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

古典社会进化论对史前社会组织的推定，大多依据社会民族学资料，即便是后来的新社会进化论，也缺乏充分的考古学证据，更少涉及来自古老东方也就是中国的史前考古资料。但受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国内先秦史学界大多认为，中国史前社会转变的节点是夏代的出现，夏王朝是在此前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在古典进化论中，部落联盟是由氏族-部落联合而成的，其基层社会乃是氏族公社，这种部落联盟是否可以直接转化为王朝国家，早期国家的基层社会是否还是氏族公社，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其实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以中国目前的史前考古资料来看，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人群游动性强，尚无可资研究的资料与途径；新石器时代定居社群则留下大量相关证迹，虽然尚未积累到解决全部问题的程度，但可以借此粗略地探讨一下当时的基层社会。本文拟以考古学资料揭示中国新石器时代基层社会组织的规模（人口）、结构及其演进情况。

基层社会通常与最小社会单元（最小社会单位，也称社会细胞）密切相关。最小社会单元是由血缘和姻缘关系维系的最基本的独立经济体。例如，当今社会最小的社会细胞就是家庭，又分核心家庭和扩大家庭两种。只是在社会网络中，最小社会单元一旦小到家庭这种规模，往往不一定能够单独建立自己的聚落，通常还要考虑经济以外的社会情况，如冲突和防卫，而不得不与其他社群联合起来。由此，本文所谓的基层社会，是指那些既可以独立成为聚落又可以以它为单元联合成更大社会群体的最小社会单位。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通过聚落和墓地研究社会组织的案例非常多，其中就包括对最小社会单元的研究，但所得结论差别很大，同一时期同一批社群就有氏族、家族、扩大家庭甚至核心家庭多种解释，以致无从分辨当时的最小社会单元以及基层社会。不同的认识有的来自不够完整的考古资料，更多的则是出自对资料判断的偏差。

本文认为，最小社会单元应当对应于聚落景观和规划中可以辨别出来的独立居住单元，在墓地中则要有单独的茔地或茔区，否则无从辨认。不过，由于墓地和居住区中的人群并不完全对等，墓地不一定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全部人员，一般只能用作辅证。因此，本文将以聚落中有独立居住空间的居住单元来定位社会最小单位，这类居住单元通常还会配套仪式建筑（或仪式空间）、经济建筑和墓地。依照这一标准，在目前的考古资料中，中国新石器时代能够分辨出来的最小社会单元有两种：一是人口较多、可达百人上下的社会共同体，通常称为氏族公社；二是人口较少的扩大家庭以及以扩大家庭为主干的家族或家族公社。在分辨最小社会单元的基础上，本文就可以依照最小社会单元是否能够独立成聚（落），来判断当时基层社会的情况了。

一   氏族公社

在聚落中辨识有独立空间的居住单元，意味着需要有完整揭露或局部完整揭露的聚落布局资料。中国史前考古中，关于氏族公社的完整资料有三批，一是燕辽地区的兴隆洼文化（距今8000～7000年）聚落，二是渭河流域仰韶文化早期（距今7000～5600年）聚落，三是豫西南仰韶文化中期至晚期前段（距今5600～4900年）排房。这三批资料年代不同，所处地域不同，聚落样式也有所不同，但所见社会组织并无不同。

年代最早的是兴隆洼文化的一批聚落，完整或基本完整揭露的遗址就有敖汉旗兴隆洼、林西白音长汗、阜新查海、克什克腾旗南台子等多处，另有未完整发掘也能看出房屋数量的敖汉旗小河西等多处。兴隆洼文化聚落的位置均选择河流阶地之上的朝阳缓坡，聚落中的房屋为方形半地穴式，不少聚落有环壕，环壕内房屋成排布局，房门一律朝向坡下，聚落的墓地位于后面坡上或山顶。这样的聚落选址和布局一直沿用到当地的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时期。

其中，规模较小的为小河西、南台子和白音长汗A、B两区。小河西遗址虽未完整发掘，但地表明显见有26个“黑土圈”，每个“黑土圈”发掘后就是一座半地穴式房屋，说明这个聚落是由26座房屋组成的。南台子遗址共清理半地穴房址33座，这些房屋有的有打破关系，有的挨得太近，有的门向还略有不同，显然并不都是同一时期的。门向完全一致的房屋分为前、中、后三排，各有房屋11、5、9座，共计25座。白音长汗有南北相邻、间距仅7.75米的两个环壕居住址（分别称为B区、A区），占地面积均为1万平方米左右，两个环壕内各清理半地穴房屋25和29座，各分为三或四排，可见都是一次性规划的。A区有2座房屋不在成排的位置上，规划时盖好的房屋只有27座。B区也有4座房屋不在成排的位置上，不过聚落的东南部被冲毁，应当破坏了几座房屋，算下来规划建成的房屋也就在26座上下。

南台子房屋除F4以外，面积均为二三十平方米，只有后排居中的F4特别大，有81.6平方米，这样的房屋仅此一座。白音长汗房屋面积稍大，大多四五十平方米，但A、B两聚落中间一排的正中位置各有一座特别大的房屋，面积上百平方米，这两座房屋的灶也特别大，边长有一米多。查海和兴隆洼在聚落居中的位置也有这样的“大房子”。不论是否有环壕，这些房屋在聚落中都成排布局，一般分为前、中、后三排。如果在圆形环壕内修建20余座朝向坡下的半地穴房屋，这种布局几乎是唯一性的，加上中心位置上的“大房子”只有一座，可见每一排房屋并不是独立居住单元。综上可知，兴隆洼文化时期一个规模最小的聚落大致有房屋25～27座，一般布局为三排，居中部位建有一座大型房屋，这应当是当时聚落规划的模板，也是当时一个最小的居住单元。

这些聚落中普通的居住用房在中心位置设有一个火塘（灶），白音长汗超过三分之二的房屋居住面经过装修，在以灶为中心的四周乃至靠后的一片方形区域抹黄泥，抹泥面与生土原面交界的部位特意修一圈矮土棱以示区隔，四周则保留生土原面，这片区域发掘报告称为“中心居住面”。房屋内部的活动空间由此分为四个部分，其中进门后的一片生土居住面是“门厅”；灶周围特意装修的“中心居住面”是能够站立活动的空间，这个位置晚上光线最好，如果有天窗的话，白天光线也最好，保留有器物的房屋中，器物也大多在“中心居住面”上，既有陶器也有石器和蚌器；“中心居住面”左右两边无法站立，大多空白无物，应该是睡卧空间，有的房屋在这个位置预留有宽1.1、高0.05～0.1米的生土台（土床），有的房屋在屋内四角设置了窖穴或放置了器物，可知供睡卧的部位大致在两侧居中或再加上靠前的部位，这个位置睡满人的话，大致有四五人。敖汉旗兴隆沟第一地点的兴隆洼文化房屋F22，由于特殊原因塌毁，在房间内进门左侧靠里部位睡卧之处，发现一对侧卧成年男女，旁边和脚下还有2个儿童，是一家4口人的例证。以一间房屋居住4人计算，则白音长汗一个环壕内的人口在百人上下。而居中的“大房子”应当是整个聚落的公共用房。

白音长汗房屋有不少中心灶后部也经过抹泥装修，通常在这里放置所谓“石臼”、石板并修建“泥圈”，可知这里是从事某种特殊活动的固定位置。房内灶后的位置在中国古代称为“中霤”，具有仪式空间的意义。白音长汗A聚落中心“大房子”旁边的AF19，灶后方插立有1尊石雕人像，至少可以证明这座房屋灶后的一片地方是个仪式空间。同时期翁牛特旗南湾子北遗址发现了数座兴隆洼文化时期房屋，其中F2灶后有并立的2尊人像，简要的报道特意说明“初步判断为一男一女，女性石像的眼部、嘴部放有蚌壳做成的眼睛及牙齿”。此外，林西西门外遗址也采集到2尊人像，形象不同于白音长汗和南湾子北。这类人像每个聚落中都有，从兴隆洼文化直至红山文化时期，这类人像始终存在，是每个聚落各自供奉的祖先神。祖先神像在整个聚落搬迁至他处之后仍被遗留在当地，继续看护原来的住地。

在白音长汗两个聚落的背后山顶各有一处墓地，各清理墓葬7座。南台子的墓地在遗址东面，清理墓葬13座。可见每个聚落均有自己独立的茔地。这些墓葬多为积石冢，墓穴长度大多不超过2米，有的用石板垒砌成椁，墓主葬式有单人仰身叠肢、仰身直肢、侧身屈肢等，还有男女双人合葬和二次葬各1座。白音长汗约半数死者穿戴有装饰品，包括蚌壳串成的头饰，玉玦或蚌壳串成的耳饰，石珠、石管串成的项链，石、蚌磨制的亚腰形饰件串成的胸前、背后挂饰（可能缝在衣服上），石或蚌壳制成的臂钏等。随葬日用器物只有石锥、骨锥和石叶各1件。南台子墓葬也少见随葬器物。

晚于兴隆洼文化的仰韶文化早期聚落，在渭河流域发现和发掘数量比较多。近乎全面揭露以及局部发掘但可以看清大致布局的遗址至少有5处，包括临潼姜寨一期、张家川圪垯川、秦安大地湾二期、西安半坡和宝鸡北首岭。与兴隆洼文化聚落的位置和布局不同，仰韶早期聚落都坐落在河流阶地上，周围有环壕作为防御设施，聚落中心为空场，房屋背对环壕朝向中央空场，可称为向心式布局。规模最小的聚落是西安鱼化寨内环壕，围住的面积大致为1 万平方米，与上述白音长汗一个环壕的面积相当，应当属于当时最小的社会群体，只是鱼化寨环壕内房屋的布局情况还不清楚。比较大的圪垯川环壕以内面积约8万平方米，半坡外环壕复原起来应当更大一些。

仰韶文化聚落定居的时间要长很多，聚落内房屋翻修、毁弃、新盖的情况比比皆是，造成很多的叠压打破情况，以致很难在空间上分辨出最小的居住单元。不过，仰韶文化聚落中的房屋也都有“大房子”周围聚集普通居住用房的形式。例如新近发掘的圪垯川，环壕内中心部位为面积2000多平方米的空场，四周已发现的100余座半地穴式房屋围成一圈，可以分为三组，每组房屋应当有1座大房子和20座以上的中小型房屋，大房子面积约100平方米，中小型房屋都在50平方米以下。在各组房屋中，3座大房子的位置最靠前，分别位于东、北、南三个方位，未发掘的西面应当还有1座，因此整个聚落至少应有四组房屋。此外，广场西南部发现一片墓地，已经清理20多座墓葬。

整体面貌最清楚的是姜寨一期聚落，环壕围住的面积为3.36万平方米，中心广场四周发掘了300多座房屋，在排除同一位置上重复的房址后，严文明认为同时期房屋数量为100多座。这些房屋按照面积大小和室内空间结构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类，其中大型房屋面积上百平方米，只有5座，分布在五个不同的方位，每个大型房屋周围都有中型和小型房屋，这样就有了五组房屋，每组有房屋20来座；中型房屋数量也不多，每组不少于2座，也不多于4座，小型房屋数量最多。通过室内睡卧空间的分析，严文明推断小型房屋一般能睡两三个或三四个人，中型房屋能睡数个到十数个人，大型房屋则可以睡下20～30个人，这样估算下来，一组房屋估计有90～120人，整个村落人口就有450～600人。严文明认为，姜寨一期聚落中的一组房屋属于氏族公社，五个氏族结合为一个胞族。

可见圪垯川、姜寨一期等聚落中一座“大房子”带上周围20余座中小型房屋的居住单元是仰韶早期最基本的居住单元，其中居住的人口也大致与兴隆洼文化同样的社群基本一样。内蒙古中南部也有近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居中，小房子分布在四周的仰韶文化时期聚落，年代晚至仰韶文化中期。

姜寨一期聚落的主寨门朝向西南的临河，在环壕外东侧发现三片分开的墓地，中央广场上也有一片墓地，严文明推测环壕外北面现在村子下面还应有一片墓地，五片墓地分别属于环壕内的五个氏族。姜寨环壕外三片墓地大都是单人一次葬，分别有土坑墓51、55、48 座，其中两片墓地中还各有瓮棺葬26座；中央广场墓地有墓葬184座，其中多人二次合葬墓129座，出土人骨超过2000具。中央广场多人二次合葬墓有不少年代稍晚，属于姜寨二期，但也有与房屋同时期即属于一期的，依照随葬陶器分析至少有11座，合葬死者125人以上（其中有墓葬被破坏），加上那些属于一期的单人一次葬，广场墓地葬入死者的数量至少三倍于环壕外的某一片墓地。显然合葬墓中的死者不是出自单一的某一氏族，而是在特定时期合葬了多个氏族死者的结果，是葬仪的另外一种形式，中央广场同时也是这种合葬仪式的特定场所。仰韶早期合葬仪式是十分程式化的，华阴横阵和渭南史家合葬墓中大多有随葬器物，但基本没有工具，更没有死者身上的装饰品，随葬器物都是陶器，横阵为罐、钵、小口瓶，史家为罐、钵、葫芦瓶，都是炊器+食具+水器的组合，每墓大多为一两套。史家还有11座墓葬39具人骨涂黑色颜料的情况，也应当是仪式中的一个环节。

在北首岭、半坡、史家、元君庙、横阵和西乡何家湾墓地675座墓葬中，随葬陶器、工具、装饰品和无随葬器物的墓葬分别占63.9%、10.8%、10.7%和35.0%，此外随葬食物和猪牙床的墓葬各占1.5%和0.4%，当然食物易朽，大多是发现不了的。统计不同性别单人墓葬间随葬器物的差别，可以看出，女性随葬工具的比例较男性小得多，男性随葬工具主要有斧、锛、凿、刮削器、研磨器、砺石和箭镞，不过这只能说明男性承担了较多的手工劳作和几乎全部的狩猎活动，属于长期以来的自然性别分工，谈不上是明确的社会分工。随身穿戴了装饰品的死者数量只有一成多一点，其数量和品质在不同墓地和同一墓地的不同墓葬之间几乎没有区别。随葬陶器的墓葬数量最多，占到六成以上，男性平均每人2.09 件，最多为11件，女性平均每人2.17 件，最多为9件，可见在不同性别和不同遗址之间也几乎没有差别。因此，仰韶早期不论在不同社群或同一社群的男女两性之间都是一种大体平等的社会关系。

豫西南发掘的仰韶文化中期至晚期前段遗址很多，但完整的只有淅川下王岗和邓州八里岗两处。这里的聚落分布在河流阶地上，房屋建筑形式为地面式木骨泥墙排房。下王岗遗址完整发掘了一处坐北朝南、面阔29间的长排房，全长85、进深7～8米。29间房屋都由有灶的正房和前面的门厅构成，其中又有24间正房分别两间一套共用一个门厅，整栋房屋实际包括了12个双间套和5个单间套共17套房屋，每套房中各间有门连通。这排房屋的东头还有3间单间的正房，应当是后来增盖的。正房的大小不尽相同，最大的有18.79平方米，最小一套2间正房面积之和才13.6平方米。灶的位置一般在正房的前部中间或靠墙，后部都留出一片较大的空地，地面上铺了竹席，是睡卧之处。有的房屋内保留有被烧毁时未能及时搬出的陶器和石器，都是成套的，可知每一套房屋都是一个基本的生活单位。均县朱家台发掘的同时期房屋F2睡卧竹席上有3具人骨，其中包括1具儿童骨架，应当是一家3口。而下王岗长屋每套房屋的房间大小不一，显然不都是居住了一家3口，其中12个双间套房，应当是为了不便于一室居住的一家人而设计的，套房里的人口应当多于3口，如果每套房屋平均为5口之家，则整座房屋居住人口可达百人。

八里岗的排房没有下王岗那么长，但也是3～7开间的连间排房，东西成排布局，主体建筑群分为长达百米的两排，每排房屋的社群应当与下王岗规模相当。八里岗两排房屋相背，中间是宽20米的空场。空场当中的偏东部，有一片同时期的二次合葬墓的墓地，发掘了与房屋同时期的合葬墓10余座。其中最大的合葬墓M13葬入了至少126具人骨，并随葬陶器一套5件，猪下颌骨约140副。M13中没有婴幼儿，如果这126人出自同一个社会群体，则还应加上婴幼儿，依照仰韶文化早期40%的婴幼儿死亡比例计算，实际共死亡210人。随机滚动抽取M13的14个个体人骨碳十四年代相差200年，可知平均每年死亡1.05人，依照严文明计算的横阵居民死亡率（4.59%或4.93%）来计算这个群体的人口，所得数据为21～23人。不论是下王岗还是八里岗都不存在这种规模的社会群体，因此，M13这样的二次合葬墓人骨只是聚落中部分死者的尸骨，作为道具被重新下葬。八里岗这些合葬墓应当是该聚落每隔一段时间就施行一次仪式的结果。此外，人骨线粒体DNA检测显示，M13随机抽样的5个个体分别来自三个母系血统，也就是说M13人群应当属于父系。

下王岗排房西头1米以外还有一座圆形建筑（F11），八里岗南面一排房屋的西头则有两座这样的圆形房屋，这类房屋无门无灶，应当是排房的附属建筑。这类房屋在豫西南地区仰韶中期至屈家岭文化时期的聚落中几乎都可以见到，都是三两成群分布于排房的一头或院落的背后，研究表明应当是粮仓。下王岗和八里岗聚落中一排房屋有自己的公共粮仓，正说明排房这种聚落单元才是独立的分配群体，排房中的单间或者套房在经济上并不独立。

此外，长江下游也发现有类似下王岗的排房，例如属于河姆渡文化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的干栏式建筑长达百米，进深约7米；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吴兴邱城遗址揭露出地面式长房，面阔36米以上，进深3.5米。年代与仰韶文化早期相当。

上述三组案例居住形态不同，分属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自最小的独立居住单元有固定的模式和规模，且长期稳定，承载的都是当时最小的和最基本的社会单元——氏族公社，人口大致在百人上下。兴隆洼文化和仰韶早期这类氏族公社的居住址中，都设置了一个“大房子”作为公共建筑，每个氏族公社有各自的墓地，兴隆洼聚落中长期保留的各自族群的祖先神像，是这种氏族公社特有的仪式现象。豫西南仰韶中期排房还发现有粮仓，可知氏族公社保有集体分配的体制。八里岗合葬墓人群来自三个以上的母系，因此有可能为父系继嗣群体。母系氏族存在的线索来自广饶傅家大汶口晚期23座墓葬的23个人骨样本的DNA数据，这些样本男女各半（1例性别不明），“所有的女性个体和男性个体都属于同一线粒体单倍群，并有相同的高可变区突变位点（16129-16189-16223-16362），而男性则有多样化的Y染色体序列”，研究者认为该群体属于母系氏族，而且核心家庭并不重要。只是傅家并未完整发掘居住区，尚不能确认是否为氏族群体。

二   扩大家庭与家族公社

涉及家族公社居住单元的完整资料有四类，一是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距今5000～4300年）和江淮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石家河文化同时）排房院落，二是中原龙山文化（距今4300～3800年）的排房，三是良渚文化（距今5000～4300年）的台型居址，四是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900～3800年）的窑洞院落和夯土院落。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晚期聚落中多见院落，前者如天门石家河遗址群中的肖家屋脊、邓家湾、罗家柏岭和应城门板湾、沙洋城河、淅川黄楝树等，后者如蒙城尉迟寺。院落的平面形状应当有多种，以三四座单体建筑合围成“凹”字形或T形者为多，门板湾、城河和罗家柏岭的院落还有围墙，是各个聚落中最小的居住单元。其中尉迟寺和黄楝树明确为木骨泥墙排房，应城门板湾是土坯房屋和土坯院墙，其他都只残留了墙基槽。

保存最好的尉迟寺是个环壕聚落，占地面积跟姜寨差不多，唯一的寨门开在环壕西南段。环壕内西半部的发掘面积很大，揭露了2座T形和1座“凹”字形院落，占据了环壕西半部的主体空间。三座院落间距均为20米，占地面积均约2000平方米。院落由多开间木骨泥墙房屋组成，以面积在10余平方米的大房间计，三座院落分别有11、14、11间，小房间数量不多且无灶，有的大房间也无灶，应当为储藏间。每个院落平均下来有灶的独立消费单元大致为10个，规模是下王岗排房的一半，院落居住人口也应当是其一半，在50人左右，可以称之为家族。

石家河城外东南肖家屋脊遗址发掘的F15、F13、F3、F2、F5几座房屋都只剩下基槽部分，大体可以看出F15为单间房，F13似为三开间以上的多间房屋，它们共同组成“凹”字形院落。这个院落的西南角还有一片墓地，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墓葬20座，应当就是这个院落的墓地。院落和墓地占地面积合计约2000平方米，与尉迟寺院落规模一样大，是石家河社群中最小的社会单元。肖家屋脊还发掘了另外两片规模相当的同时期墓地，但它们各自的院落未保留下来。在汉水中游地区，这种院落的后部多有两三座粮仓，可知是独立生产和分配的社会群体。

中原龙山文化多见土坯排房，以郾城郝家台发掘所见最为完整。郝家台是一个土筑城址，平面近长方形 ，南北长约200、东西宽约140米，城内面积约2.8万平方米，勘探表明南北中轴线上应有贯通全城的中轴道路。城内也经全面勘探，在中轴道路两边，各发现了南北分列、东西成排的8排土坯房屋。每排房屋的位置上都有不同时期的排房，可知房屋经过多次重盖，但位置始终保持不变。局部发掘的其中6排，间距在10～20米之间，清理的最长一排位置上有F18、F19、F15，但可能为不同时期。F18东西面阔42米以上，进深约4米，有房间11间9套，其中包括2个双间套房，房间有大有小，每间或每套房屋中的大间都有灶。F18西端是西山墙，东边虽然没有发掘到山墙，但已经相当接近中轴道路，也就是说这排房屋应当不会超过10套，规模与尉迟寺一个院落几乎一样。排房之间的空地上发掘到不少墓葬，应当就是出自排房人群。

淮阳平粮台城址平面为正方形，城内长、宽各185米，面积约3.4万平方米。城内南、北城门之间发掘出贯通南北的中轴道路，宽度超过5米，道路两侧是对称分布、东西成排的土坯排房。两排房屋之间发现有明沟，通向道路下铺设陶水管的暗沟，通过城门排水入外壕。局部发掘表明，中轴道路两侧排房间距15米左右，加上每排房屋的进深4～5米，如果全部布满的话，每侧的房屋可有8排；中轴道路一侧东西最长可达60米，以房间面阔4～5米计，可有房间12～15间，但每排房屋不可能塞满道路一侧全部空间，一排房屋的房间数量应当与郝家台F18差不多。在排房之间的空地上发掘到成排的墓葬，最多一排有8座，随葬器物最多才5件，墓主应当就是排房内的居民。平粮台排房空地4个墓葬人骨样本的DNA研究认为，死者应当出自扩大式家庭，不存在核心家庭。

目前尚未发掘到上述院落与排房单独构成聚落的案例，很可能是还没有发现。不过，滕州西孟庄遗址有相关的线索。西孟庄有龙山早期的早晚两个聚落，一方一圆，圆形聚落坐落在方形聚落废墟之上。方形聚落以木骨泥墙（或木栅栏）为寨墙，占地面积约2200平方米，围墙内有方形、长方形地面式木骨泥墙建筑，可以看出前辅后主的双间以及南北并列的三联间房屋。可以确认的9座房屋有朝东、西、南三个方向，它们应当组成两个院落，分别属于两个家族公社。圆形聚落围墙的结构与方形聚落完全一样 ，但围住的范围只有1100平方米，围墙外侧还有一圈环壕，围墙内可以辨认出的房屋有17座，但分别属于不同的三个时期 ，并且还有至少2座（F41、F45）高架干栏式粮仓，因此圆形聚落的规模恐怕只相当于上述一座院落或一排土坯房的规模，也就是一个家族公社。

长江下游地区自崧泽文化以来一直都有人工堆筑的台型居址，只是大多保存不好，难以揭示其上完整的房屋建筑。良渚文化时期德清中初鸣遗址群，勘探发现了人工营建土台23处，分为 A、B、C、D四区（群）。其中A区有土台11处，面积在200～1200平方米之间；B区有土台10处，面积100～1000平方米不等。经过发掘的保安桥和王家里，土台大致为正方向的长方形，前者东西长28.5、南北宽20米，土台上发现墓葬4座、灰坑1个以及红烧土堆积1处；后者东西长35、南北宽23米，土台上发现房屋2座、墓葬7座。土台上部破坏严重，建筑物并没有完全保留下来，原来的房屋应当不止这些。土台外围似有壕沟，并发现有水井和灰坑。土台四周是倾倒垃圾之处，出土了大量与制玉有关的边角玉料、玉器半成品、残件以及砺石、磨石、钻具和刻划工具等，毛坯、半成品和废弃品主要是锥形器、管和珠，说明台上人群自己制作小件玉器。墓葬保存也不好，大多残深0.1米左右，应当会有原来埋得较浅的墓葬被破坏掉了。这些占地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的台型居址，每一个都应当是当时的基层社群，有完整的居址、墓地乃至手工业体系，但人口规模似乎要小于上述院落和排房社群。

仰韶晚期以后的黄土高原地区，窑洞逐渐替代了过去的半地穴式建筑。窑洞不可能挖得很大，一般不会超过20平方米，大多在10平方米上下。窑洞建造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山坡上切出立面，然后向里掏挖窑洞。这种窑洞往往沿山坡等高线成排分布，目前尚无完整揭露一排窑洞的案例，但内蒙古凉城园子沟和神木石峁城内韩家圪旦地点都发现过由两口窑洞共用一个庭院的院落。另一种是地坑院，在平地上挖大坑，在坑壁上向里掏挖窑洞。太原小店郑村遗址近年发掘了一座龙山时期地坑院，院内有5座窑洞和1座陶窑。陶寺遗址同时期的地坑院规模更小，有两例（F324、H416）都只有两座窑洞，其中F324院内的两座窑洞，一座（F321）在外面有壁炉，另一座（F319）壁炉在室内，室外还有灶坑，两个窑洞显然各自开伙，一座窑洞（F321）倒塌时还砸死了屋内一头猪，可知这样的地坑院有自己的家畜。园子沟、韩家圪旦和陶寺这种两口窑洞的院落，顶多就是一个扩大家庭的规模。这类地坑院旁边没有墓地，陶寺整个聚落的墓地集中于遗址东南部，估计墓葬有上万座。

黄土高原窑洞式聚落中，窑洞数量当然最多，是普通族众的居住房屋。但在大型聚落中，还发现有夯土或夯土包石的大型建筑群落，这类建筑群有的位于窑洞聚落的中间，并以环壕护卫，例如庆阳南佐和襄汾陶寺；有的建于山顶的台城之中，例如延安芦山峁、神木石峁和兴县碧村。其中资料发表较为完整的有仰韶晚期南佐和庙底沟二期芦山峁两例。

南佐遗址的普通民居是地坑院，所见夯土院落位于核心区中部偏北，东西宽约55、南北长约67米，占地面积约3680平方米。院落的门开在南墙上并设置了门房，院落中庭偏北有一座殿堂式建筑F1。F1南北进深约35、东西面阔约20.5米，建筑面积和室内面积分别约为720和580平方米，分为前厅和后堂两个部分，后堂开三门，中间靠前的火塘直径有3.2米，前厅敞开。F1应当是一座仪式性建筑。这座院子有东西厢房，东厢房只发掘了南边三间F3、F5、F6，这三间有门道相通，中间的F5有火塘。西厢房有三组套间房屋，从南至北分别为两间套的F11、F9和F8、F10以及三间套F12、F13、F14，每套房屋之间有门道相通，F12、F10、F8、F11屋内和F9门外有火塘（F9 门外火塘北侧有连出来的短夯土墙，应为灶间）。有火塘的房间有的还在房门一侧与火塘之间修一道凸棱，将睡卧空间和活动空间分隔开，活动空间地面残留有烧烤痕以及兽骨、陶器和石器。可见东西厢房都是日常居住用房，西厢房南部和中部两套房屋中各间都设灶或有单独灶间，每套房屋中都居住了需要分睡乃至分开做饭的小家庭，应当是小型扩大家庭，整个院落中居住的是以扩大家庭为基础的家族。

芦山峁是山坡窑洞、山顶夯土院落的居住模式，其中大营盘梁顶部揭露了南北长约160、东西宽约100米的夯筑台基，台基上建有以夯土围墙围住的3座“品”字形布局的院落。北部最大的一号院落坐北朝南，中庭偏北是3座主体建筑，单个建筑面积在175～225平方米之间，将院落分隔为前院和后庭，院内东西两侧和北侧均有厢房，各有3、4、4间房屋，共计11间，其中F3和F7、F9和F10各自挨近且门向一样，旁边的房屋门向不同，可知也有2座房屋成为一组的情况。一号院落南围墙外对称分布着两座独立的小型院落，应当是后来增建的，面积分别为400和600平方米，保存完好的二号院落中有3座房屋。一组2座或一个院落中只有3座房屋的情况，也属于扩大家庭的规模。

上述四类最小居住单元中，黄土高原园子沟、韩家圪旦和陶寺的两口窑洞院落规模最小，属于最小的扩大家庭，郑村5口窑洞的地坑院规模稍大，但同样没有脱离更大社群单独构成聚落。南佐和芦山峁夯土院落中虽然都有十来间居住用房，但也都发现有2～3间房屋成组分布的情况，是扩大家庭存在的迹象，一个院落中居住的应当是家族群体的规模，南佐院落中庭还有仪式性建筑F1。江淮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院落以及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排房规模最大，有各自的墓地和粮仓，显然是独立的社会单元，居住人口大致相当于此前氏族公社的一半。郝家台和平粮台的排房虽然在空间布局上无法确认一定是独立的居住单元，但平粮台排房之间墓地人骨DNA研究倾向于认为，排房居住的人群存在扩大家庭，可知排房这样的社群是以扩大家庭为基础的，一排房屋很可能是独立的社群。这种规模的社群单独成聚的情况见于西孟庄龙山早期圆形聚落。良渚文化中初鸣遗址有23个台型居址，每个都是单独成聚，居住的面积和规模要小于上面的院落和排房，人口数量恐怕也要少一些。总之，上述区域和文化中的基层社群应当都是以扩大家庭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有的地方扩大家庭规模较小，有的地方规模较大，但最大的基层社群也不过50人上下，这里姑且称之为家族公社。这种扩大家庭和家族公社中没有核心家庭存在的迹象。

三   氏族公社联合体与家族公社联合体

氏族公社并不独立存在。民族志记录中，一般的氏族组织都施行族外婚，因此至少要与周围其他族群有婚姻关系。白音长汗两个氏族公社比邻而居，应当就是两个长期通婚的氏族共同构成的一个部落。兴隆洼遗址也是类似的情况，只是这个环壕聚落比较大，面积有3万平方米，环壕内大致有西北—东南向排列的房屋8排，共有房屋六七十座。房屋面积多在30～60平方米之间。聚落中心部位有2座大型房子，面积均为140多平方米，很像是将白音长汗A、B两区的两个环壕聚落放在了一个环壕之内，应当是两个联系特别紧密的氏族共同构成的。这个聚落以西500米处还有一个面积几千平方米的遗址，发现有成排分布的半地穴房址，也应当与兴隆洼聚落有密切的联系。兴隆洼13公里之外的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发现“灰土圈”也就是房址共145座，分布面积4.8万平方米，依不同地貌分布于三个区域，将被破坏的房屋复原起来的话，每区房屋数量应当在60座上下，各自排列成10～12排，中区和西区分别清理了11和14座房屋，房屋年代大体与兴隆洼第二期相当，这里一区的规模就与兴隆洼聚落相当，如果三个区域中的房屋都是同时期的话，则整个社群是规模三倍于兴隆洼的部落。距兴隆洼20公里外的北城子是目前所知兴隆洼文化最大的环壕聚落，这个聚落三面环壕一面临河，南北长400、东西宽150米，里面发现“灰土圈”即房址214座，成排布局，大致有11排，这些房屋如果是同时的话，规模也是兴隆洼聚落的三四倍。如果这几个聚落曾经共存，一个部落的领地范围大致为半径7～10公里。

除了鱼化寨小型环壕聚落外，仰韶文化早期姜寨聚落是由5个氏族公社构成的部落，圪垯川、大地湾二期、北首岭、半坡等聚落至少有3个以上。仰韶中期这样的氏族-部落社群依然存在，八里岗就是由两个氏族公社组成，它们各自的排房背对背布局。这样的氏族-部落社群是否还会以某种方式组成更大规模的部落联盟，在考古学上很难找到证据。不过，在仰韶文化中期，黄土高原东南部的陕晋豫交界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出现了一批大型聚落，面积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如灵宝西坡、北阳平、京山屈家岭、张家港东山村和含山凌家滩，聚落规模都是姜寨环壕的十倍以上。仰韶早期及其之前的氏族-部落社会，不论在社群内部还是在社群之间，基本上都是平等的，在居住房屋、墓地位置和墓葬随葬器物上看不出什么差别。而仰韶中期开始出现的大型聚落如西坡、东山村、大汶口和凌家滩却有大型墓地，这些墓地占据了最好的墓位，不论墓穴的规模还是随葬器物的数量和品质都远超一般的普通墓葬，可知这一时期在大型聚落中已经出现了强烈的社会分化。只是这类聚落面积过大，需要长期的发掘才能一窥其中的社会组织情况。

西坡遗址环壕内占地面积达40万平方米，聚落的中心部位遗迹很少，应当是聚落的“广场”。“广场”周围清理的6座半地穴房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其中年代偏早的一组房屋F105、F106、F108室内面积分别约为204、240和170平方米，F105加上回廊的占地面积达516平方米，F105和F106的地面和墙壁都涂成红色，应当是当时的公共房屋或仪式场所。这三座房屋分别位于“广场”的西北、西南和东南，门道方向均朝向“广场”，东北还有一座未发掘的大型房址。这几座大型房址远大于仰韶早期聚落中的“大房子”，达到了半地穴式房屋建筑技术的极值，但布局同圪垯川一样，都坐落在聚落中心广场四周靠前的部位，很像是大号的氏族-部落社区景观。西坡环壕外南侧发掘到仰韶中期大型墓葬的墓地，应该是出现了社会分化。不过西坡还只是当时中等大小的聚落，不到凌家滩占地面积的一半。这一时期大型聚落发掘面积很小，在目前缺乏完整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借用新进化论的概念，称这种有社会分化且很可能仍然由氏族公社构成的大型社群为酋邦。

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定居的农业社会出现以来，氏族公社这样的基层社群应该就已经存在，至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广泛分布于兴隆洼文化、仰韶文化分布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的新石器时代后期和末期，取而代之的基层社群是见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仰韶晚期-龙山文化时期的以扩大家庭为基础的家族公社。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还没有明确的证迹。严文明在分析姜寨一期聚落时曾经指出，代表氏族社群的每一组房屋中，都有2～4座中型房屋，中型房屋加上周围数座小型房屋就是当时的家族，但在姜寨以及其他仰韶早期聚落的房屋布局中，这样的家族居住单元在空间上无法区分，兴隆洼文化聚落和仰韶中期的排房中也未见这样的居住单元。张忠培认为元君庙墓地中一座合葬墓属于一个母系家族，也同样需要进一步考证。仰韶早期的葬仪十分复杂，合葬墓墓地未必葬入了一个社区中的全部人口，姜寨一期的合葬墓就只见于聚落中心广场，村外还有各氏族的一次葬墓地，合葬墓并未葬入某一社群的全部人口。因此，此前研究认为仰韶文化氏族公社之下还存在独立家族组织的证据并不成立。一般说来，扩大家庭和家族的出现，应当是在婚姻关系趋于稳定的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但婚姻关系的研究在史前考古中开展还很少。以目前的一些迹象来看，家族公社很可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于东部地区，例如崧泽文化就有小规模的台型居址，大汶口文化早期长岛北庄遗址也有四五座半地穴房屋组成群落的居住形态，只是相关证据还不够充分。

新石器时代后期和末期，以扩大家庭为基础的家族公社是当时的基层社群，虽然家族公社单独成聚的情况也有，如西孟庄圆形聚落，但通常还会结合起来组成一些比较大的社群。尉迟寺的规模与姜寨基本一样，环壕内的一边发现了三个院落，如果是以寨门为中轴对称布局的话，里面应有6个家族，合计300人。郝家台和平粮台那种宽壕高墙、3万平方米左右的小城堡，中轴道路两边各有8排房屋，如果每排房屋属于一个50人上下的家族，整个城堡满员居住人口约为800人。这三个聚落中都没有发现排房之外的更大型建筑，也没有发现墓地和墓葬的差别，应当都是内部平等的社会群体。中初鸣聚落群的占地面积更大，有百万平方米，人工营建23个台型居址，集中分布于四片，如果每个台型居址属于一个家族的话，整个聚落就有三级社会群体。良渚文化的类似聚落还见于临平遗址群，其中玉架山遗址在15万平方米内发现了6个环壕聚落，环壕平面也是方形或长方形，开挖环壕的出土将壕内填高，形成可供居住和埋墓的土台，发掘所见的墓葬从良渚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晚期。面积最大的环壕是中间的环壕Ⅰ，面积约2万平方米，其次为环壕Ⅲ，面积约1万平方米，其余 4个都在5000平方米左右。环壕Ⅰ和环壕Ⅲ还特意挖通，方便行船。可见良渚文化聚落以家族公社为基础，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多层次社群。以氏族公社为基本社会单元组成的更大社群联合体，已经被命名为部落、部落联盟以及酋邦，为了不引起混淆，这些扩大家庭、家族公社联合体的名称最好有所区别，这里暂且称之为宗族公社。

新石器时代后期和末期，一些更大规模多层级的扩大家庭、家族公社和宗族公社联合体也被命名为“古国”、“邦国”或“早期国家”，如良渚遗址群、石家河遗址群、南佐、陶寺和石峁。石家河城址外发现大大小小的居址有30多处，其中肖家屋脊地点局部发掘就至少发现院落+墓地的社群3个。规模最大的良渚遗址群占地面积堪比殷墟，遗址群内发现的遗址点有300多个，除了水坝、城圈和墓地外，大多是类似于中初鸣所见的台型居址，只是每个居址规模更大，这些居址还可以在空间上区划为次级聚落群（如荀山聚落群），依照土木工程和占地面积估算，整个遗址群居住人口估计在3万以上。这些聚落都有高大的城防，良渚莫角山、石峁皇城台和陶寺内城都是“城中城”的设计，里面有高等级建筑，显示了严重的社会分化乃至社群内部的阶层矛盾。南佐和芦山峁普通民居为窑洞，社会上层居住在聚落中心高敞宽大的夯土院落之中，当时聚落内部的社会分化正是发生在家族之间。

被认为可能是夏代晚期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多处排房院落，包括“宫殿区”中并排的3号和5号基址两个院落。5号院落分为四进，每进是一排房屋，每排房屋4～5间，也是家族存在的证据；其中三排房屋之间发现有墓葬，也许排房属于家族之下的扩大家庭。而依据甲骨文等文献可知，商代的基本社会单元为父权大家族，至少包含了三代（或以上）血缘和婚姻在内的全部人员。

四   结 论

中国新石器时代长达六千多年，期间存续了大大小小数以万计的社会群体，留下了千百万个居住遗址和墓地。以现在有限的考古资料，尚无法了解其中大型社会群体的全貌，但可以通过聚落最小居住单元，看到当时基层社会群体的规模、结构和人口数量，并由此获得基层社群及其联合体演变的大致线索。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虽然燕辽地区兴隆洼文化、黄土高原仰韶文化早期和汉水流域仰韶文化中期的房屋样式及聚落规划大不相同，但都可以看出百人上下的氏族公社是当时最基层的社会群体，这样的社群有自己单独的茔地，附属建筑中有集中的粮仓和仪式用房（“大房子”），兴隆洼房屋的仪式空间中还留下了氏族的祖先神像。当时的氏族公社是一个集中分配、各有自己认定的祖先并且人人平等的社会细胞。无论从居住空间还是墓地、墓葬中，都看不出氏族公社之下还有更小的、独立的、稳定的社会群体如家庭的存在。氏族公社还要通过婚姻联结成大大小小的部落，最小的部落由两个氏族构成，大的则在五个以上，仰韶文化的二次葬合葬墓应当就是在部落层面上定期或不定期举行的仪式。部落联盟的考古证据难以发现，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现有不少的大型聚落，如西坡、北阳平、大汶口、屈家岭、东山村和凌家滩，大型聚落中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以西坡大型房址布局的线索看，这类社群很可能也由氏族公社组成，类似于新进化论标定的酋邦。

新石器时代后期和末期，百人上下的氏族社群已经不见，江淮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中原龙山文化聚落中最小的居住单元为院落和排房，院落和排房中的房间数量只有此前氏族公社的一半，但各有附属的墓地和粮仓，这样的社群是以扩大家庭为基础组成的，可以称之为家族公社。良渚文化中初鸣遗址的台型居址规模要稍小一些。园子沟、石峁韩家圪旦和陶寺发现的只有两口窑洞的院落，只能属于扩大家庭，小型的扩大家庭无法单独成聚，应当还附属于家族公社。大型窑洞式聚落的社会上层居住在城中间的夯土院落中，石峁皇城台和陶寺“宫城”中都有这样的院落，但以南佐和芦山峁所见保存最好，这种院落的厢房2～3间一组，居住着小型扩大家庭，整个院落属于一个家族公社，南佐院落中庭的特大房屋F1是院落守护的仪式性建筑。当时的社会分化就是发生在以一个院落为代表的家族公社之间。当时的聚落，既有如西孟村（圆形聚落）、保安桥、王家里那样的单个家族公社的村寨，也有如尉迟寺、平粮台、郝家台那样的多个家族公社组成的村寨和城堡，还有联结成如中初鸣、玉架山那样的聚落群，构成多层级的大型社群。更大规模的城址如石家河、良渚、南佐、陶寺、石峁也都由这样多层级的扩大家庭、家族公社乃至宗族公社组成，这几个城址都有严重的社会分化，中心部位建造了“城中城”以及宫殿式建筑，被认定为“古国”、“邦国”或“早期国家”。有证据表明，夏商时期的基层社会仍然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类似社群的延续。

转自《文物》2026年第4期

一、华夏、边地与走廊

《尚书·尧典》载，帝尧称自己的儿子丹朱“嚣讼可乎”，这为舜的继位埋下伏笔。文献多称在唐虞的权力斗争中，丹朱被流放到丹水流域。《山海经》郭璞注引《竹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1]《太平御览》引《尚书》逸篇载：“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2]传统观点认为，丹朱一事是五帝时代禅让制度的证明。但葛兰言（Marcel Granet）相信，这标志着“创世纪”的开始，因为不安定因素被流放至边疆，才为秩序留下空间。[3]近来一些考古学家则指出，这与距今4100年前后北方人群南下，晋南陶寺文化人群迁至江汉流域有关。[4]无论如何，丹朱故事表达了文明中心与边地之间的冲突和流动，而这次带有创世纪性质的流放，即以“丹朱”为名，而这正是朱砂的一个别称。

朱砂，亦名丹朱、丹砂、辰砂，即硫化汞（HgS），呈大红色，金刚光泽至金属光泽，仰韶文化早期即已用于礼仪活动。到陶寺文化时期，以朱砂铺设墓地、制作葬器已成为制度性的礼仪，并一直延续至二里头文化。[5]朱砂产于南方巴越之地，[6]尤其集中于武陵山区和秦岭山区。[7]由南至北运输，丹水（今丹江）是重要通道。[8]丹水附近也出产朱砂，[9]而朱砂从文明之初就与南方、边地乃至叛乱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血脉通道从很早就带有朱砂印迹，以朱砂为视角，有助于理解这一血脉如何来自边缘，又经由物的流动，形成华夏世界。

以物为中心，理解不同空间与文化如何整合为相对稳定的结构与价值，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关键。这不仅因为当前进行遗产评估与审查时，物质性存在常被置于首位，更因为遗产研究需要摆脱所有权认证和身份政治的单一视角，[10]离开以人为中心的固有模式，跟随物的流动去串联不同时空及族群，以呈现和鼓励不同文化的多样共存。这也是线性文化遗产（linear cul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线性遗产”）概念兴起的重要原因。[11]

在世界范围内，类似朱砂这样对文明有重大意义的石头很多，伊利亚德_{（Mircea Eliade）}认为它们往往与绝对权力、世界中心、超时间性以及生殖力有关。[12]石头也常作为文化景观、建筑材料或矿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2012年被列入其中的“水银遗产：阿尔马登和伊德里亚”同样以硫化汞矿为物质形式，包含西班牙的阿尔马登与斯洛文尼亚的伊德里亚两个矿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这一遗产的价值在于它开启并见证了欧美两大洲之间数百年交流的水银国际贸易，以汞为中心形成了经济、金融与专业技术的世界网络，尤其在美国金银矿开采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3]就矿石在宗教中的地位而言，青金石与朱砂更为相似。朱砂因红而具有神性，青金石之蓝则早在6500年前的苏美尔人中就象征天空及沟通天地的神圣，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与阿富汗之间至少存在三条被称为“青金石之路”的贸易路线，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欧亚文明的交流网络。[14]然而，无论是欧洲的硫化汞还是阿富汗的青金石都与朱砂不同。在欧洲，硫化汞单纯用于提炼水银，只是国际贸易网络中的矿石商品。青金石虽然是神性象征，但其意义始终只与天空、大气和超越性有关，当它串联不同族群与文化时，矿区本地也仅作为资源提供者而存在，最终造成了阿富汗的自然资源诅咒。[15]与之相比，朱砂的意义多样而复杂，朱砂流动所造就的空间网络也绝非商品交易所能概括。尤为重要的是，虽然都历经数千年持续不断的开采，朱砂的主要原产地武陵山区成为中国内部多民族的结合部与文化走廊，[16]这与青金石的主要矿区阿富汗巴达赫尚省长期以来经济凋敝与纷争不断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17]总之，理解中国朱砂之路所形成的“地方”与“世界”，或可为人类重新思考矿业遗产价值，走向更好的未来提供新的思路与工具。

本文聚焦中国最大的朱砂产地武陵山区，透过朱砂的流动，在华夏世界的大背景中理解这片区域作为“走廊”的内在机制与文化意义。限定在华夏世界内部，并不意味着朱砂的流动只在中国范围内。在19世纪末英国人进入贵州开设汞矿并将中国朱砂拖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之前，亚欧大陆的东部早已存在朱砂的跨国流动网络，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18]本文仅讨论华夏世界，不仅是篇幅笔力所限，更因为文章开头所提出的核心问题：朱砂作为隐喻，象征对立于华夏中心的边地。如果说出产朱砂的武陵山区直至沈从文笔下仍被称为“边城”，那么它以何种方式被纳入华夏世界，又与“中心”发生着怎样的关系？为理解这一问题，本文立足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的田野调查，沿着朱砂出山的两条主要通道，讨论这一边地如何在被整合入中国的同时又保持了地方文化特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虽然讨论朱砂的流动，但并非研究贸易路线、市场交易等社会经济史话题，而是更关注物品流动背后的文化机制与意义动力，即山外的人基于何种文化图示求取朱砂，而山里的人又赋予了朱砂以怎样的价值意义。本文希望表明：朱砂流动不等于商品贸易，贡赋制度与阴阳五行才是朱砂出山的内在动力，九州天下与洞天福地是朱砂流动背后两种互补的世界图景。不同文化图示形塑砂矿的同时，当地也形成了既对抗又合作的力量。这种多样文化交织，彼此和而不同，世界沉淀于地方的景象，正是“走廊”所具有的特征。从这一意义上说，朱砂之路并非“线性遗产”所描绘的在多点之间连接、运送和流动的运河，而更类似于山中的矿脉：不同矿层相互挤压、重叠、渗透，沉淀为无数璀璨晶洞，晶洞之间贯通串联而形成地底脉络。

我们调查的铜仁市万山区就是走廊矿脉上一处璀璨的晶洞。若不是因为华夏世界对朱砂的需求，这处晶洞本不会受到重视。要理解晶洞，还得从矿脉说起。以下，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万山地区的朱砂开发史，这既是国家力量深入武陵山区的历史，也是推动人群流动与合作共生的历史。其次，本文将说明朱砂出山的两种主要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流动路线与方式。我们将看到，华夏文明自身的多重性是造成这种复杂流动的根本原因，而山中的走廊正是多重世界的交汇地。接下来，本文将描述走廊中的矿区如何理解自己的物产，这种理解与外部世界有何异同，又如何叠加与协调。在我看来，朱砂不完全是商品，且武陵山区也未陷入阿富汗式的资源诅咒，这种多重文化叠加而形成的地方性功不可没。

二、铜仁万山的朱砂开发简史

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最早的朱砂产地是涪陵丹穴，位于武陵山脉北侧，今重庆市涪陵区、彭水县一带。东汉尤其唐代以后，宜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洵阳（今陕西省镇安县、旬阳县一带）、阶凤两州（今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陕西省凤县一带）等地亦有采砂，但主要产地始终在湖南、贵州和重庆毗邻地区，尤其集中于贵州的铜仁、万山、务川三县（区），湖南的凤凰、新晃、保靖三县和重庆的酉阳区、秀山砂矿，[19]正与武陵山区高度重合。这一区域内有明确记载的矿区，隋以前仅分布于1州，唐宋增至7州，元明清更增为8州，产量规模始终在不断扩大。[20]其中，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南侧的万山汞矿[21]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朱砂（汞）矿，万山被称为“中国汞都”，也是本文重点进行田野调查的区域。

万山地区汞矿开采至少可以追溯至隋唐年间（属辰、锦两州）。《元和郡县志》载：辰州（今湖南省沅陵县一带）开元贡犀角、水银；元和贡光明砂、药砂。锦州（今湖南省麻阳县及怀化市北部一带）开元贡光明砂、水银。[22]宋代时，万山朱砂已被公认为最上名品。《溪蛮丛笑》记：“辰砂：辰锦砂最良……砂出万山之崖为最，犵狫以火攻取。”[23]元代万山朱砂开采蔚为规模，是当地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明史》记载：太祖时（1368年—1398年），“惟贵州大万山司有水银朱砂场局”。[24]永乐十一年（1413年），为争夺朱砂矿，思州（今贵州省岑巩县）宣慰使田仁厚子琛与思南宣慰使田茂安子宗鼎等人兵戎相见、仇杀不已，永乐帝发兵五万讨伐，擒二人，执之京师，随后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是则贵州编户齐民乃自朱砂之争始。《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二年三月初二日（1414年3月22日），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四长官司并鳌寨苏葛棒坑朱砂场局、大崖土黄坑水银朱砂场局属铜仁府。”[25]

明初官办砂场并未开办太久。宣德八年（1433年），王恕任铜仁知府，停办省溪、万山二司朱砂、水银矿场。[26]康熙《贵州通志》记载，当时铜仁府“朱砂，大万山出，今填塞”，水银“砂场久废”，但这并不意味着万山朱砂再无开采。万历时期，万山司额贡“朱砂五斤八两，价银一十六两四钱二分，水脚银六两，洞民砂户平出”。[27]虽然贡赋朱砂不一定表明此地仍产朱砂（详见下文），但贡赋由洞民和砂户平均承担，表明当地除官方认定的砂民户籍以外，还有以朱砂为生却没有户籍身份的洞民。直到清宣统时期，铜仁府大万山产朱砂，月可得万斤。[28]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上海道员陈明远奏准承办青溪铁厂，引入英法商人资本。1899年，陈明远促使云南矿务局同意英法隆兴公司享有铜仁、镇远、思南等地的铁、汞、煤等开采权，并合资成立英法水银公司（Anglo-Frances Quicksilver Mercury Co.）。[29]此后，万山朱砂矿则主要用于提炼水银，销往国外，从而更深地卷入了世界市场。1906年，清廷收回万山矿权，英法水银公司退出，私营矿硐发展起来，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逐渐实行国有垄断开发。1950年新政权正式接管万山汞矿区，随后成立贵州汞矿，万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汞都”，直至2002年5月因资源枯竭，实施政策性关闭。

粗略回顾万山朱砂的开采简史，不仅是为了介绍本文的调查地点，更重要的是说明朱砂与华夏文明的关系。万山砂场的开采明显可分为两个时期：在被卷入世界市场之前，万山以其高品质晶体朱砂而闻名，水银只是副产品。华夏文明及其辐射区域对朱砂的需求主要是文化性的，这是万山朱砂成为流通之物的首要原因。19世纪晚期，随着欧洲水银需求的暴增，华夏文明的衰弱，万山才作为水银之都被世人所认识。英法商人最初并不知道朱砂的价值，所有矿石一律用于炼制水银。后来发现将晶体朱砂提出，单独售卖能获利倍增，方才意识到中国国内对朱砂的特殊需求。[30]朱砂与水银虽然来自同种矿石，但在文化意义上截然不同，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于朱砂，未论及水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朱砂只有放在华夏文明中才能看到其价值，也意味着，绝不能脱离华夏文明的整体去理解朱砂的意义，这就是接下来首先要说明“华夏世界中的武陵朱砂”的原因。

三、华夏世界中的武陵朱砂

除了以“丹朱”之名隐喻朱砂产地，朱砂正式出现在文献中，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土贡：“荆及衡阳惟荆州……厥贡羽毛齿革……砺砥砮丹”。疏曰：“丹，巴越之赤石也”，即丹砂。[31]在九州确定之初，朱砂就纳入了王朝贡赋体系，成为国家“任土作贡”[32]，“赋入贡棐，懋迁有无”[33]的贡品。正如刘志伟所说，这种贡赋供应不仅构成了国家空间的抽象模型，实际上也拉动了商品的长距离贸易与大规模流动，并形成了以京师为中心的市场体系。[34]但在贡赋体制之外，朱砂流动还有其特殊性。东汉以后，由于滨海地区天师道与上清派的兴起，朱砂成为炼丹不可或缺的材料，这不仅推动了长江流域朱砂之路的兴盛，也直接影响到铜仁本地的开发。九州与洞天，华夏世界两种不同的空间图示，形成了两条不同的朱砂流通路线，也为万山当地带来互补性的外部力量。

（一）九州的土贡

如前所述，朱砂早在《尚书·禹贡》的记载中就是荆州土贡，唐代铜仁一带贡砂已有定额。杜甫在《覆舟二首》中提及武陵朱砂经长江贡入长安之事：“巫峡盘涡晓，黔阳贡物秋。丹砂同陨石，翠羽共沉舟。”唐以前朱砂流通需经涪陵中转，《黄帝九鼎神丹经诀》载：武陵、西川之朱砂皆由涪陵集散，故涪陵虽已无采，但朱砂仍称为“巴砂”。[35]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也了解到，朱砂出黔的主要通道之一，是经乌江至涪陵入长江，再由长江逆流而上，经四川进入陕西。因此，乌江流域的朱砂矿相较锦江流域开采更早，遗址也更多。正如刘志伟所说，贡赋体制伴随王朝的扩张过程而形成，国家权力又通过贡赋体系形成对不同领土区域的控制，这一方面将乡村的小生产者拉入市场之中，另一方面使得京师成为最重要的中心市场。[36]国家性的贡赋制度不仅直接拉动朱砂的流动，更使地域和商品之间产生了复杂联系，从而形成稳定的流通体系。例如，即使在京师迁离陕西之后，乌江-长江-川江一线的朱砂之路也并未衰落，反而在明清两代，铜仁府思南县的朱砂水银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陕西人手中。这一方面是因为元明宣慰使均视己为流寓者，以陕西为祖籍，他们是当地土司巨族，历代掌握朱砂开采权。[37]更直接的原因在于，陕西人主导了四川五洞桥盐井入黔的盐路贸易。贵州不产食盐，盐主要自涪陵经乌江，两次易舟后到达思南，然后再以思南为中转站分售石阡、铜仁、镇远等地。[38]万山汞矿脚下，高楼坪乡鸡公田村的吴斗南，清末时以盐业发家，其商路也是沿乌江贸易再转运至万山。[39]从四川至思南的食盐运输逆乌江而上，回程时商船载满贵州土产桐油、桕油、山漆，及朱砂、水银，当然是顺水行舟的事情。

贡赋制度打通了最初的朱砂之路，但这条路不完全等同于商品流通路线，因为贡赋的核心在于形成“九州”。《礼记·曲礼下》有云：“问国君之富，数地以对，山泽之所出”[40]，财富的核心是土地山泽处于帝王控制之下，其基本逻辑不是商品或收税，而是领土和物产。在这种逻辑下，朱砂不仅仅因其使用价值而成为贡品，更因为它代表了一方山泽土地。从文献来看，明代以前武陵山区进贡朱砂的记录往往与平乱、归顺与诏封有关。宋代入贡记录主要见于北宋前期，伴随其开疆拓土的过程。开宝九年（976年），奖州（今湖南省新晃县、芷江县及贵州省玉屏县一带）刺史田处达以丹砂石英来贡。淳化三年（992年），锦州刺史田保全遣使来贡，夷王龙汉兴及都统龙汉瑶贡马与朱砂。两年后，奖州、叙州（今湖南省怀化市南部、黔东南州东部一带）、锦州与费州（今贵州省德江县、思南县一带）等州均来贡。咸平元年（998年），古州（今贵州省玉屏县）刺史向通展以芙蓉朱砂二器、马十匹、水银千两来献。[41]朱砂贡赋大多会转成定期“岁贡”，元代万山汞矿所在的思州就每两年进贡丹砂与雄黄。[42]但到底定额几何并无记载，很可能因为丹砂作为贡赋只是象征性的。例如，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二月甲子，金竹酋长来贡，命进所产朱砂、雄黄之善精者，无则止。[43]即有产则贡，无砂则罢。说到底，贡赋是为了形成“九州”。葛兰言指出，在九州式的天下观中，空间的生命力依赖于圣人（帝王）统治所形成的秩序，边地的生命力也必须通过定期与中心交流才能得到更新。在作为社会整体的圣地（都城），只有所有不同身份的人与物汇聚在一起，不同群体才能意识到彼此的差异、等级与复杂。秩序与统一只有在这种汇聚中才能产生。[44]不仅是武陵人带着武陵砂来到都城，九州其他所有地方的人与物皆齐聚于此。当都城展现出整体世界的差异与复杂，万物才能持续地彼此共生。《汉书·食货志》开头即称，财之本质乃帝王“聚人守位、养成群生”，更引《易》强调“天地之大德为生”，恐怕用意亦在于此。

贡赋逻辑在明代以后遇到很大挑战。武陵山区彻底改土归流，不再需要土物以象征领土归属。同时辰州、沅州（今湖南省芷江县）、麻阳等原产地已再无砂矿，但在“任土作贡”的逻辑下仍以朱砂为贡赋。明清两代地方志中，关于朱砂贡赋的抱怨屡见不鲜。乾隆《沅州府志》：“第芷江尚有丹砂贡项，载在赋役全书，以从前未经请豁故相沿至今也。有贡名而非上物，则撰志者亦何必猎虚声而为此邦增重耶？”[45]道光《晃州厅志》：“（朱砂贡赋）允行至今，仍无征输之处，官斯土者仍有捐陪之累。”[46]同治《芷江县志》：“……其非芷邑土物明矣，乃尚有丹砂之贡，载在赋役全书，年年折色，何哉？”[47]等等，不一而足。在盛产朱砂的万山，明代户籍制度亦与贡赋有扞格。万历《铜仁府志》载万山司赋税为：“朱砂五斤八两，价银一十六两四钱二分，水脚银六两，洞民砂户平出。水银二十九斤八两，砂户出。”[48]洞民与砂户并列，表明前者不在官方砂场户籍之内，也不是族群意义上的少数民族，而是有权采砂的当地人。但是，这些矛盾并未否定朱砂乃武陵“山泽之所出”，贡赋始终以朱砂为名，一方面强化了朱砂作为武陵的象征，也保持了边地与都城的交流；另一方面当地洞民享有朱砂开采权，国家以贡赋形式承认了其合法性。朱砂生产也因此成为高度地方性的经济活动，被嵌入九州的版图。

（二）洞天的丹药

朱砂能成为武陵标志、山泽至宝，主要因为它被认为具有安神、驱邪，乃至令人长生成仙的功效。这种观念很可能在先秦时期已经萌芽，高等级墓葬中大量使用朱砂就是佐证。炼丹术的兴起将朱砂的价值推向高峰，它不仅使朱砂具有神圣性，生产出大量关于朱砂与水银的知识，也使得武陵山区随着朱砂向长江下游地区的流动而被拉入“洞天福地”的世界。

关于炼丹术兴起的历史已有大量研究。[49]简单来说，汉武帝时方士炼朱砂以制黄金饮食器，随着阴阳五行宇宙观的全面确立，朱砂的功用也从制作鎏金器物变为可供服食的丹药。炼丹必须以朱砂为原料，这是因为“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50]，以朱砂炼汞，再以汞制还丹，就是在模仿天地宇宙自然生成再复归自然的过程。炼丹的核心在于变化：固态的红色朱砂可以化为液态的白色水银，水银再与硫磺等发生化合反应，又复为朱砂，这种“还丹”因其纯度更高而颜色更鲜艳，晶体更纯净。如此，阴阳相生、五行转化、大道归一的道理全都蕴含其中，炉鼎即宇宙，炼丹即自然。最重要的是，炼丹和书法、绘画，与庄子所说的庖丁解牛式的劳动一样，本质上都是经由身体的体验和行动，让个体“投入”_（engage）世界，从而与世界融为一体。葛洪说：“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51]“炼丹”不仅是为了得到“仙丹”本身，也是通过入山、访砂、采药、静心、炼制等行为，引导人们进入一种既在日常之中，又超出世俗之外的精神生活。因此，炼丹必须由道士亲自进行，必须经历极为复杂且长期的投入过程，必须一丝不苟地完成择侣、选地、造物、置器、备料等无数准备工作。这种观念基础，使得炼丹成为一种极为特殊的活动。

西汉时已有饵丹砂者，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炼丹成为时尚，不仅皇帝们热衷于此，许多著名道士都以寻找朱砂炼丹为终生事业。既是东晋都城，又是上清派兴起之地的南京由此形成对朱砂的巨大需求。葛洪为寻朱砂南下岭南，听闻交趾（今越南北部）出产丹砂而主动请任勾漏令，最终隐居罗浮山。“山中宰相”陶弘景得梁武帝赞助，在茅山（今江苏省句容市）炼丹，为寻砂炼丹而趋永康、下霍山，但最终还是回到茅山创立了朱阳馆。问题在于，这些得到皇帝全力支持的道士为何要亲自寻找朱砂？他们不能在市场上购买到朱砂吗？

建康的市场上当然可以买到来自武陵的朱砂，在《真诰》中不乏这样的记载。巴陵侯姜叔茂在句曲山下种五果与五辛菜，并把五辛菜拿到市场上换成丹砂。[52]阳城学道者赵广信，七八十年间扮作卖药人出入人间，常到都城中买丹砂以制九华丹。[53]事实上，成书于两汉之时的《黄帝九鼎神丹经》[54]，很可能已经记录了朱砂自武陵山区运往江苏的路线。经文开头说：“父在神山母在河。本在南越亦在巴。出于武陵会长沙。先祖昆弟豫章家。道士将我游五华。”此处将朱砂拟人化，说它以神山为父，大河为母，原本出自巴、越之地。有学者认为，“出于武陵”说的是朱砂，“会长沙”“豫章家”则讲炼丹需用土釜。因长沙、豫章正是产土釜之处，故以之隐喻。[55]但如果考虑到朱砂从武陵至江苏必走长江水路，经洞庭湖（长沙郡）、鄱阳湖（豫章郡）而入南京，那么所谓“出于武陵会长沙。先祖昆弟豫章家。道士将我游五华”之句，亦可理解为朱砂进入“五华”之路。到今天，万山朱砂出山仍要“出于武陵会长沙”。万山、铜仁、凤凰等地出产的朱砂主要经辰水（上游称锦江）、沅水（包括其支流㵲水）运送出山，二水在辰溪大酉山下交汇，大酉山也就成为天下第二十六小洞天。明王世隆著《大酉洞记》中说，其山中之“土物莫灵于丹砂”，“居民耕作往往斸地多得灵砂”，[56]盖亦为江水冲出者。至今当地居民还说早年间常能于河中捡到朱砂。[57]辰溪往东，沅水经过常德后注入洞庭湖，最终与长江在岳阳处合流。

既然武陵至南京的水路畅通，为何葛洪等人还需亲访朱砂？虽然如前文所说，炼丹为模仿宇宙之变化，以身体投入山川自然乃必不可少，但炼丹者已在山中，为何仍需千里迢迢去到产砂之山呢？对此《真诰》也给出了答案。根据《稽神枢》篇的叙述，茅山之灵气来自仙真所埋之金玉，其中就包含中茅山司命君所埋之丹砂。这些金玉丹砂乃山水之真精，“洞虚之膏腴”，泉水从中涌出，“皆金玉之津气”。而只有在这种“金玉津液”处方可“立静舍合丹”，因为灵气溢出之处贯通洞天内外，如桃花源外小溪般，能引领修道者得窥天地大道。[58]总之，丹砂既是天生矿物，亦为仙真所遗、灵气所聚，炼丹不仅需要朱砂本身为原料，更需要洞中朱砂所产生的山水灵气。为此，远离产砂之山无助修道，将朱砂尽数掘出更不可取。司命君在中茅山埋下丹砂六千斤，而左慈就司命乞丹砂却仅得十二斤。何以不多取？深知洞天仙境与炼丹秘法的许长史对此已有解释：“今之孜孜志慕于道，无心金玉，尊灵所置，唯助令弥密耳，岂有掘犯理耶？”[59]朱砂乃灵气之渊薮、仙真之馈赠，当为万世修道者共享，岂可一朝掘尽？

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不少寻砂炼丹者进入武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山区的开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元代道号紫霄上阳子的道士陈致虚，他曾跟随真人赵友钦（字缘督）学习金丹妙道，云游到了思唐（今铜仁市思南县），与宣慰使田祐恭之弟田琦（道号致阳子）在山中炼丹。[60]事应在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以前，这也是思南县最早关于采砂炼丹的明确记录。他们所用之朱砂肯定来自当地务川，此处朱砂至今仍有储量。类似陈致虚这样寻砂入山的道士可能还有很多，毕竟在今天的武陵山区中，到处可见道士炼丹的遗迹与传说。前述大酉山洞传说为尹喜尹真人所治，山上丹池乃是张果老炼丹处，北宋道士陈崇政亦在大酉观中修道几十年。万山汞矿不远的石莲峰传说是张三丰修炼处，“药炉丹灶遗迹仿佛可辨”，张真人据说也是铜仁市玉屏县城的奠基者和设计者。[61]

如果说在《尚书·禹贡》的九州天下中，朱砂作为贡赋从边地流向京城，那么在《真诰》的洞天福地里，反而是道士被朱砂所吸引，从京城来到边地。两种不同的世界图示都造成了朱砂的流动，也都认为朱砂与地方山水本为一体，但前者需要朱砂带着山川印迹汇聚中心，以证明王朝帝力无远弗届，而后者则强调只有深入山川才能觅得朱砂灵气，人类应主动入山受其滋养，再将这种灵气带至世界的其他地方。两种关于宇宙的不同想象，最终形成朱砂进入华夏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

当作为外部世界的华夏不断召唤朱砂时，作为内部世界的武陵山区一边源源不断地贡献山中宝藏，同时又产生出相反的力量——抗拒流动的朱砂。

四、武陵山中的朱砂

武陵山中人怎样理解朱砂？高山深处与余脉丘陵的居民不尽相同，采砂矿工与巨商大贾更相去甚远，理解种种细微的差异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否认在盛产朱砂的山间的确存在共享性的知识与观念，它们跨越文本-口头、话语-行动、身份-阶级而广泛存在，所谓“地方”就基于这些共享而产生。本文要讨论的是“地方”，而不是族群或个人，重点就在于理解不同人群共同表达的共享观念。经过在万山汞矿前后三次的田野调查，并综合比较来自观察、访谈、文献等各种来源的资料后，我们发现：虽然矿区与其他地方一样，也普遍认为朱砂具有安神驱邪、益寿长生的奇效，但对当地人而言，这些特质来自大山本身的生命力，朱砂也只有在山中才具有效力。

（一）以血为名

与炼丹文献视朱砂为“万灵之主，造化之根”[62]不同，无论在地方志、民间故事还是访谈中，最常见的是把朱砂比作甚至直接视为鲜血。凡见过朱砂原石的人会立刻明白这一说法的贴切：万山朱砂总与白云石和铁矿石伴生，大面积的黑色岩石中长出白色石床，而朱砂如一抹鲜血般闪着光流淌在这白底上，这种“血砂”而不是块状晶体才是最常见的朱砂矿石。[63]民间故事中说朱砂是孙悟空把自己的血到处乱抹后所化，[64]也解释了朱砂矿石的颜色与形态。不过，将朱砂称为血砂并不仅仅因其矿物特征，更因为开采朱砂极度危险，以血浸染的石头因此也是权力的象征。

朱砂是石床上的“血”，开采朱砂需先找石床。《本草图经》中说：“丹砂，生符陵山谷，今出辰州、宜州、阶州，而辰州者最胜，谓之辰砂。生深山石崖间，土人采之，穴地数十尺，始见其苗乃白石耳，谓之朱砂床。”[65]矿区人描述过去寻找朱砂的办法：在黑色石壁上露出一丛白石，这就是“苗头”，它意味着山体内可能有朱砂床。顺着苗头这一线矿脉开凿，在岩石之内蜿蜒爬行，时时注意敲击石壁传出的声音，凡有空洞声处就意味着可能有“蛤蟆洞”，即朱砂晶体生长的晶洞。这个过程可能花费数年之久，且常以失败告终。[66]即使找到了砂矿也无法大规模开采，因为朱砂矿层很薄，一处矿床很快会被采光，采砂人只能继续向大山深处凿洞前行。直到清代晚期，矿硐最多只能深入山体十余丈，再深则会因缺氧而“灯入无光”[67]，只能放弃。再加上当地多为花岗石岩体，开凿极为不易。如今作为矿业遗产保留的古代矿硐，大多开口在绝壁上，山下无路可攀，只能从山顶悬索将人挂在半空中作业。未经近现代时期扩凿的矿硐往往直径不足两米，只容单人跪行，进洞的采砂人等于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了身后同伴的手里。《黔书》中说采砂人“追一线之蚓蛇，探重泉之幽……晓夕之莫知，置死生于非意”，[68]实乃真实写照。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有旨征丹砂，贵州按察使陈尧抗征不报。他如此回答使者：“夜郎丹砂赤如血，佳哉！此百姓血也，安得不赤？”[69]砂如血，因为百姓以血采砂，陈尧用民间盛行的“血砂”说法反对征赋，表达的是爱民之意。不过，采砂人自己也有各种“以血采砂”的说法、传说与仪式，往往表达的是绝不容侵犯的权利。

万山最古老、产量最大，也是最有名的矿硐是黑硐子。硐口高悬峭壁，仅有一道岩壁间开凿的狭窄石梯可以登上。这道石梯名叫“云南梯”，传说是云南人开成。围绕这些开山的云南人，当地流传着很多说法。其中一个流传较广，我们数次听到的传说中讲：最初云南人来到这里探矿，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朱砂。后来他们在硐口杀掉了一个病重的同伴祭硐，表示此硐永为云南人所有，随后便离开了这里。哪知云南人刚走，还在硐里的矿工就找到了朱砂。然而，这些在硐里红亮耀人的朱砂，只要一拿出硐口就变成别的东西。万山人没办法，只好从别的地方重新打洞，这就是黑硐子的来历。[70]作为口头故事，这一传说反映的观念相当清楚：矿产由死亡所产生，外来者也是这片土地上最初的流血者。因为有了人血的印迹，万山这片矿场便永远无法排斥外来者的参与。这不由让我们想起在古希腊神话中，雅典如何以死亡仪式强化“土生土长的”城邦公民的权力，外来者又为何必须通过屠杀与血洗才能确认忒拜城的建立。正如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所说，“土地与死者”“血与土”有超越历史的内在联系，以血为名的本质是以最强大的方式奠定核心权力。[71]

在朱砂矿场中，以血为名不仅是话语形式，也是行为仪式。离黑硐子不远有处悬崖叫“马脑壳”，当地人常说“马脑壳讲道理”，意思是矿山中如果出现了纠纷无法调解时，双方就必须上这里来“讲道理”。如果一方口拙讲不过，他就从悬崖上跳下去，虽然通常会当场摔死，但也会得到众人的尊重与原谅。如果侥幸没死，那就是上天证明他受了委屈，从此必须得到他所要求的权利。比起更常见的油锅捞钱、赤脚踩火等方式，这显然更直接，也更血腥。

既是血所化，又以血为名，朱砂在万山当地人眼中恐怕不完全是灵气与仙丹的化身。的确，朱砂具有抵抗邪气的功效，但必须与茶叶、大米配合使用。将三种物品秘密封入小布袋，随身携带，可以保护孩子不受邪气侵扰。当地道公师向我们解释：茶是素斋，可吸引观音的保护；米是粮食，可吸引“好人”（祖先）的保护；朱砂是血，可以吸引那些“有力量的”保佑。其中，朱砂为主，茶米为配，辅助它，也中和它。[72]这就像当地的土地庙必须有两座，或者祭土地必须双份一样：素斋与血祭缺一不可，文与武、正与邪、善与恶、阴与阳，必须相配才能保护人类。[73]而朱砂显然属于其中比较“武”的那边。要理解这种观念，我们必须从当地山、水与洞的关系说起。

（二）山水、山洞与山中之砂

朱砂与某种强大且不可控的力量有关，这不完全是民间观念，而是在当地有悠久的文献记载。道光《铜仁府志》中记：最珍稀的朱砂如鱼、如马、如鸡，是地灵所生，“厂之人以为砂精，见之不宜”。[74]嘉庆年间《黔书》有说，上等朱砂长得像狻猊、象王、老虎或凤凰，次等的像杯子、勺子、竹筐、竹篓、发簪、耳环等。最大的朱砂晶体称为“砂宝”，会把自己隐藏在土里，发出母鸡孵蛋的叫声。采砂人听到这种叫声千万不要惊动它，否则它会遁地而跑。[75]光绪《铜仁府志》载：朱砂在晶洞里会自己移动，动起来会发出松风一样的声音。[76]“物老则为怪”[77]，巨大的朱砂会自通灵性，变成精怪，这在中国传统中不是令人惊讶的说法，但问题是它为何会“见之不宜”？天地造化灵气所聚的朱砂为何与邪祟有关？要理解这些观念，需把朱砂放回当地的山水和信仰整体中。

万山当地的民间信仰寺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聚落保护神的土地庙，通常立于水口或路口处，是寨子（村落）和院子（寨子的下级聚落，通常是家族性聚居区）的保护神。如果水源地（水井或泉眼）不在自然水口处，有时也会单独立庙，并和土地庙一样成为全聚落年度性集体祭祀的圣地。总的来说，土地庙与井泉庙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性质相同，都可以视为“社”的变形。第二类是作为个体保护神的观音庙，通常位于山顶。每年农历二月、六月与九月观音会期间，附近信众都以个体身份朝圣，没有组织成香会的情况。观音庙常以一块石头为标志，甚至不需要寺庙建筑，石头本身就被称为观音。土地庙与观音石这两类不同的圣地，直观地反映出当地人山水宇宙观的分类：水养人——可供人类居住的土地因水而存在，水口与水源标记出人类世界的边界；石生神——石头聚集而成山，山以观音的名义护养群生，是万物生命力的来源。朱砂有时也被认为是石头女神的馈赠。万山老矿区有仙女石、三角岩等多处石头都被视为仙女或观音化身，常年有人挂红、烧香、祭拜，以及认石头作干娘。民间传说认为，朱砂就是这些女神从天庭带来的财宝埋在山中所化。

在这样的山水世界中，山洞被认为是不可名状又充满危险的存在，即使傩师之祖也死于山中的无名力量。铜仁当地的宗教专家主要分为文教（道公）和武教（傩师）两种，傩师将罗公罗母奉为主神，关于二人的当地神话就是伏羲女娲的异文。黄道乡的罗氏家族认为罗公不是神话中的人物，而是他们的祖先“罗君老坛”，他创造了傩仪，是傩师们的祖师。罗公曾与骠骑大将军刘贵[78]结拜兄弟，平定苗乱后定居于黄道乡仓前村。村边山脚有一个洞会吃人，路过的人常常死于非命。罗公与之斗法时不幸落败，需要静养七七四十九天。不幸的是，在第四十八天时罗母忍不住偷看了他，最终导致罗公的死亡。为何连傩师之祖都死于山洞中的未知力量？当地人对此的解释是：所有的洞都很可怕，尤其是靠近水的洞。山上有观音菩萨的庇护，还能有破解的办法。水边的洞最凶险，常常有洞吃人的事情发生，就连傩师也没办法。洞里的邪气是什么不知道，但是在人类到达之前它们已经存在于此，是先在于人类的力量。它们要吃人，就像人会生病一样，不可能消灭掉。[79]

朱砂矿硐就是这样异常凶险的“水边的洞”。开采朱砂必须掘开山体，这无异于在伤害观音的身体。矿硐比绝大多数自然山洞更深，积水是常见现象，人们挖出的矿石也需要就近引水淘洗，去掉杂质以获得朱砂。朱砂生于山水相交的洞中，这里有某种原始、未知且强大的力量，它亘古如天地，亦以万物为刍狗，人类无法与之抗衡。由此我们能理解，为何当地人一再强调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没人愿意去开洞采砂。若不得已而为之，进洞前必须先拜山神与洞神。然而即使如此，当地经营砂坑的家族还是常常面临人丁不旺的窘境，因为开采朱砂就意味着扰动洞中的超越性力量。

朱砂在山水相交的洞中孕育，它也应该属于山中。几乎所有我们遇到的当地人都说，朱砂要想发挥驱邪效果，必须从未见过阳光，就像从未离开过山中一样。尤其是小孩佩戴的护身符、建房上梁的辟邪压胜、修坟立墓的铺底打基，必须用没见过光的朱砂。至于道士画的符咒、点神主用的朱砂，因为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暴露在阳光之下，故而要求不那么严格。没见过光的朱砂要在隐秘的状态下被层层包裹，缝在小孩子的贴身衣物内侧，或置于房屋、坟墓的最深处。以建房为例：选定房址后，四角处先埋入朱砂，其上安置石质柱础，柱础上再立柱。上大梁后，也要在大梁正中打一个小窝，先放入朱砂，压一枚铜钱，最上面再压一本通书。家宅的四极与心脏处都深藏朱砂，朱砂似乎又回到山中，而房屋也将如山一样获得勃勃生机。

朱砂虽多，没见过光的朱砂却难得，这使得真正有效力的朱砂只可能存在于矿山周围的极小范围内，且完全依赖亲属网络流动。当外部世界拉动万山朱砂向外流动时，万山本地的朱砂却倾向于“反流动”，这直接区别于九州天下对边地的期待，也不同于洞天福地的灵气假设，却是这两种世界图示共同作用的结果。经由朱砂，我们也许能更细致地勾勒出武陵走廊中世界与地方的图景。

五、结论：华夏世界的走廊

在九州天下的图示中，世界被想象为一个周期性聚集于中心以获得秩序更新的空间。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存在的进香、朝圣、分香等祭祀活动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空间图示：平日里分散于大地上的“社”，周期性地聚集在圣地中心以成“会”，“社会”由此而来。[80]然而，在万山，“社”是强有力的地域单元，“会”却不见集体朝圣进香的情况。有“社”而无“会”，强调在地性，排斥流动性，与当地对朱砂的信仰有着相同的结构。事实上，这一结构不仅存在于寺庙祭祀、朱砂信仰中，也同时存在于经济活动与社会权力中。例如，即使明初已经改土归流，但自元代开始就曾任宣慰使的杨姓、刘姓等家族在当地至今仍有强大的影响力，至少从清代起就经营矿硐的华家到今天也还是万山朱砂工艺的非遗传承人。前文已提及明万历年间朱砂赋税由“洞民砂户平出”，这些国家户籍之外的洞民牢牢扎根于本土，历经各种政治变迁而始终存在，在长时段历史中反复出现。

在洞天福地的图示中，朱砂还丹与宇宙变化同构，为“造化之所铸”[81]，可令山川洞天因之而生灵气。万山本地毫无疑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以朱砂辟邪、压胜、镇墓、点主、写符等行为亦是中国道士们普遍传承的知识仪式。然而“山中何所有”？当陶弘景这类上清派道士相信道炁可以净化宇宙，在山中看到“白云去悠悠”时，以血换砂的山里人却更倾向于世界的不可知与不可控——邪祟无处不在，桃花源只不过是外人的想象。这反而使他们的观念在今天看来更有理性主义的色彩：朱砂能炼丹治病吗？没人能保证它没见过光！

华夏世界的不同观念以不同方式对武陵山区产生巨大影响，就如同各类矿物元素交汇沉淀于当地并发生物理化学反应后，全新的晶洞从中诞生。万山是一处小晶洞，而横跨贵州、四川、湖南的武陵山区则是涵纳晶洞的矿脉——一处既有自身边界，又与外部连通的小世界。在唐代，武陵朱砂向北流通的乌江-长江一线，与向东流通的长江水路都已臻于繁华，此时从贵州到巫溪三峡一带形成了一个以朱砂、水银为货币的区域性市场。元稹在《钱货议状》中记录，当时各地的货币材料不同，岭南、巴地之外各有货币，而“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籍彩、巾帽以相市”。[82]这一区域性市场至少一直持续到明代中期。嘉靖《思南府志》中记载，铜仁务川一带以采砂为业，“居人指为生计……而民间贸易，往往用之比于钱钞焉”。[83]朱砂、水银继续充当地方性货币，这表明区域性市场仍在延续，武陵山区的地方社会仍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力图透过朱砂看到武陵山区作为华夏文明走廊的内在机制，重点关注了丹砂在贡赋制度与炼丹文化中的双重流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理学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只是一个极为简略的模型，更复杂细微的结构已非本文力所能及。就本文关注的世界-地方关系而言，是九州天下与洞天福地两种图示共同塑造了边地与中心的关系：流动方式虽异，但它们都将“山泽之所出”与地方山水紧密绑定，物、地、人三位一体，这是华夏理解并建构世界的核心逻辑。与青金石被剥离产地而纯粹作为商品不同，朱砂始终被视为山水灵气的结晶。无论是《尚书·禹贡》将丹砂与荆州水土并置，还是《真诰》强调炼丹必入丹砂之山，都在制度与信仰层面维系了物与地的联结。这种联结使边地资源开发嵌入地方本身，有利于形成地方内部的社会网络。在地性与流动性之间始终保持张力，最终地方与世界“和而不同”。正是由于这一逻辑，在描述朱砂之路时，“走廊”比“线性”更具解释力：“线性”强调物质流动的空间轨迹，“走廊”则更注重多重文化网络的交织共生。由“走廊”所形成并概括的世界与地方的关系，可以为矿业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注释

[1]［东晋］郭璞（注）：《山海经》卷10，《海内南经》，“苍梧之山”条，明崇祯刻本。

[2]［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63，《地部二十八》，“丹水”条，四部丛刊叁编景宋刻配补日本聚珍本。

[3]Marcel Granet, La pensée chinoise, Paris: Editions Albin Michel, 1968, p. 62.

[4]韩建业：《论五帝时代》，载《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第190—195页。

[5]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载《文史哲》2015年第2期，第56—72页。

[6]《说文解字》称：“丹，巴、越之赤石。”从古至今，朱砂产地均在湘、黔、渝一带，即长江中游地区。［汉］许慎（著）、［宋］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卷5下册，“丹”条，平津馆丛书本。

[7]朱裕生：《中国矿床》，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年版，第478—479页；刘芃、吴家荣：《朱砂现今主要产地的本草考证》，载《中国中药杂志》2000年第4期，第50—51页；胡安徽、卢华语：《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及其变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第35—43页。

[8]同注[5]，第61页。

[9]例如，距汉江不远的陕西省旬阳县有大量古矿硐遗址，此处汞矿至今仍在开采。

[10]身份认同理念下的遗产运动常常沦为身份的表演。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例如：Dorothy Noyes, “The Judgment of Solomon: Global Protections for Tradi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ommunity Ownership,” Cultural Analysis, 5, 2006, pp. 42-43；E. T. Gordon & M. Anderson, “The African diaspora: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Diasporic Identification,”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112(445), 1999, pp. 290-291。

[11]例如：A. Martorell Carreño, “Cultural Routes: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Dimensions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Proceedings of ICOMOS 14th General Assembly and Scientific Symposium, 2003；李然、林婵娟：《文化线路遗产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逻辑》，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15—17页。

[12]［美］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6—229页。

[13]关于“水银遗产：阿尔马登和伊德里亚”，参见UNESCO，“Heritage of Mercury. Almadén and Idrija”, https://whc.unesco.org/en/list/1313/#contentdes_nl，2025年3月24日访问。

[14]H. Huang, “The Route of Lapis Lazuli: Lapis Lazuli Trade From Afghanistan to Egypt During Mid-Late Bronze Age,” in 4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Atlantis Press, 2018, pp. 392-396；贾妍：《神采幽深：青金石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使用的历史及文化探源》，载渠敬东、孙向明（主编）：《中国文明与山水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88—311页。

[15]Mujib Mashal, “Greed, Corruption and Danger: A Tarnished Afghan Gem Trade,”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2016/06/06/world/asia/afghanistan-lajwardeen-mining-lapis-lazuli.html，2025年3月24日访问。

[16]费孝通：《武陵行》，载《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下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3—395页；潘光旦：《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载《潘光旦文集》第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4—426页；麻国庆：《走廊和通道：理解何以中国的空间视角》，载《开放时代》2025年第1期，第69—70页。

[17]关于巴达赫尚省的青金石矿及其困境，参见Jean Wyart, Pierre Bariand & Jean Filippi, “Lapis-Lazuli from Sar-E-Sang, Badakhshan, Afghanistan,” Gems & Gemology, 17(4), 1981, pp. 184-190; W. A. Byrd & J. Noorani, Industrial-scale Looting of Afghanistan’s Mineral Resources,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17, pp. 10-11。

[18]先秦时期朱砂的使用就得益于西域传入的鎏金技术，早期使用朱砂制造金银汞齐的工匠，很多都有草原和西域背景。参见李零：《中国方术正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2—255页。唐代从西域输入中国的货物中，朱砂和水银为大宗。参见《旧唐书》卷84、卷198 等处。宋代《诸蕃志》记载，越南每年进贡朱砂。参见［宋］赵汝适：《诸蕃志》卷上， “交趾国”条，钦定四库全书本。与此同时，中国朱砂早在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年到公元250年）即已远赴日本，并成为日本漆艺的重要原料。我们在田野调查中也了解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万山朱砂矿石很重要的出口途径是作为药材销往韩国和日本。

[19]刘芃、吴家荣：《朱砂现今主要产地的本草考证》，载《中国中药杂志》2000年第4期，第50—51页。

[20]胡安徽、卢华语：《历史时期武陵山区丹砂产地分布及其变迁》，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4期，第36—38页。

[21]万山汞矿作为矿区，清代以前无定名。民国时贵州省建设厅在万山成立省溪朱砂矿局，后改称省溪汞矿。新中国成立公私合营万山汞矿公司，1952年改称贵州汞矿厂，后陆续更名湘黔汞矿公司、贵州省汞矿、贵州汞矿等。2002年，矿区遗址以“万山汞矿”为名作为矿业遗产保护。

[22]［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31，“辰州”条、“锦州”条，钦定四库全书本。

[23]［宋］朱辅：《溪蛮丛笑》，“辰砂”条，古今说海本。

[24]《明史》卷83，《食货志六》。

[25]《明实录》，《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九》，明实录红格钞本。

[26]［明］万士英（修纂）：万历《铜仁府志》，长沙：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70页。

[27]同上，第65页。

[28]宣统《贵州地理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指导委员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1册，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32页。

[29]李杰（编著）：《贵州文史资料专辑·贵州汞矿史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30]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1895—1914年）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

[31]［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7，《虞夏书三》，皇清经解本。

[32]《尚书·禹贡》。

[33]《汉书·食货志》。

[34]刘志伟：《中国王朝的贡赋体制与经济史——在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发展趋势”课程上的演讲》，载刘志伟：《贡赋体制与市场》，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32页；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 ——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社会变迁之关系》，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66—72页；刘志伟：《非经济的“食货”概念》，载《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第60—63页。

[35]佚名：《九鼎神丹经诀》卷13，“丹砂出处”条，道藏本。

[36]同上。

[37]嘉靖《思南府志》卷1，“风俗”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务川自治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第8页。

[38]道光《思南府续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编辑指导委员会（编）：《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第4册，第50页。

[39]被访者：鸡公田吴氏族人，访谈时间：2024年7月28日、2025年1月12日。本文所用田野访谈资料，均来自2024年7月、2025年1月、2025年2月，本人及调研团队三次在贵州万山、湖南辰溪、湖南怀化等地的调查。参与调查的成员还有张巧妮、王小萌、杨静。

[40]《礼记·曲礼下》。

[41]《宋史》卷493，《蛮夷传》。

[42]《元史》卷16，《本纪第十六·世祖十三》。

[43]《元史》卷17，《本纪第十七·世祖十四》。

[44]同注[3]，第55—71页。

[45]乾隆《沅州府志》卷24，《物产》，“明山石”条，清乾隆刻本。同治《沅州府志》中有同样的文字，同治《沅州府志》卷20，“明山石屏砚”条，增刻乾隆本。

[46]道光《晃州厅志》卷16，《矿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铅印本。

[47]同治《芷江县志》卷45，《物产》，“明山石屏砚”条，清同治九年（1870年）刻本。

[48]同注[26]，第65页。

[49]参见詹石窗（主编）：《百年道学精华集成》第5辑，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版。尤见以下篇章：张子高：《炼丹术的发生与发展》；胡孚琛：《中国外丹黄白术仙学述要》；魏小巍：《从炼丹术看道教信仰的建构》；黄素封：《中国炼丹术考证》；陈国符：《中国外丹黄白术史略》；孟乃昌：《说中国炼丹术内外丹之联系》《说中国炼丹术内外丹之联系（续）》《说中国炼丹术内外丹之联系（再续）》；曹元宇：《葛洪以前之金丹史略》《葛洪以前之金丹史略（续完）》；劳馀：《中国丹砂之应用及其推演》；谢海洲、尚志均：《有关汞及炼丹的历史》；俞慎初：《祖国炼丹术与制药化学的发展》。

[50]［后蜀］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道藏本。

[51]［东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16，《地真》，平津馆丛书本。

[52]［梁］陶弘景：《真诰》卷13，《稽神枢三》，道藏本。

[53]［梁］陶弘景：《真诰》卷14，《稽神枢四》，道藏本。

[54]辑录于唐初的《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1即古本《黄帝九鼎神丹经》，其文本在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已有引用，故一般认为成书于两汉之时。陈国符认为成书于西汉或两汉之交。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诀出世朝代考》，载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8页。韩吉绍认为是东汉时期撰于北方滨海地域的齐地或近齐地区。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源流辨正》，载《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26—29页。

[55]韩吉绍：《〈黄帝九鼎神丹经〉源流辨正》，载《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第28页。

[56]［明］王世隆：《大酉洞记》，载何镗（辑）：《名山胜概记》卷9，《南岳衡山》，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刻本。

[57]被访者：怀化居民毛某，访谈时间：2025年1月28日。

[58]［南朝］陶弘景：《真诰》卷11，《稽神枢一》，道藏本；陶金：《“洞天福地”原型及其经典阐释——〈真诰·稽神枢〉中的圣地茅山》，载吕舟、崔光海（主编）：《2019年第一届洞天福地研究与保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95页。

[59]［南朝］陶弘景：《真诰》卷11，《稽神枢一》。

[60]万历《贵州通志》卷16，《合属志十四》，“仙释”条，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61]乾隆《贵州通志》卷7，《风俗古迹丘墓》，“石莲峰”条，清乾隆六年（1741年）刻嘉庆修补本。

[62]［唐］张果：《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诀》，第一品“辨丹砂诀”。

[63]被访者：胡小鹏，访谈时间：2025年1月11日。

[64]《朱砂的来历》，载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省铜仁地区万山特区卷》，万山特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1988年。

[65]［宋］苏颂（撰）、尚志钧（辑校）：《本草图经》，《玉石上品卷第一》，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66]被访者：贵州省汞行业商会会长吴某，访谈时间：2025年1月13日。

[67]婺川县修志局（纂修）：民国《婺川县备志》卷10，《经业》，贵州省图书馆，1965年油印本，第2页。

[68]［清］田雯：康熙《黔书》卷下，“朱砂”条，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阳书局刻本，第30页。

[69]乾隆《贵州通志》卷19，《秩官志·名宦分部》，“陈尧”条。

[70]被访者：土坪老人，访谈时间：2024年7月28日。被访者：贵州省汞行业商会会长吴某，访谈时间：2025年1月13日。

[71]Marcel Detienne: Comparative Anthropology of Ancient Gree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4-21.

[72]被访者：瓮慢村道公师，访谈时间：2025年1月15日。

[73]关于这种对立力量缺一不可的观念，许多人类学家已有精彩解释。有关中国的研究参见Kristofer Schipper, Le Corps taoïste: Corps physique-Corps social,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1997（尤见第51—59页）；Stephan Feuchtwang, Popular Religion in China: The Imperial Metaphor, Taylor & Francis, 2005（尤见第42—50页）。有关欧洲的研究参见Louis Dumont, La Tarasque: Essai de Description d’un Fait local d’un Point de Vue ethnographique, Gallimard, 1987，可重点关注其结论部分和1986年作者新写的总结。

[74]道光《铜仁府志》卷4，《土产》，贵州省图馆，1965年油印本，第19页。

[75]同注[68]。

[76]光绪《铜仁府志》卷7，《物产》，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当地人同意上述这些说法，但同时也给出了一种理性化的解释：因为朱砂硬度高，石床硬度低，二者相嵌并不很牢固。天然晶洞中也常有朱砂晶体松动的情况，略有扰动便从石床中脱落并滚动发出声音。有经验的采砂人如果听到这种声音，就知道附近必有砂宝。怀璧其罪，此时就要更加小心各种意外发生。

[77]［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9，“孔子论五酉”篇，学津讨原本。

[78]刘贵确有其人，元时为思州府宣抚司同知，明洪武初替田氏称臣入贡，洪武五年（1372年）以忠顺升授宣慰司同知，洪武八年（1375年）升宣慰使司副使，子孙世代继任宣慰使。参见万历《贵州通志》卷16，《合属志十四》，“黄道长官司”条，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页。

[79]被访者：罗氏后人，访谈时间：2025年1月14日。

[80]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由“社”与“会”构成的问题，参见顾颉刚：《妙峰山的香会（上）》，载《京报副刊》第157号（妙峰山进香专号［二］）（1925年5月）。

[81]［唐］李德裕：《黄冶论》，载［宋］李昉（辑）：《文苑英华》卷739，明刻本。

[82]［唐］元稹：《元氏长庆集》卷34，《钱货议状》，四部丛刊景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刻本。

[83]同注[38]。

转自《开放时代》2026年第2期

一、清代幕府

清代地方主管官吏，自州县到督抚，总要聘请几位能干的或有学识的人才，帮助自己处理行政事务，称为师爷。法令文献上称为幕宾、幕客、幕友，还有西宾、宾师、幕僚、馆宾等称，一般统称幕府。

幕府制由来已久。宋代《册府元龟》有幕府部，上溯到周礼六官六军的吏属、春秋诸国的军司马尉侯[1]，其说尚有待进一步考订。清雍正帝说：“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2]，似乎也迟了一些。我们感到，《史记》上所说，张耳“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3]的客；“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4]的舍人；近年考古发掘汉墓壁画上的门下史[5]的史，都应该是和幕府制有关的原始职称。

幕府人员由府主自己选聘，与正规官吏由考试铨选登进的不同。明王守仁曾说：“凡荐贤于朝，与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权度在我，故虽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贤才荐之于朝，则评品一定，便如黑白，其间舍短录长之意，若非明言，谁复知之。”[6]这里说的自己用人，就指的是幕府人才。既属自己用人，自然不限资格，不分亲友，不问相识与否。这种情形，一直延及到清代。从顺治十七年（1660），河道总督朱之锡偕僚属捐银赈济灾民受奖[7]，康熙二十六年（1687），云南提督万正色以纵容幕客家人，借造册勒索被议[8]，可知顺、康时已有幕府人员。雍正元年（1723）三月乙酉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并令“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9]从此幕宾取得法律上正式地位。这里的“历练老成”本无客观标准，故“深信不疑”便成为有清一代延请宾客的唯一条件。

二、清代幕府的情况

清代参加过各级地方机构幕府的人员很多，现在选择一部分，列表于下：

从上表所列情况可以看出，各时期的幕府工作并不完全相同，具体到各个幕主的要求和幕宾的贡献也不一致。此外还有几点和一般想象不同：1.武官衙门同样有公文往来，因此也有幕宾。如万正色纵容幕友勒索被议，同治时蒋日豫曾参某总戎幕[10]均是证明。2.京官本无幕宾，但用教读老师代作诗文的不少。乾隆十五年（1750）赵翼在大学士汪由敦家教他的儿子读书，前后七八年。赵翼说汪的“诗文多余属草”[11]，实在就是变相的幕宾。3.幕府人员有名位极低的，左宗棠幕有魏景韩，光绪十三年（1887，时左已死）还是从九品，就是官吏的最低级。[12]

三、清代幕宾的来源

清代选聘幕客，来源大致有下列几种——当然不仅这十二种：

——朝廷指派。乾隆三十三年（1768），赵翼由广西镇安府知府奉命参阿里衮云南军幕，继阿桂、傅恒到滇，仍在幕府凡二年，事后仍回镇安府本任。赵翼在军颇有建议，他写的《皇朝武功纪盛》，其中缅甸一役，魏源说他“亲在行间，闻见最确，叙述勃勃有生气”[13]。

——随长官出差。如乾隆十三年（1748），阿桂以吏部员外郎随兵部尚书班第，赴金川兵营办事[14]；乾隆三十四年（1769），孙士毅以内阁侍读随大学士傅恒督师云南，主章奏[15]，刘秉恬以吏科给事中随赴军营[16]，都是明显的例子。这种随长官出征，易见才略，所以最为同侪羡慕。阿桂、孙士毅也以此役而露头角。傅恒督师金川时，幕府参佐多军机章京，练达军事，故奏报情形极为详畅。额勒登保经略川楚，奏调郎中胡思显代具奏稿，每有小衄，直陈不讳，得到好评。[17]这都是奏调属员的明显事例。

应该指出，这种调取平日熟悉的人员随营入幕以备委用的情况，必须经皇帝批准。在雍正六年（1729）以前，各省督抚赴任，均如当时“上谕”所言，凡“有奏请将平日所知人员带往以备委用者，朕因督抚事务甚繁，欲得素所熟悉之人以收臂指之效，事属可行，是以允从所请，令其带往，酌量题补。近闻督抚等带往人员，在地方不甚相宜，或群相趋奉而指为上司之腹心，或妄生议论而以为上官之偏袒，其中弊端日生，以至流言不少”。并举广东巡抚杨文乾请带王士俊、殷邦翰往广东，阖省人心不服；江苏巡抚陈时夏请带蔡益仁往江苏，而江南人指为陈时夏之耳目；甘肃巡抚莽鹄立请带朱亨衍、李敏德、傅树崇往陕西，原为备办军需，而不令效力办理一事，反一人委署二缺，使试用之员不行委署为例。认为这样，“所带之二三人其得力有限，而沮众人效力之心，则为益少而无益多”。因命从前各省督抚大吏所请带往之人，“俱著回京”。[18]

——特殊机会物色得来的。浙江学者陈潢，精水利，有才久不遇。一次过邯郸吕祖祠题诗壁上，非常豪迈，为靳辅所见，遂各处打听，设法将他请来。康熙十年（1671）靳辅任安徽巡抚，十六年（1677）任河道总督，陈潢都在幕府。靳辅治河有功，二十三年（1684）康熙巡河，问靳辅幕府里帮助你的是谁？靳辅回答说是陈潢。张霭生《河防述言》一卷，记述的就是陈潢的治河意见，《四库》附在靳辅《治河奏绩书》之后，陈潢原著名《河防摘要》。又如毕沅在陕西见黄景仁都门秋思诗，十分欣赏，请他到西安，也是一例。

——国内著名学者。乾隆时，章学诚“尝与休宁戴震、江都汪中，同客宁绍台道冯廷垂署，廷丞甚敬礼之”[19]。戴震、汪中和章学诚都是当时著名学者。章学诚和严长明等人又都曾在毕沅幕府。毕沅和朱筠、阮元幕府广聘当代学者，最为有名。后来还有许多学者在幕府修志书、主讲书院。如陶澍请赵绍祖（安徽人）修安徽省志；陆建瀛请冯桂芬（江苏人）修两淮盐法志；阮元请谢兰生（广东人）修广东通志；李鸿章请黄彭年（贵州人）修畿辅通志；劳重光请郑献甫（广西人）主讲广州书院，刘蓉请黄彭年主讲关中书院，都不是由于本省的人而由于是全国著名学者。国内著名学者包括科学家，如梅文鼎在李光地幕，李锐、罗士琳均入阮元幕，李善兰在曾国藩幕。

——国内名流。卢见曾乾隆十六年（1751）任长芦盐运使，十八年调两淮盐运使，“四方名流咸集，极一时文酒之盛。金农、陈撰、厉鹗、惠栋、沈大成、陈章等数十人为上客”[20]。邓廷桢“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辍”。[21]

——地方人士。清代文官不能官本省，教官不能官本府，地方绅（退休官吏）、衿（秀才）又不许干预公务。康熙时屡诫退休人员子孙“务为安静”[22]。康熙十八年（1679）黄机以“居乡谨饬安静”[23]特旨召用。所谓安静就是不参予地方事务。因此地方官只能依靠幕府了解一些地方情况。光绪十五年（1889），张之洞调湖广总督，一到职就派人找他得意门生罗田人周锡恩[24]，即其例。咸丰间，张亮基、骆秉章任湖南巡抚，先后请左宗棠、刘蓉、郭崑焘入幕，都是湖南人。骆秉章以后，毛鸿宾、恽世临、刘琨接着做湖南巡抚，都邀郭崑焘继续任幕府。光绪时，刘坤一任两江总督，东南政事多谘商于张謇（南通人）、赵凤昌（常州人）等人。张之洞两次暂调两江总督，也都是找他们，由于他们是江苏地方人士。

——丁忧人员。清制汉官父母死，均须离职守制，称为丁忧，但可以作幕。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说，“松相国（松筠）督两广时，余堂叔（姚）兰扆运同时丁内艰（母死），在其幕府”[25]可证。王先谦年二十父死，他自己说“偷生奉母，糊口无资，不得已于六月赴湖北武昌见父执……荐入……原总兵王吉幕”[26]。光绪二十三年（1897），沈曾植（浙江嘉兴人）丁母忧，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请他去帮忙，并提出“墨经不辟兵戎”作理由。他没有去，第二年，他应张之洞两湖书院之聘。[27]丁忧人员，有的是一时名流，专门学者，或者是政治上有阅历的人，暂时延入幕府，所起作用往往比经常在幕的人还要大，而且接触面也宽。

——退休或失意官吏。延聘这些人和延聘丁忧人员意义相近。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阅历和失败经验都可吸取。这种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本人借入幕立功以便复起，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王昶以刑部郎中因案革职。云贵总督阿桂请带往云南军营效力，自备资斧（不支薪俸和差旅费），后经三年复官主事。[28]一类是本人受有挫折，想借旁人的地位，发挥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在清末最多。如张佩纶、文廷式、梁鼎芬、蒯光典、汪康年、赵凤昌，他们不但无所顾忌，而且还广通声气。他们也不只在一个人的幕府中。

——京官。清制，未补缺的京官，允许请假，一般暂到各地入幕，过几年再回京。李鸿章先后在福济（安徽巡抚）、曾国藩幕，已是京官（翰林）。光绪时，张之洞在湖北，京官往投的很多，他也尽量招纳到各书院、学堂或局所，其实就是幕府。当时人将这些京官分为三类：一是有罣误失意的朝士，如上面提到的蒯光典、梁鼎芬；二是告假出京的朝士，如周树模、屠寄、黄绍箕；三是广通声气的朝士，如文廷式、张謇。[29]

——新贵。所谓新贵，清代多指新中举人、进士或点翰林的人。林则徐年二十举乡试，（福建）巡抚张师诚辟佐幕。[30]后来郑孝胥以光绪八年（1882）的福建解元，第二年会试前进入李鸿章幕府[31]，不久离开。于式枚光绪六年（1880）进士翰林，九年已在李鸿章幕[32]，都属于这一类。此外，清代还有一种腐朽风气，中进士后往往请假回籍，顺道或绕道拜访相识的地方疆吏，疆吏也就送这班新贵一些“赆敬”（银钱），或是书院的“关书”（聘书），就是通俗所谓打秋风。在新贵是乘机勒索，在疆吏是一种拉拢，虽贤者不免。清代许多年谱，谈到他在中进士后往某某地方，而不说去的原因，大抵属于这一类。

——秀才。《清史稿·陈銮传》：“銮自为诸生时，两江总督百龄辟佐幕，历官江苏最久，周知利病。”[33]陈銮是湖北江夏人，是外地的秀才。本省的秀才作幕的更多。乾隆十四年（1749），浙江学政于敏中上言，浙江省生员（秀才）在外欠三考者（三次岁考）七十余人，请定限咨催回籍补考[34]，也可能由于浙江学幕的人多。

——门生故旧。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进士题名碑作李文轩）和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同年。在京时，李鸿章尝向曾问业，是年家子又是门生，后到江西投曾幕。薛福成的父亲薛晓帆是曾国藩的门生，早死。同治四年（1865）曾北上镇压捻军，张榜招贤，薛福成在宝应以“门下晚学生”名义上书，条陈八事，曾招他入幕。[35]张之洞到湖广，首先找周锡恩入幕府，就是他的门生。门生前代称为门弟子，就是学生。清代所谓门生，范围较广。凡是教读老师，统称受业师，凡是科举考试取录自己的，统称受知师。无论受业受知，自己统称门生，终身尽礼。乾隆时，一度认为，受知师才是自己仕进的引导者，受业师与仕进无关，应该加以区别，但是行不通。此外还有拜老师，又称拜门，既非受业，又非受知，结为师生关系，清末最盛。

——亲属。这是很自然的情况，但清醒的人多数认为“至亲不可用事”，和“用亲不如用友”。乾隆二十九年（1764），诸暨县知县黄汝亮的重征；乾隆五十一年（1786），平阳县知县黄梅的苛敛，以至获罪，都是由于子累。[36]

——专业幕宾。就是学幕的人，又称刑名或刑钱师爷，也就是通俗所称的“绍兴师爷”。这是幕客的主流。

四、绍兴师爷

绍兴，清代是府名，府辖八县：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今天的绍兴县在清代是山阴、会稽两县。不是说八县人人都学幕，像绍兴著名学者章学诚、李慈铭就未尝学过；也不只限于绍兴附郭的山阴、会稽两县，像著名的“绍兴师爷”汪辉祖就是萧山人；也不是除了绍兴以外无人学幕，像《幕学举要》的作者直隶名幕万维翰，就是江苏人；《入幕须知》五种（《入幕须知》五种，光绪十八年浙江书局刻本）主编，同光时名幕的张廷骧也是苏州人。汪辉祖曾引雍正初“刑名幕友胡某歙（安徽）人”[37]的事。

过去学幕，有专门的学识和训练，称为幕道或幕学[38]。虽然没有固定的学校、学程和年限，可是要拜师，要分别行辈。所以嘉庆时梁章钜虽讽刺“绍兴三通行（即绍兴师爷，绍兴话，绍兴酒），皆名过其实”，“刑名钱谷之学，本非人人皆擅绝技，而竟以此横行各直省，恰似真有秘传”。但也不能不承认“亦究竟尚有师传”。[39]清代地方官署，除了武职和盐粮以外，都是行政和司法不分，财政和建设不分。一个知县，既要管理全县的行政事务，还要审理裁决民刑案件（刑名），征收钱粮赋税，开支各种费用（钱谷），还有往来文件（挂号），缮写公私函件（书启），考核征收田斌（征比）。因此，作幕也学习这五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关于审判的量刑轻重，裁决的是否合理，以及收支的报销（清代四柱清册以银两为单位，两以下小数达十三四位），不但是民人是否服从，上级是否批准的关键，更是一个官吏的成败升黜的根据。所以“刑名、钱谷，实总其要”，更是学幕的主要项目。学习的基本材料，“全在明习律例”，“律文一定不移，例则因时更改”。例案太多，虽有“通行”（通知各省府州县的文件），但不随时汇集公布，全靠各人的抄录札记，学幕师徒之间的传授大都在此。这可以说是业务学习。

此外还有品德修养的学习，就是“俨然以宾师自处”。什么是以宾师自处呢？就是要做幕主的朋友和老师，知无不言；而不要做他的属员，听命唯谨。因此要求做到三点：尽心，尽言，不合则去。所谓尽心尽言，就是“心尽于事，必竭所知所能”，“尽心之欲言”，“官幕如同船合命”。[40]所谓不合则去，就是“礼貌衰（降低），论议忤（意见不合），辄辞去”[41]。这种情况，据汪辉祖说是他“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时的情况。又说，“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42]。案汪氏乾隆十七年（1752）年二十三，所谓年三十七、八，应是乾隆三十一、二年，所谓又数年，如以五年计，则在乾隆三十六、七年。粗略地说乾隆三十年（1765）以前大都如此，乾隆三十年有点放松，到乾隆三十五年就不太坚持了。但是不合则去的精神还存在。我听章廷谦先生（绍兴人）说，鲁迅先生说过，“我们绍兴师爷箱子里总放着回家的盘缠（路费）”，这是多么坚强的不合则去的保障。

绍兴刘大白先生曾和我说，绍兴师爷还常出去游学，就是在作幕几年之后到各地上级衙署访问，寻求更多的例案，以为深造。

大白先生还谈过，绍兴师爷还创造了“江山一统”的分类法。将汉字按“江山一统”四字的第一笔，点、直、横、撇分四部，较部首分类简便的多，容易检查。他们的笔记标题、案牍索引、各种簿册，汪辉祖《学治说赘》（列有稽狱囚、查管押、宪批、理讼四簿，又有客言、堂签二簿，和正入、正出、杂入、杂出四簿。又《学治臆说》说“事须谨慎者，或密书手折志之”，所以他们的簿册是很多的，）都按这样分类。（大白先生三十年代初逝世，他著作很多，不知此二事已否发表？）

清代地方官署，不论大小，都有幕学师爷。看事务的多少，定人数的多少。最简僻、最小的官署，也要有一人兼管刑名和钱谷，一人兼管书启、挂号和征比。清代末季，一般都以亲属管理出纳财务，等到离职才请钱谷师爷办交代，而刑名老夫子是不可缺的。所以所谓绍兴师爷是和清代相终始的。

附带说明一下，幕宾和胥吏，身份不同，来源不同，性质不同，不能相混。

五、清代幕宾的地位

清代幕府人员统称幕宾，由幕主自己延聘，不属于国家行政系统。因此，他们的聘辞、工作安排、人数以及束修多少，都独立于官府之外。他们的工作称为馆地，或简称馆。入幕称为到馆，离去称为辞馆。他们和幕主的关系是宾主关系，是平等的，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他们称幕主为主人，为东主、东翁，或称东家；幕主称他们为西宾、西席，为老夫子；旁人都称他们为师爷。幕宾与幕宾之间，也是平等的，不因各人的年龄、行辈、学识、地位而有高下。至于他们各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自当别论。

幕宾在馆，礼遇隆重。清代是历史上封建等级比较严格的时期，中叶以后，由于保举、捐纳打破了限制，加快了升迁，而等级差别仍然存在。各省下级对上级要行跪拜或者请安礼。[43]请安是屈一膝，俗称打千（或作打跧）。但是幕府主宾相见，均止相对长揖（深躬作揖）。设宴总是幕宾上座。如家内有教读的老师，老师在上；或设两席，教读老师坐东一席，幕宾坐西一席。[44]教读老师是不参加政治性宴会的。曾国藩每天要陪幕宾吃饭，幕宾不到齐他不先吃[45]，郑孝胥光绪九年（1883）入李鸿章幕，李鸿章亲自督察童仆给他安搭床铺[46]。从这些小事都可以看到幕宾的地位。乾隆时，陈道（字绍洙，江西新城人，著有《凝斋遗集》）的儿子陈守诚任浙江金衢严道。他写信给他儿子说：“幕中诸友，须情谊亲洽，礼貌周到，不可似向年疏忽。饮食酌定数品，只一二席稍丰，时常陪饭，便令厨子不敢省减。”又说：“诸友馆谷（工作的报酬），逐季送清”，又说：“论事当和婉相商，无执己见，轻行改窜。即或意见不合，亦宜礼貌相别，无出恶言。”[47]对幕宾是这样的恭敬周到。但是在幕宾方面，还是有“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离妻子寄人篱下”[48]之感。

幕宾的工作报酬，称为束修、岁修，或馆谷，每年或每季由延聘的幕主自行致送，不在公家支出之列。但事实上还是由幕主的岁俸和养廉中支付。在乾隆时“游幕之士，月修或至数十金”[49]。如果十五、六人每月五十金，一年就需银万两，而州县处处需钱应用，因此竟出现了“所入廉俸即尽支领，亦不敷延请幕友”[50]的情况。也就必然导致钱粮不能不额外加增，差徭不能不民间摊派了。

由于幕宾的岁修不由公家开支，因此他们不算官员，不能由官吏调用。嘉庆二十三年（1818）直隶总督方受畴延请现任通判陈建帮办幕务，受到弹劾。嘉庆帝指出督抚大吏不准以属员帮办幕务，屡经降旨饬禁，方受畴身任总督，养廉优厚，非不能延请幕友者，乃令现任通判陈建入幕办事，既旷职守，又招物议，实属违制[51]，受到严厉批评。

幕府既不能由职官兼充，因此遇有劳绩也不能奖叙。雍正三年（1725）议年羹尧罪状时，有“将幕友张泰基等冒入军功共十八案”[52]一款。道光十四年（1834），闽浙总督程祖洛将幕友陈时等五人保列议叙，道光帝以督抚幕友例不准邀议叙，下部议处。[53]这种措置显与雍正元年（1723）三月乙酉谕，“嗣后督抚所延幕客，将姓名具题，果称厥职，咨部议叙”的规定不符，是后来改的。雍正知道田文镜的幕客有邬思道，李卫幕客有鲁锦，必由于造册报部所以知道。因此认为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谕旨并实行，也是说不通的。

从记载看，游幕的人大都为了解决家庭生活。汪辉祖在他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一点。乾隆时诗人黄景仁，家很穷，将出游幕，明白说过：“母老家贫，后无所赖，将游四方觅升斗为养。”[54]同时学者程晋芳，就是当时盛传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的鱼门先生。他家本来富有，到了晚年，“家貲尽，官京师至无以举火”。乾隆四十九年（1784），他请假到西安，目的是“将谋诸毕沅为归老计”，到西安只一个月就死了[55]，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时我们还看到，家庭生活优裕的人，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安国之子和孙），梁玉绳、梁履绳兄弟（梁师正之孙，梁同书之子），他们家没有作幕的人。

游幕既是为了疗贫，而幕宾又不算是正当出身，所以多数人在游幕之后再应科举考试。汪辉祖作了十七年幕宾，去考举人，录取后又作了七年幕宾，经过四试考取进士（乾隆三十四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年），说明科举在幕宾心目中，同样是向往的。《三家诗拾遗》的作者范家相，会稽（今绍兴）人，“弱冠薄游为人主幕务，稍废学，年至四十，母责其泯泯无闻，乃复杜门研诵”[56]，考取进士。为所谓“泯泯无闻”，正反映封建社会对作官的倾慕心情。这种作幕后参加科举考试的例子相当多。戴震先在秦蕙田幕后举乡试[57]，林则徐、陈銮先在百龄幕后中进士都是。

清代幕宾，有些先做官后入幕，有些先入幕后做官，有些由幕入官然后再入幕，有些由官入幕然后再做官，情况不尽相同。

幕府的工作，以刑名、钱谷为主，因为每个机关都需要，但又不是任何读书人都擅长。于是出现了由幕府人员编书、著书、印书的工作。著名大幕如阮元幕府编的《皇清经解》和《国史儒林文苑传稿》，王先谦幕府编的《皇清经解续编》，毕沅幕府编的《续资治通鉴》，张之洞幕府编的《广雅丛书》，和其它幕府所编的地方志，都有一定贡献。在幕府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著作更多。

评阅试卷也是幕府人员的工作之一。这里说的试卷，指学政科考、岁考和各书院的考课。道光十七年（1837）祁寯藻为江苏学政，“幕客俞正燮、张穆、苗夔诸人并朴学通儒”[58]，可见对评阅试卷的重视。至于乡试阅卷另有同考官，是不能由幕府代阅的。道光二十年（1840），江南乡试正考官文庆私带湖南举人熊少牧入闱帮同阅卷，革职。这又是对科举考试不许由幕宾代阅的明显事例。

地方官的经常行政工作除了刑名、钱谷以外，还有批牍，就是批答文件，也要请人协助。涉及方面更广，需人更多，也就不限于一定范围。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往往出自幕府。官文作湖广总督，“拒细事不甚究心，多假手于幕友家丁”[59]，不认真做事的官吏大都如此。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并赖王凤生、俞德源、姚莹、黄冕诸人之劳”[60]，勇于做事的官吏更靠幕府协助。当然也有不用幕友的。赵申乔“在官不延幕客，案牍皆手理，属吏服其公清”[61]，就是一个。

曾国藩在咸、同之间，“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62]他“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这显然比幕学的五个方面更加宏阔。当时实际政治的要求已不同于前，时代变了，幕府人才的要求也变了，不再是从前所谓绍兴师爷了。

六、清代幕府发展的三阶段

从上面我们看出，清代幕府本身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清初到道光末为第一阶段，咸丰初（1851）到光绪中为第二阶段，光绪中（1889）到辛亥革命为第三阶段。也就是以曾国藩的幕府班子和张之洞移督湖广后的幕府班子作主要划分界标。

（一）1815以前的二百年

清自入关到道光末，虽然年代很长，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快，政治事变很多，但地方政府的幕府组织变化不很显著。

大致来看，咸丰以前各地方政府的幕府班子至少有这样的特点：1.国家法令对幕府的限制较严；2.幕主对幕宾的礼貌尊崇；3.幕宾守正，自我要求严；4.幕宾管理的事务，除了特别指定以外，以刑名、钱谷、文书为主。

（二）咸丰初到光绪中

咸丰以后，由于时事的发展，各地幕府情况也与前时不同。

首先表现在幕宾的人数加多，这是行政事务加多的反映。新事物需要新知识新研究，就需要新人才。薛福成记曾国藩的先后幕宾凡八十三人，他本人和他不知道的还不在内。这种情况的促成是由于：1.鸦片战争后，中外通商以及海防事务的加强，如黎庶昌（后出使日本）、薛福成（后出使英法意比）、陈兰彬（后出使美国）诸人的入幕；2.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罗泽南之流“各举平素知名之士召练乡勇”[63]，用以镇压太平军，因之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这班人都入曾幕；3.军兴以后，捐输、厘金等等一时蜂起，不由地方州县经手，这方面的人员莫不入幕，李瀚章就是曾国藩幕府总理粮台、经收厘税最早的一个人[64]；4.由于当时需要更多、更强的人才工作，许多官员得到“破格录用”[65]，造成“军兴以来，奏调人员往往不次骤迁”[66]的局面。奏调人员大都是参加幕府的人，这就成了官吏升迁的捷径，于是希望作幕宾的更多了。这是和过去完全不同的。

其次，道、咸以前幕府中宾主是个人与个人的平等关系，没有职务上的上下级区别。咸丰以后，幕府人员有的参加了治军、作战、筹款、征收的实际工作，就出现了职称，也就产生了等级差别和一系列奖惩制度，幕府制有了变化。但不参加实际行政工作的幕府，仍然保持原来礼数。李元度咸丰三年（1853）入曾国藩幕办理营务，十年（1860）九月在徽州战败，曾国藩把他弹劾，革职拿问[67]，处理是严厉的。但曾国藩对其他无职责的幕友，还是每天早晨同他们下围棋。[68]这是和过去有同有不同的地方。

至于在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幕宾品德方面，和道、咸以前还是一样的。当徽州战役后曾国藩追究李元度的战败责任时，李鸿章正在曾国藩幕府[69]，很不以为然。他同另一幕友向曾国藩力争不得，竟辞去。薛福成这样记载了他们的对话：

李：果必奏劫，门生不敢拟稿。

曾：我自属稿。

李：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曾：听君之便。[70]

李离开曾幕到江西闲居，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曾国藩到安庆以后，才又约李到幕府中来。应该指出，曾、李争论时，薛福成还未入曾幕，可能得之传闻，而且写在曾死以后，也许有些夸大，但是结果李鸿章离开曾幕确是事实。幕宾不合则去的自我要求还是存在的。左宗棠在西北时，幕府中吴观礼、施补华的“见机而仆”，李云麟的“不欢而散”[71]，都由意见不合中途离去。

在咸丰以前，幕宾只对幕主负责，并随幕主的任职为去留，幕主离职幕宾也连带离去。除了个人的行为须负法律责任外，是不负行政责任，不受行政处分的，可以说是“置身事外”。咸丰以后，地方事务加多，幕宾经管的文件也多起来，这就出现了幕宾与外间的联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凡见骆的人，骆总让他们去见左师爷[72]，幕府的地位与作用显然更加提高了。

咸丰以后，各处幕府人员加多，幕宾岁修已非官员私人名义所宜担负，逐步移在书院、书局、修志局或其它局所支应。这样就出现了新的职名（总办、帮办等）。

咸丰军兴，许多著名人物由幕府变成高级官吏，如胡林翼、左宗棠、刘蓉等，在平等地位、同样名称的幕府中，自然出现变更称谓的要求。胡林翼幕均称罗泽南为罗山先生是一证明。

有许多新起业务，涉及全国或两省以上，虽由一地主持，但用一省的幕宾名义终嫌不便，如芦汉铁路、内河轮船、湘鄂电话等等，都改新称。

还有政治原因，如御史朱一新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论巡阅海军太监李连英随往，将蹈唐代复辙，降职，一时名震全国。张之洞遂请他到广州广雅书院作山长，主持讲学。书院是省级官吏设立的，但又在官厅系统之外，山长（院长）名义清高，对省级官吏没有上下关系，对清廷来说调解了一次争议，这样安排朱一新是适宜的。而张之洞也自认是“意在激励风节，利害非所计”[73]。

（三）清末二十年

清代疆吏的幕府，光绪中叶以后又和咸丰时不同，这是外患日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人认为是由于光绪十五年（1889）湖广总督张之洞“废山长制度而为分教制度”，“废聘请馆宾而札委文案”，因而“幕宾制度永除”，给他加以“破坏中国宾师之罪”[74]，其实并不尽然。

张之洞出生在他父亲的知府衙署里，从小就熟知幕宾情况，他对幕宾是否另有看法，不得而知。他自己聪敏多才，光绪八年（1882）第一次做地方官就未用文案。他给张佩纶的信中说：“文案无人，一切笔墨皆须己出，不惟章疏，即公牍亦须费心改定，甚至自创。”[75]光绪十年到两广总督任，初到“就命司道首府各举候补官才胜文案者入署办事。”[76]这种情况，过去也有。道光元年（1821）戴敦元任江西按察使，“至江西，无幕客，延属吏谙刑名者以助，数月清积牍四千余事”[77]，是由于自带人少还是反对幕府制度，尚难证实。

清代各省书院，由督抚聘请名家掌教，称为山长。原以八股、试帖为主，后来加课经史。讲学外，每月考试两次，上半月由省级官吏考试评阅，称为官课；下半月由山长考试评阅，称为师课。成绩优秀的给以奖金，称为膏火。这就是所谓官师二课。张之洞在广东设广雅书院，书院设山长（校长），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各有分教（院长）。后到湖广又设两湖书院，先分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六门，后改经学、史学、地舆、算学四门，有分教，无山长。后来学校制度建立，书院制度废，聘请改为任命。

同治八年（1869）张之洞任湖北学政，建文昌书院（后改经心书院），聘黄彭年为主讲。光绪八年（1882）张之洞在山西聘王轩为令德堂主讲，实即山长，其时还没有分校、分教之名。光绪十七年（1893）屠寄、易顺鼎分教两湖书院，而没有山长，所以说山长的废除是从张之洞在湖广开始，是可信的。

但这只是职名改换，关系并不大。陈颂万又说：“张之洞莅鄂，废去聘请之幕宾刑名师爷，刑名、钱谷皆领以札委之文案，文案决事于本官。”[78]这就涉及到制度本身的根本改变了。陈颂万曾作张之洞机要文案（赵凤昌亦是机要文案），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文案在张之洞幕府原称文案委员。委员用作官职名称，见于乾隆时《幕学举要》，原指临时委派的监督或调查人员。如庄头当差地亩被灾，“令其呈明内务府，俟内务府委员到境同州县会勘，造具册结，给委员带回”[79]。委员本人还有他自己的本职。其后成为正式职称，变成了委派人员的专名。各省习用已久。咸丰七年（1857）王庆云作四川总督，到川抽收厘金，命司道慎选委员，并议定委员明给薪水，另外还有辕门收呈委员等[80]。张之洞到湖广后使用更广泛，如洋务委员、文案委员、矿政局委员、无烟药厂委员等，比比皆是。文案委员实即原来幕宾里的文书、书启。幕宾，原来是朋友地位，现在成了上下级关系；幕宾之间原来彼此平等，现在上面加了领导，有了等级；幕宾原来是礼聘的，现在换了札委（命令委派）；幕宾原来是私人助手，现在成了正式官吏；幕宾原来只是一种名义，现在要负实际责任。性质变了，地位也变了。咸丰以来培养政治人才的幕府制度不复存在，而变成和其他行政机构一样，各人在主管事务中锻炼成长。

这时，外事交往多，光绪十七年（1891）俄国太子（即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旅游武昌（今武汉）。张之洞命辜汤生以洋务委员名义招待。[81]这样比起私人幕宾的名义较为礼貌，而且看不出地位高下。

附带指出，光绪时的督抚，由于政务发展，他们的职责已不尽同于前。咸丰末出现外重内轻局面[82]，光绪十年（1884）中法战起，何璟任闽浙总督，屡请南北洋拨师船赴援，“旨下皆不能应”。在前，“外省官吏于劝捐抽厘等事，往往侵蚀分肥，饱其私囊，遇有他省人员前往试办，必多方掣肘，不使其废然思返不止”[83]，说明各省早已有排挤外来人员情事。光绪三十年（1904）美国来议粤汉铁路事，清廷命商部（中央）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地方）妥筹办理。张之洞认为“参以商部，必多枝节，如无掣肘，庶几有成”[84]，于是商部不问粤汉事。可见清末地方疆吏权势之大。地方疆吏所依靠的是地方财赋、地方企业和地方人士，这些经手的人，大都是新旧幕府。直到辛亥革命，像周馥和李鸿章，杨士骧、徐世昌和袁世凯，张鸣岐和岑春煊，尽管名义不同，都有幕府渊源。这些便造成了后来的军阀割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注释】

[1]《册府元龟》卷716，《幕府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511页。

[2]《清世宗实录》卷5，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谕，《清实录》（第七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页。

[3]《史记》卷89，《张耳陈馀列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71页。

[4]《史记》卷87，《李斯列传》，第2540页。

[5]北京历史博物馆、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望都汉墓壁画》，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95版，第21页。

[6]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五，《答方叔贤》，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81页。

[7]《清史列传》卷8，《朱之锡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52页。

[8]《清史传列》卷9，《万正色传》，第615页。

[9]《清世宗实录》卷5，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版，第89页。

[10]《清史列传》卷73，《蒋日豫传》，第6069页。

[11]赵翼：《檐曝杂记》卷2，《汪文端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页。

[1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23页。

[13]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余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9页。

[14]《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第1949页。

[15]《清史列传》卷26，《孙士毅传》，第2005页。

[16]《清史列传》卷27，《刘秉恬传》，第2044页。

[17]魏源：《圣武记》卷12，《武事余记》，第499页。

[18]《清世宗实录》卷71，雍正六年七月庚申，第1063页。

[19]《清史列传》卷72，《章学诚传》，第5945页。

[20]《清史列传》卷71，《卢见曾传》，第5837页。

[21]《清史稿》卷369，《邓廷桢传》，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1497页。

[22]《清史列传》卷7，《冯溥传》，第487页。

[23]《清史列传》卷5，《黄机传》，第326页。

[24]刘禹生：《世载堂杂忆·梁节庵愿为入幕宾》，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页。

[25]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5，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5页。

[26]王先谦：《清王葵园先生先谦自定年谱》卷上，咸丰十一年条，载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六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页。

[27]王蘧常：《清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谱》，载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十七辑），第33页。

[28]《清史列传》卷26，《王昶传》，第2020页。

[29]刘禹生：《世载堂杂忆·梁节庵愿为入幕宾》，第81页。

[30]《清史稿》卷369，《林则徐传》，第11489页。

[31]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1页。

[3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1页。

[33]《清史稿》卷381，《陈銮传》，第11633页。

[34]《清史列传》卷21，《于敏中传》，1545页。

[35]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3，《上曾侯相书》条，《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36]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下，《至亲不可用事》，《官箴书集成》，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5册，第286页。

[37]汪辉祖：《续佐治药言》，《删改自首之报》，《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332页。

[38]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得贤友不易》，《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69页。

[39]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绍兴酒》，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

[40]汪辉祖：《佐治药言》，《尽言》，《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314页。

[41]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得贤友不易》，《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69页。

[42]汪辉祖：《学治臆说》卷上，《访延贤友》，《官箴书集成》，第5册，第268页。

[43]梁章钜：《南省公余录》卷3，《拜礼》，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书》（第4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1308页。

[44]刘禹生：《世载堂杂忆》，第48页。

[45]薛福成：《庸庵笔记》卷1，《李傅相入曾文正幕府》，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2页。

[46]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3页。

[47]陈道：《官戎·示长儿》，《清经世文编》卷21，第530页。

[48]汪辉祖：《佐治药言》，《俭用》，《官箴书集成》，第316页。

[49]汪辉祖：《佐治药言》，《俭用》，《官箴书集成》，第316页。

[50]《清史列传》卷34，《姚文田传》，第2662页。

[51]《清史列传》卷33，《方受畴传》，第2578页。

[52]梁章钜：《归田琐记》卷5，《年羹尧》，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53]《清史列传》卷37，《程祖洛传》，第2927页。

[54]《清史列传》卷72，《黄景仁传》，第5941页。

[55]《清史列传》卷72，《程晋芳传》，第5885页。

[56]《清史列传》卷68，《范家相传》，第5505页。

[57]《清史列传》卷68，《戴震传》，第5513页。

[58]《清史稿》卷385，《祁俊藻传附子祁世长传》，第11675页。

[59]薛福成：《庸庵文编》卷4，《书益阳胡文忠公与辽阳官文恭公交欢事》，《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60]《清史稿》卷379，《陶澍传》，第11605页。

[61]穆彰阿、潘锡恩等：《嘉庆重修一统志》卷282，浙江名宦，《赵申乔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册，第13754页。

[62]薛福成：《庸庵文编》卷4，《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第103页。

[63]《清史列传》卷51，《左宗棠传》，第4050页。

[64]《清史列传》卷59，《李瀚章传》，第4639页。

[65]《清史列传》卷49，《刘蓉传》，第3905页。

[66]《清史列传》卷54，《何璟传》，第4263页。

[67]《清史列传》卷76，《李元度传》，第6292页。

[68]薛福成：《庸庵笔记》卷4，《曾文正公始生》，第87页。

[69]《清史列传》卷57，《李鸿章传》，第4445页。

[70]薛福成：《庸庵笔记》卷1，《李傅相入曾文正幕府》，第13页。

[71]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第一章《左公是怎样一个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8页。

[72]刘禺生：《世载堂杂忆·左宗棠与樊云门》，第45页。

[73]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3，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7页。

[74]刘禺生：《世载堂杂记·张之洞罢除宾师》，第48页。

[75]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214，《与张幼樵》，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34页

[76]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3，第57页。

[77]《清史稿》卷374，《戴敦元传》，第11551页。

[78]刘禺生：《世载堂杂记·张之洞罢除宾师》，第48页。

[79]万维翰：《幕学举要》，《赈灾》，《官箴书集成》（第4册），第746页。

[80]王传璨编：《王文勤公年谱》，《到川抽厘》，家刻本第49、54页。

[81]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3，第73页。

[82]《清史列传》卷54《何璟传》，第4263页。

[83]《清史列传》卷55，《晏端书传》，第4306页。

[84]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188页.

一、奴儿干所在

奴儿干在黑龙江下游恒衮河汇合口东岸特林地方，距离黑龙江口庙街（俄名尼古拉也夫斯克）250余华里。恒衮河又作亨滚河、兴衮河，今在俄境，名阿姆贡河。特林，西方作Tyr，有的书译为帝尔，在北纬53度，东经140度。在元代文献里，称为弩儿哥。[1]嵬骨，元史作骨嵬，是对的。骨嵬就是苦兀、库页。这是日本学者发现的，对音与地望都符合，是可信的。《经世大典》里有《招捕类》，不是《元文类》的《招捕类》，要注意。

清代官书《满洲源流考》又把奴儿干改译为尼噜罕或尼噜干。尼噜干（奴儿干）满语是画，应是说它风景如画。[2]我们在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3]和鸟居龙藏的《东北亚洲搜访记》[4]两书所描写的那里风景，都得到证明。

关于奴儿干和特林（Tyr）的分别记载，中外都早有了，但把特林和奴儿干联系在一起，是1885年（光绪十一年）我国曹廷杰首先发见的。那时他在考察旅行，经过特林，看到有两座明代永宁寺石碑，从碑文确定奴儿干就在特林，亲自将碑文拓下来带回中国。这一发现，当时是震动中外的。

元初至元九年（1272），元兵征服奴儿干，不久它就成为进攻库页岛的据点。

明代方志说它“元为东征元帅府”[5]，日本学者根据这个记载，认为元代东征元帅府就设在其地。这个说法，我们觉得是可疑的。因为：

①元代并无此文献。

②相反，《元史·世祖纪》至元十五年（1278）记载说，“以征东元帅府治东京”[6]，东京是辽阳，与此不合。

奴儿干是元代流放地区。元代刑制，凡流放远地的称为流远，除了女真族、高丽族流放湖广以外，大都流放到奴儿干。[7]也有流放云南和海南的，但较少。后因流放奴儿干的人太多，站赤运输负担过重，于是按照罪行，“重者发付奴儿干，轻者于肇州从宜安置，屯种自赌”[8]，因而“奴儿干出军”和“肇州屯种”，成了罪行轻重的区别。流放奴儿干的人，不限于普通刑事犯，也有政治犯。如延祐七年（1320）八月，亦怜真以违制不交兵权流奴儿干[9]；至治元年（1321）三月，太监孛罗铁木儿流放奴儿干[10]；至治三年（1323）十二月，流诸王曲吕不花于奴儿干[11]，都是。流放奴儿干的普通刑事犯多数是汉人，元统间（1333—1334），新城地主骆长官流放奴儿干，他的朋友杭州人孙子耕亲自送他到肇州[12]；广东番禺人陈浏在大德六年（1302）死在流放的肇州[13]，这样，汉人的习俗也广泛留在奴儿干。东北各少数族原来是萨满教传布区域，在元末奴儿干出现了佛教的观音堂[14]，就是汉俗遗留的证明。

二、明代奴儿干都司的设立和变化

1.设立年代和背景

奴儿干都司建立于永乐七年（1409），但实录的原始记载比较简略，又有删汰，读者容易误解，现在稍稍加以分析说明。

1368年（洪武元年）明王朝接替了元王朝，但东北的元代残余武装纳哈出还盘踞东辽河一带，阻隔了辽东同中原的联系。朱元璋注意中原生产的恢复，先统一和开发北方和西南，直到1387年（洪武二十年）纳哈出降后才经营东北。因此，东北黑龙江等处的地方区域设置多在永乐时。永乐二年二月，忽剌温女真头目来朝，置奴儿干卫[15]；永乐二年（1404）四月黑龙江等处女真来朝[16]；永乐七年（1409）闰四月又置奴儿于都指挥使司（都司）。

2.奴儿干都司的停止活动

还有一个问题，明代土官无俸给[17]，一切由部族供应。都司是流官，也有土官[18]，流官都有俸粮[19]，岁用浩大。奴儿干都司建立后，明政府正全力注意北面，对东北的开发还未着手，以招谕抚恤工作较多。宣德二年（1427）升了康旺、王肇舟、佟答剌哈、金声等人的官，实录记载说“旺等累使奴儿干招谕，上念其劳，故有是命”[20]；宣德五年（1430），命康旺、王肇舟等“仍奴儿干都司抚恤军民”[21]；宣德六年（1431）记载说，康旺“自永乐以来，频奉使奴儿干之地，累升至都指挥使，至是复命往设都司，旺辞疾，乞以（其子）福代”。[22]这里的“累使”“频奉使”“仍”或“仍往”“复命往设都司”，都说明这些奴儿干都司的官员不是常年驻守在那里，而奴儿干都司的机构并没有明令取消。机构未取消，官吏由于供应困难，又不能在职，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从史料看，一般到各地方卫所寄俸带支，如佟答剌哈在“三万卫带支百户俸”[23]即其一例。这是经济原因造成的。应该特别指出，明初奴儿干都司官吏不常驻本管地区的措施，并不妨碍国家的领导和主权：①明代东北少数族是由明政府直接领导的——属夷，一切政令不必通过都司。②当时奴儿干都司的职责主要是招谕、抚恤和“比朝贡，往还护送，率以为常”[24]，都是可以另行临时派人办理的。③奴儿干都司职官在各卫寄俸，仍然可以随时征调。④不在土官地区要求供应，可以减少矛盾。当然，这全不是最初设立奴儿干都司的原意。宣德时（1425年六月—1435年正月）对奴儿干都司存废的意见争议很激烈，最后在宣宗临死宣谕给辽东总兵官、辽东都司和镇守太监等人说，“凡采捕、造船、运粮等事，悉皆停止……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俱令回京，官军人等各回卫所着役。尔等宜用心抚恤军士，严加操练，备御边疆”。[25]谕旨并无废除奴儿干都司明文，但造船运粮停止，人员军士撤还，奴儿干都司实际上就不可能存在了。这就是为什么：①有的书上说奴儿干都司明令罢设，②明代官书又一直标出都司名称和它的卫所，③事后实录还有关于奴儿干都司赏赐争议[26]记载的相互矛盾原因。谕旨最后几句，特别指出边防还要加紧，更说明疆土没有放弃。英宗以后的实录，奴儿干都司名称虽然不见，而代之以“黑龙江等处”“黑龙江诸部”，都是显著证明。[27]

三、奴儿干都司的区域和领属的卫所

明初奴儿干都司继承了元代的领域，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左右两岸以外的广大地区。明《寰宇通志》卷116记载说，“其人地东濒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北海（鄂霍次克海）”。区划为一百八十四卫，二十所。[28]后来由于人口和生产的发展，氏族部族的扩大分合，发展到三百八十四卫、二十四所。[29]这不是领域扩大而是区划增多。这些卫所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族不同，称为属夷[30]，就是直接统属于中央的少数族。所以它们的朝贡封赏，从不经过都司转达，而是直接到中央来的。实录记载直称某卫，也不加都司名称。明中央政权衰落后，这些卫所一直仍在明王朝的统治下，不过为了自己不受侵扰，常常倚靠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结成联盟。努尔哈赤出生的建州卫，也是奴儿干都司所属卫所之一。努尔哈赤在明政府支持下逐渐强大后，他利用他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向外发展，成为一方霸主。奴儿干都司在永乐初建立时有一百一十五卫，到永乐末有一百七十九卫[31]，经过不断的分合发展，天顺时加到一百八十四卫[32]，到万历时加到三百八十四卫[33]。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几百个单位，都经过明王朝的任命，成为明王朝的一部分。明王朝按照它们各族的血缘团体和联合体的族属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强弱分为都司、卫和千户所，给以都督、都督佥事、指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不同等级的名位。

法定的卫所头目，明王朝发给他们“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不等。[34]诰也叫诰命，一品至五品给诰命，六品以下给敕命[35]，又叫贡敕，又称敕书，是任命的证书，凭着它才能到北京朝贡，并领“年例赏物”；印是管理权的象征，有它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冠带袭衣是规定的制服，朝贡时要穿戴，只能穿赏赐的，不能自制。[36]

四、几点说明

1.上面谈到永乐帝设置奴儿干都司有其政治和经济的目的。

永乐初明代首都还在南京，北京称行在。1408年（永乐六年）八月永乐帝下令明年北巡，目的是要征讨蒙古。随即征调陕西等六个都司的兵士扈巡，并下令停止各种工程，命人专司运输。1409年二月他从南京出发，三月到北京，闰四月设置奴儿干都司。七月命丘福北征，八月大败于胪朐河，九月下令亲征，次年五月班师回京。

为了北征，先立东北面的都司，说明是为了作好接应，为进军的右翼，在北征途中他和群臣谈到女真的长白山[37]不是偶然的，看出他思想上注意女真。他经营女真，造船通漕，未尝不是想从黑龙江北部进入蒙古，从东北开发推进到北面的开发。清初皇太极的进入察哈尔，在张家口设立互市，正是效法永乐。所以从全国发展来看，设置奴儿干都司是有进步意义的。

2.永乐帝朱棣在少数族地区设立流官的奴儿干都司，不设土官，看出他想加速文化经济交流，推进民族的调融，用后来的名词说，就是提前改土归流。

自辽宋金元以来，这一带各族包括汉族的往来是多的，文献上记载也很多，都以简单汉语作共同语。而永宁寺碑反映的由观音堂扩大为永宁寺，而且一再重修，都说明了这一点。

西方文献反映的当时少数族的农业发展，对中国丝绸的爱好，汉族风俗的移入，如纸糊窗户，鱼皮的染色釉彩等等，也都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奴儿干都司维持下去，文化继续发展下去，而满族不入关，专心经营，我国东北经济发展，一定可以提前一二百年。

3.1409年明代在黑龙江口左近设立流官的奴儿干都司和土官的卫所，都是明朝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左右两岸的地方组织。土官土司是少数族的自治组织，也即地方行政组织。他们都是中国封建王朝任用的统治官吏，有必要并且派兵进驻。

4.奴儿干都司从1409—1435年断续地活跃了26年。

26年中，明廷对于它的应存应废，争论不绝，主要是从资金出发，一句话怕花钱。怕花钱是由于没有钱，没有大量的钱，没有原始积累，这反映当时还是封建经济，资本主义因素还没有萌芽。明朝统治者是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观点，是从封建等级制利益出发，认为对他们无利可图，所以不能持久经营。

5.奴儿干都司所辖的领土区域，是从元朝政府继承下来的。

奴儿干都司所属的卫所，在明王朝的法令上称为“属夷”，就是直属朝廷的少数族。奴儿干都司停止活动以后，所属卫所的属夷对明王朝隶属的朝贡关系并未间断。卫所数目的增多，并不是原来领土的扩大，而是向明廷直接朝贡领取敕书的族部数目的增加和次数的频繁。即使在明王朝中叶衰弱之后，原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各属夷仍然是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并假借中央朝廷的名义兼并其他弱小部族，夺取其敕书，进行互市朝贡，领取年例封赏。明王朝对奴儿干都司各属夷的统治权，从明初一直维持到明末为建州卫属夷努尔哈赤兴起建立后金政权后改为清政权代替为止。

【注释】

[1]苏天爵编：《元文类》卷41《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招捕类》，“辽阳嵬骨”条，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90页。

[2]阿桂等撰，孙文良、陆玉华点校：《满洲源流考》卷20《国俗五》，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385页。

[3]拉文斯坦：《俄罗斯人在黑龙江上》，1861年英文版，第196页。

[4]鸟居龙藏著，汤尔和译：《东北亚洲搜访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54页。

[5]《辽东志》第9卷，《辽海丛书》本；《全辽志》第6卷，《辽海丛书》本。

[6]《元史》卷10《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九月戊子条，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5页。

[7]《元史》卷103《刑法志·职制下》，第2634页。

[8]《元典章新集·刑部·刑制·刑法》“发付流囚轻重地面”条。这个文件在延祐七年（1320年），但肇州屯种早已有了。

[9]《元史》卷27《英宗本纪》，第605页。

[10]《元史》卷27《英宗本纪》，第611页。

[11]《元史》卷29《泰定帝本纪》，第641页。

[12]杨瑀撰，李梦生校点：《山居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4页。

[13]《元史》卷197《孝友列传·陈韶孙传》，第4447-4448页。

[14]《明永乐十一年永宁寺碑》，见钟民岩：《历史的见证——明代奴儿干永宁寺碑文考释》，《历史研究》1974年第1期。

[15]《明太宗实录》卷28，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勘本，第504页；《明会典》及《明一统志》说卫设于永乐三年。

[16]《明太宗实录》卷30，永乐二年四月戊子条，第550页。

[17]万历《明会典》卷39《俸给》不列土官。又廪给，进贡人员俱支廪给。又卷118《兵部铨选》，“土官中头目原无专职品级”，无品级当然不支俸。

[18]《明史》卷76《职官志》，“都司并流官，或得世官”，第1872页。

[19]《明太宗实录》卷193，永乐十五年十月丁未条，第2037页。

[20]《明宣宗实录》卷31，宣德二年九月丁亥条，第795页。

[21]《明宣宗实录》卷69，宣德五年八月庚午条，第1615页；“仍”字下别本有“往”字。

[22]《明宣宗实录》卷84，宣德六年十月乙未条，第1930页。

[23]《明宣宗实录》卷80，宣德六年六月癸丑条，第1858-1859页。

[24]《全辽志》第6卷。

[25]《明宣宗实录》卷115，宣德十年正月甲戌条，第2597页。

[26]《明英宗实录》卷11，宣德十年十一月己己条，第201页。

[27]《明英宗实录》卷71，正统五年九月戊午条，第1382页；又《明英宗实录》卷160，正统十二年十一月癸丑条，第3120页。

[28]《大明一统志》卷89《外夷·女直》，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67页。

[29]万历《大明会典》卷125《兵部·城隍二·属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2575-2585页。

[30]万历《大明会典》卷125《兵部·城隍二·属夷》，第2575页。

[31]《寰宇通志》卷11《女直》。

[32]《寰宇通志》成书于景泰七年（1456年），《明一统志》修于天顺二年（1458年），都说一百八十四卫。

[33]万历《大明会典》修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卷125说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共四百二十三。《吉林通志》卷12《沿革志》说“凡四百五十八”，无细目，不取。

[34]《明太宗实录》卷28，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第504页。

[35]万历《大明会典》卷122《兵部·诰敕》，第2512页。

[36]万历《明会典》卷111《礼部·给赐二》，第2373页。[37]谈迁：《国榷》卷15，永乐八年三月壬辰，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39页。

转自《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

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程度，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有所变化，秦、汉初建中央集权，但西汉初年诸侯王势力大，他们所拥有的地区超过了中央政府直辖的区域。东汉时期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强化了中央集权。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状况大体是：变乱时期，割据势力必大，北方尤其严重，而一个新王朝建立后，就从事巩固中央集权的工作。明朝建国后，它的统治者与其他朝代的初期统治者一样，制订许多制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中央集权，着力加强皇权。下面分几个问题进行说明。

一、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支撑点

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程度高于先前的王朝，中央政府与皇帝有绝大的权威，它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乃在于更加彻底地执行限制地方权力、一切大权归中央的政策。

（1）地方官吏的任用权在中央

地方官吏，从府州县主官起至那些佐杂官，如主簿、典史之类，无论大小，全由中央统一任命，统一控制，地方主官所能任用的正副手，属于临时性的代理，而非正式任命。

明朝严格实行官员回避制度，本省人不得在故里做官，防止他们在地方上发展势力，贪赃舞弊。明朝政府对官员经常调动，而且调动地区很大，防止官员久任，在地方上生根坐大。

（2）地方上没有军队

明朝实行卫所制，军队遍布各个地方，但是军队统帅权在中央，所以地方上的军政官员都不能掌握军队。

明代军制是所谓内外相维，即京城和地方、中央和外地互相牵制，互相维持。军队的一般训练，在地方上的卫所内进行；高级训练，到首都进行，这就是卫所的军士轮番上京师操练，是为班军。又以卫所军轮番上京师，组成京营，进行特种训练。统帅权亦内外相维：地方上设都指挥使司，为封疆大吏，辖卫所；中央设前、后、左、中、右五军都督府，他们下辖的都司卫所，呈犬牙交错状态，互相插花，既内外相维，又不使统兵机关有一个联成一大片的地区。指挥上遇有战事，临时指派统兵将帅，事毕将帅交印，兵归卫所。这样将兵分离，使将帅不能久专兵权。调遣权归兵部，军需归工部管理，调兵、遣将、特种训练、后勤供应，权在中央；地方上不能掌握军队。而兵部调兵，要用“皇帝信宝”，所以最后权力集中在皇帝身上。

（3）地方收入由中央决定和分配

明代赋役法由中央统一规定，主要按赋役黄册征收。夏税秋粮，本色折色，都定于中央，地方政府只管征收、运解，对于它来说，运解和征收一样是重要任务。它是过路财神，本身没有财源。

（4）司法权在中央

明朝在地方上设提刑按察使司，掌管一省之刑名，审理案件，但死刑重案之处决权归诸中央。中央有三法司，刑部是司法的主管部门，审理地方上报的死罪囚犯，狱成，转大理寺复审；大理寺有复审权，没有它的评审犯人不得处决，不得结案；都察院亦与刑部、大理寺共同审理大狱重囚。凡是判了死刑的，不管是立即执行或者是秋后处决，都要三复奏，可见中央主要抓死刑。明朝政府这样重视死刑，出发点是为了保存劳动力，以便其役使、剥削。但犯人从地方转到中央，又去三法司反复审判，受够了苦罪。

总之，实行这些措施，大权都集中于明朝中央政府，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了高峰。这种状况自明初起维持到明中叶，到明代后期，绝对的中央集权已行不通了。

二、废丞相升六部

洪武十三年以前，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政府中实行丞相制，这是因袭元朝的旧制。朱元璋是反对元朝的农民起义的首领，他采用元制，是因为在起义初期他力量弱小，忙于战争，无暇进行政权形式的较大改革，只能因元之旧，权宜措置，所以在地方行政区划上改变元朝的名称，而官员名号则准于元代。如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他攻下南京，将元朝集庆路的名称改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省，自称行省丞相，就是采用的元朝官制。在他建立明朝的时候，依然维持了丞相制。

丞相制，在统治阶级上层的权力分配方面，往往发生矛盾。多等级的阶梯制度是封建制的一个显著特点，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丞相总揽政事，这样在第一等第与第二等第之间就容易发生权力之争，会出现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自从秦朝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后，这个矛盾就越来越明显了。所以东汉时，皇帝添设尚书台，以分散承相的权力。至唐朝，确立三省制，中书省裁判，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宰相的权力一分为三。宋代进一步分散中书省的权力，其军权归枢密使，财权归三司使，于是丞相、枢密使、三司使并称“三相”了。

朱元璋从他的实践中感觉到与相权的矛盾，对丞相防范、猜疑，限制他们的权力。洪武十二年以前，他共用了四个宰相，其中李善长任左丞相，三年后把他打发回老家；徐达任右丞相四年，只是挂名，他经常领兵出征，不任丞相事；汪广洋两次拜相，为期四年余，他不揽权，“守位而已”[1]；胡惟庸，为相六年，洪武十三年以谋反被诛，朱元璋的废除丞相制，导火线是胡惟庸案。没有这个事件，他也要改制，这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必然结果。

朱元璋的废除丞相制，其政权划分主要是革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以五府六部协助皇帝处理庶务。六部原属中书省，归丞相领导，六部尚书位卑权轻，升六部以后，直接奉行皇帝命令，而且只对皇帝负责，地位比原来提高了，权力加重了，但是它是六部分治，各司一职，不能集权于一个职务、一人之身。由于他们直接与皇帝议事，免去丞相一级的转议，少一道行政手续，还使政事不致流于壅弊。大都督府改为五个都督府，分统诸都司卫所，每一个都督府职权都比原来大都督府小得多了。六部、五府一升一降，使六部尚书与五府都督都是正二品的官员，这样从官员讲，能够掌握一部分实权的官职最高级别是正二品的官员，没有一品官。因此，罢中书省后，尽管六部地位提高了，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实际等级差距加大了。官员地位的降低，意味着皇权的加强。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置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充当顾问。他们只是正五品的官，职权很小，由于朱元璋是亲自主持政务，大学士们很少能参决政事的。朱元璋还因袭旧制，设立翰林院和左、右春坊。这些机关阅视诸司之奏章，考议评论，以备皇帝裁决时之参考。那时大学士与翰林、春坊虽同是顾问性质，但前者是不经常的，顾问与否，视皇帝之需要，后者则有它的日常工作。五府六部翰林春坊，各司其职，只有皇帝了解全部政事，集政权于一身。皇帝对政事的裁决，以批答和谕旨的形式表现出来。朱元璋极力过问政治，批答都是御前传旨，执行人当时笔录他的口谕。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孙子明仁宗朱高炽时期，皇帝与有关官员面议，然后御笔批答，这样就形成文字了。明宣宗朱瞻基以后，批答出现两种办法，对较小的事务用条（调）旨处决，对较重大事情与大臣面议后，传旨处分。明孝宗朱祐樘重视条旨，亲自书写。明武宗朱厚照时期起，谕旨由太监批红、内阁票拟，皇帝核准颁行。这样一来，内阁权力明显加重，超出六部，同时太监也得“口含天宪”，因而权势煊赫，与廷臣产生严重矛盾。

三、内阁与六部职权的消长

明朝内阁制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朱元璋时期，大学士只是备顾问，他没有僚属，尚无内阁之名。明成祖特简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官为大学士，参予机务，因其在大内授餐，常侍天子殿阁之下，故称内阁。这是他们参政之始，但事权尚微。明仁宗、宣宗时，大学士兼任六部尚书，内阁地位有了提高；明英宗天顺以后，内阁权势明显上升。嘉靖中期以后，大学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之上，大学士几乎变成了真宰相。

内阁制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它与六部权力互相消长的过程。当洪武之际，大学士与六部相比，六部位尊权重；永乐时，大学士与六部无所统属。明仁宗用杨士奇、杨荣等为大学士，他们原是仁宗在东宫时的属臣，对巩固仁宗的太子地位起过重要作用，因而仁宗继位后得到重用。在仁、宣之世，尤其是宣宗时，大小事务，皇帝都要让大学士参决，使他们的实际权力加大了。为名实相副，提高大学士地位，皇帝授以三孤官，或兼六部尚书。如杨士奇为少傅、兵部尚书，杨荣为少傅、工部尚书，杨溥为礼部尚书。大学士兼尚书，因之位尊权重。同时期吏部尚书蹇义，为仁宗所信任，宣宗对之“委寄益重”。[2]户部尚书夏原吉，亦为仁、宣所倚重。蹇、夏分长六部中权力最大的吏、户二部，各27年之久，与三杨都是朝廷之重臣，故当时大学士与六部权势相当。明景帝朱祁钰时期，由于对瓦剌战争的关系，建功最多的兵部尚书于谦掌握政府实权，他的论奏，景帝“无不从者”，忌妒他的人说他“太专”，向皇帝建议，“六部大事同内阁奏行”[3]，可见，那时内阁的权力不会太大。英宗复辟以后，内阁权力上升，六部要按照内阁草拟的谕旨办事，不得不仰承内阁的鼻息了。但在嘉靖初年议大礼时，礼部尚书毛澄，主张由藩王入承大统的明世宗朱厚熜尊明孝宗为皇考，本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大违世宗本意，但仍能“抗疏力争”[4]，说明六部有职有权。其后不久，大学士班六部上，从官制体制上，巩固了内阁的权力，将六部置于他的下属地位了。但是内阁的祟高地位并不是那么固定的，明思宗朱由检时，大学士权力削弱了。上述事实表明，内阁的权力，从大学士产生之日起，是逐渐加重的，到明中叶就超过六部了。朱元璋原意是“升六部”，但它同逐渐形成的内阁产生了矛盾，以至不得不降为后者的附属物。

内阁与六部权力的消长，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任事者的状况决定的，任事者包括皇帝、大学士和尚书，这里又主要取决于皇帝。皇宗若勤于政务，并且有兼任国家首脑和政府首脑的能力，他就不需要丞相，也即不需要与之相当的内阁，直接指导六部，实行国家职能。若皇帝耽于淫乐，荒于政务，以及虽精励图治，但能力庸劣，为了使国家机器运转如常，他就不得不依靠丞相发挥政府首脑的作用，以维持该王朝的统治。明代的皇帝，自仁、宣起，皆中庸朽物，故而他们不能不在实际上依靠少数大臣，因而使内阁健全起来，很大程度上具有丞相的地位。内阁大学士和六部尚书的职权是固定的，但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本人的政治地位，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膨胀或缩小他们的职务的权限，这也影响到明代内阁与六部职权的消长。制度是重要的，而且是容易固定化的，但是当事人在制度中会起相当作用，从而在实际上影响一个官职的权限的大小，这种个人的作用，不应当忽视。

皇权的裁答方式，是内阁与六部职权消长的另一个原因。当皇帝采取与六部尚书直接面议政事的方式时，尚书有参决权，并由它去执行，这样他的权力就大。当皇帝使用内阁拟旨和传旨的方式时，内阁的权力就升上来了，而政事的执行人六部不能与皇帝直接面议，变成单纯的奉行谕旨的机关，它的权力下降了。如正德初年，吏、户、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争职掌，明武宗命大学士刘健等拟旨处分，在此情况下，六部不得不观察内阁的动向，而屈居其下了。

明代内阁与六部职权的消长，是明朝皇帝采取“彼此颉颃，上下相维”的官制的体现。它便于皇帝的统治，便于实现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四、大学士

大学士同时可以有数人，其中资格最高者一人，为首辅。内阁的票拟，最后经过首辅的同意，故其在同僚中权力最大。首辅和一般大学士权力的差别，有时达到长官与属员之间关系的程度。嘉靖中，夏言为首辅，大学士顾鼎臣自恃比他中进士早，又年长，想多拿主意，但夏言不悦，顾鼎臣“不能有为，充位而已”[5]。顾死，翟銮继为大学士，他对夏言“恂恂若属吏然，不敢少龃龉”[6]。夏言对于另一个同僚大学士严嵩也全不放在眼里，“凡所批答，略不顾嵩，嵩噤不敢吐一语”[7]。对严嵩所引用的私人，夏言逐斥之，严嵩亦不敢救援。

首辅权力尽管很大，但是它仍不同于丞相。他有参决权、票拟权，但没有任免权。这个权力在皇帝手中，所以首辅即使很有作为的、权势煊赫的，亦不能像汉魏之丞相，势力超过皇帝，取而代之，另立新朝。

首辅没有任免权，凡是要专权的，就要与科道官紧密联系，利用他们制造舆论，攻击一部分人，吹捧一部分人，以使首辅左右皇帝对官员的任用，在实质上取得一部分任免权，形成以首辅为核心的一批人。大学士之间、官僚之间为争权夺利，互相结合，各自制造舆论，于是舆论混乱，门户之见甚深，所以在明代，阁臣之间利用科道，互相攻讦，层出不穷，把政治搞得乌烟瘴气。因此，按照封建礼法的要求，好的大学士应该不接近科道。明代有一些任久而权重的大学士，但有作为、可称“名相”者实寥寥。

杨士奇、杨荣、杨溥，都是历事四朝的元老重臣，且杨士奇任大学士四十三年，杨荣三十九年，史云“明称贤相，必首三杨”[8]。方之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对仁宗的守成，也即巩固明朝政权起到一定作用。

三杨之后，彭时、商辂、刘健、谢迁辈继出。彭任大学士二十一年；商辂为二十年；刘健亦二十年；谢迁十二年。他们是所谓“以道事君者”[9]，其政事不外：奖励人材；辅赞弥缝；守文持正；振持纲纪；应变灾难；阉竖乱政，秉义固诤。就中有关国计民生的很少，多是守旧的消极的。他们因为执政久，用了些人，故而有名。

明世宗时大学士张璁（任九年）、桂萼（任三年）皆以议大礼中迎合朱厚熜的主意而见用。史称他们“性猜狠，好排异己”[10]。明世宗就是好猜忌、刚愎自用之人，张、桂投其所好，故而一度深相结合。但是张、桂清理勋贵庄田，罢天下镇守内官，惩治一些赃吏，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紧随张、桂而出的是夏言和严嵩。夏言任大学士十一年，首辅七年，务张权势，而无党援。他以经济自许，图谋收复河套，但为严嵩阴谋所中，遭弃市之刑，严嵩遂得柄政。严任大学士二十一年，首辅十四年，“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11]。他也是利用明世宗自信自专的弱点，而怙宠弄权，贪赃乱政。

继严嵩为首辅的徐阶，任大学士十七年，任首辅七年，他务反严嵩所为，宣言：“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12]他好用权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非常残酷，如用佃户妻女为他纺织，以备出售，他的财产不比贪墨著称的严嵩少。

高拱与徐阶曾有一段时间同为大学士，且其为明穆宗太子时旧官，故穆宗继位而大用。他反对徐阶之政，完全是门户之见，然主俺答封贡事，是有识见的。

明代真正的名相只有张居正。他自隆庆初年为大学士，历时十六年，其间十年居首辅。他清丈土地，使明朝政府所掌握的垦田大增；全面推行一条鞭法，一定程度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支持潘季驯修黄河；与高拱同主俺答封贡，增强明朝与蒙古族的联系。他的职权很重，明神宗朱翊钧待以师礼，称之为“元辅张少师先生”“太师张太岳先生”。张居正回籍奔丧，所过之处，“守臣率长跪，抚按大吏越界迎送，身为前驱。道经襄阳，襄王出候”[13]，而居正不按规定的臣礼见王。他使首辅的权势达到了高峰，但他死后不久，即被籍没家财，家属获罪，此为有震主之权者，亦招祸。

张居正之后，大学士俱平庸，只能造成恶浊的政治。

五、廷臣与内臣的矛盾

皇帝裁答方式之一的批红，造成宦官擅权，以及廷臣与内臣的严重矛盾。

朱元璋时定制，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自朱棣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宦官权始重，但内臣地位之提高，势力之养成，则在批红。

批红，本应皇帝亲自书写，但仁、宣以降的皇帝，往往怠于政事，就命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代书，因而司礼监太监得参与议事，并能在文字上上下其手，以合其意。大学士是根据批红来票拟，倒失去了一部分参政权。嘉靖初年官僚霍韬上书说：“阁臣职参机务，今止票拟，而裁决归近习。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起干政之渐”[14]，看到批红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而使太监的权力长上来的事实。

内臣与朝臣地位的变化，还反映在太监与大学士相见礼节的变化上。景泰以前，太监与大学士议事，由太监去内阁找大学士，大学士在东边坐，太监西顺坐。天顺以后，坐次的高下就反过来了，大学士坐东边第二把椅子，太监坐西边第一把椅子。双方见面互相作揖。开始大学士穿便服见太监，后来为表示尊敬对方，就要穿礼服了，并且要把太监送出门。嘉靖以后，大太监不再亲自去找大学士，只派小太监去传话，太监简直是高于大学士一等了。由此可见，太监与大学士的关系是前者越来越高，后者日趋低落。

卑贱的宦官居然在政治上大露头角，甚至在官僚面前作威作福，理所当然的引起朝臣的不满，内臣们自然也不会甘心让出他们的权力，因此朝臣与内臣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并出现几个高峰。明武宗初年，重用太监刘瑾、谷大用等八人，时称“八党”，又称“八虎”，他们干预政治，使“诏条率沮格不举”[15]。大学士刘健、谢迁等人要压抑宦官的势力，连章上书请诛“八党”，并获得太监王岳的支持，但是明武宗认为“天下事岂皆内官所坏，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16]，不但不杀“八党”，反而将刘、谢罢官，刘瑾更以诏书宣布刘健、谢迁及尚书韩文等五十三个朝官为奸党，给予进一步打击。于是百官奏章“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17]，刘瑾引焦芳为大学士，成其腹心僚属。这次斗争以大学士的失败而告终。明穆宗朱载垕去世时，遗命政事专归阁臣办理，但伴随皇帝的中官假造遗诏，命阁臣与内臣冯保等共事。大学士高拱鉴于中官专政之弊，“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18]，又命给事中雒遵等上疏抨击冯保。他是完全站在廷臣方面与内臣作斗争的。但是另一大学士张居正却勾连冯保，在皇太后的支持下，驱逐了高拱，这是朝臣谋去内臣斗争的又一次失败。明熹宗朱由校时，魏忠贤为秉笔太监，“内外大权一归”之。[19]朝臣因万历时争国本、梃击诸案互相结党攻击，有的人为了取胜对方，乃依附魏忠贤，为其“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于是内臣以绝对优势压倒朝臣。至朱由检为帝，才除去了魏忠贤的势力，他刚愎自用，对朝臣、内臣均加猜疑，更使政治混乱，终于使明朝在农民战争中灭亡。

内臣与廷朝的矛盾，并非是那么绝对的、纯粹的，它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朝臣与内臣的各自内部又有派别之争，朝臣要勾结内臣的一派反对另一派，内臣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朝臣与内臣的斗争是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不过由于宦官政治更恶劣，相比之下朝臣略好一点。

朝臣与内臣的矛盾，多是内臣得势，这是由于皇帝信任他们，支持他们。宦官的批红权力，是从皇帝的裁决权中分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内臣之权，是皇权的一种体现。明代皇权极度加重，皇帝本人不能完全胜任时，他就不能不使身边的家奴去分担，以是造成所谓宦官之祸，造成政治黑暗。不仅明朝是这样，中国历史上皇权加强的王朝，如东汉、唐，都有宦官擅权的严重问题，因此我们说，宦官干政是皇权加强的副产品。

【注释】

[1]《明史》卷127《汪广洋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774页。

[2]《明史》卷149《蹇义传》，第4149页。

[3]《明史》卷170《于谦传》，第4549页。

[4]《明史》卷191《毛澄传》，第5057页。

[5]《明史》卷193《顾鼎臣传》，第5115页。

[6]《明史》卷196《夏言传》，第5195页。

[7]《明史》卷196《夏言传》，第5197页。

[8]《明史》卷148《赞》，第4145页。

[9]《明史》卷181《赞》，第4829页。

[10]《明史》卷196《桂萼传》，第5185页。

[11]《明史》卷308《严嵩传》，第7918页。

[12]《明史》卷213《徐阶传》，第5635页。

[13]《明史》卷213《张居正传》，第5648页。

[14]《明史》卷197《霍韬传》，第5207页。

[15]《明史》卷181《刘健传》，第4813页。

[16]《明史》卷181《刘健传》，第4816页。

[17]《明史》卷304《刘瑾传》，第7789页。

[18]《明史》卷213《高拱传》，第5642页。

[19]《明史》卷305《魏忠贤传》，第7821页。

转自《及时学人谈丛》

孙武作为《孙子兵法》的署名作者，西汉以来即广为人知，汉魏之际更因被孙权奉为远祖而声名大噪。不过，孙武事迹不见于先秦典籍，最早记录其人其事的《史记》对其家世背景也只有“孙子武者，齐人也”的极简介绍。孙武先世族属，汉唐之间无人知晓；后世子孙可确知者唯有孙膑一人，且亲缘关系不明，只能以“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模糊交代。然而，北宋成书的《新唐书》却给出了一组代际清晰、延绵千年的“孙武世系表”，同时明确表示孙武籍贯乐安（今山东惠民，一说山东广饶），深刻影响到后世孙氏族谱书写和孙武形象塑造，流传极广。面对这一看似横空出世的孙武世系表，后世学者或基本接受、直接采信，或直斥其伪、全面否定。迄今为止，尚无人系统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孙武世系的生成过程。

许多学者注意到，魏晋以来民间冒认祖先、编造谱牒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或攀附先世、伪造族谱，或罗列先贤、拼凑世系，以致唐代“姓姓有高门、人人得郡望”。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新唐书》中孙武世系的形成不单涉及谱系真伪问题，更与多方互动下的政治文化建构密切相关，其背后是唐宋时期孙氏各宗族攀附先世以抬高社会地位、合族并谱以扩大政治资源的集体共谋。在这一进程中，分别作为孙氏不同宗族远祖、毫不相干的齐国名将孙书和兵家宗师孙武之间“亲缘关系”的生成，既是孙武世系形成的关键环节，也是后世想象孙武早年经历的逻辑起点，但从未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本文将以中古各支孙氏墓志为中心，结合各类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勾勒唐宋时期孙武世系生成的大致脉络，分析其形成背景、演进动力和后世影响，探讨孙氏族人的祖先想象与族谱书写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进而增进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攀附先世：分别作为孙氏远祖的孙武与孙书

攀附先世、编造家谱的现象，流行于魏晋、大行于隋唐，其渊源则始自两汉。刘邦起于民间、先世不显，司马迁依托皇家图籍作《史记》，“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仍无法知晓刘太公以上汉家世系。然而，昭帝时期“汉家尧后”说已开始流行，班固进一步为“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的世系补充论据。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往往冒认先祖以光大门庭。曹操、曹丕父子在颛顼、舜帝、曹叔振铎和汉相国曹参四位“远祖”之间摇摆不定，遂有曹氏“四易其祖”之讥；孙权认孙武为远祖，对《孙子兵法》推崇备至，并劝勉吕蒙、蒋钦等武将“急读”，但其间世系极为模糊，故而陈寿只言“盖孙武之后也”。沈约著《宋书》，有“孙坚之祖名钟”及其款待三位仙人的记载。隋唐以前，仅仅形成“孙武—（若干代）—孙膑—（若干代）—孙钟—孙□—孙坚”的模糊世系；唐宋时期，随着孙氏各宗族的攀附先世，孙武的“后世子孙”日渐增多，“后代世系”也开始丰富起来。

（一）兵家宗师孙武：多支孙氏共祖

两汉时期言及孙氏先祖和族源，或曰出于“卫之公族”，或自云“厥先出自有殷，玄商之系……避地匿轨，姓曰孙”，另有部分由夏侯婴后裔改姓而来，尚无人托为孙武之后。而三国孙权自认“孙武之后”以来，孙武迅速成为备受孙氏族人欢迎的远祖。南朝“冒袭良家，即成冠族”的现象屡屡出现，北朝君主更是“经常纵容、甚至鼓励当朝冠冕攀附士籍”，于是隋唐复归统一后，富春孙氏、长安孙氏、洛阳孙氏、太原孙氏、定州孙氏、振武孙氏、会稽孙氏及乐安孙氏部分房支，尽管对祖先世系的追溯各不相同，但都奉孙武为自家远祖。

唐代富春孙氏因孙坚先祖“世仕吴，家于富春”，纷纷自托为孙权后裔并奉孙武为远祖（东晋以来富春县即已更名富阳县，但民间仍习称富阳为富春）。其墓志在追叙祖先时，或直接上溯至先秦孙膑，或追溯到汉末孙坚、孙权，而史籍当中孙膑、孙坚、孙权均被视为“孙武之后”，可见富春孙氏皆以孙武为家族远祖。（见表1）

隋唐时期，随着《孙子兵法》的流行和“武庙十哲”的设置，孙武之名渐为世人所熟知。全国各地的孙氏宗族纷纷奉孙武、孙膑为远祖，使“孙武后裔”的规模和分布区域逐渐扩大。（见表2）

在被多支孙氏宗族追认为远祖后，“孙武后裔”不再仅限于富春及阿鄄之地，而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因此，宪宗朝林宝收集汇纂“诸家图牒”而成的《元和姓纂》，在“孙姓”条目之下，将乐安、富春（作者误将一地两名的富春、富阳写为两地）、清河、洛阳四支均记作“孙武之后”，而东莞孙氏作为“孙膑之后”，显然也属于“孙武后裔”。当孙武不再专属于富春孙氏，唐代多支孙氏族人的墓志撰写，均将其列入祖先世系一栏，由此形成孙氏墓志的模式化写作。

值得注意的是，唐五代墓志书写中，不但丰富了孙武后裔的世系、一再强化孙武和孙权的“亲缘关系”，更试图为孙武寻找“祖先”、向前拓展孙武世系。唐代孙氏族人在其墓志书写中，一度选择春秋中期的楚国名相孙叔敖为“孙武祖先”：“孙叔作相，刑政肃而风化流；孙武用兵，法令齐而强敌震”，以辅政强楚的孙叔敖和治军严明的孙武为乐安孙氏远祖；“昔栈车尸御，相楚显其能仁；伏弩思谋，将齐称其大绩”，以孙叔敖、孙膑为富春孙氏远祖，前者“栈车牝马”清廉为官，后者马陵伏弩射杀庞涓。孙叔敖“长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陵，中子居三□”，后人世代为楚贵族；一百年后，相隔不过三代，而孙武由齐入吴，又领兵伐楚，若将孙武视作孙叔敖后人，显然不合情理。于是，孙叔敖为孙武先祖之说未能流传开来；而陈完后裔、齐将孙书与《史记》中的孙武形象更为接近，又被累世冠冕的孙嘉之家族奉为远祖，在唐后期与孙武产生“亲缘关系”，最终由《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定为孙武祖父，使孙武先祖世系与陈完一脉直接对接。

（二）陈完后裔孙书：孙嘉之家族远祖

孙嘉之家族是唐代的名门望族，自玄宗降诏褒奖孙嘉之教诲诸子“有义方之训”，恩赏以宋州司马致仕以来，家族成员世代显宦：其长子孙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官至刑部侍郎；孙辈中，孙宿、孙成官至州刺史，孙绛以御史中丞立军功、封乐安县开国男；重孙辈中，孙景商以天平军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孙公乂以工部尚书致仕、封乐安县开国男；玄孙辈中，孙简官至左仆射、封乐安县开国侯，孙偓更是一度担任唐昭宗宰相，使其家族得以列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为后人所熟知。然而孙嘉之及其祖上四代皆官位不显，最高只担任县令。与李义府、杜正伦等寒素高官一样，孙逖等人发迹后也通过攀附先世、重修谱牒以抬高门楣。孙嘉之家族奉齐将孙书为远祖并丰富祖先世系，便是这一社会风潮的典型体现。孙书被选为孙嘉之家族远祖，正是这一集体行为的关键一环。

唐代士族谱系“往往叠加、覆盖和累积着上古传说祖先、秦汉英雄祖先、六朝名士祖先，以及近世真实祖先”。作为新晋显贵的孙嘉之家族欲将自身塑造为传统士族，于是以舜帝为上古传说祖先，“其先有妫之后”、“本乎唐虞之后”；以孙书为先秦英雄祖先和家族姓氏来源，“书实有功于齐，封于乐安，赐姓孙氏”；以孙、孙惠蔚为六朝名士祖先，“晋有长秋卿曰，五代孙惠蔚，后魏光禄大夫”；至于孙嘉之曾祖、隋晋阳县令孙孝敏以来的近世真实祖先，更是一一“载录家谍，光昭史册”。孙嘉之家族将攀附的远祖和真实的先祖一一写入家牒（唐代墓志多写作“家谍”），形成“吾氏世系冠冕，辉焯图谍”、“余烈遗风，辉图耀谍”的盛况。后世子孙墓志的祖先世系部分，无不据此家牒撰写：不但族人撰志参考家牒，委托外姓人撰志也要主动提供家牒，如李都为其“素交”孙瑝撰志前，后者堂兄孙奭“录公家谍来请”。在一代代人的墓志书写中，孙书作为孙嘉之家族远祖的“记载”被不断确证、反复强化。

孙嘉之家族以知名度远逊于孙武的孙书作为先秦远祖，是其打通武遂孙氏与乐安孙氏，塑造其家族人才辈出形象的自然选择。北魏名儒孙惠蔚“周流儒肆”，《易》《礼》以及《春秋》无不精通，官至光禄大夫、受封枣强县开国男，名噪一时。孙逖攀附先世时，不顾孙惠蔚去世时（神龟元年，518）距隋大业元年（605）八十余年的事实，将其认作自己高祖、大业年间担任晋阳县令的孙孝敏之父。又因孙惠蔚所属的武遂孙氏并非士族，于是自认为乐安郡第一高门乐安孙氏之后（目前所知唐宋姓氏书皆以孙氏为乐安首姓），制造出西晋孙因战乱迁出乐安“避地河朔，后世居焉”的故事，将武遂孙氏“嫁接”到乐安孙氏上，使自己既是孙惠蔚后裔，又属乐安孙氏高门。后世子孙墓志书写中，或参照孙逖说法“其先乐安人也，至后魏迁于魏之武水，因家焉”，或回避孙惠蔚的武遂籍贯，径言“自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至后魏光禄大夫讳惠蔚，以儒学振耀一时”，以此淡化嫁接先世的痕迹。

西晋乐安、武遂（今河北武强）两地相去不远，孙为避战乱举家迁往武遂的叙事似可成立，唯一缺环是孙家族在乐安的祖先世系。孙武虽为齐人，但受阖闾赏识成为吴将并留居吴国，因此汉代吴县巫门外有“吴王客齐孙武冢”，孙权的攀附更使孙武后裔世居吴越说深入人心。被视为“孙武之后世子孙”的孙膑，生于宋、卫两国交界的“阿鄄之间”，虽得田忌赏识一度为齐客卿，终因与权臣邹忌不睦而被迫奔楚，故有“惟膑楚也，克播于嘉名”之说。相比之下，作为田完玄孙的孙书更适合代表乐安孙氏：其一，田完入齐后子孙世居临淄（今山东临淄），乐安与临淄相距仅60里，显然在孙书的活动范围内；其二，孙书作为陈僖子田乞的胞弟，有“使师夜缒而登”一举攻克纪鄣城的卓越战功，具有受封爵邑、赐氏纪功的资格，孙书之“孙”正是齐侯所赐之氏，其封邑《左传》不载，给了后人想象和填补的空间。于是，孙嘉之家族通过“齐大夫书始受邑于乐安”、“孙书实有功于齐，封于乐安，赐姓孙氏”的历史叙事，将孙书塑造为乐安孙氏的开基祖、其家族的先秦远祖，并将此写入家牒、列入谱系。

因此，在中古墓志的祖先书写“从家族谱牒直接抄录或简单改写而来”的惯例下，孙嘉之家族六代成员墓志皆以孙书为先秦远祖，二十六方墓志中的唯一例外正是源于没有家牒可供参考：安史之乱中，孙视不幸为叛军所获，与亲属失去联系，仅二十五岁便早逝于洛阳，其“寮友等痛宿草之将列，惧陵谷之时迁，刊玄石以纪德”时，既无家牒可供参照，又无亲属可以咨询，只得以名气更大的孙武为其远祖，从而使墓志要素俱全。这一特例恰从反面证明了，孙嘉之家族不但将孙书、孙惠蔚奉为远祖，且明确写入家牒之中、刻于墓志之上。

二、统宗合族：孙武与孙书“亲缘关系”的出现

随着魏晋以来各寒素单族攀附先世、伪冒士籍的集体作伪，至中唐时已是家家有郡望族姓，“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加之京邑”；人人有显赫祖先，张氏族人纷纷攀附张良，四十三处郡望“大抵皆留侯远裔”，孙氏族人多攀附孙武，唯有孙嘉之家族自认孙书后裔。于是原本分布在全国各地、彼此毫无关联的同姓不同宗族拥有了共同的远祖，随着“同姓谱系资源边界的日益泛化”，本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不同宗族俨然变成“血亲家族”内的不同房支。只要是同姓人物，都被纳入到一个“泛化的同姓共同体”内，情感上彼此认同、现实中互为奥援，个体能够得到更庞大宗族的庇护。在此背景下，曾坚守家牒谱系、以孙书为先秦远祖的孙嘉之家族，面对孙氏其他宗族多以孙武为远祖的局面，也开始悄然修改起自己的祖先谱系。在此过程中，孙武的“祖先世系”也日渐丰富起来。

（一）孙武与孙书发生关联：孙嘉之家族墓志书写的新动向

唐大中十一年（857）七月十四日，孙嘉之玄孙，东都居守、左仆射孙简病逝于洛阳，享年八十二岁，宣宗闻讯“特辍朝会，命廷臣申吊赙之礼，以三师追褒册命”。按照惯例，孙简子孙与门生故旧一面立即撰写并上呈行状，“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一面准备资料，委托当朝宰相、孙简从表侄令狐绹撰写墓志。在此过程中，以孙简第五子孙纾为代表的孙嘉之后人，悄然进行着修订祖先世系、关联孙书与孙武的活动。

唐代高官去世后，其家属除将行状上呈朝廷外，还需抄录副本以供墓志撰写者参考，即“状其往行”“赍状请铭”，而孙嘉之家族又有提供家牒以示祖先世系的传统。孙简的去世及其行状书写，恰为其子孙提供了一个结束自家先秦远祖（孙书）与孙氏其他宗族远祖（孙武）格格不入局面的契机。通过修改祖先书写，建立孙武与孙书的“亲缘关系”，使自己得以融入遍布全国的孙氏大家庭，联结起自己攀附的一流高门乐安孙氏与江南“名家令族”富春孙氏。孙简墓志曰：

其先有妫之后，齐太公田和其裔也。和孙书为齐大夫，以伐乐安之功，遂封于乐安，因赐姓孙氏，吴将军武，书之孙也。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

从这段内容可以看出，孙简子孙既延续了孙嘉之家族以田完、孙书为远祖的传统，又将孙氏其他宗族的远祖孙武纳入其祖先世系中。由于孙书在齐国军功卓著，拥有封爵赐氏的资格，更适合作为孙氏得姓之源和乐安孙氏开基祖，而孙武即使作为吴将立有军功，也不可能在齐国乐安获得封邑，自然无法充当乐安孙氏开基祖。此外，历史记载的孙书首次登场在公元前523年的纪鄣之战中，而孙武以兵法见吴王要在前515年阖闾夺位之后。于是在综合考虑下，只能将孙武安排为孙书的后人，故有“吴将军武，书之孙也”，进而以“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将富春孙氏与乐安孙氏打造为同一宗族之下的不同房支，即迁居江南的分家与留居齐地的本家。

通过建立孙书与孙武的祖孙关系，孙嘉之家族终于融入奉孙武为远祖的庞大孙氏家庭中：乐安孙氏是留在齐地的孙书后代，富春孙氏作为迁居江南的孙武后裔，也是孙书后代，二者成为孙氏家族的两大房支。然而这种处理方式存在一个致命的失误：据《左传》记载，孙书在前523年纪鄣之战中扬名，后在前484年艾陵之战中被吴军俘虏；而《史记》记载孙武在前515年觐见阖闾，前506年随军入郢，甚至前489年夫差北上争霸时也“与有力焉”，“祖孙二人”时间重合超过三十年。即使孙书早育，三十岁即成为孙武祖父，且孙武早慧，年仅二十即撰成兵书、登坛拜将，那么艾陵之战时孙书也已八十余岁，如何能完成统帅前军冲锋，“闻鼓而已，不闻金矣”的壮举？对此问题，令狐绹据孙简家状撰志时或许未曾考虑，而孙简之子孙纾在书志时显然已经发现，只是考虑到墓志撰书通例和令狐绹当朝宰相身份，才将志文一字不改地书写并刻石入葬。不过在四年后为叔父孙筥撰志时，孙纾调整了孙书与孙武的“亲缘关系”，使其合乎时间逻辑：

府君讳筥，字秘典，其先即吴大夫孙武孙书是也。尔后分为数派，居吴者为富春氏，居荥[齐]者为乐安氏。

既然孙书与孙武活动时间重叠超过30年，且孙书为齐国攻克纪鄣在孙武见吴王前，孙书艾陵之战兵败被俘在孙武破楚入郢后，那就索性将孙书和孙武合为一人。既然杜预明确说明孙书字子占，那就索性把孙武当作其入吴谋职使用的别名、化名，如此一来《史记》中孙武早年经历和晚年结局的空白也都得到填补。然而此墓志主人孙筥仅官至左武卫兵曹参军事（正八品下），没有资格请赐谥号及国史立传，家人无需向朝廷上呈行状，孙纾所做的精妙修订也只能随着墓志铭长埋地下。而“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却随着孙简行状上呈朝廷、交付史馆，又由令狐绹撰入墓志。唐代许多墓志入葬前会“拓印一部分以广流传”，令狐绹作为一代文宗、当朝宰相，其所撰墓志完全有可能被孙简子孙拓印、保存、传阅。正因如此，“孙书为孙武祖父”说并未被孙纾修订的“孙书为孙武本名”说取代，反而被写入史传、流传世间，深刻影响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孙氏世系书写与后世孙氏各支家谱的撰写。

（二）合族并谱与互为奥援：孙嘉之家族关联孙书与孙武的原因

南北朝以来郡望滥用与伪冒现象日增，唐代墓志“将两个不同郡望的先世杂糅在一起的例子十分常见”，虚化的郡望蜕变为单纯的符号，不再起到辨别同姓宗族的作用，于是汇纂同姓各宗族谱系、重构家族源流和祖先记忆，成为“士人群体不自觉的共谋”。中晚唐时期，囊括同姓不同郡望的“同姓通谱”“联姓谱”广泛流行并发展形成“联宗谱”，各郡望、各宗族被归并整合进一个同姓大家庭，演变为拥有共同族源和祖先的不同房支。通过合族并谱，同姓各郡望、各宗族的光辉祖先成为全体族人共享的公共资源；以姓氏代替郡望区分家族，使个体得到更广大家族的庇护和支持，同姓之内皆可视作亲属，彼此助力、互为奥援。

唐前期，朝廷一面强化皇权、打压世家大族，“以今日冠冕为等级高下”；一面承认士庶之别、维护社会等级，严格区分“郡姓”与没有郡望的“杂姓”，“知其囊谱相承不虚，然可为匹”。然而寒素显宦在跻身高位后，往往与传统士族“合族”“合谱”以抬高门楣，自上而下有力冲击着士庶之别，动摇了郡望区分士庶、辨别亲族的功用。李义府本“瀛州饶阳人”，因善于逢迎受到高宗宠信，“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借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同为高宗宰相的李敬玄本“亳州谯人也”，任吏部尚书后“前后三娶，皆山东士族，又与赵郡李氏合谱，故台省要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薛怀义本名冯小宝，得武则天宠幸，“以怀义非士族，乃改姓薛，令与太平公主婿薛绍合族，令绍以季父事之”。通过合族并谱，可使同姓各宗族共享显赫祖先和当世显宦，令“冢中枯骨”与“当朝冠冕”交相辉映，新兴官僚与传统士族多乐见其成，孙嘉之家族自然也不例外。

孙氏宗族的合族并谱由来已久，在郑玄弟子孙炎的推动下，乐安孙氏在汉末已成为一流士族。西晋赵王司马伦谋主、琅琊孙秀就与乐安孙氏孙旂一支“合族”以跻身士族之列；北魏孙辽本为定州人，也以“绵绪太原，分流乐安”攀附乐安孙氏。隋唐时期各地孙氏与乐安孙氏合族并谱者不胜枚举，除孙嘉之家族外，最知名者当属孙处约家族。高宗宰相孙处约本为“汝州郏城人”，因郏城孙氏无郡望、属“杂姓”，于是攀附乐安孙氏，墓志作“本千乘乐安人也”，曾祖孙灵怀之后“子孙遂居清河之鄃县”。有趣的是，中书令张嘉祯为孙处约之子孙俊撰写墓志时显然不知个中原委，竟然帮孙俊攀附富春孙氏，作“吴郡富春人也，武烈皇帝十三代孙”，使孙处约父子墓志郡望不同、远祖有别。

孙氏各宗族通过修改世系、嫁接郡望以合族并谱，消融不同郡望族源造成的宗族壁垒，使自己有更庞大的同姓宗族作为依托。对孙嘉之家族而言，既然孙逖已经修改祖先世系并嫁接武遂、乐安孙氏，将自己打造成传统世家大族，那么再开出一枝联通富春孙氏，自然也不在话下。孙简去世后，其子孙借上呈行状、官撰墓志之机，抛出“孙书为孙武祖父”说，使史馆存档、亲友悉知；又进一步表示“（孙书）子孙在吴者称富春氏，吴主其后也；其不迁者为乐安氏”，使武遂、富春、乐安三家孙氏连为一体，孙书、孙武、孙权、孙惠蔚等孙氏祖先汇聚一堂。如此一来，孙嘉之家族通过并入孙武—孙膑—孙权世系，与宰相孙处约家族为代表的孙氏各宗族成为亲族，提升了社会声望与政治影响力，形成“其冠冕继耀，自汉魏迄于本朝”的态势。

当然，孙嘉之家族能够成功修改祖先世系，打通乐安孙氏与富春孙氏的必要前提，是当时官方与民间已无区别乐安、富春两大孙氏宗族的意识。氏之由来，与姓有别，或以祖父字为氏、或以世官为氏、或以爵邑为氏，即《左传》所言“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因此同氏未必同族同源，以孙氏为例，“或王孙之班也，或诸孙之班也，故有同祖而异姓，有同姓而异祖”，又有卫国大夫惠孙后裔姬姓孙氏、楚国宰相孙叔敖后裔芈姓孙氏、齐国将领孙书后裔妫姓孙氏等多个族源。唐代郡望伪滥、谱系失真，官民只认姓氏而不再严格区分郡望、血缘，于是孙处约以清河孙氏冒入乐安孙氏，而其子孙侹、孙俊、孙佺分别受封富春男、乐安子、会稽公；民间撰写墓志，卫国孙良夫与齐人孙武连成一系。因此，孙嘉之家族修改祖先世系，关联孙书与孙武、打通乐安孙氏与富春孙氏的工程，在“犹尚氏族，奉敕第其甲乙，勒为成书”的唐前期或许难以做到，但在“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的中晚唐时期，就显得合理且自然了。

三、载入史册：孙书确定为孙武祖父，孙武世系基本定型

“孙书为孙武祖父”说，原本只是孙嘉之后裔为拓展家族影响力，借上呈孙简行状、官撰墓志之机而修改祖先世系的个别行为，仅涉及孙嘉之一族的家牒谱系与墓志书写。然而随着孙简族弟孙偓在昭宗朝位至宰相，其家族谱系得以在北宋时期写入《新唐书》的《宰相世系表》而被众人知晓，于是“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由边缘走向中心、由个别转为普遍，深刻影响到孙氏各宗族的祖先书写与家谱修撰。

《宰相世系表》虽素有粗疏错讹之讥，却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家谱书写和祖先记忆，许多明清族谱的远祖世系便从此表中直接抄录移植而来。唐末动乱，官府谱籍或毁于战火、或散佚不全，“氏族之乱莫甚于五代之时”。北宋吕夏卿作《宰相世系表》时已无法据官藏档案审核甄别各家世系，只得参考《元和姓纂》，因“承用逐家谱谍，故多有谬误”。表中孙氏宰相世系，乃抄录缀合孙处约与孙嘉之两家世系而成：既采信孙处约家牒嫁接汝州、清河、乐安孙氏的祖先书写，“（孙）通子孙世居清河……武德中，子孙因官徙汝州郏城”；又吸收孙嘉之家牒嫁接武遂与乐安两地孙氏的祖先书写，“（孙）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此外更将“孙书为孙武祖父”的谱系写在表头。孙嘉之后裔在孙简墓志“其先有妫之后……书为齐大夫……吴将军武，书之孙也”基础上，通过修订家牒，逐步填充“田完—孙书—孙武—孙膑”谱系，使收入《宰相世系表》的孙武世系代际关系清晰明确：

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髌。

这一谱系不但延续了孙简墓志以孙书为孙武祖父的错乱，又因孙武为孙膑祖父而带来新问题：《史记》明确记载“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如此悬殊的年龄差怎会出现在亲祖孙身上？然而《宰相世系表》中谱系虽然失真，却足够清晰，若查阅史籍、审核源流，不难发现其中漏洞百出；但若要据此建构祖先谱系、抬高家世背景，则显得十分方便且趁手。在“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的宋代社会，“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人们只关注谱系是否清晰明确、便捷好用，不再有辨析其真伪的现实需求。于是《宰相世系表》中上至上古舜帝、春秋田完，下至唐末孙偓、五代孙溥的孙武世系得以广泛传播，孙嘉之后裔提出的“孙书为孙武祖父”说由个别宗族的祖先书写，逐渐转变成全体孙氏的祖先记忆，被明清各支孙氏族谱吸纳从而实现了更广泛的流传。

有趣的是，清河孙处约、武遂孙嘉之两家族通过攀附先世和修改祖先谱系，均冒入乐安郡望并成为同根同源的“孙武后裔”，于是吕夏卿在《宰相世系表》中干脆顺水推舟，通过东汉安邑令孙骐关联两家祖先谱系：

骐，字士龙，安邑令。二子：通、夐。通子孙世居清河，后魏有清河太守灵怀。武德中，子孙因官徙汝州郏城。灵怀曾孙茂道（即处约）……骐少子夐，字子远，后汉天水太守，徙居青州……避地河朔，居武邑武遂……（孙来孙）蔚字伯华，一字叔炳，后魏秘书监、枣强戴男。

于是唐代最显赫的两大孙氏家族，成为同宗之内的不同房支：孙处约家族为东汉孙骐长子孙通后裔，孙嘉之家族为次子孙夐后裔，孙简子孙修改祖先世系、拓展家族网络的计划完全实现。《元和姓纂》以孙武为乐安、富春、清河、东莞、洛阳五支孙氏远祖，《宰相世系表》更进一步以“孙武祖父”孙书为乐安孙氏开基祖，“孙武之子”孙明为富春孙氏开基祖，“孙武后裔”孙福、孙通、孙子起、孙烈、孙分别为太原、清河、汝州、昌黎、武遂孙氏开基祖，使孙武成为七支孙氏共祖。正如东汉儒者拼凑众多知名学者来建构貌似清晰完整的《五经》传授谱系那样，自上古到五代的孙姓名人纷纷汇入这一庞大的孙氏族谱之中。于是“舜帝—田完—孙书—孙武”的谱系，几乎成为孙氏各宗族（此时已被塑造为同宗族各房支）共同的祖先世系。

嘉祐五年（1060），《新唐书》撰成并上呈御前，得到宋仁宗高度评价，他认为此书“闳富精核，度越诸子”，下令“布书于天下，使学者咸观焉”。《宰相世系表》随着《新唐书》在朝廷助推下广泛传播，迅速影响到孙氏族人墓志的祖先书写。熙宁四年（1071），沈括为孙龙舒撰写墓志，即参照《宰相世系表》写道：“孙氏之先，陈桓子无宇之子书为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之乐安，姓孙氏。书之孙武、膑皆以用兵显名诸侯。”在唐代仅被孙嘉之一家奉为远祖的齐将孙书，因《宰相世系表》中孙氏谱系的广泛传播，迅速走出孙嘉之家族，甚至走出乐安孙氏，被写入世居杭州的富春孙龙舒墓志。

北宋末年，邓名世汇纂校证各家姓氏书、谱系表，认为《宰相世系表》在“九十三族，尤为精详”的同时，也有“钟、陈、韩、高之氏，亦有讹舛”之弊。具体到孙氏世系，他指出以孙叔敖为孙氏祖先之一存在错谬，表示“敖，字孙叔，一名艾猎。古人先字后名，故谓之孙叔敖”，其后人仍以为氏，“今驳正之，明其未尝为孙氏”。与此同时，《宰相世系表》中孙处约、孙嘉之两家世系，却在“诸书之误，十已辨其五六”后得以完整保留并逐字照录，舜帝—田完—孙书—孙武—孙膑—孙权的世系安排，因邓名世的肯定而更具权威性。

南宋以降，伴随着《宰相世系表》的研究和《古今姓氏书辩证》的流行，孙书、孙武作为孙氏各支共祖的地位日益巩固。一方面，不见于唐代姓氏书的各地孙氏纷纷以孙书、孙武为先祖：宁德孙氏自云“系出江表”，托为孙武之后；瑞安盘谷孙氏节录《宰相世系表》作“书为齐大夫，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书生凭，凭生武，武奔吴”，并将富春、太原、清河、昌黎、武遂多支孙氏连成一族。另一方面，明清孙氏族谱多参照《宰相世系表》书写孙氏祖先世系，“以孙书为孙氏受姓始祖，孙武为孙书之孙”，其中《苍基孙氏族谱》以三千字篇幅详细历数孙书至孙福共六十三世谱系，并对孙书受姓、孙武奔吴原委作出生动解释；考据学家孙星衍作《阳湖孙氏谱记》，“推本孙书，而表始孙武”，又在《孙子兵法序》中强调“孙子盖陈书之后。陈书见《春秋传》，称孙书”，使此“孙武世系”堂而皇之著入《孙子兵法》权威注本中，被后世学者熟知。

四、结语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代际清晰的孙武世系，是吕夏卿缀合、整理多支孙氏的祖先谱系而成，又借助上古至五代时期的孙氏名人，将乐安孙氏、富春孙氏、武遂孙氏、清河孙氏等各地孙氏家族联为一体，形成庞大的孙氏宗族。魏晋以来，随着各支孙氏的攀附和冒认，孙武后代世系逐渐丰富；晚唐五代时期，齐大夫孙书清晰完整的家族谱系又被移植为孙武祖先世系，因《史记》阙载而难以言明的孙武世系终于得到完美填充。

在攀附先世以抬高门楣、编造谱系以自我标榜的社会风气下，孙嘉之家族以武遂孙氏攀附乐安孙氏，奉齐将孙书为开基远祖；以孙处约家族为代表的多数孙氏宗族则自托为孙武之后，使孙武成为多支孙氏共祖。随着各寒素单族纷纷冒入显赫郡望、攀附知名远祖，本无血缘关系的同姓不同宗族变成“血亲家族”内的不同房支，形成“泛化的同姓共同体”。随着合族并谱之风盛行，区分家族的标志由郡望转为姓氏，同姓之内皆可视作亲属，彼此助力、互为奥援。为融入更庞大的孙氏共同体，孙嘉之后裔借上呈孙简行状、官撰孙简墓志之机悄然修改祖先世系，以孙书为孙武祖父，使其家族与多支孙氏家族成为“亲族”，从而拓展家族资源、扩大社会影响。

“舜帝—妫满—田完—孙书—孙武”的世系，最初只是孙嘉之家族修改后的祖先谱系，仅存在于其家牒和族人墓志之中。然而因孙偓成为昭宗宰相，其家族谱系被写入《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从而由边缘走向中心，为众人所瞩目；由局部发展到整体，被当作七支孙氏的共同谱系；又得到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的充分肯定和逐字照录，更增添了此谱系的权威性。于是南宋以降，各地孙氏族人无不以孙武为远祖，并往往将孙书视为孙武祖父，清代学者孙星衍更爬梳各类史料中的雪泥鸿爪，力证“孙书为孙武祖父”之说“言非无本”，此说随同其《孙子兵法》注本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对孙武家世背景的认识。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2期

一、以往相关认识

《诗经》等先秦文献中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经·商颂·玄鸟》)等相关记述，在汉代以降的传统史观中，夏商周三代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圣王治下的泱泱大国，与秦汉以下的专制王朝国家别无二致。

伴随20世纪初西方史学观念的传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学者们开始对包括商王朝在内的三代国家形式等进行重新思考。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指出商代的“国家形式”属于“以王为首的贵族政体”，①成为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史学界对商王朝国家政体形式认识的主流观点。此后，不少学者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或与考古资料相结合，陆续对商王朝的国家形式作出不同视角的解读。先后产生了军事部落联盟②，城市国家(城邦)③，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④，君主专制的集权王朝或集权国家⑤，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⑥，中央王国和地方族邦的组合体⑦，统治范围很大的地域国家⑧，分割式国家(segmentary state)⑨，共主支配下的广域王权国家(以下简称“广域王权国家”)⑩，复合制王朝国家(11)，军权、王权、宗教祭祀等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12)和政治关系松散的霸权式邑制国家(以下简称“邑制国家”)(13)等认识。其中，“广域王权国家”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用来指称夏商周三代的国家形态。

需要指出，在以考古资料为主探索商代国家形式及其形成与演进机制的研究中，宋新潮较早提出，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安阳殷墟都邑为中心的区域，与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基本一致，而商王通过官吏或侯伯间接统治的四土范围与王畿之外的商文化亚区虽大体相当，但实际上却可能要大于商文化分布区。(14)孙华由二里岗文化周边城邑的规模、建筑朝向、大型建筑的规制、高级别墓葬的葬俗与中心都邑的比较，论证了二里岗文化属于商前期文化，周边城邑上层人士的族属为商人，中心都邑对周边城邑具有控制权。他与宋新潮观点接近，认为商王朝的实际控辖范围不仅覆盖了商文化的分布区域，甚至和吴城文化类似的与商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非商文化区，可能都属于商王朝“四土”的范围。(15)刘莉、陈星灿等从聚落形态与金属、盐业等资源控制的视角探讨了包括商在内的中国早期国家的政治格局及其变化。他们认为二里头与二里岗时期，早期国家呈现出地域集权的特征。黄陂盘龙城等城址是以郑州地区为中心的商人向周边扩张和控制重要资源而设立的区域中心。中商时期集权衰落，多个政治中心并存。商代晚期商王室的政治影响力复苏，但始终无法重获二里岗文化时期那样的霸权地位。(16)王立新从选址、布局与功能视角分析，认为早商时期黄陂盘龙城、垣曲商城等城址是商王朝为控制重要资源产地或交通要道而设立的军事重镇，只见“官署类”建筑而无宗庙类建筑，可称“直辖邑”。通过直辖邑的分布及控制范围，可看出早商时期商王朝控制着很大区域。(17)此外，近年亦有研究涉及商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及其对周边区域的经略与控制方式等。如方辉的《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18)、韦心滢的《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19)、豆海锋的《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20)等，也都讨论了与商王朝国家形式相关的问题。

综上，伴随商文化编年体系的逐渐确立，(21)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商文化的聚落形态、技术—经济网络、对周边区域的经略方式等研究不断深入，结合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重新解读，对商王朝国家形式的探索已取得长足进展。不少学者认识到，以二里岗—殷墟商文化为代表的政体控制着广阔的地域范围。夏商王朝均属“广域王权国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看法。然而，解读商王朝国家形式这一颇具历史学意义的重大课题，单纯依据考古资料显然是不够的。以往从对甲骨文这类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得出的商王朝实系以商王为实力盟主的方国联合体的看法，仍然是值得重视的学术认识。更重要的是，商王朝是以何种社会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考古学上如何判断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域？商文化分布区与商王朝疆域究竟是何种关系？商王朝前后期对周边区域的经略方式与国家结构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如何从考古学视角推导商王朝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无疑均是关涉商王朝国家形式的关键性问题，需要凭借多元史料的结合尝试予以解答。

二、商王朝赖以建立的社会组织基础

夏商之交，中原地区出现了一批文化面貌处于非稳定状态的遗存。已辨识出来的有郑州南关外下层遗存、化工三厂遗存、洛达庙三期遗存、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遗存、二里头第四期晚段遗存等。这些遗存都或多或少呈现出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岳石文化因素初步混合的特征，但均缺乏稳定的器物组合。若将它们分别与代表夏人集团的二里头文化、代表东夷集团的岳石文化和代表商人集团的下七垣文化相比，面貌特征虽有不同程度的接近，但其间的变化却十分明显。而与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相比，又尚未具备二里岗下层早段之后形成的稳定的基本陶器组合，也难以归入早商文化。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地区由原有的二里头文化与下七垣文化隔沁水对峙转向早商文化一统格局的关键阶段。(22)

郑洛地区原属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分布区，被多数学者视作夏王朝中晚期统治的腹心地带。上述各类遗存中出现的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都系外来文化因素。由这两类遗存成组出现的现象看，已非之前各文化之间的普通交流，反映了两种人群势力的进入。其间必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动因。其实，这种巨变恰恰源自豫东地区。杞县鹿台岗等遗址发现的成组的、特征鲜明的漳河型晚期陶器与岳石文化因素共出的现象即是明证。(23)已有迹象显示，以河北中南部为主要分布区的下七垣文化漳河型遗存，在夏商之际正是沿豫东濮阳—杞县这一夹在岳石文化和下七垣文化辉卫型之间的狭长“通道”南下，在今商丘、周口一带与东方的岳石文化碰撞、整合，继而逐步西进，最终出现于郑洛地区。(24)在传世文献中，仍然保留灭夏之前商夷结盟的记录。《楚辞·天问》云：“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所指即成汤通过与东方的有莘氏联姻而得到贤臣伊尹之事。《吕氏春秋·慎大览·慎大》亦有“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的记载，将商汤与伊尹所在的有莘氏结盟的目的说得更清楚。今豫东的开封、陈留一带，直到春秋时还被称为“有莘之虚”。(25)可见，商汤在伐夏之前首选向东南方向发展，很可能即有与东夷势力结盟而壮大自身实力的战略意图。史载商汤有“景亳之命”，所指即商汤以会盟的形式组成军事联盟的重大战略举措。(26)景亳所在，虽有不同看法，然均不出豫东、鲁西的范围。商夷势力正是在豫东及邻近地区形成强大的军事联合体之后，才进一步西向进军灭夏的。所谓“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经·商颂·长发》)，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反映了此后灭夏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考古发现所显示的时段、遗存内涵特征及分布区域，与文献记载若合符节。

至于下七垣文化的南下，以往学者多关注豫东地区这条路线。我们曾指出，郑州南关外下层遗存中以矮平裆鼓腹鬲为代表的因素，其实来源于下七垣文化辉卫型。而且这组因素自豫北地区南下到达郑州地区之后，并未在当地持续发展，而是很快继续向南，到达长江之滨的黄陂盘龙城一带，在那里与当地文化因素结合，形成了早商文化的盘龙城类型。辉卫型所代表的人群南下，虽与漳河型人群南下的路线不同，但时间节点大体一致，相关性十分明显，很可能也是服务于商汤灭夏的总体战略意图，只不过具体的战略目标有所不同。无论是漳河型与岳石文化因素，还是辉卫型因素，成组出现于郑洛地区，甚至出现于被认为是夏王朝中晚期都邑的二里头遗址及被认为是商汤所建西亳或别都的偃师商城，应当就是以成汤为盟主的联合体实施对夏王朝故土军事占领的结果。(27)这一重大政治变革，导致中原及邻近地区出现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随着商、夷、夏人群的穿插流动，文化因素由碰撞走向交融，稍晚阶段即形成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一统中原的历史局面。

商汤灭夏，以汤为盟主的人群不仅占据夏王朝统治的核心区域即夏国的范围，甚至对夏王朝曾予以重点经营的周边地区先后占领(详见后文)。我们认为，这体现了以商汤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夺取和继承夏王朝疆域的战略意图。历史上，新兴的政治势力灭掉敌对国家或其联合体之后，多是要占据前朝的故土，从而拥有对前朝民众和资源的管辖权。《吕氏春秋·似顺论·分职》云：“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谢维扬认为，占有并支配前朝的地域、民众和财产，是在古代中国政治传统中始终存在的一种王朝正统观念，是维护新政权正统地位和彰显自身权力合法性的首要之举，(28)很有道理。由此看来，夏商之际中原及邻近地区出现的文化格局的重大变化，正是缘于以商汤为核心的军事联盟对夏王朝原有控制地域的占领，而新兴的商王朝就是以此军事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政体。

三、从早商文化分布看王朝疆域及资源控制

早商文化在郑洛地区的形成始于二里岗下层一期。此期出现了以鬲、甗、鬲式斝、大口尊等为代表的稳定器物组合。这一时期早商文化的遗址不仅遍布“有夏之居”，而且形成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个都邑。表明商王朝初立时期即将经营夏王朝原有统治核心区作为重点。在选址区位、规模、布局、功能分区等方面，两大商都均体现出其作为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的地位。不仅如此，此期商文化向西、西北、南三个方向扩展到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

在西面，商文化在西安、商州一线以东地区取代了东龙山文化。东龙山文化因有较多带耳陶器而被认为是齐家文化东向发展的一支。(29)《诗经·商颂·殷武》中有后人歌颂成汤的诗句：“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近世学者多将其视为不实的夸耀之辞。不过，《后汉书·西羌传》中对此事却保留较具体的说法：“后桀之乱，畎夷入居邠岐之间，成汤既兴，伐而攘之。”(30)稳定王朝的西部边域，占据肥沃的关中平原，很可能是新兴的商王朝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老牛坡遗址所见本期遗存正是商王朝势力在其建国之初即已深入渭河平原的证明。从商州东龙山遗址的早期遗存看，陕南东部一带也是二里头文化因素强势渗入的地区，(31)这一地区应当是二里头夏都绿松石原料的重要来源地。(32)不仅如此，从西安老牛坡(33)、赤栏桥(34)、蓝田怀珍坊(35)等地点陆续发现的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的冶铜作坊遗址看，早商文化进入关中与陕南东部，很可能亦与接续获得该区域绿松石与铜矿资源有关。不过，这一区域铜矿料的具体产地尚待确定。

夏王朝曾将晋西南地区河东盐池与中条山铜矿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已成学术界一致看法。商人在郑洛地区立足不久，旋即进入晋西南地区。至晚到二里岗下层二期，在靠近河东盐池的夏县东下冯和靠近中条山铜矿的垣曲古城镇分别出现了城邑这种区域控制中心。同时，在城邑附近的夏县辕村(36)、绛县西吴壁(37)等地点还发现随葬青铜礼器的高级别墓葬，体现出商王朝对盐业、铜矿资源的高度重视。中条山千斤耙等遗址开采的铜矿料，首先运送到山下绛县西吴壁等聚落进行冶炼，除了在当地铸造少量青铜工具之外，生产的铜锭主要运送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邑进行铸造。(38)从铜料的生产到铜器的铸造，已形成中央王朝严格控制的完整产业链。

较二里岗下层一期稍早的南关外期遗存已到达鄂东北的盘龙城遗址。这一区域在二里头文化阶段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很可能是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一类土著遗存。《吕氏春秋·孟冬纪·异用》云：“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此说或许有夸大成分，但成汤之时商人势力已抵长江中游，有盘龙城遗址等相关发现可证。以盘龙城遗址为据点，商文化因素向西南渗透到湘北澧水流域，向东南渗透到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其中，鄂东北与赣北的长江以北地区至少在二里岗上层一期阶段已纳入商文化的分布区。豆海锋在鄂东、赣北地区区分出的意生寺类型、龙王岭类型，属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之下的次级类型。(39)早商文化分布所抵近的鄂东、赣北地区，即传统所谓的“吴头楚尾”地区，是我国已探明铜矿资源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在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等遗址均发现早至二里岗上层阶段的铜矿开采或冶炼遗迹。(40)而在黄陂盘龙城(41)、郭元咀(42)、九江荞麦岭(43)等地点则发现二里岗上层一期至殷墟一期早段前后的冶铜遗址。这表明早商文化向南方的拓展很可能亦是缘于攫取重要资源的战略意图。

二里岗下层二期，商文化着力于向东南方向发展。沿淮河诸支流而下，在淮北与江淮地区中西部取代斗鸡台文化，形成了柘城孟庄(44)、含山大城墩(45)、阜南台家寺(46)等重要据点。不仅如此，含成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点还向南布及了皖南地区，与以土著遗存为主体的薛家岗遗存形成交错分布的态势。(47)皖南铜陵一带亦是铜矿资源富集之地。从铜陵师姑墩遗址已发现夏时期冶铜遗存的迹象看，该遗址所见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遗存，也有可能与经营或管理铜矿料的生产行为有关。(48)

大致从二里岗上层一期开始，商文化分布区向周边的扩展步入高峰。在西边，商文化聚落布及关中西部的岐山、扶风一带，与郑家坡文化交错分布。(49)在北方，商文化不仅到达晋东南长治盆地，甚至沿太行山东麓北上，长驱直入大坨头文化分布区的西部，远达张家口蔚县一带。由此往西，含成组商文化因素的遗址点还出现在忻定盆地，(50)甚至更远到达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51)我们曾推测，这一文化扩张态势可能与商王朝防御晋陕黄土高原地区业已强大起来的土著势力有关。现在看来，也不能排除商人攫取该区域土地、人口、矿产等资源的战略意图。刘莉等即曾推测，此时商文化向河套及周围地区的发展，可能与商人获取阴山山地的铜矿资源有关。(52)

二里岗上层一期，商文化可能已进入鲁西，最远或已至济南大辛庄。不过，目前迹象尚不明显。二里岗上层二期，商文化聚落已沿南北两条路线深入海岱地区。在泰沂山脉北侧推进到淄㳽流域，大辛庄遗址已成为此期的区域性中心聚落。而在泰沂山脉以南，商文化则至少已占据汶泗流域。此期商文化向东方拓展，控制了海岱地区水热条件优越的地区，并将岳石文化不断向东部沿海压缩。一般认为，这一阶段正值商王仲丁、外壬以隞为都的时期前后，是传统认为的“九世之乱”的开始阶段。商文化尽管在其他区域的拓展趋于停滞，但仍然显示了强势东进的势头。古本《竹书纪年》所记仲丁即位，“征于蓝夷”；河亶甲即位，“征蓝夷，再征班方”，(53)可能为理解此期商文化的东进提供依据。前已述及，在成汤灭夏的过程中，至少部分东夷部族已成为商族盟友。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军事联盟在最初几个阶段的拓疆，并未向东方发展。而这一阶段商人与部分东方传统盟友关系破裂，是其东向拓展势力的直接诱因。深层动因很可能仍与对资源的争夺有关。(54)

可见，早商文化在郑洛地区形成之后，如波浪般逐次向周边地区拓展。至二里岗上层二期，其分布区域已西至宝鸡周原，东达淄㳽与汶泗流域，北起冀西北桑干河谷，南届鄂东、赣北与皖南一线。涵盖地域之广，远超此前中国境内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其间，在重要的资源产地或交通要道上，还发现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盘龙城商城、府城商城等直辖邑。此外，也出现了一批如老牛坡、大辛庄、台西等区域性中心聚落。早商文化分布范围的不断扩展，与以商王为核心的军事联盟不断向周边扩张，以获取土地、人口、矿产等各类资源的战略意图密切相关。在一定意义上说，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大致代表了商王朝依靠军事实力实际控制的区域，亦即早商王朝的实际疆域。早商王朝在其强盛之际控辖的地域范围已相当广阔。仅由西北面的山西夏县东下冯到南面的湖北黄陂盘龙城，两座直辖邑之间的直线距离就达550公里左右，确有千里之遥。由此亦可说明，进入王朝时期之后，文化的分布范围与军事势力的扩展和被占区域的稳定控制息息相关。

早商时期，商王朝向周边区域的开拓并非一帆风顺，也曾出现对部分区域资源争夺的失利。大致在商王祖乙以邢为都的时期前后，即商文化东先贤期，伴随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都邑的废弃，商都迁离郑洛地区。与此同时，分设于晋西南的东下冯商城、垣曲商城两座直辖邑遭到废弃，晋西南地区亦不见这一时段其他的一般性聚落，表明商王朝不得不放弃对该区域铜、盐等资源的控制。曾经一度突入到桑干河流域的商王朝势力，已退据拒马河以南地区。与此相应的是，此阶段或稍晚，以陕晋间黄河两岸为重心的李家崖文化聚落已南下至吕梁山南部与临汾盆地交界的洪洞上村一带。(55)而以鄂尔多斯地区朱开沟文化为主源的李大人庄遗存，出现在宣化一带。(56)这一文化格局的伸缩变化，凸显了不同人群势力对资源的争夺和较量。

四、由晚商文化的分布看商王朝疆域与经略方式的变化

殷墟一期晚段及稍晚阶段，约当商王武丁时期，商文化分布范围出现了又一波明显的伸缩变化。在西方，商文化的分布由岐山、扶风一带回缩到铜川—西安以东的关中东部地区。在北方，商文化在太行山东麓地区进一步退缩至唐河—大清河一线。在南方，商文化则由鄂东、赣北回缩到桐柏山、大别山以北。在东南方向，商文化则退出长期占据的皖中北地区。与此不同的是，商文化在西北与东方仍显示出强势发展的态势。在西北方，商文化聚落重新进入晋西南地区，由北向南出现了洪洞坊堆—永凝堡、杨岳、浮山桥北、临汾庞杜、曲沃西周、绛县周家庄、乔野寨、闻喜酒务头等一系列遗址，它们大都居于河汾之东，靠近山地的盆地边缘地区。(57)在东方，商文化聚落在泰沂山脉以北，向东北方向的分布直抵渤海湾南岸。在泰沂山脉以南，聚落分布曾一度到达鲁南苏北的近海区域。(58)

结合周边地区文化的兴衰变化、重要资源的开发及相关文献记载，方能为上述商文化分布范围的伸缩现象提供合理解释。伴随商文化退出关中西部，来自宝鸡以西的刘家文化、泾水中上游的碾子坡文化、泾水中游及邻近区域的郑家坡文化相继进入周原地区。大致在商末周初时期，上述三种文化在关中西部地区趋于高度融合，区域聚落逐渐形成以周原为中心，以周公庙、孔头沟等为次级中心的庞大聚落体系，标志着区域政治秩序的建立，即以周国为核心的强大军事联盟势力的形成。在华北平原北部，兴起了已出现明显社会分层现象的围坊三期文化。在南方，盘龙城等重要据点被放弃，商文化聚落亦撤离长江中游与皖南地区的重要铜矿产地。吴城文化、大路铺文化、费家河文化等土著文化纷纷进入繁荣发展阶段。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南宁乡黄材等地陆续出现具有本地风格的青铜器群。商文化在上述区域的收缩，无疑与地方土著势力的雄起密切相关。(59)

在北方，大致在殷墟一期前后，陕晋间黄河两岸陆续崛起了流行北方系青铜兵器与工具的李家崖文化、西岔文化、西坬渠遗存等。其中，李家崖文化与西岔文化均发现石砌防御围墙和高级别建筑的大型城堡，代表的是一类武装化程度很高的人群。(60)有学者认为，晋西南地区出现的一系列晚商时期聚落，恰恰形成了抵御西北面敌对势力的防线。(61)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有大量与西北方敌对势力发生军事冲突的记录。《易·既济》爻辞等传世文献中也保留了“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等相关记载。恰在这一阶段，由文化分布所见的商王朝势力重返晋西南，表明其目的除了巩固边防之外，很可能意在重新强化对本地区铜、盐等资源的攫取与控制。(62)近二十多年来，在鲁北近海区域陆续发现大量晚商时期与盐业生产相关的遗址。其中既有沾化杨家、利津洋江等制盐作坊遗址，又有内陆一侧靠近制盐遗址的沾化陈家、滨州兰家等与盐业相关的定居点或管理中心。这表明商王朝势力向鲁北沿海区域的发展，与控制那里丰富的浅表卤水资源有直接关系。(63)由此可见，晚商时期商文化在各个方向的伸缩变化，实际上也是商王朝实际控制区域即王朝疆域的盈损变化，其深层动因，仍与对各类资源的争夺和控制密切相关。

晚商阶段商王朝向周边开拓的势头虽然总体上趋于减弱，但是安阳殷都的规模及聚落发展程度却远超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自殷墟一期晚段至殷墟四期，除了自身人口的增长之外，还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持续进入殷都。在其周边区域先后出现了陶家营、辛店等不同等级的“卫星城”及众多中小型聚落，(64)从而使“大邑商”始终保持了对周边政治势力的强大威慑力。文化面貌与“大邑商”高度一致的豫北冀南地区的商代晚期文化，被称为“殷墟类型”，(65)应该就是商王室重要的直接管理区域，即商王国本土。这一区域，大致与吴起所说“殷纣之国”(66)的范围相当，是商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一区域之外，也有商王朝的直系势力活动。虽然伴随商文化在南方与东南方的退缩，商王朝可能已丧失对鄂东、赣北与皖南铜矿资源的直接控制，但是晚商时期青铜器的生产规模、技术与质量却达到了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高峰，中原风格青铜礼器的传播范围亦远远超出了商文化的分布区，从而形成了一个范围更广大的“青铜礼器文化圈”，(67)表明商王朝礼制文化浸润区域的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不是简单用商王朝明显衰落所能解释的。

有迹象表明，晚商时期商王朝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资源可能采用了不同的经略模式。晋西南与鲁北地区，不仅有丰富的盐业、土地等资源，而且分别面临强大敌对势力的威胁，这一时期的聚落分布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既有利于对重要资源的直接掌控，也有利于对敌对势力的战略防御。商王朝对这两个区域的经略，仍与早商时期类同。盘龙城、意生寺、师姑墩等据点的放弃和商文化的撤出，表明商王朝已失去对鄂东、赣北、皖南铜矿资源的直接控制。然而，原产于安阳一带的青铜礼器与有领玉璧等高级别物品却成批流入长江中游地区。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中有地方风格的铜礼器来看，不排除商王朝对外有技术输出的可能。豆海锋指出，晚商时期商王朝可能采用了安抚政策保持与长江中游地区精英阶层的交流，通过贸易或贡赋等手段获得安阳殷都铸造青铜器所需原料，而反馈给当地部分产品乃至制作技术。(68)通过这一途径，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与部分产品流传到中国南部更广阔的区域。浙江湖州毘山遗址出土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表明，其所使用的铜料和制作技术与安阳一致。(69)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泥芯成分的分析则显示，其中非容器类青铜器是以中原地区的范铸法制作，容器类青铜器则很可能是长江中游地区流入的产品。(70)

大兴安岭西南端是中国北方地区已探明铜锡矿资源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近十多年来，通过调查和发掘，已确认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伊和沃门特、哈巴其拉、翁牛特旗尖山子等4处晚商时期的铜锡矿开采和冶炼遗址。由铜锡矿产地向南，在克什克腾旗、巴林左旗、翁牛特旗、赤峰松山区、朝阳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北京平谷等地陆续发现殷墟一、二期的青铜器窖藏或高级别墓葬。这些地点连接起来，明显指向商文化分布区的交通要道。在翁牛特旗头牌子地点发现的铜器窖藏中出土了3鼎1甗，出土时2件铜鼎中盛满了含锡量达50％的锡矿砂，(71)足证在商代晚期大兴安岭西南端一带的铜、锡矿料已被纳入商王朝主导的青铜工业采、冶、铸分离的产业格局，处于这一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尤为重要的是，在头牌子铜甗上带有“中”字铭文。此字李学勤、裘锡圭力主释为“贾”，即商贾之“贾”。(72)此铭文很可能系标识职事一类的族徽，表明大兴安岭西南端的铜锡矿料及邻近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成品，应是通过贸易手段在当地与安阳殷都之间流通的。这种流通的主导者应是商王朝。由此可见，正是通过经略方式的调整，晚商时期商王朝获取铜锡矿料等资源的区域甚至可以远达此前的实控区之外。

五、考古视野下的商王朝国家形式

早商时期，商王朝依靠建立直辖邑及其他区域性中心聚落等手段实现对广大辖域内各类资源的稳定控制，其凭借的主要力量是灭夏前夕形成的以商人为核心的军事联盟。随着占领区域的逐步扩大，各地臣服人群的不断增多，这一联盟的整体势力也在不断扩大。从聚落形态特点及其与商都之间的关系来看，疆域内政治势力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设于资源富集之地或交通要道上的直辖邑为代表，伴随商都迁离郑洛地区，这些重要据点及周边附属聚落也纷纷被放弃。这些据点的人群很可能是与商都居民一同迁徙并重新安置。另一类则如西安老牛坡、济南大辛庄等区域性中心聚落为代表的势力，这类聚落并未随商都的迁徙而发生重大变化。在晚商时期，它们在文化面貌上的自身特色愈发凸显，表明其独立性不断增强。(73)

目前，虽没有甲骨卜辞等出土文献资料可资说明上述现象，然而，传世的《尚书·盘庚》篇中却保留了相关记录。《尚书·盘庚》篇下所记盘庚迁殷时诰谕的对象有“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其中的“邦伯”是指诸邦方的首领。与商都一起完成迁徙重任的邦方，无疑是商王倚重的结盟势力。“师长”为军事首领，“百执事之人”为各类王朝职官，历来的注疏几无异词。由此可见，在商代早期的王朝政体中，包含两类政治势力。一类是商王可以直接控制的“师长、百执事之人”及其辖众，另一类则是具有一定自主权力的“邦伯”及其辖众。这显然与我们从考古材料分析中所得的认识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

晚商时期，商文化重新进入晋西南地区，聚落形态也呈现出面向西北方黄土高原的分布态势，表明这里的政治势力完全服务于商王朝的整体战略。闻喜酒务头(74)、浮山桥北(75)、灵石旌介(76)等地点发现的高级别贵族墓，从葬式、葬俗到随葬品组合，均与安阳殷都的贵族墓高度一致。东方地区亦是商王朝重点经略的区域，晚商时期聚落数量激增。桓台史家(77)、青州苏埠屯(78)、滕州前掌大(79)等成为维护统治秩序的中心性聚落。晚商时期泰沂山脉南北两翼地区的文化面貌虽与中心区有一定差异，但是从数量众多的高级别墓葬来看，其形制结构、葬俗、用器规制等也大多与安阳殷都的贵族墓高度一致，显示出对“殷礼”的遵从。出土多件带“亚醜”族徽青铜器的苏埠屯M1的墓主人，多被认为是商王朝派驻东土的武官，(80)而苏埠屯遗址应当就是商王朝在东方拓展的一个据点。(81)董珊将“亚醜”之“醜”改释为“酌”，认为该族氏源于族长小臣酌的私名。据帝乙时期卜辞，商王曾派小臣酌率族人在东方建立疆垂，抵御东夷的人方。(82)出土“戍宁觚”的桓台史家遗址，亦被视为商王朝派员戍守的一处军事重镇。(83)

晚商时期也有如罗山天湖墓地(84)、西安老牛坡遗址(85)所代表的人群，他们在葬具、随葬品形制及组合等方面与殷墟地区有较大差异，独立性逐渐增强。天湖墓地因有多例铜器铭文，可断为息国墓地。甲骨卜辞中有“妇息”之名，表明该方国与商王室存在通婚关系。由其所处位置看，息国可能还承担着商王朝南方藩屏及保障各类资源向安阳殷都输送的重任。但是，文化面貌上的变异，仍然透露出其与中心区离心力的逐渐加大。(86)此外，寿光古城遗址发现一批带有上“己”下“並”族徽的青铜器。(87)何景成认为该族徽系商末由“並”族一支受封“纪侯”而新立的族氏。(88)寿光在春秋时期仍为纪国国都，而纪为东夷古国已明。以寿光古城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反映了在鲁北地区商王朝直系势力与臣服土著势力的并存状态。(89)显然，由上述现象可推知，晚商时期商王朝尽管因周边势力的崛起，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有明显收缩，对周边区域资源的经略模式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其国家结构特征并未发生质的改变，仍然属于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其中包含了两类政治势力，即直接附属于商王国的政治势力和与商王国处于联盟状态的政治势力。而这类与国家形式相关的信息，无论是在出土文献还是传世西周早期文献中均能得到印证。

甲骨卜辞中，参与王朝事务的人员，既有单称妇某、子某、亚某及统称多子、多工、多马、多尹、小臣等名目繁多的各类执事，又有常常以“比”即联合的方式参与商王组织的军事行动的方国首领。前一类是商王室倚重的直系势力，后一类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尚书·酒诰》：“自成汤咸至于帝乙……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大盂鼎》铭中也有：“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90)从中可看出，甲骨卜辞所见两类政治力量也见于西周早期金文与诰辞之中，被称为“内服”与“外服”。其中的内服即“殷正百辟”，包括“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等各类官员及“百姓”“里君”等宗氏贵族。外服即“殷边侯甸”，则系尊号为“侯”“甸”“男”“卫”等的邦方首领。(91)这种内外服制，无疑是商王朝基本的管理架构。那么，以这种内外服制为基本管理体制的国家，自然就是包含了两种政治力量在内的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

以往学者对商代国家的定性，视角颇不相同。所谓“领土国家”“分割式国家”无疑强调的是地域特征。前者将商的统治地域视为完整的版块，后者则强调在商的疆域中尚有许多非商的“孔洞”。王权、军权与神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之说，则属于从权力结构角度的解读，至于集权制国家的说法亦属此类。目前广泛流行的“广域王权国家”，则集中考虑了地域与权力两大特征。郭沫若提出的“以王为首的贵族政体”，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统治阶层的特征，而并没有涉及国家结构的形式。而城市国家(城邦)、邑制国家与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等则确系从国家结构形式角度给出的定性。其中城市国家(城邦)与邑制国家着重概括早期国家政体的基本结构，而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则点明了这类基本结构之上还存在着国与国的联合体这类更高层次的政体结构。至于“中央王国和地方族邦的组合体”等说，实质上与“以商本土为核心的方国联盟”说类似，只是关于王权、疆域、管理体制以及商王国与方国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理解或有不同。前文我们由考古材料出发，结合出土与传世文献，推导出来的商王朝的国家形式亦与方国联盟说接近。

林沄论证商代方国联盟，主要基于甲骨卜辞中常见商王以“比”的方式与盟友一同开展军事行动，反映了联盟对象与商王之间的“一种地位上的对等性”。(92)他还强调各方国在自己所辖的“都鄙”之内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实际上都是相对独立的政体。(93)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认识，已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不过，甲骨文中不仅有商王对雀、妇好、多子族等直系势力的军事活动采用“呼”和“令”的辞例，而且也不乏对沚、望乘等方国势力的活动使用“令”这一指挥行为的例子。再者，与商王结盟的方国首领只称侯、伯、任等而不称王，这显示出王与联盟成员之间具有上下等级之别，而非完全平等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晚商时期盟友方国的产生途径看，有些应是很早加入商王军事联盟的传统盟友，跟随商王不断开疆拓土，承担王室分派的职事。其中有些可能被赐以具有一定等级意义的尊称。裘锡圭指出，侯、卫之类在边域担任斥候保卫工作的职官，以及田(甸)、牧之类被商王派驻到商都以外从事农垦、放牧的职官，在商代晚期可能已经大量发展成诸侯。(94)这些方国，自然仍会保持与商王的臣属关系。不过，亦不能排除有些同盟势力的首领仍以族氏之长的身份参与商王室的各类事务，而并未被商王视为方国之长赐以尊号的可能。另一类联盟方国，则是由被征服的敌对势力转变而来，如沚、犬、望乘等。结合传世文献看，鬼方、周方等也应属此类。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鬼方与周方都是商文化分布范围之外的盟友。(95)文献记载显示，即使对这种在商王朝实控区之外的盟友，商王仍然对其有管控或干预的权力，甚至可以对其首领采用极端的惩罚方式。这也是导致周人逐渐结成自己的同盟势力，最终东向灭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我们倾向认为，传统史学观中的“商王朝”概念，仍然可以用来指称“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这种国家形式。

尚需说明的是，以往对于商王朝内外服制的解读，多是基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视角，而我们所辨识出来的商王朝疆域范围内存在的两类政治势力，则是以考古材料为中心实证了商王朝内外服的管理体制。而且，以往学者多认为商王朝的王畿或“商本土”主要是由内服职官管理，四土及边域则主要是由各类邦伯实施管理，两类不同的管理者或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流动。而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为了控制周边区域的各类资源与交通要道，商王朝不仅在以都邑为核心的商王国之内会任命各类职官管理各类事务，甚至在周边相当大的范围内都会设置直辖邑或疆垂予以实际控制。这类王朝直属势力向地方的派驻，除了控制资源的目的之外，或许还与监督、管控其他结盟势力的战略目的有关。我们认为，王震中首倡的商王朝是以商王国为核心的、与四土邦国相结合的一种“复合制国家形态”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所不同的是，他着重强调在这一国家结构形式中，商王国属于“国上之国”，而四土的邦国是从属性的政治力量，而我们则认为这一政体中的各邦方实际上都是有相对独立性的，故而仍以联合体称之。这种独立性是由参盟的任何一方均由一个或多个都鄙群所构成这一基本结构特点决定的。因为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任何一个都鄙群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单位。(96)

总之，夏商之际中原地区文化格局的变化，缘于以商汤为盟主的军事联盟对夏王朝实际控制区域的占领，新兴的商王朝即是以此军事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种国家政体。早商时期，商文化呈波次向周边区域的分布扩展，是由以商王国为核心的联合体攫取和控制周边各类资源的战略所导致。因此，商文化的分布区域与商王朝的实控区域即疆域范围大体一致。商文化在东先贤期和殷墟一期晚段先后两次出现分布范围的收缩，而商式礼器的分布范围却不断扩大，表明商王朝可能已由之前的向外不断开疆拓土，转变为以贸易或贡赋手段获取部分地区的资源，但国家结构的联盟性质并未发生质的变化。由考古学上两类政治势力的逐渐辨识可以印证，周初文献中记录的商的内外服制，应当就是商代国家真实存在过的管理制度。商王朝就是以内外服制为管理体制、以商王国为核心的邦方或族的联合体。

注释：

①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05页。

②参见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2、3期合刊。

③参见林志纯：《孔孟书中所反映的古代中国城市国家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

④参见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7—92页。

⑤参见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胡厚宣主编：《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8—172页；王宇信、徐义华：《商代国家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96—435页。

⑥参见唐嘉弘：《略论夏商周帝王的称号及国家政体》，《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

⑦参见田昌五：《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社会科学辑刊》1991年第6期。

⑧Bruce G.Trigger,”Shang Political Organization:A Comparative Approath,”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vol.1,nos.1-4,1999,pp.43-62.

⑨David N.Keightley,The Ancestral Landscape:Time,Space,and Community in Late Shang China(ca.1200-1045 B.C.),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p.56-61.

⑩参见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78—83页。

(11)参见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王震中：《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71—502页。

(12)参见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荆志淳、唐际根、高嵨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9—151页。

(13)参见李峰：《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刘晓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第100页。

(14)参见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2—221页。

(15)参见孙华：《商代前期的国家政体——从二里冈文化城址和宫室建筑基址的角度》，荆志淳、唐际根、高嵨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171—197页。

(16)参见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刘莉：《中国早期国家政治格局的变化》，荆志淳、唐际根、高嵨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152—170页。

(17)参见王立新：《从早商城址看商王朝早期的都与直辖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新果集——庆祝林沄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6—198页。

(18)参见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荆志淳、唐际根、高嵨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70—84页。

(19)参见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20)参见豆海锋：《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

(21)本文采用的商文化编年序列由早及晚依次为二里岗下层一期—二里岗下层二期—二里岗上层一期—二里岗上层二期—过渡阶段—殷墟一期早段—殷墟一期晚段—殷墟二期—殷墟三期—殷墟四期(参见井中伟、王立新编著：《夏商周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99页)。其中以邢台东先贤第一期遗存为代表的“过渡阶段”，本文称“东先贤期”。早商与晚商的划分，依邹衡先生意见，断限在其所分殷墟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也即郑振香先生所分的殷墟一期早段与晚段之间(参见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编委会编：《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16—127页)。

(22)参见王立新：《也谈文化形成的滞后性——以早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形成为例》，《考古》2009年第12期。

(23)参见郑州大学文博学院、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著：《豫东杞县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24)参见宋豫秦：《夷夏商三种考古学文化交汇地域浅谈》，《中原文物》1992年第1期。

(25)晁福林：《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26)参见田昌五、方辉：《“景亳之会”的考古学观察》，《殷都学刊》1997年第4期。

(27)参见王立新、胡保华：《试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八)——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79—193页。

(28)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1页。

(29)参见陈小三：《河西走廊及其邻近地区早期青铜时代遗存研究——以齐家、四坝文化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系，2012年。

(30)《后汉书》卷87《西羌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70页。

(31)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商洛市博物馆编著：《商洛东龙山》，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76—281页。

(32)参见先怡衡等：《陕西洛南绿松石的锶同位素特征及其产地意义——兼论二里头出土绿松石的产源》，《西北地质》2018年第2期。

(33)参见刘士莪编著：《老牛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34)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赤栏桥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2期。

(35)参见西安半坡博物馆、蓝田县文化馆：《陕西蓝田怀珍坊商代遗址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36)参见吉林大学考古学院等：《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商代墓葬的发掘》，《考古》2025年第6期。

(37)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商代墓地2022年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3年第6期。

(38)参见崔春鹏等：《夏及早商时期晋南地区的冶铜技术——以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为例》，《考古》2022年第7期。

(39)参见豆海锋：《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第82—86、145—153页。

(40)参见刘莉、陈星灿：《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41)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42)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武汉市黄陂区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商代遗存》，《考古》2021年第7期。

(43)参见饶华松、徐长青：《从荞麦岭遗址看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对赣北地区的影响》，盘龙城遗址博物院、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编：《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42—251页。

(4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45)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第6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3—99页。

(46)参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

(47)参见闫成浩：《商文化东南分布区遗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24年。

(48)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铜陵师姑墩——夏商周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

(49)参见牛世山：《商文化京当类型的形成背景分析——关于考古学文化空间分布特殊模式的思考》，《考古与文物》2015年第6期。

(50)参见武俊华：《商王朝经略山西高原的考古学观察》，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24年。

(51)参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鄂尔多斯博物馆：《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52)参见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71—134页。

(53)范祥雍订补：《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9、20页。

(54)参见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荆志淳、唐际根、高嵨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70—84页。

(55)参见武俊华：《商王朝经略山西高原的考古学观察》，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24年。

(56)参见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宣化县文化馆：《河北宣化李大人庄遗址试掘报告》，《考古》1990年第5期。

(57)参见田伟：《商代晚期的东西对峙》，《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2期。

(58)参见方辉：《商王朝经略东方的考古学观察》，荆志淳、唐际根、高嵨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第70—84页。

(59)参见豆海锋：《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第341—344页。

(60)参见曹大志：《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7期。

(61)参见田伟：《商代晚期的东西对峙》，《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第2期。

(62)参见戴向明：《晋南盐业资源与中原早期文明的生长：问题与假说》，《中原文物》2021年第4期。

(63)参见燕生东：《商周时期渤海南岸地区的盐业》，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40—250页。

(64)参见何毓灵：《何以大邑商——百年考古揭秘殷墟都城生命史》，《光明日报》2023年4月9日，第12版。

(65)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05—313页。

(66)吴起之言，《战国策·魏策》记为“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而《史记》卷65《孙子吴起列传》则以汉人容易理解的地理范围记为“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66—2167页)。

(67)参见徐良高：《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第227—236页。

(68)参见豆海锋：《冲击与调适：长江中游商代文化与社会演进的考古学观察》，第496页。

(69)参见吴晓桐等：《浙江湖州毘山遗址商代铜器铅同位素分析》，《文物》2024年第3期。

(70)Huiru Lian et al.,”Deciphering the Origins of Sanxingdui Bronzes through Petrographic and Elemental Analysis of Casting Core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vol.178,2025.

(71)参见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年第2期。

(72)参见李学勤：《鲁方彝与西周商贾》，《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裘锡圭：《释“贾”》，《裘锡圭学术文集》第3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0—443页。

(73)参见李晓健：《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20年。

(74)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西省闻喜县酒务头商代墓地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2年第10期。

(75)参见桥北考古队：《山西浮山桥北商周墓》，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5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47—394页。

(76)参见海金乐、韩炳华编著：《灵石旌介商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77)参见韩明祥：《山东长清、桓台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期。

(78)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报告》，张学海主编：《海岱考古》第1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54—273页。

(7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滕州前掌大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80)参见王震中：《商代都鄙邑落结构与商王的统治方式》，《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81)参见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

(82)参见董珊：《释苏埠屯墓地的族氏铭文“亚醜”》，李宗焜主编：《古文字与古代史》第4辑，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5年，第337—368页。

(83)参见王宇信：《山东桓台史家〈戍宁觚〉的再认识及其启示》，张光明等：《夏商周文明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5—29页。

(84)参见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85)参见刘士莪编著：《老牛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田野发掘报告》。

(86)参见李晓健：《中心与周邻：陶器视角下的晚商文化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20年。

(87)参见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

(88)参见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194页。

(89)参见庞小霞：《从东夷到华夏——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与族群变迁》，北京：科学出版社，2024年，第140—144页。

(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1年，第411页。

(91)关于商代内外服制的论述甚多。参见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84页；张利军：《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一章至第五章均有涉及)。

(92) 参见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6辑，第74—92页。

(93)参见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6期。

(94)参见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裘锡圭学术文集》第5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168页。

(95)周人势力在周原一带兴起之际，商文化已退出关中西部，殆无异议。而以陕晋间黄河两岸为主要分布区的李家崖文化，不少学者认为其族属与鬼方有关。参见吕智荣：《陕西清涧李家崖古城址陶文考释》，《文博》1987年第3期。

(96)参见林沄：《商史三题》，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8年，第1—46页。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京)2025年第10期

直到晚清时期，江南仍是地主制生产形态的典型地区，地主拥有土地，通过出租土地获得地租收入，交纳赋税之后，仰事俯育发家致富，地主收租交税是地主制生产形态下最为恒常的必备事项。学界对于清代中后期江南租栈的研究相当丰硕，但租栈收租量绝大部分只是定额应收量，而非实际租入量。也许受材料不足的限制，单个地主如何收租纳税、租额如何、税率如何、实际收租量多少、租税量占产量的比重多少，似乎一直不甚清晰。有幸的是，吴江地主柳树芳、柳兆薰父子的日记，如今还尚存人寰，庋藏在苏州博物馆。柳兆薰日记，始自咸丰九年二月二十日，止于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记载交纳钱粮（当地人称完粮，本文从此说）始于咸丰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其中有的年度基本缺载，如同治元年（1863）、二年两年因柳兆薰避居上海未有完粮记载，同治三年度只记官府要求业户到清粮局上报田亩数而并无完粮记载，有的年度较为简疏，如咸丰九年、十年、十一年太平军占领吴江前后期间，所载未能呈现全貌，但其余年份大体齐备，较之其父柳树芳所记更加翔实具体，堪称弥足珍贵［1］。日记详细而清晰地展示出清代中晚期乡村地主收租交税的实态，有望填补江南地主制生产形态下租税研究的缺环。

一、历年完粮成数

按照清廷及地方政府的制度设计，清代初年起，赋税钱粮征收实行自封投柜法，即业户持了县衙颁发的易知由单前往粮局投柜完纳。江苏布政司在同治六年重申规定：“征收上下忙条银，应仿照漕粮式样，按户添造条银由单，于未开征之先，发给粮户，持单赴柜完纳。并将漕忙由单，一律注明某户田数若干，应完何项科则银若干，倘一户而有数等科则，即注明某科则若干，某科则若干，并将银钱价一一开列，加注洋照市价，钱洋并纳，听从民便字样。”［2］（P669）但如此规定，究竟如何自封投柜，仍含糊不清，既有研究也殊少探究。

依据柳兆薰日记，吴江收粮，在县城设有总局，业户运粮上交。咸丰九年柳兆薰两次亲自掮米登场，极为苦累。同治五年八月，吴江知县沈锡良实施清粮，征粮改顺庄为版图法，县城仍设总局，各乡镇设立分局，规定“钱粮由业户亲完，立时掣串，差甲只准催追，不准经收”［3］（P4）。柳兆薰在九月上旬到总局完上忙银［1］（P427），又与人一起前往芦墟、同里、黎里分局完粮。同年冬漕开征时又从同里局分出北舍局，柳家一带均归北舍局，完粮后收取版串或收条。柳兆薰完粮从此只在芦墟、北舍和黎里三个乡镇的分局完粮，较之其父完粮须到县城，劳苦程度应该稍为减轻。同治十年漕粮征收，最初试图改为在城设柜，后来又拟在乡镇设柜，专主大户，经过数月权衡，仍旧回到原点，一切不变。有关光绪元年征粮地点，柳兆薰最初记载北舍局归并芦墟局，但从实际征收来看，仍是黎里、芦墟、北舍三局，完粮方式或者由柳兆薰前往镇上粮局上交，或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自光绪二年起，上忙银都是局书前往柳宅收取。光绪三年起，下忙及漕银也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银钱。江南地主完粮，原来一直是前往县城或乡镇粮局交纳，耗时耗力，相当烦苦，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均是完纳本色粮食，装粮运粮，掮粮进仓，尤为辛苦。同治克复后，柳兆薰完粮，先改为折色上交银钱，后改为局书上门收取银钱，税粮负担可能有所增加，但就交粮的劳苦程度而言，应该大为减轻。

现据日记所记，列表统计柳兆薰历年完粮成数如次。

表1　柳兆薰历年完粮数额统计表

表1自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四年间完粮数据较为齐全的13个年度，如果按光绪十二年“洋价一千O廿文”的比例换算［1］（P1770），每年平均完粮928元多，其中超过洋银1000元的有七个年度，大多是完粮在七成以上者，接近1000元的有一个年度，其余五个年度大约在七八百元之间，而均是完粮七成左右者。柳兆薰家之租米收入，据其日记统计，同、光年间每年约在4700元至5000银元之谱（参见另文）。若如此估算出入不大，则柳兆薰每年的地租收入大约将近五分之一交纳了田赋。较之其父辈时代的嘉庆、道光年间，经过同治初年的减赋，吴江等地田赋征收的烈度实际并未减轻。

晚清江南赋税钱粮征收，经办书吏借以牟取好处名目繁多，令人发指。同治七年间江苏巡抚丁日昌曾颁布告示：“而且正供之外，尚可勒索串票脚费。小民之脂膏有限，书差之欲壑无穷，种种弊端，殊难枚举。”［4］（P435）上述历年完粮的实际成数，反映出赋税征收度，或业户的纳税上限，是在七成以上至八成左右。围绕赋税征收的额度，征税的书吏和完粮的业户长期博弈，反复计较。同治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芦墟局书朱云山来，“阳为追银，实则以照会与乙兄”，朱此行的意图，还是经局书张森甫指点而破的［1］（P610）。十月二十九日，朱云山又来，“此吏最狡猾，又嬲完银四两四钱有零，余存一两，局中算差内扣，颇费烦言始允”［1］（P616）。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舍、黎里两局王漱泉、陆少甫来，奉县谕修改章程，“粮上每石加钱百文，洋水每元短十文，要倒找，软嬲不已”，柳兆薰承诺十分之四，另外送洋4元给北舍，1元给梨局，“感情而去”。柳家账房诸人认为柳兆薰过于软懦，柳兆薰却觉得“此辈太阿在手，难与之顶争计论”［1］（P1704）。

在钱粮问题上，业户和局书双方都很清楚，官府必须收到多少成数，而业户只能交纳多少钱粮。清代江南地主完粮，长期来存在互相乖张的两种情形。一是经过清初奏销案的打击、雍正年间的大规模清查积欠钱粮和乾隆年间的再次清查积欠钱粮，缙绅大户基本形成共识，交代后人以完纳钱粮为第一要务；另一却是绅宦大户包揽拖欠钱粮极为严重，清查积欠始终效果不彰。柳家完粮，并无资格或势力包揽小户以规避负担，长期来只能按章交税，及时完粮。太平天国兵燹后，吴江在乡镇设柜征收钱粮，同治十年起，柳兆薰家完粮，不再像其父辈那样需到县城交纳本色粮食，而是前往北舍、芦墟、黎里三处分局交纳折色钱银，光绪二年起更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银钱。每年完粮，双方心中有数，锱铢必较，在书吏一侧，自然是提前通知，早早催收，每次尽量收取，挤牙膏式征收，该收取者绝不放弃，多多益善，而在作为业户的柳兆薰一侧，时间上必定在收租之后，能延则延，数量上能少则少，分次结算，既不少交，也绝不多交，应付性质非常明显。如同治八年完上忙银，十月初四日柳兆薰舟至北舍局，完银22户，总书顾小云在局，“尚有请益之言，以再加四两许之，渠欲壑尚未盈也”［1］（P611）。同年完漕银，在芦墟局完粮已完足八成数，听说局书朱云山“尚有后言”，柳兆薰“只好听渠犬吠而已”，大约并未理睬。两日后到北舍，完粮已七成八，局书沈云卿拉去仁和楼饮茶，“再商请益，嬲不已，权许之”。次日再去北舍，“又完五户，八折已足”，方才了结［1］（P626-627）。

同治十三年度全年完粮情形尤具例证意义。八月十六日，北舍局书唐云斋持由单来，知上忙已开征［1］（P936）。从九月初一日到十月二十四日，柳兆薰先后到北舍局三次，第一次完四成五，第三次才完七成四，与之结题，到芦墟局三次，第一次完粮四成二，第二次完粮达七成，第三次完粮后达七成五，与之结题，到黎里局一次，达七成四［1］（P939-950）。下忙及漕银征收更加曲折。十月二十四日，局书张森甫来说“新任催科颇烈切”［1］（P950）。十一月二十二日，北舍、芦墟两局书送来新漕单，柳兆薰得知完漕标准。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光绪元年七月初三日，柳兆薰在北舍和芦墟两局完粮均为好几次。在北舍局，第一次，局书庞榜花来，柳兆薰完粮大约四成五；第二次柳兆薰前往，完粮达七成三五；第三次，局差沈子香来，柳兆薰完至七成八［1］（P961）；第四次，局书唐云斋之侄逸仙来，“又嬲完洋八枚，尚退有后言，不肯吉题”［1］（P973）；第五次，新换局书唐逸仙同庞榜花来，“复请益，又嬲完十元，已八折外足，与之吉题而去”［1］（P977）；第六次唐云斋来，“完数已足八成外，只好拒之不出手”［1］（P982）；第七次唐云斋又来，“嬲完四枚，已八一足外矣”［1］（P990-991）；第八次，唐云斋“又来嬲借贰枚，知近日又欲征追漕米，新令尹之政如此”［1］（P997）！在芦墟局，第一次，柳兆薰前往，完粮四成七，当日洋银价下跌，柳兆薰多费3400文，有点心疼；第二次，柳兆薰前往，完粮七成四；第三次，柳兆薰前往，为蔡进之完漕二户，自己名下完一户，六斗有零［1］（P960）；第四次，局书张森甫来，柳兆薰完新漕至七成八，“与之吉题，未识有后言否”［1］（P969）；第五次，张森甫又来，“又嬲四元而去，已八折足外矣”［1］（P986）。黎里局只有一次，局书王秋海来，柳兆薰付银七成八五，与之“与之吉题，已七八五折矣”［1］（P958）。柳兆薰完粮历时如此之长，次数如此之频，较之其父辈时有很大不同，业户与书吏之间的反复计较，此前殊少闻知。柳兆薰完粮，从不肯一次性交清，而书吏收税，也必定非达到一定成数则绝不肯放弃，柳兆薰历年完粮过程，形象地呈现出晚清江南地主完粮的实际面貌。

二、完粮定额标准

柳兆薰上述历年完粮，咸丰九年交的是本色米粮。当年定额如何，未见记载。实际完粮时，柳兆薰以将近1石9斗毛米交1石正米，“尚嫌不足”，以毛米340石方完正米179石。柳兆薰认为是苛征，较之邻县震泽，“我邑虎苛加甚，且受抑折之累，我辈未知何日能得出头”［1］（P64）？咸丰十一年下忙银及漕粮，吴江县令告示：“赋每一斗四升正，耗一升四合，要白米，价六千，银正三百三十，耗七十。”［1］（P189）耗粮收至百分之十，折价每石钱6千文，大大超出市价。开征时听说芦局“赋上有加无已，其横暴视胥吏凶十倍”，柳兆薰深叹“田之为累，恐无穷也，奈何”［1］（P200）！后来受太平天国战事影响，可能未曾付诸实施。同治四年，清廷克复江南后，吴江县衙告示：“每石四千五百文，银减三，每两二千四百文。漕折色，先给印，收复抚串，除恩减旧额四成外，又灾免四成。”［1］（P384）漕粮每石折收4500文，银每两折合2400文。同治五年，由于苏州府城有力乡绅的努力，漕粮减征得以落实，新漕八成征收折色银两钱文，每石减收300文，每石收耗米3斗，脚费钱52文，实收42文，娄河河工银每亩20文［1］（P440）。大约与上年相同。同治六年，漕粮九成折收银钱，每石3252文，另外附收娄河河工银每亩10文［1］（P496）。同治七年，漕粮九成五折收银钱，连脚费每石征收3052文［1］（P554）。此后基本上一律改为折色征收。

历年征收漕粮，大体如下：同治八年漕粮全额折征，折价年内每石3900文，年外则涨至4400文［1］（P621）。九年，柳兆薰从丹徒回家，见当地县令告示，每石田粮征收4156文，但未知苏州如何征收［1］（P700）。十年，“新漕知一应照旧”［1］（P763-764），到底多少并不清楚，但由次年价格每石3600文“较去年仅减乙百文，河工积谷照旧”可以推知，大约3500文。十一年，新漕价格每石3600文，较去年仅减100文，河工积谷照旧［1］（P807-817）。十二年，新漕每石价格3852文，“洋作八十”［1］（P885）。“洋作八十”当指洋银每元合银两八钱算。十三年，新漕价格每石3452文［1］（P954）。光绪元年，新漕加价每石100文，共计3552文，洋银价格合每元1135文，柳兆薰认为“殊非年令所宜”［1］（P1027）。二年，新漕粮每石3652文，照去年加100文。柳兆薰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完粮，当日洋价每元减十文，因此亏赔钱1630文［1］（P1100-1101）。三年，新漕每石折价4052文，银减200文算［1］（P1172）。六年，新漕每石折价每石3252文，其中连脚费、海塘费152文［1］（P1315-1318）。七年，新漕每石折收每石3352文，照旧加100文［1］（P1396）。八年，新漕每石实际折价3452文，照旧加海塘费100文［1］（P1477）。九年，新漕每石折价3300文，较去年仅减100文，此价“与时价大不符”［1］（P1549）。十年，新漕每石折价3252文，较去年仅短100文［1］（P1634）。十一年，新漕每石折价3452文，较去冬加200文，柳兆薰认为此折价“尚非暴政可恶”［1］（P1703）。十二年，新漕每石折价3652文，洋银每元折价1020文［1］（P1769-1770）。十三年，新漕每石折价3252文［1］（P1842）。为明晰起见，谨将柳兆薰日记所记征收漕粮数据列表2。

表2 晚清吴江县漕粮征收定额表

清代官府征收漕粮，正赋之外加收耗羡银两，耗银日益增多，业户难以承受。迨至雍正七年（1729），江苏巡抚尹继善厘定，五米十银之外，每石收运费6分，折收制钱54文。乾隆年间，吴江县遵照规定，“每石止收费五十二文，内挑夫工食四文，余四十八文，一半给发旗丁，一半留给本县，为修理仓廒及纸张盘缠等用”［5］（P24）。后来官府征粮时，通常采用加大斛斗、设定陋例和淋尖等手法，额外多征，大体上业户以一石五斗至二石之粮完正米一石。嘉、道年间，柳兆薰之父柳树芳完粮，嘉庆十八年（1813）以一石四斗多完正粮一石，道光初至道光十七八年，大约以一石六七斗交一石正粮，道光十九年（1839）以一石八斗交正米一石，驯至道光末期，整整以二石之数交正米一石，不到30年，粮户钱粮负担实际增加了半倍以上（参见另文）。如前所述，咸丰九年，吴江粮局的斛斗比上年大三升，柳兆薰第一批完粮，以将近一石九斗毛米交一石正米，“尚嫌不足”，以毛米340石方完正米179石［1］（P62）。

官府征收钱粮苛重，民间不堪重负，导致人心思乱，纷纷抵制。清代江南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一带，盛行乡绅包揽漕粮陋习，所谓“包漕”，地方生监因而“吃漕饭”，即乡绅包征当地漕粮，而生员、监生以官府超额征收漕粮为要挟从中分肥，若不能满足地方绅监欲求，往往酿成“闹漕”事件［6］（P267）。所谓“闹漕”，即业户拒绝交纳漕粮。道、咸以来，此类现象极为突出［7］（P63）［8］（P570，576）。冯桂芬说：“州县敛怨于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逞。大水以来，数郡之间，毁衙署，辱官长者比比，此非一朝夕之故矣。”［8］（P570）咸丰元年，苏州府吴江、震泽二县“佃户齐心不还租，官无如之何，粮户大半不纳赋，官仍无之何”，松江府青浦县聚众拒捕殴官，南汇县仓寓为民所烧，华县亭钱漕家丁下乡之船被乡民烧成灰烬，次年上海县又有拆毁公廨之事［8］（P576）。咸丰三年冬，官吏浮收暴敛，业户不支，多以田单投送绅富，冀望摆脱粮赋之累，酿成乡民陆孝忠等抗租事件［9］（P545）。咸丰九年，发生了古吴老农控诉在朝军机大臣大学士苏州人彭蕴章包揽钱粮的匿名呈本事件，直接惊动了朝廷。柳兆薰闻知后，评论道：“其中苦陈漕弊，乡绅送串吃灾，小民大受勒追之害，字字切实，可当长沙上策。然此事小民终难沾惠，州县官硬逼乡绅完清，势必然矣。”［1］（P18）

同治克复后，吴江地方大体上将漕粮折合银钱征收。其时江南市场上通行的是外国银元，俗称“洋银”“洋钱”，折征粮价就有两重比价，一是钱两、银元与铜钱之间的比价，二是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比价。官府通常通过以远高于市价的比价多收赋税钱粮。银钱如何折算，清代地方政府有所规定。同治八年，江苏布政司针对当时各地普遍柜收高于市价，专门强调：“如钱粮一项，概收洋银，原按市价长落，不许短作洋价，高抬银价。”［10］（P205）但此规例，纯属具文，从实际来看，从未切实落实，柳兆薰日记相当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治五年，柳兆薰收租每石折价每石二元四角五分［1］（P435），而当年吴江官府的征漕标准高达每石4200文；同治八年市上米价每石合英洋二元五角［1］（P618），而官府定价每石交3900文；同治九年柳兆薰收租每石以“一元八角本洋”折收［1］（P690），而苏州邻府镇江官府告示每石田粮征收4156文［1］（P700），吴江定价当不相上下；同治十年柳兆薰收租每石一元七角二分，而吴江官府规定每石交钱3500文；光绪六年柳兆薰收租折价每石一元五角［1］（P1313），而官府定价3200文；光绪七年柳兆薰收租限内折价每石一元七角，“于市价尚松”［1］（P1392），而吴江官府定价每石3300文；光绪十二年，柳兆薰收租每石二元二角，较市价略低一角［1］（P1766），而吴江官府定价每石3600文；光绪十三年，柳兆薰出售的冬米价格是每石二元二角，收取的租米是每石一元九角五分［1］（P1827，1838），而当年吴江官府设定的征漕标准是每石3200文。如此折价，若以光绪十二年洋银市价每元1020文计算［1］（P1770），米粮市价每石二元一角计算，则征收2148文即可购备漕粮一石。然而表2表明，自同治六年至光绪十三年18年间吴江漕粮折价较为稳定时期，官府平均每年以3450文的标准征收一石漕粮，额外征收程度在60%以上，换言之，业户的漕粮负担实际上是定额的160%以上。这还是洋银与铜钱比价没有上下浮动下的情形，如果遇到开征时洋银缩水，则业户实际负担更重。同治十三年，完漕时，洋价低作40文，柳兆薰多费3400文，“殊觉迟延浪掷”［1］（P955）。光绪二年完漕时，当日洋价每元减十文，因此而亏赔钱1630文［1］（P1100-1101）。

诚然，同治、光绪年间吴江的漕粮征收也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官府定额较为恒定，未见大起大落，反映出官府征粮烈度并不如人所说日益加大；二是若与太平天国战争前嘉、道年间柳兆薰的父辈相比，业户因为交的是折色银钱，实际负担也不是如人所想象的日益增加，恰恰相反，有所回落。其时吴江乡绅包揽漕粮情形仍然严重存在，但柳兆薰这样身份的人还轮不上，而且对此也心怀愤恨。“吃漕饭”现象能够长期存在，表明每年的漕粮征收标准是由官府和地方缙绅协商制定的。从柳兆薰日记来看，有关完粮的信息，柳兆薰每年都是从粮局书吏或家中账友那里传来的，开征之前从不与闻，而获知相关信息后，有时不免大发牢骚，愤愤不平，柳家如何完粮、完粮几成，粮局书吏居于主动一方，柳兆薰完粮过程中也很少见其“包揽”了某户钱粮（柳兆薰日记所记每年完粮几户的户，概指承种柳家田地之佃户）。同治克复朝廷减征江南赋税后，不少缙绅大户完粮并不积极，人称“大户如潘曾玮、冯桂芬等，仍抗租不完，故州县亦不得不略与沾润，以资弥补耳”［11］（P1093）。柳兆薰日记所载表明，柳兆薰与他的父亲柳树芳一样，每年完粮相当及时，殊少拖欠，也从未参与过赋税钱粮的议定事务，或许像柳兆薰这样仅有捐监低级功名的地主，还无缘参与征收钱粮之类大事的讨论，很难包揽细小弱户的钱粮。

三、其他相关步骤

为了按时完纳钱粮赋税，作为拥有田亩较多的大地主，柳兆薰还有一系列准备工作要做，并且需要处理好与局书人等关系。

（一） 上报田亩实数

清前期，业户均持有执业田单，经过太平天国战争，人户或死或徙，大量田地荒废，土地册籍佚失舛错，整理土地册籍，厘清田亩实数，是赋税征收的前提，官府为此颁令，通告各地。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柳兆薰早饭后细查田单，一圩归一圩，“庶查核尚易”。此田单，即业户持有的执业田单。二十九日下午，与朗相查对所报田数［1］（P296）。八月二十八日，听人说，报田催数甚紧，“其式不要丘号，只要单数亩角，佃户另开承种某圩”，每亩交钱50文，“随册同缴，不能稍缓”。柳兆薰家之田账另抄一过，所幸底账已录，头绪尚清，“然已周折之至”。是日又接总局洪、叶二局书来信，也为催报田数，转述县令查田之意甚紧［1］（P301）。初四日，至同里，知县令“报数不算清粮，不过敛钱需索”。九月初五日，到县城清粮局报数，总书顾小云“眈眈之状更盛于前”，如其所欲，每亩给66文，“尚嫌田数不齐，勒令十五之前一例缴清”，柳兆薰“含忍允之而退”［1］（P303）。二十一日，柳兆薰又至清粮局，以田数及洋银数面缴顾小云，“此番如其所欲，面目一变，与之委蛇而出”［1］（P306）。柳家田产广袤，册籍繁夥，整理工作量较大，好在上一代柳树芳录有置产底簿，“一目了然”“眉目极清”［1］（P293-294），查核起来并不繁难。四年五月初六日，柳兆薰以田单底数嘱朗老、包老抄录副本，俟各圩圩单检定后立办粮户，然后赴吴江城倒单。但最初如何“倒单”，并无一定章程。二十一日，总书顾小云来催倒单，略问其如何章程，不尽可行，姑且以已理清之田单当面付之，约田890余亩，约月初去办理［1］（P349）。闰五月初三日，柳兆薰点齐田单，此次共14结，约田1200余亩，“以后已直落者五百余亩尚未理齐，未直落者乙百五十余亩，均须细查来历，迟送局中矣”。初四日，到县城，即至南门顾局，以单649张付之，检点毕，不肯多立户，改并颇多，新单未齐，先收225张，其余俟明日。初五日，再至顾局，单尚未齐，户头又多更换，嘱其抄账存根，最可恶者，“惠下王局将大嫂处所分之户尽列于余处，混杂不清”。正好乙溪兄来，又等其面交顾小云，即同沈慎甫至王局，会其当手钱梅波，即命更正填注，尚不至十分留难。以前所结缺单15张，面托顾小云代存，不再顿候［1］（P351）。二十六日，理清欲缴田单及补填之户，均已登账。二十八日，以田单241张、补给42张、细账一篇、簿一本，令梦书赴局交总书顾小云［1］（P355）。如此算来，其时柳兆薰家有田产2740余亩。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摧残，柳兆薰家不但人口无损，田产也无损失，较之其他家族堪称异数。此后，官府仍不时要求查核田亩，厘定荒熟程度，以便及时起科征税。同治六年九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通饬：各乡现办荒熟田册，应该严督图正，“将应造荒熟各册，按田核实查注，不准丝毫含混，倘有承造不实，以熟作荒，一经县委查出，立提该图正解省严办，乡董有协查之责，是否扶同弊混，并提讯究，毋任玩违”［2］（P647）。柳兆薰则始终对所有田产登录明晰，心中有数。

（二） 查清田亩，履行换单、推收手续

柳兆薰将获得县府颁发的执业田单作为田产所有权凭证，即为“倒单”。此类事项与上报田数实际上同时进行。同治六年九月，江苏布政使丁日昌沿用前制，制定《办赋章程》，规定：“一、苏松常镇太五府州，除崇明循旧办理外，余应一律改归版图，赶造坵领户、户领坵二册，与每年所造实征册互相核对，则造串征粮确有根据，庶不致有花分诡寄之弊。二、嗣后凡买卖田产者，成契交价后，勒限一个月，即行检齐单契，具禀推收，写明某户弃卖某图某圩田地若干，现归某户管业，由县批令该管书检呈户领坵、坵领户各册，签注原户之下，于何年月日推归某户呈纳字样，由内署加戳备记押令当时照例税契，并于各册内分别更正，增除日久，增除过多，随时换造清册，每年造串即照现业的户办粮。如不遵办，买主即照例将契置产价罚半充公。推收一户，发一推粮印票给弃主收执。除应缴正税外，应需经书纸笔零费，亦属万不可少，应酌定每契价银一百两，缴公费银五钱，钱一百千缴公费钱五百文。三、凡圩图内有同姓异名田亩，如实系一户，概行并归的户承粮，不许多立户名，其有原立堂名某记某书屋等字样，均须注明的户某人，如一户而有数图田地者，各归各图，并归的户版串。”［2］（P667-668）遵照官府规定，柳兆薰凡有田产买卖出入，每笔均及时倒单，办理手续。早在同治五年五月十五日，柳兆薰即录查倒单、未来账及各局粮银误算账，拟到县城查办［1］（P424）。九月初七日，又同沈慎甫到同里，“所托税契、倒单均收到，罗罗清楚之至”，夜间查户头田数［1］（P427）。六年四月初六日，同乙溪兄、沈吟泉至南门顾局，得知补遗单已截数人家完过粮而旧单未倒者一概作废，即以遗单补给，照田给户，“此事在官场大清楚，而民间仍不便，可见吏胥狡计”。又至县城大东门善后局寻局书何又泉，何不在，“以单推收属其当手任心梅注册标记，查对失单，一一无误，惟付给尚无日期，新单不能再倒，推收可做”［1］（P462）。初七日，至各局看失单数，知均慎送未发，“大约此番皆不能理”。晚至何局收单一张而了事［1］（P463）。六月二十二日，沈吟泉来，“以恭下局失单、新单四张送交即去”［1］（P473）。十月十三日，到同里陈家牌楼内寻何又泉，以误填“画”字一亩由单退还销册，“渠已听命，缺单仍未理齐”。十四日，与沈吟泉至各局略做推收，约何又泉而不来，失单、倒单均未收到［1］（P489）。七年十月初三日，“复寻何局书，良久始见，以推收账重户面托渠查扣收推，领单三张，酬之而返”［1］（P549）。十年十月十六日，入城，到顾家，“查对局簿，收取大富新代分单两张”。十七日，至王少云局内做推收，复以欠单面交殷啸春赶办［1］（P757）。十一年十月初九日，同子祥至各局做推收，何局在城隍庙沿河金如家，当手殷松卿；王局在小东门小木桥面晤少雪；顾局在南门，以账交杨意香；唐局在南城门口第一家，唐云斋以事羁苏，其当手杨又卿不在，以账并洋两元交其婿宋家港人陈霞卿，“价未谈定，尚有搭桥，未识能应手否也。惟信上李稚云、顾仁卿手，在宣理桥吴荣江家，至其宅中，其人已赴梨局，不及办矣”［1］（P812）。十二年九月十二日，早饭后誊录推收账［1］（P873）。二十六日，以陈翼亭所托陶姓过户账付洋一元给何局当手殷松卿讫［1］（P876）。二十八日，至王局小桥头做钱子芳推收，每亩一角，因顾少云下乡，由曹玉麒经手，“即命渠查册开账，付洋而出”［1］（P877）。十三年九月初六日，与陈翼亭等人同至金小春处，以欠单交其子柏卿手。出来，至顾局、王局分户推收，均做清，每亩一角。复至何又泉局，其伙顾子风查各家推收田户数，也每亩一角，重誊清账，付洋讫。

光绪元年九月十一日，至县城金柏卿家，以欠单并洋五元面付。后赴何局查公户推收，“知未收者一分五厘，翼亭与之约，竟立陈廷瑞户，冬间见由单，付洋二元，此事讫清已三年矣。知局中私推收，公费未通，不肯做，至顾局亦然”［1］（P1012）。光绪二年九月初五日，到县城，入何局，付单两张，“开账分倒并做推收”，经庞榜花手，谈定每亩一角，倒新单每张200文，“分户甚多，亦一一立清花户，付洋交讫，惟方单钱俟见单再算”［1］（P1087）。三年四月二十日，以东轸分倒之单七张面缴，每张200文，钱即算讫，“从此凌姓、陈姓分倒之田均清楚矣”［1］（P1132）。九月初七日，饭后与侄辈同至杨稚斋处，芾卿侄以税契相托，回至金柏卿处，以欠单交之。与芾卿侄赶办各局推收，惟顾局无人在家，“走三回，竟仍不见其人，可恨也”［1］（P1159）！二十日，至顾局推收，“面交又亭漕内做讫，难民告示面托金柏卿”［1］（P1161）。四年十月十六日，至县城金柏卿处，以租欠单面交。十八日，至北舍，寻屠少江，“以金姓上忙银代完算偿，并告以粮数尚未收过”［1］（P1249）。六年三月十二日，同陈翼翁到北舍局，“寻何局先生庞榜花，做子珪圩公局开溇推收，今日已于邑尊处具禀报销，付费四元，搭桥过去。顾局新卿翼亭托倒南役圩单一张，其费未给”［1］（1268）。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同陈翼亭“至何局做推收，取新单，顾子丰当手，尚直落。子规立公户，为朱松生担误，即托具禀饬承，不夹帖，遵谕也”［1］（P1305）。二十二日，又随陈翼翁“赴粮局寻顾星卿，收新单”［1］（P1306）。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县城去理推收账，查明单券，钱子方托补给大胜圩五分，遗失单殊无端倪可寻，只好缓办。二十九日，上午核查单契账，该倒还钱子方大胜五分之单已寻出可办［1］（P1387）。十月初一日，同陈翼亭至各局做推收兼倒单，“何局当手顾子丰、殷松卿，似尚切实可托；王局少云人亦不浮，付单、倒单似亦可靠；惟顾局又亭气习不佳，一派油滑，虽接单记推收，恐不能划一如所约也，姑与一洋，后算”［1］（P1388）。

倒单推收钱粮，如何立户，关涉业佃以及官府三方利益，必不可少。同治克复后，柳家田产逐年似稍有增加，过割推收之事常有。柳兆薰上述繁杂倒单过程，主要为自家田产奔走，间也为友人邻里之产帮忙，既按规定付费用，又需与局书维持较为稳妥的关系，每年所付心力着实不少。

（三） 清理版串，确认完粮实数

清理田亩履行倒单手续是一次性的，但每年或每次完粮之先，均需整理甘户册及纳粮串票，确认应完或已完未完户数钱粮数。同治四年十月初三日，沈慎甫父子从县城寄来实户册，并说办漕章程一应未定，柳兆薰以欠单面缴委托其办理［1］（P378）。二十一日，柳兆薰带了梦书一起到县城，到南门见孟青，“以租由甘户册示之，始知无册不能用印，不书佃户，不对租繇，又不能用印，言之再四，以已书办粮总数，补一行取租总数，不再填佃户，通情下埭用印。其未有甘户册者，照取租一一书明，以办粮清数填登簿面”。回到北门钱子云处，取甘户册盖面。办理完粮书面手续，柳兆薰“思及租事歉收，粮事日狠，辗转不成寐”［1］（P381）。二十五日，租由及甘户册均齐全，即拟去用印［1］（P382）。十一月二十八日，嘱朗亭抄录完粮户底册。五年正月三十日，午前沈慎甫来，以版串见寄，不及一半，户数差误颇难核准，柳兆薰嘱朗相细算［1］（P397）。二月初十日，接沈慎甫来条，知版串将齐，等其十五日左右回县城面交。十八日，沈慎甫来交版串［1］（P400）。三月二十三日，终日在局查账对户，差误者更正，“下午始以账交周寿云付截”。二十五日，又与慎甫至总上，“串已截齐，与周万算账收讫”［1］（P405）。九月初六日，完银后，再至局中算账截串［1］（P427）。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柳兆薰即“到北厍局理版串，一例清讫”［1］（P452）。七年二月初一日，沈吟泉自北舍来，以板串14户交代。八月十一日，同沈吟泉到北舍局理粮串20户［1］（P510，541）。九月二十三日，开船至北舍理银串［1］（P547）。光绪元年九月二十日，复至局中取版串三结［1］（P1014）。光绪二年正月十四日，到北舍局，以进之粮银串四户托交，余钱547文俟面付。十五日，陈翼翁来，以何局新单五张面缴［1］（P1038）。以后基本上逐年清厘纳粮版串，未曾停歇。

（四） 处理与局书关系

有关清代钱粮征收，相关记载及既有研究往往以“自封投柜”一笔带过，具体情形无法知晓。柳兆薰日记，既逐次记录完粮情形，尤其于粮局书吏活动情形翔实细腻，栩栩如生地反映出粮局书吏及其与业户计较赋税钱粮的丰富面相。

柳兆薰记载，同治七年二月初一日，沈吟泉自北舍来，“据云色目尚有词说，只好听其出题来相机酌办，不可不留心，总以有下台为是”。闰四月初三日，舟至芦墟，“到局会顾色目，截串一事，其情可恶，而语言婉甚，彼此搭桥，似断仍连而始出来”。五月二十日，“适顾色目来，欲于银上预有所商，拒之，软语久之，始以契四张托渠投税，略另润之而去，此等人绝之太甚，亦非吾辈所宜也”。七月十五日，“顾色目持由单来，余未之见，账房相好婉谢之，渠竟换局同川、北厍”。八年二月初六日，知顾小云今日来过。十月初四日，舟至北舍局完银，“适顾色目小云在局，尚有请益之言，以再加四两许之，渠欲壑尚未盈也”［1］（P510，524，530，538，569，611）。此处“顾色目”，即粮局总书顾小云，柳兆薰在光绪六年时称其为册房［1］（P1014），最初柳兆薰动以“色目”称之，十分形象，但似有讨嫌之意。

柳兆薰完粮，既要应付总局局书，更要应酬北舍、芦墟、黎里三局局书，这些局书在柳兆薰笔下纷纷登场。总书除了上述顾小云外，同治四年至八年是王麟书，同治六年至十年是金小春。柳兆薰完粮三局的书吏，北舍局为沈云卿、顾小云、唐云斋、殷松亭、钱朗亭、顾又亭、庞榜花（柜书）、唐逸仙（唐云斋之侄）、王云卿（王湘帆之子）、周云槎、王漱泉、何书卿（又作胡世卿），芦墟局为顾小云、张森甫（又作张升甫）、朱云山、钱梅波、周云槎、朱静轩、王秋亭、顾稻香（顾小云之弟）、张友蘩，黎里局为徐朗亭、李实甫、毛丽江、顾春堂、顾仁卿、陆少甫、王秋海等。其中沈云卿的任期是同治七年至九年三个年头，唐云斋是同治十年至光绪元年六个年头，张森甫自同治十年至光绪十五年至少长达19个年头，王漱泉自光绪元年至十五年至少16个年头，顾子丰自光绪十年至十五年至少六个年头。这些局书，征收柳兆薰家钱粮时，常年各局一人，有些年份多达三四人。关于钱粮吏书，清代定制，藩司衙门五六十人，府衙20多人，县衙10多人。清代中后期，江苏藩司衙门各房书吏，按分房或分课，其下再分科设置，每科以县为范围承管，相当细密，基本上一县一缺，就全省范围而言，其人数远超定额至数十倍［12］。依据柳兆薰日记上述记载，在县级衙门吴江县，仅钱粮书吏就是定额的数十倍，而且如张森甫、王漱泉等人，十数年甚至近20年间踞守某局，征收赋税钱粮，令典有关吏满转业的规定完全未曾落到实处。

这些局书，其基本职能自然是从业户处征取赋税钱粮。书吏为征收到足额钱粮，柳兆薰为不承担超出定额的钱粮，双方几乎每年都锱铢必较，反复博弈。同治七年六月初二日，局书金小春与沈云卿前来，“为银粮事要商”，柳兆薰婉绝其要求［1］（P532）。初七日，局书“朱云山特持串来嬲，不得已应酬之，言明以后不截，搭桥过去”，柳兆薰以为，“缘此等人绝之太甚，断非所宜，委蛇久之而去”［1］（P533）。八年五月初八日，北舍局书沈云卿“以县印帖预撮条银来商”，柳兆薰“坚辞之”，却让本家另外两房去应酬［1］（P584）。所谓“预撮条银”，是指预先征收赋税钱粮，理论上说为定制和地方规制所不允许，但实际操作一直存在。书吏向柳家预撮钱粮，自道光二十年起屡屡见诸《柳树芳日记》。到柳兆薰这一代，至迟自同治八年起，预撮钱粮成为书吏惯用伎俩，借以谋取好处。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局书沈云卿同沈吟泉来，“嬲之不已，再借十元，言明银上扣算而去。此等处，严拒非所宜，应酬之，终防失脚，殊非万全处”［1］（P592）。十一年四月初十日，北舍局钱朗亭来，“又嬲借十五元去，决定不算公事，后要扣”［1］（P844）。五月三十日，黎里局顾仁卿来，“又嬲借四枚而去，因有推收事欲办，且初次过来，故应之”［1］（P851）。

光绪三年五月初九日，北舍局书王云卿来，“又情借洋六元，连前四元，共十数，搭桥银上扣算而去”。六月二十二日，北舍局书王云卿来，“银上又恳告借十五枚，连前十元，言定开截时算”。七月十八日，芦墟局书张森甫来“情商十枚，云上银上扣，允之而去，此种应酬，实万难却之不顾也”［1］（P1136，1144，1149）。四年六月初四日，王漱泉来，“又借付洋八元，虽浪掷，然亦难即形却却”。二十日，张森甫来，“又嬲借洋十五元而去，言定五元送，十元银上扣”［1］（P1218，1222）。六年五月初九日，北舍局书派遣王漱泉来，“又借洋五元，云银扣”。十一月初七日，王漱泉来，“粮上预掇卅元，约头期扣讫”［1］（P1280，1315）。七年六月十五日，芦墟局书朱静轩又来，“苦求告借六元而去，且云决计银上扣，此辈亦难十分坚拒也”。九月二十九日，王漱泉来找讫，照旧计4千117文，“许以《四书贯注讲义》，姚凤生新刻《学堂字样》相交易，甚便宜渠所得焉”［1］（P1362，1387）。八年二月二十三日至北舍，赴局友胡世卿会酌。二十八日，“王漱老来，书卿一会，弱冠之数已全付矣”。三月初八日，王云卿来，“又借洋十二元，以偿渠代顾局书领串垫款，将计就计过去。总之，余去岁付仁卿钱太松之咎，后要留心，此辈万难与之顶真也”。二十七日，两局书来，王漱泉又借洋25元，还“搭桥五元”；张森甫“又借洋十五元叫讫，言明均不截串”。五月初七日，王漱泉来，“又嬲借五枚而去”。七月初一日，王漱泉来，“预借洋十五元而去，完时扣算”。十月十四日，王漱泉来，“新漕上情借廿元……此事虽应酬，终非稳着，然势有难却也”［1］（P1422，1424，1428-1429，1436，1446，1469）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王漱泉来，“照旧不出串，付洋卅数，与之叫讫，会钱上扣洋三元而去”。四月十四日，张森甫来，“又借不串洋十五元，叫讫而去”。二十六日，王漱泉来，“胡书卿出票，又商借卅数始去，无厌之求，万难却却”。五月二十七日，张森甫来，“告借十元，云银上扣，此种田园应酬万难却却”。十月十二日，王漱泉来，“复告借卅元，冬漕扣。此种搭题，恐终有渡不下处”［1］（P1506，1510，1514，1519，1544）。十年三月二十一日，王漱泉来，“无串三十元面给，内扣胡书卿三会上钱三元”。五月初九日，“王漱老来，又立据借洋廿五元，言明银上扣，有例不能不应酬也”。六月三十日，北舍局王漱泉来，柳兆薰获悉上忙银已开征。“知上忙已开征，嬲借洋三十元，约七月二十前照头吉再算”［1］（P1579，1589，1604）。十三年三月初二日，“北舍局漱老来，所许老例三十枚，穿早二十余天，面付讫，会三洋不扣，串两吉亦收清，大有后言，搭桥过去，许以夏间再商，似尚吃情”。初四日，张森甫来，“即付老例十五元，略谈而去，似尚直落，少支节语”。四月初八日，“北舍局黄漱老来，又通情请益不出串洋十元，又照老例票借洋廿五元，言明粮扣，如所望而去”。二十三日，张森甫来，“又借洋十五元，言明十元银扣，五元不出串奉送，如愿而去”［1］（P1790，1791，1797，1800）。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北厍柜黄漱泉来……又商借不出串洋老例三十元，内会三洋不扣，翻算外加，殊太取巧，不可为例，又去岁增加十元，亦重情应酬之，一笑叫讫而去”。四月二十四日，“北舍局黄漱老来，老例票借洋廿五元，迟减不得，如数付之，据书八月中扣银归”。六月初六日，张森甫来，“循例又借十五元，言明十元银扣，五元送，不出串”。十六日，王漱泉来，“银上又预借洋廿元而去”。九月二十九日，王漱泉来，“新漕上又嬲借洋三十元，立收票而去”［1］（P1861，1874，1881，1883，1903）。十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芦墟局柜张友蘩来，“姑付借老例十五之数，先送十元，后商”。三月初八日，王漱泉来“嬲借不出串洋卅元，照旧先付，又十元搭桥未付而去，然终有后言也”。四月二十五日，王漱泉来，“十元不付，与之叫讫，约廿九日来，再通情票借廿五之数而去”。二十九日，王漱泉来，“票借洋廿五元，决定银时扣，与之叫讫”。五月二十七日，张森甫来“告借洋十元，言明下半年银上扣算”［1］（P1933，1935，1944，1945，1951）。

预撮银两之后，书吏自然还会生出别样名目觅取好处。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一日，北舍局书张森甫主持会酌，柳兆薰命子祥代往，交上会餐费用，但内心很不情愿，“此种出钱，最可恶，而势不能不应酬，田粮之累，此其肇端”［1］（P1756）。

至迟自光绪三年起，北舍、芦墟两局书吏基本上每年会向柳兆薰预撮银两，其中尤以张森甫和王漱泉二人最为恒常，每年上、下忙均会向柳兆薰预撮银钱，形成老例，其数大体上在30元和15元。只要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柳兆薰一般总会满足其所求。柳兆薰称局书预撮银钱为“嬲借”，作为业户“万难却却”，显示出有些无奈。但称王漱泉后来屡屡改称“漱老”，说明其人并不令人讨嫌。张森甫和王漱泉等书吏预撮钱粮均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且每年在征收新粮时总是先行扣除，说明书吏向业户征收钱粮还有所节制，额外索取不多，较之柳兆薰父辈时代完纳本色粮食时受尽额外苛索，或许实际负担还有所减轻，这也说明柳兆薰在完粮方面的待遇较之弱小业户应该稍为优越。

四、结语

柳兆薰日记较为系统翔实地记录了自咸丰九年至光绪十五年间其历年完纳赋税钱粮的过程、数额及其完纳方式。依据柳兆薰日记所载，晚清吴江地方收粮，原先在县城设有总局，业户运粮上交。咸丰九年柳兆薰两次亲自掮米登场，极为苦累。同治五年起，县城仍设总局，各乡镇设立分局，规定“钱粮由业户亲完，立时掣印，差甲只准催追，不准经收”。同年，柳兆薰先到总局完上忙银， 后又前往芦墟、同里、黎里分局完粮。自后，柳兆薰完粮只在芦墟、北舍和黎里三个乡镇的分局完粮，较之其父柳树芳完粮须到县城，劳苦程度稍为减轻。自光绪二年起，上忙银都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光绪三年起，下忙及漕银也由局书前往柳宅收取银钱。江南地主完粮，原来一直是前往县城或乡镇粮局交纳，耗时耗力，相当烦苦，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前，均是完纳本色粮食，装粮运粮，掮粮进仓，尤为辛苦。同治克复后，柳兆薰完粮，先改为折色上交银钱，后改为局书上门收取银钱，税粮负担可能有所增加，但就交粮的劳苦程度而言，应该大为减轻。

经过太平天国战争的兵燹，为了按时完纳钱粮赋税，柳兆薰还需遵照官府的要求，事先厘清田亩，履行换单、推收手续，上报田亩实数。每年完税，也需先期清理版串，确认完粮实数。清理田亩履行倒单手续是一次性的，但每年或每次完粮之先，均需整理甘户册及纳粮串票，确认应完或已完未完户数钱粮数，如此逐年清厘纳粮版串，未曾停歇。

尤其饶有意味的是，柳兆薰完粮，既要应付总局局书，更要应酬北舍、芦墟、黎里三局局书。柳兆薰日记，既逐次记录完粮情形，于粮局书吏活动情形翔实细腻，栩栩如生地反映出粮局书吏及其与业户计较赋税钱粮的丰富面相。书吏为征收到足额钱粮，柳兆薰为不承担超出定额的钱粮，双方几乎每年都锱铢必较，反复博弈。至迟自光绪三年起，北舍、芦墟两局书吏基本上每年会向柳兆薰预撮银两，只要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柳兆薰一般总会满足其所求。书吏预撮钱粮均固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且每年在征收新粮时总是先行扣除，说明书吏向业户征收钱粮还有所节制，额外索取不多，较之柳兆薰父辈时代完纳本色粮食时受尽额外苛索，或许实际负担还有所减轻，说明柳兆薰在完粮方面的待遇较之弱小业户稍为优越。

柳兆薰完粮，大多数年分均在七成以上，同治、光绪年间每年约在4700至5000银元之谱，每年地租收入的大约将近五分之一交纳了田赋。较之其父辈时代的嘉庆、道光年间，经过同治初年的减赋，吴江等地田赋征收的烈度实际并未减轻。清代官府征收漕粮，正赋之外加收耗羡银两，耗银日益增多，业户难以承受。同治克复后，吴江地方大体上将漕粮折合银钱征收。其时江南市场上通行的是外国银元，俗称“洋银”“洋钱”，折征粮价就有两重比价。官府通常通过以远高于市价的比价，多收赋税钱粮。自同治六年至光绪十三年18年间吴江漕粮折价较为稳定时期，官府平均每年以3450文的标准征收一石漕粮，额外征收程度在60%以上，换言之，业户的漕粮负担实际上是定额的160%。诚然，同治、光绪年间吴江的漕粮征收也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官府定额较为恒定，未见大起大落，反映出官府征粮烈度并不如人所说日益加大。二是若与太平天国战争前嘉道年间柳兆薰的父辈相比，业户因为交的是折色银钱，实际负担也不是如人所想象的日益增加，恰恰相反，稍有所回落。

柳兆薰家，每年如何完粮、完粮几成，粮局书吏居于主动，完粮过程中很少见柳兆薰“包揽”了某户钱粮。同治克复朝廷减征江南赋税后，不少缙绅大户完粮并不积极，柳兆薰日记所载表明，柳兆薰与他的父亲树芳一样，每年完粮相当及时，殊少拖欠，也从未参与过赋税钱粮的议定事务，或许像柳兆薰这样仅有捐监低级功名的地主，还无缘参与征收钱粮之类大事的讨论，很难包揽细小弱户的钱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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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明、清两代的乡试、会试采用三场试士的制度，首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论、表等，第三场试策。三场各文体形成一个系统的人才考核结构，脱离任何一场的考试，所得人才就有缺陷。这种制度的优胜之处曾为学者所盛赞：不管是品格上“忠厚正直，刚方清慎，行孚于朝野”，能力上“政事优长，勋名远著，尽忠于社稷”，还是节操上“仗节死难，危言直谏，明于致身之义”，学问上“博综淹雅，文学风议，通于六艺之道”，都可以从科举人物中找到典范。①清承明制，科举制度相似，人才观也一致。

但是，法立弊生，就如荐举制度一样，科举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很多弊端的出现。尤其是在清朝，社稷面临危机、士大夫束手无策之时，一些思想家、学者毫不留情地鞭挞科举这一人才选拔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导致明朝的灭亡。

1840年，当西方列强以洋枪洋炮轰开中国的大门时，即使具备“忠厚正直”“仗节死难”“通于六艺之道”的德才兼备者也不足以成为人才，能够“师夷之技”者才是时代需要的人才，于是科举这一人才选拔制度受到了严厉的质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家、学者们在表达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历史反思、强调社会变革的迫在眉睫时，往往把批判、痛责的矛头指向首场的八股文，视之为钳制思想、锢蔽文明、败坏人才、祸国殃民的工具，必欲废之而后快。本来，八股文只是首场经义科的考试文体，即使因为清代科场条例对它层层约束从而导致这一文体渐趋萎缩，但第二场的论体和第三场的策文基本上不具备八股文的文体弊端，科举的弊端为什么要单独由八股文一科去承担呢？在晚清的社会变革中，人们为什么要独罪八股文？这种逻辑上不能自洽的推论方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其真正的历史逻辑究竟是什么？

一、科举的“有科无目”与八股文的“一夫当关”

从逻辑的层面上看，晚清的独罪八股文是以偏概全的。但是从历史与文化演进的层面看，这种“独罪”则是与八股文在科举文体总体格局中日渐“独尊”的地位密切相关的。那么，八股文体是如何从三场诸文体中脱颖而出、走向独尊的？

八股文是首场经义科的考试文体。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代的人才选拔制度中，经学始终在考试科目体系中占据根本性的地位。汉代虽然主要是采用荐举制度，但其五经博士之选拔，考试的内容即五经。南齐以后，汉代以来的孝廉科地位下降，明经科取而代之，形成明经科、秀才科并立的局面。而考试的内容，“凡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1](卷一四《选举二》，P335)。经学成为授官的考核科目。科举制度创立于隋朝，其“十科举人”[2](卷三《炀帝纪上》，P68)的具体科目今天已经无法详知，但明经科则是其中重要的科目。至唐代则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科目，虽然经学仍是试士之一科，但并未成为独尊的科目，士子入仕的途径并不单一。

宋代王安石贡举制度改革之后，经学的独尊地位才得到突显。据《宋史·神宗本纪》，熙宁四年(1071)“二月丁巳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3](卷一五《神宗本纪》，P278)。这里所说的“罢明经、诸科”，指的是在科举科目上取消进士科之外的其他科目，顾炎武把这种制度称为“有科无目”的制度[4](P941)，进士科成为科举道路上的独木桥，而经义一科宛如一夫当关，雄踞于独木桥头，成为士子进身时必须经受的第一道严峻考验。

这种独木桥设计的更为深层的政治文化意图则是“一学术”“一道德”的意识形态管控。王安石说：“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3](卷一五五《选举志》，P3617-3618)“一学术”“一道德”的目的，就是要把天下的学术和道德纳入官方所限定的框架中。为了改变天下学术不一、异论纷然的百家争鸣的自由状态，王安石决定从贡举入手，先“罢明经、诸科”，再独重经义，从而把经义推到了独尊的地位。

当然，王安石改制之后，宋代科举虽推重经义，但后场的论、策仍然受到重视。南宋吴琮说：“省闱多在后两场取人。谚云‘三平不如一冠’，若三场皆平平，未必得；若论策中得一冠场，万无失一。至如方州试，固以第一场为主。至于定去留时，亦多以后两场参考。盖有第一场文字不相上下，则于此辨优劣也。”[5](P1078-1079)虽然首重经义，但省闱也多在后两场的论、策文优秀者中取人，方州解试则在定考生去留时也要参考后两场的论、策。

王安石首重经义的贡举改革，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制度中得到了彻底的继承，它为明、清八股文走向独尊提供了范式。对此，明万历间的陶望龄由衷赞叹道：

古罗士之科尝众，而士亦多方矣。至百家黜而六籍尊，诗赋停而明经重，笺疏废而传注专，其岐愈窒，轨愈端，而途亦加约。聚四方秀异，积数百年文治之盛，酝酿成就者，并骛于其中。一道同风，于斯为盛，而巧拙之数、能不能之故，亦毕呈而无遁矣。[6](卷三，P138)

“罗士之科尝众，而士亦多方”，这本是朝廷不拘一格取人才的良法，却被陶望龄视为歧途，他赞美的是“一道同风”的一体化。他把这种一体化称为“格”，他说：“衡士莫善于格。上必悬格，而始辨材；下必赴格，而始呈材；众耦之胜负，必并就于格，而后可以角材。逾格而旁游者，易而拙；操格而中入者，难而巧。如此，则臣等尊令守法之指，与翘材之术合而非岐，而是非巧拙难易之路，可以晓然告于天下而不惑，庶其有悛志乎？”[6](卷三，P139)“并就于格”就是要使应试士子接受规范，而在这种“格”中，八股文处于顶格的位置。

当然，“有科无目”、首重经义的设计只是八股文走向“独尊”的制度条件。明、清科举制度在推行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变数，它们所形成的合力更进一步把八股文推向“独尊”的巅峰。

二、三场试士与独重首场

按照明、清科举制度的设计，三场试士是要达到立本、修辞、观识的目的，祝允明认为，第一场的经义科考试，目的是考核士子的性理之源，第二场的论、表、判等文体之试，目的是考核士子的才华和辞令，第三场的策问则是考核士子的行政见解。[7](卷一一《贡举私议》，P271)能通过三场之试者，即达到了官方对人才的期望值。黄中坚说：“士果有能与其选者，岂不足以当公卿之任而佐理国家之治？”[8](P185)这种三场试士制度是可以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的。

笔者曾在《考官·命题·文风》一书中通过对大量真实数据的分析，指出明代历科乡、会试考官在衡文取士时，基本上都做到了三场各体文章并阅、综合考量以取士。甚至，中式举人的排名，五经魁、解元、会元的确定，基本上是对三场各体文章综合考量之后的结果。三场各体并阅，综合考量，这是明代考官衡文取士的常态。[9](P36-61)清代考官同样需要通过三场综合考量去决定录取名单与名次，只不过在清代由于官方对四书文的特别强调，导致四书文在衡文取士过程中的权重空前提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清代官方功令规定，考官可以只阅首场。

在这样的整体认知之下，我们再来考察个别考官懒政渎职现象，就不至于以偏概全。

考官懒政渎职现象最典型的就是考官从偏重八股文发展到只阅八股文就决定士子的取舍。明代弘治年间，王鏊说道：“今科场虽兼策论，而百年之间，主司所重，士子所习，惟在经义。以为经义既通，则策论可无俟乎习。”[10](卷四七，P882)指出考官存在着偏重八股文的弊端。不过这只是偏重而已，而且王鏊所指出的这种情形的普遍性如何，也是值得怀疑的。晚明黄淳耀就说：“至我明高皇帝厘正经术，宗濂、洛之义理，存先汉之注疏，使士子有所据依，于是释、老、庄、列影响依附之言廓然尽矣。且其制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科举之外有辟举，有岁贡，三途并用，故我国初得人之盛，雄视西京。”[11](卷三《科举论序》，P1A-1B)这又不免有溢美之嫌，不过，三场并重，三途并用，是明代官方功令所一直强调的。但在推行的过程中，有些执行者未能按章行事：“近则三场之所重者止于七义，七义之所重者止于三义，而科举之法弊矣。”[11](卷三《科举论序》，P1B)所谓“七义”，指三篇四书文和四篇本经文，“七义之所重者止于三义”，则是专重四书文，而轻视五经文。到了清初，黄宗羲说得更加绝对：“二场三场，置之高阁，去取止在头场。头场之六义，亦皆衍文，去取定于首义。”[12](《蒋万为墓志铭》，P502)但我们必须明确，这种“止在头场”“定于首义”不是制度设定，而是发生于个别考官身上的现象。

在晚清戊戌变法运动中，宋伯鲁更是把简单枚举的逻辑方法推向极端，他把考官偏重首场现象表述为“科举仅试八股”，他说：“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13](《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P215)把个别考官的渎职说成是制度的规定，这显然是违背事实的。明清两代的科举史上，正式的大试(乡试和会试)中并不存在“仅试八股”的制度，就连明代的童试，也需要考核四书、五经、论、策等文体。[14](P13)只有在清代的童生试等地方小试中，其制度规定才近乎“仅试八股”。康熙三十六年(1697)始规定，考试童生，需要考一道四书文和一道“小学”题的论体文。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因乡、会试增加试帖诗，故规定：“考试童生，自乾隆二十八年以后，以一书、一经、一诗，永为定例。”[15](P31)由于童生是一个人数庞大的群体，清代童生试首重八股文的制度更加深了人们关于科举首重八股文的印象。可以这么说，清代士子从童生阶段起，已初步确立独尊八股文观念。

明清考官偏重首场的现象甚至给史官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们在述及明清科举制度时也仅提及首场的八股文格式。《明史·选举志》在述及“科目”的时候说：“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16](卷七○《选举志二》，P1693)仅提及首场八股文，而不提二三场的论、表、判、策。而在介绍科举文章的标准答案时，同样只提八股文而不提其他文体。《清史·选举志》与此同出一辙。

考官所重只在首场，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存在着一些客观原因，比如考官阅卷的时间有限，导致考官在客观上不能遍阅三场各卷。每科乡、会试考卷繁多，难以尽读，也是考官独重首场的一个客观原因。黄宗羲在批评考官“去取止在头场”之后又说：“亦以时日迫速，不得不然也。”[17](《科举》，P189)这种客观上的困难一直到清代依然存在。据清顺治二年(1645)科场条例，“闱中阅卷，须立程限计，自分卷以至撤棘，约可半月。以八日完前场，以七日完后场”[18](P2522)。从字数分配看，每一位考官要用超过一半的时间去评阅占总字数1/4的八股文，再用近一半的时间去评阅占总字数3/4的二三场文，的确存在无暇顾及二三场的时间问题。雍正帝也注意到阅卷的时间问题，他说：“考试官如以限于时日，不能细心校阅后场，不妨奏请展限，务得真才以收实用。”[19](卷三三二，P4A)但当时及其后的科场条例并未在阅卷时间上予以延展。

不管“止在头场”“定于首义”的普遍性如何，应该承认，在考官懒政渎职的推波助澜之下和阅卷时间的限制下，八股文被进一步推向独尊。

三、独重四书文与理学控制

四书学虽然构建自宋代理学家，但宋代科举一直在“试诗赋”与“试经义”之间徘徊。而且，即使是王安石的经义考试，仍然是五经中的三经。到了元代，四书成为科举考试中经义科的重要内容，而且其地位排在五经之前，这样一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虽然明清时期的八股文包括四书文与五经文，但事实上，五经文更主要的是从五经学知识体系的角度阐释经典，而四书文更多的是在理学的层面上阐释四书。元、明、清三代把经义科放在科举科目体系中的首要位置，又把四书义放在经义科的首位，这充分显示了理学在元、明、清三代政治意识形态中的重要性。因而八股文往往专指四书文，在清代尤其如此，雍正帝、光绪帝甚至称清朝的科举制度为“四书文取士”制度，如雍正十年(1732)，雍正帝说：“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19](卷三三二，P3A)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光绪帝说：“我朝沿宋明旧制，以四书文取士。……一时文运昌明，儒生稽古穷经，类能推究本原，阐明义理。制科所得，实不乏通经致用之才。”[20](卷四一九，P490)八月，慈禧懿旨称：“国家以四书文取士，原本先儒传注，阐发圣贤精义，二百年来，得人为盛。”[20](卷四二八，P619)清代统治者之所以声称清代科举制度为“四书文取士”，目的是要强调科举制度的灵魂即“理学取士”。换言之，清代官方正是出于理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而独尊八股文的。也正因此，清代科场条例规定，会试和顺天乡试的首场四书文题目均由皇帝钦定，这无疑是从权力巅峰赋予八股文以独尊的地位。

在这一独尊的过程中，八股文的文化使命也被层层加码，被赋予“抉阐圣涯、敷扬王道”[21](叶观国《序》，P4B)的重任。而推重此道的文论家则声称八股文不独要“枕经葄史，融贯载籍”[21](叶观国《序》，P5B)，还可以制作出“夏鼎商彝”[22](楼沨《举业渊源》，P1321)般的杰作。这方面，晚明艾南英是一名吹鼓手，他说要“以欧、曾之笔墨，诠程、朱之名理”。黄宗羲对此大不为然，他说：“今以八股束其波澜，承前吊后，焉有文章？”格式上的限制决定八股文体无法承担理学之重。[17](《思旧录·张自烈》，P328)

八股文本为科场文体之一，受制于题目、时间、地点、环境。它只是标准化考试的一种文体，自不可与一般的文章写作同日而语。它以阐释儒家义理为宗旨，却不可能在一篇八股文里提供有价值的经学思想，科场里的应试士子也不可能因一篇八股文而成为经学家、理学家。王夫之就指出：“经义之设，本以扬榷大义，剔发微言；或且推广事理，以宣昭实用。小题无当于此数者，斯不足以传世。”[23](《夕堂永日绪论外编》，P867)“小题”是指那些语义不全的截搭题，题目本身已割裂了经典，故王夫之断言：“其有截头缩脚，以善巧脱卸吸引为工，要亦就文句上求语气，于理固无多也。”[23］(《夕堂永日绪论外编》，P867)王夫之是从经学的立场去断言八股文“于理固无多”，不能对儒家义理有所发展，但从科举的立场看，“于理固无多”道出了八股文在科举中的基本定位。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有科无目”，使得进士一科成为士子进身的主要途径，而首场的八股文之试便成为每一位士子首先要通过的关卡，“清代名臣多由科目出身，无不工制义者”[24](P3153)；由于考官懒政渎职或考官阅卷时间限制而导致“三场止阅头场”现象的出现，三场取士制度被考官简化为“八股文取士”；由于官方出于推崇理学、加强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而特别推重三场考试诸文体中的八股文体，又在首场经义考试中独重四书文，从而把“八股文取士”进一步转换为“四书文取士”，八股文的“立本”意义得到空前的强调，因此，八股文一步步走向“独尊”的巅峰，成为科举制度的代名词。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当科举弊端日渐显露的时候，科举的一切弊端就被算到了八股文头上，八股文被“独尊”的殊荣也给它带来被“独罪”的殊辱。

四、科举弊端与八股文的独承其咎

(一)清代科场条例修订与八股文体的萎缩

清代，一方面，八股文的文化使命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八股文的弊端也日见触目惊心。

人们对八股弊端的反感、厌恶是从八股文体特点开始的。在这里，我们要注意到清代前期所颁布的一系列针对八股文体的禁令，这些禁令旨在严控考官命题和考生的经典阐释。它与官方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管控目的而独尊八股文的策略是互为表里的，由此导致清代八股文体的萎缩。

清人对八股文体的独罪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八股文体试士，导致士子愚昧而不适于用；二是八股文体导致民愚国弱，最终导致亡国。前者与文化启蒙主题相关，后者则与政权危机相关。

我们先来看看清代前期官方是如何一步步砍断八股文体的“情思的翅膀”的。

表面看来，清代首场经义文与明代一样，都是使用八股文体，但实质上清代的八股文与明代八股文有着天壤之别。除了尊程朱、入口气和体用排偶的要求之外，明代八股文的文体规定相对来说比较宽松，即使是中间排偶部分，也没有字数和平仄的严格规定，而且它还有“大结”部分可供士子“自摅己见”，故连文化启蒙思想家李贽也盛赞八股文为“古今至文”[25](卷三《童心说》，P99)。

顺治二年，清代首行科举，并制订科场条例，开始为八股文体增加思想的枷锁，其中有“文体纯正则例”的条文：“文有正体，凡篇中字句务要典雅纯粹，不许故摭一家言以饰为弘博。”[26](P1A)所谓“一家言”，即儒家之外的子书。明代官方功令已有禁《列子》《庄子》等“异端”的条例，但由于明代中后期一些考官对阳明心学和子史传统的推崇，且官方并未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对考官的命题、衡文行为进行严控，结果导致以心学、诸子入制义成为中、晚明的时尚。清廷一方面对士子引用子史文集进行严惩，另一方面则通过《磨勘条例》对考官进行严控。乾隆二十三年(1758)，清廷将禁用的范围从“子书”扩大到“子史文集”。该年议准，“江浙大省人文稍多，但其所作文字阑入子史文集，每不合经书立言之旨，各省转相仿效，渐失本意。……凡有乖于理法者，概不得取中。倘或奉行不实，经磨勘官指参，将考官照例议处”[27](卷一六，P5B-6A)。咸丰二年(1852)增订的《钦定科场条例》便赫然写入对“阑入子史文集”的处罚条例。[28](卷一五，P195)

大结是明代八股文在文体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在小结之后设一个大结，让士子于大结中各抒己见，表达自己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清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刑科杨鼐即上疏建言，乡、会试“令应试诸生概不许作大结”[26](P29A-29B)，康熙十六年再次重申这一禁令。乾隆十一年翰林院编修杨述曾上疏请求恢复八股文的大结，用以引入汉儒注疏和宋儒注解。但大学士张廷玉予以批复说：“盖大结之体，汉唐以下之事，随题缀入；明之中叶，每以此为关节，其后悉行禁止。若仍用大结，弊窦愈多，断不可行。……考试经义原听主司命题，无专尚冠冕、禁出隐僻之例，如限定隐僻，则又于隐僻中揣摩，弊亦相等。至宋儒注解，精者固足以发经蕴，若驳杂之说，添设大结之中，有伤正旨，无补经文。”[29](P305)顺、康以来禁用大结，表面上的理由是防止作弊，实际上削去了士子表达个人经学理解的空间。道光间高骧云说：“自康熙十六年禁作大结，嗣后选明文者，凡大结可截皆截之。惟篇法未完者间存一二。今知者少矣。愚尝谓制艺初体颇尊，以不失解经之意，惜其为干禄之具，辗转斗捷，遂于题因不暇致详，而领题以前始别有一淋漓尽致之起讲，而篇法成两橛矣。无耻者又于大结中剿袭肤词，暗藏关节，以致显干例禁；而有才有学之士不得复吐其胸中之奇，制艺之体于是益卑。”[30](P42A)在高骧云看来，八股文因有大结可以让士子“吐其胸中之奇”，其体颇尊；禁用大结，则导致八股文的体格卑下，也导致士子人格卑下。

乾隆十九年会试，乾隆帝亲阅试卷，发现有考生试卷中使用《汉书》典故，认为这不符合“入口气”的文体规定，其结果将导致“不惟文体卑靡，将使心术佻薄，所关于士习者甚大”[31](卷首之四，P19A)。从嘉庆朝开始，历次修订《科场条例》时，“禁用后世事暨书名”的禁令都被赫然写入。这一禁令导致士子面对秦汉以后的书籍如临深渊，纷纷选择绕行，造成了士子不学无术、不通古今的结果。

禁用子史、禁用大结、禁用后世书及人名，这三大枷锁把八股文的思想空间紧紧地拘钳在一个十分狭窄逼仄的空间，考生一旦违规，则考生、考官并罚。考官为了免于被株连，故宁可选取平庸而“中规中矩”之作，也不敢选涉嫌犯禁的文章。晚清康有为对这三大枷锁所导致的恶果有一段经典的讨伐：

惟垂为科举，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于是汉后群书，禁不得用；乃至先秦诸子，戒不得观。其博学方闻之士，文章尔雅，援引今故，间征子纬，旁及异域，则以为犯功令而黜落之。……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32](《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P78-79)

清廷颁发的一道道禁令，旨在严控八股文写作中的义理阐释方向，这种严控正与其首重四书文的理学控制相呼应。清廷一方面独尊八股，另一方面则严控八股，八股文体的种种弊端在这种严控之下成为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八股文逐步沦为束缚思想与性灵的文体，成为禁锢文明的工具。

三大枷锁使得八股文声名狼藉，每当有识之士想唤醒当局或民众，呼吁变革旧制的时候，八股文就成了突破铁屋的那扇窗。

(二)八股文与蒙昧主义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在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对晚明的文风士习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八股文尤其作了无情的鞭挞。但他们并不是要废经义，而是认为科举中的八股文体导致经学的衰亡，从而对八股文试士制度进行口诛笔伐。黄宗羲说：“若罢经义，遂恐有弃经不学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视为迂阔无用之具。”[17](《取士上》，P13)所以他提出改良的方法：“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则空疏者绌，由后则愚蔽者绌，亦变浮薄之一术也。”[17](《取士上》，P13)这实际上是要回到宋代大义的老路上去。王夫之为了强调义理体认和道德实践的重要，对八股文法发起猛烈抨击。他对作为明代八股文写作典范的“成弘法脉”进行批评，认为王鏊的八股文只着眼于文章布局技法，而“大义微言，皆所不遑研究：此正束缚天下文人学者一徽而已”。[23](《夕堂永日绪论外编》，P844)认为钱福“自时文外，无他表见，唯传《吴骚》淫俗词曲数出，与梁伯龙、陈大声一流狭邪小人竞长。如此人者，可使引伸经传之微言乎”[23](《夕堂永日绪论外编》，P844)？正是从经学的立场(而不是科举的立场)出发，他认为钱、王未能引伸经传之微言，因此，“钱、王出……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扫地矣”[23](《夕堂永日绪论外编》，P844)。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是从维护经学的立场去痛批八股文的，是从“八股兴而经学亡”的逻辑去痛斥八股文试士导致士子对经学的无知。

清初还出现一种“阴谋论”，认为朱元璋以八股文试士是一种政治阴谋。清初廖燕认为：帝王之治天下，其术在使天下愚，而秦始皇因为书籍使天下人聪明，儒生妄议朝廷政令，采用焚书坑儒之举，这是笨拙愚蠢的做法。刘、项原来不读书，焚书坑儒并不能真正达到愚天下的目的，相比之下，明太祖就显得高明巧妙了，“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然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33](《明太祖论》，P13)？所以他认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33](《明太祖论》，P12)认为明太祖以八股文取士，用心更为险恶。

到了晚清，这种阴谋论进一步发酵，黄遵宪于同治间作诗曰：“周公作礼乐，谓矫世弊害。秦皇焚诗书，乃使民聋瞆。……吁嗟制艺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固然，老死不知悔……英雄尽入彀，帝王心始快。”[34](卷一《杂感》，P47)认为八股文使天下英雄尽入帝王之圈套。

光绪间冯桂芬的《变科举议》提及早年侍饮其师林则徐公署，座中狂士饶廷襄说：

明祖以枭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玮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传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羡。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35](P37)

至戊戌变法运动，郑观应更是直接把民众启蒙与八股试士联系起来。他认为统治者的责任在于教养生民，但“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36](P254)。愚民导致人才不世出，而八股文正是锢蔽天下人才的工具。严复则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37](《救亡决论》，P40)并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弊端。这些对八股文的指责，其前提都是对二三场的论策之试忽略不计。

在清代前期官方《科场条例》对八股文体层层钳制的情况下，“阴谋论”作为一种抵制意识也随之形成与流行。

(三)八股文与政权危机

1644年，崇祯帝于北京煤山自缢，明朝灭亡。一些由明入清的有识之士对明亡的原因进行反思，竟有归责于八股文者。朱舜水说：“明朝之失，非‘鞑虏’能取之也，诸进士驱之也。进士之能举天下而倾之者，八股害之也。”他是在谈到明朝的党争亡国时做出这一推论的。他说：“大明之党有二：一为道学诸先生，而文章之士之黠者附之，其实蹈两船，占望风色，而为进身之地耳。一为科目诸公，本无实学，一旦登第，厌忌群公，高谈性命。一居当路，遂多方排斥道学，而文章之士亦附之。”[38](卷一一《答野节问三十一条》，P390)“诸进士”当指科目诸公和文章之士。朱舜水的意思是，明朝之亡表面看来是亡于“鞑虏”之铁蹄，但实际上是亡于诸进士的党争。诸进士本无实学，在品德上又脚踩两船，占望风色，这无疑是举天下而倾之于“鞑虏”之铁蹄下。如此总结历史教训，可谓有据之论。但把诸进士无德无能的原因归结为“八股害之”，则显然忽略了明代科举是一种三场试士的制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国人第一次感受到西方先进文明的欺凌，此时传统的人才观坍塌了，而建基于其上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显然不能选拔出理想的人才。当时有识之士所认为的人才已经不是经学人才，而是能够灭流寇、御外敌的人才，故制义取士之弊的后果，在黄遵宪看来，不是“八股兴而经学亡”，而是“吁嗟制艺兴，今亦五百载。世儒习固然，老死不知悔。……岂知流寇乱，翻出耰锄辈，诵经贼不避，清谈兵既溃。儒生用口击，国势几中殆。从古祸患来，每在思虑外。三代学校亡，空使人材坏”[34](卷一《杂感》，P47)。这是一位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乱的诗人对“制艺败坏人材”现象的反思。

晚清社会与晚明有某种类似之处，明朝遗民那种把社稷之亡归罪于八股文的逻辑也得到晚清人的继承。康有为甚至对光绪帝说：“台湾之割，二万万之赔款，琉球、安南、缅甸、朝鲜之弃，轮船、铁路、矿务、商务之输与人，国之弱，民之贫，皆由八股害之。”[39](P316)“中国人民四万万，倍于欧洲十六国，此地球未有之国势也；而愚暗无才，虽使区区小国，亦得凭陵而割削之。中国神皋，地当温带，人民智慧；而愚暗无才至此者，推原其故，皆八股累之。”[40](P339)梁启超也说：“经义试士始于王安石，而明初定为八股体式，尊其体曰代孔孟立言，严其格曰清真雅正，禁不得用秦汉以后之书，不得言秦汉以后之事，于是士人皆束书不观，争事帖括，至有通籍高第，而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者，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此辈循资按格，即可以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小者亦秉文衡充山长为长吏矣，以国事民事托于此辈之手，欲其不亡，岂可得乎？”[40](P24)应该说，康、梁所面对的八股文体是被清廷层层加锁之后的八股文体，这种遍布雷区的文体已让天下士子深受其困。独罪八股正可以轻而易举地煽动起全社会对旧制(不仅仅是八股文)的不满与痛恨，把全社会引到制度变革的新路上去。但对于八股文体本身来说，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五、独罪八股的逻辑困境

(一)八股文只是三场诸文体中的一种

八股文只是三场诸文体中的一种，吕留良曾这样责问：“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则又不然。……夫取士之以八股，数百年于兹矣，理学硕士出其中，将相名臣出其中，而尽归科目之弊于八股可乎？”[41](《戊戌房书序》，P172)三场试士制度中还有第二场的论、表、判和第三场的策。历来对八股文的种种指责(如导致士子无知愚昧、国家贫弱、政权灭亡等)无法应用于论、策等文体。如第三场的策对，是最为鼓励士子表达个人见解的。万历三十四年(1606)应天乡试第二问，考官针对“近岁以来，灾异屡见，如星茀、火孽、地震、山骞、水旱、螟蝗之类，具难指数。乃至祖陵发祥之地，亦屡见震惊”的情形，要求“诸生直言不讳，此亦千载之一会也。愿谛言消弭之要，庶藉手为当宁献”[22](P385)，希望考生畅所欲言，诚意表达朝廷希望借诸生之手以献言皇上。策文不仅在形式上没有八股文的那类限制，在意见表达上也是畅所欲言的。显然，论、策与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相关度不高。

黄宗羲认为，八股文在阐释经典的过程中“以八股束其波澜，承前吊后，焉有文章”[17](《思旧录·张自烈》，P328)？这显然是站在科举制度之外来谈八股文的。对于科举制度来说，“以八股束其波澜”，这是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的“标准化”制度特点，是显示其公平性、一体化的特点，与一般的文章自由创作大异其趣。退一步说，即使承认八股格式是在“束其波澜”，那么，二三场没有“束其波澜”限制的论、策是否也起到锢蔽文明、败坏人材的后果？清初之人，经历过王朝鼎革，往往把缺乏匡扶社稷之才的责任归到八股文身上，魏禧之侄魏世俨就说：“夫八股虽明之文宪，而所习非所用。昔汉以贤良方正，孝弟力田举士，宋以论策为科，可以惇化厚俗，而论策亦足以造识量经济之才。若季年八股之弊，徒习为排偶借替皮肤之辞，其真至者百不获一。俨意当时必有豪杰贤人老死于沟壑之中，必有长才而束缚于斯文，不得行其志。甲申之变，公卿束手屈膝，绝未尝如汉、宋之断而复续者，未必非八股取士之流弊也。”[42](卷一，P17B-18A)称宋代以策论取士而“足以造识量经济之才”，而明代科举制度为“八股取士”从而导致所选之士在政治危机面前“束手屈膝”，这从逻辑上看，显然犯了全称判断的周延性误用。我们可以质问：明代科举不也有第二场的论体文和第三场的策对吗？其论、策为什么就不可以选拔出“识量经济之才”呢？

从前引晚清倡言变革者对八股文的责难来看，他们在八股文与民弱国亡之间进行推论的时候，同样采用了简单枚举的推理方法，举其一端以概其全部，从而陷入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晚清黄人说：“或曰甲申之变，八股实阶之厉，已为举世所公认。”[43](P15)何以是单单“八股害之也”，难道论、表、判、策就没有责任？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逻辑推出相反的结论：在国家危难之际，能够赴汤蹈炎、坚守气节的则多是八股之人。马世俊《钦赐祭田记》即如此论证：“明以经义取士，而甲申之变，诸文臣从容而蹈君亡与亡之节，世祖皇帝特行旌忠之典，敕礼臣核其真伪轻重，得死京师者烈烈二十余人，多出于科名中，而勋胄皆不与。”[44](P42-43)显然，归因于单一文体的弊端不足以揭示“科举不能得人”的真相。“独罪八股”实际上陷于一种逻辑困境之中。

(二)科举之弊首先是考官之弊

从明末清初到晚清，这种以“八股取士”指称三场试士制度、以八股之弊论证科举之弊的以偏概全的推论方式十分流行，从黄宗羲、顾炎武，到康有为、梁启超，乃至力倡废科举的张之洞、袁世凯，无不如此。要想让这种周延性误用的推论方式在逻辑上能够成立的话，它必须论证明清乡试、会试不是三场试士，而是仅有八股文一场；它必须不顾事实地把“以八股文取士”现象描述为清代科举的一种常态，置明、清科举史上历科优秀的论体文和策对文于不顾，其独罪八股才能成立。

而前文已经指出，三场各体文章并阅，综合考量，是明、清科举制度的设定，也是明代以来考官衡文取士的常态。“止阅首场”是考官的个人行为。这样，人们所指责的科举之弊实质上是考官之弊。黄宗羲说：“无奈主文者相习成风。去取只在经义。经义又以首篇为主，二场三场，未尝过目。”[17](《科举》，P188-189)原来“科举之弊”乃是执行者(“主文者”)没有严格执行科举制度所导致的。光绪丁酉聚丰坊刻本《校邠庐抗议》在《改科举议》一文有一眉批：“前辈时贤屡建言，议虽不可尽改，宜合观二三场，不偏首场，亦拔于(十)得五，愿(顾)安得有此好考官。即首场论，果有好考官，制义代圣人立言，法度从古文变化而出，义理从经籍融会而来，亦何至如近日敲门砖之说。”[45](卷下，P55A)这才算说到点子上，科举之弊正在于考官不得其人。

如果“主文者”能够对考生的三场各卷通观并阅，那么“论以观其识见，表以观其绮靡，判当设为甲乙，以观其剖决。策观其通今致用”[17](《科学》，P188)，不也可以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吗？顾炎武也承认：“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4](卷一六，P956)三场试士制度是一种能够选拔出真才的制度。只因考官敷衍了事，考生务在捷得，才导致出现所选非才的结果。人们常以顾炎武的一句断言去表达对八股文的看法，顾炎武说：“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4](卷一六，P958)措词之决绝，可谓振聋发聩。但我们必须正视顾炎武的推演逻辑：因主司重初场所录之文，不深究二三场，故三场只剩首场；而首场八股文题目限于四书五经，出题范围日渐缩小，导致拟题成为可能；拟题导致士子不读经而可以幸中；不读经导致经学消亡；经学消亡，便与焚书坑儒没有区别。可见，并不是八股文的文体设计会败坏人才，更不是说，三场试士制度是一种败坏人才的制度，而是因为主司没有严格执行制度，没有三场同阅，导致首场成为取士的唯一环节。

光绪帝于三十一年八月初四日颁发停科举兴学堂的谕旨，陈黻宸于当月即上书荣庆说：“夫科举之弊，非科举之弊，奉行科举者之弊也。自割截兴而八股衰，自剽窃盛而真才屈，自庸滥习熟之文章行而人不读书，自空疏卑陋之有司出而士竞媚俗，科举之宜停久矣!”[46](陈黻宸《上某尚书第二书》，P372)虽然陈黻宸对废科举持保留态度，但他是在运用同一种推演逻辑去导出另类结论：有司(考官)空疏卑陋则科举宜停。他所说的“科举之弊……奉行科举者之弊”的论断则是符合事实的。

那么，整肃考官，严格推行三场并试制度，是否就可以选出真才？对于1840年之后的中国来说，其答案是否定的。张之洞、袁世凯的时代已经迥异于顾炎武的时代，1840年以后的人才必须具备全新的素质，而这些素质却是传统的三场科目设置所不具备的。于是，晚清科举变革的实质已不是“废八股”“试策论”之类的文体变革，而是全新人才理念的建构以及建立于此理念之上的试士科目结构与内容的变革。“独罪八股”的确存在着逻辑推论上的困境，但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晚清社会变革真实历史脉动来说，改革者的深层逻辑更值得我们重视。在“独罪八股”完成了其“破坏铁屋”的历史使命之后，时代的变革运动将对科举的结构和内容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由“废八股”走向“废科举”，最后走向“兴学堂”，走向人才培养、选拔的现代化进程。

六、废八股、试策论背后的全新人才观

对于晚清的科举改革，人们往往喜欢表述为“废八股，试策论”，康有为所上关于变革科举的第一折即题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上谕内阁：“前因八股诗文积弊太深，特谕令改试策论，用觇实学。”[20](卷四一九，P494)该月十八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奏折称：“科举之制，迭奉谕旨，改八股为策论。”[13](《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折》，P223)二十七年十月，陈玉树编成《后乐堂文钞续编》，称新政之后，“经济特科开矣，书院改学堂矣，八股时文改试策论矣”，殿试“朝考不专取楷书矣”。[47](陈玉树《后乐堂文钞续编自叙》，P6)把这场改革表述为“废八股，试策论”，是当时一种常见的表述方式，它是那种“仅试八股”“止阅首场”的以偏概全逻辑的进一步推论，似乎新政下的科举考试是以策论代替原来的八股文。这种表述显然不能揭示这场改革的实质及其深层逻辑。

事实上，康有为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并不是认为原来的科举制度不试策论，而是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策论之试。他说：废八股而改试策论，“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其今乡会童试，请改试策论。以其体裁，能通古证今，会文切理。本经原史，明中通外，犹可救空疏之宿弊，事有用之问学。然后宏开校舍，教以科学，俟学校尽开，徐废科举”[32](《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P79-80)。这个变革方案成为后来从废八股至废科举的基本蓝图。光绪二十七年，面对“多难之秋”的现实，清廷宣布自明年始乡、会试首场为中国古代史事专论，主要涉及财政、外交、国防、制度改革等；第二场则是关于西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以及化学、工技等格致之学；第三场则是传统的经义文，但废止八股格式。这种新制度是废八股文体不用，移经义于第三场，移策论于首场；而最为关键的则是，策论的内容已不是传统的经史策或本国事务的时务策，而是把论、策的考试内容改为中国古代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实务的论述，以及关于西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与化学、工技等格致之学的策对，并且把这两方面的知识和见解作为人才的首要素质。这种对于传统论策之试的变革，无疑是釜底抽薪，与传统论策所考核的已是两种迥然有别的知识体系。光绪二十八年，山东乡试第一场论五篇(五题涉及战国、秦、汉、唐、宋有关图强变法、钱币等事)，第二场策五道：《泰西商务竞争谓之商战，中国应于何讲求为抵御之术策》《泰西税重而民乐输，宜考求其道以顺传输情而裕国帑策》《公法内有人民八百居异邦保护之例，宜切实讲明以安客民策》《造山东铁路以收利权策》《研化学之有关家务者俾助兴农业策》。第三场为经义三篇。这是当时新策论之试的具体实施。

从这个角度看，光绪二十七年的科举改革不仅是在废八股，同时也是在废传统论策。“独罪八股”只是为了揭开变革旧制的序幕。伴随着废八股脚步的，则是传统性理之论、经史之策的黯然逝去，这虽不能称之为“废论策”，但实质上与废止也相差不远了。

晚清虽未深责传统论策，但光绪二十七年的科举改革，是废止八股与变更论策同时进行的。从深层逻辑看，这场改革并非独罪八股，而是对传统的三场各科目所试内容进行全面的改革。

七、结语

晚清时期，当面临民族危机、政权危机的时候，当时的人才选拔制度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峻质疑，改变旧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改良派为了说服光绪帝变革，就以当时科举考试诸文体中声名狼藉的八股文作为祭品，开启变革旧制的宏伟工程。从八股文体自身的发展变化以及它在科举诸文体中的地位的变化来看，由于多种因素(如考官阅卷的时间限制、个别考官的渎职懒政、加强理学控制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等)的影响，八股文在明清科举制度中越来越走向独尊的地位，从而成为人才选拔制度的代名词；同时，清代顺治至乾隆四朝对八股文体的层层控制(如禁用子史、禁用大结、禁用后世事及书名等三大禁令)，导致八股文成为锢蔽文明、导人于无知的代名词。在晚清时期，“独罪八股”具有充分的时代事实依据。“独罪八股”可以迅速而广泛地获得朝野各方的共鸣，从而达成“立即变革旧制”的共识。

但倡言变革者采用“独罪八股”的策略，这在逻辑上是一种简单的枚举推理方法。从制度设计本身来说，三场并重，各体并阅，是制度上的要求。人才的拙劣乃至民愚国弱，不能由某一文体(如八股文)去独承其咎，“独罪八股”在逻辑推论上无法自洽。明崇祯七年(1634)会试，被誉为“临川四才子”的八股文名家艾南英赴试而落选，房考官项煜在他的卷子上所批的阅文记号仅四行而止。[48](卷三《止逗四行》，P104)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断言：“明代取士，去取定于首篇八股文的首四行。”就在此科会试，同为四才子之一的陈际泰即榜上有名，二甲第二名颜茂猷后来成为著名的经学家，此科会试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此科的同考试官，既有一心徇私的项煜，也有力求真才的文震孟。简单的枚举推理难以得出全面真实的结论。

晚清变革人才培养制度、选拔制度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废除八股，更不在于是否改试策论，而在于新的科目结构在政治制度和格致诸学等方面是否能够有效地应对东、西方列强的挑战，这才是晚清变革深层的历史逻辑。从这一点看，“独罪八股”显然远远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它只是为真正的社会变革揭开序幕。

为了在旧制的铁屋子上破出一个窗，晚清改良派的“独罪八股”是有其现实原因和变革策略的，但今天来反省这段历史时，我们却没有理由去独罪八股。

注释：

①(明)钱禧《皇明程墨同文录序》，(明)杨廷枢、(明)钱禧辑评《皇明历朝四书程墨同文录》，崇祯间金阊叶聚甫、张叔籁刻本，第17A-30A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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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2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