman as well as a priest.]

    [Footnote 5: Her name (most probably corrupted) was Zampea. She had accompanied, and alone remained with her mistress at Constantinople, where her prudence, erudition, and politeness deserved the praises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Cantacuzen. l. i. c. 42.)]

    [Footnote 6: See this whole negotiation in Cantacuzene, (l. iv. c. 9,) who, amidst the praises and virtues which he bestows on himself, reveals the uneasiness of a guilty conscience.]

    Yet of all the Byzantine princes, that pupil, John Palaeologus, was the best disposed to embrace, to believe, and to obey, the shepherd of the West. His mother, Anne of Savoy, was baptized in the bosom of the Latin church: her marriage with Andronicus imposed a change of name, of apparel, and of worship, but her heart was still faithful to her country and religion: she had formed the infancy of her son, and she governed the emperor, after his mind, or at least his stature, was enlarged to the size of man.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deliverance and restoration, the Turks were still masters of the Hellespont; the son of Cantacuzene was in arms at Adrianople; and Palaeologus could depend neither on himself nor on his people. By his mother’s advice, and in the hope of foreign aid, he abjured the rights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act of slavery, ^7 subscribed in purple ink, and sealed with the golden bull, was privately intrusted to an Italian agent.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 treaty is an oath of fidelity and obedience to Innocent the Sixth and his successors, the supreme pontiffs of the Roman and Catholic church. The emperor promises to entertain with due reverence their legates and nuncios; to assign a palace for their residence, and a temple for their worship; and to deliver his second son Manuel as the hostage of his faith. For these condescensions he requires a prompt succor of fifteen galleys, with five hundred men at arms, and a thousand archers, to serve against his Christian and Mussulman enemies. Palaeologus engages to impose on his clergy and people the same spiritual yoke; but as the resistance of the Greeks might be justly foreseen, he adopts the two effectual methods of corruption and education. The legate was empowered to distribute the vacant benefices among the ecclesiastics who should subscribe the creed of the Vatican: three schools were instituted to instruct the youth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language and doctrine of the Latins; and the name of Andronicus, the heir of the empire, was enrolled as the first student. Should he fail in the measures of persuasion or force, Palaeologus declares himself unworthy to reign; transferred to the pope all regal and paternal authority; and invests Innocent with full power to regulate the famil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riage, of his son and successor. But this treaty was neither executed nor published: the Roman galleys were as vain and imaginary as th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it was only by the secrecy that their sovereign escaped the dishonor of this fruitless humiliation. [Footnote 7: See this ignominious treaty in Fleury, (Hist.

    Eccles. p. 151 – 154,) from Raynaldus, who drew it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It was not worth the trouble of a pious forgery.]

    The tempest of the Turkish arms soon burst on his head; and after the loss of Adrianople and Romania, he was enclosed in his capital, the vassal of the haughty Amurath, with the miserable hope of being the last devoured by the savage. In this abject state, Palaeologus embraced the resolution of embarking for Venice, and casting himself at the feet of the pope: he was the first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who had ever visited the unknown regions of the West, yet in them alone he could seek consolation or relief; and with less violation of his dignity he might appear in the sacred college than at the Ottoman Porte. After a long absence, the Roman pontiffs were returning from Avignon to the banks of the Tyber: Urban the Fifth, ^8 of a mild and virtuous character, encouraged or allowed the pilgrimage of the Greek prince; and, within the same year, enjoyed the glory of receiving in the Vatican the two Imperial shadows who represented the majesty of Constantine and Charlemagne. In this suppliant visit,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hose vanity was lost in his distress, gave more than could be expected of empty sounds and formal submissions. A previous trial was impos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four cardinals, he acknowledged, as a true Catholic,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and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After this purification, he was introduced to a public audience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Urban, in the midst of the cardinals, was seated on his throne; the Greek monarch, after three genuflections, devoutly kissed the feet, the hands, and at length the mouth, of the holy father, who celebrated high mass in his presence, allowed him to lead the bridle of his mule, and treated him with a sumptuous banquet in the Vatican. The entertainment of Palaeologus was friendly and honorable; yet some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9 nor could the former be entitled to the rare privilege of chanting the gospel in the rank of a deacon. ^10 In favor of his proselyte, Urban strove to rekindle the zeal of the French king and the other powers of the West; but he found them cold in the general cause, and active only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 last hope of the emperor was in an English mercenary, John Hawkwood, ^11 or Acuto, who, with a band of adventurers, the white brotherhood, had ravaged Italy from the Alps to Calabria; sold his services to the hostile states; and incurred a just excommunication by shooting his arrows against the papal residence. A special license was grant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outlaw, but the forces, or the spirit, of Hawkwood, were unequal to the enterprise: and it was for the advantage, perhaps, of Palaeologus to be disappointed of succor, that must have been costly, that could not be effectual, and which might have been dangerous. ^12 The disconsolate Greek ^13 prepared for his return, but even his return was impeded by a most ignominious obstacle. On his arrival at Venice, he had borrowed large sums at exorbitant usury; but his coffers were empty, his creditors were impatient, and his person was detained as the best security for the payment. His eldest son, Andronicus, the regent of Constantinople, was repeatedly urged to exhaust every resource; and even by stripping the churches, to extricate his father from captivity and disgrace. But the unnatural youth was insensible of the disgrace, and secretly pleased with the captivity of the emperor: the state was poor, the clergy were obstinate; nor could some religious scruple be wanting to excuse the guilt of his indifference and delay. Such undutiful neglect was severely reproved by the piety of his brother Manuel, who instantly sold or mortgaged all that he possessed, embarked for Venice, relieved his father, and pledged his own freedom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bt. On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the parent and king distinguished his two sons with suitable rewards; but the faith and manners of the slothful Palaeologus had not been improved by his Roman pilgrimage; and his apostasy or conversion, devoid of any spiritual or temporal effects, was speedily forgotten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14

    [Footnote 8: See the two first original Lives of Urban V.,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623, 635,) and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Spondanus, (tom. i. p. 573, A.D. 1369, No. 7,) and Raynaldus,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23, 224.) Yet, from some variations, I suspect the papal writers of slightly magnifying the genuflections of Palaeologus.]

    [Footnote 9: Paullo minus quam si fuisset Imperator Romanorum. Yet his title of Imperator Graecorum was no longer disputed, (Vit. Urban V. p. 623.)] [Footnote 10: It was confined to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to them only on Christmas-day. On all other festivals these Imperial deacons were content to serve the pope, as he said mass, with the book and the corporale. Yet the abbe de Sade generously thinks that the merits of Charles IV. might have entitled him, though not on the proper day, (A.D. 1368, November 1,) to the whole privilege. He seems to affix a just value on the privilege and the man,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735.)]

    [Footnote 11: Through some Italian corruptions, the etymology of Falcone in bosco, (Matteo Villani, l. xi. c. 79, in Muratori, tom. xv. p. 746,) suggests the English word Hawkwood, the true name of our adventurous countryman, (Thomas Walsingham, Hist. Anglican. inter Scriptores Cambdeni, p. 184.) After two-and-twenty victories, and one defeat, he died, in 1394, general of the Florentines, and was buried with such honors as the republic has not paid to Dante or Petrarch,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212 – 371.)] [Footnote 12: This torrent of English (by birth or service) overflowed from France into Italy after the peace of Bretigny in 1630. Yet the exclamation of Muratori (Annali, tom. xii. p. 197) is rather true than civil. “Ci mancava ancor questo, che dopo essere calpestrata l’Italia da tanti masnadieri Tedeschi ed Ungheri, venissero fin dall’ Inghliterra nuovi cani a finire di divorarla.”]

    [Footnote 13: Chalcondyles, l. i. p. 25, 26. The Greek supposes his journey to the king of France, which is sufficiently refu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Nor am I much mo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Palaeologus departed from Italy, valde bene consolatus et contentus, (Vit. Urban V. p. 623.)]

    [Footnote 14: His return in 1370, and the coronation of Manuel, Sept. 25, 1373, (Ducange, Fam. Byzant. p. 241,) leaves some intermediate aera for the conspiracy and punishment of Andronicus.]

    Thirty years after the return of Palaeologus, his son and successor, Manuel, from a similar motive, but on a larger scale, again visited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In a preceding chapter I have related his treaty with Bajazet, the violation of that treaty, the siege or block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French succor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gallant Boucicault. ^15 By his ambassadors, Manuel had solicited the Latin powers; but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presence of a distressed monarch would draw tears and supplies from the hardest Barbarians; ^16 and the marshal who advised the journey prepared the reception of the Byzantine prince. The land was occupied by the Turks; but the navigation of Venice was safe and open: Italy received him as the first, or, at least, as the second,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Manuel was pitied as the champion and confessor of the faith; and the dignity of his behavior prevented that pity from sinking into contempt. From Venice he proceeded to Padua and Pavia; and even the duke of Milan, a secret ally of Bajazet, gave him safe and honorable conduct to the verge of his dominions. ^17 On the confines of France ^18 the royal officers undertook the care of his person, journey, and expenses; and two thousand of the richest citizens, in arms and on horseback, came forth to meet him as far as Charent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apital. At the gates of Paris, he was saluted by the chancellor and the parliament; and Charles the Sixth, attended by his princes and nobles, welcomed his brother with a cordial embrace.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was clothed in a robe of white silk, and mounted on a milk-white steed, a circumstance, in the French ceremonial, of singular importance: the white color is considered as the symbol of sovereignty; and, in a late visit, the German emperor, after a haughty demand and a peevish refusal, had been reduc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 black courser. Manuel was lodged in the Louvre; a succession of feasts and balls, the pleasures of the banquet and the chase, were ingeniously varied by the politeness of the French, to display their magnificence, and amuse his grief: he was indulged in the liberty of his chapel; and the doctors of the Sorbonne were astonished, and possibly scandalized, by the language, the rites, and the vestments, of his Greek clergy. But the slightest glance on the state of the kingdom must teach him to despair of any effectual assistance. The unfortunate Charles, though he enjoyed some lucid intervals, continually relapsed into furious or stupid insanity: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were alternately seized by his brother and uncle, the dukes of Orleans and Burgundy, whose factious competition prepared the miseries of civil war. The former was a gay youth, dissolved in luxury and love: the latter was the father of John count of Nevers, who had so lately been ransomed from Turkish captivity; and, if the fearless son was ardent to revenge his defeat, the more prudent Burgundy was content with the cost and peril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When Manuel had satiated the curiosity, and perhaps fatigued the patience, of the French, he resolved on a visit to the adjacent island. In his progress from Dover, he was entertained at Canterbury with due reverence by the prior and monks of St. Austin; and, on Blackheath, King Henry the Fourth, with the English court, saluted the Greek hero, (I copy our old historian,) who, during many days, was lodged and treated in London as emperor of the East. ^19 But the state of England was still more adverse to the design of the holy war. In the same year, the hereditary sovereign had been deposed and murdered: the reigning prince was a successful usurper, whose ambition was punished by jealousy and remorse: nor could Henry of Lancaster withdraw his person or forces from the defence of a throne incessantly shaken by conspiracy and rebellion. He pitied, he praised, he feast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if the English monarch assumed the cross, it was only to appease his people, and perhaps his conscience, by the merit or semblance of his pious intention.

    ^20 Satisfied, however, with gifts and honors, Manuel returned to Paris; and, after a residence of two years in the West, shaped his course through Germany and Italy, embarked at Venice, and patiently expected, in the Morea, the moment of his ruin or deliverance. Yet he had escaped the ignominious necessity of offering his religion to public or private sale. The Latin church was distracted by the great schism; the kings, the nations,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were divided in their obedience between the popes of Rome and Avignon; and the emperor, anxious to conciliate the friendship of both parties, abstained from an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indigent and unpopular rivals. His journey coincided with the year of the jubilee; but he passed through Italy without desiring, or deserving, the plenary indulgence which abolished the guilt or penance of the sins of the faithful. The Roman pope was offended by this neglect; accused him of irreverence to an image of Christ; and exhorted the princes of Italy to reject and abandon the obstinate schismatic. ^21

    [Footnote 15: Memoires de Boucicault, P. i. c. 35, 36.]

    [Footnote 16: His journey into the west of Europe is slightly, and I believe reluctantly, noticed by Chalcondyles (l. ii. c. 44 – 50) and Ducas, (c. 14.)] [Footnote 17: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406. John Galeazzo was the first and most powerful duke of Milan. His connection with Bajazet is attested by Froissard; and he contributed to save and deliver the French captives of Nicopolis.]

    [Footnote 18: For the reception of Manuel at Paris, see Spondanus, (Annal. Eccles. tom. i. p. 676, 677, A.D. 1400, No. 5,) who quotes Juvenal des Ursins and the monk of St. Denys; and Villaret, (Hist. de France, tom. xii. p. 331 – 334,) who quotes nobody according to the last fashion of the French writers.] [Footnote 19: A short note of Manuel in England is extracted by Dr. Hody from a Ms. at Lambeth, (de Graecis illustribus, p. 14,) C. P. Imperator, diu variisque et horrendis Paganorum insultibus coarctatus, ut pro eisdem resistentiam triumphalem perquireret, Anglorum Regem visitare decrevit,

    &c. Rex (says Walsingham, p. 364) nobili apparatu . . . suscepit (ut decuit) tantum Heroa, duxitque Londonias, et per multos dies exhibuit gloriose, pro expensis hospitii sui solvens, et eum respiciens tanto fastigio donativis. He repeats the same in his Upodigma Neustriae, (p. 556.)]

    [Footnote 20: Shakspeare begins and ends the play of Henry IV. with that prince’s vow of a crusade, and his belief that he should die in Jerusalem.]

    [Footnote 21: This fact is preserved in the Historia Politica, A.D. 1391 – 1478, published by Martin Crusius, (Turco Graecia, p. 1 – 43.) The image of Christ, which the Greek emperor refused to worship, was probably a work of sculpture.]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he Greeks beheld with

    astonishment and terror the perpetual stream of emigration that flowed, and continued to flow, from the unknown climates of their West. The visits of their last emperors removed the veil of separation, and they disclosed to their eyes the powerful nations of Europe, whom they no longer presumed to brand with the name of Barbarians. The observations of Manuel, and his more inquisitive followers, have been preserved by a Byzantine historian of the times: ^22 his scattered ideas I shall collect and abridge; and it may be amusing enough, perhaps instructive, to contemplate the rude pictures of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whose ancient and modern state are so familiar to our minds. I. Germany (says the Greek Chalcondyles) is of ample latitude from Vienna to the ocean; and it stretches (a strange geography) from Prague in Bohemia to the River Tartessus, and the Pyrenaean Mountains. ^23 The

    soil, except in figs and olives, is sufficiently fruitful; the air is salubrious; the bodies of the natives are robust and healthy; and these cold regions are seldom visit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pestilence, or earthquakes. After the Scythians or Tartars, the Germans are the most numerous of nations: they are brave and patient; and were they united under a single head, their force would be irresistible. By the gift of the pope, they have acquired the privilege of choosing the Roman emperor; ^24 nor is any people more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 faith and obedience of the Latin patriarc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ountry is divided among the princes and prelates; but Strasburg, Cologne, Hamburgh, and more than two hundred free cities, are governed by sage and equal laws, according to the will, and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community. The use of duels, or single combats on foot, prevails among them in peace and war: their industry excels in all the mechanic arts; and the Germans may boast of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cannon, which is now diffused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world. II. The kingdom of France is spread above fifteen or twenty days’ journey from Germany to Spain, and from the Alps to the British Ocean; containing many flourishing cities, and among these Paris, the seat of the king, which surpasses the rest in riches and luxury. Many princes and lords alternately wait in his palace, and acknowledge him as their sovereign: the most powerful are the dukes of Bretagne and Burgundy; of whom the latter possesses the wealthy province of Flanders, whose harbors are frequented by the ships and merchants of our own, and the more remote, seas. The French are an ancient and opulent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and manners, though somewhat different, are not dissimilar from those of the Italians. Vain of the Imperial dignity of Charlemagne, of their victories over the Saracens, and of the exploits of their heroes, Oliver and Rowland, ^25 they esteem themselves the first of the western nations; but this foolish arrogance has been recently humbled by the unfortunate events of their wars against the Englis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island. III. Britain, in the ocean, and opposite to the shores of Flanders, may be considered either as one, or as three islands; but the whole is united by a

    common interest, by the same manners, and by a similar government. The measure of its circumference is five thousand stadia: the land is overspread with towns and villages: though destitute of wine, and not abounding in fruit-trees, it is fertile in wheat and barley; in honey and wool; and much cloth is manufactured by the inhabitants. In populousness and power, in richness and luxury, London, ^26 the metropolis of the isle, may claim a preeminence over all the cities of the West. It is situate on the Thames, a broad and rapid river, which at the distance of thirty miles falls into the Gallic Sea; and the daily flow and ebb of the tide affords a safe entrance and departure to the vessels of commerce. The king is head of a powerful and turbulent aristocracy: his principal vassals hold their estates by a free and unalterable tenure; and the laws define the limits of his authority and their obedience. The kingdom has been often afflicted by foreign conquest and domestic sedition: but the natives are bold and hardy, renowned in arms and victorious in war. The form of their shields or targets is derived from the Italians, that of their swords from the Greeks; the use of the long bow is the peculiar and decisive advantage of the English. Their language bears no affinity to the idioms of the Continent: in the habits of domestic life, they are not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ir neighbors of France: but the most singular circumstance of their manners is their disregard of conjugal honor and of female chastity. In their mutual visits, as the first act of hospitality, the guest is welcomed in the embraces of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among friends they are lent and borrowed without shame; nor are the islanders offended at this strange commerce, and its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27 Informed as we are of the customs of Old England and assured of the virtue of our mothers, we may smile at the credulity, or resent the injustice, of the Greek, who must have confounded a modest salute ^28 with a criminal embrace. But his credulity and injustice may teach an important lesson; to distrust the accounts of foreign and remote nations, and to suspend our belief of every tale that deviates from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 of man. ^29

    [Footnote 22: The Greek and Turkish history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ends with the winter of 1463; and the abrupt conclusion seems to mark, that he laid down his pen in the same year. We know that he was an Athenian, and that some contemporaries of the same name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of the Greek language in Italy. But in his numerous digressions, the modest historian has never introduced himself; and his editor Leunclavius, as well as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74,) seems ignorant of his life and character. For his descriptions of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see l. ii. p. 36, 37, 44 – 50.]

    [Footnote 23: I shall not animadvert on the geographical errors of Chalcondyles. In this instance, he perhaps followed, and mistook, Herodotus, (l. ii. c. 33,) whose text may be explained, (Herodote de Larcher, tom. ii. p. 219, 220,) or whose ignorance may be excused. Had these modern Greeks never read Strabo, or any of their lesser geographers?]

    [Footnote 24: A citizen of new Rome, while new Rome survived, would have scorned to dignify the German with titles: but all pride was extinct in the bosom of Chalcondyles; and he describes the Byzantine prince, and his subject, by the proper, though humble, names.]

    [Footnote 25: Most of the old romances were translated in the xivth century into French prose, and soon became the favorite amusement of the knights and ladies in the court of Charles VI. If a Greek believed in the exploits of Rowland and Oliver, he may surely be excused, since the monks of St. Denys,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have inserted the fables of Archbishop Turpin in their Chronicles of France.]

    [Footnote 26: Even since the time of Fitzstephen, (the xiith century,) London appears to have maintained this preeminence of wealth and magnitude; and her gradual increase has, at least, kept pace with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Europe.]

    [Footnote 27: If the double sense of the verb (osculor, and in utero gero) be equivocal, the context and pious horror of

    Chalcondyles can leave no doubt of his meaning and mistake, (p. 49.)

    Note: I can discover no “pious horror” in the plain manner

    in which Chalcondyles relates this strange usage. Gibbon is possibly right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extraordinary mistake. – M.]

    [Footnote 28: Erasmus (Epist. Fausto Andrelino) has a pretty passage on the English fashion of kissing strangers on their arrival and departure, from whence, however, he draws no scandalous inferences.]

    [Footnote 29: Perhaps we may apply this remark to the community of wives among the old Britons, as it is supposed by Caesar and Dion, (Dion Cassius, l. lxii. tom. ii. p. 1007,) with Reimar’s judicious annotation. The Arreoy of Otaheite, so certain at first, is become less visible and scandalous, in proportion as we

    have

    studied the manners of that gentle and amorous people.] After his return, and the victory of Timour, Manuel reigned

    many years in prosperity and peace. As long as the sons of Bajazet solicited his friendship and spared his dominions,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national religion; and his leisure was employed in composing twenty theological dialogues for its defe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Byzantine ambassadors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30 announce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power, as well as of the Latin church: the conquest of the sultans, Mahomet and Amurath, reconciled the emperor to the Vatican; an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lmost tempted him to acquiesce in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When Martin the Fifth ascended without a rival the chair of St. Peter, a friendly intercourse of letters and embassies was revived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mbition on one side, and distress on the other, dictated the same decent language of charity and peace: the artful Greek expressed a desire of

    marrying his six sons to Italian princesses; and the Roman, not less artful, despatched the daughter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ith a company of noble virgins, to soften, by their charms, the obstinacy of the schismatics. Yet under this mask of zeal, a discerning eye will perceive that all was hollow and insincere in the court and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s of danger and repose, the emperor advanced or retreated; alternately instructed and disavowed his ministers; and escaped from the importunate pressure by urging the duty of inquiry, the obligation of collecting the sense of his patriarchs and bishops,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convening them at a time when the Turkish arms were at the gates of his capital. From a review of the public transactions it will appear that the Greeks insisted on three successive measures, a succor, a council, and a final reunion, while the Latins eluded the second, and only promised the first, as a consequential and voluntary reward of the third. But we have an opportunity of unfolding the most secret intentions of Manuel, as he explained them in a private conversation without artifice or disguise. In his declining age, the emperor had associated John Palaeologus, the second of the name, and the eldest of his sons, on whom he devol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authority and weight of government. One day, in the presence only of the historian Phranza, ^31 his favorite chamberlain, he opened to his colleague and successor the true principl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the pope. ^32 “Our last resource,” said Manuel, against the Turks, “is their fear of our union with the Latins, of the warlike nations of the West, who may arm for our relief and for their destruction. As often as you are threatened by the miscreants, present this danger before their eyes. Propose a council; consult on the means; but ever delay and avoid the convocation of an assembly, which cannot tend either to our spiritual or temporal emolument. The Latins are proud; the Greeks are obstinate; neither party will recede or retract; and the attempt of a perfect union will confirm the schism, alienate the churches, and leave us, without hope or defence, at the mercy of the Barbarians.” Impatient of this salutary lesson, the royal youth arose from his seat, and departed in silence;

    and the wise monarch (continued Phranza) casting his eyes on me, thus resumed his discourse: “My son deems himself a great and heroic prince; but, alas! our miserable age does not afford scope for heroism or greatness. His daring spirit might have suited the happier times of our ancestors; but the present state requires not an emperor, but a cautious steward of the last relics of our fortunes. Well do I remember the lofty expectations which he built on our alliance with Mustapha; and much do I fear, that this rash courage will urge the ruin of our house, and that even religion may precipitate our downfall.” Yet the experience and authority of Manuel preserved the peace, and eluded the council; till, in the seventy-eighth year of his age, and in the habit of a monk, he terminated his career, dividing his precious movables among his children and the poor, his physicians and his favorite servants. Of his six sons, ^33 Andronicus the Second was invested with the principality of Thessalonica, and died of a leprosy soon after the sale of that city to the Venetians and its final conquest by the Turks. Some fortunate incidents had restored Peloponnesus, or the Morea, to the empire; and in his more prosperous days, Manuel had fortified the narrow isthmus of six miles ^34 with a stone wall 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three towers. The wall was overthrown by the first blast of the Ottomans; the fertile peninsula might have been sufficient for the four younger brothers, Theodore and Constantine, Demetrius and Thomas; but they wasted in domestic contests the remains of their strength; and the least successful of the rivals were reduced to a life of dependence in the Byzantine palace.

    [Footnote 30: See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576; and o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times, the Annals of Spondanus the Bibliotheque of Dupin, tom. xii., and xxist and xxiid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r rather the Continuation, of Fleury.]

    [Footnote 31: From his early youth, George Phranza, or Phranzes, was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and palace; and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P. i. c. 40) has collected his life from his own writings. He was no more than four-and-

    twenty years of age at the death of Manuel, who recommended him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o his successor: Imprimis vero hunc Phranzen tibi commendo, qui ministravit mihi fideliter et diligenter (Phranzes, l. ii. c. i.) Yet the emperor John was cold, and he preferred the service of the despots of Peloponnesus.]

    [Footnote 32: See Phranzes, l. ii. c. 13. While so many 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original are extant in the libraries of Rome, Milan, the Escurial, &c., it is a matter of shame and reproach, that we should be reduced to the Latin version, or abstract, of James Pontanus, (ad calcem Theophylact, Simocattae: Ingolstadt, 1604,) so deficient in accuracy and elegance,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615 – 620.)

    Note: The Greek text of Phranzes was edited by F. C. Alter

    Vindobonae. It has been re-edited by Bekker for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Bonn, 1838 – M.]

    [Footnote 33: See Ducange, Fam. Byzant. p. 243 – 248.]

    [Footnote 34: The exact measure of the Hexamilion, from sea to sea, was 3800 orgyiae, or toises, of six Greek feet, (Phranzes, l. i. c. 38,) which would produce a Greek mile, still smaller than that of 660 French toises, which is assigned by D’Anville, as still in use in Turkey. Five miles are commonly reckoned for the breadth of the isthmus. See the Travels of Spon, Wheeler and Chandler.]

    The eldest of the sons of Manuel, John Palaeologus the

    Second, was acknowledged,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as the sole emperor of the Greeks. He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repudiate his wife, and to contract a new marriage with the princess of Trebizond: beauty was in his eyes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of an empress; and the clergy had yielded to his firm assurance, that unless he might be indulged in a divorce, he would retire to a cloister, and leave the throne to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The first, and in truth the only, victory of Palaeologus, was over a Jew, ^35 whom, after a long and learned dispute, he

    converted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is momentous conquest is carefully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But he soon resumed the design of uniting the East and West; and, regardless of his father’s advice, listened, as it should seem with sincerity, to the proposal of meeting the pope in a general council beyond the Adriatic. This dangerous project was encouraged by Martin the Fifth, and coldly entertained by his successor Eugenius, till, after a tedious negotiation, the emperor received a summons from the Latin assembly of a new character, the independent prelates of Basil, who styled themselves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judg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ootnote 35: The first objection of the Jews is on the death of Christ: if it were voluntary, Christ was a suicide; which the emperor parries with a mystery. They then dispute on the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 the sense of the prophecies, &c., (Phranzes, l. ii. c. 12, a whole chapter.)]

    The Roman pontiff had fought and conquered in the cause of

    ecclesiastical freedom; but the victorious clergy were soon exposed to the tyranny of their deliverer; and his sacred character was invulnerable to those arms which they found so keen and effectual against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ir great charter, the right of election, was annihilated by appeals, evaded by trusts or commendams, disappointed by reversionary grants, and superseded by previous and arbitrary reservations. ^36 A public auction was instituted in the court of Rome: the cardinals and favorites were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nations; and every country might complain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benefices were accumulated on the heads of aliens and absentees. During their residence at Avignon, the ambition of the popes subsided in the meaner passions of avarice ^37 and luxury: they rigorously imposed on the clergy the tributes of first-fruits and tenths; but they freely tolerated the impunity of vice, disorder, and corruption. These manifold scandals were aggravated by the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which continued above fifty years. In the furious conflicts of Rome and Avignon, the vices of the rivals were

    mutually exposed; and their precarious situation degraded their authority, relaxed their discipline, and multiplied their wants and exactions. To heal the wounds, and restore the monarchy, of the church, the synods of Pisa and Constance ^38 were successively convened; but these great assemblies, conscious of their strength, resolved to vindicate the privileges of the Christian aristocracy. From a personal sentence against two pontiffs, whom they rejected, and a third, their acknowledged sovereign, whom they deposed, the fathers of Constance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Roman supremacy; nor did they separate till they had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y, above the pope, of a general council. It was enacted, tha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such assemblies should be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that each synod, before its dissolution, should appoint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subsequent meeting.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rt of Rome, the next convocation at Sienna was easily eluded; but the bold and vigorous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Basil ^39 had almost been fatal to the reigning pontiff, Eugenius the Fourth. A just suspicion of his design prompted the fathers to haste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ir first decree, tha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urch-militant on earth were invested with a divine and spiritual jurisdiction over all Christians, without excepting the pope; and that a general council could not be dissolved, prorogued, or transferred, unless by their free deliberation and consent. On the notice that Eugenius had fulminated a bull for that purpose, they ventured to summon, to admonish, to threaten, to censure the contumacious successor of St. Peter. After many delays, to allow time for repentance, they finally declared, that, unless he submitted within the term of sixty days, he was suspended from the exercise of all tempora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And to mark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the prince as well as the priest, they assumed the government of Avignon, annulled the alienation of the sacred patrimony, and protected Rome from the imposition of new taxes. Their boldness was justified, not only by the general opinion of the clergy, but by the support and power of the first monarchs of Christendom: the emperor Sigismond declared himself the

    servant and protector of the synod; Germany and France adhered to their cause; the duke of Milan was the enemy of Eugenius; and he was driven from the Vatican by an insurrection of the Roman people. Rejected at the same time by temporal and spiritual subjects, submission was his only choice: by a most humiliating bull, the pope repealed his own acts, and ratified those of the council; incorporated his legates and cardinals with that venerable body; and seemed to resign himself to the decrees of the supreme legislature. Their fame pervaded the countries of the East: and it was in their presence that Sigismond received the ambassadors of the Turkish sultan, ^40 who laid at his feet twelve large vases, filled with robes of silk and pieces of gold. The fathers of Basil aspired to the glory of reducing the Greeks, as well as the Bohemians,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nd their deputies invited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o unite with an assembly which possess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Western nations. Palaeologus was not averse to the proposal;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troduced with due honors into the Catholic senate. But the choice of the place appeared to be an insuperable obstacle, since he refused to pass the Alps, or the sea of Sicily, and positively required that the synod should be adjourned to some convenient city in Italy, or at least on the Danube. The other articles of this treaty were more readily stipulated: it was agreed to defray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of the emperor, with a train of seven hundred persons, ^41 to remit an immediate sum of eight thousand ducats ^42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Greek clergy; and in his absence to grant a supply of ten thousand ducats, with three hundred archers and some galley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city of Avignon advanced the funds for the preliminary expenses; and the embarkation was prepared at Marseilles with some difficulty and delay. [Footnote 36: In the treatise delle Materie Beneficiarie of Fra Paolo, (in the ivth volume of the last, and best, edition of his works,) the papal system is deeply studied and freely described. Should Rome and her religion be annihilated, this golden volume may still surviv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a salutary warning.]

    [Footnote 37: Pope John XXII. (in 1334) left behind him, at Avignon, eighteen millions of gold florins, and the value of seven millions more in plate and jewels. See the Chronicle of John Villani, (l. xi. c. 20,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xiii. p. 765,) whose brother received the account from the papal treasurers. A treasure of six or eight millions sterling in the xivth century is enormous, and almost incredible.]

    [Footnote 38: A learned and liberal Protestant, M. Lenfant, has given a fair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Pisa, Constance, and Basil, in six volumes in quarto; but the last part is the most hasty and imperfect, except in the account of the troubles of Bohemia.]

    [Footnote 39: The original acts or minutes of the council of Basil are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in twelve volumes in folio. Basil was a free city, conveniently situate on the Rhine, and guarded by the arms of the neighboring and confederate Swiss.

    In 1459,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by Pope Pius II., (Aeneas Sylvius,) who had been secretary to the council. But what is a council, or a university, to the presses o Froben and the studies of Erasmus?]

    [Footnote 40: This Turkish embassy, attested only by Crantzius, is related with some doubt by the annalist Spondanus, A.D. 1433, No. 25, tom. i. p. 824] [Footnote 41: Syropulus, p. 19. In this list, the Greeks appear to have exceeded the real numbers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which afterwards attended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but which are not clearly specified by the great ecclesiarch. The 75,000 florins which they asked in this negotiation of the pope, (p. 9,) were more than they could hope or want.]

    [Footnote 42: I use indifferently the words ducat and florin, which derive their names, the former from the dukes of Milan, the latter from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These gold pieces, the first that were coined in Italy, perhaps in the Latin world, may be compared in weight and value to one third of the English guinea.]

    In his distress, the friendship of Palaeologus was disputed

    by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s of the West; but the dexterous activity of a monarch prevailed over the slow debates and inflexible temper of a republic. The decrees of Basil continually tended to circumscribe the despotism of the pope, and to erect a supreme and perpetual tribunal in the church. Eugenius was impatient of the yoke; and the union of the Greeks might afford a decent pretence for translating a rebellious synod from the Rhine to the P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athers was lost if they passed the Alps: Savoy or Avignon, to which they acceded with reluctance, were described at Constantinople as situate far beyond the pillars of Hercules; ^43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ere apprehensive of the dangers of a long navigation; they were offended by a haughty declaration, that after suppressing the new heresy of the Bohemians, the council would soon eradicate the old heresy of the Greeks. ^44 On the side of Eugenius, all was smooth, and yielding, and respectful; and he invited the Byzantine monarch to heal by his presence the schism of the Latin, as well as of the Eastern, church. Ferrara, near the coast of the Adriatic, was proposed for their amicable interview; and with some indulgence of forgery and theft, a surreptitious decree was procured, which transferred the synod, with its own consent, to that Italian city. Nine galleys were equipped for the service at Venice, and in the Isle of Candia; their diligence anticipated the slower vessels of Basil: the Roman admiral was commissioned to burn, sink, and destroy; ^45 and these priestly squadrons might have encountered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eas where Athens and Sparta had formerly contended for the preeminence of glory. Assaulted by the importunity of the factions, who were ready to fight for the possession of his person, Palaeologus hesitated before he left his palace and country on a perilous experiment. His father’s advice still dwelt on his memory; and reason must suggest, that since the Latins were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they could never unite in a foreign cause. Sigismond dissuaded the unreasonable adventure; his advice was impartial, since he adhered to the

    council; and it was enforced by the strange belief, that the German Caesar would nominate a Greek his heir and successor in the empire of the West. ^46 Even the Turkish sultan was a counsellor whom it might be unsafe to trust, but whom it was dangerous to offend. Amurath was unskilled in the disputes, but he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From his own treasures, he offered to relieve the want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yet he declared with seeming magnanimity, that Constantinople should be secure and inviolate, in the absence of her sovereign. ^47 The resolution of Palaeologus was decided by the most splendid gifts and the most specious promises: he wished to escape for a while from a scene of danger and distress and after dismissing with an ambiguous answer the messengers of the council, he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embarking in the Roman galleys. The age of the patriarch Joseph was more susceptible of fear than of hope; he trembled at the perils of the sea, and expressed his apprehension, that his feeble voice, with thirty perhaps of his orthodox brethren, would be oppressed in a foreign land by the power and numbers of a Latin synod. He yielded to the royal mandate, to the flattering assurance, that he would be heard as the oracle of nations, and to the secret wish of learning from his brother of the West, to deliver the church from the yoke of kings. ^48 The five cross-bearers, or dignitaries, of St.Sophia, were bound to attend his person; and one of these, the great ecclesiarch or preacher, Sylvester Syropulus, ^49 has composed a free and curious history ^50 of the false union. ^51 Of the clergy that reluctantly obeyed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atriarch, submission was the first duty, and patience the most useful virtue. In a chosen list of twenty bishops, we discover the metropolitan titles of Heracleae and Cyzicus, Nice and Nicomedia, Ephesus and Trebizond, and the personal merit of Mark and Bessarion who, in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learning and eloquence, were promoted to the episcopal rank. Some monks and philosophers were named to display the science and sanctity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the service of the choir was performed by a select band of singers and musicians. Th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ppeared by

    their genuine or fictitious deputies; the primate of Russia represented a national church, and the Greeks might contend with the Latins in the extent of their spiritual empire. The precious vases of St. Sophia were exposed to the winds and waves, that the patriarch might officiate with becoming splendor: whatever gold the emperor could procure, was expended in the massy ornaments of his bed and chariot; ^52 and while they affected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ir ancient fortune, they quarrelled for the division of fifteen thousand ducats, the first alms of the Roman pontiff. After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John Palaeologus, with a numerous train, accompanied by his brother Demetrius, and the most respectable person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embarked in eight vessels with sails and oars which steered through the Turkish Straits of Gallipoli to the Archipelago, the Morea, and the Adriatic Gulf. ^53

    [Footnote 43: At the end of the Latin version of Phranzes, we read a long Greek epistle or declamation of George of Trebizond, who advises the emperor to prefer Eugenius and Italy. He treats with contempt the schismatic assembly of Basil, the Barbarians of Gaul and Germany, who had conspired to transport the chair of St. Peter beyond the Alps. Was Constantinople unprovided with a map?]

    [Footnote 44: Syropulus (p. 26 – 31) attests his own indignation, and that of his countrymen; and the Basil deputies, who excused the rash declaration, could neither deny nor alter an act of the council.]

    [Footnote 45: The naval orders of the synod were less peremptory, and, till the hostile squadrons appeared, both parties tried to conceal their quarrel from the Greeks.]

    [Footnote 46: Syropulus mentions the hopes of Palaeologus, (p. 36,) and the last advice of Sigismond,(p. 57.) At Corfu, the Greek emperor was informed of his friend’s death; had he known it sooner, he would have returned home,(p. 79.)]

    [Footnote 47: Phranzes himself, though from different motives, was of the advice of Amurath, (l. ii. c. 13.) Utinam ne synodus

    ista unquam fuisset, si tantes offensiones et detrimenta paritura erat. This Turkish embassy is likewise mentioned by Syropulus, (p. 58;) and Amurath kept his word. He might threaten, (p. 125, 219,) but he never attacked, the city.] [Footnote 48: The reader will smile at the simplicity with which he imparted these hopes to his favorites (p. 92.) Yet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for him to have practised the lessons of Gregory VII.]

    [Footnote 49: The Christian name of Sylvester is borrowed from the Latin calendar. In modern Greek, as a diminutive, is added to the end of words: nor can any reasoning of Creyghton, the editor, excuse his changing into Sguropulus, (Sguros, fuscus,) the Syropulus of his own manuscript, whose name is subscribed with his own hand in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Why might not the author be of Syrian extraction?]

    [Footnote 50: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history, I should fix the date to the year 1444, four years after the synod, when great ecclesiarch had abdicated his office, (section xii. p. 330 – 350.) His passions were cooled by time and retirement; and, although Syropulus is often partial, he is never intemperate.]

    [Footnote 51: Vera historia unionis non veroe inter Graecos et Latinos, (Hagae Comitis, 1660, in folio,) was first published with a loose and florid version, by Robert Creyghton, chaplain to Charles II. in his exile. The zeal of the editor has prefixed a polemic title,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original is wanting. Syropulus may be ranked with the best of the Byzantine writers for the merit of his narration, and even of his style; but he is excluded from the orthodox collections of the councils.]

    [Footnote 52: Syropulus (p. 63) simply expresses his intention; and the Latin of Creyghton may afford a specimen of his florid paraphrase. Ut pompa circumductus noster Imperator Italiae populis aliquis deauratus Jupiter crederetur, aut Croesus ex opulenta Lydia.]

    [Footnote 53: Although I cannot stop to quote Syropulus for every fact, I will observe that the navigation of the Greek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Venice and Ferrara is contained in the ivth section, (p. 67 – 100,) and that the historian has the uncommon talent of placing each scene before the reader’s eye.]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II.

    After a tedious and troublesome navigation of seventy-seven

    days, this religious squadron cast anchor before Venice; and their reception proclaimed the joy and magnificence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In the command of the world, the modest Augustus had never claimed such honors from his subjects as were paid to his feeble successor by an independent state. Seated on the poop on a lofty throne, he received the visit, or, in the Greek style, the adoration of the doge and senators. ^54 They sailed in the Bucentaur, 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twelve stately galleys: the sea was overspread with innumerable gondolas of pomp and pleasure; the air resounded with music and acclamations; the mariners, and even the vessels, were dressed in silk and gold; and in all the emblems and pageants, the Roman eagles were blended with the lions of St. Mark. The triumphal procession, ascending the great canal, passed under the bridge of the Rialto; and the Eastern strangers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palaces, the churches,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a city, that seems to float on the bosom of the waves. ^55 They sighed to behold the spoils and trophies with which it had been decorated after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a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of fifteen days, Palaeologus pursued his journey by land and water from Venice to Ferrara; and on this occasion the pride of the Vatican was tempered by policy to indulge the ancient dignity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He made his entry on a black horse; but a milk-white steed, whose trappings were

    embroidered with golden eagles, was led before him; and the canopy was borne over his head by the princes of Este, the sons or kinsmen of Nicholas, marquis of the city, and a sovereign more powerful than himself. ^56 Palaeologus did not alight till he reached the bottom of the staircase: the pope advanced to the door of the apartment; refused his proffered genuflection; and, after a paternal embrace, conducted the emperor to a seat on his left hand. Nor would the patriarch descend from his galley, till a ceremony almost equal, had been stipulated between the bishop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The latter was saluted by his brother with a kiss of union and charity; nor would any of the Greek ecclesiastics submit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Western primate. On the opening of the synod, the place of honor in the centre was claimed by the temporal and ecclesiastical chiefs; and it was only by alleging that his predecessors had not assisted in person at Nice or Chalcedon, that Eugenius could evade the ancient precedents of Constantine and Marcian. After much debat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he church should be occupied by the two nations; that the solitary chair of St. Peter should be raised the first of the Latin line; and that the throne of the Greek emperor, at the head of his clergy, should be equal and opposite to the second place, the vacant seat of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57

    [Footnote 54: At the time of the synod, Phranzes was in Peloponnesus: but he received from the despot Demetrius a faithful account of the honorable reception of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both at Venice and Ferrara, (Dux . . . . sedentem Imperatorem adorat,) which are more slightly mentioned by the Latins, (l. ii. c. 14, 15, 16.)]

    [Footnote 55: The astonishment of a Greek prince and a French ambassador (Memoires de Philippe de Comines, l. vii. c. 18,) at the sight of Venice, abundantly proves that in the xvth century it was the first and most splendid of the Christian cities. For the spoils of Constantinople at Venice, see Syropulus, (p. 87.)]

    [Footnote 56: Nicholas III. of Este reigned forty-eight years, (A.D. 1393 – 1441,) and was lord of Ferrara, Modena, Reggio, Parma, Rovigo, and Commachio. See his Life in Muratori, (Antichita Estense, tom. ii. p. 159 – 201.)] [Footnote 57: The Latin vulgar was provoked to laughter at the strange dresses of the Greeks, and especially the length of their garments, their sleeves, and their beards; nor was the emperor distinguished, except by the purple color, and his diadem or tiara, with a jewel on the top, (Hody de Graecis Illustribus, p. 31.) Yet another spectator confesses that the Greek fashion was piu grave e piu degna than the Italian. (Vespasiano in Vit. Eugen. IV. in Muratori, tom. xxv. p. 261.)]

    But as soon as festivity and form had given place to a more

    serious treaty, the Greek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journey, with themselves, and with the pope. The artful pencil of his emissaries had painted him in a prosperous state; at the head of the princes and prelates of Europe, obedient at his voice, to believe and to arm. The thin appearance of the universal synod of Ferrara betrayed his weakness: and the Latins opened the first session with only five archbishops, eighteen bishops, and ten abbots, the greatest part of whom were the subjects or countrymen of the Italian pontiff. Except the duke of Burgundy, none of the potentates of the West condescended to appear in person, or by their ambassadors; nor was it possible to suppress the judicial acts of Basil against the dignity and person of Eugenius, which were finally concluded by a new elect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truce or delay was asked and granted, till Palaeologus could expect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Latins some temporal reward for an unpopular union; and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the public proceedings were adjourned above six months. The emperor, with a chosen band of his favorites and Janizaries, fixed his summer residence at a pleasant, spacious monastery, six miles from Ferrara; forgot, in the pleasures of the chase, the distres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persisted in destroying the game, without listening to the just complaints of the marquis or the husbandman. ^58 In the mean while, his unfortunate Greeks

    were exposed to all the miseries of exile and poverty; for the support of each stranger, a monthly allowance was assigned of three or four gold florins; and although the entire sum did not amount to seven hundred florins, a long arrear was repeatedly incurred by the indigence or policy of the Roman court. ^59 They sighed for a speedy deliverance, but their escape was prevented by a triple chain: a passport from their superiors was required at the gates of Ferrara;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had engaged to arrest and send back the fugitives; and inevitable punishment awaited them at Constantinople; excommunication, fines, and a sentence, which did not respect the sacerdotal dignity, that they should be stripped naked and publicly whipped. ^60 It was only by the alternative of hunger or dispute that the Greeks could be persuaded to open the first conference; and they yielded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o attend from Ferrara to Florence the rear of a flying synod. This new translation was urged by inevitable necessity: the city was visited by the plague; the fidelity of the marquis might be suspected; the mercenary troops of the duke of Milan were at the gates; and as they occupied Romagna, it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and danger that the pope, the emperor, and the bishops, explor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unfrequented paths of the Apennine. ^61 [Footnote 58: For the emperor’s hunting, see Syropulus, (p. 143, 144, 191.) The pope had sent him eleven miserable hacks; but he bought a strong and swift horse that came from Russia. The name of Janizaries may surprise; but the name,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 had passed from the Ottoman, to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is often used in the last age of the empire.] [Footnote 59: The Greeks obtained, with much difficulty, that instead of provisions, money should be distributed, four florins per month to the persons of honorable rank, and three florins to their servants, with an addition of thirty more to the emperor, twenty-five to the patriarch, and twenty to the prince, or despot, Demetrius. The payment of the first month amounted to 691 florins, a sum which will not allow us to reckon above 200 Greeks of every condition. (Syropulus, p. 104, 105.) On the 20th October, 1438, there was an arrear of four months; in April, 1439, of three; and of

    five and a half in July, at the time of the union, (p. 172, 225, 271.)]

    [Footnote 60: Syropulus (p. 141, 142, 204, 221) deplores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Greeks, and the tyranny of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Footnote 61: The wars of Italy are most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xiiith vol. of the Annals of Muratori. The schismatic Greek, Syropulus, (p. 145,) appears to have exaggerated the fear and disorder of the pope in his his retreat from Ferrara to Florence, which is proved by the acts to have been somewhat more decent and deliberate.]

    Yet all these obstacles were surmounted by time and policy.

    The violence of the fathers of Basil rather promoted than injured the cause of Eugenius; the nations of Europe abhorred the schism, and disowned the election, of Felix the Fifth, who was successively a duke of Savoy, a hermit, and a pope; and the great princes were gradually reclaimed by his competitor to a favorable neutrality and a firm attachment. The legates, with some respectable members, deserted to the Roman army, which insensibly rose in numbers and reputation; the council of Basil was reduced to thirty-nine bishops, and three hundred of the inferior clergy; ^62 while the Latins of Florence could produce the subscriptions of the pope himself, eight cardinals, two patriarchs, eight archbishops, fifty two bishops, and forty- five abbots, or chiefs of religious orders. After the labor of nine months, and the debates of twenty-five sessions, they attained the advantage and glory of the reunion of the Greeks. Four principal questions had been agitated between the two churches; 1. The use of unleaven bread in the communion of Christ’s body. 2. The nature of purgatory. 3.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And, 4. The single or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The cause of either nation was managed by ten theological champions: the Latins were supported by the inexhaustible eloquence of Cardinal Julian; and Mark of Ephesus and Bessarion of Nice were the bold and able leaders of the Greek forces. We may bestow some praise

    on the progress of human reason, by observing that the first of these questions was now treated as an immaterial rite, which might innocently vary with the fashion of the age and country. With regard to the second, both parties were agreed in the belief of an intermediate state of purgation for the venial sins of the faithful; and whether their souls were purified by elemental fire was a doubtful point, which in a few years might be conveniently settled on the spot by the disputants. The claims of supremacy appeared of a more weighty and substantial kind; yet by the Orientals the Roman bishop had ever been respected as the first of the five patriarchs; nor did they scruple to admit, that his jurisdic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agreeably to the holy canons; a vague allowance, which might be defined or eluded by occasional convenience.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from the Father alone, or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as an article of faith which had sunk much deeper into the minds of men; and in the session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the Latin addition of filioque was subdivided into two questions, whether it were legal, and whether it were orthodox. Perhaps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boast on this subject of my own impartial indifference; but I must think that the Greeks were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against adding any article whatsoever to the creed of Nice, or rather of Constantinople. ^63 In earthly affairs, it is not easy to conceive how an assembly equal of legislators can bind their successors invested with powers equal to their own. But the dictates of inspiration must be true and unchangeable; nor should a private bishop, or a provincial synod, have presumed to innovate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doctrine, the controversy was equal and endless: reason is confounded by the procession of a deity: the gospel, which lay on the altar, was silent; the various texts of the fathers might be corrupted by fraud or entangled by sophistry; and the Greeks were ignorant of the characters and writings of the Latin saints. ^64 Of this at least we may be sure, that neither side could be convinced by the arguments of their opponents. Prejudice may be enlightened by reason, and a superficial glance may be rectified by a clear and more

    perfect view of an object adapted to our faculties. But the bishops and monks had been taught from their infancy to repeat a form of mysterious words: their national and personal honor depended on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ounds; and their narrow minds were hardened and inflamed by the acrimony of a public dispute. [Footnote 62: Syropulus is pleased to reckon seven hundred prelates in the council of Basil. The error is manifest, and perhaps voluntary. That extravagant number could not be supplied by all the ecclesiastics of every degree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council, nor by all the absent bishops of the West, who, expressly or tacitly, might adhere to its decrees.] [Footnote 63: The Greeks, who disliked the union, were unwilling to sally from this strong fortress, (p. 178, 193, 195, 202, of Syropulus.) The shame of the Latins was aggravated by their producing an old MS. of the second council of Nice, with filioque in the Nicene creed. A palpable forgery! (p. 173.)] [Footnote 64: (Syropulus, p. 109.) See the perplexity of the Greeks, (p. 217, 218, 252, 253, 273.)]

    While they were most in a cloud of dust and darkness, the

    Pope and emperor were desirous of a seeming union, which could alone accomplish the purposes of their interview; and the obstinacy of public dispute was softened by the arts of private and personal negotiation. The patriarch Joseph had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age and infirmities; his dying voice breathed the counsels of charity and concord, and his vacant benefice might tempt the hopes of the ambitious clergy. The ready and active obedience of the archbishops of Russia and Nice, of Isidore and Bessarion, was prompted and recompensed by their speedy promotion to the dignity of cardinals. Bessarion, in the first debates, had stood forth the most strenuous and eloquent champion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if the apostate, the bastard, was reprobated by his country, ^65 he appears in ecclesiastical story a rare example of a patriot who was recommended to court favor by loud opposition and well-timed compliance. With the aid of his two spiritual coadjutors, the emperor applied his arguments to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personal characters of the bishops, and each was successively moved by authority and example. Their revenues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their persons in those of the Latins: an episcopal treasure, three robes and forty ducats, was soon exhausted: ^66 the hopes of their return still depended on the ships of Venice and the alms of Rome; and such was their indigence, that their arrears, the payment of a debt, would be accepted as a favor, and might operate as a bribe. ^67 The danger and relief of Constantinople might excuse some prudent and pious dissimulation; and it was insinuated, that the obstinate heretics who should resist the consent of the East and West would be abandoned in a hostile land to the revenge or justice of the Roman pontiff. ^68 In the first private assembly of the Greeks, the formulary of union was approved by twenty-four, and rejected by twelve, members; but the five cross-bearers of St. Sophia, who aspired to represent the patriarch, were disqualified by ancient discipline; and their right of voting was transferred to the obsequious train of monks, grammarians, and profane laymen. The will of the monarch produced a false and servile unanimity, and no more than two patriots had courage to speak their own sentiments and those of their country. Demetrius, the emperor’s brother, retired to Venice, that he might not be witness of the union; and Mark of Ephesus, mistaking perhaps his pride for his conscience, disclaimed all communion with the Latin heretics, and avowed himself the champion and confessor of the orthodox creed. ^69 In the treaty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several forms of consent were proposed, such as might satisfy the Latins, without dishonoring the Greeks; and they weighed the scruples of words and syllables, till the theological balance trembled with a slight preponderance in favor of the Vatican. It was agreed (I must entreat the attention of the reader) that the Holy Ghos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s from one principle and one substance; that he proceeds by the Son, being of the same nature and substance, and that he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by one spiration and production. It is les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articles of the preliminary treaty; that the pope should defray all the expenses of the

    Greeks in their return home; that he should annually maintain two galleys and three hundred soldiers for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at all the ships which transported pilgrims to Jerusalem should be obliged to touch at that port; that as often as they were required, the pope should furnish ten galleys for a year, or twenty for six months; and that he should powerfully solicit the princes of Europe, if the emperor had occasion for land forces. [Footnote 65: See the polite altercation of Marc and Bessarion in Syropulus, (p. 257,) who never dissembles the vices of his own party, and fairly praises the virtues of the Latins.]

    [Footnote 66: For the poverty of the Greek bishops, see a remarkable passage of Ducas, (c. 31.) One had possessed, for his whole property, three old gowns, &c. By teaching one-and-twenty years in his monastery, Bessarion himself had collected forty gold florins; but of these, the archbishop had expended twenty-eight in his voyage from Peloponnesus, and the remainder at Constantinople, (Syropulus, p. 127.)]

    [Footnote 67: Syropulus denies that the Greeks received any money before they had subscribed the art of union, (p. 283:) yet he relates some suspicious circumstances; and their bribery and corruption are positively affirmed by the historian Ducas.]

    [Footnote 68: The Greeks most piteously express their own fears of exile and perpetual slavery, (Syropul. p. 196;) and they were strongly moved by the emperor’s threats, (p. 260.)]

    [Footnote 69: I had forgot another popular and orthodox protester: a favorite bound, who usually lay quiet on the foot-cloth of the emperor’s throne but who barked most furiously while the act of union was reading without being silenced by the soothing or the lashes of the royal attendants, (Syropul. p. 265, 266.)]

    The same year, and almost the same day, were marked by the

    deposition of Eugenius at Basil; and, at Florence, by his reun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In the former synod, (which he styled indeed an assembly of daemons,) the pope was branded with the guilt of simony, perjury, tyranny, heresy, and schism; ^70 and declared to be incorrigible in his vices, unworthy of any title, and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ecclesiastical office. In the latter, he was revered as the true and holy vicar of Christ, who, after a separation of six hundred years, had reconciled the Catholic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 one fold, and under one shepherd. The act of union was subscribed by the pope, 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ipal members of both churches; even by those who, like Syropulus, ^71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voting. Two copies might have sufficed for the East and West; but Eugenius was not satisfied, unless four authentic and similar transcripts were signed and attested as the monuments of his victory. ^72 On a memorable day, the sixth of July,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ascended their thrones the two nations assembled in the cathedral of Florence; their representatives, Cardinal Julian and Bessarion archbishop of Nice, appeared in the pulpit, and, after reading in their respective tongues the act of union, they mutually embraced, in the nam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ir applauding brethren. The pope and his ministers then officiated according to the Roman liturgy; the creed was chanted with the addition of filioque;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Greeks was poorly excused by their ignorance of the harmonious, but inarticulate sounds; ^73 and the more scrupulous Latins refused any public celebration of the Byzantine rite. Yet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ere not totally unmindful of national honor.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ir consent: it was tacitly agreed that no innovation should be attempted in their creed or ceremonies: they spared, and secretly respected, the generous firmness of Mark of Ephesus; and, on the decease of the patriarch, they refused to elect his successor, except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rewards, the liberal pontiff exceeded their hopes and his promises: the Greeks, with less pomp and pride, returned by the same road of Ferrara and Venice; and their reception at Constantinople was such as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74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trial encouraged Eugenius to repeat the same edifying scenes; and the deputies of the Armenians, the Maronites, the Jacobites of Syria and Egypt, the Nestorians and the Aethiopians, wer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o announce the obedience and the orthodoxy of the East. These Oriental embassies, unknown in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presumed to represent, ^75 diffused over the West the fame of Eugenius; and a clamor was artfully propagated against the remnant of a schism in Switzerland and Savoy, which alone impeded the harmon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vigor of opposition was succeeded by the lassitude of despair: the council of Basil was silently dissolved; and Felix, renouncing the tiara, again withdrew to the devout or delicious hermitage of Ripaille. ^76 A general peace was secured by mutual acts of oblivion and indemnity: all ideas of reformation subsided; the popes continued to exercise and abuse their ecclesiastical despotism; nor has Rome been since disturbed by the mischiefs of a contested election. ^77

    [Footnote 70: From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iii. p. ii. tom. xxv.,) the manners of Eugenius IV. appear to have been decent, and even exemplary. His situation, exposed to the world and to his enemies, was a restraint, and is a pledge.]

    [Footnote 71: Syropulus, rather than subscribe, would have assisted, as the least evil, at the ceremony of the union. He was compelled to do both; and the great ecclesiarch poorly excuses his submission to the emperor, (p. 290 – 292.)]

    [Footnote 72: None of these original acts of union can at present be produced. Of the ten MSS. that are preserved, (five at Rome, and the remainder at Florence, Bologna, Venice, Paris, and London,) nine have been examined by an accurate critic, (M. de Brequigny,) who condemns them for the variety and imperfections of the Greek signatures. Yet several of these may be esteemed as authentic copies, which were subscribed at Florence, before (26th of August, 1439)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pope and emperor,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liii. p. 287 – 311.)]

    [Footnote 73: (Syropul. p. 297.)]

    [Footnote 74: In their return, the Greeks conversed at Bologna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England: and after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se impartial strangers laughed at the pretended union of Florence, (Syropul. p. 307.)] [Footnote 75: So nugatory, or rather so fabulous, are these reunions of the Nestorians, Jacobites, &c., that I have turned over, without success, the Bibliotheca Orientalis of Assemannus, a faithful slave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76: Ripaille is situate near Thonon in Savoy,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Lake of Geneva. It is now a Carthusian abbey; and Mr. Addison (Travels into Italy, vol. ii. p. 147, 148, of Baskerville’s edition of his works) has celebrated the place and the founder. Aeneas Sylvius, and the fathers of Basil, applaud the austere life of the ducal hermit; but the French and Italian proverbs most unluckily attest the popular opinion of his luxury.] [Footnote 77: In this account of the councils of Basil, Ferrara, and Florence, I have consulted the original acts, which fill the xviith and xviiith tome of the edition of Venice, and are closed by the perspicuous, though partial, history of Augustin Patricius, an Italian of the xvth century. They are digested and abridged by Dupin, (Bibliotheque Eccles. tom. xii.,)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and the respect of the Gallican church for the adverse parties confines their members to an awkward moderation.]

    The journeys of three emperors were unavailing for their

    temporal, or perhaps their spiritual, salvation; but they were productive of a beneficial consequence – the revival of the Greek learning in Italy, from whence it was propagated to the last nations of the West and North. In their lowest servitude and depression, the subjects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were still possessed of a golden key that could unlock the treasures of antiquity; of a musical and prolific language, that gives a soul

    to the objects of sense, and a body to the abstractions of philosophy. Since the barriers of the monarchy, and even of the capital, had been trampled under foot, the various Barbarians had doubtless corrupted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national dialect; and ample glossaries have been composed, to interpret a multitude of words, of Arabic, Turkish, Sclavonian, Latin, or French origin. ^78 But a purer idiom was spoken in the court and taught in the college; and the flourishing state of the language is described, and perhaps embellished, by a learned Italian, ^79 who, by a long residence and noble marriage, ^80 was naturalized at Constantinople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vulgar speech,” says Philelphus, ^81 “has been depraved by the people, and infected by the multitude of strangers and merchants, who every day flock to the city and mingle with the inhabitants. It is from the disciples of such a school that the Latin language received the versions of Aristotle and Plato; so obscure in sense, and in spirit so poor. But the Greeks who have escaped the contagion, are those whom we follow; and they alone are worthy of our imitation. In familiar discourse, they still speak the tongue of Aristophanes and Euripides, of the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Athens; and the style of their writings is still more elaborate and correct. The persons who, by their birth and offices, are attached to the Byzantine court, are those who maintain, with the least alloy, the ancient standard of elegance and purity; and the native graces of language most conspicuously shine among the noble matrons, who are excluded from all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ers. With foreigners do I say? They live retired and sequestered from the eyes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Seldom are they seen in the streets; and when they leave their houses, it is in the dusk of evening, on visits to the churches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On these occasions, they are on horseback, covered with a veil, and encompassed by their parents, their husbands, or their servants.” ^82

    [Footnote 78: In the first attempt, Meursius collected 3600 Graeco-barbarous words, to which, in a second edition, he subjoined 1800 more; yet what plenteous gleanings did he

    leave to Portius, Ducange, Fabrotti, the Bollandists, &c.!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 p. 101, &c.) Some Persic words may be found in Xenophon, and some Latin ones in Plutarch; and such is the inevitable effect of war and commerce; but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language were not affected by this slight alloy.]

    [Footnote 79: The life of Francis Philelphus, a sophist, proud, restless, and rapacious, has been diligently composed by Lancelot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691 – 751) (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tom. vii. p. 282 – 294,) for the most part from his own letters. His elaborate writings, and those of his contemporaries, are forgotten; but their familiar epistles still describe the men and the times.]

    [Footnote 80: He married, and had perhaps debauched, the daughter of John,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Manuel Chrysoloras. She was young, beautiful, and wealthy; and her noble family was allied to the Dorias of Genoa and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81: Graeci quibus lingua depravata non sit . . . . ita loquuntur vulgo hac etiam tempestate ut Aristophanes comicus, aut Euripides tragicus, ut oratores omnes, ut historiographi, ut philosophi . . . . litterati autem homines et doctius et emendatius . . . . Nam viri aulici veterem sermonis dignitatem atque elegantiam retinebant in primisque ipsae nobiles mulieres; quibus cum nullum esset omnino cum viris peregrinis commercium, merus ille ac purus Graecorum sermo servabatur intactus, (Philelph. Epist. ad ann. 1451, apud Hodium, p. 188, 189.) He observes in another passage, uxor illa mea Theodora locutione erat admodum moderata et suavi et maxime Attica.] [Footnote 82: Philelphus, absurdly enough, derives this Greek or Oriental jealousy from the manners of ancient Rome.]

    Among the Greeks a numerous and opulent clergy was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their monks and bishops have ever been distinguished by the gravity and austerity of their

    manners; nor were they diverted, like the Latin priests, by the pursuits and pleasures of a secular, and even military, life. After a large deduction for the time and talent that were lost in the devotion, the laziness, and the discord, of the church and cloister, the more inquisitive and ambitious minds would explore the sacred and profane erudition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e ecclesiastics presided over the education of youth; the schools of philosophy and eloquence were perpetuated till the fall of the empire; and it may be affirmed, that more books and more knowledge were included within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than could be dispersed over the extensive countries of the West. ^83 But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has been already noticed: the Greeks were stationary or retrograde, while the Latins were advancing with a rapid and progressive motion. The nations were excited by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emulation; and even the little world of the Italian states contained more people and industry than the decreasing circl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Europe, the lower ranks of society were relieved from the yoke of feudal servitude; and freedom is the first step to curiosity and knowledge. The use, however rude and corrupt, of the Latin tongue had been preserved by superstition; the universities, from Bologna to Oxford, ^84 were peopled with thousands of scholars; and their misguided ardor might be directed to more liberal and manly studies. In the resurrection of science, Italy was the first that cast away her shroud; and the eloquent Petrarch, by his lessons and his example, may justly be applauded as the first harbinger of day. A purer style of composition, a more generous and rational strain of sentiment, flowed from the study and imitation of the writers of ancient Rome; and the disciples of Cicero and Virgil approached, with reverence and love, the sanctuary of their Grecian masters. In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the French, and even the Venetians, had despised and destroyed the works of Lysippus and Homer: the monuments of art may be annihilated by a single blow; but the immortal mind is renewed and multiplied by the copies of the pen; and such copies it was the ambition of Petrarch and his friends to possess and understand. The arms of the Turks undoubtedly

    pressed the flight of the Muses; yet we may tremble at the thought, that Greece migh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her schools and libraries, before Europe had emerged from the deluge of barbarism; that the seeds of science might have been scattered by the winds, before the Italian soil was prepared for their cultivation. [Footnote 83: See the state of learning in the xiiith and xivth centuries, in the learned and judicious Mosheim, (Instit. Hist. Eccles. p. 434 – 440, 490 – 494.)]

    [Footnote 84: At the end of the xvth century, there existed in Europe about fifty universities, and of these the foundation of ten or twelve is prior to the year 1300. They were crowded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carcity. Bologna contained 10,000 students, chiefly of the civil law. In the year 1357 the number at Oxford had decreased from 30,000 to 6000 scholars, (Henry’s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vol. iv. p. 478.) Yet even this decrease is much superior to the present li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V.

    The most learned Italia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ve

    confessed and applauded the restoration of Greek literature, after a long oblivion of many hundred years. ^85 Yet in that country, and beyond the Alps, some names are quoted; some profound scholars, who in the darker ages were honorably distinguished by their knowledge of the Greek tongue; and national vanity has been loud in the praise of such rare examples of erudition. Without scrutinizing the merit of individuals, truth must observe, that their science is without a cause, and without an effect; that it was easy for them to satisfy themselves and their more ignorant contemporaries; and that the idiom, which they had so marvellously acquired

    was transcribed in few manuscripts, and was not taught in any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 a corner of Italy, it faintly existed as the popular, or at least as the ecclesiastical dialect. ^86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Doric and Ionic colonies has never been completely erased: the Calabrian churches were long attach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nks of St. Basil pursued their studies in Mount Athos and the schools of the East. Calabria was the native country of Barlaam, who has already appeared as a sectary and an ambassador; and Barlaam was the first who revived, beyond the Alps, the memory, or at least the writings, of Homer. ^87 He is described, by Petrarch and Boccace, ^88 as a man of diminutive stature, though truly great in the measure of learning and genius; of a piercing discernment, though of a slow and painful elocution. For many ages (as they affirm) Greece had not produced his equal in the knowledge of history, grammar, and philosophy; and his merit was celebrated in the attestations of the princes and doctors of Constantinople. One of these attestations is still extant; and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the protector of his adversaries, is forced to allow, that Euclid, Aristotle, and Plato, were familiar to that profound and subtle logician. ^89 In the court of Avignon, he formed an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Petrarch, ^90 the first of the Latin scholars; and the desire of mutual instruction was the principle of their literary commerce. The Tuscan applied himself with eager curiosity and assiduous dilig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Greek language; and in a laborious struggle with the dryness and difficulty of the first rudiments, he began to reach the sense, and to feel the spirit, of poets and philosophers, whose minds were congenial to his own. But he was soon deprived of the society and lessons of this useful assistant: Barlaam relinquished his fruitless embassy; and, on his return to Greece, he rashly provoked the swarms of fanatic monks, by attempting to substitute the light of reason to that of their navel. After a separation of three years, the two friends again met in the court of Naples: but the generous pupil renounced the fairest occasion of improvement; and by his recommendation Barlaam was finally settled in a small bishopric of his native Calabria. ^91 The manifold

    avocations of Petrarch, love and friendship, his various correspondence and frequent journeys, the Roman laurel, and his elaborate compositions in prose and verse, in Latin and Italian, diverted him from a foreign idiom; and as he advanced in life, the attainment of the Greek language was the object of his wishes rather than of his hopes. When he was about fifty years of age, a Byzantine ambassador, his friend, and a master of both tongues, presented him with a copy of Homer; and the answer of Petrarch is at one expressive of his eloquence, gratitude, and regret. After celebrating the generosity of the donor, and the value of a gift more precious in his estimation than gold or rubies, he thus proceeds: “Your present of the genuine and original text of the divine poet, the fountain of all inventions, is worthy of yourself and of me: you have fulfilled your promise, and satisfied my desires. Yet your liberality is still imperfect: with Homer you should have given me yourself; a guide, who could lead me into the fields of light, and disclose to my wondering eyes the spacious miracles of the Iliad and Odyssey. But, alas! Homer is dumb, or I am deaf; nor is it in my power to enjoy the beauty which I possess. I have seated him by the side of Plato, the prince of poets near the prince of philosophers; and I glory in the sight of my illustrious guests. Of their immortal writings, whatever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the Latin idiom, I had already acquired; but, if there be no profit, there is some pleasure, in beholding these venerable Greeks in their proper and national habit. I am delighted with the aspect of Homer; and as often as I embrace the silent volume, I exclaim with a sigh, Illustrious bard! with what pleasure should I listen to thy song, if my sense of hearing were not obstructed and lost by the death of one friend, and in the much-lamented absence of another. Nor do I yet despair; and the example of Cato suggests some comfort and hope, since it was in the last period of age that he attained th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etters.” ^92

    [Footnote 85: Of those writers who professedly treat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learning in Italy, the two principal are Hodius, Dr. Humphrey Hody, (de Graecis Illustribus, Linguae Graecae Literarumque humaniorum Instauratoribus; Londini,

    1742, in large octavo,) and Tiraboschi, (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tom. v. p. 364 – 377, tom. vii. p. 112 – 143.) The Oxford professor is a laborious scholar, but the librarian of Modema enjoys the superiority of a modern and national historian.]

    [Footnote 86: In Calabria quae olim magna Graecia dicebatur, coloniis Graecis repleta, remansit quaedam linguae veteris, cognitio, (Hodius, p. 2.) If it were eradicated by the Romans, it was revived and perpetuated by the monks of St. Basil, who possessed seven convents at Rossano alone, (Giannone, Istoria di Napoli, tom. i. p. 520.)]

    [Footnote 87: Ii Barbari (says Petrarch, the French and Germans) vix, non dicam libros sed nomen Homeri audiverunt. Perhaps, in that respect, the xiiith century was less happy tha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Footnote 88: See the character of Barlaam, in Boccace de Genealog. Deorum, l. xv. c. 6.]

    [Footnote 89: Cantacuzen. l. ii. c. 36.]

    [Footnote 90: For the connection of Petrarch and Barlaam, and the two interviews at Avignon in 1339, and at Naples in 1342, see the excellent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406 – 410, tom. ii. p. 74 – 77.] [Footnote 91: The bishopric to which Barlaam retired, was the old Locri, in the middle ages. Scta. Cyriaca, and by corruption Hieracium, Gerace, (Dissert. Chorographica Italiae Medii Aevi, p. 312.) The dives opum of the Norman times soon lapsed into poverty, since even the church was poor: yet the town still contains 3000 inhabitants, (Swinburne, p. 340.)] [Footnote 92: I will transcribe a passage from this epistle of Petrarch, (Famil. ix. 2;) Donasti Homerum non in alienum sermonem Alienum sermonen violento alveo derivatum, sed ex ipsis Graeci eloquii scatebris, et qualis divino illi profluxit ingenio . . . . Sine tua voce Homerus tuus apud me mutus, immo vero ego apud illum surdus sum. Gaudeo tamen vel adspectu solo, ac saepe illum amplexus atque suspirans dico, O magne vir, &c.]

    The prize which eluded the efforts of Petrarch, was obtained

    by the fortune and industry of his friend Boccace, the father of the Tuscan prose. That popular writer, who derives his reputation from the Decameron, a hundred novels of pleasantry and love, may aspire to the more serious praise of restoring in Italy the study of the Greek language.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a disciple of Barlaam, whose name was Leo, or Leontius Pilatus, was detained in his way to Avignon by the advice and hospitality of Boccace, who lodged the stranger in his house, prevailed on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to allow him an annual stipend, and devoted his leisure to the first Greek professor, who taught that languag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urope. The appearance of Leo might disgust the most eager disciple, he was clothed in the mantle of a philosopher, or a mendicant; his countenance was hideous; his face was overshadowed with black hair; his beard long an uncombed; his deportment rustic; his temper gloomy and inconstant; nor could he grace his discourse with the ornaments, or even the perspicuity, of Latin elocution. But his mind was stored with a treasure of Greek learning: history and fable, philosophy and grammar, were alike at his command; and he read the poems of Homer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It was from his explanation that Boccace composed ^* and transcribed a literal prose version of the Iliad and Odyssey, which satisfied the thirst of his friend Petrarch, and which, perhaps, in the succeeding century, was clandestinely used by Laurentius Valla, the Latin interpreter. It was from his narratives that the same Boccace collected the materials for his treatise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heathen gods, a work, in that age, of stupendous erudition, and which he ostentatiously sprinkled with Greek characters and passages, to excite the wonder and applause of his more ignorant readers. ^94 The first steps of learning are slow and laborious; no more than ten votaries of Homer could be enumerated in all Italy; and neither Rome, nor Venice, nor Naples, could add a single name to this studious catalogue. But their numbers would have multiplied, their progress would have been accelerated, if the

    inconstant Leo,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had not relinquished an honorable and beneficial station. In his passage, Petrarch entertained him at Padua a short time: he enjoyed the scholar, but was justly offended with the gloomy and unsocial temper of the man. Discontented with the world and with himself, Leo depreciated his present enjoyments, while absent persons and objects were dear to his imagination. In Italy he was a Thessalian, in Greece a native of Calabria: in the company of the Latins he disdained their language, religion, and manners: no sooner was he landed at Constantinople, than he again sighed for the wealth of Venice and the elegance of Florence. His Italian friends were deaf to his importunity: he depended on their curiosity and indulgence, and embarked on a second voyage; but 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Adriatic, the ship was assailed by a tempest, and the unfortunate teacher, who like Ulysses had fastened himself to the mast, was struck dead by a flash of lightning. The humane Petrarch dropped a tear on his disaster; but he was most anxious to learn whether some copy of Euripides or Sophocles might not be sav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mariners. ^95

    [Footnote 93: Fo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Boccace, who was born in 1313, and died in 1375, Fabricius (Bibliot. Latin. Medii Aevi, tom. i. p. 248, &c.) and Tiraboschi (tom. v. p. 83, 439 – 451) may be consulted. The editions, versions, imitations of his novels, are innumerable. Yet he was ashamed to communicate that trifling, and perhaps scandalous, work to Petrarch, his respectable friend, in whose letters and memoirs he conspicuously appears.] [Footnote *: This translation of Homer was by Pilatus, not by Boccacio. See Halleza, Hist. of Lit. vol. i. p. 132. – M.]

    [Footnote 94: Boccace indulges an honest vanity: Ostentationis causa Graeca carmina adscripsi . . . . jure utor meo; meum est hoc decus, mea gloria scilicet inter Etruscos Graecis uti carminibus. Nonne ego fui qui Leontium Pilatum, &c., (de Genealogia Deorum, l. xv. c. 7, a work which, though now forgotten, has run through thirteen or fourteen editions.)] [Footnote 95: Leontius, or Leo Pilatus, is sufficiently made known by Hody, (p. 2 – 11,) and the abbe de Sade,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625 – 634, 670 – 673,) who has very happily caught the lively and dramatic manner of his original.]

    But the faint rudiments of Greek learning, which Petrarch

    had encouraged and Boccace had planted, soon withered and expired.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was content for a whil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atin eloquence; nor was it before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at a new and perpetual flame was rekindled in Italy. ^96 Previous to his own journey the emperor Manuel despatched his envoys and orators to implore the compassion of the Western princes. Of these envoys, the most conspicuous, or the most learned, was Manuel Chrysoloras, ^97 of noble birth, and whose Roman ancestors are supposed to have migrated with the great Constantine. After visiting the cour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here he obtained some contributions and more promises, the envoy was invited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a professor; and Florence had again the honor of this second invitation. By his knowledge, not only of the Greek, but of the Latin tongue, Chrysoloras deserved the stipend, and surpasse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epublic. His school was frequented by a crowd of disciples of every rank and age; and one of these, in a general history, has described his motives and his success. “At that time,” says Leonard Aretin, ^98 “I was a student of the civil law; but my soul was inflamed with the love of letters; and I bestowed some application on the sciences of logic and rhetoric. On the arrival of Manuel, I hesitated whether I should desert my legal studies, or relinquish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and thus, in the ardor of youth, I communed with my own mind – Wilt thou be wanting to thyself and thy fortune? Wilt thou refuse to be introduced to a familiar converse with Homer, Plato, and Demosthenes; with those poets, philosophers, and orators, of whom such wonders are related, and who are celebrated by every age as the great masters of human science? Of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in civil law, a sufficient supply will always be found in our universities; but a teacher, and such a teacher, of the Greek language, if he once be suffered to escape, may never afterwards be retrieved.

    Convinced by these reasons, I gave myself to Chrysoloras; and so strong was my passion, that the lessons which I had imbibed in the day were the constant object of my nightly dreams.” ^99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the Latin classics were explained by John of Ravenna, the domestic pupil of Petrarch; ^100 the Italians, who illustrated their age and country, were formed in this double school; and Florence became the fruitful seminary of Greek and Roman erudition. ^101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recalled Chrysoloras from the college to the court; but he afterwards taught at Pavia and Rome with equal industry and applause.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about fifteen years, was divided between Italy and Constantinople, between embassies and lessons. In the noble office of enlightening a foreign nation, the grammarian was not unmindful of a more sacred duty to his prince and country; and Emanuel Chrysoloras died at Constance on a public mission from the emperor to the council.

    [Footnote 96: Dr. Hody (p. 54) is angry with Leonard Aretin, Guarinus, Paulus Jovius, &c., for affirming, that the Greek letters were restored in Italy post septingentos annos; as if, says he, they had flourished till the end of the viith century. These writers most probably reckoned from the last period of the exarchat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Greek magistrates and troops at Ravenna and Rome must have preserved, in some degree, the use of their native tongue.] [Footnote 97: See the article of Emanuel, or Manuel Chrysoloras, in Hody (p 12 – 54) and Tiraboschi, (tom. vii. p. 113 – 118.) The precise date of his arrival floats between the years 1390 and 1400, and is only confined by the reign of Boniface IX.]

    [Footnote 98: The name of Aretinus has been assumed by five or six natives of Arezzo in Tuscany, of whom the most famous and the most worthless lived in the xvith century. Leonardus Brunus Aretinus, the disciple of Chrysoloras, was a linguist, an orator, and an historian, the secretary of four successive popes, and the chancellor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where he died A.D. 1444, at the age of seventy-five, (Fabric. Bibliot. Medii Aevi, tom. i. p. 190 &c. Tiraboschi, tom. vii. p. 33 – 38)]

    [Footnote 99: See the passage in Aretin. Commentario Rerum suo Tempore in Italia gestarum, apud Hodium, p. 28 – 30.]

    [Footnote 100: In this domestic discipline, Petrarch, who loved the youth, often complains of the eager curiosity, restless temper, and proud feelings, which announce the genius and glory of a riper ag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700 – 709.)]

    [Footnote 101: Hinc Graecae Latinaeque scholae exortae sunt, Guarino Philelpho, Leonardo Aretino, Caroloque, ac plerisque aliis tanquam ex equo Trojano prodeuntibus, quorum emulatione multa ingenia deinceps ad laudem excitata sunt, (Platina in Bonifacio IX.) Another Italian writer adds the names of Paulus Petrus Vergerius, Omnibonus Vincentius, Poggius, Franciscus Barbarus, &c. But I question whether a rigid chronology would allow Chrysoloras all these eminent scholars, (Hodius, p. 25 – 27, &c.)]

    After his exampl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letters in

    Italy was prosecuted by a series of emigrants, who were destitute of fortune, and endowed with learning, or at least with language.

    From the terror or oppression of the Turkish arms, the natives of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escaped to a land of freedom, curiosity, and wealth. The synod introduced into Florence the lights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the oracles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and the fugitives who adhered to the union, had the double merit of renouncing their country, not only for the Christian, but for the catholic cause. A patriot, who sacrifices his party and conscience to the allurements of favor, may be possessed, however, of the private and social virtues: he no longer hears the reproachful epithets of slave and apostate; and the consideration which he acquires among his new associates will restore in his own eyes the dignity of his character. The prudent conformity of Bessarion was reward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he fixed his residence in Italy; and the Greek cardinal, the titular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was respected as the chief and protector of his nation: ^102 his abilities were exercised in the legations of Bologna, Venice, Germany, and France; and his election to the chair of St. Peter floated for a moment on the uncertain breath of a conclave. ^103 His ecclesiastical honors diffused a splendor and preeminence over his literary merit and service: his palace was a school; as often as the cardinal visited the Vatican, he was attended by a learned train of both nations; ^104 of men applauded by themselves and the public; and whose writings, now overspread with dust, were popular and useful in their own times. I shall not attempt to enumerate the restorers of Grecian litera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it may be sufficient to mention with gratitude the names of Theodore Gaza, of George of Trebizond, of John Argyropulus, and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who taught their native language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and Rome. Their labors were not inferior to those of Bessarion, whose purple they revered, and whose fortune was the secret object of their envy. But the lives of these grammarians were humble and obscure: they had declined the lucrative paths of the church; their dress and manners secluded them from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and since they were confined to the merit, they might be content with the rewards, of learning. From this character, Janus Lascaris ^105 will deserve an exception. His eloquence, politeness, and Imperial descent,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rench monarch; and in the same cities he was alternately employed to teach and to negotiate. Duty and interest prompted them to cultivate the study of the Latin language;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attained the faculty of writing and speaking with fluency and elegance in a foreign idiom. But they ever retained the inveterate vanity of their country: their praise, or at least their esteem, was reserved for the national writers, to whom they owed their fame and subsistence; and they sometimes betrayed their contempt in licentious criticism or satire on Virgil’s poetry, and the oratory of Tully. ^106 The superiority of these masters arose from the familiar use of a living language; and their first disciples were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how far they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knowledge, and even the practice of their ancestors. A vicious

    pronunciation, ^107 which they introduced, was banished from the schools by the reason of the succeeding age. Of the power of the Greek accents they were ignorant; and those musical notes, which, from an Attic tongue, and to an Attic ear, must have been the secret soul of harmony, were to their eyes, as to our own, no more than minute and unmeaning marks, in prose superfluous and troublesome in verse. The art of grammar they truly possessed; the valuable fragments of Apollonius and Herodian were transfused into their lessons; and their treatises of syntax and etymology, though devoid of philosophic spirit, are still useful to the Greek student. In the shipwreck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each fugitive seized a fragment of treasure, a copy of some author, who without his industry might have perished: the transcripts were multiplied by an assiduous, and sometimes an elegant pen; and the text was corrected and explained by their own comments, or those of the elder scholiasts. The sense, though not the spirit, of the Greek classics, was interpreted to the Latin world: the beauties of style evaporate in a version; but the judgment of Theodore Gaza selected the more solid works of Aristotle and Theophrastus, and their natural histori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opened a rich fund of genuine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Footnote 102: See in Hody the article of Bessarion, (p. 136 – 177.) Theodore Gaza, George of Trebizond, aud the rest of the Greeks whom I have named or omitted, are inserted in their proper chapters of his learned work. See likewise Tiraboschi, in the 1st and 2d parts of the vith tome.] [Footnote 103: The cardinals knocked at his door, but his conclavist refused to interrupt the studies of Bessarion: “Nicholas,” said he, “thy respect has cost thee a hat, and me the tiara.”

    Note: Roscoe (Life of Lorenzo de Medici, vol. i. p. 75)

    considers that Hody has refuted this “idle tale.” – M.]

    [Footnote 104: Such as George of Trebizond, Theodore Gaza, Argyropulus, Andronicus of Thessalonica, Philelphus, Poggius, Blondus, Nicholas Perrot, Valla, Campanus, Platina, &c. Viri (says Hody, with the pious zeal of a scholar) nullo aevo perituri, p. 156.)]

    [Footnote 105: He was born before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ut his honorable life was stretched far into the xvith century, (A.D. 1535.) Leo X. and Francis I. were his noblest patrons, under whose auspices he founded the Greek colleges of Rome and Paris, (Hody, p. 247 – 275.) He left posterity in France; but the counts de Vintimille, and their numerous branches, derive the name of Lascaris from a doubtful marriage in the xiiith century with the daughter of a Greek emperor (Ducange, Fam. Byzant. p. 224 – 230.)] [Footnote 106: Two of his epigrams against Virgil, and three against Tully, are preserved and refuted by Franciscus Floridus, who can find no better names than Graeculus ineptus et impudens, (Hody, p. 274.) In our own times, an English critic has accused the Aeneid of containing multa languida, nugatoria, spiritu et majestate carminis heroici defecta; many such verses as he, the said Jeremiah Markland, would have been ashamed of owning, (praefat. ad Statii Sylvas, p. 21, 22.)]

    [Footnote 107: Emanuel Chrysoloras, and his colleagues, are accused of ignorance, envy, or avarice, (Sylloge, &c., tom. ii. p. 235.) The modern Greeks pronounce it as a V consonant, and confound three vowels, and several diphthongs. Such was the vulgar pronunciation which the stern Gardiner maintained by penal statut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ut the monosyllable represented to an Attic ear the bleating of sheep, and a bellwether is better evidence than a bishop or a chancellor. The treatises of those scholars, particularly Erasmus, who asserted a more classical pronunciation, are collected in the Sylloge of Havercamp, (2 vols. in octavo, Lugd. Bat. 1736, 1740:) but it is difficult to paint sounds by words: and in their reference to modern use, they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their respective countrymen. We may observe, that our peculiar pronunciation of the O, th, is approved by Erasmus, (tom. ii. p. 130.)]

    Yet the fleeting shadows of metaphysics were pursued with

    more curiosity and ardor. After a long oblivion, Plato was revived in Italy by a venerable Greek, ^108 who taught in the house of Cosmo of Medicis. While the synod of Florence was involved in theological debate, som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might flow from the study of his elegant philosophy: his style is the purest standard of the Attic dialect, and his sublime thoughts are sometimes adapted to familiar conversation, and sometimes adorned with the richest colors of poetry and eloquence. The dialogues of Plato are a dramatic picture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sage; and, as often as he descends from the clouds, his moral system inculcates the love of truth, of our country, and of mankind. The precept and example of Socrates recommended a modest doubt and liberal inquiry; and if the Platonists, with blind devotion, adored the visions and errors of their divine master, their enthusiasm might correct the dry, dogmatic method of the Peripatetic school. So equal, yet so opposite, are the merit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that they may be balanced in endless controversy; but some spark of freedom may be produced by the collision of adverse servitude. The modern Greeks were divided between the two sects: with more fury than skill they fough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ir leaders; and the field of battle was removed in their flight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ome. But this philosophical debate soon degenerated into an angry and personal quarrel of grammarians; and Bessarion, though an advocate for Plato, protected the national honor, by interposing the advice and authority of a mediator. In the gardens of the Medici, the academical doctrine was enjoyed by the polite and learned: but their philosophic society was quickly dissolved; and if the writings of the Attic sage were perused in the closet, the more powerful Stagyrite continued to reign, the oracle of the church and school. ^109 [Footnote 108: George Gemistus Pletho, a various and voluminous writer, the master of Bessarion, and all the Platonists of the times. He visited Italy in his old age, and soon returned to end his days in Peloponnesus. See the curious Diatribe of Leo Allatius de Georgiis, in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739 – 756.)]

    [Footnote 109: The state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in Italy is illustrated by Boivin, (Mem. de l’Acad. des Inscriptions, tom. ii. p. 715 – 729,) and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259 – 288.)]

    I have fairly represented the literary merits of the Greeks;

    ye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y were seconded and surpassed by the ardor of the Latins. Italy was divided into many independent states; and at that time it was the ambition of princes and republics to vi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ward of literature. The fame of Nicholas the Fifth ^110 has not been adequate to his merits. From a plebeian origin he raised himself by his virtue and lear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prevailed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pope; and he sharpened those weapons which were soon pointed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111 He had been the friend of the most eminent scholars of the age: he became their patron; and such was the humility of his manners, that the change was scarcely discernible either to them or to himself. If he pressed the acceptance of a liberal gift, it was not as the measure of desert, but as the proof of benevolence; and when modest merit declined his bounty, “Accept it,” would he say,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worth: “ye will not always have a Nicholas among you.” The influence of the holy see pervaded Christendom; and he exerted that influence in the search, not of benefices, but of books. From the ruin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from the darkest monasteries of Germany and Britain, he collected the dusty manuscripts of the writers of antiquity; and wherever the original could not be removed, a faithful copy was transcribed and transmitted for his use. The Vatican, the old repository for bulls and legends, for superstition and forgery, was daily replenished with more precious furniture; and such was the industry of Nicholas, that in a reign of eight years he formed a library of five thousand volumes. To his munificence the Latin world was indebted for the versions of Xenophon, Diodorus, Polybius, Thucydides, Herodotus, and Appian; of Strabo’s Geography, of the Iliad, of the most valuable work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of Ptolemy and Theophrastus, and of the father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example of the Roman pontiff was preceded or imitated by a Florentine merchant, who governed the republic without arms and without a title. Cosmo of Medicis ^112 was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princes, whose name and age are almost synonymous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his credit was ennobled into fame; his riches were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he corresponded at once with Cairo and London: and a cargo of Indian spices and Greek books was often imported in the same vessel. The genius and education of his grandson Lorenzo rendered him not only a patron, but a judge and candidate, in the literary race. In his pallace, distress was entitled to relief, and merit to reward: his leisure hours were delightfully spent in the Platonic academy; he encouraged the emulation of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and Angelo Politian; and his active missionary Janus Lascaris returned from the East with a treasure of two hundred manuscripts, fourscore of which were as yet unknown in the libraries of Europe. ^113 The rest of Italy was animated by a similar spiri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repaid the liberality of their princes. The Latins held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and these disciples of Greece were soon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and improving the lessons which they had imbibed. After a short succession of foreign teachers, the tide of emigration subsided; but the langua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spread beyond the Alps and the natives of France, Germany, and England, ^114 imparted to their country the sacred fire which they had kindled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and Rome. ^115 In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ind, as in those of the soil, the gifts of nature are excelled by industry and skill: the Greek authors, forgotten on the banks of the Ilissus, have been illustrated on those of the Elbe and the Thames: and Bessarion or Gaza might have envied the superior science of the Barbarians; the accuracy of Budaeus, the taste of Erasmus, the copiousness of Stephens, the erudition of Scaliger, the discernment of Reiske, or of Bentley. On the side of the Latins, the discovery of printing was a casual advantage: but this useful art has been applied by Aldus, and his innumerable successors, to perpetuate and multiply the works of antiquity. ^116 A single manuscript imported from Greece is revived in ten thousand

    copies; and each copy is fairer than the original. In this form, Homer and Plato would peruse with more satisfaction their own writings; and their scholiasts must resign the prize to the labors of our Western editors.

    [Footnote 110: See the Life of Nicholas V. by two contemporary authors, Janottus Manettus, (tom. iii. P. ii. p. 905 – 962,) and Vespasian of Florence, (tom. xxv. p. 267 – 290,) in the collection of Muratori; and consult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46 – 52, 109,) and Hody in the articles of Theodore Gaza, George of Trebizond, &c.]

    [Footnote 111: Lord Bolingbroke observes, with truth and spirit, that the popes in this instance, were worse politicians than the muftis, and that the charm which had bound mankind for so many ages was broken by the magicians themselves, (Letter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l. vi. p. 165, 166, octavo edition, 1779.)]

    [Footnote 112: See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osmo and Lorenzo of Medicis, in Tiraboschi, (tom. vi. P. i. l. i. c. 2,) who bestows a due measure of praise on Alphonso of Arragon, king of Naples, the dukes of Milan, Ferrara Urbino, &c. The republic of Venice has deserved the least from the gratitude of scholars.]

    [Footnote 113: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104,) from the preface of Janus Lascaris to the Greek Anthology, printed at Florence, 1494. Latebant (says Aldus in his preface to the Greek orators, apud Hodium, p. 249) in Atho Thraciae monte. Eas Larcaris . . . . in Italiam reportavit. Miserat enim ipsum Laurentius ille Medices in Graeciam ad inquirendos simul, et quantovis emendos pretio bonos libros.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the research was facilitated by Sultan Bajazet II.]

    [Footnote 114: The Greek languag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xvth century, by Grocyn, Linacer, and Latimer, who had all studied at Florence under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See Dr. Knight’s curious Life of Erasmus. Although a stout academical patriot, he is forced to acknowledge that Erasmus learned Greek at Oxford, and taught it at Cambridge.]

    [Footnote 115: The jealous Italians were desirous of keeping a monopoly of Greek learning. When Aldus was about to publish the Greek scholiasts on Sophocles and Euripides, Cave, (said they,) cave hoc facias, ne Barbari istis adjuti domi maneant, et pauciores in Italiam ventitent, (Dr. Knight, in his Life of Erasmus, p. 365, from Beatus Rhemanus.)]

    [Footnote 116: The press of Aldus Manutius, a Roman, was established at Venice about the year 1494: he printed above sixty considerable works of Greek literature, almost all for the first time; several containing different treatises and authors, and of several authors, two, three, or four editions,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iii. p. 605, &c.) Yet his glory must not tempt us to forget, that the first Greek book, the Grammar of Constantine Lascaris, was printed at Milan in 1476; and that the Florence Homer of 1488 displays all the luxury of the typographical art. See the Annales Typographical of Mattaire, and the Bibliographie Instructive of De Bure, a knowing bookseller of Paris.]

    Before the revival of classic literature, the Barbarians in

    Europe were immersed in ignorance; and their vulgar tongues were marked with the rudeness and poverty of their manners. The students of the more perfect idioms of Rome and Greece were introduced to a new world of light and science; to the society of the free and polished nations of antiquity; and to a familiar converse with those immortal men who spoke the sublime language of eloquence and reason. Such an intercourse must tend to refine the taste, and to elevate the genius, of the moderns; and yet, from the first experiments, it might appear that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s had given fetters, rather than wings, to the human mind. However laudable, the spirit of imitation is of a servile cast; and the first disciple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were a colony of strangers in the midst of their age and country. The minute and laborious diligence which explored the antiquities of remote times might have improved or adorned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the critic and metaphysician were the slaves of Aristotle; the

    poets, historians, and orators, were proud to repeat the thoughts and words of the Augustan age: the works of nature were observed with the eyes of Pliny and Theophrastus; and some Pagan votaries professed a secret devotion to the gods of Homer and Plato. ^117 The Italia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strength and number of their ancient auxiliaries: the century after the deaths of Petrarch and Boccace was filled with a crowd of Latin imitators, who decently repose on our shelves; but in that aera of learning it will not be easy to discern a real discovery of science, a work of invention or eloquence, in the popular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118 But as soon as it had been deeply saturated with the celestial dew, the soil was quickened into vegetation and life; the modern idioms were refined; the classics of Athens and Rome inspired a pure taste and a generous emulation; and in Italy, as afterward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he pleasing reign of poetry and fiction was succeeded by the light of speculative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Genius may anticipate the season of maturity; but in the education of a people, as in that of an individual, memory must be exercised, before the powers of reason and fancy can be expanded: nor may the artist hope to equal or surpass, till he has learned to imitate, the works of his predecessors.

    [Footnote 117: I will select three singular examples of this classic enthusiasm. I. At the synod of Florence, Gemistus Pletho said, in familiar conversation to George of Trebizond, that in a short time mankind would unanimously renounce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for a religion similar to that of the Gentiles, (Leo Allatius, apud Fabricium, tom. x. p. 751.) 2. Paul II. persecuted the Roman academy, which had been founded by Pomponius Laetus; and the principal members were accused of heresy, impiety, and paganism,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81, 82.) 3. In the next century, some scholars and poets in France celebrated the success of Jodelle’s tragedy of Cleopatra, by a festival of Bacchus, and, as it is said, by the sacrifice of a goat, (Bayle, Dictionnaire, Jodelle. Fontenelle, tom. iii. p. 56 – 61.) Yet the spirit of bigotry might often discern a serious impiety in the sportive play of fancy and learning.]

    [Footnote 118: The survivor Boccace died in the year 1375; and we cannot place before 1480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organte Maggiore of Pulo and the Orlando Innamorato of Boyardo, (Tiraboschi, tom. vi. P. ii. p. 174 – 177.)]

    Chapter LXVI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Part 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 Reign And Character Of

    Amurath The Second. – Crusade Of Ladislaus, King Of Hungary. – His Defeat And Death. – John Huniades. – Scanderbeg. –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Last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respective merit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are

    compared and celebrated by an eloquent Greek, the father of the Italian schools. ^1 The view of the ancient capital, the seat of his ancestors, surpassed the most sanguine expectations of Emanuel Chrysoloras; and he no longer blamed the exclamation of an old sophist, that Rome was the habitation, not of men, but of gods. Those gods, and those men, had long since vanished; but to the eye of liberal enthusiasm, the majesty of ruin restored the image of her ancient prosperity. The monuments of the consuls and Caesars, of the martyrs and apostles, engaged on all sides the curiosity of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Christian; and he confessed that in every age the arms and the religion of Rome were destined to reign over the earth. While Chrysoloras admired the venerable beauties of the mother, he was not forgetful of his native country, her fairest daughter, her Imperial colony; and the Byzantine patriot expatiates with zeal and truth on the eternal advantages of nature, and the more transitory glories of art

    and dominion, which adorned, or had adorned,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Yet the perfection of the copy still redounds (as he modestly observes) to the honor of the original, and parents are delighted to be renewed, and even excelled, by the superior merit of their children. “Constantinople,” says the orator, “is situate on a commanding point,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between the Archipelago and the Euxine. By her interposition, the two seas, and the two continents, are unite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nations; and the gates of commerce may be shut or opened at her command. The harbor,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by the sea, and the continent, is the most secure and capacious in the world.

    The walls and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Babylon: the towers many; each tower is a solid and lofty structure; and the second wall, the outer fortification, w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e defence and dignity of an ordinary capital. A broad and rapid stream may be introduced into the ditches and the artificial island may be encompassed, like Athens, by land or water.” Two strong and natural causes are alleged for the perfection of the model of new Rome. The royal founder reigned over the most illustrious nations of the globe; an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designs, the power of the Romans was combined with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Greeks. Other cities have been reared to maturity by accident and time: their beauties are mingled with disorder and deformity; and the inhabitants, unwilling to remove from their natal spot, are incapable of correcting the error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original vices of situation or climate. But the free idea of Constantinople was formed and executed by a single mind; and the primitive model was improved by the obedient zeal of the subjects and successors of the first monarch. The adjacent isles were stored with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marble; but the various materials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most remot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the palaces, churches, aqueducts, cisterns, porticos, columns, baths, and hippodromes, were adapted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superfluity of wealth was spread along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as far as the Euxine, the Hellespont, and the long wall,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populous suburb and a perpetual garden. In this flattering pictur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times of prosperity and decay, are art fully confounded; but a sigh and a confession escape, from the orator, that his wretched country was the shadow and sepulchre of its former self. The works of ancient sculpture had been defaced by Christian zeal or Barbaric violence; the fairest structure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marbles of Paros or Numidia were burnt for lime, or applied to the meanest uses. Of many a statue, the place was marked by an empty pedestal; of many a column, the size was determined by a broken capital; the tombs of the emperors were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the stroke of time was accelerated by storms and earthquakes; and the vacant space was adorned, by vulgar tradition, with fabulous monuments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se wonders, which lived only in memory or belief, he distinguishes, however, the porphyry pillar, the column and colossus of Justinian, ^3 and the church, more especially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best conclusion, since it could not be described according to its merits, and after it no other object could deserve to be mentioned. But he forgets that, a century before, the trembling fabrics of the colossus and the church had been saved and supported by the timely care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Thirty years after the emperor had fortified St. Sophia with two new buttresses or pyramids, the eastern hemisphere suddenly gave way: and the images, the altars, and the sanctuary, were crushed by the falling ruin. The mischief indeed was speedily repaired; the rubbish was cleared by the incessant labor of every rank and age; and the poor remains of riches and industry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Greeks to the most stately and venerable temple of the East. ^4

    [Footnote 1: The epistle of Emanuel Chrysoloras to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will not offend the eye or ear of a classical student, (ad calcem Codini de Antiquitatibus C. P. p. 107 – 126.) The superscription suggests a chronological remark, that John Palaeologus II. was associated in the empire

    before the year 1414, the date of Chrysoloras’s death. A still earlier date, at least 1408, is deduced from the age of his youngest sons, Demetrius and Thomas, who were both Porphyrogeniti (Ducange, Fam. Byzant. p. 244, 247.)] [Footnote 2: Somebody observed that the city of Athens might be circumnavigated. But what may be true in a rhetorical sense of Constantinople,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 situation of Athens, five miles from the sea, and not intersected or surrounded by any navigable streams.] [Footnote 3: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described the Colossus of Justinian, (l. vii. 12:) but his measures are false and inconsistent. The editor Boivin consulted his friend Girardon; and the sculptor gave him the true proportions of an equestrian statue. That of Justinian was still visible to Peter Gyllius, not on the column, but in the outward court of the seraglio; and he was at Constantinople when it was melted down, and cast into a brass cannon, (de Topograph. C. P. l. ii. c. 17.)]

    [Footnote 4: See the decay and repairs of St. Sophia, in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12, l. xv. 2.) The building was propped by Andronicus in 1317, the eastern hemisphere fell in 1345. The Greeks, in their pompous rhetoric, exalt the beauty and holiness of the church, an earthly heaven the abode of angels, and of God himself, &c.]

    The last hope of the falling city and empire was placed in

    the harmony of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in the maternal tenderness of Rome, and the filial obedienc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synod of Florence, the Greeks and Latins had embraced, and subscribed, and promised; but these signs of friendship were perfidious or fruitless; ^5 and the baseless fabric of the union vanished like a dream. ^6 The emperor and his prelates returned home in the Venetian galleys; but as they touched at the Morea and the Isles of Corfu and Lesbos, the subjects of the Latins complained that the pretended union would be an instrument of oppression. No sooner did they land on the Byzantine shore, than they were

    saluted, or rather assailed, with a general murmur of zeal and discontent. During their absence, above two years, the capital had been deprived of its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rulers; fanaticism fermented in anarchy; the most furious monks reigned over the conscience of women and bigots; and the hatred of the Latin name w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n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is departure for Italy, the emperor had flattered the city with the assurance of a prompt relief and a powerful succor; and the clergy, confident in their orthodoxy and science, had promised themselves and their flocks an easy victory over the blind shepherds of the West. The double disappointment exasperated the Greeks; the conscience of the subscribing prelates was awakened; the hour of temptation was past; and they had more to dread from the public resentment, than they could hope from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or the pope. Instead of justifying their conduct, they deplored their weakness, professed their contrition, and cast themselves on the mercy of God and of their brethren. To the reproachful question, what had been the event or the use of their Italian synod? they answered with sighs and tears, “Alas! we have made a new faith; we have exchanged piety for impiety; we have betrayed the immaculate sacrifice; and we are become Azymites.” (The Azymites were those who celebrated the communion with unleavened bread; and I must retract or qualify the praise which I have bestowed on the growing philosophy of the times.) “Alas! we have been seduced by distress, by fraud, and by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 transitory life. The hand that has signed the union should be cut off; and the tongue that has pronounced the Latin creed deserves to be torn from the root.” The best proof of their repentance was an increase of zeal for the most trivial rites and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doctrines; and an absolute separation from all, without excepting their prince, who preserved some regard for honor and consistency. After the decease of the patriarch Joseph, the archbishops of Heraclea and Trebizond had courage to refuse the vacant office; and Cardinal Bessarion preferred the warm and comfortable shelter of the Vatican. The choic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as confined to Metrophanes of Cyzicus: he was

    consecrated in St. Sophia, but the temple was vacant. The cross-bearers abdicated their service; the infection spread from the city to the villages; and Metrophanes discharged, without effect, some ecclesiastical thunders against a nation of schismatics. The eyes of the Greeks were directed to Mark of Ephesus, the champion of his country; and the sufferings of the holy confessor were repaid with a tribute of admiration and applause. His example and writings propagated the flame of religious discord; age and infirmity soon removed him from the world; but the gospel of Mark was not a law of forgiveness; and he requested with his dying breath, that none of the adherents of Rome might attend his obsequies or pray for his soul.

    [Footnote 5: The genuine and original narrative of Syropulus (p. 312 – 351) opens the schism from the first office of the Greeks at Venice to the general opposition at Constantinople,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Footnote 6: On the schism of Constantinople, see Phranza, (l. ii. c. 17,) Laonicus Chalcondyles, (l. vi. p. 155, 156,) and Ducas, (c. 31;) the last of whom writes with truth and freedom. Among the moderns we may distinguish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p. 338, &c., 401, 420, &c.,) and Spondanus, (A.D. 1440 – 50.) The sense of the latter is drowned in prejudice and passion, as soon as Rome and religion are concerned.]

    The schism was not confined to the narrow limit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Secure under the Mamaluke sceptre, the thre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ssembled a numerous synod; disowne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t Ferrara and Florence; condemned the creed and council of the Latins; and threaten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censures of the Eastern church. Of the sectaries of the Greek communion, the Russians were the most powerful, ignorant, and superstitious. Their primate, the cardinal

    Isidore, hastened from Florence to Moscow, ^7 to reduce the independent nation under the Roman yoke.

    But the Russian bishops had been educated at Mount Athos; and the prince and people embraced the theology of their priests. They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title, the pomp, the Latin cross of the legate, the friend of those impious men who shaved their beards, and performed the divine office with gloves on their hands and rings on their fingers: Isidore was condemned by a synod; his person was imprisoned in a monastery; and it was with extreme difficulty that the cardinal could escape from the hands of a fierce and fanatic people. ^8 The Russians refused a passage to the missionaries of Rome who aspired to convert the Pagans beyond the Tanais; ^9 and their refusal was justified by the maxim, that the guilt of idolatry is less damnable than that of schism. The errors of the Bohemians were excused by their abhorrence for the pope; and a deputation of the Greek clergy solicited the friendship of those sanguinary enthusiasts. ^10 While Eugenius triumphed in the union and orthodoxy of the Greeks, his party was contracted to the walls, or rather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zeal of Palaeologus had been excited by interest; it was soon cooled by opposition: an attempt to violate the national belief might endanger his life and crown; not could the pious rebels be destitut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aid. The sword of his brother Demetrius, who in Italy had maintained a prudent and popular silence, was half unsheathed in the cause of religion; and Amurath, the Turkish sultan, was displeased and alarmed by the seeming friendship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Footnote 7: Isidore was metropolitan of Kiow, but the Greeks subject to Poland have removed that see from the ruins of Kiow to Lemberg, or Leopold, (Herbestein, in Ramusio, tom. ii. p. 127.)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ssians transferred their spiritual obedience to the archbishop, who became, in 1588, the patriarch, of Moscow,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i. p. 188, 190, from a Greek Ms. at Turin, Iter et labores Archiepiscopi Arsenii.)] [Footnote 8: The curious narrative of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 p. 242 – 247) is extracted

    from the patriarchal archives. The scene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are described by ignorance and passion; but the Russians are credible in the account of their own prejudices.]

    [Footnote 9: The Shamanism, 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Samanaeans and Gymnosophists, has been driven by the more popular Bramins from India into the northern deserts: the naked philosophers were compelled to wrap themselves in fur; but they insensibly sunk into wizards and physicians. The Mordvans and Tcheremisses in the European Russia adhere to this religion, which is formed on the earthly model of one king or God, his ministers or angels, and the rebellious spirits who oppose his government. As these tribes of the Volga have no images, they might more justly retort on the Latin missionaries the name of idolaters, (Levesque, Hist. des Peuples soumis a la Domination des Russes, tom. i. p. 194 – 237, 423 – 460.)]

    [Footnote 10: Spondanus, Annal. Eccles. tom ii. A.D. 1451, No. 13. The epistle of the Greeks with a Latin version, is extant in the college library at Prague.]

    “Sultan Murad, or Amurath, lived forty-nine, and reigned

    thirty years, six months, and eight days. He was a just and valiant prince, of a great soul, patient of labors, learned, merciful, religious, charitable; a lover and encourager of the studious, and of all who excelled in any art or science; a good emperor and a great general. No man obtained more or greater victories than Amurath; Belgrade alone withstood his attacks. ^* Under his reign, the soldier was ever victorious, the citizen rich and secure. If he subdued any country, his first care was to build mosques and caravansaras, hospitals, and colleges. Every year he gave a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o the sons of the Prophet; and sent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to the religious persons of Mecca, Medina, and Jerusalem.” ^11 This portrait is transcribed from the historian of the Othman empire: but the applause of a servile and superstitious people has been lavished on the worst of tyrants; and the virtues of a sultan

    are often the vices most useful to himself, or most agreeable to his subjects. A nation ignorant of the equal benefits of liberty and law, must be awed by the flashes of arbitrary power: the cruelty of a despot will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justice; his profusion, of liberality; his obstinacy, of firmness. If the most reasonable excuse be rejected, few acts of obedience will be found impossible; and guilt must tremble, where innocence cannot always be secure.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were best maintained by perpetual action in the field; war was the trade of the Janizaries; and those who survived the peril, and divided the spoil, applauded the generous ambition of their sovereign. To propagate the true religion, was the duty of a faithful Mussulman: the unbelievers were his enemies, and those of the Prophet; and,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the scimeter was the only instrument of convers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justice and moderation of Amurath are attested by his conduct, and acknowledged by the Christians themselves; who consider a prosperous reign and a peaceful death as the reward of his singular merits. In the vigor of his age and military power, he seldom engaged in war till he was justified by a previous and adequate provocation: the victorious sultan was disarmed by submission; and in the observance of treaties, his word was inviolate and sacred. ^12 The Hungarians were commonly the aggressors; he was provoked by the revolt of Scanderbeg; and the perfidious Caramanian was twice vanquished, and twice pardoned, by the Ottoman monarch. Before he invaded the Morea, Thebes had been surprised by the despot: in the conquest of Thessalonica, the grandson of Bajazet might dispute the recent purchase of the Venetians; and after the first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ltan was never tempted, by the distress, the absence, or the injuries of Palaeologus, to extinguish the dying ligh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ootnote *: See the siege and massacre at Thessalonica. Von Hammer vol. i p. 433 – M.]

    [Footnote 11: See Cantemir, History of the Othman Empire, p. 94. Muraq, or Morad, may be more correct: but I have

    preferred the popular name to that obscure diligence which is rarely successful in translating an Oriental, into the Roman, alphabet.]

    [Footnote 12: See Chalcondyles, (l. vii. p. 186, 198,) Ducas, (c. 33,) and Marinus Barletius, (in Vit. Scanderbeg, p. 145, 146.) In his good faith towards the garrison of Sfetigrade, he was a lesson and example to his son Mahomet.]

    But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in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Amurath is the double abdication of the Turkish throne; and, were not his motives debased by an alloy of superstition, we must praise the royal philosopher, ^13 who at the age of forty could discern the vanity of human greatness. Resigning the sceptre to his son, he retired to the pleasant residence of Magnesia; but he retired to the society of saints and hermits. It was not till the fourth century of the Hegira, that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had been corrupted by an institution so adverse to his genius; but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various orders of Dervises were multipli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Christian, and even the Latin, monks. ^14 The lord of nations submitted to fast, and pray, and turn round ^* in endless rotation with the fanatics, who mistook the giddiness of the head for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15 But he was soon awakened from his dreams of enthusiasm by the Hungarian invasion; and his obedient son was the foremost to urge the public danger and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ir veteran leader, the Janizaries fought and conquered but he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of Varna, again to pray, to fast, and to turn round with his Magnesian brethren. These pious occupations were again interrupted by the danger of the state. A victorious army disdained the inexperience of their youthful ruler: the city of Adrianople was abandoned to rapine and slaughter; and the unanimous divan implored his presence to appease the tumult, and prevent the rebellion, of the Janizaries. At the well-known voice of their master, they trembled and obeyed; and the reluctant sultan was compelled to support his splendid servitude, till at the end of four years,

    he was reliev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Age or disease, misfortune or caprice, have tempted several princes to descend from the throne; and they have had leisure to repent of their irretrievable step. But Amurath alone, in the full liberty of choice, after the trial of empire and solitude, has repeated his preference of a private life.

    [Footnote 13: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c. 89, p. 283, 284) admires le Philosophe Turc: would he have bestowed the same praise on a Christian prince for retiring to a monastery? In his way, Voltaire was a bigot, an intolerant bigot.]

    [Footnote 14: See the articles Dervische, Fakir, Nasser, Rohbaniat, in D’Herbelot’s Bibliotheque Orientale. Yet the subject is superficially treated from the Persian and Arabian writers. It is among the Turks that these orders have principally flourished.]

    [Footnote *: Gibbon has fallen into a remarkable error. The unmonastic retreat of Amurath was that of an epicurean rather than of a dervis; more like that of Sardanapalus than of Charles the Fifth. Profane, not divine, love was its chief occupation: the only dance, that described by Horace as belonging to the country, motus doceri gaudet Ionicos. See Von Hammer note, p. 652. – M] [Footnote 15: Ricau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242 – 268) affords much information, which he drew from his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the heads of the dervises, most of whom ascribed their origin to the time of Orchan. He does not mention the Zichidae of Chalcondyles, (l. vii. p. 286,) among whom Amurath retired: the Seids of that author are the descendants of Mahomet.]

    After the departure of his Greek brethren, Eugenius had not

    been unmindful of their temporal interest; and his tender regard for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animated by a just apprehension of the Turks, who approached, and might soon invade, the borders of Italy. But the spirit of the crusades had

    expired; and the coldness of the Franks was not less unreasonable than their headlong passion.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 fanatic monk could precipitate Europe on Asia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in the fifteenth, the most pressing motives of religion and policy were insufficient to unite the Latins in the defence of Christendom. Germany was an inexhaustible storehouse of men and arms: ^16 but that complex and languid body required the impulse of a vigorous hand; and Frederic the Third was alike impotent in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his Imperial dignity. A long war had impaired the strength, without satiating the animosity, of France and England: ^17 bu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was a vain and magnificent prince; and he enjoyed, without danger or expense, the adventurous piety of his subjects, who sailed, in a gallant fleet, from the coast of Flanders to the Hellespont. The maritime republics of Venice and Genoa were less remote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and their hostile fleets were associa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St. Peter. The kingdoms of Hungary and Poland, which covered as it were the interior pale of the Latin church, were the most nearly concerned to oppose the progress of the Turks. Arms were the patrimony of 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and these nations might appear equal to the contest, could they point, against the common foe, those swords that were so wantonly drawn in bloody and domestic quarrels. But the same spirit was adverse to concord and obedience: a poor country and a limited monarch are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standing force; and the loose bodies of Polish and Hungarian horse were not armed with the sentiments and weapons which, on some occasions, have given irresistible weight to the French chivalry. Yet, on this side, the designs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eloquence of Cardinal Julian, his legate, were promot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18 by the union of the two crowns on the head of Ladislaus, ^19 a young and ambitious soldier; by the valor of a hero, whose name, the name of John Huniades, was already popular among the Christians, and formidable to the Turks. An endless treasure of pardons and indulgences was scattered by the legate; many private warriors of France and Germany enlisted under the holy banner; and

    the crusade derived some strength, or at least some reputation, from the new allies both of Europe and Asia. A fugitive despot of Servia exaggerated the distress and ardor of the Christians beyond the Danube, who would unanimously rise to vindicate their religion and liberty. The Greek emperor, ^20 with a spirit unknown to his fathers, engaged to guard the Bosphorus, and to sally from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his national and mercenary troops.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21 announced the retreat of Amurath, and a powerful diversion in the heart of Anatolia; and if the fleets of the West could occupy at the same moment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the Ottoman monarchy would be dissevered and destroyed. Heaven and earth must rejoice in the perdition of the miscreants; and the legate, with prudent ambiguity, instilled the opinion of the invisible, perhaps the visible, aid of the Son of God, and his divine mother.

    [Footnote 16: In the year 1431, Germany raised 40,000 horse, men-at-arms, against the Hussites of Bohemia,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Basle, tom. i. p. 318.) At the siege of Nuys, on the Rhine, in 1474, the princes, prelates, and cities, sent their respective quotas; and the bishop of Munster (qui n’est pas des plus grands) furnished 1400 horse, 6000 foot, all in green, with 1200 wagons. The united armies of the king of England and the duke of Burgundy scarcely equalled one third of this German host, (Memoires de Philippe de Comines, l. iv. c. 2.) At present, six or seven hundred thousand men are maintained in constant pay and admirable discipline by the powers of Germany.] [Footnote 17: It was not till the year 1444, that France and England could agree on a truce of some months. (See Rymer’s Foedera, and the chronicles of both nations.)]

    [Footnote 18: In the Hungarian crusade, Spondanus (Annal. Eccles. A.D. 1443, 1444) has been my leading guide. He has diligently read, and critically compared, the Greek and Turkish materials, the historians of Hungary, Poland, and the West. His narrative is perspicuous and where he can be free from a religious bias, the judgment of Spondanus is not contemptible.] [Footnote 19: I have curtailed the harsh letter (Wladislaus) which most writers affix to his name, eith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olish pronunciation, or to distinguish him from his rival the infant Ladislaus of Austria. Their competition for the crown of Hungary is described by Callimachus, (l. i. ii. p. 447 – 486,) Bonfinius, (Decad. iii. l. iv.,) Spondanus, and Lenfant.] [Footnote 20: The Greek historians, Phranza, Chalcondyles, and Ducas, do not ascribe to their prince a very active part in this crusade, which he seems to have promoted by his wishes, and injured by his fears.]

    [Footnote 21: Cantemir (p. 88) ascribes to his policy the original plan, and transcribes his animating epistle to the king of Hungary. But the Mahometan powers are seldom it formed of the state of Christendom and the situ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knights of Rhodes must connect them with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Of the Polish and Hungarian diets, a religious war was the

    unanimous cry; and Ladislaus, after passing the Danube, led an army of his confederate subjects as far as Sophia, the capital of the Bulgarian kingdom. In this expedition they obtained two signal victories, which were justly ascribed to the valor and conduct of Huniades. In the first, with a vanguard of ten thousand men, he surprised the Turkish camp; in the second, he vanquished and made prisoner the most renowned of their generals, who possessed the double advantage of ground and numbers. The approach of winter, and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obstacles of Mount Haemus, arrested the progress of the hero, who measured a narrow interval of six days’ march from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to the hostile towers of Adrianople, and the friendly capital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retreat was undisturbed; and the entrance into Buda was at once a military and religious triumph. An ecclesiastical procession was followed by the king and his warriors on foot: he nicely balanced the merits and rewards of the two nations; and the pride of conquest was blended with the humble temper of Christianity. Thirteen bashaws, nine standards, and four thousand captives, were unquestionable trophies; and as all were willing to believe, and none were

    present to contradict, the crusaders multiplied, with unblushing confidence, the myriads of Turks whom they had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22 The most solid proof, and the most salutary consequence, of victory, was a deputation from the divan to solicit peace, to restore Servia, to ransom the prisoners, and to evacuate the Hungarian frontier. By this treaty, the rational objects of the war were obtained: the king, the despot, and Huniades himself, in the diet of Segedin, were satisfied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emolument; a truce of ten years was concluded; and the followers of Jesus and Mahomet, who swore on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attested the word of God as the guardian of truth and the avenger of perfidy. In the place of the Gospel, the Turkish ministers had proposed to substitute the Eucharist, the real presence of the Catholic deity; but the Christians refused to profane their holy mysteries; and a superstitious conscience is less forcibly bound by the spiritual energy, than by the outward and visible symbols of an oath. ^23 [Footnote 22: In their letters to the emperor Frederic III. the Hungarians slay 80,000 Turks in one battle; but the modest Julian reduces the slaughter to 6000 or even 2000 infidels, (Aeneas Sylvius in Europ. c. 5, and epist. 44, 81, apud Spondanum.)]

    [Footnote 23: See the origin of the Turkish war, and the first expedition of Ladislaus, in the vth and vith books of the iiid decad of Bonfinius, who, in his division and style, copies Livy with tolerable success Callimachus (l. ii p. 487 – 496) is still more pure and authentic.]

    During the whole transaction, the cardinal legate had

    observed a sullen silence, unwilling to approve, and unable to oppose, the consent of the king and people. But the diet was not dissolved before Julian was fortified by the welcome intelligence, that Anatolia was invaded by the Caramanian, and Thrace by the Greek emperor; that the fleets of Genoa, Venice, and Burgundy, were master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at the allies, informed of the victory, and ignorant of the treaty, of Ladislaus, impatiently waited for the return of his

    victorious army. “And is it thus,” exclaimed the cardinal, ^24 “that you will desert their expectations and your own fortune? It is to them, to your God, and your fellow-Christians, that you have pledged your faith; and that prior obligation annihilates a rash and sacrilegious oath to the enemies of Christ. His vicar on earth is the Roman pontiff; without whose sanction you can neither promise nor perform. In his name I absolve your perjury and sanctify your arms: follow my footsteps in the paths of glory and salvation; and if still ye have scruples, devolve on my head the punishment and the sin.” This mischievous casuistry was seconded by his respectable character, and the levity of popular assemblies: war was resolved, on the same spot where peace had so lately been sworn;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the Turks were assaulted by the Christians; to whom, with some reason, they might apply the epithet of Infidels. The falsehood of Ladislaus to his word and oath was palliated by the religion of the times: the most perfect, or at least the most popular, excuse would have been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and the deliverance of the Eastern church. But the same treaty which should have bound his conscience had diminished his strength.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peace, the French and German volunteers departed with indignant murmurs: the Poles were exhausted by distant warfare, and perhaps disgusted with foreign command; and their palatines accepted the first license, and hastily retired to their provinces and castles. Even Hungary was divided by faction, or restrained by a laudable scruple; and the relics of the crusade that marched in the second expedition were reduced to an inadequate force of twenty thousand men. A Walachian chief, who joined the royal standard with his vassals, presumed to remark that their numbers did not exceed the hunting retinue that sometimes attended the sultan; and the gift of two horses of matchless speed might admonish Ladislaus of his secret foresight of the event. But the despot of Servia,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his country and children, was tempted by the promise of new realms; and the inexperience of the k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legate, and the martial presumption of Huniades himself, were persuaded that every obstacle must yield to the invincible

    virtue of the sword and the cross.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Danube, two roads might lead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Hellespont: the one direct, abrupt, and difficu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of Haemus; the other more tedious and secure, over a level country, and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Euxine; in which their flanks, according to the Scythian discipline, might always be covered by a movable fortification of wagons. The latter was judiciously preferred: the Catholics marched through the plains of Bulgaria, burning, with wanton cruelty, the churches and villages of the Christian natives; and their last station was at Warna, near the sea-shore; on which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Ladislaus have bestowed a memorable name. ^25 [Footnote 24: I do not pretend to warrant the literal accuracy of Julian’s speech, which is variously worded by Callimachus, (l. iii. p. 505 – 507,) Bonfinius, (dec. iii. l. vi. p. 457, 458,) and other historians, who might indulge their own eloquence, while they represent one of the orators of the age. But they all agree in the advice and arguments for perjury, which in the field of controversy are fiercely attacked by the Protestants, and feebly defended by the Catholics. The latter are discouraged by the misfortune of Warna]

    [Footnote 25: Warna, under the Grecian name of Odessus, was a colony of the Milesians, which they denominated from the hero Ulysses, (Cellarius, tom. i. p. 374. D’Anville, tom. i. p. 312.) According to Arrian’s Periplus of the Euxine, (p. 24, 25, in the first volume of Hudson’s Geographers,) it was situate 1740 stadia, or furlongs, from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2140 from Byzantium, and 360 to the north of a ridge of promontory of Mount Haemus, which advances into the sea.]

    Chapter LXVI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Part II.

    It was on this fatal spot, that, instead of finding a

    confederate fleet to second their operations, they were alarmed by the approach of Amurath himself, who had issued from his Magnesian solitude, and transported the forces of Asia to the defence of Europe. According to some writers, the Greek emperor had been awed, or seduced, to grant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and an indelible stain of corruption is fixed on the Genoese, or the pope’s nephew, the Catholic admiral, whose mercenary connivance betrayed the guard of the Hellespont. From Adrianople, the sultan advanced by hasty marches,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men; and when the cardinal, and Huniades, had taken a nearer survey of the numbers and order of the Turks, these ardent warriors proposed the tardy and impracticable measure of a retreat. The king alone was resolved to conquer or die; and his resolution had almost been crowned with a glorious and salutary victory. The princes were opposite to each other in the centre; and the Beglerbegs, or general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commanded on the right and left, against the adverse divisions of the despot and Huniades. The Turkish wings were broken on the first onset: but the advantage was fatal; and the rash victors, in the heat of the pursuit, were carried away far from the annoyance of the enemy, or the support of their friends.

    When Amurath beheld the flight of his squadrons, he despaired of his fortune and that of the empire: a veteran Janizary seized his horse’s bridle; and he had magnanimity to pardon and reward the soldier who dared to perceive the terror, and arrest the flight, of his sovereign. A copy of the treaty, the monument of Christian perfidy, had been displayed in the front of battle; and it is said, that the sultan in his distress, lifting his eyes and his hands to heaven,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God of truth; and called on the prophet Jesus himself to avenge the impious mockery of his name and religion. ^26 With inferior numbers and disordered ranks, the king of Hungary rushed forward in the confidence of victory, till his career was stopped by the impenetrable phalanx of the Janizaries. If we may credit the Ottoman annals, his horse was pierced by the javelin of Amurath; ^27 he fell among the

    spears of the infantry; and a Turkish soldier proclaimed with a loud voice, “Hungarians, behold the head of your king!” The death of Ladislaus was the signal of their defeat. On his return from an intemperate pursuit, Huniades deplored his error, and the public loss; he strove to rescue the royal body, till he was overwhelmed by the tumultuous crowd of the victors and vanquished; and the last efforts of his courage and conduct were exerted to save the remnant of his Walachian cavalry. Ten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slain in the disastrous battle of Warna: the loss of the Turks, more considerable in numbers, bore a smaller proportion to their total strength; yet the philosophic sultan was not ashamed to confess, that his ruin must be the consequence of a second and similar victory. ^* At his command a column was erected on the spot where Ladislaus had fallen; but the modest inscription, instead of accusing the rashness, recorded the valor, and bewailed the misfortune, of the Hungarian youth. ^28

    [Footnote 26: Some Christian writers affirm, that he drew from his bosom the host or wafer on which the treaty had not been sworn. The Moslems suppose, with more simplicity, an appeal to God and his prophet Jesus, which is likewise insinuated by Callimachus, (l. iii. p. 516. Spondan. A.D. 1444, No. 8.)]

    [Footnote 27: A critic will always distrust these spolia opima of a victorious general, so difficult for valor to obtain, so easy for flattery to invent, (Cantemir, p. 90, 91.) Callimachus (l. iii. p. 517) more simply and probably affirms, supervenitibus Janizaris, telorum multitudine, non jam confossus est, quam obrutus.]

    [Footnote *: Compare Von Hammer, p. 463. – M.]

    [Footnote 28: Besides some valuable hints from Aeneas Sylvius, which are diligently collected by Spondanus, our best authorities are three historians of the xvth century, Philippus Callimachus, (de Rebus a Vladislao Polonorum atque Hungarorum Rege gestis, libri iii. in Bel. Script. Rerum Hungaricarum, tom. i. p. 433 – 518,) Bonfinius, (decad. iii. l. v. p. 460 – 467,) and Chalcondyles, (l. vii. p. 165 – 179.) The two

    first were Italians, but they passed their lives in Poland and Hungary,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 et Infimae Aetatis, tom. i. p. 324.

    Vossius, de Hist. Latin. l. iii. c. 8, 11. Bayle, Dictionnaire, Bonfinius.) A small tract of Faelix Petancius, chancellor of Segnia, (ad calcem Cuspinian. de Caesaribus, p. 716 – 722,) represents the theatre of the war in the xvth century.]

    Before I lose sight of the field of Warna, I am tempted to

    pause on the character and story of two principal actors, the cardinal Julian and John Huniades. Julian ^29 Caesarini was born of a noble family of Rome: his studies had embraced both the Latin and Greek learning, both the sciences of divinity and law; and his versatile genius was equally adapted to the schools, the camp, and the court. No sooner had he been invest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than he was sent into Germany to arm the empire against the rebels and heretics of Bohemia. The spirit of persecution is unworthy of a Christian;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ill becomes a priest; but the former is excused by the times; and the latter was ennobled by the courage of Julian, who stood dauntless and alone in the disgraceful flight of the German host. As the pope’s legate, he opened the council of Basil; but the president soon appeared the most strenuous champion of ecclesiastical freedom; and an opposition of seven years was conducted by his ability and zeal. After promoting the strongest measures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person of Eugenius, some secret motive of interest or conscience engaged him to desert on a sudden the popular party. The cardinal withdrew himself from Basil to Ferrara; and, in the debates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e two nations admired the dexterity of his arguments and the depth of his theological erudition. ^30 In his Hungarian embassy,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mischievous effects of his sophistry and eloquence, of which Julian himself was the first victim. The cardinal, who performed the duties of a priest and a soldier, was lost in the defeat of Warna.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death are variously related;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a weighty

    encumbrance of gold impeded his flight, and tempted the cruel avarice of some Christian fugitives.

    [Footnote 29: M. Lenfant has described the origin (Hist. du Concile de Basle, tom. i. p. 247, &c.) and Bohemian campaign (p. 315, &c.) of Cardinal Julian. His services at Basil and Ferrara, and his unfortunate end, are occasionally related by Spondanus,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Footnote 30: Syropulus honorably praises the talent of an enemy, (p. 117:).]

    From an humble, or at least a doubtful origin, the merit of

    John Huniades promoted him to the command of the Hungarian armies. His father was a Walachian, his mother a Greek: her unknown race might possibly ascend to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ims of the Walachians, with the surname of Corvinus, from the place of his nativity, might suggest a thin pretence for mingling his blood with the patricians of ancient Rome. ^31 In his youth he served in the wars of Italy, and was retained, with twelve horsemen, by the bishop of Zagrab: the valor of the white knight ^32 was soon conspicuous; he increased his fortunes by a noble and wealthy marriage; 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 Hungarian borders he won in the same year three battles against the Turks. By his influence, Ladislaus of Poland obtained the crown of Hungary; and the important service was rewarded by the title and office of Waivod of Transylvania. The first of Julian’s crusades added two Turkish laurels on his brow; and in the public distress the fatal errors of Warna were forgotten. During the absence and minority of Ladislaus of Austria, the titular king, Huniades was elected supreme captain and governor of Hungary; and if envy at first was silenced by terror, a reign of twelve years supposes the arts of policy as well as of war. Yet the idea of a consummate general is not delineated in his campaigns; the white knight fought with the hand rather than the head, as the chief of desultory Barbarians, who attack without fear and fly without shame; and his military life is composed of a

    romantic alternative of victories and escapes. By the Turks, who employed his name to frighten their perverse children, he was corruptly denominated Jancus Lain, or the Wicked: their hatred is the proof of their esteem; the kingdom which he guarded was inaccessible to their arms; and they felt him most daring and formidable, when they fondly believed the captain and his country irrecoverably lost. Instead of confining himself to a defensive war, four years after the defeat of Warna he again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Bulgaria, and in the plain of Cossova, sustained, till the third day, the shock of the Ottoman army, four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his own. As he fled alone through the woods of Walachia, the hero was surprised by two robbers; but while they disputed a gold chain that hung at his neck, he recovered his sword, slew the one, terrified the other, and, after new perils of captivity or death, consoled by his presence an afflicted kingdom. But the last and most glorious action of his life was the defence of Belgrade against the powers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person. After a siege of forty days, the Turks, who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town, were compelled to retreat; and the joyful nations celebrated Huniades and Belgrade as the bulwarks of Christendom. ^33 About a month after this great deliverance, the champion expired; and his most splendid epitaph is the regret of the Ottoman prince, who sighed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hope for revenge against the single antagonist who had triumphed over his arms. On the first vacancy of the throne, Matthias Corvinus, a youth of eighteen years of age, was elected and crowned by the grateful Hungarians. His reign was prosperous and long: Matthias aspired to the glory of a conqueror and a saint: but his purest merit is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and the Latin orators and historians, who were invited from Italy by the son, have shed the iustre of their eloquence on the father’s character. ^34

    [Footnote 31: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iv. p. 423. Could the Italian historian pronounce, or the king of Hungary hear, without a blush, the absurd flattery which confounded the name of a Walachian village with the casual, though glorious, epithet of a single branch of the Valerian family at Rome?]

    [Footnote 32: Philip de Comines, (Memoires, l. vi. c. 13,) from the tradition of the times, mentions him with high encomiums, but under the whimsical name of the Chevalier Blanc de Valaigne, (Valachia.) The Greek Chalcondyles, and the Turkish annals of Leunclavius, presume to accuse his fidelity or valor.] [Footnote 33: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viii. p. 492) and Spondanus, (A.D. 456, No. 1 – 7.) Huniades shared the glory of the defence of Belgrade with Capistran, a Franciscan friar; and in their respective narratives, neither the saint nor the hero condescend to take notice of his rival’s merit.] [Footnote 34: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viii. – decad. iv. l. viii. The observations of Spondanus on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Matthias Corvinus are curious and critical, (A.D. 1464, No. 1, 1475, No. 6, 1476, No. 14 – 16, 1490, No. 4, 5.) Italian fame was the object of his vanity. His actions are celebrated in the Epitome Rerum Hungaricarum (p. 322 – 412) of Peter Ranzanus, a Sicilian. His wise and facetious sayings are registered by Galestus Martius of Narni, (528 – 568,) and we have a particular narrative of his wedding and coronation. These three tracts are all contained in the first vol. of Bel’s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In the list of heroes, John Huniades and Scanderbeg are

    commonly associated; ^35 and they are both entitled to our notice, since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Ottoman arms delaye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John Castriot, the father of Scanderbeg, ^36 was the hereditary prince of a small district of Epirus or Albania,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Adriatic Sea. Unable to contend with the sultan’s power, Castriot submitted to the hard conditions of peace and tribute: he delivered his four sons as the pledges of his fidelity; and the Christian youths, after receiving the mark of circumcision, were instructed in the Mahometan religion, and trained in the arms and arts of Turkish policy. ^37 The three elder brothers were confounded in the crowd of slaves; and the poison to which their deaths are ascribed cannot be verified or disproved by any positive evidence. Yet the suspicion is in a great measure removed by the kind and paternal treatment of

    George Castriot, the fourth brother, who, from his tender youth, displayed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a soldier. The successive overthrow of a Tartar and two Persians, who carried a proud defiance to the Turkish court,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avor of Amurath, and his Turkish appellation of Scanderbeg, (Iskender beg,) or the lord Alexander, is an indelible memorial of his glory and servitude. His father’s principality was reduced into a province; but the loss was compensated by the rank and title of Sanjiak, a command of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first dignities of the empire. He served with honor in the war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we may smile at the art or credulity of the historian, who supposes, that in every encounter he spared the Christians, while he fell with a thundering arm on his Mussulman foes. The glory of Huniades is without reproach: he fought in the defence of his religion and country; but the enemies who applaud the patriot, have branded his rival with the name of traitor and apostate. In the eyes of the Christian, the rebellion of Scanderberg is justified by his father’s wrongs, the ambiguous death of his three brothers, his own degradation, and the slavery of his country; and they adore the generous, though tardy, zeal, with which he asserted the faith and independence of his ancestors. But he had imbibed from his ninth year the doctrines of the Koran; he was ignorant of the Gospel; the religion of a soldier is determined by authority and habit; nor is it easy to conceive what new illumination at the age of forty ^38 could be poured into his soul. His motives would be less exposed to the suspicion of interest or revenge, had he broken his chain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was sensible of its weight: but a long oblivion had surely impaired his original right; and every year of obedience and reward had cemented the mutual bond of the sultan and his subject. If Scanderbeg had long harbored the belief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intention of revolt, a worthy mind must condemn the base dissimulation, that could serve only to betray, that could promise only to be forsworn, that could actively join in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perdition of so many thousands of his unhappy brethren. Shall we praise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Huniades, while he commanded the

    vanguard of the Turkish army? shall we excuse the desertion of his standard, a treacherous desertion which abandoned the victory to the enemies of his benefactor? In the confusion of a defeat, the eye of Scanderbeg was fixed on the Reis Effendi or principal secretary: with the dagger at his breast, he extorted a firman or patent for the government of Albania; and the murder of the guiltless scribe and his train prevented the consequences of an immediate discovery. With some bold companions, to whom he had revealed his design he escaped in the night, by rapid marches, from the field or battle to his paternal mountains. The gates of Croya were opened to the royal mandate; and no sooner did he command the fortress, than George Castriot dropped the mask of dissimulation; abjured the prophet and the sultan, and proclaimed himself the avenger of his family and country. The names of religion and liberty provoked a general revolt: the Albanians, a martial race, were unanimous to live and die with their hereditary prince; and the Ottoman garrisons were indulged in the choice of martyrdom or baptism. In the assembly of the states of Epirus, Scanderbeg was elected general of the Turkish war; and each of the allies engaged to furnish his respective proportion of men and money. From these contributions, from his patrimonial estate, and from the valuable salt-pits of Selina, he drew an annual revenu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39 and the entire sum, exempt from the demands of luxury, was strictly appropriated to the public use. His manners were popular; but his discipline was severe; and every superfluous vice was banished from his camp: his example strengthened his command; and under his conduct, the Albanians were invincible in their own opinion and that of their enemies. The bravest adventurer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allured by his fame and retained in his service: his standing militia consisted of eight thousand horse and seven thousand foot; the horses were small, the men were active; but he viewed with a discerning eye the difficulties and resources of the mountains; and, at the blaze of the beacons, the whole nation was distributed in the strongest posts. With such unequal arms Scanderbeg resisted twenty-three years the powe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wo conquerors,

    Amurath the Second, and his greater son, were repeatedly baffled by a rebel, whom they pursued with seeming contempt and implacable resentment.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forty thousand Janizaries, Amurath entered Albania: he might ravage the open country, occupy the defenceless towns, convert the churches into mosques, circumcise the Christian youths, and punish with death his adult and obstinate captives: but the conquests of the sultan were confined to the petty fortress of Sfetigrade; and the garrison, invincible to his arms, was oppressed by a paltry artifice and a superstitious scruple. ^40 Amurath retired with shame and loss from the walls of Croya, the castle and residence of the Castriots; the march, the siege, the retreat, were harassed by a vexatious, and almost invisible, adversary; ^41 and the disappointment might tend to imbitter, perhaps to shorten, the last days of the sultan. ^42 In the fulness of conquest, Mahomet the Second still felt at his bosom this domestic thorn: his lieutenants were permitted to negotiate a truce; and the Albanian prince may justly be praised as a firm and able champion of his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enthusiasm of chivalry and religion has ranked him with the names of Alexander and Pyrrhus; nor would they blush to acknowledge their intrepid countryman: but his narrow dominion, and slender powers, must leave him at an humble distance below the heroes of antiquity, who triumphed over the East and the Roman legions. His splendid achievements, the bashaws whom he encountered, the armies that he discomfited, and the three thousand Turks who were slain by his single hand, must be weighed in the scales of suspicious criticism. Against an illiterate enemy, and in the dark solitude of Epirus, his partial biographers may safely indulge the latitude of romance: but their fictions are exposed by the light of Italian history; and they afford a strong presumption against their own truth, by a fabulous tale of his exploits, when he passed the Adriatic with eight hundred horse to the succor of the king of Naples. ^43 Without disparagement to his fame, they might have owned, that he was finally oppressed by the Ottoman powers: in his extreme danger he applied to Pope Pius the Second for a refuge in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and his resources were almost exhausted, since Scanderbeg died a fugitive at Lissus, on the Venetian territory. ^44 His sepulchre was soon violated by the Turkish conquerors; but the Janizaries, who wore his bones enchased in a bracelet, declared by this superstitious amulet their involuntary reverence for his valor. The instant ruin of his country may redound to the hero’s glory; yet, had he balanced the consequences of submission and resistance, a patriot perhaps would have declined the unequal contest which must depend on the life and genius of one man. Scanderbeg might indeed be supported by the rational, though fallacious, hope, that the pope, the king of Naples, and the Venetian republic, would join in the defence of a free and Christian people, who guarded the sea-coast of the Adriatic, and the narrow passage from Greece to Italy. His infant son was saved from the national shipwreck; the Castriots ^45 were invested with a Neapolitan dukedom, and their blood continues to flow in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realm. A colony of Albanian fugitives obtained a settlement in Calabria, and they preserve at this day the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their ancestors. ^46 [Footnote 35: They are ranked by Sir William Temple, in his pleasing Essay on Heroic Virtue, (Works, vol. iii. p. 385,) among the seven chiefs who have deserved without wearing, a royal crown; Belisarius, Narses, Gonsalvo of Cordova, William first prince of Orange, Alexander duke of Parma, John Huniades, and George Castriot, or Scanderbeg.]

    [Footnote 36: I could wish for some simple authentic memoirs of a friend of Scanderbeg, which would introduce me to the man, the time, and the place. In the old and national history of Marinus Barletius, a priest of Scodra, (de Vita. Moribus, et Rebus gestis Georgii Castrioti, &c. libri xiii. p. 367. Argentorat. 1537, in fol.,) his gaudy and cumbersoms robes are stuck with many false jewels. See likewise Chalcondyles, l vii. p. 185, l. viii. p. 229.] [Footnote 37: His circumcision, education, &c., are marked by Marinus with brevity and reluctance, (l. i. p. 6, 7.)]

    [Footnote 38: Since Scanderbeg died A.D. 1466, in the lxiiid year of his age, (Marinus, l. xiii. p. 370,) he was born in 1403;

    since he was torn from his parents by the Turks, when he was novennis, (Marinus, l. i. p. 1, 6,) that event must have happened in 1412, nine years before the accession of Amurath II., who must have inherited, not acquired the Albanian slave. Spondanus has remarked this inconsistency, A.D. 1431, No. 31, 1443, No. 14.] [Footnote 39: His revenue and forces are luckily given by Marinus, (l. ii. p. 44.)]

    [Footnote 40: There were two Dibras, the upper aud lower, the Bulgarian and Albanian: the former, 70 miles from Croya, (l. i. p. 17,) was contiguous to the fortress of Sfetigrade, whose inhabitants refused to drink from a well into which a dead dog had traitorously been cast, (l. v. p. 139, 140.) We want a good map of Epirus.]

    [Footnote 41: Compare the Turkish narrative of Cantemir (p. 92) with the pompous and prolix declamation in the ivth, vth, and vith books of the Albanian priest, who has been copied by the tribe of strangers and moderns.] [Footnote 42: In honor of his hero, Barletius (l. vi. p. 188 – 192) kills the sultan by disease indeed, under the walls of Croya. But this audacious fiction is disproved by the Greeks and Turks, who agree in the time and manner of Amurath’s death at Adrianople.]

    [Footnote 43: See the marvels of his Calabrian expedition in the ixth and xth books of Marinus Barletius, which may be rectified by the testimony or silence of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i. p. 291,) and his original authors, (Joh. Simonetta de Rebus Francisci Sfortiae,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xxi. p. 728, et alios.) The Albanian cavalry, under the name of Stradiots, soon became famous in the wars of Italy, (Memoires de Comines, l. viii. c. 5.)]

    [Footnote 44: Spondanus, from the best evidence, and the most rational criticism, has reduced the giant Scanderbeg to the human size, (A.D. 1461, No. 20, 1463, No. 9, 1465, No. 12, 13, 1467, No. 1.) His own letter to the pope, and the testimony of Phranza, (l. iii. c. 28,) a refugee in the neighboring isle of Corfu, demonstrate his last distress, which is awkwardly concealed by Marinus Barletius, (l. x.)]

    [Footnote 45: See the family of the Castriots, in Ducange, (Fam. Dalmaticae, &c, xviii. p. 348 – 350.)]

    [Footnote 46: This colony of Albanese is mentioned by Mr. Swinburne, (Travels into the Two Sicilies, vol. i. p. 350 – 354.)]

    In the long career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 have reached at length the last reign of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who so feebly sustained the name and majesty of the Caesars. On the decease of John Palaeologus, who survived about four years the Hungarian crusade, ^47 the royal family, by the death of Andronicus and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of Isidore, was reduced to three princes, Constantine, Demetrius, and Thomas, the surviving sons of the emperor Manuel. Of these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ere far distant in the Morea; but Demetrius, who possessed the domain of Selybria, was in the suburbs, at the head of a party: his ambition was not chilled by the public distress; and his conspiracy with the Turks and the schismatics had already disturbed the peace of his country. The funeral of the late emperor was accelerated with singular and even suspicious haste: the claim of Demetrius to the vacant throne was justified by a trite and flimsy sophism, that he was born in the purple, the eldest son of his father’s reign. But the empress-mother, the senate and soldiers, the clergy and people, were unanimous in the cause of the lawful successor: and the despot Thomas, who, ignorant of the change, accidentally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asserted with becoming zeal the interest of his absent brother. An ambassador, the historian Phranza, was immediately despatched to the court of Adrianople. Amurath received him with honor and dismissed him with gifts; but the gracious approbation of the Turkish sultan announced his supremacy, and the approaching down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By the hands of two illustrious deputies, the Imperial crown was placed at Sparta on the head of Constantine. In the spring he sailed from the Morea, escaped the encounter of a Turkish squadron, enjoyed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subjects,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a new

    reign, and exhausted by his donatives the treasure, or rather the indigence, of the state. The emperor immediately resigned to his brothers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rea; and the brittle friendship of the two princes, Demetrius and Thomas, was confirmed in their mother’s presence by the frail security of oaths and embraces. His next occupation was the choice of a consort. A daughter of the doge of Venice had been proposed; but the Byzantine nobles objected the distance between an hereditary monarch and an elective magistrate; and in their subsequent distress, the chief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was not unmindful of the affront. Constantine afterwards hesitated between the royal families of Trebizond and Georgia; and the embassy of Phranza represents in his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 last day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48 [Footnote 47: The Chronology of Phranza is clear and authentic; but instead of four years and seven months, Spondanus (A.D. 1445, No. 7,) assigns seven or eight years to the reign of the last Constantine which he deduces from a spurious epistle of Eugenius IV. to the king of Aethiopia.] [Footnote 48: Phranza (l. iii. c. 1 – 6) deserves credit and esteem.]

    The protovestiare, or great chamberlain, Phranza sailed from

    Constantinople as the minister of a bridegroom; and the relics of wealth and luxury were applied to his pompous appearance. His numerous retinue consisted of nobles and guards, of physicians and monks: he was attended by a band of music; and the term of his costly embassy was protracted above two years. On his arrival in Georgia or Iberia, the natives from the towns and villages flocked around the strangers; and such was their simplicity, that they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effec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cause, of musical harmony. Among the crowd was an old man, above a hundred years of age, who had formerly been carried away a captive by the Barbarians, ^49 and who amused his hearers with a tale of the wonders of India, ^50 from whence he had returned to Portugal by an unknown sea. ^51 From this hospitable land, Phranza proceeded to the court of Trebizond, where he was informed by

    the Greek prince of the recent decease of Amurath. Instead of rejoicing in the deliverance, the experienced statesman expressed his apprehension, that an ambitious youth would not long adhere to the sage and pacific system of his father. After the sultan’s decease, his Christian wife, Maria, ^52 the daughter of the Servian despot, had been honorably restored to her parents; on the fame of her beauty and merit, she was recommended by the ambassador as the most worthy object of the royal choice; and Phranza recapitulates and refutes the specious objections that might be raised against the proposal.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would ennoble an unequal alliance; the bar of affinity might be removed by liberal alms and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church; the disgrace of Turkish nuptials had been repeatedly overlooked; and, though the fair Maria was nearly fifty years of age, she might yet hope to give an heir to the empire. Constantine listened to the advice, which was transmitted in the first ship that sailed from Trebizond; but the factions of the court opposed his marriage; and it was finally prevented by the pious vow of the sultana, who ended her days in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Reduced to the first alternative, the choice of Phranza was decided in favor of a Georgian princess; and the vanity of her father was dazzled by the glorious alliance. Instead of demanding, according to the primitive and national custom, a price for his daughter, ^53 he offered a portion of fifty-six thousand, with an annual pension of five thousand, ducats;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ambassador were repaid by an assurance, that, as his son had been adopted in baptism by the emper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daughter should be the peculiar care of the empress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 return of Phranza,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 Greek monarch, who with his own hand impressed three vermilion crosses on the golden bull, and assured the Georgian envoy that in the spring his galleys should conduct the bride to her Imperial palace. But Constantine embraced his faithful servant, not with the cold approbation of a sovereign, but with the warm confidence of a friend, who, after a long absence, is impatient to pour his secrets into the bosom of his friend. “Since the death of my mother and of Cantacuzene, who alone advised me without

    interest or passion, ^54 I am surrounded,” said the emperor, “by men whom I can neither love nor trust, nor esteem. You are not a stranger to Lucas Notaras, the great admiral; obstinately attached to his own sentiments, he declares, both in private and public, that his sentiments are the absolute measure of my thoughts and actions. The rest of the courtiers are swayed by their personal or factious views; and how can I consult the monks on questions of policy and marriage? I have yet much employment for your diligence and fidelity. In the spring you shall engage one of my brothers to solicit the succor of the Western powers; from the Morea you shall sail to Cyprus on a particular commission; and from thence proceed to Georgia to receive and conduct the future empress.” – “Your commands,” replied Phranza, “are irresistible; but deign, great sir,” he added, with a serious smile, “to consider, that if I am thus perpetually absent from my family, my wife may be tempted either to seek another husband, or to throw herself into a monastery.” After laughing at his apprehensions, the emperor more gravely consoled him by the pleasing assurance that this should be his last service abroad, and that he destined for his son a wealthy and noble heiress; for himself, the important office of great logothete, or principal minister of state. The marriage was immediately stipulated: but the office, however incompatible with his own, had been usurped by the ambition of the admiral. Some delay was requisite to negotiate a consent and an equivalent; and the nomination of Phranza was half declared, and half suppressed, lest it might be displeasing to an insolent and powerful favorite. The winter was spent in the preparations of his embassy; and Phranza had resolved, that the youth his son should embrace this opportunity of foreign travel, and be left, on the appearance of danger, with his maternal kindred of the Morea. Such were the private and public designs, which were interrupted by a Turkish war, and finally buried in the ruins of the empire. [Footnote 49: Suppose him to have been captured in 1394, in Timour’s first war in Georgia, (Sherefeddin, l. iii. c. 50;) he might follow his Tartar master into Hindostan in 1398, and from thence sail to the spice islands.] [Footnote 50: The happy and pious Indians lived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and enjoyed

    the most perfect productions of the vegetable and mineral kingdoms. The animals were on a large scale: dragons seventy cubits, ants (the formica Indica) nine inches long, sheep like elephants, elephants like sheep. Quidlibet audendi, &c.]

    [Footnote 51: He sailed in a country vessel from the spice islands to one of the ports of the exterior India; invenitque navem grandem Ibericam qua in Portugalliam est delatus. This passage, composed in 1477, (Phranza, l. iii. c. 30,)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is spurious or wonderful. But this new geography is sullied by the old and incompatible error which places the source of the Nile in India.]

    [Footnote 52: Cantemir, (p. 83,) who styles her the daughter of Lazarus Ogli, and the Helen of the Servians, places her marriage with Amurath in the year 1424. It will not easily be believed, that in six-and-twenty years’ cohabitation, the sultan corpus ejus non tetigit.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she fled to Mahomet II., (Phranza, l. iii. c. 22.)]

    [Footnote 53: The classical reader will recollect the offers of Agamemnon, (Iliad, c. v. 144,) and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antiquity.]

    [Footnote 54: Cantacuzene (I am ignorant of his relation to the emperor of that name) was great domestic, a firm assertor of the Greek creed, and a brother of the queen of Servia, whom he visi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ambassador, (Syropulus, p. 37, 38, 45.)]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

    Reign And Character Of Mahomet The Second. – Siege, Assault,

    And Final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 Death Of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 Servitude Of The Greeks. – Extinc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 Consternation Of Europe. – Conquests And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attracts our first

    attention to the person and character of the great destroyer. Mahomet the Second ^1 was the son of the second Amurath; and though his mother has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s of Christian and princess, she is more probably confounded with the numerous concubines who peopled from every climate the harem of the sultan. His first education and sentiments were those of a devout Mussulman; and as often as he conversed with an infidel, he purified his hands and face by the legal rites of ablution. Age and empire appear to have relaxed this narrow bigotry: his aspiring genius disdained to acknowledge a power above his own; and in his looser hours he presumed (it is said) to brand the prophet of Mecca as a robber and impostor. Yet the sultan persevered in a decent reverence for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the Koran: ^2 his private indiscretion must have been sacred from the vulgar ear; and we should suspect the credulity of strangers and sectaries, so

    prone to believe that a mind which is hardened against truth must be armed with superior contempt for absurdity and error. Under the tuition of the most skilful masters, Mahomet advanced with an early and rapid progress in the paths of knowledge; and besides his native tongue it is affirmed that he spoke or understood five languages, ^3 the Arabic, the Persian, the Chaldaean or Hebrew, the Latin, and the Greek. The Persian might indeed contribute to his amusement, and the Arabic to his edification; and such studies are familiar to the Oriental youth. In the intercourse of the Greeks and Turks, a conqueror might wish to converse with the people over which he was ambitious to reign: his own praises in Latin poetry ^4 or prose ^5 might find a passage to the royal ear; but what use or merit could recommend to the statesman or the scholar the uncouth dialect of his Hebrew slave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world were familiar to his memory: the lives of the heroes of the East, perhaps of the West, ^6 excited his emulation: his skill in astrology is excused by the folly of the times, and supposes some rudiments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a profane taste for the arts is betrayed in his liberal invitation and reward of the painters of Italy. ^7 But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were employed without effect on his savage and licentious nature.

    I will not transcribe, nor do I firmly believe, the stories of his fourteen pages, whose bellies were ripped open in search of a stolen melon; or of the beauteous slave, whose head he severed from her body, to convince the Janizaries that their master was not the votary of love. ^* His sobriety is attes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Turkish annals, which accuse three, and three only, of the Ottoman line of the vice of drunkenness. ^8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his passions were at once furious and inexorable; that in the palace, as in the field, a torrent of blood was spilt 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and that the noblest of the captive youth were often dishonored by his unnatural lust. In the Albanian war he studied the lessons, and soon surpassed the example, of his father; and the conquest of two empires, twelve kingdoms, and two hundred

    cities, a vain and flattering account, is ascribed to his invincible sword. He was doubtless a soldier, and possibly a general; Constantinople has sealed his glory; but if we compare the means, the obstacles, and the achievements, Mahomet the Second must blush to sustain a parallel with Alexander or Timour. Under his command, the Ottoman forces were always more numerous than their enemies; yet their progress was bounded by the Euphrates and the Adriatic; and his arms were checked by Huniades and Scanderbeg, by the Rhodian knights and by the Persian king. [Footnote 1: For the character of Mahomet II. it is dangerous to trust either the Turks or the Christians. The most moderate picture appears to be drawn by Phranza, (l. i. c. 33,) whose resentment had cooled in age and solitude; see likewise Spondanus, (A.D. 1451, No. 11,)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p. 552,) the Elogia of Paulus Jovius, (l. iii. p. 164 – 166,) and the Dictionnaire de Bayle, (tom. iii. p. 273 – 279.)]

    [Footnote 2: Cantemir, (p. 115.) and the mosques which he founded, attest his public regard for religion. Mahomet freely disputed with the Gennadius on the two religions, (Spond. A.D. 1453, No. 22.)]

    [Footnote 3: Quinque linguas praeter suam noverat, Graecam, Latinam, Chaldaicam, Persicam. The Latin translator of Phranza has dropped the Arabic, which the Koran must recommend to every Mussulman.

    Note: It appears in the original Greek text, p. 95, edit. Bonn. – M.] [Footnote 4: Philelphus, by a Latin ode, requested and obtained the liberty of his wife’s mother and sisters from the conqueror of Constantinople. It was delivered into the sultan’s hands by the envoys of the duke of Milan. Philelphus himself was suspected of a design of retiring to Constantinople; yet the orator often sounded the trumpet of holy war, (see his Life by M. Lancelot, in the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718, 724, &c.)]

    [Footnote 5: Robert Valturio published at Verona, in 1483, his xii. books de Re Militari, in which he first mentions the use of bombs. By his patron Sigismund Malatesta, prince of Rimini, it had been addressed with a Latin epistle to Mahomet II.]

    [Footnote 6: According to Phranza, he assiduously studied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Alexander, Augustus, Constantine, and Theodosius. I have read somewhere, that Plutarch’s Lives were translated by his orders into the Turkish language. If the sultan himself understood Greek, it must have been for the benefit of his subjects. Yet these lives are a school of freedom as well as of valor.

    Note: Von Hammer disdainfully rejects this fable of

    Mahomet’s knowledge of languages. Knolles adds, that he delighted in reading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of Julius Caesar. The former, no doubt, was the Persian legend, which, it is remarkable, came back to Europe, and was popular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as the “Romaunt of Alexander.” The founder of the Imperial dynasty of Rome, according to M. Von Hammer, is altogether unknown in the East. Mahomet was a great patron of Turkish literature: the romantic poems of Persia were translated, or imitated, under his patronage. Von Hammer vol ii. p. 268. – M.]

    [Footnote 7: The famous Gentile Bellino, whom he had invited from Venice, was dismissed with a chain and collar of gold, and a purse of 3000 ducats. With Voltaire I laugh at the foolish story of a slave purposely beheaded to instruct the painter in the action of the muscles.]

    [Footnote *: This story, the subject of Johnson’s Irene, is rejected by M. Von Hammer, vol. ii. p. 208. The German historian’s general estimate of Mahomet’s character agrees in its more marked features with Gibbon’s. – M.] [Footnote 8: These Imperial drunkards were Soliman I., Selim II., and Amurath IV., (Cantemir, p. 61.) The sophis of Persia can produce a more regular succession; and in the last age, our European travellers were the witnesses and companions of their revels.]

    In the reign of Amurath, he twice tasted of royalty, and

    twice descended from the throne: his tender age was incapable of opposing his father’s restoration, but never could he forgive the viziers who had recommended that salutary measure. His nuptials were celebrated with the daughter of a Turkman emir; and, after a festival of two months, he departed from Adrianople with his bride, to reside in the government of Magnesia. Before the end of six weeks, he was recalled by a sudden message from the divan, which announced the decease of Amurath, and the mutinous spirit of the Janizaries. His speed and vigor commanded their obedience: he passed the Hellespont with a chosen guard: and at the distance of a mile from Adrianople, the viziers and emirs, the imams and candhis, the soldiers and the people, fell prostrate before the new sultan. They affected to weep, they affected to rejoice: he ascended the throne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and removed the cause of sedition by the death, the inevitable death, of his infant brothers. ^9 ^* The ambassadors of Europe and Asia soon appeared to congratulate his accession and solicit his friendship; and to all he spoke the language of moderation and peace. The confidence of the Greek emperor was revived by the solemn oaths and fair assurances with which he sealed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and a rich domain on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was assigned for the annual payment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the pension of an Ottoman prince, who was detained at his request in the Byzantine court. Yet the neighbors of Mahomet might tremble at the severity with which a youthful monarch reformed the pomp of his father’s household: the expenses of luxury were applied to those of ambition, and a useless train of seven thousand falconers was either dismissed from his service, or enlisted in his troops. ^! In the first summer of his reign, he visited with an army the Asiatic provinces; but after humbling the pride, Mahomet accept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Caramanian, that he might not be diverted by the smallest obstacle from the execution of his great design. ^10

    [Footnote 9: Calapin, one of these royal infants, was saved from his cruel brother, and baptized at Rome under the name of Callistus Othomannus. The emperor Frederic III. presented him with an estate in Austria, where he ended his life; and Cuspinian, who in his youth conversed with the aged prince at Vienna, applauds his piety and wisdom, (de Caesaribus, p. 672, 673.)] [Footnote *: Ahmed, the son of a Greek princess, was the object of his especial jealousy. Von Hammer, p. 501. – M.]

    [Footnote !: The Janizaries obtained, for the first time, a gift on the accession of a new sovereign, p. 504. – M.]

    [Footnote 10: See the accession of Mahomet II. in Ducas, (c. 33,) Phranza, (l. i. c. 33, l. iii. c. 2,) Chalcondyles, (l. vii. p. 199,) and Cantemir, (p. 96.)]

    The Mahometan,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Turkish casuists,

    have pronounced that no promise can bind the faithful against the interest and duty of their religion; and that the sultan may abrogate his own treaties and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Th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of Amurath had scorned this immoral privilege; but his son, though the proudest of men, could stoop from ambition to the basest arts of dissimulation and deceit. Peace was on his lips, while war was in his heart: he incessantly sighed for the possession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s, by their own indiscretion, afforded the first pretence of the fatal rupture. ^11 Instead of laboring to be forgotten, their ambassadors pursued his camp, to demand the payment, and even the increase, of their annual stipend: the divan was importuned by their complaints, and the vizier, a secret friend of the Christians, was constrained to deliver the sense of his brethren.

    “Ye foolish and miserable Romans,” said Calil, “we know your devices, and ye are ignorant of your own danger! The scrupulous Amurath is no more; his throne is occupied by a young conqueror, whom no laws can bind, and no obstacles can resist: and if you escape from his hands, give praise to the

    divine clemency, which yet delays the chastisement of your sins. Why do ye seek to affright us by vain and indirect menaces? Release the fugitive Orchan, crown him sultan of Romania; call the Hungarians from beyond the Danube; arm against us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and be assured, that you will only provoke and precipitate your ruin.” But if the fears of the ambassadors were alarmed by the stern language of the vizier, they were soothed by the courteous audience and friendly speeches of the Ottoman prince; and Mahomet assured them that on his return to Adrianople he would redress the grievances, and consult the true interests, of the Greeks. No sooner had he repassed the Hellespont, than he issued a mandate to suppress their pension, and to expel their officers from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in this measure he betrayed a hostile mind; and the second order announced, and in some degree commence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Bosphorus, an Asiatic fortress had formerly been raised by his grandfather; in the opposite situation, on the European side, he resolved to erect a more formidable castle; and a thousand masons were commanded to assemble in the spring on a spot named Asomaton, about five miles from the Greek metropolis. ^12 Persuasion is the resource of the feeble; and the feeble can seldom persuade: the ambassadors of the emperor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divert Mahomet from th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 They represented, that his grandfather had solicited the permission of Manuel to build a castle on his own territories; but that this double fortification, which would command the strait, could only tend to violate the alliance of the nations; to intercept the Latins who traded in the Black Sea, and perhaps to annihilate the subsistence of the city. “I form the enterprise,” replied the perfidious sultan, “against the city; but the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is measured by her walls. Have you forgot the distress to which my father was reduced when you formed a league with the Hungarians; when they invaded our country by land, and the Hellespont was occupied by the French galleys? Amurath was compelled to force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and your strength was not equal to your malevolence. I was then a child at Adrianople; the Moslems trembled; and, for a while, the

    Gabours ^13 insulted our disgrace. But when my father had triumphed in the field of Warna, he vowed to erect a fort on the western shore, and that vow it is my duty to accomplish. Have ye the right, have ye the power, to control my actions on my own ground? For that ground is my own: as far as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sia is inhabited by the Turks, and Europe is deserted by the Romans. Return, and inform your king, that the present Ottoman is far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s; that his resolutions surpass their wishes; and that he performs more than they could resolve. Return in safety – but the next who delivers a similar message may expect to be flayed alive.” After this declaration, Constantine, the first of the Greeks in spirit as in rank, ^14 had determined to unsheathe the sword, and to resist the approach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s on the Bosphorus. He was disarmed by the advice of his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who recommended a system less generous, and even less prudent, than his own, to approve their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to brand the Ottoman with the name and guilt of an aggressor, and to depend on chance and tim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a fort which could not long be maintain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great and populous city. Amidst hope and fear, the fears of the wise, and the hopes of the credulous, the winter rolled away; the proper business of each man, and each hour, was postponed; and the Greeks shut their eyes against the impending danger,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spring and the sultan decide the assurance of their ruin.

    [Footnote 11: Before I enter o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 shall observe, that except the short hints of Cantemir and Leunclavius,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any Turkish account of this conquest; such an account as we possess of the siege of Rhodes by Soliman II.,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i. p. 723 – 769.) I must therefore depend on the Greeks, whose prejudices, in some degree, are subdued by their distress. Our standard texts ar those of Ducas, (c. 34 – 42,) Phranza, (l. iii. c. 7 – 20,) Chalcondyles, (l. viii. p. 201 – 214,) and Leonardus Chiensis, (Historia C. P. a Turco expugnatae. Norimberghae, 1544, in 4to., 20 leaves.)

    The last of these narratives is the earliest in date, since it was composed in the Isle of Chios, the 16th of August, 1453, only seventy-nine days after the loss of the city, and in the first confusion of ideas and passions. Some hints may be added from an epistle of Cardinal Isidore (in Farragine Rerum Turcicarum, ad calcem Chalcondyl. Clauseri, Basil, 1556) to Pope Nicholas V., and a tract of Theodosius Zygomala, which he addressed in the year 1581 to Martin Crucius, (Turco-Graecia, l. i. p. 74 – 98, Basil, 1584.) The various facts and materials are briefly, though critically, reviewed by Spondanus, (A.D. 1453, No. 1 – 27.) The hearsay relations of Monstrelet and the distant Latins I shall take leave to disregard.

    Note: M. Von Hammer has added little new information o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by his general agreement, has borne an honorable testimony to the truth, and by his close imitation to the graphic spirit and boldness, of Gibbon. – M.]

    [Footnote 12: The situation of the fortress,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Bosphorus, are best learned from Peter Gyllius, (de Bosphoro Thracio, l. ii. c. 13,) Leunclavius, (Pandect. p. 445,) and Tournefort, (Voyage dans le Levant, tom. ii. lettre xv. p. 443, 444;) but I must regret the map or plan which Tournefort sent to the French minister of the marine. The reader may turn back to chap. xvii. of this History.]

    [Footnote 13: The opprobrious name which the Turks bestow on the infidels, is expressed by Ducas, and Giaour by Leunclavius and the moderns. The former term is derived by Ducange (Gloss. Graec tom. i. p. 530), in vulgar Greek, a tortoise, as denoting a retrograde motion from the faith. But alas! Gabour is no more than Gheber, which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Persian to the Turkish language, from the worshippers of fire to those of the crucifix,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 p. 375.)]

    [Footnote 14: Phranza does justice to his master’s sense and courage. Calliditatem hominis non ignorans Imperator prior

    arma movere constituit, and stigmatizes the folly of the cum sacri tum profani proceres, which he had heard, amentes spe vana pasci. Ducas was not a privy-counsellor.]

    Of a master who never forgives, the orders are seldom

    disobeyed. On the twenty-sixth of March, the appointed spot of Asomaton was covered with an active swarm of Turkish artificers; and the materials by sea and land were diligently transported from Europe and Asia. ^15 The lime had been burnt in Cataphrygia; the timber was cut down in the woods of Heraclea and Nicomedia; and the stones were dug from the Anatolian quarries. Each of the thousand masons was assisted by two workmen; and a measure of two cubits was marked for their daily task. The fortress ^16 was built in a triangular form; each angle was flanked by a strong and massy tower; one on the declivity of the hill, two along the sea-shore: a thickness of twenty-two feet was assigned for the walls, thirty for the towers; and the whole building was covered with a solid platform of lead. Mahomet himself pressed and directed the work with indefatigable ardor: his three viziers claimed the honor of finishing their respective towers; the zeal of the cadhis emulated that of the Janizaries; the meanest labor was ennobled by the service of God and the sultan; and the diligence of the multitude was quickened by the eye of a despot, whose smile was the hope of fortune, and whose frown was the messenger of death. The Greek emperor beheld with terror the irresistible progress of the work; and vainly strove, by flattery and gifts, to assuage an implacable foe, who sought, and secretly fomented, the slightest occasion of a quarrel. Such occasions must soon and inevitably be found. The ruins of stately churches, and even the marble columns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to Saint Michael the archangel, were employed without scruple by the profane and rapacious Moslems; and some Christians, who presumed to oppose the removal, received from their hands the crown of martyrdom. Constantine had solicited a Turkish guard to protect the fields and harvests of his subjects: the guard was fixed; but their first order was to allow free pasture to the mules and horses of

    the camp, and to defend their brethren if they should be molested by the natives. The retinue of an Ottoman chief had left their horses to pass the night among the ripe corn; the damage was felt; the insult was resented; and several of both nations were slain in a tumultuous conflict. Mahomet listened with joy to the complaint; and a detachment was commanded to exterminate the guilty village: the guilty had fled; but forty innocent and unsuspecting reapers were massacred by the soldiers. Till this provocation,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opened to the visits of commerce and curiosity: on the first alarm, the gates were shut; but the emperor, still anxious for peace, released on the third day his Turkish captives; ^17 and expressed, in a last message, the firm resignation of a Christian and a soldier. “Since neither oaths, nor treaty, nor submission, can secure peace, pursue,” said he to Mahomet, “your impious warfare. My trust is in God alone; if it should please him to mollify your heart, I shall rejoice in the happy change; if he delivers the city into your hands, I submit without a murmur to his holy will. But until the Judge of the earth shall pronounce between us, it is my duty to live and die in the defence of my people.” The sultan’s answer was hostile and decisive: his fortifications were complet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for Adrianople, he stationed a vigilant Aga and four hundred Janizaries, to levy a tribute on the ships of every nation that should pass within the reach of their cannon. A Venetian vessel, refusing obedience to the new lords of the Bosphorus, was sunk with a single bullet. ^* The master and thirty sailors escaped in the boat; but they were dragged in chains to the Porte: the chief was impaled; his companions were beheaded; and the historian Ducas ^18 beheld, at Demotica, their bodies exposed to the wild beast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deferred till the ensuing spring; but an Ottoman army marched into the Morea to divert the force of the brothers of Constantine. At this aera of calamity, one of these princes, the despot Thomas, was blessed or afflicted with the birth of a son; “the last heir,” says the plaintive Phranza, “of the last spark of the Roman empire.” ^19

    [Footnote 15: Instead of this clear and consistent account, the Turkish Annals (Cantemir, p. 97) revived the foolish tale of the ox’s hide, and Dido’s stratagem in the foundation of Carthage. These annals (unless we are swayed by an anti-Christian prejudice) are far less valuable than the Greek historians.]

    [Footnote 16: In the dimensions of this fortress, the old castle of Europe, Phranza does not exactly agree with Chalcondyles, whose description has been verified on the spot by his editor Leunclavius.]

    [Footnote 17: Among these were some pages of Mahomet, so conscious of his inexorable rigor, that they begged to lose their heads in the city unless they could return before sunset.]

    [Footnote *: This was from a model cannon cast by Urban the Hungarian. See p. 291. Von Hammer. p. 510. – M.]

    [Footnote 18: Ducas, c. 35. Phranza, (l. iii. c. 3,) who had sailed in his vessel, commemorates the Venetian pilot as a martyr.]

    [Footnote 19: Auctum est Palaeologorum genus, et Imperii successor, parvaeque Romanorum scintillae haeres natus, Andreas, &c., (Phranza, l. iii. c. 7.) The strong expression was inspired by his feelings.]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passed an anxious and sleepless

    winter: the former were kept awake by their fears, the latter by their hopes; both by the preparations of defence and attack; and the two emperors, who had the most to lose or to gain, were the most deeply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sentiment. In Mahomet, that sentiment was inflamed by the ardor of his youth and temper: he amused his leisure with building at Adrianople ^20 the lofty palace of Jehan Numa, (the watchtower of the world;) but his serious thoughts were irrevocably bent on the conquest of the city of Caesar. At the dead of night, about the second watch, he started from his bed, and commanded the instant attendance of his prime vizier. The message, the hour, the prince, and his own

    situation, alarmed the guilty conscience of Calil Basha; who had possessed the confidence, and advised the restoration, of Amurath.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son, the vizier was confirmed in his office and the appearances of favor; but the veteran statesman was not insensible that he trod on a thin and slippery ice, which might break under his footsteps, and plunge him in the abyss. His friendship for the Christians, which might be innocent under the late reign, had stigmatized him with the name of Gabour Ortachi, or foster-brother of the infidels; ^21 and his avarice entertained a venal and treasonable correspondence, which was detected and punishe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On receiving the royal mandate, he embraced, perhaps for the last time, his wife and children; filled a cup with pieces of gold, hastened to the palace, adored the sultan, and o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riental custom, the slight tribute of his duty and gratitude. ^22 “It is not my wish,” said Mahomet, “to resume my gifts, but rather to heap and multiply them on thy head. In my turn, I ask a present far more valuable and important; – Constantinople.” As soon as the vizier had recovered from his surprise, “The same God,” said he, “who has already given thee so large a por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will not deny the remnant, and the capital. His providence, and thy power, assure thy success; and myself, with the rest of thy faithful slaves, will sacrifice our lives and fortunes.” – “Lala,” ^23 (or preceptor,) continued the sultan, “do you see this pillow? All the night, in my agitation, I have pulled it on one side and the other; I have risen from my bed, again have I lain down; yet sleep has not visited these weary eyes. Bewar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of the Romans: in arms we are superior; and with the aid of God, and the prayers of the prophet, we shall speedily becom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To sound the disposition of his soldiers, he often wandered through the streets alone, and in disguise; and it was fatal to discover the sultan, when he wished to escape from the vulgar eye. His hours were spent in delineating the plan of the hostile city; in debating with his generals and engineers, on what spot he should erect his batteries; on which side he should assault the walls; where he should spring his mines; to what place he should apply his

    scaling-ladders: and the exercises of the day repeated and proved the lucubrations of the night.

    [Footnote 20: Cantemir, p. 97, 98. The sultan was either doubtful of his conquest, or ignorant of the superior merits of Constantinople. A city or a kingdom may sometimes be ruined by the Imperial fortune of their sovereign.] [Footnote 21: It, by the president Cousin, is translated pere nourricier, most correctly indeed from the Latin version; but in his haste he has overlooked the note by which Ishmael Boillaud (ad Ducam, c. 35) acknowledges and rectifies his own error.]

    [Footnote 22: The Oriental custom of never appearing without gifts before a sovereign or a superior is of high antiquity, and seems analogous with the idea of sacrifice, still more ancient and universal. See the examples of such Persian gifts, Aelian, Hist. Var. l. i. c. 31, 32, 33.]

    [Footnote 23: The Lala of the Turks (Cantemir, p. 34) and the Tata of the Greeks (Ducas, c. 35) are derived from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children; and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all such primitive words which denote their parents, are the simple repetition of one syllable, composed of a labial or a dental consonant and an open vowel, (Des Brosses, Mechanisme des Langues, tom. i. p. 231 – 247.)]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I.

    Among the implements of destruction, he studied with

    peculiar care the recent and tremendous discovery of the Latins; and his artillery surpassed whatever had yet appeared in the world. A founder of cannon, a Dane ^* or Hungarian, who had been almost starved in the Greek service, deserted to

    the Moslems, and was liberally entertained by the Turkish sultan. Mahomet was satisfied with the answer to his first question, which he eagerly pressed on the artist. “Am I able to cast a cannon capable of throwing a ball or stone of sufficient size to batt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ir strength; but were they more solid than those of Babylon, I could oppose an engine of superior power: the posi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at engine must be left to your engineers.” On this assurance, a foundry was established at Adrianople: the metal was prepared; and at the end of three months, Urban produced a piece of brass ordnance of stupendous, and almost incredible magnitude; a measure of twelve palms is assigned to the bore; and the stone bullet weighed above six hundred pounds. ^24 ^* A vacant place before the new palace was chosen for the first experiment; but to prevent the sudden and mischievous effects of astonishment and fear,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that the cannon would be discharged the ensuing day. The explosion was felt or heard in a circuit of a hundred furlongs: the ball, by the force of gunpowder, was driven above a mile; and on the spot where it fell, it buried itself a fathom deep in the ground. For the conveyance of this destructive engine, a frame or carriage of thirty wagons was linked together and drawn along by a team of sixty oxen: two hundred men on both sides were stationed, to poise and support the rolling weight; two hundred and fifty workmen marched before to smooth the way and repair the bridges; and near two months were employed in a laborious journey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miles. A lively philosopher ^25 derides on this occasion the credulity of the Greeks, and observes, with much reason, that we should always distrust the exaggerations of a vanquished people. He calculates, that a ball, even o two hundred pounds, would require a charge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pounds of powder; and that the stroke would be feeble and impotent, since not a fifteenth part of the mass could be inflamed at the same moment. A stranger as I am to the art of destruction, I can discern that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of artillery prefer the number of pieces to the weight of metal; the quickness of the fire to the sound, or even the consequence, of a single explosion. Yet I dare not reject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evidence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nor can it seem improbable, that the first artists, in their rude and ambitious efforts, should have transgressed the standard of moderation. A Turkish cannon, more enormous than that of Mahomet, still guards the entrance of the Dardanelles; and if the use be inconvenient, it has been found on a late trial that the effect was far from contemptible. A stone bullet of eleven hundred pounds’ weight was once discharged with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pounds of powder: at the distance of six hundred yards it shivered into three rocky fragments; traversed the strait; and leaving the waters in a foam, again rose and bounded against the opposite hill. ^26

    [Footnote *: Gibbon has written Dane by mistake for Dace, or Dacian. Chalcondyles, Von Hammer, p. 510. – M.]

    [Footnote 24: The Attic talent weighed about sixty minae, or avoirdupois pounds (see Hooper on Ancient Weights, Measures, &c.;) but among the modern Greeks, that classic appellation was extended to a weight of one hundred, or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pounds, (Ducange.) Leonardus Chiensis measured the ball or stone of the second cannon Lapidem, qui palmis undecim ex meis ambibat in gyro.]

    [Footnote *: 1200, according to Leonardus Chiensis. Von Hammer states that he had himself seen the great cannon of the Dardanelles, in which a tailor who had run away from his creditors, had concealed himself several days Von Hammer had measured balls twelve spans round. Note. p. 666. – M.] [Footnote 25: See Voltaire, (Hist. Generale, c. xci. p. 294, 295.) He was ambitious of universal monarchy; and the poet frequently aspires to the name and style of an astronomer, a chemist, &c.]

    [Footnote 26: The Baron de Tott, (tom. iii. p. 85 – 89,) who fortified the Dardanelles against the Russians, describes in a lively, and even comic, strain his own prowess, and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Turks. But that adventurous traveller does not possess the art of gaining our confidence.]

    While Mahomet threatened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Greek

    emperor implored with fervent prayers the assistance of earth and heaven. But the invisible powers were deaf to his supplications; and Christendom beheld with indifference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she derived at least some promise of supply from the jealous and temporal policy of the sultan of Egypt. Some states were too weak, and others too remote; by some the danger was considered as imaginary by others as inevitable: the Western princes were involved in their endless and domestic quarrels; and the Roman pontiff was exasperated by the falsehood or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Instead of employing in their favor the arms and treasures of Italy, Nicholas the Fifth had foretol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and his honor was engage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prophecy. ^* Perhaps he was softened by the last extremity o their distress; but his compassion was tardy; his efforts were faint and unavailing; and Constantinople had fallen, before the squadrons of Genoa and Venice could sail from their harbors. ^27 Even the princes of the Morea and of the Greek islands affected a cold neutrality: the Genoese colony of Galata negotiated a private treaty; and the sultan indulged them in the delusive hope, that by his clemency they might survive the ruin of the empire. A plebeian crowd, and some Byzantine nobles basely withdrew from the danger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 avarice of the rich denied the emperor, and reserved for the Turks, the secret treasures which might have raised in their defence whole armies of mercenaries. ^28 The indigent and solitary prince prepared, however, to sustain his formidable adversary; but if his courage were equal to the peril, his strength was inadequate to the contes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the Turkish vanguard swept the towns and villages as far as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submission was spared and protected; whatever presumed to resist was exterminated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Greek places on the Black Sea, Mesembria, Acheloum, and Bizon, surrendered on the first summons; Selybria alone deserved the honors of a siege or blockade; and the bold inhabitants, while they were

    invested by land, launched their boats, pillaged the opposite coast of Cyzicus, and sold their captives in the public market. But on the approach of Mahomet himself all was silent and prostrate: he first halted at the distance of five miles; and from thence advancing in battle array, planted before the gates of St. Romanus the Imperial standard; and on the sixth day of April formed the memorabl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predictions of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Von Hammer, p. 518. – M.]

    [Footnote 27: Non audivit, indignum ducens, says the honest Antoninus; but as the Roman court was afterwards grieved and ashamed, we find the more courtly expression of Platina, in animo fuisse pontifici juvare Graecos, and the positive assertion of Aeneas Sylvius, structam classem &c. (Spond. A.D. 1453, No. 3.)]

    [Footnote 28: Antonin. in Proem. – Epist. Cardinal. Isidor. apud Spondanum and Dr. Johnson, in the tragedy of Irene, has happily seized this characteristic circumstance: –

    The groaning Greeks dig up the golden caverns. The accumulated wealth of hoarding ages; That wealth which, granted to their weeping prince, Had ranged embattled nations at their gates.]

    The troops of Asia and Europe extended on the right and left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harbor; the Janizaries in the front were stationed before the sultan’s tent; the Ottoman line was covered by a deep intrenchment; and a subordinate army enclosed the suburb of Galata, and watched the doubtful faith of the Genoese. The inquisitive Philelphus, who resided in Greece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siege, is confident, that all the Turkish forces of any name or value could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and he upbraids the pusillanimity of the nations, who had tamely yielded to a handful of Barbarians. Such indeed might be the regular establishment of the Capiculi, ^29 the troops of the Porte who marched with the prince, and were paid from

    his royal treasury. But the bashaws, in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maintained or levied a provincial militia; many lands were held by a military tenure; many volunteers were attracted by the hope of spoil and the sound of the holy trumpet invited a swarm of hungry and fearless fanatics, who might contribute at least to multiply the terrors, and in a first attack to blunt the swords, of the Christians. The whole mass of the Turkish powers is magnified by Ducas, Chalcondyles, and Leonard of Chios, to the amount of three or four hundred thousand men; but Phranza was a less remote and more accurate judge; and his precise definition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eight thousand does not exceed the measure of experience and probability. ^30 The navy of the besiegers was less formidable: the Propontis was overspread with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sail; but of these no more than eighteen could be rated as galleys of war; and the far greater part must be degraded to the condition of store-ships and transports, which poured into the camp fresh supplies of men, ammunition, and provisions. In her last decay, Constantinople was still peopled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but these numbers are found in the accounts, not of war, but of captivity; and they mostly consisted of mechanics, of priests, of women, and of men devoid of that spirit which even women have sometimes exerted for the common safety. I can suppose, I could almost excuse, the reluctance of subjects to serve on a distant frontier, at the will of a tyrant; but the man who dares not expose his life in the defence of his children and his property, has lost in society the first and most active energies of nature. By the emperor’s command, a particular inquiry had been made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houses, how many of the citizens, or even of the monks, were able and willing to bear arms for their country. The lists were intrusted to Phranza; ^31 and, after a diligent addition, he informed his master, with grief and surprise, that the national defence was reduced to four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eventy Romans. Between Constantine and his faithful minister this comfortless secret was preserved; and a sufficient proportion of shields, cross-bows, and muskets, were distributed from the arsenal to the city bands. They derived some accession from a body of

    two thousand strang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John Justiniani, a noble Genoese; a liberal donative was advanced to these auxiliaries; and a princely recompense, the Isle of Lemnos, was promised to the valor and victory of their chief. A strong chain was drawn across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it was supported by some Greek and Italian vessels of war and merchandise; and the ships of every Christian nation, that successively arrived from Candia and the Black Sea, were detain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city of the extent of thirteen, perhaps of sixteen, miles was defended by a scanty garrison of seven or eight thousand soldiers. Europe and Asia were open to the besiegers; but the strength and provisions of the Greeks must sustain a daily decrease; nor could they indulge the expectation of any foreign succor or supply.

    [Footnote 29: The palatine troops are styled Capiculi, the provincials, Seratculi; and most of the nam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Turkish militia existed before the Canon Nameh of Soliman II, from which, and his own experience, Count Marsigli has composed his military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Footnote 30: The observation of Philelphus is approved by Cuspinian in the year 1508, (de Caesaribus, in Epilog. de Militia Turcica, p. 697.) Marsigli proves, that the effective armies of the Turks are much less numerous than they appear. In the army that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Leonardus Chiensis reckons no more than 15,000 Janizaries.]

    [Footnote 31: Ego, eidem (Imp.) tabellas extribui non absque dolore et moestitia, mansitque apud nos duos aliis occultus numerus, (Phranza, l. iii. c. 8.) With some indulgence for national prejudices, we cannot desire a more authentic witness, not only of public facts, but of private counsels.]

    The primitive Romans would have drawn their swords in the

    resolution of death or conquest.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might have embraced each other, and awaited in patience and

    charity the stroke of martyrdom. But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animated only by the spirit of religion, and that spirit was productive only of animosity and discord. Before his death,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had renounced the unpopular measure of a union with the Latins; nor was the idea revived, till the distress of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imposed a last trial of flattery and dissimulation. ^32 With the demand of temporal ai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mingle the assurance of spiritual obedience: his neglect of the church was excused by the urgent cares of the state; and his orthodox wishes solicited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legate. The Vatican had been too often deluded; yet the signs of repentance could not decently be overlooked; a legate was more easily granted than an army; and about six months before the final destruction, the cardinal Isidore of Russia appeared in that character with a retinue of priests and soldiers. The emperor saluted him as a friend and father; respectfully listened to his public and private sermons; and with the most obsequious of the clergy and laymen subscribed the act of union, as it had been ratified in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On the twelfth of December, the two nations,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joined in the communion of sacrifice and prayer; and the names of the two pontiffs were solemnly commemorated; the names of Nicholas the Fifth,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of the patriarch Gregory, who had been driven into exile by a rebellious people.

    [Footnote 32: In Spondanus, the narrative of the union is not only partial, but imperfect. The bishop of Pamiers died in 1642, and the history of Ducas, which represents these scenes (c. 36, 37) with such truth and spirit, was not printed till the year 1649.]

    But the dress and language of the Latin priest who

    officiated at the altar were an object of scandal; and it was observed with horror, that he consecrated a cake or wafer of unleavened bread, and poured cold water into the cup of the sacrament. A national historian acknowledges with a blush, that none of his countrymen, not the emperor himself, were

    sincere in this occasional conformity. ^33 Their hasty and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 was palliated by a promise of future revisal; but the best, or the worst, of their excuses was the confession of their own perjury. When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reproaches of their honest brethren, “Have patience,” they whispered, “have patience till God shall have delivered the city from the great dragon who seeks to devour us. You shall then perceive whether we are truly reconciled with the Azymites.” But patience is not the attribute of zeal; nor can the arts of a court be adapted to the freedom and violence of popular enthusiasm. From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inhabitants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degree, rushed in crowds to the cell of the monk Gennadius, ^34 to consult the oracle of the church. The holy man was invisible; entranced, as it should seem, in deep meditation, or divine rapture: but he had exposed on the door of his cell a speaking tablet; and they successively withdrew, after reading those tremendous words: “O miserable Romans, why will ye abandon the truth? and why, instead of confiding in God, will ye put your trust in the Italians? In losing your faith you will lose your city.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I protest in thy presence that I am innocent of the crime. O miserable Romans, consider, pause, and repent. At the same moment that you renounce the religion of your fathers, by embracing impiety, you submit to a foreign servitude.” According to the advice of Gennadius, the religious virgins, as pure as angels, and as proud as daemons, rejected the act of union, and abjured all communion with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ssociates of the Latins; and their example was applauded and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From the monastery, the devout Greeks dispersed themselves in the taverns; drank confusion to the slaves of the pope; emptied their glasses in honor of the image of the holy Virgin; and besought her to defend against Mahomet the city which she had formerly saved from Chosroes and the Chagan. In the double intoxication of zeal and wine, they valiantly exclaimed, “What occasion have we for succor, or union, or Latins? Far from us be the worship of the Azymites!” During the winter that preceded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nation was distracted by this epidemical frenzy; and the season of Lent,

    the approach of Easter, instead of breathing charity and love, served only to fortify the obstinacy and influence of the zealots. The confessors scrutinized and alarmed the conscience of their votaries, and a rigorous penance was imposed on those who had received the communion from a priest who had given an express or tacit consent to the union. His service at the altar propagated the infection to the mute and simple spectators of the ceremony: they forfeited, by the impure spectacle, the virtue of the sacerdotal character; nor was it lawful, even in danger of sudden death, to invoke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prayers or absolution. No sooner had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been polluted by the Latin sacrifice, than it was deserted as a Jewish synagogue, or a heathen temple,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and a vast and gloomy silence prevailed in that venerable dome, which had so often smoked with a cloud of incense, blazed with innumerable lights, and resounded with the voice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The Latins were the most odious of heretics and infidels; and the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the great duke, was heard to declare, that he had rather behold in Constantinople the turban of Mahomet, than the pope’s tiara or a cardinal’s hat. ^35 A sentiment so unworthy of Christians and patriots was familiar and fatal to the Greeks: the emperor was deprived of the affection and support of his subjects; and their native cowardice was sanctified by resignation to the divine decree, or the visionary hope of a miraculous deliverance.

    [Footnote 33: Phranza, one of the conforming Greeks, acknowledges that the measure was adopted only propter spem auxilii; he affirms with pleasure, that those who refused to perform their devotions in St. Sophia, extra culpam et in pace essent, (l. iii. c. 20.)]

    [Footnote 34: His primitive and secular name was George Scholarius, which he changed for that of Gennadius, either when he became a monk or a patriarch. His defence, at Florence, of the same union, which he so furiously attacked at Constantinople, has tempted Leo Allatius (Diatrib. de Georgiis, in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 p. 760 – 786) to divide him

    into two men; but Renaudot (p. 343 – 383) has restored the identity of his person and the duplicity of his character.]

    [Footnote 35: It, may be fairly translated a cardinal’s 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Greek and Latin habits imbittered the schism.]

    Of the triangle which composes the figure of Constantinople,

    the two sides along the sea were made inaccessible to an enemy; the Propontis by nature, and the harbor by art. Between the two waters, the basis of the triangle, the land side was protected by a double wall, and a deep ditch of the depth of one hundred feet.

    Against this line of fortification, which Phranza, an eye-witness, prolongs to the measure of six miles, ^36 the Ottomans directed their principal attack; and the emperor, after distributing the service and command of the most perilous stations, undertook the defence of the external wall.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iege the Greek soldiers descended into the ditch, or sallied into the field; but they soon discovered, that,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numbers, one Christian was of more value than twenty Turks: and, after these bold preludes, they were prudently content to maintain the rampart with their missile weapons. Nor should this prudence be accused of pusillanimity. The nation was indeed pusillanimous and base; but the last Constantine deserves the name of a hero: his noble band of volunteers was inspired with Roman virtue; and the foreign auxiliaries supported the honor of the Western chivalry. The incessant volleys of lances and arrows were accompanied with the smoke, the sound, and the fire, of their musketry and cannon. Their small arms discharged at the same time either five, or even ten, balls of lead, of the size of a walnut; and, according to the closeness of the ranks and the force of the powder, several breastplates and bodies were transpierced by the same shot. But the Turkish approaches were soon sunk in trenches, or covered with ruins. Each day added to the science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ir inadequate

    stock of gunpowder was wasted in the operations of each day. Their ordnance was not powerful, either in size or number; and if they possessed some heavy cannon, they feared to plant them on the walls, lest the aged structure should be shaken and overthrown by the explosion. ^37 The same destructive secret had been revealed to the Moslems; by whom it was employed with the superior energy of zeal, riches, and despotism. The great cannon of Mahomet has been separately noticed; an important and visible obje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but that enormous engine was flanked by two fellows almost of equal magnitude: ^38 the long order of the Turkish artillery was pointed against the walls; fourteen batteries thundered at once on the most accessible places; and of one of these it is ambiguously expressed, that it was mounted with one hundred and thirty guns, or that it discharged one hundred and thirty bullets. Yet in the power and activity of the sultan, we may discern the infancy of the new science. Under a master who counted the moments, the great cannon could be loaded and fired no more than seven times in one day. ^39 The heated metal unfortunately burst; several workmen were destroyed; and the skill of an artist ^* was admired who bethought himself of preventing the danger and the accident, by pouring oil, after each explosion, into the mouth of the cannon. [Footnote 36: We are obliged to reduce the Greek miles to the smallest measure which is preserved in the wersts of Russia, of 547 French toises, and of 104 2/5 to a degree. The six miles of Phranza do not exceed four English miles, (D’Anville, Mesures Itineraires, p. 61, 123, &c.)]

    [Footnote 37: At indies doctiores nostri facti paravere contra hostes machina menta, quae tamen avare dabantur. Pulvis erat nitri modica exigua; tela modica; bombardae, si aderant incommoditate loci primum hostes offendere, maceriebus alveisque tectos, non poterant. Nam si quae magnae erant, ne murus concuteretur noster, quiescebant. This passage of Leonardus Chiensis is curious and important.]

    [Footnote 38: According to Chalcondyles and Phranza, the great cannon burst; an incident which, according to Ducas,

    was prevented by the artist’s skill.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do not speak of the same gun.

    Note: They speak, one of a Byzantine, one of a Turkish, gun.

    Von Hammer note, p. 669]

    [Footnote 39: Near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French and English fleets in the Channel were proud of firing 300 shot in an engagement of two hours, (Memoires de Martin du Bellay, l. x., in the Collection Generale, tom. xxi. p. 239.)]

    [Footnote *: The founder of the gun. Von Hammer, p. 526.]

    The first random shots were productive of more sound than

    effect; and it was by the advice of a Christian, that the engineers were taught to level their aim against the two opposite sides of the salient angles of a bastion. However imperfect, the weight and repetition of the fire made some impression on the walls; and the Turks, pushing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edge of the ditch, attempted to fill the enormous chasm, and to build a road to the assault. ^40 Innumerable fascines, and hogsheads, and trunks of trees, were heaped on each other; and such was the impetuosity of the throng, that the foremost and the weakest were pushed headlong down the precipice, and instantly buried under the accumulated mass. To fill the ditch was the toil of the besiegers; to clear away the rubbish was the safety of the besieged; and after a long and bloody conflict, the web that had been woven in the day was still unravelled in the night. The next resource of Mahomet was the practice of mines; but the soil was rocky; in every attempt he was stopp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Christian engineers; nor had the art been yet invented of replenishing those subterraneous passages with gunpowder, and blowing whole towers and cities into the air. ^41 A circumstance that distinguishe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s the reun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rtillery. The cannon were intermingled with the mechanical engines for casting stones and darts; the bullet and the battering-ram ^* were directed against the same walls: nor had the discovery of gunpowder superseded the use of the liquid and unextinguishable fire. A wooden turret of the largest size was advanced on rollers this portable magazine of ammunition and fascines was protected by a threefold covering of bulls’ hides: incessant volleys were securely discharged from the loop-holes; in the front, three doors were contrived for the alternate sally and retreat of the soldiers and workmen. They ascended by a staircase to the upper platform, and, as high as the level of that platform, a scaling-ladder could be raised by pulleys to form a bridge, and grapple with the adverse rampart. By these various arts of annoyance, some as new as they were pernicious to the Greeks, the tower of St. Romanus was at length overturned: after a severe struggle, the Turks were repulsed from the breach, and interrupted by darkness; but they trusted that with the return of light they should renew the attack with fresh vigor and decisive success. Of this pause of action, this interval of hope, each moment was improved, by the activity of the emperor and Justiniani, who passed the night on the spot, and urged the labors which involved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and city. At the dawn of day, the impatient sultan perceiv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grief, that his wooden turret had been reduced to ashes: the ditch was cleared and restored; and the tower of St. Romanus was again strong and entire. He deplored the failure of his design; and uttered a profane exclamation, that the word of the thirty-seven thousand prophets should not have compelled him to believe that such a work, in so short a time, could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the infidels.

    [Footnote 40: I have selected some curious facts, without striving to emulate the bloody and obstinate eloquence of the abbe de Vertot, in his prolix descriptions of the sieges of Rhodes, Malta, &c. But that agreeable historian had a turn for romance; and as he wrote to please the order he had adopted the same spirit of enthusiasm and chivalry.]

    [Footnote 41: The first theory of mines with gunpowder appears in 1480 in a Ms. of George of Sienna,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324.) They were first practised by Sarzanella, in 1487; but the honor and improvement in 1503 is ascribed to Peter of Navarre, who used them with success in the wars of Italy, (Hist. de la Ligue de Cambray, tom. ii. p. 93 – 97.)]

    [Footnote *: The battering-ram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p. 670,) was not used – M.]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II.

    The generosity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as cold and tardy; but in the first apprehension of a siege, Constantine had negotiated, in the isles of the Archipelago, the Morea, and Sicily, the most indispensable supplies.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April, five ^42 great ships, equipped for merchandise and war, would have sailed from the harbor of Chios, had not the wind blown obstinately from the north. ^43 One of these ships bore the Imperial flag; the remaining four belonged to the Genoese; and they were laden with wheat and barley, with wine, oil, and vegetables, and, above all, with soldiers and mariner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capital. After a tedious delay, a gentle breeze, and, on the second day, a strong gale from the south, carried them through the Hellespont and the Propontis: but the city was already invested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Turkish flee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osphorus, was stretched from shore to shore,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to intercept, or at least to repel, these bold auxiliaries. The reader who has present to his mind the geographical picture of Constantinople, will conceive and admire the greatness of the spectacle. The five Christian ships continued to advance with joyful shouts, and a full press both of sails and oars, against a hostile fleet of three hundred vessels; and the rampart, the camp, the coast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lined with innumerable spectators, who anxiously awaited the event of this momentous succor. At the first view that event could not appear doubtful;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oslems was beyond all measure or account: and, in a calm, their numbers and valor must inevitably have prevailed. But their hasty and imperfect navy had been created, not by the genius of the people, but by the will of the sultan: in the height of their prosperity, the Turk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if God had given them the earth, he had left the sea to the infidels; ^44 and a series of defeats, a rapid progress of decay, has established the truth of their modest confession. Except eighteen galleys of some force, the rest of their fleet consisted of open boats, rudely constructed and awkwardly managed, crowded with troops, and destitute of cannon; and since courage arises in a great measure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strength, the bravest of the Janizaries might tremble on a new element. In the Christian squadron, five stout and lofty ships were guided by skilful pilots, and manned with the veterans of Italy and Greece, long practised in the arts and perils of the sea. Their weight was directed to sink or scatter the weak obstacles that impeded their passage: their artillery swept the waters: their liquid fire was poured on the heads of the adversaries, who, with the design of boarding, presumed to approach them; and the winds and waves are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ablest navigators. In this conflict, the Imperial vessel, which had been almost overpowered, was rescued by the Genoese; but the Turks, in a distant and closer attack, were twice repulsed with considerable loss. Mahomet himself sat on horseback on the beach to encourage their valor by his voice and presence, by the promise of reward, and by fear more potent than the fear of the enemy. The passions of his soul, and even the gestures of his body, ^45 seemed to imitate the actions of the combatants; and, as if he had been the lord of nature, he spurred his horse with a fearless and impotent effort into the sea. His loud reproaches, and the clamors of the camp, urged the Ottomans to a third attack, more fatal and bloody than the two former; and I must repeat, though I cannot credit, the evidence of Phranza, who affirms, from their own mouth, that they lost above twelve thousand men in the slaughter of the day. They fled in disorder to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while the Christian squadron, triumphant and unhurt, steered along the Bosphorus, and securely anchored within the chain of the harbor. In the confidence of victory, they boasted that the whole Turkish power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ir arms; but the admiral, or captain bashaw, found some consolation for a painful wound in his eye, by representing that accident as the cause of his defeat. Balthi Ogli was a renegade of the race of the Bulgarian princes: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tainted with the unpopular vice of avarice; and under the despotism of the prince or people, misfortune is a sufficient evidence of guilt. ^* His rank and services were annihilated by the displeasure of Mahomet. In the royal presence, the captain bashaw was extended on the ground by four slaves, and received one hundred strokes with a golden rod: ^46 his death had been pronounced; and he adored the clemency of the sultan, who was satisfied with the milder punishment of confiscation and exi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supply revived the hopes of the Greeks, and accused the supineness of their Western allies. Amidst the deserts of Anatolia and the rocks of Palestine, the millions of the crusades had buried themselves in a voluntary and inevitable grave; but the situation of the Imperial city was strong against her enemies, and accessible to her friends; and a rational and moderate armament of the marine states might have saved the relics of the Roman name, and maintained a Christian fortress in the heart of the Ottoman empire. Yet this was the sole and feeble attempt for the delivera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more distant powers were insensible of its danger; and the ambassador of Hungary, or at least of Huniades, resided in the Turkish camp, to remove the fears, and to direct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ltan. ^47

    [Footnote 42: It is singular that the Greeks should not agree in the number of these illustrious vessels; the five of Ducas, the four of Phranza and Leonardus, and the two of Chalcondyles,

    must be extended to the smaller, or confined to the larger, size. Voltaire, in giving one of these ships to Frederic III., confounds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Footnote 43: In bold defiance, or rather in gross ignorance, of language and geography, the president Cousin detains them in Chios with a south, and wafts them to Constantinople with a north, wind.]

    [Footnote 44: The perpetual decay and weakness of the Turkish navy may be observed in Ricau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372 – 378,) Thevenot, (Voyages, P. i. p. 229 – 242, and Tott, (Memoires, tom. iii;) the last of whom is always solicitous to amuse and amaze his reader]

    [Footnote 45: I must confess that I have before my eyes the living picture which Thucydides (l. vii. c. 71) has drawn of the passions and gestures of the Athenians in a naval engagement in the great harbor of Syracus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Ducas, one of the Afabi beat out his eye with a stone Compare Von Hammer. – M.]

    [Footnote 46: According to the exaggeration or corrupt text of Ducas, (c. 38,) this golden bar was of the enormous or incredible weight of 500 librae, or pounds. Bouillaud’s reading of 500 drachms, or five pounds, is sufficient to exercise the arm of Mahomet, and bruise the back of his admiral.] [Footnote 47: Ducas, who confesses himself ill informed of the affairs of Hungary assigns a motive of superstition, a fatal belief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 Turkish conquests. See Phranza (l. iii. c. 20) and Spondanus.]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Greeks to penetrate the secret of the divan; yet the Greeks are persuaded, that a resistance so obstinate and surprising, had fatigued the perseverance of Mahomet. He began to meditate a retreat; and the siege would have been speedily raised, if the ambition and jealousy of the second vizier had not opposed the perfidious advice of Calil Bashaw, who still maintained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reduction of the city appeared to be hopeless, unless a double attack could be made from the harbor as well as from the land; but the harbor was inaccessible: an impenetrable chain was now defended by eight large ships, more than twenty of a smaller size, with several galleys and sloops; and, instead of forcing this barrier, the Turks might apprehend a naval sally, and a second encounter in the open sea. In this perplexity, the genius of Mahomet conceived and executed a plan of a bold and marvellous cast, of transporting by land his lighter vessels and military stores from the Bosphorus into the higher part of the harbor. The distance is about ten ^* miles; the ground is uneven, and was overspread with thickets; and, as the road must be opened behind the suburb of Galata, their free passage or total destruction must depend on the option of the Genoese. But these selfish merchants were ambitious of the favor of being the last devoured; and the deficiency of art was supplied by the strength of obedient myraids. A level way was covered with a broad platform of strong and solid planks; and to render them more slippery and smooth, they were anointed with the fat of sheep and oxen. Fourscore light galleys and brigantines, of fifty and thirty oars, were disembarked on the Bosphorus shore; arranged successively on rollers; and drawn forwards by the power of men and pulleys. Two guides or pilots were stationed at the helm, and the prow, of each vessel: the sails were unfurled to the winds; and the labor was cheered by song and acclamation.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night, this Turkish fleet painfully climbed the hill, steered over the plain, and was launched from the declivity into the shallow waters of the harbor, far above the molestation of the deeper vessels of the Greeks. The real importance of this operation was magnified by the consternation and confidence which it inspired: but the notorious, unquestionable fact was displayed before the eyes, and is recorded by the pens, of the two nations. ^48 A similar stratagem had been repeatedly practised by the ancients; ^49 the Ottoman galleys (I must again repea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large boats; and, if we compare the magnitude and the distance, the obstacles and the means, the boasted miracle ^50 has perhaps been equalled by the industry of our own times. ^51 As soon as Mahomet had occupied the upper harbor with a fleet and army, he constructed, in the narrowest part, a bridge, or rather mole, of fifty cubits in breadth, and one hundred in length: it was formed of casks and hogsheads; joined with rafters, linked with iron, and covered with a solid floor. On this floating battery he planted one of his largest cannon, while the fourscore galleys, with troops and scaling ladders, approached the most accessible side,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stormed by the Latin conquerors. The indolence of the Christians has been accused for not destroying these unfinished works; ^! but their fire, by a superior fire, was controlled and silenced; nor were they wanting in a nocturnal attempt to burn the vessels as well as the bridge of the sultan. His vigilance prevented their approach; their foremost galiots were sunk or taken; forty youths, the bravest of Italy and Greece, were inhumanly massacred at his command; nor could the emperor’s grief be assuaged by the just though cruel retaliation, of exposing from the walls the heads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 Mussulman captives. After a siege of forty days, the fate of Constantinople could no longer be averted. The diminutive garrison was exhausted by a double attack: the fortifications, which had stood for ages against hostile violence, were dismantled on all sides by the Ottoman cannon: many breaches were opened; and near the gate of St. Romanus, four towers had been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For the payment of his feeble and mutinous troops, Constantine was compelled to despoil the churches with the promise of a fourfold restitution; and his sacrilege offered a new reproach to the enemies of the union. A spirit of discord impaired the remnant of the Christian strength; the Genoese and Venetian auxiliaries asserted the preeminence of their respective service; and Justiniani and the great duke, whose ambition was not extinguished by the common danger, accused each other of treachery and cowardice.

    [Footnote 48: The unanimous testimony of the four Greeks is confirmed by Cantemir (p. 96) from the Turkish annals; but I could wish to contract the distance of ten miles, and to prolong the term of one night.

    Note: Six miles, not ten. Von Hammer. – M]

    [Footnote 49: Phranza relates two examples of a similar transportation over the six miles of the Isthmus of Corinth; the one fabulous, of Augustus af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the other true, of Nicetas, a Greek general in the xth century. To these he might have added a bold enterprise of Hannibal, to introduce his vessels into the harbor of Tarentum, (Polybius, l. viii. p. 749, edit. Gronov.)

    Note: Von Hammer gives a longer list of such transportations, p. 533. Dion Cassius distinctly relates the occurrence treated as fabulous by Gibbon. – M.]

    [Footnote 50: A Greek of Candia, who had served the Venetians in a similar undertaking, (Spond. A.D. 1438, No. 37,) might possibly be the adviser and agent of Mahomet.]

    [Footnote 51: I particularly allude to our own embarkations on the lakes of Canada in the years 1776 and 1777, so great in the labor, so fruitless in the event.]

    [Footnote !: They were betrayed, according to some accounts, by the Genoese of Galata. Von Hammer, p. 536. – M.]

    During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words of peace and capitulation had been sometimes pronounced; and several embassies had passed between the camp and the city. ^52 The Greek emperor was humbled by adversity; and would have yielded to any terms compatible with religion and royalty. The Turkish sultan was desirous of sparing the blood of his soldiers; still more desirous of securing for his own use the Byzantine treasures: and he accomplished a sacred duty in presenting to the Gabours the choice of circumcision, of tribute, or of death. The avarice of Mahomet might have been satisfied with an annual sum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but his ambition grasped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o the prince he offered a rich equivalent, to the people a free toleration, or a safe departure: but after some fruitless treaty, he declared his resolution of finding either a throne, or a grave,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 sense of honor, and the fear of universal reproach, forbade Palaeologus to resign the city into the hands of the Ottomans; and he determined to abide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war. Several days were employed by the sultan in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assault; and a respite was granted by his favorite science of astrology, which had fixed on the twenty-ninth of May, as the fortunate and fatal hour. On the evening of the twenty-seventh, he issued his final orders; assembled in his presence the military chiefs, and dispersed his heralds through the camp to proclaim the duty, and the motives, of the perilous enterprise. Fear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 despotic government; and his menaces were expressed in the Oriental style, that the fugitives and deserters, had they the wings of a bird, ^53 should not escape from his inexorable justice.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bashaws and Janizaries were the offspring of Christian parents: but the glories of the Turkish name were perpetuated by successive adoption; and in the gradual change of individuals, the spirit of a legion, a regiment, or an oda, is kept alive by imitation and discipline. In this holy warfare, the Moslems were exhorted to purify their minds with prayer, their bodies with seven ablutions; and to abstain from food till the close of the ensuing day. A crowd of dervises visited the tents, to instil the desire of martyrdom, and the assurance of spending an immortal youth amidst the rivers and gardens of paradise, and in the embraces of the black-eyed virgins. Yet Mahomet principally trusted to the efficacy of temporal and visible rewards. A double pay was promised to the victorious troops: “The city and the buildings,” said Mahomet, “are mine; but I resign to your valor the captives and the spoil, the treasures of gold and beauty; be rich and be happy. Many are the provinces of my empire: the intrepid soldier who first ascends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shall be reward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fairest and most wealthy; and my gratitude shall accumulate his honors and fortunes above the measure of his own hopes.” Such various and potent motives diffused among the Turks a general ardor, regardless of life and impatient for action: the camp reechoed with the Moslem shouts of “God is God: there is but one God, and Mahomet is the apostle of God;” ^54 and the sea and land, from Galata to the seven towers, were illuminated by the blaze of their nocturnal fires. ^*

    [Footnote 52: Chalcondyles and Ducas differ in the tim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negotiation; and as it was neither glorious nor salutory, the faithful Phranza spares his prince even the thought of a surrender.] [Footnote 53: These wings (Chalcondyles, l. viii. p. 208) are no more than an Oriental figure: but in the tragedy of Irene, Mahomet’s passion soars above sense and reason: –

    Should the fierce North, upon his frozen wings. Bear him aloft above the wondering clouds, And seat him in the Pleiads’ golden chariot – Then should my fury drag him down to tortures.

    Besides the extravagance of the rant, I must observe, 1.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winds must be confined to the lower region of the air. 2. That the name, etymology, and fable of the Pleiads are purely Greek, (Scholiast ad Homer, Sigma 686. Eudocia in Ionia, p. 399. Apollodor. l. iii. c. 10. Heyne, p. 229, Not. 682,) and had no affinity with the astronomy of the East, (Hyde ad Ulugbeg, Tabul. in Syntagma Dissert. tom. i. p. 40, 42. Goguet, Origine des Arts, &c., tom. vi. p. 73 – 78. Gebelin, Hist. du Calendrier, p. 73,) which Mahomet had studied. 3. The golden chariot does not exist either in science or fiction; but I much fear Dr. Johnson has confounded the Pleiades with the great bear or wagon, the zodiac with a northern constalation.] [Footnote 54: Phranza quarrels with these Moslem acclamations, not for the name of God, but for that of the prophet: the pious zeal of Voltaire is excessive, and even ridiculous.]

    [Footnote *: The picture is heighten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wailing cries of Kyris, which were heard from the dark interior of the city. Von Hammer p. 539. – M.]

    Far different was the state of the Christians; who, with loud and impotent complaints, deplored the guilt, or the punishment, of their sins. The celestial image of the Virgin had been exposed in solemn procession; but their divine patroness was deaf to their entreaties: they accused the obstinacy of the emperor for refusing a timely surrender; anticipated the horrors of their fate; and sighed for the repose and security of Turkish servitude. The noblest of the Greeks, and the bravest of the allies, were summoned to the palace, to prepare them, on the evening of the twenty-eighth, for the duties and dangers of the general assault. The last speech of Palaeologus was the funeral 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55 he promised, he conjured, and he vainly attempted to infuse the hope which was extinguished in his own mind. In this world all was comfortless and gloomy; and neither the gospel nor the church have proposed any conspicuous recompense to the heroes who fall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 example of their prince, and the confinement of a siege, had armed these warriors with the courage of despair, and the pathetic scene is described by the feelings of the historian Phranza, who was himself present at this mournful assembly. They wept, they embraced; regardless of their families and fortunes, they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each commander, departing to his station, maintained all night a vigilant and anxious watch on the rampart. The emperor, and some faithful companions, entered the dome of St. Sophia, which in a few hours was to be converted into a mosque; and devoutly received, with tears and prayers, the sacrament of the holy communion. He reposed some moments in the palace, which resounded with cries and lamentations; solicited the pardon of all whom he might have injured; ^56 and mounted on horseback to visit the guards, and explore the motions of the enemy. The distress and fall of the last Constantine are more glorious than the long prosperity of the Byzantine Caesars. ^* [Footnote 55: I am afraid that this discourse was composed by Phranza himself; and it smells so grossly of the sermon and the convent, that I almost doubt whether it was pronounced by Constantine. Leonardus assigns him another speech, in which he addresses himself more respectfully to the Latin auxiliaries.]

    [Footnote 56: This abasement, which devotion has sometimes extorted from dying princes, is an improvement of the gospel doctrine of the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it is more easy to forgive 490 times, than once to ask pardon of an inferior.]

    [Footnote *: Compare the very curious Armenian elegy o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translated by M. Bore, in the Journal Asiatique for March, 1835; and by M. Brosset, in the new edition of Le Beau, (tom. xxi. p. 308.) The author thus ends his poem: “I, Abraham, loaded with sins, have composed this elegy with the most lively sorrow; for I have seen Constantinople in the days of its glory.” – M.]

    In the confusion of darkness, an assailant may sometimes succeed; out in this great and general attack, the military judgment and astrological knowledge of Mahomet advised him to expect the morning, the memorable twenty- ninth of May, in the fourteen hundred and fifty-third year of the Christian aera. The preceding night had been strenuously employed: the troops, the cannons, and the fascines, were advanced to the edge of the ditch, which in many parts presented a smooth and level passage to the breach; and his fourscore galleys almost touched, with the prows and their scaling-ladders, the less defensible walls of the harbor. Under pain of death, silence was enjoined: but the physical laws of motion and sound are not obedient to discipline or fear; each individual might suppress his voice and measure his footsteps; but the march and labor of thousands must inevitably produce a strange confusion of dissonant clamors, which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watchmen of the towers. At daybreak, without the customary signal of the morning gun, the Turks assaulted the city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similitude of a twined or twisted thread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closeness and continuity of their line of attack. ^57 The foremost ranks consisted of the refuse of the host, a voluntary crowd who fought without order or command; of the feebleness of age or childhood, of peasants and vagrants, and of all who had joined the camp in the blind hope of plunder and martyrdom. The common impulse drove them onwards to the wall; the most audacious to climb were instantly precipitated; and not a dart, not a bullet, of the Christians, was idly wasted on the accumulated throng. But their strength and ammunition were exhausted in this laborious defence: the ditch was filled with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they supported the footsteps of their companions; and of this devoted vanguard the death was more serviceable than the life. Under their respective bashaws and sanjaks, the troop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were successively led to the charge: their progress was various and doubtful; but, after a conflict of two hours, the Greeks still maintained, and improved their advantage; and the voice of the emperor was heard, encouraging his soldiers to achieve, by a last effort, the deliverance of their country. In that fatal moment, the Janizaries arose, fresh, vigorous, and invincible. The sultan himself on horseback, with an iron mace in his hand, was the spectator and judge of their valor: he was surrounded by ten thousand of his domestic troops, whom he reserved for the decisive occasion; and the tide of battle was directed and impelled by his voice and eye. His numerous ministers of justice were posted behind the line, to urge, to restrain, and to punish; and if danger was in the front, shame and inevitable death were in the rear, of the fugitives. The cries of fear and of pain were drowned in the martial music of drums, trumpets, and attaballs; and experience has proved, that the mechanical operation of sounds, by quicken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spirits, will act on the human machine more forcibly than the eloquence of reason and honor. From the lines, the galleys, and the bridge, the Ottoman artillery thundered on all sides; and the camp and city,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were involved in a cloud of smoke which could only be dispelled by the final deliverance or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single combats of the heroes of history or fable amuse our fancy and engage our affections: the skilful evolutions of war may inform the mind, and improve a necessary, though pernicious, science. But in the uniform and odious pictures of a general assault, all is blood, and horror, and confusion nor shall I strive,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centuries, and a thousand miles, to delineate a scene of which there could be no spectators, and of which the actors themselves were incapable of forming any just or adequate idea.

    [Footnote 57: Besides the 10,000 guards, and the sailors and the marines, Ducas numbers in this general assault 250,000 Turks, both horse and foot.] The immediat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bullet, or arrow, which pierced the gauntlet of John Justiniani. The sight of his blood, and the exquisite pain, appalled the courage of the chief, whose arms and counsels were the firmest rampart of the city. As he withdrew from his station in quest of a surgeon, his flight was perceived and stopped by the indefatigable emperor. “Your wound,” exclaimed Palaeologus, “is slight; the danger is pressing: your presence is necessary; and whither will you retire?” – “I will retire,” said the trembling Genoese, “by the same road which God has opened to the Turks;” and at these words he hastily passed through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By this pusillanimous act he stained the honors of a military life; and the few days which he survived in Galata, or the Isle of Chios, were embittered by his own and the public reproach. ^58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Latin auxiliaries, and the defence began to slacken when the attack was pressed with redoubled vigor. The number of the Ottomans was fifty, perhaps a hundred, time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hristians; the double walls were reduced by the cannon to a heap of ruins: in a circuit of several miles, some places must be found more easy of access, or more feebly guarded; and if the besiegers could penetrate in a single point, the whole city was irrecoverably lost. The first who deserved the sultan’s reward was Hassan the Janizary, of gigantic stature and strength. With his cimeter in one hand and his buckler in the other, he ascended the outward fortification: of the thirty Janizaries, who were emulous of his valor, eighteen perished in the bold adventure. Hassan and his twelve companions had reached the summit: the giant was precipitated from the rampart: he rose on one knee, and was again oppressed by a shower of darts and stones. But his success had proved that the achievement was possible: the walls and towers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a swarm of Turks; and the Greeks, now driven from the vantage ground, were overwhelmed by increasing multitudes. Amidst these multitudes, the emperor, ^59 who accomplished all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and a soldier, was long seen and finally lost. The nobles, who fought round his person, sustained, till their last breath, the honorable names of Palaeologus and Cantacuzene: his mournful exclamation was heard, “Cannot there be found a Christian to cut off my head?” ^60 and his last fear was that of falling alive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61 The prudent despair of Constantine cast away the purple: amidst the tumult he fell by an unknown hand, and his body was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After his death, resistance and order were no more: the Greeks fled towards the city; and many were pressed and stifled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gate of St. Romanus. The victorious Turks rushed through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and as they advanced into the streets, they were soon joined by their brethren, who had forced the gate Phenar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r. ^62 In the first heat of the pursuit, about two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but avarice soon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the victors acknowledged, that they should immediately have given quarter if the valor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hosen bands had not prepared them for a similar opposition in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It was thus, after a siege of fifty-three days, that Constantinople, which had defied the power of Chosroes, the Chagan, and the caliphs, was irretrievably subdued by the arms of Mahomet the Second. Her empire only had been subverted by the Latins: her religion was trampled in the dust by the Moslem conquerors. ^63 [Footnote 58: In the severe censure of the flight of Justiniani, Phranza expresses his own feelings and those of the public. For some private reasons, he is treated with more lenity and respect by Ducas; but the words of Leonardus Chiensis express his strong and recent indignation, gloriae salutis suique oblitus. In the whole series of their Eastern policy, his countrymen, the Genoese, were always suspected, and often guilty.

    Note: M. Brosset has given some extracts from the Georgian account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which Justiniani’s wound in the left foot is represented as more serious. With charitable ambiguity the chronicler adds that his soldiers carried him away with them in their vessel. – M.] [Footnote 59: Ducas kills him with two blows of Turkish soldiers; Chalcondyles wounds him in the shoulder, and then tramples him in the gate. The grief of Phranza, carrying him among the enemy, escapes from the precise image of his death; but we may, without flattery, apply these noble lines of Dryden: –

    As to Sebastian, let them search the field; And where they find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Send one to climb, and looking down beneath, There they will find him at his manly length, With his face up to heaven, in that red monument Which his good sword had digged.]

    [Footnote 60: Spondanus, (A.D. 1453, No. 10,) who has hopes of his salvation, wishes to absolve this demand from the guilt of suicide.]

    [Footnote 61: Leonardus Chiensis very properly observes, that the Turks, had they known the emperor, would have labored to save and secure a captive so acceptable to the sultan.]

    [Footnote 62: Cantemir, p. 96. The Christian ships in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had flanked and retarded this naval attack.]

    [Footnote 63: Chalcondyles most absurdly supposes,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sacked by the Asiatics in revenge for the ancient calamities of Troy; and the grammarians of the xvth century are happy to melt down the uncouth appellation of Turks into the more classical name of Teucri.]

    The tidings of misfortune fly with a rapid wing; yet such was the exten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might prolong, some moments, the happy ignorance of their ruin. ^64 But in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in the feelings of selfish or social anxiety, in the tumult and thunder of the assault, a sleepless night and morning ^* must have elapsed; nor can I believe that many Grecian ladies were awakened by the Janizaries from a sound and tranquil slumber. On the assurance of the public calamity, the houses and convents were instantly deserted; and the trembling inhabitants flocked together in the streets, like a herd of timid animals, as if accumulated weakness could be productive of strength, or in the vain hope, that amid the crowd each individual might be safe and invisibl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they flowed into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sanctuary, the choir, the nave,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filled with the multitudes of fathers and husban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f priests, monks, and religious virgins: the doors were barred on the inside, and they sought protection from the sacred dome, which they had so lately abhorred as a profane and polluted edifice. Their confidence was founded on the prophecy of an enthusiast or impostor; that one day the Turks would enter Constantinople, and pursue the Romans as far as the column of Constantine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Sophia: bu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ir calamities: that an angel would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word in his hand, and would deliver the empire, with that celestial weapon, to a poor man seated at the foot of the column. “Take this sword,” would he say, “and avenge the people of the Lord.” At these animating words, the Turks would instantly fly, and the victorious Romans would drive them from the West, and from all Anatolia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Persia. It is on this occasion that Ducas, with some fancy and much truth, upbraids the discord and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Had that angel appeared,” exclaims the historian, “had he offered to exterminate your foes if you would consent to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even event then, in that fatal moment, you would have rejected your safety, or have deceived your God.” ^65

    [Footnote 64: When Cyrus suppressed Babylon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a festival, so vast was the city, and so careless were the inhabitants, that much time elapsed before the distant quarters knew that they were captives. Herodotus, (l. i. c. 191,) and Usher, (Annal. p. 78,) who has quoted from the prophet Jeremiah a passage of similar import.]

    [Footnote *: This refers to an expression in Ducas, who, to heighten the effect of his description, speaks of the “sweet morning sleep resting on the eyes of youths and maidens,” p. 288. Edit. Bekker. – M.]

    [Footnote 65: This lively description is extracted from Ducas, (c. 39,) who two years afterwards was sent ambassador from the prince of Lesbos to the sultan, (c. 44.) Till Lesbos was subdued in 1463, (Phranza, l. iii. c. 27,) that island must have been full of the fugitives of Constantinople, who delighted to repeat, perhaps to adorn, the tale of their misery.]

    The immediat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bullet, or arrow, which pierced the gauntlet of John Justiniani.  The sight of his blood, and the exquisite pain, appalled the courage of the chief, whose arms and counsel were the firmest rampart of the city. As he withdrew from his station in quest of a surgeon, his flight was perceived and stopped by the indefatigable emperor. “Your wound,” exclaimed Palæologus, “is slight; the danger is pressing; your presence is necessary; and whither will you retire?” “I will retire,” said the trembling Genoese, “by the same road which God has opened to the Turks;” and at these words he hastily passed through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By this pusillanimous act, he stained the honours of a military life; and the few days which he survived in Galata, or the isle of Chios, were embittered by his own and the public reproach.81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Latin auxiliaries, and the defence began to slacken when the attack was pressed with redoubled vigour. The number of the Ottomans was fifty, perhaps an hundred, time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hristians; the double walls were reduced by the cannon to an heap of ruins; in a circuit of several miles, some places must be found more easy of access or more feebly guarded; and, if the besiegers could penetrate in a single point, the whole city was irrecoverably lost. The first who deserved the sultan’s reward was Hassan, the Janizary, of gigantic stature and strength. With his scymetar in one hand and his buckler in the other, he ascended the outward fortification; of the thirty Janizaries, who were emulous of his valour, eighteen perished in the bold adventure. Hassan and his twelve companions had reached the summit: the giant was precipitated from the rampart; he rose on one knee, and was again oppressed by a shower of darts and stones. But his success had proved that the achievement was possible: the walls and towers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a swarm of Turks; and the Greeks, now driven from the vantage-ground, were overwhelmed by increasing multitudes.82 Amidst these multitudes, the emperor,83 who accomplished all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and a soldier, was long seen, and finally lost. The nobles who fought round his person sustained, till their last breath, the honourable names of Palæologus and Cantacuzene: his mournful exclamation was heard, “Cannot there be found a Christian to cut off my head?”84 and his last fear was that of falling alive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85 The prudent despair of Constantine cast away the purple; amidst the tumult, he fell by an unknown hand, and his body was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After his death, resistance and order were no more; the Greeks fled towards the city; and many were pressed and stifled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gate of St. Romanus. The victorious Turks rushed through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and, as they advanced into the streets, they were soon joined by their brethren, who had forced the gate Phenar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ur. In the first heat of the pursuit, about two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but avarice soon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the victors acknowledged that they should immediately have given quarter, if the valour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hosen bands had not prepared them for a similar opposition in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It was thus, after a siege of fifty-three days, that Constantinople, which had defied the power of Chosroes, the Chagan, and the caliphs, was irretrievably subdued by the arms of Mahomet the Second. Her empire only had been subverted by the Latins; her religion was trampled in the dust by the Moslem conquerors.

    The tidings of misfortune fly with a rapid wing; yet such was the exten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might prolong, some moments, the happy ignorance of their ruin.88 But in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in the feelings of selfish or social anxiety, in the tumult and thunder of the assault, a sleepless night and morning must have elapsed; nor can I believe that many Grecian ladies were awakened by the Janizaries from a sound and tranquil slumber. On the assurance of the public calamity, the houses and convents were instantly deserted; and the trembling inhabitants flocked together in the streets, like an herd of timid animals, as if accumulated weakness could be productive of strength, or in the vain hope that amid the crowd each individual might be safe and invisibl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they flowed into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sanctuary, the choir, the nave,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filled with the multitudes of fathers and husban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f priests, monks, and religious virgins; the doors were barred on the inside, and they sought protection from the sacred dome which they had so lately abhorred as a profane and polluted edifice. Their confidence was founded on the prophecy of an enthusiast or impostor, that one day the Turks would enter Constantinople, and pursue the Romans as far as the column of Constantine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Sophia; bu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ir calamities; that an angel would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word in his hand, and would deliver the empire, with that celestial weapon, to a poor man seated at the foot of the column. “Take this sword,” would he say, “and avenge the people of the Lord.” At these animating words, the Turks would instantly fly, and the victorious Romans would drive them from the West, and from all Anatolia,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Persia. It is on this occasion that Ducas, with some fancy and much truth, upbraids the discord and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Had that angel appeared,” exclaims the historian, “had he offered to exterminate your foes if you would consent to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even then, in that fatal moment, you would have rejected your safety or have deceived your God.”89

    While they expected the descent of the tardy angel, the doors were broken with axes; and, as the Turks encountered no resistance, their bloodless hands were employed in selecting and securing the multitude of their prisoners. Youth, beau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wealth attracted their choice;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decided among themselves by a prior seizure, by personal strength,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command.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male captives were bound with cords, the females with their veils and girdles. The senators were linked with their slaves; the prelates with the porters of the church; and young men of a plebeian class with noble maids, whose faces had been invisible to the sun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In this common captivity, the ranks of society were confounded; the ties of nature were cut asunder; and the inexorable soldier was careless of the father’s groans, the tears of the mother, and the lamentations of the children. The loudest in their wailings were the nuns, who were torn from the altar with naked bosoms, outstretched hands, and dishevelled hair; and we should piously believe that few could be tempted to prefer the vigils of the harem to those of the monastery. Of these unfortunate Greeks, of these domestic animals, whole strings were rudely driven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as the conquerors were eager to return for more prey, their trembling pace was quickened with menaces and blows. At the same hour, a similar rapine was exercised in all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all the palaces and habitations of the capital; nor could any palace, however sacred or sequestered, protect the persons or the property of the Greeks. Above sixty thousand90 of this devoted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city to the camp and fleet; exchanged or sold according to the caprice or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s, and dispersed in remote servitude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mong these we may notice some remarkable characters. The historian Phranza, first chamberlain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involved with his family in the common lot. After suffering four months the hardships of slavery, he recovered his freedom; in the ensuing winter he ventured to Hadrianople, and ransomed his wife from the mir bashi, or master of horse; but his two children, in the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 had been seized for the use of Mahomet himself. The daughter of Phranza died in the seraglio, perhaps a virgin; his son,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preferred death to infamy, and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f the royal lover.91 A deed thus inhuman cannot surely be expiated by the taste and liberality with which he released a Grecian matron and her two daughters, on receiving a Latin ode from Philelphus, who had chosen a wife in that noble family.92 The pride or cruelty of Mahomet would have been most sensibly gratified by the capture of a Roman legate; but the dexterity of Cardinal Isidore eluded the search, and he escaped from Galata in a plebeian habit.93

    The chain and entrance of the outward harbour was still occupied by the Italian ships of merchandise and war. They had signalised their valour in the siege; they embraced the moment of retreat, while the Turkish mariners were dissipa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When they hoisted sail, the beach was covered with a suppliant and lamentable crowd; but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scanty;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selected their countrymen;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fairest promises of the sultan,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evacuated their houses and embarked with their most precious effects.

    In the fall and the sack of great cities, an historian is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tale of uniform calamity; the same effects must be produced by the same passions; and, when those passions may be indulged without control, small, ala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sed and savage man. Amidst the vague exclamations of bigotry and hatred, the Turks are not accused of a wanton or immoderat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but, according to their maxims (the maxims of antiquity), the lives of the vanquished were forfeited; and the legitimate reward of the conqueror was derived from the service, the sale, or the ransom of his captives of both sexes.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granted by the sultan to his victorious troops; and the rapine of an hour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industry of years. But, as no regular division was attempted of the spoil, the respective shares were not determined by merit; and the rewards of valour were stolen away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camp, who had declined the toil and danger of the battle. The narrative of their depredations could not afford either amusement or instruction; the total amount, in the last poverty of the empire, has been valued at four millions of ducats;95 and of this sum a small part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Venetians, the Genoese,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merchants of Ancona. Of these foreigners, the stock was improved in quick and perpetual circulation; but the riches of the Gree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idle ostentation of palaces and wardrobes, or deeply buried in treasures of ingots and old coin, lest it should be demanded at their hand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 profanation and plunder of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excited the most tragic complaints. The dome of St. Sophia itself, the earthly heaven, the second firmament, the vehicle of the cherubim, the throne of the glory of God,96 was despoiled of the oblations of ages;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pearls and jewels, the vases and sacerdotal ornaments, were most wickedly conver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After the divine images had been stripped of all that could be valuable to a profane eye, the canvas, or the wood, was torn, or broken, or burnt, or trod under foot, or applied, in the stables or the kitchen, to the vilest uses. The example of sacrilege was imitated, however, from the Latin conqu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reatment which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had sustained from the guilty Catholic might be inflicted by the zealous Musulman on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Perhaps, instead of joining the public clamour, a philosopher will observe that in the decline of the arts the workmanship could not be more valuable than the work, and that a fresh supply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would speedily be renewed by the craft of the priest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He will more seriously deplore the los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which were destroyed or scattered in the general confus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manuscripts are said to have disappeared;97 ten volumes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single ducat; and the same ignominious price, too high perhaps for a shelf of theology, included the whole works of Aristotle and Homer, the noblest productions of th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We may reflect with pleasure that an inestimable portion of our classic treasures was safely deposited in Italy; and that the mechanics of a German town had invented an art which derides the havoc of time and barbarism.

    From the first hour98 of the memorable twenty-ninth of May, disorder and rapine prevailed in Constantinople till the eighth hour of the same day; when the sultan himself passed in triumph through the gate of St. Romanus. He was attended by his vizirs, bashaws, and guards, each of whom (says a Byzantine historian) was robust as Hercules, dexterous as Apollo, and equal in battle to any ten of the race of ordinary mortals. The conqueror99 gazed with satisfaction and wonder on the strange though splendid appearance of the domes and palaces, so dissimilar from the style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hippodrome, or atmeidan, his eye was attracted by the twisted column of the three serpents; and, as a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shattered with his iron mace or battle-axe the under-jaw of one of these monsters,100 which in the eye of the Turks were the idols or talismans of the city. At the principal door of St. Sophia, he alighted from his horse and entered the dome;101 and such was his jealous regard for that monument of his glory that, on observing a zealous Musulman in the act of breaking the marble pavement, he admonished him with his scymetar that, i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were granted to the soldier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had been reserved for the prince. By his comm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sch: the rich and portable instruments of superstition had been removed; the crosses were thrown down; and the walls, which were covered with images and mosaics, were washed and purified and restored to a state of naked simplicity. On the same day, or on the ensuing Friday, the muezin or crier ascended the most lofty turret, and proclaimed the ezan, or public invitation, in the name of God and his prophet; the imam preached; and Mahomet the Second performed the namaz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on the great altar, where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had so lately been celebrated before the last of the Cæsars. From St. Sophia he proceeded to the august but desolate mansion of an hundred successors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but which, in a few hours,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pomp of royalty. A melancholy reflection on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greatness forced itself on his mind; and he repeated an elegant distich of Persian poetry, “The spider has wove his web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owl hath sung her watch-song on the towers of Afrasiab.”

    Yet his mind was not satisfied, nor did the victory seem complete, till he was informed of the fate of Constantine; whether he had escaped, or been made prisoner, or had fallen in the battle. Two Janizaries claimed the honour and reward of his death: the body, under a heap of slain, was discovered by the golden eagles embroidered on his shoes; the Greeks acknowledged with tears the head of their late emperor; and, after exposing the bloody trophy, Mahomet bestowed on his rival the honours of a decent funeral. After his decease, Lucas Notaras, great duke, and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isoner. When he offered his person and his treasures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And why,” said the indignant sultan, “did you not employ these treasures in the defence of your prince and country?” “They were yours,” answered the slave; “God had reserved them for your hands.” “If he reserved them for me,” replied the despot, “how have you presumed to withhold them so long by a fruitless and fatal resistance?” The great duke alleged the obstinacy of the strangers, and some secret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urkish vizir; and from this perilous interview he was at length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pardon and protection. Mahomet condescended to visit his wife, a venerable princess, oppressed with sickness and grief; and his consolation for her misfortunes was in the most tender strain of humanity and filial reverence. A similar clemency was extended to the principal officers of state, of whom several were ransomed at his expense; and during some days he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father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But the scene was soon chang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hippodrome streamed with the blood of his noblest captives. His perfidious cruelty is execrated by the Christians. They adorn with the colours of heroic martyrdom the execution of the great duke and his two sons; and his death is ascribed to the generous refusal of delivering his children to the tyrant’s lust. Yet a Byzantine historian has dropt an unguarded word of conspiracy, deliverance,  and Italian succour: such treason may be glorious; but the rebel who bravely ventures has justly forfeited his life; nor should we blame a conqueror for destroying the enemies whom he can no longer trust. On the eighteenth of June, the victorious sultan returned to Hadrianople; and smiled at the base and hollow embassies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ho viewe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in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without a prince or a people. But she could not be despoiled of the incomparable situation which marks her for the metropolis of a great empire; and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will ever triumph over the accidents of time and fortune. Boursa and Hadrianople, the ancient seats of the Ottomans, sunk into provincial towns; and Mahomet the Second established his own residence,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s, on the same commanding spot which had been chosen by Constantine.108 The fortifications of Galata, which might afford a shelter to the Latins, were prudently destroyed; but the damage of the Turkish cannon was soon repaired; and before the month of August great quantities of lime had been bur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capital. As the entire property of the soil and building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or profane or sacred, was now transferred to the conqueror, he first separated a space of eight furlongs from the point of the triang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seraglio, or palace. It is here, in the bosom of luxury, that the grand Signor (as he has been emphatically named by the Italians) appears to reign over Europe and Asia; but his person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may not always be secure from the insults of an hostile navy. In the new character of a mosch,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endowed with an ample revenue, crowned with lofty minarets, and surrounded with groves and fountains, for the devotion and refreshment of the Moslems. The same model was imitated in the jami, or royal moschs;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built by Mahomet himself, on the ruins of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nd the tombs of the Greek emperor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nquest, the grave of Abu Ayub, or Job, who had fallen in the first siege of the Arabs, was revealed in a vision; and it is before the sepulchre of the martyr that the new sultans are girded with the sword of empire.109 Constantinople no longer appertains to the Roman historian; nor shall I enumerat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edifices that were profaned or erected by its Turkish masters: the population was speedily renewed; and before the end of September five thousand familie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had obeyed the royal mandate, which enjoined them, under pain of death, to occupy their new habitations in the capital.110 The throne of Mahomet was guarded by the numbers and fidelity of his Moslem subjects; but his rational policy aspired to collect the remnant of the Greeks; and they returned in crowds, as soon as they were assured of their lives,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111 In the election and investiture of a patriarch, the ceremoni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revived and imitated. With a mixture of satisfaction and horror, they beheld the sultan on his throne, who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Gennadius the crosier, or pastoral staff, the symbol of his ecclesiastical office; who conducted the patriarch to the gate of the seraglio, presented him with an horse richly caparisoned, and directed the vizirs and bashaws to lead him to the palace which had been allotted for his residence. The church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hared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their limits were marked; and, till it was infringed by Selim,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the Greeks enjoyed above sixty years the benefit of this equal partition.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divan, who wished to elude the fanaticism of the sultan, the Christian advocates presumed to allege that this division had been an act, not of generosity but of justice; not a concession, but a compact; and that, if one half of the city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the other moiety had surrendered on the faith of a sacred capitulation. The original grant had indeed been consumed by fire; but the loss was suppli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ree aged Janizaries who remembered the transaction; and their venal oaths are of more weight in the opinion of Cantemir than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The remaining fragments of the Greek kingdom in Europe and Asia I shall abandon to the Turkish arms; but the final extinction of the two last dynasties115 which have reigned in Constantinople should terminat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The despots of the Morea, Demetrius and Thomas,116 the two surviving brothers of the name of Palæologu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and the ruin of the monarchy. Hopeless of defence, they prepared, with the noble Greeks who adhered to their fortune, to seek a refuge in Ital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Ottoman thunder. Their first apprehensions were dispelled by the victorious sultan, who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 tribute of twelve thousand ducats; and, while his ambition explored the continent and the islands in search of prey, he indulged the Morea in a respite of seven years. But this respite was a period of grief, discord, and misery. The hexamilion, the rampart of the Isthmus, so often raised and so often subverted, could not long be defended by three hundred Italian archers: the keys of Corinth were seized by the Turks;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summer excursions with a train of captives and spoil;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injured Greeks were heard with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117 The Albanians, a vagrant tribe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filled the peninsula with rapine and murder; the two despots implored the dangerous and humiliating aid of a neighbouring bashaw; and, when he had quelled the revolt, his lessons inculcated the rule of their future conduct. Neither the ties of blood, nor the oaths which they repeatedly pledged in the communion and before the altar, nor the stronger pressure of necessity, could reconcile or suspen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ravaged each other’s patrimony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alms and succours of the West were consumed in civil hostility; and their power was only exerted in savag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The distress and revenge of the weaker rival invoked their supreme lord; and, in the season of maturity and revenge, Mahomet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of Demetrius, and marched into the Morea with an irresistible force. When he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Sparta, “You are too weak,” said the sultan, “to control this turbulent province. I will take your daughter to my bed; and you shall pass the remainder of your life in security and honour.” Demetrius sighed, and obeyed; surrendered his daughter and his castles; followed to Hadrianople his sovereign and son; and received,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that of his followers, a city in Thrace, and the adjacent isles of Imbros, Lemnos, and Samothrace. He was joined the next year by a companion of misfortune, the last of the Comnenian race, who,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had founded a new empire on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In the progress of his Anatolian conquests, Mahomet invested, with a fleet and army, the capital of David, who presumed to style himself Emperor of Trebizond;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comprised in a short and peremptory question, “Will you secure your life and treasures by resigning your kingdom? or had you rather forfeit your kingdom, your treasures, and your life?” The feeble Comnenus was subdued by his own fears, and the example of a Musulman neighbour, the prince of Sinope,120 who, on a similar summons, had yielded a fortified city with four hundred cannon and ten or twelve thousand soldiers. The capitulation of Trebizond was faithfully performed; and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was transported to a castle in Romania; but on a slight suspicion of corresponding with the Persian king, David and the whole Comnenian race were sacrificed to the jealousy or avarice of the conqueror. Nor could the name of father long protect the unfortunate Demetrius from exile and confiscation: his abject submission moved the pity and contempt of the sultan; his followers were transplant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poverty was alleviated by a pension of fifty thousand aspers, till a monastic habit and a tardy death released Palæologus from an earthly master. It is not easy to pronounce whether the servitude of Demetrius or the exile of his brother Thomas121 be the most inglorious. On the conquest of the Morea, the despot escaped to Corfu, and from thence to Italy, with some naked adherents; his name, his sufferings, and the head of the apostle St. Andrew entitled him to the hospitality of the Vatican; and his misery was prolonged by a pension of six thousand ducats from the pope and cardinals. His two sons, Andrew and Manuel, were educated in Italy; but the eldest, contemptible to his enemies and burdensome to his friends, was degraded by the baseness of his life and marriage. A title was his sole inheritance; and that inheritance he successively sold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Arragon. During this transient prosperity, Charles the Eighth was ambitious of joining the empire of the East with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a public festival, he assumed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purple of Augustus: the Greeks rejoiced, and the Ottoman already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French chivalry. Manuel Palæologus, the second son, was tempted to revisit his native country: his return might be grateful, and could not be dangerous, to the Porte; he was maintained at Constantinople in safety and ease; and an honourable train of Christians and Moslems attended him to the grave. If there be some animals of so generous a nature that they refuse to propagate in a domestic state, the last of the Imperial race must be ascribed to an inferior kind: he accepted from the sultan’s liberality two beautiful females; and his surviving son was lost in the habit and religion of a Turkish slav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elt and magnified in its loss: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the Fifth, however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as dishonoured by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he grief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revived, or seemed to revive, the old enthusiasm of the crusades. In one of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Wes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entertained, at Lisle in Flanders, an assembly of his nobles; and the pompous pageants of the feast were skilfully adapted to their fancy and feelings.124 In the midst of the banquet, a gigantic Saracen entered the hall, leading a fictitious elephant with a castle on his back; a matron in a mourning robe, the symbol of religion, was seen to issue from the castle; she deplored her oppression and accused the slowness of her champions; the principal herald of the golden fleece advanced, bearing on his fist a live pheasan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ites of chivalry, he presented to the duke. At this extraordinary summons, Philip, a wise and aged prince, engaged his person and powers in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Turks;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the assembly; they swore to God, the Virgin, the ladies, and the pheasant; and their particular vows were not less extravagant than the general sanction of their oath. But the performance was made to depend on some future and foreign contingency; and, during twelve years, till the last hour of his life, the duke of Burgundy might be scrupulously, and perhaps sincerely,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Had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the same ardour; had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bravery;  had every country, from Sweden to Naples, supplied a just proportion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men and money,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that the Turks might have been chased beyond the Hellespont or the Euphrates. But the secretary of the emperor, who composed every epistle and attended every meeting, Æneas Sylvius, a statesman and orator, describ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repugnant state and spirit of Christendom. “It is a body,” says he, “without an head; a republic without laws or magistrates.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may shine as lofty titles, as splendid image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are willing to obey; every state has a separate prince, and every prince has a separate interest. What eloquence could unite so many discordant and hostile power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Could they be assembled in arms, who would dare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general? What order could be maintained? — what military discipline? Who would undertake to feed such an enormous multitude? Who would understand their various languages, or direct their stranger and incompatible manners? What mortal could reconcile the English with the French, Genoa with Arragon, the Germans with the natives of Hungary and Bohemia? If a small number enlisted in the holy war, they must be overthrown by the infidels; if many, by their own weight and confusion.” Yet the same Æneas, when he was raised to the papal throne, under the name of Pius the Second,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 Turkish war. In the council of Mantua, he excited some sparks of a false or feeble enthusiasm; but, when the pontiff appeared at Ancona, to embark in person with the troops, engagements vanished in excuses; a precise day was adjourned to an indefinite term; and his effective army consisted of some German pilgrims, whom he was obliged to disband with indulgences and alms. Regardless of futurity, his successors and the powers of Italy were involved in the schemes of present and domestic ambition; and the distance or proximity of each object determined, in their eyes, its apparent magnitude. A more enlarged view of their interest would have taught them to maintain a defensive and naval wa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the support of Scanderbeg and his brave Albanians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iege and sack of Otranto by the Turks diffused a general consternation; and Pope Sixtus was preparing to fly beyond the Alps, when the storm was instantly dispelled by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the fifty-first year of his age. His lofty genius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was possessed of a strong city and a capacious harbour; and the same reign might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II-LXV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The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 Elevation And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 – His False Union With The Pope And The Latin Church. – Hostile Designs Of Charles Of Anjou. – Revolt Of Sicily. – War Of The Catalans In Asia And Greece. – Revolutions And Present State Of Athens.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restored a momentary vigor to the Greeks. From their palaces, the princes and nobles were driven into the field;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falling monarchy were grasped by the hands of the most vigorous or the most skilful candidates. In the long and barren pages of the Byzantine annals, ^1 it would not be an easy task to equal the two characters of Theodore Lascaris and John Ducas Vataces, ^2 who replanted and upheld the Roman standard at Nice in Bithynia.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virtues was happily suited to the diversity of their situation. In his first efforts, the fugitive Lascaris commanded only three cities and two thousand soldiers: his reign was the season of generous and active despair: in every military operation he staked his life and crown; and his enemie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e Maeander, were surprised by his celerity and subdued by his boldness. A victorious reign of eighteen years expanded the principality of Nice to the magnitude of an empire. The throne of his successor and son-in-law Vataces was founded on a more solid basis, a larger scope, and more plentiful resources; and it was the temper,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of Vataces to calculate the risk, to expect the moment, and to insure the success, of his ambitious designs. In the decline of the Latins, I have briefly exposed the progress of the Greeks; the prudent and gradual advances of a conqueror, who, in a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rescued the provinces from national and foreign usurpers, till he pressed on all sides the Imperial city, a leafless and sapless trunk, which must full at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axe. But his interior and peaceful administration is still more deserving of notice and praise. ^3 The calamities of the times had wasted the numbers and the substance of the Greeks; the motives and the means of agriculture were extirpated; and the most fertile lands were left without cultivation or inhabitants. A portion of this vacant property was occupied and improved by the command,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mperor: a powerful hand and a vigilant eye supplied and surpassed, by a skilful management, the minute diligence of a private farmer: the royal domain became the garden and granary of Asia; and without impoverishing the people, the sovereign acquired a fund of innocent and productive wealth.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soil, his lands were sown with corn or planted with vines; the pastures were filled with horses and oxen, with sheep and hogs; and when Vataces presented to the empress a crown of diamonds and pearls, he informed her, with a smile, that this precious ornament arose from the sale of the eggs of his innumerable poultry. The produce of his domain was appli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his palace and hospitals, the calls of dignity and benevolence: the lesson was still more useful than the revenue: the plough was restored to its ancient security and honor; and the nobles were taught to seek a sure and independent revenue from their estates, instead of adorning their splendid beggary by the oppression of the people, or (what is almost the same) by the favors of the court. The superfluous stock of corn and cattle was eagerly purchased by the Turks, with whom Vataces preserved a strict and sincere alliance; but he discouraged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the costly silks of the East, and the curious labors of the Italian looms. “The demands of nature and necessity,” was he accustomed to say, “are indispensable; but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may rise and sink at the breath of a monarch;” and both his precept and example recommended simplicity of manners and the use of domestic industry. The education of youth and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were the most serious objects of his care; and, without deciding the precedency, he pronounced with truth, that a prince and a philosopher ^4 are the two most eminent characters of human society. His first wife was Irene, the daughter of Theodore Lascaris, a woman more illustrious by her personal merit, the milder virtues of her sex, than by the blood of the Angeli and Comneni that flowed in her veins, and transmitte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mpire. After her death he was contracted to Anne, or Constance, a natural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Frederic ^* the Second; but as the bride had not attained the years of puberty, Vataces placed in his solitary bed an Italian damsel of her train; and his amorous weakness bestowed on the concubine the honors, though not the title, of a lawful empress. His frailty was censured as a flagitious and damnable sin by the monks; and their rude invectives exercised and displayed the patience of the royal lover. A philosophic age may excuse a single vice, which was redeemed by a crowd of virtues; and in the review of his faults, and the more intemperate passions of Lascaris, the judgment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was softened by gratitude to the second founders of the empire. ^5 The slaves of the Latins, without law or peace, applauded the happiness of their brethren who had resumed their national freedom; and Vataces employed the laudable policy of convincing the Greeks of every dominion that it was their interest to be enrolled in the number of his subjects. [Footnote 1: For the reigns of the Nicene emperors, more especially of John Vataces and his son, their minister, George Acropolita, is the only genuine contemporary; but George Pachymer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Greeks at the age of nineteen,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c. 33, 34, p. 564 – 578.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48 – 460.) Yet the history of Nicephorus Gregoras, though of the xivth century, is a valuable narrative from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Footnote 2: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1) distinguishes between Lascaris, and Vataces. The two portraits are in a very good style.] [Footnote 3: Pachymer, l. i. c. 23, 24. Nic. Greg. l. ii. c. 6. The reader of the Byzantines must observe how rarely we are indulged with such precious details.]

    [Footnote 4: (Greg. Acropol. c. 32.) The emperor, in a familiar conversation, examined and encouraged the studies of his future logothete.] [Footnote *: Sister of Manfred, afterwards king of Naples. Nic Greg. p. 45. – M.]

    [Footnote 5: Compare Acropolita, (c. 18, 52,) and the two first book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A strong shade of degeneracy is visible between John Vataces and his son Theodore; between the founder who sustained the weight, and the heir who enjoyed the splendor, of the Imperial crown. ^6 Yet the character of Theodore was not devoid of energy; he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school of his father, in the exercise of war and hunting; Constantinople was yet spared; but in the three years of a short reign, he thrice led his armies into the heart of Bulgaria. His virtues were sullied by a choleric and suspicious temper: the first of thes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ignorance of control; and the second might naturally arise from a dark and imperfect view of the corruption of mankind. On a march in Bulgaria, he consulted on a question of policy his principal ministers; and the Greek logothete, George Acropolita, presumed to offend him by the declaration of a free and honest opinion. The emperor half unsheathed his cimeter; but his more deliberate rage reserved Acropolita for a baser punishment. One of the firs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was ordered to dismount, stripped of his robes, and extended on the grou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ince and army. In this posture he was chastised with so many and such heavy blows from the clubs of two guards or executioners, that when Theodore commanded them to cease, the great logothete was scarcely able to rise and crawl away to his tent. After a seclusion of some days, he was recalled by a peremptory mandate to his seat in council; and so dead were the Greeks to the sense of honor and shame, that it is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sufferer himself that we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his disgrace. ^7 The cruelty of the emperor was exasperated by the pangs of sickness, the approach of a premature end, and the suspicion of poison and magic. The lives and fortunes, the eyes and limbs, of his kinsmen and nobles, were sacrificed to each sally of passion; and before he died, the son of Vataces might deserve from the people, or at least from the court, the appellation of tyrant. A matron of the family of the Palaeologi had provoked his anger by refusing to bestow her beauteous daughter on the vile plebeian who was recommended by his caprice.

    Without regard to her birth or age, her body, as high as the neck, was enclosed in a sack with several cats, who were pricked with pins to irritate their fury against their unfortunate fellow-captive. In his last hours the emperor testified a wish to forgive and be forgiven, a just anxiety for the fate of John his son and successor, who, at the age of eight years, was condemned to the dangers of a long minority. His last choice intrusted the office of guardian to the sanctity of the patriarch Arsenius, and to the courage of George Muzalon, the great domestic, who was equally distinguished by the royal favor and the public hatred. Since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Latins, the names and privileges of hereditary rank had 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Greek monarchy; and the noble families ^8 were provoked by the elevation of a worthless favorite, to whose influence they imputed the errors and calamities of the late reign. In the first council, after the emperor’s death, Muzalon, from a lofty throne, pronounced a labored apology of his conduct and intentions: his modesty was subdued by a unanimous assurance of esteem and fidelity; and his most inveterate enemies were the loudest to salute him as the guardian and savior of the Romans. Eight days were sufficient to prepare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spiracy. On the ninth, the obsequies of the deceased monarch were solemnized in the cathedral of Magnesia, ^9 an Asiatic city, where he expired, on the banks of the Hermus, and at the foot of Mount Sipylus. The holy rites were interrupted by a sedition of the guards; Muzalon, his brothers, and his adherents, were massacr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and the absent patriarch was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lleague, with Michael Palaeologus, the most illustrious, in birth and merit, of the Greek nobles. ^10

    [Footnote 6: A Persian saying, that Cyrus was the father and Darius the master, of his subjects, was applied to Vataces and his son. But Pachymer (l. i. c. 23) has mistaken the mild Darius for the cruel Cambyses, despot or tyrant of his people. By the institution of taxes, Darius had incurred the less odious, but more contemptible, name of merchant or broker, (Herodotus, iii. 89.)]

    [Footnote 7: Acropolita (c. 63) seems to admire his own firmness in sustaining a beating, and not returning to council till he was called. He relates the exploits of Theodore, and his own services, from c. 53 to c. 74 of his history. See the third book of Nicephorus Gregoras.]

    [Footnote 8: Pachymer (l. i. c. 21) names and discriminates fifteen or twenty Greek families. Does he mean, by this decoration, a figurative or a real golden chain? Perhaps, both.]

    [Footnote 9: The old geographers, with Cellarius and D’Anville, and our travellers, particularly Pocock and Chandler, will teach us to distinguish the two Magnesias of Asia Minor, of the Maeander and of Sipylus. The latter, our present object, is still flourishing for a Turkish city, and lies eight hours, or leagues, to the north-east of Smyrna, (Tournefort, Voyage du Levant, tom. iii. lettre xxii. p. 365 – 370. Chandler’s Travels into Asia Minor, p. 267.)] [Footnote 10: See Acropolita, (c. 75, 76, &c.,) who lived too near the times; Pachymer, (l. i. c. 13 – 25,) Gregoras, (l. iii. c. 3, 4, 5.)]

    Of those who are proud of their ancestors, the far greater part must be content with local or domestic renown; and few there are who dare trust the memorials of their family to the public annals of their country. As early as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noble race of the Palaeologi ^11 stands high and conspicuous in the Byzantine history: it was the valiant George Palaeologus who placed the father of the Comneni on the throne; and his kinsmen or descendants continue, in each generation, to lead the armies and councils of the state. The purple was not dishonored by their alliance, and had the law of succession, and female succession, been strictly observed, the wife of Theodore Lascaris must have yielded to her elder sister, the mother of Michael Palaeologus, who afterwards raised his family to the throne. In his person, the splendor of birth was dignified by the merit of the soldier and statesman: in his early youth he was promoted to the office of constable or commander of the French mercenaries; the private expense of a day never exceeded three pieces of gold; but his ambition was rapacious and profuse; and his gifts were doubled by the graces of his conversation and manners. The love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excited the jealousy of the court, and Michael thrice escaped from the dangers in which he was involved by his own imprudence or that of his friends. I. Under the reign of Justice and Vataces, a dispute arose ^12 between two officers, one of whom accused the other of maintaining the hereditary right of the Palaeologi The cause was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new jurisprudence of the Latins, by single combat; the defendant was overthrown; but he persisted in declaring that himself alone was guilty; and that he had uttered these rash or treasonable speeches without the approbation or knowledge of his patron Yet a cloud of suspicion hung over the innocence of the constable; he was still pursued by the whispers of malevolence; and a subtle courtier, the archbishop of Philadelphia, urged him to accept the judgment of God in the fiery proof of the ordeal. ^13 Three days before the trial, the patient’s arm was enclosed in a bag, and secured by the royal signet; and it was incumbent on him to bear a red-hot ball of iron three times from the altar to the rails of the sanctuary, without artifice and without injury. Palaeologus eluded the dangerous experiment with sense and pleasantry. “I am a soldier,” said he, “and will boldly enter the lists with my accusers; but a layman, a sinner like myself, is not endowed with the gift of miracles. Your piety, most holy prelate, may deserve the interposition of Heaven, and from your hands I will receive the fiery globe, the pledge of my innocence.” The archbishop started; the emperor smiled; and the absolution or pardon of Michael was approved by new rewards and new services. II. In the succeeding reign, as he held the government of Nice, he was secretly informed, that the mind of the absent prince was poisoned with jealousy; and that death, or blindness, would be his final reward. Instead of awaiting the return and sentence of Theodore, the constable, with some followers, escaped from the city and the empire; and though he was plundered by the Turkmans of the desert, he found a hospitable refuge in the court of the sultan. In the ambiguous state of an exile, Michael reconciled the duties of gratitude and loyalty: drawing his sword against the Tartars; admonishing the garrisons of the Roman limit; and promoting, by his influenc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in which his pardon and recall were honorably included. III. While he guarded the West against the despot of Epirus, Michael was again suspected and condemned in the palace; and such was his loyalty or weakness, that he submitted to be led in chains above six hundred miles from Durazzo to Nice. The civility of the messenger alleviated his disgrace; the emperor’s sickness dispelled his danger; and the last breath of Theodore, which recommended his infant son, at once acknowledged the innocence and the power of Palaeologus. [Footnote 11: The pedigree of Palaeologus is explained by Ducange, (Famil. Byzant. p. 230, &c.:) the events of his private life are related by Pachymer (l. i. c. 7 – 12) and Gregoras (l. ii. 8, l. iii. 2, 4, l. iv. 1) with visible favor to the father of the reigning dynasty.]

    [Footnote 12: Acropolita (c. 50) relate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urious adventure, which seem to have escaped the more recent writers.] [Footnote 13: Pachymer, (l. i. c. 12,) who speaks with proper contempt of this barbarous trial, affirms, that he had seen in his youth many person who had sustained, without injury, the fiery ordeal. As a Greek, he is credulous; but the ingenuity of the Greeks might furnish some remedies of art or fraud against their own superstition, or that of their tyrant.]

    But his innocence had been too unworthily treated, and his power was too strongly felt, to curb an aspiring subject in the fair field that was opened to his ambition. ^14 In the council, after the death of Theodore, he was the first to pronounce, and the first to violate, the oath of allegiance to Muzalon; and so dexterous was his conduct, that he reaped the benefit, without incurring the guilt, or at least the reproach, of the subsequent massacre. In the choice of a regent, he balanced th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of the candidates; turned their envy and hatred from himself against each other, and forced every competitor to own, that after his own claims, those of Palaeologus were best entitled to the preference. Under the title of great duke, he accepted or assumed, during a long minority, the active powers of government; the patriarch was a venerable name; and the factious nobles were seduced, or oppressed, by the ascendant of his genius. The fruits of the economy of Vataces were deposited in a strong castle on the banks of the Hermus, in the custody of the faithful Varangians: the constable retained his command or influence over the foreign troops; he employed the guards to possess the treasure, and the treasure to corrupt the guards; and whatsoever might be the abuse of the public money, his character was above the suspicion of private avarice. By himself, or by his emissaries, he strove to persuade every rank of subjects, that their own prosperity would rise in just propor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authority. The weight of taxes was suspended, the perpetual theme of popular complaint; and he prohibited the trials by the ordeal and judicial combat. These Barbaric institutions were already abolished or undermined in France ^15 and England; ^16 and the appeal to the sword offended the sense of a civilized, ^17 and the temper of an unwarlike, people. For the future maintenance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 veterans were grateful: the priests and the philosophers applauded his ardent ze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and his vague promise of rewarding merit was applied by every candidate to his own hopes. Consciou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Michael successfully labored to secure the suffrage of that powerful order. Their expensive journey from Nice to Magnesia, afforded a decent and ample pretence: the leading prelates were tempted by the liberality of his nocturnal visits; and the incorruptible patriarch was flattered by the homage of his new colleague, who led his mule by the bridle into the town, and removed to a respectful distance the importunity of the crowd. Without renouncing his title by royal descent, Palaeologus encouraged a free discussion into the advantages of elective monarchy; and his adherents asked, with the insolence of triumph, what patient would trust his health, or what merchant would abandon his vessel, to the hereditary skill of a physician or a pilot? The youth of the emperor, and the impending dangers of a minority, required the support of a mature and experienced guardian; of an associate raised above the envy of his equals, and invested with the name and prerogatives of royalty.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without any selfish view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the great duke consented to guard and instruct the son of Theodore; but he sighed for the happy moment when he might restore to his firmer hands the administration of his patrimony, and enjoy the blessings of a private station. He was first invested wit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despot, which bestowed the purple ornaments and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Roman monarchy. It was afterwards agreed that John and Michael should be proclaimed as joint emperors, and raised on the buckler, but that the preeminence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e birthright of the former. A mutual league of amity was pledged between the royal partners; and in case of a rupture, the subjects were bound, by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declare themselves against the aggressor; an ambiguous name, the seed of discord and civil war. Palaeologus was content; but, on the day of the coronation, and in the cathedral of Nice, his zealous adherents most vehemently urged the just priority of his age and merit. The unseasonable dispute was eluded by postponing to a more convenient opportunity the coronation of John Lascaris; and he walked with a slight diadem in the train of his guardian, who alone received the Imperial crown from the hands of the patriarch. It was not without extreme reluctance that Arsenius abandoned the cause of his pupil; out the Varangians brandished their battle-axes; a sign of assent was extorted from the trembling youth; and some voices were heard, that the life of a child should no longer impede the settlement of the nation. A full harvest of honors and employments was distributed among his friends by the grateful Palaeologus. In his own family he created a despot and two sebastocrators; Alexius Strategopulus was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and that veteran commander soon repaid the obligation, by restoring Constantinople to the Greek emperor. [Footnote 14: Without comparing Pachymer to Thucydides or Tacitus, I will praise his narrative, (l. i. c. 13 – 32, l. ii. c. 1 – 9,) which pursues the ascent of Palaeologus with eloquence, perspicuity, and tolerable freedom. Acropolita is more cautious, and Gregoras more concise.]

    [Footnote 15: The judicial combat was abolished by St. Louis in his own territories; and his example and authority were at length prevalent in France, (Esprit des Loix, l. xxviii. c. 29.)]

    [Footnote 16: In civil cases Henry II. gave an option to the defendant: Glanville prefers the proof by evidence; and that by judicial combat is reprobated in the Fleta. Yet the trial by battle has never been abrogated in the English law, and it was ordered by the judges as late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Note *: And even demanded in the present – M.]

    [Footnote 17: Yet an ingenious friend has urged to me in mitigation of this practice, 1. That in nations emerging from barbarism, it moderates the license of private war and arbitrary revenge. 2. That it is less absurd than the trials by the ordeal, or boiling water, or the cross, which it has contributed to abolish. 3. That it served at least as a test of personal courage; a quality so seldom united with a base disposition, that the danger of a trial might be some check to a malicious prosecutor, and a useful barrier against injustice supported by power. The gallant and unfortunate earl of Surrey might probably have escaped his unmerited fate, had not his demand of the combat against his accuser been overruled]

    It was in the second year of his reign, while he resided in the palace and gardens of Nymphaeum, ^18 near Smyrna, that the first messenger arrived at the dead of night; and the stupendous intelligence was imparted to Michael, after he had been gently waked by the tender precaution of his sister Eulogia. The man was unknown or obscure; he produced no letters from the victorious Caesar; nor could it easily be credited, after the defeat of Vataces and the recent failure of Palaeologus himself, that the capital had been surprised by a detachment of eight hundred soldiers. As a hostage, the doubtful author was confin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death or an ample recompense; and the court was left some hours in the anxiety of hope and fear, till the messengers of Alexius arrived with the authentic intelligence, and displayed the trophies of the conquest, the sword and sceptre, ^19 the buskins and bonnet, ^20 of the usurper Baldwin, which he had dropped in his precipitate flight.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bishops, senators, and nobles, was immediately convened, and never perhaps was an event received with more heartfelt and universal joy. In a studied oration, the new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congratulated his own and the public fortune. “There was a time,” said he, “a far distant time, when the Roman empire extended to the Adriatic, the Tigris, and the confines of Aethiopia. After the loss of the provinces, our capital itself, in these last and calamitous days, has been wrested from our hands by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From the lowest ebb, the tide of prosperity has again returned in our favor; but our prosperity was that of fugitives and exiles: and when we were asked, which was the country of the Romans, we indicated with a blush the climate of the globe, and the quarter of the heavens. The divine Providence has now restored to our arms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the sacred seat of religion and empire; and it will depend on our valor and conduct to render this important acquisition the pledge and omen of future victories.” So eager was the impatience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at Michael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into Constantinople only twenty day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The golden gate was thrown open at his approach; the devout conqueror dismounted from his horse; and a miraculous image of Mary the Conductress was borne before him, that the divine Virgin in person might appear to conduct him to the temple of her So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But after the first transport of devotion and pride, he sighed at the dreary prospect of solitude and ruin. The palace was defiled with smoke and dirt, and the gross intemperance of the Franks; whole streets had been consumed by fire, or were decayed by the injuries of time; the sacred and profane edifice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ornaments: and, as if they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approaching exile, the industry of the Latins had been confined to the work of pillage and destruction. Trade had expir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anarchy and distress, and the numbers of inhabitants had decreased with the opulence of the city. It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 Greek monarch to reinstate the nobles in the palaces of their fathers; and the houses or the ground which they occupied were restored to the families that could exhibit a legal right of inheritance. But the far greater part was extinct or lost; the vacant property had devolved to the lord; he repeopled Constantinople by a liberal invitation to the provinces; and the brave volunteers were seated in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en recovered by their arms. The French barons and the principal families had retired with their emperor; but the patient and humble crowd of Latins was attached to the country, and indifferent to the change of masters. Instead of banishing the factories of the Pisans, Venetians, and Genoese, the prudent conqueror accepted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encouraged their industry, confirmed their privileges, and allowed them to liv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proper magistrates. Of these nations, the Pisans and Venetians preserved their respective quarters in the city; but the services and power of the Genoese deser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gratitude and the jealousy of the Greeks. Their independent colony was first planted at the seaport town of Heraclea in Thrace. They were speedily recalled, and settled in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the suburb of Galata, an advantageous post, in which they revived the commerce, and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21 [Footnote 18: The site of Nymphaeum is not clearly defined in ancient or modern geography. But from the last hours of Vataces, (Acropolita, c. 52,) it is evident the palace and gardens of his favorite residence w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myrna. Nymphaeum might be loosely placed in Lydia, (Gregoras, l. vi. 6.)]

    [Footnote 19: This sceptre, the emblem of justice and power, was a long staff, such as was used by the heroes in Homer. By the latter Greeks it was named Dicanice, and the Imperial sceptre was distinguished as usual by the red or purple color]

    [Footnote 20: Acropolita affirms (c. 87,) that this bonnet was after the French fashion; but from the ruby at the point or summit,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28, 29) believes that it was the high-crowned hat of the Greeks. Could Acropolita mistake the dress of his own court?]

    [Footnote 21: See Pachymer, (l. ii. c. 28 – 33,) Acropolita, (c. 88,)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7,) an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Latins, Ducange, (l. v. c. 30, 31.)]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as celebrated as the aera of a new empire: the conqueror, alone, and by the right of the sword, renewed his coronation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and the name and honors of John Lascaris, his pupil and lawful sovereign, were insensibly abolished. But his claims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royal youth must speedily attain the years of manhood and ambition. By fear or conscience, Palaeologus was restrained from dipping his hands in innocent and royal blood; but the anxiety of a usurper and a parent urged him to secure his throne by one of those imperfect crimes so familiar to the modern Greeks. The loss of sight incapacitated the young prince for the active business of the world; instead of the brutal violence of tearing out his eyes, the visual nerve was destroyed by the intense glare of a red-hot basin, ^22 and John Lascaris was removed to a distant castle, where he spent many years in privacy and oblivion. Such cool and deliberate guilt may seem incompatible with remorse; but if Michael could trust the mercy of Heaven, he was not inaccessible to the reproaches and vengeance of mankind, which he had provoked by cruelty and treason. His cruelty imposed on a servile court the duties of applause or silence; but the clergy had a right to speak in the name of their invisible Master; and their holy legions were led by a prelate, whose character was above the temptations of hope or fear. After a short abdication of his dignity, Arsenius ^23 had consented to ascend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preside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hurch. His pious simplicity was long deceived by the arts of Palaeologus; and his patience and submission might soothe the usurper, and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young prince. On the news of his inhuman treatment, the patriarch unsheathed the spiritual sword; and superstition, on this occasion, was enlisted in the cause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In a synod of bishops, who were stimulated by the example of his zeal, the patriarch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though his prudence still repeated the name of Michael in the public prayers. The Eastern prelates had not adopted the dangerous maxims of ancient Rome; nor did they presume to enforce their censures, by deposing princes, or absolving nations from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But the Christian, who had been separated from God and the church, became an object of horror; and, in a turbulent and fanatic capital, that horror might arm the hand of an assassin, or inflame a sedition of the people. Palaeologus felt his danger, confessed his guilt, and deprecated his judge: the act was irretrievable; the prize was obtained; and the most rigorous penance, which he solicited, would have raised the sinner to the reputation of a saint. The unrelenting patriarch refused to announce any means of atonement or any hopes of mercy; and condescended only to pronounce, that for so great a crime, great indeed must be the satisfaction. “Do you require,” said Michael, “that I should abdicate the empire?” and at these words, he offered, or seemed to offer, the sword of state. Arsenius eagerly grasped this pledge of sovereignty; but when he perceived that the emperor was unwilling to purchase absolution at so dear a rate, he indignantly escaped to his cell, and left the royal sinner kneeling and weeping before the door. ^24

    [Footnote 22: This milder invention for extinguishing the sight was tried by the philosopher Democritus on himself, when he sought to withdraw his mind from the visible world: a foolish story! The word abacinare, in Latin and Italian, has furnished Ducange (Gloss. Lat.)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various modes of blinding: the more violent were scooping, burning with an iron, or hot vinegar, and binding the head with a strong cord till the eyes burst from their sockets. Ingenious tyrants!]

    [Footnote 23: See the first retreat and restoration of Arsenius, in Pachymer (l. ii. c. 15, l. iii. c. 1, 2)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i. c. 1, l. iv. c. 1.) Posterity justly accused Arsenius the virtues of a hermit, the vices of a minister, (l. xii. c. 2.)]

    [Footnote 24: The crime and excommunication of Michael are fairly told by Pachymer (l. iii. c. 10, 14, 19, &c.) and Gregoras, (l. iv. c. 4.) His confession and penance restored their freedom.]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I.

    The danger and scandal of this excommunication subsisted above three years, till the popular clamor was assuaged by time and repentance; till the brethren of Arsenius condemned his inflexible spirit, so repugnant to the unbounded forgiveness of the gospel. The emperor had artfully insinuated, that, if he were still rejected at home, he might seek, in the Roman pontiff, a more indulgent judge; but it was far more easy and effectual to find or to place that judge at the head of the Byzantine church. Arsenius was involved in a vague rumor of conspiracy and disaffection; ^* some irregular steps in his ordination and government were liable to censure; a synod deposed him from the episcopal office; and he was transported under a guard of soldiers to a small island of the Propontis. Before his exile, he sullenly requested that a strict account might be taken of the treasures of the church; boasted, that his sole riches, three pieces of gold, had been earned by transcribing the psalms; continued to assert the freedom of his mind; and denied, with his last breath, the pardon which was implored by the royal sinner. ^25 After some delay, Gregory, ^* bishop of Adrianople, was translated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but his authority was found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absolution of the emperor; and Joseph, a reverend monk, was substituted to that important function. This edifying scene was represen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at the end of six years the humble penitent was restored to the communion of the faithful; and humanity will rejoice, that a milder treatment of the captive Lascaris was stipulated as a proof of his remorse. But the spirit of Arsenius still survived in a powerful faction of the monks and clergy, who persevered about forty-eight years in an obstinate schism. Their scruples were treated with tenderness and respect by Michael and his son;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Arsenites was the serious labor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confidence of fanaticism, they had proposed to try their cause by a miracle; and when the two papers, that contained their own and the adverse cause, were cast into a fiery brazier, they expected that the Catholic verity would be respected by the flames. Alas! the two papers were indiscriminately consumed, and this unforeseen accident produced the union of a day, and renewed the quarrel of an age. ^26 The final treaty displayed the victory of the Arsenites: the clergy abstained during forty days from all ecclesiastical functions; a slight penance was imposed on the laity; the body of Arsenius was deposited in the sanctuary; and, in the name of the departed saint, the prince and people were released from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27 [Footnote *: Except the omission of a prayer for the emperor, the charges against Arsenius were of different nature: he was accused of having allowed the sultan of Iconium to bathe in vessels signed with the cross, and to have admitted him to the church, though unbaptized, during the service. It was pleaded, in favor of Arsenius, among other proofs of the sultan’s Christianity, that he had offered to eat ham. Pachymer, l. iv. c. 4, p. 265. It was after his exile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a charge of conspiracy. – M.] [Footnote 25: Pachymer relates the exile of Arsenius, (l. iv. c. 1 – 16:) he was one of the commissaries who visited him in the desert island. The last testament of the unforgiving patriarch is still extant, (Dupin, Bibliotheque Ecclesiastique, tom. x. p. 95.)]

    [Footnote *: Pachymer calls him Germanus. – M.]

    [Footnote 26: Pachymer (l. vii. c. 22) relates this miraculous trial like a philosopher, and treats with similar contempt a plot of the Arsenites, to hide a revelation in the coffin of some old saint, (l. vii. c. 13.) He compensates this incredulity by an image that weeps, another that bleeds, (l. vii. c. 30,) and the miraculous cures of a deaf and a mute patient, (l. xi. c. 32.)] [Footnote 27: The story of the Arsenites is spread through the thirteen books of Pachymer. Their union and triumph are reserved for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c. 9,) who neither loves nor esteems these secta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family was the motive, or at least the pretence, of the crime of Palaeologus; and he was impatient to confirm the succession, by sharing with his eldest son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ronicus, afterwards surnamed the Elder, was proclaimed and crowned emperor of the Romans,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and, from the first aera of a prolix and inglorious reign, he held that august title nine years as the colleague, and fifty as the successor, of his father. Michael himself, had he died in a private station, would have been thought more worthy of the empire; and the assaults of his temporal and spiritual enemies left him few moments to labor for his own fame or the happiness of his subjects. He wrested from the Franks several of the noblest islands of the Archipelago, Lesbos, Chios, and Rhodes: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was sent to command in Malvasia and Sparta; and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Morea, from Argos and Napoli to Cape Thinners, was repossessed by the Greeks. This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was loudly condemned by the patriarch; and the insolent priest presumed to interpose his fears and scruples between the arms of princes. But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se western conquests,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Hellespont were left naked to the Turks; and their depredations verified the prophecy of a dying senator, that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ould be the ruin of Asia. The victories of Michael were achieved by his lieutenants; his sword rusted in the palace; and,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emperor with the popes and the king of Naples, his political acts were stained with cruelty and fraud. ^28 [Footnote 28: Of the xiii books of Pachymer, the first six (as the ivth and vth of Nicephorus Gregoras) contain the reign of Michael, at the time of whose death he was forty years of age. Instead of breaking, like his editor the Pere Poussin, his history into two parts, I follow Ducange and Cousin, who number the xiii. books in one series.]

    1. The Vatican was the most natural refuge of a Latin

    emperor,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his throne; and Pope Urban the Fourth appeared to pity the misfortunes, and vindicate the cause, of the fugitive Baldwin. A crusade, with plenary indulgence, was preached by his command against the schismatic Greeks: he excommunicated their allies and adherents; solicited Louis the Ninth in favor of his kinsman; and demanded a tenth of the ecclesiastical revenues of France and Englan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war. ^29 The subtle Greek, who watched the rising tempest of the West, attempted to suspend or soothe the hostility of the pope, by suppliant embassies and respectful letters; but he insinuat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must prepare the reconciliation and obedience of the Eastern church. The Roman court could not be deceived by so gross an artifice; and Michael was admonished, that the repentance of the son should precede the forgiveness of the father; and that faith (an ambiguous word) was the only basis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After a long and affected delay, the approach of danger, and the importunity of Gregory the Tenth, compelled him to enter on a more serious negotiation: he alleged the example of the great Vataces; and the Greek clergy, who understood the intentions of their prince, were not alarmed by the first steps of reconciliation and respect. But when he pressed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they strenuously declared, that the Latins, though not in name, were heretics in fact, and that they despised those strangers as the vilest and most despicable portion of the human race. ^30 It was the task of the emperor to persuade, to corrupt, to intimidate the most popular ecclesiastics, to gain the vote of each individual, and alternately to urge the arguments of Christian charity and the public welfare. The texts of the fathers and the arms of the Franks were balanced in the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ale; and without approving the addition to the Nicene creed, the most moderate were taught to confess, that the two hostile propositions of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by the Son, and of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might be reduced to a safe and Catholic sense. ^31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was a doctrine more easy to conceive, but more painful to acknowledge: yet Michael represented to his monks and prelates, that they might submit to name the Roman bishop as the first of the patriarchs; and that their distance and discretion would guard the liberties of the Eastern church from the mischievous consequences of the right of appeal. He protested that he would sacrifice his life and empire rather than yield the smallest point of orthodox faith 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is declaration was sealed and ratified by a golden bull. The patriarch Joseph withdrew to a monastery, to resign or resume his throne, according to the event of the treaty: the letters of union and obedience were subscribed by the emperor, his son Andronicus, and thirty-five archbishops and metropolitans, with their respective synods; and the episcopal list was multiplied by many dioceses which were annihilated under the yoke of the infidels. An embassy was composed of some trusty ministers and prelates: they embarked for Italy, with rich ornaments and rare perfumes for the altar of St. Peter; and their secret orders authorized and recommended a boundless compliance. They were received i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Lyons, by Pope Gregory the Tenth, at the head of five hundred bishops. ^32 He embraced with tears his long-lost and repentant children; accepted the oath of the ambassadors, who abjured the schism in the name of the two emperors; adorned the prelates with the ring and mitre; chanted in Greek and Latin the Nicene creed with the addition of filioque; and rejoiced in the union of the East and West, which had been reserved for his reign. To consummate this pious work, the Byzantine deputies were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pope’s nuncios; and their instruction discloses the policy of the Vatican, which c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e vain title of supremacy. After viewing the temper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y were enjoined to absolve the schismatic clergy, who should subscribe and swear their abjuration and obedience; to establish in all the churches the use of the perfect creed; to prepare the entrance of a cardinal legate, with the full powers and dignity of his office; and to instruct the emperor in the advantages which he might derive from the temporal prote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33

    [Footnote 29: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33, &c., from the Epistles of Urban IV.]

    [Footnote 30: From their mercantile intercourse with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they branded the Latins: (Pachymer, l. v. c. 10.) “Some are heretics in name; others, like the Latins, in fact,” said the learned Veccus, (l. v. c. 12,) who soon afterwards became a convert (c. 15, 16) and a patriarch, (c. 24.)]

    [Footnote 31: In this class we may place Pachymer himself, whose copious and candid narrative occupies the vth and vith books of his history. Yet the Greek is silent on the council of Lyons, and seems to believe that the popes always resided in Rome and Italy, (l. v. c. 17, 21.)]

    [Footnote 32: See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Lyons in the year 1274. Fleury, Hist. Ecclesiastique, tom. xviii. p. 181 – 199. Dupin, Bibliot. Eccles. tom. x. p. 135.]

    [Footnote 33: This curious instruction, which has been drawn with more or less honesty by Wading and Leo Allatiu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is given in an abstract or version by Fleury, (tom. xviii. p. 252 – 258.)]

    But they found a country without a friend, a nation in which the names of Rome and Union were pronounced with abhorrence. The patriarch Joseph was indeed removed: his place was filled by Veccus, an ecclesiastic of learning and moderation; and the emperor was still urged by the same motives, to persevere in the same professions. But in his private language Palaeologus affected to deplore the pride, and to blame the innovations, of the Latins; and while he debased his character by this double hypocrisy, he justified and punished the opposition of his subjects. By the joint suffrage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wa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obstinate schismatics;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were executed by the sword of Michael; on the failure of persuasion, he tried the arguments of prison and exile, of whipping and mutilation; those touchstones, says an historian, of cowards and the brave. Two Greeks still reigned in Aetolia, Epirus, and Thessaly,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despots: they had yielded to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y rejected the chains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upported their refusal by successful arms. Under their protection, the fugitive monks and bishops assembled in hostile synods; and retorted the name of heretic with the galling addition of apostate: the

    prince of Trebizond was tempted to assume the forfeit title of emperor; ^* and even the Latins of Negropont, Thebes, Athens, and the Morea, forgot the merits of the convert, to join, with open or clandestine aid, the enemies of Palaeologus. His favorite generals, of his own blood, and family, successively deserted, or betrayed, the sacrilegious trust. His sister Eulogia, a niece, and two female cousins, conspired against him; another niece, Mary queen of Bulgaria, negotiated his ruin with the sultan of Egypt; and, in the public eye, their treason was consecrated as the most sublime virtue. ^34 To the pope’s nuncios, who urged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work, Palaeologus exposed a naked recital of all that he had done and suffered for their sake. They were assured that the guilty sectaries, of both sexes and every rank,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ir honors, their fortunes, and their liberty; a spreading list of confiscation and punishment, which involved many persons, the dearest to the emperor, or the best deserving of his favor. They were conducted to the prison, to behold four princes of the royal blood chained in the four corners, and shaking their fetters in an agony of grief and rage. Two of these captives were afterwards released; the one by submission, the other by death: but the obstinacy of their two companions was chastised by the loss of their eyes; and the Greeks, the least adverse to the union, deplored that cruel and inauspicious tragedy. ^35 Persecutors must expect the hatred of those whom they oppress; but they commonly find some consolation in the testimony of their conscience, the applause of their party, and, perhaps, the succ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But the hypocrisy of Michael, which was prompted only by political motives, must have forced him to hate himself, to despise his followers, and to esteem and envy the rebel champions by whom he was detested and despised. While his violence was abhorred at Constantinople, at Rome his slowness was arraigned, and his sincerity suspected; till at length Pope Martin the Fourth excluded the Greek emperor from the pale of a church, into which he was striving to reduce a schismatic people. No sooner had the tyrant expired, than the union was dissolved, and abjured by unanimous consent; the churches were purified; the penitents were reconciled; and

    his son Andronicus, after weeping the sins and errors of his youth most piously denied his father the burial of a prince and a Christian. ^36

    [Footnote *: According to Fallmarayer he had always maintained this title. – M.]

    [Footnote 34: This frank and authentic confession of Michael’s distress is exhibited in barbarous Latin by Ogerius, who signs himself Protonotarius Interpretum, and transcribed by Wading from the MSS. of the Vatican, (A.D. 1278, No. 3.) His annals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the Fratres Minores, in xvii. volumes in folio, (Rome, 1741,) I have now accidentally seen among the waste paper of a bookseller.]

    [Footnote 35: See the vith book of Pachymer, particularly the chapters 1, 11, 16, 18, 24 – 27. He is the more credible, as he speaks of this persecution with less anger than sorrow.]

    [Footnote 36: Pachymer, l. vii. c. 1 – ii. 17. The speech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lib. xii. c. 2) is a curious record, which proves that if the Greeks were the slaves of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was not less the slave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clergy.]

    1. In the distress of the Latins, the walls and towers of

    Constantinople had fallen to decay: they were restored and fortified by the policy of Michael, who deposited a plenteous store of corn and salt provisions, to sustain the siege which he might hourly expect from the resentment of the Western powers. Of these, the sovereign of the Two Sicilies was the most formidable neighbor: but as long as they were possessed by Mainfroy, the bastard of Frederic the Second, his monarchy was the bulwark, rather than the annoyance,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usurper, though a brave and active prince, was sufficiently employed in the defence of his throne: his proscription by successive popes had separated Mainfroy from the common cause of the Latins; and the forces that might have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were detained in a crusade against the domestic enemy of Rome. The prize of her avenger,

    the crown of the Two Sicilies, was won and worn by the brother of St Louis, by Charles count of Anjou and Provence, who led the chivalry of France on this holy expedition. ^37 The disaffection of his Christian subjects compelled Mainfroy to enlist a colony of Saracens whom his father had planted in Apulia; and this odious succor will explain the defiance of the Catholic hero, who rejected all terms of accommodation. “Bear this message,” said Charles, “to the sultan of Nocera, that God and the sword are umpire between us; and that he shall either send me to paradise, or I will send him to the pit of hell.” The armies met: and though I am ignorant of Mainfroy’s doom in the other world, in this he lost his friends, his kingdom, and his life, in the bloody battle of Benevento. Naples and Sicily were immediately peopled with a warlike race of French nobles; and their aspiring leader embraced the future conquest of Africa, Greece, and Palestine. The most specious reasons might point his first arms against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Palaeologus, diffident of his own strength, repeatedly appealed from the ambition of Charles to the humanity of St. Louis, who still preserved a just ascendant over the mind of his ferocious brother. For a while the attention of that brother was confined at home by the invasion of Conradin, the last heir to the imperial house of Swabia; but the hapless boy sunk in the unequal conflict; and his execution on a public scaffold taught the rivals of Charles to tremble for their heads as well as their dominions. A second respite was obtained by the last crusade of St. Louis to the African coast; and the double motive of interest and duty urged the king of Naples to assist, with his powers and his presence, the holy enterprise. The death of St. Louis released him from the importunity of a virtuous censor: the king of Tunis confessed himself the tributary and vassal of the crown of Sicily; and the boldest of the French knights were free to enlist under his banner against the Greek empire. A treaty and a marriage united his interest with the house of Courtenay; his daughter Beatrice was promised to Philip, son and heir of the emperor Baldwin; a pension of six hundred ounces of gold was allowed for his maintenance; and his generous father distributed among his aliens the kingdoms and provinces of

    the East, reserving only Constantinople, and one day’s journey round the city for the imperial domain. ^38 In this perilous moment, Palaeologus was the most eager to subscribe the creed, and implo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who assumed, with propriety and weight, the character of an angel of peace,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Christians. By his voice, the sword of Charles was chained in the scabbard;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beheld him, in the pope’s antechamber, biting his ivory sceptre in a transport of fury, and deeply resenting the refusal to enfranchise and consecrate his arms. He appears to have respected the disinterested mediation of Gregory the Tenth; but Charles was insensibly disgusted by the pride and partiality of Nicholas the Third; and his attachment to his kindred, the Ursini family, alienated the most strenuous champion from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The hostile league against the Greeks, of Philip the Latin emperor, the king of the Two Sicilies, and the republic of Venice, was ripened into execution; and the election of Martin the Fourth, a French pope, gave a sanction to the cause. Of the allies, Philip supplied his name; Martin, a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the Venetians, a squadron of forty galleys; and the formidable powers of Charles consisted of forty counts, ten thousand men at arms, a numerous body of infantry, and a fleet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ships and transports. A distant day was appointed for assembling this mighty force in the harbor of Brindisi; and a previous attempt was risked with a detachment of three hundred knights, who invaded Albania, and besieged the fortress of Belgrade. Their defeat might amuse with a triumph the vanity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ore sagacious Michael, despairing of his arms, depended on the effects of a conspiracy; on the secret workings of a rat, who gnawed the bowstring ^39 of the Sicilian tyrant.

    [Footnote 37: The best accounts, the nearest the time, the most full and entertaining, of the conquest of Naples by Charles of Anjou, may be found in the Florentine Chronicles of Ricordano Malespina, (c. 175 – 193,) and Giovanni Villani, (l. vii. c. 1 – 10, 25 – 30,) which are published by Muratori in the viiith and xiiith volumes of the Historians of Italy. In his

    Annals (tom. xi. p. 56 – 72) he has abridged these great events which are likewise described in the Istoria Civile of Giannone. tom. l. xix. tom. iii. l. xx] [Footnote 38: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49 – 56, l. vi. c. 1 – 13. See Pachymer, l. iv. c. 29, l. v. c. 7 – 10, 25 l. vi. c. 30, 32, 33,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5, l. v. 1, 6.]

    [Footnote 39: The reader of Herodotus will recollect how miraculously the Assyrian host of Sennacherib was disarmed and destroyed, (l. ii. c. 141.)]

    Among the proscribed adherents of the house of Swabia, John

    of Procida forfeited a small island of that name in the Bay of Naples. His birth was noble, but his education was learned; and in the poverty of exile, he was relieved by the practice of physic, which he had studied in the school of Salerno. Fortune had left him nothing to lose, except life; and to despise life is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of a rebel. Procida was endowed with the art of negotiation, to enforce his reasons and disguise his motives; and in his various transactions with nations and men, he could persuade each party that he labored solely for their interest. The new kingdoms of Charles were afflicted by every species of fiscal and military oppression; ^40 and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his Italian subjects were sacrificed to the greatness of their master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his followers. The hatred of Naples was repressed by his presence; but the looser government of his vicegerents excited the contempt, as well as the aversion, of the Sicilians: the island was roused to a sense of freedom by the eloquence of Procida; and he displayed to every baron his private interest in the common cause. In the confidence of foreign aid, he successively visited the courts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of Peter king of Arragon, ^41 who possessed the maritime countries of Valentia and Catalonia. To the ambitious Peter a crown was presented, which he might justly claim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sister ^* of Mainfroy, and by the dying voice of Conradin, who from the scaffold had cast a ring to his heir and avenger. Palaeologus was easily persuaded to divert his

    enemy from a foreign war by a rebellion at home; and a Greek subsidy of twenty-five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was most profitably applied to arm a Catalan fleet, which sailed under a holy banner to the specious attack of the Saracens of Africa. In the disguise of a monk or beggar, the indefatigable missionary of revolt flew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ome, and from Sicily to Saragossa: the treaty was sealed with the signet of Pope Nicholas himself, the enemy of Charles; and his deed of gift transferred the fiefs of St. Peter from the house of Anjou to that of Arragon. So widely diffused and so freely circulated, the secret was preserved above two years with impenetrable discretion; and each of the conspirators imbibed the maxim of Peter, wh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cut off his left hand if it were conscious of the intentions of his right. The mine was prepared with deep and dangerous artifice; but 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the instant explosion of Palermo were the effect of accident or design.

    [Footnote 40: According to Sabas Malaspina, (Hist. Sicula, l. iii. c. 16, in Muratori, tom. viii. p. 832,) a zealous Guelph, the subjects of Charles, who had reviled Mainfroy as a wolf, began to regret him as a lamb; and he justifies their discontent by the oppressions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l. vi. c. 2, 7.) See the Sicilian manifesto in Nicholas Specialis, (l. i. c. 11, in Muratori, tom. x. p. 930.)]

    [Footnote 41: See the character and counsels of Peter, king of Arragon, in Mariana, (Hist. Hispan. l. xiv. c. 6, tom. ii. p. 133.) The reader for gives the Jesuit’s defects, in favor, always of his style, and often of his sense.] [Footnote *: Daughter. See Hallam’s Middle Ages, vol. i. p. 517. – M.]

    On the vigil of Easter, a procession of the disarmed

    citizens visited a church without the walls; and a noble damsel was rudely insulted by a French soldier. ^42 The ravisher was instantly punished with death; and if the people was at first scattered by a military force, their numbers and fury prevailed: the conspirator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he flame spread over the island; and eight thousand French were exterminated in a

    promiscuous massacre, which has obtained the name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43 From every city the banners of freedom and the church were displayed: the revolt was inspired by the presence or the soul of Procida and Peter of Arragon, who sailed from the African coast to Palermo, was saluted as the king and savior of the isle. By the rebellion of a people on whom he had so long trampled with impunity, Charles was astonished and confounded; and in the first agony of grief and devotion, he was heard to exclaim, “O God! if thou hast decreed to humble me, grant me at least a gentle and gradual descent from the pinnacle of greatness!” His fleet and army, which already filled the seaports of Italy, were hastily recalled from the service of the Grecian war; and the situation of Messina exposed that town to the first storm of his revenge. Feeble in themselves, and yet hopeless of foreign succor, the citizens would have repented, and submitted on the assurance of full pardon and their ancient privileges. But the pride of the monarch was already rekindled; and the most fervent entreaties of the legate could extort no more than a promise, that he would forgive the remainder, after a chosen list of eight hundred rebels had been yielded to his discretion. The despair of the Messinese renewed their courage: Peter of Arragon approached to their relief; ^44 and his rival was driven back by the failure of provision and the terrors of the equinox to the Calabrian shore. At the same moment, the Catalan admiral, the famous Roger de Loria, swept the channel with an invincible squadron: the French fleet, more numerous in transports than in galleys, was either burnt or destroyed; and the same blow assured the independence of Sicily and the safety of the Greek empire. A few days before his death, the emperor Michael rejoiced in the fall of an enemy whom he hated and esteemed; and perhaps he might be content with the popular judgment, that had they not been matched with each other, Constantinople and Italy must speedily have obeyed the same master. ^45 From this disastrous moment, the life of Charles was a series of misfortunes: his capital was insulted, his son was made prisoner, and he sunk into the grave without recovering the Isle of Sicily, which, after a war of twenty years, was finally severed from the throne of Naples,

    and transferred, as an independent kingdom, to a younger branch of the house of Arragon. ^46

    [Footnote 42: After enumerating the sufferings of his country, Nicholas Specialis adds, in the true spirit of Italian jealousy, Quae omnia et graviora quidem, ut arbitror, patienti animo Siculi tolerassent, nisi (quod primum cunctis dominantibus cavendum est) alienas foeminas invasissent, (l. i. c. 2, p. 924.)]

    [Footnote 43: The French were long taught to remember this bloody lesson: “If I am provoked, (said Henry the Fourth,) I will breakfast at Milan, and dine at Naples.” “Your majesty (replied the Spanish ambassador) may perhaps arrive in Sicily for vespers.”]

    [Footnote 44: This revolt, with the subsequent victory, are related by two national writers, Bartholemy a Neocastro (in Muratori, tom. xiii.,) and Nicholas Specialis (in Muratori, tom. x.,) the one a contemporary, the other of the next century. The patriot Specialis disclaims the name of rebellion, and all previous correspondence with Peter of Arragon, (nullo communicato consilio,) who happened to be with a fleet and army on the African coast, (l. i. c. 4, 9.)]

    [Footnote 45: Nicephorus Gregoras (l. v. c. 6) admires the wisdom of Providence in this equal balance of states and princes. For the honor of Palaeologus, I had rather this balance had been observed by an Italian writer.]

    [Footnote 46: See the Chronicle of Villani, the xith volume of the Annali d’Italia of Muratori, and the xxth and xxist books of the Istoria Civile of Giannone.]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II.

    I shall not, I trust, be accused of superstition; but I must

    remark that, even in this world, the natural order of events will sometimes afford the strong appearances of moral retribution. The first Palaeologus had saved his empire by involving the kingdoms of the West in rebellion and blood; and from these scenes of discord uprose a generation of iron men, who assaulted and endangered the empire of his son. In modern times our debts and taxes are the secret poison which still corrodes the bosom of peace: but in the weak and disorderly government of the middle ages, it was agitated by the present evil of the disbanded armies. Too idle to work, too proud to beg, the mercenaries were accustomed to a life of rapine: they could rob with more dignity and effect under a banner and a chief; and the sovereign, to whom their service was useless, and their presence importunate, endeavored to discharge the torrent on som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fter the peace of Sicily, many thousands of Genoese, Catalans, ^47 &c., who had fought, by sea and land, under the standard of Anjou or Arragon, were blended into one nation by the resemblance of their manners and interest. They heard that the Greek provinces of Asia were invaded by the Turks: they resolved to share the harvest of pay and plunder: and Frederic king of Sicily most liberally contributed the means of their departure. In a warfare of twenty years, a ship, or a camp, was become their country; arms were their sole profession and property; valor was the only virtue which they knew; their women had imbibed the fearless temper of their lovers and husbands: it was reported, that, with a stroke of their broadsword, the Catalans could cleave a horseman and a horse; and the report itself was a powerful weapon. Roger de Flor ^* was the most popular of their chiefs; and his personal merit overshadowed the dignity of his prouder rivals of Arragon. The offspring of a marriage between a German gentleman of the court of Frederic the Second and a damsel of Brindisi, Roger was successively a templar, an apostate, a pirate, and at length the richest and most powerful admiral of the Mediterranean. He sailed from Messina to Constantinople,

    with eighteen galleys, four great ships, and eight thousand adventurers; ^* and his previous treaty was faithfully accomplished by Andronicus the elder, who accepted with joy and terror this formidable succor. A palace was allotted for his reception, and a niece of the emperor was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valiant stranger, who was immediately created great duke or admiral of Romania. After a decent repose, he transported his troops over the Propontis, and boldly led them against the Turks: in two bloody battles thirty thousand of the Moslems were slain: he raised the siege of Philadelphia, and deserved the name of the deliverer of Asia. But after a short season of prosperity, the cloud of slavery and ruin again burst on that unhappy province. The inhabitants escaped (says a Greek historian) from the smoke into the flames; and the hostility of the Turks was less pernicious than the friendship of the Catalans. ^! The lives and fortunes which they had rescued they considered as their own: the willing or reluctant maid was saved from the race of circumcision for the embraces of a Christian soldier: the exaction of fines and supplies was enforced by licentious rapin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and, on the resistance of Magnesia, the great duke besieged a city of the Roman empire. ^48 These disorders he excused by the wrongs and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nor would his own authority or person have been safe, had he dared to punish his faithful followers, who were defrauded of the just and covenanted price of their services. The threats and complaints of Andronicus disclosed the nakedness of the empire. His golden bull had invited no more than five hundred horse and a thousand foot soldiers; yet the crowds of volunteers, who migrated to the East, had been enlisted and fed by his spontaneous bounty. While his bravest allies were content with three byzants or pieces of gold, for their monthly pay, an ounce, or even two ounces, of gold were assigned to the Catalans, whose annual pension would thus amount to near a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one of their chiefs had modestly rated a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rowns the value of his future merits; and above a million had been issued from the treasu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se costly mercenaries. A cruel tax had been imposed on the corn of the husbandman:

    one third was retrenched from the salaries of the public officers;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coin was so shamefully debased, that of the four-and-twenty parts only five were of pure gold. ^49 At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Roger evacuated a province which no longer supplied the materials of rapine; ^* but he refused to disperse his troops; and while his style was respectful, his conduct was independent and hostile. He protested, that if the emperor should march against him, he would advance forty paces to kiss the ground before him; but in rising from this prostrate attitude Roger had a life and sword at the service of his friends. The great duke of Romania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e title and ornaments of Caesar; but he rejected the new proposal of the government of Asia with a subsidy of corn and money, ^* on condition that he should reduce his troops to the harmless number of three thousand men. Assassination is the last resource of cowards. The Caesar was tempted to visit the royal residence of Adrianople; in the apartment, and before the eyes, of the empress he was stabbed by the Alani guards; and though the deed was imputed to their private revenge, ^!! his countrymen, who dwelt at Constantinople in the security of peace, were involved in the same proscription by the prince or people. The loss of their leader intimidated the crowd of adventurers, who hoisted the sails of flight, and were soon scattered round the coasts of the Mediterranean. But a veteran band of fifteen hundred Catalans, or French, stood firm in the strong fortress of Gallipoli on the Hellespont, displayed the banners of Arragon, and offered to revenge and justify their chief, by an equal combat of ten or a hundred warriors. Instead of accepting this bold defiance, the emperor Michael, the son and colleague of Andronicus, resolved to oppress them with the weight of multitudes: every nerve was strained to form an army of thirteen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and the Propontis was covered with the ships of the Greeks and Genoese. In two battles by sea and land, these mighty forces were encountered and overthrown by the despair and discipline of the Catalans: the young emperor fled to the palace; and an insufficient guard of light-horse was lef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pen country. Victory renewed the hopes and

    numbers of the adventures: every nation was blended under the name and standard of the great company; and three thousand Turkish proselytes deserted from the Imperial service to join this military association. In the possession of Gallipoli, ^!!! the Catalans intercepted the tr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Black Sea, while they spread their devastation on either side of the Hellespont over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Asia. To prevent their approac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was laid waste by the Greeks themselves: the peasants and their cattle retired into the city; and myriads of sheep and oxen, for which neither place nor food could be procured, were unprofitably slaughtered on the same day. Four times the emperor Andronicus sued for peace, and four times he was inflexibly repulsed, till the want of provisions, and the discord of the chiefs, compelled the Catalans to evacuate the bank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apital. After their separation from the Turks, the remains of the great company pursued their march through Macedonia and Thessaly, to seek a new establishment in the heart of Greece. ^50

    [Footnote 47: In this motley multitude, the Catalans and Spaniards, the bravest of the soldiery, were styled by themselves and the Greeks Amogavares. Moncada derives their origin from the Goths, and Pachymer (l. xi. c. 22) from the Arabs; and in spite of national and religious pride, I am afraid the latter is in the right.]

    [Footnote *: On Roger de Flor and his companions, see an historical fragment, detailed and interesting, entitled “The Spaniard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inserted in “L’Espagne en 1808,” a work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vol. ii. p. 167. This narrative enables us to detect some slight errors which have crept into that of Gibbon. – G.]

    [Footnote *: The troops of Roger de Flor, according to his companions Ramon de Montaner, were 1500 men at arms, 4000 Almogavares, and 1040 other foot, besides the sailors and mariners, vol. ii. p. 137. – M.]

    [Footnote !: Ramon de Montaner suppresses the cruelties and oppressions of the Catalans, in which, perhaps, he shared. – M]

    [Footnote 48: Some idea may be formed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cities, from the 36,000 inhabitants of Tralles, which, in the preceding reign, was rebuilt by the emperor, and ruined by the Turks. (Pachymer, l. vi. c. 20, 21.)] [Footnote 49: I have collected these pecuniary circumstances from Pachymer, (l. xi. c. 21, l. xii. c. 4, 5, 8, 14, 19,) who describes the progressive degradation of the gold coin. Even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John Ducas Vataces, the byzants were composed in equal proportions of the pure and the baser metal. The poverty of Michael Palaeologus compelled him to strike a new coin, with nine parts, or carats, of gold, and fifteen of copper alloy. After his death, the standard rose to ten carats, till in the public distress it was reduced to the moiety. The prince was relieved for a moment, while credit and commerce were forever blasted. In France, the gold coin is of twenty-two carats, (one twelfth alloy,) and the standard of England and Holland is still higher.]

    [Footnote *: Roger de Flor, according to Ramon de Montaner, was recalled from Natolia, on account of the war which had arisen on the death of Asan, king of Bulgaria. Andronicus claimed the kingdom for his nephew, the sons of Asan by his sister. Roger de Flor turned the tide of success in favor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made peace. – M.]

    [Footnote *: Andronicus paid the Catalans in the debased money, much to their indignation. – M.]

    [Footnote !!: According to Ramon de Montaner, he was murdered by order of Kyr Michael, son of the emperor. p. 170. – M.]

    [Footnote !!!: Ramon de Montaner describes his sojourn at Gallipoli: Nous etions si riches, que nous ne semions, ni ne labourions, ni ne faisions enver des vins ni ne cultivions les vignes: et cependant tous les ans nous recucillions tour ce qu’il nous fallait, en vin, froment et avoine. p. 193. This lasted

    for five merry years. Ramon de Montaner is high authority, for he was “chancelier et maitre rational de l’armee,” (commissary of rations.) He was left governor; all the scribes of the army remained with him, and with their aid he kept the books in which were registered the number of horse and foot employed on each expedition. According to this book the plunder was shared, of which he had a fifth for his trouble. p. 197. – M.] [Footnote 50: The Catalan war is most copiously related by Pachymer, in the xith, xiith, and xiiith books, till he breaks off in the year 1308.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3 – 6) is more concise and complete. Ducange, who adopts these adventurers as French, has hunted their footsteps with his usual diligence, (Hist. de C. P. l. vi. c. 22 – 46.) He quotes an Arragonese history, which I have read with pleasure, and which the Spaniards extol as a model of style and composition, (Expedicion de los Catalanes y Arragoneses contra Turcos y Griegos: Barcelona, 1623 in quarto: Madrid, 1777, in octavo.) Don Francisco de Moncada Conde de Ossona, may imitate Caesar or Sallust; he may transcribe the Greek or Italian contemporaries: but he never quotes his authorities, and I cannot discern any national records of the exploits of his countrymen.

    Note: Ramon de Montaner, one of the Catalans, who

    accompanied Roger de Flor, and who was governor of Gallipoli, has written, in Spanish, the history of this band of adventurers, to which he belonged, and from which he separated when it left the Thracian Chersonese to penetrate into Macedonia and Greece. – G.

    The autobiography of Ramon de Montaner has been published in

    French by M. Buchon, i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Memoir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France. I quote this edition. – M.]

    After some ages of oblivion, Greece was awakened to new

    misfortunes by the arms of the Latins. In th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venerable land was disputed by a multitude of petty tyrants; without the comforts of freedom and genius, her ancient cities were again plunged in foreign and intestine war; and, if servitude be preferable to anarchy, they might repose with joy under the Turkish yoke. I shall not pursue the obscure and various dynasties, that rose and fell on the continent or in the isles; but our silence on the fate of Athens ^51 would argue a strange ingratitude to the first and purest school of liberal science and amusement. In the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the principality of Athens and Thebes was assigned to Otho de la Roche, a noble warrior of Burgundy, ^52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duke, ^53 which the Latins understood in their own sense, and the Greeks more foolishly derived from the age of Constantine. ^54 Otho followed the standard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he ample state which he acquired by a miracle of conduct or fortune, ^55 was peaceably inherited by his son and two grandsons, till the family, though not the nation, was changed, by the marriage of an heiress into the elder branch of the house of Brienne. The son of that marriage, Walter de Brienne, succeeded to the duchy of Athens; and, with the aid of some Catalan mercenaries, whom he invested with fiefs, reduced above thirty castles of the vassal or neighboring lords. But when he was informed of the approach and ambition of the great company, he collected a force of seven hundred knights, six thousand four hundred horse, and eight thousand foot, and boldly met them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Cephisus in Boeotia. The Catalans amounted to no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 and four thousand foot; but the deficiency of numbers was compensated by stratagem and order. They formed round their camp an artificial inundation; the duke and his knights advanced without fear or precaution on the verdant meadow; their horses plunged into the bog; and he was cut in pieces,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French cavalry. His family and nation were expelled; and his son Walter de Brienne, the titular duke of Athens, the tyrant of Florence, and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lost his life in the field

    of Poitiers Attica and Boeotia were the rewards of the victorious Catalans; they married the widows and daughters of the slain; and during fourteen years, the great company was the terror of the Grecian states. Their factions drove them to acknowledg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house of Arragon; and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thens, as a government or an appanage, was successively bestowed by the kings of Sicily. After the French and Catalans, the third dynasty was that of the Accaioli, a family, plebeian at Florence, potent at Naples, and sovereign in Greece. Athens, which they embellished with new buildings, became the capital of a state, that extended over Thebes, Argos, Corinth, Delphi, and a part of Thessaly; and their reign was finally determined by Mahomet the Second, who strangled the last duke, and educated his sons in the discipline and religion of the seraglio.

    [Footnote 51: See the laborious history of Ducange, whose accurate table of the French dynasties recapitulates the thirty-five passages, in which he mentions the dukes of Athens.]

    [Footnote 52: He is twice mentioned by Villehardouin with honor, (No. 151, 235;) and under the first passage, Ducange observes all that can be known of his person and family.]

    [Footnote 53: From these Latin princes of the xivth century, Boccace, Chaucer. and Shakspeare, have borrowed their Theseus duke of Athens. An ignorant age transfers its own language and manners to the most distant times.] [Footnote 54: The same Constantine gave to Sicily a king, to Russia the magnus dapifer of the empire, to Thebes the primicerius; and these absurd fables are properly lashed by Ducange, (ad Nicephor. Greg. l. vii. c. 5.) By the Latins, the lord of Thebes was styled, by corruption, the Megas Kurios, or Grand Sire!]

    [Footnote 55: Quodam miraculo, says Alberic. He was probably received by Michael Choniates, the archbishop who had defended Athens against the tyrant Leo Sgurus, (Nicetas urbs capta, p. 805, ed. Bek.) Michael was the brother of the historian Nicetas; and his encomium of Athens is still extant

    in M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Note: Nicetas says expressly that Michael surrendered the

    Acropolis to the marquis. – M.]

    Athens, ^56 though no more than the shadow of her former

    self, still contains about eight or ten thousand inhabitants; of these, three fourths are Greeks in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 Turks, who compose the remainder, have relaxed,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citizens, somewhat of the pride and gravity of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 The olive-tree, the gift of Minerva, flourishes in Attica; nor has the honey of Mount Hymettus lost any part of its exquisite flavor: ^57 but the languid trade is monopolized by strangers, and the agriculture of a barren land is abandoned to the vagrant Walachians. The Athenians are still distinguished by the subtlety and acuteness of their understandings; but these qualities, unless ennobled by freedom, and enlightened by study, will degenerate into a low and selfish cunning: and it is a proverbial saying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Jews of Thessalonica, the Turks of Negropont, and the Greeks of Athens, good Lord deliver us!” This artful people has eluded the tyranny of the Turkish bashaws, by an expedient which alleviates their servitude and aggravates their shame.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Athenians chose for their protector the Kislar Aga, or chief black eunuch of the seraglio. This Aethiopian slave, who possesses the sultan’s ear, condescends to accept the tribute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his lieutenant, the Waywode, whom he annually confirms, may reserve for his own about five or six thousand more; and such is the policy of the citizens, that they seldom fail to remove and punish an oppressive governor. Their private differences are decided by the archbishop, one of the richest prelates of the Greek church, since he possesses a revenue of one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by a tribunal of the eight geronti or

    elders, chosen in the eight quarters of the city: the noble families cannot trace their pedigree above three hundred years; but their principal members are distinguished by a grave demeanor, a fur cap, and the lofty appellation of archon. By some, who delight in the contrast, the modern language of Athens is represented as the most corrupt and barbarous of the seventy dialects of the vulgar Greek: ^58 this picture is too darkly colored: but it would not be easy, in the country of Plato and Demosthenes, to find a reader or a copy of their works. The Athenians walk with supine indifference among the glorious ruins of antiquity; and such is the debasement of their character, that they are incapable of admiring the genius of their predecessors. ^59

    [Footnote 56: The modern account of Athens, and the Athenians, is extracted from Spon, (Voyage en Grece, tom. ii. p. 79 – 199,) and Wheeler, (Travels into Greece, p. 337 – 414,) Stuart, (Antiquities of Athens, passim,) and Chandler, (Travels into Greece, p. 23 – 172.) The first of these travellers visited Greece in the year 1676; the last, 1765; and ninety years had not produced much difference in the tranquil scene.]

    [Footnote 57: The ancients, or at least the Athenians, believed that all the bees in the world had been propagated from Mount Hymettus. They taught, that health might be preserved, and life prolonged, by the external use of oil, and the internal use of honey, (Geoponica, l. xv. c 7, p. 1089 – 1094, edit. Niclas.)]

    [Footnote 58: Ducange, Glossar. Graec. Praefat. p. 8, who quotes for his author Theodosius Zygomalas, a modern grammarian. Yet Spon (tom. ii. p. 194) and Wheeler, (p. 355,) no incompetent judges, entertain a more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Attic dialect.]

    [Footnote 59: Yet we must not accuse them of corrupting the name of Athens, which they still call Athini. We have formed our own barbarism of Setines.

    Note: Gibbon did not foresee a Bavarian prince on the throne

    of Greece, with Athens as his capital. – M.]

    Chapter LXIII:

    Civil Wars An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Part I.

    Civil Wars, And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 Reigns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And Younger, And John Palaeologus. – Regency, Revolt, Reign, And Abdication Of John Cantacuzene. – Establishment Of A Genoese Colony At Pera Or Galata. – Their Wars With The Empire And City Of Constantinople.

    The long reign of Andronicus ^1 the elder is chiefly

    memorable by the dispute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invasion of the Catalans, and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power. He is celebrated as the most learned and virtuous prince of the age; but such virtue, and such learning, contributed neither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nor to the happiness of society A slave of the most abject superstition, he wa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visible and invisible enemies; nor were the flames of hell less dreadful to his fancy, than those of a Catalan or Turkish war. Under the reign of the Palaeologi, the choice of the patriar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of the state; the heads of the Greek church were ambitious and fanatic monks; and their vices or virtues, their learning or ignorance, were equally mischievous or contemptible. By his intemperate discipline, the patriarch Athanasius ^2 excited the hatred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he was heard to declare, that the sinner should swallow the last dregs of the cup of penance; and the foolish tale was propagated of his punishing a sacrilegious ass that had tasted the lettuce of a convent garden. Driven from

    the throne by the universal clamor, Athanasius composed before his retreat two papers of a very opposite cast. His public testament was in the tone of charity and resignation; the private codicil breathed the direst anathemas against the authors of his disgrace, whom he excluded forever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holy trinity, the angels, and the saints. This last paper he enclosed in an earthen pot, which was placed, by his order, on the top of one of the pillars, i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n the distant hope of discovery and revenge. At the end of four years, some youths, climbing by a ladder in search of pigeons’ nests, detected the fatal secret; and, as Andronicus felt himself touched and bound by the excommunication, he trembled on the brink of the abyss which had been so treacherously dug under his feet. A synod of bishops was instantly convened to debate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the rashness of these clandestine anathemas was generally condemned; but as the knot could be untied only by the same hand, as that hand was now deprived of the crosier, it appeared that this posthumous decree was irrevocable by any earthly power. Some faint testimonies of repentance and pardon were extorted from the author of the mischief; but the conscience of the emperor was still wounded, and he desired, with no less ardor than Athanasius himself, the restoration of a patriarch, by whom alone he could be healed. At the dead of night, a monk rudely knocked at the door of the royal bed-chamber, announcing a revelation of plague and famine, of inundations and earthquakes. Andronicus started from his bed, and spent the night in prayer, till he felt, or thought that he felt, a slight motion of the earth. The emperor on foot led the bishops and monks to the cell of Athanasius; and, after a proper resistance, the saint, from whom this message had been sent, consented to absolve the prince, and govern the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Untamed by disgrace, and hardened by solitude, the shepherd was again odious to the flock, and his enemies contrived a singular, and as it proved, a successful, mode of revenge. In the night, they stole away the footstool or foot-cloth of his throne, which they secretly replaced with the decoration of a satirical picture. The emperor was painted with a bridle in his mouth, and Athanasius

    leading the tractable beast to the feet of Christ. The authors of the libel were detected and punished; but as their lives had been spared, the Christian priest in sullen indignation retired to his cell; and the eyes of Andronicus, which had been opened for a moment, were again closed by his successor.

    [Footnote 1: Andronicus himself will justify our freedom in the invective, (Nicephorus Gregoras, l. i. c. i.,) which he pronounced against historic falsehood. It is true, that his censure is more pointedly urged against calumny than against adulation.]

    [Footnote 2: For the anathema in the pigeon’s nest, see Pachymer, (l. ix. c. 24,) who relate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thanasius, (l. viii. c. 13 – 16, 20, 24, l. x. c. 27 – 29, 31 – 36, l. xi. c. 1 – 3, 5, 6, l. xiii. c. 8, 10, 23, 35,) and is followed by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 c. 5, 7, l. vii. c. 1, 9,) who includes the second retreat of this second Chrysostom.]

    If this transaction be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and important

    of a reign of fifty years, I cannot at least accuse the brevity of my materials, since I reduce into some few pages the enormous folios of Pachymer, ^3 Cantacuzene, ^4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5 who have composed the prolix and languid story of the times. The name and situation of the emperor John Cantacuzene might inspire the most lively curiosity. His memorials of forty years extend from the revolt of the younger Andronicus to his own abdication of the empire; and it is observed, that, like Moses and Caesar, he was the principal actor in the scenes which he describes. But in this eloquent work we should vainly seek the sincerity of a hero or a penitent. Retired in a cloister from the vices and passions of the world, he presents not a confession, but an apology, of the life of an ambitious statesman. Instead of unfolding the true counsels and characters of men, he displays the smooth and specious surface of events, highly varnished with his own praises and those of his friends. Their motives are always pure; their ends always legitimate: they

    conspire and rebel without any views of interest; and the violence which they inflict or suffer is celebrated as the spontaneous effect of reason and virtue. [Footnote 3: Pachymer, in seven books, 377 folio pages, describes the first twenty-six years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and marks the date of his composition by the current news or lie of the day, (A.D. 1308.) Either death or disgust prevented him from resuming the pen.]

    [Footnote 4: After an interval of twelve years, from the conclusion of Pachymer, Cantacuzenus takes up the pen; and his first book (c. 1 – 59, p. 9 – 150) relates the civil war, and the eight last year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The ingenious comparison with Moses and Caesar is fancied by his French translator, the president Cousin.]

    [Footnote 5: Nicephorus Gregoras more briefly includes the entire life and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l. vi. c. 1, p. 96 – 291.) This is the part of which Cantacuzene complains as a false and malicious representation of his conduct.]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first of the Palaeologi, the elder

    Andronicus associated his son Michael to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from the age of eighteen to his premature death, that prince was acknowledged, above twenty- five years, as the second emperor of the Greeks. ^6 At the head of an army, he excited neither the fears of the enemy, nor the jealousy of the court; his modesty and patience were never tempted to compute the years of his father; nor was that father compelled to repent of his liberality either by the virtues or vices of his son. The son of Michael was named Andronicus from his grandfather, to whose early favor he was introduced by that nominal resemblance. The blossoms of wit and beauty increased the fondnes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and, with the common vanity of age, he expected to realize in the second, the hope which had been disappointed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boy was educated in the palace as an heir and a favorite; and in the oaths and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the august triad

    was formed by the names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grandson. But the younger Andronicus was speedily corrupted by his infant greatness, while he beheld with puerile impatience the double obstacle that hung, and might long hang, over his rising ambition. It was not to acquire fame, or to diffuse happiness, that he so eagerly aspired: wealth and impunity were in his eyes the most precious attributes of a monarch; and his first indiscreet demand was the sovereignty of some rich and fertile island, where he might lead a life of independence and pleasure. The emperor was offended by the loud and frequent intemperance which disturbed his capital; the sums which his parsimony denied were supplied by the Genoese usurers of Pera; and the oppressive debt, which consolidated the interest of a faction, could be discharged only by a revolution. A beautiful female, a matron in rank, a prostitute in manners, had instructed the younger Andronicus in the rudiments of love; but he had reason to suspect the nocturnal visits of a rival; and a stranger passing through the street was pierced by the arrows of his guards, who were placed in ambush at her door. That stranger was his brother, Prince Manuel, who languished and died of his wound; and the emperor Michael, their common father, whose health was in a declining state, expired on the eighth day, lamenting the loss of both his children. ^7 However guiltless in his intention, the younger Andronicus might impute a brother’s and a father’s death to the consequence of his own vices; and deep was the sigh of thinking and feeling men, when they perceived, instead of sorrow and repentance, his ill-dissembled joy on the removal of two odious competitors. By these melancholy events, and the increase of his disorders, the mind of the elder emperor was gradually alienated; and, after many fruitless reproofs, he transferred on another grandson ^8 his hopes and affection. The change was announced by the new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reigning sovereign, and the person whom he should appoint for his successor; and the acknowledged heir, after a repetition of insults and complaints, was exposed to the indignity of a public trial. Before the sentence, which would probably have condemned him to a dungeon or a cell, the emperor was informed that the palace courts were filled with

    the armed followers of his grandson; the judgment was softened to a treaty of reconciliation; and the triumphant escape of the prince encouraged the ardor of the younger faction. [Footnote 6: He was crowned May 21st, 1295, and died October 12th, 1320, (Ducange, Fam. Byz. p. 239.) His brother Theodore, by a second marriage, inherited the marquisate of Montferrat, apostatized to the religion and manners of the Latins, (Nic. Greg. l. ix. c. 1,) and founded a dynasty of Italian princes, which was extinguished A.D. 1533, (Ducange, Fam. Byz. p. 249 – 253.)]

    [Footnote 7: We are indebted to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1) for the knowledge of this tragic adventure; while Cantacuzene more discreetly conceals the vices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of which he was the witness and perhaps the associate, (l. i. c. 1, &c.)]

    [Footnote 8: His destined heir was Michael Catharus, the bastard of Constantine his second son. In this project of excluding his grandson Andronicus,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3) agrees with Cantacuzene, (l. i. c. 1, 2.)]

    Yet the capital, the clergy, and the senate, adhered to the

    person, or at least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old emperor; and it was only in the provinces, by flight, and revolt, and foreign succor, that the malecontents could hope to vindicate their cause and subvert his throne. The soul of the enterprise was the great domestic John Cantacuzene; the sally from Constantinople is the first date of his actions and memorials; and if his own pen be most descriptive of his patriotism, an unfriendly historian has not refused to celebrate the zeal and ability which he display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young emperor. ^* That prince escaped from the capital under the pretence of hunting; erected his standard at Adrianople; and, in a few days, assembled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whom neither honor nor duty could have armed against the Barbarians. Such a force might have saved or commanded the empire; but their counsels were discordant, their motions were slow and

    doubtful, and their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intrigue and negotiation. The quarrel of the two Andronici was protracted, and suspended, and renewed, during a ruinous period of seven years. In the first treaty, the relics of the Greek empire were divided: Constantinople, Thessalonica, and the islands, were left to the elder, while the younger acquir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greatest part of Thrace, from Philippi to the Byzantine limit. By the second treaty, he stipulated the payment of his troops, his immediate coronation, and an adequate share of the power and revenue of the state. The third civil war was terminated by the surprise of Constantinople, the final retreat of the old emperor, and the sole reign of his victorious grandson. The reasons of this delay may be found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en and of the times. When the heir of the monarchy first pleaded his wrongs and his apprehensions, he was heard with pity and applause: and his adherents repeated on all sides the inconsistent promise, that he would increase the pay of the soldiers and alleviate the burdens of the people. The grievances of forty years were mingled in his revolt; and the rising generation was fatigued by the endless prospect of a reign, whose favorites and maxims were of other times. The youth of Andronicus had been without spirit, his age was without reverence: his taxes produced an unusual revenue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yet the richest of the sovereigns of Christendom was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three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galleys, to resist the destructive progress of the Turks. ^9 “How different,” said the younger Andronicus, “is my situation from that of the son of Philip! Alexander might complain, that his father would leave him nothing to conquer: alas! my grandsire will leave m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 Greeks were soon admonished, that the public disorders could not be healed by a civil war; and that their young favorite was not destined to be the savior of a falling empire. On the first repulse, his party was broken by his own levity, their intestine discord, and the intrigues of the ancient court, which tempted each malecontent to desert or betray the cause of the rebellion. Andronicus the younger was touched with remorse, or fatigued with business, or deceived by negotiation: pleasure

    rather than power was his aim; and the license of maintaining a thousand hounds, a thousand hawks, and a thousand huntsmen, was sufficient to sully his fame and disarm his ambition. [Footnote *: The conduct of Cantacuzene, by his own showing, was inexplicable. He was unwilling to dethrone the old emperor, and dissuaded the immediate march on Constantinople. The young Andronicus, he says, entered into his views, and wrote to warn the emperor of his danger when the march was determined. Cantacuzenus, in Nov. Byz. Hist. Collect. vol. i. p. 104, &c. – M.]

    [Footnote 9: See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6. The younger Andronicus complained, that in four years and four months a sum of 350,000 byzants of gold was due to him for the expenses of his household, (Cantacuzen l. i. c. 48.) Yet he would have remitted the debt, if he might have been allowed to squeeze the farmers of the revenue]

    Let us now survey the catastrophe of this busy plot, and the

    final situation of the principal actors. ^10 The age of Andronicus was consumed in civil discord; and, amidst the events of war and treaty, his power and reputation continually decayed, till the fatal night in which the gates of the city and palace were opened without resistance to his grandson. His principal commander scorned the repeated warnings of danger; and retiring to rest in the vain security of ignorance, abandoned the feeble monarch, with some priests and pages, to the terrors of a sleepless night. These terrors were quickly realized by the hostile shouts, which proclaimed the titles and victory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and the aged emperor, falling prostrate before an image of the Virgin, despatched a suppliant message to resign the sceptre, and to obtain his life at the hands of the conqueror. The answer of his grandson was decent and pious; at the prayer of his friends, the younger Andronicus assumed the sole administration; but the elder still enjoyed the name and preeminence of the first emperor, the use of the great palace, and a pension of twenty-four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one half of which was assigned on the

    royal treasury, and the other on the fishery of Constantinople. But his impotence was soon exposed to contempt and oblivion; the vast silence of the palace was disturbed only by the cattle and poultry of the neighborhood, ^* which roved with impunity through the solitary courts; and a reduced allowance of ten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11 was all that he could ask, and more than he could hope. His calamities were imbittered by the gradual extinction of sight; his confinement was rendered each day more rigorous; and during the absence and sickness of his grandson, his inhuman keepers, by the threats of instant death, compelled him to exchange the purple for the monastic habit and profession. The monk Antony had renounced the pomp of the world; yet he had occasion for a coarse fur in the winter season, and as wine was forbidden by his confessor, and water by his physician, the sherbet of Egypt was his common drink. It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that the late emperor could procure three or four pieces to satisfy these simple wants; and if he bestowed the gold to relieve the more painful distress of a friend, the sacrifice is of some weight in the scale of humanity and religion. Four years after his abdication, Andronicus or Antony expired in a cell, in the seventy-four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e last strain of adulation could only promise a more splendid crown of glory in heaven than he had enjoyed upon earth. ^12 ^* [Footnote 10: I follow the chronology of Nicephorus Gregoras, who is remarkably exact. It is proved that Cantacuzene has mistaken the dates of his own actions, or rather that his text has been corrupted by ignorant transcribers.]

    [Footnote *: And the washerwomen, according to Nic. Gregoras, p. 431 – M.] [Footnote 11: I have endeavored to reconcile the 24,000 pieces of Cantacuzene (l. ii. c. 1) with the 10,000 of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c. 2;) the one of whom wished to soften, the other to magnify, the hardships of the old emperor]

    [Footnote 12: See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6, 7, 8, 10, 14, l. x. c. 1.) The historian had tasted of the prosperity, and shared the retreat, of his benefactor; and that friendship which “waits

    or to the scaffold or the cell,” should not lightly be accused as “a hireling, a prostitute to praise.”

    Note: But it may be accused of unparalleled absurdity. He

    compar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feeble old man to that of the sun: his coffin is to be floated like Noah’s ark by a deluge of tears. – M.]

    [Footnote *: Prodigies (according to Nic. Gregoras, p. 460) announced the departure of the old and imbecile Imperial Monk

    from

    his earthly prison. – M.] Nor was the reign of the younger, more glorious or fortunate

    than that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13 He gathered the fruits of ambition; but the taste was transient and bitter: in the supreme station he lost the remains of his early popularity; and the defects of his character became still more conspicuous to the world. The public reproach urged him to march in person against the Turks; nor did his courage fail in the hour of trial; but a defeat and a wound were the only trophies of his expedition in Asia, which confirm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The abuses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attained their full maturity and perfection: his neglect of forms, and the confusion of national dresses, are deplored by the Greeks as the fatal symptoms of the decay of the empire. Andronicus was old before his time; the intemperance of youth had accelerated the infirmities of age; and after being rescued from a dangerous malady by nature, or physic, or the Virgin, he was snatched away before he had accomplished his forty-fifth year. He was twice married; and, as the progress of the Latins in arms and arts had softened the prejudice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his two wives were chosen in the princely houses of Germany and Italy. The first, Agnes at home, Irene in Greece, was daughter of the duke of Brunswick. Her father ^14 was a petty lord ^15 in the poor and savage regions of the

    north of Germany: ^16 yet he derived some revenue from his silver mines; ^17 and his family is celebrated by the Greeks as the most ancient and noble of the Teutonic name. ^18 After the death of this childish princess, Andronicus sought in marriage Jane, the sister of the count of Savoy; ^19 and his suit was preferred to that of the French king. ^20 The count respected in his sister the superior majesty of a Roman empress: her retinue was composed of knights and ladies; she was regenerated and crowned in St. Sophia, under the more orthodox appellation of Anne; and, at the nuptial feast, the Greeks and Italia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martial exercises of tilts and tournaments.

    [Footnote 13: The sole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is described by Cantacuzene (l. ii. c. 1 – 40, p. 191 – 339)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c. 7 – l. xi. c. 11, p. 262 – 361.)]

    [Footnote 14: Agnes, or Irene, was the daughter of Duke Henry the Wonderful, the chief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and the fourth in descent from the famous Henry the Lion, duke of Saxony and Bavaria, and conqueror of the Sclavi on the Baltic coast. Her brother Henry was surnamed the Greek, from his two journeys into the East: but these journeys were subsequent to his sister’s marriage; and I am ignorant how Agnes was discovered in the heart of Germany, and recommended to the Byzantine court. (Rimius, 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p. 126 – 137.]

    [Footnote 15: Henry the Wonderful was the founder of the branch of Gruben hagen, extinct in the year 1596, (Rimius, p. 287.) He resided in the castle of Wolfenbuttel, and possessed no more than a sixth part of the allodial estates of Brunswick and Luneburgh, which the Guelph family had saved from the confiscation of their great fiefs. The frequent partitions among brothers had almost ruined the princely houses of Germany, till that just, but pernicious, law was slowly superseded by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The principality of Grubenhagen, one of the last remains of the Hercynian forest, is a woody, mountainous, and barren tract, (Busching’s Geography, vol. vi. p. 270 – 286, English translation.)]

    [Footnote 16: The royal author of the Memoirs of Brandenburgh will teach us, how justly, in a much later period, the north of Germany deserved the epithets of poor and barbarous. (Essai sur les Moeurs, &c.) In the year 1306, in the woods of Luneburgh, some wild people of the Vened race were allowed to bury alive their infirm and useless parents. (Rimius, p. 136.)] [Footnote 17: The assertion of Tacitus, that Germany was destitut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ust be taken, even in his own time, with some limitation, (Germania, c. 5. Annal. xi. 20.) According to Spener, (Hist. Germaniae Pragmatica, tom. i. p. 351,) Argentifodinae in Hercyniis montibus, imperante Othone magno (A.D. 968) primum apertae, largam etiam opes augendi dederunt copiam: but Rimius (p. 258, 259) defers till the year 1016 the discovery of the silver mines of Grubenhagen, or the Upper Hartz, which were productiv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vth century, and which still yield a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the house of Brunswick.]

    [Footnote 18: Cantacuzene has given a most honorable testimony. The praise is just in itself, and pleasing to an English ear.]

    [Footnote 19: Anne, or Jane, was one of the four daughters of Amedee the Great, by a second marriage, and half-sister of his successor Edward count of Savoy. (Anderson’s Tables, p. 650. See Cantacuzene, (l. i. c. 40 – 42.)] [Footnote 20: That king, if the fact be true, must have been Charles the Fair who in five years (1321 – 1326) was married to three wives, (Anderson, p. 628.) Anne of Savoy arrived at Constantinople in February, 1326.]

    The empress Anne of Savoy survived her husband: their son,

    John Palaeologus, was left an orphan and an emperor in the ninth year of his age; and his weakness was protected by the first and most deserving of the Greeks. The long and cordial friendship of his father for John Cantacuzene is alike honorable to the prince and the subject. It had been formed

    amidst the pleasures of their youth: their families were almost equally noble; ^21 and the recent lustre of the purple was amply compensated by the energy of a private education. We have seen that the young emperor was saved by Cantacuzene from the power of his grandfather; and, after six years of civil war, the same favorite brought him back in triumph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Under the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the great domestic ruled the emperor and the empire; and it was by his valor and conduct that the Isle of Lesbos and the principality of Aetolia were restored to their ancient allegiance. His enemies confess, that, among the public robbers, Cantacuzene alone was moderate and abstemious; and the free and voluntary account which he produces of his own wealth ^22 may sustain the presumption that he was devolved by inheritance, and not accumulated by rapine. He does not indeed specify the value of his money, plate, and jewels; yet, after a voluntary gift of two hundred vases of silver, after much had been secreted by his friends and plundered by his foes, his forfeit treasures were sufficient for the equipment of a fleet of seventy galleys. He does not measure the size and number of his estates; but his granaries were heaped with an incredible store of wheat and barley; and the labor of a thousand yoke of oxen might cultivat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antiquity, about sixty-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cres of arable land. ^23 His pastures were stocked with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brood mares, two hundred camels, three hundred mules, five hundred asses, five thousand horned cattle, fifty thousand hogs, and seventy thousand sheep: ^24 a precious record of rural opulence,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empire, and in a land, most probably in Thrace, so repeatedly wast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hostility. The favor of Cantacuzene was above his fortune. In the moments of familiarity, in the hour of sickness, the emperor was desirous to level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pressed his friend to accept the diadem and purple. The virtue of the great domestic, which is attested by his own pen, resisted the dangerous proposal; but the last testament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named him the guardian of his son, and the regent of the empire.

    [Footnote 21: The noble race of the Cantacuzeni (illustrious from the xith century in the Byzantine annals) was drawn from the Paladins of France, the heroes of those romances which, in the xiiith century, were translated and read by the Greeks, (Ducange, Fam. Byzant. p. 258.)]

    [Footnote 22: See Cantacuzene, (l. iii. c. 24, 30, 36.)]

    [Footnote 23: Saserna, in Gaul, and Columella, in Italy or Spain, allow two yoke of oxen, two drivers, and six laborers, for two hundred jugera (125 English acres) of arable land, and three more men must be added if there be much underwood, (Columella de Re Rustica, l. ii. c. 13, p 441, edit. Gesner.)] [Footnote 24: In this enumeration (l. iii. c. 30)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president Cousin is blotted with three palpable and essential errors. 1. He omits the 1000 yoke of working oxen. 2. He interprets by the number of fifteen hundred. 3. He confounds myriads with chiliads, and gives Cantacuzene no

    more

    than 5000 hogs. Put not your trust in translations!] Note: There seems to be another reading. Niebuhr’s edit. in

    los.

    – M.] Had the regent found a suitable return of obedience and

    gratitude, perhaps he would have acted with pure and zealous fidelity in the service of his pupil. ^25 A guard of five hundred soldiers watched over his person and the palace; the funeral of the late emperor was decently performed; the capital was silent and submissive; and five hundred letters, which Cantacuzene despatched in the first month, informed the provinces of their loss and their duty. The prospect of a tranquil minority was blasted by the great duke or admiral Apocaucus, and to exaggerate his perfidy, the Imperial historian is pleased to magnify his own imprudence, in raising him to that office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more sagacious sovereign. Bold and subtle, rapacious and profuse, the avarice and ambition of Apocaucus were by turns subservient to each other; and his talents were applied to the ruin of his country.

    His arrogance was heightened by the command of a naval force and an impregnable castle, and under the mask of oaths and flattery he secretly conspired against his benefactor. The female court of the empress was bribed and directed; he encouraged Anne of Savoy to assert,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tutelage of her son; the love of power was disguised by the anxiety of maternal tenderness: and the founder of the Palaeologi had instructed his posterity to dread the example of a perfidious guardian. The patriarch John of Apri was a proud and feeble old man, encompassed by a numerous and hungry kindred. He produced an obsolete epistle of Andronicus, which bequeathed the prince and people to his pious care: the fate of his predecessor Arsenius prompted him to prevent, rather than punish, the crimes of a usurper; and Apocaucus smiled at the success of his own flattery, when he beheld the Byzantine priest assuming the state and temporal claims of the Roman pontiff. ^26 Between three persons so different in their situation and character, a private league was concluded: a shadow of authority was restor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was tempted by the name of freedom. By this powerful confederacy, the great domestic was assaulted at first with clandestine, at length with open, arms. His prerogatives were disputed; his opinions slighted; his friends persecuted; and his safety was threatened both in the camp and city. In his absence on the public service, he was accused of treason; proscribed as an enem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delivered with all his adherents to the sword of justice, the vengea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wer of the devil; his fortunes were confiscated; his aged mother was cast into prison; ^* all his past services were buried in oblivion; and he was driven by injustice to perpetrate the crime of which he was accused. ^27 From the review of his preceding conduct, Cantacuzene appears to have been guiltless of any treasonable designs; and the only suspicion of his innocence must arise from the vehemence of his protestations, and the sublime purity which he ascribes to his own virtue. While the empress and the patriarch still affected the appearances of harmony, he repeatedly solicited the permission of retiring to a private, and even a monastic, life. After he had been declared a public

    enemy, it was his fervent wish to throw himself at the feet of the young emperor, and to receive without a murmur the stroke of the executioner: it was not without reluctance that he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reason, which inculcated the sacred duty of saving his family and friends, and proved that he could only save them by drawing the sword and assuming the Imperial title.

    [Footnote 25: See the regency and reign of John Cantacuzenus, and the whole progress of the civil war, in his own history, (l. iii. c. 1 – 100, p. 348 – 700,) and in tha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l. xii. c. 1 – l. xv. c. 9, p. 353 – 492.)]

    [Footnote 26: He assumes the royal privilege of red shoes or buskins; placed on his head a mitre of silk and gold; subscribed his epistles with hyacinth or green ink, and claimed for the new, whatever Constantine had given to the ancient, Rome, (Cantacuzen. l. iii. c. 36. Nic. Gregoras, l. xiv. c. 3.)]

    [Footnote *: She died there through persecution and neglect. – M.]

    [Footnote 27: Gregoras (l. xii. c. 5.) confesses the innocence and virtues of Cantacuzenus, the guilt and flagitious vices of Apocaucus; nor does he dissemble the motive of his personal and religious enmity to the former.

    Note: They were the religious enemies and persecutors of Nicephorus.]

    Chapter LXIII: Civil Wars An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Part II.

    In the strong city of Demotica, his peculiar domain, the

    emperor John Cantacuzen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his right leg was clothed by his noble kinsmen, the left by the Latin chiefs, on whom he conferred the order of knighthood. But even in this act of revolt, he was still studious of loyalty; and the titles of John Palaeologus and Anne of Savoy were proclaimed before his own name and that of his wife Irene. Such vain ceremony is a thin disguise of rebellion, nor are there perhaps any personal wrongs that can authorize a subject to take arms against his sovereign: but the want of preparation and success may confirm the assurance of the usurper, that this decisive step was the effect of necessity rather than of choice. Constantinople adhered to the young emperor; the king of Bulgaria was invited to the relief of Adrianople: the principal cities of Thrace and Macedonia, after some hesitation, renounced their obedience to the great domestic; and the leaders of the troops and provinces were induced, by their private interest, to prefer the loose dominion of a woman and a priest. ^* The army of Cantacuzene, in sixteen divisions, was stationed on the banks of the Melas to tempt or to intimidate the capital: it was dispersed by treachery or fear; and the officers, more especially the mercenary Latins, accepted the bribes, and embraced the servi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After this loss, the rebel emperor (he fluctuated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took the road of Thessalonica with a chosen remnant; but he failed in his enterprise on that important place; and he was closely pursued by the great duke, his enemy Apocaucus, at the head of a superior power by sea and land. Driven from the coast, in his march, or rather flight, into the mountains of Servia, Cantacuzene assembled his troops to scrutinize those who were worthy and willing to accompany his broken fortunes. A base majority bowed and retired; and his trusty band was diminished to two thousand, and at last to five hundred, volunteers. The cral, ^28 or despot of the Servians received him with general hospitality; but the ally was insensibly degraded to a suppliant, a hostage, a captive; and in this miserable dependence, he waited at the door of the Barbarian, who could dispose of the life and liberty of a Roman emperor. The most tempting offers could not persuade the cral to violate

    his trust; but he soon inclined to the stronger side; and his friend was dismissed without injury to a new vicissitude of hopes and perils. Near six years the flame of discord burnt with various success and unabated rage: the cities were distracted by the faction of the nobles and the plebeians; the Cantacuzeni and Palaeologi: and the Bulgarians, the Servians, and the Turks, were invoked on both sides as the instruments of private ambition and the common ruin. The regent deplored the calamities, of which he was the author and victim: and his own experience might dictate a just and lively remark on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foreign and civil war. “The former,” said he, “is the external warmth of summer, always tolerable, and often beneficial; the latter is the deadly heat of a fever, which consumes without a remedy the vitals of the constitution.” ^29

    [Footnote *: Cantacuzene asserts, that in all the cities, the populace were on the side of the emperor, the aristocracy on his.

    The populace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rising and plundering the wealthy as Cantacuzenites, vol. iii. c. 29 Ages of common oppression and ruin had not extinguished these republican factions. – M.]

    [Footnote 28: The princes of Servia (Ducange, Famil. Dalmaticae, &c., c. 2, 3, 4, 9) were styled Despots in Greek, and Cral in their native idiom, (Ducange, Gloss. Graec. p. 751.) That title, the equivalent of king, appears to be of Sclavonic origin, from whence it has been borrowed by the Hungarians, the modern Greeks, and even by the Turks, (Leunclavius, Pandect. Turc. p. 422,) who reserve the name of Padishah for the emperor. To obtain the latter instead of the former is the ambition of the French at Constantinople, (Aversissement a l’Histoire de Timur Bec, p. 39.)]

    [Footnote 29: Nic. Gregoras, l. xii. c. 14. It is surprising that Cantacuzene has not inserted this just and lively image in his own writings.]

    The introduction of barbarians and savages into the contests

    of civilized nations, is a measure pregnant with shame and mischief; which the interest of the moment may compel, but which is reprobated by the best principles of humanity and reason. It is the practice of both sides to accuse their enemies of the guilt of the first alliances; and those who fail in their negotiations are loudest in their censure of the example which they envy and would gladly imitate. The Turks of Asia were less barbarous perhaps than the shepherds of Bulgaria and Servia; but their religion rendered them implacable foes of Rome and Christianity. To acquire the friendship of their emirs, the two factio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baseness and profusion: the dexterity of Cantacuzene obtained the preference: but the succor and victory were dearly purchased by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an infidel, the captivity of many thousand Christians, and the passage of the Ottomans into Europe, the last and fatal stroke i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inclining scale was decided in his favor by the death of Apocaucus, the just though singular retribution of his crimes. A crowd of nobles or plebeians, whom he feared or hated, had been seized by his orders in the capital and the provinces; and the old palace of Constantine was assigned as the place of their confinement. Some alterations in raising the walls, and narrowing the cells, had been ingeniously contrived to prevent their escape, and aggravate their misery; and the work was incessantly pressed by the daily visits of the tyrant. His guards watched at the gate, and as he stood in the inner court to overlook the architects, without fear or suspicion, he was assaulted and laid breathless on the ground, by two ^* resolute prisoners of the Palaeologian race, ^30 who were armed with sticks, and animated by despair. On the rumor of revenge and liberty, the captive multitude broke their fetters, fortified their prison, and exposed from the battlements the tyrant’s head, presuming on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and the clemency of the empress. Anne of Savoy might rejoice in the fall of a haughty and ambitious minister, but while she delayed to resolve or to act, the populace, more especially the mariners, were excited by the widow of the great duke to a sedition, an assault, and a massacre. The prisoners (of whom the far greater part were guiltless or inglorious of the deed)

    escaped to a neighboring church: they were slaughter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and in his death the monster was not less bloody and venomous than in his life. Yet his talents alone upheld the cause of the young emperor; and his surviving associates, suspicious of each other, abandoned the conduct of the war, and rejected the fairest terms of accommod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pute, the empress felt, and complained, that she was deceived by the enemies of Cantacuzene: the patriarch was employed to preach against the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and her promise of immortal hatred was sealed by an oath, under the penalty of excommunication. ^31 But Anne soon learned to hate without a teacher: she beheld the misfortunes of the empire with the indifference of a stranger: her jealousy was exasperat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a rival empress; and on the first symptoms of a more yielding temper, she threatened the patriarch to convene a synod, and degrade him from his office. Their incapacity and discord would have afforded the most decisive advantage; but the civil war was protracted by the weakness of both parties; and the moderation of Cantacuzene has not escaped the reproach of timidity and indolence. He successively recovered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realm of his pupil was measured by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etropolis alone counterbalanced the rest of the empire; nor could he attempt that important conquest till he had secured in his favor the public voice and a private correspondence. An Italian, of the name of Facciolati, ^32 had succeeded to the office of great duke: the ships, the guards, and the golden gate, were subject to his command; but his humble ambition was bribed to become the instrument of treachery; and the revolution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danger or bloodshed. Destitute of the powers of resistance, or the hope of relief, the inflexible Anne would have still defended the palace, and have smiled to behold the capital in flames, rather tha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rival. She yielded to the prayers of her friends and enemies; and the treaty was dictated by the conqueror, who professed a loyal and zealous attachment to the son of his benefactor.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John Palaeologus was at length consummated: the hereditary right of the pupil was

    acknowledged; but the sole administration during ten years was vested in the guardian. Two emperors and three empresses were seated on the Byzantine throne; and a general amnesty quieted the apprehensions, and confirmed the property, of the most guilty subjects. The festival of the coronation and nuptials was celebrated with the appearances of concord and magnificence, and both were equally fallacious. During the late troubles, the treasures of the state, and even the furniture of the palace, had been alienated or embezzled; the royal banquet was served in pewter or earthenware; and such was the proud poverty of the times, that the absence of gold and jewels was supplied by the paltry artifices of glass and gilt-leather. ^33

    [Footnote 30: The two avengers were both Palaeologi, who might resent, with royal indignation, the shame of their chains. The tragedy of Apocaucus may deserve a peculiar reference to Cantacuzene (l. iii. c. 86) and Nic. Gregoras, (l. xiv. c. 10.)]

    [Footnote 31: Cantacuzene accuses the patriarch, and spares the empress, the mother of his sovereign, (l. iii. 33, 34,) against whom Nic. Gregoras expresses a particular animosity, (l. xiv. 10, 11, xv. 5.) It is true that they do not speak exactly of the same time.]

    [Footnote *: Nicephorus says four, p.734.]

    [Footnote 32: The traitor and treason are revealed by Nic. Gregoras, (l. xv. c. 8;) but the name is more discreetly suppressed by his great accomplice, (Cantacuzen. l. iii. c. 99.)]

    [Footnote 33: Nic. Greg. l. xv. 11. There were, however, some true pearls, but very thinly sprinkled.]

    I hasten to conclude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John

    Cantacuzene. ^34 He triumphed and reigned; but his reign and triumph were clouded by the discontent of his own and the adverse faction. His followers might style the general amnesty an act of pardon for his enemies, and of oblivion for his friends: ^35 in his cause their estates had been forfeited or

    plundered; and as they wandered naked and hungry through the streets, they cursed the selfish generosity of a leader, who, on the throne of the empire, might relinquish without merit his private inheritance. The adherents of the empress blushed to hol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y the precarious favor of a usurper; and the thirst of revenge was concealed by a tender concern for the succession, and even the safety, of her son. They were justly alarmed by a petition of the friends of Cantacuzene, that they might be released from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Palaeologi, and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of some cautionary towns; a measure supported with argument and eloquence; and which was rejected (says the Imperial historian) “by my sublime, and almost incredible virtue.” His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the sound of plots and seditions; and he trembled lest the lawful prince should be stolen away by some foreign or domestic enemy, who would inscribe his name and his wrongs in the banners of rebellion. As the son of Andronicus advanced in the years of manhood, he began to feel and to act for himself; and his rising ambition was rather stimulated than checked by the imitation of his father’s vices. If we may trust his own professions, Cantacuzene labored with honest industry to correct these sordid and sensual appetites, and to raise the mind of the young prince to a level with his fortune. In the Servian expedition, the two emperors showed themselves in cordial harmony to the troops and provinces; and the younger colleague was initiated by the elder in the mysteries of war and government.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Palaeologus was left at Thessalonica, a royal residence, and a frontier station, to secure by his absence the pe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withdraw his youth from the temptations of a luxurious capital. But the distance weakened the powers of control, and the son of Andronicus was surrounded with artful or unthinking companions, who taught him to hate his guardian, to deplore his exile, and to vindicate his rights. A private treaty with the cral or despot of Servia was soon followed by an open revolt; and Cantacuzene, on the throne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defended the cause of age and prerogative, which in his youth he had so vigorously attacked. At his request the empress-mother undertook the voyage of

    Thessalonica, and the office of mediation: she returned without success; and unless Anne of Savoy was instructed by adversity, we may doubt the sincerity, or at least the fervor, of her zeal. While the regent grasped the sceptre with a firm and vigorous hand, she had been instructed to declare, that the ten years of his legal administration would soon elapse; and that, after a full trial of the vanity of the world,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sighed for the repose of a cloister, and was ambitious only of a heavenly crown.

    Had these sentiments been genuine, his voluntary abdication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peace of the empire, and his conscience would have been relieved by an act of justice. Palaeologus alon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future government; and whatever might be his vices, they were surely less formidable than the calamities of a civil war, in which the Barbarians and infidels were again invited to assist the Greeks in their mutual destruction. By the arms of the Turks, who now struck a deep and everlasting root in Europe, Cantacuzene prevailed in the third contes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volved; and the young emperor, driven from the sea and land, was compelled to take shelter among the Latins of the Isle of Tenedos. His insolence and obstinacy provoked the victor to a step which must render the quarrel irreconcilabl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his son Matthew, whom he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established the succession in the family of the Cantacuzeni. But Constantinople was still attached to the blood of her ancient princes; and this last injury accelerat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ightful heir. A noble Genoese espoused the cause of Palaeologus, obtained a promise of his sister, and achieved the revolution with two galleys and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uxiliaries. Under the pretence of distress,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lesser port; a gate was opened, and the Latin shout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was answered by a general rising in his favor. A numerous and loyal party yet adhered to the standard of Cantacuzene: but he asserts in his history (does he hope for belief?) that his tender conscience rejected the assurance of conquest; that, in free obedience to the voice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e descended from the throne and embraced with pleasure the monastic habit and profession. ^36 So soon as he ceased to be a prince, his successor was not unwilling that he should be a saint: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was devoted to piety and learning; in the cells of Constantinople and Mount Athos, the monk Joasaph was respected as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father of the emperor; and if he issued from his retreat, it was as the minister of peace, to subdue the obstinacy, and solicit the pardon, of his rebellious son. ^37

    [Footnote 34: From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Cantacuzene continues his history and that of the empire, one year beyond the abdication of his son Matthew, A.D. 1357, (l. iv. c. l – 50, p. 705 – 911.) Nicephorus Gregoras ends with the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year 1351, (l. xxii. c. 3, p. 660; the rest,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xxivth book, p. 717, is all controversy;) and his fourteen last books are still Mss. in the king of France’s library.] [Footnote 35: The emperor (Cantacuzen. l. iv. c. 1) represents his own virtues, and Nic. Gregoras (l. xv. c. 11) the complaints of his friends, who suffered by its effects. I have lent them the words of our poor cavaliers after the Restoration.]

    [Footnote 36: The awkward apology of Cantacuzene, (l. iv. c. 39 – 42,) who relates, with visible confusion, his own downfall, may be supplied by the less accurate, but more honest, narratives of Matthew Villani (l. iv. c. 46, in the Script. Rerum Ital. tom. xiv. p. 268) and Ducas, (c 10, 11.)] [Footnote 37: Cantacuzene, in the year 1375, was honored with a letter from the pop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50.) His death is placed by a respectable authority on the 20th of November, 1411, (Ducange, Fam. Byzant. p. 260.) But if he were of the age of his companion Andronicus the Younger, he must have lived 116 years; a rare instance of longevity, which in so illustrious a person would have attracted universal notice.]

    Yet in the cloister, the mind of Cantacuzene was still

    exercised by theological war. He sharpened a controversial pen against the Jews and Mahometans; ^38 and in every state he defended with equal zeal the divine light of Mount Thabor, a memorable question which consummates the religious follies of the Greeks. The fakirs of India, ^39 and the monks of the Oriental church, were alike persuaded, that in the total abstraction of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and body, the purer spirit may ascend to the enjoyment and vision of the Deity. The opinion and practice of the monasteries of Mount Athos ^40 will be best represented in the words of an abbot, who flourish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When thou art alone in thy cell,” says the ascetic teacher, “shut thy door, and seat thyself in a corner: raise thy mind above all things vain and transitory; recline thy beard and chin on thy breast; turn thy eyes and thy thoughts toward the middle of thy belly, the region of the navel; and search the place of the heart, the seat of the soul. At first, all will be dark and comfortless; but if you persevere day and night, you will feel an ineffable joy; and no sooner has the soul discovered the place of the heart, than it is involved in a mystic and ethereal light.” This light, the production of a distempered fancy, the creature of an empty stomach and an empty brain, was adored by the Quietists as the pure and perfect essence of God himself; and as long as the folly was confined to Mount Athos, the simple solitaries were not inquisitive how the divine essence could be a material substance, or how an immaterial substance could be perceived by the eyes of the body. But in the reign of the younger Andronicus, these monasteries were visited by Barlaam, ^41 a Calabrian monk, who was equally skilled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who possessed the language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and whose versatile genius could maintain their opposite cree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of the moment. The indiscretion of an ascetic revealed to the curious traveller the secrets of mental prayer and Barlaam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of ridiculing the Quietists, who placed the soul in the navel; of accusing the monks of Mount Athos of heresy and blasphemy. His attack compelled the more learned to renounce or dissemble the simple devotion of their brethren; and Gregory Palamas introduced a scholastic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ssence and operation of God. His inaccessible essence dwells in the midst of an uncreated and eternal light; and this beatific vision of the saints had been manifested to the disciples on Mount Thabor, in the transfiguration of Christ. Yet this distinction could not escape the reproach of polytheism; the eternity of the light of Thabor was fiercely denied; and Barlaam still charged the Palamites with holding two eternal substances, a visible and an invisible God. From the rage of the monks of Mount Athos, who threatened his life, the Calabrian retired to Constantinople, where his smooth and specious manners introduced him to the favor of the great domestic and the emperor. The court and the city were involved in this theological dispute, which flamed amidst the civil war; but the doctrine of Barlaam was disgraced by his flight and apostasy: the Palamites triumphed; and their adversary, the patriarch John of Apri, was depos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 character of emperor and theologian, Cantacuzene presided in the synod of the Greek church, which established, as an article of faith, the uncreated light of Mount Thabor; and, after so many insults, the reason of mankind was slightly wounded by the addition of a single absurdity. Many rolls of paper or parchment have been blotted; and the impenitent sectaries, who refused to subscribe the orthodox creed, were deprived of the honors of Christian burial; but in the next age the question was forgotten; nor can I learn that the axe or the fagot were employed for the extirpation of the Barlaamite heresy. ^42

    [Footnote 38: His four discourses, or books, were printed at Bazil, 1543,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73.) He composed them to satisfy a proselyte who was assaulted with letters from his friends of Ispahan. Cantacuzene had read the Koran; but I understand from Maracci that he adopts the vulgar prejudices and fables against Mahomet and his religion.] [Footnote 39: See the Voyage de Bernier, tom. i. p. 127.]

    [Footnote 40: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522, 523.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2, 24, 107 – 114, &c. The former unfolds the causes with the judgment of a philosopher,

    the latter transcribes and transcribes and translates with the prejudices of a Catholic priest.]

    [Footnote 41: Basnage (in Canisii antiq. Lectiones, tom. iv. p. 363 – 368) has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 and story of Barlaam. The duplicity of his opinions had inspired some doubts of the identity of his person. See likewise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427 – 432.)]

    [Footnote 42: See Cantacuzene (l. ii. c. 39, 40, l. iv. c. 3, 23, 24, 25) and Nic. Gregoras, (l. xi. c. 10, l. xv. 3, 7, &c.,) whose last books, from the xixth to xxivth, are almost confined to a subject so interesting to the authors. Boivin, (in Vit. Nic. Gregorae,) from the unpublished books, and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462 – 473,) or rather Montfaucon, from the Mss. of the Coislin library, have added some facts and document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hapter, I have reserved the

    Genoese war, which shook the throne of Cantacuzene, and betrayed the debility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Genoese, who,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eated in the suburb of Pera or Galata, received that honorable fief from the bounty of the emperor. They were indulged in the use of their laws and magistrates; but they submitted to the duties of vassals and subjects; the forcible word of liegemen ^43 was borrowed from the Latin jurisprudence; and their podesta, or chief, before he entered on his office, saluted the emperor with loyal acclamations and vows of fidelity. Genoa sealed a firm alliance with the Greeks; and, in case of a defensive war, a supply of fifty empty galleys and a succor of fifty galleys, completely armed and manned, was promised by the republic to the empire. In the revival of a naval force, it was the aim of Michael Palaeologus to deliver himself from a foreign aid; and his vigorous government contained the Genoese of Galata within those limits which the insolence of wealth and freedom provoked them to exceed. A sailor threatened that they should soon b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slew the Greek who

    resented this national affront; and an armed vessel, after refusing to salute the palace, was guilty of some acts of piracy in the Black Sea. Their countrymen threatened to support their cause; but the long and open village of Galata was instantly surrounded by the Imperial troops; till, in the moment of the assault, the prostrate Genoese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their sovereign. The defenceless situation which secured their obedience exposed them to the attack of their Venetian rivals, who, in the reign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presumed to violate the majesty of the throne. On the approach of their fleets, the Genoese,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retired into the city: their empty habitation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nd the feeble prince, who had viewe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suburb, expressed his resentment, not by arms, but by ambassadors. This misfortune, however, was advantageous to the Genoese, who obtained, and imperceptibly abused, the dangerous license of surrounding Galata with a strong wall; of introducing into the ditch the waters of the sea; of erecting lofty turrets; and of mounting a train of military engines on the rampart. The narrow bounds in which they had been circumscribed were insufficient for the growing colony; each day they acquired some addition of landed property; and the adjacent hills were covered with their villas and castles, which they joined and protected by new fortifications. ^44 The navigation and trade of the Euxine was the patrimony of the Greek emperors, who commanded the narrow entrance, the gates, as it were, of that inland sea.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 their prerogativ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sultan of Egypt, who solicited and obtained the liberty of sending an annual ship for the purchase of slaves in Circassia and the Lesser Tartary: a liberty pregnant with mischief to the Christian cause; since these youths were transformed by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into the formidable Mamalukes. ^45 From the colony of Pera, the Genoese engaged with superior advantage in the lucrative trade of the Black Sea; and their industry supplied the Greeks with fish and corn; two articles of food almost equally important to a superstitious people. The spontaneous bounty of nature appears to have bestowed the harvests of Ukraine,

    the produce of a rude and savage husbandry; and the endless exportation of salt fish and caviare is annually renewed by the enormous sturgeons that are caught at the mouth of the Don or Tanais, in their last station of the rich mud and shallow water of the Maeotis. ^46 The waters of the Oxus, the Caspian, the Volga, and the Don, opened a rare and laborious passage for the gems and spices of India; and after three months’ march the caravans of Carizme met the Italian vessels in the harbors of Crimaea. ^47 These various branches of trade were monopolized by the diligence and power of the Genoese.

    Their rivals of Venice and Pisa were forcibly expelled; the natives were awed by the castles and cities, which aros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humble factories; and their principal establishment of Caffa ^48 was besieged without effect by the Tartar powers. Destitute of a navy,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these haughty merchants, who fed, or famished,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ir interest. They proceeded to usurp the customs, the fishery, and even the toll, of the Bosphorus; and while they derived from these objects a revenu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a remnant of thirty thousand was reluctantly allowed to the emperor. ^49 The colony of Pera or Galata acted, in peace and war,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as it will happen in distant settlements, the Genoese podesta too often forgot that he was the servant of his own masters. [Footnote 43: Pachymer (l. v. c. 10) very properly explains (ligios). The use of these words in the Greek and Latin of the feudal times may be amply understood from the Glossaries of Ducange, (Graec. p. 811, 812. Latin. tom. iv. p. 109 – 111.)]

    [Footnote 44: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Genoese at Pera, or Galata, is described by Ducange (C. P. Christiana, l. i. p. 68, 69) from 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Pachymer, (l. ii. c. 35, l. v. 10, 30, l. ix. 15 l. xii. 6, 9,) Nicephorus Gregoras, (l. v. c. 4, l. vi. c. 11, l. ix. c. 5, l. ix. c. 1, l. xv. c. 1, 6,) and Cantacuzene, (l. i. c. 12, l. ii. c. 29, &c.)] [Footnote 45: Both Pachymer (l. iii. c. 3, 4, 5) and Nic. Greg. (l. iv. c. 7) understand and deplore the effects of this dangerous indulgence. Bibars, sultan of Egypt, himself a Tartar, but a

    devout Mussulman, obtained from the children of Zingis the permission to build a stately mosque in the capital of Crimea,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i. p. 343.)]

    [Footnote 46: Chardin (Voyages en Perse, tom. i. p. 48) was assured at Caffa, that these fishes were sometimes twenty-four or twenty-six feet long, weighed eight or nine hundred pounds, and yielded three or four quintals of caviare. The corn of the Bosphorus had supplied the Athenians in the time of Demosthenes.]

    [Footnote 47: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i. p. 343, 344. Viaggi di Ramusio, tom. i. fol. 400. But this land or water carriage could only be practicable when Tartary was united under a wise and powerful monarch.] [Footnote 48: Nic. Gregoras (l. xiii. c. 12) is judicious and well informed on the trade and colonies of the Black Sea. Chardin describes the present ruins of Caffa, where, in forty days, he saw above 400 sail employed in the corn and fish trade, (Voyages en Perse, tom. i. p. 46 – 48.)]

    [Footnote 49: See Nic. Gregoras, l. xvii. c. 1]

    These usurpation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weaknes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and by the civil wars that afflicted his age and the minority of his grandson. The talents of Cantacuzene were employed to the ruin, rather tha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mpire; and after his domestic victory, he was condemned to an ignominious trial, whether the Greeks or the Genoese should reign in Constantinople. The merchants of Pera were offended by his refusal of some contiguous land, some commanding heights, which they proposed to cover with new fortifications;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who was detained at Demotica by sickness, they ventured to brave the debility of a female reign. A Byzantine vessel, which had presumed to fish at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was sunk by these audacious strangers; the fishermen were murdered. Instead of suing for pardon, the Genoese demanded satisfaction; required, in a haughty strain, that the Greeks should renounce the exercise of navigation; and encountered

    with regular arms the first sallies of the popular indignation. They instantly occupied the debatable land; and by the labor of a whole people,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age, the wall was raised, and the ditch was sunk, with incredible spee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ttacked and burnt two Byzantine galleys; while the three others, the remainder of the Imperial navy,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the habitations without the gates, or along the shore, were pillaged and destroyed; and the care of the regent, of the empress Irene, was confin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ity. The return of Cantacuzene dispelled the public consternation: the emperor inclined to peaceful counsels; but he yielded to the obstinacy of his enemies, who rejected all reasonable terms, and to the ardor of his subjects, who threatened, in the style of Scripture, to break them in pieces like a potter’s vessel. Yet they reluctantly paid the taxes, that he impo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hips, and the expenses of the war; and as the two nations were masters, the one of the land, the other of the sea, Constantinople and Pera were pressed by the evils of a mutual siege. The merchants of the colony, who had believed that a few days would terminate the war, already murmured at their losses: the succors from their mother-country were delayed by the factions of Genoa; and the most cautious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of a Rhodian vessel to remove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from the scene of hostility. In the spring, the Byzantine fleet, seven galleys and a train of smaller vessels, issu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and steered in a single line along the shore of Pera; unskilfully presenting their sides to the beaks of the adverse squadron. The crews were composed of peasants and mechanics; nor was their ignorance compensated by the native courage of Barbarians: the wind was strong, the waves were rough; and no sooner did the Greeks perceive a distant and inactive enemy, than they leaped headlong into the sea, from a doubtful, to an inevitable peril. The troops that marched to the attack of the lines of Pera were struck at the same moment with a similar panic; and the Genoese were astonished, and almost ashamed, at their double victory. Their triumphant vessels, crowned with flowers, and dragging after them the captive galleys, repeatedly passed and repassed before the

    palace: the only virtue of the emperor was patience; and the hope of revenge his sole consolation. Yet the distress of both parties interposed a temporary agreement; and the shame of the empire was disguised by a thin veil of dignity and power. Summoning the chiefs of the colony, Cantacuzene affected to despise the trivial object of the debate; and, after a mild reproof, most liberally granted the lands, which had been previously resigned to the seeming custody of his officers. ^50 [Footnote 50: The events of this war are related by Cantacuzene (l. iv. c. 11 with obscurity and confusion, and by Nic. Gregoras (l. xvii. c. 1 – 7) in a clear and honest narrative. The priest was less responsible than the prince for the defeat of the fleet.]

    But the emperor was soon solicited to violate the treaty,

    and to join his arms with the Venetians, the perpetual enemies of Genoa and her colonies. While he compared the reasons of peace and war, his moderation was provoked by a wanton insult of the inhabitants of Pera, who discharged from their rampart a large stone that fell in the midst of Constantinople. On his just complaint, they coldly blamed the imprudence of their engineer; but the next day the insult was repeated; and they exulted in a second proof that the royal city was not beyond the reach of their artillery. Cantacuzene instantly signed his treaty with the Venetians; but the weight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scarcely felt in the balance of these opulent and powerful republics. ^51 From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to the mouth of the Tanais, their fleet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with various success; and a memorable battle was fought in the narrow sea,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It would not be an easy task to reconcile the accounts of the Greeks, the Venetians, and the Genoese; ^52 and while I depend on the narrative of an impartial historian, ^53 I shall borrow from each nation the facts that redound to their own disgrace, and the honor of their foes. The Venetians, with their allies the Catalans, had the advantage of number; and their fleet, with the poor addition of eight Byzantine galleys, amounted to seventy-five sail: the Genoese did not exceed sixty-four; but in

    those times their ships of war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size and strength. The names and families of their naval commanders, Pisani and Doria, are illustrious in the annals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 personal merit of the former was eclipsed by the fame and abilities of his rival. They engaged in tempestuous weather; and the tumultuary conflict was continued from the dawn to the extinction of light. The enemies of the Genoese applaud their prowess; the friends of the Venetian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behavior; but all parties agree in praising the skill and boldness of the Catalans, ^* who, with many wounds, sustained the brunt of the action. On the separation of the fleets, the event might appear doubtful; but the thirteen Genoese galleys, that had been sunk or taken, were compensated by a double loss of the allies; of fourteen Venetians, ten Catalans, and two Greeks; ^! and even the grief of the conquerors expressed the assurance and habit of more decisive victories. Pisani confessed his defeat, by retiring into a fortified harbor, from whence,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orders of the senate, he steered with a broken and flying squadron for the Isle of Candia, and abandoned to his rival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ea. In a public epistle, ^54 addressed to the doge and senate, Petrarch employs his eloquence to reconcile the maritime powers, the two luminaries of Italy. The orator celebrates the valor and victory of the Genoese, the first of men in the exercise of naval war: he drops a tear on the misfortunes of their Venetian brethren; but he exhorts them to pursue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base and perfidious Greeks; to purge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 from the heresy with which it was infected. Deserted by their friends, the Greeks were incapable of resistance; and three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solicited and subscribed a treaty, which forever banished the Venetians and Catalans, and granted to the Genoese a monopoly of trade, and almost a right of dominion. The Roman empire (I smile in transcribing the name) might soon have sunk into a province of Genoa, if the ambition of the republic had not been checked by the ruin of her freedom and naval power. A long contest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was determined by the triumph of Venice; and the factions of the

    Genoese compelled them to seek for domestic peac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foreign lord, the duke of Milan, or the French king. Yet the spirit of commerce survived that of conquest; and the colony of Pera still awed the capital and navigated the Euxine, till it was involved by the Turks in the final servitude of Constantinople itself.

    [Footnote 51: The second war is darkly told by Cantacuzene, (l. iv. c. 18, p. 24, 25, 28 – 32,) who wishes to disguise what he dares not deny. I regret this part of Nic. Gregoras, which is still in Ms. at Paris.

    Note: This par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not been printed

    i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The editor expresses a hope that it may be undertaken by Hase. I should join in the regret of Gibbon, if these books contain any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f they are but a continuation of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fill the last books in our present copies, they may as well sleep their eternal sleep in Ms. as in print. – M.]

    [Footnote 52: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xii. p. 144) refers to the most ancient Chronicles of Venice (Caresinus, the continuator of Andrew Dandulus, tom. xii. p. 421, 422) and Genoa, (George Stella Annales Genuenses, tom. xvii. p. 1091, 1092;) both which I have diligently consulted in his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Italy.]

    [Footnote 53: See the Chronicle of Matteo Villani of Florence, l. ii. c. 59, p. 145 – 147, c. 74, 75, p. 156, 157,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Footnote *: Cantacuzene praises their bravery, but imputes their losses to their ignorance of the seas: they suffered more by the breakers than by the enemy, vol. iii. p. 224. – M.]

    [Footnote !: Cantacuzene says that the Genoese lost twenty-eight ships with their crews; the Venetians and Catalans sixteen, the Imperials, none Cantacuzene accuses Pisani of cowardice, in not following up the victory, and destroying the

    Genoese. But Pisani’s conduct, and indeed Cantacuzene’s account of the battle, betra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Genoese – M]

    [Footnote 54: The Abbe de Sad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257 – 263) translates this letter, which he copied from a MS. in the king of France’s library. Though a servant of the duke of Milan, Petrarch pours forth his astonishment and grief at the defeat and despair of the Genoese in the following year, (p. 323 – 332.)]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

    Conquests Of Zingis Khan And The Moguls From China To

    Poland. – Escap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s. – Origin Of The Ottoman Turks In Bithynia. – Reigns And Victories Of Othman, Orchan, Amurath The First, And Bajazet The First. – Found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Monarchy In Asia And Europe. – Dange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 Empire.

    From the petty quarrels of a city and her suburbs, from the

    cowardice and discord of the falling Greeks, I shall now ascend to the victorious Turks; whose domestic slavery was ennobled by martial discipline, religious enthusiasm, and the energ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Ottomans, the present sovereigns of Constantinople, are connected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s of modern history; but they are founded on a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 great eruption of the Moguls ^* and Tartars; whose rapid conquests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primitive convulsions of nature, which have agitated and altered the surface of the globe. I have long since asserted my claim to introduce the nations, the immediate or remote authors of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or can I refuse myself to those events, which, from their uncommon magnitude, will interest a philosophic mind in the history of blood. ^1

    [Footnote *: Mongol seems to approach the nearest to the proper name of this race. The Chinese call them Mong-kou; the Mondchoux, their neighbors, Monggo or Monggou. They called themselves also Beda. This fact seems to have been proved by M. Schmidt against the French Orientalists. See De Brosset. Note on Le Beau, tom. xxii p. 402.]

    [Footnote 1: The reader is invited to review chapters xxii. to xxvi., and xxiii. to xxxviii., the manners of pastoral nations, the conquests of Attila and the Huns, which were composed at a time when I entertained the wish, rather than the hope, of concluding my history.]

    From the spacious highlands between China, Siberia, and the

    Caspian Sea, the tide of emigration and war has repeatedly been poured. These ancient seats of the Huns and Turks were occupi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by many pastoral tribes, of the same descent and similar manners, which were united and led to conquest by the formidable Zingis. ^* In his ascent to greatness, that Barbarian (whose private appellation was Temugin) had trampled on the necks of his equals. His birth was noble; but it was the pride of victory, that the prince or people deduced his seventh ancestor from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a virgin. His father had reigned over thirteen hordes, which composed about thirty or forty thousand families: above two thirds refused to pay tithes or obedience to his infant son; and at the age of thirteen, Temugin fought a battle against his rebellious subjects. The future conqueror of Asia was reduced to fly and to obey; but he rose superior to his fortune, and in his fortieth year he had established his fame and dominion over the circumjacent tribes. In 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policy is rude and valor is universal, the ascendant of one man must be founded on his power and resolution to punish his enemies and recompense his friends. His first military league was ratified by the simple rites of sacrificing a horse and tasting of a running stream: Temugin pledged himself to divide with his followers the sweets and the bitters of life; and when he had shared among them his horses

    and apparel, he was rich in their gratitude and his own hopes. After his first victory, he placed seventy caldrons on the fire, and seventy of the most guilty rebels were cast headlong into the boiling water. The sphere of his attraction was continually enlarged by the ruin of the proud and the submission of the prudent; and the boldest chieftains might tremble, when they beheld, enchased in silver, the skull of the khan of Keraites; ^2 who, under the name of Prester John, had corresponded with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princes of Europe. The ambition of Temugin condescended to employ the arts of superstition; and it was from a naked prophet, who could ascend to heaven on a white horse, that he accepted the title of Zingis, ^3 the most great; and a divine right to the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the earth. In a general couroultai, or diet, he was seated on a felt, which was long afterwards revered as a relic, and solemnly proclaimed great khan, or emperor of the Moguls ^4 and Tartars. ^5 Of these kindred, though rival, names, the former had given birth to the imperial race; and the latter has been extended by accident or error over the spacious wilderness of the north. [Footnote *: On the traditions of the early life of Zingis, see D’Ohson, Hist des Mongols; Histoire des Mongols, Paris, 1824. Schmidt, Geschichte des Ost- Mongolen, p. 66, &c., and Notes. – M.]

    [Footnote 2: The khans of the Keraites were most probably incapable of reading the pompous epistles composed in their name by the Nestorian missionaries, who endowed them with the fabulous wonders of an Indian kingdom. Perhaps these Tartars (the Presbyter or Priest John) had submitted to the rites of baptism and ordination, (Asseman, Bibliot Orient tom. iii. p. ii. p. 487 – 503.)] [Footnote 3: Since the history and tragedy of Voltaire, Gengis, at least in French, seems to be the more fashionable spelling; but Abulghazi Khan must have known the true name of his ancestor.

    His etymology appears just: Zin, in the Mogul tongue, signifies great, and gis is the superlative termination, (Hist. Genealogique des Tatars, part iii. p. 194, 195.) From the same

    idea of magnitude, the appellation of Zingis is bestowed on the ocean.] [Footnote 4: The name of Moguls has prevailed among the Orientals, and still adheres to the titular sovereign, the Great Mogul of Hindastan.

    Note: M. Remusat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p. 233) justly

    observes, that Timour was a Turk, not a Mogul, and, p. 242, that probably there was not Mogul in the army of Baber, who established the Indian throne of the “Great Mogul.” – M.]

    [Footnote 5: The Tartars (more properly Tatars) were descended from Tatar Khan, the brother of Mogul Khan, (see Abulghazi, part i. and ii.,) and once formed a horde of 70,000 families on the borders of Kitay, (p. 103 – 112.) In the great invasion of Europe (A.D. 1238) they seem to have led the vanguard; and the similitude of the name of Tartarei, recommended that of Tartars to the Latins, (Matt. Paris, p. 398, &c.)

    Note: This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M. Klaproth, is

    fabulous, and invented by the Mahometan writers, who, from religious zeal, endeavored to connect the traditions of the nomads of Central Asia with those of the Old Testament, as preserved in the Koran. There is no trace of it in the Chinese writers de l’Asie, p. 156. – M.]

    The code of laws which Zingis dictated to his subjects was

    adap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 domestic peace, and the exercise of foreign hostility.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was inflicted on the crimes of adultery, murder, perjury, and the capital thefts of a horse or ox; and the fiercest of men were mild and just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each other. The future election of the great khan was vested in the princes of his family and the heads of the tribes;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hase were essential to the pleasures and plenty of a Tartar camp. The victorious nation was held sacred from all servile

    labors, which were abandoned to slaves and strangers; and every labor was servile except the profession of arms. The service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who were armed with bows, cimeters, and iron maces, and divided by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 were the institutions of a veteran commander. Each officer and soldier was made responsible, under pain of death, for the safety and honor of his companions; and the spirit of conquest breathed in the law, that peace should never be granted unless to a vanquished and suppliant enemy. But it is the religion of Zingis that best deserves our wonder and applause. ^* The Catholic inquisitors of Europe, who defended nonsense by cruelty, might have been confounded by the example of a Barbarian, who anticipated the lessons of philosophy, ^6 and established by his laws a system of pure theism and perfect toleration. His first and only article of faith was the existence of one God, the Author of all good; who fills by his presence the heavens and earth, which he has created by his power. The Tartars and Moguls were addicted to the idols of their peculiar tribes; and many of them had been converted by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to the religions of Moses, of Mahomet, and of Christ. These various systems in freedom and concord were taught and practis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same camp; and the Bonze, the Imam, the Rabbi, the Nestorian, and the Latin priest, enjoyed the same honorable exemption from service and tribute: in the mosque of Bochara, the insolent victor might trample the Koran under his horse’s feet, but the calm legislator respected the prophets and pontiffs of the most hostile sects. The reason of Zingis was not informed by books: the khan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and, except the tribe of the Igour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were as illiterate as their sovereign. ^* The memory of their exploits was preserved by tradition: sixty- eight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these tradi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transcribed; ^7 the brevity of their domestic annals may be supplied by the Chinese, ^8 Persians, ^9 Armenians, ^10 Syrians, ^11 Arabians, ^12 Greeks, ^13 Russians, ^14 Poles, ^15 Hungarians, ^16 and Latins; ^17 and each nation will deserve credit in the relation of their own disasters and defeats. ^18

    [Footnote *: Before his armies entered Thibet, he sent an embassy to Bogdosottnam Dsimmo, a Lama high priest, with a letter to this effect: “I have chosen thee as high priest for myself and my empire. Repair then to me, and promot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happiness of man: I will be thy supporter and protector: let us establish a system of religion, and unite it with the monarchy,” &c. The high priest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nd the Mongol history literally terms this step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respect for religion; because the monarch, by his public profession, made it 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 Klaproth. “Travels in Caucasus,” ch. 7, Eng. Trans. p. 92. Neither Dshingis nor his son and successor Oegodah had, on account of their continual wars, much leisur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religion of the Lama. By religion they understand a distinct, independent, sacred moral code, which has but one origin, one source, and one object. This notion they universally propagate, and even believe that the brutes, and all created beings, have a religion adapted to their sphere of action.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arious religions they ascribe to th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s, nations, and legislators. Never do you hear of their inveighing against any creed, even against the obviously absurd Schaman paganism, or of their persecuting others on that account. They themselves, on the other hand, endure every hardship, and even persecutions, with perfect resignation, and indulgently excuse the follies of others, nay, consider them as a motive for increased arder in prayer, ch. ix. p. 109. – M.]

    [Footnote 6: A singular conformity may be found between the religious laws of Zingis Khan and of Mr. Locke,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in his works, vol. iv. p. 535, 4to. edition, 1777.)]

    [Footnote *: See the notice on Tha-tha-toung-o, the Ouogour minister of Tchingis, in Abel Remusat’s 2d series of Recherch. Asiat. vol. ii. p. 61. He taught the son of Tchingis to write: “He was the instructor of the Moguls in writing, of which they were before ignorant;” and h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uigour characters to the Mogul language cannot be placed earlier than the year 1204 or 1205, nor so late as the time of Pa-sse-

    pa, who lived under Khubilai. A new alphabet, approaching to that of Thibet, was introduced under Khubilai. – M.]

    [Footnote 7: In the year 1294, by the command of Cazan, khan of Persia, the fourth in descent from Zingis. From these traditions, his vizier Fadlallah composed a Mogul history in the Persian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used by Petit de la Croix, (Hist. de Genghizcan, p. 537 – 539.) The Histoire Genealogique des Tatars (a Leyde, 1726, in 12mo., 2 tomes) was translated by the Swedish prisoners in Siberia from the Mogul MS. of Abulgasi Bahadur Khan, a descendant of Zingis, who reigned over the Usbeks of Charasm, or Carizme, (A.D. 1644 – 1663.) He is of most value and credit for the names, pedigrees, and manners of his nation. Of his nine parts, the ist descends from Adam to Mogul Khan; the iid, from Mogul to Zingis; the iiid is the life of Zingis; the ivth, vth, vith, and viith, the general history of his four sons and their posterity; the viiith and ixth, the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descendants of Sheibani Khan, who reigned in Maurenahar and Charasm.]

    [Footnote 8: 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us ses Successeurs, Conquerans de la Chine; tiree de l’Histoire de la Chine par le R. P. Gaubil, de la Societe de Jesus, Missionaire a Peking; a Paris, 1739, in 4to. This translation is stampe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domestic accuracy and foreign ignorance.]

    [Footnote 9: See the Histoire du Grand Genghizcan, premier Empereur des Moguls et Tartares, par M. Petit de la Croix, a Paris, 1710, in 12mo.; a work of ten years’ labor, chiefly drawn from the Persian writers, among whom Nisavi, the secretary of Sultan Gelaleddin, has the merit and prejudices of a contemporary. A slight air of romance is the fault of the originals, or the compiler. See likewise the articles of Genghizcan, Mohammed, Gelaleddin, &c.,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of D’Herbelot.

    Note: The preface to the Hist. des Mongols, (Paris, 1824)

    gives a catalogue of the Arabic and Persian authorities. – M.]

    [Footnote 10: Haithonus, or Aithonus, an Armenian prince, and afterwards a monk of Premontre, (Fabric, Bibliot. Lat. Medii Aevi, tom. i. p. 34,) dictated in the French language, his book de Tartaris, his old fellow-soldiers. It was immediately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is inserted in the Novus Orbis of Simon Grynaeus, (Basil, 1555, in folio.)

    Note: A precis at the end of the new edition of Le Beau,

    Hist. des Empereurs, vol. xvii., by M. Brosset, gives large extracts from the accounts of the Armenian historians relating to the Mogul conquests. – M.] [Footnote 11: Zingis Khan, and his first successors, occupy the conclusion of the ixth Dynasty of Abulpharagius, (vers. Pocock, Oxon. 1663, in 4to.;) and his xth Dynasty is that of the Moguls of Persia. Assemannus (Bibliot. Orient. tom. ii.) has extracted some facts from his Syriac writings, and the lives of the Jacobite maphrians, or primates of the East.]

    [Footnote 12: Among the Arabians, in language and religion, we may distinguish Abulfeda, sultan of Hamah in Syria, who fought in person, under the Mamaluke standard, against the Moguls.]

    [Footnote 13: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5, 6) has felt the necessity of connecting the Scythian and Byzantine histories. He describes with truth and elegance the settlement and manners of the Moguls of Persia, but he is ignorant of their origin, and corrupts the names of Zingis and his sons.] [Footnote 14: M. Levesque (Histoire de Russie, tom. ii.) has described the conquest of Russia by the Tartars, from the patriarch Nicon, and the old chronicles.]

    [Footnote 15: For Poland, I am content with the Sarmatia Asiatica et Europaea of Matthew a Michou, or De Michovia, a canon and physician of Cracow, (A.D. 1506,) inserted in the Novus Orbis of Grynaeus.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tom. v. p. 56.]

    [Footnote 16: I should quote Thuroczius, the oldest general historian (pars ii. c. 74, p. 150) in the 1st volume of the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did not the same volume contain the original narrative of a contemporary, an eye-witness, and a sufferer, (M. Rogerii, Hungari, Varadiensis Capituli Canonici, Carmen miserabile, seu Historia super Destructione Regni Hungariae Temporibus Belae IV. Regis per Tartaros facta, p. 292 – 321;) the best picture that I have ever seen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a Barbaric invasion.] [Footnote 17: Matthew Paris has represented, from authentic documents, the danger and distress of Europe, (consult the word Tartari in his copious Index.) From motives of zeal and curiosity,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in the xiiith century was visited by two friars,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Rubruquis, and by Marco Polo, a Venetian gentleman. The Latin relations of the two former are inserted in the 1st volume of Hackluyt; the Italian original or version of the third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ii Aevi, tom. ii. p. 198, tom. v. p. 25) may be found in the second tome of Ramusio.] [Footnote 18: In his great History of the Huns, M. de Guignes has most amply treated of Zingis Khan and his successors. See tom. iii. l. xv. – xix., and in the collateral articles of the Seljukians of Roum, tom. ii. l. xi., the Carizmians, l. xiv., and the Mamalukes, tom. iv. l. xxi.; consult likewise the tables of the 1st volume. He is ever learned and accurate; yet I am only indebted to him for a general view, and some passages of Abulfeda, which are still latent in the Arabic text.

    Note: To this catalogu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Moguls may

    be added D’Oh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Histoire des Mongols, (from Arabic and Persian authorities,) Paris, 1824.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 Mongolen, St. Petersburgh, 1829. This curious work, by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published in the original Mongol, was written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the nation to Buddhism: it is enriched with very valuable notes by the editor and translator; but, unfortunately, is very barre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European and even the western Asiatic conquests of the Mongols. – M.]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I.

    The arms of Zingis and his lieutenants successively reduced

    the hordes of the desert, who pitched their tents between the wall of China and the Volga; and the Mogul emperor became the monarch of the pastoral world, the lord of many millions of shepherds and soldiers, who felt their united strength, and were impatient to rush on the mild and wealthy climates of the south. His ancestors had been the tributaries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and Temugin himself had been disgraced by a title of honor and servitude. The court of Pekin was astonished by an embassy from its former vassal, who, in the tone of the king of nations, exacted the tribute and obedience which he had paid, and who affected to treat the son of heaven as the most contemptible of mankind. A haughty answer disguised their secret apprehensions; and their fears were soon justified by the march of innumerable squadrons, who pierced on all sides the feeble rampart of the great wall. Ninety cities were stormed, or starved, by the Moguls; ten only escaped; and Zingis, from a knowledge of the filial piety of the Chinese, covered his vanguard with their captive parents; an unworthy, and by degrees a fruitless, abuse of the virtue of his enemies. His invas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revolt of a hundred thousand Khitans, who guarded the frontier: yet he listened to a treaty; and a princess of China, three thousand horses, five hundred youths, and as many virgins, and a tribute of gold and silk, were the price of his retreat. In his second expedition, he compelled the Chinese emperor to retire beyond the yellow river to a more southern residence. The siege of Pekin ^19 was long and laborious: the inhabitants were reduced by famine to

    decimate and devour their fellow-citizens; when their ammunition was spent, they discharged ingots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ir engines; but the Moguls introduced a mine to the centre of the capital; and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 palace burnt above thirty days. China was desolated by Tartar war and domestic faction; and the five northern provinces were added to the empire of Zingis.

    [Footnote 19: More properly Yen-king, an ancient city, whose ruins still appear some furlongs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modern Pekin, which was built by Cublai Khan, (Gaubel, p. 146.) Pe-king and Nan-king are vague titles, the courts of the north and of the south. The identity and change of names perplex the most skilful readers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 (p. 177.)

    Note: And likewise in Chinese history – see Abel Remusat,

    Mel. Asiat. 2d tom. ii. p. 5. – M.]

    In the West, he touched the dominions of Mohammed, sultan of

    Carizime, who reigne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borders of India and Turkestan; and who, in the proud imitatio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rgot the servitude and ingratitude of his fathers to the house of Seljuk. It was the wish of Zingis to establish a friendly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Moslem princes: nor could he be tempted by the secret solicitations of the caliph of Bagdad, who sacrificed to his personal wrongs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 rash and inhuman deed provoked and justified the Tartar arms in the invasion of the southern Asia. ^! A caravan of three ambassadors 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 merchants were arrested and murdered at Otrar, by the command of Mohammed;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demand and denial of justice, till he had prayed and fasted three nights on a mountain, that the Mogul emperor appealed to the judgment of God and his sword. Our European battles, says a philosophic writer, ^20 are petty skirmishes, if compared to

    the numbers that have fought and fallen in the fields of Asia. Seven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Tartars are said to have march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Zingis and his four sons. In the vast plains that extend to the north of the Sihon or Jaxartes, they were encountered by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of the sultan; and in the first battle, which was suspended by the night, 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Carizmians were slain. Mohammed was astonished by the multitude and valor of his enemies: he withdrew from the scene of danger, and distributed his troops in the frontier towns; trusting that the Barbarians, invincible in the field, would be repulsed by the length and difficulty of so many regular sieges. But the prudence of Zingis had formed a body of Chinese engineers, skilled in the mechanic arts; informed perhaps of the secret of gunpowder, and capable, under his discipline, of attacking a foreign country with more vigor and success than they had defended their own. The Persian historians will relate the sieges and reduction of Otrar, Cogende, Bochara, Samarcand, Carizme, Herat, Merou, Nisabour, Balch, and Candahar;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rich and populous countries of Transoxiana, Carizme, and Chorazan. ^* The destructive hostilities of Attila and the Huns have long since been elucidated by the example of Zingis and the Moguls; and in this more proper place I shall be content to observe, that, from the Caspian to the Indus, they ruined a tract of many hundred miles, which was adorned with the habitations and labors of mankind, and that five centurie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 to repair the ravages of four years. The Mogul emperor encouraged or indulged the fury of his troops: the hope of future possession was lost in the ardor of rapine and slaughter; and the cause of the war exasperated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by the pretence of justice and revenge. The downfall and death of the sultan Mohammed, who expired, unpitied and alone, in a desert island of the Caspian Sea, is a poor atonement for the calamities of which he was the author. Could the Carizmian empire have been saved by a single hero, it would have been saved by his son Gelaleddin, whose active valor repeatedly checked the Moguls in the career of victory. Retreating, as he fought, to the banks of the Indus,

    he was oppressed by their innumerable host, till, in the last moment of despair, Gelaleddin spurred his horse into the waves, swam one of the broadest and most rapid rivers of Asia, and extorted the admiration and applause of Zingis himself. It was in this camp that the Mogul conqueror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murmurs of his weary and wealthy troops, who sighed for the enjoyment of their native land. Eucumbered with the spoils of Asia, he slowly measured back his footsteps, betrayed some pity for the misery of the vanquished, and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rebuilding the cities which had been swept away by the tempest of his arms. After he had repassed the Oxus and Jaxartes, he was joined by two generals, whom he had detached with thirty thousand horse, to subdue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Persia. They had trampled on the nations which opposed their passag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t, traversed the Volga and the desert, and accomplished the circuit of the Caspian Sea, by an expedition which had never been attempted, and has never been repeated. The return of Zingis was signalized by the overthrow of the rebellious or independent kingdoms of Tartary; and he died in the fulness of years and glory, with his last breath exhorting and instructing his son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he Chinese empire. ^* [Footnote !: See the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is transaction, from the Kholauesut Akbaur, in Price, vol. ii. p. 402. – M.]

    [Footnote 20: M. de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tom. iii. c. 60, p. 8. His account of Zingis and the Moguls contains, as usual, much general sense and truth, with some particular errors.]

    [Footnote *: Every where they massacred all classes, except the artisans, whom they made slaves. Hist. des Mongols. – M.]

    [Footnote *: Their first duty, which he bequeathed to them, was to massacre the king of Tangcoute and all the inhabitants of Ninhia, the surrender of the city being already agreed upon, Hist. des Mongols. vol. i. p. 286. – M.]

    The harem of Zingis was composed of five hundred wives and

    concubines; and of his numerous progeny, four sons, illustrious by their birth and merit, exercised under their father the principal offices of peace and war. Toushi was his great huntsman, Zagatai ^21 his judge, Octai his minister, and Tuli his general; and their names and actions are often conspicuous in the history of his conquests. Firmly united for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three brother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content with dependent sceptres; and Octai, by general consent, was proclaimed great khan, or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He was succeeded by his son Gayuk, after whose death the empire devolved to his cousins Mangou and Cublai, the sons of Tuli, and the grandsons of Zingis. In the sixty-eight years of his four first successors, the Mogul subdued almost all Asia, and a large portion of Europe. Without confining myself to the order of time, without expatiating on the detail of events, I shall present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ir arms; I. In the East; II. In the South; III. In the West; and IV. In the North. [Footnote 21: Zagatai gave his name to his dominions of Maurenahar, or Transoxiana; and the Moguls of Hindostan, who emigrated from that country, are styled Zagatais by the Persians.

    This certain etymology, and the similar example of Uzbek, Nogai, &c., may warn us not absolutely to reject the derivations of a national, from a personal, name.

    Note: See a curious anecdote of Tschagatai. Hist. des

    Mongols, p. 370. M]

    1. Before the invasion of Zingis,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wo empires or dynastie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22 and the difference of origin and interest was smoothed by a general conformity of laws, language, and national manners. The

    Northern empire, which had been dismembered by Zingis, was finally subdued seven years after his death. After the loss of Pekin, the emperor had fixed his residence at Kaifong, a city many leagues in circumference, and which contain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nnals, fourteen hundred thousand families of inhabitants and fugitives. He escaped from thence with only seven horsemen, and made his last stand in a third capital, till at length the hopeless monarch, protesting his innocence and accusing his fortune, ascended a funeral pile, and gave orders, that, as soon as he had stabbed himself, the fire should be kindled by his attendants. The dynasty of the Song, the native and ancient sovereigns of the whole empire, survived about forty-five years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usurpers; and the perfect conquest was reserved for the arms of Cublai. During this interval, the Moguls were often diverted by foreign wars; and, if the Chinese seldom dared to meet their victors in the field, their passive courage presented and endless succession of cities to storm and of millions to slaughter. In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places, the engines of antiquity and the Greek fire were alternately employed: the use of gunpowder in cannon and bombs appears as a familiar practice; ^23 and the sieges were conducted by the Mahometans and Franks, who had been liberally invited into the service of Cublai. After passing the great river, the troops and artillery were conveyed along a series of canals, till they invested the royal residence of Hamcheu, or Quinsay, in the country of silk, the most delicious climate of China. The emperor, a defenceless youth, surrendered his person and sceptre; and before he was sent in exile into Tartary, he struck nine times the ground with his forehead, to adore in prayer or thanksgiving the mercy of the great khan. Yet the war (it was now styled a rebellion) was still maintained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from Hamcheu to Canton; and the obstinate remnant of independence and hostility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land to the sea. But when the fleet of the Song was surrounded and oppressed by a superior armament, their last champion leaped into the waves with his infant emperor in his arms. “It is more glorious,” he cried, “to die a prince, than to live a slave.” A hundred thousand Chinese imitated his

    example; and the whole empire, from Tonkin to the great wall, submitted to the dominion of Cublai. His boundless ambition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Japan: his fleet was twice shipwrecked; and the lives of a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Chinese were sacrificed in the fruitless expedition. But the circumjacent kingdoms, Corea, Tonkin, Cochinchina, Pegu, Bengal, and Thibet, were reduced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tribute and obedience by the effort or terror of his arms. He explored the Indian Ocean with a fleet of a thousand ships: they sailed in sixty-eight days, most probably to the Isle of Borneo, under the equinoctial line; and though they returned not without spoil or glory, the emperor was dissatisfied that the savage king had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Footnote 22: In Marco Polo, and the Oriental geographers, the names of Cathay and Mangi distinguis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empires, which, from A.D. 1234 to 1279, were those of the great khan, and of the Chinese. The search of Cathay, after China had been found, excited and misled our navigato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ir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north- east passage.] [Footnote 23: I depend on the knowledge and fidelity of the Pere Gaubil, who translates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annals of the Moguls or Yuen, (p. 71, 93, 153;) but I am ignorant at what time these annals were composed and published. The two uncles of Marco Polo, who served as engineers at the siege of Siengyangfou, (l. ii. 61, in Ramusio, tom. ii. See Gaubil, p. 155, 157) must have felt and related the effects of this destructive powder, and their silence is a weighty, and almost decisive objection. I entertain a suspicion, that their recent discovery was carried from Europe to China by the caravans of the xvth century and falsely adopted as an old national discovery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and Jesuits in the xvith. Yet the Pere Gaubil affirms, that the use of gunpowder has been known to the Chinese above 1600 years.

    Note: Sou-houng-kian-lon. Abel Remusat. – M.

    Note: La poudre a canon et d’autres compositions

    inflammantes, dont ils se servent pour construire des pieces d’artifice d’un effet suprenant, leur etaient connues depuis tres long-temps, et l’on croit que des bombardes et des pierriers, dont ils avaient enseigne l’usage aux Tartares, ont pu donner en Europe l’idee d’artillerie, quoique la forme des fusils et des canons dont ils se servent actuellement, leur ait ete apportee par les Francs, ainsi que l’attestent les noms memes qu’ils donnent a ces sortes d’armes. Abel Remusat, Melanges Asiat. 2d ser tom. i. p. 23. – M.]

    1. The conquest of Hindostan by the Moguls was reserved in

    a later period for the house of Timour; but that of Iran, or Persia, was achieved by Holagou Khan, ^* the grandson of Zingis, the brother and lieutenant of the two successive emperors, Mangou and Cublai. I shall not enumerate the crowd of sultans, emirs, and atabeks, whom he trampled into dust; but the extirpation of the Assassins, or Ismaelians ^24 of Persia, may be considered as a service to mankind. Among the hills to the south of the Caspian, these odious sectaries had reigned with impunity above a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and their prince, or Imam, established his lieutenant to lead and govern the colony of Mount Libanus, so famous and formidab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5 With the fanaticism of the Koran the Ismaelians had blended the Indian transmigration, and the visions of their own prophets; and it was their first duty to devote their souls and bodies in blind obedience to the vicar of God. The daggers of his missionaries were felt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the Christians and the Moslems enumerate, and persons multiply, the illustrious victims that were sacrificed to the zeal, avarice, or resentment of the old man (as he was corruptly styled) of the mountain. But these daggers, his only arms, were broken by the sword of Holagou, and not a vestige is left of the enemies of mankind, except the word assassin, which, in the most odious sense,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The extinction of the Abbassides cannot be indifferent to the spectators of their greatness and decline. Since the fall of their Seljukian tyrants the caliphs had recovered their lawful dominion of

    Bagdad and the Arabian Irak; but the city was distracted by theological factions, an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as lost in a harem of seven hundred conubines.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he encountered with feeble arms and haughty embassies. “On the divine decree,” said the caliph Mostasem, “is founded the throne of the sons of Abbas: and their foes shall surely be destroyed in this world and in the next. Who is this Holagou that dares to rise against them? If he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instantly depart from the sacred territory; and perhaps he may obtain from our clemency the pardon of his fault.” This presumption was cherished by a perfidious vizier, who assured his master, that, even if the Barbarians had entered the cit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the terrace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overwhelm them with stones. But when Holagou touched the phantom, it instantly vanished into smoke. After a siege of two months, Bagdad was stormed and sacked by the Moguls; ^* and their savage commander pronounced the death of the caliph Mostasem, the last of the temporal successors of Mahomet; whose noble kinsmen, of the race of Abbas, had reigned in Asia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Whatever might be the designs of the conqueror, the holy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26 were protected by the Arabian desert; but the Moguls spread beyond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pillaged Aleppo and Damascus, and threatened to join the Franks in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Egypt was lost, had she been defended only by her feeble offspring; but the Mamalukes had breathed in their infancy the keenness of a Scythian air: equal in valor, superior in discipline, they met the Moguls in many a well-fought field; and drove back the stream of hostility to the eastward of the Euphrates. ^! But it overflowed with resistless violence the kingdoms of Armenia ^!! and Anatolia, of which the former was possessed by the Christians, and the latter by the Turks. The sultans of Iconium opposed some resistance to the Mogul arms, till Azzadin sought a refuge among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and his feeble successors, the last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were finally extirpated by the khans of Persia. ^*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account of the expedition of Holagou,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 Abel Remusat, Melanges Asiat. 2d ser. tom. i. p. 171. – M.]

    [Footnote 24: All that can be known of the Assassins of Persia and Syria is poured from the copious, and even profuse, erudition of M. Falconet, in two Memoires read before the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tom. xvii. p. 127 – 170.)

    Note: Von Hammer’s History of the Assassins has now thrown

    Falconet’s Dissertation into the shade. – M.]

    [Footnote 25: The Ismaelians of Syria, 40,000 Assassins, had acquired or founded ten castles in the hills above Tortosa. About the year 1280, they were extirpated by the Mamalukes.]

    [Footnote *: Compare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r Assassinen, p. 283, 307. Wilken, Geschichte der Kreuzzuge, vol. vii. p. 406. Price, Chronological Retrospect, vol. ii. p. 217 – 223. – M.]

    [Footnote 26: As a proof of the ignorance of the Chinese in foreign transactions, I must observe, that some of their historians extend the conquest of Zingis himself to Medina, the country of Mahomet, (Gaubil p. 42.)] [Footnote !: Compare Wilken, vol. vii. p. 410 – M.]

    [Footnote !!: O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of the Armenians with the Mongols see Wilken, Geschichte der Kreuzzuge, vol. vii. p. 402. They eagerly desired an alliance against the Mahometan powers. – M.]

    [Footnote *: Trebizond escaped, apparently by the dexterous politics of the sovereign, but it acknowledged the Mogul supremacy. Falmerayer, p. 172 – M.]

    III. No sooner had Octai subverted the northern empire of

    China, than he resolved to visit with his arms the most remote countries of the West. Fifteen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Tartars were inscribed on the military roll: of these the great khan selected a third, which he intrusted to the command of his nephew Batou, the son of Tuli; who reigned over his father’s conquests to the north of the Caspian Sea. ^! After a festival of forty days, Batou set forwards on this great expedition; and such was the speed and ardor of his innumerable squadrons, than in less than six years they had measured a line of ninety degrees of longitude, a fourth part of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globe. The great rivers of Asia and Europe, the Volga and Kama, the Don and Borysthenes, the Vistula and Danube, they either swam with their horses or passed on the ice, or traversed in leathern boats, which followed the camp, and transported their wagons and artillery. By the first victories of Batou, the remains of national freedom were eradicated in the immense plains of Turkestan and Kipzak. ^27 In his rapid progress, he overran the kingdoms, as they are now styled, of Astracan and Cazan; and the troops which he detached towards Mount Caucasus explored the most secret recesses of Georgia and Circassia. The civil discord of the great dukes, or princes, of Russia, betrayed their country to the Tartars. They spread from Livonia to the Black Sea, and both Moscow and Kiow, the modern and the ancient capital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 temporary ruin, less fatal than the deep, and perhaps indelible, mark, which a servitude of two hundred years has imprinted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ussians. The Tartars ravaged with equal fury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hoped to possess, and those which they were hastening to leave. From the permanent conquest of Russia they made a deadly, though transient, inroad into the heart of Poland, and as far as the borders of Germany. The cities of Lublin and Cracow were obliterated: ^* they approached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and in the battle of Lignitz they defeated the dukes of Silesia, the Polish palatines, and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and filled nine sacks with the right ears of the slain. From Lignitz, the extreme point of their western march, they turned aside to the invasion of Hungary; and the presence or spirit of Batou inspired the host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 Carpathian hills could not be long impervious to their divided

    columns; and their approach had been fondly disbelieved till it was irresistibly felt. The king, Bela the Fourth, assembled the military force of his counts and bishops; but he had alienated the nation by adopting a vagrant horde of forty thousand families of Comans, and these savage guests were provoked to revolt by the suspicion of treachery and the murder of their prince. The whole country north of the Danube was lost in a day, and depopulated in a summer; and the ruins of cities and churches were overspread with the bones of the natives, who expiated the sins of their Turkish ancestors. An ecclesiastic, who fled from the sack of Waradin, describes the calamities which he had seen, or suffered; and the sanguinary rage of sieges and battles is far less atrocious than the treatment of the fugitives, who had been allured from the woods under a promise of peace and pardon and who were coolly slaughtered as soon as they had performed the labors of the harvest and vintage. In the winter the Tartars passed the Danube on the ice, and advanced to Gran or Strigonium, a German colony, 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kingdom. Thirty engines were planted against the walls; the ditches were filled with sacks of earth and dead bodies; and after a promiscuous massacre, three hundred noble matrons were slai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khan. Of all the cities and fortresses of Hungary, three alone survived the Tartar invasion, and the unfortunate Bata hid his head among the islands of the Adriatic.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extracts from the Mahometan writers, Hist. des Mongols, p. 707. – M.]

    [Footnote 27: The Dashte Kipzak, or plain of Kipzak, extends on either side of the Volga, in a boundless space towards the Jaik and Borysthenes, and is supposed to contain the primitive name and nation of the Cossacks.] [Footnote *: Olmutz was gallantly and successfully defended by Stenberg, Hist. des Mongols, p. 396. – M.]

    The Latin world was darkened by this cloud of savage

    hostility: a Russian fugitive carried the alarm to Sweden; and the remote nations of the Baltic and the ocean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Tartars, ^28 whom their fear and ignorance were inclined to separate from the human species. Since the invasion of the Arabs in the eighth century, Europe had never been exposed to a similar calamity: and if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would have oppressed her religion and liberty, it might be apprehended that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would extinguish her cities, her arts, and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civil society. The Roman pontiff attempted to appease and convert these invincible Pagans by a mission of Franciscan and Dominican friars; but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reply of the khan, that the sons of God and of Zingis were invested with a divine power to subdue or extirpate the nations; and that the pope would be involved in the universal destruction, unless he visited in person, and as a suppliant, the royal horde.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embraced a more generous mode of defence; and his letters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nd the princes of Germany, represented the common danger, and urged them to arm their vassals in this just and rational crusade. ^29 The Tartars themselves were awed by the fame and valor of the Franks; the town of Newstadt in Austria was bravely defended against them by fifty knights and twenty crossbows; and they raised the siege on the appearance of a German army. After wasting the adjacent kingdoms of Servia, Bosnia, and Bulgaria, Batou slowly retreated from the Danube to the Volga to enjoyed the rewards of victory in the city and palace of Serai, which started at his command from the midst of the desert.*

    [Footnote 28: In the year 1238, the inhabitants of Gothia (Sweden) and Frise were prevented, by their fear of the Tartars, from sending, as usual, their ships to the herring fishery on the coast of England; and as there was no exportation, forty or fifty of these fish were sold for a shilling, (Matthew Paris, p. 396.) It is whimsical enough, that the orders of a Mogul khan, who reigned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should have lowered the price of herrings in the English market.]

    [Footnote 29: I shall copy his characteristic or flattering epithets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Furens ac fervens ad arma Germania, strenuae militiae genitrix et alumna Francia, bellicosa et audax Hispania, virtuosa viris et classe munita fertilis Anglia, impetuosis bellatoribus referta Alemannia, navalis Dacia, indomita Italia, pacis ignara Burgundia, inquieta Apulia, cum maris Graeci, Adriatici et Tyrrheni insulis pyraticis et invictis, Creta, Cypro, Sicilia, cum Oceano conterminis insulis, et regionibus, cruenta Hybernia, cum agili Wallia palustris Scotia, glacialis Norwegia, suam electam militiam sub vexillo Crucis destinabunt, &c. (Matthew Paris, p. 498.)] [Footnote *: He was recalled by the death of Octai – M.]

    1. Even the poor and frozen regions of the north attracted

    the arms of the Moguls: Sheibani khan, the brother of the great Batou, led a horde of fifteen thousand families into the wilds of Siberia; and his descendants reigned at Tobolskoi above three centuries, till the Russian conquest.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which pursued the course of the Oby and Yenisei must have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icy sea. After brushing away the monstrous fables, of men with dogs’ heads and cloven feet, we shall find, that,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the Moguls were informed of the name and manners of the Samoyede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polar circle, who dwelt in subterraneous huts, and derived their furs and their food from the sole occupation of hunting. ^30

    [Footnote 30: See Carpin’s relation in Hackluyt, vol. i. p. 30. The pedigree of the khans of Siberia is given by Abulghazi, (part viii. p. 485 – 495.) Have the Russians found no Tartar chronicles at Tobolskoi?

    Note: See the account of the Mongol library in Bergman,

    Nomadische Strensreyen, vol. iii. p. 185, 205, and Remusat, Hist. des Langues Tartares, p. 327, and preface to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 M.]

    While China, Syria, and Poland, were invaded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Moguls and Tartars, the authors of the mighty mischief were content with the knowledge and declaration, that their word was the sword of death. Like the first caliphs, the first successors of Zingis seldom appeared in person at the head of their victorious armies. On the banks of the Onon and Selinga, the royal or golden horde exhibited the contrast of simplicity and greatness; of the roasted sheep and mare’s milk which composed their banquets; and of a distribution in one day of five hundred wagons of gold and silver. The ambassadors and prince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compelled to undertake this distant and laborious pilgrimage; and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great dukes of Russia, the kings of Georgia and Armenia, the sultans of Iconium, and the emirs of Persia, were decided by the frown or smile of the great khan.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Zingis had been accustomed to the pastoral life; but the village of Caracorum ^31 was gradually ennobled by their election and residence. A change of manners is implied in the removal of Octai and Mangou from a tent to a house; and their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princes of their family and the grea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Instead of the boundless forest, the enclosure of a park afforded the more indolent pleasures of the chase; their new habitations were decorated with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heir superfluous treasures were cast in fountains, and basins, and statues of massy silver; and the artists of China and Pari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great khan. ^32 Caracorum contained two streets, the one of Chinese mechanics, the other of Mahometan traders; and the places of religious worship, one Nestorian church, two mosques, and twelve temples of various idols, may represent in some degree the number and division of inhabitants. Yet a French missionary declares, that the town of St. Denys, near Paris, was more considerable than the Tartar capital; and that the whole palace of Mangou was scarcely equal to a tenth part of that Benedictine abbey. The conquests of Russia and Syria might amuse the vanity of the great khans; but they were seated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the

    acquisition of that empire was the near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object; and they might learn from their pastoral economy, that it is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shepherd to protect and propagate his flock. I have already celebrated the wisdom and virtue of a Mandarin who prevented the desolation of five populous and cultivated provinces. In a spotless administration of thirty years, this friend of his country and of mankind continually labored to mitigate, or suspend, the havoc of war; to save the monuments, and to rekindle the flame, of science; to restrain the military commander by the restoration of civil magistrates; and to instil the love of peace and justice into the minds of the Moguls. He struggled with the barbarism of the first conquerors; but his salutary lessons produced a rich harvest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 The northern, and by degrees the southern, empire acquiesced in the government of Cublai, the lieutenant, and afterwards the successor, of Mangou; and the nation was loyal to a prince who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manners of China. He restored the forms of her venerable constitution; and the victors submitted to the laws, the fashions, and even the prejudices,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This peaceful triumph, which has been more than once repeated, may be ascribed, in a great measure, to the numbers and servitude of the Chinese. The Mogul army was dissolved in a vast and populous country; and their emperors adopted with pleasure a political system, which gives to the prince the solid substance of despotism, and leaves to the subject the empty names of philosophy, freedom, and filial obedience. ^* Under the reign of Cublai, letters and commerce, peace and justice, were restored; the great canal, of five hundred miles, was opened from Nankin to the capital: he fixed his residence at Pekin; and displayed in his court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greatest monarch of Asia. Yet this learned prince declined from the pure and simple religion of his great ancestor: he sacrificed to the idol Fo; and his blind attachment to the lamas of Thibet and the bonzes of China ^33 provoked the censure of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us. His successors polluted the palace with a crowd of eunuchs, physicians, and astrologers, while thirteen millions of their subjects were consumed in the

    provinces by famine. One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his degenerate race, the dynasty of the Yuen, was expelled by a revolt of the native Chinese; and the Mogul emperors were lost in the oblivion of the desert. Before this revolution, they had forfeited their supremacy over the dependent branches of their house, the khans of Kipzak and Russia, the khans of Zagatai, or Transoxiana, and the khans of Iran or Persia. By their distance and power, these royal lieutenants had soon been released from the duties of obedienc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Cublai, they scorned to accept a sceptre or a title from his unworthy successor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situations, they maintained the simplicity of the pastoral life, or assumed the luxury of the cities of Asia; but the princes and their hordes were alike disposed for the reception of a foreign worship. After some hesitation between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they conformed to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d while they adopted for their brethren the Arabs and Persians, they renounced all intercourse with the ancient Moguls, the idolaters of China.

    [Footnote 31: The Map of D’Anville and the Chinese Itineraries (De Guignes, tom. i. part ii. p. 57) seem to mark the position of Holin, or Caracorum, about six hundred miles to the north-west of Pekin. The distance between Selinginsky and Pekin is near 2000 Russian versts, between 1300 and 1400 English miles, (Bell’s Travels, vol. ii. p. 67.)]

    [Footnote 32: Rubruquis found at Caracorum his countryman Guillaume Boucher, orfevre de Paris, who had executed for the khan a silver tree supported by four lions, and ejecting four different liquors. Abulghazi (part iv. p. 366) mentions the painters of Kitay or China.]

    [Footnote *: See the interesting sketch of the life of this minister (Yelin- Thsouthsai)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second series of Recherches Asiatiques, par A Remusat, p. 64. – M.]

    [Footnote *: Compare Hist. des Mongols, p. 616. – M.]

    [Footnote 33: The attachment of the khans, and the hatred of the mandarins, to the bonzes and lamas (Duhalde, Hist. de la Chine, tom. i. p. 502, 503) seems to represent them as the priests of the same god, of the Indian Fo, whose worship prevails among the sects of Hindostan Siam, Thibet, China, and Japan. But this mysterious subject is still lost in a cloud, which the researchers of our Asiatic Society may gradually dispel.]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II.

    In this shipwreck of nations, some surprise may be excited

    by the escape of the Roman empire, whose relics, at the time of the Mogul invasion, were dismember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Less potent than Alexander, they were pressed, like the Macedonian, both in Europe and Asia, by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and had the Tartars undertaken the siege, Constantinople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 fate of Pekin, Samarcand, and Bagdad. The glorious and voluntary retreat of Batou from the Danube was insulted by the vain triumph of the Franks and Greeks; ^34 and in a second expedition death surprised him in full march to attack the capital of the Caesars. His brother Borga carried the Tartar arms into Bulgaria and Thrace; but he was diverted from the Byzantine war by a visit to Novogorod, in the fifty-seventh degree of latitude, where he numbered the inhabitants and regulated the tributes of Russia. The Mogul khan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 Mamalukes against his brethren of Persia: thre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d; and the Greeks might rejoice in the first example of domestic war.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Michael Palaeologus, ^35 at a distance from his court and army, was surprised and surrounded in a Thracian castle, by twenty

    thousand Tartars. But the object of their march was a private interest: they came to the deliverance of Azzadin, the Turkish sultan; and were content with his person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emperor. Their general Noga, whose name is perpetuated in the hordes of Astracan, raised a formidable rebellion against Mengo Timour, the third of the khaus of Kipzak; obtained in marriage Maria, the natural daughter of Palaeologus; and guarded the dominions of his friend and father. The subsequent invasions of a Scythian cast were those of outlaws and fugitives: and some thousands of Alani and Coman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ir native zeats, were reclaimed from a vagrant life, and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Such was the influence in Europe of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The first terror of their arms secured, rather than disturbed, the peace of the Roman Asia. The sultan of Iconium solicited a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John Vataces; and his artful policy encouraged the Turks to defend their barrie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36 That barrier indeed was soon overthrown; and the servitude and ruin of the Seljukians exposed the nakedness of the Greeks. The formidable Holagou threatened to march to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the groundless panic of the citizens of Nice will present an image of the terror which he had inspired. The accident of a procession, and the sound of a doleful litany, “From the fury of the Tartars, good Lord, deliver us,” had scattered the hasty report of an assault and massacre. In the blind credulity of fear, the streets of Nice were crowded with thousands of both sexes, who knew not from what or to whom they fled; and some hours elapsed before the firmness of the military officers could relieve the city from this imaginary foe. But the ambition of Holagou and his successors was fortunately diverted by the conquest of Bagdad, and a long vicissitude of Syrian wars; their hostility to the Moslems inclined them to unite with the Greeks and Franks; ^37 and their generosity or contempt had offered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as the reward of an Armenian vassal. The fragments of the Seljukian monarchy were disputed by the emirs who had occupied the cities or the mountains; but they all confessed the supremacy of the khans of Persia; and he

    often interposed his authority, and sometimes his arms, to check their depredations, and to preserve the peace and balance of his Turkish frontier. The death of Cazan, ^38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accomplished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removed this salutary contro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oguls gave a free scope to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Ottoman Empire. ^39 [Footnote 34: Some repulse of the Moguls in Hungary (Matthew Paris, p. 545, 546) might propagate and color the report of the union and vic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Franks on the confines of Bulgaria. Abulpharagius (Dynast. p. 310) after forty years, beyond the Tigris, might be easily deceived.] [Footnote 35: See Pachymer, l. iii. c. 25, and l. ix. c. 26, 27; and the false alarm at Nice, l. iii. c. 27.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c. 6.] [Footnote 36: G. Acropolita, p. 36, 37. Nic. Greg. l. ii. c. 6, l. iv. c. 5.] [Footnote 37: Abulpharagius, who wrote in the year 1284, declares that the Moguls, since the fabulous defeat of Batou, had not attacked either the Franks or Greeks; and of this he is a competent witness. Hayton likewise, the Armenian prince, celebrates their friendship for himself and his nation.] [Footnote 38: Pachymer gives a splendid character of Cazan Khan, the rival of Cyrus and Alexander, (l. xii. c. 1.) In the conclusion of his history (l. xiii. c. 36) he hopes much from the arrival of 30,000 Tochars, or Tartars, who were ordered by the successor of Cazan to restrain the Turks of Bithynia, A.D. 1308.]

    [Footnote 39: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dynasty is illustrated by the critical learning of Mm.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329 – 337) and D’Anville, (Empire Turc, p. 14 – 22,) two inhabitants of Paris, from whom the Orientals may lear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ir own country.

    Note: They may be still more enlightened by the Geschichte

    des Osman Reiches, by M. von Hammer Purgstall of Vienna. – M.]

    After the retreat of Zingis, the sultan Gelaleddin of

    Carizme had returned from India to the possession and defence of his Persian kingdoms. In the space of eleven years, than hero fought in person fourteen battles; and such was his activity, that he led his cavalry in seventeen days from Teflia to Kerman, a march of a thousand miles. Yet he was oppressed by the jealousy of the Moslem princes, and the innumerable armies of the Moguls; and after his last defeat, Gelaleddin perished ignobly in the mountains of Curdistan. His death dissolved a veteran and adventurous army, which included under the name of Carizmians or Corasmins many Turkman hordes, that had attached themselves to the sultan’s fortune. The bolder and more powerful chiefs invaded Syria, and violated the holy sepulchre of Jerusalem: the more humble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Aladin, sultan of Iconium; and among these were the obscure fathers of the Ottoman line. They had formerly pitched their tents near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Oxus, in the plains of Mahan and Nesa; and it is somewhat remarkable, that the same spot should have produced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Parthian and Turkish empires. At the head, or in the rear, of a Carizmian army, Soliman Shah was drowned in the passage of the Euphrates: his son Orthogrul became the soldier and subject of Aladin, and established at Surgut, on the banks of the Sangar, a camp of four hundred families or tents, whom he governed fifty-two years both in peace and war. He was the father of Thaman, or Athman, whose Turkish name has been melted into the appellation of the caliph Othman; and if we describe that pastoral chief as a shepherd and a robber, we must separate from those characters all idea of ignominy and baseness. Othman possessed, and perhaps surpassed, the ordinary virtues of a soldier;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were propitious to his independence and success. The Seljukian dynasty was no more; and the distance and decline of the Mogul khans soon enfranchised him from the control of a superior. He was situate on the verge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Koran sanctified his gazi, or holy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their political errors unlocked the passes of

    Mount Olympus, and invited him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s of Bithynia. Till the reign of Palaeologus, these passes had been vigilantly guarded by the militia of the country, who were repaid by their own safety and an exemption from taxes. The emperor abolished their privilege and assumed their office; but the tribute was rigorously collected, the custody of the passes was neglected, and the hardy mountaineers degenerated into a trembling crowd of peasants without spirit or discipline. It was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July, in the year twelve hundred and ninety-nine of the Christian aera, that Othman first invaded the territory of Nicomedia; ^40 and the singular accuracy of the date seems to disclose some foresight of the rapid and destructive growth of the monster. The annals of the twenty-seven years of his reign would exhibit a repetition of the same inroads; and his hereditary troops were multiplied in each campaign by the accession of captives and volunteers. Instead of retreating to the hills, he maintained the most useful and defensive posts; fortified the towns and castles which he had first pillaged; and renounced the pastoral life for the baths and palaces of his infant capitals. But it was not till Othman was oppressed by age and infirmities, that he received the welcome news of the conquest of Prusa, which had been surrendered by famine or treachery to the arms of his son Orchan. The glory of Othman is chiefly founded on that of his descendants; but the Turks have transcribed or composed a royal testament of his last counsels of justice and moderation. ^41

    [Footnote 40: See Pachymer, l. x. c. 25, 26, l. xiii. c. 33, 34, 36; and concerning the guard of the mountains, l. i. c. 3 – 6: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c. l., and the first book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the Athenian.] [Footnote 41: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 Turks have any writers older than Mahomet II., nor can I reach beyond a meagre chronicle (Annales Turcici ad Annum 1550) translated by John Gaudier, and published by Leunclavius, (ad calcem Laonic. Chalcond. p. 311 – 350,) with copious pandects, or commentaries. The history of the Growth and Decay (A.D. 1300 – 1683) of the Othman empire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Latin Ms. of Demetrius Cantemir, prince of Moldavia, (London, 1734, in folio.) The

    author is guilty of strange blunders in Oriental history; but he was conversant with the language, the annal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Turks. Cantemir partly draws his materials from the Synopsis of Saadi Effendi of Larissa, dedicated in the year 1696 to Sultan Mustapha, and a valuable abridgment of the original historians. In one of the Ramblers, Dr Johnson praises Knolles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to the present Year. London, 1603) as the first of historians, unhappy only in the choice of his subject. Yet I much doubt whether a partial and verbose compilation from Latin writers, thirteen hundred folio pages of speeches and battles, can either instruct or amuse an enlightened age, which requires from the historian some tincture of philosophy and criticism.

    Note: We could have wished that M. von Hammer had given a

    more clear and distinct reply to this question of Gibbon. In a note, vol. i. p. 630. M. von Hammer shows that they had not only sheiks (religious writers) and learned lawyers, but poets and authors on medicine. But the inquiry of Gibbon obviously refers to historians. The oldest of their historical works, of which V. Hammer makes use, is the “Tarichi Aaschik Paschasade,” i. e.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Grandson of Aaschik Pasha, who was a dervis and celebrated ascetic poet in the reign of Murad (Amurath) I. Ahmed, the author of the work, lived during the reign of Bajazet II., but, he says, derived much information from the book of Scheik Jachshi, the son of Elias, who was Imaum to Sultan Orchan, (the second Ottoman king) and who related, from the lips of his fath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earliest Ottoman history. This book (having searched for it in vain for five-and-twenty years) our author found at length in the Vatican. All the other Turkish histories on his list, as indeed this, were written during the reign of Mahomet II. It does not appear whether any of the rest cite earlier authorities of equal value with that claimed by the “Tarichi Aaschik Paschasade.” – M.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xlix. p. 292.)]

    From the conquest of Prusa, we may date the true aera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live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Christian subjects were redeemed by a tribute or ransom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of gold; and the city, by the labors of Orchan, assumed the aspect of a Mahometan capital; Prusa was decorated with a mosque, a college, and a hospital, of royal foundation; the Seljukian coin was changed for the name and impression of the new dynasty: and the most skilful professors, of human and divine knowledge, attracted the Persian and Arabian students from the ancient schools of Oriental learning. The office of vizier was instituted for Aladin, the brother of Orchan; ^* and a different habit distinguished the citizens from the peasants, the Moslems from the infidels. All the troops of Othman had consisted of loose squadrons of Turkman cavalry; who served without pay and fought without discipline: but a regular body of infantry was first established and trained by the prudence of his son. A great number of volunteers was enrolled with a small stipend, bu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living at home, unless they were summoned to the field: their rude manners, and seditious temper, disposed Orchan to educate his young captives as his soldiers and those of the prophet; but the Turkish peasants were still allowed to mount on horseback, and follow his standard, with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hopes of freebooters. ^! By these arts he formed an army of twenty-five thousand Moslems: a train of battering engines was framed for the use of sieges; and the first successful experiment was made on the cities of Nice and Nicomedia. Orchan granted a safe-conduct to all who were desirous of depar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but the widows of the slain were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conquerors; and the sacrilegious plunder, the books, the vases, and the images, were sold or ransom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ronicus the Younger was vanquished and wounded by the son of Othman: ^42 ^!! he subdued the whole province or kingdom of Bithynia, as far as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and the Christians confessed the justice and clemency of a reign which claimed the voluntary

    attachment of the Turks of Asia. Yet Orchan was content with the modest title of emir; and in the list of his compeers, the princes of Roum or Anatolia, ^43 his military forces were surpassed by the emirs of Ghermian and Caramania, each of whom could bring into the field an army of forty thousand men. Their domains were situate in the heart of the Seljukian kingdom; but the holy warriors, though of inferior note, who formed new principalities on the Greek empire, are more conspicuous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he maritime country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Maeander and the Isle of Rhodes, so long threatened and so often pillaged, was finally lost about the thirteenth year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44 Two Turkish chieftains, Sarukhan and Aidin, left their names to their conquests, and their conquests to their posterity. The captivity or ruin of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was consummated; and the barbarous lords of Ionia and Lydia still trample on the monuments of classic and Christian antiquity. In the loss of Ephesus, the Christians deplored the fall of the first angel, the extinction of the first candlestick, of the Revelations; ^45 the desolation is complete; and the temple of Diana, or the church of Mary, will equally elude the search of the curious traveller. The circus and three stately theatres of Laodicea are now peopled with wolves and foxes; Sardes is reduced to a miserable village; the God of Mahomet, without a rival or a son, is invoked in the mosques of Thyatira and Pergamus;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Smyrna is supported by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Franks and Armenians. Philadelphia alone has been saved by prophecy, or courage. At a distance from the sea, forgotten by the emperors,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by the Turks, her valiant citizens defended their religion and freedom above fourscore years; and at length capitulated with the proudest of the Ottomans. Among the Greek colonies and churches of Asia, Philadelphia is still erect; a column in a scene of ruins; a pleasing example, that the paths of honor and safety may sometimes be the same. The servitude of Rhodes was delayed about two centuries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46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that island emerged into fame and opulence; the noble and warlike monks were renowned by land

    and sea: and the bulwark of Christendom provoked, and repelled, the arms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Footnote *: Von Hammer, Osm. Geschichte, vol. i. p. 82. – M.] [Footnote !: Ibid. p. 91. – M.]

    [Footnote 42: Cantacuzene, though he relates the battle and heroic flight of the younger Androcinus, (l. ii. c. 6, 7, 8,) dissembles by his silence the loss of Prusa, Nice, and Nicomedia, which are fairly confessed by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15, ix. 9, 13, xi. 6.) It appears that Nice was taken by Orchan in 1330, and Nicomedia in 1339, which ar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Turkish dates.]

    [Footnote !!: For the conquests of Orchan over the ten pachaliks, or kingdoms of the Seljukians, in Asia Minor. see V. Hammer, vol. i. p. 112. – M.] [Footnote 43: The partition of the Turkish emirs is extracted from two contemporaries, the Greek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1) and the Arabian Marakeschi, (De Guignes, tom. ii. P. ii. p. 76, 77.) See likewise the first book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Footnote 44: Pachymer, l. xiii. c. 13.]

    [Footnote 45: See the Travels of Wheeler and Spon, of Pocock and Chandler, and more particularly Smith’s Survey of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p. 205 – 276. The more pious antiquaries labor to reconcile the promises and threats of the author of the Revelations with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even cities. Perhaps it would be more prudent to confine his predictions to the characters and events of his own times.]

    [Footnote 46: Consult the ivth book of the Histoire de ‘Ordre de Malthe, par l’Abbe de Vertot. That pleasing writer betrays his ignorance, in supposing that Othman, a freebooter of the Bithynian hills, could besiege Rhodes by sea and land.]

    The Greeks, by their intestine divisions, were the authors

    of their final ruin. During the civil wars of the elder and younger Andronicus, the son of Othman achieved, almost without resistance, the conquest of Bithynia; and the same disorders encouraged the Turkish emirs of Lydia and Ionia to build a fleet, and to pillage the adjacent islands and the sea-coast of Europe. In the defence of his life and honor, Cantacuzene was tempted to prevent, or imitate, his adversaries, by calling to his aid the public enemies of his religion and country. Amir, the son of Aidin, concealed under a Turkish garb the humanity and politeness of a Greek; he was united with the great domestic by mutual esteem and reciprocal services; and their friendship is compared, in the vain rhetoric of the times, to the perfect union of Orestes and Pylades. ^47 On the report of the danger of his friend, who was persecuted by an ungrateful court, the prince of Ionia assembled at Smyrna a fleet of three hundred vessels, with an army of twenty-nine thousand men; sailed in the depth of winter, and cast anchor at the mouth of the Hebrus. From thence, with a chosen band of two thousand Turks, he march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 and rescued the empress, who was besieged in Demotica by the wild Bulgarians. At that disastrous moment, the life or death of his beloved Cantacuzene was concealed by his flight into Servia: but the grateful Irene, impatient to behold her deliverer, invited him to enter the city, and accompanied her message with a present of rich apparel and a hundred horses. By a peculiar strain of delicacy, the Gentle Barbarian refused, in the absence of an unfortunate friend, to visit his wife, or to taste the luxuries of the palace; sustained in his tent the rigor of the winter; and rejected the hospitable gift, that he might share the hardships of two thousand companions, all as deserving as himself of that honor and distinction. Necessity and revenge might justify his predatory excursions by sea and land: he left ni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men for the guard of his fleet; and persevered in the fruitless search of Cantacuzene, till his embarkation was hastened by a fictitious letter, the severity of the season, the clamors of his independent troops, and the weight of his spoil and captives.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civil war, the prince of Ionia twice

    returned to Europe; joined his arms with those of the emperor; besieged Thessalonica, and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Calumny might affix some reproach on his imperfect aid, his hasty departure, and a bribe of ten thousand crowns, which he accepted from the Byzantine court; but his friend was satisfied; and the conduct of Amir is excused by the more sacred duty of defending against the Latins his hereditary dominions. The maritime power of the Turks had united the pope, the king of Cyprus,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order of St. John, in a laudable crusade; their galleys invaded the coast of Ionia; and Amir was slain with an arrow, in the attempt to wrest from the Rhodian knights the citadel of Smyrna. ^48 Before his death, he generously recommended another ally of his own nation; not more sincere or zealous than himself, but more able to afford a prompt and powerful succor, by his situation along the Propontis and in the fron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prospect of a more advantageous treaty, the Turkish prince of Bithynia was detached from his engagements with Anne of Savoy; and the pride of Orchan dictated the most solemn protestations, that if he could obtain the daughter of Cantacuzene, he would invariably fulfil the duties of a subject and a son. Parental tenderness was silenced by the voice of ambition: the Greek clergy connived at the marriage of a Christian princess with a sectary of Mahomet; and the father of Theodora describes, with shameful satisfaction, the dishonor of the purple. ^49 A body of Turkish cavalry attended the ambassadors, who disembarked from thirty vessels, before his camp of Selybria. A stately pavilion was erected, in which the empress Irene passed the night with her daughters. In the morning, Theodora ascended a throne, which was surrounded with curtains of silk and gold: the troops were under arms; but the emperor alone was on horseback. At a signal the curtains were suddenly withdrawn to disclose the bride, or the victim, encircled by kneeling eunuchs and hymeneal torches: the sound of flutes and trumpets proclaimed the joyful event; and her pretended happiness was the theme of the nuptial song, which was chanted by such poets as the age could produce. Without the rites of the church, Theodora was delivered to her barbarous

    lord: but it had been stipulated, that she should preserve her religion in the harem of Bursa; and her father celebrates her charity and devotion in this ambiguous situation. After his peaceful establishment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emperor visited his Turkish ally, who with four sons, by various wives, expected him at Scutari, on the Asiatic shore. The two princes partook, with seeming cordiality, of the pleasures of the banquet and the chase; and Theodora was permitted to repass the Bosphorus, and to enjoy some days in the society of her mother. But the friendship of Orchan was subservient to his religion and interest; and in the Genoese war he joined without a blush the enemies of Cantacuzene.

    [Footnote 47: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expatiated with pleasure on this amiable character, (l. xii. 7, xiii. 4, 10, xiv. 1, 9, xvi. 6.) Cantacuzene speaks with honor and esteem of his ally, (l. iii. c. 56, 57, 63, 64, 66, 67, 68, 86, 89, 95, 96;) but he seems ignorant of his own sentimental passion for the Turks, and indirectly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unnatural friendship, (l. iv. c. 40.)]

    [Footnote 48: After the conquest of Smyrna by the Latins, the defence of this fortress was imposed by Pope Gregory XI. on the knights of Rhodes, (see Vertot, l. v.)]

    [Footnote 49: See Cantacuzenus, l. iii. c. 95. Nicephorus Gregoras, who, for the light of Mount Thabor, brands the emperor with the names of tyrant and Herod, excuses, rather than blames, this Turkish marriage, and alleges the passion and power of Orchan, Turkish, (l. xv. 5.) He afterwards celebrates his kingdom and armies. See his reign in Cantemir, p. 24 – 30.]

    In the treaty with the empress Anne, the Ottoman prince had

    inserted a singular condition, that it should be lawful for him to sell his prisoners at Constantinople, or transport them into Asia. A naked crowd of Christians of both sexes and every age, of priests and monks, of matrons and virgins, was exposed in the public market; the whip was frequently used to quicken

    the charity of redemption; and the indigent Greeks deplored the fate of their brethren, who were led away to the worst evils of temporal and spiritual bondage ^50 Cantacuzene was reduced to subscribe the same terms; and their execution must have been still more pernicious to the empire: a body of ten thousand Turks had been detached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empress Anne; but the entire forces of Orchan were exerted in the service of his father. Yet these calamities were of a transient nature; as soon as the storm had passed away, the fugitives might return to their habitations; an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ivil and foreign wars, Europe was completely evacuated by the Moslems of Asia. It was in his last quarrel with his pupil that Cantacuzene inflicted the deep and deadly wound, which could never be healed by his successors, and which is poorly expiated by his theological dialogues against the prophet Mahomet. Ignorant of their own history, the modern Turks confound their first and their final passage of the Hellespont, ^51 and describe the son of Orchan as a nocturnal robber, who, with eighty companions, explores by stratagem a hostile and unknown shore. Soliman,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was transported in the vessels, and entertained as the friend, of the Greek emperor. In the civil wars of Romania, he performed some service and perpetrated more mischief; but the Chersonesus was insensibly filled with a Turkish colony; and the Byzantine court solicited in vain the restitution of the fortresses of Thrace. After some artful delays between the Ottoman prince and his son, their ransom was valued at sixty thousand crowns, and the first payment had been made when an earthquake shook the walls and cities of the provinces; the dismantled places were occupied by the Turks; and Gallipoli, the key of the Hellespont, was rebuilt and repeopled by the policy of Soliman. The abdication of Cantacuzene dissolved the feeble bands of domestic alliance; and his last advice admonished his countrymen to decline a rash contest, and to compare their own weakness with the numbers and valor, the discipline and enthusiasm, of the Moslems. His prudent counsels were despised by the headstrong vanity of youth, and soon justified by the victories of the Ottomans. But as he practised in the field the exercise

    of the jerid, Soliman was killed by a fall from his horse; and the aged Orchan wept and expired on the tomb of his valiant son. ^*

    [Footnote 50: The most lively and concise picture of this captivity may be found in the history of Ducas, (c. 8,) who fairly describes what Cantacuzene confesses with a guilty blush!]

    [Footnote 51: In this passage, and the first conquests in Europe, Cantemir (p. 27, &c.) gives a miserable idea of his Turkish guides; nor am I much better satisfied with Chalcondyles, (l. i. p. 12, &c.) They forget to consult the most authentic record, the ivth book of Cantacuzene. I likewise regret the last books, which are still manuscrip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Note: Von Hammer excuses the silence with which the Turkish

    historians pass over the earlier intercourse of the Ottomans with the European continent, of which he enumerates sixteen different occasions, as if they disdained those peaceful incursions by which they gained no conquest, and established no permanent footing on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Of the romantic account of Soliman’s first expedition, he says, “As yet the prose of history had not asserted its right over the poetry of tradition.” This defence would scarcely be accepted as satisfactory by the historia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 M.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xlix. p. 293.)

    Note: In the 75th year of his age, the 35th of his reign.

    1. Hammer. M.]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V.

    But the Greeks had not time to rejoice in the death of their

    enemies; and the Turkish cimeter was wielded with the same spirit by Amurath the First, the son of Orchan, and the brother of Soliman. By the pale and fainting light of the Byzantine annals, ^52 we can discern, that he subdued without resistance the whole province of Romania or Thrace, from the Hellespont to Mount Haemus, and the verge of the capital; and that Adrianople was chosen for the royal seat of his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in Europe. Constantinople, whose decline is almost coeval with her foundation, had often, in the lapse of a thousand years, been assaulted by the Barbarians of the East and West; but never till this fatal hour had the Greeks been surrounded, both in Asia and Europe, by the arms of the same hostile monarchy. Yet the prudence or generosity of Amurath postponed for a while this easy conquest; and his prid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frequent and humble attendance of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and his four sons, who followed at his summons the court and camp of the Ottoman prince. He marched against the Sclavonian nations between the Danube and the Adriatic, the Bulgarians, Servians, Bosnians, and Albanians; and these warlike tribes, who had so often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were repeatedly broken by his destructive inroads. Their countries did not abound either in gold or silver; nor were their rustic hamlets and townships enriched by commerce or decorated by the arts of luxury. But the natives of the soil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in every age by their hardiness of mind and body; and they were converted by a prudent institution into the firmest and most faithful supporters of the Ottoman greatness. ^53 The vizier of Amurath reminded his sovereign that, according to the Mahometan law, he was entitled to a fifth part o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and that the duty might easily be levied, if vigilant officers were stationed in Gallipoli, to watch the passage, and to select for his use the stoutest and most beautiful of the Christian youth. The advice was followed: the edict was proclaimed; many thousands of the

    European captives were educated in religion and arms; and the new militia was consecrated and named by a celebrated dervis. Standing in the front of their ranks, he stretched the sleeve of his gown over the head of the foremost soldier, and his blessing was delivered in these words: “Let them be called Janizaries, (Yengi cheri, or new soldiers;) may their countenance be ever bright! their hand victorious! their sword keen! may their spear always hang over the heads of their enemies! and wheresoever they go, may they return with a white face!” ^54 ^* Such was the origin of these haughty troops, the terror of the nations, and sometimes of the sultans themselves. Their valor has declined, their discipline is relaxed, and their tumultuary array is incapable of contending with the order and weapons of modern tactics; but at the time of their institution, they possessed a decisive superiority in war; since a regular body of infantry, in constant exercise and pay, was not maintained by any of the princes of Christendom. The Janizaries fought with the zeal of proselytes against their idolatrous countrymen; and in the battle of Cossova, the league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Sclavonian tribes was finally crushed. As the conqueror walked over the field, he observed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slain consisted of beardless youths; and listened to the flattering reply of his vizier, that age and wisdom would have taught them not to oppose his irresistible arms. But the sword of his Janizaries could not defend him from the dagger of despair; a Servian soldier started from the crowd of dead bodies, and Amurath was pierced in the belly with a mortal wound. ^* The grandson of Othman was mild in his temper, modest in his apparel, and a lover of learning and virtue; but the Moslems were scandalized at his absence from public worship; and he was correct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 mufti, who dared to reject his testimony in a civil cause: a mixture of servitude and freedom not unfrequent in Oriental history. ^55 [Footnote 52: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Cantacuzene and Gregoras, there follows a dark interval of a hundred years. George Phranza, Michael Ducas, and Laonicus Chalcondyles, all three wrote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53: See Cantemir, p. 37 – 41, with his own large and curious annotations.]

    [Footnote 54: White and black face are common and proverbial expressions of praise and reproach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Hic niger est, hunc tu Romane caveto, was likewise a Latin sentenc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vol. i. p. 90, Gibbon and the European writers assign too late a date to this enrolment of the Janizaries. It took place not in the reign of Amurath, but in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Orchan. – M.]

    [Footnote *: Ducas has related this as a deliberate act of self-devotion on the part of a Servian noble who pretended to desert, and stabbed Amurath during a conference which he had requested. The Italian translator of Ducas, published by Bekker i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has still further heightened the romance. See likewise in Von Hammer (Osmanische Geschichte, vol. i. p. 138) the popular Servian account, which resembles that of Ducas, and may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that of his Italian translator. The Turkish account agrees more nearly with Gibbon; but the Servian, (Milosch Kohilovisch) while he lay among the heap of the dead, pretended to have some secret to impart to Amurath, and stabbed him while he leaned over to listen. – M.] [Footnote 55: See the life and death of Morad, or Amurath I., in Cantemir, (p 33 – 45,) the first book of Chalcondyles, and the Annales Turcici of Leunclavius. According to another story, the sultan was stabbed by a Croat in his tent; and this accident was alleged to Busbequius (Epist i. p. 98) as an excuse for the unworthy precaution of pinioning, as if were, between two attendants, an ambassador’s arms, when he is introduced to the royal presence.]

    The character of Bajazet,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Amurath,

    is strongly expressed in his surname of Ilderim, or the lightning; and he might glory in an epithet, which was drawn from the fiery energy of his soul and the rapidity of his destructive march. In the fourteen years of his reign, ^56 he incessantly moved at the head of his armies, from Boursa to

    Adrianople, from the Danube to the Euphrates; and, though he strenuously labored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law, he invaded, with impartial ambition, the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princes of Europe and Asia.

    From Angora to Amasia and Erzeroum,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Anatolia were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he stripped of their hereditary possessions his brother emirs of Ghermian and Caramania, of Aidin and Sarukhan; and after the conquest of Iconium the ancient kingdom of the Seljukians again revived in the Ottoman dynasty. Nor were the conquests of Bajazet less rapid or important in Europe. No sooner had he imposed a regular form of servitude on the Servians and Bulgarians, than he passed the Danube to seek new enemies and new subjects in the heart of Moldavia. ^57 Whatever yet adhered to the Greek empire in Thrace, Macedonia, and Thessaly, acknowledged a Turkish master: an obsequious bishop led him through the gates of Thermopylae into Greece; and we may observe, as a singular fact, that the widow of a Spanish chief, who possessed the ancient seat of the oracle of Delphi, deserved his favor by the sacrifice of a beauteous daughter. The Turkish communic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had been dangerous and doubtful, till he stationed at Gallipoli a fleet of galleys, to command the Hellespont and intercept the Latin succors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the monarch indulged his passions in a boundless range of injustice and cruelty, he imposed on his soldiers the most rigid laws of modesty and abstinence; and the harvest was peaceably reaped and sol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his camp. Provoked by the loose and corrup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e collected in a house the judges and lawyers of his dominions, who expected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fire would be kindled to reduce them to ashes. His ministers trembled in silence: but an Aethiopian buffoon presumed to insinuate the true cause of the evil; and future venality was left without excuse, by annexing an adequate salary to the office of cadhi. ^58 The humble title of emir was no longer suitable to the Ottoman greatness; and Bajazet condescended to accept a patent of sultan from the caliphs who served in Egypt under the yoke of the Mamalukes:

    ^59 a last and frivolous homage that was yielded by force to opinion; by the Turkish conquerors to the house of Abbas and the successors of the Arabian prophet. The ambition of the sultan was inflamed by the obligation of deserving this august title; and he turned his arms against the kingdom of Hungary, the perpetual theatre of the Turkish victories and defeats. Sigismond, the Hungarian king, was the son and brother of the emperors of the West: his cause was that of Europe and the church; and, on the report of his danger, the bravest knight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eager to march under his standard and that of the cross. In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Bajazet defeated a confederate army of a hundred thousand Christians, who had proudly boasted, that if the sky should fall, they could uphold it on their lances. The far greater part were slain or driven into the Danube; and Sigismond, escaping to Constantinople by the river and the Black Sea, returned after a long circuit to his exhausted kingdom. ^60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Bajazet threatened that he would besiege Buda; that he would subdue the adjacent countries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that he would feed his horse with a bushel of oats on the altar of St. Peter at Rome. His progress was checked, not by the miraculous interposition of the apostle, not by a crusade of the Christian powers, but by a long and painful fit of the gout. The disorders of the moral, are sometimes corrected by those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an acrimonious humor falling on a single fibre of one man, may prevent or suspend the misery of nations.

    [Footnote 56: The reign of Bajazet I., or Ilderim Bayazid, is contained in Cantemir, (p. 46,) the iid book of Chalcondyles, and the Annales Turcici. The surname of Ilderim, or lightning, is an example, that the conquerors and poets of every age have felt the truth of a system which derives the sublime from the principle of terror.]

    [Footnote 57: Cantemir, who celebrates the victories of the great Stephen over the Turks, (p. 47,) had compos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state of his principality of Moldavia, which has been long promised, and is still unpublished.]

    [Footnote 58: Leunclav. Annal. Turcici, p. 318, 319. The venality of the cadhis has long been an object of scandal and satire; and if we distrust the observations of our travellers, we may consult the feeling of the Turks themselves,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ale, p. 216, 217, 229, 230.)] [Footnote 59: The fact, which is attested by the Arabic history of Ben Schounah, a contemporary Syrian,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336.) destroys the testimony of Saad Effendi and Cantemir, (p. 14, 15,) of the election of Othman to the dignity of sultan.]

    [Footnote 60: See the Decades Rerum Hungaricarum (Dec. iii. l. ii. p. 379) of Bonfinius, an Italian, who, in the xvth century, was invited into Hungary to compose an eloquent history of that kingdom. Yet, if it be extant and accessible, I should give the preference to some homely chronicle of the time and country.]

    Such is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Hungarian war; but the

    disastrous adventure of the French has procured us some memorials which illustrate the victory and character of Bajazet. ^61 The duke of Burgundy, sovereign of Flanders, and uncle of Charles the Sixth, yielded to the ardor of his son, John count of Nevers; and the fearless youth was accompanied by four princes, his cousins, and those of the French monarch. Their inexperience was guided by the Sire de Coucy, one of the best and oldest captain of Christendom; ^62 but the constable, admiral, and marshal of France ^63 commanded an army which did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a thousand knights and squires. ^* These splendid names were the source of presumption and the bane of discipline. So many might aspire to command, that none were willing to obey; their national spirit despised both their enemies and their allies; and in the persuasion that Bajazet would fly, or must fall, they began to compute how soon they should visit Constantinople and deliver the holy sepulchre. When their scouts announced the approach of the Turks, the gay and thoughtless youths were at table, already heated with wine; they instantly clasped their armor, mounted their horses, rode full speed to the

    vanguard, and resented as an affront the advice of Sigismond, which would have deprived them of the right and honor of the foremost attack.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would not have been lost, if the French would have obeyed the prudence of the Hungarians; but it might have been gloriously won, had the Hungarians imitated the valor of the French. They dispersed the first line, consisting of the troops of Asia; forced a rampart of stakes, which had been planted against the cavalry; broke, after a bloody conflict, the Janizaries themselves; and were at length overwhelmed by the numerous squadrons that issued from the woods, and charged on all sides this handful of intrepid warriors. In the speed and secrecy of his march, in the order and evolutions of the battle, his enemies felt and admired the military talents of Bajazet. They accuse his cruelty in the use of victory. After reserving the count of Nevers, and four-and-twenty lords, ^* whose birth and riches were attested by his Latin interpreters, the remainder of the French captives, who had survived the slaughter of the day, were led before his throne; and, as they refused to abjure their faith, were successively beheaded in his presence. The sultan was exasperated by the loss of his bravest Janizaries; and if it be true, that, on the eve of the engagement, the French had massacred their Turkish prisoners, ^64 they might impute to themselves the consequences of a just retaliation. ^! A knight, whose life had been spared, was permitted to return to Paris, that he might relate the deplorable tale, and solicit the ransom of the noble captives. In the mean while, the count of Nevers, with the princes and barons of France, were dragged along in the marches of the Turkish camp, exposed as a grateful trophy to the Moslem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trictly confined at Boursa, as often as Bajazet resided in his capital. The sultan was pressed each day to expiate with their blood the blood of his martyrs; but he had pronounced that they should live, and either for mercy or destruction his word was irrevocable. He was assured of their value and importance by the return of the messenger, and the gifts and intercessions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of Cyprus. Lusignan presented him with a gold saltcellar of curious workmanship, and of the price of ten thousand ducats; and Charles the Sixth despatched by the

    way of Hungary a cast of Norwegian hawks, and six horse-loads of scarlet cloth, of fine linen of Rheims, and of Arras tapestry, representing the battles of the great Alexander. After much delay, the effect of distance rather than of art, Bajazet agreed to accept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for the count of Nevers and the surviving princes and barons: the marshal Boucicault, a famous warrior, was of the number of the fortunate; but the admiral of France had been slain in battle; and the constable, with the Sire de Coucy, died in the prison of Boursa. This heavy demand, which was doubled by incidental costs, fell chiefly on the duke of Burgundy, or rather on his Flemish subjects, who were bound by the feudal laws to contribute for the knighthood and captivity of the eldest son of their lord. For the faithful discharge of the debt, some merchants of Genoa gave security to the amount of five times the sum; a lesson to those warlike times, that commerce and credit are the links of the society of nations. It had been stipulated in the treaty, that the French captives should swear never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 person of their conqueror; but the ungenerous restraint was abolished by Bajazet himself. “I despise,” said he to the heir of Burgundy, “thy oaths and thy arms. Thou art young, and mayest be ambitious of effacing the disgrace or misfortune of thy first chivalry. Assemble thy powers, proclaim thy design, and be assured that Bajazet will rejoice to meet thee a second time in a field of battle.” Before their departure, they were indulged in the freedom and hospitality of the court of Boursa. The French princes admire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Ottoman, whose hunting and hawking equipage was composed of seven thousand huntsmen and seven thousand falconers. ^65 In their presence, and at his command, the belly of one of his chamberlains was cut open, on a complaint against him for drinking the goat’s milk of a poor woman. The strangers were astonished by this act of justice; but it was the justice of a sultan who disdains to balance the weight of evidence, or to measure the degrees of guilt.

    [Footnote 61: I should not complain of the labor of this work, if my materials were always derived from such books as the

    chronicle of honest Froissard, (vol. iv. c. 67, 72, 74, 79-83, 85, 87, 89,) who read little, inquired much, and believed all. The original Memoires of the Marechal de Boucicault (

    Partie i. c. 22-28) add some facts, but they are dry and deficient, if compared with the pleasant garrulity of Froissard.]

    [Footnote 62: An accurate Memoir on the Life of Enguerrand VII., Sire de Coucy, has been given by th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 His rank and possessions were equally considerable in France and England; and, in 1375, he led an army of adventurers into Switzerland, to recover a large patrimony which he claimed in right of his grandmother, the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Albert I. of Austria, (Sinner, Voyage dans la Suisse Occidentale, tom. i. p. 118-124.)]

    [Footnote 63: That military office, so respectable at present, was still more conspicuous when it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persons, (Daniel, Hist. de la Milice Francoise, tom. ii. p. 5.) One of these, the marshal of the crusade, was the famous Boucicault, who afterwards defended Constantinople, governed Genoa, invaded the coast of Asia, and died in the field of Azincour.] [Footnote *: Daru, Hist. de Venice, vol. ii. p. 104, makes the whole French army amount to 10,000 men, of whom 1000 were knights. The curious volume of Schiltberger, a German of Munich, who was taken prisoner in the battle, (edit. Munich, 1813,) and which V. Hammer receives as authentic, gives the whole number at 6000. See Schiltberger. Reise in dem Orient. and V. Hammer, note, p. 610. – M.]

    [Footnote *: According to Shiltberger there were only twelve French lords granted to the prayer of the “duke of Burgundy,” and “Herr Stephan Synther, and Johann von Bodem.” Schiltberger, p. 13. – M.]

    [Footnote 64: For this odious fact, the Abbe de Vertot quotes the Hist. Anonyme de St. Denys, l. xvi. c. 10, 11. (Ordre de Malthe, tom. ii. p. 310.] [Footnote !: See Schiltberger’s very graphic account of the

    massacre. He was led out to be slaughtered in cold blood with the rest f the Christian prisoners, amounting to 10,000. He was spared at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son of Bajazet, with a few others, on account of their extreme youth. No one under 20 years of age was put to death. The “duke of Burgundy” was obliged to be a spectator of this butchery which lasted from early in the morning till four o’clock, P. M. It ceased only at the supplication of the leaders of Bajazet’s army. Schiltberger, p. 14. – M.]

    [Footnote 65: Sherefeddin Ali (Hist. de Timour Bec, l. v. c. 13) allows Bajazet a round number of 12,000 officers and servants of the chase. A part of his spoils was afterwards displayed in a hunting-match of Timour, l. hounds with satin housings; 2. leopards with collars set with jewels; 3. Grecian greyhounds; and 4, dogs from Europe, as strong as African lions, (idem, l. vi. c. 15.) Bajazet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flying his hawks at cranes, (Chalcondyles, l. ii. p. 85.)]

    After his enfranchisement from an oppressive guardian, John

    Palaeologus remained thirty-six years, the helpless, and, as it should seem, the careless spectator of the public ruin. ^66 Love, or rather lust, was his only vigorous passion; and in the embraces of the wives and virgins of the city, the Turkish slave forgot the dishonor of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ronicus, his eldest son, had formed, at Adrianople, an intimate and guilty friendship with Sauzes, the son of Amurath; and the two youths conspired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lives of their parents. The presence of Amurath in Europe soon discovered and dissipated their rash counsels; and, after depriving Sauzes of his sight, the Ottoman threatened his vassal with the treatment of an accomplice and an enemy, unless he inflicted a similar punishment on his own son. Palaeologus trembled and obeyed; and a cruel precaution involved in the same sentence the childhood and innocence of John, the son of the criminal. But the operation was so mildly, or so unskilfully, performed, that the one retained the sight of an eye, and the other was afflicted only with the infirmity of

    squinting. Thus excluded from the succession, the two princes were confined in the tower of Anema; and the piety of Manuel, the second son of the reigning monarch, was rewarded with the gift of the Imperial crown. But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the turbulence of the Latins and the levity of the Greeks, produced a revolution; ^* and the two emperors were buried in the tower from whence the two prisoners were exalted to the throne. Another period of two years afforded Palaeologus and Manuel the means of escape: it was contrived by the magic or subtlety of a monk, who was alternately named the angel or the devil: they fled to Scutari; their adherents armed in their cause; and the two Byzantine factions displayed the ambition and animosity with which Caesar and Pompey had dispute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The Roman world was now contracted to a corner of Thrace, betwee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about fifty miles in length and thirty in breadth; a space of ground not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lesser principalities of Germany or Italy, if the remains of Constantinople had not still represented the wealth and populousness of a kingdom. To restore the public peace,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divide this fragment of the empire; and while Palaeologus and Manuel were left in possession of the capital, almost all that lay without the walls was ceded to the blind princes, who fixed their residence at Rhodosto and Selybria. In the tranquil slumber of royalty, the passions of John Palaeologus survived his reason and his strength: he deprived his favorite and heir of a blooming princess of Trebizond; and while the feeble emperor labored to consummate his nuptials, Manuel, with a hundred of the noblest Greeks, was sent on a peremptory summons to the Ottoman porte. They served with honor in the wars of Bajazet; but a plan of fortifying Constantinople excited his jealousy: he threatened their lives; the new works were instantly demolished; and we shall bestow a praise, perhaps above the merit of Palaeologus, if we impute this last humiliation as the cause of his death.

    [Footnote 66: For the reigns of John Palaeologus and his son Manuel, from 1354 to 1402, see Ducas, c. 9 – 15, Phranza, l. i. c. 16 – 21, and the ist and iid books of Chalcondyles, whose

    proper subject is drowned in a sea of episod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it was the power of Bajazet, vol. i. p. 218.]

    The earliest intelligence of that event was communicated to

    Manuel, who escaped with speed and secrecy from the palace of Boursa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Bajazet affected a proud indifference at the loss of this valuable pledge; and while he pursued his conquests in Europe and Asia, he left the emperor to struggle with his blind cousin John of Selybria, who, in eight years of civil war, asserted his right of primogeniture. At length, the ambition of the victorious sultan pointed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ut he listened to the advice of his vizier, who represented that such an enterprise might unite the powers of Christendom in a second and more formidable crusade. His epistle to the emperor was conceived in these words: “By the divine clemency, our invincible cimeter has reduced to our obedience almost all Asia, with many and large countries in Europe, excepting only the city of Constantinople; for beyond the walls thou hast nothing left. Resign that city; stipulate thy reward; or tremble, for thyself and thy unhappy people, at the consequences of a rash refusal.” But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soften their tone, and to propose a treaty, which was subscribed with submission and gratitude. A truce of ten years was purchased by an annual tribute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of gold; the Greeks deplored the public toleration of the law of Mahomet, and Bajazet enjoyed the glory of establishing a Turkish cadhi, and founding a royal mosque in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67 Yet this truce was soon violated by the restless sultan: in the cause of the prince of Selybria, the lawful emperor, an army of Ottomans again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stress of Manuel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king of France. His plaintive embassy obtained much pity and some relief;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uccor was intrusted to the marshal Boucicault, ^68 whose religious chivalry was inflamed by the desire of revenging his captivity on the infidels. He sailed with four ships of war, from

    Aiguesmortes to the Hellespont; forced the passage, which was guarded by seventeen Turkish galleys; landed at Constantinople a supply of six hundred men-at-arms and sixteen hundred archers; and reviewed them in the adjacent plain, without condescending to number or array the multitude of Greeks. By his presence, the blockade was raised both by sea and land; the flying squadrons of Bajazet were driven to a more respectful distance; and several castles in Europe and Asia were stormed by the emperor and the marshal, who fought with equal valor by each other’s side. But the Ottomans soon retu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numbers; and the intrepid Boucicault, after a year’s struggle, resolved to evacuate a country which could no longer afford either pay or provisions for his soldiers. The marshal offered to conduct Manuel to the French court, where he might solicit in person a supply of men and money; and advised, in the mean while, that, to extinguish all domestic discord, he should leave his blind competitor on the throne. The proposal was embraced: the prince of Selybria was introduced to the capital; and such was the public misery, that the lot of the exile seemed more fortunate than that of the sovereign. Instead of applauding the success of his vassal, the Turkish sultan claimed the city as his own; and on the refusal of the emperor John, Constantinople was more closely pressed by the calamities of war and famine. Against such an enemy prayers and resistance were alike unavailing; and the savage would have devoured his prey, if, in the fatal moment, he had not been overthrown by another savage stronger than himself. By the victory of Timour or Tamerlane,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was delayed about fifty years; and this important, though accidental, service may justly introduce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Mogul conqueror.

    [Footnote 67: Cantemir, p. 50 – 53. Of the Greeks, Ducas alone (c. 13, 15) acknowledges the Turkish cadhi at Constantinople. Yet even Ducas dissembles the mosque.]

    [Footnote 68: Memoires du bon Messire Jean le Maingre, dit Boucicault, Marechal de France, partie c. 30, 35.]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To The Throne Of Samarcand.

    – His Conquests In Persia, Georgia, Tartary Russia, India, Syria, And Anatolia. – His Turkish War. –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Bajazet. – Death Of Timour. – Civil War Of The Sons Of Bajazet. –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Monarchy By Mahomet The First. –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By Amurath The Second.

    The conquest and monarchy of the world was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ambition of Timour. To live in the memory and esteem of future ages was the second wish of his magnanimous spirit. All the civil and military transactions of his reign were diligently recorded in the journals of his secretaries: ^1 the authentic narrative was revised by the persons best informed of each particular transaction; and it is believed in the empire and family of Timour, that the monarch himself composed the commentaries ^2 of his life, and the institutions ^3 of his government. ^4 But these cares were ineffectua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s fame, and these precious memorials in the Mogul or Persian language were concealed from the world, or, at least, from the knowledge of Europe. The nations which he vanquished exercised a base and impotent revenge; and ignorance has long repeated the tale of calumny, ^5 which had disfigured the birth and character, the person, and even the name, of Tamerlane. ^6 Yet his real merit would be enhanced,

    rather than debased, by the elevation of a peasant to the throne of Asia; nor can his lameness be a theme of reproach, unless he had the weakness to blush at a natural, or perhaps an honorable, infirmity. ^*

    [Footnote 1: These journals were communicated to Sherefeddin, or Cherefeddin Ali, a native of Yezd, who composed in the Persian language a history of Timour Beg,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M. Petit de la Croix, (Paris, 1722, in 4 vols. 12 mo.,) and has always been my faithful guide. His geography and chronology are wonderfully accurate; and he may be trusted for public facts, though he servilely praises the virtue and fortune of the hero. Timour’s attention to procure intelligence from his own and foreign countries may be seen in the Institutions, p. 215, 217, 349, 351.]

    [Footnote 2: These Commentaries are yet unknown in Europe: but Mr. White gives some hope that they may be imported and translated by his friend Major Davy, who had read in the East this “minute and faithful narrative of an interesting and eventful period.”

    Note: The manuscript of Major Davy has been translated by

    Major Stewart, and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London. It contains the life of Timour, from his birth to his forty-first year; but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western war and conquest are wanting. Major Stewart intimates that two manuscripts exist in this country containing the whole work, but excuses himself, on account of his age, from undertaking the laborious task of completing the translation.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European public will be soon enabled to judge of the value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Caesar of the East. Major Stewart’s work commences with the Book of Dreams and Omens – a wild, but characteristic, chronicle of Visions and Sortes Koranicae. Strange that a life of Timour should awaken a reminiscence of the diary of Archbishop Laud! The early dawn and the gradual expression

    of his not less splendid but more real visions of ambition are touched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ruth and nature. But we long to escape from the petty feuds of the pastoral chieftain, to the triumphs and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onqueror of the world – M.]

    [Footnote 3: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 in the Turki or Mogul language, be still extant. The Persic version,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most valuable index, was published (Oxford, 1783, in 4to.) by the joint labors of Major Davy and Mr. White, the Arabic professor. This work has been since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c into French, (Paris, 1787,) by M. Langles, a learned Orientalist, who has added the life of Timour, and many curious notes.]

    [Footnote 4: Shaw Allum, the present Mogul, reads, values, but cannot imitate, the institutions of his great ancestor. The English translator relies on their internal evidence; but if any suspicions should arise of fraud and fiction, they will not be dispelled by Major Davy’s letter. The Orientals have never cultivated the art of criticism; the patronage of a prince, less honorable, perhaps, is not less lucrative than that of a bookseller; nor can it be deemed incredible that a Persian, the real author, should renounce the credit, to raise the value and price, of the work.]

    [Footnote 5: The original of the tale is found in the following work, which is much esteemed for its florid elegance of style: Ahmedis Arabsiadae (Ahmed Ebn Arabshah) Vitae et Rerum gestarum Timuri. Arabice et Latine. Edidit Samuel Henricus Manger. Franequerae, 1767, 2 tom. in 4to. This Syrian author is ever a malicious, and often an ignorant enemy: the very titles of his chapters are injurious; as how the wicked, as how the impious, as how the viper, &c. The copious article of Timur, in Bibliotheque Orientale, is of a mixed nature, as D’Herbelot indifferently draws his materials (p. 877 – 888) from Khondemir Ebn Schounah, and the Lebtarikh.]

    [Footnote 6: Demir or Timour signifies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Iron; and it is the appellation of a lord or prince. By

    the change of a letter or accent, it is changed into Lenc, or Lame; and a European corruption confounds the two words in the name of Tamerlane.

    Note: According to the memoirs he was so called by a Shaikh,

    who, when visited by his mother on his birth, was reading the verse of the Koran, ‘Are you sure that he who dwelleth in heaven will not cause the earth to swallow you up, and behold it shall shake, Tamurn.” The Shaikh then stopped and said, “We have named your son Timur,” p. 21. – M.]

    [Footnote *: He was lamed by a wound at the siege of the capital of Sistan. Sherefeddin, lib. iii. c. 17. p. 136. See Von Hammer,

    vol.

    1. p. 260. – M.] In the eyes of the Moguls, who held the indefeasible

    succession of the house of Zingis, he was doubtless a rebel subject; yet he sprang from the noble tribe of Berlass: his fifth ancestor, Carashar Nevian, had been the vizier ^! of Zagatai, in his new realm of Transoxiana; and in the ascent of some generations, the branch of Timour is confounded, at least by the females, ^7 with the Imperial stem. ^8 He was born for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Samarcand in the village of Sebzar, in the fruitful territory of Cash, of which his fathers were the hereditary chiefs, as well as of a toman of ten thousand horse. ^9 His birth ^10 was cast on one of those periods of anarchy, which announce the fall of the Asiatic dynasties, and open a new field to adventurous ambition. The khans of Zagatai were extinct; the emirs aspired to independence; and their domestic feuds could only be suspended by the conquest and tyranny of the khans of Kashgar, who, with an army of Getes or Calmucks, ^11 invaded the Transoxian kingdom. From the twelfth year of his age, Timour had entered the field of action; in the twenty-fifth ^!! he stood forth as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 and the eyes and wishes of the people were turned towards a hero who suffered in their cause. The chiefs of the

    law and of the army had pledged their salvation to support him with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ut in the hour of danger they were silent and afraid; and, after waiting seven days on the hills of Samarcand, he retreated to the desert with only sixty horsemen. The fugitives were overtaken by a thousand Getes, whom he repulsed with incredible slaughter, and his enemies were forced to exclaim, “Timour is a wonderful man: fortune and the divine favor are with him.” But in this bloody action his own followers were reduced to ten, a number which was soon diminished by the desertion of three Carizmians. ^!!! He wandered in the desert with his wife, seven companions, and four horses; and sixty-two days was he plunged in a loathsome dungeon, from whence he escaped by his own courage and the remorse of the oppressor. After swimming the broad and rapid steam of the Jihoon, or Oxus, he led, during some months, the life of a vagrant and outlaw, on the borders of the adjacent states. But his fame shone brighter in adversity; he learned to distinguish the friends of his person, the associates of his fortune, and to apply the various characters of men for their advantage, and, above all, for his own. On his return to his native country, Timour was successively joined by the parties of his confederates, who anxiously sought him in the desert; nor can I refuse to describe, in his pathetic simplicity, one of their fortunate encounters.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guide to three chiefs, who were at the head of seventy horse. “When their eyes fell upon me,” says Timour, “they were overwhelmed with joy; and they alighted from their horses; and they came and kneeled; and they kissed my stirrup. I also came down from my horse, and took each of them in my arms. And I put my turban on the head of the first chief; and my girdle, rich in jewels and wrought with gold, I bound on the loins of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I clothed in my own coat. And they wept, and I wept also; and the hour of prayer was arrived, and we prayed. And we mounted our horses, and came to my dwelling; and I collected my people, and made a feast.” His trusty bands were soon increased by the bravest of the tribes; he led them against a superior foe; and, after some vicissitudes of war the Getes were finally driven from the kingdom of Transoxiana. He had

    done much for his own glory; but much remained to be done, much art to be exerted, and some blood to be spilt, before he could teach his equals to obey him as their master. The birth and power of emir Houssein compelled him to accept a vicious and unworthy colleague, whose sister was the best beloved of his wives. Their union was short and jealous; but the policy of Timour, in their frequent quarrels, exposed his rival to the reproach of injustice and perfidy; and, after a final defeat, Houssein was slain by some sagacious friends, who presumed, for the last time, to disobey the commands of their lord. ^* At the age of thirty-four, ^12 and in a general diet or couroultai, he was invested with Imperial command, but he affected to revere the house of Zingis; and while the emir Timour reigned over Zagatai and the East, a nominal khan served as a private officer in the armies of his servant. A fertile kingdom, five hundred miles in length and in breadth, might have satisfied the ambition of a subject; but Timour aspire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world; and before his death, the crown of Zagatai was one of the twenty- seven crowns which he had placed on his head. Without expatiating on the victories of thirty-five campaigns; without describing the lines of march, which he repeatedly traced over the continent of Asia; I shall briefly represent his conquests in, I. Persia, II. Tartary, and, III. India, ^13 and from thence proceed to the mor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his Ottoman war.

    [Footnote !: In the memoirs, the title Gurgan is in one place (p. 23) interpreted the son-in-law; in another (p. 28) as Kurkan, great prince, generalissimo, and prime minister of Jagtai. – M.]

    [Footnote 7: After relating some false and foolish tales of Timour Lenc, Arabshah is compelled to speak truth, and to own him for a kinsman of Zingis, per mulieres, (as he peevishly adds,) laqueos Satanae, (pars i. c. i. p. 25.) The testimony of Abulghazi Khan (P. ii. c. 5, P. v. c. 4) is clear, unquestionable, and decisive.]

    [Footnote 8: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pedigrees, the fourth ancestor of Zingis, and the ninth of timour, were brothers; and they agreed, that the posterity of the elder should succeed to

    the dignity of khan, and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ounger should fill the office of their minister and general. This tradition was at least convenient to justify the first steps of Timour’s ambition, (Institutions, p. 24, 25, from the MS. fragments of Timour’s History.)]

    [Footnote 9: See the preface of Sherefeddin, and Abulfeda’s Geography, (Chorasmiae, &c., Descriptio, p. 60, 61,) in the iiid volume of Hudson’s Minor Greek Geographers.]

    [Footnote 10: See his nativity in Dr. Hyde, (Syntagma Dissertat. tom. ii. p. 466,) as it was cast by the astrologers of his grandson Ulugh Beg. He was born, A.D. 1336, April 9, 11 degrees 57 minutes. P. M., lat. 36. I know not whether they can prove the great conjunction of the planets from whence, like other conquerors and prophets, Timour derived the surname of Saheb Keran, or master of the conjunctions, (Bibliot. Orient. p. 878.)]

    [Footnote 11: In the Institutions of Timour, these subjects of the khan of Kashgar are most improperly styled Ouzbegs, or Usbeks, a name which belongs to another branch and country of Tartars, (Abulghazi, P. v. c. v. P. vii. c. 5.) Could I be sure that this word is in the Turkish original, I would boldly pronounce, that the Institutions were framed a century after the death of Timou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sbeks in Transoxiana.

    Note: Col. Stewart observes, that the Persian translator has

    sometimes made use of the name Uzbek by anticipation. He observes, likewise, that these Jits (Getes) are not to be confounded with the ancient Getae: they were unconverted Turks. Col. Tod (History of Rajasthan, vol. i. p. 166) would identify the Jits with the ancient race. – M.]

    [Footnote !!: He was twenty-seven before he served his first wars under the emir Houssein, who ruled over Khorasan and Mawerainnehr. Von Hammer, vol. i. p. 262. Neither of these statements agrees with the Memoirs. At twelve he was a boy. “I

    fancied that I perceived in myself all the signs of greatness and wisdom, and whoever came to visit me, I received with great hauteur and dignity.” At seventeen he undertook the management of the flocks and herds of the family, (p. 24.) At nineteen he became religious, and “left off playing chess,” made a kind of Budhist vow never to injure living thing and felt his foot paralyzed from having accidentally trod upon an ant, (p. 30.) At twenty, thoughts of rebellion and greatness rose in his mind; at twenty-one, he seems to have performed his first feat of arms. He was a practised warrior when he served, in his twenty-seventh year, under Emir Houssein.]

    [Footnote !!!: Compare Memoirs, page 61. The imprisonment is there stated at fifty-three days. “At this time I made a vow to God that I would never keep any person, whether guilty or innocent, for any length of time, in prison or in chains.” p. 63. – M.]

    [Footnote *: Timour, on one occasion, sent him this message: “He who wishes to embrace the bride of royalty must kiss her across the edge of the sharp sword,” p. 83. The scene of the trial of Houssein, the resistance of Timour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feeble, the vengeance of the chiefs becoming proportionably more determined, is strikingly portrayed. Mem. p 130 – M.] [Footnote 12: The ist book of Sherefeddin is employed on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hero: and he himself, or his secretary, (Institutions, p. 3 – 77,) enlarges with pleasure on the thirteen designs and enterprises which most truly constitute his personal merit. It even shines through the dark coloring of Arabshah, (P. i. c. 1 – 12.)]

    [Footnote 13: The conquests of Persia, Tartary, and India, are represented in the iid and iiid books of Sherefeddin, and by Arabshah, (c. 13 – 55.) Consult the excellent Indexes to the Institutions.

    Note: Compare the seventh book of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 ischen Reiches. – M.]

    1. For every war, a motive of safety or revenge, of honor

    or zeal, of right or convenience, may be readily found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conquerors. No sooner had Timour reunited to the patrimony of Zagatai the dependent countries of Carizme and Candahar, than he turned his eyes towards the kingdoms of Iran or Persia. From the Oxus to the Tigris, that extensive country was left without a lawful sovereign since the death of Abousaid, the last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great Holacou. Peace and justice had been banished from the land above forty years; and the Mogul invader might seem to listen to the cries of an oppressed people.

    Their petty tyrants might have opposed him with confederate arms: they separately stood, and successively fell;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fate was only marked by the promptitude of submission or the obstinacy of resistance. Ibrahim, prince of Shirwan, or Albania, kissed the footstool of the Imperial throne. His peace-offerings of silks, horses, and jewels, were composed, according to the Tartar fashion, each article of nine pieces; but a critical spectator observed, that there were only eight slaves.

    “I myself am the ninth,” replied Ibrahim, who was prepared for the remark; and his flattery was rewarded by the smile of Timour. ^14 Shah Mansour, prince of Fars, or the proper Persia, was one of the least powerful, but most dangerous, of his enemies. In a battle under the walls of Shiraz, he broke, with three or four thousand soldiers, the coul or main body of thirty thousand horse, where the emperor fought in person. No more than fourteen or fifteen guards remained near the standard of Timour: he stood firm as a rock, and received on his helmet two weighty strokes of a cimeter: ^15 the Moguls rallied; the head of Mansour was thrown at his feet; and he declared his esteem of the valor of a foe, by extirpating all the males of so intrepid a race. From Shiraz, his troops advanced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richness and weakness of Ormuz ^16 were displayed in an annual tribute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dinars of gold. Bagdad was no longer the city of

    peace, the seat of the caliphs; but the noblest conquest of Holacou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by his ambitious successor.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from the mouth to the sources of those rivers, was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he entered Edessa; and the Turkmans of the black sheep were chastised for the sacrilegious pillage of a caravan of Mecca. In the mountains of Georgia, the native Christians still braved the law and the sword of Mahomet, by three expeditions he obtained the merit of the gazie, or holy war; and the prince of Teflis became his proselyte and friend. [Footnote 14: The reverence of the Tartars for the mysterious number of nine is declared by Abulghazi Khan, who, for that reason, divides his Genealogical History into nine parts.]

    [Footnote 15: According to Arabshah, (P. i. c. 28, p. 183,) the coward Timour ran away to his tent, and hid himself from the pursuit of Shah Mansour under the women’s garments. Perhaps Sherefeddin (l. iii. c. 25) has magnified his courage.]

    [Footnote 16: The history of Ormuz is not unlike that of Tyre. The old city, on the continent, was destroyed by the Tartars, and renewed in a neighboring island, without fresh water or vegetation. The kings of Ormuz, rich in the Indian trade and the pearl fishery, possessed large territories both in Persia and Arabia; but they were at first the tributaries of the sultans of Kerman, and at last were delivered (A.D. 1505) by the Portuguese tyrants from the tyranny of their own viziers, (Marco Polo, l. i. c. 15, 16, fol. 7, 8. Abulfeda, Geograph. tabul. xi. p. 261, 262, an original Chronicle of Ormuz, in Texeira, or Stevens’s History of Persia, p. 376 – 416, and the Itineraries inserted in the ist volume of Ramusio, of Ludovico Barthema, (1503,) fol. 167, of Andrea Corsali, (1517) fol. 202, 203, and of Odoardo Barbessa, (in 1516,) fol 313 – 318.)]

    1. A just retaliation might be urged for the invasion of

    Turkestan, or the Eastern Tartary. The dignity of Timour could not endure the impunity of the Getes: he passed the Sihoon, subdued the kingdom of Kashgar, and marched seven times

    into the heart of their country. His most distant camp was two months’ journey, or four hundred and eighty leagues to the north-east of Samarcand; and his emirs, who traversed the River Irtish, engraved in the forests of Siberia a rude memorial of their exploits. The conquest of Kipzak, or the Western Tartary, ^17 was founded on the double motive of aiding the distressed, and chastising the ungrateful. Toctamish, a fugitive prince, was ent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his court: the ambassadors of Auruss Khan were dismissed with a haughty denial, and followed on the same day by the armies of Zagatai; and their success established Toctamish in the Mogul empire of the North. But, after a reign of ten years, the new khan forgot the merits and the strength of his benefactor; the base usurper, as he deemed him, of the sacred right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d, he entered Persia at the head of ninety thousand horse: with the innumerable forces of Kipzak, Bulgaria, Circassia, and Russia, he passed the Sihoon, burnt the palaces of Timour, and compelled him, amidst the winter snows, to contend for Samarcand and his life. After a mild expostulation, and a glorious victory, the emperor resolved on revenge; and by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the Caspian, and the Volga, he twice invaded Kipzak with such mighty powers, that thirteen miles were measured from his right to his left wing. In a march of five months, they rarely beheld the footsteps of man; and their daily subsistence was often trusted to the fortune of the chase. At length the armie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but the treachery of the standard-bearer, who, in the heat of action, reversed the Imperial standard of Kipzak, determined the victory of the Zagatais; and Toctamish (I 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Institutions) gave the tribe of Toushi to the wind of desolation. ^18 He fled to the Christian duke of Lithuania; again returned to the banks of the Volga; and, after fifteen battles with a domestic rival, at last perished in the wilds of Siberia. The pursuit of a flying enemy carried Timour into the tributary provinces of Russia: a duke of the reigning family was made prisoner amidst the ruins of his capital; and Yeletz, by the pride and ignorance of the Orientals, might easily be confounded with the genuine metropolis of the nation. Moscow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Tartar, and the resistance would have been feeble, since the hopes of the Russians were placed in a miraculous image of the Virgin, to whose protection they ascribed the casual and voluntary retreat of the conqueror. Ambition and prudence recalled him to the South, the desolate country was exhausted, and the Mogul soldiers were enriched with an immense spoil of precious furs, of linen of Antioch, ^19 and of ingots of gold and silver. ^20 On the banks of the Don, or Tanais, he received an humble deputation from the consuls and merchants of Egypt, ^21 Venice, Genoa, Catalonia, and Biscay, who occupied the commerce and city of Tana, or Azoph,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They offered their gifts, admired his magnificence, and trusted his royal word. But the peaceful visit of an emir, who explored the state of the magazines and harbor,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destructive presence of the Tartars. The city was reduced to ashes; the Moslems were pillaged and dismissed; but all the Christians, who had not fled to their ships, were condemned either to death or slavery. ^22 Revenge prompted him to burn the cities of Serai and Astrachan, the monuments of rising civilization; and his vanity proclaimed, that he had penetrated to the region of perpetual daylight, a strange phenomenon, which authorized his Mahometan doctors to dispense with the obligation of evening prayer. ^23 [Footnote 17: Arabshah had travelled into Kipzak, and acquired a singular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cities, and revolutions, of that northern region, (P. i. c. 45 – 49.)]

    [Footnote 18: Institutions of Timour, p. 123, 125. Mr. White, the editor, bestows some animadversion on the superficial account of Sherefeddin, (l. iii. c. 12, 13, 14,) who was ignorant of the designs of Timour, and the true springs of action.]

    [Footnote 19: The furs of Russia are more credible than the ingots. But the linen of Antioch has never been famous: and Antioch was in ruins. I suspect that it was some manufacture of Europe, which the Hanse merchants had imported by the way of Novogorod.]

    [Footnote 20: M.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 p. 247. Vie de Timour, p. 64 – 67, before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Institutes) has corrected the error of Sherefeddin, and marked the true limit of Timour’s conquests. His arguments are superfluous; and a simple appeal to the Russian annals is 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Moscow, which six years before had been taken by Toctamish, escaped the arms of a more formidable invader.] [Footnote 21: An Egyptian consul from Grand Cairo is mentioned in Barbaro’s voyage to Tana in 1436, after the city had been rebuilt, (Ramusio, tom. ii. fol. 92.)]

    [Footnote 22: The sack of Azoph is described by Sherefeddin, (l. iii. c. 55,) and much more particularly by the author of an Italian chronicle, (Andreas de Redusiis de Quero, in Chron. Tarvisian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x. p. 802 – 805.) He had conversed with the Mianis, two Venetian brothers, one of whom had been sent a deputy to the camp of Timour, and the other had lost at Azoph three sons and 12,000 ducats.] [Footnote 23: Sherefeddin only says (l. iii. c. 13) that the rays of the setting, and those of the rising sun, were scarcely separated by any interval; a problem which may be solved in the latitude of Moscow, (the 56th degree,) with the aid of the Aurora Borealis, and a long summer twilight. But a day of forty days (Khondemir apud D’Herbelot, p. 880) would rigorously confine us within the polar circle.]

    III. When Timour first proposed to his princes and emirs

    the invasion of India or Hindostan, ^24 he was answered by a murmur of discontent: “The rivers! and the mountains and deserts! and the soldiers clad in armor! and the elephants, destroyers of men!” But the displeasure of the emperor was more dreadful than all these terrors; and his superior reason was convinced, that an enterprise of such tremendous aspect was safe and easy in the execution. He was informed by his spies of the weakness and anarchy of Hindostan: the soubahs of the provinces had erected the standard of rebellion; and the

    perpetual infancy of Sultan Mahmoud was despised even in the harem of Delhi. The Mogul army moved in three great divisions; and Timour observes with pleasure, that the ninety-two squadrons of a thousand horse most fortunately corresponded with the ninety-two names or epithets of the prophet Mahomet. ^* Between the Jihoon and the Indus they crossed one of the ridges of mountains, which are styled by the Arabian geographers The Stony Girdles of the Earth. The highland robbers were subdued or extirpated; but great numbers of men and horses perished in the snow; the emperor himself was let down a precipice on a portable scaffold – the ropes were one hundred and fifty cubits in length; and before he could reach the bottom, this dangerous operation was five times repeated. Timour crossed the Indus at the ordinary passage of Attok; and successively traversed, 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Punjab, or five rivers, ^25 that fall into the master stream. From Attok to Delhi, the high road measures no more than six hundred miles; but the two conquerors deviated to the south-east; and the motive of Timour was to join his grandson, who had achieved by his command the conquest of Moultan.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Hyphasis,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the Macedonian hero halted and wept: the Mogul entered the desert, reduced the fortress of Batmir, and stoo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Delhi, a great and flourishing city, which had subsisted three centuri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Mahometan kings. ^! The siege, more especially of the castle, might have been a work of time; but he temp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weakness, the sultan Mahmoud and his vizier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 with ten thousand cuirassiers, forty thousand of his foot-guards, 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 elephants, whose tusks are said to have been armed with sharp and poisoned daggers. Against these monsters, or rather against the imagination of his troops, he condescended to use some extraordinary precautions of fire and a ditch, of iron spikes and a rampart of bucklers; but the event taught the Moguls to smile at their own fears; and as soon as these unwieldy animals were routed, the inferior species (the men of India) disappeared from the field. Timour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into the capital of Hindostan; and

    admired, with a view to imitat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tately mosque; but the order or license of a general pillage and massacre polluted the festival of his victory. He resolved to purify his soldiers in the blood of the idolaters, or Gentoos, who still surpass, in the proportion of ten to one, the numbers of the Moslems. ^* In this pious design, he advanced one hundred miles to the north-east of Delhi, passed the Ganges, fought several battles by land and water, and penetrated to the famous rock of Coupele, the statue of the cow, ^!! that seems to discharge the mighty river, whose source is far distant among the mountains of Thibet. ^26 His return was along the skirts of the northern hills; nor could this rapid campaign of one year justify the strange foresight of his emirs, that their children in a warm climate would degenerate into a race of Hindoos.

    [Footnote 24: For the Indian war,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29 – 139,) the fourth book of Sherefeddin, and the history of Ferishta, (in Dow, vol. ii. p. 1 – 20,) which throws a general light on the affairs of Hindostan.] [Footnote *: Gibbon (observes M. von Hammer) is mistaken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ninety-two squadrons of his army with the ninety-two names of God: the names of God are ninety-nine. and Allah is the hundredth, p. 286, note. But Gibbon speaks of the names or epithets of Mahomet, not of God. – M] [Footnote 25: The rivers of the Punjab, the five eastern branches of the Indus, have been laid dow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ruth and accuracy in Major Rennel’s incomparable map of Hindostan. In this Critical Memoir he illustrates with judgment and learning the marches of Alexander and Timour.

    Note *: See vol. i. ch. ii. note 1. – M.]

    [Footnote !: They took, on their march, 100,000 slaves, Guebers they were all murdered. V. Hammer, vol. i. p. 286. They are called idolaters. Briggs’s Ferishta, vol. i. p. 491. – M]

    [Footnote *: See a curious passage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indoo idols, Memoirs, p. 15. – M.]

    [Footnote !!: Consult the very striking description of the Cow’s Mouth by Captain Hodgson, Asiat. Res. vol. xiv. p. 117. “A most wonderful scene. The B’hagiratha or Ganges issues from under a very low arch at the foot of the grand snow bed. My guide, an illiterate mountaineer compared the pendent icicles to Mahodeva’s hair.” (Compare Poems, Quarterly Rev. vol. xiv. p. 37, and at the end of my translation of Nala.) “Hindoos of research may formerly have been here; and f so. I cannot think of any place to which they might more aptly give the name of a cow’s mouth than to this extraordinary debouche – M.] [Footnote 26: The two great rivers, the Ganges and Burrampooter, rise in Thibet, from the opposite ridges of the same hills,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to the distance of 1200 miles, and, after a winding course of 2000 miles, again meet in one point near the Gulf of Bengal. Yet so capricious is Fame, that the Burrampooter is a late discovery, while his brother Ganges has been the theme of ancient and modern story Coupele, the scene of Timour’s last victory, must be situate near Loldong, 1100 miles from Calcutta; and in 1774, a British camp! (Rennel’s Memoir, p. 7, 59, 90, 91, 99.)]

    It was on the banks of the Ganges that Timour was informed,

    by his speedy messengers, of the disturbances which had arisen on the confines of Georgia and Anatolia, of the revolt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mbitious designs of the sultan Bajazet. His vigor of mind and body was not impaired by sixty-three years, and innumerable fatigues; and, after enjoying some tranquil months in the palace of Samarcand, he proclaimed a new expedition of seven years in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Asia. ^27 To the soldiers who had served in the Indian war he granted the choice of remaining at home, or following their prince; but the troops of all the provinces and kingdoms of Persia were commanded to assemble at Ispahan, and wait the arrival of the Imperial standard. It was first directed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Georgia, who were strong only in their rocks, their castles, and the winter season; but these obstacles were overcome by the zeal and perseverance of Timour: the rebels submitted to the tribute or the Koran; and

    if both religions boasted of their martyrs, that name is more justly due to the Christian prisoners, who were offered the choice of abjuration or death. On his descent from the hills, the emperor gave audience to the first ambassadors of Bajazet, and opened the hostile correspondence of complaints and menaces, which fermented two years before the final explosion. Between two jealous and haughty neighbors, the motives of quarrel will seldom be wanting.

    The Mogul and Ottoman conquests now touched each othe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Erzerum, and the Euphrates; nor had the doubtful limit been ascertained by time and treaty. Each of these ambitious monarchs might accuse his rival of violating his territory, of threatening his vassals, and protecting his rebels; and, by the name of rebels, each understood the fugitive princes, whose kingdoms he had usurped, and whose life or liberty he implacably pursued. The resemblance of character was still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opposition of interest; and in their victorious career, Timour was impatient of an equal, and Bajazet was ignorant of a superior. The first epistle ^28 of the Mogul emperor must have provoked, instead of reconciling, the Turkish sultan, whose family and nation he affected to despise. ^29 “Dost thou not know,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Asia is subject to our arms and our laws? that our invincible forces extend from one sea to the other? that the potentates of the earth form a line before our gate? and that we have compelled Fortune herself to watch over the prosperity of our empire.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y insolence and folly? Thou hast fought some battles in the woods of Anatolia; contemptible trophies! Thou hast obtained some victories over the Christians of Europe; thy sword was blessed by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y obedience to the precept of the Koran, in waging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is the sole consideration that prevents us from destroying thy country, the frontier and bulwark of the Moslem world. Be wise in time; reflect; repent; and avert the thunder of our vengeance, which is yet suspended over thy head. Thou art no more than a pismire; why wilt thou seek to provoke the elephants? Alas! they will trample thee under their feet.” In his

    replies, Bajazet poured forth the indignation of a soul which was deeply stung by such unusual contempt. After retorting the basest reproaches on the thief and rebel of the desert, the Ottoman recapitulates his boasted victories in Iran, Touran, and the Indies; and labors to prove, that Timour had never triumphed unless by his own perfidy and the vices of his foes. “Thy armies are innumerable: be they so; but what are the arrows of the flying Tartar against the cimeters and battle-axes of my firm and invincible Janizaries? I will guard the princes who have implored my protection: seek them in my tents. The cities of Arzingan and Erzeroum are mine; and unless the tribute be duly paid, I will demand the arrears under the walls of Tauris and Sultania.” The ungovernable rage of the sultan at length betrayed him to an insult of a more domestic kind. “If I fly from thy arms,” said he, “may my wives be thrice divorced from my bed: but if thou hast not courage to meet me in the field, mayest thou again receive thy wives after they have thrice endured the embraces of a stranger.” ^30 Any violation by word or deed of the secrecy of the harem is an unpardonable offence among the Turkish nations; ^31 and the political quarrel of the two monarchs was imbittered by private and personal resentment. Yet in his first expedition, Timour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iege and destruction of Siwas or Sebaste, a strong city on the borders of Anatolia; and he revenged the indiscretion of the Ottoman, on a garrison of four thousand Armenians, who were buried alive for the brave and faithful discharge of their duty. ^! As a Mussulman, he seemed to respect the pious occupation of Bajazet, who was still engaged in the block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after this salutary lesson, the Mogul conqueror checked his pursuit, and turned aside to the invasion of Syria and Egypt. In these transactions, the Ottoman prince, by the Orientals, and even by Timour, is styled the Kaissar of Roum, the Caesar of the Romans; a title which, by a small anticipation, might be given to a monarch who possessed the provinces, and threatened the city,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32 [Footnote 27: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41, to the end of the 1st book, and Sherefeddin, (l. v. c. 1 – 16,) to the entrance of Timour into Syria.]

    [Footnote 28: We have three copies of these hostile epistles in the Institutions, (p. 147,) in Sherefeddin, (l. v. c. 14,) and in Arabshah, (tom. ii. c. 19 p. 183 – 201;) which agre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pirit and substance rather than in the styl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have been translated, with various latitude, from the Turkish original into the Arabic and Persian tongues.

    Note: Von Hammer considers the letter which Gibbon inserted

    in the text to be spurious. On the various copies of these letters, see his note, p 11 – 16. – M.]

    [Footnote 29: The Mogul emir distinguishes himself and his countrymen by the name of Turks, and stigmatizes the race and nation of Bajazet with the less honorable epithet of Turkmans. Yet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e Ottomans could be descended from a Turkman sailor; those inland shepherds were so remote from the sea, and all maritime affairs.

    Note: Price translated the word pilot or boatman. – M.]

    [Footnote 30: According to the Koran, (c. ii. p. 27, and Sale’s Discourses, p. 134,) Mussulman who had thrice divorced his wife, (who had thrice repeated the words of a divorce,) could not take her again, till after she had been married to, and repudiated by, another husband; an ignominious transaction, which it is needless to aggravate, by supposing that the first husband must see her enjoyed by a second before his face, (Rycaut’s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 ii. c. 21.)]

    [Footnote 31: The common delicacy of the Orientals, in never speaking of their women, is ascribed in a much higher degree by Arabshah to the Turkish nations; and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Chalcondyles (l. ii. p. 55) had some knowledge of the prejudice and the insult.

    Note: See Von Hammer, p. 308, and note, p. 621. – M.]

    [Footnote !: Still worse barbarities were perpetrated on these brave men. Von Hammer, vol. i. p. 295. – M.]

    [Footnote 32: For the style of the Moguls,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31, 147,) and for the Persians,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p. 882;) but I do not find that the title of Caesar has been applied by the Arabians, or assumed by the Ottomans themselves.]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I.

    The military republic of the Mamalukes still reigned in

    Egypt and Syria: but the dynasty of the Turks was overthrown by that of the Circassians; ^33 and their favorite Barkok, from a slave and a prisoner, was raised and restored to the throne. In the midst of rebellion and discord, he braved the menaces, corresponded with the enemies, and detained the ambassadors, of the Mogul, who patiently expected his decease, to revenge the crimes of the father on the feeble reign of his son Farage. The Syrian emirs ^34 were assembled at Aleppo to repel the invasion: they confided in the fame and discipline of the Mamalukes, in the temper of their swords and lances of the purest steel of Damascus, in the strength of their walled cities, and in the populousness of sixty thousand villages; and instead of sustaining a siege, they threw open their gates, and arrayed their forces in the plain. But these forces were not cemented by virtue and union; and some powerful emirs had been seduced to desert or betray their more loyal companions. Timour’s front was covered with a line of Indian elephants, whose turrets were filled with archers and Greek fire: the rapid evolutions of his cavalry completed the dismay and disorder; the Syrian crowds fell back on each

    other: many thousands were stifled or slaughtered in the entrance of the great street; the Moguls entered with the fugitives; and after a short defence, the citadel, the impregnable citadel of Aleppo, was surrendered by cowardice or treachery. Among the suppliants and captives, Timour distinguished the doctors of the law, whom he invited to the dangerous honor of a personal conference. ^35 The Mogul prince was a zealous Mussulman; but his Persian schools had taught him to revere the memory of Ali and Hosein; and he had imbibed a deep prejudice against the Syrians, as the enemies of the son of the daughter of the apostle of God. To these doctors he proposed a captious question, which the casuists of Bochara, Samarcand, and Herat, were incapable of resolving. “Who are the true martyrs, of those who are slain on my side, or on that of my enemies?” But he was silenced, or satisfied, by the dexterity of one of the cadhis of Aleppo, who replied in the words of Mahomet himself, that the motive, not the ensign, constitutes the martyr; and that the Moslems of either party, who fight only for the glory of God, may deserve that sacred appellation. The true succession of the caliphs was a controversy of a still more delicate nature; and the frankness of a doctor, too honest for his situation, provoked the emperor to exclaim, “Ye are as false as those of Damascus: Moawiyah was a usurper, Yezid a tyrant, and Ali alone i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A prudent explanation restored his tranquillity; and he passed to a more familiar topic of conversation. “What is your age?” said he to the cadhi. “Fifty years.” – “It would be the age of my eldest son: you see me here (continued Timour) a poor lame, decrepit mortal. Yet by my arm has the Almighty been pleased to subdue the kingdoms of Iran, Touran, and the Indies. I am not a man of blood; and God is my witness, that in all my wars I have never been the aggressor, and that my enem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authors of their own calamity.” During this peaceful conversation the streets of Aleppo streamed with blood, and reechoed with the cries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with the shrieks of violated virgins. The rich plunder that was abandoned to his soldiers might stimulate their avarice; but their cruelty was enforced by the peremptory command of producing an adequate

    number of heads, which, according to his custom, were curiously piled in columns and pyramids: the Moguls celebrated the feast of victory, while the surviving Moslems passed the night in tears and in chains. I shall not dwell on the march of the destroyer from Aleppo to Damascus, where he was rudely encountered, and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armies of Egypt. A retrograde motion was imputed to his distress and despair: one of his nephews deserted to the enemy; and Syria rejoiced in the tale of his defeat, when the sultan was driven by the revolt of the Mamalukes to escape with precipitation and shame to his palace of Cairo. Abandoned by their prince, the inhabitants of Damascus still defended their walls; and Timour consented to raise the siege, if they would adorn his retreat with a gift or ransom; each article of nine pieces. But no sooner had he introduced himself into the city, under color of a truce, than he perfidiously violated the treaty; imposed a contribution of ten millions of gold; and animated his troops to chastise the posterity of those Syrians who had executed, or approved, the murder of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A family which had given honorable burial to the head of Hosein, and a colony of artificers, whom he sent to labor at Samarcand, were alone reserved in the general massacre, and after a period of seven centuries, Damascus was reduced to ashes, because a Tartar was moved by religious zeal to avenge the blood of an Arab. The losses and fatigues of the campaign obliged Timour to renounce the conquest of Palestine and Egypt; but in his return to the Euphrates he delivered Aleppo to the flames; and justified his pious motive by the pardon and reward of two thousand sectaries of Ali, who were desirous to visit the tomb of his son.

    I have expatiated on the personal anecdotes which mark the character of the Mogul hero; but I shall briefly mention, ^36 that he erected on the ruins of Bagdad a pyramid of ninety thousand heads; again visited Georgia; encamped on the banks of Araxes; and proclaimed his resolution of marching against the Ottoman emperor.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war, he collected his forces from every province: eight hundred thousand men were enrolled on his military list; ^37

    but the splendid commands of five, and ten, thousand horse, may be rather expressive of the rank and pension of the chiefs, than of the genuine number of effective soldiers. ^38 In the pillage of Syria, the Moguls had acquired immense riches: but the delivery of their pay and arrears for seven years more firmly attached them to the Imperial standard.

    [Footnote 33: See the reigns of Barkok and Pharadge, in M. De Guignes, (tom. iv. l. xxii.,) who, from the Arabic texts of Aboulmahasen, Ebn (Schounah, and Aintabi, has added some facts to our common stock of materials.] [Footnote 34: For these recent and domestic transactions, Arabshah, though a partial, is a credible, witness, (tom. i. c. 64 – 68, tom. ii. c. 1 – 14.) Timour must have been odious to a Syrian; but the notoriety of facts would have obliged him, in some measure, to respect his enemy and himself. His bitters may correct the luscious sweets of Sherefeddin, (l. v. c. 17 – 29)] [Footnote 35: These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copied by Arabshah (tom. i. c. 68, p. 625 – 645) from the cadhi and historian Ebn Schounah, a principal actor. Yet how could he be alive seventy-five years afterwards? (D’Herbelot, p. 792.)]

    [Footnote 36: The marches and occupations of Timour between the Syrian and Ottoman wars are represented by Sherefeddin (l. v. c. 29 – 43) and Arabshah, (tom. ii. c. 15 – 18.)]

    [Footnote 37: This number of 800,000 was extracted by Arabshah, or rather by Ebn Schounah, ex rationario Timuri, on the faith of a Carizmian officer, (tom. i. c. 68, p. 617;) and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a Greek historian (Phranza, l. i. c. 29) adds no more than 20,000 men. Poggius reckons 1,000,000; another Latin contemporary (Chron. Tarvisianum, apud Muratori, tom. xix. p. 800) 1,100,000; and the enormous sum of 1,600,000 is attested by a German soldier, who was present at the battle of Angora, (Leunclay. ad Chalcondyl. l. iii. p. 82.) Timour, in his Institutions, has not deigned to calculate his troops, his subjects, or his revenues.]

    [Footnote 38: A wide latitude of non-effectives was allowed by the Great Mogul for his own pride and the benefit of his officers. Bernier’s patron was Penge-Hazari, commander of 5000 horse; of which he maintained no more than 500, (Voyages, tom. i. p. 288, 289.)]

    During this diversion of the Mogul arms, Bajazet had two

    years to collect his forces for a more serious encounter. They consisted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39 whose merit and fidelity were of an unequal complexion. We may discriminate the Janizaries, who have been gradually raised to an establishment of forty thousand men; a national cavalry, the Spahis of modern times; twenty thousand cuirassiers of Europe, clad in black and impenetrable armor; the troops of Anatolia, whose princes had taken refuge in the camp of Timour, and a colony of Tartars, whom he had driven from Kipzak, and to whom Bajazet had assigned a settlement in the plains of Adrianople. The fearless confidence of the sultan urged him to meet his antagonist; and, as if he had chosen that spot for revenge, he displayed his banner near the ruins of the unfortunate Suvas. In the mean while, Timour moved from the Araxes through the countries of Armenia and Anatolia: his boldness was secured by the wisest precautions; his speed was guided by order and discipline; and the woods, the mountains, and the rivers, were diligently explored by the flying squadrons, who marked his road and preceded his standard. Firm in his plan of fighting in the heart of the Ottoman kingdom, he avoided their camp; dexterously inclined to the left; occupied Caesarea; traversed the salt desert and the River Halys; and invested Angora: while the sultan, immovable and ignorant in his post, compared the Tartar swiftness to the crawling of a snail; ^40 he returned on the wings of indignation to the relief of Angora: and as both generals were alike impatient for action, the plains round that city were the scene of a memorable battle, which has immortalized the glory of Timour and the shame of Bajazet. For this signal victory the Mogul emperor was indebted to himself, to the genius of the moment,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irty years. He had improved the tactics, without violating the manners, of his nation, ^41 whose force still consisted in the missile weapons, and rapid evolutions, of a numerous cavalry. From a single troop to a great army, the mode of attack was the same: a foremost line first advanced to the charge, and was supported in a just order by the squadrons of the great vanguard. The general’s eye watched over the field, and at his command the front and rear of the right and left wings successively moved forwards in their several divisions, and in a direct or oblique line: the enemy was pressed by eighteen or twenty attacks; and each attack afforded a chance of victory. If they all proved fruitless or unsuccessful, the occasion was worthy of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gave the signal of advancing to the standard and main body, which he led in person. ^42 But in the battle of Angora, the main body itself was supported, on the flanks and in the rear, by the bravest squadrons of the reserve, commanded by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Timour. The conqueror of Hindostan ostentatiously showed a line of elephants, the trophies, rather than the instruments, of victory; the use of the Greek fire was familiar to the Moguls and Ottomans; but had they borrowed from Europe the recent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cannon, the artificial thunder, in the hands of either nation, must have turned the fortune of the day. ^43 In that day Bajazet displayed the qualities of a soldier and a chief: but his genius sunk under a stronger ascendant; and, from various motives,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troops failed him in the decisive moment. His rigor and avarice ^* had provoked a mutiny among the Turks; and even his son Soliman too hastily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The forces of Anatolia, loyal in their revolt, were drawn away to the banners of their lawful princes. His Tartar allies had been tempted by the letters and emissaries of Timour; ^44 who reproached their ignoble servitude under the slaves of their fathers; and offered to their hopes the dominion of their new, or the liberty of their ancient, country. In the right wing of Bajazet the cuirassiers of Europe charged, with faithful hearts and irresistible arms: but these men of iron were soon broken by an artful flight and headlong pursuit; and the Janizaries, alone, without cavalry or missile

    weapons,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circle of the Mogul hunters. Their valor was at length oppressed by heat, thirst, and the weight of numbers; and the unfortunate sultan, afflicted with the gout in his hands and feet,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field on the fleetest of his horses. He was pursued and taken by the titular khan of Zagatai; and, after his capture, and the defeat of the Ottoman powers,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submitted to the conqueror, who planted his standard at Kiotahia, and dispersed on all sides the ministers of rapine and destruction. Mirza Mehemmed Sultan, the eldest and best beloved of his grandsons, was despatched to Boursa, with thirty thousand horse; and such was his youthful ardor, that he arrived with only four thousand at the gates of the capital, after performing in five days a march of two hundred and thirty miles. Yet fear is still more rapid in its course; and Soliman, the son of Bajazet, had already passed over to Europe with the royal treasure. The spoil, however, of the palace and city was immense: the inhabitants had escaped; but the buildings, for the most part of wood, were reduced to ashes From Boursa, the grandson of Timour advanced to Nice, ever yet a fair and flourishing city; and the Mogul squadrons were only stopped by the waves of the Propontis. The same success attended the other mirzas and emirs in their excursions; and Smyrna, defended by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Rhodian knights, alone deserved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himself. After an obstinate defence, the place was taken by storm: all that breathed was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heads of the Christian heroes were launched from the engines, on board of two carracks, or great ships of Europe, that rode at anchor in the harbor. The Moslems of Asia rejoiced in their deliverance from a dangerous and domestic foe; and a parallel was drawn between the two rivals, by observing that Timour, in fourteen days, had reduced a fortress which had sustained seven years the siege, or at least the blockade, of Bajazet. ^45

    [Footnote 39: Timour himself fixes at 400,000 men the Ottoman army, (Institutions, p. 153,) which is reduced to 150,000 by Phranza, (l. i. c. 29,) and swelled by the German

    soldier to 1,400,000.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oguls were the more numerous.]

    [Footnote 40: It may not be useless to mark the distances between Angora and the neighboring cities, by the journeys of the caravans, each of twenty or twenty-five miles; to Smyrna xx., to Kiotahia x., to Boursa x., to Caesarea, viii., to Sinope x., to Nicomed a ix., to Constantinople xii. or xiii., (see Tournefort, Voyage au Levant, tom. ii. lettre xxi.)]

    [Footnote 41: See the Systems of Tactics in the Institutions, which the English editors have illustrated with elaborate plans, (p. 373 – 407.)] [Footnote 42: The sultan himself (says Timour) must then put the foot of courage into the stirrup of patience. A Tartar metaphor, which is lost in the English, but preserved in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Institutes, (p. 156, 157.)]

    [Footnote 43: The Greek fire, on Timour’s side, is attested by Sherefeddin, (l. v. c. 47;) but Voltaire’s strange suspicion, that some cannon, inscribed with strange characters, must have been sent by that monarch to Delhi, is refuted by the universal silence of contemporaries.]

    [Footnote *: See V. Hammer, vol. i. p. 310, for the singular hints which were conveyed to him of the wisdom of unlocking his hoarded treasures. – M.] [Footnote 44: Timour has dissembled this secret and important negotiation with the Tartars, which is indisputably proved by the joint evidence of the Arabian, (tom. i. c. 47, p. 391,) Turkish, (Annal. Leunclav. p. 321,) and Persian historians, (Khondemir, apud d’Herbelot, p. 882.)] [Footnote 45: For the war of Anatolia or Roum, I add some hints in the Institutions, to the copious narratives of Sherefeddin (l. v. c. 44 – 65) and Arabshah, (tom. ii. c. 20 – 35.) On this part only of Timour’s history it is lawful to quote the Turks, (Cantemir, p. 53 – 55, Annal. Leunclav. p. 320 – 322,) and the Greeks, (Phranza, l. i. c. 59, Ducas, c. 15 – 17, Chalcondyles, l. iii.)]

    The iron cage in which Bajazet was imprisoned by Tamerlane,

    so long and so often repeated as a moral lesson, is now rejected as a fable by the modern writers, who smile at the vulgar credulity. ^46 They appeal with confidence to the Persian history of Sherefeddin Ali, which has been given to our curiosity in a French version, and from which I shall collect and abridge a more specious narrative of this memorable transaction. No sooner was Timour informed that the captive Ottoman was at the door of his tent, than he graciously stepped forwards to receive him, seated him by his side, and mingled with just reproaches a soothing pity for his rank and misfortune. “Alas!” said the emperor, “the decree of fate is now accomplished by your own fault; it is the web which you have woven, the thorns of the tree which yourself have planted. I wished to spare, and even to assist, the champion of the Moslems; you braved our threats; you despised our friendship; you forced us to enter your kingdom with our invincible armies. Behold the event. Had you vanquished,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 fate which you reserved for myself and my troops. But I disdain to retaliate: your life and honor are secure; and I shall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God by my clemency to man.” The royal captive showed some signs of repentance, accepted the humiliation of a robe of honor, and embraced with tears his son Mousa, who, at his request, was sought and found among the captives of the field. The Ottoman princes were lodged in a splendid pavilion; and the respect of the guards could be surpassed only by their vigilance. On the arrival of the harem from Boursa, Timour restored the queen Despina and her daughter to their father and husband; but he piously required, that the Servian princess, who had hitherto been indulged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should embrace without delay the religion of the prophet. In the feast of victory, to which Bajazet was invited, the Mogul emperor placed a crown on his head and a sceptre in his hand, with a solemn assurance of restoring him with an increase of glory to the throne of his ancestors. But the effect of his promise was disappointed by the sultan’s untimely

    death: amidst the care of the most skilful physicians, he expired of an apoplexy at Akshehr, the Antioch of Pisidia, about nine months after his defeat. The victor dropped a tear over his grave: his body, with royal pomp, was conveyed to the mausoleum which he had erected at Boursa; and his son Mousa, after receiving a rich present of gold and jewels, of horses and arms, was invested by a patent in red ink with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Footnote 46: The scepticism of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c. 88) is ready on this, as on every occasion, to reject a popular tale, and to diminish the magnitude of vice and virtue; and on most occasions his incredulity is reasonable.]

    Such is the portrait of a generous conqueror, which has been

    extracted from his own memorials, and dedicated to his son and grandson, nineteen years after his decease; ^47 and, at a time when the truth was remembered by thousands, a manifest falsehood would have implied a satire on his real conduct. Weighty indeed is this evidence, adopted by all the Persian histories; ^48 yet flattery, more especially in the East, is base and audacious; and the harsh and ignominious treatment of Bajazet is attested by a chain of witnesses, some of whom shall be produc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time and country. 1. The reader has not forgot the garrison of French, whom the marshal Boucicault left behind him for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were on the spot to receive the earliest and most faithful intelligence of the overthrow of their great adversary; and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some of them accompanied the Greek embassy to the camp of Tamerlane. From their account, the hardships of the prison and death of Bajazet are affirmed by the marshal’s servant and historian, within the distance of seven years. ^49 2. The name of Poggius the Italian ^50 is deservedly famous among the revivers of learn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is elegant dialogue 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51 was composed in his fiftieth year, twenty-eight years after the Turkish victory of Tamerlane; ^52 whom he celebrates as not inferior to the illustrious Barbarians of antiquity. Of his exploits and discipline Poggius

    was informed by several ocular witnesses; nor does he forget an example so apposite to his theme as the Ottoman monarch, whom the Scythian confined like a wild beast in an iron cage, and exhibited a spectacle to Asia. I might add the authority of two Italian chronicles, perhaps of an earlier date, which would prove at least that the same story, whether false or true, was imported into Europe with the first tidings of the revolution. ^53 3. At the time when Poggius flourished at Rome, Ahmed Ebn Arabshah composed at Damascus the florid and malevolent history of Timour, for which he had collected materials in his journeys over Turkey and Tartary. ^54 Without any possibl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atin and the Arabian writer, they agree in the fact of the iron cage; and their agreement is a striking proof of their common veracity. Ahmed Arabshah likewise relates another outrage, which Bajazet endured, of a more domestic and tender nature. His indiscreet mention of women and divorces was deeply resented by the jealous Tartar: in the feast of victory the wine was served by female cupbearers, and the sultan beheld his own concubines and wives confounded among the slaves, and exposed without a veil to the eyes of intemperance. To escape a similar indignity, it is said that his successors, except in a single instance, have abstained from legitimate nuptials; and the Ottoman practice and belief, at lea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s asserted by the observing Busbequius, ^55 ambassador from the court of Vienna to the great Soliman. 4. Such is the separation of language, that the testimony of a Greek is not less independent than that of a Latin or an Arab. I suppress the names of Chalcondyles and Ducas, who flourished in the latter period, and who speak in a less positive tone; but more attention is due to George Phranza, ^56 protovestiare of the last emperors, and who was born a year before the battle of Angora. Twenty-two years after that event, he was sent ambassador to Amurath the Second; and the historian might converse with some veteran Janizaries, who had been made prisoners with the sultan, and had themselves seen him in his iron cage. 5. The last evidence, in every sense, is that of the Turkish annals, which have been consulted or transcribed by Leunclavius, Pocock, and Cantemir. ^57 They

    unanimously deplore the captivity of the iron cage; and some credit may be allowed to national historians, who cannot stigmatize the Tartar without uncovering the shame of their king and country. [Footnote 47: See the History of Sherefeddin, (l. v. c. 49, 52, 53, 59, 60.) This work was finished at Shiraz, in the year 1424, and dedicated to Sultan Ibrahim, the son of Sharokh, the son of Timour, who reigned in Farsistan in his father’s lifetime.]

    [Footnote 48: After the perusal of Khondemir, Ebn Schounah, &c., the learned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ale, p. 882) may affirm, that this fable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most authentic histories; but his denial of the visible testimony of Arabshah leaves some room to suspect his accuracy.] [Footnote 49: Et fut lui-meme (Bajazet) pris, et mene en prison, en laquelle mourut de dure mort! Memoires de Boucicault, P. i. c. 37. These Memoirs were composed while the marshal was still governor of Genoa, from whence he was expelled in the year 1409, by a popular insurrection,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473, 474.)]

    [Footnote 50: The reader will find a satisfactory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Poggius in the Poggiana, an entertaining work of M. Lenfant, and in the Bibliotheca Latina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of Fabricius, (tom. v. p. 305 – 308.) Poggius was born in the year 1380, and died in 1459.] [Footnote 51: The dialogue de Varietate Fortunae, (of which a complete and elegant edition has been published at Paris in 1723, in 4to.,) was composed a short time before the death of Pope Martin V., (p. 5,) and consequently about the end of the year 1430.]

    [Footnote 52: See a splendid and eloquent encomium of Tamerlane, p. 36 – 39 ipse enim novi (says Poggius) qui fuere in ejus castris . . . . Regen vivum cepit, caveaque in modum ferae inclusum per omnem Asian circumtulit egregium admirandumque spectaculum fortunae.]

    [Footnote 53: The Chronicon Tarvisianum,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x. p. 800,) and the Annales Estenses, (tom. xviii. p. 974.) The two authors, Andrea de Redusiis de

    Quero, and James de Delayto, were both contemporaries, and both chancellors, the one of Trevigi, the other of Ferrara. The evidence of the former is the most positive.] [Footnote 54: See Arabshah, tom. ii. c. 28, 34. He travelled in regiones Romaeas, A. H. 839, (A.D. 1435, July 27,) tom. i. c. 2, p. 13.] [Footnote 55: Busbequius in Legatione Turcica, epist. i. p. 52. Yet his respectable authority is somewhat shaken by the subsequent marriages of Amurath II. with a Servian, and of Mahomet II. with an Asiatic, princess, (Cantemir, p. 83, 93.)]

    [Footnote 56: See the testimony of George Phranza, (l. i. c. 29,) and his life in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P. i. c. 40.) Chalcondyles and Ducas speak in general terms of Bajazet’s chains.]

    [Footnote 57: Annales Leunclav. p. 321. Pocock, Prolegomen. ad Abulpharag Dynast. Cantemir, p. 55.

    Note: Von Hammer, p. 318, cites several authorities unknown

    to Gibbon – M]

    From these opposite premises, a fair and moderate conclusion

    may be deduced. I am satisfied that Sherefeddin Ali has faithfully described the first ostentatious interview, in which the conqueror, whose spirits were harmonized by success, affected the character of generosity. But his mind was insensibly alienated by the unseasonable arrogance of Bajazet; the complaints of his enemies, the Anatolian princes, were just and vehement; and Timour betrayed a design of leading his royal captive in triumph to Samarcand. An attempt to facilitate his escape, by digging a mine under the tent, provoked the Mogul emperor to impose a harsher restraint; and in his perpetual marches, an iron cage on a wagon might be invented, not as a wanton insult, but as a rigorous precaution. Timour had read in some fabulous history a similar treatment of one of his predecessors, a king of Persia; and Bajazet was condemned to represent the person, and expiate the guilt, of

    the Roman Caesar ^58 ^* But the strength of his mind and body fainted under the trial, and his premature death might, without injustice, be ascribed to the severity of Timour. He warred not with the dead: a tear and a sepulchre were all that he could bestow on a captive who was delivered from his power; and if Mousa, the son of Bajazet, was permitted to reign over the ruins of Boursa,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province of Anatolia had been restored by the conqueror to their lawful sovereigns.

    [Footnote 58: Sapor, king of Persia, had been made prisoner, and enclosed in the figure of a cow’s hide by Maximian or Galerius Caesar. Such is the fable related by Eutychius, (Annal. tom. i. p. 421, vers. Pocock.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true history (Decline and Fall, &c., vol. ii. p 140 – 152) will teach us to appreciate the knowledge of the Orientals of the ages which precede the Hegira.]

    [Footnote *: Von Hammer’s explanation of this contested point is both simple and satisfactory. It originates in a mistake in the meaning of the Turkish word kafe, which means a covered litter or palanquin drawn by two horses, and is generally used to convey the harem of an Eastern monarch. In such a litter, with the lattice-work made of iron, Bajazet either chose or was constrained to travel. This was either mistaken for, or transformed by, ignorant relaters into a cage. The European Schiltberger, the two oldest of the Turkish historians, and the most valuable of the later compilers, Seadeddin, describe this litter. Seadeddin discusses the question with some degre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ascribes the choice of such a vehicle to the indignant state of Bajazet’s mind, which would not brook the sight of his Tartar conquerors. Von Hammer, p. 320. – M.]

    From the Irtish and Volga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from the

    Ganges to Damascus and the Archipelago, Asia was in the hand of Timour: his armies were invincible, his ambition was boundless, and his zeal might aspire to conquer and convert

    the Christian kingdoms of the West, which already trembled at his name. He touched the utmost verge of the land; but an insuperable, though narrow, sea rolled between the two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59 and the lord of so many tomans, or myriads, of horse, was not master of a single galley. The two passag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of Constantinople and Gallipoli, were possessed, the one by the Christians, the other by the Turks. On this great occasion, they forgot the difference of religion, to act with union and firmness in the common cause: the double straits were guarded with ships and fortifications; and they separately withheld the transports which Timour demanded of either nation, under the pretence of attacking their enemy. At the same time, they soothed his pride with tributary gifts and suppliant embassies, and prudently tempted him to retreat with the honors of victory. Soliman, the son of Bajazet, implored his clemency for his father and himself; accepted, by a red patent, the investiture of the kingdom of Romania, which he already held by the sword; and reiterated his ardent wish, of casting himself in person at the feet of the king of the world. The Greek emperor ^60 (either John or Manuel) submitted to pay the same tribute which he had stipulated with the Turkish sultan, and ratified the treaty by an oath of allegiance, from which he could absolve his conscience so soon as the Mogul arms had retired from Anatolia. But the fears and fancy of nations ascribed to the ambitious Tamerlane a new design of vast and romantic compass; a design of subduing Egypt and Africa, marching from the Nile to the Atlantic Ocean, entering Europe by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and, after imposing his yoke on the kingdoms of Christendom, of returning home by the deserts of Russia and Tartary. This remote, and perhaps imaginary, danger was averted by the submission of the sultan of Egypt: the honors of the prayer and the coin attested at Cairo the supremacy of Timour; and a rare gift of a giraffe, or camelopard, and nine ostriches, represented at Samarcand the tribute of the African world. Our imagination is not less astonished by the portrait of a Mogul, who, in his camp before Smyrna, meditates, and almost accomplishes, the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61 Timour was urged to this enterprise

    by national honor and religious zeal. The torrents which he had shed of Mussulman blood could be expiated only by an equal destruction of the infidels; and as he now stood at the gates of paradise, he might best secure his glorious entrance by demolishing the idols of China, founding mosques in every city, and establishing the profession of faith in one God, and his prophet Mahomet. The recent expulsion of the house of Zingis was an insult on the Mogul name; and the disorders of the empire afford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y for revenge. The illustrious Hongvou, founder of the dynasty of Ming, died four years before the battle of Angora; and his grandson, a weak and unfortunate youth, was burnt in his palace, after a million of Chinese had perished in the civil war. ^62 Before he evacuated Anatolia, Timour despatched beyond the Sihoon a numerous army, or rather colony, of his old and new subjects, to open the road, to subdue the Pagan Calmucks and Mungals, and to found cities and magazines in the desert; and, by the diligence of his lieutenant, he soon received a perfect map and description of the unknown regions, from the source of the Irtish to the wall of China. During these preparations, the emperor achieved the final conquest of Georgia; passed the winter on the banks of the Araxes; appeased the troubles of Persia; and slowly returned to his capital, after a campaign of four years and nine months. [Footnote 59: Arabshah (tom. ii. c. 25) describes, like a curious traveller, the Straits of Gallipoli and Constantinople. To acquire a just idea of these events, I have compared the narratives and prejudices of the Moguls, Turks, Greeks, and Arabians. The Spanish ambassador mentions this hostil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and Ottomans, (Vie de Timour, p. 96.)]

    [Footnote 60: Since the name of Caesar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sultans of Roum, the Greek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Sherefeddin, l. v. c. 54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Christian lords of Gallipoli, Thessalonica, &c. under the title of Tekkur, which is derived by corruption from the genitive, (Cantemir, p. 51.)]

    [Footnote 61: See Sherefeddin, l. v. c. 4, who marks, in a just itinerary, the road to China, which Arabshah (tom. ii. c. 33) paints in vague and rhetorical colors.]

    [Footnote 62: Synopsis Hist. Sinicae, p. 74 – 76, (in the ivth part of the Relations de Thevenot,) Duhalde, Hist. de la Chine, (tom. i. p. 507, 508, folio edition;) and for the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 p. 71, 72.)]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II.

    On the throne of Samarcand, ^63 he displayed, in a short repose, his magnificence and power; listened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distributed a just measure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mployed his riche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palaces and temples; and gave audience to the ambassadors of Egypt, Arabia, India, Tartary, Russia, and Spain, the last of whom presented a suit of tapestry which eclipsed the pencil of the Oriental artists. The marriage of six of the emperor’s grandsons was esteemed an act of religion as well as of paternal tenderness; and the pomp of the ancient caliphs was revived in their nuptials. They were celebrated in the gardens of Canighul, decorated with innumerable tents and pavilions, which displayed the luxury of a great city and the spoils of a victorious camp. Whole forests were cut down to supply fuel for the kitchens; the plain was spread with pyramids of meat, and vases of every liquor, to which thousands of guests were courteously invited: the orders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were marshalled at the royal banquet; nor were the ambassadors of Europe (says the haughty Persian) excluded from the feast; since even the casses, the smallest of fish, find

    their place in the ocean. ^64 The public joy was testified by illuminations and masquerades; the trades of Samarcand passed in review; and every trade was emulous to execute some quaint device, some marvellous pageant, wi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peculiar art. After the marriage contracts had been ratified by the cadhis, the bride-grooms and their brides retired to the nuptial chambers: nine times, according to the Asiatic fashion, they were dressed and undressed; and at each change of apparel, pearls and rubies were showered on their heads, and contemptuously abandoned to their attendants. A general indulgence was proclaimed: every law was relaxed, every pleasure was allowed; the people was free, the sovereign was idle; and the historian of Timour may remark, that, after devoting fifty years to the attainment of empire, the only happy period of his life were the two months in which he ceased to exercise his power. But he was soon awakened to the cares of government and war. The standard was unfurled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the emirs made their repor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he select and veteran soldiers of Iran and Touran: their baggage and provisions were transported by five hundred great wagons, and an immense train of horses and camels; and the troops might prepare for a long absence, since more than six months were employed in the tranquil journey of a caravan from Samarcand to Pekin. Neither age, nor the severity of the winter, could retard the impatience of Timour; he mounted on horseback, passed the Sihoon on the ice, marched seventy-six parasangs,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his capital, and pitched his last camp in the neighborhood of Otrar, where he was expect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Fatigue, and the indiscreet use of iced water, accelerated the progress of his fever; and the conqueror of Asia expired in the seventieth year of his age, thirty-five years after he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Zagatai. His designs were lost; his armies were disbanded; China was saved; and fourteen years after his decease, the most powerful of his children sent an embass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to the court of Pekin. ^65 [Footnote 63: For the return, triumph, and death of Timour, see Sherefeddin (l. vi. c. 1 – 30) and Arabshah, (tom. ii. c. 36 – 47.)]

    [Footnote 64: Sherefeddin (l. vi. c. 24) mentions the ambassadors of one of the most potent sovereigns of Europe. We know that it was Henry III. king of Castile; and the curious relation of his two embassies is still extant, (Mariana, Hist. Hispan. l. xix. c. 11, tom. ii. p. 329, 330. Avertissement a l’Hist. de Timur Bec, p. 28 – 33.) There appears likewise to have been som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Mogul emperor and the court of 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 (Histoire de France, par Velly et Villaret, tom. xii. p. 336.)] [Footnote 65: Se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ersian account of their embassy, a curious and original piece, (in the ivth part of the Relations de Thevenot.) They presented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old horse which Timour had formerly rode. It was in the year 1419 that they departed from the court of Herat, to which place they returned in 1422 from Pekin.]

    The fame of Timour has pervaded the East and West: his posterity is still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title; and the admiration of his subjects, who revered him almost as a deity, may be justified in some degree by the praise or confession of his bitterest enemies. ^66 Although he was lame of a hand and foot, his form and stature were not unworthy of his rank; and his vigorous health, so essential to himself and to the world, was corroborated by temperance and exercise. In his familiar discourse he was grave and modest, and if he was ignorant of the Arabic language, he spoke with fluency and elegance the Persian and Turkish idioms. It was his delight to converse with the learned on topics of history and science; and the amusement of his leisure hours was the game of chess, which he improved or corrupted with new refinements. ^67 In his religion he was a zealous, though not perhaps an orthodox, Mussulman; ^68 but his sound understanding may tempt us to believe, that a superstitious reverence for omens and prophecies, for saints and astrologers, was only affected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In the government of a vast empire, he stood alone and absolute, without a rebel to oppose his power, a favorite to seduce his affections, or a minister to mislead his judgment. It was his firmest maxim, that whatever might be the consequence, the word of the prince should never be disputed or recalled; but his foes have maliciously observed, that the commands of anger and destruction were more strictly executed than those of beneficence and favor. His sons and grandsons, of whom Timour left six-and-thirty at his decease, were his first and most submissive subjects; and whenever they deviated from their duty, they were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Zingis, with the bastinade, and afterwards restored to honor and command. Perhaps his heart was not devoid of the social virtues; perhaps he was not incapable of loving his friends and pardoning his enemies; but the rules of morality are founded o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it may be sufficient to applaud the wisdom of a monarch, for the liberality by which he is not impoverished, and for the justice by which he is strengthened and enriched.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of authority and obedience, to chastise the proud, to protect the weak, to reward the deserving, to banish vice and idleness from his dominions, to secure the traveller and merchant, to restrain the depredations of the soldier, to cherish the labors of the husbandman, to encourage industry and learning, and, by an equal and moderate assessment,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without increasing the taxes, are indeed the duties of a prince; but, in the discharge of these duties, he finds an ample and immediate recompense. Timour might boast, that, at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Asia was the prey of anarchy and rapine, whilst under his prosperous monarchy a child, fearless and unhurt, might carry a purse of gol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Such was his confidence of merit, that from this reformation he derived an excuse for his victories, and a title to universal dominion. The four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ill serve to appreciate his claim to the public gratitude; and perhaps we shall conclude, that the Mogul emperor was rather the scourge than the benefactor of mankind. 1. If some partial disorders, some local oppressions, were healed by the sword of Timour, the remedy was far more pernicious than the disease. By their rapine, cruelty, and discord, the petty tyrants of Persia might afflict their subjects; but whole nations were crushed under the footsteps of the reformer. The ground which had been occupied by flourishing cities was often marked by his abominable trophies, by columns, or pyramids, of human heads.

    Astracan, Carizme, Delhi, Ispahan, Bagdad, Aleppo, Damascus, Boursa, Smyrna, and a thousand others, were sacked, or burnt, or utterly destroyed, in his presence, and by his troops: and perhaps his conscience would have been startled, if a priest or philosopher had dared to number the millions of victims whom he had sacrific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order. ^69 2. His most destructive wars were rather inroads than conquests. He invaded Turkestan, Kipzak, Russia, Hindostan, Syria, Anatolia, Armenia, and Georgia, without a hope or a desire of preserving those distant provinces. From thence he departed laden with spoil; but he left behind him neither troops to awe the contumacious, nor magistrates to protect the obedient, natives. When he had broken the fabric of their ancient government, he abandoned them to the evils which his invasion had aggravated or caused; nor were these evils compensated by any present or possible benefits. 3. The kingdoms of Transoxiana and Persia were the proper field which he labored to cultivate and adorn, as the perpetual inheritance of his family. But his peaceful labors were often interrupted, and sometimes blast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conqueror. While he triumphed on the Volga or the Ganges, his servants, and even his sons, forgot their master and their dut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juries were poorly redressed by the tardy rigor of inquiry and punishment; and we must be content to praise the Institutions of Timour, as the specious idea of a perfect monarchy. 4. Whatsoever might be the blessings of his administration, they evaporated with his life. To reign, rather than to govern, was the ambition of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70 the enemies of each other and of the people. A fragment of the empire was upheld with some glory by Sharokh, his youngest son; but after his decease, the scene was again involved in darkness and blood; and before the end of a century, Transoxiana and Persia were trampled by the Uzbeks from the north, and the Turkmans of the black and white sheep. The race of Timour would have

    been extinct, if a hero, his descendant in the fifth degree, had not fled before the Uzbek arms to the conquest of Hindostan. His successors (the great Moguls ^71) extended their sway from the mountains of Cashmir to Cape Comorin, and from Candahar to the Gulf of Bengal. Since the reign of Aurungzebe, their empire had been dissolved; their treasures of Delhi have been rifled by a Persian robber; and the richest of their kingdoms is now possessed by a company of Christian merchants, of a remote island in the Northern Ocean. [Footnote 66: From Arabshah, tom. ii. c. 96. The bright or softer colors are borrowed from Sherefeddin, D’Herbelot, and the Institutions.] [Footnote 67: His new system was multiplied from 32 pieces and 64 squares to 56 pieces and 110 or 130 squares; but, except in his court, the old game has been thought sufficiently elaborate. The Mogul emperor was rather pleased than hurt with the victory of a subject: a chess player will feel the value of this encomium!]

    [Footnote 68: See Sherefeddin, l. v. c. 15, 25. Arabshah tom. ii. c. 96, p. 801, 803) approves the impiety of Timour and the Moguls, who almost preferred to the Koran the Yacsa, or Law of Zingis, (cui Deus male dicat;) nor will he believe that Sharokh had abolished the use and authority of that Pagan code.] [Footnote 69: Besides the bloody passages of this narrative, I must refer to an anticipa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which in a single note (p. 234, note 25) accumulates nearly 300,000 heads of the monuments of his cruelty. Except in Rowe’s play on the fifth of November, I did not expect to hear of Timour’s amiable moderation (White’s preface, p. 7.) Yet I can excuse a generous enthusiasm in the reader, and still more in the editor, of the Institutions.]

    [Footnote 70: Consult the last chapters of Sherefeddin and Arabshah, and M.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l. xx.) Fraser’s History of Nadir Shah, (p. 1 – 62.) The story of Timour’s descendants is imperfectly told;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ts of Sherefeddin are unknown.]

    [Footnote 71: Shah Allum, the present Mogul, is in the fourteenth degree from Timour, by Miran Shah, his third son. See the second volume of Dow’s History of Hindostan.]

    Far different was the fate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The massy trunk was bent to the ground, but no sooner did the hurricane pass away, than it again rose with fresh vigor and more lively vegetation. When Timour, in every sense, had evacuated Anatolia, he left the cities without a palace, a treasure, or a king. The open country was overspread with hordes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of Tartar or Turkman origin; the recent conquests of Bajazet were restored to the emirs, one of whom, in base revenge, demolished his sepulchre; and his five sons were eager, by civil discord, to consume the remnant of their patrimony. I shall enumerate their names in the order of their age and actions. ^72 1. It is doubtful, whether I relate the story of the true Mustapha, or of an impostor who personated that lost prince. He fought by his father’s side in the battle of Angora: but when the captive sultan was permitted to inquire for his children, Mousa alone could be found; and the Turkish historians, the slaves of the triumphant faction, are persuaded that his brother was confounded among the slain. If Mustapha escaped from that disastrous field, he was concealed twelve years from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till he emerged in Thessaly, and was hailed by a numerous party, as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Bajazet. His first defeat would have been his last, had not the true, or false, Mustapha been saved by the Greeks, and restored, after the decease of his brother Mahomet, to liberty and empire. A degenerate mind seemed to argue his spurious birth; and if, on the throne of Adrianople, he was adored as the Ottoman sultan, his flight, his fetters, and an ignominious gibbet, delivered the impostor to popular contempt. A similar character and claim was asserted by several rival pretenders: thirty persons are said to have suffered under the name of Mustapha; and these frequent executions may perhaps insinuate, that the Turkish court was not perfectly secure of the death of the lawful prince. 2. After his father’s captivity,

    Isa ^73 reigned for some tim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ngora, Sinope, and the Black Sea;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imour with fair promises and honorable gifts. But their master was soon deprived of his province and life, by a jealous brother, the sovereign of Amasia; and the final event suggested a pious allusion, that the law of Moses and Jesus, of Isa and Mousa, had been abrogated by the greater Mahomet. 3. Soliman is not numbered in the list of the Turkish emperors: yet he checked the victorious progress of the Moguls; and after their departure, united for a while the thrones of Adrianople and Boursa. In war he was brave, active, and fortuntae; his courage was softened by clemency; but it was likewise inflamed by presumption, and corrupted by intemperance and idleness. He relaxed the nerves of discipline, in a government where either the subject or the sovereign must continually tremble: his vices alienated the chiefs of the army and the law; and his daily drunkenness, so contemptible in a prince and a man, was doubly odious in a disciple of the prophet.

    In the slumber of intoxication he was surprised by his brother Mousa; and as he fled from Adrianople towards the Byzantine capital, Soliman was overtaken and slain in a bath, ^* after a reign of seven years and ten months. 4. The investiture of Mousa degraded him as the slave of the Moguls: his tributary kingdom of Anatolia was confined within a narrow limit, nor could his broken militia and empty treasury contend with the hardy and veteran bands of the sovereign of Romania. Mousa fled in disguise from the palace of Boursa; traversed the Propontis in an open boat; wandered over the Walachian and Servian hills; and after some vain attempts, ascended the throne of Adrianople, so recently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Soliman. In a reign of three years and a half, his troops were victorious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Hungary and the Morea; but Mousa was ruined by his timorous disposition and unseasonable clemency. After resigning the sovereignty of Anatolia, he fell a victim to the perfidy of his ministers, and the superior ascendant of his brother Mahomet. 5. The final victory of Mahomet was the just recompense of his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Before his father’s captivity, the royal youth had been intrust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masia, thirty days’ journey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frontier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Trebizond and Georgia. The castle, in Asiatic warfare, was esteemed impregnable; and the city of Amasia, ^74 which is equally divided by the River Iris, rises on either side in the form of an amphitheatre, and represents on a smaller scale the image of Bagdad. In his rapid career, Timour appears to have overlooked this obscure and contumacious angle of Anatolia; and Mahomet, without provoking the conqu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t independence, and chased from the province the last stragglers of the Tartar host. ^! He relieved himself from the dangerous neighborhood of Isa; but in the contests of their more powerful brethren his firm neutrality was respected; till, after the triumph of Mousa, he stood forth the heir and avenger of the unfortunate Soliman. Mahomet obtained Anatolia by treaty, and Romania by arms; and the soldier who presented him with the head of Mousa was rewarded as the benefactor of his king and country. The eight years of his sole and peaceful reign were usefully employed in banishing the vices of civil discord, and restoring on a firmer basis the fabric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His last care was the choice of two viziers, Bajazet and Ibrahim, ^75 who might guide the youth of his son Amurath; and such was their union and prudence, that they concealed above forty days the emperor’s death, till the arrival of his successor in the palace of Boursa. A new war was kindled in Europe by the prince, or impostor, Mustapha; the first vizier lost his army and his head; but the more fortunate Ibrahim, whose name and family are still revered, extinguished the last pretender to the throne of Bajazet, and closed the scene of domestic hostility.

    [Footnote 72: The civil wars, from the death of Bajazet to that of Mustapha, are related, according to the Turks, by Demetrius Cantemir, (p. 58 – 82.) Of the Greeks, Chalcondyles, (l. iv. and v.,) Phranza, (l. i. c. 30 – 32,) and Ducas, (c. 18 – 27, the last is the most copious and best informed.] [Footnote 73: Arabshah, (tom. ii. c. 26,) whose testimony on this occasion is

    weighty and valuable. The existence of Isa (unknown to the Turks) is likewise confirmed by Sherefeddin, (l. v. c. 57.)]

    [Footnote *: He escaped from the bath, and fled towards Constantinople. Five mothers from a village, Dugundschi, whose inhabitants had suffered severely from the exactions of his officers, recognized and followed him. Soliman shot two of them, the others discharged their arrows in their turn the sultan fell and his head was cut off. V. Hammer, vol. i. p. 349. – M] [Footnote 74: Arabshah, loc. citat. Abulfeda, Geograph. tab. xvii. p. 302. Busbequius, epist. i. p. 96, 97, in Itinere C. P. et Amasiano.] [Footnote !: See his nine battles. V. Hammer, p. 339. – M.] [Footnote 75: The virtues of Ibrahim are praised by a contemporary Greek, (Ducas, c. 25.) His descendants are the sole nobles in Turkey: they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his pious foundations, are excused from public offices, and receive two annual visits from the sultan, (Cantemir, p. 76.)]

    In these conflicts, the wisest Turks, and indeed the body of the nation, were strongly attached to the unity of the empire; and Romania and Anatolia, so often torn asunder by private ambition, were animated by a strong and invincible tendency of cohesion. Their efforts might have instructed the Christian powers; and had they occupied, with a confederate fleet, the Straits of Gallipoli, the Ottomans, at least in Europe, must have been speedily annihilated. But the schism of the West, and the factions and wa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diverted the Latins from this generous enterprise: they enjoyed the present respite, without a thought of futurity; and were often tempted by a momentary interest to serve the common enemy of their religion. A colony of Genoese, ^76 which had been planted at Phocaea ^77 on the Ionian coast, was enriched by the lucrative monopoly of alum; ^78 and their tranquillity, under the Turkish empire, was secured by the annual payment of tribute. In the last civil war of the Ottomans, the Genoese governor, Adorno, a bold and ambitious youth, embraced the party of Amurath; and undertook, with seven stout galleys, to transport him from Asia to Europe. The sultan and five hundred guards embarked on board the admiral’s ship; which was manned by eight hundred of the bravest Franks. His life and liberty were in their hands; nor can we, without reluctance, applaud the fidelity of Adorno, who, in the midst of the passage, knelt before him, and gratefully accepted a discharge of his arrears of tribute. They landed in sight of Mustapha and Gallipoli; two thousand Italians, armed with lances and battle-axes, attended Amurath to the conquest of Adrianople; and this venal service was soon repaid by the ruin of the commerce and colony of Phocaea.

    [Footnote 76: See Pachymer, (l. v. c. 29,)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1,) Sherefeddin, (l. v. c. 57,) and Ducas, (c. 25.) The last of these, a curious and careful observer, is entitled, from his birth and station, to particular credit in all that concerns Ionia and the islands. Among the nations that resorted to New Phocaea, he mentions the English; an early evidence of Mediterranean trade.]

    [Footnote 77: For the spirit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ancient Phocaea, or rather the Phocaeans, consult the first book of Herodotus, and the Geographical Index of his last and learned French translator, M. Larcher (tom. vii. p. 299.)]

    [Footnote 78: Phocaea is not enumerated by Pliny (Hist. Nat. xxxv. 52) among the places productive of alum: he reckons Egypt as the first, and for the second the Isle of Melos, whose alum mines are described by Tournefort, (tom. i. lettre iv.,) a traveller and a naturalist. After the loss of Phocaea, the Genoese, in 1459, found that useful mineral in the Isle of Ischia, (Ismael. Bouillaud, ad Ducam, c. 25.)]

    If Timour had generously marched at the request, and to the relief, of the Greek emperor, he might be entitled to the praise and gratitude of the Christians. ^79 But a Mussulman, who carried into Georgia the sword of persecution, and respected the holy warfare of Bajazet, was not disposed to pity or succor the idolaters of Europe. The Tartar followed the impulse of ambiti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the accidental consequence. When Manuel abdicated the government, it was his prayer, rather than his hope, that the rui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might be delayed beyond his unhappy days; and after his return from a western pilgrimage, he expected every hour the news of the sad catastrophe. On a sudden, he was astonished and rejoiced by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retreat, the overthrow, and the captivity of the Ottoman. Manuel ^80 immediately sailed from Modon in the Morea; ascended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dismissed his blind competitor to an easy exile in the Isle of Lesbos. The ambassadors of the son of Bajazet were soon introduced to his presence; but their pride was fallen, their tone was modest: they were awed by the just apprehension, lest the Greeks should open to the Moguls the gates of Europe. Soliman saluted the emperor by the name of father; solicited at his hands the government or gift of Romania; and promised to deserve his favor by inviolable friendship, and the restitution of Thessalonica,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along the Strymo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The alliance of Soliman exposed the emperor to the enmity and revenge of Mousa: the Turks appeare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y were repulsed by sea and land; and unless the city was guarded by some foreign mercenaries, the Greeks must have wondered at their own triumph. But, instead of prolonging the division of the Ottoman powers, the policy or passion of Manuel was tempted to assist the most formidable of the sons of Bajazet.

    He concluded a treaty with Mahomet, whose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the insuperable barrier of Gallipoli: the sultan and his troops were transported over the Bosphorus; he was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capital; and his successful sally was the first step to the conquest of Romania. The ruin was suspended by the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of the conqueror: he faithfully discharged his own obligations and those of Soliman, respected the laws of gratitude and peace; and left the emperor guardian of his two younger sons, in the vain hope of saving them from the jealous cruelty of their brother Amurath. But the execution of his last testament would have offended the national honor and religion; and the divan unanimously pronounced, that the royal youths should never be abandoned to the custody and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dog. On this refusal, the Byzantine councils were divided; but the age and caution of Manuel yielded to the presumption of his son John; and they unsheathed a dangerous weapon of revenge, by dismissing the true or false Mustapha, who had long been detained as a captive and hostage, and for whose maintenance they received an annual pension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81 At the door of his prison, Mustapha subscribed to every proposal; and the keys of Gallipoli, or rather of Europe, were stipulated as the price of his deliverance. But no sooner was he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Romania, than he dismissed the Greek ambassadors with a smile of contempt, declaring, in a pious tone, that, at the day of judgment, he would rather answer for the violation of an oath, than for the surrender of a Mussulman city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The emperor was at once the enemy of the two rivals; from whom he had sustained, and to whom he had offered, an injury; and the victory of Amurath was followed, in the ensuing spring, by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82

    [Footnote 79: The writer who has the most abused this fabulous generosity, is our ingenious Sir William Temple, (his Works, vol. iii. p. 349, 350, octavo edition,) that lover of exotic virtue. After the conquest of Russia, &c., and the passage of the Danube, his Tartar hero relieves, visits, admires, and refuses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His flattering pencil deviates in every line from the truth of history; yet his pleasing fictions are more excusable than the gross errors of Cantemir.]

    [Footnote 80: For the reigns of Manuel and John, of Mahomet I. and Amurath II., see the Othman history of Cantemir, (p. 70 – 95,) and the three Greeks, Chalcondyles, Phranza, and Ducas, who is still superior to his rivals.] [Footnote 81: The Turkish asper is, or was, a piece of white or silver money, at present much debased, but which was formerly equivalent to

    the 54th part, at least, of a Venetian ducat or sequin; and the 300,000 aspers, a princely allowance or royal tribute, may be computed at 2500l. sterling, (Leunclav. Pandect. Turc. p. 406 – 408.)

    Note: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this calculation is much too low. The asper was a century before the time of which writes, the tenth part of a ducat; for the same tribute which the Byzantine writers state at 300,000 aspers the Ottomans state at 30,000 ducats, about 15000l Note, vol. p. 636. – M]

    [Footnote 82: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1422, see the particular and contemporary narrative of John Cananus, published by Leo Allatius, at the end of his edition of Acropolita, (p. 188 – 199.)]

    The religious merit of subduing the city of the Caesars attracted from Asia a crowd of volunteers, who aspired to the crown of martyrdom: their military ardor was inflamed by the promise of rich spoils and beautiful females; and the sultan’s ambition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resence and prediction of Seid Bechar, a descendant of the prophet, ^83 who arrived in the camp, on a mule, with a venerable train of five hundred disciples. But he might blush, if a fanatic could blush, at the failure of his assurances.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resisted an army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urks; their assaults were repelled by the sallies of the Greeks and their foreign mercenaries; the old resources of defence were opposed to the new engines of attack;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dervis, who was snatched to heaven in visionary converse with Mahomet, was answered by the credulity of the Christians, who beheld the Virgin Mary, in a violet garment, walking on the rampart and animating their courage. ^84 After a siege of two months, Amurath was recalled to Boursa by a domestic revolt, which had been kindled by Greek treachery, and was soon extinguished by the death of a guiltless brother. While he led his Janizaries to new conquests in Europe and Asia,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indulged in a servile and precarious respite of thirty years. Manuel sank into the grave; and John Palaeologus was permitted to reign, for an annual tribute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and the dereliction of almost all that he held beyond the suburbs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83: Cantemir, p. 80. Cananus, who describes Seid Bechar, without naming him, supposes that the friend of Mahomet assumed in his amours the privilege of a prophet, and that the fairest of the Greek nuns were promised to the saint and his disciples.]

    [Footnote 84: For this miraculous apparition, Cananus appeals to the Mussulman saint; but who will bear testimony for Seid Bechar?]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empire, the first merit must doubtless be assigned to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the sultans; since, in human life,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s will depend on the character of a single actor. By some shades of wisdom and virtue, they may be discriminated from each other; but, except in a single instance, a period of nine reigns, 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five years, is occupied, from the elevation of Othman to the death of Soliman, by a rare series of warlike and active princes, who impressed their subjects with obedience and their enemies with terror. Instead of the slothful luxury of the seraglio, the heirs of royalty were educated in the council and the field: from early youth they were intrusted by their fathers with the command of provinces and armies; and this manly institution, which was often productive of civil war, must have essent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discipline and vigor of the monarchy. The Ottomans cannot style themselves, like the Arabian caliphs, the descendants or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e kindred which they claim with the Tartar khan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appears to be founded in flattery rather than in truth. ^85 Their origin is obscure; but their sacred and indefeasible right, which no time can erase, and no violence can infringe, was soon and unalterably implanted in the minds of their subjects. A weak or vicious sultan may be deposed and strangled; but his inheritance devolves to an infant or an idiot: nor has the most daring rebel presumed to ascend the throne of his lawful sovereign. ^86

    [Footnote 85: See Ricaut, (l. i. c. 13.) The Turkish sultans assume the title of khan. Yet Abulghazi is ignorant of his Ottoman cousins.] [Footnote 86: The third grand vizier of the name of Kiuperli, who was slain at the battle of Salankanen in 1691, (Cantemir, p. 382,) presumed to say that all the successors of Soliman had been fools or tyrants, and that it was time to abolish the race, (Marsigli Stato Militaire, &c., p. 28.) This political heretic was a good Whig, and justified against the French ambassador the revolution of England, (Mignot, Hist. des Ottomans, tom. iii. p. 434.) His presumption condemns the singular exception of continuing offices in the same family.]

    While the transient dynasties of Asia have been continually subverted by a crafty vizier in the palace, or a victorious general in the camp, the Ottoman succession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practice of five centuries, and is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vital principle of the Turkish nation.

    To the spirit and constitution of that nation, a strong and singular influence may, however, be ascribed. The primitive subjects of Othman were the four hundred families of wandering Turkmans, who had followed his ancestors from the Oxus to the Sangar; and the plains of Anatolia are still covered with the white and black tents of their rustic brethren. But this original drop was dissolved in the mass of voluntary and vanquished subjects, who, under the name of Turks, are united by the common ties of religion, language, and manners. In the cities, from Erzeroum to Belgrade, that national appellation is common to all the Moslems, the first and most honorable inhabitants; but they have abandoned, at least in Romania, the villag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to the Christian peasants. In the vigorous age of the Ottoman government, the Turks were themselves excluded from all civil and military honors; and a servile class, an artificial people, was raised by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to obey, to conquer, and to command. ^87 From the time of Orchan and the first Amurath, the sultans were persuaded that a government of the sword must be renewed in each generation with new soldiers; and that such soldiers must be sought, not in effeminate Asia, but among the hardy and warlike natives of Europe.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Macedonia, Albania, Bulgaria, and Servia, became the perpetual seminary of the Turkish army; and when the royal fifth of the captives was diminished by conquest, an inhuman tax of the fifth child, or of every fifth year, was rigorously levied on the Christian families. At the age of twelve or fourteen years, the most robust youths were torn from their parents; their names were enrolled in a book; and from that moment they were clothed, taught, and maintain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promise of their appearance, they were selected for the royal schools of Boursa, Pera, and Adrianople, intrusted to the care of the bashaws, or dispersed in the houses of the Anatolian peasantry. It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ir masters to instruct them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their bodies were exercised by every labor that could fortify their strength; they learned to wrestle, to leap, to run, to shoot with the bow, and afterwards with the musket; till they were drafted into the chambers and companies of the Janizaries, and severely trained in the military or monastic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The youths most conspicuous for birth, talents, and beaut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inferior class of Agiamoglans, or the more liberal rank of Ichoglans, of whom the former were attached to the palace, and the latter to the person, of the prince. In four successive schools, under the rod of the white eunuchs, the arts of horsemanship and of darting the javelin were their daily exercise, while those of a more studious cast appli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 the Kora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Arabic and Persian tongues. As they advanced in seniority and merit, they were gradually dismissed to military, civil, and even ecclesiastical employments: the longer their stay, the higher was their expectation; till, at a mature period,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number of the forty agas, who stood before the sultan, and were promoted by his cho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provinces and the first honors of the empire. ^88 Such a mode of institution was admirably adapted to the form and spirit of a despotic monarchy. Th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were, in the strictest sense, the slaves of the emperor, to whose bounty they were indebted for their instruction and support. When they left the seraglio, and suffered their beards to grow as the symbol of enfranchisement, 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an important office, without faction or friendship, without parents and without heirs, dependent on the hand which had raised them from the dust, and which, on the slightest displeasure, could break in pieces these statues of glass, as they were aptly termed by the Turkish proverb. ^89 In the slow and painful steps of education, their characters and talents were unfolded to a discerning eye: the man, naked and alone, was reduced to the standard of his personal merit; and, if the sovereign had wisdom to choose, he possessed a pure and boundless liberty of choice. The Ottoman candidates were trained by the virtues of abstinence to those of action; by the habits of submission to those of command. A similar spirit was diffused among the troops; and their silence and sobriety, their patience and modesty, have extorted the reluctant praise of their Christian enemies. ^90 Nor can the victory appear doubtful, if we compare the discipline and exercise of the Janizaries with the pride of birth, the independence of chivalry, the ignorance of the new levies, the mutinous temper of the veterans, and the vices of intemperance and disorder, which so long contaminated the armies of Europe.

    [Footnote 87: Chalcondyles (l. v.) and Ducas (c. 23) exhibit the rude lineament of the Ottoman policy,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Christian children into Turkish soldiers.]

    [Footnote 88: This sketch of the Turkish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is chiefly borrowed from Ricaut’s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tato Militaire del’ Imperio Ottomano of Count Marsigli, (in Hava, 1732, in folio,)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Seraglio, approved by Mr. Greaves himself, a curious traveller, and inserted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his works.] [Footnote 89: From the series of cxv. viziers, till the siege of Vienna, (Marsigli, p. 13,) their place may be valued at three years and a half purchase.]

    [Footnote 90: See the entertaining and judicious letters of Busbequius.]

    The only hope of salvation for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adjacent kingdoms, would have been some more powerful weapon, some discovery in the art of war, that would give them a decisive superiority over their Turkish foes. Such a weapon was in their hands; such a discovery had been made in the critical moment of their fate. The chemists of China or Europe had found, by casual or elaborate experiments, that a mixture of saltpetre, sulphur, and charcoal, produces, with a spark of fire, a tremendous explosion. It was soon observed, that if the expansive force were compressed in a strong tube, a ball of stone or iron might be expelled with irresistible and destructive velocity. The precise aera of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unpowder ^91 is involved in doubtful traditions and equivocal language; yet we may clearly discern, that it was known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at before the end of the same, the use of artillery in battles and sieges, by sea and land, was familiar to the states of Germany, Italy, Spain, France, and England. ^92 The priority of nations is of small account; none could derive any exclusive benefit from their previous or superior knowledge; and in the common improvement, they stood on the same level of relative power and military science. Nor was it possible to circumscribe the secret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it was disclosed to the Turks by the treachery of apostates and the selfish policy of rivals; and the sultans had sense to adopt, and wealth to reward, the talents of a Christian engineer. The Genoese, who transported Amurath into Europe, must be accused as his preceptors; and it was probably by their hands that his cannon was cast and directed at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93 The first attempt was indeed unsuccessful; but in the general warfare of the age, the advantage was on their side, who were most commonly the assailants: for a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was suspended; and this thundering artillery was pointed against the walls and towers which had been erected only to resist the less potent engines of antiquity. By the Venetians, the use of gunpowder was communicated without reproach to the sultans of Egypt and Persia, their allies against the Ottoman power; the secret was soon propagated to the extremities of Asia;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European was confined to his easy victories over the savages of the new world. If we contrast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is mischievous discovery with the slow and laborious advances of reason, science, and the arts of peace, a philosopher, according to his temper, will laugh or weep at the folly of mankind.

    [Footnote 91: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Dr. Watson’s Chemical Essays contain two valuable discourses on the discovery and composition of gunpowder.]

    [Footnote 92: On this subject modern testimonies cannot be trusted. The original passages are collected by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i. p. 675, Bombarda.) But in the early doubtful twilight, the name, sound, fire, and effect, that seem to express our artillery, may be fairly interpreted of the old engines and the Greek fire. For the English cannon at Crecy, the authority of John Villani (Chron. l. xii. c. 65) must be weighed against the silence of Froissard. Yet Muratori (Antiquit. Italiae Medii Aevi, tom. ii. Dissert. xxvi. p. 514, 515) has produced a decisive passage from Petrarch, (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 Dialog.,) who, before the year 1344, execrates this terrestrial thunder, nuper rara, nunc communis.

    Note: Mr. Hallam makes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on the objection thrown our by Gibbon: “The positive testimony of Villani, who died within two years afterwards, and had

    manifestly obtained much information as to the great events passing in France, cannot be rejected. He ascribes a material effect to the cannon of Edward, Colpi delle bombarde, which I suspect, from his strong expressions, had not been employed before, except against stone walls. It seems, he says, as if God thundered con grande uccisione di genti e efondamento di cavalli.” Middle Ages, vol. i. p. 510. – M.]

    [Footnote 93: The Turkish cannon, which Ducas (c. 30) first introduces before Belgrade, (A.D. 1436,) is mentioned by Chalcondyles (l. v. p. 123) in 1422, at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IX-LXI

    Volume 6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Preserva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 Numbers, Passage, And Event,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 St. Bernard. – Reign Of Saladin In Egypt And Syria. – His Conquest Of Jerusalem. – Naval Crusades. – Richard The First Of England. –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Crusades. –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 Louis The Ninth Of France; And The Two Last Crusades. –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Or Franks By The Mamelukes.

    In a style less grave than that of history, I should perhaps compare the emperor Alexius ^1 to the jackal, who is said to follow the steps, and to devour the leavings, of the lion. Whatever had been his fears and toils in the passage of the first crusade, they were amply recompensed by the subsequent benefits which he derived from the exploits of the Franks. His dexterity and vigilance secured their first conquest of Nice; and from this threatening station the Turks were compelled to evacuate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the crusaders, with blind valor, advanced into the midland countries of Asia, the crafty Greek improved the favorable occasion when the emirs of the sea-coast were recall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 sultan. The Turks were driven from the Isles of Rhodes and Chios: the cities of Ephesu and Smyrna, of Sardes, Philadelphia, and Laodicea, were restored to the empire, which Alexius enlarged from the Hellespont to the banks of the Maeander, and the rocky shores of Pamphylia. The churches resumed their splendor: the towns were rebuilt and fortified; and the desert country was peopled with colonies of Christians, who were gently removed from the more distant and dangerous frontier. In these paternal cares, we may forgive Alexius, if he forgot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by the Latins, he was stigmatized with the foul reproach of treason and desertion. They had sworn fidelity and obedience to his throne; but he had promised to assist their enterprise in person, or, at least, with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his base retreat dissolved their obligations; and the sword, which had been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victory, was the pledge and title of their just independenc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 emperor attempted to revive his obsolete claims over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2 but the borders of Cilicia and Syria were more recent in his possession, and more accessible to his arms. The great army of the crusaders was annihilated or dispersed;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was left without a head, by the surprise and captivity of Bohemond; his ransom had oppressed him with a heavy debt; and his Norman followers were insufficient to repel the hostilities of the Greeks and Turks. In this distress, Bohemond embraced a magnanimous resolution, of leaving the defence of Antioch to his kinsman, the faithful Tancred; of arming the West against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of executing the design which he inherited from the lessons and example of his father Guiscard. His embarkation was clandestine: and, if we may credit a tale of the princess Anne, he passed the hostile sea closely secreted in a coffin. ^3 But his reception in France was dignified by the public applause,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king’s daughter: his return was glorious, since the bravest spirits of the age enlisted under his veteran command; and he repassed the Adriatic at the head of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forty thousand foot, assembled from the most remote climates of Europe. ^4 The strength of Durazzo, and prudence of Alexius, the progress of famine and approach of winter, eluded his ambitious hopes; and the venal confederates were seduced from his standard. A treaty of peace ^5 suspended the fears of the Greeks; and they were finally delivered by the death of an adversary, whom neither oaths could bind, nor dangers could appal, nor prosperity could satiate. His children succeeded to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but the boundaries were strictly defined, the homage was clearly stipulated, and the cities of Tarsus and Malmistra were restored to the Byzantine emperors. Of the coast of Anatolia, they possessed the entire circuit from Trebizond to the Syrian gates. The Seljukian dynasty of Roum ^6 was separated on all sides from the sea and their Mussulman brethren; the power of the sultan was shaken by the victories and even the defeats of the Franks; and after the loss of Nice, they removed their throne to Cogni or Iconium, an obscure and in land town abov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7 Instead of trembling for their capital, the Comnenian princes waged an offensive war against the Turks, and the first crusade prevented the fall of the declining empire.

    [Footnote 1: Anna Comnena relates her father’s conquests in Asia Minor Alexiad, l. xi. p. 321 – 325, l. xiv. p. 419; his Cilician war against Tancred and Bohemond, p. 328 – 324; the war of Epirus, with tedious prolixity, l. xii. xiii. p. 345 – 406; the death of Bohemond, l. xiv. p. 419.] [Footnote 2: The kings of Jerusalem submitted, however, to a nominal dependence, and in the dates of their inscriptions, (one is still legible in the church of Bethlem,) they respectfully placed before their own the name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Ducange, Dissertations sur Joinville xxvii. p. 319.)] [Footnote 3: Anna Comnena adds, that, to complete the imitation, he was shut up with a dead cock; and condescends to wonder how the Barbarian could endure the confinement and putrefaction.

    This absurd tale is unknown to the Latins. Note: The Greek writers, in general, Zonaras, p. 2, 303, and Glycas, p. 334 agree in this story with the princess Anne, except in the absurd addition of the dead cock. Ducange has already quoted some instances where a similar stratagem had been adopted by Norman princes. On this authority Wilker inclines to believe the fact. Appendix to vol. ii. p. 14. – M.]

    [Footnote 4: In the Byzantine geography, must mean England; yet we are more credibly informed, that our Henry I. would not suffer him to levy any troops in his kingdom, (Ducange, Not. ad Alexiad. p. 41.)]

    [Footnote 5: The copy of the treaty (Alexiad. l. xiii. p. 406 – 416) is an original and curious piece, which would require, and might afford, a good map of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Footnote 6: See, in the learned work of M. De Guignes, (tom. ii. part ii.,) the history of the Seljukians of Iconium, Aleppo, and Damascus, as far as it may be collected from the Greeks, Latins, and Arabians. The last are ignorant or regardless of the affairs of Roum.]

    [Footnote 7: Iconium is mentioned as a station by Xenophon, and by Strabo, with an ambiguous title, (Cellarius, tom. ii. p. 121.) Yet St. Paul found in that place a multitude of Jews and Gentiles. under the corrupt name of Kunijah, it is described as a great city, with a river and garden, three leagues from the mountains, and decorated (I know not why) with Plato’s tomb, (Abulfeda, tabul. xvii. p. 303 vers. Reiske; and the Index Geographicus of Schulrens from Ibn Sai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hree great emigrations marched by land from the West for the relief of Palestine. The soldiers and pilgrims of Lombardy,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excited by the example and success of the first crusade. ^8 Forty-eight years afte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the emperor, and the French king, Conrad the Third and Louis the Seventh, undertook the second crusade to support the falling fortunes of the Latins. ^9 A grand division of the third crusade was led by the emperor Frederic Barbarossa, ^10 who sympathized with his brothe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common loss of Jerusalem. These three expeditions may be compared in their resemblance of the greatness of numbers, their passage through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nature and event of their Turkish warfare, and a brief parallel may save the repetition of a tedious narrative. However splendid it may seem, a regular story of the crusades would exhibit the perpetual return of the same causes and effects; and the frequent attempts for the defence or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would appear so many faint and unsuccessful copies of the original.

    [Footnote 8: For this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crusade, see Anna Comnena, Alexias, l. xi. p. 331, &c., and the viiith book of Albert Aquensis.)] [Footnote 9: For the second crusade, of Conrad III. and Louis VII., see William of Tyre, (l. xvi. c. 18 – 19,) Otho of Frisingen, (l. i. c. 34 – 45 59, 60,) Matthew Paris, (Hist. Major. p. 68,) Struvius, (Corpus Hist Germanicae, p. 372, 373,) Scriptores Rerum Francicarum a Duchesne tom. iv.: Nicetas, in Vit. Manuel, l. i. c. 4, 5, 6, p. 41 – 48 Cinnamus l. ii. p. 41 – 49.]

    [Footnote 10: For the third crusade, of Frederic Barbarossa, see Nicetas in Isaac Angel. l. ii. c. 3 – 8, p. 257 – 266. Struv. (Corpus. Hist. Germ. p. 414,) and two historians, who probably were spectators, Tagino, (in Scriptor. Freher. tom. i. p. 406 – 416, edit Struv.,) and the Anonymus de Expeditione Asiatica Fred. I. (in Canisii Antiq. Lection. tom. iii. p. ii. p. 498 – 526, edit. Basnage.)]

    1. Of the swarms that so closely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first pilgrims, the chiefs were equal in rank, though unequal in fame and merit, to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his fellow-adventurers. At their head were displayed the banners of the dukes of Burgundy, Bavaria, and Aquitain; the first a descendant of Hugh Capet, the second, a father of the Brunswick line: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a temporal prince, transpor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urks, the treasures and ornaments of his church and palace; and the veteran crusaders, Hugh the Great and Stephen of Chartres, returned to consummate their unfinished vow.

    The huge and disorderly bodies of their followers moved forward in two columns; and if the first consisted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ersons, the second might possibly amount to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11 ^* The armies of the second crusade might have claimed the conquest of Asia; the nobl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anim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sovereigns; and both the rank and personal character of Conrad and Louis gave a dignity to their cause, and a discipline to their force, which might be vainly expected from the feudatory chiefs. The cavalry of the emperor, and that of the king, was each composed of seventy thousand knights, and their immediate attendants in the field; ^12 and if the light-armed troops, the peasant infantr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the priests and monks, be rigorously excluded, the full account will scarcely be satisfied with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uls. The West, from Rome to Britain, was called into action; the kings of Poland and Bohemia obeyed the summons of Conrad; and it is affirm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at, in the passage of a strait or river, the Byzantine agents, after a tale of nine hundred thousand, desisted from the endless and formidable computation. ^13 In the third crusade, as the French and English preferred the navig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 host of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less numerous. Fifteen thousand knights, and as many squires, were the flower of the German chivalry: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were mustered by the emperor in the plains of Hungary; and after such repetitions, we shall no longer be startled at the six hundred thousand pilgrims, which credulity has ascribed to this last emigration. ^14 Such extravagant reckonings prove only the astonishment of contemporaries; but their astonishment most strongly bears testimony to the existence of an enormous, though indefinite, multitude. The Greeks might applaud their superior knowledge of the arts and stratagems of war, but they confessed the strength and courage of the French cavalry, and the infantry of the Germans; ^15 and the strangers are described as an iron race, of gigantic stature, who darted fire from their eyes, and spilt blood like water on the ground. Under the banners of Conrad, a troop of females rode in the attitude and armor of men; and the chief of these Amazons, from her gilt spurs and buskins, obtained the epithet of the Golden- footed Dame.

    [Footnote 11: Anne, who states these later swarms at 40,000 horse and 100,000 foot, calls them Normans, and places at their head two brothers of Flanders. The Greeks were strangely ignorant of the names, familie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Latin princes.]

    [Footnote *: It was this army of pilgrims, the first body of which was headed by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and Count Albert of Blandras, which set forth on the wild, yet, with a more disciplined army, not impolitic, enterprise of striking at the heart of the Mahometan power, by attacking the sultan in Bagdad. For their adventures and fate, see Wilken, vol. ii. p. 120, &c., Wichaud, book iv. – M.]

    [Footnote 12: William of Tyre, and Matthew Paris, reckon 70,000 loricati in each of the armies.]

    [Footnote 13: The imperfect enumeration is mentioned by Cinnamus, and confirmed by Odo de Diogilo apud Ducange ad Cinnamum, with the more precise sum of 900,556. Why must therefore the version and comment suppose the modest and insufficient reckoning of 90,000? Does not Godfrey of Viterbo (Pantheon, p. xix. in Muratori, tom. vii. p. 462) exclaim?

    – Numerum si poscere quaeras, Millia millena militis agmen erat.] [Footnote 14: This extravagant account is given by Albert of Stade, (apud Struvium, p. 414;) my calculation is borrowed from Godfrey of Viterbo, Arnold of Lubeck, apud eundem, and Bernard Thesaur. (c. 169, p. 804.) The original writers are silent. The Mahometans gave him 200,000, or 260,000, men, (Bohadin, in Vit. Saladin, p. 110.)]

    [Footnote 15: I must observe, that,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the subjects of Conrad and Frederic are styled by the Greeks and Orientals Alamanni. The Lechi and Tzechi of Cinnamus are the Poles and Bohemians; and it is for the French that he reserves the ancient appellation of Germans.

    Note: He names both – M.]

    1.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 of the strangers was an object of terror to the effeminate Greeks, and the sentiment of fear is nearly allied to that of hatred. This aversion was suspended or softened by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Turkish power; and the invectives of the Latins will not bias our more candid belief, that the emperor Alexius dissembled their insolence, eluded their hostilities, counselled their rashness, and opened to their ardor the road of pilgrimage and conquest. But when the Turks had been driven from Nice and the sea-coast, when the Byzantine princes no longer dreaded the distant sultans of Cogni, they felt with purer indignation the free and frequent passage of the western Barbarians, who violated the majesty, and endangered the safety, of the empire.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were undertaken under the reign of Manuel Comnenus and Isaac Angelus. Of the former, the passions were always impetuous, and often malevolent; and the natural union of a cowardly and a mischievous temper was exemplified in the latter, who, without merit or mercy, could punish a tyrant, and occupy his throne. It was secretly, and perhaps tacitly, resolved by the prince and people to destroy, or at least to discourage, the pilgrims, by every species of injury and oppression; and their want of prudence and discipline continually afforded the pretence or the opportunity. The Western monarchs had stipulated a safe passage and fair market in the country of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the treaty had been ratified by oaths and hostages; and the poorest soldier of Frederic’s army was furnished with three marks of silver to defray his expenses on the road. But every engagement was violated by treachery and injustice;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Latins are attested by the honest confession of a Greek historian, who has dared to prefer truth to his country. ^16 Instead of a hospitable reception, the gates of the cities, both in Europe and Asia, were closely barred against the crusaders; and the scanty pittance of food was let down in baskets from the walls. Experience or foresight might excuse this timid jealousy; but the common duties of humanity prohibited the mixture of chalk, or other poisonous ingredients, in the bread; and should Manuel be acquitted of any foul connivance, he is guilty of coining base money for the purpose of trading with the pilgrims. In every step of their march they were stopped or misled: the governors had private orders to fortify the passes and break down the bridges against them: the stragglers were pillaged and murdered: the soldiers and horses were pierced in the woods by arrows from an invisible hand; the sick were burnt in their beds; and the dead bodies were hung on gibbets along the highways. These injuries exasperated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who were not endowed with evangelical patience; and the Byzantine princes, who had provoked the unequal conflict, promoted the embarkation and march of these formidable guests. On the verge of the Turkish frontier Barbarossa spared the guilty Philadelphia, ^17 rewarded the hospitable Laodicea, and deplored the hard necessity that had stained his sword with any drops of Christian blood.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monarchs of Germany and France, the pride of the Greeks was exposed to an anxious trial. They might boast that on the first interview the seat of Louis was a low stool, beside the throne of Manuel; ^18 but no sooner had the French king transported his army beyond the Bosphorus, than he refused the offer of a second conference, unless his brother would meet him on equal terms, either on the sea or land. With Conrad and Frederic, the ceremonial was still nicer and more difficult: like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they styled themselves emperors of the Romans; ^19 and firmly maintained the purity of their title and dignity. The first of these representatives of Charlemagne would only converse with Manuel on horseback in the open field; the second, by passing the Hellespont rather than the Bosphorus, declined the view of Constantinople and its sovereign. An emperor, who had been crowned at Rome, was reduced in the Greek epistles to the humble appellation of Rex, or prince, of the Alemanni; and the vain and feeble Angelus affected to be ignorant of the name of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and monarchs of the age. While they viewed with hatred and suspicion the Latin pilgrims the Greek emperors maintained a strict, though secret, alliance with the Turks and Saracens. Isaac Angelus complained, that by his friendship for the great Saladin he had incurred the enmity of the Franks; and a mosque was founded at Constantinople for the public exercise of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20

    [Footnote 16: Nicetas was a child at the second crusade, but in the third he commanded against the Franks the important post of Philippopolis. Cinnamus is infected with national prejudice and pride.]

    [Footnote 17: The conduct of the Philadelphians is blamed by Nicetas, while the anonymous German accuses the rudeness of his countrymen, (culpa nostra.) History would be pleasant, if we were embarrassed only by such contradictions. It is likewise from Nicetas, that we learn the pious and humane sorrow of Frederic.]

    [Footnote 18: Cinnamus translates into Latin. Ducange works very hard to save his king and country from such ignominy, (sur Joinville, dissertat. xxvii. p. 317 – 320.) Louis afterwards insisted on a meeting in mari ex aequo, not ex equo, according to the laughable readings of some MSS.]

    [Footnote 19: Ego Romanorum imperator sum, ille Romaniorum, (Anonym Canis. p. 512.)]

    [Footnote 20: In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xiii. p. 184,) and the History of Bohadin, (p. 129, 130,) see the views of a pope and a cadhi on this singular toleration.]

    III. The swarms that followed the first crusade were destroyed in Anatolia by famine, pestilence, and the Turkish arrows; and the princes only escaped with some squadrons of horse to accomplish their lamentable pilgrimage. A just opinion may be formed of their knowledge and humanity; of their knowledge, from the design of subduing Persia and Chorasan in their way to Jerusalem; ^* of their humanity, from the massacre of the Christian people, a friendly city, who came out to meet them with palms and crosses in their hands. The arms of Conrad and Louis were less cruel and imprudent; but the event of the second crusade was still more ruinous to Christendom; and the Greek Manuel is accused by his own

    subjects of giving seasonable intelligence to the sultan, and treacherous guides to the Latin princes. Instead of crushing the common foe, by a double attack at the same time but on different sides, the Germans were urged by emulation, and the French were retarded by jealousy. Louis had scarcely passed the Bosphorus when he was met by the returning emperor, who had los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army in glorious, but unsuccessful, actions on the banks of the Maender. The contrast of the pomp of his rival hastened the retreat of Conrad: ^! the desertion of his independent vassals reduced him to his hereditary troops; and he borrowed some Greek vessels to execute by sea the pilgrimage of Palestine. Without studying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or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e king of France advanced through the same country to a similar fate. The vanguard, which bore the royal banner and the oriflamme of St. Denys, ^21 had doubled their march with rash and inconsiderate speed; and the rear, which the king commanded in person, no longer found their companions in the evening camp. In darkness and disorder, they were encompassed, assaulted, and overwhelmed, by the innumerable host of Turks, who, in the art of war, were superior to the Christian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 Louis, who climbed a tree in the general discomfiture, was saved by his own valor and the ignorance of his adversaries; and with the dawn of day he escaped alive, but almost alone, to the camp of the vanguard. But instead of pursuing his expedition by land, he was rejoiced to shelter the relics of his army in the friendly seaport of Satalia. From thence he embarked for Antioch; but so penurious was the supply of Greek vessels, that they could only afford room for his knights and nobles; and the plebeian crowd of infantry was left to perish at the foot of the Pamphylian hills.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embraced and wept at Jerusalem; their martial trains, the remnant of mighty armies, were joined to the Christian powers of Syria, and a fruitless siege of Damascus was the final effort of the second crusade. Conrad and Louis embarked for Europe with the personal fame of piety and courage; but the Orientals had braved these potent monarchs of the Franks, with whose names and military forces they had been so often threatened.

    ^22 Perhaps they had still more to fear from the veteran genius of Frederic the First, who in his youth had served in Asia under his uncle Conrad. Forty campaigns in Germany and Italy had taught Barbarossa to command; and his soldiers, even the princes of the empire, were accustomed under his reign to obey. As soon as he lost sight of Philadelphia and Laodicea, the last cities of the Greek frontier, he plunged into the salt and barren desert, a land (says the historian) of horror and tribulation. ^23 During twenty days, every step of his fainting and sickly march was besieged by the innumerable hordes of Turkmans, ^24 whose numbers and fury seemed after each defeat to multiply and inflame. The emperor continued to struggle and to suffer; and such was the measure of his calamities, that when he reached the gates of Iconium, no more than one thousand knights were able to serve on horseback. By a sudden and resolute assault he defeated the guards, and stormed the capital of the sultan, ^25 who humbly sued for pardon and peace. The road was now open, and Frederic advanced in a career of triumph, till he was unfortunately drowned in a petty torrent of Cilicia. ^26 The remainder of his Germans was consumed by sickness and desertion: and the emperor’s son expired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Swabian vassals at the siege of Acre. Among the Latin heroes,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Frederic Barbarossa could alone achieve the passage of the Lesser Asia; yet even their success was a warning; and in the last and most experienced age of the crusades, every nation preferred the sea to the toils and perils of an inland expedition. ^27

    [Footnote *: This was the design of the pilgrims under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See note, p. 102. – M.]

    [Footnote !: Conrad had advanced with part of his army along a central road, between that on the coast and that which led to Iconium. He had been betrayed by the Greeks, his army destroyed without a battle. Wilken, vol. iii. p. 165. Michaud, vol. ii. p. 156. Conrad advanced again with Louis as far as Ephesus, and from thence, at the invitation of Manuel,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It was Louis who, at the passage of the Maeandes, was engaged in a “glorious action.” Wilken, vol. iii. p. 179. Michaud vol. ii. p. 160. Gibbon followed Nicetas. – M.]

    [Footnote 21: As counts of Vexin, the kings of France were the vassals and advocates of the monastery of St. Denys. The saint’s peculiar banner, which they received from the abbot, was of a square form, and a red or flaming color. The oriflamme appeared at the head of the French armies from the xiith to the xvth century, (Ducange sur Joinville, Dissert. xviii. p. 244 – 253.)] [Footnote *: They descended the heights to a beautiful valley which by beneath them. The Turks seized the heights which separated the two divisions of the army. The modern historians represent differently the act to which Louis owed his safety, which Gibbon has described by the undignified phrase, “he climbed a tree.” According to Michaud, vol. ii. p. 164, the king got upon a rock, with his back against a tree; according to Wilken, vol. iii., he dragged himself up to the top of the rock by the roots of a tree, and continued to defend himself till nightfall. – M.]

    [Footnote 22: The original French histories of the second crusade are the Gesta Ludovici VII. published in the ivth volume of Duchesne’s collection. The same volume contains many original letters of the king, of Suger his minister, &c., the best documents of authentic history.]

    [Footnote 23: Terram horroris et salsuginis, terram siccam sterilem, inamoenam. Anonym. Canis. p. 517. The emphatic language of a sufferer.] [Footnote 24: Gens innumera, sylvestris, indomita, praedones sine ductore. The sultan of Cogni might sincerely rejoice in their defeat. Anonym. Canis. p. 517, 518.]

    [Footnote 25: See, in the anonymous writer in the Collection of Canisius, Tagino and Bohadin, (Vit. Saladin. p. 119, 120,) the ambiguous conduct of Kilidge Arslan, sultan of Cogni, who hated and feared both Saladin and Frederic.]

    [Footnote 26: The desire of comparing two great men has tempted many writers to drown Frederic in the River Cydnus, in which Alexander so imprudently bathed, (Q. Curt. l. iii c. 4,

    5.) But, from the march of the emperor, I rather judge, that his Saleph is the Calycadnus, a stream of less fame, but of a longer course.

    Note: It is now called the Girama: its course is described in M’Donald Kinneir’s Travels. – M.]

    [Footnote 27: Marinus Sanutus, A.D. 1321, lays it down as a precept, Quod stolus ecclesiae per terram nullatenus est ducenda.

    He resolves, by the divine aid, the objection, or rather exception, of the first crusade,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 pars ii. c. i. p. 37.)]

    The enthusiasm of the first crusade is a natural and simple event, while hope was fresh, danger untried, and enterprise congenial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ut the obstinate perseverance of Europe may indeed excite our pity and admiration; that no instruction should have been drawn from constant and adverse experience; that the same confidence should have repeatedly grown from the same failures; that six succeeding generations should have rushed headlong down the precipice that was open before them; and that men of every condition should have staked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fortunes on the desperate adventure of possessing or recovering a tombstone two thousand miles from their country. In a period of two centuries after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each spring and summer produced a new emigration of pilgrim warrior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but the seven great armaments or crusades were excited by some impending or recent calamity: the nations were mov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ir pontiffs, and the example of their kings: their zeal was kindled, and their reason was silenced, by the voice of their holy orators; and among these, Bernard, ^28 the monk, or the saint, may claim the most honorable place. ^* About eight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onquest of

    Jerusalem, he was born of a noble family in Burgundy; at the age of three- and-twenty he buried himself in the monastery of Citeaux, then in the primitive fervor of the i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he led forth her third colony, or daughter, to the valley of Clairvaux ^29 in Champagne; and was content, till the hour of his death, with the humble station of abbot of his own community. A philosophic age has abolished, with too liberal and indiscriminate disdain, the honors of these spiritual heroes. The meanest among them are distinguished by some energies of the mind; they were at least superior to their votaries and disciples; and, in the race of superstition, they attained the prize for which such numbers contended. In speech, in writing, in action, Bernard stood high above his rivals and contemporaries; his compositions are not devoid of wit and eloquence; and he seems to have preserved as much reason and humanity as may be reconcil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saint. In a secular life, he would have shared the seventh part of a private inheritance; by a vow of poverty and penance, by closing his eyes against the visible world, ^30 by the refusal of all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the abbot of Clairvaux became the oracle of Europe, and the founder of one hundred and sixty convents. Princes and pontiffs trembled at the freedom of his apostolical censures: France, England, and Milan, consulted and obeyed his judgment in a schism of the church: the debt was repaid by the gratitude of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his successor, Eugenius the Third, was the friend and disciple of the holy Bernard. It was i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second crusade that he shone as the missionary and prophet of God, who called the nations to the defence of his holy sepulchre. ^31 At the parliament of Vezelay he spoke before the king; and Louis the Seventh, with his nobles, received their crosses from his hand. The abbot of Clairvaux then marched to the less easy conquest of the emperor Conrad: ^* a phlegmatic people, ignorant of his language, was transported by the pathetic vehemence of his tone and gestures; and his progress, from Constance to Cologne, was the triumph of eloquence and zeal. Bernard applauds his own success in the depopulation of Europe; affirms that cities and castles were emptied of their inhabitants; and computes, that only one man

    was left behind for the consolation of seven widows. ^32 The blind fanatics were desirous of electing him for their general; but the example of the hermit Peter was before his eyes; and while he assured the crusaders of the divine favor, he prudently declined a military command, in which failure and victory would have been almost equally disgraceful to his character. ^33 Yet, after the calamitous event, the abbot of Clairvaux was loudly accused as a false prophet, the author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ourning; his enemies exulted, his friends blushed, and his apology was slow and unsatisfactory. He justifies his obedience to the commands of the pope; expatiates on the mysterious ways of Providence; imputes the misfortunes of the pilgrims to their own sins; and modestly insinuates, that his miss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signs and wonders. ^34 Had the fact been certain, the argument would be decisive; and his faithful disciples, who enumerate twenty or thirty miracles in a day, appeal to the public assembli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in which they were performed. ^35 At the present hour, such prodigies will not obtain credit beyond the precincts of Clairvaux; but in the preternatural cures of the blind, the lame, and the sick, who were presented to the man of Go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scertain the separate shares of accident, of fancy, of imposture, and of fiction.

    [Footnote 28: The most authentic information of St. Bernard must be drawn from his own writings, published in a correct edition by Pere Mabillon, and reprinted at Venice, 1750, in six volumes in folio. Whatever friendship could recollect, or superstition could add, is contained in the two lives, by his disciples, in the vith volume: whatever learning and criticism could ascertain, may be found in the prefaces of the Benedictine editor] [Footnote *: Gibbon, whose account of the crusades is perhaps the least accurate and satisfactory chapter in his History, has here failed in that lucid arrangement, which in general gives perspicuity to his most condensed and crowded narratives. He has unaccountably, and to the great perplexity of the reader, placed the preaching of St Bernard after the second crusade to which i led. – M.]

    [Footnote 29: Clairvaux, surnamed the valley of Absynth, is situate among the woods near Bar sur Aube in Champagne. St. Bernard would blush at the pomp of the church and monastery; he would ask for the library, and I know not whether he would be much edified by a tun of 800 muids, (914 1-7 hogsheads,) which almost rivals that of Heidelberg,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vi. p. 15 – 20.)]

    [Footnote 30: The disciples of the saint (Vit. ima, l. iii. c. 2, p. 1232. Vit. iida, c. 16, No. 45, p. 1383) record a marvellous example of his pious apathy. Juxta lacum etiam Lausannensem totius diei itinere pergens, penitus non attendit aut se videre non vidit. Cum enim vespere facto de eodem lacu socii colloquerentur, interrogabat eos ubi lacus ille esset, et mirati sunt universi. To admire or despise St. Bernard as he ought, the reader, like myself, should have before the windows of his library the beauties of that incomparable landscape.]

    [Footnote 31: Otho Frising. l. i. c. 4. Bernard. Epist. 363, ad Francos Orientales Opp. tom. i. p. 328. Vit. ima, l. iii. c. 4, tom. vi. p. 1235.] [Footnote *: Bernard had a nobler object in his expedition into Germany – to arrest the fierce and merciless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which was preparing, under the monk Radulph, to renew the frightful scenes which had preceded the first crusade, in the flourishing cities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The Jews acknowledge the Christian intervention of St. Bernard. See the curious extract from the History of Joseph ben Meir. Wilken, vol. iii. p. 1. and p. 63 – M]

    [Footnote 32: Mandastis et obedivi . . . . multiplicati sunt super numerum; vacuantur urbes et castella; et pene jam non inveniunt quem apprehendant septem mulieres unum virum; adeo ubique viduae vivis remanent viris. Bernard. Epist. p. 247.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construe pene as a substantive.] [Footnote 33: Quis ego sum ut disponam acies, ut egrediar ante facies armatorum, aut quid tam remotum a professione mea, si vires, si peritia, &c. Epist. 256, tom. i. p.

    1. He speaks with contempt of the hermit Peter, vir quidam, Epist. 363.]

    [Footnote 34: Sic dicunt forsitan isti, unde scimus quod a Domino sermo egressus sit? Quae signa tu facis ut credamus tibi? Non est quod ad ista ipse respondeam; parcendum verecundiae meae, responde tu pro me, et pro te ipso, secundum quae vidisti et audisti, et secundum quod te inspiraverit Deus. Consolat. l. ii. c. 1. Opp. tom. ii. p. 421 – 423.]

    [Footnote 35: See the testimonies in Vita ima, l. iv. c. 5, 6. Opp. tom. vi. p. 1258 – 1261, l. vi. c. 1 – 17, p. 1286 – 1314.]

    Omnipotence itself cannot escape the murmurs of its

    discordant votaries; since the same dispensation which was applauded as a deliverance in Europe, was deplored, and perhaps arraigned, as a calamity in Asia.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the Syrian fugitives diffused their consternation and sorrow; Bagdad mourned in the dust; the cadhi Zeineddin of Damascus tore his beard in the caliph’s presence; and the whole divan shed tears at his melancholy tale. ^36 But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could only weep; they were themselves captives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some temporal power was restored to the last age of the Abbassides; but their humble ambition was confined to Bagdad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 Their tyrants, the Seljukian sultans, had followed the common law of the Asiatic dynasties, the unceasing round of valor, greatness, discord, degeneracy, and decay; their spirit and power were unequal to the defence of religion; and, in his distant realm of Persia, the Christians were strangers to the name and the arms of Sangiar, the last hero of his race. ^37 While the sultans were involved in the silken web of the harem, the pious task was undertaken by their slaves, the Atabeks, ^38 a Turkish name, which, like the Byzantine patricians, may be translated by Father of the Prince. Ascansar, a valiant Turk, had been the favorite of Malek Shaw, from whom he received the privilege of stand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but, in the civil wars that ensued on the monarch’s death, he lost his head and the government of Aleppo. His domestic emirs persevered in their attachment to his son Zenghi, who proved his first arms against the Franks in the defeat of Antioch: thirty campaig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caliph and sultan established his military fame; and he was invested with the command of Mosul, as the only champion that could avenge the cause of the prophet. The public hope was not disappointed: after a siege of twenty-five days, he stormed the city of Edessa, and recovered from the Franks their conquests beyond the Euphrates: ^39 the martial tribes of Curdistan were subdued by the independent sovereign of Mosul and Aleppo: his soldiers were taught to behold the camp as their only country; they trusted to his liberality for their rewards; and their absent families were protected by the vigilance of Zenghi. At the head of these veterans, his son Noureddin gradually united the Mahometan powers; ^* added the kingdom of Damascus to that of Aleppo, and waged a long and successful war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Syria; he spread his ample reign from the Tigris to the Nile, and the Abbassides rewarded their faithful servant with all the titles and prerogatives of royalty. The Latins themselves were compelled to own the wisdom and courage, and even the justice and piety, of this implacable adversary. ^40 In his life and government the holy warrior revived the zeal and simplicity of the first caliphs. Gold and silk were banished from his palace; the use of wine from his dominions; the public revenue was scrupulously applied to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e frugal household of Noureddin was maintained from his legitimate share of the spoil which he vested in the purchase of a private estate.

    His favorite sultana sighed for some female object of expense. “Alas,” replied the king, “I fear God, and am no more than the treasurer of the Moslems. Their property I cannot alienate; but I still possess three shops in the city of Hems: these you may take; and these alone can I bestow.” His chamber of justice was the terror of the great and the refuge of the poor. Some years after the sultan’s death, an oppressed subject called

    aloud in the streets of Damascus, “O Noureddin, Noureddin, where art thou now? Arise, arise, to pity and protect us!” A tumult was apprehended, and a living tyrant blushed or trembled at the name of a departed monarch.

    [Footnote 36: Abulmahasen apud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 p. ii. p. 99.]

    [Footnote 37: See his article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of D’Herbelot, and De Guignes, tom. ii. p. i. p. 230 – 261. Such was his valor, that he was styled the second Alexander; and such the extravagant love of his subjects, that they prayed for the sultan a year after his decease. Yet Sangiar might have been made prisoner by the Franks, as well as by the Uzes. He reigned near fifty years, (A.D. 1103 – 1152,) and was a munificent patron of Persian poetry.]

    [Footnote 38: See the Chronology of the Atabeks of Irak and Syria, in De Guignes, tom. i. p. 254; and the reigns of Zenghi and Noureddin in the same writer, (tom. ii. p. ii. p. 147 – 221,) who uses the Arabic text of Benelathir, Ben Schouna and Abulfeda;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under the articles Atabeks and Noureddin, and the Dynasties of Abulpharagius, p. 250 – 267, vers. Pocock.]

    [Footnote 39: William of Tyre (l. xvi. c. 4, 5, 7) describes the loss of Edessa, and the death of Zenghi. The corruption of his name into Sanguin, afforded the Latins a comfortable allusion to his sanguinary character and end, fit sanguine sanguinolentus.]

    [Footnote *: On Noureddin’s conquest of Damascus, see extracts from Arabian writers prefixed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hird volume of Wilken. – M.]

    [Footnote 40: Noradinus (says William of Tyre, l. xx. 33) maximus nominis et fidei Christianae persecutor; princeps tamen justus, vafer, providus’ et secundum gentis suae traditiones religiosus. To this Catholic witness we may add the primate of the Jacobites, (Abulpharag. p. 267,) quo non alter erat inter reges vitae ratione magis laudabili, aut quae

    pluribus justitiae experimentis abundaret. The true praise of kings is after their death, and from the mouth of their enemies.]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I.

    By the arms of the Turks and Franks, the Fatimites had been

    deprived of Syria. In Egypt the decay of their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was still more essential. Yet they were still revered as the descendants and successors of the prophet; they maintained their invisible state in the palace of Cairo; and their person was seldom violated by the profane eyes of subjects or strangers. The Latin ambassadors ^41 have described their own introduc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gloomy passages, and glittering porticos: the scene was enlivened by the warbling of birds and the murmur of fountains: it was enriched by a display of rich furniture and rare animals;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something was shown, and much was supposed; and the long order of unfolding doors was guarded by black soldiers and domestic eunuchs. The sanctuary of the presence chamber was veiled with a curtain; and the vizier, who conducted the ambassadors, laid aside the cimeter, and prostrated himself three times on the ground; the veil was then removed; and they behel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ho signified his pleasure to the first slave of the throne. But this slave was his master: the viziers or sultans had usurpe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the claims of the rival candidates were decided by arms; and the name of the most worthy, of the strongest, was inserted in the royal patent of command. The factions of Dargham and Shawer alternately expelled each other from the capital and country; and the weaker side implored the dangerous protection of the sultan of Damascus, or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perpetual enemies of

    the sect and monarchy of the Fatimites. By his arms and religion the Turk was most formidable; but the Frank, in an easy, direct march, could advance from Gaza to the Nile; while the intermediate situation of his realm compelled the troops of Noureddin to wheel round the skirts of Arabia, a long and painful circuit, which exposed them to thirst, fatigue, and the burning winds of the desert. The secret zeal and ambition of the Turkish prince aspired to reign in Egypt under the name of the Abbassides; bu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uppliant Shawer was the ostensible motive of the first expedition; and the success was intrusted to the emir Shiracouh, a valiant and veteran commander. Dargham was oppressed and slain; but the ingratitude, the jealousy, the just apprehensions, of his more fortunate rival, soon provoked him to invite the king of Jerusalem to deliver Egypt from his insolent benefactors. To this union the forces of Shiracouh were unequal: he relinquished the premature conquest; and the evacuation of Belbeis or Pelusium was the condition of his safe retreat. As the Turks defiled before the enemy, and their general closed the rear, with a vigilant eye, and a battle axe in his hand, a Frank presumed to ask him if he were not afraid of an attack. “It is doubtless in your power to begin the attack,” replied the intrepid emir; “but rest assured, that not one of my soldiers will go to paradise till he has sent an infidel to hell.” His report of the riches of the land, the effeminacy of the natives, and the dis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revived the hopes of Noureddin; the caliph of Bagdad applauded the pious design; and Shiracouh descended into Egypt a second time with twelve thousand Turks and eleven thousand Arabs. Yet his forces were still inferior to the confederate armies of the Franks and Saracens; and I can discern an unusual degree of military art, in his passage of the Nile, his retreat into Thebais, his masterly evolutions in the battle of Babain, the surprise of Alexandria, and his marches and countermarches in the flats and valley of Egypt, from the tropic to the sea. His conduct was seconded by the courage of his troops, and on the eve of action a Mamaluke ^42 exclaimed, “If we cannot wrest Egypt from the Christian dogs, why do we not renounce the honors and rewards of the sultan, and retire to labor with the

    peasants, or to spin with the females of the harem?” Yet, after all his efforts in the field, ^43 after the obstinate defence of Alexandria ^44 by his nephew Saladin, an honorable capitulation and retreat ^* concluded the second enterprise of Shiracouh; and Noureddin reserved his abilities for a third and more propitious occasion. It was soon offered by the ambition and avarice of Amalric or Amaury, king of Jerusalem, who had imbibed the pernicious maxim, that no faith should be kept with the enemies of God. ^! A religious warrior,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hospital, encouraged him to proce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either gave, or promised, a fleet to act with the armies of Syria; and the perfidious Christian, unsatisfied with spoil and subsidy,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Egypt. In this emergency, the Moslems turned their eyes towards the sultan of Damascus; the vizier, whom danger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yielded to their unanimous wishes, and Noureddin seemed to be tempted by the fair offer of one third of the revenue of the kingdom. The Franks were already at the gates of Cairo; but the suburbs, the old city, were burnt on their approach; they were deceived by an insidious negotiation, and their vessels were unable to surmount the barriers of the Nile. They prudently declined a contest with the Turks in the midst of a hostile country; and Amaury retired into Palestine with the shame and reproach that always adhere to unsuccessful injustice. After this deliverance, Shiracouh was invested with a robe of honor, which he soon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unfortunate Shawer. For a while, the Turkish emirs condescended to hold the office of vizier; but this foreign conquest precipitated the fall of the Fatimites themselves; and the bloodless change was accomplished by a message and a word. The caliphs had been degraded by their own weakness and the tyranny of the viziers: their subjects blushed, when the descendant and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presented his naked hand to the rude gripe of a Latin ambassador; they wept when he sent the hair of his women, a sad emblem of their grief and terror, to excite the pity of the sultan of Damascus. By the command of Noureddin, and the sentence of the doctors, the holy names of Abubeker, Omar, and Othman, were solemnly restored: the caliph Mosthadi, of

    Bagdad,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public prayers as the tru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green livery of the sons of Ali was exchanged for the black color of the Abbassides. The last of his race, the caliph Adhed, who survived only ten days, expired in happy ignorance of his fate; his treasures secured the loyalty of the soldiers, and silenced the murmurs of the sectaries; and in all subsequent revolutions, Egypt has never departed from the orthodox tradition of the Moslems. ^45

    [Footnote 41: From the ambassador, William of Tyre (l. xix. c. 17, 18,) describes the palace of Cairo. In the caliph’s treasure were found a pearl as large as a pigeon’s egg, a ruby weighing seventeen Egyptian drams, an emerald a palm and a half in length, and many vases of crystal and porcelain of China, (Renaudot, p. 536.)]

    [Footnote 42: Mamluc, plur. Mamalic, is defined by Pocock, (Prolegom. ad Abulpharag. p. 7,) and D’Herbelot, (p. 545,) servum emptitium, seu qui pretio numerato in domini possessionem cedit. They frequently occur in the wars of Saladin, (Bohadin, p. 236, &c.;) and it was only the Bahartie Mamalukes that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Egypt by his descendants.]

    [Footnote 43: Jacobus a Vitriaco (p. 1116) gives the king of Jerusalem no more than 374 knights. Both the Franks and the Moslems report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enemy; a difference which may be solved by counting or omitting the unwarlike Egyptians.]

    [Footnote 44: It was the Alexandria of the Arabs, a middle term in extent and riches between the period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and that of the Turks, (Savary, Lettres sur l’Egypte, tom. i. p. 25, 26.)]

    [Footnote *: The treaty stipulated that both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rabs should withdraw from Egypt.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113. – M.] [Footnote !: The Knights Templars, abhorring the perfidious breach of treaty partly, perhaps, out of jealousy of the Hospitallers, refused to join in this enterprise. Will. Tyre c. xx.

    1. 5.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117 – M.] [Footnote 45: For this great revolution of Egypt, see William of Tyre, (l. xix. 5, 6, 7, 12 – 31, xx. 5 – 12,) Bohadin, (in Vit. Saladin, p. 30 – 39,) Abulfeda, (in Excerpt. Schultens, p. 1 – 12,)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 Adhed, Fathemah, but very incorrect,) Renaudot, (Hist. Patriarch. Alex. p. 522 – 525, 532 – 537,) Vertot, (Hist. des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p. 141 –

    163,

    in 4to.,) and M. de Guignes, (tom. ii. p. 185 – 215.)] The hilly country beyond the Tigris is occupied by the

    pastoral tribes of the Curds; ^46 a people hardy, strong, savage impatient of the yoke, addicted to rapine, and tenaciou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national chiefs. The resemblance of name, situation, and manners, seems to identify them with the Carduchians of the Greeks; ^47 and they still defend against the Ottoman Porte the antique freedom which they asserted against the successors of Cyrus. Poverty and ambition prompted them to embrace the profession of mercenary soldiers: the service of his father and uncle prepared the reign of the great Saladin; ^48 and the son of Job or Ayud, a simple Curd, magnanimously smiled at his pedigree, which flattery deduced from the Arabian caliphs. ^49 So unconscious was Noureddin of the impending ruin of his house, that he constrained the reluctant youth to follow his uncle Shiracouh into Egypt: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established by the defence of Alexandria; and, if we may believe the Latins, he solicited and obtained from the Christian general the profane honors of knighthood. ^50 On the death of Shiracouh, the office of grand vizier was bestowed on Saladin, as the youngest and least powerful of the emirs; but with the advice of his father, whom he invited to Cairo, his genius obtained the ascendant over his equals, and attached the army to his person and interest. While Noureddin lived, these ambitious Curds were the most humble of his slaves; and the indiscreet murmurs of the divan were silenced by the prudent Ayub, who loudly protested that at the command of the sultan he himself would lead his sons in chains to the foot of the throne. “Such language,” he added in private, “was prudent

    and proper in an assembly of your rivals; but we are now above fear and obedience; and the threats of Noureddin shall not extort the tribute of a sugar-cane.” His seasonable death relieved them from the odious and doubtful conflict: his son, a minor of eleven years of age, was left for a while to the emirs of Damascus; and the new lord of Egypt was decorated by the caliph with every title ^51 that could sanctify his usurpa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Nor was Saladin long content with the possession of Egypt; he despoiled the Christians of Jerusalem, and the Atabeks of Damascus, Aleppo, and Diarbekir: Mecca and Medina acknowledged him for their temporal protector: his brother subdued the distant regions of Yemen, or the happy Arabia; and at the hour of his death, his empire was spread from the African Tripoli to the Tigris, and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ountains of Armenia. In the judgment of his character, the reproaches of treason and ingratitude strike forcibly on our minds, impressed, as they are, with the principle and experience of law and loyalty. But his ambition may in some measure be excused by the revolutions of Asia, ^52 which had erased every notion of legitimate succession; by the recent example of the Atabeks themselves; by his reverence to the son of his benefactor; his humane and generous behavior to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by their incapacity and his merit; b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caliph, the sole source of all legitimate power; and, above all, by the wishes and interest of the people, whose happiness is the first object of government. In his virtues, and in those of his patron, they admired the singular union of the hero and the saint; for both Noureddin and Saladin are ranked among the Mahometan saints; and the constant meditation of the holy war appears to have shed a serious and sober color over their lives and actions. The youth of the latter ^53 was addicted to wine and women: but his aspiring spirit soon renounced the temptations of pleasure for the graver follies of fame and dominion: the garment of Saladin was of coarse woollen; water was his only drink; and, while he emulated the temperance, he surpassed the chastity, of his Arabian prophet. Both in faith and practice he was a rigid Mussulman: he ever deplored that the defence of religion had not allowed

    him to accomplish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but at the stated hours, five times each day, the sultan devoutly prayed with his brethren: the involuntary omission of fasting was scrupulously repaid; and his perusal of the Koran, on horseback between the approaching armies, may be quoted as a proof, however ostentatious, of piety and courage. ^54 The superstitious doctrine of the sect of Shafei was the only study that he deigned to encourage: the poets were safe in his contempt; but all profane science was the object of his aversion; and a philosopher, who had invented some speculative novelties, was seized and strangled by the command of the royal saint. The justice of his divan was accessible to the meanest suppliant against himself and his ministers; and it was only for a kingdom that Saladin would deviate from the rule of equity. While the descendants of Seljuk and Zenghi held his stirrup and smoothed his garments, he was affable and patient with the meanest of his servants. So boundless was his liberality, that he distributed twelve thousand horses at the siege of Acre; and,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no more than forty-seven drams of silver and one piece of gold coin were found in the treasury; yet, in a martial reign, the tributes were diminished, and the wealthy citizens enjoyed, without fear or danger,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Egypt, Syria, and Arabia, were adorned by the royal foundations of hospitals, colleges, and mosques; and Cairo was fortified with a wall and citadel; but his works were consecrated to public use: ^55 nor did the sultan indulge himself in a garden or palace of private luxury. In a fanatic age, himself a fanatic, the genuine virtues of Saladin commanded the esteem of the Christians; the emperor of Germany gloried in his friendship; ^56 the Greek emperor solicited his alliance; ^57 and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diffused, and perhaps magnified, his fame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Footnote 46: For the Curds, see De Guignes, tom. ii. p. 416, 417, the Index Geographicus of Schultens and Tavernier, Voyages, p. i. p. 308, 309. The Ayoubites descended from the tribe of the Rawadiaei, one of the noblest; but as they were infected with the heresy of the Metempsychosis, the orthodox

    sultans insinuated that their descent was only on the mother’s side, and that their ancestor was a stranger who settled among the Curds.] [Footnote 47: See the ivth book of the Anabasis of Xenophon. The ten thousand suffered more from the arrows of the free Carduchians, than from the splendid weakness of the great king.]

    [Footnote 48: We are indebted to the professor Schultens (Lugd. Bat, 1755, in folio) for the richest and most authentic materials, a life of Saladin by his friend and minister the Cadhi Bohadin, and copious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his kinsman the prince Abulfeda of Hamah. To these we may add, the article of Salaheddin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and all that may be gleaned from the Dynasties of Abulpharagius.]

    [Footnote 49: Since Abulfeda was himself an Ayoubite, he may share the praise, for imitating, at least tacitly, the modesty of the founder.] [Footnote 50: Hist. Hierosol. in the Gesta Dei per Francos, p. 1152. A similar example may be found in Joinville, (p. 42, edition du Louvre;) but the pious St. Louis refused to dignify infidels with the order of Christian knighthood, (Ducange, Observations, p 70.)]

    [Footnote 51: In these Arabic titles, religionis must always be understood; Noureddin, lumen r.; Ezzodin, decus; Amadoddin, columen: our hero’s proper name was Joseph, and he was styled Salahoddin, salus; Al Malichus, Al Nasirus, rex defensor; Abu Modaffer, pater victoriae, Schultens, Praefat.] [Footnote 52: Abulfeda, who descended from a brother of Saladin, observes, from many examples, that the founders of dynasties took the guilt for themselves, and left the reward to their innocent collaterals, (Excerpt p. 10.)]

    [Footnote 53: See his life and character in Renaudot, p. 537 – 548.]

    [Footnote 54: His civil and religious virtues are celebrated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Bohadin, (p. 4 – 30,) himself an eye-witness, and an honest bigot.]

    [Footnote 55: In many works, particularly Joseph’s well in the castle of Cairo, the Sultan and the Patriarch have been confounded by the ignorance of natives and travellers.]

    [Footnote 56: Anonym. Canisii, tom. iii. p. ii. p. 504.]

    [Footnote 57: Bohadin, p. 129, 130.]

    During his short existence,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58 was

    support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and both the Fatimite caliphs and the sultans of Damascus were tempted to sacrifice the cause of their religion to the meaner considerations of private and present advantage. But the powers of Egypt, Syria, and Arabia, were now united by a hero, whom nature and fortune had armed against the Christians. All without now bore the most threatening aspect; and all was feeble and hollow in the internal state of Jerusalem. After the two first Baldwins, the brother and cousin of Godfrey of Bouillon, the sceptre devolved by female succession to Melisenda, daughter of the second Baldwin, and her husband Fulk, count of Anjou, the father, by a former marriage, of our English Plantagenets. Their two sons, Baldwin the Third, and Amaury, waged a strenuous, and not unsuccessful,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but the son of Amaury, Baldwin the Fourth, was deprived, by the leprosy, a gift of the crusades, of the faculties both of mind and body. His sister Sybilla, the mother of Baldwin the Fifth, was his natural heiress: after the suspicious death of her child, she crowned her second husband, Guy of Lusignan, a prince of a handsome person, but of such base renown, that his own brother Jeffrey was heard to exclaim, “Since they have made him a king, surely they would have made me a god!” The choice was generally blamed; and the most powerful vassal, Raymond count of Tripoli, who had been excluded from the succession and regency, entertained an implacable hatred against the king, and exposed his honor and conscience to the temptations of the sultan. Such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 holy city; a leper, a child, a woman, a coward, and a traitor: yet its fate was

    delayed twelve years by some supplies from Europe, by the valor of the military orders, and by the distant or domestic avocations of their great enemy. At length, on every side, the sinking state was encircled and pressed by a hostile line: and the truce was violated by the Franks, whose existence it protected. A soldier of fortune, Reginald of Chatillon, had seized a fortress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from whence he pillaged the caravans, insulted Mahomet, and threatened the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Saladin condescended to complain; rejoiced in the denial of justice, and at the head of fourscore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nvaded the Holy Land. The choice of Tiberias for his first siege was suggested by the count of Tripoli, to whom it belonged; and the king of Jerusalem was persuaded to drain his garrison, and to arm his people, for the relief of that important place. ^59 By the advice of the perfidious Raymond, the Christians were betrayed into a camp destitute of water: he fled on the first onset, with the curses of both nations: ^60 Lusignan was overthrown, with the loss of thirty thousand men; and the wood of the true cross (a dire misfortune!) was left in the power of the infidels. ^* The royal captive was conducted to the tent of Saladin; and as he fainted with thirst and terror, the generous victor presented him with a cup of sherbet, cooled in snow, without suffering his companion, Reginald of Chatillon, to partake of this pledge of hospitality and pardon. “The person and dignity of a king,” said the sultan, “are sacred, but this impious robber must instantly acknowledge the prophet, whom he has blasphemed, or meet the death which he has so often deserved.” On the proud or conscientious refusal of the Christian warrior, Saladin struck him on the head with his cimeter, and Reginald was despatched by the guards. ^61 The trembling Lusignan was sent to Damascus, to an honorable prison and speedy ransom; but the victory was stained by the execution of two hundred and thirty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the intrepid champions and martyrs of their faith. The kingdom was left without a head; and of the two grand masters of the military orders, the one was slain and the other was a prisoner. From all the cities, both of the sea-coast and the inland country, the garrisons had been drawn away for this fatal field: Tyre and

    Tripoli alone could escape the rapid inroad of Saladin; and three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of Tiberias, he appeare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Jerusalem. ^62

    [Footnote 58: For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see William of Tyre, from the ixth to the xxiid book. Jacob a Vitriaco, Hist. Hierosolem l i., and Sanutus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i. p. vi. vii. viii. ix.] [Footnote 59: Templarii ut apes bombabant et Hospitalarii ut venti stridebant, et barones se exitio offerebant, et Turcopuli (the Christian light troops) semet ipsi in ignem injiciebant, (Ispahani de Expugnatione Kudsitica, p. 18, apud Schultens;) a specimen of Arabian eloquenc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style of Xenophon!]

    [Footnote 60: The Latins affirm, the Arabians insinuate, the treason of Raymond; but had he really embraced their religion, he would have been a saint and a hero in the eyes of the latter.]

    [Footnote *: Raymond’s advice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 abandonment of a secure camp abounding with water near Sepphoris.

    The rash and insolent valor of the master of the order of Knights Templars, which had before exposed the Christians to a fatal defeat at the brook Kishon, forced the feeble king to annul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ouncil of war, and advance to a camp in an enclosed valley among the mountains, near Hittin, without water. Raymond did not fly till the battle was irretrievably lost, and then the Saracens seem to have opened their ranks to allow him free passage. The charge of suggesting the siege of Tiberias appears ungrounded Raymond, no doubt, played a double part: he was a man of strong sagacity, who foresaw the desperate nature of the contest with Saladin, endeavored by every means to maintain the treaty, and, though he joined both his arms and his still more valuable counsels to the Christian army, yet kept up a kind of amicabl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Mahometans. See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276, et seq. Michaud, vol. ii. p. 278, et seq. M.

    Michaud is still more friendly than Wilken to the memory of Count Raymond, who died suddenly, shortly after the battle of Hittin. He quotes a letter written in the name of Saladin by the caliph Alfdel, to show that Raymond was considered by the Mahometans their most dangerous and detested enemy. “No person of distinction among the Christians escaped, except the count, (of Tripoli) whom God curse. God made him die shortly afterwards, and sent him from the kingdom of death to hell.” – M.] [Footnote 61: Benaud, Reginald, or Arnold de Chatillon, is celebrated by the Latins in his life and death; b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latter are more distinctly related by Bohadin and Abulfeda; and Joinville (Hist. de St. Louis, p. 70) alludes to the practice of Saladin, of never putting to death a prisoner who had tasted his bread and salt. Some of the companions of Arnold had been slaughtered, and almost sacrificed, in a valley of Mecca, ubi sacrificia mactantur, (Abulfeda, p. 32.)]

    [Footnote 62: Vertot, who well describes the loss of the kingdom and city (Hist. des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l. ii. p. 226 – 278,) inserts two original epistles of a Knight Templar.]

    He might expect that the siege of a city so venerable on

    earth and in heaven, so interesting to Europe and Asia, would rekindle the last sparks of enthusiasm; and that, of sixty thousand Christians, every man would be a soldier, and every soldier a candidate for martyrdom. But Queen Sybilla trembled for herself and her captive husband; and the barons and knights,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sword and chains of the Turks, displayed the same factious and selfish spirit in the public ruin. The most numerous 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was composed of the Greek and Oriental Christians, whom experience had taught to prefer the Mahometan before the Latin yoke; ^63 and the holy sepulchre attracted a base and needy crowd, without arms or courage, who subsisted only on the charity of the pilgrims. Some feeble and hasty efforts were

    made for the defence of Jerusalem: but in the space of fourteen days, a victorious army drove back the sallies of the besieged, planted their engines, opened the wall to the breadth of fifteen cubits, applied their scaling-ladders, and erected on the breach twelve banner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sultan. It was in vain that a barefoot procession of the queen, the women, and the monks, implored the Son of God to save his tomb and his inheritance from impious violation. Their sole hope was in the mercy of the conqueror, and to their first suppliant deputation that mercy was sternly denied. “He had sworn to avenge the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of the Moslems; the hour of forgiveness was elapsed, and the moment was now arrived to expiate, in blood, the innocent blood which had been spilt by Godfrey and the first crusaders.” But a desperate and successful struggle of the Franks admonished the sultan that his triumph was not yet secure; he listened with reverence to a solemn adjuration in the name of the common Father of mankind; and a sentiment of human sympathy mollified the rigor of fanaticism and conquest. He consented to accept the city, and to spare the inhabitants. The Greek and Oriental Christians were permitted to live under his dominion, but it was stipulated, that in forty days all the Franks and Latins should evacuate Jerusalem, and be safely conducted to the seaports of Syria and Egypt; that ten pieces of gold should be paid for each man, five for each woman, and one for every child; and that those who were unable to purchase their freedom should be detained in perpetual slavery. Of some writers it is a favorite and invidious theme to compare the humanity of Saladin with the massacre of the first crusade. The difference would be merely personal; but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 Christians had offered to capitulate, and that the Mahometans of Jerusalem sustained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an assault and storm. Justice is indeed due to the fidelity with which the Turkish conqueror fulfill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treaty; and he may be deservedly praised for the glance of pity which he cast on the misery of the vanquished. Instead of a rigorous exaction of his debt, he accepted a sum of thirty thousand byzants, for the ransom of seven thousand poor; two or three thousand more were

    dismissed by his gratuitous clemency; and the number of slaves was reduced to eleven or fourteen thousand persons. In this interview with the queen, his words, and even his tears suggested the kindest consolations; his liberal alms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ose who had been made orphans or widows by the fortune of war; and while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were in arms against him, he allowed their more pious brethren to continue, during the term of a year, the care and service of the sick. In these acts of mercy the virtue of Saladin deserves our admiration and love: he was above the necessity of dissimulation, and his stern fanaticism would have prompted him to dissemble, rather than to affect, this profane compassion for the enemies of the Koran. After Jerusalem had been deliver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strangers, the sultan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his banners waving in the wind, and to the harmony of martial music. The great mosque of Omar,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church, was again consecrated to one God and his prophet Mahomet: the walls and pavement were purified with rose-water; and a pulpit, the labor of Noureddin, was erected in the sanctuary. But when the golden cross that glittered on the dome was cast down, and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the Christians of every sect uttered a lamentable groan, which was answered by the joyful shouts of the Moslems. In four ivory chests the patriarch had collected the crosses, the images, the vases, and the relics of the holy place; they were seized by the conqueror, who was desirous of presenting the caliph with the trophies of Christian idolatry. He was persuaded, however, to intrust them to the patriarch and prince of Antioch; and the pious pledge was redeemed by Richard of England, at the expense of fifty-two thousand byzants of gold. ^64

    [Footnote 63: Renaudot, Hist. Patriarch. Alex. p. 545.]

    [Footnote 64: Fo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Bohadin (p. 67 – 75) and Abulfeda (p. 40 – 43) are our Moslem witnesses. Of the Christian, Bernard Thesaurarius (c. 151 – 167) is the most copious and authentic; see likewise Matthew Paris, (p. 120 – 124.)]

    The nations might fear and hope the immediate and final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from Syria; which was yet delayed above a century after the death of Saladin. ^65 In the career of victory, he was first checked by the resistance of Tyre; the troops and garrisons, which had capitulated, were imprudently conducted to the same port: their numbers were adequate to the defence of the place; and the arrival of Conrad of Montferrat inspired the disorderly crowd with confidence and union. His father, a venerable pilgrim, had been made prisoner in the battle of Tiberias; but that disaster was unknown in Italy and Greece, when the son was urged by ambition and piety to visit the inheritance of his royal nephew, the infant Baldwin. The view of the Turkish banners warned him from the hostile coast of Jaffa; and Conrad was unanimously hailed as the prince and champion of Tyre, which was already besieged by the conqueror of Jerusalem. The firmness of his zeal, and perhaps his knowledge of a generous foe, enabled him to brave the threats of the sultan, and to declare, that should his aged parent be exposed before the walls, he himself would discharge the first arrow, and glory in his descent from a Christian martyr. ^66 The Egyptian fleet was allowed to enter the harbor of Tyre; but the chain was suddenly drawn, and five galleys were either sunk or taken: a thousand Turks were slain in a sally; and Saladin, after burning his engines, concluded a glorious campaign by a disgraceful retreat to Damascus. He was soon assailed by a more formidable tempest. The pathetic narratives, and even the pictures, that represented in lively colors the servitude and profanation of Jerusalem, awakened the torpid sensibility of Europe: the emperor Frederic Barbarossa, and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ssumed the cross; and the tardy magnitude of their armaments was anticipated by the maritime sta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Ocean. The skilful and provident Italians first embarked in the ships of Genoa, Pisa, and Venice. They were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most eager pilgrims of France, Normandy, and the Western Isles. The powerful succor of Flanders, Frise, and Denmark,

    filled near a hundred vessels: and the Northern warrior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field by a lofty stature and a ponderous battle- axe. ^67 Their increasing multitudes could no longer be confined within the walls of Tyre, or remain obedient to the voice of Conrad. They pitied the misfortunes, and revered the dignity, of Lusignan, who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perhaps, to divide the army of the Franks. He proposed the recovery of Ptolemais, or Acre, thir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Tyre; and the place was first invested by two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under his nominal command. I shall not expatiate on the story of this memorable siege; which lasted near two years, and consumed, in a narrow space, the forces of Europe and Asia. Never did the flame of enthusiasm burn with fiercer and more destructive rage; nor could the true believers, a common appellation, who consecrated their own martyrs, refuse some applause to the mistaken zeal and courage of their adversaries. At the sound of the holy trumpet, the Moslems of Egypt, Syria, Arabia, and the Oriental provinces, assembled under the servant of the prophet: ^68 his camp was pitched and removed within a few miles of Acre; and he labored, night and day, for the relief of his brethren and the annoyance of the Franks. Nine battles, not unworthy of the name, were fough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Mount Carmel, with such vicissitude of fortune, that in one attack, the sultan forced his way into the city; that in one sally, the Christians penetrated to the royal tent. By the means of divers and pigeons, a regular correspondence was maintained with the besieged; and, as often as the sea was left open, the exhausted garrison was withdrawn, and a fresh supply was poured into the place. The Latin camp was thinned by famine, the sword and the climate; but the tents of the dead were replenished with new pilgrims, who exaggerated the strength and speed of their approaching countrymen. The vulgar was astonished by the report, that the pope himself, with an innumerable crusade, was advanced as far as Constantinople. The march of the emperor filled the East with more serious alarms: the obstacles which he encountered in Asia, and perhaps in Greece, were raised by the policy of Saladin: his joy on the death of Barbarossa was measured by his esteem; and

    the Christians were rather dismayed than encouraged at the sight of the duke of Swabia and his way-worn remnant of five thousand Germans. At length, in the spring of the second year, the royal flee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Acre, and the siege was more vigorously prosecuted by the youthful emulation of the two kings, Philip Augustus and Richard Plantagenet. After every resource had been tried, and every hope was exhausted, the defenders of Acre submitted to their fate; a capitulation was granted, but their lives and liberties were taxed at the hard conditions of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deliverance of one hundred nobles, and fifteen hundred inferior captiv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ood of the holy cross. Some doubts in the agreement, and some delay in the execution, rekindled the fury of the Franks, and three thousand Moslems, almost in the sultan’s view, were beheaded by the command of the sanguinary Richard. ^69 By the conquest of Acre, the Latin powers acquired a strong town and a convenient harbor; but the advantage was most dearly purchased. The minister and historian of Saladin compute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enemy, that their numbers, at different periods, amounted to five or six hundred thousand; that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slain; that a far greater number was lost by disease or shipwreck; and that a small portion of this mighty host could return in safety to their native countries. ^70

    [Footnote 65: The sieges of Tyre and Acre are most copiously described by Bernard Thesaurarius, (de Acquisitione Terrae Sanctae, c. 167 – 179,)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p. 1150 – 1172, in Bongarnius,) Abulfeda, (p. 43 – 50,) and Bohadin, (p. 75 – 179.)]

    [Footnote 66: I have followed a moderate and probab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ct; by Vertot, who adopts without reluctance a romantic tale the old marquis is actually exposed to the darts of the besieged.]

    [Footnote 67: Northmanni et Gothi, et caeteri populi insularum quae inter occidentem et septentrionem sitae sunt, gentes bellicosae, corporis proceri mortis intrepidae,

    bipenbibus armatae, navibus rotundis, quae Ysnachiae dicuntur, advectae.]

    [Footnote 68: The historian of Jerusalem (p. 1108) adds the nations of the East from the Tigris to India, and the swarthy tribes of Moors and Getulians, so that Asia and Africa fought against Europe.]

    [Footnote 69: Bohadin, p. 180; and this massacre is neither denied nor blamed by the Christian historians. Alacriter jussa complentes, (the English soldiers,) says Galfridus a Vinesauf, (l. iv. c. 4, p. 346,) who fixes at 2700 the number of victims; who are multiplied to 5000 by Roger Hoveden, (p. 697, 698.) The humanity or avarice of Philip Augustus was persuaded to ransom his prisoners, (Jacob a Vitriaco, l. i. c. 98, p. 1122.)]

    [Footnote 70: Bohadin, p. 14. He quotes the judgment of Balianus, and the prince of Sidon, and adds, ex illo mundo quasi hominum paucissimi redierunt. Among the Christians who died before St. John d’Acre, I find the English names of De Ferrers earl of Derby, (Dugdale, Baronage, part i. p. 260,) Mowbray, (idem, p. 124,) De Mandevil, De Fiennes, St. John, Scrope, Bigot, Talbot, &c.]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II.

    Philip Augustus, and Richard the First, are the only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ho have fought under the same banners; but the holy service in which they were enlisted was incessantly disturbed by their national jealousy; and the two factions, which they protected in Palestine, were more averse to each other than to the common enemy. In the eyes of the Orientals; the French monarch was superior in dignity and power; and, in the emperor’s absence, the Latins revered him

    as their temporal chief. ^71 His exploits were not adequate to his fame. Philip was brave, but the statesman predominated in his character; he was soon weary of sacrificing his health and interest on a barren coast: the surrender of Acre became the signal of his departure; nor could he justify this unpopular desertion, by leaving the duke of Burgundy with five hundred knights and ten thousand foot,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Land. The king of England, though inferior in dignity, surpassed his rival in wealth and military renown; ^72 and if heroism be confined to brutal and ferocious valor, Richard Plantagenet will stand high among the heroes of the age. The memory of Coeur de Lion, of the lion-hearted prince, was long dear and glorious to his English subjects; and, at the distance of sixty years, it was celebrated in proverbial sayings by the grandsons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against whom he had fought: his tremendous name was employed by the Syrian mothers to silence their infants; and if a horse suddenly started from the way, his rider was wont to exclaim, “Dost thou think King Richard is in that bush?” ^73 His cruelty to the Mahometans was the effect of temper and zeal; but I cannot believe that a soldier, so free and fearless in the use of his lance, would have descended to whet a dagger against his valiant brother Conrad of Montferrat, who was slain at Tyre by some secret assassins. ^74 After the surrender of Acre, and the departure of Philip, the king of England led the crusaders to the recovery of the sea-coast; and the cities of Caesarea and Jaffa were added to the fragments of the kingdom of Lusignan. A march of one hundred miles from Acre to Ascalon was a great and perpetual battle of eleven days. In the disorder of his troops, Saladin remained on the field with seventeen guards, without lowering his standard, or suspending the sound of his brazen kettle-drum: he again rallied and renewed the charge; and his preachers or heralds called aloud on the unitarians, manfully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Christian idolater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se idolaters was irresistible; and it was only by demolishing the walls and buildings of Ascalon, that the sultan could prevent them from occupying an important fortress on the confines of Egypt. During a severe winter, the armies slept; but in the spring, the Franks advanced within a

    day’s march of Jerusalem, under the leading standard of the English king; and his active spirit intercepted a convoy, or caravan, of seven thousand camels. Saladin ^75 had fixed his station in the holy city; but the city was struck with consternation and discord: he fasted; he prayed; he preached; he offered to share the dangers of the siege; but his Mamalukes, who remembered the fate of their companions at Acre, pressed the sultan with loyal or seditious clamors, to reserve his person and their courage for the future defence of the religion and empire. ^76 The Moslems were delivered by the sudden, or, as they deemed, the miraculous, retreat of the Christians; ^77 and the laurels of Richard were blasted by the prudence, or envy, of his companions. The hero, ascending a hill, and veiling his face, exclaimed with an indignant voice, “Those who are unwilling to rescue, are unworthy to view,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After his return to Acre, on the news that Jaffa was surprised by the sultan, he sailed with some merchant vessels, and leaped foremost on the beach: the castle was relieved by his presence; and sixty thousand Turks and Saracens fled before his arms. The discovery of his weakness, provoked them to return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found him carelessly encamped before the gates with only seventeen knights and three hundred archers. Without counting their numbers, he sustained their charge; and we learn from the evidence of his enemies, that the king of England, grasping his lance, rode furiously along their front, from the right to the left wing, without meeting an adversary who dared to encounter his career. ^78 Am I writing the history of Orlando or Amadis? [Footnote 71: Magnus hic apud eos, interque reges eorum tum virtute tum majestate eminens . . . . summus rerum arbiter, (Bohadin, p. 159.)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known the names either of Philip or Richard.] [Footnote 72: Rex Angliae, praestrenuus . . . . rege Gallorum minor apud eos censebatur ratione regni atque dignitatis; sed tum divitiis florentior, tum bellica virtute multo erat celebrior, (Bohadin, p. 161.) A stranger might admire those riches;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will tell with what lawless and wasteful oppression they were collected.]

    [Footnote 73: Joinville, p. 17. Cuides-tu que ce soit le roi Richart?] [Footnote 74: Yet he was guilty in the opinion of the Moslems, who attest the confession of the assassins, that they were sent by the king of England, (Bohadin, p. 225;) and his only defence is an absurd and palpable forgery, (Hist.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v. p. 155 – 163,) a pretended letter from the prince of the assassins, the Sheich, or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who justified Richard, by assuming to himself the guilt or merit of the murder.

    Note: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r Assassinen, p. 202) sums up

    against Richard, Wilken (vol. iv. p. 485) as strongly for acquittal. Michaud (vol. ii. p. 420) delivers no decided opinion. This crime was also attributed to Saladin, who is said, by an Oriental authority, (the continuator of Tabari,) to have employed the assassins to murder both Conrad and Richard. It is a melancholy admission, but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such an act would be les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Christian than of the Mahometan king. – M.]

    [Footnote 75: See the distress and pious firmness of Saladin, as they are described by Bohadin, (p. 7 – 9, 235 – 237,) who himself harangued the defenders of Jerusalem; their fears were not unknown to the enemy, (Jacob. a Vitriaco, l. i. c. 100, p. 1123. Vinisauf, l. v. c. 50, p. 399.)] [Footnote 76: Yet unless the sultan, or an Ayoubite prince, remained in Jerusalem, nec Curdi Turcis, nec Turci essent obtemperaturi Curdis, (Bohadin, p. 236.) He draws aside a corner of the political curtain.] [Footnote 77: Bohadin, (p. 237,) and even Jeffrey de Vinisauf, (l. vi. c. 1 – 8, p. 403 – 409,) ascribe the retreat to Richard himself; and Jacobus a Vitriaco observes, that in his impatience to depart, in alterum virum muta tus est, (p. 1123.) Yet Joinville, a French knight, accuses the envy of Hugh duke of Burgundy, (p. 116,) without supposing, like Matthew Paris, that he was bribed by Saladin.]

    [Footnote 78: The expeditions to Ascalon, Jerusalem, and Jaffa, are related by Bohadin (p. 184 – 249) and Abulfeda, (p. 51, 52.) The author of the Itinerary, or the monk of St. Alban’s, cannot exaggerate the cadhi’s account of the prowess of Richard, (Vinisauf, l. vi. c. 14 – 24, p. 412 – 421. Hist. Major, p. 137 – 143;) and on the whole of this war there is a marvellous agreement between the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writers, who mutually praise the virtues of their enemies.]

    During these hostilities, a languid and tedious negotiation

    ^79 between the Franks and Moslems was started, and continued, and broken, and again resumed, and again broken. Some acts of royal courtesy, the gift of snow and fruit, the exchange of Norway hawks and Arabian horses, softened the asperity of religious war: from the vicissitude of success, the monarchs might learn to suspect that Heaven was neutral in the quarrel; nor, after the trial of each other, could either hope for a decisive victory. ^80 The health both of Richard and Saladin appeared to be in a declining state; and they respectively suffered the evils of distant and domestic warfare: Plantagenet was impatient to punish a perfidious rival who had invaded Normandy in his absence; and the indefatigable sultan was subdued by the cries of the people, who was the victim, and of the soldiers, who were the instruments, of his martial zeal. The first demands of the king of England were the restitution of Jerusalem, Palestine, and the true cross; and he firmly declared, that himself and his brother pilgrims would end their lives in the pious labor, rather than return to Europe with ignominy and remorse. But the conscience of Saladin refused, without some weighty compensation, to restore the idols, or promote the idolatry, of the Christians; he asserted, with equal firmness, his religious and civil claim to the sovereignty of Palestine; descanted on the importance and sanctity of Jerusalem; and rejected all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r partition of the Latins. The marriage which Richard proposed, of his sister with the sultan’s brother, was defeated by the difference of faith; the princess abhorred the embraces of a Turk; and Adel, or Saphadin, would not easily

    renounce a plurality of wives. A personal interview was declined by Saladin, who alleged their mutual ignorance of each other’s language;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managed with much art and delay by their interpreters and envoys. The final agreement was equally disapproved by the zealots of both parties, by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caliph of Bagdad. It was stipulated that Jerusalem and the holy sepulchre should be open, without tribute or vexation, to the pilgrimage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that, after the demolition of Ascalon, they should inclusively possess the sea-coast from Jaffa to Tyre; that the count of Tripoli and the prince of Antioch should be comprised in the truce; and that, during three years and three months, all hostilities should cease. The principal chiefs of the two armies swore to the observance of the treaty; but the monarchs were satisfied with giving their word and their right hand; and the royal majesty was excused from an oath, which always implies some suspicion of falsehood and dishonor. Richard embarked for Europe, to seek a long captivity and a premature grave; and the space of a few months concluded the life and glories of Saladin. The Orientals describe his edifying death, which happened at Damascus; but they seem ignorant of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his alms among the three religions, ^81 or of the display of a shroud, instead of a standard, to admonish the East of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The unity of empire was dissolved by his death; his so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stronger arm of their uncle Saphadin; the hostile interests of the sultans of Egypt, Damascus, and Aleppo, ^82 were again revived; and the Franks or Latins stood and breathed, and hoped, in their fortresses along the Syrian coast.

    [Footnote 79: See the progress of negotiation and hostility in Bohadin, (p. 207 – 260,) who was himself an actor in the treaty. Richard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returning with new armies to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and Saladin answered the menace with a civil compliment, (Vinisauf l. vi. c. 28, p. 423.)]

    [Footnote 80: The most copious and original account of this holy war is Galfridi a Vinisauf, Itinerarium Regis Anglorum

    Richardi et aliorum in Terram Hierosolymorum, in six books, published in the iid volume of Gale’s Scriptores Hist. Anglicanae, (p. 247 – 429.) Roger Hoveden and Matthew Paris afford likewise many valuable materials; and the former describes, with accuracy, the discipline and navigation of the English fleet.]

    [Footnote 81: Even Vertot (tom. i. p. 251) adopts the foolish notion of the indifference of Saladin, who professed the Koran with his last breath.] [Footnote 82: See the succession of the Ayoubites, in Abulpharagius, (Dynast. p. 277, &c.,) and the tables of M. De Guignes, l’Art de Verifier les Dates, and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The noblest monument of a conqueror’s fame, and of the

    terror which he inspired, is the Saladine tenth, a general tax which was imposed on the laity, and even the clergy, of the Latin church,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war. The practice was too lucrative to expire with the occasion: and this tribute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 tithes and tenths on ecclesiastical benefices, which have been granted by the Roman pontiffs to Catholic sovereigns, or reserved for the immediate use of the apostolic see. ^83 This pecuniary emolument must have tended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the popes in the recovery of Palestine: after the death of Saladin, they preached the crusade, by their epistles, their legates, and their missionaries;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ious work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the zeal and talents of Innocent the Third. ^84 Under that young and ambitious priest,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ttained the full meridian of their greatness: and in a reign of eighteen years, he exercised a despotic command over the emperors and kings, whom he raised and deposed; over the nations, whom an interdict of months or years deprived, for the offence of their rulers, of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worship. In the council of the Lateran he acted as the ecclesiastical, almost as the temporal, sovereign of the East and West. It was at the feet of his legate that John

    of England surrendered his crown; and Innocent may boast of the two most signal triumphs over sense and huma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ubstanti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quisition. At his voice, two crusades,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were undertaken; but, except a king of Hungary,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were at the head of the pilgrims: the forces were inadequate to the design; nor did the effects correspond with the hopes and wishes of the pope and the people. The fourth crusade was diverted from Syria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Greek or Roman empire by the Latins will form the proper and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next chapter. In the fifth, ^85 two hundred thousand Franks were landed at the eastern mouth of the Nile. They reasonably hoped that Palestine must be subdued in Egypt, the seat and storehouse of the sultan; and, after a siege of sixteen months, the Moslems deplored the loss of Damietta. But the Christian army was ruined by the pride and insolence of the legate Pelagius, who, in the pope’s nam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general: the sickly Franks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waters of the Nile and the Oriental forces; and it was by the evacuation of Damietta that they obtained a safe retreat, some concessions for the pilgrims, and the tardy restitution of the doubtful relic of the true cross. The failure may in some measure be ascribed to the abuse and multiplication of the crusades, which were preached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Pagans of Livonia, the Moors of Spain, the Albigeois of France, and the kings of Sicily of the Imperial family. ^86 In these meritorious services, the volunteers might acquire at home the same spiritual indulgence, and a larger measure of temporal rewards; and even the popes, in their zeal against a domestic enemy, were sometimes tempted to forget the distress of their Syrian brethren. From the last age of the crusades they derived the occasional command of an army and revenue; and some deep reasoners have suspected that the whole enterprise, from the first synod of Placentia, was contrived and executed by the policy of Rome. The suspicion is not founded, either in nature or in fact.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ppear to have followed, rather than guided, the impulse of manners and prejudice; without much foresight of the seasons, or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they gathered the ripe and spontaneous fruits of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times. They gathered these fruits without toil or personal danger: in the council of the Lateran, Innocent the Third declared an ambiguous resolution of animating the crusaders by his example; but the pilot of the sacred vessel could not abandon the helm; nor was Palestine ever blessed with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pontiff. ^87 [Footnote 83: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ii. p. 311 – 374) has copiously treated of the origin, abuses, and restrictions of these tenths. A theory was started, but not pursued, that they were rightfully due to the pope, a tenth of the Levite’s tenth to the high priest, (Selden on Tithes; see his Works, vol. iii. p. ii. p. 1083.)]

    [Footnote 84: See the Gesta Innocentii III. in Murat. Script. Rer. Ital., (tom. iii. p. 486 – 568.)]

    [Footnote 85: See the vth crusade, and the siege of Damietta, in Jacobus a Vitriaco, (l. iii. p. 1125 – 1149, in the Gesta Dei of Bongarsius,) an eye- witness, Bernard Thesaurarius, (in Script. Muratori, tom. vii. p. 825 – 846, c. 190 – 207,) a contemporary, and Sanutus, (Secreta Fidel Crucis, l. iii. p. xi. c. 4 – 9,) a diligent compiler; and of the Arabians Abulpharagius, (Dynast. p. 294,) and the Extracts at the end of Joinville, (p. 533, 537, 540, 547, &c.)]

    [Footnote 86: To those who took the cross against Mainfroy, the pope (A.D. 1255) granted plenissimam peccatorum remissionem. Fideles mirabantur quod tantum eis promitteret pro sanguine Christianorum effundendo quantum pro cruore infidelium aliquando, (Matthew Paris p. 785.) A high flight for the reason of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7: This simple idea is agreeable to the good sense of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332,) and the fine philosophy of Hume, (Hist. of England, vol. i. p. 330.)]

    The persons, the families, and estates of the pilgrims, were

    under the immediate protection of the popes; and these spiritual patrons soon claimed the prerogative of directing their operations, and enforcing, by commands and censure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vow. Frederic the Second, ^88 the grandson of Barbarossa, was successively the pupil, the enemy, and the victim of the church.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and in obedience to his guardian Innocent the Third, he assumed the cross; the same promise was repeated at his royal and imperial coronations;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heiress of Jerusalem forever bound him to defend the kingdom of his son Conrad. But as Frederic advanced in age and authority, he repented of the rash engagements of his youth: his liberal sense and knowledge taught him to despise the phantoms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crowns of Asia: he no longer entertained the same reverence for the successors of Innocent: and his ambition was occupied by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talian monarchy from Sicily to the Alps. But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would have reduced the popes to their primitive simplicity; and, after the delays and excuses of twelve years, they urged the emperor, with entreaties and threats, to fix the time and place of his departure for Palestine. In the harbors of Sicily and Apulia, he prepared a fleet of one hundred galleys, and of one hundred vessels, that were framed to transport and land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with their horses and attendants; his vassals of Naples and Germany formed a powerful army; and the number of English crusaders was magnified to sixty thousand by the report of fame. But the inevitable or affected slowness of these mighty preparations consumed the strength and provisions of the more indigent pilgrims: the multitude was thinned by sickness and desertion; and the sultry summer of Calabria anticipated the mischiefs of a Syrian campaign. At length the emperor hoisted sail at Brundusium, with a fleet and army of forty thousand men: but he kept the sea no more than three days; and his hasty retreat, which was ascribed by his friends to a grievous indisposition, was accused by his enemies as a voluntary and obstinate disobedience. For suspending his vow was Frederic excommunicated by Gregory the Ninth; for presuming, the next year, to accomplish his vow, he was again

    excommunicated by the same pope. ^89 While he serv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 crusade was preached against him in Italy; and after his return he was compelled to ask pardon for the injuries which he had suffered. The clergy and military orders of Palestine were previously instructed to renounce his communion and dispute his commands; and in his own kingdom, the emperor was forced to consent that the orders of the camp should be issued in the name of God and of the Christian republic. Frederic entered Jerusalem in triumph; and with his own hands (for no priest would perform the office) he took the crown from the altar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the patriarch cast an interdict on the church which his presence had profaned; and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and temple informed the sultan how easily he might be surprised and slain in his unguarded visit to the River Jordan. In such a state of fanaticism and faction, victory was hopeless, and defence was difficult; but the conclusion of an advantageous peace may be imputed to the discord of the Mahometans, and their personal esteem for the character of Frederic. The enemy of the church is accused of maintaining with the miscreants an intercourse of hospitality and friendship unworthy of a Christian; of despising the barrenness of the land; and of indulging a profane thought, that if Jehovah had see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e never would have selected Palestin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his chosen people. Yet Frederic obtained from the sultan the restitution of Jerusalem, of Bethlem and Nazareth, of Tyre and Sidon; the Latins were allowed to inhabit and fortify the city; an equal code of civil and religious freedom was ratified for the sectaries of Jesus and those of Mahomet; and, while the former worshipped at the holy sepulchre, the latter might pray and preach in the mosque of the temple, ^90 from whence the prophet undertook his nocturnal journey to heaven. The clergy deplored this scandalous toleration; and the weaker Moslems were gradually expelled; but every rational object of the crusades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bloodshed; the churches were restored, the monasteries were replenished; and, in the space of fifteen years, the Latins of Jerusalem exceeded the number of six thousand. This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which they were ungrateful to their

    benefactor, was terminated by the irruption of the strange and savage hordes of Carizmians. ^91 Flying from the arms of the Moguls, those shepherds ^* of the Caspian rolled headlong on Syria; and the union of the Franks with the sultans of Aleppo, Hems, and Damascus, was insufficient to stem the violence of the torrent. Whatever stood against them was cut off by the sword, or dragged into captivity: the military orders were almost exterminated in a single battle; an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in the profanati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the Latins confess and regret the modesty and discipline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Footnote 88: The original materials for the crusade of Frederic II. may be drawn from Richard de St. German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vii. p. 1002 – 1013) and Matthew Paris, (p. 286, 291, 300, 302, 304.) The most rational moderns ar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Vertot,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l. iii.,)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di Napoli, tom. ii. l. xvi.,) and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x.)]

    [Footnote 89: Poor Muratori knows what to think, but knows not what to say: “Chino qui il capo,’ &c. p. 322]

    [Footnote 90: The clergy artfully confounded the mosque or church of the temple with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ir wilful error has deceived both Vertot and Muratori.]

    [Footnote 91: The irruption of the Carizmians, or Corasmins, is related by Matthew Paris, (p. 546, 547,) and by Joinville, Nangis, and the Arabians, (p. 111, 112, 191, 192, 528, 530.)]

    [Footnote *: They were in alliance with Eyub, sultan of Syria. Wilken vol. vi. p. 630. – M.]

    Of the seven crusades, the two last were undertaken by Louis

    the Ninth, king of France; who lost his liberty in Egypt, and his life on the coast of Africa. Twenty-eight years after his death, he was canonized at Rome; and sixty-five miracles were readily found, and solemnly attested, to justify the claim of the royal saint. ^92 The voice of history renders a more honorable

    testimony, that he united the virtues of a king, a hero, and a man; that his martial spirit was tempered by the love of private and public justice; and that Louis was the father of his people, the friend of his neighbors, and the terror of the infidels. Superstition alone, in all the extent of her baleful influence, ^93 corrupt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his heart: his devotion stooped to admire and imitate the begging friars of Francis and Dominic: he pursued with blind and cruel zeal the enemies of the faith; and the best of kings twice descended from his throne to seek the adventures of a spiritual knight-errant. A monkish historian would have been content to applaud the most despicable part of his character; but the noble and gallant Joinville, ^94 who shared the friendship and captivity of Louis, has traced with the pencil of nature the free portrait of his virtues as well as of his failings. From this intimate knowledge we may learn to suspect the political views of depressing their great vassals, which are so often imputed to the royal authors of the crusades. Above all the princes of the middle ages, Louis the Ninth successfully labored to restore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crown; but it was at home and not in the East, that he acquired for himself and his posterity: his vow was the result of enthusiasm and sickness; and if he were the promoter, he was likewise the victim, of his holy madness. For the invasion of Egypt, France was exhausted of her troops and treasures; he covered the sea of Cyprus with eighteen hundred sails; the most modest enumeration amounts to fifty thousand men; and, if we might trust his own confession, as it is reported by Oriental vanity, he disembarked ni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 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ho performed their pilgrimage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power. ^95

    [Footnote 92: Read, if you can,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St. Louis, by the confessor of Queen Margaret, (p. 291 – 523. Joinville, du Louvre.)] [Footnote 93: He believed all that mother church taught, (Joinville, p. 10,) but he cautioned Joinville against disputing with infidels. “L’omme lay (said he in his old language) quand il ot medire de la loi Crestienne, ne doit pas deffendre la loi

    Crestienne ne mais que de l’espee, dequoi il doit donner parmi le ventre dedens, tant comme elle y peut entrer’ (p. 12.)] [Footnote 94: I have two editions of Joinville, the one (Paris, 1668) most valuable for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the other (Paris, au Louvre, 1761) most precious for the pure and authentic text, a MS. of which has been recently discovered. The last edition proves that the history of St. Louis was finished A.D. 1309, without explaining, or even admiring, the age of the author, which must have exceeded ninety years, (Preface, p. x. Observations de Ducange, p. 17.)]

    [Footnote 95: Joinville, p. 32. Arabic Extracts, p. 549.

    Note: Compare Wilken, vol. vii. p. 94. – M.]

    In complete armor, the oriflamme waving before him, Louis

    leaped foremost on the beach; and the strong city of Damietta, which had cost his predecessors a siege of sixteen months, was abandoned on the first assault by the trembling Moslems. But Damietta wa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of his conquests; and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rusades, the same causes, almost on the same ground, were productive of similar calamities. ^96 After a ruinous delay, which introduced into the camp the seed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the Franks advanced from the sea-coast towards the capital of Egypt, and strove to surmount the unseasonable inundation of the Nile, which opposed their progress. Under the eye of their intrepid monarch,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France displayed their invincible contempt of danger and discipline: his brother, the count of Artois, stormed with inconsiderate valor the town of Massoura; and the carrier pigeons announc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Cairo that all was lost. But a soldier, who afterwards usurped the sceptre, rallied the flying troops: the main body of the Christians was far behind the vanguard; and Artois was overpowered and slain. A shower of Greek fire was incessantly poured on the invaders; the Nile was commanded by the Egyptian galleys, the open country by the Arabs; all provisions were intercepted; each day aggravated the sickness and

    famine; and about the same time a retreat was found to be necessary and impracticable. The Oriental writers confess, that Louis might have escaped, if he would have deserted his subjects; he was made prisoner,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nobles; all who could not redeem their lives by service or ransom were inhumanly massacred; and the walls of Cairo were decorated with a circle of Christian heads. ^97 The king of France was loaded with chains; but the generous victor, a great-grandson of the brother of Saladin, sent a robe of honor to his royal captive, and his deliverance, with that of his soldiers, was obtained by the restitution of Damietta ^98 and the payment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In a soft and luxurious climate, the degenerate children of the companions of Noureddin and Saladin were incapable of resisting the flower of European chivalry: they triumphed by the arms of their slaves or Mamalukes, the hardy natives of Tartary, who at a tender age had been purchased of the Syrian merchants, and were educated in the camp and palace of the sultan. But Egypt soon afforded a new example of the danger of praetorian bands; and the rage of these ferocious animals, who had been let loose on the strangers, was provoked to devour their benefactor. In the pride of conquest, Touran Shaw, the last of his race, was murdered by his Mamalukes; and the most daring of the assassins entered the chamber of the captive king, with drawn cimeters, and their hands imbrued in the blood of their sultan. The firmness of Louis commanded their respect; ^99 their avarice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zeal; the treaty was accomplished; and the king of France, with the relics of his army, was permitted to embark for Palestine. He wasted four years within the walls of Acre, unable to visit Jerusalem, and unwilling to return without glory to his native country.

    [Footnote 96: The last editors have enriched their Joinville with large and curious extracts from the Arabic historians, Macrizi, Abulfeda, &c. See likewise Abulpharagius, (Dynast. p. 322 – 325,) who calls him by the corrupt name of Redefrans. Matthew Paris (p. 683, 684) has described the rival folly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who fought and fell at Massoura.]

    [Footnote 97: Savary, in his agreeable Letters sur L’Egypte, has given a description of Damietta, (tom. i. lettre xxiii. p. 274 – 290,) and a narrative of the exposition of St. Louis, (xxv. p. 306 – 350.)]

    [Footnote 98: For the ransom of St. Louis, a million of byzants was asked and granted; but the sultan’s generosity reduced that sum to 800,000 byzants, which are valued by Joinville at 400,000 French livres of his own time, and expressed by Matthew Paris by 100,000 marks of silver, (Ducange, Dissertation xx. sur Joinville.)]

    [Footnote 99: The idea of the emirs to choose Louis for their sultan is seriously attested by Joinville, (p. 77, 78,) and does not appear to me so absurd as to M. de Voltaire, (Hist. Generale, tom. ii. p. 386, 387.) The Mamalukes themselves were strangers, rebels, and equals: they had felt his valor, they hoped his conversion; and such a motion, which was not seconded, might be made, perhaps by a secret Christian in their tumultuous assembly.

    Note: Wilken, vol. vii. p. 257, thinks the proposi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made in earnest. – M.]

    The memory of his defeat excited Louis, after sixteen years

    of wisdom and repose, to undertake the seventh and last of the crusades. His finances were restored, his kingdom was enlarged; a new generation of warriors had arisen, and he advanced with fresh confidence at the head of six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The loss of Antioch had provoked the enterprise; a wild hope of baptizing the king of Tunis tempted him to steer for the African coast; and the report of an immense treasure reconciled his troops to the delay of their voyage to the Holy Land. Instead of a proselyte, he found a siege: the French panted and died on the burning sands: St. Louis expired in his tent; and no sooner had he closed his eyes, than his son and successor gave the signal of

    the retreat. ^100 “It is thus,” says a lively writer, “that a Christian king died near the ruins of Carthage, waging war against the sectaries of Mahomet, in a land to which Dido had introduced the deities of Syria.” ^101

    [Footnote 100: See the expedition in the annals of St. Louis, by William de Nangis, p. 270 – 287; and the Arabic extracts, p. 545, 555, of the Louvre edition of Joinville.]

    [Footnote 101: Voltaire, Hist. Generale, tom. ii. p. 391.]

    A more unjust and absurd constitution cannot be devised than

    that which condemns the natives of a country to perpetual servitude, under the arbitrary dominion of strangers and slaves. Yet such has been the state of Egypt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The most illustrious sultans of the Baharite and Borgite dynasties ^102 were themselves promoted from the Tartar and Circassian bands; and the four-and-twenty beys, or military chiefs, have ever been succeeded, not by their sons, but by their servants. They produce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ir liberties, the treaty of Selim the First with the republic: ^103 and the Othman emperor still accepts from Egypt a slight acknowledgment of tribute and subjection. With some breathing intervals of peace and order, the two dynasties are marked as a period of rapine and bloodshed: ^104 but their throne, however shaken, reposed on the two pillars of discipline and valor: their sway extended over Egypt, Nubia, Arabia, and Syria: their Mamalukes were multiplied from eight hundred to twenty-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eir numbers were increased by a provincial militia of one hundred and seven thousand foot, and the occasional aid of sixty-six thousand Arabs. ^105 Princes of such power and spirit could not long endure on their coast a hostile and independent nation; and if the ruin of the Franks was postponed about forty years, they were indebted to the cares of an unsettled reign, to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and to the occasional aid of some warlike pilgrims. Among these, the English reader will observe the name of our first Edward, who assumed the cross

    in the lifetime of his father Henry. At the head of a thousand soldiers the future conqueror of Wales and Scotland delivered Acre from a siege; marched as far as Nazareth with an army of nine thousand men; emulated the fame of his uncle Richard; extorted, by his valor, a ten years’ truce; ^* and escaped, with a dangerous wound, from the dagger of a fanatic assassin. ^106 ^! Antioch, ^107 whose situation had been less exposed to the calamities of the holy war, was finally occupied and ruined by Bondocdar, or Bibars, sultan of Egypt and Syria; the Latin principality was extinguished; and the first seat of the Christian name was dispeopled by the slaughter of seventeen, and the captivit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of her inhabitants. The maritime towns of Laodicea, Gabala, Tripoli, Berytus, Sidon, Tyre and Jaffa, and the stronger castles of the Hospitallers and Templars, successively fell; and the whole existence of the Franks was confined to the city and colony of St. John of Acre, which is sometimes described by the more classic title of Ptolemais. [Footnote 102: The chronology of the two dynasties of Mamalukes, the Baharites, Turks or Tartars of Kipzak, and the Borgites, Circassians, is given by Pocock (Prolegom. ad Abulpharag. p. 6 – 31) and De Guignes (tom. i. p. 264 – 270;) their history from Abulfeda, Macrizi, &c.,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vth century, by the same M. De Guignes, (tom. iv. p. 110 – 328.)] [Footnote 103: Savary, Lettres sur l’Egypte, tom. ii. lettre xv. p. 189 – 208. I much ques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copy; yet it is true, that Sultan Selim concluded a treaty with the Circassians or Mamalukes of Egypt, and left them in possession of arms, riches, and power. See a new Abrege de l’Histoire Ottomane, composed in Egypt, and translated by M. Digeon, (tom. i. p. 55 – 58, Paris, 1781,) a curious, authentic, and national history.] [Footnote 104: Si totum quo regnum occuparunt tempus respicias, praesertim quod fini propius, reperies illud bellis, pugnis, injuriis, ac rapinis refertum, (Al Jannabi, apud Pocock, p. 31.) The reign of Mohammed (A.D. 1311 – 1341) affords a happy exception, (De Guignes, tom. iv. p. 208 – 210.)] [Footnote 105: They are now reduced to 8500: but the expense of each Mamaluke may be rated at a hundred louis: and Egypt

    groans under the avarice and insolence of these strangers, (Voyages de Volney, tom. i. p. 89 – 187.)] [Footnote *: Gibbon colors rather highly the success of Edward. Wilken is more accurate vol. vii. p. 593, &c. – M.]

    [Footnote 106: See Carte’s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i. p. 165 – 175, and his original authors, Thomas Wikes and Walter Hemingford, (l. iii. c. 34, 35,) in Gale’s Collection, tom. ii. p. 97, 589 – 592.) They are both ignorant of the princess Eleanor’s piety in sucking the poisoned wound, and saving her husband at the risk of her own life.]

    [Footnote !: The sultan Bibars was concerned in this attempt at assassination Wilken, vol. vii. p. 602. Ptolemaeus Lucensis is the earliest authority for the devotion of Eleanora. Ibid. 605. – M.]

    [Footnote 107: Sanutus, Secret. Fidelium Crucis, 1. iii. p. xii. c. 9, and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143, from the Arabic historians.]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Acre, ^108 which is distant

    about seventy miles, became the metropolis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and was adorned with strong and stately buildings, with aqueducts, an artificial port, and a double wall. The popula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 incessant streams of pilgrims and fugitives: in the pauses of hostility the trade of the East and West was attracted to this convenient station; and the market could offer the produce of every clime and the interpreters of every tongue. But in this conflux of nations, every vice was propagated and practised: of all the disciples of Jesus and Mahomet, the male and female inhabitants of Acre were esteemed the most corrupt; nor could the abuse of religion be corrected by the discipline of law. The city had many sovereigns, and no government. The kings of Jerusalem and Cyprus, of the house of Lusignan, the princes of Antioch, the counts of Tripoli and Sidon,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hospital, the temple, and the Teutonic order, the republics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the pope’s legate,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ssumed an independent command: seventeen tribunals exercised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every criminal was protected in the adjacent quarter; and the perpetual jealousy of the nations often burst forth in acts of violence and blood. Some adventurers, who disgraced the ensign of the cross, compensated their want of pay by the plunder of the Mahometan villages: nineteen Syrian merchants, who traded under the public faith, were despoiled and hanged by the Christians; and the denial of satisfaction justified the arms of the sultan Khalil. He marched against Acre,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foot: his train of artillery (if I may use the word) was numerous and weighty: the separate timbers of a single engine were transported in one hundred wagons; and the royal historian Abulfeda, who served with the troops of Hamah, was himself a spectator of the holy war. Whatever might be the vices of the Franks, their courage was rekindled by enthusiasm and despair; but they were torn by the discord of seventeen chiefs, and overwhelmed on all sides by the powers of the sultan. After a siege of thirty three days, the double wall was forced by the Moslems; the principal tower yielded to their engines; the Mamalukes made a general assault; the city was stormed; and death or slavery was the lot of sixty thousand Christians. The convent, or rather fortress, of the Templars resisted three days longer; but the great master was pierced with an arrow; and, of five hundred knights, only ten were left alive, less happy than the victims of the sword, if they lived to suffer on a scaffold, in the unjust and cruel proscription of the whole order.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patriarch and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hospital, effected their retreat to the shore; but the sea was rough, the vessels were insufficient; and great numbers of the fugitives were drowned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the Isle of Cyprus, which might comfort Lusignan for the loss of Palestine. By the command of the sultan, the churches and fortifications of the Latin cities were demolished: a motive of avarice or fear still opened the holy sepulchre to some devout and defenceless pilgrims; and a mournful and solitary silence prevailed along the coast which had so long resounded with the world’s debate. ^109 [Footnote 108: The state of Acre is

    represented in all the chronicles of te times, and most accurately in John Villani, l. vii. c. 144, in Muratoru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i. 337, 338.]

    [Footnote 109: See the final expulsion of the Franks, in Sanutus, l. iii. p. xii. c. 11 – 22; Abulfeda, Macrizi, &c., in De Guignes, tom. iv. p. 162, 164; and Vertot, tom. i. l. iii. p. 307 – 428.

    Note: After these chapters of Gibbon, the masterly prize

    composition, “Essai sur ‘Influence des Croisades sur l’Europe, par A H. L. Heeren: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Charles Villars, Paris, 1808,’ or the original German, in Heeren’s “Vermischte Schriften,” may be read with great advantage. – M.]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 State Of Constantinople.

    – Revolt Of The Bulgarians. – Isaac Angelus Dethroned By His Brother Alexius. – Origin Of The Fourth Crusade. – Alliance Of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ith The Son Of Isaac. – Their Naval Expedition To Constantinople. – The Two Sieges And Final Conquest Of The City By The Latin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by Charlemagne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separat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1 A religious and national animosity still divides the two largest communion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schism of Constantinople, by alienating her most useful allies, and provoking her most dangerous enemies, has precipitate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Footnote 1: In the successive centuries, from the ixth to the xviiith, Mosheim traces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with learning, clearness, and impartiality; the filioque (Institut. Hist. Eccles. p. 277,) Leo III. p. 303 Photius, p. 307, 308. Michael Cerularius, p. 370, 371, &c.]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History, the aversion of the

    Greeks for the Latins has been often visible and conspicuous. It was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the disdain of servitude, inflamed, after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by the pride of equality or dominion; and finally exasperated by the preference which their rebellious subjects had given to the alliance of the Franks. In every age the Greeks were proud of their superiority in profane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they had first received the light of Christianity; they had pronounced the decrees of the seven general councils; they alone possessed the language of Scripture and philosophy; nor should the Barbarians, immersed in the darkness of the West, ^2 presume to argue on the high and mysterious questions of theological science. Those Barbarians despised in then turn the restless and subtile levity of the Orientals, the authors of every heresy; and blessed their own simplicity, which was content to hold the tradition of the apostolic church. Ye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synods of Spain, and afterwards of France, improved or corrupted the Nicene creed, on the mysterious subject of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3 In the long controversies of the East, the nature and generation of the Christ had been scrupulously defined; and the well-known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seemed to convey a faint image to the human mind. The idea of birth was less analogous to the Holy Spirit, who, instead of a divine gift or attribute, was considered by the Catholics as a substance, a person, a god; he was not begotten, but in the orthodox style he proceeded. Did he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alone, perhaps by the Son? or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e first of these opinions was asserted by the Greeks, the second by the Latins; and the addition to the Nicene creed of the word filioque, kindled the flame of discord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the Gallic churches. In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s the Roman pontiffs affected a character of neutrality and moderation: ^4 they condemned the innovation, but they acquiesced in the sentiment, of their Transalpine brethren: they seemed desirous of casting a veil of silence and charity over the superfluous research; and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magne and Leo the Third, the pope assumes the liberality of a statesman, and the prince descends to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a priest. ^5 But the

    orthodoxy of Rome spontaneously obeyed the impulse of the temporal policy; and the filioque, which Leo wished to erase, was transcribed in the symbol and chanted in the liturgy of the Vatican. The Nicene and Athanasian creeds are held as the Catholic faith, without which none can be saved; and both Papists and Protestants must now sustain and return the anathemas of the Greeks, who deny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from the Son, as well as from the Father. Such articles of faith are not susceptible of treaty; but the rules of discipline will vary in remote and independent churches; and the reason, even of divines, might allow, that the difference is inevitable and harmless. The craft or superstition of Rome has imposed on her priests and deacons the rigid obligation of celibacy; among the Greeks it is confined to the bishops; the loss is compensated by dignity or annihilated by age; and the parochial clergy, the papas, enjoy the conjugal society of the wives whom they have married before their entrance into holy orders.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Azyms was fiercely debat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Eucharist was supposed in the East and West to depend on the use of leavened or unleavened bread. Shall I mention in a serious history the furious reproaches that were urged against the Latins, who for a long while remained on the defensive? They neglected to abstain, according to the apostolical decree, from things strangled, and from blood: they fasted (a Jewish observance!) on the Saturday of each week: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Lent they permitted the use of milk and cheese; ^6 their infirm monks were indulged in the taste of flesh; and animal grease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want of vegetable oil: the holy chrism or unction in baptism was reserved to the episcopal order: the bishops, as the bridegrooms of their churches, were decorated with rings; their priests shaved their faces, and baptized by a single immersion. Such were the crimes which provoked the zeal of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nd which were justified with equal zeal by the doctors of the Latin church. ^7

    [Footnote 2: (Phot. Epist. p. 47, edit. Montacut.) The Oriental patriarch continues to apply the images of thunder, earthquake, hail, wild boar, precursors of Antichrist, &c., &c.]

    [Footnote 3: The mysterious subject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is discussed in the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nd controversial sense, or nonsense, by the Jesuit Petavius. (Dogmata Theologica, tom. ii. l. vii. p. 362 – 440.)]

    [Footnote 4: Before the shrine of St. Peter he placed two shields of the weight of 94 1/2 pounds of pure silver; on which he inscribed the text of both creeds, (utroque symbolo,) pro amore et cautela orthodoxae fidei, (Anastas. in Leon. III. in Muratori, tom. iii. pars. i. p. 208.) His language most clearly proves, that neither the filioque, nor the Athanasian creed were received at Rome about the year 830.]

    [Footnote 5: The Missi of Charlemagne pressed him to declare, that all who rejected the filioque, or at least the doctrine, must be damned. All, replies the pope, are not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altiora mysteria qui potuerit, et non voluerit, salvus esse non potest, (Collect. Concil. tom. ix. p. 277 – 286.) The potuerit would leave a large loophole of salvation!] [Footnote 6: In France, after some harsher laws, the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is now relaxed: milk, cheese, and butter, are become a perpetual, and eggs an annual, indulgence in Lent, (Vie privee des Francois, tom. ii. p. 27 – 38.)] [Footnote 7: The original monuments of the schism, of the charges of the Greeks against the Latins, are deposited in the epistles of Photius, (Epist Encyclica, ii. p. 47 – 61,) and of Michael Cerularius, (Canisii Antiq. Lectiones, tom. iii. p. i. p. 281 – 324, edit. Basnage, with the prolix answer of Cardinal Humbert.)]

    Bigotry and national aversion are powerful magnifiers of

    every object of dispute; but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may be traced in the emulation of the leading prelates, who maintained the supremacy of the old metropolis superior to all, and of the reigning capital, inferior to none, in the Christian worl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Photius, ^8 an ambitious layman, the captain of the guards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promoted by merit and favor to the more desirable office of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science, even ecclesiastical science, he surpassed the clergy of the age; and the purity of his morals has never been impeached: but his ordination was hasty, his rise was irregular; and Ignatius, his abdicated predecessor, was yet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compassion and the obstinacy of his adherents. They appealed to the tribunal of Nicholas the First, one of the proudest and most aspiring of the Roman pontiffs, who embraced the welcome opportunity of judging and condemning his rival of the East. Their quarrel was embittered by a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king and nation of the Bulgarians; nor was their recent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of much avail to either prelate, unless he could number the proselytes among the subjects of his power. With the aid of his court the Greek patriarch was victorious; but in the furious contest he deposed in his tur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involved the Latin church in the reproach of heresy and schism. Photius sacrifice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o a short and precarious reign: he fell with his patron, the Caesar Bardas; and Basil the Macedonian performed an act of justice in the restoration of Ignatius, whose age and dignity had not been sufficiently respected. From his monastery, or prison, Photius solicited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by pathetic complaints and artful flattery; and the eyes of his rival were scarcely closed, when he was again restor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the death of Basil he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courts and the ingratitude of a royal pupil: the patriarch was again deposed, and in his last solitary hours he might regret the freedom of a secular and studious life. In each revolution, the breath, the nod, of the sovereign had been accepted by a submissive clergy; and a synod of three hundred bishops was always prepared to hail the triumph, or to stigmatize the fall, of the holy, or the execrable, Photius. ^9 By a delusive promise of succor or reward, the popes were tempted to countenance these various proceedings; and the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ratified by their epistles or legates. But the court and the people, Ignatius and Photius,

    were equally adverse to their claims; their ministers were insulted or imprisoned;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was forgotten; Bulgaria was forever annexed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and the schism was prolonged by their rigid censure of all the multiplied ordinations of an irregular patriarch. The darkness and corrup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suspended the intercourse, without reconciling the minds, of the two nations. But when the Norman sword restored the churches of Apulia to the jurisdiction of Rome, the departing flock was warned, by a petulant epistle of the Greek patriarch, to avoid and abhor the errors of the Latins.

    The rising majesty of Rome could no longer brook the insolence of a rebel; and Michael Cerularius was excommunicated in the hear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pope’s legates. Shaking the dust from their feet, they deposited on the altar of St. Sophia a direful anathema, ^10 which enumerates the seven mortal heresies of the Greeks, and devotes the guilty teachers, and their unhappy sectaries, to the eternal society of the devil and his angels. According to the emergencie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was some times resumed; the language of charity and concord was sometimes affected; but the Greeks have never recanted their errors; the popes have never repealed their sentence; and from this thunderbolt we may date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schism. It was enlarged by each ambitious step of the Roman pontiffs: the emperors blushed and trembled at the ignominious fate of their royal brethren of Germany; and the people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temporal power and military life of the Latin clergy. ^11

    [Footnote 8: The xth volume of the Venice edition of the Councils contains all the acts of the synods, and history of Photius: they are abridged, with a faint tinge of prejudice or prudence, by Dupin and Fleury.] [Footnote 9: The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held in the year 869, is the viiith of the general councils, the last assembly of the East which is recognized by the Roman church. She rejects the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of the years 867 and 879,

    which were, however, equally numerous and noisy; but they were favorable to Photius.]

    [Footnote 10: See this anathema in the Councils, tom. xi. p. 1457 – 1460.] [Footnote 11: Anna Comnena (Alexiad, l. i. p. 31 – 33) represents the abhorrence, not only of the church, but of the palace, for Gregory VII., the popes and the Latin communion. The style of Cinnamus and Nicetas is still more vehement. Yet how calm is the voice of history compared with that of polemics!]

    The avers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nourished and

    manifested in the three first expeditions to the Holy Land. Alexius Comnenus contrived the absence at least of the formidable pilgrims: his successors, Manuel and Isaac Angelus, conspired with the Moslems for the ruin of the greatest princes of the Franks; and their crooked and malignant policy was seconded by the active and voluntary obedience of every order of their subjects. Of this hostile temper, a large portion may doubtless be ascribed to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 dress, and manners, which severs and alienates the nations of the globe. The pride, as well as the prudence, of the sovereign was deeply wounded by the intrusion of foreign armies, that claimed a right of traversing his dominions, and passing under the walls of his capital: his subjects were insulted and plundered by the rude strangers of the West: and the hatred of the pusillanimous Greeks was sharpened by secret envy of the bold and pious enterprises of the Franks. But these profane causes of national enmity were fortified and inflamed by the venom of religious zeal. Instead of a kind embrace, a hospitable reception from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of the East, every tongue was taught to repeat the names of schismatic and heretic, more odious to an orthodox ear than those of pagan and infidel: instead of being loved for the general conformity of faith and worship, they were abhorred for some rules of discipline, some questions of theology, in which themselves or their teachers might differ

    from the Oriental church. In the crusade of Louis the Seventh, the Greek clergy washed and purified the altars which had been defiled by the sacrifice of a French priest. The companions of Frederic Barbarossa deplore the injuries which they endured, both in word and deed, from the peculiar rancor of the bishops and monks. Their prayers and sermons excited the people against the impious Barbarians; and the patriarch is accused of declaring, that the faithful might obtain the redemption of all their sins by the extirpation of the schismatics. ^12 An enthusiast, named Dorotheus, alarmed the fears, and restor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emperor, by a prophetic assurance, that the German heretic, after assaulting the gate of Blachernes, would be made a signal example of the divine vengeance. The passage of these mighty armies were rare and perilous events; but the crusades introduced a frequent and familiar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hich enlarged their knowledge without abating their prejudices.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Constantinople demanded the productions of every climate these imports were balanced by the art and labor of her numerous inhabitants; her situation invites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and, in every period of her existence, that commerce has been in the hands of foreigners. After the decline of Amalphi, the Venetians, Pisans, and Genoese, introduced their factories and settlements into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ir services were rewarded with honors and immunities; they acquired the possession of lands and houses; their families were multiplied by marriages with the natives; and, after the toleration of a Mahometan mosque, it was impossible to interdict the churches of the Roman rite. ^13 The two wives of Manuel Comnenus ^14 were of the race of the Franks: the first, a sister-in-law of the emperor Conrad; the second, a daughter of the prince of Antioch: he obtained for his son Alexius a daughter of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and he bestowed his own daughter on a marquis of Montferrat, who was educated and dignified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encountered the arms, and aspired to the empire, of the West: he esteemed the valor, and trusted the fidelity, of the Franks; ^15 their military talents were unfitly recompensed by

    the lucrative offices of judges and treasures; the policy of Manuel had solicited the alliance of the pope; and the popular voice accused him of a partial bias to the n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Latins. ^16 During his reign,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 Alexius, they were exposed at Constantinople to the reproach of foreigners, heretics, and favorites; and this triple guilt was severely expiated in the tumult, which announced the return and elevation of Andronicus. ^17 The people rose in arms: from the Asiatic shore the tyrant despatched his troops and galleys to assist the national revenge; and the hopeless resistance of the strangers served only to justify the rage, and sharpen the daggers, of the assassins. Neither age, nor sex, nor the ties of friendship or kindred, could save the victims of national hatred, and avarice, and religious zeal; the Latins were slaughtered in their houses and in the streets; their quarter was reduced to ashes; the clergy were burnt in their churches, and the sick in their hospitals; and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 slain from the clemency which sold above four thousand Christians in perpetual slavery to the Turks. The priests and monks were the loudest and most active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chismatics; and they chanted a thanksgiving to the Lord, when the head of a Roman cardinal, the pope’s legate, was severed from his body, fastened to the tail of a dog, and dragged, with savage mockery, through the city. The more diligent of the strangers had retreated, on the first alarm, to their vessels, and escaped through the Hellespont from the scene of blood. In their flight, they burnt and ravaged two hundred miles of the sea-coast; inflicted a severe revenge on the guiltless subjects of the empire; marked the priests and monks as their peculiar enemies; and compensat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lunder, the loss of their property and friends. On their return, they exposed to Italy and Europe the wealth and weakness, the perfidy and malice, of the Greeks, whose vices were painted as the genuine characters of heresy and schism. The scruples of the first crusaders had neglect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ies of securing, by the possess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way to the Holy Land: domestic revolution invited, and almost compelled,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he

    Roman empire of the East. [Footnote 12: His anonymous historian (de Expedit. Asiat. Fred. I. in Canisii Lection. Antiq. tom. iii. pars ii. p. 511, edit. Basnage) mentions the sermons of the Greek patriarch, quomodo Graecis injunxerat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peregrinos occidere et delere de terra. Tagino observes, (in Scriptores Freher. tom. i. p. 409, edit. Struv.,) Graeci haereticos nos appellant: clerici et monachi dictis et factis persequuntur. We may ad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emperor Baldwin fifteen years afterwards: Haec est (gens) quae Latinos omnes non hominum nomine, sed canum dignabatur; quorum sanguinem effundere pene inter merita reputabant, (Gesta Innocent. III., c. 92,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ars i. p. 536.) There may be some exaggeration, but it was as effectual for the action and reaction of hatred.] [Footnote 13: See Anna Comnena, (Alexiad, l. vi. p. 161, 162,) and a remarkable passage of Nicetas, (in Manuel, l. v. c. 9,) who observes of the Venetians, &c.]

    [Footnote 14: Ducange, Fam. Byzant. p. 186, 187.]

    [Footnote 15: Nicetas in Manuel. l. vii. c. 2. Regnante enim (Manuele) . . apud eum tantam Latinus populus repererat gratiam ut neglectis Graeculis suis tanquam viris mollibus et effoeminatis, . . . . solis Latinis grandia committeret negotia . . . . erga eos profusa liberalitate abundabat . . . . ex omni orbe ad eum tanquam ad benefactorem nobiles et ignobiles concurrebant. Willelm. Tyr. xxii. c. 10.]

    [Footnote 16: The suspicions of the Greeks would have been confirmed, if they had seen the political epistles of Manuel to Pope Alexander III., the enemy of his enemy Frederic I., in which the emperor declares his wish of uniting the Greeks and Latins as one flock under one shephero, &c (Se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 p. 187, 213, 243.)]

    [Footnote 17: See the Greek and Latin narratives in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o, c. 10) and William of Tyre, (l. xxii. c. 10, 11, 12, 13;) the first soft and concise, the second loud, copious, and tragical.]

    In the series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I have exhibited the

    hypocrisy and ambition, the tyranny and fall, of Andronicus, the last male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who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revolution, which cast him headlong from the throne, saved and exalted Isaac Angelus, ^18 who descended by the females from the same Imperial dynasty. The successor of a second Nero might have found it an easy task to deserve the esteem and affection of his subjects; they sometimes had reason to regret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dronicus. The sound and vigorous mind of the tyrant was capable of discer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hile he was feared by all who could inspire him with fear, the unsuspected people, and the remote provinces, might bless the inexorable justice of their master. But his successor was vain and jealous of the supreme power, which he wanted courage and abilities to exercise: his vices were pernicious, his virtues (if he possessed any virtues) were useless, to mankind; and the Greeks, who imputed their calamities to his negligence, denied him the merit of any transient or accidental benefits of the times. Isaac slept on the throne, and was awakened only by the sound of pleasure: his vacant hours were amused by comedians and buffoons, and even to these buffoons the emperor was an object of contempt: his feasts and buildings exceeded the examples of royal luxury: the number of his eunuchs and domestics amounted to twenty thousand; and a daily sum of four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would swell to four millions sterling the annual expense of his household and table. His poverty was relieved by oppression; and the public discontent was inflamed by equal abus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venue. While the Greeks numbered the days of their servitude, a flattering prophet, whom he rewarded with the dignity of patriarch, assured him of a long and victorious reign of thirty-two years; during which he should extend his sway to Mount Libanus, and his conquests beyond the Euphrates. But his only step toward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ediction was a splendid and scandalous embassy to Saladin, ^19 to

    demand the restituti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o propose a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league with the enemy of the Christian name. In these unworthy hands, of Isaac and his brother, the remains of the Greek empire crumbled into dust. The Island of Cyprus, whose name excites the ideas of elegance and pleasure, was usurped by his namesake, a Comnenian prince; and by a strange concatenation of events, the sword of our English Richard bestowed that kingdom on the house of Lusignan, a rich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Jerusalem.

    [Footnote 18: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Isaac Angelus is composed, in three books, by the senator Nicetas, (p. 228 – 290;) and his offices of logothete, or principal secretary, and judge of the veil or palace, could not bribe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historian. He wrote, it is true, after the fall and death of his benefactor.]

    [Footnote 19: See Bohadin, Vit. Saladin. p. 129 – 131, 226, vers. Schultens. The ambassador of Isaac was equally versed in the Greek, French, and Arabic languages; a rare instance in those times. His embassies were received with honor, dismissed without effect, and reported with scandal in the West.]

    The honor of the monarchy and the safety of the capital were

    deeply wounded by the revolt of the Bulgarians and Walachians. Since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Basil, they had supported, above a hundred and seventy years, the loose dominion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but no effectual measures had been adopted to impose the yoke of laws and manners on these savage tribes. By the command of Isaac, their sol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ir flocks and herds, were driven away,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pomp of the royal nuptials; and their fierce warriors were exasperated by the denial of equal rank and pay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Peter and Asan, two powerful chiefs, of the race of the ancient kings, ^20 asserted their own rights and the national freedom; their

    daemoniac impostors proclaimed to the crowd, that their glorious patron St. Demetrius had forever deserted the cause of the Greeks; and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to the hills of Macedonia and Thrace. After some faint efforts, Isaac Angelus and his brother acquiesced in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 Imperial troops were soon discouraged by the bones of their fellow-soldiers, that were scattered along the passes of Mount Haemus. By the arms and policy of John or Joannices, the second kingdom of Bulgaria was firmly established. The subtle Barbarian sent an embassy to Innocent the Third, to acknowledge himself a genuine son of Rome in descent and religion, ^21 and humbly received from the pope the license of coining money, the royal title, and a Latin archbishop or patriarch. The Vatican exulted in 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Bulgaria,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schism; and if the Greeks could have preserved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church, they would gladly have resigned the rights of the monarchy.

    [Footnote 20: Ducange, Familiae, Dalmaticae, p. 318, 319, 320. Th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Bulgarian king and the Roman pontiff is inscribed in the Gesta Innocent. III. c. 66 – 82, p. 513 – 525.]

    [Footnote 21: The pope acknowledges his pedigree, a nobili urbis Romae prosapia genitores tui originem traxerunt. This tradition, and the strong resemblance of the Latin and Walachian idioms, is explained by M. D’Anville, (Etats de l’Europe, p. 258 – 262.) The Italian colonies of the Dacia of Trajan were swept away by the tide of emigration from the Danube to the Volga, and brought back by another wave from the Volga to the Danube. Possible, but strange!]

    The Bulgarians were malicious enough to pray for the long

    life of Isaac Angelus, the surest pledge of their freedom and prosperity. Yet their chiefs could involve in the same indiscriminate contempt the family and nation of the emperor. “In all the Greeks,” said Asan to his troops, “the same climate,

    and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will be productive of the same fruits. Behold my lance,” continued the warrior, “and the long streamers that float in the wind. They differ only in color; they are formed of the same silk, and fashioned by the same workman; nor has the stripe that is stained in purple any superior price or value above its fellows.” ^22 Several of these candidates for the purple successively rose and fell under the empire of Isaac; a general, who had repelled the fleets of Sicily, was driven to revolt and ruin by the ingratitude of the prince; and his luxurious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secret conspiracies and popular insurrections. The emperor was saved by accident, or the merit of his servants: he was at length oppressed by an ambitious brother, who, for the hope of a precarious diadem, forgot the obligations of nature, of loyalty, and of friendship. ^23 While Isaac in the Thracian valleys pursued the idle and solitary pleasures of the chase, his brother, Alexius Angel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y the unanimous suffrage of the camp; the capital and the clergy subscribed to their choice; and the vanity of the new sovereign rejected the name of his fathers for the lofty and royal appellation of the Comnenian race. On the despicable character of Isaac I have exhausted the language of contempt, and can only add, that, in a reign of eight years, the baser Alexius ^24 was supported by the masculine vices of his wife Euphrosyne.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his fall was conveyed to the late emperor by the hostile aspect and pursuit of the guards, no longer his own: he fled before them above fifty miles, as far as Stagyra, in Macedonia; but the fugitive, without an object or a follower, was arrested, brought back to Constantinople, deprived of his eyes, and confined in a lonesome tower, on a scanty allowance of bread and water. At the moment of the revolution, his son Alexius, whom he educated in the hope of empire, was twelve years of age. He was spared by the usurper, and reduced to attend his triumph both in peace and war; but as the army was encamped on the sea-shore, an Italian vessel facilitated the escape of the royal youth; and, in the disguise of a common sailor, he eluded the search of his enemies, passed the Hellespont, and found a secure refuge in the Isle of Sicily. After saluting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and imploring the protection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lexius accepted the kind invitation of his sister Irene, the wife of Philip of Swabia, king of the Romans. But in his passage through Italy, he heard that the flower of Western chivalry was assembled at Venice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and a ray of hope was kindled in his bosom, that their invincible swords might be employed in his father’s restoration. [Footnote 22: This parable is in the best savage style; but I wish the Walach had not introduced the classic name of Mysians, the experiment of the magnet or loadstone, and the passage of an old comic poet, (Nicetas in Alex. Comneno, l. i. p. 299, 300.)]

    [Footnote 23: The Latins aggravate the ingratitude of Alexius, by supposing that he had been released by his brother Isaac from Turkish captivity This pathetic tale had doubtless been repeated at Venice and Zara but I do not readily discover its grounds in the Greek historians.]

    [Footnote 24: See the reign of Alexius Angelus, or Comnenus, in the three books of Nicetas, p. 291 – 352.]

    About ten or twelve years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the

    nobles of France were again summoned to the holy war by the voice of a third prophet, less extravagant, perhaps, than Peter the hermit, but far below St. Bernard in the merit of an orator and a statesman. An illiterate priest of the neighborhood of Paris, Fulk of Neuilly, ^25 forsook his parochial duty, to assume the more flattering character of a popular and itinerant missionary. The fame of his sanctity and miracles was spread over the land; he declaimed, with severity and vehemence, against the vices of the age; and his sermons, which he preached in the streets of Paris, converted the robbers, the usurers, the prostitutes, and even the doctors and scholars of the university. No sooner did Innocent the Third ascend the chair of St. Peter, than he proclaimed in Italy, Germany, and France, the obligation of a new crusade.

    ^26 The eloquent pontiff described the ruin of Jerusalem, the triumph of the Pagans, and the shame of Christendom; his liberality proposed the redemption of sins, a plenary indulgence to all who should serve in Palestine, either a year in person, or two years by a substitute; ^27 and among his legates and orators who blew the sacred trumpet, Fulk of Neuilly was the loudest and most successful. The situation of the principal monarchs was averse to the pious summons.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a child; and his kingdom of Germany was disputed by the rival houses of Brunswick and Swabia, the memorable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Philip Augustus of France had performed, and could not be persuaded to renew, the perilous vow; but as he was not less ambitious of praise than of power, he cheerfully instituted a perpetual fun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Richard of England was satiated with the glory and misfortunes of his first adventure; and he presumed to deride the exhortations of Fulk of Neuilly, who was not abashed in the presence of kings. “You advise me,” said Plantagenet, “to dismiss my three daughters, pride, avarice, and incontinence: I bequeath them to the most deserving; my pride to the knights templars, my avarice to the monks of Cisteaux, and my incontinence to the prelates.” But the preacher was heard and obeyed by the great vassals,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and Theobald, or Thibaut, count of Champagne, was the foremost in the holy race. The valiant youth, at the age of twenty-two years, was encouraged by the domestic examples of his father, who marched in the second crusade, and of his elder brother, who had ended his days in Palestine with the title of King of Jerusalem; two thousand two hundred knights owed service and homage to his peerage; ^28 the nobles of Champagne excelled in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29 and,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heiress of Navarre, Thibaut could draw a band of hardy Gascons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Pyrenaean mountains. His companion in arms was Louis, count of Blois and Chartres; like himself of regal lineage, for both the princes were nephews,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In a crowd of prelates and barons, who imitated their zeal, I distinguish the birth and merit of Matthew of

    Montmorency; the famous Simon of Montfort, the scourge of the Albigeois; and a valiant noble,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30 marshal of Champagne, ^31 who has condescended, in the rude idiom of his age and country, ^32 to write or dictate ^33 an original narrative of the councils and actions in which he bore a memorable part. At the same time, Baldwin, count of Flanders, who had married the sister of Thibaut, assumed the cross at Bruges, with his brother Henry, and the principal knights and citizens of that rich and industrious province. ^34 The vow which the chiefs had pronounced in churches, they ratified in tournaments; the operations of the war were debated in full and frequent assemblies; and it was resolved to seek the deliverance of Palestine in Egypt, a country, since Saladin’s death, which was almost ruined by famine and civil war.

    But the fate of so many royal armies displayed the toils and perils of a land expedition; and if the Flemings dwelt along the ocean, the French barons were destitute of ships and ignorant of navigation. They embraced the wise resolution of choosing six deputies or representatives, of whom Villehardouin was one, with a discretionary trust to direct the motions, and to pledge the faith, of the whole confederacy. The maritime states of Italy were alone possessed of the means of transporting the holy warriors with their arms and horses; and the six deputies proceeded to Venice, to solicit, on motives of piety or interest, the aid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Footnote 25: Se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p. 26, &c., and Villehardouin, No. 1, with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which I always mean to quote with the original text.]

    [Footnote 26: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Pope Innocent III., published by Baluze and Muratori,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ars i. p. 486 – 568, is most valuable for the important and original documents which are inserted in the text. The bull of the crusade may be read, c. 84, 85.] [Footnote 27: Por-ce que cil pardon, fut issi gran, si s’en esmeurent mult licuers des genz, et mult s’en croisierent, porce que li pardons ere su gran. Villehardouin, No. 1. Our

    philosophers may refine on the causes of the crusades, but such were the genuine feelings of a French knight.] [Footnote 28: This number of fiefs (of which 1800 owed liege homage) was enrolled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at Troyes, and attested A.D. 1213, by the marshal and butler of Champagne, (Ducange, Observ. p. 254.)] [Footnote 29: Campania . . . . militiae privilegio singularius excellit . . . . in tyrociniis . . . . prolusione armorum, &c., Duncage, p. 249, from the old Chronicle of Jerusalem, A.D. 1177 – 1199.]

    [Footnote 30: The name of Villehardouin was taken from a village and castle in the diocese of Troyes, near the River Aube, between Bar and Arcis. The family was ancient and noble; the elder branch of our historian existed after the year 1400, the younger, which acquired the principality of Achaia, merged in the house of Savoy, (Ducange, p. 235 – 245.)]

    [Footnote 31: This office was held by his father and his descendants; but Ducange has not hunted it with his usual sagacity. I find that, in the year 1356, it was in the family of Conflans; but these provincial have been long since eclipsed by the national marshals of France.]

    [Footnote 32: This language, of which I shall produce some specimens, is explained by Vigenere and Ducange, in a version and glossary. The president Des Brosses (Mechanisme des Langues, tom. ii. p. 83) gives it as the example of a language which has ceased to be French, and is understood only by grammarians.]

    [Footnote 33: His age, and his own expression, moi qui ceste oeuvre dicta. (No. 62, &c.,) may justify the suspicion (more probable than Mr. Wood’s on Homer) that he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Yet Champagne may boast of the two first historians, the noble authors of French prose, 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le.]

    [Footnote 34: The crusade and reigns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Baldwin and his brother Henry, are the subject of a particular history by the Jesuit Doutremens, (Constantinopolis

    Belgica; Turnaci, 1638, in 4to.,) which I have only seen with the eyes of Ducange.]

    In the invasion of Italy by Attila, I have mentioned ^35 the

    flight of the Venetians from the fallen cities of the continent, and their obscure shelter in the chain of islands that line the extremity of the Adriatic Gulf.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s, free, indigent, laborious, and inaccessible, they gradually coalesced into a republic: the first foundations of Venice were laid in the Island of Rialto; and the annual election of the twelve tribunes was superseded by the permanent office of a duke or doge.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the Venetians exult in the belief of primitive and perpetual independence. ^36 Against the Latins, their antique freedom has been asserted by the sword, and may be justified by the pen. Charlemagne himself resigned all claims of sovereignty to the islands of the Adriatic Gulf: his son Pepin was repulsed in the attacks of the lagunas or canals, too deep for the cavalry, and too shallow for the vessels; and in every age, under the German Caesars, the lands of the republic have been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kingdom of Italy. But the inhabitants of Venice were considered by themselves, by strangers, and by their sovereigns, as an inalienable por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37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 proofs of their subjection are numerous and unquestionable; and the vain titles, the servile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so ambitiously solicited by their dukes, would have degraded the magistrates of a free people. But the bands of this dependence, which was never absolute or rigid, were imperceptibly relaxed by the ambition of Venice and the weakness of Constantinople. Obedience was softened into respect, privilege ripened into prerogative, and the freedom of domestic government was fortifi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foreign dominion. The maritime cities of Istria and Dalmatia bowed to the sovereigns of the Adriatic; and when they armed against the Normans in the cause of Alexius, the emperor applied, not to the duty of his subjects, but to the gratitude and generosity of his faithful allies. The sea was their patrimony: ^38 the western parts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uscany to Gibraltar, were indeed abandoned to their rivals of Pisa and Genoa; but the Venetians acquired an early and lucrative share of the commerce of Greece and Egypt. Their riche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Europe; their manufactures of silk and glass, perhaps the institution of their bank, are of high antiquity; and they enjoyed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in the magnifice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o assert her flag, to avenge her injuries,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republic could launch and man a fleet of a hundred galleys; and the Greeks, the Saracens, and the Normans, were encountered by her naval arms. The Franks of Syria were assisted by the Venetians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sea coast; but their zeal was neither blind nor disinterested; and in the conquest of Tyre, they shared the sovereignty of a city, the first seat of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The policy of Venice was marked by the avarice of a trading, and the insolence of a maritime, power; yet her ambition was prudent: nor did she often forget that if armed galleys were the effect and safeguard, merchant vessels were the cause and supply, of her greatness. In her religion, she avoided the schisms of the Greeks, without yielding a servile obedience to the Roman pontiff; and a free intercourse with the infidels of every clime appears to have allayed betimes the fever of superstition. Her primitive government was a loose mixture of democracy and monarchy; the doge was elected by the vot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s long as he was popular and successful, he reigned with the pomp and authority of a prince; but in the frequent revolutions of the state, he was deposed, or banished, or slain, by the justice or injustice of the multitude. The twelfth century produced the first rudiments of the wise and jealous aristocracy, which has reduced the doge to a pageant, and the people to a cipher. ^39

    [Footnote 35: History, &c., vol. iii. p. 446, 447.]

    [Footnote 36: The found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Venice, and Pepin’s invasion, are discussed by Pagi (Critica, tom. iii. A.D. 81), No. 4, &c.) and Beretti, (Dissert. Chorograph. Italiae Medii Aevi, in Muratori, Script. tom. x. p. 153.) The two critics have a

    slight bias, the Frenchman adverse, the Italian favorable, to the republic.]

    [Footnote 37: When the son of Charlemagne asserted his right of sovereignty, he was answered by the loyal Venetians, (Constantin. Porphyrogenit. de Administrat Imperii, pars ii. c. 28, p. 85;) and the report of the ixth establishes the fact of the xth century, which is confirmed by the embassy of Liutprand of Cremona. The annual tribute, which the emperor allows them to pay to the king of Italy, alleviates, by doubling, their servitude; but the hateful word must be translated, as in the charter of 827, (Laugier, Hist. de Venice, tom. i. p. 67, &c.,) by the softer appellation of subditi, or fideles.]

    [Footnote 38: See the xxvth and xxxth dissertations of the Antiquitates Medii Aevi of Muratori. From Anderson’s History of Commerce, I understand that the Venetians did not trade to England before the year 1323. The most flourishing state of their wealth and commer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vth century, is agreeably described by the Abbe Dubos, (Hist. de la Ligue de Cambray, tom. ii. p. 443 – 480.)]

    [Footnote 39: The Venetians have been slow i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eir history. Their most ancient monuments are, 1. The rude Chronicle (perhaps) of John Sagorninus, (Venezia, 1765, in octavo,) which represents the state and manners of Venice in the year 1008. 2. The larger history of the doge, (1342 – 1354,) Andrew Dandolo,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xiith tom. of Muratori, A.D. 1728. The History of Venice by the Abbe Laugier, (Paris, 1728,) is a work of some merit, which I have chiefly used for the constitutional part.

    Note: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to mention the valuable work

    of Count Daru, “History de Venise,” of which I hear that an Italian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notes defensive of the ancient republic. I have not yet seen this work. – M.]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I.

    When the six ambassadors of the French pilgrims arrived at

    Venice,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palace of St. Mark, by the reigning duke; his name was Henry Dandolo; ^40 and he shone in the last period of human life as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characters of the times. Under the weight of years, and after the loss of his eyes, ^41 Dandolo retained a sound understanding and a manly courage: the spirit of a hero, ambitious to signalize his reign by some memorable exploits; and the wisdom of a patriot, anxious to build his fame on the glory and advantage of his country. He praised the bold enthusiasm and liberal confidence of the barons and their deputies: in such a cause, and with such associates, he should aspire, were he a private man, to terminate his life; but he was the servant of the republic, and some delay was requisite to consult, on this arduous business, the judgment of his colleagues. The proposal of the French was first debated by the six sages who had been recently appointed to control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oge: it was next disclosed to the forty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and finally communicated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four hundred and fifty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annually chosen in the six quarters of the city. In peace and war, the doge was still the chief of the republic; his legal authority was supported by the personal reputation of Dandolo: his arguments of public interest were balanced and approved; and he was authorized to inform the ambassadors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of the treaty. ^42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crusaders should assemble at Venice, on the feast of St. John of the ensuing year; that flat-bottomed vessels should be prepared for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s, and nine thousand squires, with a number of ships sufficient for the embarkation of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that during a term of nine months they should be supplied

    with provisions, and transported to whatsoever coast the service of God and Christendom should require; and that the republic should join the armament with a squadron of fifty galleys. It was required, that the pilgrims should pay, before their departure, a sum of eighty-five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and that all conquests, by sea and land, should be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confederates. The terms were hard; but the emergency was pressing, and the French barons were not less profuse of money than of blood. A general assembly was convened to ratify the treaty: the stately chapel and place of St. Mark were filled with ten thousand citizens; and the noble deputies were taught a new lesson of humbling themselves before the majesty of the people. “Illustrious Venetians,” said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we are sent by the greatest and most powerful barons of France to implore the aid of the masters of the sea for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They have enjoined us to fall prostrate at your feet; nor will we rise from the ground till you have promised to avenge with us the injuries of Christ.” The eloquence of their words and tears, ^43 their martial aspect, and suppliant attitude, were applauded by a universal shout; as it were, says Jeffrey, by the sound of an earthquake. The venerable doge ascended the pulpit to urge their request by those motives of honor and virtue, which alone can be offered to a popular assembly: the treaty was transcribed on parchment, attested with oaths and seals, mutually accepted by the weeping and joyful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 and Venice; and despatched to Rome for the approbation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Two thousand marks were borrowed of the merchants for the first expenses of the armament. Of the six deputies, two repassed the Alps to announce their success, while their four companions made a fruitless trial of the zeal and emulation of the republics of Genoa and Pisa. [Footnote 40: Henry Dandolo was eighty-four at his election, (A.D. 1192,) and ninety-seven at his death, (A.D. 1205.) See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sur Villehardouin, No. 204. But this extraordinary longevity is not observed by the original writers, nor does there exist another example of a hero near a hundred years of age. Theophrastus might afford an instance

    of a writer of ninety-nine; but instead of Prooem. ad Character.,)I am much inclined to read with his last editor Fischer, and the first thoughts of Casaubon.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hat the powers of the mind and body should support themselves till such a period of life.]

    [Footnote 41: The modern Venetians (Laugier, tom. ii. p. 119) accuse the emperor Manuel; but the calumny is refuted by Villehardouin and the older writers, who suppose that Dandolo lost his eyes by a wound, (No. 31, and Ducange.)

    Note: The accounts differ, both as to the extent and the

    cause of his blindness According to Villehardouin and others, the sight was totally lost; according to the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Murat. tom. xii. p. 322,) he was vise debilis. See Wilken, vol. v. p. 143. – M.]

    [Footnote 42: See the original treaty in the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p. 323 – 326.]

    [Footnote 43: A reader of Villehardouin must observe the frequent tears of the marshal and his brother knights. Sachiez que la ot mainte lerme ploree de pitie, (No. 17;) mult plorant, (ibid;) mainte lerme ploree, (No. 34;) si orent mult pitie et plorerent mult durement, (No. 60;) i ot mainte lerme ploree de pitie, (No. 202.) They weep on every occasion of grief, joy, or devotion.]

    The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was still opposed by unforeseen

    difficulties and delays. The marshal, on his return to Troyes, was embraced and approved by Thibaut count of Champagne, who had been unanimously chosen general of the confederates. But the health of that valiant youth already declined, and soon became hopeless; and he deplored the untimely fate, which condemned him to expire, not in a field of battle, but on a bed of sickness. To his brave and numerous vassals, the dying prince distributed his treasures: they swore in his presence to accomplish his vow and their own; but some

    there were, says the marshal, who accepted his gifts and forfeited their words. The more resolut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held a parliament at Soissons for the election of a new general; but such was the incapacity, or jealousy, or reluctance, of the princes of France, that none could be found both able and willing to assume the conduct of the enterprise. They acquiesced in the choice of a stranger, of Boniface marquis of Montferrat, descended of a race of heroes, and himself of conspicuous fame in the wars and negotiations of the times; ^44 nor could the piety or ambition of the Italian chief decline this honorable invitation. After visiting the French court, where he was received as a friend and kinsman, the marquis, in the church of Soissons, was invested with the cross of a pilgrim and the staff of a general; and immediately repassed the Alps, to prepare for the distant expedition of the East. About the festival of the Pentecost he displayed his banner, and marched towards Venice at the head of the Italians: he was preceded or followed by the counts of Flanders and Blois, and the most respectable barons of France; and their numbers were swelled by the pilgrims of Germany, ^45 whose object and motives were similar to their own. The Venetians had fulfilled, and even surpassed, their engagements: stables were constructed for the horses, and barracks for the troops: the magazines were abundantly replenished with forage and provisions; and the fleet of transports, ships, and galleys, was ready to hoist sail as soon as the republic had received the price of the freight and armament. But that price far exceeded the wealth of the crusaders who were assembled at Venice. The Flemings, whose obedience to their count was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had embarked in their vessels for the long navigation of the ocean and Mediterranean; and many of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d preferred a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passage from Marseilles and Apulia to the Holy Land. Each pilgrim might complain, that after he had furnished his own contribution, he was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iciency of his absent brethren: the gold and silver plate of the chiefs, which they freely delivered to the treasury of St. Marks, was a generous but inadequate sacrifice; and after all their efforts,

    thirty-four thousand marks were still wanting to complete the stipulated sum. The obstacle was removed by the policy and patriotism of the doge, who proposed to the barons, that if they would join their arms in reducing some revolted cities of Dalmatia, he would expose his person in the holy war, and obtain from the republic a long indulgence, till some wealthy conquest should affor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 debt. After much scruple and hesitation, they chose rather to accept the offer than to relinquish the enterprise; and the first hostilities of the fleet and army were directed against Zara, ^46 a strong city of the Sclavonian coast, which had renounced its allegiance to Venice, and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king of Hungary. ^47 The crusaders burst the chain or boom of the harbor; landed their horses, troops, and military engines; and compelled the inhabitants, after a defence of five days, to surrender at discretion: their lives were spared, but the revolt was punished by the pillage of their houses and the demolition of their walls. The season was far advanced;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resolved to pass the winter in a secure harbor and plentiful country; but their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national and tumultuous quarrels of the soldiers and mariners. The conquest of Zara had scattered the seeds of discord and scandal: the arms of the allies had been stained in their outset with the blood, not of infidels, but of Christians: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his new subjects were themselves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the scruples of the devout were magnified by the fear of lassitude of the reluctant pilgrims. The pope had excommunicated the false crusaders who had pillaged and massacred their brethren, ^48 and only the marquis Boniface and Simon of Montfort ^* escaped these spiritual thunders; the one by his absence from the siege, the other by his final departure from the camp. Innocent might absolve the simple and submissive penitents of France; but he was provoked by the stubborn reason of the Venetians, who refused to confess their guilt, to accept their pardon, or to allow, in their temporal concerns, the interposition of a priest.

    [Footnote 44: By a victory (A.D. 1191) over the citizens of Asti, by a crusade to Palestine, and by an embassy from the pope to

    the German princes,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 p. 163, 202.)]

    [Footnote 45: See the crusade of the Germans in the Historia C. P. of Gunther, (Canisii Antiq. Lect. tom. iv. p. v. – viii.,) who celebrates the pilgrimage of his abbot Martin, one of the preaching rivals of Fulk of Neuilly. His monastery, of the Cistercian order, was situate in the diocese of Basil] [Footnote 46: Jadera, now Zara, was a Roman colony, which acknowledged Augustus for its parent. It is now only two miles round, and contains five or six thousand inhabitants; but the fortifications are strong, and it is joined to the main land by a bridge. See the travels of the two companions, Spon and Wheeler, (Voyage de Dalmatie, de Grece, &c., tom. i. p. 64 – 70. Journey into Greece, p. 8 – 14;) the last of whom, by mistaking Sestertia for Sestertii, values an arch with statues and columns at twelve pounds. If, in his time, there were no trees near Zara, the cherry-trees were not yet planted which produce our incomparable marasquin.]

    [Footnote 47: Katona (Hist. Critica Reg. Hungariae, Stirpis Arpad. tom. iv. p. 536 – 558) collects all the facts and testimonies most adverse to the conquerors of Zara.]

    [Footnote 48: See the whole transaction, and the sentiments of the pope, in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Gesta, c. 86, 87, 88.]

    [Footnote *: Montfort protested against the siege. Guido, the abbot of Vaux de Sernay, in the name of the pope, interdicted the attack on a Christian city; and the immediate surrender of the town was thus delayed for five days of fruitless resistance. Wilken, vol. v. p. 167. See likewise, at length,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dict issued by the pope. Ibid. – M.]

    The assembly of such formidable powers by sea and land had

    revived the hopes of young ^49 Alexius; and both at Venice and Zara, he solicited the arms of the crusaders, for his own restoration and his father’s ^50 deliverance. The royal youth was recommended by Philip king of Germany: his prayers and

    presence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the camp; and his cause was embraced and pleaded b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nd the doge of Venice. A double alliance, and the dignity of Caesar, had connected with the Imperial family the two elder brothers of Boniface: ^51 he expected to derive a kingdom from the important service; and the more generous ambition of Dandolo was eager to secure the inestimable benefits of trade and dominion that might accrue to his country. ^52 Their influence procured a favorable audience for the ambassadors of Alexius; and if the magnitude of his offers excited some suspicion, the motives and rewards which he displayed might justify the delay and diversion of those forces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He promised in his own and his father’s name, that as soon as they should be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would terminate the long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submit themselves and their people to the lawful supremacy of the Roman church. He engaged to recompense the labors and merits of the crusaders, by the immediate paymen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to accompany them in person to Egypt; or, if it should be judged more advantageous, to maintain, during a year, ten thousand men, and, during his life, five hundred knight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Land. These tempting conditions were accepted by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eloquence of the doge and marquis persuaded the counts of Flanders, Blois, and St. Pol, with eight barons of France, to join in the glorious enterprise. A treaty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lliance was confirmed by their oaths and seals; and each individual, according to his situation and character, was swayed by the hope of public or private advantage; by the honor of restoring an exiled monarch; or by the sincere and probable opinion, that their efforts in Palestine would be fruitless and unavailing, and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Constantinople must precede and prepare the recovery of Jerusalem. But they were the chiefs or equals of a valiant band of freemen and volunteers, who thought and acted for themselves: the soldiers and clergy were divided; and, if a large majority subscribed to the alliance, the numbers and arguments of the dissidents were strong and respectable. ^53 The boldest hearts were

    appalled by the report of the naval power and impregnable strengt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ir apprehensions were disguised to the world, and perhaps to themselves, by the more decent objections of religion and duty. They alleged the sanctity of a vow, which had drawn them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homes to the rescue of the holy sepulchre; nor should the dark and crooked counsels of human policy divert them from a pursuit, the event of which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Almighty. Their first offence, the attack of Zara, had been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reproach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e censures of the pope; nor would they again imbrue their hands in the blood of their fellow-Christians.

    The apostle of Rome had pronounced; nor would they usurp the right of avenging with the sword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the doubtful usurpation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 On these principles or pretences, many pilgrim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valor and piety, withdrew from the camp; and their retreat was less pernicious than the open or secret opposition of a discontented party, that labored, on every occasion, to separate the army and disappoint the enterprise.

    [Footnote 49: A modern reader is surprised to hear of the valet de Constantinople, as applied to young Alexius, on account of his youth, like the infants of Spain, and the nobilissimus puer of the Romans. The pages and valets of the knights were as noble as themselves, (Villehardouin and Ducange, No. 36.)]

    [Footnote 50: The emperor Isaac is styled by Villehardouin, Sursac, (No. 35, &c.,) which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French Sire, or the Greek melted into his proper name; the further corruptions of Tursac and Conserac will instruct us what license may have been used in the old dynasties of Assyria and Egypt.] [Footnote 51: Reinier and Conrad: the former married Maria,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the latter was the husband of Theodora Angela, sister of the emperors Isaac and Alexius. Conrad abandoned the Greek court and princess for the glory of defending Tyre against Saladin, (Ducange, Fam. Byzant. p. 187, 203.)]

    [Footnote 52: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o, l. iii. c. 9) accuses the doge and Venetians as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war against Constantinople, and considers the arrival and shameful offers of the royal exile.

    Note: He admits, however, that the Angeli had committed

    depredations on the Venetian trade, and the emperor himself had refused the payment of part of the stipulated compensation for the seizure of the Venetian merchandise by the emperor Manuel. Nicetas, in loc. – M.]

    [Footnote 53: Villehardouin and Gunther represent the sentiments of the two parties. The abbot Martin left the army at Zara, proceeded to Palestine, was sent ambassador to Constantinople, and became a reluctant witness of the second siege.]

    Notwithstanding this defection,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and army was vigorously pressed by the Venetians, whose zeal for the service of the royal youth concealed a just resentment to his nation and family. They were mortified by the recent preference which had been given to Pisa, the rival of their trade; they had a long arrear of debt and injury to liquidat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Dandolo might not discourage the popular tale, that he had been deprived of his eyes by the emperor Manuel, who perfidiously violated the sanctity of an ambassador. A similar armament, for ages, had not rode the Adriatic: it was composed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lat- bottomed vessels or palanders for the horses; two hundred and forty transports filled with men and arms; seventy store-ships laden with provisions; and fifty stout galleys, well prepared for the encounter of an enemy. ^54 While the wind was favorable, the sky serene, and the water smooth, every eye was fixed with wonder and delight on the scene of military and naval pomp which overspread the sea. ^* The shields of the knights and squires, at once an ornament and a defence, were arrang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ships; the banners of the

    nations and families were displayed from the stern; our modern artillery was supplied by three hundred engines for casting stones and darts: the fatigues of the way were cheer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the spirits of the adventurers were raised by the mutual assurance, that forty thousand Christian heroes were equal to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55 In the navigation ^56 from Venice and Zara, the fleet was successfully steered by the skill and experience of the Venetian pilots: at Durazzo, the confederates first landed o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Isle of Corfu afforded a station and repose; they doubled, without accident, the perilous cape of Malea, the southern point of Peloponnesus or the Morea; made a descent in the islands of Negropont and Andros; and cast anchor at Abydus on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Hellespont. These preludes of conquest were easy and bloodless: the Greeks of the provinces, without patriotism or courage, were crushed by an irresistible force: the presence of the lawful heir might justify their obedience; and it was rewarded by the modesty and discipline of the Latins. As they penetrated through the Hellespont, the magnitude of their navy was compressed in a narrow channel, and the face of the waters was darkened with innumerable sails. They again expanded in the basin of the Propontis, and traversed that placid sea, till they approached the European shore, at the abbey of St. Stephen, three leagues to the we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rudent doge dissuaded them from dispersing themselves in a populous and hostile land; and, as their stock of provisions was reduced, it was resolved, in the season of harvest, to replenish their store-ships in the fertile islands of the Propontis. With this resolution, they directed their course: but a strong gale, and their own impatience, drove them to the eastward; and so near did they run to the shore and the city, that some volleys of stones and darts we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ships and the rampart. As they passed along, they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or, as it should seem, of the earth; rising from her seven hills, and towering over the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swelling domes and lofty spires of five hundred palaces and churches were gilded by the sun and reflected in the waters: the walls were crowded with soldiers and spectators, whose numbers they beheld, of whose temper they were ignorant; and each heart was chilled by the reflection,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such an enterprise had never been undertaken by such a handful of warriors. But the momentary apprehension was dispelled by hope and valor; and every man, says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glanced his eye on the sword or lance which he must speedily use in the glorious conflict. ^57 The Latins cast anchor before Chalcedon; the mariners only were left in the vessels: the soldiers, horses, and arms, were safely landed; and, in the luxury of an Imperial palace, the barons tasted the first fruits of their success. On the third day, the fleet and army moved towards Scutari, the Asiatic suburb of Constantinople: a detachment of five hundred Greek horse was surprised and defeated by fourscore French knights; and in a halt of nine days, the camp was plentifully supplied with forage and provisions. [Footnote 54: The birth and dignity of Andrew Dandolo gave him the motive and the means of searching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the memorable story of his ancestor. His brevity seems to accuse the copious and more recent narratives of Sanud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i.,) Blondus, Sabellicus, and Rhamnusius.]

    [Footnote *: This description rather belongs to the first setting sail of the expedition from Venice, before the siege of Zara. The armament did not return to Venice. – M.]

    [Footnote 55: Villehardouin, No. 62. His feelings and expressions are original: he often weeps, but he rejoices in the glories and perils of war with a spirit unknown to a sedentary writer.]

    [Footnote 56: In this voyage, almost all the geographical names are corrupted by the Latins. The modern appellation of Chalcis, and all Euboea, is derived from its Euripus, Euripo, Negri-po, Negropont, which dishonors our maps, (D’Anville, Geographie Ancienne, tom. i. p. 263.)]

    [Footnote 57: Et sachiez que il ni ot si hardi cui le cuer ne fremist, (c. 66.) . . Chascuns regardoit ses armes . . . . que par tems en arons mestier, (c. 67.) Such is the honesty of courage.]

    In relating the invasion of a great empire, it may seem

    strange that I have not described the obstacles which should have checked the progress of the strangers. The Greeks, in truth, were an unwarlike people; but they were rich, industrious, and subject to the will of a single man: had that man been capable of fear, when his enemies were at a distance, or of courage, when they approached his person. The first rumor of his nephew’s alliance with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as despised by the usurper Alexius: his flatterers persuaded him, that in this contempt he was bold and sincere; and each evening, in the close of the banquet, he thrice discomfit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These Barbarians had been justly terrified by the report of his naval power; and the sixteen hundred fishing boats of Constantinople ^58 could have manned a fleet, to sink them in the Adriatic, or stop their entrance in the mouth of the Hellespont. But all force may be annihilated by the negligence of the prince and the venality of his ministers. The great duke, or admiral, made a scandalous, almost a public, auction of the sails, the masts, and the rigging: the royal forests were reserved for the more important purpose of the chase; and the trees, says Nicetas, were guarded by the eunuchs, like the groves of religious worship. ^59 From his dream of pride, Alexius was awakened by the siege of Zara, and the rapid advances of the Latins; as soon as he saw the danger was real, he thought it inevitable, and his vain presumption was lost in abject despondency and despair. He suffered these contemptible Barbarians to pitch their camp in the sight of the palace; and his apprehensions were thinly disguised by the pomp and menace of a suppliant embassy. The sovereign of the Romans was astonishe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say) at the hostile appearance of the strangers. If these pilgrims were sincere in their vow for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his voice must applaud, and his treasures should assist, their pious design but should they dare to invade the sanctuary of empire, their numbers, were they ten times more considerable, should not protect them from his just resentment. The answer of the doge and barons was simple and magnanimous. “In the cause of honor and justice,” they said, “we despise the usurper of Greece, his threats, and his offers. Our friendship and his allegiance are due to the lawful heir, to the young prince, who is seated among us, and to his father, the emperor Isaac, who has been deprived of his sceptre, his freedom, and his eyes, by the crime of an ungrateful brother. Let that brother confess his guilt, and implore forgiveness, and we ourselves will intercede, that he may be permitted to live in affluence and security. But let him not insult us by a second message; our reply will be made in arms,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58: Eandem urbem plus in solis navibus piscatorum abundare, quam illos in toto navigio. Habebat enim mille et sexcentas piscatorias naves ….. Bellicas autem sive mercatorias habebant infinitae multitudinis et portum tutissimum. Gunther, Hist. C. P. c. 8, p. 10.]

    [Footnote 59: Nicetas in Alex. Comneno, l. iii. c. 9, p. 348.]

    On the tenth day of their encampment at Scutari, the

    crusaders prepared themselves, as soldiers and as Catholics, for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Perilous indeed was the adventure; the stream was broad and rapid: in a calm the current of the Euxine might drive down the liquid and unextinguishable fires of the Greeks; and the opposite shores of Europe were defended by seven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n formidable array. On this memorable day, which happened to be bright and pleasant, the Latins were distributed in six battles or divisions; the first, or vanguard, was led by the count of Flander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in the skill and number of his crossbows. The four successive battles of the French were commanded by his

    brother Henry, the counts of St. Pol and Blois, and Matthew of Montmorency; the last of whom was honored by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marshal and nobles of Champagne. The sixth division, the rear-guard and reserve of the army, was conducted b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t the head of the Germans and Lombards. The chargers, saddled, with their long comparisons dragging on the ground, were embarked in the flat palanders; ^60 and the knights stood by the side of their horses, in complete armor, their helmets laced, and their lances in their hands. The numerous train of sergeants ^61 and archers occupied the transports; and each transport was towed by the strength and swiftness of a galley. The six divisions traversed the Bosphorus, without encountering an enemy or an obstacle: to land the foremost was the wish, to conquer or die was the resolution, of every division and of every soldier. Jealous of the preeminence of danger, the knights in their heavy armor leaped into the sea, when it rose as high as their girdle; the sergeants and archers were animated by their valor; and the squires, letting down the draw-bridges of the palanders, led the horses to the shore. Before their squadrons could mount, and form, and couch their Lances, the seventy thousand Greeks had vanished from their sight: the timid Alexius gave the example to his troops; and it was only by the plunder of his rich pavilions that the Latins were informed that they had fought against an emperor. In the first consternation of the flying enemy, they resolved, by a double attack, to open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r. The tower of Galata, ^62 in the suburb of Pera, was attacked and stormed by the French, while the Venetians assumed the more difficult task of forcing the boom or chain that was stretched from that tower to the Byzantine shore. After some fruitless attempts, their intrepid perseverance prevailed: twenty ships of war, the relics of the Grecian navy, were either sunk or taken: the enormous and massy links of iron were cut asunder by the shears, or broken by the weight, of the galleys; ^63 and the Venetian fleet, safe and triumphant, rode at anchor in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se daring achievements, a remnant of twenty thousand Latins solicited the license of besieging a capital which contained above four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64 able, though not willing, to bear arms in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Such an account would indeed suppose a population of near two millions; but whatever abatement may be required in the numbers of the Greeks, the belief of those numbers will equally exalt the fearless spirit of their assailants.

    [Footnote 60: From the version of Vignere I adopt the well-sounding word palander, which is still used, I believe, in the Mediterranean. But had I written in French, I should have preserved the original and expressive denomination of vessiers or huissiers, from the huis or door which was let down as a draw-bridge; but which, at sea, was closed into the side of the ship, (see Ducange au Villehardouin, No. 14, and Joinville. p. 27, 28, edit. du Louvre.)]

    [Footnote 61: To avoid the vague expressions of followers, &c., I use, after Villehardouin, the word sergeants for all horsemen who were not knights. There were sergeants at arms, and sergeants at law; and if we visit the parade and Westminster Hall, we may observe the strange result of the distinction, (Ducange, Glossar. Latin, Servientes, &c., tom. vi. p. 226 – 231.)] [Footnote 62: It is needless to observe, that on the subject of Galata, the chain, &c., Ducange is accurate and full. Consult likewise the proper chapters of the C. P. Christiana of the same author.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were so vain and ignorant, that they applied to themselves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Footnote 63: The vessel that broke the chain was named the Eagle, Aquila, (Dandolo, Chronicon, p. 322,) which Blondus (de Gestis Venet.) has changed into Aquilo, the north wind. Ducange (Observations, No. 83) maintains the latter reading; but he had not seen the respectable text of Dandolo, nor did he enough consider the topography of the harbor. The south-east would have been a more effectual wind. (Note to Wilken, vol. v. p. 215.)] [Footnote 64: Quatre cens mil homes ou plus, (Villehardouin, No. 134,) must be understood of men of a military age.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 p. 417) allows Constantinople a million of inhabitants, of whom

    60,000 horse, and an infinite number of foot-soldiers. In its present decay, the capital of the Ottoman empire may contain 400,000 souls, (Bell’s Travels, vol. ii. p. 401, 402;) but as the Turks keep no registers, and as circumstances are fallacious, it is impossible to ascertain (Niebuhr, Voyage en Arabie, tom. i. p. 18, 19) the real populousness of their cities.]

    In the choice of the attack,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ere

    divided by their habits of life and warfare. The former affirmed with truth,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most accessible on the side of the sea and the harbor. The latter might assert with honor, that they had long enough trust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a frail bark and a precarious element, and loudly demanded a trial of knighthood, a firm ground, and a close onset, either on foot or on horseback. After a prudent compromise, of employing the two nations by sea and land, in the service best suited to their character, the fleet covering the army, they both proceeded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extremity of the harbor: the stone bridge of the river was hastily repaired; and the six battles of the French formed their encampment against the front of the capital, the basis of the triangle which runs about four miles from the port to the Propontis. ^65 On the edge of a broad ditch, at the foot of a lofty rampart, they had leisure to contemplat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enterprise. The gates to the right and left of their narrow camp poured forth frequent sallies of cavalry and light-infantry, which cut off their stragglers, swept the country of provisions, sounded the alarm five or six times in the course of each day, and compelled them to plant a palisade, and sink an intrenchment, for their immediate safety. In the supplies and convoys the Venetians had been too sparing, or the Franks too voracious: the usual complaints of hunger and scarcity were heard, and perhaps felt their stock of flour would be exhausted in three weeks; and their disgust of salt meat tempted them to taste the flesh of their horses. The trembling usurper was supported by Theodore Lascaris, his son-in-law, a valiant youth, who aspired to save and to rule his country; the Greeks, regardless of that country, were awakened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religion; but their firmest hope was in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the Varangian guards, of the Danes and English, as they are named in the writers of the times. ^66 After ten days’ incessant labor, the ground was levelled, the ditch filled, the approaches of the besiegers were regularly made,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engines of assault exercised their various powers to clear the rampart, to batter the walls, and to sap the foundations. O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a breach, the scaling-ladders were applied: the numbers that defended the vantage ground repulsed and oppressed the adventurous Latins; but they admired the resolution of fifteen knights and sergeants, who had gained the ascent, and maintained their perilous station till they were precipitated or made prisoners by the Imperial guards.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r the naval attack was more successfully conducted by the Venetians; and that industrious people employed every resource that was known and practiced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 double line, three bow-shots in front, was formed by the galleys and ships; and the swift motion of the former was supported by the weight and loftiness of the latter, whose decks, and poops, and turret, were the platforms of military engines, that discharged their shot over the heads of the first line. The soldiers, who leaped from the galleys on shore, immediately planted and ascended their scaling-ladders, while the large ships, advancing more slowly into the intervals, and lowering a draw-bridge, opened a way through the air from their masts to the rampart. In the midst of the conflict, the doge, a venerable and conspicuous form, stood aloft in complete armor on the prow of his galley. The great standard of St. Mark was displayed before him; his threats, promises, and exhortations, urged the diligence of the rowers; his vessel was the first that struck; and Dandolo was the first warrior on the shore. The nations admired the magnanimity of the blind old man, without reflecting that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diminished the price of life, and enhanced the value of immortal glory. On a sudden, by an invisible hand, (for the standard-bearer was probably slain,)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 was fixed on the rampart: twenty-five towers were rapidly occupied; and, by the cruel expedient of fire, the

    Greeks were driven from the adjacent quarter. The doge had despatched the intelligence of his success, when he was checked by the danger of his confederates. Nobly declaring that he would rather die with the pilgrims than gain a victory by their destruction, Dandolo relinquished his advantage, recalled his troops, and hastened to the scene of action. He found the six weary diminutive battles of the French encompassed by sixty squadrons of the Greek cavalry, the least of which was more numerous than the largest of their divisions. Shame and despair had provoked Alexius to the last effort of a general sally; but he was awed by the firm order and manly aspect of the Latins; and, after skirmishing at a distance, withdrew his troops in the close of the evening. The silence or tumult of the night exasperated his fears; and the timid usurper, collecting a treasure of ten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basely deserted his wife, his people, and his fortune; threw himself into a bark; stole through the Bosphorus; and landed in shameful safety in an obscure harbor of Thrace. As soon as they were apprised of his flight, the Greek nobles sought pardon and peace in the dungeon where the blind Isaac expected each hour the visit of the executioner. Again saved and exalted by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the captive in his Imperial robes was replace on the throne, and surrounded with prostrate slaves, whose real terror and affected joy he was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At the dawn of day, hostilities were suspended, and the Latin chiefs were surprised by a message from the lawful and reigning emperor, who was impatient to embrace his son, and to reward his generous deliverers. ^67

    [Footnote 65: On the most correct plans of Constantinople, I know not how to measure more than 4000 paces. Yet Villehardouin computes the space at three leagues, (No. 86.) If his eye were not deceived, he must reckon by the old Gallic league of 1500 paces, which might still be used in Champagne.] [Footnote 66: The guards, the Varangi, are styled by Villehardouin, (No. 89, 95) Englois et Danois avec leurs haches. Whatever had been their origin, a French pilgrim could not be mistaken in the nations of which they were at that time composed.]

    [Footnote 67: For the first siege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we may read the original letter of the crusaders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91, p. 533, 534. Villehardouin, No. 75 – 99.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 l. iii. c. 10, p. 349 – 352. Dandolo, in Chron. p. 322. Gunther, and his abbot Martin, were not yet returned from their obstinate pilgrim age to Jerusalem, or St. John d’Acre, where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ompany had died of the plague.]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II.

    But these generous deliverers were unwilling to release

    their hostage, till they had obtained from his father the payment, or at least the promise, of their recompense. They chose four ambassadors, Matthew of Montmorency, our historian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two Venetians,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The gates were thrown open on their approach, the streets on both sides were lined with the battle axes of the Danish and English guard: the presence-chamber glittered with gold and jewels, the false substitute of virtue and power: by the side of the blind Isaac his wife was seated, the sister of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by her appearance, the noble matrons of Greece were drawn from their domestic retirement, and mingled with the circle of senators and soldiers. The Latins, by the mouth of the marshal, spoke like men conscious of their merits, but who respected the work of their own hands; and the emperor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his son’s engagements with Venice and the pilgrims must be ratified without hesitation or delay. Withdrawing into a private chamber with the empress, a chamberlain, an interpreter, and the four ambassadors, the father of young Alexius inquired with some anxiety into the nature of his stipulations. The submission of the Eastern

    empire to the pope, the succor of the Holy Land, and a present contribution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 “These conditions are weighty,” was his prudent reply: “they are hard to accept, and difficult to perform. But no conditions can exceed the measure of your services and deserts.” After this satisfactory assurance, the barons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introduced the heir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city and palace: his youth and marvellous adventures engaged every heart in his favor, and Alexius was solemnly crowned with his father i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n the first days of his reign, the people, already blessed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plenty and peace, was delighted by the joyful catastrophe of the tragedy; and the discontent of the nobles, their regret, and their fears, were covered by the polished surface of pleasure and loyalty The mixture of two discordant nations in the same capital might have been pregnant with mischief and danger; and the suburb of Galata, or Pera, was assigned for the quarters of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But the liberty of trade and familiar intercourse was allowed between the friendly nations: and each day the pilgrims were tempted by devotion or curiosity to visit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of Constantinople. Their rude minds, insensible perhaps of the finer art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and the poverty of their native towns enhanced the populousness and riches of the first metropolis of Christendom. ^68 Descending from his state, young Alexius was prompted by interest and gratitude to repeat his frequent and familiar visits to his Latin allies; and in the freedom of the table, the gay petulance of the French sometimes forgot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69 In their most serious conferences, it was agreed, that the re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must be the result of patience and time; but avarice was less tractable than zeal; and a larger sum was instantly disbursed to appease the wants, and silence the importunity, of the crusaders. ^70 Alexius was alarmed by the approaching hour of their departure: their absence might have relieved him from the engagement which he was yet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but his friends would have left him, naked and alone, to the caprice and prejudice of a perfidious nation. He wished to bribe their stay, the delay of a year, by undertaking

    to defray their expense, and to satisfy, in their name, the freight of the Venetian vessels. The offer was agitated in the council of the barons; and, after a repetition of their debates and scruples, a majority of votes again acquiesced in the advice of the doge and the prayer of the young emperor. At the price of sixteen hundred pounds of gold, he prevailed on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o lead him with an army round the provinces of Europe; to establish his authority, and pursue his uncle, while Constantinople was awed by the presence of Baldwin and his confederates of France and Flanders. The expedition was successful: the blind emperor exulted in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and listened to the predictions of his flatterers, that the same Providence which had raised him from the dungeon to the throne, would heal his gout, restore his sight, and watch over the long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Yet the mind of the suspicious old man was tormented by the rising glories of his son; nor could his pride conceal from his envy, that, while his own name was pronounced in faint and reluctant acclamations, the royal youth was the theme of spontaneous and universal praise. ^71

    [Footnote 68: Compare, in the rude energy of Villehardouin, (No. 66, 100,) the inside and outside view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ir impression on the minds of the pilgrims: cette ville (says he) que de toutes les autres ere souveraine. See the parallel passages of Fulcherius Carnotensis, Hist. Hierosol. l. i. c. 4, and Will. Tyr. ii. 3, xx. 26.]

    [Footnote 69: As they played at dice, the Latins took off his diadem, and clapped on his head a woollen or hairy cap, (Nicetas, p. 358.) If these merry companions were Venetians, it was the insolence of trade and a commonwealth.] [Footnote 70: Villehardouin, No. 101. Dandolo, p. 322. The doge affirms, that the Venetians were paid more slowly than the French; but he owns, that the histories of the two nations differed on that subject. Had he read Villehardouin? The Greeks complained, however, good totius Graeciae opes transtulisset, (Gunther, Hist. C. P. c 13) See the lamentations and invectives of Nicetas, (p. 355.)]

    [Footnote 71: The reign of Alexius Comnenus occupies three books in Nicetas, p. 291-352. The short restoration of Isaac and his son is despatched in five chapters, p. 352 – 362.]

    By the recent invasion, the Greeks were awakened from a

    dream of nine centuries; from the vain presumption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impregnable to foreign arms. The strangers of the West had violated the city, and bestowed the sceptre, of Constantine: their Imperial clients soon became as unpopular as themselves: the well-known vices of Isaac were rendered still more contemptible by his infirmities, and the young Alexius was hated as an apostate, who had renounced the manners and religion of his country. His secret covenant with the Latins was divulged or suspected; the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e clergy, were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ir faith and superstition; and every convent, and every shop, resounded with the danger of the church and the tyranny of the pope. ^72 An empty treasury could ill supply the demands of regal luxury and foreign extortion: the Greeks refused to avert, by a general tax, the impending evils of servitude and pillage; the oppression of the rich excited a more dangerous and personal resentment; and if the emperor melted the plate, and despoiled the images, of the sanctuary, he seemed to justify the complaints of heresy and sacrilege. During the absence of Marquis Boniface and his Imperial pupil, Constantinople was visited with a calamity which might be justly imputed to the zeal and indiscretion of the Flemish pilgrims. ^73 In one of their visits to the city, they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aspect of a mosque or synagogue, in which one God was worshipped, without a partner or a son. Their effectual mode of controversy was to attack the infidels with the sword, and their habitation with fire: but the infidels, and some Christian neighbors, presumed to defend their lives and properties; and the flames which bigotry had kindled, consumed the most orthodox and innocent structures. During eight days and nights,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above a league in front, from the harbor to the Propontis, over the thickest and most populous regions of the city. It is not easy to count

    the stately churches and palaces that were reduced to a smoking ruin, to value the merchandise that perished in the trading streets, or to number the families that were involved in the common destruction.

    By this outrage, which the doge and the barons in vain affected to disclaim, the name of the Latins became still more unpopular; and the colony of that nation, above fifteen thousand persons, consulted their safety in a hasty retreat from the city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tandard in the suburb of Pera. The emperor returned in triumph; but the firmest and most dexterous policy would have been insufficient to steer him through the tempest, which overwhelmed the person and government of that unhappy youth. His own inclination, and his father’s advice, attached him to his benefactors; but Alexius hesitated between gratitude and patriotism, between the fear of his subjects and of his allies. ^74 By his feeble and fluctuating conduct he lost the esteem and confidence of both; and, while he invited the marquis of Monferrat to occupy the palace, he suffered the nobles to conspire, and the people to arm,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ir country. Regardless of his painful situation, the Latin chiefs repeated their demands, resented his delays, suspected his intentions, and exacted a decisive answer of peace or war. The haughty summons was delivered by three French knights and three Venetian deputies, who girded their swords, mounted their horses, pierced through the angry multitude, and entered, with a fearful countenance, the palace and presence of the Greek emperor. In a peremptory tone, they recapitulated their services and his engagements; and boldly declared, that unless their just claims were fully and immediately satisfied, they should no longer hold him either as a sovereign or a friend. After this defiance, the first that had ever wounded an Imperial ear, they departed without betraying any symptoms of fear; but their escape from a servile palace and a furious city astonished the ambassadors themselve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amp was the signal of mutual hostility.

    [Footnote 72: When Nicetas reproaches Alexius for his impious league, he bestows the harshest names on the pope’s new

    religion, (p. 348.) Such was the sincere language of every Greek to the last gasp of the empire.] [Footnote 73: Nicetas (p. 355) is positive in the charge, and specifies the Flemings, though he is wrong in supposing it an ancient name. Villehardouin (No. 107) exculpates the barons, and is ignorant (perhaps affectedly ignorant) of the names of the guilty.]

    [Footnote 74: Compare the suspicions and complaints of Nicetas (p. 359 – 362) with the blunt charges of Baldwin of Flanders, (Gesta Innocent III. c. 92, p. 534,) cum patriarcha et mole nobilium, nobis promises perjurus et mendax.]

    Among the Greeks, all authority and wisdom were overborne by

    the impetuous multitude, who mistook their rage for valor, their numbers for strength, and their fanaticism for the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of Heaven. In the eyes of both nations Alexius was false and contemptible; the base and spurious race of the Angeli was rejected with clamorous disdain; and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encompassed the senate, to demand at their hands a more worthy emperor. To every senator, conspicuous by his birth or dignity, they successively presented the purple: by each senator the deadly garment was repulsed: the contest lasted three days; and we may learn from the historian Nicet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that fear and weaknesses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ir loyalty. A phantom, who vanished in oblivion, was forcibly proclaimed by the crowd: ^75 but the author of the tumult, and the leader of the war, was a prince of the house of Ducas; and his common appellation of Alexius must be discriminated by the epithet of Mourzoufle, ^76 which in the vulgar idiom expressed the close junction of his black and shaggy eyebrows. At once a patriot and a courtier, the perfidious Mourzoufle, who was not destitute of cunning and courage, opposed the Latins both in speech and action, inflamed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the Greeks, and insinuated himself into the favor and confidence of Alexius, who trusted him with the office of great chamberlain, and tinged his buskins with the colors of royalty.

    At the dead of night, he rushed into the bed-chamber with an affrighted aspect, exclaiming, that the palace was attacked by the people and betrayed by the guards. Starting from his couch, the unsuspecting prince threw himself into the arms of his enemy, who had contrived his escape by a private staircase. But that staircase terminated in a prison: Alexius was seized, stripped, and loaded with chains; and, after tasting some days the bitterness of death, he was poisoned, or strangled, or beaten with clubs, at the command, o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yrant. The emperor Isaac Angelus soon followed his son to the grave; and Mourzoufle, perhaps, might spare the superfluous crime of hastening the extinction of impotence and blindness. [Footnote 75: His name was Nicholas Canabus: h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Nicetas and the vengeance of Mourzoufle, (p. 362.)]

    [Footnote 76: Villehardouin (No. 116) speaks of him as a favorite, without knowing that he was a prince of the blood, Angelus and Ducas. Ducange, who pries into every corner, believes him to be the son of Isaac Ducas Sebastocrator, and second cousin of young Alexius.]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s, and the usurpation of Mourzoufle,

    had changed the nature of the quarrel. It was no longer the disagreement of allies who overvalued their services, or neglected their obligations: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forgot their complaints against Alexius, dropped a tear on the untimely fate of their companion, and swore revenge against the perfidious nation who had crowned his assassin. Yet the prudent doge was still inclined to negotiate: he asked as a debt, a subsidy, or a fine, fif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about two millions sterling; nor would the conference have been abruptly broken, if the zeal, or policy, of Mourzoufle had not refused to sacrifice the Greek church to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77 Amidst the invectives of his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we may discern, that he was not unworthy of the character which he had assumed, of the public champion: the second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ar more laborious than the first;

    the treasury was replenished, and discipline was restored, by a severe inquisition into the abuses of the former reign; and Mourzoufle, an iron mace in his hand, visiting the posts, and affecting the port and aspect of a warrior, was an object of terror to his soldiers, at least, and to his kinsmen. Befor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Alexius, the Greeks made two vigorous and well-conducted attempts to burn the navy in the harbor; but the skill and courage of the Venetians repulsed the fire-ships; and the vagrant flames wasted themselves without injury in the sea. ^78 In a nocturnal sally the Greek emperor was vanquished by Henry, brother of the count of Flanders: the advantages of number and surprise aggravated the shame of his defeat: his buckler was found on the field of battle; and the Imperial standard, ^79 a divine image of the Virgin, was presented, as a trophy and a relic to the Cistercian monks, the disciples of St. Bernard. Near three months, without excepting the holy season of Lent, were consumed in skirmishes and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Latins were ready or resolved for a general assault. The land fortifications had been found impregnable; and the Venetian pilots represented, that, on the shore of the Propontis, the anchorage was unsafe, and the ships must be driven by the current far away to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a prospect not unpleasing to the reluctant pilgrims, who sought every opportunity of breaking the army. From the harbor, therefore, the assault was determined by the assailants, and expected by the besieged; and the emperor had placed his scarlet pavilions on a neighboring height, to direct and animate the efforts of his troops. A fearless spectator, whose mind could entertain the ideas of pomp and pleasure, might have admired the long array of two embattled armies, which extended above half a league, the one on the ships and galleys, the other on the walls and towers raised above the ordinary level by several stages of wooden turrets. Their first fury was spent in the discharge of darts, stones, and fire, from the engines; but the water was deep; the French were bold; the Venetians were skilful; they approached the walls; and a desperate conflict of swords, spears, and battle- axes, was fought on the trembling bridges that grappled the floating, to the stable, batteries. In more than a hundred places, the

    assault was urged, and the defence was sustained; till the superiority of ground and numbers finally prevailed, and the Latin trumpets sounded a retreat. On the ensuing days, the attack was renewed with equal vigor, and a similar event; and, in the night, the doge and the barons held a council, apprehensive only for the public danger: not a voice pronounced the words of escape or treaty; and each warrior, according to his temper, embraced the hope of victory, or the assurance of a glorious death. ^80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mer siege, the Greeks were instructed, but the Latins were animated; and the knowledge that Constantinople might be taken, was of more avail than the local precautions which that knowledge had inspired for its defence. In the third assault, two ships were linked together to double their strength; a strong north wind drove them on the shore; the bishops of Troyes and Soissons led the van; and the auspicious names of the pilgrim and the paradise resounded along the line. ^81 The episcopal banners were displayed on the walls; a hundred marks of silver had been promised to the first adventurers; and if their reward was intercepted by death, their names have been immortalized by fame. ^* Four towers were scaled; three gates were burst open; and the French knights, who might tremble on the waves, felt themselves invincible on horseback on the solid ground. Shall I relate that the thousands who guarded the emperor’s person fled on the approach, and before the lance, of a single warrior? Their ignominious flight is attested by their countryman Nicetas: an army of phantoms marched with the French hero, and he was magnified to a giant in the eyes of the Greeks. ^82 While the fugitives deserted their posts and cast away their arms, the Latins entered the city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ir leaders: the streets and gates opened for their passage; and either design or accident kindled a third conflagration, which consumed in a few hours the measure of three of the largest cities of France. ^83 In the close of evening, the barons checked their troops, and fortified their stations: They were awed by the extent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capital, which might yet require the labor of a month, if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internal strength. But in the morning, a suppliant

    procession, with crosses and images, announc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deprecated the wrath of the conquerors: the usurper escaped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the palaces of Blachernae and Boucoleon were occupied by the count of Flanders and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nd the empire, which still bore the name of Constantine, and the title of Roman, was subverted by the arms of the Latin pilgrims. ^84 [Footnote 77: This negotiation, probable in itself, and attested by Nicetas, (p 65,) is omitted as scandalous by the delicacy of Dandolo and Villehardouin.

    Note: Wilken places it before the death of Alexius, vol. v.

    1. 276. – M] [Footnote 78: Baldwin mentions both attempts to fire the fleet, (Gest. c. 92, p. 534, 535;) Villehardouin, (No. 113 – 15) only describes the first. It is remarkable that neither of these warriors observe any peculiar properties in the Greek fire.]

    [Footnote 79: Ducange (No. 119) pours forth a torrent of learning on the Gonfanon Imperial. This banner of the Virgin is shown at Venice as a trophy and relic: if it be genuine the pious doge must have cheated the monks of Citeaux]

    [Footnote 80: Villehardouin (No. 126) confesses, that mult ere grant peril; and Guntherus (Hist. C. P. c. 13) affirms, that nulla spes victoriae arridere poterat. Yet the knight despises those who thought of flight, and the monk praises his countrymen who were resolved on death.]

    [Footnote 81: Baldwin, and all the writers, honor the names of these two galleys, felici auspicio.]

    [Footnote *: Pietro Alberti, a Venetion noble and Andrew d’Amboise a French knight. – M.]

    [Footnote 82: With an allusion to Homer, Nicetas calls him eighteen yards high, a stature which would, indeed, have excused the terror of the Greek. On this occasion, the historian seems fonder of the marvellous than of his country,

    or perhaps of truth. Baldwin exclaims in the words of the psalmist, persequitur unus ex nobis centum alienos.]

    [Footnote 83: Villehardouin (No. 130) is again ignorant of the authors of this more legitimate fire, which is ascribed by Gunther to a quidam comes Teutonicus, (c. 14.) They seem ashamed, the incendiaries!] [Footnote 84: For the second siege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see Villehardouin (No. 113 – 132,) Baldwin’s iid Epistle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92, p. 534 – 537,) with the whole reign of Mourzoufle, in Nicetas, (p 363 – 375;) and borrowed some hints from Dandolo (Chron. Venet. p. 323 – 330) and Gunther, (Hist. C. P. c. 14 – 18,) who added the decorations of prophecy and vision. The former produces an oracle of the Erythraean sibyl, of a great armament on the Adriatic, under a blind chief, against Byzantium, &c. Curious enough, were the prediction anterior to the fact.]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and no restraints,

    except thos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were imposed on the conquerors by the laws of war. Boniface, marquis of Montferrat, still acted as their general; and the Greeks, who revered his name as that of their future sovereign, were heard to exclaim in a lamentable tone, “Holy marquis-king, have mercy upon us!” His prudence or compassion opened the gates of the city to the fugitives; and he exhorted the soldiers of the cross to spare the lives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The streams of blood that flowed down the pages of Nicetas may be reduced to the slaughter of two thousand of his unresisting countrymen; ^85 and the greater part was massacred, not by the strangers, but by the Latin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 city, and who exercised the revenge of a triumphant faction. Yet of these exiles, some were less mindful of injuries than of benefits; and Nicetas himself was indebted for his safety to the generosity of a Venetian merchant.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ccuses the pilgrims for respecting, in their lust, neither age nor sex, nor religious profession; and bitterly laments that the deeds of darkness, fornication, adultery, and incest, were

    perpetrated in open day; and that noble matrons and holy nuns were polluted by the grooms and peasants of the Catholic camp. ^86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the license of victory prompted and covered a multitude of sins: but it is certain,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contained a stock of venal or willing beauty, sufficient to satiate the desires of twenty thousand pilgrims; and female prisoners were no longer subject to the right or abuse of domestic slaver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the patron of discipline and decency;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the mirror of chastity: they had forbidden, under pain of death, the rape of married women, or virgins, or nuns; and the proclamation was sometimes invoked by the vanquished ^87 and respected by the victors. Their cruelty and lust were mode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s, and feelings of the soldiers; for we are no longer describing an irruption of the northern savages; and however ferocious they might still appear, time, policy, and religion had civilized the manners of the French, and still more of the Italians. But a free scope was allowed to their avarice, which was glutted, even in the holy week, by the pilla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right of victory, unshackled by any promise or treaty, had confisca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ealth of the Greeks; and every hand, according to its size and strength, might lawfully execute the sentence and seize the forfeiture. A portable and universal standard of exchange was found in the coined and uncoined metals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each captor, at home or abroad, might convert into the possessions most suitable to his temper and situation. Of the treasures, which trade and luxury had accumulated, the silks, velvets, furs, the gems, spices, and rich movables, were the most precious, as they could not be procured for money in the ruder countries of Europe. An order of rapine was instituted; nor was the share of each individual abandoned to industry or chance. Under the tremendous penalties of perjury, excommunication, and death, the Latins were bound to deliver their plunder into the common stock: three church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deposi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poil: a single share was allotted to a foot-soldier; two for a sergeant on horseback; four to a knight; and larger proportions according to the rank and merit of the

    barons and princes. For violating this sacred engagement, a knight belonging to the count of St. Paul was hanged with his shield and coat of arms round his neck; his example might render similar offenders more artful and discreet; but avarice was more powerful than fear; and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secret far exceeded the acknowledged plunder. Yet the magnitude of the prize surpassed the largest scale of experience or expectation. ^88 After the whole had been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fifty thousand marks were deducted to satisfy the debts of the former and the demands of the latter. The residue of the French amounted to four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89 about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nor can I better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that sum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ansactions of the age, than by defining it as seven times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90 [Footnote 85: Ceciderunt tamen ea die civium quasi duo millia, &c., (Gunther, c. 18.) Arithmetic is an excellent touchstone to try the amplifications of passion and rhetoric.]

    [Footnote 86: Quidam (says Innocent III., Gesta, c. 94, p. 538) nec religioni, nec aetati, nec sexui pepercerunt: sed fornicationes, adulteria, et incestus in oculis omnium exercentes, non solum maritatas et viduas, sed et matronas et virgines Deoque dicatas, exposuerunt spurcitiis garcionum. Villehardouin takes no notice of these common incidents.]

    [Footnote 87: Nicetas saved, and afterwards married, a noble virgin, (p. 380,) whom a soldier, had almost violated.]

    [Footnote 88: Of the general mass of wealth, Gunther observes, ut de pauperius et advenis cives ditissimi redderentur, (Hist. C. P. c. 18; (Villehardouin, (No. 132,) that since the creation, ne fu tant gaaignie dans une ville; Baldwin, (Gesta, c. 92,) ut tantum tota non videatur possidere Latinitas.] [Footnote 89: Villehardouin, No. 133 – 135. Instead of 400,000, there is a various reading of 500,000. The Venetians had offered to take the whole booty, and to give 400 marks to each knight, 200 to each priest and horseman, and 100 to each foot-soldier: they would have been great losers,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 p. 506. I know not from whence.)] [Footnote 90: At the council of Lyons (A.D. 1245)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stated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as below that of the foreign clergy, which amounted to 60,000 marks a year, (Matthew Paris, p. 451 Hume’s Hist. of England, vol. ii. p. 170.)]

    In this great revolution we enjoy the singular felicity of

    comparing the narratives of Villehardouin and Nicetas, the opposite feelings of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the Byzantine senator. ^91 At the first view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was only transferred from one nation to another; and that the loss and sorrow of the Greeks is exactly balanced by the joy and advantage of the Latins. But in the miserable account of war, the gain is never equivalent to the loss, the pleasure to the pain; the smiles of the Latins were transient and fallacious; the Greeks forever wept over the ruins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real calamities were aggravated by sacrilege and mockery. What benefits accrued to the conquerors from the three fires which annihilated so vast a portion of the buildings and riches of the city? What a stock of such things, as could neither be used nor transported, was maliciously or wantonly destroyed! How much treasure was idly wasted in gaming, debauchery, and riot! And what precious objects were bartered for a vile price by the impatience or ignorance of the soldiers, whose reward was stolen by the base industry of the last of the Greeks! These alone, who had nothing to lose, might derive some profit from the revolution; but the misery of the upper ranks of society is strongly painted in the personal adventures of Nicetas himself His stately palace had been reduced to ashes in the second conflagration; and the senator, with his family and friends, found an obscure shelter in another house which he possessed near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t was the door of this mean habitation that his friend, the Venetian merchant, guarded in the disguise of a soldier, till Nicetas could save, by a precipitate flight, the relics of his fortune and the chastity of his daughter. In a cold, wintry season, these fugitives, nursed

    in the lap of prosperity, departed on foot; his wife was with child; the desertion of their slaves compelled them to carry their baggage on their own shoulders; and their women, whom they placed in the centre, were exhorted to conceal their beauty with dirt, instead of adorning it with paint and jewels Every step was exposed to insult and danger: the threats of the strangers were less painful than the taunts of the plebeians, with whom they were now levelled; nor did the exiles breathe in safety till their mournful pilgrimage was concluded at Sclymbria, above forty miles from the capital. On the way they overtook the patriarch, without attendance and almost without apparel, riding on an ass, and reduced to a state of apostolical poverty, which, had it been voluntary,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meritorious. In the mean while, his desolate churches were profaned by the licentiousness and party zeal of the Latins. After stripping the gems and pearls, they converted the chalices into drinking-cups; their tables, on which they gamed and feasted, were covered with the pictures of Christ and the saints; and they trampled under foot the most venerable objects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the ample veil of the sanctuary was rent asunder for the sake of the golden fringe; and the altar, a monument of art and riches, was broken in pieces and shared among the captors. Their mules and horses were laden with the wrought silver and gilt carvings, which they tore down from the doors and pulpit; and if the beasts stumbled under the burden, they were stabbed by their impatient drivers, and the holy pavement streamed with their impure blood. A prostitute was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the patriarch; and that daughter of Belial, as she is styled, sung and danced in the church, to ridicule the hymns and processions of the Orientals. Nor were the repositories of the royal dead secure from violation: in the church of the Apostles, the tombs of the emperors were rifled; and it is said, that after six centuries the corpse of Justinian was found without any signs of decay or putrefaction. In the streets, the French and Flemings clothed themselves and their horses in painted robes and flowing head-dresses of linen; and the coarse intemperance of their feasts ^92 insulted the splendid sobriety of the East. To

    expose the arms of a people of scribes and scholars, they affected to display a pen, an inkhorn, and a sheet of paper, without discerning that the instruments of science and valor were alike feeble and useless in the hands of the modern Greeks.

    [Footnote 91: The disorders of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nd his own adventures, are feelingly described by Nicetas, p. 367 – 369, and in the Status Urb. C. P. p. 375 – 384. His complaints, even of sacrilege, are justified by Innocent III., (Gesta, c. 92;) but Villehardouin does not betray a symptom of pity or remorse]

    [Footnote 92: If I rightly apprehend the Greek of Nicetas’s receipts, their favorite dishes were boiled buttocks of beef, salt pork and peas, and soup made of garlic and sharp or sour herbs, (p. 382.)]

    Their reputation and their language encouraged them,

    however, to despise the ignorance and to overlook the progress of the Latins. ^93 In the love of the arts, the national difference was still more obvious and real; the Greeks preserved with reverence the works of their ancestors, which they could not imitate; and,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ues of Constantinople, we are provoked to join in the complaints and invectives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94 We have seen how the rising city was adorned by the vanity and despotism of the Imperial founder: in the ruins of paganism, some gods and heroes were saved from the axe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forum and hippodrome were dignified with the relics of a better age. Several of these are described by Nicetas, ^95 in a florid and affected style; and from his descriptions I shall select some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1. The victorious charioteers were cast in bronze, at their own or the public charge, and fitly placed in the hippodrome: they stood aloft in their chariots, wheeling round the goal: the spectators could admire their attitude, and judge of the resemblance; and of these figures, the most perfect might have been transported from the Olympic

    stadium. 2. The sphinx, river-horse, and crocodile, denote the climate and manufacture of Egypt and the spoils of that ancient province. 3. The she-wolf suckling Romulus and Remus, a subject alike pleasing to the old and the new Romans, but which could really be treated before the decline of the Greek sculpture. 4. An eagle holding and tearing a serpent in his talons, a domestic monument of the Byzantines, which they ascribed, not to a human artist, but to the magic power of the philosopher Apollonius, who, by this talisman, delivered the city from such venomous reptiles. 5. An ass and his driver, which were erected by Augustus in his colony of Nicopolis, to commemorate a verbal omen of the victory of Actium. 6. An equestrian statue which passed, in the vulgar opinion, for Joshua, the Jewish conqueror, stretching out his hand to stop the course of the descending sun. A more classical tradition recognized the figures of Bellerophon and Pegasus; and the free attitude of the steed seemed to mark that he trod on air, rather than on the earth. 7. A square and lofty obelisk of brass; the sides were embossed with a variety of picturesque and rural scenes, birds singing; rustics laboring, or playing on their pipes; sheep bleating; lambs skipping; the sea, and a scene of fish and fishing; little naked cupids laughing, playing, and pelting each other with apples; and, on the summit, a female figure, turning with the slightest breath, and thence denominated the wind’s attendant. 8. The Phrygian shepherd presenting to Venus the prize of beauty, the apple of discord. 9. The incomparable statue of Helen, which is delineated by Nicetas in the words of admiration and love: her well-turned feet, snowy arms, rosy lips, bewitching smiles, swimming eyes, arched eyebrows, the harmony of her shape, the lightness of her drapery, and her flowing locks that waved in the wind; a beauty that might have moved her Barbarian destroyers to pity and remorse. 10. The manly or divine form of Hercules, ^96 as he was restored to life by the masterhand of Lysippus; of such magnitude, that his thumb was equal to his waist, his leg to the stature, of a common man: ^97 his chest ample, his shoulders broad, his limbs strong and muscular, his hair curled, his aspect commanding. Without his bow, or quiver, or club, his lion’s skin carelessly

    thrown over him, he was seated on an osier basket, his right leg and arm stretched to the utmost, his left knee bent, and supporting his elbow, his head reclining on his left hand, his countenance indignant and pensive. 11. A colossal statue of Juno, which had once adorned her temple of Samos, the enormous head by four yoke of oxen was laboriously drawn to the palace. 12. Another colossus, of Pallas or Minerva, thirty feet in height, and representing with admirable spirit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 of the martial maid. Before we accuse the Latins, it is just to remark, that this Pallas was destroyed after the first siege, by the fear and superstition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98 The other statues of brass which I have enumerated were broken and melted by the unfeeling avarice of the crusaders: the cost and labor were consumed in a moment; the soul of genius evaporated in smoke; and the remnant of base metal was coined into mone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roops. Bronze is not the most durable of monuments: from the marble form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the Latins might turn aside with stupid contempt; ^99 but unless they were crushed by some accidental injury, those useless stones stood secure on their pedestals. ^100 The most enlightened of the strangers, above the gross and sensual pursuits of their countrymen, more piously exercised the right of conquest in the search and seizure of the relics of the saints. ^101 Immense was the supply of heads and bones, crosses and images, that were scattered by this revolution over the churches of Europe; and such was the increase of pilgrimage and oblation, that no branch, perhaps, of more lucrative plunder was imported from the East. ^102 Of the writings of antiquity, many that still exist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re now lost. But the pilgrims were not solicitous to save or transport the volumes of an unknown tongue: the perishable substance of paper or parchment can only be preserved by the multiplicity of copi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eks had almost centred in the metropolis; and, without computing the extent of our loss, we may drop a tear over the libraries that have perished in the triple fire of Constantinople. ^103

    [Footnote 93: Nicetas uses very harsh expressions, (Fragment, apud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14.) This reproach, it is true, applies most strongly to their ignorance of Greek and of Homer. In their own language, the Latins of the xiith and xiiith centuries were not destitute of literature. See Harris’s Philological Inquiries, p. iii. c. 9, 10, 11.] [Footnote 94: Nicetas was of Chonae in Phrygia, (the old Colossae of St. Paul:) he raised himself to the honors of senator, judge of the veil, and great logothete; beheld the fall of the empire, retired to Nice, and composed an elaborate history from the death of Alexius Comnenus to the reign of Henry.]

    [Footnote 95: A manuscript of Niceta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contains this curious fragment on the statues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fraud, or shame, or rather carelessness, has dropped in the common editions. It is published by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 416,) and immoderately praised by the late ingenious Mr. Harris of Salisbury, (Philological Inquiries, p. iii. c. 5, p. 301 – 312.)]

    [Footnote 96: To illustrate the statue of Hercules, Mr. Harris quotes a Greek epigram, and engraves a beautiful gem, which does not, however, copy the attitude of the statue: in the latter, Hercules had not his club, and his right leg and arm were extended.]

    [Footnote 97: I transcribe these proportions, which appear to m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and may possibly show, that the boasted taste of Nicetas was no more than affectation and vanity.]

    [Footnote 98: Nicetas in Isaaco Angelo et Alexio, c. 3, p. 359. The Latin editor very properly observes, that the historian, in his bombast style, produces ex pulice elephantem.]

    [Footnote 99: In two passages of Nicetas (edit. Paris, p. 360. Fabric. p. 408) the Latins are branded with the lively reproach and their avarice of brass is clearly expressed. Yet the Venetians had the merit of removing four bronze horse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the place of St. Mark, (Sanuto, Vite del Dogi,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i. p. 534.)]

    [Footnote 100: Winckelman, Hist. de l’Art. tom. iii. p. 269, 270.] [Footnote 101: See the pious robbery of the abbot Martin, who transferred a rich cargo to his monastery of Paris, diocese of Basil, (Gunther, Hist. C. P. c. 19, 23, 24.) Yet in secreting this booty, the saint incurred an excommunication, and perhaps broke his oath. (Compare Wilken vol. v. p. 308. – M.)]

    [Footnote 102: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p. 139 – 145.]

    [Footnote 103: I shall conclude this chapter with the notice of a modern history, which illustrates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but which has fallen somewhat late into my hands. Paolo Ramusio, the son of the compiler of Voyages, was directed by the senate of Venice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and this order, which he received in his youth, he executed in a mature age, by an elegant Latin work, de Bello Constantinopolitano et Imperatoribus Comnenis per Gallos et Venetos restitutis, (Venet. 1635, in folio.) Ramusio, or Rhamnusus, transcribes and translates, sequitur ad unguem, a Ms. of Villehardouin, which he possessed; but he enriches his narrative with Greek and Latin materials, and we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a correct state of the fleet, the names of the fifty Venetian nobles who commanded the galleys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patriot opposition of Pantaleon Barbus to the choice of the doge for emperor.]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 Five

    Latin Emperors Of The Houses Of Flanders And Courtenay. – Their Wars Against The Bulgarians And Greeks. – Weakness And Poverty Of The Latin Empire. –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Greeks. – General Consequences Of The Crusade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wful princes,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confident of justice and victory, agreed to divide and regulate their future possessions. ^1 It was stipulated by treaty, that twelve electors, six of either nation, should be nominated; that a majority should choose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and that, if the votes were equal, the decision of chance should ascertai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To him, with all the titles and prerogatives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they assigned the two palaces of Boucoleon and Blachernae, with a fourth part of the Greek monarchy. It was defined that the three remaining portions should be equally shared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barons of France; that each feudatory, with an honorable exception for the doge, should acknowledge and perform the duties of homage and military

    service to the supreme head of the empire; that the nation which gave an emperor, should resign to their brethren the choice of a patriarch; and that the pilgrims,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impatience to visit the Holy Land, should devote another year to the conquest and defence of the Greek provinces. Afte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the treaty was confirmed and executed; and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step was the creation of an emperor. The six electors of the French nation were all ecclesiastics, the abbot of Loces, the archbishop elect of Acre in Palestine, and the bishops of Troyes, Soissons, Halberstadt, and Bethlehem, the last of whom exercised in the camp the office of pope’s legate: their profession and knowledge were respectable; and as they could not be the objects, they were best qualified to be the authors of the choice. The six Venetians were the principal servants of the state, and in this list the noble families of Querini and Contarini are still proud to discover their ancestors. The twelve assembled in the chapel of the palace; and after the solemn invocation of the Holy Ghost, they proceeded to deliberate and vote. A just impulse of respect and gratitude prompted them to crown the virtues of the doge; his wisdom had inspired their enterprise; and the most youthful knights might envy and applaud the exploits of blindness and age. But the patriot Dandolo was devoid of all personal ambition, and fully satisfied that he had been judged worthy to reign. His nomination was overruled by the Venetians themselves: his countrymen, and perhaps his friends, ^2 represent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truth, the mischiefs that might arise to national freedom and the common cause, from the union of two incompatible characters, of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a republic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exclusion of the doge left room for the more equal merits of Boniface and Baldwin; and at their names all meaner candidates respectfully withdrew.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recommended by his mature age and fair reputation, by the choice of the adventurers, and the wishes of the Greeks; nor can I believe that Venice, the mistress of the sea, could be seriously apprehensive of a petty lord at the foot of the Alps. ^3 But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the chief of a wealthy and warlike people: he was valiant,

    pious, and chaste; in the prime of life, since he was only thirty- two years of age; a descendant of Charlemagne, a cousin of the king of France, and a compeer of the prelates and barons who had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command of a foreigner. Without the chapel, these barons, with the doge and marquis at their head, expected the decision of the twelve electors. It was announced by the bishop of Soissons, in the name of his colleagues: “Ye have sworn to obey the prince whom we should choose: by our unanimous suffrage, Baldwin count of Flanders and Hainault is now your sovereign,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He was saluted with loud applause, and the proclamation was reechoed through the city by the joy of the Latins, and the trembling adulation of the Greeks.

    Boniface was the first to kiss the hand of his rival, and to raise him on the buckler: and Baldwin was transported to the cathedral, and solemnly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At the end of three weeks he was crowned by the legate, in the vacancy of the patriarch; but the Venetian clergy soon filled the chapter of St. Sophia, seated Thomas Morosini on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 and employed every art to perpetuate in their own nation the honors and benefices of the Greek church. ^4 Without delay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instructed Palestine, France, and Rome, of this memorable revolution. To Palestine he sent, as a trophy,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hain of the harbor; ^5 and adopted, from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e laws or customs best adapted to a French colony and conquest in the East. In his epistles, the natives of France are encouraged to swell that colony, and to secure that conquest, to people a magnificent city and a fertile land, which will reward the labors both of the priest and the soldier. He congratulates the Roman pontiff on the restoration of his authority in the East; invites him to extinguish the Greek schism by his presence in a general council; and implores his blessing and forgiveness for the disobedient pilgrims. Prudence and dignity are blended in the answer of Innocent. ^6 In the subvers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he arraigns the vices of man, and adores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e conquerors will be absolved or

    condemned by their future conduct; the validity of their treaty depends on the judgment of St. Peter; but he inculcates their most sacred duty of establishing a just subordination of obedience and tribute, from the Greeks to the Latins, from the magistrate to the clergy, and from the clergy to the pope.

    [Footnote 1: See the original treaty of partition, in the Venetian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p. 326 – 330, and the subsequent election in Ville hardouin, No. 136 – 140, with Ducange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the book of his 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mpire des Francois]

    [Footnote 2: After mentioning the nomination of the doge by a French elector his kinsman Andrew Dandolo approves his exclusion, quidam Venetorum fidelis et nobilis senex, usus oratione satis probabili, &c., which has been embroidered by modern writers from Blondus to Le Beau.]

    [Footnote 3: Nicetas, (p. 384,) with the vain ignorance of a Greek, describes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s a maritime power. Was he deceived by the Byzantine theme of Lombardy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coast of Calabria?] [Footnote 4: They exacted an oath from Thomas Morosini to appoint no canons of St. Sophia the lawful electors, except Venetians who had lived ten years at Venice, &c. But the foreign clergy was envious, the pope disapproved this national monopoly, and of the six Latin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only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ere Venetians.]

    [Footnote 5: Nicetas, p. 383.]

    [Footnote 6: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are a rich fund for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stitution of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epistles (of which the collection in 2 vols. in folio is published by Stephen Baluze) are inserted in his Gesta,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l. c. 94 – 105.]

    In the division of the Greek provinces, ^7 the share of the

    Venetians was more ample than that of the Latin emperor. No more than one fourth was appropriated to his domain; a clear moiety of the remainder was reserved for Venice; and the other moiety was distributed among the adventures of France and Lombardy. The venerable Dandolo was proclaimed despot of Romania, and invested after the Greek fashion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He ended at Constantinople his long and glorious life; and if the prerogative was personal, the title was used by his successors till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ith the singular, though true, addition of lords of one fourth and a half of the Roman empire. ^8 The doge, a slave of state, was seldom permitted to depart from the helm of the republic; but his place was supplied by the bail, or regent, who exercised a suprem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olony of Venetians: they possessed three of the eight quarters of the city; and his independent tribunal was composed of six judges, four counsellors, two chamberlains two fiscal advocates, and a constable. Their long experience of the Eastern trade enabled them to select their portion with discernment: they had rashly accepted the dominion and defence of Adrianople; but it was the more reasonable aim of their policy to form a chain of factories, and cities, and islands, along the maritime coast, from the neighborhood of Ragusa to the Hellespont and the Bosphorus. The labor and cost of such extensive conquests exhausted their treasury: they abandoned their maxims of government, adopted a feudal system, and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the homage of their nobles, ^9 for the possessions which these private vassals undertook to reduce and maintain. And thus it was that the family of Sanut acquired the duchy of Naxos, which invol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archipelago. For the price of ten thousand marks, the republic purchased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he fertile Island of Crete or Candia, with the ruins of a hundred cities; ^10 but its improvement was stinted by the proud and narrow spirit of an aristocracy; ^11 and the wisest senators would confess that the sea, not the land, was the treasury of St. Mark. In the moiety of the adventurers the marquis Boniface might claim the most liberal reward; and, besides the Isle of Crete, his exclusion from the throne was compensated by the

    royal title and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Hellespont. But he prudently exchanged that distant and difficult conquest for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Macedonia, twelve days’ journey from the capital, where he might be supported by the neighboring powers of his brother-in-law the king of Hungary. His progress was hailed by the voluntary or reluctant acclamations of the natives; and Greece, the proper and ancient Greece, again received a Latin conqueror, ^12 who trod with indifference that classic ground. He viewed with a careless eye the beauties of the valley of Tempe; traversed with a cautious step the straits of Thermopylae; occupied the unknown cities of Thebes, Athens, and Argos; and assault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Corinth and Napoli, ^13 which resisted his arms. The lots of the Latin pilgrims were regulated by chance, or choice, or subsequent exchange; and they abused, with intemperate joy, their triumph over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a great people. After a minute survey of the provinces, they weighed in the scales of avarice the revenue of each district, th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ample on scanty suppli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oldiers and horses. Their presumption claimed and divided the long-lost dependencies of the Roman sceptre: the Nile and Euphrates rolled through their imaginary realms; and happy was the warrior who drew for his prize the palace of the Turkish sultan of Iconium. ^14 I shall not descend to the pedigree of families and the rent- roll of estates, but I wish to specify that the counts of Blois and St. Pol were invested with the duchy of Nice and the lordship of Demotica: ^15 the principal fiefs were held by the service of constable, chamberlain, cup- bearer, butler, and chief cook; and our historian,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obtained a fair establishment on the banks of the Hebrus, and united the double office of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Romania. At the head of his knights and archers, each baron mounted on horseback to secure the possession of his share, and their first efforts were generally successful. But the public force was weakened by their dispersion; and a thousand quarrels must arise under a law, and among men, whose sole umpire was the sword.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of Thessalonica

    drew their hostile followers into the field; they were reconcil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doge, the advice of the marshal, and the firm freedom of their peers. ^16

    [Footnote 7: In the treaty of partition, most of the names are corrupted by the scribes: they might be restored, and a good map, suited to the last 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ould be an improvement of geography. But, alas D’Anville is no more!]

    [Footnote 8: Their style was dominus quartae partis et dimidiae imperii Romani, till Giovanni Dolfino, who was elected doge in the year of 1356, (Sanuto, p. 530, 641.) For the government of Constantinople, see Ducange, Histoire de C. P. i. 37.]

    [Footnote 9: Ducange (Hist. de C. P. ii. 6) has marked the conquests made by the state or nobles of Venice of the Islands of Candia, Corfu, Cephalonia, Zante, Naxos, Paros, Melos, Andros, Mycone, Syro, Cea, and Lemnos.] [Footnote 10: Boniface sold the Isle of Candia, August 12, A.D. 1204. See the act in Sanuto, p. 533: but I cannot understand how it could be his mother’s portion, or how she could be the daughter of an emperor Alexius.] [Footnote 11: In the year 1212, the doge Peter Zani sent a colony to Candia, drawn from every quarter of Venice. But in their savage manners and frequent rebellions, the Candiot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Corsicans under the yoke of Genoa; and when I compare the accounts of Belon and Tournefort, I cannot discern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enetian and the Turkish island.] [Footnote 12: Villehardouin (No. 159, 160, 173 – 177) and Nicetas (p. 387 – 394) describe the expedition into Greece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The Choniate might derive his information from his brother Michael, archbishop of Athens, whom he paints as an orator, a statesman, and a saint. His encomium of Athen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empe, should be published from the Bodleian MS. of Nicetas,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and would have deserved Mr. Harris’s inquiries.]

    [Footnote 13: Napoli de Romania, or Nauplia, the ancient seaport of Argos, is still a place of strength and consideration, situate on a rocky peninsula, with a good harbor, (Chandler’s Travels into Greece, p. 227.)] [Footnote 14: I have softened the expression of Nicetas, who strives to expose the presumption of the Franks. See the Rebus post C.P. expugnatam, p. 375 – 384.]

    [Footnote 15: A city surrounded by the River Hebrus, and six leagues to the south of Adrianople, received from its double wall the Greek name of Didymoteichos, insensibly corrupted into Demotica and Dimot. I have preferred the more convenient and modern appellation of Demotica. This place was the last Turkish residence of Charles XII.]

    [Footnote 16: Their quarrel is told by Villehardouin (No. 146 – 158) with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e merit and reputation of the marshal are so knowledged by the Greek historian (p. 387): unlike some modern heroes, whose exploits are only visible in their own memoirs.

    Note: William de Champlite, brother of the count of Dijon,

    assumed the title of Prince of Achaia: on the death of his brother, he returned, with regret, to France, to assume his paternal inheritance, and left Villehardouin his “bailli,” on condition that if he did not return within a year Villehardouin was to retain an investiture. Brosset’s Add. to Le Beau, vol. xvii. p. 200. M. Brosset adds, from the Greek chronicler edited by M. Buchon, the somewhat unknightly trick by which Villehardouin disembarrassed himself from the troublesome claim of Robert, the cousin of the count of Dijon. to the succession. He contrived that Robert should arrive just fifteen days too late; and with the general concurrence of the assembled knights was himself invested with the principality. Ibid p. 283. M.]

    Two fugitives, who had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still

    asserted the title of emperor; and the subjects of their fallen throne might be moved to pity by the misfortunes of the elder Alexius, or excited to revenge by the spirit of Mourzoufle. A domestic alliance, a common interest, a similar guilt, and the merit of extinguishing his enemies, a brother and a nephew, induced the more recent usurper to unite with the former the relics of his power. Mourzoufle was received with smiles and honors in the camp of his father Alexius; but the wicked can never love, and should rarely trust, their fellow-criminals; he was seized in the bath, deprived of his eyes, stripped of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and turned out to wander an object of horror and contempt to those who with more propriety could hate, and with more justice could punish, the assassin of the emperor Isaac and his son. As the tyrant, pursued by fear or remorse, was stealing over to Asia, he was seized by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and condemned, after an open trial, to an ignominious death. His judges debated the mode of his execution, the axe, the wheel, or the stake; and it was resolved that Mourzoufle ^17 should ascend the Theodosian column, a pillar of white marble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feet in height. ^18 From the summit he was cast down headlong, and dashed in pieces on the pav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innumerable spectators, who filled the forum of Taurus, and admir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 old prediction, which was explained by this singular event. ^19 The fate of Alexius is less tragical: he was sent by the marquis a captive to Italy, and a gift to the king of the Romans; but he had not much to applaud his fortune, if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and exile were changed from a fortress in the Alps to a monastery in Asia. But his daughter, before the national calamity, had been given in marriage to a young hero who continued the succession, and restored the throne, of the Greek princes. ^20 The valor of Theodore Lascaris was signalized in the two sieges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the flight of Mourzoufle, when the Latins were already in the city, he offered himself as their emperor to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and his ambition, which might be virtuous, was undoubtedly brave. Could he have infused a soul into the multitude, they might have crushed the strangers under their feet: their abject despair refused his aid;

    and Theodore retired to breathe the air of freedom in Anatolia, beyond the immediate view and pursuit of the conquerors. Under the title, at first of despot, and afterwards of emperor, he drew to his standard the bolder spirits, who were fortified against slavery by the contempt of life; and as every means was lawful for the public safety implored without scruple the alliance of the Turkish sultan Nice, where Theodore established his residence, Prusa and Philadelphia, Smyrna and Ephesus, opened their gates to their deliverer: he derived strength and reputation from his victories, and even from his defeats; and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preserved a fragment of the empire from the banks of the Maeander to the suburbs of Nicomedia, and at length of Constantinople. Another portion, distant and obscure, was possessed by the lineal heir of the Comneni, a son of the virtuous Manuel, a grandson of the tyrant Andronicus. His name was Alexius; and the epithet of great ^* was applied perhaps to his stature, rather than to his exploits. By the indulgence of the Angeli, he was appointed governor or duke of Trebizond: ^21 ^! his birth gave him ambition, the revolution independence; and, without changing his title, he reigned in peace from Sinope to the Phasis, along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His nameless son and successor ^!! is described as the vassal of the sultan, whom he served with two hundred lances: that Comnenian prince was no more than duke of Trebizond, and the title of emperor was first assumed by the pride and envy of the grandson of Alexius. In the West, a third fragment was saved from the common shipwreck by Michael, a bastard of the house of Angeli, who, before the revolution, had been known as a hostage, a soldier, and a rebel. His flight from the camp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secured his freedom;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governor’s daughter, he commanded the important place of Durazzo, assumed the title of despot, and founded a strong and conspicuous principality in Epirus, Aetolia, and Thessaly, which have ever been peopled by a warlike race. The Greeks, who had offered their service to their new sovereigns, were excluded by the haughty Latins ^22 from all civil and military honors, as a nation born to tremble and obey. Their resentment prompted them to show that they might have been

    useful friends, since they could be dangerous enemies: their nerves were braced by adversity: whatever was learned or holy, whatever was noble or valiant, rolled away into the independent states of Trebizond, Epirus, and Nice; and a single patrician is marked by the ambiguous praise of attachment and loyalty to the Franks. The vulgar herd of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 would have gladly submitted to a mild and regular servitude; and the transient disorders of war would have been obliterated by some years of industry and peace. But peace was banished, and industry was crushed,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feudal system. The Roman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if they were endowed with abilities, were armed with pow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ubjects: their laws were wise,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was simple. The Latin throne was filled by a titular prince, the chief, and often the servant, of his licentious confederates; the fiefs of the empire, from a kingdom to a castle, were held and ruled by the sword of the barons; and their discord, poverty, and ignorance, extended the ramifications of tyranny to the most sequestered villages.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the double weight of the priest, who were invested with temporal power, and of the soldier, who was inflamed by fanatic hatred; and the insuperable bar of religion and language forever separated the stranger and the native. As long as the crusaders were unit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memory of their conquest, and the terror of their arms, imposed silence on the captive land: their dispersion betrayed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s and the defects of their discipline; and some failures and mischances revealed the secret, that they were not invincible. As the fears of the Greeks abated, their hatred increased. They murdered; they conspired; and before a year of slavery had elapsed, they implored, or accepted, the succor of a Barbarian, whose power they had felt, and whose gratitude they trusted. ^23

    [Footnote 17: See the fate of Mourzoufle in Nicetas, (p. 393,) Villehardouin, (No. 141 – 145, 163,) and Guntherus, (c. 20, 21.) Neither the marshal nor the monk afford a grain of pity for a tyrant or rebel, whose punishment, however, was more unexampled than his crime.]

    [Footnote 18: The column of Arcadius, which represents in basso relievo his victories, or those of his father Theodosius, is still extant at Constantinople. It is described and measured, Gyllius, (Topograph. iv. 7,) Banduri, (ad l. i. Antiquit. C.P. p. 507, &c.,) and Tournefort, (Voyage du Levant, tom. ii. lettre xii. p. 231.) (Compare Wilken, note, vol. v p. 388. – M.)]

    [Footnote 19: The nonsense of Gunther and the modern Greeks concerning this columna fatidica, is unworthy of notice; but it is singular enough, that fifty years before the Latin conquest, the poet Tzetzes, (Chiliad, ix. 277) relates the dream of a matron, who saw an army in the forum, and a man sitting on the column, clapping his hands, and uttering a loud exclamation.

    Note: We read in the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nch in the Morea,” translated by J A Buchon, Paris, 1825, p. 64 that Leo VI., called the Philosopher, had prophesied that a perfidious emperor should be precipitated from the top of this column. The crusaders considered themselve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fulfil this prophecy. Brosset, note on Le Beau, vol. xvii. p. 180. M Brosset announces that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is work, of which the original Greek of the first book only has been published by M. Buchon in preparation, to form part of the new series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 M.]

    [Footnote 20: The dynasties of Nice, Trebizond, and Epirus (of which Nicetas saw the origin without much pleasure or hope) are learnedly explored, and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Familiae Byzantinae of Ducange.] [Footnote *: This was a title, not a personal appellation. Joinville speaks of the “Grant Comnenie, et sire de Traffezzontes.” Fallmerayer, p. 82. – M.] [Footnote 21: Except some facts in Pachymer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which will hereafter be used, the Byzantine writers disdain to speak of the empire of Trebizond, or principality of the Lazi; and among the Latins, it is conspicuous only in the romancers of the xivth or xvth centuries. Yet the indefatigable Ducange has dug out

    (Fam. Byz. p. 192) two authentic passages in Vincent of Beauvais (l. xxxi. c. 144) and the prothonotary Ogerius, (apud Wading, A.D. 1279, No. 4.)]

    [Footnote !: On the revolutions of Trebizond under the later empire down to this period, see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s Kaiserthums von Trapezunt, ch. iii. The wife of Manuel fled with her infant sons and her treasure from the relentless enmity of Isaac Angelus. Fallmerayer conjectures that her arrival enabled the Greeks of that region to make head against the formidable Thamar, the Georgian queen of Teflis, p. 42. They gradually formed a dominion on the banks of the Phasis, which the distracted government of the Angeli neglected or were unable to suppress. O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Alexius was joined by many noble fugitives from Constantinople. He had always retained the name of Caesar. He now fixed the seat of his empire at Trebizond; but he had never abandoned his pretensions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ch. iii. Fallmerayer appears to make out a triumphant case as to the assumption of the royal title by Alexius the Firs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 Fallmerayer’s work, (Munchen, 1827,) M. Tafel h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opuscula of Eustathius, a curious chronicle of Trebizond by Michael Panaretas, (Frankfort, 1832.) It gives the succession of the emperors, and some other cu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ir wars with the several Mahometan powers. – M.]

    [Footnote !!: The successor of Alexius was his son-in-law Andronicus I.,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surnamed Gidon. There were five successions between Alexius and John, according to Fallmerayer, p. 103. The troops of Trebizond fought in the army of Dschelaleddin, the Karismian, against Alleddin, the Seljukian sultan of Roum, but as allies rather than vassals, p. 107. It was after the defeat of Dschelaleddin that they furnished their contingent to Alai-eddin. Fallmerayer struggles in vain to mitigate this mark of the subjection of the Comneni to the sultan. p. 116. – M.]

    [Footnote 22: The portrait of the French Latins is drawn in Nicetas by the hand of prejudice and resentment. (P. 791 Ed. Bak.)]

    [Footnote 23: I here begin to use, with freedom and confidence, the eight books of the Histoire de C. P. sous l’Empire des Francois, which Ducange has given as a supplement to Villehardouin; and which, in a barbarous style, deserves the praise of an original and classic work.]

    The Latin conquerors had been saluted with a solemn and

    early embassy from John, or Joannice, or Calo-John, the revolted chief of the Bulgarians and Walachians. He deemed himself their brother, as the votary of the Roman pontiff, from whom he had received the regal title and a holy banner; and in the subversion of the Greek monarchy, he might aspire to the name of their friend and accomplice. But Calo-John was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Count of Flanders had assumed the pomp and pride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with a haughty message, that the rebel must deserve a pardon, by touching with his forehead the footstool of the Imperial throne. His resentment ^24 would have exhaled in acts of violence and blood: his cooler policy watched the rising discontent of the Greeks; affected a tender concern for their sufferings; and promised, that their first struggles for freedom should be supported by his person and kingdom. The conspiracy was propagated by national hatred, the firmest band of association and secrecy: the Greeks were impatient to sheathe their daggers in the breasts of the victorious strangers; but the execution was prudently delayed, till Henry, the emperor’s brother, had transported the flower of his troops beyond the Hellespont. Most of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race were true to the moment and the signal; and the Latins, without arms or suspicion, were slaughtered by the vile and merciless revenge of their slaves. From Demotica, the first scene of the massacre, the surviving vassals of the count of St. Pol escaped to Adrianople; but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ho occupied that

    city, were slain or expelled by the furious multitude: the garrisons that could effect their retreat fell back on each other towards the metropolis; and the fortresses, that separately stood against the rebels, were ignorant of each other’s and of their sovereign’s fate. The voice of fame and fear announced the revolt of the Greeks and the rapid approach of their Bulgarian ally; and Calo-John, not depending on the forces of his own kingdom, had drawn from the Scythian wilderness a body of fourteen thousand Comans, who drank, as it was said, the blood of their captives, and sacrificed the Christians on the altars of their gods. ^25

    [Footnote 24: In Calo-John’s answer to the pope we may find his claims and complaints, (Gesta Innocent III. c. 108, 109:) he was cherished at Rome as the prodigal son.]

    [Footnote 25: The Comans were a Tartar or Turkman horde, which encamped in the xiith and xiiith centuries on the verge of Moldavia. The greater part were pagans, but some were Mahometans, and the whole horde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D. 1370) by Lewis, king of Hungary]

    Alarmed by this sudden and growing danger, the emperor

    despatched a swift messenger to recall Count Henry and his troops; and had Baldwin expected the return of his gallant brother, with a supply of twenty thousand Armenians, he might have encountered the invader with equal numbers and a decisive superiority of arms and discipline. But the spirit of chivalry could seldom discriminate caution from cowardice; and the emperor took the field with a hundred and forty knights, and their train of archers and sergeants. The marshal, who dissuaded and obeyed, led the vanguard in their march to Adrianople; the main body was commanded by the count of Blois; the aged doge of Venice followed with the rear; and their scanty numbers were increased from all sides by the fugitive Latins. They undertook to besiege the rebels of Adrianople; and such was the pious tendency of the crusades that they employed the holy week in pillaging the country for

    their subsistence, and in framing engine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But the Latins were soon interrupted and alarmed by the light cavalry of the Comans, who boldly skirmished to the edge of their imperfect lines: and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by the marshal of Romania, that, on the trumpet’s sound, the cavalry should mount and form; but that none, under pain of death, should abandon themselves to a desultory and dangerous pursuit. This wise injunction was first disobeyed by the count of Blois, who involved the emperor in his rashness and ruin. The Comans, of the

    Parthian or Tartar school, fled before their first charge; but after a career of two leagues, when the knights and their horses were almost breathless, they suddenly turned, rallied, and encompassed the heavy squadrons of the Franks. The count was slain on the field; the emperor was made prisoner; and if the one disdained to fly, if the other refused to yield, their personal bravery made a poor atonement for their ignorance, or neglect, of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26

    [Footnote 26: Nicetas, from ignorance or malice, imputes the defeat to the cowardice of Dandolo, (p. 383;) but Villehardouin shares his own glory with his venerable friend, qui viels home ere et gote ne veoit, mais mult ere sages et preus et vigueros, (No. 193.)

    Note: Gibbon appears to me to have misapprehended the

    passage of Nicetas. He says, “that principal and subtlest mischief. that primary cause of all the horrible miseries suffered by the Romans,” i. e. the Byzantines. It is an effusion of malicious triumph against the Venetians, to whom he always ascribes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 M.]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

    Proud of his victory and his royal prize, the Bulgarian

    advanced to relieve Adrianople and achiev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tins. They must inevitably have been destroyed, if the marshal of Romania had not displayed a cool courage and consummate skill; uncommon in all ages, but most uncommon in those times, when war was a passion, rather than a science. His grief and fears were poured into the firm and faithful bosom of the doge; but in the camp he diffused an assurance of safety, which could only be realized by the general belief. All day he maintained his perilous sta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Barbarians: Villehardouin decamped in silence at the dead of night; and his masterly retreat of three days would hav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Xenophon and the ten thousand. In the rear, the marshal supported the weight of the pursuit; in the front, he moderated the impatience of the fugitives; and wherever the Comans approached, they were repelled by a line of impenetrable spears. On the third day, the weary troops beheld the sea, the solitary town of Rodosta, ^27 and their friends, who had landed from the Asiatic shore. They embraced, they wept; but they united their arms and counsels; and in his brother’s absence, Count Henry assumed the regency of the empire, at once in a state of childhood and caducity. ^28 If the Comans withdrew from the summer heats, seven thousand Latins, in the hour of danger, deserted Constantinople, their brethren, and their vows. Some partial success was overbalanced by the loss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knights in the field of Rusium; and of the Imperial domain, no more was left than the capital, with two or three adjacent fortresses on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king of Bulgaria was resistless and inexorable; and Calo-John respectfully eluded the demands of the pope, who conjured his new proselyte to restore peace and the emperor to the afflicted Latins. The deliverance of Baldwin was

    no longer, he said, in the power of man: that prince had died in prison; and the manner of his death is variously related by ignorance and credulity. The lovers of a tragic legend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the royal captive was tempted by the amorous queen of the Bulgarians; that his chaste refusal exposed him to the falsehood of a woman and the jealousy of a savage; that his hands and feet were severed from his body; that his bleeding trunk was cast among the carcasses of dogs and horses; and that he breathed three days, before he was devoured by the birds of prey. ^29 About twenty years afterwards, in a wood of the Netherlands, a hermit announced himself as the true Baldwin,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lawful sovereign of Flanders. He related the wonders of his escape, his adventures, and his penance, among a people prone to believe and to rebel; and, in the first transport, Flanders acknowledged her long-lost sovereign. A short examination before the French court detected the impostor, who was punished with an ignominious death; but the Flemings still adhered to the pleasing error; and the countess Jane is accused by the gravest historians of sacrificing to her ambition the life of an unfortunate father. ^30

    [Footnote 27: The truth of geography, 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Villehardouin, (No. 194,) place Rodosto three days’ journey (trois jornees) from Adrianople: but Vigenere, in his version, has most absurdly substituted trois heures; and this error, which is not corrected by Ducange has entrapped several moderns, whose names I shall spare.]

    [Footnote 28: The reign and end of Baldwin are related by Villehardouin and Nicetas, (p. 386 – 416;) and their omissions are supplied by Ducange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to the end of his first book.]

    [Footnote 29: After brushing away all doubtful and improbable circumstances, we may prove the death of Baldwin, 1. By the firm belief of the French barons, (Villehardouin, No. 230.) 2. By the declaration of Calo-John himself, who excuses his not releasing the captive emperor, quia debitum carnis exsolverat cum carcere teneretur, (Gesta Innocent III. c. 109.)

    Note: Compare Von Raumer. Geschichte der Hohenstaufen, vol.

    1. p. 237. Petitot, in his preface to Villehardouin in the Collection des Memoir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France, tom. i. p. 85, expresses his belief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agic legend.” – M.]

    [Footnote 30: See the story of this impostor from the French and Flemish writers in Ducange, Hist. de C. P. iii. 9; and the ridiculous fables that were believed by the monks of St. Alban’s, in Matthew Paris, Hist. Major, p. 271, 272.

    In all civilized hostility, a treaty is established for the

    exchange or ransom of prisoners; and if their captivity be prolonged, their condition is known, and they ar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with humanity or honor. But the savage Bulgarian was a stranger to the laws of war: his prisons were involved in darkness and silence; and above a year elapsed before the Latins could be assured of the death of Baldwin, before his brother, the regent Henry, would consent to assume the title of emperor. His moderation was applauded by the Greeks as an act of rare and inimitable virtue. Their light and perfidious ambition was eager to seize or anticipate the moment of a vacancy, while a law of succession, the guardian both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was gradually defined and confirmed in the hereditary monarchies of Europe. In the support of the Eastern empire, Henry was gradually left without an associate, as the heroes of the crusade retired from the world or from the war. The doge of Venice, the venerable Dandolo, in the fulness of years and glory, sunk into the grave.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slowly recalled from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revenge of Baldwin and the defence of Thessalonica. Some nice disputes of feudal homage and service were reconciled in a personal interview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they were firmly united by mutual esteem and the common danger; and their alliance was sealed by the nuptials of Henry with the daughter of the Italian

    prince. He soon deplored the loss of his friend and father. At the persuasion of some faithful Greeks, Boniface made a bold and successful inroad among the hills of Rhodope: the Bulgarians fled on his approach; they assembled to harass his retreat. On the intelligence that his rear was attacked, without waiting for any defensive armor, he leaped on horseback, couched his lance, and drove the enemies before him; but in the rash pursuit he was pierced with a mortal wound; and the head of the king of Thessalonica was presented to Calo-John, who enjoyed the honors, without the merit, of victory.

    It is here, at this melancholy event, that the pen or the voice of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seems to drop or to expire; ^31 and if he still exercised his military office of marshal of Romania, his subsequent exploits are buried in oblivion. ^32 The character of Henry was not unequal to his arduous situation: i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beyond the Hellespont, he had deserved the fame of a valiant knight and a skilful commander; and his courage was tempered with a degree of prudence and mildness unknown to his impetuous brother. In the double war against the Greeks of Asia and the Bulgarians of Europe, he was ever the foremost on shipboard or on horseback; and though he cautiously provided for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the drooping Latins were often roused by his example to save and to second their fearless emperor. But such efforts, and some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from France, were of less avail than the errors, the cruelty, and death, of their most formidable adversary. When the despair of the Greek subjects invited Calo- John as their deliverer, they hoped that he would protect their liberty and adopt their laws: they were soon taught to compare the degrees of national ferocity, and to execrate the savage conqueror, who no longer dissembled his intention of dispeopling Thrace, of demolishing the cities, and of transplanting the inhabitants beyond the Danube. Many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race were already evacuated: a heap of ruins marked the place of Philippopolis, and a similar calamity was expected at Demotica and Adrianople, by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revolt. They raised a cry of grief and repentance to the throne of Henry; the emperor

    alone had the magnanimity to forgive and trust them. No more than four hundred knights, with their sergeants and archers, could be assembled under his banner; and with this slender force he fought ^* and repulsed the Bulgarian, who, besides his infantry, was at the head of forty thousand horse. In this expedition, Henry fel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hostile and a friendly country: the remaining cities were preserved by his arms; and the savage, with shame and loss, was compelled to relinquish his prey. The siege of Thessalonica was the last of the evils which Calo-John inflicted or suffered: he was stabbed in the night in his tent; and the general, perhaps the assassin, who found him weltering in his blood, ascribed the blow, with general applause, to the lance of St. Demetrius. ^33 After several victories, the prudence of Henry concluded an honorable peace with the successor of the tyrant, and with the Greek princes of Nice and Epirus. If he ceded some doubtful limits, an ample kingdom was reserved for himself and his feudatories; and his reign, which lasted only ten years, afforded a short interval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Far above the narrow policy of Baldwin and Boniface, he freely intrusted to the Greeks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s of the state and army; and this liberality of sentiment and practice was the more seasonable, as the princes of Nice and Epirus had already learned to seduce and employ the mercenary valor of the Latins. It was the aim of Henry to unite and reward his deserving subjects, of every nation and language; but he appeared less solicitous to accomplish the impracticable 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Pelagius, the pope’s legate, who acted as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had interdicted the worship of the Greeks, and sternly imposed the payment of tithes,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and a blind obedience to the Roman pontiff. As the weaker party, they pleaded the duties of conscience, and implored the rights of toleration: “Our bodies,” they said, “are Caesar’s, but our souls belong only to God. The persecution was check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 emperor: ^34 and if we can believe that the same prince was poisoned by the Greeks themselves, we must entertain a contemptible idea of the sense and gratitude of mankind. His valor was a vulgar attribute, which he shared with ten

    thousand knights; but Henry possessed the superior courage to oppose, in a superstitious age,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clergy.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he presumed to place his throne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atriarch; and this presumption excited the sharpest censure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By a salutary edict, one of the first examples of the laws of mortmain, he prohibited the alienation of fiefs: many of the Latins, desirous of returning to Europe, resigned their estates to the church for a spiritual or temporal reward; these holy lands were immediately discharged from military service, and a colony of soldiers would have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college of priests. ^35

    [Footnote 31: Villehardouin, No. 257. I quote, with regret, this lamentable conclusion, where we lose at once the original history, and the rich illustrations of Ducange. The last pages may derive some light from Henry’s two epistles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106, 107.)]

    [Footnote 32: The marshal was alive in 1212, but he probably died soon afterwards, without returning to France, (Ducange, Observations sur Villehardouin, p. 238.) His fief of Messinople, the gift of Boniface, was the ancient Maximianopolis, which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among the cities of Thrace, (No. 141.)]

    [Footnote *: There was no battle. On the advance of the Latins, John suddenly broke up his camp and retreated. The Latins considered this unexpected deliverance almost a miracle. Le Beau suggest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detection of the Comans, who usually quitted the camp during the heats of summer, may have caused the flight of the Bulgarians. Nicetas, c. 8 Villebardouin, c. 225. Le Beau, vol. xvii. p. 242. – M.]

    [Footnote 33: The church of this patron of Thessalonica was served by the canons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contained a divine ointment which distilled daily and stupendous miracles, (Ducange, Hist. de C. P. ii. 4.)] [Footnote 34: Acropolita (c. 17)

    observe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legate, and the toleration of Henry, (‘Eon, as he calls him).]

    [Footnote 35: See the reign of Henry,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 c. 35 – 41, l. ii. c. 1 – 22,) who is much indebted to the Epistles of the Popes.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i. p. 120 – 122) has found, perhaps in Doutreman, some laws of Henry, which determined the service of fiefs, and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emperor.]

    The virtuous Henry died at Thessalonica, in the defence of

    that kingdom, and of an infant, the son of his friend Boniface. In the two fir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the male line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was extinct. But their sister Yolande was the wife of a French prince, the mother of a numerous progeny; and one of her daughters had married Andrew king of Hungary, a brave and pious champion of the cross. By seating him on the Byzantine throne, the barons of Romania would have acquired the forces of a neighboring and warlike kingdom; but the prudent Andrew revered the laws of succession; and the princess Yolande, with her husband Peter of Courtenay, count of Auxerre, was invited by the Latins to assume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 royal birth of his father, the noble origin of his mother, recommended to the barons of France the first cousin of their king. His reputation was fair, his possessions were ample, and in the bloody crusade against the Albigeois, the soldiers and the priests had been abundantly satisfied of his zeal and valor. Vanity might applaud the elevation of a French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prudence must pity, rather than envy, his treacherous and imaginary greatness. To assert and adorn his title, he was reduced to sell or mortgage the best of his patrimony. By these expedients, the liberality of his royal kinsman Philip Augustus,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of chivalry, he was enabled to pass the Alps at the head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 knights, and five thousand five hundred sergeants and archers. After some hesitation, Pope Honorius the Third was persuaded to crown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but he performed the ceremony

    in a church without the walls, lest he should seem to imply or to bestow any right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 Venetians had engaged to transport Peter and his forces beyond the Adriatic, and the empress, with her four children, to the Byzantine palace; but they required, as the price of their service, that he should recover Durazzo from the despot of Epirus. Michael Angelus, or Comnenus, the first of his dynasty, had bequeathed the succession of his power and ambition to Theodore, his legitimate brother, who already threatened and invaded the establishments of the Latins. After discharging his debt by a fruitless assault, the emperor raised the siege to prosecute a long and perilous journey over land from Durazzo to Thessalonica. He was soon lost in the mountains of Epirus: the passes were fortified; his provisions exhausted; he was delayed and deceived by a treacherous negotiation; and, after Peter of Courtenay and the Roman legate had been arrested in a banquet, the French troops, without leaders or hopes, were eager to exchange their arms for the delusive promise of mercy and bread. The Vatican thundered; and the impious Theodore was threatened with the vengeance of earth and heaven; but the captive emperor and his soldiers were forgotten, and the reproaches of the pope are confined to the imprisonment of his legate. No sooner was he satisfied by the deliverance of the priests and a promise of spiritual obedience, than he pardoned and protected the despot of Epirus. His peremptory commands suspended the ardor of the Venetians and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it was only by a natural or untimely death ^36 that Peter of Courtenay was released from his hopeless captivity. ^37 [Footnote 36: Acropolita (c. 14) affirms, that Peter of Courtenay died by the sword, but from his dark expressions, I should conclude a previous captivity. The Chronicle of Auxerre delays the emperor’s death till the year 1219; and Auxerre i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urtenay.

    Note: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fact, this can hardly be

    made out from the expressions of Acropolita. – M.]

    [Footnote 37: See the reign and death of Peter of Courtenay,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22 – 28,) who feebly strives to excuse the neglect of the emperor by Honorius III.]

    The long ignorance of his fat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lawful sovereign, of Yolande, his wife or widow, delayed the proclamation of a new emperor. Before her death, and in the midst of her grief, she was delivered of a son, who was named Baldwin, the last and most unfortunate of the Latin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His birth endeared him to the barons of Romania; but his childhood would have prolonged the troubles of a minority, and his claims were superseded by the elder claims of his brethren. The first of these, Philip of Courtenay, who derived from his mother the inheritance of Namur, had the wisdom to prefer the substance of a marquisate to the shadow of an empire; and on his refusal, Robert, the second of the sons of Peter and Yolande, was call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Warned by his father’s mischance, he pursued his slow and secure journey through Germany and along the Danube: a passage was opened by his sister’s marriage with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the emperor Robert was crowned by the patriarch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But his reign was an aera of calamity and disgrace; and the colony, as it was styled, of New France yielded on all sides to the Greeks of Nice and Epirus. After a victory, which he owed to his perfidy rather than his courage, Theodore Angelus entered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expelled the feeble Demetrius, the son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erected his standard on the walls of Adrianople; and added, by his vanity, a third or a fourth name to the list of rival emperors. The relics of the Asiatic province were swept away by John Vataces, the son-in-law and successor of Theodore Lascaris, and who, in a triumphant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displayed the virtues both of peace and war. Under his discipline, the swords of the French mercenaries were the most effectual instruments of his conquests, and their desertion from the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was at once a symptom and a cause of the rising ascendant of the Greek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fleet, he

    obtained the command of the Hellespont, reduced the islands of Lesbos and Rhodes, attacked the Venetians of Candia, and intercepted the rare and parsimonious succors of the West. Once, and once only, the Latin emperor sent an army against Vataces; and in the defeat of that army, the veteran knights, the last of the original conquerors, were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But the success of a foreign enemy was less painful to the pusillanimous Robert than the insolence of his Latin subjects, who confounded the weakness of the emperor and of the empire. His personal misfortunes will prove the anarch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erociousness of the times. The amorous youth had neglected his Greek bride, the daughter of Vataces, to introduce into the palace a beautiful maid, of a private, though noble family of Artois; and her mother had been tempted by the lustre of the purple to forfeit her engagements with a gentleman of Burgundy. His love was converted into rage; he assembled his friends, forced the palace gates, threw the mother into the sea, and inhumanly cut off the nose and lips of the wife or concubine of the emperor. Instead of punishing the offender, the barons avowed and applauded the savage deed, ^38 which, as a prince and as a man, it was impossible that Robert should forgive. He escaped from the guilty city to implore the justice or compassion of the pope: the emperor was coolly exhorted to return to his station; before he could obey, he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grief, shame, and impotent resentment. ^39 [Footnote 38: Marinus Sanutus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 p. 4, c. 18, p. 73) is so much delighted with this bloody deed, that he has transcribed it in his margin as a bonum exemplum. Yet he acknowledges the damsel for the lawful wife of Robert.]

    [Footnote 39: See the reign of Robert,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 12.)]

    It was only in the age of chivalry, that valor could ascend

    from a private station to the thrones of Jerusalem and Constantinople. The titular kingdom of Jerusalem had

    devolved to Mary, the daughter of Isabella and Conrad of Montferrat,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Almeric or Amaury. She was given to John of Brienne, of a noble family in Champagne, by the public voice, and the judgment of Philip Augustus, who named him as the most worthy champion of the Holy Land. ^40 In the fifth crusade, he led a hundred thousand Latins to the conquest of Egypt: by him the siege of Damietta was achieved; and the subsequent failure was justly ascribed to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legate. After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Frederic the Second, ^41 he was provoked by the emperor’s ingratitude to accept the command of the army of the church; and though advanced in life, and despoiled of royalty, the sword and spirit of John of Brienne were still ready for the service of Christendom. In the seven years of his brother’s reign, Baldwin of Courtenay had not emerged from a state of childhood, and the barons of Romania felt the strong necessity of placing the sceptre in the hands of a man and a hero. The veteran king of Jerusalem might have disdained the name and office of regent; they agreed to invest him for his life wit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emperor, on the sole condition that Baldwin should marry his second daughter, and succeed at a mature age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expectation, both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kindled by the renown, the choice, and the presence of John of Brienne; and they admired his martial aspect, his green and vigorous age of more than fourscore years, and his size and stature, which surpassed the common measure of mankind. ^42 But avarice, and the love of ease, appear to have chilled the ardor of enterprise: ^* his troops were disbanded, and two years rolled away without action or honor, till he was awakened by the dangerous alliance of Vataces emperor of Nice, and of Azan king of Bulgaria. They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by sea and land, with an arm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a fleet of three hundred ships of war; while the entire force of the Latin emperor was reduced to one hundred and sixty knights, and a small addition of sergeants and archers. I tremble to relate, that instead of defending the city, the hero made a sally at the head of his cavalry; and that of forty- eight squadrons of the enemy, no more than three

    escaped from the edge of his invincible sword. Fired by his example, the infantry and the citizens boarded the vessels that anchored close to the walls; and twenty-five were dragged in triumph into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At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the vassals and allies armed in her defence; broke through every obstacle that opposed their passage; and, in the succeeding year, obtained a second victory over the same enemies.

    By the rude poets of the age, John of Brienne is compared to Hector, Roland, and Judas Machabaeus: ^43 but their credit, and his glory, receive some abatement from the silence of the Greeks. The empire was soon deprived of the last of her champions; and the dying monarch was ambitious to enter paradise in the habit of a Franciscan friar. ^44

    [Footnote 40: Rex igitur Franciae, deliberatione habita, respondit nuntiis, se daturum hominem Syriae partibus aptum; in armis probum (preux) in bellis securum, in agendis providum, Johannem comitem Brennensem. Sanut. Secret. Fidelium, l. iii. p. xi. c. 4, p. 205 Matthew Paris, p. 159.] [Footnote 41: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tom. ii. l. xvi. p. 380 – 385) discusses the marriage of Frederic II. with the daughter of John of Brienne, and the double union of the crowns of Naples and Jerusalem.] [Footnote 42: Acropolita, c. 27. The historian was at that time a boy, and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In 1233, when he was eleven years old, his father broke the Latin chain, left a splendid fortune, and escaped to the Greek court of Nice, where his son was raised to the highest honors.]

    [Footnote *: John de Brienne, elected emperor 1229, wasted two years in preparations, and did not arrive at Constantinople till 1231. Two years more glided away in inglorious inaction; he then made some ineffective warlike expeditions. Constantinople was not besieged till 1234. – M.] [Footnote 43: Philip Mouskes, bishop of Tournay, (A.D. 1274 – 1282,) has composed a poem, or rather string of verses, in bad old Flemish French, on the Latin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Ducange h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Villehardouin; see

    1. 38, for the prowess of John of Brienne. N’Aie, Ector, Roll’ ne Ogiers Ne Judas Machabeus li fiers Tant ne fit d’armes en estors Com fist li Rois Jehans cel jors Et il defors et il dedans La paru sa force et ses sens Et li hardiment qu’il avoit.]

    [Footnote 44: See the reign of John de Brienne,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13 – 26.]

    In the double victory of John of Brienne, I cannot discover

    the name or exploits of his pupil Baldwin, who had attained the age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who succeeded to the imperial dignity on the decease of his adoptive father. ^45 The royal youth was employed on a commission more suitable to his temper; he was sent to visit the Western courts, of the pope more especially, and of the king of France; to excite their pity by the view of his innocence and distress; and to obtain some supplies of men or money for the relief of the sinking empire. He thrice repeated these mendicant visits, in which he seemed to prolong his stay and postpone his return; of the five-and-twenty years of his reign, a greater number were spent abroad than at home; and in no place did the emperor deem himself less free and secure than in his native country and his capital. On some public occasions, his vanity might be soothed by the title of Augustus, and by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at the general council of Lyons, when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excommunicated and deposed, his Oriental colleague was enthroned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ope. But how often was the exile, the vagrant, the Imperial beggar, humbled with scorn, insulted with pity, and degraded in his own eyes and those of the nations! In his first visit to England, he was stopped at Dover by a severe reprimand, that he should presume, without leave, to enter an independent kingdom. After some delay, Baldwin, however, was permitted to pursue his journey, was entertained with cold civility, and thankfully departed with a present of seven hundred marks. ^46 From the avarice of Rome he could only obtain the proclamation of a crusade, and a treasure of indulgences; a coin whose currency was depreciated by too frequent and indiscriminate abuse. His

    birth and misfortunes recommended him to the generosity of his cousin Louis the Ninth; but the martial zeal of the saint was diverted from Constantinople to Egypt and Palestine;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overty of Baldwin was alleviated, for a moment, by the alienation of the marquisate of Namur and the lordship of Courtenay, the last remains of his inheritance. ^47 By such shameful or ruinous expedients, he once more returned to Romania, with an army of thirty thousand soldiers, whose numbers were doubled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Greeks. His first despatches to France and England announced his victories and his hopes: he had reduced the country round the capital to the distance of three days’ journey; and if he succeeded against an important, though nameless, city, (most probably Chiorli,) the frontier would be safe and the passage accessible. But these expectations (if Baldwin was sincere) quickly vanished like a dream: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France melted away in his unskilful hands; and the throne of the Latin emperor was protected by a dishonorable alliance with the Turks and Comans. To secure the former, he consented to bestow his niece on the unbelieving sultan of Cogni; to please the latter, he complied with their Pagan rites; a dog was sacrificed between the two armies;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asted each other’s blood, as a pledge of their fidelity. ^48 In the palace, or pris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ccessor of Augustus demolished the vacant houses for winter fuel, and stripped the lead from the churches for the daily expense of his family. Some usurious loans were dealt with a scanty hand by the merchants of Italy; and Philip, his son and heir, was pawned at Venice as the security for a debt. ^49 Thirst, hunger, and nakedness, are positive evils: but wealth is relative; and a prince who would be rich in a private station, may be exposed by the increase of his wants to all the anxiety and bitterness of poverty. [Footnote 45: See the reign of Baldwin II. till his expulsion from Constantinople,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v. c. 1 – 34, the end l. v. c. 1 – 33]

    [Footnote 46: Matthew Paris relates the two visits of Baldwin II. to the English court, p. 396, 637; his return to Greece

    armata manu, p. 407 his letters of his nomen formidabile, &c., p. 481, (a passage which has escaped Ducange;) his expulsion, p. 850.]

    [Footnote 47: Louis IX. disapproved and stopped the alienation of Courtenay (Ducange, l. iv. c. 23.) It is now annexed to the royal demesne but granted for a term (engage) to the family of Boulainvilliers. Courtenay, in the election of Nemours in the Isle de France, is a town of 900 inhabitants, with the remains of a castle,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v. p. 74 – 77.)]

    [Footnote 48: Joinville, p. 104, edit. du Louvre. A Coman prince, who died without baptism, was buried at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with a live retinue of slaves and horses.]

    [Footnote 49: Sanut. Secret. Fidel. Crucis, l. ii. p. iv. c. 18, p. 73.]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I.

    But in this abject distress, the emperor and empire were

    still possessed of an ideal treasure, which drew its fantastic value from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merit of the true cross was somewhat impaired by its frequent division; and a long captivity among the infidels might shed some suspicion on the fragments that were produced in the East and West. But another relic of the Passion was preserved in the Imperial chapel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rown of thorns which had been placed on the head of Christ was equally precious and authentic. It had formerly been the practice of the Egyptian debtors to deposit, as a security, the mummies of

    their parents; and both their honor and religion were bound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pledge. In the same manner,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the barons of Romania borrowed the sum of thirteen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y-four pieces of gold ^50 on the credit of the holy crown: they fail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contract; and a rich Venetian, Nicholas Querini, undertook to satisfy their impatient creditors, on condition that the relic should be lodged at Venice, to become his absolute property, if it were not redeemed within a short and definite term. The barons apprised their sovereign of the hard treaty and impending loss and as the empire could not afford a ransom of seven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Baldwin was anxious to snatch the prize from the Venetians, and to vest it with more honor and emolument in the hands of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51 Yet the negotiation was attended with some delicacy. In the purchase of relics, the saint would have started at the guilt of simony; but if the mode of expression were changed, he might lawfully repay the debt, accept the gift, and acknowledge the obligation. His ambassadors, two Dominicans, were despatched to Venice to redeem and receive the holy crown which had escaped the dangers of the sea and the galleys of Vataces. On opening a wooden box, they recognized the seals of the doge and barons, which were applied on a shrine of silver; and within this shrine the monument of the Passion was enclosed in a golden vase. The reluctant Venetians yielded to justice and power: the emperor Frederic granted a free and honorable passage; the court of France advanced as far as Troyes in Champagne, to meet with devotion this inestimable relic: it was borne in triumph through Paris by the king himself, barefoot, and in his shirt; and a free gift of ten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reconciled Baldwin to his loss. The success of this transaction tempted the Latin emperor to offer with the same generosity the remaining furniture of his chapel; ^52 a large and authentic portion of the true cross; the baby-linen of the Son of God, the lance, the sponge, and the chain, of his Passion; the rod of Moses, and part of the skull of St. John the Baptist.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se spiritual treasures, twenty thousand marks were expended by St. Louis

    on a stately foundation, the holy chapel of Paris, on which the muse of Boileau has bestowed a comic immortality. The truth of such remote and ancient relics, which cannot be proved by any human testimony, must be admitted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miracles which they have perform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age, an inveterate ulcer was touched and cured by a holy prickle of the holy crown: ^53 the prodigy is attested by the most pious and enlightened Christians of France; nor will the fact be easily disproved, except by those who are armed with a general antidote against religious credulity. ^54

    [Footnote 50: Under the words Perparus, Perpera, Hyperperum, Ducange is short and vague: Monetae genus. From a corrupt passage of Guntherus, (Hist. C. P. c. 8, p. 10,) I guess that the Perpera was the nummus aureus, the fourth part of a mark of silver, or about ten shillings sterling in value. In lead it would be too contemptible.]

    [Footnote 51: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crown, &c., from Constantinople to Paris, see Ducange (Hist. de C. P. l. iv. c. 11 – 14, 24, 35) and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i. p. 201 – 204.)]

    [Footnote 52: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iii. p. 201 – 205. The Lutrin of Boileau exhibits the inside, the soul and manners of the Sainte Chapelle; and many facts relative to the institution are collected and explained by his commentators, Brosset and De St. Marc.]

    [Footnote 53: It was performed A.D. 1656, March 24, on the niece of Pascal; and that superior genius, with Arnauld, Nicole, &c., were on the spot, to believe and attest a miracle which confounded the Jesuits, and saved Port Royal, (Oeuvres de Racine, tom. vi. p. 176 – 187, in his eloquent History of Port Royal.)]

    [Footnote 54: Voltaire (Siecle de Louis XIV. c. 37, (Oeuvres, tom. ix. p. 178, 179) strives to invalidate the fact: but Hume, (Essays, vol. ii. p. 483, 484,) with more skill and success, seizes the battery, and turns the cannon against his enemies.]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55 were on all sides

    encompassed and pressed; their sole hope, the last delay of their ruin, was in the division of their Greek and Bulgarian enemies; and of this hope they were deprived by the superior arms and policy of Vataces, emperor of Nice.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rocky coast of Pamphylia, Asia was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under his reign; and the events of every campaign extended his influence in Europe. The strong cities of the hills of Macedonia and Thrace were rescued from the Bulgarians; and their kingdom was circumscribed by its present and proper limits, along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Danube. The sole emperor of the Romans could no longer brook that a lord of Epirus, a Comnenian prince of the West, should presume to dispute or share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the humble Demetrius changed the color of his buskins, and accepted with gratitude the appellation of despot. His own subjects were exasperated by his baseness and incapacity; they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upreme lord. After some resistance,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was united to the empire of Nice; and Vataces reigned without a competitor from the Turkish borders to the Adriatic Gulf. The princes of Europe revered his merit and power; and had he subscribed an orthodox creed,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pope would have abandoned without reluctance the Latin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death of Vataces, the short and busy reign of Theodore his son, and the helpless infancy of his grandson John, suspend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s. In the next chapter, I shall explain their domestic revolutions; in this place, it will be sufficient to observe, that the young prince was oppressed by the ambition of his guardian and colleague, Michael Palaeologus, who displayed the virtues and vices that belong to the founder of a new dynasty. The emperor Baldwin had flattered himself, that he might recover some provinces or cities by an impotent negotiation.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from Nice with mockery and contempt. At every place which they named, Palaeologus alleged some special reason, which rendered it dear and valuable in his eyes: in the one he was born; in another he had been first promoted to military command; and in a third he had enjoyed, and hoped long to enjoy, the pleasures of the chase.

    “And what then do you propose to give us?” said the astonished deputies. “Nothing,” replied the Greek, “not a foot of land. If your master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pay me, as an annual tribute, the sum which he receives from the trade and customs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se terms, I may allow him to reign. If he refuses, it is war.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 art of war, and I trust the event to God and my sword.” ^56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despot of Epirus was the first prelude of his arms. If a victory was followed by a defeat; if the race of the Comneni or Angeli survived in those mountains his efforts and his reign; the captivity of Villehardouin, prince of Achaia, deprived the Latins of the most active and powerful vassal of their expiring monarchy. The republics of Venice and Genoa disputed, in the first of their naval wars, the command of the sea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East. Pride and interest attached the Venetians to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ir rivals were tempted to promote the designs of her enemies, and the alliance of the Genoese with the schismatic conqueror provoke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Latin church. ^57

    [Footnote 55: The gradual losses of the Latins may be traced in the third fourth, and fifth books of the compilation of Ducange: but of the Greek conquests he has dropped many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be recovered from the larger history of George Acropolita, and the three first book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two writers of the Byzantine series, who hav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meet with learned editors Leo Allatius at Rome, and John Boivin in the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of Paris.]

    [Footnote 56: George Acropolita, c. 78, p. 89, 90. edit. Paris.] [Footnote 57: The Greeks, ashamed of any foreign aid, disguise the alliance and succor of the Genoese: but the fact is proved by the testimony of J Villani (Chron. l. vi. c. 71,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i. p. 202, 203) and William de Nangis, (Annales de St. Louis, p. 248 in the Louvre Joinville,) two impartial foreigners; and Urban IV threatened to deprive Genoa of her archbishop.]

    Intent on his great object, the emperor Michael visited in

    person and strengthened the troops and fortifications of Thrace. The remains of the Latins were driven from their last possessions: he assaulted without success the suburb of Galata; and corresponded with a perfidious baron, who proved unwilling, or unable, to open the gates of the metropolis. The next spring, his favorite general, Alexius Strategopulus, whom he had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passed the Hellespont with eight hundred horse and some infantry, ^58 on a secret expedition. His instructions enjoined him to approach, to listen, to watch, but not to risk any doubtful or dangerous enterprise against the city. The adjacent territory betwee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was cultivated by a hardy race of peasants and outlaws, exercised in arms, uncertain in their allegiance, but inclined by language, religion, and present advantage, to the party of the Greeks. They were styled the volunteers; ^59 and by their free service the army of Alexius, with the regulars of Thrace and the Coman auxiliaries, ^60 was augmented to the number of five-and-twenty thousand men. By the ardor of the volunteers, and by his own ambition, the Caesar was stimulated to disobey the precise orders of his master, in the just confidence that success would plead his pardon and reward. The weaknes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stress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were familiar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volunteers; and they represented the present moment as the most propitious to surprise and conquest. A rash youth, the new governor of the Venetian colony, had sailed away with thirty galleys, and the best of the French knights, on a wild expedition to Daphnusia, a town on the Black Sea, at the distance of forty leagues; ^* and the remaining Latins were without strength or suspicion.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Alexius had passed the Hellespont; but their apprehensions were lulled by the smallness of his original numbers; and their imprudence had not watched the subsequent increase of his army. If he left his main body to second and support his operations, he might advance unperceived in the night with a chosen detachment. While

    some applied scaling-ladders to the lowest part of the walls, they were secure of an old Greek, who would introduce their companions through a subterraneous passage into his house; they could soon on the inside break an entrance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which had been long obstructed; and the conqueror would be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before the Latins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danger. After some debate, the Caesar resigned himself to the faith of the volunteers; they were trusty, bold, and successful; and in describing the plan, I have already related the execution and success. ^61 But no sooner had Alexius passed the threshold of the golden gate, than he trembled at his own rashness; he paused, he deliberated; till the desperate volunteers urged him forwards, by the assurance that in retreat lay the greatest and most inevitable danger. Whilst the Caesar kept his regulars in firm array, the Comans dispersed themselves on all sides; an alarm was sounded, and the threats of fire and pillage compelled the citizens to a decisive resolution.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remembered their native sovereigns; the Genoese merchants their recent alliance and Venetian foes; every quarter was in arms; and the air resounded with a general acclamation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Michael and John, the august emperors of the Romans!” Their rival, Baldwin, was awakened by the sound; but the most pressing danger could not prompt him to draw his sword in the defence of a city which he deserted, perhaps, with more pleasure than regret: he fled from the palace to the seashore, where he descried the welcome sails of the fleet returning from the vain and fruitless attempt on Daphnusia. Constantinople was irrecoverably lost; but the Latin emperor and the principal families embarked on board the Venetian galleys, and steered for the Isle of Euboea, and afterwards for Italy, where the royal fugitive was entertained by the pope and Sicilian king with a mixture of contempt and pity. From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to his death, he consumed thirteen years, soliciting the Catholic powers to join in his restoration: the lesson had been familiar to his youth; nor was his last exile more indigent or shameful than his three former pilgrimages to the courts of Europe. His son Philip was the heir of an ideal empire; and the pretensions

    of his daughter Catherine were transported by her marriage to Charles of Valois, the brother of Philip the Fair, king of France. The house of Courtenay was represented in the female line by successive alliances, till the title of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too bulky and sonorous for a private name, modestly expired in silence and oblivion. ^62 [Footnote 58: Some precautions must be used in reconciling the discordant numbers; the 800 soldiers of Nicetas, the 25,000 of Spandugino, (apud Ducange, l. v. c. 24;) the Greeks and Scythians of Acropolita; and the numerous army of Michael, in the Epistles of Pope Urban IV. (i. 129.)]

    [Footnote 59: They are described and named by Pachymer, (l. ii. c. 14.)] [Footnote 60: It is needless to seek these Comans in the deserts of Tartary, or even of Moldavia. A part of the horde had submitted to John Vataces, and was probably settled as a nursery of soldiers on some waste lands of Thrace, (Cantacuzen. l. i. c. 2.)]

    [Footnote *: According to several authorities, particularly Abulfaradj. Chron. Arab. p. 336, this was a stratagem on the part of the Greeks to weaken the garris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commander offered to surrender the town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Venetians. – M.]

    [Footnote 61: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is briefly told by the Latins: the conquest is described with more satisfaction by the Greeks; by Acropolita, (c. 85,) Pachymer, (l. ii. c. 26, 27,)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c. 1, 2) See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19 – 27.]

    [Footnote 62: See the three last books (l. v. – viii.) and the genealogical tables of Ducange. In the year 1382, the titular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as James de Baux, duke of Andria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on of Margaret, daughter of Catherine de Valois, daughter of Catharine, daughter of Philip, son of Baldwin II., (Ducange, l. viii. c. 37, 38.)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he left any posterity.]

    After thi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s of the Latins to

    Palestine and Constantinople, I cannot dismiss the subject without resolving the general consequences on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the scene, and on the nations that were the actors, of these memorable crusades. ^63 As soon as the arms of the Franks were withdrawn, the impression, though not the memory, was erased in the Mahometan realms of Egypt and Syria. The faithful disciples of the prophet were never tempted by a profane desire to study the laws or language of the idolaters; nor did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primitive manners receive the slightest alteration from their intercourse in peace and war with the unknown strangers of the West. The Greeks, who thought themselves proud, but who were only vain, showed a disposition somewhat less inflexible. In the efforts for the recovery of their empire, they emulated the valor, discipline, and tactics of their antagonists.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he West they might justly despise; but its free spirit would instruct them in the rights of man; and some institu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ere adopted from the French. The corresponden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Italy diffused the knowledge of the Latin tongue; and several of the fathers and classics were at length honored with a Greek version. ^64 But the national and religious prejudices of the Orientals were inflamed by persecution, and the reign of the Latins confirm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churches.

    [Footnote 63: Abulfeda, who saw the conclusion of the crusades, speaks of the kingdoms of the Franks, and those of the Negroes, as equally unknown, (Prolegom. ad Geograph.) Had he not disdained the Latin language, how easily might the Syrian prince have found books and interpreters!] [Footnote 64: A short and superficial account of these versions from Latin into Greek is given by Huet, (de Interpretatione et de claris Interpretibus (p. 131 – 135.) Maximus Planudes, a monk of Constantinople, (A.D. 1327 – 1353) has translated Caesar’s Commentaries, the Somnium Scipionis, the Metamorphoses and Heroides of Ovid, &c., (Fabric. Bib. Graec. tom. x. p. 533.)]

    If we compare the aera of the crusades, the Latins of Europe

    with the Greeks and Arabians, their respective degrees of knowledge, industry, and art, our rude ancestors must be content with the third rank in the scale of nations. Their successive improvement and present superiority may be ascribed to a peculiar energy of character, to an active and imitative spirit, unknown to their more polished rivals, who at that time were in a stationary or retrograde state. With such a disposition, the Latins should have derived the most early and essential benefits from a series of events which opened to their eyes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 and introduced them to a long and frequent intercourse with the more cultivated regions of the East. 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progress was in trade and manufactures, in the arts which are strongly prompted by the thirst of wealth, the calls of necessity, and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sense or vanity.

    Among the crowd of unthinking fanatics, a captive or a pilgrim might sometimes observe the superior refinements of Cairo and Constantinople: the first importer of windmills ^65 was the benefactor of nations; and if such blessings are enjoyed without any grateful remembrance, history has condescended to notice the more apparent luxuries of silk and sugar, which were transported into Italy from Greece and Egypt. But the intellectual wants of the Latins were more slowly felt and supplied; the ardor of studious curiosity was awakened in Europe by different causes and more recent events; and,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y viewed with careless indifference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eks and Arabians. Some rudiments of mathematical and medicinal knowledge might be imparted in practice and in figures; necessity might produce some interpreters for the grosser business of merchants and soldiers; but the commerce of the Orientals had not diffused the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ir languages in the schools of Europe. ^66 If a similar principle of religion repulsed the idiom of the Koran, it should have excited their patience and curiosity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gospel; and the same grammar would have unfolded the sense of Plato and the

    beauties of Homer. Yet in a reign of sixty years,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disdained the speech and learning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manuscripts were the only treasures which the natives might enjoy without rapine or envy. Aristotle was indeed the oracle of the Western universities, but it was a barbarous Aristotle; and, instead of ascending to the fountain head, his Latin votaries humbly accepted a corrupt and remote version, from the Jews and Moors of Andalusia. The principle of the crusades was a savage fanaticism; and the most important effects were analogous to the cause. Each pilgrim was ambitious to return with his sacred spoils, the relics of Greece and Palestine; ^67 and each relic wa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a train of miracles and visions. The belief of the Catholics was corrupted by new legends, their practice by new supersti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quisition, the mendicant orders of monks and friars, the last abuse of indulgences, and the final progress of idolatry, flowed from the baleful fountain of the holy war. The active spirit of the Latins preyed on the vitals of their reason and religion; and i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were the times of darkness,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were the age of absurdity and fable.

    [Footnote 65: Windmills, first invented in the dry country of Asia Minor, were used in Normandy as early as the year 1105, (Vie privee des Francois, tom. i. p. 42, 43.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iv. p. 474)]

    [Footnote 66: See the complaints of Roger Bacon, (Biographia Britannica, vol. i. p. 418, Kippis’s edition.) If Bacon himself, or Gerbert, understood some Greek, they were prodigies, and owed nothing to the commerce of the East.]

    [Footnote 67: Such was the opinion of the great Leibnitz, (Oeuvres de Fontenelle, tom. v. p. 458,) a mast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I shall only instance the pedigree of the Carmelites, and the flight of the house of Loretto, which were both derived from Palestine.]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I.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cultivation of a fertile land,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of the Roman empire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provincials, and rekindled the embers of the arts of antiquity. Their settlements about the age of Charlemagne had acquired some degree of order and stability, when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new swarms of invaders, the Normans, Saracens, ^68 and Hungarians, who replunged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urope into their former state of anarchy and barbarism. About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second tempest had subsided by the expulsion or conversion of the enemies of Christendom: the tide of civilization, which had so long ebbed, began to flow with a steady and accelerated course; and a fairer prospect was opened to the hopes and efforts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s. Great was the increase, and rapid the progress, during the two hundred years of the crusades; and some philosophers have applauded the propitious influence of these holy wars, which appear to me to have checked rather than forwarded the maturity of Europe. ^69 The lives and labors of millions, which were buried in the East, would have been more profitably employ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native country: the accumulated stock of industry and wealth would have overflowed in navigation and trade; and the Latins would have been enriched and enlightened by a pure and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climates of the East. In one respect I can indeed perceive the accidental operation of the crusades, not so much in producing a benefit as in removing an evil. The larger 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Europe was chained to the soil, without freedom, or property, or knowledge; and the two

    orders of ecclesiastics and nobles, whose numbers were comparatively small, alone deserved the name of citizens and men. This oppressive system was supported by the arts of the clergy and the swords of the barons. The authority of the priests operated in the darker ages as a salutary antidote: they prevented the total extinction of letters, mitigated the fierceness of the times, sheltered the poor and defenceless, and preserved or revived the peace and order of civil society. But the independence, rapine, and discord of the feudal lords were unmixed with any semblance of good; and every hope of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was crushed by the iron weight of the martial aristocracy. Among the causes that undermined that Gothic edifice, a conspicuous place must be allowed to the crusades. The estates of the barons were dissipated, and their race was often extinguished, in these costly and perilous expeditions. Their poverty extorted from their pride those charters of freedom which unlocked the fetters of the slave, secured the farm of the peasant and the shop of the artificer, and gradually restored a substance and a soul to the most numerous and useful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e conflagration which destroyed the tall and barren trees of the forest gave air and scope to the vegetation of the smaller and nutritive plants of the soil. ^*

    [Footnote 68: If I rank the Saracens with the Barbarians, it is only relative to their wars, or rather inroads, in Italy and France, where their sole purpose was to plunder and destroy.]

    [Footnote 69: On this interesting subject,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a strong ray of philosophical light has broke from Scotland in our own times; and it is with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regard, that I repeat the names of Hume, Robertson, and Adam Smith.]

    [Footnote *: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rusades, compare the valuable Essay of Reeren, that of M. Choiseul d’Aillecourt, and a chapter of Mr. Forster’s “Mahometanism Unveiled.” I may admire this gentleman’s learning and industry, without pledging myself to his wild theory of prophets interpretation. – M.] Digression On The Family Of Courtenay.

    The purple of three emperors, who have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will authorize or excuse a digression on the origin and singular fortunes of the house of Courtenay, ^70 in the three principal branches: I. Of Edessa; II. Of France; and III. Of England; of which the last only has survived the revolutions of eight hundred years.

    [Footnote 70: I have applied, but not confined, myself to A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the noble and illustrious Family of Courtenay, by Ezra Cleaveland, Tutor to Sir William Courtenay, and Rector of Honiton; Exon. 1735, in folio. The first part is extracted from William of Tyre; the second from Bouchet’s French history; and the third from various memorials, public, provincial, and private, of the Courtenays of Devonshire The rector of Honiton has more gratitude than industry, and more industry than criticism.]

    1.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e, which scatters riches, and of knowledge, which dispels prejudice, the prerogative of birth is most strongly felt and most humbly acknowledged. In every age,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the Germans have discriminated the ranks of society; the dukes and counts, who shared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 converted their office to an inheritance; and to his children, each feudal lord bequeathed his honor and his sword. The proudest families are content to lose, in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tree of their pedigree, which, however deep and lofty, must ultimately rise from a plebeian root; and their historians must descend ten centuries below the Christian aera, before they can ascertain any lineal succession by the evidence of surnames, of arms, and of authentic records. With the first rays of light, ^71 we discern the nobility and opulence of Atho, a French knight; his nobility, in the rank and title of a nameless father; his opulence,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stle of Courtenay in the district of Gatinois, about fifty-six miles to the south of Paris. From the reign of Robert, the son of Hugh Capet, the barons of Courtenay are conspicuous among the immediate vassals of the crown; and Joscelin, the grandson of Atho and a noble dame, is enrolled among the heroes of the first crusade. A domestic alliance (their mothers were sisters) attached him to the standard of Baldwin of Bruges, the second count of Edessa; a princely fief, which he was worthy to receive, and able to maintain, announces the number of his martial followers; and after the departure of his cousin, Joscelin himself was invested with the county of Edessa on both sides of the Euphrates. By economy in peace, his territories were replenished with Latin and Syrian subjects; his magazines with corn, wine, and oil; his castles with gold and silver, with arms and horses. In a holy warfare of thirty years, he was alternately a conqueror and a captive: but he died like a soldier, in a horse litter at the head of his troops; and his last glance beheld the flight of the Turkish invaders who had presumed on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His son and successor, of the same name, was less deficient in valor than in vigilance; but he sometimes forgot that dominion is acquir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same arms. He challenged the hostility of the Turks, without secur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prince of Antioch; and, amidst the peaceful luxury of Turbessel, in Syria, ^72 Joscelin neglected the defence of the Christian frontier beyond the Euphrates. In his absence, Zenghi, the first of the Atabeks, besieged and stormed his capital, Edessa, which was feebly defended by a timorous and disloyal crowd of Orientals: the Franks were oppressed in a bold attempt for its recovery, and Courtenay ended his days in the prison of Aleppo. He still left a fair and ample patrimony But the victorious Turks oppressed on all sides the weakness of a widow and orphan; and, for the equivalent of an annual pension, they resigned to the Greek emperor the charge of defending, and the shame of losing, the last relics of the Latin conquest. The countess-dowager of Edessa retired to Jerusalem with her two children; the daughter, Agnes, became the wife and mother of a king; the son, Joscelin the Third, accepted the office of seneschal, the first of the kingdom, and held his new estates in Palestine by the service of fifty knights. His name appears with honor in the transactions of peace and war; but he finally vanishes in the fall of Jerusalem; and the name of Courtenay, in this branch of Edessa, was lost by the marriage of his two daughters with a French and German baron. ^73

    [Footnote 71: The primitive record of the family is a passage of the continuator of Aimoin, a monk of Fleury, who wrote in the xiith century. See his Chronicle, in the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xi. p. 276.)] [Footnote 72: Turbessel, or, as it is now styled, Telbesher, is fixed by D’Anville four-and-twenty miles from the great passage over the Euphrates at Zeugma.]

    [Footnote 73: His possessions are distinguished in the Assises of Jerusalem (c. B26) among the feudal tenures of the kingdom, which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collected between the years 1153 and 1187. His pedigree may be found in the Lignages d’Outremer, c. 16.]

    1. While Joscelin reigned beyond the Euphrates, his elder brother Milo, the son of Joscelin, the son of Atho, continued, near the Seine, to possess the castle of their fathers, which was at length inherited by Rainaud, or Reginald, the youngest of his three sons. Examples of genius or virtue must be rare in the annals of the oldest families; and, in a remote age their pride will embrace a deed of rapine and violence; such, however, as could not be perpetrated without some superiority of courage, or, at least, of power. A descendant of Reginald of Courtenay may blush for the public robber, who stripped and imprisoned several merchants, after they had satisfied the king’s duties at Sens and Orleans. He will glory in the offence, since the bold offender could not be compelled to obedience and restitution, till the regent and the count of Champagne prepared to march against him at the head of an army. ^74 Reginald bestowed his estates on his eldest daughter, and his daughter on the seventh son of King Louis the Fat; and their marriage was crowned with a numerous offspring. We might expect that a private should have merged in a royal name; and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Peter of France and Elizabeth of Courtenay would have enjoyed the titles and honors of princes of the blood. But this legitimate claim was long neglected, and finally denied; and the causes of their disgrace will represent the story of this second branch. 1. Of all the families now extant, the most ancient, doubtless, and the most illustrious, is the house of France, which has occupied the same throne above eight hundred years, and descends, in a clear and lineal series of male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75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it was already revered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But from Hugh Capet to the marriage of Peter, no more than five reigns or generations had elapsed; and so precarious was their title, that the eldest sons, as a necessary precaution, were previously crown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ir fathers. The peers of France have long maintained their precedency before the younger branches of the royal line, nor had the princes of the bloo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cquired that hereditary lustre which is now diffused over the most remote candidates for the succession. 2. The barons of Courtenay must have stood high in their own estimation, and in that of the world, since they could impose on the son of a king the obligation of adopting for himself and all his descendants the name and arms of their daughter and his wife. In the marriage of an heiress with her inferior or her equal, such exchange often required and allowed: but as they continued to diverge from the regal stem, the sons of Louis the Fat were insensibly confounded with their maternal ancestors; and the new Courtenays might deserve to forfeit the honors of their birth, which a motive of interest had tempted them to renounce. 3. The shame was far more permanent than the reward, and a momentary blaze was followed by a long darkness. The eldest son of these nuptials, Peter of Courtenay, had married, as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e sister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the two fir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he rashl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the barons of Romania; his two sons, Robert and Baldwin, successively held and lost the remains of the Latin empire in the East,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Baldwin the Second again mingled her blood with the blood of France and of Valois. To support the expenses of a troubled and transitory reign, their patrimonial estates were mortgaged or sold: and the la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depended on the annual charity of Rome and Naples. [Footnote 74: The rapine and satisfaction of Reginald de Courtenay, are preposterously arranged in the Epistles of the abbot and regent Suger, (cxiv. cxvi.,) the best memorials of the age, (Duchesne, Scriptores Hist. Franc. tom. iv. p. 530.)]

    [Footnote 75: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th century, after naming the father and grandfather of Hugh Capet, the monk Glaber is obliged to add, cujus genus valde in-ante reperitur obscurum. Yet we are assured that the great- grandfather of Hugh Capet was Robert the Strong count of Anjou, (A.D. 863 – 873,) a noble Frank of Neustria, Neustricus . . . generosae stirpis, who was slain in the defence of his country against the Normans, dum patriae fines tuebatur. Beyond Robert, all is conjecture or fable. It is a probable conjecture, that the third race descended from the second by Childebrand, the brother of Charles Martel. It is an absurd fable that the second was allied to the first by the marriage of Ansbert, a Roman senator and the ancestor of St. Arnoul, with Blitilde, a daughter of Clotaire I. The Saxon origin of the house of France is an ancient but incredible opinion. See a judicious memoir of M. de Foncemagne,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 p. 548 – 579.) He had promised to declare his own opinion in a second memoir, which has never appeared.]

    While the elder brothers dissipated their wealth in romantic adventures, and the castle of Courtenay was profaned by a plebeian owner, the younger branches of that adopted name were propagated and multiplied. But their splendor was clouded by poverty and time: after the decease of Robert, great butler of France, they descended from princes to barons; the next generations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simple gentry; the descendants of Hugh Capet could no longer be visible in the rural lords of Tanlay and of Champignelles. The more adventurous embraced without dishonor the profession of a soldier: the least active and opulent might sink, like their cousins of the branch of Dreux, into the condition of peasants.

    Their royal descent, in a dark period of four hundred years, became each day more obsolete and ambiguous; and their pedigree, instead of being enrolled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dom, must be painfully searched by the minute diligence of heralds and genealogists. It was not till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 the accession of a family almost as remote as their own, that the princely spirit of the Courtenays again revive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nobility provoked them to ascertain the royalty of their blood. They appealed to the justice and compassion of Henry the Fourth; obtained a favorable opinion from twenty lawyers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modestly compared themselves to the descendants of King David, whose prerogatives were not impaired by the lapse of ages or the trade of a carpenter. ^76 But every ear was deaf, and every circumstance was adverse, to their lawful claims. The Bourbon kings were justified by the neglect of the Valois; the princes of the blood, more recent and lofty, disdained the alliance of his humble kindred: the parliament, without denying their proofs, eluded a dangerous precedent by an arbitrary distinction, and established St. Louis as the first father of the royal line. ^77 A repetition of complaints and protests was repeatedly disregarded; and the hopeless pursuit was terminated in the present century by the death of the last male of the family. ^78 Their painful and anxious situation was alleviated by the pride of conscious virtue: they sternly rejected the temptations of fortune and favor; and a dying Courtenay would have sacrificed his son, if the youth could have renounced, for any temporal interest, the right and title of a legitimate prince of the blood of France. ^79

    [Footnote 76: Of the various petitions, apologies, &c., published by the princes of Courtenay, I have seen the three following, all in octavo: 1. De Stirpe et Origine Domus de Courtenay: addita sunt Responsa celeberrimorum Europae Jurisconsultorum; Paris, 1607. 2. Representation du Procede tenu a l’instance faicte devant le Roi, par Messieurs de Courtenay,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Honneur et Dignite de leur Maison, branche de la royalle Maison de France; a Paris, 1613. 3. Representation du subject qui a porte Messieurs de Salles et de Fraville, de la Maison de Courtenay, a se retirer hors du Royaume, 1614. It was a homicide, for which the Courtenays expected to be pardoned, or tried, as princes of the blood.]

    [Footnote 77: The sense of the parliaments is thus expressed by Thuanus Principis nomen nusquam in Gallia tributum, nisi iis qui per mares e regibus nostris originem repetunt; qui nunc tantum a Ludovico none beatae memoriae numerantur; nam Cortinoei et Drocenses, a Ludovico crasso genus ducentes, hodie inter eos minime recensentur. A distinction of expediency rather than justice. The sanctity of Louis IX. could not invest him with any special prerogative, and all the descendants of Hugh Capet must be included in his original compact with the French nation.]

    [Footnote 78: The last male of the Courtenays was Charles Roger, who died in the year 1730, without leaving any sons. The last female was Helene de Courtenay, who married Louis de Beaufremont.

    Her title of Princesse du Sang Royal de France was suppressed (February 7th, 1737) by an arret of the parliament of Paris.]

    [Footnote 79: The singular anecdote to which I allude is related in the Recueil des Pieces interessantes et peu connues, (Maestricht, 1786, in 4 vols. 12mo.;) and the unknown editor quotes his author, who had received it from Helene de Courtenay, marquise de Beaufremont.]

    III. According to the old register of Ford Abbey, the Courtenays of Devonshire are descended from Prince Florus, the second son of Peter, and the grandson of Louis the Fat. ^80 This fable of the grateful or venal monks was too respectfully entertained by our antiquaries, Cambden ^81 and Dugdale: ^82 but it is so clearly repugnant to truth and time, that the rational pride of the family now refuses to accept this imaginary founder.

    Their most faithful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after giving his daughter to the king’s son, Reginald of Courtenay abandoned his possessions in France, and obtained from the English monarch a second wife and a new inheritance. It is certain, at least, that Henry the Second distinguished in his camps and councils a Reginald, of the name and arms, and, as it may be fairly presumed, of the genuine race, of the Courtenays of France. The right of wardship enabled a feudal lord to reward his vassal with the marriage and estate of a noble heiress; and Reginald of Courtenay acquired a fair establishment in Devonshire, where his posterity has been seated above six hundred years. ^83 From a Norman baron, Baldwin de Brioniis, who had been invested by the Conqueror, Hawise, the wife of Reginald, derived the honor of Okehampton, which was held by the service of ninety-three knights; and a female might claim the manly offices of hereditary viscount or sheriff, and of captain of the royal castle of Exeter. Their son Robert married the sister of the earl of Devon: at the end of a century, on the failure of the family of Rivers, ^84 his great-grandson, Hugh the Second, succeeded to a title which was still considered as a territorial dignity; and twelve earls of Devonshire, of the name of Courtenay, have flourished in a period of two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They were ranked among the chief of the barons of the realm;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strenuous dispute, that they yielded to the fief of Arundel the first place in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their alliances were contracted with the noblest families, the Veres, Despensers, St. Johns, Talbots, Bohuns, and even the Plantagenets themselves; and in a contest with John of Lancaster, a Courtenay, bishop of London, and afterward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might be accused of profane confidence in the strength and number of his kindred. In peace, the earls of Devon resided in their numerous castles and manors of the west; their ample revenue was appropriated to devotion and hospitality; and the epitaph of Edward, surnamed from his misfortune, the blind, from his virtues, the good, earl, inculcates with much ingenuity a moral sentence, which may, however, be abused by thoughtless generosity. After a grateful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y-five years of union and happiness which he enjoyed with Mabel his wife, the good earl thus speaks from the tomb: –

    “What we gave, we have; What we spent, we had; What we left, we lost.” ^85

    But their losses, in this sense, were far superior to their gifts and expenses; and their heirs, not less than the poor, were the objects of their paternal care. The sums which they paid for livery and seizin attest the greatness of their possessions; and several estates have remained in their family since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war, the Courtenays of England fulfilled the duties, and deserved the honors, of chivalry. They were often intrusted to levy and command the militia of Devonshire and Cornwall; they often attended their supreme lord to the borders of Scotland; and in foreign service, for a stipulated price, they sometimes maintained fourscore men-at-arms and as many archers. By sea and land they fought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Edwards and Henries: their names are conspicuous in battles, in tournaments, and in the original list of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three brothers shared the Spanish victory of the Black Prince; and in the lapse of six generations, the English Courtenays had learned to despise the nation and country from which they derived their origin. In the quarrel of the two roses, the earls of Devon adhered to the house of Lancaster; and three brothers successively died either in the field or on the scaffold. Their honors and estates were restored by Henry the Seventh; a daughter of Edward the Fourth was not disgraced by the nuptials of a Courtenay; their son, who was created Marquis of Exeter, enjoyed the favor of his cousin Henry the Eighth; and in the camp of Cloth of Gold, he broke a lance against the French monarch. But the favor of Henry was the prelude of disgrace; his disgrace was the signal of death; and of the victims of the jealous tyrant, the marquis of Exeter is one of the most noble and guiltless. His son Edward lived a prisoner in the Tower, and died in exile at Padua; and the secret love of Queen Mary, whom he slighted, perhaps for the princess Elizabeth, has shed a romantic color on the story of this beautiful youth. The relics of his patrimony were conveyed into strange families by the marriages of his four aunts; and his

    personal honors, as if they had been legally extinct, were revived by the patents of succeeding princes. But there still survived a lineal descendant of Hugh, the first earl of Devon, a younger branch of the Courtenays, who have been seated at Powderham Castle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the reign of Edward the Third to the present hour. Their estates have been increased by the grant and improvement of lands in Ireland, and they have been recently restored to the honors of the peerage. Yet the Courtenays still retain the plaintive motto, which asserts the innocence, and deplores the fall, of their ancient house. ^86 While they sigh for past greatness, they are doubtless sensible of present blessings: in the long series of the Courtenay annals, the most splendid aera is likewise the most unfortunate; nor can an opulent peer of Britain be inclined to envy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who wandered over Europe to solicit alms for the support of their dignity and the defence of their capital.

    [Footnote 80: Dugdale, Monasticon Anglicanum, vol. i. p. 786. Yet this fable must have been invented before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The profuse devotion of the three first generations to Ford Abbey was followed by oppression on one side and ingratitude on the other; and in the sixth generation, the monks ceased to register the births, actions, and deaths of their patrons.] [Footnote 81: In his Britannia, in the list of the earls of Devonshire. His expression, e regio sanguine ortos, credunt, betrays, however, some doubt or suspicion.]

    [Footnote 82: In his Baronage, P. i. p. 634, he refers to his own Monasticon. Should he not have corrected the register of Ford Abbey, and annihilated the phantom Florus, by the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of the French historians?] [Footnote 83: Besides the third and most valuable book of Cleaveland’s History, I have consulted Dugdale, the father of our genealogical science, (Baronage, P. i. p. 634 – 643.)]

    [Footnote 84: This great family, de Ripuariis, de Redvers, de Rivers, ended, in Edward the Fifth’s time, in Isabella de Fortibus, a famous and potent dowager, who long survived her brother and husband, (Dugdale, Baronage, P i. p. 254 – 257.)]

    [Footnote 85: Cleaveland p. 142. By some it is assigned to a Rivers earl of Devon; but the English denotes the xvth, rather than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6: Ubi lapsus!) Quid feci? a motto which was probably adopted by the Powderham branch, after the loss of the earldom of Devonshire, &c. The primitive arms of the Courtenays were, Or, three torteaux, Gules, which seem to denote their affinity with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the ancient counts of Boulogn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IV-LVIII

    Chapter LIV: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Part I.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 Their Persecution By The Greek Emperors. — Revolt In Armenia &c. — Transplantation Into Thrace. — Propagation In The West. — The Seeds,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the variety of national characters may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natives of Syria and Egypt abandoned their lives to lazy and contemplative devotion: Rome again aspire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wit of the lively and loquacious Greeks was consumed in the disputes of metaphysical theology. The incomprehensible mysteries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instead of commanding their silent submission, were agitated in vehement and subtile controversies, which enlarged their faith at the expense, perhaps, of their charity and reason. From the council of Nice to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peac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was invaded by these spiritual wars; and so deeply did they affect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hat the historian has too often been compelled to attend the synods, to explore the creeds, and to enumerate the sects, of this busy period of ecclesiastical annal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last ag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sound of controversy was seldom heard: curiosity was exhausted, zeal was fatigued, and, in the decrees of six councils, the articles of the Catholic faith had been irrevocably defined. The spirit of dispute, however vain and pernicious, requires some energy and exercise of the mental faculties; and the prostrate Greeks were content to fast, to pray, and to believe in blind obedience to the patriarch and his clergy. During a long dream of superstition,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their visions and miracles, their relics and images, were preached by the monks, and worshipped by the people; and the appellation of people might be extended, without injustice, to the first ranks of civil society. At an unseasonable moment, the Isaurian emperors attempted somewhat rudely to awaken their subjects: under their influence reason might obtain some proselytes, a far greater number was swayed by interest or fear; but the Eastern world embraced or deplored their visible deiti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mages was celebrated as the feast of orthodoxy. In this passive and unanimous state the ecclesiastical rulers were relieved from the toil, or deprived of the pleasure, of persecution. The Pagans had disappeared; the Jews were silent and obscure; the disputes with the Latins were rare and remote hostilities against a national enemy; and the sects of Egypt and Syria enjoyed a free toler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rabian caliph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a branch of Manichæans was selected as the victims of spiritual tyranny; their patience was at length exasperated to despair and rebellion; and their exile has scattered over the West the seeds of reformation. These important events will justify some inquiry into the doctrine and story of the Paulicians; and, as they cannot plead for themselves, our candid criticism will magnify the good, and abate or suspect the evil, that is reported by their adversaries.

    The Gnostics, who had distracted the infancy, were oppressed by the greatness and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Instead of emulating or surpassing the wealth, learning, and numbers of the Catholics, their obscure remnant was driven from the capitals of the East and West, and confined to the villages and mountains along the borders of the Euphrates. Some vestige of the Marcionites may be detected in the fifth century; but the numerous sects were finally lost in the odious name of the Manichæans; and these heretics, who presumed to reconcile the doctrines of Zoroaster and Christ, were pursued by the two religions with equal and unrelenting hatred. Under the grandson of Heracliu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amosata, more famous for the birth of Lucian than for the title of a Syrian kingdom, a reformer arose, esteemed by the Paulicians as the chosen messenger of truth. In his humble dwelling of Mananalis, Constantine entertained a deacon, who returned from Syrian captivity, and received the inestimable gift of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was already concealed from the vulgar by the prudence of the Greek, and perhaps of the Gnostic, clergy. These books became the measure of his studies and the rule of his faith; and the Catholics, who dispute his interpretation, acknowledge that his text was genuine and sincere. But he attached himself with peculiar devo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character of St. Paul: the name of the Paulicians is derived by their enemies from some unknown and domestic teacher;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they gloried in their affinity to the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His disciples, Titus, Timothy, Sylvanus, Tychicus, were represented by Constantine and his fellow-laborers: the names of the apostolic churches were applied to the congregations which they assembled in Armenia and Cappadocia; and this innocent allegory revived the example and memory of the first ages. In the Gospel, and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his faithful follower investigated the Creed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success, a Protestant reader will applaud the spirit, of the inquiry. But if the Scriptures of the Paulicians were pure, they were not perfect. Their founders rejected the two Epistles of St. Peter, the apostle of the circumcision, whose dispute with their favorite for the observance of the law could not easily be forgiven. They agreed with their Gnostic brethren in the universal contempt for the Old Testament, the books of Moses and the prophets, which have been consecrated by the decre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equal boldness, and doubtless with more reason, Constantine, the new Sylvanus, disclaimed the visions, which, in so many bulky and splendid volumes, had been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sects; the fabulous productions of the Hebrew patriarchs and the sages of the East; the spurious gospels, epistles, and acts, which in the first age had overwhelmed the orthodox code; the theology of Mane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kindred heresies; and the thirty generations, or æons, which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fruitful fancy of Valentine. The Paulicians sincerely condemned the memory and opinions of the Manichæan sect, and complained of the injustice which impressed that invidious name on the simple votaries of St. Paul and of Christ.

    Of the ecclesiastical chain, many links had been broken by the Paulician reformers; and their liberty was enlarged, as they reduced the number of masters, at whose voice profane reason must bow to mystery and miracle. The early separation of the Gnostics had prece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and against the gradual innovations of discipline and doctrine they were as strongly guarded by habit and aversion, as by the silence of St. Paul and the evangelists. The objects which had been transformed by the magic of superstition, appeared to the eyes of the Paulicians in their genuine and naked colors. An image made without hands was the common workmanship of a mortal artist, to whose skill alone the wood and canvas must be indebted for their merit or value. The miraculous relics were a heap of bones and ashes, destitute of life or virtue, or of any relation, perhaps, with the person to whom they were ascribed. The true and vivifying cross was a piece of sound or rotten timber,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a loaf of bread and a cup of wine, the gifts of nature and the symbols of grace. The mother of God was degraded from her celestial honors and immaculate virginity; and the saints and angels were no longer solicited to exercise the laborious office of meditation in heaven, and ministry upon earth. In the practice, or at least in the theory, of the sacraments, the Paulicians were inclined to abolish all visible objects of worship, and the words of the gospel were, in their judgment, the baptism and communion of the faithful. They indulged a convenient latitud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and as often as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literal sense, they could escape to the intricate mazes of figure and allegory. Their utmost diligence must have been employed to dissol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since they adored the latter as the oracles of God, and abhorred the former as the fabulous and absurd invention of men or dæmons. We cannot be surprised, that they should have found in the Gospel the orthodox mystery of the Trinity: but, instead of confessing the human nature and substantial sufferings of Christ, they amused their fancy with a celestial body that passed through the virgin like water through a pipe; with a fantastic crucifixion, that eluded the vain and important malice of the Jews. A creed thus simple and spiritual was not adapted to the genius of the times; and the rational Christian, who might have been contented with the light yoke and easy burden of Jesus and his apostles, was justly offended, that the Paulicians should dare to violate the unity of God, the first article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 Their belief and their trust was in the Father, of Christ, of the human soul, and of the invisible world. But they likewise held the eternity of matter; a stubborn and rebellious substance, the origin of a second principle of an active being, who has created this visible world, and exercises his temporal reign till the final consummation of death and sin. The appearances of moral and physical evil had established the two principles i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f the East; from whence this doctrine was transfused to the various swarms of the Gnostics. A thousand shades may be devised i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Ahriman, from a rival god to a subordinate dæmon, from passion and frailty to pure and perfect malevolence: but, in spite of our efforts, the goodness, and the power, of Ormusd are placed at the opposite extremities of the line; and every step that approaches the one must recede in equal proportion from the other.

    The apostolic labors of Constantine Sylvanus soon multiplied the number of his disciples, the secret recompense of spiritual ambition. The remnant of the Gnostic sects, and especially the Manichæans of Armenia, were united under his standard; many Catholics were converted or seduced by his arguments; and he preached with success in the regions of Pontus and Cappadocia, which had long since imbibed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The Paulician teachers were distinguished only by their Scriptural names, by the modest title of Fellow-pilgrims, by the austerity of their lives, their zeal or knowledge, and the credit of some extraordinary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Bu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desiring, or at least of obtaining, the wealth and honors of the Catholic prelacy; such anti-Christian pride they bitterly censured; and even the rank of elders or presbyters was condemned as an institution of the Jewish synagogue. The new sect was loosely spread over the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to the westward of the Euphrates; six of their principal congregations represented the churches to which St. Paul had addressed his epistles; and their founder chose his residenc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lonia, in the same district of Pontus which had been celebrated by the altars of Bellona and the miracles of Gregory. After a mission of twenty-seven years, Sylvanus, who had retired from the tolerating government of the Arabs, fell a sacrifice to Roman persecution. The laws of the pious emperors, which seldom touched the lives of less odious heretics, proscribed without mercy or disguise the tenets, the books, and the persons of the Montanists and Manichæans: the books were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all who should presume to secrete such writings, or to profess such opinions, were devoted to an ignominious death. A Greek minister, armed with legal and military powers, appeared at Colonia to strike the shepherd, and to reclaim, if possible, the lost sheep. By a refinement of cruelty, Simeon placed the unfortunate Sylvanus before a line of his disciples, who were commanded, as the price of their pardon and the proof of their repentance, to massacre their spiritual father. They turned aside from the impious office; the stones dropped from their filial hands, and of the whole number, only one executioner could be found, a new David, as he is styled by the Catholics, who boldly overthrew the giant of heresy. This apostate (Justin was his name) again deceived and betrayed his unsuspecting brethren, and a new conformity to the acts of St. Paul may be found in the conversion of Simeon: like the apostle, he embraced the doctrine which he had been sent to persecute, renounced his honors and fortunes, and required among the Paulicians the fame of a missionary and a martyr. They were not ambitious of martyrdom, but in a calamitous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ir patience sustained whatever zeal could inflict; and power was insufficient to eradicate the obstinate vegetation of fanaticism and reason. From the blood and ashes of the first victims, a succession of teachers and congregations repeatedly arose: amidst their foreign hostilities, they found leisure fo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preached, they disputed, they suffered; and the virtues, the apparent virtues, of Sergius, in a pilgrimage of thirty-three years, are reluctantly confessed by the orthodox historians. The native cruelty of Justinian the Second was stimulated by a pious cause; and he vainly hoped to extinguish, in a single conflagration, the name and memory of the Paulicians. By their primitive simplicity, their abhorrence of popular superstition, the Iconoclast princes might have been reconciled to some erroneous doctrines; but they themselves were exposed to the calumnies of the monks, and they chose to be the tyrants, lest they should be accused as the accomplices, of the Manichæans. Such a reproach has sullied the clemency of Nicephorus, who relaxed in their favor the severity of the penal statutes, nor will his character sustain the honor of a more liberal motive. The feeble Michael the First, the rigid Leo the Armenian, were foremost in the race of persecution; but the prize must doubtless be adjudged to the sanguinary devotion of Theodora, who restored the images to the Oriental church. Her inquisitors explored the cities and mountains of the Lesser Asia, and the flatterers of the empress have affirmed that, in a short reign, one hundred thousand Paulicians were extirpated by the sword, the gibbet, or the flames. Her guilt or merit has perhaps been stretche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ruth: but if the account be allowed, it must be presumed that many simple Iconoclasts were punished under a more odious name; and that some who were driven from the church, unwillingly took refuge in the bosom of heresy.

    The most furious and desperate of rebels are the sectaries of a religion long persecuted, and at length provoked. In a holy cause they are no longer susceptible of fear or remorse: the justice of their arms hardens them against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and they revenge their fathers’ wrongs on the children of their tyrants. Such have been the Hussites of Bohemia and the Calvinists of France, and such, in the ninth century, were the Paulicians of Armenia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s. They were first awakened to the massacre of a governor and bishop, who exercised the Imperial mandate of converting or destroying the heretics; and the deepest recesses of Mount Argæus protected their independence and revenge. A more dangerous and consuming flame was kindled by the persecution of Theodora, and the revolt of Carbeas, a valiant Paulician, who commanded the gua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East. His father had been impaled by the Catholic inquisitors; and religion, or at least nature, might justify his desertion and revenge. Five thousand of his brethren were united by the same motives; they renounced the allegiance of anti-Christian Rome; a Saracen emir introduced Carbeas to the caliph; an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extended his sceptre to the implacable enemy of the Greeks. In the mountains between Siwas and Trebizond he founded or fortified the city of Tephrice, which is still occupied by a fierce or licentious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hills were covered with the Paulician fugitives, who now reconciled the use of the Bible and the sword. Duri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sia was afflicted by the calamitie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war; in their hostile inroads, the disciples of St. Paul were joined with those of Mahomet; and the peaceful Christians, the aged parent and tender virgin, who were delivered into barbarous servitude, might justly accuse the intolerant spirit of their sovereign. So urgent was the mischief, so intolerable the shame, that even the dissolute Michael, the son of Theodora, was compelled to march in person against the Paulicians: he was defeated under the walls of Samosata; and the Roman emperor fled before the heretics whom his mother had condemned to the flames. The Saracens fought under the same banners, but the victory was ascribed to Carbeas; and the captive generals,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tribunes, were either released by his avarice, or tortured by his fanaticism. The valor and ambition of Chrysocheir, his successor, embraced a wider circle of rapine and revenge. In alliance with his faithful Moslems, he boldly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Asia; the troops of the frontier and the palace were repeatedly overthrown; the edicts of persecution were answered by the pillage of Nice and Nicomedia, of Ancyra and Ephesus; nor could the apostle St. John protect from violation his city and sepulchre. The cathedral of Ephesus was turned into a stable for mules and horses; and the Paulicians vied with the Saracens in their contempt and abhorrence of images and relics. It is not unpleasing to observe the triumph of rebellion over the same despotism which had disdained the prayers of an injured people. The emperor Basil, the Macedonian, was reduced to sue for peace, to offer a ransom for the captives, and to request, in the language of moderation and charity, that Chrysocheir would spare his fellow-Christians, and content himself with a royal donative of gold and silver and silk garments. “If the emperor,” replied the insolent fanatic,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abdicate the East, and reign without molestation in the West. If he refuse, the servants of the Lord will precipitate him from the throne.” The reluctant Basil suspended the treaty, accepted the defiance, and led his army into the land of heresy, which he wasted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open country of the Paulicians was exposed to the same calamities which they had inflicted; but when he had explored the strength of Tephrice, the multitude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ample magazines of arms and provisions, he desisted with a sigh from the hopeless siege. On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he labored, by the foundation of convents and churches, to secure the aid of his celestial patrons, of Michael the archangel and the prophet Elijah; and it was his daily prayer that he might live to transpierce, with three arrows, the head of his impious adversary. Beyond his expectations, the wish was accomplished: after a successful inroad, Chrysocheir was surprised and slain in his retreat; and the rebel’s head was triumphantly presented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On the reception of this welcome trophy, Basil instantly called for his bow, discharged three arrows with unerring aim, and accepted the applause of the court, who hailed the victory of the royal archer. With Chrysocheir, the glory of the Paulicians faded and withered: on the second expedition of the emperor, the impregnable Tephrice, was deserted by the heretics, who sued for mercy or escaped to the borders. The city was ruined, but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survived in the mountains: the Paulicians defended, above a century, their religion and liberty, infested the Roman limits, and maintained their perpetual alliance with the enemies of the empire and the gospel.

    Chapter LIV: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Part II.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eight century, Constantine, surnamed Copronymus by the worshippers of images, had made an expedition into Armenia, and found, in the cities of Melitene and Theodosiopolis, a great number of Paulicians, his kindred heretics. As a favor, or punishment, he transplanted them from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race; and by this emigration their doctrine was introduced and diffused in Europe. If the sectaries of the metropolis were soon mingled with the promiscuous mass, those of the country struck a deep root in a foreign soil. The Paulicians of Thrace resisted the storms of persecution, maintained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their Armenian brethren, and gave aid and comfort to their preachers, who solicited, not without success, the infant faith of the Bulgarians.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y were restored and multiplied by a more powerful colony, which John Zimisces transported from the Chalybian hills to the valleys of Mount Hæmus. The Oriental clergy who would have preferred the destruction, impatiently sighed for the absence, of the Manichæans: the warlike emperor had felt and esteemed their valor: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Saracens was pregnant with mischief; but, on the side of the Danube,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Scythia, their service might be useful, and their loss would be desirable. Their exile in a distant land was softened by a free toleration: the Paulicians held the city of Philippopolis and the keys of Thrace; the Catholics were their subjects; the Jacobite emigrants their associates: they occupied a line of villages and castles in Macedonia and Epirus; and many native Bulgarians were associated to the communion of arms and heresy. As long as they were awed by power and treated with moderation, their voluntary band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armies of the empire; and the courage of these dogs, ever greedy of war, ever thirsty of human blood, is notic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almost with reproach, by the pusillanimous Greeks. The same spirit rendered them arrogant and contumacious: they were easily provoked by caprice or injury; and their privileges were often violated by the faithless bigotry of the government and clergy. In the midst of the Norman war,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Manichæans deserted the standard of Alexius Comnenus, and retired to their native homes. He dissembled till the moment of revenge; invited the chiefs to a friendly conference; and punished the innocent and guilty by imprisonment, confiscation, and baptism. In an interval of peace, the emperor undertook the pious office of reconciling them to the church and state: his winter quarters were fixed at Philippopolis; and the thirteenth apostle, as he is styled by his pious daughter, consumed whole days and nights in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His arguments were fortified, their obstinacy was melted, by the honors and rewards which he bestowed on the most eminent proselytes; and a new city, surrounded with gardens, enriched with immunities, and dignified with his own name, was founded by Alexius for the residence of his vulgar converts.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Philippopolis was wrested from their hands; the contumacious leaders were secured in a dungeon, or banished from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lives were spared by the prudence, rather than the mercy, of an emperor, at whose command a poor and solitary heretic was burnt alive before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But the proud hope of eradicating the prejudices of a nation was speedily overturned by the invincible zeal of the Paulicians, who ceased to dissemble or refused to obey. After the departure and death of Alexius, they soon resumed their civil and religious law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ir pope or primate (a manifest corruption) resided on the confines of Bulgaria, Croatia, and Dalmatia, and governed, by his vicars, the filial congregations of Italy and France. From that æra, a minute scrutiny might prolong and perpetuate the chain of tradition. At the end of the last age, the sect or colony still inhabited the valleys of Mount Hæmus, where their ignorance and poverty were more frequently tormented by the Greek clergy than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he modern Paulicians have lost all memory of their origin; and their religion is disgraced by the worship of the cross, and the practice of bloody sacrifice, which some captives have imported from the wilds of Tartary.

    In the West, the first teachers of the Manichæan theology had been repulsed by the people, or suppressed by the prince. The favor and success of the Paulician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must be imputed to the strong, though secret, discontent which armed the most pious Christians against the church of Rome. Her avarice was oppressive, her despotism odious; less degenerate perhaps than the Greeks in the worship of saints and images, her innovations were more rapid and scandalous: she had rigorously defined and impose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the lives of the Latin clergy were more corrupt, and the Eastern bishops might pass for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if the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lordly prelates, who wielded by turns the crosier, the sceptre, and the sword. Three different roads might introduce the Paulicians into the heart of Europe.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Hungary, the pilgrims who visited Jerusalem might safely follow the course of the Danube: in their journey and return they passed through Philippopolis; and the sectaries, disguising their name and heresy, might accompany the French or German caravans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trade and dominion of Venice pervaded the coast of the Adriatic, and the hospitable republic opened her bosom to foreigners of every climate and religion. Under the Byzantine standard, the Paulicians were often transported to the Greek provinces of Italy and Sicily: in peace and war, they freely conversed with strangers and natives, and their opinions were silently propagated in Rome, Milan, and the kingdoms beyond the Alps. It was soon discovered, that many thousand Catholics of every rank, and of either sex, had embraced the Manichæan heresy; and the flames which consumed twelve canons of Orleans was the first act and signal of persecution. The Bulgarians, a name so innocent in its origin, so odious in its application, spread their branches over the face of Europe. United in common hatred of idolatry and Rome, they were connected by a form of episcopal and presbyterian government; their various sects were discriminated by some fainter or darker shades of theology; but they generally agreed in the two principles, the contemp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denial of the body of Christ, either on the cross or in the eucharist. A confession of simple worship and blameless manners is extorted from their enemies; and so high was their standard of perfection, that the increasing congreg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of disciples, of those who practised, and of those who aspired. It was in the country of the Albigeoi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that the Paulicians were most deeply implanted; and the same vicissitudes of martyrdom and revenge which had been display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Euphrates, were repeate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The laws of the Eastern emperors were revived by Frederic the Second. The insurgents of Tephrice were represented by the barons and cities of Languedoc: Pope Innocent III. surpassed the sanguinary fame of Theodora. It was in cruelty alone that her soldiers could equal the heroes of the Crusades, and the cruelty of her priests was far excelled by the founders of the Inquisition; an office more adapted to confirm, than to refute, the belief of an evil principle. The visible assemblies of the Paulicians, or Albigeois, were extirpated by fire and sword; and the bleeding remnant escaped by flight, concealment, or Catholic conformity. But the invincible spirit which they had kindled still lived and breathed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state, in the church, and even in the cloister, a latent succession was preserved of the disciples of St. Paul;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e tyranny of Rome, embraced the Bible as the rule of faith, and purified their creed from all the visions of the Gnostic theology. * The struggles of Wickliff in England, of Huss in Bohemia, were premature and ineffectual; but the names of Zuinglius, Luther, and Calvin, are pronounced with gratitude as the deliverers of nations.

    A philosopher, who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their merit and the value of their reformation, will prudently ask from what articles of faith, above or against our reason, they have enfranchised the Christians; for such enfranchisement is doubtless a benefit so far as it may be compatible with truth and piety. After a fair discussion, we shall rather be surprised by the timidity, than scandalized by the freedom, of our first reformers. With the Jews, they adopted the belief and defence of all the Hebrew Scriptures, with all their prodigies,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the visions of the prophet Daniel; and they were bound, like the Catholics, to justify against the Jews the abolition of a divine law. In the great mysteries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the reformers were severely orthodox: they freely adopted the theology of the four, or the six first councils; and with the Athanasian creed, they pronounced the eternal damnation of all who did not believe the Catholic faith. Transubstantiation, the invisible change of the bread and wine into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is a tenet that may defy the power of argument and pleasantry; but instead of consulting the evidence of their senses, of their sight, their feeling, and their taste, the first Protestants were entangled in their own scruples, and awed by the words of Jesus 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sacrament. Luther maintained a corporeal, and Calvin a re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 and the opinion of Zuinglius, that it is no more than a spiritual communion, a simple memorial, has slowly prevailed in the reformed churches. But the loss of one mystery was amply compensated by the stupendous doctrines of original sin, redemption, faith, grace, and predestination, which have been strained from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These subtile questions had most assuredly been prepared by the fathers and schoolmen; but the final improvement and popular use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first reformers, who enforced them as the absolute and essential terms of salvation. Hitherto the weight of supernatural belief inclines against the Protestants; and many a sober Christian would rather admit that a wafer is God, than that God is a cruel and capricious tyrant.

    Yet the services of Luther and his rivals are solid and important; and the philosopher must own his obligations to these fearless enthusiasts. I. By their hands the lofty fabric of superstition, from the abuse of indulgences to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Virgin, has been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Myriads of both sexes of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were restored to the liberty and labors of social life. A hierarchy of saints and angels, of imperfect and subordinate deitie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temporal power, and reduced to the enjoyment of celestial happiness; their images and relics were banished from the church;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was no longer nourished with the daily repetition of miracles and visions. The imitation of Paganism was supplied by a pure and spiritual worship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the most worthy of man, the least unworthy of the Deity. It only remains to observe, whether such sublime simplicity be consistent with popular devotion; whether the vulgar, in the absence of all visible objects, will not be inflamed by enthusiasm, or insensibly subside in languor and indifference. II. The chain of authority was broken, which restrains the bigot from thinking as he pleases, and the slave from speaking as he thinks: the popes, fathers, and councils, were no longer the supreme and infallible judges of the world; and each Christian was taught to acknowledge no law but the Scriptures, no interpreter but his own conscience. This freedom, however, was the consequence, rather than the design, of the Reformation. The patriot reformers were ambitious of succeeding the tyrants whom they had dethroned. They imposed with equal rigor their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hey asserted the right of the magistrate to punish heretics with death. The pious or personal animosity of Calvin proscribed in Servetus the guilt of his own rebellion; and the flames of Smithfield, in which he was afterwards consumed, had been kindled for the Anabaptists by the zeal of Cranmer. The nature of the tiger was the same, but he was gradually deprived of his teeth and fangs. A spiritual and temporal kingdom was possessed by the Roman pontiff; the Protestant doctors were subjects of an humble rank, without revenue or jurisdiction. Hisdecrees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antiqu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ir arguments and disputes were submitted to the people; and their appeal to private judgment was accepted beyond their wishes, by curiosity and enthusiasm. Since the days of Luther and Calvin, a secret reformation has been silently working in the bosom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 many weeds of prejudice were eradicated; and the disciples of Erasmus diffused a spirit of freedom and moderation.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 has been claimed as a common benefit, an inalienable right: the free governments of Holland and England 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toleration; and the narrow allowance of the laws has been enlarged by the prudence and humanity of the times. In the exercise, the mind has understood the limits of its powers, and the words and shadows that might amuse the child can no longer satisfy his manly reason. The volumes of controversy are overspread with cobwebs: the doctrine of a Protestant church is far removed from the knowledge or belief of its private members; and the forms of orthodoxy, the articles of faith, are subscribed with a sigh, or a smile, by the modern clergy. Yet the friends of Christianity are alarmed at the boundless impulse of inquiry and scepticism. The predictions of the Catholics are accomplished: the web of mystery is unravelled by the Arminians, Arians, and Socinians, whose number must not be computed from their separate congregations; and the pillars of Revelation are shaken by those men who preserve the name without the substance of religion, who indulge the license without the temper of philosophy. *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Part I

    The Bulgarians. — Origin,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 Of The Hungarians. — Their Inroads In The East And West. — The Monarchy Of Russia. — Geography And Trade. — Wars Of The Russians Against The Greek Empire. — Conversion Of The Barbarians.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andson of Heraclius, the ancient barrier of the Danube, so often violated and so often restored, was irretrievably swept away by a new deluge of Barbarians. Their progress was favored by the caliphs, their unknown and accidental auxiliaries: the Roman legions were occupied in Asia; and after the loss of Syria, Egypt, and Africa, the Cæsars were twice reduced to the danger and disgrace of defending their capital against the Saracens. If, in the account of this interesting people, I have deviated from the strict and original line of my undertaking, the merit of the subject will hide my transgression, or solicit my excuse. In the East, in the West, in war, in religion, in science, in their prosperity, and in their decay, the Arabians press themselves on our curiosity: the first overthrow of the church and empire of the Greeks may be imputed to their arms; and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still hold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sceptre of the Oriental world. But the same labor would be unworthily bestowed on the swarms of savages, who, between the seventh and the twelfth century, descended from the plains of Scythia, in transient

    inroad or perpetual emigration. Their names are uncouth, their origins doubtful, their actions obscure, their superstition was blind, their valor brutal, and the uniformity of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was neither softened by innocence nor refined by policy. The majesty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repelled and survived their disorderly attack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Barbarians has disappeared without leaving any memorial of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despicable remnant continues, and may long continue, to groan under the dominion of a foreign tyrant. From the antiquities of, I. Bulgarians, II. Hungarians, and, III. Russians,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selecting such facts as yet deserve to be remembered. The conquests of the, IV. Normans, and the monarchy of the, V. Turks, will naturally terminate in the memorable Crusades to the Holy Land, and the double fall of the city and empire of Constantine.

    1. In his march to Italy, Theodoric the Ostrogoth had trampled on the arms of the Bulgarians. After this defeat, the name and the nation are lost during a century and a half; and it may be suspected that the same or a similar appellation was revived by strange colonies from the Borysthenes, the Tanais, or the Volga. A king of the ancient Bulgaria bequeathed to his five sons a last lesson of moderation and concord. It was received as youth has ever received the counsels of age and experience: the five princes buried their father; divided his subjects and cattle; forgot his advic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wandered in quest of fortune till we find the most adventurous in the heart of Ital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arch of Ravenna. But the stream of emigration was directed or impelled towards the capital. The modern Bulgaria, along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Danube, was stamped with the name and image which it has retained to the present hour: the new conquerors successively acquired, by war or treaty, the Roman provinces of Dardania, Thessaly, and the two Epirus; the ecclesiastical supremacy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native city of Justinian; and, in their prosperous age, the obscure town of Lychnidus, or Achrida, was honored with the throne of a king and a patriarch. The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of language

    attests the descent of the Bulgarians from the original stock of the Sclavonian, or more properly Slavonian, race; and the kindred bands of Servians, Bosnians, Rascians, Croatians, Walachians, &c., followed either the standard or the example of the leading tribe. From the Euxine to the Adriatic, in the state of captives, or subjects, or allies, or enemies, of the Greek empire, they overspread the land; and the national appellation of the slaves has been degraded by chance or malice from the signification of glory to that of servitude. Among these colonies, the Chrobatians, or Croats, who now attend the motions of an Austrian army,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 mighty people, the conquerors and sovereigns of Dalmatia. The maritime cities, and of these the infant republic of Ragusa, implored the aid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y were advised by the magnanimous Basil to reserve a small acknowledgment of their fidelity to the Roman empire, and to appease, by an annual tribute, the wrath of these irresistible Barbarians. The kingdom of Croatia was shared by eleven Zoupans, or feudatory lords; and their united forces were numbered at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A long sea-coast, indented with capacious harbors, covered with a string of islands, and almost in sight of the Italian shores, disposed both the natives and strangers to the practice of navigation. The boats or brigantines of the Croats were constructed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old Liburnian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vessels may excite the idea of a respectable navy; but our seamen will smile at the allowance of ten, or twenty, or forty, men for each of these ships of war. They were gradually converted to the more honorable service of commerce; yet the Sclavonian pirates were still frequent and dangerous; and it was not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the freedom and sovereignty of the Gulf were effectually vindicated by the Venetian republic. The ancestors of these Dalmatian kings were equally removed from the use and abuse of navigation: they dwelt in the White Croatia, in the inland regions of Silesia and Little Poland, thirty days’ journey, according to the Greek computation, from the sea of darkness.

    The glory of the Bulgarians was confined to a narrow scope both of time and place.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y reigned to the south of the Danube; but the more powerful nations that had followed their emigration repelled all return to the north and all progress to the west. Yet in the obscure catalogue of their exploits, they might boast an honor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appropriated to the Goths: that of slaying in battle one of the successors of Augustus and Constantine. The emperor Nicephorus had lost his fame in the Arabian, he lost his life in the Sclavonian, war. In his first operations he advanced with boldness and success into the centre of Bulgaria, and burnt the royal court, which was probably no more than an edifice and village of timber. But while he searched the spoil and refused all offers of treaty, his enemies collected their spirits and their forces: the passes of retreat were insuperably barred; and the trembling Nicephorus was heard to exclaim, “Alas, alas! unless we could assume the wings of birds, we cannot hope to escape.” Two days he waited his fate in the inactivity of despair; but,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the Bulgarians surprised the camp, and the Roman prince, with the grea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were slaughtered in their tents. The body of Valens had been saved from insult; but the head of Nicephorus was exposed on a spear, and his skull, enchased with gold, was often replenished in the feasts of victory. The Greeks bewailed the dishonor of the throne; but they acknowledged the just punishment of avarice and cruelty. This savage cup was deeply tinctured with the manners of the Scythian wilderness; but they were soften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same century by a peaceful intercourse with the Greeks, the possession of a cultivated reg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The nobles of Bulgaria were educated in the schools and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Simeon, a youth of the royal line, was instructed in the rhetoric of Demosthenes and the logic of Aristotle. He relinquished the profession of a monk for that of a king and warrior; and in his reign of more than forty years, Bulgaria assumed a rank among the civilized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Greeks, whom he repeatedly attacked, derived a faint consolation from indulging

    themselves in the reproaches of perfidy and sacrilege. They purchased the aid of the Pagan Turks; but Simeon, in a second battle, redeemed the loss of the first, at a time when it was esteemed a victory to elude the arms of that formidable nation. The Servians were overthrown, made captive and dispersed; and those who visited the country before their restoration could discover no more than fifty vagrants, without women or children, who extorted a precarious subsistence from the chase. On classic ground, on the banks of Achelöus, the Greeks were defeated; their horn was broken by the strength of the Barbaric Hercules. He forme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in a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emperor, Simeon imposed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They met with the most jealous precautions: the royal gallery was drawn close to an artificial and well-fortified platform; and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was emulated by the pomp of the Bulgarian. “Are you a Christian?” said the humble Romanus: “it is your duty to abstain from the blood of your fellow-Christians. Has the thirst of riches seduced you from the blessings of peace? Sheathe your sword, open your hand, and I will satiate the utmost measure of your desires.” The reconciliation was sealed by a domestic alliance; the freedom of trade was granted or restored; the first honors of the court were secured to the friends of Bulgaria, above the ambassadors of enemies or strangers; and her princes were dignified with the high and invidious title of Basileus, or emperor. But this friendship was soon disturbed: after the death of Simeon, the nations were again in arms; his feeble successors were divided and extinguished;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second Basil, who was born in the purple, deserved the appellation of conqueror of the Bulgarians. His avarice was in some measure gratified by a treasure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ten thousand pounds’ weight of gold,) which he found in the palace of Lychnidus. His cruelty inflicted a cool and exquisite vengeance on fifteen thousand captives who had been guilty of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deprived of sight; but to one of each hundred a single eye was left, that he might conduct his blind century to the presence of their king. Their

    king is said to have expired of grief and horror; the nation was awed by this terrible example; the Bulgarians were swept away from their settlements, and circumscribed within a narrow province; the surviving chiefs bequeathed to their children the advice of patience and the duty of revenge.

    1. When the black swarm of Hungarians first hung over Europe, above ni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Christian æra, they were mistaken by fear and superstition for the Gog and Magog of the Scriptures, the signs and forerunner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letters, they have explored their own antiquities with a strong and laudable impulse of patriotic curiosity. Their rational criticism can no longer be amused with a vain pedigree of Attila and the Huns; but they complain that their primitive records have perished in the Tartar war; that the truth or fiction of their rustic songs is long since forgotten; and that the fragments of a rude chronicle must be painfully reconcil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ough foreign intelligence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er. Magiar is the national and oriental denomination of the Hungarians; but, among the tribes of Scythia, they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Greeks under the proper and peculiar name of Turks,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at mighty people who had conquered and reigned from China to the Volga. The Pannonian colony preserved a correspondence of trade and amity with the eastern Turks on the confines of Persia and after a separation of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king of Hungary discovered and visited their ancient country near the banks of the Volga.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by a people of Pagans and Savages who still bore the name of Hungarians; conversed in their native tongue, recollected a tradition of their long-lost brethren, and listened with amazement to the marvellous tale of their new kingdom and religion. The zeal of conversion was animated by the interest of consanguinity;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heir princes had formed the generous, though fruitless, design of replenishing the solitude of Pannonia by this domestic colony from the heart of Tartary. From this primitive country they were driven

    to the West by the tide of war and emigration, by the weight of the more distant tribes, who at the same time were fugitives and conquerors. * Reason or fortune directed their course towards the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y halted in the usual station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great rivers; and in the territories of Moscow, Kiow, and Moldavia, some vestiges have been discovered of their temporary residence. In this long and various peregrination, they could not always escape the dominion of the stronger;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blood was improved or sullied by the mixture of a foreign race: from a motive of compulsion, or choice, several tribes of the Chazars were associat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ancient vassals; introduced the use of a second language; and obtained by their superior renown the most honorable place in the front of battle.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Turks and their allies marched in seven equal and artificial divisions; each division was formed of thirty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fifty-seven warrio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children, and servants, supposes and requires at least a million of emigrants. Their public counsels were directed by seven vayvods, or hereditary chiefs; but the experience of discord and weakness recommended the more simple and vigorous administration of a single person. The sceptre, which had been declined by the modest Lebedias, was granted to the birth or merit of Almus and his son Arpad,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khan of the Chazars confirmed the engagement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of the people to obey his commands, of the prince to consult their happiness and glory.

    With this narrative we might be reasonably content, if the penetration of modern learning had not opened a new and larger prospect of 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 The Hungarian language stands alone, and as it were insulated, among the Sclavonian dialects; but it bears a close and clear affinity to the idioms of the Fennic race, of an obsolete and savage race, which formerly occupied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Asia and Europe. * The genuine appellation of Ugri or Igours is found on the western confines of China; their migration to the banks of

    the Irtish is attested by Tartar evidence; a similar name and language are detected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Siberia; and the remains of the Fennic tribes are widely, though thinly scattered from the sources of the Oby to the shores of Lapland. The consanguinity of the Hungarians and Laplanders would display the powerful energy of climate on the children of a common parent; the lively contrast between the bold adventurers who are intoxicated with the wines of the Danube, and the wretched fugitives who are immersed beneath the snows of the polar circle. Arms and freedom have ever been the ruling, though too often the unsuccessful, passion of the Hungarians, who are endowed by nature with a vigorous constitution of soul and body. Extreme cold has diminished the stature and congealed the faculties of the Laplanders; and the arctic tribes, alone among the sons of men, are ignorant of war, and unconscious of human blood; a happy ignorance, if reason and virtue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ir peace!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

    Part II.

    It is the observation of the Imperial author of the Tactics, that all the Scythian hordes resembled each other in their pastoral and military life, that they all practised the sam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employed the same instruments of destruction. But he adds, that the two nations of Bulgarians and Hungarians were superior to their brethren, and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the improvements, however rude, of their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their visible likeness determines Leo to confound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in one common description; and the picture may be heightened by some strokes from their contemporaries of the tenth century. Except the merit and fame of military prowess, all that is valued by mankind appeared vile and contemptible to these Barbarians, whose native fierceness was stimulat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numbers and freedom. The tents of the Hungarians were of

    leather, their garments of fur; they shaved their hair, and scarified their faces: in speech they were slow, in action prompt, in treaty perfidious; and they shared the common reproach of Barbarians, too ignorant to conceive the importance of truth, too proud to deny or palliate the breach of their most solemn engagements. Their simplicity has been praised; yet they abstained only from the luxury they had never known; whatever they saw they coveted; their desires were insatiate, and their sole industry was the hand of violence and rapine. By the definition of a pastoral nation, I have recalled a long description of the economy, the warfare, and the government that prevail in that state of society; I may add, that to fishing, as well as to the chase, the Hungarians were indebted for a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since they seldom cultivated the ground, they must, at least in their new settlements, have sometimes practised a slight and unskilful husbandry. In their emigrations, perhaps in their expeditions, the host was accompanied by thousands of sheep and oxen which increased the cloud of formidable dust, and afforded a constant and wholesale supply of milk and animal food. A plentiful command of forage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 general, and if the flocks and herds were secure of their pastures, the hardy warrior was alike insensible of danger and fatigue. The confusion of men and cattle that overspread the country exposed their camp to a nocturnal surprise, had not a still wider circuit been occupied by their light cavalry, perpetually in motion to discover and delay the approach of the enemy. After some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tactics, they adopted the use of the sword and spear, the helmet of the soldier, and the iron breastplate of his steed: but their native and deadly weapon was the Tartar bow: from the earliest infancy their children and servants were exercised in the double science of archery and horsemanship; their arm was strong; their aim was sure; and in the most rapid career, they were taught to throw themselves backwards, and to shoot a volley of arrows into the air. In open combat, in secret ambush, in flight, or pursuit, they were equally formidable; an appearance of order was maintained in the foremost ranks, but their charge was driven forwards by the impatient pressure of succeeding

    crowds. They pursued, headlong and rash, with loosened reins and horrific outcries; but, if they fled, with real or dissembled fear, the ardor of a pursuing foe was checked and chastised by the same habits of irregular speed and sudden evolution. In the abuse of victory, they astonished Europe, yet smarting from the wounds of the Saracen and the Dane: mercy they rarely asked, and more rarely bestowed: both sexes were accused is equally inaccessible to pity, and their appetite for raw flesh might countenance the popular tale, that they drank the blood, and feasted on the hearts of the slain. Yet the Hungarians were not devoid of thos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humanity, which nature has implanted in every bosom. The license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juries was restrained by laws and punishments; and in the security of an open camp, theft is the most tempting and most dangerous offence. Among the Barbarians there were many, whose spontaneous virtue supplied their laws and corrected their manners, who performed the duties, and sympathized with the affections, of social life.

    After a long pilgrimage of flight or victory, the Turkish hordes approached the common limits of the French and Byzantine empires. Their first conquests and final settlements extend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Danube above Vienna, below Belgrade, an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he Roman province of Pannonia, or the modern kingdom of Hungary. That ample and fertile land was loosely occupied by the Moravians, a Sclavonian name and tribe, which were driven by the invaders into the compass of a narrow province. Charlemagne had stretched a vague and nominal empire as far as the edge of Transylvania; but, after the failure of his legitimate line, the dukes of Moravia forgot their obedience and tribute to the monarchs of Oriental France. The bastard Arnulph was provoked to invite the arms of the Turks: they rushed through the real or figurative wall, which his indiscretion had thrown open; and the king of Germany has been justly reproached as a traitor to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society of the Christians. During the life of Arnulph, the Hungarians were checked by gratitude or

    fear; but in the infancy of his son Lewis they discovered and invaded Bavaria; and such was their Scythian speed, that in a single day a circuit of fifty miles was stripped and consumed. In the battle of Augsburgh the Christians maintained their advantage till the seventh hour of the day, they were deceived and vanquished by the flying stratagems of the Turkish cavalry.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over the provinces of Bavaria, Swabia, and Franconia; and the Hungarians promoted the reign of anarchy, by forcing the stoutest barons to discipline their vassals and fortify their castles. The origin of walled towns is ascribed to this calamitous period; nor could any distance be secure against an enemy, who, almost at the same instant, laid in ashes the Helvetian monastery of St. Gall, and the city of Bremen, on the shores of the northern ocean. Above thirty years the Germanic empire, or kingdom, was subject to the ignominy of tribute; and resistance was disarmed by the menace, the serious and effectual menace of dragging the women and children into captivity, and of slaughtering the males above the age of ten years. I have neither power nor inclination to follow the Hungarians beyond the Rhine; but I must observe with surprise, that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were blasted by the tempest, and that Spain, behind her Pyrenees, was astonish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se formidable strangers. The vicinity of Italy had tempted their early inroads; but from their camp on the Brenta, they beheld with some terror the apparent strength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new discovered country. They requested leave to retire; their request was proudly rejected by the Italian king; and the lives of twenty thousand Christians paid the forfeit of his obstinacy and rashness.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West, the royal Pavia was conspicuous in fame and splendor; and the preëminence of Rome itself was only derived from the relics of the apostles. The Hungarians appeared; Pavia was in flames; forty-three churches were consumed; and, after the massacre of the people, they spared about two hundred wretches who had gathered some bushels of gold and silver (a vague exaggeration) from the smoking ruins of their country. In these annual excursions from the Alps to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and Capua, the churches, that yet escaped,

    resounded with a fearful litany: “O, save and deliver us from the arrows of the Hungarians!” But the saints were deaf or inexorable; and the torrent rolled forwards, till it was stopped by the extreme land of Calabria. A composition was offered and accepted for the head of each Italian subject; and ten bushels of silver were poured forth in the Turkish camp. But falsehood is the natural antagonist of violence; and the robbers were defrauded both in the numbers of the assessment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metal. On the side of the East, the Hungarians were opposed in doubtful conflict by the equal arms of the Bulgarians, whose faith forbade an alliance with the Pagans, and whose situation formed the barrier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barrier was overturn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eheld the waving banners of the Turks; and one of their boldest warriors presumed to strike a battle-axe into the golden gate. The arts and treasures of the Greeks diverted the assault; but the Hungarians might boast, in their retreat, that they had imposed a tribute on the spirit of Bulgaria and the majesty of the Cæsars. The remote and rapid operations of the same campaign appear to magnify the power and numbers of the Turks; but their courage is most deserving of praise, since a light troop of three or four hundred horse would often attempt and execute the most daring inroads to the gates of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At this disastrous æra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Europe was afflicted by a triple scourge from the North, the East, and the South: the Norman, the Hungarian, and the Saracen, sometimes trod the same ground of desolation; and these savage foes might have been compared by Homer to the two lions growling over the carcass of a mangled stag.

    The deliverance of Germany and Christendom was achieved by the Saxon princes, Henry the Fowler and Otho the Great, who, in two memorable battles, forever broke the power of the Hungarians. The valiant Henry was roused from a bed of sickness by the invasion of his country; but his mind was vigorous and his prudence successful. “My companions,” said he, on the morning of the combat, “maintain your ranks,

    receive on your bucklers the first arrows of the Pagans, and prevent their second discharge by the equal and rapid career of your lances.” They obeyed and conquered: and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castle of Merseburgh expressed the features, or at least the character, of Henry, who, in an age of ignorance, intrusted to the finer arts the perpetuity of his name. At the end of twenty years, the children of the Turks who had fallen by his sword invaded the empire of his son; and their force is defined, in the lowest estimate, at on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They were invited by domestic faction; the gates of Germany were treacherously unlocked; and they spread, far beyond the Rhine and the Meuse, into the heart of Flanders. But the vigor and prudence of Otho dispelled the conspiracy; the princes were made sensible that unless they were true to each other, their religion and country were irrecoverably lost; and the national powers were reviewed in the plains of Augsburgh. They marched and fought in eight legions,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provinces and tribes;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were composed of Bavarians; the fourth, of Franconians; the fifth, of Saxons, under the immediate command of the monarch; the sixth and seventh consisted of Swabians; and the eighth legion, of a thousand Bohemians, closed the rear of the host. The resources of discipline and valor were fortified by the arts of superstition, which, on this occasion, may deserve the epithets of generous and salutary. The soldiers were purified with a fast; the camp was blessed with the relics of saints and martyrs; and the Christian hero girded on his side the sword of Constantine, grasped the invincible spear of Charlemagne, and waved the banner of St. Maurice, the præfect of the Thebæan legion. But his firmest confidence was placed in the holy lance, whose point was fashioned of the nails of the cross, and which his father had extorted from the king of Burgundy, by the threats of war, and the gift of a province. The Hungarians were expected in the front; they secretly passed the Lech, a river of Bavaria that falls into the Danube; turned the rear of the Christian army; plundered the baggage, and disordered the legion of Bohemia and Swabia. The battle was restored by the Franconians, whose duke, the valiant Conrad, was pierced with an arrow as

    he rested from his fatigues: the Saxons fought under the eyes of their king; and his victory surpassed, in merit and importance, the triumphs of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The loss of the Hungarians was still greater in the flight than in the action; they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rivers of Bavaria; and their past crueltie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hope of mercy. Three captive princes were hanged at Ratisbon, the multitude of prisoners was slain or mutilated, and the fugitives, who presumed to appear in the face of their country, were condemned to everlasting poverty and disgrace. Ye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was humbled, and the most accessible passes of Hungary were fortified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Adversity suggested the counsels of moderation and peace: the robbers of the West acquiesced in a sedentary life;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 taught, by a discerning prince, that far more might be gained by multiplying and exchanging the produce of a fruitful soil. The native race, the Turkish or Fennic blood, was mingled with new colonies of Scythian or Sclavonian origin; many thousands of robust and industrious captives had been imported from all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fter the marriage of Geisa with a Bavarian princess, he bestowed honors and estates on the nobles of Germany. The son of Geisa was invested with the regal title, and the house of Arpad reigned three hundred years in the kingdom of Hungary. But the freeborn Barbarians were not dazzled by the lustre of the diadem, and the people asserted their indefeasible right of choosing, deposing, and punishing the hereditary servant of the state.

    III. The name of Russians was first divulged, in the ninth century, by an embassy of Theophilus, emperor of the East, to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Lewis, the son of Charlemagne. The Greek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envoys of the great duke, or chagan, or czar, of the Russians. In their journey to Constantinople, they had traversed many hostile nations; and they hoped to escape the dangers of their return, by requesting the French monarch to transport them by sea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A closer examination detected their

    origin: they were the brethren of the Swedes and Normans, whose name was already odious and formidable in France; and it might justly be apprehended, that these Russian strangers were not the messengers of peace, but the emissaries of war. They were detained, while the Greeks were dismissed; and Lewis expected a more satisfactory account, that he might obey the laws of hospitality or prudence,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of both empires. This Scandinavian origin of the people, or at least the princes, of Russia, may be confirmed and illustrated by the national annals and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North. The Normans, who had so long been concealed by a veil of impenetrable darkness, suddenly burst forth in the spirit of naval and military enterprise. The vast, and, as it is said, the populous regions of Denmark, Sweden, and Norway, were crowded with independent chieftains and desperate adventurers, who sighed in the laziness of peace, and smiled in the agonies of death. Piracy was the exercise, the trade, the glory, and the virtue, of the Scandinavian youth. Impatient of a bleak climate and narrow limits, they started from the banquet, grasped their arms, sounded their horn, ascended their vessels, and explored every coast that promised either spoil or settlement. The Baltic was the first scene of their naval achievements they visited the eastern shores, the silent residence of Fennic and Sclavonic tribes, and the primitive Russians of the Lake Ladoga paid a tribute, the skins of white squirrels, to these strangers, whom they saluted with the title of Varangians or Corsairs. Their superiority in arms, discipline, and renown, commanded the fear and reverence of the natives. In their wars against the more inland savages, the Varangians condescended to serve as friends and auxiliaries, and gradually, by choice or conquest, obtained the dominion of a people whom they were qualified to protect. Their tyranny was expelled, their valor was again recalled, till at length Ruric, a Scandinavian chief, became the father of a dynasty which reigned above seven hundred years. His brothers extended his influence: the example of service and usurpation was imitated by his companion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Russia; and their establishments, by the

    usual methods of war and assassination, were cemented into the fabric of a powerful monarchy.

    As long as the descendants of Ruric were considered as aliens and conquerors, they ruled by the sword of the Varangians, distributed estates and subjects to their faithful captains, and supplied their numbers with fresh streams of adventurers from the Baltic coast. But when the Scandinavian chiefs had struck a deep and permanent root into the soil, they mingled with the Russians in blood,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 first Waladimir had the merit of delivering his country from these foreign mercenaries. They had seated him on the throne; his riches were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ir demands; but they listened to his pleasing advice, that they should seek, not a more grateful, but a more wealthy, master; that they should embark for Greece, where, instead of the skins of squirrels, silk and gold would be the recompense of their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Russian prince admonished his Byzantine ally to disperse and employ, to recompense and restrain, these impetuous children of the North. Contemporary writers have recorded the introduction, name, and character, of the Varangians: each day they rose in confidence and esteem; the whole body was assembled at Constantinople to perform the duty of guards; and their strength was recruited by a numerous band of their countrymen from the Island of Thule. On this occasion, the vague appellation of Thule is applied to England; and the new Varangians were a colony of English and Danes who fled from the yoke of the Norman conqueror. The habits of pilgrimage and piracy had approximated the countries of the earth; these exiles were entertained in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they preserved, till the last age of the empire, the inheritance of spotless loyalty, and the use of the Danish or English tongue. With their broad and double-edged battle-axes on their shoulders, they attended the Greek emperor to the temple, the senate, and the hippodrome; he slept and feasted under their trusty guard; and the keys of the palace, the treasury, and the capital, were held by the firm and faithful hands of the Varangians.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 geography of Scythia was extended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ancient knowledge; and the monarchy of the Russians obtains a vast and conspicuous place in the map of Constantine. The sons of Ruric were masters of the spacious province of Wolodomir, or Moscow; and, if they were confined on that side by the hordes of the East, their western frontier in those early days was enlarged to the Baltic Sea and the country of the Prussians. Their northern reign ascended above the sixtieth degree of latitude over the Hyperborean regions, which fancy had peopled with monsters, or clouded with eternal darkness. To the south they followed the course of the Borysthenes, and approached with that river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Euxine Sea. The tribes that dwelt, or wandered, in this ample circuit were obedient to the same conqueror, and insensibly blended into the same nation. The language of Russia is a dialect of the Sclavonian; but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se two modes of speech we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as the Sclavonian prevailed in the South,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the original Russians of the North, the primitive subjects of the Varangian chief, were a portion of the Fennic race. With the emigration, union, or dissolution, of the wandering tribes, the loose and indefinite picture of the Scythian desert has continually shifted. But the most ancient map of Russia affords some places which still retain their name and position; and the two capitals, Novogorod and Kiow, are coeval with the first age of the monarchy. Novogorod had not yet deserved the epithet of great, nor the alliance of the Hanseatic League, which diffused the streams of opul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Kiow could not yet boast of three hundred churches, an innumerable people, and a degree of greatness and splendor which was compared with Constantinople by those who had never seen the residence of the Cæsars. In their origin, the two cities were no more than camps or fairs, the most convenient stations in which the Barbarians might assemble for the occasional business of war or trade. Yet even these assemblies announce some progress in the arts of society; a new breed of cattle was imported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and the spirit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pervaded the sea and land, from the Baltic to the Euxine, from the mouth of the Oder to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days of idolatry and barbarism, the Sclavonic city of Julin was frequented and enriched by the Normans, who had prudently secured a free mart of purchase and exchange. From this harbor, at the entrance of the Oder, the corsair, or merchant, sailed in forty-three days to the eastern shores of the Baltic, the most distant nations were intermingled, and the holy groves of Curland are said to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Grecian and Spanish gold. Between the sea and Novogorod an easy intercourse was discovered; in the summer, through a gulf, a lake, and a navigable river; in the winter season, over the hard and level surface of boundless snows. From the neighborhood of that city, the Russians descended the streams that fall into the Borysthenes; their canoes, of a single tree, were laden with slaves of every age, furs of every species, the spoil of their beehives, and the hides of their cattle; and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North was collected and discharged in the magazines of Kiow. The month of June was the ordinary season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the timber of the canoes was framed into the oars and benches of more solid and capacious boats; and they proceeded without obstacle down the Borysthenes, as far as the seven or thirteen ridges of rocks, which traverse the bed, and precipitate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At the more shallow falls it was sufficient to lighten the vessels; but the deeper cataracts were impassable; and the mariners, who dragged their vessels and their slaves six miles over land, were exposed in this toilsome journey to the robbers of the desert. At the first island below the falls, the Russians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their escape: at a second, near the mouth of the river, they repaired their shattered vessels for the longer and more perilous voyage of the Black Sea. If they steered along the coast, the Danube was accessible; with a fair wind they could reach in thirty-six or forty hours the opposite shores of Anatolia; and Constantinople admitted the annual visit of the strangers of the North. They returned at the stated season with a rich cargo of corn, wine, and oil, the manufactures of Greece, and the spices of India. Some of their countrymen resided in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and the national treaties protected the persons, effec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Russian merchant.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

    Part III.

    But the same communication which had been opened for the benefit, was soon abused for the injury, of mankind. In a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ninety years, the Russians made four attempts to plunder the treasures of Constantinople: the event was various, but the motive, the means, and the object, were the same in these naval expeditions. The Russian traders had seen the magnificence, and tasted the luxury of the city of the Cæsars. A marvellous tale, and a scanty supply, excited the desires of their savage countrymen: they envied the gifts of nature which their climate denied; they coveted the works of art, which they were too lazy to imitate and too indigent to purchase; the Varangian princes unfurled the banners of piratical adventure, and their bravest soldiers were drawn from the nations that dwelt in the northern isles of the ocean. The image of their naval armaments was revived in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fleets of the Cossacks, which issued from the Borysthenes, to navigate the same seas for a similar purpose. The Greek appellation of monoxyla, or single canoes, might justly be applied to the bottom of their vessels. It was scooped out of the long stem of a beech or willow, but the slight and narrow foundation was raised and continued on either side with planks, till it attained the length of sixty, and the height of about twelve, feet. These boats were built without a deck, but with two rudders and a mast; to move with sails and oars; and to contain from forty to seventy men, with their arms, and provisions of fresh water and salt fish. The first trial of the Russians was made with two hundred boats; but when the national force was exerted, they might arm against Constantinople a thousand or twelve hundred vessels. Their fleet was not much inferior to the royal navy of Agamemnon,

    but it was magnified in the eyes of fear to ten or fifteen times the real proportion of its strength and numbers. Had the Greek emperors been endowed with foresight to discern, and vigor to prevent, perhaps they might have sealed with a maritime force the mouth of the Borysthenes. Their indolence abandoned the coast of Anatolia to the calamities of a piratical war, which, after an interval of six hundred years, again infested the Euxine; but as long as the capital was respected, the sufferings of a distant province escaped the notice both of the prince and the historian. The storm which had swept along from the Phasis and Trebizond, at length burst on the Bosphorus of Thrace; a strait of fifteen miles, in which the rude vessels of the Russians might have been stopped and destroyed by a more skilful adversary. In their first enterprise under the princes of Kiow, they passed without opposition, and occupied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Michael, the son of Theophilus. Through a crowd of perils, he landed at the palace-stairs, and immediately repaired to a church of the Virgin Mary. By the advice of the patriarch, her garment, a precious relic, was drawn from the sanctuary and dipped in the sea; and a seasonable tempest, which determined the retreat of the Russians, was devoutly ascribed to the mother of God. The silence of the Greeks may inspire some doubt of the truth, or at lea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attempt by Oleg, the guardian of the sons of Ruric. A strong barrier of arms and fortifications defended the Bosphorus: they were eluded by the usual expedient of drawing the boats over the isthmus; and this simple opera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national chronicles, as if the Russian fleet had sailed over dry land with a brisk and favorable gale. The leader of the third armament, Igor, the son of Ruric, had chosen a moment of weakness and decay, when the naval powers of the empire were employed against the Saracens. But if courage be not wanting, the instruments of defence are seldom deficient. Fifteen broken and decayed galleys were boldly launched against the enemy; but instead of the single tube of Greek fire usually planted on the prow, the sides and stern of each vessel were abundantly supplied with that liquid combustible. The engineers were dexterous; the weather was

    propitious; many thousand Russians, who chose rather to be drowned than burnt, leaped into the sea; and those who escaped to the Thracian shore were inhumanly slaughtered by the peasants and soldiers. Yet one third of the canoes escaped into shallow water; and the next spring Igor was again prepared to retrieve his disgrace and claim his revenge. After a long peace, Jaroslaus, the great grandson of Igor, resumed the same project of a naval invasion. A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son, was repuls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osphorus by the same artificial flames. But in the rashness of pursuit, the vanguard of the Greeks was encompassed by an irresistible multitude of boats and men; their provision of fire was probably exhausted; and twenty-four galleys were either taken, sunk, or destroyed.

    Yet the threats or calamities of a Russian war were more frequently diverted by treaty than by arms. In these naval hostilities, every disadvantage was on the side of the Greeks; their savage enemy afforded no mercy: his poverty promised no spoil; his impenetrable retreat deprived the conqueror of the hopes of revenge; and the pride or weakness of empire indulged an opinion, that no honor could be gained or lost in the intercourse with Barbarians. At first their demands were high and inadmissible, three pounds of gold for each soldier or mariner of the fleet: the Russian youth adhered to the design of conquest and glory; but the counsels of moderation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hoary sages. “Be content,” they said, “with the liberal offers of Cæsar; it is not far better to obtain without a combat the possession of gold, silver, silks, and all the objects of our desires? Are we sure of victory? Can we conclude a treaty with the sea? We do not tread on the land; we float on the abyss of water, and a common death hangs over our heads.” The memory of these Arctic fleets that seemed to descend from the polar circle left deep impression of terror on the Imperial city. By the vulgar of every rank, it was asserted and believed, that an equestrian statue in the square of Taurus was secretly inscribed with a prophecy, how the Russians, in the last days, should becom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In our own time, a Russian armament, instead of sailing from the Borysthenes, has circumnavigated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and the Turkish capital has been threatened by a squadron of strong and lofty ships of war, each of which, with its naval science and thundering artillery, could have sunk or scattered a hundred canoes, such as those of their ancestors. Perhaps the present generation may yet behol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ediction, of a rare prediction, of which the style is unambiguous and the date unquestionable.

    By land the Russians were less formidable than by sea; and as they fought for the most part on foot, their irregular legions must often have been broken and overthrown by the cavalry of the Scythian hordes. Yet their growing towns, however slight and imperfect, presented a shelter to the subject, and a barrier to the enemy: the monarchy of Kiow, till a fatal partition, assumed the domin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nations from the Volga to the Danube were subdued or repelled by the arms of Swatoslaus, the son of Igor, the son of Oleg, the son of Ruric. The vigor of his mind and body was fortified by the hardships of a military and savage life. Wrapped in a bear-skin, Swatoslaus usually slept on the ground, his head reclining on a saddle; his diet was coarse and frugal, and, like the heroes of Homer, his meat (it was often horse-flesh) was broiled or roasted on the coals. The exercise of war gave stability and discipline to his army; and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no soldier was permitted to transcend the luxury of his chief. By an embassy from Nicephorus, the Greek emperor, he was moved to undertake the conquest of Bulgaria; and a gift of fifteen hundred pounds of gold was laid at his feet to defray the expense, or reward the toils, of the expedition. An army of sixty thousand men was assembled and embarked; they sailed from the Borysthenes to the Danube; their landing was effected on the Mæsian shore; and, after a sharp encounter, the swords of the Russians prevailed against the arrows of the Bulgarian horse. The vanquished king sunk into the grave; his children were made captive; and his dominions, as far as

    Mount Hæmus, were subdued or ravaged by the northern invaders. But instead of relinquishing his prey, and performing his engagements, the Varangian prince was more disposed to advance than to retire; and, had his ambition been crowned with success, the seat of empire in that early period might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a more temperate and fruitful climate. Swatoslaus enjoyed and acknowledged the advantages of his new position, in which he could unite, by exchange or rapine, the various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By an easy navigation he might draw from Russia the native commodities of furs, wax, and hydromel: Hungary supplied him with a breed of horses and the spoils of the West; and Greece abounded with gold, silver, and the foreign luxuries, which his poverty had affected to disdain. The bands of Patzinacites, Chozars, and Turks, repaired to the standard of victory; and the ambassador of Nicephorus betrayed his trust, assumed the purple, and promised to share with his new allies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ern world.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the Russian prince pursued his march as far as Adrianople; a formal summons to evacuate the Roman province was dismissed with contempt; and Swatoslaus fiercely replied, that Constantinople might soon expect the presence of an enemy and a master.

    Nicephorus could no longer expel the mischief which he had introduced; but his throne and wife were inherited by John Zimisces, who, in a diminutive body, possessed the spirit and abilities of a hero. The first victory of his lieutenants deprived the Russians of their foreign allies, twenty thousand of whom were either destroyed by the sword, or provoked to revolt, or tempted to desert. Thrace was delivered, but seventy thousand Barbarians were still in arms; and the legions that had been recalled from the new conquests of Syria, prepared, with the return of the spring, to march under the banners of a warlike prince, who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avenger of the injured Bulgaria. The passes of Mount Hæmus had been left unguarded; they were instantly occupied; the Roman vanguard was formed of the immortals, (a proud imitation of

    the Persian style;) the emperor led the main body of ten thousand five hundred foot; and the rest of his forces followed in slow and cautious array, with the baggage and military engines. The first exploit of Zimisces was the reduction of Marcianopolis, or Peristhlaba, in two days; the trumpets sounded; the walls were scaled; eight thousand five hundred Russ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sons of the Bulgarian king were rescued from an ignominious prison, and invested with a nominal diadem. After these repeated losses, Swatoslaus retired to the strong post of Drista, on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and was pursued by an enemy who alternately employed the arms of celerity and delay. The Byzantine galleys ascended the river, the legions completed a line of circumvallation; and the Russian prince was encompassed, assaulted, and famished,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mp and city. Many deeds of valor were performed; several desperate sallies were attempted;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siege of sixty-five days that Swatoslaus yielded to his adverse fortune. The liberal terms which he obtained announce the prudence of the victor, who respected the valor, and apprehended the despair, of an unconquered mind. The great duke of Russia bound himself, by solemn imprecations, to relinquish all hostile designs; a safe passage was opened for his return; the liberty of trade and navigation was restored; a measure of corn was distributed to each of his soldiers; and the allowance of twenty-two thousand measures attests the loss and the remnant of the Barbarians. After a painful voyage, they again reached the mouth of the Borysthenes; but their provisions were exhausted; the season was unfavorable; they passed the winter on the ice; and, before they could prosecute their march, Swatoslaus was surprised and oppressed by the neighboring tribes with whom the Greeks entertained a perpetual and useful correspondence. Far different was the return of Zimisces, who was received in his capital like Camillus or Marius, the saviors of ancient Rome. But the merit of the victory was attributed by the pious emperor to the mother of God; and the image of the Virgin Mary, with the divine infant in her arms, was placed on a triumphal car, adorned with the spoils of war, and the ensigns of Bulgarian

    royalty. Zimisces made his public entry on horseback; the diadem on his head, a crown of laurel in his hand; and Constantinople was astonished to applaud the martial virtues of her sovereign.

    Photius of Constantinople, a patriarch, whose ambition was equal to his curiosity, congratulates himself and the Greek church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Russians. Those fierce and bloody Barbarians had been persuaded, by the voice of reason and religion, to acknowledge Jesus for their God,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for their teachers, and the Romans for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His triumph was transient and premature. In the various fortune of their piratical adventures, some Russian chiefs might allow themselves to be sprinkled with the waters of baptism; and a Greek bishop, with the name of metropolitan, might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in the church of Kiow, to a congregation of slaves and natives. But the seed of the gospel was sown on a barren soil: many were the apostates, the converts were few; and the baptism of Olga may be fixed as the æra of Russian Christianity. A female, perhaps of the basest origin, who could revenge the death, and assume the sceptre, of her husband Igor, must have been endowed with those active virtues which command the fear and obedience of Barbarians. In a moment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peace, she sailed from Kiow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has described, with minute diligence, the ceremonial of her reception in his capital and palace. The steps, the titles, the salutations, the banquet, the presents, were exquisitely adjusted to gratify the vanity of the stranger, with due reverence to the superior majesty of the purple. In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she received the venerable name of the empress Helena; and her conversion might be preceded or followed by her uncle, two interpreters, sixteen damsels of a higher, and eighteen of a lower rank, twenty-two domestics or ministers, and forty-four Russian merchants, who composed the retinue of the great princess Olga. After her return to Kiow and Novogorod, she firmly persisted in her new religion; but her labor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were not crowned with success; and both her family and nation adhered with obstinacy or indifference to the gods of their fathers. Her son Swatoslaus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scorn and ridicule of his companions; and her grandson Wolodomir devoted his youthful zeal to multiply and decorate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worship. The savage deities of the North were still propitiated with human sacrifices: in the choice of the victim, a citizen was preferred to a stranger, a Christian to an idolater; and the father, who defended his son from the sacerdotal knife, was involved in the same doom by the rage of a fanatic tumult. Yet the lessons and example of the pious Olga had made a deep, though secret, impression in the minds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 Greek missionaries continued to preach, to dispute, and to baptize: and the ambassadors or merchants of Russia compared the idolatry of the woods with the elegant supersti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y had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lively pictures of saints and martyrs, the riches of the altar, the number and vestments of the priests, the pomp and order of the ceremonies; they were edified by the alternate succession of devout silence and harmonious song; nor was it difficult to persuade them, that a choir of angels descended each day from heaven to join in the devotion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 conversion of Wolodomir was determined, or hastened, by his desire of a Roman bride.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city of Cherson, the rites of baptism and marriage were celebrated by the Christian pontiff: the city he restored to the emperor Basil, the brother of his spouse; but the brazen gates were transported, as it is said, to Novogorod, and erected before the first church as a trophy of his victory and faith. At his despotic command, Peround, the god of thunder, whom he had so long adored, was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Kiow; and twelve sturdy Barbarians battered with clubs the misshapen image, which was indignantly cast into the waters of the Borysthenes. The edict of Wolodomir had proclaimed, that all who should refuse the rites of baptism would be treated as the enemies of God and their prince; and the rivers were instantly filled with many thousands of obedient Russians, who acquiesced in the truth and excellence of a

    doctrine which had been embraced by the great duke and his boyar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relics of Paganism were finally extirpated; but as the two brothers of Wolodomir had died without baptism, their bones were taken from the grave, and sanctified by an irregular and posthumous sacrament.

    In the ninth,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æra, the reign of the gospel and of the church was extended over Bulgaria, Hungary, Bohemia, Saxony, Denmark, Norway, Sweden, Poland, and Russia. The triumphs of apostolic zeal were repeated in the iron ag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Europe submitted to a religion, more different in theory than in practice, from the worship of their native idols. A laudable ambition excited the monks both of Germany and Greece, to visit the tents and huts of the Barbarians: poverty, hardships, and dangers, were the lot of the first missionaries; their courage was active and patient; their motive pure and meritorious; their present reward consisted in the testimony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e respect of a grateful people; but the fruitful harvest of their toils was inherited and enjoyed by the proud and wealthy prelates of succeeding times. The first conversions were free and spontaneous: a holy life and an eloquent tongue were the only arms of the missionaries; but the domestic fables of the Pagans were silenced by the miracles and visions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 favorable temper of the chiefs was accelerated by the dictates of vanity and interest. The leaders of nations, who were saluted with the titles of kings and saints, held it lawful and pious to impose the Catholic faith on their subjects and neighbors; the coast of the Baltic, from Holstein to the Gulf of Finland, was invad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and the reign of idolatry was closed by the conversion of Lithuani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Yet truth and candor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North imparted many temporal benefits both to the old and the new Christians. The rage of war, inherent to the human species, could not be healed by the evangelic precepts of charity and peace; and the ambition of Catholic princes has

    renewed in every age the calamities of hostile contention. But the admission of the Barbarians into the pale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society delivered Europe from the depredations, by sea and land, of the Norm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who learned to spare their brethren and cultivate their possess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 and order was promot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and the rudiments of art and science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savage countries of the globe. The liberal piety of the Russian princes engaged in their service the most skilful of the Greeks, to decorate the cities and instruct the inhabitants: the dome and the paintings of St. Sophia were rudely copied in the churches of Kiow and Novogorod: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were translated into the Sclavonic idiom; and three hundred noble youths were invited or compelled to attend the lessons of the college of Jaroslaus. It should appear that Russia might have derived an early and rapid improvement from her peculiar connection with the church and state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at that age so justly despised the ignorance of the Latins. But the Byzantine nation was servile, solitary, and verging to a hasty decline: after the fall of Kiow, the navigation of the Borysthenes was forgotten; the great princes of Wolodomir and Moscow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sea and Christendom; and the divided monarchy was oppressed by the ignominy and blindness of Tartar servitude. The Sclavonic and Scandinavian kingdoms,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by the Latin missionaries, were exposed, it is true, to the spiritual jurisdiction and temporal claims of the popes; but they were united in language and religious worship,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Rome; they imbibed the free and generous spirit of the European republic, and gradually shared the light of knowledge which arose on the western world.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Part I.

    The Saracens, Franks, And Greeks, In Italy. — First Adventures And Settlement Of The Normans. — Character And Conquest Of Robert Guiscard, Duke Of Apulia — Deliverance Of Sicily By His Brother Roger. — Victories Of Robert Over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 Roger, King Of Sicily, Invades Africa And Greece. — The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 Wars Of The Greeks And Normans. — Extinction Of The Normans.

    The three great nations of the world, the Greeks, the Saracens, and the Frank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on the theatre of Italy.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ich now compose the kingdom of Naples, were subject, for the most part, to the Lombard dukes and princes of Beneventum; so powerful in war, that they checked for a moment the genius of Charlemagne; so liberal in peace, that they maintained in their capital an academy of thirty-two philosophers and grammarians. The division of this flourishing state produced the rival principalities of Benevento, Salerno, and Capua; and the thoughtless ambition or revenge of the competitors invited the Saracens to the ruin of their common inheritance. During a calamitous period of two hundred years, Italy was exposed to a repetition of wounds, which the invaders were not capable of healing by the union and tranquility of a perfect conquest. Their frequent and almost annual squadrons issued from the

    port of Palermo, and were entertained with too much indulgence by the Christians of Naples: the more formidable fleets were prepared on the African coast; and even the Arabs of Andalusia were sometimes tempted to assist or oppose the Moslems of an adverse sect. In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events, a new ambuscade was concealed in the Caudine Forks, the fields of Cannæ were bedewed a second time with the blood of the Africans, and the sovereign of Rome again attacked or defended the walls of Capua and Tarentum. A colony of Saracens had been planted at Bari, which commands the entrance of the Adriatic Gulf; and their impartial depredations provoked the resentment, and conciliated the union of the two emperors. An offensive alliance was concluded between Basil the Macedonian, the first of his race, and Lewis the great-grandson of Charlemagne; and each party supplied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associate. It would have been imprudent in the Byzantine monarch to transport his stationary troops of Asia to an Italian campaign; and the Latin arms would have been insufficient if his superior navy had not occupied the mouth of the Gulf. The fortress of Bari was invested by the infantry of the Franks, and by the cavalry and galleys of the Greeks; and, after a defence of four years, the Arabian emir submitted to the clemency of Lewis, who commanded in pers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ieg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had been achieved by the concord of the East and West; but their recent amity was soon imbittered by the mutual complaints of jealousy and pride. The Greeks assumed as their own the merit of the conquest and the pomp of the triumph; extolled the greatness of their powers, and affected to deride the intemperance and sloth of the handful of Barbarians who appear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 Carlovingian prince. His reply is express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indignation and truth: “We confess the magnitude of your preparation,” says the great-grandson of Charlemagne. “Your armies were indeed as numerous as a cloud of summer locusts, who darken the day, flap their wings, and, after a short flight, tumble weary and breathless to the ground. Like them, ye sunk after a feeble effort; ye were vanquished by your own cowardice; and withdrew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to

    injure and despoil our Christian subjects of the Sclavonian coast. We were few in number, and why were we few? Because, after a tedious expectation of your arrival, I had dismissed my host, and retained only a chosen band of warriors to continue the blockade of the city. If they indulged their hospitable feasts in the face of danger and death, did these feasts abate the vigor of their enterprise? Is it by your fasting that the walls of Bari have been overturned? Did not these valiant Franks, diminished as they were by languor and fatigue, intercept and vanish the three most powerful emirs of the Saracens? and did not their defeat precipitate the fall of the city? Bari is now fallen; Tarentum trembles; Calabria will be delivered; and, if we command the sea, the Island of Sicily may be rescu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My brother,” accelerate (a name most offensive to the vanity of the Greek,) “accelerate your naval succors, respect your allies, and distrust your flatterers.”

    These lofty hopes were soon extinguished by the death of Lewis, and the decay of the Carlovingian house; and whoever might deserve the honor, the Greek emperors, Basil, and his son Leo, secured the advantage, of the reduction of Bari The Italian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ere persuaded or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eir supremacy, and an ideal line from Mount Garganus to the Bay of Salerno, leave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Eastern empire. Beyond that line, the dukes or republics of Amalfi and Naples, who had never forfeited their voluntary allegiance, rejoic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nd Amalfi was enriched by supplying Europe with the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of Asia. But the Lombard princes of Benevento, Salerno, and Capua, were reluctantly torn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Latin world, and too often violated their oaths of servitude and tribute. The city of Bari rose to dignity and wealth,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new theme or province of Lombardy: the title of patrician, and afterwards the singular name of Catapan, was assigned to the supreme governor; and the policy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as modelled in exact subordination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s long as the

    sceptre was disputed by the princes of Italy, their efforts were feeble and adverse; and the Greeks resisted or eluded the forces of Germany, which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under the Imperial standard of the Otho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those Saxon princes was compelled to relinquish the siege of Bari: the second, after the loss of his stoutest bishops and barons, escaped with honor from the bloody field of Crotona. On that day the scale of war was turned against the Franks by the valor of the Saracens. These corsairs had indeed been driven by the Byzantine fleets from the fortresses and coasts of Italy; but a sense of interest was more prevalent than superstition or resentment, and the caliph of Egypt had transported forty thousand Moslems to the aid of his Christian ally. The successors of Basil amused themselves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 conquest of Lombardy had been achieved, and was still preserved by the justice of their laws, the virtues of their ministers, and the gratitude of a people whom they had rescued from anarchy and oppression. A series of rebellions might dart a ray of truth in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illusions of flattery were dispelled by the easy and rapid success of the Norman adventurers.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affairs had produced in Apulia and Calabria a melancholy contrast between the age of Pythagoras and the ten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æra. At the former period, the coast of Great Greece (as it was then styled) was planted with free and opulent cities: these cities were peopled with soldiers, artists, and philosophers; and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arentum; Sybaris, or Crotona, wa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a powerful kingdom. At the second æra, these once flourishing provinces were clouded with ignorance impoverished by tyranny, and depopulated by Barbarian war nor can we severely accuse the exaggeration of a contemporary, that a fair and ample district was reduced to the same desolation which had covered the earth after the general deluge. Among the hostilities of the Arabs, the Franks, and the Greeks, in the southern Italy, I shall select two or three anecdotes expressive of their national manners. 1. It was

    the amusement of the Saracens to profane, as well as to pillage,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At the siege of Salerno, a Mussulman chief spread his couch on the communion-table, and on that altar sacrificed each night the virginity of a Christian nun. As he wrestled with a reluctant maid, a beam in the roof was accidentally or dexterously thrown down on his head; and the death of the lustful emir was imputed to the wrath of Christ, which was at length awakened to the defence of his faithful spouse. 2. The Saracens besieged the cities of Beneventum and Capua: after a vain appeal to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the Lombards implored the clemency and aid of the Greek emperor. A fearless citizen dropped from the walls, passed the intrenchments, accomplished his commission, and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rbarians as he was returning with the welcome news. They commanded him to assist their enterprise, and deceive his countrymen,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wealth and honors should be the reward of his falsehood, and that his sincerity would be punished with immediate death. He affected to yield, but as soon as he was conducted within hearing of the Christians on the rampart, “Friends and brethren,” he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be bold and patient, maintain the city; your sovereign is informed of your distress, and your deliverers are at hand. I know my doom, and commit my wife and children to your gratitude.” The rage of the Arabs confirmed his evidence; and the self-devoted patriot was transpierced with a hundred spears. He deserves to live in the memory of the virtuous, but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tory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may sprinkle some doubts on the reality of this generous deed. 3. The recital of a third incident may provoke a smile amidst the horrors of war. Theobald, marquis of Camerino and Spoleto, supported the rebels of Beneventum; and his wanton cruelty was not incompatible in that age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hero. His captives of the Greek nation or party were castrated without mercy, and the outrage was aggravated by a cruel jest, that he wished to present the emperor with a supply of eunuchs, the most precious ornament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garrison of a castle had been defeated in a sally, and the prisoners were sentenced to the customary operation. But the

    sacrifice was disturbed by the intrusion of a frantic female, who, with bleeding cheeks dishevelled hair, and importunate clamors, compelled the marquis to listen to her complaint. “Is it thus,” she cried, ‘ye magnanimous heroes, that ye wage war against women, against women who have never injured ye, and whose only arms are the distaff and the loom?” Theobald denied the charge, and protested that, since the Amazons, he had never heard of a female war. “And how,” she furiously exclaimed, “can you attack us more directly, how can you wound us in a more vital part, than by robbing our husbands of what we most dearly cherish, the source of our joys, and the hope of our posterity? The plunder of our flocks and herds I have endured without a murmur, but this fatal injury, this irreparable loss, subdues my patience, and calls aloud on the justice of heaven and earth.” A general laugh applauded her eloquence; the savage Franks, inaccessible to pity, were moved by her ridiculous, yet rational despair; and with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aptives, she obtained the restitution of her effects. As she returned in triumph to the castle, she was overtaken by a messenger, to inquire, in the name of Theobald, what punishment should be inflicted on her husband, were he again taken in arms. “Should such,” she answered without hesitation, “be his guilt and misfortune, he has eyes, and a nose, and hands, and feet. These are his own, and these he may deserve to forfeit by his personal offences. But let my lord be pleased to spare what his little handmaid presumes to claim as her peculiar and lawful proper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mans in the kingdoms of Naples and Sicily is an event most romantic in its origin, and in its consequences most important both to Italy and the Eastern empire. The broken provinces of the Greeks, Lombards, and Saracens, were exposed to every invader, and every sea and land were invaded by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the Scandinavian pirates. After a long indulgence of rapine and slaughter, a fair and ample territory was accepted, occupied, and named, by the Normans of France: they renounced their gods for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dukes of Normandy

    acknowledged themselves the vassals of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Capet. The savage fierceness which they had brought from the snowy mountains of Norway was refined, without being corrupted, in a warmer climate; the companions of Rollo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natives; they imbibed the manners, language, and gallantry, of the French nation; and in a martial age, the Normans might claim the palm of valor and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the fashionable superstitions, they embraced with ardor the pilgrimages of Rome, Italy, and the Holy Land. In this active devotion, the minds and bodies were invigorated by exercise: danger was the incentive, novelty the recompens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 was decorated by wonder, credulity, and ambitious hope. They confederated for their mutual defence; and the robbers of the Alps, who had been allured by the garb of a pilgrim, were often chastised by the arm of a warrior. In one of these pious visits to the cavern of Mount Garganus in Apulia, which had been sanctified by the apparit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 they were accosted by a stranger in the Greek habit, but who soon revealed himself as a rebel, a fugitive, and a mortal foe of the Greek empire. His name was Melo; a noble citizen of Bari, who, after an unsuccessful revolt, was compelled to seek new allies and avengers of his country. The bold appearance of the Normans revived his hopes and solicited his confidence: they listened to the complaints, and still more to the promises, of the patriot. The assurance of wealth demonstrated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and they viewed, 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brave, the fruitful land which was oppressed by effeminate tyrants. On their return to Normandy, they kindled a spark of enterprise, and a small but intrepid band was freely associated for the deliverance of Apulia. They passed the Alps by separate roads, and in the disguise of pilgrims; bu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they were saluted by the chief of Bari, who supplied the more indigent with arms and horses, and instantly led them to the field of action. In the first conflict, their valor prevailed; but in the second engagement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numbers and military engines of the Greeks, and indignantly retreated with their faces to the enemy. * The unfortunate Melo ended his life a suppliant at the court of Germany: his

    Norman followers, excluded from their native and their promised land, wandered among the hills and valleys of Italy, and earned their daily subsistence by the sword. To that formidable sword the princes of Capua, Beneventum, Salerno, and Naples, alternately appealed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 superior spirit and discipline of the Normans gave victory to the side which they espoused; and their cautious policy observed the balance of power, lest the preponderance of any rival state should render their aid less important, and their service less profitable. Their first asylum was a strong camp in the depth of the marshes of Campania: but they were soon endowed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duke of Naples with a more plentiful and permanent seat. Eight miles from his residence, as a bulwark against Capua, the town of Aversa was built and fortified for their use; and they enjoyed as their own the corn and fruits, the meadows and groves, of that fertile district. The report of their success attracted every year new swarms of pilgrims and soldiers: the poor were urged by necessity; the rich were excited by hope; and the brave and active spirits of Normandy were impatient of ease and ambitious of renown. The independent standard of Aversa afforded shelter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outlaws of the province, to every fugitive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injustice or justice of his superiors; and these foreign associates were quickly assimilated in manners and language to the Gallic colony. The first leader of the Normans was Count Rainulf; and, in the origin of society, preëminence of rank is the reward and the proof of superior merit. *

    Since the conquest of Sicily by the Arabs, the Grecian emperors had been anxious to regain that valuable possession; but their efforts, however strenuous, had been opposed by the distance and the sea. Their costly armaments, after a gleam of success, added new pages of calamity and disgrace to the Byzantine annals: twenty thousand of their best troops were lost in a single expedition; and the victorious Moslems derided the policy of a nation which intrusted eunuchs not only with the custody of their women, but with

    the command of their men After a reign of two hundred years, the Saracens were ruined by their divisions. The emir disclaimed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 of Tunis; the people rose against the emir; the cities were usurped by the chiefs; each meaner rebel was independent in his village or castle; and the weaker of two rival brothers implor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Christians. In every service of danger the Normans were prompt and useful; 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or warriors on horseback, were enrolled by Arduin, the agent and interpreter of the Greeks, under the standard of Maniaces, governor of Lombardy. Before their landing, the brothers were reconciled; the union of Sicily and Africa was restored; and the island was guarded to the water’s edge. The Normans led the van and the Arabs of Messina felt the valor of an untried foe. In a second action the emir of Syracuse was unhorsed and transpierced by the iron arm of William of Hauteville. In a third engagement, his intrepid companions discomfited the host of sixty thousand Saracens, and left the Greeks no more than the labor of the pursuit: a splendid victory; but of which the pen of the historian may divide the merit with the lance of the Normans. It is, however, true, that they essentially promoted the success of Maniaces, who reduced thirteen cities,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Sicily, under the obedience of the emperor. But his military fame was sullied by ingratitude and tyranny. In the division of the spoils, the deserts of his brave auxiliaries were forgotten; and neither their avarice nor their pride could brook this injurious treatment. They complained by the mouth of their interpreter: their complaint was disregarded; their interpreter was scourged; the sufferings were his; the insult and resentment belonged to those whose sentiments he had delivered. Yet they dissembled till they had obtained, or stolen, a safe passage to the Italian continent: their brethren of Aversa sympathized in their indignation, and the province of Apulia was invaded as the forfeit of the debt. Abov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irst emigration, the Normans took the field with no more than seven hundred horse and five hundred foot; and after the recall of the Byzantine legions from the Sicilian war, their numbers are magnified to the amount of threescore thousand men. Their herald proposed the option of battle or

    retreat; “of battle,” was the unanimous cry of the Normans; and one of their stoutest warriors, with a stroke of his fist, felled to the ground the horse of the Greek messenger. He was dismissed with a fresh horse; the insult was concealed from the Imperial troops; but in two successive battles they were more fatally instructed of the prowess of their adversaries. In the plains of Cannæ, the Asiatics fled before the adventurers of France; the duke of Lombardy was made prisoner; the Apulians acquiesced in a new dominion; and the four places of Bari, Otranto, Brundusium, and Tarentum, were alone saved in the shipwreck of the Grecian fortunes. From this æra we may d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man power, which soon eclipsed the infant colony of Aversa. Twelve counts were chosen by the popular suffrage; and age, birth, and merit, were the motives of their choice. The tributes of their peculiar districts were appropriated to their use; and each count erected a fortress in the midst of his lands, and at the head of his vassals. In the centre of the province, the common habitation of Melphi was reserved as the metropolis and citadel of the republic; a house and separate quarter was allotted to each of the twelve counts: and the national concerns were regulated by this military senate. The first of his peers, their president and general, was entitled count of Apulia; and this dignity was conferred on William of the iron arm, who, in the language of the age, is styled a lion in battle, a lamb in society, and an angel in council. The manners of his countrymen are fairly delineated by a contemporary and national historian. “The Normans,” says Malaterra, “are a cunning and revengeful people; eloquence and dissimulation appear to be their hereditary qualities: they can stoop to flatter; but unless they are curbed by the restraint of law, they indulge the licentiousness of nature and passion. Their princes affect the praises of popular munificence; the people observe the medium, or rather blond the extremes, of avarice and prodigality; and in their eager thirst of wealth and dominion, they despise whatever they possess, and hope whatever they desire. Arms and horses, the luxury of dress, the exercises of hunting and hawking are the delight of the Normans; but, on pressing occasions, they can endure with

    incredible patience the inclemency of every climate, and the toil and absence of a military lif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I.

    The Normans of Apulia were seated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and,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of the hour, they accepted the investiture of their lands, from the sovereigns of Germany or Constantinople. But the firmest title of these adventurers was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y neither loved nor trusted; they were neither trusted nor beloved: the contempt of the princes was mixed with fear, and the fear of the natives was mingled with hatred and resentment. Every object of desire, a horse, a woman, a garden, tempted and gratified the rapaciousness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 avarice of their chiefs was only colored by the more specious names of ambition and glory. The twelve counts were sometimes joined in the league of injustice: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disputed the spoils of the people: the virtues of William were buried in his grave; and Drogo, his brother and successor, was better qualified to lead the valor, than to restrain the violence, of his peers.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Monomachus, the policy, rather than benevolen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attempted to relieve Italy from this adherent mischief, more grievous than a flight of Barbarians; and Argyrus, the son of Melo, was invested for this purpose with the most lofty titles and the most ample commission. The memory of his father might recommend him to the Normans; and he had already engaged their voluntary service to quell the revolt of Maniaces, and to avenge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injury. It was the design of Constantine to transplant the warlike colony from the Italian provinces to the Persian war; and the son of Melo distributed among the chiefs the gold and manufactures of Greece, as the first-fruits of the Imperial bounty. But his arts were baffled by the sense and spirit of the conquerors of Apulia: his gifts, or at least his proposals, were rejected; and they unanimously

    refused to relinquish their possessions and their hopes for the distant prospect of Asiatic fortune. After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had failed, Argyrus resolved to compel or to destroy: the Latin powers were solicited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an offensive alliance was formed of the pope and the two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throne of St. Peter was occupied by Leo the Ninth, a simple saint, of a temper most apt to deceive himself and the world, and whose venerable character would consecrate with the name of piety the measures least compatible with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His humanity was affected by the complaints, perhaps the calumnies, of an injured people: the impious Normans had interrupted the payment of tithes; and the temporal sword might be lawfully unsheathed against the sacrilegious robbers, who were deaf to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As a German of noble birth and royal kindred, Leo had free access to the court and confidence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Third; and in search of arms and allies, his ardent zeal transported him from Apulia to Saxony, from the Elbe to the Tyber. During these hostile preparations, Argyrus indulged himself in the use of secret and guilty weapons: a crowd of Normans became the victims of public or private revenge; and the valiant Drogo was murdered in a church. But his spirit survived in his brother Humphrey, the third count of Apulia. The assassins were chastised; and the son of Melo, overthrown and wounded, was driven from the field, to hide his shame behind the walls of Bari, and to await the tardy succor of his allies.

    But the power of Constantine was distracted by a Turkish war; the mind of Henry was feeble and irresolute; and the pope, instead of repassing the Alps with a German army, was accompanied only by a guard of seven hundred Swabians and some volunteers of Lorraine. In his long progress from Mantua to Beneventum, a vile and promiscuous multitude of Italians was enlisted under the holy standard: the priest and the robber slept in the same tent; the pikes and crosses were intermingled in the front; and the martial saint repeated the lessons of his youth in the order of march, of encampment,

    and of combat. The Normans of Apulia could muster in the field no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horse, with a handful of infantry: the defection of the natives intercepted their provisions and retreat; and their spirit, incapable of fear, was chilled for a moment by superstitious awe. On the hostile approach of Leo, they knelt without disgrace or reluctance before their spiritual father. But the pope was inexorable; his lofty Germans affected to deride the diminutive stature of their adversaries; and the Normans were informed that death or exile was their only alternative. Flight they disdained, and, as many of them had been three days without tasting food, they embraced the assurance of a more easy and honorable death. They climbed the hill of Civitella, descended into the plain, and charged in three divisions the army of the pope. On the left, and in the centre, Richard count of Aversa, and Robert the famous Guiscard, attacked, broke, routed, and pursued the Italian multitudes, who fought without discipline, and fled without shame. A harder trial was reserved for the valor of Count Humphrey, who led the cavalry of the right wing. The German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unskillful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rse and the lance, but on foot they formed a strong and impenetrable phalanx; and neither man, nor steed, nor armor, could resist the weight of their long and two-handed swords. After a severe conflict, they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squadrons returning from the pursuit; and died in the ranks with the esteem of their fo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revenge. The gates of Civitella were shut against the flying pope, and he was overtaken by the pious conquerors, who kissed his feet, to implore his blessing and the absolution of their sinful victory. The soldiers beheld in their enemy and captive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ough we may suppose the policy of the chiefs,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by the popular superstition. In the calm of retirement, the well-meaning pope deplored th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which must be imputed to his account: he felt, that he had been the author of sin and scandal; and as his undertaking had failed, the indecency of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universally condemned. With these dispositions, he listened to the offers of a beneficial treaty; deserted an

    alliance which he had preached as the cause of God; and ratified the past and future conquests of the Normans. By whatever hands they had been usurped, the province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ere a part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nd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the grant and the acceptance confirmed the mutual claims of the pontiff and the adventurers. They promis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with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rms; a tribute or quitrent of twelve pence was afterwards stipulated for every ploughland; and since this memorable transactio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as remained above seven hundred years a fief of the Holy See.

    The pedigree of Robert of Guiscard is variously deduced from the peasants and the dukes of Normandy: from the peasants, by the pride and ignorance of a Grecian princess; from the dukes, by the ignorance and flattery of the Italian subjects. His genuine descent may be ascribed to the second or middle order of private nobility. He sprang from a race of valvassors or bannerets, of the diocese of Coutances, in the Lower Normandy: the castle of Hauteville was their honorable seat: his father Tancred was conspicuous in the court and army of the duke; and his military service was furnished by ten soldiers or knights. Two marriages, of a rank not unworthy of his own, made him the father of twelve sons, who were educated at home by the impartial tenderness of his second wife. But a narrow patrimony was insufficient for this numerous and daring progeny; they saw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he mischiefs of poverty and discord, and resolved to seek in foreign wars a more glorious inheritance. Two only remained to perpetuate the race, and cherish their father’s age: their ten brothers, as they successfully attained the vigor of manhood, departed from the castle, passed the Alps, and joined the Apulian camp of the Normans. The elder were prompted by native spirit; their success encouraged their younger brethren, and the three first in seniority, William, Drogo, and Humphrey, deserved to be the chiefs of their nation and the founders of the new republic. Robert was the eldest of the seven sons of the second marriage; and even the

    reluctant praise of his foes has endowed him with the heroic qualities of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His lofty stature surpassed the tallest of his army: his limbs were cast in the true proportion of strength and gracefulness; and to the decline of life, he maintained the patient vigor of health and the commanding dignity of his form. His complexion was ruddy, his shoulders were broad, his hair and beard were long and of a flaxen color, his eyes sparkled with fire, and his voice, like that of Achilles, could impress obedience and terror amidst the tumult of battle. In the ruder ages of chivalry, such qualifications are not below the notice of the poet or historians: they may observe that Robert, at once, and with equal dexterity, could wield in the right hand his sword, his lance in the left; that in the battle of Civitella he was thrice unhorsed; and that in the close of that memorable day he was adjudged to have borne away the prize of valor from the warriors of the two armies. His boundless ambition was founded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uperior worth: in the pursuit of greatness, he was never arrested by the scruples of justice, and seldom moved by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though not insensible of fame, the choice of open or clandestine means was determined only by his present advantage. The surname of Guiscard was applied to this master of political wisdom, which is too often confounded with the practice of dissimulation and deceit; and Robert is praised by the Apulian poet for excelling the cunning of Ulysses and the eloquence of Cicero. Yet these arts were disguised by an appearance of military frankness: in his highest fortune, he was accessible and courteous to his fellow-soldiers; and while he indulged the prejudices of his new subjects, he affected in his dress and manners to maintain the ancient fashion of his country. He grasped with a rapacious, that he might distribute with a liberal, hand: his primitive indigence had taught the habits of frugality; the gain of a merchant was not below his attention; and his prisoners were tortured with slow and unfeeling cruelty, to force a discovery of their secret treasure. According to the Greeks, he departed from Normandy with only five followers on horseback and thirty on foot; yet even this allowance appears too bountiful: the sixth son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passed the Alps as a pilgrim; and his first military band was levied among the adventurers of Italy. His brothers and countrymen had divided the fertile lands of Apulia; but they guarded their shares with the jealousy of avarice; the aspiring youth was driven forwards to the mountains of Calabria, and in his first exploits against the Greeks and the natives, it is not easy to discriminate the hero from the robber. To surprise a castle or a convent, to ensnare a wealthy citizen, to plunder the adjacent villages for necessary food, were the obscure labors which formed and exercised the powers of his mind and body. The volunteers of Normandy adhered to his standard; and, under his command, the peasants of Calabria assumed the name and character of Normans.

    As the genius of Robert expanded with his fortune, he awakened the jealousy of his elder brother, by whom, in a transient quarrel,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and his liberty restrained. After the death of Humphrey, the tender age of his son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command; they were reduced to a private estate, by the ambition of their guardian and uncle; and Guiscard was exalted on a buckler, and saluted count of Apulia and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With an increase of authority and of force, he resumed the conquest of Calabria, and soon aspired to a rank that should raise him forever above the heads of his equals. By some acts of rapine or sacrilege, he had incurred a papal excommunication; but Nicholas the Second was easily persuaded that the divisions of friends could terminate only in their mutual prejudice; that the Normans were the faithful champions of the Holy See; and it was safer to trust the alliance of a prince than the caprice of an aristocracy. A synod of one hundred bishops was convened at Melphi; and the count interrupted an important enterprise to guard the person and execute the decrees of the Roman pontiff. His gratitude and policy conferred on Robert and his posterity the ducal title, with the investiture of Apulia, Calabria, and all the lands, both in Italy and Sicily, which his sword could rescue from the schismatic Greeks and the unbelieving Saracens. This apostolic sanction might justify his

    arms; but the obedience of a free and victorious people could not be transferred without their consent; and Guiscard dissembled his elevation till the ensuing campaign had been illustrated by the conquest of Consenza and Reggio. In the hour of triumph, he assembled his troops, and solicited the Normans to confirm by their suffrage the judgment of the vicar of Christ: the soldiers hailed with joyful acclamations their valiant duke; and the counts, his former equals, pronounced the oath of fidelity with hollow smiles and secret indignation. After this inauguration, Robert styled himself,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St. Peter, duke of Apulia, Calabria, and hereafter of Sicily;” and it was the labor of twenty years to deserve and realize these lofty appellations. Such tardy progress, in a narrow space, may seem unworthy of the abilities of the chief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but the Normans were few in number; their resources were scanty; their service was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The bravest designs of the duke were sometimes opposed by the free voice of his parliament of barons: the twelve counts of popular election conspired against his authority; and against their perfidious uncle, the sons of Humphrey demanded justice and revenge. By his policy and vigor, Guiscard discovered their plots, suppressed their rebellions, and punished the guilty with death or exile: but in these domestic feuds, his years, and the national strength, were unprofitably consumed. After the defeat of his foreign enemies, the Greeks, Lombards, and Saracens, their broken forces retreated to the strong and populous cities of the sea-coast. They excelled in the arts of fortification and defence; the Normans were accustomed to serve on horseback in the field, and their rude attempts could only succeed by the efforts of persevering courage. The resistance of Salerno was maintained above eight months; the siege or blockade of Bari lasted near four years. In these actions the Norman duke was the foremost in every danger; in every fatigue the last and most patient. As he pressed the citadel of Salerno, a huge stone from the rampart shattered one of his military engines; and by a splinter he was wounded in the breast. Before the gates of Bari, he lodged in a miserable hut or barrack, composed of dry branches, and thatched with straw; a

    perilous station, on all sides open to the inclemency of the winter and the spears of the enemy.

    The Italian conquests of Robert correspond with the limits of the present kingdom of Naples; and the countries united by his arms have not been dissevered by the revolutions of seven hundred years. The monarchy has been composed of the Greek provinces of Calabria and Apulia, of the Lombard principality of Salerno, the republic of Amalphi, and the inland dependencies of the large and ancient duchy of Beneventum. Three districts only were exempted from the common law of subjection; the first forever, the two last till the middle of the succeeding century. The city and immediate territory of Benevento had been transferred, by gift or exchange, from the German emperor to the Roman pontiff; and although this holy land was sometimes invaded, the name of St. Peter was finally more potent than the sword of the Normans. Their first colony of Aversa subdued and held the state of Capua; and her princes were reduced to beg their bread before the palace of their fathers. The dukes of Naples, the present metropolis, maintained the popular freedom,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mong the new acquisitions of Guiscard, the science of Salerno, and the trade of Amalphi, may detain for a moment the curiosity of the reader. I. Of the learned faculties, jurisprudence implies the previous establishment of laws and property; and theology may perhaps be superseded by the full light of religion and reason. But the savage and the sage must alike implore the assistance of physic; and, if our diseases are inflamed by luxury, the mischiefs of blows and wounds would be more frequent in the ruder ages of society. The treasures of Grecian medicine had been communicated to the Arabian colonies of Africa, Spain, and Sicily; and in the intercourse of peace and war, a spark of knowledge had been kindled and cherished at Salerno, an illustrious city, in which the men were honest and the women beautiful. A school, the first that arose in the darkness of Europe, was consecrated to the healing art: the conscience of monks and bishops was reconciled to that salutary and lucrative profession; and a

    crowd of patients, of the most eminent rank, and most distant climates, invited or visited the physicians of Salerno. They were protected by the Norman conquerors; and Guiscard, though bred in arms, could discern the merit and value of a philosopher. After a pilgrimage of thirty-nine years, Constantine, an African Christian, returned from Bagdad, a master of the language and learning of the Arabians; and Salerno was enriched by the practice, the lessons, and the writings of the pupil of Avicenna. The school of medicine has long slept in the name of a university; but her precepts are abridged in a string of aphorisms, bound together in the Leonine verses, or Latin rhyme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II. Seven miles to the west of Salerno, and thirty to the south of Naples, the obscure town of Amalphi displayed the power and rewards of industry. The land, however fertile, was of narrow extent; but the sea was accessible and open: the inhabitants first assumed the office of supplying the western world with the manufactures and productions of the East; and this useful traffic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opulence and freedom. The government was popular,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duke and the supremacy of the Greek emperor. Fifty thousand citizens were numbered in the walls of Amalphi; nor was any city more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gold, silver, and the objects of precious luxury. The mariners who swarmed in her port, excelle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vigation and astronomy: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pass, which has opened the globe, is owing to their ingenuity or good fortune. Their trade was extended to the coasts, or at least to the commodities, of Africa, Arabia, and India: and their settlements in Constantinople, Antioch, Jerusalem, and Alexandria, acquired the privileges of independent colonies. After three hundred years of prosperity, Amalphi was oppressed by the arms of the Normans, and sacked by the jealousy of Pisa; but the poverty of one thousand * fisherman is yet dignified by the remains of an arsenal, a cathedral, and the palaces of royal merchants.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II.

    Roger, the twelfth and last of the sons of Tancred, had been long detained in Normandy by his own and his father’ age. He accepted the welcome summons; hastened to the Apulian camp; and deserved at first the esteem, and afterwards the envy, of his elder brother. Their valor and ambition were equal; but the youth, the beauty, the elegant manners, of Roger engaged the disinterested love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So scanty was his allowance for himself and forty followers, that he descended from conquest to robbery, and from robbery to domestic theft; and so loose were the notions of property, that, by his own historian, at his special command, he is accused of stealing horses from a stable at Melphi. His spirit emerged from poverty and disgrace: from these base practices he rose to the merit and glory of a holy war; and the invasion of Sicily was seconded by the zeal and policy of his brother Guiscard.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Greeks, the idolaters, a most audacious reproach of the Catholics, had retrieved their losses and possessions; but the deliverance of the island, so vainly undertaken by the forces of the Eastern empire, was achieved by a small and private band of adventurers. In the first attempt, Roger braved, in an open boat, the real and fabulous dangers of Scylla and Charybdis; landed with only sixty soldiers on a hostile shore; drove the Saracens to the gates of Messina and safely return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In the fortress of Trani, his active and patient courage were equally conspicuous. In his old age he related with pleasure, that, by the distress of the siege, himself, and the countess his wife, had been reduced to a single cloak or mantle, which they wore alternately; that in a sally his horse had been slain, and he was dragged away by the Saracens; but that he owed his rescue to his good sword, and had retreated with his saddle on his back, lest the meanest trophy might be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miscreants. In the siege of Trani, three hundred Normans withstood and repulsed the forces of the island. In the field of Ceramio,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were overthrown by one hundred and thirty-six Christian

    soldiers, without reckoning St. George, who fought on horseback in the foremost ranks. The captive banners, with four camels, were reserved for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had these barbaric spoils been exposed, not in the Vatican, but in the Capitol, they might have revived the memory of the Punic triumphs. These insufficient numbers of the Normans most probably denote their knights, the soldiers of honorable and equestrian rank, each of whom was attended by five or six followers in the field; yet, with the aid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nd after every fair allowance on the side of valor, arms, and reputation, the discomfiture of so many myriads will reduce the prudent reader to the alternative of a miracle or a fable. The Arabs of Sicily derived a frequent and powerful succor from their countrymen of Africa: in the siege of Palermo, the Norman cavalry was assisted by the galleys of Pisa; and, in the hour of action, the envy of the two brothers was sublimed to a generous and invincible emulation. After a war of thirty years, Roger,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count, obtain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fruitful island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his administration displays a liberal and enlightened mind, above the limits of his age and education. The Moslems were maintained in the free enjoyment of their religion and property: a philosopher and physician of Mazara, of the race of Mahomet, harangued the conqueror, and was invited to court; his geography of the seven climates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Roger, after a diligent perusal, preferred the work of the Arabian to the writings of the Grecian Ptolemy. A remnant of Christian natives had promoted the success of the Normans: they were rewarded by the triumph of the cross. The island was restored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new bishops were planted in the principal cities; and the clergy was satisfied by a liberal endowment of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Yet the Catholic hero asserted the rights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Instead of resigning the investiture of benefices, he dexterously applied to his own profit the papal claims: the supremacy of the crown was secured and enlarged, by the singular bull, which declares the princes of Sicily hereditary and perpetual legates of the Holy See.

    To Robert Guiscard, the conquest of Sicily was more glorious than beneficial: the possession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as inadequate to his ambition; and he resolved to embrace or create the first occasion of invading, perhaps of subduing, the Roman empire of the East. From his first wife, the partner of his humble fortune, he had been divorced under the pretence of consanguinity; and her son Bohemond was destined to imitate, rather than to succeed, his illustrious father. The second wife of Guiscard was the daughter of the princes of Salerno; the Lombards acquiesced in the lineal succession of their son Roger; their five daughters were given in honorable nuptials, and one of them was betrothed, in a tender age, to Constantine, a beautiful youth, the son and heir of the emperor Michael. But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was shaken by a revolution: the Imperial family of Ducas was confined to the palace or the cloister; and Robert deplored, and resented, the disgrace of his daughter and the expulsion of his ally. A Greek, who styled himself the father of Constantine, soon appeared at Salerno, and related the adventures of his fall and flight. That unfortunate friend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duke, and adorned with the pomp and titles of Imperial dignity: in his triumphal progress through Apulia and Calabria, Michael was saluted with the tears and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and Pope Gregory the Seventh exhorted the bishops to preach, and the Catholics to fight, in the pious work of his restorati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Robert were frequent and familiar; and their mutual promises were justified by the valor of the Normans and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 Yet this Michael, by the confess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a pageant and an impostor; a monk who had fled from his convent, or a domestic who had served in the palace. The fraud had been contrived by the subtle Guiscard; and he trusted, that after this pretender had given a decent color to his arms, he would sink, at the nod of the conqueror, into his primitive obscurity. But victory was the only argument that could determine the belief of the Greeks; and the ardor of the Latins was much inferior to their credulity: the Norman veterans wished to enjoy the harvest of their toils, and the

    unwarlike Italians trembled at the known and unknown dangers of a transmarine expedition. In his new levies, Robert exerted the influence of gifts and promises, the terrors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and some acts of violence might justify the reproach, that age and infancy were pressed without distinction into the service of their unrelenting prince. After two years’ incessant preparations the land and naval forces were assembled at Otranto, at the heel, or extreme promontory, of Italy; and Robert was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who fought by his side, his son Bohemond,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eror Michael. Thirteen hundred knights of Norman race or discipline, formed the sinews of the army, which might be swelled to thirty thousand followers of every denomination. The men, the horses, the arms, the engines, the wooden towers, covered with raw hides, were embarked on board one hundred and fifty vessels: the transports had been built in the ports of Italy, and the galleys were supplied by the alliance of the republic of Ragusa.

    At the mouth of the Adriatic Gulf, the shores of Italy and Epirus incline towards each other. The space between Brundusium and Durazzo, the Roman passage, is no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es; at the last station of Otranto, it is contracted to fifty; and this narrow distance had suggested to Pyrrhus and Pompey the sublime or extravagant idea of a bridge. Before the general embarkation, the Norman duke despatched Bohemond with fifteen galleys to seize or threaten the Isle of Corfu, to survey the opposite coast, and to secure a harbo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Vallona for the landing of the troops. They passed and landed without perceiving an enemy; and this successful experiment displayed the neglect and decay of the naval power of the Greeks. The islands of Epirus and the maritime towns were subdued by the arms or the name of Robert, who led his fleet and army from Corfu (I use the modern appellation) to the siege of Durazzo. That city, the western key of the empire, was guarded by ancient renown, and recent fortifications, by George Palæologus, a patrician, victorious in the Oriental wars, and a numerous garrison of

    Albanians and Macedonians, who, in every age, have maintained the character of soldiers. In the prosecution of his enterprise, the courage of Guiscard was assailed by every form of danger and mischance. In the most propitious season of the year, as his fleet passed along the coast, a storm of wind and snow unexpectedly arose: the Adriatic was swelled by the raging blast of the south, and a new shipwreck confirmed the old infamy of the Acroceraunian rocks. The sails, the masts, and the oars, were shattered or torn away; the sea and shore were covered with the fragments of vessels, with arms and dead bodies; an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provisions were either drowned or damaged. The ducal galley was laboriously rescued from the waves, and Robert halted seven days on the adjacent cape, to collect the relics of his loss, and revive the drooping spirits of his soldiers. The Normans were no longer the bold and experienced mariners who had explored the ocean from Greenland to Mount Atlas, and who smiled at the petty dang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y had wept during the tempest; they were alarmed by the hostile approach of the Venetians, who had been solicited by the prayers and promise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first day’s action was not disadvantageous to Bohemond, a beardless youth, who led the naval powers of his father. All night the galleys of the republic lay on their anchors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and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day was decided by the dexterity of their evolutions, the station of their archers, the weight of their javelins, and the borrowed aid of the Greek fire. The Apulian and Ragusian vessels fled to the shore, several were cut from their cables, and dragged away by the conqueror; and a sally from the town carried slaughter and dismay to the tents of the Norman duke. A seasonable relief was poured into Durazzo, and as soon as the besiegers had lost the command of the sea, the islands and maritime towns withdrew from the camp the supply of tribute and provision. That camp was soon afflicted with a pestilential disease; five hundred knights perished by an inglorious death; and the list of burials (if all could obtain a decent burial) amounted to ten thousand persons. Under these calamities, the mind of Guiscard alone was firm and invincible; and while he collected new forces from Apulia and

    Sicily, he battered, or scaled, or sapped, the walls of Durazzo. But his industry and valor were encountered by equal valor and more perfect industry. A movable turret, of a size and capacity to contain five hundred soldiers, had been rolled forwards to the foot of the rampart: but the descent of the door or drawbridge was checked by an enormous beam, and the wooden structure was constantly consumed by artificial flames.

    While the Roman empire was attacked by the Turks in the East, east, and the Normans in the West, the aged successor of Michael surrendered the sceptre to the hands of Alexius, an illustrious captain, and the founder of the Comnenian dynasty. The princess Anne, his daughter and historian, observes, in her affected style, that even Hercules was unequal to a double combat; and, on this principle, she approves a hasty peace with the Turks, which allowed her father to undertake in person the relief of Durazzo. On his accession, Alexius found the camp without soldiers, and the treasury without money; yet such were the vigor and activity of his measures, that in six months he assembled an army of seventy thousand men, and performed a march of five hundred miles. His troops were levied in Europe and Asia, from Peloponnesus to the Black Sea; his majesty was displayed in the silver arms and rich trappings of the companies of Horse-guards; and the emperor was attended by a train of nobles and princes, some of whom, in rapid succession, had been clothed with the purple, and were indulged by the lenity of the times in a life of affluence and dignity. Their youthful ardor might animate the multitude; but their love of pleasure and contempt of subordination were pregnant with disorder and mischief; and their importunate clamors for speedy and decisive action disconcerted the prudence of Alexius, who might have surrounded and starved the besieging army. The enumeration of provinces recalls a sad comparison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limits of the Roman world: the raw levies were drawn together in haste and terror; and the garrisons of Anatolia, or Asia Minor, had been purchased

    by the evacuation of the cities which were immediately occupied by the Turks. The strength of the Greek army consisted in the Varangians, the Scandinavian guards, whose numbers were recently augmented by a colony of exiles and volunteers from the British Island of Thule. Under the yoke of the Norman conqueror, the Danes and English were oppressed and united; a band of adventurous youths resolved to desert a land of slavery; the sea was open to their escape; and, in their long pilgrimage, they visited every coast that afforded any hope of liberty and revenge. They were entertain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their first station was in a new city on the Asiatic shore: but Alexius soon recalled them to the defence of his person and palace; and bequeathed to his successors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faith and valor. The name of a Norman invader revived the memory of their wrongs: they marched with alacrity against the national foe, and panted to regain in Epirus the glory which they had lost i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The Varangians were supported by some companies of Franks or Latins; and the rebels, who had fled to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yranny of Guiscard, were eager to signalize their zeal and gratify their revenge. In this emergency, the emperor had not disdained the impure aid of the Paulicians or Manichæans of Thrace and Bulgaria; and these heretics united with the patience of martyrdom the spirit and discipline of active valor. The treaty with the sultan had procured a supply of some thousand Turks; and the arrows of the Scythian horse were opposed to the lances of the Norman cavalry. On the report and distant prospect of these formidable numbers, Robert assembled a council of his principal officers. “You behold,” said he, “your danger: it is urgent and inevitable. The hills are covered with arms and standards; and the emperor of the Greeks is accustomed to wars and triumphs. Obedience and union are our only safety; and I am ready to yield the command to a more worthy leader.” The vote and acclamation even of his secret enemies, assured him, in that perilous moment, of their esteem and confidence; and the duke thus continued: “Let us trust in the rewards of victory, and deprive cowardice of the means of escape. Let us burn our vessels and our baggage, and give battle on this spot, as if it

    were the place of our nativity and our burial.” The resolution was unanimously approved; and, without confining himself to his lines, Guiscard awaited in battle-array the nearer approach of the enemy. His rear was covered by a small river; his right wing extended to the sea; his left to the hills: nor was he conscious, perhaps, that on the same ground Cæsar and Pompey had formerly dispute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captains, Alexius resolved to risk the event of a general action, and exhorted the garrison of Durazzo to assist their own deliverance by a well-timed sally from the town. He marched in two columns to surprise the Normans before daybreak on two different sides: his light cavalry was scattered over the plain; the archers formed the second line; and the Varangians claimed the honors of the vanguard. In the first onset, the battle-axes of the strangers made a deep and bloody impression on the army of Guiscard, which was now reduced to fifteen thousand men. The Lombards and Calabrians ignominiously turned their backs; they fled towards the river and the sea; but the bridge had been broken down to check the sally of the garrison, and the coast was lined with the Venetian galleys, who played their engines among the disorderly throng. On the verge of ruin, they were saved by the spirit and conduct of their chiefs. Gaita, the wife of Robert, is painted by the Greeks as a warlike Amazon, a second Pallas; less skilful in arts, but not less terrible in arms, than the Athenian goddess: though wounded by an arrow, she stood her ground, and strove, by her exhortation and example, to rally the flying troops. Her female voice was seconded by the more powerful voice and arm of the Norman duke, as calm in action as he was magnanimous in council: “Whither,” he cried aloud, “whither do ye fly? Your enemy is implacable; and death is less grievous than servitude.” The moment was decisive: as the Varangians advanced before the line, they discovered the nakedness of their flanks: the main battle of the duke, of eight hundred knights, stood firm and entire; they couched their lances, and the Greeks deplore the furious and irresistible shock of the

    French cavalry. Alexius was not deficient in the duties of a soldier or a general; but he no sooner beheld the slaughter of the Varangians, and the flight of the Turks, than he despised his subjects, and despaired of his fortune. The princess Anne, who drops a tear on this melancholy event, is reduced to praise the strength and swiftness of her father’s horse, and his vigorous struggle when he was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stroke of a lance, which had shivered the Imperial helmet. His desperate valor broke through a squadron of Franks who opposed his flight; and after wandering two days and as many nights in the mountains, he found some repose, of body, though not of mind, in the walls of Lychnidus. The victorious Robert reproached the tardy and feeble pursuit which had suffered the escape of so illustrious a prize: but he consoled his disappointment by the trophies and standards of the field,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the Byzantine camp, and the glory of defeating an army five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his own. A multitude of Italians had been the victims of their own fears; but only thirty of his knights were slain in this memorable day. In the Roman host, the loss of Greeks, Turks, and English, amounted to five or six thousand: the plain of Durazzo was stained with noble and royal blood; and the end of the impostor Michael was more honorable than his life.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Guiscard was not afflicted by the loss of a costly pageant, which had merited only the contempt and derision of the Greeks. After their defeat, they still persevered in the defence of Durazzo; and a Venetian commander supplied the place of George Palæologus, who had been imprudently called away from his station. The tents of the besiegers were converted into barracks, to sustain the inclemency of the winter; and in answer to the defiance of the garrison, Robert insinuated, that his patience was at least equal to their obstinacy. Perhaps he already trusted to his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a Venetian noble, who sold the city for a rich and honorable marriage. At the dead of night, several rope-ladders were dropped from the walls; the light Calabrians ascended in silence; and the Greeks were

    awakened by the name and trumpets of the conqueror. Yet they defended the streets three days against an enemy already master of the rampart; and near seven months elapsed between the first investment and the final surrender of the place. From Durazzo, the Norman duke advanced into the heart of Epirus or Albania; traversed the first mountains of Thessaly; surprised three hundred English in the city of Castoria; approached Thessalonica; and made Constantinople tremble. A more pressing duty suspended the prosecution of his ambitious designs. By shipwreck, pestilence, and the sword, his army was reduced to a third of the original numbers; and instead of being recruited from Italy, he was informed, by plaintive epistles, of the mischiefs and dangers which had been produced by his absence: the revolt of the cities and barons of Apulia; the distress of the pope; and the approach or invasion of Henry king of Germany. Highly presuming that his person was sufficient for the public safety, he repassed the sea in a single brigantine, and left the remains of the army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son and the Norman counts, exhorting Bohemond to respect the freedom of his peers, and the counts to obey the authority of their leader. The son of Guiscard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his father; and the two destroyers are compared, by the Greeks, to the caterpillar and the locust, the last of whom devours whatever has escaped the teeth of the former. After winning two battles against the emperor, he descended into the plain of Thessaly, and besieged Larissa, the fabulous realm of Achilles, which contained the treasure and magazines of the Byzantine camp. Yet a just praise must not be refused to the fortitude and prudence of Alexius, who bravely struggl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the times. In the poverty of the state, he presumed to borrow the superfluous ornaments of the churches: the desertion of the Manichæans was supplied by some tribes of Moldavia: a reënforcement of seven thousand Turks replaced and revenged the loss of their brethren; and the Greek soldiers were exercised to ride, to draw the bow, and to the daily practice of ambuscades and evolutions. Alexius had been taught by experience, that the formidable cavalry of the Franks on foot was unfit for action, and almost incapable of

    motion; his archers were directed to aim their arrows at the horse rather than the man; and a variety of spikes and snares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ground on which he might expect an attack. In the neighborhood of Larissa the events of war were protracted and balanced. The courage of Bohemond was always conspicuous, and often successful; but his camp was pillaged by a stratagem of the Greeks; the city was impregnable; and the venal or discontented counts deserted his standard, betrayed their trusts, and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Alexius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advantage, rather than the honor, of victory. After evacuating the conquests which he could no longer defend, the son of Guiscard embarked for Italy, and was embraced by a father who esteemed his merit, and sympathized in his misfortun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V.

    Of the Latin princes, the allies of Alexius and enemies of Robert, the most prompt and powerful was Henry the Third or Fourth, king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future emperor of the West. The epistle of the Greek monarch to his brother is filled with the warmest professions of friendship, and the most lively desire of strengthening their alliance by every public and private tie. He congratulates Henry on his success in a just and pious war; and complains that the prosperity of his own empire is disturbed by the audacious enterprises of the Norman Robert. The lists of his presents expresses the manners of the age — a radiated crown of gold, a cross set with pearls to hang on the breast, a case of relics, with the names and titles of the saints, a vase of crystal, a vase of sardonyx, some balm, most probably of Mecca, and one hundred pieces of purple. To these he added a more solid present,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Byzantines of gold, with a further assurance of two hundred and sixteen thousand, so soon as Henry should have entered in arms the Apulian territories, and confirmed by an oath the leagu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The German, who was already in Lombardy at the head of an army and a faction, accepted these liberal offers, and marched towards the south: his speed was checked by the sound of the battle of Durazzo; but the influence of his arms, or name, in the hasty return of Robert, was a full equivalent for the Grecian bribe. Henry was the severe adversary of the Normans, the allies and vassal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his implacable foe. The long quarrel of the throne and mitre had been recently kindled by the zeal and ambition of that haughty priest: the king and the pope had degraded each other; and each had seated a rival on the temporal or spiritual throne of his antagonist. After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his Swabian rebel, Henry descended into Italy, to assume the Imperial crown, and to drive from the Vatican the tyrant of the church. But the Roman people adhered to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ir resolution was fortified by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from Apulia; and the city was thrice ineffectually besieged by the king of Germany. In the fourth year he corrupted, as it is said, with Byzantine gold, the nobles of Rome, whose estates and castles had been ruined by the war. The gates, the bridges, and fifty hostages, were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the anti-pope, Clement the Third, was consecrated in the Lateran: the grateful pontiff crowned his protector in the Vatican; and the emperor Henry fixed his residence in the Capitol, a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Augustus and Charlemagne. The ruins of the Septizonium were still defended by the nephew of Gregory: the pope himself was invested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nd his last hope was in the courage and fidelity of his Norman vassal. Their friendship had been interrupted by some reciprocal injuries and complaints; but, on this pressing occasion, Guiscard was urged by the obligation of his oath, by his interest, more potent than oaths, by the love of fame, and his enmity to the two emperors. Unfurling the holy banner, he resolved to fly to the relief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the most numerous of his armies, six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as instantly assembled; and his march from Salerno to Rome was animated by the public applause and the promise of the divine favor. Henry, invincible in sixty-six battles, trembled at his

    approach; recollected some indispensable affairs that required his presence in Lombardy; exhorted the Romans to persevere in their allegiance; and hastily retreated three days before the entrance of the Normans. In less than three years, the son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enjoyed the glory of delivering the pope, and of compelling the two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o fly before his victorious arms. But the triumph of Robert was clouded by the calamities of Rome. By the aid of the friends of Gregory, the walls had been perforated or scaled; but the Imperial faction was still powerful and active; on the third day, the people rose in a furious tumult; and a hasty word of the conqueror, in his defence or revenge, was the signal of fire and pillage. The Saracens of Sicily, the subjects of Roger, and auxiliaries of his brother, embraced this fair occasion of rifling and profaning the holy city of the Christians: many thousands of the citizens, in the sight, and by the allies, of their spiritual father were exposed to violation, captivity, or death; and a spacious quarter of the city, from the Lateran to the Coliseum, was consumed by the flames, and devoted to perpetual solitude. From a city, where he was now hated, and might be no longer feared, Gregory retired to end his days in the palace of Salerno. The artful pontiff might flatter the vanity of Guiscard with the hope of a Roman or Imperial crown; but this dangerous measure, which would have inflamed the ambition of the Norman, must forever have alienated the most faithful princes of Germany.

    The deliverer and scourge of Rome might have indulged himself in a season of repose; but in the same year of the flight of the German emperor, the indefatigable Robert resumed the design of his eastern conquests. The zeal or gratitude of Gregory had promised to his valor the kingdoms of Greece and Asia; his troops were assembled in arms, flushed with success, and eager for action. Their numbers, in the language of Homer, are compared by Anna to a swarm of bees; yet the utmost and moderate limits of the powers of Guiscard have been already defined; they were contained on this second occasion i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vessels; and as the

    season was far advanced, the harbor of Brundusium was preferred to the open road of Otranto. Alexius, apprehensive of a second attack, had assiduously labored to restore the naval forces of the empire; and obtained from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 important succor of thirty-six transports, fourteen galleys, and nine galiots or ships of extra-ordinary strength and magnitude. Their services were liberally paid by the license or monopoly of trade, a profitable gift of many shops and houses in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and a tribute to St. Mark, the more acceptable, as it was the produce of a tax on their rivals at Amalphi. By the union of the Greeks and Venetians, the Adriatic was covered with a hostile fleet; but their own neglect, or the vigilance of Robert, the change of a wind, or the shelter of a mist, opened a free passage; and the Norman troops were safely disembarked on the coast of Epirus. With twenty strong and well-appointed galleys, their intrepid duke immediately sought the enemy, and though more accustomed to fight on horseback, he trusted his own life, and the lives of his brother and two sons, to the event of a naval combat. The dominion of the sea was disputed in three engagements, in sight of the Isle of Corfu: in the two former, the skill and numbers of the allies were superior; but in the third, the Normans obtained a final and complete victory. The light brigantines of the Greeks were scattered in ignominious flight: the nine castles of the Venetians maintained a more obstinate conflict; seven were sunk, two were taken;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captives implored in vain the mercy of the victor;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deplores the loss of thirteen thousand of his subjects or allies. The want of experience had been supplied by the genius of Guiscard; and each evening, when he had sounded a retreat, he calmly explored the causes of his repulse, and invented new methods how to remedy his own defects, and to baffle the advantages of the enemy. The winter season suspended his progress: with the return of spring he again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ut, instead of traversing the hills of Epirus, he turned his arms against Greece and the islands, where the spoils would repay the labor, and where the land and sea forces might pursue their joint operations with vigor and effect. But, in the Isle of

    Cephalonia, his projects were fatally blasted by an epidemical disease: Robert himself, in the seventieth year of his age, expired in his tent; and a suspicion of poison was imputed, by public rumor, to his wife, or to the Greek emperor. This premature death might allow a boundless scope for the imagination of his future exploits; and the event sufficiently declares, that the Norman greatness was founded on his life. Without the appearance of an enemy, a victorious army dispersed or retreated in disorder and consternation; and Alexius, who had trembled for his empire, rejoiced in his deliverance. The galley which transported the remains of Guiscard was ship-wrecked on the Italian shore; but the duke’s body was recovered from the sea, and deposited in the sepulchre of Venusia, a place more illustrious for the birth of Horace than for the burial of the Norman heroes. Roger, his second son and successor, immediately sunk to the humble station of a duke of Apulia: the esteem or partiality of his father left the valiant Bohemond to the inheritance of his sword. The national tranquillity was disturbed by his claims, till the first crusade against the infidels of the East opened a more splendid field of glory and conquest.

    Of human life, the most glorious or humble prospects are alike and soon bounded by the sepulchre. The male line of Robert Guiscard was extinguished, both in Apulia and at Antioch,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but his younger brother became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kings; and the son of the great count was endowed with the name, the conquests, and the spirit, of the first Roger. The heir of that Norman adventurer was born in Sicily; and, at the age of only four years, he succeeded to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sland, a lot which reason might envy, could she indulge for a moment the visionary, though virtuous wish of dominion. Had Roger been content with his fruitful patrimony, a happy and grateful people might have blessed their benefactor; and if a wise administration could have restored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the Greek colonies, the opulence and power of Sicily alone might have equalled the widest scope that could be acquired and desolated by the

    sword of war. But the ambition of the great count was ignorant of these noble pursuits; it was gratified by the vulgar means of violence and artifice. He sought to obtain the undivided possession of Palermo, of which one moiety had been ceded to the elder branch; struggled to enlarge his Calabrian limits beyond the measure of former treaties; and impatiently watched the declining health of his cousin William of Apulia, the grandson of Robert. On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his premature death, Roger sailed from Palermo with seven galleys,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Salerno, received, after ten days’ negotiation, an oath of fidelity from the Norman capital, command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barons, and extorted a legal investiture from the reluctant popes, who could not long endure either the friendship or enmity of a powerful vassal. The sacred spot of Benevento was respectfully spared, as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but the reduction of Capua and Naples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his uncle Guiscard; and the sole inheritance of the Norman conquests was possessed by the victorious Roger. A conscious superiority of power and merit prompted him to disdain the titles of duke and of count; and the Isle of Sicily, with a third perhaps of the continent of Italy, might form the basis of a kingdom which would only yield to the monarchies of France and England. The chiefs of the nation who attended his coronation at Palermo might doubtless pronounce under what name he should reign over them; but the example of a Greek tyrant or a Saracen emir was insufficient to justify his regal character; and the nine kings of the Latin world might disclaim their new associate, unless he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pride of Anacletus was pleased to confer a title, which the pride of the Norman had stooped to solicit; but his own legitimacy was attacked by the adverse election of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while Anacletus sat in the Vatican, the successful fugitiv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nations of Europe. The infant monarchy of Roger was shaken, and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unlucky choice of an ecclesiastical patron; and the sword of Lothaire the Second of Germany, the excommunications of Innocent, the fleets of Pisa, and the zeal of St. Bernard, were united for the ruin of the Sicilian robber.

    After a gallant resistance, the Norman prince was driven from the continent of Italy: a new duke of Apulia was invested by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each of whom held one end of the gonfanon, or flagstaff, as a token that they asserted their right, and suspended their quarrel. But such jealous friendship was of short and precarious duration: the German armies soon vanished in disease and desertion: the Apulian duke, with all his adherents, was exterminated by a conqueror who seldom forgave either the dead or the living; like his predecessor Leo the Ninth, the feeble though haughty pontiff became the captive and friend of the Normans; and their reconciliation was celebrated by the eloquence of Bernard, who now revered the title and virtues of the king of Sicily.

    As a penance for his impious war against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that monarch might have promised to display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he accomplished with ardor a vow so propitious to his interest and revenge. The recent injuries of Sicily might provoke a just retaliation on the heads of the Saracens: the Normans, whose blood had been mingled with so many subject streams, were encouraged to remember and emulate the naval trophies of their fathers, and in the maturity of their strength they contended with the decline of an African power. When the Fatimite caliph departed for the conquest of Egypt, he rewarded the real merit and apparent fidelity of his servant Joseph with a gift of his royal mantle, and forty Arabian horses, his palace with its sumptuous furnitur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s of Tunis and Algiers. The Zeirides, the descendants of Joseph, forgot their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to a distant benefactor, grasped and abused the fruits of prosperity; and after running the little course of an Oriental dynasty, were now fainting in their own weakness. On the side of the land,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Almohades, the fanatic princes of Morocco, while the sea-coast was open to the enterprises of the Greeks and Franks, who,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had extorted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By the first arms of Roger, the island or rock of Malta, which has been

    since ennobled by a military and religious colony, was inseparably annexed to the crown of Sicily. Tripoli, a strong and maritime city, was the next object of his attack; and the slaughter of the males, the captivity of the females, might be justified by the frequent practice of the Moslems themselves. The capital of the Zeirides was named Africa from the country, and Mahadia from the Arabian founder: it is strongly built on a neck of land, but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harbor is not compensated by the fertility of the adjacent plain. Mahadia was besieged by George the Sicilian admiral, with a fleet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galleys, amply provided with men and the instruments of mischief: the sovereign had fled, the Moorish governor refused to capitulate, declined the last and irresistible assault, and secretly escaping with the Moslem inhabitants abandoned the place and its treasures to the rapacious Franks. In successive expeditions, the king of Sicily or his lieutenants reduced the cities of Tunis, Safax, Capsia, Bona, and a long tract of the sea-coast; the fortresses were garrisoned, the country was tributary, and a boast that it held Africa in subjection might be inscribed with some flattery on the sword of Roger. After his death, that sword was broken; and these transmarine possessions were neglected, evacuated, or lost, under the troubled reign of his successor. The triumphs of Scipio and Belisarius have proved, that 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neither inaccessible nor invincible; yet the great princes and powers of Christendom have repeatedly failed in their armaments against the Moors, who may still glory in the easy conquest and long servitude of Spain.

    Since the decease of Robert Guiscard, the Normans had relinquished, above sixty years, their hostile designs against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 policy of Roger solicited a public and private union with the Greek princes, whose alliance would dignify his regal character: he demanded in marriage a daughter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and the first steps of the treaty seemed to promise a favorable event. But the contemptuous treatment of his ambassadors exasperated the vanity of the new monarch; and the insolen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expia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nations, by the sufferings of a guiltless people. With the fleet of seventy galleys, George, the admiral of Sicily, appeared before Corfu; and both the island and city were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by the disaffected inhabitants, who had yet to learn that a siege is still more calamitous than a tribute. In this invasion, of some moment in the annals of commerce, the Normans spread themselves by sea, and over the provinces of Greece; and the venerable age of Athens, Thebes, and Corinth, was violated by rapine and cruelty. Of the wrongs of Athens, no memorial remains. The ancient walls, which encompassed, without guarding, the opulence of Thebes, were scaled by the Latin Christians; but their sole use of the gospel was to sanctify an oath, that the lawful owners had not secreted any relic of their inheritance or industry. On the approach of the Normans, the lower town of Corinth was evacuated; the Greeks retired to the citadel, which was seated on a lofty eminence, abundantly watered by the classic fountain of Pirene; an impregnable fortress, if the want of courage could be balanced by any advantages of art or nature. As soon as the besiegers had surmounted the labor (their sole labor) of climbing the hill, their general, from the commanding eminence, admired his own victory, and testified his gratitude to Heaven, by tearing from the altar the precious image of Theodore, the tutelary saint. The silk weavers of both sexes, whom George transported to Sicily, composed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spoil; and in comparing the skilful industry of the mechanic with the sloth and cowardice of the soldier, he was heard to exclaim that the distaff and loom were the only weapons which the Greeks were capable of using. The progress of this naval armament was marked by two conspicuous events, the rescue of the king of France, and the insult of the Byzantine capital. In his return by sea from an unfortunate crusade, Louis the Seventh was intercepted by the Greeks, who basely violated the laws of honor and religion. The fortunate encounter of the Norman fleet delivered the royal captive; and after a free and honorable entertainment in the court of Sicily, Louis continued his journey to Rome and Paris.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Hellespont were left

    without defence and without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The clergy and people (for the soldiers had followed the standard of Manuel) were astonished and dismayed at the hostile appearance of a line of galleys, which boldly cast anchor in the front of the Imperial city. The forces of the Sicilian admiral were inadequate to the siege or assault of an immense and populous metropolis; but George enjoyed the glory of humbling the Greek arrogance, and of marking the path of conquest to the navies of the West. He landed some soldiers to rifle the fruits of the royal gardens, and pointed with silver, or most probably with fire, the arrows which he discharged against the palace of the Cæsars. This playful outrage of the pirates of Sicily, who had surprised an unguarded moment, Manuel affected to despise, while his martial spirit, and the forces of the empire, were awakened to revenge. The Archipelago and Ionian Sea were covered with his squadrons and those of Venice; but I know not by what favorable allowance of transports, victuallers, and pinnaces, our reason, or even our fancy, can be reconciled to the stupendous account of fifteen hundred vessels, which is proposed by a Byzantine historian. These operations were directed with prudence and energy: in his homeward voyage George lost nineteen of his galleys, which were separated and taken: after an obstinate defence, Corfu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her lawful sovereign; nor could a ship, a soldier, of the Norman prince, be found, unless as a capt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prosperity and the health of Roger were already in a declining state: while he listened in his palace of Palermo to the messengers of victory or defeat, the invincible Manuel, the foremost in every assault, was celebrat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as the Alexander or the Hercules of the ag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V.

    A prince of such a temper c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having repelled the insolence of a Barbarian. It was the right and

    duty, it might be the interest and glory, of Manuel to restore the ancient majesty of the empire, to recover the provinces of Italy and Sicily, and to chastise this pretended king, the grandson of a Norman vassal. The natives of Calabria were still attached to the Greek language and worship, which had been inexorably proscribed by the Latin clergy: after the loss of her dukes, Apulia was chained as a servile appendage to the crown of Sicily; the founder of the monarchy had ruled by the sword; and his death had abated the fear, without healing the discontent, of his subjects: the feudal government was always pregnant with the seeds of rebellion; and a nephew of Roger himself invited the enemies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and a series of Hungarian and Turkish wars, prevented Manuel from embarking his person in the Italian expedition. To the brave and noble Palæologus, his lieutenant, the Greek monarch intrusted a fleet and army: the siege of Bari was his first exploit; and, in every operation, gold as well as steel was the instrument of victory. Salerno, and some places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maintained their fidelity to the Norman king; but he lost in two campaigns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continental possessions; and the modest emperor, disdaining all flattery and falsehood, was content with the reduction of three hundred cities or village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hose names and titles were inscribed on all the walls of the palace. The prejudices of the Latins were gratified by a genuine or fictitious donation under the seal of the German Cæsars; but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soon renounced this ignominious pretence, claimed the indefeasible dominion of Italy, and professed his design of chasing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Alps. By the artful speeches, liberal gifts, and unbounded promises, of their Eastern ally, the free cities were encouraged to persevere in their generous struggle against the despotism of Frederic Barbarossa: the walls of Milan were rebuilt by the contributions of Manuel; and he poured, says the historian, a river of gold into the bosom of Ancona, whose attachment to the Greeks was fortified by the jealous enmity of the Venetians. The situation and trade of Ancona rendered it an important garrison in the heart of Italy: it was twice besieged by the arms of Frederic; the imperial

    forces were twice repulsed by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at spirit was animated by the ambassad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st intrepid patriots, the most faithful servants, were rewarded by the wealth and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pride of Manuel disdained and rejected a Barbarian colleague; his ambition was excited by the hope of stripping the purple from the German usurpers, and of establishing, in the West, as in the East, his lawful title of sole emperor of the Romans. With this view, he solicited the allia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bishop of Rome. Several of the nobles embraced the cause of the Greek monarch; the splendid nuptials of his niece with Odo Frangipani secured the support of that powerful family, and his royal standard or image was entertained with due reverence in the ancient metropolis. During the quarrel between Frederic and Alexander the Third, the pope twice received in the Vatican the ambassadors of Constantinople. They flattered his piety by the long-promised 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tempted the avarice of his venal court, and exhorted the Roman pontiff to seize the just provocation, the favorable moment, to humble the savage insolence of the Alemanni and to acknowledge th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Constantine and Augustus.

    But these Italian conquests, this universal reign, soon escaped from the hand of the Greek emperor. His first demands were eluded by the prudence of Alexander the Third, who paused on this deep and momentous revolution; nor could the pope be seduced by a personal dispute to renounce the perpetual inheritance of the Latin name. After the reunion with Frederic, he spoke a more peremptory language, confirmed the acts of his predecessors, excommunicated the adherents of Manuel, and pronounced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es, or at least the empir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Rome. The free cities of Lombardy no longer remembered their foreign benefactor, and without preserving the friendship of Ancona, he soon incurred the enmity of Venice. By his own avarice, or the complaints of his subjects, the Greek emperor was provoked to arrest the persons, and confiscate the effects, of the Venetian

    merchants. This violation of the public faith exasperated a free and commercial people: one hundred galleys were launched and armed in as many days; they swept the coasts of Dalmatia and Greece: but after some mutual wounds, the war was terminated by an agreement, inglorious to the empire, insufficient for the republic; and a complete vengeance of these and of fresh injuries was reserved for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The lieutenant of Manuel had informed his sovereign that he was strong enough to quell any domestic revolt of Apulia and Calabria; but that his forces were inadequate to resist the impending attack of the king of Sicily. His prophecy was soon verified: the death of Palæologus devolved the command on several chiefs, alike eminent in rank, alike defective in military talents;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land and sea; and a captive remnant that escaped the swords of the Normans and Saracens, abjured all future hostility against the person or dominions of their conqueror. Yet the king of Sicily esteemed the courage and constancy of Manuel, who had landed a second army on the Italian shore; he respectfully addressed the new Justinian; solicited a peace or truce of thirty years, accepted as a gift the regal title; and acknowledged himself the military vassa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Byzantine Cæsars acquiesced in this shadow of dominion, without expecting, perhaps without desiring, the service of a Norman army; and the truce of thirty years was not disturbed by any hostilities between Sicily and Constantinople. Abou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 throne of Manuel was usurped by an inhuman tyrant, who had deserved the abhorrence of his country and mankind: the sword of William the Second, the grandson of Roger, was drawn by a fugitive of the Comnenian race; and the subjects of Andronicus might salute the strangers as friends, since they detested their sovereign as the worst of enemies. The Latin historians expatiate on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four counts who invaded Romania with a fleet and army, and reduced many castles and cities to the obedience of the king of Sicily. The Greeks accuse and magnify the wanton and sacrilegious cruelties that were perpetrated in the sack of Thessalonica, the second city of the empire. The former deplore the fate of those

    invincible but unsuspecting warriors who were destroyed by the arts of a vanquished foe. The latter applaud, in songs of triumph, the repeated victories of their countrymen on the Sea of Marmora or Propontis, on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and under the walls of Durazzo. A revolution which punished the crimes of Andronicus, had united against the Franks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successful insurgents: ten thousand were slain in battle, and Isaac Angelus, the new emperor, might indulge his vanity or venge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four thousand captives. Such was the event of the last contest between the Greeks and Norman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wenty years, the rival nations were lost or degraded in foreign servitude; and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did not long survive to insult the fall of the Sicilian monarchy.

    The sceptre of Roger successively devolved to his son and grandson: they might be confounded under the name of William: they are strongly discriminated by the epithets of the bad and the good; but these epithets, which appear to describe the perfection of vice and virtue, cannot strictly be applied to either of the Norman princes. When he was roused to arms by danger and shame, the first William did not degenerate from the valor of his race; but his temper was slothful; his manners were dissolute; his passions headstrong and mischievous; and the monarch is responsible, not only for his personal vices, but for those of Majo, the great admiral, who abused the confidence, and conspired against the life, of his benefactor. From the Arabian conquest, Sicily had imbibed a deep tincture of Oriental manners; the despotism, the pomp, and even the harem, of a sultan; and a Christian people was oppressed and insulted by the ascendant of the eunuchs, who openly professed, or secretly cherished,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 eloquent historian of the times has delineated the misfortunes of his country: the ambition and fall of the ungrateful Majo; the revolt and punishment of his assassins; the imprisonment and deliverance of the king himself; the private feuds that arose from the public confusion;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calamity and discord which afflicted Palermo, the island, and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reign of William the First, and the minority of his son. The youth, innocence, and beauty of William the Second, endeared him to the nation: the factions were reconciled; the laws were revived; and from the manhood to the premature death of that amiable prince, Sicily enjoyed a short season of peace, justice, and happiness, whose value was enhanced by the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and the dread of futurity. The legitimate male posterity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was extinct in the person of the second William; but his aunt, the daughter of Roger, had married the most powerful prince of the age; and Henry the Sixth, the son of Frederic Barbarossa,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to claim the Imperial crow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s wife. Against the unanimous wish of a free people, this inheritance could only be acquired by arms; and I am pleased to transcribe the style and sense of the historian Falcandus, who writes at the moment, and on the spot, with the feelings of a patriot, and the prophetic eye of a statesman. “Constantia, the daughter of Sicily, nursed from her cradle in the pleasures and plenty, and educated in the arts and manners, of this fortunate isle, departed long since to enrich the Barbarians with our treasures, and now returns, with her savage allies, to contaminate the beauties of her venerable parent. Already I behold the swarms of angry Barbarians: our opulent cities, the places flourishing in a long peace, are shaken with fear, desolated by slaughter, consumed by rapine, and polluted by intemperance and lust. I see the massacre or captivity of our citizens, the rapes of our virgins and matrons. In this extremity (he interrogates a friend) how must the Sicilians act? By the unanimous election of a king of valor and experience, Sicily and Calabria might yet be preserved; for in the levity of the Apulians, ever eager for new revolutions, I can repose neither confidence nor hope. Should Calabria be lost, the lofty towers, the numerous youth, and the naval strength, of Messina, might guard the passage against a foreign invader. If the savage Germans coalesce with the pirates of Messina; if they destroy with fire the fruitful region, so often wasted by the fires of Mount Ætna, what resource will be left for the interior parts of the island, these noble cities which should never be

    violated by the hostile footsteps of a Barbarian? Catana has again been overwhelmed by an earthquake: the ancient virtue of Syracuse expires in poverty and solitude; but Palermo is still crowned with a diadem, and her triple walls enclose the active multitudes of Christians and Saracens. If the two nations, under one king, can unite for their common safety, they may rush on the Barbarians with invincible arms. But if the Saracens, fatigued by a repetition of injuries, should now retire and rebel; if they should occupy the castl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coast, the unfortunate Christians, exposed to a double attack, and placed as it were 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 must resign themselves to hopeless and inevitable servitude.”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a priest here prefers his country to his religion; and that the Moslems, whose alliance he seeks, were still numerous and powerful in the state of Sicily.

    The hopes, or at least the wishes, of Falcandus were at first gratified by the free and unanimous election of Tancred, the grandson of the first king, whose birth was illegitimate, but whose civil and military virtues shone without a blemish. During four years, the term of his life and reign, he stood in arms on the farthest verge of the Apulian frontier, against the powers of Germany; and the restitution of a royal captive, of Constantia herself, without injury or ransom, may appear to surpass the most liberal measure of policy or reason. After his decease, the kingdom of his widow and infant son fell without a struggle; and Henry pursued his victorious march from Capua to Palermo. The political balance of Italy was destroyed by his success; and if the pope and the free cities had consulted their obvious and real interest, they would have combined the powers of earth and heaven to prevent the dangerous un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with the kingdom of Sicily. But the subtle policy, for which the Vatican has so often been praised or arraigned, was on this occasion blind and inactive; and if it were true that Celestine the Third had kicked away the Imperial crown from the head of the prostrate Henry, such an act of impotent pride could serve only to cancel an

    obligation and provoke an enemy. The Genoese, who enjoyed a beneficial trade and establishment in Sicily, listened to the promise of his boundless gratitude and speedy departure: their fleet commanded the straits of Messina, and opened the harbor of Palermo; and the first act of his government was to abolish the privileges, and to seize the property, of these imprudent allies. The last hope of Falcandus was defeat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Christians and Mahometans: they fought in the capital; several thousands of the latter were slain; but their surviving brethren fortified the mountains, and disturbed above thirty years the peace of the island. By the policy of Frederic the Second, sixty thousand Saracens were transplanted to Nocera in Apulia. In their wars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the emperor and his son Mainfroy were strengthened and disgraced by the service of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this national colony maintained their religion and manners in the heart of Italy, till they were extirpated,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y the zeal and revenge of the house of Anjou. All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 prophetic orator had deplored were surpassed by the cruelty and avarice of the German conqueror. He violated the royal sepulchres, * and explored the secret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Palermo, and the whole kingdom: the pearls and jewels, however precious, might be easily removed; but one hundred and sixty horses were laden with the gold and silver of Sicily. The young king, his mother and sisters, and the nobles of both sexes, were separately confined in the fortresses of the Alps; and, on the slightest rumor of rebellion, the captives were deprived of life, of their eyes, or of the hope of posterity. Constantia herself was touched with sympathy for the miseries of her country; and the heiress of the Norman line might struggle to check her despotic husband, and to save the patrimony of her new-born son, of an emperor so famous in the next age under the name of Frederic the Second. Ten years after this revolution, the French monarchs annexed to their crown the duchy of Normandy: the sceptre of her ancient dukes had been transmitted, by a granddaught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to the house of Plantagenet; and the adventurous Normans, who had raised so many trophies in France, England, and Ireland,

    in Apulia, Sicily, and the East, were lost, either in victory or servitude, among the vanquished nations.

    Chapter LVII:

    The Turks.

    Part I.

    The Turk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 Their Revolt Against Mahmud Conqueror Of Hindostan. — Togrul Subdues Persia, And Protects The Caliphs. —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The Emperor Romanus Diogenes By Alp Arslan. — Power And Magnificence Of Malek Shah. — Conquest Of Asia Minor And Syria. — State And Oppression Of Jerusalem. — Pilgrimages To The Holy Sepulchre.

    From the Isle of Sicily, the reader must transport himself beyond the Caspian Sea, to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Turks or Turkmans, against whom the first crusade was principally directed. Their Scythian empire of the sixth century was long since dissolved; but the name was still famous among the Greeks and Orientals;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nation, each a powerful and independent people,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desert from China to the Oxus and the Danube: the colony of Hungarians was admitted into the republic of Europe, and the thrones of Asia were occupied by slaves and soldiers of Turkish extraction. While Apulia and Sicily were subdued by the Norman lance, a swarm of these northern shepherds overspread the kingdoms of Persia; their princes of the race of Seljuk erected a splendid and solid empire from Samarcand to the confines of Greece and Egypt; and the Turks have maintained their dominion in Asia Minor, till the victorious crescent has been planted 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he Turkish princes was Mahmood or Mahmud, the Gaznevide, who reigned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Persia, one thousand years after the birth of Christ. His father Sebectagi was the slave of the slave of the slave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But in this descent of servitude, the first degree was merely titular, since it was filled by the sovereign of Transoxiana and Chorasan, who still paid a nominal allegiance to the caliph of Bagdad. The second rank was that of a minister of state, a lieutenant of the Samanides, who broke, by his revolt, the bonds of political slavery. But the third step was a state of real and domestic servitude in the family of that rebel; from which Sebectagi, by his courage and dexterity, ascended to the supreme command of the city and provinces of Gazna, as the son-in-law and successor of his grateful master. The falling dynasty of the Samanides was at first protected, and at last overthrown, by their servants; and, in the public disorders, the fortune of Mahmud continually increased. From him the title of Sultan was first invented; and his kingdom was enlarged from Transoxiana to the neighborhood of Ispahan, from the shores of the Caspian to the mouth of the Indus. But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his fame and riches was the holy war which he waged against the Gentoos of Hindostan. In this foreign narrative I may not consume a page; and a volume would scarcely suffice to recapitulate the battles and sieges of his twelve expeditions. Never was the Mussulman hero dismayed by the inclemency of the seasons, the height of the mountains, the breadth of the rivers, the barrenness of the desert, the multitudes of the enemy, or the formidable array of their elephants of war. The sultan of Gazna surpassed the limits of the conquests of Alexander: after a march of three months, over the hills of Cashmir and Thibet, he reached the famous city of Kinnoge, on the Upper Ganges; and, in a naval combat on one of the branches of the Indus, he fought and vanquished four thousand boats of the natives. Delhi, Lahor, and Multan, were compelled to open their gates: the fertile kingdom of Guzarat attracted his ambition and tempted his stay; and his avarice indulged the fruitless project of discovering the golden and

    aromatic isles of the Southern Ocean. On the payment of a tribute, the rajahs preserved their dominions; the people,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ut to the religion of Hindostan the zealous Mussulman was cruel and inexorable: many hundred temples, or pagodas,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many thousand idol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servants of the prophet were stimulated and rewarded by the precious materials of which they were composed. The pagoda of Sumnat was situate on the promontory of Guzara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Diu, one of the last remaining possessions of the Portuguese. It was endowed with the revenue of two thousand villages; two thousand Brahmins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Deity, whom they washed each morning and evening in water from the distant Ganges: the subordinate ministers consisted of three hundred musicians, three hundred barbers, and five hundred dancing girls, conspicuous for their birth or beauty. Three sides of the temple were protected by the ocean, the narrow isthmus was fortified by a natural or artificial precipice; and the city and adjacent country were peopled by a nation of fanatics. They confessed the sins and the punishment of Kinnoge and Delhi; but if the impious stranger should presume to approach their holy precincts, he would surely be overwhelmed by a blast of the divine vengeance. By this challenge, the faith of Mahmud was animated to a personal trial of the strength of this Indian deity. Fifty thousand of his worshippers were pierced by the spear of the Moslems; the walls were scaled; the sanctuary was profaned; and the conqueror aimed a blow of his iron mace at the head of the idol. The trembling Brahmins are said to have offered ten millions * sterling for his ransom; and it was urged by the wisest counsellors,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a stone image would not change the hearts of the Gentoos; and that such a sum might be dedicated to the relief of the true believers. “Your reasons,” replied the sultan, “are specious and strong; but never in the eyes of posterity shall Mahmud appear as a merchant of idols.” * He repeated his blows, and a treasure of pearls and rubies, concealed in the belly of the statue, explained in some degree the devout prodigality of the Brahmins. The fragments of the idol were distributed to

    Gazna, Mecca, and Medina. Bagdad listened to the edifying tale; and Mahmud was saluted by the caliph with the title of guardian of the fortune and faith of Mahomet.

    From the paths of blood (and such is the history of nations) I cannot refuse to turn aside to gather some flowers of science or virtue. The name of Mahmud the Gaznevide is still venerable in the East: his subjects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his vices were concealed by the veil of religion; and two familiar examples will testify his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I. As he sat in the Divan, an unhappy subject bowed before the throne to accuse the insolence of a Turkish soldier who had driven him from his house and bed. “Suspend your clamors,” said Mahmud; “inform me of his next visit, and ourself in person will judge and punish the offender.” The sultan followed his guide, invested the house with his guards, and extinguishing the torches, pronounced the death of the criminal, who had been seized in the act of rapine and adultery. After the execution of his sentence, the lights were rekindled, Mahmud fell prostrate in prayer, and rising from the ground, demanded some homely fare, which he devoured with the voraciousness of hunger. The poor man, whose injury he had avenged, was unable to suppress his astonishment and curiosity; and the courteous monarch condescended to explain the motives of this singular behavior. “I had reason to suspect that none, except one of my sons, could dare to perpetrate such an outrage; and I extinguished the lights, that my justice might be blind and inexorable. My prayer was a thanksgiving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offender; and so painful was my anxiety, that I had passed three days without food since the first moment of your complaint.” II. The sultan of Gazna had declared war against the dynasty of the Bowides, the sovereigns of the western Persia: he was disarmed by an epistle of the sultana mother, and delayed his invasion till the manhood of her son. “During the life of my husband,” said the artful regent, “I was ever apprehensive of your ambition: he was a prince and a soldier worthy of your arms. He is now no more his sceptre has passed to a woman and a child, and you

    dare not attack their infancy and weakness. How inglorious would be your conquest, how shameful your defeat! and yet the event of war is in the hand of the Almighty.” Avarice was the only defect that tarnished the illustrious character of Mahmud; and never has that passion been more richly satiated. * The Orientals exceed the measure of credibility in the account of millions of gold and silver, such as the avidity of man has never accumulated; in the magnitude of pearls, diamonds, and rubies, such as have never been produced by the workmanship of nature. Yet the soil of Hindostan is impregnated with precious minerals: her trade, in every age, has attracted the gold and silver of the world; and her virgin spoils were rifled by the first of the Mahometan conquerors. His behavior, in the last days of his life, evinces the vanity of these possessions, so laboriously won, so dangerously held, and so inevitably lost. He surveyed the vast and various chambers of the treasury of Gazna, burst into tears, and again closed the doors, without bestowing any portion of the wealth which he could no longer hope to preserve. The following day he reviewed the state of his military force;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fifty-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een hundred elephants of battle. He again wept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and his grief was imbittered by the hostile progress of the Turkmans, whom he had introduced into the heart of his Persian kingdom.

    In the modern depopulation of Asia, the regular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 is confined to the neighborhood of cities; and the distant country is abandoned to the pastoral tribes of Arabs, Curds, and Turkmans. Of the last-mentioned people, two considerable branches extend on either side of the Caspian Sea: the western colony can muster forty thousand soldiers; the eastern, less obvious to the traveller, but more strong and populous, has increased to the number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families. In the midst of civilized nations, they preserve the manners of the Scythian desert, remove their encampments with a change of seasons, and feed their cattle among the ruins of palaces and temples. Their flocks and

    herds are their only riches; their tents, either black or white, according to the color of the banner, are covered with felt, and of a circular form; their winter apparel is a sheep-skin; a robe of cloth or cotton their summer garment: the features of the men are harsh and ferocious; the countenance of their women is soft and pleasing. Their wandering life maintains the spirit and exercise of arms; they fight on horseback; and their courage is displayed in frequent contest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neighbors. For the license of pasture they pay a slight tribute to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but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 is in the hands of the chiefs and elders. The first emigration of the Eastern Turkmans, the most ancient of the rac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ten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æra. In the decline of the caliph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ir lieutenants, the barrier of the Jaxartes was often violated; in each invasion, after the victory or retreat of their countrymen, some wandering tribe, embracing the Mahometan faith, obtained a free encampment in the spacious plains and pleasant climate of Transoxiana and Carizme. The Turkish slaves who aspired to the throne encouraged these emigrations which recruited their armies, awed their subjects and rivals, and protected the frontier against the wilder natives of Turkestan; and this policy was abused by Mahmud the Gaznevide beyond the example of former times. He was admonished of his error by the chief of the race of Seljuk, who dwelt in the territory of Bochara. The sultan had inquired what supply of men he could furnish for military service. “If you send,” replied Ismael, “one of these arrows into our camp, fifty thousand of your servants will mount on horseback.” — “And if that number,” continued Mahmud, “should not be sufficient?” — “Send this second arrow to the horde of Balik, and you will find fifty thousand more.” — “But,” said the Gaznevide, dissembling his anxiety, “if I should stand in need of the whole force of your kindred tribes?” — “Despatch my bow,” was the last reply of Ismael, “and as it is circulated around, the summons will be obeyed by two hundred thousand horse.” The apprehension of such formidable friendship induced Mahmud to transport the most obnoxious tribes into the heart of Chorasan, where they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brethren of the River Oxus, and enclosed on all sides by the walls of obedient cities. But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was an object of temptation rather than terror; and the vigor of government was relaxed by the absence and death of the sultan of Gazna. The shepherds were converted into robbers; the bands of robbers were collected into an army of conquerors: as far as Ispahan and the Tigris, Persia was afflicted by their predatory inroads; and the Turkmans were not ashamed or afraid to measure their courage and numbers with the proudest sovereigns of Asia. Massoud,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Mahmud, had too long neglected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Omrahs. “Your enemies,” they repeatedly urged, “were in their origin a swarm of ants; they are now little snakes; and, unless they be instantly crushed, they will acquire the venom and magnitude of serpents.” After some alternatives of truce and hostility, after the repulse or partial success of his lieutenants, the sultan marched in person against the Turkmans, who attacked him on all sides with barbarous shouts and irregular onset. “Massoud,” says the Persian historian, “plunged singly to oppose the torrent of gleaming arms, exhibiting such acts of gigantic force and valor as never king had before displayed. A few of his friends, roused by his words and actions, and that innate honor which inspires the brave, seconded their lord so well, that wheresoever he turned his fatal sword, the enemies were mowed down, or retreated before him. But now, when victory seemed to blow on his standard, misfortune was active behind it; for when he looked round, be beheld almost his whole army, excepting that body he commanded in person, devouring the paths of flight.” The Gaznevide was abandoned by the cowardice or treachery of some generals of Turkish race; and this memorable day of Zendecan founded in Persia the dynasty of the shepherd kings.

    The victorious Turkmans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the election of a king; and, if the probable tale of a Latin historian deserves any credit, they determined by lot the choice of their new master. A number of arrows were successively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of a tribe, a family, and a candidate; they were drawn from the bundle by the hand of a child; and the important prize was obtained by Togrul Beg, the son of Michael the son of Seljuk, whose surname was immortalized in the greatness of his posterity. The sultan Mahmud, who valued himself on his skill in national genealogy, professed his ignorance of the family of Seljuk; yet the father of that race appears to have been a chief of power and renown. For a daring intrusion into the harem of his prince. Seljuk was banished from Turkestan: with a numerous tribe of his friends and vassals, he passed the Jaxartes, encamp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amarcand, embraced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d acquired the crown of martyrdom in a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His age, of a hundred and seven years, surpassed the life of his son, and Seljuk adopted the care of his two grandsons, Togrul and Jaafar; the eldest of whom, at the age of forty-five, was invested with the title of Sultan, in the royal city of Nishabur. The blind determination of chance was justified by the virtues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praise the valor of a Turk; and the ambition of Togrul was equal to his valor. By his arms, the Gasnevides were expelled from the eastern kingdoms of Persia, and gradually driven to the banks of the Indus, in search of a softer and more wealthy conquest. In the West he annihilated the dynasty of the Bowides; and the sceptre of Irak passed from the Persian to the Turkish nation. The princes who had felt, or who feared, the Seljukian arrows, bowed their heads in the dust; by the conquest of Aderbijan, or Media, he approached the Roman confines; and the shepherd presumed to despatch an ambassador, or herald, to demand the tribute and obedience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In his own dominions, Togrul was the father of his soldiers and people; by a firm and equal administration, Persia was relieved from the evils of anarchy; and the same hands which had been imbrued in blood became the guardians of justice and the public peace. The more rustic, perhaps the wisest, portion of the Turkmans continued to dwell in the tent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from the Oxus to the Euphrates, these military colonies were protected and propagated by their native princes. But the

    Turks of the court and city were refined by business and softened by pleasure: they imitated the dress,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Persia; and the royal palaces of Nishabur and Rei displayed the order and magnificence of a great monarchy. The most deserving of the Arabians and Persians were promoted to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e Turkish nation embraced, with fervor and sincerity,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The northern swarms of Barbarians, who overspread both Europe and Asia, have been irreconcilably separated by the consequences of a similar conduct. Among the Moslems, as among the Christians, their vague and local traditions have yielded to the reason and authority of the prevailing system, to the fame of antiquity, and the consent of nations. But the triumph of the Koran is more pure and meritorious, as it was not assisted by any visible splendor of worship which might allure the Pagans by some resemblance of idolatry. The first of the Seljukian sultans was conspicuous by his zeal and faith: each day he repeated the five prayers which are enjoined to the true believers; of each week, the two first days were consecrated by an extraordinary fast; and in every city a mosch was completed, before Togrul presum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 palace.

    With the belief of the Koran, the son of Seljuk imbibed a lively reverence for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But that sublime character was still disputed by the caliphs of Bagdad and Egypt, and each of the rivals was solicitous to prove his title in the judgment of the strong, though illiterate Barbarians. Mahmud the Gaznevide had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r of the line of Abbas; and had treated with indignity the robe of honor which was presented by the Fatimite ambassador. Yet the ungrateful Hashemite had changed with the change of fortune; he applauded the victory of Zendecan, and named the Seljukian sultan his temporal vicegerent over the Moslem world. As Togrul executed and enlarged this important trust, he was call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aliph Cayem, and obeyed the holy summons, which gave a new kingdom to his arms. In the palace of Bagda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still slumbered, a venerable phantom. His servant or master, the prince of the Bowides, could no longer protect him from the insolence of meaner tyrants; and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were oppressed by the revolt of the Turkish and Arabian emirs. The presence of a conqueror was implored as a blessing; and the transient mischiefs of fire and sword were excused as the sharp but salutary remedies which alone could restore the health of the republic. At the head of an irresistible force, the sultan of Persia marched from Hamadan: the proud were crushed, the prostrate were spared; the prince of the Bowides disappeared; the heads of the most obstinate rebels were laid at the feet of Togrul; and he inflicted a lesson of obedience on the people of Mosul and Bagdad. After the chastisement of the guil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the royal shepherd accepted the reward of his labors; and a solemn comedy represented the triumph of religious prejudice over Barbarian power. The Turkish sultan embarked on the Tigris, landed at the gate of Racca, and made his public entry on horseback. At the palace-gate he respectfully dismounted, and walked on foot, preceded by his emirs without arms. The caliph was seated behind his black veil: the black garment of the Abbassides was cast over his shoulders, and he held in his hand the staff of the apostle of God. The conqueror of the East kissed the ground, stood some time in a modest posture, and was led towards the throne by the vizier and interpreter. After Togrul had seated himself on another throne, his commission was publicly read, which declared him the temporal lieutenant of the vicar of the prophet. He was successively invested with seven robes of honor, and presented with seven slaves, the natives of the seven climates of the Arabian empire. His mystic veil was perfumed with musk; two crowns * were placed on his head; two cimeters were girded to his side, as the symbols of a double reign over the East and West. After this inauguration, the sultan was prevented from prostrating himself a second time; but he twice kissed the h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his titles were proclaimed by the voice of heralds and the applause of the Moslems. In a second visit to Bagdad, the Seljukian prince again rescued the caliph from his enemies and devoutly, on foot, led the bridle of his mule from

    the prison to the palace. Their alliance was cemented by the marriage of Togrul’s sister with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Without reluctance he had introduced a Turkish virgin into his harem; but Cayem proudly refused his daughter to the sultan, disdained to mingle the blood of the Hashemites with the blood of a Scythian shepherd; and protracted the negotiation many months, till the gradual diminution of his revenue admonished him that he was still in the hands of a master. The royal nuptials were followed by the death of Togrul himself; as he left no children, his nephew Alp Arslan succeeded to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sultan; and his name, after that of the caliph, was pronounced in the public prayers of the Moslems. Yet in this revolution, the Abbassides acquired a larger measure of liberty and power. On the throne of Asia, the Turkish monarchs were less jealous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Bagdad; and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were relieved from the ignominious vexations to which they had been exposed by the presence and poverty of the Persian dynasty.

    Chapter LVII: The Turks. —

    Part II.

    Since the fall of the caliphs, the discord and degeneracy of the Saracens respected the Asiatic provinces of Rome; which, by the victories of Nicephorus, Zimisces, and Basil, had been extended as far as Antioch and the eastern boundaries of Armenia.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Basil, his successors were suddenly assaulted by an unknown race of Barbarians, who united the Scythian valor with the fanaticism of new proselytes, and the art and riches of a powerful monarchy. The myriads of Turkish horse overspread a frontier of six hundred miles from Tauris to Arzeroum, and the blood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Christians was a grateful sacrifice to the Arabian prophet. Yet the arms of Togrul did not make any deep or lasting impression on the Greek empire. The torrent rolled away from the open country; the sultan retired

    without glory or success from the siege of an Armenian city; the obscure hostilities were continued or suspended with a vicissitude of events; and the bravery of the Macedonian legions renewed the fame of the conqueror of Asia. The name of Alp Arslan, the valiant lion, is expressive of the popular idea of the perfection of man; and the successor of Togrul displayed the fierceness and generosity of the royal animal. He passed the Euphrates at the head of the Turkish cavalry, and entered Cæsarea, the metropolis of Cappadocia, to which he had been attracted by the fame and wealth of the temple of St. Basil. The solid structure resisted the destroyer: but he carried away the doors of the shrine incrusted with gold and pearls, and profaned the relics of the tutelar saint, whose mortal frailties were now covered by the venerable rust of antiquity. The final conquest of Armenia and Georgia was achieved by Alp Arslan. In Armenia, the title of a kingdom, and the spirit of a nation, were annihilated: the artificial fortifications were yielded by the mercenaries of Constantinople; by strangers without faith, veterans without pay or arms, and recruits without experience or discipline. The loss of this important frontier was the news of a day; and the Catholics were neither surprised nor displeased, that a people so deeply infected with the Nestorian and Eutychian errors had been delivered by Christ and his moth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The woods and valleys of Mount Caucasus were more strenuously defended by the native Georgians or Iberians; but the Turkish sultan and his son Malek were indefatigable in this holy war: their captives were compelled to promise a spiritual, as well as temporal, obedience; and, instead of their collars and bracelets, an iron horseshoe, a badge of ignominy, was imposed on the infidels who still adhered to the worship of their fathers. The change, however, was not sincere or universal; and, through ages of servitude, the Georgians have maintained the succession of their princes and bishops. But a race of men, whom nature has cast in her most perfect mould, is degraded by poverty, ignorance, and vice; their profession, and still more their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 is an empty name; and if they have emerged from heresy,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too illiterate to remember a metaphysical creed.

    The false or genuine magnanimity of Mahmud the Gaznevide was not imitated by Alp Arslan; and he attacked without scruple the Greek empress Eudocia and her children. His alarming progress compelled her to give herself and her sceptre to the hand of a soldier; and Romanus Diogenes was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purple. His patriotism, and perhaps his pride, urged him from Constantinople within two months after his accession; and the next campaign he most scandalously took the field during the holy festival of Easter. In the palace, Diogenes was no more than the husband of Eudocia: in the camp, he was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 he sustained that character with feeble resources and invincible courage. By his spirit and success the soldiers were taught to act, the subjects to hope, and the enemies to fear. The Turks had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Phrygia; but the sultan himself had resigned to his emirs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and their numerous detachments were scattered over Asia in the security of conquest. Laden with spoil, and careless of discipline, they were separately surprised and defeated by the Greeks: the activity of the emperor seemed to multiply his presence: and while they heard of his expedition to Antioch, the enemy felt his sword on the hills of Trebizond. In three laborious campaigns, the Turks were driven beyond the Euphrates; in the fourth and last, Romanus undertook the deliverance of Armenia. The desolation of the land obliged him to transport a supply of two months’ provisions; and he marched forwards to the siege of Malazkerd, an important fortress in the midway between the modern cities of Arzeroum and Van. His army amounted, at the least,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 troop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reënforced by the disorderly multitudes of Phrygia and Cappadocia; but the real strength was composed of the subjects and allies of Europe, the legions of Macedonia, and the squadrons of Bulgaria; the Uzi, a Moldavian horde, who were themselves of the Turkish race; and, above all, the mercenary and adventurous bands of French and Normans. Their lances were commanded by the valiant Ursel of Baliol, the kinsman or father of the Scottish kings, and were allowed to excel in the

    exercise of arms, or, according to the Greek styl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yrrhic dance.

    On the report of this bold invasion, which threatened his hereditary dominions, Alp Arslan flew to the scene of action at the head of forty thousand horse. His rapid and skilful evolutions distressed and dismayed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Greeks; and in the defeat of Basilacius, one of their principal generals, he displayed the first example of his valor and clemency. The imprudence of the emperor had separated his forces after the reduction of Malazkerd. It was in vain that he attempted to recall the mercenary Franks: they refused to obey his summons; he disdained to await their return: the desertion of the Uzi filled his mind with anxiety and suspicion; and against the most salutary advice he rushed forwards to speedy and decisive action. Had he listened to the fair proposals of the sultan, Romanus might have secured a retreat, perhaps a peace; but in these overtures he supposed the fear or weakness of the enemy, and his answer was conceived in the tone of insult and defiance. “If the Barbarian wishes for peace, let him evacuate the ground which he occupies for the encampment of the Romans, and surrender his city and palace of Rei as a pledge of his sincerity.” Alp Arslan smiled at the vanity of the demand, but he wept the death of so many faithful Moslems; and, after a devout prayer, proclaimed a free permission to all who were desirous of retiring from the field. With his own hands he tied up his horse’s tail, exchanged his bow and arrows for a mace and cimeter, clothed himself in a white garment, perfumed his body with musk, and declared that if he were vanquished, that spot should be the place of his burial. The sultan himself had affected to cast away his missile weapons: but his hopes of victory were placed in the arrows of the Turkish cavalry, whose squadrons were loosely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Instead of the successive lines and reserves of the Grecian tactics, Romulus led his army in a single and solid phalanx, and pressed with vigor and impatience the artful and yielding resistance of the Barbarians. In this desultory and fruitless

    combat he spent the greater part of a summer’s day, till prudence and fatigue compelled him to return to his camp. But a retreat is always perilous in the face of an active foe; and no sooner had the standard been turned to the rear than the phalanx was broken by the base cowardice, or the baser jealousy, of Andronicus, a rival prince, who disgraced his birth and the purple of the Cæsars. The Turkish squadrons poured a cloud of arrows on this moment of confusion and lassitude; and the horns of their formidable crescent were closed in the rear of the Greeks.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rmy and pillage of the camp, it would be needless to mention the number of the slain or captives. The Byzantine writers deplore the loss of an inestimable pearl: they forgot to mention, that in this fatal day the Asiatic provinces of Rome were irretrievably sacrificed.

    As long as a hope survived, Romanus attempted to rally and save the relics of his army. When the centre, the Imperial station, was left naked on all sides, and encompassed by the victorious Turks, he still, with desperate courage, maintained the fight till the close of day, at the head of the brave and faithful subjects who adhered to his standard. They fell around him; his horse was slain; the emperor was wounded; yet he stood alone and intrepid, till he was oppressed and bound by the strength of multitudes. The glory of this illustrious prize was disputed by a slave and a soldier; a slave who had seen him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a soldier whose extreme deformity had been excused on the promise of some signal service. Despoiled of his arms, his jewels, and his purple, Romanus spent a dreary and perilous nigh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amidst a disorderly crowd of the meaner Barbarians. In the morning the royal captive was presented to Alp Arslan, who doubted of his fortune, till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as ascertained by the report of his ambassadors, and by the more pathetic evidence of Basilacius, who embraced with tears the feet of his unhappy sovereign.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in a plebeian habit, was led into the Turkish divan, and commanded to kiss the ground before the lord of Asia. He reluctantly obeyed; and Alp Arslan,

    starting from his throne, is said to have planted his foot on the neck of the Roman emperor. But the fact is doubtful; and if, in this moment of insolence, the sultan complied with the national custom, the rest of his conduct has extorted the praise of his bigoted foes, and may afford a lesson to the most civilized ages. He instantly raised the royal captive from the ground; and thrice clasping his hand with tender sympathy, assured him, that his life and dignity should be inviolate in the hands of a prince who had learned to respect the majesty of his equal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From the divan, Romanus was conducted to an adjacent tent, where he was served with pomp and reverence by the officers of the sultan, who, twice each day, seated him in the place of honor at his own table. In a free and familiar conversation of eight days, not a word, not a look, of insult escaped from the conqueror; but he severely censured the unworthy subjects who had deserted their valiant prince in the hour of danger, and gently admonished his antagonist of some errors which he had commit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war. In the preliminaries of negotiation, Alp Arslan asked him what treatment he expected to receive, and the calm indifference of the emperor displays the freedom of his mind. “If you are cruel,” said he, “you will take my life; if you listen to pride, you will drag me at your chariot-wheels; if you consult your interest, you will accept a ransom, and restore me to my country.” “And what,” continued the sultan, “would have been your own behavior, had fortune smiled on your arms?” The reply of the Greek betrays a sentiment, which prudence, and even gratitude, should have taught him to suppress. “Had I vanquished,” he fiercely said, “I would have inflicted on thy body many a stripe.” The Turkish conqueror smiled at the insolence of his captive observed that the Christian law inculcated the love of enemies and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and nob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ot imitate an example which he condemned. After mature deliberation, Alp Arslan dictated the terms of liberty and peace, a ransom of a million, * an annual tribute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marriage of the royal childre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all the Moslems, who were in the power of the Greeks. Romanus, with a sigh,

    subscribed this treaty, so disgraceful to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he was immediately invested with a Turkish robe of honor; his nobles and patricians were restored to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sultan, after a courteous embrace, dismissed him with rich presents and a military guard. No sooner did he reach the confines of the empire, than 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palace and provinces had disclaimed their allegiance to a captive: a su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was painfully collected; and the fallen monarch transmitted this part of his ransom, with a sad confession of his impotence and disgrace. The generosity, or perhaps the ambition, of the sultan, prepared to espouse the cause of his ally; but his designs were prevented by the defeat, imprisonment, and death, of Romanus Diogenes.

    In the treaty of peac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Alp Arslan extorted any province or city from the captive emperor; and his reveng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trophies of his victory, and the spoils of Anatolia, from Antioch to the Black Sea. The fairest part of Asia was subject to his laws: twelve hundred princes, or the sons of princes, stood before his throne; and two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marched under his banners. The sultan disdained to pursue the fugitive Greeks; but he meditated the more glorious conquest of Turkestan,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house of Seljuk. He moved from Bagdad to the banks of the Oxus; a bridge was thrown over the river; and twenty days were consumed in the passage of his troop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 great king was retarded by the governor of Berzem; and Joseph the Carizmian presumed to defend his fortress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East. When he was produced a captive in the royal tent, the sultan, instead of praising his valor, severely reproached his obstinate folly: and the insolent replies of the rebel provoked a sentence, that he should be fastened to four stakes, and left to expire in that painful situation. At this command, the desperate Carizmian, drawing a dagger, rushed headlong towards the throne: the guards raised their battle-axes; their zeal was checked by Alp Arslan, the most skilful archer of the age: he drew his bow,

    but his foot slipped, the arrow glanced aside, and he received in his breast the dagger of Joseph, who was instantly cut in pieces. The wound was mortal; and the Turkish prince bequeathed a dying admonition to the pride of kings. “In my youth,” said Alp Arslan, “I was advised by a sage to humble myself before God; to distrust my own strength; and never to despise the most contemptible foe. I have neglected these lessons; and my neglect has been deservedly punished. Yesterday, as from an eminence I beheld the numbers, the discipline, and the spirit, of my armies, the earth seemed to tremble under my feet; and I said in my heart, Surely thou art the king of the world, the greatest and most invincible of warriors. These armies are no longer mine; and, in the confidence of my personal strength, I now fall by the hand of an assassin.” Alp Arslan possessed the virtues of a Turk and a Mussulman; his voice and stature commanded the reverence of mankind; his face was shaded with long whiskers; and his ample turban was fashioned in the shape of a crown. The remains of the sultan were deposited in the tomb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and the passenger might read and meditate this useful inscription: “O ye who have seen the glory of Alp Arslan exalted to the heavens, repair to Maru, and you will behold it buried in the dust.”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and the tomb itself, more forcibly proclaims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During the life of Alp Arslan, his eldest son had been acknowledged as the future sultan of the Turks. On his father’s death the inheritance was disputed by an uncle, a cousin, and a brother: they drew their cimeters, and assembled their followers; and the triple victory of Malek Shah established his own reputation and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In every age, and more especially in Asia, the thirst of power has inspired the same passions, and occasioned the same disorders; but, from the long series of civil war,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extract a sentiment more pure and magnanimous than is contained in the saying of the Turkish prince. On the eve of the battle, he performed his devotions at Thous, before the

    tomb of the Imam Riza. As the sultan rose from the ground, he asked his vizier Nizam, who had knelt beside him, what had been the object of his secret petition: “That your arms may be crowned with victory,” was the prudent, and most probably the sincere, answer of the minister. “For my part,” replied the generous Malek, “I implored the Lord of Hosts that he would take from me my life and crown, if my brother be more worthy than myself to reign over the Moslems.” The favorable judgment of heaven was ratified by the caliph;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acred title of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as communicated to a Barbarian. But this Barbarian, by his personal merit, and the extent of his empire, was the greatest prince of his age. After the settlement of Persia and Syria, he marched at the head of innumerable armie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urkestan, which had been undertaken by his father. In his passage of the Oxus, the boatmen, who had been employed in transporting some troops, complained, that their payment was assigned on the revenues of Antioch. The sultan frowned at this preposterous choice; but he smiled at the artful flattery of his vizier. “It was not to postpone their reward, that I selected those remote places, but to leave a memorial to posterity, that, under your reign, Antioch and the Oxus were subject to the same sovereign.” But this description of his limits was unjust and parsimonious: beyond the Oxus, he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the cities of Bochara, Carizme, and Samarcand, and crushed each rebellious slave, or independent savage, who dared to resist. Malek passed the Sihon or Jaxartes, the last boundary of Persian civilization: the hordes of Turkestan yielded to his supremacy: his name was inserted on the coins, and in the prayers of Cashgar, a Tartar kingdom on the extreme borders of China. From the Chinese frontier, he stretched his immediate jurisdiction or feudatory sway to the west and south, as far as the mountains of Georgia,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and the spicy groves of Arabia Felix. Instead of resigning himself to the luxury of his harem, the shepherd king, both in peace and war, was in action and in the field. By the perpetual motion of the royal camp, each province was successively blessed with his presence; and he is said to have

    perambulated twelve times the wide extent of his dominions, which surpassed the Asiatic reign of Cyrus and the caliphs. Of these expeditions, the most pious and splendid was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the freedom and safety of the caravans were protected by his arms; the citizens and pilgrims were enriched by the profusion of his alms; and the desert was cheered by the places of relief and refreshment, which he instituted for the use of his brethren. Hunting was the pleasure, and even the passion, of the sultan, and his train consisted of forty-seven thousand horses; but after the massacre of a Turkish chase, for each piece of game, he bestowed a piece of gold on the poor, a slight atone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for the cost and mischief of the amusement of kings. In the peaceful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the cities of Asia were adorned with palaces and hospitals with moschs and colleges; few departed from his Divan without reward, and none without justice.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ersia revived under the house of Seljuk; and if Malek emulated the liberality of a Turk less potent than himself, his palace might resound with the songs of a hundred poets. The sultan bestowed a more serious and learned care 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alendar, which was effected by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astronomers of the East. By a law of the prophet, the Moslems are confined to the irregular course of the lunar months; in Persia, since the age of Zoroast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un has been known and celebrated as an annual festival; but after the fall of the Magian empire, the intercalation had been neglected; the fractions of minutes and hours were multiplied into days; and the date of the springs was removed from the sign of Aries to that of Pisces. The reign of Malek was illustrated by the Gelalan æra; and all errors, either past or future, were corrected by a computation of time, which surpasses the Julian, and approaches the accuracy of the Gregorian, style.

    In a period when Europe was plunged in the deepest barbarism, the light and splendor of Asia may be ascribed to

    the docility rather than the knowledge of the Turkish conquerors. An ample share of their wisdom and virtue is due to a Persian vizier, who ruled the empire under the reigns of Alp Arslan and his son. Nizam,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ministers of the East, was honored by the caliph as an oracl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he was trusted by the sultan as the faithful vicegerent of his power and justice. After an administration of thirty years, the fame of the vizier, his wealth, and even his servic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crimes. He was overthrown by the insidious arts of a woman and a rival; and his fall was hastened by a rash declaration, that his cap and ink-horn, the badges of his office, were connected by the divine decree with the throne and diadem of the sultan. At the age of ninety-three years, the venerable statesman was dismissed by his master, accused by his enemies, and murdered by a fanatic: * the last words of Nizam attested his innocence, and the remainder of Malek’s life was short and inglorious. From Ispahan, the scene of this disgraceful transaction, the sultan moved to Bagdad, with the design of transplanting the caliph, and of fixing his own residence in the capital of the Moslem world. The feeble successor of Mahomet obtained a respite of ten days; a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the Barbarian was summon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His ambassadors at Constantinople had asked in marriage a Roman princess; but the proposal was decently eluded;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who might herself have been the victim, expresses her abhorrence of his unnatural conjunction. The daughter of the sultan was bestowed on the caliph Moctadi, with the imperious condition, that, renouncing the society of his wives and concubines, he should forever confine himself to this honorable alliance.

    Chapter LVII: The Turks. —

    Part III.

    The greatness and unity of the Turkish empire expired in the person of Malek Shah. His vacant throne was disputed by his

    brother and his four sons; and, after a series of civil wars, the treaty which reconciled the surviving candidates confirmed a lasting separation in the Persian dynasty, the eldest and principal branch of the house of Seljuk. The three younger dynasties were those of Kerman, of Syria, and of Roum: the first of these commanded an extensive, though obscure, dominion on the shores of the Indian Ocean: the second expelled the Arabian princes of Aleppo and Damascus; and the third, our peculiar care, invaded the Roman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The generous policy of Malek contributed to their elevation: he allowed the princes of his blood, even those whom he had vanquished in the field, to seek new kingdoms worthy of their ambition; nor was he displeased that they should draw away the more ardent spirits, who might have disturbed the tranquillity of his reign. As the supreme head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the great sultan of Persia commanded the obedience and tribute of his royal brethren: the thrones of Kerman and Nice, of Aleppo and Damascus; the Atabeks, and emirs of Syria and Mesopotamia, erected their standards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sceptre: and the hordes of Turkmans overspread the plains of the Western Asia. After the death of Malek, the bands of union and subordination were relaxed and finally dissolved: the indulgence of the house of Seljuk invested their slaves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kingdoms; and, in the Oriental style, a crowd of princes arose from the dust of their feet.

    A prince of the royal line, Cutulmish, * the son of Izrail, the son of Seljuk, had fallen in a battle against Alp Arslan and the humane victor had dropped a tear over his grave. His five sons, strong in arms, ambitious of power, and eager for revenge, unsheathed their cimeters against the son of Alp Arslan. The two armies expected the signal when the caliph, forgetful of the majesty which secluded him from vulgar eyes, interposed his venerable mediation. “Instead of shedding the blood of your brethren, your brethren both in descent and faith, unite your forces in a holy war against the Greeks, the enemies of God and his apostle.” They listened to his voice; the

    sultan embraced his rebellious kinsmen; and the eldest, the valiant Soliman, accepted the royal standard, which gave him the free conquest and hereditary command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Arzeroum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unknown regions of the West. Accompanied by his four brothers, he passed the Euphrates; the Turkish camp was soon seat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Kutaieh in Phrygia; and his flying cavalry laid waste the country as far as the Hellespont and the Black Sea. Since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the peninsula of Asia Minor had been exposed to the transient, though destructive, inroads of the Persians and Saracens; but the fruits of a lasting conquest were reserved for the Turkish sultan; and his arms were introduced by the Greeks, who aspired to reign on the ruins of their country. Since the captivity of Romanus, six years the feeble son of Eudocia had trembled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Imperial crown, till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and West were lost in the same month by a double rebellion: of either chief Nicephorus was the common name; but the surnames of Bryennius and Botoniates distinguish the European and Asiatic candidates. Their reasons, or rather their promises, were weighed in the Divan; a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Soliman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r of Botoniates, opened a free passage to his troops in their march from Antioch to Nice, and joined the banner of the Crescent to that of the Cross. After his ally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ltan was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suburb of Chrysopolis or Scutari; and a body of two thousand Turks was transported into Europe, to whose dexterity and courage the new emperor was indebted for the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his rival, Bryennius. But the conquest of Europe was dearly purchased by the sacrifice of Asia: Constantinople was deprived of the obedience and revenue of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and the regular progress of the Turks, who fortified the passes of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left not a hope of their retreat or expulsion. Another candidate implored the aid of the sultan: Melissenus, in his purple robes and red buskins, attended the motions of the Turkish camp; and the desponding cities were tempted by the summons of a Roman

    prince, who immediately surrendered them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rbarians. These acquisitions were confirmed by a treaty of peace with the emperor Alexius: his fear of Robert compelled him to seek the friendship of Soliman; and it was not till after the sultan’s death that he extended as far as Nicomedia, about sixty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Roman world. Trebizond alone, defended on either side by the sea and mountains, preserved at the extremity of the Euxine the ancient character of a Greek colony, and the future destiny of a Christian empire.

    Since the first conquests of the caliph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s in Anatolia or Asia Minor was the most deplorable loss which the church and empire had sustained. By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oslem faith, Soliman deserved the name of Gazi, a holy champion; and his new kingdoms, of the Romans, or of Roum, was added to the tables of Oriental geography. It is described as extending from the Euphrates to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confines of Syria; pregnant with mines of silver and iron, of alum and copper, fruitful in corn and wine, and productive of cattle and excellent horses. The wealth of Lydia, the arts of the Greeks, the splendor of the Augustan age, existed only in books and ruins, which were equally obscure in the eyes of the Scythian conquerors. Yet, in the present decay, Anatolia still contains some wealthy and populous cities; and, under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y were far more flourishing in numbers, size, and opulence. By the choice of the sultan, Nice, the metropolis of Bithynia, was preferred for his palace and fortress: the seat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of Roum was planted one hundred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vinity of Christ was denied and derided in the same temple in which it had been pronounced by the first general synod of the Catholics. The unity of God, and the mission of Mahomet, were preached in the moschs; the Arabian learning was taught in the schools; the Cadhis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Koran; the Turkish manners and language prevailed in the cities; and Turkman camps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plains and mountains of Anatolia. On the

    hard conditions of tribute and servitude, the Greek Christians might enjoy th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but their most holy churches were profaned; their priests and bishops were insulted; they were compelled to suffer the triumph of the Pagans, and the apostasy of their brethren; many thousand children were marked by the knife of circumcision; and many thousand captives were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r the pleasures of their masters. After the loss of Asia, Antioch still maintained her primitive allegiance to Christ and Cæsar; but the solitary province was separated from all Roman aid, and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the Mahometan powers. The despair of Philaretus the governor prepared the sacrifice of his religion and loyalty, had not his guilt been prevented by his son, who hastened to the Nicene palace, and offered to deliver this valuable prize into the hands of Soliman. The ambitious sultan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in twelve nights (for he reposed in the day) performed a march of six hundred miles. Antioch was oppressed by the speed and secrecy of his enterprise; and the dependent cities, as far as Laodicea and the confines of Aleppo, obeyed the example of the metropolis. From Laodicea to the Thracian Bosphorus, or arm of St. George, the conquests and reign of Soliman extended thirty days’ journey in length, and in breadth about ten or fifteen, between the rocks of Lycia and the Black Sea. The Turkish ignorance of navigation protected, for a while, the inglorious safety of the emperor; but no sooner had a fleet of two hundred ship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hands of the captive Greeks, than Alexius trembled behind the walls of his capital. His plaintive epistles were dispersed over Europe, to excite the compassion of the Latins, and to paint the danger, the weakness, and the riches of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But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quest of the Seljukian Turks was that of Jerusalem, which soon became the theatre of nations. In their capitulation with Omar, the inhabitants had stipulated the assurance of their religion and property; but the articles were interpreted by a master against whom it was dangerous to dispute; and in the four hundred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caliphs, the political climate of Jerusalem was expos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storm and sunshine. By the increase of proselytes and population, the Mahometans might excuse the usurpation of three fourths of the city: but a peculiar quarter was resolved for the patriarch with his clergy and people; a tribute of two pieces of gold was the price of protection; and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with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still left in the hands of his votaries. Of these votaries, the most numerous and respectable portion were strangers to Jerusalem: the pilgrimages to the Holy Land had been stimulated, rather than suppressed, by the conquest of the Arabs; and the enthusiasm which had always prompted these perilous journeys, was nourished by the congenial passions of grief and indignation. A crowd of pilgrim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continued to visit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 adjacent sanctuaries, more especially at the festival of Easter; and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e Nestorians and Jacobites, the Copts and Abyssinians, the Armenians and Georgians, maintained the chapels, the clergy, and the poor of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ons. The harmony of prayer in so many various tongues, the worship of so many nations in the common temple of their religion, might have afforded a spectacle of edification and peace; but the zeal of the Christian sects was imbittered by hatred and revenge; and in the kingdom of a suffering Messiah, who had pardoned his enemies, they aspired to command and persecute their spiritual brethren. The preëminence was asserted by the spirit and numbers of the Franks; and the greatness of Charlemagne protected both the Latin pilgrims and the Catholics of the East. The poverty of Carthage, Alexandria, and Jerusalem, was relieved by the alms of that pious emperor; and many monasteries of Palestine were founded or restored by his liberal devotion. Harun Alrashid, the greatest of the Abbassides, esteemed in his Christian brother a similar supremacy of genius and power: their friendship was cemented by a frequent intercourse of gifts and embassies; and the caliph, without resigning the substantial dominion, presented the emperor with the keys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perhaps of the city of Jerusalem. In the decline of the

    Carlovingian monarchy, the republic of Amalphi promoted the interest of trade and religion in the East. Her vessels transported the Latin pilgrims to the coasts of Egypt and Palestine, and deserved, by their useful imports, the favor and alliance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an annual fair was instituted on Mount Calvary: and the Italian merchants founded the convent and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the cradle of the monastic and military order, which has since reigned in the isles of Rhodes and of Malta. Had the Christian pilgrims been content to revere the tomb of a prophet,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instead of blaming, would have imitated, their piety: but these rigid Unitarians were scandalized by a worship which represents the birth,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God; the Catholic images were branded with the name of idols; and the Moslems smiled with indignation at the miraculous flame which was kindled on the eve of Easter in the holy sepulchre. This pious fraud, first devised in the ninth century, was devoutly cherished by the Latin crusaders, and is annually repeated by the clergy of the Greek, Armenian, and Coptic sects, who impose on the credulous spectators for their own benefit, and that of their tyrants. In every age, a principle of toleration has been fortified by a sense of interest: and the revenue of the prince and his emir was increased each year, by the expense and tribute of so many thousand strangers.

    The revolution which transferred the sceptre from the Abbassides to the Fatimites was a benefit, rather than an injury, to the Holy Land. A sovereign resident in Egypt was more sensible of the importance of Christian trade; and the emirs of Palestine were less remote from the justice and power of the throne. But the third of these Fatimite caliphs was the famous Hakem, a frantic youth, who was delivered by his impiety and despotism from the fear either of God or man; and whose reign was a wild mixture of vice and folly. Regardless of the most ancient customs of Egypt, he imposed on the women an absolute confinement; the restraint excited the clamors of both sexes; their clamors provoked his fury; a part of Old Cairo was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the guards and citizens

    were engaged many days in a bloody conflict. At first the caliph declared himself a zealous Mussulman, the founder or benefactor of moschs and colleges: twelve hundred and ninety copies of the Koran were transcribed at his expense in letters of gold; and his edict extirpated the vineyards of the Upper Egypt. But his vanity was soon flattered by the hope of introducing a new religion; he aspired above the fame of a prophet, and styled himself the visible image of the Most High God, who, after nine apparitions on earth, was at length manifest in his royal person. At the name of Hakem, the lord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every knee was bent in religious adoration: his mysteries were performed on a mountain near Cairo: sixteen thousand converts had signed his profession of faith; and at the present hour, a free and warlike people, the Druses of Mount Libanus, are persuaded of the life and divinity of a madman and tyrant. In his divine character, Hakem hated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as the servants of his rivals; while some remains of prejudice or prudence still pleaded in favor of the law of Mahomet. Both in Egypt and Palestine, his cruel and wanton persecution made some martyrs and many apostles: the common rights and special privileges of the sectaries were equally disregarded; and a general interdict was laid on the devotion of strangers and natives. The temple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demolished to its foundations; the luminous prodigy of Easter was interrupted, and much profane labor was exhausted to destroy the cave in the rock which properly constitutes the holy sepulchre. At the report of this sacrilege, the nations of Europe were astonished and afflicted: but instead of arming in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they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burning, or banishing, the Jews, as the secret advisers of the impious Barbarian. Yet the calamities of Jerusalem were in some measure alleviated by the inconstancy or repentance of Hakem himself; and the royal mandate was sealed for the restitution of the churches, when the tyrant was assassinated by the emissaries of his sister. The succeeding caliphs resumed the maxims of religion and policy: a free toleration was again granted; with the pious aid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the holy sepulchre arose

    from its ruins; and, after a short abstinence, the pilgrims retu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appetite to the spiritual feast. In the sea-voyage of Palestine, the dangers were frequent, and the opportunities rare: but the conversion of Hungary opened a saf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Greece. The charity of St. Stephen, the apostle of his kingdom, relieved and conducted his itinerant brethren; and from Belgrade to Antioch, they traversed fifteen hundred miles of a Christian empire. Among the Franks, the zeal of pilgrimage prevailed beyond the example of former times: and the roads were covered with multitudes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rank, who professed their contempt of life, so soon as they should have kissed the tomb of their Redeemer. Princes and prelates abandoned the care of their dominions; and the numbers of these pious caravans were a prelude to the armies which marched in the ensuing ag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rusade, the arch bishop of Mentz, with the bishops of Utrecht, Bamberg, and Ratisbon, undertook this laborious journey from the Rhine to the Jordan; and the multitude of their followers amounted to seven thousand persons. At Constantinople,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by the emperor; but the ostentation of their wealth provoked the assault of the wild Arabs: they drew their swords with scrupulous reluctance, and sustained siege in the village of Capernaum, till they were rescued by the venal protection of the Fatimite emir. After visiting the holy places, they embarked for Italy, but only a remnant of two thousand arrived in safety in their native land. Ingulphus, a secretary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was a companion of this pilgrimage: he observes that they sailed from Normandy, thirty stout and well-appointed horsemen; but that they repassed the Alps, twenty miserable palmers, with the staff in their hand, and the wallet at their back.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Romans,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was invaded by the Turks. One of the lieutenants of Malek Shah, Atsiz the Carizmian, marched into Syria at the head of a powerful army, and reduced Damascus by famine

    and the sword. Hems, and the other cities of the province, acknowledged the caliph of Bagdad and the sultan of Persia; and the victorious emir advanced without resistance to the banks of the Nile: the Fatimite was preparing to fly into the heart of Africa; but the negroes of his guard and the inhabitants of Cairo made a desperate sally, and repulsed the Turk from the confines of Egypt. In his retreat he indulged the license of slaughter and rapine: the judge and notaries of Jerusalem were invited to his camp; and their execution was followed by the massacre of three thousand citizens. The cruelty or the defeat of Atsiz was soon punished by the sultan Toucush, the brother of Malek Shah, who, with a higher title and more formidable powers, asserted the dominion of Syria and Palestine. The house of Seljuk reigned about twenty years in Jerusalem; but the hereditary command of the holy city and territory was intrusted or abandoned to the emir Ortok, the chief of a tribe of Turkmans, whose children, after their expulsion from Palestine, formed two dynasties on the borders of Armenia and Assyria. The Oriental Christians and the Latin pilgrims deplored a revolution, which, instead of the regular government and old alliance of the caliphs, imposed on their necks the iron yoke of the strangers of the North. In his court and camp the great sultan had adopted in some degree the arts and manners of Persia; but the body of the Turkish nation,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pastoral tribes, still breathed the fierceness of the desert. From Nice to Jerusalem,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Asia were a scen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hostility; and the shepherds of Palestine, who held a precarious sway on a doubtful frontier, had neither leisure nor capacity to await the slow profits of commercial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pilgrims, who, through innumerable perils, had reached the gates of Jerusalem, were the victims of private rapine or public oppression, and often sunk under the pressure of famine and disease, before they were permitted to salute the holy sepulchre. A spirit of native barbarism, or recent zeal, prompted the Turkmans to insult the clergy of every sect: the patriarch was dragged by the hair along the pavement, and cast into a dungeon, to extort a ransom from the sympathy of his flock; and the divine worship in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often disturbed by the savage rudeness of its masters. The pathetic tale excited the millions of the West to march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to the relief of the Holy Land; and yet how trifling is the sum of these accumulated evils, if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act of the sacrilege of Hakem, which had been so patiently endured by the Latin Christians! A slighter provocation inflamed the more irascible temper of their descendants: a new spirit had arisen of religious chivalry and papal dominion; a nerve was touched of exquisite feeling; and the sensation vibrated to the heart of Europe.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Part I.

    Origin And Numbers Of The First Crusade. — Characters Of The Latin Princes. — Their March To Constantinople. — Policy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 Conquest Of Nice, Antioch, And Jerusalem, By The Franks. —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 Godfrey Of Bouillon, First King Of Jerusalem. — Institutions Of The French Or Latin Kingdom.

    Abou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by the Turks, the holy sepulchre was visited by a hermit of the name of Peter, a native of Amiens, in the province of Picardy in France. His resentment and sympathy were excited by his own injuries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Christian name; he mingled his tears with those of the patriarch, and earnestly inquired, if no hopes of relief could be entertained from the Greek emperors of the East. The patriarch exposed the vices and weakness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I will rouse,” exclaimed the hermit, “the martial nations of Europe in your cause;” and Europe was obedient to the call of the hermit. The astonished patriarch dismissed him with epistles of credit and complaint; and no sooner did he land at Bari, than Peter hasten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His stature was small, his appearance contemptible; but his eye was keen and lively; and he possessed that vehemence of speech, which seldom fails to impart the persuasion of the soul. He was born of a gentleman’s family, (for we must now adopt a modern

    idiom,) and his military service was under the neighboring counts of Boulogne, the heroes of the first crusade. But he soon relinquished the sword and the world; and if it be true, that his wife, however noble, was aged and ugly, he might withdraw, with the less reluctance, from her bed to a convent, and at length to a hermitage. * In this austere solitude, his body was emaciated, his fancy was inflamed; whatever he wished, he believed; whatever he believed, he saw in dreams and revelations. From Jerusalem the pilgrim returned an accomplished fanatic; but as he excelled in the popular madness of the times, Pope Urban the Second received him as a prophet, applauded his glorious design, promised to support it in a general council, and encouraged him to proclaim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Invigorated b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pontiff, his zealous missionary traversed. with speed and success, the provinces of Italy and France. His diet was abstemious, his prayers long and fervent, and the alms which he received with one hand, he distributed with the other: his head was bare, his feet naked, his meagre body was wrapped in a coarse garment; he bore and displayed a weighty crucifix; and the ass on which he rode was sanctified, in the public eye, by the service of the man of God. He preached to innumerable crowds in the churches, the streets, and the highways: the hermit entered with equal confidence the palace and the cottage; and the people (for all was people) was impetuously moved by his call to repentance and arms. When he painted the sufferings of the natives and pilgrims of Palestine, every heart was melted to compassion;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indignation, when he challenged the warriors of the age to defend their brethren, and rescue their Savior: his ignorance of art and language was compensated by sighs, and tears, and ejaculations; and Peter supplied the deficiency of reason by loud and frequent appeals to Christ and his mother, to the saints and angels of paradise, with whom he had personally conversed. The most perfect orator of Athens might have envied the success of his eloquence; the rustic enthusiast inspired the passions which he felt, and Christendom expected with impatience the counsels and decree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magnanimous spirit of Gregory the Seventh had already embraced the design of arming Europe against Asia; the ardor of his zeal and ambition still breathes in his epistles: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Alps, fifty thousand Catholics had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 of St. Peter; and his successor reveals his intention of marching at their head against the impious sectaries of Mahomet. But the glory or reproach of executing, though not in person, this holy enterprise, was reserved for Urban the Second, the most faithful of his disciples. He undertook the conquest of the East, whilst the larger portion of Rome was possessed and fortified by his rival Guibert of Ravenna, who contended with Urban for the name and honors of the pontificate. He attempted to unite the powers of the West, at a time when the prince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church, and the people from their princes, by the excommunication which himself and his predecessors had thundered against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of France. Philip the First, of France, supported with patience the censures which he had provoked by his scandalous life and adulterous marriage. Henry the Fourth, of Germany, asserted the right of investitures, the prerogative of confirming his bishops by the delivery of the ring and crosier. But the emperor’s party was crushed in Italy by the arms of the Normans and the Countess Mathilda; and the long quarrel had been recently envenomed by the revolt of his son Conrad and the shame of his wife, who, in the synods of Constance and Placentia, confessed the manifold prostitutions to which she had been exposed by a husband regardless of her honor and his own. So popular was the cause of Urban, so weighty was his influence, that the council which he summoned at Placentia was composed of two hundred bishops of Italy, France, Burgandy, Swabia, and Bavaria. Four thousand of the clergy, and thirty thousand of the laity, attended this important meeting; and, as the most spacious cathedral would have been inadequate to the multitude, the session of seven days was held in a plain adjacent to the city. The ambassadors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 were introduced to plead the distress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danger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was

    divided only by a narrow sea from the victorious Turks, the common enemies of the Christian name. In their suppliant address they flattered the pride of the Latin princes; and, appealing at once to their policy and religion, exhorted them to repel the Barbarians on the confines of Asia, rather than to expect them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t the sad tale of the misery and perils of their Eastern brethren, the assembly burst into tears; the most eager champions declared their readiness to march;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a speedy and powerful succor. The relief of Constantinople was included in the larger and most distant project of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but the prudent Urban adjourned the final decision to a second synod, which he proposed to celebrate in some city of France in the autumn of the same year. The short delay would propagate the flame of enthusiasm; and his firmest hope was in a nation of soldiers still proud of the preëminence of their name, and ambitious to emulate their hero Charlemagne, who, in the popular romance of Turpin, had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A latent motive of affection or vanity might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Urban: he was himself a native of France, a monk of Clugny, and the first of his countrymen who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The pope had illustrated his family and province; nor is there perhaps a more exquisite gratification than to revisit, in a conspicuous dignity, the humble and laborious scenes of our youth.

    It may occasion some surprise that the Roman pontiff should erect, in the heart of France, the tribunal from whence he hurled his anathemas against the king; but our surprise will vanish so soon as we form a just estimate of a king of Franc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Philip the First was the great-grandson of Hugh Capet, the founder of the present race, who, in the decline of Charlemagne’s posterity, added the regal title to his patrimonial estates of Paris and Orleans. In this narrow compass, he was possessed of wealth and jurisdiction; but in the rest of France, Hugh and his first descendants were no more than the feudal lords of about sixty dukes and counts, of

    independent and hereditary power, who disdained the control of laws and legal assemblies, and whose disregard of their sovereign was revenged by the disobedience of their inferior vassals. At Clermont,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count of Auvergne, the pope might brave with impunity the resentment of Philip; and the council which he convened in that city was not less numerous or respectable than the synod of Placentia. Besides his court and council of Roman cardinals, he was supported by thirteen archbishops and two hundred and twenty-five bishops: the number of mitred prelates was computed at four hundred; and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were blessed by the saints and enlightened by the doctors of the age. From the adjacent kingdoms, a martial train of lords and knights of power and renown attended the council, in high expectation of its resolves; and such was the ardor of zeal and curiosity, that the city was filled, and many thousands, in the month of November, erected their tents or huts in the open field. A session of eight days produced some useful or edifying canon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severe censure wa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license of private war; the Truce of God was confirmed, a suspension of hostilities during four days of the week; women and priests were placed under the safeguard of the church; and a protection of three years was extended to husbandmen and merchants, the defenceless victims of military rapine. But a law, however venerable be the sanction, cannot suddenly transform the temper of the times; and the benevolent efforts of Urban deserve the less praise, since he labored to appease some domestic quarrels that he might spread the flames of war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Euphrates. From the synod of Placentia, the rumor of his great design had gone forth among the nations: the clergy on their return had preached in every diocese the merit and glory of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and when the pope ascended a lofty scaffold in the market-place of Clermont, his eloquence was addressed to a well-prepared and impatient audience. His topics were obvious, his exhortation was vehement, his success inevitable. The orator was interrupted by the shout of thousands, who with one voice, and in their rustic idiom, exclaimed aloud, “God wills it, God wills it.” “It is indeed the

    will of God,” replied the pope; “and let this memorable word, the inspiration surely of the Holy Spirit, be forever adopted as your cry of battle, to animate the devotion and courage of the champions of Christ. His cross is the symbol of your salvation; wear it, a red, a bloody cross, as an external mark, on your breasts or shoulders, as a pledge of your sacred and irrevocable engagement.” The proposal was joyfully accepted; great numbers, both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impressed on their garments the sign of the cross, and solicited the pope to march at their head. This dangerous honor was declined by the more prudent successor of Gregory, who alleged the schism of the church, and the duties of his pastoral office, recommending to the faithful, who were disqualified by sex or profession, by age or infirmity, to aid, with their prayers and alms, the personal service of their robust brethren. The name and powers of his legate he devolved on Adhemar bishop of Puy, the first who had received the cross at his hands. The foremost of the temporal chiefs was Raymond count of Thoulouse, whose ambassadors in the council excused the absence, and pledged the honor, of their master. After the confession and absolution of their sins,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were dismissed with a superfluous admonition to invite their countrymen and friends; and their departure for the Holy Land was fixed to the festival of the Assumption, the fifteenth of August, of the ensuing year.

    So familiar, and as it were so natural to man, is the practice of violence, that our indulgence allows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he most disputable right, as a sufficient ground of national hostility. But the name and nature of a holy war demands a more rigorous scrutiny; nor can we hastily believe, that the servants of the Prince of Peace would unsheathe the sword of destruction, unless the motive were pure, the quarrel legitimate, and the necessity inevitable. The policy of an action may be determined from the tardy lessons of experience; but, before we act, our conscience should be satisfied of the justice and propriety of our enterprise.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Christians, both of the East and West, were persuaded of their

    lawfulness and merit; their arguments are clouded by the perpetual abuse of Scripture and rhetoric; but they seem to insist on the right of natural and religious defence, their peculiar title to the Holy Land, and the impiety of their Pagan and Mahometan foes. I. The right of a just defence may fairly include our civil and spiritual allies: it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of danger; and that danger must be estimated by the twofold consideration of the malice, and the power, of our enemies. A pernicious tenet has been imputed to the Mahometans, the duty of extirpating all other religions by the sword. This charge of ignorance and bigotry is refuted by the Koran, by the history of the Mussulman conquerors, and by their public and legal toler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Oriental churches are depressed under their iron yoke; that, in peace and war, they assert a divine and indefeasible claim of universal empire; and that, in their orthodox creed, the unbelieving nations are continually threatened with the loss of religion or liberty.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victorious arms of the Turks presented a real and urgent apprehension of these losses. They had subdued, in less than thirty years, the kingdoms of Asia, as far as Jerusalem and the Hellespont; and the Greek empire tottered on the verge of destruction. Besides an honest sympathy for their brethren, the Latins had a right and interest in the support of Constantinople, the most important barrier of the West; and the privilege of defence must reach to prevent, as well as to repel, an impending assault. But this salutary purpose might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a moderate succor; and our calmer reason must disclaim the innumerable hosts, and remote operations, which overwhelmed Asia and depopulated Europe. * II. Palestine could add nothing to the strength or safety of the Latins; and fanaticism alone could pretend to justify the conquest of that distant and narrow province. The Christians affirmed that their inalienable title to the promised land had been sealed by the blood of their divine Savior; it was their right and duty to rescue their inheritance from the unjust possessors, who profaned his sepulchre, and oppressed the pilgrimage of his disciples. Vainly would it be alleged that the preëminence of Jerusalem, and the sanctity of

    Palestine, have been abolished with the Mosaic law; that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is not a local deity, and that the recovery of Bethlem or Calvary, his cradle or his tomb, will not atone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moral precepts of the gospel. Such arguments glance aside from the leaden shield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religious mind will not easily relinquish its hold on the sacred ground of mystery and miracle. III. But the holy wars which have been waged in every climate of the globe, from Egypt to Livonia, and from Peru to Hindostan, require the support of some more general and flexible tenet. It has been often supposed, and sometimes affirmed, that a difference of religion is a worthy cause of hostility; that obstinate unbelievers may be slain or subdued by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and that grace is the sole fountain of dominion as well as of mercy. *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rusad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had been acquired abou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same manner, by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and Arabia. Time and treaties had legitimated the conquest of the Christian Franks; but in the eyes of their subjects and neighbors, the Mahometan princes were still tyrants and usurpers, who, by the arms of war or rebellion, might be lawfully driven from their unlawful possession.

    As the manners of the Christians were relaxed, their discipline of penance was enforced; and with the multiplication of sins, the remedies were multiplied. In the primitive church, a voluntary and open confession prepared the work of atonemen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bishops and priests interrogated the criminal; compelled him to account for his thoughts, words, and actions; and prescribed the terms of his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But as this discretionary power might alternately be abused by indulgence and tyranny, a rule of discipline was framed, to inform and regulate the spiritual judges. This mode of legislation was invented by the Greeks; their penitentials were translated, or imitated, in the Latin church; and, in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the clergy of every diocese were provided with a code, which they prudently

    concealed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vulgar. In this dangerous estimate of crimes and punishments, each case was supposed, each difference was remarked, by the experience or penetration of the monks; some sins are enumerated which innocence could not have suspected, and others which reason cannot believe; and the more ordinary offences of fornication and adultery, of perjury and sacrilege, of rapine and murder, were expiated by a penanc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was prolonged from forty days to seven years. During this term of mortification, the patient was healed, the criminal was absolved, by a salutary regimen of fasts and prayers: the disorder of his dress was expressive of grief and remorse; and he humbly abstained from all the business and pleasure of social life. But the rigid execution of these laws would have depopulated the palace, the camp, and the city;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believed and trembled; but nature often rebelled against principle; and the magistrate labored without effect to enforc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iest. A literal accomplishment of penance was indeed impracticable: the guilt of adultery was multiplied by daily repetition; that of homicide might involve the massacre of a whole people; each act was separately numbered; and, in those times of anarchy and vice, a modest sinner might easily incur a debt of three hundred years. His insolvency was relieved by a commutation, or indulgence: a year of penance was appreciated at twenty-six solidi of silver, about four pounds sterling, for the rich; at three solidi, or nine shillings, for the indigent: and these alms were soon appropriated to the use of the church, which derived, from the redemption of sin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opulence and dominion. A debt of three hundred years, or twelve hundred pounds, was enough to impoverish a plentiful fortune; the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was supplied by the alienation of land; and the princely donations of Pepin and Charlemagne are expressly given for the remedy of their soul. It is a maxim of the civil law, that whosoever cannot pay with his purse, must pay with his body; and the practice of flagellation was adopted by the monks, a cheap, though painful equivalent. By a fantastic arithmetic, a year of penance was taxed at three thousand lashes; and such was the skill

    and patience of a famous hermit, St. Dominic of the iron Cuirass, that in six days he could discharge an entire century, by a whipping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stripes. His example was followed by many penitents of both sexes; and, as a vicarious sacrifice was accepted, a sturdy disciplinarian might expiate on his own back the sins of his benefactors. These compensations of the purse and the person introduc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 more honorable mode of satisfaction. The merit of military service against the Saracens of Africa and Spain had been allowed by the predecessors of Urban the Second. In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that pope proclaimed a plenary indulgence to those who should enlis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the absolution of all their sins, and a full receipt for all that might be due of canonical penance. The cold philosophy of modern times is incapable of feeling the impression that was made on a sinful and fanatic world. At the voice of their pastor, the robber, the incendiary, the homicide, arose by thousands to redeem their souls, by repeating on the infidels the same deeds which they had exercised against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and the terms of atonement were eagerly embraced by offenders of every rank and denomination. None were pure; none were exempt from the guilt and penalty of sin; and those who were the least amenable to the justice of God and the church were the best entitled to the temporal and eternal recompense of their pious courage. If they fell, the spirit of the Latin clergy did not hesitate to adorn their tomb with the crown of martyrdom; and should they survive, they could expect without impatience the delay and increase of their heavenly reward. They offered their blood to the Son of God, who had laid down his life for their salvation: they took up the cross, and entered with confidence into the way of the Lord. His providence would watch over their safety; perhaps his visible and miraculous power would smoo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holy enterprise. The cloud and pillar of Jehovah had marched before the Israelites into the promised land. Might not the Christians more reasonably hope that the rivers would open for their passage; that the walls of their strongest cities would fall at the sound of their trumpets;

    and that the sun would be arrested in his mid career, to allow them time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fidel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I.

    Of the chiefs and soldiers who marched to the holy sepulchre, I will dare to affirm, that all were prompted by the spirit of enthusiasm; the belief of merit, the hope of reward, and the assurance of divine aid. But I am equally persuaded, that in many it was not the sole, that in some it was not the leading, principle of ac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religion are feeble to stem, they are strong and irresistible to impel, the stream of national manners. Against the private wars of the Barbarians, their bloody tournaments, licentious love, and judicial duels, the popes and synods might ineffectually thunder. It is a more easy task to provoke the metaphysical disputes of the Greeks, to drive into the cloister the victims of anarchy or despotism, to sanctify the patience of slaves and cowards, or to assume the merit of the humanity and benevolence of modern Christians. War and exercise were the reigning passions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they were enjoined, as a penance, to gratify those passions, to visit distant lands, and to draw their swords against the nation of the East. Their victory, or even their attempt, would immortalize the names of the intrepid heroes of the cross; and the purest piety could not be insensible to the most splendid prospect of military glory. In the petty quarrels of Europe, they shed the blood of their friends and countrymen, for the acquisition perhaps of a castle or a village. They could march with alacrity against the distant and hostile nations who were devoted to their arms; their fancy already grasped the golden sceptres of Asia; and the conquest of Apulia and Sicily by the Normans might exalt to royalty the hopes of the most private adventurer. Christendom, in her rudest state,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 climate and cultivation of the Mahometan countries; and their natural and artificial wealth had been magnified by the tales of pilgrims, and the

    gifts of an imperfect commerce. The vulgar, both the great and small, were taught to believe every wonder, of lands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of mines and treasures, of gold and diamonds, of palaces of marble and jasper, and of odoriferous groves of cinnamon and frankincense. In this earthly paradise, each warrior depended on his sword to carve a plenteous and honorable establishment, which he measured only by the extent of his wishes. Their vassals and soldiers trusted their fortunes to God and their master: the spoils of a Turkish emir might enrich the meanest follower of the camp; and the flavor of the wines, the beauty of the Grecian women, were temptations more adapted to the nature, than to the profession, of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The love of freedom was a powerful incitement to the multitudes who were oppressed by feudal or ecclesiastical tyranny. Under this holy sign, the peasants and burghers, who were attached to the servitude of the glebe, might escape from a haughty lord, and transplan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o a land of liberty. The monk might release himself from the discipline of his convent: the debtor might suspend the accumulation of usury, and the pursuit of his creditors; and outlaws and malefactors of every cast might continue to brave the laws and elude the punishment of their crimes.

    These motives were potent and numerous: when we have singly computed their weight on the mind of each individual, we must add the infinite series, the multiplying powers, of example and fashion. The first proselytes became the warmest and most effectual missionaries of the cross: among their friends and countrymen they preached the duty, the merit, and the recompense, of their holy vow; and the most reluctant hearers were insensibly drawn within the whirlpool of persuasion and authority. The martial youths were fired by the reproach or suspicion of cowardice;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with an army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was embraced by the old and infirm, by women and children, who consulted rather their zeal than their strength; and those who in the evening had derided the folly of their companions, were the most eager,

    the ensuing day, to tread in their footsteps. The ignorance, which magnified the hopes, diminished the perils, of the enterprise. Since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paths of pilgrimage were obliterated; the chiefs themselves had an imperfect notion of the length of the way and the state of their enemies; and such was the stupidity of the people, that, at the sight of the first city or castle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ir knowledge, they were ready to ask whether that was not the Jerusalem, the term and object of their labors. Yet the more prudent of the crusaders, who were not sure that they should be fed from heaven with a shower of quails or manna, provided themselves with those precious metals, which, in every country,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very commodity. To defray,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the expenses of the road, princes alienated their provinces, nobles their lands and castles, peasants their cattle and the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The value of property was depreciated by the eager competition of multitudes; while the price of arms and horses was raised to an exorbitant height by the wants and impatience of the buyers. Those who remained at home, with sense and money, were enriched by the epidemical disease: the sovereigns acquired at a cheap rate the domains of their vassal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urchasers completed the payment by the assurance of their prayers. The cross, which was commonly sewed on the garment, in cloth or silk, was inscribed by some zealots on their skin: a hot iron, or indelible liquor, was applied to perpetuate the mark; and a crafty monk, who showed the miraculous impression on his breast was repaid with the popular veneration and the richest benefices of Palestine.

    The fifteenth of August had been fixed in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for the departure of the pilgrims; but the day was anticipated by the thoughtless and needy crowd of plebeians, and I shall briefly despatch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y inflicted and suffered, before I enter on the more serious and successful enterprise of the chiefs. Early in the spring, from the confines of France and Lorraine, above sixty thousand of

    the populace of both sexes flocked round the first missionary of the crusade, and pressed him with clamorous importunity to lead them to the holy sepulchre. The hermit, assuming the character, without the talents or authority, of a general, impelled or obeyed the forward impulse of his votarie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Danube. Their wants and numbers soon compelled them to separate, and his lieutenant, Walter the Penniless, a valiant though needy soldier, conducted a van guard of pilgrims, whose condition may be determined from the proportion of eight horsemen to fifteen thousand foot. The example and footsteps of Peter were closely pursued by another fanatic, the monk Godescal, whose sermons had swept away fifteen or twenty thousand peasants from the villages of Germany. Their rear was again pressed by a herd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he most stupid and savage refuse of the people, who mingled with their devotion a brutal license of rapine, prostitution, and drunkenness. Some counts and gentlemen, at the head of three thousand horse, attended the motions of the multitude to partake in the spoil; but their genuine leaders (may we credit such folly?) were a goose and a goat, who were carried in the front, and to whom these worthy Christians ascribed an infusion of the divine spirit. Of these, and of other bands of enthusiasts, the first and most easy warfare was against the Jews, the murderers of the Son of God. In the trading cities of the Moselle and the Rhine, their colonies were numerous and rich; and they enjoye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 and the bishops,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At Verdun, Treves, Mentz, Spires, Worms, many thousands of that unhappy people were pillaged and massacred: nor had they felt a more bloody stroke since the persecution of Hadrian. A remnant was sav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ir bishops, who accepted a feigned and transient conversion; but the more obstinate Jews opposed their fanaticism to the fanaticism of the Christians, barricadoed their houses, and precipitating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wealth, into the rivers or the flames, disappointed the malice, or at least the avarice, of their implacable foes.

    Between the frontiers of Austria and the seat of the Byzan tine monarchy, the crusaders were compelled to traverse as interval of six hundred miles; the wild and desolate countries of Hungary and Bulgaria. The soil is fruitful, and intersected with rivers; but it was then covered with morasses and forests, which spread to a boundless extent, whenever man has ceased to exercise his dominion over the earth. Both nations had imbibed the rudiments of Christianity; the Hungarians were ruled by their native princes; the Bulgarians by a lieutenant of the Greek emperor; but, 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heir ferocious nature was rekindled, and ample provocation was afforded by the disorders of the first pilgrims Agriculture must have been unskilful and languid among a people, whose cities were built of reeds and timber, which were deserted in the summer season for the tents of hunters and shepherds. A scanty supply of provisions was rudely demanded, forcibly seized, and greedily consumed; and on the first quarrel, the crusaders gave a loose to indignation and revenge. But their ignorance of the country, of war, and of discipline, exposed them to every snare. The Greek præfect of Bulgaria commanded a regular force; * at the trumpet of the Hungarian king, the eighth or the tenth of his martial subjects bent their bows and mounted on horseback; their policy was insidious, and their retaliation on these pious robbers was unrelenting and bloody. About a third of the naked fugitives (and the hermit Peter was of the number) escaped to the Thracian mountains; and the emperor, who respected the pilgrimage and succor of the Latins, conducted them by secure and easy journeys to Constantinople, and advised them to await the arrival of their brethren. For a while they remembered their faults and losses; but no sooner were they revived by the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than their venom was again inflamed; they stung their benefactor, and neither gardens, nor palaces, nor churches, were safe from their depredations. For his own safety, Alexius allured them to pass over to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Bosphorus; but their blind impetuosity soon urged them to desert the station which he had assigned, and to rush headlong against the Turks, who occupied the road to

    Jerusalem. The hermit, conscious of his shame, had withdrawn from the camp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lieutenant, Walter the Penniless, who was worthy of a better command,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introduce some order and prudence among the herd of savages. They separated in quest of prey, and themselves fell an easy prey to the arts of the sultan. By a rumor that their foremost companions were rioting in the spoils of his capital, Soliman * tempted the main body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 of Nice: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Turkish arrows; and a pyramid of bones informed their companions of the place of their defeat. Of the first crusader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had already perished, before a single city was rescued from the infidels, before their graver and more noble brethren had completed the preparations of their enterprise.

    “To save time and space, I shall represent, in a short table, the particular references to the great events of the first crusade.”

    [See Table 1.: Events Of The First Crusade. ##]

    None of the great sovereigns of Europe embarked their persons in the first crusade. The emperor Henry the Fourth was not disposed to obey the summons of the pope: Philip the First of France was occupied by his pleasures; William Rufus of England by a recent conquest; the kings of Spain were engaged in a domestic war against the Moors; and the northern monarchs of Scotland, Denmark, Sweden, and Poland, were yet strangers to the passions and interests of the South. The religious ardor was more strongly felt by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who hel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eudal system. Their situation will naturally cast under four distinct heads the review of their names and characters; but I may escape some needless repetition, by observing at once, that courage and the exercise of arms are the common attribute of these Christian adventurers. I. The first rank both in war and council is justly due to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happy would it have been for the crusaders, if they had trusted themselves to the sole conduct of that accomplished hero, a worthy representative of Charlemagne, from whom he was descended in the female line. His father was of the noble race of the counts of Boulogne: Brabant, the lower province of Lorraine, was the inheritance of his mother; and by the emperor’s bounty he was himself invested with that ducal title, which has been improperly transferred to his lordship of Bouillon in the Ardennes. In the service of Henry the Fourth, he bore the great standard of the empire, and pierced with his lance the breast of Rodolph, the rebel king: Godfrey was the first who ascended the walls of Rome; and his sickness, his vow, perhaps his remorse for bearing arms against the pope, confirmed an early resolution of visiting the holy sepulchre, not as a pilgrim, but a deliverer. His valor was matured by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his piety, though blind, was sincere; and, in the tumult of a camp, he practised the real and fictitious virtues of a convent. Superior to the private factions of the chiefs, he reserved his enmity for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though he gained a kingdom by the attempt, his pure and disinterested zeal was acknowledged by his rivals. Godfrey of Bouillon was accompanied by his two brothers, by Eustace the elder, who had succeeded to the county of Boulogne, and by the younger, Baldwin, a character of more ambiguous virtue. The duke of Lorraine, was alike celebrat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Rhine: from his birth and education, he was equally conversant with the French and Teutonic languages: the barons of France, Germany, and Lorraine, assembled their vassals; and the confederate force that marched under his banner was composed of fourscore thousand foot and about ten thousand horse. II. In the parliament that was held at Paris, in the king’s presence, about two months after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Hugh,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the most conspicuous of the princes who assumed the cross. But the appellation of the Great was applied, not so much to his merit or possessions, (though neither were contemptible,) as to the royal birth of the brother of the king of France. Robert, duke of Normandy, was the eldest son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but on his father’s death

    he was deprived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by his own indolence and the activity of his brother Rufus. The worth of Robert was degraded by an excessive levity and easiness of temper: his cheerfulness seduced him to the indulgence of pleasure; his profuse liberality impoverished the prince and people; his indiscriminate clemency multiplied the number of offenders; and the amiable qualities of a private man became the essential defects of a sovereign. For the trifling sum of ten thousand marks, he mortgaged Normandy during his absence to the English usurper; but his engagement and behavior in the holy war announced in Robert a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nd restored him in some degree to the public esteem. Another Robert was count of Flanders, a royal province, which, in this century, gave three queens to the thrones of France, England, and Denmark: he was surnamed the Sword and Lance of the Christians; but in the exploits of a soldier he sometimes forgot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Stephen, count of Chartres, of Blois, and of Troyes, was one of the richest princes of the age; and the number of his castles has been compared to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days of the year. His mind was improved by literature; and, in the council of the chiefs, the eloquent Stephen was chosen to discharge the office of their president. These four were the principal leaders of the French, the Normans, and the pilgrims of the British isles: but the list of the barons who were possessed of three or four towns would exceed, says a contemporary, the catalogue of the Trojan war. III. In the south of France, the command was assumed by Adhemar bishop of Puy, the pope legate, and by Raymond count of St. Giles and Thoulouse who added the prouder titles of duke of Narbonne and marquis of Provence. The former was a respectable prelate, alike qualified for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The latter was a veteran warrior, who had fought against the Saracens of Spain, and who consecrated his declining age, not only to the deliverance, but to the perpetual servi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His experience and riches gave him a strong ascendant in the Christian camp, whose distress he was often able, and sometimes willing, to relieve. But it was easier for him to extort the praise of the Infidels, than to preserve the love of his subjects and associates. His eminent qualities were

    clouded by a temper haughty, envious, and obstinate; and, though he resigned an ample patrimony for the cause of God, his piety, in the public opinion, was not exempt from avarice and ambition. A mercantile, rather than a martial, spirit prevailed among his provincials, a common name, which included the natives of Auvergne and Languedoc, the vassals of the kingdom of Burgundy or Arles. From the adjacent frontier of Spain he drew a band of hardy adventurers; as he marched through Lombardy, a crowd of Italians flocked to his standard, and his united force consisted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f Raymond was the first to enlist and the last to depart, the delay may be excused by the greatness of his preparation and the promise of an everlasting farewell. IV. The name of Bohemond, the son of Robert Guiscard, was already famous by his double victory over the Greek emperor; but his father’s will had reduced him to the principality of Tarentum, and the remembrance of his Eastern trophies, till he was awakened by the rumor and passage of the French pilgrims. It is in the person of this Norman chief that we may seek for the coolest policy and ambition, with a small allay of religious fanaticism. His conduct may justify a belief that he had secretly directed the design of the pope, which he affected to second with astonishment and zeal: at the siege of Amalphi, his example and discourse inflamed the passions of a confederate army; he instantly tore his garment to supply crosses for the numerous candidates, and prepared to visit Constantinople and Asia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Several princes of the Norman race accompanied this veteran general; and his cousin Tancred was the partner, rather than the servant, of the war. In the accomplished character of Tancred we discover all the virtues of a perfect knight, the true spirit of chivalry, which inspired the generous sentiments and social offices of man far better than the base philosophy, or the baser religion, of the time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II.

    Betwee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and that of the crusades, a revolution had taken place among the Spaniards, the Normans, and the French, which was gradually extended to the rest of Europe. The service of the infantry was degraded to the plebeians; the cavalry formed the strength of the armies, and the honorable name of miles, or soldier, was confined to the gentlemen who served on horseback, and were inves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knighthood. The dukes and counts, who had usurped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divided the provinces among their faithful barons: the barons distributed among their vassals the fiefs or benefices of their jurisdiction; and these military tenants, the peers of each other and of their lord, composed the noble or equestrian order, which disdained to conceive the peasant or burgher as of the same species with themselves. The dignity of their birth was preserved by pure and equal alliances; their sons alone, who could produce four quarters or lines of ancestry without spot or reproach, might legally pretend to the honor of knighthood; but a valiant plebeian was sometimes enriched and ennobled by the sword, and became the father of a new race. A single knight could impart, according to his judgment, the character which he received; and the warlike sovereigns of Europe derived more glory from this personal distinction than from the lustre of their diadem. This ceremony, of which some traces may be found in Tacitus and the woods of Germany, was in its origin simple and profane; the candidate, after some previous trial, was invested with the sword and spurs; and his cheek or shoulder was touched with a slight blow, as an emblem of the last affront which it was lawful for him to endure. But superstition mingled in every public and private action of life: in the holy wars, it sanctified the profession of arms; and the order of chivalry was assimilated in its rights and privileges to the sacred orders of priesthood. The bath and white garment of the novice were an indecent copy of the regeneration of baptism: his sword, which he offered on the altar, was blessed by the ministers of religion: his solemn reception was preceded by fasts and vigils; and he was created a knight in the name of God, of St. George, and of St. Michael the archangel. He swore

    to accomplish the duties of his profession; and education, example, and the public opinion, were the inviolable guardians of his oath. As the champion of God and the ladies, (I blush to unite such discordant names,) he devoted himself to speak the truth; to maintain the right; to protect the distressed; to practise courtesy, a virtue less familiar to the ancients; to pursue the infidels; to despise the allurements of ease and safety; and to vindicate in every perilous adventure the honor of his character. The abuse of the same spirit provoked the illiterate knight to disdain the arts of industry and peace; to esteem himself the sole judge and avenger of his own injuries; and proudly to neglect the laws of civil society and military discipline. Yet the benefits of this institution, to refine the temper of Barbarians, and to infuse some principles of faith, justice, and humanity, were strongly felt, and have been often observed. The asperity of national prejudice was softened; and the community of religion and arms spread a similar color and generous emulation over the face of Christendom. Abroad in enterprise and pilgrimage, at home in martial exercise, the warriors of every country were perpetually associated; and impartial taste must prefer a Gothic tournament to the Olympic games of classic antiquity. Instead of the naked spectacles which corrupted the manners of the Greeks, and banished from the stadium the virgins and matrons, the pompous decoration of the lists was crowned with the presence of chaste and high-born beauty, from whose hands the conqueror received the prize of his dexterity and courage. The skill and strength that were exerted in wrestling and boxing bear a distant and doubtful relation to the merit of a soldier; but the tournaments, as they were invented in France, and eagerly adopted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presented a lively image of the business of the field. The single combats, the general skirmish, the defence of a pass, or castle, were rehearsed as in actual service; and the contest, both in real and mimic war, was decided by the superior management of the horse and lance. The lance was the proper and peculiar weapon of the knight: his horse was of a large and heavy breed; but this charger, till he was roused by the approaching danger, was usually led by an attendant, and he quietly rode a

    pad or palfrey of a more easy pace. His helmet and sword, his greaves and buckler,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describe; but I may remark, that, at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he armor was less ponderous than in later times; and that, instead of a massy cuirass, his breast was defended by a hauberk or coat of mail. When their long lances were fixed in the rest, the warriors furiously spurred their horses against the foe; and the light cavalry of the Turks and Arabs could seldom stand against the direct and impetuous weight of their charge. Each knight was attended to the field by his faithful squire, a youth of equal birth and similar hopes; he was followed by his archers and men at arms, and four, or five, or six soldiers were computed as the furniture of a complete lance. In the expeditions to the neighboring kingdoms or the Holy Land, the duties of the feudal tenure no longer subsisted;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knights and their followers were either prompted by zeal or attachment, or purchased with rewards and promises; and the numbers of each squadron were measured by the power, the wealth, and the fame, of each independent chieftain. They were distinguished by his banner, his armorial coat, and his cry of war; and the most ancient families of Europe must seek in these achievements the origin and proof of their nobility. In this rapid portrait of chivalry I have been urged to anticipate on the story of the crusades, at once an effect and a cause, of this memorable institution.

    Such were the troops, and such the leaders, who assumed the cross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As soon as they were reliev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plebeian multitude, they encouraged each other, by interviews and messages, to accomplish their vow, and hasten their departure. Their wives and sisters were desirous of partaking the danger and merit of the pilgrimage: their portable treasures were conveyed in bars of silver and gold; and the princes and barons were attended by their equipage of hounds and hawks to amuse their leisure and to supply their table. The difficulty of procuring subsistence for so many myriads of men and horses engaged them to separate their forces: their choice or situation

    determined the road; and it was agreed to mee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and from thence to begin thei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Turks. From the banks of the Meuse and the Moselle, Godfrey of Bouillon followed the direct way of Germany, Hungary, and Bulgaria; and, as long as he exercised the sole command every step afforded some proof of his prudence and virtue. On the confines of Hungary he was stopped three weeks by a Christian people, to whom the name, or at least the abuse, of the cross was justly odious. The Hungarians still smarted with the wounds which they had received from the first pilgrims: in their turn they had abused the right of defence and retaliation; and they had reason to apprehend a severe revenge from a hero of the same nation, and who was engaged in the same cause. But, after weighing the motives and the events, the virtuous duke was content to pity the crimes and misfortunes of his worthless brethren; and his twelve deputies, the messengers of peace, requested in his name a free passage and an equal market. To remove their suspicions, Godfrey trusted himself, and afterwards his brother, to the faith of Carloman, * king of Hungary, who treated them with a simple but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the treaty was sanctified by their common gospel; and a proclamation, under pain of death, restrained the animosity and license of the Latin soldiers. From Austria to Belgrade, they traversed the plains of Hungary, without enduring or offering an injury; and the proximity of Carloman, who hovered on their flanks with his numerous cavalry, was a precaution not less useful for their safety than for his own. They reached the banks of the Save; and no sooner had they passed the river, than the king of Hungary restored the hostages, and saluted their departure with the fairest wishes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enterprise. With the same conduct and discipline, Godfrey pervaded the woods of Bulgaria and the frontiers of Thrace; and might congratulate himself that he had almost reached the first term of his pilgrimage, without drawing his sword against a Christian adversary. After an easy and pleasant journey through Lombardy, from Turin to Aquileia, Raymond and his provincials marched forty days through the savage country of Dalmatia and Sclavonia. The

    weather was a perpetual fog; the land was mountainous and desolate; the natives were either fugitive or hostile: loose in their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they refused to furnish provisions or guides; murdered the stragglers; and exercised by night and day the vigilance of the count, who derived more security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ome captive robbers than from his interview and treaty with the prince of Scodra. His march between Durazzo and Constantinople was harassed, without being stopped, by the peasants and soldiers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the same faint and ambiguous hostility was prepared for the remaining chiefs, who passed the Adriatic from the coast of Italy. Bohemond had arms and vessels, and foresight and discipline; and his name was not forgotten in the provinces of Epirus and Thessaly. Whatever obstacles he encountered were surmounted by his military conduct and the valor of Tancred; and if the Norman prince affected to spare the Greeks, he gorged his soldiers with the full plunder of an heretical castle. The nobles of France pressed forwards with the vain and thoughtless ardor of which their nation has been sometimes accused. From the Alps to Apulia the march of Hugh the Great, of the two Roberts, and of Stephen of Chartres, through a wealthy country, and amidst the applauding Catholics, was a devout or triumphant progress: they kissed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golden standard of St. Peter was delivered to the brother of the French monarch. But in this visit of piety and pleasure, they neglected to secure the season, and the means of their embarkation: the winter was insensibly lost: their troops were scattered and corrupted in the towns of Italy. They separately accomplished their passage, regardless of safety or dignity; and within nine months from the feast of the Assumption, the day appointed by Urban, all the Latin princes had reached Constantinople. But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produced as a captive; his foremost vessels were scattered by a tempest; and his person,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 was detained by the lieutenants of Alexius. Yet the arrival of Hugh had been announced by four-and-twenty knights in golden armor, who commanded the emperor to revere the general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the brother of the king of kings. *

    In some oriental tale I have read the fable of a shepherd, who was ruined by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own wishes: he had prayed for water; the Ganges was turned into his grounds, and his flock and cottage were swept away by the inundation. Such was the fortune, or at least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 whose name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this history, and whose conduct is so differently represented by his daughter Anne, and by the Latin writers. In the council of Placentia, his ambassadors had solicited a moderate succor, perhaps of ten thousand soldiers, but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approach of so many potent chiefs and fanatic nations. The emperor fluctuated between hope and fear, between timidity and courage; but in the crooked policy which he mistook for wisdom, I cannot believe, I cannot discern, that he maliciously conspired against the life or honor of the French heroes. The promiscuous multitudes of Peter the Hermit were savage beasts, alike destitute of humanity and reason: nor was it possible for Alexius to prevent or deplore their destruction. The troops of Godfrey and his peers were less contemptible, but not less suspicious, to the Greek emperor. Their motives might be pure and pious: but he was equally alarmed by his knowledge of the ambitious Bohemond, * and his ignorance of the Transalpine chiefs: the courage of the French was blind and headstrong; they might be tempted by the luxury and wealth of Greece, and elated by the view and opinion of their invincible strength: and Jerusalem might be forgotten in the prospect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a long march and painful abstinence, the troops of Godfrey encamped in the plains of Thrace; they heard with indignation, that their brother,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imprisoned by the Greeks; and their reluctant duke was compelled to indulge them in some freedom of retaliation and rapine. They were appeased by the submission of Alexius: he promised to supply their camp; and as they refused, in the midst of winter, to pass the Bosphorus, their quarters were assigned among the gardens and palaces on the shores of that narrow sea. But an incurable jealousy still rankled in the minds of the two nations, who despised each other as slaves and Barbarians.

    Ignorance is the ground of suspicion, and suspicion was inflamed into daily provocations: prejudice is blind, hunger is deaf; and Alexius is accused of a design to starve or assault the Latins in a dangerous post, on all sides encompassed with the waters. Godfrey sounded his trumpets, burst the net, overspread the plain, and insulted the suburbs; but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trongly fortified; the ramparts were lined with archers; and, after a doubtful conflict, both parties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peace and religion. The gifts and promises of the emperor insensibly soothed the fierce spirit of the western strangers; as a Christian warrior, he rekindled their ze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their holy enterprise, which he engaged to second with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On the return of spring, Godfrey was persuaded to occupy a pleasant and plentiful camp in Asia; and no sooner had he passed the Bosphorus, than the Greek vessels were suddenly recalled to the opposite shore. The same policy was repeated with the succeeding chiefs, who were swayed by the example, and weakened by the departure, of their foremost companions. By his skill and diligence, Alexius prevented the union of any two of the confederate armies at the same moment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nd before the feast of the Pentecost not a Latin pilgrim was left on the coast of Europe.

    The same arms which threatened Europe might deliver Asia, and repel the Turks from the neighboring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The fair provinces from Nice to Antioch were the recent patrimony of the Roman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and perpetual claim still embraced the kingdoms of Syria and Egypt. In his enthusiasm, Alexius indulged, or affected, the ambitious hope of leading his new allies to subvert the thrones of the East; but the calmer dictates of reason and temper dissuaded him from exposing his royal person to the faith of unknown and lawless Barbarians. His prudence, or his pride, was content with extorting from the French princes an oath of homage and fidelity, and a solemn promise, that they would either restore, or hold, their Asiatic conquests as the humble and loyal vassal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ir independent spirit was fired at the mention of this foreign and voluntary servitude: they successively yielded to the dexterous application of gifts and flattery; and the first proselytes became the most eloquent and effectual missionaries to multiply the companions of their shame. The pride of Hugh of Vermandois was soothed by the honors of his captivity; and in the brother of the French king, the example of submission was prevalent and weighty. In the mind of Godfrey of Bouillon every human consideration was subordinate to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success of the crusade. He had firmly resisted the temptations of Bohemond and Raymond, who urged the attack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lexius esteemed his virtues, deservedly named him the champion of the empire, and dignified his homage with the filial name and the rights of adoption. The hateful Bohemond was received as a true and ancient ally; and if the emperor reminded him of former hostilities, it was only to praise the valor that he had displayed, and the glory that he had acquired, in the fields of Durazzo and Larissa. The son of Guiscard was lodged and entertained, and served with Imperial pomp: one day,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gallery of the palace, a door was carelessly left open to expose a pile of gold and silver, of silk and gems, of curious and costly furniture, that was heaped, in seeming disorder, from the floor to the roof of the chamber. “What conquests,” exclaimed the ambitious miser, “might not be achieved by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treasure!” — “It is your own,” replied a Greek attendant, who watched the motions of his soul; and Bohemo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is magnificent present. The Norman was flattered by the assurance of an independent principality; and Alexius eluded, rather than denied, his daring demand of the office of great domestic, or general of the East. The two Roberts, the son of the conqueror of England, and the kinsmen of three queens, bowed in their turn before the Byzantine throne. A private letter of Stephen of Chartres attests his admiration of the emperor, the most excellent and liberal of men, who taught him to believe that he was a favorite, and promised to educate and establish his youngest son. In his southern province, the count of St. Giles and Thoulouse faintly recognized the

    supremacy of the king of France, a prince of a foreign nation and language. At the head of a hundred thousand men, he declared that he was the soldier and servant of Christ alone, and that the Greek might be satisfied with an equal treaty of alliance and friendship. His obstinate resistance enhanced the value and the price of his submission; and he shone, says the princess Anne, among the Barbarians, as the sun amidst the stars of heaven. His disgust of the noise and insolence of the French, his suspicions of the designs of Bohemond, the emperor imparted to his faithful Raymond; and that aged statesman might clearly discern, that however false in friendship, he was sincere in his enmity. The spirit of chivalry was last subdued in the person of Tancred; and none could deem themselves dishonored by the imitation of that gallant knight. He disdained the gold and flattery of the Greek monarch; assaulted in his presence an insolent patrician; escaped to Asia in the habit of a private soldier; and yielded with a sigh to the authority of Bohemond,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Christian cause. The best and most ostensible reason was the impossibility of passing the sea and accomplishing their vow, without the license and the vessels of Alexius; but they cherished a secret hope, that as soon as they trod the continent of Asia, their swords would obliterate their shame, and dissolve the engagement, which on his side might not be very faithfully performed. The ceremony of their homage was grateful to a people who had long since considered pride as the substitute of power. High on his throne, the emperor sat mute and immovable: his majesty was adored by the Latin princes; and they submitted to kiss either his feet or his knees, an indignity which their own writers are ashamed to confess and unable to deny.

    Private or public interest suppressed the murmurs of the dukes and counts; but a French baron (he is supposed to be Robert of Paris ) presumed to ascend the throne, and to place himself by the side of Alexius. The sage reproof of Baldwin provoked him to exclaim, in his barbarous idiom, “Who is this rustic, that keeps his seat, while so many valiant captains are

    standing round him?” The emp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ce, dissembled his indignation, and questioned his interpreter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hich he partly suspected from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gesture and countenance.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pilgrims, he endeavored to learn the name and condition of the audacious baron. “I am a Frenchman,” replied Robert, “of the purest and most ancient nobility of my country. All that I know is, that there is a church in my neighborhood, the resort of those who are desirous of approving their valor in single combat. Till an enemy appears, they address their prayers to God and his saints. That church I have frequently visited. But never have I found an antagonist who dared to accept my defiance.” Alexius dismissed the challenger with some prudent advice for his conduct in the Turkish warfare; and history repeats with pleasure this lively example of the manners of his age and country.

    The conquest of Asia was undertaken and achieved by Alexander, with thirty-five thousand Macedonians and Greeks; and his best hope was in the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of his phalanx of infantry. The principal force of the crusaders consisted in their cavalry; and when that force was mustered in the plains of Bithynia, the knights and their martial attendants on horseback amounted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fighting men, completely armed with the helmet and coat of mail. The value of these soldiers deserved a strict and authentic account; and the flower of European chivalry might furnish, in a first effort, this formidable body of heavy horse. A part of the infantry might be enrolled for the service of scouts, pioneers, and archers; but the promiscuous crowd were lost in their own disorder; and we depend not on the eyes and knowledge, but on the belief and fancy, of a chaplain of Count Baldwin, in the estimate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pilgrims able to bear arms, besides the priests and monks, the women and children of the Latin camp. The reader starts; and before he is recovered from his surprise, I shall add, on the same testimony, that if all who took the cross had accomplished

    their vow, above six millions would have migrated from Europe to Asia. Under this oppression of faith, I derive some relief from a more sagacious and thinking writer, who, after the same review of the cavalry, accuses the credulity of the priest of Chartres, and even doubts whether the Cisalpine regions (in the geography of a Frenchman) were sufficient to produce and pour forth such incredible multitudes. The coolest scepticism will remember, that of these religious volunteers great numbers never beheld Constantinople and Nice. Of enthusiasm the influence is irregular and transient: many were detained at home by reason or cowardice, by poverty or weakness; and many were repulsed by the obstacles of the way, the more insuperable as they were unforeseen, to these ignorant fanatics. The savage countries of Hungary and Bulgaria were whitened with their bones: their vanguard was cut in pieces by the Turkish sultan; and the loss of the first adventure, by the sword, or climate, or fatigue, has already been stated a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men. Yet the myriads that survived, that marched, that pressed forwards on the holy pilgrimage, were a subject of astonishment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Greeks. The copious energy of her language sinks under the efforts of the princess Anne: the images of locusts, of leaves and flowers, of the sands of the sea, or the stars of heaven, imperfectly represent what she had seen and heard;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exclaims, that Europe was loosened from its foundations, and hurled against Asia. The ancient hosts of Darius and Xerxes labor under the same doubt of a vague and indefinite magnitude; but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a larger number has never been contained within the lines of a single camp, than at the siege of Nice, the first operation of the Latin princes. Their motives, their characters, and their arms, have been already displayed. Of their troops the most numerous portion were natives of France: the Low Countries,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Apulia, sent a powerful reënforcement: some bands of adventurers were drawn from Spain, Lombardy, and England; and from the distant bogs and mountains of Ireland or Scotland issued some naked and savage fanatics, ferocious at home but unwarlike abroad. Had not superstition condemned

    the sacrilegious prudence of depriving the poorest or weakest Christian of the merit of the pilgrimage, the useless crowd, with mouths but without hands, might have been stationed in the Greek empire, till their companions had opened and secured the way of the Lord. A small remnant of the pilgrims, who passed the Bosphorus, was permitted to visit the holy sepulchre. Their northern constitution was scorched by the rays, and infected by the vapors, of a Syrian sun. They consumed, with heedless prodigality, their stores of water and provision: their numbers exhausted the inland country: the sea was remote, the Greeks were unfriendly, and the Christians of every sect fled before the voracious and cruel rapine of their brethren. In the dire necessity of famine, they sometimes roasted and devoured the flesh of their infant or adult captives. Among the Turks and Saracens, the idolaters of Europe were rendered more odious by the name and reputation of Cannibals; the spies, who introduced themselves into the kitchen of Bohemond, were shown several human bodies turning on the spit: and the artful Norman encouraged a report, which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bhorrence and the terror of the infidel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V.

    I have expiated with pleasure on the first steps of the crusaders, as they paint the manners and character of Europe: but I shall abridge the tedious and uniform narrative of their blind achievements, which were performed by strength and are described by ignorance. From their first stati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Nicomedia, they advanced in successive divisions; passed the contracted limit of the Greek empire; opened a road through the hills, and commenced, by the siege of his capital, their pious warfare against the Turkish sultan. His kingdom of Roum extended from the Hellespont to the confines of Syria, and barred the pilgrimage of Jerusalem, his name was Kilidge-Arslan, or Soliman, of the race of Seljuk,

    and son of the first conqueror; and in the defence of a land which the Turks considered as their own, h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his enemies, by whom alone he is known to posterity. Yielding to the first impulse of the torrent, he deposited his family and treasure in Nice; retired to the mountains with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twice descended to assault the camps or quarters of the Christian besiegers, which formed an imperfect circle of above six miles. The lofty and solid walls of Nice were covered by a deep ditch, and flanked by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 towers; and on the verge of Christendom, the Moslems were trained in arms, and inflamed by religion. Before this city, the French princes occupied their stations, and prosecuted their attacks without correspondence or subordination: emulation prompted their valor; but their valor was sullied by cruelty, and their emulation degenerated into envy and civil discord. In the siege of Nice, the arts and engines of antiquity were employed by the Latins; the mine and the battering-ram, the tortoise, and the belfrey or movable turret, artificial fire, and the catapult and balist, the sling, and the crossbow for the casting of stones and darts. In the space of seven weeks much labor and blood were expended, and some progress, especially by Count Raymond, was made on the side of the besiegers. But the Turks could protract their resistance and secure their escape, as long as they were masters of the Lake Ascanius, which stretches several miles to the westward of the city. The means of conquest were supplied by the prudence and industry of Alexius; a great number of boats was transported on sledges from the sea to the lake; they were filled with the most dexterous of his archers; the flight of the sultana was intercepted; Nice was invested by land and water; and a Greek emissary persuaded the inhabitants to accept his master’s protection, and to save themselves, by a timely surrender, from the rage of the savages of Europe. In the moment of victory, or at least of hope, the crusaders, thirsting for blood and plunder, were awed by the Imperial banner that streamed from the citadel; * and Alexius guarded with jealous vigilanc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The murmurs of the chiefs were stifled by honor or interest; and after a halt of nine days, they directed their march towards Phrygia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Greek general, whom they suspected of a secret connivance with the sultan. The consort and the principal servants of Soliman had been honorably restored without ransom; and the emperor’s generosity to the miscreants was interpreted as treason to the Christian cause.

    Soliman was rather provoked than dismayed by the loss of his capital: he admonished his subjects and allies of this strang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Barbarians; the Turkish emirs obeyed the call of loyalty or religion; the Turkman hordes encamped round his standard; and his whole force is loosely stated by the Christians at two hundred, or even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horse. Yet he patiently waited till they had left behind them the sea and the Greek frontier; and hovering on the flanks, observed their careless and confident progress in two columns beyond the view of each other. Some miles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Dorylæum in Phrygia, the left, and least numerous, division was surprised, and attacked, and almost oppressed, by the Turkish cavalry. The heat of the weather, the clouds of arrows, and the barbarous onset, overwhelmed the crusaders; they lost their order and confidence, and the fainting fight was sustained by the personal valor, rather than by the military conduct, of Bohemond, Tancred, and Robert of Normandy. They were revived by the welcome banners of Duke Godfrey, who flew to their succor, with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and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was followed by Raymond of Tholouse, the bishop of Puy,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sacred army. Without a moment’s pause, they formed in new order, and advanced to a second battle. They were received with equal resolution; and, in their common disdain for the unwarlike people of Greece and Asia, it was confessed on both sides, that the Turks and the Franks were the only nations entitled to the appellation of soldiers. Their encounter was varied, and balanced by the contrast of arms and discipline; of the direct charge, and wheeling evolutions; of the couched lance, and the brandished javelin; of a weighty broadsword, and a crooked sabre; of cumbrous armor, and thin flowing robes; and of the long Tartar bow, and the arbalist

    or crossbow, a deadly weapon, yet unknown to the Orientals. As long as the horses were fresh, and the quivers full, Soliman maintained the advantage of the day; and four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ierced by the Turkish arrows. In the evening, swiftness yielded to strength: on either side, the numbers were equal or at least as great as any ground could hold, or any generals could manage; but in turning the hills, the last division of Raymond and his provincials was led, perhaps without design on the rear of an exhausted enemy; and the long contest was determined. Besides a nameless and unaccounted multitude, three thousand Pagan knights were slain in the battle and pursuit; the camp of Soliman was pillaged; and in the variety of precious spoil, the curiosity of the Latins was amused with foreign arms and apparel, and the new aspect of dromedaries and camels. The importance of the victory was proved by the hasty retreat of the sultan: reserving ten thousand guards of the relics of his army, Soliman evacuated the kingdom of Roum, and hastened to implore the aid, and kindle the resentment, of his Eastern brethren. In a march of five hundred miles, the crusaders traversed the Lesser Asia, through a wasted land and deserted towns, without finding either a friend or an enemy. The geographer may trace the position of Dorylæum, Antioch of Pisidia, Iconium, Archelais, and Germanicia, and may compare those classic appellations with the modern names of Eskishehr the old city, Akshehr the white city, Cogni, Erekli, and Marash. As the pilgrims passed over a desert, where a draught of water is exchanged for silver, they were tormented by intolerable thirst; and on the banks of the first rivulet, their haste and intemperance were still more pernicious to the disorderly throng. They climbed with toil and danger the steep and slippery sides of Mount Taurus; many of the soldiers cast away their arms to secure their footsteps; and had not terror preceded their van, the long and trembling file might have been driven down the precipice by a handful of resolute enemies. Two of their most respectable chiefs, the duke of Lorraine and the count of Tholouse, were carried in litters: Raymond was raised, as it is said by miracle, from a hopeless

    malady; and Godfrey had been torn by a bear, as he pursued that rough and perilous chase in the mountains of Pisidia.

    To improve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the cousin of Bohemond and the brother of Godfrey were detached from the main army with their respective squadrons of five, and of seven, hundred knights. They overran in a rapid career the hills and sea-coast of Cilicia, from Cogni to the Syrian gates: the Norman standard was first planted on the walls of Tarsus and Malmistra; but the proud injustice of Baldwin at length provoked the patient and generous Italian; and they turned their consecrated swords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private and profane quarrel. Honor was the motive, and fame the reward, of Tancred; but fortune smiled on the more selfish enterprise of his rival. He was called to the assistance of a Greek or Armenian tyrant, who had been suffered under the Turkish yoke to reign over the Christians of Edessa. Baldwin accepted the character of his son and champion: but no sooner was he introduced into the city, than he inflamed the people to the massacre of his father, occupied the throne and treasure, extended his conquests over the hills of Armenia and the plain of Mesopotamia, and founded the first principality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which subsisted fifty-four years beyond the Euphrates.

    Before the Franks could enter Syria, the summer, and even the autumn, were completely wasted: the siege of Antioch, or the separation and repose of the army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was strongly debated in their council: the love of arms and the holy sepulchre urged them to advance; and reason perhaps was on the side of resolution, since every hour of delay abates the fame and force of the invader, and multiplies the resources of defensive war. The capital of Syria was protected by the River Orontes; and the iron bridge, * of nine arches, derives its name from the massy gates of the two towers which are constructed at either end. They were opened by the sword of the duke of Normandy: his victory gave entrance to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rusaders, an account

    which may allow some scope for losses and desertion, but which clearly detects much exaggeration in the review of Nice. In the description of Antioch, it is not easy to define a middle term between her ancient magnificence, under the successors of Alexander and Augustus, and the modern aspect of Turkish desolation. The Tetrapolis, or four cities, if they retained their name and position, must have left a large vacuity in a circumference of twelve miles; and that measure,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four hundred towers, are not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five gates, so often mention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ege. Yet Antioch must have still flourished as a great and populous capital. At the head of the Turkish emirs, Baghisian, a veteran chief, commanded in the place: his garrison was composed of six or seven thousand horse, and fifteen or twenty thousand foot: one hundred thousand Moslems are said to have fallen by the sword; and their numbers were probably inferior to the Greeks, Armenians, and Syrians, who had been no more than fourteen years the slave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From the remains of a solid and stately wall, it appears to have arisen to the height of threescore feet in the valleys; and wherever less art and labor had been applied, the ground was supposed to be defended by the river, the morass, and the mountains. Notwithstanding these fortifications, the city had been repeatedly taken by the Persians, the Arabs,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so large a circuit must have yielded many pervious points of attack; and in a siege that was formed about the middle of October, the vigor of the execution could alone justify the boldness of the attempt. Whatever strength and valor could perform in the field was abundantly discharged by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in the frequent occasions of sallies, of forage,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convoys, they were often victorious; and we can only complain, that their exploits are sometimes enlarged beyond the scale of probability and truth. The sword of Godfrey divided a Turk from the shoulder to the haunch; and one half of the infidel fell to the ground, while the other was transported by his horse to the city gate. As Robert of Normandy rode against his antagonist, “I devote thy head,” he piously exclaimed, “to the dæmons of hell;” and that head was

    instantly cloven to the breast by the resistless stroke of his descending falchion. But the reality or the report of such gigantic prowess must have taught the Moslems to keep within their walls: and against those walls of earth or stone, the sword and the lance were unavailing weapons. In the slow and successive labors of a siege, the crusaders were supine and ignorant, without skill to contrive, or money to purchase, or industry to use, the artificial engines and implements of assault. In the conquest of Nice, they had been powerfully assisted by the wealth and knowledge of the Greek emperor: his absence was poorly supplied by some Genoese and Pisan vessels, that were attracted by religion or trade to the coast of Syria: the stores were scanty, the return precarious, and the communicatio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Indolence or weakness had prevented the Franks from investing the entire circuit; and the perpetual freedom of two gates relieved the wants and recruited the garrison of the city. At the end of seven months, after the ruin of their cavalry, and an enormous loss by famine, desertion and fatigue, the progress of the crusaders was imperceptible, and their success remote, if the Latin Ulysses, the artful and ambitious Bohemond, had not employed the arms of cunning and deceit. The Christians of Antioch were numerous and discontented: Phirouz, a Syrian renegado, had acquired the favor of the emir and the command of three towers; and the merit of his repentance disguised to the Latins, and perhaps to himself, the foul design of perfidy and treason.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for their mutual interest, was soon established between Phirouz and the prince of Tarento; and Bohemond declared in the council of the chiefs, that he could deliver the city into their hands. * But he claimed the sovereignty of Antioch as the reward of his service; and the proposal which had been rejected by the envy, was at length extorted from the distress, of his equals. The nocturnal surprise was executed by the French and Norman princes, who ascended in person the scaling-ladders that were thrown from the walls: their new proselyte, after the murder of his too scrupulous brother, embraced and introduced the servants of Christ; the army rushed through the gates; and the Moslems soon found, that

    although mercy was hopeless, resistance was impotent. But the citadel still refused to surrender; and the victims themselves were speedily encompassed and besieged by the innumerable forces of Kerboga, prince of Mosul, who, with twenty-eight Turkish emirs, advanc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Antioch. Five-and-twenty days the Christians spent on the verge of destruction; and the proud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and the sultan left them only the choice of servitude or death. In this extremity they collected the relics of their strength, sallied from the town, and in a single memorable day, annihilated or dispersed the host of Turks and Arabians, which they might safely report to have consisted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ir supernatural allies I shall proceed to consider: the human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Antioch were the fearless despair of the Franks; and the surprise, the discord, perhaps the errors, of their unskilful and presumptuous adversaries. The battle is described with as much disorder as it was fought; but we may observe the tent of Kerboga, a movable and spacious palace, enriched with the luxury of Asia, and capable of holding above two thousand persons; we may distinguish his three thousand guards, who were cased, the horse as well as the men, in complete steel.

    In the eventful period of the siege and defence of Antioch, the crusaders were alternately exalted by victory or sunk in despair; either swelled with plenty or emaciated with hunger. A speculative reasoner might suppose, that their faith had a strong and serious influence on their practice; and that the soldiers of the cross, the deliverers of the holy sepulchre, prepared themselves by a sober and virtuous life for the daily contemplation of martyrdom. Experience blows away this charitable illusion; and seldom does the history of profane war display such scenes of intemperance and prostitution as were exhibited under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grove of Daphne no longer flourished; but the Syrian air was still impregnated with the same vices; the Christians were seduced by every temptation that nature either prompts or reproba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s was despised; and sermons and edicts

    were alike fruitless against those scandalous disorders, not less pernicious to military discipline, than repugnant to evangelic purity.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iege and the possession of Antioch, the Franks consumed with wanton and thoughtless prodigality the frugal subsistence of weeks and months: the desolate country no longer yielded a supply; and from that country they were at length excluded by the arms of the besieging Turks. Disease, the faithful companion of want, was envenomed by the rains of the winter, the summer heats, unwholesome food, and the close imprisonment of multitudes. The pictures of famine and pestilence are always the same, and always disgustful; and our imagination may suggest the nature of their sufferings and their resources. The remains of treasure or spoil were eagerly lavished in the purchase of the vilest nourishment; and dreadful must have been the calamities of the poor, since, after paying three marks of silver for a goat and fifteen for a lean camel,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reduced to beg a dinner, and Duke Godfrey to borrow a horse. Sixty thousand horse had been reviewed in the camp: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ege they were diminished to two thousand, and scarcely two hundred fit for service could be mustered on the day of battle. Weakness of body and terror of mind extinguished the ardent enthusiasm of the pilgrims; and every motive of honor and religion was subdued by the desire of life. Among the chiefs, three heroes may be found without fear or reproach: Godfrey of Bouillon was supported by his magnanimous piety; Bohemond by ambition and interest; and Tancred declared, in the true spirit of chivalry, that as long as he was at the head of forty knights, he would never relinquish the enterprise of Palestine. But the count of Tholouse and Provence was suspected of a voluntary indisposition; the duke of Normandy was recalled from the sea-shore by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Hugh the Great, though he led the vanguard of the battle, embraced an ambiguous opportunity of returning to France and Stephen, count of Chartres, basely deserted the standard which he bore, and the council in which he presided. The soldiers were discouraged by the flight of William, viscount of Melun, surnamed the Carpenter, from the weighty strokes of his axe; and the saints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fall *

    of Peter the Hermit, who, after arming Europe against Asia, attempted to escape from the penance of a necessary fast. Of the multitude of recreant warriors, the names (says an historian) are blotted from the book of life; and the opprobrious epithet of the rope-dancers was applied to the deserters who dropped in the night from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emperor Alexius, who seemed to advance to the succor of the Latins, was dismayed by the assurance of their hopeless condition. They expected their fate in silent despair; oaths and punishments were tried without effect; and to rouse the soldiers to the defence of the walls,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set fire to their quarters.

    For their salvation and victory, they were indebted to the same fanaticism which had led them to the brink of ruin. In such a cause, and in such an army, visions, prophecies, and miracles, were frequent and familiar. In the distress of Antioch, they were repeated with unusual energy and success: St. Ambrose had assured a pious ecclesiastic, that two years of trial must precede the season of deliverance and grace; the deserters were stopped by the presence and reproaches of Christ himself; the dead had promised to arise and combat with their brethren; the Virgin had obtained the pardon of their sins; and their confidence was revived by a visible sign, the seasonable and splendid discovery of the holy lance. The policy of their chiefs has on this occasion been admired, and might surely be excused; but a pious baud is seldom produced by the cool conspiracy of many persons; and a voluntary impostor might depend on the support of the wise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diocese of Marseilles, there was a priest of low cunning and loose manners, and his name was Peter Bartholemy. He presented himself at the door of the council-chamber, to disclose an apparition of St. Andrew, which had been thrice reiterated in his sleep with a dreadful menace, if he presumed to suppress the commands of Heaven. “At Antioch,” said the apostle, “in the church of my brother St. Peter, near the high altar, is concealed the steel head of the lance that pierced the side of our Redeemer. In three days that

    instrument of eternal, and now of temporal, salvation, will be manifested to his disciples. Search, and ye shall find: bear it aloft in battle; and that mystic weapon shall penetrate the souls of the miscreants.” The pope’s legate, the bishop of Puy, affected to listen with coldness and distrust; but the revelation was eagerly accepted by Count Raymond, whom his faithful subject, in the name of the apostle, had chosen for the guardian of the holy lance. The experiment was resolved; and on the third day after a due preparation of prayer and fasting, the priest of Marseilles introduced twelve trusty spectators, among whom were the count and his chaplain; and the church doors were barred against the impetuous multitude. The ground was opened in the appointed place; but the workmen, who relieved each other, dug to the depth of twelve feet without discovering the object of their search. In the evening, when Count Raymond had withdrawn to his post, and the weary assistants began to murmur, Bartholemy, in his shirt, and without his shoes, boldly descended into the pit; the darkness of the hour and of the place enabled him to secrete and deposit the head of a Saracen lance; and the first sound, the first gleam, of the steel was saluted with a devout rapture. The holy lance was drawn from its recess, wrapped in a veil of silk and gold, and exposed to the veneration of the crusaders; their anxious suspense burst forth in a general shout of joy and hope, and the desponding troops were again inflamed with the enthusiasm of valor. Whatever had been the arts,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sentiments of the chiefs, they skilfully improved this fortunate revolution by every aid that discipline and devotion could afford. The soldiers were dismissed to their quarters with an injunction to fortify their minds and bodies for the approaching conflict, freely to bestow their last pittance on themselves and their horses, and to expect with the dawn of day the signal of victory. On the festival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the gates of Antioch were thrown open: a martial psalm, “Let the Lord arise, and let his enemies be scattered!” was chanted by a procession of priests and monks; the battle array was marshalled in twelve divisions, in honor of the twelve apostles; and the holy lance, in the absence of Raymond, was intrusted to the hands of his chaplain. The influence of his

    relic or trophy, was felt by the servants, and perhaps by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its potent energy was heightened by an accident, a stratagem, or a rumor, of a miraculous complexion. Three knights, in white garments and resplendent arms, either issued, or seemed to issue, from the hills: the voice of Adhemar, the pope’s legate, proclaimed them as the martyrs St. George, St. Theodore, and St. Maurice: the tumult of battle allowed no time for doubt or scrutiny; and the welcome apparition dazzled the eyes or the imagination of a fanatic army. * In the season of danger and triumph, the revelation of Bartholemy of Marseilles was unanimously asserted; but as soon as the temporary service was accomplished, the personal dignity and liberal arms which the count of Tholouse derived from the custody of the holy lance, provoked the envy, and awakened the reason, of his rivals. A Norman clerk presumed to sift, with a philosophic spirit, the truth of the lege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discovery,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phet; and the pious Bohemond ascribed their deliverance to the merits and intercession of Christ alone. For a while, the Provincials defended their national palladium with clamors and arms and new visions condemned to death and hell the profane sceptics who presumed to scrutinize the truth and merit of the discovery. The prevalence of incredulity compelled the author to submit his life and veracity to the judgment of God. A pile of dry fagots, four feet high and fourteen long, was erected in the midst of the camp; the flames burnt fiercely to the elevation of thirty cubits; and a narrow path of twelve inches was left for the perilous trial. The unfortunate priest of Marseilles traversed the fire with dexterity and speed; but the thighs and belly were scorched by the intense heat; he expired the next day; and the logic of believing minds will pay some regard to his dying protestations of innocence and truth. Some efforts were made by the Provincials to substitute a cross, a ring, or a tabernacle, in the place of the holy lance, which soon vanished in contempt and oblivion. Yet the revelation of Antioch is gravely asserted by succeeding historians: and such is the progress of credulity, that miracles most doubtful on the spot,

    and at the moment, will be received with implicit faith at a convenient distance of time and space.

    The prudence or fortune of the Franks had delayed their invasion till the decline of the Turkish empire. Under the manly government of the three first sultans, the kingdoms of Asia were united in peace and justice; and the innumerable armies which they led in person were equal in courage, and superior in discipline, to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But at the time of the crusade, the inheritance of Malek Shaw was disputed by his four sons; their private ambition was insensible of the public danger; and, i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ir fortune, the royal vassals were ignorant, or regardless, of the true object of their allegiance. The twenty-eight emirs who marched with the standard or Kerboga were his rivals or enemies: their hasty levies were drawn from the towns and tents of Mesopotamia and Syria; and the Turkish veterans were employed or consumed in the civil wars beyond the Tigris. The caliph of Egypt embraced this opportunity of weakness and discord to recover his ancient possessions; and his sultan Aphdal besieged Jerusalem and Tyre, expelled the children of Ortok, and restored in Palestine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of the Fatimites. They heard with astonishment of the vast armies of Christians that had passed from Europe to Asia, and rejoiced in the sieges and battles which broke the power of the Turks, the adversaries of their sect and monarchy. But the same Christians were the enemies of the prophet; and from the overthrow of Nice and Antioch, the motive of their enterprise, which was gradually understood, would urge them forwards to the banks of the Jordan, or perhaps of the Nile. An intercourse of epistles and embassies, which rose and fell with the events of war, was maintained between the throne of Cairo and the camp of the Latins; and their adverse pride was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and enthusiasm. The ministers of Egypt declared in a haughty, or insinuated in a milder, tone, that their sovereign, the true and lawful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had rescued Jerusalem from the Turkish yoke; and that the pilgrims, if they would divide

    their numbers, and lay aside their arms, should find a safe and hospitable reception at the sepulchre of Jesus. In the belief of their lost condition, the caliph Mostali despised their arms and imprisoned their deputies: the conquest and victory of Antioch prompted him to solicit those formidable champions with gifts of horses and silk robes, of vases, and purse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in his estimate of their merit or power, the first place was assigned to Bohemond, and the second to Godfrey. In either fortune, the answer of the crusaders was firm and uniform: they disdained to inquire into the private claims or possessions of the followers of Mahomet; whatsoever was his name or nation, the usurper of Jerusalem was their enemy; and instead of prescribing the mode and terms of their pilgrimage, it was only by a timely surrender of the city and province, their sacred right, that he could deserve their alliance, or deprecate their impending and irresistible attack.

    Yet this attack, when they were within the view and reach of their glorious prize, was suspended above ten months after the defeat of Kerboga.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crusaders were chilled in the moment of victory; and instead of marching to improve the consternation, they hastily dispersed to enjoy the luxury, of Syria. The causes of this strange delay may be found in the want of strength and subordination. In the painful and various service of Antioch, the cavalry was annihilated; many thousands of every rank had been lost by famine, sickness, and desertion: the same abuse of plenty had been productive of a third famine; and the alternative of intemperance and distress had generated a pestilence, which swept away above fifty thousand of the pilgrims. Few were 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were willing to obey; the domestic feuds, which had been stifled by common fear, were again renewed in acts, or at least in sentiments, of hostility; the fortune of Baldwin and Bohemond excited the envy of their companions; the bravest knights were enlisted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new principalities; and Count Raymond exhausted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in an idle expedition into the heart of Syria. * The winter was consumed in discord and disorder; a

    sense of honor and religion was rekindled in the spring; and the private soldiers, less susceptible of ambition and jealousy, awakened with angry clamors the indolence of their chiefs. In the month of May, the relics of this mighty host proceeded from Antioch to Laodicea: about forty thousand Latins, of whom no more than fifteen hundre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were capable of immediate service. Their easy march was continued between Mount Libanus and the sea-shore: their wants were liberally supplied by the coasting traders of Genoa and Pisa; and they drew larg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mirs of Tripoli, Tyre, Sidon, Acre, and Cæsarea, who granted a free passage, and promis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Jerusalem. From Cæsarea they advanced into the midland country; their clerks recognized the sacred geography of Lydda, Ramla, Emmaus, and Bethlem, * and as soon as they descried the holy city, the crusaders forgot their toils and claimed their reward.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Part V.

    Jerusalem has derived some reputation from the number and importance of her memorable sieges. It was not till after a long and obstinate contest that Babylon and Rome could prevail against the obstinacy of the people, the craggy ground that might supersede the necessity of fortifications, and the walls and towers that would have fortified the most accessible plain. These obstacles were diminished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bulwarks had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mperfectly restored: the Jews, their nation, and worship, were forever banished; but nature is less changeable than man, and the site of Jerusalem, though somewhat softened and somewhat removed, was still strong against the assaults of an enemy. By the experience of a recent siege, and a three years’ possession, the Saracens of Egypt had been taught to discern, and in some degree to remedy, the defects of a place, which religion as well as honor forbade them to resign. Aladin, or Iftikhar, the

    caliph’s lieutenant, was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his policy strove to restrain the native Christians by the dread of their own ruin and that of the holy sepulchre; to animate the Moslems by the assurance of temporal and eternal rewards. His garrison is said to have consisted of forty thousand Turks and Arabians; and if he could muster twenty thousand of the inhabitants,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besieged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besieging army. Had the diminished strength and numbers of the Latins allowed them to grasp the whole circumference of four thousand yards, (about two English miles and a half, ) to what useful purpose should they have descended into the valley of Ben Hinnom and torrent of Cedron, or approach the precipices of the south and east, from whence they had nothing either to hope or fear? Their siege was more reasonably directed against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sides of the city. Godfrey of Bouillon erected his standard on the first swell of Mount Calvary: to the left, as far as St. Stephen’s gate, the line of attack was continued by Tancred and the two Roberts; and Count Raymond established his quarters from the citadel to the foot of Mount Sion, which was no longer includ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city. On the fifth day, the crusaders made a general assault, in the fanatic hope of battering down the walls without engines, and of scaling them without ladders. By the dint of brutal force, they burst the first barrier; but they were driven back with shame and slaughter to the camp: the influence of vision and prophecy was deadened by the too frequent abuse of those pious stratagems; and time and labor were found to be the only means of victory. The time of the siege was indeed fulfilled in forty days, but they were forty days of calamity and anguish. A repetition of the old complaint of famine may be imputed in some degree to the voracious or disorderly appetite of the Franks; but the stony soil of Jerusalem is almost destitute of water; the scanty springs and hasty torrents were dry in the summer season; nor was the thirst of the besiegers relieved, as in the city, by the artificial supply of cisterns and aqueducts. The circumjacent country is equally destitute of trees for the uses of shade or building, but some large beams were discovered in a cave by the crusaders: a wood near

    Sichem, the enchanted grove of Tasso, was cut down: the necessary timber was transported to the camp by the vigor and dexterity of Tancred; and the engines were framed by some Genoese artists, who had fortunately landed in the harbor of Jaffa. Two movable turrets were constructed at the expense, and in the stations, of the duke of Lorraine and the count of Tholouse, and rolled forwards with devout labor, not to the most accessible, but to the most neglected, parts of the fortification. Raymond’s Tower was reduced to ashes by the fire of the besieged, but his colleague was more vigilant and successful; * the enemies were driven by his archers from the rampart; the draw-bridge was let down; and on a Friday, at three in the afternoon, the day and hour of the passion, Godfrey of Bouillon stood victorious on the walls of Jerusalem. His example was followed on every side by the emulation of valor; and about four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Omar, the holy city was rescued from the Mahometan yoke. In the pillage of public and private wealth, the adventurers had agreed to respect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first occupant; and the spoils of the great mosque, seventy lamps and massy vases of gold and silver, rewarded the diligence, and displayed the generosity, of Tancred. A bloody sacrifice was offered by his mistaken votaries to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resistance might provoke but neither age nor sex could mollify, their implacable rage: they indulged themselves three days in a promiscuous massacre; and the infection of the dead bodies produced an epidemical disease. After seventy thousand Moslems had been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harmless Jews had been burnt in their synagogue, they could still reserve a multitude of captives, whom interest or lassitude persuaded them to spare. Of these savage heroes of the cross, Tancred alone betrayed some sentiments of compassion; yet we may praise the more selfish lenity of Raymond, who granted a capitulation and safe-conduct to the garrison of the citadel. The holy sepulchre was now free; and the bloody victors prepared to accomplish their vow. Bareheaded and barefoot, with contrite hearts, and in an humble posture, they ascended the hill of Calvary, amidst the loud anthems of the clergy; kissed the stone which had

    covered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and bedewed with tears of joy and penitence the monument of their redemption. This union of the fiercest and most tender passions has been variously considered by two philosophers; by the one, as easy and natural; by the other, as absurd and incredible. Perhaps it is too rigorously applied to the same persons and the same hour; the example of the virtuous Godfrey awakened the piety of his companions; while they cleansed their bodies, they purified their minds; nor shall I believe that the most ardent in slaughter and rapine were the foremost in the procession to the holy sepulchre.

    Eight days after this memorable event, which Pope Urban did not live to hear, the Latin chiefs proceeded to the election of a king, to guard and govern their conquests in Palestine. Hugh the Great, and Stephen of Chartres, had retired with some loss of reputation, which they strove to regain by a second crusade and an honorable death. Baldwin was established at Edessa, and Bohemond at Antioch; and two Roberts, the duke of Normandy and the count of Flanders, preferred their fair inheritance in the West to a doubtful competition or a barren sceptre. The jealousy and ambition of Raymond were condemned by his own followers, and the free, the just, the unanimous voice of the army proclaimed Godfrey of Bouillon the first and most worthy of the champions of Christendom. His magnanimity accepted a trust as full of danger as of glory; but in a city where his Savior had been crowned with thorns, the devout pilgrim rejected the name and ensigns of royalt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he modest title of Defender and Bar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His government of a single year, too short for the public happiness, was interrupted in the first fortnight by a summons to the fiel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vizier or sultan of Egypt, who had been too slow to prevent, but who was impatient to avenge, the loss of Jerusalem. His total overthrow in the battle of Ascalon sea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ins in Syria, and signalized the valor of the French princes who in this action bade a long farewell to the holy wars. Some glory

    might be derived from the prodigious inequality of numbers, though I shall not count the myriads of horse and foot * on the side of the Fatimites; but, except three thousand Ethiopians or Blacks, who were armed with flails or scourges of iron, the Barbarians of the South fled on the first onset, and afforded a pleasing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ctive valor of the Turks and the sloth and effeminacy of the natives of Egypt. After suspending before the holy sepulchre the sword and standard of the sultan, the new king (he deserves the title) embraced his departing companions, and could retain only with the gallant Tancred three hundred knights, and two thousand foot-soldiers for the defence of Palestine. His sovereignty was soon attacked by a new enemy, the only one against whom Godfrey was a coward. Adhemar, bishop of Puy, who excelled both in council and action, had been swept away in the last plague at Antioch: the remaining ecclesiastics preserved only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ir character; and their seditious clamors had required that the choice of a bishop should precede that of a king. The revenue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lawful patriarch were usurped by the Latin clergy: the exclusion of the Greeks and Syrians was justified by the reproach of heresy or schism; and, under the iron yoke of their deliverers, the Oriental Christians regretted the tolerating government of the Arabian caliphs. Daimbert, archbishop of Pisa, had long been trained in the secret policy of Rome: he brought a fleet at his countrymen to the succor of the Holy Land, and was installed, without a competitor,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head of the church. * The new patriarch immediately grasped the sceptre which had been acquired by the toil and blood of the victorious pilgrims; and both Godfrey and Bohemond submitted to receive at his hands the investiture of their feudal possessions. Nor was this sufficient; Daimbert claimed the immediate property of Jerusalem and Jaffa; instead of a firm and generous refusal, the hero negotiated with the priest; a quarter of either city was ceded to the church; and the modest bishop was satisfied with an eventual reversion of the rest, on the death of Godfrey without children, or on the future acquisition of a new seat at Cairo or Damascus.

    Without this indulgence, the conqueror would have almost been stripped of his infant kingdom, which consisted only of Jerusalem and Jaffa, with about twenty villages and town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Within this narrow verge, the Mahometans were still lodged in some impregnable castles: and the husbandman, the trader, and the pilgrim, were exposed to daily and domestic hostility. By the arms of Godfrey himself, and of the two Baldwins, his brother and cousin, who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the Latins breathed with more ease and safety; and at length they equalled, in the extent of their dominions, though not in the millions of their subjects, the ancient princes of Judah and Israel. After the reduction of the maritime cities of Laodicea, Tripoli, Tyre, and Ascalon, which were powerfully assisted by the fleets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and even of Flanders and Norway, the range of sea-coast from Scanderoon to the borders of Egypt was possessed by the Christian pilgrims. If the prince of Antioch disclaimed his supremacy, the counts of Edessa and Tripoli owned themselves the vassals of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Latins reigned beyond the Euphrates; and the four cities of Hems, Hamah, Damascus, and Aleppo, were the only relics of the Mahometan conquests in Syria. The laws and language, the manners and titles, of the French nation and Latin church,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se transmarine colonies. According to the feudal jurisprudence, the principal states and subordinate baronies descended in the line of male and female succession: but the children of the first conquerors, a motley and degenerate race, were dissolved by the luxury of the climate; the arrival of new crusaders from Europe was a doubtful hope and a casual event. The service of the feudal tenures was performed by six hundred and sixty-six knights, who might expect the aid of two hundred mor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ount of Tripoli; and each knight was attended to the field by four squires or archers on horseback. Five thousand and seventy sergeants, most probably foot-soldiers, were supplied by the churches and cities; and the whole legal militia of the kingdom could not exceed eleven thousand men, a slender defence against the surrounding myriads of

    Saracens and Turks. But the firmest bulwark of Jerusalem was founded on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and of the temple of Solomon; on the strange association of a monastic and military life, which fanaticism might suggest, but which policy must approve. The flower of the nobility of Europe aspired to wear the cross, and to profess the vows, of these respectable orders; their spirit and discipline were immortal; and the speedy donation of twenty-eight thousand farms, or manors, enabled them to support a regular force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for the defence of Palestine. The austerity of the convent soon evaporated in the exercise of arms; the world was scandalized by the pride, avarice, and corruption of these Christian soldiers; their claims of immunity and jurisdiction disturbed the harmon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public peace was endangered by their jealous emulation. But in their most dissolute period, the knights of their hospital and temple maintained their fearless and fanatic character: they neglected to live, but they were prepared to die,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 and the spirit of chivalry, the parent and offspring of the crusades, has been transplanted by this institution from the holy sepulchre to the Isle of Malta.

    The spirit of freedom, which pervades the feudal institutions, was felt in its strongest energy by the volunteers of the cross, who elected for their chief the most deserving of his peers. Amidst the slaves of Asia, unconscious of the lesson or example, a model of political liberty was introduced; and the laws of the French kingdom are derived from the purest source of equality and justice. Of such laws, the first and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is the assent of those whose obedience they require, and for whose benefit they are designed. No sooner had Godfrey of Bouillon accepted the office of supreme magistrate, than he solici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advice of the Latin pilgrims, who were the best skilled in the statutes and customs of Europe. From these materials, with the counsel and approbation of the patriarch and barons,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Godfrey composed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a precious monument of feudal jurisprudence. The new code,

    attested by the seals of the king, the patriarch, and the viscount of Jerusalem, was deposited in the holy sepulchre, enriched with the improvements of succeeding times, and respectfully consulted as often as any doubtful question arose in the tribunals of Palestine. With the kingdom and city all was lost: the fragments of the written law were preserved by jealous tradition and variable practice till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code was restored by the pen of John d’Ibelin, count of Jaffa, one of the principal feudatories; and the final revision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 thirteen hundred and sixty-nine, for the use of the Latin kingdom of Cyprus.

    The justice and freedom of the constitution were maintained by two tribunals of unequal dignity, which were instituted by Godfrey of Bouillon afte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The king, in person, presided in the upper court, the court of the barons. Of these the four most conspicuous were the prince of Galilee, the lord of Sidon and Cæsarea, and the counts of Jaffa and Tripoli, who, perhaps with the constable and marshal, were in a special manner the compeers and judges of each other. But all the nobles, who held their lands immediately of the crown, were entitled and bound to attend the king’s court; and each baron exercised a similar jurisdiction on the subordinate assemblies of his own feudatories. The connection of lord and vassal was honorable and voluntary: reverence was due to the benefactor, protection to the dependant; but they mutually pledged their faith to each other; and the obligation on either side might be suspended by neglect or dissolved by injury. The cognizance of marriages and testaments was blended with religion, and usurped by the clergy: but the civil and criminal causes of the nobles, the inheritance and tenure of their fiefs, formed the proper occup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Each member was the judge and guardian both of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It was his duty to assert with his tongue and sword the lawful claims of the lord; but if an unjust superior presumed to violate the freedom or property of a vassal, the confederate peers stood forth to maintain his quarrel by word and deed. They boldly affirmed his innocence and his wrongs; demanded the restitution of his liberty or his lands; suspended, after a fruitless demand, their own service; rescued their brother from prison; and employed every weapon in his defence, without offering direct violence to the person of their lord, which was ever sacred in their eyes. In their pleadings, replies, and rejoinders, the advocates of the court were subtle and copious; but the use of argument and evidence was often superseded by judicial combat; and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admits in many cases this barbarous institution, which has been slowly abolished by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Europe.

    The trial by battle was established in all criminal cases which affected the life, or limb, or honor, of any person; and in all civil transactions, of or above the value of one mark of silver. It appears that in criminal cases the combat was the privilege of the accuser, who, except in a charge of treason, avenged his personal injury, or the death of those persons whom he had a right to represent; but wherever,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harge, testimony could be obtained, it was necessary for him to produce witnesses of the fact. In civil cases, the combat was not allowed as the means of establishing the claim of the demandant; but he was obliged to produce witnesses who had, or assumed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fact. The combat was then the privilege of the defendant; because he charged the witness with an attempt by perjury to take away his right. He came therefore to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the appellant in criminal cases. It was not then as a mode of proof that the combat was received, nor as making negative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supposition of Montesquieu; ) but in every case the right to offer battle was founded on the right to pursue by arms the redress of an injury; and the judicial combat was fought on the same principle, and with the same spirit, as a private duel. Champions were only allowed to women, and to men maimed or past the age of sixty. The consequence of a defeat was death to the person accused, or to the champion or witness, as well as to the accuser himself: but in civil cases, the demandant was punished with infamy and the loss of his suit, while his witness and champion suffered ignominious death. In many cases it was in the option of the judge to award or to refuse the combat: but two are specified, in which it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hallenge; if a faithful vassal gave the lie to his compeer, who unjustly claimed any portion of their lord’s demesnes; or if an unsuccessful suitor presumed to impeach the judgment and veracity of the court. He might impeach them, but the terms were severe and perilous: in the same day he successively fough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ribunal, even those who had been absent; a single defeat was followed by death and infamy; and where none could hope for victory,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none would adventure the trial. In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e legal subtlety of the count of Jaffa is more laudably employed to elude, than to facilitate, the judicial combat, which he derives from a principle of honor rather than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auses which enfranchised the plebeians from the yoke of feudal tyranny, the institution of cities and corpora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if those of Palestine are coeval with the first crusade, they may be ranked with the most ancient of the Latin world. Many of the pilgrims had escaped from their lords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it was the policy of the French princes to tempt their stay by the assurance of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freemen. It is expressly declared in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at after instituting, for his knights and barons, the court of peers, in which he presided himself, Godfrey of Bouillon established a second tribunal, in which his person was represented by his viscount.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inferior court extended over the burgesses of the kingdom; and it was composed of a select number of the most discreet and worthy citizens, who were sworn to judg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actions and fortunes of their equals. In the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new cities, the example of Jerusalem was imitated by the kings and their great vassals; and above thirty similar corporations were founded before the loss of the Holy Land. Another class of subjects, the Syrians, or Oriental Christia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zeal of the clergy, and protected by the toleration of the state. Godfrey listened to their reasonable prayer, that they might be judged by their own national laws. A third court was instituted for their use, of limited and domestic jurisdiction: the sworn members were Syrians, in blood, language, and religion; bu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n Arabic, of the rais) was sometimes exercised by the viscount of the city. At an immeasurable distance below the nobles, the burgesses, and the strangers,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condescends to mention the villains and slaves, the peasants of the land and the captives of war, who were almost equally considered as the objects of property. The relief or protection of these unhappy men was not esteemed worthy of the care of the legislator; but he diligently provides for the recovery, though not indeed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e fugitives. Like hounds, or hawks, who had strayed from the lawful owner, they might be lost and claimed: the slave and falcon were of the same value; but three slaves, or twelve oxen, were accumulated to equal the price of the war-horse; and a sum of three hundred pieces of gold was fixed, in the age of chivalry, 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more noble animal.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XXXIX-XLI

    Volume 4

    Chapter XXXIX:Gothic Kingdom Of Italy.

    Part I. Zeno And Anastasius, Emperors Of The East. — Birth, Education, And First Exploits Of Theodoric The Ostrogoth. — His Invasion And Conquest Of Italy. — The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 State Of The West. — Military And Civil Government. — The Senator Boethius. — Last Acts And Death Of Theodoric.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an interval of fifty years, till the memorable reign of Justinian, is faintly marked by the obscure names and imperfect annals of Zeno, Anastasius, and Justin, who successively ascend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taly revived and flourish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a Gothic king, who might have deserved a statue among the best and bravest of the ancient Romans.

    Theodoric the Ostrogoth, the fourteenth in lineal descent of the royal line of the Amali, was bor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Vienna two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Attila. A recent victory had restor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Ostrogoths; and the three brothers, Walamir, Theodemir, and Widimir, who ruled that warlike nation with united counsels, had separately pitched their habitations in the fertile though desolate province of Pannonia. The Huns still threatened their revolted subjects, but their hasty attack was repelled by the single forces of Walamir, and the news of his victory reached the distant camp of his brother in the same auspicious moment that the favorite concubine of Theodemir was delivered of a son and heir. In the eighth year of his age, Theodoric was reluctantly yielded by his father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s the pledge of an alliance which Leo, emperor of the East, had consented to purchase by an annual subsidy of three hundred pounds of gold. The royal hostage was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with care and tenderness. His body was formed to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his mind was expanded by the habits of liberal conversation; he frequented the schools of the most skilful masters; but he disdained or neglected the arts of Greece, and so ignorant did he always remain of the first elements of science, that a rude mark was contrived to represent the signature of the illiterate king of Italy. As soon as he had attained the age of eighteen, he was restored to the wishes of the Ostrogoths, whom the emperor aspired to gain by liberality and confidence. Walamir had fallen in battle; the youngest of the brothers, Widimir, had led away into Italy and Gaul an army of Barbarians, and the whole nation acknowledged for their king the father of Theodoric. His ferocious subjects admired the strength and stature of their young prince; and he soon convinced them that he had not degenerated from the valor of his ancestors. At the head of six thousand volunteers, he secretly left the camp in quest of adventures, descended the Danube as far as Singidunum, or Belgrade, and soon returned to his father with the spoils of a Sarmatian king whom he had vanquished and slain. Such triumphs, however, were productive only of fame, and the invincible Ostrogoths were reduced to extreme distress by the want of clothing and food. They unanimously resolved to desert their Pannonian encampments, and boldly to advance into the warm and wealthy neighborhood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hich already maintained in pride and luxury so many bands of confederate Goths. After proving, by some acts of hostility, that they could be dangerous, or at least troublesome, enemies, the Ostrogoths sold at a high price their reconciliation and fidelity, accepted a donative of lands and money, and were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of the Lower Danube,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odoric, who succeeded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to the hereditary throne of the Amali.

    A hero, descended from a race of kings, must have despised the base Isaurian who was invest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without any endowment of mind or body, without any advantages of royal birth, or superior qualification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Theodosian life, the choice of Pulcheria and of the senate might be justified in some measure by the characters of Martin and Leo, but the latter of these princes confirmed and dishonored his reign by the perfidious murder of Aspar and his sons, who too rigorously exacted the debt of gratitude and obedience. The inheritance of Leo and of the East was peaceably devolved on his infant grandson, the son of his daughter Ariadne; and her Isaurian husband, the fortunate Trascalisseus, exchanged that barbarous sound for the Grecian appellation of Zeno. After the decease of the elder Leo, he approached with unnatural respect the throne of his son, humbly received, as a gift, the second rank in the empire, and soon excited the public suspicion on the sudden and premature death of his young colleague, whose life could no longer promote the success of his ambition. But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ruled by female influence, and agitated by female passions: and Verina, the widow of Leo, claiming his empire as her own,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deposition against the worthless and ungrateful servant on whom she alone had bestowed the sceptre of the East. As soon as she sounded a revolt in the ears of Zeno, he fled with precipitation into the mountains of Isauria, and her brother Basiliscus, already infamous by his African expedition, was unanimously proclaimed by the servile senate. But the reign of the usurper was short and turbulent. Basiliscus presumed to assassinate the lover of his sister; he dared to offend the lover of his wife, the vain and insolent Harmatius, who, in the midst of Asiatic luxury, affected the dress, the demeanor, and the surname of Achilles. By the conspiracy of the malecontents, Zeno was recalled from exile; the armies, the capital, the person, of Basiliscus, were betrayed; and his whole family was condemned to the long agony of cold and hunger by the inhuman conqueror, who wanted courage to encounter or to forgive his enemies. * The haughty spirit of Verina was still incapable of submission or repose. She provoked the enmity of a favorite general, embraced his cause as soon as he was disgraced, created a new emperor in Syria and Egypt, * raised an army of seventy thousand men, and persisted to the last moment of her life in a fruitless rebellion, which, according to the fashion of the age, had been predicted by Christian hermits and Pagan magicians. While the East was afflicted by the passions of Verina, her daughter Ariadne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female virtues of mildness and fidelity; she followed her husband in his exile, and after his restoration, she implored his clemency in favor of her mother. On the decease of Zeno, Ariadne, the daughter, the mother, and the widow of an emperor, gave her hand and the Imperial title to Anastasius, an aged domestic of the palace, who survived his elevation above twenty-seven years, and whose character is attested by the acclamation of the people, “Reign as you have lived!”

    Whatever fear of affection could bestow, was profusely lavished by Zeno on the king of the Ostrogoths; the rank of patrician and consul, the command of the Palatine troops, an equestrian statue, a treasure in gold and silver of many thousand pounds, the name of son, and the promise of a rich and honorable wife. As long as Theodoric condescended to serve, he supported with courage and fidelity the cause of his benefactor; his rapid march contributed to the restoration of Zeno; and in the second revolt, the Walamirs, as they were called, pursued and pressed the Asiatic rebels, till they left an easy victory to the Imperial troops. But the faithful servant was suddenly converted into a formidable enemy, who spread the flames of war from Constantinople to the Adriatic; many flourishing citie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nd the agriculture of Thrace was almost extirpated by the wanton cruelty of the Goths, who deprived their captive peasants of the right hand that guided the plough. On such occasions, Theodoric sustained the loud and specious reproach of disloyalty, of ingratitude, and of insatiate avarice, which could be only excused by the hard necessity of his situation. He reigned, not as the monarch, but as the minister of a ferocious people, whose spirit was unbroken by slavery, and impatient of real or imaginary insults. Their poverty was incurable; since the most liberal donatives were soon dissipated in wasteful luxury, and the most fertile estates became barren in their hands; they despised, but they envied, the laborious provincials; and when their subsistence had failed, the Ostrogoths embraced the familiar resources of war and rapine. It had been the wish of Theodoric (such at least was his declaration) to lead a peaceful, obscure, obedient life on the confines of Scythia, till the Byzantine court, by splendid and fallacious promises, seduced him to attack a confederate tribe of Goths, who had been engaged in the party of Basiliscus. He marched from his station in Mæsia, on the solemn assurance that before he reached Adrianople, he should meet a plentiful convoy of provisions, and a reënforcement of eight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hile the legions of Asia were encamped at Heraclea to second his operations. These measures were disappointed by mutual jealousy. As he advanced into Thrace, the son of Theodemir found an inhospitable solitude, and his Gothic followers, with a heavy train of horses, of mules, and of wagons, were betrayed by their guides among the rocks and precipices of Mount Sondis, where he was assaulted by the arms and invectives of Theodoric the son of Triarius. From a neighboring height, his artful rival harangued the camp of the Walamirs, and branded their leader with the opprobrious names of child, of madman, of perjured traitor, the enemy of his blood and nation. “Are you ignorant,” exclaimed the son of Triarius, “that it is the constant policy of the Romans to destroy the Goths by each other’s swords? Are you insensible that the victor in this unnatural contest will be exposed, and justly exposed, to their implacable revenge? Where are those warriors, my kinsmen and thy own, whose widows now lament that their lives were sacrificed to thy rash ambition? Where is the wealth which thy soldiers possessed when they were first allured from their native homes to enlist under thy standard?

    Each of them was then master of three or four horses; they now follow thee on foot, like slaves, through the deserts of Thrace; those men who were tempted by the hope of measuring gold with a bushel, those brave men who are as free and as noble as thyself.” A language so well suited to the temper of the Goths excited clamor and discontent; and the son of Theodemir, apprehensive of being left alone, was compelled to embrace his brethren, and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Roman perfidy. *

    In every state of his fortune, the prudence and firmness of Theodoric were equally conspicuous; whether he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the confederate Goths, or retreated with a faithful band to the mountains and sea-coast of Epirus. At length the accidental death of the son of Triarius destroyed the balance which the Romans had been so anxious to preserve, the whole nation acknowledged the supremacy of the Amali, and the Byzantine court subscribed an ignominious and oppressive treaty. The senate had already declar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choose a party among the Goths, since the public was unequal to the support of their united forces; a subsidy of two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with the ample pay of thirteen thousand men, were required for the least considerable of their armies; and the Isaurians, who guarded not the empire but the emperor, enjoyed, besides the privilege of rapine, an annual pension of five thousand pounds. The sagacious mind of Theodoric soon perceived that he was odious to the Romans, and suspected by the Barbarians: he understood the popular murmur, that his subjects were exposed in their frozen huts to intolerable hardships, while their king was dissolved in the luxury of Greece, and he prevented the painful alternative of encountering the Goths, as the champion, or of leading them to the field, as the enemy, of Zeno. Embracing an enterprise worthy of his courage and ambition, Theodoric addressed the emperor in the following words: “Although your servant is maintained in affluence by your liberality, graciously listen to the wishes of my heart! Italy, the inheritance of your predecessors, and Rome itself, the head and mistress of the world, now fluctuate under the violence and oppression of Odoacer the mercenary. Direct me, with my national troops, to march against the tyrant. If I fall, you will be relieved from an expensive and troublesome friend: if, with the divine permission, I succeed, I shall govern in your name, and to your glory, the Roman senate, and the part of the republic delivered from slavery by my victorious arms.” The proposal of Theodoric was accepted, and perhaps had been suggested, by the Byzantine court. But the forms of the commission, or grant, appear to have been expressed with a prudent ambiguity, which might be explained by the event; and it was left doubtful, whether the conqueror of Italy should reign as the lieutenant, the vassal, or the ally,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reputation both of the leader and of the war diffused a universal ardor; the Walamirs were multiplied by the Gothic swarms already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r seated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and each bold Barbarian, who had heard of the wealth and beauty of Italy, was impatient to seek, through the most perilous adventures, the possession of such enchanting objects. The march of Theodoric must be considered as the emigration of an entire people; the wives and children of the Goths, their aged parents, and most precious effects, were carefully transported; and some idea may be formed of the heavy baggage that now followed the camp, by the loss of two thousand wagons, which had been sustained in a single action in the war of Epirus. For their subsistence, the Goths depended on the magazines of corn which was ground in portable mills by the hands of their women; on the milk and flesh of their flocks and herds; on the casual produce of the chase, and upon the contributions which they might impose on all who should presume to dispute the passage, or to refuse their friendly assistance. Notwithstanding these precautions, they were exposed to the danger, and almost to the distress, of famine, in a march of seven hundred miles, which had been undertaken in the depth of a rigorous winter. Since the fall of the Roman power, Dacia and Pannonia no longer exhibited the rich prospect of populous cities, well-cultivated fields, and convenient highways: the reign of barbarism and desolation was restored, and the tribes of Bulgarians, Gepidæ, and Sarmatians, who had occupied the vacant province, were prompted by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or the solicitations of Odoacer, to resist the progress of his enemy. In many obscure though bloody battles, Theodoric fought and vanquished; till at length, surmounting every obstacle by skilful conduct and persevering courage, he descended from the Julian Alps, and displayed his invincible banners on the confines of Italy.

    Odoacer, a rival not unworthy of his arms, had already occupied the advantageous and well-known post of the River Sontius, near the ruins of Aquileia, at the head of a powerful host, whose independent kings or leaders disdained the duties of subordination and the prudence of delays. No sooner had Theodoric gained a short repose and refreshment to his wearied cavalry, than he boldly attack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enemy; the Ostrogoths showed more ardor to acquire, than the mercenaries to defend, the lands of Italy; and the reward of the first victory was the possession of the Venetian province as far as the walls of Verona.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at city, on the steep banks of the rapid Adige, he was opposed by a new army, reënforced in its numbers, and not impaired in its courage: the contest was more obstinate, but the event was still more decisive; Odoacer fled to Ravenna, Theodoric advanced to Milan, and the vanquished troops saluted their conqueror with loud acclamations of respect and fidelity. But their want either of constancy or of faith soon exposed him to the most imminent danger; his vanguard, with several Gothic counts, which had been rashly intrusted to a deserter, was betrayed and destroyed near Faenza by his double treachery; Odoacer again appeared master of the field, and the invader, strongly intrenched in his camp of Pavia, was reduced to solicit the aid of a kindred nation, the Visigoths of Gaul. In the course of this History, the most voracious appetite for war will be abundantly satiated; nor can I much lament that our dark and imperfect materials do not afford a more ample narrative of the distress of Italy, and of the fierce conflict, which was finally decided by the abilities, experience, and valor of the Gothic king. Immediately before the battle of Verona, he visited the tent of his mother and sister, and requested, that on a day, the most illustrious festival of his life, they would adorn him with the rich garments which they had worked with their own hands. “Our glory,” said he, “is mutual and inseparable. You are known to the world as the mother of Theodoric; and it becomes me to prove, that I am the genuine offspring of those heroes from whom I claim my descent.” The wife or concubine of Theodemir was inspired with the spirit of the German matrons, who esteemed their sons’ honor far above their safety; and it is reported, that in a desperate action, when Theodoric himself was hurried along by the torrent of a flying crowd, she boldly met them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amp, and, by her generous reproaches, drove them back on the swords of the enemy.

    From the Alps to the extremity of Calabria, Theodoric reigned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 Vandal ambassadors surrendered the Island of Sicily, as a lawful appendage of his kingdom; and he was accepted as the deliverer of Rome by the senate and people, who had shut their gates against the flying usurper. Ravenna alone, secure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art and nature, still sustained a siege of almost three years; and the daring sallies of Odoacer carried slaughter and dismay into the Gothic camp. At length, destitute of provisions and hopeless of relief, that unfortunate monarch yielded to the groans of his subjects and the clamors of his soldiers. A treaty of peace was negotiated by the bishop of Ravenna; the Ostrogoths were admitted into the city, and the hostile kings consented, under the sanction of an oath, to rule with equal and undivided authority the provinces of Italy. The event of such an agreement may be easily foreseen. After some days had been devoted to the semblance of joy and friendship, Odoacer, in the midst of a solemn banquet,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r at least by the command, of his rival. Secret and effectual orders had been previously despatched; the faithless and rapacious mercenaries, at the same moment, and without resistance, were universally massacred; and the royalty of Theodoric was proclaimed by the Goths, with the tardy, reluctant, ambiguous consent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design of a conspiracy was imputed, according to the usual forms, to the prostrate tyrant; but his innocence, and the guilt of his conqueror, are sufficiently proved by the advantageous treaty which force would not sincerely have granted, nor weakness have rashly infringed. The jealousy of power, and the mischiefs of discord, may suggest a more decent apology, and a sentence less rigorous may be pronounced against a crime which wa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into Italy a generation of public felicity. The living author of this felicity was audaciously praised in his own presence by sacred and profane orators; but history (in his time she was mute and inglorious) has not left any ju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events which displayed, or of the defects which clouded, the virtues of Theodoric. One record of his fame, the volume of public epistles composed by Cassiodorus in the royal name, is still extant, and has obtained more implicit credit than it seems to deserve. They exhibit the forms, rather than the substance, of his government; and we should vainly search for the pure and spontaneous sentiments of the Barbarian amidst the declamation and learning of a sophist, the wishes of a Roman senator, the precedents of office, and the vague professions, which, in every court, and on every occasion, compose the language of discreet ministers. The reputation of Theodoric may repose with more confidence on the visibl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a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the unanimous esteem of his own times, and the memory of his wisdom and courage, his justice and humanity, which was deeply impressed on the minds of the Goths and Italians.

    The partition of the lands of Italy, of which Theodoric assigned the third part to his soldiers, is honorably arraigned as the sole injustice of his life. * And even this act may be fairly justified by the example of Odoacer, the rights of conquest, the true interest of the Italians, and the sacred duty of subsisting a whole people, who, on the faith of his promises, had transported themselves into a distant land. Under the reign of Theodoric, and in the happy climate of Italy, the Goths soon multiplied to a formidable hos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the whole amount of their families may be computed by the ordinary addi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ir invasion of property, a part of which must have been already vacant, was disguised by the generous but improper name of hospitality; these unwelcome guests were irregularly dispersed over the face of Italy, and the lot of each Barbarian was adequate to his birth and office, the number of his followers, and the rustic wealth which he possessed in slaves and cattle. The distinction of noble and plebeian were acknowledged; but the lands of every freeman were exempt from taxes, * and he enjoyed the inestimable privilege of being subject only to the laws of his country. Fashion, and even convenience, soon persuaded the conquerors to assume the more elegant dress of the natives, but they still persisted in the use of their mother-tongue; and their contempt for the Latin schools was applauded by Theodoric himself, who gratified their prejudices, or his own, by declaring, that the child who had trembled at a rod, would never dare to look upon a sword. Distress might sometimes provoke the indigent Roman to assume the ferocious manners which were insensibly relinquished by the rich and luxurious Barbarian; but these mutual conversions were not encouraged by the policy of a monarch who perpetuat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Italians and Goths; reserving the former for the arts of peace, and the latter for the service of war. To accomplish this design, he studied to protect his industrious subjects, and to moderate the violence, without enervating the valor, of his soldiers, who were maintained for the public defence. They held their lands and benefices as a military stipend: at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 they were prepared to march under the conduct of their provincial officers; and the whole extent of Italy was distributed into the several quarters of a well-regulated camp. The service of the palace and of the frontiers was performed by choice or by rotation; and each extraordinary fatigue was recompensed by an increase of pay and occasional donatives.

    Theodoric had convinced his brave companions, that empire must be acquired and defended by the same arts. After his example, they strove to excel in the use, not only of the lance and sword, the instruments of their victories, but of the missile weapons, which they were too much inclined to neglect; and the lively image of war was displayed in the daily exercise and annual reviews of the Gothic cavalry. A firm though gentle discipline imposed the habits of modesty, obedience, and temperance; and the Goths were instructed to spare the people, to reverence the laws, to understand the duties of civil society, and to disclaim the barbarous license of judicial combat and private revenge.

    Chapter XXXIX: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Part II.

    Among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the victory of Theodoric had spread a general alarm. But as soon as it appeared that he was satisfied with conquest and desirous of peace, terror was changed into respect, and they submitted to a powerful mediation, which was uniformly employed for the best purposes of reconciling their quarrels and civilizing their manners. The ambassadors who resorted to Ravenna from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Europe, admired his wisdom, magnificence, and courtesy; and if he sometimes accepted either slaves or arms, white horses or strange animals, the gift of a sun-dial, a water-clock, or a musician, admonished even the princes of Gaul of the superior art and industry of his Italian subjects. His domestic alliances, a wife, two daughters, a sister, and a niece, united the family of Theodoric with the kings of the Franks, the Burgundians, the Visigoths, the Vandals, and the Thuringians, and contributed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or at least the balance, of the great republic of the West. It is difficult in the dark forests of Germany and Poland to pursue the emigrations of the Heruli, a fierce people who disdained the use of armor, and who condemned their widows and aged parents not to survive the loss of their husbands, or the decay of their strength. The king of these savage warriors solici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odoric, and was elevated to the rank of his son, according to the barbaric rites of a military adoption. From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the Æstians or Livonians laid their offerings of native amber at the feet of a prince, whose fame had excited them to undertake an unknown and dangerous journey of fifteen hundred miles. With the country from whence the Gothic nation derived their origin, he maintained a frequent and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the Italians were clothed in the rich sables of Sweden; and one of its sovereigns, after a voluntary or reluctant abdication, found a hospitable retreat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He had reigned over one of the thirteen populous tribes who cultivated a small portion of the great island or peninsula of Scandinavia, to which the vague appellation of Thule has been sometimes applied. That northern region was peopled, or had been explored, as high as the sixty-eighth degree of latitude, where the natives of the polar circle enjoy and lose the presence of the sun at each summer and winter solstice during an equal period of forty days. The long night of his absence or death was the mournful season of distress and anxiety, till the messengers, who had been sent to the mountain tops, descried the first rays of returning light, and proclaimed to the plain below the festival of his resurrection.

    The life of Theodoric represents the rare and meritorious example of a Barbarian, who sheathed his sword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and the vigor of his age. A reign of three and thirty years was consecrated to the duties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the hostilities, in which he was sometimes involved, were speedily terminated by the conduct of his lieutenants, the discipline of his troops, the arms of his allies, and even by the terror of his name. He reduced, under a strong and regular government, the unprofitable countries of Rhætia, Noricum, Dalmatia, and Pannonia, from the source of the Danube and the territory of the Bavarians, to the petty kingdom erected by the Gepidæ on the ruins of Sirmium. His prudence could not safely intrust the bulwark of Italy to such feeble and turbulent neighbors; and his justice might claim the lands which they oppressed, either as a part of his kingdom, or as the inheritance of his father. The greatness of a servant, who was named perfidious because he was successful, awakened the jealousy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 and a war was kindled on the Dacian frontier, by the protection which the Gothic king, in the vicissitude of human affairs, had granted to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Attila. Sabinian, a general illustrious by his own and father’s merit, advanced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Romans; and the provisions and arms, which filled a long train of wagons,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fiercest of the Bulgarian tribes. But in the fields of Margus, the eastern powers were defeated by the inferior forces of the Goths and Huns; the flower and even the hope of the Roman armies was irretrievably destroyed; and such was the temperance with which Theodoric had inspired his victorious troops, that, as their leader had not given the signal of pillage, the rich spoils of the enemy lay untouched at their feet. Exasperated by this disgrace, the Byzantine court despatched two hundred ships and eight thousand men to plunder the sea-coast of Calabria and Apulia: they assaulted the ancient city of Tarentum, interrupted the trade and agriculture of a happy country, and sailed back to the Hellespont, proud of their piratical victory over a people whom they still presumed to consider as their Roman brethren. Their retreat was possibly hastened by the activity of Theodoric; Italy was covered by a fleet of a thousand light vessels, which he constructed with incredible despatch; and his firm moderation was soon rewarded by a solid and honorable peace. He maintained, with a powerful hand, the balance of the West, till it was at length overthrown by the ambition of Clovis; and although unable to assist his rash and unfortunate kinsman, the king of the Visigoths, he saved the remains of his family and people, and checked the Franks in the midst of their victorious career. I am not desirous to prolong or repeat this narrative of military events, the least interesting of the reign of Theodoric; and shall be content to add, that the Alemanni were protected, that an inroad of the Burgundians was severely chastised, and that the conquest of Arles and Marseilles opened a fre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Visigoths, who revered him as their national protector, and as the guardian of his grandchild, the infant son of Alaric. Under this respectable character, the king of Italy restored the prætorian præfecture of the Gauls, reformed some abuses in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Spain, and accepted the annual tribute and apparent submission of its military governor, who wisely refused to trust his person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The Gothic sovereignty was established from Sicily to the Danube, from Sirmium or Belgrade to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Greeks themselve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Theodoric reigned over the fairest por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The union of the Goths and Romans might have fixed for ages the transient happiness of Italy; and the first of nations, a new people of free subjects and enlightened soldiers, might have gradually arisen from the mutual emula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virtues. But the sublime merit of guiding or seconding such a revolution was not reserved for the reign of Theodoric: he wanted either the genius or the opportunities of a legislator; and while he indulged the Goths in the enjoyment of rude liberty, he servilely copied the institutions, and even the abuses, of the political system which had been framed by Constantine and his successors. From a tender regard to the expiring prejudices of Rome, the Barbarian declined the name, the purple, and the diadem, of the emperors; but he assumed, under the hereditary title of king, the whole substance and plenitude of Imperial prerogative. His addresses to the eastern throne were respectful and ambiguous: he celebrated, in pompous style, the harmony of the two republics, applauded his own government as the perfect similitude of a sole and undivided empire, and claimed above the kings of the earth the same preeminence which he modestly allowed to the person or rank of Anastasius. The alliance of the East and West was annually declared by the unanimous choice of two consuls; but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Italian candidate who was named by Theodoric accepted a formal confirmation from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The Gothic palace of Ravenna reflected the image of the court of Theodosius or Valentinian.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the præfect of Rome, the quæstor, the master of the offices, with the public and patrimonial treasurers, * whose functions are painted in gaudy colors by the rhetoric of Cassiodorus, still continued to act as the ministers of state. And the subordinate care of justice and the revenue was delegated to seven consulars, three correctors, and five presidents, who governed the fifteen regions of Ita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and even the forms, of Roman jurisprudence. The violence of the conquerors was abated or eluded by the slow artific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with its honors and emoluments, was confined to the Italians; and the people still preserved their dress and language, their laws and customs, their personal freedom, and two thirds of their landed property. It had been the object of Augustus to conceal the introduction of monarchy; it was the policy of Theodoric to disguise the reign of a Barbarian. If his subjects were sometimes awakened from this pleasing vision of a Roman government, they derived more substantial comfort from the character of a Gothic prince, who had penetration to discern, and firmness to pursue, his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odoric loved the virtues which he possessed, and the talents of which he was destitute. Liberius was promoted to the office of Prætorian præfect for his unshaken fidelity to the unfortunate cause of Odoacer. The ministers of Theodoric, Cassiodorus, and Boethius, have reflected on his reign the lustre of their genius and learning. More prudent or more fortunate than his colleague, Cassiodorus preserved his own esteem without forfeiting the royal favor; and after passing thirty years in the honors of the world, he was blessed with an equal term of repose in the devout and studious solitude of Squillace. *

    As the patron of the republic, it was the interest and duty of the Gothic king to cultivate the affection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The nobles of Rome were flattered by sonorous epithets and formal professions of respect, which had been more justly applied to the merit and authority of their ancestors. The people enjoyed, without fear or danger, the three blessings of a capital, order, plenty, and public amusements. A visible diminution of their numbers may be found even in the measure of liberality; yet Apulia, Calabria, and Sicily, poured their tribute of corn into the granaries of Rome an allowance of bread and meat was distributed to the indigent citizens; and every office was deemed honorable which was consecrated to the care of their health and happiness. The public games, such as the Greek ambassador might politely applaud, exhibited a faint and feeble copy of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Cæsars: yet the musical, the gymnastic, and the pantomime arts, had not totally sunk in oblivion; the wild beasts of Africa still exercised in the amphitheatre the courage and dexterity of the hunters; and the indulgent Goth either patiently tolerated or gently restrained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whose contests so often filled the circus with clamor and even with blood. In the seventh year of his peaceful reign, Theodoric visited the old capital of the world; the senate and people advanced in solemn procession to salute a second Trajan, a new Valentinian; and he nobly supported that character by the assurance of a just and legal government, in a discourse which he was not afraid to pronounce in public, and to inscribe on a tablet of brass. Rome, in this august ceremony, shot a last ray of declining glory; and a saint, the spectator of this pompous scene, could only hope, in his pious fancy, that it was excelled by the celestial splendor of the new Jerusalem. During a residence of six months, the fame, the person, and the courteous demeanor of the Gothic king, excited the admiration of the Romans, and he contemplated, with equal curiosity and surprise, the monuments that remained of their ancient greatness. He imprinted the footsteps of a conqueror on the Capitoline hill, and frankly confessed that each day he viewed with fresh wonder the forum of Trajan and his lofty column. The theatre of Pompey appeared, even in its decay, as a huge mountain artificially hollowed, and polished, and adorned by human industry; and he vaguely computed, that a river of gold must have been drained to erect the colossal amphitheatre of Titus. From the mouths of fourteen aqueducts, a pure and copious stream was diffused into every part of the city; among these the Claudian water, which arose at the distance of thirty-eight miles in the Sabine mountains, was conveyed along a gentle though constant declivity of solid arches, till it descended on the summit of the Aventine hill. The long and spacious vaults which had been constructed for the purpose of common sewers, subsisted, after twelve centuries, in their pristine strength; and these subterraneous channels have been preferred to all the visible wonders of Rome. The Gothic kings, so injuriously accused of the ruin of antiquity, were anxious to preserve the monuments of the nation whom they had subdued. The royal edicts were framed to prevent the abuses, the neglect, or the depredations of the citizens themselves; and a professed architect, the annual sum of two hundred pounds of gold, twenty-five thousand tiles, and the receipt of customs from the Lucrine port, were assigned for the ordinary repairs of the walls and public edifices. A similar care was extended to the statues of metal or marble of men or animals. The spirit of the horses, which have given a modern name to the Quirinal, was applauded by the Barbarians; the brazen elephants of the Via sacra were diligently restored; the famous heifer of Myron deceived the cattle, as they were driven through the forum of peace; and an officer was created to protect those works of rat, which Theodoric considered as the noblest ornament of his kingdom.

    Chapter XXXIX: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Part III.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last emperors, Theodoric preferred the residence of Ravenna, where he cultivated an orchard with his own hands. As often as the peace of his kingdom was threatened (for it was never invaded) by the Barbarians, he removed his court to Verona on the northern frontier, and the image of his palace, still extant on a coin, represents the oldest and most authentic model of Gothic architecture. These two capitals, as well as Pavia, Spoleto, Naples, and the rest of the Italian cities, acquired under his reign the useful or splendid decorations of churches, aqueducts, baths, porticos, and

    palaces. But the happiness of the subject was more truly conspicuous in the busy scene of labor and luxury, in the rapid increase and bold enjoyment of national wealth. From the shades of Tibur and Præneste, the Roman senators still retired in the winter season to the warm sun, and salubrious springs of Baiæ; and their villas, which advanced on solid moles into the Bay of Naples, commanded the various prospect of the sky, the earth, and the water.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Adriatic, a new Campania was formed in the fair and fruitful province of Istria, which communicated with the palace of Ravenna by an easy navigation of one hundred miles. The rich productions of Lucania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s were exchanged at the Marcilian fountain, in a populous fair annually dedicated to trade, intemperance, and superstition. In the solitude of Comum, which had once been animated by the mild genius of Pliny, a transparent basin above sixty miles in length still reflected the rural seats which encompassed the margin of the Larian lake; and the gradual ascent of the hills was covered by a triple plantation of olives, of vines, and of chestnut trees. Agriculture revived under the shadow of peace, and the number of husbandmen was multiplied by the redemption of captives. The iron mines of Dalmatia, a gold mine in Bruttium, were carefully explored, and the Pomptine marshes, as well as those of Spoleto, were drained and cultivated by private undertakers, whose distant reward must depend on the continuance of the public prosperity. Whenever the seasons were less propitious, the doubtful precautions of forming magazines of corn, fixing the price, and prohibiting the exportation, attested at least the benevolence of the state; but such was the extraordinary plenty which an industrious people produced from a grateful soil, that a gallon of wine was sometimes sold in Italy for less than three farthings, and a quarter of wheat at about five shillings and sixpence. A country possessed of so many valuable objects of exchange soon attracted the merchants of the world, whose beneficial traffic was encouraged and protected by the liberal spirit of Theodoric. The free intercourse of the provinces by land and water was restored and extended; the city gates were never shut either by day or by night; and the common saying, that a purse of gold might be safely left in the fields, was expressive of the conscious security of the inhabitants.

    A difference of religion is always pernicious, and often fatal, to the harmony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 Gothic conqueror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profession of Arianism, and Italy was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 Nicene faith. But the persuasion of Theodoric was not infected by zeal; and he piously adhered to the heresy of his fathers, without condescending to balance the subtile arguments of theological metaphysics. Satisfied with the private toleration of his Arian sectaries, he justly conceived himself to be the guardian of the public worship, and his external reverence for a superstition which he despised, may have nourished in his mind the salutary indifference of a statesman or philosopher. The Catholics of his dominions acknowledged, perhaps with reluctance, the peace of the church; their clergy, according to the degrees of rank or merit, were honorably entertained in the palace of Theodoric; he esteemed the living sanctity of Cæsarius and Epiphanius, the orthodox bishops of Arles and Pavia; and presented a decent offering on the tomb of St. Peter, without any scrupulous inquiry into the creed of the apostle. His favorite Goths, and even his mother, were permitted to retain or embrace the Athanasian faith, and his long reign could not afford the example of an Italian Catholic, who, either from choice or compulsion, had deviated into the religion of the conqueror. The people, and the Barbarians themselves, were edified by the pomp and order of religious worship; the magistrates were instructed to defend the just immunities of ecclesiastical persons and possessions; the bishops held their synods, the metropolitans exercised their jurisdiction, and the privileges of sanctuary were maintained or moderated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of the Roman jurisprudence. With the protection, Theodoric assumed the legal supremacy, of the church; and his firm administration restored or extended some useful prerogatives which had been neglected by the feeble emperors of the West. He was not ignorant of the dign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Roman pontiff, to whom the venerable name of Pope was now appropriated. The peace or the revolt of Italy might depend on the character of a wealthy and popular bishop, who claimed such ample dominion both in heaven and earth; who had been declared in a numerous synod to be pure from all sin, and exempt from all judgment. When the chair of St. Peter was disputed by Symmachus and Laurence, they appeared at his summons before the tribunal of an Arian monarch, and he confirmed the election of the most worthy or the most obsequious candidate. At the end of his life, in a moment of jealousy and resentment, he prevented the choice of the Romans, by nominating a pope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The danger and furious contests of a schism were mildly restrained, and the last decree of the senate was enacted to extinguish, if it were possible, the scandalous venality of the papal elections.

    I have descanted with pleasure on the fortunate condition of Italy; but our fancy must not hastily conceive that the golden age of the poets, a race of men without vice or misery, was realized under the Gothic conquest. The fair prospect was sometimes overcast with clouds; the wisdom of Theodoric might be deceived, his power might be resisted and the declining age of the monarch was sullied with popular hatred and patrician blood. In the first insolence of victory, he had been tempted to deprive the whole party of Odoacer of the civil and even the natural rights of society; a tax unseasonably imposed after the calamities of war, would have crushed the rising agriculture of Liguria; a rigid preemption of corn, which was intended for the public relief, must have aggravated the distress of Campania. These dangerous projects were defeated by the virtue and eloquence of Epiphanius and Boethius, who, in the presence of Theodoric himself, successfully pleaded the cause of the people: but if the royal ear was open to the voice of truth, a saint and a philosopher are not always to be found at the ear of kings. The privileges of rank, or office, or favor, were too frequently abused by Italian fraud and Gothic violence, and the avarice of the king’s nephew was publicly exposed, at first by the usurpation, and afterwards by the restitution of the estates which he had unjustly extorted from his Tuscan neighbors. Two hundred thousand Barbarians, formidable even to their master, were seated in the heart of Italy; they indignantly supported the restraints of peace and discipline; the disorders of their march were always felt and sometimes compensated; and where it was dangerous to punish, it might be prudent to dissemble, the sallies of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When the indulgence of Theodoric had remitted two thirds of the Ligurian tribute, he condescended to explain the difficulties of his situation, and to lament the heavy though inevitable burdens which he imposed on his subjects for their own defence. These ungrateful subjects could never be cordially reconciled to the origin, the religion, or even the virtues of the Gothic conqueror; past calamities were forgotten, and the sense or suspicion of injuries was rendered still more exquisite by the present felicity of the times.

    Even the religious toleration which Theodoric had the glory of introducing into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painful and offensive to the orthodox zeal of the Italians. They respected the armed heresy of the Goths; but their pious rage was safely pointed against the rich and defenceless Jews, who had formed their establishments at Naples, Rome, Ravenna, Milan, and Genoa, for the benefit of trade, and under the sanction of the laws. Their persons were insulted, their effects were pillaged, and their synagogues were burned by the mad populace of Ravenna and Rome, inflamed, as it should seem, by the most frivolous or extravagant pretences. The government which could neglect, would have deserved such an outrage. A legal inquiry was instantly directed; and as the authors of the tumult had escaped in the crowd, the whole community was condemned to repair the damage; and the obstinate bigots, who refused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whipped through the streets by the hand of the executioner. * This simple act of justice exasperated the discontent of the Catholics, who applauded the merit and patience of these holy confessors.

    Three hundred pulpits deplore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hurch; and if the chapel of St. Stephen at Verona was demolished by the command of Theodoric, it is probable that some miracle hostile to his name and dignity had been performed on that sacred theatre. At the close of a glorious life, the king of Italy discovered that he had excited the hatred of a people whose happiness he had so assiduously labored to promote; and his mind was soured by indignation, jealousy, and the bitterness of unrequited love. The Gothic conqueror condescended to disarm the unwarlike natives of Italy, interdicting all weapons of offence, and excepting only a small knife for domestic use. The deliverer of Rome was accused of conspiring with the vilest informers against the lives of senators whom he suspected of a secret and treasonabl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After the death of Anastasius, the diadem had been placed on the head of a feeble old man; but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were assumed by his nephew Justinian, who already meditated the extirpation of heresy, and the conquest of Italy and Africa. A rigorous law, which was published at Constantinople, to reduce the Arians by the dread of punishment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wakened the just resentment of Theodoric, who claimed for his distressed brethren of the East the same indulgence which he had so long granted to the Catholics of his dominions. At his stern command, the Roman pontiff, with four illustrious senators, embarked on an embassy, of which he must have alike dreaded the failure or the success. The singular veneration shown to the first pope who had visited Constantinople was punished as a crime by his jealous monarch; the artful or peremptory refus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might excuse an equal, and would provoke a larger, measure of retaliation; and a mandate was prepared in Italy, to prohibit, after a stated day, the exercise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By the bigotry of his subjects and enemies, the most tolerant of princes was driven to the brink of persecution; and the life of Theodoric was too long, since he lived to condemn the virtue of Boethius and Symmachus.

    The senator Boethius is the last of the Romans whom Cato or Tully could have acknowledged for their countryman. As a wealthy orphan, he inherited the patrimony and honors of the Anician family, a name ambitiously assumed by the kings and emperors of the age; and the appellation of Manlius asserted his genuine or fabulous descent from a race of consuls and dictators, who had repulsed the Gauls from the Capitol, and sacrificed their sons to the discipline of the republic. In the youth of Boethius the studies of Rome were not totally abandoned; a Virgil is now extant, corrected by the hand of a consul; and the professors of grammar, rhetoric, and jurisprudence, were maintained in their privileges and pensions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Goths. But the erudition of the Latin language was insufficient to satiate his ardent curiosity: and Boethius is said to have employed eighteen laborious years in the schools of Athen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he zeal, the learning, and the diligence of Proclus and his disciples. The reason and piety of their Roman pupil were fortunately saved from the contagion of mystery and magic, which polluted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but he imbibed the spirit, and imitated the method, of his dead and living masters, who attempted to reconcile the strong and subtile sense of Aristotle with the devout contemplation and sublime fancy of Plato. After his return to Rome,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daughter of his friend, the patrician Symmachus, Boethius still continued, in a palace of ivory and marble, to prosecute the same studies. The church was edified by his profound defence of the orthodox creed against the Arian, the Eutychian, and the Nestorian heresies; and the Catholic unity was explained or exposed in a formal treatise by the indifference of three distinct though consubstantial persons. For the benefit of his Latin readers, his genius submitted to teach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of Greece. The geometry of Euclid, the music of Pythagoras, the arithmetic of Nicomachus, the mechanics of Archimedes, the astronomy of Ptolemy, the theology of Plato, and the logic of Aristotle, with the commentary of Porphyry, were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by the indefatigable pen of the Roman senator. And he alone

    was esteemed capable of describing the wonders of art, a sun-dial, a water-clock, or a sphere which represented the motions of the planets. From these abstruse speculations, Boethius stooped, or, to speak more truly, he rose to the social duti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 indigent were relieved by his liberality; and his eloquence, which flattery might compare to the voice of Demosthenes or Cicero, was uniformly exerted in the cause of innocence and humanity. Such conspicuous merit was felt and rewarded by a discerning prince: the dignity of Boethius was adorned with the titles of consul and patrician, and his talents were usefully employed in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master of the offices. Notwithstanding the equal claims of the East and West, his two sons were created, in their tender youth, the consuls of the same year. On the memorable day of their inauguration, they proceeded in solemn pomp from their palace to the forum amidst the applause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their joyful father, the true consul of Rome, after pronouncing an oration in the praise of his royal benefactor, distributed a triumphal largess in the games of the circus. Prosperous in his fame and fortunes, in his public honors and private allianc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scienc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virtue, Boethius might have been styled happy, if that precarious epithet could be safely applied before the last term of the life of man.

    A philosopher, liberal of his wealth and parsimonious of his time, might be insensible to the common allurements of ambition, the thirst of gold and employment. And some credit may be due to the asseveration of Boethius, that he had reluctantly obeyed the divine Plato, who enjoins every virtuous citizen to rescue the state from the usurpation of vice and ignorance. For the integrity of his public conduct he appeals to the memory of his country. His authority had restrained the pride and oppression of the royal officers, and his eloquence had delivered Paulianus from the dogs of the palace. He had always pitied, and often relieved, the distress of the provincials, whose fortunes were exhausted by public and

    private rapine; and Boethius alone had courage to oppose the tyranny of the Barbarians, elated by conquest, excited by avarice, and, as he complains, encouraged by impunity. In these honorable contests his spirit soared above the consideration of danger, and perhaps of prudence; and we may learn from the example of Cato, that a character of pure and inflexible virtue is the most apt to be misled by prejudice, to be heated by enthusiasm, and to confound private enmities with public justice. The disciple of Plato might exaggerate the infirmities of nature, and the imperfections of society; and the mildest form of a Gothic kingdom, even the weight of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must be insupportable to the free spirit of a Roman patriot. But the favor and fidelity of Boethius declined in just proportion with the public happiness; and an unworthy colleague was imposed to divide and control the power of the master of the offices. In the last gloomy season of Theodoric, he indignantly felt that he was a slave; but as his master had only power over his life, he stood without arms and without fear against the face of an angry Barbarian, who had been provoked to believe that the safety of the senate was incompatible with his own. The senator Albinus was accused and already convicted on the presumption of hoping, as it was said, the liberty of Rome. “If Albinus be criminal,” exclaimed the orator, “the senate and myself are all guilty of the same crime. If we are innocent, Albinus is equally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s.” These laws might not have punished the simple and barren wish of an unattainable blessing; but they would have shown less indulgence to the rash confession of Boethius, that, had he known of a conspiracy, the tyrant never should. The advocate of Albinus was soon involved in the danger and perhaps the guilt of his client; their signature (which they denied as a forgery) was affixed to the original address, inviting the emperor to deliver Italy from the Goths; and three witnesses of honorable rank, perhaps of infamous reputation, attested the treasonable designs of the Roman patrician. Yet his innocence must be presumed, since he was deprived by Theodoric of the means of justification, and rigorously confined in the tower of Pavia, while the senate, at the distance of five hundred miles,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confiscation and death against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its members. At the command of the Barbarians, the occult science of a philosopher was stigmatized with the names of sacrilege and magic. A devout and dutiful attachment to the senate was condemned as criminal by the trembling voices of the senators themselves; and their ingratitude deserved the wish or prediction of Boethius, that, after him, none should be found guilty of the same offence.

    While Boethius, oppressed with fetters, expected each moment the sentence or the stroke of death, he composed, in the tower of Pavia,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a golden volume not unworthy of the leisure of Plato or Tully, but which claims incomparable merit from the barbarism of the times 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author. The celestial guide, whom he had so long invoked at Rome and Athens, now condescended to illumine his dungeon, to revive his courage, and to pour into his wounds her salutary balm. She taught him to compare his long prosperity and his recent distress, and to conceive new hopes from the inconstancy of fortune. Reason had informed him of the precarious condition of her gifts; experience had satisfied him of their real value; he had enjoyed them without guilt; he might resign them without a sigh, and calmly disdain the impotent malice of his enemies, who had left him happiness, since they had left him virtue. From the earth, Boethius ascended to heaven in search of the Supreme Good; explored the metaphysical labyrinth of chance and destiny, of prescience and free will, of time and eternity; and generously attempted to reconcile the perfect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with the apparent disorders of his moral and physical government. Such topics of consolation so obvious, so vague, or so abstruse, are ineffectual to subdue the feelings of human nature. Yet the sense of misfortune may be diverted by the labor of thought; and the sage who could artfully combine in the same work the various riches of philosophy, poetry, and eloquence, must already have possessed the intrepid calmness which he affected to seek. Suspense, the worst of evils, was at length determined by the ministers of death, who executed,

    and perhaps exceeded, the inhuman mandate of Theodoric. A strong cord was fastened round the head of Boethius, and forcibly tightened, till his eyes almost started from their sockets; and some mercy may be discovered in the milder torture of beating him with clubs till he expired. But his genius survived to diffuse a ray of knowledge over the darkest ages of the Latin world; the writings of the philosopher were translated by the most glorious of the English kings, and the third emperor of the name of Otho removed to a more honorable tomb the bones of a Catholic saint, who, from his Arian persecutors, had acquired the honors of martyrdom, and the fame of miracles. In the last hours of Boethius, he derived some comfort from the safety of his two sons, of his wife, and of his father-in-law, the venerable Symmachus. But the grief of Symmachus was indiscreet, and perhaps disrespectful: he had presumed to lament, he might dare to revenge, the death of an injured friend. He was dragged in chains from Rome to the palace of Ravenna; and the suspicions of Theodoric could only be appeased by the blood of an innocent and aged senator.

    Humanity will be disposed to encourage any report which testifies the jurisdiction of conscience and the remorse of kings; and philosophy is not ignorant that the most horrid spectres are sometimes created by the powers of a disordered fancy, and the weakness of a distempered body. After a life of virtue and glory, Theodoric was now descending with shame and guilt into the grave; his mind was humbled by the contrast of the past, and justly alarmed by the invisible terrors of futurity. One evening, as it is related, when the head of a large fish was served on the royal table, he suddenly exclaimed, that he beheld the angry countenance of Symmachus, his eyes glaring fury and revenge, and his mouth armed with long sharp teeth, which threatened to devour him. The monarch instantly retired to his chamber, and, as he lay, trembling with aguish cold, under a weight of bed-clothes, he expressed, in broken murmurs to his physician Elpidius, his deep repentance for the murders of Boethius and Symmachus. His malady increased, and after a dysentery which continued

    three days, he expired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in the thirty-third, or, if we compute from the invasion of Italy, in the thirty-seventh year of his reign. Conscious of his approaching end, he divided his treasures and provinces between his two grandsons, and fixed the Rhone as their common boundary. Amalaric was restored to the throne of Spain. Italy, with all the conquests of the Ostrogoths, was bequeathed to Athalaric; whose age did not exceed ten years, but who was cherished as the last male offspring of the line of Amali, by the short-lived marriage of his mother Amalasuntha with a royal fugitive of the same bloo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dying monarch, the Gothic chiefs and Italian magistrates mutually engaged their faith and loyalty to the young prince, and to his guardian mother; and received, in the same awful moment, his last salutary advice, to maintain the laws, to love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and to cultivate with decent reverence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The monument of Theodoric was erected by his daughter Amalasuntha, in a conspicuous situation, which commanded the city of Ravenna, the harbor, and the adjacent coast. A chapel of a circular form, thirty feet in diameter, is crowned by a dome of one entire piece of granite: from the centre of the dome four columns arose, which supported, in a vase of porphyry, the remains of the Gothic king, surrounded by the brazen statues of the twelve apostles. His spirit, after some previous expiation, might have been permitted to mingle with the benefactors of mankind, if an Italian hermit had not been witness, in a vision, to the damnation of Theodoric, whose soul was plunged, by the ministers of divine vengeance, into the volcano of Lipari, one of the flaming mouths of the infernal world.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Part I.

    Elevation Of Justin The Elder. — Reign Of Justinian. — I. The Empress Theodora. — II. Factions Of The Circus, And Sedition Of Constantinople. — III. Trade And Manufacture Of Silk. — IV. Finances And Taxes. — V. Edifices Of Justinian. — Church Of St. Sophia. — Fortifications And Frontiers Of The Eastern Empire. — Abolition Of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The Consulship Of Rome.

    The emperor Justinian was born near the ruins of Sardica, (the modern Sophia,) of an obscure race of Barbarians, the inhabitants of a wild and desolate country, to which the names of Dardania, of Dacia, and of Bulgaria, have been successively applied. His elevation was prepared by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his uncle Justin, who, with two other peasants of the same village, deserted, for the profession of arms, the more useful employment of husbandmen or shepherds. On foot, with a scanty provision of biscuit in their knapsacks, the three youths followed the high road of Constantinople, and were soon enrolled, for their strength and stature, among the guards of the emperor Leo. Under the two succeeding reigns, the fortunate peasant emerged to wealth and honors; and his escape from some dangers which threatened his life was afterwards ascribed to the guardian angel who watches over the fate of kings. His long and laudable service in the Isaurian and Persian wars would not

    have preserved from oblivion the name of Justin; yet they might warrant the military promotion, which in the course of fifty years he gradually obtained; the rank of tribune, of count, and of general; the dignity of senator, and the command of the guards, who obeyed him as their chief, at the important crisis when the emperor Anastasius was removed from the world. The powerful kinsmen whom he had raised and enriched were excluded from the throne; and the eunuch Amantius, who reigned in the palace, had secretly resolved to fix the diadem on the head of the most obsequious of his creatures. A liberal donative, to conciliate the suffrage of the guards, was intrusted for that purpose in the hands of their commander. But these weighty arguments were treacherously employed by Justin in his own favor; and as no competitor presumed to appear, the Dacian peasant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y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soldiers, who knew him to be brave and gentle,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ho believed him to be orthodox, and of the provincials, who yielded a blind and implicit submission to the will of the capital. The elder Justin, as he is distinguished from another emperor of the same family and name, ascended the Byzantine throne at the age of sixty-eight years; and, had he been left to his own guidance, every moment of a nine years’ reign must have exposed to his subjects the impropriety of their choice. His ignorance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odoric; and it is remarkable that in an age not destitute of learning, two contemporary monarchs had never been instructe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alphabet. * But the genius of Justin was far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Gothic king: the experience of a soldier had not qualified him for the government of an empire; and though personally brave, the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weakness was naturally attended with doubt, distrust, and political apprehension. But the official business of the state was diligently and faithfully transacted by the quæstor Proclus; and the aged emperor adopted the talents and ambition of his nephew Justinian, an aspiring youth, whom his uncle had drawn from the rustic solitude of Dacia, and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as the heir of his private fortune, and at length of the Eastern empire.

    Since the eunuch Amantius had been defrauded of his money, it became necessary to deprive him of his life. The task was easily accomplished by the charge of a real or fictitious conspiracy; and the judges were informed, as an accumulation of guilt, that he was secretly addicted to the Manichæan heresy. Amantius lost his head; three of his companions, the first domestics of the palace, were punished either with death or exile; and their unfortunate candidate for the purple was cast into a deep dungeon, overwhelmed with stones, and ignominiously thrown, without burial, into the sea. The ruin of Vitalian was a work of more difficulty and danger. That Gothic chief had rendered himself popular by the civil war which he boldly waged against Anastasiu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orthodox faith, an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an advantageous treaty, he still remain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a formidable and victorious army of Barbarians. By the frail security of oaths, he was tempted to relinquish this advantageous situation, and to trust his person within the walls of a city, whose inhabitants, particularly the blue faction, were artfully incensed against him by the remembrance even of his pious hostilities. The emperor and his nephew embraced him as the faithful and worthy champ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gratefully adorned their favorite with the titles of consul and general; but in the seventh month of his consulship, Vitalian was stabbed with seventeen wounds at the royal banquet; and Justinian, who inherited the spoil, was accused as the assassin of a spiritual brother, to whom he had recently pledged his faith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After the fall of his rival, he was promoted, without any claim of military service, to the office of master-general of the Eastern armies, whom it was his duty to lead into the field against the public enemy. But, in the pursuit of fame, Justinian might have lost his present dominion over the age and weakness of his uncle; and instead of acquiring by Scythian or Persian trophies the applause of his countrymen, the prudent warrior solicited their favor in the churches, the circus, and the senate, of Constantinople. The Catholics were attached to the nephew of

    Justin, who, between the Nestorian and Eutychian heresies, trod the narrow path of inflexible and intolerant orthodoxy.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new reign, he prompted and gratified the popular enthusiasm against the memory of the deceased emperor. After a schism of thirty-four years, he reconciled the proud and angry spiri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pread among the Latins a favorable report of his pious respect for the apostolic see. The thrones of the East were filled with Catholic bishops, devoted to his interest, the clergy and the monks were gained by his liberality, and the people were taught to pray for their future sovereign, the hope and pillar of the true religion. The magnificence of Justinian was displayed in the superior pomp of his public spectacles, an object not less sacred and important in the eyes of the multitude than the creed of Nice or Chalcedon: the expense of his consulship was esteemed at two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wenty lions, and thirty leopards, were produc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amphitheatre, and a numerous train of horses, with their rich trappings, was bestowed as an extraordinary gift on the victorious charioteers of the circus. While he indulged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and received the addresses of foreign kings, the nephew of Justin assiduously cultiva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senate. That venerable name seemed to qualify its members to declare the sense of the nation, and to regulate the succession of the Imperial throne: the feeble Anastasius had permitted the vigor of government to degenerate into the form or substance of an aristocracy; and the military officers who had obtained the senatorial rank were followed by their domestic guards, a band of veterans, whose arms or acclamations might fix in a tumultuous moment the diadem of the East. The treasures of the state were lavished to procure the voices of the senators, and their unanimous wish, that he would be pleased to adopt Justinian for his colleague, was communicated to the emperor. But this request, which too clearly admonished him of his approaching end, was unwelcome to the jealous temper of an aged monarch, desirous to retain the power which he was incapable of exercising; and Justin, holding his purple with both his hands, advised them to prefer, since an election was

    so profitable, some older candidate. Not withstanding this reproach, the senate proceeded to decorate Justinian with the royal epithet of nobilissimus; and their decree was ratified by the affection or the fears of his uncle. After some time the languor of mind and body, to which he was reduced by an incurable wound in his thigh, indispensably required the aid of a guardian. He summoned the patriarch and senators; and in their presence solemnly placed the diadem on the head of his nephew, who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alace to the circus, and saluted by the loud and joyful applause of the people. The life of Justin was prolonged about four months; but from the instant of this ceremony, he was considered as dead to the empire, which acknowledged Justinian, in the forty-fifth year of his age, for the lawful sovereign of the East.

    From his elevation to his death, Justinian governed the Roman empire thirty-eight years, seven months, and thirteen days. The events of his reign, which excite our curious attention by their number, variety, and importance, are diligently related by the secretary of Belisarius, a rhetorician, whom eloquence had promoted to the rank of senator and præfect of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s of courage or servitude, of favor or disgrace, Procopius successively composed the history, the panegyric, and the satire of his own times. The eight books of the Persian, Vandalic, and Gothic wars, which are continued in the five books of Agathias, deserve our esteem as a laborious and successful imitation of the Attic, or at least of the Asiatic, writers of ancient Greece. His facts are collected from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free conversation of a soldier, a statesman, and a traveller; his style continually aspires, and often attains, to the merit of strength and elegance; his reflections, more especially in the speeches, which he too frequently inserts, contain a rich fund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historian, excited by the generous ambition of pleasing and instructing posterity, appears to disdain the prejudic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flattery of courts. The writings of Procopius were read and applaud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but, although he respectfully laid them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the pride of Justinian must have been wounded by the praise of a hero, who perpetually eclipses the glory of his inactive sovereign. The conscious dignity of independence was subdued by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 slave; and the secretary of Belisarius labored for pardon and reward in the six books of the Imperial edifices. He had dexterously chosen a subject of apparent splendor, in which he could loudly celebrate the genius, the magnificence, and the piety of a prince, who, both as a conqueror and legislator, had surpassed the puerile virtues of Themistocles and Cyrus. Disappointment might urge the flatterer to secret revenge; and the first glance of favor might again tempt him to suspend and suppress a libel, in which the Roman Cyrus is degraded into an odious and contemptible tyrant, in which both the emperor and his consort Theodora are seriously represented as two dæmons, who had assumed a human form for the destruction of mankind. Such base inconsistency must doubtless sully the reputation, and detract from the credit, of Procopius: yet, after the venom of his malignity has been suffered to exhale, the residue of the anecdotes, even the most disgraceful facts, some of which had been tenderly hinted in his public history, are established by their internal evidence, or the authentic monuments of the times. * From these various materials, I shall now proceed to describe the reign of Justinian, which will deserve and occupy an ample space. The present chapter will explain the elevation and character of Theodora, the factions of the circus, and the peacefu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overeign of the East. In the three succeeding chapters, I shall relate the wars of Justinian, which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Africa and Italy; and I shall follow the victories of Belisarius and Narses, without disguising the vanity of their triumphs, or the hostile virtue of the Persian and Gothic heroes. The series of this and the following volume will embrace the jurisprudence and theology of the emperor; the controversies and sects which still divide the Oriental church; the reformation of the Roman law which is obeyed or respected by the nations of modern Europe.

    1. In the exercise of supreme power, the first act of Justinian was to divide it with the woman whom he loved, the famous Theodora, whose strange elevation cannot be applauded as the triumph of female virtue. Under the reign of Anastasius, the care of the wild beasts maintained by the green faction at Constantinople was intrusted to Acacius, a native of the Isle of Cyprus, who, from his employment, was surnamed the master of the bears. This honorable office was given after his death to another candidate, notwithstanding the diligence of his widow, who had already provided a husband and a successor. Acacius had left three daughters, Comito, Theodora, and Anastasia, the eldest of whom did not then exceed the age of seven years. On a solemn festival, these helpless orphans were sent by their distressed and indignant mother, in the garb of suppliants, into the midst of the theatre: the green faction received them with contempt, the blues with compassion; and this difference, which sunk deep into the mind of Theodora, was felt long afterward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As they improved in age and beauty, the three sisters were successively devoted to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leasures of the Byzantine people: and Theodora, after following Comito on the stage, in the dress of a slave, with a stool on her head, was at length permitted to exercise her independent talents. She neither danced, nor sung, nor played on the flute; her skill was confined to the pantomime arts; she excelled in buffoon characters, and as often as the comedian swelled her cheeks, and complained with a ridiculous tone and gesture of the blows that were inflicted, the whole theatre of Constantinople resounded with laughter and applause. The beauty of Theodora was the subject of more flattering praise, and the source of more exquisite delight. Her features were delicate and regular; her complexion, though somewhat pale, was tinged with a natural color; every sensation was instantly expressed by the vivacity of her eyes; her easy motions displayed the graces of a small but elegant figure; and either love or adulation might proclaim, that painting and poetry were incapable of delineating the matchless excellence of her form. But this form was degraded by the facility with which it

    was exposed to the public eye, and prostituted to licentious desire. Her venal charms were abandoned to a promiscuous crowd of citizens and strangers of every rank, and of every profession: the fortunate lover who had been promised a night of enjoyment, was often driven from her bed by a stronger or more wealthy favorite; and when she passed through the streets, her presence was avoided by all who wished to escape either the scandal or the temptation. The satirical historian has not blushed to describe the naked scenes which Theodora was not ashamed to exhibit in the theatre. After exhausting the arts of sensual pleasure, she most ungratefully murmured against the parsimony of Nature; but her murmurs, her pleasures, and her arts, must be veiled in the obscurity of a learned language. After reigning for some time, the delight and contempt of the capital, she condescended to accompany Ecebolus, a native of Tyre, who had obtain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African Pentapolis. But this union was frail and transient; Ecebolus soon rejected an expensive or faithless concubine; she was reduced at Alexandria to extreme distress; and in her laboriou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every city of the East admired and enjoyed the fair Cyprian, whose merit appeared to justify her descent from the peculiar island of Venus. The vague commerce of Theodora, and the most detestable precautions, preserved her from the danger which she feared; yet once, and once only, she became a mother. The infant was saved and educated in Arabia, by his father, who imparted to him on his death-bed, that he was the son of an empress. Filled with ambitious hopes, the unsuspecting youth immediately hastened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was admitted to the presence of his mother. As he was never more seen, even after the decease of Theodora, she deserves the foul imputation of extinguishing with his life a secret so offensive to her Imperial virtue.

    In the most abject state of her fortune, and reputation, some vision, either of sleep or of fancy, had whispered to Theodora the pleasing assurance that she was destined to become the spouse of a potent monarch. Conscious of her approaching

    greatness, she returned from Paphlagonia to Constantinople; assumed, like a skilful actress, a more decent character; relieved her poverty by the laudable industry of spinning wool; and affected a life of chastity and solitude in a small house, which she afterwards changed into a magnificent temple. Her beauty, assisted by art or accident, soon attracted, captivated, and fixed, the patrician Justinian, who already reigned with absolute sway under the name of his uncle. Perhaps she contrived to enhance the value of a gift which she had so often lavished on the meanest of mankind; perhaps she inflamed, at first by modest delays, and at last by sensual allurements, the desires of a lover, who, from nature or devotion, was addicted to long vigils and abstemious diet. When his first transports had subsided, she still maintained the same ascendant over his mind, by the more solid merit of temper and understanding. Justinian delighted to ennoble and enrich the object of his affection;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 were poured at her feet, and the nephew of Justin was determined, perhaps by religious scruples, to bestow on his concubine the sacred and legal character of a wife. But the laws of Rome expressly prohibited the marriage of a senator with any female who had been dishonored by a servile origin or theatrical profession: the empress Lupicina, or Euphemia, a Barbarian of rustic manners, but of irreproachable virtue, refused to accept a prostitute for her niece; and even Vigilantia, the superstitious mother of Justinian, though she acknowledged the wit and beauty of Theodora, was seriously apprehensive, lest the levity and arrogance of that artful paramour might corrupt the piety and happiness of her son. These obstacles were removed by the inflexible constancy of Justinian. He patiently expected the death of the empress; he despised the tears of his mother, who soon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her affliction; and a law was promulgated in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Justin, which abolished the rigid jurisprudence of antiquity. A glorious repentance (the words of the edict) was left open for the unhappy females who had prostituted their persons on the theatre, and they were permitted to contract a legal union with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the Romans. This indulgence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solemn nuptials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 her dignity was gradually exalted with that of her lover, and, as soon as Justin had invested his nephew with the purple,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placed the diadem on the heads of the emperor and empress of the East. But the usual honors which the severity of Roman manners had allowed to the wives of princes, could not satisfy either the ambition of Theodora or the fondness of Justinian. He seated her on the throne as an equal and independent colleague i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empire, and an oath of allegiance was imposed on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joint names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 The Eastern world fell prostrate before the genius and fortune of the daughter of Acacius. The prostitute who, in the presence of innumerable spectators, had polluted the theatre of Constantinople, was adored as a queen in the same city, by grave magistrates, orthodox bishops, victorious generals, and captive monarchs.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II.

    Those who believe that the female mind is totally depraved by the loss of chastity, will eagerly listen to all the invectives of private envy, or popular resentment which have dissembled the virtues of Theodora, exaggerated her vices, and condemned with rigor the venal or voluntary sins of the youthful harlot. From a motive of shame, or contempt, she often declined the servile homage of the multitude, escaped from the odious light of the capital, and pass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year in the palaces and gardens which were pleasantly seated on the sea-coast of the Propontis and the Bosphorus. Her private hours were devoted to the prudent as well as grateful care of her beauty, the luxury of the bath and table, and the long slumber of the evening and the morning. Her secret apartments were occupied by the favorite women and eunuchs, whos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she indulged at the expense of justice; the most illustrious person ages of the state were crowded into a dark and sultry antechamber, and when at last, after tedious

    attendance, they were admitt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odora, they experienced, as her humor might suggest, the silent arrogance of an empress, or the capricious levity of a comedian. Her rapacious avarice to accumulate an immense treasure, may be excused by the apprehension of her husband’s death, which could leave no alternative between ruin and the throne; and fear as well as ambition might exasperate Theodora against two generals, who, during the malady of the emperor, had rashly declared that they were not disposed to acquiesce in the choice of the capital. But the reproach of cruelty, so repugnant even to her softer vices, has left an indelible stain on the memory of Theodora. Her numerous spies observed, and zealously reported, every action, or word, or look, injurious to their royal mistress. Whomsoever they accused were cast into her peculiar prisons, inaccessible to the inquiries of justice; and it was rumored, that the torture of the rack, or scourge, had been inflic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female tyrant, insensible to the voice of prayer or of pity. Some of these unhappy victims perished in deep, unwholesome dungeons, while others were permitted, after the loss of their limbs, their reason, or their fortunes, to appear in the world, the living monuments of her vengeance, which was commonly extended to the children of those whom she had suspected or injured. The senator or bishop, whose death or exile Theodora had pronounced, was delivered to a trusty messenger, and his diligence was quickened by a menace from her own mouth. “If you fail in the execution of my commands, I swear by Him who liveth forever, that your skin shall be flayed from your body.”

    If the creed of Theodora had not been tainted with heresy, her exemplary devotion might have atoned, in the opinion of her contemporaries, for pride, avarice, and cruelty. But, if she employed her influence to assuage the intolerant fury of the emperor, the present age will allow some merit to her religion, and much indulgence to her speculative errors. The name of Theodora was introduced, with equal honor, in all the pious and charitable foundations of Justinian; and the most

    benevolent institution of his reign may be ascribed to the sympathy of the empress for her less fortunate sisters, who had been seduced or compelled to embrace the trade of prostitution. A palace, on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Bosphorus, was converted into a stately and spacious monastery, and a liberal maintenance was assigned to five hundred women, who had been collected from the streets and brothels of Constantinople. In this safe and holy retreat, they were devoted to perpetual confinement; and the despair of some, who threw themselves headlong into the sea, was lost in the gratitude of the penitents, who had been delivered from sin and misery by their generous benefactress. The prudence of Theodora is celebrated by Justinian himself; and his laws are attributed to the sage counsels of his most reverend wife whom he had received as the gift of the Deity. Her courage was displayed amidst the tumult of the people and the terrors of the court. Her chastity, from the moment of her union with Justinian, is founded on the silence of her implacable enemies; and although the daughter of Acacius might be satiated with love, yet some applause is due to the firmness of a mind which could sacrifice pleasure and habit to the stronger sense either of duty or interest. The wishes and prayers of Theodora could never obtain the blessing of a lawful son, and she buried an infant daughter, the sole offspring of her marriage. Notwithstanding this disappointment, her dominion was permanent and absolute; she preserved, by art or merit, the affections of Justinian; and their seeming dissensions were always fatal to the courtiers who believed them to be sincere. Perhaps her health had been impaired by the licentiousness of her youth; but it was always delicate, and she was directed by her physicians to use the Pythian warm baths. In this journey, the empress was followed by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the great treasurer, several counts and patricians, and a splendid train of four thousand attendants: the highways were repaired at her approach; a palace was erected for her reception; and as she passed through Bithynia, she distributed liberal alms to the churches, the monasteries, and the hospitals, that they might implore Heaven for the restoration of her health. At length, in the twenty-fourth year

    of her marriage, and the twenty-second of her reign, she was consumed by a cancer; and the irreparable loss was deplored by her husband, who, in the room of a theatrical prostitute, might have selected the purest and most noble virgin of the East.

    1. A material difference may be observed in the games of antiquity: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Greeks were actors, the Romans were merely spectators. The Olympic stadium was open to wealth, merit, and ambition; and if the candidates could depend on their personal skill and activity, they might pursue the footsteps of Diomede and Menelaus, and conduct their own horses in the rapid career. Ten, twenty, forty chariots were allowed to start at the same instant; a crown of leaves was the reward of the victor; and his fame, with that of his family and country, was chanted in lyric strains more durable than monuments of brass and marble. But a senator, or even a citizen, conscious of his dignity, would have blushed to expose his person, or his horses, in the circus of Rome. The games were exhibit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republic, the magistrates, or the emperors: but the reins were abandoned to servile hands; and if the profits of a favorite charioteer sometimes exceeded those of an advocate, they must be considered as the effects of popular extravagance, and the high wages of a disgraceful profession. The race, in its first institution, was a simple contest of two chariots, whose drivers were distinguished by white and red liveries: two additional colors, a light green, and a cærulean blue, were afterwards introduced; and as the races were repeated twenty-five times, one hundred chariots contributed in the same day to the pomp of the circus. The four factions soon acquired a legal establishment, and a mysterious origin, and their fanciful colors were derived from the various appearances of nature in the four seasons of the year; the red dogstar of summer, the snows of winter, the deep shades of autumn, and the cheerful verdure of the spring. Another interpretation preferred the elements to the seasons, and the struggle of the green and blue was supposed to represent the conflict of the earth and

    sea. Their respective victories announced either a plentiful harvest or a prosperous navigation, and the hostility of the husbandmen and mariners was somewhat less absurd than the blind ardor of the Roman people, who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the color which they had espoused. Such folly was disdained and indulged by the wisest princes; but the names of Caligula, Nero, Vitellius, Verus, Commodus, Caracalla, and Elagabalus, were enrolled in the blue or green factions of the circus; they frequented their stables, applauded their favorites, chastised their antagonists, and deserved the esteem of the populace, by the natural or affected imitation of their manners. The bloody and tumultuous contest continued to disturb the public festivity, till the last age of the spectacles of Rome; and Theodoric, from a motive of justice or affection, interposed his authority to protect the greens against the violence of a consul and a patrician, who were passionately addicted to the blue faction of the circus.

    Constantinople adopted the follies, though not the virtues, of ancient Rome; and the same factions which had agitated the circus, raged with redoubled fury in the hippodrome. Under the reign of Anastasius, this popular frenzy was inflamed by religious zeal; and the greens, who had treacherously concealed stones and daggers under baskets of fruit, massacred, at a solemn festival, three thousand of their blue adversaries. From this capital, the pestilence was diffused into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of the East, and the sportive distinction of two colors produced two strong and irreconcilable factions, which shook the foundations of a feeble government. The popular dissensions, founded on the most serious interest, or holy pretence, have scarcely equalled the obstinacy of this wanton discord, which invaded the peace of families, divided friends and brothers, and tempted the female sex, though seldom seen in the circus, to espouse the inclinations of their lovers, or to contradict the wishes of their husbands. Every law, either human or divine, was trampled under foot, and as long as the party was successful, its deluded followers appeared careless of private distress or

    public calamity. The license, without the freedom, of democracy, was revived at Antioch and Constantinople, and the support of a faction became necessary to every candidate for civil or ecclesiastical honors. A secret attachment to the family or sect of Anastasius was imputed to the greens; the blues were zealously devoted to the cause of orthodoxy and Justinian, and their grateful patron protected, above five years, the disorders of a faction, whose seasonable tumults overawed the palace, the senate, and the capitals of the East. Insolent with royal favor, the blues affected to strike terror by a peculiar and Barbaric dress, the long hair of the Huns, their close sleeves and ample garments, a lofty step, and a sonorous voice. In the day they concealed their two-edged poniards, but in the night they boldly assembled in arms, and in numerous bands, prepared for every act of violence and rapine. Their adversaries of the green faction, or even inoffensive citizens, were stripped and often murdered by these nocturnal robbers, and it became dangerous to wear any gold buttons or girdles, or to appear at a late hour in the streets of a peaceful capital. A daring spirit, rising with impunity, proceeded to violate the safeguard of private houses; and fire was employed to facilitate the attack, or to conceal the crimes of these factious rioters. No place was safe or sacred from their depredations; to gratify either avarice or revenge, they profusely spilt the blood of the innocent; churches and altars were polluted by atrocious murders; and it was the boast of the assassins, that their dexterity could always inflict a mortal wound with a single stroke of their dagger. The dissolute youth of Constantinople adopted the blue livery of disorder; the laws were silent, and the bonds of society were relaxed: creditors were compelled to resign their obligations; judges to reverse their sentence; masters to enfranchise their slaves; fathers to supply the extravagance of their children; noble matrons were prostituted to the lust of their servants; beautiful boys were torn from the arms of their parents; and wives, unless they preferred a voluntary death, were ravish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husbands. The despair of the greens, who were persecuted by their enemies, and deserted by the magistrates, assumed the privilege of defence, perhaps of retaliation; but those who

    survived the combat were dragged to execution, and the unhappy fugitives, escaping to woods and caverns, preyed without mercy on the society from whence they were expelled. Those ministers of justice who had courage to punish the crimes, and to brave the resentment, of the blues, became the victims of their indiscreet zeal; a præfect of Constantinople fled for refuge to the holy sepulchre, a count of the East was ignominiously whipped, and a governor of Cilicia was hanged, by the order of Theodora, on the tomb of two assassins whom he had condemned for the murder of his groom, and a daring attack upon his own life. An aspiring candidate may be tempted to build his greatness on the public confusion, but it is the interest as well as duty of a sovereign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s. The first edict of Justinian, which was often repeated, and sometimes executed, announced his firm resolution to support the innocent, and to chastise the guilty, of every denomination and color. Yet the balance of justice was still inclined in favor of the blue faction, by the secret affection, the habits, and the fears of the emperor; his equity, after an apparent struggle, submitted,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implacable passions of Theodora, and the empress never forgot, or forgave, the injuries of the comedian. At the accession of the younger Justin, the proclamation of equal and rigorous justice indirectly condemned the partiality of the former reign. “Ye blues, Justinian is no more! ye greens, he is still alive!”

    A sedition, which almost laid Constantinople in ashes, was excited by the mutual hatred and momentary reconciliation of the two factions. In the fifth year of his reign, Justinian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the ides of January; the games were incessantly disturbed by the clamorous discontent of the greens: till the twenty-second race, the emp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t gravity; at length, yielding to his impatience, he condescended to hold, in abrupt sentences, and by the voice of a crier, the most singular dialogue that ever passed between a prince and his subjects. Their first complaints were respectful and modest; they accused the subordinate ministers of

    oppression, and proclaimed their wishes for the long life and victory of the emperor. “Be patient and attentive, ye insolent railers!” exclaimed Justinian; “be mute, ye Jews, Samaritans, and Manichæans!” The greens still attempted to awaken his compassion. “We are poor, we are innocent, we are injured, we dare not pass through the streets: a general persecution is exercised against our name and color. Let us die, O emperor! but let us die by your command, and for your service!” But the repetition of partial and passionate invectives degraded, in their eyes,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they renounced allegiance to the prince who refused justice to his people; lamented that the father of Justinian had been born; and branded his son with the opprobrious names of a homicide, an ass, and a perjured tyrant. “Do you despise your lives?” cried the indignant monarch: the blues rose with fury from their seats; their hostile clamors thundered in the hippodrome; and their adversaries, deserting the unequal contest spread terror and despair through the streets of Constantinople. At this dangerous moment, seven notorious assassins of both factions, who had been condemned by the præfect, were carried round the city, and afterwards transported to the place of execution in the suburb of Pera. Four were immediately beheaded; a fifth was hanged: but when the same punishment was inflicted on the remaining two, the rope broke, they fell alive to the ground, the populace applauded their escape, and the monks of St. Conon, issuing from the neighboring convent, conveyed them in a boat to the sanctuary of the church. As one of these criminals was of the blue, and the other of the green livery, the two factions were equally provoked by the cruelty of their oppressor, or the ingratitude of their patron; and a short truce was concluded till they had delivered their prisoners and satisfied their revenge. The palace of the præfect, who withstood the seditious torrent, was instantly burnt, his officers and guards were massacred, the prisons were forced open, and freedom was restored to those who could only use it for the public destruction. A military force, which had been despatched to the aid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was fiercely encountered by an armed multitude, whose numbers and boldness continually increased; and the Heruli,

    the wildest Barbaria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overturned the priests and their relics, which, from a pious motive, had been rashly interposed to separate the bloody conflict. The tumult was exasperated by this sacrilege, the people fought with enthusiasm in the cause of God; the women, from the roofs and windows, showered stones on the heads of the soldiers, who darted fire brands against the houses; and the various flames, which had been kindled by the hands of citizens and strangers, spread without control over the face of the city. The conflagration involved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the baths of Zeuxippus, a part of the palace, from the first entrance to the altar of Mars, and the long portico from the palace to the forum of Constantine: a large hospital, with the sick patients, was consumed; many churches and stately edifices were destroyed and an immense treasure of gold and silver was either melted or lost. From such scenes of horror and distress, the wise and wealthy citizens escaped over the Bosphorus to the Asiatic side; and during five days Constantinople was abandoned to the factions, whose watchword, Nika, vanquish! has given a name to this memorable sedition.

    As long as the factions were divided, the triumphant blues, and desponding greens, appeared to behold with the same indifference the disorders of the state. They agreed to censure the corrupt management of justice and the finance; and the two responsible ministers, the artful Tribonian, and the rapacious John of Cappadocia, were loudly arraigned as the authors of the public misery. The peaceful murmurs of the people would have been disregarded: they were heard with respect when the city was in flames; the quæstor, and the præfect, were instantly removed, and their offices were filled by two senators of blameless integrity. After this popular concession, Justinian proceeded to the hippodrome to confess his own errors, and to accept the repentance of his grateful subjects; but they distrusted his assurances, though solemnly pronounc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Gospels; and the emperor, alarmed by their distrust, retreated with

    precipitation to the strong fortress of the palace. The obstinacy of the tumult was now imputed to a secret and ambitious conspiracy, and a suspicion was entertained, that the insurgents, more especially the green faction, had been supplied with arms and money by Hypatius and Pompey, two patricians, who could neither forget with honor, nor remember with safety, that they were the nephews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 Capriciously trusted, disgraced, and pardoned, by the jealous levity of the monarch, they had appeared as loyal servants before the throne; and, during five days of the tumult, they were detained as important hostages; till at length, the fears of Justinian prevailing over his prudence, he viewed the two brothers in the light of spies, perhaps of assassins, and sternly commanded them to depart from the palace. After a fruitless representation, that obedience might lead to involuntary treason, they retired to their houses, and in the morning of the sixth day, Hypatius was surrounded and seized by the people, who, regardless of his virtuous resistance, and the tears of his wife, transported their favorite to the forum of Constantine, and instead of a diadem, placed a rich collar on his head. If the usurper, who afterwards pleaded the merit of his delay, had complied with the advice of his senate, and urged the fury of the multitude, their first irresistible effort might have oppressed or expelled his trembling competitor. The Byzantine palace enjoyed a fre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vessels lay ready at the garden stairs; and a secret resolution was already formed, to convey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and treasures to a safe retreat,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capital.

    Justinian was lost, if the prostitute whom he raised from the theatre had not renounced the timidity, as well as the virtues, of her sex. In the midst of a council, where Belisarius was present, Theodora alone displayed the spirit of a hero; and she alone, without apprehending his future hatred, could save the emperor from the imminent danger, and his unworthy fears. “If flight,” said the consort of Justinian, “were the only means of safety, yet I should disdain to fly. Death is the condition of

    our birth; but they who have reigned should never survive the loss of dignity and dominion. I implore Heaven, that I may never be seen, not a day, without my diadem and purple; that I may no longer behold the light, when I cease to be saluted with the name of queen. If you resolve, O Cæsar! to fly, you have treasures; behold the sea, you have ships; but tremble lest the desire of life should expose you to wretched exile and ignominious death. For my own part, I adhere to the maxim of antiquity, that the throne is a glorious sepulchre.” The firmness of a woman restored the courage to deliberate and act, and courage soon discovers the resources of the most desperate situation. It was an easy and a decisive measure to revive the animosity of the factions; the blues were astonished at their own guilt and folly, that a trifling injury should provoke them to conspire with their implacable enemies against a gracious and liberal benefactor; they again proclaimed the majesty of Justinian; and the greens, with their upstart emperor, were left alone in the hippodrome. The fidelity of the guards was doubtful; but the military force of Justinian consisted in three thousand veterans, who had been trained to valor and discipline in the Persian and Illyrian wars. Under the command of Belisarius and Mundus, they silently marched in two divisions from the palace, forced their obscure way through narrow passages, expiring flames, and falling edifices, and burst open at the same moment the two opposite gates of the hippodrome. In this narrow space, the disorderly and affrighted crowd was incapable of resisting on either side a firm and regular attack; the blues signalized the fury of their repentance; and it is computed, that above thirty thousand persons were slain in the merciless and promiscuous carnage of the day. Hypatius was dragged from his throne, and conducted, with his brother Pompey, to the feet of the emperor: they implored his clemency; but their crime was manifest, their innocence uncertain, and Justinian had been too much terrified to forgive. The next morning the two nephews of Anastasius, with eighteen illustrious accomplices, of patrician or consular rank, were privately executed by the soldiers; their bodies were thrown into the sea, their palaces razed, and their fortunes confiscated. The hippodrome itself

    was condemned, during several years, to a mournful silence: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ames, the same disorders revived; and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continued to afflict the reign of Justinian, and to disturb the tranquility of the Eastern empire.

    III. That empire, after Rome was barbarous, still embraced the nations whom she had conquered beyond the Adriatic, and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Æthiopia and Persia. Justinian reigned over sixty-four provinces, and nine hundred and thirty-five cities; his dominions were blessed by nature with the advantages of soil, situation, and climate: and the improvements of human art had been perpetually diffused along the co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banks of the Nile from ancient Troy to the Egyptian Thebes. Abraham had been relieved by the well-known plenty of Egypt; the same country, a small and populous tract, was still capable of exporting, each year, two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quarters of wheat for the us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apital of Justinian was supplied with the manufactures of Sidon, fifteen centuries after they had been celebrated in the poems of Homer. The annual powers of vegetation, instead of being exhausted by two thousand harvests, were renewed and invigorated by skilful husbandry, rich manure, and seasonable repose. The breed of domestic animals was infinitely multiplied. Plantations, buildings, and the instruments of labor and luxury, which are more durable than the term of human life, were accumulated by the care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Tradition preserved, and experience simplified, the humble practice of the arts: society was enriched by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facility of exchange; and every Roman was lodged, clothed, and subsisted, by the industry of a thousand hands. The invention of the loom and distaff has been piously ascribed to the gods. In every age, a variety of animal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s, hair, skins, wool, flax, cotton, and at length silk, have been skilfully manufactured to hide or adorn the human body; they were stained with an infusion of permanent colors; and the pencil was successfully employed to

    improve the labors of the loom. In the choice of those colors which imitate the beauties of nature, the freedom of taste and fashion was indulged; but the deep purple which the Phnicians extracted from a shell-fish, was restrained to the sacred person and palace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enalties of treason were denounced against the ambitious subjects who dared to usurp the prerogative of the throne.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III.

    I need not explain that silk is originally spun from the bowels of a caterpillar, and that it composes the golden tomb, from whence a worm emerges in the form of a butterfly. Till the reign of Justinian, the silk-worm who feed on the leaves of the white mulberry-tree were confined to China; those of the pine, the oak, and the ash, were common in the forests both of Asia and Europe; but as their education is more difficult, and their produce more uncertain, they were generally neglected, except in the little island of Ceos, near the coast of Attica. A thin gauze was procured from their webs, and this Cean manufacture, the invention of a woman, for female use, was long admired both in the East and at Rome. Whatever suspicions may be raised by the garments of the Medes and Assyrians, Virgil is the most ancient writer, who expressly mentions the soft wool which was combed from the trees of the Seres or Chinese; and this natural error, less marvellous than the truth, was slowly corrected by the knowledge of a valuable insect, the first artificer of the luxury of nations. That rare and elegant luxury was censured, in the reign of Tiberius, by the gravest of the Romans; and Pliny, in affected though forcible language, has condemned the thirst of gain, which explores the last confines of the earth, for the pernicious purpose of exposing to the public eye naked draperies and transparent matrons. * A dress which showed the turn of the limbs, and color of the skin, might gratify vanity, or provoke desire; the silks which had been closely woven in China were sometimes

    unravelled by the Phnician women, and the precious materials were multiplied by a looser texture, and the intermixture of linen threads. Two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age of Pliny, the use of pure, or even of mixed silks, was confined to the female sex, till the opulent citizens of Rome and the provinces were insensibly familiarized with the example of Elagabalus, the first who, by this effeminate habit, had sullied the dignity of an emperor and a man. Aurelian complained, that a pound of silk was sold at Rome for twelve ounces of gold; but the supply increased with the demand, and the price diminished with the supply. If accident or monopoly sometimes raised the value even above the standard of Aurelian, the manufacturers of Tyre and Berytus were sometimes compelled, by the operation of the same causes,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a ninth part of that extravagant rate. A law was thought necessary to discriminate the dress of comedians from that of senators; and of the silk exported from its native country the far greater part was consumed by the subjects of Justinian. They were still more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a shell-fish of the Mediterranean, surnamed the silk-worm of the sea: the fine wool or hair by which the mother-of-pearl affixes itself to the rock is now manufactured for curiosity rather than use; and a robe obtained from the same singular materials was the gift of the Roman emperor to the satraps of Armenia.

    A valuable merchandise of small bulk is capable of defraying the expense of land-carriage; and the caravans traversed the whole latitude of Asia in two hundred and forty-three days from the Chinese Ocean to the sea-coast of Syria. Silk was immediately delivered to the Romans by the Persian merchants, who frequented the fairs of Armenia and Nisibis; but this trade, which in the intervals of truce was oppressed by avarice and jealousy, was totally interrupted by the long wars of the rival monarchies. The great king might proudly number Sogdiana, and even Serica, among the provinces of his empire; but his real dominion was bounded by the Oxus and his useful intercourse with the Sogdoites, beyond the river, depended on the pleasure of their conquerors, the white Huns,

    and the Turks, who successively reigned over that industrious people. Yet the most savage dominion has not extirpated the seeds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in a region which is celebrated as one of the four gardens of Asia; the cities of Samarcand and Bochara are advantageously seated for the exchange of its various productions; and their merchants purchased from the Chinese, the raw or manufactured silk which they transported into Persia for the use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vain capital of China, the Sogdian caravans were entertained as the suppliant embassies of tributary kingdoms, and if they returned in safety, the bold adventure was rewarded with exorbitant gain. But the difficult and perilous march from Samarcand to the first town of Shensi, could not be performed in less than sixty, eighty, or one hundred days: as soon as they had passed the Jaxartes they entered the desert; and the wandering hordes, unless they are restrained by armies and garrisons, have always considered the citizen and the traveller as the objects of lawful rapine. To escape the Tartar robbers, and the tyrants of Persia, the silk caravans explored a more southern road; they traversed the mountains of Thibet, descended the streams of the Ganges or the Indus, and patiently expected, in the ports of Guzerat and Malabar, the annual fleets of the West. But the dangers of the desert were found less intolerable than toil, hunger, and the loss of time; the attempt was seldom renewed, and the only European who has passed that unfrequented way, applauds his own diligence, that, in nine months after his departure from Pekin, he reached the mouth of the Indus. The ocean, however, was open to the free communication of mankind. From the great river to the tropic of Cancer, the provinces of China were subdued and civilized by the emperors of the North; they were filled about the time of the Christian æra with cities and men, mulberry-trees and their precious inhabitants; and if the Chinese,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compass, had possessed the genius of the Greeks or Phnicians, they might have spread their discoveries over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 am not qualified to examine, and I am not disposed to believe, their distant voyages to the Persian Gulf, or the Cape of Good Hope; but their ancestors might

    equal the labors and success of the present race, and the sphere of their navigation might extend from the Isles of Japan to the Straits of Malacca, the pillars, if we may apply that name, of an Oriental Hercules. Without losing sight of land, they might sail along the coast to the extreme promontory of Achin, which is annually visited by ten or twelve ships laden with the productions, the manufactures, and even the artificers of China; the Island of Sumatra and the opposite peninsula are faintly delineated as the region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the trading cities named in the geography of Ptolemy may indicate, that this wealth was not solely derived from the mines. The direct interval between Sumatra and Ceylon is about three hundred leagues: the Chinese and Indian navigators were conducted by the flight of birds and periodical winds; and the ocean might be securely traversed in square-built ships, which, instead of iron, were sewed together with the strong thread of the cocoanut. Ceylon, Serendib, or Taprobana,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hostile princes; one of whom possessed the mountains, the elephants, and the luminous carbuncle, and the other enjoyed the more solid riches of domestic industry, foreign trade, and the capacious harbor of Trinquemale, which received and dismissed the fleet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 this hospitable isle, at an equal distance (as it was comput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silk merchants of China, who had collected in their voyages aloes, cloves, nutmeg, and sandal wood, maintained a free and beneficial commerce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ersian Gulf. The subjects of the great king exalted, without a rival, his power and magnificence: and the Roman, who confounded their vanity by comparing his paltry coin with a gold medal of the emperor Anastasius, had sailed to Ceylon, in an Æthiopian ship, as a simple passenger.

    As silk became of indispensable use, the emperor Justinian saw with concern that the Persians had occupied by land and sea the monopoly of this important supply, and that the wealth of his subjects was continually drained by a nation of enemies and idolaters. An active government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trade of Egypt and the navigation of the Red Sea, which had decayed with the prosperity of the empire; and the Roman vessels might have sailed, for the purchase of silk, to the ports of Ceylon, of Malacca, or even of China. Justinian embraced a more humble expedient, and solicited the aid of his Christian allies, the Æthiopians of Abyssinia, who had recently acquired the arts of navigation, the spirit of trade, and the seaport of Adulis, * still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a Grecian conqueror. Along the African coast, they penetrated to the equator in search of gold, emeralds, and aromatics; but they wisely declined an unequal competition, in which they must be always prevented by the vicinity of the Persians to the markets of India; and the emperor submitted to the disappointment, till his wishes were gratified by an unexpected event. The gospel had been preached to the Indians: a bishop already governed the Christians of St. Thomas on the pepper-coast of Malabar; a church was planted in Ceylon, and the missionaries pursued the footsteps of commerce to the extremities of Asia. Two Persian monks had long resided in China, perhaps in the royal city of Nankin, the seat of a monarch addicted to foreign superstitions, and who actually received an embassy from the Isle of Ceylon. Amidst their pious occupations, they viewed with a curious eye the common dress of the Chinese, the manufactures of silk, and the myriads of silk-worms, whose education (either on trees or in houses) had once been considered as the labor of queens. They soon discovered that it was impracticable to transport the short-lived insect, but that in the eggs a numerous progeny might be preserved and multiplied in a distant climate. Religion or interest had more power over the Persian monks than the love of their country: after a long journey, they arrived at Constantinople, imparted their project to the emperor, and were liberally encouraged by the gifts and promises of Justinian. To the historians of that prince, a campaign at the foot of Mount Caucasus has seemed more deserving of a minute relation than the labors of these missionaries of commerce, who again entered China, deceived a jealous people by concealing the eggs of the silk-worm in a hollow cane, and returned in triumph with the spoils of the

    East. Under their direction, the eggs were hatched at the proper season by the artificial heat of dung; the worms were fed with mulberry leaves; they lived and labored in a foreign climate; a sufficient number of butterflies was saved to propagate the race, and trees were planted to supply the nourishment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s. Experience and reflection corrected the errors of a new attempt, and the Sogdoite ambassadors acknowledged, in the succeeding reign, that the Romans were not inferior to the natives of China in the education of the insects, and the manufactures of silk, in which both China and Constantinople have been surpassed by the industry of modern Europe. I am not in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of elegant luxury; yet I reflect with some pain, that if the importers of silk had introduced the art of printing, already practised by the Chinese, the comedies of Menander and the entire decads of Livy would have been perpetuated in the editions of the sixth century. A larger view of the globe might at least have promoted the improvement of speculative science, but the Christian geography was forcibly extracted from texts of Scripture, and the study of nature was the surest symptom of an unbelieving mind. The orthodox faith confined the habitable world to one temperate zone, and represented the earth as an oblong surface, four hundred days’ journey in length, two hundred in breadth, encompassed by the ocean, and covered by the solid crystal of the firmament.

    1. The subjects of Justinian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times, and with the government. Europe was overrun by the Barbarians, and Asia by the monks: the poverty of the West discouraged the trade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East: the produce of labor was consumed by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s of the church, the state, and the army; and a rapid decrease was felt in the fixed and circulating capitals which constitute the national wealth. The public distress had been alleviated by the economy of Anastasius, and that prudent emperor accumulated an immense treasure, while he delivered his people from the most odious or oppressive taxes. * Their gratitude universally applauded the abolition of the gold of

    affliction, a personal tribute on the industry of the poor, but more intolerable, as it should seem, in the form than in the substance, since the flourishing city of Edessa paid only one hundred and forty pounds of gold, which was collected in four years from ten thousand artificers. Yet such was the parsimony which supported this liberal disposition, that, in a reign of twenty-seven years, Anastasius saved, from his annual revenue, the enormous sum of thirteen millions sterling, or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His example was neglected, and his treasure was abused, by the nephew of Justin. The riches of Justinian were speedily exhausted by alms and buildings, by ambitious wars, and ignominious treaties. His revenues were found inadequate to his expenses. Every art was tried to extort from the people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he scattered with a lavish hand from Persia to France: his reign was marked by the vicissitudes or rather by the combat, of rapaciousness and avarice, of splendor and poverty; he lived with the reputation of hidden treasures, and bequeathed to his successor the payment of his debts. Such a character has been justly accused by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and of posterity: but public discontent is credulous; private malice is bold; and a lover of truth will peruse with a suspicious eye the instructive anecdotes of Procopius. The secret historian represents only the vices of Justinian, and those vices are darkened by his malevolent pencil. Ambiguous actions are imputed to the worst motives; error is confounded with guilt, accident with design, and laws with abuses; the partial injustice of a moment is dexterously applied as the general maxim of a reign of thirty-two years; the emperor alone is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faults of his officers,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s, and the corruption of his subjects; and even the calamities of nature, plagues, earthquakes, and inundations, are imputed to the prince of the dæmons, who had mischievously assumed the form of Justinian.

    After this precaution, I shall briefly relate the anecdotes of avarice and rapine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s: I. Justinian was so profuse that he could not be liberal.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when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service of the palace, obtained an humble rank and a moderate stipend; they ascended by seniority to a station of affluence and repose; the annual pensions, of which the most honorable class was abolished by Justinian, amounted to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and this domestic economy was deplored by the venal or indigent courtiers as the last outrage on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The posts, the salaries of physicians, and the nocturnal illuminations, were objects of more general concern; and the cities might justly complain, that he usurped the municipal revenues which had been appropriated to these useful institutions. Even the soldiers were injured; and such was the decay of military spirit, that they were injured with impunity. The emperor refused, at the return of each fifth year, the customary donative of five pieces of gold, reduced his veterans to beg their bread, and suffered unpaid armies to melt away in the wars of Italy and Persia. II. The humanity of his predecessors had always remitted, in some auspicious circumstance of their reign, the arrears of the public tribute, and they dexterously assumed the merit of resigning those claims which it was impracticable to enforce. “Justinian, in the space of thirty-two years, has never granted a similar indulgence; and many of his subjects have renounced the possession of those lands whose value is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demands of the treasury. To the cities which had suffered by hostile inroads Anastasius promised a general exemption of seven years: the provinces of Justinian have been ravaged by the Persians and Arabs, the Huns and Sclavonians; but his vain and ridiculous dispensation of a single year has been confined to those places which were actually taken by the enemy.” Such is the language of the secret historian, who expressly denies that any indulgence was granted to Palestine after the revolt of the Samaritans; a false and odious charge, confuted by the authentic record which attests a relief of thirteen centenaries of gold (fifty-two thousand pounds) obtained for that desolate province by the intercession of St. Sabas. III. Procopius has not condescended to explain the system of taxation, which fell like a hail-storm upon the land, like a devouring pestilence on its inhabitants: but we should

    become the accomplices of his malignity, if we imputed to Justinian alone the ancient though rigorous principle, that a whole district should be condemned to sustain the partial loss of the persons or property of individuals. The Annona, or supply of corn for the use of the army and capital, was a grievous and arbitrary exaction, which exceeded, perhaps in a tenfold proportion, the ability of the farmer; and his distress was aggravated by the partial injustice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and the expense and labor of distant carriage. In a time of scarcity, an extraordinary requisition was made to the adjacent provinces of Thrace, Bithynia, and Phrygia: but the proprietors, after a wearisome journey and perilous navigation, received so inadequate a compensation, that they would have chosen the alternative of delivering both the corn and price at the doors of their granaries. These precautions might indicate a tender solicitude for the welfare of the capital; yet Constantinople did not escape the rapacious despotism of Justinian. Till his reign, the Strait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were open to the freedom of trade, and nothing was prohibited except the exportation of arm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Barbarians. At each of these gates of the city, a prætor was stationed, the minister of Imperial avarice; heavy customs were imposed on the vessels and their merchandise; the oppression was retaliated on the helpless consumer; the poor were afflicted by the artificial scarcity, and exorbitant price of the market; and a people, accustomed to depend on the liberality of their prince, might sometimes complain of the deficiency of water and bread. The aerial tribute, without a name, a law, or a definite object, was an annual gift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which the emperor accepted from his Prætorian præfect; and the means of payment were abandoned to the discretion of that powerful magistrate. IV. Even such a tax was less intolerable than the privilege of monopolies, * which checked the fair competition of industry, and, for the sake of a small and dishonest gain, imposed an arbitrary burden on the wants and luxury of the subject. “As soon” (I transcribe the Anecdotes) “as the exclusive sale of silk was usurped by the Imperial treasurer, a whole people, the manufacturers of Tyre and Berytus, was

    reduced to extreme misery, and either perished with hunger, or fled to the hostile dominions of Persia.” A province might suffer by the decay of its manufactures, but in this example of silk, Procopius has partially overlooked the inestimable and lasting benefit which the empire received from the curiosity of Justinian. His addition of one seventh to the ordinary price of copper money may be interpreted with the same candor; and the alteration, which might be wise, appears to have been innocent; since he neither alloyed the purity, nor enhanced the value, of the gold coin, the legal measure of public and private payments. V. The ample jurisdiction required by the farmers of the revenue to accomplish their engagements might be placed in an odious light, as if they had purchased from the emperor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And a more direct sale of honors and offices was transacted in the palace, with the permission, or at least with the connivance, of Justinian and Theodora. The claims of merit, even those of favor, were disregarded, and it was almost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 bold adventurer, who had undertaken the trade of a magistrate, should find a rich compensation for infamy, labor, danger, the debts which he had contracted, and the heavy interest which he paid. A sense of the disgrace and mischief of this venal practice, at length awakened the slumbering virtue of Justinian; and he attempted, by the sanction of oaths and penalties, to guard the integrity of his government: but at the end of a year of perjury, his rigorous edict was suspended, and corruption licentiously abused her triumph over the impotence of the laws. VI. The testament of Eulalius, count of the domestics, declared the emperor his sole heir, on condition, however, that he should discharge his debts and legacies, allow to his three daughters a decent maintenance, and bestow each of them in marriage, with a portion of ten pounds of gold. But the splendid fortune of Eulalius had been consumed by fire, and the inventory of his goods did not exceed the trifling sum of five hundred and sixty-four pieces of gold. A similar instance, in Grecian history, admonished the emperor of the honorable part prescribed for his imitation. He checked the selfish murmurs of the treasury, applauded the confidence of his friend, discharged the legacies

    and debts, educated the three virgins under the eye of the empress Theodora, and doubled the marriage portion which had satisfied the tenderness of their father. The humanity of a prince (for princes cannot be generous) is entitled to some praise; yet even in this act of virtue we may discover the inveterate custom of supplanting the legal or natural heirs, which Procopius imputes to the reign of Justinian. His charge is supported by eminent names and scandalous examples; neither widows nor orphans were spared; and the art of soliciting, or extorting, or supposing testaments, was beneficially practised by the agents of the palace. This base and mischievous tyranny invades the security of private life; and the monarch who has indulged an appetite for gain, will soon be tempted to anticipate the moment of succession, to interpret wealth as an evidence of guilt, and to proceed, from the claim of inheritance, to the power of confiscation. VII. Among the forms of rapine, a philosopher may be permitted to name the conversion of Pagan or heretical riches to the use of the faithful; but in the time of Justinian this holy plunder was condemned by the sectaries alone, who became the victims of his orthodox avarice.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IV.

    Dishonor might be ultimately reflected on the character of Justinian; but much of the guilt, and still more of the profit, was intercepted by the ministers, who were seldom promoted for their virtues, and not always selected for their talents. The merits of Tribonian the quæstor will hereafter be weighed i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Roman law; but the economy of the East was subordinate to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and Procopius has justified his anecdotes by the portrait which he exposes in his public history, of the notorious vices of John of Cappadocia. * His knowledge was not borrowed from the schools, and his style was scarcely legible; but he excelled in the powers of native genius, to suggest the wisest counsels, and to find

    expedients in the most desperate situations. The corruption of his heart was equal to the vigor of his understanding. Although he was suspected of magic and Pagan superstition, he appeared insensible to the fear of God or the reproaches of man; and his aspiring fortune was raised on the death of thousands, the poverty of millions, the ruins of cities, and the desolation of provinces. From the dawn of light to the moment of dinner, he assiduously labored to enrich his master and himself at the expense of the Roman world; the remainder of the day was spent in sensual and obscene pleasures, * and the silent hours of the night were interrupted by the perpetual dread of the justice of an assassin. His abilities, perhaps his vices, recommended him to the lasting friendship of Justinian: the emperor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fury of the people; his victory was displayed by the immediate restoration of their enemy; and they felt above ten years, under his oppressive administration, that he was stimulated by revenge, rather than instructed by misfortune. Their murmurs served only to fortify the resolution of Justinian; but the resentment of Theodora, disdained a power before which every knee was bent, and attempted to sow the seeds of discord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beloved consort. Even Theodora herself was constrained to dissemble, to wait a favorable moment, and, by an artful conspiracy, to render John of Cappadocia the accomplice of his own destruction. At a time when Belisarius, unless he had been a hero, must have shown himself a rebel, his wife Antonina, who enjoyed the secret confidence of the empress, communicated his feigned discontent to Euphemia, the daughter of the præfect; the credulous virgin imparted to her father the dangerous project, and John, who might have known the value of oaths and promises, was tempted to accept a nocturnal, and almost treasonable, interview with the wife of Belisarius. An ambuscade of guards and eunuchs had been posted by the command of Theodora; they rushed with drawn swords to seize or to punish the guilty minister: he was saved by the fidelity of his attendants; but instead of appealing to a gracious sovereign, who had privately warned him of his danger, he pusillanimously fled to the sanctuary of the church. The favorite of Justinian was sacrificed to conjugal

    tenderness or domestic tranquility; the conversion of a præfect into a priest extinguished his ambitious hopes: but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alleviated his disgrace, and he retained in the mild exile of Cyzicus an ample portion of his riches. Such imperfect revenge could not satisfy the unrelenting hatred of Theodora; the murder of his old enemy, the bishop of Cyzicus, afforded a decent pretence; and John of Cappadocia, whose actions had deserved a thousand deaths, was at last condemned for a crime of which he was innocent. A great minister, who had been invested with the honors of consul and patrician, was ignominiously scourged like the vilest of malefactors; a tattered cloak was the sole remnant of his fortunes; he was transported in a bark to the place of his banishment at Antinopolis in Upper Egypt, and the præfect of the East begged his bread through the cities which had trembled at his name. During an exile of seven years, his life was protracted and threatened by the ingenious cruelty of Theodora; and when her death permitted the emperor to recall a servant whom he had abandoned with regret, the ambition of John of Cappadocia was reduced to the humble duties of the sacerdotal profession. His successors convinced the subjects of Justinian, that the arts of oppression might still be improved by experience and industry; the frauds of a Syrian banker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inances; and the example of the præfect was diligently copied by the quæstor,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easurer, the governors of provinces, and the principal magistrates of the Eastern empire.

    1. The edifices of Justinian were cemented with the blood and treasure of his people; but those stately structures appeared to announce the prosperity of the empire, and actually displayed the skill of their architects.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arts which depend on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mechanical power, were cultivate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emperors; the fame of Archimedes was rivalled by Proclus and Anthemius; and if their miracles had been related by intelligent spectators, they might now enlarge the

    speculations, instead of exciting the distrust, of philosophers. A tradition has prevailed, that the Roman fleet was reduced to ashes in the port of Syracuse, by the burning-glasses of Archimedes; and it is asserted, that a similar expedient was employed by Proclus to destroy the Gothic vessels in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protect his benefactor Anastasius against the bold enterprise of Vitalian. A machine was fixed on the walls of the city, consisting of a hexagon mirror of polished brass, with many smaller and movable polygons to receive and reflect the rays of the meridian sun; and a consuming flame was darted, to the distance, perhaps of two hundred feet. The truth of these two extraordinary facts is invalida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most authentic historians; and the use of burning-glasses was never adopted in the attack or defence of places. Yet the admirable experiments of a French philosopher have demonstrated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mirror; and, since it is possible, I am more disposed to attribute the art to the greatest mathematicians of antiquity, than to give the merit of the fiction to the idle fancy of a monk or a sophist. According to another story, Proclus applied sulphur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Gothic fleet; in a modern imagination, the name of sulphur is instantly connected with the suspicion of gunpowder, and that suspicion is propagated by the secret arts of his disciple Anthemius. A citizen of Tralles in Asia had five sons, who were all distinguished in their respective professions by merit and success. Olympius excelled in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the Roman jurisprudence. Dioscorus and Alexander became learned physicians; but the skill of the former was exercised for the benefit of his fellow-citizens, while his more ambitious brother acquired wealth and reputation at Rome. The fame of Metrodorus the grammarian, and of Anthemius the mathematician and architect,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who invited them to Constantinople; and while the one instructed the rising generation in the schools of eloquence, the other filled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with more lasting monuments of his art. In a trifling dispute relative to the walls or windows of their contiguous houses, he had been vanquished by the eloquence of his neighbor Zeno; but the

    orator was defeated in his turn by the master of mechanics, whose malicious, though harmless, stratagems are darkly represented by the ignorance of Agathias. In a lower room, Anthemius arranged several vessels or caldrons of water, each of them covered by the wide bottom of a leathern tube, which rose to a narrow top, and was artificially conveyed among the joists and rafters of the adjacent building. A fire was kindled beneath the caldron; the steam of the boiling water ascended through the tubes; the house was shaken by the efforts of imprisoned air, and its trembling inhabitants might wonder that the city was unconscious of the earthquake which they had felt. At another time, the friends of Zeno, as they sat at table, were dazzled by the intolerable light which flashed in their eyes from the reflecting mirrors of Anthemius; they were astonished by the noise which he produced from the collision of certain minute and sonorous particles; and the orator declared in tragic style to the senate, that a mere mortal must yield to the power of an antagonist, who shook the earth with the trident of Neptune, and imitated the thunder and lightning of Jove himself. The genius of Anthemius, and his colleague Isidore the Milesian, was excited and employed by a prince, whose taste for architecture had degenerated into a mischievous and costly passion. His favorite architects submitted their designs and difficulties to Justinian, and discreetly confessed how much their laborious meditations were surpassed by the intuitive knowledge of celestial inspiration of an emperor, whose views were always directed to the benefit of his people, the glory of his reign, and the salvation of his soul.

    The principal church, which was dedicated by the founder of Constantinople to St. Sophia, or the eternal wisdom, had been twice destroyed by fire; after the exile of John Chrysostom, and during the Nika of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No sooner did the tumult subside, than the Christian populace deplored their sacrilegious rashness; but they might have rejoiced in the calamity, had they foreseen the glory of the new temple, which at the end of forty days was strenuously undertaken by

    the piety of Justinian. The ruins were cleared away, a more spacious plan was described, and as it required the consent of some proprietors of ground, they obtained the most exorbitant terms from the eager desires and timorous conscience of the monarch. Anthemius formed the design, and his genius directed the hands of ten thousand workmen, whose payment in pieces of fine silver was never delayed beyond the evening. The emperor himself, clad in a linen tunic, surveyed each day their rapid progress, and encouraged their diligence by his familiarity, his zeal, and his rewards. The new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atriarch, five years, eleven months, and ten days from the first foundation; and in the midst of the solemn festival Justinian exclaimed with devout vanity, “Glory be to God, who hath thought me worthy to accomplish so great a work; I have vanquished thee, O Solomon!” But the pride of the Roman Solomon, before twenty years had elapsed, was humbled by an earthquake, which overthrew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dome. Its splendor was again restored by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same prince; and in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his reign, Justinian celebrated the second dedication of a temple which remains, after twelve centuries, a stately monument of his fame. The architecture of St. Sophia, which is now converted into the principal mosch, has been imitated by the Turkish sultans, and that venerable pile continues to excite the fond admiration of the Greeks, and the more rational curiosity of European travellers. The eye of the spectator is disappointed by an irregular prospect of half-domes and shelving roofs: the western front, the principal approach, is destitute of simplicity and magnificence; and the scale of dimensions has been much surpassed by several of the Latin cathedrals. But the architect who first erected and aerial cupola, is entitled to the praise of bold design and skilful executi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lluminated by four-and-twenty windows, is formed with so small a curve, that the depth is equal only to one sixth of its diameter; the measure of that diameter is one hundred and fifteen feet, and the lofty centre, where a crescent has supplanted the cross, rises to the perpendicular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eighty feet above the pavement. The circle which encompasses the dome, lightly

    reposes on four strong arches, and their weight is firmly supported by four massy piles, whose strength is assisted, o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ides, by four columns of Egyptian granite. A Greek cross, inscribed in a quadrangle, represents the form of the edifice; the exact breadth is two hundred and forty-three feet, 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nine may be assigned for the extreme length from the sanctuary in the east, to the nine western doors, which open into the vestibule, and from thence into the narthex or exterior portico. That portico was the humble station of the penitents. The nave or body of the church was filled by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faithful; but the two sexes were prudently distinguished, and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allotted for the more private devotion of the women. Beyo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piles, a balustrade, terminated on either side by the throne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atriarch, divided the nave from the choir; and the space, as far as the steps of the altar, was occupied by the clergy and singers. The altar itself, a name which insensibly became familiar to Christian ears, was placed in the eastern recess, artificially built in the form of a demi-cylinder; and this sanctuary communicated by several doors with the sacristy, the vestry, the baptistery, and the contiguous buildings, subservient either to the pomp of worship, or the private use of the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The memory of past calamities inspired Justinian with a wise resolution, that no wood, except for the doors, should be admitted into the new edifice; and the choice of the materials was applied to the strength, the lightness, or the splendor of the respective parts. The solid piles which contained the cupola were composed of huge blocks of freestone, hewn into squares and triangles, fortified by circles of iron, and firmly cemented by the infusion of lead and quicklime: but the weight of the cupola was diminished by the levity of its substance, which consists either of pumice-stone that floats in the water, or of bricks from the Isle of Rhodes, five times less ponderous than the ordinary sort. The whole frame of the edifice was constructed of brick; but those base materials were concealed by a crust of marble; and the inside of St. Sophia, the cupola, the two larger, and the six smaller, semi-domes, the walls, the hundred columns,

    and the pavement, delight even the eyes of Barbarians, with a rich and variegated picture. A poet, who beheld the primitive lustre of St. Sophia, enumerates the colors, the shades, and the spots of ten or twelve marbles, jaspers, and porphyries, which nature had profusely diversified, and which were blended and contrasted as it were by a skilful painter. The triumph of Christ was adorned with the last spoils of Paganism,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costly stones was extracted from the quarries of Asia Minor, the isles and continent of Greece, Egypt, Africa, and Gaul. Eight columns of porphyry, which Aurelian had placed in the temple of the sun, were offered by the piety of a Roman matron; eight others of green marble were presented by the ambitious zeal of the magistrates of Ephesus: both are admirable by their size and beauty, but every order of architecture disclaims their fantastic capital. A variety of ornaments and figures was curiously expressed in mosaic; and the images of Christ, of the Virgin, of saints, and of angels, which have been defaced by Turkish fanaticism, were dangerously exposed to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Greeks. According to the sanctity of each object, the precious metals were distributed in thin leaves or in solid masses. The balustrade of the choir, the capitals of the pillars, the ornaments of the doors and galleries, were of gilt bronze; the spectator was dazzled by the glittering aspect of the cupola; the sanctuary contained forty thousand pounds weight of silver; and the holy vases and vestments of the altar were of the purest gold, enriched with inestimable gems. Before the structure of the church had arisen two cubits above the ground, forty-five thousand two hundred pounds were already consumed; and the whole expense amounted to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each reader,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his belief, may estimate their value either in gold or silver; but the sum of one million sterling is the result of the lowest computation. A magnificent temple is a laudable monument of national taste and religion; and the enthusiast who entered the dome of St. Sophia might be tempted to suppose that it was the residence, or even the workmanship, of the Deity. Yet how dull is the artifice, how insignificant is

    the labor, if it be compar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the vilest insect that crawls upon the surface of the temple!

    So minute a description of an edifice which time has respected, may attest the truth, and excuse the relation, of the innumerable works, both in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which Justinian constructed on a smaller scale and less durable foundations. In Constantinople alone and the adjacent suburbs, he dedicated twenty-five churches to the honor of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most of these churches were decorated with marble and gold; and their various situation was skilfully chosen in a populous square, or a pleasant grove; on the margin of the sea-shore, or on some lofty eminence which overlooked the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t Constantinople, and that of St. John at Ephesus, appear to have been framed on the same model: their domes aspired to imitate the cupolas of St. Sophia; but the altar was more judiciously placed under the centre of the dome, at the junction of four stately porticos, which more accurately expressed the figure of the Greek cross. The Virgin of Jerusalem might exult in the temple erected by her Imperial votary on a most ungrateful spot, which afforded neither ground nor materials to the architect. A level was formed by raising part of a deep valley to the height of the mountain. The stones of a neighboring quarry were hewn into regular forms; each block was fixed on a peculiar carriage, drawn by forty of the strongest oxen, and the roads were widened for the passage of such enormous weights. Lebanon furnished her loftiest cedars for the timbers of the church; and the seasonable discovery of a vein of red marble supplied its beautiful columns, two of which, the supporters of the exterior portico, were esteemed the largest in the world. The pious munificence of the emperor was diffused over the Holy Land; and if reason should condemn the monasteries of both sexes which were built or restored by Justinian, yet charity must applaud the wells which he sunk, and the hospitals which he founded, for the relief of the weary pilgrims. The schismatical temper of Egypt was ill entitled to the royal bounty; but in

    Syria and Africa, some remedies were applied to the disasters of wars and earthquakes, and both Carthage and Antioch, emerging from their ruins, might revere the name of their gracious benefactor. Almost every saint in the calendar acquired the honors of a temple; almost every city of the empire obtained the solid advantages of bridges, hospitals, and aqueducts; but the severe liberality of the monarch disdained to indulge his subjects in the popular luxury of baths and theatres. While Justinian labor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he was not unmindful of his own dignity and ease. The Byzantine palace, which had been damaged by the conflagration, was restored with new magnificence; and some notion may be conceived of the whole edifice, by the vestibule or hall, which, from the doors perhaps, or the roof, was surnamed chalce, or the brazen. The dome of a spacious quadrangle was supported by massy pillars; the pavement and walls were incrusted with many-colored marbles — the emerald green of Laconia, the fiery red, and the white Phrygian stone, intersected with veins of a sea-green hue: the mosaic paintings of the dome and sides represented the glories of the African and Italian triumphs. On the Asiatic shore of the Propontis, at a small distance to the east of Chalcedon, the costly palace and gardens of Heræum were prepared for the summer residence of Justinian, and more especially of Theodora. The poets of the age have celebrated the rare alliance of nature and art, the harmony of the nymphs of the groves, the fountains, and the waves: yet the crowd of attendants who followed the court complained of their inconvenient lodgings, and the nymphs were too often alarmed by the famous Porphyrio, a whale of ten cubits in breadth, and thirty in length, who was stranded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Sangaris, after he had infested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he seas of Constantinople.

    The fortification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multiplied by Justinian; but the repetition of those timid and fruitless precautions exposes, to a philosophic eye, the debility of the empire. From Belgrade to the Euxine, from the conflux of the

    Save to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a chain of above fourscore fortified places was extend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great river. Single watch-towers were changed into spacious citadels; vacant walls, which the engineers contracted or enlarged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ground, were filled with colonies or garrisons; a strong fortress defended the ruins of Trajan’s bridge, and several military stations affected to spread beyond the Danube the pride of the Roman name. But that name was divested of its terrors; the Barbarians, in their annual inroads, passed, and contemptuously repassed, before these useless bulwarks;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frontier, instead of reposing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general defence, were compelled to guard, with incessant vigilance, their separate habitations. The solitude of ancient cities, was replenished; the new foundations of Justinian acquired, perhaps too hastily, the epithets of impregnable and populous; and the auspicious place of his own nativity attracted the grateful reverence of the vainest of princes. Under the name of Justiniana prima, the obscure village of Tauresium became the seat of an archbishop and a præfect, whose jurisdiction extended over seven warlike provinces of Illyricum; and the corrupt apellation of Giustendil still indicates, about twen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Sophia, the residence of a Turkish sanjak. For the use of the emperor’s countryman, a cathedral, a place, and an aqueduct, were speedily construc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ifices were adapted to the greatness of a royal city;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resist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Justinian, the unskilful assaults of the Huns and Sclavonians. Their progress was sometimes retarded, and their hopes of rapine were disappointed, by the innumerable castles which, in the provinces of Dacia, Epirus, Thessaly, Macedonia, and Thrace, appeared to cover the whole face of the country. Six hundred of these forts were built or repaired by the emperor; but it seem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the far greater part consisted only of a stone or brick tower, in the midst of a square or circular area,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a wall and ditch, and afforded in a moment of danger some protection to the peasants and cattle of the neighboring villages. Yet these military works, which exhausted the public

    treasure, could not remove the just apprehensions of Justinian and his European subjects. The warm baths of Anchialus in Thrace were rendered as safe as they were salutary; but the rich pastures of Thessalonica were foraged by the Scythian cavalry; the delicious vale of Temp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the Danube, was continually alarmed by the sound of war; and no unfortified spot, however distant or solitary, could securely enjoy the blessings of peace. The Straits of Thermopylæ, which seemed to protect, but which had so often betrayed, the safety of Greece, were diligently strengthened by the labors of Justinian. From the edge of the sea-shore, through the forests and valleys, and as far as the summit of the Thessalian mountains, a strong wall was continued, which occupied every practicable entrance. Instead of a hasty crowd of peasants, a garrison of two thousand soldiers was stationed along the rampart; granaries of corn and reservoirs of water were provided for their use; and by a precaution that inspired the cowardice which it foresaw, convenient fortresses were erected for their retreat. The walls of Corinth, overthrown by an earthquake, and the mouldering bulwarks of Athens and Platæa, were carefully restored; the Barbarians were discouraged by the prospect of successive and painful sieges: and the naked cities of Peloponnesus were covered by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Isthmus of Corinth. At the extremity of Europe, another peninsula, the Thracian Chersonesus, runs three days’ journey into the sea, to form, with the adjacent shores of Asia,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The intervals between eleven populous towns were filled by lofty woods, fair pastures, and arable lands; and the isthmus, of thirty seven stadia or furlongs, had been fortified by a Spartan general nin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reign of Justinian. In an age of freedom and valor, the slightest rampart may prevent a surprise; and Procopius appears insensible of the superiority of ancient times, while he praises the solid construction and double parapet of a wall, whose long arms stretched on either side into the sea; but whose strength was deemed insufficient to guard the Chersonesus, if each city, and particularly Gallipoli and Sestus, had not been secured by their peculiar fortifications. The long wall, as it was

    emphatically styled, was a work as disgraceful in the object, as it was respectable in the execution. The riches of a capital diffuse themselves over the neighboring country, and the territory of Constantinople a paradise of nature, was adorned with the luxurious gardens and villas of the senators and opulent citizens. But their wealth served only to attract the bold and rapacious Barbarians; the noblest of the Romans, in the bosom of peaceful indolence, were led away into Scythian captivity, and their sovereign might view from his palace the hostile flames which were insolently spread to the gates of the Imperial city. At the distance only of forty miles, Anastasius was constrained to establish a last frontier; his long wall, of sixty miles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Euxine, proclaimed the impotence of his arms; and as the danger became more imminent, new fortifications were added by the indefatigable prudence of Justinian.

    Asia Minor,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Isaurians, remained without enemies and without fortifications. Those bold savages, who had disdained to be the subjects of Gallienus, persisted two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in a life of independence and rapine. The most successful princes respected the strength of the mountains and the despair of the natives; their fierce spirit was sometimes soothed with gifts, and sometimes restrained by terror; and a military count, with three legions, fixed his permanent and ignominious station in the heart of the Roman provinces. But no sooner was the vigilance of power relaxed or diverted, than the light-armed squadrons descended from the hills, and invaded the peaceful plenty of Asia. Although the Isaurians were not remarkable for stature or bravery, want rendered them bold, and experience made them skilful in the exercise of predatory war. They advanced with secrecy and speed to the attack of villages and defenceless towns; their flying parties have sometimes touched the Hellespont, the Euxine, and the gates of Tarsus, Antioch, or Damascus; and the spoil was lodged in their inaccessible mountains, before the Roman troops had received their orders, or the distant province had computed its loss. The guilt of

    rebellion and robbery excluded them from the rights of national enemies; and the magistrates were instructed, by an edict, that the trial or punishment of an Isaurian, even on the festival of Easter, was a meritorious act of justice and piety. If the captives were condemned to domestic slavery, they maintained, with their sword or dagger, the private quarrel of their masters; and it was found expedient for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to prohibit the service of such dangerous retainers. When their countryman Tarcalissæus or Zeno ascended the throne, he invited a faithful and formidable band of Isaurians, who insulted the court and city, and were rewarded by an annual tribute of five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But the hopes of fortune depopulated the mountains, luxury enervated the hardiness of their minds and bodies, and in proportion as they mixed with mankind, they became less qualified for the enjoyment of poor and solitary freedom. After the death of Zeno, his successor Anastasius suppressed their pensions, exposed their persons to the revenge of the people, banished them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prepared to sustain a war, which left only the alternative of victory or servitude. A brother of the last emperor usurped the title of Augustus; his cause was powerfully supported by the arms, the treasures, and the magazines, collected by Zeno; and the native Isaurians must have formed the smallest portion of th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Barbarians under his standard, which was sanct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presence of a fighting bishop. Their disorderly numbers were vanquished in the plains of Phrygia by the valor and discipline of the Goths; but a war of six years almost exhausted the courage of the emperor. The Isaurians retired to their mountains; their fortresses were successively besieged and ruined;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was intercepted; the bravest of their leaders died in arms; the surviving chiefs, before their execution, were dragged in chains through the hippodrome; a colony of their youth was transplanted into Thrace, and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submitted to the Roman government. Yet some generations elapsed before their minds were reduced to the level of slavery. The populous villages of Mount Taurus were filled with horsemen and archers: they resisted the

    imposition of tributes, but they recruited the armies of Justinian; and his civil magistrates, the proconsul of Cappadocia, the count of Isauria, and the prætors of Lycaonia and Pisidia, were invested with military power to restrain the licentious practice of rapes and assassinations.

    Chapter XL: Reign Of Justinian. —

    Part V.

    If we extend our view from the tropic to the mouth of the Tanais, we may observe, on one hand, the precautions of Justinian to curb the savages of Æthiopia, and on the other, the long walls which he constructed in Crimæa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friendly Goths, a colony of three thousand shepherds and warriors. From that peninsula to Trebizond, the eastern curve of the Euxine was secured by forts, by alliance, or by religion; and the possession of Lazica, the Colchos of ancient, the Mingrelia of modern, geography, soon became the object of an important war. Trebizond, in after-times the seat of a romantic empire, was indebted to the liberality of Justinian for a church, an aqueduct, and a castle, whose ditches are hewn in the solid rock. From that maritime city, frontier line of five hundred miles may be drawn to the fortress of Circesium, the last Roman station on the Euphrates. Above Trebizond immediately, and five days’ journey to the south, the country rises into dark forests and craggy mountains, as savage though not so lofty as the Alps and the Pyrenees. In this rigorous climate, where the snows seldom melt, the fruits are tardy and tasteless, even honey is poisonous: the most industrious tillage would be confined to some pleasant valleys; and the pastoral tribes obtained a scanty sustenance from the flesh and milk of their cattle. The Chalybians derived their name and temper from the iron quality of the soil; and, since the days of Cyrus, they might produce, under the various appellations of Chadæans and Zanians, an uninterrupted prescription of war and rapine. Under the reign of Justinian, they acknowledged the god and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 seven fortresses were built in the most accessible passages, to exclude the ambition of the Persian monarch.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 Euphrates descends from the Chalybian mountains, and seems to flow towards the west and the Euxine: bending to the south-west, the river passes under the walls of Satala and Melitene, (which were restored by Justinian as the bulwarks of the Lesser Armenia,) and gradually approaches the Mediterranean Sea; till at length, repelled by Mount Taurus, the Euphrates inclines its long and flexible course to the south-east and the Gulf of Persia. Among the Roman cities beyond the Euphrates, we distinguish two recent foundations, which were named from Theodosius, and the relics of the martyrs; and two capitals, Amida and Edessa, which are celebrated in the history of every age. Their strength was proportioned by Justinian to the danger of their situation. A ditch and palisade might be sufficient to resist the artless force of the cavalry of Scythia; but more elaborate works were required to sustain a regular siege against the arms and treasures of the great king. His skilful engineers understood the methods of conducting deep mines, and of raising platforms to the level of the rampart: he shook the strongest battlements with his military engines, and sometimes advanced to the assault with a line of movable turrets on the backs of elephants. In the great cities of the East, the disadvantage of space, perhaps of position, was compensated by the zeal of the people, who seconded the garrison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religion; and the fabulous promise of the Son of God, that Edessa should never be taken, filled the citizens with valiant confidence, and chilled the besiegers with doubt and dismay. The subordinate towns of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were diligently strengthened, and the posts which appeared to have any command of ground or water were occupied by numerous forts, substantially built of stone, or more hastily erected with the obvious materials of earth and brick. The eye of Justinian investigated every spot; and his cruel precautions might attract the war into some lonely vale, whose peaceful natives, connected by trade and marriage, were ignorant of national discord and the quarrels of princes. Westward of the Euphrates, a sandy desert extends

    above six hundred miles to the Red Sea. Nature had interposed a vacant solitude between the ambition of two rival empires; the Arabians, till Mahomet arose, were formidable only as robbers; and in the proud security of peace the fortifications of Syria were neglected on the most vulnerable side.

    But the national enmity, at least the effects of that enmity, had been suspended by a truce, which continued above fourscore years. An ambassador from the emperor Zeno accompanied the rash and unfortunate Perozes, * in his expedition against the Nepthalites, or white Huns, whose conquests had been stretched from the Caspian to the heart of India, whose throne was enriched with emeralds, and whose cavalry was supported by a line of two thousand elephants. The Persians * were twice circumvented, in a situation which made valor useless and flight impossible; and the double victory of the Huns was achieved by military stratagem. They dismissed their royal captive after he had submitted to adore the majesty of a Barbarian; and the humiliation was poorly evaded by the casuistical subtlety of the Magi, who instructed Perozes to direct his attention to the rising sun. The indignant successor of Cyrus forgot his danger and his gratitude; he renewed the attack with headstrong fury, and lost both his army and his life. The death of Perozes abandoned Persia to her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and twelve years of confusion elapsed before his son Cabades, or Kobad, could embrace any designs of ambition or revenge. The unkind parsimony of Anastasius was the motive or pretence of a Roman war; the Huns and Arabs marched under the Persian standard, and the fortifications of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were, at that time, in a ruinous or imperfect condition. The emperor returned his thanks to the governor and people of Martyropolis for the prompt surrender of a city which could not be successfully defended, and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odosiopolis might justify the conduct of their prudent neighbors. Amida sustained a long and destructive siege: at the end of three months the loss of fifty thousand of the

    soldiers of Cabades was not balanced by any prospect of success, and it was in vain that the Magi deduced a flattering prediction from the indecency of the women * on the ramparts, who had revealed their most secret charms to the eyes of the assailants. At length, in a silent night, they ascended the most accessible tower, which was guarded only by some monks, oppressed, after the duties of a festival, with sleep and wine. Scaling-ladders were applied at the dawn of day; the presence of Cabades, his stern command, and his drawn sword, compelled the Persians to vanquish; and before it was sheathed, fourscore thousand of the inhabitants had expiated the blood of their companions. After the siege of Amida, the war continued three years, and the unhappy frontier tasted the full measure of its calamities. The gold of Anastasius was offered too late, the number of his troops was defeated by the number of their generals; the country was stripped of its inhabitants, and both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were abandoned to the wild beasts of the desert. The resistance of Edessa, and the deficiency of spoil, inclined the mind of Cabades to peace: he sold his conquests for an exorbitant price; and the same line, though marked with slaughter and devastation, still separated the two empires. To avert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evils, Anastasius resolved to found a new colony, so strong, that it should defy the power of the Persian, so far advanced towards Assyria, that its stationary troops might defend the province by the menace or operation of offensive war. For this purpose, the town of Dara, fourteen miles from Nisibis, and four days’ journey from the Tigris, was peopled and adorned; the hasty works of Anastasius were improved by the perseverance of Justinian; and, without insisting on places less important, the fortifications of Dara may represent the military architecture of the age. The city was surrounded with two walls, and the interval between them, of fifty paces, afforded a retreat to the cattle of the besieged. The inner wall was a monument of strength and beauty: it measured sixty feet from the ground, and the height of the towers was one hundred feet; the loopholes, from whence an enemy might be annoyed with missile weapons, were small, but numerous; the soldiers were planted along the rampart, under the shelter of

    double galleries, and a third platform, spacious and secure, was raised on the summit of the towers. The exterior wall appears to have been less lofty, but more solid; and each tower was protected by a quadrangular bulwark. A hard, rocky soil resisted the tools of the miners, and on the south-east, where the ground was more tractable, their approach was retarded by a new work, which advanced in the shape of a half-moon. The double and treble ditches were filled with a stream of water; an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river, the most skilful labor was employed to supply the inhabitants, to distress the besiegers, and to prevent the mischiefs of a natural or artificial inundation. Dara continued more than sixty years to fulfil the wishes of its founders, and to provoke the jealousy of the Persians, who incessantly complained, that this impregnable fortress had been constructed in manifest violation of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two empires. *

    Between the Euxine and the Caspian, the countries of Colchos, Iberia, and Albania, are intersected in every direction by the branches of Mount Caucasus; and the two principal gates, or passes, from north to south, have been frequently confounded in the geography both of the ancients and moderns. The name of Caspian or Albanian gates is properly applied to Derbend, which occupies a short declivity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the city, if we give credit to local tradition, had been founded by the Greeks; and this dangerous entrance was fortified by the kings of Persia with a mole, double walls, and doors of iron. The Iberian gates * are formed by a narrow passage of six miles in Mount Caucasus, which opens from the northern side of Iberia, or Georgia, into the plain that reaches to the Tanais and the Volga. A fortress, designed by Alexander perhaps, or one of his successors, to command that important pass, had descended by right of conquest or inheritance to a prince of the Huns, who offered it for a moderate price to the emperor; but while Anastasius paused, while he timorously computed the cost and the distance, a more vigilant rival interposed, and Cabades forcibly occupied the Straits of Caucasus. The Albanian and Iberian

    gates excluded the horsemen of Scythia from the shortest and most practicable roads, and the whole front of the mountains was covered by the rampart of Gog and Magog, the long wall which has excited the curiosity of an Arabian caliph and a Russian conqueror. According to a recent description, huge stones, seven feet thick, and twenty-one feet in length or height, are artificially joined without iron or cement, to compose a wall, which runs abov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the shores of Derbend, over the hills, and through the valleys of Daghestan and Georgia. Without a vision, such a work might be undertaken by the policy of Cabades; without a miracle, it might be accomplished by his son, so formidable to the Romans, under the name of Chosroes; so dear to the Orientals, under the appellation of Nushirwan. The Persian monarch held in his hand the keys both of peace and war; but he stipulated, in every treaty, that Justinian should contribute to the expense of a common barrier, which equally protected the two empires from the inroads of the Scythians.

    VII. Justinian suppressed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the consulship of Rome, which had given so many sages and heroes to mankind. Both these institutions had long since degenerated from their primitive glory; yet some reproach may be justly inflicted on the avarice and jealousy of a prince, by whose hand such venerable ruins were destroyed.

    Athens, after her Persian triumphs, adopted the philosophy of Ionia and the rhetoric of Sicily; and these studies became the patrimony of a city, whose inhabitants, about thirty thousand males, condensed, within the period of a single life, the genius of ages and millions. Our sense of the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is exalted by the simple recollection, that Isocrates was the companion of Plato and Xenophon; that he assisted, perhaps with the historian Thucydides, at the first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pus of Sophocles and the Iphigenia of Euripides; and that his pupils Æschines and Demosthenes contended for the crown of patriotism in the presence of Aristotle, the master of Theophrastus, who taught at Athens with the founders of the

    Stoic and Epicurean sects. The ingenuous youth of Attica enjoyed the benefits of their domestic education, which was communicated without envy to the rival cities. Two thousand disciples heard the lessons of Theophrastus; the schools of rhetoric must have been still more populous than those of philosophy; and a rapid succession of students diffused the fame of their teachers as far as the utmost limits of the Grecian language and name. Those limits were enlarged by the victories of Alexander; the arts of Athens survived her freedom and dominion; and the Greek colonies which the Macedonians planted in Egypt, and scattered over Asia, undertook long and frequent pilgrimages to worship the Muses in their favorite temple on the banks of the Ilissus. The Latin conquerors respectfully listened to the instructions of their subjects and captives; the names of Cicero and Horace were enrolled in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after the perfect settle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natives of Italy, of Africa, and of Britain, conversed in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with their fellow-students of the East. The studies of philosophy and eloquence are congenial to a popular state, which encourages the freedom of inquiry, and submits only to the force of persuasion. In the republics of Greece and Rome, the art of speaking was the powerful engine of patriotism or ambition; and the schools of rhetoric poured forth a colony of statesmen and legislators. When the liberty of public debate was suppressed, the orator, in the honorable profession of an advocate, might plead the cause of innocence and justice; he might abuse his talents in the more profitable trade of panegyric; and the same precepts continued to dictate the fanciful declamations of the sophist, and the chaster beauties of historical composition. The systems which professed to unfold the nature of God, of man, and of the universe, entertained the curiosity of the philosophic student; and according to the temper of his mind, he might doubt with the Sceptics, or decide with the Stoics, sublimely speculate with Plato, or severely argue with Aristotle. The pride of the adverse sects had fixed an unattainable term of moral happiness and perfection; but the race was glorious and salutary; the disciples of Zeno, and even those of Epicurus, were taught

    both to act and to suffer; and the death of Petronius was not less effectual than that of Seneca, to humble a tyrant by the discovery of his impotence. The light of science could not indeed be confined within the walls of Athens. Her incomparable writers address themselves to the human race; the living masters emigrated to Italy and Asia; Berytus, in later times, was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astronomy and physic were cultivated in the musæum of Alexandria; but the Attic schools of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maintained their superior reputation from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reign of Justinian. Athens, though situate in a barren soil, possessed a pure air, a free navigation, and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art. That sacred retirement was seldom disturbed by the business of trade or government; and the last of the Athenians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lively wit, the purity of their taste and language, their social manners, and some traces, at least in discourse, of the magnanimity of their fathers. In the suburbs of the city, the academy of the Platonists, the lycum of the Peripatetics, the portico of the Stoics, and the garden of the Epicureans, were planted with trees and decorated with statues; and the philosophers, instead of being immured in a cloister, delivered their instructions in spacious and pleasant walks, which, at different hours,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exercises of the mind and body. The genius of the founders still lived in those venerable seats; the ambition of succeeding to the masters of human reason excited a generous emulation; and the merit of the candidates was determined, on each vacancy, by the free voices of an enlightened people. The Athenian professors were paid by their disciples: according to their mutual wants and abilities, the price appears to have varied; and Isocrates himself, who derides the avarice of the sophists, required, in his school of rhetoric, about thirty pounds from each of his hundred pupils. The wages of industry are just and honorable, yet the same Isocrates shed tears at the first receipt of a stipend: the Stoic might blush when he was hired to preach the contempt of money; and I should be sorry to discover that Aristotle or Plato so far degenerated from the example of Socrates, as to exchange knowledge for gold. But some property of lands and houses

    was settled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laws, and the legacies of deceased friends, on the philosophic chairs of Athens. Epicurus bequeathed to his disciples the gardens which he had purchased for eighty minæ or two hundred and fifty pounds, with a fund sufficient for their frugal subsistence and monthly festivals; and the patrimony of Plato afforded an annual rent, which, in eight centuries,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from three to one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schools of Athens were protected by the wisest and most virtuous of the Roman princes. The library, which Hadrian founded, was placed in a portico adorned with pictures, statues, and a roof of alabaster, and supported by one hundred columns of Phrygian marble. The public salaries were assigned by the generous spirit of the Antonines; and each professor of politics, of rhetoric, of the Platonic, the Peripatetic, the Stoic, and the Epicurean philosophy, received an annual stipend of ten thousand drachmæ, 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After the death of Marcus, these liberal donations, and the privileges attached to the thrones of science, were abolished and revived, diminished and enlarged; but some vestige of royal bounty may be found under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their arbitrary choice of an unworthy candidate might tempt the philosophers of Athens to regret the days of independence and poverty.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impartial favor of the Antonines was bestowed on the four adverse sects of philosophy, which they considered as equally useful, or at least, as equally innocent. Socrates had formerly been the glory and the reproach of his country; and the first lessons of Epicurus so strangely scandalized the pious ears of the Athenians, that by his exile, and that of his antagonists, they silenced all vain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gods. But in the ensuing year they recalled the hasty decree, restored the liberty of the schools, and were convinced by the experience of ages, that the moral character of philosophers is not affected by the diversity of their theological speculations.

    The Gothic arms were less fatal to the schools of Athens tha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igion, whose ministers superseded the exercise of reason, resolved every question by an article of faith, and condemned the infidel or sceptic to eternal flames. In many a volume of laborious controversy, they exposed the weakness of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heart, insulted human nature in the sages of antiquity, and proscribed the spirit of philosophical inquiry, so repugnant to the doctrine, or at least to the temper, of an humble believer. The surviving sects of the Platonists, whom Plato would have blushed to acknowledge, extravagantly mingled a sublim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of superstition and magic; and as they remained alone in the midst of a Christian world, they indulged a secret ranco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hose severity was still suspended over their heads. About a century after the reign of Julian, Proclus was permitted to teach in the philosophic chair of the academy; and such was his industry, that he frequently, in the same day, pronounced five lessons, and composed seven hundred lines. His sagacious mind explored the deepest questions of morals and metaphysics, and he ventured to urge eighteen arguments against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But in the intervals of study, he personally conversed with Pan, Æsculapius, and Minerva, in whose mysteries he was secretly initiated, and whose prostrate statues he adored; in the devout persuasion that the philosopher, who is a citizen of the universe, should be the priest of its various deities. An eclipse of the sun announced his approaching end; and his life, with that of his scholar Isidore, compiled by two of their most learned disciples, exhibits a deplorable picture of the second childhood of human reason. Yet the golden chain, as it was fondly styled, of the Platonic succession, continued forty-four years from the death of Proclus to the edict of Justinian, which imposed a perpetual silence on the schools of Athens, and excited the grief and indignation of the few remaining votaries of Grecian science and superstition. Seven friends and philosophers, Diogenes and Hermias, Eulalius and Priscian, Damascius, Isidore, and Simplicius, who dissented from the religion of their sovereign, embraced the resolution of seeking in a foreign

    land the freedom which was denied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They had heard, and they credulously believed, that the republic of Plato was realized in the despotic government of Persia, and that a patriot king reigned ever the happiest and most virtuous of nations. They were soon astonished by the natural discovery, that Persia resembled the other countries of the globe; that Chosroes, who affected the name of a philosopher, was vain, cruel, and ambitious; that bigotry, and a spirit of intolerance, prevailed among the Magi; that the nobles were haughty, the courtiers servile, and the magistrates unjust; that the guilty sometimes escaped, and that the innocent were often oppressed. The disappointment of the philosophers provoked them to overlook the real virtues of the Persians; and they were scandalized, more deeply perhaps than became their profession, with the plurality of wives and concubines, the incestuous marriages, and the custom of exposing dead bodies to the dogs and vultures, instead of hiding them in the earth, or consuming them with fire. Their repentance was expressed by a precipitate return, and they loudly declared that they had rather die on the borders of the empire, than enjoy the wealth and favor of the Barbarian. From this journey, however, they derived a benefit which reflects the purest lustre on the character of Chosroes. He required, that the seven sages who had visited the court of Persia should be exempted from the penal laws which Justinian enacted against his Pagan subjects; and this privilege, expressly stipulated in a treaty of peace, was guarded by the vigilance of a powerful mediator. Simplicius and his companions ended their lives in peace and obscurity; and as they left no disciples, they terminate the long list of Grecian philosophers, who may be justly praised, notwithstanding their defects, as the wisest and most virtuous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The writings of Simplicius are now extant. His physical and metaphysical commentaries on Aristotle have passed away with the fashion of the times; but his moral interpretation of Epictetus is preserved in the library of nations, as a classic book, most excellently adapted to direct the will, to purify the heart, and to confirm the understanding, by a just confidence in the nature both of God and man.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Pythagoras first invented the appellation of philosopher, liberty and the consulship were founded at Rome by the elder Brutus.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onsular office, which may be viewed in the successive lights of a substance, a shadow, and a name, have been occasionally mentioned in the present History. The first magistrates of the republic had been chosen by the people, to exercise, in the senate and in the camp, the powers of peace and war, which were afterwards translated to the emperors. But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dignity was long revered by the Romans and Barbarians. A Gothic historian applauds the consulship of Theodoric as the height of all temporal glory and greatness; the king of Italy himself congratulated those annual favorites of fortune who, without the cares, enjoyed the splendor of the throne; and at the end of a thousand years, two consuls were created by the sovereign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giving a date to the year, and a festival to the people. But the expenses of this festival, in which the wealthy and the vain aspired to surpass their predecessors, insensibly arose to the enormous sum of fourscore thousand pounds; the wisest senators declined a useless honor, which involved the certain ruin of their families, and to this reluctance I should impute the frequent chasms in the last age of the consular Fasti. The predecessors of Justinian had assisted from the public treasures the dignity of the less opulent candidates; the avarice of that prince preferred the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method of advice and regulation. Seven processions or spectacles were the number to which his edict confined the horse and chariot races, the athletic sports, the music, and pantomimes of the theatre, and the hunting of wild beasts; and small pieces of silver were discreetly substituted to the gold medals, which had always excited tumult and drunkenness, when they were scattered with a profuse hand among the populace. Notwithstanding these precautions, and his own example, the succession of consuls finally ceased in the thirteenth year of Justinian, whose despotic temper might be gratified by the silent extinction of a title which admonished the Romans of their ancient freedom. Yet the annual

    consulship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hey fondly expected its speedy restoration; they applauded the gracious condescension of successive princes, by whom it was assumed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ir reign; and three centuries elapsed, after the death of Justinian, before that obsolete dignity, which had been suppressed by custom, could be abolished by law. The imperfect mode of distinguishing each year by the name of a magistrate, was usefully supplied by the date of a permanent æra: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Septuagint version, was adopted by the Greeks; and the Latins, since the age of Charlemagne, have computed their time from the birth of Christ.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Part 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In The West. — Character And First Campaigns Of Belisarius — He Invades And Subdues The Vandal Kingdom Of Africa — His Triumph. — The Gothic War. — He Recovers Sicily, Naples, And Rome. — Siege Of Rome By The Goths. — Their Retreat And Losses. — Surrender Of Ravenna. — Glory Of Belisarius. — His Domestic Shame And Misfortunes.

    When Justinian ascended the throne, about fifty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the kingdoms of the Goths and Vandals had obtained a solid, and, as it might seem, a legal establishment both in Europe and Africa. The titles, which Roman victory had inscribed, were erased with equal justice by the sword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ir successful rapine derived a more venerable sanction from time, from treaties, and from the oaths of fidelity, already repeated by a second or third generation of obedient subjects. Experience and Christianity had refuted the superstitious hope, that Rome was founded by the gods to reign forever over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ut the proud claim of perpetual and indefeasible dominion, which her soldiers could no longer maintain, was firmly asserted by her statesmen and lawyers, whose opinions have been sometimes revived and propagated in the modern schools of jurisprudence. After Rome herself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Imperial purple,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assumed

    the sole and sacred sceptre of the monarchy; demanded, as their rightful inheritance, the provinces which had been subdued by the consuls, or possessed by the Cæsars; and feebly aspired to deliver their faithful subjects of the West from the usurpation of heretics and Barbarians. The execution of this splendid design was in some degree reserved for Justinian. During the five first years of his reign, he reluctantly waged a costly and unprofitable war against the Persians; till his pride submitted to his ambition, and he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four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the benefit of a precarious truce, which, in the language of both nations, was dignified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the endless peace. The safety of the East enabled the emperor to employ his forces against the Vandals; and the internal state of Africa afforded an honorable motive, and promised a powerful support, to the Roman arms.

    According to the testament of the founder, the African kingdom had lineally descended to Hilderic, the eldest of the Vandal princes. A mild disposition inclined the son of a tyrant, the grandson of a conqueror, to prefer the counsels of clemency and peace; and his accession was marked by the salutary edict, which restored two hundred bishops to their churches, and allowed the free profession of the Athanasian creed. But the Catholics accepted, with cold and transient gratitude, a favor so inadequate to their pretensions, and the virtues of Hilderic offended the prejudices of his countrymen. The Arian clergy presumed to insinuate that he had renounced the faith, and the soldiers more loudly complained that he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courage, of his ancestors. His ambassadors were suspected of a secret and disgraceful negotiation in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his general, the Achilles, as he was named, of the Vandals, lost a battle against the naked and disorderly Moors. The public discontent was exasperated by Gelimer, whose age, descent, and military fame, gave him an apparent title to the succession: he assum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nation,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and his unfortunate sovereign sunk without a

    struggle from the throne to a dungeon, where he was strictly guarded with a faithful counsellor, and his unpopular nephew the Achilles of the Vandals. But the indulgence which Hilderic had shown to his Catholic subjects had powerfully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avor of Justinian, who, for the benefit of his own sect, could acknowledge the use and justice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their alliance, while the nephew of Justin remained in a private station, was cemented by the mutual exchange of gifts and letters; and the emperor Justinian asserted the cause of royalty and friendship. In two successive embassies, he admonished the usurper to repent of his treason, or to abstain, at least, from any further violence which might provoke the displeasure of God and of the Romans; to reverence the laws of kindred and succession, and to suffer an infirm old man peaceably to end his days, either on the throne of Carthage or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passions, or even the prudence, of Gelimer compelled him to reject these requests, which were urged in the haughty tone of menace and command; and he justified his ambition in a language rarely spoken in the Byzantine court, by alleging the right of a free people to remove or punish their chief magistrate, who had faile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kingly office. After this fruitless expostulation, the captive monarch was more rigorously treated, his nephew was deprived of his eyes, and the cruel Vandal, confident in his strength and distance, derided the vain threats and slow preparations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Justinian resolved to deliver or revenge his friend, Gelimer to maintain his usurpation; and the war was precede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civilized nations, by the most solemn protestations, that each party was sincerely desirous of peace.

    The report of an African war was grateful only to the vain and idle populace of Constantinople, whose poverty exempted them from tribute, and whose cowardice was seldom exposed to military service. But the wiser citizens, who judged of the future by the past, revolved in their memory the immense loss, both of men and money, which the empire had sustained in

    the expedition of Basiliscus. The troops, which, after five laborious campaigns, had been recalled from the Persian frontier, dreaded the sea, the climate, and the arms of an unknown enemy. The ministers of the finances computed, as far as they might compute, the demands of an African war; the taxes which must be found and levied to supply those insatiate demands; and the danger, lest their own lives, or at least their lucrative employments, should be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iciency of the supply. Inspired by such selfish motives, (for we may not suspect him of any zeal for the public good,) John of Cappadocia ventured to oppose in full council the inclinations of his master. He confessed, that a victory of such importance could not be too dearly purchased; but he represented in a grave discourse the certain difficulties and the uncertain event. “You undertake,” said the præfect, “to besiege Carthage: by land, the distance is not less than one hundred and forty days’ journey; on the sea, a whole year must elapse before you can receive any intelligence from your fleet. If Africa should be reduced, it cannot be preserved without the additional conquest of Sicily and Italy. Success will impose the obligations of new labors; a single misfortune will attract the Barbarians into the heart of your exhausted empire.” Justinian felt the weight of this salutary advice; he was confounded by the unwonted freedom of an obsequious servant; and the design of the war would perhaps have been relinquished, if his courage had not been revived by a voice which silenced the doubts of profane reason. “I have seen a vision,” cried an artful or fanatic bishop of the East. “It is the will of Heaven, O emperor! that you should not abandon your holy enterprise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African church. The God of battles will march before your standard, and disperse your enemies, who are the enemies of his Son.” The emperor, might be tempted, and his counsellors were constrained, to give credit to this seasonable revelation: but they derived more rational hope from the revolt, which the adherents of Hilderic or Athanasius had already excited on the borders of the Vandal monarchy. Pudentius, an African subject, had privately signified his loyal intentions, and a small military aid restored the province of Tripoli to the obedience of the

    Romans. The government of Sardinia had been intrusted to Godas, a valiant Barbarian he suspended the payment of tribute, disclaimed his allegiance to the usurper, and gave audience to the emissaries of Justinian, who found him master of that fruitful island, at the head of his guards, and proudly invested with the ensigns of royalty. The forces of the Vandals were diminished by discord and suspicion; the Roman armies were animated by the spirit of Belisarius; one of those heroic names which are familiar to every age and to every nation.

    The Africanus of new Rome was born, and perhaps educated, among the Thracian peasants, without any of those advantages which had formed the virtues of the elder and younger Scipio; a noble origin, liberal studies, and the emulation of a free state. The silence of a loquacious secretary may be admitted, to prove that the youth of Belisarius could not afford any subject of praise: he served, most assuredly with valor and reputation, among the private guards of Justinian; and when his patron became emperor, the domestic was promoted to military command. After a bold inroad into Persarmenia, in which his glory was shared by a colleague, and his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an enemy, Belisarius repaired to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Dara, where he first accepted the service of Procopius, the faithful companion, and diligent historian, of his exploits. The Mirranes of Persia advanced, with forty thousand of her best troops, to raze the fortifications of Dara; and signified the day and the hour on which the citizens should prepare a bath for his refreshment, after the toils of victory. He encountered an adversary equal to himself, by the new title of General of the East; his superior in the science of war, but much inferior in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his troops, which amounted only to twenty-five thousand Romans and strangers, relaxed in their discipline, and humbled by recent disasters. As the level plain of Dara refused all shelter to stratagem and ambush, Belisarius protected his front with a deep trench, which was prolonged at first in perpendicular, and afterwards in parallel, lines, to

    cover the wings of cavalry advantageously posted to command the flanks and rear of the enemy. When the Roman centre was shaken, their well-timed and rapid charge decided the conflict: the standard of Persia fell; the immortals fled; the infantry threw away their bucklers, and eight thousand of the vanquished were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In the next campaign, Syria was invaded on the side of the desert; and Belisarius, with twenty thousand men, hastened from Dara to the relief of the province. During the whole summer, the designs of the enemy were baffled by his skilful dispositions: he pressed their retreat, occupied each night their camp of the preceding day, and would have secured a bloodless victory, if he could have resisted the impatience of his own troops. Their valiant promise was faintly supported in the hour of battle; the right wing was exposed by the treacherous or cowardly desertion of the Christian Arabs; the Huns, a veteran band of eight hundred warriors, were oppressed by superior numbers; the flight of the Isaurians was intercepted; but the Roman infantry stood firm on the left; for Belisarius himself, dismounting from his horse, showed them that intrepid despair was their only safety. * They turned their backs to the Euphrates, and their faces to the enemy: innumerable arrows glanced without effect from the compact and shelving order of their bucklers; an impenetrable line of pikes was opposed to the repeated assaults of the Persian cavalry; and after a resistance of many hours, the remaining troops were skilfully embarked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night. The Persian commander retired with disorder and disgrace, to answer a strict account of the lives of so many soldiers, which he had consumed in a barren victory. But the fame of Belisarius was not sullied by a defeat, in which he alone had saved his army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rashness: the approach of peace relieved him from the guard of the eastern frontier, and his conduct in the sedition of Constantinople amply discharged his obligations to the emperor. When the African war became the topic of popular discourse and secret deliberation, each of the Roman generals was apprehensive, rather than ambitious, of the dangerous honor; but as soon as Justinian had declared his preference of superior merit, their

    envy was rekindled by the unanimous applause which was given to the choice of Belisarius. The temper of the Byzantine court may encourage a suspicion, that the hero was darkly assisted by the intrigues of his wife, the fair and subtle Antonina, who alternately enjoyed the confidence, and incurred the hatred, of the empress Theodora. The birth of Antonina was ignoble; she descended from a family of charioteers; and her chastity has been stained with the foulest reproach. Yet she reigned with long and absolute power over the mind of her illustrious husband; and if Antonina disdained the merit of conjugal fidelity, she expressed a manly friendship to Belisarius, whom she accompanied with undaunted resolution in all the hardships and dangers of a military life.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African war were not unworthy of the last contest between Rome and Carthage. The pride and flower of the army consisted of the guards of Belisarius, who, according to the pernicious indulgence of the times, devoted themselves, by a particular oath of fidelity, to the service of their patrons. Their strength and stature, for which they had been curiously selected, the goodness of their horses and armor, and the assiduous practice of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enabled them to act whatever their courage might prompt; and their courage was exalted by the social honor of their rank, and the personal ambition of favor and fortune. Four hundred of the bravest of the Heruli march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faithful and active Pharas; their untractable valor was more highly prized than the tam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Syrians; and of such importance was it deemed to procure a reënforcement of six hundred Massagetæ, or Huns, that they were allured by fraud and deceit to engage in a naval expedition.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en thousand foot were embarked at Constantinople, for the conquest of Africa; but the infantry, for the most part levied in Thrace and Isauria, yielded to the more prevailing use and reputation of the cavalry; and the Scythian bow was the weapon on which the armies of Rome were now reduced to place their principal dependence. From a laudable desire to assert the dignity of his

    theme, Procopius defends the soldiers of his own time against the morose critics, who confined that respectable name to the heavy-armed warriors of antiquity, and maliciously observed, that the word archer is introduced by Homer as a term of contempt. “Such contempt might perhaps be due to the naked youths who appeared on foot in the fields of Troy, and lurking behind a tombstone, or the shield of a friend, drew the bow-string to their breast, and dismissed a feeble and lifeless arrow. But our archers (pursues the historian) are mounted on horses, which they manage with admirable skill; their head and shoulders are protected by a casque or buckler; they wear greaves of iron on their legs, and their bodies are guarded by a coat of mail. On their right side hangs a quiver, a sword on their left, and their hand is accustomed to wield a lance or javelin in closer combat. Their bows are strong and weighty; they shoot in every possible direction, advancing, retreating, to the front, to the rear, or to either flank; and as they are taught to draw the bow-string not to the breast, but to the right ear, firm indeed must be the armor that can resist the rapid violence of their shaft.” Five hundred transports, navigated by twenty thousand mariners of Egypt, Cilicia, and Ionia, were collected in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The smallest of these vessels may be computed at thirty, the largest at five hundred, tons; and the fair average will supply an allowance, liberal, but not profuse, of about one hundred thousand tons, for the reception of thirty-five thousand soldiers and sailors, of five thousand horses, of arms, engines, and military stores, and of a sufficient stock of water and provisions for a voyage, perhaps, of three months. The proud galleys, which in former ages swept the Mediterranean with so many hundred oars, had long since disappeared; and the fleet of Justinian was escorted only by ninety-two light brigantines, covered from the missile weapons of the enemy, and rowed by two thousand of the brave and robust youth of Constantinople. Twenty-two generals are named, most of whom were afterwards distinguished in the wars of Africa and Italy: but the supreme command, both by land and sea, was delegated to Belisarius alone, with a boundless power of acting according to his discretion, as if the emperor himself were present. The

    separation of the naval and military professions is at once the effect and the cause of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in the science of navigation and maritime war.

    In the sev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Justinian, and about the time of the summer solstice, the whole fleet of six hundred ships was ranged in martial pomp before the gardens of the palace. The patriarch pronounced his benediction, the emperor signified his last commands, the general’s trumpet gave the signal of departure, and every heart, according to its fears or wishes, explored, with anxious curiosity, the omens of misfortune and success. The first halt was made at Perinthus or Heraclea, where Belisarius waited five days to receive some Thracian horses, a military gift of his sovereign. From thence the fleet pursued their course through the midst of the Propontis; but as they struggled to pass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an unfavorable wind detained them four days at Abydus, where the general exhibited a memorable lesson of firmness and severity. Two of the Huns, who in a drunken quarrel had slain one of their fellow-soldiers, were instantly shown to the army suspended on a lofty gibbet. The national dignity was resented by their countrymen, who disclaimed the servile laws of the empire, and asserted the free privilege of Scythia, where a small fine was allowed to expiate the hasty sallies of intemperance and anger. Their complaints were specious, their clamors were loud, and the Romans were not averse to the example of disorder and impunity. But the rising sedition was appeased by the authority and eloquence of the general: and he represented to the assembled troops the obligation of justice, the importance of discipline, the rewards of piety and virtue, and the unpardonable guilt of murder, which, in his apprehension, was aggravated rather than excused by the vice of intoxication. In the navigation from the Hellespont to Peloponnesus, which the Greeks, after the siege of Troy, had performed in four days, the fleet of Belisarius was guided in their course by his master-galley, conspicuous in the day by the redness of the sails, and in the night by the torches blazing from the mast head. It was the duty of the pilots, as

    they steered between the islands, and turned the Capes of Malea and Tænarium, to preserve the just order and regular intervals of such a multitude of ships: as the wind was fair and moderate, their labors were not unsuccessful, and the troops were safely disembarked at Methone on the Messenian coast, to repose themselves for a while after the fatigues of the sea. In this place they experienced how avarice, invested with authority, may sport with the lives of thousands which are bravely expos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ccording to military practice, the bread or biscuit of the Romans was twice prepared in the oven, and the diminution of one fourth was cheerfully allowed for the loss of weight. To gain this miserable profit, and to save the expense of wood, the præfect John of Cappadocia had given orders that the flour should be slightly baked by the same fire which warmed the baths of Constantinople; and when the sacks were opened, a soft and mouldy paste was distributed to the army. Such unwholesome food, assisted by the heat of the climate and season, soon produced an epidemical disease, which swept away five hundred soldiers. Their health was restored by the diligence of Belisarius, who provided fresh bread at Methone, and boldly expressed his just and humane indignation the emperor heard his complaint; the general was praised but the minister was not punished. From the port of Methone, the pilots steered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of Peloponnesus, as far as the Isle of Zacynthus, or Zante, before they undertook the voyage (in their eyes a most arduous voyage) of one hundred leagues over the Ionian Sea. As the fleet was surprised by a calm, sixteen days were consumed in the slow navigation; and even the general would have suffered the intolerable hardship of thirst, if the ingenuity of Antonina had not preserved the water in glass bottles, which she buried deep in the sand in a part of the ship impervious to the rays of the sun. At length the harbor of Caucana,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Sicily, afforded a secure and hospitable shelter. The Gothic officers who governed the island in the name of the daughter and grandson of Theodoric, obeyed their imprudent orders, to receive the troops of Justinian like friends and allies: provisions were liberally supplied, the cavalry was remounted, and Procopius

    soon returned from Syracuse with correct information of the state and designs of the Vandals. His intelligence determined Belisarius to hasten his operations, and his wise impatience was seconded by the winds. The fleet lost sight of Sicily, passed before the Isle of Malta, discovered the capes of Africa, ran along the coast with a strong gale from the north-east, and finally cast anchor at the promontory of Caput Vada, about five days’ journey to the south of Carthage.

    If Gelimer had been informed of the approach of the enemy, he must have delayed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for the immediate defence of his person and kingdom. A detachment of five thousand soldiers, 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 galleys, would have joined the remaining forces of the Vandals; and the descendant of Genseric might have surprised and oppressed a fleet of deep laden transports, incapable of action, and of light brigantines that seemed only qualified for flight. Belisarius had secretly trembled when he overheard his soldiers, in the passage, emboldening each other to confess their apprehensions: if they were once on shore, they hoped to maintain the honor of their arms; but if they should be attacked at sea, they did not blush to acknowledge that they wanted courage to contend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winds, the waves, and the Barbarians. The knowledge of their sentiments decided Belisarius to seize the first opportunity of landing them on the coast of Africa; and he prudently rejected, in a council of war, the proposal of sailing with the fleet and army into the port of Carthage. * Three months after their departure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men and horses, the arms and military stores, were safely disembarked, and five soldiers were left as a guard on board each of the ships, which were disposed in the form of a semicircle. The remainder of the troops occupied a camp on the sea-shore, which they fortified, according to ancient discipline,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and the discovery of a source of fresh water, while it allayed the thirst, excited the superstitious confidence, of the Romans. The next morning, some of the neighboring gardens were pillaged; and Belisarius, after chastising the offenders,

    embraced the slight occasion, but the decisive moment, of inculcating the maxims of justice, moderation, and genuine policy. “When I first accepted the commission of subduing Africa, I depended much less,” said the general, “on the numbers, or even the bravery of my troops, than on the friendly disposition of the natives, and their immortal hatred to the Vandals. You alone can deprive me of this hope; if you continue to extort by rapine what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little money, such acts of violence will reconcile these implacable enemies, and unite them in a just and holy league against the invaders of their country.” These exhortations were enforced by a rigid discipline, of which the soldiers themselves soon felt and praised the salutary effects. The inhabitants, instead of deserting their houses, or hiding their corn, supplied the Romans with a fair and liberal market: the civil officers of the province continued to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in the name of Justinian: and the clergy, from motives of conscience and interest, assiduously labored to promote the cause of a Catholic emperor. The small town of Sullecte, one day’s journey from the camp, had the honor of being foremost to open her gates, and to resume her ancient allegiance: the larger cities of Leptis and Adrumetum imitated the example of loyalty as soon as Belisarius appeared; and he advanced without opposition as far as Grasse, a palace of the Vandal kings, at the distance of fifty miles from Carthage. The weary Romans indulged themselves in the refreshment of shady groves, cool fountains, and delicious fruits; and the preference which Procopius allows to these gardens over any that he had seen, either in the East or West, may be ascribed either to the taste, or the fatigue, or the historian. In three generations, prosperity and a warm climate had dissolved the hardy virtue of the Vandals, who insensibly became the most luxurious of mankind. In their villas and gardens, which might deserve the Persian name of Paradise, they enjoyed a cool and elegant repose; and, after the daily use of the bath, the Barbarians were seated at a table profusely spread with the delicacies of the land and sea. Their silken robes loosely flowing,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Medes, were embroidered with gold; love and hunting were the labors of their life, and their vacant hours

    were amused by pantomimes, chariot-races, and the music and dances of the theatre.

    In a march of ten or twelve days, the vigilance of Belisarius was constantly awake and active against his unseen enemies, by whom, in every place, and at every hour, he might be suddenly attacked. An officer of confidence and merit, John the Armenian, led the vanguard of three hundred horse; six hundred Massagetæ covered at a certain distance the left flank; and the whole fleet, steering along the coast, seldom lost sight of the army, which moved each day about twelve miles, and lodged in the evening in strong camps, or in friendly towns. The near approach of the Romans to Carthage filled the mind of Gelimer with anxiety and terror. He prudently wished to protract the war till his brother, with his veteran troops, should return from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and he now lamented the rash policy of his ancestors, who, by destroying the fortifications of Africa, had left him only the dangerous resource of risking a battl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his capital. The Vandal conquerors, from their original number of fifty thousand, were multiplied, without including their women and children, to 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fighting men: * and such forces, animated with valor and union, might have crushed, at their first landing, the feeble and exhausted bands of the Roman general. But the friends of the captive king were more inclined to accept the invitations, than to resist the progress, of Belisarius; and many a proud Barbarian disguised his aversion to war under the more specious name of his hatred to the usurper. Yet the authority and promises of Gelimer collected a formidable army, and his plans were concerted with some degree of military skill. An order was despatched to his brother Ammatas, to collect all the forces of Carthage, and to encounter the van of the Roman army at the distance of ten miles from the city: his nephew Gibamund, with two thousand horse, was destined to attack their left, when the monarch himself, who silently followed, should charge their rear, in a situation which excluded them from the aid or even the view of their fleet. But the rashness of

    Ammatas was fatal to himself and his country. He anticipated the hour of the attack, outstripped his tardy followers, and was pierced with a mortal wound, after he had slain with his own hand twelve of his boldest antagonists. His Vandals fled to Carthage; the highway, almost ten miles, was strewed with dead bodies; and it seemed incredible that such multitudes could be slaughtered by the swords of three hundred Romans. The nephew of Gelimer was defeated, after a slight combat, by the six hundred Massagetæ: they did not equal the third part of his numbers; but each Scythian was fired by the example of his chief, who gloriously exercised the privilege of his family, by riding, foremost and alone, to shoot the first arrow against the enemy. In the mean while, Gelimer himself, ignorant of the event, and misguided by the windings of the hills, inadvertently passed the Roman army, and reached the scene of action where Ammatas had fallen. He wept the fate of his brother and of Carthage, charged with irresistible fury the advancing squadrons, and might have pursued, and perhaps decided, the victory, if he had not wasted those inestimable moments in the discharge of a vain, though pious, duty to the dead. While his spirit was broken by this mournful office, he heard the trumpet of Belisarius, who, leaving Antonina and his infantry in the camp, pressed forwards with his guards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cavalry to rally his flying troops, and to restore the fortune of the day. Much room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is disorderly battle, for the talents of a general; but the king fled before the hero; and the Vandals, accustomed only to a Moorish enemy, were incapable of withstanding the arms and discipline of the Romans. Gelimer retired with hasty steps towards the desert of Numidia: but he had soon the consolation of learning that his private orders for the execution of Hilderic and his captive friends had been faithfully obeyed. The tyrant’s revenge was useful only to his enemies. The death of a lawful prince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his people; his life might have perplexed the victorious Romans; and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by a crime of which he was innocent, was relieved from the painful alternative of forfeiting his honor or relinquishing his conquest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II.

    As soon as the tumult had subsided, the several parts of the army informed each other of the accidents of the day; and Belisarius pitched his camp on the field of victory, to which the tenth mile-stone from Carthage had applied the Latin appellation of Decimus. From a wise suspicion of the stratagems and resources of the Vandals, he marched the next day in order of battle, halted in the evening before the gates of Carthage, and allowed a night of repose, that he might not, in darkness and disorder, expose the city to the license of the soldiers, or the soldiers themselves to the secret ambush of the city. But as the fears of Belisarius were the result of calm and intrepid reason, he was soon satisfied that he might confide, without danger, in the peaceful and friendly aspect of the capital. Carthage blazed with innumerable torches, the signals of the public joy; the chain was removed that guarded the entrance of the port; the gates were thrown open, and the people, with acclamations of gratitude, hailed and invited their Roman deliverers. The defeat of the Vandals, and the freedom of Africa, were announced to the city on the eve of St. Cyprian, when the churches were already adorned and illuminated for the festival of the martyr whom three centuries of superstition had almost raised to a local deity. The Arians, conscious that their reign had expired, resigned the temple to the Catholics, who rescued their saint from profane hands, performed the holy rites, and loudly proclaimed the creed of Athanasius and Justinian. One awful hour reversed the fortunes of the contending parties. The suppliant Vandals, who had so lately indulged the vices of conquerors, sought an humble refuge in the sanctuary of the church; while the merchants of the East were delivered from the deepest dungeon of the palace by their affrighted keeper, who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his captives, and showed them, through an aperture in the wall, the sails of the Roman fleet. After their separation from the army, the

    naval commanders had proceeded with slow caution along the coast till they reached the Hermæan promontory, and obtained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the victory of Belisarius. Faithful to his instructions, they would have cast anchor about twenty miles from Carthage, if the more skilful seamen had not represented the perils of the shore, and the signs of an impending tempest. Still ignorant of the revolution, they declined, however, the rash attempt of forcing the chain of the port; and the adjacent harbor and suburb of Mandracium were insulted only by the rapine of a private officer, who disobeyed and deserted his leaders. But the Imperial fleet, advancing with a fair wind, steered through the narrow entrance of the Goletta, and occupied, in the deep and capacious lake of Tunis, a secure station about five miles from the capital. No sooner was Belisarius informed of their arrival, than he despatched orders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mariners should be immediately landed to join the triumph, and to swell the apparent numbers, of the Romans. Before he allowed them to enter the gates of Carthage, he exhorted them, in a discourse worthy of himself and the occasion, not to disgrace the glory of their arms; and to remember that the Vandals had been the tyrants, but that they were the deliverers, of the Africans, who must now be respected as the voluntary and affectionate subjects of their common sovereign. The Romans marched through the streets in close ranks prepared for battle if an enemy had appeared: the strict order maintained by the general imprinted on their minds the duty of obedience; and in an age in which custom and impunity almost sanctified the abuse of conquest, the genius of one man repressed the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The voice of menace and complaint was silent; the trade of Carthage was not interrupted; while Africa changed her master and her government, the shops continued open and busy; and the soldiers, after sufficient guards had been posted, modestly departed to the houses which were allotted for their reception. Belisarius fixed his residence in the palace; seated himself on the throne of Genseric; accepted and distributed the Barbaric spoil; granted their lives to the suppliant Vandals; and labored to repair the damage which the suburb of Mandracium had sustained in the preceding

    night. At supper he entertained his principal officers with the form and magnificence of a royal banquet. The victor was respectfully served by the captive officers of the household; and in the moments of festivity, when the impartial spectators applauded the fortune and merit of Belisarius, his envious flatterers secretly shed their venom on every word and gesture which might alarm the suspicions of a jealous monarch. One day was given to these pompous scenes, which may not be despised as useless, if they attracted the popular veneration; but the active mind of Belisarius, which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could suppose a defeat, had already resolved that the Roman empire in Africa should not depend on the chance of arms, or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The fortifications of Carthage * had alone been exempted from the general proscription; but in the reign of ninety-five years they were suffered to decay by the thoughtless and indolent Vandals. A wiser conqueror restored, with incredible despatch, the walls and ditches of the city. His liberality encouraged the workmen; the soldiers, the mariners, and the citize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alutary labor; and Gelimer, who had feared to trust his person in an open town, beheld with astonishment and despair, the rising strength of an impregnable fortress.

    That unfortunate monarch, after the loss of his capital, applied himself to collect the remains of an army scattered, rather than destroyed, by the preceding battle; and the hopes of pillage attracted some Moorish bands to the standard of Gelimer. He encamped in the fields of Bulla, four days’ journey from Carthage; insulted the capital, which he deprived of the use of an aqueduct; proposed a high reward for the head of every Roman; affected to spare the persons and property of his African subjects, and secretly negotiated with the Arian sectaries and the confederate Hun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served only to aggravate his distress: he reflected, with the deepest anguish, that he had wasted, in that useless enterprise, five thousand of his bravest troops; and he read, with grief and shame, the victorious letters of his brother Zano, * who expressed a

    sanguine confidence that the king,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ir ancestors, had already chastised the rashness of the Roman invader. “Alas! my brother,” replied Gelimer, “Heaven has declared against our unhappy nation. While you have subdued Sardinia, we have lost Africa. No sooner did Belisarius appear with a handful of soldiers, than courage and prosperity deserted the cause of the Vandals. Your nephew Gibamund, your brother Ammatas, have been betrayed to death by the cowardice of their followers. Our horses, our ships, Carthage itself, and all Africa, are in the power of the enemy. Yet the Vandals still prefer an ignominious repose,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ir wealth and liberty. Nothing now remains, except the fields of Bulla, and the hope of your valor. Abandon Sardinia; fly to our relief; restore our empire, or perish by our side.” On the receipt of this epistle, Zano imparted his grief to the principal Vandals; but the intelligence was prudently concealed from the natives of the island. The troops embarked i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galleys at the port of Cagliari, cast anchor the third day on the confines of Mauritania, and hastily pursued their march to join the royal standard in the camp of Bulla. Mournful was the interview: the two brothers embraced; they wept in silence; no questions were asked of the Sardinian victory; no inquiries were made of the African misfortunes: they saw before their eyes the whole extent of their calamities; and the absence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afforded a melancholy proof that either death or captivity had been their lot. The languid spirit of the Vandals was at length awakened and united by the entreaties of their king, the example of Zano, and the instant danger which threatened their monarchy and religion.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nation advanced to battle; and such was the rapid increase, that before their army reached Tricameron, about twenty miles from Carthage, they might boast, perhaps with some exaggeration, that they surpassed, in a tenfold proportion, the diminutive powers of the Romans. But these powers were under the command of Belisarius; and, as he was conscious of their superior merit, he permitted the Barbarians to surprise him at an unseasonable hour. The Romans were instantly under arms; a rivulet covered their front; the cavalry

    formed the first line, which Belisarius supported in the centre, at the head of five hundred guards; the infantry, at some distance, was posted in the second line; and the vigilance of the general watched the separate station and ambiguous faith of the Massagetæ, who secretly reserved their aid for the conquerors. The historian has inserted, and the reader may easily supply, the speeches of the commanders, who, by arguments the most apposite to their situation, inculcated the importance of victory, and the contempt of life. Zano, with the troops which had followed him to the conquest of Sardinia, was placed in the centre; and the throne of Genseric might have stood, if the multitude of Vandals had imitated their intrepid resolution. Casting away their lances and missile weapons, they drew their swords, and expected the charge: the Roman cavalry thrice passed the rivulet; they were thrice repulsed; and the conflict was firmly maintained, till Zano fell, and the standard of Belisarius was displayed. Gelimer retreated to his camp; the Huns joined the pursuit; and the victors despoiled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Yet no more than fifty Romans, and eight hundred Vandals were found on the field of battle; so inconsiderable was the carnage of a day, which extinguished a nation, and transferred the empire of Africa. In the evening Belisarius led his infantry to the attack of the camp; and the pusillanimous flight of Gelimer exposed the vanity of his recent declarations, that to the vanquished, death was a relief, life a burden, and infamy the only object of terror. His departure was secret; but as soon as the Vandals discovered that their king had deserted them, they hastily dispersed, anxious only for their personal safety, and careless of every object that is dear or valuable to mankind. The Romans entered the camp without resistance; and the wildest scenes of disorder were veiled in the darkness and confusion of the night. Every Barbarian who met their swords was inhumanly massacred; their widows and daughters, as rich heirs, or beautiful concubines, were embraced by the licentious soldiers; and avarice itself was almost satiated with the treasures of gold and silver, the accumulated fruits of conquest or economy in a long period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In this frantic search, the troops, even of Belisarius, forgot

    their caution and respect. Intoxicated with lust and rapine, they explored, in small parties, or alone, the adjacent fields, the woods, the rocks, and the caverns, that might possibly conceal any desirable prize: laden with booty, they deserted their ranks, and wandered without a guide, on the high road to Carthage; and if the flying enemies had dared to return, very few of the conquerors would have escaped. Deeply sensible of the disgrace and danger, Belisarius passed an apprehensive night on the field of victory: at the dawn of day, he planted his standard on a hill, recalled his guardians and veterans, and gradually restored the modesty and obedience of the camp. It was equally the concern of the Roman general to subdue the hostile, and to save the prostrate, Barbarian; and the suppliant Vandals, who could be found only in churches, were protected by his authority, disarmed, and separately confined, that they might neither disturb the public peace, nor become the victims of popular revenge. After despatching a light detachment to tread the footsteps of Gelimer, he advanced, with his whole army, about ten days’ march, as far as Hippo Regius, which no longer possessed the relics of St. Augustin. The season, and the certain intelligence that the Vandal had fled to an inaccessible country of the Moors, determined Belisarius to relinquish the vain pursuit, and to fix his winter quarters at Carthage. From thence he despatched his principal lieutenant, to inform the emperor, that in the space of three months he had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Africa.

    Belisarius spoke the language of truth. The surviving Vandals yielded, without resistance, their arms and their freedom; the neighborhood of Carthage submitted to his presence; and the more distant provinces were successively subdued by the report of his victory. Tripoli was confirmed in her voluntary allegiance; Sardinia and Corsica surrendered to an officer, who carried, instead of a sword, the head of the valiant Zano; and the Isles of Majorca, Minorca, and Yvica consented to remain an humble appendage of the African kingdom. Cæsarea, a royal city, which in looser geography may be confounded with the modern Algiers, was situate thirty days’ march to the

    westward of Carthage: by land, the road was infested by the Moors; but the sea was open, and the Romans were now masters of the sea. An active and discreet tribune sailed as far as the Straits, where he occupied Septem or Ceuta, which rises opposite to Gibraltar on the African coast; that remote place was afterwards adorned and fortified by Justinian; and he seems to have indulged the vain ambition of extending his empire to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He received the messengers of victory at the time when he was preparing to publish the Pandects of the Roman laws; and the devout or jealous emperor celebrated the divine goodness, and confessed, in silence, the merit of his successful general. Impatient to abolish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tyranny of the Vandals, he proceeded, without delay, to the full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Her jurisdiction, wealth, and immunities, perhaps the most essential part of episcopal religion, were restored and amplified with a liberal hand; the Arian worship was suppressed; the Donatist meetings were proscribed; and the synod of Carthage, by the voice of two hundred and seventeen bishops, applauded the just measure of pious retaliation. On such an occasion, it may not be presumed, that many orthodox prelates were absent; but the comparativ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 which in ancient councils had been twice or even thrice multiplied, most clearly indicates the decay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hile Justinian approved himself the defender of the faith, he entertained an ambitious hope, that his victorious lieutenant would speedily enlarge the narrow limits of his dominion to the space which they occupied before the invasion of the Moors and Vandals; and Belisarius was instructed to establish five dukes or commanders in the convenient stations of Tripoli, Leptis, Cirta, Cæsarea, and Sardinia, and to compute the military force of palatines or borderers that might be sufficient for the defence of Africa. The kingdom of the Vandals was not unworthy of the presence of a Prætorian pr æfect; and four consulars, three presidents, were appointed to administer the seven provinces under his civil jurisdiction. The number of their subordinate officers, clerks, messengers, or assistants, was minutely expressed; three hundred and ninety-six for the

    præfect himself, fifty for each of his vicegerents; and the rigid definition of their fees and salaries was more effectual to confirm the right than to prevent the abuse. These magistrates might be oppressive, but they were not idle; and the subtile questions of justice and revenue were infinitely propagated under the new government, which professed to revive the freedom and equity of the Roman republic. The conqueror was solicitous to extract a prompt and plentiful supply from his African subjects; and he allowed them to claim, even in the third degree, and from the collateral line, the houses and lands of which their families had been unjustly despoiled by the Vandal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Belisarius, who acted by a high and special commission, no ordinary provision was made for a master-general of the forces; but the office of Prætorian præfect was intrusted to a soldier;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were unite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Justinian, in the chief governor;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eror in Africa, as well as in Italy, was soon distinguished by the appellation of Exarch.

    Yet the conquest of Africa was imperfect till her former sovereign was delivered, either alive or dead, into the hands of the Romans. Doubtful of the event, Gelimer had given secret orders that a part of his treasure should be transported to Spain, where he hoped to find a secure refuge at the court of the king of the Visigoths. But these intentions were disappointed by accident, treachery, and the indefatigable pursuit of his enemies, who intercepted his flight from the sea-shore, and chased the unfortunate monarch, with some faithful followers, to the inaccessible mountain of Papua, in the inland country of Numidia. He was immediately besieged by Pharas, an officer whose truth and sobriety were the more applauded, as such qualities could seldom be found among the Heruli, the most corrupt of the Barbarian tribes. To his vigilance Belisarius had intrusted this important charge and, after a bold attempt to scale the mountain, in which he lost a hundred and ten soldiers, Pharas expected, during a winter siege, the operation of distress and famine on the mind of the

    Vandal king. From the softest habits of pleasure, from the unbounded command of industry and wealth, he was reduced to share the poverty of the Moors, supportable only to themselves by their ignorance of a happier condition. In their rude hovels, of mud and hurdles, which confined the smoke and excluded the light, they promiscuously slept on the ground, perhaps on a sheep-skin, with their wives,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cattle. Sordid and scanty were their garments; the use of bread and wine was unknown; and their oaten or barley cakes, imperfectly baked in the ashes, were devoured almost in a crude state, by the hungry savages. The health of Gelimer must have sunk under these strange and unwonted hardships, from whatsoever cause they had been endured; but his actual misery was imbittered by the recollection of past greatness, the daily insolence of his protectors, and the just apprehension, that the light and venal Moors might be tempted to betray the rights of hospitality. The knowledge of his situation dictated the humane and friendly epistle of Pharas. “Like yourself,” said the chief of the Heruli, “I am an illiterate Barbarian, but I speak the language of plain sense and an honest heart. Why will you persist in hopeless obstinacy? Why will you ruin yourself, your family, and nation? The love of freedom and abhorrence of slavery? Alas! my dearest Gelimer, are you not already the worst of slaves, the slave of the vile nation of the Moors? Would it not be preferable to sustain at Constantinople a life of poverty and servitude, rather than to reign the undoubted monarch of the mountain of Papua? Do you think it a disgrace to be the subject of Justinian? Belisarius is his subject; and we ourselves, whose birth is not inferior to your own, are not ashamed of our obedience to the Roman emperor. That generous prince will grant you a rich inheritance of lands, a place in the senate, and the dignity of patrician: such are his gracious intentions, and you may depend with full assurance on the word of Belisarius. So long as Heaven has condemned us to suffer, patience is a virtue; but if we reject the proffered deliverance, it degenerates into blind and stupid despair.” “I am not insensible” replied the king of the Vandals, “how kind and rational is your advice. But I cannot persuade myself to

    become the slave of an unjust enemy, who has deserved my implacable hatred. Him I had never injured either by word or deed: yet he has sent against me, I know not from whence, a certain Belisarius, who has cast me headlong from the throne into his abyss of misery. Justinian is a man; he is a prince; does he not dread for himself a similar reverse of fortune? I can write no more: my grief oppresses me. Send me, I beseech you, my dear Pharas, send me, a lyre, a sponge, and a loaf of bread.” From the Vandal messenger, Pharas was informed of the motives of this singular request. It was long since the king of Africa had tasted bread; a defluxion had fallen on his eyes, the effect of fatigue or incessant weeping; and he wished to solace the melancholy hours, by singing to the lyre the sad story of his own misfortunes. The humanity of Pharas was moved; he sent the three extraordinary gifts; but even his humanity prompted him to redouble the vigilance of his guard, that he might sooner compel his prisoner to embrace a resolution advantageous to the Romans, but salutary to himself. The obstinacy of Gelimer at length yielded to reason and necessity; the solemn assurances of safety and honorable treatment were ratified in the emperor’s name, by the ambassador of Belisarius; and the king of the Vandals descended from the mountain. The first public interview was in one of the suburbs of Carthage; and when the royal captive accosted his conqueror, he burst into a fit of laughter. The crowd might naturally believe, that extreme grief had deprived Gelimer of his senses: but in this mournful state, unseasonable mirth insinuated to more intelligent observers, that the vain and transitory scenes of human greatness are unworthy of a serious thought.

    Their contempt was soon justified by a new example of a vulgar truth; that flattery adheres to power, and envy to superior merit. The chiefs of the Roman army presumed to think themselves the rivals of a hero. Their private despatches maliciously affirmed, that the conqueror of Africa, strong in his reputation and the public love, conspired to seat himself on the throne of the Vandals. Justinian listened with too

    patient an ear; and his silence was the result of jealousy rather than of confidence. An honorable alternative, of remaining in the province, or of returning to the capital, was indeed submitted to the discretion of Belisarius; but he wisely concluded, from intercepted letters and the knowledge of his sovereign’s temper, that he must either resign his head, erect his standard, or confound his enemies by his presence and submission. Innocence and courage decided his choice; his guards, captives, and treasures, were diligently embarked; and so prosperous was the navigation, that his arrival at Constantinople preceded any certain account of his departure from the port of Carthage. Such unsuspecting loyalty removed the apprehensions of Justinian; envy was silenced and inflamed by the public gratitude; and the third Africanus obtained the honors of a triumph, a ceremony which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had never seen, and which ancient Rome, since the reign of Tiberius, had reserved for the auspicious arms of the Cæsars. From the palace of Belisarius, the procession was conducted through the principal streets to the hippodrome; and this memorable day seemed to avenge the injuries of Genseric, and to expiate the shame of the Romans.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displayed, the trophies of martial or effeminate luxury; rich armor, golden thrones, and the chariots of state which had been used by the Vandal queen; the massy furniture of the royal banquet, the splendor of precious stones, the elegant forms of statues and vases, the more substantial treasure of gold, and the holy vessels of the Jewish temple, which after their long peregrination were respectfully deposited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of Jerusalem. A long train of the noblest Vandals reluctantly exposed their lofty stature and manly countenance. Gelimer slowly advanced: he was clad in a purple robe, and still maintained the majesty of a king. Not a tear escaped from his eyes, not a sigh was heard; but his pride or piety derived some secret consolation from the words of Solomon, which he repeatedly pronounced, Vanity! vanity! all is vanity! Instead of ascending a triumphal car drawn by four horses or elephants, the modest conqueror marched on foot at the head of his brave companions; his prudence might decline an honor too conspicuous for a subject; and his magnanimity

    might justly disdain what had been so often sullied by the vilest of tyrants. The glorious procession entered the gate of the hippodrome; was saluted by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halted before the throne where Justinian and Theodora were seated to receive homage of the captive monarch and the victorious hero. They both performed the customary adoration; and falling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respectfully touched the footstool of a prince who had not unsheathed his sword, and of a prostitute who had danced on the theatre; some gentle violence was used to bend the stubborn spirit of the grandson of Genseric; and however trained to servitude, the genius of Belisarius must have secretly rebelled. He was immediately declared consul for the ensuing year, and the day of his inauguration resembled the pomp of a second triumph: his curule chair was borne aloft on the shoulders of captive Vandals; and the spoils of war, gold cups, and rich girdles, were profusely scattered among the populace.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III.

    But the purest reward of Belisarius was in the faithful execution of a treaty for which his honor had been pledged to the king of the Vandals. The religious scruples of Gelimer, who adhered to the Arian heresy, we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dignity of senator or patrician: but he received from the emperor an ample estate in the province of Galatia, where the abdicated monarch retired, with his family and friends, to a life of peace, of affluence, and perhaps of content. The daughters of Hilderic were entertained with the respectful tenderness due to their age and misfortune; and Justinian and Theodora accepted the honor of educating and enriching the female descendants of the great Theodosius. The bravest of the Vandal youth were distributed into five squadrons of cavalry, which adopted the name of their benefactor, and supported in

    the Persian wars the glory of their ancestors. But these rare exceptions, the reward of birth or valor, are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e fate of a nation, whose numbers before a short and bloodless war, amounted to more than six hundred thousand persons. After the exile of their king and nobles, the servile crowd might purchase their safety by abjuring their character,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ir degenerate posterity would be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common herd of African subjects. Yet even in the present age, and in the heart of the Moorish tribes, a curious traveller has discovered the white complexion and long flaxen hair of a northern race; and it was formerly believed, that the boldest of the Vandals fled beyond the power, or even the knowledge, of the Romans, to enjoy their solitary freedom on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Ocean. Africa had been their empire, it became their prison; nor could they entertain a hope, or even a wish, of returning to the banks of the Elbe, where their brethren, of a spirit less adventurous, still wandered in their native forests. It was impossible for cowards to surmount the barriers of unknown seas and hostile Barbarians; it was impossible for brave men to expose their nakedness and defeat before the eyes of their countrymen, to describe the kingdoms which they had lost, and to claim a share of the humble inheritance, which, in a happier hour, they had almost unanimously renounced. In the country between the Elbe and the Oder, several populous villages of Lusatia are inhabited by the Vandals: they still preserve their language, their customs,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blood; support, with some impatience, the Saxon or Prussian yoke; and serve, with secret and voluntary allegiance, the descendant of their ancient kings, who in his garb and present fortune is confounded with the meanest of his vassals. The name and situation of this unhappy people might indicate their descent from one common stock with the conquerors of Africa. But the use of a Sclavonian dialect more clearly represent them as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new colonies, who succeeded to the genuine Vandals, already scattered or destroyed in the age of Procopius.

    If Belisarius had been tempted to hesitate in his allegiance, he might have urged, even against the emperor himself, the indispensable duty of saving Africa from an enemy more barbarous than the Vandals. The origin of the Moors is involved in darkness; they were ignorant of the use of letters. Their limits cannot be precisely defined; a boundless continent was open to the Libyan shepherds; the change of seasons and pastures regulated their motions; and their rude huts and slender furniture were transported with the same case as their arms,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cattle, which consisted of sheep, oxen, and camels. During the vigor of the Roman power, they observed a respectful distance from Carthage and the sea-shore: under the feeble reign of the Vandals, they invaded the cities of Numidia, occupied the sea-coast from Tangier to Cæsarea, and pitched their camps, with impunity, in the fertile province of Byzacium. The formidable strength and artful conduct of Belisarius secured the neutrality of the Moorish princes, whose vanity aspired to receive, in the emperor’s name, the ensigns of their regal dignity. They were astonished by the rapid event, and trembl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conqueror. But his approaching departure soon relieved the apprehensions of a savage and superstitious people; the number of their wives allowed them to disregard the safety of their infant hostages; and when the Roman general hoisted sail in the port of Carthage, he heard the cries, and almost beheld the flames, of the desolated province. Yet he persisted in his resolution, and leaving only a part of his guards to reënforce the feeble garrisons, he intrusted the command of Africa to the eunuch Solomon, who proved himself not unworthy to be the successor of Belisarius. In the first invasion, some detachments, with two officers of merit, were surprised and intercepted; but Solomon speedily assembled his troops, marched from Carthage into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and in two great battles destroyed sixty thousand of the Barbarians. The Moors depended on their multitude, their swiftness, and their inaccessible mountains; and the aspect and smell of their camels are said to have produced some confusion in the Roman cavalry. But as soon as they were

    commanded to dismount, they derided this contemptible obstacle: as soon as the columns ascended the hills, the naked and disorderly crowd was dazzled by glittering arms and regular evolutions; and the menace of their female prophets was repeatedly fulfilled, that the Moors should be discomfited by a beardless antagonist. The victorious eunuch advanced thirteen days journey from Carthage, to besiege Mount Aurasius, the citadel,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garden, of Numidia. That range of hills, a branch of the great Atlas, contains, within a circumferenc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miles, a rare variety of soil and climate; the intermediate valleys and elevated plains abound with rich pastures, perpetual streams, and fruits of a delicious taste and uncommon magnitude. This fair solitude is decorated with the ruins of Lambesa, a Roman city, once the seat of a legion, and the residence of forty thousand inhabitants. The Ionic temple of Æsculapius is encompassed with Moorish huts; and the cattle now graze in the midst of an amphitheatre, under the shade of Corinthian columns. A sharp perpendicular rock rises above the level of the mountain, where the African princes deposited their wives and treasure; and a proverb is familiar to the Arabs, that the man may eat fire who dares to attack the craggy cliffs and inhospitable natives of Mount Aurasius. This hardy enterprise was twice attempted by the eunuch Solomon: from the first, he retreated with some disgrace; and in the second, his patience and provisions were almost exhausted; and he must again have retired, if he had not yielded to the impetuous courage of his troops, who audaciously scaled, to the astonishment of the Moors, the mountain, the hostile camp, and the summit of the Geminian rock A citadel was erected to secur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and to remind the Barbarians of their defeat; and as Solomon pursued his march to the west, the long-lost province of Mauritanian Sitifi was again annexed to the Roman empire. The Moorish war continued several year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Belisarius; but the laurels which he resigned to a faithful lieutenant may be justly ascribed to his own triumph.

    The experience of past faults, which may sometimes correct the mature age of an individual, is seldom profitable to the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mankind. The nations of antiquity, careless of each other’s safety, were separately vanquished and enslaved by the Romans. This awful lesson might have instruct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to oppose, with timely counsels and confederate arms, the unbounded ambition of Justinian. Yet the same error was repeated, the same consequences were felt, and the Goths, both of Italy and Spain, insensible of their approaching danger, beheld with indifference, and even with joy, the rapid downfall of the Vandal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oyal line, Theudes, a valiant and powerful chief,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pain, which he had formerly administered in the name of Theodoric and his infant grandson. Under his command, the Visigoths besieged the fortress of Ceuta on the African coast: but, while they spent the Sabbath day in peace and devotion, the pious security of their camp was invaded by a sally from the town; and the king himself, with some difficulty and danger, escaped from the hands of a sacrilegious enemy. It was not long before his pride and resentment were gratified by a suppliant embassy from the unfortunate Gelimer, who implored, in his distress, the aid of the Spanish monarch. But instead of sacrificing these unworthy passions to the dictates of generosity and prudence, Theudes amused the ambassadors till he was secretly informed of the loss of Carthage, and then dismissed them with obscure and contemptuous advice, to seek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a true knowledge of the state of the Vandals. The long continuance of the Italian war delayed the punishment of the Visigoths; and the eyes of Theudes were closed before they tasted the fruits of his mistaken policy. After his death, the sceptre of Spain was disputed by a civil war. The weaker candidate solicited the protection of Justinian, and ambitiously subscribed a treaty of alliance, which deeply wounded the independence and happiness of his country. Several cities, both on the oc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ere ceded to the Roman troops, who afterwards refused to evacuate those pledges, as it should

    seem, either of safety or payment; and as they were fortified by perpetual supplies from Africa, they maintained their impregnable stations, for the mischievous purpose of inflaming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factions of the Barbarians. Seventy years elapsed before this painful thorn could be extirpated from the bosom of the monarchy; and as long as the emperors retained any share of these remote and useless possessions, their vanity might number Spain in the list of their provinces, and the successors of Alaric in the rank of their vassals.

    The error of the Goths who reigned in Italy was less excusable than that of their Spanish brethren, and their punishment was still more immediate and terrible. From a motive of private revenge, they enabled their most dangerous enemy to destroy their most valuable ally. A sister of the great Theodoric had been given in marriage to Thrasimond, the African king: on this occasion, the fortress of Lilybæum in Sicily was resigned to the Vandals; and the princess Amalafrida was attended by a martial train of one thousand nobles, and five thousand Gothic soldiers, who signalized their valor in the Moorish wars. Their merit was overrated by themselves, and perhaps neglected by the Vandals; they viewed the country with envy, and the conquerors with disdain; but their real or fictitious conspiracy was prevented by a massacre; the Goths were oppressed, and the captivity of Amalafrida was soon followed by her secret and suspicious death. The eloquent pen of Cassiodorus was employed to reproach the Vandal court with the cruel violation of every social and public duty; but the vengeance which he threatened in the name of his sovereign might be derided with impunity, as long as Africa was protected by the sea, and the Goths were destitute of a navy. In the blind impotence of grief and indignation, they joyfully saluted the approach of the Romans, entertained the fleet of Belisarius in the ports of Sicily, and were speedily delighted or alarmed by the surprising intelligence, that their revenge was execute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heir hopes, or perhaps of their wishes. To their friendship the emperor was indebted for

    the kingdom of Africa, and the Goths might reasonably think, that they were entitled to resume the possession of a barren rock, so recently separated as a nuptial gift from the island of Sicily. They were soon undeceived by the haughty mandate of Belisarius, which excited their tardy and unavailing repentance. “The city and promontory of Lilybæum,” said the Roman general, “belonged to the Vandals, and I claim them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Your submission may deserve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your obstinacy will provoke his displeasure, and must kindle a war, that can terminate only in your utter ruin. If you compel us to take up arms, we shall contend, not to regain the possession of a single city, but to deprive you of all the provinces which you unjustly withhold from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 nation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might have smiled at the vain menace of Justinian and his lieutenant: but a spirit of discord and disaffection prevailed in Italy, and the Goths supported, with reluctance, the indignity of a female reign.

    The birth of Amalasontha, the regent and queen of Italy, united the two most illustrious families of the Barbarians. Her mother, the sister of Clovis, was descended from the long-haired kings of the Merovingian race; and the regal succession of the Amali was illustrated in the eleventh generation, by her father, the great Theodoric, whose merit might have ennobled a plebeian origin. The sex of his daughter excluded her from the Gothic throne; but his vigilant tenderness for his family and his people discovered the last heir of the royal line, whose ancestors had taken refuge in Spain; and the fortunate Eutharic was suddenly exalted to the rank of a consul and a prince. He enjoyed only a short time the charms of Amalasontha, and the hopes of the succession; and his widow, after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and father, was left the guardian of her son Athalaric, and the kingdom of Italy. At the age of about twenty-eight years, the endowments of her mind and person had attained their perfect maturity. Her beauty, which,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odora herself, might have disputed the conquest of an emperor, was animated by manly

    sense, activity, and resolution.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had cultivated her talents; her philosophic studies were exempt from vanity; and, though she expressed herself with equal elegance and ease in the Greek, the Latin, and the Gothic tongue, the daughter of Theodoric maintained in her counsels a discreet and impenetrable silence. By a faithful imitation of the virtues, she revived the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while she strove, with pious care, to expiate the faults, and to obliterate the darker memory of his declining age. The children of Boethius and Symmachus were restored to their paternal inheritance; her extreme lenity never consented to inflict any corporal or pecuniary penalties on her Roman subjects; and she generously despised the clamors of the Goths, who, at the end of forty years, still considered the people of Italy as their slaves or their enemies. Her salutary measures were directed by the wisdom, and celebrated by the eloquence, of Cassiodorus; she solicited and deserv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doms of Europe respected, both in peace and war, the majesty of the Gothic throne. But the future happiness of the queen and of Italy depended on the education of her son; who was destined, by his birth, to support the different and almost incompatible characters of the chief of a Barbarian camp, and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a civilized nation. From the age of ten years, Athalaric was diligently instructed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either useful or ornamental for a Roman prince; and three venerable Goths were chosen to instil the principles of honor and virtue into the mind of their young king. But the pupil who is in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must abhor the restraints, of education; and the solicitude of the queen, which affection rendered anxious and severe, offended the untractable nature of her son and his subjects. On a solemn festival, when the Goths were assembled in the palace of Ravenna, the royal youth escaped from his mother’s apartment, and, with tears of pride and anger, complained of a blow which his stubborn disobedience had provoked her to inflict. The Barbarians resented the indignity which had been offered to their king; accused the regent of conspiring against his life and crown; and imperiously demanded, that the grandson of Theodoric should be rescued from the dastardly

    discipline of women and pedants, and educated, like a valiant Goth, in the society of his equals and the glorious ignorance of his ancestors. To this rude clamor, importunately urged as the voice of the nation, Amalasontha was compelled to yield her reason, and the dearest wishes of her heart. The king of Italy was abandoned to wine, to women, and to rustic sports; and the indiscreet contempt of the ungrateful youth betrayed the mischievous designs of his favorites and her enemies. Encompassed with domestic foes, she entered into a secret negotiation with the emperor Justinian; obtained the assurance of a friendly reception, and had actually deposited at Dyrachium, in Epirus, a treasure of for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Happy would it have been for her fame and safety, if she had calmly retired from barbarous faction to the peace and splend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ind of Amalasontha was inflamed by ambition and revenge; and while her ships lay at anchor in the port, she waited for the success of a crime which her passions excused or applauded as an act of justice. Three of the most dangerous malecontents had been separately removed under the pretence of trust and command, to the frontiers of Italy: they were assassinated by her private emissaries; and the blood of these noble Goths rendered the queen-mother absolute in the court of Ravenna, and justly odious to a free people. But if she had lamented the disorders of her son she soon wept his irreparable loss; and the death of Athalaric, who, at the age of sixteen, was consumed by premature intemperance, left her destitute of any firm support or legal authority. Instead of submitting to the laws of her country which held as a fundamental maxim, that the succession could never pass from the lance to the distaff, the daughter of Theodoric conceived the impracticable design of sharing, with one of her cousins, the regal title, and of reserving in her own hands the substance of supreme power. He received the proposal with profound respect and affected gratitude; and the eloquent Cassiodorus announc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emperor, that Amalasontha and Theodatus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Italy. His birth (for his mother was the sister of Theodoric)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n imperfect title; and the choice of Amalasontha was more strongly directed by

    her contempt of his avarice and pusillanimity which had deprived him of the love of the Italians, and the esteem of the Barbarians. But Theodatus was exasperated by the contempt which he deserved: her justice had repressed and reproached the oppression which he exercised against his Tuscan neighbors; and the principal Goths, united by common guilt and resentment, conspired to instigate his slow and timid disposition. The letters of congratulation were scarcely despatched before the queen of Italy was imprisoned in a small island of the Lake of Bolsena, where, after a short confinement, she was strangled in the bath, by the order, or with the connivance of the new king, who instructed his turbulent subjects to shed the blood of their sovereigns.

    Justinian beheld with joy the dissensions of the Goths; and the mediation of an ally concealed and promoted the ambitious views of the conqueror. His ambassadors, in their public audience, demanded the fortress of Lilybæum, ten Barbarian fugitives, and a just compensation for the pillage of a small town on the Illyrian borders; but they secretly negotiated with Theodatus to betray the province of Tuscany, and tempted Amalasontha to extricate herself from danger and perplexity, by a free surrender of the kingdom of Italy. A false and servile epistle was subscribed, by the reluctant hand of the captive queen: but the confession of the Roman senators, who were sent to Constantinople, revealed the truth of her deplorable situation; and Justinian, by the voice of a new ambassador, most powerfully interceded for her life and liberty. * Yet the secret instructions of the same minister were adapted to serve the cruel jealousy of Theodora, who dreaded the presence and superior charms of a rival: he prompted, with artful and ambiguous hints, the execution of a crime so useful to the Romans; received the intelligence of her death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and denounced, in his master’s name, immortal war against the perfidious assassin. In Italy, as well as in Africa, the guilt of a usurper appeared to justify the arms of Justinian; but the forces which he prepared, were insufficient for the subversion of a mighty kingdom, if their

    feeble numbers had not been multiplied by the name, the spirit, and the conduct, of a hero. A chosen troop of guards, who served on horseback, and were armed with lances and bucklers, attended the person of Belisarius; his cavalry was composed of two hundred Huns, three hundred Moors, and four thousand confederates, and the infantry consisted of only three thousand Isaurians. Steering the same course as in his former expedition, the Roman consul cast anchor before Catana in Sicily, to survey the strength of the island, and to decide whether he should attempt the conquest, or peaceably pursue his voyage for the African coast. He found a fruitful land and a friendly people. Notwithstanding the decay of agriculture, Sicily still supplied the granaries of Rome: the farmers were graciously exempted from the oppression of military quarters; and the Goths, who trusted the defence of the island to the inhabitants, had some reason to complain, that their confidence was ungratefully betrayed. Instead of soliciting and expecting the aid of the king of Italy, they yielded to the first summons a cheerful obedience; and this province, the first fruits of the Punic war, was again, after a long separation, united to the Roman empire. The Gothic garrison of Palermo, which alone attempted to resist, was reduced, after a short siege, by a singular stratagem. Belisarius introduced his ships into the deepest recess of the harbor; their boats were laboriously hoisted with ropes and pulleys to the top-mast head, and he filled them with archers, who, from that superior station, commanded the ramparts of the city. After this easy, though successful campaign, the conqueror entered Syracuse in triumph, at the head of his victorious bands, distributing gold medals to the people, on the day which so gloriously terminated the year of the consulship. He passed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palace of ancient kings, amidst the ruins of a Grecian colony, which once extended to a circumference of two-and-twenty miles: but in the spring, about the festival of Easter, the prosecution of his designs was interrupted by a dangerous revolt of the African forces. Carthage was saved by the presence of Belisarius, who suddenly landed with a thousand guards. * Two thousand soldiers of doubtful faith return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old commander: and he marched, without hesitation, above fifty miles, to seek an enemy whom he affected to pity and despise. Eight thousand rebels trembled at his approach; they were routed at the first onset, by the dexterity of their master: and this ignoble victory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peace of Africa, if the conqueror had not been hastily recalled to Sicily, to appease a sedition which was kindled during his absence in his own camp. Disorder and disobedience were the common malady of the times; the genius to command, and the virtue to obey, resided only in the mind of Belisariu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IV.

    Although Theodatus descended from a race of heroes, he was ignorant of the art, and averse to the dangers, of war. Although he had studied the writings of Plato and Tully, philosophy was incapable of purifying his mind from the basest passions, avarice and fear. He had purchased a sceptre by ingratitude and murder: at the first menace of an enemy, he degraded his own majesty and that of a nation, which already disdained their unworthy sovereign. Astonished by the recent example of Gelimer, he saw himself dragged in chains through the streets of Constantinople: the terrors which Belisarius inspired were heightened by the eloquence of Peter, the Byzantine ambassador; and that bold and subtle advocate persuaded him to sign a treaty, too ignominious to become the foundation of a lasting peace. It was stipulated, that in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Roman people,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should be always proclaimed before that of the Gothic king; and that as often as the statue of Theodatus was erected in brass on marble, the divine image of Justinian should be placed on its right hand. Instead of conferring, the king of Italy was reduced to solicit, the honors of the senate; and the consent of the emperor was made indispensable before he

    could execute, against a priest or senator, the sentence either of death or confiscation. The feeble monarch resigned the possession of Sicily; offered, as the annual mark of his dependence, a crown of gold of the weight of three hundred pounds; and promised to supply, at the requisition of his sovereign, three thousand Gothic auxiliarie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Satisfied with these extraordinary concessions, the successful agent of Justinian hastened his journey to Constantinople; but no sooner had he reached the Alban villa, than he was recalled by the anxiety of Theodatus; and the dialogue which passed between the king and the ambassador deserves to be represented in its original simplicity. “Are you of opinion that the emperor will ratify this treaty? Perhaps. If he refuses, what consequence will ensue? War. Will such a war, be just or reasonable? Most assuredly: every one should act according to his character. What is your meaning? You are a philosopher — Justinian is emperor of the Romans: it would ill become the disciple of Plato to shed the blood of thousands in his private quarrel: the successor of Augustus should vindicate his rights, and recover by arms the ancient provinces of his empire.” This reasoning might not convince, but it was sufficient to alarm and subdue the weakness of Theodatus; and he soon descended to his last offer, that for the poor equivalent of a pension of forty-eight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he would resign the kingdom of the Goths and Italians, and spend the remainder of his days in the innocent pleasures of philosophy and agriculture. Both treaties were intrusted to the hands of the ambassador, on the frail security of an oath not to produce the second till the first had been positively rejected. The event may be easily foreseen: Justinian required and accepted the abdication of the Gothic king. His indefatigable agent returned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avenna, with ample instructions; and a fair epistle, which praised the wisdom and generosity of the royal philosopher, granted his pension, with the assurance of such honors as a subject and a Catholic might enjoy; and wisely referred the final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to the presence and authority of Belisarius. But in the interval of suspense, two Roman generals, who had entered the province of Dalmatia, were defeated and slain by

    the Gothic troops. From blind and abject despair, Theodatus capriciously rose to groundless and fatal presumption, and dared to receive, with menace and contempt, the ambassador of Justinian; who claimed his promise, solicited the allegiance of his subjects, and boldly asserted the inviolable privilege of his own character. The march of Belisarius dispelled this visionary pride; and as the first campaign was employed in the reduction of Sicily, the invasion of Italy is applied by Procopius to the second year of the Gothic war.

    After Belisarius had left sufficient garrisons in Palermo and Syracuse, he embarked his troops at Messina, and landed them, without resistance, on the opposite shores of Rhegium. A Gothic prince, who had married the daughter of Theodatus, was stationed with an army to guard the entrance of Italy; but he imitated, without scruple, the example of a sovereign faithless to his public and private duties. The perfidious Ebermor deserted with his followers to the Roman camp, and was dismissed to enjoy the servile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From Rhegium to Naples, the fleet and army of Belisarius, almost always in view of each other, advanced near three hundred miles along the sea-coast. The people of Bruttium, Lucania, and Campania, who abhorred the name and religion of the Goths, embraced the specious excuse, that their ruined walls were incapable of defence: the soldiers paid a just equivalent for a plentiful market; and curiosity alone interrupted the peaceful occupations of the husbandman or artificer. Naples, which has swelled to a great and populous capital, long cherished the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a Grecian colony; and the choice of Virgil had ennobled this elegant retreat, which attracted the lovers of repose and study, elegant retreat, which attracted the lovers of repose and study, from the noise, the smoke, and the laborious opulence of Rome. As soon as the place was invested by sea and land, Belisarius gave audience to the deputies of the people, who exhorted him to disregard a conquest unworthy of his arms, to seek the Gothic king in a field of battle, and, after his victory, to claim, as the sovereign of Rome, the allegiance of the dependent

    cities. “When I treat with my enemies,” replied the Roman chief, with a haughty smile, “I am more accustomed to give than to receive counsel; but I hold in one hand inevitable ruin, and in the other peace and freedom, such as Sicily now enjoys.” The impatience of delay urged him to grant the most liberal terms; his honor secured their performance: but Naples was divided into two factions; and the Greek democracy was inflamed by their orators, who, with much spirit and some truth, represented to the multitude that the Goths would punish their defection, and that Belisarius himself must esteem their loyalty and valor. Their deliberations, however, were not perfectly free: the city was commanded by eight hundred Barbarians, whose wives and children were detained at Ravenna as the pledge of their fidelity; and even the Jews, who were rich and numerous, resisted, with desperate enthusiasm, the intolerant laws of Justinian. In a much later period, the circumference of Naples measured only two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ree paces: the fortifications were defended by precipices or the sea; when the aqueducts were intercepted, a supply of water might be drawn from wells and fountains; and the stock of provisions was sufficient to consume the patience of the besiegers. At the end of twenty days, that of Belisarius was almost exhausted, and he had reconciled himself to the disgrace of abandoning the siege, that he might march, before the winter season, against Rome and the Gothic king. But his anxiety was relieved by the bold curiosity of an Isaurian, who explored the dry channel of an aqueduct, and secretly reported, that a passage might be perforated to introduce a file of armed soldiers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When the work had been silently executed, the humane general risked the discovery of his secret by a last and fruitless admonition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four hundred Romans entered the aqueduct, raised themselves by a rope, which they fastened to an olive-tree, into the house or garden of a solitary matron, sounded their trumpets, surprised the sentinels, and gave admittance to their companions, who on all sides scaled the walls, and burst open the gates of the city. Every crime which is punished by social justice was practised as the rights of

    war; the Huns were distinguished by cruelty and sacrilege, and Belisarius alone appeare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of Naples to moderate the calamities which he predicted. “The gold and silver,” he repeatedly exclaimed, “are the just rewards of your valor. But spare the inhabitants; they are Christians, they are suppliants, they are now your fellow-subjects. Restore the children to their parents, the wives to their husbands; and show them by you, generosity of what friends they have obstinately deprived themselves.” The city was saved by the virtue and authority of its conqueror; and when the Neapolitans returned to their houses, they found some consolation in the secret enjoyment of their hidden treasures. The Barbarian garrison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Apulia and Calabria, delivered from the odious presence of the Goths, acknowledged his dominion; and the tusks of the Calydonian boar, which were still shown at Beneventum, are curiously described by the historian of Belisarius.

    The faithful soldiers and citizens of Naples had expected their deliverance from a prince, who remained the inactive and almost indifferent spectator of their ruin. Theodatus secured his person within the walls of Rome, whilst his cavalry advanced forty miles on the Appian way, and encamped in the Pomptine marshes; which, by a canal of nineteen miles in length, had been recently drained and converted into excellent pastures. But the principal forces of the Goths were dispersed in Dalmatia, Venetia, and Gaul; and the feeble mind of their king was confounded by the unsuccessful event of a divination, which seemed to presage the downfall of his empire. The most abject slaves have arraigned the guilt or weakness of an unfortunate master. The character of Theodatus was rigorously scrutinized by a free and idle camp of Barbarians, conscious of their privilege and power: he was declared unworthy of his race, his nation, and his throne; and their general Vitiges, whose valor had been signalized in the Illyrian war, was raised with unanimous applause on the bucklers of his companions. On the first rumor, the abdicated monarch fled from the justice of his country; but he was

    pursued by private revenge. A Goth, whom he had injured in his love, overtook Theodatus on the Flaminian way, and, regardless of his unmanly cries, slaughtered him, as he lay,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like a victim (says the historian)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is the best and purest title to reign over them; yet such is the prejudice of every age, that Vitiges impatiently wished to return to Ravenna, where he might seize, with the reluctant hand of the daughter of Amalasontha, some faint shadow of hereditary right. A national council was immediately held, and the new monarch reconciled the impatient spirit of the Barbarians to a measure of disgrace, which the misconduct of his predecessor rendered wise and indispensable. The Goths consented to retreat in the presence of a victorious enemy; to delay till the next spring the operations of offensive war; to summon their scattered forces; to relinquish their distant possessions, and to trust even Rome itself to the faith of its inhabitants. Leuderis, an ancient warrior, was left in the capital with four thousand soldiers; a feeble garrison, which might have seconded the zeal, though it was incapable of opposing the wishes, of the Romans. But a momentary enthusiasm of religion and patriotism was kindled in their minds. They furiously exclaimed, that the apostolic throne should no longer be profaned by the triumph or toleration of Arianism; that the tombs of the Cæsars should no longer be trampled by the savages of the North; and, without reflecting, that Italy must sink into a provi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fondly hailed the restoration of a Roman emperor as a new æra of freedom and prosperity. The deputies of the pope and clergy,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invited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to accept their voluntary allegiance, and to enter the city, whose gates would be thrown open for his reception. As soon as Belisarius had fortified his new conquests, Naples and Cumæ, he advanced about twenty miles to the banks of the Vulturnus, contemplated the decayed grandeur of Capua, and halted at the separation of the Latin and Appian ways. The work of the censor, after the incessant use of nine centuries, still preserved its primæval beauty, and not a flaw could be discovered in the large polished stones, of which that solid,

    though narrow road, was so firmly compacted. Belisarius, however, preferred the Latin way, which, at a distance from the sea and the marshes, skirted in a spac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miles along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His enemies had disappeared: when he made his entrance through the Asinarian gate, the garrison departed without molestation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and the city, after sixty years’ servitude, was delivered from the yoke of the Barbarians. Leuderis alone, from a motive of pride or discontent, refused to accompany the fugitives; and the Gothic chief, himself a trophy of the victory, was sent with the keys of Rome to the throne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The first days, which coincided with the old Saturnalia, were devoted to mutual congratulation and the public joy; and the Catholics prepared to celebrate, without a rival, the approaching festival of the nativity of Christ. In the familiar conversation of a hero, the Romans acquired some notion of the virtues which history ascribed to their ancestors; they were edified by the apparent respect of Belisarius for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his rigid discipline secured in the midst of war the blessings of tranquillity and justice. They applauded the rapid success of his arms, which overran the adjacent country, as far as Narni, Perusia, and Spoleto; but they trembled, the senate, the clergy, and the unwarlike people, as soon as they understood that he had resolved, and would speedily be reduced, to sustain a siege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Gothic monarchy. The designs of Vitiges were executed,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with diligence and effect. From their rustic habitations, from their distant garrisons, the Goths assembled at Ravenna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such were their numbers, that, after an army had been detached for the relief of Dalmatia,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fighting men marched under the royal standard. According to the degrees of rank or merit, the Gothic king distributed arms and horses, rich gifts, and liberal promises; he moved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declined the useless sieges of Perusia and Spoleto, respected he impregnable rock of

    Narni, and arrived within two miles of Rome at the foot of the Milvian bridge. The narrow passage was fortified with a tower, and Belisarius had computed the value of the twenty days which must be los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nother bridge. But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soldiers of the tower, who either fled or deserted, disappointed his hopes, and betrayed his person into the most imminent danger. At the head of one thousand horse, the Roman general sallied from the Flaminian gate to mark the ground of an advantageous position, and to survey the camp of the Barbarians; but while he still believed them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yber, he was suddenly encompassed and assaulted by their numerous squadrons. The fate of Italy depended on his life; and the deserters pointed to the conspicuous horse a bay, with a white face, which he rode on that memorable day. “Aim at the bay horse,” was the universal cry. Every bow was bent, every javelin was directed, against that fatal object, and the command was repeated and obeyed by thousands who were ignorant of its real motive. The bolder Barbarians advanced to the more honorable combat of swords and spears; and the praise of an enemy has graced the fall of Visandus, the standard-bearer, who maintained his foremost station, till he was pierced with thirteen wounds, perhaps by the hand of Belisarius himself. The Roman general was strong, active, and dexterous; on every side he discharged his weighty and mortal strokes: his faithful guards imitated his valor, and defended his person; and the Goths, after the loss of a thousand men, fled before the arms of a hero. They were rashly pursued to their camp; and the Romans, oppressed by multitudes, made a gradual, and at length a precipitate retreat to the gates of the city: the gates were shut against the fugitives; and the public terror was increased, by the report that Belisarius was slain. His countenance was indeed disfigured by sweat, dust, and blood; his voice was hoarse, his strength was almost exhausted; but his unconquerable spirit still remained; he imparted that spirit to his desponding companions; and their last desperate charge was felt by the flying Barbarians, as if a new army, vigorous and entire, had been poured from the city. The Flaminian gate was thrown open to a real triumph; but it was not before Belisarius had

    visited every post, and provided for the public safety, that he could be persuaded, by his wife and friends, to taste the needful refreshments of food and sleep. In the more improved state of the art of war, a general is seldom required, or even permitted to display the personal prowess of a soldier; and the example of Belisarius may be added to the rare examples of Henry IV., of Pyrrhus, and of Alexander.

    After this first and unsuccessful trial of their enemies, the whole army of the Goths passed the Tyber, and formed the siege of the city, which continued above a year, till their final departure. Whatever fancy may conceive, the severe compass of the geographer defines the circumference of Rome within a line of twelve miles and three hundred and forty-five paces; and that circumference, except in the Vatican, has invariably been the same from the triumph of Aurelian to the peaceful but obscure reign of the modern popes. But in the day of her greatness, the space within her walls was crowded with habitations and inhabitants; and the populous suburbs, that stretched along the public roads, were darted like so many rays from one common centre. Adversity swept away these extraneous ornaments, and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a considerable part even of the seven hills. Yet Rome in its present state could send into the field about thirty thousand males of a military age;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want of discipline and exercise, the far greater part, inured to the hardships of poverty, might be capable of bearing arm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religion. The prudence of Belisarius did not neglect this important resource. His soldiers were relieved by the zeal and diligence of the people, who watched while they slept, and labored while they reposed: he accepted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bravest and most indigent of the Roman youth; and the companies of townsmen sometimes represented, in a vacant post, the presence of the troops which had been drawn away to more essential duties. But his just confidence was placed in the veterans who had fought under his banner in the Persian and African wars; and although that gallant band was reduced to five thousand men,

    he undertook, with such contemptible numbers, to defend a circle of twelve miles, against an army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Barbarians. In the walls of Rome, which Belisarius constructed or restored, the material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may be discerned; and the whole fortification was completed, except in a chasm still extant between the Pincian and Flaminian gates, which the prejudices of the Goths and Romans left under the effectual guard of St. Peter the apostle.

    The battlements or bastions were shaped in sharp angles a ditch, broad and deep, protected the foot of the rampart; and the archers on the rampart were assisted by military engines; the balista, a powerful cross-bow, which darted short but massy arrows; the onagri, or wild asses, which, on the principle of a sling, threw stones and bullets of an enormous size. A chain was drawn across the Tyber; the arches of the aqueducts were made impervious, and the mole or sepulchre of Hadrian was convert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uses of a citadel. That venerable structure, which contained the ashes of the Antonines, was a circular turret rising from a quadrangular basis; it was covered with the white marble of Paros, and decorated by the statues of gods and heroes; and the lover of the arts must read with a sigh, that the works of Praxiteles or Lysippus were torn from their lofty pedestals, and hurled into the ditch on the heads of the besiegers. To each of his lieutenants Belisarius assigned the defence of a gate, with the wise and peremptory instruction, that, whatever might be the alarm, they should steadily adhere to their respective posts, and trust their general for the safety of Rome. The formidable host of the Goths was insufficient to embrace the ample measure of the city, of the fourteen gates, seven only were invested from the Prnestine to the Flaminian way; and Vitiges divided his troops into six camps, each of which was fortified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On the Tuscan side of the river, a seventh encampment was formed in the field or circus of the Vatican, for the important purpose of commanding the Milvian bridge and the course of the Tyber; but they approached with devotion the adjacent church of St. Peter;

    and the threshold of the holy apostles was respected during the siege by a Christian enemy. In the ages of victory, as often as the senate decreed some distant conquest, the consul denounced hostilities, by unbarring, in solemn pomp, the gates of the temple of Janus. Domestic war now rendered the admonition superfluous, and the ceremony was supersed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igion. But the brazen temple of Janus was left standing in the forum; of a size sufficient only to contain the statue of the god, five cubits in height, of a human form, but with two faces directed to the east and west. The double gates were likewise of brass; and a fruitless effort to turn them on their rusty hinges revealed the scandalous secret that some Romans were still attached to the superstition of their ancestors.

    Eighteen days were employed by the besiegers, to provide all the instruments of attack which antiquity had invented. Fascines were prepared to fill the ditches, scaling-ladders to ascend the walls. The largest trees of the forest supplied the timbers of four battering-rams: their heads were armed with iron; they were suspended by ropes, and each of them was worked by the labor of fifty men. The lofty wooden turrets moved on wheels or rollers, and formed a spacious platform of the level of the rampart. On the morning of the nineteenth day, a general attack was made from the Prænestine gate to the Vatican: seven Gothic columns, with their military engines, advanced to the assault; and the Romans, who lined the ramparts, listened with doubt and anxiety to the cheerful assurances of their commander. As soon as the enemy approached the ditch, Belisarius himself drew the first arrow; and such was his strength and dexterity, that he transfixed the foremost of the Barbarian leaders.

    As shout of applause and victory was reëchoed along the wall. He drew a second arrow, and the stroke was followed with the same success and the same acclamation. The Roman general then gave the word, that the archers should aim at the teams of oxen; they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mortal wounds; the

    towers which they drew remained useless and immovable, and a single moment disconcerted the laborious projects of the king of the Goths. After this disappointment, Vitiges still continued, or feigned to continue, the assault of the Salarian gate, that he might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his adversary, while his principal forces more strenuously attacked the Prænestine gate and the sepulchre of Hadrian,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miles from each other. Near the former, the double walls of the Vivarium were low or broke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latter were feebly guarded: the vigor of the Goths was excited by the hope of victory and spoil; and if a single post had given way, the Romans, and Rome itself, were irrecoverably lost. This perilous day was the most glorious in the life of Belisarius. Amidst tumult and dismay, the whole plan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was distinctly present to his mind; he observed the changes of each instant, weighed every possible advantage, transported his person to the scenes of danger, and communicated his spirit in calm and decisive orders. The contest was fiercely maintained from the morning to the evening; the Goths were repulsed on all sides; and each Roman might boast that he had vanquished thirty Barbarians, if the strange disproportion of numbers were not counterbalanced by the merit of one man. Thirty thousand Goths, according to the confession of their own chiefs, perished in this bloody action; and the multitude of the wounded was equal to that of the slain. When they advanced to the assault, their close disorder suffered not a javelin to fall without effect; and as they retired, the populace of the city joined the pursuit, and slaughtered, with impunity, the backs of their flying enemies. Belisarius instantly sallied from the gates; and while the soldiers chanted his name and victory, the hostile engines of war were reduced to ashes. Such was the loss and consternation of the Goths, that, from this day, the siege of Rome degenerated into a tedious and indolent blockade; and they were incessantly harassed by the Roman general, who, in frequent skirmishes, destroyed above five thousand of their bravest troops. Their cavalry was unpractised in the use of the bow; their archers served on foot; and this divided force was incapable of contending with their

    adversaries, whose lances and arrows, at a distance, or at hand, were alike formidable. The consummate skill of Belisarius embraced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and as he chose the ground and the moment, as he pressed the charge or sounded the retreat, the squadrons which he detached were seldom unsuccessful. These partial advantages diffused an impatient ardor among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who began to feel the hardships of a siege, and to disregard the dangers of a general engagement. Each plebeian conceived himself to be a hero, and the infantry, who, since the decay of discipline, were rejected from the line of battle, aspired to the ancient honors of the Roman legion. Belisarius praised the spirit of his troops, condemned their presumption, yielded to their clamors, and prepared the remedies of a defeat, the possibility of which he alone had courage to suspect. In the quarter of the Vatican, the Romans prevailed; and if the irreparable moments had not been was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amp, they might have occupied the Milvian bridge, and charged in the rear of the Gothic hos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yber, Belisarius advanced from the Pincian and Salarian gates. But his army, four thousand soldiers perhaps, was lost in a spacious plain; they were encompassed and oppressed by fresh multitudes, who continually relieved the broken ranks of the Barbarians. The valiant leaders of the infantry were unskilled to conquer; they died: the retreat (a hasty retreat) was covered by the prudence of the general, and the victors started back with affright from the formidable aspect of an armed rampart. The reputation of Belisarius was unsullied by a defeat; and the vain confidence of the Goths was not less serviceable to his designs than the repentance and modesty of the Roman troop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

    Part V.

    From the moment that Belisarius had determined to sustain a

    siege, his assiduous care provided Rome against the danger of famine, more dreadful than the Gothic arms. An extraordinary supply of corn was imported from Sicily: the harvests of Campania and Tuscany were forcibly swept for the use of the city; and the rights of private property were infringed by the strong plea of the public safety. It might easily be foreseen that the enemy would intercept the aqueducts; and the cessation of the water-mills was the first inconvenience, which was speedily removed by mooring large vessels, and fixing mill-stones in the current of the river. The stream was soon embarrassed by the trunks of trees, and polluted with dead bodies; yet so effectual were the precautions of the Roman general, that the waters of the Tyber still continued to give motion to the mills and drink to the inhabitants: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were supplied from domestic wells; and a besieged city might support, without impatience, the privation of her public baths. A large portion of Rome, from the Prænestine gate to the church of St. Paul, was never invested by the Goths; their excursions were restrained by the activity of the Moorish troops: the navigation of the Tyber, and the Latin, Appian, and Ostian ways, were left free and unmolest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corn and cattle, or the retreat of the inhabitants, who sought refuge in Campania or Sicily. Anxious to relieve himself from a useless and devouring multitude, Belisarius issued his peremptory orders for the instant departure of the women, the children, and slaves; required his soldiers to dismiss their male and female attendants, and regulated their allowance that one moiety should be given in provisions, and the other in money. His foresight was justified by the increase of the public distress, as soon as the Goths had occupied two important post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By the loss of the port, or, as it is now called, the city of Porto, he was deprived of the country on the right of the Tyber, and the best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ea; and he reflected, with grief and anger, that three hundred men, could he have spared such a feeble band, might have defended its impregnable works. Seven miles from the capital, between the Appian and the Latin ways, two principal aqueducts crossing, and again crossing each other: enclosed within their solid and

    lofty arches a fortified space, where Vitiges established a camp of seven thousand Goths to intercept the convoy of Sicily and Campania. The granaries of Rome were insensibly exhausted, the adjacent country had been wasted with fire and sword; such scanty supplies as might yet be obtained by hasty excursions were the reward of valor, and the purchase of wealth: the forage of the horses, and the bread of the soldiers, never failed: but in the last months of the siege, the people were exposed to the miseries of scarcity, unwholesome food, and contagious disorders. Belisarius saw and pitied their sufferings; but he had foreseen, and he watched the decay of their loyalty, and the progress of their discontent. Adversity had awakened the Romans from the dreams of grandeur and freedom, and taught them the humiliating lesson, that it was of small moment to their real happiness, whether the name of their master was derived from the Gothic or the Latin language.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listened to their just complaints, but he rejected with disdain the idea of flight or capitulation; repressed their clamorous impatience for battle; amused them with the prospect of a sure and speedy relief; and secured himself and the city from the effects of their despair or treachery. Twice in each month he changed the station of the officers to whom the custody of the gates was committed: the various precautions of patroles, watch words, lights, and music, were repeatedly employed to discover whatever passed on the ramparts; out-guards were posted beyond the ditch, and the trusty vigilance of dogs supplied the more doubtful fidelity of mankind. A letter was intercepted, which assured the king of the Goths that the Asinarian gate, adjoining to the Lateran church, should be secretly opened to his troops. On the proof or suspicion of treason, several senators were banished, and the pope Sylverius was summoned to atte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his sovereign, at his head-quarters in the Pincian palace. The ecclesiastics, who followed their bishop, were detained in the first or second apartment, and he alone was admitted to the presence of Belisarius. The conqueror of Rome and Carthage was modestly seated at the feet of Antonina, who reclined on a stately couch: the general was silent, but the voice of reproach and menace

    issued from the mouth of his imperious wife. Accused by credible witnesses, and the evidence of his own subscriptio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was despoiled of his pontifical ornaments, clad in the mean habit of a monk, and embarked, without delay, for a distant exile in the East. * At the emperor’s command, the clergy of Rome proceeded to the choice of a new bishop; and after a solemn invocation of the Holy Ghost, elected the deacon Vigilius, who had purchased the papal throne by a bribe of two hundred pounds of gold. The profit, and consequently the guilt, of this simony, was imputed to Belisarius: but the hero obeyed the orders of his wife; Antonina served the passions of the empress; and Theodora lavished her treasures, in the vain hope of obtaining a pontiff hostile or indifferent to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The epistle of Belisarius to the emperor announced his victory, his danger, and his resolution. “According to your commands, we have entered the dominions of the Goths, and reduced to your obedience Sicily, Campania, and the city of Rome; but the loss of these conquests will be more disgraceful than their acquisition was glorious. Hitherto we have successfully fought against the multitudes of the Barbarians, but their multitudes may finally prevail. Victory is the gift of Providence, but the reputation of kings and generals depends on the success or the failure of their designs. Permit me to speak with freedom: if you wish that we should live, send us subsistence; if you desire that we should conquer, send us arms, horses, and men. The Romans have received us as friends and deliverers: but in our present distress, they will be either betrayed by their confidence, or we shall be oppressed by their treachery and hatred. For myself, my life is consecrated to your service: it is yours to reflect, whether my death in this situation will contribute to the glory and prosperity of your reign.” Perhaps that reign would have been equally prosperous if the peaceful master of the East had abstained from the conquest of Africa and Italy: but as Justinian was ambitious of fame, he made some efforts (they were feeble and languid) to support and rescue his victorious general. A reënforcement of sixteen

    hundred Sclavonians and Huns was led by Martin and Valerian; and as they reposed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in the harbors of Greece, the strength of the men and horses was not impaired by the fatigues of a sea-voyage; and they distinguished their valor in the first sally against the besiegers. About the time of the summer solstice, Euthalius landed at Terracina with large sums of mone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roops: he cautiously proceeded along the Appian way, and this convoy entered Rome through the gate Capena, while Belisarius, on the other side, diver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oths by a vigorous and successful skirmish. These seasonable aids, the use and reputation of which were dexterously managed by the Roman general, revived the courage, or at least the hopes,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The historian Procopius was despatched with an important commission to collect the troops and provisions which Campania could furnish, or Constantinople had sent; and the secretary of Belisarius was soon followed by Antonina herself, who boldly traversed the posts of the enemy, and returned with the Oriental succors to the relief of her husband and the besieged city. A fleet of three thousand Isaurians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Naples and afterwards at Ostia. Above two thousand horse, of whom a part were Thracians, landed at Tarentum; and, after the junction of five hundred soldiers of Campania, and a train of wagons laden with wine and flour, they directed their march on the Appian way, from Capua to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The forces that arrived by land and sea were united at the mouth of the Tyber. Antonina convened a council of war: it was resolved to surmount, with sails and oars, the adverse stream of the river; and the Goths were apprehensive of disturbing, by any rash hostilities, the negotiation to which Belisarius had craftily listened. They credulously believed that they saw no more than the vanguard of a fleet and army, which already covered the Ionian Sea and the plains of Campania; and the illus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haughty language of the Roman general, when he gave audience to the ambassadors of Vitiges. After a specious discourse to vindicate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they declared, that, for the sake of peace, they were disposed to renounce the

    possession of Sicily. “The emperor is not less generous,” replied his lieutenant, with a disdainful smile, “in return for a gift which you no longer possess: he presents you with an ancient province of the empire; he resigns to the Goth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British island.” Belisarius rejected with equal firmness and contempt the offer of a tribute; but he allowed the Gothic ambassadors to seek their fate from the mouth of Justinian himself; and consented, with seeming reluctance, to a truce of three months, from the winter solstice to the equinox of spring. Prudence might not safely trust either the oaths or hostages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conscious superiority of the Roman chief was expresse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troops. As soon as fear or hunger compelled the Goths to evacuate Alba, Porto, and Centumcellæ, their place was instantly supplied; the garrisons of Narni, Spoleto, and Perusia, were reënforced, and the seven camps of the besiegers were gradually encompass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a siege. The prayers and pilgrimage of Datius, bishop of Milan, were not without effect; and he obtained one thousand Thracians and Isaurians, to assist the revolt of Liguria against her Arian tyrant. At the same time, John the Sanguinary, the nephew of Vitalian, was detached with two thousand chosen horse, first to Alba, on the Fucine Lake, and afterwards to the frontiers of Picenum, on the Hadriatic Sea. “In the province,” said Belisarius, “the Goths have deposited their families and treasures, without a guard or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Doubtless they will violate the truce: let them feel your presence, before they hear of your motions. Spare the Italians; suffer not any fortified places to remain hostile in your rear; and faithfully reserve the spoil for an equal and common partition. It would not be reasonable,” he added with a laugh, “that whilst we are toiling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drones, our more fortunate brethren should rifle and enjoy the honey.”

    The whole nation of the Ostrogoths had been assembled for the attack, and was almost entirely consumed in the siege of Rome. If any credit be due to an intelligent spectator, one third at least of their enormous host was destroyed, in frequent and

    bloody combats under the walls of the city. The bad fame and pernicious qualities of the summer air might already be imputed to the decay of agriculture and population; and the evils of famine and pestilence were aggravated by their own licentiousness, and the unfriendly disposition of the country. While Vitiges struggled with his fortune, while he hesitated between shame and ruin, his retreat was hastened by domestic alarms. The king of the Goths was informed by trembling messengers, that John the Sanguinary spread the devastations of war from the Apennine to the Hadriatic; that the rich spoils and innumerable captives of Picenum were lodged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Rimini; and that this formidable chief had defeated his uncle, insulted his capital, and seduced, by secret correspondence, the fidelity of his wife, the imperious daughter of Amalasontha. Yet, before he retired, Vitiges made a last effort, either to storm or to surprise the city. A secret passage was discovered in one of the aqueducts; two citizens of the Vatican were tempted by bribes to intoxicate the guards of the Aurelian gate; an attack was meditated on the walls beyond the Tyber, in a place which was not fortified with towers; and the Barbarians advanced, with torches and scaling-ladders, to the assault of the Pincian gate. But every attempt was defeated by the intrepid vigilance of Belisarius and his band of veterans, who, in the most perilous moments, did not regret the absence of their companions; and the Goths, alike destitute of hope and subsistence, clamorously urged their departure before the truce should expire, and the Roman cavalry should again be united. One year and nine days after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siege, an army, so lately strong and triumphant, burnt their tents, and tumultuously repassed the Milvian bridge. They repassed not with impunity: their thronging multitudes, oppressed in a narrow passage, were driven headlong into the Tyber, by their own fears and the pursuit of the enemy; and the Roman general, sallying from the Pincian gate, inflicted a severe and disgraceful wound on their retreat. The slow length of a sickly and desponding host was heavily dragged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from whence the Barbarians were sometimes compelled to deviate, lest they should encounter the hostile garrisons

    that guarded the high road to Rimini and Ravenna. Yet so powerful was this flying army, that Vitiges spared ten thousand men for the defence of the cities which he was most solicitous to preserve, and detached his nephew Uraias, with an adequate force, for the chastisement of rebellious Milan. At the head of his principal army, he besieged Rimini, only thirty-three miles distant from the Gothic capital. A feeble rampart, and a shallow ditch, were maintained by the skill and valor of John the Sanguinary, who shared the danger and fatigue of the meanest soldier, and emulated, on a theatre less illustrious, the military virtues of his great commander. The towers and battering-engines of the Barbarians were rendered useless; their attacks were repulsed; and the tedious blockade, which reduced the garrison to the last extremity of hunger, afforded time for the union and march of the Roman forces. A fleet, which had surprised Ancona, sailed along the coast of the Hadriatic, to the relief of the besieged city. The eunuch Narses landed in Picenum with two thousand Heruli and five thousand of the bravest troops of the East. The rock of the Apennine was forced; ten thousand veterans moved round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under the command of Belisarius himself; and a new army, whose encampment blazed with innumerable lights, appeared to advance along the Flaminian way. Overwhelm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despair, the Goths abandoned the siege of Rimini, their tents, their standards, and their leaders; and Vitiges, who gave or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flight, never halted till he found a shelter within the walls and morasses of Ravenna.

    To these walls, and to some fortresses destitute of any mutual support, the Gothic monarchy was now reduced. The provinces of Italy had embraced the party of the emperor and his army, gradually recruited to the number of twenty thousand men, must have achieved an easy and rapid conquest, if their invincible powers had not been weaken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Roman chiefs.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ege, an act of blood, ambiguous and indiscreet, sullied the fair fame of Belisarius. Presidius, a loyal Italian, as he fled from

    Ravenna to Rome, was rudely stopped by Constantine,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Spoleto, and despoiled, even in a church, of two daggers richly inlai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s soon as the public danger had subsided, Presidius complained of the loss and injury: his complaint was heard, but the order of restitution was disobeyed by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offender. Exasperated by the delay, Presidius boldly arrested the general’s horse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forum; and, with the spirit of a citizen, demanded the common benefit of the Roman laws. The honor of Belisarius was engaged; he summoned a council; claimed the obedience of his subordinate officer; and was provoked, by an insolent reply, to call hastily for the presence of his guards. Constantine, viewing their entrance as the signal of death, drew his sword, and rushed on the general, who nimbly eluded the stroke, and was protected by his friends; while the desperate assassin was disarmed, dragged into a neighboring chamber, and executed, or rather murdered, by the guards, at the arbitrary command of Belisarius. In this hasty act of violence, the guilt of Constantine was no longer remembered; the despair and death of that valiant officer were secretly imputed to the revenge of Antonina; and each of his colleagues, conscious of the same rapine,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same fate. The fear of a common enemy suspended the effects of their envy and discontent; but in the confidence of approaching victory, they instigated a powerful rival to oppose the conqueror of Rome and Africa. From the domestic service of the palac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private revenue, Narses the eunuch was suddenly exalted to the head of an army; and the spirit of a hero, who afterwards equalled the merit and glory of Belisarius, served only to perplex the operations of the Gothic war. To his prudent counsels, the relief of Rimini was ascrib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discontented faction, who exhorted Narses to assume an independent and separate command. The epistle of Justinian had indeed enjoined his obedience to the general; but the dangerous exception, “as far as may be advantageous to the public service,” reserved some freedom of judgment to the discreet favorite, who had so lately departed from the sacred and familiar conversation of his sovereign. In

    the exercise of this doubtful right, the eunuch perpetually dissented from the opinions of Belisarius; and, after yielding with reluctance to the siege of Urbino, he deserted his colleague in the night, and marched away to the conquest of the Æmilian province. The fierce and formidable bands of the Heruli were attached to the person of Narses; ten thousand Romans and confederates were persuaded to march under his banners; every malecontent embraced the fair opportunity of revenging his private or imaginary wrongs; and the remaining troops of Belisarius were divided and dispersed from the garrisons of Sicily to the shores of the Hadriatic. His skill and perseverance overcame every obstacle: Urbino was taken, the sieges of Fæsul æ Orvieto, and Auximum, were undertaken and vigorously prosecuted; and the eunuch Narses was at length recalled to the domestic cares of the palace. All dissensions were healed, and all opposition was subdued, by the temperate authority of the Roman general, to whom his enemies could not refuse their esteem; and Belisarius inculcated the salutary lesson that the forces of the state should compose one body, and be animated by one soul. But in the interval of discord, the Goths were permitted to breathe; an important season was lost, Milan was destroyed, and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Italy were afflicted by an inundation of the Franks.

    When Justinian first meditated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sent ambassadors to the kings of the Franks, and adjured them, by the common ties of alliance and religion, to join in the holy enterprise against the Arians. The Goths, as their want were more urgent, employed a more effectual mode of persuasion, and vainly strove, by the gift of lands and money, to purchase the friendship, or at least the neutrality, of a light and perfidious nation. But the arms of Belisarius, and the revolt of the Italians, had no sooner shaken the Gothic monarchy, than Theodebert of Austrasia, the most powerful and warlike of the Merovingian kings, was persuaded to succor their distress by an indirect and seasonable aid. Without expecting the consent of their sovereign, the thousand Burgundians, his recent subjects,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and joined the troops which Vitiges had sent to chastise the revolt of Milan. After an obstinate siege, the capital of Liguria was reduced by famine; but no capitulation could be obtained, except for the safe retreat of the Roman garrison. Datius, the orthodox bishop, who had seduced his countrymen to rebellion and ruin, escaped to the luxury and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but the clergy, perhaps the Arian clergy, were slaughtered at the foot of their own altars by the defenders of the Catholic faith. Three hundred thousand males were reported to be slain; the female sex, and the more precious spoil, was resigned to the Burgundians; and the houses, or at least the walls, of Milan,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The Goths, in their last moments, were revenged by the destruction of a city, second only to Rome in size and opulence, in the splendor of its buildings, or the number of its inhabitants; and Belisarius sympathized alone in the fate of his deserted and devoted friends. Encouraged by this successful inroad, Theodebert himself, in the ensuing spring, invaded the plains of Italy with an arm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Barbarians. The king, and some chosen followers, were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armed with lances; the infantry, without bows or spears, were satisfied with a shield, a sword, and a double-edged battle-axe, which, in their hands, became a deadly and unerring weapon. Italy trembled at the march of the Franks; and both the Gothic prince and the Roman general, alike ignorant of their designs, solicited, with hope and terror, the friendship of these dangerous allies. Till he had secured the passage of the Po on the bridge of Pavia, the grandson of Clovis dissembled his intentions, which he at length declared, by assaulting, almost at the same instant, the hostile camps of the Romans and Goths. Instead of uniting their arms, they fled with equal precipitation; and the fertile, though desolate provinces of Liguria and Æmilia, were abandoned to a licentious host of Barbarians, whose rage was not mitigated by any thoughts of settlement or conquest. Among the cities which they ruined, Genoa, not yet constructed of marble, is particularly enumerated; and the deaths of thousand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r practice of war, appear to have excited less horror than

    some idolatrous sacrifices of women and children, which were performed with impunity in the camp of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If it were not a melancholy truth, that the first and most cruel sufferings must be the lot of the innocent and helpless, history might exult in the misery of the conquerors, who, in the midst of riches, were left destitute of bread or wine, reduced to drink the waters of the Po, and to feed on the flesh of distempered cattle. The dysentery swept away one third of their army; and the clamors of his subjects, who were impatient to pass the Alps, disposed Theodebert to listen with respect to the mild exhortations of Belisarius. The memory of this inglorious and destructive warfare was perpetuated on the medals of Gaul; and Justinian, without unsheathing his sword, assumed the title of conqueror of the Franks. The Merovingian prince was offended by the vanity of the emperor; he affected to pity the fallen fortunes of the Goths; and his insidious offer of a fderal union was fortified by the promise or menace of descending from the Alps at the head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men. His plans of conquest were boundless, and perhaps chimerical. The king of Austrasia threatened to chastise Justinian, and to march to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he was overthrown and slain by a wild bull, as he hunted in the Belgic or German forests.

    Chapter XLI: Conquests Of Justinian, Character Of Balisarius. Part VI.

    As soon as Belisarius was delivered from his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he seriously applied his forces to the final reduction of Italy. In the siege of Osimo, the general was nearly transpierced with an arrow, if the mortal stroke had not been intercepted by one of his guards, who lost, in that pious office, the use of his hand. The Goths of Osimo, * four thousand warriors, with those of Fæsulæ and the Cottian Alps, were among the last who maint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ir gallant resistance, which almost tired the patience, deserved the esteem, of the conqueror. His prudence refused to subscribe the safe conduct which they asked, to join their brethren of Ravenna; but they saved, by an honorable capitulation, one moiety at least of their wealth, with the free alternative of retiring peaceably to their estates, or enlisting to serve the emperor in his Persian wars. The multitudes which yet adhered to the standard of Vitiges far surpassed the number of the Roman troops; but neither prayers nor defiance, nor the extreme danger of his most faithful subjects, could tempt the Gothic king beyond the fortifications of Ravenna. These fortifications were, indeed, impregnable to the assaults of art or violence; and when Belisarius invested the capital, he was soon convinced that famine only could tame the stubborn spirit of the Barbarians. The sea, the land, and the channels of the Po, were guarded by the vigilance of the Roman general; and his morality extended the rights of war to the practice of poisoning the waters, and secretly firing the granaries of a besieged city. While he pressed the blockade of Ravenna,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arrival of two ambassadors from Constantinople, with a treaty of peace, which Justinian had imprudently signed, without deigning to consult the author of his victory. By this disgraceful and precarious agreement, Italy and the Gothic treasure were divided, and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Po were left with the regal title to the successor of Theodoric. The ambassadors were eager to accomplish their salutary commission; the captive Vitiges accepted, with transport, the unexpected offer of a crown; honor was less prevalent among the Goths, than the want and appetite of food; and the Roman chiefs, who murmured at the continuance of the war, professed implicit submission to the commands of the emperor. If Belisarius had possessed only the courage of a soldier, the laurel would have been snatched from his hand by timid and envious counsels; but in this decisive moment, he resolved, with the magnanimity of a statesman, to sustain alone the danger and merit of generous disobedience. Each of his officers gave a written opinion that the siege of Ravenna was impracticable and hopeless: the general then rejected the treaty of partition, and declared his own resolution of leading Vitiges in chains to the feet of Justinian. The Goths retired with doubt and dismay: this peremptory refusal deprived them of the only signature which they could trust, and filled their minds with a just apprehension, that a sagacious enemy had discovered the full extent of their deplorable state. They compared the fame and fortune of Belisarius with the weakness of their ill-fated king; and the comparison suggested an extraordinary project, to which Vitiges, with apparent resignation, was compelled to acquiesce.

    Partition would ruin the strength, exile would disgrace the honor, of the nation; but they offered their arms, their treasures, and the fortifications of Ravenna, if Belisarius would disclaim the authority of a master, accept the choice of the Goths, and assume, as he had deserved, the kingdom of Italy. If the false lustre of a diadem could have tempted the loyalty of a faithful subject, his prudence must have foreseen the inconstancy of the Barbarians, and his rational ambition would prefer the safe and honorable station of a Roman general. Even the patience and seeming satisfaction with which he entertained a proposal of treason, might be susceptible of a malignant interpretation. But the lieutenant of Justinian was conscious of his own rectitude; he entered into a dark and crooked path, as it might lead to the voluntary submission of the Goths; and his dexterous policy persuaded them that he was disposed to comply with their wishes, without engaging an oath or a promise for the performance of a treaty which he secretly abhorred. The day of the surrender of Ravenna was stipulated by the Gothic ambassadors: a fleet, laden with provisions, sailed as a welcome guest into the deepest recess of the harbor: the gates were opened to the fancied king of Italy; and Belisarius, without meeting an enemy, triumphantly march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an impregnable city. The Romans were astonished by their success; the multitudes of tall and robust Barbarians were confounded by the image of their own patience and the masculine females, spitting in the faces of their sons and husbands, most bitterly reproached them for betraying their dominion and freedom to these pygmies of the south, contemptible in their numbers, diminutive in their stature. Before the Goths could recover from the first surprise, and claim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doubtful hopes, the victor established his power in Ravenna, beyond the danger of repentance and revolt.

    Vitiges, who perhaps had attempted to escape, was honorably guarded in his palace; the flower of the Gothic youth was selecte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the remainder of the people was dismissed to their peaceful habitation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and a colony of Italians was invited to replenish the depopulated city. The submission of the capital was imitated in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Italy, which had not been subdued, or even visited, by the Romans; and the independent Goths, who remained in arms at Pavia and Verona, were ambitious only to become the subjects of Belisarius. But his inflexible loyalty rejected, except as the substitute of Justinian,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and he was not offended by the reproach of their deputies, that he rather chose to be a slave than a king.

    After the second victory of Belisarius, envy again whispered, Justinian listened, and the hero was recalled. “The remnant of the Gothic war was no longer worthy of his presence: a gracious sovereign was impatient to reward his services, and to consult his wisdom; and he alone was capable of defending the East against the innumerable armies of Persia.” Belisarius understood the suspicion, accepted the excuse, embarked at Ravenna his spoils and trophies; and proved, by his ready obedience, that such an abrupt removal from the government of Italy was not less unjust than it might have been indiscreet. The emperor received with honorable courtesy both Vitiges and his more noble consort; and as the king of the Goths conformed to the Athanasian faith, he obtained, with a rich inheritance of land in Asia, the rank of senator and patrician. Every spectator admired, without peril, the strength and stature of the young Barbarians: they adored the majesty of the throne, and promised to shed their blood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benefactor. Justinian deposited in the Byzantine palace the treasures of the Gothic monarchy. A flattering senate was sometime admitted to gaze on the magnificent spectacle; but it was enviously secluded from the public view: and the conqueror of Italy renounced, without a murmur, perhaps without a sigh, the well-earned honors of a second triumph. His glory was indeed exalted above all external pomp; and the faint and hollow praises of the court were supplied, even in a servile age, by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of his country. Whenever he appeared in the streets and public places of Constantinople, Belisarius attracted and satisfied the eyes of the people. His lofty stature and majestic countenance fulfilled their expectations of a hero; the meanest of his fellow-citizens were emboldened by his gentle and gracious demeanor; and the martial train which attended his footsteps left his person more accessible than in a day of battle. Seven thousand horsemen, matchless for beauty and valor, were maintained in the service, and at the private expense, of the general. Their prowess was always conspicuous in single combats, or in the foremost ranks; and both parties confessed that in the siege of Rome, the guards of Belisarius had alone vanquished the Barbarian host. Their numbers were continually augmented by the bravest and most faithful of the enemy; and his fortunate captives, the Vandals, the Moors, and the Goths, emulated the attachment of his domestic followers. By the union of liberality and justice, he acquired the love of the soldiers, without alienating the affections of the people. The sick and wounded were relieved with medicines and money; and still more efficaciously, by the healing visits and smiles of their commander. The loss of a weapon or a horse was instantly repaired, and each deed of valor was rewarded by the rich and honorable gifts of a bracelet or a collar, which were rendered more precious by the judgment of Belisarius. He was endeared to the husbandmen by the peace and plenty which they enjoyed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standard. Instead of being injured, the country was enriched by the march of the Roman armies; and such was the rigid discipline of their camp, that not an apple was gathered from the tree, not a path could be traced in the fields of corn. Belisarius was chaste and sober. In the license of a military life, none could boast that they had seen him intoxicated with wine: the most beautiful captives of Gothic or Vandal race were offered to his embraces; but he turned aside from their charms, and the husband of Antonina was never suspected of violating the laws of conjugal fidelity. The spectator and historian of his exploits has observed, that amidst the perils of war, he was daring without rashness, prudent without fear, slow or rapid according to the exigencies of the moment; that in the deepest distress he was animated by real or apparent hope, but that he was modest and humble in the most prosperous fortune. By these virtues, he equalled or excelled the ancient masters of the military art. Victory, by sea and land, attended his arms. He subdued Africa, Italy, and the adjacent islands; led away captives the successors of Genseric and Theodoric; filled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spoils of their palaces; and in the space of six years recovered half the provinces of the Western empire. In his fame and merit, in wealth and power, he remained without a rival, the first of the Roman subjects; the voice of envy could only magnify his dangerous importance; and the emperor might applaud his own discerning spirit, which had discovered and raised the genius of Belisarius.

    It was the custom of the Roman triumphs, that a slave should be placed behind the chariot to remind the conqueror of the instability of fortune, and the infirmities of human nature. Procopius, in his Anecdotes, has assumed that servile and ungrateful office. The generous reader may cast away the libel, but the evidence of facts will adhere to his memory; and he will reluctantly confess, that the fame, and even the virtue, of Belisarius, were polluted by the lust and cruelty of his wife; and that hero deserved an appellation which may not drop from the pen of the decent historian. The mother of Antonina was a theatrical prostitute, and both her father and grandfather exercised, at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the vile, though lucrative, profession of charioteers. In the various situations of their fortune she became the companion, the enemy, the servant, and the favorite of the empress Theodora: these loose and ambitious females had been connected by similar pleasures; they were separated by the jealousy of vice, and at length reconciled by the partnership of guilt. Before her marriage with Belisarius, Antonina had one husband and many lovers: Photius, the son of her former nuptials, was of an age to distinguish himself at the siege of Naples; and it was not till the autumn of her age and beauty that she indulged a scandalous attachment to a Thracian youth. Theodosius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Eunomian heresy; the African voyage was consecrated by the baptism and auspicious name of the first soldier who embarked; and the proselyte was adopted into the family of his spiritual parents, Belisarius and Antonina. Before they touched the shores of Africa, this holy kindred degenerated into sensual love: and as Antonina soon overleaped the bounds of modesty and caution, the Roman general was alone ignorant of his own dishonor. During their residence at Carthage, he surprised the two lovers in a subterraneous chamber, solitary, warm, and almost naked. Anger flashed from his eyes. “With the help of this young man,” said the unblushing Antonina, “I was secreting our most precious effects from the knowledge of Justinian.” The youth resumed his garments, and the pious husband consented to disbelieve the evidence of his own senses. From this pleasing and perhaps voluntary delusion, Belisarius was awakened at Syracuse, by the officious information of Macedonia; and that female attendant, after requiring an oath for her security, produced two chamberlains, who, like herself, had often beheld the adulteries of Antonina. A hasty flight into Asia saved Theodosius from the justice of an injured husband, who had signified to one of his guards the order of his death; but the tears of Antonina, and her artful seductions, assured the credulous hero of her innocence: and he stooped, against his faith and judgment, to abandon those imprudent friends, who had presumed to accuse or doubt the chastity of his wife. The revenge of a guilty woman is implacable and bloody: the unfortunate Macedonia, with the two witnesses, were secretly arrested by the minister of her cruelty; their tongues were cut out, their bodies were hacked into small pieces, and their remains were cast into the Sea of Syracuse. A rash though judicious saying of Constantine, “I would sooner have punished the adulteress than the boy,” was deeply remembered by Antonina; and two years afterwards, when despair had armed that officer against his general, her sanguinary advice decided and hastened his execution. Even the indignation of Photius was not forgiven by his mother; the exile of her son prepared the recall of her lover; and Theodosius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e pressing and humble invitation of the conqueror of Italy. In the absolute direction of his household, and in the important commissions of peace and war, the favorite youth most rapidly acquired a fortune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after their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the passion of Antonina, at least, continued ardent and unabated. But fear, devotion, and lassitude perhaps, inspired Theodosius with more serious thoughts. He dreaded the busy scandal of the capital, and the indiscreet fondness of the wife of Belisarius; escaped from her embraces, and retiring to Ephesus, shaved his head, and took refuge in the sanctuary of a monastic life. The despair of the new Ariadne could scarcely have been excused by the death of her husband. She wept, she tore her hair, she filled the palace with her cries; “she had lost the dearest of friends, a tender, a faithful, a laborious friend!” But her warm entreaties, fortified by the prayers of Belisarius, were insufficient to draw the holy monk from the solitude of Ephesus. It was not till the general moved forward for the Persian war, that Theodosius could be tempted to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short interval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Antonina herself was boldly devoted to love and pleasure.

    A philosopher may pity and forgive the infirmities of female nature, from which he receives no real injury: but contemptible is the husband who feels, and yet endures, his own infamy in that of his wife. Antonina pursued her son with implacable hatred; and the gallant Photius was exposed to her secret persecutions in the camp beyond the Tigris. Enraged by his own wrongs, and by the dishonor of his blood, he cast away in his turn the sentiments of nature, and revealed to Belisarius the turpitude of a woman who had violated all the duties of a mother and a wife. From the surprise and indignation of the Roman general, his former credulity appears to have been sincere: he embraced the knees of the son of Antonina, adjured him to remember his obligations rather than his birth, and confirmed at the altar their holy vows of revenge and mutual defence. The dominion of Antonina was impaired by absence; and when she met her husband, on his return from the Persian confines, Belisarius, in his first and transient emotions, confined her person, and threatened her life. Photius was more resolved to punish, and less prompt to pardon: he flew to Ephesus; extorted from a trusty eunuch of his another the full confession of her guilt; arrested Theodosius and his treasures in the church of St. John the Apostle, and concealed his captives, whose execution was only delayed, in a secure and sequestered fortress of Cilicia. Such a daring outrage against public justice could not pass with impunity; and the cause of Antonina was espoused by the empress, whose favor she had deserved by the recent services of the disgrace of a præfect, and the exile and murder of a pope. At the end of the campaign, Belisarius was recalled; he complied, as usual, with the Imperial mandate. His mind was not prepared for rebellion: his obedience, however adverse to the dictates of honor, was consonant to the wishes of his heart; and when he embraced his wife, at the command, and perhap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mpress, the tender husband was disposed to forgive or to be forgiven. The bounty of Theodora reserved for her companion a more precious favor. “I have found,” she said, “my dearest patrician, a pearl of inestimable value; it has not yet been viewed by any mortal eye; but the sight and the possession of this jewel are destined for my friend.” * As soon as the curiosity and impatience of Antonina were kindled, the door of a bed-chamber was thrown open, and she beheld her lover, whom the diligence of the eunuchs had discovered in his secret prison. Her silent wonder burst into passionate exclamations of gratitude and joy, and she named Theodora her queen, her benefactress, and her savior. The monk of Ephesus was nourished in the palace with luxury and ambition; but instead of assuming, as he was promised, the command of the Roman armies, Theodosius expired in the first fatigues of an amorous interview. The grief of Antonina could only be assuaged by the sufferings of her son. A youth of consular rank, and a sickly constitution, was punished, without a trial, like a malefactor and a slave: yet such was the constancy of his mind, that Photius sustained the tortures of the scourge and the rack, without violating the faith which he had sworn to Belisarius. After this fruitless cruelty, the son of Antonina, while his mother feasted with the empress, was buried in her subterraneous prisons, which admitted not the distinction of night and day. He twice escaped to the most venerable sanctuaries of Constantinople, the churches of St. Sophia, and of the Virgin: but his tyrants were insensible of religion as of pity; and the helpless youth, amidst the clamor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as twice dragged from the altar to the dungeon. His third attempt was more successful.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the prophet Zachariah, or some mortal friend, indicated the means of an escape: he eluded the spies and guards of the empress, reached the holy sepulchre of Jerusalem, embraced the profession of a monk; and the abbot Photius was employed, after the death of Justinian, to reconcile and regulate the churches of Egypt. The son of Antonina suffered all that an enemy can inflict: her patient husband imposed on himself the more exquisite misery of violating his promise and deserting his friend.

    In the succeeding campaign, Belisarius was again sent against the Persians: he saved the East, but he offended Theodora, and perhaps the emperor himself. The malady of Justinian had countenanced the rumor of his death; and the Roman general, on the supposition of that probable event spoke the free language of a citizen and a soldier. His colleague Buzes, who concurred in the same sentiments, lost his rank, his liberty, and his health, by the persecution of the empress: but the disgrace of Belisarius was alleviated by the dignity of his own character, and the influence of his wife, who might wish to humble, but could not desire to ruin, the partner of her fortunes. Even his removal was colored by the assurance, that the sinking state of Italy would be retrieved by the single presence of its conqueror. But no sooner had he returned, alone and defenceless, than a hostile commission was sent to the East, to seize his treasures and criminate his actions; the guards and veterans, who followed his private banner,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chiefs of the army, and even the eunuchs presumed to cast lots for the partition of his martial domestics. When he passed with a small and sordid retinue through the streets of Constantinople, his forlorn appearance excited the amazement and compassion of the people. Justinian and Theodora received him with cold ingratitude; the servile crowd, with insolence and contempt; and in the evening he retired with trembling steps to his deserted palace. An indisposition, feigned or real, had confined Antonina to her apartment; and she walked disdainfully silent in the adjacent portico, while Belisarius threw himself on his bed, and expected, in an agony of grief and terror, the death which he had so often braved under the walls of Rome. Long after sunset a messenger was announced from the empress: he opened, with anxious curiosity, the letter which contained the sentence of his fate. “You cannot be ignorant how much you have deserved my displeasure. I am not insensible of the services of Antonina. To her merits and intercession I have granted your life, and permit you to retain a part of your treasures, which might be justly forfeited to the state. Let your gratitude, where it is due, be displayed, not in words, but in your future behavior.” I know not how to believe or to relate the transports with which the hero is said to have received this ignominious pardon. He fell prostrate before his wife, he kissed the feet of his savior, and he devoutly promised to live the grateful and submissive slave of Antonina. A fine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was levied on the fortunes of Belisarius; and with the office of count, or master of the royal stables, he accepted the conduct of the Italian war. At his departure from Constantinople, his friends, and even the public, were persuaded that as soon as he regained his freedom, he would renounce his dissimulation, and that his wife, Theodora, and perhaps the emperor himself, would be sacrificed to the just revenge of a virtuous rebel. Their hopes were deceived; and the unconquerable patience and loyalty of Belisarius appear either below or above the character of a man.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XXIII-XXVI

    Chapter XXIII:Reign Of Julian

    Part I The Religion Of Julian. — Universal Toleration. — He Attempts To Restore And Reform The Pagan Worship — To Rebuild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 His Artful Persecution Of The Christians. — Mutual Zeal And Injustice.

    The character of Apostate has injured the reputation of Julian; and the enthusiasm which clouded his virtues has exaggerated the real and apparent magnitude of his faults. Our partial ignorance may represent him as a philosophic monarch, who studied to protect, with an equal hand, the religious factions of the empire; and to allay the theological fever which had inflamed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from the edicts of Diocletian to the exile of Athanasius. A more accurate view of the character and conduct of Julian will remove this favorable prepossession for a prince who did not escape the general contagion of the times. We enjoy the singular advantage of comparing the pictures which have been delineated by his fondest admirers and his implacable enemies. The actions of Julian are faithfully related by a judicious and candid historian, the impartial spectator of his life and death. The unanimous evidence of his contemporaries is confirmed b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declarations of the emperor himself; and his various writings express the uniform tenor of his religious sentiments, which policy would have prompted him to dissemble rather than to affect. A devout and sincere attachment for the gods of Athens and Rome constituted the ruling passion of Julian; the powers of an enlightened understanding were betrayed and corrupted by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us prejudice; and the phantoms which existed only in the mind of the emperor had a real and pernicious effect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empire. The vehement zeal of the Christians, who despised the worship, and overturned the altars of those fabulous deities, engaged their votary in a state of irreconcilable hostility with a very numerous party of his subjects; and he was sometimes tempted by the desire of victory, or the shame of a repulse, to violate the laws of prudence, and even of justice. The triumph of the party, which he deserted and opposed, has fixed a stain of infamy on the name of Julian; and the unsuccessful apostate has been overwhelmed with a torrent of pious invectives, of which the signal was given by the sonorous trumpet of Gregory Nazianzen. The interesting nature of the events which were crowded into the short reign of this active emperor, deserve a just and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His motives, his counsels, and his actions, as far as they are connected with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will be the subject of the present chapter.

    The cause of his strange and fatal apostasy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early period of his life, when he was left an orphan in the hands of the murderers of his family. The names of Christ and of Constantius, the ideas of slavery and of religion, were soon associated in a youthful imagination, which was susceptible of the most lively impressions. The care of his infancy was intrusted to Eusebius, bishop of Nicomedia, who was related to him on the side of his mother; and till Julian reached the twentieth year of his age, he received from his Christian preceptors the education, not of a hero, but of a saint. The emperor, less jealous of a heavenly than of an earthly crown,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he imperfect character of a catechumen, while he bestowed the advantages of baptism on the nephews of Constantine. They were even admitted to the inferior offices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der; and Julian publicly read the Holy Scriptures in the church of Nicomedia. The study of religion, which they assiduously cultivated, appeared to produce the fairest fruits of faith and devotion. They prayed, they fasted, they distributed alms to the poor, gifts to the clergy, and oblations to the tombs of the martyrs; and the splendid monument of St. Mamas, at Cæsarea, was erected, or at least was undertaken, by the joint labor of Gallus and Julian. They respectfully conversed with the bishops, who were eminent for superior sanctity, and solicited the benediction of the monks and hermits, who had introduced into Cappadocia the voluntary hardships of the ascetic life. As the two princes advanced towards the years of manhood, they discovered, in their religious sentiments,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characters. The dull and obstinate understanding of Gallus embraced, with implicit zeal,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which never influenced his conduct, or moderated his passions. The mild disposition of the younger brother was less repugnant to the precepts of the gospel; and his active curiosity might have been gratified by a theological system, which explains the mysterious essence of the Deity, and opens the boundless prospect of invisible and future worlds. But the independent spirit of Julian refused to yield the passive and unresisting obedience which was required, in the name of religion, by the haughty ministers of the church. Their speculative opinions were imposed as positive laws, and guarded by the terrors of eternal punishments; but while they prescribed the rigid formulary of the thoughts, the words, and the actions of the young prince; whilst they silenced his objections, and severely checked the freedom of his inquiries, they secretly provoked his impatient genius to disclaim the authority of his ecclesiastical guides. He was educated in the Lesser Asia, amidst the scandals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The fierce contests of the Eastern bishops, the incessant alterations of their creeds, and the profane motives which appeared to actuate their conduct, insensibly strengthened the prejudice of Julian, that they neither understood nor believed the religion for which they so fiercely contended.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proofs of Christianity with that favorable attention which adds weight to the most respectable evidence, he heard with suspicion, and disputed with obstinacy and acuteness, the doctrines for which he already entertained an invincible aversion. Whenever the young princes were directed to compose declamations on the subject of the prevailing controversies, Julian always declared himself the advocate of Paganism; under the specious excuse that, in the defence of the weaker cause, his learning and ingenuity might be more advantageously exercised and displayed.

    As soon as Gall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Julian was permitted to breathe the air of freedom, of literature, and of Paganism. The crowd of sophists, who were attracted by the taste and liberality of their royal pupil, had formed a strict alliance between the learning and the religion of Greece; and the poems of Homer, instead of being admired as the original productions of human genius, were seriously ascribed to the heavenly inspiration of Apollo and the muses. The deities of Olympus, as they are painted by the immortal bard, imprint themselves on the minds which are the least addicted to superstitious credulity. Our familiar knowledge of their names and characters, their forms and attributes, seems to bestow on those airy beings a real and substantial existence; and the pleasing enchantment produces an imperfect and momentary assent of the imagination to those fables, which are the most repugnant to our reason and experience. In the age of Julian, every circumstance contributed to prolong and fortify the illusion; the magnificent temples of Greece and Asia; the works of those artists who had expressed, in painting or in sculpture, the divine conceptions of the poet; the pomp of festivals and sacrifices; the successful arts of divination; the popular traditions of oracles and prodigies; and the ancient practice of two thousand years. The weakness of polytheism was, in some measure, excused by the moderation of its claims; and the devotion of the Pagans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 most licentious scepticism. Instead of an indivisible and regular system, which occupies the whole extent of the believing mind, the mythology of the Greeks was composed of a thousand loose and flexible parts, and the servant of the gods was at liberty to define the degree and measure of his religious faith. The creed which Julian adopted for his own use was of the largest dimensions; and, by strange contradiction, he disdained the salutary yoke of the gospel, whilst he made a voluntary offering of his reason on the altars of Jupiter and Apollo. One of the orations of Julian is consecrated to the honor of Cybele, the mother of the gods, who required from her effeminate priests the bloody sacrifice, so rashly performed by the madness of the Phrygian boy. The pious emperor condescends to relate, without a blush, and without a smile, the voyage of the goddess from the shores of Pergamus to the mouth of the Tyber, and the stupendous miracle, which convinced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that the lump of clay, which their ambassadors had transported over the seas, was endowed with life, and sentiment, and divine power. For the truth of this prodigy he appeals to the public monuments of the city; and censures, with some acrimony, the sickly and affected taste of those men, who impertinently derided the sacred traditions of their ancestors.

    But the devout philosopher, who sincerely embraced, and warmly encouraged,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people, reserved for himself the privilege of a liberal interpretation; and silently withdrew from the foot of the altars into the sanctuary of the temple. The extravagance of the Grecian mythology proclaimed, with a clear and audible voice, that the pious inquirer, instead of being scandalized or satisfied with the literal sense, should diligently explore the occult wisdom, which had been disguised, by the prudence of antiquity, under the mask of folly and of fable.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Platonic school, Plotinus, Porphyry, and the divine Iamblichus, were admired as the most skilful masters of this allegorical science, which labored to soften and harmonize the deformed features of Paganism. Julian himself, who was directed in the mysterious pursuit by Ædesius, the venerable successor of Iamblichus, aspired to the possession of a treasure, which he esteemed, if we may credit his solemn asseverations, far above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It was indeed a treasure, which derived its value only from opinion; and every artist who flattered himself that he had extracted the precious ore from the surrounding dross, claimed an equal right of stamping the name and figure the most agreeable to his peculiar fancy. The fable of Atys and Cybele had been already explained by Porphyry; but his labors served only to animate the pious industry of Julian, who invented and published his own allegory of that ancient and mystic tale. This freedom of interpretation, which might gratify the pride of the Platonists, exposed the vanity of their art. Without a tedious detail, the modern reader could not form a just idea of the strange allusions, the forced etymologies, the solemn trifling, and the impenetrable obscurity of these sages, who professed to reveal the system of the universe. As the traditions of Pagan mythology were variously related, the sacred interpreters were at liberty to select the most convenient circumstances; and as they translated an arbitrary cipher, they could extract from any fable any sense which was adapted to their favorite system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The lascivious form of a naked Venus was tortured into the discovery of some moral precept, or some physical truth; and the castration of Atys explained the revolution of the sun between the tropics, or the separation of the human soul from vice and error.

    The theological system of Julian appears to have contained the sublime and important principles of natural religion. But as the faith, which is not founded on revelation, must remain destitute of any firm assurance, the disciple of Plato imprudently relapsed into the habits of vulgar superstition; and the popular and philosophic notion of the Deity seems to have been confounded in the practice, the writings, and even in the mind of Julian. The pious emperor acknowledged and adored the Eternal Cause of the universe, to whom he ascribed all the perfections of an infinite nature, invisible to the eyes and inaccessibl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feeble mortals. The Supreme God had created, or rather, in the Platonic language, had generated, the gradual succession of dependent spirits, of gods, of dæmons, of heroes, and of men; and every being which derived its existence immediately from the First Cause, received the inherent gift of immortality. That so precious an advantage might be lavished upon unworthy objects, the Creator had intrusted to the skill and power of the inferior gods the office of forming the human body, and of arranging the beautiful harmony of the animal, the vegetable, and the mineral kingdoms. To the conduct of these divine ministers he delegated the temporal government of this lower world; but their imperfect administration is not exempt from discord or error.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re divided among them, and the characters of Mars or Minerva, of Mercury or Venus, may be distinctly traced in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their peculiar votaries. As long as our immortal souls are confined in a mortal prison, it is our interest, as well as our duty, to solicit the favor, and to deprecate the wrath, of the powers of heaven; whose pride is gratified by the devotion of mankind; and whose grosser parts may be supposed to derive some nourishment from the fumes of sacrifice. The inferior gods might sometimes condescend to animate the statues, and to inhabit the temples, which were dedicated to their honor. They might occasionally visit the earth, but the heavens were the proper throne and symbol of their glory. The invariable order of the sun, moon, and stars, was hastily admitted by Julian, as a proof of their eternalduration; and their eternity was a 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they were the workmanship, not of an inferior deity, but of the Omnipotent King. In the system of Platonists, the visible was a type of the invisible world. The celestial bodies, as they were informed by a divine spirit, might be considered as the objects the most worthy of religious worship. The Sun, whose genial influence pervades and sustains the universe, justly claimed the adoration of mankind, as the bright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gos, the lively, the rational, the beneficent image of the intellectual Father.

    In every age, the absence of genuine inspiration is supplied by the strong illusions of enthusiasm, and the mimic arts of imposture. If, in the time of Julian, these arts had been practised only by the pagan priests, for the support of an expiring cause, some indulgence might perhaps be allowed to the interest and habits of the sacerdotal character. But it may appear a subject of surprise and scandal, that the philosophers themselves sh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abuse the superstitious credulity of mankind, and that the Grecian mysteries should have been supported by the magic or theurgy of the modern Platonists. They arrogantly pretended to control the order of nature, to explore the secrets of futurity, to command the service of the inferior dæmons, to enjoy the view and conversation of the superior gods, and by disengaging the soul from her material bands, to reunite that immortal particle with the Infinite and Divine Spirit.

    The devout and fearless curiosity of Julian tempted the philosophers with the hopes of an easy conquest; which,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ir young proselyte, might be productiv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sequences. Julian imbibed the first rudiments of the Platonic doctrines from the mouth of Ædesius, who had fixed at Pergamus his wandering and persecuted school. But as the declining strength of that venerable sage was unequal to the ardor, the diligence, the rapid conception of his pupil, two of his most learned disciples, Chrysanthes and Eusebius, supplied, at his own desire, the place of their aged master. These philosophers seem to have prepared and distributed their respective parts; and they artfully contrived, by dark hints and affected disputes, to excite the impatient hopes of the aspirant, till they delivered him into the hands of their associate, Maximus, the boldest and most skilful master of the Theurgic science. By his hands, Julian was secretly initiated at Ephesus, in the twentieth year of his age. His residence at Athens confirmed this unnatural alliance of philosophy and superstition. He obtained the privilege of a solemn initiation into the mysteries of Eleusis, which, amidst the general decay of the Grecian worship, still retained some vestiges of their primæval sanctity; and such was the zeal of Julian, that he afterwards invited the Eleusinian pontiff to the court of Gaul,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consummating, by mystic rites and sacrifices, the great work of his sanctification. As these ceremonies were performed in the depth of caverns, and in the silence of the night, and as the inviolable secret of the mysteries was preserved by the discretion of the initiated, I shall not presume to describe the horrid sounds, and fiery apparitions, which were presented to the senses, or the imagination, of the credulous aspirant, till the visions of comfort and knowledge broke upon him in a blaze of celestial light. In the caverns of Ephesus and Eleusis, the mind of Julian was penetrated with sincere, deep, and unalterable enthusiasm; though he might sometimes exhibit the vicissitudes of pious fraud and hypocrisy, which may be observed, or at least suspected,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ost conscientious fanatics. From that moment he consecrated his life to the service of the gods; and while the occupations of war, of government, and of study, seemed to claim the whole measure of his time, a stated portion of the hours of the night was invariably reserved for the exercise of private devotion. The temperance which adorned the severe manners of the soldier and the philosopher was connected with some strict and frivolous rules of religious abstinence; and it was in honor of Pan or Mercury, of Hecate or Isis, that Julian, on particular days, denied himself the use of some particular food, which might have been offensive to his tutelar deities. By these voluntary fasts, he prepared his senses and his understanding for the frequent and familiar visits with which he was honored by the celestial powers. Notwithstanding the modest silence of Julian himself, we may learn from his faithful friend, the orator Libanius, that he lived in a perpetual intercourse with the gods and goddesses; that they descended upon earth to enjoy the conversation of their favorite hero; that they gently interrupted his slumbers by touching his hand or his hair; that they warned him of every impending danger, and conducted him, by their infallible wisdom, in every action of his life; and that he had acquired such an intimate knowledge of his heavenly guests, as readily to distinguish the voice of Jupiter from that of Minerva, and the form of Apollo from the figure of Hercules. These sleeping or waking visions, the ordinary effects of abstinence and fanaticism, would almost degrade the emperor to the level of an Egyptian monk. But the useless lives of Antony or Pachomius were consumed in these vain occupations. Julian could break from the dream of superstition to arm himself for battle; and after vanquishing in the field the enemies of Rome, he calmly retired into his tent, to dictate the wise and salutary laws of an empire, or to indulge his genius in the elegant pursuits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The important secret of the apostasy of Julian was intrusted to the fidelity of the initiated, with whom he was united by the sacred ties of friendship and religion. The pleasing rumor was cautiously circulated among the adherents of the ancient worship; and his future greatness became the object of the hopes, the prayers, and the predictions of the Pagans, in every province of the empire. From the zeal and virtues of their royal proselyte, they fondly expected the cure of every evil, and the restoration of every blessing; and instead of disapproving of the ardor of their pious wishes, Julian ingenuously confessed, that he was ambitious to attain a situation in which he might be useful to his country and to his religion. But this religion was viewed with a hostile eye by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whose capricious passions alternately saved and threatened the life of Julian. The arts of magic and divination were strictly prohibited under a despotic government, which condescended to fear them; and if the Pagans were reluctantly indulged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superstition, the rank of Julian would have excepted him from the general toleration. The apostate soon became the presumptive heir of the monarchy, and his death could alone have appeased the just apprehensions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 young prince, who aspired to the glory of a hero rather than of a martyr, consulted his safety by dissembling his religion; and the easy temper of polytheism permitted him to join in the public worship of a sect which he inwardly despised. Libanius has considered the hypocrisy of his friend as a subject, not of censure, but of praise. “As the statues of the gods,” says that orator, “which have been defiled with filth, are again placed in a magnificent temple, so the beauty of truth was seated in the mind of Julian, after it had been purified from the errors and follies of his education. His sentiments were changed; but as it would have been dangerous to have avowed his sentiments, his conduct still continued the sam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ass in Æsop, who disguised himself with a lion’s hide, our lion was obliged to conceal himself under the skin of an ass; and, while he embraced the dictates of reason, to obey the laws of prudence and necessity.” The dissimulation of Julian lasted about ten years, from his secret initiation at Ephesu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ivil war; when he declared himself at once the implacable enemy of Christ and of Constantius. This state of constraint might contribute to strengthen his devotion; and as soon as he had satisfied the obligation of assisting, on solemn festivals, at the assemblies of the Christians, Julian returned, with the impatience of a lover, to burn his free and voluntary incense on the domestic chapels of Jupiter and Mercury. But as every act of dissimulation must be painful to an ingenuous spirit,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increased the aversion of Julian for a religion which oppressed the freedom of his mind, and compelled him to hold a conduct repugnant to the noblest attributes of human nature, sincerity and courage.

    Chapter XXIII: Reign Of Julian

    Part II

    The inclination of Julian might prefer the gods of Homer, and of the Scipios, to the new faith, which his uncle had established in the Roman empire; and in which he himself had been sanctified by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But, as a philosopher, it was incumbent on him to justify his dissent from Christianity, which was supported by the number of its converts, by the chain of prophecy, the splendor of or miracles, and the weight of evidence. The elaborate work, which he composed amidst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Persian war, contained the substance of those arguments which he had long revolved in his mind. Some fragments have been transcribed and preserved, by his adversary, the vehement Cyril of Alexandria; and they exhibit a very singular mixture of wit and learning, of sophistry and fanaticism. The elegance of the style and the rank of the author, recommended his writings to the public attention; and in the impious list of the enemies of Christianity, the celebrated name of Porphyry was effaced by the superior merit or reputation of Julian. The minds of the faithful were either seduced, or scandalized, or alarmed; and the pagans, who sometimes presumed to engage in the unequal dispute, derived, from the popular work of their Imperial missionary,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fallacious objections. But in the assiduous prosecution of these theological studies,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imbibed the illiberal prejudices and passions of a polemic divine. He contracted an irrevocable obligation to maintain and propagate his religious opinions; and whilst he secretly applauded the strength and dexterity with which he wielded the weapons of controversy, he was tempted to distrust the sincerity, or to despise the understandings, of his antagonists, who could obstinately resist the force of reason and eloquence.

    The Christians, who beheld with horror and indignation the apostasy of Julian, had much more to fear from his power than from his arguments. The pagans, who were conscious of his fervent zeal, expected, perhaps with impatience, that the flames of persecution should be immediately kindled against the enemies of the gods; and that the ingenious malice of Julian would invent some cruel refinements of death and torture which had been unknown to the rude and inexperienced fury of his predecessors. But the hopes, as well as the fears, of the religious factions were apparently disappointed, by the prudent humanity of a prince, who was careful of his own fame, of the public peace, and of the rights of mankind. Instructed by history and reflection, Julian was persuaded, that if the diseases of the body may sometimes be cured by salutary violence, neither steel nor fire can eradicate the erroneous opinions of the mind. The reluctant victim may be dragged to the foot of the altar; but the heart still abhors

    and disclaims the sacrilegious act of the hand. Religious obstinacy is hardened and exasperated by oppression; and, as soon as the persecution subsides, those who have yielded are restored as penitents, and those who have resisted are honored as saints and martyrs. If Julian adopted the unsuccessful cruelty of Diocletian and his colleagues, he was sensible that he should stain his memory with the name of a tyrant, and add new glories to the Catholic church, which had derived strength and increase from the severity of the pagan magistrates. Actuated by these motives, and apprehensive of disturbing the repose of an unsettled reign, Julian surprised the world by an edict, which was not unworthy of a statesman, or a philosopher. He extended to all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oman world the benefits of a free and equal toleration; and the only hardship which he inflicted on the Christians, was to deprive them of the power of tormenting their fellow-subjects, whom they stigmatized with the odious titles of idolaters and heretics. The pagans received a gracious permission, or rather an express order, to open All their temples; and they were at once delivered from the oppressive laws, and arbitrary vexations, which they had sustained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and of his s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bishops and clergy, who had been banished by the Arian monarch, were recalled from exile, and restored to their respective churches; the Donatists, the Novatians, the Macedonians, the Eunomians, and those who, with a more prosperous fortune, adhered to the doctrine of the Council of Nice. Julian, who understood and derided their theological disputes, invited to the palace the leaders of the hostile sects, that he might enjoy the agreeable spectacle of their furious encounters. The clamor of controversy sometimes provoked the emperor to exclaim, “Hear me! the Franks have heard me, and the Alemanni;” but he soon discovered that he was now engaged with more obstinate and implacable enemies; and though he exerted the powers of oratory to persuade them to live in concord, or at least in peace, he was perfectly satisfied, before he dismissed them from his presence, that he had nothing to dread from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The impartial Ammianus has ascribed this affected clemency to the desire of fomenting the intestine

    divisions of the church, and the insidious design of undermining the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was inseparably connected with the zeal which Julian professed, to restore 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empire.

    As soon as he ascended the throne, he assumed,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his predecessors, the character of supreme pontiff; not only as the most honorable title of Imperial greatness, but as a sacred and important office; the duties of which he was resolved to execute with pious diligence. As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prevented the emperor from joining every day in the public devotion of his subjects, he dedicated a domestic chapel to his tutelar deity the Sun; his gardens were filled with statues and altars of the gods; and each apartment of the palace displaced the appearance of a magnificent temple. Every morning he saluted the parent of light with a sacrifice; the blood of another victim was shed at the moment when the Sun sunk below the horizon; and the Moon, the Stars, and the Genii of the night received their respective and seasonable honors from the indefatigable devotion of Julian. On solemn festivals, he regularly visited the temple of the god or goddess to whom the day was peculiarly consecrated, and endeavored to excite the religion of the magistrates and people by the example of his own zeal. Instead of maintaining the lofty state of a monarch, distinguished by the splendor of his purple, and encompassed by the golden shields of his guards, Julian solicited, with respectful eagerness, the meanest office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Amidst the sacred but licentious crowd of priests, of inferior ministers, and of female dancers, who were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temple, it was the business of the emperor to bring the wood, to blow the fire, to handle the knife, to slaughter the victim, and, thrusting his bloody hands into the bowels of the expiring animal, to draw forth the heart or liver, and to read, with the consummate skill of an haruspex, imaginary signs of future events. The wisest of the Pagans censured this extravagant superstition, which affected to despise the restraints of prudence and decency. Under the reign of a prince, who

    practised the rigid maxims of economy, the expense of religious worship consumed a very large portion of the revenue a constant supply of the scarcest and most beautiful birds was transported from distant climates, to bleed on the altars of the gods; a hundred oxen were frequently sacrificed by Julian on one and the same day; and it soon became a popular jest, that if he should return with conquest from the Persian war, the breed of horned cattle must infallibly be extinguished. Yet this expense may appear inconsiderable, when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splendid presents which were offered either by the hand, or by order, of the emperor, to all the celebrated places of devotion in the Roman world; and with the sums allotted to repair and decorate the ancient temples, which had suffered the silent decay of time, or the recent injuries of Christian rapine. Encouraged by the example, the exhortations, the liberality, of their pious sovereign, the cities and families resumed the practice of their neglected ceremonies.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exclaims Libanius, with devout transport, “displayed the triumph of religion; and the grateful prospect of flaming altars, bleeding victims, the smoke of incense, and a solemn train of priests and prophets, without fear and without danger. The sound of prayer and of music was heard on the tops of the highest mountains; and the same ox afforded a sacrifice for the gods, and a supper for their joyous votaries.”

    But the genius and power of Julian were unequal to the enterprise of restoring a religion which was destitute of theological principles, of moral precepts, and of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which rapidly hastened to decay and dissolution, and was not susceptible of any solid or consistent reformati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upreme pontiff, more especially after that office had been united with the Imperial dignity, comprehended the whole extent of the Roman empire. Julian named for his vicars, in the several provinces, the priests and philosophers whom he esteemed the best qualified to cooperate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great design; and his pastoral letters, if we may use that name, still represent a very curious sketch of his wishes and intentions. He directs, that in every

    city the sacerdotal order should be composed, without any distinction of birth and fortune, of those persons who were the most conspicuous for the love of the gods, and of men. “If they are guilty,” continues he, “of any scandalous offence, they should be censured or degraded by the superior pontiff; but as long as they retain their rank, they are entitled to the respect of the magistrates and people. Their humility may be shown in the plainness of their domestic garb; their dignity, in the pomp of holy vestments. When they are summoned in their turn to officiate before the altar, they ought not, during the appointed number of days, to depart from the precincts of the temple; nor should a single day be suffered to elapse, without the prayers and the sacrifice, which they are obliged to offer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state, and of individuals. The exercise of their sacred functions requires an immaculate purity, both of mind and body; and even when they are dismissed from the temple to the occupations of common life, it is incumbent on them to excel in decency and virtue the res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e priest of the gods should never be seen in theatres or taverns. His conversation should be chaste, his diet temperate, his friends of honorable reputation; and if he sometimes visits the Forum or the Palace, he should appear only as the advocate of those who have vainly solicited either justice or mercy. His studies should be suited to the sanctity of his profession. Licentious tales, or comedies, or satires, must be banished from his library, which ought solely to consist of historical o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of history, which is founded in truth, and of philosophy,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religion. The impious opinions of the Epicureans and sceptics deserve his abhorrence and contempt; but he should diligently study the systems of Pythagoras, of Plato, and of the Stoics, which unanimously teach that there are gods; that the world is governed by their providence; that their goodness is the source of every temporal blessing; and that they have prepared for the human soul a future state of reward or punishment.” The Imperial pontiff inculcates, in the most persuasive language, the duties of benevolence and hospitality; exhorts his inferior clergy to recommend the universal practice of those virtues; promises to assist their

    indigence from the public treasury; and declares his resolution of establishing hospitals in every city, where the poor should be received without any invidious distinction of country or of religion. Julian beheld with envy the wise and humane regulations of the church; and he very frankly confesses his intention to deprive the Christians of the applause, as well as advantage, which they had acquired by the exclusive practice of charity and beneficence. The same spirit of imitation might dispose the emperor to adopt several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the use and importance of which were approved by the success of his enemies. But if these imaginary plans of reformation had been realized, the forced and imperfect copy would have been less beneficial to Paganism, than honorable to Christianity. The Gentiles, who peaceably followed the customs of their ancestors, were rather surprised than pleased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manners; and in the short period of his reign, Julian had frequent occasions to complain of the want of fervor of his own party.

    The enthusiasm of Julian prompted him to embrace the friends of Jupiter as his personal friends and brethren; and though he partially overlooked the merit of Christian constancy, he admired and rewarded the noble perseverance of those Gentiles who had preferred the favor of the gods to that of the emperor. If they cultivated the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religion, of the Greeks, they acquired an additional claim to the friendship of Julian, who ranked the Muses in the number of his tutelar deities. In the religion which he had adopted, piety and learning were almost synonymous; and a crowd of poets, of rhetoricians, and of philosophers, hasten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to occupy the vacant places of the bishops, who had seduced the credulity of Constantius. His successor esteemed the ties of common initiation as far more sacred than those of consanguinity; he chose his favorites among the sages, who were deeply skilled in the occult sciences of magic and divination; and every impostor, who pretended to reveal the secrets of futurity, was assured of enjoying the present hour in honor and affluence. Among the

    philosophers, Maximus obtained the most eminent rank in the friendship of his royal disciple, who communicated, with unreserved confidence, his actions, his sentiments, and his religious designs, during the anxious suspense of the civil war. As soon as Julian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he despatched an honorable and pressing invitation to Maximus, who then resided at Sardes in Lydia, with Chrysanthius, the associate of his art and studies. The prudent and superstitious Chrysanthius refused to undertake a journey which showed itself,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divination, with the most threatening and malignant aspect: but his companion, whose fanaticism was of a bolder cast, persisted in his interrogations, till he had extorted from the gods a seeming consent to his own wishes, and those of the emperor. The journey of Maximus through the cities of Asia displayed the triumph of philosophic vanity; and the magistrate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honorable reception which they prepared for the friend of their sovereign. Julian was pronouncing an oration before the senate, when he was informed of the arrival of Maximus. The emperor immediately interrupted his discourse, advanced to meet him, and after a tender embrace, conducted him by the hand into the midst of the assembly; where he publicly acknowledged the benefits which he had derived from the instructions of the philosopher. Maximus, who soon acquired the confidence, and influenced the councils of Julian, was insensibly corrupted by the temptations of a court. His dress became more splendid, his demeanor more lofty, and he was exposed, under a succeeding reign, to a disgraceful inquiry into the means by which the disciple of Plato had accumulated, in the short duration of his favor, a very scandalous proportion of wealth. Of the other philosophers and sophists, who were invited to the Imperial residence by the choice of Julian, or by the success of Maximus, few were able to preserve their innocence or their reputation. The liberal gifts of money, lands, and houses, were insufficient to satiate their rapacious avarice; an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people was justly excited by the remembrance of their abject poverty and disinterested professions. The penetration of Julian could not always be

    deceived: but he was unwilling to despise the characters of those men whose talents deserved his esteem: he desired to escape the double reproach of imprudence and inconstancy; and he was apprehensive of degrading, in the eyes of the profane, the honor of letters and of religion.

    The favor of Julian was almost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Pagans, who had firmly adhered to the worship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Christians, who prudently embraced the religion of their sovereign. The acquisition of new proselytes gratified the ruling passions of his soul, superstition and vanity; and he was heard to declare, with the enthusiasm of a missionary, that if he could render each individual richer than Midas, and every city greater than Babylon, he should not esteem himself the benefactor of mankind, unless, at the same time, he could reclaim his subjects from their impious revolt against the immortal gods. A prince who had studied human nature, and who possessed the treasures of the Roman empire, could adapt his arguments, his promises, and his rewards, to every order of Christians; and the merit of a seasonable conversion was allowed to supply the defects of a candidate, or even to expiate the guilt of a criminal. As the army is the most forcible engine of absolute power, Julian applied himself, with peculiar diligence, to corrupt the religion of his troops, without whose hearty concurrence every measure must be dangerous and unsuccessful; and the natural temper of soldiers made this conquest as easy as it was important. The legions of Gaul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faith, as well as to the fortunes, of their victorious leader; and even before the death of Constantius, he had the satisfaction of announcing to his friends, that they assisted with fervent devotion, and voracious appetite, at the sacrifices, which were repeatedly offered in his camp, of whole hecatombs of fat oxen. The armies of the East, which had been train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and of Constantius, required a more artful and expensive mode of persuasion. On the days of solemn and public festivals, the emperor received the homage, and rewarded the merit, of the troops. His throne of state was

    encircled with the military ensigns of Rome and the republic; the holy name of Christ was erased from the Labarum; and the symbols of war, of majesty, and of pagan superstition, were so dexterously blended, that the faithful subject incurred the guilt of idolatry, when he respectfully saluted the person or image of his sovereign. The soldiers passed successively in review; and each of them, before he received from the hand of Julian a liberal donative, proportioned to his rank and services, was required to cast a few grains of incense into the flame which burnt upon the altar. Some Christian confessors might resist, and others might repent; but the far greater number, allured by the prospect of gold, and aw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contracted the criminal engagement; and their future perseverance in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was enforced by every consideration of duty and of interest. By the frequent repetition of these arts, and at the expense of sums which would have purchased the service of half the nations of Scythia, Julian gradually acquired for his troops the imaginary protection of the gods, and for himself the firm and effectual support of the Roman legions. It is indeed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the resto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of Paganism revealed a multitude of pretended Christians, who, from motives of temporal advantage, had acquiesced in the religion of the former reign; and who afterwards returned, with the same flexibility of conscience, to the faith which was professed by the successors of Julian.

    While the devout monarch incessantly labored to restore and propagate the religion of his ancestors, he embraced the extraordinary design of rebuilding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In a public epistle to the nation or community of the Jews, dispersed through the provinces, he pities their misfortunes, condemns their oppressors, praises their constancy, declares himself their gracious protector, and expresses a pious hope, that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Persian war, he may be permitted to pay his grateful vows to the Almighty in his holy city of Jerusalem. The blind superstition, and abject slavery, of those unfortunate exiles, must excite the contempt of a philosophic emperor; but they deserved the friendship of Julian, by their implacable hatred of the Christian name. The barren synagogue abhorred and envied the fecundity of the rebellious church; the power of the Jews was not equal to their malice; but their gravest rabbis approved the private murder of an apostate; and their seditious clamors had often awakened the indolence of the Pagan magistrates.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Jews became the subjects of their revolted children nor was it long before they experienced the bitterness of domestic tyranny. The civil immunities which had been granted, or confirmed, by Severus, were gradually repealed by the Christian princes; and a rash tumult, excited by the Jews of Palestine, seemed to justify the lucrative modes of oppression which were invented by the bishops and eunuchs of the court of Constantius. The Jewish patriarch, who was still permitted to exercise a precarious jurisdiction, held his residence at Tiberias; and the neighboring cities of Palestine were filled with the remains of a people who fondly adhered to the promised land. But the edict of Hadrian was renewed and enforced; and they viewed from afar the walls of the holy city, which were profaned in their eyes by the triumph of the cross and the devotion of the Christians.

    Chapter XXIII: Reign Of Julian.

    Part III.

    In the midst of a rocky and barren country, the walls of Jerusalem enclosed the two mountains of Sion and Acra, within an oval figure of about three English miles. Towards the south, the upper town, and the fortress of David, were erected on the lofty ascent of Mount Sion: on the north side, the buildings of the lower town covered the spacious summit of Mount Acra; and a part of the hill, distinguished by the name of Moriah, and levelled by human industry, was crowned with the stately temple of the Jewish nation. After the final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by the arms of Titus and Hadrian, a ploughshare was drawn over the consecrated ground, as a

    sign of perpetual interdiction. Sion was deserted; and the vacant space of the lower city was filled wi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ifices of the Ælian colony, which spread themselves over the adjacent hill of Calvary. The holy places were polluted with mountains of idolatry; and, either from design or accident, a chapel was dedicated to Venus, on the spot which had been sanctified by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Christ. * Almost three hundred years after those stupendous events, the profane chapel of Venus was demolished by the order of Constantine; and the removal of the earth and stones revealed the holy sepulchre to the eyes of mankind. A magnificent church was erected on that mystic ground, by the first Christian emperor; and the effects of his pious munificence were extended to every spot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by the footstep of patriarchs, of prophets, and of the Son of God.

    The passionate desire of contemplating the original monuments of their redemption attracted to Jerusalem a successive crowd of pilgrims, from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Ocean, and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East; and their piety was authoriz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empress Helena, who appears to have united the credulity of age with the warm feelings of a recent conversion. Sages and heroes, who have visited the memorable scenes of ancient wisdom or glory, have confessed the inspiration of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and the Christian who knelt before the holy sepulchre, ascribed his lively faith, and his fervent devotion, to the more immediate influence of the Divine Spirit. The zeal, perhaps the avarice, of the clergy of Jerusalem, cherished and multiplied these beneficial visits. They fixed, by unquestionable tradition, the scene of each memorable event. They exhibited the instruments which had been used in the passion of Christ; the nails and the lance that had pierced his hands, his feet, and his side; the crown of thorns that was planted on his head; the pillar at which he was scourged; and, above all, they showed the cross on which he suffered, and which was dug out of the earth in the reign of those princes, who inserted the symbol of Christianity in the banners of the Roman legions. Such

    miracles as seemed necessary to account for its extraordinary preservation, and seasonable discovery, were gradually propagated without opposition. The custody of the true cross, which on Easter Sunday was solemnly exposed to the people, was intrusted to the bishop of Jerusalem; and he alone might gratify the curious devotion of the pilgrims, by the gift of small pieces, which they encased in gold or gems, and carried away in triumph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But as this gainful branch of commerce must soon have been annihilated, it was found convenient to suppose, that the marvelous wood possessed a secret power of vegetation; and that its substance, though continually diminished, still remained entire and unimpaired. It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place and the belief of a perpetual miracle, should have produced some salutary effects on the morals, as well as on the faith, of the people. Yet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the ecclesiastical writers have been obliged to confess, not only that the streets of Jerusalem were filled with the incessant tumult of business and pleasure, but that every species of vice — adultery, theft, idolatry, poisoning, murder — was familiar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holy city. The wealth and preeminence of the church of Jerusalem excited the ambition of Arian, as well as orthodox, candidates; and the virtues of Cyril, who, since his death, has been honored with the title of Saint, were displayed in the exercise, rather than in the acquisition, of his episcopal dignity.

    The vain and ambitious mind of Julian might aspire to restore the ancient glory of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As the Christians were firmly persuaded that a sentence of everlasting destruction had been pronounced against the whole fabric of the Mosaic law, the Imperial sophist would have converted the success of his undertaking into a specious argument against the faith of prophecy, and the truth of revelation. He was displeased with the spiritual worship of the synagogue; but he approved the institutions of Moses, who had not disdained to adopt many of the rites and ceremonies of Egypt. The local and national deity of the Jews was sincerely adored by a

    polytheist, who desired only to multiply the number of the gods; and such was the appetite of Julian for bloody sacrifice, that his emulation might be excited by the piety of Solomon, who had offered, at the feast of the dedication, twenty-two thousand oxen, 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sheep. These considerations might influence his designs; but the prospect of an immediate and important advantage would not suffer the impatient monarch to expect the remote and uncertain event of the Persian war. He resolved to erect, without delay, on the commanding eminence of Moriah, a stately temple, which might eclipse the splendor of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on the adjacent hill of Calvary; to establish an order of priests, whose interested zeal would detect the arts, and resist the ambition, of their Christian rivals; and to invite a numerous colony of Jews, whose stern fanaticism would be always prepared to second, and even to anticipate, the hostile measures of the Pagan government. Among the friends of the emperor (if the names of emperor, and of friend, are not incompatible) the first place was assigned, by Julian himself, to the virtuous and learned Alypius. The humanity of Alypius was tempered by severe justice and manly fortitude; and while he exercised his abilities in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Britain, he imitated, in his poetical compositions, the harmony and softness of the odes of Sappho. This minister, to whom Julian communicated, without reserve, his most careless levities, and his most serious counsels, received 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to restore, in its pristine beauty,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and the diligence of Alypius required and obtained the strenuous support of the governor of Palestine. At the call of their great deliverer, the Jews, from all th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assembled on the holy mountain of their fathers; and their insolent triumph alarmed and exasperated the Christian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The desire of rebuilding the temple has in every age been the ruling passion of the children of Isræl. In this propitious moment the men forgot their avarice, and the women their delicacy; spades and pickaxes of silver were provided by the vanity of the rich, and the rubbish was transported in mantles of silk and purple. Every purse was opened in liberal contributions, every hand claimed a share in the pious labor, and the commands of a great monarch were executed by the enthusiasm of a whole people.

    Yet, on this occasion, the joint efforts of power and enthusiasm were unsuccessful; and the ground of the Jewish temple, which is now covered by a Mahometan mosque, still continued to exhibit the same edifying spectacle of ruin and desolation. Perhaps the absence and death of the emperor, and the new maxims of a Christian reign, might explain the interruption of an arduous work, which was attempted only in the last six months of the life of Julian. But the Christians entertained a natural and pious expectation, that, in this memorable contest, the honor of religion would be vindicated by some signal miracle. An earthquake, a whirlwind, and a fiery eruption, which overturned and scattered the new foundations of the temple, are attested, with some variations, by contemporary and respectable evidence. This public event is described by Ambrose, bishop of Milan, in an epistle to the emperor Theodosius, which must provoke the severe animadversion of the Jews; by the eloquent Chrysostom, who might appeal to the memory of the elder part of his congregation at Antioch; and by Gregory Nazianzen, who published his account of the miracle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same year. The last of these writers has boldly declared, that this preternatural event was not disputed by the infidels; and his assertion, strange as it may seem is confirmed by the unexceptionable testimony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The philosophic soldier, who loved the virtues, without adopting the prejudices, of his master, has recorded, in his judicious and candid history of his own times, the extraordinary obstacles which interrupt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emple of Jerusalem. “Whilst Alypius, assisted by the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 urged, with vigor and diligence, the execution of the work, horrible balls of fire breaking out near the foundations, with frequent and reiterated attacks, rendered the place, from time to time, inaccessible to the scorched and blasted workmen; and the victorious element continuing in this manner obstinately and resolutely bent, as it were, to drive them to a distance, the undertaking was abandoned.” * Such authority should satisfy a believing, and must astonish an incredulous, mind. Yet a philosopher may still require the original evidence of impartial and intelligent spectators. At this important crisis, any singular accident of nature would assume the appearance, and produce the effects of a real prodigy. This glorious deliverance would be speedily improved and magnified by the pious art of the clergy of Jerusalem, and the active credulit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at the distance of twenty years, a Roman historian, care less of theological disputes, might adorn his work with the specious and splendid miracle.

    Chapter XXIII: Reign Of Julian.

    Part IV.

    The restoration of the Jewish temple was secretly connected with the ruin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Julian still continued to maintain the freedom of religious worship, without distinguishing whether this universal toleration proceeded from his justice or his clemency. He affected to pity the unhappy Christians, who were mistaken in the most important object of their lives; but his pity was degraded by contempt, his contempt was embittered by hatred; and the sentiments of Julian were expressed in a style of sarcastic wit, which inflicts a deep and deadly wound, whenever it issues from the mouth of a sovereign. As he was sensible that the Christians gloried in the name of their Redeemer, he countenanced, and perhaps enjoined, the use of the less honorable appellation of Galilæans. He declared, that by the folly of the Galilæans, whom he describes as a sect of fanatics, contemptible to men, and odious to the gods, the empire had been reduced to the brink of destruction; and he insinuates in a public edict, that a frantic patient might sometimes be cured by salutary violence. An ungenerous distinction was admitted into the mind and counsels of Julian, tha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religious sentiments, one part of his subjects deserved his favor and friendship, while the other was entitled only to the common benefits that his justice could not refuse to an obedient people. According to a principle, pregnant with mischief and oppression, the emperor transferred to the pontiffs of his own religion the management of the liberal allowances for the public revenue, which had been granted to the church by the piety of Constantine and his sons. The proud system of clerical honors and immunities, which had been constructed with so much art and labor, was levelled to the ground; the hopes of testamentary donations were intercepted by the rigor of the laws; and the priests of the Christian sect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last and most ignominious class of the people. Such of these regulations as appeared necessary to check the ambition and avarice of the ecclesiastics, were soon afterwards imitated by the wisdom of an orthodox prince. The peculiar distinctions which policy has bestowed, or superstition has lavished, on the sacerdotal order, must be confined to those priests who profess 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 But the will of the legislator was not exempt from prejudice and passion; and it was the object of the insidious policy of Julian, to deprive the Christians of all the temporal honors and advantages which rendered them respectable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A just and severe censure has been inflicted on the law which prohibited the Christians from teaching the arts of grammar and rhetoric. The motives alleged by the emperor to justify this partial and oppressive measure, might command, during his lifetime, the silence of slaves and the applause of flatterers. Julian abuses the ambiguous meaning of a word which might be indifferently applied to the language and the religion of the Greeks: he contemptuously observes, that the men who exalt the merit of implicit faith are unfit to claim or to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science; and he vainly contends, that if they refuse to adore the gods of Homer and Demosthenes, they ought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expounding Luke and Matthew in the church of the Galilæans. In all the cities of the Roman world, the education of the youth was intrusted to masters of grammar and rhetoric; who were elected by the magistrates, maintained at the public expense, and distinguished by many lucrative and honorable privileges. The edict of Julian appears to have included the physicians, and professors of all the liberal arts; and the emperor, who reserved to himself the approbation of the candidates, was authorized by the laws to corrupt, or to punish, the religious constancy of the most learned of the Christians. As soon as the resignation of the more obstinate teachers had established the unrivalled dominion of the Pagan sophists, Julian invited the rising generation to resort with freedom to the public schools, in a just confidence, that their tender minds would receive the impressions of literature and idolatry. If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hristian youth should be deterred by their own scruples, or by those of their parents, from accepting this dangerous mode of instruction, they must, at the same time, relinquish the benefits of a liberal education. Julian had reason to expect that, in the space of a few years, the church would relapse into its primæval simplicity, and that the theologians, who possessed an adequate share of the learning and eloquence of the age, would be succeeded by a generation of blind and ignorant fanatics, incapable of defending the truth of their own principles, or of exposing the various follies of Polytheism.

    It was undoubtedly the wish and design of Julian to deprive the Christians of the advantages of wealth, of knowledge, and of power; but the injustice of excluding them from all offices of trust and profit seems to have been the result of his general policy, rather than the immediate consequence of any positive law. Superior merit might deserve and obtain, some extraordinary exceptions;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hristian officers were gradually removed from their employments in the state, the army, and the provinces. The hopes of future candidates were extinguished by the declared partiality of a prince, who maliciously reminded them, that it was unlawful for a Christian to use the sword, either of justice, or of war; and who studiously guarded the camp and the tribunals with the ensigns of idolatry. The powers of government were intrusted to the pagans, who professed an ardent zeal for the religion of their ancestors; and as the choice of the emperor was often directed by the rules of divination, the favorites whom he preferred as the most agreeable to the gods, did not always obtain the approbation of mankind.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ir enemies, the Christians had much to suffer, and more to apprehend. The temper of Julian was averse to cruelty; and the care of his reputation, which was exposed to the eyes of the universe, restrained the philosophic monarch from violating the laws of justice and toleration, which he himself had so recently established. But the provincial ministers of his authority were placed in a less conspicuous station. In the exercise of arbitrary power, they consulted the wishes, rather than the commands, of their sovereign; and ventured to exercise a secret and vexatious tyranny against the sectaries, on whom they were not permitted to confer the honors of martyrdom. The emperor, who dissembled as long as possible his knowledge of the injustice that was exercised in his name, expressed his real sense of the conduct of his officers, by gentle reproofs and substantial rewards.

    The most effectual instrument of oppression, with which they were armed, was the law that obliged the Christians to make full and ample satisfaction for the temples which they had destroyed under the preceding reign. The zeal of the triumphant church had not always expected the sanction of the public authority; and the bishops, who were secure of impunity, had often marched at the head of their congregation, to attack and demolish the fortresses of the prince of darkness. The consecrated lands, which had increased the patrimony of the sovereign or of the clergy, were clearly defined, and easily restored. But on these lands, and on the ruins of Pagan superstition, the Christians had frequently erected their own religious edifices: and as it was necessary to remove the church before the temple could be rebuilt, the justice and piety of the emperor were applauded by one party, while the other deplored and execrated his sacrilegious violence. After the ground was cleared, the restitution of those stately structures which had been levelled with the dust, and of the precious ornaments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to Christian uses, swelled into a very large account of damages and debt. The authors of the injury had neither the ability nor the inclination to discharge this accumulated demand: and the impartial wisdom of a legislator would have been displayed in balancing the adverse claims and complaints, by an equitable and temperate arbitration. But the whole empire, and particularly the East, was thrown into confusion by the rash edicts of Julian; and the Pagan magistrates, inflamed by zeal and revenge, abused the rigorous privilege of the Roman law, which substitutes, in the place of his inadequate property, the person of the insolvent debtor. Under the preceding reign, Mark, bishop of Arethusa, had labored in the conversion of his people with arms more effectual than those of persuasion. The magistrates required the full value of a temple which had been destroyed by his intolerant zeal: but as they were satisfied of his poverty, they desired only to bend his inflexible spirit to the promise of the slightest compensation. They apprehended the aged prelate, they inhumanly scourged him, they tore his beard; and his naked body, anointed with honey, was suspended, in a net,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and exposed to the stings of insects and the rays of a Syrian sun. From this lofty station, Mark still persisted to glory in his crime, and to insult the impotent rage of his persecutors. He was at length rescued from their hands, and dismissed to enjoy the honor of his divine triumph. The Arians celebrated the virtue of their pious confessor; the Catholics ambitiously claimed his alliance; and the Pagans, who might be susceptible of shame or remorse, were deterred from the repetition of such unavailing cruelty. Julian spared his life: but if the bishop of Arethusa had saved the infancy of Julian, posterity will condemn the ingratitude, instead of praising the clemency, of the emperor.

    At the distance of five miles from Antioch, the Macedonian kings of Syria had consecrated to Apollo one of the most elegant places of devotion in the Pagan world. A magnificent temple rose in honor of the god of light; and his colossal figure almost filled the capacious sanctuary, which was enriched with gold and gems, and adorned by the skill of the Grecian artists. The deity was represented in a bending attitude, with a golden cup in his hand, pouring out a libation on the earth; as if he supplicated the venerable mother to give to his arms the cold and beauteous Daphne: for the spot was ennobled by fiction; and the fancy of the Syrian poets had transported the amorous tale from the banks of the Peneus to those of the Orontes. The ancient rites of Greece were imitated by the royal colony of Antioch. A stream of prophecy, which rivalled the truth and reputation of the Delphic oracle, flowed from the Castalian fountain of Daphne. In the adjacent fields a stadium was built by a special privilege, which had been purchased from Elis; the Olympic games were celebrat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ity; and a revenue of thir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was annually applied to the public pleasures. The perpetual resort of pilgrims and spectators insensibly form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temple, the stately and populous village of Daphne, which emulated the splendor, without acquiring the title, of a provincial city. The temple and the village were deeply bosomed in a thick grove of laurels and cypresses, which reached as far as a circumference of ten miles, and formed in the most sultry summers a cool and impenetrable shade. A thousand streams of the purest water, issuing from every hill, preserved the verdure of the earth, and the temperature of the air; the senses were gratified with harmonious sounds and aromatic odors; and the peaceful grove was consecrated to health and joy, to luxury and love. The vigorous youth pursued, like Apollo, the object of his desires; and the blushing maid was warned, by the fate of Daphne, to shun the folly of unseasonable coyness. The soldier and the philosopher wisely avoided the temptation of this sensual paradise: where pleasure, assuming the character of religion, imperceptibly dissolved the firmness of manly virtue. But the groves of Daphne continued for many ages to enjoy the veneration of natives and strangers; the privileges of the holy ground were enlarged by the munificence of succeeding emperors; and every generation added new ornaments to the splendor of the temple.

    When Julian, on the day of the annual festival, hastened to adore the Apollo of Daphne, his devotion was raised to the highest pitch of eagerness and impatience. His lively imagination anticipated the grateful pomp of victims, of libations and of incense; a long procession of youths and virgins, clothed in white robes, the symbol of their innocence; and the tumultuous concourse of an innumerable people. But the zeal of Antioch was diverted, since the reign of Christianity, into a different channel. Instead of hecatombs of fat oxen sacrificed by the tribes of a wealthy city to their tutelar deity the emperor complains that he found only a single goose, provided at the expense of a priest, the pale and solitary in habitant of this decayed temple. The altar was deserted, the oracle had been reduced to silence, and the holy ground was profan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 and funereal rites. After Babylas (a bishop of Antioch, who died in prison in the persecution of Decius) had rested near a century in his grave, his body, by the order of Cæsar Gallus, was transported into the midst of the grove of Daphne. A magnificent church was erected over his remains; a portion of the sacred lands was usurp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clergy, and for the burial of the Christians at Antioch, who were ambitious of lying at the feet of their bishop; and the priests of Apollo retired, with their affrighted and indignant votaries. As soon as another revolution seemed to restore the fortune of Paganism, the church of St. Babylas was demolished, and new buildings were added to the mouldering edifice which had been raised by the piety of Syrian kings. But the first and most serious care of Julian was to deliver his oppressed deity from the odious presence of the dead and living Christians, who had so effectually suppressed the voice of fraud or enthusiasm. The scene of infection was purified, according to the forms of ancient rituals; the bodies were decently removed; and the ministers of the church were permitted to convey the remains of St. Babylas to their former habitation within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modest behavior which might have assuaged the jealousy of a hostile government was neglected, on this occasion, by the zeal of the Christians. The lofty car, that transported the relics of Babylas, was followed, and accompanied, and received, by an innumerable multitude; who chanted, with thundering acclamations, the Psalms of David the most expressive of their contempt for idols and idolaters. The return of the saint was a triumph; and the triumph was an insult on the religion of the emperor, who exerted his pride to dissemble his resentment. During the night which terminated this indiscreet procession, the temple of Daphne was in flames; the statue of Apollo was consumed; and the walls of the edifice were left a naked and awful monument of ruin. The Christians of Antioch asserted, with religious confidence, that the powerful intercession of St. Babylas had pointed the lightnings of heaven against the devoted roof: but as Julian was reduced to the alternative of believing either a crime or a miracle, he chose, without hesitation, without evidence, but with some color of probability, to impute the fire of Daphne to the revenge of the Galilæans. Their offence, had it been sufficiently proved, might have justified the retaliation, which was immediately executed by the order of Julian, of shutting the doors, and confiscating the wealth, of the cathedral of Antioch. To discover the criminals who were guilty of the tumult, of the fire, or of secreting the riches of the church, several of the ecclesiastics were tortured; and a Presbyter, of the name of Theodoret, was beheaded by the sentence of the Count of the East. But this hasty act was blamed by the emperor; who lamented, with real or affected concern, that the imprudent zeal of his ministers would tarnish his reign with the disgrace of persecution.

    Chapter XXIII: Reign Of Julian.

    Part V.

    The zeal of the ministers of Julian was instantly checked by the frown of their sovereign; but when the father of his country declares himself the leader of a faction, the license of popular fury cannot easily be restrained, nor consistently punished. Julian, in a public composition, applauds the devotion and loyalty of the holy cities of Syria, whose pious inhabitants had destroyed, at the first signal, the sepulchres of the Galilæans; and faintly complains, that they had revenged the injuries of the gods with less moderation than he should have recommended. This imperfect and reluctant confession may appear to confirm the ecclesiastical narratives; that in the cities of Gaza, Ascalon, Cæsarea, Heliopolis, &c., the Pagans abused, without prudence or remorse, the moment of their prosperity. That the unhappy objects of their cruelty were released from torture only by death; and as their mangled bodies were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they were pierced (such was the universal rage) by the spits of cooks, and the distaffs of enraged women; and that the entrails of Christian priests and virgins, after they had been tasted by those bloody fanatics, were mixed with barley, and contemptuously thrown to the unclean animals of the city. Such scenes of religious madness exhibit the most contemptible and odious picture of human nature; but the massacre of Alexandria attracts still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certainty of the fact, the rank of the victims, and the splendor of the capital of Egypt.

    George, from his parents or his education, surnamed the Cappadocian, was born at Epiphania in Cilicia, in a fuller’s shop. From this obscure and servile origin he raised himself by the talents of a parasite; and the patrons, whom he assiduously flattered, procured for their worthless dependent a lucrative commission, or contract, to supply the army with bacon. His employment was mean; he rendered it infamous. He accumulated wealth by the basest arts of fraud and corruption; but his malversations were so notorious, that George was compelled to escape from the pursuits of justice. After this disgrace, in which he appears to have saved his fortune at the expense of his honor, he embraced, with real or affected zeal, the profession of Arianism. From the love, or the ostentation, of learning, he collected a valuable library of history rhetoric,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nd the choice of the prevailing faction promoted George of Cappadocia to the throne of Athanasius. The entrance of the new archbishop was that of a Barbarian conqueror; and each moment of his reign was polluted by cruelty and avarice. The Catholics of Alexandria and Egypt were abandoned to a tyrant, qualified, by nature and education, to exercise the office of persecution; but he oppressed with an impartial hand the various inhabitants of his extensive diocese. The primate of Egypt assumed the pomp and insolence of his lofty station; but he still betrayed the vices of his base and servile extraction. The merchants of Alexandria were impoverished by the unjust, and almost universal, monopoly, which he acquired, of nitre, salt, paper, funerals, &c.: and the spiritual father of a great people condescended to practise the vile and pernicious arts of an informer. The Alexandrians could never forget, nor forgive, the tax, which he suggested, on all the houses of the city; under an obsolete claim, that the royal founder had conveyed to his successors, the Ptolemies and the Cæsars, the perpetual property of the soil. The Pagans, who had been flattered with the hopes of freedom and toleration, excited his devout avarice; and the rich temples of Alexandria were either pillaged or insulted by the haughty prince, who exclaimed, in a loud and threatening tone, “How long will these sepulchres be permitted to stand?”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us, he was expelled by the fury, or rather by the justice, of the people; and it was not without a violent struggle, that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of the state could restore his authority, and gratify his revenge. The messenger who proclaimed at Alexandria the accession of Julian, announced the downfall of the archbishop. George, with two of his obsequious ministers, Count Diodorus, and Dracontius, master of the mint were ignominiously dragged in chains to the public prison. At the end of twenty-four days, the prison was forced open by the rage of a superstitious multitude, impatient of the tedious forms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The enemies of gods and men expired under their cruel insults; the lifeless bodies of the archbishop and his associates were carried in triumph through the streets on the back of a camel; * and the inactivity of the Athanasian party was esteemed a shining example of evangelical patience. The remains of these guilty wretches were thrown into the sea; and the popular leaders of the tumult declared their resolution to disappoint the devotion of the Christians, and to intercept the future honors of these martyrs, who had been punished, like their predecessors, by the enemies of their religion. The fears of the Pagans were just, and their precautions ineffectual. The meritorious death of the archbishop obliterated the memory of his life. The rival of Athanasius was dear and sacred to the Arians, and the seeming conversion of those sectaries introduced his worship into the bosom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odious stranger, disguising every circumstance of time and place, assumed the mask of a martyr, a saint, and a Christian hero; and the infamous George of Cappadocia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renowned St. George of England, the patron of arms, of chivalry, and of the garter.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Julian was informed of the tumult of Alexandria, he received intelligence from Edessa, that the proud and wealthy faction of the Arians had insulted the weakness of the Valentinians, and committed such disorders as ought not to be suffered with impunity in a well-regulated state. Without expecting the slow forms of justice, the exasperated prince directed his mandate to the magistrates of Edessa, by which he confiscated the whole property of the church: the money was distributed among the soldiers; the lands were added to the domain; and this act of oppression was aggravated by the most ungenerous irony. “I show myself,” says Julian, “the true friend of the Galilæans. Their admirable law has promised the kingdom of heaven to the poor; and they will advance with more diligence in the paths of virtue and salvation, when they are relieved by my assistance from the load of temporal possessions. Take care,” pursued the monarch, in a more serious tone, “take care how you provoke my patience and humanity. If these disorders continue, I will revenge on the magistrates the crimes of the people; and you will have reason to dread, not only confiscation and exile, but fire and the sword.” The tumults of Alexandria were doubtless of a more bloody and dangerous nature: but a Christian bishop had fallen by the hands of the Pagans; and the public epistle of Julian affords a very lively proof of the partial spirit of his administration. His reproaches to the citizens of Alexandria are mingled with expressions of esteem and tenderness; and he laments, that, on this occasion, they should have departed from the gentle and generous manners which attested their Grecian extraction. He gravely censures the offence which they had committed against the laws of justice and humanity; but he recapitulates, with visible complacency, the intolerable provocations which they had so long endured from the impious tyranny of George of Cappadocia. Julian admits the principle, that a wise and vigorous government should chastise the insolence of the people; yet, in consideration of their founder Alexander, and of Serapis their tutelar deity, he grants a free and gracious pardon to the guilty city, for which he again feels the affection of a brother.

    After the tumult of Alexandria had subsided, Athanasius, amidst the public acclamations, seated himself on the throne from whence his unworthy competitor had been precipitated: and as the zeal of the archbishop was tempered with discretion, the exercise of his authority tended not to inflame, but to reconcile,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His pastoral labors were not confined to the narrow limits of Egypt. The state of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present to his active and capacious mind; and the age, the merit, the reputation of Athanasius, enabled him to assume, in a moment of danger, the office of Ecclesiastical Dictator. Three years were not yet elapsed since the majority of the bishops of the West had ignorantly, or reluctantly, subscribed the Confession of Rimini. They repented, they believed, but they dreaded the unseasonable rigor of their orthodox brethren; and if their pride was stronger than their faith, they might throw themselves into the arms of the Arians, to escape the indignity of a public penance, which must degrade them to the condition of obscure laymen. At the same time the domestic differences concerning the union and distinction of the divine persons, were agitated with some heat among the Catholic doctors; and the progress of this metaphysical controversy seemed to threaten a public and lasting divis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By the wisdom of a select synod, to which the name and presence of Athanasius gave the authority of a general council, the bishops, who had unwarily deviated into error, were admitted to the communion of the church, on the easy condition of subscribing the Nicene Creed; without any formal acknowledgment of their past fault, or any minute definition of their scholastic opinions. The advice of the primate of Egypt had already prepared the clergy of Gaul and Spain, of Italy and Greece, for the reception of this salutary measure;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opposition of some ardent spirits, the fear of the common enemy promoted the peace and harmony of the Christians.

    The skill and diligence of the primate of Egypt had improved the season of tranquillity, before it was interrupted by the hostile edicts of the emperor. Julian, who despised the Christians, honored Athanasius with his sincere and peculiar hatred. For his sake alone, he introduced an arbitrary distinction, repugnant at least to the spirit of his former declarations. He maintained, that the Galilæans, whom he had recalled from exile, were not restored, by that general indulgence, to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respective churches; and he expressed his astonishment, that a criminal, who had been repeatedly condemned by the judgment of the emperors, should dare to insult the majesty of the laws, and insolently usurp the archiepiscopal throne of Alexandria, without expecting the orders of his sovereign. As a punishment for the imaginary offence, he again banished Athanasius from the city; and he was pleased to suppose, that this act of justice would be highly agreeable to his pious subjects. The pressing solicitations of the people soon convinced him,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Alexandrians were Christians; and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hristians were firmly attached to the cause of their oppressed primate. But the knowledge of their sentiments, instead of persuading him to recall his decree, provoked him to extend to all Egypt the term of the exile of Athanasius. The zeal of the multitude rendered Julian still more inexorable: he was alarmed by the danger of leaving at the head of a tumultuous city, a daring and popular leader; and the language of his resentment discovers the opinion which he entertained of the courage and abilities of Athanasius. The execution of the sentence was still delayed, by the caution or negligence of Ecdicius, præfect of Egypt, who was at length awakened from his lethargy by a severe reprimand. “Though you neglect,” says Julian, “to write to me on any other subject, at least it is your duty to inform me of your conduct towards Athanasius, the enemy of the gods. My intentions have been long since communicated to you. I swear by the great Serapis, that unless, on the calends of December, Athanasius has departed from Alexandria, nay, from Egypt, the officers of your government shall pay a fine of one hundred pounds of gold. You know my temper: I am slow to condemn, but I am still slower to forgive.” This epistle was enforced by a short postscript, written with the emperor’s own hand. “The contempt that is shown for all the gods fills me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There is nothing that I should see, nothing that I should hear, with more pleasure, than the expulsion of Athanasius from all Egypt. The abominable wretch! Under my reign, the baptism of several Grecian ladies of the highest rank has been the effect of his persecutions.” The death of Athanasius was not expressly commanded; but the præfect of Egypt understood that it was safer for him to exceed, than to neglect, the orders of an irritated master. The archbishop prudently retired to the monasteries of the Desert; eluded, with his usual dexterity, the snares of the enemy; and lived to triumph over the ashes of a prince, who, in words of formidable import, had declared his wish that the whole venom of the Galilæan school were contained in the single person of Athanasius.

    I have endeavored faithfully to represent the artful system by which Julian proposed to obtain the effects, without incurring the guilt, or reproach, of persecution. But if the deadly spirit of fanaticism perverted the heart and understanding of a virtuous prince, it must, at the same time, be confessed that the real sufferings of the Christians were inflamed and magnified by human passions and religious enthusiasm. The meekness and resignation which had distinguished the primitive disciples of the gospel, was the object of the applause, rather than of the imitation of their successors. The Christians, who had now possessed above forty years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of the empire, had contracted the insolent vices of prosperity, and the habit of believing that the saints alone were entitled to reign over the earth. As soon as the enmity of Julian deprived the clergy of the privileges which had been conferred by the favor of Constantine, they complained of the most cruel oppression; and the free toleration of idolaters and heretics was a subject of grief and scandal to the orthodox party. The acts of violence, which were no longer countenanced by the magistrates, were still committed by the zeal of the people. At Pessinus, the altar of Cybele was overturned almost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and in the city of Cæsarea in Cappadocia, the temple of Fortune, the sole place of worship which had been left to the Pagans, was destroyed by the rage of a popular tumult. On these occasions, a prince, who felt for the honor of the gods, was not disposed to interrupt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his mind was still more deeply exasperated, when he found that the fanatics, who had deserved and suffered the punishment of incendiaries, were rewarded with the honors of martyrdom. The Christian subjects of Julian were assured of the hostile designs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o their jealous apprehension, every circumstance of his government might afford some grounds of discontent and suspicion. In the ordina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s, the Christians, who formed so large a part of the people, must frequently be condemned: but their indulgent brethren, without examining the merits of the cause, presumed their innocence, allowed their claims, and imputed the severity of their judge to the partial malice of religious persecution. These present hardships, intolerable as they might appear, were represented as a slight prelude of the impending calamities. The Christians considered Julian as a cruel and crafty tyrant; who suspended the execution of his revenge till he should return victorious from the Persian war. They expected, that as soon as he had triumphed over the foreign enemies of Rome, he would lay aside the irksome mask of dissimulation; that the amphitheatre would stream with the blood of hermits and bishops; and that the Christians who still persevered in the profession of the faith, would be deprived of the common benefits of nature and society. Every calumny that could wound the reputation of the Apostate, was credulously embraced by the fears and hatred of his adversaries; and their indiscreet clamors provoked the temper of a sovereign, whom it was their duty to respect, and their interest to flatter. They still protested, that prayers and tears were their only weapons against the impious tyrant, whose head they devoted to the justice of offended Heaven. But they insinuated, with sullen resolution, that their submission was no longer the effect of weakness; and that, in the imperfect state of human virtue, the patience, which is founded on principle, may be exhausted by persecu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how far the zeal of Julian would have prevailed over his good sense and humanity; but if we seriously reflect on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the church, we shall be convinced, that before the emperor could have extinguished the religion of Christ, he must have involved his country in the horrors of a civil war.

    Chapter XXIV: The Retreat And Death Of Julian.

    Part I. Residence Of Julian At Antioch. — His Successful Expedition Against The Persians. — Passage Of The Tigris — The Retreat And Death Of Julian. — Election Of Jovian. — He Saves The Roman Army By A Disgraceful Treaty.

    The philosophical fable which Julian composed under the name of the Cæsars, is one of the most agreeable and instructive productions of ancient wit. During the freedom and equality of the days of the Saturnalia, Romulus prepared a feast for the deities of Olympus, who had adopted him as a worthy associate, and for the Roman princes, who had reigned over his martial people, and the vanquished nations of the earth. The immortals were placed in just order on their thrones of state, and the table of the Cæsars was spread below the Moon in the upper region of the air. The tyrants, who would have disgraced the society of gods and men, were thrown headlong, by the inexorable Nemesis, into the Tartarean abyss. The rest of the Cæsars successively advanced to their seats; and as they passed, the vices, the defects, the blemishes of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s, were maliciously noticed by old Silenus, a laughing moralist, who disguised the wisdom of a philosopher under the mask of a Bacchanal. As soon as the feast was ended, the voice of Mercury proclaimed the will of Jupiter, that a celestial crown should be the reward of superior merit. Julius Cæsar, Augustus, Trajan, and Marcus Antoninus, were selected as the most illustrious candidates; the effeminate Constantine was not excluded from this honorable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Alexander was invited to dispute the prize of glory with the Roman heroes. Each of the candidates was allowed to display the merit of his own exploits; but, in the judgment of the gods, the modest silence of Marcus pleaded more powerfully than the elaborate orations of his haughty rivals. When the judges of this awful contest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heart, and to scrutinize the springs of action, the superiority of the Imperial Stoic appeared still more decisive and conspicuous. Alexander and Cæsar, Augustus, Trajan, and Constantine, acknowledged, with a blush, that fame, or power, or pleasure had been the important object of their labors: but the gods themselves beheld, with reverence and love, a virtuous mortal, who had practised on the throne the lessons of philosophy; and who, in a state of human imperfection, had aspired to imitate the moral attributes of the Deity. The value of this agreeable composition (the Cæsars of Julian) is enhanced by the rank of the author. A prince, who delineates, with freedom, the vices and virtues of his predecessors, subscribes, in every line, the censure or approbation of his own conduct.

    In the cool moments of reflection, Julian preferred the useful and benevolent virtues of Antoninus; but his ambitious spirit was inflamed by the glory of Alexander; and he solicited, with equal ardor, the esteem of the wise, and the applause of the multitude. In the season of life when the powers of the mind and body enjoy the most active vigor, the emperor who was instructed by the experience, and animated by the success, of the German war, resolved to signalize his reign by some more splendid and memorable achievement. The ambassadors of the East, from the continent of India, and the Isle of Ceylon, had respectfully saluted the Roman purple.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esteemed and dreaded the personal virtues of Julian, both in peace and war. He despised the trophies of a Gothic victory, and was satisfied that the rapacious Barbarians of the Danube would be restrained from any future violation of the faith of treaties by the terror of his name, and the additional fortifications with which he strengthened the Thracian and Illyrian frontiers. The successor of Cyrus and Artaxerxes was the only rival whom he deemed worthy of his arms; and he resolved, by the final conquest of Persia, to chastise the naughty nation which had so long resisted and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Rome. As soon as the Persian monarch was informed that the throne of Constantius was filed by a prince of a very different character, he condescended to make some artful, or perhaps sincere, overtures towards a negotiation of peace. But the pride of Sapor was astonished by the firmness of Julian; who stern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ever consent to hold a peaceful conference among the flames and ruins of the cities of Mesopotamia; and who added, with a smile of contempt, that it was needless to treat by ambassadors, as he himself had determined to visit speedily the court of Persia. The impatience of the emperor urged the diligence of the military preparations. The generals were named; and Julian, marching from Constantinople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arrived at Antioch about eight months after the death of his predecessor. His ardent desire to march into the heart of Persia, was checked by the indispensable duty of regulating the state of the empire; by his zeal to revive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and by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friends; who represented the necessity of allowing the salutary interval of winter quarters, to restore the exhausted strength of the legions of Gaul, and the discipline and spirit of the Eastern troops. Julian was persuaded to fix, till the ensuing spring, his residence at Antioch, among a people maliciously disposed to deride the haste, and to censure the delays, of their sovereign.

    If Julian had flattered himself, that his personal connection with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would be productive of mutual satisfaction to the prince and people, he made a very false estimate of his own character, and of the manners of Antioch. The warmth of the climate disposed the natives to the most intemperate enjoyment of tranquillity and opulence; and the lively licentiousness of the Greeks was blended with the hereditary softness of the Syrians. Fashion was the only law, pleasure the only pursuit, and the splendor of dress and furniture was the only distinction of the citizens of Antioch. The arts of luxury were honored; the serious and manly virtues were the subject of ridicule; and the contempt for female modesty and reverent age announced the universal corruption of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love of spectacles was the taste, or rather passion, of the Syrians; the most skilful artists were procured from the adjacent cities; a considerable share of the revenue was devoted to the public amusements;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games of the theatre and circus was considered as the happiness and as the glory of Antioch. The rustic manners of a prince who disdained such glory, and was insensible of such happiness, soon disgusted the delicacy of his subjects; and the effeminate Orientals could neither imitate, nor admire, the severe simplicity which Julian always maintained, and sometimes affected. The days of festivity, consecrated, by ancient custom, to the honor of the gods, were the only occasions in which Julian relaxed his philosophic severity; and those festivals were the only days in which the Syrians of Antioch could reject the allurements of pleasure.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supported the glory of the Christian name, which had been first invented by their ancestors: they contended themselves with disobeying the moral precepts, but they were scrupulously attached to the speculative doctrines of their religion. The church of Antioch was distracted by heresy and schism; but the Arians and the Athanasians, the followers of Meletius and those of Paulinus, were actuated by the same pious hatred of their common adversary.

    The strongest prejudice was entertained against the character of an apostate, the enemy and successor of a prince who had engaged the affections of a very numerous sect; and the removal of St. Babylas excited an implacable opposition to the person of Julian. His subjects complained, with superstitious indignation, that famine had pursued the emperor’s step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Antioch; and the discontent of a hungry people was exasperated by the injudicious attempt to relieve their distress. The inclemency of the season had affected the harvests of Syria; and the price of bread, in the markets of Antioch, had naturally risen in proportion to the scarcity of corn. But the fair and reasonable proportion was soon violated by the rapacious arts of monopoly. In this unequal contest, in which the produce of the land is claimed by one party as his exclusive property, is used by another as a lucrative object of trade, and is required by a third for the daily and necessary support of life, all the profits of the intermediate agents are accumulated on the head of the defenceless customers. The hardships of their situation were exaggerated and increased by their own impatience and anxiety; and the apprehension of a scarcity gradually produced the appearances of a famine. When the luxurious citizens of Antioch complained of the high price of poultry and fish, Julian publicly declared, that a frugal city ought to be satisfied with a regular supply of wine, oil, and bread; but he acknowledged, that it was the duty of a sovereign to provide for the subsistence of his people. With this salutary view, the emperor ventured on a very dangerous and doubtful step, of fixing, by legal authority, the value of corn. He enacted, that, in a time of scarcity, it should be sold at a price which had seldom been known in the most plentiful years; and that his own example might strengthen his laws, he sent into the market four hundred and twenty-two thousand modii, or measures, which were drawn by his order from the granaries of Hierapolis, of Chalcis, and even of Egypt. The consequences might have been foreseen, and were soon felt. The Imperial wheat was purchased by the rich merchants; the proprietors of land, or of corn, withheld from the city the accustomed supply; and the small quantities that appeared in the market were secretly sold at an advanced and illegal price. Julian still continued to applaud his own policy, treated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as a vain and ungrateful murmur, and convinced Antioch that he had inherited the obstinacy, though not the cruelty, of his brother Gallus. The remonstrances of the municipal senate served only to exasperate his inflexible mind. He was persuaded, perhaps with truth, that the senators of Antioch who possessed lands, or were concerned in trade, had themselves contributed to the calamities of their country; and he imputed the disrespectful boldness which they assumed, to the sense, not of public duty, but of private interest. The whole body, consisting of two hundred of the most noble and wealthy citizens, were sent, under a guard, from the palace to the prison; and though they were permitted, before the close of evening, to return to their respective houses, the emperor himself could not obtain the forgiveness which he had so easily granted. The same grievances were still the subject of the same complaints, which were industriously circulated by the wit and levity of the Syrian Greeks. During the licentious days of the Saturnalia,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resounded with insolent songs, which derided the laws, the religion, the personal conduct, and even the beard, of the emperor; the spirit of Antioch was manifested by the connivance of the magistrates, and the applause of the multitude. The disciple of Socrates was too deeply affected by these popular insults; but the monarch, endowed with a quick sensibility, and possessed of absolute power, refused his passions the gratification of revenge. A tyrant might have proscribed, without distinction,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the citizens of Antioch; and the unwarlike Syrians must have patiently submitted to the lust, the rapaciousness and the cruelty, of the faithful legions of Gaul. A milder sentence might have deprived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of its honors and privileges; and the courtiers, perhaps the subjects, of Julian, would have applauded an act of justice, which asserted the dignity of the supreme magistrate of the republic. But instead of abusing, or exert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to revenge his personal injuries, Julian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n inoffensive mode of retaliation, which it would be in the power of few princes to employ. He had been insulted by satires and libels; in his turn, he composed, under the title of the Enemy of the Beard, an ironical confession of his own faults, and a severe satire on the licentious and effeminate manners of Antioch. This Imperial reply was publicly exposed before the gates of the palace; and the Misopogon still remains a singular monument of the resentment, the wit, the humanity, and the indiscretion of Julian. Though he affected to laugh, he could not forgive. His contempt was expressed, and his revenge might be gratified, by the nomination of a governor worthy only of such subjects; and the emperor, forever renouncing the ungrateful city, proclaimed his resolution to pass the ensuing winter at Tarsus in Cilicia.

    Yet Antioch possessed one citizen, whose genius and virtues might atone, in the opinion of Julian, for the vice and folly of his country. The sophist Libanius was born in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he publicly professed the arts of rhetoric and declamation at Nice, Nicomedia, Constantinople, Athens, and,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at Antioch. His school was assiduously frequented by the Grecian youth; his disciples, who sometimes exceeded the number of eighty, celebrated their incomparable master; and the jealousy of his rivals, who persecuted him from one city to another, confirmed the favorable opinion which Libanius ostentatiously displayed of his superior merit. The preceptors of Julian had extorted a rash but solemn assurance, that he would never attend the lectures of their adversary: the curiosity of the royal youth was checked and inflamed: he secretly procured the writings of this dangerous sophist, and gradually surpassed, in the perfect imitation of his style, the most laborious of his domestic pupils. When Julian ascended the throne, he declared his impatience to embrace and reward the Syrian sophist, who had preserved, in a degenerate age, the Grecian purity of taste, of manners, and of religion. The emperor’s prepossession was increased and justified by the discreet pride of his favorite. Instead of pressing, with the foremost of the crowd, in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Libanius calmly expected his arrival at Antioch; withdrew from court on the first symptoms of coldness and indifference; required a formal invitation for each visit; and taught his sovereign an important lesson, that he might command the obedience of a subject, but that he must deserve the attachment of a friend. The sophists of every age, despising, or affecting to despise, the accidental distinctions of birth and fortune, reserve their esteem for the superior qualities of the mind, with which they themselves are so plentifully endowed. Julian might disdain the acclamations of a venal court, who adored the Imperial purple; but he was deeply flattered by the praise, the admonition, the freedom, and the envy of an independent philosopher, who refused his favors, loved his person, celebrated his fame, and protected his memory. The voluminous writings of Libanius still exis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are the vain and idle compositions of an orator, who cultivated the science of words; the productions of a recluse student, whose mind, regardless of his contemporaries, was incessantly fixed on the Trojan war and the Athenian commonwealth. Yet the sophist of Antioch sometimes descended from this imaginary elevation; he entertained a various and elaborate correspondence; he praised the virtues of his own times; he boldly arraigned the abus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and he eloquently pleaded the cause of Antioch against the just resentment of Julian and Theodosius. It is the common calamity of old age, to lose whatever might have rendered it desirable; but Libanius experienced the peculiar misfortune of surviving the religion and the sciences, to which he had consecrated his genius. The friend of Julian was an indignant spectator of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and his bigotry, which darkened the prospect of the visible world, did not inspire Libanius with any lively hopes of celestial glory and happiness.

    Chapter XXIV: The Retreat And Death Of Julian.

    Part II.

    The martial impatience of Julian urged him to take the fiel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and he dismissed, with contempt and reproach, the senate of Antioch, who accompanied the emperor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ir own territory, to which he was resolved never to return. After a laborious march of two days, he halted on the third at Beræa, or Aleppo, where he had the mortification of finding a senate almost entirely Christian; who received with cold and formal demonstrations of respect the eloquent sermon of the apostle of paganism. The son of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citizens of Beræa, who had embraced, either from interest or conscience, the religion of the emperor, was disinherited by his angry parent.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ere invited to the Imperial table. Julian, placing himself between them,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inculcate the lesson and example of toleration; supported, with affected calmness, the indiscreet zeal of the aged Christian, who seemed to forget the sentiments of nature, and the duty of a subject; and at length, turning towards the afflicted youth, “Since you have lost a father,” said he, “for my sake, it is incumbent on me to supply his place.” The emperor was received in a manner much more agreeable to his wishes at Batnæ, * a small town pleasantly seated in a grove of cypresses, about twenty miles from the city of Hierapolis. The solemn rites of sacrifice were decently prepar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Batnæ, who seemed attached to the worship of their tutelar deities, Apollo and Jupiter; but the serious piety of Julian was offended by the tumult of their applause; and he too clearly discerned, that the smoke which arose from their altars was the incense of flattery, rather than of devotion. The ancient and magnificent temple which had sanctified, for so many ages, the city of Hierapolis, no longer subsisted; and the consecrated wealth, which afforded a liberal maintenance to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priests, might hasten its downfall. Yet Julian enjoyed the satisfaction of embracing a philosopher and a friend, whose religious firmness had withstood the pressing and repeated solicitations of Constantius and Gallus, as often as those princes lodged at his house, in their passage through Hierapolis. In the hurry of military preparation, and the careless confidence of a familiar correspondence, the zeal of Julian appears to have been lively and uniform. He had now undertaken an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war; and the anxiety of the event rendered him still more attentive to observe and register the most trifling presages, from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divination, any knowledge of futurity could be derived. He informed Libanius of his progress as far as Hierapolis, by an elegant epistle, which displays the facility of his genius, and his tender friendship for the sophist of Antioch.

    Hierapolis, * situate almost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had been appointed for the general rendezvous of the Roman troops, who immediately passed the great river on a bridge of boats, which was previously constructed. If the inclinations of Julian had been similar to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 he might have wasted the active and important season of the year in the circus of Samosata or in the churches of Edessa. But as the warlike emperor, instead of Constantius, had chosen Alexander for his model, he advanced without delay to Carrhæ, a very ancient city of Mesopotamia, at the distance of fourscore miles from Hierapolis. The temple of the Moon attracted the devotion of Julian; but the halt of a few days was principally employed in completing the immense preparations of the Persian war. The secret of the expedition had hitherto remained in his own breast; but as Carrhæ is the point of separation of the two great roads, he could no longer conceal whether it was his design to attack the dominions of Sapor on the side of the Tigris, or on that of the Euphrates. The emperor detached an army of thirty thousand men,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kinsman Procopius, and of Sebastian, who had been duke of Egypt. They were ordered to direct their march towards Nisibis, and to secure the frontier from the desultory incursions of the enemy, before they attempted the passage of the Tigris. Their subsequent operations were left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generals; but Julian expected, that after wasting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fertile districts of Media and Adiabene, they might arrive under the walls of Ctesiphon at the same time that he himself, advancing with equal step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should besiege the capital of the Persian monarchy. The success of this well-concerted plan depended, in a great measure, on the powerful and ready assistance of the king of Armenia, who, without exposing the safety of his own dominions, might detach an army of four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Romans. But the feeble Arsaces Tiranus, king of Armenia, had degenerated still more shamefully than his father Chosroes, from the manly virtues of the great Tiridates; and as the pusillanimous monarch was averse to any enterprise of danger and glory, he could disguise his timid indolence by the more decent excuses of religion and gratitude. He expressed a pious attachment to the memory of Constantius, from whose hands he had received in marriage Olympias, the daughter of the præfect Ablavius; and the alliance of a female, who had been educated as the destined wife of the emperor Constans, exalted the dignity of a Barbarian king. Tiranus professe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he reigned over a nation of Christians; and he was restrained, by every principle of conscience and interest, from contributing to the victory, which would consummate the ruin of the church. The alienated mind of Tiranus was exasperated by the indiscretion of Julian, who treated the king of Armenia as his slave, and as the enemy of the gods. The haughty and threatening style of the Imperial mandates awakened the secret indignation of a prince, who, in the humiliating state of dependence, was still conscious of his royal descent from the Arsacides, the lords of the East, and the rivals of the Roman power.

    The military dispositions of Julian were skilfully contrived to deceive the spies and to divert the attention of Sapor. The legions appeared to direct their march towards Nisibis and the Tigris. On a sudden they wheeled to the right; traversed the level and naked plain of Carrhæ; and reached, on the third day,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where the strong town of Nicephorium, or Callinicum, had been founded by the Macedonian kings. From thence the emperor pursued his march, above ninety miles, along the winding stream of the Euphrates, till, at length, about one month after his departure from Antioch, he discovered the towers of Circesium, * the extreme limit of the Roman dominions. The army of Julian, the most numerous that any of the Cæsars had ever led against Persia, consisted of sixty-five thousand effective and well-disciplined soldiers. The veteran bands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Romans and Barbarians, had been selected from the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a just preeminence of loyalty and valor was claimed by the hardy Gauls, who guarded the throne and person of their beloved prince. A formidable body of Scythian auxiliaries had been transported from another climate, and almost from another world, to invade a distant country, of whose name and situation they were ignorant. The love of rapine and war allured to the Imperial standard several tribes of Saracens, or roving Arabs, whose service Julian had commanded, while he sternly refuse the payment of the accustomed subsidies. The broad channel of the Euphrates was crowded by a fleet of eleven hundred ships, destined to attend the motions, and to satisfy the wants, of the Roman army.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fleet was composed of fifty armed galleys; and these were accompanied by an equal number of flat-bottomed boats, which might occasionally be connected into the form of temporary bridges. The rest of the ships, partly constructed of timber, and partly covered with raw hides, were laden with an almost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arms and engines, of utensils and provisions. The vigilant humanity of Julian had embarked a very large magazine of vinegar and biscuit for the use of the soldiers, but he prohibited the indulgence of wine; and rigorously stopped a long string of superfluous camels that attempted to follow the rear of the army. The River Chaboras falls into the Euphrates at Circesium; and as soon as the trumpet gave the signal of march, the Romans passed the little stream which separated two mighty and hostile empires. The custom of ancient discipline required a military oration; and Julian embraced every opportunity of displaying his eloquence. He animated the impatient and attentive legions by the example of the inflexible courage and glorious triumphs of their ancestors. He excited their resentment by a lively picture of the insolence of the Persians; and he exhorted them to imitate his firm resolution, either to extirpate that perfidious nation, or to devote his life in the cause of the republic. The eloquence of Julian was enforced by a donative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pieces of silver to every soldier; and the bridge of the Chaboras was instantly cut away, to convince the troops that they must

    place their hopes of safety in the success of their arms. Yet the prudence of the emperor induced him to secure a remote frontier, perpetually exposed to the inroads of the hostile Arabs. A detachment of four thousand men was left at Circesium, which completed, to the number of ten thousand, the regular garrison of that important fortress.

    From the moment that the Romans entered the enemy’s country, the country of an active and artful enemy, the order of march was disposed in three columns. The strength of the infantry, and consequently of the whole army was placed in the centre, under the peculiar command of their master-general Victor. On the right, the brave Nevitta led a column of several legion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and almost always in sight of the fleet. The left flank of the army was protected by the column of cavalry. Hormisdas and Arinthæus were appointed generals of the horse; and the singular adventures of Hormisdas are not undeserving of our notice. He was a Persian prince, of the royal race of the Sassanides, who, in the troubles of the minority of Sapor, had escaped from prison to the hospitable court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Hormisdas at first excited the compassion, and at length acquired the esteem, of his new masters; his valor and fidelity raised him to the military honors of the Roman service; and though a Christian, he might indulge the secret satisfaction of convincing his ungrateful country, than at oppressed subject may prove the most dangerous enemy. Such was the disposition of the three principal columns. The front and flanks of the army were covered by Lucilianus with a flying detachment of fifteen hundred light-armed soldiers, whose active vigilance observed the most distant signs, and conveyed the earliest notice, of any hostile approach. Dagalaiphus, and Secundinus duke of Osrhoene, conducted the troops of the rear-guard; the baggage securely proceeded in the intervals of the columns; and the ranks, from a motive either of use or ostentation, were formed in such open order, that the whole line of march extended almost ten miles. The ordinary post of Julian was at the head of the centre column; but as he

    preferred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to the state of a monarch, he rapidly moved, with a small escort of light cavalry, to the front, the rear, the flanks, wherever his presence could animate or protect the march of the Roman army. The country which they traversed from the Chaboras, to the cultivated lands of Assyria, may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e desert of Arabia, a dry and barren waste, which could never be improved by the most powerful arts of human industry. Julian marched over the same ground which had been trod above seven hundred years before by the footsteps of the younger Cyrus, and which is described by one of the companions of his expedition, the sage and heroic Xenophon. “The country was a plain throughout, as even as the sea, and full of wormwood; and if any other kind of shrubs or reeds grew there, they had all an aromatic smell, but no trees could be seen. Bustards and ostriches, antelopes and wild asses, appeared to be the only inhabitants of the desert; and the fatigues of the march were alleviated by the amusements of the chase.” The loose sand of the desert was frequently raised by the wind into clouds of dust; and a great number of the soldiers of Julian, with their tents, were suddenly thrown to the ground by the violence of an unexpected hurricane.

    The sandy plains of Mesopotamia were abandoned to the antelopes and wild asses of the desert; but a variety of populous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pleasantly situated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and in the islands which are occasionally formed by that river. The city of Annah, or Anatho, the actual residence of an Arabian emir, is composed of two long streets, which enclose, within a natural fortification, a small island in the midst, and two fruitful spots on either side, of the Euphrates. The warlike inhabitants of Anatho showed a disposition to stop the march of a Roman emperor; till they were diverted from such fatal presumption by the mild exhortations of Prince Hormisdas, and the approaching terrors of the fleet and army. They implored, and experienced, the clemency of Julian, who transplanted the people to an advantageous settlement, near Chalcis in Syria,

    and admitted Pusæus, the governor, to an honorable rank in his service and friendship. But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of Thilutha could scorn the menace of a siege; and the emperor was oblig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n insulting promise, that, when he had subdued the interior provinces of Persia, Thilutha would no longer refuse to grace the triumph of the emperor. The inhabitants of the open towns, unable to resist, and unwilling to yield, fled with precipitation; and their houses, filled with spoil and provisions, were occupied by the soldiers of Julian, who massacred, without remorse and without punishment, some defenceless women. During the march, the Surenas, * or Persian general, and Malek Rodosaces, the renowned emir of the tribe of Gassan, incessantly hovered round the army; every straggler was intercepted; every detachment was attacked; and the valiant Hormisdas escaped with some difficulty from their hands. But the Barbarians were finally repulsed; the country became every day less favorable to the operations of cavalry; and when the Romans arrived at Macepracta, they perceived the ruins of the wall, which had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ancient kings of Assyria, to secure their dominions from the incursions of the Medes. These preliminaries of the expedition of Julian appear to have employed about fifteen days; and we may compute near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the fortress of Circesium to the wall of Macepracta.

    The fertile province of Assyria, which stretched beyond the Tigris, as far as the mountains of Media, extended about four hundred miles from the ancient wall of Macepracta, to the territory of Basra, where the united streams o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discharge themselves into the Persian Gulf. The whole country might have claimed the peculiar name of Mesopotamia; as the two rivers, which are never more distant than fifty, approach, between Bagdad and Babylon, within twenty-five miles, of each other. A multitude of artificial canals, dug without much labor in a soft and yielding soil connected the rivers, and intersected the plain of Assyria. The uses of these artificial canals were various and important.

    They served to discharge the superfluous waters from one river into the other, at the season of their respective inundations. Subdividing themselves into smaller and smaller branches, they refreshed the dry lands, and supplied the deficiency of rain. They facilitated the intercourse of peace and commerce; and, as the dams could be speedily broke down, they armed the despair of the Assyrians with the means of opposing a sudden deluge to the progress of an invading army. To the soil and climate of Assyria, nature had denied some of her choicest gifts, the vine, the olive, and the fig-tree; * but the food which supports the life of man, and particularly wheat and barley, were produced with inexhaustible fertility; and the husbandman, who committed his seed to the earth, was frequently rewarded with an increase of two, or even of three, hundred.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was interspersed with groves of innumerable palm-trees; and the diligent natives celebrated, either in verse or prose,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uses to which the trunk, the branches, the leaves, the juice, and the fruit, were skilfully applied. Several manufactures, especially those of leather and linen, employed the industry of a numerous people, and afforded valuable materials for foreign trade; which appears, however, to have been conducted by the hands of strangers. Babylon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royal park; but near the ruins of the ancient capital, new cities had successively arisen,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the country was displayed in the multitude of towns and villages, which were built of bricks dried in the sun, and strongly cemented with bitumen; the natural and peculiar production of the Babylonian soil. While the successors of Cyrus reigned over Asia, the province of Syria alone maintained, during a third part of the year, the luxurious plenty of the table and household of the Great King. Four considerable villages were assigned for the subsistence of his Indian dogs; eight hundred stallions, and sixteen thousand mares, were constantly kept,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untry, for the royal stables; and as the daily tribute, which was paid to the satrap, amounted to one English bushel of silver, we may compute the annual revenue of Assyria at more than twelv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Chapter XXIV: The Retreat And Death Of Julian. —

    Part III.

    The fields of Assyria were devoted by Julian to the calamities of war; and the philosopher retaliated on a guiltless people the acts of rapine and cruelty which had been committed by their haughty master in the Roman provinces. The trembling Assyrians summoned the rivers to their assistance; and completed, with their own hands, the ruin of their country. The roads were rendered impracticable; a flood of waters was poured into the camp; and, during several days, the troops of Julian were obliged to contend with the most discouraging hardships. But every obstacle was surmounted by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legionaries, who were inured to toil as well as to danger, and who felt themselves animated by the spirit of their leader. The damage was gradually repaired; the waters were restored to their proper channels; whole groves of palm-trees were cut down, and placed along the broken parts of the road; and the army passed over the broad and deeper canals, on bridges of floating raft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he help of bladders. Two cities of Assyria presumed to resist the arms of a Roman emperor: and they both paid the severe penalty of their rashness. At the distance of fifty miles from the royal residence of Ctesiphon, Perisabor, * or Anbar, held the second rank in the province; a city, large, populous, and well fortified, surrounded with a double wall, almost encompassed by a branch of the Euphrates, and defended by the valor of a numerous garrison. The exhortations of Hormisdas were repulsed with contempt; and the ears of the Persian prince were wounded by a just reproach, that, unmindful of his royal birth, he conducted an army of strangers against his king and country. The Assyrians maintained their loyalty by a skilful, as well as vigorous, defence; till the lucky stroke of a battering-ram, having opened a large breach, by shattering one of the angles of the wall, they hastily retired into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interior citadel. The soldiers of Julian rushed impetuously into the town, and after the full gratification of every military

    appetite, Perisabor was reduced to ashes; and the engines which assaulted the citadel were planted on the ruins of the smoking houses. The contest was continued by an incessant and mutual discharge of missile weapons; and the superiority which the Romans might derive from the mechanical powers of their balistæ and catapultæ was counterbalanced by the advantage of the ground on the side of the besieged. But as soon as an Helepolis had been constructed, which could engage on equal terms with the loftiest ramparts, the tremendous aspect of a moving turret, that would leave no hope of resistance or mercy, terrified the defenders of the citadel into an humble submission; and the place was surrendered only two days after Julian first appeared under the walls of Perisabor.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persons, of both sexes, the feeble remnant of a flourishing people, were permitted to retire; the plentiful magazines of corn, of arms, and of splendid furniture, were part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troops, and partly reserv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the useless stores were destroyed by fire or thrown into the stream of the Euphrates; and the fate of Amida was revenged by the total ruin of Perisabor.

    The city or rather fortress, of Maogamalcha, which was defended by sixteen large towers, a deep ditch, and two strong and solid walls of brick and bitumen, appears to have been constructed at the distance of eleven miles, as the safeguard of the capital of Persia. The emperor, apprehensive of leaving such an important fortress in his rear, immediately formed the siege of Maogamalcha; and the Roman army was distributed, for that purpose, into three divisions. Victor, at the head of the cavalry, and of a detachment of heavy-armed foot, was ordered to clear the country, as far as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and the suburbs of Ctesiphon. The conduct of the attack was assumed by Julian himself, who seemed to place his whole dependence in the military engines which he erected against the walls; while he secretly contrived a more efficacious method of introducing his troops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Nevitta and Dagalaiphus, the trenches were

    opened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and gradually prolonged as far as the edge of the ditch. The ditch was speedily filled with earth; and, by the incessant labor of the troops, a mine was carried under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alls, and sustained, at sufficient intervals, by props of timber. Three chosen cohorts, advancing in a single file, silently explored the dark and dangerous passage; till their intrepid leader whispered back the intelligence, that he was ready to issue from his confinement into the streets of the hostile city. Julian checked their ardor, that he might insure their success; and immediately diver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garrison, by the tumult and clamor of a general assault. The Persians, who, from their walls, contemptuously beheld the progress of an impotent attack, celebrated with songs of triumph the glory of Sapor; and ventured to assure the emperor, that he might ascend the starry mansion of Ormusd, before he could hope to take the impregnable city of Maogamalcha. The city was already taken. History has recorded the name of a private soldier the first who ascended from the mine into a deserted tower. The passage was widened by his companions, who pressed forwards with impatient valor. Fifteen hundred enemies were already in the midst of the city. The astonished garrison abandoned the walls, and their only hope of safety; the gates were instantly burst open; and the revenge of the soldier, unless it were suspended by lust or avarice, was satiated by an undistinguishing massacre. The governor, who had yielded on a promise of mercy, was burnt alive, a few days afterwards, on a charge of having uttered some disrespectful words against the honor of Prince Hormisdas. * The fortifications were razed to the ground; and not a vestige was left, that the city of Maogamalcha had ever existed.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apital of Persia was adorned with three stately palaces, laboriously enriched with every production that could gratify the luxury and pride of an Eastern monarch. The pleasant situation of the garden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was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Persian taste, by the symmetry of flowers, fountains, and shady walks: and spacious parks were enclosed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 bears, lions, and wild boars, which were maintained at a

    considerable expense for the pleasure of the royal chase. The park walls were broken down, the savage game was abandoned to the darts of the soldiers, and the palaces of Sapor were reduced to ashes, by the command of the Roman emperor. Julian, on this occasion, showed himself ignorant, or careless, of the laws of civility, which the prudence and refinement of polished ages have established between hostile princes. Yet these wanton ravages need not excite in our breasts any vehement emotions of pity or resentment. A simple, naked statue, finished by the hand of a Grecian artist, is of more genuine value than all these rude and costly monuments of Barbaric labor; and, if we are mo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ruin of a palace than by the conflagration of a cottage, our humanity must have formed a very erroneous estimate of the miseries of human life.

    Julian was an object of hatred and terror to the Persian and the painters of that nation represented the invader of their country under the emblem of a furious lion, who vomited from his mouth a consuming fire. To his friends and soldiers the philosophic hero appeared in a more amiable light; and his virtues were never more conspicuously displayed, than in the last and most active period of his life. He practised, without effort, and almost without merit, the habitual qualities of temperance and sobriety. According to the dictates of that artificial wisdom, which assumes an absolute dominion over the mind and body, he sternly refused himself the indulgence of the most natural appetites. In the warm climate of Assyria, which solicited a luxurious people to the gratification of every sensual desire, a youthful conqueror preserved his chastity pure and inviolate; nor was Julian ever tempted, even by a motive of curiosity, to visit his female captives of exquisite beauty, who, instead of resisting his power, would have disputed with each other the honor of his embraces. With the same firmness that he resisted the allurements of love, he sustained the hardships of war. When the Romans marched through the flat and flooded country, their sovereign, on foot, at the head of his legions, shared their fatigues and animated

    their diligence. In every useful labor, the hand of Julian was prompt and strenuous; and the Imperial purple was wet and dirty as the coarse garment of the meanest soldier. The two sieges allowed him some remarkable opportunities of signalizing his personal valor, which, in the improved state of the military art, can seldom be exerted by a prudent general. The emperor stood before the citadel before the citadel of Perisabor, insensible of his extreme danger, and encouraged his troops to burst open the gates of iron, till he was almost overwhelmed under a cloud of missile weapons and huge stones, that were directed against his person. As he examined the exterior fortifications of Maogamalcha, two Persians, devoting themselves for their country, suddenly rushed upon him with drawn cimeters: the emperor dexterously received their blows on his uplifted shield; and, with a steady and well-aimed thrust, laid one of his adversaries dead at his feet. The esteem of a prince who possesses the virtues which he approves, is the noblest recompense of a deserving subject; and the authority which Julian derived from his personal merit, enabled him to revive and enforce the rigor of ancient discipline. He punished with death or ignominy the misbehavior of three troops of horse, who, in a skirmish with the Surenas, had lost their honor and one of their standards: and he distinguished with obsidional crowns the valor of the foremost soldiers, who had ascended into the city of Maogamalcha. After the siege of Perisabor, the firmness of the emperor was exercised by the insolent avarice of the army, who loudly complained, that their services were rewarded by a trifling donative of one hundred pieces of silver. His just indignation was expressed in the grave and manly language of a Roman. “Riches are the object of your desires; those riches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Persians; and the spoils of this fruitful country are proposed as the prize of your valor and discipline. Believe me,” added Julian, “the Roman republic, which formerly possessed such immense treasures, is now reduced to want and wretchedness once our princes have been persuaded, by weak and interested ministers, to purchase with gold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Barbarians. The revenue is exhausted; the cities are ruined; the provinces are dispeopled.

    For myself, the only inheritance that I have received from my royal ancestors is a soul incapable of fear; and as long as I am convinced that every real advantage is seated in the mind, I shall not blush to acknowledge an honorable poverty, which, in the days of ancient virtue, was considered as the glory of Fabricius. That glory, and that virtue, may be your own, if you will listen to the voice of Heaven and of your leader. But if you will rashly persist, if you are determined to renew the shameful and mischievous examples of old seditions, proceed. As it becomes an emperor who has filled the first rank among men, I am prepared to die, standing; and to despise a precarious life, which, every hour, may depend on an accidental fever. If I have been found unworthy of the command, there are now among you, (I speak it with pride and pleasure,) there are many chiefs whose merit and experience are equal to the conduct of the most important war. Such has been the temper of my reign, that I can retire, without regret, and without apprehension, to the obscurity of a private station” The modest resolution of Julian was answered by the unanimous applause and cheerful obedience of the Romans, who declared their confidence of victory, while they fought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ir heroic prince. Their courage was kindled by his frequent and familiar asseverations, (for such wishes were the oaths of Julian,) “So may I reduce the Persians under the yoke!” “Thus may I restore the strength and splendor of the republic!” The love of fame was the ardent passion of his soul: but it was not before he trampled on the ruins of Maogamalcha, that he allowed himself to say, “We have now provided some materials for the sophist of Antioch.”

    The successful valor of Julian had triumphed over all the obstacles that opposed his march to the gates of Ctesiphon. But the reduction, or even the siege, of the capital of Persia, was still at a distance: nor can the military conduct of the emperor be clearly apprehended,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which was the theatre of his bold and skilful operations. Twen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Bagdad, and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Tigris, the curiosity of travellers has

    observed some ruins of the palaces of Ctesiphon, which, in the time of Julian, was a great and populous city. The name and glory of the adjacent Seleucia were forever extinguished; and the only remaining quarter of that Greek colony had resumed, with the Assyrian language and manners, the primitive appellation of Coche. Coche was situate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Tigris; but it was naturally considered as a suburb of Ctesiphon, with which we may suppose it to have been connected by a permanent bridge of boats. The united parts contribute to form the common epithet of Al Modain, the cities, which the Orientals have bestowed on the winter residence of the Sassinades; and the whole circumference of the Persian capital was strongly fortified by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by lofty walls, and by impracticable morasses. Near the ruins of Seleucia, the camp of Julian was fixed, and secured, by a ditch and rampart, against the sallies of the numerous and enterprising garrison of Coche. In this fruitful and pleasant country, the Romans were plentifully supplied with water and forage: and several forts, which might have embarrassed the motions of the army, submitted, after some resistance, to the efforts of their valor. The fleet passed from the Euphrates into an artificial derivation of that river, which pours a copious and navigable stream into the Tigris, at a small distance below the great city. If they had followed this royal canal, which bore the name of Nahar-Malcha, the intermediate situation of Coche would have separated the fleet and army of Julian; and the rash attempt of steering against the current of the Tigris, and forcing their way through the midst of a hostile capital, must have been attended with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navy. The prudence of the emperor foresaw the danger, and provided the remedy. As he had minutely studied the operations of Trajan in the same country, he soon recollected that his warlike predecessor had dug a new and navigable canal, which, leaving Coche on the right hand, conveyed the waters of the Nahar-Malcha into the river Tigris, at some distance above the cities. From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easants, Julian ascertained the vestiges of this ancient work, which were almost obliterated by design or accident. By the indefatigable labor of the soldiers, a broad and deep channel

    was speedily prepared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 Euphrates. A strong dike was constructed to interrupt the ordinary current of the Nahar-Malcha: a flood of waters rushed impetuously into their new bed; and the Roman fleet, steering their triumphant course into the Tigris, derided the vain and ineffectual barriers which the Persians of Ctesiphon had erected to oppose their passage.

    As it became necessary to transport the Roman army over the Tigris, another labor presented itself, of less toil, but of more danger, than the preceding expedition. The stream was broad and rapid; the ascent steep and difficult; and the intrenchments which had been formed on the ridge of the opposite bank, were lined with a numerous army of heavy cuirassiers, dexterous archers, and huge elephants; who (according to the extravagant hyperbole of Libanius) could trample with the same ease a field of corn, or a legion of Romans.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n enemy, the construction of a bridge was impracticable; and the intrepid prince, who instantly seized the only possible expedient, concealed his design, till the moment of execution,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Barbarians, of his own troops, and even of his generals themselves. Under the specious pretence of examining the state of the magazines, fourscore vessels * were gradually unladen; and a select detachment, apparently destined for some secret expedition, was ordered to stand to their arms on the first signal. Julian disguised the silent anxiety of his own mind with smiles of confidence and joy; and amused the hostile nations with the spectacle of military games, which he insultingly celebrated under the walls of Coche. The day was consecrated to pleasure; but, as soon as the hour of supper was passed, the emperor summoned the generals to his tent, and acquainted them that he had fixed that night for the passage of the Tigris. They stood in silent and respectful astonishment; but, when the venerable Sallust assumed the privilege of his age and experience, the rest of the chiefs supported with freedom the weight of his prudent remonstrances. Julian contented himself with observing, that

    conquest and safety depended on the attempt; that instead of diminishing, the number of their enemies would be increased, by successive reenforcements; and that a longer delay would neither contract the breadth of the stream, nor level the height of the bank. The signal was instantly given, and obeyed; the most impatient of the legionaries leaped into five vessels that lay nearest to the bank; and as they plied their oars with intrepid diligence, they were lost, after a few moments,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A flame arose on the opposite side; and Julian, who too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his foremost vessels, in attempting to land, had been fired by the enemy, dexterously converted their extreme danger into a presage of victory. “Our fellow-soldiers,” he eagerly exclaimed, “are already masters of the bank; see — they make the appointed signal; let us hasten to emulate and assist their courage.” The united and rapid motion of a great fleet broke the violence of the current, and they reached the eastern shore of the Tigris with sufficient speed to extinguish the flames, and rescue their adventurous companions. The difficulties of a steep and lofty ascent were increased by the weight of armor, and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A shower of stones, darts, and fire, was incessantly discharged on the heads of the assailants; who, after an arduous struggle, climbed the bank and stood victorious upon the rampart. As soon as they possessed a more equal field, Julian, who, with his light infantry, had led the attack, darted through the ranks a skilful and experienced eye: his bravest soldiers, according to the precepts of Homer,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front and rear: and all the trumpets of the Imperial army sounded to battle. The Romans, after sending up a military shout, advanced in measured steps to the animating notes of martial music; launched their formidable javelins; and rushed forwards with drawn swords, to deprive the Barbarians, by a closer onset, of the advantage of their missile weapons. The whole engagement lasted above twelve hours; till the gradual retreat of the Persians was changed into a disorderly flight, of which the shameful example was given by the principal leader, and the Surenas himself. They were pursued to the gates of Ctesiphon; and the conquerors might have entered the dismayed city, if their

    general, Victor, who was dangerously wounded with an arrow, had not conjured them to desist from a rash attempt, which must be fatal, if it were not successful. On their side, the Romans acknowledged the loss of only seventy-five men; while they affirmed, that the Barbarians had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or even six thousand, of their bravest soldiers. The spoil was such as might be expected from the riches and luxury of an Oriental camp; large quantities of silver and gold, splendid arms and trappings, and beds and tables of massy silver. * The victorious emperor distributed, as the rewards of valor, some honorable gifts, civic, and mural, and naval crowns; which he, and perhaps he alone, esteemed more precious than the wealth of Asia. A solemn sacrifice was offered to the god of war, but the appearances of the victims threatened the most inauspicious events; and Julian soon discovered, by less ambiguous signs, that he had now reached the term of his prosperity.

    On the second day after the battle, the domestic guards, the Jovians and Herculians, and the remaining troops, which composed near two thirds of the whole army, were securely wafted over the Tigris. While the Persians beheld from the walls of Ctesiphon the desolation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Julian cast many an anxious look towards the North, in full expectation, that as he himself had victoriously penetrated to the capital of Sapor, the march and junction of his lieutenants, Sebastian and Procopius, would be executed with the same courage and diligence. His expectations were disappointed by the treachery of the Armenian king, who permitted, and most probably directed, the desertion of his auxiliary troops from the camp of the Romans; and by the dissensions of the two generals, who were incapable of forming or executing any plan for the public service. When the emperor had relinquished the hope of this important reenforcement, he condescended to hold a council of war, and approved, after a full debate, the sentiment of those generals, who dissuaded the siege of Ctesiphon, as a fruitless and pernicious undertaking. It is not easy for us to conceive, by what arts of

    fortification a city thrice besieged and taken by the predecessors of Julian could be rendered impregnable against an army of sixty thousand Romans, commanded by a brave and experienced general, and abundantly supplied with ships, provisions, battering engines, and military stores. But we may rest assured, from the love of glory, and contempt of danger, which formed the character of Julian, that he was not discouraged by any trivial or imaginary obstacles. At the very time when he declined the siege of Ctesiphon, he rejected, with obstinacy and disdain, the most flattering offers of a negotiation of peace. Sapor, who had been so long accustomed to the tardy ostentation of Constantius, was surprised by the intrepid diligence of his successor. As far as the confines of India and Scythia, the satraps of the distant provinces were ordered to assemble their troops, and to march, without delay,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monarch. But their preparations were dilatory, their motions slow; and before Sapor could lead an army into the field, he received the melancholy intelligence of the devastation of Assyria, the ruin of his palaces, and the slaughter of his bravest troops, who defended the passage of the Tigris. The pride of royalty was humbled in the dust; he took his repasts on the ground; and the disorder of his hair expressed the grief and anxiety of his mind. Perhaps he would not have refused to purchase, with one half of his kingdom, the safety of the remainder; and he would have gladly subscribed himself, in a treaty of peace, the faithful and dependent ally of the Roman conqueror. Under the pretence of private business, a minister of rank and confidence was secretly despatched to embrace the knees of Hormisdas, and to request, in the language of a suppliant, that he might be introduced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The Sassanian prince, whether he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pride or humanity, whether he consulted the sentiments of his birth, or the duties of his situation, was equally inclined to promote a salutary measure, which would terminate the calamities of Persia, and secure the triumph of Rome.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inflexible firmness of a hero, who remembered, most unfortunately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country, that Alexander had uniformly rejected the propositions of Darius. But as

    Julian was sensible, that the hope of a safe and honorable peace might cool the ardor of his troops, he earnestly requested that Hormisdas would privately dismiss the minister of Sapor, and conceal this dangerous temptation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camp.

    Chapter XXIV: The Retreat And Death Of Julian. —

    Part IV.

    The honor, as well as interest, of Julian, forbade him to consume his time under the impregnable walls of Ctesiphon and as often as he defied the Barbarians, who defended the city, to meet him on the open plain, they prudently replied, that if he desired to exercise his valor, he might seek the army of the Great King. He felt the insult, and he accepted the advice. Instead of confining his servile march to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he resolved to imitate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Alexander, and boldly to advance into the inland provinces, till he forced his rival to contend with him, perhaps in the plains of Arbela, for the empire of Asia. The magnanimity of Julian was applauded and betrayed, by the arts of a noble Persian, who, in the cause of his country, had generously submitted to act a part full of danger, of falsehood, and of shame. With a train of faithful followers, he deserted to the Imperial camp; exposed, in a specious tale, the injuries which he had sustained; exaggerated the cruelty of Sapor, the discontent of the people, and the weakness of the monarchy; and confidently offered himself as the hostage and guide of the Roman march. The most rational grounds of suspicion were urged, without effect, by th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Hormisdas; and the credulous Julian, receiving the traitor into his bosom, was persuaded to issue a hasty order, which, in the opinion of mankind, appeared to arraign his prudence, and to endanger his safety. He destroyed, in a single hour, the whole navy, which had been transported above five hundred miles, at so great an expense of toil, of treasure, and of blood. Twelve, or, at the most, twenty-two

    small vessels were saved, to accompany, on carriages, the march of the army, and to form occasional bridges for the passage of the rivers. A supply of twenty days’ provisions was reserved for the use of the soldiers; and the rest of the magazines, with a fleet of eleven hundred vessels, which rode at anchor in the Tigris, were abandoned to the flames, by the absolute command of the emperor. The Christian bishops, Gregory and Augustin, insult the madness of the Apostate, who executed, with his own hands, the sentence of divine justice. Their authority, of less weight, perhaps, in a military question, is confirmed by the cool judgment of an experienced soldier, who was himself spectator of the conflagration, and who could not disapprove the reluctant murmurs of the troops. Yet there are not wanting some specious, and perhaps solid, reasons, which might justify the resolution of Julian. The navigation of the Euphrates never ascended above Babylon, nor that of the Tigris above Opis. The distance of the last-mentioned city from the Roman camp was not very considerable: and Julian must soon have renounced the vain and impracticable attempt of forcing upwards a great fleet against the stream of a rapid river, which in several places was embarrassed by natural or artificial cataracts. The power of sails and oars was insufficient; it became necessary to tow the ships against the current of the river; the strength of twenty thousand soldiers was exhausted in this tedious and servile labor, and if the Romans continued to march along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they could only expect to return home without achieving any enterprise worthy of the genius or fortune of their leader. If, on the contrary, it was advisable to advance into the inland countr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fleet and magazines was the only measure which could save that valuable prize from the hands of the numerous and active troops which might suddenly be poured from the gates of Ctesiphon. Had the arms of Julian been victorious, we should now admire the conduct, as well as the courage, of a hero, who, by depriving his soldiers of the hopes of a retreat, left them only the alternative of death or conquest.

    The cumbersome train of artillery and wagons, which retards the operations of a modern army, were in a great measure unknown in the camps of the Romans. Yet, in every age, the subsistence of sixty thousand men must have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res of a prudent general; and that subsistence could only be drawn from his own or from the enemy’s country. Had it been possible for Julian to maintain a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on the Tigris, and to preserve the conquered places of Assyria, a desolated province could not afford any large or regular supplies, in a season of the year when the lands were covered by the inundation of the Euphrates, and the unwholesome air was darkened with swarms of innumerable insects. The appearance of the hostile country was far more inviting. The extensive region that lies between the River Tigris and the mountains of Media, was filled with villages and towns; and the fertile soil, for the most part, was in a very improved state of cultivation. Julian might expect, that a conqueror, who possessed the two forcible instruments of persuasion, steel and gold, would easily procure a plentiful subsistence from the fears or avarice of the natives. But, on the approach of the Romans, the rich and smiling prospect was instantly blasted. Wherever they moved, the inhabitants deserted the open villages, and took shelter in the fortified towns; the cattle was driven away; the grass and ripe corn were consumed with fire; and, as soon as the flames had subsided which interrupted the march of Julian, he beheld the melancholy face of a smoking and naked desert. This desperate but effectual method of defence can only be executed by the enthusiasm of a people who prefer their independence to their property; or by the rigor of an arbitrary government, which consults the public safety without submitting to their inclinations the liberty of choice. On the present occasion the zeal and obedience of the Persians seconded the commands of Sapor; and the emperor was soon reduced to the scanty stock of provisions, which continually wasted in his hands. Before they were entirely consumed, he might still have reached the wealthy and unwarlike cities of Ecbatana or Susa, by the effort of a rapid and well-directed

    march; but he was deprived of this last resource by his ignorance of the roads, and by the perfidy of his guides. The Romans wandered several days in the country to the eastward of Bagdad; the Persian deserter, who had artfully led them into the spare, escaped from their resentment; and his followers, as soon as they were put to the torture, confessed the secret of the conspiracy. The visionary conquests of Hyrcania and India, which had so long amused, now tormented, the mind of Julian. Conscious that his own imprudence was the cause of the public distress, he anxiously balanced the hopes of safety or success, without obtaining a satisfactory answer, either from gods or men. At length, as the only practicable measure, he embraced the resolution of directing his steps towards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with the design of saving the army by a hasty march to the confines of Corduene; a fertile and friendly province, which acknowledged the sovereignty of Rome. The desponding troops obeyed the signal of the retreat, only seventy days after they had passed the Chaboras, with the sanguine expectation of subverting the throne of Persia.

    As long as the Romans seemed to advance into the country, their march was observed and insulted from a distance, by several bodies of Persian cavalry; who, showing themselves sometimes in loose, and sometimes in close order, faintly skirmished with the advanced guards. These detachments were, however, supported by a much greater force; and the heads of the columns were no sooner pointed towards the Tigris than a cloud of dust arose on the plain. The Romans, who now aspired only to the permission of a safe and speedy retreat, endeavored to persuade themselves, that this formidable appearance was occasioned by a troop of wild asses, or perhaps by the approach of some friendly Arabs. They halted, pitched their tents, fortified their camp, passed the whole night in continual alarms; and discovered at the dawn of day, that they were surrounded by an army of Persians. This army,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only as the van of the Barbarians, was soon followed by the main body of cuirassiers, archers, and elephants, commanded by Meranes,

    a general of rank and reputation. He was accompanied by two of the king’s sons, and many of the principal satraps; and fame and expectation exaggerated the strength of the remaining powers, which slowly advanced under the conduct of Sapor himself. As the Romans continued their march, their long array, which was forced to bend or divide, according to the varieties of the ground, afforded frequent and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to their vigilant enemies. The Persians repeatedly charged with fury; they were repeatedly repulsed with firmness; and the action at Maronga, which almost deserved the name of a battle, was marked by a considerable loss of satraps and elephants, perhaps of equal value in the eyes of their monarch. These splendid advantages were not obtained without an adequate slaughter on the side of the Romans: several officers of distinction were either killed or wounded; and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on all occasions of danger, inspired and guided the valor of his troops, was obliged to expose his person, and exert his abilities. The weight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rms, which still constituted the strength and safety of the Romans, disabled them from making any long or effectual pursuit; and as the horsemen of the East were trained to dart their javelins, and shoot their arrows, at full speed, and in every possible direction, the cavalry of Persia was never more formidable than in the moment of a rapid and disorderly flight. But the most certain and irreparable loss of the Romans was that of time. The hardy veterans, accustomed to the cold climate of Gaul and Germany, fainted under the sultry heat of an Assyrian summer; their vigor was exhausted by the incessant repetition of march and comba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army was suspended by the precautions of a slow and dangerous retreat, in the presence of an active enemy. Every day, every hour, as the supply diminished, the value and price of subsistence increased in the Roman camp. Julian, who always contented himself with such food as a hungry soldier would have disdained, distributed, for the use of the troops, the provision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and whatever could be spared, from the sumpter-horses, of the tribunes and generals. But this feeble relief served only to aggravate the sense of the public

    distress; and the Romans began to entertain the most gloomy apprehensions that,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the frontiers of the empire, they should all perish, either by famine, or by the sword of the Barbarians.

    While Julian struggled with the almost insuperable difficulties of his situation, the silent hours of the night were still devoted to study and contemplation. Whenever he closed his eyes in short and interrupted slumbers, his mind was agitated with painful anxiety; nor can it be thought surprising, that the Genius of the empire should once more appear before him, covering with a funeral veil his head, and his horn of abundance, and slowly retiring from the Imperial tent. The monarch started from his couch, and stepping forth to refresh his wearied spirits with the coolness of the midnight air, he beheld a fiery meteor, which shot athwart the sky, and suddenly vanished. Julian was convinced that he had seen the menacing countenance of the god of war; the council which he summoned, of Tuscan Haruspices, unanimously pronounced that he should abstain from action; but on this occasion, necessity and reason were more prevalent than superstition; and the trumpets sounded at the break of day. The army marched through a hilly country; and the hills had been secretly occupied by the Persians. Julian led the van with the skill and attention of a consummate general; he was alarmed by the intelligence that his rear was suddenly attacked. The heat of the weather had tempted him to lay aside his cuirass; but he snatched a shield from one of his attendants, and hastened, with a sufficient reenforcement, to the relief of the rear-guard. A similar danger recalled the intrepid prince to the defence of the front; and, as he galloped through the columns, the centre of the left was attacked, and almost overpowered by the furious charge of the Persian cavalry and elephants. This huge body was soon defeated, by the well-timed evolution of the light infantry, who aimed their weapons, with dexterity and effect, against the backs of the horsemen, and the legs of the elephants. The Barbarians fled; and Julian, who was foremost in every danger, animated the pursuit with his voice

    and gestures. His trembling guards, scattered and oppressed by the disorderly throng of friends and enemies, reminded their fearless sovereign that he was without armor; and conjured him to decline the fall of the impending ruin. As they exclaimed, a cloud of darts and arrows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flying squadrons; and a javelin, after razing the skin of his arm, transpierced the ribs, and fixed in the inferior part of the liver. Julian attempted to draw the deadly weapon from his side; but his fingers were cut by the sharpness of the steel, and he fell senseless from his horse. His guards flew to his relief; and the wounded emperor was gently raised from the ground, and conveyed out of the tumult of the battle into an adjacent tent. The report of the melancholy event passed from rank to rank; but the grief of the Romans inspired them with invincible valor, and the desire of revenge. The bloody and obstinate conflict was maintained by the two armies, till they were separated by the total darkness of the night. The Persians derived some honor from the advantage which they obtained against the left wing, where Anatolius, master of the offices, was slain, and the præfect Sallust very narrowly escaped. But the event of the day was adverse to the Barbarians. They abandoned the field; their two generals, Meranes and Nohordates, fifty nobles or satraps, and a multitude of their bravest soldiers; and the success of the Romans, if Julian had survived, might have been improved into a decisive and useful victory.

    The first words that Julian uttered, after his recovery from the fainting fit into which he had been thrown by loss of blood, were expressive of his martial spirit. He called for his horse and arms, and was impatient to rush into the battle. His remaining strength was exhausted by the painful effort; and the surgeons, who examined his wound, discovered the symptoms of approaching death. He employed the awful moments with the firm temper of a hero and a sage; the philosophers who had accompanied him in this fatal expedition, compared the tent of Julian with the prison of Socrates; and the spectators, whom duty, or friendship, or

    curiosity, had assembled round his couch, listened with respectful grief to the funeral oration of their dying emperor. “Friends and fellow-soldiers, the seasonable period of my departure is now arrived, and I discharge, with the cheerfulness of a ready debtor, the demands of nature. I have learned from philosophy, how much the soul is more excellent than the body; and that the separation of the nobler substance should be the subject of joy, rather than of affliction. I have learned from religion, that an early death has often been the reward of piety; and I accept, as a favor of the gods, the mortal stroke that secures me from the danger of disgracing a character, which has hitherto been supported by virtue and fortitude. I die without remorse, as I have lived without guilt. I am pleased to reflect on the innocence of my private life; and I can affirm with confidence, that the supreme authority, that emanation of the Divine Power, has been preserved in my hands pure and immaculate. Detesting the corrupt and destructive maxims of despotism, I have considered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as the end of government. Submitting my actions to the laws of prudence, of justice, and of moderation, I have trusted the event to the care of Providence. Peace was the object of my counsels, as long as peace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c welfare; but when the imperious voice of my country summoned me to arms, I exposed my person to the dangers of war, with the clear foreknowledge (which I had acquired from the art of divination) that I was destined to fall by the sword. I now offer my tribute of gratitude to the Eternal Being, who has not suffered me to perish by the cruelty of a tyrant, by the secret dagger of conspiracy, or by the slow tortures of lingering disease. He has given me, in the midst of an honorable career, a splendid and glorious departure from this world; and I hold it equally absurd, equally base, to solicit, or to decline, the stroke of fate. This much I have attempted to say; but my strength fails me, and I feel the approach of death. I shall cautiously refrain from any word that may tend to influence your suffrages in the election of an emperor. My choice might be imprudent or injudicious; and if it should not be ratifi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army, it might be fatal to the person whom I should

    recommend. I shall only, as a good citizen, express my hopes, that the Romans may be bless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 virtuous sovereign.” After this discourse, which Julian pronounced in a firm and gentle tone of voice, he distributed, by a military testament, the remains of his private fortune; and making some inquiry why Anatolius was not present, he understood, from the answer of Sallust, that Anatolius was killed; and bewailed, with amiable inconsistency, the loss of his friend. At the same time he reproved the immoderate grief of the spectators; and conjured them not to disgrace, by unmanly tears, the fate of a prince, who in a few moments would be united with heaven, and with the stars. The spectators were silent; and Julian entered into a metaphysical argument with the philosophers Priscus and Maximus, on the nature of the soul. The efforts which he made, of mind as well as body, most probably hastened his death. His wound began to bleed with fresh violence; his respiration was embarrassed by the swelling of the veins; he called for a draught of cold water, and, as soon as he had drank it, expired without pain, about the hour of midnight. Such was the end of that extraordinary man, in the thirty-second year of his age, after a reign of one year and about eight months, from the death of Constantius. In his last moments he displayed, perhaps with some ostentation, the love of virtue and of fame, which had been the ruling passions of his life.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alamities of the empire, may, in some measure, be ascribed to Julian himself, who had neglected to secure the futur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s, by the timely and judicious nomination of an associate and successor. But the royal race of Constantius Chlorus was reduced to his own person; and if he entertained any serious thoughts of investing with the purple the most worthy among the Romans, he was diverted from his resolution by the difficulty of the choice, the jealousy of power, the fear of ingratitude, and the natural presumption of health, of youth, and of prosperity. His unexpected death left the empire without a master, and without an heir, in a state of perplexity

    and danger, which, in the space of fourscore years, had never been experienced, since the election of Diocletian. In a government which had almost forgotten the distinction of pure and noble blood, the superiority of birth was of little moment; the claims of official rank were accidental and precarious; and the candidates, who might aspire to ascend the vacant throne could be supported only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personal merit, or by the hopes of popular favor. But the situation of a famished army,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by a host of Barbarians, shortened the moments of grief and deliberation. In this scene of terror and distress, the body of the deceased prince, according to his own directions, was decently embalmed; and, at the dawn of day, the generals convened a military senate, at which the commanders of the legions, and the officers both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were invited to assist. Three or four hours of the night had not passed away without some secret cabals; and when the election of an emperor was proposed, the spirit of faction began to agitate the assembly. Victor and Arinthæus collected the remains of the court of Constantius; the friends of Julian attached themselves to the Gallic chiefs, Dagalaiphus and Nevitta; and the most fatal consequences might be apprehended from the discord of two factions, so opposite in their character and interest, in their maxims of government, and perhaps in their religious principles. The superior virtues of Sallust could alone reconcile their divisions, and unite their suffrages; and the venerable præfect would immediately have been declared the successor of Julian, if he himself, with sincere and modest firmness, had not alleged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so unequal to the weight of the diadem. The generals, who were surprised and perplexed by his refusal, showed some disposition to adopt the salutary advice of an inferior officer, that they should act as they would have acted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that they should exert their abilities to extricate the army from the present distress; and, if they were fortunate enough to reach the confines of Mesopotamia, they should proceed with united and deliberate counsels in the election of a lawful sovereign. While they debated, a few voices saluted Jovian, who was no more than first of the domestics, with the

    names of Emperor and Augustus. The tumultuary acclamation * was instantly repeated by the guards who surrounded the tent, and passed, in a few minutes, to the extremities of the line. The new prince, astonished with his own fortune was hastily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ornaments, and received an oath of fidelity from the generals, whose favor and protection he so lately solicited. The strongest recommendation of Jovian was the merit of his father, Count Varronian, who enjoyed, in honorable retirement, the fruit of his long services. In the obscure freedom of a private station, the son indulged his taste for wine and women; yet he supported, with credit, the character of a Christian and a soldier. Without being conspicuous for any of the ambitious qualifications which excite the admiration and envy of mankind, the comely person of Jovian, his cheerful temper, and familiar wit, had gained the affection of his fellow-soldiers; and the generals of both parties acquiesced in a popular election, which had not been conducted by the arts of their enemies. The pride of this unexpected elevation was moderated by the just apprehension, that the same day might terminate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new emperor. The pressing voice of necessity was obeyed without delay; and the first orders issued by Jovian, a few hours after his predecessor had expired, were to prosecute a march, which could alone extricate the Romans from their actual distress.

    Chapter XXIV: The Retreat And Death Of Julian. —

    Part V.

    The esteem of an enemy is most sincerely expressed by his fears; and the degree of fear may be accurately measured by the joy with which he celebrates his deliverance. The welcome news of the death of Julian, which a deserter revealed to the camp of Sapor, inspired the desponding monarch with a sudden confidence of victory. He immediately detached the royal cavalry, perhaps the ten thousand Immortals, to second and support the pursuit; and discharged the whole weight of

    his united forces on the rear-guard of the Romans. The rear-guard was thrown into disorder; the renowned legions, which derived their titles from Diocletian, and his warlike colleague, were broke and trampled down by the elephants; and three tribunes lost their lives in attempting to stop the flight of their soldiers. The battle was at length restored by the persevering valor of the Romans; the Persians were repulsed with a great slaughter of men and elephants; and the army, after marching and fighting a long summer’s day, arrived, in the evening, at Samara, on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about one hundred miles above Ctesiphon. On the ensuing day, the Barbarians, instead of harassing the march, attacked the camp, of Jovian; which had been seated in a deep and sequestered valley. From the hills, the archers of Persia insulted and annoyed the wearied legionaries; and a body of cavalry, which had penetrated with desperate courage through the Prætorian gate, was cut in pieces, after a doubtful conflict, near the Imperial tent. In the succeeding night, the camp of Carche was protected by the lofty dikes of the river; and the Roman army, though incessantly exposed to the vexatious pursuit of the Saracens, pitched their tents near the city of Dura, four days after the death of Julian. The Tigris was still on their left; their hopes and provisions were almost consumed; and the impatient soldiers, who had fondly persuaded themselves that the frontiers of the empire were not far distant, requested their new sovereign, that they might be permitted to hazard the passage of the river. With the assistance of his wisest officers, Jovian endeavored to check their rashness; by representing, that if they possessed sufficient skill and vigor to stem the torrent of a deep and rapid stream, they would only deliver themselves naked and defenceless to the Barbarians, who had occupied the opposite banks, Yielding at length to their clamorous importunities, he consented, with reluctance, that five hundred Gauls and Germans, accustomed from their infancy to the waters of the Rhine and Danube, should attempt the bold adventure, which might serve either as an encouragement, or as a warning, for the rest of the army. In the silence of the night, they swam the Tigris, surprised an unguarded post of the enemy, and displayed at the dawn of

    day the signal of their resolution and fortune. The success of this trial disposed the emperor to listen to the promises of his architects, who propose to construct a floating bridge of the inflated skins of sheep, oxen, and goats, covered with a floor of earth and fascines. Two important days were spent in the ineffectual labor; and the Romans, who already endured the miseries of famine, cast a look of despair on the Tigris, and upon the Barbarians; whose numbers and obstinacy increased with the distress of the Imperial army.

    In this hopeless condition, the fainting spirits of the Romans were revived by the sound of peace. The transient presumption of Sapor had vanished: he observed, with serious concern, that, in the repetition of doubtful combats, he had lost his most faithful and intrepid nobles, his bravest troops, and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train of elephants: and the experienced monarch feared to provoke the resistance of despair,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and the unexhausted powers of the Roman empire; which might soon advance to relieve, or to revenge, the successor of Julian. The Surenas himself, accompanied by another satrap, * appeared in the camp of Jovian; and declared, that the clemency of his sovereign was not averse to signify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he would consent to spare and to dismiss the Cæsar with the relics of his captive army. The hopes of safety subdued the firmness of the Romans; the emperor was compelled, by the advice of his council, and the cries of his soldiers, to embrace the offer of peace; and the præfect Sallust was immediately sent, with the general Arinth æus, to understand the pleasure of the Great King. The crafty Persian delayed, under various pretenses, the conclusion of the agreement; started difficulties, required explanations, suggested expedients, receded from his concessions, increased his demands, and wasted four days in the arts of negotiation, till he had consumed the stock of provisions which yet remained in the camp of the Romans. Had Jovian been capable of executing a bold and prudent measure, he would have continued his march, with unremitting diligence; the progress of the treaty would have

    suspended the attacks of the Barbarians; a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fourth day, he might have safely reached the fruitful province of Corduene, at the distance only of one hundred miles. The irresolute emperor, instead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toils of the enemy, expected his fate with patient resignation; and accepted the humiliating conditions of peace, which it was no longer in his power to refuse. The five provinces beyond the Tigris, which had been ceded by the grandfather of Sapor, were restored to the Persian monarchy. He acquired, by a single article, the impregnable city of Nisibis; which had sustained, in three successive sieges, the effort of his arms. Singara, and the castle of the Moors, one of the strongest places of Mesopotamia, were likewise dismembered from the empire. It was considered as an indulgence, that the inhabitants of those fortresses were permitted to retire with their effects; but the conqueror rigorously insisted, that the Romans should forever abandon the king and kingdom of Armenia. § A peace, or rather a long truce, of thirty years, was stipulated between the hostile nations; the faith of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solemn oaths and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hostages of distinguished rank were reciprocally delivered to secu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nditions.

    The sophist of Antioch, who saw with indignation the sceptre of his hero in the feeble hand of a Christian successor, professes to admire the moderation of Sapor, in contenting himself with so small a por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If he had stretched as far as the Euphrates the claims of his ambition, he might have been secure, says Libanius, of not meeting with a refusal. If he had fixed, as the boundary of Persia, the Orontes, the Cydnus, the Sangarius, or even the Thracian Bosphorus, flatterers would not have been wanting in the court of Jovian to convince the timid monarch, that his remaining provinces would still afford the most ample gratifications of power and luxury. Without adopting in its full force this malicious insinuation,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conclusion of so ignominious a treaty was facilitated by the private ambition of Jovian. The obscure domestic, exalted to

    the throne by fortune, rather than by merit, was impatient to escape from the hands of the Persians, that he might prevent the designs of Procopius, who commanded the army of Mesopotamia, and establish his doubtful reign over the legions and provinces which were still ignorant of the hasty and tumultuous choice of the camp beyond the Tigri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same river, at no very considerable distance from the fatal station of Dura, the ten thousand Greeks, without generals, or guides, or provisions, were abandoned, above twelve hundred miles from their native country, to the resentment of a victorious monarch.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conduct and success depended much more on their character than on their situation. Instead of tamely resigning themselves to the secret deliberations and private views of a single person, the united councils of the Greeks were inspired by the generous enthusiasm of a popular assembly; where the mind of each citizen is filled with the love of glory, the pride of freedom, and the contempt of death. Conscious of their superiority over the Barbarians in arms and discipline, they disdained to yield, they refused to capitulate: every obstacle was surmounted by their patience, courage, and military skill; and the memorable retreat of the ten thousand exposed and insulted the weakness of the Persian monarchy.

    As the price of his disgraceful concessions, the emperor might perhaps have stipulated, that the camp of the hungry Romans should be plentifully supplied;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permitted to pass the Tigris on the bridge which was constructed by the hands of the Persians. But, if Jovian presumed to solicit those equitable terms, they were sternly refused by the haughty tyrant of the East, whose clemency had pardoned the invaders of his country. The Saracens sometimes intercepted the stragglers of the march; but the generals and troops of Sapor respected the cessation of arms; and Jovian was suffered to explore the most convenient place for the passage of the river. The small vessels, which had been saved from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 fleet, performed the most

    essential service. They first conveyed the emperor and his favorites; and afterwards transported, in many successive voyages, a great part of the army. But, as every man was anxious for his personal safety, and apprehensive of being left on the hostile shore, the soldiers, who were too impatient to wait the slow returns of the boats, boldly ventured themselves on light hurdles, or inflated skins; and, drawing after them their horses, attempted, with various success, to swim across the river. Many of these daring adventurers were swallowed by the waves; many others, who were carried along by the violence of the stream, fell an easy prey to the avarice or cruelty of the wild Arabs: and the loss which the army sustained in the passage of the Tigris, was not inferior to the carnage of a day of battle. As soon as the Romans were landed on the western bank, they were delivered from the hostile pursuit of the Barbarians; but, in a laborious march of two hundred miles over the plains of Mesopotamia, they endured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thirst and hunger. They were obliged to traverse the sandy desert, which, in the extent of seventy miles, did not afford a single blade of sweet grass, nor a single spring of fresh water; and the rest of the inhospitable waste was untrod by the footsteps either of friends or enemies. Whenever a small measure of flour could be discovered in the camp, twenty pounds weight were greedily purchased with ten pieces of gold: the beasts of burden were slaughtered and devoured; and the desert was strewed with the arms and baggage of the Roman soldiers, whose tattered garments and meagre countenances displayed their past sufferings and actual misery. A small convoy of provisions advanced to meet the army as far as the castle of Ur; and the supply was the more grateful, since it declared the fidelity of Sebastian and Procopius. At Thilsaphata, the emperor most graciously received the general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remains of a once flourishing army at length reposed themselves under the walls of Nisibis. The messengers of Jovian had already proclaimed, in the language of flattery, his election, his treaty, and his return; and the new prince had taken the most effectual measures to secure the allegiance of the armies and provinces of Europe, by placing the military command in the

    hands of those officers, who, from motives of interest, or inclination, would firmly support the cause of their benefactor.

    The friends of Julian had confidently announced the success of his expedition. They entertained a fond persuasion that the temples of the gods would be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East; that Persia would be reduced to the humble state of a tributary province, governed by the laws and magistrates of Rome; that the Barbarians would adopt the dress, and manners, and language of their conquerors; and that the youth of Ecbatana and Susa would study the art of rhetoric under Grecian masters. The progress of the arms of Julian interrupted hi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mpire; and,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passed the Tigris, his affectionate subjects were ignorant of the fate and fortunes of their prince. Their contemplation of fancied triumphs was disturbed by the melancholy rumor of his death; and they persisted to doubt, after they could no longer deny, the truth of that fatal event. The messengers of Jovian promulgated the specious tale of a prudent and necessary peace; the voice of fame, louder and more sincere, revealed the disgrace of the emperor,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ignominious treaty.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were fill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grief, with indignation and terror, when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the unworthy successor of Julian relinquished the five provinces which had been acquired by the victory of Galerius; and that he shamefully surrendered to the Barbarians the important city of Nisibis, the firmest bulwark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The deep and dangerous question, how far the public faith should be observed, when it become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ublic safety, was freely agitated in popular conversation; and some hopes were entertained that the emperor would redeem his pusillanimous behavior by a splendid act of patriotic perfidy. The inflexible spirit of the Roman senate had always disclaimed the unequal conditions which were extorted from the distress of their captive armies; and, if it were necessary to satisfy the national honor, by delivering the guilty general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rbarian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subjects

    of Jovian would have cheerfully acquiesced in the precedent of ancient times.

    But the emperor, whatever might be the limits of his constitutional authority, was the absolute master of the laws and arms of the state; and the same motives which had forced him to subscribe, now pressed him to execute, the treaty of peace. He was impatient to secure an empire at the expense of a few provinces; and the respectable names of religion and honor concealed the personal fears and ambition of Jovian. Notwithstanding the dutiful solicitations of the inhabitants, decency, as well as prudence, forbade the emperor to lodge in the palace of Nisibis; but the next morning after his arrival. Bineses, the ambassador of Persia, entered the place, displayed from the citadel the standard of the Great King, and proclaimed, in his name, the cruel alternative of exile or servitude. The principal citizens of Nisibis, who, till that fatal moment, had confided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overeign, threw themselves at his feet. They conjured him not to abandon, or, at least, not to deliver, a faithful colony to the rage of a Barbarian tyrant, exasperated by the three successive defeats which he had experienced under the walls of Nisibis. They still possessed arms and courage to repel the invaders of their country: they requested only the permission of using them in their own defence; and, as soon as they had asserted their independence, they should implore the favor of being again admitted into the ranks of his subjects. Their arguments, their eloquence, their tears, were ineffectual. Jovian alleged, with some confusion, the sanctity of oaths; and, as the reluctance with which he accepted the present of a crown of gold, convinced the citizens of their hopeless condition, the advocate Sylvanus was provoked to exclaim, “O emperor! may you thus be crowned by all the cities of your dominions!” Jovian, who in a few weeks had assumed the habits of a prince, was displeased with freedom, and offended with truth: and as he reasonably supposed, that the discontent of the people might incline them to submit to the Persian government, he published an edict, under pain of

    death, that they should leave the city within the term of three days. Ammianus has delineated in lively colors the scene of universal despair, which he seems to have viewed with an eye of compassion. The martial youth deserted, with indignant grief, the walls which they had so gloriously defended: the disconsolate mourner dropped a last tear over the tomb of a son or husband, which must soon be profaned by the rude hand of a Barbarian master; and the aged citizen kissed the threshold, and clung to the doors, of the house where he had passed the cheerful and careless hours of infancy. The highways were crowded with a trembling multitude: the distinctions of rank, and sex, and age, were lost in the general calamity. Every one strove to bear away some fragment from the wreck of his fortunes; and as they could not command the immediate service of an adequate number of horses or wagons, they were obliged to leave behind them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valuable effects. The savage insensibility of Jovian appears to have aggravated the hardships of these unhappy fugitives. They were seated, however, in a new-built quarter of Amida; and that rising city, with the reenforcement of a very considerable colony, soon recovered its former splendor, and became the capital of Mesopotamia. Similar orders were despatched by the emperor for the evacuation of Singara and the castle of the Moors; and for the restitution of the five provinces beyond the Tigris. Sapor enjoyed the glory and the fruits of his victory; and this ignominious peace has justly been considered as a memorable æra i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predecessors of Jovian had sometimes relinquished the dominion of distant and unprofitable provinces; but,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ity, the genius of Rome, the god Terminus, who guard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republic, had never retired before the sword of a victorious enemy.

    After Jovian had performed those engagements which the voice of his people might have tempted him to violate, he hastened away from the scene of his disgrace, and proceeded with his whole court to enjoy the luxury of Antioch. Without

    consulting the dictates of religious zeal, he was prompted, by humanity and gratitude, to bestow the last honors on the remains of his deceased sovereign: and Procopius, who sincerely bewailed the loss of his kinsman, was removed from the command of the army, under the decent pretence of conducting the funeral. The corpse of Julian was transported from Nisibis to Tarsus, in a slow march of fifteen days; and, as it passed through the cities of the East, was saluted by the hostile factions, with mournful lamentations and clamorous insults. The Pagans already placed their beloved hero in the rank of those gods whose worship he had restored; while the invectives of the Christians pursued the soul of the Apostate to hell, and his body to the grave. One party lamented the approaching ruin of their altars; the other celebrated the marvellous deliverance of their church. The Christians applauded, in lofty and ambiguous strains, the stroke of divine vengeance, which had been so long suspended over the guilty head of Julian. They acknowledge, that the death of the tyrant, at the instant he expired beyond the Tigris, was revealed to the saints of Egypt, Syria, and Cappadocia; and instead of suffering him to fall by the Persian darts, their indiscretion ascribed the heroic deed to the obscure hand of some mortal or immortal champion of the faith. Such imprudent declarations were eagerly adopted by the malice, or credulity, of their adversaries; who darkly insinuated, or confidently asserted, that the governors of the church had instigated and directed the fanaticism of a domestic assassin. Above sixteen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Julian, the charge was solemnly and vehemently urged, in a public oration, addressed by Libanius to the emperor Theodosius. His suspicions are unsupported by fact or argument; and we can only esteem the generous zeal of the sophist of Antioch for the cold and neglected ashes of his friend.

    It was an ancient custom in the funerals, as well as in the triumphs, of the Romans, that the voice of praise should be corrected by that of satire and ridicule; and that, in the midst of the splendid pageants, which displayed the glory of the

    living or of the dead, their imperfections should not be concealed from the eyes of the world. This custom was practised in the funeral of Julian. The comedians, who resented his contempt and aversion for the theatre, exhibited, with the applause of a Christian audience, the lively and exaggerat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ults and follies of the deceased emperor. His various character and singular manners afforded an ample scope for pleasantry and ridicule. In the exercise of his uncommon talents, he often descended below the majesty of his rank. Alexander was transformed into Diogenes; the philosopher was degraded into a priest. The purity of his virtue was sullied by excessive vanity; his superstition disturbed the peace, and endangered the safety, of a mighty empire; and his irregular sallies were the less entitled to indulgence, as they appeared to be the laborious efforts of art, or even of affectation. The remains of Julian were interred at Tarsus in Cilicia; but his stately tomb, which arose in that city, on the banks of the cold and limpid Cydnus, was displeasing to the faithful friends, who loved and revered the memory of that extraordinary man. The philosopher expressed a very reasonable wish, that the disciple of Plato might have reposed amidst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while the soldier exclaimed, in bolder accents, that the ashes of Julian should have been mingled with those of Cæsar, in the field of Mars, and among the ancient monuments of Roman virtue. The history of princes does not very frequently renew the examples of a similar competition.

    Chapter XXV:

    Reigns Of Jovian And Valentinian, Division Of The Empire.

    Part I.

    The Government And Death Of Jovian. — Election Of Valentinian, Who Associates His Brother Valens, And Makes The Final Division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Empires. — Revolt Of Procopius. —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Administration. — Germany. — Britain. — Africa. — The East. — The Danube. — Death Of Valentinian. — His Two Sons, Gratian And Valentinian II., Succeed To The Western Empire.

    The death of Julian had left the public affairs of the empire in a very doubtful and dangerous situation. The Roman army was saved by an inglorious, perhaps a necessary treaty; and the first moments of peace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pious Jovian to restore the domestic tranquilit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The indiscretion of his predecessor, instead of reconciling, had artfully fomented the religious war: and the balance which he affected to preserve between the hostile factions, served only to perpetuate the contest, by the vicissitudes of hope and fear, by the rival claims of ancient possession and actual favor. The Christians had forgotten the spirit of the gospel; and the Pagans had imbibed the spirit of the church. In private families, the sentiments of nature were extinguished by the blind fury of zeal and revenge: the majesty of the laws was violated or abused; the cities of the East were stained with blood; and the most implacable enemies of the

    Romans were in the bosom of their country. Jovian was educated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and as he marched from Nisibis to Antioch,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the Labarum of Constantine, which was again displayed at the head of the legions, announced to the people the faith of their new emperor. As soon as he ascended the throne, he transmitted a circular epistle to all the governors of provinces; in which he confessed the divine truth, and secured the legal establishment,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e insidious edicts of Julian were abolished; the ecclesiastical immunities were restored and enlarged; and Jovian condescended to lament, that the distress of the times obliged him to diminish the measure of charitable distributions. The Christians were unanimous in the loud and sincere applause which they bestowed on the pious successor of Julian. But they were still ignorant what creed, or what synod, he would choose for the standard of orthodoxy; and the peace of the church immediately revived those eager disputes which had been suspended during the season of persecution. The episcopal leaders of the contending sects, convinced, from experience, how much their fate would depend on the earliest impressions that were made on the mind of an untutored soldier, hastened to the court of Edessa, or Antioch. The highways of the East were crowded with Homoousian, and Arian, and Semi-Arian, and Eunomian bishops, who struggled to outstrip each other in the holy race: the apartments of the palace resounded with their clamors; and the ears of the prince were assaulted, and perhaps astonished, by the singular mixture of metaphysical argument and passionate invective. The moderation of Jovian, who recommended concord and charity, and referred the disputants to the sentence of a future council, was interpreted as a symptom of indifference: but his attachment to the Nicene creed was at length discovered and declared, by the reverence which he expressed for the celestial virtues of the great Athanasius. The intrepid veteran of the faith, at the age of seventy, had issued from his retreat on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the tyrant’s death.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seated him once more on the archiepiscopal throne; and he wisely accepted, or anticipated, the invitation of Jovian. The

    venerable figure of Athanasius, his calm courage, and insinuating eloquence, sustained the reputation which he had already acquired in the courts of four successive princes. As soon as he had gained the confidence, and secured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 emperor, he returned in triumph to his diocese, and continued, with mature counsels and undiminished vigor, to direct, ten years longer, the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of Alexandria, Egypt,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Before his departure from Antioch, he assured Jovian that his orthodox devotion would be rewarded with a long and peaceful reign. Athanasius, had reason to hope, that he should be allowed either the merit of a successful prediction, or the excuse of a grateful though ineffectual prayer.

    The slightest force, when it is applied to assist and guide the natural descent of its object, operates with irresistible weight; and Jovian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embrace the religious opinions which were supported by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and the zeal and numbers of the most powerful sect. Under his reign, Christianity obtained an easy and lasting victory; and as soon as the smile of royal patronage was withdrawn, the genius of Paganism, which had been fondly raised and cherished by the arts of Julian, sunk irrecoverably in the. In many cities, the temples were shut or deserted: the philosophers who had abused their transient favor, thought it prudent to shave their beards, and disguise their profession; and the Christians rejoiced, that they were now in a condition to forgive, or to revenge, the injuries which they had suffered under the preceding reign.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Pagan world was dispelled by a wise and gracious edict of toleration; in which Jovian explicitly declared, that although he should severely punish the sacrilegious rites of magic, his subjects might exercise, with freedom and safety, the ceremonies of the ancient worship. The memory of this law has been preserved by the orator Themistius, who was deputed by the senate of Constantinople to express their royal devotion for the new emperor. Themistius expatiates on the clemency of the Divine

    Nature, the facility of human error, the rights of conscience,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mind; and, with some eloquence, inculcates the principles of philosophical toleration; whose aid Superstition herself, in the hour of her distress, is not ashamed to implore. He justly observes, that in the recent changes, both religions had been alternately disgraced by the seeming acquisition of worthless proselytes, of those votaries of the reigning purple, who could pass, without a reason, and without a blush, from the church to the temple, and from the altars of Jupiter to the sacred table of the Christians.

    In the space of seven months, the Roman troops, who were now returned to Antioch, had performed a march of fifteen hundred miles; in which they had endured all the hardships of war, of famine, and of climate. Notwithstanding their services, their fatigues, and the approach of winter, the timid and impatient Jovian allowed only, to the men and horses, a respite of six weeks. The emperor could not sustain the indiscreet and malicious raillery of the people of Antioch. He was impatient to possess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prevent the ambition of some competitor, who might occupy the vacant allegiance of Europe. But he soon received the grateful intelligence, that his authority was acknowledged from the Thracian Bosphorus to the Atlantic Ocean. By the first letters which he despatched from the camp of Mesopotamia, he had delegated the military command of Gaul and Illyricum to Malarich, a brave and faithful officer of the nation of the Franks; and to his father-in-law, Count Lucillian, who had formerly distinguished his courage and conduct in the defence of Nisibis. Malarich had declined an office to which he thought himself unequal; and Lucillian was massacred at Rheims, in an accidental mutiny of the Batavian cohorts. But the moderation of Jovinus, master-general of the cavalry, who forgave the intention of his disgrace, soon appeased the tumult, and confirmed the uncertain minds of the soldiers. The oath of fidelity was administered and taken, with loyal acclamations; and the deputies of the Western armies saluted their new sovereign as he descended from Mount Taurus to

    the city of Tyana in Cappadocia. From Tyana he continued his hasty march to Ancyra, capital of the province of Galatia; where Jovian assumed, with his infant son, the name and ensigns of the consulship. Dadastana, an obscure town, almost at an equal distance between Ancyra and Nice, was marked for the fatal term of his journey and life. After indulging himself with a plentiful, perhaps an intemperate, supper, he retired to rest; and the next morning the emperor Jovian was found dead in his bed. The cause of this sudden death was variously understood. By some it was ascribed to the consequences of an indigestion, occasioned either by the quantity of the wine, or the quality of the mushrooms, which he had swallowed in the evening. According to others, he was suffocated in his sleep by the vapor of charcoal, which extracted from the walls of the apartment the unwholesome moisture of the fresh plaster. But the want of a regular inquiry into the death of a prince, whose reign and person were soon forgotten,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only circumstance which countenanced the malicious whispers of poison and domestic guilt. The body of Jovian was sent to Constantinople, to be interred with his predecessors, and the sad procession was met on the road by his wife Charito, the daughter of Count Lucillian; who still wept the recent death of her father, and was hastening to dry her tears in the embraces of an Imperial husband. Her disappointment and grief were imbittered by the anxiety of maternal tenderness. Six weeks before the death of Jovian, his infant son had been placed in the curule chair, adorned with the title of Nobilissimus, and the vain ensigns of the consulship. Unconscious of his fortune, the royal youth, who, from his grandfather, assumed the name of Varronian, was reminded only by the jealousy of the government, that he was the son of an emperor. Sixteen years afterwards he was still alive, but he had already been deprived of an eye; and his afflicted mother expected every hour, that the innocent victim would be torn from her arms, to appease, with his blood, the suspicions of the reigning prince.

    After the death of Jovian, the throne of the Roman world

    remained ten days, without a master. Th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still continued to meet in council; to exercise their respective functions; to maintain the public order; and peaceably to conduct the army to the city of Nice in Bithynia, which was chosen for the place of the election. In a solemn assembly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of the empire, the diadem was again unanimously offered to the præfect Sallust. He enjoyed the glory of a second refusal: and when the virtues of the father were alleged in favor of his son, the præfect, with the firmness of a disinterested patriot, declared to the electors, that the feeble age of the one, and the unexperienced youth of the other, were equally incapable of the laborious duties of government. Several candidates were proposed; and, after weighing the objections of character or situation, they were successively rejected; but, as soon as the name of Valentinian was pronounced, the merit of that officer united the suffrages of the whole assembly, and obtained the sincere approbation of Sallust himself. Valentinian was the son of Count Gratian, a native of Cibalis, in Pannonia, who from an obscure condition had raised himself, by matchless strength and dexterity, to the military commands of Africa and Britain; from which he retired with an ample fortune and suspicious integrity. The rank and services of Gratian contributed, however, to smooth the first steps of the promotion of his son; and afforded him an early opportunity of displaying those solid and useful qualifications, which raised his character above the ordinary level of his fellow-soldiers. The person of Valentinian was tall, graceful, and majestic. His manly countenance, deeply marked with the impression of sense and spirit, inspired his friends with awe, and his enemies with fear; and to second the efforts of his undaunted courage, the son of Gratian had inherited the advantages of a strong and healthy constitution. By the habits of chastity and temperance, which restrain the appetites and invigorate the faculties, Valentinian preserved his own and the public esteem. The avocations of a military life had diverted his youth from the elegant pursuits of literature; * he was ignorant of the Greek language, and the arts of rhetoric; but as the mind of the orator was never disconcerted by timid perplexity, he was able, as often as the occasion

    prompted him, to deliver his decided sentiments with bold and ready elocution. The laws of martial discipline were the only laws that he had studied; and he was soon distinguished by the laborious diligence, and inflexible severity, with which he discharged and enforced the duties of the camp. In the time of Julian he provoked the danger of disgrace, by the contempt which he publicly expressed for the reigning religion; and it should seem, from his subsequent conduct, that the indiscreet and unseasonable freedom of Valentinian was the effect of military spirit, rather than of Christian zeal. He was pardoned, however, and still employed by a prince who esteemed his merit; and in the various events of the Persian war, he improved the reputation which he had already acquired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The celerity and success with which he executed an important commission,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avor of Jovian; and to the honorable command of the second school, or company, of Targetiers, of the domestic guards. In the march from Antioch, he had reached his quarters at Ancyra, when he was unexpectedly summoned, without guilt and without intrigue, to assume, in the forty-third year of his age, the absolute government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invitation of th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at Nice was of little moment, unless it were confirmed by the voice of the army. The aged Sallust, who had long observed the irregular fluctuations of popular assemblies, proposed, under pain of death, that none of those persons, whose rank in the service might excite a party in their favor, should appear in public on the day of the inauguration. Yet such was the prevalence of ancient superstition, that a whole day was voluntarily added to this dangerous interval, because it happened to be the intercalation of the Bissextile. At length, when the hour was supposed to be propitious, Valentinian showed himself from a lofty tribunal; the judicious choice was applauded; and the new prince was solemnly invested with the diadem and the purple, amidst the acclamation of the troops, who were disposed in martial order round the tribunal. But when he stretched forth his hand to address the armed multitude, a

    busy whisper was accidentally started in the ranks, and insensibly swelled into a loud and imperious clamor, that he should name, without delay, a colleague in the empire. The intrepid calmness of Valentinian obtained silence, and commanded respect; and he thus addressed the assembly: “A few minutes since it was in your power, fellow-soldiers, to have left me in the obscurity of a private station. Judging, from the testimony of my past life, that I deserved to reign, you have placed me on the throne. It is now my duty to consult the safety and interest of the republic. The weight of the universe is undoubtedly too great for the hands of a feeble mortal. I am conscious of the limits of my abilitie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my life; and far from declining, I am anxious to solicit, the assistance of a worthy colleague. But, where discord may be fatal, the choice of a faithful friend requires mature and serious deliberation. That deliberation shall be my care. Let your conduct be dutiful and consistent. Retire to your quarters; refresh your minds and bodies; and expect the accustomed donative on the accession of a new emperor.” The astonished troops, with a mixture of pride, of satisfaction, and of terror, confessed the voice of their master. Their angry clamors subsided into silent reverence; and Valentinian, encompassed with the eagles of the legions, and the various banners of the cavalry and infantry, was conducted, in warlike pomp, to the palace of Nice. As he was sensible, however, of the importance of preventing some rash declaration of the soldiers, he consulted the assembly of the chiefs; and their real sentiments were concisely expressed by the generous freedom of Dagalaiphus. “Most excellent prince,” said that officer, “if you consider only your family, you have a brother; if you love the republic, look round for the most deserving of the Romans.” The emperor, who suppressed his displeasure, without altering his intention, slowly proceeded from Nice to Nicomedia and Constantinople. In one of the suburbs of that capital, thirty days after his own elevation, he bestowed the title of Augustus on his brother Valens; * and as the boldest patriots were convinced, that their opposition, without being serviceable to their country, would be fatal to themselves, the declaration of his absolute will was received with silent

    submission. Valens was now in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his age; but his abilities had never been exercised in any employment, military or civil; and his character had not inspired the world with any sanguine expectations. He possessed, however, one quality, which recommended him to Valentinian, and preserved the domestic peace of the empire; devout and grateful attachment to his benefactor, whose superiority of genius, as well as of authority, Valens humbly and cheerfully acknowledged in every action of his life.

    Chapter XXV: Reigns Of Jovian And Valentinian, Division Of The Empire. —

    Part II.

    Before Valentinian divided the provinces, he reformed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All ranks of subjects, who had been injured or oppressed under the reign of Julian, were invited to support their public accusations. The silence of mankind attested the spotless integrity of the præfect Sallust; and his own pressing solicitations, that he might be permitted to retire from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were rejected by Valentinian with the most honorable expressions of friendship and esteem. But among the favorites of the late emperor, there were many who had abused his credulity or superstition; and who could no longer hope to be protected either by favor or justice.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inisters of the palace, and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were removed from their respective stations; yet the eminent merit of some officers w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bnoxious crowd;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opposite clamors of zeal and resentment, the whole proceedings of this delicate inquiry appear to have been conducted with a reasonable share of wisdom and moderation. The festivity of a new reign received a short and suspicious interruption from the sudden illness of the two princes; but as soon as their health was restored, they left Constantinopl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In the castle, or palace, of Mediana, only three miles from Naissus, they executed the

    solemn and final division of the Roman empire. Valentinian bestowed on his brother the rich præfecture of the East, from the Lower Danube to the confines of Persia; whilst he reserved for his immediate government the warlike * præfectures of Illyricum, Italy, and Gaul, from the extremity of Greece to the Caledonian rampart, and from the rampart of Caledonia to the foot of Mount Atlas.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remained on its former basis; but a double supply of generals and magistrates was required for two councils, and two courts: the division was made with a just regard to their peculiar merit and situation, and seven master-generals were soon created, either of the cavalry or infantry. When this important business had been amicably transacted, Valentinian and Valens embraced for the last time.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established his temporary residence at Milan;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to assume the dominion of fifty provinces, of whose language he was totally ignorant.

    The tranquility of the East was soon disturbed by rebellion; and the throne of Valens was threatened by the daring attempts of a rival whose affinity to the emperor Julian was his sole merit, and had been his only crime. Procopius had been hastily promoted from the obscure station of a tribune, and a notary, to the joint command of the army of Mesopotamia; the public opinion already named him as the successor of a prince who was destitute of natural heirs; and a vain rumor was propagated by his friends, or his enemies, that Julian, before the altar of the Moon at Carrhæ, had privately invested Procopius with the Imperial purple. He endeavored, by his dutiful and submissive behavior, to disarm the jealousy of Jovian; resigned, without a contest, his military command; and retired, with his wife and family, to cultivate the ample patrimony which he possessed in the province of Cappadocia. These useful and innocent occupations were interrup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an officer with a band of soldiers, who, in the name of his new sovereigns, Valentinian and Valens, was despatched to conduct the unfortunate Procopius either to a

    perpetual prison or an ignominious death. His presence of mind procured him a longer respite, and a more splendid fate. Without presuming to dispute the royal mandate, he requested the indulgence of a few moments to embrace his weeping family; and while the vigilance of his guards was relaxed by a plentiful entertainment, he dexterously escaped to the sea-coast of the Euxine, from whence he passed over to the country of Bosphorus. In that sequestered region he remained many months, exposed to the hardships of exile, of solitude, and of want; his melancholy temper brooding over his misfortunes, and his mind agitated by the just apprehension, that, if any accident should discover his name, the faithless Barbarians would violate, without much scruple, the laws of hospitality. In a moment of impatience and despair, Procopius embarked in a merchant vessel, which made sail for Constantinople; and boldly aspired to the rank of a sovereign, because he was not allowed to enjoy the security of a subject. At first he lurked in the villages of Bithynia, continually changing his habitation and his disguise. By degrees he ventured into the capital, trusted his life and fortune to the fidelity of two friends, a senator and a eunuch, and conceived some hopes of success, from the intelligence which he obtained of the actual state of public affairs. The body of the people was infected with a spirit of discontent: they regretted the justice and the abilities of Sallust, who had been imprudently dismissed from the præfecture of the East. They despised the character of Valens, which was rude without vigor, and feeble without mildness. They dreaded the influence of his father-in-law, the patrician Petronius, a cruel and rapacious minister, who rigorously exacted all the arrears of tribute that might remain unpaid since the reign of the emperor Aurelian. The circumstances were propitious to the designs of a usurper. The hostile measures of the Persians required the presence of Valens in Syria: from the Danube to the Euphrates the troops were in motion; and the capital was occasionally filled with the soldiers who passed or repassed the Thracian Bosphorus. Two cohorts of Gaul were persuaded to listen to the secret proposals of the conspirators; which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promise of a liberal donative; and,

    as they still revered the memory of Julian, they easily consented to support the hereditary claim of his proscribed kinsman. At the dawn of day they were drawn up near the baths of Anastasia; and Procopius, clothed in a purple garment, more suitable to a player than to a monarch, appeared, as if he rose from the dead, in the mid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soldiers, who were prepared for his reception, saluted their trembling prince with shouts of joy and vows of fidelity. Their numbers were soon increased by a band of sturdy peasants, collected from the adjacent country; and Procopius, shielded by the arms of his adherents, was successively conducted to the tribunal, the senate, and the palace. During the first moments of his tumultuous reign, he was astonished and terrified by the gloomy silence of the people; who were either ignorant of the cause, or apprehensive of the event. But his military strength was superior to any actual resistance: the malecontents flocked to the standard of rebellion; the poor were excited by the hopes, and the rich were intimidated by the fear, of a general pillage; and the obstinate credulity of the multitude was once more deceived by the promised advantages of a revolution. The magistrates were seized; the prisons and arsenals broke open; the gates, and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r, were diligently occupied; and, in a few hours, Procopius became the absolute, though precarious, master of the Imperial city. * The usurper improved this unexpected success with some degree of courage and dexterity. He artfully propagated the rumors and opinions the most favorable to his interest; while he deluded the populace by giving audience to the frequent, but imaginary, ambassadors of distant nations. The large bodies of troops stationed in the cities of Thrace and the fortresses of the Lower Danube, were gradually involved in the guilt of rebellion: and the Gothic princes consented to supply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formidable strength of several thousand auxiliaries. His generals passed the Bosphorus, and subdued, without an effort, the unarmed, but wealthy provinces of Bithynia and Asia. After an honorable defence, the city and island of Cyzicus yielded to his power; the renowned legions of the Jovians and Herculians embraced the

    cause of the usurper, whom they were ordered to crush; and, as the veterans were continually augmented with new levies, he soon appeared at the head of an army, whose valor, as well as numbers, were not unequal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contest. The son of Hormisdas, a youth of spirit and ability, condescended to draw his sword against the lawful emperor of the East; and the Persian prince was immediately invested with the ancient and extraordinary powers of a Roman Proconsul. The alliance of Faustina, the widow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who intrusted herself and her daughter to the hands of the usurper, added dignity and reputation to his cause. The princess Constantia, who was then about five years of age, accompanied, in a litter, the march of the army. She was shown to the multitude in the arms of her adopted father; and, as often as she passed through the ranks, the tenderness of the soldiers was inflamed into martial fury: they recollected the glories of the house of Constantine, and they declared, with loyal acclamation, that they would shed the last drop of their blood in the defence of the royal infant.

    In the mean while Valentinian was alarmed and perplexed by the doubtful intelligence of the revolt of the East. * The difficulties of a German was forced him to confine his immediate care to the safety of his own dominions; and, as every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was stopped or corrupted, he listened, with doubtful anxiety, to the rumors which were industriously spread, that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Valens had left Procopius sole master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Valens was not dead: but on the news of the rebellion, which he received at Cæsarea, he basely despaired of his life and fortune; propos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usurper, and discovered his secret inclination to abdicate the Imperial purple. The timid monarch was saved from disgrace and ruin by the firmness of his ministers, and their abilities soon decided in his favor the event of the civil war. In a season of tranquillity, Sallust had resigned without a murmur; but as soon as the public safety was attacked, he ambitiously solicited the preeminence of toil and dange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at virtuous minister to the præfecture of the East, was the first step which indicated the repentance of Valens, and satisfied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The reign of Procopius was apparently supported by powerful armies and obedient provinces. But many of the principal officers, military as well as civil, had been urged, either by motives of duty or interest, to withdraw themselves from the guilty scene; or to watch the moment of betraying, and deserting, the cause of the usurper. Lupicinus advanced by hasty marches, to bring the legions of Syria to the aid of Valens. Arintheus, who, in strength, beauty, and valor, excelled all the heroes of the age, attacked with a small troop a superior body of the rebels. When he beheld the faces of the soldiers who had served under his banner, he commanded them, with a loud voice, to seize and deliver up their pretended leader; and such was the ascendant of his genius, that this extraordinary order was instantly obeyed. Arbetio, a respectable veteran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who had been distinguished by the honors of the consulship, was persuaded to leave his retirement, and once more to conduct an army into the field. In the heat of action, calmly taking off his helmet, he showed his gray hairs and venerable countenance: saluted the soldiers of Procopius by the endearing names of children and companions, and exhorted them no longer to support the desperate cause of a contemptible tyrant; but to follow their old commander, who had so often led them to honor and victory. In the two engagements of Thyatira and Nacolia, the unfortunate Procopius was deserted by his troops, who were seduced by the instructions and example of their perfidious officers. After wandering some time among the woods and mountains of Phrygia, he was betrayed by his desponding followers, conducted to the Imperial camp, and immediately beheaded. He suffered the ordinary fate of an unsuccessful usurper; but the acts of cruelty which were exercised by the conqueror, under the forms of legal justice, excited the pity and indignation of mankind.

    Such indeed are the common and natural fruits of despotism

    and rebellion. But the inquisition into the crime of magic, which, under the reign of the two brothers, was so rigorously prosecuted both at Rome and Antioch, was interpreted as the fatal symptom, either of the displeasure of Heaven, or of the depravity of mankind. Let us not hesitate to indulge a liberal pride, that, in the present age, the enlightened part of Europe has abolished a cruel and odious prejudice, which reigned in every climate of the globe, and adhered to every system of religious opinions. The nations, and the sects, of the Roman world, admitted with equal credulity, and similar abhorrence, the reality of that infernal art, which was able to control the eternal order of the planets, and the voluntary operations of the human mind. They dreaded the mysterious power of spells and incantations, of potent herbs, and execrable rites; which could extinguish or recall life, inflame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 blast the works of creation, and extort from the reluctant dæmons the secrets of futurity. They believed, with the wildest inconsistency, that this preternatural dominion of the air, of earth, and of hell, was exercised, from the vilest motives of malice or gain, by some wrinkled hags and itinerant sorcerers, who passed their obscure lives in penury and contempt. The arts of magic were equally condemned by the public opinion, and by the laws of Rome; but as they tended to gratify the most imperious passions of the heart of man, they were continually proscribed, and continually practised. An imaginary cause as capable of producing the most serious and mischievous effects. The dark predictions of the death of an emperor, or the success of a conspiracy, were calculated only to stimulate the hopes of ambition, and to dissolve the ties of fidelity; and the intentional guilt of magic was aggravated by the actual crimes of treason and sacrilege. Such vain terrors disturbed the peace of society, and the happines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harmless flame which insensibly melted a waxen image, might derive a powerful and pernicious energy from the affrighted fancy of the person whom it was maliciously designed to represent. From the infusion of those herbs, which were supposed to possess a supernatural influence, it was an easy step to the use of more substantial poison; and the folly of mankind sometimes became the

    instrument, and the mask, of the most atrocious crimes. As soon as the zeal of informers was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ers of Valens and Valentinian, they could not refuse to listen to another charge, too frequently mingled in the scenes of domestic guilt; a charge of a softer and less malignant nature, for which the pious, though excessive, rigor of Constantine had recently decreed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This deadly and incoherent mixture of treason and magic, of poison and adultery, afforded infinite gradations of guilt and innocence, of excuse and aggravation, which in these proceedings appear to have been confounded by the angry or corrupt passions of the judges. They easily discovered that the degree of their industry and discernment was estima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executions that were furnished from the respective tribunals. It was not without extreme reluctance that they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acquittal; but they eagerly admitted such evidence as was stained with perjury, or procured by torture, to prove the most improbable charges against the most respectable characters. The progress of the inquiry continually opened new subjects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the audacious informer, whose falsehood was detected, retired with impunity; but the wretched victim, who discovered his real or pretended accomplices, were seldom permitted to receive the price of his infamy. From the extremity of Italy and Asia, the young, and the aged, were dragged in chains to the tribunals of Rome and Antioch. Senators, matrons, and philosophers, expired in ignominious and cruel tortures. The soldiers, who were appointed to guard the prisons, declared, with a murmur of pity and indignation, that their numbers were insufficient to oppose the flight, or resistance, of the multitude of captives. The wealthiest families were ruined by fines and confiscations; the most innocent citizens trembled for their safety; and we may form some notion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evil, from the extravagant assertion of an ancient writer, that, in the obnoxious provinces, the prisoners, the exiles, and the fugitives, form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inhabitants.

    When Tacitus describes the deaths of the innocent and illustrious Romans, who were sacrificed to the cruelty of the first Cæsars, the art of the historian, or the merit of the sufferers, excites in our breast the most lively sensations of terror, of admiration, and of pity. The coarse and undistinguishing pencil of Ammianus has delineated his bloody figures with tedious and disgusting accuracy. But as our attention is no longer engaged by the contrast of freedom and servitude, of recent greatness and of actual misery, we should turn with horror from the frequent executions, which disgraced, both at Rome and Antioch, the reign of the two brothers. Valens was of a timid, and Valentinian of a choleric, disposition. An anxious regard to his personal safety was the ruling principle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Valens. In the condition of a subject, he had kissed, with trembling awe, the hand of the oppressor; and when he ascended the throne, he reasonably expected, that the same fears, which had subdued his own mind, would secure the patient submission of his people. The favorites of Valens obtained, by the privilege of rapine and confiscation, the wealth which his economy would have refused. They urged, with persuasive eloquence, that, in all cases of treason, suspicion is equivalent to proof; that the power supposes the intention, of mischief; that the intention is not less criminal than the act; and that a subject no longer deserves to live, if his life may threaten the safety, or disturb the repose, of his sovereign. The judgment of Valentinian was sometimes deceived, and his confidence abused; but he would have silenced the informers with a contemptuous smile, had they presumed to alarm his fortitude by the sound of danger. They praised his inflexible love of justice; and,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 the emperor was easily tempted to consider clemency as a weakness, and passion as a virtue. As long as he wrestled with his equals, in the bold competition of an active and ambitious life, Valentinian was seldom injured, and never insulted, with impunity: if his prudence was arraigned, his spirit was applauded; and the proudest and most powerful generals were apprehensive of provoking the resentment of a fearless soldier. After he became master of the world, he

    unfortunately forgot, that where no resistance can be made, no courage can be exerted; and instead of consulting the dictates of reason and magnanimity, he indulged the furious emotions of his temper, at a time when they were disgraceful to himself, and fatal to the defenceless objects of his displeasure. In the government of his household, or of his empire, slight, or even imaginary, offences — a hasty word, a casual omission, an involuntary delay — were chastised by a sentence of immediate death. The expressions which issued the most readily from the mouth of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were, “Strike off his head;” “Burn him alive;” “Let him be beaten with clubs till he expires;” and his most favored ministers soon understood, that, by a rash attempt to dispute, or suspend, the execution of his sanguinary commands, they might involve themselves in the guilt and punishment of disobedience. The repeated gratification of this savage justice hardened the mind of Valentinian against pity and remorse; and the sallies of passion were confirmed by the habits of cruelty. He could behold with calm satisfaction the convulsive agonies of torture and death; he reserved his friendship for those faithful servants whose temper was the most congenial to his own. The merit of Maximin, who had slaughtered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Rome, was rewarded with the royal approbation, and the præfecture of Gaul. Two fierce and enormous bears, distinguished by the appellations of Innocence, and Mica Aurea, could alone deserve to share the favor of Maximin. The cages of those trusty guards were always placed near the bed-chamber of Valentinian, who frequently amused his eyes with the grateful spectacle of seeing them tear and devour the bleeding limbs of the malefactors who were abandoned to their rage. Their diet and exercises were carefully inspected by the Roman emperor; and when Innocence had earned her discharge, by a long course of meritorious service, the faithful animal was again restored to the freedom of her native woods.

    Chapter XXV: Reigns Of Jovian And Valentinian, Division Of The Empire. —

    Part III.

    But in the calmer moments of reflection, when the mind of Valens was not agitated by fear, or that of Valentinian by rage, the tyrant resumed the sentiments, or at least the conduct, of the father of his country. The dispassionate judgment of the Western emperor could clearly perceive, and accurately pursue, his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sovereign of the East, who imitated with equal docility the various examples which he received from his elder brother, was sometimes guided by the wisdom and virtue of the præfect Sallust. Both princes invariably retained, in the purple, the chaste and temperate simplicity which had adorned their private life; and, under their reign, the pleasures of the court never cost the people a blush or a sigh. They gradually reformed many of the abuses of the times of Constantius; judiciously adopted and improved the designs of Julian and his successor; and displayed a style and spirit of legislation which might inspire posterity with the most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ir character and government. It is not from the master of Innocence, that we should expect the tender regard for the welfare of his subjects, which prompted Valentinian to condemn the exposition of new-born infants; and to establish fourteen skilful physicians, with stipends and privileges, in the fourteen quarters of Rome. The good sense of an illiterate soldier founded a useful and liberal institution for the education of youth, and the support of declining science. It was his intention, that the arts of rhetoric and grammar should be taught in the Greek and Latin languages, in the metropolis of every province; and as the size and dignity of the school was usually proportioned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city, the academie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claimed a just and singular preeminence. The fragments of the literary edicts of Valentinian imperfectly represent the school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was gradually improved by subsequent regulations. That school consisted of thirty-one professors in different branches of learning. One philosopher, and two lawyers; five sophists, and ten grammarians for the Greek, and

    three orators, and ten grammarians for the Latin tongue; besides seven scribes, or, as they were then styled, antiquarians, whose laborious pens supplied the public library with fair and correct copies of the classic writers. The rule of conduct, which was prescribed to the students, is the more curious, as it affords the first outlines of the form and discipline of a modern university. It was required, that they should bring proper certificates from the magistrates of their native province. Their names, professions, and places of abode, were regularly entered in a public register. The studious youth were severely prohibited from wasting their time in feasts, or in the theatre; and the term of their education was limited to the age of twenty. The præfect of the city was empowered to chastise the idle and refractory by stripes or expulsion; and he was directed to make an annual report to the master of the offices, that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of the scholars might be usefully applied to the public service. The institutions of Valentinian contributed to secure the benefits of peace and plenty; and the cities were guard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efensors; freely elected as the tribunes and advocates of the people, to support their rights, and to expose their grievances, before the tribunals of the civil magistrates, or even at the foot of the Imperial throne. The finances were diligently administered by two princes, who had been so long accustomed to the rigid economy of a private fortune; but in the receip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evenue, a discerning eye might observe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East and of the West. Valens was persuaded, that royal liberality can be supplied only by public oppression, and his ambition never aspired to secure, by their actual distress, the future strength and prosperity of his people. Instead of increasing the weight of taxes, which, in the space of forty years, had been gradually doubled, he reduced, in the first years of his reign, one fourth of the tribute of the East. Valentinian appears to have been less attentive and less anxious to relieve the burdens of his people. He might reform the abuses of the fiscal administration; but he exacted, without scruple, a very large share of the private property; as he was convinced, that the revenues, which supported the

    luxury of individuals, would be much more advantageously employed for the defence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tate. The subjects of the East, who enjoyed the present benefit, applauded the indulgence of their prince. The solid but less splendid, merit of Valentinian was felt and acknowledged by the subsequent generation.

    But the most honorable circumstance of the character of Valentinian, is the firm and temperate impartiality which he uniformly preserved in an age of religious contention. His strong sense, unenlightened, but uncorrupted, by study, declined, with respectful indifference, the subtle questions of theological debate. The government of the Earth claimed his vigilance, and satisfied his ambition; and while he remembered that he was the disciple of the church, he never forgot that he was the sovereign of the clergy. Under the reign of an apostate, he had signalized his zeal for the honor of Christianity: he allowed to his subjects the privilege which he had assumed for himself; and they might accept, with gratitude and confidence, the general toleration which was granted by a prince addicted to passion, but incapable of fear or of disguise. The Pagans, the Jews, and all the various sects which acknowledged the divine authority of Christ, were protected by the laws from arbitrary power or popular insult; nor was any mode of worship prohibited by Valentinian, except those secret and criminal practices, which abused the name of religion for the dark purposes of vice and disorder. The art of magic, as it was more cruelly punished, was more strictly proscribed: but the emperor admitted a formal distinction to protect the ancient methods of divination, which were approved by the senate, and exercised by the Tuscan haruspices. He had condemne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most rational Pagans, the license of nocturnal sacrifices; but he immediately admitted the petition of Prætextatus, proconsul of Achaia, who represented, that the life of the Greeks would become dreary and comfortless, if they were deprived of the invaluable blessing of the Eleusinian mysteries. Philosophy alone can boast, (and perhaps it is no more than the boast of

    philosophy,) that her gentle hand is able to eradicate from the human mind the latent and deadly principle of fanaticism. But this truce of twelve years, which was enforced by the wise and vigorous government of Valentinian, by suspending the repetition of mutual injuries, contributed to soften the manners, and abate the prejudices, of the religious factions.

    The friend of toleration was unfortunately placed at a distance from the scene of the fiercest controversies. As soon as the Christians of the West had extric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snares of the creed of Rimini, they happily relapsed into the slumber of orthodoxy; and the small remains of the Arian party, that still subsisted at Sirmium or Milan, might be considered rather as objects of contempt than of resentment. But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from the Euxine to the extremity of Thebais, the strength and numbers of the hostile factions were more equally balanced; and this equality, instead of recommending the counsels of peace, served only to perpetuate the horrors of religious war. The monks and bishops supported their arguments by invectives; and their invectives were sometimes followed by blows. Athanasius still reigned at Alexandria; the thron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Antioch were occupied by Arian prelates, and every episcopal vacancy was the occasion of a popular tumult. The Homoousians were fortified by the reconciliation of fifty-nine Macedonian, or Semi-Arian, bishops; but their secret reluctance to embrace the divinity of the Holy Ghost, clouded the splendor of the triumph; and the declaration of Valens, who, in the first years of his reign, had imitated the impartial conduct of his brother, was an important victory on the side of Arianism. The two brothers had passed their private life in the condition of catechumens; but the piety of Valens prompted him to solicit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before he exposed his person to the dangers of a Gothic war. He naturally addressed himself to Eudoxus, * bishop of the Imperial city; and if the ignorant monarch was instructed by that Arian pastor in the principles of heterodox theology, his misfortune, rather than his guilt, wa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his erroneous

    choice. Whatever had bee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emperor, he must have offended a numerous party of his Christian subjects; as the leaders both of the Homoousians and of the Arians believed, that, if they were not suffered to reign, they were most cruelly injured and oppressed. After he had taken this decisive step, it was extremely difficult for him to preserve either the virtue, or the reputation of impartiality. He never aspired, like Constantius, to the fame of a profound theologian; but as he had received with simplicity and respect the tenets of Eudoxus, Valens resigned his conscience to the direction of his ecclesiastical guides, and promoted, by the influence of his authority, the reunion of the Athanasian heretics to the bod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t first, he pitied their blindness; by degrees he was provoked at their obstinacy; and he insensibly hated those sectaries to whom he was an object of hatred. The feeble mind of Valens was always swayed by the persons with whom he familiarly conversed; and the exile or imprisonment of a private citizen are the favors the most readily granted in a despotic court. Such punishments were frequently inflicted on the leaders of the Homoousian party; and the misfortune of fourscore ecclesiastics of Constantinople, who, perhaps accidentally, were burned on shipboard, was imputed to the cruel and premeditated malic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Arian ministers. In every contest, the Catholics (if we may anticipate that name) were obliged to pay the penalty of their own faults, and of those of their adversaries. In every election, the claims of the Arian candidate obtained the preference; and if they were oppos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he was usually suppor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or even by the terrors of a military force. The enemies of Athanasius attempted to disturb the last years of his venerable age; and his temporary retreat to his father’s sepulchre has been celebrated as a fifth exile. But the zeal of a great people, who instantly flew to arms, intimidated the præfect: and the archbishop was permitted to end his life in peace and in glory, after a reign of forty-seven years. The death of Athanasius was the signal of the persecution of Egypt; and the Pagan minister of Valens, who forcibly seated the worthless Lucius on the archiepiscopal

    throne, purchased the favor of the reigning party, by the blood and sufferings of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The free toleration of the heathen and Jewish worship was bitterly lamented, as a circumstance which aggravated the misery of the Catholics, and the guilt of the impious tyrant of the East.

    The triumph of the orthodox party has left a deep stain of persecution on the memory of Valens; and the character of a prince who derived his virtues, as well as his vices, from a feeble understanding and a pusillanimous temper, scarcely deserves the labor of an apology. Yet candor may discover some reasons to suspect that the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of Valens often exceeded the orders, or even the intentions, of their master; and that the real measure of facts has been very liberally magnified by the vehement declamation and easy credulity of his antagonists. 1. The silence of Valentinian may suggest a probable argument that the partial severities, which were exercised in the name and provinces of his colleague, amounted only to some obscure and inconsiderable deviations from the established system of religious toleration: and the judicious historian, who has praised the equal temper of the elder brother, has not thought himself obliged to contrast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West with the cruel persecution of the East. 2. Whatever credit may be allowed to vague and distant reports, the character, or at least the behavior, of Valens, may be most distinctly seen in his personal transactions with the eloquent Basil, archbishop of Cæsarea, who had succeeded Athanasiu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Trinitarian cause. The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has been composed by the friends and admirers of Basil; and as soon as we have stripped away a thick coat of rhetoric and miracle, we shall be astonished by the unexpected mildness of the Arian tyrant, who admired the firmness of his character, or was apprehensive, if he employed violence, of a general revolt in the province of Cappadocia. The archbishop, who asserted, with inflexible pride, the truth of his opinions, and the dignity of his rank, was left in the free possession of his conscience and his throne. The emperor devoutly assisted at the solemn service of the cathedral; and,

    instead of a sentence of banishment, subscribed the donation of a valuable estate for the use of a hospital, which Basil had lately found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æsarea. 3. I am not able to discover, that any law (such as Theodosius afterwards enacted against the Arians) was published by Valens against the Athanasian sectaries; and the edict which excited the most violent clamors, may not appear so extremely reprehensible. The emperor had observed, that several of his subjects, gratifying their lazy disposition under the pretence of religion, had associated themselves with the monks of Egypt; and he directed the count of the East to drag them from their solitude; and to compel these deserters of society to accept the fair alternative of renouncing their temporal possessions, or of discharging the public duties of men and citizens. The ministers of Valens seem to have extended the sense of this penal statute, since they claimed a right of enlisting the young and able-bodied monks in the Imperial armies. A detachment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consisting of three thousand men, marched from Alexandria into the adjacent desert of Nitria, which was peopled by five thousand monks. The soldiers were conducted by Arian priests; and it is reported, that a considerable slaughter was made in the monasteries which disobeyed the commands of their sovereign.

    The strict regulations which have been framed by the wisdom of modern legislators to restrain the wealth and avarice of the clergy, may be originally deduced from the example of the emperor Valentinian. His edict, addressed to Damasus, bishop of Rome, was publicly read in the churches of the city. He admonished the ecclesiastics and monks not to frequent the houses of widows and virgins; and menaced their disobedience with the animadversion of the civil judge. The director was no longer permitted to receive any gift, or legacy, or inheritance, from the liberality of his spiritual-daughter: every testament contrary to this edict was declared null and void; and the illegal donation was confiscated for the use of the treasury. By a subsequent regulation,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same provisions were extended to nuns and bishops; and that all

    persons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der were rendered incapable of receiving any testamentary gifts, and strictly confined to the natural and legal rights of inheritance. As the guardian of domestic happiness and virtue, Valentinian applied this severe remedy to the growing evil. In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 females of noble and opulent houses possessed a very ample share of independent property: and many of those devout females had embraced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not only with the cold assent of the understanding, but with the warmth of affection, and perhaps with the eagerness of fashion. They sacrificed the pleasures of dress and luxury; and renounced, for the praise of chastity, the soft endearments of conjugal society. Some ecclesiastic, of real or apparent sanctity, was chosen to direct their timorous conscience, and to amuse the vacant tenderness of their heart: and the unbounded confidence, which they hastily bestowed, was often abused by knaves and enthusiasts; who hastened from the extremities of the East, to enjoy, on a splendid theatre, the privileges of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By their contempt of the world, they insensibly acquired its most desirable advantages; the lively attachment, perhaps of a young and beautiful woman, the delicate plenty of an opulent household, and the respectful homage of the slaves, the freedmen, and the clients of a senatorial family. The immense fortunes of the Roman ladies were gradually consumed in lavish alms and expensive pilgrimages; and the artful monk, who had assigned himself the first, or possibly the sole place, in the testament of his spiritual daughter, still presumed to declare, with the smooth face of hypocrisy, that he was only the instrument of charity, and the steward of the poor. The lucrative, but disgraceful, trade, which was exercised by the clergy to defraud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natural heirs, had provoked the indignation of a superstitious age: and two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the Latin fathers very honestly confess, that the ignominious edict of Valentinian was just and necessary; and that the Christian priests had deserved to lose a privilege, which was still enjoyed by comedians, charioteers, and the ministers of idols. But the wisdom and authority of the legislator are seldom victorious in a contest with the vigilant

    dexterity of private interest; and Jerom, or Ambrose, might patiently acquiesce in the justice of an ineffectual or salutary law. If the ecclesiastics were checked in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emolument, they would exert a more laudable industry to increase the wealth of the church; and dignify their covetousness with the specious names of piety and patriotism.

    Damasus, bishop of Rome, who was constrained to stigmatize the avarice of his clergy by the publication of the law of Valentinian, had the good sense, or the good fortune, to engage in his service the zeal and abilities of the learned Jerom; and the grateful saint has celebrated the merit and purity of a very ambiguous character. But the splendid vices of the church of Rome, under the reign of Valentinian and Damasus, have been curiously observed by the historian Ammianus, who delivers his impartial sense in these expressive words: “The præfecture of Juventius was accompanied with peace and plenty, but the tranquillity of his government was soon disturbed by a bloody sedition of the distracted people. The ardor of Damasus and Ursinus, to seize the episcopal seat, surpassed the ordinary measure of human ambition. They contended with the rage of party; the quarrel was maintained by the wounds and death of their followers; and the præfect, unable to resist or appease the tumult, was constrained, by superior violence, to retire into the suburbs. Damasus prevailed: the well-disputed victory remained on the side of his faction; one hundred and thirty-seven dead bodies were found in the Basilica of Sicininus, where the Christians hold their religious assemblies; and it was long before the angry minds of the people resumed their accustomed tranquillity. When I consider the splendor of the capital, I am not astonished that so valuable a prize should inflame the desires of ambitious men, and produce the fiercest and most obstinate contests.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secure, that he will be enriched by the offerings of matrons; that, as soon as his dress is composed with becoming care and elegance, he may proceed, in his chariot, through the streets of Rome; and that the sumptuousness of the Imperial table will not equal

    the profuse and delicate entertainments provided by the taste,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Roman pontiffs. How much more rationally (continues the honest Pagan) would those pontiffs consult their true happiness, if, instead of alleging the greatness of the city as an excuse for their manners, they would imitate the exemplary life of some provincial bishops, whose temperance and sobriety, whose mean apparel and downcast looks, recommend their pure and modest virtue to the Deity and his true worshippers!” The schism of Damasus and Ursinus was extinguished by the exile of the latter; and the wisdom of the præfect Prætextatus restored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city. Prætextatus was a philosophic Pagan, a man of learning, of taste, and politeness; who disguised a reproach in the form of a jest, when he assured Damasus, that if he could obtain the bishopric of Rome, he himself would immediately embrace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is lively picture of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the popes in the fourth century becomes the more curious, as it represents the intermediate degree between the humble poverty of the apostolic fishermen, and the royal state of a temporal prince, whose dominions extend from the confines of Naples to the banks of the Po.

    Chapter XXV: Reigns Of Jovian And Valentinian, Division Of The Empire. —

    Part IV.

    When the suffrage of the generals and of the army committed the sceptre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hands of Valentinian, his reputation in arms, his military skill and experience, and his rigid attachment to the forms, as well as spirit, of ancient discipline, were the principal motives of their judicious choice. The eagerness of the troops, who pressed him to nominate his colleague, was justified by the dangerous situation of public affairs; and Valentinian himself was conscious, that the abilities of the most active mind were unequal to the defence of the distant frontiers of an invaded monarchy. As soon as the death of Julian had relieved the Barbarians from the terror of

    his name, the most sanguine hopes of rapine and conquest excited the nations of the East, of the North, and of the South. Their inroads were often vexatious, and sometimes formidable; but, during the twelve years of the reign of Valentinian, his firmness and vigilance protected his own dominions; and his powerful genius seemed to inspire and direct the feeble counsels of his brother. Perhaps the method of annals would more forcibly express the urgent and divided cares of the two emperors; but the attention of the reader, likewise, would be distracted by a tedious and desultory narrative. A separate view of the five great theatres of war; I. Germany; II. Britain; III. Africa; IV. The East; and, V. The Danube; will impress a more distinct image of the military state of the empire under the reigns of Valentinian and Valens.

    1. The ambassadors of the Alemanni had been offended by the harsh and haughty behavior of Ursacius, master of the offices; who by an act of unseasonable parsimony, had diminished the value, as well as the quantity, of the presents to which they were entitled, either from custom or treaty, on the accession of a new emperor. They expressed, and they communicated to their countrymen, their strong sense of the national affront. The irascible minds of the chiefs were exasperated by the suspicion of contempt; and the martial youth crowded to their standard. Before Valentinian could pass the Alps, the villages of Gaul were in flames; before his general Degalaiphus could encounter the Alemanni, they had secured the captives and the spoil in the forests of German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suing year,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whole nation, in deep and solid columns, broke through the barrier of the Rhine, during the severity of a northern winter. Two Roman counts were defeated and mortally wounded;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Heruli and Batavian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Heruli and Batavians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conquerors, who displayed, with insulting shouts and menaces, the trophy of their victory. The standard was recovered; but the Batavians had not redeemed the shame of their disgrace and flight in the eyes of their severe judge. It was the opinion of Valentinian,

    that his soldiers must learn to fear their commander, before they could cease to fear the enemy. The troops were solemnly assembled; and the trembling Batavians were enclosed within the circle of the Imperial army. Valentinian then ascended his tribunal; and, as if he disdained to punish cowardice with death, he inflicted a stain of indelible ignominy on the officers, whose misconduct and pusillanimity were found to be the first occasion of the defeat. The Batavians were degraded from their rank, stripped of their arms, and condemned to be sold for slaves to the highest bidder. At this tremendous sentence, the troops fell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deprecated the indignation of their sovereign, and protested, that, if he would indulge them in another trial, they would approve themselves not unworthy of the name of Romans, and of his soldiers. Valentinian, with affected reluctance, yielded to their entreaties; the Batavians resumed their arms, and with their arms, the invincible resolution of wiping away their disgrace in the blood of the Alemanni. The principal command was declined by Dagalaiphus; and that experienced general, who had represented, perhaps with too much prudence, the extreme difficulties of the undertaking, had the mortification, before the end of the campaign, of seeing his rival Jovinus convert those difficulties into a decisive advantage over the scattered forces of the Barbarians. At the head of a well-disciplined army of cavalry, infantry, and light troops, Jovinus advanced, with cautious and rapid steps, to Scarponna, * in the territory of Metz, where he surprised a large division of the Alemanni, before they had time to run to their arms; and flushed his soldiers with the confidence of an easy and bloodless victory. Another division, or rather army, of the enemy, after the cruel and wanton devastation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reposed themselves on the shady banks of the Moselle. Jovinus, who had viewed the ground with the eye of a general, made a silent approach through a deep and woody vale, till he could distinctly perceive the indolent security of the Germans. Some were bathing their huge limbs in the river; others were combing their long and flaxen hair; others again were swallowing large draughts of rich and delicious wine. On a sudden they heard the sound of the Roman trumpet; they

    saw the enemy in their camp. Astonishment produced disorder; disorder was followed by flight and dismay; and the confused multitude of the bravest warriors was pierced by the swords and javelins of the legionaries and auxiliaries. The fugitives escaped to the third, and most considerable, camp, in the Catalonian plains, near Chalons in Champagne: the straggling detachments were hastily recalled to their standard; and the Barbarian chiefs, alarmed and admonished by the fate of their companions, prepared to encounter, in a decisive battle, the victorious forces of the lieutenant of Valentinian. The bloody and obstinate conflict lasted a whole summer’s day, with equal valor, and with alternate success. The Romans at length prevailed, with the loss of about twelve hundred men. Six thousand of the Alemanni were slain, four thousand were wounded; and the brave Jovinus, after chasing the flying remnant of their host as far as the banks of the Rhine, returned to Paris, to receive the applause of his sovereign, and the ensigns of the consulship for the ensuing year. The triumph of the Romans was indeed sullied by their treatment of the captive king, whom they hung on a gibbet,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ir indignant general. This disgraceful act of cruelty, which might be imputed to the fury of the troops, was followed by the deliberate murder of Withicab, the son of Vadomair; a German prince, of a weak and sickly constitution, but of a daring and formidable spirit. The domestic assassin was instigated and protected by the Romans; and the violation of the laws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betrayed their secret apprehension of the weakness of the declining empire. The use of the dagger is seldom adopted in public councils, as long as they retain any confidence in the power of the sword.

    While the Alemanni appeared to be humbled by their recent calamities, the pride of Valentinian was mortified by the unexpected surprisal of Moguntiacum, or Mentz, the principal city of the Upper Germany. In the unsuspicious moment of a Christian festival, * Rando, a bold and artful chieftain, who had long meditated his attempt, suddenly passed the Rhine; entered the defenceless town, and retired with a multitude of

    captives of either sex. Valentinian resolved to execute severe vengeance on the whole body of the nation. Count Sebastian, with the bands of Italy and Illyricum, was ordered to invade their country, most probably on the side of Rhætia. The emperor in person, accompanied by his son Gratian, passed the Rhine at the head of a formidable army, which was supported on both flanks by Jovinus and Severus, the two masters-general of the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the West. The Alemanni, unable to prevent the devastation of their villages, fixed their camp on a lofty, and almost inaccessible, mountain, in the modern duchy of Wirtemberg, and resolutely expected the approach of the Romans. The life of Valentinian was exposed to imminent danger by the intrepid curiosity with which he persisted to explore some secret and unguarded path. A troop of Barbarians suddenly rose from their ambuscade: and the emperor, who vigorously spurred his horse down a steep and slippery descent, was obliged to leave behind him his armor-bearer, and his helmet, magnificently enriched with gold and precious stones. At the signal of the general assault, the Roman troops encompassed and ascended the mountain of Solicinium on three different sides. Every step which they gained, increased their ardor, and abated the resistance of the enemy: and after their united forces had occupied the summit of the hill, they impetuously urged the Barbarians down the northern descent, where Count Sebastian was posted to intercept their retreat. After this signal victory, Valentinian returned to his winter quarters at Treves; where he indulged the public joy by the exhibition of splendid and triumphal games. But the wise monarch, instead of aspiring to the conquest of Germany, confi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and laborious defence of the Gallic frontier, against an enemy whose strength was renewed by a stream of daring volunteers, which incessantly flowed from the most distant tribes of the North. The banks of the Rhine from its source to the straits of the ocean, were closely planted with strong castles and convenient towers; new works, and new arms, were invented by the ingenuity of a prince who was skilled in the mechanical arts; and his numerous levies of Roman and Barbarian youth were severely trained in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hich was sometimes opposed by modest representations, and sometimes by hostile attempts, secured the tranquillity of Gaul during the nine subsequent yea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Valentinian.

    That prudent emperor, who diligently practised the wise maxims of Diocletian, was studious to foment and excite the intestine divisions of the tribes of Germany.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fourth century, the countries, perhaps of Lusace and Thuringia, on either side of the Elbe, were occupied by the vague dominion of the Burgundians; a warlike and numerous people, * of the Vandal race, whose obscure name insensibly swelled into a powerful kingdom, and has finally settled on a flourishing province. The most remarkable circumstance in the ancient manners of the Burgundians appears to have been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constitution. The appellation of Hendinos was given to the king or general, and the title of Sinistus to the high priest, of the nation. The person of the priest was sacred, and his dignity perpetual; but the temporal government was held by a very precarious tenure. If the events of war accuses the courage or conduct of the king, he was immediately deposed; and the injustice of his subjects made him responsible for the fertility of the earth, and the regularity of the seasons, which seemed to fall more properly within the sacerdotal department. The disputed possession of some salt-pits engaged the Alemanni and the Burgundians in frequent contests: the latter were easily tempted, by the secret solicitations and liberal offers of the emperor; and their fabulous descent from the Roman soldiers, who had formerly been left to garrison the fortresses of Drusus, was admitted with mutual credulity, as it was conducive to mutual interest. An army of fourscore thousand Burgundians soon appeared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impatiently required the support and subsidies which Valentinian had promised: but they were amused with excuses and delays, till at length, after a fruitless expectation, they were compelled to retire. The arms and fortifications of the Gallic frontier checked the fury of their just resentment; and

    their massacre of the captives served to imbitter the hereditary feud of the Burgundians and the Alemanni. The inconstancy of a wise prince may, perhaps, be explained by some alteration of circumstances; and perhaps it was the original design of Valentinian to intimidate, rather than to destroy; as the balance of power would have been equally overturned by the extirpation of either of the German nations. Among the princes of the Alemanni, Macrianus, who, with a Roman name, had assumed the arts of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deserved his hatred and esteem. The emperor himself, with a light and unencumbered band, condescended to pass the Rhine, marched fifty miles into the country, and would infallibly have seized the object of his pursuit, if his judicious measures had not been defeated by the impatience of the troops. Macrianus was afterwards admitted to the honor of a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emperor; and the favors which he received, fixed him, till the hour of his death, a steady and sincere friend of the republic.

    The land was covered by the fortifications of Valentinian; but the sea-coast of Gaul and Britain was exposed to the depredations of the Saxons. That celebrated name, in which we have a dear and domestic interest, escaped the notice of Tacitus; and in the maps of Ptolemy, it faintly marks the narrow neck of the Cimbric peninsula, and three small islands towards the mouth of the Elbe. This contracted territory, the present duchy of Sleswig, or perhaps of Holstein, was incapable of pouring forth the inexhaustible swarms of Saxons who reigned over the ocean, who filled the British island with their language, their laws, and their colonies; and who so long defended the liberty of the North against the arms of Charlemagne. The solution of this difficulty is easily derived from the similar manners, and loose constitution, of the tribes of Germany; which were blended with each other by the slightest accidents of war or friendship. The situation of the native Saxons disposed them to embrace the hazardous professions of fishermen and pirates; and the success of their first adventures would naturally excite the emulation of their

    bravest countrymen, who were impatient of the gloomy solitude of their woods and mountains. Every tide might float down the Elbe whole fleets of canoes, filled with hardy and intrepid associates, who aspired to behold the unbounded prospect of the ocean, and to taste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unknown worlds. It should seem probable, however, that the most numerous auxiliaries of the Saxons were furnished by the nations who dwelt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They possessed arms and ships, the art of navigation, and the habits of naval war; but the difficulty of issuing through the northern columns of Hercules (which, during several months of the year, are obstructed with ice) confined their skill and courage within the limits of a spacious lake. The rumor of the successful armaments which sail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Elbe, would soon provoke them to cross the narrow isthmus of Sleswig, and to launch their vessels on the great sea. The various troops of pirates and adventurers, who fought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were insensibly united in a permanent society, at first of rapine, and afterwards of government. A military confederation was gradually moulded into a national body, by the gentle operation of marriage and consanguinity; and the adjacent tribes, who solicited the alliance, accepted the name and laws, of the Saxons. If the fact were not established by the most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we should appear to abuse the credulity of our readers,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vessels in which the Saxon pirates ventured to sport in the waves of the German Ocean, the British Channel, and the Bay of Biscay. The keel of their large flat-bottomed boats were framed of light timber, but the sides and upper works consisted only of wicker, with a covering of strong hides. In the course of their slow and distant navigations, they must always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danger, and very frequently to the misfortune, of shipwreck; and the naval annals of the Saxons were undoubtedly filled with the accounts of the losses which they sustained on the coasts of Britain and Gaul. But the daring spirit of the pirates braved the perils both of the sea and of the shore: their skill was confirmed by the habits of enterprise; the meanest of their mariners was alike capable of handling an oar, of rearing a

    sail, or of conducting a vessel, and the Saxons rejoiced in the appearance of a tempest, which concealed their design, and dispersed the fleets of the enemy. After they had acquired an accurate knowledge of the maritime provinces of the West, they extended the scene of their depredations, and the most sequestered places had no reason to presume on their security. The Saxon boats drew so little water that they could easily proceed fourscore or a hundred miles up the great rivers; their weight was so inconsiderable, that they were transported on wagons from one river to another; and the pirates who had entered the mouth of the Seine, or of the Rhine, might descend, with the rapid stream of the Rhone, into the Mediterranean. Under the reign of Valentinian, the maritime provinces of Gaul were afflicted by the Saxons: a military count was statione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sea-coast, or Armorican limit; and that officer, who found his strength, or his abilities, unequal to the task, implored the assistance of Severus, master-general of the infantry. The Saxons, surrounded and outnumbered, were forced to relinquish their spoil, and to yield a select band of their tall and robust youth to serve in the Imperial armies. They stipulated only a safe and honorable retreat; and the condition was readily granted by the Roman general, who meditated an act of perfidy, imprudent as it was inhuman, while a Saxon remained alive, and in arms, to revenge the fate of their countrymen. The premature eagerness of the infantry, who were secretly posted in a deep valley, betrayed the ambuscade; and they would perhaps have fallen the victims of their own treachery, if a large body of cuirassiers, alarmed by the noise of the combat, had not hastily advanced to extricate their companions, and to overwhelm the undaunted valor of the Saxons. Some of the prisoners were saved from the edge of the sword, to shed their blood in the amphitheatre; and the orator Symmachus complains, that twenty-nine of those desperate savages, by strangling themselves with their own hands, had disappointed the amusement of the public. Yet the polite and philosophic citizens of Rome were impressed with the deepest horror, when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the Saxons consecrated to the

    gods the tithe of their human spoil; and that they ascertained by lot the objects of the barbarous sacrifice.

    1. The fabulous colonies of Egyptians and Trojans, of Scandinavians and Spaniards, which flattered the pride, and amused the credulity, of our rude ancestors, have insensibly vanished in the light of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 present age is satisfied with the simple and rational opinion, that the island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were gradually peopled from the adjacent continent of Gaul. From the coast of Kent, to the extremity of Caithness and Ulster, the memory of a Celtic origin was distinctly preserved, in the perpetual resemblance of language, of religion, and of manners; and the peculiar characters of the British tribes might be naturally ascribed to the influence of accidental and local circumstances. The Roman Province was reduced to the state of civilized and peaceful servitude; the rights of savage freedom were contracted to the narrow limits of Caledonia. The inhabitants of that northern region were divided, as early as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between the two great tribes of the Scots and of the Picts, who have since experienced a very different fortune. The power, and almost the memory, of the Picts have been extinguished by their successful rivals; and the Scots, after maintaining for ages the dignity of an independent kingdom, have multiplied, by an equal and voluntary union, the honors of the English name. The hand of nature had contributed to mark the ancient distinctions of the Scots and Picts. The former were the men of the hills, and the latter those of the plain. The eastern coast of Caledonia may be considered as a level and fertile country, which, even in a rude state of tillage, was capable of producing a considerable quantity of corn; and the epithet of cruitnich, or wheat-eaters, expressed the contempt or envy of the carnivorous highlande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earth might introduce a more accurate separation of property, and the habits of a sedentary life; but the love of arms and rapine was still the ruling passion of the Picts; and their warriors, who stripped themselves for a day of battle,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eyes of the Romans, by the

    strange fashion of painting their naked bodies with gaudy colors and fantastic figures. The western part of Caledonia irregularly rises into wild and barren hills, which scarcely repay the toil of the husbandman, and are most profitably used for the pasture of cattle. The highlanders were condemned to the occupations of shepherds and hunters; and, as they seldom were fixed to any permanent habitation, they acquired the expressive name of Scots, which, in the Celtic tongue, is said to be equivalent to that of wanderers, or vagrants. The inhabitants of a barren land were urged to seek a fresh supply of food in the waters. The deep lakes and bays which intersect their country, are plentifully supplied with fish; and they gradually ventured to cast their nets in the waves of the ocean. The vicinity of the Hebrides, so profusely scattered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of Scotland, tempted their curiosity, and improved their skill; and they acquired, by slow degrees, the art, or rather the habit, of managing their boats in a tempestuous sea, and of steering their nocturnal course by the light of the well-known stars. The two bold headlands of Caledonia almost touch the shores of a spacious island, which obtained, from its luxuriant vegetation, the epithet of Green; and has preserved, with a slight alteration, the name of Erin, or Ierne, or Ireland. It is probable, that in some remote period of antiquity, the fertile plains of Ulster received a colony of hungry Scots; and that the strangers of the North, who had dared to encounter the arms of the legions, spread their conquests over the savage and unwarlike natives of a solitary island. It is certain, that, in the declining age of the Roman empire, Caledonia, Ireland, and the Isle of Man, were inhabited by the Scots, and that the kindred tribes, who were often associated in military enterprise,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various accidents of their mutual fortunes. They long cherished the lively tradition of their common name and origin; and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Isle of Saints, who diffused the light of Christianity over North Britain, established the vain opinion, that their Irish countrymen were the natural, as well as spiritual, fathers of the Scottish race. The loose and obscure tradition has been preserved by the venerable Bede, who scattered some rays of light over the darkness of the

    eighth century. On this slight foundation, a huge superstructure of fable was gradually reared, by the bards and the monks; two orders of men, who equally abused the privilege of fiction. The Scottish nation, with mistaken pride, adopted their Irish genealogy; and the annals of a long line of imaginary kings have been adorned by the fancy of Boethius, and the classic elegance of Buchanan.

    Chapter XXV: Reigns Of Jovian And Valentinian, Division Of The Empire. —

    Part V.

    Six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Constantine, the destructive inroads of the Scots and Picts required the presence of his youngest son, who reigned in the Western empire. Constans visited his British dominions: but we may form some estimate of the importance of his achievements, by the language of panegyric, which celebrates only his triumph over the elements or, in other words, the good fortune of a safe and easy passage from the port of Boulogne to the harbor of Sandwich.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 afflicted provincials continued to experience, from foreign war and domestic tyranny, were aggravated by the feeble and corrupt administration of the eunuchs of Constantius; and the transient relief which they might obtain from the virtues of Julian, was soon lost by the absence and death of their benefactor. The sums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had been painfully collected, or liberally transmitted,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roops, were intercepted by the avarice of the commanders; discharges, or, at least, exemptions, from the military service, were publicly sold; the distress of the soldiers, who were injuriously deprived of their legal and scanty subsistence, provoked them to frequent desertion; the nerves of discipline were relaxed, and the highways were infested with robbers. The oppression of the good, and the impunity of the wicked, equally contributed to diffuse through the island a spirit of discontent and revolt; and every ambitious subject, every

    desperate exile, might entertain a reasonable hope of subverting the weak and distracted government of Britain. The hostile tribes of the North, who detested the pride and power of the King of the World, suspended their domestic feuds; and the Barbarians of the land and sea, the Scots, the Picts, and the Saxons, spread themselves with rapid and irresistible fury, from the wall of Antoninus to the shores of Kent. Every production of art and nature, every object of convenience and luxury, which they were incapable of creating by labor or procuring by trade, was accumulated in the rich and fruitful province of Britain. A philosopher may deplore the eternal discords of the human race, but he will confess, that the desire of spoil is a more rational provocation than the vanity of conquest. From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o the Plantagenets, this rapacious spirit continued to instigate the poor and hardy Caledonians; but the same people, whose generous humanity seems to inspire the songs of Ossian, was disgraced by a savage ignorance of the virtues of peace, and of the laws of war. Their southern neighbors have felt, and perhaps exaggerated, the cruel depredations of the Scots and Picts; and a valiant tribe of Caledonia, the Attacotti, the enemies, and afterwards the soldiers, of Valentinian, are accused, by an eye-witness, of delighting in the taste of human flesh. When they hunted the woods for prey, it is said, that they attacked the shepherd rather than his flock; and that they curiously selected the most delicate and brawny parts, both of males and females, which they prepared for their horrid repasts. If,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ommercial and literary town of Glasgow, a race of cannibals has really existed, we may contemplate, in the period of the Scottish history, the opposite extremes of savage and civilized life. Such reflections tend to enlarge the circle of our ideas; and to encourage the pleasing hope, that New Zealand may produce, in some future age, the Hume of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Every messenger who escaped across the British Channel, conveyed the most melancholy and alarming tidings to the ears of Valentinian; and the emperor was soon informed that

    the two 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province had been surprised and cut off by the Barbarians. Severus, count of the domestics, was hastily despatched, and as suddenly recalled, by the court of Treve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Jovinus served only to indicate the greatness of the evil; and, after a long and serious consultation, the defence, or rather the recovery, of Britain was intrusted to the abilities of the brave Theodosius. The exploits of that general,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emperors, have been celebrated, with peculiar complacency, by the writers of the age: but his real merit deserved their applause; and his nomination was received, by the army and province, as a sure presage of approaching victory. He seized the favorable moment of navigation, and securely landed the numerous and veteran bands of the Heruli and Batavians, the Jovians and the Victors. In his march from Sandwich to London, Theodosius defeated several parties of the Barbarians, released a multitude of captives, and, after distributing to his soldiers a small portion of the spoil, established the fame of disinterested justice, by the restitution of the remainder to the rightful proprietors. The citizens of London, who had almost despaired of their safety, threw open their gates; and as soon as Theodosius had obtained from the court of Treves the important aid of a military lieutenant, and a civil governor, he executed, with wisdom and vigor, the laborious task of the deliverance of Britain. The vagrant soldiers were recalled to their standard; an edict of amnesty dispelled the public apprehensions; and his cheerful example alleviated the rigor of martial discipline. The scattered and desultory warfare of the Barbarians, who infested the land and sea, deprived him of the glory of a signal victory; but the prudent spirit, and consummate art, of the Roman general, were displayed in the operations of two campaigns, which successively rescued every part of the province from the hands of a cruel and rapacious enemy. The splendor of the citie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fortifications, were diligently restored, by the paternal care of Theodosius; who with a strong hand confined the trembling Caledonians to the northern angle of the island; and perpetuated, by the name and settlement of the new province of Valentia, the glories of the reign of Valentinian. The voice of

    poetry and panegyric may add, perhaps with some degree of truth, that the unknown regions of Thule were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Picts; that the oars of Theodosius dashed the waves of the Hyperborean ocean; and that the distant Orkneys were the scene of his naval victory over the Saxon pirates. He left the province with a fair, as well as splendid, reputation; and was immediately promoted to the rank of master-general of the cavalry, by a prince who could applaud, without envy, the merit of his servants. In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the Upper Danube, the conqueror of Britain checked and defeated the armies of the Alemanni, before he was chosen to suppress the revolt of Africa.

    III. The prince who refuses to be the judge, instructs the people to consider him as the accomplice, of his ministers. The military command of Africa had been long exercised by Count Romanus, and his abilities were not inadequate to his station; but, as sordid interest was the sole motive of his conduct, he acted, on most occasions, as if he had been the enemy of the province, and the friend of the Barbarians of the desert. The three flourishing cities of Oea, Leptis, and Sabrata, which, under the name of Tripoli, had long constituted a federal union, were oblig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shut their gates against a hostile invasion; several of their most honorable citizens were surprised and massacred; the villages, and even the suburbs, were pillaged; and the vines and fruit trees of that rich territory were extirpated by the malicious savages of Getulia. The unhappy provincials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Romanus; but they soon found that their military governor was not less cruel and rapacious than the Barbarians. As they were incapable of furnishing the four thousand camels, and the exorbitant present, which he required, before he would march to the assistance of Tripoli; his demand was equivalent to a refusal, and he might justly be accused as the author of the public calamity. In the annual assembly of the three cities, they nominated two deputies, to lay at the feet of Valentinian the customary offering of a gold victory; and to accompany this tribute of duty, rather than of gratitude, with their humble

    complaint, that they were ruined by the enemy, and betrayed by their governor. If the severity of Valentinian had been rightly directed, it would have fallen on the guilty head of Romanus. But the count, long exercised in the arts of corruption, had despatched a swift and trusty messenger to secure the venal friendship of Remigius, master of the offices. The wisdom of the Imperial council was deceived by artifice; and their honest indignation was cooled by delay. At length, when the repetition of complaint had been justified by the repetition of public misfortunes, the notary Palladius was sent from the court of Treves, to examine the state of Africa, and the conduct of Romanus. The rigid impartiality of Palladius was easily disarmed: he was tempted to reserve for himself a part of the public treasure, which he brought with him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roops; and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was conscious of his own guilt, he could no longer refuse to attest the innocence and merit of the count. The charge of the Tripolitans was declared to be false and frivolous; and Palladius himself was sent back from Treves to Africa, with a special commission to discover and prosecute the authors of this impious conspiracy agains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sovereign. His inquiries were managed with so much dexterity and success, that he compelled the citizens of Leptis, who had sustained a recent siege of eight days, to contradict the truth of their own decrees, and to censure the behavior of their own deputies. A bloody sentence was pronounced, without hesitation, by the rash and headstrong cruelty of Valentinian. The president of Tripoli, who had presumed to pity the distress of the province, was publicly executed at Utica; four distinguished citizens were put to death, as the accomplices of the imaginary fraud; and the tongues of two others were cut out, by the express order of the emperor. Romanus, elated by impunity, and irritated by resistance, was still continued in the military command; till the Africans were provoked, by his avarice, to join the rebellious standard of Firmus, the Moor.

    His father Nabal was one of the richest and most powerful of the Moorish princes, who acknowledged the supremacy of

    Rome. But as he left, either by his wives or concubines, a very numerous posterity, the wealthy inheritance was eagerly disputed; and Zamma, one of his sons, was slain in a domestic quarrel by his brother Firmus. The implacable zeal, with which Romanus prosecuted the legal revenge of this murder, could be ascribed only to a motive of avarice, or personal hatred; but, on this occasion, his claims were just; his influence was weighty; and Firmus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he must either present his neck to the executioner, or appeal from the sentence of the Imperial consistory, to his sword, and to the people. He was received as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 and, as soon as it appeared that Romanus was formidable only to a submissive province, the tyrant of Africa became the object of universal contempt. The ruin of Cæsarea, which was plundered and burnt by the licentious Barbarians, convinced the refractory cities of the danger of resistance; the power of Firmus was established, at least in the provinces of Mauritania and Numidia; and it seemed to be his only doubt whether he should assume the diadem of a Moorish king, or the purple of a Roman emperor. But the imprudent and unhappy Africans soon discovered, that, in this rash insurrection, they had not sufficiently consulted their own strength, or the abilities of their leader. Before he could procure any certain intelligence, that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had fixed the choice of a general, or that a fleet of transports was collected at the mouth of the Rhone, he was suddenly informed that the great Theodosius, with a small band of veterans, had landed near Igilgilis, or Gigeri, on the African coast; and the timid usurper sunk under the ascendant of virtue and military genius. Though Firmus possessed arms and treasures, his despair of victory immediately reduced him to the use of those arts, which, in the same country, and in a similar situation, had formerly been practised by the crafty Jugurtha. He attempted to deceive, by an apparent submission, the vigilance of the Roman general; to seduce the fidelity of his troops; and to protract the duration of the war, by successively engaging the independent tribes of Africa to espouse his quarrel, or to protect his flight. Theodosius imitated the example, and obtained the success, of his

    predecessor Metellus. When Firmus, in the character of a suppliant, accused his own rashness, and humbly solicited the clemency of the emperor, the lieutenant of Valentinian received and dismissed him with a friendly embrace: but he diligently required the useful and substantial pledges of a sincere repentance; nor could he be persuaded, by the assurances of peace, to suspend, for an instant, the operations of an active war. A dark conspiracy was detected by the penetration of Theodosius; and he satisfied, without much reluctance, the public indignation, which he had secretly excited. Several of the guilty accomplices of Firmus were abandoned, according to ancient custom, to the tumult of a military execution; many more, by the amputation of both their hands, continued to exhibit an instructive spectacle of horror; the hatred of the rebels was accompanied with fear; and the fear of the Roman soldiers was mingled with respectful admiration. Amidst the boundless plains of Getulia, and the innumerable valleys of Mount Atlas, it was impossible to prevent the escape of Firmus; and if the usurper could have tired the patience of his antagonist, he would have secured his person in the depth of some remote solitude, and expected the hopes of a future revolution. He was subdued by the perseverance of Theodosius; who had formed an inflexible determination, that the war should end only by the death of the tyrant; and that every nation of Africa, which presumed to support his cause, should be involved in his ruin. At the head of a small body of troops, which seldom exceeded three thousand five hundred men, the Roman general advanced, with a steady prudence, devoid of rashness or of fear, into the heart of a country, where he was sometimes attacked by armies of twenty thousand Moors. The boldness of his charge dismayed the irregular Barbarians; they were disconcerted by his seasonable and orderly retreats; they were continually baffled by the unknown resources of the military art; and they felt and confessed the just superiority which was assumed by the leader of a civilized nation. When Theodosius entered the extensive dominions of Igmazen, king of the Isaflenses, the haughty savage required, in words of defiance, his name, and the object of his expedition. “I am,” replied the stern and

    disdainful count, “I am the general of Valentinian, the lord of the world; who has sent me hither to pursue and punish a desperate robber. Deliver him instantly into my hands; and be assured, that if thou dost not obey the commands of my invincible sovereign, thou, and the people over whom thou reignest, shall be utterly extirpated.” * As soon as Igmazen was satisfied, that his enemy had strength and resolution to execute the fatal menace, he consented to purchase a necessary peace by the sacrifice of a guilty fugitive. The guards that were placed to secure the person of Firmus deprived him of the hopes of escape; and the Moorish tyrant, after wine had extinguished the sense of danger, disappointed the insulting triumph of the Romans, by strangling himself in the night. His dead body, the only present which Igmazen could offer to the conqueror, was carelessly thrown upon a camel; and Theodosius, leading back his victorious troops to Sitifi, was saluted by the warmest acclamations of joy and loyalty.

    Africa had been lost by the vices of Romanus; it was restored by the virtues of Theodosius; and our curiosity may be usefully directed to the inquiry of the respective treatment which the two generals received from the Imperial court. The authority of Count Romanus had been suspended by the master-general of the cavalry; and he was committed to safe and honorable custody till the end of the war. His crimes were proved by the most authentic evidence; and the public expected, with some impatience, the decree of severe justice. But the partial and powerful favor of Mellobaudes encouraged him to challenge his legal judges, to obtain repeated delays for the purpose of procuring a crowd of friendly witnesses, and, finally, to cover his guilty conduct, by the additional guilt of fraud and forgery.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restorer of Britain and Africa, on a vague suspicion that his name and services were superior to the rank of a subject, was ignominiously beheaded at Carthage. Valentinian no longer reigned; and the death of Theodosius, as well as the impunity of Romanus, may justly be imputed to the arts of the ministers, who abused the confidence, and deceived the inexperienced youth, of his sons.

    If the geographical accuracy of Ammianus had been fortunately bestowed on the British exploits of Theodosius, we should have traced, with eager curiosity, the distinct and domestic footsteps of his march. But the tedious enumeration of the unknown and uninteresting tribes of Africa may be reduced to the general remark, that they were all of the swarthy race of the Moors; that they inhabited the back settlements of the Mauritanian and Numidian province, the country, as they have since been termed by the Arabs, of dates and of locusts; and that, as the Roman power declined in Africa, the boundary of civilized manners and cultivated land was insensibly contracted. Beyond the utmost limits of the Moors, the vast and inhospitable desert of the South extends above a thousand miles to the banks of the Niger. The ancients, who had a very faint and im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great peninsula of Africa, were sometimes tempted to believe, that the torrid zone must ever remain destitute of inhabitants; and they sometimes amused their fancy by filling the vacant space with headless men, or rather monsters; with horned and cloven-footed satyrs; with fabulous centaurs; and with human pygmies, who waged a bold and doubtful warfare against the cranes. Carthage would have trembled at the strange intelligence that the countri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equator were filled with innumerable nations, who differed only in their color from the ordinary appearance of the human species: and the subjects of the Roman empire might have anxiously expected, that the swarms of Barbarians, which issued from the North, would soon be encountered from the South by new swarms of Barbarians, equally fierce and equally formidable. These gloomy terrors would indeed have been dispelled by a more intimate acquaintance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ir African enemies. The inaction of the negroes does not seem to be the effect either of their virtue or of their pusillanimity. They indulge, like the rest of mankind, their passions and appetites; and the adjacent tribes are engaged in frequent acts of hostility. But their rude ignorance has never invented any effectual weapons of defence, or of destruction; they appear incapable of forming any extensive plans of government, or

    conquest; and the obvious inferiority of their mental faculties has been discovered and abused by the nations of the temperate zone. Sixty thousand blacks are annually embarked from the coast of Guinea, never to return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but they are embarked in chains; and this constant emigration, which, in the space of two centuries, might have furnished armies to overrun the globe, accuses the guilt of Europe, and the weakness of Africa.

    Chapter XXV: Reigns Of Jovian And Valentinian, Division Of The Empire. —

    Part VI.

    1. The ignominious treaty, which saved the army of Jovian, had been faithfully executed on the side of the Romans; and as they had solemnly renounced the sovereignty and alliance of Armenia and Iberia, those tributary kingdoms were exposed, without protection, to the arms of the Persian monarch. Sapor entered the Armenian territories at the head of a formidable host of cuirassiers, of archers, and of mercenary foot; but it was the invariable practice of Sapor to mix war and negotiation, and to consider falsehood and perjury as the most powerful instruments of regal policy. He affected to praise the prudent and moderate conduct of the king of Armenia; and the unsuspicious Tiranus was persuaded, by the repeated assurances of insidious friendship, to deliver his person into the hands of a faithless and cruel enemy. In the midst of a splendid entertainment, he was bound in chains of silver, as an honor due to the blood of the Arsacides; and, after a short confinement in the Tower of Oblivion at Ecbatana, he was released from the miseries of life, either by his own dagger, or by that of an assassin. * The kingdom of Armenia was reduced to the state of a Persian province; the administration was shared between a distinguished satrap and a favorite eunuch; and Sapor marched, without delay, to subdue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Iberians. Sauromaces, who reigned in that country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emperors, was expelled by a superior

    force; and, as an insult on the majesty of Rome, the king of kings placed a diadem on the head of his abject vassal Aspacuras. The city of Artogerassa was the only place of Armenia which presumed to resist the efforts of his arms. The treasure deposited in that strong fortress tempted the avarice of Sapor; but the danger of Olympias, the wife or widow of the Armenian king, excited the public compassion, and animated the desperate valor of her subjects and soldiers. § The Persians were surprised and repulsed under the walls of Artogerassa, by a bold and well-concerted sally of the besieged. But the forces of Sapor were continually renewed and increased; the hopeless courage of the garrison was exhausted;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yielded to the assault; and the proud conqueror, after wasting the rebellious city with fire and sword, led away captive an unfortunate queen; who, in a more auspicious hour, had been the destined bride of the son of Constantine. Yet if Sapor already triumphed in the easy conquest of two dependent kingdoms, he soon felt, that a country is unsubdued as long as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are actuated by a hostile and contumacious spirit. The satraps, whom he was obliged to trust, embraced the first opportunity of regaining the affection of their countrymen, and of signalizing their immortal hatred to the Persian name. Since the conversion of the Armenians and Iberians, these nations considered the Christians as the favorites, and the Magians as the adversaries, of the Supreme Be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over a superstitious people was uniformly exerted in the cause of Rome; and as long as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disputed with those of Artaxerxe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ntermediate provinces, the religious connection always threw a decisive advantage into the scale of the empire. A numerous and active party acknowledged Para, the son of Tiranus, as the lawful sovereign of Armenia, and his title to the throne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hereditary succession of five hundred years. By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Iberians, the country was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rival princes; and Aspacuras, who owed his diadem to the choice of Sapor, was obliged to declare, that his regard for his children, who were detained as hostages by the tyrant, was the only consideration

    which prevented him from openly renouncing the alliance of Persia. The emperor Valens, who respecte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treaty, and who was apprehensive of involving the East in a dangerous war, ventured, with slow and cautious measures, to support the Roman party in the kingdoms of Iberia and Armenia. $ Twelve legions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y of Sauromaces on the banks of the Cyrus. The Euphrates was protected by the valor of Arintheus. A powerful army, under the command of Count Trajan, and of Vadomair, king of the Alemanni, fixed their camp on the confines of Armenia. But they were strictly enjoined not to commit the first hostilities, which might be understood as a breach of the treaty: and such was the implicit obedience of the Roman general, that they retreated, with exemplary patience, under a shower of Persian arrows till they had clearly acquired a just title to an honorable and legitimate victory. Yet these appearances of war insensibly subsided in a vain and tedious negotiation. The contending parties supported their claims by mutual reproaches of perfidy and ambition; and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original treaty was expressed in very obscure terms, since they were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of making their inconclusive appeal to the partial testimony of the generals of the two nations, who had assisted at the negotiations. The invasion of the Goths and Huns which soon afterwards shook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oman empire, exposed the provinces of Asia to the arms of Sapor. But the declining age, and perhaps the infirmities, of the monarch suggested new maxims of tranquillity and moderation. His death, which happened in the full maturity of a reign of seventy years, changed in a moment the court and councils of Persia; and their attention was most probably engaged by domestic troubles, and the distant efforts of a Carmanian war. The remembrance of ancient injuries was lost in the enjoyment of peace. The kingdoms of Armenia and Iberia were permitted, by the mutual, though tacit consent of both empires, to resume their doubtful neutrality. In the first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odosius, a Persian embassy arrived at Constantinople, to excuse the unjustifiable measures of the former reign; and to

    offer, as the tribute of friendship, or even of respect, a splendid present of gems, of silk, and of Indian elephants.

    In the general picture of the affairs of the East under the reign of Valens, the adventures of Para form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and singular objects. The noble youth, by the persuasion of his mother Olympias, had escaped through the Persian host that besieged Artogerassa, and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By his timid councils, Para was alternately supported, and recalled, and restored, and betrayed. The hopes of the Armenians were sometimes rais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natural sovereign, * and the ministers of Valens were satisfied, that they preserved the integrity of the public faith, if their vassal was not suffered to assume the diadem and title of King. But they soon repented of their own rashness. They were confounded by the reproaches and threats of the Persian monarch. They found reason to distrust the cruel and inconstant temper of Para himself; who sacrificed, to the slightest suspicions, the lives of his most faithful servants, and held a secret and disgracefu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assassin of his father and the enemy of his country. Under the specious pretence of consulting with the emperor on the subject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 Para was persuaded to descend from the mountains of Armenia, where his party was in arms, and to trust his independence and safety to the discretion of a perfidious court. The king of Armenia, for such he appeared in his own eyes and in those of his nation, was received with due honors by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through which he passed; but when he arrived at Tarsus in Cilicia, his progress was stopped under various pretences; his motions were watched with respectful vigilance, and he gradually discovered, that he was a prisoner in the hands of the Romans. Para suppressed his indignation, dissembled his fears, and after secretly preparing his escape, mounted on horseback with three hundred of his faithful followers. The officer stationed at the door of his apartment immediately communicated his flight to the consular of Cilicia, who overtook him in the suburbs, and endeavored without

    success, to dissuade him from prosecuting his rash and dangerous design. A legion was ordered to pursue the royal fugitive; but the pursuit of infantry could not be very alarming to a body of light cavalry; and upon the first cloud of arrows that was discharged into the air, they retreated with precipitation to the gates of Tarsus. After an incessant march of two days and two nights, Para and his Armenians reached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but the passage of the river which they were obliged to swim, * was attended with some delay and some loss. The country was alarmed; and the two roads, which were only separated by an interval of three miles had been occupied by a thousand archers on horseback, under the command of a count and a tribune. Para must have yielded to superior force, if the accidental arrival of a friendly traveller had not revealed the danger and the means of escape. A dark and almost impervious path securely conveyed the Armenian troop through the thicket; and Para had left behind him the count and the tribune, while they patiently expected his approach along the public highways. They return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to excuse their want of diligence or success; and seriously alleged, that the king of Armenia, who was a skilful magician, had transformed himself and his followers, and passed before their eyes under a borrowed shape. After his return to his native kingdom, Para still continued to profess himself the friend and ally of the Romans: but the Romans had injured him too deeply ever to forgive, and the secret sentence of his death was signed in the council of Valens. The execution of the bloody deed was committed to the subtle prudence of Count Trajan; and he had the merit of insinuating himself into the confidence of the credulous prince, that he might find an opportunity of stabbing him to the heart Para was invited to a Roman banquet,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with all the pomp and sensuality of the East; the hall resounded with cheerful music, and the company was already heated with wine; when the count retired for an instant, drew his sword, and gave the signal of the murder. A robust and desperate Barbarian instantly rushed on the king of Armenia; and though he bravely defended his life with the first weapon that chance offered to his hand, the table of the

    Imperial general was stained with the royal blood of a guest, and an ally. Such were the weak and wicked maxims of the Roman administration, that, to attain a doubtful object of political interest the laws of nations, and the sacred rights of hospitality were inhumanly violated in the face of the world.

    1. During a peaceful interval of thirty years, the Romans secured their frontiers, and the Goths extended their dominions. The victories of the great Hermanric, king of the Ostrogoths, and the most noble of the race of the Amali, have been compared, by the enthusiasm of his countrymen, to the exploits of Alexander; with this singular, and almost incredible, difference, that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Gothic hero, instead of being supported by the vigor of youth, was displayed with glory and success in the extreme period of human life, between the age of fourscore and one hundred and ten years. The independent tribes were persuaded, or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e king of the Ostrogoths as the sovereign of the Gothic nation: the chiefs of the Visigoths, or Thervingi, renounced the royal title, and assumed the more humble appellation of Judges; and, among those judges, Athanaric, Fritigern, and Alavivus, were the most illustrious, by their personal merit, as well as by their vicinity to the Roman provinces. These domestic conquests, which increased the military power of Hermanric, enlarged his ambitious designs. He invaded the adjacent countries of the North; and twelve considerable nations, whose names and limits cannot be accurately defined, successively yielded to the superiority of the Gothic arms The Heruli, who inhabited the marshy lands near the lake Mæotis, were renowned for their strength and agility; and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light infantry was eagerly solicited, and highly esteemed, in all the wars of the Barbarians. But the active spirit of the Heruli was subdued by the slow and steady perseverance of the Goths; and, after a bloody action, in which the king was slain, the remains of that warlike tribe became a useful accession to the camp of Hermanric. He then marched against the Venedi; unskilled in the use of arms, and formidable only by their numbers, which

    filled the wide extent of the plains of modern Poland. The victorious Goths, who were not inferior in numbers, prevailed in the contest, by the decisive advantages of exercise and discipline. After the submission of the Venedi, the conqueror advanced, without resistance, as far as the confines of the Æstii; an ancient people, whose name is still preserved in the province of Esthonia. Those distant inhabitants of the Baltic coast were supported by the labors of agriculture, enriched by the trade of amber, and consecrated by the peculiar worship of the Mother of the Gods. But the scarcity of iron obliged the Æstian warriors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wooden clubs; and the reduction of that wealthy country is ascribed to the prudence, rather than to the arms, of Hermanric. His dominions,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Danube to the Baltic, included the native seats, and the recent acquisitions, of the Goths; and he reigned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Germany and Scythia with the authority of a conqueror, and sometimes with the cruelty of a tyrant. But he reigned over a part of the globe incapable of perpetuating and adorning the glory of its heroes. The name of Hermanric is almost buried in oblivion; his exploits are imperfectly known; and the Romans themselves appeared unconscious of the progress of an aspiring power which threatened the liberty of the North, and the peace of the empire.

    The Goths had contracted an hereditary attachment for the Imperial house of Constantine, of whose power and liberality they had received so many signal proofs. They respected the public peace; and if a hostile band sometimes presumed to pass the Roman limit, their irregular conduct was candidly ascribed to the ungovernable spirit of the Barbarian youth. Their contempt for two new and obscure princes, who had been raised to the throne by a popular election, inspired the Goths with bolder hopes; and, while they agitated some design of marching their confederate force under the national standard, they were easily tempted to embrace the party of Procopius; and to foment, by their dangerous aid, the civil discord of the Romans. The public treaty might stipulate no

    more than ten thousand auxiliaries; but the design was so zealously adopted by the chiefs of the Visigoths, that the army which passed the Danube amounted to the number of thirty thousand men. They marched with the proud confidence, that their invincible valor would decide the fate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groaned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Barbarians, who displayed the insolence of masters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enemies. But the intemperance which gratified their appetites, retarded their progress; and before the Goths could receive any certain intelligence of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Procopius, they perceived, by the hostile state of the country, that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were resumed by his successful rival. A chain of posts and fortifications, skilfully disposed by Valens, or the generals of Valens, resisted their march, prevented their retreat, and intercepted their subsistence. The fierceness of the Barbarians was tamed and suspended by hunger; they indignantly threw down their arms at the feet of the conqueror, who offered them food and chains: the numerous captives were distributed in all the cities of the East; and the provincials, who were soon familiarized with their savage appearance, ventured, by degrees, to measure their own strength with these formidable adversaries, whose name had so long been the object of their terror. The king of Scythia (and Hermanric alone could deserve so lofty a title) was grieved and exasperated by this national calamity. His ambassadors loudly complained, at the court of Valens, of the infraction of the ancient and solemn alliance, which had so long subsisted between the Romans and the Goths. They alleged, that they had fulfilled the duty of allies, by assisting the kinsman and successor of the emperor Julian; they required the immediate restitution of the noble captives; and they urged a very singular claim, that the Gothic generals marching in arms, and in hostile array, were entitled to the sacred character and privileges of ambassadors. The decent, but peremptory, refusal of these extravagant demands, was signified to the Barbarians by Victor, master-general of the cavalry; who expressed, with force and dignity, the just complaints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negotiation was interrupted; and the manly exhortations of Valentinian

    encouraged his timid brother to vindicate the insulted majesty of the empire.

    The splendor and magnitude of this Gothic war are celebrated by a contemporary historian: but the events scarcely deserve the attention of posterity, except as the preliminary steps of the approaching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Instead of leading the nations of Germany and Scythia to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or even to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the aged monarch of the Goths resigned to the brave Athanaric the danger and glory of a defensive war, against an enemy, who wielded with a feeble hand the powers of a mighty state. A bridge of boats was established upon the Danube; the presence of Valens animated his troops; and his ignorance of the art of war was compensated by personal bravery, and a wise deference to the advice of Victor and Arintheus, his masters-general of the cavalry and infantry. The operations of the campaign were conducted by their skill and experience; but they found it impossible to drive the Visigoths from their strong posts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 devastation of the plains obliged the Romans themselves to repass the Danube on the approach of winter. The incessant rains, which swelled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produced a tacit suspension of arms, and confined the emperor Valens, during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ensuing summer, to his camp of Marcianopolis. The third year of the war was more favorable to the Romans, and more pernicious to the Goths. The interruption of trade depriv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objects of luxury, which they already confounded with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and the desolation of a very extensive tract of country threatened them with the horrors of famine. Athanaric was provoked, or compelled, to risk a battle, which he lost, in the plains; and the pursuit was rendered more bloody by the cruel precaution of the victorious generals, who had promised a large reward for the head of every Goth that was brought into the Imperial camp. The submission of the Barbarians appeased the resentment of Valens and his council: the emperor listened with satisfaction to the flattering and eloquent remonstrance of the senate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assumed, for the first time, a share in the public deliberations; and the same generals, Victor and Arintheus, who had successfully directed the conduct of the war, were empowered to regulate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The freedom of trade, which the Goths had hitherto enjoyed, was restricted to two cities on the Danube; the rashness of their leaders was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suppression of their pensions and subsidies; and the exception, which was stipulated in favor of Athanaric alone, was more advantageous than honorable to the Judge of the Visigoths. Athanaric, who, on this occasion, appears to have consulted his private interest, without expecting the orders of his sovereign, supported his own dignity, and that of his tribe, in the personal interview which was proposed by the ministers of Valens. He persisted in his declaration, that it was impossible for him, without incurring the guilt of perjury, ever to set his foot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empire; and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his regard for the sanctity of an oath was confirmed by the recent and fatal examples of Roman treachery. The Danube, which separated the dominions of the two independent nations, was chosen for the scene of the conference.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and the Judge of the Visigoths, accompanied by an equal number of armed followers, advanced in their respective barges to the middle of the stream. After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and the delivery of hostages, Valens returned in triumph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oths remained in a state of tranquillity about six years; till they were violently impelled against the Roman empire by an innumerable host of Scythians, who appeared to issue from the frozen regions of the North.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who had resigned to his brother the command of the Lower Danube, reserved for his immediate care the defence of the Rhætian and Illyrian provinces, which spread so many hundred miles along the greatest of the European rivers. The active policy of Valentinian was continually employed in adding new fortifications to the security of the frontier: but the abuse of this policy provoked

    the just resentment of the Barbarians. The Quadi complained, that the ground for an intended fortress had been marked out on their territories; and their complaints were urged with so much reason and moderation, that Equitius, master-general of Illyricum, consented to suspend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ork, till he should be more clearly informed of the will of his sovereign. This fair occasion of injuring a rival, and of advancing the fortune of his son, was eagerly embraced by the inhuman Maximin, the præfect, or rather tyrant, of Gaul. The passions of Valentinian were impatient of control; and he credulously listened to the assurances of his favorite, that if the government of Valeria,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work, were intrusted to the zeal of his son Marcellinus, the emperor should no longer be importuned with the audacious remonstrances of the Barbarians. The subjects of Rome, and the natives of Germany, were insulted by the arrogance of a young and worthless minister, who considered his rapid elevation as the proof and reward of his superior merit. He affected, however, to receive the modest application of Gabinius, king of the Quadi, with some attention and regard: but this artful civility concealed a dark and bloody design, and the credulous prince was persuaded to accept the pressing invitation of Marcellinus. I am at a loss how to vary the narrative of similar crimes; or how to relate, that, in the course of the same year, but in remote parts of the empire, the inhospitable table of two Imperial generals was stained with the royal blood of two guests and allies, inhumanly murdered by their order, and in their presence. The fate of Gabinius, and of Para, was the same: but the cruel death of their sovereign was resented in a very different manner by the servile temper of the Armenians, and the free and daring spirit of the Germans. The Quadi were much declined from that formidable power, which, in the time of Marcus Antoninus, had spread terror to the gates of Rome. But they still possessed arms and courage; their courage was animated by despair, and they obtained the usual reenforcement of the cavalry of their Sarmatian allies. So improvident was the assassin Marcellinus, that he chose the moment when the bravest veterans had been drawn away, to suppress the revolt of

    Firmus; and the whole province was exposed, with a very feeble defence, to the rage of the exasperated Barbarians. They invaded Pannonia in the season of harvest; unmercifully destroyed every object of plunder which they could not easily transport; and either disregarded, or demolished, the empty fortifications. The princess Constantia, the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very narrowly escaped. That royal maid, who had innocently supported the revolt of Procopius, was now the destined wife of the heir of the Western empire. She traversed the peaceful province with a splendid and unarmed train. Her person was saved from danger, and the republic from disgrace, by the active zeal of Messala, governor of the provinces. As soon as 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village, where she stopped only to dine, was almost encompassed by the Barbarians, he hastily placed her in his own chariot, and drove full speed till he reached the gates of Sirmium, which were at the distance of six-and-twenty miles. Even Sirmium might not have been secure, if the Quadi and Sarmatians had diligently advanced during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of the magistrates and people. Their delay allowed Probus,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sufficient time to recover his own spirits, and to revive the courage of the citizens. He skilfully directed their strenuous efforts to repair and strengthen the decayed fortifications; and procured the seasonable and effectual assistance of a company of archers, to protect the capital of the Illyrian provinces. Disappointed in their attempts against the walls of Sirmium, the indignant Barbarians turned their arms against the master general of the frontier, to whom they unjustly attributed the murder of their king. Equitius could bring into the field no more than two legions; but they contained the veteran strength of the Mæsian and Pannonian bands. The obstinacy with which they disputed the vain honors of rank and precedency, was the cause of their destruction; and while they acted with separate forces and divided councils, they were surprised and slaughtered by the active vigor of the Sarmatian horse. The success of this invasion provoked the emulation of the bordering tribes; and the province of Mæsia would infallibly have been lost, if young Theodosius, the duke,

    or military commander, of the frontier, had not signalized, in the defeat of the public enemy, an intrepid genius, worthy of his illustrious father, and of his future greatness.

    Chapter XXV: Reigns Of Jovian And Valentinian, Division Of The Empire. —

    Part VII.

    The mind of Valentinian, who then resided at Treves, was deeply affected by the calamities of Illyricum; but the lateness of the season suspended th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s till the ensuing spring. He marched in person, with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forces of Gaul, from the banks of the Moselle: and to the suppliant ambassadors of the Sarmatians, who met him on the way, he returned a doubtful answer, that, as soon as he reached the scene of action, he should examine, and pronounce. When he arrived at Sirmium, he gave audience to the deputies of the Illyrian provinces; who loudly congratulated their own felicity under the auspicious government of Probus, his Prætorian præfect. Valentinian, who was flattered by these demonstrations of their loyalty and gratitude, imprudently asked the deputy of Epirus, a Cynic philosopher of intrepid sincerity, whether he was freely sent by the wishes of the province. “With tears and groans am I sent,” replied Iphicles, “by a reluctant people.” The emperor paused: but the impunity of his ministers established the pernicious maxim, that they might oppress his subjects, without injuring his service. A strict inquiry into their conduct would have relieved the public discontent. The severe condemnation of the murder of Gabinius, was the only measure which could resto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Germans, and vindicate the honor of the Roman name. But the haughty monarch was incapable of the magnanimity which dares to acknowledge a fault. He forgot the provocation, remembered only the injury, and advanced into the country of the Quadi with an insatiate thirst of blood and revenge. The extreme devastation, and promiscuous massacre, of a savage war, were justified, in the

    eyes of the emperor, and perhaps in those of the world, by the cruel equity of retaliation: and such was the discipline of the Romans, and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enemy, that Valentinian repassed the Danube without the loss of a single man. As he had resolved to complet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Quadi by a second campaign, he fixed his winter quarters at Bregetio, on the Danube, near the Hungarian city of Presburg. While the operations of war were suspended by the severity of the weather, the Quadi made an humble attempt to deprecate the wrath of their conqueror; and, at the earnest persuasion of Equitius, their ambassador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Imperial council. They approached the throne with bended bodies and dejected countenances; and without daring to complain of the murder of their king, they affirmed, with solemn oaths, that the late invasion was the crime of some irregular robbers, which the public council of the nation condemned and abhorred. The answer of the emperor left them but little to hope from his clemency or compassion. He reviled, in the most intemperate language, their baseness, their ingratitude, their insolence. His eyes, his voice, his color, his gestures, expressed the violence of his ungoverned fury; and while his whole frame was agitated with convulsive passion, a large blood vessel suddenly burst in his body; and Valentinian fell speechless into the arms of his attendants. Their pious care immediately concealed his situation from the crowd; but, in a few minutes,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expired in an agony of pain, retaining his senses till the last; and struggling, without success, to declare his intentions to the generals and ministers, who surrounded the royal couch. Valentinian was about fifty-four years of age; and he wanted only one hundred days to accomplish the twelve years of his reign.

    The polygamy of Valentinian is seriously attested by an ecclesiastical historian. “The empress Severa (I relate the fable) admitted into her familiar society the lovely Justina, the daughter of an Italian governor: her admiration of those naked charms, which she had often seen in the bath, was expressed with such lavish and imprudent praise, that the emperor was

    tempted to introduce a second wife into his bed; and his public edict extended to all the subjects of the empire the same domestic privilege which he had assumed for himself.” But we may be assured, from the evidence of reason as well as history, that the two marriages of Valentinian, with Severa, and with Justina, were successively contracted; and that he used the ancient permission of divorce, which was still allowed by the laws, though it was condemned by the church Severa was the mother of Gratian, who seemed to unite every claim which could entitle him to the undoubted success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He was the eldest son of a monarch whose glorious reign had confirmed the free and honorable choice of his fellow-soldiers. Before he had attained the ninth year of his age, the royal youth received from the hands of his indulgent father the purple robe and diadem, with the title of Augustus; the election was solemnly ratified by the consent and applause of the armies of Gaul; and the name of Gratian was added to the names of Valentinian and Valens, in all the leg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granddaughter of Constantine, the son of Valentinian acquired all the hereditary rights of the Flavian family; which, in a series of three Imperial generations, were sanctified by time, religion, and the reverence of the people. At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the royal youth was in the seventeenth year of his age; and his virtues already justified the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army and the people. But Gratian resided, without apprehension, in the palace of Treves; whilst, at the distance of many hundred miles, Valentinian suddenly expired in the camp of Bregetio. The passions, which had been so long suppressed by the presence of a master, immediately revived in the Imperial council; and the ambitious design of reigning in the name of an infant, was artfully executed by Mellobaudes and Equitius, who commanded the attachment of the Illyrian and Italian bands. They contrived the most honorable pretences to remove the popular leaders, and the troops of Gaul, who might have asserted the claims of the lawful successor; they suggested the necessity of extinguishing the hope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by a bold and decisive measure. The empress Justina, who had been left in a palace

    about one hundred miles from Bregetio, was respectively invited to appear in the camp, with the son of the deceased emperor. On the sixth day after the death of Valentinian, the infant prince of the same name, who was only four years old, was shown, in the arms of his mother, to the legions; and solemnly invested, by military acclamation, with the titles and ensigns of supreme power. The impending dangers of a civil war were seasonably prevented by the wise and moderate conduct of the emperor Gratian. He cheerfully accepted the choice of the army; declared that he should always consider the son of Justina as a brother, not as a rival; and advised the empress, with her son Valentinian to fix their residence at Milan, in the fair and peaceful province of Italy; while he assumed the more arduous command of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Alps. Gratian dissembled his resentment till he could safely punish, or disgrace, the authors of the conspiracy; and though he uniformly behaved with tenderness and regard to his infant colleague, he gradually confound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the office of a guardian with the authority of a sovereig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man world was exercised in the united names of Valens and his two nephews; but the feeble emperor of the East, who succeeded to the rank of his elder brother, never obtained any weight or influence in the councils of the West.

    Chapter XXVI:

    Progress of The Huns.

    Part I.

    Manners Of The Pastoral Nations. — Progress Of The Huns, From China To Europe. — Flight Of The Goths. — They Pass The Danube. — Gothic War. — Defeat And Death Of Valens. — Gratian Invests Theodosius With The Eastern Empire. — His Character And Success. — Peace And Settlement Of The Goths.

    In the second year of the reign of Valentinian and Valens, on the morning of the twenty-first day of Jul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Roman world was shaken by a violent and destructive earthquake. The impression was communicated to the waters; the shores of the Mediterranean were left dry, by the sudden retreat of the sea; great quantities of fish were caught with the hand; large vessels were stranded on the mud; and a curious spectator amused his eye, or rather his fancy, by contemplating the various appearance of valleys and mountains, which had never,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globe, been exposed to the sun. But the tide soon returned, with the weight of an immense and irresistible deluge, which was severely felt on the coasts of Sicily, of Dalmatia, of Greece, and of Egypt: large boats were transported, and lodged on the roofs of houses, or at the distance of two miles from the shore; the people, with their habitations, were swept away by the waters; and the city of Alexandria annually commemorated the fatal day, on which fifty thousand persons had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inundation. This calamity, the report of which was magnified

    from one province to another, astonished and terrified the subjects of Rome; and their affrighted imagination enlarged the real extent of a momentary evil. They recollected the preceding earthquakes, which had subverted the cities of Palestine and Bithynia: they considered these alarming strokes as the prelude only of still more dreadful calamities, and their fearful vanity was disposed to confound the symptoms of a declining empire and a sinking world. It was the fashion of the times to attribute every remarkable event to the particular will of the Deity; the alterations of nature were connected, by an invisible chain, with the moral and metaphysical opinion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e most sagacious divines could distinguish, according to the color of their respective prejudic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heresy tended to produce an earthquake; or that a deluge wa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progress of sin and error. Without presuming to discuss the truth or propriety of these lofty speculations, the historian may content himself with an observation, which seems to be justified by experience, that man has much more to fear from the passions of his fellow-creatures, than from the convulsions of the elements. The mischievous effects of an earthquake, or deluge, a hurricane, or the eruption of a volcano, bear a very inconsiderable portion to the ordinary calamities of war, as they are now moderated by the prudence or humanity of the princes of Europe, who amuse their own leisure, and exercise the courage of their subject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military art. But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modern nations protect the safety and freedom of the vanquished soldier; and the peaceful citizen has seldom reason to complain, that his life, or even his fortune, is exposed to the rage of war. In the disastrous period of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which may justly be dated from the reign of Valens, the happiness and security of each individual were personally attacked; and the arts and labors of ages were rudely defaced by the Barbarians of Scythia and Germany. The invasion of the Huns precipitated on the provinces of the West the Gothic nation, which advanced, in less than forty years, from the Danube to the Atlantic, and opened a way, by the success of their arms, to the inroads of so many hostile tribes,

    more savage than themselves. The original principle of motion was concealed in the remote countries of the North; and the curious observation of the pastoral life of the Scythians, or Tartars, will illustrate the latent cause of these destructive emigrations.

    The different characters that mark the civilized nations of the glob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use, and the abuse, of reason; which so variously shapes, and so artificially composes, the manners and opinions of a European, or a Chinese. But the operation of instinct is more sure and simple than that of reason: it is much easier to ascertain the appetites of a quadruped than the speculations of a philosopher; and the savage tribes of mankind, as they approach nearer to the condition of animals, preserve a stronger resemblance to themselves and to each other. The uniform stability of their manners is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the imperfection of their faculties. Reduced to a similar situation, their wants, their desires, their enjoyments, still continue the same: and the influence of food or climate, which, in a more improved state of society, is suspended, or subdued, by so many moral causes, most powerfully contributes to form, and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of Barbarians. In every age, the immense plains of Scythia, or Tartary, have been inhabited by vagrant tribes of hunters and shepherds, whose indolence refuses to cultivate the earth, and whose restless spirit disdains the confinement of a sedentary life. In every age, the Scythians, and Tartars, have been renowned for their invincible courage and rapid conquests. The thrones of Asia have been repeatedly overturned by the shepherds of the North; and their arms have spread terror and devastation over the most fertile and warlike countries of Europe. On this occasion, as well as on many others, the sober historian is forcibly awakened from a pleasing vision; and is compelled, with some reluctance, to confess, that the pastoral manners, which have been adorned with the fairest attributes of peace and innocence, are much better adapted to the fierce and cruel habits of a military life. To illustrate this observation, I

    shall now proceed to consider a nation of shepherds and of warriors, in the three important articles of, I. Their diet; II. Their habitations; and, III. Their exercises. The narratives of antiquity are justified by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 times; and the banks of the Borysthenes, of the Volga, or of the Selinga, will indifferently present the same uniform spectacle of similar and native manners.

    1. The corn, or even the rice, which constitutes the ordinary and wholesome food of a civilized people, can be obtained only by the patient toil of the husbandman. Some of the happy savages, who dwell between the tropics, are plentifully nourished by the liberality of nature; but in the climates of the North, a nation of shepherds is reduced to their flocks and herds. The skilful practitioners of the medical art will determine (if they are able to determine) how far the temper of the human mind may be affected by the use of animal, or of vegetable, food; and whether the common association of carnivorous and cruel deserves to be considered in any other light than that of an innocent, perhaps a salutary, prejudice of humanity. Yet, if it be true, that the sentiment of compassion is imperceptibly weakened by the sight and practice of domestic cruelty, we may observe, that the horrid objects which are disguised by the arts of European refinement, are exhibited in their naked and most disgusting simplicity in the tent of a Tartarian shepherd. The ox, or the sheep, are slaughtered by the same hand from which they were accustomed to receive their daily food; and the bleeding limbs are served, with very little preparation, on the table of their unfeeling murderer. In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and especially in the conduct of a numerous army, the exclusive use of animal food appears to be productive of the most solid advantages. Corn is a bulky and perishable commodity; and the large magazines, which are indispensably necessary for the subsistence of our troops, must be slowly transported by the labor of men or horses. But the flocks and herds, which accompany the march of the Tartars, afford a sure and increasing supply of flesh and milk: in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uncultivated waste, the vegetation of the grass is quick and luxuriant; and there are few places so extremely barren, that the hardy cattle of the North cannot find some tolerable pasture. The supply is multiplied and prolonged by the undistinguishing appetite, and patient abstinence, of the Tartars. They indifferently feed on the flesh of those animals that have been killed for the table, or have died of disease. Horseflesh, which in every age and country has been proscribed by the civilized nations of Europe and Asia, they devour with peculiar greediness; and this singular taste facilitates the success of their military operations. The active cavalry of Scythia is always followed, in their most distant and rapid incursions, by an adequate number of spare horses, who may be occasionally used, either to redouble the speed, or to satisfy the hunger, of the Barbarians. Many are the resources of courage and poverty. When the forage round a camp of Tartars is almost consumed, they slaught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cattle, and preserve the flesh, either smoked, or dried in the sun. On the sudden emergency of a hasty march, they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a sufficient quantity of little balls of cheese, or rather of hard curd, which they occasionally dissolve in water; and this unsubstantial diet will support, for many days, the life, and even the spirits, of the patient warrior. But this extraordinary abstinence, which the Stoic would approve, and the hermit might envy, is commonly succeeded by the most voracious indulgence of appetite. The wines of a happier climate are the most grateful present, or the most valuable commodity, that can be offered to the Tartars; and the only example of their industry seems to consist in the art of extracting from mare’s milk a fermented liquor, which possesses a very strong power of intoxication. Like the animals of prey, the savages, both of the old and new world, experience the alternate vicissitudes of famine and plenty; and their stomach is inured to sustain, without much inconvenience, the opposite extremes of hunger and of intemperance.

    1. In the ages of rustic and martial simplicity, a people of soldiers and husbandmen are dispersed over the face of an

    extensive and cultivated country; and some time must elapse before the warlike youth of Greece or Italy could be assembled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either to defend their own confines, or to invade the territories of the adjacent tribes. The progress of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insensibly collects a large multitude within the walls of a city: but these citizens are no longer soldiers; and the arts which adorn and improve the state of civil society, corrupt the habits of the military life. The pastoral manners of the Scythians seem to unite the different advantages of simplicity and refinement. The individuals of the same tribe are constantly assembled, but they are assembled in a camp; and the native spirit of these dauntless shepherds is animated by mutual support and emulation. The houses of the Tartars are no more than small tents, of an oval form, which afford a cold and dirty habitation, for the promiscuous youth of both sexes. The palaces of the rich consist of wooden huts, of such a size that they may be conveniently fixed on large wagons, and drawn by a team perhaps of twenty or thirty oxen. The flocks and herds, after grazing all day in the adjacent pastures, retire, on the approach of night, with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camp.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ng the most mischievous confusion, in such a perpetual concourse of men and animals, must gradually introduce, in the distribution, the order, and the guard, of the encampment, the rudiments of the military art. As soon as the forage of a certain district is consumed, the tribe, or rather army, of shepherds, makes a regular march to some fresh pastures; and thus acquires, in the ordinary occupations of the pastoral life, the practical knowledge of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operations of war. The choice of stations is regulated by the difference of the seasons: in the summer, the Tartars advance towards the North, and pitch their tents on the banks of a river, or, at leas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running stream. But in the winter, they return to the South, and shelter their camp, behind some convenient eminence, against the winds, which are chilled in their passage over the bleak and icy regions of Siberia. These manners are admirably adapted to diffuse, among the wandering tribes, the spirit of emigration and conques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ir

    territory is of so frail a texture, that it may be broken by the slightest accident. The camp, and not the soil, is the native country of the genuine Tartar.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at camp, his family, his companions, his property, are always included; and, in the most distant marches, he is still surrounded by the objects which are dear, or valuable, or familiar in his eyes. The thirst of rapine, the fear, or the resentment of injury, the impatience of servitude, have, in every age, been sufficient causes to urge the tribes of Scythia boldly to advance into some unknown countries, where they might hope to find a more plentiful subsistence or a less formidable enemy. The revolutions of the North have frequently determined the fate of the South; and in the conflict of hostile nations, the victor and the vanquished have alternately drove, and been driven, from the confines of China to those of Germany. These great emigrations, which have been sometimes executed with almost incredible diligence, were rendered more easy by the peculiar nature of the climate.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cold of Tartary is much more severe than in the midst of the temperate zone might reasonably be expected; this uncommon rigor is attributed to the height of the plains, which rise, especially towards the East, more than half a mile above the level of the sea; and to the quantity of saltpetre with which the soil is deeply impregnated. In the winter season, the broad and rapid rivers, that discharge their waters into the Euxine, the Caspian, or the Icy Sea, are strongly frozen; the fields are covered with a bed of snow; and the fugitive, or victorious, tribes may securely traverse, with their families, their wagons, and their cattle, the smooth and hard surface of an immense plain.

    III. The pastoral life, compared with the labors of agriculture and manufactures, is undoubtedly a life of idleness; and as the most honorable shepherds of the Tartar race devolve on their captives the domestic management of the cattle, their own leisure is seldom disturbed by any servile and assiduous cares. But this leisure, instead of being devoted to the soft

    enjoyments of love and harmony, is use fully spent in the violent and sanguinary exercise of the chase. The plains of Tartary are filled with a strong and serviceable breed of horses, which are easily trained for the purposes of war and hunting. The Scythians of every age have been celebrated as bold and skilful riders; and constant practice had seated them so firmly on horseback, that they were supposed by strangers to perform the ordinary duties of civil life, to eat, to drink, and even to sleep, without dismounting from their steeds. They excel in the dexterous management of the lance; the long Tartar bow is drawn with a nervous arm; and the weighty arrow is directed to its object with unerring aim and irresistible force. These arrows are often pointed against the harmless animals of the desert, which increase and multiply in the absence of their most formidable enemy; the hare, the goat, the roebuck, the fallow-deer, the stag, the elk, and the antelope. The vigor and patience, both of the men and horses, are continually exercised by the fatigues of the chase; and the plentiful supply of game contributes to the subsistence, and even luxury, of a Tartar camp. But the exploits of the hunters of Scythia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imid or innoxious beasts; they boldly encounter the angry wild boar, when he turns against his pursuers, excite the sluggish courage of the bear, and provoke the fury of the tiger, as he slumbers in the thicket. Where there is danger, there may be glory; and the mode of hunting, which opens the fairest field to the exertions of valor, may justly be considered as the image, and as the school, of war. The general hunting matches, the pride and delight of the Tartar princes, compose an instructive exercise for their numerous cavalry. A circle is drawn, of many miles in circumference, to encompass the game of an extensive district; and the troops that form the circle regularly advance towards a common centre; where the captive animals, surrounded on every side, are abandoned to the darts of the hunters. In this march, which frequently continues many days, the cavalry are obliged to climb the hills, to swim the rivers, and to wind through the valleys, without interrupting the prescribed order of their gradual progress. They acquire the habit of directing their eye, and their steps, to a remote

    object; of preserving their intervals of suspending or accelerating their pace, according to the motions of the troops on their right and left; and of watching and repeating the signals of their leaders. Their leaders study, in this practical school,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 of the military art; the prompt and accurate judgment of ground, of distance, and of time. To employ against a human enemy the same patience and valor, the same skill and discipline, is the only alteration which is required in real war; and the amusements of the chase serve as a prelude to the conquest of an empire.

    The political society of the ancient Germans has the appearance of a voluntary alliance of independent warriors. The tribes of Scythia, distinguished by the modern appellation of Hords, assume the form of a numerous and increasing family; which, in the course of successive generations, has been propagated from the same original stock. The meanest, and most ignorant, of the Tartars, preserve, with conscious pride, the inestimable treasure of their genealogy; and whatever distinctions of rank may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the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pastoral wealth, they mutually respect themselves, and each other,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first founder of the tribe. The custom, which still prevails, of adopting the bravest and most faithful of the captives, may countenance the very probable suspicion, that this extensive consanguinity is, in a great measure, legal and fictitious. But the useful prejudice, which has obtained the sanction of time and opinion, produces the effects of truth; the haughty Barbarians yield a cheerful and voluntary obedience to the head of their blood; and their chief, or mursa,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ir great father, exercises the authority of a judge in peace, and of a leader in war. In the original state of the pastoral world, each of the mursas (if we may continue to use a modern appellation) acted as the independent chief of a large and separate family; and the limits of their peculiar territories were gradually fixed by superior force, or mutual consent. But the constant operation of various and permanent causes contributed to unite the vagrant Hords into national

    communities, under the command of a supreme head. The weak were desirous of support, and the strong were ambitious of dominion; the power, which is the result of union, oppressed and collected the divided force of the adjacent tribes; and, as the vanquished were freely admitted to share the advantages of victory, the most valiant chiefs hastened to range themselves and their followers under the formidable standard of a confederate nation. The most successful of the Tartar princes assumed the military command, to which he was entitled by the superiority, either of merit or of power. He was raised to the throne by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equals; and the title of Khan expresses, in the language of the North of Asia, the full extent of the regal dignity. The right of hereditary succession was long confined to the blood of the founder of the monarchy; and at this moment all the Khans, who reign from Crimea to the wall of China, are the lineal descendants of the renowned Zingis. But, as it is the indispensable duty of a Tartar sovereign to lead his warlike subjects into the field, the claims of an infant are often disregarded; and some royal kinsman, distinguished by his age and valor, is intrusted with the sword and sceptre of his predecessor. Two distinct and regular taxes are levied on the tribes, to support the dignity of the national monarch, and of their peculiar chief; and each of those contributions amounts to the tithe, both of their property, and of their spoil. A Tartar sovereign enjoys the tenth part of the wealth of his people; and as his own domestic riches of flocks and herds increase in a much larger proportion, he is able plentifully to maintain the rustic splendor of his court, to reward the most deserving, or the most favored of his followers, and to obtain, from the gentle influence of corruption, the obedience which might be sometimes refused to the stern mandates of authority. The manners of his subjects, accustomed, like himself, to blood and rapine, might excuse, in their eyes, such partial acts of tyranny, as would excite the horror of a civilized people; but the power of a despot has never been acknowledged in the deserts of Scythia. The immediate jurisdiction of the khan is conf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his own tribe; and the exercise of his royal prerogative has been moderated by the ancient

    institution of a national council. The Coroultai, or Diet, of the Tartars, was regularly hel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in the midst of a plain; where the princes of the reigning family, and the mursas of the respective tribes, may conveniently assemble on horseback, with their martial and numerous trains; and the ambitious monarch, who reviewed the strength, must consult the inclination of an armed people. The rudiments of a feudal government may be discovered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cythian or Tartar nations; but the perpetual conflict of those hostile nations has sometimes termin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owerful and despotic empire. The victor, enriched by the tribute, and fortified by the arms of dependent kings, has spread his conquests over Europe or Asia: the successful shepherds of the North have submitted to the confinement of arts, of laws, and of citie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luxury, after destroying the freedom of the people, has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hrone.

    The memory of past events cannot long be preserved in the frequent and remote emigrations of illiterate Barbarians. The modern Tartars are ignorant of the conquest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ou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ythians is derived from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learned and civilized nations of the South, the Greeks, the Persians, and the Chinese. The Greeks, who navigated the Euxine, and planted their colonies along the sea-coast, made the gradual and imperfect discovery of Scythia; from the Danube, and the confines of Thrace, as far as the frozen Mæotis, the seat of eternal winter, and Mount Caucasus, which, in the language of poetry, was described as the utmost boundary of the earth. They celebrated, with simple credulity, the virtues of the pastoral life: they entertained a more rational apprehension of the strength and numbers of the warlike Barbarians, who contemptuously baffled the immense armament of Darius, the son of Hystaspes. The Persian monarchs had extended their western conquests to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Scythia.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their empire were exposed to the Scythians of Asia; the wild inhabitants of

    the plains beyond the Oxus and the Jaxartes, two mighty rivers, which direct their course towards the Caspian Sea. The long and memorable quarrel of Iran and Touran is still the theme of history or romance: the famous, perhaps the fabulous, valor of the Persian heroes, Rustan and Asfendiar, was signalized,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gainst the Afrasiabs of the North; and the invincible spirit of the same Barbarians resisted, on the same ground, the victorious arms of Cyrus and Alexander. In the eyes of the Greeks and Persians, the real geography of Scythia was bounded, on the East, by the mountains of Imaus, or Caf; and their distant prospect of the extreme and inaccessible parts of Asia was clouded by ignorance, or perplexed by fiction. But those inaccessible regions are the ancient residence of a powerful and civilized nation, which ascends, by a probable tradition, above forty centuries; and which is able to verify a series of near two thousand years, by the perpetual testimony of accurate and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The annals of China illustrate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the pastoral tribes, which may still be distinguished by the vague appellation of Scythians, or Tartars; the vassals, the enemies, and sometimes the conquerors, of a great empire; whose policy has uniformly opposed the blind and impetuous valor of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From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to the Sea of Japan, the whole longitude of Scythia is about one hundred and ten degrees, which, in that parallel, are equal to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miles. The latitude of these extensive deserts cannot be so easily, or so accurately, measured; but, from the fortieth degree, which touches the wall of China, we may securely advance above a thousand miles to the northward, till our progress is stopped by the excessive cold of Siberia. In that dreary climate, instead of the animated picture of a Tartar camp, the smoke that issues from the earth, or rather from the snow, betrays the subterraneous dwellings of the Tongouses, and the Samoides: the want of horses and oxen is imperfectly supplied by the use of reindeer, and of large dogs; and the conquerors of the earth insensibly degenerate into a race of deformed and diminutive savages, who tremble at the sound of arms.

    Chapter XXVI: Progress of The Huns. —

    Part II.

    The Huns, who under the reign of Valens threatened the empire of Rome, had been formidable, in a much earlier period, to the empire of China. Their ancient, perhaps their original, seat was an extensive, though dry and barren, tract of country, immediately on the north side of the great wall. Their place is at present occupied by the forty-nine Hords or Banners of the Mongous, a pastoral nation, which consists of about two hundred thousand families. But the valor of the Huns had extended the narrow limits of their dominions; and their rustic chiefs, who assumed the appellation of Tanjou, gradually became the conquerors, and the sovereigns of a formidable empire. Towards the East, their victorious arms were stopped only by the ocean; and the tribes, which are thinly scattered between the Amoor and the extreme peninsula of Corea, adher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standard of the Huns. On the West, near the head of the Irtish, in the valleys of Imaus, they found a more ample space, and more numerous enemies. One of the lieutenants of the Tanjou subdued, in a single expedition, twenty-six nations; the Igours, distinguished above the Tartar race by the use of letters, were in the number of his vassals; and, by the strange connection of human events, the flight of one of those vagrant tribes recalled the victorious

    Parthians from the invasion of Syria. On the side of the North, the ocean was assigned as the limit of the power of the Huns. Without enemies to resist their progress, or witnesses to contradict their vanity, they might securely achieve a real, or imaginary, conquest of the frozen regions of Siberia. The Northern Sea was fixed as the remote boundary of their empire. But the name of that sea, on whose shores the patriot Sovou embraced the life of a shepherd and an exile, may be transferred, with much more probability, to the Baikal, a capacious basin, above three hundred miles in length, which

    disdains the modest appellation of a lake and which actually communicates with the seas of the North, by the long course of the Angara, the Tongusha, and the Jenissea. The submission of so many distant nations might flatter the pride of the Tanjou; but the valor of the Huns could be rewarded only by the enjoyment of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the empire of the South. In the third century before the Christian æra, a wall of fifteen hundred miles in length was constructed, to defend the frontiers of China against the inroads of the Huns; but this stupendous work, which holds a conspicuous place in the map of the world, has never contributed to the safety of an unwarlike people. The cavalry of the Tanjou frequently consisted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thousand men, formidable by the matchless dexterity with which they managed their bows and their horses: by their hardy patience in supporting the inclemency of the weather; and by the incredible speed of their march, which was seldom checked by torrents, or precipices, by the deepest rivers, or by the most lofty mountains. They spread themselves at once over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and their rapid impetuosity surprised, astonished, and disconcerted the grave and elaborate tactics of a Chinese army. The emperor Kaoti, a soldier of fortune, whose personal merit had raised him to the throne, marched against the Huns with those veteran troops which had been trained in the civil wars of China. But he was soon surrounded by the Barbarians; and, after a siege of seven days, the monarch, hopeless of relief, was reduced to purchase his deliverance by an ignominious capitulation. The successors of Kaoti, whose lives were dedicated to the arts of peace, or the luxury of the palace, submitted to a more permanent disgrace. They too hastily confessed the insufficiency of arms and fortifications. They were too easily convinced, that while the blazing signals announced on every side the approach of the Huns, the Chinese troops, who slept with the helmet on their head, and the cuirass on their back, were destroyed by the incessant labor of ineffectual marches. A regular payment of money, and silk, was stipulated as the condition of a temporary and precarious peace; and the wretched expedient of disguising a real tribute, under the names of a gift or

    subsidy, was practised by the emperors of China as well as by those of Rome. But there still remained a more disgraceful article of tribute, which violated the sacred feelings of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hardships of the savage life, which destroy in their infancy the children who are born with a less healthy and robust constitution, introduced a remarkabl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numbers of the two sexes. The Tartars are an ugly and even deformed race; and while they consider their own women as the instruments of domestic labor, their desires, or rather their appetites, are directed to the enjoyment of more elegant beauty. A select band of the fairest maidens of China was annually devoted to the rude embraces of the Huns; and the alliance of the haughty Tanjous was secured by their marriage with the genuine, or adopted, daughters of the Imperial family, which vainly attempted to escape the sacrilegious pollution. The situation of these unhappy victims is described in the verses of a Chinese princess, who laments that she had been condemned by her parents to a distant exile, under a Barbarian husband; who complains that sour milk was her only drink, raw flesh her only food, a tent her only palace; and who expresses, in a strain of pathetic simplicity, the natural wish, that she were transformed into a bird, to fly back to her dear country; the object of her tender and perpetual regret.

    The conquest of China has been twice achieved by the pastoral tribes of the North: the forces of the Huns were not inferior to those of the Moguls, or of the Mantcheoux; and their ambition might entertain the most sanguine hopes of success. But their pride was humbled, and their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the arms and policy of Vouti, the fifth emperor of the powerful dynasty of the Han. In his long reign of fifty-four years, the Barbarians of the southern provinces submitted to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China; and the ancient limits of the monarchy were enlarged, from the great river of Kiang, to the port of Canton. Instead of confining himself to the timid operations of a defensive war, his lieutenants penetrated many hundred miles into the country of the Huns. In those boundless

    deserts, where it is impossible to form magazines, and difficult to transport a sufficient supply of provisions, the armies of Vouti were repeatedly exposed to intolerable hardships: and,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soldiers, who marched against the Barbarians, thirty thousand only returned in safety to the feet of their master. These losses, however, were compensated by splendid and decisive success. The Chinese generals improved the superiority which they derived from the temper of their arms, their chariots of war, and the service of their Tartar auxiliaries. The camp of the Tanjou was surprised in the midst of sleep and intemperance; and, though the monarch of the Huns bravely cut his way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enemy, he left above fifteen thousand of his subjects on the field of battle. Yet this signal victory, which wa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many bloody engagements, contributed much less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Huns than the effectual policy which was employed to detach the tributary nations from their obedience. Intimidated by the arms, or allured by the promises, of Vouti and his successors, the most considerable tribes, both of the East and of the West, disclaimed the authority of the Tanjou. While some acknowledged themselves the allies or vassals of the empire, they all became the implacable enemies of the Huns; and the numbers of that haughty people, as soon as they were reduced to their native strength,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contained within the walls of one of the great and populous cities of China. The desertion of his subjects, and the perplexity of a civil war, at length compelled the Tanjou himself to renounce the dignity of an independent sovereign, and the freedom of a warlike and high-spirited nation. He was received at Sigan, the capital of the monarchy, by the troops, the mandarins, and the emperor himself, with all the honors that could adorn and disguise the triumph of Chinese vanity. A magnificent palace was prepared for his reception; his place was assigned above all the princes of the royal family; and the patience of the Barbarian king was exhausted by the ceremonies of a banquet, which consisted of eight courses of meat, and of nine solemn pieces of music. But he performed, on his knees, the duty of a respectful homage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pronounced, in his own name, and in the name of his successors, a perpetual oath of fidelity; and gratefully accepted a seal, which was bestowed as the emblem of his regal dependence. After this humiliating submission, the Tanjous sometimes departed from their allegiance and seized the favorable moments of war and rapine; but the monarchy of the Huns gradually declined, till it was broken, by civil dissension, into two hostile and separate kingdoms. One of the princes of the nation was urged, by fear and ambition, to retire towards the South with eight hords, which composed between forty and fifty thousand families. He obtained, with the title of Tanjou, a convenient territory on the verge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 and his constant attachment to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was secured by weakness, and the desire of revenge. From the time of this fatal schism, the Huns of the North continued to languish about fifty years; till they were oppressed on every side by their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The proud inscription of a column, erected on a lofty mountain, announced to posterity, that a Chinese army had marched seven hundred miles into the heart of their country. The Sienpi, a tribe of Oriental Tartars, retaliated the injuries which they had formerly sustained; and the power of the Tanjous, after a reign of thirteen hundred years, was utterly destroy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æra.

    The fate of the vanquished Huns was diversified by the various influence of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Above one hundred thousand persons, the poorest, indeed, and the most pusillanimous of the people, were contented to remain in their native country, to renounce their peculiar name and origin, and to mingle with the victorious nation of the Sienpi. Fifty-eight hords, about two hundred thousand men, ambitious of a more honorable servitude, retired towards the South;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s of China; and were permitted to inhabit, and to guard, the extreme frontiers of the province of Chansi and the territory of Ortous. But the most warlike and powerful tribes of the Huns maintained, in their adverse

    fortune, the undaunted spirit of their ancestors. The Western world was open to their valor; and they resolved, under the conduct of their hereditary chieftains, to conquer and subdue some remote country, which was still inaccessible to the arms of the Sienpi, and to the laws of China. The course of their emigration soon carried them beyond the mountains of Imaus, and the limits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 but we are able to distinguish the two great divisions of these formidable exiles, which directed their march towards the Oxus, and towards the Volga. The first of these colonies established their dominion in the fruitful and extensive plains of Sogdiana, on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Caspian; where they preserved the name of Huns, with the epithet of Euthalites, or Nepthalites. * Their manners were softened, and even their features were insensibly improved, by the mildness of the climate, and their long residence in a flourishing province, which might still retain a faint impression of the arts of Greece. The whiteHuns, a name which they derived from the change of their complexions, soon abandoned the pastoral life of Scythia. Gorgo, which, under the appellation of Carizme, has since enjoyed a temporary splendor, was the residence of the king, who exercised a legal authority over an obedient people. Their luxury was maintained by the labor of the Sogdians; and the only vestige of their ancient barbarism, was the custom which obliged all the companions, perhaps to the number of twenty, who had shared the liberality of a wealthy lord, to be buried alive in the same grave. The vicinity of the Huns to the provinces of Persia, involved them in frequent and bloody contests with the power of that monarchy. But they respected, in peace, the faith of treaties; in war, she dictates of humanity; and their memorable victory over Peroses, or Firuz, displayed the moderation, as well as the valor, of the Barbarians. The second division of their countrymen, the Huns, who gradually advanced towards the North-west, were exercised by the hardships of a colder climate, and a more laborious march. Necessity compelled them to exchange the silks of China for the furs of Siberia; the imperfect rudiments of civilized life were obliterated; and the native fierceness of the Huns was exasperated by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savage tribes, who

    were compared, with some propriety, to the wild beasts of the desert. Their independent spirit soon rejected the hereditary succession of the Tanjous; and while each horde was governed by its peculiar mursa, their tumultuary council directed the public measures of the whole nation. As late as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ir transient residence on the eastern banks of the Volga was attested by the name of Great Hungary. In the winter, they descended with their flocks and herds towards the mouth of that mighty river; and their summer excursions reached as high as the latitude of Saratoff, or perhaps the conflux of the Kama. Such at least were the recent limits of the black Calmucks, who remained about a centur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Russia; and who have since returned to their native seats on the frontier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he march, and the return, of those wandering Tartars, whose united camp consists of fifty thousand tents or families, illustrate the distant emigrations of the ancient Huns.

    It is impossible to fill the dark interval of time, which elapsed, after the Huns of the Volga were lost in the eyes of the Chinese, and before they showed themselves to those of the Romans. There is some reason, however, to apprehend, that the same force which had driven them from their native seats, still continued to impel their march towards the frontiers of Europe. The power of the Sienpi, their implacable enemies, which extended above three thousand miles from East to West, must have gradually oppressed them by the weight and terror of a formidable neighborhood; and the flight of the tribes of Scythia would inevitably tend to increase the strength or to contract the territories, of the Huns. The harsh and obscure appellations of those tribes would offend the ear, without inform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der; but I cannot suppress the very natural suspicion, that the Huns of the North derived a considerable reenforcement from the ruin of the dynasty of the South, which, in the course of the third century, submitted to the dominion of China; that the bravest warriors marched away in search of their free and adventurous countrymen; and that, as they had been divided

    by prosperity, they were easily reunited by the common hardships of their adverse fortune. The Huns, with their flocks and herds,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ir dependents and allies,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west of the Volga, and they boldly advanced to invade the country of the Alani, a pastoral people, who occupied, or wasted, an extensive tract of the deserts of Scythia. The plains between the Volga and the Tanais were covered with the tents of the Alani, but their name and manners were diffused over the wide extent of their conquests; and the painted tribes of the Agathyrsi and Geloni were confounded among their vassals. Towards the North, they penetrated into the frozen regions of Siberia, among the savages who were accustomed, in their rage or hunger, to the taste of human flesh; and their Southern inroads were pushed as far as the confines of Persia and India. The mixture of Somatic and German blood had contributed to improve the features of the Alani, * to whiten their swarthy complexions, and to tinge their hair with a yellowish cast, which is seldom found in the Tartar race. They were less deformed in their persons, less brutish in their manners, than the Huns; but they did not yield to those formidable Barbarians in their martial and independent spirit; in the love of freedom, which rejected even the use of domestic slaves; and in the love of arms, which considered war and rapine as the pleasure and the glory of mankind. A naked cimeter, fixed in the ground, was the only object of their religious worship; the scalps of their enemies formed the costly trappings of their horses; and they viewed, with pity and contempt, the pusillanimous warriors, who patiently expected the infirmities of age, and the tortures of lingering disease. On the banks of the Tanais, 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Huns and the Alani encountered each other with equal valor, but with unequal success. The Huns prevailed in the bloody contest; the king of the Alani was slain; and the remains of the vanquished nation were dispersed by the ordinary alternative of flight or submission. A colony of exiles found a secure refuge in the mountains of Caucasus, between the Euxine and the Caspian, where they still preserve their name and their independence. Another colony advanced, with more intrepid courage, towards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associated themselves with the Northern tribes of Germany; and shared the spoil of the Roman provinces of Gaul and Spain. Bu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nation of the Alani embraced the offers of an honorable and advantageous union; and the Huns, who esteemed the valor of their less fortunate enemies, proceeded, with an increase of numbers and confidence, to invade the limits of the Gothic empire.

    The great Hermanric, whose dominions extended from the Baltic to the Euxine, enjoyed, in the full maturity of age and reputation, the fruit of his victories, when he was alarmed by the formidable approach of a host of unknown enemies, on whom his barbarous subjects might, without injustice, bestow the epithet of Barbarians. The numbers, the strength, the rapid motions, and the implacable cruelty of the Huns, were felt, and dreaded, and magnified, by the astonished Goths; who beheld their fields and villages consumed with flames, and deluged with indiscriminate slaughter. To these real terrors they added the surprise and abhorrence which were excited by the shrill voice, the uncouth gestures, and the strange deformity of the Huns. * These savages of Scythia were compared (and the picture had some resemblance) to the animals who walk very awkwardly on two legs and to the misshapen figures, the Termini, which were often placed on the bridges of antiquity. They were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est of the human species by their broad shoulders, flat noses, and small black eyes, deeply buried in the head; and as they were almost destitute of beards, they never enjoyed either the manly grace of youth, or the venerable aspect of age. A fabulous origin was assigned, worthy of their form and manners; that the witches of Scythia, who, for their foul and deadly practices, had been driven from society, had copulated in the desert with infernal spirits; and that the Huns were the offspring of this execrable conjunction. The tale, so full of horror and absurdity, was greedily embraced by the credulous hatred of the Goths; but, while it gratified their hatred, it increased their fear, since the posterity of dæmons and witches might be supposed to inherit some share of the præternatural powers,

    as well as of the malignant temper, of their parents. Against these enemies, Hermanric prepared to exert the united forces of the Gothic state; but he soon discovered that his vassal tribes, provoked by oppression, were much more inclined to second, than to repel, the invasion of the Huns. One of the chiefs of the Roxolani had formerly deserted the standard of Hermanric, and the cruel tyrant had condemned the innocent wife of the traitor to be torn asunder by wild horses. The brothers of that unfortunate woman seized the favorable moment of revenge. The aged king of the Goths languished some time after the dangerous wound which he received from their daggers; but the conduct of the war was retarded by his infirmities; and the public councils of the nation were distracted by a spirit of jealousy and discord. His death, which has been imputed to his own despair, left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in the hands of Withimer, who, with the doubtful aid of some Scythian mercenaries, maintained the unequal contest against the arms of the Huns and the Alani, till he was defeated and slain in a decisive battle. The Ostrogoths submitted to their fate; and the royal race of the Amali will hereafter be found among the subjects of the haughty Attila. But the person of Witheric, the infant king, was saved by the diligence of Alatheus and Saphrax; two warriors of approved valor and fidelity, who, by cautious marches, conducted the independent remains of the nation of the Ostrogoths towards the Danastus, or Niester; a considerable river, which now separates the Turkish dominions from the empire of Russia. On the banks of the Niester, the prudent Athanaric, more attentive to his own than to the general safety, had fixed the camp of the Visigoths; with the firm resolution of opposing the victorious Barbarians, whom he thought it less advisable to provoke. The ordinary speed of the Huns was checked by the weight of baggage, and the encumbrance of captives; but their military skill deceived, and almost destroyed, the army of Athanaric. While the Judge of the Visigoths defended the banks of the Niester, he was encompassed and attacked by a numerous detachment of cavalry, who, by the light of the moon, had passed the river in a fordable place; and it was not without the utmost efforts of courage and conduct, that he

    was able to effect his retreat towards the hilly country. The undaunted general had already formed a new and judicious plan of defensive war; and the strong lines, which he was preparing to construct between the mountains, the Pruth, and the Danube, would have secured the extensive and fertile territory that bears the modern name of Walachia, from the destructive inroads of the Huns. But the hopes and measures of the Judge of the Visigoths was soon disappointed, by the trembling impatience of his dismayed countrymen; who were persuaded by their fears, that the interposition of the Danube was the only barrier that could save them from the rapid pursuit, and invincible valor, of the Barbarians of Scythia. Under the command of Fritigern and Alavivus, the body of the nation hastily advanced to the banks of the great river, and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Roman emperor of the East. Athanaric himself, still anxious to avoid the guilt of perjury, retired, with a band of faithful followers, into the mountainous country of Caucaland; which appears to have been guarded, and almost concealed, by the impenetrable forests of Transylvania. *

    Chapter XXVI: Progress of The Huns. —

    Part III.

    After Valens had terminated the Gothic war with some appearance of glory and success, he made a progress through his dominions of Asia, and at length fixed his residence in the capital of Syria. The five years which he spent at Antioch was employed to watch, from a secure distance, the hostile designs of the Persian monarch; to check the depredations of the Saracens and Isaurians; to enforce, by arguments more prevalent than those of reason and eloquence, the belief of the Arian theology; and to satisfy his anxious suspicions by the promiscuous execution of the innocent and the guilty. But the attention of the emperor was most seriously engaged, by the important intelligence which he received from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who were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of the

    Danube. 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North was agitated by a furious tempest; that the irruption of the Huns, an unknown and monstrous race of savages, had subverted the power of the Goths; and that the suppliant multitudes of that warlike nation, whose pride was now humbled in the dust, covered a space of many mile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 With outstretched arms, and pathetic lamentations, they loudly deplored their past misfortunes and their present danger; acknowledged that their only hope of safety was in the clemency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and most solemnly protested, that if the gracious liberality of the emperor would permit them to cultivate the waste lands of Thrace, they should ever hold themselves bound, by the strongest obligations of duty and gratitude, to obey the laws, and to guard the limits, of the republic. These assurances were confirmed by the ambassadors of the Goths, * who impatiently expected from the mouth of Valens an answer that must finally determine the fate of their unhappy countrymen.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was no longer guided by the wisdom and authority of his elder brother, whose death happen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preceding year; and as the distressful situation of the Goths required an instant and peremptory decision, he was deprived of the favorite resources of feeble and timid minds, who consider the use of dilatory and ambiguous measures as the most admirable efforts of consummate prudence. As long as the same passions and interests subsist among mankind, the questions of war and peace, of justice and policy, which were debated in the councils of antiquity, will frequently present themselves as the subject of modern deliberation. But the most experienced statesman of Europe has never been summoned to consider the propriety, or the danger, of admitting, or rejecting, an innumerable multitude of Barbarians, who are driven by despair and hunger to solicit a settlement on the territories of a civilized nation. When that important proposition, so essentially connected with the public safety, was referred to the ministers of Valens, they were perplexed and divided; but they soon acquiesced in the flattering sentiment which seemed the most favorable to the pride, the indolence, and the avarice of their sovereign. The

    slaves, who were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s of præfects and generals, dissembled or disregarded the terrors of this national emigration; so extremely different from the partial and accidental colonies, which had been received on the extreme limits of the empire. But they applauded the liberality of fortune, which had conducted, from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globe, a numerous and invincible army of strangers, to defend the throne of Valens; who might now add to the royal treasures the immense sums of gold supplied by the provincials to compensate their annual proportion of recruits. The prayers of the Goths were granted, and their service was accep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nd orders were immediately despatched to the civil and military governors of the Thracian diocese, to make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the passage and subsistence of a great people, till a proper and sufficient territory could be allotted for their future residence. The liberality of the emperor was accompanied, however, with two harsh and rigorous conditions, which prudence might justify on the side of the Romans; but which distress alone could extort from the indignant Goths. Before they passed the Danube, they were required to deliver their arms: and it was insisted, that their children should be taken from them, and dispersed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Asia; where they might be civilized by the arts of education, and serve as hostages to secure the fidelity of their parents.

    During the suspense of a doubtful and distant negotiation, the impatient Goths made some rash attempts to pass the Danub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government, whose protection they had implored. Their motions were strictly observed by the vigilance of the troops which were stationed along the river and their foremost detachments were defeated with considerable slaughter; yet such were the timid councils of the reign of Valens, that the brave officers who had served their country in the execution of their duty, were punished by the loss of their employments, and narrowly escaped the loss of their heads. The Imperial mandate was at length received for transporting over the Danube the whole body of the Gothic

    nation; but the execution of this order was a task of labor and difficulty. The stream of the Danube, which in those parts is above a mile broad, had been swelled by incessant rains; and in this tumultuous passage, many were swept away, and drowned, by the rapid violence of the current. A large fleet of vessels, of boats, and of canoes, was provided; many days and nights they passed and repassed with indefatigable toil; and the most strenuous diligence was exerted by the officers of Valens, that not a single Barbarian, of those who were reserved to subvert the foundations of Rome, should be left on the opposite shore. It was thought expedient that an accurate account should be taken of their numbers; but the persons who were employed soon desisted, with amazement and dismay, from the prosecution of the endless and impracticable task: and the principal historian of the age most seriously affirms, that the prodigious armies of Darius and Xerxes, which had so long been considered as the fables of vain and credulous antiquity, were now justified, in the eyes of mankind, by the evidence of fact and experience. A probable testimony has fixed the number of the Gothic warriors at two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if we can venture to add the just proportion of women, of children, and of slaves, the whole mass of people which composed this formidable emigration, must have amounted to near a million of persons, of both sexes, and of all ages. The children of the Goths, those at least of a distinguished rank,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multitude. They were conducted, without delay, to the distant seats assigned for their residence and education; and as the numerous train of hostages or captives passed through the cities, their gay and splendid apparel, their robust and martial figure, excited the surprise and envy of the Provincials. * But the stipulation, the most offensive to the Goths,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o the Romans, was shamefully eluded. The Barbarians, who considered their arms as the ensigns of honor and the pledges of safety, were disposed to offer a price, which the lust or avarice of the Imperial officers was easily tempted to accept. To preserve their arms, the haughty warriors consented, with some reluctance, to prostitute their wives or their daughters; the charms of a beauteous maid, or a

    comely boy, secured the connivance of the inspectors; who sometimes cast an eye of covetousness on the fringed carpets and linen garments of their new allies, or who sacrificed their duty to the mean consideration of filling their farms with cattle, and their houses with slaves. The Goths, with arms in their hands, were permitted to enter the boats; and when their strength was collect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the immense camp which was spread over the plains and the hills of the Lower Mæsia, assumed a threatening and even hostile aspect. The leaders of the Ostrogoths, Alatheus and Saphrax, the guardians of their infant king, appeared soon afterwards on the Northern banks of the Danube; and immediately despatched their ambassadors to the court of Antioch, to solicit, with the same professions of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the same favor which had been granted to the suppliant Visigoths. The absolute refusal of Valens suspended their progress, and discovered the repentance, the suspicions, and the fears, of the Imperial council.

    An undisciplined and unsettled nation of Barbarians required the firmest temper, and the most dexterous management. The daily subsistence of near a million of extraordinary subjects could be supplied only by constant and skilful diligence, and might continually be interrupted by mistake or accident. The insolence, or the indignation, of the Goths, if they conceived themselves to be the objects either of fear or of contempt, might urge them to the most desperate extremities; and the fortune of the state seemed to depend on the prudence, as well as the integrity, of the generals of Valens. At this important crisis, the military government of Thrace was exercised by Lupicinus and Maximus, in whose venal minds the slightest hope of private emolument outweighed every consideration of public advantage; and whose guilt was only alleviated by their incapacity of discerning the pernicious effects of their rash and criminal administration. Instead of obeying the orders of their sovereign, and satisfying, with decent liberality, the demands of the Goths, they levied an ungenerous and oppressive tax on the wants of the hungry Barbarians. The vilest food was sold at an extravagant price; and, in the room of wholesome and substantial provisions, the markets were filled with the flesh of dogs, and of unclean animals, who had died of disease. To obtain the valuable acquisition of a pound of bread, the Goths resigned the possession of an expensive, though serviceable, slave; and a small quantity of meat was greedily purchased with ten pounds of a precious, but useless metal, when their property was exhausted, they continued this necessary traffic by the sale of their sons and daughters;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love of freedom, which animated every Gothic breast, they submitted to the humiliating maxim, that it was better for their children to be maintained in a servile condition, than to perish in a state of wretched and helpless independence. The most lively resentment is excited by the tyranny of pretended benefactors, who sternly exact the debt of gratitude which they have cancelled by subsequent injuries: a spirit of discontent insensibly arose in the camp of the Barbarians, who pleaded, without success, the merit of their patient and dutiful behavior; and loudly complained of the inhospitable treatment which they had received from their new allies. They beheld around them the wealth and plenty of a fertile province, in the midst of which they suffered the intolerable hardships of artificial famine. But the means of relief, and even of revenge, were in their hands; since the rapaciousness of their tyrants had left to an injured people the possession and the use of arms. The clamors of a multitude, untaught to disguise their sentiments, announced the first symptoms of resistance, and alarmed the timid and guilty minds of Lupicinus and Maximus. Those crafty ministers, who substituted the cunning of temporary expedients to the wise and salutary counsels of general policy, attempted to remove the Goths from their dangerous station on the frontiers of the empire; and to disperse them, in separate quarters of cantonment, through the interior provinces. As they were conscious how ill they had deserved the respect, or confidence, of the Barbarians, they diligently collected, from every side, a military force, that might urge the tardy and reluctant march of a people, who had not yet renounced the title, or the duties, of Roman subjects. But the generals of Valens, while their attention was solely directed to the discontented Visigoths, imprudently disarmed the ships and the fortifications which constituted the defence of the Danube. The fatal oversight was observed, and improved, by Alatheus and Saphrax, who anxiously watched the favorable moment of escaping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Huns. By the help of such rafts and vessels as could be hastily procured, the leaders of the Ostrogoths transported, without opposition, their king and their army; and boldly fixed a hostile and independent camp o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empire.

    Under the name of Judges, Alavivus and Fritigern were the leaders of the Visigoths in peace and war; and the authority which they derived from their birth was ratified by the free consent of the nation. In a season of tranquility, their power might have been equal, as well as their rank; but, as soon as their countrymen were exasperated by hunger and oppression, the superior abilities of Fritigern assumed the military command, which he was qualified to exercise for the public welfare. He restrained the impatient spirit of the Visigoths till the injuries and the insults of their tyrants should justify their resistance in the opinion of mankind: but he was not disposed to sacrifice any solid advantages for the empty praise of justice and moderation. 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which would result from the union of the Gothic power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he secretly cultiva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Ostrogoths; and while he professed an implicit obedience to the orders of the Roman generals, he proceeded by slow marches towards Marcianopolis, the capital of the Lower Mæsia, about seventy miles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On that fatal spot, the flames of discord and mutual hatred burst forth into a dreadful conflagration. Lupicinus had invited the Gothic chiefs to a splendid entertainment; and their martial train remained under arms at the entrance of the palace. But the gates of the city were strictly guarded, and the Barbarians were sternly excluded from the use of a plentiful market, to which they asserted their equal claim of subjects and allies. Their humble prayers were rejected with insolence and derision; and as their patience was now exhausted, the townsmen, the soldiers, and the Goths, were soon involved in a conflict of passionate altercation and angry reproaches. A blow was imprudently given; a sword was hastily drawn; and the first blood that was spilt in this accidental quarrel, became the signal of a long and destructive war. In the midst of noise and brutal intemperance, Lupicinus was informed, by a secret messenger, that many of his soldiers were slain, and despoiled of their arms; and as he was already inflamed by wine, and oppressed by sleep he issued a rash command, that their death should be revenged by the massacre of the guards of Fritigern and Alavivus. The clamorous shouts and dying groans apprised Fritigern of his extreme danger; and, as he possessed the calm and intrepid spirit of a hero, he saw that he was lost if he allowed a moment of deliberation to the man who had so deeply injured him. “A trifling dispute,” said the Gothic leader, with a firm but gentle tone of voice, “appears to have arisen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but it may be productive of the most dangerous consequences, unless the tumult is immediately pacified by the assurance of our safety, and the authority of our presence.” At these words, Fritigern and his companions drew their swords, opened their passage through the unresisting crowd, which filled the palace, the streets, and the gates, of Marcianopolis, and, mounting their horses, hastily vanished from the eyes of the astonished Romans. The generals of the Goths were saluted by the fierce and joyful acclamations of the camp; war was instantly resolved, and the resolution was executed without delay: the banners of the nation were displayed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air resounded with the harsh and mournful music of the Barbarian trumpet. The weak and guilty Lupicinus, who had dared to provoke, who had neglected to destroy, and who still presumed to despise, his formidable enemy, marched against the Goths, at the head of such a military force as could be collected on this sudden emergency. The Barbarians expected his approach about nine miles from Marcianopolis; and on this occasion the talents of the general were found to be of more prevailing efficacy than the weapons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The valor of the Goths was so ably directed by the genius of Fritigern, that they broke, by a close and vigorous attack, the ranks of the Roman legions. Lupicinus left his arms and standards, his tribunes and his bravest soldiers, on the field of battle; and their useless courage served only to protect the ignominious flight of their leader. “That successful day put an end to the distress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Romans: from that day, the Goths, renouncing the precarious condition of strangers and exiles,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citizens and masters, claimed an absolute dominion over the possessors of land, and held, in their own right, the northern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which are bounded by the Danube.” Such are the words of the Gothic historian, who celebrates, with rude eloquence, the glory of his countrymen. But the dominion of the Barbarians was exercised only for the purposes of rapine and destruction. As they had been depriv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emperor, of the common benefits of nature, and the fair intercourse of social life, they retaliated the injustice on the subjects of the empire; and the crimes of Lupicinus were expiated by the ruin of the peaceful husbandmen of Thrace,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ir villages, and the massacre, or captivity, of their innocent families. The report of the Gothic victory was soon diffused over the adjacent country; and while it filled the minds of the Romans with terror and dismay, their own hasty imprudence contributed to increase the forces of Fritigern, and the calamities of the province. Some time before the great emigration, a numerous body of Goths, under the command of Suerid and Colias, had been received into the protection and service of the empire. They were encamped under the walls of Hadrianople; but the ministers of Valens were anxious to remove them beyond the Hellespont, at a distance from the dangerous temptation which might so easily be communicated by the neighborhood, and the success, of their countrymen. The respectful submission with which they yielded to the order of their march,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proof of their fidelity; and their moderate request of a sufficient allowance of provisions, and of a delay of only two days was expressed in the most dutiful terms. But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Hadrianople, incensed by some disorders which had been committed at his country-house, refused this indulgence; and arming against them the inhabitants and manufacturers of a populous city, he urged, with hostile threats, their instant departure. The Barbarians stood silent and amazed, till they were exasperated by the insulting clamors, and missile weapons, of the populace: but when patience or contempt was fatigued, they crushed the undisciplined multitude, inflicted many a shameful wound on the backs of their flying enemies, and despoiled them of the splendid armor, which they were unworthy to bear. The resemblance of their sufferings and their actions soon united this victorious detachment to the nation of the Visigoths; the troops of Colias and Suerid expected the approach of the great Fritigern, ranged themselves under his standard, and signalized their ardor in the siege of Hadrianople. But the resistance of the garrison informed the Barbarians, that in the attack of regular fortifications, the efforts of unskillful courage are seldom effectual. Their general acknowledged his error, raised the siege, declared that “he was at peace with stone walls,” and revenged his disappointment on the adjacent country. He accepted, with pleasure, the useful reenforcement of hardy workmen, who labored in the gold mines of Thrace, for the emolument, and under the lash, of an unfeeling master: and these new associates conducted the Barbarians, through the secret paths, to the most sequestered places, which had been chosen to secure the inhabitants, the cattle, and the magazines of cor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uch guides, nothing could remain impervious or inaccessible; resistance was fatal; flight was impracticable; and the patient submission of helpless innocence seldom found mercy from the Barbarian conqueror. In the course of these depredations, a great number of the children of the Goths, who had been sold into captivity, were restored to the embraces of their afflicted parents; but these tender interviews, which might have revived and cherished in their minds some sentiments of humanity, tended only to stimulate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by the desire of revenge. They listened, with eager attention,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ir captive children, who had suffered the most cruel indignities from the lustful or angry passions of their masters, and the same cruelties, the same indignities, were severely retaliated on the sons and daughters of the Romans.

    The imprudence of Valens and his ministers had introduc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empire a nation of enemies; but the Visigoths might even yet have been reconciled, by the manly confession of past errors, and the sincere performance of former engagements. These healing and temperate measures seemed to concur with the timorous disposition of the sovereign of the East: but, on this occasion alone, Valens was brave; and his unseasonable bravery was fatal to himself and to his subjects. He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marching from Antioch to Constantinople, to subdue this dangerous rebellion; and, as he was not ignorant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enterprise, he solicited the assistance of his nephew, the emperor Gratian, who commanded all the forces of the West. The veteran troops were hastily recalled from the defence of Armenia; that important frontier was abandoned to the discretion of Sapor; and the immediate conduct of the Gothic war was intrusted, during the absence of Valens, to his lieutenants Trajan and Profuturus, two generals who indulged themselves in a very false and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ir own abilities. On their arrival in Thrace, they were joined by Richomer, count of the domestics; and the auxiliaries of the West, that marched under his banner, were composed of the Gallic legions, reduced indeed, by a spirit of desertion, to the vain appearances of strength and numbers. In a council of war, which was influenced by pride, rather than by reason, it was resolved to seek, and to encounter, the Barbarians, who lay encamped in the spacious and fertile meadows, near the most southern of the six mouths of the Danube. Their camp was surrounded by the usual fortification of wagons; and the Barbarians, secure within the vast circle of the enclosure, enjoyed the fruits of their valor, and the spoils of the province. In the midst of riotous intemperance, the watchful Fritigern observed the motions, and penetrated the designs, of the Romans. He perceived, that the numbers of the enemy were continually increasing: and, as he understood their intention of attacking his rear, as soon as the scarcity of forage should oblige him to remove his camp, he recalled to their standard his predatory detachments, which covered the adjacent country. As soon as they descried the flaming beacons, they obeyed, with incredible speed, the signal of their leader: the camp was filled with the martial crowd of Barbarians; their impatient clamors demanded the battle, and their tumultuous zeal was approved and animated by the spirit of their chiefs. The evening was already far advanced; and the two armies prepared themselves for the approaching combat, which was deferred only till the dawn of day. While the trumpets sounded to arms, the undaunted courage of the Goths was confirmed by the mutual obligation of a solemn oath; and as they advanced to meet the enemy, the rude songs, which celebrated the glory of their forefathers, were mingled with their fierce and dissonant outcries, and opposed to the artificial harmony of the Roman shout. Some military skill was displayed by Fritigern to gain the advantage of a commanding eminence; but the bloody conflict, which began and ended with the light, was maintained on either side, by the personal and obstinate efforts of strength, valor, and agility. The legions of Armenia supported their fame in arms; but they were oppressed by the irresistible weight of the hostile multitude the left wing of the Romans was thrown into disorder and the field was strewed with their mangled carcasses. This partial defeat was balanced, however, by partial success; and when the two armies, at a late hour of the evening, retreated to their respective camps, neither of them could claim the honors, or the effects, of a decisive victory. The real loss was more severely felt by the Romans, in proportion to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s; but the Goths were so deeply confounded and dismayed by this vigorous, and perhaps unexpected, resistance, that they remained seven days within the circle of their fortifications. Such funeral rites, as the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would admit, were piously discharged to some officers of distinguished rank; but the indiscriminate vulgar was left unburied on the plain. Their flesh was greedily devoured by the birds of prey, who in that age enjoyed very frequent and delicious feasts; and several years afterwards the white and naked bones, which covered the wide extent of the fields, presented to the eyes of Ammianus a dreadful monument of the battle of Salices.

    The progress of the Goths had been checked by the doubtful event of that bloody day; and the Imperial generals, whose army would have been consumed by the repetition of such a contest, embraced the more rational plan of destroying the Barbarians by the wants and pressure of their own multitudes. They prepared to confine the Visigoths in the narrow angle of land between the Danube, the desert of Scythia, and the mountains of Hæmus, till their strength and spirit should be insensibly wasted by the inevitable operation of famine. The design was prosecuted with some conduct and success: the Barbarians had almost exhausted their own magazines, and the harves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diligence of Saturninus, the master-general of the cavalry, was employed to improve the strength, and to contract the extent, of the Roman fortifications. His labors were interrupted by the alarming intelligence, that new swarms of Barbarians had passed the unguarded Danube, either to support the cause, or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Fritigern. The just apprehension, that he himself might be surrounded, and overwhelmed, by the arms of hostile and unknown nations, compelled Saturninus to relinquish the siege of the Gothic camp; and the indignant Visigoths, breaking from their confinement, satiated their hunger and revenge by the repeated devastation of the fruitful country, which extends abov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to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The sagacious Fritigern had successfully appealed to the passions, as well as to the interest, of his Barbarian allies; and the love of rapine, and the hatred of Rome, seconded, or even prevented, the eloquence of his ambassadors. He cemented a strict and useful alliance with the great body of his countrymen, who obeyed Alatheus and Saphrax as the guardians of their infant king: the long animosity of rival tribes was suspended by the sense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 the independent part of the nation was associated under one standard; and the chiefs of the Ostrogoths appear to have yielded to the superior genius of the general of the Visigoths. He obtained the formidable aid of the Taifalæ, * whose military renown was disgraced and polluted by the public infamy of their domestic manners. Every youth, 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world, was united by the ties of honorable friendship, and brutal love, to some warrior of the tribe; nor could he hope to be released from this unnatural connection, till he had approved his manhood by slaying, in single combat, a huge bear, or a wild boar of the forest. But the most powerful auxiliaries of the Goths were drawn from the camp of those enemies who had expelled them from their native seats. The loose subordination, and extensive possessions, of the Huns and the Alani, delayed the conquests, and distracted the councils, of that victorious people. Several of the hords were allured by the liberal promises of Fritigern; and the rapid cavalry of Scythia added weight and energy to the steady and strenuous efforts of the Gothic infantry. The Sarmatians, who could never forgive the successor of Valentinian, enjoyed and increased the general confusion; and a seasonable irruption of the Alemanni, into the provinces of Gaul, engaged the attention, and diverted the forces, of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Chapter XXVI: Progress of The Huns  Part IV

    One of the most dangerous inconvenience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Barbarians into the army and the palace, was sensibly felt in their correspondence with their hostile countrymen; to whom they imprudently, or maliciously, revealed the weakness of the Roman empire. A soldier, of the lifeguards of Gratian, was of the nation of the Alemanni, and of the tribe of the Lentienses, who dwelt beyond the Lake of Constance. Some domestic business obliged him to request a leave of absence. In a short visit to his family and friends, he was exposed to their curious inquiries: and the vanity of the loquacious soldier tempted him to display his intimate acquaintance with

    the secrets of the state, and the designs of his master. The intelligence, that Gratian was preparing to lead the military force of Gaul, and of the West, to the assistance of his uncle Valens, pointed out to the restless spirit of the Alemanni the moment, and the mode, of a successful invasion. The enterprise of some light detachments, who, in the month of February, passed the Rhine upon the ice, was the prelude of a more important war. The boldest hopes of rapine, perhaps of conquest, outweighed the considerations of timid prudence, or national faith. Every forest, and every village, poured forth a band of hardy adventurers; and the great army of the Alemanni, which, on their approach, was estimated at forty thousand men by the fears of the people, was afterwards magnified to the number of seventy thousand by the vain and credulous flattery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legions, which had been ordered to march into Pannonia, were immediately recalled, or detained, for the defence of Gaul; the military command was divided between Nanienus and Mellobaudes; and the youthful emperor, though he respected the long experience and sober wisdom of the former, was much more inclined to admire, and to follow, the martial ardor of his colleague; who was allowed to unite the incompatible characters of count of the domestics, and of king of the Franks. His rival Priarius, king of the Alemanni, was guided, or rather impelled, by the same headstrong valor; and as their troops were animated by the spirit of their leaders, they met, they saw, they encountered each other, near the town of Argentaria, or Colmar, in the plains of Alsace. The glory of the day was justly ascribed to the missile weapons, and well-practised evolutions, of the Roman soldiers; the Alemanni, who long maintained their ground, were slaughtered with unrelenting fury; five thousand only of the Barbarians escaped to the woods and mountains; and the glorious death of their king on the field of battle saved him from the reproaches of the people, who are always disposed to accuse the justice, or policy, of an unsuccessful war. After this signal victory, which secured the peace of Gaul, and asserted the honor of the Roman arms, the emperor Gratian appeared to proceed without delay on his Eastern expedition; but as he approached

    the confines of the Alemanni, he suddenly inclined to the left, surprised them by his unexpected passage of the Rhine, and boldly advanced into the heart of their country. The Barbarians opposed to his progress the obstacles of nature and of courage; and still continued to retreat, from one hill to another, till they were satisfied, by repeated trials, of the power and perseverance of their enemies. Their submission was accepted as a proof, not indeed of their sincere repentance, but of their actual distress; and a select number of their brave and robust youth was exacted from the faithless nation, as the most substantial pledge of their future moderation. The subjects of the empire, who had so often experienced that the Alemanni could neither be subdued by arms, nor restrained by treaties, might not promise themselves any solid or lasting tranquillity: but they discovered, in the virtues of their young sovereign, the prospect of a long and auspicious reign. When the legions climbed the mountains, and scal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Barbarians, the valor of Gratian was distinguished in the foremost ranks; and the gilt and variegated armor of his guards was pierced and shattered by the blows which they had received in their constant attachment to the person of their sovereign. At the age of nineteen, the son of Valentinian seemed to possess the talents of peace and war; and his personal success against the Alemanni was interpreted as a sure presage of his Gothic triumphs.

    While Gratian deserved and enjoyed the applause of his subjects, the emperor Valens, who, at length, had removed his court and army from Antioch, was received by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as the author of the public calamity. Before he had reposed himself ten days in the capital, he was urged by the licentious clamors of the Hippodrome to march against the Barbarians, whom he had invited into his dominions; and the citizens, who are always brave at a distance from any real danger, declared, with confidence, that, if they were supplied with arms, they alone would undertake to deliver the province from the ravages of an insulting foe. The vain reproaches of an ignorant multitude hastened the down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y provoked the desperate rashness of Valens; who did not find, either in his reputation or in his mind, any motives to support with firmness the public contempt. He was soon persuaded, by the successful achievements of his lieutenants, to despise the power of the Goths, who, by the diligence of Fritigern, were now collect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Hadrianople. The march of the Taifalæ had been intercepted by the valiant Frigerid: the king of those licentious Barbarians was slain in battle; and the suppliant captives were sent into distant exile to cultivate the lands of Italy, which were assigned for their settlement in the vacant territories of Modena and Parma. The exploits of Sebastian, who was recently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Valens, and promoted to the rank of master-general of the infantry, were still more honorable to himself, and useful to the republic. He obtained the permission of selecting three hundred soldiers from each of the legions; and this separate detachment soon acquired the spirit of discipline, and the exercise of arms, which were almost forgotten under the reign of Valens. By the vigor and conduct of Sebastian, a large body of the Goths were surprised in their camp; and the immense spoil, which was recovered from their hands, filled the city of Hadrianople, and the adjacent plain. The splendid narratives, which the general transmitted of his own exploits, alarmed the Imperial court by the appearance of superior merit; and though he cautiously insisted o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Gothic war, his valor was praised, his advice was rejected; and Valens, who listened with pride and pleasure to the flattering suggestions of the eunuchs of the palace, was impatient to seize the glory of an easy and assured conquest. His army was strengthened by a numerous reenforcement of veterans; and his march from Constantinople to Hadrianople was conducted with so much military skill, that he prevented the activity of the Barbarians, who designed to occupy the intermediate defiles, and to intercept either the troops themselves, or their convoys of provisions. The camp of Valens, which he pitched under the walls of Hadrianople, was fortified,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the Romans,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and a most important council was summoned, to decide the fate of the emperor and of the empire. The party of reason and of delay was strenuously maintained by Victor, who had corrected, by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the native fierceness of the Sarmatian character; while Sebastian, with the flexible and obsequious eloquence of a courtier, represented every precaution, and every measure, that implied a doubt of immediate victory, as unworthy of the courage and majesty of their invincible monarch. The ruin of Valens was precipitated by the deceitful arts of Fritigern, and the prudent admonitions of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The advantages of negotiating in the midst of war were perfectly understood by the general of the Barbarians; and a Christian ecclesiastic was despatched, as the holy minister of peace, to penetrate, and to perplex, the councils of the enemy. The misfortunes, as well as the provocations, of the Gothic nation, were forcibly and truly described by their ambassador; who protested, in the name of Fritigern, that he was still disposed to lay down his arms, or to employ them only in the defence of the empire; if he could secure for his wandering countrymen a tranquil settlement on the waste lands of Thrace, and a sufficient allowance of corn and cattle. But he added, in a whisper of confidential friendship, that the exasperated Barbarians were averse to these reasonable conditions; and that Fritigern was doubtful whether he could accomplish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unless he found himself supported by the presence and terrors of an Imperial army. About the same time, Count Richomer returned from the West to announce the defeat and submission of the Alemanni, to inform Valens that his nephew advanced by rapid marches at the head of the veteran and victorious legions of Gaul, and to request, in the name of Gratian and of the republic, that every dangerous and decisive measure might be suspended, till the junction of the two emperors should insure the success of the Gothic war. But the feeble sovereign of the East was actuated only by the fatal illusions of pride and jealousy. He disdained the importunate advice; he rejected the humiliating aid; he secretly compared the ignominious, at least the inglorious, period of his own reign, with the fame of a beardless youth; and Valens rushed into the field, to erect his imaginary trophy, before the diligence of his colleague could usurp any share of the triumphs of the day.

    On the ninth of August, a day which has deserved to be marked among the most inauspicious of the Roman Calendar, the emperor Valens, leaving, under a strong guard, his baggage and military treasure, marched from Hadrianople to attack the Goths, who were encamped about twelve miles from the city. By some mistake of the orders, or some ignorance of the ground, the right wing, or column of cavalry arrived in sight of the enemy, whilst the left was still at a considerable distance; the soldiers were compelled, in the sultry heat of summer, to precipitate their pace; and the line of battle was formed with tedious confusion and irregular delay. The Gothic cavalry had been detached to forage in the adjacent country; and Fritigern still continued to practise his customary arts. He despatched messengers of peace, made proposals, required hostages, and wasted the hours, till the Romans, exposed without shelter to the burning rays of the sun, were exhausted by thirst, hunger, and intolerable fatigue. The emperor was persuaded to send an ambassador to the Gothic camp; the zeal of Richomer, who alone had courage to accept the dangerous commission, was applauded; and the count of the domestics, adorned with the splendid ensigns of his dignity, had proceeded some way in the space between the two armies, when he was suddenly recalled by the alarm of battle. The hasty and imprudent attack was made by Bacurius the Iberian, who commanded a body of archers and targiteers; and as they advanced with rashness, they retreated with loss and disgrace. In the same moment, the flying squadrons of Alatheus and Saphrax, whose return was anxiously expected by the general of the Goths, descended like a whirlwind from the hills, swept across the plain, and added new terrors to the tumultuous, but irresistible charge of the Barbarian host. The event of the battle of Hadrianople, so fatal to Valens and to the empire, may be described in a few words: the Roman cavalry fled; the infantry was abandoned, surrounded, and cut in pieces. The most skilful evolutions, the firmest courage, are scarcely sufficient to extricate a body of foot, encompassed, on an open plain, by superior numbers of horse; but the troops of Valens, oppressed by the weight of the enemy and their own fears, were crowded into a narrow space, where it wa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extend their ranks, or even to use, with effect, their swords and javelins. In the midst of tumult, of slaughter, and of dismay, the emperor, deserted by his guards and wounded, as it was supposed, with an arrow, sought protection among the Lancearii and the Mattiarii, who still maintained their ground with some appearance of order and firmness. His faithful generals, Trajan and Victor, who perceived his danger, loudly exclaimed that all was lost, unless the person of the emperor could be saved. Some troops, animated by their exhortation, advanced to his relief: they found only a bloody spot, covered with a heap of broken arms and mangled bodies, without being able to discover their unfortunate prince, either among the living or the dead. Their search could not indeed be successful, if there is any truth in the circumstances with which some historians have related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By the care of his attendants, Valens was removed from the field of battle to a neighboring cottage, where they attempted to dress his wound, and to provide for his future safety. But this humble retreat was instantly surrounded by the enemy: they tried to force the door, they were provoked by a discharge of arrows from the roof, till at length, impatient of delay, they set fire to a pile of dry fagots, and consumed the cottage with the Roman emperor and his train. Valens perished in the flames; and a youth, who dropped from the window, alone escaped, to attest the melancholy tale, and to inform the Goths of the inestimable prize which they had lost by their own rashness. A great number of brave and distinguished officers perished in the battle of Hadrianople, which equalled in the actual loss, and far surpassed in the fatal consequences, the misfortune which Rome had formerly sustained in the fields of Cannæ. Two master-generals of the cavalry and infantry, two great officers of the palace, and thirty-five tribunes, were found among the slain; and the death of Sebastian might satisfy the world, that he was the victim, as well as the author, of the public calamity. Above two thirds of the Roman army were destroyed: and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was esteemed a very favorable circumstance, as it served to conceal the flight of the multitude, and to protect the more orderly retreat of Victor and Richomer, who alone, amidst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maintained the advantage of calm courage and regular discipline.

    While the impressions of grief and terror were still recent in the minds of men, the most celebrated rhetorician of the age composed the funeral oration of a vanquished army, and of an unpopular prince, whose throne was already occupied by a stranger. “There are not wanting,” says the candid Libanius, “those who arraign the prudence of the emperor, or who impute the public misfortune to the want of courage and discipline in the troops. For my own part, I reverence the memory of their former exploits: I reverence the glorious death, which they bravely received, standing, and fighting in their ranks: I reverence the field of battle, stained with their blood, and the blood of the Barbarians. Those honorable marks have been already washed away by the rains; but the lofty monuments of their bones, the bones of generals, of centurions, and of valiant warriors, claim a longer period of duration. The king himself fought and fell in the foremost ranks of the battle. His attendants presented him with the fleetest horses of the Imperial stable, that would soon have carried him beyond the pursuit of the enemy. They vainly pressed him to reserve his important life for the future service of the republic. He still declared that he was unworthy to survive so many of the bravest and most faithful of his subjects; and the monarch was nobly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Let none, therefore, presume to ascribe the victory of the Barbarians to the fear, the weakness, or the imprudence, of the Roman troops. The chiefs and the soldiers were animated by the virtue of their ancestors, whom they equalled in discipline and the arts of war. Their generous emulat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love of glory, which prompted them to contend at the same time with heat and thirst, with

    fire and the sword; and cheerfully to embrace an honorable death, as their refuge against flight and infamy. The indignation of the gods has been the only cause of the success of our enemies.” The truth of history may disclaim some parts of this panegyric, which cannot strictly be reconcil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Valens, o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battle: but the fairest commendation is due to the eloquence, and still more to the generosity, of the sophist of Antioch.

    The pride of the Goths was elated by this memorable victory; but their avarice was disappointed by the mortifying discovery, that the richest part of the Imperial spoil had been within the walls of Hadrianople. They hastened to possess the reward of their valor; but they were encountered by the remains of a vanquished army, with an intrepid resolution, which was the effect of their despair, and the only hope of their safety. The walls of the city, and the ramparts of the adjacent camp, were lined with military engines, that threw stones of an enormous weight; and astonished the ignorant Barbarians by the noise, and velocity, still more than by the real effects, of the discharge. The soldiers, the citizens, the provincials, the domestics of the palace, were united in the danger, and in the defence: the furious assault of the Goths was repulsed; their secret arts of treachery and treason were discovered; and, after an obstinate conflict of many hours, they retired to their tents; convinced, by experience, that it would be far more advisable to observe the treaty, which their sagacious leader had tacitly stipulated with the fortifications of great and populous cities. After the hasty and impolitic massacre of three hundred deserters, an act of justice extremely useful to the discipline of the Roman armies, the Goths indignantly raised the siege of Hadrianople. The scene of war and tumult was instantly converted into a silent solitude: the multitude suddenly disappeared; the secret paths of the woods and mountains were marked with the footsteps of the trembling fugitives, who sought a refuge in the distant cities of Illyricum and Macedonia; and the faithful officers of the household, and the treasury, cautiously proceeded in search of the emperor, of whose death they were still ignorant. The tide of the Gothic inundation rolled from the walls of Hadrianople to the suburbs of Constantinople. The Barbarians were surprised with the splendid appearance of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height and extent of the walls, the myriads of wealthy and affrighted citizens who crowded the ramparts, and the various prospect of the sea and land. While they gazed with hopeless desire on the inaccessible beauties of Constantinople, a sally was made from one of the gates by a party of Saracens, who had been fortunately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Valens. The cavalry of Scythia was forced to yield to the admirable swiftness and spirit of the Arabian horses: their riders were skilled in the evolutions of irregular war; and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were astonished and dismayed, by the inhuman ferocity of the Barbarians of the South. A Gothic soldier was slain by the dagger of an Arab; and the hairy, naked savage, applying his lips to the wound, expressed a horrid delight, while he sucked the blood of his vanquished enemy. The army of the Goths, laden with the spoils of the wealthy suburbs and the adjacent territory, slowly moved, from the Bosphorus, to the mountains which form the western boundary of Thrace. The important pass of Succi was betrayed by the fear, or the misconduct, of Maurus; and the Barbarians, who no longer had any resistance to apprehend from the scattered and vanquished troops of the East, spread themselves over the face of a fertile and cultivated country, as far as the confines of Italy and the Hadriatic Sea.

    The Romans, who so coolly, and so concisely, mention the acts of justice which were exercised by the legions, reserve their compassion, and their eloquence, for their own sufferings, when the provinces were invaded, and desolated, by the arms of the successful Barbarians. The simple circumstantial narrative (did such a narrative exist) of the ruin of a single town, of the misfortunes of a single family, might exhibit an interesting and instructive picture of human manners: but the tedious repetition of vague and declamatory complaints would fatigue the attention of the most patient reader. The same censure may be applied, though not perhaps in an equal degree, to the profane, and the ecclesiastical, writers of this unhappy period; that their minds were inflamed by popular and religious animosity; and that the true size and color of every object is falsified by the exaggerations of their corrupt eloquence. The vehement Jerom might justly deplore the calamities inflicted by the Goths, and their barbarous allies, on his native country of Pannonia, and the wide extent of the provinces, from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foot of the Julian Alps; the rapes, the massacres, the conflagrations; and, above all, the profanation of the churches, that were turned into stables, and the contemptuous treatment of the relics of holy martyrs. But the Saint is surely transported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ure and history, when he affirms, “that, in those desert countries, nothing was left except the sky and the earth; that, afte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ties, and the extirpation of the human race, the land was overgrown with thick forests and inextricable brambles; and that the universal desolation, announced by the prophet Zephaniah,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scarcity of the beasts, the birds, and even of the fish.” These complaints were pronounced abou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Valens; and the Illyrian provinces, which were constantly exposed to the invasion and passage of the Barbarians, still continued, after a calamitous period of ten centuries, to supply new materials for rapine and destruction. Could it even be supposed, that a large tract of country had been left without cultivation and without inhabitants, the consequences might not have been so fatal to the inferior productions of animated nature. The useful and feeble animals, which are nourished by the hand of man, might suffer and perish, if they were deprived of his protection; but the beasts of the forest, his enemies or his victims, would multiply in the free and undisturbed possession of their solitary domain. The various tribes that people the air, or the waters, are still less connected with the fate of the human species; and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the fish of the Danube would have felt more terror and distress, from the approach of a voracious pike, than from the hostile inroad of a Gothic army.

    Chapter XXVI: Progress of The Huns  Part V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just measure of the calamities of Europe, there was reason to fear that the same calamities would soon extend to the peaceful countries of Asia. The sons of the Goths had been judiciously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cities of the East; and the arts of education were employed to polish, and subdue, the native fierceness of their temper. In the space of about twelve years, their numbers had continually increased; and the children, who, in the first emigration, were sent over the Hellespont, had attained, with rapid growth,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perfect manhood. It was impossible to conceal from their knowledge the events of the Gothic war; and, as those daring youths had not studied the language of dissimulation, they betrayed their wish, their desire, perhaps their intention, to emulate the glorious example of their fathers The danger of the times seemed to justify the jealous suspicions of the provincials; and these suspicions were admitted as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that the Goths of Asia had formed a secret and dangerous conspiracy against the public safety. The death of Valens had left the East without a sovereign; and Julius, who filled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master-general of the troops, with a high reputation of diligence and ability, thought it his duty to consult the senate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he considered, during the vacancy of the throne, as the representative council of the nation. As soon as he had obtained the discretionary power of acting as he should judge most expedient for the good of the republic, he assembled the principal officers, and privately concerted effectual measures for the execution of his bloody design. An order was immediately promulgated, that, on a stated day, the Gothic youth should assemble in the capital cities of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and, as a report was industriously circulated, that they were summoned to receive a liberal gift of lands and money, the pleasing hope allayed the fury of their resentment, and, perhaps, suspended the motions of the conspiracy. On the appointed day, the unarmed crowd of the Gothic youth was carefully collected in the square or Forum; the streets and avenues were occupied by the Roman troops, and the roofs of the houses were covered with archers and slingers. At the same hour, in all the cities of the East, the signal was given of indiscriminate slaughter; and the provinces of Asia were delivered by the cruel prudence of Julius, from a domestic enemy, who, in a few months, might have carried fire and sword from the Hellespont to the Euphrates. The urgent consideration of the public safety may undoubtedly authorize the violation of every positive law. How far that, or any other, consideration may operate to dissolve the natural obligations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is a doctrine of which I still desire to remain ignorant.

    The emperor Gratian was far advanced on his march towards the plains of Hadrianople, when he was informed, at first by the confused voice of fame, and afterwards by the more accurate reports of Victor and Richomer, that his impatient colleague had been slain in battle, and that two thirds of the Roman army were exterminated by the sword of the victorious Goths. Whatever resentment the rash and jealous vanity of his uncle might deserve, the resentment of a generous mind is easily subdued by the softer emotions of grief and compassion; and even the sense of pity was soon lost in the serious and alarm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Gratian was too late to assist, he was too weak to revenge, his unfortunate colleague; and the valiant and modest youth felt himself unequal to the support of a sinking world. A formidable tempest of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seemed ready to burst over the provinces of Gaul; and the mind of Gratian was oppressed and distract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In this important crisis, the government of the East, and the conduct of the Gothic war, required the undivided attention of a hero and a statesman. A subject invested with such ample command would not long have preserved his fidelity to a distant benefactor; and the Imperial council embraced the wise and manly resolution of conferring an obligation, rather than of yielding to an insult. It was the wish of Gratian to bestow the purple as the reward of virtue; but, at the age of nineteen, it is not easy for a prince, educated in the supreme rank, to understand the true characters of his ministers and generals. He attempted to weigh, with an impartial hand, their various merits and defects; and, whilst he checked the rash confidence of ambition, he distrusted the cautious wisdom which despaired of the republic. As each moment of delay diminished something of the power and resources of the future sovereign of the East, 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would not allow a tedious debate. The choice of Gratian was soon declared in favor of an exile, whose father, only three years before, had suffered, under the sanction of his authority, an unjust and ignominious death. The great Theodosius, a name celebrated in history, and dear to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summon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which had gradually retreated from the confines of Thrace to the more secure station of Sirmium. Five months after the death of Valens, the emperor Gratian produced before the assembled troops his colleague and theirmaster; who, after a modest, perhaps a sincere, resistance, was compelled to accept, amidst the general acclamations, the diadem, the purple, and the equal title of Augustus.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Asia, and Egypt, over which Valens had reigned, were resign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new emperor; but, as he was specially intrusted with the conduct of the Gothic war, the Illyrian præfecture was dismembered; and the two great dioceses of Dacia and Macedonia were added to the dominions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same province, and perhaps the same city, which had given to the throne the virtues of Trajan, and the talents of Hadrian, was the original seat of another family of Spaniards, who, in a less fortunate age, possessed, near fourscore years, the declining empire of Rome. They emerged from the obscurity of municipal honors by the active spirit of the elder Theodosius, a general whose exploits in Britain and Africa have formed one of the most splendid parts of the annals of Valentinian. The son of that general, who likewise bore the name of Theodosius, was educated, by skilful preceptors, in the liberal studies of youth; but he was instructed in the art of war by the tender care and severe discipline of his father. Under the standard of such a leader, young Theodosius sought glory and knowledge, in the most distant scenes of military action; inured his constitution to the difference of seasons and climates; distinguished his valor by sea and land; and observed the various warfare of the Scots, the Saxons, and the Moors. His own merit, and the recommendation of the conqueror of Africa, soon raised him to a separate command; and, in the station of Duke of Mæsia, he vanquished an army of Sarmatians; saved the province; deserved the love of the soldiers; and provoked the envy of the court. His rising fortunes were soon blasted by the disgrace and execution of his illustrious father; and Theodosius obtained, as a favor, the permission of retiring to a private life in his native province of Spain. He displayed a firm and temperate character in the ease with which he adapted himself to this new situation. His time was almost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town and country; the spirit, which had animated his public conduct, was shown in the active and affectionate performance of every social duty; and the diligence of the soldier was profitably conver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his ample patrimony, which lay between Valladolid and Segovia, in the midst of a fruitful district, still famous for a most exquisite breed of sheep. From the innocent, but humble labors of his farm, Theodosius was transported, in less than four months, to the throne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he whole period of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ill not perhaps afford a similar example, of an elevation at the same time so pure and so honorable. The princes who peaceably inherit the sceptre of their fathers, claim and enjoy a legal right, the more secure as it is absolutely distinct from the merits of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s. The subjects, who, in a monarchy, or a popular state, acquire the possession of supreme power, may have raised themselves, by the superiority either of genius or virtue, above the heads of their equals; but their virtue is seldom exempt from ambition; and the cause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frequently stained by the guilt of conspiracy, or civil war. Even in those governments which allow the reigning monarch to declare a colleague or a successor, his partial choice, which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 blindest passions, is often directed to an unworthy object But the most suspicious malignity cannot ascribe to Theodosius, in his obscure solitude of Caucha, the arts, the desires, or even the hopes, of an ambitious statesman; and the name of the Exile would long since have been forgotten, if his genuine and distinguished virtues had not left a deep impression in the Imperial court. During the season of prosperity, he had been neglected; but, in the public distress, his superior merit was universally felt and acknowledged. What confidence must have been reposed in his integrity, since Gratian could trust, that a pious son would forgive, for the sake of the republic, the murder of his father! What expectations must have been formed of his abilities to encourage the hope, that a single man could save, and restore,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odosi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in the thirty-third year of his age. The vulgar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manly beauty of his face, and the graceful majesty of his person, which they were pleased to compare with the pictures and medals of the emperor Trajan; whilst intelligent observers discovered, in the qualities of his heart and understanding, a more important resemblance to the best and greatest of the Roman princes.

    It is not without the most sincere regret, that I must now take leave of an accurate and faithful guide, who has composed the history of his own times, without indulging the prejudices and passions, which usually affect the mind of a contemporary. Ammianus Marcellinus, who terminates his useful work with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Valens, recommends the more glorious subject of the ensuing reign to the youthful vigor and eloquence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The rising generation was not disposed to accept his advice or to imitate his example; and, in the study of the reign of Theodosius, we are reduced to illustrate the partial narrative of Zosimus, by the obscure hints of fragments and chronicles, by the figurative style of poetry or panegyric, and by the precarious assistance of the ecclesiastical writers, who, in the heat of religious faction, are apt to despise the profane virtues of sincerity and moderation. Conscious of these disadvantages, which will continue to involve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 shall proceed with doubtful and timorous steps. Yet I may boldly pronounce, that the battle of Hadrianople was never revenged by any signal or decisive victory of Theodosius over the Barbarians: and the expressive silence of his venal orators may be confirmed by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ndition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The fabric of a mighty state, which has been reared by the labors of successive ages, could not be overturned by the misfortune of a single day, if the fatal power of the imagination did not exaggerate the real measure of the calamity. The loss of forty thousand Romans, who fell in the plains of Hadrianople, might have been soon recruited in the populous provinces of the East, which contained so many millions of inhabitants. The courage of a soldier is found to be the cheapest, and most common, quality of human nature; and sufficient skill to encounter an undisciplined foe might have been speedily taught by the care of the surviving centurions. If the Barbarians were mounted on the horses, and equipped with the armor, of their vanquished enemies, the numerous studs of Cappadocia and Spain would have supplied new squadrons of cavalry; the thirty-four arsenals of the empire were plentifully stored with magazines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rms: and the wealth of Asia might still have yielded an ample fund for the expenses of the war. But the effects which were produced by the battle of Hadrianople on the minds of the Barbarians and of the Romans, extended the victory of the former, and the defeat of the latter,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a single day. A Gothic chief was heard to declare, with insolent moderation, that, for his own part, he was fatigued with slaughter: but that he was astonished how a people, who fled before him like a flock of sheep, could still presume to dispute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treasures and provinces. The same terrors which the name of the Huns had spread among the Gothic tribes, were inspired, by the formidable name of the Goths, among the subjects and sold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If Theodosius, hastily collecting his scattered forces, had led them into the field to encounter a victorious enemy, his army would have been vanquished by their own fears; and his rashness could not have been excused by the chance of success. But the great Theodosius, an epithet which he honorably deserved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conducted himself as the firm and faithful guardian of the republic. He fixed his head-quarters at Thessalonica, the capital of the Macedonian diocese; from whence he could watch the irregular motions of the Barbarians, and direct the operations of his lieutenants, from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shores of the Hadriatic. The fortifications and garrisons of the cities were strengthened; and the troops, among whom a sense of order and discipline was revived, were insensibly emboldened by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own safety. From these secure stations, they were encouraged to make frequent sallies on the Barbarians, who infested the adjacent country; and, as they were seldom allowed to engage, without some decisive superiority, either of ground or of numbers, their enterprises were, for the most part, successful; and they were soon convinced, by their own experience, of the possibility of vanquishing their invincible enemies. The detachments of these separate garrisons were generally united into small armies; the same cautious measures were pursued, according to an extensive and well-concerted plan of operations; the events of each day added strength and spirit to the Roman arms; and the artful diligence of the emperor, who circulated the most favorable reports of the success of the war, contributed to subdue the pride of the Barbarians, and to animate the hopes and courage of his subjects. If, instead of this faint and imperfect outline, we could accurately represent the counsels and actions of Theodosius, in four successive campaigns, there i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his consummate skill would deserve the applause of every military reader. The republic had formerly been saved by the delays of Fabius; and, while the splendid trophies of Scipio, in the field of Zama, attract the eyes of posterity, the camps and marches of the dictator among the hills of the Campania, may claim a juster proportion of the solid and independent fame, which the general is not compelled to share, either with fortune or with his troops. Such was likewise the merit of Theodosius; and the infirmities of his body, which most unseasonably languished under a long and dangerous disease, could not oppress the vigor of his mind, or divert his attention from the public service.

    The deliverance and peace of the Roman provinces was the work of prudence, rather than of valor: the prudence of Theodosius was seconded by fortune: and the emperor never failed to seize, and to improve, every favorable circumstance. As long as the superior genius of Fritigern preserved the union, and directed the motions of the Barbarians, their power was not inadequate to the conquest of a great empire. The death of that hero, the predecessor and master of the renowned Alaric, relieved an impatient multitude from the intolerable yoke of discipline and discretion. The Barbarians, who had been restrained by his authority, abandoned themselves to the dictates of their passions; and their passions were seldom uniform or consistent. An army of conquerors was broken into many disorderly bands of savage robbers; and their blind and irregular fury was not less pernicious to themselves, than to their enemies. Their mischievous disposition was shown in the destruction of every object which they wanted strength to remove, or taste to enjoy; and they often consumed, with improvident rage, the harvests, or the granaries, which soon afterwards became necessary for their own subsistence. A spirit of discord arose among the independent tribes and nations, which had been united only by the bands of a loose and voluntary alliance. The troops of the Huns and the Alani would naturally upbraid the flight of the Goths; who were not disposed to use with moderation the advantages of their fortune; the ancient jealousy of the Ostrogoths and the Visigoths could not long be suspended; and the haughty chiefs still remembered the insults and injuries, which they had reciprocally offered, or sustained, while the nation was seated in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Danube. The progress of domestic faction abated the more diffusive sentiment of national animosity; and the officers of Theodosius were instructed to purchase, with liberal gifts and promises, the retreat or service of the discontented party. The acquisition of Modar, a prince of the royal blood of the Amali, gave a bold and faithful champion to the cause of Rome. The illustrious deserter soon obtained the rank of master-general, with an important command; surprised an army of his countrymen, who were immersed in wine and sleep; and, after a cruel slaughter of the astonished Goths, returned with an immense spoil, and four thousand wagons, to the Imperial camp. In the hands of a skilful politician, the most different means may be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same ends; and the peace of the empire, which had been forwarded by the divisions, was accomplished by the reunion, of the Gothic nation. Athanaric, who had been a patient spectator of these extraordinary events, was at length driven, by the chance of arms, from the dark recesses of the woods of Caucaland. He no longer hesitated to pass the Danube; and a very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subjects of Fritigern, who already felt the inconveniences of anarchy, were easily persuaded to acknowledge for their king a Gothic Judge, whose birth they respected, and whose abilities they had frequently experienced. But age had chilled the daring spirit of Athanaric; and, instead of leading his people to the field of battle and victory, he wisely listened to the fair proposal of an honorable and advantageous treaty. Theodosius, who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merit and power of his new ally, condescended to meet him at the distance of several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entertained him in the Imperial city, with the confidence of a friend,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a monarch. “The Barbarian prince observed, with curious attention, the variety of objects which attracted his notice, and at last broke out into a sincere and passionate exclamation of wonder. I now behold (said he) what I never could believe, the glories of this stupendous capital! And as he cast his eyes around, he viewed, and he admired, the commanding situation of the city, the strength and beauty of the walls and public edifices, the capacious harbor, crowded with innumerable vessels, the perpetual concourse of distant nations, and the arms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Indeed, (continued Athanaric,)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is a god upon earth; and the presumptuous man, who dares to lift his hand against him, is guilty of his own blood.” The Gothic king did not long enjoy this splendid and honorable reception; and, as temperance was not the virtue of his nation, it may justly be suspected, that his mortal disease was contracted amidst the pleasures of the Imperial banquets. But the policy of Theodosius derived more solid benefit from the death, than he could have expected from the most faithful services, of his ally. The funeral of Athanaric was performed with solemn rites in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a stately monument was erected to his memory; and his whole army, won by the liberal courtesy, and decent grief, of Theodosius, enlis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submission of so great a body of the Visigoths was productive of the most salutary consequences; and the mixed influence of force, of reason, and of corruption, became every day more powerful, and more extensive. Each independent chieftain hastened to obtain a separate treaty, from the apprehension that an obstinate delay might expose him, alone and unprotected, to the revenge, or justice, of the conqueror. The general, or rather the final, capitulation of the Goths, may be dated four years, one month, and twenty-five days, after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the emperor Valens.

    The provinces of the Danube had been already relieved from the oppressive weight of the Gruthungi, or Ostrogoths, by the voluntary retreat of Alatheus and Saphrax, whose restless spirit had prompted them to seek new scenes of rapine and glory. Their destructive course was pointed towards the West; but we must be satisfied with a very obscure and imperfect knowledge of their various adventures. The Ostrogoths impelled several of the German tribes on the provinces of Gaul; concluded, and soon violated, a treaty with the emperor Gratian; advanced into the unknown countries of the North; and, after an interval of more than four years, returned, with accumulated force, to the banks of the Lower Danube. Their troops were recruited with the fiercest warriors of Germany and Scythia; and the soldiers, or at least the historians, of the empire, no longer recognized the name and countenances of their former enemies. The general who commanded the military and naval powers of the Thracian frontier, soon perceived that his superiority would be disadvantageous to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at the Barbarians, awed by the presence of his fleet and legions, would probably defer the passage of the river till the approaching winter. The dexterity of the spies, whom he sent into the Gothic camp, allured the Barbarians into a fatal snare. They were persuaded that, by a bold attempt, they might surprise, in the silence and darkness of the night, the sleeping army of the Romans; and the whole multitude was hastily embarked in a fleet of three thousand canoes. The bravest of the Ostrogoths led the van; the main body consisted of the remainder of their subjects and soldiers; and the women and children securely followed in the rear. One of the nights without a moon had been selected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ir design; and they had almost reached the southern bank of the Danube, in the firm confidence that they should find an easy landing and an unguarded camp. But the progress of the Barbarians was suddenly stopped by an unexpected obstacle a triple line of vessels, strong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 and which formed an impenetrable chain of two miles and a half along the river. While they struggled to force their way in the unequal conflict, their right flank was overwhelmed by the irresistible attack of a fleet of galleys, which were urged down the stream by the united impulse of oars and of the tide. The weight and velocity of those ships of war broke, and sunk, and dispersed, the rude and feeble canoes of the Barbarians; their valor was ineffectual; and Alatheus, the king, or general, of the Ostrogoths, perished with his bravest troops, either by the sword of the Romans, or in the waves of the Danube. The last division of this unfortunate fleet might regain the opposite shore; but the distress and disorder of the multitude rendered them alike incapable, either of action or counsel; and they soon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the victorious enemy. On this occasion, as well as on many others, it is a difficult task to reconcile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the writers of the age of Theodosius. The partial and malignant historian, who misrepresents every action of his reign, affirms, that the emperor did not appear in the field of battle till the Barbarians had been vanquished by the valor and conduct of his lieutenant Promotus. The flattering poet, who celebrated, in the court of Honorius, the glory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scribes the victory to the personal prowess of Theodosius; and almost insinuates, that the king of the Ostrogoths was slain by the hand of the emperor. The truth of history might perhaps be found in a just medium between these extreme and contradictory assertions.

    The original treaty which fixed the settlement of the Goths, ascertained their privileges, and stipulated their obligations, would illustrate the history of Theodosius and his successors. The series of their history has imperfectly preserved the spirit and substance of this single agreement. The ravages of war and tyranny had provided many large tracts of fertile but uncultivated land for the use of those Barbarians who might not disdain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e. A numerous colony of the Visigoths was seated in Thrace; the remains of the Ostrogoths were planted in Phrygia and Lydia; their immediate wants were supplied by a distribution of corn and cattle; and their future industry was encouraged by an exemption from tribute, during a certain term of years. The Barbarians would have deserved to feel the cruel and perfidious policy of the Imperial court, if they had suffered themselves to be dispersed through the provinces. They required, and they obtained, the sole possession of the villages and districts assigned for their residence; they still cherished and propagated their native manners and language; asserted, in the bosom of despotism, the freedom of their domestic government; and acknowledg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emperor, without submitting to the inferior jurisdiction of the laws and magistrates of Rome. The hereditary chiefs of the tribes and families were still permitted to command their followers in peace and war; but the royal dignity was abolished; and the generals of the Goths were appointed and removed at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 An army of forty thousand Goths was maintained for the perpetual service of the empire of the East; and those haughty troops, who assumed the title of Fderati, or allies,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gold collars, liberal pay, and licentious privileges. Their native courage was improved by the use of arms and the knowledge of discipline; and, while the republic was guarded, or threatened, by the doubtful sword of the Barbarians, the last sparks of the military flame were finally extinguished in the minds of the Romans. Theodosius had the address to persuade his allies, that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which had been extorted from him by prudence and necessity, were the voluntary expressions of his sincere friendship for the Gothic nation. A different mode of vindication or apology was opposed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who loudly censured these shameful and dangerous concessions. The calamities of the war were painted in the most lively colors; and the first symptoms of the return of order, of plenty, and security, were diligently exaggerated. The advocates of Theodosius could affirm, with some appearance of truth and reason, that it was impossible to extirpate so many warlike tribes, who were rendered desperate by the loss of their native country; and that the exhausted provinces would be revived by a fresh supply of soldiers and husbandmen. The Barbarians still wore an angry and hostile aspect; but the experience of past times might encourage the hope, that they would acquire the habits of industry and obedience; that their manners would be polished by time, educ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nd that their posterity would insensibly blend with the great body of the Roman people.

    Notwithstanding these specious arguments, and these sanguine expectations, it was apparent to every discerning eye, that the Goths would long remain the enemies, and might soon become the conqueror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ir rude and insolent behavior expressed their contempt of the citizens and provincials, whom they insulted with impunity. To the zeal and valor of the Barbarians Theodosius was indebted for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but their assistance was precarious; and they were sometimes seduced, by a treacherous and inconstant disposition, to abandon his standard, at the moment when their service was the most essential. During the civil war against Maximus, a great number of Gothic deserters retired into the morasses of Macedonia, wasted the adjacent provinces, and obliged the intrepid monarch to expose his person, and exert his power, to suppress the rising flame of rebellion. The public apprehensions were fortified by the strong suspicion, that these tumults were not the effect of accidental passion, but the result of deep and premeditated design. It wa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Goths had signed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a hostile and insidious spirit; and that their chiefs had previously bound themselves, by a solemn and secret oath, never to keep faith with the Romans; to maintain the fairest show of loyalty and friendship, and to watch the favorable moment of rapine, of conquest, and of revenge. But as the minds of the Barbarians were not insensible to the power of gratitude, several of the Gothic leaders sincerel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or, at least, of the emperor; the whole nation was insensibly divided into two opposite factions, and much sophistry was employed in conversation and dispute, to compare the obligations of their first, and second, engagements. The Goths, who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the friends of peace, of justice, and of Rome, were directed by the authority of Fravitta, a valiant and honorable youth, distinguished above the rest of his countrymen by the politeness of his manners, the liberality of his sentiments, and the mild virtues of social life. But the more numerous faction adhered to the fierce and faithless Priulf, * who inflamed the passions, and asse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his warlike followers. On one of the solemn festivals, when the chiefs of both parties were invited to the Imperial table, they were insensibly heated by wine, till they forgot the usual restraints of discretion and respect, and betray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odosius, the fatal secret of their domestic disputes. The emperor, who had been the reluctant witness of this extraordinary controversy, dissembled his fears and resentment, and soon dismissed the tumultuous assembly. Fravitta, alarmed and exasperated by the insolence of his rival, whose departure from the palace might have been the signal of a civil war, boldly followed him; and, drawing his sword, laid Priulf dead at his feet. Their companions flew to arms; and the faithful champion of Rome would have been oppressed by superior numbers, if he had not been protected by the seasonable interposition of the Imperial guards. Such were the scenes of Barbaric rage, which disgraced the palace and table of the Roman emperor; and, as the impatient Goths could only be restrained by the firm and temperate character of Theodosius, the public safety seemed to depend on the life and abilities of a single man.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XIX-XXII

    Chapter XIX: Constantius Sole Emperor.

    Part I. Constantius Sole Emperor. — Elevation And Death Of Gallus. — Danger And Elevation Of Julian. — Sarmatian And Persian Wars. — Victories Of Julian In Gaul.

    The divided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were again united by the victory of Constantius; but as that feeble prince was destitute of personal merit, either in peace or war; as he feared his generals, and distrusted his ministers; the triumph of his arms served only to establish the reign of the eunuchs over the Roman world. Those unhappy beings, the ancient production of Oriental jealousy and despotism, were introduced into Greece and Rome by the contagion of Asiatic luxury. Their progress was rapid; and the eunuchs, who, in the time of Augustus, had been abhorred, as the monstrous retinue of an Egyptian queen, were gradually admitted into the families of matrons, of senators, and of the emperors themselves. Restrained by the severe edicts of Domitian and Nerva, cherished by the pride of Diocletian, reduced to an humble station by the prudence of Constantine, they multiplied in the palaces of his degenerate sons, and insensibly acquired the knowledge, and at length the direction, of the secret councils of Constantius. The aversion and contempt which mankind had so uniformly entertained for that imperfect species, appears to have degraded their character, and to have

    rendered them almost as incapable as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of conceiving any generous sentiment, or of performing any worthy action. But the eunuchs were skilled in the arts of flattery and intrigue; and they alternately governed the mind of Constantius by his fears, his indolence, and his vanity. Whilst he viewed in a deceitful mirror the fair appearance of public prosperity, he supinely permitted them to intercept the complaints of the injured provinces, to accumulate immense treasures by the sale of justice and of honors; to disgrace the most important dignities, by the promotion of those who had purchased at their hands the powers of oppression, and to gratify their resentment against the few independent spirits, who arrogantly refused to solicit the protection of slaves. Of these slave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was the chamberlain Eusebius, who ruled the monarch and the palace with such absolute sway, that Constantius, according to the sarcasm of an impartial historian, possessed some credit with this haughty favorite. By his artful suggestions, the emperor was persuaded to subscribe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unfortunate Gallus, and to add a new crime to the long list of unnatural murders which pollute the honor of the house of Constantine.

    When the two nephews of Constantine, Gallus and Julian, were saved from the fury of the soldiers, the former was about twelve, and the latter about six, years of age; and, as the eldest was thought to be of a sickly constitution, they obtained with the less difficulty a precarious and dependent life, from the affected pity of Constantius, who was sensible that the execution of these helpless orphans would have been esteemed, by all mankind, an act of the most deliberate cruelty. * Different cities of Ionia and Bithynia were assigned for the places of their exile and education; but as soon as their growing years excited the jealousy of the emperor, he judged it more prudent to secure those unhappy youths in the strong castle of Macellum, near Cæsarea. The treatment which they experienced during a six years’ confinement, was partly such as they could hope from a careful guardian, and partly such as they might dread from a suspicious tyrant. Their prison

    was an ancient palace, the residence of the kings of Cappadocia; the situation was pleasant, the buildings of stately, the enclosure spacious. They pursued their studies, and practised their exercises, under the tuition of the most skilful masters; and the numerous household appointed to attend, or rather to guard, the nephews of Constantine, was not unworthy of the dignity of their birth. But they could not disguise to themselves that they were deprived of fortune, of freedom, and of safety; secluded from the society of all whom they could trust or esteem, and condemned to pass their melancholy hours in the company of slaves devoted to the commands of a tyrant who had already injured them beyond the hope of reconciliation. At length, however, the emergencies of the state compelled the emperor, or rather his eunuchs, to invest Gallus, in the twenty-fifth year of his age, with the title of Cæsar, and to cement this political connection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princess Constantina. After a formal interview, in which the two princes mutually engaged their faith never to undertake any thing to the prejudice of each other, they repaired without delay to their respective stations. Constantius continued his march towards the West, and Gallus fixed his residence at Antioch; from whence, with a delegated authority, he administered the five great dioceses of the eastern præfecture. In this fortunate change, the new Cæsar was not unmindful of his brother Julian, who obtained the honors of his rank, the appearances of liberty, and the restitution of an ample patrimony.

    The writers the most indulgent to the memory of Gallus, and even Julian himself, though he wished to cast a veil over the frailties of his brother, are obliged to confess that the Cæsar was incapable of reigning. Transported from a prison to a throne, he possessed neither genius nor application, nor docility to compensate for the want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A temper naturally morose and violent, instead of being corrected, was soured by solitude and adversity; the remembrance of what he had endured disposed him to retaliation rather than to sympathy; and the ungoverned

    sallies of his rage were often fatal to those who approached his person, or were subject to his power. Constantina, his wife, is described, not as a woman, but as one of the infernal furies tormented with an insatiate thirst of human blood. Instead of employing her influence to insinuate the mild counsels of prudence and humanity, she exasperated the fierce passions of her husband; and as she retained the vanity, though she had renounced, the gentleness of her sex, a pearl necklace was esteemed an equivalent price for the murder of an innocent and virtuous nobleman. The cruelty of Gallus was sometimes displayed in the undissembled violence of popular or military executions; and was sometimes disguised by the abuse of law, and the forms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The private houses of Antioch, and the places of public resort, were besieged by spies and informers; and the Cæsar himself, concealed in a plebeian habit, very frequently condescended to assume that odious character. Every apartment of the palace was adorned with the instruments of death and torture, and a general consternation was diffused through the capital of Syria. The prince of the East, as if he had been conscious how much he had to fear, and how little he deserved to reign, selected for the objects of his resentment the provincials accused of some imaginary treason, and his own courtiers, whom with more reason he suspected of incensing, by their secret correspondence, the timid and suspicious mind of Constantius. But he forgot that he was depriving himself of his only support, the affection of the people; whilst he furnished the malice of his enemies with the arms of truth, and afforded the emperor the fairest pretence of exacting the forfeit of his purple, and of his life.

    As long as the civil war suspended the fate of the Roman world, Constantius dissembled his knowledge of the weak and cruel administration to which his choice had subjected the East; and the discovery of some assassins, secretly despatched to Antioch by the tyrant of Gaul, was employed to convince the public, that the emperor and the Cæsar were united by the same interest, and pursued by the same enemies. But when

    the victory was decided in favor of Constantius, his dependent colleague became less useful and less formidable. Every circumstance of his conduct was severely and suspiciously examined, and it was privately resolved, either to deprive Gallus of the purple, or at least to remove him from the indolent luxury of Asia to the hardships and dangers of a German war. The death of Theophilus, consular of the province of Syria, who in a time of scarcity had been massacred by the people of Antioch, with the connivance, and almost at the instigation, of Gallus, was justly resented, not only as an act of wanton cruelty, but as a dangerous insult on the supreme majesty of Constantius. Two ministers of illustrious rank, Domitian the Oriental præfect, and Montius, quæstor of the palace, were empowered by a special commission * to visit and reform the state of the East. They were instructed to behave towards Gallus with moderation and respect, and, by the gentlest arts of persuasion, to engage him to comply with the invitation of his brother and colleague. The rashness of the præfect disappointed these prudent measures, and hastened his own ruin, as well as that of his enemy. On his arrival at Antioch, Domitian passed disdainfully before the gates of the palace, and alleging a slight pretence of indisposition, continued several days in sullen retirement, to prepare an inflammatory memorial, which he transmit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Yielding at length to the pressing solicitations of Gallus, the præfect condescended to take his seat in council; but his first step was to signify a concise and haughty mandate, importing that the Cæsar should immediately repair to Italy, and threatening that he himself would punish his delay or hesitation, by suspending the usual allowance of his household. The nephew and daughter of Constantine, who could ill brook the insolence of a subject, expressed their resentment by instantly delivering Domitian to the custody of a guard. The quarrel still admitted of some terms of accommodation. They were rendered impracticable by the imprudent behavior of Montius, a statesman whose arts and experience were frequently betrayed by the levity of his disposition. The quæstor reproached Gallus in a haughty language, that a prince who was scarcely authorized to remove

    a municipal magistrate, should presume to imprison a Prætorian præfect; convoked a meeting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and required them, in the name of their sovereign, to defend the person and dignity of his representatives. By this rash declaration of war, the impatient temper of Gallus was provoked to embrace the most desperate counsels. He ordered his guards to stand to their arms, assembled the populace of Antioch, and recommended to their zeal the care of his safety and revenge. His commands were too fatally obeyed. They rudely seized the præfect and the quæstor, and tying their legs together with ropes, they dragged them through the streets of the city, inflicted a thousand insults and a thousand wounds on these unhappy victims, and at last precipitated their mangled and lifeless bodies into the stream of the Orontes.

    After such a deed, whatever might have been the designs of Gallus, it was only in a field of battle that he could assert his innocence with any hope of success. But the mind of that prince was formed of an equal mixture of violence and weakness. Instead of assuming the title of Augustus, instead of employing in his defence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the East, he suffered himself to be deceived by the affected tranquillity of Constantius, who, leaving him the vain pageantry of a court, imperceptibly recalled the veteran legions from the provinces of Asia. But as it still appeared dangerous to arrest Gallus in his capital, the slow and safer arts of dissimulation were practised with success. The frequent and pressing epistles of Constantius were filled with professions of confidence and friendship; exhorting the Cæsar to discharge the duties of his high station, to relieve his colleague from a part of the public cares, and to assist the West by his presence, his counsels, and his arms. After so many reciprocal injuries, Gallus had reason to fear and to distrust. But he had neglected the opportunities of flight and of resistance; he was seduced by the flattering assurances of the tribune Scudilo, who, under the semblance of a rough soldier, disguised the most artful insinuation; and he depended on the credit of his wife Constantina, till the unseasonable death of that princess

    completed the ruin in which he had been involved by her impetuous passions.

    Chapter XIX: Constantius Sole Emperor. —

    Part II.

    After a long delay, the reluctant Cæsar set forwards on his journey to the Imperial court. From Antioch to Hadrianople, he traversed the wide extent of his dominions with a numerous and stately train; and as he labored to conceal his apprehensions from the world, and perhaps from himself, he entertained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with an exhibition of the games of the circus. The progress of the journey might, however, have warned him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In all the principal cities he was met by ministers of confidence, commissioned to seize the offices of government, to observe his motions, and to prevent the hasty sallies of his despair. The persons despatched to secure the provinces which he left behind, passed him with cold salutations, or affected disdain; and the troops, whose station lay along the public road, were studiously removed on his approach, lest they might be tempted to offer their swords for the service of a civil war. After Gallus had been permitted to repose himself a few days at Hadrianople, he received a mandate, expressed in the most haughty and absolute style, that his splendid retinue should halt in that city, while the Cæsar himself, with only ten post-carriages, should hasten to the Imperial residence at Milan. In this rapid journey, the profound respect which was due to the brother and colleague of Constantius, was insensibly changed into rude familiarity; and Gallus, who discovered in the countenances of the attendants that they already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his guards, and might soon be employed as his executioners, began to accuse his fatal rashness, and to recollect, with terror and remorse, the conduct by which he had provoked his fate. The dissimulation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preserved, was laid aside at Petovio, * in Pannonia. He was conducted to a palace in the suburbs, where the general

    Barbatio, with a select band of soldiers, who could neither be moved by pity, nor corrupted by rewards, expected the arrival of his illustrious victim. In the close of the evening he was arrested, ignominiously stripped of the ensigns of Cæsar, and hurried away to Pola, in Istria, a sequestered prison, which had been so recently polluted with royal blood. The horror which he felt was soon increased by the appearance of his implacable enemy the eunuch Eusebius, who,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 notary and a tribune, proceeded to interrogate him concern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ast. The Cæsar sank under the weight of shame and guilt, confessed all the criminal actions and all the treasonable designs with which he was charged; and by imputing them to the advice of his wife, exasperated the indignation of Constantius, who reviewed with partial prejudice the minutes of the examination. The emperor was easily convinced, that his own safety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fe of his cousin: the sentence of death was signed, despatched, and executed; and the nephew of Constantine, with his hands tied behind his back, was beheaded in prison like the vilest malefactor. Those who are inclined to palliate the cruelties of Constantius, assert that he soon relented, and endeavored to recall the bloody mandate; but that the second messenger, intrusted with the reprieve, was detained by the eunuchs, who dreaded the unforgiving temper of Gallus, and were desirous of reuniting to their empire the wealthy provinces of the East.

    Besides the reigning emperor, Julian alone survived, of all the numerous posterity of Constantius Chlorus. The misfortune of his royal birth involved him in the disgrace of Gallus. From his retirement in the happy country of Ionia, he was conveyed under a strong guard to the court of Milan; where he languished above seven months, in the continual apprehension of suffering the same ignominious death, which was daily inflicted almost before his eyes, on the friends and adherents of his persecuted family. His looks, his gestures, his silence, were scrutinized with malignant curiosity, and he was perpetually assaulted by enemies whom he had never

    offended, and by arts to which he was a stranger. But in the school of adversity, Julian insensibly acquired the virtues of firmness and discretion. He defended his honor, as well as his life, against the insnaring subtleties of the eunuchs, who endeavored to extort some declaration of his sentiments; and whilst he cautiously suppressed his grief and resentment, he nobly disdained to flatter the tyrant, by any seeming approbation of his brother’s murder. Julian most devoutly ascribes his miraculous deliver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gods, who had exempted his innocence from the sentence of destruction pronounced by their justice against the impious house of Constantine. As the most effectual instrument of their providence, he gratefully acknowledges the steady and generous friendship of the empress Eusebia, a woman of beauty and merit, who, by the ascendant which she had gained over the mind of her husband, counterbalanced, in some measure, the powerful conspiracy of the eunuchs. By the intercession of his patroness, Julian was admitted into the Imperial presence: he pleaded his cause with a decent freedom, he was heard with favor;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efforts of his enemies, who urged the danger of sparing an avenger of the blood of Gallus, the milder sentiment of Eusebia prevailed in the council. But the effects of a second interview were dreaded by the eunuchs; and Julian was advised to withdraw for a while into the neighborhood of Milan, till the emperor thought proper to assign the city of Athens for the place of his honorable exile. As he had discovered, from his earliest youth, a propensity, or rather passion, for the language, the manners, the learning, and the religion of the Greeks, he obeyed with pleasure an order so agreeable to his wishes. Far from the tumult of arms, and the treachery of courts, he spent six months under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in a free intercourse with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age, who studied to cultivate the genius, to encourage the vanity, and to inflame the devotion of their royal pupil. Their labors were not unsuccessful; and Julian inviolably preserved for Athens that tender regard which seldom fails to arise in a liberal mind, from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place where it has discovered and exercised its growing powers. The gentleness and affability of

    manners, which his temper suggested and his situation imposed, insensibly engaged the affections of the strangers, as well as citizens, with whom he conversed. Some of his fellow-students might perhaps examine his behavior with an eye of prejudice and aversion; but Julian established, in the schools of Athens, a general prepossession in favor of his virtues and talents, which was soon diffused over the Roman world.

    Whilst his hours were passed in studious retirement, the empress, resolute to achieve the generous design which she had undertaken, was not unmindful of the care of his fortune. The death of the late Cæsar had left Constantius invested with the sole command, and oppressed by the accumulated weight, of a mighty empire. Before the wounds of civil discord could be healed, the provinces of Gaul were overwhelmed by a deluge of Barbarians. The Sarmatians no longer respected the barrier of the Danube. The impunity of rapine had increased the boldness and numbers of the wild Isaurians: those robbers descended from their craggy mountains to ravage the adjacent country, and had even presumed, though without success, to besiege the important city of Seleucia, which was defended by a garrison of three Roman legions. Above all, the Persian monarch, elated by victory, again threatened the peace of Asia,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was indispensably required, both in the West and in the East. For the first time, Constantius sincerely acknowledged, that his single strength was unequal to such an extent of care and of dominion. Insensible to the voice of flattery, which assured him that his all-powerful virtue, and celestial fortune, would still continue to triumph over every obstacle, he listened with complacency to the advice of Eusebia, which gratified his indolence, without offending his suspicious pride. As she perceived that the remembrance of Gallus dwelt on the emperor’s mind, she artfully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opposite characters of the two brothers, which from their infancy had been compared to those of Domitian and of Titus. She accustomed her husband to consider Julian as a youth of a mild, unambitious disposition, whose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might be secured

    by the gift of the purple, and who was qualified to fill with honor a subordinate station, without aspiring to dispute the commands, or to shade the glories, of his sovereign and benefactor. After an obstinate, though secret struggle, the opposition of the favorite eunuchs submitted to the ascendency of the empress; and it was resolved that Julian, after celebrating his nuptials with Helena, sister of Constantius, should be appointed, with the title of Cæsar, to reign over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Alps.

    Although the order which recalled him to court was probably accompanied by some intimation of his approaching greatness, he appeals to the people of Athens to witness his tears of undissembled sorrow, when he was reluctantly torn away from his beloved retirement. He trembled for his life, for his fame, and even for his virtue; and his sole confidence was derived from the persuasion, that Minerva inspired all his actions, and that he was protected by an invisible guard of angels, whom for that purpose she had borrowed from the Sun and Moon. He approached, with horror, the palace of Milan; nor could the ingenuous youth conceal his indignation, when he found himself accosted with false and servile respect by the assassins of his family. Eusebia, rejoicing in the success of her benevolent schemes, embraced him with the tenderness of a sister; and endeavored, by the most soothing caresses, to dispel his terrors, and reconcile him to his fortune. But the ceremony of shaving his beard, and his awkward demeanor, when he first exchanged the cloak of a Greek philosopher for the military habit of a Roman prince, amused, during a few days, the levity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emperors of the age of Constantine no longer deigned to consult with the senate in the choice of a colleague; but they were anxious that their nomination should be ratifi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army. On this solemn occasion, the guards, with the other troops whose stations w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Milan, appeared under arms; and Constantius ascended his lofty tribunal, holding by the hand his cousin Julian, who

    entered the same day into the twenty-fifth year of his age. In a studied speech, conceived and delivered with dignity, the emperor represented the various dangers which threaten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public, the necessity of naming a Cæsar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West, and his own intention, if it was agreeable to their wishes, of rewarding with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the promising virtues of the nephew of Constantine. The approbation of the soldiers was testified by a respectful murmur; they gazed on the manly countenance of Julian, and observed with pleasure, that the fire which sparkled in his eyes was tempered by a modest blush, on being thus ex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the public view of mankind. As soon as the ceremony of his investiture had been performed, Constantius addressed him with the tone of authority which his superior age and station permitted him to assume; and exhorting the new Cæsar to deserve, by heroic deeds, that sacred and immortal name, the emperor gave his colleague the strongest assurances of a friendship which should never be impaired by time, nor interrupted by their separation into the most distant climes. As soon as the speech was ended, the troops, as a token of applause, clashed their shields against their knees; while the officers who surrounded the tribunal expressed, with decent reserve, their sense of the merits of the representative of Constantius.

    The two princes returned to the palace in the same chariot; and during the slow procession, Julian repeated to himself a verse of his favorite Homer, which he might equally apply to his fortune and to his fears. The four-and-twenty days which the Cæsar spent at Milan after his investiture, and the first months of his Gallic reign, were devoted to a splendid but severe captivity; nor could the acquisition of honor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of freedom. His steps were watched, his correspondence was intercepted; and he was obliged, by prudence, to decline the visits of his most intimate friends. Of his former domestics, four only were permitted to attend him; two pages, his physician, and his librarian; the last of whom was employed in the care of a valuable collection of books, the

    gift of the empress, who studied the inclinations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of her friend. In the room of these faithful servants, a household was formed, such indeed as became the dignity of a Cæsar; but it was filled with a crowd of slaves, destitute, and perhaps incapable, of any attachment for their new master, to whom, for the most part, they were either unknown or suspected. His want of experience might require the assistance of a wise council; but the minute instructions which regulated the service of his tabl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his hours, were adapted to a youth still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his preceptors, rather than to the situation of a prince intrusted with the conduct of an important war. If he aspired to deserve the esteem of his subjects, he was checked by the fear of displeasing his sovereign; and even the fruits of his marriage-bed were blasted by the jealous artifices of Eusebia herself, who, on this occasion alone, seems to have been unmindful of the tenderness of her sex, and the generosity of her character. The memory of his father and of his brothers reminded Julian of his own danger, and his apprehensions were increased by the recent and unworthy fate of Sylvanus. In the summer which preceded his own elevation, that general had been chosen to deliver Gaul from the tyranny of the Barbarians; but Sylvanus soon discovered that he had left his most dangerous enemies in the Imperial court. A dexterous informer, countenanced by several of the principal ministers, procured from him some recommendatory letters; and erasing the whole of the contents, except the signature, filled up the vacant parchment with matters of high and treasonable import. By the industry and courage of his friends, the fraud was however detected, and in a great council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hel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himself, the innocence of Sylvanus was publicly acknowledged. But the discovery came too late; the report of the calumny, and the hasty seizure of his estate, had already provoked the indignant chief to the rebellion of which he was so unjustly accused. He assumed the purple at his head-quarters of Cologne, and his active powers appeared to menace Italy with an invasion, and Milan with a siege. In this emergency, Ursicinus, a general of equal rank, regained, by an act of treachery, the favor which

    he had lost by his eminent services in the East. Exasperated, as he might speciously allege, by the injuries of a similar nature, he hastened with a few followers to join the standard, and to betray the confidence, of his too credulous friend. After a reign of only twenty-eight days, Sylvanus was assassinated: the soldiers who, without any criminal intention, had blindly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their leader, immediately returned to their allegiance; and the flatterers of Constantius celebrated the wisdom and felicity of the monarch who had extinguished a civil war without the hazard of a battl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hætian frontier,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detained Constantius in Italy above eighteen month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Julian. Before the emperor returned into the East, he indulged his pride and curiosity in a visit to the ancient capital. He proceeded from Milan to Rome along the Æmilian and Flaminian ways, and as soon as he approached within forty miles of the city, the march of a prince who had never vanquished a foreign enemy, assumed the appearance of a triumphal procession. His splendid train was composed of all the ministers of luxury; but in a time of profound peace, he was encompassed by the glittering arms of the numerous squadrons of his guards and cuirassiers. Their streaming banners of silk, embossed with gold, and shaped in the form of dragons, waved round the person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sat alone in a lofty car, resplendent with gold and precious gems; and, except when he bowed his head to pass under the gates of the cities, he affected a stately demeanor of inflexible, and, as it might seem, of insensible gravity. The severe discipline of the Persian youth had been introduced by the eunuchs into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such were the habits of patience which they had inculcated, that during a slow and sultry march, he was never seen to move his hand towards his face, or to turn his eyes either to the right or to the left. He was received by the magistrates and senate of Rome; and the emperor surveyed, with attention, the civil honors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consular images of the noble families. The streets were lined

    with an innumerable multitude. Their repeated acclamations expressed their joy at beholding, after an absence of thirty-two years, the sacred person of their sovereign, and Constantius himself expressed, with some pleasantry, he affected surprise that the human race should thus suddenly be collected on the same spot. The son of Constantine was lodged in the ancient palace of Augustus: he presided in the senate, harangued the people from the tribunal which Cicero had so often ascended, assisted with unusual courtesy at the games of the Circus, and accepted the crowns of gold, as well as the Panegyrics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for the ceremony by the deputies of the principal cities. His short visit of thirty days was employed in viewing the monuments of art and power which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seven hills and the interjacent valleys. He admired the awful majesty of the Capitol, the vast extent of the baths of Caracalla and Diocletian, the severe simplicity of the Pantheon, the massy greatness of the amphitheatre of Titus, the elegant architecture of the theatre of Pompey and the Temple of Peace, and, above all, the stately structure of the Forum and column of Trajan; acknowledging that the voice of fame, so prone to invent and to magnify, had made an inadequate report of the metropolis of the world. The traveller, who has contemplated the ruins of ancient Rome, may conceive some imperfect idea of the sentiments which they must have inspired when they reared their heads in the splendor of unsullied beauty.

    [See The Pantheon: The severe simplicity of the Pantheon]

    The satisfaction which Constantius had received from this journey excited him to the generous emulation of bestowing on the Romans some memorial of his own gratitude and munificence. His first idea was to imitate the equestrian and colossal statue which he had seen in the Forum of Trajan; but when he had maturely weighe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execution, he chose rather to embellish the capital by the gift of an Egyptian obelisk. In a remote but polished age, which seems to have preceded the invention of alphabetical writing, a

    great number of these obelisks had been erected, in the cities of Thebes and Heliopolis, by the ancient sovereigns of Egypt, in a just confidence that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form, and the hardness of their substance, would resist the injuries of time and violence. Several of these extraordinary columns had been transported to Rome by Augustus and his successors, as the most durable monuments of their power and victory; but there remained one obelisk, which, from its size or sanctity, escaped for a long time the rapacious vanity of the conquerors. It was designed by Constantine to adorn his new city; and, after being removed by his order from the pedestal where it stood before the Temple of the Sun at Heliopolis, was floated down the Nile to Alexandria. The death of Constantine suspended the execution of his purpose, and this obelisk was destined by his son to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empire. A vessel of uncommon strength and capaciousness was provided to convey this enormous weight of granite, at least a hundred and fifteen feet in length, from the banks of the Nile to those of the Tyber. The obelisk of Constantius was landed about three miles from the city, and elevated, by the efforts of art and labor, in the great Circus of Rome.

    The departure of Constantius from Rome was hastened by the alarming intelligence of the distress and danger of the Illyrian provinces. The distractions of civil war, and the irreparable loss which the Roman legions had sustained in the battle of Mursa, exposed those countries, almost without defence, to the light cavalry of the Barbarians; and particularly to the inroads of the Quadi, a fierce and powerful nation, who seem to have exchanged the institutions of Germany for the arms and military arts of their Sarmatian allies. The garrisons of the frontiers were insufficient to check their progress; and the indolent monarch was at length compelled to assemble, from the extremities of his dominions, the flower of the Palatine troops, to take the field in person, and to employ a whole campaign, with the preceding autumn and the ensuing spring, in the serious prosecution of the war. The emperor passed the Danube on a bridge of boats, cut in pieces all that

    encountered his march,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of the Quadi, and severely retaliated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y had inflicted on the Roman province. The dismayed Barbarians were soon reduced to sue for peace: they offered the restitution of his captive subjects as an atonement for the past, and the noblest hostages as a pledge of their future conduct. The generous courtesy which was shown to the first among their chieftains who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Constantius, encouraged the more timid, or the more obstinate, to imitate their example; and the Imperial camp was crowded with the princes and ambassadors of the most distant tribes, who occupied the plains of the Lesser Poland, and who might have deemed themselves secure behind the lofty ridge of the Carpathian Mountains. While Constantius gave laws to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Danube, he distinguished, with specious compassion, the Sarmatian exiles, who had been expelled from their native country by the rebellion of their slaves, and who formed a very considerable accession to the power of the Quadi. The emperor, embracing a generous but artful system of policy, released the Sarmatians from the bands of this humiliating dependence, and restored them, by a separate treaty, to the dignity of a nation united under the government of a king, the friend and ally of the republic. He declared his resolution of asserting the justice of their cause, and of securing the peace of the provinces by the extirpation, or at least the banishment, of the Limigantes, whose manners were still infected with the vices of their servile origin. The execution of this design was attended with more difficulty than glory. The territory of the Limigantes was protected against the Romans by the Danube, against the hostile Barbarians by the Teyss. The marshy lands which lay between those rivers, and were often covered by their inundations, formed an intricate wilderness, pervious only to the inhabitants, who were acquainted with its secret paths and inaccessible fortresses. On the approach of Constantius, the Limigantes tried the efficacy of prayers, of fraud, and of arms; but he sternly rejected their supplications, defeated their rude stratagems, and repelled with skill and firmness the efforts of their irregular valor. One of their most warlike tribes, established in

    a small island towards the conflux of the Teyss and the Danube, consented to pass the river with the intention of surprising the emperor during the security of an amicable conference. They soon became the victims of the perfidy which they meditated. Encompassed on every side, trampled down by the cavalry, slaughtered by the swords of the legions, they disdained to ask for mercy; and with an undaunted countenance, still grasped their weapons in the agonies of death. After this victory, a considerable body of Romans was landed on the opposite banks of the Danube; the Taifalæ, a Gothic tribe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invaded the Limigantes on the side of the Teyss; and their former masters, the free Sarmatians, animated by hope and reveng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hilly country, into the heart of their ancient possessions. A general conflagration revealed the huts of the Barbarians, which were seated in the depth of the wilderness; and the soldier fought with confidence on marshy ground, which it was dangerous for him to tread. In this extremity, the bravest of the Limigantes were resolved to die in arms, rather than to yield: but the milder sentiment, enforc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ir elders, at length prevailed; and the suppliant crowd, followed by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repaired to the Imperial camp, to learn their fate from the mouth of the conqueror. After celebrating his own clemency, which was still inclined to pardon their repeated crimes, and to spare the remnant of a guilty nation, Constantius assigned for the place of their exile a remote country, where they might enjoy a safe and honorable repose. The Limigantes obeyed with reluctance; but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at least before they could occupy, their destined habitations, they returned to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exaggerating the hardships of their situation, and requesting, with fervent professions of fidelity, that the emperor would grant them an undisturbed settlement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Roman provinces. Instead of consulting his own experience of their incurable perfidy, Constantius listened to his flatterers, who were ready to represent the honor and advantage of accepting a colony of soldiers, at a time when it was much easier to obtain the pecuniary contributions than the military service of the subjects of the empire. The

    Limigantes were permitted to pass the Danube; and the emperor gave audience to the multitude in a large plain near the modern city of Buda. They surrounded the tribunal, and seemed to hear with respect an oration full of mildness and dignity when one of the Barbarians, casting his shoe into the air, exclaimed with a loud voice, Marha! Marha! * a word of defiance, which was received as a signal of the tumult. They rushed with fury to seize the person of the emperor; his royal throne and golden couch were pillaged by these rude hands; but the faithful defence of his guards, who died at his feet, allowed him a moment to mount a fleet horse, and to escape from the confusion. The disgrace which had been incurred by a treacherous surprise was soon retrieved by the numbers and discipline of the Romans; and the combat was only terminated by the extinction of the name and nation of the Limigantes. The free Sarmatians were reinstated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ancient seats; and although Constantius distrusted the levity of their character, he entertained some hopes that a sense of gratitude might influence their future conduct. He had remarked the lofty stature and obsequious demeanor of Zizais, one of the noblest of their chiefs. He conferred on him the title of King; and Zizais proved that he was not unworthy to reign, by a sincere and lasting attachment to the interests of his benefactor, who, after this splendid success, received the name of Sarmaticus from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victorious army.

    Chapter XIX: Constantius Sole Emperor. —

    Part III.

    While the Roman emperor and the Persian monarch,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thousand miles, defended their extreme limits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the Danube and of the Oxus, their intermediate frontier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a languid war, and a precarious truce. Two of the eastern ministers of Constantius,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Musonian, whose abilities were disgraced by the want of truth and

    integrity, and Cassian, duke of Mesopotamia, a hardy and veteran soldier, opened a secret negotiation with the satrap Tamsapor. These overtures of peace, translated into the servile and flattering language of Asia, were transmitted to the camp of the Great King; who resolved to signify, by an ambassador, the terms which he was inclined to grant to the suppliant Romans. Narses, whom he invested with that character, was honorably received in his passage through Antioch and Constantinople: he reached Sirmium after a long journey, and, at his first audience, respectfully unfolded the silken veil which covered the haughty epistle of his sovereign. Sapor, King of Kings, and Brother of the Sun and Moon, (such were the lofty titles affected by Oriental vanity,) expressed his satisfaction that his brother, Constantius Cæsar, had been taught wisdom by adversity. A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Darius Hystaspes, Sapor asserted, that the River Strymon, in Macedonia, was the true and ancient boundary of his empire; declaring, however, that as an evidence of his moderation, he would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provinces of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which had been fraudulently extorted from his ancestors. He alleged, that, without the restitution of these disputed countries, it was impossible to establish any treaty on a solid and permanent basis; and he arrogantly threatened, that if his ambassador returned in vain, he was prepared to take the field in the spring, and to support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by the strength of his invincible arms. Narses, who was endowed with the most polite and amiable manners, endeavored, as far as was consistent with his duty, to soften the harshness of the message. Both the style and substance were maturely weighed in the Imperial council, and he was dismissed with the following answer: “Constantius had a right to disclaim the officiousness of his ministers, who had acted without any specific orders from the throne: he was not, however, averse to an equal and honorable treaty; but it was highly indecent, as well as absurd, to propose to the sole and victorious emperor of the Roman world, the same conditions of peace which he had indignantly rejected at the time when his power was contracted within the narrow limits of the East: the chance of arms was uncertain; and Sapor should recollect,

    that if the Romans had sometimes been vanquished in battle, they had almost always been successful in the event of the war.” A few days after the departure of Narses, three ambassadors were sent to the court of Sapor, who was already returned from the Scythian expedition to his ordinary residence of Ctesiphon. A count, a notary, and a sophist, had been selected for this important commission; and Constantius, who was secretly anxiou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entertained some hopes that the dignity of the first of these ministers, the dexterity of the second, and the rhetoric of the third, would persuade the Persian monarch to abate of the rigor of his demand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ir negotiation was opposed and defeated by the hostile arts of Antoninus, a Roman subject of Syria, who had fled from oppression, and was admitted into the councils of Sapor, and even to the royal table, where, according to the custom of the Persians,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was frequently discussed. The dexterous fugitive promoted his interest by the same conduct which gratified his revenge. He incessantly urged the ambition of his new master to embrace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y when the bravest of the Palatine troops were employed with the emperor in a distant war on the Danube. He pressed Sapor to invade the exhausted and defenceless provinces of the East, with the numerous armies of Persia, now fortified by the alliance and accession of the fiercest Barbarians. The ambassadors of Rome retired without success, and a second embassy, of a still more honorable rank, was detained in strict confinement, and threatened either with death or exile.

    The military historian, who was himself despatched to observe the army of the Persians, as they were preparing to construct a bridge of boats over the Tigris, beheld from an eminence the plain of Assyria, as far as the edge of the horizon, covered with men, with horses, and with arms. Sapor appeared in the front, conspicuous by the splendor of his purple. On his left hand, the place of honor among the Orientals, Grumbates, king of the Chionites, displayed the stern countenance of an aged and renowned warrior. The monarch had reserved a similar place

    on his right hand for the king of the Albanians, who led his independent tribes from the shores of the Caspian. * The satraps and generals we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ir several ranks, and the whole army, besides the numerous train of Oriental luxury, consisted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effective men, inured to fatigue, and selected from the bravest nations of Asia. The Roman deserter, who in some measure guided the councils of Sapor, had prudently advised, that, instead of wasting the summer in tedious and difficult sieges, he should march directly to the Euphrates, and press forwards without delay to seize the feeble and wealthy metropolis of Syria. But the Persians were no sooner advanced into the plains of Mesopotamia, than they discovered that every precaution had been used which could retard their progress, or defeat their design. The inhabitants, with their cattle, were secured in places of strength, the green forag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as set on fire, the fords of the rivers were fortified by sharp stakes; military engines were planted on the opposite banks, and a seasonable swell of the waters of the Euphrates deterred the Barbarians from attempting the ordinary passage of the bridge of Thapsacus. Their skilful guide, changing his plan of operations, then conducted the army by a longer circuit, but through a fertile territory, towards the head of the Euphrates, where the infant river is reduced to a shallow and accessible stream. Sapor overlooked, with prudent disdain, the strength of Nisibis; but as he passed under the walls of Amida, he resolved to try whether the majesty of his presence would not awe the garrison into immediate submission. The sacrilegious insult of a random dart, which glanced against the royal tiara, convinced him of his error; and the indignant monarch listened with impatience to the advice of his ministers, who conjured him not to sacrifice the success of his ambition to the gratification of his resentment. The following day Grumbates advanced towards the gates with a select body of troops, and required the instant surrender of the city, as the only atonement which could be accepted for such an act of rashness and insolence. His proposals were answered by a general discharge, and his only son, a beautiful and valiant youth, was pierced through the

    heart by a javelin, shot from one of the balistæ. The funeral of the prince of the Chionites was celebrated according to the rite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grief of his aged father was alleviated by the solemn promise of Sapor, that the guilty city of Amida should serve as a funeral pile to expiate the death, and to perpetuate the memory, of his son.

    The ancient city of Amid or Amida, which sometimes assumes the provincial appellation of Diarbekir, is advantageously situate in a fertile plain, watered by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channels of the Tigris, of which the least inconsiderable stream bends in a semicircular form round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ity.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had recently conferred on Amida the honor of his own name, and the additional fortifications of strong walls and lofty towers. It was provided with an arsenal of military engines, and the ordinary garrison had been reenforced to the amount of seven legions, when the place was invested by the arms of Sapor. His first and most sanguine hopes depended on the success of a general assault. To the several nations which followed his standard, their respective posts were assigned; the south to the Vertæ; the north to the Albanians; the east to the Chionites, inflamed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the west to the Segestans, the bravest of his warriors, who covered their front with a formidable line of Indian elephants. The Persians, on every side, supported their efforts, and animated their courage; and the monarch himself, careless of his rank and safety, displayed,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siege, the ardor of a youthful soldier. After an obstinate combat, the Barbarians were repulsed; they incessantly returned to the charge; they were again driven back with a dreadful slaughter, and two rebel legions of Gauls, who had been banished into the East, signalized their undisciplined courage by a nocturnal sally into the heart of the Persian camp. In one of the fiercest of these repeated assaults, Amida was betrayed by the treachery of a deserter, who indicated to the Barbarians a secret and neglected staircase, scooped out of the rock that hangs over the stream of the Tigris. Seventy chosen archers of the royal

    guard ascended in silence to the third story of a lofty tower, which commanded the precipice; they elevated on high the Persian banner, the signal of confidence to the assailants, and of dismay to the besieged; and if this devoted band could have maintained their post a few minutes longer, the reduction of the place might have been purchased by the sacrifice of their lives. After Sapor had tried, without success, the efficacy of force and of stratagem, he had recourse to the slower but more certain operations of a regular siege, in the conduct of which he was instructed by the skill of the Roman deserters. The trenches were opened at a convenient distance, and the troops destined for that service advanced under the portable cover of strong hurdles, to fill up the ditch, and undermine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alls. Wooden towers were at the same time constructed, and moved forwards on wheels, till the soldiers, who were provided with every species of missile weapons, could engage almost on level ground with the troops who defended the rampart. Every mode of resistance which art could suggest, or courage could execute, was employed in the defence of Amida, and the works of Sapor were more than once destroyed by the fire of the Romans. But the resources of a besieged city may be exhausted. The Persians repaired their losses, and pushed their approaches; a large preach was made by the battering-ram,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garrison, wasted by the sword and by disease, yielded to the fury of the assault. The soldiers, the citizens, their wives, their children, all who had not time to escape through the opposite gate, were involved by the conquerors in a promiscuous massacre.

    But the ruin of Amida was the safety of the Roman provinces. As soon as the first transports of victory had subsided, Sapor was at leisure to reflect, that to chastise a disobedient city, he had lost the flower of his troops, and the most favorable season for conquest. Thirty thousand of his veterans had fallen under the walls of Amida, during the continuance of a siege, which lasted seventy-three days; and the disappointed monarch returned to his capital with affected triumph and secret mortification.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the

    inconstancy of his Barbarian allies was tempted to relinquish a war in which they had encountered such unexpected difficulties; and that the aged king of the Chionites, satiated with revenge, turned away with horror from a scene of action where he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 hope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The strength as well as the spirit of the army with which Sapor took the field in the ensuing spring was no longer equal to the unbounded views of his ambition. Instead of aspiring to the conquest of the East, he was oblig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reduction of two fortified cities of Mesopotamia, Singara and Bezabde; the one situate in the midst of a sandy desert, the other in a small peninsula, surrounded almost on every side by the deep and rapid stream of the Tigris. Five Roman legions, of the diminutive size to which they had been reduced in the age of Constantine, were made prisoners, and sent into remote captivity on the extreme confines of Persia. After dismantling the walls of Singara, the conqueror abandoned that solitary and sequestered place; but he carefully restor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Bezabde, and fixed in that important post a garrison or colony of veterans; amply supplied with every means of defence, and animated by high sentiments of honor and fidelity. Towards the close of the campaign, the arms of Sapor incurred some disgrace by an unsuccessful enterprise against Virtha, or Tecrit, a strong, or, as it was universally esteemed till the age of Tamerlane, an impregnable fortress of the independent Arabs.

    The defence of the East against the arms of Sapor required and would have exercised, the abilities of the most consummate general; and it seemed fortunate for the state, that it was the actual province of the brave Ursicinus, who alone deserv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In the hour of danger, Ursicinus was removed from his station by the intrigues of the eunuchs; and the military command of the East was bestowed, by the same influence, on Sabinian, a wealthy and subtle veteran, who had attained the infirmities, without acquiring the experience, of age. By a second order, which issued from the same jealous and inconstant councils,

    Ursicinus was again despatched to the frontier of Mesopotamia, and condemned to sustain the labors of a war, the honors of which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his unworthy rival. Sabinian fixed his indolent station under the walls of Edessa; and while he amused himself with the idle parade of military exercise, and moved to the sound of flutes in the Pyrrhic dance, the public defence was abandoned to the boldness and diligence of the former general of the East. But whenever Ursicinus recommended any vigorous plan of operations; when he proposed, at the head of a light and active army, to wheel round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to intercept the convoys of the enemy, to harass the wide extent of the Persian lines, and to relieve the distress of Amida; the timid and envious commander alleged, that he was restrained by his positive orders from endangering the safety of the troops. Amida was at length taken; its bravest defenders, who had escaped the sword of the Barbarians, died in the Roman camp by the hand of the executioner: and Ursicinus himself, after supporting the disgrace of a partial inquiry, was punished for the misconduct of Sabinian by the loss of his military rank. But Constantius soon experienced the truth of the prediction which honest indignation had extorted from his injured lieutenant, that as long as such maxims of government were suffered to prevail, the emperor himself would find it is no easy task to defend his eastern dominions from the invasion of a foreign enemy. When he had subdued or pacifi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Danube, Constantius proceeded by slow marches into the East; and after he had wept over the smoking ruins of Amida, he formed, with a powerful army, the siege of Bezabde. The walls were shaken by the reiterated efforts of the most enormous of the battering-rams; the town was reduced to the last extremity; but it was still defended by the patient and intrepid valor of the garrison, till the approach of the rainy season obliged the emperor to raise the siege, and ingloriously to retreat into his winter quarters at Antioch. The pride of Constantius, and the ingenuity of his courtiers, were at a loss to discover any materials for panegyric in the events of the Persian war; while the glory of his cousin Julian, to whose military command he had intrusted the provinces of

    Gaul, was proclaimed to the world in the simple and concise narrative of his exploits.

    In the blind fury of civil discord, Constantius had abandoned to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the countries of Gaul, which still acknowledged the authority of his rival. A numerous swarm of Franks and Alemanni were invited to cross the Rhine by presents and promises, by the hopes of spoil, and by a perpetual grant of all the territories which they should be able to subdue. But the emperor, who for a temporary service had thus imprudently provoked the rapacious spirit of the Barbarians, soon discovered and lamented the difficulty of dismissing these formidable allies, after they had tasted the richness of the Roman soil. Regardless of the nice distinction of loyalty and rebellion, these undisciplined robbers treated as their natural enemies all the subjects of the empire, who possessed any property which they were desirous of acquiring Forty-five flourishing cities, Tongres, Cologne, Treves, Worms, Spires, Strasburgh, &c., besides a far greater number of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pillaged, and for the most part reduced to ashes.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still faithful to the maxims of their ancestors, abhorred the confinement of walls, to which they applied the odious names of prisons and sepulchres; and fixing their independent habitations on the banks of rivers, the Rhine, the Moselle, and the Meuse, they secure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danger of a surprise, by a rude and hasty fortification of large trees, which were felled and thrown across the roads. The Alemanni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modern countries of Alsace and Lorraine; the Franks occupied the island of the Batavians, together with an extensive district of Brabant, which was then known by the appellation of Toxandria, and may deserve to be considered as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ir Gallic monarchy. From the sources, to the mouth, of the Rhine, the conquests of the Germans extended above forty miles to the west of that river, over a country peopled by colonies of their own name and nation: and the scene of their devastations was three times more extensive than that of their

    conquests. At a still greater distance the open towns of Gaul were deserted,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fortified cities, who trusted to their strength and vigilance, were obliged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such supplies of corn as they could raise on the vacant land within the enclosure of their walls. The diminished legions, destitute of pay and provisions, of arms and discipline,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and even at the name, of the Barbarians.

    Chapter XIX: Constantius Sole Emperor. —

    Part IV.

    Under these melancholy circumstances, an unexperienced youth was appointed to save and to govern the provinces of Gaul, or rather, as he expressed it himself, to exhibit the vain image of Imperial greatness. The retired scholastic education of Julian, in which he had been more conversant with books than with arms, with the dead than with the living, left him in profound ignorance of the practical arts of war and government; and when he awkwardly repeated some military exercise which it was necessary for him to learn, he exclaimed with a sigh, “O Plato, Plato, what a task for a philosopher!” Yet even thi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which men of business are too apt to despise, had filled the mind of Julian with the noblest precepts and the most shining examples; had animated him with the love of virtue, the desire of fame, and the contempt of death. The habits of temperance recommended in the schools, are still more essential in the severe discipline of a camp. The simple wants of nature regulated the measure of his food and sleep. Rejecting with disdain the delicacies provided for his table, he satisfied his appetite with the coarse and common fare which was allotted to the meanest soldiers. During the rigor of a Gallic winter, he never suffered a fire in his bed-chamber; and after a short and interrupted slumber, he frequently ros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from a carpet spread on the floor, to despatch any urgent business, to visit his rounds, or to steal a few moments

    for the prosecution of his favorite studies. The precepts of eloquence, which he had hitherto practised on fancied topics of declamation, were more usefully applied to excite or to assuage the passions of an armed multitude: and although Julian, from his early habits of conversation and literature, was more familiarly acquainted with the beauties of the Greek language, he had attained a competent knowledge of the Latin tongue. Since Julian was not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the character of a legislator, or a judg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 civil jurisprudence of the Romans had not engaged any considerable share of his attention: but he derived from his philosophic studies an inflexible regard for justice, tempered by a disposition to clemency; the knowledge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equity and evidence, and the faculty of patiently investigating the most intricate and tedious questions which could be proposed for his discussion. The measures of policy, and the operations of war, must submit to the various accidents of circumstance and character, and the unpractised student will often be perplex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st perfect theory. But in the acquisition of this important science, Julian was assisted by the active vigor of his own genius, as well as by th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Sallust, and officer of rank, who soon conceived a sincere attachment for a prince so worthy of his friendship; and whose incorruptible integrity was adorned by the talent of insinuating the harshest truths without wounding the delicacy of a royal ear.

    Immediately after Julian had received the purple at Milan, he was sent into Gaul with a feeble retinue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soldiers. At Vienna, where he passed a painful and anxious winter in the hands of those ministers to whom Constantius had intrusted the direction of his conduct, the Cæsar was informed of the siege and deliverance of Autun. That large and ancient city, protected only by a ruined wall and pusillanimous garrison, was saved by the generous resolution of a few veterans, who resumed their arm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In his march from Autun, through

    the heart of the Gallic provinces, Julian embraced with ardor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of signalizing his courage. At the head of a small body of archers and heavy cavalry, he preferred the shorter but the more dangerous of two roads; * and sometimes eluding, and sometimes resisting, the attacks of the Barbarians, who were masters of the field, he arrived with honor and safety at the camp near Rheims, where the Roman troops had been ordered to assemble. The aspect of their young prince revived the drooping spirits of the soldiers, and they marched from Rheims in search of the enemy, with a confidence which had almost proved fatal to them. The Alemanni, familiarized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secretly collected their scattered forces, and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of a dark and rainy day, poured with unexpected fury on the rear-guard of the Romans. Before the inevitable disorder could be remedied, two legions were destroyed; and Julian was taught by experience that caution and vigilanc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lessons of the art of war. In a second and more successful action, * he recovered and established his military fame; but as the agility of the Barbarians saved them from the pursuit, his victory was neither bloody nor decisive. He advanced, however, to the banks of the Rhine, surveyed the ruins of Cologne, convinced himself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war, and retreated on the approach of winter, discontented with the court, with his army, and with his own success. The power of the enemy was yet unbroken; and the Cæsar had no sooner separated his troops, and fixed his own quarters at Sens, in the centre of Gaul, than he was surrounded and besieged, by a numerous host of Germans. Reduced, in this extremity, to the resources of his own mind, he displayed a prudent intrepidity, which compensated for all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lace and garrison; and the Barbarians, at the end of thirty days, were obliged to retire with disappointed rage.

    The conscious pride of Julian, who was indebted only to his sword for this signal deliverance, was imbittered by the reflection, that he was abandoned, betrayed, and perhaps devoted to destruction, by those who were bound to assist

    him, by every tie of honor and fidelity. Marcellus, master-general of the cavalry in Gaul, interpreting too strictly the jealous orders of the court, beheld with supine indifference the distress of Julian, and had restrained the troops under his command from marching to the relief of Sens. If the Cæsar had dissembled in silence so dangerous an insult, his person and authority would have been exposed to the contempt of the world; and if an action so criminal had been suffered to pass with impunity, the emperor would have confirmed the suspicions, which received a very specious color from his past conduct towards the princes of the Flavian family. Marcellus was recalled, and gently dismissed from his office. In his room Severus was appointed general of the cavalry; an experienced soldier, of approved courage and fidelity, who could advise with respect, and execute with zeal; and who submitted,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supreme command which Julian, by the interest of his patroness Eusebia, at length obtained over the armies of Gaul. A very judicious plan of operations was adopted for the approaching campaign. Julian himself, at the head of the remains of the veteran bands, and of some new levies which he had been permitted to form, boldly penetrated into the centre of the German cantonments, and carefully reestablish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Saverne, in an advantageous post, which would either check the incursions, or intercept the retreat, of the enemy. At the same time, Barbatio, general of the infantry, advanced from Milan with an army of thirty thousand men, and passing the mountains, prepared to throw a bridge over the Rhin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Basil. It wa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 Alemanni, pressed on either side by the Roman arms, would soon be forced to evacuate the provinces of Gaul, and to hasten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native country. But the hopes of the campaign were defeated by the incapacity, or the envy, or the secret instructions, of Barbatio; who acted as if he had been the enemy of the Cæsar, and the secret ally of the Barbarians. The negligence with which he permitted a troop of pillagers freely to pass, and to return almost before the gates of his camp, may be imputed to his want of abilities; but the treasonable act of burning a number of boats, and a superfluous stock of provisions, which would

    have been of the most essential service to the army of Gaul, was an evidence of his hostile and criminal intentions. The Germans despised an enemy who appeared destitute either of power or of inclination to offend them; and the ignominious retreat of Barbatio deprived Julian of the expected support; and left him to extricate himself from a hazardous situation, where he could neither remain with safety, nor retire with honor.

    As soon as they were delivered from the fears of invasion, the Alemanni prepared to chastise the Roman youth, who presumed to dispute the possession of that country, which they claimed as their own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and of treaties. They employed three days, and as many nights, in transporting over the Rhine their military powers. The fierce Chnodomar, shaking the ponderous javelin which he had victoriously wielded against the brother of Magnentius, led the van of the Barbarians, and moderated by his experience the martial ardor which his example inspired. He was followed by six other kings, by ten princes of regal extraction, by a long train of high-spirited nobles, and by thirty-five thousand of the bravest warriors of the tribes of Germany. The confidence derived from the view of their own strength, was increased by the intelligence which they received from a deserter, that the Cæsar, with a feeble army of thirteen thousand men, occupied a post about one-and-twenty miles from their camp of Strasburgh. With this inadequate force, Julian resolved to seek and to encounter the Barbarian host; and the chance of a general action was preferred to the tedious and uncertain operation of separately engaging the dispersed parties of the Alemanni. The Romans marched in close order, and in two columns; the cavalry on the right, the infantry on the left; and the day was so far spent when they appeared in sight of the enemy, that Julian was desirous of deferring the battle till the next morning, and of allowing his troops to recruit their exhausted strength by the necessary refreshments of sleep and food. Yielding, however, with some reluctance, to the clamors of the soldiers, and even to the opinion of his council,

    he exhorted them to justify by their valor the eager impatience, which, in case of a defeat, would be universally branded with the epithets of rashness and presumption. The trumpets sounded, the military shout was heard through the field, and the two armies rushed with equal fury to the charge. The Cæsar, who conducted in person his right wing, depended on the dexterity of his archers, and the weight of his cuirassiers. But his ranks were instantly broken by an irregular mixture of light horse and of light infantry, and he had the mortification of beholding the flight of six hundred of his most renowned cuirassiers. The fugitives were stopped and rallied by the presence and authority of Julian, who, careless of his own safety, threw himself before them, and urging every motive of shame and honor, led them back against the victorious enem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lines of infantry was obstinate and bloody. The Germans possessed the superiority of strength and stature, the Romans that of discipline and temper; and as the Barbarians, who serv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empire, united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of both parties, their strenuous efforts, guided by a skilful leader, at length determined the event of the day. The Romans lost four tribunes, and two hundred and forty-three soldiers, in this memorable battle of Strasburgh, so glorious to the Cæsar, and so salutary to the afflicted provinces of Gaul. Six thousand of the Alemanni were slain in the field, without including those who were drowned in the Rhine, or transfixed with darts while they attempted to swim across the river. Chnodomar himself was surrounded and taken prisoner, with three of his brave companions, who had devoted themselves to follow in life or death the fate of their chieftain. Julian received him with military pomp in the council of his officers; and expressing a generous pity for the fallen state, dissembled his inward contempt for the abject humiliation, of his captive. Instead of exhibiting the vanquished king of the Alemanni, as a grateful spectacle to the cities of Gaul, he respectfully laid at the feet of the emperor this splendid trophy of his victory. Chnodomar experienced an honorable treatment: but the impatient Barbarian could not long survive his defeat, his confinement, and his exile.

    After Julian had repulsed the Alemanni from the provinces of the Upper Rhine, he turned his arms against the Franks, who were seated nearer to the ocean, on the confines of Gaul and Germany; and who, from their numbers, and still more from their intrepid valor, had ever been esteemed the most formidable of the Barbarians. Although they were strongly actuated by the allurements of rapine, they professed a disinterested love of war; which they considered as the supreme honor and felicity of human nature; and their minds and bodies were so completely hardened by perpetual action, that, according to the lively expression of an orator, the snows of winter were as pleasant to them as the flowers of spring. In the month of December, which followed the battle of Strasburgh, Julian attacked a body of six hundred Franks, who had thrown themselves into two castles on the Meuse. In the midst of that severe season they sustained, with inflexible constancy, a siege of fifty-four days; till at length, exhausted by hunger, and satisfied that the vigilance of the enemy, in breaking the ice of the river, left them no hopes of escape, the Franks consented, for the first time, to dispense with the ancient law which commanded them to conquer or to die. The Cæsar immediately sent his captives to the court of Constantius, who, accepting them as a valuable present, rejoiced in the opportunity of adding so many heroes to the choicest troops of his domestic guards. The obstinate resistance of this handful of Franks apprised Julian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expedition which he meditated for the ensuing spring, against the whole body of the nation. His rapid diligence surprised and astonished the active Barbarians. Ordering his soldiers to provide themselves with biscuit for twenty days, he suddenly pitched his camp near Tongres, while the enemy still supposed him in his winter quarters of Paris, expecting the slow arrival of his convoys from Aquitain. Without allowing the Franks to unite or deliberate, he skilfully spread his legions from Cologne to the ocean; and by the terror, as well as by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soon reduced the suppliant tribes to implore the clemency, and to obey the commands, of their conqueror. The Chamavians submissively

    retired to their former habitations beyond the Rhine; but the Salians were permitted to possess their new establishment of Toxandria, as the subjects and auxiliarie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solemn oaths; and perpetual inspectors were appointed to reside among the Franks, with the authority of enforcing the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conditions. An incident is related, interesting enough in itself, and by no means repugnant to the character of Julian, who ingeniously contrived both the plot and the catastrophe of the tragedy. When the Chamavians sued for peace, he required the son of their king, as the only hostage on whom he could rely. A mournful silence, interrupted by tears and groans, declared the sad perplexity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ir aged chief lamented in pathetic language, that his private loss was now imbittered by a sense of public calamity. While the Chamavians lay prostrate at the foot of his throne, the royal captive, whom they believed to have been slain, unexpectedly appeared before their eyes; and as soon as the tumult of joy was hushed into attention, the Cæsar addressed the assembly in the following terms: “Behold the son, the prince, whom you wept. You had lost him by your fault. God and the Romans have restored him to you. I shall still preserve and educate the youth, rather as a monument of my own virtue, than as a pledge of your sincerity. Should you presume to violate the faith which you have sworn, the arms of the republic will avenge the perfidy, not on the innocent, but on the guilty.” The Barbarians withdrew from his presence, impressed with the warmest sentiments of gratitude and admiration.

    It was not enough for Julian to have delivered the provinces of Gaul from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He aspired to emulate the glory of the first and most illustrious of the emperors; after whose example, he composed his own commentaries of the Gallic war. Cæsar has related, with conscious pride, the manner in which he twice passed the Rhine. Julian could boast, that before he assumed the title of Augustus, he had carried the Roman eagles beyond that great river in three successful expeditions.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Germans,

    after the battle of Strasburgh, encouraged him to the first attempt; and the reluctance of the troops soon yielded to the persuasive eloquence of a leader, who shared the fatigues and dangers which he imposed on the meanest of the soldiers. The villag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Meyn, which were plentifully stored with corn and cattle, felt the ravages of an invading army. The principal houses, constructed with some imitation of Roman elegance, were consumed by the flames; and the Cæsar boldly advanced about ten miles, till his progress was stopped by a dark and impenetrable forest, undermined by subterraneous passages, which threatened with secret snares and ambush every step of the assailants. The ground was already covered with snow; and Julian, after repairing an ancient castle which had been erected by Trajan, granted a truce of ten months to the submissive Barbarians. At the expiration of the truce, Julian undertook a second expedition beyond the Rhine, to humble the pride of Surmar and Hortaire, two of the kings of the Alemanni, who had been present at the battle of Strasburgh. They promised to restore all the Roman captives who yet remained alive; and as the Cæsar had procured an exact account from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of Gaul, of the inhabitants whom they had lost, he detected every attempt to deceive him, with a degree of readiness and accuracy, which almost established the belief of his supernatural knowledge. His third expedition was still more splendid and important than the two former. The Germans had collected their military powers, and moved along the opposite banks of the river, with a design of destroying the bridge, and of preventing the passage of the Romans. But this judicious plan of defence was disconcerted by a skilful diversion. Three hundred light-armed and active soldiers were detached in forty small boats, to fall down the stream in silence, and to land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posts of the enemy. They executed their orders with so much boldness and celerity, that they had almost surprised the Barbarian chiefs, who returned in the fearless confidence of intoxication from one of their nocturnal festivals. Without repeating the uniform and disgusting tale of slaughter and devastation, it is sufficient to observe, that Julian dictated his own conditions of

    peace to six of the haughtiest kings of the Alemanni, three of whom were permitted to view the severe discipline and martial pomp of a Roman camp. Followed by twenty thousand captives, whom he had rescued from the chains of the Barbarians, the Cæsar repassed the Rhine, after terminating a war, the success of which has been compared to the ancient glories of the Punic and Cimbric victories.

    As soon as the valor and conduct of Julian had secured an interval of peace, he applied himself to a work more congenial to his humane and philosophic temper. The cities of Gaul, which had suffered from the inroads of the Barbarians, he diligently repaired; and seven important posts, between Mentz and the mouth of the Rhine, are particularly mentioned, as having been rebuilt and fortified by the order of Julian. The vanquished Germans had submitted to the just but humiliating condition of preparing and conveying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The active zeal of Julian urged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ork; and such was the spirit which he had diffused among the troops, that the auxiliaries themselves, waiving their exemption from any duties of fatigue, contended in the most servile labors with the diligence of the Roman soldiers. It was incumbent on the Cæsar to provide for the subsistence, as well as for the safety, of the inhabitants and of the garrisons. The desertion of the former, and the mutiny of the latter, must have been the fatal and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of famine. The tillage of the provinces of Gaul had been interrupted by the calamities of war; but the scanty harvests of the continent were supplied, by his paternal care, from the plenty of the adjacent island. Six hundred large barks, framed in the forest of the Ardennes, made several voyages to the coast of Britain; and returning from thence, laden with corn, sailed up the Rhine, and distributed their cargoes to the several towns and fortresse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 The arms of Julian had restored a free and secure navigation, which Constantius had offered to purchase at the expense of his dignity, and of a tributary present of two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The emperor parsimoniously

    refused to his soldiers the sums which he granted with a lavish and trembling hand to the Barbarians. The dexterity, as well as the firmness, of Julian was put to a severe trial, when he took the field with a discontented army, which had already served two campaigns, without receiving any regular pay or any extraordinary donative.

    A tender regard for the peace and happiness of his subjects was the ruling principle which directed, or seemed to direct,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lian. He devoted the leisure of his winter quarters to the offices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affected to assume, with more pleasure, the character of a magistrate than that of a general. Before he took the field, he devolved on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most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causes which had been referred to his tribunal; but, on his return, he carefully revised their proceedings, mitigated the rigor of the law, and pronounced a second judgment on the judges themselves. Superior to the last temptation of virtuous minds, an indiscreet and intemperate zeal for justice, he restrained, with calmness and dignity, the warmth of an advocate, who prosecuted, for extor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Narbonnese province. “Who will ever be found guilty,” exclaimed the vehement Delphidius, “if it be enough to deny?” “And who,” replied Julian, “will ever be innocent, if it be sufficient to affirm?” In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peace and war, the interest of the sovereign is commonly the same as that of his people; but Constantius would have thought himself deeply injured, if the virtues of Julian had defrauded him of any part of the tribute which he extorted from an oppressed and exhausted country. The prince who was invested with the ensigns of royalty, might sometimes presume to correct the rapacious insolence of his inferior agents, to expose their corrupt arts, and to introduce an equal and easier mode of collection. But the management of the finances was more safely intrusted to Florentius, prætorian præfect of Gaul, an effeminate tyrant, incapable of pity or remorse: and the haughty minister complained of the most decent and gentle opposition, while Julian himself was rather inclined to censure

    the weakness of his own behavior. The Cæsar had rejected, with abhorrence, a mandate for the levy of an extraordinary tax; a new superindiction, which the præfect had offered for his signature; and the faithful picture of the public misery, by which he had been obliged to justify his refusal, offended the court of Constantius. We may enjoy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the sentiments of Julian, as he expresses them with warmth and freedom in a letter to one of his most intimate friends. After stating his own conduct, he proceeds in the following terms: “Was it possible for the disciple of Plato and Aristotle to act otherwise than I have done? Could I abandon the unhappy subjects intrusted to my care? Was I not called upon to defend them from the repeated injuries of these unfeeling robbers? A tribune who deserts his post is punished with death, and deprived of the honors of burial. With what justice could I pronounce hissentence, if, in the hour of danger, I myself neglected a duty far more sacred and far more important? God has placed me in this elevated post; his providence will guard and support me. Should I be condemned to suffer, I shall derive comfort from the testimony of a pure and upright conscience. Would to Heaven that I still possessed a counsellor like Sallust! If they think proper to send me a successor, I shall submit without reluctance; and had much rather improve the short opportunity of doing good, than enjoy a long and lasting impunity of evil.” The precarious and dependent situation of Julian displayed his virtues and concealed his defects. The young hero who supported, in Gaul, the throne of Constantius, was not permitted to reform the vices of the government; but he had courage to alleviate or to pity the distress of the people. Unless he had been able to revive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Romans, or to introduce the arts of industry and refinement among their savage enemies, he could not entertain any rational hopes of securing the public tranquillity, either by the peace or conquest of Germany. Yet the victories of Julian suspended, for a short time, the inroads of the Barbarians, and delayed the ruin of the Western Empire.

    His salutary influence restored the cities of Gaul, which had been so long exposed to the evils of civil discord, Barbarian war, and domestic tyranny; and the spirit of industry was revived with the hopes of enjoyment. Agriculture,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again flourishe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s; and the curi, or civil corporations, were again filled with useful and respectable members: the youth were no longer apprehensive of marriage; and married persons were no longer apprehensive of posterit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festivals were celebrated with customary pomp; and the frequent and secure intercourse of the provinces displayed the image of national prosperity. A mind like that of Julian must have felt the general happiness of which he was the author; but he viewed, with particular satisfaction and complacency, the city of Paris; the seat of his winter residence, and the object even of his partial affection. That splendid capital, which now embraces an ample territory on either side of the Seine, was originally confined to the small island in the midst of the river, from whence the inhabitants derived a supply of pure and salubrious water. The river bathed the foot of the walls; and the town was accessible only by two wooden bridges. A forest overspread the northern side of the Seine, but on the south, the ground, which now bears the name of the University, was insensibly covered with houses, and adorned with a palace and amphitheatre, baths, an aqueduct, and a field of Mars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Roman troops. The severity of the climate was tempered by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ocean; and with some precautions, which experience had taught, the vine and fig-tree were successfully cultivated. But in remarkable winters, the Seine was deeply frozen; and the huge pieces of ice that floated down the stream, might be compared, by an Asiatic, to the blocks of white marble which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quarries of Phrygia. The licentiousness and corruption of Antioch recalled to the memory of Julian the severe and simple manners of his beloved Lutetia; where the amusements of the theatre were unknown or despised. He indignantly contrasted the effeminate Syrians with the brave and honest simplicity of the Gauls, and almost forgave the

    intemperance, which was the only stain of the Celtic character. If Julian could now revisit the capital of France, he might converse with men of science and genius,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and of instructing a disciple of the Greeks; he might excuse the lively and graceful follies of a nation, whose martial spirit has never been enervated by the indulgence of luxury; and he must applaud the perfection of that inestimable art, which softens and refines and embellishes the intercourse of social life.

    Chapter XX: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Part I.

    The Motives, Progress, And Effects Of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 Legal Establishment And Constitution Of The Christian Or Catholic Church.

    The public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may be considered as one of those important and domestic revolutions which excite the most lively curiosity, and afford the most valuable instruction. The victories and the civil policy of Constantine no longer influence the state of Europe; but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globe still retains the impression which it received from the conversion of that monarch; and the ecclesiastical institutions of his reign are still connected, by an indissoluble chain, with the opinions,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present generation.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a subject which may be examined with impartiality, but cannot be viewed with indifference, a difficulty immediately arises of a very unexpected nature; that of ascertaining the real and precise date of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The eloquent Lactantius, in the midst of his court, seems impatient to proclaim to the world the glorious example of the sovereign of Gaul; who, in the first moments of his reign, acknowledged and adored the majesty of the true and only God. The learned Eusebius has ascribed the faith of

    Constantine to the miraculous sign which was displayed in the heavens whilst he meditated and prepared the Italian expedition. The historian Zosimus maliciously asserts, that the emperor had imbrued his hands in the blood of his eldest son, before he publicly renounced the gods of Rome and of his ancestors. The perplexity produced by these discordant authorities is derived from the behavior of Constantine himself. According to the strictness of ecclesiastical language, the first of the Christian emperors was unworthy of that name, till the moment of his death; since it was only during his last illness that he received, as a catechumen, the imposition of hands, and was afterwards admitted, by the initiatory rites of baptism, into the number of the faithful. The Christianity of Constantine must be allowed in a much more vague and qualified sense; and the nicest accuracy is required in tracing the slow and almost imperceptible gradations by which the monarch declared himself the protector, and at length the proselyte, of the church. It was an arduous task to eradicate the habits and prejudices of his education, to acknowledge the divine power of Christ, and to understand that the truth of his revelation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The obstacles which he had probably experienced in his own mind, instructed him to proceed with caution in the momentous change of a national religion; and he insensibly discovered his new opinions, as far as he could enforce them with safety and with effect. During the whole course of his reign, the stream of Christianity flowed with a gentle, though accelerated, motion: but its general direction was sometimes checked, and sometimes diverted, by the accidental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and by the prudence, or possibly by the caprice, of the monarch. His ministers were permitted to signify the intentions of their master in the various language which was best adapted to their respective principles; and he artfully balanced the hopes and fears of his subjects, by publishing in the same year two edicts; the first of which enjoined the solemn observance of Sunday, and the second directed the regular consultation of the Aruspices. While this important revolution yet remained in suspense, the Christians and the Pagans watched the conduct of their sovereign with the same

    anxiety, but with very opposite sentiments. The former were prompted by every motive of zeal, as well as vanity, to exaggerate the marks of his favor, and the evidences of his faith. The latter, till their just apprehensions were changed into despair and resentment, attempted to conceal from the world, and from themselves, that the gods of Rome could no longer reckon the emperor in the number of their votaries. The sam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have engaged the partial writers of the times to connect the public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with the most glorious or the most ignominious æra of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Whatever symptoms of Christian piety might transpire in the discourses or actions of Constantine, he persevered till he was near forty years of ag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and the same conduct which in the court of Nicomedia might be imputed to his fear, could be ascribed only to the inclination or policy of the sovereign of Gaul. His liberality restored and enriched the temples of the gods; the medals which issued from his Imperial mint are impressed with the figures and attributes of Jupiter and Apollo, of Mars and Hercules; and his filial piety increased the council of Olympus by the solemn apotheosis of his father Constantius. But the devotion of Constantine was more peculiarly directed to the genius of the Sun, the Apollo of Greek and Roman mythology; and he was pleased to be represented with the symbols of the God of Light and Poetry. The unerring shafts of that deity, the brightness of his eyes, his laurel wreath, immortal beauty, and elegant accomplishments, seem to point him out as the patron of a young hero. The altars of Apollo were crowned with the votive offerings of Constantine; and the credulous multitude were taught to believe, that the emperor was permitted to behold with mortal eyes the visible majesty of their tutelar deity; and that, either walking or in a vision, he was blessed with the auspicious omens of a long and victorious reign. The Sun was universally celebrated as the invincible guide and protector of Constantine; and the Pagans might reasonably expect that the insulted god would pursue

    with unrelenting vengeance the impiety of his ungrateful favorite.

    As long as Constantine exercised a limited sovereignty over the provinces of Gaul, his Christian subjects were protected by the authority, and perhaps by the laws, of a prince, who wisely left to the gods the care of vindicating their own honor. If we may credit the assertion of Constantine himself, he had been an indignant spectator of the savage cruelties which were inflicted, by the hands of Roman soldiers, on those citizens whose religion was their only crime.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he had seen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severity and indulgence; and as the former was rendered still more odious by the example of Galerius, his implacable enemy, the latter was recommended to his imitation by the authority and advice of a dying father. The son of Constantius immediately suspended or repealed the edicts of persecution, and grante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us ceremonies to all those who had already professed themselves members of the church. They were soon encouraged to depend on the favor as well as on the justice of their sovereign, who had imbibed a secret and sincere reverence for the name of Christ, and for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bout five months after the conquest of Italy, the emperor made a solemn and authentic declaration of his sentiments by the celebrated edict of Milan, which restored peac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ersonal interview of the two western princes, Constantine, by the ascendant of genius and power, obtained the ready concurrence of his colleague, Licinius; the union of their names and authority disarmed the fury of Maximin; and after the death of the tyrant of the East, the edict of Milan was received as a general and fundamental law of the Roman world.

    The wisdom of the emperors provided for the restitution of all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rights of which the Christians had been

    so unjustly deprived. It was enacted that the places of worship, and public lands, which had been confiscated, should be restored to the church, without dispute, without delay, and without expense; and this severe injunction was accompanied with a gracious promise, that if any of the purchasers had paid a fair and adequate price, they should be indemnified from the Imperial treasury. The salutary regulations which guard the future tranquillity of the faithful are framed on the principles of enlarged and equal toleration; and such an equality must have been interpreted by a recent sect as an advantageous and honorable distinction. The two emperors proclaim to the world, that they have granted a free and absolute power to the Christians, and to all others, of following the religion which each individual thinks proper to prefer, to which he has addicted his mind, and which he may deem the best adapted to his own use. They carefully explain every ambiguous word, remove every exception, and exact from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a strict obedience to the true and simple meaning of an edict, which was designed to establish and secure, without any limitation, the claims of religious liberty. They condescend to assign two weighty reasons which have induced them to allow this universal toleration: the humane intention of consulting the peace and happiness of their people; and the pious hope, that, by such a conduct, they shall appease and propitiate the Deity, whose seat is in heaven. They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many signal proofs which they have received of the divine favor; and they trust that the same Providence will forever continue to protect the prosperity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From these vague and indefinite expressions of piety, three suppositions may be deduced, of a different, but not of an incompatible nature. The mind of Constantine might fluctuate between the Pagan and the Christian religions. According to the loose and complying notions of Polytheism, he might acknowledge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s one of the many deities who compose the hierarchy of heaven. Or perhaps he might embrace the philosophic and pleasing idea,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variety of names, of rites, and of opinions, all the sects, and all

    the nations of mankind, are united in the worship of the common Father and Creator of the universe.

    But the counsels of princes are more frequently influenced by views of temporal advantage, than by considerations of 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truth. The partial and increasing favor of Constantine may naturally be referred to the esteem which he entertained for the moral character of the Christians; and to a persuasion, that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would inculcate the practice of private and public virtue. Whatever latitude an absolute monarch may assume in his own conduct, whatever indulgence he may claim for his own passions, it is undoubtedly his interest that all his subjects should respect the natural and civil obligations of society. But the operation of the wisest laws is imperfect and precarious. They seldom inspire virtue, they cannot always restrain vice. Their power is insufficient to prohibit all that they condemn, nor can they always punish the actions which they prohibit. The legislators of antiquity had summoned to their aid the powers of education and of opinion. But every principle which had once maintained the vigor and purity of Rome and Sparta, was long since extinguished in a declining and despotic empire. Philosophy still exercised her temperate sway over the human mind, but the cause of virtue derived very feeble support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Pagan superstition. Under these discouraging circumstances, a prudent magistrate might observe with pleasure the progress of a religion which diffused among the people a pure, benevolent, and universal system of ethics, adapted to every duty and every condition of life; recommended as the will and reason of the supreme Deity, and enforced by the sanction of eternal rewards or punishments. The experience of Greek and Roman history could not inform the world how far the system of national manners might be reformed and improved by the precepts of a divine revelation; and Constantine might listen with some confidence to the flattering, and indeed reasonable, assurances of Lactantius. The eloquent apologist seemed firmly to expect, and almost ventured to promis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would restore the innocence and felicity of the primitive age; thatthe worship of the true God would extinguish war and dissension among those who mutually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the children of a common parent; that every impure desire, every angry or selfish passion, would be restrained by the knowledge of the gospel; and that the magistrates might sheath the sword of justice among a people who would be universally actuated by the sentiments of truth and piety, of equity and moderation, of harmony and universal love.

    The passive and unresisting obedience, which bows under the yoke of authority, or even of oppression, must have appeared, in the eyes of an absolute monarch, the most conspicuous and useful of the evangelic virtues.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derived the institution of civil government, not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but from the decrees of Heaven. The reigning emperor, though he had usurped the sceptre by treason and murder, immediately assumed the sacred character of vicegerent of the Deity. To the Deity alone he was accountable for the abuse of his power; and his subjects were indissolubly bound, by their oath of fidelity, to a tyrant, who had violated every law of nature and society. The humble Christians were sent into the world as sheep among wolves; and since they were not permitted to employ force even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religion, they should be still more criminal if they were tempted to shed the blood of their fellow-creatures in disputing the vain privileges, or the sordid possessions, of this transitory life. Faithful to the doctrine of the apostle, who in the reign of Nero had preached the duty of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 the Christians of the three first centuries preserved their conscience pure and innocent of the guilt of secret conspiracy, or open rebellion. While they experienced the rigor of persecution, they were never provoked either to meet their tyrants in the field, or indignantly to withdraw themselves into some remote and sequestered corner of the globe. The Protestants of France, of Germany, and of Britain, who asserted with such intrepid courage their civil and

    religious freedom, have been insulted by the invidiou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onduct of the primitive and of the reformed Christians. Perhaps, instead of censure, some applause may be due to the superior sense and spirit of our ancestors, who had convinced themselves that religion cannot abolish the unalienable rights of human nature. Perhaps the patience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may be ascribed to its weakness, as well as to its virtue. A sect of unwarlike plebeians, without leaders, without arms, without fortifications, must have encountered inevitable destruction in a rash and fruitless resistance to the master of the Roman legions. But the Christians, when they deprecated the wrath of Diocletian, or solicited the favor of Constantine, could allege, with truth and confidence, that they held the principle of passive obedience, and that, in the space of three centuries, their conduct had always been conformable to their principles. They might add, that the throne of the emperors would be established on a fixed and permanent basis, if all their subjects, embracing the Christian doctrine, should learn to suffer and to obey.

    In the general order of Providence, princes and tyrants are considered as the ministers of Heaven, appointed to rule or to chastise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But sacred history affords many illustrious examples of the more immediate interposition of the Deity in the government of his chosen people. The sceptre and the sword were committed to the hands of Moses, of Joshua, of Gideon, of David, of the Maccabees; the virtues of those heroes were the motive or the effect of the divine favor, the success of their arms was destined to achieve the deliverance or the triumph of the church. If the judges of Isræl were occasional and temporary magistrates, the kings of Judah derived from the royal unction of their great ancestor an hereditary and indefeasible right, which could not be forfeited by their own vices, nor recalled by the caprice of their subjects. The same extraordinary providence, which was no longer confined to the Jewish people, might elect Constantine and his family as the protector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devout Lactantius announces, in a prophetic tone, the future glories of his long and universal reign. Galerius and Maximin, Maxentius and Licinius, were the rivals who shared with the favorite of heaven th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The tragic deaths of Galerius and Maximin soon gratified the resentment, and fulfilled the sanguine expectations, of the Christians. The success of Constantine against Maxentius and Licinius removed the two formidable competitors who still opposed the triumph of the second David, and his cause might seem to claim the peculiar interposition of Providence. The character of the Roman tyrant disgraced the purple and human nature; and though the Christians might enjoy his precarious favor, they were exposed, with the rest of his subjects, to the effects of his wanton and capricious cruelty. The conduct of Licinius soon betrayed the reluctance with which he had consented to the wise and humane regulations of the edict of Milan. The convocation of provincial synods was prohibited in his dominions; his Christian officers were ignominiously dismissed; and if he avoided the guilt, or rather danger, of a general persecution, his partial oppressions were rendered still more odious by the violation of a solemn and voluntary engagement. While the East, according to the lively expression of Eusebius, was involved in the shades of infernal darkness, the auspicious rays of celestial light warmed and illuminated the provinces of the West. The piety of Constantine was admitted as an unexceptionable proof of the justice of his arms; and his use of victory confirmed the opinion of the Christians, that their hero was inspired, and conducted, by the Lord of Hosts. The conquest of Italy produced a general edict of toleration; and as soon as the defeat of Licinius had invested Constantine with the sole dominion of the Roman world, he immediately, by circular letters, exhorted all his subjects to imitate, without delay, the example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o embrace the divine truth of Christianity.

    Chapter XX: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

    Part II.

    The assurance that the elevation of Constantine wa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he designs of Providence, instilled into the minds of the Christians two opinions, which, by very different means, assist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ophecy. Their warm and active loyalty exhausted in his favor every resource of human industry; and they confidently expected that their strenuous efforts would be seconded by some divine and miraculous aid. The enemies of Constantine have imputed to interested motives the alliance which he insensibly contracted with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which apparently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 of his ambi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h century, the Christians still bore a very inadequate proportion to the inhabitants of the empire; but among a degenerate people, who viewed the change of masters with the indifference of slaves, the spirit and union of a religious party might assist the popular leader, to whose service, from a principle of conscience, they had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he example of his father had instructed Constantine to esteem and to reward the merit of the Christians; and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offices, he had the advantage of strengthening his government, by the choice of ministers or generals, in whose fidelity he could repose a just and unreserved confidence. By the influence of these dignified missionaries, the proselytes of the new faith must have multiplied in the court and army;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who filled the ranks of the legions, were of a careless temper, which acquiesced without resistance in the religion of their commander; and when they passed the Alps, it may fairly be presumed, that a great number of the soldiers had already consecrated their swords to the service of Christ and of Constantine. The habits of mankind and the interests of religion gradually abated the horror of war and bloodshed, which had so long prevailed among the Christians; and in the councils which were assembled under the gracious protection of Constantine, the authority of the bishops was seasonably employed to ratify the obligation of the military oath, and to inflict the penalty of excommunication on those soldiers who threw away their arms during the peace of the church. While

    Constantine, in his own dominions, increased the number and zeal of his faithful adherents, he could depend on the support of a powerful faction in those provinces which were still possessed or usurped by his rivals. A secret disaffection was diffused among the Christian subjects of Maxentius and Licinius; and the resentment, which the latter did not attempt to conceal, served only to engage them still more deeply in the interest of his competitor. The regular correspondence which connected the bishops of the most distant provinces, enabled them freely to communicate their wishes and their designs, and to transmit without danger any useful intelligence, or any pious contributions, which might promote the service of Constantine, who publicly declared that he had taken up arms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hurch.

    The enthusiasm which inspired the troops, and perhaps the emperor himself, had sharpened their swords while it satisfied their conscience. They marched to battle with the full assurance, that the same God, who had formerly opened a passage to the Isrælites through the waters of Jordan, and had thrown down the walls of Jericho at the sound of the trumpets of Joshua, would display his visible majesty and power in the victory of Constantine. The evidence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s prepared to affirm, that their expectations were justified by the conspicuous miracle to which the conversion of the first Christian emperor has been almost unanimously ascribed. The real or imaginary cause of so important an event, deserves and demands the attention of posterity; and I shall endeavor to form a just estimate of the famous vision of Constantine, by a distinct consideration of the standard, the dream, and the celestial sign; by separating the historical, the natural, and the marvellous parts of this extraordinary story, which, in the composition of a specious argument, have been artfully confounded in one splendid and brittle mass.

    1. An instrument of the tortures which were inflicted only on slaves and strangers, became on object of horror in the eyes of a Roman citizen; and the ideas of guilt, of pain, and of

    ignominy, were closely united with the idea of the cross. The piety, rather than the humanity, of Constantine soon abolished in his dominions the punishment which the Savior of mankind had condescended to suffer; but the emperor had already learned to despise the prejudices of his education, and of his people, before he could erect in the midst of Rome his own statue, bearing a cross in its right hand; with an inscription which referred the victory of his arms, and the deliverance of Rome, to the virtue of that salutary sign, the true symbol of force and courage. The same symbol sanctified the arms of the soldiers of Constantine; the cross glittered on their helmet, was engraved on their shields, was interwoven into their banners; and the consecrated emblems which adorned the person of the emperor himself, were distinguished only by richer materials and more exquisite workmanship. But the principal standard which displayed the triumph of the cross was styled the Labarum, an obscure, though celebrated name, which has been vainly derived from almost all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It is described as a long pike intersected by a transversal beam. The silken veil, which hung down from the beam, was curiously inwrought with the images of the reigning monarch and his children. The summit of the pike supported a crown of gold which enclosed the mysterious monogram, at once expressive of the figure of the cross, and the initial letters, of the name of Christ. The safety of the labarum was intrusted to fifty guards, of approved valor and fidelity; their station was marked by honors and emoluments; and some fortunate accidents soon introduced an opinion, that as long as the guards of the labarum were engage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ir office, they were secure and invulnerable amidst the darts of the enemy. In the second civil war, Licinius felt and dreaded the power of this consecrated banner, the sight of which, in the distress of battle, animated the soldiers of Constantine with an invincible enthusiasm, and scattered terror and dismay through the ranks of the adverse legions. The Christian emperors, who respected the example of Constantine, displayed in all their military expeditions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but when the degenerate successors of Theodosius had ceased to appear in person at the head of

    their armies, the labarum was deposited as a venerable but useless relic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Its honors are still preserved on the medals of the Flavian family. Their grateful devotion has placed the monogram of Christ in the midst of the ensigns of Rome. The solemn epithets of, safety of the republic, glory of the army, restoration of public happiness, are equally applied to the religious and military trophies; and there is still extant a medal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where the standard of the labarum is accompanied with these memorable words, By This Sign Thou Shalt Conquer.

    1. In all occasions of danger and distress, it was the practice of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to fortify their minds and bodies by the sign of the cross, which they used, in all their ecclesiastical rites, in all the daily occurrences of life, as an infallible preservative against every species of spiritual or temporal evil.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might alone have had sufficient weight to justify the devotion of Constantine, who in the same prudent and gradual progress acknowledged the truth, and assumed the symbol, of Christianity. But the testimony of a contemporary writer, who in a formal treatise has avenged the cause of religion, bestows on the piety of the emperor a more awful and sublime character. He affirms, with the most perfect confidence, that in the night which preceded the last battle against Maxentius, Constantine was admonished in a dream * to inscribe the shields of his soldiers with the celestial sign of God, the sacred monogram of the name of Christ; that he executed the commands of Heaven, and that his valor and obedience were rewarded by the decisive victory of the Milvian Bridge. Some considerations might perhaps incline a sceptical mind to suspect the judgment or the veracity of the rhetorician, whose pen, either from zeal or interest, was devoted to the cause of the prevailing faction. He appears to have published his deaths of the persecutors at Nicomedia about three years after the Roman victory; but the interval of a thousand miles, and a thousand days, will allow an ample latitude for the invention

    of declaimers, the credulity of party, and the tacit approbation of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might listen without indignation to a marvellous tale, which exalted his fame, and promoted his designs. In favor of Licinius, who still dissembled his animosity to the Christians, the same author has provided a similar vision, of a form of prayer, which was communicated by an angel, and repeated by the whole army before they engaged the legions of the tyrant Maximin. The frequent repetition of miracles serves to provoke, where it does not subdue, the reason of mankind; but if the dream of Constantine is separately considered, it may be naturally explained either by the policy or the enthusiasm of the emperor. Whilst his anxiety for the approaching day, which must decide the fate of the empire, was suspended by a short and interrupted slumber, the venerable form of Christ, and the well-known symbol of his religion, might forcibly offer themselves to the active fancy of a prince who reverenced the name, and had perhaps secretly implored the power, of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s readily might a consummate statesman indulge himself in the use of one of those military stratagems, one of those pious frauds, which Philip and Sertorius had employed with such art and effect. The præternatural origin of dreams was universally admitted by the nations of antiquity, an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the Gallic army was already prepared to place their confidence in the salutary sign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The secret vision of Constantine could be disproved only by the event; and the intrepid hero who had passed the Alps and the Apennine, might view with careless despair the consequences of a defeat under the walls of Rome. The senate and people, exulting in their own deliverance from an odious tyrant, acknowledged that the victory of Constantine surpassed the powers of man, without daring to insinuate that it had been obtained by the protection of the Gods. The triumphal arch, which was erected about three years after the event, proclaims, in ambiguous language, that by the greatness of his own mind, and by an instinct or impulse of the Divinity, he had saved and avenged the Roman republic. The Pagan orator, who had seized an earlier opportunity of celebrating the virtues of the conqueror,

    supposes that he alone enjoyed a secret and intimate commerce with the Supreme Being, who delegated the care of mortals to his subordinate deities; and thus assigns a very plausible reason why the subjects of Constantine should not presume to embrace the new religion of their sovereign.

    III. The philosopher, who with calm suspicion examines the dreams and omens, the miracles and prodigies, of profane or even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will probably conclude, that if the eyes of the spectators have sometimes been deceived by frau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ders has much more frequently been insulted by fiction. Every event, or appearance, or accident, which seems to deviate from the ordinary course of nature, has been rashly ascribed to the immediate action of the Deity; and the astonished fancy of the multitude has sometimes given shape and color, language and motion, to the fleeting but uncommon meteors of the air. Nazarius and Eusebius are the two most celebrated orators, who, in studied panegyrics, have labored to exalt the glory of Constantine. Nine years after the Roman victory, Nazarius describes an army of divine warriors, who seemed to fall from the sky: he marks their beauty, their spirit, their gigantic forms, the stream of light which beamed from their celestial armor, their patience in suffering themselves to be heard, as well as seen, by mortals; and their declaration that they were sent, that they flew,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For the truth of this prodigy, the Pagan orator appeals to the whole Gallic nation, in whose presence he was then speaking; and seems to hope that the ancient apparitions would now obtain credit from this recent and public event. The Christian fable of Eusebius, which, in the space of twenty-six years, might arise from the original dream, is cast in a much more correct and elegant mould. In one of the marches of Constantine, he is reported to have seen with his own eyes the luminous trophy of the cross, placed above the meridian sun and inscribed with the following words: By This Conquer. This amazing object in the sky astonished the whole army, as well as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was yet undetermined in the

    choice of a religion: but his astonishment was converted into faith by the vision of the ensuing night. Christ appeared before his eyes; and displaying the same celestial sign of the cross, he directed Constantine to frame a similar standard, and to march, with an assurance of victory, against Maxentius and all his enemies. The learned bishop of Cæsarea appears to be sensible, that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this marvellous anecdote would excite some surprise and distrust among the most pious of his readers. Yet, instead of ascertaining the precise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which always serve to detect falsehood or establish truth; instead of collecting and recording the evidence of so many living witnesses who must have been spectators of this stupendous miracle; Eusebius contents himself with alleging a very singular testimony; that of the deceased Constantine, who, many years after the event, in the freedom of conversation, had related to him this extraordinary incident of his own life, and had attested the truth of it by a solemn oath. The prudence and gratitude of the learned prelate forbade him to suspect the veracity of his victorious master; but he plainly intimates, that in a fact of such a nature, he should have refused his assent to any meaner authority. This motive of credibility could not survive the power of the Flavian family; and the celestial sign, which the Infidels might afterwards deride, was disregarded by the Christians of the age which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But the Catholic church, both of the East and of the West, has adopted a prodigy which favors, or seems to favor, the popular worship of the cross. The vision of Constantine maintained an honorable place in the legend of superstition, till the bold and sagacious spirit of criticism presumed to depreciate the triumph, and to arraign the truth, of the first Christian emperor.

    The Protestant and philosophic readers of the present age will incline to believe, that in the account of his own conversion, Constantine attested a wilful falsehood by a solemn and deliberate perjury. They may not hesitate to pronounce, that in the choice of a religion, his mind was determined only by a

    sense of interest; and that (according to the expression of a profane poet ) he used the altars of the church as a convenient footstool to the throne of the empire. A conclusion so harsh and so absolute is not, however, warranted by our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of Constantine, or of Christianity. In an age of religious fervor, the most artful statesmen are observed to feel some part of the enthusiasm which they inspire, and the most orthodox saints assume the dangerous privilege of defending the cause of truth by the arms of deceit and falsehood. Personal interest is often the standard of our belief, as well as of our practice; and the same motives of temporal advantage which might influence the public conduct and professions of Constantine, would insensibly dispose his mind to embrace a religion so propitious to his fame and fortunes. His vanity was gratified by the flattering assurance, that he had been chosen by Heaven to reign over the earth; success had justified his divine title to the throne, and that title was founded on the truth of the Christian revelation. As real virtue is sometimes excited by undeserved applause, the specious piety of Constantine, if at first it was only specious, might gradually, by the influence of praise, of habit, and of example, be matured into serious faith and fervent devotion. The bishops and teachers of the new sect, whose dress and manners had not qualified them for the residence of a court, were admitted to the Imperial table; they accompanied the monarch in his expeditions; and the ascendant which one of them, an Egyptian or a Spaniard, acquired over his mind, was imputed by the Pagans to the effect of magic. Lactantius, who has adorned the precepts of the gospel with the eloquence of Cicero, and Eusebius, who has consecrated the learning and philosophy of the Greeks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were both received into the friendship and familiarity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hose able masters of controversy could patiently watch the soft and yielding moments of persuasion, and dexterously apply the arguments which were the best adapted to his character and understanding. Whatever advantages might be derived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an Imperial proselyte, he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splendor of his purple, rather than by the superiority of wisdom, or virtue, from the many thousands of

    his subjects who had embraced the doctrines of Christianity. Nor can it be deemed incredible, that the mind of an unlettered soldier should have yielded to the weight of evidence, which, in a more enlightened age, has satisfied or subdued the reason of a Grotius, a Pascal, or a Locke. In the midst of the incessant labors of his great office, this soldier employed, or affected to employ, the hours of the night in the diligent study of the Scripture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ological discourses; which he afterwards pronounced in the presence of a numerous and applauding audience. In a very long discourse, which is still extant, the royal preacher expatiates on the various proofs still extant, the royal preacher expatiates on the various proofs of religion; but he dwells with peculiar complacency on the Sibylline verses, and the fourth eclogue of Virgil. Forty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the Mantuan bard, as if inspired by the celestial muse of Isaiah, had celebrated, with all the pomp of oriental metaphor, the return of the Virgin, the fall of the serpent, the approaching birth of a godlike child, the offspring of the great Jupiter, who should expiate the guilt of human kind, and govern the peaceful universe with the virtues of his father; the rise and appearance of a heavenly race, primitive nation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 gradual restoration of the innocence and felicity of the golden age. The poet was perhaps unconscious of the secret sense and object of these sublime predictions, which have been so unworthily applied to the infant son of a consul, or a triumvir; but if a more splendid, and indeed specio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th eclogue contributed to the conversion of the first Christian emperor, Virgil may deserve to be ranked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 missionaries of the gospel.

    Chapter XX: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

    Part III.

    The awful mysteri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worship were concealed from the eyes of strangers, and even of

    catechumens, with an affected secrecy, which served to excite their wonder and curiosity. But the severe rules of discipline which the prudence of the bishops had instituted, were relaxed by the same prudence in favor of an Imperial proselyte, whom it was so important to allure, by every gentle condescension, into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nd Constantine was permitted, at least by a tacit dispensation, to enjoy most of the privileges, before he had contracted any of the obligations, of a Christian. Instead of retiring from the congregation, when the voice of the deacon dismissed the profane multitude, he prayed with the faithful, disputed with the bishops, preached on the most sublime and intricate subjects of theology, celebrated with sacred rites the vigil of Easter, and publicly declared himself, not only a partaker, but, in some measure, a priest and hierophant of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The pride of Constantine might assume, and his services had deserved, some extraordinary distinction: and ill-timed rigor might have blasted the unripened fruits of his conversion; and if the doors of the church had been strictly closed against a prince who had deserted the altars of the gods, the master of the empire would have been left destitute of any form of religious worship. In his last visit to Rome, he piously disclaimed and insulted the superstition of his ancestors, by refusing to lead the military procession of the equestrian order, and to offer the public vows to the Jupiter of the Capitoline Hill. Many years before his baptism and death, Constantine had proclaimed to the world, that neither his person nor his image should ever more be seen within the walls of an idolatrous temple; while he distributed through the provinces a variety of medals and pictures, which represented the emperor in an humble and suppliant posture of Christian devotion.

    The pride of Constantine, who refused the privileges of a catechumen, cannot easily be explained or excused; but the delay of his baptism may be justified by the maxims and the practice of ecclesiastical antiquity.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was regularly administered by the bishop himself, with his

    assistant clergy, in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the diocese, during the fifty days between the solemn festivals of Easter and Pentecost; and this holy term admitted a numerous band of infants and adult persons into the bosom of the church. The discretion of parents often suspended the baptism of their children till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e obligations which they contracted: the severity of ancient bishops exacted from the new converts a novitiate of two or three years; and the catechumens themselves, from different motives of a temporal or a spiritual nature, were seldom impatient to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perfect and initiated Christians.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was supposed to contain a full and absolute expiation of sin; and the soul was instantly restored to its original purity, and entitled to the promise of eternal salvation. Among the proselytes of Christianity, there are many who judged it imprudent to precipitate a salutary rite, which could not be repeated; to throw away an inestimable privilege, which could never be recovered. By the delay of their baptism, they could venture freely to indulge their passions in the enjoyments of this world, while they still retained in their own hands the means of a sure and easy absolution. The sublime theory of the gospel had made a much fainter impression on the heart than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stantine himself. He pursued the great object of his ambition through the dark and bloody paths of war and policy; and, after the victory, he abandoned himself, without moderation, to the abuse of his fortune. Instead of asserting his just superiority above the imperfect heroism and profane philosophy of Trajan and the Antonines, the mature age of Constantine forfeited the reputation which he had acquired in his youth. As he gradually advanced in the knowledge of truth, he proportionally declined in the practice of virtue; and the same year of his reign in which he convened the council of Nice, was polluted by the execution, or rather murder, of his eldest son. This date is alone sufficient to refute the ignorant and malicious suggestions of Zosimus, who affirms, that, after the death of Crispus, the remorse of his father accepted from the ministers of Christianity the expiation which he had vainly solicited from the Pagan pontiffs. At the time of the death of

    Crispus, the emperor could no longer hesitate in the choice of a religion; he could no longer be ignorant that the church was possessed of an infallible remedy, though he chose to defer the application of it till the approach of death had removed the temptation and danger of a relapse. The bishops whom he summoned, in his last illness, to the palace of Nicomedia, were edified by the fervor with which he requested and received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by the solemn protestation that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should be worthy of a disciple of Christ, and by his humble refusal to wear the Imperial purple after he had been clothed in the white garment of a Neophyte. The example and reputation of Constantine seemed to countenance the delay of baptism. Future tyrants were encouraged to believe, that the innocent blood which they might shed in a long reign would instantly be washed away in the waters of regeneration; and the abuse of religion dangerously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s of moral virtue.

    The gratitude of the church has exalted the virtues and excused the failings of a generous patron, who seated Christianity on the throne of the Roman world; and the Greeks, who celebrate the festival of the Imperial saint, seldom mention the name of Constantine without adding the title of equal to the Apostles. Such a comparison, if it allude to the character of those divine missionaries, must be imputed to the extravagance of impious flattery. But if the parallel be confined to the extent and number of their evangelic victories the success of Constantine might perhaps equal that of the Apostles themselves. By the edicts of toleration, he removed the temporal disadvantages which had hitherto retarded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and its active and numerous ministers received a free permission, a liberal encouragement, to recommend the salutary truths of revelation by every argument which could affect the reason or piety of mankind. The exact balance of the two religions continued but a moment; and the piercing eye of ambition and avarice soon discovered, that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interest of the present, as well as of a future life. The

    hopes of wealth and honors, the example of an emperor, his exhortations, his irresistible smiles, diffused conviction among the venal and obsequious crowds which usually fill the apartments of a palace. The cities which signalized a forward zeal by the voluntary destruction of their temples, were distinguished by municipal privileges, and rewarded with popular donatives; and the new capital of the East gloried in the singular advantage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never profaned by the worship of idols. As the lower ranks of society are governed by imitation, the conversion of those who possessed any eminence of birth, of power, or of riches, was soon followed by dependent multitudes. The salvation of the common people was purchased at an easy rate, if it be true that, in one year, twelve thousand men were baptized at Rome, besides a proportionable number of women and children, and that a white garment, with twenty pieces of gold, had been promised by the emperor to every convert.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Constantine was not circumscribed by the narrow limits of his life, or of his dominions. The education which he bestowed on his sons and nephews secured to the empire a race of princes, whose faith was still more lively and sincere, as they imbibed, in their earliest infancy, the spirit, or at least the doctrine, of Christianity. War and commerce had spread the knowledge of the gospel beyond the confines of the Roman provinces; and the Barbarians, who had disdained as humble and proscribed sect, soon learned to esteem a religion which had been so lately embraced by the greatest monarch, and the most civilized nation, of the globe. The Goths and Germans, who enlis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Rome, revered the cross which glittered at the head of the legions, and their fierce countrymen recei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lessons of faith and of humanity. The kings of Iberia and Armenia * worshipped the god of their protector; and their subjects, who have invariably preserved the name of Christians, soon formed a sacred and perpetual connection with their Roman brethren. The Christians of Persia were suspected, in time of war, of preferring their religion to their country; but as long as peace subsisted between the two empires, the persecuting spirit of the Magi was effectually restrained by the interposition of

    Constantine. The rays of the gospel illuminated the coast of India. The colonies of Jews, who had penetrated into Arabia and Ethiopia, opposed the progress of Christianity; but the labor of the missionaries was in some measure facilitated by a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 Mosaic revelation; and Abyssinia still reveres the memory of Frumentius, * who, in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conversion of those sequestered regions. Under the reign of his son Constantius, Theophilus, who was himself of Indian extraction, was invested with the double character of ambassador and bishop. He embarked on the Red Sea with two hundred horses of the purest breed of Cappadocia, which were sent by the emperor to the prince of the Sabæans, or Homerites. Theophilus was intrusted with many other useful or curious presents, which might raise the admiration, and conciliate the friendship, of the Barbarians; and he successfully employed several years in a pastoral visit to the churches of the torrid zone.

    The irresistible power of the Roman emperors was displayed in the important and dangerous change of the national religion. The terrors of a military force silenced the faint and unsupported murmurs of the Pagans, and there was reason to expect, that the cheerful submission of the Christian clergy, as well as people, would be the result of conscience and gratitude. It was long since established, as a fundamental maxim of the Roman constitution, that every rank of citizens was alik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that the care of religion was the right as well as duty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Constantine and his successors could not easily persuade themselves that they had forfeited, by their conversion, any branch of the Imperial prerogatives, or tha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giving laws to a religion which they had protected and embraced. The emperors still continued to exercise a supreme jurisdiction over the ecclesiastical order, and the sixteenth book of the Theodosian code represents, under a variety of titles, the authority which they assumed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But the distinction of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powers, which had never been imposed on the free spirit of Greece and Rome, was introduced and confirmed by the legal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The office of supreme pontiff, which, from the time of Numa to that of Augustus, had always been exercised by one of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senators, was at length united to the Imperial dignity.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the state, as often as he was prompted by superstition or policy, performed with his own hands the sacerdotal functions; nor was there any order of priests, either at Rome or in the provinces, who claimed a more sacred character among men, or a more intimat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gods. But in the Christian church, which intrusts the service of the altar to a perpetual succession of consecrated ministers, the monarch, whose spiritual rank is less honorable than that of the meanest deacon, was seated below the rails of the sanctuary, and confounded with the rest of the faithful multitude. The emperor might be saluted as the father of his people, but he owed a filial duty and reverence to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and the same marks of respect, which Constantine had paid to the persons of saints and confessors, were soon exacted by the pride of the episcopal order. A secret conflict between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jurisdictions embarrassed the operation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and a pious emperor was alarmed by the guilt and danger of touching with a profane hand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The separation of men into the two orders of the clergy and of the laity was, indeed, familiar to many nations of antiquity; and the priests of India, of Persia, of Assyria, of Judea, of Æthiopia, of Egypt, and of Gaul, derived from a celestial origin the temporal power and possessions which they had acquired. These venerable institutions had gradually assimilated themselves to the manners and government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but the opposition or contempt of the civil power served to cement the discipline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The Christians had been obliged to elect their own magistrates, to raise and distribute a peculiar revenue, and to regulate the internal policy of their republic by a code of laws, which were

    ratifi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and the practice of three hundred years. When Constantine embraced the faith of the Christians, he seemed to contract a perpetual alliance with a distinct and independent society; and the privileges granted or confirmed by that emperor, or by his successors, were accepted, not as the precarious favors of the court, but as the just and inalienable rights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der.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administered by the spiritual and legal jurisdiction of eighteen hundred bishops; of whom one thousand were seated in the Greek, and eight hundred in the Latin,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The extent and boundaries of their respective dioceses had been variously and accidentally decided by the zeal and success of the first missionaries, by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and by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Episcopal churches were closely plant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Nile, on the sea-coast of Africa, in the proconsular Asia, and through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Italy. The bishops of Gaul and Spain, of Thrace and Pontus, reigned over an ample territory, and delegated their rural suffragans to execute the subordinate duties of the pastoral office. A Christian diocese might be spread over a province, or reduced to a village; but all the bishops possessed an equal and indelible character: they all derived the same powers and privileges from the apostles, from the people, and from the laws. While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rofessions were separated by the policy of Constantine, a new and perpetual order of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always respectable, sometimes dangerou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church and state. The important review of their station and attributes may be distributed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s: I. Popular Election. II. Ordination of the Clergy. III. Property. IV. Civil Jurisdiction. V. Spiritual censures. VI. Exercise of public oratory. VII. Privilege of legislative assemblies.

    1. The freedom of election subsisted long after the legal establishment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subjects of Rome enjoyed in the church the privilege which they had lost in the

    republic, of choosing the magistrates whom they were bound to obey. As soon as a bishop had closed his eyes, the metropolitan issued a commission to one of his suffragans to administer the vacant see, and prepare, within a limited time, the future election. The right of voting was vested in the inferior clergy, who were best qualified to judge of the merit of the candidates; in the senators or nobles of the city, all those who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rank or property; and finally in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who, on the appointed day, flocked in multitudes from the most remote parts of the diocese, and sometimes silenced by their tumultuous acclamations, the voice of reason and the laws of discipline. These acclamations might accidentally fix on the head of the most deserving competitor; of some ancient presbyter, some holy monk, or some layman, conspicuous for his zeal and piety. But the episcopal chair was solicited, especially in the great and opulent cities of the empire, as a temporal rather than as a spiritual dignity. The interested views, the selfish and angry passions, the arts of perfidy and dissimulation, the secret corruption, the open and even bloody violence which had formerly disgraced the freedom of election in the commonwealths of Greece and Rome, too often influenced the choice of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While one of the candidates boasted the honors of his family, a second allured his judges by the delicacies of a plentiful table, and a third, more guilty than his rivals, offered to share the plunder of the church among the accomplices of his sacrilegious hopes The civil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laws attempted to exclude the populace from this solemn and important transaction. The canons of ancient discipline, by requiring several episcopal qualifications, of age, station, &c., restrained, in some measure, the indiscriminate caprice of the electors. The authority of the provincial bishops, who were assembled in the vacant church to consecrate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was interposed to moderate their passions and to correct their mistakes. The bishops could refuse to ordain an unworthy candidate, and the rage of contending factions sometimes accepted their impartial mediation. The submission, or the resistance,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on various occasions,

    afforded different precedents, which were insensibly converted into positive laws and provincial customs; but it was every where admitted, as a fundamental maxim of religious policy, that no bishop could be imposed on an orthodox church, without the consent of its members. The emperors, as the guardians of the public peace, and as the first citizen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might effectually declare their wishes in the choice of a primate; but those absolute monarchs respected the freedom of ecclesiastical elections; and while they distributed and resumed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and army, they allowed eighteen hundred perpetual magistrates to receive their important offices from the free suffrages of the people. It was agreeable to the dictates of justice, that these magistrates should not desert an honorable station from which they could not be removed; but the wisdom of councils endeavored, without much success, to enforce the residence, and to prevent the translation, of bishops. The discipline of the West was indeed less relaxed than that of the East; but the same passions which made those regulations necessary, rendered them ineffectual. The reproaches which angry prelates have so vehemently urged against each other, serve only to expose their common guilt, and their mutual indiscretion.

    1. The bishops alone possessed the faculty of spiritual generation: and this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might compensate, in some degree, for the painful celibacy which was imposed as a virtue, as a duty, and at length as a positive obligation. The religions of antiquity, which established a separate order of priests, dedicated a holy race, a tribe or family, to the perpetual service of the gods. Such institutions were founded for possession, rather than conquest. The children of the priests enjoyed, with proud and indolent security, their sacred inheritance; and the fiery spirit of enthusiasm was abated by the cares, the pleasures, and the endearments of domestic life. But the Christian sanctuary was open to every ambitious candidate, who aspired to its heavenly promises or temporal possessions. This office of priests, like that of soldiers or

    magistrates, was strenuously exercised by those men, whose temper and abilities had prompted them to embrace the ecclesiastical profession, or who had been selected by a discerning bishop, as the best qualified to promote the glory and interest of the church. The bishops (till the abuse was restrained by the prudence of the laws) might constrain the reluctant, and protect the distressed; and the imposition of hands forever bestowed some of the most valuable privileges of civil society. The whole body of the Catholic clergy, more numerous perhaps than the legions, was exempted * by the emperors from all service, private or public, all municipal offices, and all personal taxes and contributions, which pressed on their fellow-citizens with intolerable weight; and the duties of their holy profession were accepted as a full discharge of their obligations to the republic. Each bishop acquired an absolute and indefeasible right to the perpetual obedience of the clerk whom he ordained: the clergy of each episcopal church, with its dependent parishes, formed a regular and permanent society; and the cathedrals of Constantinople and Carthage maintained their peculiar establishment of five hundred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Their ranks and numbers were insensibly multiplied by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times, which introduced into the church the splendid ceremonies of a Jewish or Pagan temple; and a long train of priests, deacons, sub-deacons, acolythes, exorcists, readers, singers, and doorkeepers, contributed, in their respective stations, to swell the pomp and harmony of religious worship. The clerical name and privileges were extended to many pious fraternities, who devoutly supported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 Six hundred parabolani, or adventurers, visited the sick at Alexandria; eleven hundred copiat, or grave-diggers, buried the dead at Constantinople; and the swarms of monks, who arose from the Nile, overspread and darkened the face of the Christian world.

    Chapter XX: Conversion Of Constantine. —

    Part IV.

    III. The edict of Milan secured the revenue as well as the peace of the church. The Christians not only recovered the lands and houses of which they had been stripped by the persecuting laws of Diocletian, but they acquired a perfect title to all the possessions which they had hitherto enjoyed by the connivance of the magistrate. As soon as Christianity became the religion of the emperor and the empire, the national clergy might claim a decent and honorable maintenance; and the payment of an annual tax might have delivered the people from the more oppressive tribute, which superstition imposes on her votaries. But as the wants and expenses of the church increased with her prosperity, the ecclesiastical order was still supported and enriched by the voluntary oblations of the faithful. Eight years after the edict of Milan, Constantine granted to all his subjects the free and universal permission of bequeathing their fortunes to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and their devout liberality, which during their lives was checked by luxury or avarice, flowed with a profuse stream at the hour of their death. The wealthy Christian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example of their sovereign. An absolute monarch, who is rich without patrimony, may be charitable without merit; and Constantine too easily believed that he should purchase the favor of Heaven, if he maintained the idle at the expense of the industrious; and distributed among the saints the wealth of the republic. The same messenger who carried over to Africa the head of Maxentius, might be intrusted with an epistle to Cæcilian, bishop of Carthage. The emperor acquaints him, that the treasurers of the province are directed to pay into his hands the sum of three thousand folles, or eighteen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to obey his further requisitions for the relief of the churches of Africa, Numidia, and Mauritania. The liberality of Constantine increased in a just proportion to his faith, and to his vices. He assigned in each city a regular allowance of corn, to supply the fund of ecclesiastical charity; and the persons of both sexes who embraced the monastic life became the peculiar favorites of their sovereign. The Christian temples of Antioch, Alexandria, Jerusalem, Constantinople &c., displayed the ostentatious piety of a prince, ambitious in

    a declining age to equal the perfect labors of antiquity. The form of these religious edifices was simple and oblong; though they might sometimes swell into the shape of a dome, and sometimes branch into the figure of a cross. The timbers were framed for the most part of cedars of Libanus; the roof was covered with tiles, perhaps of gilt brass; and the walls, the columns, the pavement, were encrusted with variegated marbles. The most precious ornaments of gold and silver, of silk and gems, were profusely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altar; and this specious magnificence was supported on the solid and perpetual basis of landed property. In the space of two centuries, from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o that of Justinian, the eighteen hundred churches of the empire were enriched by the frequent and unalienable gifts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An annual income of six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may be reasonably assigned to the bishops, who were placed at an equal distance between riches and poverty, but the standard of their wealth insensibly rose with the dignity and opulence of the cities which they governed. An authentic but imperfect rent-roll specifies some houses, shops, gardens, and farms, which belonged to the three Basilic of Rome, St. Peter, St. Paul, and St. John Lateran, in the provinces of Italy, Africa, and the East. They produce, besides a reserved rent of oil, linen, paper, aromatics, &c., a clear annual revenue of twenty-two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or twelve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In the age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the bishops no longer possessed, perhaps they no longer deserved, the unsuspecting confidence of their clergy and people. The ecclesiastical revenues of each diocese wer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for the respective uses of the bishop himself, of his inferior clergy, of the poor, and of the public worship; and the abuse of this sacred trust was strictly and repeatedly checked. The patrimony of the church was still subject to all the public compositions of the state. The clergy of Rome, Alexandria, Thessalonica, &c., might solicit and obtain some partial exemptions; but the premature attempt of the great council of Rimini, which aspired to universal freedom, was successfully resisted by the son of Constantine.

    1. The Latin clergy, who erected their tribunal on the ruins of the civil and common law, have modestly accepted, as the gift of Constantine, the independent jurisdiction, which was the fruit of time, of accident, and of their own industry. But the liberality of the Christian emperors had actually endowed them with some legal prerogatives, which secured and dignified the sacerdotal character. 1. Under a despotic government, the bishops alone enjoyed and asserted the inestimable privilege of being tried only by their peers; and even in a capital accusation, a synod of their brethren were the sole judges of their guilt or innocence. Such a tribunal, unless it was inflamed by personal resentment or religious discord, might be favorable, or even partial, to the sacerdotal order: but Constantine was satisfied, that secret impunity would be less pernicious than public scandal: and the Nicene council was edited by his public declaration, that if he surprised a bishop in the act of adultery, he should cast his Imperial mantle over the episcopal sinner. 2.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 of the bishops was at once a privilege and a restrai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der, whose civil causes were decently withdrawn from the cognizance of a secular judge. Their venial offences were not exposed to the shame of a public trial or punishment; and the gentle correction which the tenderness of youth may endure from its parents or instructors, was inflicted by the temperate severity of the bishops. But if the clergy were guilty of any crime which could not be sufficiently expiated by their degradation from an honorable and beneficial profession, the Roman magistrate drew the sword of justice, without any regard to ecclesiastical immunities. 3. The arbitration of the bishops was ratified by a positive law; and the judges were instructed to execute, without appeal or delay, the episcopal decrees, whose validity had hitherto depended on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The conversion of the magistrates themselves, and of the whole empire, might gradually remove the fears and scruples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y still resorted to the tribunal of the bishops, whose abilities and integrity they esteemed; and the venerable Austin enjoyed the satisfaction of complaining that

    his spiritual functions were perpetually interrupted by the invidious labor of deciding the claim or the possession of silver and gold, of lands and cattle. 4. The ancient privilege of sanctuary was transferred to the Christian temples, and extended, by the liberal piety of the younger Theodosius, to the precincts of consecrated ground. The fugitive, and even guilty, suppliants were permitted to implore either the justice, or the mercy, of the Deity and his ministers. The rash violence of despotism was suspended by the mild interposit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 lives or fortunes of the most eminent subjects might be protected by the mediation of the bishop.

    1. The bishop was the perpetual censor of the morals of his people The discipline of penance was digested into a system of canonical jurisprudence, which accurately defined the duty of private or public confession, the rules of evidence, the degrees of guilt, and the measure of punishment. It was impossible to execute this spiritual censure, if the Christian pontiff, who punished the obscure sins of the multitude, respected the conspicuous vices and destructive crimes of the magistrate: but it was impossible to arraign the conduct of the magistrate, without, controll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government. Some considerations of religion, or loyalty, or fear, protected the sacred persons of the emperors from the zeal or resentment of the bishops; but they boldly censured and excommunicated the subordinate tyrants, who were not invested with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St. Athanasius excommunicated one of the ministers of Egypt; and the interdict which he pronounced, of fire and water, was solemnly transmitted to the churches of Cappadocia. Under the reign of the younger Theodosius, the polite and eloquent Synesius,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Hercules, filled the episcopal seat of Ptolemais, near the ruins of ancient Cyrene, and the philosophic bishop supported with dignity the character which he had assumed with reluctance. He vanquished the monster of Libya, the president Andronicus, who abused the authority of a venal office, invented new modes of rapine and torture, and aggravated the guilt of oppression by that of sacrilege.

    After a fruitless attempt to reclaim the haughty magistrate by mild and religious admonition, Synesius proceeds to inflict the last sentence of ecclesiastical justice, which devotes Andronicus, with his associates and their families, to the abhorrence of earth and heaven. The impenitent sinners, more cruel than Phalaris or Sennacherib, more destructive than war, pestilence, or a cloud of locusts, are deprived of the name and privileges of Christians, of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sacraments, and of the hope of Paradise. The bishop exhorts the clergy, the magistrates, and the people, to renounce all society with the enemies of Christ; to exclude them from their houses and tables; and to refuse them the common offices of life, and the decent rites of burial. The church of Ptolemais, obscure and contemptible as she may appear, addresses this declaration to all her sister churches of the world; and the profane who reject her decrees,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guilt and punishment of Andronicus and his impious followers. These spiritual terrors were enforced by a dexterous application to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trembling president implored the mercy of the church; and the descendants of Hercules enjoyed the satisfaction of raising a prostrate tyrant from the ground. Such principles and such examples insensibly prepared the triumph of the Roman pontiffs, who have trampled on the necks of kings.

    1. Every popular government has experienced the effects of rude or artificial eloquence. The coldest nature is animated, the firmest reason is moved, by the rapid communication of the prevailing impulse; and each hearer is affected by his own passions, and by those of the surrounding multitude. The ruin of civil liberty had silenced the demagogues of Athens, and the tribunes of Rome; the custom of preaching which seems to constitute a considerable part of Christian devotion, had not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temples of antiquity; and the ears of monarchs were never invaded by the harsh sound of popular eloquence, till the pulpits of the empire were filled with sacred orators, who possessed some advantages unknown to their profane predecessors. The arguments and rhetoric of the

    tribune were instantly opposed with equal arms, by skilful and resolute antagonists; and the cause of truth and reason might derive an accidental support from the conflict of hostile passions. The bishop, or some distinguished presbyter, to whom he cautiously delegated the powers of preaching, harangued, without the danger of interruption or reply, a submissive multitude, whose minds had been prepared and subdued by the awful ceremonies of religion. Such was the strict subordina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at the same concerted sounds might issue at once from a hundred pulpits of Italy or Egypt, if they were tuned by the master hand of the Roman or Alexandrian primate. The design of this institution was laudable, but the fruits were not always salutary. The preachers recommended the practice of the social duties; but they exalted the perfection of monastic virtue, which is painful to the individual, and useless to mankind. Their charitable exhortations betrayed a secret wish that the clergy might be permitted to manage the wealth of the faithful,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or. The most sublim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ttributes and laws of the Deity were sullied by an idle mixture of metaphysical subtleties, puerile rites, and fictitious miracles: and they expatiated, with the most fervent zeal, on the religious merit of hating the adversaries, and obeying the ministers of the church. When the public peace was distracted by heresy and schism, the sacred orators sounded the trumpet of discord, and, perhaps, of sedition. The understandings of their congregations were perplexed by mystery, their passions were inflamed by invectives; and they rushed from the Christian temples of Antioch or Alexandria, prepared either to suffer or to inflict martyrdom. The corruption of taste and language is strongly marked in the vehement declamations of the Latin bishops; but the compositions of Gregory and Chrysostom have been compared with the most splendid models of Attic, or at least of Asiatic, eloquence.

    VII.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ristian republic were regularly assembled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of each year; and these synods diffused the spirit of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and legislation through the hundred and twenty provinces of the Roman world. The archbishop or metropolitan was empowered, by the laws, to summon the suffragan bishops of his province; to revise their conduct, to vindicate their rights, to declare their faith, and to examine the merits of the candidates who were elected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to supply the vacancies of the episcopal college. The primates of Rome, Alexandria, Antioch, Carthage, and afterwards Constantinople, who exercised a more ample jurisdiction, convened the numerous assembly of their dependent bishops. But the convocation of great and extraordinary synods was the prerogative of the emperor alone. Whenever the emergencies of the church required this decisive measure, he despatched a peremptory summons to the bishops, or the deputies of each province, with an order for the use of post-horses, and a competent allowance for the expenses of their journey. At an early period, when Constantine was the protector, rather than the proselyte, of Christianity, he referred the African controversy to the council of Arles; in which the bishops of York of Treves, of Milan, and of Carthage, met as friends and brethren, to debate in their native tongue on the common interest of the Latin or Western church. Eleven years afterwards, a more numerous and celebrated assembly was convened at Nice in Bithynia, to extinguish, by their final sentence, the subtle disputes which had arisen in Egypt on the subject of the Trinity. Three hundred and eighteen bishops obeyed the summons of their indulgent master; the ecclesiastics of every rank, and sect, and denomination, have been computed at two thousand and forty-eight persons; the Greeks appeared in person; and the consent of the Latins was expressed by the legates of the Roman pontiff. The session, which lasted about two months, was frequently honor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Leaving his guards at the door, he seated himself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council) on a low stool in the midst of the hall. Constantine listened with patience, and spoke with modesty: and while he influenced the debates, he humbly professed that he was the minister, not the judge, of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who had been established as priests and as gods upon earth. Such profound

    reverence of an absolute monarch towards a feeble and unarmed assembly of his own subjects, can only be compared to the respect with which the senate had been treated by the Roman princes who adopted the policy of Augustus. Within the space of fifty years, a philosophic spectator of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affairs might have contemplated Tacitus in the senate of Rome, and Constantine in the council of Nice. The fathers of the Capitol and those of the church had alike degenerated from the virtues of their founders; but as the bishops were more deeply rooted in the public opinion, they sustained their dignity with more decent pride, and sometimes opposed with a manly spirit the wishes of their sovereign. The progress of time and superstition erased the memory of the weakness, the passion, the ignorance, which disgraced these ecclesiastical synods; and the Catholic world has unanimously submitted to the infallible decrees of the general councils.

    Chapter XXI:

    Persecution Of Heresy, State Of The Church.

    Part I.

    Persecution Of Heresy. — The Schism Of The Donatists. — The Arian Controversy. — Athanasius. — Distracted State Of The Church And Empire Under Constantine And His Sons. — Toleration Of Paganism.

    The grateful applause of the clergy has consecrated the memory of a prince who indulged their passions and promoted their interest. Constantine gave them security, wealth, honors, and revenge; and the support of the orthodox faith was considered as the most sacred and important duty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 edict of Milan, the great charter of toleration, had confirmed to each individual of the Roman world the privilege of choosing and professing his own religion. But this inestimable privilege was soon violat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ruth, the emperor imbibed the maxims of persecution; and the sects which dissented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were afflicted and oppressed by the triumph of Christianity. Constantine easily believed that the Heretics, who presumed to dispute hisopinions, or to oppose his commands, were guilty of the most absurd and criminal obstinacy; and that a s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moderate severities might save those unhappy men from the danger of an everlasting condemnation. Not a moment was lost in excluding the ministers and teachers of the separated congregations from

    any share of the rewards and immunities which the emperor had so liberally bestowed on the orthodox clergy. But as the sectaries might still exist under the cloud of royal disgrace, the conquest of the East was immediately followed by an edict which announced their total destruction. After a preamble filled with passion and reproach, Constantine absolutely prohibits the assemblies of the Heretics, and confiscates their public property to the use either of the revenue o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sects against whom the Imperial severity was directed,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adherents of Paul of Samosata; the Montanists of Phrygia, who maintained an enthusiastic succession of prophecy; the Novatians, who sternly rejected the temporal efficacy of repentance; the Marcionites and Valentinians, under whose leading banners the various Gnostics of Asia and Egypt had insensibly rallied; and perhaps the Manichæans, who had recently imported from Persia a more artful composition of Oriental and Christian theology. The design of extirpating the name, or at least of restraining the progress, of these odious Heretics, was prosecuted with vigor and effect. Some of the penal regulations were copied from the edicts of Diocletian; and this method of conversion was applauded by the same bishops who had felt the hand of oppression, and pleaded for the rights of humanity. Two immaterial circumstances may serve, however, to prove that the mind of Constantine was not entirely corrupted by the spirit of zeal and bigotry. Before he condemned the Manichæans and their kindred sects, he resolved to make an accurate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their religious principles. As if he distrusted the impartiality of his ecclesiastical counsellors, this delicate commission was intrusted to a civil magistrate, whose learning and moderation he justly esteemed, and of whose venal character he was probably ignorant. The emperor was soon convinced, that he had too hastily proscribed the orthodox faith and the exemplary morals of the Novatians, who had dissented from the church in some articles of discipline which were not perhaps essential to salvation. By a particular edict, he exempted them from the general penalties of the law; allowed them to build a church at Constantinople, respected the

    miracles of their saints, invited their bishop Acesius to the council of Nice; and gently ridiculed the narrow tenets of his sect by a familiar jest; which, from the mouth of a sovereign, must have been received with applause and gratitude.

    The complaints and mutual accusations which assailed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e, as soon as the death of Maxentius had submitted Africa to his victorious arms, were ill adapted to edify an imperfect proselyte. He learn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 provinces of that great country, from the confines of Cyrene to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were distracted with religious discord. The source of the division was derived from a double election in the church of Carthage; the second, in rank and opulence, of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s of the West. Cæcilian and Majorinus were the two rival prelates of Africa; and the death of the latter soon made room for Donatus, who, by his superior abilities and apparent virtues, was the firmest support of his party. The advantage which Cæcilian might claim from the priority of his ordination, was destroyed by the illegal, or at least indecent, haste, with which it had been performed, without expecting the arrival of the bishops of Numidia. The authority of these bishops, who, to the number of seventy, condemned Cæcilian, and consecrated Majorinus, is again weakened by the infamy of some of their personal characters; and by the female intrigues, sacrilegious bargains, and tumultuous proceedings, which are imputed to this Numidian council. The bishops of the contending factions maintained, with equal ardor and obstinacy, that their adversaries were degraded, or at least dishonored, by the odious crime of delivering the Holy Scriptures to the officers of Diocletian. From their mutual reproaches, as well as from the story of this dark transaction, it may justly be inferred, that the late persecution had imbittered the zeal, without reforming the manners, of the African Christians. That divided church was incapable of affording an impartial judicature; the controversy was solemnly tried in five successive tribunals, which were appointed by the emperor; and the whole proceeding, from the first appeal to the final sentence, lasted

    above three years. A severe inquisition, which was taken by the Prætorian vicar, and the proconsul of Africa, the report of two episcopal visitors who had been sent to Carthage, the decrees of the councils of Rome and of Arles, and the supreme judgment of Constantine himself in his sacred consistory, were all favorable to the cause of Cæcilian; and he was unanimously acknowledged by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s, as the true and lawful primate of Africa. The honors and estates of the church were attributed to his suffragan bishops, and it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that Constantine was satisfied with inflicting the punishment of exile on the principal leaders of the Donatist faction. As their cause was examined with attention, perhaps it was determined with justice. Perhaps their complaint was not without foundation, that the credulity of the emperor had been abused by the insidious arts of his favorite Osius. The influence of falsehood and corruption might procure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innocent, or aggravate the sentence of the guilty. Such an act, however, of injustice, if it concluded an importunate dispute, might be numbered among the transient evils of a despotic administration, which are neither felt nor remembered by posterity.

    But this incident, so inconsiderable that it scarcely deserves a place in history, was productive of a memorable schism which afflicted the provinces of Africa above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was extinguished only with Christianity itself. The inflexible zeal of freedom and fanaticism animated the Donatists to refuse obedience to the usurpers, whose election they disputed, and whose spiritual powers they denied. Excluded from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communion of mankind, they boldly excommunicated the rest of mankind, who had embraced the impious party of Cæcilian, and of the Traditors, from which he derived his pretended ordination. They asserted with confidence, and almost with exultation, that the Apostolical succession was interrupted; that all the bishop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infected by the contagion of guilt and schism; and that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ere

    confined to the chosen portion of the African believers, who alone had preserved inviolate the integrity of their faith and discipline. This rigid theory was supported by the most uncharitable conduct. Whenever they acquired a proselyte, even from the distant provinces of the East, they carefully repeated the sacred rites of baptism and ordination; as they rejected the validity of those which he had already received from the hands of heretics or schismatics. Bishops, virgins, and even spotless infants, were subjected to the disgrace of a public penance, before they could be admitted to the communion of the Donatists. If they obtained possession of a church which had been used by their Catholic adversaries, they purified the unhallowed building with the same zealous care which a temple of idols might have required. They washed the pavement, scraped the walls, burnt the altar, which was commonly of wood, melted the consecrated plate, and cast the Holy Eucharist to the dogs, with every circumstance of ignominy which could provoke and perpetuate the animosity of religious factions. Notwithstanding this irreconcilable aversion, the two parties, who were mixed and separated in all the cities of Africa, had the same language and manners, the same zeal and learning, the same faith and worship. Proscribed by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s of the empire, the Donatists still maintained in some provinces, particularly in Numidia, their superior numbers; and four hundred bishops acknowledge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primate. But the invincible spirit of the sect sometimes preyed on its own vitals: and the bosom of their schismatical church was torn by intestine divisions. A fourth part of the Donatist bishops followed the independent standard of the Maximianists. The narrow and solitary path which their first leaders had marked out, continued to deviate from the great society of mankind. Even the imperceptible sect of the Rogatians could affirm, without a blush, that when Christ should descend to judge the earth, he would find his true religion preserved only in a few nameless villages of the Cæsarean Mauritania.

    The schism of the Donatists was confined to Africa: the more

    diffusive mischief of the Trinitarian controversy successively penetrated into every part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former was an accidental quarrel, occasioned by the abuse of freedom; the latter was a high and mysterious argument, derived from the abuse of philosophy. From the age of Constantine to that of Clovis and Theodoric, the temporal interests both of the Romans and Barbarians were deeply involved in the theological disputes of Arianism. The historian may therefore be permitted respectfully to withdraw the veil of the sanctuary; and to deduce the progress of reason and faith, of error and passion from the school of Plato, to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he genius of Plato, informed by his own meditation, or by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the priests of Egypt, had ventured to explore the mysterious nature of the Deity. When he had elevated his mind to the sublime contemplation of the first self-existent, necessary cause of the universe, the Athenian sage was incapable of conceiving how the simple unity of his essence could admit the infinite variety of distinct and successive ideas which compose the model of the intellectual world; how a Being purely incorporeal could execute that perfect model, and mould with a plastic hand the rude and independent chaos. The vain hope of extricating himself from these difficulties, which must ever oppress the feeble powers of the human mind, might induce Plato to consider the divine nature under the threefold modification — of the first cause, the reason, or Logos, and the soul or spirit of the universe. His poetical imagination sometimes fixed and animated these metaphysical abstractions; the three archical on original principles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Platonic system as three Gods, united with each other by a mysterious and ineffable generation; and the Logos was particularly considered under the more accessible character of the Son of an Eternal Father, and the Creator and Governor of the world. Such appear to have been the secret doctrines which were cautiously whispered in the gardens of the academy; and which, according to the more recent disciples of Plato, * could not be

    perfectly understood, till after an assiduous study of thirty years.

    The arms of the Macedonians diffused over Asia and Egypt the language and learning of Greece; and the theological system of Plato was taught, with less reserve, and perhaps with some improvements, in the celebrated school of Alexandria. A numerous colony of Jews had been invited, by the favor of the Ptolemies, to settle in their new capital. While the bulk of the nation practised the legal ceremonies, and pursued the lucrative occupations of commerce, a few Hebrews, of a more liberal spirit, devoted their lives to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 They cultivated with diligence, and embraced with ardor, the theological system of the Athenian sage. But their national pride would have been mortified by a fair confession of their former poverty: and they boldly marked, as the sacred inheritance of their ancestors, the gold and jewels which they had so lately stolen from their Egyptian masters. On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birth of Christ, a philosophical treatise, which manifestly betrays the style and sentiments of the school of Plato, was produced by the Alexandrian Jews, and unanimously received as a genuine and valuable relic of the inspired Wisdom of Solomon. A similar union of the Mosaic faith and the Grecian philosophy, distinguishes the works of Philo, which were composed, for the most part, under the reign of Augustus. The material soul of the universe might offend the piety of the Hebrews: but they applied the character of the Logos to the Jehovah of Moses and the patriarchs; and the Son of God was introduced upon earth under a visible, and even human appearance, to perform those familiar offices which seem incompatible with the nature and attributes of the Universal Cause.

    Chapter XXI: Persecution Of Heresy, State Of The Church. —

    Part II.

    The eloquence of Plato, the name of Solomon, the authority of the school of Alexandria, and the consent of the Jews and Greeks, were insufficient to establish the truth of a mysterious doctrine, which might please, but could not satisfy, a rational mind. A prophet, or apostle, inspired by the Deity, can alone exercise a lawful dominion over the faith of mankind: and the theology of Plato might have been forever confounded with the philosophical visions of the Academy, the Porch, and the Lycæum, if the name and divine attributes of the Logos had not been confirmed by the celestial pen of the last and most sublime of the Evangelists. The Christian Revelation, which was consummated under the reign of Nerva, disclosed to the world the amazing secret, that the Logos, who was with Go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was God, who had made all things, and for whom all things had been made, was incarnate in the person of Jesus of Nazareth; who had been born of a virgin, and suffered death on the cross. Besides the genera design of fixing on a perpetual basis the divine honors of Christ, the most ancient and respectable of the ecclesiastical writers have ascribed to the evangelic theologian a particular intention to confute two opposite heresies, which disturbed the peace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I. The faith of the Ebionites, perhaps of the Nazarenes, was gross and imperfect. They revered Jesus as the greatest of the prophets, endowed with supernatural virtue and power. They ascribed to his person and to his future reign all the predictions of the Hebrew oracles which relate to the spiritual and everlasting kingdom of the promised Messiah. Some of them might confess that he was born of a virgin; but they obstinately rejected the preceding existence and divine perfections of the Logos, or Son of God, which are so clearly defined in the Gospel of St. John. About fifty years afterwards, the Ebionites, whose errors are mentioned by Justin Martyr with less severity than they seem to deserve, formed a very in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Christian name. II. The Gnostics, who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epithet of Docetes, deviated into the contrary extreme; and betrayed the human, while they asserted the divine, nature of Christ. Educated in the school of Plato, accustomed to the sublime

    idea of the Logos, they readily conceived that the brightest Æon, or Emanation of the Deity, might assume the outward shape and visible appearances of a mortal; but they vainly pretended, that the imperfections of matter are incompatible with the purity of a celestial substance. While the blood of Christ yet smoked on Mount Calvary, the Docetes invented the impious and extravagant hypothesis, that, instead of issuing from the womb of the Virgin, he had descended on the banks of the Jordan in the form of perfect manhood; that he had imposed on the senses of his enemies, and of his disciples; and that the ministers of Pilate had wasted their impotent rage on an airy phantom, who seemed to expire on the cross, and, after three days, to rise from the dead.

    The divine sanction, which the Apostle had bestow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theology of Plato, encouraged the learned proselyt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centuries to admire and study the writings of the Athenian sage, who had thus marvellously anticipated one of the most surprising discoveries of the Christian revelation. The respectable name of Plato was used by the orthodox, and abused by the heretics, as the common support of truth and error: the authority of his skilful commentators, and the science of dialectics, were employed to justify the remote consequences of his opinions and to supply the discreet silence of the inspired writers. The same subtle and profound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nature, the generation, the distinction, and the equality of the three divine persons of the mysterious Triad, or Trinity, were agita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and in the Christian schools of Alexandria. An eager spirit of curiosity urged them to explore the secrets of the abyss; and the pride of the professors, and of their disciples,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ciences of words. But the most sagacious of the Christian theologians, the great Athanasius himself, has candidly confessed, that whenever he forced his understanding to meditate on the divinity of the Logos, his toilsome and unavailing efforts recoiled on themselves; that the more he thought, the less he comprehended; and the more he wrote, the less capable was

    he of expressing his thoughts. In every step of the inquiry, we are compelled to feel and acknowledge the immeasurable disproportion between the size of the object and the capacity of the human mind. We may strive to abstract the notions of time, of space, and of matter, which so closely adhere to all the perceptions of our experimental knowledge. But as soon as we presume to reason of infinite substance, of spiritual generation; as often as we deduce any positive conclusions from a negative idea, we are involved in darkness, perplexity, and inevitable contradiction. As these difficulties arise from the nature of the subject, they oppress, with the same insuperable weight, the philosophic and the theological disputant; but we may observe two essential and peculiar circumstances, which discriminated the doctrin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rom the opinions of the Platonic school.

    1. A chosen society of philosophers, men of a liberal education and curious disposition, might silently meditate, and temperately discuss in the gardens of Athens or the library of Alexandria, the abstruse questions of metaphysical science. The lofty speculations, which neither convinced the understanding, nor agitated the passions, of the Platonists themselves, were carelessly overlooked by the idle, the busy, and even the studious part of mankind. But after the Logos had been revealed as the sacred object of the faith, the hope, and the religious worship of the Christians, the mysterious system was embraced by a numerous and increasing multitude in every province of the Roman world. Those persons who, from their age, or sex, or occupations, were the least qualified to judge, who were the least exercised in the habits of abstract reasoning, aspired to contemplate the economy of the Divine Nature: and it is the boast of Tertullian, that a Christian mechanic could readily answer such questions as had perplexed the wisest of the Grecian sages. Where the subject lies so far beyond our reach,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est and the lowest of human understandings may indeed be calculated as infinitely small; yet the degree of weakness may perhaps be measured by the degree of

    obstinacy and dogmatic confidence. These speculations, instead of being treated as the amusement of a vacant hour, became the most serious business of the present, and the most useful preparation for a future, life. A theology, which it was incumbent to believe, which it was impious to doubt, and which it might be dangerous, and even fatal, to mistake, became the familiar topic of private meditation and popular discourse. The cold indifference of philosophy was inflamed by the fervent spirit of devotion; and even the metaphors of common language suggested the fallacious prejudices of sense and experience. The Christians, who abhorred the gross and impure generation of the Greek mythology, were tempted to argue from the familiar analogy of the filial and paternal relations. The character of Son seemed to imply a perpetual subordination to the voluntary author of his existence; but as the act of generation, in the most spiritual and abstracted sense, must be supposed to transmit the properties of a common nature, they durst not presume to circumscribe the powers or the duration of the Son of an eternal and omnipotent Father. Fourscore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Christ, the Christians of Bithynia, declared before the tribunal of Pliny, that they invoked him as a god: and his divine honors have been perpetuated in every age and country, by the various sects who assume the name of his disciples. Their tender reverence for the memory of Christ, and their horror for the profane worship of any created being, would have engaged them to assert the equal and absolute divinity of the Logos, if their rapid ascent towards the throne of heaven had not been imperceptibly checked by the apprehension of violating the unity and sole supremacy of the great Father of Christ and of the Universe. The suspense and fluctuation produced in the minds of the Christians by these opposite tendencies, may be observed in the writings of the theologians who flourished after the end of the apostolic age, and before the origin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Their suffrage is claimed, with equal confidence, by the orthodox and by the heretical parties; and the most inquisitive critics have fairly allowed, that if they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possessing the Catholic verity, they have delivered

    their conceptions in loose, inaccurate, and sometimes contradictory language.

    Chapter XXI: Persecution Of Heresy, State Of The Church. —

    Part III.

    1. The devotion of individuals was the first circumstance which distinguished the Christians from the Platonists: the second was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The disciples of philosophy asserted the rights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their respect for the sentiments of their teachers was a liberal and voluntary tribute, which they offered to superior reason. But the Christians formed a numerous and disciplined society;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laws and magistrates was strictly exercised over the minds of the faithful. The loose wanderings of the imagination were gradually confined by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he freedom of private judgment submitted to the public wisdom of synods; the authority of a theologian was determined by his ecclesiastical rank; and the episcopal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inflicted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on those who deviated from the orthodox belief. But in an age of religious controversy, every act of oppression adds new force to the elastic vigor of the mind; and the zeal or obstinacy of a spiritual rebel was sometimes stimulated by secret motives of ambition or avarice. A metaphysical argument became the cause or pretence of political contests; the subtleties of the Platonic school were used as the badges of popular factions, and the distance which separated their respective tenets were enlarged or magnified by the acrimony of dispute. As long as the dark heresies of Praxeas and Sabellius labored to confound the Father with the Son, the orthodox party might be excused if they adhered more strictly and more earnestly to the distinction, than to the equality, of the divine persons. But as soon as the heat of controversy had subsided,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Sabellians was no longer an object of terror to the churches of Rome, of Africa, or of Egypt, the tide of theological opinion began to flow with a gentle but steady

    motion towards the contrary extreme; and the most orthodox doctors allowed themselves the use of the terms and definitions which had been censured in the mouth of the sectaries. After the edict of toleration had restored peace and leisure to the Christians, the Trinitarian controversy was revived in the ancient seat of Platonism, the learned, the opulent, the tumultuous city of Alexandria; and the flame of religious discord was rapidly communicated from the schools to the clergy, the people, the province, and the East. The abstruse question of the eternity of the Logos was agitated in ecclesiastic conferences and popular sermons; and the heterodox opinions of Arius were soon made public by his own zeal, and by that of his adversaries. His most implacable adversaries have acknowledged the learning and blameless life of that eminent presbyter, who, in a former election, had declared, and perhaps generously declined, his pretensions to the episcopal throne. His competitor Alexander assumed the office of his judge. The important cause was argued before him; and if at first he seemed to hesitate, he at length pronounced his final sentence, as an absolute rule of faith. The undaunted presbyter, who presumed to resist the authority of his angry bishop, was separated from the community of the church. But the pride of Arius was supported by the applause of a numerous party. He reckoned among his immediate followers two bishops of Egypt, seven presbyters, twelve deacons, and (what may appear almost incredible) seven hundred virgins.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bishops of Asia appeared to support or favor his cause; and their measures were conducted by Eusebius of Cæsarea, the most learned of the Christian prelates; and by Eusebius of Nicomedia, who had acquired the reputation of a statesman without forfeiting that of a saint. Synods in Palestine and Bithynia were opposed to the synods of Egypt. The attention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was attracted by this theological dispute; and the decision, at the end of six years, was referred to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e general council of Nice.

    When the mysteri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were dangerously

    exposed to public debate, it might be observed, that the human understanding was capable of forming three district, though imperfect systems, concerning the nature of the Divine Trinity; and it was pronounced, that none of these systems, in a pure and absolute sense, were exempt from heresy and error. I. According to the first hypothesis, which was maintained by Arius and his disciples, the Logos was a dependent and spontaneous production, created from nothing by the will of the father. The Son, by whom all things were made, had been begotten before all worlds, and the longest of the astronomical periods could be compared only as a fleeting moment to the extent of his duration; yet this duration was not infinite, and there had been a time which preceded the ineffable generation of the Logos. On this only-begotten Son, the Almighty Father had transfused his ample spirit, and impressed the effulgence of his glory. Visible image of invisible perfection, he saw, at an immeasurable distance beneath his feet, the thrones of the brightest archangels; yet he shone only with a reflected light, and, like the sons of the Romans emperors, who were invested with the titles of Cæsar or Augustus, he governed the universe in obedience to the will of his Father and Monarch. II. In the second hypothesis, the Logos possessed all the inherent, incommunicable perfections, which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appropriate to the Supreme God. Three distinct and infinite minds or substances, three coëqual and coëternal beings, composed the Divine Essence; and it would have implied contradiction, that any of them should not have existed, or that they should ever cease to exist. The advocates of a system which seemed to establish three independent Deities, attempted to preserve the unity of the First Cause, so conspicuous in the design and order of the world, by the perpetual concord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ssential agreement of their will. A faint resemblance of this unity of action may be discovered in the societies of men, and even of animals. The causes which disturb their harmony, proceed only from the imperfection and inequality of their faculties; but the omnipotence which is guided by infinite wisdom and goodness, cannot fail of choosing the same means for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same ends. III. Three beings,

    who, by the self-derived necessity of their existence, possess all the divine attributes in the most perfect degree; who are eternal in duration, infinite in space, and intimately present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whole universe; irresistibly force themselves on the astonished mind, as one and the same being, who, in the economy of grace, as well as in that of nature, may manifest himself under different forms, and be considered under different aspects. By this hypothesis, a real substantial trinity is refined into a trinity of names, and abstract modifications, that subsist only in the mind which conceives them. The Logos is no longer a person, but an attribute; and it is only in a figurative sense that the epithet of Son can be applied to the eternal reason, which was with God from the beginning, and by which, not by whom, all things were made. The incarnation of the Logos is reduced to a mere inspiration of the Divine Wisdom, which filled the soul, and directed all the actions, of the man Jesus. Thus, after revolving around the theological circle, we a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the Sabellian ends where the Ebionite had begun; and that the incomprehensible mystery which excites our adoration, eludes our inquiry.

    If the bishops of the council of Nice had been permitted to follow the unbiased dictates of their conscience, Arius and his associates could scarcely have flattered themselves with the hopes of obtaining a majority of votes, in favor of an hypothesis so directly averse to the two most popular opinions of the Catholic world. The Arians soon perceived the danger of their situation, and prudently assumed those modest virtues, which, in the fury of civil and religious dissensions, are seldom practised, or even praised, except by the weaker party. They recommended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charity and moderation; urged the incomprehensible nature of the controversy, disclaimed the use of any terms or definitions which could not be found in the Scriptures; and offered, by very liberal concessions, to satisfy their adversaries without renouncing the integrity of their own principles. The victorious faction received all their proposals with haughty suspicion;

    and anxiously sought for some irreconcilable mark of distinction, the rejection of which might involve the Arians in the guilt and consequences of heresy. A letter was publicly read, and ignominiously torn, in which their patron, Eusebius of Nicomedia, ingenuously confessed, that the admission of the Homoousion, or Consubstantial, a word already familiar to the Platonists,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ir theological system. The fortunate opportunity was eagerly embraced by the bishops, who governed the resolutions of the synod; and, according to the lively expression of Ambrose, they used the sword, which heresy itself had drawn from the scabbard, to cut off the head of the hated monster. The consubstantiality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ouncil of Nice, and has been unanimously received as a fundamental article of the Christian faith, by the consent of the Greek, the Latin, the Oriental, and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But if the same word had not served to stigmatize the heretics, and to unite the Catholics, it would have been inadequate to the purpose of the majority, by whom it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orthodox creed. This majority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ies, distinguished by a contrary tendency to the sentiments of the Tritheists and of the Sabellians. But as those opposite extremes seemed to overthrow the foundations either of natural or revealed religion, they mutually agreed to qualify the rigor of their principles; and to disavow the just, but invidious, consequences, which might be urged by their antagonists.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on cause inclined them to join their numbers, and to conceal their differences; their animosity was softened by the healing counsels of toleration, and their disputes were suspended by the use of the mysterious Homoousion, which either party was free to interpret according to their peculiar tenets. The Sabellian sense, which, about fifty years before, had obliged the council of Antioch to prohibit this celebrated term, had endeared it to those theologians who entertained a secret but partial affection for a nominal Trinity. But the more fashionable saints of the Arian times, the intrepid Athanasius, the learned Gregory Nazianzen, and the other pillars of the church, who supported with ability and success the Nicene doctrine,

    appeared to consider the expression of substance as if it had been synonymous with that of nature; and they ventured to illustrate their meaning, by affirming that three men, as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common species, are consubstantial, or homoousian to each other. This pure and distinct equality was tempered, on the one hand, by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and spiritual penetration which indissolubly unites the divine persons; and, on the other, by the preeminence of the Father, which was acknowledged as far as it is compatible with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Son. Within these limits, the almost invisible and tremulous ball of orthodoxy was allowed securely to vibrate. On either side, beyond this consecrated ground, the heretics and the dæmons lurked in ambush to surprise and devour the unhappy wanderer. But as the degrees of theological hatred depend on the spirit of the war, rather than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roversy, the heretics who degraded, were treated with more severity than those who annihilated, the person of the Son. The life of Athanasius was consumed in irreconcilable opposition to the impious madness of the Arians; but he defended above twenty years the Sabellianism of Marcellus of Ancyra; and when at last he was compelled to withdraw himself from his communion, he continued to mention, with an ambiguous smile, the venial errors of his respectable friend.

    The authority of a general council, to which the Arians themselves had been compelled to submit, inscribed on the banners of the orthodox party the mysterious characters of the word Homoousion, which essentially contributed, notwithstanding some obscure disputes, some nocturnal combats, to maintain and perpetuate the uniformity of faith, or at least of language. The Consubstantialists, who by their success have deserved and obtained the title of Catholics, gloried in the simplicity and steadiness of their own creed, and insulted the repeated variations of their adversaries, who were destitute of any certain rule of faith. The sincerity or the cunning of the Arian chiefs, the fear of the laws or of the people, their reverence for Christ, their hatred of Athanasius,

    all the causes, human and divine, that influence and disturb the counsels of a theological faction, introduced among the sectaries a spirit of discord and inconstancy, which, in the course of a few years, erected eighteen different models of religion, and avenged the violated dignity of the church. The zealous Hilary, who, from the peculiar hardships of his situation, was inclined to extenuate rather than to aggravate the errors of the Oriental clergy, declares, that in the wide extent of the ten provinces of Asia, to which he had been banished, there could be found very few prelates who had preserved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e God. The oppression which he had felt, the disorders of which he was the spectator and the victim, appeased, during a short interval, the angry passions of his soul; and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 of which I shall transcribe a few lines, the bishop of Poitiers unwarily deviates into the style of a Christian philosopher. “It is a thing,” says Hilary, “equally deplorable and dangerous, that there are as many creeds as opinions among men, as many doctrines as inclinations, and as many sources of blasphemy as there are faults among us; because we make creeds arbitrarily, and explain them as arbitrarily. The Homoousion is rejected, and received, and explained away by successive synods. The partial or total resemblanc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is a subject of dispute for these unhappy times. Every year, nay, every moon, we make new creeds to describe invisible mysteries. We repent of what we have done, we defend those who repent, we anathematize those whom we defended. We condemn either the doctrine of others in ourselves, or our own in that of others; and reciprocally tearing one another to pieces, we have been the cause of each other’s ruin.”

    It will not be expected, it would not perhaps be endured, that I should swell this theological digression, by a minute examination of the eighteen creeds, the authors of which, for the most part, disclaimed the odious name of their parent Arius. It is amusing enough to delineate the form, and to trace the vegetation, of a singular plant; but the tedious detail of

    leaves without flowers, and of branches without fruit, would soon exhaust the patience, and disappoint the curiosity, of the laborious student. One question, which gradually arose from the Arian controversy, may, however, be noticed, as it served to produce and discriminate the three sects, who were united only by their common aversion to the Homoousion of the Nicene synod. 1. If they were asked whether the Son was like unto the Father, the question was resolutely answered in the negative, by the heretics who adhered to the principles of Arius, or indeed to those of philosophy; which seem to establish an infinit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most excellent of his creatures. This obvious consequence was maintained by Ætius, on whom the zeal of his adversaries bestowed the surname of the Atheist. His restless and aspiring spirit urged him to try almost every profession of human life. He was successively a slave, or at least a husbandman, a travelling tinker, a goldsmith, a physician, a schoolmaster, a theologian, and at last the apostle of a new church, which was propagated by the abilities of his disciple Eunomius. Armed with texts of Scripture, and with captious syllogisms from the logic of Aristotle, the subtle Ætius had acquired the fame of an invincible disputant, whom it was impossible either to silence or to convince. Such talents engag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Arian bishops, till they were forced to renounce, and even to persecute, a dangerous ally, who, by the accuracy of his reasoning, had prejudiced their cause in the popular opinion, and offended the piety of their most devoted followers. 2. The omnipotence of the Creator suggested a specious and respectful solution of the likeness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faith might humbly receive what reason could not presume to deny, that the Supreme God might communicate his infinite perfections, and create a being similar only to himself. These Arians were powerfully supported by the weight and abilities of their leaders, who had succeeded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Eusebian interest, and who occupied the principal thrones of the East. They detested, perhaps with some affectation, the impiety of Ætius; they professed to believe, either without reserve, or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s, that the Son was different from all other creatures, and similar

    only to the Father. But they denied, the he was either of the same, or of a similar substance; sometimes boldly justifying their dissent, and sometimes objecting to the use of the word substance, which seems to imply an adequate, or at least, a distinct, no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Deity. 3. The sect which deserted the doctrine of a similar substance, was the most numerous, at least in the provinces of Asia; and when the leaders of both parties were assembled in the council of Seleucia, their opinion would have prevailed by a majority of one hundred and five to forty-three bishops. The Greek word, which was chosen to express this mysterious resemblance, bears so close an affinity to the orthodox symbol, that the profane of every age have derided the furious contests which the difference of a single diphthong excited between the Homoousians and the Homoiousians. As it frequently happens, that the sounds and characters which approach the nearest to each other accidentally represent the most opposite ideas, the observation would be itself ridiculous, if it were possible to mark any real and sensibl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octrine of the Semi-Arians, as they were improperly styled, and that of the Catholics themselves. The bishop of Poitiers, who in his Phrygian exile very wisely aimed at a coalition of parties, endeavors to prove that by a pious and faithful interpretation, the Homoiousion may be reduced to a consubstantial sense. Yet he confesses that the word has a dark and suspicious aspect; and, as if darkness were congenial to theological disputes, the Semi-Arians, who advanced to the doors of the church, assailed them with the most unrelenting fury.

    The provinces of Egypt and Asia, which cultivated the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the Greeks, had deeply imbibed the venom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The familiar study of the Platonic system, a vain and argumentative disposition, a copious and flexible idiom, supplied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the East with an inexhaustible flow of words and distinctions; and, in the midst of their fierce contentions, they easily forgot the doubt which is recommended by philosophy, and the

    submission which is enjoined by religi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West were of a less inquisitive spirit; their passions were not so forcibly moved by invisible objects, their minds were less frequently exercised by the habits of dispute; and such was the happy ignorance of the Gallican church, that Hilary himself, above thirty years after the first general council, was still a stranger to the Nicene creed. The Latins had received the rays of divine knowledge through the dark and doubtful medium of a translation. The poverty and stubbornness of their native tongue was not always capable of affording just equivalents for the Greek terms, for the technical words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by the gospel or by the church, to express the mysteries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a verbal defect might introduce into the Latin theology a long train of error or perplexity. But as the western provincials had the good fortune of deriving their religion from an orthodox source, they preserved with steadiness the doctrine which they had accepted with docility; and when the Arian pestilence approached their frontiers, they were supplied with the seasonable preservative of the Homoousion, by the paternal care of the Roman pontiff. Their sentiments and their temper were displayed in the memorable synod of Rimini, which surpassed in numbers the council of Nice, since it was composed of above four hundred bishops of Italy, Africa, Spain, Gaul, Britain, and Illyricum. From the first debates it appeared, that only fourscore prelates adhered to the party, though they affected to anathematize the name and memory, of Arius. But this inferiority was compensated by the advantages of skill, of experience, and of discipline; and the minority was conducted by Valens and Ursacius, two bishops of Illyricum, who had spent their lives in the intrigues of courts and councils, and who had been trained under the Eusebian banner in the religious wars of the East. By their arguments and negotiations, they embarrassed, they confounded, they at last deceived, the honest simplicity of the Latin bishops; who suffered the palladium of the faith to be extorted from their hand by fraud and importunity, rather than by open violence. The council of Rimini was not allowed to separate, till the members had imprudently subscribed a

    captious creed, in which some expressions, susceptible of an heretical sense, were inserted in the room of the Homoousion. It was on this occasion, that, according to Jerom, the world was surprised to find itself Arian. But the bishops of the Latin provinces had no sooner reached their respective dioceses, than they discovered their mistake, and repented of their weakness. The ignominious capitulation was rejected with disdain and abhorrence; and the Homoousian standard, which had been shaken but not overthrown, was more firmly replanted in all the churches of the West.

    Chapter XXI: Persecution Of Heresy, State Of The Church. —

    Part IV.

    Such was the rise and progress, and such were the natural revolutions of those theological disputes, which disturbed the peace of Christianity under the reigns of Constantine and of his sons. But as those princes presumed to extend their despotism over the faith, as well as over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their subjects, the weight of their suffrage sometimes inclined the ecclesiastical balance: and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King of Heaven were settled, or changed, or modified, in the cabinet of an earthly monarch.

    The unhappy spirit of discord which pervaded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interrupted the triumph of Constantine; but the emperor continued for some time to view, with cool and careless indifference, the object of the dispute. As he was yet ignorant of the difficulty of appeasing the quarrels of theologians, he addressed to the contending parties, to Alexander and to Arius, a moderating epistle; which may be ascribed, with far greater reason, to the untutored sense of a soldier and statesman, than to the dictates of any of his episcopal counsellors. He attributes the origin of the whole controversy to a trifling and subtle question, concerning an incomprehensible point of law, which was foolishly asked by

    the bishop, and imprudently resolved by the presbyter. He laments that the Christian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God, the same religion, and the same worship, should be divided by such inconsiderable distinctions; and he seriously recommend to the clergy of Alexandria the example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who could maintain their arguments without losing their temper, and assert their freedom without violating their friendship. The indifference and contempt of the sovereign would have been, perhaps, the most effectual method of silencing the dispute, if the popular current had been less rapid and impetuous, and if Constantine himself, in the midst of faction and fanaticism, could have preserved the calm possession of his own mind. But his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soon contrived to seduce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magistrate, and to awaken the zeal of the proselyte. He was provoked by the insults which had been offered to his statues; he was alarmed by the real, as well as the imaginary magnitude of the spreading mischief; and he extinguished the hope of peace and toleration,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assembled three hundred bishops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same palace. The presence of the monarch swell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debate; his attention multiplied the arguments; and he exposed his person with a patient intrepidity, which animated the valor of the combatants. Notwithstanding the applause which has been bestowed on the eloquence and sagacity of Constantine, a Roman general, whose religion might be still a subject of doubt, and whose mind had not been enlightened either by study or by inspiration, was indifferently qualified to discuss, in the Greek language, a metaphysical question, or an article of faith. But the credit of his favorite Osius, who appears to have presided in the council of Nice, might dispose the emperor in favor of the orthodox party; and a well-timed insinuation, that the same Eusebius of Nicomedia, who now protected the heretic, had lately assisted the tyrant, might exasperate him against their adversaries. The Nicene creed was ratified by Constantine; and his firm declaration, that those who resisted the divine judgment of the synod, must prepare themselves for an immediate exile, annihilated the murmurs of a feeble opposition; which, from seventeen, was

    almost instantly reduced to two, protesting bishops. Eusebius of Cæsarea yielded a reluctant and ambiguous consent to the Homoousion; and the wavering conduct of the Nicomedian Eusebius served only to delay, about three months, his disgrace and exile. The impious Arius was banished into one of the remote provinces of Illyricum; his person and disciples were branded by law with the odious name of Porphyrians; his writings were condemned to the flames, and a capital punishment was denounced against those in whose possession they should be found. The emperor had now imbibed the spirit of controversy, and the angry, sarcastic style of his edicts was designed to inspire his subjects with the hatred which he had conceived against the enemies of Christ.

    But, as if the conduct of the emperor had been guided by passion instead of principle, three years from the council of Nice were scarcely elapsed before he discovered some symptoms of mercy, and even of indulgence, towards the proscribed sect, which was secretly protected by his favorite sister. The exiles were recalled, and Eusebius, who gradually resumed his influence over the mind of Constantine, was restored to the episcopal throne, from which he had been ignominiously degraded. Arius himself was treated by the whole court with the respect which would have been due to an innocent and oppressed man. His faith was approved by the synod of Jerusalem; and the emperor seemed impatient to repair his injustice, by issuing an absolute command, that he should be solemnly admitted to the communion in the cathedral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 same day, which had been fixed for the triumph of Arius, he expired; and the strange and horrid circumstances of his death might excite a suspicion, that the orthodox saints had contributed more efficaciously than by their prayers, to deliver the church from the most formidable of her enemies. The three principal leaders of the Catholics, Athanasius of Alexandria, Eustathius of Antioch, and Paul of Constantinople were deposed on various f accusations, by the sentence of numerous councils; and were afterwards banished into distant provinces by the

    first of the Christian emperors, who, in the last moments of his life, received the rites of baptism from the Arian bishop of Nicomedia. The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of Constantine cannot be justified from the reproach of levity and weakness. But the credulous monarch, unskilled in the stratagems of theological warfare, might be deceived by the modest and specious professions of the heretics, whose sentiments he never perfectly understood; and while he protected Arius, and persecuted Athanasius, he still considered the council of Nice as the bulwark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e peculiar glory of his own reign.

    The sons of Constantine must have been admitted from their childhood into the rank of catechumens; but they imitated, in the delay of their baptism, the example of their father. Like him they presumed to pronounce their judgment on mysteries into which they had never been regularly initiated; and the fate of the Trinitarian controversy depended, in a great measure, on the sentiments of Constantius; who inherited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and acquired the possession of the whole empire. The Arian presbyter or bishop, who had secreted for his use the testament of the deceased emperor, improved the fortunate occasion which had introduced him to the familiarity of a prince, whose public counsels were always swayed by his domestic favorites. The eunuchs and slaves diffused the spiritual poison through the palace, and the dangerous infection was communicated by the female attendants to the guards, and by the empress to her unsuspicious husband. The partiality which Constantius always expressed towards the Eusebian faction, was insensibly fortified by the dexterous management of their leaders; and his victory over the tyrant Magnentius increased his inclination, as well as ability, to employ the arms of power in the cause of Arianism. While the two armies were engaged in the plains of Mursa, and the fate of the two rivals depended on the chance of war, the son of Constantine passed the anxious moments in a church of the martyrs under the walls of the city. His spiritual comforter, Valens, the Arian bishop of

    the diocese, employed the most artful precautions to obtain such early intelligence as might secure either his favor or his escape. A secret chain of swift and trusty messengers informed him of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battle; and while the courtiers stood trembling round their affrighted master, Valens assured him that the Gallic legions gave way; and insinuated with some presence of mind, that the glorious event had been revealed to him by an angel. The grateful emperor ascribed his success to the merits and intercession of the bishop of Mursa, whose faith had deserved the public and miraculous approbation of Heaven. The Arians, who considered as their own the victory of Constantius, preferred his glory to that of his father. Cyril, bishop of Jerusalem, immediately composed the description of a celestial cross, encircled with a splendid rainbow; which during the festival of Pentecost, about the third hour of the day, had appeared over the Mount of Olives, to the edification of the devout pilgrims, and the people of the holy city. The size of the meteor was gradually magnified; and the Arian historian has ventured to affirm, that it was conspicuous to the two armies in the plains of Pannonia; and that the tyrant, who is purposely represented as an idolater, fled before the auspicious sign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The sentiments of a judicious stranger, who has impartially considered the progress of civil or ecclesiastical discord, are always entitled to our notice; and a short passage of Ammianus, who served in the armies, and studied the character of Constantius, is perhaps of more value than many pages of theological invectives.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hich, in itself,” says that moderate historian, “is plain and simple, he confounded by the dotage of superstition. Instead of reconciling the parties by the weight of his authority, he cherished and promulgated, by verbal disputes, the differences which his vain curiosity had excited. The highways were covered with troops of bishops galloping from every side to the assemblies, which they call synods; and while they labored to reduce the whole sect to their own particular opinions, the public establishment of the posts was almost ruined by their

    hasty and repeated journeys.” Our more intimate knowledge of the ecclesiast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eign of Constantius would furnish an ample commentary on this remarkable passage, which justifies the rational apprehensions of Athanasius, that the restless activity of the clergy, who wandered round the empire in search of the true faith, would excite the contempt and laughter of the unbelieving world. As soon as the emperor was relieved from the terrors of the civil war, he devoted the leisure of his winter quarters at Arles, Milan, Sirmium, and Constantinople, to the amusement or toils of controversy: the sword of the magistrate, and even of the tyrant, was unsheathed, to enforce the reasons of the theologian; and as he opposed the orthodox faith of Nice, it is readily confessed that his incapacity and ignorance were equal to his presumption. The eunuchs, the women, and the bishops, who governed the vain and feeble mind of the emperor, had inspired him with an insuperable dislike to the Homoousion; but his timid conscience was alarmed by the impiety of Ætius. The guilt of that atheist was aggravated by the suspicious favor of the unfortunate Gallus; and even the death of the Imperial ministers, who had been massacred at Antioch, were imputed to the suggestions of that dangerous sophist. The mind of Constantius, which could neither be moderated by reason, nor fixed by faith, was blindly impelled to either side of the dark and empty abyss, by his horror of the opposite extreme; he alternately embraced and condemned the sentiments, he successively banished and recalled the leaders, of the Arian and Semi-Arian factions. During the season of public business or festivity, he employed whole days, and even nights, in selecting the words, and weighing the syllables, which composed his fluctuating creeds. The subject of his meditations still pursued and occupied his slumbers: the incoherent dreams of the emperor were received as celestial visions, and he accepted with complacency the lofty title of bishop of bishops, from those ecclesiastics who forgot the interest of their order for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ir passions. The design of establishing a uniformity of doctrine, which had engaged him to convene so many synods in Gaul, Italy, Illyricum, and Asia, was repeatedly baffled by his own levity,

    by the divisions of the Arians, and by the resistance of the Catholics; and he resolved, as the last and decisive effort, imperiously to dictate the decrees of a general council. The destructive earthquake of Nicomedia,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a convenient place, and perhaps some secret motives of policy, produced an alteration in the summons. The bishops of the East were directed to meet at Seleucia, in Isauria; while those of the West held their deliberations at Rimini, on the coast of the Hadriatic; and instead of two or three deputies from each province, the whole episcopal body was ordered to march. The Eastern council, after consuming four days in fierce and unavailing debate, separated without any definitive conclusion. The council of the West was protracted till the seventh month. Taurus, the Prætorian præfect was instructed not to dismiss the prelates till they should all be united in the same opinion; and his efforts were supported by the power of banishing fifteen of the most refractory, and a promise of the consulship if he achieved so difficult an adventure. His prayers and threats, the authority of the sovereign, the sophistry of Valens and Ursacius, the distress of cold and hunger, and the tedious melancholy of a hopeless exile, at length extorted the reluctant consent of the bishops of Rimini. The deputies of the East and of the West attended the emperor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he enjoyed the satisfaction of imposing on the world a profession of faith which established the likeness, without expressing the consubstantiality, of the Son of God. But the triumph of Arianism had been preceded by the removal of the orthodox clergy, whom it was impossible either to intimidate or to corrupt; and the reign of Constantius was disgraced by the unjust and ineffectual persecution of the great Athanasius.

    We have seldom an opportunity of observing, either in active or speculative life, what effect may be produced, or what obstacles may be surmounted, by the force of a single mind, when it is inflexibly applied to the pursuit of a single object. The immortal name of Athanasius will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the Catholic doctrine of the Trinity, to whose defence he

    consecrated every moment and every faculty of his being. Educated in the family of Alexander, he had vigorously opposed the early progress of the Arian heresy: he exercised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secretary under the aged prelate; and the fathers of the Nicene council beheld with surprise and respect the rising virtues of the young deacon. In a time of public danger, the dull claims of age and of rank are sometimes superseded; and within five months after his return from Nice, the deacon Athanasius was seated on the archiepiscopal throne of Egypt. He filled that eminent station above forty-six years, and his long administration was spent in a perpetual combat against the powers of Arianism. Five times was Athanasius expelled from his throne; twenty years he passed as an exile or a fugitive: and almost every province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successively witness to his merit, and his sufferings in the cause of the Homoousion, which he considered as the sole pleasure and business, as the duty, and as the glory of his life. Amidst the storms of persecution, the archbishop of Alexandria was patient of labor, jealous of fame, careless of safety; and although his mind was tainted by the contagion of fanaticism, Athanasius displayed a superiority of character and abilities, which would have qualified him, far better than the degenerate sons of Constantine, for the government of a great monarchy. His learning was much less profound and extensive than that of Eusebius of Cæsarea, and his rude eloquence could 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polished oratory of Gregory of Basil; but whenever the primate of Egypt was called upon to justify his sentiments, or his conduct, his unpremeditated style, either of speaking or writing, was clear, forcible, and persuasive. He has always been revered, in the orthodox school, as one of the most accurate masters of the Christian theology; and he was supposed to possess two profane sciences, less adapted to the episcopal character, the knowledge of jurisprudence, and that of divination. Some fortunate conjectures of future events, which impartial reasoners might ascribe to the experience and judgment of Athanasius, were attributed by his friends to heavenly inspiration, and imputed by his enemies to infernal magic.

    But as Athanasius was continually engaged with the prejudices and passions of every order of men, from the monk to the emperor, the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was his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science. He preserved a distinct and unbroken view of a scene which was incessantly shifting; and never failed to improve those decisive moments which are irrecoverably past before they are perceived by a common eye. The archbishop of Alexandria was capable of distinguishing how far he might boldly command, and where he must dexterously insinuate; how long he might contend with power, and when he must withdraw from persecution; and while he directed the thunders of the church against heresy and rebellion, he could assume, in the bosom of his own party, the flexible and indulgent temper of a prudent leader. The election of Athanasius has not escaped the reproach of irregularity and precipitation; but the propriety of his behavior conciliated the affections both of the clergy and of the people. The Alexandrians were impatient to rise in arms for the defence of an eloquent and liberal pastor. In his distress he always derived support, or at least consolation, from the faithful attachment of his parochial clergy; and the hundred bishops of Egypt adhered, with unshaken zeal, to the cause of Athanasius. In the modest equipage which pride and policy would affect, he frequently performed the episcopal visitation of his provinces, from the mouth of the Nile to the confines of Æthiopia; familiarly conversing with the meanest of the populace, and humbly saluting the saints and hermits of the desert. Nor was it only in ecclesiastical assemblies, among men whose education and manners were similar to his own, that Athanasius displayed the ascendancy of his genius. He appeared with easy and respectful firmness in the courts of princes; and in the various turns of his prosperous and adverse fortune he never lost the confidence of his friends, or the esteem of his enemies.

    In his youth, the primate of Egypt resisted the great Constantine, who had repeatedly signified his will, that Arius

    should be restored to the Catholic communion. The emperor respected, and might forgive, this inflexible resolution; and the faction who considered Athanasius as their most formidable enemy, was constrained to dissemble their hatred, and silently to prepare an indirect and distant assault. They scattered rumors and suspicions, represented the archbishop as a proud and oppressive tyrant, and boldly accused him of violating the treaty which had been ratified in the Nicene council, with the schismatic followers of Meletius. Athanasius had openly disapproved that ignominious peace, and the emperor was disposed to believe that he had abused his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power, to prosecute those odious sectaries: that he had sacrilegiously broken a chalice in one of their churches of Mareotis; that he had whipped or imprisoned six of their bishops; and that Arsenius, a seventh bishop of the same party, had been murdered, or at least mutilated, by the cruel hand of the primate. These charges, which affected his honor and his life, were referred by Constantine to his brother Dalmatius the censor, who resided at Antioch; the synods of Cæsarea and Tyre were successively convened; and the bishops of the East were instructed to judge the cause of Athanasius, before they proceeded to consecrate the new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at Jerusalem. The primate might be conscious of his innocence; but he was sensible that the same implacable spirit which had dictated the accusation, would direct the proceeding, and pronounce the sentence. He prudently declined the tribunal of his enemies; despised the summons of the synod of Cæsarea; and, after a long and artful delay, submitted to the peremptory commands of the emperor, who threatened to punish his criminal disobedience if he refused to appear in the council of Tyre. Before Athanasius, at the head of fifty Egyptian prelates, sailed from Alexandria, he had wisely secured the alliance of the Meletians; and Arsenius himself, his imaginary victim, and his secret friend, was privately concealed in his train. The synod of Tyre was conducted by Eusebius of Cæsarea, with more passion, and with less art, than his learning and experience might promise; his numerous faction repeated the names of homicide and tyrant; and their clamor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seeming

    patience of Athanasius, who expected the decisive moment to produce Arsenius alive and unhurt in the midst of the assembly. The nature of the other charges did not admit of such clear and satisfactory replies; yet the archbishop was able to prove, that in the village, where he was accused of breaking a consecrated chalice, neither church nor altar nor chalice could really exist. The Arians, who had secretly determined the guilt and condemnation of their enemy, attempted, however, to disguise their injustice by the imitation of judicial forms: the synod appointed an episcopal commission of six delegates to collect evidence on the spot; and this measure which was vigorously opposed by the Egyptian bishops, opened new scenes of violence and perjury.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deputies from Alexandria, the majority of the council pronounced the final sentence of degradation and exile against the primate of Egypt. The decree, expressed in the fiercest language of malice and revenge, was communicated to the emperor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bishops immediately resumed a mild and devout aspect, such as became their holy pilgrimage to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Chapter XXI: Persecution Of Heresy, State Of The Church. —

    Part V.

    But the injustice of these ecclesiastical judges had not been countenanced by the submission, or even by the presence, of Athanasius. He resolved to make a bold and dangerous experiment, whether the throne was inaccessible to the voice of truth; and before the final sentence could be pronounced at Tyre, the intrepid primate threw himself into a bark which was ready to hoist sail for the Imperial city. The request of a formal audience might have been opposed or eluded; but Athanasius concealed his arrival, watched the moment of Constantine’s return from an adjacent villa, and boldly encountered his angry sovereign as he passed on horseback through the principal street of Constantinople. So strange an apparition

    excited his surprise and indignation; and the guards were ordered to remove the importunate suitor; but his resentment was subdued by involuntary respect; and the haughty spirit of the emperor was awed by the courage and eloquence of a bishop, who implored his justice and awakened his conscience. Constantine listened to the complaints of Athanasius with impartial and even gracious attention; the members of the synod of Tyre were summoned to justify their proceedings; and the arts of the Eusebian faction would have been confounded, if they had not aggravated the guilt of the primate, by the dexterous supposition of an unpardonable offence; a criminal design to intercept and detain the corn-fleet of Alexandria, which supplied the subsistence of the new capital. The emperor was satisfied that the peace of Egypt would be secured by the absence of a popular leader; but he refused to fill the vacancy of the archiepiscopal throne; and the sentence, which, after long hesitation, he pronounced, was that of a jealous ostracism, rather than of an ignominious exile. In the remote province of Gaul, but in the hospitable court of Treves, Athanasius passed about twenty eight months.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changed the face of public affairs and, amidst the general indulgence of a young reign, the primate was restored to his country by an honorable edict of the younger Constantine, who expressed a deep sense of the innocence and merit of his venerable guest.

    The death of that prince exposed Athanasius to a second persecution; and the feeble Constantius, the sovereign of the East, soon became the secret accomplice of the Eusebians. Ninety bishops of that sect or faction assembled at Antioch, under the specious pretence of dedicating the cathedral. They composed an ambiguous creed, which is faintly tinged with the colors of Semi-Arianism, and twenty-five canons, which still regulate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thodox Greeks. It was decided, with some appearance of equity, that a bishop, deprived by a synod, should not resume his episcopal functions till he had been absolved by the judgment of an equal synod; the law was immediately applied to the case of

    Athanasius; the council of Antioch pronounced, or rather confirmed, his degradation: a stranger, named Gregory, was seated on his throne; and Philagrius, the præfect of Egypt, was instructed to support the new primate with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of the province. Oppressed by the conspiracy of the Asiatic prelates, Athanasius withdrew from Alexandria, and passed three years as an exile and a suppliant on the holy threshold of the Vatican. By the assiduous study of the Latin language, he soon qualified himself to negotiate with the western clergy; his decent flattery swayed and directed the haughty Julius; the Roman pontiff was persuaded to consider his appeal as the peculiar interest of the Apostolic see: and his innocence was unanimously declared in a council of fifty bishops of Italy.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the primate was summoned to the court of Milan by the emperor Constans, who, in the indulgence of unlawful pleasures, still professed a lively regard for the orthodox faith. The cause of truth and justice was promoted by the influence of gold, and the ministers of Constans advised their sovereign to require the convocation of an ecclesiastical assembly, which might 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Ninety-four bishops of the West, seventy-six bishops of the East, encountered each other at Sardica,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but in the dominions of the protector of Athanasius. Their debates soon degenerated into hostile altercations; the Asiatics, apprehensive for their personal safety, retired to Philippopolis in Thrace; and the rival synods reciprocally hurled their spiritual thunders against their enemies, whom they piously condemned as the enemies of the true God. Their decrees were published and ratified in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es: and Athanasius, who in the West was revered as a saint, was exposed as a criminal to the abhorrence of the East. The council of Sardica reveals the first symptoms of discord and schism between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which were separated by the accidental difference of faith, and the permanent distinction of language.

    During his second exile in the West, Athanasius was

    frequently admitted to the Imperial presence; at Capua, Lodi, Milan, Verona, Padua, Aquileia, and Treves. The bishop of the diocese usually assisted at these interviews; the master of the offices stood before the veil or curtain of the sacred apartment; and the uniform moderation of the primate might be attested by these respectable witnesses, to whose evidence he solemnly appeals. Prudence would undoubtedly suggest the mild and respectful tone that became a subject and a bishop. In these familiar conferences with the sovereign of the West, Athanasius might lament the error of Constantius, but he boldly arraigned the guilt of his eunuchs and his Arian prelates; deplored the distress and dang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excited Constans to emulate the zeal and glory of his father. The emperor declared his resolution of employing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Europe in the orthodox cause; and signified, by a concise and peremptory epistle to his brother Constantius, that unless he consented to the immediate restoration of Athanasius, he himself, with a fleet and army, would seat the archbishop on the throne of Alexandria. But this religious war, so horrible to nature, was prevented by the timely compliance of Constantius;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condescended to solicit a reconciliation with a subject whom he had injured. Athanasius waited with decent pride, till he had received three successive epistles full of the strongest assurances of the protection, the favor, and the esteem of his sovereign; who invited him to resume his episcopal seat, and who added the humiliating precaution of engaging his principal ministers to attest the sincerity of his intentions. They were manifested in a still more public manner, by the strict orders which were despatched into Egypt to recall the adherents of Athanasius, to restore their privileges, to proclaim their innocence, and to erase from the public registers the illegal proceedings which had been obtained during the prevalence of the Eusebian faction. After every satisfaction and security had been given, which justice or even delicacy could require, the primate proceeded, by slow journeys,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Asia, and Syria; and his progress was marked by the abject homage of the Oriental bishops, who excited his contempt without deceiving

    his penetration. At Antioch he saw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sustained, with modest firmness, the embraces and protestations of his master, and eluded the proposal of allowing the Arians a single church at Alexandria, by claiming, in the other cities of the empire, a similar toleration for his own party; a reply which might have appeared just and moderate in the mouth of an independent prince. The entrance of the archbishop into his capital was a triumphal procession; absence and persecution had endeared him to the Alexandrians; his authority, which he exercised with rigor, was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and his fame was diffused from Æthiopia to Britain, over the whole extent of the Christian world.

    But the subject who has reduced his prince to the necessity of dissembling, can never expect a sincere and lasting forgiveness; and the tragic fate of Constans soon deprived Athanasius of a powerful and generous protector.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assassin and the only surviving brother of Constans, which afflicted the empire above three years, secured an interval of repose to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two contending parties were desirous to conciliate the friendship of a bishop, who, by the weight of his personal authority, might determine the fluctuating resolutions of an important province. He gave audience to the ambassadors of the tyrant, with whom he was afterwards accused of holding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and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repeatedly assured his dearest father, the most reverend Athanasius, that, notwithstanding the malicious rumors which were circulated by their common enemies, he had inherited the sentiments, as well as the throne, of his deceased brother. Gratitude and humanity would have disposed the primate of Egypt to deplore the untimely fate of Constans, and to abhor the guilt of Magnentius; but as he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the apprehensions of Constantius were his only safeguard, the fervor of his prayer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righteous cause might perhaps be somewhat abated. The ruin of Athanasius was no longer contrived by the

    obscure malice of a few bigoted or angry bishops, who abused the authority of a credulous monarch. The monarch himself avowed the resolution, which he had so long suppressed, of avenging his private injuries; and the first winter after his victory, which he passed at Arles, was employed against an enemy more odious to him than the vanquished tyrant of Gaul.

    If the emperor had capriciously decreed the death of the most eminent and virtuous citizen of the republic, the cruel order would have been executed without hesitation, by the ministers of open violence or of specious injustice. The caution, the delay, the difficulty with which he proceeded in the condemnation and punishment of a popular bishop, discover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privileges of the church had already revived a sense of order and freedom in the Roman government. The sentence which was pronounced in the synod of Tyre, and subscribed by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Eastern bishops, had never been expressly repealed; and as Athanasius had been once degraded from his episcopal dignity by the judgment of his brethren, every subsequent act might be considered as irregular, and even criminal. But the memory of the firm and effectual support which the primate of Egypt had derived from the attachment of the Western church, engaged Constantius to suspend the execution of the sentence till he had obtained the concurrence of the Latin bishops. Two years were consumed in ecclesiastical negotiations; and the important caus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one of his subjects was solemnly debated, first in the synod of Arles, and afterwards in the great council of Milan, which consisted of above three hundred bishops. Their integrity was gradually undermined by the arguments of the Arians, the dexterity of the eunuchs, and the pressing solicitations of a prince who gratified his revenge at the expense of his dignity, and exposed his own passions, whilst he influenced those of the clergy. Corruption, the most infallible symptom of constitutional liberty, was successfully practised; honors, gifts, and immunities were offered and accepted as the price of an

    episcopal vote; and the condemnation of the Alexandrian primate was artfully represented as the only measure which could restore the peace and un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friends of Athanasius were not, however, wanting to their leader, or to their cause. With a manly spirit, which the sanctity of their character rendered less dangerous, they maintained, in public debate, and in private conference with the emperor, the eternal obligation of religion and justice. They declared, that neither the hope of his favor, nor the fear of his displeasure, should prevail on them to join in the condemnation of an absent, an innocent, a respectable brother. They affirmed, with apparent reason, that the illegal and obsolete decrees of the council of Tyre had long since been tacitly abolished by the Imperial edicts, the honorabl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archbishop of Alexandria, and the silence or recantation of his most clamorous adversaries. They alleged, that his innocence had been attested by the unanimous bishops of Egypt, and had been acknowledged in the councils of Rome and Sardica, by the impartial judgment of the Latin church. They deplored the hard condition of Athanasius, who, after enjoying so many years his seat, his reputation, and the seeming confidence of his sovereign, was again called upon to confute the most groundless and extravagant accusations. Their language was specious; their conduct was honorable: but in this long and obstinate contest, which fixed the eyes of the whole empire on a single bishop, the ecclesiastical factions were prepared to sacrifice truth and justice to the more interesting object of defending or removing the intrepid champion of the Nicene faith. The Arians still thought it prudent to disguise, in ambiguous language, their real sentiments and designs; but the orthodox bishops, armed with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and the decrees of a general council, insisted on every occasion, and particularly at Milan, that their adversaries should purge themselves from the suspicion of heresy, before they presumed to arraign the conduct of the great Athanasius.

    But the voice of reason (if reason was indeed on the side of

    Athanasius) was silenced by the clamors of a factious or venal majority; and the councils of Arles and Milan were not dissolved, till the archbishop of Alexandria had been solemnly condemned and deposed by the judgment of the Western, as well as of the Eastern, church. The bishops who had opposed, were required to subscribe, the sentence, and to unite in religious communion with the suspected leaders of the adverse party. A formulary of consent was transmitted by the messengers of state to the absent bishops: and all those who refused to submit their private opinion to the public and inspired wisdom of the councils of Arles and Milan, were immediately banished by the emperor, who affected to execute the decre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mong those prelates who led the honorable band of confessors and exiles, Liberius of Rome, Osius of Cordova, Paulinus of Treves, Dionysius of Milan, Eusebius of Vercellæ, Lucifer of Cagliari and Hilary of Poitiers, may deserve to be particularly distinguished. The eminent station of Liberius, who governed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 personal merit and long experience of the venerable Osius, who was revered as the favorite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and the father of the Nicene faith, placed those prelates at the head of the Latin church: and their example, either of submission or resistance, would probable be imitated by the episcopal crowd. But the repeated attempts of the emperor to seduce or to intimidate the bishops of Rome and Cordova, were for some time ineffectual. The Spaniard declared himself ready to suffer under Constantius, as he had suffered threescore years before under his grandfather Maximian. The Roman, in the presence of his sovereign, asserted the innocence of Athanasius and his own freedom. When he was banished to Beræa in Thrace, he sent back a large sum which had been offered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his journey; and insulted the court of Milan by the haughty remark, that the emperor and his eunuchs might want that gold to pay their soldiers and their bishops. The resolution of Liberius and Osius was at length subdued by the hardships of exile and confinement. The Roman pontiff purchased his return by some criminal compliances; and afterwards expiated his guilt by a seasonable repentance. Persuasion and violence

    were employed to extort the reluctant signature of the decrepit bishop of Cordova, whose strength was broken, and whose faculties were perhaps impaired by the weight of a hundred years; and the insolent triumph of the Arians provoked some of the orthodox party to treat with inhuman severity the character, or rather the memory, of an unfortunate old man, to whose former services Christianity itself was so deeply indebted.

    The fall of Liberius and Osius reflected a brighter lustre on the firmness of those bishops who still adhered, with unshaken fidelity, to the cause of Athanasius and religious truth. The ingenious malice of their enemies had deprived them of the benefit of mutual comfort and advice, separated those illustrious exiles into distant provinces, and carefully selected the most inhospitable spots of a great empire. Yet they soon experienced that the deserts of Libya, and the most barbarous tracts of Cappadocia, were less inhospitable than the residence of those cities in which an Arian bishop could satiate, without restraint, the exquisite rancor of theological hatred. Their consolation was derived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rectitude 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applause, the visits, the letters, and the liberal alms of their adherents, and from the satisfaction which they soon enjoyed of observing the intestine divisions of the adversaries of the Nicene faith. Such was the nice and capricious taste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and so easily was he offended by the slightest deviation from his imaginary standard of Christian truth, that he persecuted, with equal zeal, those who defended the consubstantiality, those who asserted the similar substance, and those who denied the likeness of the Son of God. Three bishops, degraded and banished for those adverse opinions, might possibly meet in the same place of exile; an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temper, might either pity or insult the blind enthusiasm of their antagonists, whose present sufferings would never be compensated by future happiness.

    The disgrace and exile of the orthodox bishops of the West

    were designed as so many preparatory steps to the ruin of Athanasius himself. Six-and-twenty months had elapsed, during which the Imperial court secretly labored, by the most insidious arts, to remove him from Alexandria, and to withdraw the allowance which supplied his popular liberality. But when the primate of Egypt, deserted and proscribed by the Latin church, was left destitute of any foreign support, Constantius despatched two of his secretaries with a verbal commission to announce and execute the order of his banishment. As the justice of the sentence was publicly avowed by the whole party, the only motive which could restrain Constantius from giving his messengers the sanction of a written mandate, must be imputed to his doubt of the event; and to a sense of the danger to which he might expose the second city, and the most fertile province, of the empire, if the people should persist in the resolution of defending, by force of arms, the innocence of their spiritual father. Such extreme caution afforded Athanasius a specious pretence respectfully to dispute the truth of an order, which he could not reconcile, either with the equity, or with the former declarations, of his gracious master. The civil powers of Egypt found themselves inadequate to the task of persuading or compelling the primate to abdicate his episcopal throne; and they were obliged to conclude a treaty with the popular leaders of Alexandria, by which it was stipulated, that all proceedings and all hostilities should be suspended till the emperor’s pleasure had been more distinctly ascertained. By this seeming moderation, the Catholics were deceived into a false and fatal security; while the legions of the Upper Egypt, and of Libya, advanced, by secret orders and hasty marches, to besiege, or rather to surprise, a capital habituated to sedition, and inflamed by religious zeal. The position of Alexandria, between the sea and the Lake Mareotis, facilitated the approach and landing of the troops; who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city, before any effectual measures could be taken either to shut the gates or to occupy the important posts of defence. At the hour of midnight, twenty-three days after the signature of the treaty, Syrianus, duke of Egypt, at the head of five thousand soldiers, armed and prepared for an

    assault, unexpectedly invested the church of St. Theonas, where the archbishop, with a part of his clergy and people, performed their nocturnal devotions. The doors of the sacred edifice yielded to the impetuosity of the attack, which was accompanied with every horrid circumstance of tumult and bloodshed; but, as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and the fragments of military weapons, remained the next day an unexceptionable evidenc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Catholics, the enterprise of Syrianus may be considered as a successful irruption rather than as an absolute conquest. The other churches of the city were profaned by similar outrages; and, during at least four months, Alexandria was exposed to the insults of a licentious army, stimulated by the ecclesiastics of a hostile faction. Many of the faithful were killed; who may deserve the name of martyrs, if their deaths were neither provoked nor revenged; bishops and presbyters were treated with cruel ignominy; consecrated virgins were stripped naked, scourged and violated; the houses of wealthy citizens were plundered; and, under the mask of religious zeal, lust, avarice, and private resentment were gratified with impunity, and even with applause. The Pagans of Alexandria, who still formed a numerous and discontented party, were easily persuaded to desert a bishop whom they feared and esteemed. The hopes of some peculiar favors, and the apprehension of being involved in the general penalties of rebellion, engaged them to promise their support to the destined successor of Athanasius, the famous George of Cappadocia. The usurper, after receiving the consecration of an Arian synod, was placed on the episcopal throne by the arms of Sebastian, who had been appointed Count of Egypt for the execution of that important design. In the use, as well as in the acquisition, of power, the tyrant, George disregarded the laws of religion, of justice, and of humanity; and the same scenes of violence and scandal which had been exhibited in the capital, were repeated in more than ninety episcopal cities of Egypt. Encouraged by success, Constantius ventured to approve the conduct of his minister. By a public and passionate epistle, the emperor congratulates the deliverance of Alexandria from a popular tyrant, who deluded his blind votaries by the magic of his eloquence;

    expatiates on the virtues and piety of the most reverend George, the elected bishop; and aspires, as the patron and benefactor of the city to surpass the fame of Alexander himself. But he solemnly declares his unalterable resolution to pursue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seditious adherents of the wicked Athanasius, who, by flying from justice, has confessed his guilt, and escaped the ignominious death which he had so often deserved.

    Chapter XXI: Persecution Of Heresy, State Of The Church. —

    Part VI.

    Athanasius had indeed escaped from the most imminent dangers; and the adventures of that extraordinary man deserve and fix our attention. On the memorable night when the church of St. Theonas was invested by the troops of Syrianus, the archbishop, seated on his throne, expected, with calm and intrepid dignity, the approach of death. While the public devotion was interrupted by shouts of rage and cries of terror, he animated his trembling congregation to express their religious confidence, by chanting one of the psalms of David which celebrates the triumph of the God of Isræl over the haughty and impious tyrant of Egypt. The doors were at length burst open: a cloud of arrows was discharged among the people; the soldiers, with drawn swords, rushed forwards into the sanctuary; and the dreadful gleam of their arms was reflected by the holy luminaries which burnt round the altar. Athanasius still rejected the pious importunity of the monks and presbyters, who were attached to his person; and nobly refused to desert his episcopal station, till he had dismissed in safety the last of the congregation. The darkness and tumult of the night favored the retreat of the archbishop; and though he was oppressed by the waves of an agitated multitude, though he was thrown to the ground, and left without sense or motion, he still recovered his undaunted courage, and eluded the eager search of the soldiers, who were instructed by their Arian guides, that the head of Athanasius would be the most

    acceptable present to the emperor. From that moment the primate of Egypt disappeared from the eyes of his enemies, and remained above six years concealed in impenetrable obscurity.

    The despotic power of his implacable enemy filled the whole extent of the Roman world; and the exasperated monarch had endeavored, by a very pressing epistle to the Christian princes of Ethiopia, * to exclude Athanasius from the most remote and sequestered regions of the earth. Counts, præfects, tribunes, whole armies, were successively employed to pursue a bishop and a fugitive; the vigilance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was excited by the Imperial edicts; liberal rewards were promised to the man who should produce Athanasius, either alive or dead; and the most severe penalties were denounced against those who should dare to protect the public enemy. But the deserts of Thebais were now peopled by a race of wild, yet submissive fanatics, who preferred the commands of their abbot to the laws of their sovereign. The numerous disciples of Antony and Pachomius received the fugitive primate as their father, admired the patience and humility with which he conformed to their strictest institutions, collected every word which dropped from his lips as the genuine effusions of inspired wisdom; and persuaded themselves that their prayers, their fasts, and their vigils, were less meritorious than the zeal which they expressed, and the dangers which they braved, in the defence of truth and innocence. The monasteries of Egypt were seated in lonely and desolate places, on the summit of mountains, or in the islands of the Nile; and the sacred horn or trumpet of Tabenne was the well-known signal which assembled several thousand robust and determined monks, who, for the most part, had been the peasant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When their dark retreats were invaded by a military force, which it was impossible to resist, they silently stretched out their necks to the executioner; and supported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 that tortures could never wrest from an Egyptian the confession of a secret which he was resolved not to disclose. The archbishop

    of Alexandria, for whose safety they eagerly devoted their lives, was lost among a uniform and well-disciplined multitude; and on the nearer approach of danger, he was swiftly removed, by their officious hands, from one place of concealment to another, till he reached the formidable deserts, which the gloomy and credulous temper of superstition had peopled with dæmons and savage monsters. The retirement of Athanasius, which ended only with the life of Constantius, was spent, for the most part, in the society of the monks, who faithfully served him as guards, as secretaries, and as messengers; but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 more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the Catholic party tempted him, whenever the diligence of the pursuit was abated, to emerge from the desert, to introduce himself into Alexandria, and to trust his person to the discretion of his friends and adherents. His various adventures might have furnished the subject of a very entertaining romance. He was once secreted in a dry cistern, which he had scarcely left before he was betrayed by the treachery of a female slave; and he was once concealed in a still more extraordinary asylum, the house of a virgin, only twenty years of age, and who was celebrated in the whole city for her exquisite beauty. At the hour of midnight, as she related the story many years afterwards, she was surpris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he archbishop in a loose undress, who, advancing with hasty steps, conjured her to afford him the protection which he had been directed by a celestial vision to seek under her hospitable roof. The pious maid accepted and preserved the sacred pledge which was intrusted to her prudence and courage. Without imparting the secret to any one, she instantly conducted Athanasius into her most secret chamber, and watched over his safety with the tenderness of a friend and the assiduity of a servant. As long as the danger continued, she regularly supplied him with books and provisions, washed his feet, managed his correspondence, and dexterously concealed from the eye of suspicion this familiar and solitary intercourse between a saint whose character required the most unblemished chastity, and a female whose charms might excite the most dangerous emotions. During the six years of persecution and exile, Athanasius repeated his

    visits to his fair and faithful companion; and the formal declaration, that he saw the councils of Rimini and Seleucia, forces us to believe that he was secretly present at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ir convocation. The advantage of personally negotiating with his friends, and of observing and improving the divisions of his enemies, might justify, in a prudent statesman, so bold and dangerous an enterprise: and Alexandria was connected by trade and navigation with every seaport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depth of his inaccessible retreat the intrepid primate waged an incessant and offensive war against the protector of the Arians; and his seasonable writings, which were diligently circulated and eagerly perused, contributed to unite and animate the orthodox party. In his public apologies, which he addressed to the emperor himself, he sometimes affected the praise of moderation; whilst at the same time, in secret and vehement invectives, he exposed Constantius as a weak and wicked prince, the executioner of his family, the tyrant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Antichrist of the church. In the height of his prosperity, the victorious monarch, who had chastised the rashness of Gallus, and suppressed the revolt of Sylvanus, who had taken the diadem from the head of Vetranio, and vanquished in the field the legions of Magnentius, received from an invisible hand a wound, which he could neither heal nor revenge; and the son of Constantine was the first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ho experienced the strength of those principles, which, in the cause of religion, could resist the most violent exertions of the civil power.

    The persecution of Athanasius, and of so many respectable bishops, who suffered for the truth of their opinions, or at least for the integrity of their conscience, was a just subject of indignation and discontent to all Christians, except those who were blindly devoted to the Arian faction. The people regretted the loss of their faithful pastors, whose banishment was usually followed by the intrusion of a stranger into the episcopal chair; and loudly complained, that the right of election was violated, and that they were condemned to obey a

    mercenary usurper, whose person was unknown, and whose principles were suspected. The Catholics might prove to the world, that they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guilt and heresy of their ecclesiastical governor, by publicly testifying their dissent, or by totally separating themselves from his communion. The first of these methods was invented at Antioch, and practised with such success, that it was soon diffused over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doxology or sacred hymn, which celebrates the glory of the Trinity, is susceptible of very nice, but material, inflections; and the substance of an orthodox, or an heretical, creed, may be expressed by the difference of a disjunctive, or a copulative, particle. Alternate responses, and a more regular psalmody,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public service by Flavianus and Diodorus, two devout and active laymen, who were attached to the Nicene faith. Under their conduct a swarm of monks issued from the adjacent desert, bands of well-disciplined singers were stationed in the cathedral of Antioch, the Glory to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Ghost, was triumphantly chanted by a full chorus of voices; and the Catholics insulted, by the purity of their doctrine, the Arian prelate, who had usurped the throne of the venerable Eustathius. The same zeal which inspired their songs prompted the more scrupulous members of the orthodox party to form separate assemblies, which were governed by the presbyters, till the death of their exiled bishop allowed the election and consecration of a new episcopal pastor.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ourt multiplied the number of pretenders; and the same city was often disputed,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us, by two, or three, or even four, bishops, who exercised their spiritual jurisdiction over their respective followers, and alternately lost and regained the temporal possessions of the church. The abuse of Christianity introduced into the Roman government new causes of tyranny and sedition; the bands of civil society were torn asunder by the fury of religious factions; and the obscure citizen, who might calmly have surveyed the elevation and fall of successive emperors, imagined and experienced, that his own life and fortune were connected with the interests of a popular ecclesiastic. The example of the two capitals,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may serve to re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empire, and the temper of mankind, under the reign of the sons of Constantine.

    1. The Roman pontiff, as long as he maintained his station and his principles, was guarded by the warm attachment of a great people; and could reject with scorn the prayers, the menaces, and the oblations of an heretical prince. When the eunuchs had secretly pronounced the exile of Liberius, the well-grounded apprehension of a tumult engaged them to use the utmost precautions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sentence. The capital was invested on every side, and the præfect was commanded to seize the person of the bishop, either by stratagem or by open force. The order was obeyed, and Liberius, with the greatest difficulty, at the hour of midnight, was swiftly conveyed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Roman people, before their consternation was turned into rage. As soon as they were informed of his banishment into Thrace, a general assembly was convened, and the clergy of Rome bound themselves, by a public and solemn oath, never to desert their bishop, never to acknowledge the usurper Fælix; who,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eunuchs, had been irregularly chosen and consecrated within the walls of a profane palace.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their pious obstinacy subsisted entire and unshaken; and when Constantius visited Rome, he was assailed by the importunate solicitations of a people, who had preserved, as the last remnant of their ancient freedom, the right of treating their sovereign with familiar insolence. The wives of many of the senators and most honorable citizens, after pressing their husbands to intercede in favor of Liberius, were advised to undertake a commission, which in their hands would be less dangerous, and might prove more successful. The emperor received with politeness these female deputies, whose wealth and dignity were displayed in the magnificence of their dress and ornaments: he admired their inflexible resolution of following their beloved pastor to the most distant regions of the earth; and consented that the two bishops, Liberius and Fælix, should govern in peace their respective

    congregations. But the ideas of toleration were so repugnant to the practice, and even to the sentiments, of those times, that when the answer of Constantius was publicly read in the Circus of Rome, so reasonable a project of accommodation was rejected with contempt and ridicule. The eager vehemence which animated the spectators in the decisive moment of a horse-race, was now directed towards a different object; and the Circus resounded with the shout of thousands, who repeatedly exclaimed, “One God, One Christ, One Bishop!” The zeal of the Roman people in the cause of Liberius was not confined to words alone; and the dangerous and bloody sedition which they excited soon after the departure of Constantius determined that prince to accept the submission of the exiled prelate, and to restore him to the undivided dominion of the capital. After some ineffectual resistance, his rival was expelled from the city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ower of the opposite faction; the adherents of Fælix were inhumanly murdered in the streets, in the public places, in the baths, and even in the churches; and the face of Rome, upon the return of a Christian bishop, renewed the horrid image of the massacres of Marius, and the proscriptions of Sylla.

    1. Notwithstanding the rapid increase of Christians under the reign of the Flavian family, Rome, Alexandria, and the other great cities of the empire, still contained a strong and powerful faction of Infidels, who envied the prosperity, and who ridiculed, even in their theatres, the theological disputes of the church. Constantinople alone enjoyed the advantage of being born and educated in the bosom of the faith.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had never been polluted by the worship of idols;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e people had deeply imbibed the opinions, the virtues, and the passions, which distinguished the Christians of that age from the rest of mankind. After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episcopal throne was disputed by Paul and Macedonius. By their zeal and abilities they both deserved the eminent station to which they aspired; and if the moral character of Macedonius was less exceptionable, his

    competitor had the advantage of a prior election and a more orthodox doctrine. His firm attachment to the Nicene creed, which has given Paul a place in the calendar among saints and martyrs, exposed him to the resentment of the Arians. In the space of fourteen years he was five times driven from his throne; to which he was more frequently restored by the violence of the people, than by the permission of the prince; and the power of Macedonius could be secured only by the death of his rival. The unfortunate Paul was dragged in chains from the sandy deserts of Mesopotamia to the most desolate places of Mount Taurus, confined in a dark and narrow dungeon, left six days without food, and at length strangled, by the order of Philip, one of the principal ministers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us. The first blood which stained the new capital was spilt in this ecclesiastical contest; and many persons were slain on both sides, in the furious and obstinate seditions of the people. The commission of enforcing a sentence of banishment against Paul had been intrusted to Hermogenes, the master-general of the cavalry; but the execution of it was fatal to himself. The Catholics rose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bishop; the palace of Hermogenes was consumed; the first military officer of the empire was dragged by the heels through the streets of Constantinople, and, after he expired, his lifeless corpse was exposed to their wanton insults. The fate of Hermogenes instructed Philip, the Prætorian pr æfect, to act with more precaution on a similar occasion. In the most gentle and honorable terms, he required the attendance of Paul in the baths of Zeuxippus, which had a privat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alace and the sea. A vessel, which lay ready at the garden stairs, immediately hoisted sail; and, while the people were still ignorant of the meditated sacrilege, their bishop was already embarked on his voyage to Thessalonica. They soon beheld, with surprise and indignation, the gates of the palace thrown open, and the usurper Macedonius seated by the side of the præfect on a lofty chariot, which was surrounded by troops of guards with drawn swords. The military procession advanced towards the cathedral; the Arians and the Catholics eagerly rushed to occupy that important post; and thre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 persons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confusion of the tumult. Macedonius, who was supported by a regular force, obtained a decisive victory; but his reign was disturbed by clamor and sedition; and the causes which appeared the least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 of dispute, were sufficient to nourish and to kindle the flame of civil discord. As the chapel in which the body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had been deposited was in a ruinous condition, the bishop transported those venerable remains into the church of St. Acacius. This prudent and even pious measure was represented as a wicked profanation by the whole party which adhered to the Homoousian doctrine. The factions immediately flew to arms, the consecrated ground was used as their field of battle; and one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ians has observed, as a real fact, not as a figure of rhetoric, that the well before the church overflowed with a stream of blood, which filled the porticos and the adjacent courts. The writer who should impute these tumults solely to a religious principle, would betray a very imperfect knowledge of human nature; ye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motive which misled the sincerity of zeal, and the pretence which disguised the licentiousness of passion, suppressed the remorse which, in another cause, would have succeeded to the rage of the Christians at Constantinople.

    Chapter XXI: Persecution Of Heresy, State Of The Church. —

    Part VII.

    The cruel and arbitrary disposition of Constantius, which did not always require the provocations of guilt and resistance, was justly exasperated by the tumults of his capital, and the criminal behavior of a faction, which opposed the authority and religion of their sovereign. The ordinary punishments of death, exile, and confiscation, were inflicted with partial vigor; and the Greeks still revere the holy memory of two clerks, a reader, and a sub-deacon, who were accused of the murder of Hermogenes, and beheaded at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By an edict of Constantius against the Catholics which has not

    been judged worthy of a place in the Theodosian code, those who ref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Arian bishops, and particularly with Macedonius, were deprived of the immunities of ecclesiastics, and of the rights of Christians; they were compelled to relinquish the possession of the churches; and were strictly prohibited from holding their assemblies within the walls of the city. The execution of this unjust law, in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and Asia Minor, was committed to the zeal of Macedonius;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were directed to obey his commands; and the cruelties exercised by this Semi-Arian tyrant in the support of the Homoiousion, exceeded the commission, and disgraced the reign, of Constantius. The sacraments of the church were administered to the reluctant victims, who denied the vocation, and abhorred the principles, of Macedonius. The rites of baptism were conferred on women and children, who, for that purpose, had been torn from the arms of their friends and parents; the mouths of the communicants were held open by a wooden engine, while the consecrated bread was forced down their throat; the breasts of tender virgins were either burnt with red-hot egg-shells, or inhumanly compressed between sharp and heavy boards. The Novatian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adjacent country, by their firm attachment to the Homoousian standard, deserved to be confounded with the Catholics themselves. Macedonius was informed, that a large district of Paphlagonia was almost entirely inhabited by those sectaries. He resolved either to convert or to extirpate them; and as he distrusted, on this occasion, the efficacy of 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he commanded a body of four thousand legionaries to march against the rebels, and to reduce the territory of Mantinium under his spiritual dominion. The Novatian peasants, animated by despair and religious fury, boldly encountered the invaders of their country; and though many of the Paphlagonians were slain, the Roman legions were vanquished by an irregular multitude, armed only with scythes and axes; and, except a few who escaped by an ignominious flight, four thousand soldiers were left dead on the field of battle.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us has expressed, in a concise but lively manner, some of the theological calamities which afflicted the

    empire,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East, in the reign of a prince who was the slave of his own passions, and of those of his eunuchs: “Many were imprisoned, and persecuted, and driven into exile. Whole troops of those who are styled heretics, were massacred, particularly at Cyzicus, and at Samosata. In Paphlagonia, Bithynia, Galatia, and in many other provinces, towns and villages were laid waste, and utterly destroyed.

    While the flames of the Arian controversy consumed the vitals of the empire, the African provinces were infested by their peculiar enemies, the savage fanatics, who, under the name of Circumcellions, formed the strength and scandal of the Donatist party. The severe execution of the laws of Constantine had excited a spirit of discontent and resistance, the strenuous efforts of his son Constans, to restore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exasperated the sentiments of mutual hatred, which had first occasioned the separation; and the methods of force and corruption employed by the two Imperial commissioners, Paul and Macarius, furnished the schismatics with a specious contrast between the maxims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conduct of their pretended successors. The peasants who inhabited the villages of Numidia and Mauritania, were a ferocious race, who had been imperfectly reduced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Roman laws; who were imperfectly converted to the Christian faith; but who were actuated by a blind and furious enthusiasm in the cause of their Donatist teachers. They indignantly supported the exile of their bishops, the demolition of their churches, and the interruption of their secret assemblies. The violence of the officers of justice, who were usually sustained by a military guard, was sometimes repelled with equal violence; and the blood of some popular ecclesiastics, which had been shed in the quarrel, inflamed their rude followers with an eager desire of revenging the death of these holy martyrs. By their own cruelty and rashness, the ministers of persecution sometimes provoked their fate; and the guilt of an accidental tumult precipitated the criminals into despair and rebellion. Driven from their native villages, the Donatist peasants assembled in formidable gangs on the

    edge of the Getulian desert; and readily exchanged the habits of labor for a life of idleness and rapine, which was consecrated by the name of religion, and faintly condemned by the doctors of the sect. The leaders of the Circumcellions assumed the title of captains of the saints; their principal weapon, as they were indifferently provided with swords and spears, was a huge and weighty club, which they termed an Israelite; and the well-known sound of “Praise be to God,” which they used as their cry of war, diffused consternation over the unarmed provinces of Africa. At first their depredations were colored by the plea of necessity; but they soon exceeded the measure of subsistence, indulged without control their intemperance and avarice, burnt the villages which they had pillaged, and reigned the licentious tyrants of the open country. The occupations of husbandry,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were interrupted; and as the Circumcellions pretended to restore the primitive equality of mankind, and to reform the abuses of civil society, they opened a secure asylum for the slaves and debtors, who flocked in crowds to their holy standard. When they were not resisted, they usually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plunder, but the slightest opposition provoked them to acts of violence and murder; and some Catholic priests, who had imprudently signalized their zeal, were tortured by the fanatics with the most refined and wanton barbarity. The spirit of the Circumcellions was not always exerted against their defenceless enemies; they engaged, and sometimes defeated, the troops of the province; and in the bloody action of Bagai, they attacked in the open field, but with unsuccessful valor, an advanced guard of the Imperial cavalry. The Donatists who were taken in arms, received, and they soon deserved, the same treatment which might have been shown to the wild beasts of the desert. The captives died, without a murmur, either by the sword, the axe, or the fire; and the measures of retaliation were multiplied in a rapid proportion, which aggravated the horrors of rebellion, and excluded the hope of mutual forgivenes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present century, the example of the Circumcellions has been renewed in the persecution, the boldness, the crimes,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Camisards; and if the fanatics of Languedoc surpassed those of Numidia, by their military achievements, the Africans maintained their fierce independence with more resolution and perseverance.

    Such disorders are the natural effects of religious tyranny, but the rage of the Donatists was inflamed by a frenzy of a very extraordinary kind; and which, if it really prevailed among them in so extravagant a degree, cannot surely be paralleled in any country or in any age. Many of these fanatics were possessed with the horror of life, and the desire of martyrdom; and they deemed it of little moment by what means, or by what hands, they perished, if their conduct was sanctified by the intention of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glory of the true faith, and the hope of eternal happiness. Sometimes they rudely disturbed the festivals, and profaned the temples of Paganism, with the design of exciting the most zealous of the idolaters to revenge the insulted honor of their gods. They sometimes forced their way into the courts of justice, and compelled the affrighted judge to give orders for their immediate execution. They frequently stopped travellers on the public highways, and obliged them to inflict the stroke of martyrdom, by the promise of a reward, if they consented, and by the threat of instant death, if they refused to grant so very singular a favor. When they were disappointed of every other resource, they announced the day on which,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they should east themselves headlong from some lofty rock; and many precipices were shown, which had acquired fame by the number of religious suicides. In the actions of these desperate enthusiasts, who were admired by one party as the martyrs of God, and abhorred by the other as the victims of Satan, an impartial philosopher may discover the influence and the last abuse of that inflexible spirit which was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the character and principles of the Jewish nation.

    The simple narrative of the intestine divisions, which distracted the peace, and dishonored the triumph, of the

    church, will confirm the remark of a Pagan historian, and justify the complaint of a venerable bishop. The experience of Ammianus had convinced him, that the enmity of the Christians towards each other, surpassed the fury of savage beasts against man; and Gregory Nazianzen most pathetically laments, that the kingdom of heaven was converted, by discord, into the image of chaos, of a nocturnal tempest, and of hell itself. The fierce and partial writers of the times, ascribing all virtue to themselves, and imputing all guilt to their adversaries, have painted the battle of the angels and dæmons. Our calmer reason will reject such pure and perfect monsters of vice or sanctity, and will impute an equal, or at least an indiscriminate, measure of good and evil to the hostile sectaries, who assumed and bestowed the appellations of orthodox and heretics. They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same religion and the same civil society. Their hopes and fears in the present, or in a future life, were balanc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On either side, the error might be innocent, the faith sincere, the practice meritorious or corrupt. Their passions were excited by similar objects; and they might alternately abuse the favor of the court, or of the people. The metaphysical opinions of the Athanasians and the Arians could not influence their moral character; and they were alike actuated by the intolerant spirit which has been extracted from the pure and simple maxims of the gospel.

    A modern writer, who, with a just confidence, has prefixed to his own history the honorable epithets of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accuses the timid prudence of Montesquieu, for neglecting to enumerate, among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a law of Constantine, by which the exercise of the Pagan worship was absolutely suppressed, and a considerable part of his subjects was left destitute of priests, of temples, and of any public religion. The zeal of the philosophic historian for the rights of mankind, has induced him to acquiesce in the ambiguous testimony of those ecclesiastics, who have too lightly ascribed to their favorite hero the merit of a general persecution. Instead of alleging this imaginary law, which

    would have blazed in the front of the Imperial codes, we may safely appeal to the original epistle, which Constantine addressed to the followers of the ancient religion; at a time when he no longer disguised his conversion, nor dreaded the rivals of his throne. He invites and exhorts, in the most pressing terms, the subjects of the Roman empire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their master; but he declares, that those who still refuse to open their eyes to the celestial light, may freely enjoy their temples and their fancied gods. A report, that the ceremonies of paganism were suppressed, is formally contradicted by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wisely assigns, as the principle of his moderation, the invincible force of habit, of prejudice, and of superstition. Without violating the sanctity of his promise, without alarming the fears of the Pagans, the artful monarch advanced, by slow and cautious steps, to undermine the irregular and decayed fabric of polytheism. The partial acts of severity which he occasionally exercised, though they were secretly promoted by a Christian zeal, were colored by the fairest pretences of justice and the public good; and while Constantine designed to ruin the foundations, he seemed to reform the abuses, of the ancient religion.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wisest of his predecessors, he condemned, under the most rigorous penalties, the occult and impious arts of divination; which excited the vain hopes, and sometimes the criminal attempts, of those who were discontented with their present condition. An ignominious silence was imposed on the oracles, which had been publicly convicted of fraud and falsehood; the effeminate priests of the Nile were abolished; and Constantine discharged the duties of a Roman censor, when he gave orders for the demolition of several temples of Phnicia; in which every mode of prostitution was devoutly practised in the face of day, and to the honor of Venus. The Imperial city of Constantinople was, in some measure, raised at the expense, and was adorn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opulent temples of Greece and Asia; the sacred property was confiscated; the statues of gods and heroes were transported, with rude familiarity, among a people who considered them as objects, not of adoration, but of curiosity; the gold and silver were restored to circulation; and the magistrates, the bishops,

    and the eunuchs, improved the fortunate occasion of gratifying, at once, their zeal, their avarice, and their resentment. But these depredations were confined to a small part of the Roman world; and the provinces had been long since accustomed to endure the same sacrilegious rapine, from the tyranny of princes and proconsuls, who could not be suspected of any design to subvert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The sons of Constantine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ir father, with more zeal, and with less discretion. The pretences of rapine and oppression were insensibly multiplied; every indulgence was shown to the illegal behavior of the Christians; every doubt was explained to the disadvantage of Paganism; and the demolition of the temples was celebrated as one of the auspicious events of the reign of Constans and Constantius. The name of Constantius is prefixed to a concise law, which might have superseded the necessity of any future prohibitions. “It is our pleasure, that in all places, and in all cities, the temples be immediately shut, and carefully guarded, that none may have the power of offending. It is likewise our pleasure, that all our subjects should abstain from sacrifices. If any one should be guilty of such an act, let him feel the sword of vengeance, and after his execution, let his property be confiscated to the public use. We denounce the same penalties against the governors of the provinces, if they neglect to punish the criminals.” But there is the strongest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is formidable edict was either composed without being published, or was published without being executed. The evidence of facts, and the monuments which are still extant of brass and marble, continue to prove the public exercise of the Pagan worship during the whole reign of the sons of Constantine. In the East, as well as in the West, in cities, as well as in the country, a great number of temples were respected, or at least were spared; and the devout multitude still enjoyed the luxury of sacrifices, of festivals, and of processions, by the permission, or by the connivance,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About four years after the supposed date of this bloody edict, Constantius visited the temples of Rome;

    and the decency of his behavior is recommended by a pagan orator as an example worthy of the imitation of succeeding princes. “That emperor,” says Symmachus, “suffered the privileges of the vestal virgins to remain inviolate; he bestowed the sacerdotal dignities on the nobles of Rome, granted the customary allowance to defray the expenses of the public rites and sacrifices; and, though he had embraced a different religion, he never attempted to deprive the empire of the sacred worship of antiquity.” The senate still presumed to consecrate, by solemn decrees, the divine memory of their sovereigns; and Constantine himself was associated, after his death, to those gods whom he had renounced and insulted during his life. The title, the ensigns, the prerogatives, of sovereign pontiff, which had been instituted by Numa, and assumed by Augustus, were accepted, without hesitation, by seven Christian emperors; who were invested with a more absolute authority over the religion which they had deserted, than over that which they professed.

    The divisions of Christianity suspended the ruin of Paganism; and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was less vigorously prosecuted by princes and bishops, who were more immediately alarmed by the guilt and danger of domestic rebellion. The extirpation of idolatry might have been justified by the established principles of intolerance: but the hostile sects, which alternately reigned in the Imperial court were mutually apprehensive of alienating, and perhaps exasperating, the minds of a powerful, though declining faction. Every motive of authority and fashion, of interest and reason, now militated on the side of Christianity; but two or three generations elapsed, before their victorious influence was universally felt. The religion which had so long and so lately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Roman empire was still revered by a numerous people, less attached indeed to speculative opinion, than to ancient custom.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and army were indifferently bestowed on all the subjects of Constantine and Constantius; and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knowledge and wealth and valor was still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polytheism.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senator and of the peasant, of the poet and the philosopher, was derived from very different causes, but they met with equal devotion in the temples of the gods. Their zeal was insensibly provoked by the insulting triumph of a proscribed sect; and their hopes were revived by the well-grounded confidence, that the presumptive heir of the empire, a young and valiant hero, who had delivered Gaul from the arms of the Barbarians, had secretly embraced the religion of his ancestors.

    Chapter XXII:

    Julian Declared Emperor.

    Part I

    Julian Is Declared Emperor By The Legions Of Gaul. — His March And Success. — The Death Of Constantius. —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Julian.

    While the Romans languished under the ignominious tyranny of eunuchs and bishops, the praises of Julian were repeated with transport in every part of the empire, except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us.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had felt, and still dreaded, the arms of the young Cæsar; his soldiers were the companions of his victory; the grateful provincials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his reign; but the favorites, who had opposed his elevation, were offended by his virtues; and they justly considered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as the enemy of the court. As long as the fame of Julian was doubtful, the buffoons of the palace, who were skilled in the language of satire, tried the efficacy of those arts which they had so often practised with success. They easily discovered, that his simplicity was not exempt from affectation: the ridiculous epithets of a hairy savage, of an ape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were applied to the dress and person of the philosophic warrior; and his modest despatches were stigmatized as the vain and elaborate fictions of a loquacious Greek, a speculative soldier, who had studied the art of war amidst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The voice of malicious folly was at length silenced by the shouts of victory;

    the conqueror of the Franks and Alemanni could no longer be painted as an object of contempt; and the monarch himself was meanly ambitious of stealing from his lieutenant the honorable reward of his labors. In the letters crowned with laurel, which, according to ancient custom, were addressed to the provinces, the name of Julian was omitted. “Constantius had made his dispositions in person; hehad signalized his valor in the foremost ranks; his military conduct had secured the victory; and the captive king of the barbarians was presented to him on the field of battle,” from which he was at that time distant about forty days’ journey. So extravagant a fable was incapable, however, of deceiving the public credulity, or even of satisfying the pride of the emperor himself. Secretly conscious that the applause and favor of the Romans accompanied the rising fortunes of Julian, his discontented mind was prepared to receive the subtle poison of those artful sycophants, who colored their mischievous designs with the fairest appearances of truth and candor. Instead of depreciating the merits of Julian, they acknowledged, and even exaggerated, his popular fame, superior talents, and important services. But they darkly insinuated, that the virtues of the Cæsar might instantly be converted into the most dangerous crimes, if the inconstant multitude should prefer their inclinations to their duty; or if the general of a victorious army should be tempted from his allegiance by the hopes of revenge and independent greatness. The personal fears of Constantius were interpreted by his council as a laudable anxiety for the public safety; whilst in private, and perhaps in his own breast, he disguised, under the less odious appellation of fear, the sentiments of hatred and envy, which he had secretly conceived for the inimitable virtues of Julian.

    The apparent tranquillity of Gaul, and the imminent danger of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fered a specious pretence for the design which was artfully concerted by the Imperial ministers. They resolved to disarm the Cæsar; to recall those faithful troops who guarded his person and dignity; and to employ, in a distant war against the Persian monarch, the hardy veterans

    who had vanquished,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the fiercest nations of Germany. While Julian used the laborious hours of his winter quarters at Pari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ower, which, in his hands, was the exercise of virtue,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hasty arrival of a tribune and a notary, with positive orders, from the emperor, which they were directed to execute, and he was commanded not to oppose. Constantius signified his pleasure, that four entire legions, the Celtæ, and Petulants, the Heruli, and the Batavians,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standard of Julian, under which they had acquired their fame and discipline; that in each of the remaining bands three hundred of the bravest youths should be selected; and that this numerous detachment, the strength of the Gallic army, should instantly begin their march, and exert their utmost diligence to arrive, before the opening of the campaign, on the frontiers of Persia. The Cæsar foresaw and lamented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fatal mandate. Most of the auxiliaries, who engaged their voluntary service, had stipulated, that they should never be obliged to pass the Alps. The public faith of Rome, and the personal honor of Julian, had been pledged for the observance of this condition. Such an act of treachery and oppression would destroy the confidence, and excite the resentment, of the independent warriors of Germany, who considered truth as the noblest of their virtues, and freedom as the most valuable of their possessions. The legionaries, who enjoyed the title and privileges of Romans, were enlisted for the general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but those mercenary troops heard with cold indifference the antiquated names of the republic and of Rome. Attached, either from birth or long habit, to the climate and manners of Gaul, they loved and admired Julian; they despised, and perhaps hated, the emperor; they dreaded the laborious march, the Persian arrows, and the burning deserts of Asia. They claimed as their own the country which they had saved; and excused their want of spirit, by pleading the sacred and more immediate duty of protecting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The apprehensions of the Gauls were derived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impending and inevitable danger. As soon as the provinces were exhausted of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the

    Germans would violate a treaty which had been imposed on their fears;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abilities and valor of Julian, the general of a nominal army, to whom the public calamities would be imputed, must find himself, after a vain resistance, either a prisoner in the camp of the barbarians, or a criminal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us. If Julian complied with the orders which he had received, he subscribed his own destruction, and that of a people who deserved his affection. But a positive refusal was an act of rebellion, and a declaration of war. The inexorable jealousy of the emperor, the peremptory, and perhaps insidious, nature of his commands, left not any room for a fair apology, or candid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ependent station of the Cæsar scarcely allowed him to pause or to deliberate. Solitude increased the perplexity of Julian; he could no longer apply to the faithful counsels of Sallust, who had been removed from his office by the judicious malice of the eunuchs: he could not even enforce his representations by the concurrence of the ministers, who would have been afraid or ashamed to approve the ruin of Gaul. The moment had been chosen, when Lupicinus, the general of the cavalry, was despatched into Britain, to repulse the inroads of the Scots and Picts; and Florentius was occupied at Vienna by the assessment of the tribute. The latter, a crafty and corrupt statesman, declining to assume a responsible part on this dangerous occasion, eluded the pressing and repeated invitations of Julian, who represented to him, that in every important measure, the presence of the præfect was indispensable in the council of the prince. In the mean while the Cæsar was oppressed by the rude and importunate solicitations of the Imperial messengers, who presumed to suggest, that if he expected the return of his ministers, he would charge himself with the guilt of the delay, and reserve for them the merit of the execution. Unable to resist, unwilling to comply, Julian expressed, in the most serious terms, his wish, and even his intention, of resigning the purple, which he could not preserve with honor, but which he could not abdicate with safety.

    After a painful conflict, Julian was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at obedience was the virtue of the most eminent subject, and that the sovereign alone was entitled to judge of the public welfare. He issued the necessary orders for carrying into execution the commands of Constantius; a part of the troops began their march for the Alps; and the detachments from the several garrisons moved towards their respective places of assembly. They advanced with difficulty through the trembling and affrighted crowds of provincials, who attempted to excite their pity by silent despair, or loud lamentations, while the wives of the soldiers, holding their infants in their arms, accused the desertion of their husbands, in the mixed language of grief, of tenderness, and of indignation. This scene of general distress afflicted the humanity of the Cæsar; he granted a sufficient number of post-wagons to transport the wives and families of the soldiers, endeavored to alleviate the hardships which he was constrained to inflict, and increased, by the most laudable arts, his own popularity, and the discontent of the exiled troops. The grief of an armed multitude is soon converted into rage; their licentious murmurs, which every hour were communicated from tent to tent with more boldness and effect, prepared their minds for the most daring acts of sedition; and by the connivance of their tribunes, a seasonable libel was secretly dispersed, which painted in lively colors the disgrace of the Cæsar, the oppression of the Gallic army, and the feeble vices of the tyrant of Asia. The servants of Constantius were astonished and alarmed by the progress of this dangerous spirit. They pressed the Cæsar to hasten the departure of the troops; but they imprudently rejected the honest and judicious advice of Julian; who proposed that they should not march through Paris, and suggested the danger and temptation of a last interview.

    As soon as the approach of the troops was announced, the Cæsar went out to meet them, and ascended his tribunal, which had been erected in a plain before the gates of the city.

    After distinguishing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who by their rank or merit deserved a peculiar attention, Julian addressed himself in a studied oration to the surrounding multitude: he celebrated their exploits with grateful applause; encouraged them to accept, with alacrity, the honor of serving under the eye of a powerful and liberal monarch; and admonished them, that the commands of Augustus required an instant and cheerful obedience. The soldiers, who were apprehensive of offending their general by an indecent clamor, or of belying their sentiments by false and venal acclamations, maintained an obstinate silence; and after a short pause, were dismissed to their quarters. The principal officers were entertained by the Cæsar, who professed, in the warmest language of friendship, his desire and his inability to reward, according to their deserts, the brave companions of his victories. They retired from the feast, full of grief and perplexity; and lamented the hardship of their fate, which tore them from their beloved general and their native country. The only expedient which could prevent their separation was boldly agitated and approved the popular resentment was insensibly moulded into a regular conspiracy; their just reasons of complaint were heightened by passion, and their passions were inflamed by wine; as, on the eve of their departure, the troops were indulged in licentious festivity. At the hour of midnight, the impetuous multitude, with swords, and bows, and torches in their hands, rushed into the suburbs; encompassed the palace; and, careless of future dangers, pronounced the fatal and irrevocable words, Julian Augustus! The prince, whose anxious suspense was interrupted by their disorderly acclamations, secured the doors against their intrusion; and as long as it was in his power, secluded his person and dignity from the accidents of a nocturnal tumult. At the dawn of day, the soldiers, whose zeal was irritated by opposition, forcibly entered the palace, seized, with respectful violence, the object of their choice, guarded Julian with drawn swords through the streets of Paris, placed him on the tribunal, and with repeated shouts saluted him as their emperor. Prudence, as well as loyalty, inculcated the propriety of resisting their treasonable designs; and of preparing, for his oppressed virtue, the excuse

    of violence. Addressing himself by turns to the multitude and to individuals, he sometimes implored their mercy, and sometimes expressed his indignation; conjured them not to sully the fame of their immortal victories; and ventured to promise, that if they would immediately return to their allegiance, he would undertake to obtain from the emperor not only a free and gracious pardon, but even the revocation of the orders which had excited their resentment. But the soldiers, who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guilt, chose rather to depend on the gratitude of Julian, than on the clemency of the emperor. Their zeal was insensibly turned into impatience, and their impatience into rage. The inflexible Cæsar sustained, till the third hour of the day, their prayers, their reproaches, and their menaces; nor did he yield, till he had been repeatedly assured, that if he wished to live, he must consent to reign. He was exalted on a shield in the presence, and amidst the unanimous acclamations, of the troops; a rich military collar, which was offered by chance, supplied the want of a diadem; the ceremony was concluded by the promise of a moderate donative; and the new emperor, overwhelmed with real or affected grief retired into the most secret recesses of his apartment.

    The grief of Julian could proceed only from his innocence; out his innocence must appear extremely doubtful in the eyes of those who have learned to suspect the motives and the professions of princes. His lively and active mind was susceptible of the various impressions of hope and fear, of gratitude and revenge, of duty and of ambition, of the love of fame, and of the fear of reproach. But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calculate the respective weight and operation of these sentiments; or to ascertain the principles of action which might escape the observation, while they guided, or rather impelled, the steps of Julian himself. The discontent of the troops was produced by the malice of his enemies; their tumult was the natural effect of interest and of passion; and if Julian had tried to conceal a deep design under the appearances of chance, he must have employed the most

    consummate artifice without necessity, and probably without success. He solemnly declares, in the presence of Jupiter, of the Sun, of Mars, of Minerva, and of all the other deities, that till the close of the evening which preceded his elevation, he was utterly ignorant of the designs of the soldiers; and it may seem ungenerous to distrust the honor of a hero and the truth of a philosopher. Yet the superstitious confidence that Constantius was the enemy, and that he himself was the favorite, of the gods, might prompt him to desire, to solicit, and even to hasten the auspicious moment of his reign, which was predestined to restore the ancient religion of mankind. When Julian had received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conspiracy, he resigned himself to a short slumber; and afterwards related to his friends that he had seen the genius of the empire waiting with some impatience at his door, pressing for admittance, and reproaching his want of spirit and ambition. Astonished and perplexed, he addressed his prayers to the great Jupiter, who immediately signified, by a clear and manifest omen, that he should submit to the will of heaven and of the army. The conduct which disclaims the ordinary maxims of reason, excites our suspicion and eludes our inquiry. Whenever the spirit of fanaticism, at once so credulous and so crafty, has insinuated itself into a noble mind, it insensibly corrodes the vital principles of virtue and veracity.

    To moderate the zeal of his party, to protect the persons of his enemies, to defeat and to despise the secret enterprises which were formed against his life and dignity, were the cares which employed the first days of the reign of the new emperor. Although he was firmly resolved to maintain the station which he had assumed, he was still desirous of saving his country from the calamities of civil war, of declining a contest with the superior forces of Constantius, and of preserving his own character from the reproach of perfidy and ingratitude. Adorned with the ensigns of military and imperial pomp, Julian showed himself in the field of Mars to the soldiers, who glowed with ardent enthusiasm in the cause of their pupil,

    their leader, and their friend. He recapitulated their victories, lamented their sufferings, applauded their resolution, animated their hopes, and checked their impetuosity; nor did he dismiss the assembly, till he had obtained a solemn promise from the troops, that i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would subscribe an equitable treaty, they would renounce any views of conquest, and satisfy themselves with the tranquil possession of the Gallic provinces. On this foundation he composed, in his own name, and in that of the army, a specious and moderate epistle, which was delivered to Pentadius, his master of the offices, and to his chamberlain Eutherius; two ambassadors whom he appointed to receive the answer, and observe the dispositions of Constantius. This epistle is inscribed with the modest appellation of Cæsar; but Julian solicits in a peremptory, though respectful, manner,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title of Augustus. He acknowledges the irregularity of his own election, while he justifies, in some measure, the resentment and violence of the troops which had extorted his reluctant consent. He allows the supremacy of his brother Constantius; and engages to send him an annual present of Spanish horses, to recruit his army with a select number of barbarian youths, and to accept from his choice a Prætorian præfect of approved discretion and fidelity. But he reserves for himself the nomination of his other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with the troops, the revenue,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Alps. He admonishes the emperor to consult the dictates of justice; to distrust the arts of those venal flatterers, who subsist only by the discord of princes; and to embrace the offer of a fair and honorable treaty, equally advantageous to the republic and to the house of Constantine. In this negotiation Julian claimed no more than he already possessed. The delegated authority which he had long exercised over the provinces of Gaul, Spain, and Britain, was still obeyed under a name more independent and august. The soldiers and the people rejoiced in a revolution which was not stained even with the blood of the guilty. Florentius was a fugitive; Lupicinus a prisoner. The persons who were disaffected to the new government were disarmed and secured; and the vacant offices we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 recommendation of merit, by a prince who despised the intrigues of the palace, and the clamors of the soldiers.

    The negotiations of peace were accompanied and supported by the most vigorous preparations for war. The army, which Julian held in readiness for immediate action, was recruited and augmented by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s. The cruel persecutions of the faction of Magnentius had filled Gaul with numerous bands of outlaws and robbers. They cheerfully accepted the offer of a general pardon from a prince whom they could trust, submitted to the restraints of military discipline, and retained only their implacable hatred to the person and government of Constantius. As soon as the season of the year permitted Julian to take the field, he appeared at the head of his legions; threw a bridge over the Rhin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leves; and prepared to chastise the perfidy of the Attuarii, a tribe of Franks, who presumed that they might ravage, with impunity, the frontiers of a divided empire. The difficulty, as well as glory, of this enterprise, consisted in a laborious march; and Julian had conquered, as soon as he could penetrate into a country, which former princes had considered as inaccessible. After he had given peace to the Barbarians, the emperor carefully visited the fortifications along the Rhine from Cleves to Basil; surveyed, with peculiar attention, the territories which he had recover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Alemanni, passed through Besançon, which had severely suffered from their fury, and fixed his headquarters at Vienna for the ensuing winter. The barrier of Gaul was improved and strengthened with additional fortifications; and Julian entertained some hopes that the Germans, whom he had so often vanquished, might, in his absence, be restrained by the terror of his name. Vadomair was the only prince of the Alemanni whom he esteemed or feared and while the subtle Barbarian affected to observe the faith of treaties, the progress of his arms threatened the state with an unseasonable and dangerous war. The policy of Julian condescended to surprise the prince of the Alemanni by his own arts: and Vadomair, who, in the character of a friend, had incautiously accepted an invitation from the Roman governors, was seized in the midst of the entertainment, and sent away prisoner into the heart of Spain. Before the Barbarians were recovered from their amazement, the emperor appeared in arms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once more crossing the river, renewed the deep impressions of terror and respect which had been already made by four preceding expeditions.

    Chapter XXII: Julian Declared Emperor. —

    Part II.

    The ambassadors of Julian had been instructed to execute, with the utmost diligence, their important commission. But, in their passage through Italy and Illyricum, they were detained by the tedious and affected delays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they were conducted by slow journey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Cæsarea in Cappadocia; and when at length they were admitted to the presence of Constantius, they found that he had already conceived, from the despatches of his own officers, the most un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conduct of Julian, and of the Gallic army. The letters were heard with impatience; the trembling messengers were dismissed with indignation and contempt; and the looks, gestures, the furious language of the monarch, expressed the disorder of his soul. The domestic connection, which might have reconciled the brother and the husband of Helena, was recently dissolved by the death of that princess, whose pregnancy had been several times fruitless, and was at last fatal to herself. The empress Eusebia had preserved, to the last moment of her life, the warm, and even jealous, affection which she had conceived for Julian; and her mild influence might have moderated the resentment of a prince, who, since her death, was abandoned to his own passions, and to the arts of his eunuchs. But the terror of a foreign invasion obliged him to suspend the punishment of a private enemy: he continued his march towards the confines of Persia, and thought it sufficient to signify the conditions which

    might entitle Julian and his guilty followers to the clemency of their offended sovereign. He required, that the presumptuous Cæsar should expressly renounce the appellation and rank of Augustus, which he had accepted from the rebels; that he should descend to his former station of a limited and dependent minister; that he should vest the powers of the state and army in the hands of those officers who were appointed by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at he should trust his safety to the assurances of pardon, which were announced by Epictetus, a Gallic bishop, and one of the Arian favorites of Constantius. Several months were ineffectually consumed in a treaty which was negotiated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thousand miles between Paris and Antioch; and, as soon as Julian perceived that his modest and respectful behavior served only to irritate the pride of an implacable adversary, he boldly resolved to commit his life and fortune to the chance of a civil war. He gave a public and military audience to the quæstor Leonas: the haughty epistle of Constantius was read to the attentive multitude; and Julian protested, with the most flattering deference, that he was ready to resign the title of Augustus, if he could obtain the consent of those whom he acknowledged as the authors of his elevation. The faint proposal was impetuously silenced; and the acclamations of “Julian Augustus, continue to reign,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army, of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which you have saved,” thundered at onc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field, and terrified the pale ambassador of Constantius. A part of the letter was afterwards read, in which the emperor arraigned the ingratitude of Julian, whom he had invested with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whom he had educated with so much care and tenderness; whom he had preserved in his infancy, when he was left a helpless orphan. “An orphan!” interrupted Julian, who justified his cause by indulging his passions: “does the assassin of my family reproach me that I was left an orphan? He urges me to revenge those injuries which I have long studied to forget.” The assembly was dismissed; and Leonas, who, with some difficulty, had been protected from the popular fury, was sent back to his master with an epistle, in which Julian expressed, in a strain of the most vehement eloquence,

    the sentiments of contempt, of hatred, and of resentment, which had been suppressed and imbittered by the dissimulation of twenty years. After this message, which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signal of irreconcilable war, Julian, who, some weeks before, had celebrated the Christian festival of the Epiphany, made a public declaration that he committed the care of his safety to the Immortal Gods; and thus publicly renounced the religion as well as the friendship of Constantius.

    The situation of Julian required a vigorous and immediate resolution. He had discovered, from intercepted letters, that his adversary, sacrificing the interest of the state to that of the monarch, had again excited the Barbarians to invade the provinces of the West. The position of two magazines, one of them collected on the banks of the Lake of Constance, the other formed at the foot of the Cottian Alps, seemed to indicate the march of two armies; and the size of those magazines, each of which consisted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quarters of wheat, or rather flour, was a threatening evidence of the strength and numbers of the enemy who prepared to surround him. But the Imperial legions were still in their distant quarters of Asia; the Danube was feebly guarded; and if Julian could occupy, by a sudden incursion, the important provinces of Illyricum, he might expect that a people of soldiers would resort to his standard, and that the rich mines of gold and silver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expenses of the civil war. He proposed this bold enterprise to the assembly of the soldiers; inspired them with a just confidence in their general, and in themselves; and exhorted them to maintain their reputation of being terrible to the enemy, moderate to their fellow-citizens, and obedient to their officers. His spirited discourse was received with the loudest acclamations, and the same troops which had taken up arms against Constantius, when he summoned them to leave Gaul, now declared with alacrity, that they would follow Julian to the farthest extremities of Europe or Asia. The oath of fidelity was administered; and the soldiers, clashing their shields, and pointing their drawn

    swords to their throats, devoted themselves, with horrid imprecations, to the service of a leader whom they celebrated as the deliverer of Gaul and the conqueror of the Germans. This solemn engagement, which seemed to be dictated by affection rather than by duty, was singly opposed by Nebridius, who had been admitted to the office of Prætorian præfect. That faithful minister, alone and unassisted, asserted the rights of Constantius, in the midst of an armed and angry multitude, to whose fury he had almost fallen an honorable, but useless sacrifice. After losing one of his hands by the stroke of a sword, he embraced the knees of the prince whom he had offended. Julian covered the præfect with his Imperial mantle, and, protecting him from the zeal of his followers, dismissed him to his own house, with less respect than was perhaps due to the virtue of an enemy. The high office of Nebridius was bestowed on Sallust; and the provinces of Gaul, which were now delivered from the intolerable oppression of taxes, enjoyed the mild and equitabl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riend of Julian, who was permitted to practise those virtues which he had instilled into the mind of his pupil.

    The hopes of Julian depended much less on the number of his troops, than on the celerity of his motions. In the execution of a daring enterprise, he availed himself of every precaution, as far as prudence could suggest; and where prudence could no longer accompany his steps, he trusted the event to valor and to fortun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Basil he assembled and divided his army. One body, which consisted of ten thousand men, was directed under the command of Nevitta, general of the cavalry, to advance through the midland parts of Rhætia and Noricum. A similar division of troops, under the orders of Jovius and Jovinus, prepared to follow the oblique course of the highways, through the Alps, and the northern confines of Italy. The instructions to the generals were conceived with energy and precision: to hasten their march in close and compact columns, which, according to the disposition of the ground, might readily be changed into any order of battle; to secure themselves against the surprises of the night by strong

    posts and vigilant guards; to prevent resistance by their unexpected arrival; to elude examination by their sudden departure; to spread the opinion of their strength, and the terror of his name; and to join their sovereign under the walls of Sirmium. For himself Julian had reserved a more difficult and extraordinary part. He selected three thousand brave and active volunteers, resolved, like their leader, to cast behind them every hope of a retreat; at the head of this faithful band, he fearlessly plunged into the recesses of the Marcian, or Black Forest, which conceals the sources of the Danube; and, for many days, the fate of Julian was unknown to the world. The secrecy of his march, his diligence, and vigor, surmounted every obstacle; he forced his way over mountains and morasses, occupied the bridges or swam the rivers, pursued his direct course, without reflecting whether he traversed the territory of the Romans or of the Barbarians, and at length emerged, between Ratisbon and Vienna, at the place where he designed to embark his troops on the Danube. By a well-concerted stratagem, he seized a fleet of light brigantines, as it lay at anchor; secured a apply of coarse provisions 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 indelicate, and voracious, appetite of a Gallic army; and boldly committed himself to the stream of the Danube. The labors of the mariners, who plied their oars with incessant diligence, and the steady continuance of a favorable wind, carried his fleet above seven hundred miles in eleven days; and he had already disembarked his troops at Bononia, * only nineteen miles from Sirmium, before his enemies could receive any certain intelligence that he had left the banks of the Rhine. In the course of this long and rapid navigation, the mind of Julian was fixed on the object of his enterprise; and though he accepted the deputations of some cities, which hastened to claim the merit of an early submission, he passed before the hostile stations, which were placed along the river, without indulging the temptation of signalizing a useless and ill-timed valor.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were crowded on either side with spectators, who gazed on the military pomp, anticipat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event, and diffused through the adjacent country the fame of a young hero, who advanced with more than mortal speed at the head of the innumerable

    forces of the West. Lucilian, who, with the rank of general of the cavalry, commanded the military powers of Illyricum, was alarmed and perplexed by the doubtful reports, which he could neither reject nor believe. He had taken some slow and irresolute measures for the purpose of collecting his troops, when he was surprised by Dagalaiphus, an active officer, whom Julian, as soon as he landed at Bononia, had pushed forwards with some light infantry. The captive general, uncertain of his life or death, was hastily thrown upon a horse, and conducted to the presence of Julian; who kindly raised him from the ground, and dispelled the terror and amazement which seemed to stupefy his faculties. But Lucilian had no sooner recovered his spirits, than he betrayed his want of discretion, by presuming to admonish his conqueror that he had rashly ventured, with a handful of men, to expose his person in the midst of his enemies. “Reserve for your master Constantius these timid remonstrances,” replied Julian, with a smile of contempt: “when I gave you my purple to kiss, I received you not as a counsellor, but as a suppliant.” Conscious that success alone could justify his attempt, and that boldness only could command success, he instantly advanced, at the head of three thousand soldiers, to attack the strongest and most populous city of the Illyrian provinces. As he entered the long suburb of Sirmium, he was received by the joyful acclamations of the army and people; who, crowned with flowers, and holding lighted tapers in their hands, conducted their acknowledged sovereign to his Imperial residence. Two days were devoted to the public joy, which was celebrated by the games of the circus; but, early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day, Julian marched to occupy the narrow pass of Succi, in the defiles of Mount Hæmus; which, almost in the midway between Sirmium and Constantinople, separates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and Dacia, by an abrupt descent towards the former, and a gentle declivity on the side of the latter. The defence of this important post was intrusted to the brave Nevitta; who, as well as the generals of the Italian division, successfully executed the plan of the march and junction which their master had so ably conceived.

    The homage which Julian obtained, from the fears or the inclination of the people, extended far beyond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his arms. The præfectures of Italy and Illyricum were administered by Taurus and Florentius, who united that important office with the vain honors of the consulship; and as those magistrates had retired with precipitation to the court of Asia, Julian, who could not always restrain the levity of his temper, stigmatized their flight by adding, in all the Acts of the Year, the epithet of fugitive to the names of the two consuls. The provinces which had been deserted by their first magistrates acknowledged the authority of an emperor, who, conciliating the qualities of a soldier with those of a philosopher, was equally admired in the camps of the Danube and in the cities of Greece. From his palace, or, more properly, from his head-quarters of Sirmium and Naissus, he distributed to the principal cities of the empire, a labored apology for his own conduct; published the secret despatches of Constantius; and solicited the judgment of mankind between two competitors, the one of whom had expelled, and the other had invited, the Barbarians. Julian, whose mind was deeply wounded by the reproach of ingratitude, aspired to maintain, by argument as well as by arms, the superior merits of his cause; and to excel, not only in the arts of war, but in those of composition. His epistle to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Athens seems to have been dictated by an elegant enthusiasm; which prompted him to submit his actions and his motives to the degenerate Athenians of his own times, with the same humble deference as if he had been pleading, in the days of Aristides, before the tribunal of the Areopagus. His application to the senate of Rome, which was still permitted to bestow the titles of Imperial power, was agreeable to the forms of the expiring republic. An assembly was summoned by Tertullus, præfect of the city; the epistle of Julian was read; and, as he appeared to be master of Italy his claims were admitted without a dissenting voice. His oblique censure of the innovations of Constantine, and his passionate invective against the vices of Constantius, were heard with less satisfaction; and the senate, as if Julian had been present,

    unanimously exclaimed, “Respect, we beseech you, the author of your own fortune.” An artful expression, which, according to the chance of war, might be differently explained; as a manly reproof of the ingratitude of the usurper, or as a flattering confession, that a single act of such benefit to the state ought to atone for all the failings of Constantius.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march and rapid progress of Julian was speedily transmitted to his rival, who, by the retreat of Sapor, had obtained some respite from the Persian war. Disguising the anguish of his soul under the semblance of contempt, Constantius professed his intention of returning into Europe, and of giving chase to Julian; for he never spoke of his military expedition in any other light than that of a hunting party. In the camp of Hierapolis, in Syria, he communicated this design to his army; slightly mentioned the guilt and rashness of the Cæsar; and ventured to assure them, that if the mutineers of Gaul presumed to meet them in the field, they would be unable to sustain the fire of their eyes, and the irresistible weight of their shout of onset. The speech of the emperor was received with military applause, and Theodotus,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of Hierapolis, requested, with tears of adulation, that his city might be adorned with the head of the vanquished rebel. A chosen detachment was despatched away in post-wagons, to secure, if it were yet possible, the pass of Succi; the recruits, the horses, the arms, and the magazines, which had been prepared against Sapor, were appropri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civil war; and the domestic victories of Constantius inspired his partisans with the most sanguine assurances of success. The notary Gaudentius had occupied in his name the provinces of Africa; the subsistence of Rome was intercepted; and the distress of Julian was increased by an unexpected event, which might have been productive of fatal consequences. Julian had received the submission of two legions and a cohort of archers, who were stationed at Sirmium; but he suspected, with reason, the fidelity of those troops which had been distinguished by the emperor; and it was thought expedient, under the pretence of the exposed

    state of the Gallic frontier, to dismiss them from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 of action. They advanced, with reluctance, as far as the confines of Italy; but as they dreaded the length of the way, and the savage fierceness of the Germans, they resolved, by the instigation of one of their tribunes, to halt at Aquileia, and to erect the banners of Constantius on the walls of that impregnable city. The vigilance of Julian perceived at once the extent of the mischief, and the necessity of applying an immediate remedy. By his order, Jovinus led back a part of the army into Italy; and the siege of Aquileia was formed with diligence, and prosecuted with vigor. But the legionaries, who seemed to have rejected the yoke of discipline, conducted the defence of the place with skill and perseverance; invited the rest of Italy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their courage and loyalty; and threatened the retreat of Julian, if he should be forced to yield to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armies of the East.

    But the humanity of Julian was preserved from the cruel alternative which he pathetically laments, of destroying or of being himself destroyed: and the seasonable death of Constantius delivered the Roman empire from the calamities of civil war. The approach of winter could not detain the monarch at Antioch; and his favorites durst not oppose his impatient desire of revenge. A slight fever, which was perhaps occasioned by the agitation of his spirits, was increased by the fatigues of the journey; and Constantius was obliged to halt at the little town of Mopsucrene, twelve miles beyond Tarsus, where he expired, after a short illness, in the forty-fif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e twenty-fourth of his reign. His genuine character, which was composed of pride and weakness, of superstition and cruelty, has been fully displayed in the preceding narrative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events. The long abuse of power rendered him a considerable object in the eyes of his contemporaries; but as personal merit can alone deserve the notice of posterity, the last of the sons of Constantine may be dismissed from the world, with the remark, that he inherited the defects, without the abilities, of his father. Before Constantius expired, he is said to have named Julian for his

    successor; nor does it seem improbable, that his anxious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a young and tender wife, whom he left with child, may have prevailed, in his last moments, over the harsher passions of hatred and revenge. Eusebius, and his guilty associates, made a faint attempt to prolong the reign of the eunuchs, by the election of another emperor; but their intrigues were rejected with disdain, by an army which now abhorred the thought of civil discord; and two officers of rank were instantly despatched, to assure Julian, that every sword in the empire would be drawn for his service. The military designs of that prince, who had formed three different attacks against Thrace, were prevented by this fortunate event. Without shedding the blood of his fellow-citizens, he escaped the dangers of a doubtful conflict, and acquired the advantages of a complete victory. Impatient to visit the place of his birth, and the new capital of the empire, he advanced from Naissus through the mountains of Hæmus, and the cities of Thrace. When he reached Heraclea, at the distance of sixty miles, all Constantinople was poured forth to receive him; and he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amidst the dutiful acclamations of the soldiers, the people, and the senate. At innumerable multitude pressed around him with eager respect and were perhaps disappointed when they beheld the small stature and simple garb of a hero, whose unexperienced youth had vanquished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and who had now traversed, in a successful career, the whole continent of Europe, from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to those of the Bosphorus. A few days afterwards, when the remains of the deceased emperor were landed in the harbor, the subjects of Julian applauded the real or affected humanity of their sovereign. On foot, without his diadem, and clothed in a mourning habit, he accompanied the funeral as far as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where the body was deposited: and if these marks of respect may be interpreted as a selfish tribute to the birth and dignity of his Imperial kinsman, the tears of Julian professed to the world that he had forgot the injuries, and remembered only the obligations, which he had received from Constantius. As soon as the legions of Aquileia were assured of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they opened the

    gates of the city, and, by the sacrifice of their guilty leaders, obtained an easy pardon from the prudence or lenity of Julian; who, in the thirty-second year of his age, acquired the undisputed possession of the Roman empire.

    Chapter XXII: Julian Declared Emperor. —

    Part III.

    Philosophy had instructed Julian to compare the advantages of action and retirement; but the elevation of his birth, and the accidents of his life, never allowed him the freedom of choice. He might perhaps sincerely have preferred the groves of the academy, and the society of Athens; but he was constrained, at first by the will, and afterwards by the injustice, of Constantius, to expose his person and fame to the dangers of Imperial greatness; and to make himself accountable to the world, and to posterity, for the happiness of millions. Julian recollected with terror the observation of his master Plato, that the government of our flocks and herds is always committed to beings of a superior species; and that the conduct of nations requires and deserves the celestial powers of the gods or of the genii. From this principle he justly concluded, that the man who presumes to reign, should aspire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divine nature; that he should purify his soul from her mortal and terrestrial part; that he should extinguish his appetites, enlighten his understanding, regulate his passions, and subdue the wild beas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lively metaphor of Aristotle, seldom fails to ascend the throne of a despot. The throne of Julian, which the death of Constantius fixed on an independent basis, was the seat of reason, of virtue, and perhaps of vanity. He despised the honors, renounced the pleasures, and discharged with incessant diligence the duties, of his exalted station; and there were few among his subjects who would have consented to relieve him from the weight of the diadem, had they been obliged to submit their time and their actions to the rigorous laws which that philosophic emperor imposed on himself. One of his most intimate friends,

    who had often shared the frugal simplicity of his table, has remarked, that his light and sparing diet (which was usually of the vegetable kind) left his mind and body always free and active, for the various and important business of an author, a pontiff, a magistrate, a general, and a prince. In one and the same day, he gave audience to several ambassadors, and wrote, or dictated, a great number of letters to his generals, his civil magistrates, his private friends, and the different cities of his dominions. He listened to the memorials which had been received, considered the subject of the petitions, and signified his intentions more rapidly than they could be taken in short-hand by the diligence of his secretaries. He possessed such flexibility of thought, and such firmness of attention, that he could employ his hand to write, his ear to listen, and his voice to dictate; and pursue at once three several trains of ideas without hesitation, and without error. While his ministers reposed, the prince flew with agility from one labor to another, and, after a hasty dinner, retired into his library, till the public business, which he had appointed for the evening, summoned him to interrupt the prosecution of his studies. The supper of the emperor was still less substantial than the former meal; his sleep was never clouded by the fumes of indigestion; and except in the short interval of a marriage, which was the effect of policy rather than love, the chaste Julian never shared his bed with a female companion. He was soon awakened by the entrance of fresh secretaries, who had slept the preceding day; and his servants were obliged to wait alternately while their indefatigable master allowed himself scarcely any other refreshment than the change of occupation. The predecessors of Julian, his uncle, his brother, and his cousin, indulged their puerile taste for the games of the Circus, under the specious pretence of complying with the inclinations of the people; and they frequently remain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day as idle spectators, and as a part of the splendid spectacle, till the ordinary round of twenty-four races was completely finished. On solemn festivals, Julian, who felt and professed an unfashionable dislike to these frivolous amusements, condescended to appear in the Circus; and after bestowing a careless glance at

    five or six of the races, he hastily withdrew with the impatience of a philosopher, who considered every moment as lost that was not devoted to the advantage of the public or the improvement of his own mind. By this avarice of time, he seemed to protract the short duration of his reign; and if the dates were less securely ascertained, we should refuse to believe, that only sixteen months elapsed between the death of Constantius and the departure of his successor for the Persian war. The actions of Julian can only be preserved by the care of the historian; but the portion of his voluminous writings, which is still extant, remains as a monument of the application, as well as of the genius, of the emperor. The Misopogon, the Cæsars, several of his orations, and his elaborate work against the Christian religion, were composed in the long nights of the two winters, the former of which he passed at Constantinople, and the latter at Antioch.

    The reformation of the Imperial court was one of the first and most necessary acts of the government of Julian. Soon after his entrance in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he had occasion for the service of a barber. An officer, magnificently dressed, immediately presented himself. “It is a barber,” exclaimed the prince, with affected surprise, “that I want, and not a receiver-general of the finances.” He questioned the man concerning the profits of his employment and was informed, that besides a large salary, and some valuable perquisites, he enjoyed a daily allowance for twenty servants, and as many horses. A thousand barbers, a thousand cup-bearers, a thousand cooks, were distributed in the several offices of luxury; and the number of eunuchs could be compared only with the insects of a summer’s day. The monarch who resigned to his subjects the superiority of merit and virtue,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oppressive magnificence of his dress, his table, his buildings, and his train. The stately palaces erected by Constantine and his sons, were decorated with many colored marbles, and ornaments of massy gold. The most exquisite dainties were procured, to gratify their pride, rather than their taste; birds of the most distant climates, fish from the most remote seas, fruits out of their natural season, winter roses, and summer snows. The domestic crowd of the palace surpassed the expense of the legions; yet the smallest part of this costly multitude was subservient to the use, or even to the splendor, of the throne. The monarch was disgraced, and the people was injured, by the creation and sale of an infinite number of obscure, and even titular employments; and the most worthless of mankind might purchase the privilege of being maintained, without the necessity of labor, from the public revenue. The waste of an enormous household, the increase of fees and perquisites, which were soon claimed as a lawful debt, and the bribes which they extorted from those who feared their enmity, or solicited their favor, suddenly enriched these haughty menials. They abused their fortune, without considering their past, or their future, condition; and their rapine and venality could be equalled only by the extravagance of their dissipations. Their silken robes were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eir tables were served with delicacy and profusion; the houses which they built for their own use, would have covered the farm of an ancient consul; and the most honorable citizens were obliged to dismount from their horses, and respectfully to salute a eunuch whom they met on the public highway. The luxury of the palace excited the 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of Julian, who usually slept on the ground, who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indispensable calls of nature; and who placed his vanity, not in emulating, but in despising, the pomp of royalty.

    By the total extirpation of a mischief which was magnified even beyond its real extent, he was impatient to relieve the distress, and to appease the murmurs of the people; who support with less uneasiness the weight of taxes, if they are convinced that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are appropri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But in the execution of this salutary work, Julian is accused of proceeding with too much haste and inconsiderate severity. By a single edict, he reduced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o an immense desert, and dismissed with ignominy the whole train of slaves and dependants,

    without providing any just, or at least benevolent, exceptions, for the age, the services, or the poverty, of the faithful domestics of the Imperial family. Such indeed was the temper of Julian, who seldom recollected the fundamental maxim of Aristotle, that true virtue is placed at an equal distance between the opposite vices. The splendid and effeminate dress of the Asiatics, the curls and paint, the collars and bracelets, which had appeared so ridiculous in the person of Constantine, were consistently rejected by his philosophic successor. But with the fopperies, Julian affected to renounce the decencies of dress; and seemed to value himself for his neglect of the laws of cleanliness. In a satirical performance, which was designed for the public eye, the emperor descants with pleasure, and even with pride, on the length of his nails, and the inky blackness of his hands; protests, that although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body was covered with hair, the use of the razor was confined to his head alone; and celebrates, with visible complacency, the shaggy and populous beard, which he fondly cherished,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philosophers of Greece. Had Julian consulted the simple dictates of reason,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the Romans would have scorned the affectation of Diogenes, as well as that of Darius.

    But the work of public reformation would have remained imperfect, if Julian had only corrected the abuses, without punishing the crimes, of his predecessor’s reign. “We are now delivered,” says he, in a familiar letter to one of his intimate friends, “we are now surprisingly delivered from the voracious jaws of the Hydra. I do not mean to apply the epithet to my brother Constantius. He is no more; may the earth lie light on his head! But his artful and cruel favorites studied to deceive and exasperate a prince, whose natural mildness cannot be praised without some efforts of adulation. It is not, however, my intention, that even those men should be oppressed: they are accused, and they shall enjoy the benefit of a fair and impartial trial.” To conduct this inquiry, Julian named six judges of the highest rank in the state and army; and as he wished to escape the reproach of condemning his personal

    enemies, he fixed this extraordinary tribunal at Chalcedon, on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Bosphorus; and transferred to the commissioners an absolute power to pronounce and execute their final sentence, without delay, and without appeal.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was exercised by the venerable præfect of the East, a second Sallust, whose virtues conciliated the esteem of Greek sophists, and of Christian bishops. He was assisted by the eloquent Mamertinus, one of the consuls elect, whose merit is loudly celebrated by the doubtful evidence of his own applause. But the civil wisdom of two magistrates was overbalanced by the ferocious violence of four generals, Nevitta, Agilo, Jovinus, and Arbetio. Arbetio, whom the public would have seen with less surprise at the bar than on the bench, was supposed to possess the secret of the commission; the armed and angry leaders of the Jovian and Herculian bands encompassed the tribunal; and the judges were alternately swayed by the laws of justice, and by the clamors of faction.

    The chamberlain Eusebius, who had so long abused the favor of Constantius, expiated, by an ignominious death, the insolence, the corruption, and cruelty of his servile reign. The executions of Paul and Apodemius (the former of whom was burnt alive) were accepted as an inadequate atonement by the widows and orphans of so many hundred Romans, whom those legal tyrants had betrayed and murdered. But justice herself (if we may use the pathetic expression of Ammianus ) appeared to weep over the fate of Ursulus, the treasurer of the empire; and his blood accused the ingratitude of Julian, whose distress had been seasonably relieved by the intrepid liberality of that honest minister. The rage of the soldiers, whom he had provoked by his indiscretion, was the cause and the excuse of his death; and the emperor, deeply wounded by his own reproaches and those of the public, offered some consolation to the family of Ursulus, by the restitution of his confiscated fortunes.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in which they had been adorned with the ensigns of the prefecture and consulship, Taurus and Florentius were reduced to implore the clemency of the inexorable tribunal of Chalcedon. The former was banished to Vercellæ in Italy, and a sentence of death wa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latter. A wise prince should have rewarded the crime of Taurus: the faithful minister, when he was no longer able to oppose the progress of a rebel, had taken refuge in the court of his benefactor and his lawful sovereign. But the guilt of Florentius justified the severity of the judges; and his escape served to display the magnanimity of Julian, who nobly checked the interested diligence of an informer, and refused to learn what place concealed the wretched fugitive from his just resentment. Some months after the tribunal of Chalcedon had been dissolved, the prætorian vicegerent of Africa, the notary Gaudentius, and Artemius duke of Egypt, were executed at Antioch. Artemius had reigned the cruel and corrupt tyrant of a great province; Gaudentius had long practised the arts of calumny against the innocent, the virtuous, and even the person of Julian himself. Ye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trial and condemnation were so unskillfully managed, that these wicked men obtained, in the public opinion, the glory of suffering for the obstinate loyalty with which they had supported the cause of Constantius. The rest of his servants were protected by a general act of oblivion; and they were left to enjoy with impunity the bribes which they had accepted, either to defend the oppressed, or to oppress the friendless. This measure, which, on the soundest principles of policy, may deserve our approbation, was executed in a manner which seemed to degrade the majesty of the throne. Julian was tormented by the importunities of a multitude, particularly of Egyptians, who loudly redemanded the gifts which they had imprudently or illegally bestowed; he foresaw the endless prosecution of vexatious suits; and he engaged a promise, which ought always to have been sacred, that if they would repair to Chalcedon, he would meet them in person, to hear and determine their complaints. But as soon as they were landed, he issued an absolute order, which prohibited the watermen from transporting any Egyptian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us detained his disappointed clients on the Asiatic shore till, their patience and money being utterly exhausted, they were obliged to return with indignant murmurs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Chapter XXII: Julian Declared Emperor    Part IV

    The numerous army of spies, of agents, and informers enlisted by Constantius to secure the repose of one man, and to interrupt that of millions, was immediately disbanded by his generous successor. Julian was slow in his suspicions, and gentle in his punishments; and his contempt of treason was the result of judgment, of vanity, and of courage. Conscious of superior merit, he was persuaded that few among his subjects would dare to meet him in the field, to attempt his life, or even to seat themselves on his vacant throne. The philosopher could excuse the hasty sallies of discontent; and the hero could despise the ambitious projects which surpassed the fortune or the abilities of the rash conspirators. A citizen of Ancyra had prepared for his own use a purple garment; and this indiscreet action, which,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us, would have been considered as a capital offence, was reported to Julian by the officious importunity of a private enemy. The monarch, after making some inquiry into the rank and character of his rival, despatched the informer with a present of a pair of purple slippers, to complete the magnificence of his Imperial habit. A more dangerous conspiracy was formed by ten of the domestic guards, who had resolved to assassinate Julian in the field of exercise near Antioch. Their intemperance revealed their guilt; and they were conducted in chains to the presence of their injured sovereign, who, after a lively representation of the wickedness and folly of their enterprise, instead of a death of torture, which they deserved and expected,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exile against the two principal offenders. The only instance in which Julian seemed to depart from his accustomed clemency, was the execution of a rash youth, who, with a feeble hand, had aspired to seize the reins of empire. But that youth was the son of Marcellus, the general of cavalry, who, in the first campaign of the Gallic war, had deserted the standard of the Cæsar and the republic. Without appearing to indulge his personal resentment, Julian might easily confound the crime of the son and of the father; but he was reconciled by the distress of Marcellus, and the liberality of the emperor endeavored to heal the wound which had been inflicted by the hand of justice.

    Julian was not insensible of the advantages of freedom. From his studies he had imbibed the spirit of ancient sages and heroes; his life and fortunes had depended on the caprice of a tyrant; and when he ascended the throne, his pride was sometimes mortified by the reflection, that the slaves who would not dare to censure his defects were not worthy to applaud his virtues. He sincerely abhorred the system of Oriental despotism, which Diocletian, Constantine, and the patient habits of fourscore years, had established in the empire. A motive of superstition prevented the execution of the design, which Julian had frequently meditated, of relieving his head from the weight of a costly diadem; but he absolutely refused the title of Dominus, or Lord, a word which was grown so familiar to the ears of the Romans, that they no longer remembered its servile and humiliating origin. The office, or rather the name, of consul, was cherished by a prince who contemplated with reverence the ruins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same behavior which had been assumed by the prudence of Augustus was adopted by Julian from choice and inclination. On the calends of January, at break of day, the new consuls, Mamertinus and Nevitta, hastened to the palace to salute the emperor. As soon as he was informed of their approach, he leaped from his throne, eagerly advanced to meet them, and compelled the blushing magistrates to receive the demonstrations of his affected humility. From the palace they proceeded to the senate. The emperor, on foot, marched before their litters; and the gazing multitude admired the image of ancient times, or secretly blamed a conduct, which, in their eyes, degraded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But the behavior of Julian was uniformly supported. During the games of the Circus, he had, imprudently or designedly, performed the manumission of a slav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consul. The moment he was reminded that he had trespassed on the jurisdiction of another magistrate, he condemned himself to pay a fine of ten pounds of gold; and embraced this public occasion of declaring to the world, that he was subject, like the rest of his fellow-citizens, to the laws, and even to the forms, of the republic. The spirit of his administration, and his regard for the place of his nativity, induced Julian to confer on the senate of Constantinople the same honors, privileges, and authority, which were still enjoyed by the senate of ancient Rome. A legal fiction was introduced,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at one half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had migrated into the East; and the despotic successors of Julian, accepting the title of Senators, acknowledged themselves the members of a respectable body, which was permitted to represent the majesty of the Roman name.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attention of the monarch was extended to the municipal senates of the provinces. He abolished, by repeated edicts, the unjust and pernicious exemptions which had withdrawn so many idle citizens from the services of their country; and by imposing an equal distribution of public duties, he restored the strength, the splendor, or, according to the glowing expression of Libanius, the soul of the expiring cities of his empire. The venerable age of Greece excited the most tender compassion in the mind of Julian, which kindled into rapture when he recollected the gods, the heroes, and the men superior to heroes and to gods, who have bequeathed to the latest posterity the monuments of their genius, or the example of their virtues. He relieved the distress, and restored the beauty, of the cities of Epirus and Peloponnesus. Athens acknowledged him for her benefactor; Argos, for her deliverer. The pride of Corinth, again rising from her ruins with the honors of a Roman colony, exacted a tribute from the adjacent republics, for the purpose of defraying the games of the Isthmus, which were celebrated in the amphitheatre with the hunting of bears and panthers. From this tribute the cities of Elis, of Delphi, and of Argos, which had inherited from their remote ancestors the sacred office of perpetuating the Olympic, the Pythian, and the Nemean games, claimed a just exemption. The immunity of Elis and Delphi was respected by the Corinthians; but the poverty of Argos tempted the insolence of oppression; and the feeble complaints of its deputies were silenced by the decree of a provincial magistrate, who seems to have consulted only the interest of the capital in which he resided. Seven years after this sentence, Julian allowed the cause to be referred to a superior tribunal; and his eloquence was interposed, most probably with success, in the defence of a city, which had been the royal seat of Agamemnon, and had given to Macedonia a race of kings and conquerors.

    The laborious administration of military and civil affairs, which were multiplied in proportion to the extent of the empire, exercised the abilities of Julian; but he frequently assumed the two characters of Orator and of Judge, which are almost unknown to the modern sovereigns of Europe. The arts of persuasion, so diligently cultivated by the first Cæsars, were neglected by the military ignorance and Asiatic pride of their successors; and if they condescended to harangue the soldiers, whom they feared, they treated with silent disdain the senators, whom they despised. The assemblies of the senate, which Constantius had avoided, were considered by Julian as the place where he could exhibit, with the most propriety, the maxims of a republican, and the talents of a rhetorician. He alternately practised, as in a school of declamation, the several modes of praise, of censure, of exhortation; and his friend Libanius has remarked, that the study of Homer taught him to imitate the simple, concise style of Menelaus, the copiousness of Nestor, whose words descended like the flakes of a winter’s snow, or the pathetic and forcible eloquence of Ulysses. The functions of a judge, which are sometimes incompatible with those of a prince, were exercised by Julian, not only as a duty, but as an amusement; and although he might have trusted the integrity and discernment of his Prætorian præfects, he often placed himself by their side on the seat of judgment. The acute penetration of his mind was agreeably occupied in detecting and defeating the chicanery of the advocates, who labored to disguise the truths of facts, and to pervert the sense of the laws. He sometimes forgot the gravity of his station, asked indiscreet or unseasonable questions, and betrayed, by the loudness of his voice, and the agitation of his body, the earnest vehemence with which he maintained his opinion against the judges, the advocates, and their clients. But his knowledge of his own temper prompted him to encourage, and even to solicit, the reproof of his friends and ministers; and whenever they ventured to oppose the irregular sallies of his passions, the spectators could observe the shame, as well as the gratitude, of their monarch. The decrees of Julian were almost always founded on th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he had the firmness to resist the two most dangerous temptations, which assault the tribunal of a sovereign, under the specious forms of compassion and equity. He decided the merits of the cause without weigh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arties; and the poor, whom he wished to relieve, were condemned to satisfy the just demands of a wealthy and noble adversary. He carefully distinguished the judge from the legislator; and though he meditated a necessary reformation of the Roman jurisprudence, he pronounced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strict and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ose laws, which the magistrates were bound to execute, and the subjects to obey.

    The generality of princes, if they were stripped of their purple, and cast naked into the world, would immediately sink to the lowest rank of society, without a hope of emerging from their obscurity. But the personal merit of Julian was, in some measure, independent of his fortune. Whatever had been his choice of life, by the force of intrepid courage, lively wit, and intense application, he would have obtained, or at least he would have deserved, the highest honors of his profession; and Julian might have raised himself to the rank of minister, or general, of the state in which he was born a private citizen. If the jealous caprice of power had disappointed his expectations, if he had prudently declined the paths of greatness, the employment of the same talents in studious solitude would have placed beyond the reach of kings his present happiness and his immortal fame. When we inspect, with minute, or perhaps malevolent attention, the portrait of Julian, something seems wanting to the grace and perfection of the whole figure. His genius was less powerful and sublime than that of Cæsar; nor did he possess the consummate prudence of Augustus. The virtues of Trajan appear more steady and natural, and the philosophy of Marcus is more simple and consistent. Yet Julian sustained adversity with firmness, and prosperity with moderation. After an interval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from the death of Alexander Severus, the Romans beheld an emperor who made no distinction between his duties and his pleasures; who labored to relieve the distress, and to revive the spirit, of his subjects; and who endeavored always to connect authority with merit, and happiness with virtue. Even faction, and religious faction, was constrained to acknowledge the superiority of his genius, in peace as well as in war, and to confess, with a sigh, that the apostate Julian was a lover of his country, and that he deserve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