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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关键里程碑，古人通过营造城市而构建了全新的社会秩序、塑造了城市生活方式。城市自诞生以来就成为人群聚居之地、资源汇集之处，在古人身份构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以城墙为界限的地缘关系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关系深度融合，居住形态和社会组织之间高度耦合，共同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和宗族生活交织在一起的人文景观。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

学界一般认为战国时期成文的《周礼·考工记》，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对以王城为代表的城市规划进行理想化描述的文献，其核心文本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种理想的王城由两重城垣相套构成，大城为边长九里的城墙围合的方形城池，每面设三座城门，四面环抱位居中央的宫城。这样理想的城市规划以大一统王朝的王城为基准，诸侯国都城、卿大夫采邑的规格则按照等差进行削减。在周王朝的天下秩序中，古人是否践行过这些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是追溯其历史渊源的关键环节。

（一）理想城市规划理念与鲁国营造实践

根据浙江大学陈筱博士的研究，可将《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提炼为：①王城由内外两重城垣相套构成，外城四面环抱着中央的宫城。②外城为边长9里（约合3750米）的正方形，每面设三座城门，城门内通城市干道而构成井字形路网，城内可能还有若干次干道。③城内的功能区有王宫、祖庙、社稷、朝堂和市场等，不论它们位于宫城之内还是散布在外城中，其相对空间关系不变。④王城有明确的南北中轴线，形成了显著的几何中心点，不同功能区的规模存在整数倍的比例关系，很可能采用了模数制进行设计。

陈筱博士认为《周礼·考工记》不是对既有城市模式的记录，而是在成书阶段并未完全实现的理想城市规划，描述的是周王朝理想王城的边界与规模，城门、干道、城市主要功能构成及布置，应视作中国古代理想城市的文本渊源。宋代以来的学者根据自己对《周礼·考工记》文本的理解，绘制有多种王城布局推测图，图中都有贯通全城的南北向中轴线，轴线南部通过穿越城门的主干道、北部指向宫城。中轴线控制着城市功能单元和道路的空间布局，轴线东西两侧的城区结构对称、功能元素彼此呼应。这种中轴线控制全城布局的推断，在周代都邑考古资料中也有与之相应的案例，比如曲阜鲁城的布局就有此类现象。

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确认的曲阜鲁城城墙，始建于西周晚期，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的封地，鲁城应当有更早的城市建置基础。陈筱博士通过对鲁城路网结构和地貌的勘探复原，将南北向纵贯全城、大致居中的8号道路指认为控制全城布局的中轴线，这条道路通过城内自然高地中部，其延长线连接城南礼制建筑舞雩台。曲阜师范大学徐团辉博士认为鲁城中部偏东的南北向9号道路连接周公庙宫殿区和都城正门南墙东门，共同构成一条南北向的宫城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很可能在鲁城最初营建之时就已设计；春秋晚期在周公庙宫殿区增筑了一座横长方形小城，南门设于南墙正中并与9号道路相连，更加凸显了9号道路的宫城中轴线地位。

曲阜鲁城8号道路及其延长线贯通的全城南北中轴线，控制着宫城及各类功能区划的方位、道路网络的布局、礼仪性建筑的选址、冶铸工业区的分布，将城市内外空间紧密连接起来，使整座城市秩序井然。9号道路贯通的是以鲁城宫城为核心的南北中轴线，控制着宫殿、宗庙、衙署等高规格建筑的布局，使鲁城的核心日常运转整肃有序。

可见，《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理念在曲阜鲁城的营造实践中有很多体现，因为鲁国的始封君周公是周王朝制礼作乐的主要负责人，曲阜鲁城应当是按照周王朝诸侯国都城规制营造的典范，其布局应是《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文本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周王朝都邑制度的郑国营造实践

在周王朝及诸侯国的城市营造实践中，《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是否按照等差体现在不同规格的都邑建置上？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来判断这种理念践行的历史纵深。

文献上最早关于周王朝都邑营造制度的描述是《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祭仲规劝郑庄公的话：“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这里的“先王之制”指周王朝早期就厘定的都邑营建制度，郑国这样的诸侯国从国都到最基层的城邑分为四个层级，可根据周代尺度转换成通行的表述方式：1.国都的城垣规制是三百雉，相当于“方五里”即每边城墙长约2079米的方城，面积约432万平方米；2.大都的城垣规制是百雉，相当于“方三分之五里”即每边城墙长约693米的方城，面积约48万平方米；3.中都的城垣规制是六十雉，相当于“方一里”即每边城墙长约415.8米的方城，面积约17.2万平方米；4.小都的城垣规制约三十三雉，相当于“方九分之五里”即每边城墙长约231米的方城，面积约5.3万平方米。

郑国是否实施过祭仲所说的都邑营造制度，是检验这种理想的都邑制度是否为历史事实的关键。

荥阳京襄城村一带的春秋时期古城就是祭仲所说的郑国京城遗址，该城平面呈纵长方形，南北长约1820米、东西宽约1460米，面积约266万平方米。京城平均边长约1640米，约合3.94里、237雉，其规模远超“大都不过百雉”的标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公子段被称为“京城大叔”，可知京城最初营建时是一座“有宗庙先君之主”的郑国“大都”，其宗法和政治地位都很高，作为国都新郑西北方向国君直辖的“大都”应当符合制度，并不存在“不度”和“非制”的问题，只是后来作为公子段的“都城”才“不度”并“非制”。

荥阳南城村南的春秋时期古城是郑国境内的古城遗址，该城平面呈横长方形，东西长约770米、南北宽约675米，面积约52万平方米，是一座约合边长为721米的方城，城垣规格约合1.73里、104雉，相当于“大都”的规制。

新密古城寨古城内有丰富的龙山时期至汉代遗存，城墙至今在地面仍可见，春秋时期郑国境内显然也能看到这座古城的城垣。该城平面近横长方形，南城墙和北城墙均长约460米、东城墙长约345米、西城墙复原长度约370米，面积约16.5万平方米，是一座约合边长为407米的方城，城垣规格约合1里、60雉，相当于“中都”的规制。

荥阳娘娘寨内城营建于两周之际，后来又营建了外城。内城平面近方形，边长约210米，面积约 4.41万平方米。外城南墙长约1200米且西接索河，东墙长约800米且北接索河，南城墙和东城墙呈直角曲尺形连接在一起，与索河共同形成相对封闭的围合空间，北墙和西墙未找到。娘娘寨内城城垣规格约合0.5里、30雉，接近“小都”的规制，说明春秋早期郑国境内应当存在祭仲所说的“小都”。

上述案例表明，田野考古发现的春秋时期郑国城邑与《左传》里祭仲所讲的都邑制度有高度的对应关系，郑国境内符合“先王之制”的“大都”“中都”“小都”是存在的，周王朝这种理想的都邑制度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实施过，是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历史事实，并非没有实践的理想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的渊源

《汉书·礼乐志》载：“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者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在古人的认知中，礼制的核心是维护社会秩序，既强调对前代礼制的继承，又注重顺时施宜、因地制宜。以曲阜鲁城及郑国城邑为代表的周王朝诸侯国城市规划与营造实践，是《周礼·考工记》理想城市规划的直接实践渊源，也是对此前夏商王朝政治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可以鲁城为基点向前追溯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更早的历史渊源。

周王朝在武王、周公带领下追寻“地中”“土中”“天下之中”的过程中，舍弃了前朝故都“大邑商”，选择了更早的夏都故地二里头一带。西周初年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载了成王追述武王的话：“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把营建于夏都故地二里头附近的东都成周称为“中国”，即周公“乃作大邑于土中”的中央之城，体现了“择中立都”“建中立极”的政治观念。以二里头夏都为中心的中原腹地，在西周初年已经明确成为观念上的“地中”“土中”“中国”等四方仰慕的中央神圣空间，中国古代逐渐形成“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

二里头夏都的营造以及中原腹地作为中央神圣空间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出现了一次广泛筑城的浪潮。在中原腹地临近水源的高阜平坦之地，用黄土夯筑城墙；在城内居高居中之地营造贵族宫室和公共活动空间，民居、作坊和墓地有序安排；干道连接城门，地下陶水管、暗渠或明渠构成完善的给排水系统。龙山时代的筑城和宫室营造技术，为夏商王朝城市规划和营造实践提供了技术积累，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营造技术的主流，也是重要的中华文明基因。

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腹地形成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对此前中华文明肇始阶段文化的凝聚和升华。纵横多条十字正交的路网结构，将二里头夏都区划成网格状多宫格“里坊式”布局，宫城位居中部偏东南。每个网格单元都是面积10万平方米左右的纵长方形，并且长宽比例接近，路网形成之后不久又分别在多个网格单元的道路内侧营造夯土围墙。二里头夏都宫城内10余座大型宫殿宗庙建筑排列有序，采用回廊庭院式布局，即是其后数千年官式建筑四合院式布局的渊源。二里头夏都的规划理念和营造实践已有建筑模数的意识，体现了王都规划“模写天下”的宇宙观。

新郑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邑（夏城）及二里岗文化城邑（商城）的选址和规划理念与二里头夏都最为接近，其城垣围合的面积约37万平方米、平面近菱形，商城内由道路及其延长线界隔成九宫格式布局，每个单元格的面积约4万平方米，相当于二里头夏都的缩略版。

二里头夏都以宫城为中心的“多宫格”布局、中轴线理念、四合院式宫室制度，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多材质组合的器用制度，以宴享、祭祀、丧葬为代表的礼仪制度等，创造了新的空间秩序和价值秩序，体现了更加成熟的王朝礼制。

商王朝早期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座王都的营造为引领，也出现了一次广泛筑城的浪潮。郑州商城营建在丘陵与平原过渡地带的高阜平坦之地，临近河湖等充足的水源，300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城（内城）平面为纵长方形，东北角受紫荆山自然土岗的影响形成一个折角。郑州商城大城东北部发现的垣墙及其延长线，可将宫殿宗庙建筑界隔成多个“宫城单元”。也有学者结合夏商王朝都城布局特征和规划理念，提出“宫城”应在大城中部一带。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郑州商城大城中南部很可能存在多个重要的功能单元。

郑州商城与历代郑州城重叠，很难对“宫城单元”或“网格单元”进行清晰识别，也无法确认其是否存在如二里头夏都一样的网格状“里坊式”布局。但这种将都城按功能区划分成若干单元的方式，无疑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规划理念。在郑州商城大城之外，又结合周围岗地及河湖水系，因地制宜营建了防护范围达到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外城，实现了中原王朝都城的第一次超大型建设。郑州商城作为商王朝取代夏王朝前后营建的都城，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的营造技术和规划理念，又有很多创新和突破，比如上文提及的因地制宜营建了面积达到10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外城，给排水设施更加复杂完善等，其都城规划和营造实践体现了商王朝建立者们的理想和追求。

偃师商城是在二里头夏都附近选择理想之地平地起建的，既有近在咫尺的二里头夏都作为模本，又有营造郑州商城最早一批宫殿宗庙建筑和宫城的实践经验，因而其营造可以更好地体现商王朝初年的建城理想。偃师商城首先营造了面积4万平方米左右的近方形宫城，宫城居于其中部偏南的位置，之后向外营造面积约81万平方米的纵长方形大城（早期大城，即考古报告中所说的“小城”），从而形成重城相套的结构。早期大城与宫城大体是同一条南北中轴线，且以此对称有序、布局严整地营造了多个近方形功能单元，每个功能单元约4万平方米。偃师商城西南角有一个约3.5万平方米的府库类封闭单元，西北角有一个约4万平方米的仓储类功能单元，而东南角、东北角的城墙都有与西南角、西北角相似的拐折，由此推测这两个位置也应有相对独立的功能单元。虽然目前还无法确认81万平方米的大城是否都用垣墙和道路界隔成“里坊式”的功能单元，但可以明确的是，其继承了二里头夏都网格状“里坊式”布局的规划理念，并且进一步发展了建筑模数意识。偃师商城功能单元的建筑模数明显小于二里头夏都的宫城，表明其规格低于真正的王都。偃师商城宫城内营建的东西两组建筑，每组建筑也依然遵循始于二里头夏都的南北向中轴对称原则。

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城市规划，体现了商王朝“模写天下”的宇宙观和对都城秩序的追求，影响后世数千年的都城规划和城市营造。商王朝中期营建的安阳洹北商城，总体布局更加追求方正规矩、重城相套、中轴对称、四合院式建筑等，把“模写天下”的都城规划理念推向新高度。

这些自二里头夏都以来的营造实践积累的城市规划理念，包括城圈方正规矩、重城相套、中轴线控制全城、网格化分区规划、四合院式宫室建筑等，与后来曲阜鲁城代表的理想城市的早期实践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当为《周礼·考工记》所载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历史渊源。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赓续

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文本形成之后不久，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王朝。《史记·秦始皇本纪》《三辅黄图》等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重新营造都城咸阳的原则是“法象上天”，与理想城市规划“模写天下”的理念不是一个传统。西汉帝都长安城按功能区划营造多个宫城的方式，虽与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有接近之处，但比起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的布局，仍然因地制宜有余、规划严整不足。

后世都城营造实践中，在东汉魏晋帝都洛阳城基础上重新营造的北魏帝都洛阳城，是遵循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一个关键节点。洛阳城内，铜驼街北端连接宫城、南端延伸至礼制建筑圜丘，这条线就是控制全城布局的南北向中轴线，与曲阜鲁城的南北向中轴线非常相似；宫城和衙署之外，北魏洛阳城还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络界隔的大量里坊空间，与二里头夏都、偃师商城的规划理念遥相接应。这些应当反映了从北方迁入中原的魏孝文帝竭力追求正统王朝理念的迫切心情。

北魏王朝的后继者东魏北齐在北魏洛阳城规划理念和营造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规划并营造了东魏北齐帝都邺城，新邺城与北魏洛阳城的形制相仿，其布局更加方正规矩、中轴线更加突出。整座城市以宫城为中心，围绕全城中轴线对称布局，城内分布着数量众多的里坊。东魏北齐邺城的布局，体现了对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的继承与创新，对后世的隋唐长安城、洛阳城的“棋盘式”里坊布局产生了直接影响。

北宋东京城从州桥经天街到宣德门一直纵贯至大内，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向城市中轴线；东西向穿城而过的汴河以象天汉，州桥也称为天汉州桥。因此，北宋东京城的布局理念“象天法地”，对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也形成了新的开放式城市空间。起家于北方草原地带的元世祖忽必烈营造帝都元大都时，在金中都的基础上采用《周礼·考工记》的理想王城规划理念设计并营造，与魏孝文帝营造北魏洛阳城时竭力追求正统的心情非常接近。元大都受原有建筑和地形地势的影响，营造时并不能很好地实现理想城市规划理念，此后平地起建的元中都、明中都是更贴近《周礼·考工记》规划理念的城市。明清北京城继承了元大都的城市规划理念并拓展创新，中国古代理想城市规划理念融入明清北京城的营造实践中，也成为赓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基因。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2月08日 10版）

对贱民阶层的专门研究源自民国时期。瞿同祖根据历代的法律制度对中国历史上的良贱阶层做了明确的分类，陈序经、王书奴等则对疍户和娼妓等贱民群体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但总体而言，民国时期对贱民群体的研究非常稀少。对贱民阶层真正系统而专业的研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开始的。一批历史学者，特别是经济史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贱民群体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如对奴婢、娼妓、乐户、堕民、疍户、官户、杂户、田仆的专门研究。不少学者对贱民的来龙去脉、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社会地位和法律规定等各个方面都做了非常出色的探究，如对徽州田仆的研究。不过，迄今学界对贱民的关注，多偏于具体的专门论述，而缺少综合性的宏观分析。此外，已有的贱民研究，几乎没有政治学者的参与。而从根本上说，贱民首先是一个政治等级或政治阶层，只有深刻揭示贱民的政治意义，才能真正认识贱民的本质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实质性功能。本文将首先对贱民的定义、性质、特征、类别和历史演变做一简要的宏观考察，在此基础上着重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贱籍制度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内在联系及其本质功能。

一、“四民”之外的贱民

“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中国传统等级秩序的根本法则，“编户齐民”是贯彻这一根本法则的社会管理制度。“编户齐民”即是通过户籍制度将普遍平民进行分类管理，它把广大民众分为士、农、工、商四类。春秋时期的管仲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管子·小匡》）。战国时期的谷梁赤也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春秋谷梁传·成公元年》）。《汉书·食货志》曰：“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汉书·食货志》）。后晋刘昫等撰的《旧唐书》进一步延续了古代的“士农工商”四民说：“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器用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旧唐书·职官志》）。直至明清，“士农工商”四民依然是对国民的基本分类，但明清两代的户籍制度则分别将居民的户籍进一步细分为“军民匠灶”和“军民商灶”四类，将从军的“军户”、从事手工业的“匠户”和从事盐业的“灶户”单列，并明文规定上述“四民为良”（《大清会典》卷十七）。

然而，自正式确立“四民”体系以来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无论在哪个朝代，在上述“士农工商”或“军民商灶”法定的“良籍”之外，还有一个被列入“贱籍”的特殊群体，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比普通“四民”更低，不能享受普通平民的法定权利，甚至不属于普通的“庶民”“百姓”范畴。这个被排斥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外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社会群体，就是本文所说的“贱民”，亦称“贱人”“贱口”或“贱色”。之所以称这一特殊群体为贱民，一方面，是因为无论就其从事的职业还是就其所处的社会地位而言，这一群体都处于最低劣和卑微的社会末端；另一方面，无论从国家的法律规定还是从社会的伦理评价来看，这一被打入“贱籍”的特殊群体，都与属于“良籍”的平民有着本质的区别。贱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地区，各有不同的称呼，如奴婢、部曲、客女、佃客、番户、杂户、乐户、堕民、娼优、丐户、疍户、世仆、伴当、九姓渔户等等，这些不同的称谓大体上反映了贱民群体的构成。

在传统中国政治语境中，“贱”实质上是一个等级关系概念，即所谓的“贵贱有等”（《荀子·王制》）。一是从官民关系上说，官贵民贱；二是在平民之间，还有良贱之分。普通的黎民百姓是“良民”，可以享受基本的法定权利，而“良民”之外还有“贱民”，他们连最基本的平民权利也被无情剥夺。“贱”的第一种含义是以官为贵，以民为贱，贵贱有别，以强调名器之尊。这里的“贱”，是指普通平民，是相对意义上的“贱”。另一种平民关系上的“贱”，则是绝对意义上的“贱”，“是指在社会上处于特别低下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没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人构成的等级。这个意义上的‘贱’或‘贱民’，就不仅相对贵族、缙绅，即使相对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地位也是卑下的”。进而言之，这个处于社会等级最末端的贱民群体，鉴于其连最普通的平民身份也被法律所剥夺，他们实质上已经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而被贬低到其他动物和财产的地步。正如《唐律》所毫不隐晦地宣示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疏议·名例六》）。贱民之“贱”体现在其政治地位、生产劳动、社会交往、教育科举、日常生活、荣誉奖励等各个方面，并且以国家的法律制度和社会的礼仪习俗加以规约和维系。

贱民不得拥有正常的户籍，没有独立的身份，更无独立的人格，从而也不享有普遍平民的基本法定权利。将每一户人家以及家庭的每一成员编籍入册，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强制性要求，违犯者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唐律规定：家长若不如实登记户籍信息，将受到刑事处罚，面临牢狱之灾：“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脱口及增减年状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唐律疏议·户婚一》）。《清会典》也规定，凡民必须入籍：“凡民之著于籍，其别有四：一曰民籍，二曰军籍，三曰商籍，四曰灶籍，察其祖籍，辩其宗系，区其良贱。”“凡民”之中的“民”不包括贱民，列入贱籍的贱民根本就没有独立的户籍权，他们必须寄身或依附于主人的户籍。上引唐律同时规定，“奴婢、部曲亦同不课之口”，必须登记在户主名下，不许自主为户。不仅私奴不得拥有正常的户籍，即便官奴也同样如此。官奴必须隶属于所服役的衙门，不得在地方自立户籍。唐律对此有诸多详细的规定：“官户隶属司农，州、县元无户贯”（《唐律疏议·名例六》），“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唐律疏议·户婚上》），“工、乐及官户、奴，并谓不属县贯。其杂户、太常音声人有县贯，仍各于本司上下”（《唐律疏议·贼盗二》）。《大明律》也以“军、民、匠、灶”四民分籍，严格限制贱民进入正常的民籍，并将所有贱民列入“丐籍”。但此“丐”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乞丐”，列入“丐籍”的贱民其地位连乞丐也不如：贱民的“丐籍表示身份，同没有职业的乞丐相比，在户籍分类上截然不同：一属贱民，一属良民，不可混淆”。

贱民的生命安全没有基本的法律保障，其生存权和人身自由随时可能被主人或其他“良民”所剥夺。“杀人偿命”这一古典法律通则，并不适用于贱民。主人可以对奴婢施加各种人身伤害而不受惩罚，对男女奴仆的体罚、残害以及对女仆的奸污，只要不出人命，几乎都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有学者指出，在唐律中没有发现任何条文用以约束主人对奴婢的虐待和残害行为。“除了擅杀一事，主人控制下私奴婢生命、身体的安全无法受到保障，主人对奴婢的权力几近绝对。”即使是故意虐杀奴婢，主人也不用偿命，而只需受到轻微的处罚。唐律规定：“诸奴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一年”（《唐律疏议·斗讼二》）；“诸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唐律疏议·斗讼二》）。清律也有类似的规定：“若奴婢有罪，其家长及家长之期亲，若外祖父母，不告官司而殴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杖六十，徒一年……若违犯教令而依法决罚邂逅致死及过失杀者，各勿论。凡官员将奴婢责打身死者，罚俸二年；故杀者，降二级调用；刃杀者，革职……”（《大清会典事例》卷八一《刑部》）。对贱民生命安全的保障，有时甚至还不如对动物生命的保障。例如，清律规定，“凡私宰自己马牛者，杖一百”（《大清律例》卷二十一）；而官员残杀奴婢只需“罚俸二年”或“降二级调用”。由于历朝对贱民的生命安全几无法律保障，发生在贱民身上的种种惨绝人寰的虐害行径，可谓罄竹难书。

贱民的自由权、平等权和人格权被剥夺，不享有基本的人权。贱民虽是人类，但他们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人，在本质上，他们并不被当作正常的人类，而是当作主人的工具和财产。虽然贱民群体内部还有不同的差别，奴婢是最低下的贱民，是贱民中的贱民，但是所有贱民，无论是奴婢还是部曲、堕民、乐户、佃客，都没有独立的人格，而是附属于主人的工具，从而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平等权。贱民必须绝对听从主人的使唤和遣差，不得有违主人的意愿，否则主人可对其进行任意处罚。贱民也没有职业、迁徙、婚姻和交往的自由，没有任何隐私权和人格尊严。例如，贱民不仅自己须由主人决定其婚配，甚至其子女的婚配权也得由主人决定，否则，也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清律规定：“凡家仆将女子私嫁与人，不问本主者，鞭一百。无论年份远近，生子与未生子，俱离异，给予本主。”与剥夺贱民基本自由相伴随的，是历代法律明文规定贱民与主人、良民的极度不平等。以斗殴、杀人及强奸为例，主人殴伤、奸淫，甚至杀死贱民可以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普通平民（良民）殴伤、奸淫和杀死贱民也只需承担轻微的刑事惩罚；反之，若贱民殴伤、奸淫和杀死主人或良民，则要受到法律的最严厉惩罚。唐律规定：主人杀死奴婢部曲，只要杖一百，至多徒一年；良民殴伤贱民者，其罪“减凡人一等，奴婢又减一等”（《唐律疏议·斗讼二》）。然而，若贱民殴打主人，则“伤者绞，杀者皆斩”；若贱民殴打良民，则罪“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主人强奸女性贱民，则不受惩罚；良民强奸女性贱民，也只需受到轻微惩罚：“奸他人部曲妻、杂户、官户妇女者，杖一百；强者加一等……明奸己家部曲妻及客女，各不坐”（《唐律疏议·杂律上》）。反之，若贱民奸淫主人或良民，则面临极刑的处罚：“其部曲及奴奸主及主之期亲，若期亲之妻者绞，妇女减一等，强者斩”；“诸奴奸良人者，徒二年半，强者流，折伤者绞”（《唐律疏议·杂律上》）。明清两代几乎完全继承了历朝对贱民在法律上的非人性歧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前朝更严厉。例如，洪武《大明律》规定：“凡奴婢骂家长者，绞。骂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杖八十，徒三年。大功，杖八十；小功，杖七十；缌麻，杖六十。”“凡奴婢殴家长者，皆斩；杀者，皆凌迟处死；过失杀者，绞；伤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若殴家长之期亲及外祖父母者，绞；伤者，皆斩；过失杀者，减殴罪二等；伤者，又减一等；故杀者，皆凌迟处死”（《大明律》）。清律规定：奴婢对主人的辱骂和殴打，均要受到极刑的处罚：“凡奴婢殴家长者（有伤；无伤。予殴之奴婢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凡奴婢骂家长者，绞”（《大清律例》卷二十八、二十九）。

人以役贱，也是历代贱民的基本特征。贱民从事的职业都是社会中最低劣的行业，欲称“贱业”；反过来说，最低贱的工作非贱民莫属。除了侍候主人或官员的各类仆役，以及各种最辛苦的劳役外，凡是被当时的社会舆论视为最下贱的各种职业，均由贱民群体承担，例如唱戏、卖淫、行刑、埋尸、抬轿、剃头、阉割、丧葬等等。以宋以后浙东的“堕民”为例，男女贱民从事的各类“贱业”竟多达数十种。清律明文规定“奴仆及倡优隶卒为贱”：“凡衙门应役之人……其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长随亦与奴仆同”［《大清会典》（光绪）卷十七］。因此，“清代的贱民首先是指奴婢和娼优。长随跟奴仆同等；开豁以前的乐户隶属‘乐籍’，与娼优是一样的。为官府服役的皂等所干的各种差事，被认为是侍候官老爷的‘贱役’；人以役贱，所以凡应承这种差役的人都被划进贱民的圈子里”。明清时期徽州的佃仆，是等级高于奴婢的贱民群体，其服役的范围，“主要是冠婚祭喜庆，以及属于地主生活方面的一些劳役。但也有一些是属于生产性的劳动，如看守树木、除草、修路、建筑仓库、搭桥、春渡等。还应指出，如抬轿、奏乐、丧葬杂役，等等所谓‘贱役’，也是由佃仆承担的，而且成为佃仆的一种标志”。

作为“四民”之外的一个特殊群体，贱民被强制要求赋有某种侮辱性的身体标识和社会符号。历朝对贱民的服饰、出行等均有明确规制。违犯贵贱的规制，即要受到法律的惩罚。首先是服饰的穿戴必须有别于良民而凸显其贱民身份。如《大明会典》载明：“正德元年，禁商贩吏典、仆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僧道隶卒下贱之人，俱不许服用纻丝纱罗绵”（《大明会典》卷六十一）。清律也规定：“只许奴仆穿茧绸、毛褐、葛布、梭布、貂皮、羊皮；不准穿纺丝、绸绢、缎纱、绫罗、各种细毛、狼皮以及石青色衣。只许戴狐皮、沙狐皮、貂子皮帽；不许戴貂帽。乐户只准穿戴本色黄骚鼠皮帽。凉帽用绿绢裹，绿绢沿边。不许穿各项绫缎及狼皮衣。”据明代徐渭记载：浙江的堕民，“四民中即所常服，彼亦不得服”。其服饰的典型特征是：“帽以狗头状，裙布以横，不长衫”（《徐文长集》卷十八《风俗论》）。其次，在出行、就餐、称谓等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历代都有关于贱民的特殊定制。贱民不能走道路的中间，不能与主人同桌共餐，与良民相逢必须主动避让。如浙东堕民，其出行“不得乘坐车马，只能步行。路遇平民，堕民必须让路。绍兴乃是水乡，出行的主要工具是船。然而，如果有堕民同行，即便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平民也不允许堕民入舱……堕民外出时总是低着头，迈着碎步，靠右急速而行。如果双方相向而行，堕民得给平民让路”。

对贱民最为残酷的制度，就是贱籍的世袭性。在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的规制是，除了极其特殊的例外，贱民自己及子孙后代均不能脱贱为良。换言之，一日为贱，不仅终身为贱，而且世代为贱。尤其是贱民及其子孙永世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能进入朝廷官僚体系，成为朝廷官员。在中国传统社会，由贱入贵的主要制度性途径，便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体系。这一选拔精英的道路对于普通平民而言，是转变其身份的主要通道，而这条通道对于贱民而言则是完全关闭的。唐律对科举取士的资格要求很高，普通的工商阶层都被排除在外，更何况贱民阶层。到了明清时期，法律已明确规定贱民不得参与科举考试，不得进入仕籍。如清律明文规定：“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仵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胥户、吹手，凡不应应试者混入，从重治罪。认保、派保互结之五童互相觉察，容隐五人连坐，禀报黜革治罪”［《大清会典》（光绪）卷十二］。“其八旗户下人及汉人家奴、长随、倡优、隶卒子孙，概不准冒入仕籍。步军统领衙门番役缉捕勤奋者，止准该衙门酌加奖赏，毋许奏给顶戴，其子孙概不准应试出仕”［《大清会典》（光绪）卷十］。在贱民群体中地位稍高一些的佃仆子弟，即使因为特殊的机遇，其经济地位足以供养子弟上学读书，也同样因贱民身份的限制而“不准应试出仕”。

婚姻是传统社会中人们改变身份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阻止贱民通过婚姻变更贱籍，历代均对贱民的婚姻做了严厉的限制，禁止贱民与良民之间的通婚。唐律认为，各色人等各有自己匹配的婚姻，良贱之间尤其不能婚配。违犯良贱之间的婚配关系，就打乱了既定的等级秩序，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人各有耦，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故此，“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其奴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唐律疏议·户婚律》）。“工、乐、杂、官户及部曲、客女、公私奴脾，皆当色为婚。若异色相娶，律无罪名，并当违令，各改正”（《唐律疏议·诸杂户不得与良人为婚》）。明清两代不仅沿袭了唐律关于良贱禁止通婚的规定。明律专门辟有“良贱为婚姻”的条文，良贱通婚不仅贱民本人要受罚，主人若有责同样要治罪。“凡家长与奴娶良人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以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各离异改正”（《大明律·婚姻》）。《娶乐人为妻妾》条规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大明律·婚姻》）。清律也认为，良贱通婚有辱良民，“婚姻配偶义取敌体，以贱娶良，则良者辱也”。因此，“凡家长与奴娶良人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家长知情者，减二等。因而入籍为婢者，杖一百。若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杖九十（妄冒，由家长，坐家长；由奴婢，坐奴婢）。各离异改正”（《大清律例》卷十《户律·婚姻》）。

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对贱民有如此苛刻、侮辱和非人的法律规定，归根到底是因为不把贱民当作人看待，而视其为工具、物产和资财。唐律明言的“奴婢贱人，律比畜产”，道出了中国历史上贱民群体的共同本质。因为本质上没有把贱民当作人，而是把他们视作“会说话的工具”，因而贱民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等基本人权便被残酷地剥夺。正因为实质上被当作是所有者的工具、物产和资财，所以贱民便可以被主人合法地买卖、转让、没收：“奴婢皆同资财，即合由主处分”（《唐律疏议·户婚三》）。一旦主人犯罪，其奴仆因视为财物反而不用受到连坐，可以像其他财物一样被籍没分配。“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唐律疏议·贼盗一》）。

二、历史上的各类贱民

贱民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从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贱籍制度几乎与早期国家同步。这一点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理论，即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经历了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最早的贱民脱胎于奴隶，贱民制本质上是奴隶制的残余。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记载的最早王朝，也是中国的早期国家形态。分别记载夏朝和商朝政治军事制度的《甘誓》和《汤誓》中均出现了“孥戮”的概念，据训诂学家考证，这里的“孥”同“奴”，说明夏商时期已存在“奴婢”。清代学者江声注释《甘誓》曰：“‘孥’或为‘奴’，当从‘奴’，谓有罪而没为奴也。或奴，或戮，视其所犯”（《尚书集注音疏》卷三《夏书》）。另一位清代学者段玉裁也认为“孥”与“奴”在上古时代是通假的：古“奴婢”“妻孥”字，皆作“奴”。“孥”字是俗称，《尚书》原文只作“奴”。“其实‘孥子之孥’两‘孥’字，亦当正为‘奴’，古子女奴婢统称奴，其既也假‘帑’为‘奴’字，其后又制‘孥’为之”（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孔子在论及商代的三位杰出“仁”者时，提到了其中的箕子曾经为“奴”，这也间接证明商代奴婢的存在：“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周礼》关于奴婢的记载相当多：《秋官》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乱者，皆不为奴”（《秋官司寇·司民/掌戮》）。《大宰》曰，“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东汉经学家郑玄说，“臣妾，男女贫贱之称者，或奴戮之余允，或背德之质子，晋惠之男女皆是”（《周礼注疏·正义序》）。《周礼》在详细分述“治官”“宫正”“宫伯”“膳夫”“庖人”等50余种职业时，包含了大量的“胥”“徒”等奴仆群体，甚至其中提及的“女酒”“女浆”“女幂”“女祝”“女工”等，据专家考证也均为女奴。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政治逐渐进入绝对的君主专制时期；到了秦汉时期，这种绝对的君主专制政治得到逐渐稳固。与此相一致，中国的贱民制度大约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正式形成，并且成为国家法定的重要政治制度。《左传》论及春秋时期鲁国的社会等级时，就出现了“隶”“僚”“仆”“台”等贱民群体：“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西汉王莽说，“秦为无道，置婢奴之市，与牛马同栏”（《汉书·王莽传》）。这说明，在秦王朝时，已经把奴婢视作牛马般的贱民，这一点已为后世出土的秦律等文献所证明。抄录于秦王政时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就有关于“隶臣妾”和“人奴妾”的专门条款；而形成于秦统一后的《岳麓书院藏秦简》中所载的秦律，则不仅有“隶臣妾”的条款，而且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人奴婢”的用语。到了汉代以后，奴婢作为主要的贱民群体已经大量存在，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例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就明文规定，奴婢不是正常的人而属于财物的范畴：“民欲先令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办券书，辄上如户籍。”奴婢向官方诉讼主人不仅不得受理，而且还要受到“弃市”的极刑：“子告父母，妇告威公，奴婢告主、主父母妻子，勿听而弃告者市。”汉以后的唐宋明清历代大体沿用了秦汉的良贱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将贱民群体打入另类，被剥夺基本的人权。从此以后，贱民群体一直伴随着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而长期存在，但其表现形式及构成在历史上却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贱民群体主要有奴婢、部曲、娼优、佃仆、乐户、丐户、疍户、皂隶、堕民等。

1.奴婢。在中国的贱民演化史上，奴婢是典型的贱民，也是出现最早、数量最庞大、存续时间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贱民群体。奴婢是“男奴女婢”的通称，又常常被称为“奴仆”“家仆”“家奴”“人臣”“人妾”“家僮”“丫鬟”“丫头”“使女”“苍头”“驱口”“驱奴”等。根据其隶属或所有关系，奴婢又可分为官私两类，为朝廷官衙所拥有的为官奴，为家庭私人所有的则是私奴，官奴和私奴在一定条件可相互转换。“如官奴婢往往被皇家或官府当作赏赐品赐予下属官吏，从而变成了私奴婢；原是私奴婢者，也有因主人犯罪，其家属和奴婢没官，而转弯成为官奴婢者。”一般认为，奴婢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因而在战国后期和秦汉早期奴婢就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大量存在了。史载，战国末期秦国大臣吕不韦和嫪毐的私奴婢就数以万千计：“不韦家僮万人，嫪毐家僮数千人”（《史记·吕不韦传》）。秦汉之后，官私奴婢的数量不断增加。汉代的“官奴婢十万余人”（《汉书·贡禹传》)，唐代仅宫廷的官奴婢就有10万多人，私奴婢的数量则更为庞大。唐太宗的儿子越王李贞，“家僮千人”（《旧唐书·越王贞传》），大臣冯盎更甚，拥有“奴婢万余人”（《旧唐书·冯盎传》）。地方官僚和豪富巨贾蓄奴成风。如，广州刺史胡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旧唐书·胡证传》），京师巨富王宗，“侯服玉食，僮奴万指”（《旧唐书·王处存传》）。历史上不少朝代对奴婢的数量曾经做出过各种限定，因为奴婢规模过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社会生产力并减少政府的税收。例如，汉时曾规定：“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汉书·哀帝记》）。唐代规定得更为详细：“王公之家不得过二十人；其职事官，一品不得过十二人，二品不得过十人，三品不得过八人，四品不得过六人，五品不得过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不得过二人，八品九品不得过一人”（《唐会要》卷八六《奴婢》）。清朝亦有蓄奴的定制：“旗下督抚家口，不得过五百名，其司、道以下等官视汉官所带家口，准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〇八）。然而，是否拥有奴婢，以及拥有多少奴婢，是专制政治下等级特权的体现，一般的制度规定难以有效约束权贵家庭的蓄奴之风，历代关于蓄奴的限定很大程度上形同虚设。例如，直至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存在合法贱民的清朝，权贵家庭成百上千地蓄奴仍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有清一代，“仕宦之家，僮仆成林”。乾隆宠臣和珅，“供厮役者，竟有千余名之多”（《清仁宗实录》卷三七）。不仅督抚大员奴婢成群，甚至七品州县之官也“多置僮仆以逞豪华，广引交游以通声气，亲戚往来，仆从杂沓，一署之内几至百人”。

2.部曲。作为贱民群体的部曲，源于南北朝，主要盛行于唐代。部曲原泛指军队士兵，后来则专指私家军队。“部曲”一词在东汉末、三国、西晋时代的历史文献中已经常出现，泛指部队、军队、队伍和士兵。但在当时，“无论是官方部队还是私家士兵，都可以用部曲一词表示”。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部曲一词逐渐更多指私家军队，再从私兵进而蜕变成为私家仆人，成为有别于“良人”的“贱人”。到了唐代，部曲已成正式制度规定的贱民群体。清末民初的沈家本和何士骥等曾对部曲做过专门的考证。沈家本认为，从三国至周、隋三百多年间，兵祸战乱不绝，地方将吏纷纷拥私兵以自重。“第其初，部曲虽供役私家而尚未沦于卑贱，故别于奴婢，而不混为一等。洎乎朝移代易，荣悴不齐，此等人不供役公家，不系户籍，其妻儿衣食仍仰给私门，而部曲之称犹袭畴昔，于是杂户、官户之外遂有一项名目矣。”何士骥也认为，部曲源自东汉三国时期的私兵，并逐渐从私兵蜕变成为供主人役使的贱人。但何士骥和浜口重国都认为，在南北朝时部曲已经完成了从私兵向贱人的转变。部曲的女性眷属则称为“客女”，“客女，谓部曲之女”（《唐律疏议》卷二），从事“典型的奴隶劳动”，在《唐律》中亦被列入“贱人”。宋代关于部曲的文献记载已经不多，因而也有专家断定，“部曲作为一个贱民阶层，在宋代已不存在”。虽然部曲在宋代最后逐渐消亡，但至少从法律制度来看，宋初仍然存在作为贱民群体的部曲。《宋刑统》沿袭《唐律疏议》仍有不少关于部曲的条款，例如，宋初的《户婚律》也如唐律一样规定：“诸奴婢诈称良人，而与良人及部曲、客女为夫妻者所生男女并从良，及部曲、客女知情者，从贱。即部曲、客女诈称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所生男女亦从良；知情者从部曲、客女。皆离之。其良人及部曲、客女被诈为夫妻，所生男女经一载以上不理者，后虽称不知情，各同知情法”（《宋刑统》卷十四《户婚律》）。

3.杂户。杂户是四民之外从事“百工伎巧”等各类社会贱业的贱民群体之一，通常认为源自北朝，而特别盛行于唐代，是唐代贱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界对作为贱民阶层的“杂户”何时形成尚有争议，但通常认为，“北魏时期存在一种专门服务于官府不同部门的杂户，它主要由隶户、屯户、兵户、营户、牧户、乐户及佛图户诸户构成。北魏杂户不是某一特定人口，而是一种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的专称，且相对于当时的编户齐民，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身份和地位近似于奴隶”。据一些专家考证，杂户之名北魏之前就出现于典籍律令之中，但通常是指“杂役之户”，从事官府的各项劳役；也指“异族”“部族”等繁多的含义，其地位低于一般庶民，但仍属于良民群体。但在北魏分裂后的西魏和北周年间，“杂户”一词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良民阶层变为贱民阶层了。北魏以后，“杂户”作为贱民群体正式形成，恰如其称谓所示那样，其含义确实十分庞杂。有些专家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杂户、营户、盐户、金户、乐户、僧祗户、屯户、牧户、新民、府户、城民、驿户、伎作户、百工技巧、绫罗户、丝绸户、匠户等通称为“杂户”。按魏律和唐律的规定，杂户属于官贱民的一类，非为私属，不得列为普通民籍，而由州县单列贱籍。“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唐律疏议·户婚上》）。“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依令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各于本司上下”（《唐律疏议·名例三》）。

4.官户。官户是籍没的官奴婢，是官贱人的一类。与杂户不同的是，官户仅限于朝廷衙司，不属地方州县。唐律载：“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唯属本司”（《唐律疏议》）。官户主要从事各种苦力型的劳作，因其“分番输作，又称番户”。“诸律令格式有言官户者，是番户之总号，非谓别有一色”（《唐六典·刑部尚书》）。据考证，作为贱民群体的官户，最早出现于隋朝。在隋朝，官贱人中已正式确立了“官户”的类别，并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杂户的义务，而隋朝的“官户”之名又沿袭自陈朝。到了唐朝开元年间，法律已将官户与奴婢、工户、乐户、杂户和太常声人等六类人一同列为“官贱人”。作为唐代重要的贱民群体，官户归属刑部都官曹管辖，但其劳作则主要分配到司农寺。“凡诸行宫与监、牧及诸王、公主应给者，则割司农之户以配”（《唐六典·刑部尚书》）。官户女奴主要给达官贵人家庭提供侍役，“官户奴婢有技能者配诸司，妇人入掖庭，以类相偶，行宫、监牧及赐王公、公主皆取之。凡孳生鸡彘，以户奴婢课养”（《新唐书·百官志三》）。而官户男奴则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放牧业，并配给一定数量的农田和牲口，“诸官户受田，随乡宽狭，各减百姓口分之半。其在牧官户、奴，并于牧所各给田十亩。即配戍镇者，亦于配所准在牧官户、奴例”（《天圣令·田令》）。上述律令提到的“官户、官奴都是唐代的贱民”，两者的区别在于“丁、官户是分番的，而官奴则无番”。作为重要贱民群体的官户，唐代之后基本上不复存在。到了宋代，“官户”之名仍在，但其意义却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从原先的下层贱民变成了上层权贵。北宋中期的“官户”指的是“品官之家，谓品官父祖子孙及同居者”，且唯有以军功入仕或“至士大夫以上方有资格作官户”。

5.乐户。顾名思义，乐户就是从事音乐舞蹈职业的群体，故又称“乐工”“乐人”“乐籍”。音乐舞蹈是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伴随着有文字记载的整个人类历史。商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已有大量关于礼乐舞蹈的文献，但尚无将乐舞当作贱业的记载。法律条文明确将“乐户”列入贱籍始于北魏，魏律载：“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魏书·刑法志》）。北魏后，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间中乐户便作为贱民阶层而存在，成为存续时间最长的贱民群体之一。乐户以“贱民”身份活跃在宫廷、军旅、地方官府、寺庙和民间，“从北魏时期发端，到清代雍正年间被禁除，前后经历了一千四百余载”。唐代作为贱民的乐舞职业者分为两个群体，即“乐户”和“太常音声人”，前者籍在朝廷的太常寺，后者籍属州县。“工乐及官户奴，并谓不属县贯，其杂户太常音声人有县贯”（《唐律疏议·贼盗一》）。但“乐户”和“太常音声人”两者本质相同，均属贱民：“工、乐者，工属少府，乐属太常……‘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唐律疏议·名例三》）。总之，音声人作为单独的一类，与官户、杂户是有区别的，但“其地位绝对低于良人”。有些研究者认为，乐户的地位在宋元时有明显提升，甚至在宋代已不属于贱民阶层。而在元代，出现了一个不属于贱民阶层的“庶民乐户”，即“礼乐户”。“他们不仅享受着正常人的权利，可以应试、做官，甚至还有免除赋役的特权。”不过，更多的研究表明，“乐户”在北魏以后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属于“四民”之外的贱民阶层，特别是在明代，“乐户”的数量剧增，而其社会地位则极其低下，“没有哪个时代的乐户比明代更为低贱”。

6.倡优。中国古代作为贱民阶层的乐户，在相当程度上与娼妓是重合的。在中国最早的古代典籍没有“娼”只有“倡”，而“倡”与“乐”相通。如“《说文》没有‘娼’字，梁顾野王《玉篇》上始有‘娼’字，并说：‘娼，也’。字作何解？《说文》说：‘，放也，一曰淫戏’。宋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由此可见，“古代娼女起源于音乐。所以后世娼女虽以卖淫为生，而音乐歌舞，仍为她的主要技术”。从语源学上看，娼妓与乐舞这两种职业有着内在的联系，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娼妓继承着音乐的传统，没有娼妓就没有音乐。娼妓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职业，无疑属于中国传统社会最低贱者的行列，毫无例外地被历朝的法律制度打入贱籍。然而，中国历代的法律条文中，很少明确将娼妓单独列为贱籍。之所以这样，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如上述所言，中国古代法律语境中的“乐户”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娼妓”。王书奴说，“‘女乐’这种人物，一方面牺牲色相，他方面也可谓出卖肉体，实为‘巫娼’演进之产物”。《魏书》所谓“‘乐户’，即‘女乐’的化名”，“女乐”与“娼妓”实为“一途”。另据一些专家考证，古代娼妓与专业歌舞女艺人名称上通用。“如对‘妓籍’‘伎籍’‘娼籍’‘倡籍’‘花籍’检索，发现其与‘乐籍’相通，吴梅说‘伎女’从良，则脱‘乐籍’；从四库全书检索‘妓乐’一词的数量结果占‘妓’字检索结果的22%，说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娼妓是专业歌舞女艺人。”根据经君健的研究，在明清两代，“乐户”与“娼妓”同类。例如，明景泰八年有议:“凡良家妇女不许教坊司买作倡优，民户为乐户者皆令改正。”而在清代，朝廷废除教坊司的乐籍后，山西等地仍保留不少“乐户”户籍，这些“乐户”仍是“娼妓”，被当地视为“贱之甚者”，“不齿于齐民”。

7.胥吏。作为贱民群体的胥吏，是官贱人的一种，主要在衙门和高官家庭从事低贱的劳役，其主体是各类衙役、差役、隶卒、皂隶、长随和家人。胥吏、隶卒是国家政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一阶层随国家政权而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左传》所描绘的鲁国昭公时期的胥吏阶层就已经十分复杂：“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沈家本在总结历代刑法时，对属于胥吏阶层的隶卒做过详尽的分类，从先秦的司隶、罪隶、蛮隶、奚隶、臣隶、臣妾等，到汉魏至唐宋明清的皂隶、民隶、徒隶、胥隶等，虽名称各异，但内容大体相同：“隶，贱官”也；“隶，贱臣”也；“隶，奴也，贱也，役也”。作为在中央与地方政府机关中从事衙役的这个胥吏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都处于非常低贱的地位，大体上均属于“四民”之外的贱民阶层。有学者指出，虽然这个阶层在今天看来属于“公务员”的范畴，但在历史上实际履行着“官奴婢”的职能。“官署中的低级公务员由官奴婢担任，其工作受到歧视，列为贱业，变成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传统，残留了几千年之久。这些工作统称为‘吏’的工作。吏又称‘皂吏’‘隶吏’‘青吏’，都表示其职业之卑贱及其从业者身份之低下。皂、隶直接点明其奴隶身份。”衙门中的胥吏、役差虽然地位类同贱民，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在明清之前的历朝法律制度中，很少有明确的条款将其列入贱籍的。但明清之后，胥吏衙役群体被列入制度性的贱民阶层则是明确无误的。例如《清会典》明确规定，衙门中的“隶卒为贱”。“衙门应役之人，除库丁、斗级、民壮仍列为齐民外，皂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番役，皆为贱役。”

8.佃仆。佃仆是一种区域性的贱民，分布于明清时期的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河南等地。佃仆制源于何时，历史学家并无明确答案，但多数研究者认为，佃仆制至少在明代以前就存在了，明清时期已在许多地方流行。有些认为源自东晋南朝，有些认为源于唐宋时期。有人考证，“佃仆”的称呼在北宋时就出现了，盛行于南宋并且一直延续到元明清以后，“累世相承，遂不得自齿于齐民”。佃仆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的称呼，如佃民、地仆、庄仆、庄人、住佃、火佃、庄佃、细民、伴当、世仆等。一般认为，安徽的徽州是佃仆制流行的典型地区，以致对徽州佃仆的研究成为中国历史学界，特别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界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领域。但也有人认为，作为明代独具特色的土地占有关系，佃仆制虽盛行于南方各省，“而江西尤为突出和盛行”。作为贱民群体的佃仆，其本质特征即是其奴仆身份，不得与四民相齐，从而不享有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佃仆首先是主人的奴仆，同时也是主人的佃农。如清律明确规定，佃仆是“奴而兼佃户者，即退佃而名分永存”。“佃仆和地主具有主仆名分，是人身依附强固的标志，也是佃仆区别于一般佃户的重大特征。主仆名分是终身的关系，而且延及子孙，世代相承，经‘数十世不改’。”这种双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常常以佃仆与主人之间的契约形式得以确立，并且由国家的法律条文加以保障，永世不得改变。作为奴仆，为主人服役是佃仆分内的工作，从服侍主人的衣食住行，到服务主人家的婚丧嫁娶；作为佃农，佃仆还要为主人家从事生产劳动，从耕种田地到经商买卖等。鉴于佃仆身份和劳役的这种双重性，有的专家认为这是由于将大量奴仆用于农业生产，从而使“佃农奴仆化”的结果。因此，佃仆是一个不同于奴婢而接近奴婢，不同于佃户和雇工人，但又不属于良人的特殊贱民阶层。

区域性的贱民除了佃仆外还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有江浙的“堕民”或“丐户”、浙江的“九姓渔户”和广东沿海一带的“疍户”。堕民又称堕贫、惰民、惰贫、大贫、小姓、轿夫、丐头、丐户等，最早出现于南宋，盛于元明清的浙江和江苏部分地区。堕民的服侍对象称“主顾”或“脚埭”，两者之间形成人身依附性的主仆关系。“九姓渔户”或“九姓渔民”亦称“江山船”，自称“船浪人”，主要存在于浙江和江西的水乡，尤其是聚居于浙江的衢江、东阳江、桐江以及富春江流域，这些船户因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九姓得名。九姓渔户以捕鱼为业，女子也常兼以卖淫为生。疍户或疍民，亦作蜑户、蛋户。“疍”，古时又作为“蜑”“蛋”“蜒”，因而疍户又有别称蜑族、蛋民、蜒户等。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沿海地区，台湾和浙江也有分布。与江浙的九姓渔户非常类似，疍户也主要从事水上的捕捞业和采珠业等，不少疍户女子亦被迫卖淫为生。一方面，堕民、疍户和九姓渔户被社会排斥于“四民”之外，他们与其他贱民一样被粗暴剥夺作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上说，他们又不像其他贱民群体那样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因而，有些专家亦称这类区域性贱民为“习惯型贱民”。

三、贱民制度与中国专制政治

贱籍制度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有着内在的联系，对巩固绝对君主专制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作为一种特殊政治存在的贱民等级，不仅是中国君主专制不可缺少的政治基础，而且是中国专制政治体系中超稳定的结构性要素。

贱籍制度是专制社会等级秩序的产物，是专制政治结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专制政治的结构基础就是等级秩序，专制政治越发达，等级结构就越复杂。中国传统政治的本质，是绝对的君主专制，或称王权政治。王权政治也是一个社会结构体系，君主处于整个社会结构的顶端；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王权体系在社会结构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臣民在社会与历史上只能为子民、为辅、为奴、为犬马、为爪牙、为工具。”相对于皇帝而言，其他所有子民都是“臣仆”或“奴才”。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皇帝“子民”的主体，即是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这些“子民”自身也构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等级结构体系，其中“士”居于“子民”结构体系的顶端。作为中国士大夫阶层主体的各级官僚，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等级体系，即所谓“九品中正”制，拥有朝廷品秩的官员就多达十八个层级。士尚且如此，其他子民自无可逃遁于等级秩序体系之外。政治等级在传统社会意味着政治秩序，在子民中间划分等级，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便于统治。对此，西周和先秦的文献就已有明确表述。例如，《逸周书》就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等级秩序，不仅社会的正常生活无法维持，人们之间也必然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最终导致相互残杀。如果人群之间为了争夺利益而发生战乱，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安居乐业，统治者也无法驾驭民众。“凡民不忍好恶，不能分次。不次则夺，夺则战；战则何以养老幼，何以救痛疾死丧，何以胥役也”（《度训解第一》）。荀子也说得很明白，先王之所以区分贵贱富贵，就是为了防止混乱失控：“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富贵贫贱之等”（《荀子·王制篇》）。《左传》所描述的王权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复杂而完备的等级秩序体系，它建立在君王为顶端、贱民为低端的结构体系之上：“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左传·昭公七年》）。

贱籍制度的存在，是中国传统特权政治的社会等级结构基础。从上面《左传》的这段引文和其他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普通民众之间须“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左传·隐公五年》），而且贱民之间也还有不同的等级之分。为便于政治统治，在贱民这个最低端的社会阶层中再划分出不同的等级，贱人中间还有“高级贱人”与“低级贱人”之分，这正是从先秦至明清的贱籍制度的共同特征。如果“皂”以下为奴仆的话，那么《左传》所列的先秦奴仆便有五个等级。唐律的相关规定同样清楚地表明，不同的贱民群体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别：“诸部曲殴伤良人者（官户与部曲同），加凡人一等。奴婢，又加一等。若奴婢殴良人折跌支体及瞎其一目者，绞；死者，各斩”（《唐律疏议·斗讼二》）；又规定官贱人升为良人须经过几个等级：“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唐六典·刑部尚书》）。直到清王朝，贱民阶层内部的等级差别依然十分明显。据经君健的研究，从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综合考察来看，清代的贱民可分为四个等级：奴婢、娼优和乐户是最低级的贱民群体，是“贱民中的贱民”；堕民、丐户、疍户和九姓渔户是比奴婢地位稍高的倒次第二个贱民等级；佃仆虽没有独立的人格，却因从事生产劳动而接近佃户，因而地位比前两个贱民群体更高些；隶卒和衙役、家人、长随直接服侍官府，是官僚的爪牙，其地位在贱民中最高，属于贱民中的“统治阶级”。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社会的进步程度直接体现为政治上的平等程度。政治上的等级差别越大，表明社会的专制程度越高，而政治文明的程度则越低。在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条件下，处于等级秩序顶端的君主不仅拥有至高无上的王权，而且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还拥有超常的政治经济特权。从某种意义上说，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超常特权，正是建立在剥夺大量贱民群体的基本权利这一基础之上的。换言之，统治阶级的超级特权体制，是以贱民阶层完全丧失其基本人权为代价的。

贱民群体的产生是政治镇压的结果，贱籍制度本身就是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本质上是一种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从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一判断无疑是极为深刻的。为了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历史上的各种政治势力集团最终都会毫无例外地使用军队等暴力工具，对敌对势力进行残酷的镇压和杀戮，并运用暴力手段将被统治阶级牢牢控制在既定的政治秩序之下。中国历史上贱民群体的形成，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论断。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记录表明，贱民群体的来源虽然多种多样，但贱民阶层的主体来源就是国内外战争中被战败的俘虏、国内政治斗争中被镇压的敌对集团成员，以及受到统治阶级法律惩罚的形形色色罪犯。

历代的文献记载表明，将大量的俘虏分赏给将帅大臣为奴，是王朝征服敌人的常用手段。恩格斯说：“战争提供了新的劳动力，俘虏变成了奴隶。”把战争中的俘虏当作法定的奴仆，既可以增加战胜方的初级劳动力，又可有效防止这些昔日敌对力量的反抗。因此，将战争中的俘虏当作奴仆，是世界历史上早期国家的通例，中国当然也不在例外。现代汉字中的“虏”源自甲骨文，本意即是战争中的俘虏：“虏，获也”（《说文》），后引申为“奴隶”和“奴仆”。俘虏是奴婢等贱民群体的最早来源，这一点在先秦时代是十分清楚的。睡虎地秦简的法律就有明确的条文：“寇降，以为隶臣”（《睡虎地秦墓竹简》，第89页）。从甲骨文、金文和竹简关于降寇的大量记载表明，战争中的俘虏是奴婢隶臣等贱民群体的主要来源。汉唐以后国家政权日益稳定，战争俘虏不像先秦时代那样众多，但仍是贱民的重要来源。班固在《汉书》中还把“奴”与“虏”并连在一起：“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间收取，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汉书·货殖传》）。别人都怕凶狠狡黠的“奴虏”，但齐地的刁间却善于使用“奴虏”来发财致富。有的专家认为，在唐朝的对外战争中，“有关俘虏对方人口的记录虽然很多，但除了少数是用以‘献俘’，一部分予以释放外，只有在某些战役中的俘虏才被成奴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俘虏，究竟如何处理，往往并无明确交待。这说明唐代的对外战争，已经不以掠夺奴隶为其主要目的。因此说，俘虏只是唐代官属奴婢的来源之一，而不是其主要来源”。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的文献明确记载，即使在唐代，战争中的大部分俘虏仍是贱民的重要来源。历次对外战争中抓获的众多俘虏，有些转为奴婢成为官贱民，有些分赐给大臣成为私贱民。唐律规定“凡俘馘，酬以绢，入钞之俘，归于司农”（《新唐书·兵志》）。俘虏成为农奴，是王朝的常态；而战俘赦为良民，恰恰是少数的例外。《旧唐书》的一则记载即是明证：“初，攻陷辽东城，其中抗拒王师，应没为奴婢者一万四千人，并遣先集幽州，将分赏将士。太宗愍其父母妻子一朝分散，令有司准其直，以布帛赎之，赦为百姓。其众欢呼之声，三日不息”（《旧唐书·高丽传》）。明清两代在这一点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寓中国者，另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又如，顺治帝将满清入关时俘获的近百万青壮年称为“血战所得人口”，作为犒赏将其中部分俘虏分赐给将帅为奴：“或有因父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子者；或有因兄战殁而以所俘赏其弟者”（《清实录》第3册）。

将敌对政治集团成员贬为贱民，剥夺其基本的尊严和权利，防止敌对力量的复辟和反抗，是传统社会中政治镇压最常用的残忍手段。从传说中的“三代”原始国家政权到宋元明清的中国历代王朝，都毫无例外地将直接针对君主政权的反抗行为称为“谋反”“大逆”，列为“十恶不赦”的重罪之首。除了主犯处斩处绞之外，其余家属则籍没为奴，成为历代贱民群体的主要来源之一。《隋书》载：“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隋书·刑法志》）。《魏书》载：“大逆不道腰斩，女子没县官”（《魏书·刑法志》）。唐律载：“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唐律疏议》卷十七）。后来的宋元明清历朝法典，基本都沿袭了上述规定，将被镇压的敌对政治集团成员或直接处死，或籍没为贱民。即使被誉为“盛世”的唐朝，也同样需要运用残酷的贱民政治来巩固和维护政权。滨口重国在详细梳理唐武德至开元年间包括“玄武门之变”“房遗爱事件”“长孙无忌事件”“越王贞事件”和“太平公主事件”等上百起“谋反”与“大逆”事件后指出，这些事件中被籍没为“官贱人”等奴仆的被镇压政治集团成员，数量最多估计有20万人左右，中位数也在10万人左右。浙江堕民的来源相传有五种不同说法，即“宋焦光赞部曲说”“蒙古后裔说”“赵宋皇室后裔和忠臣说”“反抗洪武的忠臣义士说”以及“项羽余部说”。明朝的徐渭说，“丐以户称，不知其所始，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为堕民。丐自言则曰，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鲁迅也说，小时候听说堕民是宋朝降将后代，但后来他怀疑了：“他们的祖先，倒是明初的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也说不定。”不难发现，上述五种观点中无论哪一种，都与政治斗争和政治镇压相关。

在利用贱民政治来无情摧毁敌对政治力量方面，明朝堪称典范。大明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其十五岁之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奴”（《大明律·刑律》）。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政治反抗，《大明律》还专门增设奸党条，运用连坐与贱民制度严厉禁止臣下结党和内外官员交结。吏律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盟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女为奴，时产入官”，“内外官员相互勾结者，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大明律·吏律》）。为了削弱相权，消除可能出现的政治威胁，朱元璋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政治迫害事件，其中尤以“胡惟庸案”和“李善长案”为甚，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连坐之最。胡惟庸案连坐人数高达3万余人，除了丞相胡惟庸本人及其成年亲属被处死外，其余均被籍没为奴。民间相传，江浙贱民“九姓渔户”最初也是朱元璋对敌对势力政治镇压的产物，“九姓渔户为明初与朱元璋争天下的陈友谅的部属，明朝建立之后，其子孙九族贬入舟居，以渔为生，改而业船”。明成祖朱棣全面继承了其父的血腥传统，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位后，对建文帝旧部进行无比残酷的政治清算。《明史》有载：“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年间犹勾伍不绝也。”朱棣不仅处死建文帝的所有干将，将建文帝其余旧部贬为贱民，而且对其极尽羞辱，将其妻女统统贬为倡优，或被送入教坊司、浣衣局，或被充宫廷乐户成为官贱人。

将罪犯及其连坐的家属籍没为奴婢贱民，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法律制度之一，并贯穿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周礼》就有罪犯为奴的条款：“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乱者，皆不为奴”（《周礼·司寇》）。汉郑玄对此的注释则更加清楚：“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郑玄：《周礼注疏》卷三十六）。汉律也规定：“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从历代法律的成文规定来看，贱民的主要来源是朝廷的罪犯，许多专家也据此认定贱民群体主要源于各类罪犯。从表面上看，这样的判断无疑是对的。一是因为国家的法律本质上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掌握政权的统治者总会尽量运用法律的手段，首先将其镇压对象的行为列为“谋反”“谋叛”“大逆”等罪行，再判以重罪，从而使其政治镇压行为具有“合法”的外衣；进而将失败的政治对手打入贱籍，使其永世不得翻身。二是因为国家的统治者要有效维护政权，除了维护政治秩序外还必须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共秩序，这就需要严厉打击杀人盗窃等普遍的犯罪行为，将罪犯打入贱籍便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由此之故，一方面，所有被镇压的政治集团成员除被处死者外都会被作为罪犯而籍没为奴婢倡优等贱民，历代官修的史书对此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另一方面，除了政治罪犯外，也确实有大量普通的刑事罪犯及其缘坐亲人被籍没为贱民。例如，籍没罪犯为奴贯穿于整个唐代，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在初唐和后唐时有大量达官贵人的“家口”以谋反或叛逆罪而被籍没为奴婢。此外，“也有的本无‘反逆’之实，只以酷吏所陷，或因事触犯刑律，或因坐赃、逃亡等等原因，而家口被籍没为奴婢的，在唐代也大有人在”。又如，罪犯及其家口入奴的数量在清朝极大地增加，清朝在继承历代“罪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发奴”这一新贱民群体。清初，入“发遣为奴”的罪行约30多条，到了同治年间增多至103条，诸如“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发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发各省驻防官兵为奴”等等。与历代王朝的贱民制度一样，这些罚为奴仆的罪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犯，另一类则是普通刑事犯。“给付功臣之家”之奴，多为政治犯：犯谋反、大逆、谋叛、“谋危社稷”和“不利于君”等死罪的连坐家口，包括母女、妻妾、姊妹、儿媳及15岁以下的男性家人。其他“发遣之奴”则为普通刑事罪犯及其连坐的家人。

作为中华民族政治解放过程的重要内容，废贱为良经历了极其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从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从贱民群体形成之日起，就产生了反对贱民政治的努力。早在西周，就出现了反对将罪犯家属籍没为奴的呼声。《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周文王则被认为是“罪人不孥”的代表性人物。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东汉的毛玠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将妻子没为官奴婢”是“使天不雨者”的行径，他为此触犯龙颜而遭受了牢狱之灾（《三国志·魏志·毛玠传》）。历史上不仅时有反对贱民制度的呼声，更有一些统治者将废贱为良付之行动。沈家本详细列举了历代废奴为良的各种尝试，比较重要的有：汉代高祖、文帝、光武、建武均有过免贱为良的举措，如高祖五年诏曰“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文帝四年“免官奴婢为庶人”；晋、魏、唐、宋、辽、金、元、明亦偶见免贱为良的实例，如唐显庆二年“敕放诸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宋开宝四年“诏广南有买人男女为奴婢转佣利者，并放免”，金天辅六年“诏奴婢先其主降，并释为良”，辽世宗大定二十九年“诏诸饥民卖身已赎放为良，复与奴生男女，并听为良”，明洪武五年诏“诸遭乱为人奴隶者复为民”，明英宗时“谕吏部曰：教坊乐工数多，其择堪用者量留，余悉发为民。凡释教坊乐工三千八百余人”。然而，所有上述这些免贱为良的事例，均是零星而偶发的皇帝“善举”。有些是出于饥荒的原因，有些是为了收买人心，还有一些是为了增加朝廷的税收，而都不是制度性的废贱为良。

在中华民族废贱为良的政治解放历史进程中，有过三次里程碑式的改革与突破，第一次是清朝雍正年间首次从正式制度层面推行“豁贱为良”；第二次是民国时期，从国家法律上全面废除贱民制度；第三次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社会经济的现实基础上彻底铲除贱民制度，终结了盛行中国数千年的贱民政治。

清廷统治中国后，一方面沿袭了中国传统的贱民制度，将大量的战俘和罪犯变为朝廷和贵族的奴仆，另一方面也对贱民制度实行了不少重大改革。例如允许奴婢独立开户，逐步解除开户奴婢出旗为民的禁令，顺治八年废除了教坊司乐户，康熙十二年又下诏裁撤地方乐户，等等。清朝关于贱民制度的突破性改革，则是雍正年间一系列的“豁贱为良”政策。这一重大政治改革，首先从废除山西和陕西的乐户开始。雍正元年（1723）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奏曰：“山、陕两省乐户另编籍贯，世代子孙勒令为娼。绅衿地棍呼召即来侑酒。间又一二知耻者，必不相容。查其祖先，原是清白之臣。因明永乐起兵不从，遂将子女编入教坊，乞赐削除。”雍正十分赞同此奏，立即批转交由部议，部议结果认为：“压良为贱”，乃“前朝弊端”，“亟易革除”。雍正随即同意部议结果，下旨在全国范围内废除所有乐户的贱籍：“各省乐户皆令确查削籍，改业为良。若土豪地棍仍前逼勒凌辱及自甘污贱者，依律治罪。”同年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上奏请豁除丐户贱籍，在部议不同意的情况下，雍正仍下旨废除丐户的贱籍。雍正五年（1727）四月，又主动下诏豁除“佃仆”“伴当”和“世仆”的贱籍。雍正皇帝说：“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当，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其籍业下贱，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当、世仆……若果有之，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雍正七年（1729）后，又相继发布上谕豁除疍户和九姓渔户等的贱籍。对雍正帝的豁贱为良政策，清史官方文献有如下记载：“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言，请将直隶丁银摊入地粮内征收，嗣是各省计人派丁者，以次照例更改，不独无业之民无累，即有业民户亦甚便之。二年，天下人丁共二千四百八十五万四千八百一十八口。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儅，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之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蜑户者，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悯之，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谓棚民，广东有所谓寮民者，亦令照保甲之法案户编查。”

虽然雍正的“免贱为良”也有扩大户籍人数从而增加税收的经济目的，但却是对传统贱民制度的一次全面改革从而伴有某些政治因素，因而遭到保守势力的竭力反对。最初对废除丐户贱籍的“部议”就没有通过，但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仍可排除阻力强制推行。然而，即使皇帝运用其至高无上的君权推出新政，若执行过程中遇到大批官僚的抵制，新政实际上仍然无法有效运行。雍正帝“豁贱为良”的新政也遭遇了中国历代政治改革同样的困境，在其强行推出一系列废贱为良的政策后，同时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均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以致在他去世后这一新政很大程度上被实质性地否定了，其标志性事件便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重新限定贱民群体“报官改业”的资格。在官本主义的传统中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科举入仕是其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同样，对于贱民群体而言，还其良民身份最实质性的体现，就是允许其与良民一样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为官。然而正是在“豁贱为良”这一关键环节，雍正帝的政策遭遇了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乾隆三十六年，陕西学政刘墫上奏曰：已经豁贱为良的乐户丐户，“应请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方准报捐应试”。换言之，贱民正式豁免贱籍后，再要经过子孙四代及直系亲属被证明“清白自守”，不再从事“贱业”，方能应试捐官。这其实就是在最关键点上剥夺了从良贱民的权利，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了雍正帝的豁贱为良新政。然而，刘墫的这一上奏不仅获得“部议”同意，而且为乾隆钦准，成为清朝的律令：“凡开豁为良之乐籍、堕民、丐户及已经改业之疍户、九姓渔户人等，耕读工商听其便。仍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必其本族亲支系清白自守者，方准应试报捐。若豪棍借端攻讦，欺压讹诈，依律治罪”（《大清律例汇辑便览》卷八《户部则例》）。显而易见，乾隆三十六年条例，是一次严重的政治倒退：“如果说雍正时期贱民已因豁贱为良获得凡人等级地位，到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乾隆中叶却又对这部分凡人的部分政治权利中以剥夺，给以新的侮辱。堕民、疍户等过去为贱民，法无所据；开豁以后不同于良民却定例在案了。”因而可以说，“乾隆三十六年条例”是中国贱民解放史上的最后一次反动，也标志着雍正“废贱”改革的最终失败。

四、结论

贱民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一个特殊阶级，处于中国社会等级结构体系的最底层。以往的研究者通常把贱民视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低贱等级，严格地说，这是不确切的。按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这样的类型学标准，无论是从经济地位，还是从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标准看，贱民不是一般意义的等级或阶层，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且极其特殊的阶级，是中国传统社会阶级结构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历代究竟有多少贱民人口？至今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答案，但从历代典籍档案的相关记载中，大体可以推算出这是一个数量不小的群体。从贱民的来源看，由于贱民的世袭性，一日为贱不仅终身为贱，而且子子孙孙永世为贱，除了极个别的特赦、军功和赎身外，即使改朝换代也无法改变贱民的身份。在世传的贱民群体之外，历代都会有罪犯、俘虏等大批新的贱民产生。因此，无论中国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总有一个庞大的贱民群体始终存在着。

据《隋书》载，隋炀帝时“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隋书·裴蕴传》）。唐时有所收敛，但宫廷乐户贱人也少则“音声人一万二七人”（《新唐书·百官志三》），多则“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新唐书·礼乐志十三》）。皇帝和朝廷拥有的奴婢乐户等官贱民数量众多自不待言，达官贵人家庭拥有的私贱民数量则更多，传统中国从中央的政要到地方的土豪，几乎每家都会使用各色贱民。汉武帝时，“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汉书·食货志》）；三国时糜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三国志·蜀志·糜竺传》）；东晋的陶侃，拥有“家僮千余”（《晋书·陶侃传》）；唐代一个都督，可以“家僮数千”（《新唐书·李谨行传》）；北宋时有些地方豪富，“家饶于财，僮奴数千指”（《宋史·吴延祚传》）；明代仕宦之家的奴仆，“有至一二千人者”（《日知录·奴仆》）；清朝乾隆年间徽州六邑总人口20多万，仅一次性开豁的佃仆就达“数万丁”（《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五二）。即使在法律正式废除贱民制度的民国初年，仅绍兴一县的堕民竟还有“三万余人”之多。与全国的总人口相比，贱民群体当然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但从历代的各种记录可以窥见，中国历代贱民群体的数量总规模却超乎想象地庞大。唐长孺曾整理过贞观盛世的一份详细户籍资料，该材料记载：唐西州某乡总人口为2064人，其中奴婢为116人，占总人口比例的5.6%。王天石也整理过另外两份唐贞观和永徽年间的户籍档案，贱口的比例则更高。一份材料记载，全乡总人口为1200人，奴婢人口140人左右，贱口比例为12%；另一份材料记载，全乡人口2300人，奴婢337人，贱民比例为14%。可见，唐贞观永徽年间平均贱民比例高达10%以上。唐代的这个户籍数字，也许接近于中国传统社会贱民阶级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

贱籍制度将非人性和反人道的行为合法化，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奴役和社会奴役。作为处于社会等级结构最底层的特殊阶级，中国的贱民实质上是一个被全社会奴役的群体。在生物学和人类学意义上，贱民毫无疑问是人类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同胞，但在社会学意义上，贱民并不被视为正常的人类和同胞，而被视作动物与财产，即所谓“律比畜产”。他们同时被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礼仪剥夺了作为平民的基本人权，不仅受到享有权力与财富的统治阶级的奴役，而且也被普通的平民百姓所歧视，不仅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而且也毫无社会政治地位。在国家制度的层面，历代王朝均将贱民群体打入“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贱籍，被无情剥夺基本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他们不能像普通平民那样开户立籍和成家立业，不能自由迁徙，不能应试入学和入仕为官，不能与其他阶层子女通婚，一旦触犯法律，他们就要受到比普通民众严厉得多的惩罚。在法律的层面，贱民群体因为被当作“畜产”和“资财”，因而可以被主人买卖，其市场价格有时甚至不如牛马；他们是主人的奴仆，不仅人身依附于主人，而且可以被主人随意处置，包括任意的人格侮辱、人身虐待、性侵害，直至被主人虐杀。在社会的层面，贱民没有正常的社会生活，他们不能从事一般的职业，而被严格限定于各类最低劣的“贱业”；奴婢、佃仆、乐户、部曲等官私贱民不仅要受到历代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奴役，而且也要受到普通民众阶层的严重歧视和欺压。他们不能与普通平民居住在一起，而常常被限定在特定的贱民居住区域；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出行交往，都不能同于常人，而有特定的贱口标识；即使他们的祖先也曾跻身名门豪族，一旦沦为贱口便要被家族除籍。总之，贱民的“一切权利被剥夺，使之处于最卑下最受奴役的地位。倘若奴婢设法去奴籍为良，或以逃亡等方式试图摆脱所受的各种压迫和虐待时，则又要受到严酷的刑律处罚”。因此，贱民受到的不是一般贫民阶级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而是被残酷地剥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权利，是被中国传统的礼法体系彻底非人化和奴化的特殊群体。

贱民制度是中国专制政治条件下政治奴役与政治压迫的集中体现，贱民的解放程度是中国政治解放的重要尺度。历代贱民的种类、称号和来源多种多样，然而，无论哪个朝代，贱民最重要的来源都与政治压迫和政治镇压直接或间接相关，各种不同种类和称呼的贱民本质上都被剥夺基本人权，并受到非人道的对待。贱民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最低贱的阶级，不仅仅是由于其经济地位，更是由于其社会和政治地位。在主人眼中，贱民与可供自己随意使唤的牲口并无实质差别，为了使贱口更好地服侍自己，主人反而必须像饲养牲口那样维系贱民的生命和体力。因而，纯粹从物质生活方面看，在经济极度困难以至威胁到生死存亡的某些特殊情况下，贱民的生存条件甚至可能比普通贫民要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饥荒和灾难时期，平民会自甘出卖为奴的主要原因。然而，统治者和主人之所以要为贱民提供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仅仅是为了使其维系生命以更好地被主人役使。

在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条件下，贱民阶级存在的真实意义，就在于供统治集团奴役；贱民以牺牲基本的人权，来满足统治阶级的特权需要。在漫长的中国专制政治历史上，在所有的社会阶级群体中，贱民是受奴役和压迫最深重的群体。他们不仅受到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奴役和欺压，而且还要受到被统治阶级中其他平民阶层的歧视和侮辱，贱民阶级的政治解放超乎想象的艰难。即使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正式废除了贱民的卑贱身份，即使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条件已经不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社会对贱民群体根深蒂固的歧视以及贱民群体的自我鄙视也难以在短时期内消除。一位研究浙江堕民历史的学者回顾了从明初设立“禁止再呼堕民碑”开始的极其漫长的堕民解放历程，最后不无感慨地说，直到改革开放后，堕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障碍才完全消除，而成为国家的正常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堕民被列入劳动人民的行列，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堕民发家致富，平民消除了歧视堕民心理，堕民也不再有自卑心理，平民与堕民的界线得于泯灭，堕民作为一个贱民群体被彻底消融。”鉴于妇女在历史上被更多地剥夺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比起男性来受压迫更加深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引述傅立叶的话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据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政治进步史上，贱民解放的程度是衡量中国政治进步的重要尺度。

贱民制度在中国持续存在数千年，是中国专制政治的结构性要素之一，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沉重的政治和社会遗产。中国历史上贱民群体的形成，并非“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结果，而更多的是内外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产物。贱民虽然从事社会最低贱的职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到最残酷的奴役，但这并不等于贱民群体是中华民族的“糟粕”。恰恰相反，大量的贱民源于残酷的政治镇压，昔日万人之上的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完全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众人唾弃的奴仆罪隶。因此，数千年的贱民制度和数量庞大的贱民阶级的长期存在，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依附性、不平等、对权力的崇拜和对人格尊严的忽视成为国民性中严重的负面遗产。

贱民政治即是奴性政治，奴性的形成与专制政治和贱籍制度有着内在的联系。鲁迅对中华民族的国民性有过极其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他认为中国的国民性中有着浓厚的“奴性”。他说：中国人在历史上虽然经历过许多朝代，但实质上就是两个时代，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环境，导致了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许多人身上带有深深的奴性：“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

等级特权本来就是专制政治的内在属性，而贱民制则将等级特权从官僚阶级的价值转变成全民的价值，对等级特权的追求成为一般民众的内在精神。特级特权是官僚政治的产物，官员的权利与其官爵紧密相连。然而在中国，由于士农工商这些普通民众之下还存在着一个更低下的贱民阶级，在贱民群体面前庶民百姓也有强烈的优越感。不仅如此，贱民阶级内部还有三六九等，从而使得贱民群体自己也拥有等级意识。因而，在中国的传统国民精神中，存在着一种强烈的等级意识，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孙成为高于别人的等级，成为传统中国人的普遍追求和内在激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成了许多人的励志语和座右铭。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官本主义国家。“官本主义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在这种政治文化和社会政治形态中，权力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在各种类型的社会权力中，政治权力处于支配地位，是官本主义的核心要素。因此，权力本位通常也表现为官本位。在官本主义条件下，权力成为衡量人的社会价值的基本标准，也是影响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属性的决定性因素。权力支配着包括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置，拥有权力意味着拥有社会资源。”传统中国的官本主义与贱民制度是一种互为增益的关系，正是政治权力催生了大量的贱民群体，贱民群体的存在本身就是政治特权的宣示。剥夺贱民的基本权利，最实质性的就是剥夺其通过科举考试或捐官的途径成为朝廷官员的权利。官本主义与贱民制度的相互增益，导致了传统中国人对政治权力无以复加的崇拜。在相当程度可以说，在权力面前不仅贱民是奴婢，其他普通民众也同样是奴婢。

贱民制度彻底剥夺了人的尊严，极大地遏制了中国人对尊严的追求。在现代社会，人的最高价值就是人的尊严，“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成为全人类的共识。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尊严与权力相辅相成，权力而非德性和理性成为尊严的基础。谁拥有权力，请就拥有尊严；谁拥有多大的权力，谁就拥有多大的尊严。皇帝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他也因此而成为最有尊严的人。反之，没有权力就没有尊严，处于最底层的贱民没有任何权力可言，也就没有任何尊严可言。贱民制度的长期存在，不仅彻底泯灭了贱民群体的尊严意识，也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普通中国人的尊严意识。即使强调德行的儒家本身，其主流观点也把最高的尊严给予了皇帝，例如朱熹就说“人主极尊严”。

总之，数量庞大的贱民群体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政治存在，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个特殊的阶级，处于中国传统社会最低贱的地位。贱籍制度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制度之一，是中国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的重要制度基础。从根本上说，贱民阶级的产生，是专制政治统治的需要。贱民具有世袭性，最早的贱民群体源自俘虏和罪犯，是战争和政治镇压的产物。贱民被当作是牲口和财物，完全剥夺了基本的人权，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生命保障。贱民制度是一种极端非人道的政治奴役，与人类的政治文明完全背道而驰，贱民解放的程度是中华民族政治文明进步和政治解放的重要尺度。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5年第1期。

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夜，巴达维亚（现印尼雅加达）以西约二十多公里处的一个糖业种植园举办了一场舞女（ronggeng）表演。在性别失衡的商品边疆，这场演出算得上是一场盛会。为此，该种植园的华人劳工招呼邻近糖业种植园的劳工共同观看，并邀请其中头人共享晚餐与茶水。但是，随着演出的深入，盛会转为一场械斗，两个种植园的劳工因不明原因相互持械斗殴，最终造成数名劳工受伤，而主办该场演出的种植园亦被打砸抢劫。

该案卷宗现存于海牙荷兰东印度公司刑事档案，内有一百多页记载，包括约二十位当事人的口供以及前后数份调查报告。长期以来，这些内容琐碎、字迹潦草的刑讯记录并不为研究者们所关注。当面对这家世界上最早上市的跨国公司的庞大档案时，研究者们通常会选择首先关注它的全球贸易、资本网络，它所促成的全球艺术、医疗、知识交流，以及它所参与的全球军事与外交行动。

那么，我们为何需要偏离主流研究，来关注发生在这个全球网络的边缘的一件关于舞女表演与劳工械斗的事件？这样一件看似非常地方性的事件与学者们关心的东印度公司的全球网络有何关联？它又能否帮助我们从边缘、底层出发，从被全球化异化的底层民众的劳动与艺术出发，书写一段不同于帝国精英视角的庶民的全球史？思考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促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消融全球史与地方史之间的边界，探讨在一个特殊的种植园空间里艺术、性别、劳工、族群、资本主义这些议题之间复杂的纠缠，进而反思传统全球史所建构的全球化的乌托邦，关注在这个过程中被边缘化、异化的人群所实际生活的异托邦。

一、舞女

首先可能会让读者们浮想联翩的是这些在糖业种植园里表演的舞女。表面看来，她们似乎是在一望无际的蔗田里，以蓝天绿野为舞台，翩翩起舞。但细究之，便会发现一个悖论，因为一望无际的蔗田并非绿野，而是资本主义商品边疆扩张的现场，是资本将劳工与自然转变为商品并榨取剩余价值的场所。那么为何在这样的地点会有舞女起舞？

事实上，这样一幕在十八世纪巴达维亚乡村的糖业种植园中每年都会上演。据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殖民史料，舞女表演在种植园已成为仪式。每年三月份，为准备新的榨季，种植园需要搭砌糖灶、竖立蔗车，为此要动员大批劳工连续高强度作业。蔗车竖立后，便要举行一系列仪式，包括由一位头人将一只白色母鸡作为祭品放入蔗车碾压，并有数天节庆，其间便有舞女表演。该节庆甚至有一个专门的爪哇语名称，即badariebatoe，意为“竖立石头”（蔗车的主体是由两大块竖立的石磨组成的），或许可理解为种植园的巨石崇拜。榨季结束后，种植园还会安排另外一场舞女表演。这些表演不只是仪式性的，也是劳工们重要的娱乐。

但不能因此便认为这些种植园里的舞女表演与中国乡村戏班演出无异，将其理解为传统乡村节庆的一环。巴达维亚乡村的糖业边疆并不传统，它不是一个由小农家庭构成的亚洲乡村社会，而是一个缺乏家庭结构且性别高度失衡的种植园社会。在这里，载歌载舞的舞女们并不是在参与一场传统的爪哇乡村节庆，而是在参与全球资本主义商品体系的扩张。她们的舞蹈、她们的性别和她们的身体都已深深融入了这个体系，而她们的表演甚至成了这个糖业边疆的必需品，被荷兰殖民者们污名化为巴达维亚糖业经济的“必要的恶”。十九世纪的殖民者们更是将这些舞女理解为妓女，将她们的歌声与舞蹈理解为一种低俗的娱乐。

到底谁是这些舞女？她们如何表演？又如何进入这个糖业经济体系？这些问题涉及印尼艺术史的一个重要议题，即爪哇音乐与舞蹈中的ronggeng问题。Ronggeng一词无法被准确翻译，其词源亦不可确考，大体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位在数位乐器演奏者伴奏下亦歌亦舞的女性（本文简称其为“舞女”）。不同于东爪哇地区的宫廷舞女，ronggeng舞女通常并不依附于宫廷，而是在乡村、市井间游走、表演、谋生，有时服务权贵获取利益，有时又会为乡村节庆表演。在近代早期，她们在缺乏强大王朝国家的西爪哇地区尤其活跃，其中一个舞女文化中心是井里汶。这种传统在十五世纪爪哇伊斯兰化之前便已存在，舞女们最初应该是作为爪哇地区稻谷女神的化身，负责在每年稻米耕作之前提供表演，以祈祷稻米丰收。在伊斯兰化之后，她们又与苏菲神秘主义结合，进而延续这种舞蹈传统。从现有史料来看，舞女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需要接受一定的舞蹈、音乐训练，才能成为职业的舞女。

由于不完全为宫廷所禁锢，舞女们有着一定的能动性为自己谋取利益。一七四三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井里汶的驻防官报道，马辰（Banjarmasin）的一位王公派遣一位使臣到井里汶，请求一个乐器（某种锣鼓）与一位舞女，为此该使臣带来了半两黄金与两只红毛猩猩作为礼物。经该驻防官协调，只有一位舞女愿意过去，她表示愿意到马辰为该王公服务五个月，条件是八十西班牙银元酬金，并确保五个月后将她送回井里汶。马辰位于南婆罗洲，是当时东南亚胡椒贸易的一个中心，也是荷兰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外交争夺的重要对象。目前看来井里汶舞女可能以特殊的身份参与了这场全球贸易、外交冲突，现存档案中有一份一七七〇年井里汶苏丹致荷兰东印度公司信件，便讨论了胡椒贸易问题，同时还请求荷兰东印度公司帮助其获取一组年轻且“面容俊俏”的井里汶舞女。

另外，荷兰殖民档案不曾记载的是那些活跃于乡村的舞女。由于缺乏乡村本地档案，我们无法确知殖民时期乡村舞女到底如何活动，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天西爪哇乡村分布着不少舞女墓地。尽管乡村舞女作为一个群体已经在二十世纪印尼现代民族文化建构中，因其被污名化的身份而逐渐消失，但是至今仍然有村民维护、参拜这些舞女墓地。例如，笔者在二〇二四年七月份便曾两次走访了位于井里汶西部村庄边缘的一个舞女墓地。该墓地地处稻田之间，墓地入口标识为“舞女娘祖”（BuyutNyaiRonggeng），里面有两个建筑，分别为礼拜堂与墓室。墓室里面有两座墓，一座为一位舞女的，据称是生活在满者伯夷时期（十三至十五世纪），另外一座是某位男性的，但是村民强调这位男性不是舞女的丈夫。当地村民一直看护该墓，并每周四晚上（伊斯兰历周五）参拜。

那么作为稻谷女神的舞女又是怎么进入巴达维亚郊区蔗田的呢？首先井里汶地区本身就有蔗糖生产，根据十八世纪初的两份合同，上述舞女墓地所在区域就有大片土地被一位井里汶王公租给井里汶华人甲必丹，用于设立拥有两三个糖廍与两百头水牛的种植园产业。在十八世纪，该地也是巴达维亚糖业边疆的重要劳工供给区，每年都有大批井里汶村民背井离乡去巴达维亚乡村糖业种植园工作。因此，我们可以想象伴随糖业边疆的扩张与乡村人口的流动，井里汶乡村的舞女文化也进入了蔗田。原来为村民在稻田演出的舞女，开始为蔗田里面的劳工起舞。

二、械斗

但是，蔗田不是稻田，巴达维亚糖业种植园的社会结构与井里汶乡村截然不同。不同于作为家乡的传统乡村，巴达维亚糖业种植园是一个无家之乡，这里主要容纳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单身男性劳工，他们来此不是为了安家，而是为了赚取工资。以一七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夜那次械斗为例，主办方参与械斗的主要是华人。不同于从事海洋贸易的南洋华商，在巴达维亚乡村有着大批华人从华南而来成为糖业种植园劳工。他们在此主要占据着管理层与熟练工人角色，工资高于当地劳工。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何这批华人会在这场舞女表演中作为主办方出现。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华人已在此过上富足、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多是苟活于一个动荡不安、充满暴力的边疆社会。这群华人服务的直落纳迦（Teluknaga）种植园位于丹格朗（Tangerang）区域。今天这是印尼的门户，就在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但在近代早期，这是一个偏远的糖业边疆。在十七世纪，它一度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与万丹苏丹国争夺的交界地区，一六八四年万丹将其割让给公司后，便成了巴达维亚糖业扩张的边疆，并在十八世纪发展为爪哇蔗糖主产区。糖业边疆的扩张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族群与阶级矛盾。一七四〇年的红溪惨案就是这些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结果，当时巴达维亚郊区的华人形成了一个个以糖业种植园为核心的武装据点，对抗荷兰东印度公司。丹格朗地区则是这场武装起义的重要根据地，直落纳迦种植园也名列荷兰军事行动名单，是该地区六大华人反抗据点之一。

与一七四〇年红溪惨案相比，一七五二年的这次械斗事件可能微不足道，但它所留下的丰富史料为我们揭露了一些深层、复杂的矛盾。大体而言，械斗之前这两个种植园之间已存在纠葛。其中主办舞女表演的种植园属于巴达维亚华人甲必丹王应使（OngEengsaij），但种植园土地属于一位已故东印度公司高级官员的遗孀玛利亚（MariaHerega）。王应使在事发前约两年（一七五〇年底或一七五一年初）于玛利亚处租得这块土地以及土地上包括糖廍在内的所有附属房屋、设备。但一七五〇年底玛利亚又将另外一个糖业种植园的设备转移到直落纳迦，建立一个新的种植园。这就埋下了冲突的伏笔。

为开拓这个新的种植园，玛利亚聘用了一位土生基督教徒沙龙为账簿书记，一位华人西姆为廍爹（potia，种植园管理者），并且雇用了六十位劳工，并侵占了原已租赁给王应使的土地，包括将一块放养水牛的草地开垦为蔗田。此外，玛利亚的手下还阻止王应使种植园的几位爪哇劳工修复他们的房屋，迫使他们迁移，进而侵占遗留下来的房屋与土地。玛利亚甚至亲赴现场，指令她的劳工们将王应使种植园廍爹的四头猪杀死，投入河中。

我们无法完全确定这些供词是否完全属实，也不能断言上述纠纷均为玛利亚单方过错。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在这个糖业边疆存在很多摩擦，这些摩擦正如罗安清在《摩擦：全球连接的民族志》（Friction：AnEthnographyofGlobalConnection）一书中提到的，是全球化在这些资本主义“资源边疆”的必然呈现。可以说，十八世纪发生在巴达维亚乡村的这些纠纷很大程度上预演了像人类学家们在当代印尼种植园与矿场的观察。这些纠纷的源头并不是两个当地村庄之间的世仇，而是在种植园主利益驱使下，两群素未谋面，且不定居于此、分属不同族群的种植园劳工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不断累积的矛盾。

十二月十九日夜的舞女表演不幸成为矛盾的爆发点。尽管各方供词龃龉，但大致可以确定的是，当天下午四点时候，从城里坐舢板船回来的沙龙刚一到岸便碰到王应使种植园的廍爹，后者邀请他去观看当晚的舞女表演。该消息很快在玛利亚的种植园内传开，晚上八点钟左右，沙龙带着手下大约三十名劳工前去观看，其中不少人都携带武器，似乎有意赴一场鸿门宴。到达现场后，沙龙走入了王应使廍爹的房屋，发现里面的华人正在用餐，并邀请他共进晚餐，但沙龙婉拒。不过，沙龙可能还是坐下来和华人们一起喝了一杯茶。沙龙的随从们则直接去观看舞女表演，其中几位还走近了舞台附近的赌桌，围观赌钱。此后不久，冲突爆发，双方持械互斗，各有伤害，最后王应使种植园财物被抢。

关于械斗的起因，双方各执一词，沙龙的手下声称是源于赌博时双方言辞冲突。王应使廍爹则否认赌博存在，坚称种植园内部不允许赌钱，当晚没有赌博，只有舞女表演。让事态更加复杂的是，荷兰司法当局调查发现，沙龙手下参与械斗的并非华人或爪哇劳工，而是一批奴隶，其中包括不少逃匿奴隶。不同于大西洋的奴隶制种植园，巴达维亚乡村的种植园建立在一个高度货币化的劳动力市场上，依靠雇佣劳工维持日常运作。雇佣缺乏议价能力的逃匿奴隶，便成为种植园主控制劳工成本的一个重要手段。

这批被捕的逃匿奴隶一共四人，均是二三十岁青壮年男性，其中有二人来自苏拉威西，一人来自帝汶，一人来自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通过公司的全球贸易网络，他们被贩卖到了巴达维亚三个奴隶主家庭。之后，他们选择了逃亡。从他们的供词来看，巴达维亚的糖业边疆已成为奴隶逃亡的重要目的地，并已形成复杂的逃亡路线。被玛利亚的种植园雇用后，一位华人工头信誓旦旦地和他们说：“在这里不需要害怕，没有人敢对你做什么，我现在就给你一把砍刀，以及其他你需要的东西。”

三、异托邦

经过近一年半侦办，公司司法机构最终于一七五四年六月十五日宣判此案，被告只有这四位逃亡奴隶。他们被判处鞭刑，外加带铐服劳役五年，之后被流放。为何一场在舞女表演时爆发的大规模械斗，最终却只有这四位逃亡奴隶领刑？这样一件最终以四位逃亡奴隶顶罪的械斗案和我们要讨论的全球史又有何关系？

这需要重新思考东印度公司以及东印度公司背后的全球史。不同于传统认知中的那个开放、自信、进取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我们在庞大的公司档案中读到的更多是一个个狭隘、惶恐、保守的公司官僚。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是一家现代航运公司，而是一个有着垄断特权的殖民帝国，它并不擅长自由贸易获取利润，而更倾向于诉诸武力与强权。在实际运行中，它亦非无差别地促进全球化，而是积极切断竞争对手的全球联系，以此维持它在全球贸易的垄断地位。它所用于参与全球贸易的商品亦非完全通过自由贸易获取，而依赖于复杂的权力运作。其中最典型的个案便是香料贸易，公司通过战争、不平等条约控制东南亚香料产出，然后在全球市场高价出售香料，获取暴利。同样的重商主义思维被贯彻到了巴达维亚糖业，公司在此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一，它是一个垄断性商人，可随时出台法令限制私人贸易，管控糖价，然后再将收购到的蔗糖高价转卖到阿姆斯特丹、波斯湾、印度与日本等地；其二，它是一个殖民政府，通过一整套政治制度维系这个糖业边疆的社会秩序，防止劳工暴动。

种植园舞女表演时所引发的械斗戳中了这种双重角色的内在矛盾。公司管理者们既要垄断贸易，又要武力占领一个能够提供垄断贸易所需商品的殖民地，还要保证这个高度不平等的殖民地社会的稳定、和谐与繁荣，最后还要兼顾股东的收益和自己的私利。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不断从种植园劳工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同时又要防止这群性别失衡的、躁动的单身劳工暴动。在此背景下，蔗田里的舞女，因为她们对于男性劳工不可否认的吸引力，便成为公司管理层关注的问题。公司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法令，试图规范舞女能否跳舞、怎么跳舞、在什么场合跳舞、谁可以看跳舞、谁可以从中获利甚至如何规训舞女。这些法令一方面极力预防舞女跳舞所可能引爆的社会矛盾，但是同时又为舞女表演网开一面，因为舞女被认为是吸引男性劳工到种植园边疆工作的“必要的恶”，同时还是维持爪哇乡村社会稳定的一个传统习俗。为此，东印度公司不断调整舞女法令，从一七〇六年的严禁（规定没收舞女首饰并罚款），到一七五一年的部分解禁、开始征税，到一七五二年修改舞女税率，到一七五四年再次收紧，再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更加细化的规范（规定如何领证表演、何时表演、在什么场合表演等等），最后到一八〇九年出台了在井里汶建设三所模范舞女学校的管理规定。

这次械斗案恰恰发生在一个重要的政策转折期。该案事发一年前，东印度公司于一七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颁布了一则新的法令，承认完全禁止舞女表演不可能，故选择一个中间路线，通过税收与条例来规范舞女表演。条例规定城内与近郊仍然严禁，远郊与乡村可以，但表演必须在室内，闭门表演每场收税一银元，开门则每场五银元。不过，所有这些都不适用于奴隶，法令第十五条规定，奴隶不能进入舞女表演场合。因为舞女对于奴隶们而言是“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他们会偷窃主人财物去看表演，甚至仅仅是“为了看舞女一眼”。

但是，这些法令很难管辖到糖业种植园。公司所拥有的治安力量非常有限，糖业边疆是一个法外之地，那里何时举办、如何举办、谁来观看舞女表演完全超出了公司的控制。更何况这些地方本来就是大批逃亡奴隶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至少实现了不受公司限制观看舞女表演的自由。一七五二年底的这次械斗事件将这一切暴露在公司高层面前。一七五四年，该案结案后不久，公司便出台一个新的舞女条例，决定不分城乡，全面禁舞，违者每场罚款一百银元。对作为奴隶主的公司高层而言，很少有事务会比防止自己身边奴隶犯罪与逃亡更重要。但是，公司并没有能力在种植园禁舞，蔗田里的舞女是个公开的秘密，被十八世纪后期的出版物反复提及。到了十九世纪初，公司不得不特许种植园内部舞女表演，将其明确定义为糖业经济必要的恶。

全球史可能存在两条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路径，一条是正面赞颂全球化，关注能够在全球化中获得社会流动性的精英人物以及他们的全球网络；另外一条是反思全球化，关注在全球化中失去社会流动性的边缘人群以及他们生活的边缘空间。前者所呈现的也许会是一个符合新自由主义理想的全球化的乌托邦，后者也许比较符合福柯提出的异托邦概念。这个被异化的、与传统亚洲乡村社会截然不同的种植园社会可能就是那样一个异托邦，只是它不是福柯所理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异托邦，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异托邦。

这个异托邦让我们看到传统全球史中容易忽略的一些问题，看到在全球化中被边缘化、被污名化的劳工、艺术与性。这里的劳工非常全球化，有来自华南的华人移民，来自爪哇乡村的季节性农民工，还有来自苏拉威西、帝汶、印度等地的奴隶。但是这种全球化并未让他们受益，他们在此劳动，却难以在此安家。他们在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生产，却无法在此实现自身的人口与文化再生产。舞女的表演或许承载了他们对于艺术、性与再生产的全部幻想。但是这种合理的幻想却被殖民者理解为这个糖业经济的必要的恶，而被污名化。事实上，造成这场舞女表演期间械斗的根本的恶，既非舞女，亦非逃亡奴隶，更非单身华人与爪哇劳工，而是东印度公司用暴力推动的不平等的全球化。作为一个异托邦，巴达维亚乡村的糖业种植园就如同一面镜子、一张底片，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洞悉这种恶，进而反思传统全球史背后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

本文转自《读书》2025年1期

一

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奔走于世界各地，全球贸易联系开始建立起来，世界市场逐渐形成。明清之际的中国对外贸易也因此而与世界市场产生更多关联。

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大宗商品，而从海外输入中国的商品包括胡椒、大米、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和象牙、珠宝、珊瑚、檀香等奇珍异宝。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些商品中的大部分都是中国商人在东洋和西洋贸易中常见的货物。但是，欧洲商人加入亚洲贸易，使得中国的外贸有了世界性的维度，即从过去的区域性国际贸易，转变为全球贸易的组成部分，例如丝绸和瓷器不仅被直接贩运到欧洲，也通过跨太平洋航线被销往南美洲。

从区域性国际贸易到世界贸易，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亚洲区域性国际贸易来看，中国至少从唐宋以来就是这个贸易区域的主要国家。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力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过，到全球贸易发生以后，欧洲人不仅在全球层面上了解货物产地和销售市场，而且掌握市场行情，包括商品的成本、价格、利润、数量、款式等。结果，他们把亚洲市场整合进世界市场。这样一来，中国作为过去区域性国际市场中的主导国家，被卷入全球贸易关系中。

欧洲人不仅擅长商品交易，也要为市场生产所需的产品。白银是近代早期世界市场上的重要商品，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商品进出口总量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对白银的需求量大，与从中国输出大量丝绸、瓷器、茶叶一样，这些贸易都蕴含着巨大商机。欧洲商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开始从日本贩运白银到中国。后来，西班牙人又在南美开发银矿，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将白银贩运到亚洲。

二

近代早期到底有多少白银从世界各地输送到中国？这很难准确统计。中外历史学家对此都进行过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有的估计，光是明代流入中国的白银就超过5亿两；而有的估计约2亿两至3亿两，其中又以3亿两左右的估计为多数。实际上，由于计量单位、研究时段、资料来源等不同，彼时中国到底流入多少白银，只能是一个无法取得准确结果的估计数。不过，中外研究者在一点上能取得共识，那便是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巨大，且输入中国后不再外流，中国因此而被看作当时全球白银的终极“秘窖”。

近代早期白银被当作世界性货币，有了白银，当时的世界贸易仿佛被注入润滑剂。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市场成为欧洲商人的广阔天地，他们到处奔波冒险，建立贸易关系。白银最初是欧洲人为了购买亚洲的胡椒、香料、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专门从母国运来的货币。他们从东方购入大量商品，当然也意味着要给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等运来大量的贵金属。贵金属大量外流曾引起欧洲国家一些人的不满，早期重商主义者就反对从本国输出金银。不过，由于贸易挣来更多贵金属，增加了国民财富，这种对外贸易最终获得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白银在世界市场具有货币和金属产品两种角色。在中国，从明代开始，官方认定以白银作货币。欧洲人由此发现巨大商机，作为货币，欧洲人用白银从中国和亚洲市场购买欧洲市场上畅销的商品；而当白银可以从日本和南美洲的银矿大量开采时，白银对欧洲人来说已经超越单纯的货币角色，而成为与铜、铅、锡等一样的金属矿产品。当中国市场大量需求白银之时，欧洲人便不失时机地为中国输送白银。

于是，明清之际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中国的货物也大量流出到欧洲人手上，其中也包括大量黄金。

三

有多少中国黄金流到欧洲同样很难估量。实际上，研究中国黄金外流的数量，要比估算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更难，因为从中国获取黄金是一种私下交易，难以获得公开数据，甚至难以推算一个大致数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基本上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黄金随着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而流至欧洲。

欧洲人对黄金有一种渴望。大航海的初衷之一就是寻找黄金。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给欧洲带去东方遍地黄金的信息以后，欧洲人便做起到东方寻找黄金的梦。起初，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航行和探险，在非洲发现了“黄金海岸”。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也是以掠夺黄金为主要目的。当他们最终到达中国后发现，与中国相比，欧洲金贵银贱。这是一个重要的市场行情，其中套取收益空间巨大。

最早发现中国银子贵、金子便宜的欧洲人是马可·波罗。不少人注意到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中国黄金遍地，却很少有人提及他的游记中三次谈到中国的金银比价，这说明马克·波罗已经意识到贵金属的价格问题。利玛窦以传教士身份来中国，他在1582年也发现中国金价低。在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之初，墨西哥的金银比价为1∶12，而中国的金银比价竟然是1∶4，西班牙人惊呼：这儿所有的东西都很便宜，几乎免费！

研究表明，明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金银比价大约为1∶6。清初，金银比价为1∶10。而同时期欧洲的金银比价大约在1∶15左右。这就意味着把欧洲和美洲的白银运到中国，套取中国的黄金，是极为有利可图的买卖。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其中有一段话把这桩买卖的利益讲得十分透彻：“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以前极有利，现今仍极有利。在印度能够获得好价的物品，没有什么能与贵金属相比……贵金属中，以金运往印度，又不如以银运往印度为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也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运输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大体上也是以银的买卖为媒介。”

从马可·波罗到亚当·斯密，几个世纪中，欧洲人一直注意到亚洲与欧洲在金银比价方面的明显价差与套利空间。由此来看，欧洲人从世界各地运白银到中国，并非都用来购买中国的丝绸、瓷器和茶叶，有很大一部分银子应当是用来购买中国的黄金。

四

尽管我们没法精确计算欧洲人在近代早期从中国套走了多少黄金，但欧洲人在中国购买黄金的历史材料并不少见。

1580—1614年，澳门葡萄牙商人把大量中国黄金出口到日本长崎，对日本的黄金交易一次性达750公斤。那时，日本开采银矿，银子多而黄金需求大，葡萄牙人做转口贸易，用日本的白银换中国的黄金，获利不少。华人学者王庚武曾指出，对荷兰和英国而言，特别是对于那些绕过东印度公司的个体商人来说，黄金可比基督徒重要得多，而亚洲黄金最便宜的地方是中国。学者刘勇也发现，荷兰人在中国购买货物，最吃香的当属黄金。17世纪是荷兰经济的“黄金时期”，荷兰人试图独占中国的黄金交易。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欧洲人都有意购买中国的黄金。18世纪中叶，荷兰巴达维亚政府负责对华贸易的“中国委员会”，要求大班们在广州代购黄金。175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捷达麦森号”在返航途中沉没。1985年时，人们打捞这艘沉船，发现它装载了147块金锭，重达53公斤。17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投资60000英镑购买黄金，最终购买到7000个金元宝，价格为每个110~115银两不等。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也在广州购买黄金，斯德哥尔摩北欧博物馆收藏了1747年中国商人与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签订用10000西元银子支付黄金的价格合同。1760年的合同显示，几位中国人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易了4500两（450锭）的“南京银”。

可见，近代早期到中国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几乎都参与了购买中国黄金的交易。完全可以推断，流入中国的大量银子有相当一部分是以中国流出相应比例的黄金为代价的，这就是学者万志英所说的：在“白银世纪”里，中国吸收了银却流失了金。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据麦根斯氏的计算，每年输入欧洲的金银数量之间的比例，将近一对二十二，即金输入一盎司，银输入二十二盎司。可是，银输入欧洲后，又有一部分转运东印度，结果，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之间的比例，他认为，约与其价值比例相同，即一对十四或十五”，“每年由欧洲运往印度的银量很大，使得英国一部分殖民地的银价和金对比渐趋低落……中国金银之比，依然为一对十，或一对十二，日本据说是一对八”。由此可见，欧洲的金银比价从1∶22回落到1∶16或1∶15，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把白银运到亚洲去了。白银贸易让欧洲人套走了黄金，还减轻了通胀压力，一举两得。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5年01月20日）

一、中原期与东移近海期

总述上述七大首都_{（长安、洛阳、邺、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的兴替过程，可以看到，中国的建都史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从殷周直到北宋这二千四百年是为前期，其时一统政权和统治北半个中国的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殷（邺）、长安、洛阳、开封，都在中原地区（北纬35°左右1度许，东经108°—114°）；江南的南京只做过统治南半个中国的地区性政权的都城，而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则根本还够不上做较大政权的都城。所以这前期又可以叫做中原期。自十二世纪初叶赵宋南渡以后至今八百多年是为后期，一统政权和大地区性政权的首都都离开了中原：或向南移到了江南，杭州做了一百五十年的南宋都城，南京做了五十年的明朝初期首都，又做了此后二百二十年的陪都，直到近代还做过太平天国和民国的首都；或向北移到了北京，先还只是北半个中国金朝的首都，随后又发展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大一统王朝的首都，直到近代还做过民国的首都，今天仍然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杭州、南京、北京都在前期四大首都之东，距海不远，所以这后期又可以叫做东移近海期。

为什么前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中原内地的长安、洛阳、邺、开封为首都，后期的大政权要选择东部近海的杭州、南京、北京为首都？又为什么前期和后期在各个时代要选择不同的城市为首都？这需要我们对历史上择都的条件和首都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作用作一番分析。

二、七大古都的历史地位

历代统治者主要是根据经济、军事、地理位置这三方面的条件来考虑，决定建立他们的统治中心——首都的。经济条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饶的地区，足以在较大程度上解决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无需或只需少量仰给于远处。军事条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区既便于制内，即镇压国境以内的叛乱，又利于御外，即抗拒境外敌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于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区，距离全国各地都不太远，道里略均，便于都城与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包括政令的传达、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来往。设若地理位置并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畅的交通路线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则不居中也就等于居中。所以地理位置这个条件也可以说成是交通运输条件。当然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并不存在完全符合理想、三方面条件都十分优越的首都，所以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而言最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明白了这个道理，那就不难理解历代首都的迁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先谈一谈从中原内地移向东部近海这个历史上前后期的大变动问题。这很简单。自殷周至隋唐，黄河中下游两岸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又接近于王朝版图的地理中心，一个政权若能牢固掌握这一片地区，就尤足以控制全国，这就是这一段长达2400年之久的时期的首都离不开中原地区的原因。由于首都在中原，所以当时开凿的运河也都指向中原。五代北宋200年间，经济重心虽已南移江淮，但中原还是可以通过水运通向四方，所以首都仍然能够留在这个水运系统的枢纽地——开封。北宋覆亡以后，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于是中原水运又因停止使用而归于淤废，从此以后，无论从经济、军事、交通哪一方面说，中原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就是800年来首都再也不可能迁回到中原之故。

再让我们逐一阐述一下七大首都何以先后被选为首都。

中原四大首都中长安的条件最优，所以它作为首都的时间最长，以此为首都的周、秦、西汉、隋、唐也是历史上最兴旺的王朝。长安的条件优在哪里呢？汉高祖即位时都雒阳，听了娄敬、张良的话才西都关中，这两人的话很说明问题。

娄敬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

张良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秦地，指崤山、函谷关以西战国秦国故地。关中，有广狭二义，广义等于秦地，狭义专指关中盆地，即八百里秦川。秦地对山东六国故地而言地居上游，关中盆地四面有山河（东崤、函、黄河，西陇山，南秦岭，北渭北山地）之固，所以建都关中，凭山河之固则退可以守，据上游之胜则进可以攻，对叛乱势力能“搤其亢”而“拊其背”，在军事上地位十分优越，是之谓“金城”。关中盆地“沃野千里”，是一片“甚美膏腴之地”，又可以取给于南方的巴蜀和北方的胡苑（胡人的牧区）以补不足。若山东诸侯有变，关中的物资足以供应顺流而下的王师，在经济上也有所恃而无恐，是之谓“天府”。关中在当时是这样一个金城天府之国，所以汉高祖便作出了在它的中心地带丰镐、秦咸阳的附近建立作为王朝首都的长安城的决定。

历史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娄敬、张良抓住了当时初建的汉王朝内部最突出的问题，即中央与山东诸侯之间、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他们之所以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都关中足以东制诸侯。此后自高祖至文、景，果然先后顺利地镇压住了多次异姓、同姓诸侯的叛乱，巩固了统一。他们还没有能够预计到日后形势的发展。武帝以后，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代替了王朝中央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汉朝经过武、昭、宣三代的经营，终于取得了匈奴降服、置西域数十国于都护统辖之下的伟大胜利，这和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这一因素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建都长安，确是既有利于制内，又有利于御外。

隋唐时形势略与西汉相似，关中仍然以沃野著称，对内需要能制服山东和东南潜在的割据势力，对外需要能抵御西北方的强大边疆民族政权突厥与吐蕃的入侵，因而也和西汉一样定都于长安。

但是，长安作为首都也有不利的一面。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西，距离当时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黄河下游两岸远了一些，距离中唐以后财赋所出的江淮地区那就更远。关中尽管富饶，毕竟“土地狭”，不足以满足京师和西北边防所需大量饷给。西汉时问题虽已很显著，还不很严重，因为关中的不足主要仰给于山东，山东距关中还不算太远。到了隋唐，特别是中唐以后，两河藩镇割据，京师所需百物绝大部分都取之于数千里外的江淮地区，节级转运，劳费惊人，民间至传言“斗钱运斗米”，这一矛盾就越来越尖锐。勉强维持到唐末，终于通过朱全忠强迫昭宗迁都，结束了长安作为首都的历史。五代以后，黄河流域益形衰落，江南的经济地位和河朔的军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内部便不再是东西对峙的问题，变成了南北争胜之局；主要的外患也不再来自西北，改为来自东北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从而长安又丧失了它在军事上的制内御外作用，所以首都一经撤离，就再也不可能搬回来了。

洛阳在军事、经济两方面条件都比长安差。伊洛之间虽然也有一片平原，可是远不及关中平原的肥沃广袤；四周也有关河之固——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但诚如张良所说：“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东汉都雒阳，所幸光武完成统一后王朝内部并不存在割据势力，故都洛百数十年得平安无事。但至末年董卓擅行废立，关东州郡起兵讨卓，以当时董卓之强，也就不得不离开这个“四面受敌”之地，西迁长安。

东汉一代无论对内对外，武功都远不及西汉。特别是对西北边境，大有鞭长莫及之势。西域三绝三通，合计设有都护、长史的时间不过二十余年。安帝后历次羌乱，兵连师老，费用至数百亿，并、凉为之虚耗，三辅亦遭残破。当然，东汉国力之不竞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首都建在远离边境的雒阳，以致对经营边境有所忽略，不能不是原因之一。

洛阳的优点主要在于它位居古代的“天下之中”。远在西周初年，周公所以要在这里营建成周雒邑，作为镇抚“东土”的大本营，就是因为它“在于土中”，“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西周为犬戎所破，平王东迁，即于此宅都。后来项羽烧了咸阳，汉高祖初即帝位时也曾都此数月，等到赤眉烧了长安，光武即定都于此。洛阳虽然比不上长安那样是“金城天府之国”中的首都，但它有了这一条为长安所不及，它的不大的四塞之固又为邺与开封所无，所以它在前期中原四大首都中的地位仅次于长安。曹丕舍弃了乃父曹操经营了十多年的邺都而迁都董卓劫迁献帝以来荒芜了30年的洛阳，北魏孝文帝自平城南迁，一度想都邺，而终于定都永嘉乱后荒废达180年之久的洛阳，足见曹丕和拓跋宏都认为都洛胜于都邺，他们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显然是地理位置。邺地处河北，在中原范围内稍东稍北，曹魏为了对付西南的蜀汉和东南的孙吴，拓跋魏企图并吞南朝，混一诸夏，都洛当然比都邺合适。

隋唐建都长安，隋炀帝、唐高宗都要另建洛阳为东都，经常来往于两都间。炀帝以居洛为常，洛阳是实际上的首都。高宗晚年亦多居洛，其后武周代唐，改东都为神都，正式定为首都。可见隋唐时代洛阳还有比长安更优越的一面，否则杨广、李治、武曌不会作出那样的决定。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在全国范围内比长安来得适中，更重要的在于它是当时的水运枢纽，东南取道通济渠、邗沟、江南运河，可通向富饶的江淮地区，东北取道永济渠可通向河北大平原，直抵王朝东北部的军事重镇涿郡即幽州（今北京），特别是江淮漕运自通济渠东来可以径抵洛阳城中输入含嘉仓，比之于都长安时需从洛阳或洛口再或水或陆，多走上千里路程才能到达目的地，省事省费实不可胜计。隋唐时代皇帝之所以屡次要东幸或移都洛阳，实际就是为了要解决皇室、百官和卫士等的给养问题。武则天死后中宗虽西还长安，不久玄宗开元初年起又屡次因关中岁歉而东幸洛阳。玄宗是颇厌惮往来的劳累的，但又不得不如此。直到开元二十二年裴耀卿改进了漕运办法，每岁可运二百数十万石至长安；二十五年牛仙客献计在关中用岁稔增价和籴之法，史称“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长安的首都地位才得稳定下来，不至于为洛阳所夺。

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黄河流域东部大河南北、太行山东西）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是古代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大平原，所以它在军事上是无险可守的（曹操在邺城西北隅因城为基，筑铜雀等三台，这是人造的防御工事，当然比不上天然的山河之固），不及长安，也不及洛阳；在地理位置上不如洛阳那么适中。但以经济条件而言，则在长安、洛阳之上，凡是控制山东地区而不能奄有整个黄河流域的政权，一般都要宅都于此。商人七次迁都，自都殷（邺的前身）后凡273年竟不复迁。曹操情愿离开他经营多年的兖州和许，定都于邺；后来虽然统一了黄河流域，仍都此不迁，直到儿子曹丕手里才迁都洛阳。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北魏分裂后的东魏、北齐都据有山东之地，也都定都于此。北魏明元帝神瑞二年因比岁霜旱，平城附近民多饥死，朝议欲迁都邺，以崔浩谏不宜动摇根本，乃分简尤贫者，使就食山东，而罢迁都之议。其后孝文帝南迁经邺，崔光清即建议定都于此，理由是：“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有西门、史起旧迹，可以饶富。”孝文则认为“石虎倾于前，慕容灭于后，国富主奢，暴成速败”，不从。其实孝文这几句道貌岸然的话未必是他的真意，他之所以执意要都洛而不都邺，目的端在都洛便于南伐。但这几句话却充分反映了那个时期邺都经济条件的优越。

自中唐以后国家财赋愈益依赖江淮漕运，所以五代北宋时，居水运枢纽的开封遂代替安阳（邺）、长安、洛阳，成为择都的首选。

后期金、元、明、清之所以要选中北京定都，那是由于这几个政权都需要兼顾塞外与中原，而大运河漕运又足以解决都燕的供给。明初之所以都南京，那是由于元末明太祖以此为根据地经营四方完成一统的已成之势，并且正好就近控制东南财赋之地之故。至于南宋有半壁江山，不都南京而都杭州，上文已提到，除了由于自五代以来杭州在东南城市中最为繁盛这一因素外，主要是宋高宗绝意恢复中原的心理在起作用。

《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葛剑雄 孟刚选编）

一、引言

无论从地理形态还是社会文化上看，中国都是融多样性为一体的大国。依地理形态而言，施坚雅认为可分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华北与西北等巨型区域。①冀朝鼎则综合地理、水利、政治、经济等因素，从“基本经济区”②理解中国历史。二者虽然不乏区别，但在方法上都有“从地方动力去理解国家历史”③的特点。区域“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其“界临地区往往自成一个区域”。④而且，区域界限并不绝对，往往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互动，具有变动的可能性。⑤

区域之间有“界”，以绵延的山脉最为常见。“作为整体的山地，一般处于一些较大区域的边缘，构成区域的自然边界……高大广袤的山地对于区域边界的划分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对文化传播的阻隔作用远远大于长江大河”。⑥这些地域不仅地理上处于区域边缘，且因交通不便，常是国家统治薄弱的边缘。其中的人群还常有刻意“自我边缘化”，强化“蛮”的倾向，⑦以求不承担或少承担赋役。⑧在此意义上，从国家治理角度看区域间的边界地带，也有“空隙”的性质。对此，许倬云有较系统的论述：王朝国家体系“其最终的网络，将是细密而坚实的结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纲目之间，必有体系所不及的空隙。这些空隙事实上是内在的边陲。在道路体系中，这些不及的空间有斜径小道，超越大路支线，连紧各处的空隙。在经济体系中，这是正规交换行为之外的交易。在社会体系中，这是摈于社会结构之外的游离社群。在政治体系中，这是政治权力所不及的‘化外’，在思想体系中，这是正统之外的‘异端’”。⑨

在借鉴许倬云论述的基础上，鲁西奇主张称此类区域间的空隙地带为“隙地”，并视其为“内地的边缘”。⑩进而，他将“隙地”的特征总结为：国家权力相对缺失；国家政治控制方式多元化；可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形态多样化；人口来源复杂多样，很多属于“边缘人群”；社会关系网络多凭借武力，或以利相聚，或以义相结，或以血缘、地缘相类，具有强烈的“边缘性”；文化多元，异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原始巫术、异端信仰与民间秘密宗教流行。11赵世瑜则认为，这种非均质化“地理缝隙”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编户齐民”之外，需要“代理人”治理。12此外，吴重庆还指出，隙地作为一种分析视角，也有助于理解近代革命根据地建设，以及当代农村人口“空心化”反向流动等现象。13

从隙地看中国，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性上，都不失其价值。不过，作为区域间界限的隙地虽有其边缘性，却不绝对封闭。相反，在某些条件下，它们可以成为人们跨区域流动的“走廊”。历史上许多民族都有跨区域，甚至跨越多个区域迁徙的经历。为此，费孝通曾用“民族走廊”的概念，来指不同民族长期沿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谷或山脉）迁徙，交往、交流、交融而又保持社会文化多样化的格局。14他还提议深入研究南岭、藏彝、西北三大民族走廊，以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15从宏观上看，民族走廊在宏观上或多或少有隙地的特征。若再往细处看，其内部往往在地理形态、生态条件、生计方式和社会文化等方面也具有多样性。因此，在民族走廊多样化的区块之间，会有一系列小尺度的隙地。

其实，中国很多区域都有过多种民族迁徙、互动的历史。缘何民族走廊中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多样性会格外突出，或者说民族走廊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指出其多样性本身，虽然对经验提炼有重要洞见，但更重要的是理清形成这种结果的过程和机制。从这个角度看，其人群自我边缘化以（部分）回避赋役的因素固然不可忽视，却难以解释为何他们在赋役无实质差别，甚至深受儒家“礼”仪浸淫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少数民族认同。因此，宏观上具有大尺度隙地特征，内部又包含大量小尺度隙地的民族走廊，在形成、运转的机制层面，仍有值得进一步细究的地方。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在理解民族认同、民族关系的历史，以及民族走廊发展的现实思考上，均有价值。以下笔者将以对南岭民族走廊西端南侧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川河峡谷“平川瑶”的调查为基础，16结合相关文献，尝试探讨该问题。

恭城县北部栗木镇、观音乡与桂林市灌阳县（水陆交替可达湘江），东北部与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古称永明），南部与桂林市平乐县、贺州市富川县接壤。平川河发端于观音乡与江永县交界的高山，向东南沿海拔800米—1300米左右高山所夹峡谷平川源（河谷海拔250米—350米），流经水滨、狮塘、蕉山、洋石、杨梅，在观音村的岩口寨出峡谷，再约2公里进入栗木镇地界，在该镇上宅村北侧汇入栗木河。栗木河往南约15公里，即东西向连接恭城、江永两县的恭城河，恭城河往南在平乐县汇入桂江。平川河无法通航甚至放排，从上游水滨村牛眼塘寨经山路到最近的集市栗木圩约35公里（1970年始有机耕路，1988年方通车）。河谷少量耕地可种单季水稻，接近河谷的坡地可种玉米、红薯、土豆，山地除了原生杂木，可种杉树、桐树、油茶树。

二、隙地开发正当性终源于国家正统

20世纪70年代，平川源曾发掘出一个陶罐，内有五十余枚古钱币，“开元通宝”居多，另有部分“宋元通宝”“大定通宝”。所有古钱都是发行量较大、流通实用型的，且都不晚于宋、金。蕉山村存有一个五足双耳石香炉，刻着龙凤、舞狮、麒麟、宝相花、龙犬等纹样（被考古人员断为唐代风格石雕）。17由此可知，明代之前平川源应已有一定数量的居民。

明初，恭城县东部与湖南永明县交界地带发生叛乱，波及桂东北、湘西南，朝廷从桂西河池调兵镇剿。光绪《恭城县志》记道：

明洪武初，势江源贼目梁朝天，湖南贼首雷虎子、马公三等纠党，由八角岩谋叛，攻破县城，杀戮官吏，时全州、永明二官俱被害。有莫祥才者，山东人也，统带庆远府之河池州宜山县、南丹州等处黄、韦、陈、周、石、唐、欧、赖、莫、贲、谭、覃、徐、祝、陆、廖、雷、马、梁、蒙、容、李、罗等二十三姓之药弩手三百、民壮五百，将贼剿平，克复城池，即以功授莫祥才白面寨巡检司，其弩手、民壮均给照，赐地方、租税，俾子孙永享焉。18

县志未提及瑶兵。但是，1984年恭城县西岭乡新合村出土了一块题为《猺目万历二年石碑古记》的碑刻（以下简称《猺目碑记》），详细提到了瑶兵。19其碑文道：

申告恳赏给照，七姓良猺赵中金、邓金通、赵进珠、邓启音、郑元安、盘金童。七姓猺目乃系广（东）德庆州肇庆府铁莲山风（封）川县，入广西恭城县到平源。雷伍（虎）子反，所有招主黄□□、黄明、李富山闻之广东有好良猺，即行招德（得）大朝兵马，之因洪武下山，景太（泰）元年闰三月初三日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地，贼首退散。给赏良猺，把手（守）山隘，开垦山场，安居乐土。恳给立至守把隘口，又到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一日，被东乡贼脚阴家洞，抢得万名（民）不安。本县提调猺名邓贵明、郑海成、赵进旺，□（统）带猺丁拿得生工七名李，□□同解。本县赏给白银五十两，给猺目回源，守真山源隘口地方。后至万历十五年三月十八日，贼首越过苏被口並沙江，立剿（扰）万名（民）不安。本县提调猺名郑进旺、郑德元、赵殊禄，捅（统）带猺丁拿得生工名十，解报本县，即时打死。赏给白艮（银）七十两，给猺目回家，用心固守地方，至万历二十年。守把隘口地方，奉公守法，照越过地方，屡蒙恩赏。但良猺把守隘口地方，山场四至界内土名：赵中金把手（守）到平源，郑元安把守瓮塘源……五猺隘口山场与猺目，永远耕种、管业，开垦先立升科报税，不於（予）另招别猺影（侵）占猺源地界。    当夫上巡马脚不遗被猺，远任前公擅冷（令）后代子孙永远当差科派，那时有无凭只（证）德（得）报恩开垦，攻（功）劳实与朝。报□（万）历祠前，赴本县父台前，伏乞申详上司道府各处衙门计政存案，恳给印照付，猺目各收为据：子孙永远世代沾恩。详给施土司恩泽，历靖申告本县照验，准给申告准凭。    景泰元年闰三月初一进倒不（平）源

洪武下山、万历二年八月十八日恳给印照20

此碑错讹甚多。其中，“广东”缺“东”字，“银”错为“艮”，“侵”错为“影”，“平”错为“不”，因字形相近，疑为笔误；“风”（封）、“太”（泰）、“手”（守）、“名”（民）、“剿”（扰）、“於”（予）、“德”（得），字形差别较大，疑为汉语方言恭城话谐音别字；“只”（证）、“伍”（虎），疑为过山瑶勉语口音别字。碑文口吻、立场皆为“良猺”，新合村至今为过山瑶聚居村庄。综合看，撰写碑文者可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过山瑶。过山瑶中当至少有部分源于封川县（今封开县）铁莲山或附近山区，否则难以说出细致地名。口述者未必识字，只会发音“封川”，后来撰碑文、刻字者之文化程度恐不够知晓数百公里外的准确县名，而以为是“风川”。

碑文无确切立碑时间信息，但内容表述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之后一段时间，地方官不再强调甚至不再承认以前官方曾准许“良猺”世代享有土地及赋役优惠，以至后来“良猺”再次伸张自己的“权利”。其中疑点颇多。

其一，若从广东封川县招瑶兵，水路距离约为河池两倍，陆路翻山越岭亦不比河池近，动静不可谓不大。且不说恭城“招主”难以获知封川“良猺”信息，至少志书不至于单记河池兵（详至弩兵23姓），而不记瑶兵（连《猺目碑记》所记赵、邓、郑、盘等常见“良猺”姓氏，都无一被提及）。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恭城即首修县志，光绪版县志已是第四版21（前三版已散佚），记有其他几次剿“反”“贼”。前三版如有瑶兵记录，光绪版不应独删此记。

其二，若“良猺”是明洪武年间，哪怕是洪武最后一年（1398年）下山，却到景泰元年（1450年）才“进平源，剿杀强首雷通天、李通地”（雷、李之名也像是俚语外号），中间隔了五十多年，耗时未免太长。

其三，在恭城话中，“进平源”意为进入平川源，但碑文“入广西恭城县到平源”，“把手（守）到平源”，“进倒不（平）源”中所提“到／倒平源”（源自西南官话方言恭城话口语，无从判断“到”或“倒”哪种写法准确），却只表示临近平川源峡谷口的平地。

不管真是官方通过查阅档案确认很久之前曾授予“良猺”“恩泽”，还是讨价还价之后妥协，结果是认可其占有5个“猺隘口山场”（含平川源隘口），“永远耕种、管业”，不允许另外再招其他“猺”来占用。而“良猺”也接受了“开垦先立升科报税”，只是不用“当差”。

《恭城县志》记载，“雷虎子”事发明初，针对的是官府，故用词为“反”“叛”。《猺目碑记》所述时间却是明嘉靖、万历年间，“贼脚”“贼首”亦未针对官府，而是“抢”“民”，甚至只是“越过”被“良猺”认定属于自己“永远耕种、管业”的地界。“良猺”乃至官府视其为“贼”，但实属新流入当地的人群。当其土地开发范围跨过“猺源”隘口，进入河谷乃至峡谷口外平地时，与“良猺”发生了冲突。“良猺”作为胜利者，将这些冲突附会于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前镇剿“雷虎子”的历史，运用为国立功的叙事，证明其占有土地和免征差役的正当性。

无独有偶，平川源的瑶民述及迁徙史，也说是明初“来恭城打雷虎子”（源流地则五花八门）。曾任水滨大队副大队长、水滨村村委会副主任的蒋礼发存有一本破损、散乱的手抄本《上五排历史》22（“排”是明嘉靖九年［1530年］至清宣统元年［1909年］官府在部分瑶山设置的村级管理单位，小村则数村为一排）。其中一篇《平川上五排嘉靖九年照碑记》（以下简称《嘉靖碑记》，碑已毁，但村中有几位老人表示民国时期见过）记道：

计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十五日给蒋政聪、周贵清、周福珠、俸仁聪等，各告称：祖公在于平川源上下二涧居住，洪武廿五年（1392年）被永明县雷午（虎）子越来作恶，洪武廿六年告军征剿，蒙上司行榜，仰本县责令本里故民欧（阳）用诚、周福谦招抚周庆陆、俸富三下山向化圣朝。23

这里所说“上下二涧”，涉及明嘉靖九年实施的排瑶制。它以平川源及峡谷口10个大寨为中心，设10个排。下涧指的是下五排，包括老洼（今观音）、洋石、杨梅、井头、白藤底（今大坑底）诸寨。上涧指的是上五排，包括蕉山、狮塘、水滨、古骨圩（含矮寨）、大畔源诸寨（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第一排大畔源寨划归湖南永明县后，将较晚成村的狮尾、黄茅岭［今莲花］、石坪寨设为第一排）。其中，“雷虎子”写为“雷午子”，亦为过山瑶勉语口音所留痕迹（今水滨村只有牛眼塘寨1位老人还会说过山瑶勉语），所记“雷虎子”被征剿时间（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与光绪《恭城县志》所记“洪武初”相比，有显著出入。此说附会色彩十分鲜明。

不过，《嘉靖碑记》所载另一事多有印照。碑文记道：

具记永乐三年（1405年）造册附籍，纳粮四石九斗三升，住种杀功解报，守护地方，至今一百七十余年，并无为非生祸。因被嘉靖六年（1527年）成江附籍良猺周良通等，（将）田地与獞人常金朝、常金龙、龙汝鉴占种。嘉靖七年三月十七日又被周镛、欧阳爵、卢姗等放傲，将本源盗卖王铭等，聚兵杀占、攻破山寨，杀死男妇一千余命，赶散良猺（往）湖广永明地方避住。（周贵）清等将情具告，蒙道行提周镛等，责令协同委官并县哨入源晓谕。军门杀伐利害，抚退王铭。回巢（源）照旧招佃，周贵清等复业本源住种。24

平川源峡谷口外栗木镇上宅村的《周氏大宗族谱》对此事记道：

嘉靖七年戊子（1528年），平川源被（恭城北乡栗木）大合（村）招主欧阳爵、本族地主周镛，受银三百两，（将）平（川）源田地尽数卖（恭城东乡）东寨贼（王）铭类，占夺平（川）源，杀死大小男妇一千余命。田地主（周）福谦、周祚、周郁、周郡通族等用呈具告回民瑶兵，备调发监三十四俍兵，四方普洗本乡三寨；胡北洗平三寨，胡伯抽巢，乡境得宁。25

两则记载略有差异：其一，《嘉靖碑记》提到明嘉靖六年（1527年）就已有过“附籍良猺”将田地租给“獞人”耕种，次年才发生“良猺”土地“尽数”被“盗卖”和被驱赶、杀戮；其二，周氏族谱所记，大合村“招主欧阳爵”和“本族地主周镛”卖土地，属公卖而非“盗卖”。

类似的事接二连三发生，说明当时有土地的一方，不管是汉人“招主”还是“附籍良猺”地主，将原本租给“良猺”的土地，收回佃权，改租或卖给新来的“猺人”或“獞人”，已非鲜例。新来的“獞人”未经过“良猺”村寨集体同意，从地主个人手中租、买土地之后，即自行耕种（被认作“占种”）。新来的“猺”“贼”则除了自行耕种，还要向原租种的“良猺”再收一道租，以至引发流血冲突。官方提审卖主，军队介入，但最后只是“抚退”而非剿灭“贼”。这更说明，问题实质是争夺土地经营权。周氏族谱既称王铭为“贼”，并记其占平川源、杀人之事，却不提“盗卖”，或为祖先讳。

在当时的土地开发过程中，“良猺”可能确实贡献不小，且是以组织化的群体形式存在，以至于与土地所有者达成了默契，有集体性的优先耕种权。《嘉靖碑记》提及明永乐三年（1405年）纳粮的标准，或为暗示“良猺”耕种这些土地，原本赋税、租金比较低，因此夺佃、加租都不可接受。该碑记在后文中还提到，事件平息后上、下五排只需各“纳粮税”“六担”，由周、欧阳两姓代收，26此亦证明“良猺”为“附籍”。

三、土地承载弹性空间及其自我维系

经明嘉靖年间变故后，平川源“良猺”获得了官方认可的平川源土地经营权，以及相当一部分土地所有权（这可算是官方对欧阳、周氏等山主的惩罚，以此补偿受损的平川源“良猺”）。但是，平川源人口损失不少，而已开垦出来的土地得有适当数量的劳动力耕种，才有经济收益。于是，已有一定山主地位的平川源“良猺”，向官府申请并获得准许，可以村寨集体为单位，主动招徕其他缺少土地，甚至还处于流动状态的“猺”，从深山下到河谷或临近河谷的坡地进行耕种。对此，《嘉靖碑记》载道：

（明嘉靖）九年（1530年）正月二十五日立赏蒋庆才、庆广招板瑶赵广富。正月二十七招二十五家。李朝聪招板猺赵老担，何涧清招板猺赵广聪，李庆惠招板猺盘大三……嘉靖九年，蒋政威（招）廿五家，田户开在赵广聪名下，蒋世姗招廿五户，开在赵保仔名下。27

板瑶属于过山瑶的一个支系（但与此前流入平川源“附籍”的过山瑶，显然不属于同一群体），据说因“以头盖夹板而名”，源自广东北部。28但是，仅上五排一年之内就能招到板瑶上百家，甚至在正月3天就招徕到三十余家。由此推测，原本就在平川源及其周边深山游耕、游猎的板瑶，数量必定不少。否则，恐难短时间内有这么多人能够召之即来。依费孝通于1935年所做调查，桂东北大瑶山区的瑶民有控制人口的习惯，一般一对夫妇抚育2个孩子29（部分家庭或有老人，估算平均每家5口左右）。以此为参照粗略推算，该年上五排招徕板瑶即可能达到五百人以上。若下五排情形亦相似，则整个平川源招徕板瑶约一千人。这个数字大致接近此前平川源在冲突中损失的“一千余命”。若这种招徕行动，并不能将周边深山中带有一定流动性的人口悉数全引下山，则说明原本在深山中靠游耕、游猎生存的人口可能远超过千人。平川源及其周边山地能承载的人口有相当的弹性空间，由此可见一斑。

平川瑶招主得在自己名下给招徕的板瑶开“田户”，意味着这些板瑶主要不是在深山中耕种林间旱地，而是在河谷种田，或在接近河谷的坡地进行开垦。虽然板瑶与平川瑶在语言、服饰、生活习惯上不同，但仅从土地耕作的角度来说，并不必然构成矛盾。然而，一种在水滨村口口相传的说法表明，这部分板瑶中的大多数，后来被平川瑶以武力赶出了平川源。

水滨村不少村民曾为笔者讲述这段口传历史。其概要为：上五排招徕的大部分板瑶不习惯耕地农作，在清朝初期可能已放弃佃耕，而集中在平川河上游支流冷水源山谷中刀耕火种（冷水源乃从海拔300米左右的平川河谷急剧抬升到1200米左右的陡峭高山溪流，水温明显比平川河低得多，故得此名，属大村水滨寨地界）；冷水源有百来户板瑶，很强势，甚至敢葬人到岗子上寨（属水滨寨大家族周姓的土地）；约在清乾隆年间，水滨寨周姓联合其他寨瑶民，与冷水源板瑶打了一架，死伤不少（不同的人口述数字不同，少则十几个，多则一百多个），冷水源板瑶败走，不知其踪。

板瑶在桂东北大瑶山区颇为有名，原因之一是入山较晚，没有或极少拥有土地。费孝通于1935年调查发现，板瑶因无地或少地而地位极低，故对耕地格外渴望。30由此反观平川瑶关于板瑶离开平川源的说法，似多有可疑之处。毋宁说，情形更可能是，平川源人口慢慢增加之后，平川瑶开始收回佃权，相当一部分板瑶不得已退到山上，而且是周边地带耕作条件相对较差的冷水源。在暴力驱赶之下，这部分板瑶最后失去了在平川源的土地经营权。但是，少量未聚在冷水源的板瑶，则可能既有通过入赘、过继等方式融入平川瑶村寨者，亦有继续耕种于周边深山者。

平川源山脉连绵不断，耕地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土地是开发程度很低的山地，甚至未开发的原始森林。大部分板瑶离开，自然还有新的人群流入。

清康雍两朝全面推行人丁不单收税的政策，康雍乾之际社会总体稳定，以及红薯、玉米、土豆等旱作物扩散，31致使人口快速膨胀。康熙早期全国人口“可能已经大大超过1亿5千万”，主要“平原和低山区已经人满为患”，32至乾隆晚期又“不止翻了一番”，达到3亿多，33大量人口不得不转向深山区。

清乾隆年间，不仅有新的以刀耕火种为主的过山瑶，还有来自宝庆府（大致为今湖南邵阳）擅长犁耕锄掘农业的农民，不断涌入平川源及其周边山地。除全国人口，尤其平原人口膨胀的大背景之外，还与宝庆府在乾隆年间特别频繁地发生灾害，灾民难有就地喘息、恢复生产的机会有关。以下略摘几处道光版《宝庆府志》记录为证。

乾隆“十一年（1746年），武冈、新化大水”；“十二年四月，城步大水……是岁城步大火”；“十三年，城步大疫、新宁水灾……六月新化水灾”；“十四年三月，新宁、武冈水灾……庐舍湮溺甚重”。34以及，乾隆三十年（1765年）“新宁大荒，城步大水大饿……斗米银六钱”；“三十二年秋，新化大水”；“三十三年秋，新化水灾……邵阳大旱，斗米银四钱”；“三十五年，新化旱，城步麦无收”；“三十八年，新化虫伤稼”；“四十年，新化大水”；“四十三年，宝庆大旱大饥，邵阳斗米银八钱、饿殍相望，城步大旱，饥民多聚集肆掠”；四十四年，“城步大饥，斗米银六钱，新化旱”；“四十五年，新宁、武冈、邵阳、新化大水”；“四十六年春，城步大水”；“四十七年春，雷震城步……夏四月，新宁地震”。35

宝庆人流入平川源，主要靠开荒山耕种桐籽树、油茶树为生。这从水滨村周姓族谱中保留的《立批山场契约》（以下简称《乾隆契约》）可见一斑。该契约写道：

立批山场人广西恭城坪川源水边村、大田头、旱地四脚（房）人等……鸣锣公议，今将承祖山场座落土名大冷水、小冷水一所……四抵分明。情愿凭中说合，将来批与新化宝庆客人谢代宗、桥柏、坤宗、李咸有叔侄兄弟，耕种开挖，六成生理。当日三面言定，批山价银六十四千。二家言定开山，就日交足，并无短少分厘。每年议定，地钱照户收租，每户租钱二百八十文，风（丰）年不加，次（歉）年不少，其（期）限钱十月十五送至上门。自批之后，青山地山载种桐树、茶树，一概任从客人耕管，主家不得异言幡（翻）悔，任从客人招流（留）耕种人等，主家族内再无异言，如有个民差俞（干预）不与客人相干。若有众姓叔侄人等，不许另生枝节。新化客人谢代宗、李咸有二人不许招流（留）吃酒、打架、赌博，长人不许首流（收留），并无耕种，不许宝山乱横。又有主家茶（查）出，送官禀报，自耳（理）其罪。今恐无凭，立写批字，付与客人收执为据是实。

请中人：俸奇通、何昌万、蒋子民。请代笔人：蒋子亮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十五日立批，永远耕种。

值得注意，《乾隆契约》表明：其一，来自湖南新化县的宝庆人租佃山地，仍得经过水滨村周姓4个“脚”（房支）集体同意；其二，宝庆人是每年按户集资的，但对水滨周姓人而言则属于宗族公款；其三，宝庆人还可另行招留新来的人耕种。

宝庆人原本即熟悉犁耕、锄掘，其山地耕种技术远远高于此前的过山瑶，甚至也高于平川源本地瑶民。其经营山地的模式是“用‘打锣唱歌’的形式，大面积开垦山地，第一年以种粮为主，次年则植入杉树、桐树、油茶和毛竹，并套种粮食作物，第三年则长树长竹、培植成林”。36据水滨村不少老人估算，宝庆人的套种技术比起当地瑶民种桐籽树、油茶树之后就等着收桐籽、油茶籽的方式，在开荒头十来年经济效益起码高四五倍。1952年土改时，水滨村215户，划出地主、富农共12户，其中8户是宝庆人。37此时，宝庆人居于高山，却相对富裕，证明其土地开发技术的确比较先进。宝庆人也不像此前两拨名称不详的过山瑶，以及板瑶那样，主要生计方式是游耕，而是一旦有山场可开荒，便能就地长期生存下来。

按《乾隆契约》，宝庆人可再招徕新人进山开垦。加之其开垦效率和收益比较高，进入平川源的宝庆人也日益增多。而本地瑶民当中，也有人抵制不住利益诱惑，不经过村寨集体公议，即将山场私自租给宝庆人开垦。久而久之，又引发了新的冲突。

现存于平川源狮塘村的一块无题碑刻，记录了一份于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订立的契约（以下简称《嘉庆契约》）。其文如下：

立写天理仁义合同人周姓，李、孟、蒋、卢姓等。今因却被无齿（耻）之徒盗批双水六底业山，并行批飘以（与）湖广楚南新化宝庆之歹（徒），再于加（嘉）庆十一年（1806年）盗批。不料周姓四围（房支）众等查实不服，捉挐批主。成（呈）赴县主不印（应），具（状）往府台宪主详徐，宋（宪）主不重粮田。众等往省投告，详县、宋（宪）主不周。众等归家鸣锣集议，合口同心，情愿将冷水源大罡头一概付众，言（延）请下排四姓村老、二甲商议：水源将来下应粮田，大罡头将来二村牧牛，其出众之物，不能私已受用；水源、六底、大罡方以为上下官务之费，钱文艮（银）两每村占一半。二村合议：虎羊同群，鸡鹊同巢，情愿甘心，甘心情愿，将冷水源抄群出众（全部充公），勒石题名，平半耕管，以清藤面分水为界，二村同心抚做；其后二村不得幡（翻）悔，下村狮公塘不得退速（缩）、为悮（违误），上村周姓不得异言。如有此情，任从证立之主合同执照。上有天神共照，中有二村排甲在场，一干人等立合同，二纸一样、各执一张，存照子孙永远，证立之后，恐有无名之辈，不许入境□（采）伐，不得假湧赫□。

《嘉庆契约》所述，即本地瑶民私租水滨寨周姓所属冷水源山场给宝庆人，周姓宗族知晓后报官，但从县、府再到省，官司打了11年未果，最后水滨寨以出让冷水源一半山场为代价，请狮塘村四姓瑶民相助，合力赶走通过私人“盗批”租得土地的宝庆人。

《嘉庆契约》未提及如何对待经过瑶民村寨集体商议租得土地的宝庆人。依笔者对水滨村的调查推测，当时宝庆人并未全部离开，他们中的少数通过入赘、过继等方式融入了平川瑶村寨，其他的则继续耕种于周边深山。不过，此后可能少有新的宝庆人流入，新流入者主要是灌阳人（邻县灌阳的瑶人和汉人，但其瑶人所持语言与平川瑶语不同）。据曾长期担任水滨大队支书的周明统回忆，1958年观音人民公社成立时，平川源动员了1100多人下山，到河谷地带兴建村寨，或加入人口较少的瑶寨居住。其中，宝庆人480多人，其他主要是灌阳人和少量过山瑶。（访谈时间：2020年7月）

这个1100多人的数字，加上《嘉靖碑记》所提及招徕板瑶约一千人的信息，说明平川源周边山地应至少有养活一千余人的弹性空间。当河谷人口过少时，容易从深山中招徕流动人群，到河谷耕作。当河谷人口接近饱和，尤其是深山中流动人群数量超过土地承载的弹性空间时，则容易出现土地经营权纷争。

当然，平川瑶内部同样也存在土地竞争。一旦形成纠纷，能内部协调的则内部解决，不能的则诉诸官司。但是，由于国家难以日常化地深入平川源展开治理，讼争往往十分漫长。例如，杨梅村与邻村洋石曾为一块有水源的山场（名为牛角湾），自清嘉庆年间开始即多有纠纷、讼争，直到民国29年（1940年）方由广西高等法院第七分院判决。38平川瑶为掌控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日常更多依赖的还是自身社会团结的力量。

四、多元社会结合与礼之践诸于野

从现有可考信息看，明初至永乐三年（1405年），平川源外的大家族（自称“本地人”）与平川源内的“良猺”多为山主、佃户关系。“良猺”经“造册”登记，“附籍”于“本地人”，由其代向官府转缴赋税（这说明，“本地人”更早就已登记为“民”）。后者属于官府治理“良猺”的代理人。依习惯，山地为“良猺”村寨集体租赁经营（未提及水田），地主不能未经“良猺”村寨集体商议，就售卖或转租给新来的人群。其赋税也是以村寨为单位额定缴纳，寨内人口、土地数量变动，对官府和“本地人”而言并不重要。

平川源“良猺”社会结合首靠姓氏、家族，人口较多的成单姓村寨，甚至一姓分成两三个村寨，人口较少的则多姓结为一寨。不过，姓氏、家族未必完全一致，如古骨圩寨蒋姓与白荆铺寨蒋姓并非同一家族，据传前者先到平川源，被称为“大蒋”，后者被称为“小蒋”。

百余年后，明嘉靖六年（1527年）“良猺”与新来人群发生流血冲突，官府保护了前者的土地使用权，让其获得了一部分土地所有权。此后，对于租赁的山地，虽然“良猺”依然得给“本地人”山主缴纳租金，但获得了招徕其他人耕种，即转租土地的权利。官府虽然还无力对其“编户齐民”，但已不满于依靠平川源外“本地人”代为治理，于是自嘉靖九年（1530年）开始实施“排瑶制”。平川源被分为10个排，每排设“猺目”，“猺目”作为“户长”直接向官府纳粮缴税，用“猺人法”39治理村寨。排，是由外置入的行政框架，但其管辖范围和头目设置，照顾到了民间以姓氏、家族为社会单位的习惯，久而久之也成了平川源重要的社会单元。迄今为止，在平川源居民的口语中，还经常会用排、上五排和下五排，来指代不同范围的地界和人群。

在地理分隔明显的条件下，单姓村寨变大后，亲缘网络也随之扩大，内部通婚成为一种需要。例如，据清道光年间狮塘村李姓所修族谱记载：原居高山寨，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首次修族谱（已散佚）；本有8个房支，人口增多后曾经族老商议，将第一、二、三房改为姓孟，以便“异姓婚配”；后传至第15代，第二、五、六房绝后，第三、七房人口也少，但第七房在第7代有一户“接”（过继）了永明县一个名叫“卢万洪”的人为子，其后代承李、卢两姓，狮塘始有卢姓（后又搬到老寨，与盘姓结为一寨）；清中期，李姓第四房一户“接”了长房一人为子，继而人丁兴旺，与部分孟姓一道开辟了名为“老虎塘”的新寨子。40

除了分宗、过继之外，入赘也是平川瑶调整社会结合的重要方式。据传，观音村老洼、洼里两寨村民即外来陈姓人入赘老洼寨盘姓瑶家，留下的后代。其族谱记道：“嘉靖年间”，陈仁意、仁忠兄弟“流落”到老洼打铁，仁忠的独子被该寨某瑶民“招”为女婿。老洼寨李姓、王姓，也自认是外来人员入赘瑶家而留下的后代。41石坪寨是清末从平川河对面的狮尾寨何姓分出来的，但至笔者入村做调查时，俸姓人口已近该寨一半。究其缘由，也是从蕉山村招了一位俸姓女婿上门，繁衍而成。古骨圩寨“大蒋”，据族谱记载，在明万历年间招了狮塘村某杨姓村民为上门女婿，其后代承蒋、杨二姓（1949年，蒋、杨两姓还合建了宗祠）。莲花寨俸姓村民自述原姓周，明初自湖南道州来到该地，改姓俸，清嘉庆年间宗族人口增至2个房支，为“通婚之便”，第二房恢复周姓（二姓族谱同修，字辈排行亦共用）。

此类案例说明，自清康熙、乾隆年间开始，平川源已有某种程度的“同姓不婚”和宗族的“礼”仪，至嘉庆、道光年间，这种“礼”仪已成为日常现象。不过，通过部分人改姓、分宗的变通方法，实际上同姓内部仍可通婚。入赘者所生子嗣，虽世代住在女方村中，却可以承继两姓宗祧，甚至完全随父姓。儒家所尚“礼”仪，在特殊地理和经济社会条件下，明显发生了质的改变。

尽管如此，以“礼”为内核的宗族礼仪、祠堂，以及用谱系明晰亲缘关系的做法，毕竟成了平川源瑶民社会结合的常规方式。甚至于，他们还尝试运用此类“礼”仪，与平川源外“本地人”建立起更宏大的联盟。清道光年间，水滨寨周姓编纂族谱，可谓典型案例。

宋代，恭城出了一位名人周渭。他曾任监察侍御史，给恭城的“民”减税役，并倡举办学。周渭去世后，宋真宗“敕封为惠烈御史周王”42，恭城有不少村建祠崇祀（今县城附近仍有两座周王庙）。清乾隆年间，恭城县内不少周姓编纂族谱，认为周渭的太祖曾居湖北襄阳，并在唐太宗治下（627年—649年）任金紫光禄大夫，生有18个儿子，字辈为“弘”，后代分布于湘西南、粤北和桂东北（同时期，与恭城县较近的湖南宝庆新宁县、道州宁远县也有类似家谱，记为“十八弘”）。其中，栗木镇上宅村周氏族谱修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西岭乡西岭村周氏族谱修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周渭祖籍，宋史并无记载，宋、元乃至明代民间亦无家谱记载。在其去世千余年后，却有了清晰的亲属谱系图和跨越数省的迁徙路线图。毋宁说，在清康乾嘉之际，湘桂边区人群修纂族谱，常有某种形式的附会、联盟。

清道光壬午年（1822年），平川源水滨寨周姓也修纂了族谱。其谱记道，他们与周渭乃同一宗支，皆为周弘颂的后代，而且金紫光禄大夫实际上有24个儿子，谓之“二十四弘”。水滨寨有村民提出，可能更早就修过族谱，道光版族谱只是照抄之前的记录。考虑到彼时村中识字者并不多，且一代代将《嘉靖碑记》之类的文字保存完好，却未见对此前的家谱有只字记录，此说并不可靠。其宗祠则建得更晚，祠堂门口的石碑上刻有“大清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岁孟冬穀立  奉旨恩受国子监太学生周显煕立”。族谱追述千年亲属脉络难免失真，却能表明早则在清康乾之际，晚则在嘉道之际，儒家之“礼”已被平川源内一些大姓用来编制群体社会关系网络。子弟被恭城送到国子监就读（另有观音村陈姓族谱提及，在晚清出过“名登仕版”的“千总”“巡检”“例贡”），侧面反映了当地文教水平不低。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恭城县志》修纂记录道：原来恭城瑶民“间有纳税，亦百中之一，不当差……今则东、北两乡诸猺咸编户受约束、委（威）顺服从，尽皆纳税，多有读书明理、援例报捐者”43。考虑到嘉庆年间恭城曾修纂过县志（已散佚），这段光绪年间的县志记载说明，平川源瑶民在嘉庆至光绪年间（偏近光绪年间的可能性更大），已完成“编户齐民”（深山中少量过山瑶和宝庆人、灌阳人除外）。宣统元年（1909年），他们与栗木河上游的“本地人”一并被纳入恭城县第四区，在赋役上已无明确区别。

不过，与儒家“礼”仪一样，梅山教、佛教、巫觋信仰在当地社会文化生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笔者在平川源实地调查过程中，常听说上、下五排曾经共有“三十六庵、七十二庙”（一说“三十六庵、四十八庙”）。除了单家独户祭拜外，不少庙为上、下五排共同祭祀（如白马将军庙），有的是几个村庄联合祭祀，有的是一村寨或一家族祭祀。直到民国时期，稍大点的寺、庙、庵都有数量不等的水田（通常1—3石），作为庙产，并有相应的组织——“会”，以及“会首”负责管理。

许愿、还愿（二者中间还可以“暖愿”），是平川源瑶民常见的信仰行为。其中，较大的如“盘王愿”庙会五年一届，于农历十月十五、十六日举行；“婆王愿”庙会三年一届，农历十月十五、十六日举行（上五排可作为“客人”参观），抬婆王像出游各村；“李王愿”为轮祭，狮塘麒麟庙会为农历八月十五日，蕉山近水庙会为农历七月十四日，水滨天祠庙会为农历十月十五日。“暖愿”时间根据还愿时间定，一般在农历六月农闲时日。虽然平川源瑶民对外都认可“平川瑶”，祭盘王，但在内部，上五排瑶民自称“平顶瑶”或“狗头瑶”，不祭婆王，而下五排瑶民则自称“盘瑶”，不祭李王。

梅山教信仰则更是贯穿于平川瑶的家祭、祠堂公共祭祀、人生礼仪、岁时节日庆典等各个环节。梅山教源于湖南中西部新化县、安化县一带的梅山，宋代开梅山道后，“梅山蛮”往北（武陵山区）、往西（湘西、黔东）、往南（湘西南、桂东北）迁徙，将其宗教带往各地并各具区域特色。44就平川源而言，上五排称“梅山教”，下五排对内称“梅山教”，对外称“淮南教”。水滨村有师公（民间宗教人士）认为，二者核心仪轨和供奉神灵都相同，称呼有别可能是因为下五排与外界汉人打交道稍多些，有攀附道教的色彩。但也有师公认为二者有实质区别，在还愿仪式中，上五排只吹笙挞鼓，而下五排还会打锣敲钹，并且戴着“鬼头”面具跳“鬼舞”（有巫的色彩）。

平川源梅山教供奉1200多位神灵。传统上村民常将其与自家祖先像一起绘于布帛卷轴上，在重要祭祀场合当神箓悬挂。1984年，水滨村莲花寨某村民清理旧宅，发现俸姓、盘姓神箓各一卷（前者主绘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增绘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后者绘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合计长108.98米，成为重要文物（现常被称为“梅山图”）。

此外，在民间信仰中，不少土地被认为具有神圣性，禁止开发。例如，清同治年间水滨村莲花寨、矮寨所在的两个排，公议立碑禁止村民在开天庙、白马庙之间凿山烧石灰，认为会破坏“神山龙脉”。其碑文如下：

立碑禁神山后龙。两排六□（姓）众等始祖，历来原立开天、□（白）马二庙，左右后龙神山无敢犯。不料客岁崣山何兴秀不守王章，竟敢在左边擅动神山，打石烧灰……是以众等不服，即伸猺目、地老、大彰公论。而（何兴）秀等之情畏圣，以后不敢再行。两排众等勒碑封禁……如有不法之徒胆敢左右违乱后龙神山、打石烧灰，协同禀官究治，不徇私情私放。毋违封禁，切切矣。45

平川源自清代中晚期开始编家谱、建祠堂甚至尚科考，认可“礼”的正统性，却未如诸多平原区域一样，46将其他民间信仰变成精神生活的“配角”。相反，当地不仅民间信仰种类繁多，而且瑶民还认为信盘王、梅山教和白马将军，有身份象征意义。究其缘由，水滨村一些老人的看法值得参考。蒋礼发表示，“如果盘王、梅山教都不信，怎么还能说是上、下五排的瑶人？”曾长期任大队、村支书的周明统则说：“现在是新中国、新社会，哪个边边角角都有党的光辉，样样都变好了，不讲这些（标准）了。原来要是不讲（信）盘王、不讲（信）梅山教，你怎么有资格在上、下五排做主人，怎么（占）有山、（占）有田？”言下之意，传统时期国家难以日常化管理平川源具体事务，按当地习惯，只有平川瑶人才能占有土地，而盘王、梅山教信仰则是其身份标志。

五、民族认同更迭及其在隙地的层累

明初，莫祥才带庆远府河池宜山、南丹之兵到恭城剿“雷虎子”。因其时宜山多聚“獞”“獠”和“狑”，南丹多聚“性颇轻悍”的“狼”和“㺜”（“㺜”的“语言与獞同而声音稍柔”，“服饰略同獞”）47，莫祥才之兵常被称为“狼兵”。这些“狼兵”被安置在恭城东南山隘口白面寨，以防“猺”（当地现有几个村，村民自称其后裔，属壮族）。此类做法，应与明前期、中叶桂东北招“獞”防“猺”、以“狼”制“獞”的政策有关。48在官方和文人记录中，此类冲突被简便地称作“猺乱”。49但若不细究土地、赋役、里甲制度以及“军”“民”“猺”“獞”“狼兵”等人群互动，就难以全面理解这些动乱。50

言及莫祥才本人，光绪《恭城县志》称其为“山东人”。后世白面寨周边莫姓编纂族谱，更详记其出生地为山东青州府淄博临淄九德峰村，由此推断祖上应为汉人。但是，考虑到最早的《恭城县志》编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距离明初已有二百多年，莫姓族谱编纂更晚。因此，此类记录亦非没有可疑之处。

据科大卫考证，在明代早期、中叶的广西，尤其是河池所在的桂西，土著被招募和编成军队称为“狼兵”，配备的指挥官一般也是土著首领。51莫祥才在河池统带300名弩兵，其职位应不会太高，甚至在恭城立功后，所授的“白面寨巡检司”也是一个基层武职。作为基层官员带兵，难以绕开日常语言沟通。从社会文化层面看，如莫祥才乃数千公里外的山东淄博人，到遍地是“獞”“獠”“狑”“狼”和“㺜”的广西河池担任基层军官，如何有效“统带”？若真如此，志书既然记他在恭城立功后的武职，按常理也应记他在河池的军职，实际却只字未提。此外，志书还记道，其所带弩兵有23个姓氏。其中，除莫、贲、覃、祝、陆、蒙等后世壮族常见姓氏外，其余皆为常见汉姓。在这样的区域，一支小规模弩兵姓氏如此之多，且汉姓占大部分，亦令人存疑。

种种迹象表明，莫祥才可能属于河池的基层土官，在当时的族类观念中，属于“獞”“獠”“狑”“狼”或“㺜”中的某类。在二百多年后恭城县修纂志书时，因其后代已登记为“民”，并接受了儒家“礼”仪，自称为汉人（甚至他称也可能已是汉人），而附会祖先源自颇有“礼”仪象征意义的齐鲁大地，隐去了其在河池的官职。此外，志书还将当时弩兵后代自认，甚至他认的各种汉姓，附加到了关于明初的历史追述中。

由此看，历史上的民族身份表述，不太可能是本质主义的。《猺目碑记》所载叙事，亦如此。它应属过山瑶附会征剿“雷虎子”的历史，以证明自己为“良猺”，且有占“猺山”隘口及其周边土地，以及减税、免役的正当性。立碑者及其所代表的人群，显然已十分清晰地认识到，哪怕这些隘口及周边山地极为偏僻，国家仍毫无疑义是至上的“正统”。其“到／倒平源”的表述表明，至少混杂了部分源自广东封川县的过山瑶，在紧靠平川源峡谷口的平地上建村寨。

光绪《恭城县志》另有记载：“永乐二年（1404年），拨军屯田、设寨堡，守东、西、北（乡）”，是谓“耕兵”。52平川源峡谷口为北乡的主要“猺源”隘口，应有耕兵设寨。耕兵作为“军”户，不是本地“民”壮，在招“獞”防“猺”的政策背景下，亦不可能是“猺”，只可能是“獞”。

《猺目碑记》中所涉过山瑶也居此地，时间若是“洪武下山”打“雷虎子”，较之于“獞人”耕兵稍早，若是“景泰元年”则稍晚。相近时间到平川源峡谷口外平地的过山瑶与“獞人”耕兵是否合寨混居，已不得而知，但起码应居住在临近村寨。在紧靠平川源峡谷口平地上，现有周家塘、老氹、岩口等3个自然村寨（老氹为岩口所分出），语言既不同于栗木平地“本地人”所说的“本地话”，也不同于平川源瑶语。这或可说明历史上过山瑶、“獞人”耕兵、平川瑶人与“本地人”，在此有过复杂交融。虽然此三寨人口，在清嘉庆至光绪年间“编户”时已被记为“平川猺”，但日常实践中的民族认同势必呈更复杂的“图层”叠加之状。直至当代，他们也只自称／他称为瑶族，至于是瑶族什么支系已说不清（但肯定不是平川瑶），更不是由“獞”改名而来的壮族。

明初“雷虎子”起事在恭城河上游山区“势江源”，其后进犯恭城县城，水路、陆路均只需经过恭城中南部，而平川源在恭城最北端的群山中。再参考光绪《恭城县志》记载莫祥才带兵剿“雷虎子”的经过，平川源居民大概率既未参与“谋叛”，亦未参与“平叛”。即使是在该事件之后，官府授权部分“良猺”进入平川源居住，亦不至于驱赶或杀戮原居民。但此后原居民未再有单独的记录和表述，应是融入了“良猺”。其文化和民族身份已无从考据，但无疑成了被“良猺”文化和民族身份覆盖的“图层”。

水滨村村民告知笔者，平川瑶语与临近的湖南江永县西北部瑶语能大致相通（但需要认真听，加上揣摩意思），而且都信奉梅山教，而与江永县西南部通过恭城河和恭城东部相连地带的瑶语完全不同（且后者不信梅山教）。由此看，其祖上自永明县西北部移入平川源的可能性比较大。他们与平川源峡谷口外、部分源自广东封川县的过山瑶，不属同一支系。但不管是明代之前平川源遗民的原因，还是明早期湖南永明县瑶民移入之后又有少量其他过山瑶融入，直到嘉靖年间，平川源瑶语中有少量特殊词汇为过山瑶勉语口音。以至于与西岭乡新合村《猺目碑记》将“雷虎子”记为“雷伍子”发音一样，平川源上五排《嘉靖碑记》将之记为“雷午子”（在其他语境下，平川瑶语将“虎”字发音为“hao35”，将“午”字发音为“pu41”，皆迥异于“伍”［nge13］）。此外，狮塘村杨姓于清道光年间所修族谱明确承认，祖上本为汉人，元末于长沙被陈友谅乱军所杀，家人不断迁逃，明洪武二年入平川源，入源后第三代一男丁过继给盘姓瑶家为子，后代承盘、杨二姓，才成瑶民。这说明，从明初到明中期，平川源“良猺”内部有其他人群（包括部分过山瑶、汉人）混融的痕迹，但时间长了，自称与他称都变为“平川猺”。

当时“良猺”所说的“贼”也不同于“雷虎子”那样“反”“叛”国家的人群，而是土地开发越过“良猺”认定界限的“猺”。后者势必流入该区域较晚，在深山中游耕（通常加上游猎、采集），尚未侵犯“良猺”的土地界限时，双方并无矛盾。待其人口规模或游耕范围扩大，进入“良猺”认定拥有权属的地界时，才发生矛盾。广义上说，此类人群也可被称作“过山瑶”（但与此后招徕的板瑶，应属过山瑶不同支系）。进山较晚的过山瑶被较早定居下来的自称“良猺”的过山瑶，以“贼”的名义赶走。过了若干年，县官要求“良猺”当差，“良猺”依官方渠道“申”“报”“乞”“告”，最终达成纳税但不当差的协议。其申告理由，乃附会参与征剿“雷虎子”。如此一来，两类瑶民之间争夺土地，胜利方即表述成了为国立功，实则是“通过追溯祖先的历史来决定谁有没有入住权、是不是村落的成员”53。但是，虽然“良猺”获得官方确认占有土地的权利，且表面上不用服差役，却不得再如以往那样，开垦新土地后不“升科报税”。较之于以往的优免权，新“升科”这部分其实可算一种变相的“役”。54

如同定居于“猺源”隘口的过山瑶一样，平川源的“良猺”也能认识到，占有土地若要变成合法“权利”，就得国家认可，国家才是产权的终极定义者。明永乐二年（1404年），平川源峡谷口外由“军”户设寨堡，有耕兵守值后，次年平川源内“良猺”就“造册附籍，纳粮”，恐非巧合。只不过，“附籍”意味着官府并不日常化地深入“猺山”治理“良猺”，而是靠峡谷口外平地“本地人”大家族间接治理。由此，平川源“良猺”虽仿照峡谷口外扼守隘口的过山瑶，声称因剿“雷午子”才获得平川源的居住权，但仍不忘强调，此乃“本里故民”周、欧阳等大姓“招抚”的结果，而后者之所以“招抚”，又源于“本县（官府）责令”。其“礼法话语建构”与资源、人员流动统合，实为边地与国家整合的方式。55

由于不断有新的人群流入“猺山”寻求生存机会，加之“招主”依仗开发山地谋利，新流入人群与原已稳定居住下来的瑶民，易发生矛盾。明嘉靖九年（1530年），平川源“良猺”与峡谷口外“本地人”大家族新招徕的“獞”“猺”发生冲突，之后招徕“板猺”耕种。在约两百年后的清乾隆年间，“良猺”又与“板猺”冲突，再招徕宝庆人耕种。约在百年后的嘉庆年间，“良猺”与宝庆人也发生了冲突。但是，事实上第一、二拨具体支系名称不详的过山瑶，以及后来的“板猺”、宝庆人，只是因未经过“良猺”村寨公议而靠私人“盗批”租得土地的那部分（尽管是大部分）离开平川源河谷地带和靠近河谷的坡地而已。那些经过“良猺”村寨公议而租得土地的人，尽管是少数，却并未全部离开，而是有少量通过入赘、过继的方式融入“良猺”村寨，其他的则长期游移于周边深山，且多有混融。

虽然不断有其他民族人群更迭认同，融入平川源，但其认同一层层叠加、“层累”56的方向却是有“山主”地位的“良猺”，而不是其他。观音村盘姓族祖上为科考（依规定，未编户的“猺”不得参加），于清咸丰初年改姓陈，对外自称汉人，但传了7代后，在民国年间又恢复姓盘。57杨梅村一家族祖上据传为湖北武昌汉人，明初入平川源，因“此时平源多属盘姓，不得已乃改盘姓”，民国十二年（1923年）立碑改姓杨，但承认是瑶人。58

六、结论

中国地大而形态复杂，生态和人类生计方式、社会文化也因此多样。这些因素构成了大小不等的区域，大区域间常有山川、河流等地理“缝隙”。它们既是区域间的界限，在某些条件下也是人们跨区域流动的通道。多民族流经此类地理“缝隙”，构成了民族走廊。民族走廊在宏观上有隙地特征，微观层面则内含各种小尺度的隙地。

隙地中有大量未开发的土地，典型的如山地及山间小盆地、峡谷，承载人口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这是构成民族走廊的关键。在常规年景，隙地相对封闭，较少外人涉足。周边区域人口膨胀或出现饥荒、战争时，流入隙地的人群规模和速度便会激增。这些人群不管是何种民族，上山首先是为活命，逃避的是具体的战争、饥荒，而非抽象的“逃避国家”59无政府主义。从宏观上看，他们“其实是国家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之中，在结构上仍然是国家体系之内，是王朝国家整体性的经济与社会体系的组成部分”60。尽管他们在隙地开发中的确有少纳税甚至免赋役的诉求，但国家才是其财产权的基石。没有国家维系底线秩序，土地开发成果则随时可能为他人侵占。为此，民族走廊中的隙地开发有冲突时，人们哪怕附会，也倾向于援引国家正统权威或“象征体系”61，为自己占有土地、控制土地经营权和享受赋役优免，寻找正当性。

然而，国家权力发挥作用总会受制于具体的时空条件，因之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专制权力，二是基础权力。62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却难以用作日常治理；后者细致入微，可用作日常治理，但成本也因此高得多。在民族走廊的隙地开发中，不同人群围绕土地占有、经营，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土地开发取得效益，需要一定规模的劳动力。在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土地承载的弹性空间变得狭小时，一拨又一拨新流入隙地的人群，难免加剧土地占有、经营权的竞争。在基础权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深入民族走廊中的隙地开展日常化治理，并非易事。因此，援引国家权威，虽然可声明占有土地及其经营权的正当性，却不能依靠国家深入隙地日常化地厘定土地权利边界。土地权利的日常化维系，还得靠不同人群自身社会团结的力量。

在这种状态下，民族走廊中隙地人群的动态社会结合，就变得相当关键。一些人群依靠宗教、语言、生活习俗亲近而整合有力，防止新流入隙地的人群占有自己的土地或土地经营权。除了运用过继、入赘、联宗等亲属和“拟制”亲属“联合”63关系网络，村寨地缘共同体亦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针对外来流动人群哪怕只是获得土地经营权，村寨公议也往往是一个先决条件。国家设定的“附籍”治理关系，尤其是通过民族精英间接治理的组织——排，亦逐步演变成地方实践中的社会结合方式。随着国家在民族走廊隙地中的角色具体化，以及隙地中的主体人群尝试进一步组织化，扩展社会关系网，接近国家权威，儒家“礼”仪也就开始逐步融入其动态社会结合过程。编族谱、建宗祠以明晰亲缘，崇祭祖先，加固亲属或拟制亲属组织，乃至建立跨越村寨、超出隙地范围的区域性联盟。

然而，儒家“礼”仪在隙地动态社会结合的实践中，也有不得不因地制宜变形的地方。例如，人们可以通过分宗改姓，用形式上的“同姓不婚”，来应对附近村寨无法满足姻亲关系网络需要时，不得不本宗之内开亲。至于过继、入赘等行为，也可形式上满足宗族“礼”仪，但实质上有重要差别。甚至，即使隙地人群深受儒家“礼”仪浸淫，乃至接受国家“编户”，其所承赋役与外界平地上一般的“民”没有实质差别之后，仍倾向于坚守自身原有认同。在社会文化象征上，意识模型相对于无意识模型，更易“操纵”象征效力，64在人群区分和互动中，则是一种“为派系和社会变迁而辩护”65的动态机制。具体到中国社会文化认同，正统之“礼”的社会文化构想或可称“意识形态模型”，“边缘人群”自用或自我期待的构想是与之颇有差别的“自制模型”，而对周边其他人群的构想则可称“观察者模型”。66而依民族走廊隙地中不同人群互动及其认同层累的经验看，三种意识模型可能并非谁“同化”谁的关系。隙地人群既模仿乃至附会正统之“礼”，接触、混融周边人群文化，且认为它们本就是自身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礼”的文教渗透和实践因地制宜，与其他文化配合得当。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67的格局，将他者一定程度上化为自我，同时又在他者镜像中呈现与他者深度混融的自我，构成意识模型的动态相互镜像化。

隙地人群在混融多层其他群体文化的基础上，日用正统之“礼”，却仍坚守局部地域主导人群的民间信仰。究其缘由，固然可能与民间信仰转型有一定的滞后性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控制土地。在国家基础权力无法日常化深入民族走廊中隙地的情况下，只有维系隙地中微观层面主体人群的民族身份，才有资格控制土地所有权或经营权，并在土地承载弹性空间变得狭小时，排斥其他新流入隙地的人群。由于某些风俗习惯、民间信仰具有标识民族身份的作用，隙地中的主体人群以及那些尝试通过各种方式融入该群体的人，即使深受儒家“礼”仪影响，也仍倾向于延用而不是中断这些风俗习惯、民间信仰。以至民族走廊中的隙地人群一方面“渐慕华风”68，另一方面又倾向于长期坚守少数民族认同。不了解这一点，界定“华夏边缘”69就难免平面化。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人群在民族走廊的隙地中交往、交流、交融。其民族认同也因此一层又一层累积，最终积淀成一种社会记忆。民族认同层累离不开族源叙事，叙事中会有覆盖、改写、附会，甚至无中生有，但积淀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记忆之后，便再也无法简单还原。若不细致考究，则难以看清其层累的痕迹。族源叙事虽然未必真实，但层累起来的认同本身却是真实的，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有相当强的稳定性。至于其认同层累的方向，究竟导向哪一种民族，则与民族走廊隙地中特定的生态、生计和人群互动过程有关。在这个意义上，尽管民族走廊中不同人群会叙述各种迁徙史（什么民族到了什么地方），但这只是民族认同层累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到了什么地方慢慢就成了什么民族。对于后一种机制，目前的研究似乎还算不上充分。

从这个角度看，民族认同研究不宜套用本质主义叙事，只讲述实体般的多民族迁徙史，并且常想方设法溯及远古。如此叙事，讲得再好，即便不是错误的，至少是只讲了历史的一方面。而关于民族认同在地生成机制的叙事，似还有必要花大力气深入研究。从民族走廊及其隙地中长时段、多民族的互动过程看，很显然，多样的人群层累成何种民族认同，与其所经历的地理空间、生态环境、社会互动和文化交流，以及各种制度限定下的政治经济过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正是民族走廊的形成，及其所孕育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70和而不同的机制。由此看，从隙地认识民族走廊，从民族走廊认识中国的构成机制，还大有潜力可挖。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两三千年的历史岁月中，对于促进中国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形成及中华文化繁荣，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大一统思想最早形成于什么时代，源于什么样的历史实际，学界却长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公羊传》所提出的“大一统”，是战国时代才开始出现的学说，战国以前既无一统的政治格局，也无一统的社会观念。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已是统一王朝，“现在我们不能再以为，只有到了战国时期才开始有统一的意志”，但似乎并没有在史学界引起普遍反响。因此，有必要继续对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本文认为，《公羊传》大一统思想的基本内涵是“重一统”。其具体内容，包括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历史表明，《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是对西周、春秋以来大一统思想的理论总结。周代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它源于西周分封诸侯的历史实际及西周封建所造成的三大认同观念：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思想观念由西周封建所开创，是西周王朝对中国历史的重大贡献之一。

一、《公羊》大一统说的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大一统”的概念，最早是由战国时代的《公羊传》提出来的，系对《春秋》“王正月”的解释之辞。《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大一统”的“大”字，以往多解释为大小的大。其实，这不符合《公羊传》的本义。这里的“大”字应作“重”字讲。按《公羊传》文例，凡言“大”者，多是以什么为重大的意思。如《公羊传·隐公三年》：“君子大居正。”《庄公十八年》：“大其为中国追也。”《襄公十九年》：“大其不伐丧也。”以“大”为“重”，这在先秦两汉文献中不乏其例。《荀子·非十二子》：“大俭约。”王念孙曰：“大亦尚也，谓尊尚俭约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大祥而众忌讳。”即重祥瑞而多忌讳。

“大一统”的“统”字，《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许慎《说文解字》释“统”曰：“统，纪也。”又曰：“纪，别丝也。”段玉裁：“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

刘家和先生在汉人解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公羊传》“一统”的涵义，认为《公羊传》的“一统”，“不是化多（多不复存在）为一，而是合多（多仍旧在）为一。……但此‘一’又非简单地合多为一，而是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

“大一统”的“一统”，学界往往解释为“统一”，实属误解。关于“一统”与“统一”的区别，台湾学者李新霖先生曾有精辟的论述：“所谓一统者，以天下为家，世界大同为目标；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统之表现。……所谓统一，乃约束力之象征，齐天下人人于一，以力假仁之霸道世界，即为统一之结果。”

综合古今诠释，对《公羊传》“大一统”的内涵，我们可以作如下的理解：“大一统”就是“重一统”，具体而言是“重一始”或“重一首”，即通过重视制度建设、张扬礼仪道德，以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来统合“多”而为一体（合多为一）；“大统一”则是通过征伐兼并和强力政权消除政治上的“多”，实现国家统治的“一”（化多为一）。可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大一统”和“大统一”并不是两个等同的概念。

《公羊传》根据《春秋》“王正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大一统概念。在阐释历史事件时，又论述了大一统理论的具体内容。从《公羊传》的论述看，《公羊传》大一统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

强调尊王，维护天子的独尊地位，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核心。《公羊传》首先通过对诸侯独断专行的批评，表达了尊王之义。如《春秋·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许田。”《公羊传》释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曷为为恭？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春秋·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公羊传》释曰：“曷为先言次而后言救？君也。君则其称师何？不与诸侯专封也。”《春秋·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公羊传》释曰：“此楚子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不与外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在《公羊传》看来，诸侯的“专地”、“专封”、“专讨”都是违背“一统”的行为，所以《春秋》特加贬损，以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在《公羊传》中，关于尊王的论述很多，如“王者无外”（《公羊传·隐公元年》、《公羊传·成公十二年》），“不敢胜天子”（《公羊传·庄公六年》），“王者无敌”（《公羊传·成公元年》）等等，无不是主张“尊王”的慷慨之辞。在周代，天子是最高权力的代表，也是政治一统的标志。《公羊传》的尊王思想，实际上就是主张建立以天子为最高政治首脑，上下相维、尊卑有序的政治秩序，通过维护周天子的独尊地位来实现国家的政治一统。

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尊崇华夏文明的“内华夏”思想，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另一重要内容。《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何休：“明当先正京师，乃正诸夏。诸夏正，乃正夷狄，以渐治之。叶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近者说，远者来’。”可见，如何处理华夷关系是大一统理论的应有之义。在华夷关系上，《公羊传》一方面确认华夷之辨，屡言“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公羊传·隐公七年》、《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不与夷狄之获中国”（《公羊传·庄公十年》），“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公羊传·昭公二十三年》、《公羊传·哀公十三年》），等等，反对落后的夷狄民族侵犯华夏国家。另一方面，又认为华夷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只要接受了先进的周礼文化，就可成为华夏的成员，即唐代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所概括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此，《公羊传》的“内华夏，外夷狄”思想，实际上就是主张建立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华夷共存、内外有别的民族统一体，并逐渐用先进的华夏文明融合夷狄民族，从而实现国家的民族一统。

尊尚周礼文化的崇礼思想，也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公羊传》认为，天子与诸侯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礼制规范。如《公羊传·隐公五年》：“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公羊传》强调诸侯要严格遵守周礼，不得逾越，以维护天子的独尊地位。《公羊传》还通过天子、天王、王后、世子、王人、天子之大夫等名例表明尊王之义。如《公羊传·成公八年》：“其称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公羊传·桓公八年》：“女在其国称女，此其称王后何？王者无外，其辞成矣。”《公羊传·僖公五年》：“曷为殊会王世子？世子贵也。”《公羊传·僖公八年》：“王人者何？微者也。曷为序乎诸侯之上？先王命也。”《公羊传》张扬周礼的目的，旨在“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即通过诸侯国和周边民族对周礼的认同，实现国家的文化一统，进而促成并维护国家的政治一统和民族一统。

由上可知，《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最大特色就是“合多为一”。具体言之，在政权组织上，首先确认周王室为最高的政权机关，同时承认诸侯国地方政权的合法地位，由王室统合各诸侯国而实现国家的政治一统；在民族结构上，首先确认华夏族的主体民族地位，同时承认夷狄非主体民族，由华夏统合夷狄而实现国家的民族一统；在文化认同上，首先尊尚周礼文化为先进文化，同时涵容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由周礼文化统合各地域文化而实现国家的文化一统。

《公羊传》由阐释《春秋》而提出大一统学说，其理论直接源于《春秋》。《春秋》是孔子据《鲁春秋》编作的一部史书。在《春秋》一书中，孔子通过对春秋历史的笔削裁剪，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即所谓的《春秋》大义。其中，“大一统”便是《春秋》的首要之义。《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太史公自序》：“周道衰废……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孟子》和《史记》所说的“天子之事”、“王道之大”、“以达王事”，即指《春秋》集中表达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

除《春秋》一书外，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在《论语》、《礼记》等文献中亦多有反映。如：《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记·坊记》：“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尝禘郊社，尊无二上。’”《论语·颜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罕》：“子欲居住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以上的诸多论述，都是孔子大一统思想的体现。孔子的大一统思想，是《公羊传》大一统理论的直接来源。

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天子日益衰微，诸侯势力坐大，“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趋于瓦解，社会陷入了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有鉴于此，孔子大声疾呼，推崇“一统”，渴望国家重新实现安定和统一。孔子的大一统思想也有其思想渊源。《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阳货》：“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可见，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实质上是主张恢复上有天子、下有诸侯的西周式的、一统的社会秩序。《史记·太史公自序》载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说明，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应当有其更早的历史渊源。

二、《公羊》“尊王”思想源于西周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

从文献记载看，《春秋》和《公羊传》所阐述的大一统思想，早在西周、春秋时代已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观念。“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大一统思想亦不例外。历史表明，周代的大一统思想是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

首先，西周封建和分封制度，加强了周天子的权力，使周天子确立了“诸侯之君”的地位。而周天子“诸侯之君”地位的确立，导致了西周一统政治格局与天子至上政治认同观念的形成。《公羊传》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思想，源于西周一统政治形成的历史实际及周代对王权至上的认同观念。

夏商时期，王权已经存在。在商代甲骨文和有关文献中，商王屡称“余一人”、“予一人”，表明商代的王权已经形成。然而，商代与西周的王权不可同日而语。在商王统治期间，邦畿之外方国林立。商王对外用兵，征服了一些方国，将其纳入王朝的“外服”。《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被征服的方国同商王朝有一定程度的隶属关系。然而，商代的“服国”不是出于商王朝的分封，其服国所辖的土地和人民并非商王赐予，而是其固有的土著居民；服国的首领原是方国的首长，同商王没有血缘关系；服国内仍保持着本族人的聚居状态；服国与商王朝的隶属关系在制度上也缺少明确的规定和保证。因此，商王在“外服”行使的政治权力是有限的。商王和服国首领之间，“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在商王和服国首领君臣关系尚未确立的条件下，商王朝无法形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格局。

西周的封建和分封制度的实行，“造成了比夏、商二代更为统一的国家，更为集中的王权”。分封制度下西周王权的加强，主要体现在天子与诸侯间君臣关系的确立以及相关的制度规定上。

西周分封的基本内容，是“受民”、“受疆土”。“受民”、“受疆土”活动本身，便是对君主制的一种确认，即下一级贵族承认其所受的土地和民人，是出于上一级君主的封赐。分封的直接后果之一，是导致了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之间君臣关系的确立。《左传·昭公七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仪礼·丧服传》郑玄：“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礼记·曲礼下》：“诸侯见天子曰臣某侯某。”周初经过分封，周天子由夏、商时的“诸侯之长”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诸侯之君”。

天子与诸侯间的君臣关系，集中表现在西周天子的权利和诸侯所承担的义务上。对天子的权利和诸侯的义务，周王室有许多制度规定：

策命与受命。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要举行策命仪式，诸侯接受了策命，就等于接受了天子的统治。如周初封鲁，要求鲁公“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封卫，要求康叔“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封晋，要求唐叔“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足证受命的诸侯要奉行天子的政令。诸侯国新君嗣位，也要经过天子的策命。《诗·大雅·韩奕》载韩侯嗣位，“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周代的策命礼仪，实际是对分封制下天子和诸侯君臣关系的一种确认。

制爵与受爵。在分封制下，周天子为诸侯规定了不同等级的爵命。《左传·襄公十五年》：“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国语·周语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国语·楚语上》：“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也，而以伯子男为师旅。”爵命是诸侯的法定身份。诸侯阶层依据爵命分配权力、财富并对天子承担规定的义务。

巡守与述职。在分封制下，天子有巡守的权利，诸侯有“述职”的义务。《孟子·告子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其具体内容便是“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孟子·告子下》）。可见，天子是通过巡守这一政治活动，来行使在政治上对诸侯的统治权力的。《孟子·告子下》：“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其具体内容，便是定期朝见天子，接受天子的政令。《国语·周语上》：“诸侯春秋受职于王。”《左传·僖公十二年》：“若节春秋来承王命。”《国语·鲁语上》：“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述职是诸侯对天子履行义务的主要形式。

征赋与纳贡。在经济上，天子有向诸侯征赋的权利，诸侯有向天子纳贡的义务。《国语·吴语》：“春秋贡献，不解于王府。”贡赋的多少，原则上根据诸侯的爵位高低来确定。《左传·昭公十三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不纳贡赋，要受到天子的惩罚。如春秋时齐桓公伐楚，理由之一是楚国“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左传·僖公四年》）。

调兵与从征。在军事上，天子有权从诸侯国征调军队，诸侯有从征助讨的义务。如在周初征讨东夷的战争中，鲁侯伯禽曾奉命“遣三族伐东国”。成王东征时，“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诸侯从征助讨，是义不容辞的义务。此外，诸侯征讨“四夷”或有罪之国有功，则应“献捷”、“献功”于周天子。《左传·庄公三十一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左传·文公四年》：“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诸侯向天子“献捷”、“献功”，实质上是对天子最高军事权力的一种确认。

除了从制度上对最高王权进行确认外，西周统治者还从理论上对王权的至上性进行了阐述。西周统治者认为，周王的权力来源于上天。《诗·大雅·大明》：“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诗·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诗·大雅·假乐》：“假乐君子，……受禄于天。”周王被视为上帝的儿子，代表上帝统治人间。《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因此，周初统治者创造了“天子”一词，作为王的尊称。

据统计，周法高《金文诂林》一书收集的青铜器，有65件有“天子”的称号。在《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中，“天子”的称呼也屡见不鲜。如《诗·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天子万年。……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刘家和先生深入分析了“天子”称号的历史意义：

天只有一个，天下只有一个，天命也只有一个。……所以天之元子或天子在同一时间内应该也只能有一个，他就是代表唯一的天而统治唯一的天下的唯一的人。

周代统治者通过王权神授理论，论证了王权的至上性。此外，还把“天命”和“德”联系起来，论证了王权至上的正当性。《尚书·召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大诰》：“天棐忱辞，其考我民。”《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康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是通过“民情”表现出来的，周天子因为深得民心才获得了天命。周代统治者通过这种道德化的天命观，使王权获得了“天意”与“民心”的双重依据，有效地强化了周天子的绝对权威。

西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君臣关系的确立和王权的加强，使周天子在分封诸侯时，能够将周王室统一的社会制度推行到各个诸侯国。统一的社会制度在各个诸侯国的施行，表现在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诸侯国都要实行分封制度、宗法制度、世卿世禄制等；在经济制度方面，诸侯国都要实行井田制度等；在军事制度方面，各诸侯国要实行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及“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的制度等。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君臣关系的确立、统一的社会制度在各个诸侯国的施行，标志着西周政治一统格局已经形成。

在分封制度下，各诸侯国一方面实行王室规定的统一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又享有相当大的地方自治权。政治上，诸侯国有设置采邑地方政权和任命官吏的权力；经济上，诸侯国除向周王室交纳一定的贡赋外，其他经济收入一律归诸侯国所有；军事上，诸侯国有组建军队、任命将帅、调遣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因此，西周分封制政体，不同于后世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在中央集权制政体下，郡守、县令的任命权掌握在皇帝之手，郡县的财政归国家所有，郡县更无组建、调遣军队的权力。可见，西周分封制政体和后世的中央集权制政体，虽然本质上都是“一元”政治，但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一”之下，不存在着“多”，即不存在实行地方自治的郡县地方政权（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藩属政权除外）。而西周分封制政体的“一”之下，则存在着“多”，即存在着实行地方自治的诸侯国和采邑地方政权。

为了实现分封制下的“一元”统治，西周王朝规定了本大末小的原则，使王室在各级政权机关中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据文献记载，天子的王畿有千里之广，诸侯国中的大国只有百里之地，而次国和小国尚不足百里。天子握有十四师的兵力，而诸侯大国不过三师、二师，小国仅一师。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保证了周王室在西周的政治格局中，成为了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能够统合其他的“多”（诸侯国）而为一体，建立起本大末小、强干弱枝的一统政治，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局面。

随着分封制度的实行，王权至上观念也在畿内地区和各诸侯国境内得到极力宣扬，并且首先在上层社会形成了对王权至上的普遍认同。在周代文献中，对王权至上的认同和颂扬，记载颇多。如《尚书·洪范》：“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诗·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大雅·下武》：“媚兹一人，应侯顺德。”《诗·大雅·文王有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假乐》：“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大克鼎》：“天子其万年无疆，保乂周邦，畯尹四方”等等，都是周人尊王、王权至上观念的反映。

孔子和《公羊传》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思想，与西周以来天子至上的王权认同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观念，又源于西周一统政治形成和确立的历史实际。周代的一统政治和一统观念，归根结底，都是西周封建诸侯与分封制度的产物。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论述周初的分封诸侯时，曾有如下的论断：“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王国维先生以“大一统”源于周初封建，可谓是不易之论。

三、《公羊》“内华夏”思想源于西周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

西周封建诸侯和分封制度的实行，促成了华夏族的形成与华夏族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而所谓的“华夷之辨”，则是反映了这一历史实际的民族认同。《公羊传》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思想，源于西周封建所造成的华夏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观念。

关于华夏族，以往有些论著认为，它是随着夏代国家的形成而形成的。实际上并非如此。夏朝虽已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机构，但国家仍建立在氏族联合的基础之上。《史记·夏本纪》所载的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都是组成国家的不同氏族。即便商王朝的外服方国，也还是一些“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其居民都是固有的土著居民。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的夏、商，组成国家的各氏族、方国都保持着相对单一的族属和血缘，它们与居于统治地位的夏族、商族之间存在着严格的血缘壁垒，彼此的生活方式、语言习惯、礼仪风俗有很大的差别。在这种国家形态下，难以形成一个具有民族自觉意识、共同文化和共同地域的更高形态的民族。

华夏族作为中华民族统一体的主体民族，形成于西周大规模的封建之后，是周代封建和分封制度的产物。

周人在克商以前，以周为首的反商联盟有了较大的发展。《逸周书·程典解》：“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周人把这个联盟称作“区夏”或“有夏”。《尚书·康诰》：“惟乃丕显考文王，……用肇造我区夏。”《尚书·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立政》：“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据沈长云先生研究，“‘夏者，大也’，《尔雅·释诂》及经、传疏并如此训。《方言》说得更清楚：‘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周人）使用‘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来张大自己的部落联盟，来壮大反商势力的声威”。可见，周人是用“夏”来称呼以周邦为首的反商联盟。在周王朝大规模分封之前，这个在“夏”的名义下组成的军事联盟，尚未具有民族的含义。

华夏族是在周初封建之后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周初封邦建国时，所面临的最基本形势便是地广人稀。据朱凤瀚先生估算，周人当时的人口约十五万人。除了相当一部分留在王畿，剩下分到数十个国中，各国受封人口之少可想而知。周初分封的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造就了受封诸国“强烈的‘自群’意识”。周王室适应这一需要，于分封和分封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在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名称上冠以“夏”这个“人皆爱伟之的称谓”，即“诸夏”或“诸华”。所谓“诸夏”或“诸华”，是各诸侯国以整体的名义，一体向境内及周边其他各族所宣示的自称。后来，各诸侯国原有的各族居民，逐渐地接受了周人的礼乐文化，周王室和各诸侯国及其境内的居民，初步具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识”的民族要素。

“诸夏”或“诸华”的共同标准语言——“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言即夏言，本是宗周地区的方言语音。随着分封的推行，雅言逐渐成为各诸侯国在举行礼仪活动等场合使用的标准语言。

“诸夏”或“诸华”各国实行周王室规定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井田制度的普遍推行，表明各诸侯国已经具有了“共同的经济基础”。

“诸夏”或“诸华”逐渐形成了原有各族居民的共同地域。周初封建打破了受封地区的血缘聚居局面，使不同族属的居民在同一地区实现了混居。《大盂鼎》云：“赐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鲁、卫、晋受封时，带去了“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和“怀姓九宗”。这些不同族属的居民经过长时间的杂居、融合，到了西周后期，“在周封各诸侯国中已经基本看不到原有居民的身影，鲁国没有了‘商奄之民’，卫国没有了殷人……他们已共同融合为鲁人、卫人，标志着周封各诸侯国民族融合的完成”。这种情形，使得中原地区连成一片，逐渐演变成原有各族居民共同的地域。

“诸夏”或“诸华”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意识。随着分封，“诸夏”或“诸华”的居民逐渐接受了宗周的礼乐文化。《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战国策·赵策二》：“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诸夏”或“诸华”居民对周礼文化的普遍认同，标志着“诸夏”或“诸华”共同文化意识的形成。

总之，西周封建之后，受封诸侯国的各族居民经过融合，逐渐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识”的民族——华夏族。

华夏民族的形成，西周王朝的强大及其对境内和周边民族统治的加强，使华夏族的主体民族地位得以确立。而西周王朝的非主体民族，则是居于王朝境内和周边地区的“蛮夷戎狄”。华夏族的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使华夏族在西周的民族格局中，成为了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能够统合其他的“多”（戎狄蛮夷）而为一体，共同组成了西周统一王朝的民族统一体。

华夏族作为西周王朝主体民族的地位，在周王朝周边民族与周王朝的朝贡关系上有集中的反映。《逸周书·王会》记载了周成王召集的成周之会，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众多的东西南北的周边民族，各族都向周王献纳了方物。《王会》篇编撰于春秋末，周初是否有如此之多的民族参加了成周之会，史料上缺乏更多确切的说明。但西周时期许多周边民族与周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应当属实。《国语·鲁语下》：“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国语·周语上》：“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兮甲盘》：“王命甲政司成周四方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晦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积、其进人、其贾。”以上文献记载表明，臣服于周的民族与周王朝建立了朝贡关系。周朝还设官掌管戎狄蛮夷朝贡之事。《周礼·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逆之，达之以节。”《周礼·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周边民族与周王朝的朝贡关系的建立，实质上是非主体民族对华夏主体民族统治地位在政治上的一种确认。

华夏族形成之后，与周王朝境内和周边非主体民族的关系日益密切而广泛，民族融合的进程因此而大大地加速。《国语·郑语》记史伯所述西周末年的形势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荆、戎、狄之人也。”可见，剩下的戎狄蛮夷已可得而数。春秋时期，大部分戎狄蛮夷在强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被征服而融合。西方的戎族，多被秦国所灭。北方狄族，多被晋国所灭。东方的夷族，多被齐、鲁所并。南方的群蛮，先后被楚国所灭。到了春秋末年，中原地区的戎狄蛮夷，已基本上融入华夏民族之中。

随着华夏族的形成、华夏族主体民族地位的确立和华夏族的不断壮大，在西周、春秋时期，形成了“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观念。周代文献中的“中国”、“华夏”、“四夷”、“五服”、“九服”等概念，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种观念。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余其宅兹中国。”本义指京师洛邑地区。后来随着周人统治地域的扩大，“中国”一词的意义也逐渐改变，成为华夏诸国的代称。如《左传·庄公三十一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以中国指称华夏，正是华夏中心意识的一种反映。

“华夏”一词，乃周人本其“尚文（彩）”之风尚，在沿用已久的“夏”字之前冠“华”而成的。《尚书·武成》：“华夏蛮貊。”孔安国传：“冕服采章曰华。”《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孔颖达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华夏的称谓，体现了华夏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

五服与九服之说屡见于周代文献。《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国语·周语上》：“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周礼·职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终王。”五服、九服之说都把周王朝统辖的天下划分为三个层次：畿内、诸夏和夷狄，其意义与《春秋》的“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基本一致，是华夷之辨原则在地域观念上的体现。

在周人的观念中，华夷之辨主要表现在华夷之间在语言、习俗与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区别。《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所说的“被发左衽”，即是夷狄的风俗。《礼记·王制》：“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檀弓》：“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可见，周人主要以礼仪风俗作为区分华夷的标准。

应当说明的是，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是双向的。《左传·襄公十四年》：“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战国策·赵策二》：“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史记·楚世家》载西周晚年楚国国君熊渠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至春秋中叶，楚武王仍云“我，蛮夷也”（《史记·楚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出使越国，越王亲往郊迎，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史记·秦本纪》载秦穆公曰：“中国以礼乐诗书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这些例证都说明，西周、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之外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对华夷之别同样也是认同的。

在周人的民族观念中，与华夷之辨相辅相成的，是华夷一统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古者，天子守在四夷。”《会笺》：“守在四夷，亦言其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也。”《左传·昭公九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在周人的观念中，王朝的疆域包括周边各族在内。前文所引周代文献中的五服、九服之说，也无不把戎狄蛮夷包括在周王朝统辖的范围之内，诚如陈连开先生所言：“对于《禹贡》、《职方》中‘五服’、‘九服’的名称、内容，古今学者多有诠释，各家说法不尽相同，但都表达了以天子为首，以王畿为中心，包括华夷的统一思想。”

《春秋》与《公羊传》的“内华夏、外夷狄”思想，与西周以华夏族为主体民族，华夷共存、内外有别的民族一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以“内华夏”为宗旨的民族一统思想，源于周初封建所造成的华夏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对华夷之辨的认同观念。

四、《公羊》“崇礼”思想源于西周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

制礼作乐，是西周王朝统治集团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西周礼乐制度建设的成就，导致了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观念的形成。《公羊传》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思想，源于西周制礼作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观念。

关于周公制礼作乐，先秦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左传·文公十八年》：“先君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左传·哀公十一年》：“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除《左传》外，《尚书·洛诰》还记载了成王对周公说：“四方迪乱，未定于宗礼，亦未克敉公功。”对制礼作乐的意义表示高度的重视。

事实上，周公的制礼作乐，还处于周礼的草创阶段。经过后来数代君臣的补充和完善，西周中期以后周礼才渐趋完备。《诗经》中多次出现“以洽百礼”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礼制的繁芜。据刘雨先生研究，西周金文材料所载的礼制，“周礼多数是在穆王前后方始完备”。詹子庆先生也认为，“从金文材料反映出，西周中期以后，各种礼仪制度化，如世官制、宗法分封制、昭穆制、册命制、舆服制等都有了定式”。因此，西周礼乐的系统化、完备化和程式化，是在西周中、后期才得以完成的。

西周制礼作乐，对夏、殷之礼有继承，也有革新。《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为政》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礼与殷礼的不同之处，是殷礼亲亲，周礼尊尊。《史记·梁孝王世家》褚少孙补：“殷道亲亲，周道尊尊，其义一也。”“亲亲”与“尊尊”是殷周社会的两条重要政治原则。“亲亲”指血缘关系。“尊尊”指阶级关系。从“殷道亲亲”到“周道尊尊”的变化过程，“也就是阶级关系逐步支配并改造了血缘关系的过程”。因此，周礼最显著的特征体现为日益严密的等级制度，即《礼记·中庸》所说的：“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西周制礼作乐，还赋予了周礼“德”的内容。周代的各种典礼都蕴含一定的道德意义，即所谓的“礼义”。《礼记·经解》：“故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因此，周礼兼具政治统治和道德教化的功能，对维护和巩固西周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国维先生说：“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此。”

西周封建诸侯和分封制度的实行，使周礼首先得到了受封诸侯国的认同。在分封制度下，各级政权之间的等级隶属关系集中反映在周王室制定的礼乐制度上。《左传·庄公十八年》：“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自上以下，隆杀以两，礼也。”周代的等级制度，在各种礼制中都有体现。如《国语·楚语下》：“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是为祭祀的等差；《礼记·礼器》：“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是为宗庙的等差；《周礼·小胥》：“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是为乐舞的等差；《周礼·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是为命圭的等差；《周礼·典命》：“掌诸侯之五仪……上公九命为伯，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九为节。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是为不同等级的诸侯在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等方面的等差。当然，《周礼》、《礼记》所提供的史料，有的要作具体分析，但绝大部分史料的来源是有根据的，可作为了解周礼的等级制度的参考资料。西周时期，受封诸侯国遵行周礼，既是诸侯国对其与周王室之间等级隶属的一种确认，也是受封诸侯国对周礼文化的一种认同。

西周受封诸侯前往边陲建立邦国，带去了祝宗卜史等官吏、周之典籍以及各种天子赏赐的礼器等，也就把先进的周礼文化传播到了那个地区。西周诸侯受封建国后，又确立了以礼治国的方针，大力地推广周礼文化。周代文化以各诸侯国为中心，向四周辐射，使周礼逐渐得到了各国土著居民和周边民族的认同。如：

鲁国原为东夷族的聚居区，东夷风俗盛行。鲁公伯禽受封之后，征服了徐戎、淮夷各族，“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诗·鲁颂·宫》）。同时“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周公世家》），对东夷风俗进行了改革，推行三年之丧等周礼。后来，被征服的东夷各族逐渐认同周礼文化，加速了东夷地区华夏化的进程。春秋时期，鲁国是“犹秉周礼”的礼仪之邦，后来成了儒家的发源地。

齐国是在薄姑氏旧地上分封的国家，也处于东夷族的包围之中。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史记·齐太公世家》），因地制宜地推行周礼。春秋时期，齐桓公在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左传·僖公七年》），以周礼怀柔周边小国，周礼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春秋后期齐相晏婴，原为“莱之夷维人也”（《史记·管晏列传》），却提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主张，继承了齐人以礼治国的传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汉书·地理志》）的文明大国。

燕国原为商的势力范围，有山戎、孤竹、秽貊等族散居其地。燕国受封后，“修召公之法”（《史记·燕召公世家》），积极推广周礼文化，使周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互交融。1975年发现的昌平白浮墓，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墓主人为臣属于燕国的异族首领之一。“墓主的着装、佩戴的兵器遵循着本民族的习惯，而使用的青铜礼器和埋葬习俗已纳入西周燕国的轨道。”这反映出周礼文化与燕地土著文化融合的情形。春秋战国时期，周礼文化进一步传播到东北地区。《后汉书·东夷列传》：“东夷率皆土著，喜饮酒歌舞，或冠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当地的民族文化，已融入了周礼文化的因素。

晋国所封的唐地，“戎狄之民实环之”（《国语·晋语二》）。唐叔虞受封时，周成王令他“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春秋时期，随着晋国的对外扩张，周礼文化也向外辐射，对周边民族产生了深刻影响。晋卿狐偃原为狄族出身，但从其思想来看，他已经完全华夏化了。他倡导以礼教民，在城濮之战前，向晋文公陈述“民未知义”、“民未知信”、“民未知礼”（《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强调周礼的基本精神。《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戎子驹支面对范宣子的指责，义正词严地用历史事实驳斥晋国执政，最后赋《诗·小雅·青蝇》而退，大有中原饱学之士的风度。春秋后期，晋国周边的戎狄蛮夷基本融入了华夏族，这种民族融合是在“礼”的认同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

其他如楚、秦、吴、越等国，虽一度被视为蛮夷之邦，但后来逐渐接受了中原文化，也陆续加入了华夏的行列。这些国家都有独特的地域文化，不过始终都受到了周礼文化的影响。如楚大夫申叔时教太子诗、书、礼、乐及春秋、世、令、语、故志、训典等（《国语·楚语上》），与中原各国贵族教育的内容基本一致。吴国的公子季札受聘至鲁，“请观于周乐”，听乐工每奏一曲，都能逐一评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显示了很高的周文化修养。类似深谙周礼的人物，在秦、越亦不乏其例。这表明，周礼文化已传播到了楚、秦、吴、越等国，并逐渐得到了上述诸国的认同。

西周时期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使周礼文化在西周的文化格局中，成为了主体的、原始的、根本的“一”，能够统合其他的“多”（地域文化）而为一体，形成西周时期的文化一统格局。而文化一统又是促成政治一统的黏合剂，也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春秋》与《公羊传》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思想，与周代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以崇礼为中心的文化一统思想，源于西周制礼作乐的历史实际以及周代社会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观念。

东周以降，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局面已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但是，在思想上对“一统”的认同，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东周时期人们对历史走向和国家前途的认识，是人们重建统一王朝的精神动力。春秋大国争霸，仍以“尊王攘夷”为旗帜，藉天子的名义维护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一统秩序。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重建统一王朝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当时统治者梦寐以求和思想家大声疾呼的，无不是实现天下的统一。

由于历史形势发生了变化，战国时期的大一统观念有了新的内容。《史记·李斯列传》：“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李斯所说的“天下一统”，实际上是“大统一”，即以武力兼并为手段，建立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国家。秦灭六国，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大秦帝国。从此，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中国历史上，自西周王朝以后，曾经历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西夏等几个分裂的时期，但始终没有像欧洲那样，形成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是在经过分裂、对峙和融合后，又出现了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崭新的统一王朝，使中国社会一步一步地跨上更高的台阶。“一统”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常态，而造就中国一统常态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和精神。因此，弄清大一统思想的渊源及其历史发展，对我们深入理解在中国延绵两三千年之久、并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大一统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原载《文史哲》2013年第4期

简牍及其周边

简牍是指用于书写的竹、木片和写在竹、木片上的文献。从许慎《说文解字》开始，历代学者提出多种解释，大致认为简用竹制作，形状细长，也称牒、札；牍用木制作，比较宽厚，也称方、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令条规定：上呈皇帝的文书“对”（答问）、“请”（请示）、“奏”（报告），采用牍的时候，一牍不超过五行字（“用牍者，一牍毋过五行”）。三行、四行、五行牍的具体宽度，分别约等于3.45、3.83、4.34厘米。又说，“牍厚毋下十分寸一（约0.23厘米），二行牒厚毋下十五分寸一（约0.15厘米）”。综合起来看，容纳文字是在三行以上还是在两行以下，是牍与牒（也就是简）的主要区别。牍可以书写三至五行，比较宽厚；牒或曰简只能书写一或二行，比较窄而薄。这是对呈报皇帝文书的特别要求，但对了解一般简牍的状况也有参考意义。

近年的发现显示，两行书写的简多用木制，但也有竹制；单行书写的简多为竹制，但也有木制。牍多用木制，但湖北、湖南也出土了竹制的牍。因而，简单地说“竹简”“木牍”，其实不够准确。

单行和双行书写的简，往往用绳线连系成册以承载长篇文献。《史记·留侯世家》说黄石公“出一编书”，《汉书·诸葛丰传》说“编书其罪”，就涉及这一情形。这也是后世书籍观念中的编（也写作“篇”）、册（也写作“策”）的源头。牍的书写面比较大，可以单独承载不太长的文献，早先认为不存在编连的问题。不过，近期一再发现内容相关但形态各异的文书、簿籍编连成册。现在看来，只是典籍类文献才由形制相同的简书写编卷，而形态各异的文书簿籍造册归档时，并非如此规整。

简牍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用毛笔蘸墨写成，偶尔也有红色字迹，即所谓“丹书”。古书中有所谓“漆书”，指的应是墨书。笔、墨、砚、刀，是简牍时代的文房四宝。写错的字，可用刀刮去再写。《史记·孔子世家》说：“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当时处理文案的官员，因而被称作“刀笔吏”。《汉书·萧何曹参传》就说“萧何、曹参皆起秦刀笔吏”。

《尚书·多士》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已有“册”字。由于“册”的字形类似简册，有学者推测商代已使用简牍。《诗经·小雅·出车》咏叹远征的军人“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齐大臣崔杼作乱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襄公二十七年宋大夫向戌将赏赐文书拿给子罕看，子罕不以为然，“削而投之”。这些是西周、春秋时使用竹简的可靠记载。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始于20世纪初，其后层出不穷，出土地点从西北地区扩展到大多数省份，迄今已发现200多批，总数超过30万枚、300万字。这些简牍的年代主要是战国中期至秦汉魏晋，最早一例是在公元前433年或稍晚入葬的随州曾侯乙墓竹简。春秋以前的简牍由于年代久远不易保存，加之埋藏条件的原因，目前尚未能得见。

目前，已多次发现西汉纸张的遗存，居延、敦煌、放马滩等地所见的纸还带有文字或地图，显然是用于书写。不过，在东晋末年之前，简牍仍然是主要书写载体。《初学记》卷21“纸七”录《桓玄伪事》称：“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纸张取代简牍成为官方书写载体的标志。

简牍的取材、制作、书写，都比较方便。《论衡·量知》就说：“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汉书·路温舒传》记载路温舒小时候放羊，自己制作木简，练习书写。可见简牍的便易性降低了识字、教育的门槛。商代、西周，学在官府，知识圈狭小，文献的种类、篇幅也有限，简牍的优势不容易发挥。春秋以降，私学勃兴，著述蜂起。战国时各国相继变法，建立以郡县制、官僚制为基础的新兴国家，文书、律令的行用骤然增长，简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我国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发展和文化繁荣中，简牍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竹木带有天然纹路，并便于刻齿、挖槽，还可封泥、钤印，因而简牍还可衍生为具有保密、防伪功能的券、符、传、检、署等物件，在公私事务中发挥特别作用。

（1）检、署

署是在往来文书、信函上写明收件方以及传递方式的木片，同时也对文件内容起到屏蔽作用，类似于今天的信封。署与文件捆紧后，在捆扎处可敷设胶泥，再盖上印章，不开封不能看到里面的内容。

检是封缄文书、物品的物件。《急就篇》卷三：“简札检署椠牍家。”颜师古注：“检之言禁也，削木施于物上，所以禁闭之，使不得辄开露也。”检有多种式样，但都带有封泥、钤印的凹槽。用检的文书，比只用署的文书保密效果更好。岳麓秦简“卒令丙三”说：“书当以邮行，为检令高可以旁见印章，坚约之，书检上应署，令并负以疾走。不从令，赀一甲。”这提示我们，检用于以邮行的文书，而不用于其他方式传递的文书。

（2）券、符、传

券是财务往来的凭据。一式两份或三份（“三辨券”），用同一木板或枝条剖分而成。券上通常有刻齿，用不同形态的齿表示不同数值，与所记载的数字对应，加强券的可靠性。

符是从事一些特定事务的凭证。通常一式两份，通过“合符”来验证。西北汉简中发现较多出入符。居延汉简65.9长14.6厘米，刻齿在书写面的左侧，释文为：“始元七年闰月甲辰居延与金关为出入六寸符券齿百从第一至千左居官右移金关符合以行事……”表明这款符用于出入金关，一次制作1000套，各套的左符留在官署，右符放在金关。通关者领取左符到金关验符通行。居延汉简65.10刻齿在书写面的左侧，右半残缺，存留的一行文字与65.9相同。最近有学者测试，二者紧密契合，可能是一套符中的左符和右符。

传是旅行证件。对因公出行者来说，传同时还是接受交通、食宿安排的凭据。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记：“今咸阳发伪传，弗智（知），即复封传它县，它县亦传其县次，到关而得。”显示传跟公函一样，封缄后由使用者携带，需要时拆开查验。

从文物到文献

简牍的出土位置，主要有墓葬、水井、工作或生活遗址。出土简牍的墓葬分布广泛，湖北地区发现最多。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1000多枚竹简集中放在棺内。而在大多数墓中，简牍是放置在棺外，比如椁室中。古井中堆积简牍，主要见于湖南。古人工作或生活遗址出土简牍，主要是在西北地区。

简牍的揭取和保护通常由专业人员负责，在细心提取简牍的同时，还详细记录各个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后期的缀合、编连提供参照。在完成清洗、脱色后，需要及时拍摄图像，尽可能充分地获取各种信息。

简牍文献的整理，是尽可能完整、系统地获取简牍中的文献信息，实现简牍从文物到文献的转换。主要工作环节可用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认字，是把简牍上书写的古代文字辨认出来。利用文字学、古文字学研究成果，简牍上的大多数字，学者可以认读。但也有一些难字需要推敲考订。郭店简中有一个字出现三次，整理者释为“蚄”，很难讲通。其实这个字是《说文》“杀”的古文，在简文中读“杀（shài）”，衰减的意思。《唐虞之道》7号简“孝之杀爱天下之民”，《语丛三》40号简“爱亲则其杀爱人”，是说把对亲人的爱推广给其他人，属于儒家仁爱的观念。《语丛一》103号简“礼不同、不奉（丰）、不杀”，与《礼记·礼器》所记孔子语相同，是这一释读的直接证据。

断读，相当于标点，是通过阅读中的停顿，反映文章中的意群和脉络，从而正确地领会文意。断读分原则性断读和喜好性断读两种。喜好性断读，是指出于个人习惯，断句或长或短，不求划一。原则性断读，是说当断必断、当连必连，否则就会导致文句不通或使文意产生歧义。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65～66号简整理本释文：“群盗及亡从群盗，……矫相以为吏，自以为吏以盗，皆磔。”注释说：“矫相，疑指矫扮他人。”简文中，“相以为吏”与“自以为吏”相对，是形容“盗”的两种情形。矫，指假托、诈称，同时修饰这两种情形。因而中间的逗号应改为顿号，读作“矫相以为吏、自以为吏以盗”，是说相互诈称官吏或者自我诈称官吏而进行盗窃。岳麓秦简《学为伪书》案卷中那位叫学的少年犯供述说：他父亲服劳役受欺侮，经常训斥他。“归居室，心不乐，即独挢（矫）自以为五大夫冯毋择子”，伪造书信进行诈骗。这就属于类似表述。

编连与缀合，是简牍类文献整理的特殊作业。简牍出土时，原有的编绳大多朽断无存，简牍个体还往往开裂破碎。编连与缀合就是在这些情形下，重建业已丢失的、书写在不同简牍个体及其残片上的文本之间的联系和顺序。编连是对不同简牍个体之间顺序的安排。缀合则是针对同一支简牍而言，在简牍断裂之后，重新把残片拼合起来，以恢复原先的完整形态。在这里，简牍物质形态上的拼复与编次，与文本形态上的连接与整合相互依存，融为一体。

郭店简《语丛一》31号简与97号简，分别书写“礼因人之情而为之”和“即（节）文者也”。整理本把二者分别看待。《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管子·心术上》说：“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礼记·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有算，为之节文也。”相形之下，31号简显然应当与97号简连读，表述儒家对礼的起源的观念（礼基于人的情感并用仪节来调适）。在我提出这一看法的时候，“文”字还没有得到正确释读。而当学者随即释出“文”字后，这两枚简前后相次就更加确定了。

缀合，是克服简牍破碎化，提升残片文献价值的关键步骤。我们在研撰《里耶秦简牍校释》过程中，把缀合的推进作为工作目标之一。下文引述亭“赀三甲”的木牍，由四个残片拼合后，方可知其大概。

云梦睡虎地77号墓出土的西汉简牍《质日》，有的年份损坏严重。我们课题组同事用“寸简寸心”相激励，孜孜以求，一点一点地推进。经反复推敲，用8个残片缀合成一枚下半支简（“己酉 戊申道丈田来治籍 丁未将作司空”），并排定到《十一年质日》的2号位，就是集体攻关的一个实例。

简牍文献记载的国家信史

早前，因为简牍出土数量不足，并且大多支离破碎，其学术价值一般只说是证史、补史，处于辅助、补充的位置。现在由于资料的快速积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汉简这样数量多、保存也比较好的大宗材料，通过适当整理和互勘合校，简牍文献已经在行政与政区制度、律令与司法制度、经济制度、文书制度、算术与医药、风俗习惯等领域的创新性研究中成为主要的资料依据。

简牍资料在秦郡县制方面提供了较多新知识，这里举三点说明。

首先，新发现郡名“洞庭”“苍梧”。《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从南朝宋的裴骃开始，学者对三十六郡所指便聚讼不已。1947年，谭其骧先生发表《秦郡新考》，成为权威性意见。然而，秦简牍中有一些全新的发现。秦始皇二十七年的一件文书说：“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里耶秦简16-5）洞庭、苍梧与人们熟悉的巴郡、南郡并列，显然也是秦郡名。秦始皇三十四年的一件文书（里耶秦简8-758）说“苍梧为郡九岁”，表明在秦王政二十五年统一前夕，就已设立苍梧郡。在传世文献中，秦洞庭、苍梧二郡，毫无踪影。

里耶秦简对洞庭郡及其属县有较多记录，因而可以推定秦洞庭郡其实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黔中郡。《汉书·武帝纪》记武帝元鼎六年“遂定越地”，设南海、苍梧等九郡。有学者认为，秦苍梧郡是西汉苍梧郡的前身，位于南岭以南。根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录秦案卷等简牍的证据,秦苍梧郡其实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长沙郡。

其次，昭示中央直达基层的管理体制。在郡县制下，国家之于地方，“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出土简牍使我们领略到这种体制实际运行的精致与效率。

里耶秦简8-228记载丞相书的传递，从朝廷所在的内史开始，在传达至各县的同时，还传给南郡，南郡又传给洞庭，从而使这份文书迅速传播到郡县。里耶秦简9-2283是洞庭太守避免征发徭役的指令，从大概是郡治所在的新武陵分四条路线（“别四道”）传达给各县。迁陵县收到文书后，一面向上一站酉阳县回报，一面安排县内各官署传达：“迁陵丞欧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贰春。皆勿留脱。”“别书”指另行抄录传递，在当时应是文书传播中的有效方式。

最后，展现不同郡县间的行政、经济联系。秦代不同郡县之间可能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前面引述里耶秦简属于苍梧郡的指令，因为与洞庭各县有关，传达到洞庭郡迁陵县各乡。里耶秦简8-657则是由于琅邪尉的治所迁到即墨，琅邪郡通报各地。

里耶秦简中常常出现的“校券”，是不同郡县间钱物往来的凭据。13-300记载迁陵县十四匹传马经过雉县（属南阳郡）时，借用了食料。雉县出具“稗校券”，要求迁陵接受“移计”，“署计年、名”反馈给雉县。这意味着，迁陵不需要交付钱物，而是借助“计”的形式确认债务，再通过中央财政平账。里耶秦简所记一段相关内容颇有故事性。亭来自僰道（属犍为郡），在迁陵担任“冗佐”（一种低层吏员）期间犯事，“赀三甲”，计4032钱。亭自称家里有能力赔偿。迁陵县出具校券，请僰道县索取。结果亭的妻子胥亡说：“贫，弗能入。”要求让亭在迁陵作劳役抵偿。于是迁陵要求僰道退还校券。

这类事例显示，秦郡县制之下，除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关系之外，地方郡县之间还存在密切的横向联系。这降低了各地政府的运行成本，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也给民众带来一些便利。

文书在秦汉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是秦统一之前的律典。其中在多种场合强调“以书”，显示当时已形成文书行政的规范。如《田律》要求“辄以书言”春雨和庄稼抽穗的情况；《金布律》要求官府输送财物时，“以书告其出计之年”；又要求在废旧公物需要及时处置的场合，“以书”呈报；《内史杂律》规定需要请示时，“必以书，毋口请”。

里耶秦简是秦统一之后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较多文书写明“听书从事”，或者提出“书到时”如何运作的具体要求。

民间的重要事务，如结婚、遗嘱、牛马奴隶等交易，也需要由官府用文书确认。岳麓秦简《识劫婉》案卷中，女主人翁婉，原本是一位叫沛的富豪的妾。沛的妻子在世时，婉已为沛生下两个孩子。沛的妻子去世后，沛免除婉妾的身份，成为庶人，又生了两个孩子。婉自述说，沛把她免为庶人后，娶她为妻，并让她参加宗族、乡里的活动。然而乡署的官员表示：沛免婉为庶人时，在户籍上登记“免妾”。但后来娶婉为妻，并没有报告，婉在户籍上的身份还是“免妾”。

律令是秦汉帝国建立、运行的重要制度支撑。以睡虎地秦律发端，近五十年来，秦至西汉早期的律令简册层出不穷，蔚为大观。

对于秦汉律的整体认识，学界颇有歧异，或比较笼统地称之为“律典”，或以为只有一条一条制定的单行律令，而不存在国家颁布的统一法典。

较早出土的睡虎地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均已呈现出篇章分明的结构。云梦睡虎地汉律、荆州胡家草场汉律和益阳兔子山汉律目录大致相同，进一步展示出集篇为卷、两卷并存的格局。兔子山律目分为“狱律”“旁律”两部分，其中“狱律”包含告、盗、贼、囚、亡等十七篇，“旁律”包含田、户、仓、金布、市贩等二十七篇。当时的律分“罪名之制”和“事律”两类，大抵“罪名之制”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刑事法律；“事律”是对违反制度行为的处罚规定，类似于行政法规。西汉早期律典中，“旁律”诸篇均属事律；“狱律”虽然以“罪名之制”诸篇为主，但却夹杂几篇“事律”（效、关市、厩律等）。这种安排很不好理解，或许与萧何制定“律九章”的历史有关。

虽然律篇、律条的增删修订不断发生，但在一定时期内，全国存在一个统一的律典。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在睡虎地秦律、里耶秦简和睡虎地汉简中，一再出现“雠律令”的记载。可见律令一有变动，就立即在全国组织校勘，保持同步。

第二，秦汉时实行奏谳制度，重要案件向上级报告，疑难之狱请上级裁断。向上呈报时必须“具傅所以当者律令”（《岳麓书院藏秦简〔伍〕》66），把判决依据的律令一一附录在判决之后。可见全国上下遵循同一律令，中央立法机构掌握最终解释权。

第三，张家山汉简《功令》规定各县道狱史在升任郡治狱卒史前，需要集中到中央司法部门（廷尉）参加“律令有罪名者”等内容的考试。考试作答、评分必定要有标准答案，这也显示统一律典的存在。

第四，某些律篇、律条的变更，会带来律典的全面修订。例如张家山336号墓出土的《汉律十六章》，较多律篇与《二年律令》相同，但律条多有增删和补充，不再出现《收律》，相关律条皆删去“收”和“收孥相坐”的刑罚。这是文帝元年“除收帑诸相坐律令”的结果。胡家草场汉律是汉文帝十三年刑制改革后的律典，与此前的张家山《汉律十六章》和睡虎地汉律相比，刑罚制度判然有别。这证明律典中各篇各条存在密切关联，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刘邦军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并“作律九章”，奠定汉承秦制的基础。《史记·曹相国世家》记曹参去世后，民众歌颂说：“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司马贞《索隐》解释“顜”字说：“训直，又训明，言法明直若画一也。”《汉书·曹参传》写作“讲”，颜师古注：“讲，和也。画一，言整齐也。”“画一”之歌反映了当时人对律令整齐划一的真实感受。

秦汉时期法的主要形态有律、令两种。令的资料目前公布的还不多，姑且不论。律就其具备的基本特征而言，称之为“律典”或者“早期律典”是适宜的。

本文节编自《光明日报》（ 2025年01月04日 10版）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由于存在时间很久，各个时期多有变化。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制度进行分阶段的考察。在这篇文章中，只讨论魏西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一、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创立于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在西晋一朝遭到了大规模的抨击。当时许多人批评中正制度，其中尤以刘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1)一语最具代表性。涉及到九品中正制度的论著，大都据此得出结论：当时世家大族垄断了上品。本文认为，这一结论仍有值得商榷之处。(2)

晋武帝时，段灼上表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3)段灼与刘毅都指出一部分人垄断了上品。刘毅称为“势族”，段灼称为“公侯之子孙”、“当涂之昆弟”，二者应该是相等的。只不过段灼说得更具体些。所谓“公侯”，即指封爵，“当涂”是指高官要位。当时也有一些人并未直接批评中正制度，而是指斥高官子弟垄断了某些官位。刘颂对晋武帝说：“泰始之初，陛下践阼，其所服乘皆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4)愍怀太子被废，阎缵上疏为之申冤，更具体指出，东宫官属如太子洗马、舍人以及“诸王师友文学”等职任人不当，“皆豪族力能得者”(5)。刘毅与段灼，刘颂与阎缵所选择的批评角度虽然不同，但却有相通之处。九品之品与具体官职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晋书》卷九○《邓攸传》：邓攸“尝诣镇军贾混。……混奇之，以女妻焉。举灼然二品，为吴王文学”。《晋书》卷五二《华谭传》：“太康中，刺史稽喜举谭秀才。……寻除郎中，迁太子舍人，本国中正。”《晋书》卷四六《李重传》：“李重……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晋书》卷六一《周浚传》：“（周馥）起家为诸王文学，累迁司徒左西属。司徒王浑表‘馥理识清正，兼有才干，主定九品，检括精详’。”

担任中正者，本人必须是二品。司徒左西属是司徒府的官吏，“主定九品”，有时还可兼中正，自然也应是二品。(6)我们看到，被中正定为二品的人往往可以任太子舍人、诸王文学，这些职务正是阎缵所提到的。因此，阎缵批评“豪族”垄断这些职务与刘毅、段灼批评他们垄断上品当是一回事。换言之，正是因为他们垄断了上品，所以才能位居上述职务。

但是，“势族”、“公侯之子孙”、“当涂之昆弟”究竟是些什么人呢？按通常的解释，这不过是世家大族的代名词而已，世族垄断上品的结论就是由此得出的。但考察一下上述批评中正制度的人的家世，事情就会复杂起来。《晋书》卷四五《刘毅传》：“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人，汉阳城景王章之后，父喈，承相属。”《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刘颂字子雅，广陵人，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也。世为名族。同郡有雷、蒋、谷、鲁四姓，皆出其下。时人为之语曰：‘雷、蒋、谷、鲁，刘最为祖。’”《晋书》卷四八《段灼传》：“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为西土著姓。”同卷《阎缵传》：“阎缵字续伯，巴西安汉人也。”《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安汉县号出人士，大姓陈、范、阎、赵。”以上四人，刘毅为“汉阳城景王章之后”，其父曾任丞相属，究竟属于哪一阶层，难以确定。其他三人或曰“名族”，或称“著姓”，或为“大姓”，当是世族。

所谓世族，通常是指累世做官的家族。由于在一个地区长久不衰地任官，即被当地人目之为“著姓”、“大姓”、“名族”，或者也可称作地方郡姓。汉代以来，有一些著姓、名族的政治势力及影响并未局限在本地区，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这些家族世代在中央居高位，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影响，这样的世族，可以称之为高等世族，以别于地方世族、地方郡姓。

身为世族的刘颂、段灼、阎缵为什么要攻击世族垄断上品呢？其实，“世族”并不等于“势族”。我们可以通过元康年间举寒素一事加以推断。

《晋书》卷九四《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何谓寒素？何谓不计资？据《晋书》卷四六《李重传》载，诏令下达后，“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但司徒府未通过。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与荀组不同，李重则积极为霍原辩护：“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据此，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一、此诏是为了解决九品中正制实施中所出现的问题而发的。具体说，就是要冲破某些人仅凭“资”独占二品这种局面，其措施就是举寒素。按此传先云举霍原为寒素，后又云“应为二品”，可知举寒素意即举寒素者为二品。(7)二、前引刘毅说，势族垄断了二品，此传又称“二品系资”，可知势族获得二品即是凭借“资”。因此，有资者即为势族，反之则是寒素，势族是与寒素相对而言的。三、按荀组的说法，寒素应包括两项内容：门寒、身素，又可概括地称之为“无世祚之资”。门寒一词较空洞，留待下面讨论。所谓身素当是指本人无官无爵。荀组正是从此出发反对举霍原为寒素的。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原为列侯”，第二，德行不够。德行较抽象，很难说清，所以第一条理由才是重要的。霍原为列侯，不符合“身素”一项，此外，霍原家世虽不可考，但本人未出仕却有封爵，应该说是从祖先那里袭来的，因此，霍原属于“公侯之子孙”，也即是势族，自然也就不能算“门寒”了。可见，荀组虽然仅指出“原为列侯”，但实际意味着霍原二项条件均不符合，所以才反对举他为寒素。

《晋书》中明言被举为寒素者还有二人。《晋书》卷六八《纪瞻传》：“祖亮，吴尚书令。父陟，光禄大夫……永（元？）康初，州又举（瞻）寒素，大司马辟东阁祭酒。”《晋书》卷九四《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尚书郎王琨乃荐（范）乔曰：‘乔禀德真粹，立操高洁……诚当今之寒素。著历俗之清彦。’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于乔特发优论。”(8)据此，当时被举为寒素者共十七人，由于史料缺乏，已无法全部了解他们的情况。但《李重传》却为我们透露了一点消息。元康年间，李重任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9)。霍原被举为寒素后并未出仕，此处误记。但我们怀疑其他三人均系被举为寒素者，因为他们被“拔用”的时间也是在元康年间，且既称“拔用”，显然地位不高，又与霍原相提并论，最后又被任命为“诸王文学”之类。如前所述，这些职务往往是由二品人士担任的。

至此，我们知道被举为寒素者除霍原外还有五人。其中西郭汤、刘珩事迹不详，范乔情况较为特殊。其父范粲在魏末官至侍中，但始终不与司马氏合作，“阳狂不言”三十六载。(10)范乔被举为寒素前未出仕。纪瞻父祖均为吴国高官，纪瞻本人为“江南之望”。(11)吉谋家世也略有可考。《三国志》卷二二《魏书·裴潜传》注引《魏略》云：“冯翊甲族桓、田、吉、郭。”同书卷二三《常林传》注引《魏略》云：“吉茂字叔畅，冯翊池阳人也，世为著姓。”

由此可见，被举为寒素者中起码有两名世族，即纪瞻与吉谋，他们被推举没有引起争论，看来是符合“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这些条件的。换言之，他们并非势族。所以，世族并不等于势族。势族垄断上品不意味着世族垄断上品。所谓势族，乃是指现实有势力的家族，即那些魏晋政权中的公侯与当涂者。这些人中固然也有两汉以来的著姓、大族，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河内司马氏、河东裴氏等等，但也有像石苞、邓艾、石鉴这样一些起自寒微者。(12)他们显然不能以世族目之。固然势族只要稳定地、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终有一天会演变为世族，但那毕竟是以后的事。在魏晋时期，势族不等于世族。势族的地位也并不十分稳固。在瞬息万变的政治斗争中，一些势族衰落了，一些人又上升为势族，虽然势族垄断了上品，但他们当中具体的家族由于现实政治地位不稳定，品也不稳定。《晋书》卷三三《何曾传附子何劭传》：

劭初亡，袁粲吊岐（何劭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谓之曰：“知死吊死，何必见生！岐前多罪，尔时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谓中正畏强易弱。”粲乃止。

何岐虽最终未被降品，但可看出其品并不稳定。《晋书》卷四三《王戎传》：“（戎）自经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沉，户调门选而已。”按“户调门选”，须“与时浮沉”，说明门户地位常有浮沉。刘毅云：“今之中正……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13)这是对现实政治的真实描述。另一方面，原有的著姓大族只要未跻身于公侯、当涂者之列，就不能算作势族。所以纪瞻、吉谋可以被举为寒素，而安汉大姓阎缵在势族面前只能自称“臣素寒门”。(14)

稍后的例子也可以证明此点。东晋初年，王敦叛乱中刁协被杀，事后左光禄大夫蔡谟为刁协争追赠官位，在致庾冰的信中说：“又闻谈者亦多谓宜赠。凡事不允当而得众助者，若以善柔得众，而刁令粗刚多怨；若以贵也，刁氏今贱；若以富也，刁氏今贫。人士何故反助寒门而为此言之，足下宜深察此意。”(15)渤海刁氏是很显赫的家族，刁协父刁攸“武帝时御史中丞”，但一旦官场失意却被称为寒门，因此，这一时期寒门一词的含义与宋齐以后不同。地方郡姓在本地虽然绝对不属于寒门，但与“势族”相比，却只能处于寒门的地位。

西晋时期，人们批评九品中正制度的另一个方面是，九品评定全由中正，不遵乡里舆论。刘毅在论九品疏中一开始就指斥说：“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在以后所论中正制度的“八损”中，他不厌其烦地屡次指出这一点，批评中正不听乡里舆论，“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以私情定品。前引段灼上疏也指斥：“今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所以，许多反对九品中正制度的人都主张废除中正制，在土断的基础上行乡举里选。

综上所述，西晋一朝，人们对中正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势族凭资垄断上品。第二，中正不遵乡论。晋武帝时，卫瓘与汝南王亮的上疏可以说是对中正制度弊端的总结：

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馀风。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16)

按卫瓘的说法，中正制度两方面的弊端是有联系的。正是由于中正不遵乡论，才导致“计资定品”。值得注意的是，中正制度初建时并非如此，只是“中间渐染”。这说明九品中正制度在魏晋时期曾经有过重大变化。

二、魏、西晋中正制度的演变

《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历代制中载：“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内官吏部尚书，司徒左长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国有小中正，皆掌选举。”按此则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没有任何变化。这是不准确的。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中正条：“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此陈群所建白也。”这个说法虽然系统化，但比《通典》更不准确。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是有变化的。郡中正与州中正之设置并非同时。对此，唐长孺已有精确的考证。按他的意见，中正制度刚建立时，只有郡中正，州中正的设立“至迟不出嘉平二年（250），至早不出正始元年（240），也即是说在曹芳时”(17)。唐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晋书》卷四四《郑袤传附郑默传》还有须要解释的史料：

初，帝以贵公子当品，乡里莫敢与为辈。求之州内，于是十二郡中正佥共举默……及武帝出祀南郊，诏使默骖乘。因谓默曰：“卿知何以得骖乘乎？昔州里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

晋武帝当品事发生于魏末，但究竟在哪一年，史无明文。《晋书》卷三《武帝纪》：“武皇帝……魏嘉平中（249—254），封北平亭侯，历给事中，奉车都尉。”既云“嘉平中”，则武帝出仕年代肯定在公元250年以后。一般来说，获得中正品第之后即可出仕，尤其是晋武帝这样的贵公子，不大可能已经得到中正品第无官做，也不大可能出仕后尚无中正品第。因此，他出仕与获得中正品第应该大致同时，即都是在“嘉平中”。按《郑默传》载，晋武帝与郑默是由“州内”推举的。但“求之州内”却没有州中正推举，反而由一州之内的全体郡中正“佥共举默”，(18)当时似乎并没有州中正。《晋书》的记载疑有错误。汤球所辑王隐《晋书》卷六亦载此事：“默为散骑常侍。世祖出祀南郊。侍中已陪乘，诏曰：‘使郑常侍参乘。’谓默曰：‘卿知何以得参乘？昔州内举卿，十二郡中正举以相辈，常愧有累清谈。’”汤球注明此段文字辑自《艺文类聚》卷四八、《初学纪》卷一二所引王隐《晋书》。查此二书，《艺文类聚》引作：“郑默为散骑常侍，世祖祠南郊，侍中已陪乘。诏曰：‘使郑常侍默。’曰：‘卿知何以得参乘？昔州内举卿相辈，常愧有累清谈。’”《初学纪》引作：“郑默，字思元，为散骑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以陪乘。诏曰：‘使郑常侍参乘。’”二书均无“十二郡中正举以”七字。汤球可能是从其他地方辑出而在注出处时疏忽了。如此推测无大错，则王隐《晋书》与唐修《晋书》记载此事有所不同。即王隐《晋书》在“十二郡中正”诸字之后无“佥共”二字。虽只差二字，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史籍中说若干郡中正只不过是某州中正的代名词。《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王隐《晋书》云：“后（羊）晫为十郡中正，举陶侃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也。”羊晫举陶侃在西晋后期。《晋书》卷一五《地理志》下：“惠帝元康元年……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羊晫所任“十郡中正”即指任此十郡的中正。其中包括鄱阳郡，所以羊晫可以推举鄱阳人陶侃为郡中正。“十郡中正”，实际就是江州大中正。《太平御览》卷二六五中正条引《晋书》云：“杨晫、陶侃共载诣顾荣。州大中正温雅责晫与小人共载。晫曰：‘江州名少风俗，卿己不能养进寒儁，且可不毁之。’杨晫代雅为州大中正，举侃为鄱阳小中正。”杨晫当为羊晫，此处明言为江州大中正。据此推论前述“十二郡中正”实际当是司州中正的异称。唐修《晋书》记载此事大概是参考了王隐《晋书》，又觉得“十二郡中正举以相辈”费解，故增“佥共”二字，但意思就大不相同了。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唐先生关于州中正建立时间的考证还是不可动摇的。

下面讨论另一个问题。据前引杜佑语，似乎不仅州中正与郡中正是在制度初创时就已同时存在，而且司徒府参预九品评定工作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赵翼更明言“此陈群所建白也。”这一说法也是不正确的。首先，史料中从未发现曹魏时司徒府参预品评工作。魏明帝时，傅嘏在难刘劭考课法时说：“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19)可见，当时选举工作在中央是由吏部一手包办的。其次，杜佑自己在《通典》卷二○职官二中也说：西晋“太始三年……司徒加置左长史。掌差次九品，铨衡人伦”。既然说“加置”，时间又如此具体，在这之前当无左长史。杜氏自相矛盾。《晋书》卷二四《职官志》也有明确记载：“司徒加置左右长史各一人。”《艺文类聚》卷三一引潘尼《答傅咸诗序》：“司徒左长史傅长虞，会定九品，左长史宜得其才。屈为此职，此职执天下清议，宰割百国，而长虞性直而行，或有不堪。余与之亲，作诗从规焉。”诗中有句云：“悠悠群吏，非子不整，嗷嗷众议，非子不靖。”这是西晋司徒左长史参预评定九品的例子。

综合上文，魏晋之际州中正的建立与司徒府参预九品评定工作是九品中正制的一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出现是有原因的。《太平御览》卷二六五中正条引晋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议曰：“案九品之状，诸中正既未能料究人才，以为可除九制（品？），州置大中正。”同卷又引《曹羲集》九品议：“伏见明论欲除九品而置州中正，欲检虚实。一州阔远，略不相识，访不得知，会复转访本郡先达者耳，此为问中正而实决于郡人。”据此，置州中正的建议是由司马懿提出的，而曹羲则持不同意见。据同卷引应璩《新论》，应璩也反对建立州中正。他说：“百郡立中正，九州置都士，州闾与郡县希疏，如马齿不相识面，何缘别义理？”应璩的观点与曹羲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不必设州中正，因为一州之地过于辽阔，州中正对郡县的情况不了解。所谓“略不相识”、“如马齿不相识面”都是这个意思。但应璩仅仅担心义理难辩，而曹羲所担心的是，由于州中正不清楚下属郡县的情况，结果还得回去访问“本郡先达”，名曰州中正负责，但“实决于郡人”，这样就失去了建立州中正的意义。曹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中正制初创时就规定“各使诸郡选置中正”(20)。既然中正的推举权在“诸郡”，推举出来的中正当然是最能体现“诸郡”意志的人。九品评定最终“决于郡人”，“决于本郡先达”就不可避免。所以，如果州中正建立后也落得同样下场就等于毫无意义了。由此可以看到，司马懿的本意原是想不理会“本郡先达”的意见，改变中正品评“决于郡人”的现状。曹羲所提出的问题在魏末究竟是如何解决的，由于史料缺乏，还不清楚。但西晋“诸郡”推举中正的权力终于被剥夺而转交给司徒府。中正品评人物必须由司徒府最终核实，“决于郡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21)

在此，须着重指出，所谓“郡人”、“本郡先达”绝不包括一郡内的所有人，只能是那些地方上的郡姓、著姓、大族。司马懿所要打击的正是他们。明乎此，我们终于可以理解西晋时期一批地方郡姓为何要攻击中正制度了。但是，魏末作为皇权的实际执行者司马懿、曹爽兄弟等人为何要打击地方郡姓呢？由此为何又导致了势族垄断上品？

如前所述，势族中有不少人就是两汉以来的著姓、大族，就此而论，他们与地方郡姓似乎并无区别。过去的研究往往将他们视为一体。这是不无道理的，但又不完全对。固然，自汉代以来，郡姓、大族一般都是在本地发展起来的，但是其中一部分郡姓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跨出州郡，走向中央，累世公卿，如汝南袁氏“四世五公”，弘农杨氏“四世三公”。这些人的利益已经不仅仅是与地方州郡相联系了，更多的则是与中央政权联系在一起。没有统一的东汉帝国，“四世三公”就只能是一场空幻的梦。因此，董卓之乱以后，他们都企图重建统一国家。建安元年（196），曹操“挟天子”后，许多人纷纷归附到他的旗帜下，就是由于他们认为曹操“乃心王室”。(22)地方郡姓与中央政权联系并不密切，他们的力量在于州郡、在于宗族乡里。因此，董卓之乱爆发后，大量的地方郡姓并没有离开本土。这一方面使他们以后难以上升，另一方面又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控制宗族乡里，并进而建立自己的武装。在各个地区，他们往往是不安定的因素。西晋时期，地方郡姓依然垄断着州郡僚佐的职务，操纵着乡里舆论。(23)虽然与势族相比，他们处于寒门的地位，但在本地仍不失为著姓、大族。他们的一切特权也就是来源于此。愈是依靠门第过活，便愈要排挤那些没有门第的人。因此，轻视寒人的风气在地方州郡中自汉末历魏晋而不衰。(24)

总之，地方郡姓由于远离政治斗争中心，所以在汉末以来的历次动乱中都没有受到重大损失，这个阶层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与此不同，汉末的高等世族既然寄生在东汉中央政权的躯体上，当统一帝国崩溃后，他们便四散逃亡了。虽然他们都希望重建统一国家，但究竟借助于哪一种力量、哪一派军阀来实现其目的，每个人的选择并不一样，有人投靠曹操，有人追随刘表，有人与孙氏父子共患难，也有人跟着刘备辗转他乡。尽管他们的主观动机一致，但客观行动却使本阶层陷入了分裂中，今天的史家虽然可以根据血统把他们集合在自己的笔下，但在现实斗争中，血统并没有使他们团结在一起。高等世族能否存在下去，也不在于他们的血统。袁绍凭借“四世三公”的地位当了讨伐董卓的盟主，但当大族一旦发现他并非救世主，便又纷纷离开了他。随着官渡之战的结束，这个家族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末日。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能否存在下去，关键在于自身的能力。荀彧帮助曹操艰苦创业，几度难关；司马懿战诸葛、平辽东，战功赫赫，因此他们的家族才能延续下去，成为魏晋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也正是由于他们并非依靠门第过活，所以对于那些卑微之士也并不特别压抑。颍川戏志才、郭嘉先世无闻，有“负俗之讥”，但荀彧“取士不以一揆”(25)，大胆拔用了他们。司马懿“知人拔善，显扬侧陋，王基、邓艾、周泰、贾越之徒皆起自寒门而著绩于朝”(26)。司马师为了任用石苞公开提倡曹操当年唯才是举的方针：“苞虽细行不足而有经国才略。夫贞廉之士，未必能经济世务，是以齐桓忘管仲之奢僭而录其匡合之大谋；汉高舍陈平之污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虽未可以上俦二子，亦今日之选也。”(27)魏晋政权的势族基本就是由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高等世族与这些有“经国才略”的卑微之士组成的。此时，他们的利益又与魏晋中央政权紧密相连了。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汉末以来，地方郡姓与中央高等世族经历了不同的道路，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正始之初，司马懿与曹爽等人同受托孤之任，双方斗争尚未展开。此时，他们事实上行使的是皇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是当务之急，而地方郡姓操纵选举显然是与之背道而驰的。因此必须予以打击。

打击地方郡姓的措施是成功的，但由此导致势族垄断上品却是司马懿始料不及的。正如西晋刘毅所说：“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便坐之。”(28)州中正一人说了算是不符合司马懿本意的。司马懿反对地方郡姓操纵选举，但并不反对乡里清议，他所要做的正是要使乡里清议摆脱地方郡姓的控制。然而，这一时期势族正处于向上发展的阶段，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改造成一项特权制度。西晋皇权无力根本扭转这一局面，只能在一定意义上加以限制，试图使中正制度不至于完全背离当初创建它的目的。

与东晋相此，西晋中正主持清议的事例还是不少的。《廿二史劄记》卷八“九品中正”条所载中正清议事例，基本属于西晋时期。这反映出当时皇权还是比较强大的，仅仅根据势族地位而不顾才德定品，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前述元康年间举寒素事发生。也是在元康年间，西晋王朝曾发动了一场清议活动。此事《晋书》失载，有幸《通典》保存了这段材料。《通典》卷六○礼二○嘉五周丧不可嫁女娶妇议：

惠帝元康二年，司徒王浑奏云：“前以冒丧婚娶，伤化悖礼，下十六州推举，今本州中正各有言上。太子家令虞濬有弟丧，嫁女拜时；镇东司马陈湛有弟丧，嫁女拜时；上庸太守王崇有兄丧，嫁女拜时；夏侯俊有弟子丧，为息恒纳妇，恒无服；国子祭酒邹湛有弟妇丧，为息蒙娶妇拜时，蒙有周服；给事中王琛有兄丧，为息稜娶妇拜时；并州刺史羊暨有兄丧，为息明娶妇拜时；征西长史牵昌有弟丧，为息彦娶妇拜时。湛职儒官，身虽无服，据为婚主。按《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妇’。无齐缞嫁娶之文，亏违典宪，宜加贬黜，以肃王法。请台免官，以正清议。”……诏曰：“下殇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简忽丧纪，轻违《礼经》，皆宜如所正。”

按清议工作，本应由中正主动进行，而此次大规模的清议活动却是在司徒“下十六州推举”的情况下才发生的。这说明中正对清议事不够负责，但也还不能违抗朝廷的命令。清议当否最终由皇帝审批，说明皇权还是有一定力量的。

综上所述，西晋皇权对势族垄断上品的特权虽不得不认可，但另一方面，皇权还是企图对势族加以限制，这个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正制度在执行中所起的互相矛盾的作用反映出时代的矛盾性。西晋是以后高门世族形成的时期。势族的力量在发展，中正“计资定品”是发展趋势，但势族还不能彻底超越皇权的限制。皇权也还可以有限度地利用中正制度来维护统治秩序。

三、九品中正制度的作用

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此制度在客观上保证了世家大族的世袭特权，东晋南朝以后，流于形式。根据本文第一节所论述的观点，西晋时，它仅仅是保证了当时的高官显贵的世袭特权，从而在势族的形成以及势族向世族（或称士族）的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只是这样泛泛而论是不够的。因为，单从保障某些高级官吏的世袭特权这一点看，九品中正制并非创举，大家所熟知的汉代的任子制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过去，人们在研究九品中正制时，大都将其与汉代的察举制联系起来考虑，这对于探讨中正制度建立的原因无疑是有益的。但是，中正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既然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转化成一种特权制度，它就不再是仅仅与察举制相联系了，而更多的则是与汉代的任子制存在某种继承关系。只有对这两个制度进行比较，才可以更清楚九品中正制的作用。

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虽有相同之处，但也还存在某些差异。首先，在人数上，任子制有严格限制。西汉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官吏可以送弟或子到京师为郎官，这叫作任子为郎。《汉书》卷一一《哀帝纪》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东汉安帝在建光元年（121）又下诏发展了西汉的任子制，申明“以公卿、校尉、尚书子弟一人为郎、舍人”(29)。不仅可以任子为郎，而且也可以任子为舍人，这是一个变化。但任子弟一人为官的规定还是一循西汉。在这种制度下，有任子特权的官吏不可能使其后代全部由任子一途入仕。东汉高门世族袁安位至司徒，其子袁敞“以父任为太子舍人”(30)，但另一子袁赏直到袁安死尚未入仕。袁安本传称：袁安死后“数月，窦氏败，帝始亲万机，迫思前议者邪正之节，乃除安子赏为郎”。袁安孙袁汤“桓帝初为司空”，据袁安本传注引《风俗通》云：汤“有子十二人”，但见于记载的只有四人：“长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将，并早卒。成弟逢，逢弟隗，皆为公。”(31)袁汤数子入仕，但并不能据此认为他们都是凭借着任子特权。弘农杨氏家族与袁氏家族情况相似，延光三年（124）杨震“因饮酖而卒，时年七十馀……岁馀，顺帝即位，樊丰、周广等诛死，震门生虞放、陈翼诣阙追讼震事，朝廷咸称其忠，乃下诏除二子为郎。”(32)由以上袁、杨家族任子情况看，任子有限额的规定还是执行得比较认真。袁安子袁赏、杨震二子都是在其父死后，按特殊情况授予郎官的。袁、杨家族尚且如此，一般官吏的任子数量也很难超过制度的规定。虽然高官子弟除去任子制度外，还可以从其他途径入仕，如察举、征辟等等，但这毕竟不属于特权制度，其他人士如一般的地方郡姓也可由此途上升。

与任子制不同，九品中正制建立时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因此也不可能规定高官子弟可以获得上品的人数。没有人数限制而在实际执行中又确实成为特权制度，这就构成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一大特点。在此情况下，高官子弟大都可以获得上品，步入清途。说得明确些，高官子弟是以族的规模进入政治舞台的，官之为族终于实现了。这在汉代是缺乏保障的。汉代某些高官家族后来演化为累世相承地做官的世家大族，与其说是靠任子制，倒不如说是靠累世通经，察举入仕更为接近事实。魏晋时期，察举制依然存在，但正如严耕望所说：“晋世公卿另有捷径，故即在西晋，汉代经制之秀孝两途已渐不见重视，东晋以下更无论矣。”严氏更引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所述王谢大族不应秀才之举以为佐证。(33)晋代高官子弟对秀、孝两途的不重视正是由于保障其世袭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没有人数限制。他们不必再以察举制作为入仕的补充手段了。

制度是对现实的反映，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的上述差异表明，汉代高门世族与魏晋以降的高门世族在保障整个宗族的世袭特权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不同的。汉代高门世族在皇权、外戚、宦官的限制下还不可能把任子制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宗族政治力量有限，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要想壮大力量，就必须到本宗族以外寻求支持。史称袁绍能“折节下士”，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争取“士多附之”而已。不仅袁绍如此，袁氏家族“自安以下，皆博爱宾客，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34)。汉末袁绍被认为是最有力量的，但这并不是由于自身“四世五公”的空名，而是在于“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35)。建安年间，在袁绍家乡汝南“拥兵拒守”，反抗曹操的并不是袁绍的宗族成员，而是“布在诸县”的“门生宾客”。(36)众所周知，汉代的门生故吏与其宗师举主存在着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宗师举主有势，门生故吏可因此飞黄腾达；宗师举主被贬，他们亦同时被贬，宗师举主死后，他们要为之服丧。非血缘关系被罩上了一层宗法面纱。这表明，社会中宗法观念在发展，世族可以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但另一方面，宗法观念、宗族力量还不够十分发展，盘踞中央的高门世族还不可能使自己的整个家族都不受限制地进入政治舞台。

魏晋南朝，门生、故吏、宾客依然存在，但他们参加政治活动的记载则不多见了，地位明显下降。(37)高门世族也并不以广召门生、宾客为重要任务，也从来没有人认为高门世族的政治力量是体现在他所控制的门生、故吏、宾客方面。这些变化说明世族自身的宗族力量大大加强了，因此，在政治斗争中，高门世族靠的是本宗族成员占据高官要职，靠的是世族与世族的政治联盟，而联盟的手段则是婚姻。

以上讨论了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不同的一个方面，以及这种不同产生的历史原因。除此之外，任子制与九品中正制还存在另一个不同的方面。汉代的任子制不具有垄断性，除去任子为郎外，拥有赀产十万钱而又非商人者，也可凭赀产为郎，叫作赀选。在察举制下，被举为秀才、孝廉者也多除郎中。此外，还有献策为郎等多种途径。所以，汉代高官子弟不可能垄断郎官。而在九品中正制度下，“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低等世族很难进入上品之列。高门世族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低等世族上升之路。垄断的特征，一方面造成了高低两等世族长期较为稳定的并存局面，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门阀政治理论的确立，又必然地出现了族之为官的转变，即某些家族的子弟理所当然地居高位。从依据现实的政治地位以培植本宗族的力量，到依靠族姓地位以巩固自己的力量——官之为族，族之为官，这就是魏晋南朝高门世族所走过的历程。

综上所述，没有人数限制、封闭性是九品中正制度区别于任子制的关键所在。在此制度下，高门世族的宗族政治力量必然呈现出日益扩张的趋势。毫无疑问，在不断扩大基础上的世袭特权具有更稳固的特征，因为某一分支的衰落不会影响整个宗族政治权力的继续传袭。南朝一些高门世族的家世，往往可以追溯到晋代，其原因必定是复杂多样的，但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显然是原因之一。

本文转自《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丝绸之路”的概念，目前看来并非像人们一直以为的是由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首创，但李希霍芬仍是最早将“丝绸之路”所经的线路标识在地图上，从而给人以“丝绸之路”确实以某种交通路线状态存在的直观印象之人。李希霍芬主要根据《汉书》的记载，标画出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间的中亚交通路线。在其中，西域南道和北道，分别对应了西越葱岭的南北两条道路：西域北道从疏勒向西，可沿阿赖山脉，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再向西抵达撒马尔罕；西域南道则从莎车出发，向西南方向登葱岭，再横穿葱岭上的瓦罕走廊，西去昆都士（Kunduz）和巴尔赫（Balkh）。这很可能是第一张标绘了葱岭东西两侧交通路线的地图。但是，由于李希霍芬本人没有来中国的甘肃和新疆进行过实地考察，他在画这幅中亚彩图时，明显缺乏对葱岭地区实际道路交通状况的充分了解，以至于有的路段画得有些想当然。而李希霍芬这一最早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对后来的“丝绸之路”地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很多由此衍生的“丝绸之路”地图，在涉及葱岭地区的交通路线时，基本上都沿用李希霍芬这一并不准确的描绘。换言之，迄今我们所能看到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在葱岭路段的线路都有很大改进的必要。

李希霍芬的这幅《中亚地图》还用红线勾勒出一条从地中海东岸一路到中国内地的路线，这是依据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约100—168）《地理志》（Geography）所转载的叙利亚商主马厄斯·提提阿努斯（Maes Titianus）所属商队一路东行所留下的记录。这个商队活动于公元前1世纪末或是公元2世纪初，堪称从西方角度关于“丝绸之路”实际道路情况的最早和最重要的记录。1941年，日本学者白鸟库吉（1865—1942）也专门分析了这条商队通行葱岭的道路。白鸟氏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对葱岭地区道路的考订也有需要订正的地方。马厄斯商队的记录，对研究“丝绸之路”具有重要的价值，至今仍然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

此后，关注东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学者日益增多，但对于葱岭地区道路的考察，仍然是整个“丝绸之路”地理交通研究方面最为欠缺的一环。以笔者有限的知见，只有日本学者桑山正进在研究迦毕试和犍陀罗的历史时，对中国史书记载的求法僧西行求法经行葱岭时的路线，做过一些有益的探索。但葱岭地区的道路并非其研究的重点，因而在整体上相较前人的研究突破性不大。

虽然中国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但受限于国境线，出国实地考察又极为不便，所以大多数关注葱岭古代交通的中国学者，主要依据的是传世文献记载，只有少数人能够实地考察葱岭地区，但通常也仅限于中国国境线以内的部分。由于人为地截断了葱岭古道的贯通性，对域外的道路交通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所以借助这些成果，很难窥见整个葱岭交通道路的全豹。

近年来，也有一些国内学者努力将视野扩展到国境线以外的地理交通状况，他们的成果极大地弥补了国内学者对葱岭地区境外地理状况和相关研究信息的缺憾。但由于这一领域对国内学者来说长期缺乏必要的前期积累，所以仍留下一些不太准确的描述，或是未能解决的关键性问题。近年来还有勇敢践行域外葱岭古道的中国学者，也为葱岭古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地考察经验。还有西方学者如傅鹤里（Harry Falk），虽然未曾亲履其境，但善于利用谷歌地图（Google Earth）等现代科技手段，也在探索葱岭古道方面做出了重要推进。本文在利用卫星地图，认定葱岭古道除了传统的南道、北道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中道”等方面，都可说是直接得益于傅鹤里研究的启发。

总之，对于葱岭这一“丝绸之路”上重要路段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一百多年间断断续续地一直在努力推进。但国内学者通常受阻于国境线，对葱岭古道的认识难窥全豹。国外学者往往对汉文史料的理解和掌握存在明显的不足。两方面的研究亟须互为补充，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对葱岭古道研究的突破性进展。这种突破性一是要建立在对葱岭古道上个别重要地点的重新比定。如对“悬度”位置的重新确认如果可以成立，就会极大强化关于瓦罕走廊在古代葱岭东西两侧交通上重要地位的认识。二是要有对整个葱岭古道的全新认识。以往的研究受李希霍芬的影响很深，以至于似乎横越葱岭的道路只有南北两条，实际上还有一条“中道”更值得重视。而这条“中道”在李希霍芬以降直到今天的各种“丝绸之路”路线图中，却很少得到体现。

当然，即便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也只是阶段性的推进。毕竟关于葱岭地区道路的研究，将牵涉历史、地理、地质、民族、语言、宗教、国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真正综合性的研究仍然有待未来条件具备时才能展开。

二、“葱岭”与“葱岭古道”

关于“葱岭”的得名，郦道元《水经注》引佚名的《西河旧事》云：“葱岭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岭。”葱岭上生野葱之说，还见于《水经注》引郭义恭《广志》的记载。葱岭生葱的景象，已得到现代亲履其境者的证实。但葱岭上能够生长野葱的景象，与人们想象中葱岭是终年积雪和寒风凛冽之地，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不由得令人想到葱岭的地理范围究竟应该如何界定？文献中的记载来自玄奘《大唐西域记》云：

葱岭者，据赡部洲中。南接大雪山，北至热海、千泉，西至活国，东至乌铩国。东西南北，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多出葱，故谓葱岭。又以山崖葱翠，遂以名焉。

玄奘所说的葱岭“四至”相当于：北起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塔拉斯一线，南至瓦罕走廊南端的兴都库什山，东起今新疆莎车，西至今阿富汗的昆都士一带。历来谈及古代葱岭的地理范围，都要引述玄奘这一说，并将古之“葱岭”与今之“帕米尔高原”相对应。然玄奘所说的“葱岭”范围，与现代地理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并不完全重合。玄奘之所以用乌铩、活国、热海、千泉、大雪山来界定葱岭的四至，是因为这些地方都是他经行过的。玄奘是历史记录中为数不多的，几乎绕着葱岭走过一圈的旅行者。但对于没有这样旅行经验的人来说，未必也能想象得到，或是都认同玄奘关于葱岭四至的说法。所以，虽然玄奘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葱岭四至的宝贵记录，但这一记录具有他强烈的个人色彩，需要我们谨慎看待。

例如，乌铩和活国这两个地点，一东一西，都在帕米尔高原以下的地势平缓、海拔较低地区，理论上就不应属于帕米尔高原。现代地理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北部应以外阿赖山脉（Trans-Alay Range）为界，以北就进入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 Valley）了，属于另一个地理区域。东部一般以公格尔峰（Kongur Tagh）一带的西昆仑山脉为界。西部一般以喷赤河（Panj River）自南向北流的河段为界。这三个地理方位上的界线，都与玄奘所言不符。只有玄奘所谓“南接大雪山”，即葱岭的南界应在兴都库什山与喀喇昆仑山之间的连接山脉，与现代地理学概念上的帕米尔高原的南界是符合的。“大雪山”以南就是印度河流域的上印度河谷地带（即印巴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巴控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Gilgit-Baltistan），属于另一个地理区域。但现在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公众认知，往往把上印度河谷地带也算作葱岭或帕米尔高原的范围。这是需要澄清的。况且，“帕米尔高原”的得名，是由于高原上有所谓“八帕”。这“八帕”的地理范围也不包括上印度河谷地区。因此，如果把“葱岭”界定为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则其东缘为西昆仑山，西缘为南北流向的喷赤河，北缘是外阿赖山，南缘是兴都库什山。本文讨论的“葱岭”，也主要是指这个地理范围之内。

所谓“葱岭古道”，本指所有跨越葱岭地区的道路。这些道路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而且彼此间犬牙交错，并非呈规则性的直线分布。就“丝绸之路”研究的关注点而言，本文主要讨论东西方向上横跨葱岭的道路。最早李希霍芬标示出了南、北两条路线，现在则应该按照方位，进一步将葱岭古道分为“北、中、南”三条道路。

葱岭北道，即从今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西行，进入今塔吉克斯坦境内的阿赖山谷。这条道路早在《汉书·西域传》就有体现：

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去长安万二百一十里。户三百五十八人，口千三十，胜兵四百八十人。东至都护治所三千一百二十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国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

“休循”是从伊犁河流域迁来的塞人所建立的国家。“鸟飞谷”或是指阿赖山谷。如果要说个更具体的地点，应在阿赖山谷的萨雷塔什（Sary Tash），这里也是北上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重要岔路口。“捐毒”也是见于《汉书·西域传》的塞人小国，位于与休循接壤的东边，应该在今新疆境内。可见，捐毒和休循就扼守了这条东西方向上横穿阿赖山谷的葱岭古道“北道”。阿赖山谷非常宽阔，水草也多。走这条路既可北上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的塔吉克斯坦奥什（Osh），也可西行至杜尚别（Dushanbe）。《汉书》既然说从休循“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说明当时通过这条路是可以通往已经迁徙至阿姆河以北地区的大月氏，自然也包括中亚传统的粟特地区。因而这条“葱岭北道”，在古代主要是从西域北道向西的天然延伸，从西域经此路可去往费尔干纳盆地和阿姆河北岸的粟特地区、阿姆河南岸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吐火罗）。

李希霍芬标示出的这条路线，此后也成为丝路交通路线图上关于葱岭地区道路最有代表性的一条。近代以来的外国探险家，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都曾经由这条道路进出中国。但是傅鹤里对这条道路的实际利用率提出质疑，认为在古代很难见到有通行这条道路的记载，这是因为这条道路的降水（雪）量大，又盗匪横行，所以不应作为横穿葱岭的主要道路来看待。他这个意见是有偏颇之处的。

葱岭中道，即从今塔什库尔干出发，向西南行，而非向南行，越过纳兹塔什山口（Nezatash Pass），进入今塔吉克斯坦的穆尔加布（Murghab）地区，西行至霍罗格（Khorog），再前往阿富汗的法扎巴德（Fayzabad）、昆都士一带。这条路古代主要是从西域通往古代的吐火罗地区，即今天阿富汗北部地区。因这条路的西段有衮特河（Gunt River），故又被称为“衮特路”。衮特河发源于雅什库里湖（Yashilkul，汉文史籍中葱岭上的“三池”之一），自东向西流，与喷赤河交汇处，即霍罗格。这一地带在历史上被称作“识匿”或“赤匿”，即今天的舒格楠（Shighan）地区。这条路以往几乎不被学界所重视，讨论到与这条路相关的历史记录，也大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完全可以单独列出的重要通路。直到近年，傅鹤里才强调了这条路的重要性。在沙俄和苏联时期，从杜尚别经霍罗格到穆尔加布，最终到奥什，修筑了今天帕米尔高原上唯一一条连续贯通的高原公路（原M41）。这条路部分修建于19世纪末沙俄与英国对中亚展开争夺的“大博弈”时期，部分修建于1930年代，居然沿用至今，成为一条几乎横贯帕米尔高原的公路（不含中国境内的塔克敦巴什帕米尔）。通常情况下，现代公路往往就是沿着古代交通路线而修建的。由于这条公路并未连接到中国的边境线，所以国内学者一般对这条路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葱岭南道，也是李希霍芬根据《汉书》的记载大致勾勒而出的。或从塔什库尔干出发，或从于阗的皮山出发，皆可行至瓦罕走廊的东端入口，再自东向西，横穿大部分属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瓦罕走廊。到瓦罕走廊的西端，既可沿兴都库什山继续西行抵达阿富汗的喀布尔、巴米扬、贾拉拉巴德地区；也可从兴都库什山的几个山口南下，经巴基斯坦的奇特拉尔(Chitral)，前往斯瓦特、白沙瓦一带。这条路古代主要是从西域通往巴米扬、迦毕试、犍陀罗等佛教圣地，因而在历史记录中出现的频率较高。也是以往学者们关注度最高的一条道路。

古代的行旅不是今日的旅游，尤其是翻越葱岭这样的高寒高原地区，一定要充分准备，精选线路。除非有必须要绕远才能到达的特定目的地，否则一般不会选择绕远的道路。葱岭古道上这三条道路的选择，主要是根据旅行者的出发地和目的地来定。例如，从中亚粟特地区出发的商人和商队，大概率会选择“葱岭北道”进入西域。这对于他们是最便捷的道路。但中国的求法僧西行求法，却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条“北道”。因为求法僧要去兴都库什山以南的犍陀罗和印度，选择“葱岭南道”或上印度河谷的道路，才是近便的道路。求法僧如果走“葱岭北道”去犍陀罗和印度，就要先到粟特和吐火罗地区，再南下兴都库什山，这样的选择与从“葱岭南道”西出瓦罕走廊后就从兴都库什山口南下相比，无疑是费时和绕远的。历史上只有个别的求法僧为了去被誉为“小王舍城”的巴尔赫去参礼，才会选择这条路。

此外，民间商人和商队的活动一般是很难进入古代历史记录的。“葱岭北道”与“葱岭南道”相比，的确很少见到有经行此路的历史记录。求法僧主要选择“葱岭南道”西去东归，因而对于“南道”留下较多的记录。商人和商队则有强烈和明确的逐利意识，在安全有保证的前提下，他们不会选择需要绕远、增加运输和时间成本的道路。粟特商人当然不会只走“葱岭北道”，他们也曾在上印度河谷地区道路的岩刻中留下过踪迹。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粟特商人也会经行过“葱岭中道”和“南道”的可能性。这完全要看他们商业活动的目的地是哪里。像葱岭这样特殊地理环境下的道路，自古至今一直都在那里存在，很多路段甚至千百年来也几乎没什么变化。不能因为没有，或很少见到某条道路的历史记录，就认为这条道路的利用率不如那些频繁见诸记载的道路要低。也不能因为某条道路的记载在某个特定时期明显多于另一条道路，就认为两条道路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兴衰轮替。

三、中国古人对“葱岭古道”的经行

笔者已尝试按照朝代先后的顺序，梳理了中国古人经行葱岭古道所留下的历史记录。在此则按照葱岭上三条古道的地理方位，重新爬梳一下这些记录，以期加深对这三条葱岭古道在历史上分别被使用情况的认识。

有记录的、最早通行“葱岭北道”的中国人，应是张骞。他在第一次出使时，被匈奴扣押十多年后逃脱，继续西行，就是经鸟飞谷至大宛。也就是从疏勒向西，进入阿赖山谷，从萨雷塔什转而向北，进入费尔干纳盆地。然后张骞应从盆地的西侧进入康居所在的索格底亚那地区，再南下到阿姆河北岸的大月氏王庭，进而渡河到阿姆河南岸的蓝市城（巴克特拉，Bactra）。当时大月氏已经征服“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但王庭尚未迁至蓝市城。在张骞返国后，大月氏王庭才南迁到巴克特拉。当张骞返国时，特意要避开匈奴在西域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不会再走经行鸟飞谷的来时路，既可能走“葱岭中道”也可能走“葱岭南道”。总之东归途中下了葱岭，就选择走经过于阗的西域南道，一直到羌中地区才又被匈奴捕获。

此外，李广利伐大宛，史书虽未记载其具体的出征路线，但从西域进入费尔干纳盆地，十有八九是要从葱岭北道的衍敦谷、鸟飞谷进兵。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派遣远征军经行葱岭北道，尽管只是走了半途，就转而北上费尔干纳盆地。陈汤攻伐郅支单于时，有“三校从南道逾葱岭径大宛”，也应走的是阿赖山谷这条道路。不过，这些军事行动都不能算是横穿“葱岭北道”。其他可能有大量的粟特商胡是通过“葱岭北道”进入西域乃至中原内地的，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直接的文献记录而已。

2.葱岭中道

至于“葱岭中道”，前述叙利亚商主马厄斯所属下属的商队，从巴克特拉出发，经葱岭的Komedoi地区，即汉文的“识匿”地区，抵达“石堡”，即塔什库尔干。如果是走“葱岭北道”就无需在“石堡”停留。所以应该是走的“巴克特拉—霍罗格—雅什库里”一线，再通过纳兹塔什山口，抵达塔什库尔干。这虽然不是古代中国人经行的记录，但可以证明这条“葱岭中道”在当时的确是商队经常会选择的一条道路。此外，《汉书·西域传》记载西汉末年时，从皮山出发，经“悬度”到罽宾的途中，将会经过葱岭上的“三池”。这“三池”就是帕米尔高原上六大湖泊中比较靠南的三个，即最南的切克马廷库里（Chaqmaqtin-kul）、中间的佐库里（Zorkul，又名萨雷库里，Sirikul，汉文史籍称“大龙池”）和靠北的雅什库里。雅什库里也是前述衮特河的发源地。可见早在西汉时，汉使已有经行雅什库里的经验。汉使走雅什库里这条路，不仅仅是为了就近水源，因为另两个淡水湖就在“葱岭南道”的途中，完全没必要为了取水而绕远走到雅什库里。而选择经过雅什库里的道路，就意味着前行是要去往霍罗格一带。从霍罗格可以选择向北去阿姆河北岸的粟特地区，还可以南下至伊什卡申，继而向西去往吐火罗的法扎巴德、昆都士；或向南越过兴都库什山，南下犍陀罗。因此，所谓“三池”的记录，实际上就暗示了葱岭的“中道”和“南道”都已有汉使经过。

在公元1世纪末，贵霜新继位的君主因向东汉求娶公主，被拒，遂由“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西域，围攻疏勒未成而退兵。要动用7万大军穿行葱岭，需要尽可能在葱岭西部（霍罗格和伊什卡申一带都是从西向东横穿葱岭前必要休整、准备的据点）获得足够的给养，再选择相对比较适合大军通行的大路。考虑到当时贵霜都城不是在巴克特拉，就是在犍陀罗的弗楼沙（白沙瓦前身），贵霜军不太可能先北上到阿姆河，再通行阿赖山谷进入西域。他们应是先进入葱岭，到霍罗格和伊什卡申一带，再沿“葱岭中道”至塔什库尔干，这是最有可能的线路。至于“葱岭南道”虽然也可以通行，但要让7万大军鱼贯穿行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在军事上恐非明智之选。

到6世纪初，宋云、惠生出使的去程中，葱岭一段的路程，走的是“汉盘陀—钵和—嚈哒王庭（昆都士）”。以往的研究，包括经常被引用的桑山正进所画的宋云使团的行程路线图，也没有体现出宋云等人的去程走的应该是“葱岭中道”。本文想强调的是：宋云使团很可能是经过“葱岭中道”，而非走“葱岭南道”的瓦罕走廊后，抵达嚈哒王庭所在的昆都士。首先，在宋云使团的记录中，也明确提到了“三池”。如果只走横穿葱岭的单程，这“三池”是没必要都要走到的。宋云很可能去程经过雅什库里，回程则经过佐库里。其次，“汉盘陀”即“渴槃陀”，亦即塔什库尔干。宋云等人从塔什库尔干出发，也是经过纳兹塔什山口，从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进入到小帕米尔。这时既可以向北走“中道”，也可以向南走“南道”。由于“宋云行记”中记载了“波知国，境土甚狭，七日行过。”这应是指瓦罕走廊的狭长地带，七天就可走完。而且波知国只有“二池”，应是指佐库里和切克马廷库里。如果“波知国”指的是瓦罕走廊，则“钵和国”就不可能还在瓦罕走廊上。所以，“钵和国”合理的位置应该在“葱岭中道”上。宋云使团出使的首要目的地是位于昆都士的嚈哒王庭，走“葱岭中道”不仅路途最短，而且路况也比较好走。

此后，明确走“葱岭中道”的，还有8世纪中期至末期的车朝奉（730—812）。他于751—790年间也游历葱岭东西，并在“罽宾”出家，“悟空”是其法号。回国后，将其经历口述，由圆照于795年记录，作为贞元新译《十力经》《十地经》等经的序，收入大藏，亦名《悟空入竺记》。《悟空入竺记》记载其去程经过葱岭时的路线是：疏勒—葱山—杨兴岭—播蜜川—五赤匿国—护密。这其中，“葱山”应即唐朝在葱岭东部的重要据点——葱岭守捉，或曰“葱岭镇”。亦即说车朝奉一行是从疏勒西登葱岭，到达葱岭镇（塔什库尔干）。“杨兴岭”很可能是纳兹塔什一带的山口，因为“播蜜川”是佐库里湖所在的峡谷，从塔什库尔干到佐库里之间，相对有标识度的山岭，就是纳兹塔什山口。不只是车朝奉，玄奘和慧超也都是经过播蜜川后抵达塔什库尔干的。这说明经行佐库里的道路相对于经行切克马廷库里的道路要更经常被使用。其实这与“石山悬度”的位置有关。因为走切克马廷库里向西通行瓦罕走廊，就一定要经过“石山悬度”；反之，若选择走石山“悬度”东去塔什库尔干，也一定会通过切克马廷库里。最初汉使通罽宾时，之所以走石山“悬度”这条险路，是因为距离最近。后来随着对葱岭地区道路认识的加深，可以替代“悬度”的道路也会出现。但如果像玄奘那样由大象驮着经书，是肯定不会选择“石山悬度”，也就不可能走切克马廷库里之路。车朝奉一行在经过播蜜川后，经过“五赤匿国”。“五赤匿”就是“五识匿”，即是今塔吉克斯坦的舒格楠一带，属于“葱岭中道”的西段。然后从“五识匿”南下到“护密”，亦即“胡蜜”，这是瓦罕走廊西端，今伊什卡申一带。关于“五识匿”和“护密”的位置关系，还可通过慧超《往五天竺国传》得到清晰的理解（详见下文）。这也说明“葱岭中道”与“葱岭南道”之间并非截然分隔，车朝奉一行就是先走了“南道”的东段，然后又走“中道”的西段，再从“中道”回到“南道”的西段。因为他们的目的地是去罽宾犍陀罗地区，所以最终要从瓦罕走廊西端南下。

至于车朝奉在返程经过葱岭时，他走的是“拘密支—若瑟知国—式匿国—疏勒”一线。其中“拘密支”，Komidai，玄奘记作“拘谜陀”，又作“居密”“俱蜜”，位于葱岭的西部，五识匿地区之北。可见车朝奉还是由葱岭西部向东，经过式匿国，抵达疏勒。其中省略了从式匿到葱岭镇的路段，应该是与去程相差不大，所以没什么特别可记的。车朝奉之所以来去都选择了“葱岭中道”，很可能是因为吐蕃势力已经浸染到上印度河谷的大、小勃律，乃至瓦罕走廊有时也被吐蕃所控制。这种情况下，走“中道”比走“南道”会安全一些。

此后，清乾隆年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时，清军追击叛军在葱岭北部的喀拉湖、穆尔加布和雅什库里，与叛军激战，三战三捷。平定叛乱后，乾隆命人在雅什库里湖边树立《平定回部伊西洱库尔淖尔勒铭碑》。这也是最远的一座“乾隆纪功碑”。雅什库里一带可以作为战场，双方投入万人以上规模的部队作战，也说明这一地带相对瓦罕走廊更为开阔，更适合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3.葱岭南道

以往的研究，有一种从整体上忽视葱岭古道在丝绸之路东西交通上的重要性的倾向。如桑山正进认为：原本上印度河谷道路是中印之间交通的主要通道；由于种种原因，上印度河谷道路被通行瓦罕走廊、走兴都库什山北麓的道路所取代，导致巴米扬地区开始建造大佛像。其实如果梳理历史记录就会发现，葱岭古道很可能较之上印度河谷道路更重要，持续发挥作用的时间也更长。见于历史记载的选择走“葱岭南道”的行者，似乎远多于上述“北道”和“中道”。因而“葱岭南道”一直是西域通往中亚和印度的主干道，甚至上印度河谷道路最兴盛之时，也无法与“葱岭南道”分庭抗礼。

早在公元前130年左右，从伊犁河流域被大月氏赶出故地的塞人，在“塞王”的带领下，“南越悬度”“南君罽宾”。因为“悬度”已经可以比定为在瓦罕走廊上的一段石山险路，所以塞人就是从塔里木盆地西缘出发，通过瓦罕走廊，实现横穿葱岭，再南下去攻占犍陀罗地区。这也是从葱岭东侧的西域出发，去往葱岭西侧的犍陀罗地区最短的一条路径。因为塞人骑兵要对犍陀罗的希腊人政权发动突袭，所以不可能选择上印度河谷地区那种“悬絙而度”的绳索桥，也不可能在河谷山坳中绕来绕去浪费时间。石山“悬度”虽然凶险，但不是不可逾越。所以塞人进占罽宾，就是通过快速穿越“葱岭南道”的瓦罕走廊而实现的。

塞人占领犍陀罗地区，建立起塞人的罽宾王国。到西汉末，大批的西汉国使和护送所谓“罽宾使者”回国的汉军将士，都是经历“悬度”险路完成使命的。这其中，只有文忠和赵德等极少数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姓名。汉使和汉军的马匹不适合葱岭上的高原险路，通行“悬度”时损失较大。所以杜钦建议汉朝放任罽宾，不再参与其国政事；罽宾再有来使，汉朝只负责将其护送到皮山即止，不要再冒着危险将所谓的“罽宾使者”护送回罽宾。这样就避免了在通行“悬度”时的无谓牺牲。

公元97年，甘英从龟兹出发，“逾悬度，乌弋山离”，去往大秦。既然“逾悬度”，显然也是走了“南道”的瓦罕走廊。因为这样走，出了瓦罕走廊，再沿着兴都库什山西行，就可到达乌弋山离。可以说是最近的道路。甘英无需去往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区，所以南北朝的求法僧才说甘英不曾走过上印度河谷的绳索桥和傍梯险路。

根据僧传的记载，公元4—5世纪，法显、智猛、昙无竭等大部分求法僧，都是从塔什库尔干南下，不去横穿瓦罕走廊，而是在瓦罕走廊东段的山口，就南下到上印度河谷地区。选择这样的路途，主要是为了去陀历国（Darel,达丽尔山谷）参拜陀历大像。而且通过口耳相传，使得这条路成为南北朝时期大多数求法僧都会选择的道路。但这条路并不能一直保持畅通，如果发生地震，形成堰塞湖，就会破坏道路交通，乃至有的路段会断路两三百年之久。这也就是为何还会有个别求法僧，如北魏的道荣，仍然会在去程和回程都选择走“葱岭南道”。

大魏使者谷巍龙的题字出现在乌秅，而其出使的目的地是粟特地区的“迷密”（米国）。这并不意味着谷巍龙接下去会沿印度河谷道路一路到犍陀罗，之后北上兴都库什山，经过吐火罗地区，再到粟特地区。前述《汉书·西域传》就有这样的道路，即从乌秅西行会经过“石山悬度”。而要从乌秅西行到“悬度”，就要通过乌秅西北的山口进入到瓦罕走廊东端，再向西经过悬度，横穿瓦罕走廊。到走廊的西端，或者继续西行，就是当年甘英去往乌弋山离的路线，只不过谷巍龙还要继续从乌弋山离北上粟特地区。或者从瓦罕走廊西端沿喷赤河北上，再转西，都可以抵达粟特地区。谷巍龙之所以没选择“葱岭北道”，或是直接从西域北道或南道西上葱岭，大概是因为与北魏敌对的柔然势力控制着西域北道，所以谷巍龙走了西域南道，且从于阗南下到拉达克地区，再转向乌秅。

520年左右，宋云完成了觐见嚈哒王的使命，带着北魏使团，携带170部佛经，回国复命。因为他是从乾陀罗，即罽宾犍陀罗之地返国，自然会走从犍陀罗去西域的传统道路，那就是“葱岭南道”。宋云带那么多佛经，驮畜行走“悬度”不易，故其返程很可能也是从帕米尔河与瓦罕河交汇处的Gaz Khun村就转而向北，绕开“悬度”，经行佐库里所在的波谜罗川，再抵达汉盘陀（塔什库尔干）。

大约100年后，玄奘的回程，也是从瓦罕走廊西端开始横穿走廊，经过达摩悉铁帝国（瓦罕走廊西部，汉杜德）、波罗蜜川（播蜜川、大帕米尔）。即从帕米尔河与瓦罕河交汇处的Gaz Khun村以东，就选择相对好走一些的经行“大龙池”（佐库里）道路，大体上走的是“南道”。

距玄奘经行葱岭差不多一百年，723—727年间，新罗僧慧超，也在从天竺返回唐朝的路途中，走了葱岭古道。他具体的路线是：胡蜜—识匿—葱岭镇。《往五天竺国传》云：

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难偏梁。平生不扪泪，今日洒千行。

“胡蜜”又称“护密”或“休密”，本是贵霜时期的五翕侯之一，应该镇守的就是瓦罕走廊西端的伊什卡申一带。慧超到胡蜜时，恰逢“汉使”即唐朝的官使经行胡蜜去往“西蕃”。具体是谁，要出使哪国，都已不可知。就在这域外雪岭之地，两个从东土大唐来的旅人，一个西去，一个东归，意外相遇，而又都喜好汉语诗文，遂以诗相酬，共同抒发在域外偶遇知音、怀念故乡的悲情愁绪。此后，慧超记载了他没有亲履其地，而是听闻传说的“识匿国”：

又胡蜜国北山里，有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各领兵马而住。有一个王，属胡蜜王。自外各并自住，不属余国。近有两个王，来投于汉国，使命安西，往来〔不〕绝。……彼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此识匿等国，无有佛法也。

通常认为这里的“九个识匿国”“九个王”应该是“五个识匿国”“五个王”之误。五识匿地区就是今天的舒格楠地区。五识匿中，有的归属胡蜜，有的归顺唐朝，与安西都护府来往频密。但当时唐朝最西境，就是下文提及的“葱岭镇”，亦即“葱岭守捉”，今天的塔什库尔干。从“葱岭守捉”向西，就是识匿地区。应该是比较靠东的两个识匿王更乐于与唐朝往来。“大播蜜川”即玄奘东归时经过葱岭的“波谜罗川”，亦即佐库里湖。这是说五识匿国经常派人劫掠来往的“兴胡”，即通过经商兴利的胡商，主要是指粟特商人。说明粟特商人显然也是经常通行佐库里所在的“葱岭南道”。不仅劫掠胡商，包括来往的国使，也不放过。故前文有诗云：“险涧贼途倡。”这种劫掠行为属于识匿国的“国家行为”，他们劫得大量的“绢”，也不会用来制作衣服，还是习惯穿他们传统的皮裘之衣。实际上在葱岭这样苦寒之地，丝绸、绫绢之类的原料不可能被用于制作当地人的衣服。由此可见，丝绸的确是胡商冒险经行此路运营的主要货品。而识匿国不信佛法，故慧超也不会选择“中道”。慧超选择的道路是：

又从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播蜜川，即至葱岭镇。此即属汉。

慧超从瓦罕走廊西端的胡蜜，一路东行，就是走瓦罕走廊，经播蜜川（佐库里），抵达葱岭守捉所在的塔什库尔干。这也是开元时期唐朝西境的极限了。

公元747年，高仙芝征讨小勃律之役，其大军从龟兹出发，上葱岭后，《旧唐书》记云：

又二十余日至葱岭守捉，又行二十余日至播密川，又二十余日至特勒满川，即五识匿国也。仙芝乃分为三军：使疏勒守捉使赵崇玭统三千骑趣吐蕃连云堡，自北谷入；使拨换守捉使贾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与中使边令诚自护密国入，约七月十三日辰时会于吐蕃连云堡。堡中有兵千人，又城南十五里，因山为栅，有兵八九千人。城下有婆勒川，水涨不可渡。

小勃律即吉尔吉特。此前唐军曾三度征讨，都未获胜。天宝六载，高仙芝率一万大军从安西都护府（龟兹）一路西行百日，登上葱岭。在葱岭守捉休整后出发，并未直接从瓦罕走廊东端南下巴罗吉尔山口和达尔科特山口去进攻吉尔吉特，而是直接挥师西进到“葱岭中道”西段的五识匿国地区。“特勒满川”一般认为是帕米尔河。此前唐朝已使位于瓦罕走廊西段的护密国归降，故高仙芝此行并非去攻占五识匿和护密，当地应有亲唐势力接应唐军。他也无需带领一万大军全数西进五识匿地区，应该早在葱岭守捉休整时，就定好分进合击的战术：赵崇玭从“北谷”进军吐蕃占领的连云堡（即萨尔哈德）。所谓“北谷”应即从佐库里一带穿行山谷能够抵达萨尔哈德的道路。今天从萨尔哈德出发，如果不想走石山“悬度”之路，就要向北绕远穿行山谷，也可去往佐库里或切克马廷库里。贾崇瓘则走“赤佛堂路”，有说是在瓦罕走廊东段从帕米尔去往贾帕尔桑河谷的道路。“赤佛堂”的地名或许和《汉书·西域传》所记的“赤土身热之阪”有关。亦即说贾崇瓘这路唐军负责从切克马廷库里这一路夹击连云堡。无论“赤佛堂路”具体地点何在，都不影响学者们认为贾崇瓘这一路实际上是唐军攻击连云堡的“东路军”。赵崇玭和贾崇瓘这两路，不可能是唐军到了五识匿后再回过头去走“北谷”和“赤佛堂路”，应是高仙芝率军绕行到五识匿和护密去实施战略迂回，留下另外两军分别从北面和东面，约定日期，合击连云堡。连云堡南十五里还有吐蕃的一座城寨，下有“婆勒川”。姚大力认为“婆勒”就是Baroghil的音译。在萨尔哈德向南翻越巴罗吉尔山口时，当时吐蕃也派重兵把守。唐军攻下连云堡后继续南下吉尔吉特，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葱岭道路范围。总之，高仙芝打小勃律之前，先要拔掉从“葱岭南道”南下小勃律的必经之地连云堡。但如果直接走瓦罕走廊，从东向西进军连云堡，一旦被吐蕃扼守住石山“悬度”，大军就无法前进。高仙芝采取的是通过“葱岭中道”迂回到连云堡的北方和西方，再实现三面合击的战术安排。由此也可见“中道”与“南道”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性。

此后，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吐蕃不仅反攻夺占了葱岭古道上的“中道”和“南道”，而且唐朝连西域、河西诸地也逐渐丧失。中原人出于各种政治、军事或是信仰的目的，艰难跋涉于雪岭葱外的时代，遂暂告一段落。

四、结语

以上通过将“葱岭古道”细分为“北道”“中道”和“南道”，并将历史上与葱岭有关的每个历史事件和每个具体的旅行者事迹，还原到“葱岭古道”具体的每一条道路上去。这样做希望可以加深我们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理解。

例如，玄奘返程中经过的“大龙池”到底是佐库里，还是切克马廷库里？只要考虑到“石山悬度”的位置，就不难确认“大龙池”一定是指佐库里，因为这条路相对于经过石山“悬度”才能抵达的切克马廷库里之路，要好走得多。再如高仙芝征伐小勃律之战，按照以往的看法，唐军似乎是从瓦罕走廊东端直接进军连云堡，再南下坦驹岭的。但这样一来，唐军必须要经过石山“悬度”才能抵达连云堡。这对上万人的远征部队而言，肯定是危险的选择。高仙芝之所以能够成功，与此前夫蒙灵詧替他打通了护密道路有很大的关系。这使得高仙芝的军队可以得到瓦罕走廊西端护密国的支持，甚至五识匿地区也不会给唐军制造麻烦。所以高仙芝能够采取迂回到连云堡以西，从东、北、西三面合击连云堡的战术。这一点似乎是以往研究高仙芝征伐小勃律的学者都没有意识到的。

此外，还可得出以下几点关于“葱岭古道”的全新认识：

其一，从地理上说，葱岭的四至应以今帕米尔高原为界，玄奘的记录并不符合葱岭的实际情况。上印度河谷地区在地质板块上属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板块，不属于帕米尔高原的范围，应排除在“葱岭古道”之外，单独作为一个研究对象。

其二，“葱岭古道”进一步应划分出“北、中、南”三条道路。这其中，“北道”与“中道”和“南道”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者说从“中道”和“南道”较难在东西横向通道上与“北道”产生关联性。但“中道”和“南道”之间，则往往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穿插经行。实际上，葱岭上的道路组合是多样化的，不是简单的三条线能够涵盖的。古人根据出发地和目的地的不同，可以灵活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但基本的原则是会选择保证安全和距离短、耗时少的路程。玄奘之所以在回程中选择走葱岭而非去程时走天山以北再到中亚粟特地区的道路，就是因为正常情况下从西域到印度去的道路就应该走葱岭古道。

其三，所谓“瓦罕走廊”，只是葱岭上的“南道”而已，不应被视作通行葱岭南部地区的唯一选择。与之相比，霍罗格与塔什库尔干之间的葱岭“中道”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今后的“丝绸之路”路线图在经过葱岭地段时，至少应该画出三条东西横贯的路线，而不是只有两条。

本文转自《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4年第4期

本文主旨，在就传统中国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包括控制与利用），提出若干看法，以供讨论。所谓商人，系用广义，一切行商坐贾、铺户店号，乃至当铺钱业牙行，均在讨论之列。所谓城市，亦取广义，兼指城镇，不论大小。所谓传统中国，时限可长可短。在本文多指帝国时代末期，自清初至鸦片战争一段，但亦有时兼及前后。

中国传统，远自二千余年以前，早已以农为本，视工商为末业，政府对四民之待遇，因有重轻。然就全帝国时代而言，亦不可一概而论。如《史记》、《汉书》所载，政府对商人之统制，包括贾人有市籍，不得为吏，不得名田，重其租税，乃至其车马服饰，亦受限制。此种政策，虽起于汉初（或更早），至武帝时，因财政关系，已有孔仅、桑弘羊等，由市井跃登朝列。其他限制，似亦渐成具文。此后在理论上，虽仍轻商，实则对于商人之控制与利用，力图兼顾。唐、宋以来，此种情形，更为显著，议论亦略有改变。读史者当就各时代分别观之，始能得其真象。如就清初至中叶一段论之，则对商人之控制，已不甚严，租税负担，亦非特重，政府且颇以恤商自许。利用则积前代之经验，特重“保”（如保商、保结、连环保）“包”（如包办、包额）诸术，颇有成效。

在清代商人入仕，远较前代为易。在隋、唐与辽代，工商及其子弟，均不得应科举。但此限制至北宋已见宽弛。据《宋会要·选举》，庆历四年（1044年）定“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所保之事有七”，其七为“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应。细玩“身是”与“曾为”字样，则不但工商子孙可以应举，即曾为工商而今已改儒业者，似亦可以应举。更早者为淳化三年（992年）所定，“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并解送”。虽属特例，已开商贾应举之门矣。

金元时代，对商人应科举，似乎已无限制。明清更有所谓“商籍”，专为盐商子弟在本籍之外盐商营业之地报考生员，而且特为保留名额。据何炳棣教授之计数，盐商子弟，成进士者，明代近一百九十人，举人三百四十人。清代进士至乾隆之末，已达四百二十余人，举人八百二十余人，其中在18世纪，人数尤众。按明清商籍，盖仿元代河东之运学运籍。当异族入主之世，商人往往特受优待，亦可注意也。

科举之外，尚有捐纳一途，为富商入仕之捷径。清代捐纳制度，近人已有专书详论。在清代主要自为财政关系，然如雍正上谕所言，捐纳进身，可救偏重科举之弊，则其中亦不无政治意味也。

宋、元以降，商人入仕之途渐广，此与一般社会经济之发展，关联自极密切，在思想上，亦有反映。如宋元儒者，已不讳言治生，明末黄梨洲，已有工商皆本之论，清代沈垚（《落帆楼文集》）更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其言虽近于偏激，亦有相当根据。

秦汉所谓市籍，至少延至唐代。中唐以后，政府对于市场之管制，大见松弛，对商人之特别注籍，似亦不及以前之注意。明代户籍，分军民匠灶四大类。商人似亦属于民户。清代《嘉庆会典》有“军民商灶”之别，然此所谓商，即上文商籍之商，专指盐商而言，不得误解为一般商人。惟以商人当行及纳税（如门摊、铺税等）之故，政府对于孰为商人，及各商资力之大小，亦当有相当了解。保甲调查，亦分住户铺户，此在19世纪之纪录特为显著，京师所在，固不待言，如《津门保甲图说》（1846年）所记天津各区人户，分类详细，数目似亦相当可信也。

政府就商人收取关卡通过税及落地税等，几于无代无之。关卡之弊，记述议论，亦复多有。工商当行，在政府视为应尽之义务。然行户采买，名为给值，实多白取。所谓和买、坐办等，皆是此类，深为商民之患。就一般税役而论，明清虽有以货币代实物之趋势，实际负担，仍属不小。惟清代在未创设厘金之前，税额较之前代，似为稍轻。

牙行中之官牙，领有牙帖（纳费），实只相当于唐代之市司，除介绍买卖外，并可评定物价，有时且可为商人之居停主人。在水路则有埠头，亦称船埠头，其作用与牙行同。牙行之作用，与同业商人自组之行，有时相辅，有时相竞，其关系殊为微妙。在政府用为统制之工具，则无甚异同。政府对物价与币值之控制，普通最重视米粮价格与银钱比价，对米粮与货币之流通，有时亦加管制。惟自宋元以后，亦不时有人论及过分统制之恶果，提倡自由流通，此亦经济发展之反映也。

政府利用商人之一常法，为发商生息。此在若干情形之下，对商人可能有利。但商人须负责偿还本息，往往为难。至于盐商洋商等之捐输报效，名曰情愿，号为踊跃，实际则多出强迫，不过政府与商人分利之美名而已。

一般言之，清政府对商人，尚属宽大。商人之苦于苛虐者，罢市、请愿，乃至短期暴动，虽有其例，大规模之变乱，则未有商人为领袖者。此中因素，虽甚复杂，与政府对都市商人统制之和缓，似不无关系也。

一、导论

这篇关于政府对城市商人之统制的文章并不是一篇研究论文，文中所提出的数点建议只是一个社会史学者所做的一般性的观察，希望或可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文中“商人”一词是用的广义，包括各种商人与生意人，固定的与流动的，甚至牙人（经纪人），经营当铺、钱庄的人，以及投资于传统手工业的生意人。这样使用的理由是中国传统上把这些人都称做“商”。“铺户”一词，是登记职业用的，差不多包括所有从事各行生意的人。“店”这个字或指商店或指旅店。因此商人一词必须使用广义才能把一些有意味与相关的事实包括在内。“城市”一词也是用的广义，兼指城、镇与郊区，而不限于城墙以内的地区。事实上，通称为“镇”的市场中心，大抵是没有城墙的。商人只要是在城市做生意的都可称为城市商人，虽然他并不一定住在城里。“统制”这一词包括与商人的地位、活动以及税役等有关的规定与限制。

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清初到鸦片战争（1644—1840年）这一段时期，换言之，即是传统中国开始受到西方势力的空前冲击以前的两个世纪。这段时期特别令人感觉兴趣的理由，其中之一是这段时期内，中国的统治者是几位相当开明而且非常能干的异族皇帝；这段时期中国正经验到社会与经济方面重要的变迁，即是中国大陆学者称为“资本主义萌芽”或初期成分者。[1]此外，中国在这段时期仍保留有许多传统的面貌。

一般对传统中国只有初步了解的研究者，可能认为旧社会商人的地位是这样的：农人所从事的职业是“本业”，相对的，商人与工匠的职业被视为次等的、非基本性的“末业”。此外，商人多被视为奸狡、惟利是图，因而受到轻视。他们的投机、操纵物价、屯积货财，都被认为不但害及消费者（特别是无助的农民），也对整个经济有害。商人的这些活动有违于公正与安定的原则，因而各种规限与税役必须加在商人身上，对于他们的地位必须加以降抑。但是，像这种一般性的说法至多不过是粗略的说明罢了。

这种一般性的说法所以流行的一个原因，是受到古代中国某些时期的史籍的影响。差不多三十年前，如果中国学生曾读过一点点中国的正史，很可能不是《史记》，便是《汉书》；前者的范围是从中国古代至西元前100年左右，后者则从西元前206年到西元23年。上述的说法大部分便取材自这两部史书中谈到食货与商人的篇章。[2]那时候大学里中国通史的课程仍然只着重于古代史方面。比如就制度史来说，教授们认为只要说明与讨论汉代的制度史就可以，因为后代差不多都是因袭汉代的模式，只有很少的修改与出入。

当然，中国古代史与中国第一个官僚帝国确有许多值得研究之处。简单地说，在战国时代（西元前403—西元前221年），政治、社会与经济上巨大的动乱与变迁中，游士、游侠与行商坐贾这些人变得非常流动而活跃。他们成为各独立邦国以及后来帝国的政治资本。因此，他们可能是艾森斯塔教授（S.N.Eisenstadt）所称的“自由浮动资源”的最好的例子，对于他所谓“历史性官僚帝国”之成立，有过重要作用。[3]

到西元前221年秦统一各国，这个中国史上第一个帝国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些自由浮动分子。明显的办法是统制，包括操纵与利用——为了政府的利益，绝对不能让他们自由集附到另一个政治中心，或是自己形成一个有影响力的集团。秦朝只是短短的十几年（西元前221—西元前207年），未能完成这项工作。它的失败也许由于过分注重法家思想，过分独裁。汉朝从这里学到教训，成绩较好。当温驯的儒家学者（借用顾里雅教授H.G.Creel的定义：儒乃懦弱者也）成群地协助或加入汉朝的统治集团，中国官僚帝国的模式便开始形成了。

汉代是否真正采用压制商人的政策是值得讨论的。支持这方面看法的人会说，商人得缴纳额外的重税，他们不准拥有土地，不准穿着丝绸，他们的子孙不得做官，他们的活动在政府有专卖权的一些基本货物上受到限制。事实上，上面这些说法，除了有关纳税那一项之外，大多数是不难修改的。一个富裕的商人可以很容易放弃他登录的商人身份，变成一个地主，而仍然做谷物、丝帛或其他生意。汉高祖命商人不得衣帛，这道命令恐怕当时并未认真执行过，以后更是完全被忽略了。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即位后，即打破政府不任用商人为官的规定，两个在盐铁买卖上非常成功的商人成为他的主要参谋。把盐铁收归国有的建议，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主管专卖事业之后，就引进更多的生意人担任政府官职以协助他们办事。桑弘羊，贾人之子，精明而有谋略，深得武帝信任，由侍中官升御史大夫（副相）。由此看来，中国第一个持久的帝制朝代——汉朝，对商人的态度就已经是模棱两可的，至少在一段相当时期内，政府是有意兼用一种对商人限制、征税而又加以利用的政策。

在后来的朝代里，商人的命运也走着一条曲折的路途。为了解某一段时期商人的地位，一般历史背景的知识是需要的，因为只有与其他时期商人的地位相比较，才可能对某一时期的情形得到一个有意义的评价。

二、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

如果回顾一下清代最初两百年间政府对城市商人的统制，很明显的是，这段时期我们见不到什么特别的障碍妨害商人改善他们的地位；政府对商业活动的控制是有限的，加于他们身上的课税与勒索，相对来说较轻（或至少不特别重），另外是，在统制的执行上，往往都离不开“保”与“包”这两个古老而特别重要的观念。我们可以先从最后一点谈起，以作为了解的背景。

“保”与“包”这两个观念与“报”不可相混。关于“报”我已有另文谈及。这三个观念都是传统中国盛行的观念，而且还继续到现代。在“保”与“包”这两个观念中，“包”流行较晚，大致是自宋代以降，这点也许可以反映出中国从宋代以来就对有限而可确保的利益或结果越来越感到兴趣。

保的观念几乎在政治、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可以发现。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担保贷款、申请护照等等，都需要某种地位的人或某级以上的店铺担保。几个人或店铺联合起来担保的称为“连环保”，执行地方警卫与地方统制的保甲制度，是中国史上最为人熟知的制度之一。包的观念最常见的是包税（常与另一个字“额”连用）此外还用于包车、包船、包工乃至包饭等等。

我们可以就商业活动范围之内举出更多的例子：政府核准的牙行的一个作用是保证某种程度内的公平交易。政府要求商人行会的领袖负责保证会员的行会，而且要供应清廷官方所需要的应用物品（这些往往牵制到所谓规费以及类似的勒索）。有引票经营盐运的商人首领称做“总商”，责任重大。经营出入口贸易的“公行”，有时称为“保商”，必须负责一个港口的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商业组织，政府往往要他们成为多头制，以便维持制衡。这种预防办法，类似政治圈内所使用的，例如数名省级的高级官员并列。这是中国统治者从历史上得到的经验，知道倚重惟主管首领是问与联合负责的原则。

（一）地位与登记

在清朝统治下，阻止商人爬上政治阶梯的障碍，显然很少。中国帝制早期的几百年内，统治阶级经常妒忌地守住他们的政治权力，商人即使想占一席地位都极端困难。隋代（581—618年）所建立的进士制度，一直成为学者经由考试进入官场的最佳途径。但是这项考试，在隋唐（618—907年），以及辽代（907—1125年），对商人、工匠及其子孙是不开放的。[4]这种歧视政策到宋代（960—1279年）似乎减轻了不少。1444年颁布的规定要进士级的考生之间组成相互担保的团体，每一组三人（首都区开封府内五人）。担保的条例有一项是“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不得取应。条文中所用的“身是”与“曾为”两词似乎指出，出于商人家庭而自己不是商人，或甚至曾为商人而目下已非商人，都准许参加考试。如果我的解释正确，这点值得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记在心里。同时要注意的是，在金（1115—1234年）、元（1206—1368年）两个异族入主的朝代，似乎没有禁止商人或工匠参加考试的规定。因此我们可以说，最近数百年中商人已经得到了政治解放。

事实上，在明清两代，盐商还有一项特权，可以令其子弟注册入“商籍”，参加生员考试，以进入商人居住地与经商地的学府，而不必如一般人须返回本籍才能参加考试[5]。此外，学府中特别为商籍学生保留名额，这些生员以后多半在省城参加考试。这种特权无疑地为清代盐商的后代造就了几百位进士，与更多的举人。何炳棣教授在他的研究中，曾举有数字。[6]把这些资料大略地再检查一遍，可以发现这些举人进士大多数是在18世纪通过考试的。

令人感兴趣的是，为盐商家庭子弟设置学校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元代。1299年，一位蒙古籍的盐政在河东为盐商家子弟设立了一个学校，称为“运学”。注册的学生称为“运籍”，这名词是“商籍”的前身。这件事以后在16世纪末，被人提出来当作在别处成立类似设施的前例。[7]也许，就元朝来说，给予商人特权是很自然的事，因为蒙古的统治阶级十分依赖维吾尔商人与中国商人给他们带来的巨大利润。

除了考试以外，商人获得荣耀乃至官位的另一途径是“捐纳”，这是一种花钱买头衔、职位的制度。卖官鬻爵自然不是新事，它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但清代的制度无疑地是最完备，而且是最被倚重的一项主要收入。在18世纪早期更是重要。这个制度显然也包含有政治动机。正如雍正皇帝曾公开承认，有才能的人不由正途，而借着捐纳等非正途出身，可以平衡由科举出身者造成的过分影响力。在理论上，正规的捐纳，虽然本身不是正途，却是让生员得官或小官取得晋升的主要台阶，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形。实际上，所有的富人都能为他们的父母买一个荣衔，并有不少替自己捐买监生、荣衔甚至官职者。富有的商人任意利用这种机会不难想像得出，18世纪的盐商就可以举出很多例来。商人捐官这件事，在19世纪下半叶曾经遭到章奏强烈的反对，但是清政府不能也不肯放弃这笔每年给国库带来几百万两银子的财源。有人曾说，这一大笔收入使得清代早期统治者不必重视商税，结果是商人得利。此外让人感兴趣的一点是，大约从1851年开始，旧式银行称做“银号”者，为人办理捐纳而大赚其钱。[8]

在结束我们对商人地位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注意到明清两代社会系统的流动性，这点何炳棣教授已有畅论。[9]其中很有趣的是，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分工的例子，父亲或兄弟经营家中的田产或生意，而让儿子或另一个兄弟去读书、参加考试。清代学者沈垚（1798—1840年）曾上溯到宋代，认为这种经济基础是帮助考生成功的重要因素。沈垚认为，从那时候起，所谓四民的士、农、工、商已有了结合与混合的现象。[10]另一位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年）也注意到，宋元时代的儒家学者已经鼓励学生首先应获得适当的生活方式（谋生方法），这样才可以使他们在进入官场前专心读书，日后在任位上才能维持正直与清廉。[11]农夫的职业当然是基本的，一个诚实的商人或制造有用而非奢侈品的工匠，他们的职业也可视为基本的，黄宗羲（1610—1695年）曾强调过这一点。[12]这种态度上的改变，无疑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环境。在一个较为流动的社会里，不只富商成为有威势、有影响力的人物，就是普通商人也发现他们的地位改善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古老的轻商观念，此时已经归于消灭。举例来说，乾隆皇帝在1742年下诏免除米与豆在国内所有的通过税，诏令中他依然提出“重本抑末”的老调作为理由。[13]

与商人地位密切关连的问题是他们在人民中如何登记。中国历史上，登记（著籍）一直是政府统制人民的一项重要手段。从帝制中国开始，正规商人就得登记在“市籍”项下。秦汉时代由于用兵频繁，有时那些名字登记在市籍下的人是第一批被征召入伍的，然后是那些以前曾入市籍的人，再其次是那些父亲或祖父入市籍的人。[14]

市籍的登记至少继续到唐代，那时候由政府密切统制与监督的城内集中市场颇为繁荣。关于唐代的市场制度，杜希德教授（Denis Twitchett）曾有精辟的论述。[15]但是到了唐代后期，这种市场制度开始衰落，大多数城市市场的规定都被忽略或遗忘，很可能不久以后市籍登记便终止了。

在明代，户口的登记主要分为四大项：军、民、匠、灶（制盐者）。[16]工匠有专籍，因为他们必须轮班应差。明中叶以降，班匠可以纳银代差，渐渐得到解放。

军民工匠四种户籍在名义上延至清初。《嘉庆会典》列举“军、民、商、灶”[17]，这一条很容易引致误解，因为此处之商即上述之“商籍”，单指盐商而言，而非指一般的商人。

户口的登记从1772年正式成为保甲制度的一部分。然而，保甲制度起初并未认真执行，直到1813年冬天，国内发生一连串暴动事件，特别是这年秋天“天理教”的一次暴动，震动了北京皇城，以后保甲制度才比较认真。清代的保甲制度并不是划一的，大致来说是“门牌”的登录以及登记入籍。登记的事项包括户长的“生理”或“行业”。这分为“住户”或“民户”，与“铺户”两个主要项目。有趣的是，铺户的登记只包括那些不与家人同住的店家（我们可以称为离家商人）。店主与家人同住的则归入民户。我们需记住，在中国帝制时代，远离家乡的老百姓很可能引起别人的猜疑，他们得随身携带执照或护照之类的文件以证明他们的身份。

根据1851年秋天的官方报告，北京的内城（西洋文献称之为“鞑靼城”，因为大多数居民均为旗人）住户七六四四三户，铺户一五三三三户。[18]在北京的外城或所谓“中国城”，铺户的数目可能更多些。另外从天津在1846年施行保甲制度下登记的民众，我们可以发现某些有趣的项目与细数。[19]生意人分成三个项目：“盐商”、“铺户”与“负贩”。在天津城围内登记的九九一四户中，盐商一五九户，铺户三一三二户，负贩一九三五户。在东郊，即东城门外，登记有七○七七户，其中一一○户为盐商，二九七五户为铺户，一三三○户为负贩。在北部的六六三五户中，盐商五二户，铺户三一九六户，负贩七九九户。其他西郊、南郊、东北郊与西北郊四个郊区，登记的户数较少。但在这些区中，生意人三项登记的总数仍超过总户数的三分之一或接近半数。这些显然相当可靠的数字，很可指出在我们所讨论的这段时期的末期，天津市的商业化程度。

（二）限制、征税与利用

唐代的各种民法与刑法包括许多关于市场的详细规定，但清代的《大清会典事例》与明代的会典相似，对于贸易与商业方面较少提及。会典中的“市廛”即市场统制一节，仅包括短短的五项：经纪业务、公平价格、市场的独占（把持行市）、度量衡，以及市场上出售的衣料与用具的品质标准。除了第一款内规定私营经纪业务为非法（私充牙行埠头），这点是从《明会典》中抄袭而来，其他各款都依照唐代标准而制定。[20]关于上述最后两项事务的规定，其起源最为古老，也可能最不受人重视。晚清的法律专家薛允升氏（1820—1901年）曾特别感慨这方面执行的松懈，他强调维持货物品质与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但并未引起作用。[21]

根据禁止私充经纪的一款，在城镇乡村的各行业的经纪人（诸色牙行），以及类似泊船地方（船埠头）的经理人，应从殷实人中选出来担任。政府发给他们盖有官方印记的登记簿，让他们记录来往商人或船主的姓名、固定住址、通行证号码，以及货物的数量。登记簿每月要送交政府当局检查。那些未经官方核准而营经纪业务的人应受杖刑六十大板，他们所收取的佣金（牙钱）应予没收，如果官方认可的经纪人或埠头（官牙埠头）有掩饰藏匿，应受杖刑五十大板，然后免职。关于物价一款，将制定公平价格的责任给予经纪人（行人，即牙行），而非唐律上所规定的市场官员（市司）。[22]

经纪人的作用是在买者与卖者中间协调商定一个合理的价格，除此之外，许多经纪人也充当店家，招待来往商人的食住与寄放货物，当然也照章收费。这些费用是在交易时所收的佣金（牙钱、用钱、或称行用）之外的。经纪人也可能充任商人买卖的代理人，为他们接洽贷款，安排他们的交通与货物运输问题。因此经纪人在贸易商业上能担任不少职务。[23]政府要借着经纪人以钳制商人是很自然的事。

在理论上，只有有执照的经纪人才准许担任这些职务。根据规定，这种执照（称做“牙帖”）只有省级当局才能发给，并有固定的名额，这个执照每隔五年检查一遍，并重新发给（北京从1725年开始），同时，名额亦可能变更。[24]实际上，省区与地方官员常常不顾名额而自行发给执照，因为这项业务是州县政府收入相当可观的一个来源。对省府与清朝政府而言，从经纪人的执照所收取的费用只是非常小的数目，但是，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情况有了重大改变，从那时起，特别捐也由经纪人收取，并与厘金合在一起。在湖北与湖南，从经纪人处收取的年度捐税估计有他们的牙帖费的一百倍之多。[25]

这些经纪人，特别是那些私营的，带给商人的麻烦实多于帮助。当某一行业的商人组成一个行会后，通常都会被与他们这一行打交道的经纪人控制住。通常借着使官准牙人或为本行会员而达到目的。有关这类做法的例子我们在北京18世纪时组成的行会记录上可以看到。[26]

在这里要强调的一点是，“行”这个字在中文里经常是表示“行业”而非“行会”，除非我们将行会的意思扩大到包括那些没有会馆或公所，甚至没有行规的原始行会。政府热衷于让商人按行业组织起来的主要理由是配合它对各种物资的需要，这种要求可能来自清廷当局或任何大小衙门。商人有义务应付这种要求，称之为“当行”，意思是“本行的当值”。理论上，政府需要的物品应该用“时价”或“实价”买进。事实上，真正照办的很少，即使政府付给相当的价钱，经办人在中间索取的陋规也成为当值商行的一个沉重的负担。1738年，清廷诏令全国各大小衙门纠正这种陋习。[27]在雍正皇帝名义下发布的《州县须知》，警告地方政府官员，不得向商人与百姓强索物品。[28]然而这些命令与警告实际上完全没效。举例来说，为了供应清廷光禄寺所需用的猪肉与鸡，北京城内宛平与大兴两县特别从这两行里挑选了殷实的商人来负责供给，结果害他们从1752年到1756年之间，每年都赔上两三千或三四千两银子，直到这两行在1756年被废除为止。[29]

在明代末叶以后，这种“当行”制度照规定本可纳银替代。16世纪时，北京城的铺户分为九等，每户每年要付一钱至九钱的银子称做“行银”，以免当行。到1582年冬天，政府批准一项奏折，免除最下三等的铺户缴纳这笔行银。中间三等的铺户，其资金从三百两银到五百两以上的，以及上三等的铺户，其资金多至数千两银者，则需继续缴纳。同一年早期，政府也批准北京城内两县中一三二家官方认可的行业中，三二家小号得以免除缴纳这笔银钱。[30]

到清代，北京城内的两县获准从内城以外的铺户收取这笔银钱。上等的铺户每年缴付五两银，中等每年二两五钱，下等的铺户则免缴。北京内城九门内的铺户得以免缴的理由是他们得负责整理街道，特别是填土、洒水的工作。

大多数城市中对商店开设的地点都没有严格规定，只要不太靠近衙门损其尊严就行。但是暂时性的货摊与浮摊不准见于大街上。在皇都里的规定就比较严格，举例来说，北京的内城不准开设戏院与旅店。1756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城里有十五家旅店，其中有好几家“关东店”，显然是为在满洲做生意的商人开设的。[31]还有四四家店铺，夜间也经营旅馆业。所有这些店铺都得迁到外城去。另外七二家经营猪肉、酒、鸡、水果与烟草的店铺则准许留在内城。[32]叫卖的负贩有时不准喊出某些被认为是忌讳的字眼。在1648年与1649年，北京城内的负贩曾被禁止叫卖，因为多尔衮嫌他们的声音太吵。[33]

有关这方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点是北京城内一般都实行宵禁，特别是在内城。为了便利警卫，许多较小的街道，特别是通往大道的傍道都树立起栅栏，夜晚关闭，禁止通行。根据《金吾事例》，1729年北京外城有四四○个官准的栅栏；1763年内城有一○九九个栅栏，皇城内有一九六个。这些栅栏似乎一直维持到19世纪初年。[34]栅栏与宵禁令人想起唐代首都长安城内坊门夜闭的严格规定。

北京城内的九个城门的征收货物税都是在恶名昭著的崇文门税关管制之下。这从明代起就如此，一直继续到民国时。更早的朝代当然也有类似的税。记得南唐时代曾有官吏幽默地对皇帝说，首都不下雨的原因是雨恐怕在城门要缴税。结果，皇帝下令减轻这些税捐。[35]

像清朝其他的税关，崇文门的税关也有年度的定额。在本文讨论的这段时期内一般定额是十万两银多一点，这笔数目不算大，留给税吏足够的余地去充实他们自己的腰包。[36]税关的主管者照规定都是旗人，他们在这位置做了几年后，大概都得到类似的下场：借某一个罪名免职，其大部分财产充公，但也罕见完全破产之例。清朝皇帝与这些权贵税吏之间的关系正像渔夫与他豢养的鱼鹰之间的关系。

州县政府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称做“落地税”的，是对所有进入其管辖的地方市场的货品所征收的税。这些税通常都是包给衙门的衙役或牙子，自然有滥用职权与腐败的情事。1735年清廷曾下令废止所有乡、镇、近郊的落地税，仅保留县城与州城的。[37]这道命令是否曾广泛执行以及行之多久却是值得怀疑的事。

总结来说，清代最初两百年内对地区间以及地方贸易的税收并不特别重，尤其当我们比较一下明代万历朝（1573—1619年）的下半期，朝廷的宦官在征收全国商业税那种无情的勒索时，或是比较一下从1850年代加之于各省的厘金，给朝廷从1869年到1908年每年都带来一千四百万至二千一百万两银子的收入时，就可明白。[38]

在物价管制方面，政府关心的主要是谷价的稳定，以及铜钱与银两的兑换率。为了防止大量囤积铜钱与米谷，政府曾试用各种方式，下令禁止这种事情发生。当谷价太高的时候，最有效的办法显然就是抛售政府所存积的米谷。在北京，官方的米局特别用来供给旗人。由于北京城人口众多，因而有严格的规定管制米谷运出京城。原则上只有少量的米，村民买来供自己食用的才准许运出京城。此外，不论米或谷都不准运出城或甚至京畿地区。[39]清廷对未去壳的谷子管制更为严格，原因是谷子能保存得更长久。

银与钱的兑换是钱铺的主要生意。通常，北京城的钱铺得五家一组连合互保。18世纪有一段时期清廷依靠官方认可的钱币经纪人（称做钱行）来稳定兑换率。[40]大体来说，雍正与乾隆两朝在北京的成效相当好。兑换率的波动幅度是从八○○到一一○○文铜钱对一两银，但大多数时间都维持在八五○或九五○上下。[41]谈到钱铺间的连保，可注意的是类似的要求初期并未应用到旧式的银行（称做银号）上面，直到1860年数家半官方的银行宣告破产以后，银号才需要连保。由此看出，尽管银本位经济已经继续了几个世纪，政府对银的控制总是落后一步。

利用城市商人的一个主要方式，是托付给他们一笔公家资金作为投资之用。这种制度称做“发商生息”，在前几个朝代就有了。受到这种资金的商人绝大多数都是当铺与盐商。政府收取的利息是月息一分至二分。一般来说，这笔利息是指定作为特殊用途的。[42]雍正皇帝特别爱好这个制度，用所得的利息来资助八旗与绿营军。清廷的内务府也非常依赖发商的利息为其财源。乾隆皇帝时仍继续这个制度，后来他改变主意，1759年时宣告发商生息于政体有损，下令加以限制。1769年，他下令将已经发给长芦盐商的资金改称做“赏借项款”。[43]使用这个新名词的理由是政府所订的利率较法定准许的月息三分利率低得多。但是，旧的名词与制度仍被清廷、省府、州县政府以及半官方或非官方的组织继续使用下去。可注意的是信托资金对商人并不一定有好处。1783年长沙府的当铺为某种原因婉拒从省府接受更多的资金，托辞说他们手头已有足够的信托资金了。[44]

另一种利用城市商人的方式是“自动捐献”，称做“捐输”或“报效”，这是城市商人资助政府的军备、公共建设、水患、饥荒的救济，皇帝出巡与皇帝生日等的开销。根据两淮地区盐政管理官方记录的数字显示，在1738年至1804年之间，这个地区的盐商在四十多个场合总共捐献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两银子。[45]根据盐政的报告，盐商们都是“情愿”甚至“踊跃”认捐，恭请皇帝“赏收”。在另一方面，盐商们又不时请求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捐献。有几次，皇帝对商人的忠诚报效与急公好义表示嘉奖，而只赏收一半的捐款。商人在这种情形下所得到的直接回报不过是所谓“议叙”与名义好听而已。然而在其他场合，皇帝为显示对商人的仁慈宽大，准许他们免费取得额外的“余盐”，或是允许他们延期偿付滞纳的盐税与信托基金的利息。皇恩的殊荣，甚至免除盐商对政府的负债，1780年减免了一百二十万两银子，1782年与1784年大约是三百八十六万六千两。[46]另一批重要的自动捐款，是由广东的盐商与洋行（行商）所认捐的。从1773年至1832年间的捐款总数大约是四百万两银子，数目虽不是大得惊人，也是一笔巨款。[47]

如果能比较清代各皇帝所采行的经济政策，特别是有关商业贸易的细节，甚至比较一个皇帝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策，将是一件极有趣的事。遗憾的是这样的比较已远超出本文的范围。然而我们可以强调的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都绝不是蒙昧无知不肯用心的专制君主。康熙皇帝有一次在1717年曾夸称他对盐政方面深刻的了解。[48]雍正皇帝无疑地非常通晓一般的财经事务，但1728年有一次也承认他并不特别了解有关茶政上各种渎职情事，以及有关茶与马的贸易，因此不能给负责的官员特定的指示。[49]乾隆皇帝在1748年曾有很合理的意见，认为一般来说还是把市场方面的事交给人民，准许他们自由流通货物较好。政府的干涉，虽然出于好意，常常由于处理不当而产生扰民的障碍。[50]清代皇帝一般都可以称得上对商人宽大而同情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商人有时也出诸操纵甚至有喜怒无常的态度。

三、城市商人的反叛取向

相对于政府统制，重要的一点是检讨商人是否曾抗议或反叛这种统制，和采用什么方式。有关这方面讨论，我们可以19世纪学者汪士铎（1802—1889年）所做的观察作为起点。他认为，商人与城市的文人一样，似乎是最不倾向反叛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们表现非常低度的反叛取向。汪士铎在1853—1856年间，因太平天国之乱曾躲藏在长江下游的南京与绩溪之间，这段时期所保存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

天下最愚，最不听教诲、不讲理者乡人。自守其所谓“理”而不改。教以正，则哗然动怒；导以为非为乱，则挺然称首。其间妇人又愚于男子。山民又愚于通涂之民。惟商贾则巧猾而不为乱，山民之读书者不及也。在外经商之人，又文弱于当地之商贾。知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工次之。武生次之。山中之士次之。商贾之士次之。城士之士，则硜硜然可以决其不为乱[51]。

这种议论显然是概括而充满偏见的，但我们或可了解这不完全是处于一个大动乱暴力时代所发的愤激之言。无论如何汪士铎是个相当独立敢言的学者，他不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而且是热心于提倡改革、恢复秩序的人。至少他在这段话里提出一个启发性的见解，就是在传统的四种功能团体中，城市商人与城市文人的反叛取向最低。

进一步说，根据汪士铎的推论做一初步检查，显示其中确有一些历史的真实性。[52]中国历史上曾记载无数次农民叛变，但几乎看不到任何城市商人领导的叛变。从唐宋时代以降，我们看到走私盐商与海盗商人的记载，然而他们行动的范围似限于山林、沼泽、海岛与外海上，有时在他们势力范围内，他们也会打劫城镇，因而可算是城市商人的敌人。在明清时代，关于矿工、伐木者与城市匠人的暴动与罢工事件，也有所闻。

当然，一个社会中叛乱取向的问题，或广泛地说暴力取向的问题，其研讨不一定只限于功能团体。举例来说，这个问题可以就个人或团体从年龄、性别、地位、财富、角色、功能、教育、风俗、传统或是其他的角度来探讨。甚至汪士铎所作的粗略的推论也提到其中几方面。然而，对这个问题更深一步的方法论，却已远超出本文的范围，而且坦白地说，也不是作者能力所及的。为说明城市商人在清初时代抗议与叛变的性质与程度，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四个例子，他们所谓的“商人与手工业者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53]这四个例子记述的事实均是“罢市”，就是商人与生意人拒绝做生意以示抗议。

（一）1660年在山西潞安的罢市

这次罢市的背景是源于明代生产御用丝织品称做“皇紬”的制度。在山西潞安做这一行生意的“机户”，必须以固定的官价供应这项货品，而官价显然是经常不足以抵付生产所需的开销。明末清初时代，皇紬年度配额是三千匹（一匹为六丈八尺）。1652年诏令将配额减去一千五百二十匹零四丈八尺，每匹的价格则从十两银子增至十三两。1658年，配额又由一千四百七十九匹零二丈减去一千一百七十九匹零二丈，因此实际上所需要的仅是三百匹。但是到1660年，机户发动一次罢市，据说将其织机焚毁，手里捧着账簿记载着他们的损失，准备向北京城进发，直接向皇帝请愿。

据潞安一位朝廷官员王鼐的奏折，这些机户在明末时原有三千张以上的织机，但大多数都已破产，因为他们得依照政府命令按行服务，所谓“抱牌当行”，结果是他们生产的丝得不到适当的偿付而大受损失。从1644年到1660年，所留存的织机仅两三百张。据奏折所言，皇帝的削减配额，延长限期，先行付款，以及“合理实价”，使得机户争着愿为皇室服务。但是本省官吏的取用以及外省采购使者的要求勒索，却使他们遭受损失。理论上，机户们可以从他们出售的丝得到官价付款，但是经过层层勒索，特别是付差官差役的催紬费、验紬费及纳紬费，实际所余无几。

我们在王鼐的奏折中可看到很生动的描写：“臣乡山西，织造潞紬，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生。……为工颇细，获利最微。……今年（1660年）四月，臣乡人来言，各机户焚烧紬机，辞行碎牌，痛苦奔逃，携其赔累簿籍，欲赴京陈告，以艰于路费，中道而阻。天有簿籍，必有取用衙门，有衙门必有取用数目。小民含苦未伸，臣闻不胜骇异。”他接着建议严禁本省不得滥行取用，隔省不许擅差私造。从方志记载中，我们不清楚他的建议采行至何种程度，因为只说到山西巡抚下令立碑严禁。推想大概是，差役与差官不许继续强索，而机户也不许再度罢市。[54]

（二）1660年安徽芜湖的罢市

这次罢市是抗议芜湖内地税关过度的附加税与其他各种名目的勒索。根据阴历十月十三日御史李见龙弹劾户部郎中兼湖钞关监督郑秉衡的奏折，在郑秉衡的指使下，若干名不法的官吏征收额外的火耗与特别捐款用来充实其官邸的维持费用。郑秉衡还发明了“皇税”一词，对民船上装载的日用必需品甚至如薪柴与米都征以税。结果是，全部地区的商民发动罢市三天，以1660年阴历七月十四日为始。本地生员韦譞佩等向总督与巡抚请愿，结果总督命令知县接受商民所具甘结，同意地方人民发动罢市是因为征收薪柴与米的征税。据奏折上说，御史闻知这事是得自于从芜湖到北京来诉苦的商人，因而有关这事的消息传遍京城。[55]

这项弹劾似乎并未发生多大效力，因为罢市的事件已经发生了一年，而且显然已不了了之。对我们来说，有关这次罢市最感兴趣的一点，是其行动的有秩序以及商人与士人间的合作。

（三）1682年浙江杭州的罢市

这次罢市是抗议土棍（地方流氓）与旗丁（八旗兵丁）的高利贷，他们对那些无力偿债的人捉去儿女以为抵偿，有时甚至牵连到负债人的亲戚与邻居。杭州北门的商民发动罢市抗议，这事传到一位同情人民的道台王梁那里。第二天，当王梁去与其他官吏会合调查这件事的途中，八旗兵王和尚等一共几百个人，拦住他的仪仗，辱骂他并打破他轿子的顶盖。这次不寻常的暴动，迫使总督与满洲将军连合上奏向朝廷陈明情况，结果皇帝下诏严厉处罚王和尚及其同谋者。这时候，总督则下令店铺恢复营业。这个例子中特殊的一点，是它说明了在一个征服王朝下政治与经济生活的复杂性。[56]

（四）1698年福建浦城的罢市

下面这段故事主要是根据直隶任邱人、出于书香门第的庞垲的墓志铭而来的。在戊寅年，即1698年（彭泽益误认为1758年），庞垲受命为福建建宁府知府。他到任后不久，传来报告说建宁府所辖的浦城县令，因为政令过于严苛，迫使人民反叛。城中愤怒的百姓趁着黑夜，攻击县府的“册局”，放火烧毁文件与记录，并杀死了一个当值的胥吏。县令害怕逃走，当地人民接着发动一次总罢市。庞垲得知这事，立刻赶到浦城，要求当地的教官与典史召集乡绅、生员与人民在明伦堂集合。在这些人面前，庞垲宣布县令的错误与罪状，并加以谴责，使士绅与人民气平下来。然后，他再提醒他们无法纪行为的不当。他让县府的财务与库房重新核对与收集未被焚的文件。他命令各行生意人恢复营业，城内秩序始告恢复。

在这时，总督郭世隆不满省中百姓攻击县府（称为围城），发动罢市的事件日益增加，想借此用高压手段压制罢市，以为警戒。由于县令与地方士绅间的强烈不睦，总督欲借不法结党、阴谋叛变的罪名惩罚所有的士绅。庞垲反对这个做法，他强调县令残酷作风的不当。最后，只有一名变乱者被处死刑，另二人流放。浦城百姓为感谢庞垲的大力相助，建立一个书院来纪念他。他死于1735年。[57]

显然地在福建省其他城市尚有类似的抗议与罢市的事件。当时的总督郭世隆（1643—1716年）出身山西的绿营。[58]上述故事中的县令是鲍鋐，沈阳人，以前曾任笔帖式（满文bitheshi，即书记官，七品、八品或九品），多半是个旗人。[59]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旗人与一般汉人的敌对。

本文选编自《东汉的豪族》

传统观点认为，南美安第斯文明的母文化是查文·德万塔尔文化（公元前1200—前200年）。但随着考古发掘取得新进展，卡拉尔—苏佩文明取代了前者地位，被认为是安第斯地区的第一个文明，其存在于公元前3000年至前1800年之间，清晰展现着秘鲁中北部地区第一个复杂社会的样貌。

20世纪中期以来，不断有考古学家对卡拉尔—苏佩遗址进行考察和研究，但直到1994年秘鲁圣马尔克斯大学的考古学家露丝·沙迪团队对苏佩河谷进行调查，并随之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学界才对它形成新的认知。随着考古挖掘的深入和新成果的出版发表，卡拉尔—苏佩文明的古老性和重要性最终得到证实。2009年，卡拉尔—苏佩圣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卡拉尔—苏佩位于秘鲁海岸的中北部地区、利马以北约182公里。秘鲁中北部地区的面积为81497平方公里，包括圣塔、内佩纳、塞钦、库莱布拉斯、瓦尔梅、福塔雷萨等十几个沿海河谷。与其他世界文明中心相比，秘鲁海岸似乎不太可能成为文明发祥地，因为东部安第斯山脉和西部太平洋形成的反气旋作用导致这里极度干旱。然而，该地区有50多条从山脉到大海的河流穿过，利用这种水源发展的灌溉对卡拉尔—苏佩文明的出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在众多河谷中，苏佩河谷在文明起源时期脱颖而出，仅在这一小盆地就发现了20多个可以被归属于同一时期的城市定居点，它们几乎都有公共建筑、圆形广场、住宅等，都有用土坯、石头、树干和植物纤维建成的阶梯式金字塔，其中还有雕像、马黛茶杯器、石器、棉纺织品、烧焦的食品及其他用品。从建筑规模看，卡拉尔城最大，城市布局分布有序，纪念性建筑种类繁多。其距离大海23公里，处于苏佩河谷中段的初始部分，被认为是该地区居民点的首都，被称为“圣城”。

早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就有一些家族群体在苏佩河谷定居，他们建立集中居住区，疏干湿地，开辟农田，修建灌溉渠道。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600年，首都地区的城市定居点不断壮大，定居者们在空地上修建广场用于公共活动，并有了第一个金字塔。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300年，人们对卡拉尔圣城进行整体设计，修建了金字塔和下沉式圆形广场。在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2100年间，大型金字塔、广场等公共建筑的规模和体积都有所扩大。到公元前2100年至公元前1800年，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定居者们用较小的石块改建公共建筑，最后掩埋了一些重要的建筑部分，卡拉尔圣城被废弃。

总体来看，卡拉尔—苏佩文明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以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和贸易交换为主要经济形式。苏佩河谷的居民发展出技术比较先进的集约化农业。他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如木棍和鹿角）来掘土，修建灌溉水渠以将河水引入农田。考古证据表明，他们已经懂得通过对各种植物品种的实验，来改善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类、提高产量。他们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土豆、红薯、南瓜、豆类、花生、辣椒、玉米、葫芦、鳄梨、番石榴、马黛茶、烟草等，其中棉花是交易的主要产品。沿海居民则捕鱼并采集各种海洋生物，主要包括凤尾鱼、沙丁鱼、贻贝和蛤蜊等。农业和渔业形成一种长期的经济互补关系。

居民们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产品。沿海居民提供海产品，如离太平洋仅有500米的居民点阿斯佩罗被认为是卡拉尔的渔镇，那里的居民开发了包括使用钩子、麻线、船等在内的捕鱼技术，特别是发明了棉纤维渔网。渔民负责将海产品分发到河谷中的定居点，而河谷居民会给渔民提供所需的渔网和衣物、用作钓线的棉纤维、用作漂浮物的葫芦、制造船桨的木材以及水果蔬菜等，高地居民会提供农产品（粮食）和畜产品（羊驼）。这样，该区域形成一个类似专业化生产的贸易网络，而卡拉尔圣城无疑是这一网络的中心。很显然，这个网络还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因为在卡拉尔—苏佩地区发现了来自高原的洛克木棒、秃鹰羽毛，亚马逊丛林的陆生蜗牛、灵长类动物皮、各种鸟类羽毛以及厄瓜多尔赤道海岸的多刺牡蛎。

灌溉技术的使用、渔网的发明以及活跃的贸易交换提高了生产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和生产剩余积累，从而使苏佩社会能够以地方政府的形式加强其政治一体化进程，这种政府形式的有效性可以从国家承担的大型纪念性建筑群建设中得到体现。

先进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卡拉尔圣城拥有复杂的城市布局。该城占地66公顷，包括一个核心区和一个外围区。核心区包括32座公共建筑和一些住宅建筑群，外围区有一些住宅建筑群。核心区又分为两大部分，北部为上城，南部为下城。北部的公共建筑分为A、B、C三组，每组都有两个金字塔、广场、官员住房。其中B组的金字塔最大，长160米，宽150米，高18米，坐北朝南，背靠河谷，面向下沉式圆形广场，是卡拉尔城的主建筑。下城建筑有下沉式露天剧场、露天剧场神庙、长桌神庙、圆形祭坛神庙，以及平民住宅区等。

金字塔结构的墙壁上抹有泥土，被涂成白色或浅黄色，偶尔涂成红色。每座金字塔都有一个通向顶部的中央阶梯，其上有几个房间。在主房间都有一个圣火祭坛，祭坛中央有一个火炉，火炉下方配有导风的地下管道。圣火祭坛具有仪式功能，被用于火化各种祭品。

卡拉尔位于地震活跃区，其建造者使用“希克拉斯”技术，即将石块装在芦苇纤维编织的网格袋中，尺寸和重量各不相同，但非常均匀，有一定的松散度，用它们来支撑挡土墙，填充金字塔。这样，当发生强烈地震时，“希克拉斯”会以有限的方式微动，发挥着柔性地基作用，由此实现建筑物的结构稳定。规模宏大的城市和坚固的建筑表明卡拉尔人已经具有先进的组织能力和工程技术。

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已经出现。卡拉尔—苏佩文明显示出复杂的社会结构，已经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层。如从事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包括渔民、农民、工匠；精英阶层，包括商人、定居点的领导者和祭司。精英们不再直接为自己的生计进行生产，而是致力于专门的活动，如加强远距离贸易；进行天文观测来测量时间和制定历法；在公共活动的建筑施工中试验和应用算术与几何知识；举行仪式和献祭活动。

考古发现揭示出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分。城市中心各区的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在位置、大小和所用材料上都有区别；服装穿着方式和个人佩戴的饰品上，如男性权威人士的项链和大耳环，女性的项链和头巾，也体现了社会区别。一些装饰品、项链是用从遥远的地方（如厄瓜多尔海岸）所获材料制作的，专供少数社会上层人物使用。

中央集权的国家雏形已经显露。苏佩河谷的人口分布在苏佩河两岸被称作“帕查卡”的城市定居点中，这些定居点的规模和建筑体量各不相同。每个“帕查卡”都由几个“艾柳”组成，这些“艾柳”是通过亲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族群，拥有相同的祖先，通过祖先来确定身份，并由族长领导。族长中有一个主要首领——库拉卡，负责指挥全体居民。这种政府制度在苏佩河谷20多个城市定居点中运行，由于卡拉尔居于核心地位，它发挥领导和组织其他城市定居点的作用，形成一个广泛而有序的互惠、交流网络。

卡拉尔是一座和平与和谐之城，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战争的痕迹，没有防御城墙，没有武器，没有残缺不全的尸体，这与通过战争产生国家的理论解释有所不同。美国考古学家乔纳森?哈斯认为，卡拉尔人进行了人类建立政府的实验，他们将个人自由交给一个中央集权机构，由中央集权机构决定创建一个作为仪式中心的城市，并要求大家为共同或更大的利益努力工作。人们之所以选择成立“中央政府”，是因为意识到合作将使个人和整个社区受益。考古学家露丝?沙迪认为，对神的崇拜是凝聚力和社会平衡背后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接受中央集权政府的存在，是因为他们相信统治者可以在人与生者的社会和神与死者的社会之间进行调解，政府的管理对于保证生活是必要的。卡拉尔社会展现出一定的复杂性，种种迹象表明，卡拉尔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而且是一个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复杂结构的社会实体，已经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要素。

宗教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卡拉尔的金字塔、广场和祭坛等雄伟建筑不仅是宗教仪式的场所，也是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中心。金字塔象征着与天界的联系，广场则是集体仪式和庆典的场所。卡拉尔人信奉多神教，崇拜多种神灵。这些神灵与自然现象、农业、天气和其他重要生活领域有关。祭祀活动在卡拉尔占据重要地位。人们通过圣火祭坛进行各种形式的献祭，包括毛发、珠子、石英碎片、骨器、木器、纺织品、鱼类、贝类等，这些被认为是向神灵表达敬意和请求庇护的方式。统治者和祭司被视为祖先和神灵的代表或中介，他们通过控制宗教仪式、祭祀活动和宗教建筑来巩固自己的权威。卡拉尔的宗教活动是在音乐伴奏中进行的，在这里出土了一套由秃鹰和鹈鹕翼骨制成并绘有鸟类和猴子图案的横笛（共32支），一套由骆马骨和鹿骨制成的号角（共38支），一套由芦苇和棉线制作的排笛。在没有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宗教成为卡拉尔统治者凝聚和控制社会的力量，它使卡拉尔—苏佩河谷的居民团结起来。

科技知识在文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卡拉尔人开发了先进的农业灌溉系统，修建水渠和水库，这对于他们在干旱环境中维持农业生产至关重要。在设计和建造大型纪念性建筑以及修建灌溉水渠时，显然运用了算术和几何知识。有证据表明，卡拉尔人已经具备天文学知识，并将其应用到与经济、宗教活动有关的历法制定中。在卡拉尔上城C组的公共广场中央竖立着一块巨石，是当时用来观测天文的。他们已经发明一种记录信息的工具系统，如在上城C组的画廊金字塔中，考古学家发现一件纺织品遗物，被认为是“基普”，即用作记录工具的一套打结绳线。同时，在上城B组小金字塔的三个石块上还发现了基普的图画。这说明卡拉尔人已经在使用基普，比印加人早数千年之久。考古学家还发现，一些药用植物多次出现在墓葬中，表明卡拉尔人已经了解一些植物的药用价值。在纺织技术方面，他们利用棉花纤维编织连衣裙，采用穿插和缠绕的方法，还制作了渔网、鞋类、包类、绳索等。圣火祭坛下方建造的地下通风系统，能够引导风力保持火焰燃烧，并将烟雾排到室外。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早在公元前4000年厄瓜多尔的瓦尔迪维亚等地就已经开始生产陶器，但卡拉尔人并没有使用或自己生产陶器。他们用葫芦作为器皿，用木头雕刻勺子，用石头雕制盘子。因此，卡拉尔文明属于“前陶瓷”文明，这一点已被考古学家们认定。

由于强烈地震和灾难性气候变化，卡拉尔—苏佩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被遗弃。虽然如此，它在农业、城市建筑、社会政治组织、宗教文化等方面对后来安第斯文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卡拉尔—苏佩文明是安第斯文明的摇篮。

本文转自《光明日报》2024年11月25日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学者对人民公社制度进行了批判，认为它是低效率的、平均主义的制度。例如，有学者认为由于集体经济产权不完整，影响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最终导致劳动质量降低。①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反思，认为导致平均主义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进行工业建设，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不得不从农村抽取剩余产品，而且人民公社在20世纪60年代初“去工业化”后，大量劳力只能进行单一的农业生产，产出极为有限。即便如此，农村还进行了大量的农田水利建设，这对后来的发展起到重要的铺垫作用，也应算作当时的劳动效率。②争议难分高下。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工分稀释化视角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考究，以期对人民公社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也为当下乡村振兴提供经验启示。

“工分稀释化”，虽有学者提到相近的概念或现象③，但至今尚未有学者对其进行明确定义。笔者以为，工分被稀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工分的直接稀释，即把非农业生产的工分拿回农业之内进行分配，从而导致工分被稀释，分值下降；其次是物资的间接稀释，即国家、集体从生产队抽走大量物资，从而使队内可分配给社员部分总额减少，最终造成工分贬值。

乡村公共产品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保障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内学术界对农村公共产品的界定④大体一致，主要是指乡村中由集体或政府提供，为广大村民的生产、生活服务，具有一定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具体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主干网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

一、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华六生产大队（以下简称“华六大队”）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容县南部，隶属于石寨公社，距离县城20多公里，是汉族聚居地，面积约为19.33平方公里，共有十个生产队。⑤容县面积为2257平方公里，其中陆地占97.51％，水域占2.49％，⑥境内岭谷相间，丘陵广布，俗称“八山一水一田”。由于地处山区，为了更好发展农业，华六大队在集体化时期修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据统计，1963年—1966年间，华六大队修建了大陂、三蛤、枪刀山和长冲等水库，⑦大部分生产队都有受益的山塘或水库。

为了修建这些水库，必然要耗费大量劳动力。华六大队除了平时抽调社员进行水利建设外，还组建了20人—30人的专业队从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曾任记分员的陀某说：“专业队就是专门开田、开荒、种山，每个生产队抽出几个人。比如我们大队有几十个人，天天都在专业队干活，生产队一样要（给他们）记工分。”（TXL，四队记分员，2017年3月16日）⑧专业队的职责很多，包括水利建设、开荒、大队企业、护理林场等，劳动收入归大队所有。曾任林业员的庞某回忆说：“山上的林木就由专业队队员种植，以前（1958年“大炼钢铁”）烧得太光了，没有林木了。每个队要2—3个，都是年轻的男女民兵。”（PWQ，华六大队林业员、党支部书记，2017年3月20日）曾参加过专业队的肖某也说：“县有县的专业（队），乡有乡的专业（队）。像最大的石剑水库、小垌水库，还有乡的红田水库，每个队抽几个人去。那些水库都是那些人去做的，统一调动。”（XYH，六队专业队队员，2017年4月15日）

生产队一年中要进行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么这些非农业生产用工究竟在总用工中占多大比例？以1975年为例，根据各级单位的统计数据，八队、华六大队、石寨公社（统计7个生产队）和容县（统计233个生产队）的农业生产用工占总劳动日的比重分别是82.63%、83.70%、85.95%和82.70%。⑨一般而言，统计的生产队越多，就越接近整个县的平均水平。总体上看，公社以下各级单位的生产用工占总劳动日的比值都在容县的生产用工占总劳动日的比值——82.7%上下浮动，也就是说整个县大约要用17%的劳动日去从事非农业生产。这并非特例，在山西省东北里生产队，1977年的非农业生产用工占比达7.7%，这还不包括高达18.98%的农田基建工。⑩可见，在集体化时期，大量非农业生产用工存在于全国各地。除了基建用工，还有各级专业队队员、生产队干部、集体抽调的社员都要回生产队记工分，这些人员的劳动对当年生产队收入的增加并未起直接作用，因此，在外面挣的大量工分拿回生产队进行分配，必然会稀释生产队的工分值。

那么生产队的实际工分值在集体化时期有什么变化呢？本文从容县档案馆保存的历年分配统计表中整理出表111。

通过表1可以看到各级单位从1963年到1981年社员分配收入和工分值的变化情况。在生产队一级，由于资料的缺失，我们只能比较完整地看到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变化。总体上，八队从1971年至1981年分配给社员的金额、工分值和人均分配收入都呈波浪式上升，在1979年达到最高值； 华六大队与石寨公社在相同的项目上虽然也呈波浪式上升，但是振幅相对小得多，除了个别年份回落，大部分年份是逐年增长的。分配给社员的金额与工分值、人均分配收入总体上呈正相关。分配给社员的金额越大，工分值和人均分配收入越高，就意味着人民公社在增产的同时社员也实现了增收，集体经济运行良好。三个不同区域都在1979年达到最高值，人均分配收入分别达到98.9元、77.95元和84.44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分配金额并不是真金白银，而是生产队把一年所有的劳动产品和收入都折算成货币，扣除所有费用和税金之后的纯收入，生产队实际拥有的现金并没有这么多。

工分值的高低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生产队分配给社员的金额，二是工分的总量。分配给社员的金额是用总收入减去各项支出后得到的数据。而生产队的总收入是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和其他收入相加的总和。虽然国家规定生产队应该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12但是非农业生产对生产队的收入也有重要影响。那么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比各有多少呢？我们以1974年为例。

本文发现，1974年，农业生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生产队到公社再到容县是逐渐降低的，但容县比玉林地区的平均值低了近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容县的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比玉林地区高出约13个百分点（见表2）。通过对各年份数据进行比对，13%是容县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比超过玉林地区的正常比值。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容县的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比如此之高呢？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了解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和其他收入的占比具体是多少，进而明了容县与玉林地区拉开差距的原因。

经对比，在畜牧业、渔业和其他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方面，容县和玉林地区相差不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林业和副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容县比玉林地区分别高出6.33个和4.82个百分点（见表3）。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山林，容县地处丘陵，全县有480438人，水田面积为29万亩，人均水田面积仅为0.6亩，山地总面积为225万亩，人均山地面积为4.67亩。13“全县179个大队，山区大队98个，占全县大队55%……一九七一年生产木材28234立方米，占全县木材生产31874立方米的90%。”14华六大队就是这98个山区大队其中之一。据1960年普查，华六大队总面积为24038亩（约16平方公里），其中林地面积为17189亩，151974年，华六大队有1778人和1813亩耕地（1683亩水田），16人均有9.67亩山林、0.95亩水田。如此丰富的森林资源，林业产品具体又有什么呢？1974年的统计年报表显示，石寨公社造林719.3亩，其中用材林（松木和杉木）483.4亩，油茶196亩，玉桂14亩；收获的林副产品有：油茶籽515.9担、油桐籽73.45担、松脂9215.95担；收获的水果为：沙田柚41.5担、龙眼65担和荔枝88.6担；另外还有茶叶96.87担、桑蚕茧129.16担等。这些产品收入是属于林业收入还是副业收入？此问题涉及容县林业与副业的收入来源问题。在八队分类账本中，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售卖原木，副业收入内容则更多，包括松脂、纸浆、茶叶、砖瓦、石灰等。这与1975年容县林业局统计分类相符。1975年容县产量较大的林副产品有：油桐籽812担、松脂238131担、木柴183541担、木炭2199担、土纸（纸浆）4220担、沙田柚142830担；木材产品35489立方米（原木30911立方米）17。因此，容县的林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各类木材，副业收入则主要来源于松脂、木柴和沙田柚等，而就收入占比来说，松脂的收入无疑是最大的。早在1963年，容县就申请建立容县松脂基地，通过调配物资和劳动力有计划地造林和割松脂。181972年，十队割松脂收入达4720.05元，除去人工和材料，净收入3794.2元。19正是有了松脂和其他各类林木和林副产品，才使得容县的非农业生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县。

明晰公社的各项收入后，可以发现，表2中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八队与其他各级单位之间差别较大，除了八队的超过60%，其他各级单位都在55%以下。这意味着整个地区人民公社平均分配到社员的部分占比并不高。导致这样的原因与生产队的管理水平有着密切关系。八队与其他单位相比，税率（主要是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基本保持一致，相差不大；其缴纳的公粮基本保持不变，高产年份会稍提高，减产年份会稍减；集体提留主要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储备粮基金、生产费基金和统筹金，这些不管如何都是要拿出来发展生产和上交集体的。关键是在费用支出占总收入比重方面，八队比玉林地区全部生产队的平均水平低5.66个百分点。根据八队的账本和收益分配统计表的金额，本文计算出八队在1977年和1979年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9%和64.8%，20分配给社员部分占比很高，说明八队在支出控制和经济管理方面做得比较好。

费用支出主要包括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和其他费用，支出越多，能分配给社员的收入就越少，工分值就越低，所以费用支出直接影响工分值的大小。那么，其他生产队的费用支出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玉林市档案局笔者发现一份1976年的档案——《关于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的情况问题和意见》，其内容可以较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该份档案主要是对1975年玉林地区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中的分配收入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整改意见。1975年全地区粮食大增产，但是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比并不高，主要原因是费用开支大，全自治区费用支出占总收入的27%，但是玉林地区费用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高达33%。费用开支大的原因有八点。第一，有的地方发展生产不坚持“自力更生”原则，远途高价购买或调换化肥，费用开支大，生产成本高；第二，有的地方农田基建补助花样多，标准高，集体负担重；第三，有的地方扩建学校，增加民办教师，从而增大了集体费用的开支；第四，有的地方变相增加脱产人员，加重了集体负担；第五，有的地方社员上调家禽、生猪派购任务，要生产队补钱、补粮，增加集体负担；第六，有的地方的乱支乱补、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挥霍学杂费等不正之风还没有彻底刹住；第七，有的地方搞账外分配，或者高价（市场价）买入猪肉，然后按照牌价（较低价格）分配给社员；第八，有的地方存在贪污、挪用、超支欠款等问题。21从这些原因中，可以看到生产队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虽然说这些现象并不必然存在于每个生产队，但是如果不严格控制支出，必然会严重影响社员的收入。

在表1中，本文还注意到工分值的变化。八队的工分值从1965年的0.35元逐渐上升到1981年的0.53元，1979年和1981年都突破了0.5元。由于影响工分值的因素非常多，生产队能够保持增长已属不易。1963年，华六大队的工分值为0.19元，此后逐步增长到1981年的0.55元。与华六大队相比，石寨公社的工分值增势更为平缓，在20世纪70年代总体保持在0.4元左右。这三级单位的工分值虽然涨幅不大，总劳动日却大量增加。通过计算可知，八队在1979年的劳动日是1965年2.1倍；华六大队和石寨公社1979年的劳动日都是1965年的1.76倍。工分主要是靠劳动力挣的，劳动力越多意味着工分越多。1979年，八队的劳动力为70人，是1965年45人的1.5倍；华六大队1979年的劳动力为915人，是1965年719人的1.27倍；石寨公社1979年的劳动力为12643人，是1965年9118人的1.39倍。22可见劳动力的增加速度远没有工分的增长速度快，工分的快速增长必然导致工分被稀释。同时应注意到，人口增长特别是劳动力增长自然使劳动工分增加，但是过多的劳动投入，在单位土地上带来的产出，并不会均一地带来同等幅度的增产。以八队和石寨公社为例，经笔者计算，八队1979年亩产1126.93斤，是1965年亩产886.87斤的1.27倍，而同期八队工分总量增长了1.1倍；1979年石寨公社亩产为1146.15斤，是1965年亩产917.31斤的1.25倍，工分总量却增长了0.76倍。23即便扣除部分工分用于非农业生产，工分的增长速度仍高于每亩的增产速度。这便是黄宗智所讲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现象：“在人多地少和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有限的现实下，单位土地面积上越来越多的人力投入只可能导致其边际报酬的递减。”24

为避免农业生产上的过度内卷，充分利用劳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1959年年初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对当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力进行了分配规划，提出将51.4%的农村劳动力用于农业生产，剩余的48.6%用于国家工业交通、林牧渔副业、社办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生活服务等方面；在农业中，从事粮食生产的约为8000万个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38.1%，从事其他作物生产的约有2793万个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13.3%。25也就是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仅占总劳动力的一半，而真正种植粮食的劳动力不到4成。26所以十队的一位妇女说：“强的劳动力又抽出去了呀，就剩下二、三级的婆娘在家了，有的上山搞副业，没有多少劳动力的。” （XJA，十队社员，2017年3月25日）五队老队长补充道：“（种田）天天都是那帮人的。上调的人做不了，他不做这个就去做那个，做田就是做田的，我搞副业就是搞副业，分了工的。”（WGM，五队队长，2017年3月24日）

笔者在各生产队的账册中，发现不少专业队和副业人员的回队账单。例如，十队“1971年5月10日，收许有昌交款回队12—3月48元”（修建广西金红铁路，简称“6927工程”），27八队“1972年1月26日，收其文11—12月回队款23.6元” （专业队修船坝），28“1977年3月 14日收世天泥水工入队8元”。29当时规定专业队队员和从事副业的人员必须按一定比例将收入交回生产队，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这样才能参与生产队的分配，同时生产队还要按时给外出的专业队队员寄口粮。例如，1969年广西从玉林抽调民工18000人，参加金红铁路修建工程，其中容县被抽调3000人。工程文件规定，“民工的生活待遇，每人每月30元，其中40%交回生产队，参加生产队分配，60%由民工个人支配。民工的口粮供应，除从生产队带足本人的口粮外，按工种定量标准，不足部分由国家供应”。30由于路途遥远，口粮是无法送去的，生产队只能通过转账的方式给民工购买口粮，如八队“1970年9月20日，支成才转6927（工程）粮200斤，每百斤9.3元，金额18.6元”。31可见，除去各级专业队队员、副业人员、民办教师等精干劳动力，真正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是很有限的。在非常有限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下，其产出自然不会太高。

197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水利电力局提出要大力组建专业队。“不但骨干水利工程要坚持常年施工，而且社社队队都要组织农田基建专业队，大搞常年施工。一个队、一个社、一个县如果抽出百分之十的劳动力，一年坚持施工十个月，就等于抽调百分之五十的劳动力每年突击两个月要完成的工作量。”32在容县，仅从1974年至1975年2月25日，全县动工大小水利工程727处，完工243处；完成造田、造地10896亩（其中造田5337亩，造地5559亩），另开茶山地9059亩；完成改土面积11.63万亩，共用去452.8万工日。33那么在集体化时期，容县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大概用了多少工呢？

图1显示，新中国成立后，容县在集体化时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完成的劳动工日的变化。由于这是官方统计资料，所以其中的数据只统计较大的工程，如华六大队除了大陂水库，其他四个小水库均未统计在内，34即还有很多大队、生产队自主修建的小型水库、山塘、沟渠等都没有统计在内。即便如此，以上数据也在总体上体现了集体化时期劳动投入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力较弱，集体经济制度还未建全，人们只能对小型水利设施进行修缮，投入的材料和劳动都很少，只有23.5万工日。1953年至1959年间，容县从农业互助组过渡到人民公社，完成的工作量明显增加，完成劳动日35也随之剧增，特别是1958年前后，也就是在“大跃进”时期，劳动投入达到一个小高峰，共投入565万工日。在1970年到1978年间，无论是在工作量上，还是在完成劳动日上，都呈现梯度式剧增之势，特别是在1976年，达到历史的高峰，耗费了1007万工日36。1980年以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另外，在所有完成劳动工日中，水利用工占了绝大部分，主要是用于兴修大小型水利工程。1980年，由于集体经济的解体，大量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失去了生产队的人力和物力支持。

综上可知，一方面，在集体化时期，容县乃至整个广西都抽调了大量劳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采取的方法是，专业队常年施工与群众性突击相结合。专业队不仅有建设专项水利工程的，还有从事造田、造地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另外在级别上还分为大队级、公社级和县级的专业队。这样无论是在农忙时，还是在农闲时，大量劳力都被抽调出去进行各类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另一方面，这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属于共同生产条件的改进投入，对山区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尤为重要。虽然短期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在灾荒之年，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或者降低灾害带来的减产程度，甚至可以保证部分农田旱涝保收。

二、生活性公共产品

人民公社除了为当地提供大量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外，还为广大社员提供了各类生活性公共产品，包括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会救济等。这些公共产品并不是完全由国家来提供，绝大部分是由当地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自筹解决的。这些公共产品的积累并不会在短期内提高农业生产率，只有经过较长时段后，才能显现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力，所以卢晖临主张要“打开视野看效率”，特别是延后的效率。37而要实现这些积累，社员不得不从相对干瘪的腰包中再掏出一部分劳动产品，这样就会导致分配给社员的产品总量减少，体现在工分上就是工分贬值，进而影响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一）以民办教师为主的基础教育

1969年之前，华六大队有两所小学，共4名公办教师，当地整体文化水平较低。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华六大队有1392人，具有初小（小学一年级至四年级）以上文化水平的只有664人，占总人口的47.7%；石寨公社有18130人，具有初小以上文化水平的有9425人，占总人口的52%，其中只读完初小，13岁—40岁的青壮年有2686人；读完高小（小学五年级至六年级）的有3348人；初中文化水平有606人；高中文化水平有90人；拥有大学文凭的只有9人。38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1969年广西要求各地将农村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生产队办，农村公办中学下放给当地社、镇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和管理。经县、社统一调整后，仍缺教师的大队，根据实际需要，选拔民办教师充实教师队伍。选拔的要求是：家庭出身好，并有一定教学能力，如果是复退军人和知识青年，则优先录用。对于这些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补助多少由贫下中农讨论决定。39

1970年，华六大队共有4所小学，1所小学附初中，公办教师7人，民办教师9人。40在集体化时期，公办教师的薪酬全部由国家支付，而民办教师的薪酬由生产队承担（统筹）。华六大队的年终统计表显示，1973年，十队上交了981斤统筹粮和161元统筹金，其中统筹金是为4名大队干部、4名民办教师以及1名兽医上交的。41然而，同年，华六大队共有13名民办教师，一般生产队原则上选派1名教师，十队由于和九队合开一所分校选派了2名。据当时的大队干部介绍，并不是所有的民办教师都可以统筹，只有教得比较好的才有资格统筹。至于没有得到统筹的教师则回各自的生产队记工分，大队再发给少量的补贴。42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到1978年，容县有6161名教师，其中民办教师3626名，占教师总数的59%；43华六大队共有7名公办教师，16名民办教师，44民办教师占比约为69.6%。由于小学教师大部分是民办教师，业务水平低，课堂教学中出现差错屡见不鲜，再加上“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以劳代学”的教学安排，学生学习规律被打乱，知识基础较差，甚至出现大量留级现象。为提高教学质量，容县积极采取多项措施，通过举办轮训班，办函授学校、进修学校，开展巡回辅导等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45

教学质量不高，除了教师能力不足以外，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使其不能安心教学也是重要原因。“我县民办教师（不包括自筹教师）的生活待遇有两种，一是国家补助加大队统筹，二是国家补助加生产队记工分，不足部分由学校学费或勤工俭学收入补足。不管是采用哪种办法的，都有较长期拖欠民办教师工资的问题。”46拖欠情况包括：一是教师工资统筹不上来。例如1978年，华六大队5个民办教师，总共被拖欠工资551元，人均被拖欠110.2元。二是教师工资未发齐。部分大队给民办教师一年只发十个月的工资，而且每月工资未达到初中教师30元、小学教师24元的标准。三是教师粮食收不齐。部分大队规定，民办教师的粮食要本人到各生产队收，然而，实际上有的粮食收不全，有的收到次等谷。47可见，当时民办教师待遇存在长期拖欠和粮食以次充好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教师的正常生活。

根据收益分配统计表的数据，华六大队在1980年已经从1979年的13个生产队分为18个生产队，不少生产队内部开始酝酿分田分地了。民办教师的工资和粮食主要由生产队提供，生产队的解体必然会引起民办教师群体的动荡。1981年，容县教育局在汇报普及教育工作时指出：“我县最难解决的问题有：我县民办教师比例大，群众负担较重，近年来，由于生产队体制的改变，民办教师的粮、款很难统筹解决，严重地影响着民办教师生活和工作的安定。”48十队的许某正是由于分队，导致报酬没有兑现，退出了教师队伍。“（19）80年分田到户，这里（十队）分成三个小队，我们没有统筹得上，我就不做了。”（XJA，十队民办教师，2017年3月25日）由于民办教师和其他上调人员的物资、工分很难从生产队进行统筹，教师队伍面临严峻挑战。从表1中1979年至1981年的数据变化便能推断出各级单位大量缩减支出。虽然华六大队和石寨公社的劳动日与分配给社员部分的金额都减少了，但是分配给社员部分的金额占总收入的比重增加了（华六大队增加了7.54个百分点、石寨公社增加了4.93个百分点）。

为解决民办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后勤保障问题，1981年，容县教育局和财政局开始整顿民办教师队伍，辞退了思想品质、业务水平和健康状况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教师，业务能力强、业绩突出的民办骨干教师则被吸收为公办教师。49华六大队的民办教师除了部分因为工资低没有坚持下来，大部分后来都转为编制内教师，成为真正的骨干力量。

容县在1950年至1981年间，小学生人数从13236人增加到78134人，教职工从641人扩大到3749人（含民办教师1910人）；中学生人数从898人增加到30435人，教职工从98人增加到2317人（含民办教师1039人）。50小学生数量增长了近4.9倍，教职工人数增长4.8倍，适龄儿童的入学率高达93.4%。1981年，容县中小学民办教师人数仍占教师总数的48.6%。据统计，当年全国有民办教师近396.7万人51，占教师总数的47%。支撑这支庞大的民办教师队伍的是全国600多万个生产队52。保守估算，一位民办教师的月工资约为24元，国家和生产队各承担12元，生产队每年还要另外提供600斤口粮（100斤口粮折价为9.5元，600斤口粮折价为57元），因此每位民办教师需要生产队每年为其支付201元，全国396.7万名民办教师每年需要生产队支付79736.7万元，10年便接近80亿元，平均每个生产队10年共支付1333元支持基础教育。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民办教师没有得到统筹，需要回生产队记工分参加分配。53当然，这些支出是值得的。据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华六大队有1720人，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人数为1398人，占总人口的81.28%，比1964年高出33个百分点；整个公社有24492人，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有20275人，占比为72.95%，比1964年高出20个百分点。54可以说，民办教师在广大农村地区，极大提高了社员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些学生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

（二）以赤脚医生为主的公共卫生

除了教育事业，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也主要由生产队负担。在毛泽东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的推动下，全国各地都把这项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迅速组织医疗队，开展农村合作医疗。

为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使广大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吃得起药，1966年5月1日，容县人民委员会卫生科根据中央文件，制定《关于实行合作医疗的卫生所的有关意见》，这份文件成为容县后来开展合作医疗的重要纲领。“凡实行合作医疗的区，则在全区范围内看病不收诊费（门诊、出诊）、注射费、处置费；凡有条件的卫生所要开设中、西药柜，以利方便病者，减轻社员合作医疗负担，解决医生部分工资和卫生所办公费，还可以解决部分贫下中农的医药困难的减免；医生到生产队巡回要背下乡中西成药下去，以利方便病者，但要实行保本保值，收入归卫生所；诊费、药价要坚决贯彻执行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为了减少病者负担，每个医生（接生员）都要学会针灸、使用针灸和使用中草药医疗疾病。”55从这些意见中可以知道，容县主张医生要通过各种手段，尽可能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收入归集体，强调中西医结合，特别要充分利用中药和针灸为社员治病。

要健全合作医疗制度，除了上述规定外，还要解决好医生的生活问题。1967年1月，容县发布《关于人民公社成立卫生所，医生、接生员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通知》，规定每个公社成立卫生所，每个卫生所安排医生1—3名（逐步配备中、西医生1—2人），接生员1—2人。医生和接生员领取的粮食和工资全部由公社统筹解决，医生的月工资为15元至30元，接生员的月工资为15元至20元，另外，他们每月领取大米30斤；统筹粮由生产队统一送当地粮所，粮所则每月按量供应大米。56此文件对医生与接生员的待遇进行了相关规定，但是“粮食、工资全部由公社统筹解决”只是把问题抛给了公社，工资到底怎么解决并没有明确规定。统筹粮经粮所再转到医生手中虽然更有保障和方便管理，在现实中却很难实行，尤其像华六大队这样的山区大队，离县城路途遥远且崎岖不平，医生每月领粮既费时又费力，所以后来大部分大队都是让医生到生产队挑粮而不是到粮所领取。为进一步减轻人民群众负担，容县对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和零售价格作出规定：“今后凡已实行合作医疗大队的卫生室到所在供销社（县医药公司各门市部）采购中、西药品，医疗器械不论金额多少，一律按批发价作价供应。各卫生所一律按当地供销社零售价销售。”57这些规定从成本、服务等方面要求尽量以最低价格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服务。

由于合作医疗制度是个新事物，具体怎么做只能不断探索，寻找适合本地的制度。容县采取树立典型、相互学习的办法让合作医疗尽快办起来。1970年石头公社的合作医疗办得较好，成为各公社学习的对象。该公社的卫生队伍包括：大队医生、采制药人员、接生员和生产队卫生员。大队级人员的报酬向生产队统筹，实行工分加补贴的办法，医生一般每月补助5—1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月补助3—4元，卫生员则回生产队记工分。对于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由生产队统一计算按参加人数支付。每人交1元，其中个人交0.5元，生产队交0.4元，大队和公社各交0.05元。在收费制度方面，大队卫生所一般收挂号费0.05元，出诊费0.1元，注射费0.1元，接生费每个小儿0.5元，这些费用由病人负担，药费全部由合作医疗开支。如果是重病号到公社以上医院治病或住院，合作医疗支付60%，剩余的40%由病人负担。合作医疗主张自力更生、全民办医，贯彻“三土（土医、土法、土药）”“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方针。石头公社各级单位均设有草药室，以草药为主（用量要求达到70%—80%），中药为辅，适量西药备急，其中草药的来源为：抽专人采集和群众献药相结合，三级有专人采药、制药，采药、制药人员报酬由大队负责。58石头公社根据本社的经济状况，各级单位分摊社员的部分医疗资金，同时大力采用中草药治疗疾病。因为容县山多，药材丰富，可就地取材，加上生产队种植草药，大大节省了药费开支。

“合作医疗是收每个人的钱，那时没有收钱（看病），试过两年吃药不要钱，之后就不行了，反正像大队的企业那样。”（TFQ，三队赤脚医生，2017年3月17日）华六大队的佟某当时是一名赤脚医生，1947年出生，1965年在容县学医，1968年9月在大队开始行医。对于赤脚医生的报酬，他说：“最初几年就是吃工资，（19）68—（19）72年，24元每月，8毛钱一天。工资是从各生产队统筹，整个大队有副业人员、大队干部、医生，全部按照整个村有多少收入，再分配每个月多少钱，各个生产队抽多少上来，统一分配的。1972年以后就是吃工分，做医生就相当于搞副业一样，每天记12分。算起来就是三四毛1天，有些生产队只有两三毛，那时很穷的。以前我们容县村医大部分都是吃工分。一个月是50斤稻谷，一年600斤。”（TFQ，三队赤脚医生，2017年1月6日）但是，对于1972年以后一直是吃工分的说法，在曾任大队干部的陈某那里得到不一样的答案。“医生就是从利润那里支付工资，粮食就从村里统筹，老师的工资和粮食也是从村里统筹。”（CPY，华六大队会计辅导员，2017年7月6日）陈某1974年12月至1978年冬在大队任会计辅导员。59由于合作医疗制度在不断完善，华六大队根据上级相关政策，既实行过工分加补贴，也实行过工资制。

1972年，广西制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行草案》，规定“凡是参加合作医疗者，按规定交纳合作医疗基金或以药代金。基金由个人和集体（公益金）负担，负担比例由社队根据情况自行确定。由生产队统一计算按参加人数支付”；要合理解决赤脚医生的报酬和口粮，其报酬要略高于同等劳动力的水平。60“合理解决”意味着赤脚医生的报酬既可以是工资的形式也可以是工分的形式，只要合情合理，并能够调动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就行，所以1973年，容县各公社的赤脚医生报酬存在各式各样的形式，例如“实行工资制，开支从收入中解决……合作医疗变大队企业，收入归大队，赤脚医生实行工分加补贴，全部向生产队统筹”。61到1974年，石寨公社有23个医生，报酬都是以工资的形式发放，每月工资最低20元，最高30元。62到197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规定赤脚医生的报酬为：“实行‘工分加补贴’的办法，每年由大队根据赤脚医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技术水平、劳动态度等情况评定，一般应略高于同等劳动力的收入水平”。63那么“工分加补贴”具体是如何实行呢？这在1978年《关于加强合作医疗基金筹集和稳定赤脚医生报酬的请示报告》中有介绍：“每个赤脚医生每月在队记260分或300分，每天补助贰角生活费，每月补助六元，有的补九元，按该医生所在队分值计算工分所得部分，平均每月加生活补贴不达24—30元的，再从合作医疗收入中补足。”641979年，容县179个大队中，实行合作医疗的有155个，共有627名赤脚医生。在本大队报销的比例，大部分在30%—50%之间，上送报销比例在20%—40%之间，其中华六大队的合作医疗报销额度是30%。65

在广大赤脚医生的努力下，1982年，容县60岁—90岁的人口从1964的26517人增长到42699人，占当年总人口的比重由7.07%提高到7.69%。661982年全国人口已超10亿人，60岁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62%，比1964年的6.13%高出近1.5个百分点，6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医疗水平和卫生保健系统更加完善，而这离不开无数赤脚医生和基层医护工作者的默默奉献。1980年全国农村赤脚医生总人数达146.3万人，其中女赤脚医生48.9万人，农村生产队卫生员235.7万人，农村接生员63.5万人。68而这些不脱产医护人员的工资、口粮主要靠生产队解决。仅就工资方面，医生的月工资为24元，一年为288元，146.3万人一年工资共为42134.4万元，10年便是42亿元。事实上生产队所付出的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家只支付了少量的管理费和药费，以非常低的成本构建了完善的农村医疗卫生系统，保障了社员的身心健康，提高了出勤率，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在大部分人的回忆中，似乎并没有什么困难户，因为大家都很穷。然而，贫富只是相对的。在各生产队的账本中，笔者发现不少困难户领取国家救济金的凭证。例如，笔者在八队的账本中看到1972年3月7日，“大队拨来仕华救济金10元，交丽梅领”，69后面还有刘丽梅的印章。大队保存的阶级档案显示，陆仕华生于1932年9月，1972年已40岁，一家6口人，育有两儿两女，均不满10岁。70从这些情况来看，陆仕华一家的生活非常艰难。

生产队用来救助军烈属、五保户和困难户的资金、粮食，一般是用公益金。公益金“要根据每一年度的需要和可能，由社员大会认真讨论决定，不能超过可分配的总收入的百分之二至三……生产大队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疾的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困难的社员，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和同意，实行供给或者给以补助”。71

除了上述困难户外，还有一类困难户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超支户”，顾名思义，即一年的收入不足以抵扣一年开支的农户。社员一年的劳动收入是通过工分来兑现的，生产队通过工分把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分配给社员。如果他们一年的工分收入不足以抵扣其一年的开支，那么这一年不仅没有盈余，反而欠生产队的钱粮。本文以八队的陆仕忠一户为例展开说明。

1976年，陆仕忠一户共有7人，夫妻二人加五个子女，大女儿1962年生，14岁，属于半劳力；第二个是儿子，1964年生，12岁，其他均为10岁以下儿童。72从表4的支出中，可以看到，陆仕忠一家支出金额最高的是口粮，全年消耗口粮3548.1斤，平均每人消耗506.87斤，需支付335.17元，占总支出的91%；当年挣得工分8599.3分，每个工分值为0.38元，全年总收入为326.77元，不足以抵扣总支出（367.93元），超支了41.07元。

八队在1976年共有6户超支，11户有盈余，4户平收，总户数为21户，超支户约占29%。这个比例在华六大队应该说是非常低的。1976年，华六大队超支户高达186户，占比55.3%，欠款共计11287元，73不管是占比还是欠款数额都在集体化时期达到最高值。由于欠款数额不断累积，到人民公社后期，生产队处于入不敷出的艰难境地。

为何会产生如此多的超支户？这是一个不得不探讨的问题。

超支户的存在，表面上看是农户挣的工分不够多，不足以抵扣从生产队获得的生活物资，本质上是因为生产队的物资不足导致工分含金量不高，以至于农户的工分不够支付其生活开销。如果物资充足，每一个工分所含的物资就更多，大部分农户的工分是足以支付其生活开销的。而物资短缺又与农业的产出密切相关。那么农业产出为何不高呢？当笔者把这一问题抛给村里的老人时，往往得到的答案是：没有肥料和农药。

农谚说“有收无收在于水，收多收少在于肥”。“那个时候由于生产条件落后，种子也很落后，肥料在市面上也很少有卖。一般都没有肥料来卖，到后期才有这个碳铵和这个氨水。（19）80、（19）79年以前都是没有肥料供应的，基本上是山上的草皮泥，也就是这些人上山铲这个草皮泥来烧，烧了以后再撒到水田里面去，过去都是这样耕种的，也没有什么杂交种子，都是落后的种子，一般是（收获）200—300斤每亩，现在（每亩）都有1000—1200斤。”（CPY，华六大队会计辅导员，2017年1月6日）“过去主要是没有肥料，没有这个良种，现在则有良种、有农药，所以生产好，过去喝粥也难有喝。”（HZN，六队队长，2017年1月6日）

在八队1977年的分类账中，“农业支出”记录了一整年的所有支出项目。经笔者统计，八队当年共购买了复合肥2斤，尿素415.1斤；碳铵10950斤，包括一级碳铵和次级碳铵（肥力较低，价格较便宜）；农药品种有“乐果”“毒杀芬”“六六粉”“敌百虫”等；早稻浸谷种2270斤，晚稻谷种2884斤，共5154斤。74八队当年有130.5亩耕地，其中水田117亩，旱地13.5亩（4.2亩自留地），75除去自留地，集体实际拥有耕地126.3亩，两季共252.6亩，平均每亩施1.64斤尿素和43.35斤碳铵，每亩水田要22斤谷种，农药以“六六粉”为主。投入这些生产要素后，当年八队共收获109523斤稻谷，亩产468斤。76

此外，农业产出低还受到生态环境的制约。正如黄宗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批判的那样，农业不同于工业，不是投入的生产要素越多，单位产出就越多，甚至总量和产出几乎可以无限制扩大。把农业等同于工业，本身就是对农业的误解。农业说到底是人在土地上种植植物的有机问题，而不是一个机器生产的无机问题。因为农业生产受地力和生态环境的限制，土地不可能无限产出。77很可能一场洪涝或者干旱就能把农民辛苦劳作一年的成果化为乌有。

从表5可知，容县在1969年—1982年的14年间，影响早稻的各类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发生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是：病虫害、龙舟水、倒春寒和夏涝。需要注意的是，表5并未统计对晚稻影响较大的寒露风。当这些灾害组合性地发生时，会给农业造成致命打击。例如1976年，由于倒春寒的发生，当地烂秧严重，既损失了大量稻种，又推迟了播种季节。不巧的是，当年不仅出现龙舟水，病虫害也大发生，由于预防及时和经营管理得较好，早稻损失不大。但是，由于早稻种植推迟，导致晚稻插播也推迟，这样就使晚稻在扬花灌浆期遭遇寒露风。“抽穗扬花期遇到寒露风天气，直接影响抽穗开花的速度，使空秕粒增多，降低千粒重，造成减产。”78当年水稻产量八队比1975年减收5874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20斤；华六大队减产110075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54.9斤；石寨公社减产1178295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56斤。79这最终导致华六大队的超支户数量由1975年144户增加到186户，占比为55.3%。同年，容县减产3423万斤，人均分配口粮减少70.6斤，超支户由35005户增加到36779户，增加了1774户。80这些数据说明，农业生产深受生态环境的制约，尤其是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然而，经济学家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一重要因素。生产队有超支户、平收户和盈余户，其中最容易由不欠生产队转变成欠生产队的农户是平收户。自然灾害对平收户的影响，就像“一个处身于水深没颈的人，即使是一阵轻波细浪，也可能把它淹没”。81可以说，生产经营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异常，都有可能使平收户变为超支户。这也是为什么在集体化时期，人民公社要进行大量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有了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可较好地降低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损害程度，使得农民在面对寒露风时，并不是无能为力。由于容县历年出现寒露风概率最多的时间是从每年10月11日至11月10日82，所以较好的办法是种植早熟和中熟的稻种，这样就可以让水稻在抽穗扬花期避开寒露风，但这需要优良的稻种。此外，根据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耕作经验：“有水不怕寒露风”，在寒露风到来之前往田里灌水，就可以保存地温和增加稻田小环境的温度，从而减轻寒露风对水稻的危害。83而要有大量水源，就需要水库贮存水，以及通过相应的沟渠和设施把水引入田中。

当然，生态环境并不是造成农户超支的主要原因，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生产队农业产出的总量。造成农户超支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与集体从生产队中提取了过多物资。国家之所以提取大量物资，是为了满足工业化的需要。陈云在1950年6月说：“中国是个农业国，工业化的投资不能不从农业上打主意。搞工业要投资，必须拿出一批资金来，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84刘少奇也认为：“发展中国经济，使中国工业化，是需要巨大的资金的……但是从哪里并且怎样来筹集这些资金呢？……只有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而要人民节省出大量的资金，就不能不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就是说，在最近一二十年内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不能不受到一些限制。这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创造劳动人民将来更好的生活”。85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强调：“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粮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86可见，在集体化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加快工业化进程是矛盾的。国家从长远考虑，只能牺牲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原来规定的总扣留占40%左右，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60%左右。如果当地收入水平较高，如每人分配在100元以上的，扣留可以多于40%；如果收入水平较低，如每人分配在50元以下的，扣留可以少于40%。87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人民公社要向国家和集体贡献大约四成左右的劳动成果。虽然人民公社制度在不断调整，但这一核心规定一直贯穿于集体化时期。1974年玉林地区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总收入的比重只有53.94%，该地区当年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占比最高的是平南县，为55.77%，最低的是陆川县，为48.54%。88当“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角”89时，社员辛苦劳作一年，分配总量甚至不足一半，超支户怎能不多？

除了生产水平低、生态环境制约和国家、集体抽取过多物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直接影响超支户的数量，即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分配制度是生产关系的一部分，采用什么样的分配制度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1962年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指出，粮食分配应根据本队的情况和大多数社员的意见，分别采取各种不同的办法，可以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动工分分配粮食相结合的办法，也可以采取按劳动工分分配加照顾的办法等。不管采取何种办法，都应该做到既要调动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又要确保困难户能够吃到一般标准的口粮。90虽然国家要求生产队要遵循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避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但是在实际分配中，基本口粮占比往往较大，很难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

“在目前口粮不高的情况下，必须首先保证各等人口留粮放在安全线上，过分强调多劳多吃，是不符合粮食分配原则，是不正视当前粮食状况，是没有全面了解社员的要求，其后果，必然引起今后粮食安排的被动，亦不能达到发挥全体社员的劳动积极性。”91所以，华六大队在集体化时期粮食分配的70%按人口定量分配，30%按劳动工分分配。在农业生产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生产队首先要保证每一位社员都有口饭吃，也就是学者们所说的生存伦理92，当社员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时，生产队就会面临解体的风险。如果国家政策允许生产队切实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可能会大大增加，超支户的数量也可能会减少，但是也可能会导致部分农户的生活非常困难，甚至饿死人。这样的结果不仅国家政策不允许，熟人社会中的道德规范也是不允许的。虽然按三七开的比例分配物资具有一定的平均主义倾向，但它在保证大部分人的基本生活和激励劳动力积极出工参加生产活动上较好地进行了平衡。

三、小结

第一，人民公社为广大乡村提供了丰富的公共产品，内容涉及社员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当下的政策不同，集体化时期的公共产品均由生产队或生产大队自我供给，生产、运输、管理、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在本地进行，并没有获得足够的财政和物资支持。然而，这恰恰表明集体经济具有社会经济的属性，即经济活动和参与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所在的社会网络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们是相互嵌入的关系，集体经济的效益最终是让所有社员都能够受益，而不是像资本主义经济那样，脱离地方社会和文化，以攫取地方社会资源为目的进行经济活动，虽然经济效益非常可观，但是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都遗留给当地，以竭泽而渔的方式破坏当地的可持续发展。潘毅认为，社会经济的要旨，就是以人为本，立足社区而不是让资本剥削社区，互助合作，民主参与，人类与土地和谐共生。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解决民生，追求共同富裕，是一种多元化的社会所有制。在本质上，社会经济不是服务于资本累积，而是将社会重新嵌入社会关系中的一种新形态的经济模式。93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编者按中所言：“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94作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集体经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在农村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尽可能地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率，同时增强了生产队抗灾、救灾能力。此外，人民公社还广泛组织群众发展基础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这些福利事业不仅价格低廉，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动员了社员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成长和自我保健，满足了社员自身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农民在集体化过程当中所受到的洗礼要远远高于笔者所看到的，包括管理水平、纪律教育和科技创新等，所有的这些都在塑造着“新型农民”，为改革开放后国家的飞速发展，提供了优质劳动力。所以，笔者以为，要实现乡村的再次振兴，必须把广大人民群众重新组织起来，使经济回归社会，尤其是作为社会经济的集体经济，这是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径。

第二，通过研究发现，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生产效率客观上的确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例如人们的收入水平较低，生活条件改善缓慢等。但是，在这些事实背后蕴含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及逻辑，当本文剥离这些原因后再度审视集体经济制度时，发现导致社员收入不高的原因是工分被稀释了。农户总收入计算公式能很好地对此进行说明。

由于农户的劳动力在一年或者数年内，基本保持不变或者变化不大，所以，农户总工分事实上是在相对平稳的区间内浮动。因此，影响农户总收入的因素主要是生产队的工分值。而导致生产队工分值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即生产队的纯收入（总收入－生产成本）与生产队总工分数。当纯收入保持不变时，生产队的总工分越多，即分母越大，工分值越小；当总工分数保持不变时，纯收入越少，工分值也会随之变小。所以，工分稀释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工分的直接稀释，即把非农业生产的工分拿回农业之内进行分配，从而导致工分被稀释，分值下降；另一方面是实物和现金等物质上的间接稀释，即从生产队中抽走、消耗大量物资，减少生产队的纯收入，进而降低了生产队的工分值。如果把各级单位强加在生产队身上的各种“包袱”给抛弃掉，工分值和社员所得将会大大提高。

第三，在学界，对人民公社批判最多的就是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其中“大锅饭”几乎成了人民公社的代名词，污名化非常严重。笔者以为把造成平均主义的原因归结为人民公社制度本身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综合的，既有公社自身的原因，也有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但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是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95当国家和集体从生产队拿走过多的剩余产品时，可供分配的产品自然不足，人均占有量也就无法提高，如此才导致所谓的平均主义。经研究，本文发现，在生产力、人力和物资都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的农业生产仍能保持较平稳的增长，实属不易。同时，人民公社为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大量公购粮和农副产品；为满足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在农村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基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社会公共品。可以说，它的效果是多元的。因此，对人民公社的评价，不能仅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而应放大到整个国家层面和历史的脉络中进行考究，才能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

从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关于托儿所与幼儿园的构想无疑具有相当长之历史。从柏拉图的《理想国》①，到启蒙运动时期众多的空想社会主义者②，至恩格斯③，后至康有为的《大同书》④、青年毛泽东⑤等都提出过“幼儿公育”的想法。从实践层面而言，清末以降，许多政治、社会力量都认识到了公共育儿的必要性，这使得公育思想在本土化建构中与实体建设并举⑥，托幼事业逐渐成为各种现代性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公共托幼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因为恩格斯曾提出随着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业”⑦，列宁也曾强调托儿所及幼儿园是共产主义“幼芽的标本”⑧。新中国托幼实践的大规模开展，大体发生在1958年至1962年，学界在这方面成果较丰，大多从妇女史的视角来回应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妇女解放”问题。⑨有学者认为，大力推广集体托幼有着培育“共产主义新人”的意义。⑩有学者通过分析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村集体托幼进一步指出，兴办托幼并非只为培育“共产主义新人”，它更是一个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过程。11尽管现有成果已经对新中国集体托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继续追问。例如，回到具体的历史进程和情境之中，国家诠释的“共产主义”具有哪些意涵？它们又是如何被农民接受的？本文拟以地方档案为主要史料，考察1958年—1962年的上海农村12集体托幼实践，着力展现其围绕各个阶段中心工作而曲折发展的轨迹，通过回溯若干具体措施深入农村的过程，呈现一段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历史。

一、 塑造农民对于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1958年9月—12月）

延安时期，毛泽东给延安第一保育院题词：“儿童万岁”13，又强调一定要为教育后代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集体托幼模式引发国人极大兴趣，14集体托幼在当时看来是一种与共产主义生活相适应的教养模式，被视为“共产主义萌芽”，直接关乎共产主义新一代的培养，“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人’的条件”，因而是“一万年都要做的工作”。15

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毛泽东就指出人民公社办托儿所的重要性：“是搞钢铁，搞棉花、小麦重要？还是孩子重要？这是涉及下一代的问题。托儿所一定要比家里好些，才能看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16当年9月，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国应在3年—5年内，完成“使学龄前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的任务。17上海农村托幼组织的大幅增长也是从1958年9月开始的。与此同时，上海农村确立将“家务劳动社会化”作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内容。其中，“儿童教养集体化”是“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首要目标18，即开办托儿所和幼儿园，集中教养7岁以下的社员子女19。除房屋外，摇篮、凳子、床铺、被子等都是开办园所必须具备的，全托还需食具、毛巾、水瓶、浴室、脚盆等。仅凭公社或生产大队积累下来的少量物资与资金很难满足办所办园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如何在“少花钱”乃至“不花钱”的情况下快速搭好托幼机构的架子，将儿童“迎”进来，成为摆在基层干部面前的首要难题。考虑到添置新的设备、物资需要花一大笔钱，且在短期内还不易购买到，因此不仅要坚持“因陋就简，勤俭节约，自给自足”的原则，还要发动群众通过借、调、征用等方式凑起必需物品。宝山县红旗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全托幼儿园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首先，大队向农民宣传“儿童集体化”的伟大意义，解释什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20的共产主义精神，并深入浅出地说明全托可以解放劳动力投入生产，能够更好地教养儿童，以及为何须自力更生，即如何遵循“勤俭办园”的原则。接着，动员有空房的或房子较大的社员，紧缩一部分住房，或移居到其他社员家中。最后，腾出一幢房子共八间，四间做宿舍，三间做教室，一间做炊事房，天井做小活动场，场地上扎竹篱做运动场地和花园。此外，要求入园幼儿的家长自带床及其他日常品，公共用具则是发动妈妈们有什么带什么，发扬集体互助精神。对实在困难、拿不出钱的家庭，就与其他孩子的家长协商合用，不够的部分，由干部发动其他社员适当添一些。最终，办园所需物品都是妈妈们自己送来的，共计24张床（包括床板）、50条被头，每个小孩1只矮凳、2只碗、1只匙。连没有小孩的金大妹也借出了长凳、马桶等。21典型事例的示范，鼓舞各地以共济互助精神大力兴办集体托幼。安乐生产队幼儿园的物资筹备过程亦是如此。该园于1958年11月7日建立，是由大队直接领导，社员在“不花钱”的原则下办起来的。22上海农村之所以在1958年秋季出现集体托幼的高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泛推行此法。

无论是房屋还是日常用具，筹备托幼，“物”的基本设施自然是题中之义，而将“人”和“物”两者结合起来考虑也是对建立集体托幼机构的基本要求。“人”的要素首先是要解决部分干部和多数家长“思想不通”的问题。对干部群体而言，并非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支持开办园所，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托幼事业对农业生产不但没什么帮助反而会拖生产的后腿，因而“不划算”。另外，在“热心”办园所的干部眼中，集体托幼对于家长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但事实上，多数家长，尤其妇女并不这样认为。尽管她们对于基层传达的集体托幼与自身解放的关系已是耳熟能详，却因“人在田里，心在家里”的切身体验，生出不少顾虑：孩子交给别人看不放心，怕别人照管不好得了病，怕保育员偏心眼等。23

为了“打通思想”，大队干部通常会先在干部会议上通过算细账——“孩子在田里农作物损失，劳动力不能发挥等赔账”——让干部群体在兴办园所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后要求干部召开妈妈或社员会议，设身处地地以妇女的实际家庭经济利益算家庭帐。如一家六口人，夫妻二人，一个老人带三个孩子，若三个孩子都送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话，老人就能去挣工分了。按一个老人一天最少挣5分计算，一个月可得150分。此外，针对妈妈们心理上的不安，以及小孩放在家里容易发生危险和事故等，进一步打消妈妈的顾虑。24不过，做通家长的思想工作并非易事，在农村工作“全面开花”的形势下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与精力。

“打通思想”之余，还须确定由谁来照管园所的幼儿。由于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任务，当时的保教人员往往由大队干部指定女性半劳动力或辅助劳动力来担任，由此形成“青壮年上前方，老弱做后勤”的人员配备模式。上海县马桥大队、奉贤县南桥大队及松江县张朴生产队53个托儿所和13个幼儿园的保育员绝大多数是老妈妈，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46岁，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不少身体残疾，无法参加劳动生产的妇女也当起了保育员。有个托儿所的盲人阿姨王修金，一个人同时带三个孩子。25还有部分园所则是“小囡带小囡”。宝山县红旗人民公社第五生产大队的全托幼儿园由5个教养员负责，年龄最大的21岁，最小的才13岁。26一旦孩子在户外活动，有些保教人员在体力上难免力有不逮。在“物”与“人”的准备环节，两者通常是同步进行的。由于“边组织、边教育、边行动”27，很多园所在短短几天就办了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三个部门就曾联合发文，“收3周岁以下的儿童者为托儿所，收3至6周岁的儿童者为幼儿园”28。因此，尽管因陋就简是一贯方针，但这一时期上海农村在开办园所的过程中还是严格遵循了将幼儿园与托儿所分开等相关要求。托儿所以生产队（即一个自然村）为单位开办，便于妈妈接送，幼儿园则以两三个生产队为单位联合开办，或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开办。

由此可见，人民公社化初期，兴办集体托幼除了具有基本的公共育儿功能，还有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的任务。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之所以重要，在于他们是党和国家确定的阶级柱石之一。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农民实际指的是村民、农村基层干部、园所保育员及幼儿。尽管这些群体有各自的角色，但实质上仍是农民。1958年12月，中共中央高度肯定湖北省委《关于做好当前人民生活的几项工作的规定》，这份文件指出，办好园所“适用于农村，原则上也适用于城市”29，明确了托幼工作先面向农村的取向，更加凸显了这一时期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政治认同的重要性。

和多数群众运动一样，上海农村在推行集体托幼时因为急于求成造成了不少问题。特别是为了“赶、学、比、超”与应付上级检查，很多公社不管孩子是否有老人带，家长有无需要、有无意愿，大讲“托儿化”“包下来”，以“强迫命令”的形式组织儿童进园进所过集体生活。30从1958年9月30日实现公社化，到10月下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上海农村成立了1400多个幼儿园，4300多个托儿所，480个托儿组，收托儿童10万多人。31当年年底，江苏省苏州专区所辖六县与南通专区崇明县先后划入上海，这时，上海农村地区辖有11个县。32由于所辖区域的扩大以及农村福利工作的持续推进，托幼机构数量及入园入所的幼儿人数就更多了。据上海市妇联统计，这一时期共办幼儿园、托儿所29603个，收托孩子 582762名，收托孩子占上海农村学龄前儿童总数的80%。33

人民公社化初期，上海农村在推行集体托幼时虽在“物”“人”等问题上遇到诸多困难，但在动员及组织农民的过程中完成了塑造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新农民”的第一步。尽管，因推广时急于求成而问题渐显，但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并没有停止，反而在“全民托幼”的大潮中真正步入“实践期”，进入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因为它始终配合农业生产发展34和各个阶段的政策调整而进行，中心工作起起伏伏，农村集体托幼实践便随之波浪式地向前发展。35

二、 共产主义议题凸显与农民集体托幼需求（1959年1月—8月）

国家要求在农村大力推行集体托幼，并不意味着所有农民都会自觉参与。一些家长担心孩子在托儿所可能会“吃不饱”，或被大孩子“欺辱”，36上海市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发现“儿童实到数往往少于报名数，有时仅及一半”37。多数社员对生产大队负担全部托费不满意，有人发牢骚说：“领这两个囡，工分弄光”38，认为有孩子入托特别是有多个孩子入托的家庭占尽便宜39。之所以出现此类声音，是因为虽然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地改革重组了农村权力关系，使农民感受到了国家权威，但尚未改变其劳作和生活秩序，仍然如传统乡土社会时一样生活，没有产生公共育儿的需求。40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和国家在农村的中心工作——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到来，这种秩序才被彻底改变。自此，参加集体劳动与做好分配成为农民的基本任务和利益所在。为了保障个人在人民公社中的利益并维持其运作发展，他们较为普遍地“自动”产生了集体托幼的需求。

站在历史的比较视野来看这一问题，会更加清晰。不独中国共产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乡村幼稚园试验的陶行知和国民政府也曾在推行托幼的同时着力推进集体合作，却都没能将二者结构性地联系起来。

1926年，在关于创设乡村幼稚园问题的文章中，陶行知将平民化视作建立乡村幼稚园的关键之一。如其所言，农民贫且忙，幼稚园应济“农村需要”。41因此，他试图把建设乡村幼稚园与改善农民生计结合起来：通过就地取材、物尽其用解决房屋、用具等设备，以农民生产和生活时间为准安排幼儿活动，并将幼儿的康健放在第一位，以此实现幼稚园“下乡”。42陶行知建设乡村幼稚园的初衷在于通过解决农村幼儿集中教养问题纾解农民的“穷愚”困境，带有造福农民的公益性和福利性。但由于时局动荡与经费短缺，以及农村生产方式43等诸多因素，陶行知的乡村幼稚园试验没有也不可能促生农民内在的托幼需求。在此情况下，他力图通过建设乡村幼稚园为国育儿的愿望也只能止于零星试验。

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主导的托幼事业，其政策体系包括宗旨、课程、经费、管理及师资等，无疑为托幼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这套政策体系的建构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既有中央政府为主导的取向，也有专家学术研究成果的推进，如陶行知等的幼稚园试验对中央政策的制定助益良多。44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国民政府认可了陶行知等人乡村幼稚园建设的理论及实践，只不过注重为推行托幼提供政策保障的做法仅在表面上加深了乡村幼稚园建设的“国家化”程度，并没有改变民间“自治”的格局。45诚如时人所批评的，在乡村，大部分的合作都被豪绅所把持，外界无法跳过他们去直接组织农民。46国民政府虽曾试图将政权下沉至乡村，但因轻视乡村又缺乏动员能力，以失败告终，47即国家权力难以“下乡”。概言之，虽然国民政府加大了政策层面的介入力度，但仍属民间“自治”的乡村幼稚园注定很难与农民的集体托幼需求结构性地联系起来。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托幼事业虽有发展，但极不平衡。1932年，即便在托幼机构较为发达的上海，其幼稚园的幼儿总数也只有1045人，48而上海县、青浦县、南汇县、松江县、金山县、川沙县保姆所幼儿数合计仅190人，49乡村托幼严重落后。此外，当局更将扩大托幼规模与“培养教化国民”联系起来，50在未能创造出农民内在的集体托幼需求的情况下，此等流于空泛、无所着落的说教51预示着乡村托幼只能停留在专家的实践层面。

反观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推行集体托幼时，在国家强力主导下，首先将分散的小农全部组织到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之内。实践中，开始时大办集体托幼的热潮和随后的整顿总体上还算稳步、健康地发展。521959年3月以后迅猛发展，全国形成集体托幼高潮，这使“共产主义”成为农民不得不面对的严肃议题。对于一些无子女农民的不满，干部教育他们要基于集体利益，且要有长远眼光，认识到“办托儿所、幼儿园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现在没有囡，将来有囡，现在没有囡，下代有囡”53。一些保育员认为自己工分低，还被家长看不起，情愿去田里生产，干部就开展“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辩论，讲明带孩子比生产更重要，使她们明了保育事业的意义，树立托幼工作的光荣感。54此种情形非上海独有，全国各地屡见不鲜。如河北省徐水县就“小孩子要不要由公社来抚养”展开辩论，没有小孩的社员认为自己“吃亏了”，不同意开办，有小孩的社员当即反驳：“你现在养活俺小孩，将来你老了还不是由俺小孩养活你吗？”结果，那些怕吃亏的人最终被“辩倒了”。55所谓“辩论”，事实上就是毛泽东批评的“动不动‘辩你一家伙’”56，实际上已容不得落后分子。上海市嘉定县要求办幼托的大字报就占了50%，奉贤县的家长一定要把未满3岁的幼儿送入全托，为解决孩子穿衣服的后顾之忧，还把布票也交给了幼儿园。57无论抱怨还是从众，对于农民来说，传统的劳作和生活秩序发生了彻底改变。既然进了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就要参加集体劳动并做好分配。这意味着在家带孩子就少了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力，影响全家拿工分及年底收入，于是，农民在传统乡土社会所没有的集体托幼需求被激发出来。

概言之，与陶行知和国民政府推行的乡村幼稚园相比，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凸显共产主义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激发出农民集体托幼的需求。此种需求虽然源于国家这一外部性动力，却因为农民难以选择而成为其内在需要。毛泽东认为，小孩进托儿所，教育、食宿等都由社会负担，不是破灭家庭，而是废除家长制。58这也回应了费孝通对传统乡土社会孩子由家庭抚育的思考。费孝通曾明言，若“以家庭和保育院来比较的话，大体上家庭里所生长出来的孩子比较健全些”59。他还认为，乡土社会的农民只有在偶然或临时的非常态中才需要伙伴和团体60，除非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61。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所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根本性变化的话，那么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农村集体托幼则是这种根本性变化的更高表现形式。

关于人民公社化之后农民迫切需要集体托幼的原因，上海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极具代表性：

对于有孩子入托特别是有多个孩子入托的家庭而言，孩子越多，用在孩子身上的补贴就越多。日托尚且如此，贴粮贴钱的全托对孩子的补贴则更多，生产大队除补贴25斤左右粮食外，每年用于一个全托儿童的费用更是多达30—40元。62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七一公社联明生产大队。由于是棉、粮、菜夹种地区，该大队较为富裕，一个劳动力全年平均收入为272.28元，63如果以此为基数，补贴一个全托儿童的30元—40元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年收入的11%—14.9%。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如果有一个孩子进全托，其所耗补贴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个多月的收入。事实上，有些家庭不止一个孩子进全托。加之，托儿所、幼儿园的日常开支由大队公益金担负，在家长负担一定工分后，大队全年托幼经费的支出占公益金的65.6%，远高于困难户补助、工伤等其他福利性开支。64由于集体托幼实行包下来的政策，特别是“吃饭不要钱”65，在上海农村，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形：

不少夫妻一方或两人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职工家庭以及有亲戚在农村的家庭也将孩子送入托儿所幼儿园中，甚至有少数人代人领养，自己却“拿了领养费”。对于这些未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家庭而言，无疑享受了与社员一样的福利。66

农民内在的集体托幼需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下被激发了出来。换言之，人民公社化初期的集体托幼成为农村干部群众接轨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

国家不仅激发了农民集体托幼的需求，还通过兴办更完善的托幼组织充分保障这种需求的实现。1959年3月，全国妇联提出“在具有基本条件的地方”必须“积极办好全托”之后，上海市妇联要求配合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农业生产发展需要，切实将办好全托纳入全面规划。67不仅将原有的临时性、季节性的托儿所全部转为日托，还兴办了大量新的日托与全托。大量园所的兴办确实解决了不少农村妇女生产牵累与孩子照管的难题，使女性安心投入生产。至此，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真正成为一项“运动”。4月，仅嘉定、奉贤、松江三个县，共办起5539个托儿所，11个县共办15635个托儿所，入托幼儿达到233999名。68

然而，1958年年底至1959年年初麻疹的流行，打乱了工作步调。由于卫生知识、传染病预防及隔离条件缺乏，致麻疹传染面扩大，造成不少幼儿死亡。69家长们非常惊慌，纷纷把孩子抱回家，致使托儿所、幼儿园缩减。不久，上海召开五级干部会议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精简生活服务人员到7%左右”以补充、加强农业生产战线。在此形势下，奉贤县一生产队队长认为劳动力如此紧张，却让十几个人带孩子“不合算”，急欲把幼儿园“砍掉”，将省下来的保教人员充实到大田上去，70部分托幼机构形成了“无人照管孩子”的局面。这些言行不免偏颇，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生活还是要让位于生产。这种影响在1959年夏季全面体现出来，上海农村托儿所和幼儿园数量出现下降。如金山县新农公社，原有109个幼儿园，收托 1000 多名孩子，在五级干部会议后仅留下13个幼儿园，收50多名孩子，下降90%。71

三、 在革命口号中促使农民奔向共产主义（1959年9月—1962年）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层面开始“反右倾”斗争，这为处于低迷的农村托幼事业带来了转机。在“反右倾”的总形势下，农村福利工作的“倒退”往往被视为“右倾”的表现。1959年9月，上海开始着手恢复、提高农村福利方面的工作，再次确立“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工作方针。为了强调政治挂帅，各级党委书记都亲自抓托幼工作。72在干部群众中间，针对错误观点或行为进行了思想教育。73最为常见的教育方式是“调查”。例如，川沙县对一些公社进行调查后，发现不少家长“有需要而未送托”，在深入了解原因的基础上，不仅教育他们应关心儿童的安全，还设法帮助解决实际问题。74据说这个办法很灵验，通过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各种问题，使很多家长、保教员及基层干部都期盼将日托转为全托。75

“反右倾、鼓干劲”开始后，上海市委在基层公社紧锣密鼓地宣传八届八中全会精神，要求各项工作“鼓足干劲”76，提出了不少脱离实际的园所建设任务和办园目标，农村再次掀起“全面跃进”的高潮，加强对托幼的领导成为基层干部的重要工作。如南汇县惠明公社明六生产队周水连听了会议精神传达后，回去立即办了4个托儿所和4个幼儿园。77

在“大跃进”的氛围下，为了不断开办新幼儿园以完成高指标，1959年12月，上海市教育局制定《农村幼儿园民办公助办法（草案）》（以下简称《办法》），要求继续在做好师资培养，提供教材，充实公社幼教干部，发动“公带民、老带新”等工作的基础上，对一些经济困难的幼儿园给予一定的补助，并对办得好的幼儿园给予一定的奖励，以促进农村幼儿园的繁荣和发展。如补助新建幼儿园3元—5元，补助困难幼儿园每班每季度不超过6元，每季度被评为先进的幼儿园奖励不超过10元。此外，还规定补助及奖励应作充实教育设备之用，如教养员用的参考资料、图书、、教具，或简单的卫生医药箱、毛巾、脸盆、肥皂等。78该《办法》的出台是自1958年以来，上海市财政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农村人民公社开办的园所给予资金补助。在当时财政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这项补助极为可贵，充分表露了政府对托幼工作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解决实际的资金困难。随着《办法》的逐步落实，上海的农村托幼事业迎来了1960年的大发展。

1960年4月，为了掀起集体托幼的新高潮，上海市委周密部署，各部门高度重视并做了大量工作。9日，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提出上海必须“逐步分批实现公社化”79；中旬，上海市卫生局与教育局向上海农村派驻“幼托事业工作队”80，宣传托幼的意义，培训保育人员，组织示范教学，制定规章制度等81。该工作队抓住薄弱环节，帮助兴办托幼，同时也起到了“督促”公社及大队干部的作用。如奉贤县肖塘公社原来只有7所幼儿园，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办起了82所幼儿园，托儿所也从97所增加到172所。82当月，上海成立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旨在加强对托幼工作的统一领导。83不久，该委员会向上海市委提交了《关于幼儿园、托儿所发展情况和今后打算的报告》，在肯定前期依靠“穷办法、土办法”兴办托幼事业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今后必须坚持“边发展、边整顿、边巩固、边提高”的原则，才能促进托幼事业“多、快、好、省”地发展。此外，它还对农村托幼作出系统性规划：“县、公社、生产队各级的幼托工作组织，层层要有专人负责，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要求农村入园入托儿童国庆前达到85%以上。为了完成指标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国庆”，须掀起三个高潮：结合“六一”评比表扬先进儿童工作者和先进儿童工作集体，造声势、树标兵；7月，对幼儿园、托儿所，组织一次夏令卫生工作大检查，以提高卫生保健水平；9月，再组织一次托幼工作的全面性对口检查。84这些部署不可谓不细致周到。

为了完成上述指标，上海农村各县首先指定专人负责托幼工作的领导。金山、青浦、松江等县设立生活福利委员会85，嘉定、上海、川沙、浦东、奉贤等县成立了生活福利办公室。通过“六一”评选工作，南汇、崇明两县又在生活福利办公室下设托幼小组或托幼办公室领导托幼工作，宝山县则专门建立了托幼委员会。这些职能部门或小组的建立，使得托幼工作经常被提到议事日程并做统一布署。基层公社也专门配备了负责托幼工作的干部。如泥城公社的党委书记就对托幼工作做到“五抓”（一抓干部群众的思想教育；二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三抓统一安排，安排生产的同时安排托幼工；四抓具体问题，如粮食、房屋、设备、工分等；五抓专线领导，层层有人领导，副书记挂帅）。86其次，掀起检查评比、树立标兵的浪潮。公社频繁组织各类检查评比活动，在检查评比后，将检查的情况与各生产队发展托幼的进度表，分发至各生产队，激起“落后”生产队的赶超想法。如金山县紧紧抓住兴塔公社红旗幼儿园这一标兵，开现场会交流经验，全县掀起了“学兴塔、赶兴塔、超兴塔”的高潮。87此外，在浦东、上海、川沙、宝山、松江、崇明、嘉定等县的25个公社和7个镇的妇联联合倡议“积极发展幼儿园，做到凡是无人照管的儿童全部入园入所”之下，大办托幼的友谊竞赛在这些区域不断涌现。88

在上下贯通的组织领导下，至1960年6月，上海农村掀起了一股大办托儿所、幼儿园的热潮。据《文汇报》称，仅嘉定一个县，一个多月内入园入托幼儿就增加了18000多名，当月，全县入托入园幼儿占学前儿童人数的70%以上。其中，势头较好的如城西、封浜等公社这一比例更是达到90%。89又据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1960年4月统计，农村入托入园人数上升到 40 万。90另据统计，1960年6月中旬，上海农村共有托儿所20201所，收托幼儿251338人，共有幼儿园8354所，收托幼儿26216人，托儿所的收托比例提高到80%，幼儿园的收托比例提高到72.6%。91在以指标为先的“跃进”氛围中，这些数据可能有浮夸成分，但也从侧面呈现出农民在革命口号下奔向共产主义的历史情境。

“大跃进”期间，高指标、浮夸风并非农村集体托幼所独有，但这项工作似乎又有其独特价值，当时的革命口号精炼地体现了这种价值—— “一夜托儿化”，“实行寄宿制，消灭三大差别”92。从某种意义上讲，彼时的农村集体托幼在这种夸张的“革命”氛围中，已然浮现毛泽东所期待的“六亿神州尽舜尧”93的美好图景。

实际上，“大跃进”期间，上海农村的园所大多是匆匆上马，存在诸多问题，比如保育员的卫生知识、业务能力、托儿所设备、环境卫生、管理水平等跟不上，加之其他条件限制，前面描绘的集体托幼成效恐怕与真实情况存在不小落差。当时就有人质疑1958年的集体托幼，比如，“囡多占便宜，我们负担领囡费，做来做去担几个共囡，啥叫按劳取酬”94，引起了有子女入托家庭和无子女入托家庭之间的矛盾95；有的因托儿所“路远不便”，认为没必要再办96；有的在孩子入托后不久就要接回家，态度还十分强硬97。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或许是托幼工作不够扎实而使农民心生怨言，但也从侧面说明上海农村此时仍未实现以集体托幼形式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目标。

尽管“大跃进”时期的集体托幼成果存在一定的虚报浮夸，98但上海农村的集体托幼实践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以上海农村某生产大队为例，自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的三年里，该大队由原来1个农忙托儿所发展为3个常年托儿所。幼儿在托儿所里生活得很健康，也未发生过重大事故，家长说“有了托儿所孩子高兴，妈妈也可安心做生活”99。通过兴办集体托幼，上海农村妇女不仅摆脱了孩子的拖累，全心搞生产，还有时间学习文化并脱盲。其中，有的人当上了保育员、教养员和妇女干部；100有的人以往毫无卫生知识，现在能当保育员；有的人过去一字不识，如今能当教养员；有的人以往从不关心政治，现在当起了妇女干部。这不仅大大解放了妇女，还提高了人民公社托幼事业的工作质量和业务水平。101仅1958年下半年，上海市妇联与卫生、教育等部门联合训练公社托幼工作干部就达 250 余人，102这些人能够在人民公社中胜任各自的工作，客观上展现了农村集体托幼实践的效果。

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人民公社迎来了大调整，生产工作成为农村的中心任务，托幼工程自然退居“次要”。此后，农村集体托幼进入常态化阶段。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1962年8月，上海市幼儿保健教育委员会撤销103，农村托幼工作恢复到由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主管，该部将办园办所的决定权下放给社员群众，托幼机构“办不办，怎么办，办什么样子的”成为群众自己决定的一项事务。104不难发现，上海农村托幼实践进行到此时，已经因为中心工作的变化而承载起新的政治话语。“大跃进”时期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宏大历史进程也进入尾声。

四、融入托幼日常的具体措施：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

1959年六一儿童节，《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将托儿所和幼儿园办成“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基地”105。上海在推动农村集体托幼实践落地生根的过程中，既要有切合受教育对象特点的动员技术，又要根据“因陋就简”的现实条件做出周密安排，在此基础上，再为具体的国家任务服务。上海实施若干措施，将共产主义从方方面面点滴渗入农民的日常生活，对“接班人”的共产主义塑造愈发深入。

（一）注重卫生保健

在对农民进行集体托幼的有效动员之后，还需培训具有一定业务能力的保育员，这是农村集体托幼能够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1958年年底以前，由于多种原因，园所的保育员难堪重任，尤其缺乏卫生保健知识。对于实质上仍是农民，业余充当保育员的群体，需要经常性地开展培训工作。1959年春，上海农村开始建构由文教、妇联及卫生部门三者相互协作、配合的培训体系，在编写保健知识丛书的基础上，由各级医务系统如县医院、护士学校、妇幼保健所及公社医院主导，分层分批对保育员进行脱产或不脱产、定期或不定期、长期或短期的卫生保健知识培训，106如培训保育员必须学会和做好除“七害”107、讲卫生，晨间检查，预防传染病，孩子有病会隔离和报告，培养孩子的卫生习惯，孩子的饮食和卫生，安排孩子的生活，各种消毒工作，保护孩子的安全，教养孩子等十件事，使其逐步达到初级保育护士水平。108

事实上，要做好幼儿疾病预防及应急处理，仅凭培训保育员这一项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要求下，公社还依托地段与区域的专业医务力量，搭建幼儿疾病预防与治疗平台，通过预防接种，建立上下贯通、层层负责的卫生保健网，并以此作为示范向全县推广。如川沙县蔡路公社幼儿园与卫生院取得联系，通过卫生院妇幼科医生或保健员经常来园做卫生保健的业务指导，建立定期检查制度，并按时进行预防接种。109自1959年卫生保健网建立后，对保教人员及专业医务人员执行卫生保健措施起到了监督、引导与帮助的作用。同时，该卫生保健网在预防幼儿常见传染病上也产生了良好效果110，一旦出现病孩也能及时治疗111，幼儿因病致死的情况很少发生。1960年，园所的麻疹发病率较1958年同期成倍下降，很多园所甚至一年来都没有发生过麻疹。112

此外，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于1959年3月制订了《关于农村托儿所、幼儿园工作暂行条例（草稿）》，其中，不少详尽的规定为幼儿的卫生保健提供了制度保障。比如，在园所选址方面，必须选择兼顾幼儿安全和方便家长接送的地方，应注意平坦宽敞、清洁卫生、空气流通、阳光充足，水塘、河沟、畜圈、马路及医院等旁边不宜设园所；在食具方面，幼儿的开水壶、碗筷须自备一套，并设自来水冲洗脸、手，避免传染疾病；在预防保健方面，定期为幼儿预防接种和健康检查，有病须立即隔离；在生活制度方面，吃饭、睡眠、游戏、洗脸要有秩序。每日晨间检查，食具、玩具每周须消毒1至2次，饭前便后要洗手。113据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检查，有1/4的园所落实较好114，这些规定促使幼儿养成了清洁卫生的习惯。115一些模范幼儿园如宝山县吴淞公社卫星幼儿园的日常保健常态化，每日写生活记录，随时掌握幼儿的吃睡、大小便情况，还设有隔离室。116以上举措可谓具体而微。

应该说，通过卫生保健的宣传、人员培训、体系建构及制度落实等各个环节，农民对于以“新农民”之姿投入托幼卫生保健事业的认知还是有所提高，学习保健知识及养成卫生习惯的积极性也随之被激发出来。农民与集体、国家之间的联结被强化的同时，对共产主义的认同也会显著加深。

（二） 优先供应饮食

在构建卫生保健体系的同时，还需优先供应幼儿的饮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幼儿茁壮成长、体魄强健是推行农村集体托幼的必然要求。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基层干部对幼儿的膳食给予了极大关照，在饮食供应方面，托幼组织在同期的农村福利组织中处于被优先供给的地位。

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要求幼儿饮食必须由专人负责，单独做适合幼儿年龄的饭菜，并按50∶1的比例配备炊事员。117幼儿的一日三餐要与成人饮食有所区别，且专门烧各式小菜，以换口味。就连幼儿平日喝的开水，洗脸洗脚用的热水，也都由食堂供应，以减少疾病的发生。118并且，根据幼儿年龄定粮，实行“专人管理、计划用粮”。如奉贤县三官公社胡村生产队的全托幼儿园每人每月定粮，大的孩子（虚岁7岁—8岁）每天12两左右，小的孩子（4岁—6岁）9两左右。119“吃得饱”这一要求基本能得到保障，甚至还略有积余。

在“吃得饱”的基础上，还讲究营养均衡、荤素搭配，即“吃得好”。一些生产队特意为全托幼儿园配置了一定面积的自留地，供保教人员耕种以提高幼儿的伙食水平。如南汇县大团公社沙庙生产队的全托幼儿园自种高粱、黄豆、玉米、芋艿、卷心菜、红萝卜等，做到了生产队不再贴粮食，蔬菜也可基本自给。120这些粮蔬专供幼儿园使用，不用上交集体。为了保证蛋白质的供应，人民公社还通过各种手段尽量予以满足。不少时候，由生产大队专为幼儿购买含有蛋白质成分较高、易于消化吸收的鱼、蛋、肉类等食物。121园所自养的家禽家畜也可稍作补充，改善幼儿伙食。如宝山县新生生产队幼儿园养了鸡、鸭、猪、羊和兔子，每逢节日都可以吃到荤菜122，有些幼儿园甚至隔一天就能吃到荤菜123。此外，不少公社的供销部专为幼儿提供一定量的糕点、点心、糖果、饼干及线粉124，在夏季，还为幼儿供给特定的食物或饮料以防暑降温125。至于经费，一般由大队公益金担负。126公益金不足时主要靠农民自己解决，保教人员、食堂等工作人员也主要来源于农民，这使得农村集体托幼看似颇有群众“自主办园”的味道。但很显然，这场实践的主导力量、决定性因素还是党和政府。

由于公社对托幼饮食及营养方面的重视，园所的幼儿一般比散养在家的幼儿待遇更好，有生产队队长称“小囡粮食够吃，荤菜、红枣、饼干样样优先供应，比家里养得壮多了”127。在缺粮少食的困难时期，这些共产主义“幼苗”无疑享受着优先待遇。一个显著的事实就是，送进全托的孩子除本人口粮外，生产队给每个孩子每月平均补贴2斤左右的粮食，散养幼儿则没有。也难怪一些没有子女入托的社员自认为“吃亏”。128应该指出的是，对托幼“优先供应饮食”是符合实际的合理安排。广大农民在回报很少的情况下兢兢业业投入集体托幼实践，其历史作用不应被低估。即便有不足，主要也源于难以逾越的历史条件限制，不应过于苛责。

（三）强调全面教育

集体托幼实践的基本诉求在于“教养结合”以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所谓教养结合，即仅关注幼儿的卫生保健、饮食营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加入“教”的因素。上海市教育局明确要求从幼儿园的性质和“两大任务”129出发，强调幼儿园既是福利机构又是教育机构，特别批评了对“教育机构”性质认识不足的问题。130为此，在幼教人员的配备上，上海市妇联农村工作部要求个人成分、身体状况、工作态度等基本条件满足外，还特别强调“最好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的青壮年”担任。131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农村托幼在培养德育和智育方面的“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许多尝试性探索。

为了培育“德才兼备”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园所十分注重幼儿的德育。在德育方面，主要包括集体主义教育、人民公社的认同教育及热爱国家与领袖方面的教育。中国福利会幼儿园不仅编写出版书籍，还利用游戏及表演让幼儿明白集体主义的好处与意义，如“集体劳动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比个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农作物既多又好”，同时将集体主义意识落实在幼儿日常行为中，要求各班互助浇水施肥，“共享”劳动成果，提醒孩子“长出来的菜是大家的，不分你的我的”。132此外，教养员时常带领幼儿观察公社出现的各种新兴事业和群众福利事业，如工厂、食堂、敬老院、俱乐部等，使孩子们懂得“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成立了人民公社，人们的生活将越过越好”133，教幼儿学唱《打夯歌》《人民公社真正好 》《国旗歌 》《爱毛主席 》等儿歌134，要求中班孩子学会写“毛主席”三个字135。

在智育方面，要求逐步培养幼儿的感官、语言、思维、动手等诸多能力。1960年前后，上海市教育局出版了大量幼儿教材与教辅资料，要求幼儿学习拼音、认识汉字及学会计算，并针对幼儿年龄，提出了不同层次的要求。如小班学会1—5的数的概念，中班学会10以内的加减法，大班学会20以内不进位、不退位的加减法，学会口编应用题等。136其中，南汇县惠南幼儿园在计算教学方面被列为先进，该幼儿园在教学思想上实现了智育与德育两方面的紧密结合，联系政治形势，生活实际以及生产实际进行计算教学。例如，给幼儿讲“人民公社好”时，把平时使用的教具和增添的新教具结合起来反映农村全面发展，表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采取多样化、针对性的教学形式，用蜡光纸剪成钢铁元帅、棉花姑娘、麦公公之类等进行计算教学，用实物和玩具、卡片进行计算，用计算木架数数、计算等。137凡此种种或许可以说明，上海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在贯彻落实各项国家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无论是幼儿，还是从事托幼事业的工作人员在承接以上三项具体措施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再是宏大高远的共产主义意象，而是融入日常的共产主义。由此，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对农民的共产主义塑造润物无声地走向具体深入。

五、结语

从全国范围看，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农村集体托幼实践成绩斐然，帮助大量农民，尤其妇女，有更多精力投入农业生产。但这场集体托幼实践并非只为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以解放妇女，更有着力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之意图。通过考察1958年至1962年的上海集体托幼实践可以发现，由于这场实践始终跟随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且实行了注重卫生保健等具体措施，其对农民的共产主义塑造体现为一系列的革命性实践。

人民公社化初期，无论是推行“儿童集体化”还是倡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都将农村集体托幼与塑造农民对共产主义精神的政治认同结合起来。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凸显共产主义这一严肃议题的同时，结构性地激发出农民集体托幼的内在需求，集体托幼实践由此真正成为一项“运动”，集体托幼成为农民接轨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大跃进”及其后的常态化集体托幼促使农民在革命口号中奔向共产主义。而培训保育员，构建卫生保健网，优先供应幼儿饮食，以及强调全面教育，则是推行农村集体托幼的具体措施，共产主义由此融入农民的日常。这些革命性实践为农民诠释出集体主义、人民公社、爱国、爱领袖等诸多意涵，促使他们形成对共产主义的政治认同。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塑造共产主义新农民的丰富历史图景也由此展开。

最后，似有必要对农村集体托幼实践塑造出的共产主义新农民的内涵作进一步讨论。前已述及，新农民不仅包括有孩子的农民、无孩子的农民，也包括农村基层干部、园所的保教人员，还包括园所的幼儿。对这些看似不同群体的农民而言，集体托幼都有一个从最初的诸多顾虑发展成为其内在需求的过程，且这种需求在“大跃进”的情境中达到最高潮。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无论有孩子的农民还是无孩子的农民，都是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他们作为”国家的农民”的责任，农村的基层干部与园所的保教人员为的是更好地完成“国家的托幼工作”，园所的幼儿则是为了更好地成为“国家的接班人”。因此，虽然陶行知和国民政府的乡村幼稚园实践与人民公社化初期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农村集体托幼实践都担负着“为国”的重任，但只有后者才能有效完成这一任务。

本文转自《开放时代》2024年第6期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11期

武则天登基以来，内部大狱频兴，朝政空转；外部烽火四起，挫折连连。国势日蹙，完全无法同唐太宗“贞观之治”同日而语，和唐高宗在位时期相比也颇为不如。从人事的角度观察，没有治国统兵的人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要真实反映武则天的用人状况，必须进行全面考察，不可以偏概全。这里从两条线、三个层面切入，观其全貌。

所谓的两条线，第一条线是理应掌管国政的朝官，第二条线是武则天真正委以重任的近幸宠臣。第二条线还可以细分为武家子弟、宠幸嬖臣；以及酷吏等两个层面。结合第一条线，构成了任用官吏的三个层面。

一、朝官

第一条线。朝廷最高执政者为一般所称的宰相，亦即唐朝的“同中书门下三品”，或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武则天改“中书”和“门下”为“凤阁”“鸾台”，故中书门下称作“凤阁鸾台”。从嗣圣元年（684）武则天废中宗、垂帘听政以来，直到她被政变推翻的神龙元年（705）的二十一年间，任用了五十三位“凤阁鸾台三品（平章事）”头衔的宰相：

刘祎之，武承嗣，魏玄同，苏良嗣，韦思谦，韦待价，张光辅，王本立，范履冰，邢文伟，周允元，岑长倩，裴居道，傅游艺，格辅元，乐思晦，崔神基，狄仁杰，杨执柔，崔元琮，李昭德，姚璹，李元素，韦巨源，陆元方，苏味道，王孝杰，杨再思，杜景俭，王方庆，李道广，娄师德，武三思，武攸宁，姚元崇，李峤，魏元忠，吉顼，王及善，豆卢钦望，张锡，韦安石，李怀远，顾琮，李廻秀，唐休璟，韦承庆，朱敬则，韦嗣立，宗楚客，崔玄𬀩，张柬之，苏瓌。

鸾台（门下省）和凤阁（中书省）的首长亦是宰相。这两个机构掌管皇帝诏敕和军国政令，在皇城内办公，最能接近大内里面的武则天，宛如皇帝左右的鸾凤。

鸾台纳言：王德真，苏良嗣，韦思谦，裴居道，魏玄同，武承嗣，武攸宁，史务滋，欧阳通，姚璹，娄师德，狄仁杰，李峤，韦安石。

凤阁内史：裴居道，岑长倩，张光辅，邢文伟，宗秦客，豆卢钦望，王及善，武三思，狄仁杰，李峤，杨再思。

鸾台凤阁的首长人数亦多，经常变更，受酷吏政治迫害者约三分之一上下。

宰相是朝廷最高首长，中流砥柱，安危所系，本应最为稳定。唐朝建立以后，高祖任用的裴寂，太宗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宰相，任职时间都很长，对于安定社稷、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到了武则天时代，这种局面骤然巨变，宰相更迭极为频繁，没有任何一个朝廷部门堪与相比。而且，这个席不暇暖的群体，即使把政争中遭到贬黜的情况排除在外，也至少有四分之一以上受到酷吏的迫害乃至屠戮。宰相被呼来唤去，弃之如同敝屣，则所有官吏的处境可想而知，武则天时代政情的高度不稳和内斗的极端残酷，实态毕露。

为什么宰相群体更替最频繁呢？因为武则天对他们把控最严也最直接。武则天身处大内，既无政绩也无功绩，无以服人；同时自然没有共创事业的部属，堪以寄任。而且，她作为高宗内眷的妇女身份，不方便经常和朝廷大臣聚乐宴饮，了解外请，增进感情。所以，她只能紧紧控制权力中枢的宰相群体，通过他们掌控全局。宰相作为政令下达、沟通内外最重要的渠道，必须盯紧看牢。由于朝廷乃至社会民情、官吏所思所想，只能通过文件和密报等间接途径获取，又要应对篡唐立周的改朝换代剧变，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这些都会极大加剧生性多疑的武则天的猜忌。所以，她采取频繁更替宰相乃至施以毒手的苛酷手段，势所必然。这里是她控制全局的关键，亦是命门所在。

安危系于此地，宰相的治国能力并不重要，竭尽忠诚才是关键。所以，武则天时代的宰相群体有两个特点：第一，实务政绩型官员很少，大多出自政务官员。第二，武氏子弟实际掌权。武氏子弟是武则天政权最稳定的人事，无论他们是否身处宰相位置，宰相都要听命于他们。推而广之，武则天宠幸的汉子，宰相也要接受其统辖。例如征伐契丹时，武三思为主帅，宰相姚璹为副；征伐突厥时，薛怀义为主帅，宰相李昭德为副等等，乃至造天枢、进颂词之类事务，也是武氏子弟统领宰相实施。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央最高行政部门的尚书省，其首长在武则天时代最为稳定，二十一年间仅有六位，分别是左仆射：苏良嗣，武承嗣，王及善；右仆射：韦待价，岑长倩，豆卢钦望。除了岑长倩一人被迫害致死外，其余五人基本平安。左右仆射为尚书省主官，武则天时代曾经改称“左相”“右相”，实际上有名无实，和宰相沾不上边。武承嗣作为武氏子弟，不管担任什么职务都大权在握。尚书省长官之所以相对稳定且平安，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实权。武则天通过宰相直接指挥六部、九卿，作为六部上级主管部门的尚书省形同摆设，主官在位唯唯诺诺，乏善可陈，故各人本传事迹记载寥寥，滥竽亦可充数。韦待价以军功起家，武则天用他担任天官（吏部）尚书、文昌右相，“素无藻鉴之才，自武职而起，居选部，既铨综无叙，甚为当时所嗤”。韦待价自知非治国之才，“既累登非据，颇不自安，频上表辞职，则天每降优制不许之”。武则天为什么坚持把不懂行政的人放在行政主管的位置上呢？其实就是为了将其虚化为承旨画押的华丽道具，便于她直接掌控朝廷。

尚书省上层的人事，如表1所示（分为武则天垂帘听政与称帝两个时段）：

表1

尚书省长官被弱化乃至虚化，但尚书省的职能不可完全废弃，因而出现上权下移的情况，亦即尚书省的左丞（正四品上）和右丞（正四品下）实际处理都省事务。尚书省主官左、右相（从二品）位高权虚，人少稳定，但左、右丞官员颇多，频有更迭，表明他们才是真正主事者。以下级官员主持事务，是独裁者常用的集权手段。由于官位卑下，受到超常重用时感恩戴德，听话卖力。而且，还因为官位卑下，制度上无权参预重大国务，所以让他们参预何种事务，以及参预到什么程度等等，君主皆可随心所欲，权力收放自如。武则天以此手段控制尚书省。

外朝机构主要是六部，其人事任用情况如表2：

表2

人事变更的频度，依次为吏部、兵部、刑部、礼部、户部、工部。用这个指标观察武则天时代各个官署的情况，可以发现它们在朝廷权力结构上的重要性同人事变更频度成正比，越是重要，掌控越严，人事更迭越发频繁。由此归纳出武则天朝的权力秩序及其结构如图1。

图1

这明显是一个以军政为中心的朝廷：一切以皇帝集权独裁为最高目标，由吏部担纲彻底更换官吏队伍，兵部作为权力支柱，刑部作为整肃工具，礼部制造改朝换代的理论与合法性。皇权笼罩于全社会，生产、技术、民生等皆处于从属地位。武则天彻底改变了唐太宗建立的社会发展国策与朝廷架构。

朝廷中最受重视的吏部和兵部，副职的变动异常的频繁，还多次出现其他部难以见到的官员再任的情况。这明显是武则天直接插手，安插委任亲信；同时表明在至关重要的权力部门，武则天倚重副职，越级操控部务，使之完全听命于皇帝。

朝官这条线高级官员的选任情况，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不完全记载，列示如表3：

表3

两《唐书》官员传记固然不能覆盖官员全体，然而，达到一定的量亦足以反映用人原则和基本面貌。根据上表所示，至少可以确认以下两点：

第一，官员大都出自官宦之家。

唐朝建立后，功臣和高官后裔，特别是军功子弟在仕宦上获得优待。唐高宗仪凤年间，魏元忠上封事指出：

当今朝廷用人，类取将门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新官制，按照官职高低分为甲乙丙丁“四姓”等级，确立了优先录用官宦子弟的制度规定，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沿袭这一原则，武则天亦是如此，故官宦出身者出仕比例甚高，功臣子弟更受重用。太宗、高宗朝名将薛仁贵，儿子薛讷，“则天以讷将门，使摄左武威卫将军、安东道经略”。

从唐朝建立到武则天全面掌权，经过了大约半个世纪，许多功臣业已凋零，功勋门第逐渐变味为官宦之家。官宦出身既是政治可靠的凭证，在入仕升迁上受到重视，也是官场的护身符，在仕途挫折罹难时，能够起到从轻处罚或者事过境迁后东山再起的佑庇作用。开国初期的重视功勋，逐渐蜕变为建政后常规铨选时讲究家世亲缘，武则天对此颇为坚持，有所发挥。岑文本是唐太宗任用的宰辅重臣，其侄子岑长倩因此得到重用，高宗时出任宰相，支持武则天夺权，故长年身居权力中枢，直到武则天欲立武承嗣为皇位继承人之际，因为主张维持亲子继承而得罪武则天，下狱处死。此后在朝廷举荐人才的时候，凤阁侍郎韦嗣立推荐岑长倩族子岑羲入朝任职，并说明其为朝廷罪犯亲属，武则天不但批准了岑羲的任用，而且还为受牵连的高管亲属的任用开了绿灯，“由是缘坐近亲，相次入省”。对落难或者受牵连的官宦子弟网开一面予以任用，显然不是个例，而成为规则，维护着优待官宦子弟入仕的一贯方针。

第二，注重名门家世，尤其是亲缘关系。武氏子弟不循正常途径入仕，应置于第二条人事线论述。武则天的母亲自称出自天下名门之弘农杨氏，实为隋朝皇族之杨氏。隋室杨氏因为是武则天外家的缘故，一直受到重用。武周“时武承嗣、攸宁相次知政事”，武则天对地官尚书杨执柔说：“‘我令当宗及外家，常一人为宰相。’由是执柔同中书门下三品。”武氏和杨氏联合坐庄朝政，成为一条规则。

李唐与隋杨乃姻亲，政治上虽为敌手，亲情却深。李渊的母亲和隋文帝独孤皇后为亲姊妹，隋朝灭亡后，李渊对隋杨皇族给予照顾，亲自做媒将隋朝纳言杨达女儿嫁给武士彟，让这位河东木材商人粘上皇亲国戚的边，成为武则天日后飞黄腾达不可或缺的门槛。武则天显然领悟到王朝政治的奥秘，深知金字塔权力结构的顶端是少数门阀士族垄断权力，运用朝廷强力部门作为工具，实现对整个官僚体系的控制。在她的理解中，管理社会的核心不是遵守规则，而是追求权力的无限扩大，笼罩一切。权力需要人来掌握，掌权的人越少则权力集中，越有利于皇权。因此，等级森严的寡头政治成为她的营造蓝图。武氏家族（包括赐予“武”姓的皇子）居于金字塔尖，被选中的士族与近宠佞幸组成朝廷上层。有所不同的是被选中的士族相对稳定，而近宠佞幸与酷吏则频频变动，道理在于这些人作为工具固然必不可少，但落到具体的走狗却需要经常更换。近宠佞幸与酷吏属于第二条人事线研究的对象，留待后述。被选中的少数门阀士族颇受重用，飞黄腾达，纷纷跻身于权力上层，与武氏家族共同构成核心统治集团。例如杨氏家族在“则天时，又以外戚崇宠。一家之内，驸马三人，王妃五人，赠皇后一人，三品以上官二十余人，遂为盛族”；韦氏家族之“巨源与安石及则天时文昌右相待价，并是五服之亲，自余近属至大官者数十人”。

唐朝是贵族建立的王朝，高祖李渊以此为荣，建政初期曾经对宰臣裴寂说道：

我李氏昔在陇西，富有龟玉，降及祖祢，姻娅帝王，及举义兵，四海云集，才涉数月，升为天子。至如前代皇王，多起微贱，劬劳行阵，下不聊生。公复世胄名家，历职清要，岂若萧何、曹参起自刀笔吏也。惟我与公，千载之后，无愧前修矣。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倚重士族和功勋家族成为唐朝人事的重要原则，唐太宗修《氏族志》和武则天重用士族皆为此原则的一脉相传，除了武氏因武则天而破格崛起之外，老牌士族左右高层政治的局面一仍其旧，未有改观。武则天重用士族，寄任之深甚至扭曲制度。唐朝制度规定，近亲不得同时担任高官要职，以防止某一家族权力过大。对此项规定，武则天采取变通的办法规避，李峤担任宰相，两年后其舅张锡也升任宰相，武则天让李峤转任成均祭酒，“舅甥相继在相位，时人荣之”。士族对于权位的诉求也直言不讳。垂拱年间的宰臣韦思谦把两个儿子韦嗣立和韦承庆径直托付给武则天，说：“臣有两男忠孝，堪事陛下。”武则天欣然接受，对韦嗣立明言：“今授卿凤阁舍人，令卿兄弟自相替代。”果如其言，先是韦嗣立接替韦承庆担任凤阁舍人，然后由韦承庆轮替韦嗣立出任天官侍郎，不久又接下韦嗣立的宰辅要职，等到韦承庆去世，又让韦嗣立接任黄门侍郎，前后四度轮替，宛如左右手传接一般。

优待功臣后人，讲究官宦家世，倚重名门士族这三条铨选的基本原则，武则天无不坚持贯彻，比起唐太宗时代逐步开放用人的家世条件，有所倒退。陈寅恪未对武则天用人的实际情况进行整体考察，断言武则天破格用人，培养出新兴阶级攘夺替代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此番议论完全得不到事实的支持。武则天称帝充其量只是僭主篡政，酷吏政治绝非社会革命，新兴阶级亦非权力所能制造，只能是社会生产形态所决定的客观存在。

一朝有一朝的组织原则。武则天朝对于太宗朝组织原则的最大改变，是把对唐朝的忠诚演变为对她个人的效忠。她遴选并重用的官宦士族都遵循这条最高原则。

从小生活在权贵圈子里成长的功臣高官子弟，对于政治人事嗅觉最为敏感，察言观色得风向之先，其中想飞黄腾达的人跟风最紧。丘和、丘行恭父子建唐时立有大功，皆获陪葬皇陵的殊荣。丘行恭之子丘神勣_jì属于最早投靠武则天的功臣子弟，充当鹰犬，出手害死章怀太子，与酷吏周兴、来俊臣齐名；岑文本侄子岑长倩等一批功臣子弟因为支持武则天取代李唐而得到重用，俱见前述。李大亮的族孙李廻秀，在武则天晚年当上宰相，“颇托附权幸，倾心以事张易之、昌宗兄弟，由是深为谠正之士所讥”。

在逢迎武则天近幸方面，王朝体制内的士族亦不遑多让。崔义玄精通儒经，以学干禄，为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出谋卖力，主持审判长孙无忌。因为这份功劳，两个儿子崔神基和崔神庆都得到武则天的重用。武则天晚年，朝中大臣拼死控告武则天的男宠张昌宗犯罪，崔神庆受命审理此案，竟然为其开脱。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为武则天晚年之最爱，士族官员趋势附炎，卑躬攀附，父子三人皆为宰相的韦氏，韦承庆讨好张氏兄弟；几度进谏武则天的宰相李峤，其实和张氏兄弟交情甚深，以至于武则天倒台后，他们都为此遭到贬黜。宰相杨再思历仕三朝，主持政务十余年，地道的官油子。他善于体察上意，皇上喜欢的，他吹捧得天花乱坠，皇上讨厌的，他诋毁得丑陋无比。有人私下问他身居高位何苦如此呢？他道出为官数十载的心得：正直的官员招灾惹祸，唯有望风顺旨才能保全性命。原来赞美颂圣的合唱队充斥着虚情矫饰的歌手，声嘶力竭的领唱者往往最洞悉内里幽暗。杨再思年轻就通过科举，腹有经纶，黠于应对。张昌宗遭诉，群情汹汹。武则天询问杨再思意见，杨再思说张昌宗炼仙丹给皇上服用，皇上身强体健便是国家万幸，所以张昌宗功劳莫大。避开犯罪事实，只谈皇上重于社稷，利君则利国，情郎瞬间成为英雄，迎合了武则天万难割舍的感情。张易之兄弟大宴朝官，饮酒互捧，张昌宗容貌粉嫩而得武则天欢心，一众官员赞美张昌宗貌似莲花，杨再思挺身纠正道：“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这等话术浸染弥漫成为武周王朝的官风。

各路出身的王朝官员汇聚在一起，国家正事做不了，真话说不得，有失品格的种种表演，未必都是他们猥琐卑劣，而是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所致。当然，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过来也强化了那种环境，互为因果，最终无人幸免。于是，官场晋升的秘径变成通途，“时朝廷谀佞者多获进用，故幸恩者，事无大小，但近谄谀，皆获进见”。

拍马溜须而不做事，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敢有所作为。在朝不为恶，偶尔说些合乎道理的建言，这在正常的社会属于常识底线，但在武周却足以振聋发聩，勇气有加，难能可贵。武周时代朝官的水平，后人颇有评论：

豆卢钦望、张光辅、史务滋、崔元综、周允元等，或有片言，非无小善，登于大用，可谓具臣。

苏味道、李峤等，俱为辅相，各处穹崇。观其章疏之能，非无奥赡；验以弼谐之道，罔有贞纯。

崔融、卢藏用、徐彦伯等，文学之功，不让苏、李，止有守常之道，而无应变之机。

崔（融）与卢（藏用）、徐（彦伯），皆攻翰墨。文虽堪尚，义无可则。备位守常，斯言罔忒。

这些评价并非贬低之辞。武则天晚年请狄仁杰举荐宰辅高官，狄仁杰当面询问武则天是否觉得当朝主官乃“文吏”之流，不堪大任？武则天深以为然。一朝皆凡庸，是谁之过？然而，到此地步，不想崩溃只能举贤任能，转机因此萌生，历史总要做出选择。

二、近幸宠臣

武周政权的朝官，在大清洗的肃杀氛围中，实际上已经沦为摆设，把朝廷门面装潢得煞有介事，敷衍日常事务，跑腿当差。真正掌握权力的是第二条线，亦即武则天委以重任的近幸宠臣。同第一条朝官线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基本不经过吏部铨选正途入仕。这条线上的人物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中心层面，有处于权力中枢、出将入相的武氏子弟，以及武则天信赖有加的男宠团队。其次是前台层面，有刮起血雨腥风、致令人人自危的酷吏集团。这两拨人的权力都来源于武则天。

首先来看中心层面的武氏子弟。武则天时代构成政治权力的亲属基础者，有下面这些人。在亲属关系上，他们分别是武则天的侄子和侄孙两代人；在政治秩序上，他们分别被封为亲王和郡王。

亲王

梁王  武三思  武则天长兄武元庆之子。

魏王  武承嗣  武则天次兄武元爽之子。

陈王  武承业  武承嗣弟，追封。

定王  武攸暨  武则天伯父武士让之孙，始封千乘王，尚太平公主后进封。

亲王四人：武三思和武承嗣为武则天异母侄子，武承业为追封，三人皆为侄子辈；武攸暨因为尚太平公主而进封亲王，为侄孙辈，乃特例。

郡王

武崇训  武三思子，尚安乐公主，封高阳王。

武崇烈  武崇训弟，封新安王。

武延基  武承嗣子，始封南阳王，后袭父封，坐私议张昌宗，被杀。

武延义  武延基弟，袭父封，继魏王。

武延秀  武延义弟，封淮阳王。

武延晖  武承业子，袭父封，嗣陈王。

武延祚  武延晖弟，封咸安王。

武攸宜  武则天堂兄武惟良之子，封建安王。

武攸绪  武攸宜弟，封安平王。

武攸宁  武则天堂兄武怀运之子，武攸暨之兄，封建昌王。

武攸归  武攸宁弟，封九江王。

武攸止  武攸归弟，封恒安王。

武攸望  武攸止弟，封会稽王。

武懿宗  武则天堂兄武志元之子，封河内王。

武嗣宗  武懿宗弟，封临川王。

武尚宾  武则天堂兄武仁范之子，封河间王。

武重规  武尚宾弟，封高平王。

武载德  武重规弟，封颍川王。

作为武氏子弟集团的附庸，可以加上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和纪处讷四人。前三人为武则天外甥，纪处讷则是武三思的连襟。

武氏子弟集团最醒目的特色，是完全未见科举出身者。且不论唐朝高度重视文化，自开国以来就建立起文化程度甚高的官吏队伍，从社会发展而言，以武力开国的王朝到了和平年代，其军功集团的后代也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转而向学，子弟通过科举途径入仕晋升，继续仰仗家世门荫者日渐稀少，受人轻视。武士彟作为唐朝开国功臣，其家族子弟这等学历，透露出武氏家族对于文化的态度，落伍于时代。这批武氏权贵中，最有文化，以至于史家给予记载的是武三思，“略涉文史”，仅此而已。他留下诗歌创作的记录是赞颂张昌宗才高貌美，乃神仙王子晋转世。

武氏姻亲子弟，宗秦客、宗楚客、宗晋卿和纪处讷四人同样未见学业与科举记载。如果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第二条人事线，亦即将武则天男宠团队也一并考察，情况如下：

薛怀义原名韦小宝，街头摆摊出身，以魁梧雄壮获得宠幸。武则天为了掩盖这段少年劣迹，令其出家为僧，编入女婿薛氏的士族谱中，主持朝廷宗教事业，找人编撰《大云经》，陈说符命，发现武则天是弥勒下凡。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出自贞观名臣张行成家族。张行成少时追随大师刘炫，勤学不倦，应科举及第，历仕太宗、高宗两朝，为一代名臣。张易之兄弟是张行成的族孙，不可思议的是文化家族的子弟竟然不循科举正道，张易之是依靠门荫入仕的，因为白皙美貌，擅长音声。其弟张昌宗首先被太平公主发掘出来，用得称心，转而推荐给武则天，同样表现不俗，大得欢心。张昌宗推荐兄长张易之说：“臣兄易之器用过臣，兼工合炼。”原来这对兄弟兼具炼丹才能。由此可知，他们自小研修道家房中阴阳之术，耽于学业，故难应科举，只好走门荫之路。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几乎专宠，武氏权贵争相为他们牵马前导，招摇过市，加上以权贪赃，惹来妒忌非议，沸沸扬扬。武则天为了遮掩丑闻，让他们主持朝廷文化事业，集中天下美少年和宰辅大臣们，济济一堂，组建文化机构“控鹤监”，更美其名称“奉宸府”，编撰《三教珠英》等大型文集，煌煌千余卷。

薛怀义的宗教事业，张易之兄弟的文化事业，再往前追溯到北门学士的巨著编撰，有人称之为武则天大力推动的文化盛世。

做出如此不凡成就的张氏兄弟，虽然没有科举出身，亦非胸无点墨，史书记载张氏兄弟勉强能写成文章，至于和武则天酬唱应对的诗文，自有宋之问、阎朝隐等文学工匠代笔。

武氏子弟与男宠团队，以及他们同武则天的关系如何呢？在政治风头上，男宠团队风光无限。早先得宠的薛怀义，乃至后来的新欢张易之兄弟，进出内外，武承嗣、武三思一帮武氏子弟争先恐后为其牵马执辔，献诗赞颂，卑辞厚礼，媚态可掬。作为武周皇族却要竭力逢迎男宠，武氏子弟心有不甘，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与妻子永泰郡主，以及懿德太子等人私下聚集议论，谈到张易之兄弟任意出入宫中，无不愤恨难耐，摩拳擦掌。这些议论竟然不翼而飞传入武则天耳朵，武则天大怒，逼令武延基自尽。私下非议竟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武则天心中的情感天平清晰可见。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政治利益的天平上，武氏子弟才是根本，是武周政权的根基和血脉，武周政权总归要传给姓武的，以至于武则天的亲生子女都要改姓武，试图将他们塞进武氏血脉。武氏子弟充当男宠的马前卒，武则天当然知道，且乐见所为，如果企图反抗则铁腕镇压，绝不留情。这是什么道理呢？并不是男宠金贵，而是武则天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化身和试金石，测试属下是否绝对驯服而已。服从男宠就是服从武则天，男宠不为人齿，却能够做到诚心悦服，证明对于武则天的驯服臻于精纯，绝对到肝脑涂地，万死不辞。

武延基是未经风浪的权贵子弟，自命不凡，这恰是心生二志的萌芽，咎由自取。其父辈武承嗣和武三思则迥然不同。武承嗣写不了诗文，却将马牵得十分安稳，让薛怀义和张易之兄弟享尽荣耀。武三思粗通文墨，双眼如炬看出张昌宗乃神仙转世，亲自写诗，还组织编排大型音乐舞蹈表现仙人下凡的绚丽场面，让崔融动情绝唱：“昔遇浮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藏史姓名非”，把自己感动得涕泗俱下。为什么父子两代差距如此巨大呢？道理就在于武则天同兄弟的关系。武承嗣的父亲武元爽、武三思的父亲武元庆，以及其他诸武的父辈如武惟良、武怀运等等，武则天幼年饱受他们的欺负，尤其是武则天的母亲对他们恨之入骨绝不宽恕，让武则天掌权后给予摧残泄恨，武元庆、武元爽遭黜，配流岭外而死；武惟良、武怀运被诬陷下毒害死外甥女韩国夫人，被处死。武则天的兄弟，自己不死，就只能等待处死。武承嗣和武三思早年都曾随父亲配流边荒，武则天决意篡唐建周以后，出于政治需要才把他们召回京城。骤落暴起，亲尝政治炎凉与绝情，武承嗣和武三思对于姑妈早已胆战心惊，变得十分乖巧，虽然身居高官，却十分清楚权力来自何方，对此顶礼膜拜。这种出格的表现有违自然，看似尽忠，实为恐惧。捆绑到篡唐立周的战船上，构成吴越同舟的共同命运，捍卫武则天就是保卫自身的政治特权，背后的驱动力不是绝对忠诚的感情，而是荣辱与共的利益。

利益为本，必定得陇望蜀。武承嗣欲望和野心膨胀起来，想独占权力，便策动武则天尽诛李唐子孙，同时组织宵小请愿，试图成为太子，吞下武周的果实。武则天未遂其愿，致令武承嗣怏怏而死。作为政治精算师的武则天，是信任有父仇的侄儿，还是相信亲生的儿子呢？武承嗣越界了，利令智昏，自取灭亡。从他儿子武延基非议张易之兄弟一事，武则天难道看不出来武承嗣不为人知的家庭内部只讲利益不尽忠诚的真情吗？武承嗣和武延基父子之死，显现出武则天的底线：皇位传给姓武的亲生儿子，武氏子弟掌控朝廷，成为武周政权的核心。所以，武则天花费更多的心血培育武氏第三代，几乎都封为郡王，出将入相，以保武周江山长远稳固。武则天的政治算盘在内心早已权衡清楚，决不是晚年在大臣的谏言下幡然醒悟，立子继承。大臣们的谏言因为契合武则天的心意而被采纳，同时也给了跃跃欲试的武氏子弟一个无法扭转的交代。通过和朝中大臣讨论继承人问题，武则天也摸清了大臣们的政治态度。她这个决定是明智的，武氏第三代在内政外交上的庸劣表现，根本不可能作为皇帝撑起大局，与其被推翻，不如回归政治合法性。之所以成为糊不上墙的烂泥，武氏几代人皆无学业与科举，已经有了答案。

其次来看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在唐朝，武则天时代首次出现酷吏，完全改变了政治规则和社会风气，影响深远。唐朝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成功的改朝换代，而且是一场重要的政治革新。五胡十六国南北朝分裂时代，恃力使诈成为政治常态，社会上层失德，下层失信，导致国家数百年难以真正统一。唐太宗总结历史教训，致力于重建法律与制度，取信于民。唐朝建立到武周时代将近七十年，垂拱而治，依靠的就是官民互信，制度公平。到唐太宗晚年，“天下刑几措，是时州县有良吏，无酷吏”。武则天僭主当政，威望不足，忧惧群臣不服，便重用一批酷吏大规模整肃异己，构陷告密，开启酷吏政治时代。酷吏政治与武则天执政相始终，甚至长于武周政权的存在时间。武则天倒台之后，酷吏政治随之而去。但是，它没有消亡，而是潜伏在帝制体内，不时兴风作浪。

酷吏作为僭主独裁的主要工具，威慑并实际控制整个官僚阶层，因此，他们无疑处于政治权利结构的顶层。另一方面，酷吏的所作所为，乃秉承上意，因此，他们常常被轻视为君权行使的道具，而非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集团。事实并不尽然，当工具坐大的时候，便逐渐膨胀起欲望，从狐假虎威，假公济私，直至奴大欺主。武则天对薛怀义隐忍再三，唐朝多少皇帝死于宦官之手，说明任何政治集团一旦成形便有了主张和利益诉求。所以，酷吏集团不可仅仅当作皇权的影子简单处理。当告密和清洗全面铺开之后，海量的案件并非君主所能掌控，检举何人，镇压什么，都与发起的酷吏的感情、学识、见地和利益息息相关。他们的指向性变成强有力的鞭子和精神指挥棒，逼迫并规定着官僚队伍的思想观念、施政行为和价值取向，进而深深地影响文化程度不高的芸芸众生，形成弥漫世间的社会风气。最终出现的结果往往和君主最初的政治蓝图不尽吻合，甚至相去甚远，原因就在于君主和酷吏文化水平和利益见识的落差。君主用工具剪裁世界，酷吏则以其品行见识塑造世界。大千世界从来不是单方面所能制造的，而是各方面合力的产物。

酷吏的身世塑造其品行和情感，文化见识规定其眼光和行为。这两者又极大地左右着官僚队伍乃至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吏治庸劣从来都是社会堕落的驱动力。

武则天时代，告密成风，酷吏成群。然而，能够得到武则天重视，挑选出来兴风作浪，成为酷吏代表的主要有以下这些人：

来俊臣，乡间地痞；左台御史中丞。

周兴，少习法律；秋官侍郎，尚书左丞。

傅游艺，吏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丘神勣，官宦子弟；左金吾卫大将军。

索元礼，胡人；游击将军。

侯思止，家奴无赖，文盲；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

万国俊，乡间地痞；朝散大夫，肃正台侍御史。

来子珣，无学，告密入仕；左台监察御史。

王弘义，告密入仕；左台侍御史。

郭霸，吏员，革命举；左台监察御史。

吉顼，进士；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让一个时代陷入血腥恐怖的酷吏，只有吉顼一人是进士出身。少时读过书的仅见周兴，曾经学习法律，为日后翻弄法条打下基础，属于刀笔吏。上述11人中，9人出自乡间地痞无赖，甚至侯思止还是个文盲，却官至左台侍御史，主持监察炼狱。这批人的行迹与文化程度，显然无法通过朝廷正规的仕进考察，所以都由武则天直接提拔重用。武则天用的人，再荒唐也不容议论。侯思止言行举行粗野愚蛮，成为官场笑柄。武则天知道后，怒斥嘲笑者：“我已用之，卿何笑也？”当听说了侯思止那些惊动四座的话语，自己也忍不住喷笑。侯思止丑态百出，在武则天看来却是愚忠可靠，故其官位坐得十分牢靠。11人中，有文化学业者2人，占18%。另一方面，升任宰相的也是2人，同样占18%。文化低同官职高形成鲜明的对照。

武则天时代用人的两条线、三个层面，第一条朝官线基本遵循入仕正常规则考察录用。在武则天酷吏大清洗的恐怖气氛下，动辄犯咎下狱，故上上下下明哲保身，敷衍了事。他们整体文化水平最高，权力却最小，得过且过，形同摆设。第二条线的中心层面，有武氏子弟和武则天男宠团队，文化程度颇低，职位最高，握有大权，构成武周政权的政治人事基础；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基本由地痞无赖出身者组成，通过诬告或者兼进谀词而获重用，飞速蹿升，权势熏天。和中心层面相比，前台层面的酷吏集团是必须的存在，至于具体的个人则需要经常更换，败亡亦在瞬间。他们得意之时极尽残忍，破灭之际人剐其肉，遗臭万年。他们刮起互害之风，自己无一幸免，“既为祸始，必以凶终”。

从人事结构来看，武则天时代是武氏子弟、男宠团队和酷吏集团联合管控朝官，进而掌控全社会；同时也是无知对文化的压制，权力对于法律制度的践踏。

三、士族政治与科举

武则天基本遵循唐朝官员入仕与晋升的铨选原则，另一方面则在权力的上层重用武氏子弟、男宠团队和酷吏，掌控百官的黜骘乃至生杀大权，主宰政局。她重用之人学历低，非贵族名门出身，格外引人注目，以至于有研究者把武则天作为唐朝政局的分水岭，认为武则天大量提拔庶族寒门，改变了门阀士族对于政治的垄断。陈寅恪进一步把视野扩大到北周，认为当年宇文泰组建关陇地区胡汉各族实力人物组成的“关陇集团”，垄断政治直到武则天方才打破。武则天大批提拔科举出身的人入仕，形成“新兴阶级”，如此则武则天不仅在唐朝，乃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都是改变历史进程的领袖。以一人之力改变三代王朝的历史方向，这样的功业恐怕空前绝后。

陈寅恪对于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宏大的问题，启发历史学家去思考和论证。学说的成立，首先要通过证伪的检验，其次才是不同视角的分析论辩，在思想碰撞中发展。

陈寅恪对武则天历史定位的基点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士族政治。首先需要厘清的概念是这个历史阶段的士族与士族政治。士族指的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士族与皇帝为主导的政治、军事势力结合，相互依靠，掌控并长期把持中央王朝到地方的政治权力。曹魏建立“九品官人之法”，表面高举“唯才是举”大旗，很快转为重视家世，到了西晋则日益强调家世礼法，从铨选制度上极大强化了官僚士族的特权地位，世袭垄断政治权力，形成固化的士族政治形态。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大多起自东汉崩溃以后一再出现的大动乱，在兵荒马乱中聚集亲族乡党据险自保，组成自立武装，割据乡村，概称为“坞壁”。几百年的战乱和外族入侵，使得坞壁得以长期维持，遂演变为世家大族，将地方社会碎片化，以至于重新建立的各个王朝都必须得到他们的支持才能控制地方。世家大族大小不等，大者跨郡连州，千家万户；小者数百家一族，武断乡曲。他们通过联姻构成亲族网络，跻身于王朝官僚之中，凭借在乡势力支持政权，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地方。婚和宦是支撑士族长久不衰的两大法宝。士族内部有高下等级之分，这种区分不仅凭借在乡实力和官位高低，还根据文化和声誉，虽然不像确定官品那样清晰严格，但也有必备的条件：连续几代人中出现公卿宰辅一级的高官，属于政治条件；颇有文化学养，遵循礼法家教，属于文化条件。政治和文化两方面条件都具备的世家大族，受到社会普遍的承认与重视，例如北朝隋唐的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士族，韦、裴、柳、薛、杨、杜等关中士族，被视为最高的门第。其下还有各个州郡级别的士族等级，构成从朝廷到地方的世家大族等级结构。王朝在此基础上，结合在当朝官职的高低，编撰氏族谱，作为铨选的家庭条件和分配政治权利的依据。北魏孝文帝开其端，划分甲乙丙丁等第；后续王朝全都跟进。唐太宗修《氏族志》，唐高宗和武则天重修《姓氏录》，表明对于士族等级秩序的高度重视。据此可知，说武则天力图打破士族政治，不知从何说起。兼具实力、官品、文化三者优势的士族，得到各大政治势力的积极拉拢，成为其政权的支柱。他们在朝身居高位，在地雄踞一方，并且根据各自的身份地位形成比较固定的通婚圈，备受瞩目，演变成社会上重视的“门阀”。这种政治生态称为“士族门阀政治”。在确定士族身份等第的时候，文化条件颇为重要，品行与学术决定家族的声誉和社会影响。官职高却没有文化被视为权势豪门，地方上有实力缺少文化的家族被称作豪强，总之同具有文化色彩的“士”难以沾边。所以，士族研究从这个角度区分兼具文化学养者为士族，仅凭官职或者强宗势力者为世家大族。当然，这一区分并不是那么严格。作为统治阶层，常见笼统使用士族一词。

在世家大族或者士族等级秩序的框架之内，其下层被称作“庶族”“寒门”等。以往的研究对于士庶之分并不清晰，如果以五品以上官职划线，那么庶族就是下层官吏直至小地主之家，缺乏权势的中小地主自然被归为“寒门”。他们也被称作“庶族地主”等。然而，无论士族、庶族，他们都属于统治阶层。即使武则天时代出现大量提拔庶族寒门的现象，既不构成“新兴阶级”，也完全称不上“社会革命”，充其量只是统治阶层内部的成分调整。何况武则天任用的官员，如前面列示的三个层面，酷吏多为无业的地痞游民，连“寒门”都构不上；武氏与男宠固然文化水平低，但其家族在唐朝已经上升为功臣权贵，甚至是皇族，无法再用“庶族”指称他们；而朝官的选任与唐朝开国以来的状况没有大的变化。综合三个层面所展示的真实状况，无法支持陈寅恪所谓武则天缔造庶族寒门“新兴阶级”的假说。陈寅恪并未提供实证分析的根据，不知所本，故只能对其结论提出商榷。

其次，陈寅恪提出的“新兴阶级”，最重要的特点是科举进士出身，工于为文。亦即武则天之前，唐朝铨选重视门第家世，用的是“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而武则天破格录用科举出身者，形成与所谓“关陇集团”对立的“新兴阶级”。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1.支撑起北周、隋、唐政权的旧家，亦即所谓的“关陇集团”的存续状况。宇文泰以后来所封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等二十余家创业家族为核心建立西魏、北周政权，所言甚是。但是，这一创业功勋集团从北周宇文护专政时起就遭受猜忌和镇压；北周武帝辉煌的功业昙花一现，人亡政毁；杨坚政变建隋，抑制并清洗宇文泰组建的关陇集团主要家族，隋炀帝则重用江南士族。李渊建唐，依靠的是河东士族与大姓，唐太宗则强调用人上的五湖四海。这一历史进程呈现了走出关陇的清晰脚印。政权长治久安的人事基础在于用人区域和社会阶层的广泛性，统治者只要不失心智，自然深谙个中道理。

2.政治史所讲的地域政治集团，是指集中任用某地人的政策与原则。西魏、北周的统治地域仅仅局限于关陇地区，只能任用关陇人事，别无他选，并不是拥有广阔的统治区域而有意识地专门任用关陇人事。所以，所谓“关陇本位政策”或者“关陇集团”，说了等于没说。更何况严酷的政治现实，生死攸关，且政治目标与利益各不相同，从来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甚至是一朝天子数朝臣，哪有一朝大臣数朝皇帝，更加不可思议的竟然是一朝大臣三代王朝，从理论到现实都不成立。从宇文护到隋文帝，执政者仅有关陇地区的从政经历，故人事基础局限在这里。即便如此，他们也在扩大用人的面，压制宇文泰的创业“旧家”。明白无误的变化出现在隋炀帝时代。隋朝成为全国性政权之后，用人的区域日渐扩大。隋炀帝曾经指挥统一江南的战争，皇后又出自南朝皇族萧氏，故他重视南方，拔擢江南士人，委以重任，甚至主导朝政，极大改变了关陇官僚居多的成色。唐朝自创业时起，就以太原组建的班底构成核心人事圈，笼络山东士族。武士彟就在此时进入政治核心圈，崛起于政坛；武则天也是因为功臣之女才选入宫中，日后执掌权柄。武氏是李唐政权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他创业家族命运与共，构成唐朝人事的基本盘。武则天出于一己之私，打压李唐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但她主要用没有社会根基的酷吏集团作为打手整肃官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僚队伍的成分和用人路线。其道理显而易见，武则天要的是至尊皇权，而不是摧毁自己赖以生存的政权根基；她要在最高权贵阶层中长期占有武氏一席之地，并不为酷吏之流痞子政客谋求利益，改变权贵阶层的结构；她处心积虑推进李、武联姻，就是为了补武氏合法性短板从而获得长远安定；她深知根深蒂固的士族阶层的重要性，所以对韦氏、杨氏、崔氏等老牌士族笼络重用，甚至让他们父子兄弟同时身居要职，宽容他们对于男宠团队乃至武氏子弟的轻蔑；她扮演官僚、“旧家”敌对者的角色以煽动下层，却没有改变李唐依靠官宦士族的组织路线。所以，武则天表面上看似泼辣凌厉，其实内心极其精明，她走在极端政策的边缘，却在最关键之处未越雷池一步。从本质上看，她是士族政治的坚定维护者，而非掘墓人。

北周隋唐的相关性在于三代王朝的建立者同出一源，此偶然现象的关键在于北周、杨隋皆短祚，事起仓促，只要不是被其他政治势力所征服，剩下的便是同一平台脱颖而出的新秀。新的创业者都是受到当政者压迫而心生异志的雄才，而非同一事业的前仆后继者。理念、目标和利益各不相同，如何构成同一体质的政治集团呢？所以，所谓的“关陇集团”把持北周、隋、唐三朝政治的议论，属于想象的建构。

不存在垄断三朝政治的所谓“关陇集团”，却出现一个确定不移的现象，那就是官员铨选与晋升中，科举出身者日益增多，反映出对于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成为大势所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这一趋势究竟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还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

自从东汉末年董卓被杀时起，朝廷就失去了对全国的统制，内战爆发，一步步沦为彻底的分裂割据，直至唐朝建立为止，中国在战乱和分裂中度过了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漫长岁月，其间虽然有过西晋和隋朝短暂的统一，却都以失败告终。分裂战乱的时代，真理由思辨的洞彻发现沦落为暴力的胜负角逐所决定，乱世的最高道理就是胜利。所以，这个时期过眼云烟般的繁多政权无不把实力和功绩作为用人的根本标准。曹操一再发布《求贤令》，公开倡导重用反道德能取胜的人，开启其端。魏文帝时代创立“九品官人之法”，任命中央到地方各级中正官来评选人才。这个制度存在根本性的内在冲突，亦即选用士族来贯彻“唯才是举”，不啻缘木求鱼，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走向反面。士族出身的中正用“家世”条件评定人才品级，结果“九品中正制”成为加强并固化士族门阀的强有力机器。另一方面，频仍的战争涌现出许多勇武的将领，在军事化的国家机器中占据主流。“九品官人之法”制造门阀士族，军国体制制造军功阶层，源源不断，在王朝政权内混杂合流，形成门阀和军功两大特色，在权斗中共存。权斗源于军功阶层对于文化和士人的蔑视，痛下杀手，必欲将其奴仆化。北魏崔浩事件等等，层出不穷的文化大狱莫不因此而生。共存则是对现实的屈服。攀援上权力宝座的各色人物，无不企图固化既得利益，军功和权势皆不可长久，丛林互噬注定没有胜者，欲求长在，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转变为门阀，故不可一世的军功阶层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与士族合流，借其金字招牌悬挂在列戟的大门之上。北魏孝文帝确定胡汉姓族等第，令其通婚联姻，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道理如出一辙。皇帝亲自做媒，不是开婚姻介绍所的业余爱好，而是营造铁打江山的专业操作。

军功士族门阀政治，是东汉灭亡以来中国长期不能统一、政权无法稳固和不断发生社会动乱的根源之一。因此，想要建设稳固富强国家的统治者都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任何根本性的社会变革，一定依靠法律、制度乃至文化价值观的改造重塑。人治最不可靠，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人治，既可行善，亦可为恶，方向上飘忽不定，则易于颠覆。隋文帝建国之后，断然拆除士族门阀政治的制度台柱，“九品及中正至开皇中方罢”。自曹魏创立以来沿用数百年的“九品官人之法”终于被废除。此举有利于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故为后面的王朝所遵循。

军功士族门阀政治是战乱时代军国体制的产物，打破门阀政治不仅是制度的变革，更是治国理念的转变。古人说马上得天下，王朝是靠武力打出来的。可是，政权建立之后，国家能否继续采用军国体制管理呢？唐太宗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还是秦王、天策上将的时候就积极延揽四方文学之士，皆为一时之选，其佼佼者号称“十八学士”。戎马倥偬之际，唐太宗仍然和文士一起深入研讨如何治理国家，从根本上认识到治国不能采用军事命令式的行政强制，更不能听任权力恶性膨胀，凌驾于一切之上，必须讲道理，重规则，建立完善的法律与制度，提升社会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实现国家繁荣强大、长治久安的目标。政治路线须要人去落实，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所以官吏铨选至关重要。隋文帝废除“九品官人之法”，代之以科举考试，隋炀帝进一步确立进士科的主流地位。唐朝建立之后，强化了科举在铨选中的比重，特别是唐太宗以军事统帅的威望率领创业的军功部属转变崇尚武力的思想观念，积极倡导文治，大力办学，拓展科举入仕的途径，坚持不懈，推动社会形成尊重文化、推重科举的风气。唐朝科举设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秀才科后来停止，明法、明书、明算三科为专门科目，故常设科目为明经和进士。盛唐以后进士科越来越显赫，压过明经科，求仕进者趋之若鹜。唐五代时人王定保撰述唐代科举状况，说道：“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搢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显而易见，唐朝甫建即大力推进科举制，发展迅速，到唐太宗贞观年代已经被世人视为仕进正道，很受尊崇，以至于权贵子弟通过门荫或者军功起家者都以不能由科举入仕而深感不足，一生抱憾。唐太宗以广收天下英才为己任，当年见到新进士缀行而出的场面，欣然说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偃武修文打下唐朝将近三百年的根基。文化的盛大，不是用读书人的多少所能表现，最重要的是社会各个阶层都崇尚文化，以此为荣，蔚然成风，这就是王定保盛赞贞观时代的立论所在。读书人虽多却甘当鹰犬，重用近乎文盲的酷吏镇压士人，哪怕编撰出颂扬的诗文，王定保并不以为是文化盛世。把科举作为入仕正道是唐朝既定国策，坚持推动，不待武则天方才肇始。这个重要转变是军功立国后走向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具有客观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唐太宗并无首创之功，却是及早的觉悟者，避免了有害无益的弯路和折腾。

科举制同九品官人之法相比，颇具公平性。后者注重家世出身，造成士族高门几乎垄断官场的僵化局面。科举则允许士子报名投考，凭借个人成绩录用，打开了社会下层之人上升的通道。侯君集、孙伏伽等都是自寒素举进士入仕、初唐位居朝廷大臣的著名例子。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居住在邺城的陇西人李义琛、李义琰兄弟，及其堂弟李上德三人同年考上进士，成为佳话，载入史册。投名报考的科举制一旦取代九品官人之法，下层士子入仕的比例必然越来越高，毋庸置疑。然而这是一个发展的进程，积累数十年的科考，到武则天时代寒门出身增多，只是结果的呈现。社会的进步必定是人身及身份性限制的日益解除。科举制代表的正是这个方向。

需要特别指出，论述科举制时往往把录用人数的增多作为制度推进的直接有力证据，实则南辕北辙。科举制不是一般的入学考试，而是入仕当官的铨选，所以不可能大量录取，其名额由每年需要补充的官吏员数来决定。唐太宗励行小朝廷，精兵简政，其组建的朝廷人数有各种记载，这里选取较多的一种，《新唐书·百官一》记载：“初，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乱世的社会平均年龄颇低，故初唐朝廷需要世代更新的人数很少，决定了科举录取人数必定较少。依照唐朝“壮室而仕，耳顺而退”的三十年仕宦期，到唐高宗年代，科举录用人数呈现梯度增长，并随时代推移构成阶梯式上升，都是自然而然之势，绝非个人一己托天之功。

依据官吏世代更新的需要决定科举登科人数的原则，唐高宗显庆二年（657），主持人事的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上疏，核算当时内外文武官，九品以上者13465人，取大数放宽至14000人，每年补充500人都要多出不少，而当年补充了1400人，超过需要2倍多。亦即唐高宗时代，科举登科加上依靠门荫等入仕者早已供大于求，不能再扩大科举登科人数了。由此可知，唐太宗贞观时代科举录取人数较少，反映当时严格执行职官的编制。高宗时代已经在10∶1的求仕压力下增加了很多登科名额，人浮于事。到了武则天时代，为了夺权乃至篡唐建周，武则天“务收人心”，做了重要改变，一是取消考试糊名，致使贿赂公行。例如来俊臣握生杀大权之时，大肆收受请托，每次铨选都要违法安排数百人入仕，至于王公权贵的插手科考，难以尽述。二是不按成绩，任意扩大录取人数，天授二年（691），十道举人，大批拔擢官吏；长寿元年（692）一月，武则天接见各地举人，“无问贤愚，悉加擢用，高者试凤阁舍人、给事中，次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数以百计。而且还开启了试官制度，大批未能通过考试和品行考察的人，先行任职，把政务和民生当作儿戏。新录用的官吏如此之多，致使各个部门冗官泛滥，社会流传歌谣称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

官多至滥，并不会给下层寒士带来普遍的机会。武则天任用士族主持铨选，李峤录用权势之家的亲戚二千余人，以员外郎身份到各部门掌管事务，同在编的主官发生激烈争执，甚至互相殴击。此类官场乱象，是士族权门内部利益之争，和平民有什么关系呢？在古代史上，冗员滥官从来是权力泛滥的表现，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公平。从武则天时代到中宗、睿宗朝急剧膨胀的“墨敕官”“斜封官”，请托贿赂充斥官场，便是其结果，而庶族寒门更无升迁的希望，如何形成与士族“旧家”对抗的“新兴阶级”呢？冗员滥官是对法制的破坏，绝不是科举制的进步，更不是所谓的“社会革命”。只有一律平等的公平制度，才是下层士子的上升通道。

武则天时代的官僚阶层，呈现出非制度性越级提拔的武氏子弟、男宠团队、酷吏集团真正掌握权力，控制朝官的状态。朝官则基本遵循铨选途径入仕，没有改变唐初以来士族与官宦子弟为主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最重要的社会变革是科举制取代九品官人之法，拆除士族门阀政治的制度性支柱。这场变革肇始于隋朝，成为主流而蔚然大观于唐太宗时代，武则天时代未见制度上的进步，冗员滥官却对制度造成重大伤害，反而阻碍了寒门士子的正常上升。

文章节选自《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 刘永华 著 三联书店2024-11）

危机_（节选）

光绪九年程氏兄弟分家之后的最初几年里，无论是清王朝还是程家自身，似乎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分家十几年后，这个世界发生了几次令人震惊的事件。甲午一役，大清海陆军败北，朝廷不仅面临巨额赔款问题，国内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维新运动接踵而至，但不久即告失败。随后是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年的巨额赔款。程家自身的变化发生得要早些。光绪十六年、光绪十八年，允亨的双亲先后去世。光绪十九年，同仓成亲。一年后，新一代出生。程家完成了新一轮的代际继替周期。此后，八国联军攻占北京那年，程家发生了家计危机。这些发生在一个王朝和一个农户层面的国事与家事，并非没有丝毫关联。这两个层面发生的事件，以及其他一些因素，都在程家家计危机的发生中扮演了或大或小的角色。

国事与家事

为理解这一时期程家的生计环境，我们先来梳理一下此期对程家生计影响最大的两种商品——大米与茶叶——的价格。太平天国后期，江南、安徽、江西一带米价大幅上涨。

太平天国结束后，各地米价普遍下跌。从 19世纪70年代中叶至80年代中叶，米价基本保持稳定。此后价格逐渐上涨，1895年的米价比1875年上涨了50%。至清朝覆亡时，米价比 1875年上涨了1.5倍。可以想见， 1895年前，米价上涨相对缓慢，而此后15年的时间里，价格涨幅较大。回到婺北米市， 19世纪后期价格运动的总体方向与其他地区相似，不过 19世纪末以前的涨幅不甚突出。如表 7.3所示，太平天国后，婺北地区的米价大致回落至19世纪40年代的水平（但略低于道光十九年、二十年），这个价位基本维持至90年代中期。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国米价攀升的影响下，婺北地区的米价也迅速上涨。光绪二十二年米价是每石2.5元，光绪二十六年攀升至3.06元，比光绪二十二年上涨了22%。那么茶价呢？根据第六章的讨论，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茶价为0.19元/斤左右，较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后的价格（0.13—0.15元/斤）稍有回升，但远低于运动爆发前的水平（ 0.29元/斤）。分家后，茶价一度有所下跌（ 0.155元/斤），光绪十八年后稍有回升（ 0.166元/斤），但仍较分家前低了将近13%。与此同时，跟分家前相比，程家生产的茶叶总量也有所下降。分家前，每年产茶 2担左右，分家前几年甚至达到年产 3担的峰值。分家后因茶园分割，产量回落至年产1.5担至2担余的规模。因此，分家后的十余年时间里，米价和茶价/茶叶年产量之间的剪刀差有所缩小，但收缩幅度不算大。至 20世纪之交，随着米价的攀升，这个剪刀差才进一步收缩，开始对程家的生计构成威胁。

除了茶叶收入稍有回落外，这一时期程家的其他现金收入也有一定缩水，其中最重要的是山货。山货在程家现金收入中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仅次于茶叶，最高时全年收入可达近19元（分家前）。

但分家后，仅光绪二十一年、光绪二十二年超过10元（分别是13.20元和11元），其余年份都在9元以下。这一时期投入收购、加工黄精和挖掘葛根、制作葛粉的时间，都出现了大幅下降的情形。截至太平天国前期，在这两种山货的生产与贸易方面，程家共投入253日，占所有生计行事投入天数的8.42%；太平天国结束后至分家前，劳动投入增加至767.5日，在生计投入时间中的占比上升至 13.05%；分家后，劳动投入下降至99.5日，占比降至仅 2.65%，两者的时间投入，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大幅下降。细读排日账，山货收入的下降，跟葛粉产量的下降有直接关系。分家后，程家投入葛根挖掘的时间越来越少。这一方面跟分家后程家劳力的减少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经过数十年的密集挖掘后，葛根资源逐渐减少（同期制作葛巾的时间也减少了，两者应该是有内在关联的）。其结果是，分家后，程家从山货获取的现金收入逐渐下降，这对 19世纪 90年代以后的程家生计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不过，对程家生计带来影响的，并不限于米价、茶价的波动和山货收入下降的问题，借贷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根据托尼（ RichardH. Tawney）的说法，借贷是历史上乡民社会的基本问题之一，他曾经指出：“在所有小农经营耕作的国家里，乡村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工资收入问题，而是借贷问题。”在困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户生计的各种因素中，他将债务视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的看法得到了其他研究的证实。据陈翰笙30年代的调查，广东番禺调查的67个村子中，有50个村子的负债农户占70%以上。他估计，整个广东有三分之二的农户负有某种债务。他指出，广东农户的借债，十分之三是因为疾病、婚丧或其他临时的费用，而十分之七只是为了购买粮食养家糊口。由于本书开头谈到的那场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发生的危机是由债务引起的，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此前十年（1891—1900）程家的债务状况。

从排日账看，程家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并非完全不举债，但这些债务数量不大，在程家的偿还能力范围内，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分家后最初几年。光绪十七年，程家仍无数额较大的举债记录。不过此年发开过世。次年，发开的妻子也亡故。当年出现了两笔举债记录。第一笔发生于三月初十日，通过抵押田皮一秤，向廷远祠借入5.5银元。第二笔发生于同月廿五日，从余味山祠借来英洋22元。这两次举债原因不详，不过主要原因估计有二：其一，支付前一年与本年为发开夫妇办理小规模丧葬仪式的开销；其二，支付同仓娶亲的聘金。光绪十八年四月二日，也就是允亨母亲过世不到三个月后，程家举行了订亲仪式，聘金46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已经超出了当时程家一年茶叶销售的毛收入。加上公堂礼、谢媒人钱及举办婚礼酒席等各种费用，这场婚礼的开销当不在60元以下。如计入排日账记录的其他相关开销，此年的仪式与礼物开销高达73元余，为全年总开支的68%。

允亨的儿媳是在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进门的。在此前后，发生了一系列借贷行为。第一笔发生于进门十天前，程家以田皮字一张为抵押，向一位村民借入英洋5元。第二笔发生于此次借贷一个月后，也以田皮字一张为押，从一个会社借入英洋 10元。这两次举债很可能是为了支付同仓成亲酒席的开销。这一年的第三笔借贷发生于八月十四日，当天允亨从兄长和一位村民处借来11元，当天归还给余氏云青祠，取回契字（总共花销 24元，另 13元由允亨自筹）。七天后，程家再次以田皮字为押，从余味山祠借入英洋 20元。这几次借贷应该也是为了处理娶亲的费用，而第三次借贷显示，程家期望通过资金的周转，保住自己的一块耕地。

光绪二十年三月初二日，程家支付了2.3元，赎回一处茶坦的契字，这是当年发生的唯一与借贷有关的行为，而且这次还是取赎而非举债。光绪二十一年发生两次借贷。第一笔发生于正月十五日，程家以庄下田契为押，从一位村民手上借入英洋13元。第二笔发生于六月初七日，这次以牛栏田契为押，从一位村民那里借入英洋 17元。光绪二十二年五月，程家再次以顿底田皮字为押，从一位邻居处借入英洋 10元。这三次举债的用途不详，很可能是为了分拆前两年所借债款的利息及支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允亨孙子“做三朝”的开销。自光绪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程家的排日账已佚。不过从光绪二十六年程家的债务清单看，这几年程家共借入 6笔款子，其中光绪二十四年（1898）借入4笔，光绪二十五年借入 2笔，总计 65元（详下），占清单所列债务总额的一半余。由于这几年的排日账没有保存下来，这几笔债务的用途已无从知晓。

那么，这些债务对程家带来多大的经济压力呢？我们来看看沱川的借贷利息问题。综合排日账记录的的借贷案例，沱川借贷利息大概有三种情况。其一，无利。这种情况很少见。前面提到，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九日，发开从母亲手上借到8两余银子，没有还款记录，应该是无利的。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允亨归还有兴2元，排日账记录“无利”，查借入时间是三月十六日，可能因时间较短，有兴没有收利息。其二，10%左右。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咸丰五年七月七日，发开向彦兄借钱，“言定加一”，也即年息率10%。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允亨向春元借入5元，次年五月二日归还，刚好满半年，利息为240文，可求得年息率为9.6%。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允亨从兄长允兴处借入6元，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支付利息1元，外加铜钱100文，可推得年息率为 9.2%左右。不过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升至 16.7%。这个案例说明，就算关系很近的亲属，也会收取不低的利息（下面余熊能借贷例也是如此）。其三，20%左右。这种情况最为常见。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发开向社会借入400文，次年二月二十二日归还本息共480文，可求得年息率为20%。光绪十九年八月十四日，允亨从钦五祠借入5元，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四日还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为20%。光绪十八年四月初十日，允亨从外甥余熊能处借入1元，六月十九日还，付利息30文，可求得利息率为 18%。光绪十九年八月九日，允亨向灶子母借入5元，光绪二十年八月八日支付利息1元，年息率为20%。前两例是向会社、祠堂借贷的事例，后两例是向个体借贷的事例，除余熊能事例可能因有亲属关系利息稍低外，其他均为 20%的年息率。此外，排日账中还记录了以田地、房屋为抵押，利息以租谷形式交付的事例，也不多见，兹不赘述。

参照光绪二十六年程家债务清单，从历年借贷数额看，光绪二十三年以前，程家的借贷总数累计54元；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二十五年两年累计70元。可见光绪二十三年之前，程家借贷问题还不算严重，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甚至没有借入大笔款项（同时，光绪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程家的收入不错），如以20%的年息率计算，每年需偿付利息10.8元，其数额尚在基本可控范围内。相比之下，光绪二十四年后，借贷数量明显增加，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共借入70元，特别是光绪二十四年借入了50元，程家的财务状况急转直下。如以20%的年息率计算，每年需偿付利息24.8元，如以光绪二十六年程家的年收入计算，程家每年需支付的借贷利息，就高达年收入的64%，这还没计入米价上涨造成的经济压力及其他小笔借贷的利息。因此可以断定，随着债务的大幅增加，程家仅仅靠生计收入已无力偿清债务。使情况变得更糟的是，田地的抵押，意味着程家每年必须缴纳更多的地租，程家自身的口粮供给能力也受到影响。

光绪二十六年发生的一笔不成功的交易，直接影响到程家资金的周转，也有必要稍做讨论。程家生产的茶叶，一般是由茶商前来沱川收购。这一年华北爆发义和团运动，茶叶市场似乎不太顺畅。根据当年的海关报告，截至 1900年上半年，中国多数地区贸易正常进行，华北地区只是到了 6月局势才开始变得严峻，但其他地区贸易照常进行，长江流域的局势风平浪静。在上海茶市方面，跟1899年相比， 1900年红茶出口英、德、美、俄四国的数量有相当程度的提高。报告还提到，此年徽州茶（Hyson）的交易数量跟上一年相似。不过报告也显示，1900年中国的绿茶出口量，比上一年少了13300多担（但较之 1898年增加 15100多担）。报告还提到，“绿茶市场于 6月8日开启，开始出售的是少量平水茶，其价格比前一季度开市低了大约10%。茶叶质量与 1899年不相上下；但由于对主要消费市场 —美国—的预期很糟，一开始成交量很小。但是，后来需求增长，7月中旬前，价格已回升了 5%—10%”。国际贸易的波动，尽管对总出口量的影响不大，但可能造成地方茶市的震荡。

据排日账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四日（1900年5月31日），“己早晨挑茶乙头上小沱，遇汪顺意兄家卖，未卖，转回家”。五月十一日（ 6月7日），将茶叶售予休宁大连的一位茶商，总计茶叶177斤余，售价英洋29元余。不幸的是，由于某种原因，这位茶商一直没有支付购茶款。于是从此年六月至次年十二月底，允亨频频前往大连催账，但每次至多讨得一、二元，有时甚至空手而回。上海绿茶市场开市的日期，晚于程家出售春茶的时间，因此不能说开市初期茶市的行情，会直接影响到徽州地方茶市。不过上海茶商对市场的基本判断，会辗转影响到徽州茶市，则不无可能。毕竟，茶叶在一段时间内找不到买主的情形，是程家此前从未遇见过的问题。而且茶叶出口量的下降，也可能给茶市带来震荡。最后买入程家茶叶的吴发祥，是大连人，程家此前对其为人应有一定了解。如果他是一个经常赖账的人，程家应会有所耳闻。因此，此人可能受到茶市波动的影响，本身也折了本，因而无力偿付购茶款。这笔茶款的金额看似不大，不过对当时负债累累的程家来说，却事关自身的资金周转和借贷信用。无论如何，最终悲剧还是发生了。

此外，允亨自身的消费习惯，也给家计带来一定的压力。对比允亨与发开的排日账，允亨似乎不如发开节俭。他不时请朋友打平伙。他还有饮酒的嗜好，平日经常到食杂店买酒买菜。笔者观察到，分家后允亨买酒的次数似有变化，特别是到了光绪后期，经常买酒喝（参见第八章）。在生计逐渐恶化的时期，这种嗜好无疑会增加开支压力。

总体而言，程家家计危机的出现，主要原因不在于茶款没有着落导致的资金紧缺问题，而是经过数年的累积，程家举债的数额已经达到难以偿还的危险境地，即使在正常的年份，他们也丧失了偿清债务的能力。而这些债务的产生，并非由于国际的、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政经变动，而是由于两三场人生礼仪，尤其是娶亲的昂贵开支。假如程家将娶亲时间推迟几年，他们还会借入这么大笔的债款吗？未必。但是我们能说，这场悲剧纯粹是因为允亨个人决策的错误？也许不能这么说，毕竟影响程家生计的米价、茶价波动，是受到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市场影响的。因此，在这场灾难中，包括米价上涨、茶价稍有下降、山货逐渐枯竭在内的经济局势，加上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短时段的政经局势，以及允亨的个人嗜好及作为家长做出的决策，都在这种灾难的发生过程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危机的应对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的危机，似乎来得有些突然。事发七天前，允亨还在家中筹办一场酒席，并请人前来“做伙头办碗”。次日，接女婿，请来几位亲友吃酒。这似乎是允亨长女的出嫁酒。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允亨如常砍柴、休息。然后到了二十四日，便发生了债主带人抬走他家中猪的事。但继续往回看，我们发现，九月十五日，允亨就以 10元的价格，当出了一处田产（参见附录六）。那位债主很可能是了解到程家债台高筑、屡次讨债未果后，才带人抬走他的猪的。

危机发生后，允亨似乎有些震惊，接下来的两天内，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似乎不知如何应对。二十四日，排日账只交代“己在家嬉”，又记录“欠少云先生娘来取账，旺成经手，带鸟人（鲸）〔掠〕玉猪去”。后来他在一张纸条上交代，带人前来讨债的债主是巧娇嫂，而抬走猪的是一位“烟鬼人”。次日写道，“己在家里事，欠账难身”。终于，十月廿六日，也即危机发生后的第三天，程氏父子委托本族的程敬敷和好友余添丁前来清理债务。当日，他们俩“到余架家、余竹孙家二家账项，了通无阻”。后面这两位是程家的债主，允亨大概请敬敷、添丁去商讨债务事宜。他们还拟了一份程家债务清单，这份清单夹在光绪二十六年排日账内，保存至今：

借来账项人员述后：
启架兄家：
癸巳八月廿乙日借来英洋贰拾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乙未正月十五日借来英洋拾元。有庄下田皮约乙纸，又加拾贰员。
六月初七借来亦洋拾柒元。有牛栏田契乙纸。
祝孙兄家：
戊戌五月廿九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己亥五月廿八日借来英洋叁元，又利洋贰元。三共贰十元正。
兴良兄家：
戊戌七月十七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中见胞兄。
素从祠：
己亥六月六日借来亦洋拾元。有庄下田皮约乙张。
培掘祠：
戊戌五月初八日借来亦洋拾伍元。有顿底田皮约乙纸。
万青兄：
戊戌二月初乙日借来英洋伍元。有牛栏田契乙纸。
成林祠：
甲午三月十六日借来英洋拾贰元。有牛栏田契乙纸，中见胞兄。

根据这份清单，程家借贷的重要账款共10笔，最早的是光绪十九年（1893）的一笔债款，最晚的是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债款，其中光绪十九年借入20元，光绪二十年借入 12元，光绪二十一年借入 22元，光绪二十四年借入50元，光绪二十五年借入 20元，所涉债务共 124元，约当这一年程家茶叶销售毛收入的4倍多。

为偿清债务，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十月二十七日，“出当青（布）三丈零七寸，又白布三丈八尺零八寸，又青布三丈五尺零贰寸，托兴娥嫂出当英洋贰元正”。同时，“又去英洋二员上素从祠利，掉字乙纸，（伏）〔复〕写一纸，写屋契字一张，付素从祠”。素从祠是清单所列债权人之一，程家借入 10元，此次除支付利息外，还重新立契，以房屋抵押，估计通过这个办法，取回了此前抵押的庄下田皮契。其次，十月三十日，“己同儿托余添灯兄、敬敷弟卖池鱼卅六斤，每洋四斤，计英洋八员，（低）〔抵？〕账”。将鱼塘养的鱼出售，得价8元抵债。再次，十一月初一日，出售顿底、庄下田皮二处，筹得英洋80元。初五日，又支银 5元还培拙祠（应即账单中的培掘祠），将顿底田皮契赎回，同时将菜园一处抵押给该祠，计价10元。初十日，大概账目基本处理完毕，请余添丁吃酒。

排日账中夹了一张纸条，上面交代了程家出售田皮等物业、财产的详情，很可能是允亨在料理账目的过程中写下的：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乙日，巧娇嫂倩烟鬼人抢去猪乙口，因身该欠账项甚多，只得向家兄及瑞弟商情，将顿底併庄下贰处田皮共八秤，卖与余慰农兄家，计英洋捌拾员，支洋陆拾员还慰农兄，账项清讫。支洋拾贰元还兴良兄，帐目清讫。支洋伍元还培拙祠，下欠拾员，将门口前菜园押在祠内生殖。支洋柒元还巧娇婶，将猪乙口抵英洋陆元五角。又将塘鱼叁拾乙斤抵英洋柒元五角，三共还贰拾乙元，清讫。支洋贰元还素从祠利钱，下欠英洋拾元正，将身住屋当与祠内，长年加贰行息。

这份文件交代的信息，远不止于出售田皮，还包括前面提到的卖鱼等信息。出售田皮得到的 80元中， 60元是用于向买主还债，实际仅收到20元现金。然后偿还兴良 12元（上面的清单欠 15元）。程家共欠巧娇21元，猪估价 6.5元，鱼售价得 7.5元，另付 7元，偿清了债务。此外就是需要偿还几个祠堂的欠款，培拙祠欠款是15元，付还 5元，另欠 10元以一块菜园做抵押；素从祠欠款是10元，以房屋做抵押，这一点前面已谈到。对照前面的清单，程家还需偿还启架47元，万青 5元，成林祠 12元，共计64元，仍是一笔不小的欠款。

经过这场危机，程家无疑已经元气大伤，经济状况濒临破产。允亨自身似乎深受打击。十月二十九日，他在账中写到：“己在家事体多端。”十一月阴雨天气多，他常在家中休息。十二月，他接连生了八天病。手头拮据，他没有找医生诊治。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再进大连找吴发祥讨债，仍是一无所获。尽管如此，他也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他继续参与劳动，上山砍柴、帮人扛木材。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托敬敷出燕山买来小猪一头，要价 2.8元，他手头没钱，买猪的钱只能暂时先欠着。

就字面意义而言，两河流域文明或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就是发生在两河流域的文明。这个定义只指出了文明发生的地点，只回答了“在哪”的问题，没有涉及这个文明的突出特点。这个文明的突出特点是什么？我认为是文字，即楔形文字。如果根据一个文明的特点来给这个文明下个定义，那么，我现在谈及的这个文明应该叫楔形文字文明，即用楔形文字记录语言以储存和传递信息的文明。这个定义可以摆脱地域束缚，把地理上不属于两河流域、却使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因而属于楔形文字文化圈的古代西亚地区的文明都囊括在内。“书同文”是这个文明的最显著的特点，也是最大“公约数”。因此，我首先从文字谈起。

一、“书同文”。“书同文”就是用同一种文字书写，上古时代的整个西亚地区几乎都用或曾用楔形文字书写，因此可以说，他们“书同文”。但他们的“书同文”只是一种表象，与中华文明中的“书同文”貌合神离。貌合是说，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对以古代两河流域为中的西亚地区而言，还是对中华文明而言，“书同文”都意味着在一个跨行政区、甚至跨国界的广大地区使用同一种文字，西亚上古时代的大部分族群都曾使用楔形文字，中华文明使用汉字，此所谓二者貌合。神离是说，楔形文字书写的语言非止一种，而汉字书写的语言只是汉语一种(指在中国境内)。

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南部是楔形文字的发祥地。早在公元前3200年前后，苏美尔人就发明了楔形文字，并用它来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苏美尔语(苏美尔人把自己的语言叫作eme─gi7“土著语”)。早在公元前2700年前后的早王朝时期，苏美尔人在用楔形文字书写苏美尔语文献的同时，时而也用楔形文字书写阿卡德语文献。阿卡德王朝时期(公元前2334—前2154年)，阿卡德语成为官方语言。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除一些文学作品外，几乎所有文献都用阿卡德语书写。由于楔形文字是为苏美尔语发明的，所有独体字(从发生的角度观察)都在形式上是象形字，功能上是表意字，有时兼用来表音(节)，所以，用这种文字体系表达(或记载)苏美尔语不成问题，但表达阿卡德语时却显得蹩脚。于是，这时的书吏对楔形文字的使用方式进行了改革：一、多数表意字不再用来表意，而是用来表音，即表音节；二、弃用大部分表意字，只保留一部分表意字的表意用法。这种改革改变了楔形文字的性质，使楔形文字从表意文字(logographic writing)变成了音节文字(syllabic writing)。不论是作为表意文字的楔形文字，还是作为音节文字的楔形文字，其中的任何单字，不论是独体字，还是复合字，都不能只表辅音，不表元音，而必须是表达音节，或元音—辅音式音节，如in、ap等，或辅音—元音式音节，如ba、ti等，抑或辅音—元音—辅音式音节，如tam、?ul等。公元前14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乌迦里特出现了楔形字母文字，30个符号分别代表30个辅音，如b、d、?、t等，其中的27个字母是基本字母，3个字母属于附加字母，只用于一些特殊场合，例如用来表达外来借词。到了公元前6世纪的古波斯时期，在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组织下，在传统埃兰楔文的基础上，波斯人治下的埃兰书吏创造了一个由36个音节符号、5个表意符号组成的文字体系，这个文字体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专门为古波斯语量身打造的。在形式上和功能上，这套楔形符号体系与“字母文字”几乎没有区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这36个符号中的任何符号，都不代表语音的最小单位语素(phoneme)，而代表音节(syllable)。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这套符号体系是字母+表意的混合文字体系(下面将说明理由)。这套符号体系与此前的阿卡德(包括巴比伦和亚述)音节文字和埃兰音节文字都有很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在于用字量，阿卡德—巴比伦—亚述音节文字体系用字数量约600个符号，书写中埃兰语和新埃兰语的音节文字体系用字量约120个符号，而用来书写古波斯语的符号体系只有36个“音节”(实为字母)符号，加上5个表意符号，加起来不过41个符号。不论古波斯时期创造的这套文字体系属于字母文字，还是属于音节文字，这套文字体系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创新。

楔形文字的使用范围不限于两河流域，埃兰和古波斯帝国的统治中心都不在两河流域，曾借用楔形文字的赫梯人所处的位置更是与楔形文字发祥地的苏美尔相去甚远。公元前2500—前2400年间，楔形文字西传到了叙利亚地区，那里的埃布拉(Ebla)古国接受了楔形文字，开始用楔形文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埃布拉语(Eblaite)。至于埃布拉语属于西塞姆语还是东塞姆语，在学术界仍有争议；但确定无疑的是，它更接近古阿卡德语。在埃布拉语中，双音节或三音节词汇居多，不适合用表意文字表达，于是，埃布拉人把以表意为主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改造成为以表音(节)为主的音节文字，这与稍后的阿卡德帝国的做法是一样的。不过，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阿卡德人效法埃布拉人，把苏美尔人的表意文字体系变成了音节文字体系，还是恰恰相反。两个族群所操的语言十分接近，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间也大致相同，二者在文字方面的创新应该不是平行而独立的，更不应该是巧合，而是二者之中一个是创新者，一个是借鉴者。在阿卡德人统治时期，两河流域东边的埃兰人也接受了楔形文字，用来书写与达罗毗荼语(Dravidian)有关联的埃兰语。公元前1500年前后，小亚细亚的赫梯人也开始借用楔形文字来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属于印欧语系的赫梯语。地中海沿岸的乌迦里特人于公元前14世纪甚至发明了楔形字母来书写属于西塞姆语的乌迦里特语。这套字母包括30个辅音字母和一个隔字符。

可见，古代西亚地区的“书同文”是真实的，但这种“书同文”只流于表面，背后的实际情况是：在“书同文”过程中，楔形文字经历了三次脱胎换骨的根本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2400年前后，从表意文字体系发展出音节文字体系(或音节—表意体系)；第二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14世纪，在音节文字的基础上，地中海沿岸产生楔形字母，即乌迦里特字母(30个辅音符号)；第三次变化发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波斯帝国，在埃兰音节文字的基础上产生古波斯楔形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36个字母+5个表意字。第一个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完整而准确地临摹古波斯语铭文的尼布尔(Karsten Niebuhr，1733—1815)在完全读不懂铭文的情况下，仅凭直觉判断，认为书写古波斯语的楔形文字是字母(Buchstaben)文字。德国的格罗特芬(G. F. Grotefend，1775─1853)是第一个成功解读古波斯语铭文的人，而他是把这种文字当作字母文字来解读的，因而获得成功，例如，他把书写“大流士”的7个符号解读为d─a─r─h─e─u─sh，显然，在格罗特芬看来，这七个符号就是七个字母，代表语音中的最小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学术著作中的古波斯字母表都成了音节表，a、i、u、ka、ku、ga、gu等等。专门研究古波斯语语法的美国宾大教授肯特(R. G. Kent)认为，每个辅音都自带一个“固有”(inherent)的元音。他一边这样认为，一边又将(仅举一例)“我是大流士”音译为adam：Drayavau?，而不是adama：Drayavau?a，这令人费解。依我浅见，古波斯的这套文字体系属于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36个字母+5个表意字。在36个字母中，除三个元音(a、i、u)字母外，其余都是辅音字母，不自带“固有”的元音，元音需由阅读者根据语言中的正确形式自行添加。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文字体系，包括这套古波斯文字体系，都是为某种特定语言发明的，更是为以那种特定语言为母语的人发明的。就古波斯的这套字母而言，只要波斯人掌握了这套辅音字母的发音，就能正确地书写和阅读，也就是说，这套字母文字体系具有与生俱来的助记性质，不完全表达语言。

楔文的上述变化代表了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三种主要的文字类型：表意文字、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这三种类型产生的先后顺序是先有表意文字(公元前3200年前后)，若干世纪后产生音节文字(公元前2400前后)，再过千年后产生字母文字(公元前14世纪)，但这不代表文字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更不是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这三种文字类型没有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别，它们都是为适应各自所表达的语言的需要而产生的，都是原配语言的完美的可视符号。它们有各自的产生途径和发展规律，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取代关系，也不是晋级关系，而是互不干扰、平行发展、各走各路的关系。音节楔形文字产生后，作为表意的楔形文字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使用。乌迦里特楔形字母产生后，很快就消失了，这也不是字母文字本身的错。古波斯时期的楔形字母+表意字的混合文字体系也很快走完了自己的生命历程。这也不是说这种文字体系本身多么不好而一定短命。某种文字体系的终结往往不是文字本身的原因，而是另有原因。

楔形文字的种种变化都发生在公元前。从楔文产生的公元前3200年前后，到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的这最后三千年见证了楔形文字本身的种种变化，包括楔形文字被多个古代民族借用来书写自己的民族语言。上古时代的整个西亚地区族群复杂，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文明周期相对较短，究其原因，其中有地理原因，这里是欧亚非的交汇点，也是各文明的汇聚点，民族交融和交锋从古到今一直在上演。除这个原因外，可能还存在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这个地区，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在人口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在文化上足够优秀、文化认同感足够强烈，以至于可以由此产生巨大的文化凝聚力、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主体民族(或族群)。

“书同文”本来可以带来文化上的凝聚力，但由于古代西亚的情况是同文不同语，同文不同种，所以，这种“同文”没有给这里的文化带来凝聚力，也没有给这里的人带来文化认同感。中华文明中的“书同文”是国家推行的政策，具有明确目的，那就是维护大一统，本身自带凝聚力和向心力。古代西亚地区楔形文字文化圈的“书同文”，是后进文化为保持自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而采取的拿来而后进行改造的措施，目的是为了在一种强势文化中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本身自带离心性，即脱离先进文化或至少与先进文化保持平行而不被完全融合或同化的离心性。

二、这个文明的另一个特点是尊同神。苏美尔人创造的或尊崇的各种神灵也被后来的不同族群所崇拜。苏美尔人尊崇的天神安(An)、“风”神恩利尔(Enlil)、智慧者恩基(Enki)、月神楠纳(Nanna)、战神和爱神伊楠娜(Inanna)、太阳神乌图(Utu)等等，也都是后来的阿卡德人、埃布拉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尊崇的神。多神崇拜始终是楔形文字文明的唯一宗教形式，这个文明的意识形态深深植根于多神崇拜。中巴比伦后期，即公元前1200年前后，开始出现独尊一神的倾向，但一神教始终没有能够打破多神崇拜的传统。很显然，楔形文字文明在宗教方面缺乏创新，或可谓守成有余、创新不足。

楔形文字文明中各族群崇拜的神绝不限于上面提到的几个或多个自然神，戴梅尔在1914年发表的《巴比伦万神殿》里罗列了3300个神的具体名称，在1950年的第2版中，神的数量增加到5580个，去掉重复的，仍有5367个，这还是仅限于巴比伦尼亚地区，不包括其他地区。舒鲁帕克遗址出土了很多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500年)的神表，其中最大的一块神表泥版记载了560个神的名字，这些神都是苏美尔人崇拜的神，至少神的名字是苏美尔语，不包括名字属于非苏美尔语的神。一般说来，每个城市都有一到两个保护神，国王有自己的个人保护神，大概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保护神，至少官员或社会名流如此。拉迦什出土的早王朝时期的文献常提到与邻邦发生冲突，也常提到冲突一方的主神对冲突另一方国王的某种行为不满，于是发动战争，为神而战，胜利也属于神。虽然国王们常常打着神的旗号发动战争，但针对的都不是对方的神，而是人。

神有等级，有大神，有小神，大神中还有等级，上面提到的神都是大神中的大神。不论是大神还是小神，神之间不存在仇恨，也不存在神之间的相互杀戮，《创世神话》中的神间大战发生在造人之前，与人间没有关系。人间的城市(国家)都有保护神，保护神的地位有高有低，但每个城市(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宗教地位并非取决于保护神的地位。尼普尔是例外，这里是众神之父(ab─ba─dingir─dingir─ré─ne─ke4)恩利尔的崇拜地，是苏美尔人的宗教中心，取得霸权的国王通常要到这里为恩利尔建立神庙或修缮神庙，为自己的统治或霸权营造合法性。这个所谓的宗教中心是个政权更迭的见证地，是君王政治表演的舞台，与普通百姓的信仰没有关系。在历史文献中也不乏某国之神奉恩利尔之命向另一国开战的例子，如拉迦什向温玛宣战被视为“宁吉苏神，恩利尔的战士，遵(恩利尔)正义之命，与吉萨(温玛)开战”。可见，一个神对某一城市(国家)而言是保护神，而对其他城市(国家)而言可能是威胁和灾难。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和一城一神(有的城市不止一神)的实际操作把历史上、文化上以及宗教等方面都高度认同的同一族群从精神上和物理上分割开来，在精神上和物理上都给这样的族群赋予了潜在的离心力，带来了分裂隐患。多神崇拜应该是楔形文字文明逐渐衰败而最终走向消亡的原因之一。

三、求一统也是这个文明的特点之一。大一统始终是有抱负的统治者的追求目标。乌鲁克早期文明(即公元前3200年前后)时期的政治大势目前尚无从知晓，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800—2350年)的天下大势趋于明朗，这个时期城邦林立，战争频繁，城邦间常常相互攻伐，争夺地区霸权。公元前2330年前后，萨尔贡(Sargon)征服各邦，以阿卡德为都建立统一帝国，统治范围包括西至地中海、南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这种统一局面仅仅维持了一个多世纪，之后很多传统的独立城邦就纷纷独立，这时又遭到古提(Gutium)人入侵，以两河为中心的广大西亚地区进入古提人统治时期。由于古提人留下的历史铭文极少，现代学者对这个时期的了解十分有限。根据《苏美尔王表》的记载，古提人的统治历经21王，享国91年零40天，而后遭到乌鲁克人图黑伽尔(Utuhegal)领导的苏美尔联军的驱逐，乌鲁克恢复独立，其他地区的传统城市(国家)也都恢复独立。乌尔娜玛(Urnamma，公元前2111—前2094年)很快把这些城市(国家)又统一在他的治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现代学者名之曰乌尔第三王朝，盛极一时。但仅仅历经五王便亡国，末王被俘往埃兰，两河流域再度陷入分裂，这种局面持续大约两个世纪。此后，汉穆拉比(Hammurapi，公元前1792—前1750年)建立统一帝国，享国约一个半世纪，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灭于赫梯王穆尔什里一世(Mur?iliI)之手。赫梯人没有统治巴比伦尼亚的意图，班师回国。凯喜特人(Kassites)趁虚而入，取得巴比伦尼亚的统治权。凯喜特人既不是塞姆人，也不是苏美尔人，其语言归属问题至今悬而未解。凯喜特人不但接管了前朝天下，还继承和发扬了巴比伦人的文化传统，建立了稳固的政权，历经36王，享国近400年，从公元前1530年到前1155年。凯喜特王朝灭亡后，经海国第一王朝和伊辛第二王朝，西亚地区再次统一，这次是统一在亚述人的统治下，现代学者称这个时期为新亚述时期(约公元前1000—前625年)。公元前7世纪，权力中心又南移到巴比伦尼亚的迦勒底王朝(公元前625—前539年)。公元前539年，波斯人占领巴比伦，两河流域的历史进入波斯人统治时期，即古波斯时期(公元前539—前331年)。之后是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年)的短暂统治。亚历山大去世后，西亚地区再次陷入分裂，在塞琉古统治时期，苏美尔书写传统一度在两河流域南部的文明发祥地乌鲁克复兴。目前发现的最后一块楔文泥版属于公元74年。至此，楔形文字文明彻底成为历史。

纵观楔形文字文明的整个发展、衰亡的历程可以发现，统一可以实现，但不可持续，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参与这个文明的族群众多，但没有一个主体族群，即没有一个人数足够多，文化足够强，任何人也打不倒，即使一时倒下，也能再度复兴的主体族群。这是这个地区不断出现统一、分裂、再统一、再分裂，朝代不断更替、权力频频易主、传统逐渐丧失、文化一再受到冲击而最终彻底消亡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在楔形文字文化圈中哪个族群在一定程度上可称得上主体族群，那一定是苏美尔人，他们最接近“主体民族”的标准，他们发明了文字，创造了一套宗教体系，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们的文明延续千余年，可谓千年不倒(从公元前3200—前1800年)，在倒下后的近两千年里影响仍在。到了纪元前后，这个文明才彻底消失。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曾经引领世界千余年的文明消失得如此彻底，以至于“苏美尔”和“苏美尔人”在希伯来《旧约圣经》和西方古典时期的著作中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没有近现代的考古发掘和文献学家的努力，就没有苏美尔文明的再现和复活。

四、最后谈谈宽容性。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更替往往都是在血雨腥风中实现的，即使是邻邦之间争夺土地或水源也会杀得尸横遍野。在历史文献中，很多君王极力鼓吹他们杀敌、洗城的功绩，到了新亚述时期，这种鼓吹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文献中的鼓吹也许就是现实中的真实。毋庸置疑，残酷性和血腥性是战争的常态。但也有少数例外，从这些例外中可以看到一些人性的光芒，值得了解，也值得借鉴。

早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巴比伦尼亚北部的基什(Ki?)国王阿伽曾率军南下，包围了两河流域南部的乌鲁克。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率众应敌，不但战胜强敌，还俘获敌军的亲征国王。然而，吉尔伽美什没有加害于这位来犯国王，而是让他安全地重返家园。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和目的，这都是人性善良一面的体现，都是一种包容和宽容。自身强大，战胜敌人，然后原谅敌人，宽容敌人，化敌为友，这是强者的自信，也是强者的智慧和善良。吉尔伽美什被视为古代君王的典范，一定与他的强大、智慧、善良和宽容有关。《吉尔伽美什与阿伽》歌颂的正是他的这样品质。

古波斯时期的居鲁士(公元前559—前530年)更是把强者和宽容演绎到了极致。公元前539年(一说前538年)，居鲁士的军队占领巴比伦。对巴比伦人而言，波斯人是外族，历史上的外族入侵都是血腥的，阿卡德帝国、乌尔第三王朝建立的帝国以及古巴比伦帝国都是在外族入侵中灭亡的，他们遭到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然而，居鲁士对巴比伦人却采取了怀柔政策，尤其在宗教方面，居鲁士展现了包容和宽容，这让巴比伦人感激不已。于是，巴比伦书吏撰文赞美居鲁士的功德，他们把铭文写在一个腰鼓形的泥质载体上，这就是“居鲁士圆柱铭文”。铭文不但讲到居鲁士允许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的“巴比伦之囚”返回自己的家园，还讲到居鲁士采取的其他宗教包容政策：把以前被运到苏萨的属于“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神像都毫发无损地送回原神庙。按照苏美尔、巴比伦以及亚述的传统，毁掉一座城市，一定要毁掉神庙，毁灭神像，或把神像作为战利品掠走。居鲁士不但没有这样做，还使那些以前被运到苏萨的神像物归原主，这对巴比伦人而言是莫大的恩惠和宽容，所以，巴比伦人感恩戴德，作文盛赞恩主。居鲁士是一代枭雄，是大征服者，占领巴比伦后不久就去征服马萨盖特人，并战死沙场。可以说，居鲁士对巴比伦人采取的怀柔和宽容超乎寻常。居鲁士为什么唯独对巴比伦人采取了怀柔和宽容政策？也许是出于对先进文化的尊重或敬畏！巴比伦人的悠久历史以及文化、科技(尤其是天文学)、文学等方面的优势世人有目共睹。从《居鲁士圆柱铭文》可知，居鲁士自称马尔都克(Markuk)神是“我的主人”(EN─ia)。马尔都克是巴比伦人的主神，征服者信奉被征服者的主神，这是信仰认同，也是文化认同。征服者认同被征服者的文化和宗教，说明征服者有接受先进文化的意愿和情怀，更说明先进文化自带一种威力，一种同化后进文化的威力。

本文转自《世界历史》2023年第5期，有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