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

第一章  论财富的自然的发展

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与农村居民通商。这种商业，有的是以原生产物与制造品直接交换，有的是以货币或纸币作媒介交换。农村以生活资料及制造材料供给都市，都市则以一部分制造品供给农村居民。不再生产亦不能再生产生活资料的都市，其全部财富和全部生活资料都可说是得自农村。但我们不要根据这点，就说都市的利得即是农村的损失。他们有相互的利害关系。这里，分工的结果，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对双方从事各种职业的居民都有利益。农村居民，与其亲自劳动来制造他们需要的制造品，无宁作这种交换，因为由这种交换，他们可用较小量的自身劳动生产物购得较大量的制造品。都市是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农民用不了的东西，就拿到都市去交换他们需要的物品。都市的居民愈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产物的市场愈广阔。这种市场愈广阔，对广大人民愈有利。在离都市一哩生产的谷物，与在离都市二十哩生产的谷物，在市上的售价都一样。但后者所得的售价，一般地说，不但要补偿其生产费用和上市费用，而且要对农业家提供农业的普通利润。所以，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的谷物的运费全部价值。此外，在他们购买的东西的买价上，他们还节省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试一比较都市附近各农村和远离都市各农村的耕作事业，你就知道都市商业是怎样有利于农村。就连所有宣传贸易差额的各种谬说，也没有一种敢妄说城乡通商对城市或对乡村有损的。

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生产前者的产业，亦必先于生产后者的产业。提供生活资料的农村的耕种和改良，必先于只提供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都市的增加。乡村居民须先维持自己，才只剩余产物维持都市的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都市。但因都市生活资料，不一定要仰给于附近的农村，甚至不一定要仰给于国内的农村，而可以从远方运来，所以，这虽然不是一般原则的例外，却使各时代各国家进步繁荣的过程，因而有所差异。

农村先于都市的事态，在大多数国家，是由需要迫成的，但在所有国家，又有人类天性促其实现。只要人为制度不压抑人类天性，则在境内土地尚未完全开垦改良以前，都市的增设，决不能超过农村的耕作情况和改良情况所能支持的限度。如果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多数人必宁愿投资以改良土地开垦土地，不愿投资于工业及国外贸易。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可受到投资人自身更直接的监察；与商人资本比较，他的财产不易遭遇意外。商人的财产，不但常须冒狂风巨浪的危险，而且由于商人常须对风俗情况都不易熟习的远郊的人贷给信用，还要冒人类的愚蠢与不正行为这些更不可靠因素的危险。反之，地主的资本，却可固定在土地改良物上，可只说是尽了人事所做得到的安全。而且，乡村风景的美丽，乡村生活的愉快，乡村心理的恬静，以及乡村所提供的独立性，只要这独立性不受到人为的迫害的话，这些实具有吸引每一个人的巨大魅力。耕作土地既为人的原始目标，所以，在有人类存在的一切阶段，这个原始的职业将为人类所永远爱悦。

没有工匠的帮助，农耕必大感不便，且会时作时辍。农民常常需要锻工、木匠、轮匠、犁匠、泥水匠、砖匠、皮革匠、鞋匠和缝匠的服务。这类工匠，一方面因为要互相帮助，另一方面又因为不必要象农民那样有固定地址，所以，自然而然地聚居一地，结果，就形成了一种小市镇或小村落。后来，又有屠户、酒家、面包师，只及许多就供给临时需要那一点说对他们是必要的或有用的其他工匠及零售商人加入，于是市镇日益扩大起来。乡民和市民是互相服务的。市镇是乡民不断前往把原生产物交换制造品的市集或市场。就是依着这种交换，都市居民才取得了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的供给。他们售给乡村居民的制成品的数量，支配他们所购的材料及食料的数量。所以，他们的材料及食料的增加，只能按照乡民对制成品需要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这种需要，又只能按照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发展。所以，设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都市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

在未曾垦殖、土地极易购得的我们北美殖民地，为销售于远方而兴办的制造业，在任何市镇都还不曾有过。在北美洲，当工匠获得的资本，超过他所经营的、以供给邻近乡村为职志的事业所需要的数额时，他不会想办一家工厂来作销售远方的生意。他一般宁愿用多余的资财，来购买或改良未开垦的土地，由技工一变而为农业家。当地付给技工的高昂工资，对于技工所提供的舒畅生活，都不足以诱使他为他人工作，他总情愿为自己工作。他觉得，技工是顾客的仆役，仰给生活于顾客；至于耕作自己的土地，从自己家庭的劳力取得衣食之资的农业家，则是真正的主人翁，独立于世界。

反之，在土地全已开垦或不易购得的国家，技工所获资本，如果已经不能全数投在邻近地区随时需要的事业上，其有余部分，就会用来扩张营业，准备销售远方。锻工将建立铁厂，织工将建立麻织厂毛织厂。随着时间的推进，这各种制造业，将慢慢地进行精密的分工，用各种方法加以改进。这是大家容易想得到的，用不着细选。

在利润相等或几乎相等的条件下，人们选择投资途径时，在制造业与国外贸易业两者中，自宁愿选择制造业，其原因正如在农业与制造业中，宁愿选择农业一样。与制造商的资本比较，地主或农业家的资本更为稳当。同样地，与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制造商的资本更为稳当，因为随时都在自己监察之下。诚然，随便什么时代，随便什么社会，剩余原生产物及制造品，或者说，国内无人需要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都必须送往外国，以交换国内需要的其他物品。但输运剩余产物到外国去的资本，为本国所有，成为外国所有，却是无关重要的。如果本国的资本，不够我们同时耕作一切土地，并完完全全地制造一切原生产物，那末，由外国资本来输运本国剩余原生产物到外国去，亦对本国有很大的利益。因为，赖有这种资本，本国的资本，便可全部投在更有利的用途上。中国、印度、古埃及的富裕，充分证明了一种事实，即是，纵使本国输出业，有大部分为外国人经营，这国国民的富裕，仍可达到极高的程度。北美殖民地、西印度殖民地，设若除了本地所有的资本，即波有外国资本替它们输出剩余产物，它们的进步，会慢得多吧。

按照事物的自然趋势，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其次投在工业上，最后投在国外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

这个自然的顺序，虽然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说，这个顺序却就许多方面说，似乎完全相反。它们的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也是制造业和国外贸易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迫成的。他们原来的统治的性质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统治大大改变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

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抑

自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侵扰罗马帝国西部以来，欧洲起了一个大变革，跟着这个大变革发生的是，欧洲扰攘了好几百年。野蛮民族对原居民的掠夺和迫害，中断了城乡间的贸易。城市都成了荒墟，乡村亦无人耕作。在罗马帝国统治时很富裕的西欧，一变而为极贫乏，极野蛮。在接连不断的扰攘中，那些民族的头子，占有或篡夺了这些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有人耕作的土地虽然不多，但要找一块没有所有主的土地，却不可能。一切土地都被吞并了；其中大部分是被少数大地主所吞并。

最初吞并荒地的危害虽很大，但有可能只不过是暂时的危害。这些土地本可通过继承或分割，把它们拆小。但长男承继法，使大土地不能因承继而拆小；限嗣继承法又使大土地不能因分割而拆小。

如果我们把土地看作只是谋生求乐的手段，和动产一样，那末，按照自然承继法，当然会把土地象动产一样，分给家内所有的儿女。因为每一个儿女的生计，都为老父所同样关心。罗马人就是采行这种自然承继法。他们不分别长幼，不分别男女，只要是自己养的，就可以承继自己的土地。他们处分土地的方法，和我们现在处分动产的方法一样。不过，当土地被看作不单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权力强弱所系的时候，就被认为以不分割而专归于一人比较适当。在那些不安靖的时候，大地主同时都是小贵族。他的佃户，便是他的隶属。他是他们的裁判官，是他们和平时节的立法者，亦是他们战争时节的领导人。他可任意进行战争，对邻国作战，有时对国王作战。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地产是否安全，其中居民有无保障，都取决于它的大小。把一个地产分拆，无异把它破坏，换言之，无异把它拆开来，使各部分都容易受强邻的侵蚀吞并。所以，适应着当时这种情况，在地产承继方面，长男承继法，慢慢（不是立即）盛行起来。为了同一理由，君主国通常亦由长男一人承继。虽然最初并不总是如此。为君主国的安全与权力计，国土宁可不加分裂、宁可在诸儿女中，选择一个人来单独承继。但选择谁呢，那样重要的一件事，当然要郑重规定一个普通规例，使选择不按个人资质好坏这个不大可靠的区别，而按某种明白的、无可争论的标准。在同一家庭的各儿女中，、除了性别与年龄，再没有其他无可争论的区别了。根据一般经验，男性比女性好，而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场合，年长的比年幼的好。长男承继权，就这样成立了。而所谓直系继承，亦就从此发生了。

一种法律在初成立时，都有环境上的需要，并且，使其合理的，亦只是这种环境。但事实上，往往产生这法律的环境已发生变化，而这法律却仍继续有效。今日欧洲，仅领有一亩地的小地主，其安全已无异于拥有千万亩地的大地主。产生长男承继权的环境大变了，长男承继仅却依然存在。由于在各种制度中，这法律是最宜于保持贵族尊严的，所以，今后会再行几百年也说不定。但事实上，除了这一点，长男承继权也就没有一点不违反大家庭的真实利益了。这权利，因为要使一个儿子富裕，就使其他儿子陷于穷困。

限嗣继承法是长男继承法施行的自然结果。它的采行，旨在维护由长男继承法导引出来的直系继承，以及防止由于子孙不肖或遭逢不幸，一部分遗产在赠与、遗让或割让名义下旁落的危险。这种法律，罗马人是全不知道的。法国有几个法律家，虽然喜欢以今制附会罗马古制，实则，罗马人所谓预备继承人预定法和嘱托遗赠法，都与限嗣继承法迥不相同。

在大土地财产仍为诸侯领地时，限嗣继承或许不是不合理的办法。象一些所谓君主国的根本法律一样，这个法律，可以使许许多多人不致因一人轻举妄动而受灾殃。但今日欧洲各国，大地产和小地产已同样受国法保护，所以，这种法律就变得再荒唐不过了。这种法律的制定，根据一种根本错误的假定：即对所有土地及其他一切所有物，人类的各代后裔，没有同等的权利，当代人的所有权，要受限制于五百年前祖宗的心意。在今日的欧洲，实行限嗣继承法的地方还很不少。在贵族血统仍是享受民事或军事荣誉的必要资格的地方，限嗣继承法尤牢不可破。限嗣继承法被贵族认为是保持充任大官爵的排外特权所必要的手段。这一阶级既夺得了一种超乎其同胞之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却又担心自己的贫乏会贻人讥笑，以为应当再享有另一种不正当的利益。据说，英国习惯法很厌恶世业世禄的制度，因而，和欧洲其他各君主国比较，世业世祿的制度在那里比较受限制。虽然在英格兰，世业世禄的制度也还未完全废除。据说，现在苏格兰，有五分之一以上（也许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仍受着严格的限嗣继承法的支配。

在这情况下，大面积的荒地不仅为少数豪族所兼并，而且永无再分散的可能。事实上，大地主又不常是大改良家。在产生这种制度的混乱时节，大地主的精力，几乎全部用来保护已有的领土，扩大自身对邻国的管辖权、支配权。他们实在没有余暇来开垦土地改良土地。后来和平了，法制的确立，秩序的安定，虽然使他们有余暇，但他们一般没有心思耕垦土地，并且常常没有必要的才力。如果他一身一家的费用，超过了或恰好相等于他的收入（这是极常有的现象），他就没有资本，可以投在这用途上。如果他是一个经济家，那末，他又通常感觉，与其用一年的节省未改良旧的地产，不如用来购买新的地产比较合算。改良土地，象各种商业计划一样，要获利润，不斤斤注意小节省小赢利是绝对不行的。但生在豪富人家的人，即使天生是好俭朴的，亦不大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人的境遇，自然而然地使他更注意悦己的装饰，而不注意自己没有多大需要的利润。他自幼就养成了饰衣裳、盛车马、崇居室、丽陈设的嗜好。他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即在想改良土地时，这种习惯所涵养的心理仍会支配着他。他也许会把住宅附近的四五百亩土地大大装饰起来，花费比该地改良后所值大十倍的费用，终而发觉如果对他所有全部地产都照样改良下去，那就即使毫无其他嗜好，恐怕也会在没改良十分之一以前，就耗尽他所有的财产。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自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以来，有些大地产，继续在少数人手里，至今没有改动。把这些大地产与邻近的小地产比较一下，你就不需其他论证而相信大地产是怎样不利于改良。

如果从这样的大地主还不能希望得到一些对土地的改良，那末从那些占有的土地比他们少的人那里，就更无这种希望了。在欧洲旧状态下，耕者全是可任意退租的佃农。他们全是或几乎全是奴隶，不过他们的隶役，比古希腊罗马、甚至西印度殖民地的隶役和缓一些。他们与其说隶属于主人，无宁说是隶属于土地。因此，他们可以和土地一同出卖，但不能单独出卖。得到了主人的同意，他们还可以结婚。而且，主人没有权利把他们夫妇，卖给不同的人，从而拆散他们的姻缘。主人残害或杀害了奴隶，还要受处分，不过一般是小惩罚罢了。但是，奴隶不得蓄积财产。他们所获得的一切，都是主人的，主人可以随时取去。所以，奴隶所能进行的垦核和改良，实际上都是由主人进行，由主人负担费用的。种子、牲畜、农具，全是主人的。改良的利盆，亦是主人的。这种奴隶，除了日常维持生活的东西，什么也不能获得。所以，在这场合，正当地说，土地仍是由地主占有、由农奴耕作的。这种奴隶制度，在俄罗斯，在波兰，在匈牙利，在波希米亚，在摩拉维亚，在德意志其他部分，现在还存在。这种制度逐渐全然废除了的地方，不过欧洲西部及西南部而已。

如果希望大地主进行大改良，已是很难，那末，当他们使用奴隶耕作的时候，要他们进行大改良就更是无望了。我相信，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经验，都证明了一件事，即：奴隶劳动虽表面上看来只需维持他们生活的费用，但彻底通盘计算起来，其代价是任何劳动中最高的。一个不能获得一点财产的人，食必求其最多，作必望其最少，除此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他的工作，够他维持生活就行了，你要从他身上多榨出一些来，那只有出于强迫，他自己决不会愿意的。普林尼和科拉麦拉的著作都说，古意大利的谷物耕种事业，在奴隶制度下非常衰微，对主人非常不利。耕种事业在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古希腊并没有多大进步。所以，当论及柏拉图理想国时他说：要有一片象巴比伦平原那样极大极丰沃的土地，才可以养活五千懒惰人（当时认为卫护那理想国所必要的战士）及其妻仆。

人类好胜的心理，多以统治下等人为荣，而以俯就下等人为耻。所以，如果法律允许，工作的性质也允许，那在奴隶与自由人之间，他一定愿意选用奴隶。蔗糖与烟草的栽种，能够提供使用奴隶耕作的费用；谷物的耕种，现在似乎还不能够办到这一点。主要产物为谷物的英国殖民地，大部分工作都由自由人来操作。本雪文尼亚人最近议决释放黑奴。那种事实，使我们相信他们所有的黑奴一定不多。如果奴隶是他们财产的大部分，他们决不会赞成释放。但以蔗糖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全部工作都由奴隶担任；以烟草为主要产物的英国殖民地，亦有大部分工作由奴隶担任。西印度殖民地栽种甘蔗的利润特别大，在欧美两洲，简直没有什么耕种事业比得上。栽种烟草的利润，虽比不上栽种甘蔗，但与栽种谷物比较，却仍然较大。这两种耕种事业都能提供奴隶耕作的费用，但栽种甘蔗，比栽种烟草更能提供这种费用。所以，与白种人数相比，黑奴的数目，在甘蔗区域，比在烟草区域大得多。

继古代奴隶耕作者之后，逐渐出现了法兰西今日称作对分佃农的一种农民。这种农民，在拉丁文中叫做Coloni Partarii（分益隶农），在英格兰，这制度早已废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叫作什么。在这制度下，种子、牲畜、农具，总之，耕作所需的全部资本，都由地主供给。农民离去或被逐去时，这种资本就须归还地主。出产物在留出被认为保持原资本所需要的部分之后，其余就由地主与农人均分。

在对分佃耕制下，耕作土地的费用，严格地说亦是出自地主，和在奴隶耕作制下没有差别。但其中，有一个根本不同之点。对分佃耕制下的佣农，是自由人，他们能够占得财产，可以享有土地生产物的一定比例。生产总额愈大，他所占有的部分亦愈大。所以，他们的利益，显然在于能够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反之，一个没有占得财产希望只能维持自己生活的奴隶，就会图自己舒服，比量着自己的需要，不想使土地生产物多于自身所需。也许就是部分因为对分佃耕制对地主有利，部分因为君主嫉恨大地主，鼓励农效反抗他们的权力，终而使大家都觉得奴隶耕作制不利，于是大部分欧洲的奴隶耕作制度逐渐消灭。这样一次大的变革，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在近代历史中，是最难稽考的事件之一。罗马教会，常自夸其废除奴隶的功绩。当然，我们也知道，早在十二世纪亚历山大三世时代，罗马教皇就发出了普通释放奴隶的训谕。但这训谕，似乎不过是个谆谆的劝谕，不遵守训谕的人，并不受处罚。奴隶制度依然保持了数百年。最后，因为上述那两种利害关系（他主的利害与君主的利害）共同作用起来，才逐渐把它废除。一个已被释放，又许继续保用土地，但自己没有资本的贱奴，只有向地主借用资本，才有耕作土地的可能，所以，非成为法兰西今日所称的对分佃农不可。

不过，在对分佃耕制下，土地仍不能得到大的改良。地主既可不费分文，而享受土地生产物的一半，留归对分佃农享有的自属不多。在这不多的部分中，所能节省的更是有限。对分佃农决不愿用这有限的节余来改良土地。教会什一税，不过抽去生产物十分之一，已是土地改良极大的障碍。抽去生产物的半数，一定会切实阻止土地的改良。用地主供给的资本，从土地尽量取得最大量的生产物，固然是对分佃农所愿望，但若以自有资本与地主资本混合，却决非对分佃农所愿的。在法兰西，据说，有六分之五的土地，仍由对分佃农耕作。地主常常指摘农民，不用主人的牲畜耕田，而用来拖车。因为，拖车的利润，全部归于农民，耕田的利润，却须与地主平分。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也残留着这种佃农，叫作由地主借给种子农具的佃户。大贵族吉尔伯特和布勒克斯登博士曾说，英格兰古代的佃农，与其称为农户，无宁称为地主的属役。这种佃农，大概与此属于同一种类。

慢慢地继对分佃农而起的农民，可以说是真正的农民。他们耕田的资本是自己的，但要对地主缴纳一定数额的地租。这种农民租田都有一定的租期。所以，他们有时觉得，投下一部分资本改良土地，对自己有利益。他们希望，在租期未满以前，投下的资本可以收回，并提供很大的利润。不过，就连这种农民的借地权，也有一个长时期是极不可靠的。今日欧洲有许多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土地换了新主，即使租期未满，可把农人逐去，不算非法。在英格兰，甚至得依虚构的普通退祖法取回租地。如果地主使用违法的暴力手段驱逐农民，农民所能凭借以取获赔偿的诉讼章程，是极不完善的。农民并不一定能恢复占有原来的土地，他们通常只能获得损失的赔偿，而且所偿决不能等于所损。在欧洲，英格兰也许是顶尊重耕农的一个国家。但那里，亦迟至亨利七世十四年，方立改佃诉讼法。规定改佃时，佃农得要求赔偿损失，并得要求恢复借地权。此种要求，不必由一次审问而审结。这个诉讼法，施行极其有效，所以，近来，地主若要为占有土地而起诉，他常常不用地主名义，按权利令状起诉，而常常用他的佃农名义，按退佃合状起诉。以此之故，在英格兰，佃户的安全等于地主了。此外，英格兰又规定，每年纳租四十先令以上的终身租地权就是终身保有的不动产，有选举国会议员的权利，耕农既大部分有这种终身不动产，所以政治上的势力也不小，地主因此更不敢轻视他们。我相信，欧洲除了英格兰，没有一个地方的佃农，未立租地权约，便出资财建筑仓廩，不怕为地主所夺的。这种十分有利于农民的法律风俗，所起的促进现代英格兰伟大光荣的作用，也许比为商业而定立的所有各种夸大条例所起的作用还要大得多。

保障最长租期使不为各种承继人所妨害的法律，据我所知，乃英国所特有。早在1449年，这种法律就由詹姆士二世传到苏格兰去。但当时，限嗣继承的财产的承继人，往往不许从一年以上的期间出租田地，所以，这法律的泽润未能尽量广布。最近，国会虽立法补救，但这些束缚仍太严厉。此外，在苏格兰，租地人又因没有选举议员的权利，所以不象英格兰加农那样，受到地主那么大的重视。

在欧洲的其他地方，虽亦保障佃农权利，使不受土地承继人和购买人的损害，但这种权利的保障期限仍甚短促。例如，法兰西初定租期为九年，近来才延长至二十七年。但二十七年为期的嫌太短，仍不足以鼓励佃农进行各种最重要的改良。我们知道，欧洲各地的地主，在古代原都是立法家。土地法都是为他们所设想的地主利益打算的。他们认为，为地主利益打算，祖先不应以土地长期出租，使得他们长期间不能充分享受土地的价值。贪而不公，必定眼光短浅。他们不会想到这种规定，一定会妨害改良，结果，一定会妨害他们自己的真实利益。

古代，农民对于地主，除了纳租，还须提供各种劳役。那种劳役，既不明定于祖约内，又不受任何规定支配，只要庄主诸侯需要，就得随命随到。这种全无规定的劳役，使佃农不知受了多少疼苦。苏格兰晚近把一切全无规定的劳役废止，不到几年，国内农民的境况就改善了许多。

农民的私役如此，公役又复同样横暴。公路的建筑修补（这种劳役，我相信，各处尚未废除，但横暴的程度不等），不过是一个例子罢了。在王军或王官过境时，当地农民，又有提供车马粮食的义务，那虽有代价，但代价定于食物征发官。我相信，在欧洲各君主国中，只英国一国，完全消除了食物征发的压迫。在法国和德国，那都未曾消除。

农民所负担的劳役义务，既如上述。农民所负担的纳税义务，其不规则和横暴的程度也和劳役义务不相上下。古代贵族，虽不愿在金钱方面给君主以任何帮助，但毫不踌躇地听任君主对佃农征收贡税。他们没有看出，这种苛税终必严重地影响他们自身的收入。法国今天仍有贡税，那就是古代君王苛税的一例。贡税是加于假定的农民的利润的一种税，它是根据农民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估定的。所以，农民为自身利益计，尽可能装穷，结果，他耕作所用的资本必减至尽可能少的程度。至于改良土地的资本，那就以减少到零为宜。即使法国农民手中积蓄了一点资本，亦将因有贡税，不愿投到土地上来。贡税事实上几乎等于禁止农民把积蓄投资于土地。此外，此种赋税被认为会抑低任何要完纳它的人的身分，使不仅不能与乡绅平行，且不能与市民并列。而谁租借别人的土地，谁就要完纳这种税。绅士，甚至有产的市民，都不愿受这种耻辱。所以，施行这种赋税的结果，不仅使从土地方面蓄积起来的资本不用来改良土地，而且使一切资本都不用来改良土地。英格兰以前曾有十分之一税和十五分之一税，就它们对土地的影响说，似乎是和贡税同一性质的税。

在这一切害农政策之下，要耕者来改良土地的可能性很少。这一阶级的人民，尽管受法律保障，有自由，有安全，但在改良土地上，却处于大不利的地位。农民与地主比较，犹如借钱经商者与有资亲自经商者相比。固然，无论是借资经商，或是有资亲自经商，只要他们的行为一样慎重，他们的资财就都可以增进，但因借钱经商者的利润有一大部分归作借款的利息，所以借钱经商者的资财的增进，定要迟缓得多。同样，与地主比较，即使行为一样慎重，佃农耕地的改良，亦要迟缓得多；因为，在农民的场合，生产物的大部分须归作地租，而在地主的场合，这一部分却仍可用来作进一步的改良。此外，农民的地位，当然比地主低。不仅如此，欧洲有大部分地方，把农民看作下等人民，甚至不如有些地位的小商人和技师。至于农民地位被看得低于大商人和大制造商，那是全欧洲各地普遍的情况了。世上有几个大财主愿舍弃高的地位而与下等阶级的人民为伍呢，所以，即在现今，欧洲人的资本，仍很少会由他业转到农业上来改良土地。也许与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英国资本转到农业方面来改良土地的，比较多些。但即在英国，在若干地方用于农业上的大资本，大都是在农业上获得的（和一切其他职业比较，农业上资财的蓄积，最为迟缓）。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所有国家里，除了小地主，最能改良土地的，要首推富农、大农。在欧洲君主国中，英格兰也许格外有这种情形。据说，在荷兰共和政府只及瑞士伯尔尼共和政府中，农民的地位，亦不亚于英格兰农民。

除上述外，欧洲古代的政策，尚有其他不利于土地的改良与垦作的地方，不论进行改良和垦作的人是地主还是农民。（一）到处都规定，未经特许，谷物输出一律禁止；（二）限制谷物甚至各种农产物的内地贸易，实行禁垄断禁零售禁屯积种种谬法，确立集市市场的特权。我说过，古意大利土地非常肥沃，且又为世界最大帝国的中心地，然其农耕的进展，亦不免因禁止谷物输出和奖励外谷输入而受到许多阻碍。至于土地没有那样肥沃，位置没有那样有利的国家，其耕作事业会因限制谷物的内地贸易和禁止谷物输出而受到何种程度的阻碍，就难于想象了。

第三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的勃兴与进步

罗马帝国崩溃后，都市居民的境况，并不比农村居民好。不过，那时候都市中的居民，和古代希腊共和国、意大利共和国内的居民大不相同。在这等古代共和国内，地主占居民中的多数，他们分占公地，都觉得房屋毗连，环以围墙，便于共同防御。但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地主大都散居于各自领地的城寨内，住在各自的佃农及属民中间。市镇上的居民，大都是商人和技工。他们的处境无异于隶役，或近似于隶役。古时各宪章所赋与欧洲各重要都市居民的权利，充分证明了他们在未取得这些权利以前的生活情况。这些宪章，准许都市人民，第一，可以自由嫁女，不必领主许可；第二，在他死后，他的财物，可由儿孙承继，不由领主领取；第三，自身遗产，可由遗嘱处分。这种权利的颁给，充分证明了在未颁给前，他们是和农村耕作者几乎一样，或竟全然一样，处于贱奴状态。

这些人，无疑是很贫困很下贱的，他们肩挑着货物，过市赴墟，从这里跑到那里，与今日拉车荷担的小贩相类似。那时欧洲各国，象现在亚洲的鞑靼政府一样，经常在这些旅行者经过某些采邑，经过某些桥梁，赴市趁墟，设摊售货的时候，把赋税加在他们的人身与货物上。在英格兰，这些税，叫做过界税、过桥机、落地说、摊税。有的时候，国王以及在某些场合拥有这项权力的大领主，特许某些商人，特别是住在他们领地内的商人，免纳各税。因此，这些商人的地位，虽在其他各点与隶役无异或极相类似，但仍被称为自由商人。不过，他们为报答保护者的保护，通常每年须纳人头税若干。当时非付厚酬，保护不易获得。所以，这类人头税可看作他们对保护者舍弃其他税收所提供的补偿。这种交换条件的实行，当初只限于个人，其期限或限于其人之身，或凭保护者的好恶。英国土地清丈册关于几个都市的很不完全的记载，常常提及某某市民为这种保护各纳人头税若干给国王或大领主。有时，它又只记录这些人所纳的税的总和。

都市居民的情况，无论当初是怎样卑贱，但与乡村耕作者比较，他们取得自由与独立，在时间上总要早得多。都市居民的人头税，是国王收入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收入，多由国王制定比额，在一定年限内包给该市长官或其他人征收。但市民自己亦往往可以取得这样的信用，来经收他们本市的这种税收，于是就对这全部税额，联合负责。这种包税办法，对于欧洲各国国王的一般经济，当是十分适宜的，因为他们本来惯于把庄园全部的税收，交由庄园全体佃农包办，使对这全部税收负连带责任。但这种办法，对佃农亦有利。他们可照自己喜欢的方法从事稽征，并通过自己聘员之手将税款纳于国库，不必再受国王派出的吏役的横暴了。这在当时被视为极重大的一件事。

当初，市民包办市的租税，和农民包办庄园的税一样，是有年限的。后来，跟着时代的推进，变成永久的。税额一定，以后永远不能再加。税额既成为永久的，以纳此稅为条件的其他各种赋税的豁免，便亦成了永久的。因此，其他各税的豁免，便不限于一人之身，不再属于作为个人的个别的人，而属于特殊城市内的一切市民了。这个城市，因此成为所谓自由市；由于同一理由，市民成为所谓自由市民或自由商人。

前面说过的那种种重要特权即嫁女自由权、儿女承继权与遗嘱权，一般常是随着这种权利一同赐给特殊市的一般市民的。那种种特权，是否常伴随着贸易自由权的赐与，赐给作为个人的个别市民，我不知道。也许真是如此，但我提不出什么直接的证据。不过，无论如何，贱奴制度及奴隶制度的主要属性，就这样从他们身上解去了，至少，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在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由这个字的意义上，是自由了。

不仅如此。他们通常设立一种自治机关，有权推举市长，设立市议会，设立市政府，颁布市法规，建筑城堡以自卫，使居民习战事、任守备。遇有敌攻或意外事情，凡属居民，不分昼夜，都须尽防卫责任。在英格兰，他们一般可免受郡裁判所州裁判所的管辖；所有诉讼，除公诉外，都可由市长判决。在其他各国，市长所得的裁判权尤大。

市税由市民包办的都市，不能不给它们以某种裁判权，借以强迫市民纳税。此时，国家纷乱，如果要它们到别的法庭请求这种判决，势必极其困难。但很奇怪，欧洲各国君主，为什么这样地用这部分税收来交换这种固定的不得增加的租税。我们知道，这种税收在一切税收中，是最不必劳神费财，自然会增加起来的。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很为奇怪的，那就是，君主们竟然自动地在他们领土的中心，建立一种独立的民主国。

要理解此中理由，必须记得，在当时纷乱情形下，欧洲各国君主，也许没有一个能保护国内弱小人民，使不受大领主的压迫。这一部分弱小人民，既不能受国法保护，又无力自卫，所以只有两条路走，就是说，若不投身某大领主之下，为其奴隶，乞求保护，就只有联合起来，共同守卫，彼此相互保护。城市居民单个地说，没有自卫能力，但一经有了攻守同盟，抵抗力就不可轻视。领主常鄙视市民，不仅认为市民的身分与己不同，而且认为市民是被释放的奴隶，其族类亦与己不同。因此，市民的富裕，常常使领主嫉妒愤怒，有机会即加以压迫侵凌，不稍宽恕。市民当然嫉恨领主，畏惧领主。恰好，国王亦畏惧领主，嫉恨领主。另一方面，国王虽亦鄙视市民，但他没有嫉恨他们、畏惧他们的理由。所以，相互的利害关系，使国王市民互结同盟，以抗领主。市民是国王敌人的敌人，所以，国王为了他自己的利盎，尽其所能，使市民的地位变为稳固，不依靠这种敌人。给予市民权力，使能推举市长，制订市法规，建筑城堡自卫，进行军事训练，国王就这样尽他权力之所及，把一切独立安全的手段给与市民，使他们不依靠领主。但要使他们的自由同盟能对他们提供永久的安至，能对国王提供相当大的援助，则又非有正常的政府组织不可，非有强制居民服从的权威不可。至于把市税永久包给他们，则是为了表明心迹，使他愿结为朋友、结为同盟的人，不疑惧他将来会再压迫他们，会把税额提高或把税包给别人。

对领主感情最坏的国王，对于市民，敕赐往往最为宽大。例如英格兰国王约翰，对市民最为宽容。法兰西腓力普一世，全然失去统率领主的权力。至其末年，据神父丹尼尔说，其子路易，即后来称为肥路易的，与国内各主教，筹商最适当的方法，以取缔领主暴行。主教们的意见，可归纳为两种提议。一，在国王领土内，各大城市都设市长和市议会，以创设新的管辖体系。二，使城市居民，组织新的民军，听市长调遣，在必要时，出发援助国王。据法兰西各考古学家说，法兰西市长制度和市议会制度，就是这时创立的，德意志大部分自由市也是在式微的苏阿比亚王统治下，才得到这种种特权；有名的汉萨同盟，也是在这时才开始露头角。

都市民军的力量，此时既不下于乡村民军，一旦有事，又容易集合，所以与当地领主争议时，他们常占优势。意大利、瑞士等地，各个都市或由于离首府所在地很远，或由于本身的天然力量，或由于其他原故，君主对它们已全无权力，它们大都逐渐成为独立的民主社会，并征服当地贵族，迫令其拆毁乡间城堡，而以和平居民资格居住在都市内。伯尔尼民主国及瑞士其他若干都市的简史，类皆如此。除威尼斯外，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意大利屡起屡灭的无数大民主国的历史亦复如此。

英法二国王权虽有时甚为式微，但从未全部消灭。都市因此没有完全独立的机会。但因市民势力日张，除上游的市税以外，国王一切赋税，须得市民同意，才征收得到。国王有急需，就通诏全国各市，使派遣代表，出席国会。这些代表可与牧师和贵族一起议决，给与国王特别经济援助。由于市民代表，大都袒护国王，国王有时利用他们从抵抗议会内大领主的权力。这就是市民代表出席欧洲各大君主国的国会的由来。

秩序、好政府以及个人的自由安全，就在这种状态下，在各都市确立了。但此时，乡村耕作者，依然受贵族的各种迫害。处于无力自卫状态的人，自然满足于仅够过活的生活资料；因为，拥有更多财富，只会招惹压迫者更苛虐的诛求。反之，当人们勤劳的结果确有亲自享受的把握时，他们就自然会努力来改善他们自身的境遇，不仅要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且要取得生活上的便利品和娱乐品。所以，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为目的的产业，在都市建立的时期，比在农村早得多。在贱奴状态下受领主钳制的贫穷农民，稍有储蓄，必掩藏唯谨，免得领主看见，攫为己有，而且一有机会，即逃往都市。加之，当时法律对市民既如此宽纵，同时又如此热望削减领主对农民的权力，所以，农民只要逃往都市，一年不为领主所获，即可永享自由。因此，乡村勤劳居民，一有蓄积，自然会逃到都市来，把都市看作他们唯一安全的避难所。

城市居民的食品、材料和产业手段，归根到底，都出自农村。但近海岸沿河边的城市居民，却不一定只从邻近农村得到这些物品。他们有大得多的范围。他们或只自身工业的制造品作交换，或经营遥远国家间的运送业，以甲国产物交换乙国产物，而从远地取得他们所需要的种种物品。一个城市不但在其邻近各农村都很贫乏都很衰落，而且它所与通商的各个农村也都很贫乏很衰落的情况下，仍可发达起来，日臻于富强。因为单个地说，每个农村对它所能提供的食料与雇佣机会也许有限，但综合起来说，它们所能提供的却极可观。不过，在商业范围还极狭隘的那时，就有些国家很富裕、产业就很发达了。例如，未曾灭亡时的希腊帝国，亚巴西德统治下的撒拉逊人的帝国，未被土耳其人征服的埃及，巴伯里海岸某地，以及摩尔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各省。

在欧洲，最早由商业致大富的，似为意大利各城市。意大利当时居于世界的文明部分和进步部分的中心。十字军虽然破坏了许多资财，伤害了许多居民，妨碍了欧洲大部分地方的进步，但却非常有利于意大利若干城市的发展。为争夺圣地从各地出发的大军，对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各市的航海业，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十字军有时由这些地方的船只运送，其粮食则常由它们供给。它们简直可以说是大军的辎重队。使欧洲其他各国遭受极大破坏的十字军，却成为这些民主国富裕的泉源。

商业城市的居民往往以制造品和奢侈品运往富国，只满足大富翁的虚荣心，大富翁亦极愿以大量本国土产物来交换。因此，当时大部分欧洲商业，主要都是以本国土产物交换较文明国的制造品。英格兰的羊毛常与法兰西的葡萄酒及弗兰德的精制呢绒交换；波兰的谷物亦常与法兰西的葡萄酒白兰地酒及法兰西意大利的丝绒交换。

这样，对精良制造品的嗜好，就通过国外贸易超渐普及到未有精制造业的国家。但此种嗜好，一经普及于国内，便引起很大的需要，商人为免去运输费起见，自然会想到在本国建立同种制造业。这就是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各地为远地销售而建立的制造业的由来。

但我们必需注意，世界上从未存在过而且也决不能存在完全没有制造业的大国，我说的大国没有制造业，所指的只是精良进步的制造业，或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各大国大部分居民所穿的衣服所用的家具，都是本国产业的产物。此种情形，在普通所谓无制造业的贫国，尤为常见，而在普通所谓制造业发达的富国，反而不常见。与贫国比较，富国下等阶级人民日用的衣服家具，反有大得多的部分，是外国的产物。

各国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其发生的情况有两种。

第一种是国内商人和企业家象上面所说，有时因要仿效外国某种制造业，而勇往直前地（如果可这样说），把资本投下来经营的。象这样发生的制造业乃是国外通商的结果。十三世纪盛行于路卡地方的绸制造业、绒制造业、缎制造业，即如此发生。此等制造业，后为马基雅弗利的英雄之一卡斯特拉卡尼的暴令所驱逐。1310年，有九百家族，被逐出路卡；其中，有三十一家，退往威尼斯，建议在那里开办绸业。当地官吏准许，并给以多种特权。因此，他们就在那里创设绸业。开始的时候，即雇有工人三百。伊丽莎白时代才传入英格兰而在古代即已盛行于弗兰德之呢绒业，现在里昂及斯皮塔菲尔的绸业，似乎也是这样发生的。这样发生的制造业，因为是仿效外国，所以，大部分使用外国材料。当威尼斯初有制造业时，一切材料，都从西西里及利文运来。更久以前的路卡制造业，其所用的材料亦产在外国。桑树的培植，蚕虫的饲养，在十六世纪以前，意大利北部人似乎还不大知道。种桑养蚕的技术，在查理九世时代，才传入法国。弗兰德制造业所用的羊毛，主要来自西班牙和英格兰。西班牙羊毛，虽然不是英格兰毛织物最初采用的材料，却是适于远地销售的毛织业最初所采用的材料。现时里昂制造业所用的丝，亦大半是外国产；而且，在它初建时，就全部或几乎全部是外国产。斯皮塔菲尔制造业所用的材料，大概一向全部都不是英国产物。象这样的制造业，大部分是因少数人的计谋而创办的，所以设立的地址，有时是滨海的都市，有时是内陆的都市，视这少数人的利害关系和主意而定。

有时，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是自然而然地由家用品制造业和粗物制造业逐渐改良而成的。我们说过，即最贫陋的国家，亦常有家用品制造业和粗物制造业。由这种制造业逐渐改良而生的制造业，大都使用本国出产的材料；这些材料最初往往是在离海岸很远有时甚至离可通航运的水路亦很远的内地加工的。土壤肥沃的内地，耕作容易，所产物品，除了维持耕者生活所需外，还有很多剩余。这种剩余，因陆运费太贵，航运不便，不易运往外地。因此，出产的丰饶，使粮食低廉，从而鼓励工人住在那里。他们觉得，在那里劳动化在其他地方可获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他们所用的材料是本地出产的，他们把材料加工后，即以制成品，或者说，以制成品的价格，换得更多的材料和粮食。他们节省了由内地到沿河沿海各地或遥远市场的运输费，从而给剩余部分原生产物，增加了一个新的价值。这样，耕者可以比从前更为简易的条件，从这班工人手里取得对他们有用或者使他们满意的物品。对于剩余部分农产物，耕者可取得更高的价格；他们所需耍的其他便利品，又可以较低价格买得。这鼓励农民并使农民有能力进一步改良土地耕作土地，因而增加剩余的广量。土地肥沃，使制造业诞生，而制造业的发展，又转过来增进土地的出产力。制造业最初仅供应本地；后来，作品精致改良了，便能供应远地的市场。因为，原生产物甚至粗制造品很难担负由陆运运往远地的费用，而精制造品却不会成到这种困难。精制造品，在小容积中，常包含大量原生产物的价格。例如，一匹精制呢绒，虽仅重八十磅，但所含价格，却不仅是八十磅羊毛的价格，而且，有时，还包含着几千磅谷物，即各种工人及其直接雇主的生活资料的价格。这种谷物，如果以谷物的原形运往海外，定然是极困难的。但若以精制品的形态运往，则虽运往最远的角落亦很容易。利斯、赫利法克、设菲尔德、伯明翰、沃弗汉普顿等地的制造业，就是按照这个方式，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这种制造业是农业的结果。其推广与改进，在欧洲现代史上，一般迟于那些由对外贸易促成的制造业。在现在在上述各地很繁荣的那些制造业适于外销以前一百多年，英格兰就以其用西班牙羊毛为原料的精制呢绒业著名于世了。前一类制造业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推广、改进的，而农业的推广与改进，又是国外贸易和直接由此而产生的制造业的最后和最大的结果。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面说明。

第四章  都市商业对农村改良的贡献

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有所贡献，其贡献的途径有三。

一；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易的市场，从而鼓励了农村的开发与进一步的改进。受到这利益的，不仅仅是都市所在的农村。凡与都市通商的农村，都多少受其实惠。它们为此等农村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提供了市场，结果就鼓励了其产业和产业的改进。当然，靠近都市的农村，所得实惠，自必最大。其原生产物的运输，所费既较省，所以，与较远农村的产物比较，商人们即使付给生产者较高的买价，但对于消费者，取价却仍可一样低廉。

二，都市居民所获的财富，常用以购买待售的土地，其中很大一部分往往是向未开垦的土地。商人们都渴望变成乡绅。而且，在他们变成了乡绅的时候，他们往往最能改良土地。商人与乡绅不同。乡绅是一向奢侈惯了的，他只会花钱，从来不会想到赚钱。商人却常用钱来经营有利事业，他用一个钱，就希望在这一个钱回来的时候，带回一些利润。他们这种不同的习惯，必然会影响他们在一切事业上的性情和脾气。商人往往是勇敢的事业家，乡绅往往是胆怯的事业家。就商人说，如果他觉得投下大资本来改良土地，有希望按照费用的比例增大它的价值，他就毫不迟疑地马上去做。但乡绅很少有资本，即使有些资本，也很少敢如此来使用。如果他真的着手进行改良，所用以改良的，亦往往不是资本，而是每年收入的剩余。设你幸而住在四周农村多未开垦的商业都市中，你当能看到商人在这方面的活动，比乡绅是活跃得多啊。此外，商人由经商而养成的爱秩序、节省、谨慎等各种习惯，也使他更适合于进行土地上的任何改良，不愁不成功，不愁不获利。

三，农村居民一向处在与其邻人的战争和对其上司的依附状态中。但工商业的发达，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这一种效果，是最重要的，但却不为世人所注意。据我所知，曾注意此点的作家，迄今只有休谟先生。

在既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制造业的农村，一个大地主，对维持耕作者所剩余的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既无物可以交换，就无所谓地把它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这剩余部分，如足够养活一百人，他即用以养活一百人，如足够养活一千人，他即用以养活一千人。舍此以外，实无其他用途。所以，他的周围常有成群的婢仆和门客。他们依赖他的给养，既无任何等价物品为报酬，就服从他，象兵士服从国王一样。在欧洲工商业尚未扩张以前，大人物和大富翁，上自王公，下至小领主，其待客的阔绰，都超过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例如，威斯敏斯特大厅，为威廉·鲁弗斯的饭厅，然而常有人满之患。托马斯·伯克特常以清洁的草秣，铺于厅的地上，使坐不到座位的坐地就食的武土文人，不致染污他们崭新的衣裳。据说，瓦维克大公每日在各庄园所款待的宾客，达三万人；此或言过其实，但数目必很大，否则不会被夸大到如此程度。我们知道，不多几年前，苏格兰高地一带，仍盛行近似这种规模的款客，而在工商业很不发达的民族，这种风气，似乎也很普遍。波科克博士说：“我曾见一阿拉伯酋长，在他售卖牲畜的市中，当街宴请一切行人，即普通乞丐，亦在被邀之列。”

佃耕者依赖大领主，无异于他的婢仆。他们即使不是贱奴，也是可随意退租的佃农。他们所纳的地租，无论就任何方面说，也不能与土地所提供的生活资料等价。数年前在苏格兰高地一带，足维待一家生活的土地，普通所纳地租，仅为一克郎、半克郎、一羊、一小羊而已。有些地方，现在依然如此；而且现在该处的货币，与他处比较，也并不能购买更多的商品。其实，在一个大庄园所产的剩余产物必须在本庄园内消费的农村，为地主便利打算，与其在家中消费这全部剩余，不如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消费其一部分，如果消费它的人们，是象门客家仆一样，听从自己号令的话。这样，他可省去许多麻烦，伴侣不至过多，家庭不至过大。仅付比免役租多一点的地租，而占有能维持一家生活的土地的可随意退租的佃农，其从属于领主，无异于婢仆、家奴。他们须绝对服从领主的命令。这种领主，在佃农家里养佃农，与在自己家里养婢仆、家奴，无甚区别。婢仆和佃农的食粮都来自领主的恩施。恩惠是否继续则取决于领主的高兴。

在这情况下，大领主对于其佃农和家奴，必然有一种驾驭的权威。这种权威，便是一切古代贵族权力的基础。他们在平时，是境内居民的裁判者，在战时，是境内居民的统领者。他们有统率境内居民以抗不法者的权力，所只在境内成了治安的维持人，法律的执行者。没有任何其他人拥有这样的权力，国王也没有这权力。国王在古代，不过是领土内最大的领主，其他领主，只为共同防御共同敌人，才给他一定程度的尊敬。如果国王要依靠自己的权力，强制某大领主领地内人民偿还小小的债务，那里居民都守望相助，恐怕国王所要花的力量，几乎将等于消灭一个内战所花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将大部分农村的司法权，交给能执行法律的人，不得不把统辖民军的权力，交给能统辖民军的人。

说这种地方性裁判权起源于封建法律，实是一个错误。不仅最高的民事刑事裁判权，在欧洲尚不知有所谓封建法律以前数百年，即已掌握在大土地领有者手中。而且一切募兵权、铸币权、制定地方行政法规权，也已在这时候掌握在大领主手中了。英格兰被征服前的萨克逊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并不下于被征服后诺尔曼各领主所掌握的统治权与裁判权。但我们不可设想，直到被征服以后，封建法律才成为英格兰习惯法。在法兰西，领主统治仅、裁判权的发生先于封建法律的发生，尤为不容置疑的事实。这种种权力，无疑会随着上述各种财产制度与风习而产生。且不讲古代英法两王国吧，我们就在晚得多的时代也可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这种种结果必随这种种原因而发生。不到三十年前，苏格兰洛赫巴地方，有个叫做克默伦的绅士，不是贵族领主，甚至不是一个大佃农，不过是亚盖尔公爵的一个家臣罢了。他既没有获得正式的委任状，又不是治安推事，却对其民众执行最高的刑事裁判权。据说，他的审判裁判，虽无司法仪式，却很公正。也许在当时当地的情形下，他为维持公共治安计，不得不出面承揽这权力。这位绅土，每年得租不过五百镑，1745年率领八百人参加了斯托亚的起义。

封建法律的推行其目的决不是想扩大封建领主的权力，倒可只看作是想把他们的权力缩小。自国王以下，直到最下级的领主，都由封建法律妥为制定等阶，各有各的职守和义务。在领主未成年时，该领主所有的土地的地租归其直接上司领受，土地管理权亦归其直接上司掌握。结果，各大领主未成年时，他们土地的地租和对土地的管理权也都归于国王。国王对于这种未成年的领主，尽保护教育的责任，并以监护人的资格，为之婚娶，不过选择的对象，要身分相称。但是，这种法律，虽本意要加强国王的权力，削弱大领主的权力，但仍不能使乡村居民得有安宁的秩序官良好的政府，因为它不能彻底改变纷乱状态所由而起的财产制度与风习。政府的权力仍过小，贵族的权力仍过大，而贵族权力过大，正是政府权力过小的原因。封建等阶制度虽然确立了，国王仍不能制服大领主。大领主，依然横暴如故。他们相互间依然不断地任意作战，甚至常常对国王作战。广大的乡野仍呈一片强取豪夺和骚乱的景色。

然而，封建法制凭一切强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却由国外商业和制造业潜移默化，逐渐实现。国外商业与制造业的兴起，渐使大领主得以其土地的全部剩余产物与他物交换。由此而得的物品，于是无须与佃农和家奴共享，而完全由自己消费。完全为自己不为他人，这似乎是一切时代为主子者所遵守的可鄙格言。所以他们一发现了由自己来消费所收地租的全部价值的方法之后，他们就不愿再和别人共同享受这价值。他们就宁愿把足以维持一千人一年生活的粮食或其价格，用来换取一对金钢石纽扣或共他同样无用而无意义的东西，随而也把这粮食所能给他们带来的权威一并舍弃了。但金钢石纽扣是由他自己独享、无人与他共享的。至于以前的花费方法，他至少要与一千人共享。这区别是非常明显的，要作出取舍的决定，有赖于明智的判断。于是，为了满足最幼稚最可鄙的虚荣心，他们终于完全舍弃了上述权威。

在无国外贸易又无精制造业的国家，每年有一万镑收入的人，除了以这一万镑养活一千家人家使其俯首听命以外，也许就没有其他的消费方法。但在现在的欧洲，每年有一万镑收入的人，不必直接养活二十人，不必直接使唤无使唤价值的仆役十多人，却可消费其全部收入。事实上，他通常也是这样做。他间接维持的人，也许和往昔消费方法所雇用的一样多或是更多。他以全部收入所换得的宝物量，也许很少，但为采集制造这宝物而被雇用的工人，却必然很多。这种宝物的昂贵价格，大都由于这些工人的工资及其直接雇主的利润所造成。他直接支付宝物的价格，即间接支付这一切工资与利润，从而间接维持了这些工人及其雇主的生活。不过，他对于他们各人的贡献，却只是他们全年生活费的极小部分。他们各人每年的生活费，来自他一个人的，少数占全部的十分之一，许多占全部的百分之一，有些则尚不及千分之一，万分之一。他虽然对维持他们全体的生活有所贡献，但他们全体的生活，都不一定要他维持，所以，对于他，他们就多少是独立自主的了。

在大地主以地租维持佃农和门客的生活时，他们是各自维持各自的佃农和门客的生活。但在他们以地租维持商人工匠时，他们全体所能养活的人数也许和往昔一样多，而且由于乡村式的款客方法难免浪费，现在所能养的，也许比往昔还多。但是，分开计算，他们每个人对这较大人数中每个人的生活费所贡献的往往极微。每个商人或工匠的生活费，都不是得自一个顾客，而是得自千百个不同的顾客。他在某程度上，虽要仰给于他们中每一个人，但不绝对仰赖他们中任何一个人。

大地主的个人消费，就在这情况下逐渐增大起来。因此，他所养活的门客，就非逐渐减少以至全部打发掉不可。由于同一理由，不必要的佃农，亦非逐渐打发不可。农田加大了，而地主不顾对裁减佃农的怨言，却仍把佃农人数减少到按照当时不甚完善的耕作和改良情况耕作所需要有的最少人数。由于尽数打发了不必要的寄食者，由于逼着佃农缴出农田所能提供的全部价值，地主所得的剩余，或者说剩余的价格，逐渐增大了。这个较大的剩余，商人和制造业者又给他提供方法，使能由他自己来消费，象前此消费其余部分一样。个人消费增大这个因素，又驱使地主们渴望所得地租，能超过现在改良状态下土地所能提供的数额。但这样土地就要进一步改良，佃农就要增加费用，如果租佃期限不够长，不足以使他收回这增加的费用及其利润，他决不会同意地主加租的要求。他定要延长租期。地主们爱好浮华，要扩大用度，终于承认佃农的条件。这就是长期租地权的起因。

可随意退租的佃农，耕作土地，给付十足的代价，他并非完全隶属于地主。他们彼此所得的金钱上的利益，是相互的，是平等的。可随意退租的佃农，不会牺牲生命与财产来为地主服务，而在租期延长后，他就简直是独立自主的了。除了按照租约或习惯法，地主不要想他作一点其他事情。

佃农既已独立，门客又已打发掉，大领主就不能再干涉法律的正常的执行，不能再扰乱地方的治安了。他们那与生俱存的权利已经卖掉，然而，出卖的目的，不是象伊骚那样为了饥饿，为了必需，却仅仅为了耳目玩好，仅仅为了为儿童所玩乐而非成人所应追求的宝石钻戒。因此，他们就象城市中的殷实市民或商人一样平庸了。于是，在城市，在乡村，都设立了正常的政府。没有谁能扰乱都市的政治，也没有谁能扰乱乡村的政治了。

下述一事，或与本题无关，但不妨在此一提。即以大宗地产，由父传子，子传孙，传至许多世代的世家，在商业国，是极罕见的。反之，在商业不盛的国家，如威尔斯，如苏格兰高地，则极普通。阿拉伯历史，充满着贵族的世系；有一位鞑靼可汗，著了一部历史，曾经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其中，就全是关于贵族的世系。这可证明，古世家在这些国家是极普通的。在富人收入只能用于养活尽量多的人的国家里，富人的用度很少过分，他的仁爱心似乎难得热烈得使他企图养活超过他所能养活的人数。但在收入的最大部分归个人消费时，他的用度就往往极无限制；因为他的个人虚荣心，是无限制的、永远满足不了的。所以，在商业国，即使有极严厉的法规取缔挥霍浪费，长期富裕的家庭仍属罕见。但在商业不盛的国家，即使没有法规取缔，亦多长富之家。象鞑靼和阿拉伯那样的游牧民族，财产不易消费，取缔浪费的法规，亦无设立的可能。

对于公众幸福，这真是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但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级。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工匠，虽不象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为一己的利益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一个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于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

因此，在欧洲大部分地方，城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与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

但是，这种发展，既与自然趋势相反，当然是迟缓和不确定的。试一比较以工商业为国富基础的欧洲各国的缓慢进步，与以农业为国富基础的我国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进步吧。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居民数目，在将近五百年中，未增加一倍。我国北美殖民地有些地方，却是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就增加了一倍。在欧洲，长男承继法和各种永久所有权，使大地产不能分割，因而使小地主不能增加。我们知道，小地主对其有限士地十分熟悉，爱护备至。他不但喜欢开发它，而且喜欢改良它。他在各种耕作者中要算是最勤勉、最聪明、最常成功的了。加之，长男承继法和永久所有权，又使许多土地不能出卖，常使购买土地的资本多于待售的土地，从而使土地常以独占价格出售。土地所得的地租，常不足以支付买价的利息，至于修补费，及其他各种意外费用，更不用说。所以，购买土地，在欧洲，是小资本利润最少的用途。固然有些不再经营工商业了的人，为图安全起见，亦有时愿把小资本用来购买土地。还有些从别个来源取得收入的专门职业家，亦常因要保储蓄的安全，喜投资购买土地。但是，一个青年，如果不愿从事工商业，而用二三千镑资本购买一小块土地来开发，固然也可希望生活愉快，不依靠人，但要希图成为大富翁、大名人，就绝不可能了。如果他把资本用于别的用途，他就可望发大财或享大名，和别人一样。而且，这样的青年人，虽不希望成为地主，但大都不愿为农民。这样，任人购买的土地既少，土地的卖价又高，结果，使许多原来可能用于改良土地开发土地的资本都不投到这方面来。反之，在北美洲，则有五六十镑的资本，便足够用来开办一个农场。那里，未开垦土地的购买与开发，既为最大资本最有利的用途，亦为最小资本最有利的用途。在那样的地方，这既是最直接的致富方法，也是最直接的成名方法。那里的土地，几乎可全无代价取得，即使须出代价，亦比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少得多。这种事在欧洲是绝不可能的；在土地早已成为私有财产的任何国家都是不会有的。可是，当一个大家庭的家主死时，所遗土地财产若能平均分配于各个儿女，则所遗地产，大都有出售的日子。待售的土地就会增加，土地就不能再以独占价格出售。土地的自由地租，这样将渐足抵付买地地价的利息；以小额资本购买土地，亦将和其他用途同样有利。

英格兰，因土壤天然肥沃，因海岸线与全国面积相比甚长，又因有许多可以通航的河流流贯其间，使内陆各地，能有水运之便，所以，与欧洲任何大国比较，都一样宜于国外通商，一样宜于经营远地销售的制造业，一样宜于上述情况所能引起的种种改良。此外，自伊丽莎白即位以来，英国立法，都特别注意工商业的利益；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即荷兰亦不例外，其法律一般地说，能这样有利于此种产业。所以，英国工商业就在这整个时期内不断地向前发展起来。无疑，农村的开发与改良，亦不断地在进步；但其进步，似较迟缓，不如工商业的迅速。大部分土地，也许在伊丽莎白时代以前就耕种了，可是还有很大部分，仍全未耕种，至于已耕种的土地，其耕作状况，大部分亦未尽满人意。不过，英格兰的法律，不仅由保护商业而间接鼓励农业，且有若干对农业直接加以奖励。除歉收年度外，谷物输出，不仅自由，且有奖金。在收获一般的年度，外谷输入，又有等于禁止输入的关税。除了来自爱尔兰的以外，活牲畜的输入一向是禁止的，而且准许从爱尔兰输入亦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在两种最重要的土地生产物即面包与家畜肉上，土地耕作者实享有一种独占，他人无从染指。这种奖励，虽象我后面指出的那样到底全是幻想，但由此至少可以推知英国立法当局，实有赞助农业的美意。而最重要的是英格兰法律对于国内农民曾竭尽所能使其安定独立而受人尊敬。所以，在长男承继法尚未消灭，什一税继续征收，与法律精神相反的永久所有权有时仍然有效的国家中，英格兰总算是最鼓励农业的国家了。但英格兰农业的情况，仍是如此。设使农业除了由于商业进步而间接得到鼓励以外，没得到法律的直接鼓励，政府袖手旁观，听任农民的处境停留于与欧洲其他各国相同的状态，那末，农业将呈现何种情况呢。伊丽莎白即位迄今已二百余年了。这悠长的期间，是人类繁荣阶段通常所能持续的最久期间。

在英格兰成为大商业国以前大约一百年，法兰西的对外贸易很可观。照当时人的设想，似在查理第八远征那不勒斯以前，法国的航海业就已很可观。但就全体说，法兰西土地的耕作与改良，逊于英格兰。法国法律从未给予农业以直接的奖励。

西班牙与葡萄牙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国外贸易，虽多由外国船舶装运，但很可观。西班牙葡萄牙对他们殖民地的国外贸易，由本国船装运，这贸易因殖民地富饶广大，尤为巨大。然而，如此巨大的国外贸易，并不曾在这两国内引起任何重大的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甚至，这两国的土地亦尚有大部分未曾开垦。就国外贸易说，在欧洲各大国中，除意大利外，葡萄牙历史最久。

由于国外贸易及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而使全国土地全部得到开发与改良的国家，在欧洲，似乎只有一个意大利。据古西亚迪尼说，在查理第八侵入以前，意大利不但最平坦最肥沃的农村已经耕种，而且最多山最荒芜的地区也同样已经耕种。这个国家所处的相当有利的地位，以及在这个国家里存在的大量独立小邦，对于上述土地的全面开垦或不无贡献。然而，这位贤明的近代历史家虽这样说，但那时意大利的土地垦作，不及今日的英格兰也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通过工商业而获得的资本，除非其某一部分已在土地耕作与改良事业上得到保障和实现，总是极不确定的财产。说商人不一定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公民，这句话真是不错。究竟在何处营业的问题，在他似乎没有多大意义；如果他们对甲国成到一种厌恶，那怕顶微小，亦可使他把资本从甲国迁到乙国。跟着资本的迁移，资本所维持的产业，亦必移动。在资本尚未散在地面上，成为建筑物，成为土地永久改良物以前，那资本决不能说属于某一国。据说汗萨同盟大部分都市都拥有大财富，这财富如今到哪里去了呀，除了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模糊的历史中外，厦是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甚至它们中某些城市究竟坐落在什么地方，其中有些的拉丁文名称究竟属于欧洲的哪些都市，也不易确定。但是，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意大利所遭的灾祸，虽然使伦巴迪亚和托斯卡纳所属各城市的工商业大为衰落，但这些地方，至今仍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土地耕作最良的地方。弗兰德在内战后又受西班牙的统治，这些虽然延去了安特卫普·根特、布鲁哲斯的大商业，但弗兰德至今仍为欧洲财富最多、人口最稠密耕作最进步的地方。战争与政治上的一般变革，可以容易地使以商业为唯一来源的富源趋于耗竭。通过比较可靠的农业改良而产生的富源就比较持久得多，除了由于敌对蛮族的侵凌而引起的持续一二百年之久的比较激烈的大变动，如罗马帝国崩溃前后西欧的大变动外，其他事件都破坏不了。

序论

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关于这两个主义，我将尽我所能，作详细明了的说明，而且将从重商主义开始。这是近世的学说，在我国今日又最为人所理解。

第一章  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的原理

财富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这一通常流行的见解，是自然而然地因货币有两重作用而产生的。货币是交易的媒介，又是价值的尺度。因为它是交易的媒介，所以，我们用货币，比用任何其他商品，都更容易取得我们所需的物品。我们总是觉得，获取货币是一件要事。只要有货币，以后随便购买什么，都没有困难。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我们便用各种商品所能换得的货币量，来估计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有很多货币的人，被称为富人；只有极少一点货币的人，被称为穷人。俭朴的或想发财的人，被说成是爱货币的人；不谨慎的、不吝啬的或奢侈的人，被说成是漠视货币的人。发财等于是有了货币。总之，按照通俗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

象富人一样，富足的国家往往被认为拥有很多货币。在任何国家，贮积金银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美洲发现后，有一个时期，西班牙人每到一个生疏的海岸，第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近处有无金银发现。他们就根据这种情报，判定那个地方有没有殖民的价值，乃至有没有征服的价值。以前，法兰西国王特遣僧人普拉诺·卡尔比诺去见有名的成吉思汗的一位王子。据这位大使说，鞑靼人所常常问到的，只是法兰西王国的牛羊多不多。他们的问题和西班牙人的问题有同样的目的。他们想要知道那个国家是否十分富足，值得他们去征服。鞑靼人和其他一切牧畜民族，大都不知道货币的用处；在他们中间，牲畜便是交易的媒介，便是价值的尺度。所以在他们看来，财富是由牲畜构成，正如在西班牙人看来，财富是由金银构成一样。在这两种看法中，鞑靼人的看法也许最接近于真理。

洛克先生曾指出货币与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各种动产是那么容易消耗，以致由这等动产构成的财富不太可靠；今年富有这等动产的国家，即使毫无输出，只要是奢侈浪费，明年就可能很缺少这等动产。反之，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它虽然会由这个人转给那个人，但若能使它不流出国外，就很不容易浪费消耗。所以，在他看来，金银乃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固最可靠的部分；他认为，由于这个缘故，增加此等金属，应当是该国政治经济的大目标。

另一些人却以为，一国如能脱离全世界而存在，则国内流通的货币无论多少，都毫无关系。借这种货币而流通的可消费物品，只会换取或多或少的货币；他们认为，这样的国家实际上是富是贫，完全取决于此等可消费物品的丰饶或稀少。但对于那些同外国发生联系，而且有时不得不对外作战，因而有必要在远地维持海陆军的国家，他们的看法却又不同。他们说，除了送出货币来支付给养，否则就无法在远地维持海陆军，但要送出货币，又非先在国内有许多货币不可。所以，每个这样的国家都必须尽力在和平时期累积金银，一旦需要，才会有财力进行对外战争。

由于有这些通常流行的见解，欧洲各国都尽力研究在本国累积金银的一切可能的方法，虽然没有多大成效。西班牙和葡萄牙是以此等金属供给欧洲的主要矿山占有者，它们曾以最严厉的刑罚或苛重的关税禁止金银输出。往时，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似乎也都采用类似的禁止办法作为它们政策的一部分。在某些古代苏格兰议会法案里，我们会出乎意料地发现，亦曾以重刑禁止金银输出国外。法兰西和英格兰古时候也曾采用同样的政策。

当那些国家成为商业国时，商人们在许多场合总感到这种禁令非常不便。他们以金银为媒介，向外国购买他们所需要的物品，输入本国或运往别国，比用任何其他商品为媒介，往往都更为有利。因此他们反对这种禁令，认为它妨害贸易。

他们说，首先，为购买外国货物而输出金银，未必会减少国内的金银量。反之，还往往会增加那种数量；因为，如果外货消费额并不因此而在国内增加，那些货物就可再输出国外，以高利润在那里售出，所以，带回来的财宝也许会比原来为购买货物而输出的金银多得多。托马斯·孟把这种国外贸易的作用同农业的播种期和收获期相比较。他说：“如果我们只看见农夫在播种时期把很多优良谷物撒播到地里去的行为，我们一定会把他看做一个狂人而不是农夫。但如果我们再考察他在收获期间的劳动，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行为是既有价值又有很大的收获的。收获才是他努力的目的。”

第二，他们说，这种禁令并不能阻止金银输出，因为金银价值大体积小，极容易向外走私。他们以为，只有适当地注意所谓贸易差额，才能防止这种输出。当一国输出的价值大于输入的价值时，外国就欠它一个差额，那必然以金银偿还，从而增加国内的金银量。当输入的价值大于输出的价值时，它就欠外国一个差额，这必然也以金银偿还，从而减少国内的金银量。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禁止金银输出，就不但不能阻止金银输出，而且将使金银输出加多一层危险，从而使金银输出加多一层费用。所以，在这种禁令下，汇兑将更不利于有逆差的国家；购买外国汇票的人，对于售卖外国汇票的银行，不仅要对运送货币的天然风险、周折与费用付出代价，而且要对由于禁止金银输出而产生的意外风险付出代价。汇兑愈是不利于一个国家，贸易差额亦必然愈是不利于这个国家。与贸易差额顺差的国家比较，贸易差额逆差的国家的货币价值必定相应地低得多。譬如，英、荷两国间的汇兑，若百分之五不利于英国，则在汇兑时便须以英银一百零五盎斯购买荷银一百盎斯的汇票。英银一百零五盎斯既然与荷银一百盎斯的价值相等，故亦只能购得相应数量的荷兰货物。反之，荷银一百盎斯却与英银一百零五盎斯的价值相等，故亦可购得相应数量的英国货物。总之，售给荷兰的英国货物将以低得那么多的价格出售，而售给英国的荷兰货物又将以高得那么多的价格出售，这都是由于汇兑的这种差额。英国货物所换回的荷兰货币少得那么多，而荷兰货物所换回的英国货币却多得那么多。所以，贸易差额就必然在那么大的程度上更不利于英国，必须把更大数量的金银输往荷兰，以弥补差额。

以上的议论有一部分是有理由的，有一部分却是强辞夺理的。认为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往往有利于国家的议论，是正确的。认为在私人觉得金银输出有利时，禁令不能防止金银输出的议论，也是正确的。但他们如下的议论却是强辞夺理，即：要保持或增加本国的金银量，比要保持或增加本国其他有用商品的数量，需要政府更大的关心；自由贸易能确保这些商品的适量供应，毋需政府给予那样的关心。他们又说，汇兑的高价必然加剧他们所谓的贸易差额的不利程度，或导致更多的金银输出，这样的说法也是强辞夺理。诚然，这种高价极不利于该欠外国债务的商人。在购买外国汇票时，他们要以高得那么多的价格付给银行。但是，虽然由禁令而产生的风险可能使银行索取额外费用，却未必会因此而输出更多的货币。这种费用，一般是在走私时在国内支付的，它不会使人在所需汇出的数目以外，多输出一文钱。汇兑的高价，也自然会使商人努力平衡他们的输出和输入，使他们尽量缩小他们的支付额。此外，汇兑的高价必定会产生类似课税的作用，因为它增高外货的价格，从而减少外货的消费。所以，汇兑的高价不致于增加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谓的贸易逆差额，因而也会减少金银的输出。

尽管这样，那些议论却使听取它们的人深信不疑。它们是由商人们向国会、王公会议、贵族和乡绅们陈述的；是由那些被认为了解贸易的人向那些自认为对这种问题一无所知的人陈述的。贵族及乡绅和商人一样，都从经验中知道，国外贸易可以富国，但对国外贸易如何富国的问题，他们却没有一个懂得清楚。商人们完全知道，国外贸易如何使他们自己富裕。理解这个问题，原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但了解国外贸易如何富国的问题，却不是他们的份内之事了。除了在他们要向国家请求改订国外贸易法案的时候，他们从来不考虑到这个问题。只有在请求改订法律的时候，他们才必须陈述国外贸易的有利结果，才必须陈述现行法律如何阻碍这种有利的结果。他们向那些要对这种事情作出决定的裁判官说，国外贸易可以带货币回国，但国外贸易法却使国外贸易所带回来的货币比没有这种法律的时候少。裁判官听了这个说法，也觉得十分满意。这种议论于是产生了预期的效果。法兰西和英格兰的金银输出禁令，仅以本国的铸币为限。外国铸币和金银块的输出，听其自由。在荷兰和其他一些地方，这种自由甚至扩展到本国铸币。政府的注意力，从对金银输出的监视，转到对贸易差额的监视，而把贸易差额看作能够引起国内金银量增减的唯一原因。他们放弃了一种毫无结果的监督，转向另一个更为复杂、更为困难但却是同样毫无结果的监督。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政治经济的基本准则。内地或国内贸易，尤其重要的是，即那种以同量资本可提供最大收入而又能使本国人民获得最大就业机会的贸易，却被视为只是国外贸易的辅助。据说，国内贸易既不能从外国带货币回来，也不能把货币带出国外。所以，除非国内贸易的盛衰可以间接影响国外贸易的状况，否则它就决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或更加贫困。

没有葡萄园的国家，须从外国取得葡萄酒；同样，没有矿山的国家也无疑地必须从外国取得金银。然而，政府似乎不必更多注意某一物品而更少注意另一物品。一个有资力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会获得它所需要的葡萄酒；一个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决不会缺少那些金属。金银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必须以一定的价格购买；而且，正因为它们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所以其他一切商品也都是那些金属的价格。我们完全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贸易无需政府注意，也总会给我们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可以同样有把握地相信，自由贸易总会按照我们所能购人或所能使用的程度，给我们提供用以流通商品或用于其他用途的全部金银。

在各个国家，人类勤劳所能购入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量，自然会按照有效需求，即按照愿意支付为生产这种商品和使它上市所需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与利润的那些人的需求，自行调节。但按照有效需求而发生的这种调节作用，在金银这种商品上最为容易，也最为准确；这是因为金银体积小而价值大，最容易从一处地方运到另一处地方，从价廉的地方运到价昂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运到不足以满足有效需求的地方。譬如，如果英格兰除自己所拥有的黄金外，其有效需求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黄金，那末一艘兼载客货的定期邮船就可从里斯本或从其他可以购买黄金的地方运来黄金五十吨，用以铸成五百多万几尼。但如果有效需求需要同等价值的谷物，那末以五几尼换一吨谷物计算，输入这批谷物便需载重一百万吨的船只，或每艘载重一千吨的船只一千艘。就是使用英格兰的海军船只，也运载不完。

当一国所输入的金银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无论政府怎样保持警惕也不能阻止其输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严刑峻法，并没能使金银不外溢。从秘鲁和巴西源源而来的输入，超过了这两个国家的有效需求，使金银在这两个国家的价格降低到邻国之下。反之，某国的金银量如不足供应其有效需求，那就会使金银的价格抬高到邻国之上，用不着政府操心去输入金银。即使政府尽力想禁止金银输入，亦决不能生效。莱克加斯所制定的法律设置障碍以阻止金银输入斯巴达，但斯巴达人的充沛的购买力却冲破了这一切障碍。一切严峻的关税法是不能阻止荷兰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把茶叶输入英国的，因为它们比英国东印度公司运来的茶叶便宜一些。一磅茶叶的价格通常以银计算，最高是十六先令，因此一碗茶叶的体积约一百倍于十六先令的体积；如以金币计算，则在二千倍以上。茶叶走私的困难，亦当照此倍数增加。

有许多货物，因体积关系，不能随意由在货充足的市场转移到存货不足的市场，但金银要由金银丰足的市场运到金银缺乏的市场，却很容易。一部分由于这个缘故，金银的价格才不家其他大部分货物的价格那样在存货过多或不足时不断发生变动。固然，金银的价格也不是完全不变动的，但其变动大都是缓慢的、渐进的和齐一的。例如，有人也许没有多大根据地认为，在本世纪和前一世纪的欧洲，金银因不断由西属西印度输入，其价值已经不断地但逐渐地下落。要使金银的价格突然改变，从而使其他一切货物的货币价格立刻发生显著的涨落，那就非有象美洲的发现所造成的那种商业上的革命不可。

尽管如此，一个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如果在任何时候缺乏金银，要想法补足，那就比补足其他任何商品的缺乏都更方便。如果制造业的原料不足，工业必陷于停顿。如果食粮不足，人民必然为饥饿所苦。但如果货币不足，则既可代之以物物交换，又可赊账买卖而每月或每年清算一次，更可用调节得当的纸币来加以弥补。第一种方法很不方便，第二种方法就比较方便了，至于第三种方法，则不但方便，而且有时还会带来一些利益。所以，无论就哪一点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保持或增加国内货币量的关心，都是不必要的。

可是，人们对于货币稀少的抱怨是再普遍不过了。货币象葡萄酒一样，只有那些既没有购买它的资力，又没有贷借信用的人，才一定会经常感到缺乏。而有资力又有信用的人，在需要货币或葡萄酒时很少会感到缺乏。然而抱怨货币稀少的人，未必都是无远虑的浪子。有时，整个商业城市及其邻近地方都会普遍感到货币稀少。营业过度是这一现象的普通原因。稳重的人要是不比照其资本订定经营计划，结果也会象没有量入为出的浪费者一样，既没有购买货币的资力，又没有借贷货币的信用。在计划实现以前，他们的资财就已耗尽，接着他们的信用也完了。他们到处去向人借贷货币，但人家都说没有货币出借。即使这种对货币稀少的普遍抱怨，也并不能经常证明国内流通的金银已失常量，而仅能证明有许多人想望金银但无力支付代价罢了。在贸易的利润偶然较平常为大的时候，无论大小商人都容易犯营业过度的错误。他们输出的货币并不总比平常多，但他们在国内国外都用赊账的方式实进数量异常的货物，运往遥远的市场，希望在付款期前收回货物的代价。如果付款期前不能收回代价，他们手上就没有购买货币的资力，也没有借贷货币的确实担保品了。对货币稀少的普遍抱怨，不是起因于金银的稀少，而是起因于那些求借者难以借贷，以及债权人害怕债款难以收回，不肯出借。

如果力求认真地证明，财富不由货币或金银构成，而由货币所购各物构成，并且只在购买货物时货币才有价值，那就未免过于滑稽。无疑，货币总是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我们已经说过，它通常只是一小部分，并总是最无利可图的一部分。

商人所以普遍觉得以货币购买货物较易，以货物购买货币较难，并不是因为构成财富的更主要的成分是货币而不是货物，而是因为货币是已知的和确立了的交易媒介物，易于和一切物品交换，但要取得货币来交换货物，却不见得那么容易。此外，大部分货物比货币更易于磨损，如果保存它们，可能往往要蒙受大得多的损失。商人有货物存在手上，同有货物价格存在金库相比，更容易发生为他所不能应付的对货币的需求。而且，他的利润直接出自卖货的多，出自买货的少，因此他一般更急于以货物交换货币，而不那么急于以货币交换货物。不过，丰富的货物堆在货栈，不能及时售出，这有时可能成为个别商人破产的原因，但决不能使一国或一个地方遭受同样的灾难。商人的全部资本，往往由容易损坏的、须定用来购买货币的货物构成。但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却只有极小一部分可以预定用来从邻国购买金银。极大部分是在国内流通和消费的。就连运往外国的剩余物品，也常有大部分用来购买他种外国货物。所以，预定用以购买金银的那部分货物，即使不能卖出以换取金银，亦不至使一个国家破产。诚然，它可能遭受某些损失和不方便，也可能不得不采用某种为替补货币所必需的办法。但是，它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却照常一样或几乎照常一样，因为它有同样多的或几乎同样多的可消费资本来维持自己。以货物交换货币，未必总象以货币交换货物那么容易，但从长远看来，以货物交换货币却比以货币交换货物更有必要。除了购买货币，货物还有其他许多用处；但除了购买货物，货币就一无所用。所以，货币必然追求货物，而货物却并不总是或无需追求货币。购买货物的人往往打算自己消费或使用，并不总想再把货物出售，但售卖货物的人却总想再购买。前者购买货物，往往完成了他的全部任务，而后者售卖货物，顶多只能完成他的任务的一半。人们所以需求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他们用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

据说，可消费的物品不久会被破坏，而金银则具有较大的耐久性，只要不继续输出，就可在长时期内累积起来，使国家的真实财富增加到使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所以，以这种耐久的商品交换那些容易损坏的商品，据说是最不利于国家的贸易。不过，我国的铁器也是极耐久的商品，如不继续输出，也可能在长时期内累积起来，使国内锅釜的数量增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如果我们以英国的铁器交换法国的葡萄酒，却又不被看作是不利的贸易。我们一看就知道，随便在哪一个国家，这类用具的数目必然要受实际用途的限制；我们也容易了解，在任何一个国家，锅釜都是用来烹调通常在那里消费的食物的，不必要地增多锅釜是荒谬的；如果食物的数量增加了，要连带增加锅釜的数目就很容易，只要用一部分增加的食物量来购买锅釜，或增加以制造锅釜为业的铁工就行了。我们也同样容易看出，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量都受这类金属的实际用途的限制，或是铸成硬币当通货使用，或是制成器皿当家具使用。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铸币量都受国内借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的支配；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立刻就会有一部分商品被运到有金银铸币的外国，去购买为流通商品所必须增加的铸币量。我们又知道，金银器皿的数量都受国内豪华家族的数目与财富的支配，豪华家族的数目与财富增加了，就很可能会有一部分增加的财富被送到有金银器皿的地方去购买所需要增加的金银器皿。要豪华家族购置多于他们所需要的厨房用具，以增加其快乐，那是荒谬的；同样，要一个国家输入或保留多于它所需要的金银，以增加国富，也是荒谬的。出资购买那些不必要的用具，不仅不能增进而且会减损家庭食品的数量和质量；同样，出资购买不必要那么多的金银，也必然会减少用于衣食住和用于维持人民生计的财富。必须记住，金银无论铸成硬币或制成器皿，同厨房用具一样，都是器具。如果增加金银的用途，增加可以用金银来流通、支配和制造的可消费的物品，就一定会增加金银的数量；但是，如果你想用非常的手段来增加它们的数量，那就一定会减少它们的用途，甚至会减少它们的数量，因为金银的数量必须受其用途的限制。如果金银累积得超过所需的数量，那末，由于金银的运输是那么容易，而闲置不用的损失又是那么大，任何法律也不能防止其立即输出国外。

一国要对外进行战争，维持远遣的海陆军，并不一定要累积金银。海陆军所赖以维持的不是金银，而是可消费的物品。国内产业的年产物，换言之，本国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的年收入，就是在遥远国家购买此等可消费的物品的手段。有了这种手段的国家就能维持对遥远国家的战争。

一国可循三种不同的途径购买远遣军队的饷给与食粮。第一，把一部分累积的金银运往外国；第二，把制造业的年产物的一部分运往外国；第三，把常年原生产物的一部分运往外国。

不妨称为一国累积或贮存的金银，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流通的货币；第二，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第三，由干多年节俭而业已聚存于国库的货币。

这样的金银很少能从一国的流通货币中节省下来，因为在这一方面不可能有多大的剩余。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来把货物流通和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超过必要的数量。流通的渠道必然吸引充足的货币额，但一到饱和就不能再加容纳。但在对外战争的情况下，通常从这个渠道里抽取若干。由于有大量的人遣往国外，国内所要维持生活的人数便大为减少了。国内流通的货物既已减少，为流通货物所必需的货币也必减少。在这样的场合，通常发行大批纸币，如英格兰的财政部证券、海军部证券和银行证券。这些纸币既然代替了流通的金银，就使国家有机会把较大数量的金银运往外国。不过，对外战争费用浩大，而且延续几年，要靠上述办法所提供的资源来维持，那就极不充分了。

熔解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更无济于事。上次战争开始时，法兰西曾使用这种办法，但从这方面所得的利益还不足补偿铸造的损失。

往时，君王累积的财宝曾提供一个大得多而且耐久得多的资源。但在今日，除了普鲁士国王，全欧洲似乎没有一国君王以累积财宝为政策了。

本世纪的历次对外战争，也许是历史上费用最大的战争了，维持这种战争的基金似乎很少依靠流通货币、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或国库财宝的输出。前次对法战争使英国花费了九千万镑以上，其中不但有七千五百万镑新募的国债，而且还有每镑土地税附加二先令的附加税，以及从还债基金中每年借用的款项。这项费用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用在外国，即用在德意志、葡萄牙和美利坚，用在地中海各口岸，用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英格兰国王没有累积的财宝。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有非常大量的金银器皿被熔解。那时人们一向认为，国内流通的金银不超过一千八百万镑。但自从最近金币改铸以来，大家相信那种估计未免过低。因此，我们不妨按照我记得曾经看到或听到过的最夸大的统计，假定我国金银合计达三千万镑。如果战争是用我国的货币来进行的，那末甚至根据这个统计，在六、七年期间内也一定曾经把这数目全部运出运回一共至少两次。如果可以作这样的假设，那就能提供最有决定性的论点来证明政府没有必要注意货币的保存，因为根据这一假定，国内的全部货币一定曾在这么短的时期内在两个不同的时间行着无事地有了往返。可是，在这期间内流通渠道并不显得比平常更空虚，有资力换取货币的人，很少感到货币缺乏。在整个战争时期，尤其是在战争将要结束的时候，对外贸易的利润确较平常为大。这种情况在英国各口岸引起了往往会引起的一种普遍的营业过度现象。这种现象又引起了对货币稀少的不满，而这种不满常常是跟着营业过度现象出现的。许多人缺少货币，因为他们既无资力可以换取，又无信用可以借贷，而且因为债务人觉得难于借贷，债权人也就觉得难于收回。不过，拥有可以换取金银的价值的人，一般都能以他们的价值换取金银。

所以，上次战争的巨大费用的支付，一定主要不是靠金银的输出，而是靠英国某种商品的输出。在政府或政府工作人员同一个商人订约汇款至外国时，这商人就向国外来往通汇处出一期票，他为了支付这张期票，自然会尽力把商品而不是金银运出国外。如果那个国家不需要英国的商品，他就会设法把商品运往别国，购买一张期票，来付清所欠那个国家的款项。把商品运往宜于销售的市场，总可取得相当的利润，但运金银出国，却很难得到任何利润。当这些金属被运往外国以购买外国商品时，商人所获得的利润不是来自商品的购买，而是来自回程货的售卖。但如果他只是为了还债而运出金银，那他就不能换回商品，因而不能得到利润。所以，他自然会绞尽脑汁，用输出商品而不是用输出金银的办法来偿还外债。《英国现状》的作者指出，在上次战争期间，英国输出了大量货物，但没有运回任何回程货来。

除上述三种金银外，在一切大商业国中，还有大量金银块交替地输入和输出，以经营国外贸易。这种金银块象国币在国内流通一样地在各商业国之间流通，可以被看作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国币的流动及其方向，受流通本国境内的商品的支配，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的流动及其方向，则受流通于各国间的商品的支配。二者都用来便利交换，一则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一则用于不同国家的不同个人之间。也许曾动用这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的一部分来进行上一次战争。在一场全面战争的时候，人们自然要认为，这种货币的流动与方向和承平时期不同，它在战场周围流通得更多，交战国军队所需的饷结和食粮都要在交战地点周围及邻近国家购买。但英国每年这样使用的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无论多少，一定要年年购买，而用以购买的，或是英国商品，或是以英国商品换取的其他物品。所以归根到底，仍是商品，仍是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才是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的基本资源。人们认为，每年这样大的费用一定从巨额的年产物中支付，那是很自然的。例如，1761年的费用便在一千九百万镑以上。任何金银的累积都不会能够维持每年这样大的费用。即使是金银，其年产额也无法维持这样大的开支。根据最可靠的统计，每年输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金银一般不会大大超过六百万镑；就某几年来说，还不够支付上次战争四个月的费用。

军队派往遥远的国家，其饷给和食粮要在远地购买。购买这些东西或买进大商业共和国的货币以购买这些东西，要输出若干商品。最宜于为这目的而输出的商品，似乎是制造得比较精巧的工业品，即体积小价值大，因而能以不大的费用运到遥远地方的制造品。一个国家，如果它的产业每年生产这种大量剩余的制造品输往外国，那末，即使它不输出大量金银，甚至没有如此大量的金银可供输出，也能进行一场费用浩大的对外战争好多年。诚然，每年剩余制造品的很大部分必须在这种情况下输出，而它虽给商人带回利润，却不给国家带回任何利润，因为政府向商人购买外国期票，以便在外国购买军队的饷给和食粮。不过，总有一部分剩余制造品的输出，仍可带回利润。在战争期间，政府将对制造业提出加倍的要求。第一，由于购买军队的的给和食粮，政府向外国出了期票，为了付清期票，政府就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以便运往外国；第二，国内通常已经消费掉的外国货物，仍须向外国购买，为了换回这种货物，政府又要求制造业制造商品运往外国。在破坏性最大的对外战争中，大部分的制造业往往会极度繁荣；反之，在恢复和平的时候却往往会衰落下去。它们可能在国家衰落时繁荣，而在国家恢复繁荣时衰落。英国制造业的许多不同部门在上次战争期间和在战后一段时期的不同状况，可作我上面所说的例证。

借土地原生产物的输出而进行费用浩大或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是不相宜的。把大量原生产物运往外国以购买军队的饷给和食粮，费用太大。而且没有几个国家所生产的原生产物，除了足够维持本国居民生活所需外，还能有大量剩余。因此，以大量原生产物输往外国，实无异夺去人民一部分的必要生活资料。至于制造品的输出，情形就有所不同。制造业工人的生活资料仍保存在国内，所输出的仅是他们产品的剩余部分。休谟屡次注意到往昔英国国王不能不断地进行长期对外战争的事实。那时英国除了土地原生产物和若干最粗陋的制造品，就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购买远地军队的饷给和食粮。但原生产物不能从国内消费中大量节省下来，粗制造品和原生产物的运输费用又过于巨大。所以，他们不能长期对外作战，并不是因为缺少货币，而是因为缺少比较精巧的工业品。英格兰的买卖在那时和现在都是以货币为媒介的。那时货币流通量对通常买卖次数和价值的比例，必定和现在相同，更确切地说，必定比现在大，因为那时没有纸币，现在纸币却已代替了大部分金银。在商业和制造业不甚发达的国家，遇有非常事件发生，臣民对君主很难有多大援助，其理由我将在下面说明。所以，在这样的国家里，君主都努力累积财宝，作为预防不测事件的唯一手段。即使没有这种必要，君王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自然会倾向于为累积所必需的节俭。在那样简朴的状态下，甚至君主的消费也不受爱好宫廷豪华的虚荣心的支配，而用于赏赐佃户，款待家臣。虚荣心几乎总是导致浪费，但赏赐和款待却很少引起这种结果。因此，每一个鞑靼酋长都有财宝。查理十二世有名的同盟者乌克兰哥萨克酋长马捷帕的财宝据说很多。梅罗文加王朝的法兰西国王都有财宝。在他们分封儿子时，也把财宝分给他们。撒克逊君王以及征服后最初几个国王，也似乎曾经累积过财宝。每一个新朝代所做的第一件事通常就是夺取前王的财宝，作为获得继承权的最重要的手段。先进的商业国家的君王，却没有累积财宝的同样的必要，因为他们在非常事故发生时，通常都能得到臣民的特别援助。他们累积的倾向也没有那样厉害。他们自然地、也许必然他仿效那个时代流行的办法，他们的消费和领土内各大业主的消费一样，会受豪华的虚荣心的支配。宫廷中毫无意义的装饰一天比一天华丽，其用费之大，不仅阻止累积，而且往往侵及预定供更必要的用途的基金。德西利达斯关于波斯宫廷所说的话，可适用于欧洲一些君主的宫廷。他说：他在那里只看到许多富丽的东西，看不到什么力量；看到许多奴婢，看不到几个军人。

金银的输入，不是一国得自国外贸易的主要利益，更不是唯一利益。经营国外贸易的任何地方之间，毫不例外地都可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这种贸易使剩余物品有了价值。利用这个办法，国内市场的狭隘性并不妨碍任何工艺或制造业部门的分工发展到十分完善的程度。由于给国内消费不了的那一部分劳动成果开拓了一个比较广阔的市场，这就可以鼓励他们去改进劳动生产力，竭力增加他们的年产物，从而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对于彼此进行对外贸易的所有不同的国家，对外贸易都不断地从事完成这些伟大而重要的工作。当然，经营国外贸易的商人一般总是较多地注意供应本国人民的需要和输出本国的剩余物品，较少地注意供应别国人民的需要和输出别国的剩余物品，所以最受国外贸易的利益的，是商人所在的国家，但通商各国也都得到巨大的利益。以金银输入没有金银矿山但又需要金银的国家，无疑是对外贸易业务的一部分，但这是最不重要的一部分。单为了这种打算而经营国外贸易的国家，恐怕在一世纪内还没有机会装满一船金银。

美洲的发现之所以使欧洲变得富裕，并非由于输入金银的缘故。因为美洲金银矿山丰饶，这些金属的价格降低了。与十五世纪相比，现今购买金银器皿所需付给的谷物或劳动，约为当时的三分之一。欧洲每年花费同量的劳动和商品，就能买到大约三倍于当时的金银器皿。但是，当一种商品跌到从前售价的三分之一时，不仅原来有资力购买这商品的人可购买三倍于此的数量，而且许许多多原来没有资力购买这商品的人也能购买；现在有资力购买金银器皿的人数，也许比从前增加到十倍以上，也许增加到二十倍以上。因此，欧洲现有的金银器皿，不仅可能比设若美洲金银矿尚未发现而甚至在其目前进步状态下所会有的金银器皿多三倍以上，而且可能多二十倍乃至三十倍以上。直到现在为止，欧洲无疑地已经获得了实在的便利，不过那确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便利。金银价格的低廉使这些金属不象以前那样宜于充作货币。为了购买同一东西，我们必须携带较多的金银，并在口袋里带一个先令而不象从前那样只带四便士的一个银币。很难说上述的便利和不便利，哪一种较不重要，这两者本来都不会使欧洲的情况发生任何根本的变化。然而美洲的发现确曾使欧洲的情况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美洲的发现给欧洲各种商品开辟了一个无穷的新市场，因而就有机会实行新的分工和提供新的技术，而在以前通商范围狭隘，大部分产品缺少市场的时候，这是决不会有的现象。劳动生产力改进了，欧洲各国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跟着增大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几乎都是新奇的，美洲的许多商品对欧洲来说也是新奇的。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新的交易，它当然对旧大陆有利，但自然对新大陆也同样有利。由于欧洲人蛮横地侵害别人的权利，一件对所有国家本来都是有利的事情，却成为若干不幸的国家遭到摧残和破坏的根源。

几乎同时发生的经由好望角至东印度的航道的发现，也许开辟了一个比美洲更大的国外贸易市场，虽然距离更远。美洲当时只有两个在各方面都比野蛮人优越的民族，它们在被发现后不久就被消灭了。其余的都不过是野蛮人。但是，中国、印度斯坦、日本等帝国以及东印度的几个帝国，虽然没有比较丰富的金银矿山，在其他各方面却比墨西哥或秘鲁更为富裕，土地耕种得更好，一切工艺和制造业更为进步；即使我们相信西班牙各作家关于那些帝国往昔情况的夸大记载，也仍得承认这一点，其实这些作家的话显然是不足置信的。文明富国间交易的价值，总会比文明富国与未开化人和野蛮人交易的价值大得多。但欧洲从美洲贸易所得的利益，却一向比它从东印度通商所得的利益大得多。葡萄牙人独占东印度贸易几乎达一百年之久，其他欧洲国家要把任何货物运到东印度去或从东印度购入任何货物，都须间接经过葡萄牙人之手。上世纪初叶荷兰人开始侵入东印度时，他们把全部东印度的商业交由一家独占公司经营。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随后都仿效他们的先例，所以，欧洲任何大国都没有享受到对东印度自由贸易的利益。这种贸易之所以不及美洲贸易有利的唯一原因是，美洲贸易、即欧洲几乎每一国家对其所属殖民地的贸易是其一切臣民可以自由经营的。那些东印度公司的专营的特权、雄厚的财富，以及这些财富为它们从本国政府获得的惠益和保护，已经引起不少嫉妒。这种嫉妒心理使人往往把它们的贸易看作是完全有害的，因为经营这种贸易的国家每年都输出大量的白银。有关的方面回答说，由于这种不断地输出白银，他们的贸易一般说来可能使欧洲陷于贫困，但对于从事贸易的具体国家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通过输出一部分回程货到欧洲其他国家，这种贸易每年给本国带回的白银数量远远超过输出的白银数量。反对者和答辩者都以我刚才一直在考察的流行的想法为根据。所以，关于他们任何一方，我们都不必多所论述了。由于每年有白银输往东印度，欧洲的银器也许比另一种情况下稍为贵一些，银币所能购买的劳动和商品大概也多一些。在这两个结果中，前者所受的损失很小，后者所得的利益很小，两者都微不足道，不值得社会任何部分的注意。东印度的贸易由于为欧洲商品开辟了一个市场，或者用近似的说法，为那些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一个市场，就一定会增加欧洲商品的年产量，因而也增加欧洲的实际财富和收入。它们至今增加得很少，也许是因为那种贸易处处受到限制的缘故。

关于财富存在于货币或金银之中这一流行的说法，我认为有必要作详尽的考察，虽然这样做难免令人感到沉闷。我已经说过，按照普通的说法，货币往往表示财富；这种词义的含糊使这一流行的见解在我们听来非常熟悉，甚至那些确信这种说法是谬论的人也往往会忘记自己的原则，在推理的过程中把它当做确定不移的、不可否认的真理。英国有几个研究商业的优秀作家在开头就指出，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在于金银，而且在于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种各样可消费的物品。但在他们推理的过程中，他们却似乎把土地、房屋和可消费的物品统统忘记了；他们的论证往往认为：一切财富在于金银，增加那些金属是国家工商业的巨大目标。

但是，财富在于金银，以及无金银矿山的国家只有通过贸易差额、即使输出价值超过输入价值才能输入金银这两个原则既然已经确立，那末，政治经济学的巨大目的就一定变成尽量减少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的输入，尽量增加国内产业产品的输出了。因此，使国家致富的两大手段就是限制输入和奖励输出。

输入的限制有二种。

第一，凡能由本国生产的供国内消费的外国商品，无论从什么国家输入，都一律加以限制。

第二，在对某些外国的贸易中，如果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本国，那就几乎是无论何种货物。只要是从那些国家输入的，都一律加以限制。

这些不同的限制有时采用高关税的方法，有时采用绝对禁止的方法。

奖励输出的方法，有时是退税，有时是发给奖励金，有时是同主权国家订立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

在下述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允许退税。已纳关税或国产税的国内制造品，在输出时往往将课税的全部或一部发还；输入时已经课税的外国商品，如再输出，则有时将课税的全部或一部发还。

奖励金的颁发，用以奖励某些新兴的制造业，或用以奖励被认为应受特殊照顾的其他一些工业。

通过有利的通商条约，本国的货物或商人在某一外国获得了其他国家的货物和商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权。

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不仅使殖民地建立国的货物和商人享有某些特权，而且往往使他们取得独占权。

上述两种限制输入的方法连同四种奖励输出的方法，乃是使贸易差额有利，以增加国内金银量的六种主要的手段，为重商主义所倡导。我将在以下各章分别加以讨论。对于这六种手段有没有所说的把货币输入到国内来的倾向，我将不再多加注意，而主要考察这些手段的每一种对于国家产业的年产物可能有什么影响。这些手段既然会增加或减少国家年产物的价值，显然也一定会增加或减少国家的实际财富和收入。

第二章　论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生产的货物

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的办法限制从外国输入国内能够生产的货物，国内从事生产这些货物的产业便多少可以确保国内市场的独占。例如，禁止从外国输入活牲畜和腌制食品的结果，英国牧畜业者就确保了国内肉类市场的独占。对谷物输入课以高额关税，就给与谷物生产者以同样的利益，因为在一般丰收的时候对谷物输入课以高额关税，等于禁止它的输入。外国毛织品输入的禁止，同样有利于毛织品制造业。丝绸制造业所用的材料虽全系产自国外，但近来也已取得了同样的利益。麻布制造业尚未取得这样的利益，但正在大踏步向这一目标迈进。还有其他许多种类的制造业同样地在英国完全取得了或几乎取得了不利于同胞的独占权。英国所绝对禁止输入或在某些条件下禁止输入的货物，其种类之繁多，不很熟悉关税法的人是简直极不容易猜想出来的。

这种国内市场的独占，对享有独占权的各种产业往往给予很大的鼓励，并往往使社会在那情况下有较大部分的劳动和资财转用到这方面来，那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办法会不会增进社会的全部产业，会不会引导全部产业走上最有利的方向，也许并不是十分明显的。

社会全部的产业决不会超过社会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任何个人所能雇用的工人人数必定和他的资本成某种比例，同样地，大社会的一切成员所能继续雇用的工人人数，也一定同那社会的全部资本成某种比例，决不会超过这个比例。任何商业条例都不能使任何社会的产业量的增加超过其资本所能维持的限度。它只能使本来不纳入某一方向的一部分产业转到这个方向来。至于这个人为的方向是否比自然的方向更有利于社会，却不能确定。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第一，每个人都想把他的资本投在尽可能接近他家乡的地方，因而都尽可能把资本用来维持国内产业，如果这样做他能取得资本的普通利润，或比普通利润少得有限的利润。

所以，如果利润均等或几乎均等，每一个批发商人就都自然宁愿经营国内贸易而不愿经营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宁愿经营消费品国外贸易而不愿经营运送贸易。投资经营消费品国外贸易，资本往往不在自己的监视之下，但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却常在自己的监视之下。他能够更好地了解所信托的人的品性和地位，即使偶然受骗，也比较清楚地了解他为取得赔偿所必须根据的本国法律。至于运送贸易，商人的资本可以说分散在两个外国，没有任何部分有携回本国的必要，亦没有任何部分受他亲身的监视和支配。譬如，阿姆斯特丹商人从克尼斯堡运送谷物至里斯本，从里斯本运送水果和葡萄酒至克尼斯堡，通常必须把他资本的一半投在克尼斯堡，另一半投在里斯本。没有任何部分有流入阿姆斯特丹的必要。这样的商人自然应当住在克尼斯堡或里斯本，只有某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才会使他选择阿姆斯特丹作为他的住处。然而，由于远离资本而感到的不放心，往往促使他把本来要运往里斯本的克尼斯堡货物和要运往克尼斯堡的里斯本货物的一部分，不计装货卸货的双重费用，也不计税金和关税的支付，运往阿姆斯特丹。为了亲身监视和支配资本的若干部分，他自愿担负这种特别的费用。也正由于这样的情况，运送贸易占相当份额的国家才经常成为它通商各国货物的中心市场或总市场。为了免除第二次装货卸货的费用，商人总是尽量设法在本国市场售卖各国的货物，从而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使运送贸易变为消费品国外贸易。同样，经营消费品国外贸易的商人，当收集货物准备运往外国市场时，总会愿意以均等或几乎均等的利润尽可能在国内售卖货物的一大部分。当他这样尽可能地使他的消费品国外贸易变为国内贸易时，他就可以避免承担输出的风险和麻烦。这样一来，要是我可这样说的话，本国总是每一国家居民的资本不断绕之流通并经常趋向的中心，虽然由于特殊原因，这些资本有时从那中心被赶出来，在更遥远地方使用。可是，我已经指出，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同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必能推动更大量的国内产业，使国内有更多的居民能够由此取得收入和就业机会。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同投在运送贸易上的等量资本相比，也有同样的优点。所以，在利润均等或几乎均等的情况下，每个个人自然会运用他的资本来给国内产业提供最大的援助，使本国尽量多的居民获得收入和就业机会。

第二，每个个人把资本用以支持国内产业，必然会努力指导那种产业，使其生产物尽可能有最大的价值。

劳动的结果是劳动对其对象或对施以劳动的原材料所增加的东西。劳动者利润的大小，同这生产物价值的大小成比例。但是，把资本用来支持产业的人，既以牟取利润为唯一目的，他自然总会努力使他用其资本所支持的产业的生产物能具有最大价值，换言之，能交换最大数量的货币或其他货物。

但每个社会的年收入，总是与其产业的全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恰好相等，或者无宁说，和那种交换价值恰好是同一样东西。所以，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假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这种装模作样的神态在商人中间并不普遍，用不着多费唇舌去劝阻他们。

关于可以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洽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

使国内产业中任何特定的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独占国内市场，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而这种管制几乎毫无例外地必定是无用的或有害的。如果本国产业的生产物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同外国产业的生产物一样低廉，这种管制显然无用。如果价格不能一样低廉，那末一般地说，这种管制必定是有害的。如果一件东西在购买时所费的代价比在家内生产时所费的小，就永远不会想要在家内生产，这是每一个精明的家长都知道的格言。裁缝不想制作他自己的鞋子，而向鞋匠购买。鞋匠不想制作他自己的衣服，而雇裁缝制作。农民不想缝衣，也不想制鞋，而宁愿雇用那些不同的工匠去做。他们都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应当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集中使用到比邻人处于某种有利地位的方面，而以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或同样的东西，即其一部分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任何物品。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的行为中是精明的事情，在一个大国的行为中就很少是荒唐的了。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物品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国家的总劳动既然总是同维持它的产业的资本成比例，就决不会因此减少，正如上述工匠的劳动并不减少一样，只不过听其随意寻找最有利的用途罢了。要是把劳动用来生产那些购买比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那一定不是用得最为有利。劳动象这样地不去用于显然比这更有价值的商品的生产，那一定或多或少会减损其年产物的价值。按照假设，向外国购买这种商品，所费比国内制造未得便宜。所以，如果听其自然，仅以等量资本雇用劳动，在国内所生产商品的一部分或其价格的一部分，就可把这商品购买进来。所以，上述管制的结果，国家的劳动由较有利的用途改到较不利的用途。其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不但没有顺随立法者的意志增加起来，而且一定会减少下去。

诚然，由于有了这种管制，特定制造业有时能比没有此种管制时更迅速地确立起来，而且过了一些时候，能在国内以同样低廉或更低廉的费用制造这特定商品。不过，社会的劳动，由于有了此种管制，虽可更迅速地流入有利的特定用途，但劳动和收入总额，却都不能因此而增加。社会的劳动，只能随社会资本的增加而比例增加；社会资本增加多少，又只看社会能在社会收入中逐渐节省多少。而上述那种管制的直接结果，是减少社会的收入，凡是减少社会收入的措施，一定不会迅速地增加社会的资本；要是听任资本和劳动寻找自然的用途，社会的资本自会迅速地增加。

没有那种管制，那特定制造业虽不能在这社会上确立起来，但社会在其发展的任何时期内，并不因此而更贫乏。在这社会发展的一切时期内，其全部资本与劳动，虽使用的对象不相同，但仍可能使用在当时最有利的用途。在一切时期内，其收入可能是资本所能提供的最大的收入，而资本与收入也许以可能有的最大速度增加着。

有时，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某一国占有那么大的自然优势，以致全世界都认为，跟这种优势做斗争是枉然的。通过嵌玻璃、设温床、建温壁，苏格兰也能栽种极好的葡萄，并酿造极好的葡萄酒，其费用大约三十倍于能由外国购买的至少是同样好品质的葡萄酒。单单为了要奖励苏格兰酿造波尔多和布冈迪红葡萄酒，便以法律禁止一切外国葡萄酒输入，这难道是合理的吗？但是，如果苏格兰不向外国购买它所需要的一定数量的葡萄酒，而竟使用比购买所需的多三十倍的资本和劳动来自己制造，显然是不合理的，那末所使用的资本与劳动，仅多三十分之一，甚或仅多三百分之一，也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程度虽没有那么惊人，但却完全是同样不合理。至于一国比另一国优越的地位，是固有的，或是后来获得的，在这方面，无关重要。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一种技艺的工匠比另一种技艺的工匠优越的地位，只是后来获得的，但他们两者都认为，互相交换彼此产品比自己制造更有利。

从独占国内市场取得最大好处的，乃是商人与制造业者。禁止外国牲畜及腌食品的输入，以及对外国谷物课高关税——这在一般丰年等于禁止——虽有利于英国牧畜者与农民，但其有利程度，比不上商人和制造业者从同类限制所得的利益。制造品，尤其是精制造品，比谷物和牲畜，更易于由一国运至另一国。所以，国外贸易，通常以贩卖制造品为主要业务。在制造品方面，只要能占一点点利益，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能使外国人以低于我国工人的产品的价格出售。但在土地原生产物方面，非有极大的好处不能作到这个地步。如果在这情况下准许外国制造品自由输入，也许有几种国内制造业会受其损害，也许有几种国内制造业会完全毁灭，结果大部分资本与劳动，将离去现在用途，被迫寻找其他用途。但土地原生产物最自由的输入，不能对本国农业发生这样的影响。

例如，即使牲畜的输入变得那么自由，但由于能够输入的是那么少，所以对英国牧畜业没有多大影响。活牲畜，恐怕是海运昂于陆运的唯一商品了。因为牲畜能够行走，陆运时牲畜能自己搬运自己。但由海运，则被输运的，不仅是牲畜，而且还有牲畜所需的食料和饮料，要费许多钱，并经过许多麻烦。爱尔兰和不列颠间的海程，距离很短，爱尔兰牲畜的输入，因此较易。最近只允许爱尔兰牲畜在有限时期内输入，但如果允许其永久自由输入，对不列颠牧畜者的利益也不会有很大影响。不列颠靠近爱尔兰海的地方，都是牧畜地。输入的爱尔兰牲畜，必须赶过广大地方，才能到达适当的市场，所费不贷，而且经过很多麻烦。肥的牲畜，不能行走那么远，所以，只有瘦牲畜可以输入，这种输入不会损害饲畜或肥育牲畜的地方的利益，因为减低了瘦牲畜的价值，所以对这些地方是有利的，这种输入只会损害繁畜地方的利益。自从爱尔兰牲畜准许输入以来，爱尔兰牲畜运入不多，而瘦牲畜售价依然高昂这一事实，似足证明，就连不列颠的繁畜地方，也不见得大受爱尔兰牲畜自由输入的影响。据说，爱尔兰的普通人民，对于牲畜的输出，有时曾加以剧烈的反对。但是，输出者如果觉得继续输出牲畜有很大利益，那在法律赞助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克服爱尔兰群众的反对，是很容易的。

此外，饲畜及肥富的地方，必定都是已大加改良的地方，而繁畜地方，却通常是未开垦的地方。提高瘦牲畜的价格，由于增加了未开垦土地的价值，无异是反对改良的奖励金。对于全境都已大加改良的地方，输入瘦牲畜比繁殖瘦牲畜更为有利。因此，现在的荷兰，据说信奉此原理。苏格兰、威尔士及诺森伯兰的山地，都是不能有多大改良的地方，并且看来先天注定要作为不列颠的繁畜场的。准许外国牲畜自由输入，其唯一结果不过是使这些地方不能利用联合王国其他地方日益增加的人口与改良，就是说，不能把牲畜价格抬高到非常的高度，不能对国内比较改良和开垦过的地方课取一种真实的税。

象活牲畜一样，腌食品最自由的输入，也不能对不列颠牧畜者的利益有多大影响。腌食品，不仅是笨重的商品，而且与鲜肉比较，其品质较劣，其价格又因所需劳动和费用较多而较昂。所以，这种腌食品，虽能与本国的腌食品竞争，但决不能与本国的鲜肉竞争。它虽可用作远洋航轮上的食料，以及诸如此类的用途，但在人民食料中，究竟不占大的部分。自认准许腌食品自由输入以来，从爱尔兰输入的腌食品为量仍然不多这一事实，是我国牧畜业者丝毫用不着畏惧这种自由输入的实证。家畜的价格，似乎不曾显著地受到它的影响。

即使外国谷物的输入，也不能对不列颠农业家的利益有多大影响。谷物是比家畜肉笨重得多的商品。四便士一磅的家畜肉和一便士一磅的小麦一样昂贵。甚至在大荒年，输入的外国谷物为数也不多这一事实，可消除我国农民对外国谷物自由输入的恐惧。根据见闻广博的谷物贸易研究者的论文，平均每年输入的各种谷物量，总共不过二万三千七百二十八夸特，只达本国消费额五百七十一分之一。但由于谷物奖励金在丰年导致了超过实际耕作状态所容许的输出，所以在歉年，必然导致超过实际耕作状态所容许的输入。这样一来，今年的丰收，不能补偿明年的歉收。由于平均输出量，必因这种奖励金而增大，所以平均输入量，必因这种奖励金而增大，超过实际耕作状态所需要输入的程度。要是没有奖励金，那末输出的谷物将比现在少，因此逐年平均计算，输入量也许亦比现在少。谷物商人，换言之，在英国及他国间贩运谷物的人，将因此而失去许多生意，遭受很大损失，但就乡绅和农业家说，吃亏却极其有限，所以我曾说，最希望奖励金制度继续实行下去的人，不是乡绅与农业家，而是谷物商人。

在一切人民中，乡绅与农业家算是最少有卑劣的独占精神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光荣。大制造厂企业家，如果发觉附近二十哩内新建了一个同种类工厂，有时会惊慌起来。在阿比维尔经营毛织品制造业的荷兰人，规定在那城市周围六十哩内，不许建设同类工厂。反之，农业家与乡绅，却通常愿意促进邻近各田庄的开垦与改良，不会加以阻止。大部分制造业，都有要保持的秘密，而他们却没有什么秘密，如果他们发现了有利的新方法，他们一般都欢喜把这方法告诉他们邻人，而且尽可能来推广。老伽图曾说：Pius Questus，stabilissimusque，minimeque invidiosus；minimeque male cogitantes sunt， qui in eo studio occupati sunt．（这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从事于这种职业的人，生活最为稳定，最不为人忌恨，他们也最没有不满之念。）乡绅与农业家，散居国内各地，不易于结合，商人与制造业者，却集居于城内，易于结合。他们都沾染城市所盛行的专营同业组合的习气，他们一般取得了违反各城市居民利益的专营的特权，自然竭力没法取得违反所有同国人的专营的特权。保障国内市场独占、限制外国货物输入的方法，似乎就是他们的发明。乡绅和农业家，忘却他们本人地位所应有的宽大心，起来要求谷物及家畜肉供给的独占权，也许是模仿商人和制造业者，而且鉴于他们有意压迫自己，要和他们立于同等的地位。至于自由贸易对他们利益的影响比对商人和制造业者利益的影响少得多这一问题，他们也许没花工夫去考虑。

以恒久的法律，禁止谷物及牲畜的输入，实际上等于规定，一国的人口与产业，永远不得超过本国土地原生产物所能维持的限度。

但是，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以奖励国内产业，似乎一般只在下述二场合是有利的。

第一，特定产业，为国防所必需。例如，大不列颠的国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有多少海员与船只。所以，大不列颠的航海法，当然力图通过绝对禁止或对外国航船课重税来使本国海员和船舶独占本国航运业了。航海法的规例，大要如下：

一、凡与大不列颠居留地和殖民地通商或在大不列颠沿岸经商的船舶，其船主、船长及四分之三船员，必须为英国籍臣民，违者没收船舶及其所载的货物。

二、有许多体积极大的输入品，只能由上述那种船舶或商品出产国的船舶（其船主、船长及四分之三船员为该国人民）输入大不列颠，但由后一类船舶输入，必须课加倍的外人税。若由其他船舶输入，则处以没收船舶及其所载货物的惩罚。此法令颁布时，荷兰人是欧洲的大运送业者，它现在仍是欧洲的大运送业者。但这法令公布后，他们再不能作大不列颠的运送业者了，再不能把欧洲其他各国的货物输入我国了。

三、有许多体积极大的输入品，只许由出产国船舶输入，连使用英国船舶运送也在禁止之列，违者没收船舶与其所载货物。这项规定，可能也是专为荷兰人而设。荷兰那时，象现在一样，是欧洲各种货物的大市场，有了这个条例，英国船舶就不能在荷兰国境内起运欧洲其他各国的货物了。

四、各种腌鱼、鲸须、鲸鳍、鲸油、鲸脂，非由英国船捕获及调制，在输入不列颠时，即须课以加倍的外人税。那时欧洲以捕鱼为业供给他国的，只有荷兰人，现在主要仍是荷兰人。有了这个条例，他们以鱼供给英国，就须缴纳极重的税了。

这航海法制定的时候，英、荷两国虽实际上没有战争，然两国间的仇恨，已达极点。这仇恨在制定这法律的长期议会统治时期已经开始，不久在克伦威尔王朝及查理二世王朝的荷兰战争中爆发了出来。所以，说这个有名法令的有几个条目是从民族仇恨出发的，也不是不可能的。但这些条目却是象深思熟虑的结果同样明智。当时的民族仇恨，以削弱唯一可能危害英格兰安全的荷兰海军力量为其目的，这和经过最冷静的熟思所想出来的正相同。

航海法对国外贸易，即对因国外贸易而增加的财富，是不利的。一国对外国的通商关系，象个别商人对他所交易的人的关系一样，以贱买贵卖为有利。但是，在贸易完全自由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最可能有贱买的机会，因为贸易完全自由，鼓励一切国家，把它所需的物品，运到它那边来。由于同一原因，它也最可能贵卖，因为买者麇集于它的市场，货物售价可尽量提高。诚然，航海法，对来到英国输出英国产物的外国船只，未曾课税。甚至往时输出货物和输入货物通常都要纳的外人税，由于以后若干法令，有大部分输出品，无须再缴纳了。但这一切，都不足减轻航海法对国外贸易的有害倾向。外国人如果因为受我们禁止，或被我们课取高关税，不能来此售卖，也不能来此购买。空船来我国装货的外国人，势必损失从他们国家到大不列颠的船费。所以减少售卖者人数，即是减少购买者人数。这样，与贸易完全自由的时候比较，我们不仅在购买外国货物时，要买得更贵，而且在售卖本国货物时，要卖得更贱。但是，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

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以奖励国内产业，一般有利的第二场合是，在国内对国内生产物课税的时候。在这场合，对外国同样产物课以同额税，似乎亦合理。这办法不会给国内产业以国内市场的独占权，亦不会使流入某特殊用途的资财与劳动，比自然会流入的多。课税的结果，仅使本来要流入这用途的任何一部分资财与劳动，不流入较不自然的用途，而本国产业与外国产业，在课税后，仍能在和课税前大约相同的条件下互相竞争。在大不列颠，当国内产业的生产物课有此等税的时候，通常就对同种类外国商品的输入，课以高得多的关税，免得国内商人和制造业者吵吵嚷嚷地埋怨说，此等商品要在国内贱卖了。

关于自由贸易这个第二种限制，有人认为，在一些场合，不应局限于输入本国而与本国课税品相竞争的那些外国商品，应该扩大到许许多多外国商品。他们说，生活必需品，要是在国内课税，那末不仅对外国输入的同种生活必需品课税是正当的，即对输入本国能和本国任何产业的生产物竞争的各种外国商品课税也是正当的。他们说，这种课税的结果，必然抬高生活品价格，劳动者生活品价格抬高的结果，劳动价格一定跟着抬高。所以，本国产业生产的各种商品，虽没直接课税，但其价格都将因此种课税而上升，因为生产达各种商品的劳动的价格上升了。所以，他们说，这种课税，虽只以生活必需品为对象，但实际上等于对国内一切产物课税。他们认为，为要使国内产业与国外产业立于同等地位，对输入本国而与本国任何商品竞争的任何外国商品，须一律课以与本国商品价格增高额相等的税。

生活必需品税，如英国的石硷税、盐税、皮革税、烛税等，是否必然提高劳动价格，从而提高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我将在后面考察赋税时，加以考察。但是，假定这种税有这后果（它无疑有这后果），一切商品价格象这样由于劳动价格的上涨而普遍上涨的情况，在以下两方面和特定商品由于直接课有特种赋税而涨价的情况有所不同。

第一，这特种赋税能使这特定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什么程度，总可以很准确地判定。但劳动价格一般的提高，可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各种不同劳动生产物的价格，却不能相当准确地判定。所以，要按各种国内商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对各种外国商品课以相当的赋税，不可能做得相当准确。

第二，生活必需品税对人民景况的影响，和贫瘠土壤与不良气候所产生的影响大致相同。食粮价格因此变得比从前昂贵，正象在土壤贫瘠气候不良的情况下生产食粮，需要异常的劳动和费用。在土壤和气候引起天然的穷乏时，指导人民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是不合理的；在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引起人为的缺乏时，指导人民应如何使用其资本与劳动，也是不合理的。很明显，在这两个场合，对人民最有利的是，让他们尽可能适应自己的环境，寻找劳动的用途，使他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能在国内或国外市场占有稍稍优越的地位。他们的捐税负担已经太重了，再给他们课新税，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已经给付过高的价格，要他们对其他大部分物品，也给付过高的价格，作为补救办法，无疑是最不合理的。

这类赋税，在达到一定高度时所造成的祸害，等于土壤贫瘠和天时险恶所造成的祸害。但最普遍征收这类赋税的地方，却是最富裕和最勤勉的国家。其他国家，都经不起这么大的乱政。只有最强健的身体，才能在不卫生的饮食下生存并处在健康状态，所以，只有各种产业都具有最大固有优点和后来获得优点的国家，才能在这类赋税下存在而繁荣。在欧洲，这一类赋税最多的国家，要算荷兰，而荷兰所以继续繁荣，并不是由于有了这一类赋税，象不合理的想象那样，而是由于荷兰有了特殊情况，使得这种赋税不能阻止其继续繁荣。

给外国产业加上若干负担，以奖励本国产业，在上述二场合，是一般有利，而在下述二场合，则有考虑余地。（一）在一个场合，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货物的自由输人，是适当的；（二）在另一个场合，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在自由输入业已中断若干时候之后，恢复自由输入，是适当的。

在什么程度上继续准许一定外国商品的自由输入是适当的，有时成为要考虑的问题的场合是，某一外国以高关税或禁止的方法，限制我国某些制造品输入那国家的时候。在这场合，复仇心自然要驱使我们报复，我们对他们某些或一切制造品，课以同样的关税或禁止其输入我国。各国通常都是如此进行报复的。法国人为了庇护本国的制造业，对于一切能和他们竞争的外国商品，特别喜欢用限制输入的方法。这似乎是科尔伯特政策的大部分。科尔伯特才能虽不小，但在这里，却似乎为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诡辩所欺蒙了，这般商人和制造业者，老是要求一种有害同胞的独占权。现在，法国最有才智的人都认为，他这种行为对法国无利。这位大臣1667年公布关税法，对大多数外国制造品课以极高的关税。荷兰人请求减轻关税不得，于1671年，禁止法国葡萄酒、白兰地及制造品输入。1672年的战事，一部分可归因于这次商业上的争论。1678年尼麦格和约，允荷兰人之请，减轻了这种种关税，荷兰人于是也撤回了输入禁令。英法两国大约是在同一个时候开始互相采用同样的高关税与禁止政策来压迫对方的产业的，但首先采用的似乎是法兰西。从那时以来存在着的敌忾心，使得它们都不肯减轻关税。1697年，英国禁止弗兰德制造的麻花边输入。弗兰德那时为西班牙领地，其政府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以为报复。1700年，英国撤回了禁止弗兰德麻花边输入的禁令，以弗兰德撤回禁止英国毛织品输入的禁令为条件。

为了要撤废大家所斥责的高关税或禁令而采用的报复政策，如果能达到撤废的目的，就可说是良好的政策。一般地说，大的外国市场的恢复，可以抵消由于某些物品价格暂时昂贵而蒙受的暂时的困难而有余。要判断这种报复能否产生那种效果，与其说需要有立法家的知识，不如说需要有所谓政洽家或政客的技巧，因为立法家的考虑，应受不变的一般原理的指导，而狡猾的动物即世俗所谓政治家或政客的考虑，则受事件暂时的变动的支配。在没有撤销这种禁令的可能性的时候，为了要赔偿我国某些阶级人民所受的损害，再由我们自己来伤害我们的利益，不仅伤害那些阶级的利益而且伤害几乎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似乎不是一个好办法。在我们邻国禁止我国某种制造品时，我们通常不但禁止他们同种制造品，而且禁止他们其他几种制造品，因为仅仅前者，很少能绘他们以显著的影响。这无疑可给我国某些部门的工人以鼓励，替他们排除了一些竞争者，使他们能在国内市场上抬高他们的价格。不过，因邻国禁令而蒙受损害的那些我国工人，决不会从我国的禁令得到利益。反之，他们以及我国几乎所有其他阶级人民，在购买某些货物时，都不得不支付比从前更为昂贵的价格。所以，象这一类的法律，对全国课了真实的税，受益的不是受邻国禁令之害的那一阶级工人，却是另一阶级人民。

在外国货物的自由输入已经中断若干时候以后，使在什么程度上或使用什么方式来恢复自由输入才适当成为一个也许是值得深思的问题的场合是，本国的某些制造业，由于一切能和它们的制造品竞争的外国货物，都课有高关税或被禁止输入而扩大起来，能雇用许许多多工人的时候。在这场合，人道主义也许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如果骤然撤废高关税与禁止，较低廉的同种类外国货物，即将迅速流入国内市场，把我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日常职业与生活资料夺去。由此而起的混乱，当然很大。但依据下达二个理由，这混乱也许比一般所想象的小得多。

第一，无奖励金通常亦可输出到欧洲其他各国的制造品，都不会受到外国商品自由输人的大影响。这种制造品，输往外国，其售价必与同品质同种类的其他外国商品同样低廉。因此，在国内，其售价目必较低廉，因而仍能控制国内市场。即使有一些爱时髦的人，有时只因为是外国货，便爱好起来，本国制造的同种类货物，虽价廉物美，亦为他们所不取，然而这种愚行，总不会那么普及，所以对人民一般职业没有显著的影响。我国毛织品制造业、鞍皮业、铁器业中，即有很大一部分制造品，每年不依赖奖励金而输往欧洲其他各国，而雇用职工最多的制造业，亦就是这几种制造业。从自由贸易受到最大损害的，也许是丝制造业，其次是麻布制造业，但后者所受损失比前者少得多。

第二，这样恢复贸易自由，虽将使许多人民突然失去他们通常的职业和普通的谋生方法，但他们不会因此而失业或无生计。上次战争结束时，海陆军裁减了十万以上，所减人数等于大的制造业所雇用的人数，他们顿时失去了他们平素的职业，无疑会感到困难，但他们并不因此便被剥夺了一切职业与生计。水兵的较大部分也许逐渐转移到商船上去服务，在这当中，被遣散的海陆军兵士，都被吸收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受雇于各种职业。十万多惯于使用武器，而且其中有许多惯于劫掠的人，他们的位置起了那么大的变化，却不曾引起大的动乱，也不曾引起显著的混乱。任何地方，流氓的数目并未因此而显著增加，而且，据我所知，除了商船海员外，无论何种职业的劳动工资也未曾减少。要是我们比较兵士和任何种类制造业工人的习惯，我们就可发现，后者改业的可能性比前者大，因为兵土一向赖饷给为生，而制造业工人则专赖自身劳动为生。前者习于怠惰与闲荡，后者习于勤勉与刻苦。由一种辛勤劳动改为另一种辛勤劳动，当然比由怠惰闲荡改为勤劳容易得多。此外，我曾说过，大部分制造业，都有性质相似的旁系制造业，所以，工人很容易从这些制造业的一种转到另一种。而且这类工人的大部分，有时还被雇从事农村劳动。以前在特定制造业上雇用他们的资财，仍将留在国内，按另一个方式，雇用同数的人。国家的资本和从前相同，劳动的需要也和从前相同，或大致相同，不过是在不同地方和不同职业上使用。诚然，海陆军士兵如被遣散，有在不列颠或爱尔兰任何都市或任何地方操任何职业的自由。让我们恢复国王陛下的一切臣民有选择任何职业的天赋自由，象海陆军士兵所享受的那样，换言之，摧毁同业组合的专营的特权、撤废学徒法令（这二者都是对天赋自由的实际侵害），再撤废居住法，使贫穷工人在此他此业失了业的，能在被地彼业就业，无须担心已被人检举，亦无须担心被迫迁移，这样社会与个人，由于某特定制造业工人的偶然遣散而蒙受的损害，就不会大于他们从士兵的遣散所遭受的损害。我国的制造业工人，无疑对国家有很大的功绩，但和以血肉保卫国家的那些人相比，他们的功绩就显得小，对于他们，用不着有更好的待遇。

不能期望自由贸易在不列颠完全恢复，正如不能期望理想岛或乌托邦在不列颠设立一样。不仅公众的偏见，还有更难克服的许多个人的私利，是自由贸易完全恢复的不可抗拒的阻力。如果军队的将校，都象制造业者反对在国内市场增加竞争者人数的法律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反对缩小兵力，都象制造业者鼓动他们工人，以暴力攻击这种法律的提议者那样激烈和那样一致地鼓动他们的士兵，以暴力攻击缩减兵力的提议者，那末要想缩编军队，正如现在想在任何方面减缩我国制造业者既得的危害我们同胞的独占权同样危险。这种独占权，已经在那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某些制造业的人数，他们象一个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一样，不但可以胁迫政府，而且往往可以胁迫立法机关。赞助加强此种独占权提案的国会议员，不仅可获得理解贸易的佳誉，而且可在那一个以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级中，受到欢迎与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案，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案的权力，那末，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不免受最不名誉的侮辱与诽谤，不免受人身的攻击，而且有时有实际的危险，因为愤怒和失望的独占者，有时会以无理的暴行，加害于他。

大制造业经营者，如果由于在国内市场上突然遇到了外国人竞争，不得不放弃原业，其损失当然不小。通常用来购买材料支付工资的那一部分资本，要另觅用途，也许不会十分困难。但固定在工厂及职业用具上的那一部分资本，其处置却不免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对于他们的利益，公平的考虑，要求这种变革不要操之过急，而要徐缓地、逐渐地，在发出警告很久以后实行。要是立法机关的考虑，不为片面利益的吵吵嚷嚷的要求所左右，而为普遍幸福的广大见地所指导，那末它为此要特别小心，不建立任何新的这一类独占，也不推广已经建立的独占。这样的法规，在一定程度上给国家带来紊乱，而后来的救济，也难免引起另一种紊乱。

至于在什么程度上，可对外国商品输入课税，不是为着防止输入，而是为着筹集政府收入，那是我以后考察赋税时所要考察的问题。但为防止输入，甚或为减少输入而设的税，显然是既破坏贸易自由，也破坏关税收入的。

第三章　论对其贸易的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各种货物的输入所加的异常限制

第一节即使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这种限制也不合理

重商主义所提倡的增加金银量的第二个方法，是对其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的限制。例如，西利西亚的细竹布，缴纳了一定的税，即可输入英国，供英国本国消费；但法国的细葛布及细竹布，却除了输入伦敦港落栈以待输出以外，便禁止输入。法国葡萄酒输入所须负担的税，亦较葡萄牙或任何其他国家葡萄酒为重。依照1692年所谓输入税，一切法国商品，都须缴纳其价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但其他各国的货物所纳的税，却大部分要轻得多，很少超过百分之五。诚然，法国葡萄酒、白兰地、食盐、醋，不在此限，但此等商品，却依照别项法律或这个法令的特殊条款，缴纳别种苛重的税。1696年，又认为此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够阻止法国商品输入，于是又对白兰地以外的法国货物再课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税，同时对法国葡萄酒每大桶课新税二十五镑并对法国醋每大桶课新税十五镑。法国货物从未省免税则上列举的各种货物或大部分货物必须缴纳的那些一般补助税或百分之五税。要是把三分之一补助税和三分之二补助税也计算在内，作为全部要缴纳的补助税，那就课有那些补助税的五种。因此，在这次战争开始以前，法国大部分农产品和制造品，至少也须负担百分之七十五的税。但大部分货物实在负担不起这样重的税。所以，课它们以这样重的税无异禁止其输入。我相信，法国也针锋相对地以同样苛重的税，加在我们的货物及制造品上，虽然我不知道它所课的税具体苛重到什么地步。这种相互的限制，几乎断绝了两国间一切公平贸易，使法国货物运至英国，和英国货物运至法国，主要都靠走私。我在前章所考察的有原则，发源于私人利害关系和独占精神；在这章所要考察的各原则，却发源于国民的偏见与敌意。因此，我在这章所要考察的原则更不合理。甚至根据重商主义的原则来说，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即使英、法间自由通商的结果，贸易差额确对法国有利，我们亦不能因此便断言，那样一种贸易将对英国不利，亦不能因此便断言，英国全部贸易总差额，将因此种贸易而愈不利于英国。如果法国葡萄酒，比葡萄牙葡萄酒价廉物美，其麻布则比德意志的麻布价廉物美，那末英国所需的葡萄酒与外国麻布，当然以向法国购买为有利，以向葡萄牙、德意志购买为不利。从法国每年输入的货物的价值，固将大增，但因同品质的法国货物较廉于葡萄牙、德意志二国货物，故全部输入品的价值必减少，而减少的数量，则与其低廉程度相称。即使输人的法国货物完全在英国消费，情况也是如此。

第二，所输入的全部法国货物，有大部分可能再输到其他国家去作有利的贩卖。这种再输出，也许会带回与法国全部输入品的原始费用有同等价值的回程货。人们关于东印度贸易所常说的话，对法国贸易也可适用，就是说，东印度货物，虽有大部分是用金银购买，但由其中一部分货物的再输出，所带回到本国来的金银，比全部货物的原始费用还多。现在，荷兰最重要贸易部门之一，就是运法国货物到欧洲其他各国。英国人饮的法国葡萄酒，亦有一部分秘密由荷兰及西兰输入。如果英法间贸易自由，或法国货物在输入时与欧洲其他各国缴纳同样的税，并在输出时收回，那末英国可能就会分享到那对荷兰说来十分有利的贸易的好处。

第三，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可依以判定两国间的贸易差额究竟对何国有利，即何国输出的价值最大。关于这一类问题，我们的判断，往往根据由个别营业家的私利所左右的国民偏见与敌意。在这场合，人们往往使用两个标准，即关税涨簿与汇兑情况。由于关税账簿对各种商品所评的价，有大部分不准确，所以现在大家都认为那是很靠不住的标准。至于汇兑情形，恐怕也是同样不可靠。

当伦敦与巴黎两地以平价汇兑时，据说那就显示伦敦欠巴黎的债务，恰被巴黎欠伦敦的债务所抵消了。反之，购买巴黎汇票，若须在伦敦给付汇水，据说那就显示伦敦欠巴黎的债务，没被巴黎欠伦敦的债务所抵消。因此，伦敦必须以一定差额的货币送往巴黎。因为输出货币既招危险，又很麻烦，并须给付费用，所以代汇者要求汇水，汇兑人亦须给付汇水。据说，这两都市间，债权与债务的普通状态，必然受彼此间商务来往普通情况的支配。由甲都市输入乙都市的数额若不大于由己都市输出到甲都市的数额，由己都市输入甲都市的数额若不大于由甲都市输出到乙都市的数额，则彼此间债务与债权可以抵消。但若甲方从乙方输入的价值大于甲方向乙方输出的价值，则甲方负乙方的数额必大于乙方负甲方的数额。债权债务不能互相抵消，于是债务大于债权的方面，必须输出货币。汇兑的普通情况，既标示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亦必然标示两地间输出与输入的普通情况，因为两地间债权债务的普通状态，必然受两地间输出输入普通情况的支配。

可是，即使汇兑的一般情况，可充分表示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但亦不能因此便断言，债务债权的普通状态若有利于一个地方，贸易差额亦即对它有利。两地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未必完全取决于两地间商务来往的一般情况，而常受两地间任何一地对其他各地商务来往一般情况的支配。譬如，英国购买了汉堡、但泽、里加等处的货物，要是常以荷兰汇票支付货物代价，那末英荷间债务与债权的普通状态，即不完全受这两国间商务来往一般情况的支配，而却受英国对那些其他地方商务来往一般情况的影响。在这场合，即使英格兰每年向荷兰的输出，远远超过英国每年从荷兰输入的价值，即使所谓贸易差额大有利于英国，英国每年仍须输货币到荷兰去。

此外，按照一向计算汇兑平价的方法，汇兑的一般情况，亦不能充分表示，汇兑的一般情况如果被认为有利于一个国家，那末债务与债权的一般情况亦对它有利。换言之，真实的汇兑情况，与估计的汇兑情况，可能极不相同，而且事实上往往极不相同，所以，在许多场合，关于债务债权的一般情况，我们决不能根据汇兑的一般情况得到确实的结论。

假设你在英国支付的一笔货币，按照英国造币厂标准，包含若千盎斯纳银，而你所得的汇票，在法国兑付的货币额，按照法国造币厂标准，其中所含的纯银量恰好相等，人们就说英法两国以平价汇兑。如果你所支付的多于兑付所得，人们就认为你付了汇水，并说汇兑对英国不利，对法国有利。如果你支付的少于兑付所得，人们就认为你得了汇水，并说汇兑对法国不利，对英国有利。

但是，第一，我们不能常常按照各国造币厂的标准，来判断各国通货的价值。各国通货的磨损程度和削剪程度，低于标准的程度，是有多有少的。一国通用铸币与他国通用铸币的相对价值，并不看各自应含的纯银量，而却看各自实含的纯银量来定。在威廉王时代改铸银币以前，英荷间的汇兑，依照普通计算法，按照各自造币厂的标准，要英国贴水百分之二十五。但英国当时通用铸币的价值，据朗迪斯调查研究所得，却低于其标准价值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当时两国间的汇兑，照通常计算法，虽是那么大不利于英国，实则有利于英国。实际上在英国支付较小量纯银，所购得的汇票，却可在荷兰兑得较大量纯银。被想象为付了汇水的人，实际上可能得了汇水。在英国金币改铸以前，法国铸币比英国铸币的磨损程度小得多，而法国铸币接近其标准的程度也许比英国铸币大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如果英法间的汇兑，据计算，其不利于英国的程度，若未超过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则真实的汇兑便可对英国有利。而自金币改铸以来，汇兑总是有利于英国而不利于法国。

第二，有些国家的造币费用，由政府支付；有些国家，则由私人支付。在后一场合，持银块往造币厂铸造的，不仅要支付铸币的费用，有时还要给政府提供若干收入。在英国，造币费用由国家支付，如果你持一磅重的标准银至造币厂，你可取回六十二先令，内合同样的标准银一磅。在法国，铸币须扣除百分之八的税，这不仅足够支付造币费用，而且可给政府提供小的收入。在英国，因铸造不收费，故铸币的价值，绝不可能大大超过铸币内含的银块量的价值。在法国，工价增加铸币的价值，正象工价增加精制金银器皿的价值一样。所以，包含一定重量纯银的一定数额法国货币，比包含等量纯银的一定数额英国货币，有更大的价值，必须支付更多的银块或商品来购买它。所以，这两国的铸币，虽同样接近各自造币厂的标准，但包含等量纯银的一定数额英国货币，未必就能购买包含等量纯银的一定数额法国货币，因而未必就能购买在法国兑付这货币额的汇票。如果为购买一张汇票，英国所支付的超额货币，恰好补偿法国铸币费用，那末两国间的汇兑，事实上就是平兑。债务与债权自可互相抵消，虽然按照计算，这两国间的汇兑大有利于法国。如果为购买这张期票，英国所支付的货币，少于上述数额，那末两国间的汇兑，事实上有利于英国，虽然按计算对法国有利。

第三，有些地方，如阿姆斯特丹、汉堡、威尼斯等地，都以他们所谓银行货币兑付外国汇票；但有些地方，如伦敦、里斯本、安特卫普、勒格亨等地，则以当地通用货币兑付。所谓银行货币，总是比同一名义金额的通用货币有更大价值，例如，阿姆斯特丹银行货币一千盾，就比阿姆斯特丹地方通用货币一千盾有更大的价值。二者间的差额，被称为银行的扣头，这在阿姆斯特丹，一般是大约百分之五。假设两国通用的货币，同样接近各自造币厂的标准，但一国以通用货币兑付外国汇票，另一国则以银行货币兑付外国汇票，这两国间的汇兑，即使事实上有利于以通用货币兑付的国家，但按照计算，仍可有利于以银行货币兑付的国家。这好比两国间的汇兑，虽然事实上是有利于以较劣货币兑付外国汇票的国家，但按照计算，仍可有利于以较良货币兑付的国家，其中理由，正相类似。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对阿姆斯特丹，对汉堡，对威尼斯，我相信，对一切其他以所谓银行货币兑付的地方，伦敦的汇兑，按照计算，都是不利于伦敦的。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断言，这种汇兑事实上对伦敦不利。从金币改铸以来，甚至与这些地方通汇也对伦敦有利了。对里斯本，对安特卫普，对勒格亨，我相信除了对法国，伦敦对欧洲大多数以通用货币兑付汇票的地方，按照计算，其汇兑大都对伦敦有利；事实上，大抵也是这样。

顺便谈谈储金银行，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储金银行

象法国、英国那样的大国，其通货几乎全由本国铸币构成。如果这种通货因磨损、剪削或其他原因，而其价值降至标准价值之下，国家可通过改铸有效地恢复通货的旧观。但是，象热那亚、汉堡那样的小国，其通货很少全由本国铸币构成，一定有大部分是由它的居民常常来往的各邻国的铸币构成。象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铸，只能改良其铸币，未必能改良其通货。这种通货，因其本身性质极不确定，一定数额的这种通货，价值亦很不确定，故在外国，其评价必然低于其实际价值。所以，如果这种国家以这种通货兑付外国汇票，其汇兑就一定对它大为不利。

这种不利的汇兑，必然使商人们吃亏。为作救济，这样的小国，一经注意到了贸易的利益，为使商人们不吃亏，往往规定，凡有一定价值的外国汇票，不得以通用货币兑付，只许以一定银行的银票兑付或在一定银行的账簿上转账。这种银行是靠国家的信用，并在国家的保护下建立起来的，其兑付汇票，势须完全按照国家的标准，以良好的真正的货币兑付。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汉堡、纽伦堡等地的银行，原来似乎都是为了这目的而设立的，虽然其中有些可能在后来被迫改变了目的。这种银行的货币既优于这些国家的通用货币，必然会产生贴水，贴水的大小，视通货被认为低于国家标准的程度的大小而定。据说，汉堡银行的贴水，一般约为百分之十四，这百分之十四，乃是国家标准良币与由邻国流入的损削低价劣币二者之间被认为应有的差额。

1609年以前，阿姆斯特丹的广大贸易从欧洲各地带回来的大量剪削磨损的外国铸币，使阿姆斯特丹通货的价值比造币厂新出良币的价值约低百分之九。在这情况下，新出的良币，往往是一经铸造出来，即被溶解，或被输出。拥有大量通货的商人，不能常常找到足够的良币来兑付他们的汇票；此类汇票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变得不确定，尽管有了若干防止这种不确定性的法规。

为了纠正这种不利情况，阿姆斯特丹于1609年在全市的保证下设立了一家银行。这家银行，既接受外国铸币，也接受本国轻量的磨损了的铸币，除了在价值中扣除必要的鼓铸费和管理费，即按照国家的标准良币，计算其内在价值。在扣除此小额费用以后，所余的价值，即在银行账簿上，作为信用记入。这种信用叫做银行货币，因其所代表的货币，恰好按照造币厂标准，故常有同一的真实价值，而其内在价值又大于通用货币。同时又规定，凡在阿姆斯特丹兑付或卖出的六百盾以上的汇票，都得以银行货币兑付。这种规定，马上就消除了一切汇票价值的不确定性。由于有这种规定，每个商人，为了要兑付他们的外国汇票，不得不与那银行来往。这必然会引起对银行货币的需要。

银行货币，除了它固有的对通用货币的优越性以及上述需要所必然产生的增加价值外，还具有几种别的优点。它没有遭受火灾、劫掠及其他意外的可能；阿姆斯特丹市，对它负全责，其兑付，仅需通过单纯的转账，用不着计算，也用不着冒风险由一个地方运至另一个地方。因为它有这种种优点，似乎自始就产生了一种贴水；大家都相信，所有原来储存银行内的货币，都听其留在那边，谁也不想要求银行支还，虽然这种存款在市场上出售，可得到一项贴水。如要求银行支还，银行信用的所有者就会失去此项贴水。新由造币厂造出的先令，既不能在市场上比普通的磨损了的先令购得更多的货物，所以，从银行金柜中取出来归入私人金柜中的良好真正货币，和通用货币混在一起，就不易辨认，其价值就不高于通用货币。当它存在银行金柜时，它的优越性是大家知道而且是确认的。当它流入私人金柜时，要确认它的优越性，所付代价要大于这两种货币的差额。此外，一旦从银行金柜中提出来，银行货币的其他各种优点，亦必随着丧失。安全性丧失了，方便的安全的移让性丧失了，支付外国汇票的用处亦丧失了。不仅如此，要不是预先支付保管费，就不可能从银行金柜提出货币来。

这种铸币存款，或者说银行必须以铸币付应的存款，就是银行当初的资本，或者说就是所谓银行货币所代表的那种东西的全部价值。现在，一般认为，那只是银行资本的极小的一部分。为了便利用金银条块进行的贸易，这许多年以来，银行采取的办法是对储存金银条块的人付给信贷。这种信贷，一般比金银条块的造币厂价格约低百分之五。同时，银行绘与一张受领证书或收据，使储存金银条块的人或持证人得于六个月内的任何时候取回所存金银，条件是将等于那笔信贷的银行货币交还银行，并给付千分之二十五（如果存的是白银）或千分之五十（如果存的是黄金）的保管费。但同时又规定，若是到期不能作此种支付，则所存之金银条块即按收受时的价格，或按为此而付给信贷时的价格，归银行所有。如此支付的储金保管费，可以看作是一种仓库租金。至于金的仓库租金，为什么要比银的仓库租金高得那么多，也有几种不同的理由。据说，金的纯度，比银的纯度更难确认。比较贵重的金属，比较容易作假，由作假而引起的损失亦比较大。此外，银是标准金属，据说，国家的意图，是鼓励以银储存，不怎么鼓励以金储存。

金银条块的价格比通常略低时，其储存最为普遍，到价格腾贵时，则往往被提出。在荷兰，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一般比其造币厂价格高，这好比最近金币改铸以前英格兰的情况，理由亦相同。其差额，据说一般为每马克六至十六斯泰弗，即银八盎斯，其中包含纯银十一分合金一分。对于这样的银（在被铸为外国铸币时，其成色为一般所周知，而且被确认，例如墨西哥银圆）的储存，银行所给的价格，即银行所给的信贷，则为每马克二十二盾；造币厂价格约为二十三盾，市场价格则为二十三盾六斯泰弗，乃至二十三盾十六斯泰弗，超出造币厂价格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金银条块的银行价格、造币厂价格及市场价格几乎保持着相同的比例。一个人一般可为了金银条块的造币厂价格与市场价格间的差额，而出售其受领证书。金银条块的受领证书，几乎常有若干价格。所以，坐待六个月期满，不把储金提出来，或忘记支付千分之二十五或干分之五十的保管费，而获取另六个月的新受领证书，以致银行得按收受时的价格把储金收为已有，却是极不常有的现象。但是，这现象虽不常有，但亦有时发生，而在金的场合又比银的场合较常发生，因为银的保管费较轻，金则因为是比较贵重的金属，其保管亦须支付较高的仓库租金。

由储存金银条块而换得银行信用与受领证书的人，在其汇票到期时，以银行信用兑付。至于受领征书是出卖或是保留，那就看他对于金银条块价格的涨跌，作怎样的判断。但此种银行信用与受领证书，大都不会长久保留亦无长久保留的必要。有受领证书并要提取金银条块的人，老是发现有许多银行信用或银行货币，让他以普通价格购买；同样，有银行货币并要提取金银条块的人，也发现有同样多的受领证书，让他购买。

银行信用所有者及受领证书持有者，是银行的两种不同债权人。受领证书持有者，不把等于被领金银条块价格的一定数额银行货币，给与银行，就不能提取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金银条块。如果他自己没有银行货币，他就得向有银行货币的人，购买银行货币。但有银行货币的人，若不能向银行提出受领证书，表示自己所需要的数额，他亦不能提取金银条块。如果他自己没有受领证书，他亦得向有受领证书的人，购买受领证书。有受领证书的人，购买银行货币，其实就是购买提取一定数量金银条块的权力，这种金银条块的造币厂价格，比其银行价格高百分之五。所以，他为购买银行货币而通常支付的那百分之五贴水，并不是为了一种想象的价值，而是为了一个真实的价值而支付的。有银行货币的人，购买受领证书，其实亦就是购买提取一定数量金银条块的权力，这种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一般比其造币厂价格高百分之二乃至百分之三。所以，他为购买受领证书而支付的价格，亦同样是为了一个真实的价值而支付的。受领证书的价格及银行货币的价格合起来，便构成金银条块的完全价值或价格。

以国内流通的铸币存入银行，银行既给予银行信用，也发给受领证书，但这种受领证书，通常是没有价值的，也不能在市场上售得什么价格。例如，以值三盾三斯泰弗的达克通存入银行，所换得的信用只值三盾，或者说比流通价值低了百分之五。银行虽亦同样发给受领证书，使持票人得在六个月内任何时候，支付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费，提出存在银行的达克通，但这种受领证书，往往不能在市场上售得什么价格。三盾银行货币，虽大都可在市场上售得三盾三斯泰弗，即在提出以后，可得到达克通的完全价值，但由于在提出以前，须纳千分之二十五的保管费，所以得失相衡，恰好互相抵消。可是，假若银行贴水，降为百分之三，这种受领证书便可在市场上售得若干价格，便可售得百分之一点七五了。但现令银行贴水，大都在百分之五左右，所以，这种受领证书往往听其满期，或者象人们所说，听其归银行所有。至于储存金达克所得的受领征书，就更常听其满期，因为其仓库租金为千分之五十，尤为昂贵。在这种铸币或条块的储存听其归银行所有时，银行往往可得利百分之五，这百分之五，可看作是永远保管这种储存物的仓库租金。

受领证书过期的银行货币的数额，必然是很大的。受领证书已经过期的银行货币的数额，必定包含银行当初的全部资本。据一般假设，银行当初的全部资本，自从第一次存入以来，就没有一个人想要调换新的变领证书，或把储金提出，因为根据我们上面举出的种种理由，那就无论采用那两方法中任何一个，都必然是有损失的。但这数额无论是怎样大，在银行货币全额中所占的部分，据假设是很小的。阿姆斯特丹银行，过去好几年来，是欧洲最大的金银条块仓库，但其受领证书却是很少过期的，或很少照一股所说归银行所有。比这大得多的那一部分银行货币或银行账簿上的信用，都是过去好几年来，由金银条块商人不断储存、不断提取而创立的。

没有受领证书，即不能向银行有所要求。证书过期的那比较小量银行货币，和受领证书还是有效的那比较大量银行货币混在一起，所以没有受领证书的银行货币额虽很可观，但决没有某一特定部分银行货币永远没有谁来要求。银行不能为同一事物而对两个人负担债务人的义务；没有受领证书的银行货币所有者，在未购得受领证书以前，决不能要求银行付款。在平静的时候，他要按照市场价格购得一张受领证书，毫不困难。这种价格，和根据受领证书有权向银行提取铸币或金银条块能在市售卖的价格，一般是相符合的。

但在国难时期，情形就两样了，例如，1672年法兰西人侵入时，银行货币所有者都想从银行提出储金，归自己保存，大家都需要受领证书。这种需要，可能非常地提高受领证书的价格。有受领证书的人，可能作非分之想，不要求各受领证书所记明的银行货币的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却要求百分之五十。知道银行组织的敌人，甚至会把一切受领证书收买进来，以防止财宝搬出。一般认为，在这非常时期，银行会打破只对受领证书的持有者付款的常规。无银行货币但有受领证书的人，一向必定只领取了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储金价值的百分之二或三。所以，有人说，在这场合，银行定会毫不迟疑地以货币或金银条块，对有银行货币记在银行账簿上但无受领证书可向银行提取储金的人支付完全的价值；同时，对于有受领证书但无银行货币的人支付百分之二或三，因为这个数目，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他们所应得的全部价值了。

即在平常和平静的时候，受领证书持有者的利益在于减低贴水，借以较低价格购买银行货币（从而以较低价格购买受领证书上所记明的可以提取的金银条块），或以较高价格把受领证书卖给有银行货币并望提取金银条块的人；受领证书的价格，一般等于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及受领证书所记明的铸币或金银条块的市场价格之差。反之，银行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却在于提高贴水，借以高价出售其银行货币，或以低价购买受领证书。这样相反的利害关系，往往会导致投机买卖的欺诈行为。为防止这种欺诈，近数年来银行决定，不论什么时候，卖出银行货币换取通货要贴水百分之五，而再度买进银行货币，要贴水百分之四。这种决定的结果，贴水不能上升到百分之五以上，亦不能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银行货币与流通货币二者市场价格间的比例，不论什么时候，都很接近它们固有价值间的比例。但在未有此种决定以前，银行货币的市场价格，高低不一，按照这两种相反利害关系对市场的影响，有时贴水上升到百分之九，有时又下跌而与通用货币平价。

阿姆斯特丹银行宣称，不以储金任何部分贷出；储金账簿上每记下一盾，即在金库内，保藏等于一盾价值的货币或金银条块。受领证书尚未失效，随时可来提取，而事实上不断地流出和流入的那一部分货币与金银条块，全保藏在金库内，不容致疑，但受领证书久已满期，在平常和平静时候不能要求提取，而实际上大概在联邦国家存在的时期内永远留在银行里的那一部分资本，是否亦是这样，却似乎有疑问。然而，在阿姆斯特丹，有一盾银行货币即有一盾金银存在银行金库里这一信条，在各种信条中总算是奉行最力的了。阿姆斯特丹市作了这个信条的保证人。银行归四个现任市长监督，这四个市长每年改选一次，新任的四个市长，比照账簿，调查银行金库，宣誓接管，后来，再以同样庄严的仪式，把金库点交给继任的人。在这真诚的宗教国家，宣誓制度迄今未废。有了此种更迭，对于一切不正当行为，似乎有了充足的保障。党争在阿姆斯特丹政治上引起过许多次革命，但在这一切革命中，占优势的党派，都没在银行管理那一点上攻击他们前任的不忠诚。对于失势的党派的名誉与信用，再没有第二种事情比这种攻击有更深刻的影响的了；如果这种攻击真有根据，我们可以断言，那是一定会提出来的。1672年，当时法王在乌德勒支，阿姆斯特丹银行付款迅速，以致无人怀疑它履行契约的忠诚。当时，从银行金库中提出的货币，还有些曾为银行设立后市政厅大火所烧焦。这些货币，必定是从那时候起，即保存在银行金库内的。

这银行的金银总额究竟有若干，老早就成为好事者臆测的问题。但关干这总额多少，只能推测。一般认为，与这银行有账目来往的人，约有二千；假设他们每人平均存有一千五百镑的价值（那是最大的假设），那末银行货币总额，因而，银行金银总额，便大约等于三百万镑，以每镑十一盾计算，就大约等于三千三百万盾。这样一个大数额，足以经营极广泛的流通，但比一些人关于这总额夸大的臆测，却小得多。

阿姆斯特丹市从这银行获得了很大的收入。除了所谓仓库租金，凡第一次与银行开来往账户的，须纳费十盾；每开一次新账，又颌纳费三盾三斯泰弗；每转一次账，须纳费二斯泰弗；如果转账的数目不及三百盾，则须纳六斯泰弗，以防止小额的转账。每年不清算账目二次的，罚二十五盾。转账的数目如果超过了储存的胀目，须纳费等于超过额的百分之三，其请求单亦被搁置。据一般人设想，银行由受领证书满期归为己有的外国铸币与金银条块，在有利时出售，亦获得不少利润。此外，银行货币以百分之五的贴水卖出，以百分之四的贴水买入，亦给银行提供利润。这些不同利得，大大超过支付职员薪俸和开支管理费用。单单储存所纳保管费一项，据说等于十五万盾至二十万盾的年纯收入。不过，这机关设立的目标，原来不是收入，而是公益。其目的在干使商人不至因不利的汇兑而吃亏。由此而生的收入，是不曾预料到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意外。我为了要说明，为什么理由，用银行货币兑付的国家和用通用货币兑付的国家，其汇兑大都似乎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不知不觉地说出了冗长的题外话，现在，我该回到本题。前一种国家用以兑付汇票的货币，其固有价值总是不变，恰与其造币厂标准相符；后一种国家用以兑付汇票的货币，其固有价值不断变动，而且几乎都多少低于其造币厂标准。

第二节根据其他原则，这种异常的限制也不合理

在本章的前节，我竭力说明，即根据重商主义的原理，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的货物的输入，也不必加以异常的限制。

然而，此种限制以及许多其他商业条例所根据的整个贸易差额学说，是再不合理不过的。当两地通商时，这种学说认为，如果贸易额平衡，则两地各无得失；如果贸易额略有偏倚，就必一方损失、另一方得利，得失程度和偏倚程度相称。但这两种设想都是错误的。象我后面所要说明的那样，奖励金与独占权，虽为本国利益而设立，但由奖励金及独占权所促成的贸易，却可能对本国不利，而且事实上常是这样。反之，不受限制而自然地、正常地进行的两地间的贸易，虽未必对两地同样有利，但必对两地有利。

所谓利益或利得，我的解释，不是金银量的增加，而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交换价值的增加，或是一国居民年收入的增加。

如果两地贸易额平衡，而两地间的贸易，全由两国国产商品的交换构成，那末在大多数场合，它们不仅都会得利，所得利益而且必相等或几乎相等。这样，各为对方剩余生产物的一部分提供了一个市场。甲方为生产及制造这一部分剩余生产物而投下的资本，即在一定数目居民间分配并给他们提供收入或生计的资本，将由乙方补还；乙方投下的这种资本，将由甲方补还。所以，两国的居民，都有一部分，将间接从另一国取得他们的收入与生计。两国间所交换的商品，其价值又被假设相等，则在大多数场合，两国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亦必相等或几乎相等；而且，因为都是用来生产两国的国产商品，所以，两国居民由此种分配而得的收入与生计，亦必相等或几乎相等。彼此互相提供的这种收入与生计，按照商务来往大小的比例，有多有少。若彼此每年都等于十万镑，则彼此给对方居民所提供的，亦为十万镑的年收入；若等于一百万镑，则彼此给对方居民提供的，亦为一百万镑的年收入。

设甲乙两国间的贸易，是属于这样的性质，即甲国货物输至乙国的纯为国产商品，乙国输至甲国的回程货则纯为外国商品，那末，在这假设下，两国的贸易额，仍被认为是平衡的，彼此都以商品偿付。在这场合，两国仍然享有利得，但利得的程度不同；从这种贸易取得最大收入的，是只输出国产商品的那一国居民。比方说，英国从法国输入的，纯为法国所生产的国产商品，但英国却没有法国所需要的商品，每年不得不以大量的外国货物如烟草与东印度货物来偿付。这种贸易虽可给两国居民提供若干收入，但给法国居民所提供的收入，必多于给英国居民所提供的。法国每年投在这种贸易上的全部资本，是在法国人民间分配的。但英国资本，只有一部分，即用来生产英国货物备与外国货物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是每年在英国人民间分配的。其资本，有较大部分是用来补还弗吉尼亚、印度和中国的资本，并对这些遥远国家居民提供一种收入与生计。即使两国所投资本相等或几乎相等，但法国资本的使用，给法国人民所增加的收入，要比英国资本的使用，所增于英国人民收入的大得多。因为，在这场合，法国所经营的，是对英国的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英国所经营的，是对法国的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这两种国外贸易所生的不同结果，已经在前面充分说明过了。

不过，两国间的贸易，也许既不能双方全为国产商品的交换，也不能一方全为国产商品，一方全为外国货物。几乎一切国家，彼此间所交换的，都一部分是国产商品，一部分是外国货物。但是，国产商品占交换品最大部分而外国货物占交换品最小部分的国家，总是主要的利得者。

假若英国用以偿还法国每年输入品的，不是烟草与东印度货物，而是金银，那贸易额便被认为是不平衡的，因为不是以商品而是以金银偿付商品。其实，在这场合，也象在前一场合一样，能给两国人民提供若干收入，不过给法国人民提供的，比给英国人民提供的多。英国人民，必从此取得收入。为生产英国商品以购买金银而投下的资本，即在英国一定人民间分配，并给他们提供收入的资本，必可因此而补还，使其用途得以继续。输出一定价值的金银，不减少英国资本总量，正如输出等价值任何其他货物，不减少英国资本总量一样。反之，在大多数场合，都会增加英国资本总量。只有其国外需求被认为大于其国内需求，而其回程货在国内的价值大于输出品在国内的价值的那些货物才输到国外去。如果烟草在英国仅值十万镑，但输往法国而购回的葡萄酒，在英国却可值十一万镑，那末这种交涣，就可使英国资本增加一万镑。如果英国以金十万镑所购得的法国葡萄酒，在英国亦可值十一万镑，则这种交换也就同样可使英国资本增加一万镑。在酒库中有值十一万镑葡萄酒的商人，比在堆找中有值十万镑烟草的商人更富裕，同样也比在金柜中有值十万镑的商人更富裕。他和其他二人比较，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并绘更多人民提供收入、生计与职业。但国家的资本与其全体人民的资本相等，而一国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又等于这一切资本所能维待的劳动量。所以，一国资本及其每年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就大都会因此种交换而增加。为英国的利益计，与其用弗吉尼亚烟草或用巴西、秘鲁金银，当然无宁用它自己的铁器及宽幅厚呢来购买法国葡萄酒。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总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但以金银进行的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并不比以其他货物进行的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不利。无矿产国每年输出金银，不会使金银更容易干竭．正如无烟草国每年输出烟草，不会使烟草更容易干竭。有资力购买烟草的国家，决不会长久缺乏烟草；同样，有资力购买金银的国家，也决不会良久缺乏金银。

有人说，工人和麦酒店的交易，是一种亏本的交易，而制造业国和葡萄酒产国间自然会有的贸易，也可以说有同样的性质。我却以为，工人和麦酒店的交易，并不一定是亏本的交易。就此种贸易本身的性质说，其利益和任何其他贸易相同，不过，也许比较容易被滥用。酿酒家的职业，甚至小酒贩的职业，与其他职业同是必要的分工部门。工人所需的麦酒量，一般是与其亲自酿造，无宁向酿酒家购买；而且，他若是一个贫穷工人，那末他购买麦酒，一般是与其向酿酒家作大量的购买，无宁向小酒贩作小量的购买。倘若他是个贪食者，他可能购买过多的麦酒，正如他可能购买过多的家畜肉；要是他想扮作一个翩翩公子，他可能购买过多呢绒布匹。贸易自由，虽然可能被滥用，而且，有几种贸易自由，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结果，但无论如何，对干工人大众，这一切贸易自由，总是有利的。此外，有时有了由嗜酒过度而荡产的个人，但似乎用不着担心会有这样的国家。虽然在每个国家，都有许多人，在酒这方面所花费的超过他们资力所允许的程度，但有更多人，所花费的小于他们资力所允许的程度。应该指出，根据经验，葡萄酒的低廉，似乎不是泥醉的原因，而是节酒的原因。葡萄酒产国的人民，一般是欧洲最节酒的人民，例如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南部各省人民。对于普通日常饮食，人民很少过度使用。象温和啤酒那样廉价的饮料，就是大花大用，也不能表现一个人的宽宏和好客。反之，只在过热或过寒不能栽种葡萄树，因而葡萄酒异常稀少昂贵的国家，如北方民族、热带民族（如几内亚海岸的黑人），泥醉才成为普遍的恶习。当法国军队，从法国北部各省开拔至南部各省，即从葡萄酒昂贵区域开拔至葡萄酒低廉区域时，据说，起初往往因见良好葡萄酒如此价廉新鲜而耽溺其中，但驻留数月之后。其中大部分，便象当地居民一样节酒了。同样，如果把外国葡萄酒税、麦芽税、麦酒税、啤酒税一律取消，或可使英国中下等阶级人民间暂时盛行泥醉风气，但不久也许就会养成一个恒久的普遍的节酒习俗。现今，在上流社会即有资力消费最贵饮料的人中，泥醉已经不是他们的恶习了。吃麦酒而泥醉的缙绅先生，极不常见。此外，葡萄酒贸易在英国的限制，与其说为了要防止人民走入（如果可以这样说）酒店，无宁说为了要防止人民，使其不能购买价最廉物最美的饮料。那种限制，有利于葡萄牙的葡萄酒贸易，不利于法国的葡萄酒贸易。据说，对于我国制造品，葡萄牙人是比较好的顾客，法国人是比较不好的顾客，所以，我们应当优待葡萄牙人，加以奖励。据说，他们照顾了我们，我们也应当照顾他们。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居然成为一个大帝国政治设施的原则。其实，只有小商人，才会把这种策略看作是对待顾客的规则。至于大商人，不问这些小节，总是在价最廉物最美的地方购买他的货物。

依据这样的原则，各国都认为他们的利益在于使一切邻国变得穷困。各国都嫉妒与他们通商的国家的繁荣，并把这些国家的利得，看作是他们的损失。国际通商，家个人通商一样，原来应该是团结与友谊的保证，现在，却成为不和与仇恨的最大源泉。王公大臣们反复无常的野心，在这世纪及前世纪，对欧洲和平所造成的危害，并不大于商人和制造业者们狂妄的嫉妒心所造成的危害。人间支配者的暴力与不正，自古以来即是一种祸害。我认为，按照人事的性质，这种祸害是无法除去的。至于不是亦不应该是人间支配者的商人和制造业者们，其卑鄙的贪欲，其独占的精神，虽也许不能改正，但要不让他们扰乱别人的安宁，却是极其容易的。

最初发明这种原则传布这种原则的，无疑是独占的精神；最先倡导这种原则的人并不象后来信奉这种原则的人那么傻。在任何国家，人民大众的利益总在于而且必然在于，向售价最廉的人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物品。这个命题是非常明白的；费心思去证明它，倒是一种滑稽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自私自利的诡辩混淆了人们的常识，这亦不会成为什么问题。在这一点上，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正相反。象同业组合内自由人的利益在于阻止国内居民雇用其他人而只雇用他们自己一样，这班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自己保有国内市场的独占权。因此，在英国，在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对干几乎一切由外国商人输入的商品，都课以异常重税。因此，凡能输入本国，与本国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制造品，都课以高的关税，或禁止输入。因此，对于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我国的那些国家，换言之，对民族仇恨异常激烈的国家几乎一切货物的输入加以异常的限制。

在战争或政治上，邻国的财富，虽对我国有危险，但在贸易上，则确对我国有利益。在战时，敌国的财富，或可使敌国能够维持比我国强大的海陆军。但在和平的通商状态下，邻国的财富，必使他们能够和我们交换更大的价值，必对我国产业的直接生产物或用这种生产物购进来的物品，提供更好的市场。勤劳的邻近的富人，和穷人比较，是更好的顾客；邻近的富国，也是这样。经营同种制造业的富人，固然是邻近各同业者的危险邻人，但他的花费，可给邻近的其余一切人提供好的市场，所以，对绝大多数邻人是有利的。不仅如此，较贫的经营同业的工人，又将因此而减低其售价，因而，对其余一切人有利。同样，富国的制造业者，无疑会成为邻国同种制造业者极危险的竞争者，但这种竞争，却有利于人民大众。此外，这样富国的大花费，必能在其他方面，给人民大众提供良好的市场，使他们得利。想发财的私人，决不会退居穷乡僻壤，一定会住在首都或大商业都市。他们知道，财富流通极少的地方，所可取得的财富极少；财富流通极多的地方，可有些财富归到他们手里。指导着一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的常识的原则，应该支配一百万人、一千万人、二千万人的判断，应该使全国国民都认为，邻国的富乃是本国可能获得财富的原因和机会。想由国外贸易致富的国家，在其邻国都是富裕勤勉的商业国时，最易达到目的。一国四周，如果都是游牧的未开化人和贫穷的野蛮人，那末，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无疑可使国家致富，但要由国外贸易致富，就绝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人，极不注意国外贸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与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以一切邻国陷于贫困境况为目标的近代外国通商原则，如果能够产出它所企望的结果，那就一定会陷国外贸易于不被人注意、不被人重视的地位。

法国和英国间的贸易，所以会在两国都受到那么多的阻碍与限制，就是此等原则的结果。如果这两国能抛弃商业的嫉妒和国民的仇恨，来考察其真实利害关系，那末对英国来说，法国的贸易，将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更有利；由于同一理由，对法国来说，英国的贸易，亦将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的贸易更有利。法国为英国最近的邻国。英国南部沿海各地与法国北部及西北部沿海各地间的贸易，好象国内贸易一样，可以每年往返四次、五次乃至六次。这两国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比较投在国外贸易大多数其他部门上的等量资本，能够推动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劳动量，能够雇用和养活四倍、五倍乃至六倍的人数。这两国彼此相隔最远的各地间的贸易，也至少可望每年往返一次。所以，就连这种贸易，也比我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国外贸易同样有利。若与夸大的我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那一般要三年，乃至四年五年以上，才能往返一次）比较，那至少也有利三倍。此外，法国据说有居民二千三百万，我国北美殖民地居民却据说不过三百万。法国又比北美洲富饶得多，虽然由于法国财富分配不平均，法国的贫民乞丐，比北美多得多。所以，与我国北美殖民地比较，法国所能提供的市场，至少大八倍；加以往返更为频繁，利益要大二十四倍。英国的贸易，亦同样有利于法国。英国贸易对于法国的利益，要按照两国财富、人口与邻近的程度，大干法国殖民地贸易对于法国的利益。这就是两国智者所认为宜加以阻止的贸易和最受其偏爱奖励的贸易这二者间很大的差别。

然而，使两国间开放的自由的贸易对两国那么有利的环境，却成为产生这种贸易的主要障碍的原因。因为是邻国，它们必然是故国；于是，一方的富强，增加另一方的恐惧，而本来可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却成为助长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原因，它们同是富裕勤勉的国家。每一国商人和制造者，都担心会在技术与活动上遇到另一国商人和制造业者的竞争。商业上的嫉妒，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所激起，而激烈的民族仇恨也助长了商业上的嫉妒，两者相互助长。两国的贸易者，都热烈地确信他们自私自利的谬说，宣称不受限制的国外贸易，必然会生出不利的贸易差额，而不利的贸易差额，又一定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欧洲各商业国内，自命的这种学说的学者常常预告；不利的贸易差额，将使国家频于灭亡。这激起了各商业国不少的忧虑，几乎各商业国都试图改变贸易差额，使对本国有利而对邻国不利。但在这一切忧虑以后，在这一切无效的尝试以后，似乎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因上述原因而变得贫困。和重商主义者的预料相反，实行开放门户并允许自由贸易的都市与国家，不但不曾因此种自由贸易而灭亡，而且因此致富。欧洲今日，从某几点说，配称为自由港的都市虽有几个，但配称为自由港的国家却还没有。最接近于此的国家，也许要算荷兰了，虽然仍离此很远。大家承认，不仅荷兰国民财富全部得自对外贸易，而且大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也得自对外贸易。

我在前面已经说明，有另一种差额，和贸易差额极不相同。一国的盛衰，要看这差额是有利或是不刮。这就是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前面说过，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如果超过了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这超过额的比例而增加起来。在这场合，社会在其收入内维持其生存，每年从其收入中节省下来的部分，自然会加到社会资本上去，并用以进一步增加年生产物。反之，如果年生产的交换价值，小于年消费的交换价值，社会的资本每年就必然会按照短少的比例而减少下去。在这场合，社会的支出超过了社会的收入，那必然会侵蚀社会的资本。资本必然会减退，随着资本的减退，其产业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亦减退。

生产与消费的差额，和所谓贸易差额全不相同。在没有对外贸易、不与世界往来的国家内，可以发生这种差额。在财富、人口与改良都在逐渐增进或在逐渐减退的全地球上，也可以发生这种差额。

即使在所谓的贸易差额一般不利于一个国家时，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仍可不断地有利于这个国家。即使半世纪来，这个国家输入的价值都大于输出的价值；在这全期间内，流入的金银，全部立即输出；流通铸币逐渐减少而以各种纸币替代铸币；甚至它对各主要通商国家所负的债务，亦在逐渐增加；但它的真实财富，它的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仍可在这期间，按照比以前大得多的比例增加起来。我国北美殖民地的状态，以及它们在现今的扰乱事件发生以前对不列颠的贸易状态，都可证明这并不是一个不接近于事实的假设。

第四章  论退税

商人和制造业者，不以独占国内市场为满足，却为他们的货物谋求最广大的国外销售市场。但由于他们的国家在外国没有管辖权，他们要独占外国的市场，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一般地说，他们只好请求奖励输出。

在各种奖励中，所谓退税，似乎是最合理的了。在商人输出时，退还本国产业上的国产税或国内税的全部或一部分，并不会使货物的输出量，大干无税时货物的输出量。这种奖励，不会驱使大部分的资本，违反自然趋势，转向某一特定用途，但却会使课税不至于驱使这部分资本中的任何部分转到其他用途去。这种奖励，不会破坏社会上各种用途间的自然平衡，但却会使课税不产生破坏这种自然平衡的作用。这种奖励，不会破坏社会上劳动的自然分配，而会保存这种分配。在大多数场合，保存这种分配是有利的。

输入的外国货物，在再输出时，亦可退税。在英国，所退的税，大都等于输入税的最大部分。规定今日所谓旧补助税的那个议会法令的附则的第二项规定，每个商人，不论国籍，都可于输出时，收回这种旧补助税的一半。但英国商人，应于十二个月内输出，而外国商人应于九个月内输出。只有葡萄酒、小葡萄干和丝精制品。因已领有其他更有利的津贴，故不适用此条例。这个议会法令所规定的税，在当时是唯一的外国商品输入税。后来，把这种及其他各种退税的请求期限延长到三年（乔治一世第七年法令第二十一号第十条）。

旧补助税实施以后所课的各种税，有大部分，是在输出时全部退还的。但此通则有许多例外，所以，退税的原则，便不象最初制定时那么单纯了。

有些外国商品，输入量会大大超过国内消费的必要量是早已预料到了的，所以，在其输出时全部课税都退还，甚至旧补助税也不保留半数。在我国美洲殖民地未曾叛变以前，我们独占了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烟草。我们输入烟草约九万六千大桶，国内消费却据说不及一万四千大桶。这个余额，是必须输出的。为使这巨额必要的输出易于实现，凡是在三年内输出，所纳关税全部退还。

我们还独占（虽不是全部独占，但已近于全部独占）了我国西印度群岛的砂糖。所以，砂糖如果在一年内输出，那末在输入时所纳的一切税，都可退还；如果在三年内输出，那末除了旧补助税的一半，其他一切税都可退还。大部分货物输出时，旧补助税的半数迄今依然保留。砂糖输入额，虽大大超过国内消费的必要额，但此种超过额，与烟草通常的超过额比较，是不足道的。

有些货物，因为是我国制造业者嫉妒的对象，所以禁止其输入，供国内消费。但若缴纳一定的税，即可输入，落栈以待输出。但在这些货物输出时，所课的税是完全不退还的。我们的制造业者，对于这种受限制的输入，似乎亦不愿加以奖励；他们害怕屯栈的货物会被偷运出一部分，来和他们自己的货物竞争。只在这样的限制下才可输入丝精制品、法国亚麻布与上等细麻布、印花染色棉布等。

我们甚至不愿作法国货物的贩运者。法国被视为我国的敌人。我们与其让他们利用我们作媒介而获取利润，无宁放弃我们自己的利润。在一切法国货物输出时，不仅旧补助税的一半不退还，即附加的百分之二十五的税也不退还。

根据旧补助税附则第四条，一切葡萄酒在输出时所准许退还的税，比输入时所缴纳的税的一半还要大。立法者当时的目的，似乎是要特别奖励葡萄酒运送业。与旧补助税同时征课或稍后征课的一些其他税，如所谓附加税，新补助税，三分之一补助税及三分之二补助税，1692年关税，葡萄酒检验税，都允许在输出时全部退还。但这一切税，除了附加税与1692年关税，都在输入时以现金缴纳；如此巨大金额的利息，所费不赀，所以此种货物的运送贸易没有希望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贸易。所以，所谓葡萄酒关税，只有一部分，在输出时退还，而法国葡萄酒输入每大桶所课二十五镑的税，即1745年、1763年和1778年征课的关税，输出时均不退还。1779年和1781年对于一切货物输入所附加的那两种百分之五的关税，在一切其他货物输出时都允许全部退还，所以，在葡萄酒输出时，亦允许其全部退还。1780年特别课加在葡萄酒上的最后关税，亦允许全部退还。因为保留的关税多而且重，所以，上述恩典也许不能使一大桶葡萄酒输出。这种规定，除了我国北美殖民地以外，对一切依法准许输出的地方都适用。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号法令，名为贸易奖励法，使英国有了以欧洲一切产物或制造品供给殖民地的独占权，葡萄酒亦包括在内。但在海岸线是那么长的我国北美殖民地及西印度殖民地，我国统治权是那么微弱，而居民最初被允许以自己的船只，把政府的未列举商品运往欧洲各地，后来被允许运往菲尼斯特雷角以南欧洲各国，上述独占权，不可能大受人尊重，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也许都有方法，从运往的国家，运回一些货物。不过，他们要从出产葡萄酒的地方，输入欧洲的葡萄酒，也许有些困难；他们要从葡萄酒课税繁重，其大部分又不能在输出时退还的大不列颠，输入欧洲葡萄酒，也有些困难。但美洲与西印度群岛，既得与马迪拉岛自由交换各种未列举商品，马迪拉的葡萄酒，不是欧洲产物，便可直接输入美洲与西印度群岛了。1755年战争开始时，我国军官在我国各殖民地所发现的对马迪拉葡萄酒的普遍的嗜好，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养成的。这种嗜好，后来由这些军官带回到祖国，在那时以前，此种葡萄酒在祖国还不大流行。战事完结以后，在1763年（依乔治三世第四年法令第十五号第十二条），除了法国葡萄酒，一切葡萄酒都允许在输出到殖民地时，退还所缴纳的三镑十先令以外的税——国民的偏见，不允许奖励法国葡萄酒的贸易与消费。但是，上述恩典的敕赐和我国北美殖民地的叛变这两者相隔的时间，似乎过于短促，以致那些国家的风习，不可能产生显著的变化。

就法国葡萄酒以外的一切葡萄酒的退税说，殖民地由这法令所受实惠，比其他各国大得多，但就大部分其他货物的退税说，殖民地所受实惠却是小得多。在大部分货物输出到其他各国时，旧补助税得退还一半。但这项法令却规定，除葡萄酒、白棉布及细棉布外，一切欧洲或东印度生产或制造的商品，在输出到殖民地时，旧补助税丝毫也不得退还。

退税制度的设立，也许原来就是为了要奖励运送贸易。运送船舶的运费，常由外国人以货币支付，因此运送贸易被认为特别能给国家带回金银。运送贸易，虽不应受特殊的奖励，而设立退税制度的动机，虽然非常可笑，但此种制度本身，却似乎很合理。这样的退税，决不会使流入运送贸易的资本大于在没有输入税时自会流入这种贸易的资本，只不过使输入税不至于完全排斥此种贸易。我们虽不应特别奖励运送贸易，却亦不应加以妨害，我们应该象对待其他各种行业一样，听其自由。这种贸易，对于那一部分既不能投在本国农业，亦不能投在本国制造业，既不能投在国内贸易亦不能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必然提供了一个出路。

关税的收入，不但不会因此种退税而受损，而且将因此种退税而得利，因为在退税时，得保留一部分关税。如果全部关税都被保留，那末纳税的外国商品，由于缺少市场不能输出，因而亦不能输入。这样，本可以保留一部分的关税，便无从收到了。

这些理由，似乎足以证明，课在本国产物或外国产物上的关税，即使在输出时全部退回，退税亦是合理。诚然，在这场合，国产税的收入，稍受损失，而关税的收入则受大得多的损失；但多少要受这种课税的扰乱的产业的自然均衡，即劳动的自然分工和分配，却将因这种规定而更趋于均衡。

但上述理由仅证明，在输出货物到完全独立的外国时退税是合理的，并不证明在输出货物到我国商人、制造业者享有独占权的地方时退税是合理的。例如，在欧洲货物输出到我国美洲殖民地时退税，并不能使输出额大于无退税制度时的输出额。因为我国商人、制造业者在那里享有独占权，所以，即使保留全税额，未必会增加运到那里去的输出额。所以，在这场合，退税常是国产税及关税收入的纯损失，决不能改变贸易状态，决不能扩大贸易。至于在什么程度上，这种退税可认为是对我国殖民地产业的适当奖励，或者说，在什么程度上，允许他们免去本国其他人民所不能免去的赋税，才有利于母国，我打算在考察殖民地时，加以论述。

但必须指出，只在输出品真正输到外国去，而不再秘密输入我国的时候，退税制度才会带来益处。大家都知道，有些退税，尤其是烟草的退税，就往往被人滥用，并产生了许多既有害于收入而同样有害于公正商人的欺诈行为。

第五章  论奖励金

对英国某些产业的产品，常常有人请求输出奖励金，而政府有时也发给输出奖励金。据说，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赖有这种奖励金，才能在外国市场上，以与竞争者同样低廉或更为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据说，输出量因此增大，而贸易差额亦变得更有利于我国。在外国市场上，我们不能象在国内市场那样，给我们工人以独占权。对外国人，我们不能象对本国人那样，强迫他们购买我国工人生产的货物。于是，想出了第二个最好办法，即付钱给外国人购买。这个以贸易差额富国富民的办法，乃是重商学说所提倡的。

有人认为，奖励金只应该发给那些无奖励金即不能经营的商业部门。但无论什么商业部门，如果商人售货所得价格，可以偿还此货物制造乃至上市所投下的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那末即使没有奖励金，亦必能继续经营。这样的商业部门，与其他在无奖励金状态下经营的各商业部门，明显地处在同等地位，所以，这样的商业部门不需要奖励金，正象其他商业部门不需要奖励金一样。只有商人售货价格不足补还其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的商业，或售货价格不足抵偿货物上市实际费用的商业，才需要奖励金。奖励金发给的目的，在于补偿此损失，奖励它继续经营或开创一种被认为开支大于收益的商业，就是说，每经营一次，投下的资本即亏蚀一部分，而一切其他商业如都具有这样的性质，那末全国资本不久就会破灭无存。

应该指出，靠奖励金经营的商业，只是能在两国间长期经营下去而一国老是亏本（即货物售价少于货物上市实际费用）的商业。但是，如果没有奖励金来补还商人货物售价上的损失，他自身的利害关系，不久也会使他改变资本用途，或寻找其他能以货物售价偿还货物上市所用的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的行业。象重商主义所提倡的其他各种办法的结果一样，发给奖励金的结果，只不过迫使一国商业，不向自然方面发展，而向大大不利的方面发展。

有一个聪明而见闻广博的作者，在他的谷物贸易论文集里，很明白地说，自从谷物输出奖励金第一次设置以来，输出谷物的价格，依一般价格计算，超过输入谷物的价格，而依非常高的价格计算，则其超过额，大大超过这期间付出的奖励金的总额。他认为，按照重商主义的正确原理，这是明明白白地证明，这种强制的谷物贸易，有利于国家。因为输出价值是这样超过了输入价值，以致除了补还国家奖励输出所花费的全部特别费用，还大有剩余。他不知道，这种特别费用，换言之，这种奖励金，仅是社会为输出谷物而实际上所花费的极小部分。农业家用来栽种谷物的资本，亦须同样加以考虑。如果谷物在外国市场上所售的价格，不够补偿这种奖励金和这个资本以及这个资本的普通利润，则其差额，便是社会的损失，就是说，国民资财减少了那么多。但是，被认为必须发给奖励金的理由，正是谷物在外国市场上的售价不够作上述那样的补还。

据说，自从奖励金设置以来，谷物的平均价格已显著下落。我曾竭力说明，在前世纪末叶，谷物平均价格稍稍跌落，而且在现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仍继续跌落。如果这种事实真如我所确信的那样真实，那就没有奖励金也必然会发生这种结果，而其发生，不可能是奖励金的结果。法国不仅无奖励金，而且在1764年以前，一般禁止谷物输出，但法国谷物的平均价格，和英国同样降低了。所以，谷物平均价格的这种逐渐的降低，也许既不能归因于这一种条例，亦不能归因于那一种条例，而归根结底应归因于银的真实价值的逐渐的不知不觉的上升，我曾在本书第一篇竭力说明，在现世纪中，欧洲一般市场上，都发生了银的价值逐渐上升这个现象。看来奖励金不可能是谷物价格降低的助因。

已经说过，由于奖励金在丰年引起异常的输出，所以它一定会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但这就是奖励金制度倡导者公然标榜的目标。在歉岁，奖励金虽大都停止，但它在丰年所引起的大输出，必定会或多或少地使一年的丰收不能救济另一年的不足。所以，无论年岁丰歉，奖励金必然有助于提高谷物的货币价格，使其略高于无奖励金时国内市场上谷物的货币价格。

在现有耕作状态下，奖励金必然有这种趋势，我想有理性的人，对此是不会有异议的。但许多人却认为，奖励金有助于奖励耕作，而奖励的方法有二。他们以为，第一，奖励金给农业家的谷物开辟了一个更广大的外国市场，所以有助于增加谷物的需求，因而奖励谷物的生产；第二，奖励金使农业家得到的价格，比他们在无奖励金时，按实际耕作情况，所可希望的价格好，所以有助于奖励耕作。他们以为，这种双重的奖励，在一个长久的时期内，必定会大大增进谷物的生产，以致在这时期末尾的实际耕作情况下，国内市场上谷价可能降落的程度，远远大于奖励金所能提高的程度。

对于这种意见，我的答覆如下。由奖励金引起的外国市场的推广，必定在各年间牺牲了国内市场，因为靠奖励输出，没有奖励金就不会输出的谷物，在无奖励金的情况下，定可留在国内市场上，以增加消费而减低谷物的价格。应该指出，谷物奖励金，象一切其他输出奖励金一样，以两种不同的税课在人民身上。第一，为支付奖励金，人民必须纳税；第二，由于国内市场上这商品价格提高而产生的税，必须由人民大众缴纳，因为人民大众都是谷物购买者。所以，就这商品说，第二种税，比第一种税重得多。让我们假定，逐年平均计算，每输出一夸特小麦给奖励金五先令，只使国内市场上这商品的价格，比在无奖励金时按实际收获状态所应有的价格，每蒲式耳高六便士，即每夸特高四先令。即使按照这个很适中的假设，人民大众，除了须担负每夸特小麦输出奖励金五先令以外，他们每消费一夸特，还须多支付四先令的代价。但根据上述那位见闻广博的谷物贸易论文作者所述，输出的谷物与国内消费的简物的比例，平均计算不超过一对三十一的比例。所以，如果他们抽纳的第一种税为五先令，他们所缴纳的第二种税一定是六镑四先令。把这样苛重的税课在第一生活必需品上，必然会减少劳苦贫民的生活品，或必然会导致货币工资按照生活品货币价格的提高而提高。就前者说，必然会减低劳苦贫民抚养子女、教育子女的能力，因而会抑制国内人口的增长。就后者说，必然会减低雇主雇用贫民的能力，使他们所雇用的人数，少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因而必然会压抑国内产业。这样，奖励金所引起的谷物的异常输出，不仅会按照扩大国外市场与国外消费的比例，减少国内市场与国内消费，而且由于压抑国内人口与产业，最后必倾向于阻抑国内市场使其不能逐渐扩大，所以，归根到底，与其说它会扩大谷物的整个市场与整个消费量，无宁说它会缩小谷物的整个市场与整个消费量。

又有人说，谷物货币价格的这种提高，使这商品更有利于农业家，所以必然会鼓励这商品的生产。

关于这种意见，我的答复如下。如果发给奖励金的结果，使谷物的真实价格提高，换言之，使农业家能以同量谷物，按照当地劳动者维持生活的方式，不论是大方地、适中地或是省俭地维持更多的劳动者，情形可能真是如此。但奖励金显然决不会有这种结果，任何人为制度也决不会有这种结果。奖励金只对谷物的名义价格有很大影响，但对谷物的真实价格，却没有大影响。这种制度课在人民大众身上的赋税，对缴纳者是苛重的负担，但对收受者则利益极小。奖励金的真实效果，与其说是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无宁说是压低银的真实价值，换句话说，使等量的银，不仅只交换较小量的谷物，而且交换较小量的其他一切国产商品，因为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着其他一切商品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着劳动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必须经常使劳动者能够购买一定数量的谷物，够他大方地、适中地或省俭地维持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的生活。而社会的进步、退步或停滞等情况，使劳动者的雇主不得不按照大方地、适中地或省俭地生活方式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在改良的任何阶段中，这一切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一定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虽然这种比例，因改良阶段不同而不同。例如牧草，干草，家畜肉，马，马粮，因而内陆运输以及大部分国内贸易，其货币价格，都受谷物货币价格的支配。

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一切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几乎一切制造业原料的货币价格。谷物的货币价格，支配了劳动的货币价格，于是支配了制造技巧和勤劳的货币价格。由于它支配着这二者，所以它也支配着完全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切土地生产物或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必然按照谷物货币价格的升降比例而升降。

所以，发给奖励金的结果，虽可使农业家售卖谷物的价格，由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使士腾至四先令，并对地主缴纳和其生产物抬高的货币价格相称的货币地租，但谷物价格这样抬高的结果，现在四先令所可购得的任何种类国产商品，并不比以前三先令六便士所可购得的多，而农业家与地主的境遇，都不能由于此种价格变更而有多大改进。农业家的耕作，不会有很大的进步；地主的生活，不会有很大的改善。这样抬高的谷物价格，虽可在购买外国商品时，给他们以些微利益，但在购买国产商品时，便一点利益也没有。然而，农业家的费用，就几乎全部用于购买国产商品，甚至地主的费用，亦有大部分用于购买国产商品。

由于矿山丰饶而产生的银价低落，对大部分商业世界产生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影响，所以对个别国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体。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的腾贵，虽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富裕，却也不能使受者实际上更贫乏。金银器皿的价格，实际上比从前低廉，但其他一切物品的真实价值，却和从前完全一样。

假若银价的跌落，是个别国家的特殊情况或政治制度的结果，这虽仅在一国发生，却成为极重要的事体。这种事体，决不会使任何人实际上更富裕，却会使一切人实际上更贫乏。一切商品货币价格的腾贵（这场合是该国所特有的现象）就会多少阻抑国内各种产业，因而使外国国民在出售几乎一切种类货物所索取的银量，小于该国工人所能出售的银量，不仅在国外市场上，而且在国内市场上，都比该国售价低。

西班牙和葡萄牙特富金银矿山，所以能够以金银分配给欧洲其他国家。因此，这两种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应略为低廉，而在欧洲其他各国则略为昂贵。但其差额，不应大于运输费和保险费。由于金银体积小价值大，运输费不成为大问题；至于保险费，亦必与任何其他等值货物的保险费相同。所以，这两国如果不通过政治制度，加剧这种特殊情况的不利，那末他们由这种特殊情况而蒙受的苦痛，一定是很小的。

对于金银输出，西班牙课以赋税，而葡萄牙则加以禁止，以致输出须负担走私费用，使这两种金属在他国的价值高于西葡二国的部分，等于秘密输出的全部费用。譬如以堤坝堵住河流，坝内一经充满了水，水必越过坝头外流，好象没有堤坝一样。禁止金银输出，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禁止金银输出，不能在本国保留本国所能使用的程度以上的金银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限制了这一国在铸币上，在金银器皿上，在镀金上，在金银装饰品上，所可使用的金银量。如果它取得了这个数量，就如堤坝满了以后流入的全部水流，都必外溢。这样，西葡二国，虽限制金银输出，但每年从西葡二国输出的金银，几乎等于其每年输入的金银。但是，正如坝内的水必比坝外的水深，由于这种限制而保留在西葡二国内的金银量，和它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相比，必大于其他各国的金银量。坝头愈高愈强，则坝内坝外水的深度的差必然愈大。所以，课税愈高，禁令所立的刑罚愈严峻，警察执行法律愈严密，则西葡二国金银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持的比例，与其他各国这种比例相比，差额亦必愈大。因此，据说，差额是很大的；在西葡二国，家家常可看到许许多多金银器皿，而看不到按他国标准和此种奢华相配称的其他东西。贵金属这样的过剩，必然使金银低廉，或者说，必然使一切商品昂贵，这就阻害了西葡二国的农业与制造业，使外国能以比它们国内生产或制造所费的更小的金银量，供给它们以许多种类原生产物，和几乎一切种类制造品。课税及禁止，在两个不同方面起作用。不仅大大减低西葡二国贵金属的价值，而且由于保留不应保留的一定数量金银，致使其他各国贵金属的价值，略高于原来的价值，从而，使其他各国与西葡二国通商，得享受双重利益。要是把水门开放，那末坝内的水立刻减少，坝外的水业刻增加，坝内外不久就会相等。同样，要是撤除此种课税与禁令，潍末西葡二国的金银量就会大减，其他各国的金银量就会稍增，此等金属的价值，即对土地劳动年产物的比例，不久就会在一切国家间相等或几乎相等。西葡二国，由金银这样的输出而可能招受的损失，全然是名义上的、想象上的。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名义价值，将跌落，将以比从前小的金银量代表，但其真实价值将和从前相同，所能维持、所能支配和所能雇用的劳动量，亦将和从前相同。它们货物的名义价值将跌落，所余金银的真实价值将腾贵，于是和往昔为通商为流通而使用的较大金银量比较，现今的数量虽较小，但所能达到的目的，则与往昔无二致。流往外国的金银，决非无所谓地流往外国，那必然会带回等价值的各种物品。这些货物，又决不是全然供不生产的游惰者消费的奢侈品和消耗品。游惰者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既不能由于这种异常的金银输出而增加，其消费亦不能由此而大增。所以，由此带回来的货物，也许有大部分，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材料、工具、食料，可用以雇用勤劳人民和维持勤劳人民。勤劳人民，必能再生产他们所消费的全部价值并带来利润。这样，社会死资财的一部分就变为活资财，因此能推动比从前更大量的产业。它们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马上就会增加一点，再过几年，便会大大增加。它们产业现令所受最苛重的一个负担，这样就除去了。

西葡二国不合理政策所起的作用如是，谷物输出奖励金所起的作用必亦如是。不论耕作的实际状态是怎样，谷物输出奖励金总会使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略高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并使外国市场上的谷物价格略低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因为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多少支配一切其他商品的平均货币价格，所以，此等奖励金又会大大减低国内白银的价值，稍稍提高外国白银的价值。这种奖励金，使外国人，尤其是荷兰人，不但能以比无奖励金时他们所出的更廉的价格，而且能以比有奖励金时我们自己所出的更廉的价格，吃到我国的谷物；一位卓越的权威作者马太·德克尔先生，曾明确指出这一点。这种奖励金，使我们的工人，不能象在无奖励金时那样，为小量的白银而提供他们的货物，却使荷兰人能以较小量的白银而提供他们的货物。这样，就使我国制造品，无论在何处，都比无奖励金时稍稍昂贵，并使他们的制造品，无论在何处，都比无奖金时稍稍低廉，因而，使他们的产业，能享受双重的利益。

因为这种奖励金，在国内市场上所提高的，与其说是我国谷物的真实价格，无宁说是我国谷物的名义价格，所增加的，与其说是一定量谷物所能维持和所雇用的劳动量，无宁说是这一定量谷物所能交换的白银量，所以，必然阻害我国制造业，而对我国农业家或乡绅又无大的利益。诚然，这两者都会因此而有较多的货币收入，要使他们大部分相信那对他们并无很大利益，也许有点困难；但是，如果货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食料量和各种国产商品量都减少了。那末，由此而得的利益，也就不过是名义上、想象上的利益了。

在整个国家中，受这种奖励金的实际利益的，或者说，能受这种奖励金的实际利益的，也许只有一种人，即谷物商人或谷物输出者和谷物输入者。奖励金必然使丰年谷物输出量大于无奖励金的场合；而且，由于它使今年的丰收不能救济明年的不足，它必然使歉岁谷物输入量大于无奖励金的场合。在丰年歉岁，它都增加谷物商人的业务。但在歉岁，这种奖励金，就不但使他能输入比无奖励金时（即在今年丰收可多少救济明年不足时）所能输入的更多谷物，而且能以较好的价格出售谷物，因而能获得较大的利润。所以，我说，最热烈赞成继续发给此种奖励金的，就是这一种人。

我们的乡绅，在对外国谷物的输入课以重税（那在一般丰年便等于禁止），和对本国谷物的输出给与奖励金时，似乎是在仿效我们制造业者的行为。使用前一种方法，他们取得了国内市场独占权；使用后一种方法，他们企图防止国内市场积存谷物过多。总之，他们使用这两种方法，企图提高他们商品的真实价值。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制造业者所采取的方法，是一样的。制造业者亦曾同样采取这两种方法，来提高许多种制造品的真实价值。但他们也许没注意到，谷物和其他各种货物间有着巨大的根本的差别。以独占国内市场的方法，或以奖励输出的方法，使毛织物以比无独占权和无奖励金时更好的价格出售，那是可能的，因为使用这些方法，不但提高了此等货物的名义价格，而且提高了此等货物的真实价格。使此等货物等于较大的劳动量与生活品量，就不仅增加了此等制造业者的名义利润、名义财富与名义收入，而且增加了他们的真实利润、真实财富与真实收入；这样他们就能够过较优裕的生活，或在此等制造业上，雇用较大的劳动量。这实际上就是奖励此等制造业者，使他们制造业所雇用的国内劳动者比无此制度时所能雇用的多。但这种制度如果应用到谷物，那所提高的就只是谷物的名义价值，不是谷物的真实价值。这样做，不能增加农业家的真实财富或真实收入，亦不能增加乡绅的真实财富或真实收入。也不能奖励谷物的耕种，因为不能使谷物能够养活和能够雇用更多的耕种谷物的劳动者。按照事物的本质，谷物有一定的真实价值，不能随货币价格改变而改变。输出奖励金，国内市场独占，都不能提高谷物的真实价值。最自由的竞争，亦不能使它低减。就全世界说，谷物的真实价值，等于它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就个别地方说，谷物的真实价值，等于谷物按照当地维持劳动者生活的一般方式，即大方地、省检地或适中地维持其生活的方式，所能维持的劳动量。毛织物和麻织物不是支配性的商品，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实价值，并非最后要由毛织物和麻织物的价值来衡量、来决定。谷物却不然。一切其他商品的真实价值，最后都要由各自平均货币价格对谷物平均货币价格所持的比例来衡量、来决定。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虽有时会一世纪和一世纪不同，但其真实价值却不随此种变动而变动。随这种变动而变动的，只是白银的真实价值。

任何国产商品输出奖励金，都不免惹人反对。第一，对重商主义一切办法，一般都可提出反对，因为这些办法，违反自然趋势，迫使国内一部分产业，流入较少利益的用途。第二，国产商品输出奖励金办法，特别要惹人反对，因为它不仅迫使国内一部分产业，流入较少利益的用途，而且迫使流入实际不利的用途。无奖励金即不能经营的生意，必然是一种亏损生意。谷物输出奖励金，还要在以下方面惹人反对：它无论从哪一点说，都不能促进它所要促进的那种商品的生产。在乡绅们要求设置此种奖励金时，虽然是模仿商人和制造业者，但商人和制造业者完全理解他们的利害关系，其行动通常受这种理解的指导，乡绅们却没有此种完全的理解。他们给国家收入加上了一个极大的耗费，给人民大众加上了一个极重的赋税，但他们自己的商品，却没因此显著地增加其真实价值。而且由于银的真实价值因此稍稍减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家的一般产业，因为土地改良程度，必然取决于国家的一般产业；所以他们没有促进他们土地的改良，反而或多或少地妨碍土地的改良。

有人这样想，为奖励一种商品的生产，生产奖励金的作用，比输出奖励金更为直接。此外只须对人民课一种赋税，就是说，人民只须缴纳一种用以支付奖励金的税。生产奖励金，不但不会提高达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而且有减低的倾向。所以，他们不会因此而缴纳第二种税，而他们所缴纳的第一种税，亦将因此至少可得一部分的补还。可是，生产奖励金，是不常发给的。重商主义所确立的偏见，使我们相信，国民财富直接得自生产的少，直接得自输出的多。输出被看作更直接的带回货币的方法，因此更受欢迎。又有人说，依照经验，生产奖励金，比输出奖励金更易产生欺诈行为。这种说法，真确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输出奖励金，往往被滥用来搞许多欺诈行为，却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这一切方策的发明者即商人与制造业者的利益在于，他们的货物在国内市场上不积存过多。生产奖励金有时会惹起这种情况，而输出奖励金却使过剩部分送往外国，这样国内残留的那部分货物的售价得以提高，所以能切实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在重商主义各种方策中，输出奖励金便成为他们最爱好的一种了。我知道，某些行业的经营者，都私下同意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钱来奖励他们一定部分货物的输出。这种方策施行得很顺利，虽然大大增加了国产商品，却仍能在国内市场上使他们货物的价格提高一倍以上。但是，谷物奖励金要是真的降低了谷物的货币价格，其作用必大不相同。

可是在特定场合，亦曾发给了类似生产奖励金的奖励金。鰽白鱼业及鲸鱼业所得的按渔船吨数计算的奖励金，或可视为具有此种性质的奖励金。据说，这种奖励金。使此商品在国内市场上的价格，比无此等奖励金时低廉。从别方面看来，我们又必须承认，其结果与输出奖励金的结果相同。有了这种奖励金，国内一部分资本，就被用来使这种货物上市，但其价格却不能补偿其费用，并且不能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

此等渔业的吨数奖励金，虽无补于国民财富的增长，但由于可增加船舶及水手数目，所以，可被认为有助于国防，也许可以说，用这种奖励金来维持国防，比如象维持常备陆军那样维持一个庞大的常备海军（如果我可以使用这名词），其所需费用，有时也许要小得多。

但虽有这种辩护，下述各点却使我相信，议会至少在批准发给这些奖励金中的一种时大大地受骗了。

第一，鰽白色渔船奖励金似乎太大了。

从1771年冬季渔汛开始直到1781年冬季渔汛完毕，鰽白鱼渔船的吨数奖励金，为每吨三十先令。在这十一年内，苏格兰鰽白鱼渔船捕捞的鰽白鱼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三百四十七桶，在海上捕获即行腌存的鰽白鱼，称为海条。但要运到市场去售卖，须再加上一定数量的盐加以包装，使成为商用鰽白鱼。在这场合，三桶海条，往往改装为商用鰽白鱼二桶。所以，在这十一年间，所获商用鰽白鱼，计有二十五万二千二百三十一又三分之一桶。在这十一年间，付出的吨数奖励金，总计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三镑十一先令，即海条每桶得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商用鰽白鱼每桶得十二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

腌鰽白鱼时所用的盐，有时是苏格兰产，有时是外国产，但都可免纳一切国产税交给腌鱼业。但苏格兰盐每蒲式耳，现今须纳国产税一先令六便士，外国盐每蒲式耳须纳十先令。据说，鰽白鱼每桶须用外国盐大约一又四分之一蒲式耳。若用苏格兰盐，平均须二蒲式耳。如果鰽白鱼是供输出的，那就完全免纳盐税。如果是供国内消费的，那就无论所用的是外国盐还是苏格兰盐，每桶只纳一先令。这是苏格兰往昔对一蒲式耳盐所课的税，鰽白鱼一桶所需用的盐，即根据最低的估计，亦需要一蒲式耳。我们知道，在苏格兰，外国盐通常只用以鰽鱼。自1771年4月5日至1782年4月5日，输入的外国盐，共计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七十四蒲式耳，每蒲式耳重八十四磅。苏格兰盐交给腌鱼业的数量，却不过十六万八千二百二十六蒲式耳，每蒲式耳仅五十六磅。由此可见，渔业所用的盐，主要是外国盐。此外，每桶鰽白鱼输出，给付奖励金二先令人便士。渔船捕获的鰽白鱼，又有三分之二以上是输出的。所以，综合这一切来计算，你就会知道，在这十一年间，渔船捕获鰽白鱼一桶，若以苏格兰盐腌存，则在输出时，所费于政府的，计十七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在供国内消费时，所费于政府的，计十四先令三又四分之三便士；若以外国盐腌存，则在输出时，所费于政府的，计一镑七先令五又四分之三便士，在供国内消费时，所费于政府的，计一镑三先令九又四分之三便士。良好商用鰽白鱼一桶的价格，最低十七先令或十八先令，最高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平均约为一几尼。

第二，鰽白鱼业的奖励金是一种吨数奖励金，按照捕鱼船的载重量发给，不按照它勤惰与成败发给。我恐怕有许多开出去的船舶，不以捕鱼为目的，而以捕奖励金为唯一目的。1759年，奖励金为每吨五十先令，但苏格兰全部渔船所获，却不过海条四桶。在这一年，海条每桶，单就奖励金一项说，政府就费去一百一十三镑十五先令，而商用鰽白鱼每桶，则所费为一百五十九镑七先令六便士。

第三，有吨数奖励金的鰽白鱼业，往往用载重二十吨至八十吨的大渔船或甲板船。这种捕鱼法，也许是从荷兰学来的，是适宜于荷兰情况而不怎么适宜于苏格兰情况的。荷兰陆地，与鰽白鱼大批伏处的海，相距很远；所以，经营这种渔业非使用甲板船不可，甲板船可携带充足的水与食料，以备远海的航行。但苏格兰的赫布里迪兹群岛或西部群岛，设得兰群岛，以及北部海岸与西北部海岸，总之，经营鰽白鱼业的主要地区，却到处都是海湾，伸入陆地，当地把海湾称为海湖。此等海湖，乃是鰽白鱼来游此海时所群集的地方。由于此种鰽白鱼（我相信，还有许多种其他的鱼）来游的时期，很不一定，所以小舟渔业，看来最适宜于苏格兰的特殊情况。这样，渔人一经捕得鰽白鱼，即可运上岸来腌存或生食。每吨三十先令奖励金，固可给大船渔业以大奖励，但必然会阻害小舟渔业。小舟渔业没得此种奖励金，不能与大舟渔业在同样的条件下，以腌鱼提供市场。以此之故，在未有大舟渔业以前很可观的小舟渔业，据说从前曾雇用不少海员，但现今却几乎全然凋落了。关于此种在今日已经十分凋零而且无人过问的小舟渔业，以前究竟具有什么规模，我必须承认，我不能说出何等十分正确的话。由于小舟渔业没得到什么奖励，所以关税吏和盐税官都不曾记下什么记录。

第四，苏格兰有许多地方，在一年内一定季节，鰽白鱼成为普通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食品。可使国内市场上鰽白鱼价格跌落的奖励金，对于境遇不优裕的大多数我国同胞，也许是一个很大的救济。但大鰽白鱼渔船奖励金，决不能收到这样好的效果。最适宜于供应国内市场的小舟渔业，曾为它所破坏；每桶二先令八使士的附加输出奖励金，又使大渔船所捕鰽白鱼，有三分之二以上，输到外国去。在三、四十年之前，大渔船奖励金尚未设置，我相信，那时鰽白鱼每桶的普通价格为十六先令。十至十五年之前，小舟渔业尚未完全衰落，据说，那时鰽白鱼每桶的普通价格为十七先令至二十先令。在最近五年间，平均每桶为二十五先令。但这种高价，也许应归因于苏格兰沿海各地实际上缺少鰽白鱼。此外，我必须指出，与鰽白鱼同时卖掉的桶（那种桶价计算在上述各种价格内），自从美洲战事开始以来，已经涨价约一倍，即由大约三先令涨至大约六先令。我也必须指出，我所收集的往时价格的记载，并不是完全一致、首尾相符的。有一个很精明、很有经验的老人，曾对我说，五十多年以前，良好商用鰽白鱼一桶的普通价格为一几尼。我以为，直到现在，那还可以看作是平均价格。但我相信，这一切记载都认为，国内市场上鰽白鱼的价格，并未由于大渔船奖励金而降低。

也许有人认为，此等渔业家，在领受此等丰厚奖励金以后，如果仍以往时通常出售的价格或高些的价格，售卖他们的商品，他们可得到很大的利润。就某些人说，情况可能如此。但一般说来，我却有理由相信，情况决非如此。这种奖励金的通常意义，是在奖励轻率的企业家，使冒险经营他们所不了解的事业，但政府发给的非常丰厚的奖励金总抵补不了他们由于怠惰无智而引起的损失。1750年，根据第一次以每吨三十先令奖励鰽白鱼渔业的法令（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二十四号法令），又敕立了一个合股公司，资本五十万镑，纳资人（除了其他各种奖励，如上述的吨数奖励金，如每桶二先令六便士的输出奖励金，如盐税一律免纳）得在十四年间，每纳资一百镑，每年收取三镑，并由关税征收官，每半年支付半额。这家大公司的经理及理事都住在伦敦。但除这公司以外，又公布在国内各海港，设立资本总额不下一万镑的渔业公司为合法。这些比较小的渔业公司的经营，虽由经营者自行负责，盈亏归经营者自己承担，但同样可取得同一的年金以及各种奖励。大公司的资本不久就满额了，而在国内各海港，也设立了好几家渔业公司。可是，虽有这一切大奖励，这一切公司，无论大的小的，几乎全失去了他们资本的全部或大部，现在，这种公司的痕迹，亦一点不见了，鰽白鱼渔业现今几乎全部由私人投机家经营。

如果某一种制造业确是国防所必需，那末靠邻国供给这种制造品，未必就是聪明的办法。如果这一种制造业非奖励即不能在国内维持，那末对其他一切产业部门课税，来维持这一种制造业，亦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对于英国制造的帆布及火药的输出奖励金，也许都可以根据这个原理来加以辩护。

对人民大众的产业课税，以支持个别制造业者的产业，很难说是合理的，但在人民大众都有很大收入，不知怎样使用其全部收入的大繁荣时期，对于所爱好的制造业，颁给这样奖励金，也就象作别种无谓的花费一样，不足为怪。不论公的和私的花费，大富也许常常可作为大愚的辩解。但在普遍困难与穷困时期，还继续此种浪费，其谬误便非寻常可比了。

所谓奖励金，有时即是退税，因此不能与真正的奖励金一概而论。例如，输出精砂糖的奖励金，可说是对赤砂糖、黑砂糖所课赋税的退还。输出精丝制品的奖励金，可说是对生丝、捻丝输入税的退还。输出火药的奖励金，可说是对硫黄硝石输入税的退还。按照关税用语，只有那些输出时其货物形态和输入时相同的输出货物所得的津贴，才叫做退税。如果输入以后，其形态曾由某种制造业加以改变，以致名称随着改变，归入新的项目，则所发给的津贴叫做奖励金。

社会给予业务有专长的技术家与制造业者的奖金，也不能一概称为奖励金，奖金虽可奖励异常的技巧与技能，从而提高各行业中现有工人的竞争心，但不能使一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以过大的比例，流入任何一个行业。这种奖金不能破坏各行业间的均衡，却使各行业的作品尽可能达于完善。此外，奖金所费极轻，而奖励金所费极大。单就谷物奖励金说，社会每年所费的有时达三十万镑以上，

奖励金有时被称为补贴金，正如退税有时被称为奖励金一样。但我们应时常注意事物的本质，不必重视名称。

顺便谈谈谷物贸易及谷物条例

世人对于规定谷物输出奖励金的法律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规则，都加以赞赏。我在未曾指出这种赞赏全是不当的以前，不能结束奖励金这一章。关于谷物贸易的性质及与谷物贸易有关的英国主要法律的专门研究，可充分证明我的论点是正确的。这题目太重要了，所以技节话即使长些，也是正当的。

谷物商人的贸易，包含四个不同部门。这四个部门，虽有时全由一人经营，但按其性质，实是四种不同的独立的贸易：第一，内地商人的贸易；第二，国内消费品输入商人的贸易；第三，供国外消费的国内生产物输出商人的贸易；第四，运送商人的贸易，即输入谷物以待输出。

第一，内地商人的利益，无论乍看起来是怎样与人民大众的利益相反，但实际上，甚至在大荒年，却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利益在于，按照真实歉收情况，把谷物价格提高到应有的程度，但若提高得超过这个限度，那就对他不利。价格的提高，阻碍消费，使一切人，尤其使下等阶级人民或多或少地节省食粮。假若提得太高，那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消费，以致一季节的供给超过一季节的消费，直到下次收获物已经上市，上次收获物还有剩余，那末他的谷物，不仅会由于自然原因而损失很大部分，而且其剩余部分，将不得不以比数月前低廉得多的价格出售。但若提得不够高，那就不能产生阻碍消费的作用，结果一季节的供给，很可能不够一季节的消费，而他不仅会损失他一部分应得的利润，而且将使人民在一季节完毕之前，面临饥谨的可怕威胁，而不是遭受缺乏的困难。为人民的利益计，他们每天、每星期、每月的消费，应尽可能与一季节的供给，保持相应的比例。为内地商人的利益计，也要这样。他尽判断能力所及，按这比例，供给人民谷物，他售卖谷物的价格就可能最高，所得利润亦可能最大。收获情况如何，每日、每星期和每月的售额如何，他是知道的。这种知识，使他能够多少正确地判定人民实际上所得的供给，和此比例相差多少。假定他只顾一己的利益，不顾民众的利益，那末为他自身打算，即在不足的年度，也一定要按照谨慎的船长有时待遇船员的办法待遇人民大众，即在他预见到粮食快要缺乏时，就叫他们减食。固然，有时船长顾虑太多，在实际没有必要的时候，亦叫他们减食，使他们感到困难。但这种困难，和他们有时因船长行为不谨慎而遭受的危难和灭亡比较起来，算不得一回事。同样，内地谷物商人由于贪婪过度，有时把谷物价格提高到超过荒歉季节所应有的程度，但人民由此种可有效地使他们避免季节未饥谨的行为所感受的困难，和他们因商人在季节初廉售而产生的季节末饥馍威胁比较起来，也算不得一回事。而谷物商人自身将因这种过度的贪婪而深受其害；这不仅因为这会使一般人憎厌他，而且他即使能够避免这种憎厌的影响，亦不能避免下述那一种困难，就是在季节末，在他手上必定会留有一定量谷物，如果下一季节是丰收的，这残留额的售价，必比他前此可能售卖的价格低得多。

如果一个大国的全部收获物，都由一大群商人占有，那末他们为利益计，也许会象荷兰人处置马鲁古群岛的香料那样，为了要提高一部分存货的价格，便把存货的大部分毁坏或扔掉。但对谷物要确立这样广泛的独占，即使凭借法律的暴力，亦是不易办到的；而且，在法律准许贸易自由的地方，最不易为能买光大部分商品的少数大资本势力所垄断、所独占的商品，要算谷物。一国收获的全部谷物的价值太大了，少数私人的资本是不能扫数购买的；即使有扫数购买的能力，其生产方法，又将使此种购买，全然不能实现。在任何文明国家，谷物都是年消费额最大的商品。所以，一国劳动，每年用以生产谷物的部分，必大于每年用以生产任何其他物品的部分。在它第一次从土地上收获出来之后，它亦必在更多的所有者中间分配。这种所有者，决不能象许多独立制造者一样，集居在一个地方，却必然会散居在国内各处。此种最初所有者，或直接供给邻近地域的消费者，或直接供给其他内地商人而间接供给此等消费者。内地谷物商人，包括农业家和格面师，其人数，必多于经营任何其他商品的商人，而且由于散居各处，使他们绝不可能结成任何团体。因此，在歉岁，如果其中有一个商人，发觉他的谷物中有许多不能按时价在季节末售脱，他决不会想保持这个价格，使竞争者得利而自己受损失，而会立即减低此价格，希望在新收获出来之前，把他的谷物售去。支配一个商人行为的动机及利害关系，又将支配其他一切商人，迫使他们都根据他们所能作的判断，按照对季节丰歉最为适宜的价格，售出他们的谷物。

关于现世纪及前此二世纪欧洲各地粮食不足与饥谨的情况，有些记载很可靠。谁要是细心研究此中经过，我相信，一定能够发现，粮食不足的情况，并非起因于内地谷物商人的联合，而是起因于真正的不足。这种不足有时在个别场合起因于战争的浪费，而在最大多数场合，却起因于年成的不好。也会发现，饥谨发生的原因，只是政府粗暴地以不适当手段来克服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难。

在各部分都有自由通商和自由交通的广大产麦国内，最不好的年成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粮食不足，以致引起饥谨。若能节省使用，那末即使最歉收的年度，也可在比一般丰收年度略为紧缩的情况下，养活一样多的人数一年。最不好的年成，莫过干旱和淫雨。但由于麦可栽于高地，亦可栽于低地，即既可栽于潮湿土地，亦可栽于干燥土地，所以，有害于低地的淫雨，可有利于高地，有害于高地的干旱，又可有利于低地。虽然，在干旱与多雨的季节，收获都比气候顺适的季节少得多，但无论是干旱或是多雨，国内某一部分的所失，都可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部分的所得得到补偿。在产米国内，作物不仅需要极润湿的土壤，而且在稻的生长期内，有一段时间，还须浸在水里，所以，干旱的影响，可怕得多。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国家里，干旱亦不见得会那么普遍，以致必然引起饥谨，只要政府允许自由贸易，饥懂就可避免。数年前，孟加拉的干旱，也许只会引起极大的粮食不足，而后来所以会转为饥谨，也许是因为东印度公司人员，曾以不适当的条例，不审慎的限制，加在米的贸易上面。

如果政府为要救济粮食不足所造成的困苦，命令一切商人，以他们认为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的谷物，其结果或是使他们不把谷物提供市场，以致在季节之初，即产生饥谨，或是（在他们以谷物提供市场的假设下）使人民能够迅速消费，因而鼓励人民迅速消费，以致在季节之末，必然产生饥谨。无限制无拘束的谷物贸易自由，既是防止饥懂痛苦的唯一有效方法，所以亦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因为真正粮食不足的痛苦，是不能除去而只能减轻的。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值得法律的充分保护，也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需要这种保护，因为没有一种商业，比谷物贸易，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歉岁，下级人民，往往把他们的困苦归因于谷物商人的贪婪。于是，谷物商人，成为他们憎恶和愤怒的目标。在这场合，谷物商人不但赚不到钱，而且常有完全破产的危险，而其仓库也有给民众暴力掠夺破坏的危险。但谷物商人团取大利润的时候，亦就是谷物价格昂贵的歉岁。他通常与一些农业家订约，在一定年限内，按一定价格，供他一定量谷物。这个契约价格，是按照被认为适中合理的价格即按照普通或平均价格订定的。那在上次歉收年份以前，普通约为小麦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其他各种谷物每夸特的契约价格，亦以此为准。所以，谷物商人得在歉岁以普通价格购买并以高得多的价格售卖他谷物的大部分。这是一种异常的利润，但这种异常的利润，只够使他的行业与其他行业立在平等地位，只够补偿他在其他场合，由此商品的易腐性或其价格意外变动的频繁性而产生的许多损失。这种事实，只要看看谷物生意投象其他生意有那么多发大财的机会，就会明白。他只能在歉岁获取大利润，但因此却引起人们的反感。因此，稍有品格及财产的人，多不愿加入此种行业。这种行业，于是听任那一群下流商人经营；在国内市场上，介在生产者及消费者中间的人，使几乎只有磨坊主，面包房主，制粉商，面粉经售人，以及若干困苦的小贩了。

欧洲往时的政策，对于这样有利于社会的行业不但不去消除人们对它的憎恶，似乎反视此种憎恶为正当而加以鼓励。

爱德华六世第五年及第六年第十四号法令规定，凡购买谷物而想再拿出来售卖的人，应现为犯法的垄断者，初犯，处以二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的罚款；再犯，处以六个月监禁，科以等于谷物价值二倍的罚款；三犯，处以头手枷刑，和期限长短由国王决定的监禁，并没收其全部动产。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往昔的政策，和英国昔时的政策简直一样。

我们的祖宗，似乎认为，人们向农民购买谷物，比向谷物商人购买便宜，因为他们害怕谷物商人除了他付给农民的代价外，还会要求异常的利润。所以，他们企图完全消灭他的行业。他们甚至企图尽可能防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任何中间人。他们对于所谓谷物商或谷物运送者经营的行业所加的许多限制，其意义即在于此。那时，没有特许状，证明他诚实公正，即不许经营此种行业。依据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则非经三个治安推事认可，就无法取得此种特许状。但是，这样的限制，以后仍认为不够，所以依据伊丽莎白的一个法令，有权颁发此种特许状的，就只有一年开四次的法庭了。

欧洲古时的政策，企图照这样来管理农村最大的职业即农业，而管理的原则，则与管理都市最大职业即制造业的原则完全不同。这种政策，使农民除了消费者或他们谷物的直接经售者即谷商及谷物运送者外，不能再有任何其他顾客，因而强迫他们不但要经营农民的职务，而且要经营谷物批发商人及零售商人的职务。反之，在制造业方面，欧洲古时的政策，却在许多场合，禁止制造者兼营开店的生意，不许他们零售他们自己的商品。前一种法律的用意，是要促进国家的一般利益，或者说，使谷物趋于低廉，但人们也许不很了解这应如何进行。后一种法律的用意，却要促进特种人即店老板的利益，当时人们认为，这种人将为制造业者所连累而贱卖，如果允许制造业者零售，这种人的生意，就会破灭。

虽然当时允许制造业者开设店铺零售货物，但是制造业者决不会把货物卖得比一般店铺老板还便宜。不管投在店铺内的这一部分资本是大是小，它必定是从制造业中抽取出来。为使他站在与他人同等的地位上经营他的业务，他这一部分资本必须取得店老板的利润，正如他那一部分资本必须取得制造业者的利润一样。例如，假设在他所居住的那一城市里，制造业资本及小卖业资本的普通利润都是百分之十，那末在制造者自行开店零售的场合，他在店铺中每售去一件货物，即须取得利润百分之二十。当他自工厂搬运货物至店铺时，他对货物所估的价格，必然是他向零售店老板所能索取的批发价格。如果估得比这低，他的制造业资本的利润；便失去了一部分。当货物在他自己店铺内售去时，如果出售价格，低于其他店铺老板所售价格，那他的小卖业资本的利润，亦失去了一部分。在这场合，他对于同一件货物，虽似乎取得了加倍的利润，但因这种货物曾先后充作两个不同资本的一部分，所以，对于他投下的资本，他所取得的，其实只是单一利润。如果他所得利润比这少，他就是损失者，换言之，他所投下的全部资本，未得到与大部分邻人相同的利益。

不许制造业者经营的事，却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农业家来经营，就是说，以他的资本分投于两种不同用途，即以一部分投在谷仓及干草场上，以供应市场上不时的需要，而以其余部分用来耕作土地。但他投于后一部分所得利润，既不能少于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所以，他没于前一部分所得利润，亦不能少于商业资本的普通利润。实际用来经营谷物生意的资本，无论是属于被称为农业家的人，还是属于被称为谷物商人的人，都要有相同的利润，来补偿这样投资的资本所有者，并使他的职业能与其他职业立于同等地位，使他不致见异思迁。因此，被迫而兼营谷物商业的农业家，决不能把他的谷物卖得比任何其他谷物商人在自由竞争的场合不得不卖的价格，还要便宜。

以全部资本投在单一行业对商人有利，正如以全部劳动用在单一操作对劳动者有利一样。劳动者从此学得一种技巧，使他能以同样的两只手，完成比别人多得多的作业；同样，商人亦从此学得一种简便的买卖货物方法，使他能以同量的资本，经营比别人多得多的业务。一般地说，劳动者能因此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提供他们的产品；而商人亦能因此以同样低廉的价格，提供他们的货物，比资财和心思用在多种多样的货物上时低廉得多。大部分制造业者，都不能象处处留神的活跃的小买卖商人——他们的唯一业务是整批地购买货物、再零星地售卖货物——以那么低廉的价格，零售他们自己的货物。大部分农业家，更不能象处处留神的活跃的谷物商人——他们的唯一业务是整批地购买货物贮存大谷仓内、再零星地售卖出去——以那么低廉的价格，把他们自己的谷物，零售给离他们四、五哩的都市居民。

禁止制造者兼营小卖业的法律，企图强使资本用途的这种划分发展得比原来更快些。强迫农业家兼营谷物商业务的法律，却妨碍这种划分的进行。这两种法律，显然都侵犯了天然的自由，所以都是不正当的；因为不正当，所以都是失策的。为了任何社会的利益，这一类事情，都是不应强制，也不应妨碍的。以劳动或资本兼营无经营必要的行业的人，决不会以比他的邻人更贱的价格售卖货物，从而伤害其邻人。他也许会伤害他自己，事实上大都会伤害他自己。谚语说，兼营一切事业的不富。法律应该让人民自己照应各自的利益。人民是当事人，定然比立法者更能了解自己的利益。但在这二种法律中，最有害的，却是强迫农民兼营谷物商业的法律。

这项法律，不仅妨碍了大大有利于社会的资本用途的划分，而且同样妨碍了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强使农业家不专营一业而兼营二业，即是强迫他把资本分作二部分，仅把一部分投在耕作事业上，但若他的全部农作物，一经收获，他即可自由卖给谷物商人，他全部资本就会立即回到土地，用来购买更多的耕牛，雇用更多的佣工，就能更好地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如果强迫他零售他自己的谷物，他就不得不把资本一大部分，常保留在他的谷仓及干草场中，再不能象无此种法律时候那样，以全部资本用于耕作土地。所以，此种法律，必然妨碍土地的改良，不但不能使谷价低廉，而且能减少谷物生产，因而提高谷物价格。

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助于谷物栽种事业的，就是有适当保护及奖励的谷物商人的业务，象批发商人的业务有助于制造业者的业务一样，谷物商人的业务有助于农业家的业务。

批发商人，给制造者提供现成的市场，其货物一经制成，即被他们买去，有时，在货物未经制成以前，即预先给付货物的价格，所以，使制造业者能够把他的全部资本，甚或比起全部更大的资本不断地投在制造业上，使他所制成的货物，比把货物卖给宜接消费者及零售商人的场合多得多。此外，批发商人的资本，一般是够补偿许多制造业者的资本，所以他和他们间的这种来往，使得一个大资本所有者，为着利害关系，愿意支持许多小资本所有者，并在他们遭受有破产危险的损失与不幸时，给他们以援助。

农业家和谷物商人间同一种类的来往，若能普遍地建立起来，则所带来的结果，亦必同样有利于农业家。农业家因此能以其全部资本，甚或比全部更大的资本，不断地投在耕作事业上。他们这种职业，比任何其他职业都容易遭受各种意外，但有了这种来往，那就无论在哪一种意外中，他们都可发现，他们的寻常顾客，即富裕的谷物商人，愿意支持他们，而且能够支持他们。这样，他们就不必象现在那样，一味依赖地主的宽容及地主管家的慈悲。如能（那恐怕是不可能的）立即把此种来往普遍地建立起来；如能立即把全部农业资本，从其他一切不相宜的用途，移归相宜的用途，即土地耕作事业；如在必要时，为支持扶助这个大资本的作用，能立即供给另一个几乎同样大的资本，那末，仅仅这种事态的变更，对国内全部土地，将产生如何巨大、如何广泛和如何急剧的改良，那就很难想象了。

所以，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尽量禁止生产者与消费者间有中间人存在，就是企图消灭一种有利的贸易。这种贸易，要是自由进行，不仅是减轻粮食不足痛苦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预防这灾祸的最好方法。除了农业家的业务，最有利于谷物生产的，便是谷物商人的业务了。

这法律的严峻，赖后来几个法规而和缓了不少。这些法规，先后允许在小麦价格不超过一夸特二十先令、二十四先令、三十二先令或四十先令时，可围购谷物。最后，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号法令规定，在小麦价格不超过四十八先令一夸特时（其他谷物价格以此为准），凡不是垄断者，即不是购买谷物后在三个月内在同一市场售卖的人，囤积谷物或购买谷物以待售卖，都被认为合法。内地谷物商人所曾享受过的贸易自由，总算依据这项法令而完全取得了。

乔治三世第十二年的法令，几乎废止了其他一切取缔囤积及垄断的古代法令，但查理二世第十五年法令所设的限制，未曾撤废，因此继续有效。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的法令，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两个极不合理的世俗偏见。

一、这个法令认为，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而其他各种谷物亦相应涨价，则囤积谷物，很可能有害于人民。但据我们上面所说，似乎很明显，价格无论怎样，内地谷物商人的囤积，不致有害于人民，而且，四十八先令虽可视为很高的价格，但在歉岁，这是在刚刚收获以后常有的价格，那时，新收获物还不能卖出任何部分，所以就是无智识的人，亦不会认为，新收获物的任何部分，会被囤积以妨害人民。

二、这个法令认为，在一定价格下，谷物最易为人所垄断，即最易为人所囤积，不久又在同一市场内出售，以致妨害民众。但是，如果商人前往某一市场或在某一市场，尽量收购谷物，以备不久在同一市场内再出售，那一定因为依他判断，这市场不能全季都有象那时候那么丰足的供给，不久即将涨价。如果他的判断错了，价格并不上涨，那他就不仅会失去如此投下的资本的全部利润，而且因为储藏谷物，需要费用，必然遭受损失，所以如此投下的资本，亦将损失一部分。这样，他自己所受的损害，必比个别民众所可能受的损害大得多。固然，由于他的囤积，在某一市期，个别民众可能得不到供给，但在后此的任何市期，他们却能以和其他市期同样低廉的价格得到供给。反之，如果他的判断是对的，那他就不但无害于人民大众，而且将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使他们早些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这样就使他们不至于后来猛烈地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要是目前价格低廉，他们不顾季节的实际不足情况，大大消费，那后来一定会猛烈地感到粮食不足的痛苦。如果不足是真实的，那为人民计，最好把这种痛苦，尽可能平均分配到一年的各月、各星期、各日去。谷物商人的利害关系，使他要研究尽可能准确地来作这一件事。任何其他人，都没有这种利害关系，亦没有这种知识，更没有这种能力，来准确处理这一件事。所以，这一件最重要商业上的活动，应当全然委托于他。换言之，至少，在国内市场的供给上，谷物贸易应当听其完全自由。

世人对囤积与垄断的恐惧，好比他们对妖术的恐惧与疑惑。以妖术而被问罪的可怜人，是无罪的，以囤积垄断而被问罪的人，同样也是无罪的。法律取缔告发妖术，使人们不能为着自己的恶意，而以此种想象上的罪名，控告他们的邻人，似乎消除了奖励并支持这种恐惧与疑惑的大原因，从而有效地消灭了这种恐惧与疑惑。同样，恢复内地谷物贸易完全自由的法律，也许可能有效地消灭世人对囤积与垄断的恐惧。

查理二世第十五年第七号法令，虽有各种缺点，但与法典中任何法律比较，对于充足国内市场供给和增进耕作，也许都有更大的作用。内地谷物贸易所曾享受过的自由与保护，全依这项法令取得了。在国内市场的供给及耕作的增进那两方面，用内地贸易来促进，比用输入贸易输出贸易来促进，有效得多。

根据那位论述谷物贸易作者的计算，大不列颠每年平均输入的各种谷物量与每年平均消费的各种谷物量所持比例，不过一对五百七十。所以，在国内市场供给那一方面，内地贸易的重要性，必五百七十倍于输入贸易。

根据同一作者计算，大不列颠每年平均输出的各种谷物量，不过占年产额的三十分之一。所以，在给本国产物提供市场以奖励耕作那一方面，内地贸易的重要，亦必三十倍于输出贸易。

我不大相信政治算术，也不想证明以上二种计算的正确。我所以在这里引述，不过为了要说明，在一个最有思虑最有经验的人看来，谷物的国外贸易，与谷物的国内贸易比较，是怎样不重要啊。奖励金设立前那几年谷价的大低廉，也许有理由，可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查理二世那项法令的作用。因为，这项法令是在大约二十五年前颁布的，有充足的时间产生这种结果。

关于其他三种谷物贸易部门，只要几句话，就足以说明我所必须说的了。

第二，输入外国谷物供国内消费的贸易，显然有助于国内市场的直接供给，因而必直接有利于人民大众。诚然，它会稍稍减低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但不会减低谷物的真实价值，换言之，不会减少谷物所能维持的劳动量。如果输入随时都是自由的，我国农业家和乡绅每年出售谷物所得的货币，也许比在大部分时间里输入实际上被禁止的现在少。但他们所得的货币，将有更高的价值，将可购买更多的其他物品，雇用更多的劳动。他们的真实财富与真实收入，虽表现为较少的银量，但不会比现在少；他们所能耕种所愿耕种的谷物，亦不会比现在少。反之，由于谷物的货币价格跌落而产生的银的真实价值的腾贵，稍稍减低一切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使国内产业在一切外国市场上取得若干利益，因而能鼓励并增进其国内产业。但国内谷物市场的范围，必与种谷国的一般产业，或者说，必与生产从而占有用以与谷物交换的他物的人数，或者说，必与用以与谷物交换的他物的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但在一切国家，国内市场都是谷物的最近和最方便市场，所以亦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市场。由于谷物平均货币价格跌落而产生的银的真实价值的腾贵，有助于扩大最大和最重要的谷物市场，所以不但不会阻害谷物生产，而且会促进谷物生产。

查理二世第二十二年第十三号法令规定，在国内市场上，小麦价格不超过一夸特五十三先令四使土时，小麦输入，每夸特须纳税十六先令；在国内市场上，小麦价格不超过一夸特四镑时，小麦输入，每夸特须纳税八先令。前一价格，只在一世纪以前非常不足的时候发生过；后一价格，则据我所知，从未发生过。可是，根据这法令，小麦却要在未涨至后一价格以前，纳这样的重税；小麦在未涨至前一价格以前所纳的税，等于禁止其输入。至于限制其他各种谷物输入的税率与关税，和其价值相比，亦几乎是同样的重。而且，后此的法令，又把这种税加重了。

歉岁，人民由于此种法律的严格施行而遭受的痛苦，也许是很大的。但在歉岁，此种法律，往往由于暂时的条例而停止施行，这些条例允许外国谷物在一定的限期内输入。需要实施这种暂行条例，就充分说明了那一般法律的不适当。

对于输入的这种限制，虽先于奖励金的设立，但制定时所本的精神与原则，则与后来制定奖励金条例的精神与原则完全一样。但在有奖励金制度以后，这种或那种输入限制政策，就无论本身是怎样有害，亦是必要的。倘若在一夸特小麦价格不及四十八先令或不大超过此数时，外国谷物得自由输入，或其输入仅须纳小额的税，那也许就有人为着奖励金的利益，再把谷物输出，不但大有损于国家收入，而且以推广本国产物市场而不是以推广外国产物市场为目的的制度，也就完全搞乱了。

第三，输出谷物供外国消费的贸易，当然对国内市场的充足供给，没有直接的贡献，但有间接的贡献。无论此供给通常出自何种来源，或是出自本国生产，或是从外国输入，除非国内通常所生产的谷物或通常所输入的谷物，多于通常所消费的谷物，否则国内市场的供给绝不会丰饶。但是，在一般的场合，如果剩余额不能输出，那末生产者将仅按国内市场消费需要而生产，无意多生产，输入者亦将仅按国内市场消费需要而输入，无意多输入。似此，供给此种商品的商人们，无日不提心吊胆，恐怕货物不能售脱，所以市场存货很少过剩，常是存货不足。输出的禁止，限制了国内的改良与耕作，使谷物的供给，不超出本国居民的需要。输出的自由，却使国内耕作事业推广，以供给外国。

查理二世十二年第四号法令规定，在一夸特小麦价格不超过四十先令，而其他各种谷物的价格也与此价格成比例时，谷物输出不受禁止。查理二世第十五年，又扩大此种自由，即在小麦价格不超过每夸特四十八先令时，允其自由输出；第二十二年，无论价格是怎样高，都尤其自由输出。诚然，在如此输出时，必须向国王缴纳港税，但因为一切谷物，在关税表中，评价很低，所以港税，对小麦仅为一夸特一先令，对燕麦仅为一夸特四便士，对其他各种谷物仅为六便士。设置奖励金的威廉和玛利第一年那个法令公布以后，在一夸特小麦不超过四十八先令时，事实上已不再征收这小额的税。威廉三世第十二年第二十号法令，公然撤销这小额的税，无论价格是怎样高。

这样，输出商人的贸易，就不仅受奖励金的奖励，而且比内地商人的贸易自由得多。依照上述各法令中的最后一个，无论价格怎样，谷物都可囤积以待输出；但除非一夸特价格不超过四十八先令，谷物是不许囤积以待国内售卖的。上面说过，内地商人的利害关系，决不能和人民大众的利害关系相反。输出商人的利害关系，却可能和人民大众的利害关系相反，事实上有时确是这样。在本国正愁粮食不足时，邻国亦患饥谨，那输出商人的利害关系，或将使他把大量谷物输往邻国，大大加重本国粮食不足的灾难。此等法令的直接目的，不是充足国内市场的供给，而是在奖励农业的口实下，尽量提高谷物的货币价格，使国内市场上的不足现象延续下去。阻害输入的结果，甚至在大大不足时，国内市场亦只能仰给于本国的生产。在价格已高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时还奖励输出的结果，甚至在大大不足期间，国内市场亦不能享受本国生产物的全部。在有限期间内禁止谷物输出，并在有限期间内免除谷物输入税的暂行法律，英国不得不常常采用，这事实上充分说明它的一般法律的不适当。如果一般法律是适当的，那末为什么要常常停止施行呢。

设若一切国家都采用输出输入自由制度，那末大陆内所分成的各个国家，就会象大国内所分成的各个省一样。按道理，据经验，大国内各省间的国内贸易自由，不仅是缓和粮食不足的最好方法，而且是防止饥谨的最好方法；大陆内各国间的输出输入贸易自由，也是缓和粮食不足和防止饥谨的最好方法。大陆越广大，大陆各部分间水运陆运交通越便利，其中任何部分遭受此二种灾难的可能性便越小。一国的不足，很容易由另一国的丰足得到救济。但不幸的是，完全采取此种自由制度的国家，还极少啊。谷物贸易的自由，几乎在一切地方，都多少受限制；有许多国家，限制谷物贸易的不合理法律，往往加重粮食不足那不可避免的不幸，使成为可怕的饥谨灾难。这种国家，对谷物的需要，常是那么巨大、那么急切，所以邻近小国，若同时觉得自己粮食有些不足，要来供给它们，怕就会使自己陷于同样可怕的灾难。因此，一个国家采用了这种最坏的政策，往往会使另一个国家认为，采用原来最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危硷的、不慎重的行为。但是，无限制的输出自由，对大国说，其危险性就小得多，因为大国的生产大得多，无论输出谷物量如何，其供给都不会大受影响。在瑞士一州或意大利一小国内，也许有时还需要限制谷物输出。但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大国，却不见得有这样的必要。而且，不让农业家随时把货物运到最好的市场，显然是为了功利的观念，或国家的某种理由，把正义的一般法则丢开了。立法者这种行为，除了在迫不得已的场合，是不应该有的，是万难原谅的。如果真要禁止，那就只有在谷物价格非常高的时候，才应该禁止其输出。

关于谷物的法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和关于宗教的法律相比拟。对于现世生活的维持，以及对于来世生活的幸福，人民是那么关心，政府因此必须听从人民的意见，而且为了确保公共的安宁，必须建立他们所赞成的制度。也许由于这样，关于这两种大事，我们很少看到合理的制度被建立起来。

第四，输入外国谷物以备再输出的运送商人的贸易，亦有助于国内市场上供给的丰足。此种贸易的直接目的，虽不是在国内售卖谷物，但运送商人却往往愿意这样做。而且，即使这样出售所得的货币，比外国市场上所可望获得的少得多，他亦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可省免上货及下货、运送及保险等费用。以运送贸易为媒介而成为他国仓库堆找的国家，其居民不常感到缺乏。运送贸易虽可减低国内市场上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但不会因此减少它的真实价值。那只会稍稍提高银的真实价值。

在大不列颠，由于外国谷物输入须纳重税，而其中大部分又不能退还，所以即在一般的场合，运送贸易事实上是受到禁止的；而在异常的场合，当粮食不足使我们通过暂行法律停止征课这些税时，输出总被禁止。因此，实施这一类法律的结果，谷物运送贸易，实际上在一切场合都受到禁止。

所以，建立奖励金制度的这一类法律，虽一向被人称赞，实则毫不值得称赞。英国的改良与繁荣，常被说成是此等法律的结果，其实可以很容易地用其他原因来说明。英国法律保证了一切人都享有其自己劳动的果实。只要有这种保证，就能使英国繁荣，尽管有了上述以及二十条其他不合理的商业条例。而且，由革命而完成的这种保证，和奖励金的设置，几乎是同时的。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即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蠢法律，不过这些法律或多或少地侵害了这种努力的自由，或减少了这种努力的安全。在大不列颠，产业是很安全的；虽不能说完全自由，但与欧洲各国比较，总是一样自由或者更为自由。

大不列颠最繁荣最进步的时期，是在那些和奖励金有关的法律实施以后出现的，但我们决不能因此便说，大不列颠繁荣与进步的原因是那些法律。那也是在举借国债以后出现的，但举借国债无疑不是大不列颠繁荣与进步的原因。

与奖励金有关的这一类法律，和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政策，都倾向于在实施这一类法律的国家内稍稍减低贵金属的价值。但是，西班牙与葡萄牙也许是最贫乏，而英国却无疑是欧洲最富的国家。它们境遇上的这种差异，很容易由下述二个原因说明。（一）输出金银，在西班牙须纳税，在葡萄牙受禁止，而这种法律的施行，又受严厉的监视，所以，这些因素，在这两个每年有六百万镑以上金银输入的国家，所产生的降低金银价值的作用，一定比大不列颠实施谷物条例所产生的降低金银价值的作用，更直接、更有力。（二）这两国并无一般的人民自由与安全，来抵消这种不良政策的影响。在那里，产业既不自由亦不安全，民政制度又是那么坏，即使其通商条例是贤明的，象大部分其他条例是愚谬的一样，也够使它们现在的贫穷状态，成为恒久的现象。

关于谷物条例，乔治三世第十三年第四十三号法令似乎建立了一种新的体系，那在许多方面，都比旧的好，但在一两点上，却也许没有旧的那么好。

这个法令规定，中等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四十八先令，中等黑麦、豌豆或蚕豆的价格涨至三十二先令，大麦的价格涨至二十四先令，燕麦的价格涨至十六先令时，凡供国内消费的输入，都可免纳高的关税，而代以小额的税。对小麦，一夸特课税六便士，其他各种谷物以此为准。这样，就各种谷物尤其是小麦来说，外国供应品能以比从前低得多的价格供给国内市场。

同一法令又规定，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四十先令（先前是四十八先令）时，则小麦输出的全部奖励金（五先令）即行停止发给；大麦价格涨至一夸特二十二先令（先前是二十四先令）时，则大麦输出的全部奖励金（二先令六便士）即行停止发给；燕麦粉价格涨至一夸特十四先令（先前是十五先令）时，则燕麦粉输出的全部奖励金（二先令六便士），即行停止发给。黑麦的奖励金，由三先令六便士减至三先令；其价格涨至二十八先令（先前是三十二先令）时，奖励金即停止发给。如果奖励金象我上面所说是那么不适当，那末越早停发，数目越减少，越好。

同一法令又规定，在谷物价格最低的场合，要是把输入的谷物堆在堆栈，同时用两把锁（一把是国王的，一把是输入商人的）锁住，那就准许为再输出而免税输入谷物。但这种自由，只可在大不列颠二十五个海港内行使。那些全是主要的海港，而其余大部分海港，也许没有专为此用的堆栈。

就以上各点说，这项法令，就显然比旧的法令好。

但这法令又规定，燕麦价格不超过一夸特十四先令时，每输出一夸特，即可得奖励金二先令。对于这种谷物的输出，正象对于豌豆或蚕豆的输出一样，以前不曾发给奖励金。

这法令又规定：小麦价格涨至一夸特四十四先令时，即禁止小麦输出；黑麦价格涨至一夸特二十八先令时，即禁止黑麦输出；大麦价格涨至二十二先令时，即禁止大麦输出；燕麦价格涨至十四先令时，即禁止燕麦输出。这些价格，都似乎太低了；而且，就以强迫输出为目的而发给的奖励金说，在其停止发给的那个价格上，全然禁止输出，亦似乎不妥当。停止发给奖励金的价格，应当要低得多才对，不然就应该在高得多的价格上允许谷物输出。

就以上各点说，这项法令又不如旧的法令。但尽管有这一切论点，我们可用前人批评索伦法律的话，来批评这种法律，就是说，它本身虽不是至善的，但当时的利害关系、偏见和倾向不容许有更好的法律。这也许会给未来的更好法制铺平道路。

附录

为要解释并证明本章关于鰽白鱼渔业奖励金所说的话，我把以下二个报表附在这里。读者可信赖它们的正确。

第一个报表记载了，苏格兰十一年间的大渔船数，运出的空桶数，所捕得的鰽白鱼桶数，每桶海条及每桶满装时平均所得的奖励金。┌──┬────┬──────┬─────┬────────────┐│年次│大渔│运出的空桶数│所捕得的鰽│对各大渔船所付出的奖励金│││船数││白鱼桶数  ││├──┼────┼──────┼─────┼────────────┤││││  │  镑　先令便士　││1771│ 29 │ 5，948 │ 2，832   │ 2，085 00　││1772│168 │41，316 │22，237   │11，055 76　││1773│190 │42，333 │42，055   │12，510 86　││1774│248 │59，303 │56，365   │16，952 26　││1775│275 │69，144 │52，879   │19，315150　││1776│294 │76，329 │5l，863   │21，290 76　││1777│240 │62，679 │43，313   │17，592 26　││1778│220 │56，390 │40，958   │16，316 26　││1779│206 │55，194 │29，367   │15，287 00　││1780│181 │48，315 │19，885   │13，445126　││1781│135 │33，992 │16，593   │ 9，613126　│├──┼────┼──────┼─────┼────────────┤│总计│2，186  │550，943│378，347  │155，463 　110　│└──┴────┴──────┴─────┴────────────┘第二个报表，记载自1771年4月5日至1782年4月5日输入苏格兰的外国盐量和制盐厂无税交给渔业的苏格兰盐量，以及这两者每年平均数。┌────────┬────────┬────────────┐│期间│输入的外国盐│制盐厂交给渔业的苏格兰盐│├────────┼────────┼────────────┤│自1771年4月5日  │936，974蒲式耳  │168，226蒲式耳  ││至1782年4月5曰  │││├────────┼────────┼────────────┤│每年平均　  │85，179 5/11│15，293 3/11│└────────┴────────┴────────────┘

应该指出，外国盐每蒲式耳重八十四磅，英国盐每蒲式耳重五十六磅。

第六章  论通商条约

要是某一国家，受条约束缚，只许某一外国某种商品输入，而禁止其他外国这种商品输入，或对其他外国某种商品课税，而对某一外国这种商品免税，那商业上受惠的国家，至少，它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必然会从这种条约取得很大利益。这些商人和制造业者，在这样宽宏对待他们的国家内，享受了一种独占权。这个国家，就成为他们商品的一个更广阔又更有利的市场。更广阔，因为其他各国的货物，不受排斥，就要课更重的税，因此这个国家的市场容纳了比没有条约时更多的他们的货物；更有利，因为受惠国商人，在那里享受了一种独占权，因此往往能以比自由竞争场合更好的价格，售去他们的货物。

这样的条约，虽可有利于受惠国的商人及制造业者，但必不利于施惠国的商人及制造业者。这样就把一种有害于他们自己的独占权给与某一外国，就须常以比自由竞争场合更昂贵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外国商品。这个国家用以购买外国商品的那一部分本国产物，必须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因为在两个物品互相交换时，一个物品的低廉乃是另一个物品昂贵的必然结果，更正确地说，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它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就会因此种条约而减少。但这种减少，不可以说是绝对的损失，却只是本来可得到的利益的减少。它出售货物的价格，虽低于无通商条约时所可售得的价格，但售价总不会不及成本，而且，决不会象一些货他那样，不领受奖励金，就不足以补偿运送货物上市所投的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否则，这种贸易，就不能长久继续。所以，即就池惠国说，经营此种贸易亦是有利，但有利程度不象自由竞争场合那么大。

有些通商条约，根据与此很不相同的原理，却认为有利。有时，商业国给某一外国某种商品以有害本国的独占权，只因为希望在两国间的全部贸易上，本国每年所售，能多于每年所购，以致金银的差额每年都对自己有利。1703年英葡通商条约，就根据这原理而博得非常的赞赏。以下便是这条约的直译文，仅有三条：

第一条——葡萄牙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继人名义，约定在未受法律禁止以前，以后永远准许英国呢绒及其他毛制品照常输入葡萄牙，但以下条所述为条件。

第二条——即英国国王陛下，以他自己及其承继人名义，必须以后永远准许葡萄牙产的葡萄酒输入英国，无论何时，亦无论英法二王国是和是战，并无论输入葡萄酒时所用的桶是一百零五加仑桶、五十二点五加仑桶或其他，都不得在关税这名义下，亦不得在任何其他名义下，对于此种葡萄酒，直接或间接要求比同量法国葡萄酒所纳更多的关税，并须减除三分之一。如果将来任何时候，上述关税的减除，竟在任何形式上被侵害，则葡萄牙国王陛下，再禁止英国呢绒及其他毛制品输入，亦就是正当而合法的。

第三条——两国全权大使相约负责取得各自国王批准条约，并约定在两个月内交换批准文件。

这条约规定，葡萄牙国王有义务，要按和英国毛织物禁止输入以前相同的条件，准许英国毛织物输入，即不得把禁止以前的税额提高。但他没有义务，要以比任何其他国家如法国或荷兰毛织物输入条件更好的条件，准许英国毛织物输入。而英国国王，却有义务，要以比法国葡萄酒即最能与葡萄牙竞争的葡萄酒输入条件更好的条件，准许葡萄牙的葡萄酒输入，就是说比法国葡萄酒少纳三分之一的关税。就这一点说，这条约显然对葡萄牙有利，而对英国不利了。

但这条约，却被称扬为英国商业政策上一种杰作。葡萄牙每年从巴西所得的黄金，比其以铸币及器皿形式用于国内贸易的数量还多。把剩余额锁在金柜中，放着不用，未免损失太大了，但在葡萄牙国内，又不能找到有利的市场，所以，尽管禁止输出，亦必运出以交换在国内有更有利市场的物品。其中，有大部分，每年输往英国，以交换英国货物，或间接从英国交换其他欧洲各国货物。巴勒特说，据说从里斯本到达的周期邮船，每周给英国带来的黄金，平均在五万镑以上。这也许言过其实。果其如此，则一年总计将在二百六十万镑以上，比人们认为巴西每年所能提供的数额还要大。

几年以前，我国商人曾失去葡王好感。有些非经条约规定而由葡王特赐的特权（也许是请求得来的，但结果葡萄牙人却取得了英王重大的恩惠、防卫与保护），或被侵犯，或被撤回了。于是，通常最称扬葡萄牙贸易的人亦认为，此种贸易的有利程度，并不象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他们说，每年输入的黄金的大部分，甚至几乎全部，不是为着英国利益，而是为着欧洲其他各国利益；每年从葡萄牙输入英国的水果与葡萄酒，几乎抵消了输往葡萄牙的英国货物的价值。

即使我们假定，这全部是为着英国利益，而其总额又比巴勒特所想象的大，仍不能因此便说，这种贸易比输出品价值等于输入品价值的其他贸易更有利。

可以认为，在这全部输入额中，只有一极小部分是每年用来增加国内器皿或铸币的。其余必送往外国，以交换某些可消费物品，但若这种可消费物品，是直接由英国生产物购买，那就一定比先以英国生产物购买葡萄牙黄金，再以黄金购买这种可消费物品，更有利于英国了。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总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有利。而且，要从外国运一定价值的外国货物到本国市场，前一种贸易所需资本，必比后一种贸易少得多。如果国内产业，仅以较小部分生产适合葡萄牙市场需要的货物，并以较大部分生产适合其他市场需要的货物，而英国从此得到它所需要的可消费物品，那就对英国更有利。这样，英国要获得它需用的黄金及可消费物品，所使用的资本就比现今少得多。干是，英国便有一笔节省下来的资本，可用于其他方面，即用来淮动更多产业和生产更多年产物。

即使英国完全不与葡萄牙通商，英国在器皿上、铸币上或国外贸易上，每年所需的全部黄金，仍不难于获得。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凡能对黄金支付价值的人，总可在一些地方，取得所需要的黄金。而且，葡萄牙每年剩余的黄金，仍须输出，虽不由英国买去，但必由某一其他国家买去，而这一国家又必象今日英国那样，愿以相当价格，把这部分黄金再卖出去。诚然，在购买葡萄牙黄金时，我们是直接购买，而在购买其他各国（除了西班牙）黄金时，我们是间接购买，出价可能略高，但这差额过于微小，不值得政府注意。

据说，我国的黄金，几乎全部来自葡萄牙。至于我国对其他各国的贸易差额，或是对我国不利，或是对我国无大利。但我们应当记着，我国从某一国输入了越多的黄金，则从其他各国输入的黄金自越少。对黄金的有效需求，正象对其他各种商品的有效需求一样，在任何一国，都有限量。如果我国从某一国输入这有限量的十分之九，则从其他各国输入的，就不过是这有限量的十分之一了。而且，每年从某些国家输入的黄金，越是超过我国在器皿上、铸币上所必要的分量，则向其他各国输出的黄金，亦必越是增多；近世政策最无意义的目标——贸易差额，对某些国家来说，越是有利于我国，则对其他许多国家来说，就必然越不利于我国。

认为英国无葡萄牙贸易即不能存在的这个可笑的想法，竟使法国和西班牙在上次战争快要完结的时候，并没有借口受到侮辱或挑衅而就要求葡王驱逐一切英船离开葡萄牙各港，并为防御英人起见，迎接法国或西班牙守备队入港。要是葡王接纳其姻兄西班牙王所提出的不名誉条件，英国就可免除比丧失葡萄牙贸易要大得多的困难，即可摆脱一个很大的负担，即支持一个在国防上是那么无设备的极弱的盟国，以致在另一次战争中，英国即使倾全力，恐怕也不能作有效的保卫。对葡萄牙贸易的丧失，无疑会给当时经营此种贸易的商人带来很大的困难，使他们在一、二年内，不能找到任何其他同样有利的投资方法，这也许就是英国从这一个引人注目的商业政策所可能招受的困难。

金银每年大量的输入，其目的既不是为着制器皿，也不是为着铸币，而是为着进行国外贸易。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以这二种金属作媒介，比以任何其他货物作媒介更有利。金银是普遍的商业手段，所以，比任何其他商品，更容易为人接受而换得商品；因为它们体积小价值大，所以，由一地到另一地，来来往往，运输所费，又比几乎任何其他商品少，而且，由运输而减损的价值亦比较小。在一切商品中，没有一种象金银那样便于在某一外国购买而再在其他外国脱售以交换其他商品了。葡萄牙贸易的主要利益，在于使英国各种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为便易。这虽不能说是最大的利益，但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利益。

一国在器皿上及铸币上，每年仅需输入极小量金银就够补充，这是十分明显，可以合理地推定的。我们虽不与葡萄牙直接通商，这小量的金银，也很容易从其他地方取得。

金匠这一行业，在英国虽很可观，但每年售出的大部分新器皿，是由旧器皿溶解制成的。所以，我国在器皿上每年所需的补充并不很大，有极小额的年输入就行了。

就铸币说，情况也是这样。我相信，没有谁会想象，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那十年间每年八十万镑以上的铸造，有大部分，是每年用来增加国内一向流通着的货币。在铸币费用由政府支付的国家，就连铸币内含金银，有充分的标准重量，其价值也决不能比等量未铸金属的价值大许多。为什么呢，因为要以一定数量未铸金银交换等量金银铸币，只需不怕麻烦到造币厂去一下，最多等待几个星期就行了。不过，任何国家流通铸币，大部分都有多少磨损，或由于其他原因而低于其标准。在英国，则在最近改铸以前就更有这种情况，金币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常在百分之二以上，银币低于标准重量的程度，常在百分之八以上。但若四十四几尼半（包含着十足的标准重量，即一磅金）所能购买的未铸的金，不比一磅多什么，那末没有一磅重的四十四几尼半，就不能购买一磅重的未铸的金，而须加上若干，以补不足。所以，金块的市场流通价格，就不和其造币厂价格一致，换言之，不是四十六镑十四先令六便士，而大约为四十七镑十四先令，有时又大约为四十八镑了。但在铸币大部分都是这样低于标准的时候，新从造币厂出来的四十四几尼半，不能在市场上购买比其他普通几尼更多的商品，因为当它们流入商人金柜中，与其他货币混在一起，就难于辨认，即能辨认，所费亦必多于所值。所以，象其他几尼一样，其所值亦不多于四十六镑十四先令六便士。但是，如果倾入熔锅，用不着有显著的损失，即可产出标准金一磅，那在任何时候，也可换得金币或银币四十七镑十四先令乃至四十八镑，而其效用，却又无论就那一方面说，也与当初熔解的铸币相等。于是，熔化新铸币，就显然有利可图，而其熔化之速，又非政府所可预防。因此，造币厂的活动，便有些象潘内洛普的织物了，白昼所织的，晚间又折开了。造币厂的工作，与其说是逐日增加铸币，倒无宁说是补替逐日熔化的最好部分的铸币。

假设持金银到造币厂铸造的私人，是自己支付造币费用，那就会象加工所费可增加器皿价值一样，增加此等金属的价值。已铸的金属，将比未铸的金属更有价值。造币税，若非过高，则将以税的全价值，加入金银条块之内，因为，在任何地方，政府都享有专有的造币特权，没有什么铸币能以比这低的价值，提供市场。如果课税过重，换言之，所课的税，若比铸造所需劳动与费用的真实价值大得多，那末，金银条块与金银铸币间价值巨大的差额，也许会鼓励国内外私造货币者，把大量伪币注入市场，以致减低官造货币的价值。在法国，造币税虽为百分之八，但未曾从此发生了什么显著的骚扰。住在本国的私造货币者，及住在外国的他们的代理人或通信人，都到处有遭受危险的可能，这种危险太大了，不值得为着百分之六或百分之七的利润而遭危险。

法国的造币税，使铸币价值，高于按纯金含量比例所应有的程度。于是，1726年1月敕令，二十四克拉纯金的造币厂价格，定为七百四十利弗九苏一又十一分之一迪尼厄，合巴黎八盎斯的一马克。若扣除造币厂的公差，则法国金币含有纯金二十一又四分之三克拉，及合金二又四分之一克拉。所以，标准金一马克，只值大约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迪尼厄。但在法国，一马克标准金铸为三十个金路易，每个合二十四利弗，合计七百二十利弗。所以，造币税所增加于标准金一马克的价值的，就是六百七十一利弗零十迪尼厄与七百二十利弗之差了，换言之，增加了四十八利弗十九苏二迪尼厄的价值。

熔化新铸币的利润，在许多场合，会由于造币税而完全丧失，而在一切场合，都会由于造币税而减少。此种利润发生的由来，往往是通用货币应含纯金银量与实含纯金银量二者之差。这差额若小于造币税，则熔解新铸币，不但无利得，而且有损失。若与造币税相等，则无利亦无失。若大于造币税，则虽有利可图，但所得利润，必少于无造币税场合。例如，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铸造货币，倘若须纳税百分之五，则熔解金币，当受损百分之三；倘若造币税为百分之二，则无利亦无损；倘若造币税为百分之一，则虽可获得利润，但只是百分之一，不是百分之二。在货币以个数授受，不以重量接受的地方，造币税乃是防止熔解铸币及输出铸币的最有效方法。被熔解或被输出的铸币，大都是最好最重的铸币，因为只有这样才可图取最大的利润。

以免税方法奖励铸造货币的法律，最初在查理二世时制订，但时效有限，以后迭次延长限期，直到1769年，才改订为永恒的法律。英格兰银行，要以货币补充其金柜，往往不得不持金银条块到造币厂；他们也许认为，由政府担负造币费，比由自己担负造币费，对自己更有利益。也许就因为这大银行恳求，政府才同意将此法律改订为永恒的法律。如果秤金的习惯被废除——那由于不便，很可能被废除；如果英国金币以个数接受，象最近改铸以前那样，那末这大银行，也许会发觉，它在这场合，象在其他场合一样，大大估错了它的利害关系。

在最近改铸以前，英国通用金币，比其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因无造币税，故其价值，亦比应含标准金量的价值低百分之二。所以，在此大银行购买金块以备铸造时，所出价格，必比铸成后所值多百分之二。假设造币须课税百分之二，则通用金币虽比其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仍必与应合的标准金量，有相等的价值。铸造的价值，在这场合，抵消了重量的减少。银行虽然必须支付百分之二的造币税，但他们在这全部事务上，所蒙受的损失，亦只是百分之二，和现实的损失完全一样，不会更多。

如果造币税为百分之五，而通用金币仅比其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则在这场合，银行将在金块价格上，得利百分之三；但由于它须支付造币税百分之五，所以在这全部事务上，它的损失依然恰好是百分之二。

如果造币税仅为百分之一，而通用金币比其标准重量低百分之二，则在这场合，银行在金块价格上，只损失百分之一；但由于它须支付造币税百分之一，所以它在这全部事务上的损失，仍象其他一切场合一样，恰好是百分之二。

如果造币税不高不低，而铸币同时又包含十足的标准重量，象最近改铸以来它包含几乎十足标准重量那样，那末英格兰银行在造币税上虽有所失，但在金块价格上必有所得；在金块价格上虽有所得，但在造币税上必有所失。它在这全部事务上，既无所失，亦无所得，于是，它在这场合，就象在上述其他一切场合一样，处在和没有课税时完全相同的境地。

一种商品的税，要是适中，不至于奖励走私，那末以运输此种商品为业的商人，虽然必须垫付此种赋税，但因为他可以在商品价格中取回，所以不是真正的纳税者。最后支付这种赋税的，是最后的购买者，即消费者。但对于货币，一切入都是商人。我们购买货币都是为了把它再行售卖；就货币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最后的购买者或消费者的。所以，在造币税是那么适中，不至于奖励伪造时，虽然一切人都垫付赋税，但没有一个人最后支付这种赋税，因为一切人都可在提高了的铸币价值中，取回各自垫付的数额。

所以，适中的造币税，无论如何也不会增加银行或任何持金银条块往造币厂铸造的私人费用；没有这适中的造币税，也不至于减少他们的费用。无论有无造币税，如果通用货币包含了十足的标准重量，铸造就不会使任何人破费；如果不及这重量，则铸造所费，必等于铸币应合纯金量及其实含纯金量之差。

所以，在铸造费由政府支付时，政府不仅负担小额费用，而且须损失应得的小额收入，而这种无益的慷慨，又不能使银行或任何私人得到丝毫利益。

倘若你对银行理事说，造币税的征课，虽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利得，却可保证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他们也许不会听了这些话，便同意征收造币税。在金币现状下，只要继续以重量接受，他们当然不会因这种改制而得到利益。但若秤衡金币的习惯一旦被废除（很可能被废除），而金币的质量又低落到最近改铸以前那样，那末征课造币税的结果，银行的利得，或不如说，银行的节省，也许会极为可观。把大量金银条块送到造币厂去的银行，只有英格兰银行；每年造币费的负担，也全部或几乎全部落在它身上。如果年年造币，仅用以弥补铸币不可避免的损失与必要的磨损，那就不会常超过五万镑，至多亦不过十万镑。但若铸币低于标准重量，就须在此之外，年年造币，以补充铸币由不断熔化及输出而产生的巨大缺额。为了这个理由，金币改铸前那十年或十二年间，每年造币，平均都在八十五万镑以上。但若当时曾征课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的金币铸造税，那即使在当时情况下，也许能有效地阻止铸币的输出与熔解。这样，银行每年就不会在要铸为八十五万镑以上金币的金块上损失百分之二点五，换言之，每年不会损失二万一千二百五十镑以上，它所损失的也许还不到这数额的十分之一。

议会把岁入拨作铸币的费用，每年不过一万四千镑。而所费于政府的真实费用，换言之，造币厂职员俸给，在普通场合，我相信，不过此额之半数。想节省这样小的数额，甚或想取得比这大不了多少的另一数额，也许在一些人看来，是大无意义的想法，不值得政府严重的注意。但是，要节省那并非不能节省，而且按往事据今例，又似乎每一年都可以节省的一万八千镑或二万镑，即使对英格兰银行那么大的公司来说，无疑也是一种值得严重注意的事体。

上述议论中，有一些放在第一篇论货币起源及其效用和论商品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的那几章内，也许会适当些。但由于奖励铸造的法律，溯源于重商主义的流俗偏见，所以，我觉得，放在这一章，更为合宜。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构成一切国家财富的东西，那末，最能与重商主义精神吻合的事情，亦就莫过于奖励货币的生产了。货币生产奖励金，乃是重商主义富国妙策之一。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  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欧洲人最初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的动机，并没蒙古希腊罗马建立殖民地的动机那么明显、那么容易看得出来。

古希腊各邦，各占有极小的领土；任何一邦人民，增多到本邦领土不易维持的时候，便遣送一部分人民出去，在世界上辽远的地方，寻找新的住处。他们四周的好战邻人，使他们任何一邦，很难在国内大大扩大其领地。多里安人大都到意大利及西西里去殖民。这两地，在罗马建立以前，为野蛮未开化人民所占居。伊沃尼亚人及伊沃利亚人（希腊另外两大部落）大都到小亚细亚及爱琴海各岛去殖民。这两地居民，在当时似与意大利及西西里当时的情况大致相同。母市虽视殖民地为儿子，常常给与大的恩惠与援助，也得到殖民地的感戴，但却视殖民地为已解放的儿子，不要求直接的统治。殖民地自决政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吏，而且以独立国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无需母市的承认或同意。没有什么能比树立这种殖民的动机更明显、更容易看得出来。

古罗马，象其他大部分古代共和国一样，原来是建立在一种土地分配法上，即按一定比例，将所有的公有领地，分配给构成国家的各市民。但人事的变迁，结婚哪，承继哪，割让哪，必然会把原来的分配搞乱，常使原来分作许多家族维持手段的土地，归一个人所有。为纠正此种弊病——他们也认为这是一种弊病，他们颁布了新的法律，限制各市民所占有的土地量，不得超过五百朱格拉，约合英亩三百五十亩。但这法律，据我所知，虽施行过一两次，但大都被人忽视或回避，而财产越来越不平均。大部分市民，是没有土地的；但按当时风俗人情，无土地即难于维持自由人的独立。现时，无土地贫民，若稍有资财，可租耕他人土地域经营某一种零售业；即使毫无资财，亦可充任农村劳动者或技工。但在古罗马，豪富人家的土地，都由奴隶耕种；奴隶在监工的监督下工作，监工本身也是奴隶；所以，贫穷自由人，很少有机会成为农民或农村劳动者。一切商业、制造业，甚至零售业，亦都为主人的利益而由奴隶经营。主人们的财富、权威与防卫，使一个贫穷的自由人，很难和他们竞争。所以，无土地市民，除了在每年选举时，得到候选人的赠金以外，几乎没有别种生计了。当护民官想鼓励人民反抗豪富时。就叫人民回想古代的土地分配，并说限制那种私产的法律是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人民吵吵闹闹地要求土地，但我们自可相信，富豪们是十分决意不把任何部分土地分给他们的。但为了要绘他们相当程度的满足，富豪们往往提议建立新殖民地。但作为征服者的罗马，即在这场合，也没有必要道送市民到世界各地去寻找出路，如果我可这样说。它要先知道市民究竟将在什么地方定居。它大都把意大利被征服各地的土地，指定给与他们。他们在那里，亦象在共和国领土上一样，不能建立任何独立的共和国，至多只能形成一种自治团体。这种自治团体，虽有制定地方法律的权能，但须受母市的统治和惩罚，并遵守母市制定的法律。但这种殖民地的建立，不仅仅在于满足一部分的要求，而且因为一个地方新被征服，当地人民是否服从还属疑问，常可借此在当地设置一种守备队。所以，罗马殖民地，无论就其性质说或就其建立的动机说，都与希腊殖民地完全不相同。因此，原来用以表示这种建制的字眼，亦有极不相同的意义。拉一丁语colonaa表示殖民；反之，希腊语

P128。。；。z。则表示离家、离乡、出门。罗马殖民地虽在许多点上，与希腊殖民地不同，但建立的动机，却是同样明显同样容易看得出来的。这两种制度，都溯源于无可奈何的必要或明白显著的实利。

欧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建立殖民地，不是起因于必要;树立的结果，虽得到很大的利益，但其利益也并不那么明白显著。在殖民地刚刚建立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这种利益；其建立及其发现的动机，也不是这种利益。而且，直到今日，这种利益的性质、范围及界限，也还不大为人所理解。

十四世纪到十五世纪间，威尼斯人经营一种极有利的贸易，即贩运香料及其他东印度货物，售给欧洲其他各国。他们大都在埃及购买。埃及当时由高加索军人统洽。高加索军人是土耳其人的敌人，而威尼斯人也是土耳其人的敌人。这种利害关系的一致，加上威尼斯货币的援助，使得他们结合起来，这样就使威尼斯人几乎享有一种贸易独占权。

威尼斯人所得的巨大利润，诱发了葡萄牙人的贪欲。在十五世纪中，他们努力发现一条海道，通过摩尔人跨沙漠给他们带来象牙和金砂的那个地方。他们发现了马德拉群岛、卡内里群岛、亚速尔群岛、佛德角群岛、几内亚海岸、卢安果、刚果、安哥拉、本格拉各海岸，最后发现了好望角。他们早就希望分占威尼斯人有利的贸易；最后那一次发现，为他们开拓了可能分占的机会。1497年，瓦斯戈·德·加马，又从里斯本港开航，以四船结成一队，经过十一个月航行，达到了印度斯坦海岸。一世纪来，以非常的坚毅心，不断的努力，所进行的那种发现工作，就这样完成了。

在此若干年之前，欧洲人对葡萄牙未必能成功的计划，还在疑惑的时候，有个热那亚舵工，提出更大胆的计划，要西航达东印度。东印度各国的情况，在当时的欧洲，还是不大清楚的。少数欧洲旅行家，曾夸大这些地方的距离，这也许出自纯朴无知，在那些不能计量距离的人看来，原来确是很远的距离，就显得无限的远，也许是借此夸示他们自己冒险访问离欧洲很远的地方的奇迹。哥伦布很有道理地说，向东走这一路程越远，那末向西走便越近。他建议走这一条路，因为这条路最近又最稳当。幸而他说服了克斯梯的伊萨伯拉，使她相信他的计划是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就在1492年8月，即比瓦斯戈·德。加马从葡萄牙出发的时候大约早五年，从帕罗斯港出航，经过两三个月的航程，先发现了小巴哈马群岛，即庐克圆群岛中若干小岛，然后发现了圣多明各大岛。

但哥伦布这次航海以及以后各次航海所发现的地方，都和他原要访问的地方不相似。他不曾发现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农功与稠密人口，却在圣多明各以及他曾经到过的新世界一切其他地方，发现一个丛林未垦的地方，仅为裸体穷苦野蛮人所占据。但他不大愿意相信，自己所发现的地方，不是马哥·孛罗所描写的一些地方。马哥·孛罗在欧洲人中，是第一个到过中国和东印度的，至少，把当地情况描写下来的，他是第一个。于是，哥伦布在发现了圣多明各一座西巴奥山的名字与马哥·孛罗所提到的西潘各的名字有些相象，便以为那是他早就放在心里的地方了，虽然明显的证据证明，不是那地方。他在给裴迪南及伊萨伯拉的信中，把他所发现的那些地方叫做印度。他相信那是马哥·孛罗所描写的地方的一端，且与恒河相距不远，换言之，与亚力山大所征服的地方相距不远。即使在后来判明了那些是两个不同地方以后，他还以为，那些富庶国家离此不远。所以，他在后来的一次航行中还沿着火地岛海岸，向达里安地峡航行，来探寻那些国家。

由于哥伦布这一错误，那些不幸的国家，从那时以来，一直叫做印度。最后发现了新印度与老印度完全不相同，才把前者叫做西印度，后者叫做东印度，以示区别。然而，不论所发现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在哥伦布看来重要的是，得向西班牙宫廷陈述池所发现的是极为重要的地方。在各国，构成真实财富的，都是土地上生产的动植物，而那里当时生产的动植物，没有什么可证明他的陈述是正确的。

科里是介在鼠与兔之间的一种动物，布丰认为，它和巴西的阿帕里亚是同类的动物。它在当时是圣多明各最大的胎生四足兽，这动物似乎从来就不很多，据说西班牙人的犬与猫，老早几乎吃掉了这种动物以及躯体比这还要小的其他动物。然而，此等动物，以及所谓伊文诺或伊关诺的那一类大蜥蜴，便是当地所能提供的最主要的动物性食物了。

居民的植物性食物，虽由于农业不发达，并不丰饶，但不象动物性食物那么稀少。其中，主要为玉米、芋、薯、香蕉等等。那些食物都是欧洲所不知道的，但不为欧洲人所十分重视，他们并不认为那些植物和欧洲原来生产的一般谷豆有同等的营养力。

诚然，棉花是一种极重要制造业的材料，而在当时欧洲人看来，亦就是那些岛上最有价值的植物性产物了。虽然在十五世纪末，欧洲各地都极重视东印度的软棉布及其他棉织品，但欧洲各地都没有棉织制造业，所以，即使这种生产物，在当时欧洲人看来，亦不很重要。

哥伦布看到新发现各地方的动植物，都不足证明这些地方是怎样重要，就转移眼光到矿物上来。他以为，矿物界生产的丰富，足够补偿动植物界生产的微薄。他看到那里居民的服装上挂着小片的金，并听他们说，那金片常可从山上下流的溪流或急流中发现，于是他便十分相信，那里的山必有最丰饶的金矿。这样，圣多明各就被说成为金矿丰饶的国家，并因此故（不仅根据现今的偏见而且根据当时的偏见），被说成为西班牙国王及其国家取之不尽的真实财富的源泉。哥伦布第一次航海回国时，被按凯旋仪式，引见克斯梯及亚拉冈国王，当时所发现的各国主要生产物，都由隆重的仪仗队带在他前面。但有价值的部分只是金小发带、金腕环及其他各种金饰品，和几捆棉花。其余都是俗人惊异和珍奇的物品，譬如，几株极大的芦苇，几只羽毛极美的鸟，几只大鳄鱼、大海牛的剥皮。但在这一切之前，有六七个颜色和相貌奇怪的土人，却大大增加了这次展览的新奇。

哥伦布陈述的结果，克斯梯的枢密院，决定占领这些国家。它们的人民，当然没有抵抗能力。传布基督教这个敬神的目的，使这种非正义的计划，成为神圣的事业。但此种计划的唯一动机，却是希望发现此等地方的金宝藏。而且为了要突出此种动机，哥伦布提议那里所发现的金的一半，应归国王。这种提议，亦为枢密院所采纳了。

最初冒险家输入欧洲的黄金，全部或极大部分是由极容易的方法取得，即向无抵抗的土人劫掠而得，所以，要纳这样的重税，也不会很困难。但土人所有，一旦完全被剥夺尽了——事实上，在圣多明各及哥伦布所发现的一切其他地方，不到六年或八年，就完全被剥夺尽了——要再发现一些，就必须从矿中掘出，就不能再纳这样的税。据说，这种税严格的征收，曾使圣多明各的矿山，从那时起，完全停止开采。所以不久金税就减至金矿总生产额的三分之一，再减至五分之一，再减至十分之一，最后减至二十分之一。银税在长期间内为总生产额的五分之一。直到现世纪，才减至十分之一。但最初的冒险家，对银似乎不大关心，他们认为，比金低贱的东西都不值得他们注意。

继哥伦布而起的探索新世界的西班牙冒险家，似乎都具有同一动机。使奥伊达、尼克萨、瓦斯科·努格尼斯·德·巴尔博到达里安地峡，使科特兹到墨西哥，使亚尔马格罗和皮查罗到智利和秘鲁的，都是对于黄金的强烈欲望。当这班冒险家到达一个未曾被发现的海岸时，首先调查的就是那里有没有金矿可以发现。他们就依此决定他们的去留。

在一切费用浩大、成就不确定并使大部分从事者破产的计划中，也许再没有比探索新金银矿山更容易使人破产的了。这也许是世界上利益最少的彩票，得彩者的利得，最不能补偿失彩者的损失。因为，有奖的票很少，无奖的票很多，但每一张票的普通价格，却是一个极有钱的人的全部财产。开矿的计划，不仅不能补偿开矿的资本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而且大都把资本和利润吞并掉。因此，这种计划是希望增加本国资本的精明的立法者所最不愿意给予特别鼓励，或以人为的方法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其中的那种计划。其实，这就是人们对于自身的幸运所怀抱的那种不合理的信念，认为只要有丝毫成功的可能就会有很大一部分资本自行流入此种用途。

凭冷静理智与经验作出的判断，都认为此等计划是绝对不可以实行的，但由人类贪欲作出的判断，却认为此等计划是完全可以实行的。使许多人有了点金石那种荒唐观念的欲望，又使许多其他人有了金银矿山无限丰饶那种荒唐观念。他们没考虑到，就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说，此等金属的价值，主要出于其稀少性，而其稀少性，又由于自然藏量很少，而且那少量金属，包有坚硬和难于处理的物质，以致挖掘并获取此等金属所需要的劳动与费用，极其浩大。他们以为，此等金属的矿脉，在许多地方，简直象铅、铜、锡、铁的矿脉那样，大而且丰。华尔特·罗利夫爵士所作的黄金国的梦，充分证明了，即使有智之士，亦不免有此种奇异的幻想。而在这位伟人死了之后一百余年，还有耶稣教会会员加米拉相信这个黄金国的存在，而且极其热烈地，我敢说，还是极其真挚地说，如果他能对那些能够以优厚报酬酬答传道工作的人，宣传福音，真是不胜荣幸。

在西班牙人最初发现的那些国家里，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值得开采的金银矿山。最初各冒验家所发现的金属的量，以及第一次发现以后人们所采掘的各矿山的产出力，都被大大夸大了。但冒险家的报导，足够唤起他们本国人的贪欲。每一个航行到美洲的西班牙人，都希望发现一个黄金国。命运的女神，在这场合，象在其他极少数场合一样，光临了，使虔信者的狂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而且在墨西哥和秘鲁被发现与被征服的时候（一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大约三十年之后，一在大约四十年之后），他们可以说从命运女神手上得到了他们所寻找的丰饶的贵金属。

一个与东印度通商的计划，干是引起了西印度的第一次发现，一个征服的计划，又引起了西班牙人在这些新发现的国家里的一切设施。然而使他们去征服的动机，却又是发现金银矿山的计划。这计划，又由于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事故，居然出乎企划人合理的期望，大为成功了。

欧洲其他各国最初企图到美洲去殖民的冒险家，也是受同样的妄想的驱使，但他们并不怎么成功。巴西自第一次殖民以来，经过百余年，才发现金、银和金刚石矿山。在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的殖民地中，却是至今还没有发现过贵金属矿山，至少还没有发现在今日看来有开采价值的矿山。但英国最初在北美殖民的人，为诱使国王给与他们特许状，都以所发现的金银五分之一献于国王。华尔特·罗利夫爵士的特许状，伦敦公司及普里木斯公司的特许状，普里木斯参议会的特许状等等，其发给都以把所得金银五分之一献给国王为条件。此等最初殖民者，希望发现金银矿山，又希望发现到东印度去的西北通路，但对两者都失望了。

第二节  论新殖民地繁荣的原因

文明国家的殖民地，其土地荒芜，或人口稀少而土人容易对新来的殖民者让步的，往往比任何其他人类社会富强得更快。

此等殖民者随身带来的关于农业和有用技术的知识，自比未开化野蛮人几百年、几千年自发地成长的知识强。同时，此等殖民者，又随身带来了统治人的习惯，关于正常政府的观念，维持政府的法制的观念以及正常司法制度的观念。他们自然要把这些在新殖民地建立起来。但在未开化野蛮民族中，在保护自身所必需的法律与政府已经确立之后，法律与政府的自然进步就比技术的自然进步还要慢。每个殖民者所得的土地，都多于他所能耕作的土地。他无须支付地租，大都不纳税。没有地主分享他们的收获，君王所分掉的通常都很少。他自会使生产物增加，因为这生产物几乎全是他自己的。但他所有的土地往往是那么广阔，以致尽他一己的劳动，以及他所能雇用的他人的劳动，也不能使土地生产出它所能生产的数量的十分之一。所以，他极想从各地搜集劳动者，并以最优厚的工资来作报酬。但此等优厚的工资，加上土地的丰饶低廉，不久就使那些劳动者要离开他，自作地主，以优厚的工资，报酬其他劳动者。正如他们离开他们的主人一样，这些其他劳动者不久也离开他们。优厚的报酬，奖励了结婚。儿童们，在幼年期中得到很好的给养，受到很好的照顾，到长大时，他们劳动的价值，大大超过其抚养费。到成年时，劳动的高价格与土地的低价格，又使他们能够自立，象他们的祖先那样。

在其他国家，地租和利润吃掉工资，两个上层阶级压迫下层阶级。但在新殖民地，两个上层阶级的利害关系，使得他们不得不更宽宏地更人道地对待下层阶级；至少，在那里，下层阶级不处在奴隶状况。生产力极大的荒地，只须付出很小代价就可获得。身兼企业家的地主，希望从改善耕作增加其收入，这种增加的收入，便是他的利润。在这情况下，利润一般极为丰厚。但这种丰厚的利润，除非雇用他人的劳动来开垦土地耕作土地，就无法取得。在新殖民地上，土地面积的大与人口之少，其间的不相称现象使他难于取得这种劳动。所以，他不计较工资，愿在任何价格下雇用劳动。劳动工资的高昂，鼓励了人口的增殖。良好土地的丰饶与低廉，又鼓励了耕作的改善，使地主能支付这样高的工资。土地的全部价格，几乎由此种工资构成。作为劳动的工资，虽觉其高，但作为有那么大价值的东西的价格，则又觉其低。奖励人口和耕作的增进的，又奖励真实财富与强大的增进。

许多古希腊殖民地，因此似乎非常迅速地进于富强。在一世纪或二世纪中，就有一些能与母市抗衡，甚至超过母市了。西西里的塞拉库西及阿格里琴托，意大利的塔伦图及洛克里，小亚细亚的埃弗塞斯和密理图斯，无论就哪一点说，也至少可与古希腊的任一都市相抗衡。建设虽较晚，但一切学艺、哲学、诗学及修词学，却和母国任何部分发生得一样早，进展水平一样高。值得指出，两个最右的希腊学派，即达理士学派及毕太哥拉学派，并不是建立在古希腊，而是一个建立在亚细亚殖民地，另一个建立在意大利殖民地。这一切殖民地，都建立在未开化野蛮民族所居的地方，那里，新殖民者容易取得他们的居地。新殖民者有很多良好土地，而且因为他们对母市全然独立，他们还能按照他们自己认为最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自由处理他们自己的事物。

罗马殖民地的历史，似乎没有这样辉煌。确实，其中有些，例如弗洛伦斯，经过许多年代，在母市崩溃之后，发展成为大的国家，但其进步，却没有一个是非常迅速的。那些殖民地，都建立在被征服的地方，那里人口十之八九早已十分稠密。分给新殖民者的土地，大都不很大。而且由于殖民地不能独立，他们并非经常能按照自己认为的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自由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

就良地很多这一点说，欧洲人在美洲及西印度所建立的殖民地，和古希腊殖民地相似，甚至超过古希腊殖民地。就附属于母国这一点说，它们虽和古罗马殖民地相似，但因为它们离欧洲很远，就或多或少地减低了这种依附的程度。它们的位置，使它们在较小程度上受母国的监视和支配。在它们按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它们的行为，或由于欧洲不知道，或由于欧洲不了解，往往被忽视。有时，欧洲只好容忍，因为离开太远了，难于管束。所以，就连象西班牙那样强暴专横的政府，亦往往因恐全体反乱，把已经发下的对所属殖民地政府的命令撤回或修改。这一来，欧洲一切殖民地，在财富上，在人口上，在改良上，都有非常大的进步。

西班牙国王，由于分享金银，所以从殖民地初设以来，即从殖民地取得若干收入。这种收入，同时使西班牙国王得陇望蜀。因此，西班牙殖民地，从初设时起，就吸引着母国很大的注意，而当时欧洲其他国家，却在长期间内，不大注意。但前者并不因为有这种注意而较为繁荣，后者亦不因为没有这种注意而较不繁荣。而且，按土地面积比例说，西班牙殖民地的人口与农业改良，不如欧洲其他国家殖民地。但西班牙殖民地在人口与农业改良方面的进步，亦是非常迅速、非常巨大的。征服后建立的利玛市，据乌罗阿所说，在将近三十年前，还不过五万人。基托原仅系印第安一小村落，然据同一作者说，在他那时，和利玛市有相同的人口。克麦利·卡勒里——虽然据说是个冒牌旅行家，但其著作，却是根据极可靠的报告——就说墨西哥城有居民十万。所以，无论西班牙各作家是怎样夸大，这十万的数目，亦比蒙特祖玛时代的居民数大五倍以上。这数目，大大超过了英国殖民地三大都市波士顿、纽约和菲拉德尔菲亚的居民数。在墨西哥或秘鲁未被西班牙人征服以前，那里没有适当的驮畜。骆马是唯一的驮畜，其力气似比一般驴子差得多。他们没有耕犁。他们不知用铁。他们没有铸币，亦没有任何确定的通商媒介。他们的贸易，是物物交换。一种木制的锄，是他们农业上主要用具。尖石是他们切东西的刀斧。鱼骨或他种动物的坚腱，是他们缝东西的针。但这一切，似乎就是他们职业上的主要用具了。在这样的状态下，此等帝国，当然不能象现今那样进步、那么耕种得好。现今，那里已有各种欧洲牲畜，已经使用铁和耕犁，并采用许多欧洲技术了。但一切国家的人口密度，必和其改良及耕作程度相称。所以，土人自被征服以来，虽横遭残杀，但这两大帝国现在的人口仍比从前多。其人种，自然亦大大改变了。我以为，我们必须承认，西班牙种的西印度人，就许多方面说，都比古印第安人种强。

除西班牙人的殖民地外，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要算是欧洲人在美洲最早的殖民地了。但由于巴西发现后很久，还没有找到过金银矿，所以对国王所能提供的收入也很少，甚或没有，于是有一段长时期，很不受葡萄牙人的注意。然而，就在这种不注意的情况下，它发展成为强大的殖民地了。在葡萄牙还被西班牙统治时，巴西为荷兰人所侵袭。巴西原分为十四省，荷兰人占有其七。荷兰人本来要夺取其他七省，但不久葡萄牙恢复独立，布拉甘查王朝执政。当时作为西班牙敌人的荷兰人，成为葡萄牙人的朋友，因而葡萄牙人亦成为西班牙的敌人。所以，荷兰人就同意把巴西其余未被征服的那七省，留给葡萄牙；葡萄牙人亦同意把巴西已被征服的七省，留给荷兰人。当时，两国为良好同盟，自不会因此发生争执。但荷兰政府不久即开始压迫葡萄牙的移民了。这些葡萄牙移民，不满足于发牢骚，终于拿起武器来对付他们的新主。他们虽未曾得到母国公开的援助，但在母国默许之下，就靠着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把荷兰人逐出了巴西。鉴于自己不能保有巴西任何部分，荷兰人情愿把巴西全部归还葡萄牙国王。在这个殖民地内．据说有六十万以上人民，其中，有葡萄牙人，有葡萄牙人的后裔，有西印度人，有黑白混血种人，有葡萄牙族及巴西族的杂种。没有一个美洲殖民地，包含这样多的欧洲血统。

在十五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和在十六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西班牙与葡萄牙是海上两大海军国。威尼斯虽与欧洲各地通商，但其舰队却几乎不曾出地中海一步。因为西班牙人是美洲的最初发现者，他们认为美洲全是他们所有。虽然他们不能阻止大海军国葡萄牙殖民巴西，但大部分其他欧洲国家，却是那么害怕西班牙，都不敢在这大陆建立殖民地。企图在弗罗里达殖民的法国人，全被西班牙人杀掉。但自所谓无敌舰队在十六世纪末叶失败以后。西班牙的海军力量也衰败了，再没有能力阻止其他欧洲国家殖民了。所以，在十七世纪中，英国、法国、荷兰、丹麦、瑞典，总之，一切有海港的大国，都想在新大陆上殖民了。

瑞典人在新泽西殖民。那里，现今仍可发现不少瑞典家族，那充分证明了，这个殖民地，如果能得母国保护，很可能繁荣。但瑞典不重视这殖民地，所以不久就被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所吞并了。荷兰人的纽约殖民地，则于1674年被英国人所吞并。

丹麦人在新世界上仅占有圣托马斯和圣克罗斯两个小岛。这两个小殖民地，由一个专营公司统治着。只有这个公司，有权购买殖民者的剩余生产物，并供他们以所需的外国货物。所以，在买卖上，这公司不仅有权力压迫他们，而且有压迫他们的最强烈的动机。专营的商业公司的统治，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最坏的统治，但它不能阻止此等殖民地的进步，不过使其进步较为迟缓。丹麦前国王谕令解散此公司。从那时起，这两个殖民地就非常繁荣了。

荷兰人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的殖民地，原来都受一个专营公司的统治。所以，这些殖民地中，虽有一些，与旧殖民地比较，有很大进步，但与大部分新殖民地比较，其进步就很慢。苏里南殖民地，虽很可观，但还不如其他欧洲国家的大部分蔗田殖民地。现今分成纽约和新泽西二省的诺瓦·伯尔基亚殖民地，即使在荷兰统治下，不久也可能很可观。良好土地的丰饶与低廉，是繁荣的有力原因，所以，最不好的政治，也不能完全阻止这因素的有效作用。而且，离母国很远，移居者正可通过走私，多少避免这公司所享有的妨害他们的独占。现今，这公司允许一切荷兰船只，在纳货物价值百分之二点五的税，领得特许状后与苏里南通商，但非洲与美洲间的直接贸易——那几乎全是奴隶买卖——依然为其独占。公司专营特权的减少，也许是这殖民地今日能够那么繁荣的最大原因。库拉索亚和尤斯特沙——属于荷兰的两大岛——是自由港，各国船舶都能出入。主要就因为有了这种自由，所以这两岛虽是不毛之地，但由于其周围较好殖民地的海港，仅许一国船舶自由出入，所以能够那么繁荣。

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地，在前世纪大部分时间和现世纪一部分时间内，亦为一个专营公司所统治。在如此不良的行政下，其进步，与其他殖民地比较，必然是很缓慢的；但在所谓密西西比计划失败后，这公司被解散了，这殖民地的进步，也就快得多了。当这殖民地后来被英国占领的时候，它的人口，比神父查理瓦所述二三十年前的人口，就几乎增加了一倍。这位耶稣教会会员曾游历加拿大全部，当然不想少报其实际人数。

法国在圣多明各的殖民地，系由海盗建立。他们在一段长时期内，不需要法国的保护，亦不承认法国的政权。后来，这批盗匪受了招安，承认了法国的政权，但在一段长时期内仍受着非常宽大的待遇。在这时期内，这殖民地的人口增殖与技术改进都发展得非常快。那里虽亦有一个时期受一个专营公司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又无疑曾延迟其进步，但其进步并不因此而停止。此种压迫一旦解除，其繁荣的速度，又和从前一样的快。现在，那里是西印度最重要的蔗田殖民地了。其产量，据说比全部英领蔗田殖民地总产量还要大。法国其他蔗田殖民地也大都非常隆盛。

但进步最速的殖民地，要算英国的北美洲殖民地了。

一切新殖民地繁荣的两大原因，似乎是良好土地很多，和按照自己方式自由处理自己事务。

就前一点说，英国的北美洲殖民地，虽有很多良好土地，但不如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也不比上次战争前法国人的一些殖民地好。但是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却比其他三国任何一国殖民地的政治制度更有利于土地的改良与耕作。

第一，在英国殖民地上，未开垦地的独占虽未完全防止，但比任何其他殖民地更受限制。殖民地法规定，各个地主，都有义务，在限定期间内，改良并耕作所有土地的一定部分，而在不履行义务时，可把此种土地交给任何其他人。这种法律虽执行得不很严格，但有相当效果。

第二，在宾夕法尼亚，没有长男继承权，土地象动产一样，平均分配给家中一切儿女。新英格兰只有三省的法律，和摩西律一样，允许长子得双份。在这几省，虽有时有个别人独占过大的土地，但只要经过一两代，土地又可能充分分割了。在其他英领殖民地，虽然象英国法律一样，长男继承权依然存在，但在一切莫领殖民地上，根据自由借地法保有的土地的借用权，使得土地易于割让，大块土地的领受人，大都觉得，为自己利益计，不如尽速割让大部分土地，只保留小额免役地租。在西班牙及葡萄牙殖民地上，凡附有勋爵称号的大地产，其继承都有所谓长子继承权。这种大地产，全由一个人继承，实际上都是限定继承的，都是不可割让的。法国殖民地都遵循巴黎风俗习惯，在土地继承方面，比英国法律更有利于幼小的儿子。但在法国殖民地中，有骑士尊号和领地称号的贵族保有地，若有任何部分割让，那末在有限期间内，按照赎买权，得由领地继承人或家族继承人赎回。国内一切大所有地，都是这种贵族保有地，那必然妨碍割让。但在新殖民地上，未开垦的大地产通过割让似比通过继承分割的快得多。我们说过，肥沃土地的丰饶与低廉，是殖民地迅速繁荣的主要原因。土地的独占，事实上破坏了这种丰饶与低廉。此外，未耕地的独占，又是土地改良的最大障碍。对社会提供最多和最大价值的生产物的，乃是用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劳动。在这场合，劳动的生产物，不仅支付它自己的工资，和雇用劳动的资本的利润，而且支付劳动所耕土地的地租。所以，英国移民的劳动，用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比其他三国中任何一国多，因此所提供的生产物，就数量说，就价值说，也可能较大。这其他三国的殖民地，都实行土地独占，这样就或多或少地使劳动流入其他用途。

第三，英国移民的劳动，不仅可提供较多和较有价值的生产物，而且因为赋税适中，这生产物的大部分，属于他们自己，他们可贮蓄起来，用以推动更大的劳动量。英国移民，对于母国的国防和行政费用，从来没有什么贡献。反之，迄今卫护他们所需的费用，几乎全部由母国支付。海陆军费用，大大超过必要的行政费用，所以行政费用，总是很少，一般只包括总督、裁判官及其若干警察官吏的适当薪俸，以及最有用的公共工程的维持费。在现今扰乱事件开始以前，马萨诸塞的行政设施费，往往仅为一年约一万八千镑。新议布什尔及罗得岛的行政设施费，各为每年三千五百镑；康捏狄克四千镑；纽约及宾夕法尼亚各四千五百镑；新泽西一千二百镑；弗吉尼亚及南卡罗利纳各八千镑。诺瓦斯科夏及乔治亚的行政费，一部分由议会每年拨款支付。而诺瓦斯科夏每年仅出殖民地行政费大约七千镑；乔治亚每年仅出大约二千五百镑。总之，北美全部的行政设施费，除了马里兰及北卡罗利纳这两州无正确记载可稽外，在现今扰乱事件开始以前，所费于侨民的，不过每年六万四千七百镑；如此少的费用，可以统治三百万人，而且统治得很好，那真是永远值得我们记忆的。政府费用的最重要部分即全部防卫费，不断由母国负担。在欢迎新总督及新议会开幕之际，殖民地政府的仪式，虽十分隆重，但不铺张浪费。他们的教会，也是同样节俭。他们没有什一税。他们为数不多的牧师，靠微薄的薪俸或人民的捐款，维持生活。反之，西班牙及葡萄牙政权，在一定程度上仰给于对殖民地所课的税。法国虽不曾从其殖民地抽取任何可观的收入，而征自殖民地的税，虽大都用在殖民地，但其行政费，却与其他两国一样，是非常大的，而仪式的费用更大。例如，欢迎一个秘鲁新总督，所费就往往不赀。此等仪式不仅使富裕的移民，要在这样的场合纳税，而且使他们在一切其他场合都养成一种虚荣浪费的习惯。那不仅是暂时的非常苛酷的税，而且形成永久而更苛酷的税，即养成能使私人倾家荡产的奢侈浪费。此外，在这三国的殖民地中，教会也施行苛政。这些地方都抽什一税；在西班牙及葡萄牙两国殖民地中，更是雷厉风行。这些殖民地都有很多托钵和尚的募化，未经政府认可，但被宗教所尊崇，这对贫民是个很大的负担，他们都受到教导，认为布施和尚是义务，拒绝布施是非常大的罪恶。而且，在这三国殖民地内，僧侣都是最大的土地独占者。

第四，英国殖民地，在处置其剩余生产物即自己消费不了的生产物时，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地，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拥有更广阔的市场。各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地都企图独占其所属殖民地的贸易，并因此故，禁止外国船舶和它们通商，禁止它们从任何外国输入欧洲货物。但实施此种独占的方法，各国不相同。

有些国家，以其殖民地全部贸易，交给一个专营公司经营。殖民地人民必须向这个公司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欧产货物，并必须把他们剩余生产物全部卖给这个公司。所以，这个公司的利益，不仅在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卖前一种货物，并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后一种货物，而且在于即使后一种货物价格极低，其购入数量应以能在欧洲市场以极高价格脱售者为限。它的利益，不仅在于在一切场合都降低殖民地剩余生产物的价值，而且在于在许多场合阻抑其产量的自然增加。要妨碍新殖民地的自然发展，在一切可想象得到的方策中，自以设立公司为最有效。这一方策一直是荷兰所奉行的政策，虽然荷兰的公司在本世纪中在许多方面已不行使其独营权。丹麦的政策，也是如此，直到前一国王即位，才放弃这种政策。法国的政策，有时如此。最近，目1755年以来，欧洲其他一切国家都认为这种政策不合理，把它放弃了，但葡萄牙却仍奉行此种政策，至少在巴西二大省即派南布科及马伦豪仍实施此种政策。

有些国家，没有设立这种专营公司，但限制它们殖民地全部贸易，使仅能与母国某特定港通商，除在一定期间准许船队出航，或准许有特许状（那大都是给付很高代价领得的）的单船出航外，其他船舶都禁止从此特定港出航。诚然，这种政策，使母国全体居民都能从事殖民地贸易，只要他们是在适当的港口，在适当的期间，使用适当的船只进行的就行。但投资装备船只并领受此等特许证的商人，为着利益，将合作起来，所以这样经营的贸易，必然是按照大体上类似专营公司的经营原则经营的。这种商人的利润，和专营公司的利润几乎是同样的高。殖民地决不能得到良好供给；它们不得不以极高的价格购买，而以极低的价格售卖。这是西班牙的政策，一直到前几年为止；一切欧产货物的价格，据说，在西属西印度都很高。乌罗阿告诉我们，在基托，一磅铁卖价大约四先令六便士，一磅钢售价大约六先令九便士。但殖民地售卖自己产物，主要是为了要购买欧洲产物。对于后者，他们付价越大，对于前者，他们实得价格就越小。后者的高价与前者的低价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就这一点说，葡萄牙对于派南布科及马伦豪二省以外的殖民地所采取的政策，和西班牙苦时的政策，完全一样，而对于那二省，最近则变本加厉。

有些国家，允许它们全体人民经营殖民地贸易。母国人民，得从母国任何港口，与殖民地通商，除了海关的一般证件外，不需要任何特许状。在这场合，经商者人数众多，而且散居各地，不能共同结合，他们彼此间的竞争，使得他们不能榨取非常高的利润。在这样宽大的政策下，殖民地能够以合理的价格，售卖他们自己的生产物，购买欧洲的商品了。自从普里木斯公司解散以来（那时我国殖民地还在摇篮时期），这始终已经是英国的政策了。一般说来，这也是法国的政策，而自从英国人通常所称的密西西比公司解散以来，法国的政策，就一律如此。所以，英法两国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利润并不是非常高的，不过要是准许其他各国自由竞争，利润也许还要低些。这两国大部分殖民地的欧产商品价格，因此不算异常的高。

在英国殖民地剩余生产品输出方面，亦只有一定种类商品，限定输到母国市场。此等商品，因曾列举在航海法及此后颁布的其他法令上，故名为列举商品，其余称为非列举商品，可直接输到他国，但运输的船，须为英国船或殖民地船。此种船只，须为英国人所有，其船员亦须有四分之三为英国人。

美洲及西印度有几种极重要产物，亦包含在非列举商品中，例如各种谷物、木材、腌制食品、鱼类、砂糖及甜酒。

谷物自然是一切新殖民地耕种的最初的和主要的对象。法律准许殖民地有极广阔的谷物市场，这样就奖励它们推广这种耕作，使其产品大大超过稀少人口的消费，从而，预先为不断增加的人口，储存着丰富的生活资料。

在树木满地的地方，木材价值低廉，甚至没有价值，于是开拓土地的费用，就成为改良的主要障碍了。法律准许殖民地有极广阔的木材市场，使得本来价值低廉的商品，生出一个价格，并使它们能够从本来是完全耗费的事业，收得若干利润，这样改良就变得容易了。

在人口还没稠密，耕作也还没充分发展的地方，牲畜的繁殖，自会多于当地居民的消费，因此牲畜往往价值低廉，乃至没有价值。但我们说过，牲畜的价格与谷物的价格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一国的大部分土地才能够进行改良。法律使美洲的死牲畜和活牲畜都有最广阔的市场，想以此来提高这种商品的价值，因为这种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于土地改良是非常重要的。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把皮革和毛皮定为列举商品，减低了美洲牲畜的价值。上述自由的良好影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这个法令所抵消了。

通过扩展殖民地渔业来增加我国航运业和海军的力量，似乎是我国议会经常怀抱着的一个目的。因此，这种渔业便取得了自由制度所能给予的一切奖励，大大繁荣起来。特别是新英格兰的渔业，在最近的变乱之前，也许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渔业之一。捕鲸业，在英国虽有异常的奖励金，但成绩不大，在一般人看来（但我不想作这种意见的证人），它的生产物全部，比每年所付奖励金的价值，也多不了许多。而在新英格兰，虽无奖励金，却在大规模经营。鱼是北美洲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地中海沿岸各国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

砂糖本来也是只许输到英国的列举商品。但1731年，经甘蔗栽种者陈请，砂糖输出始准扩展到世界各地。但在允许此种自由时，附有各种限制，而砂糖价格在英国又特高，故这自由没产生大的作用。英国及其殖民地，依然几乎是英国蔗糖殖民地所产砂糖的唯一市场。它们的消费量增加得很快，虽有牙买加和被割让各岛日益增加的改良，砂糖的输入在这二十年内仍大有增加，而输到外国去的，却据说并不比从前多了许多。

甜酒是美洲与非洲沿岸通商的极重要商品，而从这种通商带回来的，就是黑奴。

如果美洲各种谷物、腌制食品和鱼类的全部剩余生产物，都定为列举商品，强迫输入英国市场，那就过分妨害我们本国人民的劳动生产物了。此等重要商品所以不但不曾定为列举商品，而且除了稻米，一切谷物及腌制食品，在一般情况下，都被法律禁止输入英国，那也许并非为了关心美洲的利益，而是为了防止这种过大的妨害。

非列举商品，原来可输往世界一切地方。木材及稻米，曾一度定为列举商品，此后即定为非列举商品，但准许输往的欧洲市场，仍限于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依照乔治三世第六年第五十二号法令，一切非列举商品，都受同样的限制。菲尼斯特雷角以南的欧洲各国，都不是制造业国。所以我们比铰不担心殖民地船，从它们那里把那些能妨害我们本国制造品的东西带来。

列举商品，有二类。第一类，是美洲特有的产物，或是母国所不能生产的产物，至少亦是母国所不生产的产物。属于这一类的，如蜜糖、咖啡、椰子果、烟草、红胡椒、生姜、鲸须、生丝、棉花、海狸皮和美洲其他各种毛皮、靛青、黄佛提树及其他各种染色树木。第二类，非美洲所特有的产物，母国也能够生产，但其产量不足供应其需要，以致有大部分要仰给于外国。属于这一类的，如一切海军用品，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松香油、生铁、铁条、铜矿、生皮、皮革、锅罐、珍珠灰。第一类商品最大量的输入，亦不能妨碍母国任何生产物的生产与销售。我们的商人，不仅要想限制这种商品，使仅能输到本国市场，并由这种限制，使自己能够在殖民地上廉价购买，在国内以较好的利润售卖，而且要想在殖民地与外国之间，设立一种有利的运送贸易，那必须以英国为中心，就是说，此等商品输入欧洲，必须先输到英国。第二类商品的输入，据说，也须妥为安排，使不妨碍本国同种产物的售卖，而仅妨害外国输入品的售卖。因为，课以适当的税，那种商品总会比前者略为昂贵，但比后者低廉得多。限制此等商品，使仅能输入本国市场，并非要妨碍英国产物，所要妨害的，乃是贸易差额被认为不利于英国的那些外国的产物。

禁止殖民地以船桅、帆桁、牙樯、松脂、柏油输到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自然会降低殖民地木材的价格，因而会增加开拓殖民地土地的费用，而这是土地改良的主要障碍。17O3年，瑞典松脂柏油公司规定，除非它的商品由它的船只装运，按它自定价格，并按它认为适当的数量运出，否则禁止其输出，它企图通过这办法来抬高其商品到英国去的价格。为了要对抗这一个令人注意的商业政策，并使英国尽可能不仅不依赖瑞典，而且无须依赖北方任何其他国家，英国对于美洲海军用品的输入，发给奖励金。这种奖励金，使美洲木材价格抬高到大大超过木材限定输入国内市场所能减低的程度。因为这两个规定是同时颁布的，其连带的作用，不是妨碍美洲土地的开拓，而是鼓励其开拓。

生铁和铁条，虽亦为列举商品，但从美洲输入，免纳重税，而从其他各国输入，却得纳重税，所以这规则一部分起鼓励美洲制铁厂建设的作用，另一部分起妨碍的作用，而鼓励的作用比妨碍的作用大。没有一种制造业，能象熔铁炉那么需要柴火的消费，或能象熔铁炉那么促进树木遍野的地方的开拓。

这些规定，有些会提高美洲木材的价值，因而促进土地的开拓。但这种趋势，既不为立法机关所注意，亦不为立法机关所理解。其有利效果，虽就这方面说全是偶然的，但并不因此而不真实。

英领美洲殖民地及西印度间的贸易，无论就列举商品说或就非列举商品说，都有最完全的自由。此等殖民地，现在是那么富庶，所以彼此间，对于彼此所有的产物，都能提供广大的市场。把这一切殖民地合起来看，那对于彼此的产物，就是一个大的国内市场了。

但英国对其殖民地贸易所采用的宽大政策，大体上限于原料或粗制品的贸易。至于殖民地产物更精致的加工，英国商人和制造者要自己经营，并请求国会，以高关税或组对禁止，使这些制造业不能在殖民地建立。

例如，从英领殖民地输入粗制砂糖，每百斤仅纳税六先令四便士，白糖纳税一镑一先令一便士，单制或复制的精制糖块，纳税四镑二先令五又二十分之八便士。在课税如此苛重时，英国是英领殖民地砂糖输出的唯一市场，至今仍然是主要市场。这种高的关税，起初等于禁止白糖或精制砂糖，使不能供应外国市场，现在又等于禁止制造白糖或精制砂糖，使不能供应那也许可销其全产量十分之九以上的市场了。因此，法国蔗糖殖民地有很发达的砂糖精制业，但在英国殖民地上，除供应殖民地本地市场的精制业外，简直没有其他砂糖精制业。当格伦纳达由法国人占领时，其他各蔗园，至少也有砂糖漂白厂。但一经英国人占领，这一类制造厂就几乎全部放弃了。现今（1773年1O月）我相信，这岛上至多不过有二、三个厂。但是，现今因为海关宽纵，白糖或精制糖，若能从块状研成粉末，通常可作为粗砂糖输入。

英国，一方面允许生铁和铁条从美洲无税输入（由他国输入，则不能免税），以奖励美洲这种制造业，另一方面却又绝对禁止在任何英领殖民地上建立制钢厂及铁工厂。它甚至不允许其殖民地人民为自身消费而制作这种精制品，却要他们向它的商人和制造者购买他们所需要的这一类物品。

它又禁止由水运，甚至由车马陆运，把美洲生产的帽、羊毛和毛织物，从一省运至另一省。这种条例，很有效地使这个殖民地不能为远地贩卖而建立这一类商品的制造业，这样就使殖民地人民只能经营通常仅供自用或其同省邻人使用的那些粗糙物品的家庭制造业。

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然而，此种禁令，虽是那么不公正，但没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殖民地。土地仍是那么低廉，劳动仍是那么昂贵，以致他们仍能以比自己制造更低廉的价格，从母国输入几乎一切种类的精制品。所以，即使不禁止他们建立这一类制造业，但在现有改良情况下，他们一考虑到自己的利益，也许就会使他们不愿经营这种事业。在他们现有的改良情况下，此等禁令，也许没拘束他们的劳动，没使他们的劳动不能投在按自然趋势要投的用途上。不过这是母国商人和制造者，由于无根据的嫉妒毫无理由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无礼的奴役标记。但在比较进步的情况下，这种禁令，很可能成为不能容忍的真正的压迫。

英国把殖民地某几种极重要产物，限定输入它的市场，作为补偿，它又使殖民地某几种产物在这市场里占有某种优势，其所用的方法是对由他国输入的同种产物课以高关税，而对由殖民地输入的则给予奖励金。按前一种方法，它在国内市场里给予殖民地的砂糖、烟草和铁以上述好处，按后一种方法，它给予殖民地的生丝、大麻、亚麻、靛青、海军用品和建筑木材以输入奖励金。以奖励金奖励殖民地产物输入的这第二种方法，据我所知，是英国所特有的。第一种方法却不是这样。葡萄牙不满足于仅以高关税限制烟草从殖民地以外任何其他地方输入本国，而干脆禁止其输入，违者重罚。

关于欧洲货物的输入，英国对于殖民地的处置，也比任何其他国家宽大。

英国对于外货输入时所纳的税，准其在再输出时，退还一部分。那几乎都是一半，一般是大部分，有时是全部。如果外货输入英国时须课极重的税，而在再输出时又不许退还任何部分，那就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国会承受这种再输出的商品了。所以，除非在输出时退还部分的税，否则重商主义耶么提倡的运送贸易，便会告终了。

但我们的殖民地，并不是独立的外国，而英国又取得了以一切欧洲商品供给其所属殖民地的专营权利，英国正可象他国对付殖民地一样，强制其所属殖民地，承受这种在输入母国时课有重税的商品。但在1763年以前，大部分外货，在输到我国殖民地时和输到任何独立外国时一样要退税。不过，1763年乔治三世第四年第十五号法令，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这种宽大待遇，它规定：“欧洲或东印度的农产品、制造品，从本王国输到任何英属美洲殖民地时，称为旧补助税的那一种赋税的任何部分不得退还，但葡萄酒、白洋布、细洋布除外。”在这法律颁布之前，有许多种外国货，在殖民地购买比在母国购买价廉；现在，有些货物仍然如此。

在制定关于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条例时，都以经营殖民地贸易的商人为主要顾问，那是必须知道的。所以，此等条例，在更大程度上注意这种商人的利益，在较小程度上注意殖民地或母国的利益，那是一点也不足怪的。他们有专营的特权，可以输运欧洲货物供应殖民地，又可以购买殖民地不妨害他们国内贸易的那部分剩余生产物。这种专营的特权，显然是牺牲殖民地的利益，来顾全商人的利益。他们在把欧洲及东印度大部分货物再输到殖民地去的时候，又象再输到独立国家去一样，享有退税。这种退税，即按照重商主义的利益观念，亦是牺牲母国利益，来顾全商人的利益。商人的利益在于，对运送到殖民地去的外国货物，尽可能少纳税，对输入英国的外国货物，尽可能收回所垫付的税。这样他们就能在殖民地售卖等量货物，得到较多利润，或售卖较大数量货物，得到同样多的利润，因而能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得利。殖民地的利益同样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取得尽可能多的这一切货物。但母国的利益，未必总是这样。退还此等货物输入时所纳税的大部分，会影响母国的收入；由于有了这种退税，外国制造品得以更便易的条件运到殖民地，使得母国制造品在殖民地市场跌价售卖，这就会影响母国的制造业。人们常说，德国亚麻布再输到美洲殖民地的退税，大大推迟了英国亚麻布制造业的进步。

但是，关于殖民地贸易，英国的政策，虽和其他各国一样，受着重商主义精神的支配，但总的说来，不象任何其他国家那么偏狭、那么令人难受。

除了对外贸易，英属殖民地人民，就其他各方面说，都有完全的自由，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在一切方面，他们的自由，都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自由相等，而且同样有个人民代表议会来保证这自由，人民代表议会，独享有权力课税以维持殖民地政府。这个议会的权力，超越行政权力，即最卑贱或最可憎恶的殖民地人民，只要遵守法律，就用不着忧惧总督或省内文武官吏对他们的愤怒。殖民地议会，和英国众议院一样，未必都是极平等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总更具有这种性质。行政机关也许无力收买议会，而且因为行政机关经费由母国支付，亦无收买议会的必要。所以，一般地说，这种议会也许更受选举人意旨的影响。殖民地参议院，与英国贵族院相当，但不是由世袭的贵族构成。在一些殖民地，例如在新英格兰的三个殖民地，此等参议院议员，非由政府指派，却由人民的代表推选。没有一个英属殖民地有世袭的贵族。在所有殖民地，象在其他自由国家一样，老殖民家族的后裔，虽比有同等功绩同等财产的暴发户受到人们更大的尊敬，但亦只更受人们尊敬，并没有烦扰邻人的特权。在现今的变乱开始以前，殖民地议会，不仅有立法权，而且有一部分行政权。在康涅狄克及罗得岛，总督亦由议会选举。在其他殖民地上，会议规定的赋税，由会议直接派员出去征收，征收员对议会直接负责。所以，人民在英属殖民地，就比在母国更为平等了。他们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其政府，尤其是新英格兰那三个政府，一向更有民主共和的精神。

反之，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专制政治，却又在它们各自的殖民地上建立起来。此种政治，大都以独断权授与一切下级官吏，由于相隔遥远，此等独断权的执行，目比平常还要强暴。我们知道，在一切专制政治之下，首都总比较更有自由。君主自己，不想破坏正义的制度，不想压迫人民大众，这对他亦无利。首都为君主所在地，下级官吏有所威慑，但在远地，人民的怨声，不容易传到君主耳里，下级官吏乃得为所欲为，无所顾忌。但是，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总比以前为人所知的最大帝国的最远省份要远得多。自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属殖民地政府，能给那么遥远的省区人民，以完全的保护。法国殖民地的行政，与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殖民地的行政相比，总是较为宽宏温和。这种较好的政治，和法国民族的性格相称，也和一切民族的性格相称，他们政府的性质，与英国相比，虽较为专横，然与西班牙葡萄牙相比，则比较守法、比较自由。

英国殖民地政策的优越，主要在北美殖民地的进步上表现出来。法国蔗糖殖民地的进步，与英国大部分蔗糖殖民地的进步，至少是相等的，甚或更胜一筹，但英国蔗糖殖民地，却和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乎享受同样的自由政治。不过，法国没象英国那样阻碍殖民地精制自产的砂糖；更重要的是，他们政府的特质，使他们对于黑奴，能有更好的管理方法。

在一切欧洲人殖民地内，甘蔗都由黑奴栽种。生长在欧洲温带的人民的体格，据说，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从事挖土劳动。就今日情况说，栽种甘蔗，都是手工劳动。许多人认为，使用锥犁，当大有利。但犁耕的利润与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牛马的良好管理，奴隶耕作的利润与成效，必同样取决于奴隶的良好管理。我想，一般都承认，法国种植者比英国种植者更擅长于管理奴隶。对奴隶给予些微保护，使不大受主人侵凌的法律，似乎在政治十分专制的殖民地上，比在政治完全自由的殖民地上，可能施行得更有效些。在设有不幸的奴隶法规的国家，地方长官在保护奴隶时，就在一定程度上，干涉了主人的私有财产管理。在自由国家，主人或为殖民地议会代表，或为代表的选举人，所以地方长官，非经充分考虑，不敢干涉他们。地方长官不得不把他们放在眼中，这样就使他难于保护奴隶了。但在政府十分专制的国家，地方长官常常干涉个人的私有财产管理，要是个人不依他的意见管理，他也许发出拘票逮捕他们，所以，他要保护奴隶，便容易得多；普通的人道心，自然会使他这样做。地方长官的保护，使主人不敢轻视奴隶，因而不得不给予相当的重视，和比较温和的待遇。温和的待遇，使奴隶不仅更诚实，而且更聪明，因此变得更有用。他的境遇，更接近于自由佣人的境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主人忠实，并照顾主人利益。自由佣人常有的这种德行，奴隶决不会有。在主人有完全自由并不受干涉的国家，奴隶一般受着奴隶的待通。

我相信，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政策，都可证明这种议论，即奴隶在专制政治下，比在自由政治下，有更好的境遇。在古罗马史上，第一个保护奴隶，使不受主人欺凌的长官，就是皇帝。维迪阿·波利奥，在奥古斯丁皇帝面前，要把仅仅犯了一点小过失的地的一个奴隶，截成小块，投入池中喂鱼，皇帝大为愤怒，命令立即将此奴释放，并把他的其他奴隶同时释放。在共和政治下，长官不能有充足的权力来保护奴隶，更谈不上处罚主人了。

应该指出，用以改良法国殖民地尤其是圣多明各大殖民地的资本，几乎全部来自此等殖民地逐渐的改良与开垦。那几乎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的劳动的产物，换言之，是由良好经营而逐渐蓄积并用以生产更多产物的那部分产物的价格。但英国蔗糖殖民地改良及开垦的资本，却有大部分来自英国，并不全部是土地和殖民地人民劳动的生产物。英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主要原因，是英国财富充溢，一部分流到（如果我可这样说）此等殖民地。但法国蔗糖殖民地繁荣的全部原因，却是殖民地人民的良好经营。法国移民，在这一点上，优于英国移民。这个优点，在奴隶的良好管理上最明白地显现出来了。

以上所述，是欧洲各国对所属殖民地的政策的大纲。

所以，关于美洲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后此的繁荣（仅就内政方面说），欧洲政策，几乎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

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动机，似乎是痴想与不义。探求金银矿山，足见其痴想；贪图占有一个由从未损害欧洲人，而且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初冒脸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国家，足见其不义。

后来建立殖民地的冒险家，似乎除了妄想寻觅金银矿山外，还有其他比较合理比较可称颂的动机，但就是此等动机，亦不是为欧洲政策增光。

英国的清教徒，因在国内受限制，逃往美洲以求自由，并在新英格兰建立了四个政府。英国的天主教徒，所受待遇更为不公允，亦逃至美洲，在马里兰建立了政府，教友派教徒，则在宾夕法尼亚建立政府。葡萄牙的犹太人，受宗教法庭的迫害，财产被剥夺，而且被赶到巴西，他们以身作则地在原为流犯与娼妇居住的殖民地，传入了某种秩序与产业，并教他们栽种甘蔗。所以，在这些场合，使人民侨居美洲并从事耕作的，并不是欧洲各国政府的智慧与精明，而是它们的乱政与横暴。

欧洲各国政府，对于建立这种殖民地的一些最重要的计划和计划的实现，都没有一点功绩。墨西哥的征服，不是西班牙枢密院的计划，而是古巴总督的计划。而使此计划实现的，乃是大胆冒险家的精神。总督把这种任务交给一个冒险家，不久就懊悔，遇事加以掣肘，但不能使这计划失败。智利及秘鲁的征服者，甚至美洲大陆上西班牙一切其他殖民地的征服者，在征服此等地方时，除了得到西班牙国王允许并以他的名义，建设殖民地和加以征服外，不曾受到国家的任何奖励。这班冒险家，都是自己冒危险出费用的。西班牙政府，没对他们有什么贡献。至于英国政府，则对其所属一些最重要的北美殖民地的拓殖，也同样没有贡献。

但在此等殖民地已经建立，而且相当可观，足以引起母国政府的注意时，母国最初对它们颁布的一些条例，其目的总在于保证它独占此等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它们的市场，牺牲它们以扩大自己的市场，因此，与其说促进它们的繁荣，倒不如说加以压抑。不过，欧洲各国施行此种独占的方法，并不相同，这就是欧洲各国殖民政策大相径庭的一点。其中，最好的是英国的方法。但英国的殖民政策，也只在一定程度上不象其他国家的殖民政策那么偏狭、那么苛刻罢了。

这样说来，欧洲政策，究竟在什么方面有助于美洲各殖民地最初的建立及现在的繁荣呢？在一个方面，只在一个方面，有很大的帮助。它哺育了、造就了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事业，建立如此伟大帝国的人才。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政策，能够造就这种人才，实际上亦不曾造就此种人才。这些殖民地应当把它们富有积极进取心的建设者所受的教育与他们所以具有伟大眼光归功于欧洲政策。一些最大最重要殖民地，就其内政说，亦就只有这一点，应归功于欧洲的政策。

第三节美洲的发现，和经由好望角到东印度的通路的发现，对于欧洲有什么利益

美洲殖民地从欧洲政策所得的利益，已如上述。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所得的利益是怎样呢？

这些利益可分成二类。第一，作为一个大国，欧洲从此等大事件所得到的一般利益；第二，各殖民国从所属殖民地所得到的特殊利益，它们对所属殖民地都享有统治权。

作为一个大国，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取得了以下的利益：（一）这大国的享乐用品增加了；（二）这大国的产业增大了。

输入欧洲的美洲剩余生产物，给这大陆居民提供了许多种类的商品，要不是由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他们是不可能有这些商品的，其中有的是便利品与有用物品，有的是装饰品，因此增加了他们的享乐用品。

显而易见，美洲的发现与拓殖，促进了以下各国的产业：（一）与美洲直接通商的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二）不直接与美洲通商，但以他国为媒介，把大量麻布及其他货物送到美洲的国家，如奥属法兰德斯和德国的某几省。这一切国家，显然都有比较广阔的市场，来销售他们的剩余生产物，因而必然受到鼓励来增加剩余生产物的数量。

这类大事件，对于不曾把自己生产的物品输出到美洲去的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是否也产生促进产业的作用，虽没有那么明显，但这类大事件的这个作用，却是无可怀疑的。美洲生产物，有一部分是在匈牙利和波兰消费；那里，对于新世界的砂糖、巧克力、烟草，亦有若干需要。这类商品的购买，必须用匈牙利和波兰产业产物或用若干此等产物购入的东西来购买。美洲的这类商品，乃是新的价值，新的等价物，输出到匈牙利和波兰，交换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这类商品输到那里去，就给那里的剩余生产物开辟出一个新的较为广阔的市场，提高它的价值，因而促进它的数量的增加。所以，那里的剩余生产物，虽可能没有任何部分输出到美洲，但可输到其他国家，由其他国家用一部分美洲剩余生产物来购买。这种贸易原来是由美洲剩余生产物引起的，有赖于这种贸易，匈牙利和波兰的剩余生产物才找到了市场。

这类大事件，对于不曾把物品输到美洲而且没从美洲收到任何物品的国家，也可能起增加享乐用品和增进产业的作用。就是这些国家，也可能从那些与美洲通商因而增加了剩余生产物的国家收到更多的其他商品。这种更多的商品，必然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所以必然增进其产业。有更多新的等价物呈现在它们面前，来交换它们产业的剩余生产物了。这样就给这个剩余生产物创造了更广阔的市场，提高它的价值，因而促进它的数量的增加。每年投入欧洲大商场，并通过周转，每年分配给欧洲各国的商品总量，必由于美洲全部剩余生产物而增加。这个总量加大了，分归各国的数量亦会加大，这样就会增加它们的享乐用品，促进它们的产业。

母国专营的贸易，会减少母国特别是美洲殖民地的享乐用品和产业，至少加以阻抑，使不能照常发展。这是使人类大部分事务所赖而推动的大发条之一的活动受到阻抑的一种巨大力量。这种专营贸易使殖民地产物在一切其他国家腾贵起来，这样就减少殖民地生产物的消费，因而缩减殖民地的产业和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因为享乐用品须付较高价格，享乐用品便减少，生产所得的价格较低，生产便减少。这种专营贸易，又使一切其他国家产物在殖民地腾贵起来，这样也就缩减一切其他国家的产业，并缩减殖民地的享乐用品与产业。这是一个障碍物，某些国家，为了想象上的利益，妨碍了一切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而殖民地所受的妨碍尤大。它不仅尽量排斥所有其他国家，使不能进入某一市场，而且尽量限制殖民地使仅能在某一市场贸易。封闭某一市场而开放其他一切市场，开放某一市场而封闭其他一切市场，这是完全两回事。但殖民地剩余生产物是欧洲从美洲的发现和拓殖得以增进享乐用品和产业的源泉，而母国的专营贸易却能大大损害这富足的源泉。

各殖民国家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特殊利益，亦有二种。（一）各帝国从所属殖民地得到的一般利益；（二）那些据说由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这一非常特异的性质造成的特殊利益。

各帝国从所属领地得到的一般利益如下：（一）各领地所提供的保卫帝国的兵力；（二）各领地所提供的维持帝国民政的收入。岁马殖民地，有时同时提供了这两种利益。希腊殖民地，有时提供兵力，但几乎不曾提供任何收入。它们几乎不承认它们应受母市统治。在战时，它们通常是母市的同盟，但在平时，它们的人民几乎不是母市的属民。

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从来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保卫母国。它们的兵力，不足以保卫它们自己；在母国加入战争时，它们不但不能助以兵力，而且往往使母国要大大分散其兵力，来保护所属殖民地。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切欧属殖民地，与其说使母国强大，无宁说使母国削弱，一切都如此，没有一个例外。

只有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提供了若干收入，以防卫母国或维持母国民政。至于欧洲其他各国，尤其是英国，对殖民地所课的税，能与平时所付的费用相等，已属罕见，若要支付战时殖民地所增加的费用，那就无论如何也是不够的。所以，这样的殖民地，对其母国，只是负担，不是财源。

所以，各母国从此等殖民地所得的利益，就只有后一种利益了，即据说，由具有美洲殖民地这种非常特殊性质的领地造成的利益。大家又认为，这一切特殊利益的唯一泉源乃是专营贸易。

这种专营贸易的结果，那一部分被称为列举商品的英属殖民地剩余生产物，就只能输往英国，不能输往任可其他国家了。后来，其他国家，不得不向英国购买。于是，这类物品，在英国必比在任何其他国家低廉，因此与任何其他国家比较，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英国享乐用品的增加，也必然在更大程度上促进英国产业的增加。与任何其他国家比较，英国在以本国剩余生产物交换此等列举商品时，必然得到更好的价格。例如，英国的制造品，与任何其他国家同种制造品比较，能购得更大数量它所属殖民地的砂糖与烟草。所以，在英国制造品及他国制造品都用以交换英属殖民地砂糖及烟草时，这种优越的价格，就使英国制造业得到一种奖励，而其他各国，在这情况下，不能享有这种奖励。由于殖民地专营贸易减少了，至少是阻抑了，不能经营此种贸易的国家的享乐用品与产业，所以对于能经营此种贸易的国家，就提供一种显然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利益了。

但这种利益，与其说是绝对的利益，无宁说是相对的利益；实施此种专营贸易的国家，享有优越的利益，与其说是由于奖励本国的产业与生产，使其发展超过贸易自由下自然会有的发展，倒不如说是由于阻抑其他各国的产业与生产。

例如，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烟草，就因为英国享有独占权，能以较廉的价格输入英国。至于法国，所需烟草的大部分，通常从英国转运，所以此等烟草在法国的价格较为昂贵。如果法国及欧洲一切其他国家，都能随时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自由通商，那末此等殖民地的烟草，就不但能以比今日实际价格低廉的价格输入一切其他国家，而且能以更低的价格输入英国。但烟草市场既较往昔广大得多，其产量或可大大增加，以致栽种烟草的利润——据说今日还是稍稍越过自然的标准——降落到和栽种谷物的利润相同的自然水平。烟草价格可降落到，略低于今日的价格。于是，与今日比较，英国及任何其他国家，都能以同量商品，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购买较大数量的烟草，因而能在那里，以更好的价格售去它们的商品。所以此种烟草，如果由于丰饶低廉，能增进英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享乐用品或产业，那末在贸易自由的场合，就一定会比今日在这两方面有更大的成果。在这场合，英国就没有优于他国的任何利益。它也许要以比今日略低的价格购买其殖民地的烟草，因而以比今日略高的价格，售卖它本国的商品，但与他国比较，它既不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前者，亦不能以较高的价格售卖后者。它这时也许会得到一种绝对的利益，但一定会失去相对的利益。

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可相信，英国为了要取得殖民地贸易上这种相对的利益，为了要实施尽量排斥他国分享殖民地贸易那一种惹人恶感的有害计划，不仅牺牲了它和一切其他国家本来能从此种贸易取得的绝对利益的一部分，而且使它自己几乎在一切其他贸易部门上，忍受一种绝对的不利和一种相对的不利。

在英国依据航海条例而独占殖民地贸易时，先前投在这种贸易上的外国资本不得不撤除出去。先前经营这贸易的一部分的英国资本，现今要经营这贸易的全部。先前以殖民地所需欧洲产物的一部分供给殖民地的英国资本，现今要以殖民地所需欧洲产物的全部供给殖民地了。但英国资本不能供给这所需的全部，于是由英国资本供给的商品，必然以很高价格在殖民地出售。而且，原先只购买殖民地剩余生产物一部分的资本，现在又用来购买其全部了。但这样的资本，决不能依照和原价差不了多少的价格，把这全部买去，因此它所买的物品，又必然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的。但在资本的使用方面，商人能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出售，而以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其利润必然是非常的大，必然大大超过其他贸易部门普通利润的标准。殖民地贸易利润的优越，必然把其他贸易部门资本的一部分吸引过来。资本这样的转移，必然逐渐增加殖民地贸易中资本的竞争，因而必然逐渐减少其他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必然逐渐减低前者的利润，因而必然逐渐提高后者的利润，使一切的利润，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个新水平，与旧水平不同，而且比旧水平略高。

这双重的结果——从一切其他贸易吸引资本；提高所有贸易的利润率，使略高于先前的利润率——不仅是此种独占权知立时所产生的结果，而且是有此种独占权以来所继续产生的结果。

第一，这种独占权，不断地从一切其他贸易吸引资本，使投入殖民地贸易。

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英国财富虽有了很大的增加，但其增加，必定没和殖民地贸易的增加，保持同一的比例。一国的国外贸易，自然按其财富增加的比例而增加，其剩余生产物又自然按其全生产物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英国吞并了几乎所谓殖民地国外贸易的全部，而其资本，却没和殖民地国外贸易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断地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取一部分原先投在那里的资本，并吸取比原先投在那里的更大的资本，就将无法经营。因此，自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殖民地贸易不断增加，而其他许多国外贸易部门，尤其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国外贸易，却不断凋落。我国以供外销为目的的制造品，不象航海法未订立以前那样，适合于邻近的欧洲市场，或适合于较远的地中海周围各国的市场，而却有较大部分，适合于更远的殖民地市场，换言之，不适合于有许多竞争者的市场，而适合于享有独占权的市场。德克尔爵士及其他作家，研究其他国外贸易部门衰落的原因，说是赋税过重，课税方法不当，劳动价格昂贵，奢侈增加等等。其实，殖民地贸易的过度膨大，可以说是这原因的全部。英国的商业资本虽很大，但不是无限的；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英国资本大大增加，但没和殖民地贸易以同一的比例增加，所以如不能不断地从其他贸易部门吸取一部分资本，因而使其他贸易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衰落，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继续经营这种贸易。

应该指出，不仅在航海条例已使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得以巩固以前，而且在殖民地贸易尚未盛大以前，英国就已经是个大商业国，其商业资本已经很大，而且每天都在增大。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在对荷战争中，其海军比荷兰海军强大。在查理二世即位之初爆发的战争中，英国海军的实力至少和荷法二国联合海军相等，也许还要强大。这种优越的海军力量，现今似未增大，至少在荷兰海军对荷兰商业今昔都保持同一比例的场合是这样。但在这两次战争中，这强大海军力量，并不归功于航海条例。第一次战争中，这个条例，刚刚拟订计划；第二次战争爆发前，这个条例虽已制定完成，但时间不久，还不可能产生大的成效，而条例中建立殖民地专营贸易的部分，则尤少成效。与今日比较，那时的殖民地和殖民地贸易，都是不足道的。牙买加岛还是一个不适居住的荒岛，没有什么居民，更没有什么耕作。纽约和新泽西为荷兰占有；圣克里斯托弗有一半为法国所占领。安提瓜岛、南北卡罗利纳、宾夕法尼亚、乔治亚、诺瓦斯科夏还没殖民。弗吉尼亚、马里兰、新英格兰已经殖民，它们虽是极繁荣的殖民地，但在那时，欧洲或美洲也许没有一个人能预先料到，即使猜想，那里的财富、人口和改良后来会有那样急速的进步。在英国各殖民地中，当时的情形与今日情形相类似的只有巴巴多斯一个岛。殖民地贸易（即在航海条例订立以后若干时间内，英国仅占有此种贸易的一部分，因为航海条例在订立几年以后，才被严格执行），决不能在当时成为英国贸易盛大的原因，亦不能在当时成为海军力量强大的原因。当时支持英国强大海军力量的贸易，是欧洲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贸易。但英国今日所享有的这种贸易，在当时怕就不够支持如此强大的海军力量。如果殖民地日益增长的贸易，任由一切国家自由经营，那末英国所得而占有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一部分归于英国——定然是它原先占有的大贸易的附加部分。独占的结果，殖民地贸易增加了，但与其说增加了它原先占有的贸易，倒不如说引起了贸易方向完全的改变。

第二，这种独占权必然会提高英国各种贸易部门的利润率，使其超过一切国家都可自由与英属殖民地通商时的自然利润率。

由于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必然使大部分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殖民地贸易，所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排斥一切外国资本，必然减少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的总量，使少于自由贸易下自然会有的资本量。但由于独占会减少这贸易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所以必然会提高这贸易部门的利润率。由于它减少一切其他贸易部门英国资本的竞争，所以必然提高一切其他贸易部门的英国利润率。自航海条例订立以来，英国商业资本，在任一时期的状况与范围，不管是怎样，但在这状况延续的期间，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必然提高英国普通利润率，使英国这一贸易部门及一切其他贸易部门的利润率，高于没有这种独占的场合。如果英国普通利润率，从航海条例订立以来，已大大降落——确已大大降落——那末，要是没有这个条例所建立的独占权促其提高，它就一定会落得更低。

但是，什么使一国违反自然趋势，提高其普通利润率，必然使它的各种无独占权的贸易蒙受绝对的和相对的不利。

加使它蒙受绝对的不利，因为在此等贸易部门，它的商人如不以比原来更高的价格售卖外国输入品及本国输出品，就不能取得这较大的利润。他们的国家必须贵买贵卖，必须少买少卖，而它的享受和生产必然比它原来所能享受和生产的少。

那使它蒙受相对的不利，因为在此等贸易部门，不蒙受绝对不利的其他国家，和它比较，将处于较前更有利的地位，或处于不象从前那么不利的地位。于是，其他国家，能因此比它享受更多，生产更多。就是说，那便增大它们的优势，或减小它们的劣势。由于提高了它生产物的价格，它使其他国家的商人，能在国外市场上以比它低的价格出卖，因而把它不曾享有独占权的那一切贸易部门的商品，从外国市场排除出去。

我国商人常常埋怨说，英国工资高昂，是他们制造品在外国市场贱卖的原因，但关于他们资本利润的高昂，他们却三缄其口。他们常常埋怨他人的过分利得，但对他们自己的过分利得，却默然不发一言。英国资本利润的高昂，和英国劳动工资的高昂，在许多场合，一样起了提高英国制造品价格的作用，在若干场合，则前者尤有此种作用。

我们可恰当地说：英国资本，就在这情况下，有一部分，从我国未曾享有独占权的各种贸易部门，尤其是欧洲贸易和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中，被吸引过去，有一部分，被排除出去。

一部分是这样被吸引过去的，殖民地贸易继续增大，一年一年总是感到经营殖民地贸易的资本的不足，造成殖民地贸易的高刮润，这种高利润，把这些贸易部门的资本吸引过去。

一部分资本是这样被排除出去的，英国建立的高利润率使其他各国，在英国不享有独占权的一切贸易部门中，都处于优势。这种优势，把资本从这些贸易部门排除出去。

殖民地贸易的独占，把一部分原要投在其他贸易部门的英国资本吸引过去，它也使许多在殖民地无独占权时不会投在这些部门的外国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它使英国资本在这些贸易部门上的竞争减少了，因而使英国的利润率增高，超过应有水平。反之，它使外国资本的竞争增加，因而使外国的利润率减低到不应有的水平。这两种作用，显然使英国在其他贸易部门蒙受相对的不利。

也许有人说，什么都没象殖民地贸易对英国那么有利，而独占迫使较大部分的资本，投入这种贸易，这样就使这种资本转到对英国更有利的用途。

对于资本所属的国家，最有利的资本用途，乃是能够维持最大生产性劳动量和最能增加土地劳动年产物的用途。本书第二篇曾经指出，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与其往返的次数，恰成比例。例如，一千镑资本，投在一年经常往返一次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所能继续雇用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等于一千镑每年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如果一年往返二次或三次，则所能继续雇用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等于二千镑或三千镑所能维持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所以，一般地说，对邻国进行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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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对远国进行的更有利。由于同一理由，一般地说，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更有利，这一点我们亦在第二篇指出了。

但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就其对英国资本用途的影响来说，却在一切场合，都迫使一部分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而在多数场合，迫使一部分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人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第一，在一切场合，殖民地贸易的独占，都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在一切场合，都迫使一部分资本，从欧洲贸易及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流入更远的美洲贸易及西印度贸易。美洲贸易及西印度贸易，不仅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因为此等地方情况特殊，往返的次数较少。我们说过，新殖民地总感到资本不足。新殖民地的资本，总是比它们能够大大有利地用以改良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资本少得多。所以，它们总是不断需要自己资本以外的资本。为要弥补自己的不足，它们尽可能设法向母国借债，所以它们对于母国总负有债务。但殖民地人民借款的最普通方法，不是立据向母国富人借贷（虽然他们有时也这样做），却是尽可能拖欠来往商人，即以欧洲货物供给他们的商人的款项。他们每年的还款，往往只达欠款的三分之一，有时还不及三分之一。于是，他们的来往商人，垫付给他们的全部资本，很少能够在三年以内归还英国，有时甚至不能在四年五年内归还。但是，五年才往返一次的英国资本一千镑，其能经常雇用的英国劳动也只及一年往返一次的英国资本一千镑的五分之一。这样，这一千镑资本一年内所能继续雇用的劳动量，仅等于二百镑资本一年内所能继续雇用的劳动量了。美洲移民，以高价购买欧洲的货物，以高利息购买远期的期票，以大佣钱调换短期的期票，虽可弥补其来往商人因他付款延期而蒙受的损失，甚或弥补这损失而有余，但这只能弥补其来往商人的损失，不能弥补英国的损失。在往返期间相隔很远的贸易中，商人的利润可能和在往返期间相隔很近而且往返次数很多的贸易中一样大，甚或更大；但他居住国的利益，他居住国所能继续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他居住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却必定因此而少得多。与欧洲贸易比较，甚至与地中海沿岸各国贸易比较，美洲贸易的往返期间相隔更远，而且更不确定、更不规则，西印度贸易尤甚，我想凡对这些贸易部门略有经验的人，都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

第二，在多数场合，殖民地贸易的独占，都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

不能运送到英国以外任何市场去的列举商品，有几种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英国的消费额，因此不得不以一部分输到其他各国。但是，要这样做，不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流入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那就无法办到。例如，马里兰和弗吉尼亚每年送到英国去的烟草，在九万六千桶以上，但英国消费额，据说却不过一万四千桶。于是，有八万二千桶以上的烟草，必须输出到法国、荷兰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去。运这八万二千桶烟草到英国，再把它输出到其他国家，并从其他国家挽回货物或货币的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就是投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而且必须投在这用途上，以售脱这个大的剩余。如果计算此种资本全部，要多少年才能回到英国，我们必须在对美洲贸易往返期间上，加上对其他各国贸易往返的期间。如若我国投在对美洲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非三年四年不能回到英国，那末投在这迂回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全部资本，就非四年或五年不能回到荚国了。与一年往返一次的资本比较，如果前者能够继续雇用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本国劳动量，那末后者就只能继续雇用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本国劳动量了。在某几个输出港上，外国商人输出烟草，往往可赊欠。在伦敦港，通常以现钱售卖，通例是现秤现付。所以，在伦敦港，全部迂回贸易的最后往返期间，仅比美洲贸易的往返期间，多了堆栈停留不卖的期间；但这期间，有时也是够长的。倘若殖民地烟草不仅仅售给英国市场，那未输入我国的烟草，也许只不过我国国内所需之数。在这情况下，我国现在以这大量剩余烟草输到他国而用售得之款购回的供本国消费的物品，也许就要用本国产业的直接产物或本国若干制造品来购买。现在，我国产业的直接产物或制造品，几乎全部只供应一个大市场，但若经这种变化，那也许会供应很多较小的市场。英国现在经营一个大的迂回消费品国外贸易，但若经这种变化，那也许会经营很多小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由于往返频繁，只需现在经营这一个大迂回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的一部分，也许只需一小部分，即不过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就够经营很多小的直接消费品国外贸易，就可继续雇用等量的英国劳动，就可同样维持英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样，这种贸易的各方面，就需要少得多的资本，就有大量剩余资本，可用于其他用途，即改良土地，增加制造业，扩张商业，至少也可以与投入这一切用途的其他英国资本相竞争，从而减低这一切用途的利润率，使英国在这一切用途上，对其他国家，占有比现今更优越的地位。

殖民地贸易的独占也迫使一部分英国资本，从消费品国外贸易，流入运送贸易，因而使多少用以维持英国产业的资本，有一部分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有一部分用来维持其他各国的产业。

例如，用这八万二千桶剩余烟草每年再输出而每年购回英国的货物，并不完全在英国消费。其中，有一部分，例如从德意志和荷兰购回的麻布，必须运到殖民地去，专供它们消费。但是，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即用以购烟草而以烟草购麻布的那一部分英国资本，必不能再用来维持英国的产业，而全部被抽出去，一部分用来维持殖民地的产业，一部分用来维持那些以本国产业产物购买这种烟草的国家的产业。

此外，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迫使过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这似乎就完全破坏了英国一切产业部｛搁的自然均衡。英国产业，不和多数小的市场相适应，而却主要和一个大市场相适应。英国的贸易，不在多数小的商业系统进行，而却主要被引到一个大的商业系统上去。这样，它的整个工商业系统，亦变得比较不安全了，其政治组织的全部状态，也变得比较不健康了。英国在现令状态下，有些象一个不健全的机体，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长得过大，以致容易发生许多危险的疾病，那在各部分发展比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为地造成的一个大血管过分的膨胀，并迫使过大部分的产业与商业流入这个血管，这样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滞，就会使全部政治组织陷于最危验的紊乱中。英国人民对于母国与殖民地决裂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西班牙无敌舰队或法国侵袭的恐惧。这种恐惧，无论有没有道理，却使一般人，至少使各商人，都觉得应该把印花税法令废除。我们大部分商人往往认为，殖民地市场连续数年完全排斥英国商品，可预见得到，他们的贸易就会完全停止；我国大部分制造业者，也往往认为，这样一来，可预见得到，他们的事业就会完全破坏；我国大部分工人，也往往认为，可预见得到，他们会完全失业。但是，与大陆任何邻国绝交的可能，虽亦会使此等人民中，有一些预料会停止或中断其职业，但不会引起那么普遍的情绪。若干小血管内血液循环停滞，血液很容易流到大血管，不会引起任何危险性疾病。但是，任何大血管的血液要是停滞，其直接不可避免的结果，便是痉挛，半身不遂，乃至死亡。没有一种制造业，由于奖励金，或由于国内市场及殖民地市场的独占，不自然地过度膨胀，超过自然发展的程度，那末只要稍有停滞或中断，往往就会意起骚扰与紊乱，使政府惊骇，国会狼狈失措。他们想，我国主要制造业者，如果有许多突然完全停止营业，定会引起很大的紊乱与骚扰。

将来无论什么时候，要把英国从这种危险中拯救出来，要使英国能够甚或强制它从这种过大的用途，撤回一部分资本，投在利润较少的用途上，要逐渐减缩一个产业部门，逐渐增大一切其他产业部门，要一步一步地，把一切产业部门，恢复到自然的、健全的，并为完全自由制度所必然建立、亦仅能由完全自由制度加以保持的比例，唯一的方策，似乎就是适度地、逐渐地放宽那给英国以殖民地贸易独占权的法律，一直到有很大程度的自由为止。立即开放殖民地贸易，使一切国家都可以进来经营，那不仅会引起一些暂时性困难，而且将使现令以劳动与资本经营这种贸易的人，有大部分蒙受大的永久的损失。不说别的，单说那输入八万二千桶烟草的船只，突然废而不用，就会受到重大的损失。这就是重商主义一切法规的不幸结果！这一切法规，不仅给政治组织造成了危硷性很大的紊乱，而且这种紊乱，即使不引起（至少在短时间内不引起）更大的紊乱，也往往难于矫正。所以，殖民地贸易应怎样逐渐公开；什么限制应首先撤除，什么限制应最后撤除；完全自由与正义的自然制度应怎样逐渐恢复，这些问题，留待未来政治家和立法者运用智慧去解决吧。

一年多以来（从1774年12月1日以来），北美洲十二联邦完全排斥英国商品。在殖民地贸易中丧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这在一般人想来，定会使英国人痛切地感到损失。幸而发生了五件不曾预见，而且不曾想到的事情，使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一）此等殖民地，相约不输入英国商品，为作好准备，曾把适合于它们市场的一切英国商品全部买尽。（二）西班牙船队，为着异常的需要，曾在这一年买尽德意志及北欧的许多商品，尤其是亚麻布。那许多商品，甚至在英国市场，亦常和英国制造品竞争。（三）俄罗斯与土耳其媾和，使得土耳其市场有了异常的需要。因为，前些时候土耳其在困难当中，而俄罗斯舰队又在爱琴海巡逻，土耳其市场非常缺乏供应品。（四）在过去若干时间，北欧对于英国制造品的需要，逐年增加。（五）波兰最近的被瓜分和平定，为这大国开拓了一个市场，使得英国制造品，除有北欧日益增加的需要外，又在这一年，加上了这个市场异常的需要。这五件事情，除第四件外，按性质说都是暂时的偶然的。假设不幸，这十二联邦长此继续排斥荚国货物，那么英国对殖民地贸易中这么重要的一部分被排斥，仍会惹起一定程度的痛苦。但这种痛苦，因为来得渐缓，所以不象突然发生的痛苦那么难受。同时，英国的劳动与资本，也能发现新的用途与方向，使此种痛苦，不达到任何显著的高度。

殖民地贸易的独占，既使过大部分的英国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此种贸易，所以在一切场合，使英国资本，由近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改投到远国的消费品国外贸易，在多数场合，使英国资本，由直接的消费品国内贸易，改投到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在一些场合，又使英国资本，由一切消费品国外贸易，改投到运送贸易。总之，在一切场合，都使英国资本，由所雇生产性劳动量较多的方面，改投到所雇生产性劳动量少得多的方面。此外，它使那么大的部分的英国产业与商业，仅仅适合于一个特殊市场，这样就使英国产业与商业的全部状态，比其生产物能适合较多市场的场合更不确定、更不安全。

我们必须细心分别殖民地贸易的影响及殖民地贸易独占的影响。前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利的；后者总是而且必然是有害的。但因为前者是那么有利，所以，即使殖民地贸易被独占，而独占又是那么有害，就全体说，殖民地贸易，仍是有利，而且大大有利。不过，设若没有独占，其有利程度就要大得多。

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给英国产业的邻近市场即欧洲市场与地中海沿岸各国市场所不能容纳的那一部分产物，开拓了一个虽是很远但却很大的市场。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不会使英国从原来运销邻近各市场的产物中抽出任何部分，却会使殖民地不断提出新等价物来交换英国剩余生产物，从而奖励英国不断增加其剩余生产物。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倾向于增加英国生产性劳动量，却不倾向于改变其原先的用途。在自然与自由状态下，殖民地贸易，得由一切其他国家进入竞争，这样就使新市场或新行业上的利润率不会上升到一般水平之上。新市场，用不着从旧市场吸取任何东西，就会创造（要是可以这样说）一个新生产物来供给自己。而这新化物就会构成一个新资本，来经营新行业，新行业同样用不着从旧行业吸取一点东西。

反之，殖民地贸易的独占，由于排斥其他国家的竞争，从而提高新市场及新行业上的利润率，势必从旧市场吸取产物，从旧行业吸取资本。增大殖民地贸易中我国的份额，是这种独占公开提出的目的。如果殖民地贸易中我国所占的份额，并不比没有独占时多，那就没有设立这种独占的理由。这种贸易的往返，比大部分其他贸易的往返为慢，而时间相隔也较久。要是迫使任何一国过大部分的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种贸易，必使那里每年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的总量，每年所生产的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的总量，比原来的少。这样就使这国居民的收入，不及自然状态下的收入，因而减少他们的蓄积能力。那不仅在一切时候，使其资本不能照常雇用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使其资本不能照常增加，这样就使它不能雇用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

但是，就英国说，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结果，足以抵消独占的恶劣结果而有余，所以，虽有独占的害处，象现今进行的此等贸易，不仅有利，而且大大有利。由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新行业，比因独占而损失的那一部分旧市场与旧行业大得多。由殖民地贸易而创造（如果可这样说）的新产业与新资本，在英国所能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比因资本从往返次数较多的贸易部门突然撤回而失去的生产性劳动量来得多。不过，要是家今日进行的那种殖民地贸易，对英国还有利，那不是由于独占，而是由于独占以外的其他原因。

殖民地贸易所开拓的新市场，与其说是欧洲原生产物的新市场，倒不如说是欧洲制造品的新市场。农业是一切新殖民地的适当业务；因为其土地低廉，故与他处相比，农业显得更有利。所以，殖民地富有土地原生产物，它们不但不要输入土地原生产物，而且通常有大量的剩余输出。新殖民地的农业，往往从一切其他职业技取工人，或把工人拉住，使其不流入任何其他职业。留给必需品制造业使用的工人已经不多；装饰品制造业可使用的工人简直没有。所以，对于这两种制造品的大部分，它们都觉得，与其亲自制造，不如向他国购买更合算。殖民地贸易对于欧洲农业的鼓励，主要是间接的，即鼓励欧洲制造业，从而间接鼓励欧洲农业。殖民地贸易所维持的欧洲制造业，是欧洲土地生产物的一个新市场。我们说过，最有利的市场，即谷物和牲畜、面包和家畜肉的国内市场，在这情况下，赖美洲贸易而大大扩张了。

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先例，充分证明，富庶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并不能使任何国家建立制造业，甚或不能维持制造业。西葡两国，在没有任何大殖民地时，就是工业国了。但自它们占有世界上最富最沃的殖民地以来，便都不是工业国了。

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独占的恶影响，加上其他原因，也许几乎把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影响抵消了。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其他各种独占；金银价值比其他大多数国家低；对输出品课以不适当的税，以致不能参加外国市场，对国内各地间货物的运输，课以不适当的税，以致缩小国内市场；最重要的是司法制度的不规则与不公平，常常保护有钱有势的债务人，使能避免受害的债权人的追索，并使国内劳动阶级不敢制造货物来供这班大人先生消费，因为，对于这班大人先生，他们不敢拒绝赊卖，而大款能否归还，又极不确定。

反之，在英国，殖民地贸易的自然良好影响，加上其他原因，曾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独占的恶影响。这些其他原因似乎是：贸易的一般自由，那里虽有若干限制，但与任何其他国家比较，至少有相等的自由，也许有更大的自由；输出自由，本国产业的产物，几乎无论什么种类，又几乎无论输到什么国家，都能无税输出；更重要的是本国产业的产物，由本国这地运至那地，不须报告任何官厅，不须受任何盘问检查，换言之，得以享受毫无限制的自由；最重要的是平等而公平的司法制度，使最下级英国人民的权利，为最上级英国人民所尊重，使各个人能保有各自的劳动果实，这样就对各种产业，给予最大而且最有效的鼓励。

但是，设若英国制造业由于殖民地贸易而有所进步（事实上确曾如此），那不是靠了对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而是靠着独占以外的其他途径。独占的结果，不是增加英国制造品产量，而是改变英国制造品一部分的性质与形式，使其违反自然趋势，不再适合于往返频繁而期间相隔又很短暂的市场，却适合于往返迟缓而期间相隔又很久的市场。所以，其结果乃是改变一部分英国资本的用途，大大减少这部分资本所能维持的制造业的数量，因此不但没有增加英国制造业的总量，而且把它减少了。

所以，殖民地贸易的独占，象重商主义其他卑劣有害的方策一样，阻抑其他一切国家的产业，但主要是殖民地的产业，不但没有一点增加，反而减少那为着本国利益而设立的产业。

无论母国在特定期间有多少资本，这种独占必定会妨碍它的资本，使它不能维持本来能够维持的那么大的生产性劳动量，并使它不能给劳动大众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由于资本只能由节省收入而增加，所以妨碍资本使不能提供本来能够提供的那么多的收入的独占，就必然妨碍资本，使不能按本来能够增加的速度增加起来，因而不能维持更大的生产性劳动量，不能给国内劳动大众提供更多的收入。一个很大的收入泉源，即劳动的工资，由于有了这种独占，必定在各个时候，都不象没有独占的场合那么富足。

独占提高了商业利润率，因而妨碍土地的改良。土地改良的利润，取决于土地现实生产额和加投资本后土地可能生产额之差。如果这差额所能提供的利润，比等量资本能从商业取得的利润大，那末土地改良事业，就从各种商业吸去资本。如果所提供的利润，小于商业利润，商业就从土地改良事业吸去资本。所以，凡是提高商业利润率的措施，就会使土地改良事业高的利润减低，或使其低的利润降得更低。在前一场合，使资本不流入土地改良的用途；在后一场合，把资本从这用途吸引出来。独占妨碍土地的改良，势必延迟另一个大的收入原始泉源——土地的地租——的自然增加。此外，独占提高利润率，势必提高市场利息率，使其达到不应有的水平。但与地租成比例的土地的价格，即通常按若干年地租而计算的买价，必随利息率上升而下降，必随利息率下降而上升。这样，独占在以下二方面妨害了地主的利益，即延迟地租的自然增加，并延迟与地租成比例的土地价格的自然增加。

诚然，独占提高商业利润率，因而稍稍增加我国商人的利得。但由于它妨碍资本的自然增加，所以不会增加国内人民从资本利润率所得收入的总额，而会减少这个总额。大资本的小利润，通常比小资本的大利润提供更大的收入。独占提高了利润率，但使利润总额不能增高到和没有独占的时候一样。

独占使一切收入的原始泉源，即劳动的工资、土地的地租和资本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象无独占时那么富足。为了要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级的利益，独占妨害了这个国家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一切阶级的利益。

只有通过提高普通利润率，独占才能使任何一个阶级得利或能够得利。但是，一般说来，高的利润率对于国家所必然产生的各种坏影响，除上述外，还有一种更坏的影响；按照经验，这种坏影响和高的利润率分不开，而其有害作用，也许比上述各种坏影响合起来的作用还要大。高的利润率，随便在什么地方，都会破坏商人在其他情况下自然会有的节俭性。在利润很高时，俭朴似乎是多事，而穷奢极侈，似乎更适合于宽裕的境遇。但大商业资本所有者，必然是全国实业界的领袖和指导者。他们的榜样对国内全部勤劳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比任何其他阶级的影响大得多。若雇主是小心的、节俭的，工人亦大都会如此；若主人是放浪的、随便的，那末拥工亦会按主人的榜样工作，亦会按主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这样，本来最会蓄积的人，都不能在手上有所蓄积了。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不能因这些本来最会使这基金增加的人们的收入而有所增益。国家的资本不能增加，反而逐渐枯竭。国内所维持的生产性劳动量，一天少似一天。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异常的利润，曾增加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资本吗？他们减轻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贫穷吗？促进了这两个乞丐般的国家的产业吗？这两个商业都市的商人的费用是那么大，以致异常的利润不但没有增加国家的总资本，而且不足保持原有的资本。我敢说，外国资本一天多似一天地闯进加的斯和里斯本的贸易中去。为了要把外国资本从自己资本日益不够经营的这种贸易中驱逐出去，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才一天甚似一天地加强这种不合理的独占。试比较加的斯及里斯本的商人习俗和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习俗，你就会感到，受高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与受低利润影响的商人行为与性格，是怎样不相同啊。诚然，伦敦的商人，虽不象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那样，一般都成为堂堂贵族，但与阿姆斯特丹的商人比较，却就一般是更不小心、更不节俭。但是，据说，大部分伦敦商人，比大部分加的斯和里斯本商人，富裕得多，而比大部分阿姆斯特丹商人，却略有逊色。伦敦的利润率，与前者比较，一般是低得多；与后者比较，一般是高得多。俗语说，“容易来，容易去”。随便什么地方，消费的一般情况，与其说受真实消费能力的支配，倒不如说受弄钱花费的难易程度支配。

这样，独占给唯一阶级带来的唯一利益，在许多不同方面妨害国家的一般利益。

仅仅为了要培育顾客而建立一个大帝国的计划，乍看起来，似乎仅仅适合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究其实，那种计划，对于小买卖商人的国家，也是全不相宜的，但适合于政府受小买卖商人支配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家，也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才会认为，用同胞的血与财宝来建设并维持这样一个帝国是有若干利益的。你对一个小买卖商人说，你卖给我一块地皮，我就会常常在你铺子里购买衣物，虽然你铺子里的卖价比别家铺子昂贵。他不见得会很踊跃地接受你的提议。但若另一个人卖给你这样一块地皮，并吩咐你要在那小买卖商人铺子里购买你所需的一切衣物，这小买卖商人对他便会非常感激。有些英国人在国内不能安居，英国给他们在远地购买了一块大地皮。诚然，其价格很小，不是今日的普通买价，即三十年年租，而只等于初次发现、踏勘海岸和夺取土地的各种费用。但土地是良好的、广阔的，耕作者得有大量土地耕作，有时又得自由随意在任何地方售卖其生产物，所以不过三、四十年（1620—166O年），就变成了一个那么富庶繁荣的民族。于是，英国的小买卖商人及其他各种商人，都想长此独占这些人的光顾。他们不敢说，他们原来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土地，嗣后又用一部分货币来改良土地，他们只向国会请愿，美洲殖民地人民将来只许向他们的店铺买卖：（一）殖民地人民所需的一切欧洲产货物，都得向他们的店铺购买；（二）殖民地人民要把他们认为适于购买的那些殖民地产物，全数卖给他们的商店。他们并不认为全部产物都适于购买，因为其中有若干部分输入英国可能妨害他们在国内经营的某些商业部门。这若干部分生产物，他们自然希望移民们尽量对外地售卖，愈远愈好；即因此故，他们提议，把这些生产物的销售市场限定在菲尼斯特海角以南各国。这种真正小买卖商人的提议，在有名的航海条例中定为一个条款了。

英国统治殖民地的主要目的，或更确切地说唯一目的，一向就是维持独占。殖民地不曾提供任何收入，来维持母国的内政，亦不曾提供任何兵力，来维持母国的国防；其主要利益，据说就是这种专营的贸易。此种独占，即是此等殖民地隶属我国的主要标志，亦是我国从这种隶属所得的唯一果实。英国一向用以维持这种隶属的费用，其实都是用以维持这种独占。在现今骚扰事件开始之前。殖民地按平时编制的一艘军费，为二十联队步兵的给养，炮兵队及军需品的费用，和他们所需异常的食品，以及为警戒无限长的北美海岸及西印度海岸，并防范其他各国秘密出入船只而须不断维持的极大海军力量的费用。这平时编制的军费全部，是英国收入上一个负担，但同时也只是殖民地统治所费于母国的极小部分。如果我们要知道费用全数，我们必须在这平时编制每年军事费用之外，加上英国在各个时期为防卫殖民地所花费的款项的利息。尤其是上次战争的全部费用和这次战争以前的那次战争的费用大部分必须加上。上次战争纯然是殖民地战争，其全部费用，无论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德意志，或用在东印度，都应算在殖民地账上。总数在九千万镑以上，它不仅包含新债，而且包含每镑附加一先令的地税，以及每年动用的减债基金。1739年开始的西班牙战争，主要是殖民地战争。其主要目的，是阻止殖民地与西班牙本土秘密通商的船舶的搜查。这全部费用，其实等于维持独占的奖励金。其公然提出的目的，虽为奖励英国制造业、发展英国商业，但其实际结果，却是提高商业利润率，使我国商人能以过大部分的资本，转投到往返较为迟缓而相隔时间较长的贸易部门。如果奖励金能阻止那两种事件，使不发生，那也许真值得发给这样一种奖励金。

所以，在现今的经营管理下，英国从统洽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损失。

建议英国自动放弃它对殖民地的一切统治权，让它们自己选举地方长官，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决定对外措和宣战，就等于提出一个从来不曾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亦永远不会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采纳的议案。没有一个国家自动放弃过任何地方的统治权，尽管这个地方是怎样难于统治，尽管它所提供的收入与其所费相比是怎样微小。这种牺牲虽往往符合一国利益，但总会损害一国威信。更重要的也许是，这种牺牲，往往不符合其统治阶级的私人利益，因为他们对于许多有责任有利润的位置的处分权，将从此被剥夺，他们那许多获取财富与荣誉的机会，亦将从此被剥夺。占据最动乱不安而对人民最不利的地方，常能取得这种处分权与机会。所以，即使最爱作非非之想的人，也不会认真希望这种建议能被人采纳。但若真的被采纳，那末英国不仅能立即摆脱掉殖民地平时每年全部军事费用，而且可与殖民地可立商约，使英国能够有效地确保自由贸易，那与它今日享受的独占权相比，虽对商人不怎么有利，但对人民大众必更有利。这样，殖民地和母国，就象好朋友的分离，那末几乎为近来的不和所消灭的殖民地对母国的自然感情，就会很快地恢复。他们不仅会长此尊重和我们分离时所订定的商约，而且将在战争上、贸易上赞助我们，不再作骚扰捣乱的人民，却将成为我们最忠实、最亲切、最宽宏的同盟。古希腊殖民地与其所从出的母市，一方面有一种父母之爱，一方面有一种孝敬之心。我想，我们如果那样办，英国与其殖民地间同样的感情，亦会恢复起来。

一个省份，要有利于其所属的帝国，则在平时对国家所提供的收入，不仅要足够支付其平时编制的军费全部，而且要按比例提供收入来维持帝国总的政府。每一个省份，对于帝国总政府的经费的增加，都必须或多或少地有所贡献。若有任何个别省份，不按比例担负这种费用，那末帝国一些省份的负担，就显得不均。此外，由此类推，对全帝国非常收入的负担，亦应象平时经常收入一样，保持同一的比例。英国从殖民地取得的经常收入与非常收入，对于英帝国的全部收人，不曾保持这个比例，那是大家都会承认的。据说，独占增加英国人民的私人收入，因而增加他们的纳税能力，这样就补偿殖民地公共收入的不足。但是，我曾说过，这种独占，虽对殖民地是一项极苛重的赋税，虽可增加英国特定阶级人民的收入，但不增加人民大众的收入，而却减少人民大众的收入，因此不增加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而却减少人民大众的纳税能力。收入因独占而增加了的人，是一个特殊阶级，要他们超出其他阶级应纳的比例完税，既是绝不可能，亦是最大的失策，这我要在下一篇来说明。所以，从这特殊阶级，不能取得特殊收入。

殖民地可由其自己的议会课税，也可由英国议会课税。

殖民地的议会，似不可能由母国操纵，使它们能向当地人民征收足够的公共收入，以维持一切时期的本地民政和军政，又按适当比例负担英帝国总政府的经费。甚至是直接受君主监督的英国国会，也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才被置于这样的管理制度之下，或者说才使它提供足够的税收，以维持本国军民两政。君主只由于曾以军政民政官职大部分及支配此官职的权能大部分，分给国会中个别议员。才取得了对英国国会的这种控制。殖民地议会离君主很远，数目众多，分散各处，而组织又多样，所以，君主即使拥有同样的控制手段，亦难于如此控制，而且‘他并没有这种手段。他绝对不能把英帝国总政府的职位大部分或支配此职位的权能大部分，分给殖民地议会的主要成员，使他们甘冒不韪，向选民课征，以维持那总政府，这样总政府的薪俸，几乎全部都要分配给他们不相

识的人。此外，英国政府又难免不知道各个议会中各个代表的相对地位，征企图作这样的控制时，难免触犯他们，难免犯了错误，这样就会使这种控制办法，对殖民地议会全不适用。

而且，殖民地议会，对于全帝国的国防经费及维持费，不可能是适当的判断者。此等事务，没委托殖民地议会考虑。这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关于此等事务，亦不能经常得到情报。省议会，象教区委员会一样，关于所属地域的事务，能作适当的判断。但关于全帝国的事务，他们却无法作适当的判断。关于本省对全国所持的比例是怎样，或关于本省与他省的相对重要性和富裕程度，它们甚至不能作适当的判断，因为其他各省，并不受这省区议会的监督和指挥。全帝国的国防和维持所需要的是什么，每省所负担的部分是多少，只有一个议会能作适当的判断，即监督和指挥全帝国事务的议会。

于是，有人建议，向殖民地派征赋税，即各殖民地应纳的数额，由英帝国议会决定，而省议会则按各省情况，决定最适宜的抽取方法。这样，关于全帝国的事务，由监督和指挥全国事务的议会决定。而各殖民地当地的事务，仍可由其自己的议会决定。在这场合，殖民地虽不派代表出席英国议会，但我们可根据经验来判断，国会的派征不至于不合理。对于不派代表出席国会的帝国所属各地，英国议会从来没有加以过重的负担。根西及泽西二岛，虽无任何手段抵抗国会权威，但比别省却纳更少的赋税。国会虽企图行使它想象中的向殖民地征课的权利（无论有无根据），但迄未要求殖民地人民，按他们国内同胞应纳的正当比例纳税。此外，殖民地纳税，如果要按土地税的增减而比例增减，那末国会非同时对其自己选民课税，即不能对殖民地课税，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可以说实际上在国会里派有代表。

各省不按同一办法同一标准课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而由君主决定各省应纳数额，一些省份由君主决定抽收办法，另一些省份则由省议会决定抽收办法，这在其他帝国，也不乏先例。法国就有些省份，不仅纳税额由国王决定，而抽收办法，亦由国王决定。但对另一些省份，他仅仅决定数额，而由省议会决定抽收办法。依据派征赋税计划，英国国会对于殖民地会议，和法国国王对于有权组织议会而且据说又是治理得最好的那些省的议会，就几乎处在同样的地位了。

不过，按照这计划，虽然殖民地人民无正当理由可忧惧，他们对国家的负担，和他们国内同胞的负担比较，会超过适当的比例，但英国却有正当理由忧惧，殖民地对国家的负担不会达到这适当的比例。法国对于有权组织议会的那些省份的统治权已经巩固，但英国在过去若干时期内，却没有确立同样的统治权。殖民地议会，若不十分乐意（除非巧妙地加以控制，否则他们是不大会十分乐意的），仍有许多借口来逃避或拒绝国会最合理的派征。假定说，一次对法战争爆发了，必须立即征收一千万镑，来保卫帝国中心地。这个款项，必须由国会以某项基金为担保，支付利息，向人民贷借。这基金的一部分，国会提议在英国国内课税抽征，另一部分则向美洲和西印度各殖民地议会派征。殖民地议会离战地遥远，而且有时认为与这事件无多大关系，而这个基金的募集，部分又取决于殖民地议会的高兴，那末人民肯不肯立即根据这个基金的担保，而贷借款项呢？由这样一个基金所贷得的货币，也许不会多于英国国内课税被设想可以偿还的数额。这样，战时所借债务的全部负担，就会象往昔一样，总是落在大不列颠身上，换言之，落在帝国的一部分，不落在帝国的全部。自有世界以来，也许只有英国一国，开疆辟土，只增加其费用，从没增加它的资源。其他国家，大都以帝国防卫费绝大部分，课在自己的从属地方，从而解除自己的负担。英国却一向以这费用的几乎全部课在本国，从而解除从属地方的负担。要使大不列颠与法律一向认为是隶属大不列颠的殖民地享有平等的地位，国会在派征赋税计划上，似乎必须有手段，使其派征立即生效，不致为殖民地议会所逃避、所拒绝。至于这种手段是什么，却不是容易想得出来，而且是个未曾阐明的问题。

倘若英国国会，同时充分确立了不得殖民地议会同意即可对殖民地课税的权利，则此等议会的重要地位，马上就会终结，而英领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亦必跟着完结。人们所以要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可以取得重要地位。自由政府组织是怎样安定、怎样持久，就看这个国家大部分的领导人（即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能如何保持或保卫其重要地位。所以，国内派别活动和野心活动，就在于此等领袖人物不断地互相攻击别人的重要地位，保卫各自的重要地位。美洲的领导人物，象一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物一样，想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觉得或者想象，如果他们的议会——他们把它叫做国会，认为其权力与英国国会相等——大权旁落，仅仅成为英国国会的低声下气的巨仆或执行吏，他们自己的重要地位就大部分丧失了。所以，他们拒绝议会派征赋税的建议，象雄心勃勃、意气昂扬的人一样，宁愿剑拔弩张来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

当罗马共和国日趋衰微的时候，负有防御国家扩大帝国重任的罗马同盟国，都要求享有与罗马市民所享的同样特权。在共和国拒绝它们的要求时，内战就爆发了。在这样的战争中，罗马以此种特权，一个一个地给予大部分同盟国，而且按它们的独立程度给予。现在，英国的国会主张对殖民地课税，而殖民地则拒绝这种课税，因为他们未曾派代表出席国会。设者对要脱离联盟的各殖民地，英国都许其按所纳国税的比例，选举代表，而且由于纳税，允其自由贸易，使与他们本国同胞相等——其代表人数，随其纳税的增加而比例增加——那末各殖民地领导人物，就有了一种夺取重要地位的新方法，一个新的更迷人的野心对象了。这样，他们也许会希望，从英国政治界那国家彩票获得大奖，因为他们象其他人一样，对于自己才能及幸运自有妄想，不想从殖民地这小彩票获得小奖。明显地，这种方法，最能保持美洲领导人物的重要地位，满足他们的野心。除了用这种方法或其他同样方法，他们不见得会自动服从我们的。我们应当知道，若以流血的方法，强迫他们服从我们，那流出的每一点血，都是我们国民的血，不然就是愿为我们国民的人的血。有些人以为，时机一到，极易以武力征服殖民地，那实是非常愚钝的。现今主持所谓联合殖民地议会的人，自己感到一种为欧洲最大公民所不会感到的重要地位。他们由小买卖商人、商人、律师，一变而为政治家和立法者，给一个广大帝国，制定一个新政体。他们自夸，那将成为世界上自有国家以来最大而又最强的一个国家，也许真会如此。直接在联合殖民地议会工作的人，也许有五百，听这五百人号令的人，也许有五十万，他们都同样觉得，自己的重要性按地位的重要性而提高了。美洲政党中几乎每一个人，都想象自己现令的位置，不仅比过去优越，而且也比他们所预期的优越。除非有一种新的野心对象出现在他或其领袖面前，否则他若有一般人的志气，定会拚命护卫他的那个地位。

亨诺主席曾说，我们现今很有兴趣地读着关于同盟的许多小事件的记录，但当这些事情发生时，也许不被人看做极重要的新闻。他说，当时各人都认为他们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那时流传下来的许许多多记录，有大部分，是由那些高兴记录那些事件的人们记下来的。他们自夸是那些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巴黎市当时曾顽强地保卫自己，曾为着抗拒最好而后来又是最为人爱戴的那位国王而忍受一次那么可怕的饥谨，这是世人所熟知的。那里市民的大部分或者说支配这大部分市民的人，因为预先看到，旧政府一旦恢复，他们的重要地位就会立即消灭，所以竭力为保卫自己的重要地位而战。除非我们能诱导我国殖民地同意和我们结合，否则它们亦会象巴黎市顽强抗拒其国王中最好的一个那样，抵抗母国中最好的一个母国。

古代没有代表制的观念。当一国人民在他国取得了市民权的时候，他们除了与他国人民一块儿投票、一块儿讨论，即无法行使这种权利。以罗马市民特权给予大部分意大利居民，就完全破坏了罗马共和国。这样，就无从判别，谁是罗马市民，谁不是罗马市民。这样，一个氏族，就不知道它自己的成员。这样，任何种类的暴民，都可能被引入人民议会，他们可能赶走真正市民，并俨然以真正市民自居，决定共和国事务。但是，即使美洲派五十个或六十个新代表出席国会，众议院的门房，亦不难判别，谁是国会议员，谁不是国会议员。所以，罗马组织，虽必然由于罗马与意大利同盟国的联合而遭受破坏，但英国组织却不会由于大不列颠与其殖民地联合而受丝毫损害。反之，其组织将因此而完善；没有这种联合，反会觉得不完善。讨论并决定帝国一切部分事务的议会，为要得到正确的情报，应当有各部分派出的代表。这种联合，能不能容易实行，执行时会不会发生困难，我不敢妄断，但我没有听见，不能克服的困难。主要的困难，可能来自大西洋两岸人民的偏见与成见，并非出干事物的本性。

住在大西洋这一岸的我们，不必忧惧美洲代表的众多，将打破组织的均衡，或过度地增加国王势力，或过度地增加民主势力。若美洲代表的人数，与美洲所纳的税成比例，那末受统治人数的增加，将与统治手段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而统治手段的增加，亦将与受统治人数的增加，恰好成比例。联合之后，君主势力与民主势力，仍必和联合之前一样，彼此间保持同程度的相对实力。

住在大西洋那一岸的人民，亦不必优惧他们因离政府所在地遥远而可能遭受许多压迫。他们出席国会的代表，自始就该是很多的，他们的代表，必能保护他们，使其不受到这一切压迫。距离的远，不会削弱代表对于选民的依存性，前者仍必认为，靠后者选拔，才得议员一席，并从这一席取得好处。前者为要保待后者对他的好感，定会以国会议员的权力，申诉帝国这辽远地带民政或军政长官的违法乱纪行为。而且，美洲人民，亦似有若干理由认为，他们不会长此继续与政府所在地远隔。象那里一向在财富、人口和改良上那样快速的进步，也许只要一世纪，美洲的纳税额将超过不列颠的纳税额。帝国的首都，自然会迁到帝国内纳税最多的地方。

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通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其影响已经很大了；但自有这二发现以来，只不过经历了二三百年，在这样短的期间内，其影响势不可能全部呈现出来。这两大事件，以后对于人类，将产生利益，或将引出不幸，人类的智慧，还不能预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联合世界上最遥远的部分，使它们能互相救济彼此的缺乏，增加彼此的享受，奖励彼此的产业，其一般倾向似乎是有利的。不过，对于西印度及东印度两处的土人，这两事件本来能够产生的一切商业上的利益，却被它们所引起的不幸完全抵消了。这种不幸，与其说出自它们的本性，无宁说出自偶然。美洲及东印度通路被发现时，欧洲人的优越势力，使他们能为所欲为，在此等辽远地方，作出各种不合正义的事体。今后，此等地方的土人，也许会日渐强盛，欧洲人也许会日趋衰弱，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但最能建立此种同等实力的，似乎就是相互传授知识及改良技术了，但这种结果，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伴随着世界各国广泛的商业而来临。

同时，这二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促进重商主义的发展，使其达到非此决不能达到的那么显著、那么壮大的程度。这个主义的目标，与其说是由土地改良及耕作而富国，不如说由商业及制造业而富国，与其说由农村产业而富国，不如说由都市产业而富国。但这二发现的结果，欧洲商业都市，不仅成为世界极小部分的制造业者和运送业者（那极小部分，即是大西洋流过的欧洲各国及波罗的海和地中海周围各国），而且成为美洲许多繁荣耕作地区的制造业者，和亚洲、非洲、美洲各地的运送业者，并在若干方面，亦是这各地的制造业者了。这样就给他们的产业，开拓了两个新世界，每一个都比旧世界大得多广得多，其中一个市场，还在日益扩大起来。

诚然，占有美洲殖民地并直接与东印度通商的国家，在外表上享受这大商业全部。但其他国家，虽受那令人厌恶的旨在排斥它们的限制，却往往享受这大商业实际利益的较大部分，例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对于其他国家产业所提供的真实奖励，就比它们本国产业所受的鼓励大。单就亚麻布一项说，此等殖民地的消费，据说每年就在三百万镑以上，不过我不敢肯定有这么多。但这巨额的消费，几乎全部由法国、弗兰德、荷兰、德意志供给。西班牙和葡萄牙，仅仅供给了一小部分。以此巨量亚麻布供给殖民地的资本，每年在那些国家人民中间分配，并给他们提供收入。消费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仅仅是这资本的利润，给加的斯和里斯本的商人维持最豪侈的浪费。

连一国所订立以保证其所属殖民地的专营贸易的条例，亦往往在较大程度上有害于此种条例所要惠益的国家，而在较小程度上有害于此种条例所要妨害的国家。对他国产业不正当的压迫，反过来（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落在压迫者头上，并以更大的程度破坏他们的产业。例如，根据此等条例，汉堡商人必须把要送到美洲去的亚麻布送往伦敦，并把要送到德国去的烟草，从伦敦带回，因为此等商人不能直接把亚麻布送到美洲，亦不能直接从美洲带回烟草。由于这种限制，此等商人也许不得不以稍稍低廉的价格售卖亚麻布，而以稍稍昂贵的价格购买烟草，其利润也许因此缩减若干。但是，即使我们假定，美洲还款不象伦敦那么准时——这绝不是事实——汉堡与伦敦贸易，商人资本的往返，也许要比直接与美洲通商，要快得多。这样，排斥汉堡商人，使不能直接与美洲通商，反使汉堡商人的资本，能在德意志继续雇用大得多的劳动量。这样虽可减少他个人的利润，却不会减少他的国家的利益。但对英国，情形就全然两样了。独占自然会吸引（如果我可这样说）伦敦商人的资本，使流入对自己更有利而对国家却更不利的用途，因为往返缓慢。

欧洲各国虽都企图用各种不正当方法独占所属殖民地贸易的全部利益，但没有一个国家，除了担负平时维持和战时保卫其对殖民地的统治权所开支的费用以外，能单独得到什么。由占有此等殖民地而产生的困难，应有尽有，由此等殖民地贸易而产生的利益，却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分享。

乍看起来，对美洲大贸易的独占，似乎当然是一种无上价值的获得。在无辨别力的轻优野心家看来，在纷杂的政争及战争中，那自然会作为一种很值得争夺的迷人的目标出现。但是，这目标的炫人外观，这贸易的巨大，使独占此种贸易具有有害的性质，换言之，独占使一种用途比大部分其他用途对国家利益更少，但却吸收了比自然状态下更大部分的国家资本。

第二篇说过，一国商业资本，自然会寻求（如果可这样说）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倘若它投在运送贸易上，那末它所属的国家，将成为它所经营的各国货物贸易的中心市场。这资本所有者，必愿尽其所能，把这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脱。他这样就省免了输出的麻烦、危险与费用，并因此放，尽管在国内市场，所得价格比输出后所可望获得的价格小得多，而所得利润亦比输出后所可望获得的利润小，他总必愿意在国内市场售卖。所以，他当然尽其所能，设法使运送贸易变作消费品国外贸易。此外，他的资本如果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他又必为了同一理由，愿意尽其所能，把他搜集来准备输到外国市场去的国内货物的大部分，在国内售脱，因而尽其所能，设法使消费品国外贸易变成国内贸易。各国的商业资本，都自然会寻求近的用途，而避开远的用途；寻求往返次数多的用途，而避开往返迟远的用途；寻求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大生产性劳动量的用途，而避开仅能雇用所属国或所在国最小生产性劳动量的用途。总之，它自然会寻求在普通场合最有利于国家的用途，而避开在普通场合对国家最无利的用途。

此等远的用途，在普通场合，虽对国家较少利益，但若其中有某一用途的利润，偶然提高，足够抵消近的用途的好处，那末这种高的利润，就会把资本从近的用途吸引过来，一直到各种用途的利润，都回到适当的水平为止。不过，这种高的利润证明，在社会实际情况下，此等远的用途的资本，与其他用途的资本，稍稍不相称，而全社会的资本，不按最适当的方式，分配到社会内不同用途。它证明，有若干物品，违反应有的程度，以较廉的价格买入，或以较昂的价格卖出，市民中有某一阶级，多少受到压迫，以致违反应有的或自然会有的一切阶级平等状态，支付较多或收得较少。同量资本，投在远的用途上，和投在近的用途上，虽决不能雇用相同的生产性劳动量，但远的用途和近的用途，也许同样为社会幸福所必需。有许多由远的用途经营的货物，就为许多近的用途经营所必需。但若经营此等货物的人的利润，超过了应有的水平，此等货物就将违反应有的程度，以较昂的价格售卖，即以稍稍超过自然价格的价格售卖。此种高价格，就会使一切从事近的用途的人多少受到压迫。所以，他们的利害关系，在这场合，就要求有若干资本，从此等近的用途撤回，而转入远的用途，以降低其利润，使达到适当水平，并降低他们所经营的货物的价格，使达到自然价格。在这异常的场合，公共的利害关系，必定要求有若干资本，从通常对公众较有利的用途撤回，能投到通常对公众较少利益的用途。在这异常的场合，亦象在一切其他通常的场合一样，个人的自然利害关系与倾向，恰好符合干公众的利害关系，使他们从近的用途撤回资本，改投入远的用途。

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使他们把资本投在通常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但若由于这种自然的倾向，他们把过多资本投在此等用途，那末这些用途刮润的降落，和其他各用途利润的提高，立即使他们改变这错误的分配。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与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

重商主义一切法规，必然或多或少地紊乱这自然而又最有利的资本分配。但关于美洲贸易及东印度贸易的法规，则比其他任何法规，尤有这种结果。因为，这两大洲的贸易，吸收了比任何其他两个贸易部门所吸收的都要大的资本。不过，给这两个贸易部门造成紊乱的法规，却又不是全然相同的。二者都以独占为大手段，但独占的种类不同。这一种或那一种独占，似乎是重商主义的唯一手段。

对于美洲贸易，各国都尽其所能，企图独占其所属殖民地的全部市场，并完全排斥其他各国，使其不能与所属殖民地直接通商。在十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葡萄牙人企图以同样方法，控制东印度的贸易，他们声言他们拥有印度各海的唯一航行权，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这通路。荷兰人仍继续排斥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使不能与其所属香料产岛直接通商。这种独占，显然妨害欧洲一切其他国家，使它们不能经营本来可投资有利的贸易，并使它们不得不以比它们自己直接从产地输入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专营贸易所经营的货物。

但从葡萄牙权力失坠以来，欧洲国家都不再要求航行印度各海的专营权了，印度各海的主要海港，现今开放，一切欧洲国家船只都可航行了。但除了葡萄牙及近来的法国，各欧洲国家的东印度贸易，都受一个专营公司的钳制。这一种独占，妨害了实行独占的国家。这国家大部分人民，不仅从此失去一种本来可投资有利的贸易，而且不得不以比全国人民都能自由经营这种贸易时略高的价格，购买这独占贸易所经营的货物。例如，自从英领东印度公司成立以来，英国其他居民，就不但不能从事这种贸易，而且须以较高的价格，购买他们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这种独占，要使此公司，在售卖此等货物时，取得异常的利润；而且这样一个大公司处理事务，难免发生弊端，因而引起异常的浪费。这种异常的利润和异常的浪费，都得由本国购买者支付。所以，第二类独占的不合理，比第一类独占的不合理更为明显。

这两种独占都多少会破坏社会资本的自然分配，但未必以同样的方式破坏。［TXT图书下载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第一种独占，总是违反自然趋势，吸引着过大部分的社会资本，使流人享有独占权的特殊贸易。

第二种独占，随着不同情况，有时吸引资本。使流人享有独占权的特殊贸易，有时又排拒资本，使不流入这种贸易。在贫国，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吸引过多的资本，使流入这种贸易；但在富国，那当然是违反自然趋势，排拒许多资本，使不流入这种贸易。

例如，东印度贸易，如果不受一个专营公司的钳制，象瑞典和丹麦那样的贫国，也许从来不会派一艘船到东印度去。这个专营公司的设立，必然奖励冒险家。他们的独占权，使他们在国内市场上能抵制一切竞争者，而在外国市场上，他们又和他国贸易者有同样的机会。他们的独占权，告诉他们，他们对大量的货物，可十拿九稳地收到大的利润，对大量货物，有得到大的利润的机会。没有这种异常的鼓励，这种贫国的穷商人，也许决不会想把小资本冒险投在象东印度贸易那么辽远和那么不确定的事业。

反之，象荷兰那样的富国，也许会在贸易自由的场合，派遣比现今多得多的船只到东印度去。荷兰东印度公司有限制的资本，使许多本来会流入这种贸易的大商业资本，不流入这种贸易。荷兰的商业资本很多，所以不断流出，有时流到外国公债，有时流到外国商人与冒险家的私债，有时流到最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有时流到运送贸易。一切近的用途都充满着资本，投入近的用途略有利润可图的资本，全都投下了，荷兰资本，必然会流向最远的用途。假使东印度贸易是完全自由的，邵也许会吸收这过剩资本的大部分。东印度提供了一个比欧洲、美洲合起来还更大更广的市场，来销售欧洲的制造品及美洲的金银和其他产物。

资本自然分配的扰乱，必然妨害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不论是排拒资本，使其违反自然趋势，不流入一个特定贸易部门，或是吸引资本，使其违反自然趋势，流入这特定贸易部门。如果没有任何专营公司，荷兰对东印度的贸易，必比现在大，而它的一部分资本，不能投在最有利的用途上，当然是它很大的损失。同样，如果没有任何专营公司，瑞典和丹麦对东印度的贸易，将比现在小，也许竟不存在，而它们一部分资本，投在不适合它们现今情况的用途上，当然是它们很大的损失。按照它们现在的情况，宁可向他国购买东印度货物，尽管出价较昂，不应该从它们小额资本中，抽出那么大部分来经营那么遥远的贸易，因为那种贸易的往返是那么迟缓，所能维持的国内生产性劳动量是那么小，而在它们国内，生产性劳动是那么需要，有许多事未曾进行，有许多事还待进行。

所以，没有专营公司，虽有个别国家不能对东印度进行直接的贸易，但不能从此推定，这样的公司，应在那里设立，而只能从此推定，这样的国家，在这情况下，不应与东印度直接通商。葡萄牙的经验，充分证明，这样的公司，一般说来并不是经营东印度贸易所必需。因为，葡萄牙虽没有任何专营公司，却几乎享有了这贸易全部达一世纪以上。

据说，没有一个商人能有足够的资本来维持东印度各港的代理人或经理人，使这些人能为他们不时开往那边的船只备办货物。除非他们能够这样做，否则寻找待运货物的困难，往往使船期贻误，而由船期延误所引起的费用，不仅会吃掉冒险的利润，而且往往会产生很大的损失。这种说法，如果能够证明什么，所证明的就是，没有一个大贸易部门，能不惜专营公司而经营，而这是违反一切民族的经验的。就一个大贸易部门说，任何一个私商的资本，也不够经营一切要经营主要贸易部门就必须经营的附属贸易部门。但在一国有资格经营某大贸易部门时，就自然有些商人投资经营这主要的部门，有些商人投资经营其附属部门。这一切贸易部门虽都有人经营，但全由一个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却极少见。所以，一个国家，如果有资格经营东印度贸易，自然有一定部分的资本，分投在这贸易的一切不同部门。其中，有些商人觉得，为自己的利益，要住在东印度，投下资本，给住在欧洲的其他商人供给货物，由他们的船只运出。欧洲各国在东印度所获得的殖民地，若能从此等专营公司的手里，移归君主直接管理，那就至少对于殖民地所属国的商人，是安全而又便易的居住地。如果某个时候，某国自愿投于东印度贸易的那一部分资本，不够经营此贸易的各个部门，那就证明，在那时候，那个国家还没有经营这种贸易的资格，宁可向其他欧洲国家购买所需的东印度货物，尽管价格大些，不可直接从东印度输入此等货物。因这种货物价格高而引起的损失，很少会等于因从其他更必要、更有用或更适宜的用途抽出一大部分资本来经营东印度直接贸易而遭受的损失。

欧洲人虽在非洲海岸及东印度占有许多重要殖民地，但在这些地方，他们却没有建立象美洲各岛及美洲大陆那么多那么富庶的殖民地。非洲及几个统称为东印度的国家，都是野蛮民族居住的。不过此等民族，并不是象可怜的无用的美洲土人那么软弱那么无抵抗力；而且，和他们居住地的自然产出力相称，他们的人烟稠密得多。非洲或东印度最野蛮的民族，都是游牧民族，连好望角的土人也是游牧民族。但美洲各地的土人，除了墨西哥及秘鲁，只是狩猎民族。同样肥沃和同等面积的土地，所能维持的游牧人数与狩猎人数，相差很大。所以，在非洲及东印度，要想驱逐土人，并把欧洲殖民地推广至土人居住的大部分地方，那就比较困难。此外，已经指出，专营公司的精神，不利于新殖民地的增长，那也许是东印度殖民地不能有多大进步的主要原因。葡萄牙人经营非洲贸易及东印度贸易，未曾设有专营的公司；他们在非洲海岸的刚果。安哥拉和本格拉以及在东印度的果阿所建立的殖民地，虽由于迷信与各种恶政，未能充分发展，但总有些象美洲殖民地，有些地方葡萄牙人在那里已居住了好几世代。荷兰人在好望角、在巴达维亚的殖民地，现今算是欧洲人在美洲及东印度建立的最大殖民地了。这两个殖民地，都占有特别有利的地位。好望角的土人，全是野蛮的，象美洲土人一样无抵抗力。此外，那里又是欧洲和东印度间的半路客栈——如果可以这样说——欧洲船只的往返，都得在此停留若干时候。此等船只所需的各种新鲜食品、水果、葡萄酒，由那里供给。单有这点，就给殖民地的剩余生产物，提供了一个极广泛的市场。正如好望角是欧洲和东印度各地的半路客栈一样，巴达维亚是东印度各大国间的半路客栈，当印度斯坦到中国与日本通路的要冲，并几乎居于此通路的中点。而航行于欧洲与中国间的一切船只，亦几乎都在巴达维亚停泊。此外，巴达维亚又是所谓东印度国家贸易的中央主要市场；欧洲人经营的那一部分，不用说了，即东印度土人所经营的那一部分，亦如是。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东京人、马六甲人、交趾支那人、西利伯岛人所航驶的船只，往往在此停泊。这种有利的地位，使这两个殖民地能够克服一切障碍，虽有专营公司的压抑精神，亦不能抑止它们的增长。这种有利的地位又使巴达维亚能够克服另一种不利情况，即巴达维亚也许是世界上气候最有得健康的地方。

虽然英荷两国的公司，除了上述两殖民地，不曾建立任何大的殖民地，但曾在东印度征服了许多地方。在它们统治新属民的方法上，这种专营公司所固有的精神，最明显地表示出来。据说，在香料产岛上，荷兰人对于丰年所产的香料，恐其过多，不能提供他们认为满足的利润，往往把过多的部分加以焚毁。在他们未曾占有殖民地的岛上，他们对于采集丁香及豆蔲幼花绿叶的人，给予一种补助金；那种植物，天然生长在那里，但由于这种野蛮政策，现在据说几乎绝种了。据说，甚至在他们占有殖民地的岛上，他们亦大大减少了这类树木的数目。如果他们领岛上的产物，超过了他们市场所需，他们就害怕土人会把其中若干部分运到其他国家，于是，他们认为，保证独占的最上策，乃是使产物不超过他们市场所需。他们曾通过各种压迫行为，减少马鲁古群岛中若干岛的人口，使其人数只够以新鲜食品及其他生活必需品，供给他们自己的少数守备队和他们不时来运香料的船只。但是，即在葡萄牙那样的统治下，那些岛据说人烟还很稠密。英国的公司还不曾有充分时间在孟加拉建立这么完全的破坏制度。但他们政府的计划，却有这种趋势。我确信，公司分支机构的头脑往往命令农民掘翻罂粟良田以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其借口为防止粮食缺乏，而其真实理由，则是给他以机会，使能以较好的价格，售卖他手上的大量鸦片。有时，他却命令农民掘翻栽种稻米或其他谷物的良地以栽种罂粟，如果他预先看到，售卖鸦片可得异常的利润。公司的职员，为自己的利益，曾几次企图在一些最重要的国外和国内贸易部门中建立独占。如果允许他们继续这样做，他们早晚定会企图限制他们要想独占的特殊商品的生产，使其数量不超过他们所能购买的数量，而且使其数量能在售卖时给他们提供自己认为满足的利润。英国公司的政策，也许会在这情况下，在一世纪或二世纪内，象荷兰的政策一样，也完全有破坏性。

但是，对于作为他们所征服的国家的统治者的此等公司，再也没有比这个破坏性的计划，更直接违反此等公司的利益的了。几乎一切国家统治者的收入，都来自人民的收入。人民的收入愈大，他们土地劳动年产物愈多，他们能给统治者缴纳的数额亦愈大。所以，统洽者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增加此年产物。但是，如果这是一切统治者的利益，那末统治者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地租的，如孟加拉统治者，这就更加是他的利益了。地租，必与生产物的数量与价值成比例，但生产物的数量与价值，必须取决于市场的范围。其数量，总会多少准确地适应有资力购买生产物的人的消费，而他们所愿给付的价格，总是和其竞争的热切程度成比例。所以，这样的统治者，为着自己利益，应给其国家生产物开拓最广泛的市场，准许最完全的贸易自由，以尽量增加购买者的人数及竞争；并因此故，不仅应废除一切独占，而且应废除以下限制，即限制本国生产物由这一地方到那一地方的运输，限制本国生产物到外国的输出，和限制能与本国生产物交换的任何商品的输入。这样，他就最能增加这生产物的数量与价值，因而，最能增加他享有的那一部分生产物，换言之，最能增加他自己的收入。

但是，商人团体，似乎不可能把自己看做统治者，甚至在他们成为统治者以后，也不会这样看。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主要业务是贸易，即购买以后再售卖；他们不可思议地认为，统治者的地位，仅是商人地位的一个附属物，前者应为后者服务，就是说，要使他们在印度能以较廉价格购买，并在欧洲售卖，能得到较好利润。为要达到这目的，他们企图从他们所统治国家的市场上，尽可能驱逐一切竞争者，至少把所统治国家的剩余生产物减少一部分，使仅足供给他们自己的需要，换言之，使他们在欧洲售卖能得到自己认为合理的利润。这样，他们作为商人的习惯，几乎必然，也许是不知不觉地，使他们在一切一般场合，宁可获得独占者小的暂时的利润，不愿获得统治者大的永久的收入，而且逐渐使他们，象荷兰人处置马鲁古那样，处置他们所统治的国家。作为统治者的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在于，运至印度境内的欧洲货物，尽可能以最低价格出售，而从印度输出的印度货物，尽可能以最好价格或最高价格在欧洲售卖。但他们作为商人的利益，则与此相反。作为统治者，他们的利益，与所统治国家的利益恰相一致。作为商人他们的利益与所统治国家的利益就直接相反。

这样一个政府的倾向，就其对欧洲的管理说，基本上也许是无可矫正的错误，就其对印度的统治说，更是这样。这个统治机构，必然等于一个商人协会。商人的职务，无疑是极可尊敬的，但这个职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带有一种本来会威压人民，不用暴力就够使人民自愿服从的权威。这样一个商人协会，只能用武力，来命令人民服从，所以，他们的政府，必然是凭武力执行命令和专横的政府，但他们的本来职务，是商人的职务。他们的本来职务，是受主人委托，售卖欧洲货物，并买回在欧洲市场售卖的印度货物。就是说，尽可能以高价售卖前者，以廉价购买后者，从而尽可能在他们买卖的特定市场，排除一切竞争者。所以，就公司的贸易说，统治机构的倾向，和管理机构的倾向，是相同的。它要使政府从属于独占的利益，因而阻抑当地剩余生产物至少其若干部分的自然生长，使仅足够供应这个公司的需要。

此外，一切行政人员，都或多或少地为自己打算经营贸易，要加以禁止，亦无效果。此等行政人员，既有经营贸易的手段，其办公地点，又在一万哩以外，几乎全然不受主人监视，要命令他们立即放弃一切为自己打算的营业，永远放弃一切发财的希望，而满足于主人所认可的一般的、不大可能增加的而且通常只与公司贸易所得真实利润相称的薪俸，那真是再蠢没有。在这情况下，禁止公司人员为自己打算而贸易，除了使上级人员能借口执行主人命令来压迫不幸的下级人员以外，就再不会有其他的结果了。此等人员，自然会竭力效法公司的公贸易，而设立同样有利于他们个人贸易的独占。如果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将公开地、直接地建立这种独占，并禁止一切其他人民，使不能经营他们要经营的那种货物的贸易。这也许是建立独占的最好而又是最不压迫人的方法。但若欧洲命令来到，禁止他们这样干下去，他们就会秘密地、间接地建立这样的独占，那对国家就有更大的害处。如果有人干涉他们以代理人为媒介而秘密经营或至少不公开承认是他们经营的贸易部门，他们就会使用政府的全部权力，并颠倒是非曲直，加以钳制或破坏。但公司人员的私贸易，自比公司的公贸易能推广到多得多的商品种类。公司的公贸易，仅限于欧洲的贸易，仅包合国外贸易的一部分，而公司人员的私贸易，却可推广到一切国内外贸易部门。公司的独占，仅会阻抑在贸易自由时要输到欧洲去的那一部分剩余生产物的自然生长。公司人员的独占，却将阻害他们要经营的一切产物，即指定供作国内消费或输出的一切产物的自然生长，结果会损坏全国的耕作事业，减少全国居民的人数。这样就会使公司人员所要经营的各种产物，甚至生活必需品，减少到他们能够购买和按他们预期获得利润而售卖的数量。

此等人员，由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性质，一定会使用比他们主子更苛酷的手段，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们所统治国家的利益。这国家属于他们的主子，他们的主子当然要相当注意属国的利益。但这国家不属于此等人员。他们主子的真实利益，如果他们能够了解的话，是与属国的利益恰好一致的；如果主子压迫属国，那主要是由于无知和卑陋的重商偏见。但此等人员的真实利益并不与属国的刮益一致，所以，即使有最完全的知识，也未必会使他们不压迫属国。从欧洲发出的条例，虽甚脆弱，但在多数场合，都有善意。而在印度的工作人员，其所订条例，虽有时更为聪明，但也许更少善意。这真是个奇怪的政府，其人员都想尽可能快地离开这国家，并尽可能快地和这政府脱离关系。在他们离去而财产亦全部搬出之后，虽有地震把那个国家毁掉，也与他们的利害无关。

以上所述，并不是诋毁东印度公司人员的一般品格，更不是诋毁任何个别人员的品格。我所要责备的，是政治组织，是这些人员所处的地位，并不是这些人员的品格。他们的行为，正符合他们的地位；厉声咒骂他们的人，其行为亦不见得更好。马德拉斯及加尔各答协议会，在战争及商议上，就有好几次的行动，其果断与明智，有如罗马共和国最盛时代的罗马元老院。此等协议会成员的职业，与战争及政治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仅仅他们的地位，无需教育、经验甚或榜样，似乎就可陶冶他们的地位所要求的伟大品质，使他们具有能力与德行，他们自己也许还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与德行。所以，他们的地位，如果在某些场合诱使他们干出那样宽宏高洁出人意料的行为，那末他们的地位，在其他场合促使他们干出和上述多少不相同的行为，亦是毫不足怪的。

所以，无论就那一点说，这种专营公司，都是有害的；对于设立此种公司的国家，它总会多少带来困难，而对于不幸受此种公司统治的国家，它总会多少带来祸害。

第八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

重商主义提出的富国两大手段，虽是奖励输出和阻抑输入，但对于某些特定商品，则所奉行的政策又似与此相反，即奖励输入和阻抑输出。但据称，其最后目标总是相同，即通过有利的贸易差额，使国家致富。它阻抑工业原料和职业用具的输出，使我国商人处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在外国市场上能以比其他各国货物价格低的价格出售他们的货物。它提出限制几种价值不大的商品的输出，使其他商品在数量和价值上都有大得多的输出。它又提出奖励工业原料的输入，使我国人民能以较廉的价格把这些原料制成成品，从而防止制造品在数量和价值上较大的输入。至少，在我国的法律全书中，我不曾看到奖励职业用具输入的法令。制造业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的时候，职业用具的制作，就成为许多极重要制造业的目标。对这种工具的输入给予任何奖励，当然大大妨碍这些制造业者的利益。所以，这样的输入，不但不被奖励，而且往往被禁止。例如，羊毛梳具，除了从爱尔兰输入，或作为破船货物或捕获货物输入，就依据爱德华四世第三年的法令而禁止了。伊丽莎白女王第三十九年，重申了这种禁令；此后的法令，继续禁止，使此种禁止成为永久的禁止。

工业原料的输入，有时得到免税的奖励，有时得到奖励金。

羊毛从若干国家输入，棉花从一切国家输入，生麻、大部分染料和大部分生皮从爱尔兰或英领殖民地输入，海豹皮从英领格林兰渔场输入，生铁和铁条从英领殖民地输入，以及其他几种工业原料输入，若按正当手续呈报海关，即可得到免除一切课税的奖励。这种免税条例，以及许多其他商业条例，也许都是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出于私人利害关系，硬要立法当局制定的。但这些规定，是完全正当的、合理的；要是符合国家的需要，可把这种规定推广到一切其他工业原料，那是一定有利于人民大众的。

可是，由于大制造业者的贪欲，这种免税，有时竟大大超过可正当地看作加工原料的范围。乔治二世第二十四年第四十六号法令规定，外国黄麻织纱每输入一磅，仅纳轻微的税一便士。先前，帆布麻织纱输入一磅须纳六便士，法国和荷兰麻织纱输入一磅须纳一先令，一切普鲁土产的麻织纱输入一百磅须纳二镑十三先令四便士。但我国制造业者，仍不长久满足于这样的减税。于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九年第十五号法令，即规定输出每码价格不超过一先令六便士的不列颠和爱尔兰麻布得领奖励金的法令，免除了对黄麻织纱输入所课轻微的税。其实，由亚麻制成麻织纱的各种操作，比由麻织纱制成麻布的操作，需要使用大得多的劳动量。且不说亚麻栽种者和亚麻梳理者的劳动，要使一个织工有不断的工作，至少须有三个或四个纺工；制造麻布所需要的全部劳动，有五分之四以上，是用在麻织纱制造上面。而我国的纺工，都是可怜人，通常是妇女，散居国内各地，无依无靠。但我国大制造业者取利润的方法，不是售卖纺工的制品，而是售卖织工的完全制品。他们的利益，在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售卖完全制品，所以他们的利益，也在于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原材料。为使自己的货物能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他们硬要立法当局对他们自己的麻布的输出，发给奖励金，对一切外国麻布的输入，课以高的关税，对法国输入的供国内消费的某几种麻布，一律禁止。为要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入贫纺工的制品，他们奖励外国麻织纱输入，使与本国出品竞争。他们一心一意要压低自己所雇织工的工资，正如他们要压低贫纺工所得一样。所以，他们企图提高完全制造品价格或减低原料价格，都不是为着劳动者的利益。重商主义所要奖励的产业，都是有钱有势的人所经营的产业。至于为贫苦人民的利益而经营的产业，却往往被忽视、被压抑。

麻布输出奖励金及外国麻织纱输入免税条例，颁布时原以十五年为期，以后经过二次延长，延续到今日，但将于1786年6月24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工业原料得享受奖励金而输入的，主要是从我国美洲殖民地输入的原料。

最初发给的这类奖励金，乃是在现世纪初叶，对美洲输入的造船用品所发给的奖励金。所谓造船用品，包括适于建造船桅、帆桁、牙樯的木材、大麻、柏油、松脂、松香油。但船桅木材输入每吨二十先令的奖励金，大麻输入每吨六镑的奖励金，也推广到苏格兰输入英格兰的船桅木材。这两种奖励金，按原有金额无变更地继续发给，一直到满期之时为止。即大麻输入奖励金，于1741年1月1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船桅木材输入奖励金，于1781年6月24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柏油、松脂、松香油输入奖励金，在其继续有效期间内，经过了若干变更。原来，柏油和松脂每吨输入得奖励金四镑；松香油每吨输入得奖励金三镑。后来，柏油每吨输入奖励金四镑，仅限于按特殊方法制造的柏油，其他的良好纯洁的商用柏油，减为每吨四十四先令。松脂奖励金减为每吨二十先令；松香油奖励金减为每吨一镑十先令。

按照时间的先后，第二次发给的工业原料输入奖励金，便是乔洽二世第二十一年第三十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蓝靛输入所发给的奖励金了。在殖民地的蓝靛仅值上等法国蓝靛价格的四分之三时，按这法令，领得了每磅六便士的奖励金。这个奖励金的发给，亦是有限期的，但曾经数次延期，并减至每磅四便士，将于1781年3月25日国会议期终结时满期失效。

第三次发给的这一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六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大麻或生亚麻输入所发给的奖励金了（在这期间，我国有时讨好北美殖民地，有时和它争执）。这个奖励金，以二十一年为期，从1764年6月24日至1785年6月24日。每七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吨奖励金八镑；第二期六镑；第三期四镑。苏格兰气候不宜于种麻，虽亦种麻，但产量不多，品质较劣，故不得享受此种奖励金。如果苏格兰亚麻输入英格兰，亦可得奖励金，那对联合王国南部本地的生产，就未免是太大的妨害了。

第四次发给的这一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五号法令对美洲木材输入的奖励金了。期限为九年，从1766年1月1日至1775年1月1日。每三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输入好松板一百二十条，得奖励金二十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呎，得奖励金十二先令。第二期，每输入好松板一百二十条，得奖励金十五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呎，得奖励金八先令。第三期，每输入好松板一百二十条，得奖励金十先令；其他方板每五十立方呎，得奖励金五先令。

第五次发给的这一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九年第三十八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生丝输入的奖励金了。限期二十一年，从1770年1月1日至1791年1月1日。每七年分为一期。第一期，每输入生丝价值一百镑，得奖励金二十五镑；第二期，得奖励金二十镑；第三期，得奖励金十五镑。但养蚕造丝，需要那么多的手工，而在北美，工价又是那么高，所以连这样大的奖励金，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大的效果。

第六次发给的这一类奖励金，乃是乔治三世第十一年第五十号法令，对英国殖民地酒桶、大桶、桶板、桶头板输入的奖励金了。限期九年，从1772年1月1日至1781年1月1日。三年一期，第一期，输入各物一定量，得奖励金六镑；第二期，得四镑；第三期，得二镑。

第七次即最后一次发给的这一类奖励金，乃是乔治王世十九年第三十七号法令，对爱尔兰大麻输入的奖励金了。限期为二十一年，即从1779年6月24日至1800年6月24日，每七年分为一期。这和美洲大麻及生亚麻输入的奖励金，全是一样，而每一期的奖励金标准，亦是一样，但不象对美洲那样，奖励金不推广到生亚麻。爱尔兰生亚麻输入的奖励金，对不列颠这种物品的栽种，是太大的妨害了。在对爱尔兰大麻输入发给奖励金时，不列颠议会和爱尔兰议会之间的感情，并不比以前不列颠和美洲的感情好，但我们总希望，前者是在比后者更顺适的情况下发给的。

同时，这几种商品，若从美洲输入，我们就给以奖励金，若从任何其他国家输入，我们即课以高的关税。我国美洲殖民地的利害关系，与祖国的利害关系，被认为是一致的。他们的财富，被认为是我们的财富。据说输到他们那里去的货币，会由于贸易差额，全部回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无论怎样在他们身上用钱，亦不致使我们减少一个铜板。无论就那一点说，他们的都是我们所有，用钱在他们身上，等于用钱来增进我们自己的财产，对本国人民有利。这样一个主义的愚妄，已为经验所充分暴露，我们无须多说一句话来暴露它的愚妄。如果我国美洲殖民地，真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此种奖励金便可认为是对生产的奖励金，但依然要受这类奖励金所要受的一切非难，但不受其他的非难。

工业原料的输出，有时由于绝对禁止而受到妨碍，有时由于高的关税而受到妨碍。

我国呢绒制造者，说服国会，使它相信，国家的繁荣，依存于他们这种业务的成功与推广，他们在这一点上，比任何其他种类制造业者都更成功。他们不仅从绝对禁止外国呢绒输入，取得了一种妨害消费者的独占，而且从禁止活羊及羊毛输出，取得了一种妨害牧羊者及羊毛生产者的独占。我国保证岁入的法律，有许多被人适当地指斥说，对那些在法律未颁布前被认为无罪的行为科以严厉处罚，实过于苛酷。但我敢说，连最苛酷的岁入法律，与我国商人和制造业者吵吵闹闹地硬要国会颁布，以支持他们那种荒谬的、不正当的独占权的某几种法律比较，亦会使人觉得平和宽大。象德拉科的法律一样，支持那种独占权的法律，可以说是用血写成的。

伊丽莎白第八年第三号法令规定，输出绵羊、小羊、公羊老，初犯没收其全部货物，监禁一年，在某一市日，截断其左手，钉在市镇上示众；再犯，即宣告为重罪犯人，判处死刑。此法律的目的，在于防止我国的羊种在外国繁殖。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第十八号法令，又宣布输出羊毛亦犯重罪，输出者须受重犯罪人那样的刑罚，货物亦被没收。

为着国家的人道名誉，我们希望这两种法律都不实施。第一种，据我所知，虽至今尚未明令撤除，法学家霍金斯认为至今还是有效，但那法律，也许在查理二世第十二年第三十二号法令第三节中，实际被取消了。查理二世的法令，虽没有明白取消前法令所规定的刑罚，却规定了一种新刑罚，即凡输出或企图输出羊一头，科罚金二十先令，并没收这头羊及其所有者对船只的部分所有权。第二种法律，则由威廉三世第七年、第八年第二十八号法令第四节明白撤废了。这法令宣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第十四年颁布的禁止羊毛输出法令，把羊毛输出看做重罪。因为刑罚过于苛重，犯罪者的控诉，未能按法办理。该法令关于该犯罪行为定为重罪一节，着即明令撤销，宣告无效。”

但是，这个较和缓法令所制定的刑罚，以及先前法令所制定而未经这法令撤除的刑罚，都还是十分严酷。除了没收货物，输出者每输出或企图输出羊毛一磅，须科罚金三先令；这大抵比其原价高四倍乃至五倍。而且，犯此罪的商人或任何人，不得向任何代理人或其他人，索取债务或要求清还账目。不问其财产如何，不问其能否交付这样重的罚款，法律总想使他完全破产。但人民大众的道德，还没败坏到蒙法律制定人那样，所以我未曾听到过有人利用这个条款。倘若犯此罪的人，不能在判决后三个月内交付罚款，即处以七年的流刑，未满期逃归，作为重犯处罚，不得享受僧侣的特典。船主知罪不告，船只及其设备没收。船长水手知罪不告，所有动产和货物没收，并处三个月的徒刑，后又改定为六个月的徒刑。

为要防止输出，境内羊毛贸易，全部受到极苛刻极烦琐的限制。羊毛不得装在箱内、桶内、匣内，只可用布或皮革包装，外面写着三吋长的大字“羊毛”或“毛线”，否则没收货物及其盛器，每磅罚三先令，由所有者或包装者交纳。除了在日出及日落之间的时候，羊毛又不可由马或马车搬运，也不可在离海达五哩以内由陆路搬运，否则没收货物及车马。邻近海岸的小邑，得于一年内，对由小邑或经过小邑而运出或输出羊毛的人，提出控诉，如羊毛价不及十镑，则科以罚金二十镑，如在十镑以上，则科以三倍原价及三倍诉讼费的罚金。对居民中任何二人执行裁判，裁判所得向其他居民课税来偿还，象在盗窃的场合一样。倘有人私通小邑官吏，以求减免罚金，则处以徒刑五年；任何人都可告发。这种法规，全国通行。

肯特及萨塞克斯二郡，限制尤为烦琐。距海岸十哩以内的羊毛所有者，必须在剪下羊毛后三天内，以所剪的数量及藏所，书面报告最近的海关。在其中任何部分迁移以前，又须以羊毛的捆数、重量，买者姓名住址，及移运地址，作同样的报告。在这二郡内，凡居在距海十五哩内的人，在未向国王保证，不以这样购得的羊毛的任何部分再售给距海十五哩内任何他人以前，不得购买任何羊毛。倘若未作这样的报告和保证，即以羊毛向这二郡的海边输运，一经发觉，就没收其羊毛，犯者科罚金每磅三先令。倘若未作这样的报告，即以羊毛存放于距海十五哩内者，查封没收其羊毛；倘在查封后，有人要求领还，必须对国库提出保证，在败诉时，除了其他一切处罚，还须交付三倍的诉讼费。

在境内贸易受这样的限制时，我相信，沿海贸易决不会很自由。羊毛所有者，要输运或企图输运羊毛到海岸任何港埠，从那边由海道运至海岸上其他港埠，那末在他输运羊毛路出口港五哩以内的地方以前，须先到出口港报告羊毛包数、重量及记号，否则没收羊毛，并没收马、马车或其他车辆；其他各种禁止羊毛输出迄今还有效的法律，当然也定有各种罚则。但威廉三世第一年第三十二号法令，却又是那么宽大，它宣称：“若于剪毛十日后，将羊毛真实捆数及存地，亲自向最近的海关提出证明，并在羊毛迁运前三日，亲自向最近的海关说明其意图，就可把羊毛从剪毛地点运回家来，尽管剪毛地点，是在距海五哩以内的地方。”向沿海输运的羊毛，必须保证在登记的某港口起运上陆，倘若没有官吏在前，即行上货，则没收其羊毛，并科以每磅三先令的通常罚金。

我国呢绒制造者，为要证明他们对国会要求施行这样异常的限制，是完全正当，竟然说英国羊毛具有特殊品质，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羊毛都好；说他国的羊毛，不搀入若干英国羊毛，就不能造出有相当质量的制造品；说精良呢绒，非由英国羊毛，不能织成；说英国若能完全防止本国羊毛输出，就能独占几乎全世界呢绒业，没有谁能和他竞争，他就可随意抬高价格，售卖呢绒，并在短期间内，依最有利的贸易差额，取得非常大的财富。这种学说，象大多数其他为许多人民所确信的学说一样，过去为多数人民所盲目信从，而且至今仍为他们所信从。至于一般不懂得呢绒业或未曾研究呢绒业的人，却是几乎全体相信。其实，英国羊毛，不但不是制造精良呢绒所必需，而且全不适合于制造精良呢绒。精良呢绒，全由西班牙羊毛织成。并且，把英国羊毛搀到西班牙羊毛中去织造，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减低呢绒的质量。

本书曾经说明，此等法规，不仅使羊毛价格，减低到现时应有价格以下，而且使其大大低于爱德华三世时代的实际价格。英格兰苏格兰合并，此法规即通行于苏格兰。据说，苏格兰羊毛价格因此跌了一半。《羊毛研究报告》的作者约翰·斯密，是一位极精明、极聪明的作者。他说，最好的英国羊毛在英国的价格，一般比阿姆斯特丹市上极劣羊毛通常售卖的价格低。这些法规公开提出的目的，是把这商品的价格，减至自然应有的价格之下；毫无疑问，它们曾产生预期的效果。

也许有人认为，价格这样的降低，由于阻害羊毛的生产，必然大大减低这商品的年产额，虽不比从前低，但比现令状态下市场要是公开自由任其价格上升到自然应有水平时所会有的产额低。但我总相信，其年产额虽多少会受这种法规的影响，但不可能大受影响。羊毛的生产，不是牧羊者使用其劳动及资本的主要目标。说他从羊毛希图利润，不如说他从羊肉希图利润。在多数场合，羊肉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可以补偿羊毛平均或普通价格的不足。本书曾经说过（第一篇第十一章）：“不论何种规定，如果能降低羊毛及羊皮价格，使低于自然应有的程度，那末在进步和耕作发达的国家，就必然稍能提高羊肉的价格。无论是大牲畜或小牲畜，只要是在改良的耕地上饲养，其价格必须足够支付地主的合理地租和农民的合理利润。所谓合理的利润，即有理由可希望从改良的耕地上取得的利润。如果不够，其饲养不久就会停止。羊毛羊皮如不够支付这种价格，那就必须由羊肉支付。前者所付愈少，后者所付必愈多。这种价格，究竟是怎样由羊的各部分分担，地主与农民是不关心的。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付足了价格没有。所以，在进步及耕作发达的国家，他们作为消费者，虽因这种规定可提高食品价格，不免受若干影响，但作为地主与农民，他们的利益，却不大受这种规定的影响。”所以，照这样推论下去，在进步及耕作发达的国家，羊毛价格这样的降低，不致引起这商品年产额的减少。不过，由于它使羊肉价格升涨，所以可能稍稍减低这种家畜肉的需要，从而稍稍减低此种家畜肉的生产。但即是这样，其影响似乎亦不很大。

不过，对干年产量，其影响虽不很大，但对于品质，其影响却也许有人认为是非常的大。英国羊毛的品质，虽不比从前低，但比现今农耕状态下所应有的程度低，也许有人认为，品质的低，几乎与价格的低成比例。羊毛的品质，既取决于羊种、牧草及羊毛生产全过程中羊的管理与清洁，而牧羊者对于此等事件的注意，又一定要看羊毛价格对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能提供怎样的赔偿，这是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但羊毛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羊的健康、发育与体躯；改良羊肉所必要的注意，就某几点说，亦就很够改良羊毛了。所以，英国羊毛价格虽低，但其品质，据说，即在现世纪中，亦有相当的改良。价格要是好些，改良也许会大些；价格的低贱，虽然阻碍了这种改良，但却没有完全阻止这种改良。

所以，此等规定的粗暴，对羊毛年产量及其品质的影响，似没达到人们所预期的那么大（但我认为它对质的影响可能大于对量的影响）；羊毛生产者的利益，虽在一定程度上受伤害，但总的说来，其伤害并不象一般所想象的那么大。但是，这种考究，决不能证明，绝对禁止羊毛输出是正当的，只不过充分证明，对羊毛输出课以重税，不会是不正当的。

一国君主，对其所属各阶级人民，应给予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另一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个原则的。这种禁令，正是仅仅为了促进制造业者的利益而伤害了羊毛生产者的利益。

各阶级人民，都有纳税以支持君主或国家的义务。每输出羊毛一托德即三十八磅，课税五先令甚或十先令，就给君主提供很大的收入。这种课税，也许不象禁止输出有那么大的减低羊毛价格的作用，所以对羊毛生产者利益的损害程度，会少一些。对于制造业者，它提供了足够大的利益，因为他虽然必须以比禁止输出的场合高的价格购买羊毛，但与外国制造业者比较，他至少能够少付五先令或十先令的价格，而且还可省免外国制造业者所必须支付的运费及保险费。要想出对君主能提供很大收入，同时又对任何人都不会引起困难的赋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种禁令虽附有防止输出的各种罚则，并没有防止羊毛的输出。大家都知道，每年输出仍是很大的。外国市场与本国市场羊毛价格上很大的差额，对于秘密输出是那么大的引诱，以致严酷的法律也不能加以防止。这种不合法的秘密输出，除了秘密输出者外，对任何人都无利。但是，课有赋税的合法的输出，既给君主提供收入，又可省免其他更苛重、更难堪的赋说的征收，对国内各阶级人民都可有利。

漂白土，由于被认为是呢绒制造及漂白所必需，故其输出所受的处罚，几乎和羊毛的输出相同。烟管土，虽公认和漂白土不相同，但由于很类似，而且因为漂白土有时可作为烟管土输出，亦受同样的禁止与处罚。

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和十四年第七号法令规定，靴、鞋或拖鞋除外，一切生皮鞣皮都禁止输出；这法律给我国靴匠和鞋匠以一种妨害牧畜业和鞣皮业的独占。此后，法律又规定，鞣皮业对每重一百一十二磅鞣皮纳轻微的税一先令，即可摆脱此种独占。他们即以不加制造的鞣皮输出，亦可于输出时，收回所纳国产税的三分之二。一切皮革制造品，都得免税输出；输出者还可收回所纳国产税全部。我国牧畜者，却仍继续受旧时独占权的害。牧畜者散居国内各地，彼此隔离，要团结起来，强迫他们同胞接受他们的独占、或摆脱他人可能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独占，在他们都是极其困难的。各种制造业者，都住在大都市，所以能够很容易团结起来。连牛骨亦禁止输出；在这点上，制角器和制梳那二种不重要的行业，亦得享受一种妨害牧畜业者的独占。

以禁止或课税方法，限制半制成品的输出，并不是皮革制造业所特有的。在一件物品还要加工才合于直接使用与消费时，我们的制造业者便以为那应当由他们来完成。羊毛线与绒线和羊毛一样，禁止输出，受同样的处罚，甚至白呢绒输出，亦须纳税；我国染业在这点上，取得了一种妨害呢绒业的独占。我国的呢绒制造者，虽有力防御他们自身，但大部分大的呢绒制造者，兼营染业。所以，用不着防御了。表壳，钟壳，表针盘，钟针盘，都禁止输出。我国制表者和制钟者，似乎都不愿这一类制作品的价格因外国人的竞购而抬高。

爱德华三世、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的一些法令，规定一切金属都禁止输出。铅锡列为例外，或因为此二金属极为丰饶。而其输出，又为当时王国贸易相当大的部分。威廉和玛利第五年第十七号法令，为要奖励开矿，允许由不列颠矿物制造的铁、铜和黄铜的输出，不受禁止。铜块无论产自本国或产自外国，后来威廉三世第九年和第十年第二十六号法令都允许输出。未加工黄铜，即所谓枪炮金属、钟铃金属或货币鉴定人金属（shroff-metal），却仍继续禁止输出。各种黄铜制造品都得免税输出。

不完全禁止输出的工业原料，往往在输出时课以重税。

乔治一世第八年第十五号法令规定，英国一切货物，无论是英国生产或制造的，按以前法令，在输出时须纳税的，都得免税输出。但下述各货物，却作为例外，即明矾、铅、铅矿、锡、鞣皮、绿矾、煤炭、梳毛机、白呢绒、菱锌矿、各种兽皮、胶、兔毛、野兔毛、各种毛、马匹、黄色氧化铅矿。这些物品，除了马匹，都是工业原料，半制成品（可视为要进一步加工的材料），或职业用具。这法令，依然要这些货物纳以前所须缴纳的税，即旧补助税及百分之一出口税。

这法令又规定，有许多染色用的外国染料，得于输入时免纳一切税。但后来输出时，须纳一定的税，但不能算重。似乎，我国染业者，一面认为，奖励此等染料输入，于己有利，一面又认为，稍稍阻害其输出，于己亦有利。但是，商人为了贪欲而想出的此种令人注目的巧妙手法，却似乎在这里失其所望了。因为它必然使输入者注意，不超过国内市场需要而输入。结果，国内市场上，这类商品的供给，总是不足，这类商品的价格，总是比输入自由输出亦自由的场合高些。

依照上述法令，西尼加胶或阿拉伯胶，列在染料之内，亦得免税输入。在再输出时，要纳轻微的税，一百一十二磅不过三便士。当时，法国独占西尼加附近生产这种染料的国家的贸易；英国市场不容易从生产地点直接输入来供应。干是，乔治二世第二十五年规定，西尼加胶，得从欧洲各地输入（那与航海条例的本首大相违背）。但此法令的目的，不在于奖励这种贸易，所以违反英国重商政策的普通原理，于其输入时，每一百一十二磅课税十先令，而在输出时，又不许退还任何部分。1755年开始的战争的胜利，使英国象从前的法国一样，对那些国家也享受专营贸易的特权，和议一成立，我们的制造者即要乘此良机，建立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但有害干这商品生产者及输入者的独占。所以，乔治三世第五年第三十七号法令规定，从英王陛下非洲领土输出西尼加胶，只许输往不列颠；象对我国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各列举商品一样，加上了同样的限制、规律、没收及处罚。诚然，其输入，一百一十二磅只纳轻税六便士，但其再输出，一百一十二磅须纳重税三十先令。我国制造业者的意旨，要把这全部产量运到英国来，而且，为要使自己能以自定的价格购买这商品，又规定其中任何部分，除非负担大的费用，不能再输出。事实上，这样的费用，就够阻害它的输出了。他们在这里，象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都是受着贪欲的驱使，但结果同样大失所望。这种重税，是秘密输出的引诱。这种商品，有许多是由英国和非洲，秘密输往欧洲各制造国，尤其是荷兰。因此，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第十号法令，把此输出税减为每一百一十二磅纳五先令。

按旧补助税所依据的地方税则，海狸皮一件估定为六先令八便士；1722年以前，海狸皮每件输入所纳的各种补助税和关税，约等于这地方税的五分之一，即一先令四便士。在输出时，除了旧补助税的一半即仅仅二便士外，都可退还。一种这样重要的工业原料，在输入时，须课这样的关税，被认为太高；于是，在1722年，地方税减为二先令六便士，输入税亦减为六便士。但输出时，亦仅能退还此额的一半。那次胜利的战争，使英国占领了产海狸最多的地方，而海狸皮又为列举商品之一，所以，其输出，就限于从美洲运至英国市场了。我国制造业者不久就想利用这机会。1764年，海狸皮一件输入税减为一便士，输出税则提高至每件七便士，并不得退还任何输入税。同法令又规定，海狸毛或海狸腹部输出，每磅须纳税一先令六便士，但对海狸皮输入税则无所变改，由英国人用英国船输入的，所纳的税仍在四先令与五先令之间。

煤炭，可视为工业原料，亦可视为职业用具，故其输出，课有重税，现在（1783年）是每吨纳税五先令以上，或每纽卡斯尔煤衡量纳税十五先令以上。这在许多场合，简直高于炭坑所在地的商品原价，甚或高于输出港的商品原价。

但真正职业用具的输出，一般不是通过高关税，而是通过绝对禁止来限制。于是，威廉三世第七年和第八年第二十号法令第八条规定，织手套和长祙的织机或机械禁止输出，违则不仅把输出乃至企图输出的织机或机械没收，而且须科罚金四十镑，一半归于国王，一半归于告发人。同样，乔治三世第十四年第七十一号法令规定，棉制造业、麻制造业、羊毛制造业和丝制造业使用的一切用具禁止输出，违则货物没收，犯者科罚金二百镑，知情不报又以船供其运输的船长，亦须科罚金二百镑。

当死的职业用具的输出受到这么重的处罚时，活的职业用具即技工自不能听其来去自如。所以，乔治一世第五年法令第二十七号规定，凡引诱英国技工或制造业工人到外国去执行职业或传授职业者，初犯科罚一百镑以下的罚金，处三个月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再犯即随法庭意旨，科以罚金，处十二个月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十三号法令，加重了这种处罚，即初犯科罚金五百镑，处十二个月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再犯科罚金一千镑，处二年徒刑，并继续拘禁，到罚金付清之时为止。

按照上述二法令中前一个法令，某一个人如被证明曾勾引某一技工，或某一技工如被证明受人引诱或答应或订约为上述目的前往外国，那末这样的技工，必须向法庭提出不出国的合式的保证，而在未向法庭提出此种保证以前，得由法庭拘禁。

若有某一技工，竟自出国了，并在外国执行其职业或传授其职业，则在英王陛下的驻外公使或领事的警告下，或在当时阁员的警告下，必须在接警告后六个月内回国，并继续住在本国，否则即从那时候起，被剥夺一切国内财产的继承权，亦不得作国内任何人的遗嘱执行人或财产管理人，更不得继承、承受或购买国内任何土地。他自己所有的动产及不动产，也被国王没收，作为外国人看待，不受国王保护。

我国自夸爱护自由。无须说明，此等规定和此等夸大的自由精神是多么矛盾。十分明显，这种自由，在这场合，为了商人和制造业者琐细的利益而被牺牲了。

这一切规定可称颂的动机，是推广我国制造业。但推广的方法，不是改良自己的制造业，而是阻抑我们邻国的制造业，并尽可能消灭一切可恶竞争者的捣乱性竞争。我国制造业者认为，他们应当独占本国同胞的技能才干。通过限制某些职业在一个时间内所得雇用的人数，并规定一切职业须有长时间的学徒时期，他们企图局限各职业的知识，使仅为少数人所掌握，而且愈少愈好，他们又不愿这少数人中有一些人到外国去传授技能给外国人。

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

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为了前者的利益，后者不得不支付此种独占所增加的价格。

对于本国某些生产物，在输出时发给奖励金，那亦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国内消费者，第一不得不缴纳为支付奖励金所必要征收的赋税；第二不得不缴纳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价格抬高所必然产生的更大的赋税。

有名的与葡萄牙签订的通商条约，通过高的关税，使我国消费者不能向邻国购买我们本国气候所不宜生产的商品，但必须向一个遥远的国家购买这种商品，虽明知该国这种商品的品质较差。国内消费者，为了使本国生产者能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输出某几种产物到这一个遥远国家去，不得不忍受此种困难。这几种产物的强迫输出在国内市场上引起的增高价格，亦得由消费者支付。

但为管理我国美洲殖民地和西印度殖民地而订立的许多法律，比我国所有其他通商条例，都更严重地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以顾全生产者的利益。一个大的帝国建立起来了，而其建立的唯一目的，便是造成一个顾客之国，使他们只能向我国各生产者的店铺购买我国所能供给的各种物品。我国生产者由此种独占取得的仅是价格稍稍的提高，而我国消费者要负担全部费用，以维持这个帝国，护卫这个帝国。为了这个目的，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我国在最近二次战争中，用去了二亿镑以上，借债一亿七千万镑以上，至于前此各次战争用费，还不算在里面。单单这一项借款的利息，不仅大于由殖民地贸易独占据说所能得到的异常的利润的全部，而且大于这贸易的价值的全部，换言之，大于每年平均输出到殖民地的货物价值的全部。

谁是这重商学说体系的设计者，不难于确定。我相信，那决不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的利益全被忽视了。那一定是生产者，因为生产者的利益受到那么周到的注意。但在生产者中，我们的商人与制造业者，又要算是主要的设计者。在这一章所讨论的商业条例中，我们制造者的利益，受到了最特别的注意。消费者或不如说其他生产者的利益，就为着制造业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

关干重商主义，我觉得有详细说明的必要。但政治经济学中的重农主义，却不需要这么长的说明。

据我所知，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从来未被任何国家所采用；现在它只在法国少数博学多能的学者的理论中存在着。对于一种未曾、也许永远不会危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学说的谬误，当然不值得长篇大论去讨论。不过，对于这个极微妙的学说，我将尽我所能，明确说出它的轮廓。

路易十四有名的大臣科尔伯特，为人正直，而且勤勉异常，有渊博的知识，对于公共账目的检查，又富有经验，极其精明。总之，在各方面，他的能力都使他对于公共收入的征收与支出，能搞得井井有条。不幸，这位大臣抱有重商主义的一切偏见。这种学说，就其性质与实质说，就是一种限制与管理的学说，所以，对于一个惯于管理各部公务，并设置必要的制裁与监督，使各部事务不逾越其适当范围，而又勤苦工作的事务家，是很合脾胃的。他对于一个大国的工业及商业所采用的管理方式，与管理各部公务的方式一样；他不让各个人在平等自由与正义的公平计划下，按照各自的路线，追求各自的利益，却给某些产业部门以异常的特权，而给其他产业部门以异常的限制。他不仅象欧洲其他大臣一样；更多地鼓励城市产业，很少鼓励农村产业；而且他还愿意压抑农村产业，以支持城市产业。为了使城市居民得以廉价购买食物，从而鼓励制造业与国外贸易，他完全禁止谷物输出；这样就使农村居民不能把其产业产品的最重要部分，运到外国市场上去。这种禁令，加上旧日限制各省间谷物运输的各省法规，再加上各省对耕作者的横征暴敛，就把这个国家的农业，压抑得不能依照自然趋势，按其肥沃土壤和极好气候所应有的发展程度而发展了。这种销沉沮丧的状态，在全国各地都多少感觉到了；关于发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有许多方面业已开始深讨。科尔伯特鼓励城市产业过于鼓励农村产业的办法，似乎是此中原因之一。

谚语说，矫枉必须过正。主张把农业视为各国收入与财富的唯一来源的这些法国学者们，似乎采用了这个格言。由于在科尔伯特的制度中，和农村产业比较，城市产业确是过于受到重视，所以在这些重农主义学者的学说中，城市产业就必定受到轻视。

他们把一般认为在任何方面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所贡献的各阶级人民，分为三种。第一种，土地所有者阶级；第二种，耕作者、农业家和农村劳动者阶级，对于这一阶级，他们给以生产阶级这一光荣称号；第三种，工匠、制造者和商人阶级，对于这一阶级，他们给以不生产阶级这一不名誉的称号。

所有者阶级，所以对年产物有贡献，是因为他们把金钱花在土地改良上，花在建筑物、排水沟、围墙及其他改良或保养上，有了这些，耕作者就能以同一的资本，生产更多的生产物，因而能支付更大的地租。这种增高的地租，可视为地主出费用或投资改良其土地所应得的利息或利润。这种费用，在这个学说中，称为土地费用。

耕作者或农业家所以对年产物有贡献，是因为他们出费用耕作土地。在重农主义体系中，这种费用称为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原始费用包括：农具、耕畜、种子以及农业家的家属、雇工和牲畜。在第一年度耕作期间（至少在其大部分期间）或在土地有若干收获以前所需的维持费。每年费用包括：种子、农具的磨损以及农业家的雇工、耕畜和家属（只要家属中某些成员可视为农业雇工）每年的维持费。支付地租后留给他的那一部分土地生产物，首先应该足以在相当期间内，至少在他耕种期间内，补偿他的全部原始费用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其次应该足以补偿他全部的每年费用，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两种费用，是农业家用于耕作的两种资本；倘若这两种资本不经常地回到他手中，并给他提供合理的利润，他就不能与其他职业者处在同等地位经营他的业务；他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尽快地放弃这种职业，而寻求其他职业。为使农业家能继续工作所必需的那一部分土地生产物，应视为农业的神圣基金，倘若地主加以侵害，就必然会减少他自己土地的产物，不要多少年，就会使农业家不但不能支付此种苛酷的地祖，而且不能支付应当支付的合理地租。地主应得的地租，只是把先前用于生产总产物或全部产物所必需的一切费用完全付清之后留下来的纯产物。因为耕作者的劳动，在付清这一切必要费用之后，还能提供这种纯产物，所以在这种学说中，这个阶级才被尊称为生产阶级。而且由于同一理由，他们的原始费用和每年费用，在这种学说中。亦被称为生产性费用，团为这种费用，除了补偿自身的价值外，还能使这个纯产物每年再生产出来。

所谓土地费用，即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费用，在这种学说中，亦被尊称为生产性费用。此等费用的全部及资本的普通利润，在还未通过增高的地租完完全全还给他主以前，这增高的地租，应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会不应课以什一税，国王亦不应课以赋税。不然，就会妨害土地的改良，从而妨害教会自身的什一税的未来增加，也妨害国王自身的赋税的未来增加。因为在良好状态下，此等土地费用，除了再生产它自身全部价值以外，还能在若干时间以后，使纯产物再生产出来，所以在这种学说中，它亦被称为生产性费用。

在这种学说中，被称为生产性费用的，就只有这三种，即地主的土地费用，农业家的原始费用及每年费用。其他一切费用，其他一切阶级人民，即使一般认为最生产的那些人，亦因为这个缘故，被视为是完全不生产的。

按人们一般的见解，工匠与制造者的劳动，是极能增加土地原生产物的价值的，但在这种学说中，工匠和制造者却特别被视为完全不生产的阶级。据说，他们的劳动，只偿还雇用他们的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这种资本乃是雇主垫付给他们的原材料、工具与工资，是被指定用来雇用他们、维持他们的基金。其利润乃是被指定用来维待他们的雇主的基金。他们的雇主，垫付他们以他们工作所需的原材料、工具及工资，也同样垫付他自己以维持他自己所需的费用。他所垫付的这种维持费，通常和他在产品价格上所希冀的利润成比例。倘若产品价格不够偿还他为自己而垫付的维持费，以及为劳动者而垫付的原材料、工具与工资，那他就显然没有偿还他所投下的全部费用。所以制造业资本的利润，并不象土地的地租一样，是还清全部费用以后留下的纯产物。农业家的资本，象制造者的资本一样，给资本所有者提供利润，但农业家能给他人提供地租，制造者却不能够。所以用来雇用并维持工匠、制造业工人的费用，只延续——如果可以这样说——它自身价值的存在，并不能生产任何新的价值。这样，它是全无生产或不生产的费用。反之，用来雇用农民或农村劳动者的费用，却除了延续它本身价值的存在，还生产一个新的价值，即地主的地租。因此，它是生产性费用。

商业资本和制造业资本，同样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延续它自身价值的存在，不能生产任何新价值。其利润，不过是投资人在投资期间内或收得报酬前为自身而垫付的维持费的补偿，换言之，不过是投资所需用费的一部分的偿还而已。

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对于土地原生产物全年产额的价值，不能有什么增加。诚然，他们的劳动，对于土地原生产物某特定部分的价值，确有很大的增加，但他们在劳动时要消费原生产物其他部分。他们对这部分的消费，恰好等于他们对那部分的增加。所以，无论在那一个时间，他们的劳动，对全部的价值，也没有一点的增加。例如，制造一对花边的人，有时会把仅值一便士的亚麻的价值，提高到三十镑。乍看起来，他似乎把一部分原生产物的价值，增加了约七千二百倍，但其实，他对原生产物全年产额的价值，毫无所增。这种花边的制造，也许要费他二年劳动。花边制成后，他所得的那三十镑，只不过补还这二年他给自己垫付的生活资料罢了。他每日、每月或每年的劳动，对于亚麻所增加的价值，只不过补偿这一日、一月或一年他自身消费掉的价值。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他对土地原生产物全年产额的价值，都没有一点的增加。他继续消费的那部分原生产物，总是等于他继续生产的价值。被雇在这种费用多而又不重要的制造业上的人，大部分都是非常贫穷的。这种现象，可使我们相信，他们制造品的价格，在普通场合，并没有超过他们生活资料的价值。但就农业家及农村劳动者的工作说，情形就不相同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的劳动，除了补还他们的全部消费，和雇用并维持工人及其雇主的全部费用外，还继续生产一个价值，作为地主的地租。

工匠、制造业工人、商人，只能由节俭来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或按这种学说的说法，只能由克己，即自行剥夺自己生活资料基金的一部分，以增加社会的收入或财富。他们每年所再生产的，只是这种基金。所以，倘若他们每年不能节省若干部分，倘若不能每年自行剥夺若干部分的享受，则社会的收入与财富，就丝毫不能因他们的劳动而有所增加。反之，农业家及农村劳动者却可享受其自己生活资料基金全部，同时仍可增加社会的收人与财富。他们的劳动，除了给自己提供生活资料以外，还能每年提供一种纯产物；增加这种纯产物，必然会增加社会的收入与财富。所以，象法国、英国那样以地主和耕作者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国家，就能由勤劳及享乐而致富。反之，象荷兰、汉堡那样以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占人民中大部分的国家，却只能由节俭与克己而致富。境况如此不同的国家，利害关系也极不相同，所以普通国民性也极不相同。在前一类国家中，宽大、坦白和友爱，自成为普通国民性的一部分。在后一类国家中，自会养成偏狭、卑鄙和自私心，厌恶一切社会性娱乐与享受。

不生产阶级，即商人、工匠、制造业工人的阶级，是由其他两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及耕作者阶级——维持与雇用的。这一阶级工作的材料，由他们供给，这一阶级的生活资料基金，由他们供给，这一阶级在工作时所消费的谷物和牲畜，亦由他们供给。不生产阶级一切工人的工资以及他们一切雇主的利润，最终都须由地生及耕作者支付。这些工人和这些雇主，严格地说，是地主和耕作者的佣人。他们与家仆的区别，仅为一在户外工作、一在户内工作。这两种人依赖同一主人出资来养活。他们的劳动，都是不生产的，都不能增加土地原生产物总额的价值。它不但不能增加这总额的价值，还是一种必须从这总额中支付的支出。

不过，对于其他二阶级，这个不生产阶级，不仅有用，而且是大大有用。有了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地主与耕作者才能以少得多的自己劳动的产物，购得他们所需的外国货物及本国制造品。要是他们企图笨拙地、不灵巧地亲自输入或亲自制造这些东西，那就要花大得多的劳动量。借着不生产阶级的帮助，耕作者能专心耕作土地，不致为其他事务分心。专心的结果，耕作者所能生产的产品便更多了。这种更多的产品，能够充分补偿他们自己和地主雇用并维持这一不生产阶级所费的全部费用。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就其本身性质说，虽是完全不生产的，但间接有助于土地生产物的增加。他们的劳动，使生产性劳动者专心于原有职业，即耕作土地，因而增进生产性劳动者的生产力。耕耘这一业务，往往由于不以耕耘为业的人的劳动，变得更简易，变得更好。

就任何一点说，限制或阻害商人、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产业，都不是地主及耕作者的利益。这一不生产阶级越自由，他们之间各种职业的竞争越激烈，其他二阶级所需的外国商品及本国制造品，就将以越低廉的价格得到供给。

压迫其他二阶级，也不可能是不生产阶级的利益。维持并雇用不生产阶级的，乃是先维持耕作者再维持地主以后剩留下来的剩余土地生产物。这剩余额越大，这一阶级的生计与享乐，必越得到改进。完全正义、完全自由、完全平等的确立，是这三阶级同臻于最高度繁荣的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秘诀。

在荷兰和汉堡那样主要由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这一不生产阶级构成的商业国家中，这一类的人，也是这样由地主及土地耕作者来维持和雇用的。但其中有一区别，亦只有一区别，即这些地主与耕作者，大部分都离这些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非常的远，换言之，供后者以工作材料和生活资料基金的，乃是其他国家的居民，其他政府的人民。

但这样的商业国，不仅对其他各国居民有用，而且大大有用。其他各国居民，本应在国内找得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但由于国家政策的某种缺点，不能在国内找到他们。有了商业国，这种极其重要的缺陷，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填补。

对此等商业国的贸易或其所供给的商品征课高关税，以妨害或抑制此等商业国的产业，决不是有田地的国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利益。这种关税，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势必减低用以购买商业国商品的它们自己土地的剩余生产物或其价格的真实价值。这种关税的唯一作用是，妨害此等剩余生产物的增加，从而妨害它们自己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反之，准许一切此等商业国享有贸易上最完全的自由，乃是提高这种剩余生产物价值，鼓励这种剩余生产物增加，并从而鼓励国内土地改良及耕作的最有效方策。

这种完全的贸易自由，就以下一点说，也是最有效的方策。它在适当期间，供他们以国内所缺少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使得他们在国内感到的那种最重要缺陷，在最适当、最有利的情况下得到填补。

土地剩余生产物不断增加，到了相当时期，所创造的资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润率没在改良土地或耕作土地上。这一剩余部分，自会改用于在国内雇用工匠与制造业工人。国内的工匠与制造业工人，能在国内找得他们工作的材料和生活资料基金，所以，即使技术与熟练程度远不如人，亦能立即与商业国同类工匠及制造业工人，以同样低廉的价格，作成他们的产品，因为此等商业国同类工匠与制造业工人，必须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来所需的材料与生活资料。即使由于缺少技术与熟练程度，他们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和此等商业国同类工匠及制造业工人，以同样低廉的价格，作成他们的产品，但也许能够在国内市场上，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因为此等商业国同类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制造的货物，必须由很远很远的地方运来。而且，在他们的技术与熟练程度改进了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他们的产品。于是，此等商业国的工匠与制造业工人，将在那些农业国的市场上遇着竞争者，不久以后，就不得不贱卖，被赶出市场。随着技术与熟练程度的逐渐改进，此等农业国制造品的低廉，将使其制造品在适当时期，推广到国内市场之外，即椎销于许多国外市场，并在那里，按同样的方式，逐渐把此等商业国的许多制造品排挤出去。

农业国原生产物及制造品不断增加，到了相当时期，所创造的资本，必有一部分不能按普通利润率，投在农业或制造业上。这一部分资本，自会转投在国外贸易上，把国内市场上不需要的过剩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运到外国去。在输出本国生产物时，农业国商人，亦将比商业国商人处于更有利地位，象农业国工匠及制造业工人，比商业国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处于更有利地位一样。后者必须在远地寻求货物、原料与食品，前者能在国内找得这些东西。所以，即使他们航海技术较为低劣，他们亦能和商业国商人，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在外国市场上出售他们的货物。如果有同等的航海技术，就能以更低廉的价格出售了。因此，在国外贸易这一部门，他们不久就能和商业国商人竞争，并在相当期间，把此等商人全部排挤出去。

所以，按照这个宽宏制度，农业国要培育本国的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其他国家的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给予最完全的贸易自由。这样就能提高国内剩余土地生产物的价值，而这种价值的不断增加，就将逐渐建立起来一笔基金，它在相当时期内，必然把所需的各种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培育起来。

反之，倘若农业国以高关税或禁令压抑外国人民的贸易，就必然在两个方面妨害它本身的利益。（一）提高一切外国商品及各种制造品的价格，必然减低用以购买外国商品及各种制造品的本国剩余土地生产物的真实价值；（二）给予本国商人、工匠与制造业工人以国内市场的独占，就提高工商业利润率，使高于农业利润率，这样就把原来投在农业上的资本的一部分吸引到工商业去，或使原要投在农业上的那一部分资本，不投到农业上。所以，这个政策在两个方面妨害农业。（一）减低农产物的真实价值，因而减低农业利润率；（二）提高其他一切资本用途的利润率。农业因此成为利益较少的行业，而商业与制造业却因此变得更有利可图。各个人为了自身的利益，都企图尽可能把资本及劳动从前一类用途改投到后一类用途。

农业国通过这种压制政策，虽能以比在贸易自由情况下稍大的速度（这大有疑问）培育本国的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但这是在其尚未十分成熟以前，过早地把他们培育起来（如果可这样说）。过速地培育一种产业，结果就会压抑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产业。对于仅能补偿所投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的产业，如以过于急速的方法加以培育，结果就会压抑另一种产业，即除了补偿资本并提供其利润以外，还能提供一种纯产物作为地主地租的产业。过于急速地鼓励全不生产的劳动，必然压抑生产性劳动。

至于按照这个学说，土地年产物全部是怎样在上述那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不生产阶级的劳动为什么只补还它所消费的价值，而不增加那全额的价值，则由这一学说的最聪明、最渊博的创始者魁奈，用一些数学公式表明出来了。在这些公式中，他对第一个公式特别重视，标名为《经济表》。他想象在最完全的自由状态下，因而是在最繁荣的状态下，在年产物能提供最大量纯产物，而各阶级能在全部年产物中享有其应得部分的情况下，他用第一个公式把想象的这种分配的进行方式表述出来。接着，有几个公式，又把在有各种限制及规章条例的状态下，在地主阶级和不生产阶级受惠多于耕作者阶级的状态下，在这两个阶级侵蚀生产阶级应得部分的状态下，他所想象的这种分配的进行方式，表述出来。按照这个学说，最完全自由状态所确立的自然分配，每一次受侵蚀，每一次受侵害，都必然会不断地多少减损年产物的价值与总和，因而使社会收入与财富逐渐减少。减少的程度，必按照侵蚀程度，必按照自然分配所受的侵害程度，而以较速或较缓的程度，日益加剧。这些公式，把这学说认为必和这自然分配所受不同侵害程度相适应的不同减少程度，表述出来。

有些有思想的医生，以为人体的健康只能靠食物及运动的正确养生方法来保持，稍有违犯，即将按违犯程度的比例而引起相等程度的疾病。但经验似乎告诉我们，在各种不同的养生方法下，人类身体常能保持最良好的状态，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甚至在一般认为很不卫生的情况下，也能保持健康。其实，人体的健康状态，本身就含有一种未被发觉的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极不良卫生方法的不良结果。魁奈自己就是一个医生并且是个极有思想的医生，他似乎对于国家亦抱有同样的概念，以为只有在完全自由与完全公平的正确制度下，国家才能繁荣发达起来。他似乎没有考虑到，在国家内，各个人为改善自身境遇自然而然地、不断地所作的努力，就是一种保卫力量，能在许多方面预防并纠正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公平和压抑的政治经济的不良结果。这种政治经济，虽无疑会多少阻碍一国趋于富裕繁荣的发展，但不能使其完全停止，更不能使一国后退。如果一国没有享受完全自由及完全正义，即无繁荣的可能，那世界上就没有一国能够繁荣了。幸运的是，在国家内，自然的智慧，对于人类的愚蠢及不公正的许多恶影响，有了充分的准备，来做纠正，正如在人体内，自然的智慧，有充分准备，来纠正人类的懒惰及无节制的不良结果一样。

但是，这种学说最大的谬误，似乎在于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看做全无生产或全不生产的阶级。这种看法的不适当，可由下面的话来说明。

第一，这种学说也承认这一阶级每年再生产他们自身每年消费的价值，至少是延续了雇用他们和维持他们的那种资财或资本的存在。单就这一点说，把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名称加在他们头上，似乎很不妥当。只生一男一次来代替父母、延续人类而不能增加人类数目的婚姻．不能称为不生儿育女的婚姻。诚然，农业家与农村劳动者，除补偿维持他们和雇用他们的资财以外，每年还再生产一种纯产物，作为地主的地租。生育三个儿女的婚姻，确比仅生育两个儿女的婚姻更有生产力，而农民与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确比商人、制造业工人与工匠的劳动更有生产力。但是，一个阶级的更多的生产，决不能使其他阶级成为无生产或不生产的。

第二，无论怎样说，把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和家仆一样看待，似乎是完全不适当的。家仆的劳动，不能延续雇用他们和维持他们的基金的存在。他们的维持与雇用，全由主人出费用；他们所搞的工作，在性质上并没有偿还这种费用的可能。他们的工作，大都是随生随灭的事务，不固定在亦不实现在任何可卖商品上，以补偿他们工资及维持费的价值。反之，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劳动，却自然而然地固定在并实现在可卖商品上。因此，在讨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那一章中，我把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归到生产性劳动者内，而把家仆归到无生产或不生产的劳动者内。

第三，无论根据何种假设，说工匠、制造业工人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都似乎是不妥当的。例如，即使我们假定（象这种学说所假定的一样），这一阶级每日、每月或每年所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他们每日、每月或每年所生产的价值，亦不能因此便断言，他们的劳动，对社会的真实收入，对社会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无所增加。例如，某一工匠，在收获后六个月时间，作成了值十镑的作业，那末即使他同时消费了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他实际上亦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了十镑的价值。在他消费半年收入即价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时，他又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产品，使他自己或别人能购买相等的半年收入。所以，这六个月时间所消费及所生产的价值，不等于十镑，而等于二十镑。诚然，无论在什么时候，只存在着这十镑的价值，但若这价值十镑的谷物及其他必需品，不为这工匠所消费，而为一兵土或一家仆所消费，那末在六个月终，还存在的那一部分年产物的价值，就比这工匠劳动的场合要少十镑的价值了。所以，即使他所生产的价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没有超过他所消费的价值，但无论在什么时候，市场上货物实际存在的价值，都赖有他的生产，能比没有他生产的场合大。

此种学说的拥护者往往说，工匠、制造业工人与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在他们这样说时，其意思也许只是，他们的收入，或指定供他们消费的基金，等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如果他们的话表达得确切些，如果他们只说，这一阶级的收入等于这一阶级所生产的价值，读者们也许更容易想到，这一阶级从这个收入节省下来的东西，必会多少增加社会的真实财富。但为了要说出一种象似议论一样的东西，他们不得不照他们本来的说法来说了。然而，即使假定事情真如他们所假设一样，那种议论亦是非常不得要领的。

第四，农业家及农村劳动者，如果不节俭，即不能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和工匠、制造业工人及商人是一样的。任何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只能由两种方法来增加。其一，改进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力；其二，增加社会上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

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改进，取决于：（一）劳动者能力的改进；（二）他工作所用的机械的改进。因为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劳动，能比农业家和农村劳动者的劳动，实行更细密的分工，使每个工人的操作更为单纯，所以就工匠及制造业工人说，这两种改进都能达到高得多的程度。因此，在这方面，耕作者阶级并不比工匠及制造者阶级处于优越地位。

任何社会实际雇用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必完全取决于雇用有用劳动的资本的增加；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恰好等于收入（资本管理人的收入或资本出借人的收入）的节省额。如果商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自然而然地比地主及耕作者更有节俭储蓄的倾向，那末他们也就更能够增加本社会所雇用的有用劳动量，因而更能够增加本社会的真实收入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

第五，即使一国居民的收入，真如这一学说所设想的那样，全由其居民劳动所能获得的生活资料构成，在其他一切条件都相等的场合，工商业国的收入，亦必比无工业或无商业的国家的收入大得多。一国通过商业及工业每年能从外国输入的生活资料量，就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城市居民，虽往往没有田地，亦能靠自身的劳动得到大量的他人土地原生产物，不仅获得工作的原料，而且获得生活资料基金。城市与其邻近农村的关系，往往即是一个独立国家与其他独立国家的关系。荷兰就是这样从其他国家得到他们生活资料的大部分。活牲畜来自霍耳斯廷及日兰德；谷物来自几乎欧洲各个国家。小量的制造品，能购买大量的原生产物。所以，工商业国自然以小部分本国制造品来交换大部分外国原生产物；反之，无工商业的国家，就大都不得不费去大部分本国原生产物，来购买极小部分的外国制造品。前者所输出，仅能维持极少数人，供应极少数人使用，但所输入，却为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及供应品。后者所输出，是多数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但所输入的却只是极少数人的供应品及生活资料。前一类国家的居民，总能享用比其土地在现有耕作状态下所能提供的多得多的生活资料。后一类国家的居民，却只能享用少得多的生活资料。

这一学说虽有许多缺点，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要以这一学说最接近千真理。因此，凡愿细心研讨这个极重要科学的原理的人，都得对它十分留意。这一学说把投在土地上的劳动，看做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这方面的见解，未免失之偏狭；但这一学说认为，国民财富非由不可消费的货币财富构成，而由社会劳动每年所再生产的可消费的货物构成，并认为，完全自由是使这种每年再生产能以最大程度增进的唯一有效方策，这种说法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公正而又毫无偏见的。它的信徒很多。人们大都爱好怪论，总想装作自己能理解平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东西；这一学说与众不同，倡言制造业劳动是不生产的劳动，也许是它博得许多人赞赏的一个不小的原因。在过去数年间，他们居然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派，在法国学术界中，取得了经济学家的名称。他们的作品，把许多向来不曾有人好好研究过的题目，提到大众面前讨论，并使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程度上赞助农业，所以对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确有贡献。就因为他们这种说法，法国农业一向所受的各种压迫，就有好几种得到了解脱。任何未来的土地购买者或所有者都不得侵犯的租期，已由九年延长到二十七年了。往昔国内各省间谷物运输所受各省的限制，完全废除了；输出谷物到外国的自由，在一切普通场合，亦由王国的习惯法所确认了。这个学派有许多著作，不仅讨论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而且讨论国家行政组织其他各部门。这些著作，都绝对遵循魁奈的学说，不加任何修改。因此，他们的著作大部分都和他的学说相同。对于这学说，曾作最明白、最联贯的阐述的，乃是曾任马提尼科州长的里维埃所著《政治社会的自然与基本制度》那一小册子。这整个学派，对于他们的大师的称扬，不下于古代任何哲学学派对其创立者的称扬。不过，这学派的大师自己倒是非常谦虚、非常朴质的。有一位勤勉而可尊敬的作者米拉波说，“从有世界以来，有三个大发明在极大程度上给政治社会带来安定，这些发明，与其他丰富和装饰政治社会的许多发明无关。第一，是文字的发明，只有它使人类能把其法律、契约、历史和发明照原样传达下去。第二，是货币的发明，它使各文明社会联结起来。第三，是《经济表》，它是其他二种发明的结果，把这二者的目标弄得齐全，使它们完善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发现，而我们的子孙将从此获得利益。”

近代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学，比较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即城市产业，比较不利于农业，即农村产业；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学，则采用不同的计划，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

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

制造品常常是体积小价值大，能以比大部分原生产物更小的费用由一国运至他国，所以在所有国家，它们都是国外贸易的主要支柱。而且在幅员不象中国那么广大而国内贸易不象中国那么有利的国家，制造业亦常需要国外贸易来支持。设无广阔的国外市场，那在幅员不大仅能提供狭小国内市场的国家，或在国内各省间交通不方便而国内某地生产物不能畅销国内各地的国家，制造业就没有好好发展的可能。必须记住，制造业的完善，全然依赖分工，而制造业所能实行的分工程度，又必然受市场范围的支配，这是我们曾经说过的。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末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

古埃及和印度政府的政策，似亦比较有利于农业，比较不利于其他一切职业。

古埃及和印度，都把全体人民分成若干阶级或部族，由父至子，世袭某一特定职业或某一种类职业。僧侣的儿子，必然是僧侣；士兵的儿子，必然是士兵；农业劳动者的儿子，必然是农业劳动者；织工的儿子，必然是织工；缝工的儿子，必然是缝工；余可类推。在这两国，僧侣阶级占最高地位，其次是士兵；而农业家及农业劳动者阶级，在地位上都高于商人及制造者阶级。

这两国的政府都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古埃及国王为使尼罗河灌溉各地而兴建的水利工程，在古代是很有名的；其遗迹至今还为旅行者所赞赏。印度古代各王公为使恒河及许多河流灌溉各地而兴建的同种工程，虽不如前者有名，但是一样伟大。所以，这两国虽亦间有粮食不足情况，但都以粮食丰饶而闻名于世。那里虽都是人烟极其稠密，但在一般丰年，他们都能输出大量谷物到邻国去。

古埃及有畏海的迷信；印度教不许教徒在水上点火，因而不许教徒在水上烹调任何食物，所以实际上就等于禁止教徒作远海的航行。埃及和印度人都几乎完全依赖外国航业，来输出他们的剩余生产物。这样的依赖，必然限制市场，所以必然阻害剩余生产物的增加。而且，它对制造品增加的阻害，在程度上必然大于对原生产物增加的阻害。与最重要部分的土地原生产物比较，制造品需要大得多的市场。一个鞋匠一年可制造三百多双鞋，但其家属一年也许不会穿坏六双。所以，他至少要有五十家象他那样的家属来光顾他，不然，他自身劳动的全部产物即无法售脱。在任何一个大国，即使人数最多的那一类工匠，在国内居民中所占比例，很少在五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以上。但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大国，据一些作家计算，以农业为职业的人数占全国居民二分之一，据另一些作家计算，则为三分之一，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作家计算为五分之一以下。英法两国的农产物，大部分在国内消费，那末照此等计算，每一家农民，只须一家、两家至多四家象他那样的家属来光顾，就可售脱他的全部劳动生产物。所以，农业和制造业比较，更能在市场有限这个不利情况下来维持自己。诚然，在古埃及和印度，外国市场的狭窄，在一定程度上由内地航运的便利得到补偿，内地航运十分有利地给本国各地各种生产物开拓了全国性的市场。而且，印度幅员很大，所提供的国内市场亦很大，足够支持许多种类制造业。但在古埃及，则幅员很小，不及英国，所以国内市场总是很小，不能维持许多种类制造业。以此之故，孟加拉，即通常输出谷物最多的印度一个省，所以引人注意，与其说因为它输出了许多谷物，无宁说因为它输出了许多种类制造品。反之，古埃及虽亦输出若干制造品，尤其是精麻布及其他某几种货物，但终以输出大量谷物而闻名于世。有一个长时期，它是罗马帝国的谷仓。

中国和古埃及的各君主，以及印度各时代割据各王国的君主，其收入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得自某种地税或地租。这种地税或地租，象欧洲的什一税一样，包含一定比例的土地生产物（据说是五分之一），或由实物交付，或估价由货币交付；随各年收获丰歉的不同，租税也一年不同于一年。这样，此等国家的君王，当然特别注意农业的利益，因为他们年收入的增减，直接取决于农业的盛衰。

古希腊各共和国和古罗马的政策，重视农业，而不重视制造业和国外贸易；但是，与其说他们直接地、有意识地奖励前一种职业，无宁说他们妨害后一类职业。希腊古代各国，有些完全禁止国外贸易，有些把工匠及制造业工人的职业，看做有害于人类的体力与精神，使人们不能养成他们在军事训练和体育训练中所要养成的习惯，使人们不能忍受战争的劳苦和战争的危险。这种职业被认为只适宜于奴隶，不许国家自由市民从事经营。即使象罗马、雅典那样的国家，虽然没有这种禁令，但事实上，人民大众还是不许经营今日通常为下层城市居民所经营的各种职业。这一类职业，在雅典和罗马，全由富人的奴隶经营。此等奴隶，为其主人的利益，经营此等职业。这些富人既有财富和权力，又得到保护，所以贫穷的自由市民，要想在市场上以其产品与此等富人的奴隶的产品竞争，那几乎是办不到的。可是，奴隶很少能独出心裁，一切最重要的节省劳动、便易劳动的改良办法，无论是机械方面或是工作安排与分配方面，都是自由人发现的。如果有一个奴隶提出这一类的改良办法，其主人往往认为此等提议是懒惰的表示，是奴隶想以主人为牺牲而节省自己的劳动。这样，可怜的奴隶不但不能因此得到报酬，也许还要因此受责骂，甚至受惩罚。所以，与自由人经营的制造业比较，奴隶经营的制造业，同量作业通常需要更大的劳动量。以此之故，后者的产品，通常必比前者的产品昂贵。孟德斯鸠曾说，与邻近的土耳其矿山比较，匈牙利的矿山虽不更为丰饶，但总能以较小的费用开采，因而能获取较大的利润。土耳其的矿山由奴隶开采，土耳其人所知道使用的机械只是奴隶的手臂。匈牙利矿山由自由人开采，并使用许多节省劳动、便易劳动的机械。关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制造品的价格，我们知道得很少，但我们从这很少的一点知识中可以知道，精制造品似乎是非常昂贵的。丝与金以等重量相交换。当时，丝并非欧洲的制造品，全是从东印度运来的；长程运输，或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价格的昂贵。但据说，当时贵妇人亦往往以同样高的价格，购买极精致的麻布，而麻布则大都是欧洲的制造品，至远亦不过是埃及的制造品。所以，此种高价的原因，就只是生产麻布的劳动所费很大，而此种劳动所费很大的原因，又只是所用机械过于粗笨。此外，精制呢绒的价格虽不这么昂贵，但比现今的价格高得多。普林尼告诉我们，按一种方式染的呢绒，一磅值一百迪纳里，即三镑六先令八便士，而按另一种方式染的呢绒，一磅值一千迪纳里，即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必须记住，罗马磅仅含今日常衡量十二盎斯。诚然，这样的高价，似乎主要起因于染料。但若呢绒本身价格不比现在高得多，那末这样昂贵的染料，大概不会用在呢绒上面。这样，附属物与主要物价值间的不均衡，就显得过于巨大了。再据同一作者所说，一种放在靠近桌子的长椅上的毛织枕垫的价格，是难于令人置信的。有些值三万镑以上，有些值三十万镑以上。这样高的价格，也没说是起因于染料。亚巴斯诺博士说，古时时髦男女的服装，并不象今天有那么多的花样。我们在古代雕像中，只能看出极少式样的服装，就可证实他的议论。但他从此推论，他们的服装，总的说来，必较今日低廉。这个结论，却似乎不甚妥当。在时装衣服所费很大时，花样必定很少，但在制造技术及制造业的生产力已经改良，以致任何服装所费都不很大时，花样自会多起来。富人们在不能以一件价格昂贵的服装来炫耀自己时，就自然竭力以许许多多各色各样的服装来炫耀他们自己了。

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一国的贸易，都以城乡之间的贸易为最大而最重要的部门。城市居民的工作材料及生活资料基金，仰给于农村的原生产物，而以一定部分制成了的、适于目前使用的物品送还农村，作为原生产物的代价。这两种人之间的贸易，最终总是以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与一定数量的制造品相交换。前者愈昂贵，后者必愈低廉；在任何一个国家，提高制造品价格，就会减低土地原生产物价格，因而就会妨害农业。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或其价格所能购买的制造品量愈小，这一定数量的原生产物的交换价值必愈小，对地主改良土地和农民耕作土地以增加其产量的鼓励，亦必愈小。此外，在任何一个国家，减少工匠及制造业工人，就会缩小国内市场，即原生产物的最重要市场，因而就会进一步妨害农业。

所以，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那些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就这一点说，其矛盾也许比重商主义还要大。重商主义为了鼓励制造业及国外贸易，而不鼓励农业，虽使社会资本一部分离去较有利益的产业，而支持较少利益的产业，但实际上，总算鼓励了它所要促进的产业。反之，重农学派的学说，却归根到底实际上妨害了它们所爱护的产业。

这样看来，任何一种学说，如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技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样，君主们就被完全解除了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使之最适合于社会利益的义务。要履行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按照自然自由的制度，君主只有三个应尽的义务——这三个义务虽很重要，但都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第一，保护社会，使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

这些义务的适当履行，必须有一定的费用；而这一定的费用，又必须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所以，在下一篇，我将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由对全社会的一般课税来支付，哪些部分应由对社会内特殊部分或特殊成员的课税来支付。第二，应由全社会支付的费用，将用各种什么方法向全社会课税，而这各种方法的主要利弊怎样。第三，近代各国政府几乎都用这种收入的一部分来作抵押以举债，其理由及原因何在，此种债务对社会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又怎样。所以，下一篇自然而然地分作三章。

第一章  论君主或国家的费用

第一节  论国防费

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而此种义务的完成，又只有借助于兵力。但平时准备兵力和战时使用兵力的费用，则因社会状态不同以及进化时期不同，而大不相同。

就最低级最粗野的狩猎民族说，人人都是狩猎者，人人亦都是战士。现今北美土人，就是如此。当他为保护社会，或为社会复仇而去战场打仗时，他也是以自己的劳动维持自己，象在家中时一样。在这种状态下，当然既没有君主，也没有国家。他的社会，无须为他上战场，或无须为他在作战期间的生活负担何种费用。

就比较进步的游牧民族的社会状态，如鞑靼人和阿拉伯人的社会状态说，情况也大抵相同。在那种社会中，各个人是游收者，同时也是战士。他们通常在蓬幕中，或在一种容易移动的有篷马车中生活，没有一定住所。整个部落或整个民族，每年因季节不同，或因其他偶发事故，时时迁移。当他们的畜群，把一个地方的牧草吃尽了，他们便移住另一地方，又从那地方移往第三地方。他们在干燥季节，迁往河岸；在阴湿季节，又退回高地。当他们奔赴战场时，并不把牲畜交给老人妇女儿童看护，也不把老人妇女儿童抛在后边，而不予以保护和供养。他们全民族在平时就过惯了流浪的生活，所以一当战争，人人都很容易变为战士。不管作为军队进军时，或作为游牧民游收时，他们的生活方式，总大抵一样，虽然目的有不同。战争起来，他们一同作战，所以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来动作。鞑靼妇女参加战争，那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他们如果战胜了，敌方全种族所有的一切，都成了他们的胜利报酬；如果战败了，就一切都完蛋，自己的牲畜乃至妇女儿童，全都成了战胜者的战利品。连大部分没有战死的战士，也不得不为得到当前的生活资料而服从征服者。其余的一部分人，通常被逐四散，四处逃亡。

鞑靼人或阿拉伯人的日常生活，日常操习，在可为其参加战斗作准备。他们普通的户外游戏，如竞走、角力、耍棒、投枪、拉弓等等，俨然就在从事战争。他们在实际作战时，也如平日一样，由自己所领带的牲畜维持生活。这些种族，是有酋长或君主的，但酋长或君主不曾为了训练他们作战，负担什么费用。在作战的时候，掠夺的机会，就是他们所期待的或所要求的唯一报酬。

狩猎者的队伍，通常不过二、三百人。因为狩猎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料，既不确定，许多人如长久住在一块，必无法维持。游牧者不同，他们的队伍，有时会达到二、三十万人。只要他们的进行不受阻碍，他们能够由牧草吃尽了的甲地域，迁到牧草完全没有损耗的乙地域：他们共同一起进军的人数，就似乎可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狩猎民族对其邻近的文明国民，没有什么可怕；而游牧民族，就非同小可。所以，最不可怕的，无过于印第安人在美洲进行的战争；最可怕的，无过于鞑靼人在亚洲屡次进行的侵略。修昔底德说：“无论是欧洲是亚洲，都不能抵抗团结起来的塞西亚人”。他这个断言，是一切时代的经验证明了的。塞西亚或鞑靼的旷野，广漠无垠，没有大自然的屏障。那里的居民，往往在一个征服者部落或种族的酋长的统治下团结起来。而他们结合的象征，总是亚洲许多地方遍被蹂躏，变为荒地。另一个大游牧民族，即阿拉伯不毛沙漠的居民，除在穆罕默德及其直接后继者的统治下结合过一次外，从来不曾团结一起。他们那次的结合，与其说是征服的结果，毋宁说是宗教热情的结果；但他们那次结合的象征，也同于上述。假若美洲的狩猎民族都成了牧羊者群，那么，邻近他们的欧洲各殖民地居民，就一定不能象现在这样平平稳稳地生活下去。

在比较更进步的农业社会，即在没有对外贸易，除了几乎全在各自家中制造为自己使用的粗劣用品的制造业外，没有其他制造业的农业社会里，每个人也都是战士，或可以很容易地成为战士。从事农业工作的人，一般是整天都在露天之下，受尽日晒雨打风吹。这种困苦的日常生活，正可锻炼他们，使他们能熬受战争的苦难。其实，农业上有若干工作，就与战时的一部分困难工作非常类似。比方说，农民在农场上，非掘凿沟渠不可，而有了这套本领，他们便可从容地在战场上构筑战壕与围墙。农民的平常消遣，也象游牧人民的游戏一样，俨然是从事战争。但由于农民不象游牧者那样闲暇，所以不象游收者那样经常地从事这些游戏，他们虽也都是兵，却不家游牧者那样精于战斗本领。可是，照他们的样子，训练他们使能上阵打仗，很少要使君主或国家破费。

不过，农业是有固定性的。那怕开化最浅、耕作最幼稚的农民，也必须有一个固定住所。这固定住所一旦放弃，势必蒙受大损失。所以农耕民族的作战，就不能象狩猎民族游牧民族那样，全体出动。他们至少要把老人妇女儿童留在后方，照料住所。可是，其他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则当全赴战场，小民族往往都是如此。在一切国家，符合兵役年龄的男子，就一般推算，约占全人口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假使战争在播种期后开始，收获期前终了，农民及其主要劳动者即使全部离开农场，亦不会蒙受大的损失。在这个期间，农场上虽有必须进行的业作，但他们相信，有老人妇女儿童就很可以把这事情作好。所以，短期从事战役，他们尽可不要报酬；他们成为战士，既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训练费用；他们实际作战，也不需要君主或国家花很大的维持费用。古代希腊各邦市民，在第二次波斯战争发生以前，似即依这种方式从事兵役。伯罗奔尼撒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发生以前，也还是依这种方式从事兵役。据修昔底德观察：伯罗奔尼撒人大概在夏季离开战场，回去办理收获。罗马人在各国王统治下乃至共和国初期，亦是采取这种办法。直到维伊之围以后，他们才开始把维持在前方作战的人的费用加在那些留在家乡的人身上。以后罗马帝国没落了，它的废墟上，又建立了欧洲各王国。这些王国，在可适当地叫做封建法制定以前及既经制定了以后若干期间，许多大领主，连同他们的直接属民，往往是以自己的费用服事国王。他们在战场上，如在家庭中一样，也是以自己的收入支持自己；他们从未由国王那里领到何等俸金或报酬。

在更为进步的社会里，上战场作战的人，以自己的费用维持自已就全不可能了。这其中有两种原因：一是制造业的进步，一是战争技术的改良。

就农民从事远征说，只要那远征是播种期后开始，收获期前终了，他们在作业上这样的中断，就不致大大影响其收获。因为，即使他们不加入劳动，大自然可替他们进行一大部分的残余工作。可是，征役对于一般技术工人，那就非同小可了。比如说，铁匠、木匠、织工吧，他们一离去作业的场所，其唯一收入源泉马上就要涸竭。他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仰仗自己，大自然不给与一点帮助。所以，他们这种人如为国家服兵役，就无法自己维持，而不能不由国家给养。这样看来，一国大部分居民如是技术工人及制造业者，则大部分服兵役的人就不能不由他们中间征集，因而，他们在服兵役期间，也就不能不由国家的费用维持。

加之，战争的技术已渐渐发达成为一种错综复杂的科学。战争的行为，已不是初期社会那种简单随便的小格斗小争夺；而战争的时间更没有一定，往往连续争战几次，每次说不定要继续大半年。这时，从事征役的人民，至少在战斗继续期间，是有仰赖国家维持的必要的。一个人平时不论所执何业，如果要他长期服兵役，长期自费支持，那就未免是一个过重的负担。所以，第二次波斯战争以后，雅典的军队似乎大体上就已采用了佣兵制度，一部分由本国人民编成，也有一部分由外国人编成，但全是以国家费用支给薪饷。罗马自维伊之围以来，其军队在留在前方的期间亦受有相当报酬。以后在各封建政府统治下，大领主及其扈从服兵役的义务，在一定时间后，普遍是以付若干货币作抵，这货币就是用以维持那班顶替他们服役的人。

在文明社会里，服兵役人数与人民总数的比例，必然要比未开化社会中小得多。文明社会维持兵士的费用，统由那些非兵土的劳动者负担。这些劳动者，不但要维持兵士，而且要按照各自的身分，维持他们自身乃至他们的行政司法官吏。因此，兵土的数目就不能超过这些劳动者除了维持他们自身及国家官吏外所能维持的限度。在古代希腊小农业国家中，全体人民中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自认为兵土，时时从役战场。但在近代文明各国，一般推算，兵士的人数不能超过全体居民百分之一，过此，即不免负担太重，危及国家经济。

战场上军队概由君主或国家供养以后好久，为作战而练兵的费用，才成为国家的一项大的开支，在此以前，似乎不见得怎样繁重。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的军事训练，是国家加在各个自由市民身上的教育的必要部分。各都市似乎都备有一公共广场，就在这广场里面，各教师在国家官员监督下，对青年施以种种军事教练。这种简单设施的费用，似乎构成希腊各共和国为训练市民作战所付的费用的全部。古代罗马也有所谓运动场教练，那与古希腊的竞技场教练，具有同一目的。后来封建各政府，也曾为这目的，颁发许多命令，规定各区市民，必须演习箭术及受其他军事训练，但似乎结果不那么圆满。由于所委任执行这些命令的官吏缺乏责任心及其他原因，这种命令，似乎往往成为一纸具文。在那些政府的更迭消长中，军事训练在人民大众中似乎逐渐废而不行。

在古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存在的整个时期，在封建政府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期间，兵土的职业不是一种独立的、可判然区划的职业，不构成某市民阶级的唯一的主要工作。一切人民，不论其平日依靠何种职业或业务谋生，在普通的场合，他总觉得他也同样适合于做一个军人，而在非常的场合，又觉得有充当军人的义务。

然而在一切技术中，战争的技术确是最高尚的；所以改良进步的结果，这种技术也就必然成为一切技术中最复杂的了。战争技术在某特定时期能够发展到怎样完善的程度，固然是由机械技术，及其他必然与战争技术相关联的若干技术状态决定的，但是，要使其发展至十分完善程度，那还有成为特种市民的主要或唯一职业的必要；并且，和其他技术改良一样，这种技术的改良，也有分工的必要。不过，他种技术的分工，是个人精明的必然结果，因为他发觉要增进自己的利益，与其从事几种职业，不如专精一种特定职业。至于兵士职业与其他职业分开，使成为一种独立的专门职业，却非出于个人的打算、而是出于国家的智慧。在太平无事时，一个不待国家特别奖励而把自己大部分时间花在军事训练上的市民，无疑的，他会在军事知识上取得很大的进步，此外还可得到很大的乐趣，但对于自身的利益，那却没有一点增进。只有国家的智慧，才能使他为自己的利益，花费大部分时间来从事这种特殊工作。不过有许多国家，即在非有这种智慧即难于继续存立的时候，往往仍然没有这种智慧。

游牧民多余暇，幼稚农业状态下的农民，也有一些空闲时间，至于手艺工人或制造业者，则全无闲暇。关于武艺的训练，第一种人就是把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都干自己无损。第二种人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在它上面，也不会蒙受大损失。第三者的情况却大不同。他费去一小时，即有一小时的损失。为他自身的利益计，他自然而然地会完全漠视这教练。并且，技术进步，制造业进步，必然会引起农耕上的种种改良，使得农民和城市的工人一样，没有闲暇。于是，农民自然而然地也和市民一样忽视军事训练，大多数人都养成了不好战的习性。然而在另一方面，由农业改良而产生的财富，或者说，由这些改良蓄积下来的财物，却又不免诱起邻国的觊觎和侵略。事实上，勤勉而因此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最会引起四邻攻击的国家。所以，国家对于国防如不采取新的手段，人民的自然习性是会使他们全然失去自卫能力的。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于国防军备的设施，似只能采取两种方策。

第一，它可不管国民的利益怎样，资质怎样，倾向怎样，用一种极严厉的法令，施以强迫军事训练；凡在兵役年龄内的一切市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数，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非在一定限度上与兵士的职业结合起来不可。

第二，它可维持并雇用一部分公民，不断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的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确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特殊职业。

假使国家采取前一方策，那么，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所谓民兵；如采取后～方策，那么，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所谓常备军。进行军事训练是常务军的唯一主要职业。国家给与他们的生活费或饷金，即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经常来源。至于民兵军事训练，则只是临时的工作，他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和经常来源，得由其他职业赢得。在民兵，普通工人、工匠、商人的性质多于兵士的性质；在常备军，刚军人的性质多于一切其他职业的性质。这两种区别，似乎就是这两种军人本质上的区别。

单就民兵说，亦分有若干种类。有的国家对于捍卫国防的公民，只施以军事训练，却不曾编为队伍，换言之，没有编为各个独立的部队，没在各自正式和固定的官长下从事操练。在古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各公民留在家乡的时候，多半是单独地、分开地，或和所喜欢的伴侣一同操演，不到实际作战时期，不属于任何特定部队。在其他国家则又不同。它们的民兵，不但要操演，而且编为队伍。在英国，在瑞典，乃至在近代欧洲设有这种不完全兵备的一切国家，每个民兵都有其所从属的特定部队，都有其正式和固定的官长。在战时固不待言，在平时亦是如此。

火器未发明以前，一个军队的优越程度，是要看其中各个兵土使用武器的熟练和技巧程度而定。体力和动作的敏捷最为重要，通常以此决定战斗的命运。使用武器的熟练和技巧，与今日的剑术同，不是夹在大众之中能够学成的。要获得那种武艺，只有各人进特定的学校，从特定的教师，单独学习或和与自己本领相同的特别朋友一起学习。火器发明以来，体力和敏捷，甚至使用武器的特别技巧和熟练，虽然不是全无用处，但比较以前，不重要得多了。新式火器的性质，虽然不会把笨拙者提高到和熟练者立于同一水准，但比较以前，却使他们更接近于同一水准。同时，人们一般认为，使用这新式火器所必要的一切技巧和熟练，可夹在大部队中学习获得。

决定近代军队战斗命运的，与其说是兵上使用武器的技巧和熟练，倒不如说是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近代的火器是有声响的，是有烟气的，是会使人一听到炮声，而且往往早在距战斗开始还很久之前，就感到随时会遭遇目不能见的死神的。所以，往往战斗一经开始，这纪律、秩序和服从性就难于保持。古代的战斗情况，迟不相同。除人的叫吼声外，没有声响，没有烟气，也没有看不见的负伤和致死的原因。在致死的武器实际接近以前，在他附近有没有这种武器，各人都看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军队只要对使用武器的熟练和技巧有相当把握，则维持纪律和秩序，就不但在战斗开始时，即在战斗全过程中，或者直到两军胜负判然时为止，都必定比在使用火器场合容易得多。不过，纪律、秩序和迅速服从命令，那是要在大队一起操练的军队才能获得的。

可是，民兵不论用什么方法教练或训练，训练好了的民兵，总远不及纪律良好训练得宜的常备军。

在使用武器的熟练上，一周或一月训练一回的兵土，决不及每日或隔日训练一回的兵士。军队使用武器的熟练，虽可以说在近代没有往昔孤样重要，但举世公认的普鲁土军队的优越，据说就是得力于他们更善于使用武器。这证明，即在今日，这种熟练，亦还是极其重要的。

一种兵士，仅仅每周或每月听长官指挥一次，其余一切时间，都可自由处理自己的事务，在任何方面不必对长官负责。另一种兵士，其全部生活及行动，每日都在长官指挥之下，甚至每日起床上床，至少到营舍睡觉，都要依长官的命令。就这两种兵士比较起来，对于长官的敬畏程度，对于服从命令的迅速程度，前者是决不如后者的。所以，就所谓手法训练说，换言之，就操纵和使用武器说，民兵往往不及常备军。就纪律说，换言之，就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说，民兵更远远不及常备军．可是，在近代战争中，立即服从命令的习惯，比操纵武器的本事，重要得多。

跟随平时所惯于服从的酋长作战的民兵，象鞑靼及阿拉伯的民兵那样，是最好的民兵，他们尊敬长官和立即服从命令的习惯，最与常备军接近。苏格兰高地的民兵，当其在自己酋长指挥下活动时，也具有这种优点。不过，他们不是到处流浪的牧人，而是有固定住所的收人，他们在平时没有追随酋长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的习惯。所以，和鞑靼人阿拉伯人比较，他们到战时是不大愿意同酋长驰赴远方的，也是不大愿意长久留在战争场所的。他们一获得战利品，马上就渴望回家，酋长的权威，不一定能够制止他们。这就是说，讲到服从，他们是远不及鞑靼人、阿拉伯人的。此外，此等高地居民，一向过惯了固定的生活，在野外的时候少，所以他们不象鞑靼人、阿拉伯人那样惯于军事训练，不如鞑靼人、阿拉伯人那样善于使用武器。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无论何种民兵，只要作过几回战，就可以成为一个十足的常备军。因为他们每日操练武器，不断在长官的指挥之下，所以不久就获得了常备军那样迅速服从命令的习惯。未赴战场以前，他们是做什么的，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只要作过几次战，他们就必然会获得常备军的一切优点。所以美洲的战争，如果再延长一点，美洲的民兵，无论就那一点说，都可以和那支在前次战争中所显示的武勇并不稍差于法国和西班牙最顽强老兵的常备军相抗衡。

知道了这个区别，我们就可依历史的事实，来证明有纪律的常备军对于民兵，有无比的优越性。

有史可稽的最初出现的常备军之一，就是马其顿王腓力普率领的军队。他常与色雷斯人战，与伊里奥人战，与色萨利亚人战，乃至与马其顿邻近的希腊各都市战。历次战争的结果，他渐渐把他最初也许是民兵的军队，化成了一个受有严格训练的常备军。就在和平时候——这种时候很少也不很长——他也是小心地把军队保留下来，不予解散。后来，经过长久激烈战争之后，希腊各主要共和国的勇敢而精练的民兵，被他打败了，征服了。接着，稍一接触，大波斯帝国赢弱而缺乏训练的民兵，也被他征服了。希腊各共和国和波斯帝国的没落，就是常备军对于民兵持有无比的优越性的结果。这可以说是历史中有相当明确详细记录的第一次人类事务的大革命。

迦太基的没落，和代之而起的罗马的兴隆，那是人类历史中的第二次大革命。这两个有名共和国的一切消长变动，都可由同一原因说明。

从第一次迦太基战争终了，至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开始，迦太基的军队，不断从事战争，相继由三个大将即哈米尔卡尔、其婿哈斯德拉巴及其子汉尼巴率领。他们最初惩创了自己国内叛变的奴隶，接着镇定了非洲叛乱的各民族，最后又征服了西班牙大王国。到了汉尼巴率领军队，由西班牙向意大利进攻时，他的军队必然由这历次战争受到了常备军的严格训练。当时罗马人虽不是完全过着和平生活，但他们那时没有经历象样的战争，他们的军事训练，自然不免大大弛缓。所以罗马军队在特雷比阿、在斯雷米阿以及在肯尼地方，与汉尼巴的军队会战，那是以一种民兵对抗常备军。这一情况，也许比任何其他情况更有力地决定这几次战争的命运。

汉尼巴留在西班牙的常备军，对于罗马派去抵御它的民兵，也具有同样的优越性，所以这常备军在他的弟弟小哈斯德拉巴指挥下，不到几年，就把罗马的民兵，通通逐出西班牙了。

汉尼巴没有从本国得到充分的供给。同时，久役战场的罗马民兵，又渐渐在战争过程中，成了训练有素操练纯熟的常备军。在对比上，汉尼巴所固有的优越日益低降。小哈斯德拉巴后来认为有必要领他在西班牙所统率的全部或几乎全部的常备军，往意大利支援他的兄长。在进军中，据说被向导者指错了路。他踬躅在生疏的国土里面，猝不及防地受到另一支同样精练或更精练的常备军的袭击，结果全军覆没。

当哈斯德拉巴由西班牙退去后，罗马大将西皮阿所遭遇的抵抗，不过是一些劣于自己军队的民兵。他一气把那些民兵打败了、克服了，而他自己的民兵，在战争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了训练有素操练纯熟的常备军。后来，这种军队，派往非洲，非洲抵抗它的，不过是一些民兵。这时，为防御迦太基计，汉尼巴的常备军，有被召回的必要。那些屡战屡败的垂头丧气的非洲民兵，也加入该常备军。在查马会战中，这些民兵构成汉尼巴的军队的大部分。而这相互敌对的两大共和国的命运，就由那一次战斗的结局决定了。

从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告终，直到罗马共和国没落，罗马的军队可以说是十足的常备军。当时马其顿的常备军，对它抵抗。在战争声威达于顶点的时候，罗马军队尚须经过两次大战争及三次大会战，才能征服这小小王国。假使马其顿的最后国王不肯示弱，恐怕征服这小国还更要困难呢。上古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民兵，如希腊的民兵，叙利亚的民兵，埃及的民兵，对于罗马的常备军，都只作微弱的抵抗。其他野蛮国家的民兵，则抵抗比较激烈。米斯里德斯由黑海、里海以北各国率领来的塞西亚或鞑靼民兵，是罗马在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后碰到的最可怕的劲敌。帕斯阿及日耳曼的民兵，亦很可钦佩。他们曾有几次把罗马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可是就大体说，罗马军队如果好好指挥，这般民兵究竟不是它的敌手。罗马人对征服帕斯阿、日耳曼不肯彻底做下去的，那恐怕是因为他们认为帝国已经够大了，无须乎再加上两个野蛮国家。古代帕斯阿人，似乎为塞西亚或鞑靼系属的民族，始终保持着很多的祖先风习。和塞西亚人或鞑靼人一样，古代日耳曼人也是一种流浪的游牧民族。他们平时由酋长率领着在各地迁流；战时依旧由同一酋长率领着进行争斗。他们的民兵，正与塞西亚或鞑靼的民兵同其种类。说不定，他们还是前两者的后裔。

罗马军队纪律松弛的原因，不一而足。而纪律过于严峻，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在他们非常强盛时，既已打得天下无敌，那坚重的盔甲，就当作不必要的重荷而抛开了，那烦难的教练，就视为不必要的劳作而疏忽了。加之，罗马各皇帝治下的那些常备军，特别是成守边疆防备日耳曼人及班诺尼亚人的常备军，他们简直是各皇帝的危害势力；它们屡屡反对皇帝，拥立自己的将军。为要减弱这些常备军的危害程度，据某些作家说，是德奥克里希恩大帝，又据其他作家说，是康士但丁大帝，首先把总是由两三军团合成的大部队的屯驻边境的常备军，召回内地，然后再化分为小部队，散驻各省的都市，非有用武逐敌必要，即不许其移动。军队常川驻在商业及制造业都市，兵士们自身就渐渐变成了商人、技工或制造业者。市民的性质，于是渐渐超过军士的性质而占优势。这一来，罗马的常备军，就逐渐颓废了，成为腐败、疏忽、无训练的民兵，后来日耳曼和塞西亚民兵入侵，西罗马帝国就抵挡不住了。那时，各皇帝没有办法，就开始雇佣那些国家中的某些国家的民兵，抵抗另一些国家的民兵，这样才多维持了一些时候。西罗马帝国的没落，是古代史中比较保有明确详细记录的人类事务上的第三次大革命。这革命的原因，就是野蛮国民兵对于文明国民兵的无比的优越，也就是游收者国家的民兵对于由农夫、技工及制造业者组成的国家的民兵的无比的优越。这里，民兵所战败的，大都不是常备军，只是在训练与纪律方面不及他们的民兵。希腊民兵战败波斯民兵是如此，后来瑞士民兵战败奥地利和勃艮第民兵亦是如此。

西罗马帝国没落了，在它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是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移迁新土后，他们的兵力依然在若干时期内保持原来的性质，它是由牧人及农夫组成的民兵，在战时即由平时所惯于服从的酋长带往战场作战。所以，他们是经过了相当训练，具有相当纪律的。但是，随着技术及产业的进步，酋长的权威逐渐衰微了，大多数人民能匀出来受训练的时间也比较减少了。封建式的民兵训练逐渐荒废，纪律亦日趋松弛。为纠正这缺陷，就逐渐着手建立起了常备军。并且，编制常备军的方策，一经为某文明国所采用，其他文明国就有立即仿行的必要。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民兵，非这样编成的常备军的敌手，要想国防安固，只有采用这种方策。

常备军的士兵，纵使从未上过阵，从未经过炮火，也往往显得有老兵那样的勇气，而且，一开始上阵作战就配得上和最顽强最有经验的老兵见个高低。1756年，俄罗斯军队攻打波兰，俄罗斯军队所表现的武勇，简直可以与欧洲当时最顽强最老练的普鲁士兵士相颉颃。然而俄罗斯帝国前此二十年是国泰民安的；它那时军队中曾上过阵的兵士，决不很多。1739年，西班牙战争爆发，当时英国享受了二十八年的太平。可是，它的常备兵士并不为这长期和平所腐化，在攻打喀他基那时，他们所表现的武勇尤为特出。这一战役，是他们在这次不幸战争中第一次的不幸冒举。和平日子过久了，将官们说不定有时会忘却他们的技能，但管理得法的常备军，如果不忘训练，似乎决不会忘却其武勇的。

一个文明国的国防，如果仰仗民兵守卫，它将随时有被邻近野蛮民族征服的危险。亚洲各文明国往往被鞑靼人征服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野蛮国民兵对于文明国民兵的自然优越性。有纪律有训练的常备军，较任何民兵为优。只有富裕的文明国家，才能好好维持这种军队；亦只有这种军队，才能保卫这种国家不受贫困野蛮邻国的侵掠。所以，一国要永久保存其文明，甚或要相当长久保存其文明，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编制常备军。

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文明国才能抵御外侮；同样，有了好纪律的常备军，一个野蛮国才能突然地而且相当地文明化。常备军凭其威力，可以把君主的法令，推行到一个帝国的最僻远地方，可以使在没有常备军威力的情况下即无政治可言的国家，维持相当程度的正规统治。凡小心考察过俄罗斯彼得大帝变法图强的各种设施的人，他一定会发觉那各种设施的枢纽，就是正规常备军的建设。这常备军，是大帝执行和维持其他一切规章的工具。俄罗斯帝国此后得以享有相当的秩序与和平，不能不说是这种常备军之赐。

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往往耽心常备军会危及自由。当拥兵大员的利益与国家宪法的维持不一定有何等关联时，这危险性的确存在。例如，凯撒的常备军破坏了罗马共和国；克伦威尔的常备军解散了英国成立已久的议会。不过，一国的军权，如握在君主手里，各军队的主要将官，如是这国的贵介与华族，换言之，全国兵力，如果都是由那些由于自己享有民政权力的最大部分，所以本身的最大利益在于支持民政权力的这种人指挥，则常备军对于自由决无危险。反之，在某种场合，它说不定还有利于自由。君主有了常备军护持，他就自以为安全了，无须乎要象近代一些共和国所行的那样，监视各市民的细微行动，时时疑忌市民扰乱和平。如果一国行政长官．尽管国内的主要人民愿意予以支持，但群众的每一不满，都会使其安全感到威胁；或如果那怕是一个小小的纷扰，也有可能不到几小时就掀起大的革命，那么为防微杜渐起见，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反之，一国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贵族，且有精练的常备军，那么，就是最粗暴、最无稽、最放肆的抗议，也不至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宽恕这抗议，或竟置之不问。并且，他既意识到了他自己地位的稳固，他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这样做。所以，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练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见到；亦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须为公共安全而付与君主以压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绝对权力。

总之，君主的第一义务，就是策本国社会的安全，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横暴与侵悔。这种义务的实行，势必随社会文明的进步，而逐渐需要越来越大的费用。原来在平时在战时都无须君主支出何等费用的社会的兵力，随着社会进步的过程，初则在战时要君主出钱维持，后则在平时亦非君主出钱维持不可。

火器发明后，战争技术起了大变化。于是，平时训练一定兵额，战时使用一定兵额，所需的费用，都进一步增加。军队所使用的武器与弹药，都比以前更贵。与矛及弓箭比较，短枪是更贵的武器，与弩炮或石炮比较，大炮或臼炮也是更贵的武器。近代阅兵所消费的火药，放射出去，就不复返，这更非巨额的费用不可。至于往时，阅兵所投的矛，所放的箭，均很容易收回，并且其价值极微。与努炮石炮比较，大炮臼炮不仅为高价的机械，且为非常笨重的机械。这笨重机械，制造起来，要较大的费用，制成后运往战场，也要较大的费用。此外，近代大炮的作战效力，非往昔石弩可比，所以要给一个都市设防来抵御这大炮的攻击，那怕只是几个星期也困难得多，因而，其所需费用也浩大得多。近代，有种种原因使国防费用日益增大。在这方面，事物自然推移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又被战争技术上的大革命促进不少，而引起这个大革命的，似乎不过是一个偶发事件，即火药的发明。

近代战争火药费用的浩大，显然给能够负担此浩大费用的国家提供了一种利益，而使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立于优胜的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国家很难防御贫穷野蛮国家的侵略；在近代，贫穷野蛮国家却很难防御富裕文明国家的宰割。火器的发明，乍看起来，似对文明的持久与继续有害。但实际上，乃对文明的持久与继续有利。

第二节  论司法经费

君主的第二个义务，为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换言之，就是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这种义务的实行，因社会各时期的不同而有费用大小的差异。

在狩猎民族的社会，几乎谈不到有什么财产，即使有，也不过值两三日劳动价值的财产罢了。那种社会，当然用不着何等固定的审判官，或者何等经常的司法行政机构。没有财产的人们，其所互相毁伤的，顶多不过是彼此的名誉或身体。而且，被人杀害，被人殴辱，被人诽谤的人，虽然感到痛苦，而杀人者，殴辱人者，诽谤人者，却得不到什么利益。可是损害财产情形就不同了。加害于人者所得的利益，往往与蒙受伤害者所道的损失相等。能够激使人们去毁伤他人身体或名誉的，惟有嫉妒、怨恨、愤怒等情绪，而且大多数人并不常受这些情绪的支配。那怕最恶的人，也不过偶然受这些情绪的影响。此外，这些情绪的满足，对某种人无论是如何愉快，但因为它不带来任何实际的和持久的利益，所以大多数人总是宁愿慎重克制，不轻求其满足。即使社会上没有司法官存在，保护人们不受这些情绪发作的侵害，人类依着他的本性，也还能在相当安定状态下共同生活。可是，富者的贪欲与野心，贫者厌恶劳动贪图眼前安乐的性情，却在足以激发侵害他人财产的情绪。并且这情绪在作用上远为牢固，在影响上远为普遍。有大财产的所在，就是有大不平等的所在。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五百个穷人。少数人的富裕，是以多数人的贫乏为前提的。富人的阔绰，会激怒贫者，贫人的匾乏和嫉妒，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那些拥有由多年劳动或累世劳动蓄积起来的财产的人，没有司法官保障庇护，哪能高枕而卧一夜哩。富者随时都有不可测知的敌人在包围他，他纵没有激怒敌人，他却无法满足敌人的欲望。他想避免敌人的侵害，只有依赖强有力的司法官的保护，司法官是可以不断惩治一切非法行为的。因此，大宗价值财产的获得，必然要求民政政府的建立。在没有财产可言，或顶多只有值两三日劳动的价值的财产的社会，就不这样需要设立这种政府。

一个民政政府，必先取得人民的服从。民政政府的必要程度，既是逐渐随财产价值的增大而增大，所以使人民自然服从的主要原因，也是逐渐随财产价值的增长而发展。人民何以会形成这种服从性，或者说，在有任何民政机构以前，何以若干人就对他们的大部分同胞有支配权力，这似乎有四种自然原因或情况。

这四种原因中的第一原因，就是下述种种的优越：个人资质的优越，体力的优越，容貌的优越，动作敏捷的优越，智慧的优越，道德的优越，正义性的优越，刚毅性的优越，克制性的优越，等等。肉体上的品质，必须有精神上的品质来支持，否则在社会的任何时期，都不够从而取得多大的威权。一个非常有力的人，单凭体力，不过能使两个弱者服从他。同时一个有智慧有道德的人，却能取得非常大的权威。可是，精神上的品质，我们不能用眼睛看得出来，它们总有争议的余地，而且往往是争议对象。一个社会，野蛮也好，文明也好，当它规定关于等级和服从的法则时，从没认为可适当地以这些目不可见的品质为标准，而总是以那些明显的具体事物为依据。

促成服从的第二原因，就是年龄的优越。老年者如果没有老迈到衰朽不堪，那就总比有同等身分、同等财产及同等能力的年轻者，能到处博得人们更大的尊敬。在北美土人那种狩猎民族中，年龄是身分及优先地位的唯一基础。他们所谓父，是长上的称呼；所谓兄弟，是同等者的称呼；所谓子，是下级的称呼。在文明富庶的国家，如果一切方面平等，那末，除年龄外，再没有其他可以规定身分的标准，于是通常都以年龄规定身分。在兄弟姊妹间，年长者占第一位。当承继父产时，例如名誉称呼一类不可分割而必须全部归一人占有的东西，大抵总是付与年长者。年龄这种优越的性质，是分明的，显而易见的，毫无争议的余地。

促成服从的第三原因，就是财产的优越。富人在一切社会，虽都有大的声势，但在财产最不平等的野蛮社会，则有最大的声势。鞑靼一个酋长保有的牲畜，增殖起来，足可养活一千人，而其所增殖除了用以养活一千人外，再也没有其他用途。因为，在他那种未开化的社会状态中，他没有可能把自己消费不了的原生产物换得何等制造品、小装饰品或玩具。由他维持的一千人，既然要靠他生活，所以，在战时，不能不服从他的命令，在平时，亦不能不服从他的管辖。他于是就必然成了他们的统帅，成了他们的裁判官。他的酋长地位，就是他的财富优越的必然结果。在文明富庶的社会中，一个人尽管比别人拥有大得多的财产，但他也许还支配不到十多个人。他的财产，增殖起来，也许能够维持一千人，也许实实在在维持了一千人，但这些人对由他取得的一切，都支付了应付的代价；没有换得等价物，他亦不会给他们一点什么。所以，自认为完全靠他生活的人既然没有，他的权威所及就不过若干家仆。但是，就在文明富裕社会里面，财产的权威，依旧非常的大。和年龄的权威比较，和个人资质的权威比较，财产的权威，往往是大得多的。这种事实，早已引起财产不平等社会内一切时期中人们的经常不满。狩猎民族社会，属于社会第一个时期，这时期没有财产不平等的可能。普遍的贫乏，造成了普遍平等的局面。年龄的优越，个人资质的优越，就是权威和服从的薄弱基础，还是唯一的基础。游牧民族社会，属于社会第二时期。这时期财产有异常不平等的可能，由财产造成的权威，以这时为最大，因而权威与服从的判分，也以这时为最确定。阿拉伯酋长的权威，非常的大，鞑靼可汗的权威，可以说达到完全专制独裁的程度。

促成服从的第四原因，就是门第的优越。这种优越，是以先代财产上的优越为前提的。任何家族，都是旧时传街下来的。王侯的祖先，虽说更为人所知道，但与乞丐的祖先比较，在数目上却不见得更多。古老的世家在任何地方都意味着它在昔日拥有巨大的财富，或者说其上几代因财富而获得巨大的声誉。暴发户的势力，到处总不如世家势力那么受人尊敬。人们对干篡夺者的憎恶，对于旧日王族的敬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们自然而然地轻蔑前者敬慕后者的心理。武官是甘心服从素日指挥他的上官的，一旦他的下级升到他的上位去，他就简直忍受不了。同样，人人都情愿服从他们自己或他们祖先所服从过的家门，如一向不比他们优越的家门，忽然变做他们的支配者，他们就难免愤愤不平。

门第的显贵，既是生于财产上的不平等，那么，在财产平等、家世也差不多平等的特猎民族中，就根本没有这种显贵存在。固然，在那种社会中，贤明勇敢者的儿子，与愚昧怯懦者的儿子比较起来，即使本领相等，也多少更受人尊敬些。但这种差别，毕竟是很有限的。一个全靠智慧德行保存其家世荣誉的大家门，我相信，世上一定少有。

门第的显贵，在游牧民族中，不但有存在的可能，而且实际上也存在着。他们通常既不知道奢侈物品，当然就没有由滥费耗去大财产的事。所以，财富继续保持在同～家族手里的长久，以在这种民族中为最，因此，依着祖先的权势荣誉而受人尊敬的家门的众多，亦以在这种民族中为最。

门第与财产，分明是使一个人高于另一个人一等的两大要素。它们又是个人显贵的两大来源，因此也是人类中自然而然地有发号施令者又有听人命令者的主要原因。在游牧民族中，这两者的作用，可说是发挥尽致了。保有多数羊群的大牧羊者大畜牧者，因有巨大的财富，且有许多人靠他生活而受人尊敬；因出身高贵、门第光荣而受人崇拜。结果，他就对同群或同族中其他牧羊者或畜牧者，有一种自然的权威。与其他任何人比较，他都能团结更多的人，归他支配，而他的兵力，也就更大。在战时，宁愿结集于他旗帜下的人，也比较结集于他人旗帜下的为多。他就这样凭着门第和财产，自然获得了一种行政权力。不但如此，因为与他人比较，他能团结并支配更多的人，于是，对于那些人中间的危害他人的分子，他就最能够强迫其赔偿损害。于是，凡属自己没有防御能力的人，自然要求他保障。任何人，如果感到自己被他人迫害了，也自然会向他陈诉。他对这些纠纷所作的干涉，比别人所作的更容易使被告者服从。于是，他又凭着门第和财产，自然获得一种司法权力了。

财产上的不平等，开始于游牧时代，即社会发达的第二期。接着，它就带来了人与人之间过去不可能存在的某种程度的权力和服从，而因此又带来了保持权力和服从所必要的某种程度的民政组织。这种演进，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甚至与上述那必要的考虑无关。不过，那种必要的考虑，此后对权力和服从的维持与保护确有极大的贡献，那是无疑的。特别是富者，他们当然愿意维护这种制度，因为只有这种制度才能保持他们既得的利益。小富人联合起来，为大富人保障财产，因为他们以为，只有这样，大富人才会联合起来，保障他们的财产。一切牧人感到：他们小畜群的安全，全靠那最大一个牧者的大畜群的安全，他们的小权力的保持，全靠这最大一个牧者较大的权力的保持。并且，要使比他们地位低的人服从自己，他们自己就得好好服从他。这样，他们就构成了一种小贵族。这些小贵族感觉到：要他们的小君主保障自己的财产，支持自己的权力，他们自己就得保障小君主的财产，支持小君主的权力。就保障财产的安全说，民政组织的建立，实际就是保护富者来抵抗贫者，或者说，保护有产者来抵抗无产者。

可是，这君主的司法权力，不但对于他毫无所费，而且在一长时期中成为他的一种收入源泉。要求他裁判的人，总愿意给他报酬；礼物总是随求随到。君权确立以后，犯罪者除赔偿原告损失以外，还得对君主缴纳罚金。因为被告麻烦了君主，搅扰了君主，且破坏了君主的和平，科以罚金，乃罪有应得。在亚洲的鞑靼政府下，在颠覆罗马帝国的日耳曼民族和塞西亚民族所建设的欧洲各政府下，无论就君主说，或就君主以下在特定部落、氏族或领地行使特定裁判权的酋长或诸侯说，司法行政，都是一大收入源泉。这司法裁判的职权，原先常由君主酋长等自己行使。此后因为感到不便，才委任代理人、执事或裁判官行使。不过代理人仍有对君主或酋长本人提供关于司法收入的收支的报告的义务。我们试读亨利二世给与其巡回裁判官的训令，就可明白，那些巡回裁判官巡行全国的任务，不过是要替国王征集一项收入。当时的司法行政，不但会对君主提供一定的收入，而且获得这种收入，还是他希望由司法行政取得的主要利益之一。

司法行政象这样成为一种敛财的组织，结果，自不免生出许多弊害。比如，以大礼物来请主持公道的人，得到的往往不止公道；以小礼物来请主持公道的人，得到的往往说不上公道。而且，为要使礼物频频送来，行使司法权者往往多方迁延，不予判决。为要勒取被告的罚金，他往往把实在无罪者，判为有罪。司法上的这些弊害，我们一翻阅欧洲各国古代史，就知道是司空见惯，毫不稀奇。

司法上的职权，如是君主或酋长自己行使，无论如何滥用，亦无法矫正，因为他是最有权势的，任何人都不够资格责问他。可是，这职权如由代理者行使，那就有矫正的余地。代理者如犯了某种不正当行为，而且又单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君主未必总是不愿意惩罚他，或强制他矫正错误。但代理者所行的不正，如是为了君主的利益，换言之，如是为了献媚于任命他重用他的人，那在大多数的场合，就严如君主自行不正一样，无法得到补救。所以，一切野蛮国的司法行政，特别是往昔建立于罗马帝国废墟上的欧洲各国的司法行政，都长期陷于极度的腐败状态，即在最好国王的统治下，也谈不到什么公正、什么平等，而在最坏国王的统治下，那就是一塌糊涂了。

在牧羊民族中，所谓君主或酋长，不过是他们集团中或氏族中最大的牧羊者或畜牧者。他同他治下的小牧人或臣民，同是靠着自己的畜群生活。在刚脱离游牧状态，而比游牧状态还没有很大进步的农耕民族，如特洛伊战争时代的希腊各部族，以及初移居罗马帝国废墟上的日耳曼人和塞西亚人的祖先，所谓君主或酋长，也不过是国中最大的地主；他的生活，完全象一般地主的生活一样，完全是仰赖自己私有地的收入，换言之，就是仰赖近代欧洲所谓御地的收入。在平时，他的臣民，除了要请求他运用权力，制裁强豪的压迫，都无需贡献他一点什么。他在这种场合领取的礼物，就算是他的全部经常收入，或者说，除了异常紧急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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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外，这就是对于他的支配权的全部报酬。荷马告诉我们，阿格默农因友谊关系，以希腊七个都市的主权赠与阿塞利斯，并说，阿基利斯从那七都市可能收得的唯一利益，就是人民所奉敬的礼物。这种礼物，这司法行政的报酬，或者说，司法手续费，只要它构成君主由其主权获得的全部经常收入，那就不能希望他把这全部收入放弃，甚至不好意思提议要他这样放弃。提议请他把这礼物确实规定一下，那也许是可以的，而实际上，也曾这样提议过。但是，君权无限，纵使好好规定了、确定了，要防止他不越出规定范围，即使不说是不可能的，亦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一任这种状态继续下去，由任意的不确定的礼物所造成的司法行政上的腐败，就简直无可救药了。

但后来，当许多原因，就中比较重要的是国防费不断增加，使得君主私有土地的收入，不够国家开支行政费用时，当人民为自己安全计，得完纳各种赋税，以应付这些费用时，似乎才一般规定，不问何等理由，君主或君主的代理者及审判官，均不得领取任何礼物。这样看来，礼物要予以有效的规定和确定是比较困难，全然废除倒似乎还容易些。审判官定有薪棒，这薪俸，被想象为可抵偿其先前在礼物报酬中享有的份额洞时，君主征有赋税，这赋税被想象为可补偿其前此从司法方面所得收入而有余。从此，审判算是免费了。

然而认真说来，无论那个国家，都不能说审判是免费的。至少，诉讼当事人，总不能不报酬律师和辩护士，否则，他们执行职务，就会比实际情况还要不满意。每年付给律师、辩护士的手续费，就各法庭总计起来，恐怕要比审判官的薪俸多得多。审判官的薪俸，虽然由国王付给了，但在任何地方，诉讼事件的必要费用都没有大减。不过，禁止审判官向诉讼当事人领取礼物或手续费，与其说是为了减少费用，无宁说是为了防止腐败。

审判官是一个有名誉的官职，报酬虽再少，想干的人依旧多。比审判官职位较低的治安推事，论工作是异常麻烦的，论报酬大抵毫无所得，然而大多数的乡绅，却唯恐弄不到手。大大小小的一切司法人员的薪俸以及司法行政的一切费用，即使处理不很经济，亦不过占国家全部费用的一极小部分。这情况不限于哪一国，各文明国家都是如此。

此外，也不难从法院手续费里支付全部司法经费。这种办法，不会使司法行政陷于何等实际的腐败危险，而国家收入项下却可省去一笔——虽然是小小的——开支。可是，法院手续费，如有一部分要划归权力极大象君主这样的人，而且构成他的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则这种手续费就很难有效地规定。但如果享有这手续费的主要人物，不是君主，而是审判官，那就极其容易。法律虽不能常常叫君主遵守某种规定，但对于审判官，却不难使其遵守规定的章程。法院手续费，如管理得、规定得很严密精细，并在诉讼的一定期间，全部缴入出纳机构，待诉讼决定之后而不在决定之前，才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各审判官，那么，和废止这种手续费比较，征收这种手续费，也就同样不会有何等腐败的危险。这种手续费，可能完全足够开销全部司法费用而不至惹起诉讼费用显著的增加。不到一个案件判决终了，审判官不得支取这手续费，这在案件的审理和判决上，可激励全体法院人员的勤勉。在审判官员数非常多的法院，如果各人应分这手续费的份额，以他们各人在法院或审判委员会审理案件所花的时间及日数为标准，这更可激励各个审判官的勤勉。公家的事务，办好才给酬，并且按勤勉的程度决定酬额，这样才能办好。法国各高等法院所征收的手续费，构成审判官最大部分的报酬。就等级与权限说，土鲁斯高等法院，是法国第二个大法院。该院审判官每年由国会领到的薪俸，在减除一切扣除额后，不过一百五十利弗，约合英币六镑十一先令。这个金额，等于当地七年前一个仆役每年普通的工资。上述手续费的分配，也是以各审判官的勤劳为标准。一个精勤的审判官，可得到足供安乐生活的收入，虽然其数额也有限。至于怠惰的审判官，那就只能得到比薪俸多一些的收入。就种种方面观察，这些法国高等法院，也许不是顶令人满意的法院，但却从未受到人们的非难，好象也从未有人怀疑其腐败。

英国各法院的主要费用，最初似乎也是取给于法院手续费。各法院都尽可能兜揽诉讼事件，那怕本来不是归自己管辖的案件，也乐于受理。例如，单为审理刑事案件而设的高等法院，居然接受民事案件，而以原告声称被告对他所行不义是犯了非法侵害罪或轻罪为受理的口实。王室特别法院的设立，本来单是为了征收国王收入和强制人民偿清对于国王的债务的。但它后来居然受理关于一切其他契约上的债务的诉讼，以原告陈诉被告不偿还对他的债务，所以他不能偿还对国王的债务这个理由为根据。由于这种种的假托，结果许多案件，究竟归哪个法院审理，全由诉讼当事人选择，而各法院要想为自己方面多多招徐诉讼案件，也在审理上力求迅速公平。英国今日的法院制度，是值得赞赏的，但一探其究竟，恐怕在很大程度上须归因于往昔各法院法官的相互竞争，对一切不正当行为，各个力求在自己法院就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给予最迅速最有效的救济这个事实。普通法院对于违反契约的行为，原不过责令赔偿损害。平衡法院作为一种债权法院，首先毅然强制履行特殊约定。当破坏契约的性质是不肯偿付货币时，对这损害的惟一赔偿方法，就是责其偿还。这里，偿还就等于履行特殊约定，因此，在这种场合，普通法院所能给予的救济是充分的。但在其他场合，普通法院的救济则有所不够，如果一个积地人，控诉他主非法夺回其租地，那他得到的损害赔偿，决不等于占有土地，所以，这类案件，在一段时期中，都由平衡法院审理，使普通法院蒙受不小的损失。为要把这类案件拉回自己审理，据说普通法院后来发明了假扣留土地的令状，这令状对于不正当剥夺土地侵占土地的事件，是最有效的救济方法。

由各法院对受理的诉讼案件收印花税，用以维持各该院法官及其他人员，这种办法也足以提供司法行政费而不会对社会的一般收入增加负担。不过，审判官在这一场合，可能为了要尽量增加印花税收入，而在各案件上增加各种不必要的手续。近代欧洲的习惯，大都是以辩护士及法院书记所写的公文用纸的页数决定他们的报酬，而每页的行数，每行的字数，又都有规定。所以，辩护士及法院书记，为增加其报酬，往往故意增加许多不必要的语句。其结果，我相信欧洲一切法院公文的文字变得陈腐不堪。同样的诱惑说不定会使诉讼的手续形式发生同样的腐化。

但是，无论司法行政费用是由司法方面自行设法筹措，或司法人员的定额薪俸是由其他财源开支，管理这财源的责任，支付这薪俸的责任，总无须委诸行政当局。这财源有的是出于地产的地租，法院既由这地租维持，那管理地产的责任，就不妨由它们各自分别负担。这财源也有是出自一定数额的货币的利息，法院既由这利息维持，出贷那货币的责任，也就不妨让它们各自分别负担。苏格兰有一种巡回法院，其法官的薪俸，就有一部分——虽只不过一小部分——是出自一定额货币的利息。但是，象这样一种财源，是必然缺乏安定性的。以不安定的财源，充当一种应当永久维持的机构的经费，似乎不大妥当。

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原始似乎是由于社会进步、社会事务因而增加的结果。社会事务日益加多，司法行政变得那么麻烦复杂，于是担当这任务的人，就不能再分心注意到其他方面。同时，担当行政职责的人，因为无暇处理私人诉讼案件，所以，就任命代理人代为处理。当罗马帝国隆盛时，大执政官政务繁忙，万难分身过问司法行政，于是就有代行这种职务的民政官的任命。后来，罗马帝国没落了，它的废墟上建立了欧洲各王国。这些王国的君主及大领主们，都现自己执行司法行政为一种过于烦难而且有失身分的任务。因此，他们通通委任代理者或审判官去执行，借以推脱这项任务。

司法权如不脱离行政权而独立，要想公道不为世俗所谓政治势力所牺牲，那就千难万难了。肩负国家重任的人，纵无何等腐败观念，有时也会认为，为了国家的重大利害关系，必须牺牲个人的权利。但是，各个人的自由，各个人对于自己所抱的安全感，全赖有公平的司法行政。为使各国人感到自己一切应有权利，全有保障，司法权不但有与行政权分离的必要，且有完全脱离行政权而独立的必要。审判官不应由行政当局任意罢免，审判官的报酬也不应随行政当局的意向或经济政策而变更。

第三节  论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费用

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说，设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或维持。并且，随着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执行这种义务所需的费用的大小也非常不同。

除上述国防及司法行政两方面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外，与其性质相同的其他设施和工程，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教育上的设施，可大别为两种：一是关于青年教育的设施，一是关于一切年龄人民的教育的设施。凡此种种设施和工程所需的费用，该如何最妥善地支付，在本章这一节分作以下三项研究。

第一项论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公共设施便利一般商业的

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这类工程的建造和维持费用，显然，在社会各不同发达时期极不相同。一国公路的建设费和维持费，显然必随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增加，换言之，必随公路上所搬运货物的数量及重量的增加而增加。桥梁的支持力，一定要适应可能通过它上面的车辆的辆数和重量。运河的深度及水量，一定要适应可能在河上行驶的货船的只数及吨救。港湾的广阔，一定要适应可能在那边停泊的船舶的只数。

这类公共工程的费用，似乎不必在通常所谓国家收入项下开支。在许多国家，国家收入的征收和动用都是委之于行政当局的。这类工程的大部分不难如此管理，使它们自身提供足以支付自己费用的特别收入，而无须增大社会一般收入的负担。

例如，在大多数的场合，公路、桥梁、运河的建筑费和维持费，都可出在对车辆船舶所收的小额通行税；港湾的建筑费和维持费，都可出在对上货卸货船只所收的小额港口税。此外，为便利商业而铸造货币的设施，在许多国家，不但能开支自己的费用，而且能对君主贡献一笔小收入，即铸币税。另一设施，即邮政局，几乎在一切国家，除提供本身的开支外，还给君主带来一项极大的收入。

车辆通过公路或桥梁，船舶通过运河或港口，如果按照其重量或吨数的比例缴纳通行税，那么，它们就可以说是恰恰按照其所加于各该公共工程的损耗的比例支付其维持费。似乎要维持这些公共工程，不能想出比这更公平的方法。况且，这通行税虽由贩运者支付，他只不过暂时垫支，结果仍是转嫁在货物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同时，因为有了这类公共工程，货物的运输费大大减少了，消费者虽然担负了这通行税，却比在没有这类公共工程因而没有通行税的场合，能购得较便宜的货物，因为货物价格由通行税抬高的程度，究竟不及其由运费低廉而降低的程度。所以，最后支出这税额者由于课征该税而得到的利益，超过由于完纳该税而蒙受的损失。他的支出，恰和他所得的利益成比例，实际上，不过是他的利得中之一部分。他必须舍弃这一部分来取得其余部分。征税的方法，我看再不能比这更公平了。

就车辆而论，如果以重量为标准，对极尽奢华的车辆和对四马大马车、驿递马车等等所课的通行税，略高于对不可缺少的车辆如二轮运货马车、四轮马车等等所课的税，那就可使懒惰与虚荣的富人，不觉困难地对贫民的救济有所贡献，换言之，使运往国内各地的笨重货物的运费减低若干。

公路、桥梁、运河等等，如由利用它们的商业来建造和维持，那么，这种工程，就只能在商业需要它们的地方兴建，因而只能在宜于兴建的地方兴建。此外，建造的费用，建造的堂皇与华丽规模，也必须与该商业的负担能力相称，就是说，必须适度。宏壮的大道，断不能在无商业可言的荒凉国境内建造，也断不能单为通达州长或州长所要献媚的某大领主的乡村别墅而建造。同样的，不能在无人通过的地方或单为增益附近宫殿凭窗眺望的景致，而在河上架设大桥。这类事情，在公共工程建设费不由该工程本身提供的收入支给而由其他收入开支的国家，有时亦有发生。

欧洲许多地方的运河通行税或水闸税，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些人为保持这利益，自竭力维护这运河。如果不加以相当的整饬修理，航行就会成为不可能，而他们由通行税收得的全部利益，也就将跟着消失。如果运河的通行税，交给那些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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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己的委员们征收，他们对于产生这通行税的工程的维持，一定不会象个人那样注意。兰格多克运河，是由法国国王及兰格多克州拿出一千三百万利弗建造的；一千三百万利弗，按每马克银合二十八利弗的前世纪末叶法国货币价值计算，约合英币九十万镑。这个大工程完成时，人们觉得最妥善的维护方法，就是把这运河的全部通行税，赠给设计并监督这工程的技师里格，叫他不断加以修理。这项通行税，现已成了里格后代子孙的一大宗收入。因此他们对于这运河的经常修理非常注意。假使当时没有想出这妥善的方法，而把通行税交给一般利不干己的委员们管理，那么这通行税全部，恐怕都要消费在徒事装饰的开销和不必要的开销上，而这工程最重要的部分则任其趋于塌毁。

可是，维护公路的通行税，却不能随便赠与个人，作为他个人的收入。因为，运河不加修理，会变得完全不能通航，但公路不加修理，却不会完全不能通行。因此，收取公路通行税者，尽管全不修理这道路，这道路却依然可以给他提供一样多的通行税。所以，维持这一类工程的通行税，应当交由委员或保管员管理。

在英国，人们对这些保管员在管理这种通行税方面所有的弊病，时有责言，在许多场合，那些责言都是非常允当的。据说，有许多收通行税道路所征的税额，往往比好好修理这些道路所必要的费用额多两倍以上，然而工程却是用极潦草方法进行，而且有时竟然全没进行。不过，我们应注意一件事：以通行税充当修路费用的制度，并未成立很久，所以，即使没有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也毫无足怪。卑污而不适当的人物，为什么常常被任为管理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对于他们的滥征通行税，为什么没有设立监督机构，加以检查和制止，这一切缺陷，都可由一件事实说明和辩解，即以通行税修理公路的制度，尚在草创时期，多假以时日，议会当不难逐渐采取贤明措施，予以矫正。

据一般人的想象，英国各种收税道路所收的通行税，大大超过了修理道路所需的数额。据几位大臣考察，多余的数额如果不滥动用，很可充为国家他日紧急费用的一大财源。有人说，收税道路由政府管理，比由保管员管理，所费少而收效大。对于修补道路，政府有兵士可用，兵士是有正规饷金的，只须略增少额货币报酬就行。至于保管员所能雇用的工人，则不外一些工资劳动者，他们的生活资料，全仰绘工资。所以有人主张，通过自己管理收税道路，政府可不必增加人民负担而增添五十万镑大收入；收税道路将会和现在的邮政一样，提供国家一般的费用。

政府管理收税道路所可得的收入，虽未必能如创拟这计划者所预期的那么巨大，但可由此获得一大宗收入那是无疑的。不过，这计划本身似乎有若干极重大的缺点。

第一，国家如把取自收税道路的通行税，看作供应急需的一个财源，那么，这种通行税将要随着想象上的急需所需要的程度而增大，而按照不列颠的政策，这些通行税一定会非常迅速地增加。一个大收入能够这样不费力地取得，势必会使政府动不动就向这收入动念头。如果搏节得宜，是否就能从现行通行税省出五十万镑，虽是疑问，但如把这通行税增加两倍，就可能省得一百万镑，增加三倍，就可能省得二百万镑，那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样一大宗收入的征收，并无需任命一个新的收税官吏。但是，税路之设，在于便利国内一般商业，设使通行税象这样不断增加起来，那么原以利商的，却成为商业的大病。国内由一地运往他地的笨重货物运输费，将迅速增加，其结果，这类货物的市场，将大大缩小，这类货物的生产，将大受妨害，而国内最重要的产业部门，说不定要全归消灭。

第二，按照重量比例而征收的车辆通行税，如其唯一目的在于修理道路，这种税就非常公平；如是为了其他目的，或为了供应国家一般的急需，那么这种税，就非常不公平。道路通行税用以修理道路，各车辆可以说就是恰恰按照其对道路所损耗的程度的比例，完纳税金。反之，道路通行税如还有其他用途，即以资助国家其他急需，那对于各车辆所征的税额，就不免要超过其所加干道路的损耗的程度。况且，由于这税使货物价格按货物重量的比例，而不是按货物价值的比例而升高，所以主要负担这种课税的人，不是价值高而重量轻的商品的消费者，却是粗劣笨重的商品的消费者。因此，不论国家打算以这税收应付何等急需，其结果，供应这急需的人，不是富者而是贫者，不是最能担当这负担的人，倒是最没有能力担当这负担的人。

第三，设使政府对于损坏的公路漫不修理，我们要强制其适当地划出通行税的一部分充当此项用途，将会比现今还更困难。以修缮道路为唯一目的并取自人民的一大收入，可能竟然完全没有划出任何部分来修缮道路。如果对于今日卑贱贫困的税路管理者，有时尚不易强制他们矫正所犯的错误，那么，换一般富裕者有权势者来管理税路，要强制他们矫正错误，恐怕比我们现在所假设的场合还要困难十倍。

法国修理公路的基金，放在国家行政当局直接管理之下。该基金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法国大部分地方乡下人民每年为修理公共道路所应提供的一定日数的劳役，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国王在国家一般收入中决定不用于其他开支而专用于修路的那一部分收入。

按法国以及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旧法律，乡下人民的劳役，向来由地方长官指挥监督；地方长官对于国王的枢密院，无何等直接从属关系。但依据现行法令，乡下人民提供的劳役，以及国王为某特定地域或特定税区修理道路的任何基金，全归州长管理；州长由枢密院黜陟任免，接受枢密院的命令，并不断与枢密院保持联络。随着专制政治的发展，行政当局逐渐并吞国家的一切其他权力，所有指定作为公共用途的一切收入，全都揽归自己管理。但法国的大驿路，即联络国内各主要都市的道路，一般都整饬可观；在若干州境内，这些道路比英国大部分道路宏壮得多。可是，我们英国所称为十字路，就是说，乡下的大部分道路，却全未进行修理，有许多地方，重载车辆已不能通行，而在若干地方，甚至骑马旅行也有危除，惟有骡是安全可靠的运载工具。一个崇尚虚饰的朝廷的骄矜大吏，往往乐意经营壮丽堂皇的工程，例如王公贵人时常经过的大道。后者的赞赏，不但使他感到光荣，甚或有助于增进他在朝廷上的地位。至于偏在乡村的许许多多小工程，既不足以壮观瞻，又不足以邀声誉，除了实际上有极大的效用以外，没有其他可取的地方。这样，无论就那一点说都似乎是过于琐细不值一顾的工程，怎能叫堂哉皇践的大吏注意呢；所以，在这种人的管理下，这种小工程总是受漠视的。

在中国，在亚洲其他若干国家，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这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据说，朝廷颁给各省疆吏的训示，总不断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这一部分训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标准。所以，在这一切国家中，对于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别在中国是如此。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不过，关于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的报告，大都得自少见多怪的旅行者和无知好谎的传教士。假使这些工程，是经过比较有识者的考察，假使这些报道，是比较忠实的目击者的叙述，那么，那里的水道公路工程恐怕就不值得我们如此惊异。柏尼尔关于印度这类工程的报告，就远没有其他大惊小怪的旅行者的记述那么夸张。法国对于大公路，即常常成为朝廷及首都人士谈话资料的联络各地方的通衢，无不惨淡经营，而其余一切支道横道，则漫不经意。亚洲各国的情形，说不定也是这样吧。加之，中印各国君主的收入，几乎都是以土地税或地租为唯一源泉。租税征收额的大小，取决于土地年产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与收入，与国境内土地的垦治状况，以及土地产物数量的多寡，土地产物价值的大小，必然有极大的直接关系。要尽可能地使这种生产物又丰盈又有价值，势须使它获有尽可能广泛的市场。要做到这样，必须使国内各地方的交通既极自由，又极方便，极便宜。而维持这种交通状态，惟有兴筑最好的通航水道与最好的道路。然在欧洲，各国君主的主要收入并非仰给于土地税或地租。固然，欧洲一切大的王国，主要收入的大部分，也许归根结底也要依靠土地生产物，但这依赖不是直接的，而且不象亚洲各国那样明显。因为这样，欧洲各国君主不象亚洲君主那样急于增进土地生产物的数量和价值，换言之，那样急于维持良好的水道及公路，以开拓土地生产物的广泛市场。因此，即使在亚洲某些地方，浚河修路庶政，行政当局办得成效卓著，如传闻所说（据我所知，至少含有若干疑问），在欧洲现状下，要想任何地方行政当局把那种事情弄得相当的好，恐怕是没有希望的了。

一项公共工程，如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维持，而其便利又只限于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区域，那么，把它放在国家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国家一般收入维持，总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当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维持，来得妥当。比如，伦敦市上的照明与铺路费用，如由国库开支，那街上所点的灯，所铺的石，能做到现在这样完善，其费用，能象现在这样撙节么？况且，这费用，如非取给于伦敦各特定街坊、特定教区、特定市区的居民所提供的地方税，那势必要从国家一般收入项下开支，其结果，王国中不能受到这街灯利益的大部分居民，就要无端分摊这负担了。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管理地方收入和州收入，固然有时不免发生弊病，但是，这种弊病苦与管理和花费一个大帝国收入所时常发生的弊病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况且，与后者所生的弊病比较，前者的弊病，容易矫正多了。在英国，在地方或州治安推事管理之下，乡下人民为修葺公路，每年所必提供的六日劳役，也许不尽用得其宜，但从没有发生惨酷压制的事情。在法国，此项劳役，归州长管理，但不一定比英国用得适当，而强征勒索的举动，往往极尽惨酷暴戾之能事。法国人所谓强迫劳役制，成了悍吏鱼肉人民的主要工具；设某教区或某村社不幸为悍吏所嫉恶，悍吏往往就借此以施惩罚。

便利特殊商业的

上述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其目的在干便利一般商业。若求某些特殊商业的便利，则有待于特别的设施，且须有一项特别的额外费用。

与野蛮未开化国家通商，常需要特别保护。普通堆栈或行店的设备，决不能保障非洲西部海岸贸易商人的货物。为防止地方土人的劫夺，对于积货场所，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建筑防御工事。印度人本来是温和驯谨不过的，但因印度政府漫无秩序，所以，欧洲人贸易其间，亦有作同样警戒的必要。英法两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所拥有的几个最早堡垒，就是借口防备暴力、保护生命财产而获准建筑的。一国有了强固的政府，自不容外人在本国领土内建筑堡垒，在这种场合，就有互派大使、公使或领事的必要。自己国民间发生争讼，公使或领事可依从本国习惯予以处决；自己国民与驻在国国民间发生争讼，他可凭外交官的资格，比任何私人更有权力出来干涉。他所能给他的国人的保护，自比他们所能从任何私人获得的强得多。国家常常专为商业上的利益，需要在外国派驻使馆，本来无论就战争或同盟关系说，都不需在这些外国设立使馆的。首先使英国在君士但丁派驻大使的原因，是土耳其公司的商业。英国派驻俄罗斯的最早的大使馆，完全是起因于商业上的利益。欧洲各国人民因商业利害关系不断发生的冲突，恐怕就是使欧洲各国即在平时亦在一切邻国永久派驻公使的原因。这个前所未闻的制度，其开始发生，似乎不过在十五世纪末或十六世纪初，也就是说，不过在商业开始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国家，欧洲各国开始注意到商业利益的时候。

国家为保护某一商业部门而开支的特别费用，如通过向该商业部门抽征适当的税来弥补，当不失为公允。例如，在商人开始营业时，征以小额的营业税，或更公平的，对商人从特定国家输入或向特定国家输出的货物，抽若干成特定的税。据说，最初建立关税制度，就是为了支付保护一般贸易免受海盗抢劫的费用的。但是，如果认为保护一般贸易用去的用费，理应取给于课在一般贸易上的税，那么，为保护特殊贸易用去的特别费用，照理也应取给于对该贸易所课征的特殊税收。

保护一般贸易，常被视为国防的重要事件，因而也就成了行政当局一部分必尽的义务。结果，一般关税的征收及应用，就往往委诸行政当局。特殊贸易的保护，既是一般贸易保护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行政当局应尽义务的一部分。如果国家的行动，总是前后一致的，则为保护特殊贸易而征收的特殊税收，自当同样委诸行政当局管辖。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无论就这方面或其他方面说，各个国家的行动常是矛盾的。欧洲大部分商业国家，就有若干商人集团，说服了立法机构，把行政当局这方面的义务，以及必然与这义务相关联的一切权力，统统交给他们执行。

此等公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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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费用，创办政府也许有所顾虑，不敢贸然尝试的某些部门的商业，就这一点说，它们对该部门商业的创建，容或有所助益。但最终它们全无例外地或成为累资或成为无用，而其经营，不是失当，就是范围过于狭窄。

这种公司有两类，其一为，没有共同资本，凡具有相当资格的人，都可缴纳若干入伙金，加入组织，但各自的资本由各自经理，贸易危险，亦由各自负担，对于公司的义务，不过是遵守其规约罢了。这种公司，称为合组公司。又其一为，以共同资本进行贸易，各股员对于贸易上的一般利润或损失，都按其股份比例分摊。这种公司，称为合股公司。这些合组公司或合股公司，有时拥有专营的特权，有时又不拥有这种特权。

所谓合组公司，在一切方面，都与欧洲各都市普遍通行的同业组合相类似，而且与同业组合同为一种扩大的独占团体。一个都市的任何居民，如果他不先从同业组合方面取得自由营业权，他就不能从事参加同业组合的一切行业。同样，在大多数场合，一国的任何人民，如不先成为这公司的一员，那么，他就没有法律上的权利经营合组公司任何一部门的国外贸易。这种独占权的强弱，与公司入伙条件的难易相应，也与公司董事权力之大小——即被等有多大权力能把公司控制得使大部分贸易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友可以经营——相应。最初，合组公司的徒弟所享的特权，与其他公司徒弟所享的特权一样。凡在公司服务了相当年限的学徒，不用交什么人伙金，或只须交比平常人少得多的入伙金即可取得公司成员的资格。只要法律不加制止，组合的普通精神，就横溢于一切合组公司中。只要容许它们依照其自然倾向行动，它们总是巧立种种苛刻规章，企图约束有关贸易的经营，从而把竞争限制于尽可能少的人数之间。但当法律不许它们这样做的时候，它们就变成完全无作用、完全无意义的东西。

对外贸易的合组公司，现今在英国还存有下面五个，即汉堡公司（昔日称为商人冒险家公司），俄罗斯公司，东方公司，土耳其公司及非洲公司。

汉堡公司的入伙条件，据说今日十分容易。公司董事没有权力把有关贸易加以繁琐的约束。至少他们没有使用这种权力。不过，这还是最近的事，以前不是这样。在前世纪中叶，该公司的人伙金，有时须五十镑，有时须一百镑。据说，那时候公司的行为，非常专横。1643年、1645年、1661年，英格兰西部毛织业者及自由贸易者，曾以该公司凭着独占者的地位，阻制贸易，压迫国内制造业者，诉于国会。这种呈诉虽不曾使国会采取什么行动，但该公司却因此大吓一跳，把它向来的行动改正不少。自那时起，至少没有人再控诉它。俄罗斯公司的入伙金，由威廉三世第十年及第十一年第六号法令减为五镑；东方公司的入伙金，由查理二世第二十五年第七号法令减为四十先令，同时，各该公司在瑞典、丹麦、挪威乃至波罗的海北岸一切国家的专营特权，统予取消。国会这两条法令，大概是由该两公司的行动激成的。在国会未颁布此等法令以前，约西亚·柴尔德曾称此两公司及汉堡公司极端专横。他并说，当时本国与各该公司特许状所包括国家间贸易状态所以不振，正是各该公司经营失当的结果。现在，它们也许没有那么专横，但它们确是没有用处了。没有用处实是合组公司应得的最好赞辞，就上述三公司的现状说，它们通通可承受这赞辞而无愧。

土耳其公司的入伙费，年二十六岁以下者二十五镑，二十六岁以上者五十镑。凡非纯粹商人不得加入。此种限制，实把一切店员和零售商都排斥在外。又据该公司章程，凡属英国运往土耳其的制造品，非经该公司船舶装载，不许输出。该公司船舶，例由伦敦一港启碇，因此，英国对土耳其贸易，就局限于这个奢华的港口了。经营此项贸易，也局限于伦敦附近居民了。该公司的另一章程又规定，凡定居伦敦市二十英里以外，没有取得该市市民权者，不得加入该公司。这种限制，连同前一限制，必然把一切没有取得伦敦市民权者都排斥在外。该公司船舶的上货及启碇日期，既通由该公司董事决定，所以这些董事很容易以自己及有特殊关系友人的货物装满船舶，而以托运过迟为借口，拒绝他人的货物。在这种情况下，该公司无论就那一点说，都可以说是严密的、专横的垄断组织。这种种弊害，惹起乔治二世二十六年第十八号法令的颁布。依此法令，不论年龄大小，不论是否纯粹商人，也不论是否取得伦敦市民权，凡属情愿入伙者，一律缴纳入伙费二十镑，即可取得公司成员的资格。并且，除禁止输出的货物外，这些入伙的人，得自由从英国任何港口，输送任何英国货物往土耳其任何地方；除禁止输入的货物外，都得自由输入一切土耳其货物，不过，他们须缴纳普通关税和为支付该公司费用而征收的特定税，须服从英国驻土耳其大使与领事的合法训示，须遵照公司方面正式制定的章程。为防范此等章程流于苛暴，上述法令又规定，此法令通过后，凡公司所订章程，设使该公司中任何七个伙员感到压迫，得向贸易殖民局（该局的此种权能，现由枢密院所组织的委员会执掌）呈请修改。但此种呈请，须在该章程制定后一年内提出。此外，此法令通过以前公司所制定的任何章程，如有七个伙员感到压迫，也可呈请修改，但须在该法令实施后一年内提出。然而在一大公司中，各伙员未必—一部能凭一年的经验，发现各种章程的弊害。如果某一章程的弊害，他们中有几个在限定期间以后才发现，那么，就连贸易局、枢密院委员会也无法挽救了。况且，象一切同业组合的章程一样，一切合组公司大部分章程的目的，不在于压迫已经加入的伙员，而在于阻碍外人的加入。除规定很高的入伙费外，它们还可使用其他许多方策以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断要求自己的利润增高，愈高愈好，因而，不断要市上对于他们输出输入的存货，感到不足，愈不足愈好。要做到这层，就只有限制竞争，妨碍新冒险者从事同一贸易。就说二十镑的入伙费吧，对于一个想永久继续从事土耳其贸易的人，二十镑也许不够阻碍他的意向；但是对于一个只想试做一次土耳其贸易的投机商人，二十镑就够使他裹足了。不论何种职业，久于其业者，纵未缔结何等组合，他们也自然会联成一气，设法抬高利润。要使商业利润降低至相当水准，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一般投机冒险者不时起而竞争。英国对土耳其贸易，在某种限度上，虽由国会这个法案开放了。但在许多人看来，那实在距离自由竞争局面还远。土耳其公司开支了一名大使两三名领事的维持费，其实，公使领事，同为国家官吏，应由国家收入维持，而对土贸易，亦当对国王治下一切臣民开放。况该公司为此目的及其他目的而征收的各项杂税，若提归国有，当不止维持这几个驻外官吏。

据约西亚·柴尔德的考察，驻外官吏虽常由合组公司维持，但合组公司从未在其所与贸易的国家维持任何堡垒或守备队。反之，合股公司却常常在这种国家维持堡垒或守备队。看来前者实比后者远不宜于承当这个任务。第一，合组公司董事，对于该公司一般贸易的繁荣，并无何等特别利害关系，而维持堡垒和守备队的目的在于维护这个繁荣。公司一般贸易的衰退，对他们私人的贸易倒有不少利益。因为，公司～般贸易衰退，竞争者自减少，于是他们自己就能贱买贵卖。合股公司董事的情况，则与此正相反。他们个人的利得，统包含在他们管理的共同资本所生的共同利润中，离开公司的一般贸易，他们就没有贸易。他们私人的利害关系，与一般贸易的繁荣，和保障这繁荣的堡垒或守备队的维持，紧相结合。因此，就维持堡垒或守备队所必要的不断和仔细的注意说，和合股公司董事相比，他们似乎更会保持这种注意。第二，合股公司董事，手中常掌管有一大宗资本，即公司方面的股本。堡垒守备队如有设置、增补、维持的必要，他们当然随时可以划出一部分资本，拿来应用。至于合组公司董事，他们并没有掌管什么共同资本；除了一点临时收入，如公司入伙金，及课于公司贸易上的组合税以外，没有其他资金可以动用。所以，对于堡垒和守备队的维持，即使他们和合股公司董事一样，有利害的关系，作同样的注意，但也很少有同等资力，使其注意成为有效。至于驻外官吏的维持，那就无须什么注意，费用亦轻而易举，就合组公司的性质和能力说，都更为相称。

然在柴尔德的时代以后许久，即1750年间，一个合组公司又设立了，即是现时的非洲贸易商人公司。英政府最初曾令该公司负担非洲沿岸由布兰角至好望角间一切英国堡垒和守备队的维持费；最后，又令该公司只负担鲁杰角好望角间一切堡垒和守备队的维持费。政府关于设立这公司的法案（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第三十一号法令），似乎有两个明显目标。第一，对于合组公司董事自然会有的压迫精神和独占精神，加以抑制；第二，极力强迫他们去注意本来不会注意的一件事，即维持堡垒与守备队。

关于第一个目标，该法案限定入伙费为四十先令，并限定该公司不得以合股经营的身分，自己出来从事贸易，不得以公印借入资本；对于一切缴纳入伙费的英国人民，都当任其在各地自由贸易，不得巧立限制。公司的管理权，操于集驻伦敦的由委员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委员每年由伦敦、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三市的公司伙员中各选三名，任何委员都不得连任三年以上。委员有不当行为，贸易殖民局（现由枢密院委员会接管）在听了他本人的辩护后得免其职。该委员会不得由非洲输出黑奴，亦不得运非洲货物入英国。但因他们须负责维持驻在非洲的堡戍，所以由英国向非洲输出的各种与这任务有关的货物及军需品不在禁止之列。他们由公司领取的钱，不得超过八百镑。如果开销在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三市的办事人员和经理人薪俸与伦敦事务所房租以及其他一切杂费后还有余剩，则可用以报酬他们自己的辛劳，至于如何分配，那听他们自行决定。一切规定如此严密，照理该可切实限制独占行为，而充分达到第一项目标了。然楼之实际却不如此。依乔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号法令，举凡桑尼加堡垒及其属地，统由非洲贸易商人公司管理。但至翌年，（依乔治三世第五年第四十四号法令）公司方面不但要把桑尼加及其属地，就连由南巴巴利的萨利港至鲁杰角全海岸的管理权，亦须统统移归国王支配。该法令并宣称：凡属国王的臣民，都可自由进行非洲贸易。这个法令的宣布，当然是因为该公司有限制贸易建立某种不当的独占的嫌疑。在乔治二世第二十三年法令的那种严密规定之下，我们很难设想他们怎能够这样做。但是，我曾在下院的议事录（这议事录并不总是完全确实的）中看到他们受到这种控告。委员会的九位委员，既都是大商巨贾，各堡戍及殖民地的大小官员，又仰承他们的鼻息，那么，他们在商务上及事务上有所嘱托，那些官员很可能特别注意。这一来，就无形树立了一种独占的场面。

对于第二个目标，该法令规定：堡戌维持费，每年由国会付与该公司一万三千镑。公司委员会对此金额的使用，每年须向国库主计提出报告，国库主计再向国会报告。但国会对于国家的岁用，往往数百万镑，亦漫不注意，这区区一万三千镑的使用，当然不会使它注意。况且，就国库主计的职务和教育而论，堡戍费用得当与否，他不见得能悉其底韫。不错，王国海军舰长或海军部委派的将官，可以调查堡戍实情，向海军部报告，但海军部对该委员会似乎没有直接管辖权，也没有权力纠正被调查者的行动，而舰长一类人物，对于筑垒这门科学，并不见得总是有高深的造诣的。这些委员如非侵吞公款，即欲加罚，顶多不过罢免官职；我们知道，委员这官职的任期，再长不过三年，而其报酬又极有限，要使罢免的顾虑成为一种强制他们的动力，使他们经常想到那对自己并无其他利益的守戍事务，那怎能办到呢？为修缮几内亚海岸卡斯尔角的堡垒，议会曾几度支出了临时余额，有人控诉该委员会由英格兰运去砖石，由这样长途运去的砖石，据说质量很差，以致用那砖石修筑的墙，有推倒再筑的必要。鲁杰角以北的堡戍，不但维持费出于国家，即管辖权亦直隶于行政当局之下。但该角以南的堡戍费用，至少一部分亦出自公家，而其管辖权却别有所属，此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直布罗陀及米诺卡守戍的设备，其本来目的或口实，在于保护地中海贸易。此等守备队的维持及管理，从未责成土耳其公司，而始终由行政当局管辖。统治领域的广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该行政当局声威所系，所以，这领域防御上的必要设置，他们当然不会不问，实际上，直布罗陀及米诺卡守戍的管理，一向并未疏忽。虽米诺卡曾二度被夺，而且现在大概永无恢复希望，但人们从未把这归咎于该行政当局管辖上的怠慢。不过，我不愿被人认为我是在暗示，这些糜费浩大的要塞，对原来所以把它们从西班牙手中夺过来的目的来说至少是必要的。夺取这些要塞，没有什么意义，反之，却只使英国见弃于其自然的同盟者西班牙，并使波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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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的两大支流结成超过血缘关系的更紧密更永久的同盟罢了。

股份公司的设立，或经国王敕许，或由议会通过。它的性质，不但与合组公司不同，即与私人合伙公司，亦有许多点不同。

第一，在私人合伙公司中，非经全公司许可，伙员不得把股份让渡给他人或介绍新伙员入伙。但伙员如欲退出，得预先声明，经过一定时间提回股本。股份公司则不然。股份公司不许股东要求取出股本，但转卖股票，从而介绍入新股东，却无须公司同意。股票价值，体现在市场上的价格。这价格时有涨落，因此，股票所有者的实际股金，就与股票上注明的金额，常有出入。

第二，私人合伙公司在营业上如有亏空，各伙员对其全部负债，都负责任。反之，股份公司在营业上的亏空，各股东不过就其股份范围内，负其责任罢了。

股份公司的经营，例由董事会处理。董事会在执行任务上固不免受股东大会的支配，但股东对于公司业务多无所知，如他们没有派别，他们大抵心满意足地接受董事会每年或每半年分配给他们的红利，不找董事的麻烦。这样省事而所冒危险又只限于一定金额，无怪许多不肯把资产投于合伙公司的人，都向这方面投资。因此，股份公司吸收的资本通常超过任何合伙公司。南海公司的营业资本，在某一个时期，曾达到三千三百八十万镑以上。英格兰银行的分红股本，现在，计达一千零七十八万镑。不过，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象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有如富家管事一样，他们往往设想，着意小节，殊非主人的光荣，一切小的计算，因此就抛置不顾了。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唯其如此，凡属从事国外贸易的股份公司，总是竞争不过私人的冒险者。所以，股份公司没有取得专营的特权，成功的固少，即使取得了专营特权，成功的亦不多见。没有特权，他们往往经营不善，有了特权，那就不但经营不善，而且限制了这种贸易。

现在非洲公司的前身，即皇家非洲公司。该公司取得的专营特权，是根据国王颁给的特许状，未经议会通过。因此，在民权宣布后不久，非洲贸易就开放于全国人民。哈德逊湾公司的法律根据与皇家非洲公司同，其特许状亦未经议会通过。南海公司在它作为贸易公司的期间，始终享有一种经议会确认过的专营特权。现令和东印度进行贸易的联合商人公司也是如此。

非洲贸易开放后不久，皇家非洲公司自知非私人冒险者的竞争敌手，于是不顾民权宣言，竟把这些私人冒险者称为无执照营业的私商而加以迫害。1698年，对私人冒险者几乎一切部门的贸易均课以百分之十的税，税款由公司充作堡垒及守备队维持费。但尽管有这种重税，公司在营业上仍不能和私人竞争。公司的资本及信用着着减退。至1712年，公司负债累累，使议会认为，为公司及债权人的安全，有必要制定以下法案，即公司债务的偿付日期以及关于债务的其他必要协定，只须公司债权人（就人数言，就价值言）三分之二以上的决议，就对全体债权人有约束力。1730年，公司的业务陷于极度混乱。就连维持它的堡垒和守备队，亦无能力。然设立这公司的唯一目的或口实，却就是维持这些堡垒和守备队。议会见此情形，决定每年拨款一万镑，作这用途。此款自那年度起一直拨至该公司解散的年度止。1732年，该公司因多年对西印度黑奴贸易都是亏损，决定从此中止，而把已经由非洲海岸买得的黑奴转卖于美洲私人贸易者，把公司中的雇役，用以从事非洲内地的金沙、象牙、染料的贸易。但这范围缩小的贸易，其经营并不比先前范围广泛的贸易更为得手。公司的业务，依然日形衰退，无论就那一点说，都达到破产的状况。议会知无可挽救，下令把它解散。其堡垒及守戍，则责成现今在非洲贸易商人所组织的合组公司管理。在皇家非洲公司设立之前，先后组织进行非洲贸易的，已有三家股份公司，它们都没有成功。它们都持有特许状，该特许状虽未经议会确认，但在当时被认为确赋有专营特权。

在上次战争中，哈德逊湾公司受到不小的打击。可是在此以前，它却远较皇家非洲公司幸运。它的必要费用很少。它在各居留地及住所——该公司说得好听地称此为堡垒——所维持的人的总数，据说不过一百二十名。但人数虽少，在该公司货船未到以前，却足够把装满货船所必需的数量的毛皮及其他货物收积妥当。当地海口结冰期长，船舶很少能停泊七、八周以上；因此，预先积货，成为必要。哈德逊湾贸易不做到这层就无法经营，而私人冒险者想做到这层，非十数年莫办。所以，该公司资本虽据说不到十一万镑，然已足够使它把特许状所许可的那虽然广阔但却是贫乏的地带的全部或将近全部的贸易和剩余生产物，都垄断无余。私人贸易者从来没有企图到那种地方与公司竞争，所以，该公司在法律上，虽不一定拥有专营特权，而在实际上，却已享受了专营贸易的利益。加之，该公司所有的少额资本，据说，是由极少数股东集成。一个只有少数股东小额资本的股份公司，其性质实与私人合伙公司相近，从而在经营上，几乎能和合伙公司同样谨慎、同样注意。处在这样有利的地位，哈德逊湾公司在上次战争前贸易相当成功，是毫无足怪的。不过，该公司获得的利润，似乎没有达到多布斯所想象的那个程度。《商业上历史和年代的推断》著者安得生，是一个比多布斯远为率直而公平的作者，他研究多布斯关于该公司数年中输出输入的全部报告，并参酌该公司所冒的大危险和所付的大开支以后，认为该公司的利润，并不值得羡慕，或者说，并不大大超过普通的贸易利润，如果真有超过的话。他这样的论评，是很恰当的。

南海公司从没有维持什么堡垒或守戍，因而完全不须负担其他国外贸易公司所通常负担的一大费用，不过，该公司股本额过大，股东数极多，因之，在整个业务经营上，不免失之迂愚、疏忽和浪费。至于它招股计划的诡诈与无节制，那非现在讨论的主题，而且已为人所深悉，不说了。就它的商业计划说，与招股计划比较，也好不了许多。该公司首次经营的贸易，就是把黑奴输往西领西印度。它对于这项贸易（由尤特雷特条约所认可的所谓阿西思托约定的结果），取得了一种专营的特权。但是，特权虽然取得了，但这项贸易不见得会有多大的好处。在该公司以前，经营同一贸易、享有同一特权的葡萄牙及法国两公司，早已经倒闭了。该公司有鉴于此，要求并得到准许每年派遣一定吨数的船舶，直接与西领西印度通商，以为弥补。无奈该公司所派船舶，航行十次当中，只有一次（即1731年加洛林皇后号的航行）获了巨利，其余九次，几乎多少都有损失。该公司的代理店及代理人都把营业的不成功归罪于西班牙政府的强夺与压迫。但大部分，恐怕是由于代理店及代理人的浪费与掠夺吧。据说：他们中好几个在一年时间内，就发了大财。1734年，该公司以营业利润微薄为理由，请求英王许其变卖贸易权与船只，许其等价卖给西班牙国王。

1724年，该公司开始经营捕鲸业。对于这项业务，它没有独占权，不过，在它经营的期间，并无其他英国人搀入。该公司的船舶，曾航行格林兰八次。就中，仅有一次得利，其余均遭损失。在最后第八次航行终了时，即该公司拍卖其船只、积藏商品、渔具时，才发现这一部门包括资本及利息的全部损失达二十三万七千镑以上。

1722年，该公司请求议会，把全部贷与政府的三千三百八十万镑巨资，划分作两个相等的部分；一半即一千六百九十多万镑，作为政府的公债，与其他公债同，不得由董事用以偿付和弥补该公司商业经营上的债务或损失，其他一半，依旧作为贸易资本，得用以偿付和弥补债务或损失。它这种请愿，议会认为合理采纳了。1733年，该公司再向议会陈请，把贸易资本的四分之三作为公债，仅留其余四分之一充当营业失败的补偿资本。到这时为止，该公司所保有的公债及贸易资本两者，因政府几度的偿还，已各减少了二百万镑以上，因而，这所谓四分之一，就不过三百六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四镑八先令六便士了。1748年，该公司由于亚琛条约，放弃前此依阿西恩托约定从西班牙国王取得的一切权利，而换得相当等价。这一来，该公司与西领西印度之间的贸易，就告终结。它的残余贸易资本，全化为公债，于是该公司再也不是一个贸易公司了。

可是，我们应注意一件事：南海公司所期望能多多获利的唯一贸易，就是每年派遣船只到西领西印度进行的贸易。但当它经营这种贸易时，无论在国外市场，或在国内市场，都不是没有竞争者的。在卡塔赫纳，在贝洛港，在拉维拉克鲁斯，该公司碰着了西班牙商人的竞争，他们把该公司船舶装出的同种欧洲货物，由加的斯运往那些地方。在英国，该公司又碰着了英国商人的竞争，举凡该公司输入的西领西印度货物，他们也由加的斯输入。不错，西班牙及英国商人的货物，要付较重的税，但该公司人员的疏忽、浪费和贪污，恐怕是一种更高的重税吧。至于说，如果私人贸易者能够公开地、正当地和股份公司竞争，股份公司还能经营国外贸易得利，那就违反我们一切的经验了。

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0O年根据女王伊丽莎白的特许状设立。在它最初十二次的印度航行中，只有船舶是共有的，贸易资本还是各个人的，仿佛是以一种合组公司的形式在进行贸易。在1612年，各个人的资本才合并为共同资本。该公司持有专营特许状。这特许状虽未经议会确认，但当时被认为具有真正的专营特权，所以经营许多年，该公司从未受其他商人的侵扰。它的股本，每股为五十镑，总额仅七十四万四千镑。这个资本不很大，而公司的营业规模也不很大，不致惹起经营上怎样的疏忽、浪费或贪污。所以，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陷害，和其他的意外事变，使它蒙受了很大损失，但在许多年间，它的营业却很成功。不过，随着时日的推进，当一般人对于自由的原理渐有理解时，这由女王发给而未经议会确认的特许状，能否赋予专营特权日益成为疑问。对于这个问题，法院的决定并不一律，随政府权力的消长与各时代民意的变迁而时有变动。私人贸易者日益侵入公司特权范围。到查理二世晚年，在詹姆士二世整个统治时期和在威廉三世初年，该公司都是在困难中过日子。1698年，有人向议会建议，愿以年息八厘贷给政府二百万镑，其条件为购买公债者得设立一个有专营特权的新东印度公司；旧东印度公司亦向议会提出同一性质的建议，愿贷给政府七十万镑（约与该公司的资本额相等），年息四厘。当时王国的国家信用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即以年息四厘借入七十万镑，倒不如付八厘息借入二百万镑来得便利。新公债应墓者的建议被容纳了，结果，就出现了一个新东印度公司。不过，旧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权利，得继续至1701年。同时，该公司曾以它会计的名义，极巧妙地认买了新公司股本三十一万五千镑。给与认购二百万镑公债者以东印度贸易特权的议会法案，由于用辞的含混，关于应募者的资本应否合为共同资本一点，不很明白。于是，应募仅及七千二百镑的少数私人贸易者，坚持各别地自用自己资本、自担危险责任进行贸易的权利。至1701年止，旧东印度公司亦有使用其旧资本独立经营贸易的权利。并且，在这个时期前后，该公司和其他私人贸易者一样，也有使用其投入新公司的三十一万五千镑的资本单独经营贸易的权利。新旧二公司与私人贸易者间的竞争，以及两公司彼此间的竞争，据说几乎使它们全归毁灭。1730年，有人向议会提议，主张把印度贸易置于一个合组公司管辖之下，使其相当开放。这个建议，东印度公司极力反对；他们以非常激烈的辞句，陈述那时候上述竞争所演成的可悲结果。他们说，上述竞争，使印度土货价格，高到不值采购，而在英国市场，该货物价格，又因存货过多，跌到无利可获。可是，供给丰足，英国市场上印货会大跌特跌，使一般大众获得廉价购物的利益，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至于说求购者多，印度市上土货会大涨特涨，却不尽可信。由竞争促起的非常需求，在印度的贸易大洋中，不过涓涓一滴而已。况且，需求增加，起初或许会提高价格，但终必引起价格的跌落。因为购买的竞争，会奖励生产，会增大生产者间的竞争。各生产者为使自己的产品，能以比他人产品为低的价格出售，会实行在其他情况下连想也没去想的新的分工和新的技术改良。该公司诉说的悲惨结果，即消费的便宜和对生产的奖励，正是政治经济学所要促进的结果。但是，他们垂泣而诉说的竞争，毕竟没有继续好久。1702年，这两个公司通过三方协约（其中一方是女王）在某种程度上合并起来。17O8年，又依据议会法案，完全合为一体，而成为今日所谓东印度贸易商人联合公司。该法案又附一条款，规定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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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贸易者，得继续营业到1711年米迦勒节为止。同时授权该公司董事对这些独立私人贸易者发出通知，以三年为期，收买其七千二百镑的小资本，从而把该公司的全部资本变为共同资本。此外，该法案还规定：该公司的资本，由于对政府的新贷款得由二百万镑增加至三百万镑。1743年，该公司又贷与政府一百万镑，不过，这项借款非来自股东，而是由公司发行公司债得来，所以未增加股东得以要求分红的资本。但这一百万镑，对公司营业上的亏损和债务，与其他三百万镑同，也负担责任，所以，总算是增加了公司的贸易资本。自1708年，或者至少自1711年以来，该公司由于摆脱了一切竞争者，完全掌握英国在东印度的独占贸易。贸易经营很得手，股东逐年都由利润分有适度的红利。在1741年爆发的对法战争中，庞迪彻里地方的法国总督杜不勒，别具野心，以致东印度公司卷入战涡和印度土王的政争中。经过无数次显著的成功及无数次显著的失败后，该公司竟把那时它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马德拉斯丢掉了。嗣后，亚琛条约成立，马德拉斯复归于该公司。这时，该公司派在印度的人员，似充满了战斗及征服精神；后来，从未放弃这精神。在1755年爆发的法兰西战争中，英国的兵力，在欧洲迭获胜利。该公司的兵力，在印度亦交好运，捍御马德拉斯，占领庞迪彻里，收复加尔各答，并获得一个富裕而广大的领土的收入。这收入在当时，据说，每年有三百万镑以上。该公司安然享有这收入好几年。但1767年，政府以该公司占领的领土及其收入属于国王的权利而提出要求，公司于是同意此后每年偿付政府四十万镑，作为这权利的报酬。在这时以前，公司分派的红利，已逐渐由百分之六增至百分之十。就全资本三百二十万镑计算，红利已增加了十二万八千镑，换言之．每年红利额．已由十九万二千镑增加至三十二万镑。但这时候，公司又企图把红利进一步增至百分之十二点五。这如果实行，公司每年分派给股东的金额，就要等于每年提供政府的金额，即四十万镑。可是，当公司与政府所订协定就要实施的那两年中，议会相继制定的两法案不许红利再有增加。这些法案的目的，在使公司方面加速偿还其所负债务。该公司当时的债务，已达六、七百万镑了。1769年，公司与政府所订协约，议定延期五年，并约定在这五年中，公司得逐渐把红利增加至百分之十二点五，但一年之中至多只许增加百分之一。这样，红利增加到极限时，亦不过使公司每年付给股东及政府的金额，两者合计加多六十万八千镑。前面说过，公司最近占领地的总收入，每年计有三百余万镑。依1768年东印度贸易船克鲁登敦号提出的报告，除去军事维持费及其他费用，纯收入亦达二百零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镑。此外，公司方面据说还有其他收入，那收入一部分出自土地，而大部分则出自殖民地所设的海关，其总额亦不下四十三万九千镑。至于当时公司的营业利润，据公司董事长在下院的证言，每年至少有四十万镑；据公司会计的证言，每年至少有五十万镑；不论怎样，再少也会等于每年分给股东的最高红利额吧。有这么大的收入，公司应当有能力每年增付六十万八千镑，同时并提供一项减债基金，以备急速偿还债务。然至1773年，公司债务不但未见减少，却反形增大。未完的国赋达四十万镑；未缴的关税，欠英格兰银行的借款，由印度方面向其开出而经其卤莽地承兑的待付的汇票，这三者共达一百二十余万镑。这些债务所引起的困难，使公司不得已一下子减低股息至百分之六，此外更乞怜政府，请其第一，豁免年纳四十万镑的成约；第二，贷款一百四十万镑，以救立刻破产的危急。拓殖领地哪，增加岁入哪，该公司的财产是增大了，但财产愈大，对于公司人员，就似乎愈成为更大浪费的口实，并且愈好从中舞弊了。议会为要探知其真相，乃着手调查公司人员在印度的行动，以及公司在欧印两方面的一般业务状况。调查的结果，对公司管理机构的组织，国内也好，国外也好，都实行几种极关重要的变革。在印度方面，该公司的主要殖民地，如马德拉斯、孟买、加尔各答，以前相互独立，今则置于同一总督统治之下，辅佐总督的，有四名顾问组成的评议会。第一任总督及顾问，通由议会指派，常驻在加尔各答。加尔各答现成为英国在印度的最重要殖民地，与以前的马德拉斯同。加尔各答的裁判所，原为审理该市及其附近地方的商业上案件而设立，后因帝国版图扩大，其司法管辖权亦随之扩大。此次变革，缩小该裁判所的权限，使还其本来面目，而新设一最高法院代替它，由国王任命审判长一人及审判官三人组成。关于欧洲方面，以前股东出股五百镑，即该公司每股的原来价格，就有权在股东会投票。现在限定，必须出股一千镑，才有这资格。此外，凭这资格取得的投票权，如股票非由承继而由自己购买得来，以前只须在购买后六个月就能行使，现在这个期限已延长至一年。还有，以前公司的二十四名董事，每年改选一次，现在也改变了，每个董事四年改选一次，但在二十四名董事中，每年有六个旧董事出去，有六个新董事进来，出去的董事，不能再选为次年的新董事。有了这些改革，料想股东会及董事会应能较郑重地、稳健地执行任务，不再象从前那样疏忽随便。然而，无论怎样变革，要使他们这般人好好注意促进印度的繁荣，哪能做到呢。他们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印度的利益，简直漠不相关。在一切方面，他们不但不配统治一个大帝国，而且连参加这种统治也不配。有大财产的人，有时甚至小有产的人，往往只因为要取得股东大会的投票权，才购买一千镑的东印度公司股票。有了这投票权，纵不能自己参加印度的掠夺，也可参加印度掠夺者的任命。这任命权力，固然是操于董事会，但董事会本身，多少不免要受股东势力左右：股东不但选举董事，而且有时否决董事会关于派驻印度人员的任命。假若一个股东能享有这权力几年，因而可在公司方面安插若干故旧，那他慢说对股息不大注意，恐怕连对他投票权所根据的股份的价值也是满不在乎的，至于那投票权所给与他权力来参加统治的大帝国的繁荣，他哪里会放在心上呢。不论怎样的君王，按照事物的本性揣度起来，对于被统治者的幸福或悲惨，对于领土的改进或荒废，对于政府的荣誉或耻辱，总不会象这个商业公司的大部分股东这样漠不关心吧。议会依据调查结果，制定种种新规，但这些法规与其说减少了这漠不关心的程度，倒不如说增大了这漠不关心的程度。例如，下院决议案宣称：当公司把所欠政府债务一百四十万镑还清，所欠私人债务减至一百五十万镑时，到那时，也只有到那时，得对股本分派八厘股息；此外，该公司留在本国的收入及纯利，当分作四部分，就中三部分交入国库，充当国家用途，其余一部分，则留作偿还债务及供应公司不时急需的基金。但是，在全部纯收入和利润都归自己所有，得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时候，公司还是弊窦丛生，颟顸不治；今分去其四分之三的纯收入和利润，更把所保留的四分之一部分置于他人监督之下，须得他人许可方准动用，那要公司事务财政较前改进，怎能做到呢。

就公司方面说，分派八厘股息后，与其依下院决议案规定，把一切余剩部分，交给声气不相投的一群人手中，倒不如让公司的雇用人员和隶属人员随便滥用了，任意侵吞了，还比较痛快。此外，公司雇用人员和隶属人员可能在股东会里占那么大的势力，以致股东有时竟对贪污舞弊直接违犯自己权益的人，反加援手。就大部分股东说，他们有时甚且把拥护自己权益这件事，看得较轻，把拥护侵犯这权益的人的事体，看得较重。

因此，1773年的规定，不能澄清东印度公司统治的混乱局面。有一次，公司因一时措施得当，在加尔各答金库中，积存了三百多万镑。可是，尽管以后它的支配或掠夺范围，更加扩大，伸到印度好几个最富裕、最肥沃的地区，但它所获的一切，都是照旧滥费了，葬送了完事。到海德·阿利侵入，公司发觉完全没有准备，无法阻止与抵抗。由于这些混乱，今日（1784年）公司已陷于前此未有的困境。为救济当前破产危难，又迫而向政府恳求援助。关于改善该公司业务经营，议会中各党派提出种种计划。这些计划，似都同意一点，即该公司不配统治它所占有的领地。这实是一向就非常明了的事实。就连该公司自身，也认为无统治能力，因而想把领地让给政府。

在僻远而野蛮的国境里面拥有设置要塞和守备队的权利，必然与当地宣战摇和的权利分不开的。拥有前一权利的股份公司，曾不断行使后一权利，且常常要求把后一权利明白地给与它们。它们行使这种权利怎样不得当，怎样随便，怎样残酷，从最近的经验，我们知道得再清楚没有了。

一批商人自出费用，自冒危险，在野蛮异域树立新的贸易，政府许其组成股份公司，并于经营得手时，给以若干年的独占权利，那是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实在说，政府要报酬这种冒险费财而且异日会造福大众的尝试，也只有这是最容易、最自然的方法。象这样一种暂时的独占权利，和给与新机器发明者对这机器的专利权，给与新著述的著作者对该著述的出版权，可依同一原理加以辩护。不过，限定的时期既满，独占是应当取消的。如果堡戍仍有维持必要，自应移归政府，由政府偿以相当代价，而当地贸易，则让全国人民自由经营。设公司长久独占，其结果将无异于对全国其他人民加以不合理的负担。这负担有二种。第一，听人民自由贸易，有关货物的价格必廉，行使独占，这些货物的价格必贵。第二，对大多数人民可能是便于经营、利于经营的一种事业，现在人民弄得不能染指。他们受这负担，乃是为着最不足道的目的，即不过使某公司能维持其怠慢、浪费、乃至侵吞公款的雇员罢了。由于这些人员的胡为乱搞，公司分派的股息，很少超过其他自由事业的普通利润率，且往往落在这普通利润率以下很多。吾人就往事推断，股份公司如未取得独占权利，恐怕是无法长久经营任何国外贸易的。在一个地方购入货物，运往另一地方出售图利，而在这两地方都有许多竞争者，这样就不但需要时刻留心注意需求情况的偶然变动，而且需要时刻留心注意竞争情况或需求所从满足的供给情况的大得多、频繁得多的变动；运用巧妙的手腕和正确的判断力，使各色货物的数量，都能适应需求、供给和竞争各方面的变动情况，这是伊然从事一种不断变化着的战争，非不断注意着警惕着，就无胜利希望，然而股份公司的董事先生们，我们那能期望其有这种持久力呢。所以，东印度公司，当债款既已偿却，专营特权亦取消时，议会虽制定法案，许其仍以股份公司资格，在东印度与其他商人共同竞争，但在这种情形下，私人冒险者的警惕与注意，十之八九会不旋踵间就使公司卷于从事印度的贸易。

莫雷勒修道院院长为法国有名著作家，对经济学很有研究。他曾列举160O年以后，在欧洲各地设立的国外贸易股份公司，一共有五十五家；据他说这些公司都取得有专营特权，但都因管理失当，全归失败。他举出的这五十五家，就中有两三家不是股份公司，而且未遭失败，被他弄错了。可是还有几个失败了的股份公司，他没有列出。

一个股份公司没有取得专营特权而能经营成功的贸易，似乎只有这种性质的贸易，即所有营业活动，都可简化为常规，或者说，方法千篇一律，很少变化或毫无变化。这类事业，计有四种：第一，银行业；第二，水火兵灾保险业；第三，建修通航河道或运河；第四，贮引清水，以供城市。

银行业的原理，虽不免几分深奥，但其实际业务，却可一一定为成规，以资遵守。设贪图眼前厚利，大胆投机，置成规于不顾，总是极其危险，而且往往陷银行于无可挽救的境地。但是，以股份公司与私人合伙公司比较，前者实比后者更能遵守成规。因此，股份公司就似乎很适于银行的营业，无怪欧洲主要银行，都是股份公司的性质。在这些公司当中，有许多并未取得专营特权，而其经营却非常兴旺。英格兰银行，亦全无特权可言，有之，唯议会限定其他银行的组成，股东不得过六人以上。爱丁堡两银行全为股份公司，并无任何独占权利。

由火灾水灾乃至战祸发生的危险，其价值虽不能很正确地计算出来，但可大概地估计出来，使得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订出严密规则和一定方法。所以，没有特权的股份公司，有可能顺利地经营保险业；如伦敦保险公司，如皇家贸易保险公司，都是没有取得何等特权的。

通航河道或运河一度修造成功了，其管理即非常简单容易，可定出严密的规则与方法，甚至进行修造河道也是如此。修一里价多少，建一闸价多少，都可与承包人订立合同规定。他如修造那引导清水供给城市的运河、水槽或大水管，也可作如此说法。这些事业由股份公司出来经营，即使未取得特权，亦可大获其利，而实际也往往如此。

但是，设立股份公司，只因为这样能经营成功，或者说，让一群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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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享受其邻人享受不到的权利，只因为这样他们能够繁荣，那是绝对不合理的。要使股份公司设立完全合理化，必其事业的经营，可以定出严密规则及方法，同时还附有其他两个条件：第一，那种事业的效用，必显然比大部分的一般商业更大和更普及。第二，其所需资本，必大干私人合伙公司所能筹集的数额。凡以不很大资本即能举办的事业，纵使其效用特大，亦不能成为设立股份公司的充分理由。因为，在这场合，对于那种企业所产出的东西的需要，可很容易由私人企业者出来供给。就上述四种事业说，这两个条件都同时具备。

银行业管理妥当，其效用既大臣周，本书第二篇已详细说明了。但如果一家公共银行的设立，其目的在于维持国家信用，即当国家有特别急需时，对政府垫付某一税收全部，其数也许达数百万镑，而该税收又须一两年后才能收入，这种银行所需资本，当不是私人合伙公司所筹集得来的。

保险业能予个人财产以很大的保障。一种损失本来会使个人趋于没落的，但有了保险业，他这损失就可分配给许多人，叫全社会分担起来毫不费力。不过，保险业者要想与他人以保障，他自己就必须有很大的一宗资本。伦敦西保险股份公司设立以前，据说，检察长处有一名单，开列一百五十个私人保险业者的姓名，他们全都开业不到几年就失败了。

通航水道、运河以及供给城市自来水的各种必要工事，很明显的，不仅有很大、很普遍的效用，同时，其所需巨大费用，亦常非个人财力所及。

总之，股份公司的设立，必具上述三个条件，才可算为合理。具有这三个条件的事业，我除上述四者外，再也不能想出其他的来。就说伦敦的英国制铜公司、熔铅公司以及玻璃公司吧。言其效用，并不见得怎样大，怎样特别，言其费用，也并不是许多个人的财力难于举办。至于这些公司所经营的业务，是否能走出严密法则及方法，使其适于由股份公司管理，以及它们是否有它们自己所夸称的可获厚利的理由，那在我却不敢佯言知道。矿山企业公司早就破产了。爱丁堡英国麻布公司的股票，近来虽没有从前低落得那么厉害，但较其票面价格，却是相差太远。我们更说其他基于爱国心即为着促进国家某特殊制造业而设立的股份公司吧；这种公司往往因为经营失当，以致减少社会总资本，而在其他各点上，同样是利少害多。它们董事的意图即使非常正直，但他们对某些特定制造业的不可避免的偏爱（这些制造业的当事人蒙蔽他们、欺骗他们）必定会妨害其他制造业，必定会使在其他情况下必会存在的适当产业与利润间的自然比例，多少受到破坏，而这自然比例，乃是一国一般产业的最大而最有效的奖励。

第二项论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

由本身收入开支本身费用的事业，并不限于前述道路运河等等；对于青年教育的设施亦是如此。生徒付给教师的学金或谢礼，自然构成这一类的收入。

即使教师的报酬，不全取自这自然收入，那也不一定就要由社会的一般收入来开支；在许多国家，行政当局操这收入的征集和运用之权。就大部分欧洲说，普通学校及专门大学的基金，并不仰给社会一般收入，就是有的话，其数目亦极其有限。教育经费到处都是主要来自地方收入，来自某项地产的租金，或来自指定专作这项用途的专款的利息。这专款或由君主自己拨给，或由私人捐助，交由保管人管理。

这些捐赠财产，曾对教育设施的促进有所贡献么？曾激励教师的勤勉，增进教师的能力么？曾改变教育的自然过程，使其转向对个人对社会双方都较有用的目标么？对于这种种问题，只作大概的答复，我想是不会怎样困难的。

不论在哪种职业，操这职业的大部分人所作努力的大小，总是与他们不得不作这努力的必要性的大小相称。这种必要性，因人的境况而不同。一个人的职业报酬，如果是他所期望的财产或甚至是他的普通收入及生活资料的唯一源泉，那这必要性对他就最大。他为取得这财产或甚至为糊口，一年中必须作一定量有一定价值的工作。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的竞争，便会迫使每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弄得相当正确。当然罗，在某些职业，只有成功才可获得伟大目标，这个情况，有时会诱使一些意志坚强雄心远大的人去作努力。但是，最大的努力，却明明用不着大目标来敦促。那怕是卑不足道的职业吧，竞争和比赛，亦可使胜过他人成为野心的目标。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单有大目的而没有促其实现的必要，很少足够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在英国，精通法律，能使人到达许多极大野心的目标，但生长于富贵家庭的人，在这种职业上露其头角的，究竟有几个呢？

一个普通学校或专门学校如果有了一宗捐助的基金，教师勉励的必要，就必然要减少若干。教师的生计，要是按月由一定的薪俸维持，那就明明仰给于与其教学戍绩和名望毫不相关的基金。

有些大学，教师的薪俸，仅占其报酬的一部分，往往为极小的一部分，其余大部分，则出自学生的谢礼或学费。在这场合，教师孜孜教诲的必要，虽不免减少一些，但却不会完全消失。教学的名望还是重要的。此外，他还得关心学生对于他的敬爱、感谢及好评，而博得这种种好感，除了做得配受这些好感而无愧外，别无其他方法，就是说，除了尽自己的能力和勤勉履行各项任务外，再也没有其他方法。

在其他大学，教师被禁止领受学生的谢礼或学费，而他的薪俸，就是他由这种职务取得的全部收入。在这场合，教师的义务与利益，立于尽可能对立的地位了。每一个人的利益，在于能过着尽可能做到的安逸生活。如果对于某种非常吃力的义务，无论他履行与否，其报酬完全一样，那他的利益至少是通俗意义上的利益，就是全然不去履行义务。设或这时有某种权力，不许他放弃职务，那他就会在那种权力容许的范围内，尽量敷衍了事。如果他生性活泼，喜欢劳动，那他与其把活动力使用在无利可图的职务上，不如找点有利可图的事做。

教师应当服从的权力，如掌握在法人团体即专门学校或大学的手，而他自己又为这学校或法人团体中的一员，其他成员大部分亦同为教师或可为教师者，那末这些教师们，彼此间就会宽大为怀；各个人以容许自己疏忽义务为条件，而宽宥同辈疏忽其义务。他们会把这样做看作共同的利益。最近许多年来，牛津大学一大部分教授，简直连表面上装作教师，也不装了。

如果教师们服从的权力，不掌握在他们自己所属的法人团体之手，而掌握在外部的人物如主教、州长或阁员之手，那末，他们想全然忽略其义务，就不大做得通。不过，这些大人先生能够强制教师尽其义务的，也只是使他们上一定时间的课，或者在一周或一年内，作一定次数的演讲。至于演讲的内容如何，那依然要看教师的勤勉，而教师的勤勉，又视其所以要努力的动机的强弱为转移。况且，这种外部来的监督，动辄流于无知和反复无常，其性质往往是任意的、专断的。行使监督的人，既未亲自登堂听讲，又不一定理解教师所教的学科，求其能精明地行使这监督，那是很难得的。加之，这种职务所产生的傲慢，往往使他们不留意怎样行使其职权，使他们没有正当理由地、任性地谴责教师，或开除教师。这一来，必然要减低教师的品格，教师原来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却成为最卑贱、最可轻侮的人了。为要避免这随时可以发作的不好待遇，他就非仰仗有力的保护不为功，而获得这保护的最妥方法，并不是执行职务能力或勤勉，而是曲承监督者意志的阿谀，不论何时，准备为这种意志而牺牲他所在团体的权利、利益及名誉。谁要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注意法国大学的管理，定可看到，象这种专横的外加的监督，自然会生出什么结果。

如果有什么事情，要一定人数的学生进入某专门学校或大学，而不论教师的学问如何、名望如何，那末，教师学问好名望高的必要，就不免因此而减少一些。

艺术、法律、医学、神学各科毕业生的特权，如果只要在某些大学住满一定年限就能获得，那必然要使一定数量学生，去住这些大学，不管教师学问如何、名望如何。毕业生的特权，也算是一种徒弟制度。正如其他徒弟制度有助于技术上及制造上的改良，这种徒弟制度，同样有助于教育上的改良。

研究费、奖学金、贫学津贴那一类的慈善基金，必然会使一定数量学生，贸然到某些大学学习，而不问其名誉如何。仰赖这慈善基金的学生，如能自由选择其最喜欢的大学，这种自由，说不定会惹起各大学间一定程度的竞争。反之，如果规定连各大学自费生，不得本学校许可，也禁止转入他校，那么，各学校间的竞争，就十之八九要消灭了。

如果各学院以科学艺术传授学生的导师或教师，不由学生自由选择，而由校长指派；如果教师怠慢、无能或无行，学生未经申请许可，不得由甲教师改换乙教师，这种规定，不但会使同一学校内各导师各教师间的竞争，大大减少，而且会使他们全体勤勉任教以及注意各自学生学习情况的必要性，也大大减少。象这类的教师，纵使领受了学生非常优厚的报酬，也会象那些全未受学生报酬或除薪俸以外毫无其他报酬的教师那样，怠于职守，荒误学生。

如果教师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当他自己意识到，他向学生讲的，都是一些无意义或近似无意义的话，他一定会感到不快。此外，当他看到学生大部分对于他的授课，不来听讲，或来听讲而明显地表示轻蔑、嘲弄态度，他也一定会感到不快。因此，如果他必须作一定次数的演讲，纵无其他利益，他亦必为了这些心理，而苦苦耐耐地求其相当完善。不过，他可能采用几种取巧的办法，这些办法会有力地削弱这一切激励勤勉的动机。他有时可对所教的学科，不自加说明，而把关于那种学科的书籍拿来讲读；如果那种书籍是用死的外国语写成的，他就用本国语向学生译述；而更不费力的方法，就是叫学生解释，自己听着，间或加插几句话进去，这样，便可自吹地说他是在讲授了。这种轻而易举的事，只要极有限的知识和勤勉就够了，既不致当面遭到轻蔑或嘲弄，也可避免讲出真正迂愚、无意义乃至可笑的话。同时，还有学校的规则，可使教师强制学生全部规规矩矩地经常到党，并在他讲授的全部时间中，维持一种最有礼貌的、最虔敬的态度。

专门学校及大学的校规，大体上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教师的利益，更恰当地说是为教师的安逸而设计出来的。在一切场合，校规的目的，总在维持教师的权威。不论教师是疏忽其职务，或是履行其职务，学生总得对教师保持虔敬的态度，好家教师在履行职务上已尽了最大的勤勉和能力那样。这似乎是根据这一前提，即教师有完全的智慧和德行，而学生则是大愚，而且有最大的弱点。但教师果真履行了他们的职务，大多数学生是决不会疏忽他们自己的义务的，我相信从来没发生过和这相反的事例。讲授果真值得学生到堂倾听，无论何时举行，学生自会上堂，用不着校规强制。对于小儿，对于极年轻的孩童，为要使他们获得这幼年时代必须取得的教育，在某种程度确有强制干涉之必要。但学生一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只要教师履行其职务，无论那一部分的教育，都不必要加以强制干涉。大多数青年人都是非常宽大的。只要教师表示自己要竭力使他们得点益处，那就慢说疏忽轻蔑教师的教导，就连教师在履行职务上有很多的过误，他们也会原谅的。有时，他们甚至会当着大众隐蔽教师很多的怠慢。

未有公立机构的那一部分教育，大抵教得最好，这是值得注意的。青年进击剑学校或舞蹈学校，固然未必都学得很精，但没有不学会如何舞剑、如何跳舞。马术学校的好结果，通常没有如此显著，这就因为马术学校费用浩繁，在大多数地方都是由公家办理的。文科教育中最重要的有三部分，即诵读、书写和算术。迄今学习这三者，进私立学校的还比进公立学校的普遍。但学习者却都能够学得所必要学得的程度，学习失败了的，几乎没有一个。

就英国说，公共学校固不免腐败，但和大学相比，却要好多了。在公共学校，青年学到或至少可能学到希腊语和拉丁语。即是说，教师所声明要教的功课或教师应该教的功课，实际都会教给青年。但在大学，青年既没学到这些法人团体所应该教给他们的科学，亦找不到学习这些科学的适当手段。公共学校教师的报酬，在许多场合，有一大部分，而在某种特殊场合，几乎全部都是出自学生的谢礼或学费。这种学校是没有何等排他特权的。一个人要取得毕业学位，并无须缴纳在公共学校学过一定年限的证书。如果在考试时候，他显出已经了解公共学校所教的东西，那就不问他是在什么学校学这东西。

我们可以说，普通归大学教授的那部分功课，都没有教得很好。但是没有这些大学，这部分的功课恐怕就完全教不成，而就个人说，就社会说，又不免要痛感到教育上缺乏了这个重要的部分。

现在欧洲各大学，一大部分原是为教育僧侣而设立的宗教区体，创办者为罗马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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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建之初，学校中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完全置于教皇直接保护之下，而拥有当时所谓僧侣特权。有了这特权，他们就只服从宗教法庭，而不受大学所在国民事法庭的约束。在这种学校里面所教的，当然要适合于其设立的目的，所以一大部分课程，如不是神学，就是单为学习神学而预备的学问。

当基督教初由法律认为国教时，转讹的拉丁语，简直成了西欧全部的普通语。因此，教堂中举行礼拜，教堂中诵读的圣经译文，全用这转讹的拉丁语，也就是说，用教堂所在国的普通语。自颠覆罗马帝国的野蛮民族侵入后，拉丁语逐渐在欧洲各地不大通行了。但是，最初导人宗教形式和仪节并使其合理化的环境，虽早经改变，而人民的虔敬，却自然把这些既定的宗教形式和仅节保存下来。因此，拉丁语虽然在各地没有多少人了解，教会举行礼拜，却依旧使用这种语言。于是，有如在古代埃及一样，在欧洲，行使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即僧侣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神圣者的语言和凡俗人的语言，有学问者的语言和无学问者的语言。僧侣在执行祭务当中，既必须知道几分这神圣的、有学问的语言，所以拉丁语自始就成了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至干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所谓绝无错误的教会布告，曾宣称以拉丁语译成的圣经，即普通称为拉丁语圣经，与希腊语及希伯来语的原书，同为神的灵感所口授，因而，有同等的权威。这一来，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知识，对于僧侣就非必不可少的了。于是，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很久未成为大学普通课程的必要部分。我敢断定：西班牙的若干大学，从未把研究希腊语，作为普通课程。最初的宗教改革者们，发现新约全书的希腊语原书，甚至旧约全书的希伯来语原书，比拉丁语圣经对他们的主张更有利。不难设想，拉丁语的圣经译文，已逐渐形成了适合于支持天主教教会的东西。于是，他们开始暴露拉丁译文的许多谬误，而罗马天主教的僧侣们，则迫而出来辩护或说明。但是，辩护也好，说明也好，对干希腊和希伯来语没有若干知识，一定行不通，所以关于这两者的研究，逐渐被拥护宗教改革教理和反对宗教改革教理的多数大学列入学校课程中了。希腊语的研究，与各种古典的研究是有密切关系的。搞古典研究的，虽然最初主要只是天主教教徒及意大利人，但到宗教着手改革教理的那个时候，这就成为时尚了。因此，在多数大学中，在修哲学前，要先修希腊语，学生学习了若干拉丁语后就读希腊语。至于希伯来语，则因与古典研究无何等关系，除圣经外，再也没有一部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有价值的书籍。所以，这种文字的研究，总是在哲学研究了之后，当学生进行研究神学时才开始教授。

最初，各大学的课程中，只要求有希腊语拉丁语初步知识。直到现在，有的大学还是如此。另外一些大学则认为，学生对这两种语言，至少两者之一，该有初步知识，所期在于继续研究。关于这进一步的研究，目下已成了各地大学教育中极重要的一部分。

古代希腊哲学，分有三个部门，即物理学或自然哲学、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及伦理学。这样的区分，似乎完全合理。

自然的伟大现象，天体的运行，日蚀月蚀，彗星，雷电及其他异常的天文现象；植物动物的发生、生活、成长及死灭等等，必然会刺激人类的惊异心，所以自然会唤起人类的好奇心，促使他们探究其原因。最初，迷信企图把这一切惊异的现象，归因于神的直接动作，借以满足这种好奇心。往后，哲学努力根据比神的动作更为习见、更为人类所易知的原因去说明它们。这些伟大现象，因为它是人类好奇心的最初对象，所以说明此伟大现象的科学，自然在哲学中成为最初开拓的部门。历史上留有若干记录的最早哲学家，似乎就是一些自然哲学家。

不论在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家，人们总会相互注意性格、意向及行动，总会共同同意，规定并确认关于人们生活行动的许多高尚规则及准则。到了写作流行，许多聪明人或自作聪明的人，就自然要努力来增加这些既经确立和受人敬重的准则并表示他们自己对于某种行为为正当、某种行为为不正当的意见。他们的做法，有时是采用比较虚假的寓言形式，如所谓《伊索寓言》；有时又采用比较单纯的箴言形式，如《所罗门金言》，提西奥尼斯及弗西里迪斯的诗，以及希西奥德某一部分作品等。他们在一个长期内，一味是这样增加智慧及道德的准则，而从未企图接一种极明确、很有组织的次序，把它们整理起来。至于使用一个或几个可从而推断它们的原则，有如从自然的原因推断其结果那样，把它们联结综合起来，那就更谈不到。把各种不同的观察，用若干普通原则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有系统的整列，这种优异的做法，最初出现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若干古代简浅论文中。往后，与此相类似的事情，亦渐在道德方面出现。日常生活的各准则，象在自然现象的研究一样，也按某种有组织的次序整理起来了，并且也用少数共同原理联结综合起来了。研究并说明这些起联结作用的原则的科学，称为道德哲学。

各不同作家，给予自然哲学及道德哲学以各种不同的体系。但是支持他们那些体系的议论，往往全无根据，至多不过是极其无力的盖然论罢了。有时，他们的议论，不过是诡辩，除不正确的、暧昧的日常说法外，没有其他根据。不论在何时代，思辨体系的采用，都只是关干琐细得不能对有常识的人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的推论，也就是关于没有什么金钱上利害的事情。诡辩对于人类意见，除关于哲学及思辨方面的事件外，几乎没有何等影响，可是对哲学及思辨方面的意见，它的影响往往最大。各自然哲学体系及道德哲学体系的拥护者，自然要努力暴露异己者议论上的弱点。在他们相互讨论异己者的议论当中，必然会想到盖然的议论和论证的议论的差异，似是而非的议论和决定性的议论的差异；由这精审严核引起的种种观察，必然会产生一种科学，讨论正确的和错误的推论的一般原理，这科学就是论理学。就其起源说，论理学是较迟于物理学及伦理学的，但在古代大部分——虽非全部——哲学学校中，伦理学通常总是先于其他二者的教授。那时候似有这种想法，要使学生在物理伦理这种非常重要的主题上从事推论，当然不能不预先教他们如何理解正确推论和谬误推论的差异。

古代哲学分作三部分，而在欧洲大部分大学中则改变过来，分作五部分。

在古代哲学中，几关于人类精神或神的性质的教示，通通是物理学体系的一部分。至干这精神或神的本质，不论由什么构成，都是属于宇宙大体系的部分，也就是能产生许多最重要的结果的部分。人类理智关干这两部分所能论断、所能推测出来的一切，似乎成为说明宇宙大体系如何起源、如何运行的科学的两章——无疑是极关重要的两章。但在欧洲各大学中，哲学只作为神学的附属部分教授，所以对于这两章，自然要比哲学的其他部分教得详细些。这两章逐渐地大大扩充起来，更细分为许多的章节，结果，在哲学体系中，为我们得知极少的精神学说，就与我们得知极多的物体学说占有同样长的篇幅。于是，这两个学说，被视为判然各别的两种科学。所谓形而上学或精神学，因此被放在与物理学相对立的地位，它在这两种科学之中，不但被看作比较崇高的科学，而且就某一特定职业说，被看作比较有用的科学。在这种情况下，恰合于实验及观察的主题，也就是在那上面小心注意便可引出极多有用的发现的主题，几乎全没有人留意了。反之，与这正相对立的主题，即除少许极其简单及几乎是一见就明白的真理外，任凭怎么注意也只能发现暧昧的、不确定的东西，而因此只能产出狡智和诡辩的那种主题，却大被人研究着。

当上述两种科学这样被放在相对立的地位时，两者间的比较和对照，自然会生出第三种科学，即所谓本体学，或讨论其他二种科学的主题的共同特质及属性的科学。但是，假若各学派的形而上学或精神学，有大部分是狡智与诡辩，那本体学这种无聊的科学——有时亦称为形而上学——就全部是狡智与诡辩。

不仅被视为个人，而且视为一个家族、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员的人，其幸福与至善何在？古代道德哲学的目的，就是企图研究这个。在古代道德哲学，人生的各种义务，都被视为是为了人生的幸福与至善。但是，当教授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单是为了神学的时候、人生的各义务，却被视为主要是为了来生的幸福。在古代哲学，德行的尽善尽美，被认为必然会使有这德行的人今生享到最完全的幸福。而近代哲学的观点，却认为尽善尽美的德行，往往或几乎总是与今生幸福有矛盾。天国只有由忏悔、禁欲或者修道惜的苦行和自卑才可跨进；一个人单凭慷慨、宽大、活泼的行动，是不能进入天国的。良心学及禁欲道德，简直占了各学校道德哲学的大部分，而哲学一切部门中最重要的部分，就这样成了其中最被曲解的部分了。

因此，欧洲有一大部分大学的哲学教育，就是依着以下程序：第一，教论理学；第二，教本体学；第三，教那讨论人类灵魂和神的性质的精神学，第四，教一种变质的道德哲学，即被认为与精神学说、人类灵魂不灭学说以及由神的裁判而在来生予以赏罚的学说直接发生关联的学问；最后，通常教以简单粗浅的物理学，以结束全部课程。

欧洲各大学对古代哲学课程内容所作的修改，通通是以僧侣教育为目的，使哲学成为神学研究的比较适当的入门。但其所增添的狡智与诡辩，以及由这修改而导入的良心学与禁欲道德，无疑没使哲学更适宜于绅土或一般世人的教育，或者说，对于他们悟性的发达或感情的改善，并不见得更有作用。

在今日欧洲一大部分大学中，这种哲学课程，依然由教师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教授着，看各大学的组织使教师在这方面勤勉的必要性的大小以为定。在那些最富裕、有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导师们往往以教授这变质的课程的零篇断片为满足，而且，即对这零篇断片，一般还是教得非常马虎肤浅。

近代关于哲学若干部门的改善，虽无疑有若干部分已在大学中实行，但还有一大部分未在大学中实行。大多数大学虽然作了这些改善，然不肯赶快地加以采用。那些被推翻的体系和陈腐的偏见，虽然已经为世界各地所不容，而若干这些学术团体，仍在一段很长时间中，愿意充当它们的避难所；它们隐藏在那里，并得到保护。大概最富裕、有最多捐赠基金的大学，采用这些改善最迟，也最不愿意对行之已久的教育计划，作任何显著的变动。比较贫困的大学，教师们衣食的大部分都依存于自己的名声，他们不得不更加注意世界时代的思潮，因此，在这些大学中，改善的采行，显得比较容易。

但是，欧洲公共学校及大学，虽然其设立原是仅为某种特定职业而实施的教育，即僧侣职业的教育，虽然它们对于这种职业认为必要的科学，也并没有十分用心地教授学生；但它们却逐渐把几乎一切人民的教育，特别是纳土及有钱人家子女的教育，吸引到它们这边来。在人的幼年时期及认真地着手事务，即在其余生中经营事务那个时期之间，介有一个很长期间。这期间的有利的消费，在当时似乎没有比进大学还好的方法。然而各公共学校各大学所教授的大部分东西，对于学生后来经营的事务，却并不是最适当的准备。

在英国，青年人刚在学校车业，不把他送入大学，却把他送往外国游学，这件事已经一天一天成了流行的风尚。据说，青年人游学归来，其智能都有很大的增进。一个由十七、八岁出国至二十一岁归来的青年人，归国时比出国时大三、四岁，在这年龄，在三、四年之中，智能要是没有很大的发展，那才是怪事。他在游学中，一般获得一两种外国语知识。不过这种知识，很少足够使他说得流利，写得通顺。另一方面，他回国之后，一般变骄傲了，更随便，更放荡，更不能专心用功、勤奋作事。如果他不到外国，留在家中，在这短期之中，绝不会变得如此。这样年青时的漫游，远离两亲及亲戚的督责、管理和控制，而把一生最宝贵的韶光消磨于极放荡无聊的生活，以前的教育在他内心形成的一切有用习惯，必然不但不能坚固确立，却反减弱了，或全行消失了。象这样全无意义的早期漫游的习尚，所以流行，不外乎社会对于各大学的不信任，而无其他原因。为人父亲者，不忍见到他的儿子在自己面前，无所事事地、漫不经意地堕落下去，所以不得已，暂时把他们送往外国。

近代教育上若干设施的结果，就正是这样。

在其他时代及国家间，似乎实行有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设施。

就古代希腊各共和国说吧，当时各自由市民，通在国家官吏指导之下，学习体操及音乐。体操的用意，在于强健肉体，尖锐勇气，并养成堪耐战时疲劳和危险的能力。据一切记录，希腊的民兵，是世界过去最良民兵之一；所以，这一部分公家教育，无疑完全达到了它要企图达到的目的。至于其他一部分教育，即音乐教育，其用意是什么，至少据那些对这种设施留有记述给我们的哲学家及历史学家的意见，乃在于使人通人情，使人的性情柔和，并使人有履行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上一切社会义务、道德义务的倾向。

古代罗马有称为演武场的体操教练，那与希腊称为体育馆的体操教练，具有同一目的，并且也似同样收到了好的效果。但在罗马人间，没有与希腊的音乐教育相类似的东西，可是，罗马人的道德，无论在个人生活上，或在社会生活上，都不比希腊人差，而就整个说，且远较希腊人为优。罗马人在个人生活上优于希腊人的地方，曾由最通晓两国国情的著者坡里比阿及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两人予以证明。至于罗马人社会道德的优越，则可由希腊及罗马全史内容得到实证。党派间的争执，不发脾气，不走极端，这是自由民族社会道德上最关重要的事情。希腊人各党派，动不动就流为横暴，表演流血惨剧。反之，在罗马人，他们至格拉奇时代为止，却从未因党争而掀起流血事故。格拉奇时代以后，则罗马共和国实际上已算解体了。这样，不论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及坡里比阿具有怎样值得尊重的权威，也不论孟德斯鸠支持此权威有怎样聪明的理由，似乎希腊人的音乐教育，对改善道德并未著成效。罗马人没有音乐教育，其道德总的来说且比希腊人为优。往时这些哲人对于其祖先所定制度的尊敬，说不定曾导使他们只从古代习俗中寻找政治的智慧，这习俗是由他们的太古社会一直继续流传下来，未曾中断地传到社会有显著文化的时期。音乐及舞蹈二者，是几乎一切野蛮民族的大娱乐，同时也是使他们各人适于款待友伴的大艺能。在今日非洲海岸的黑人间是如此，在古代居尔特人及斯堪的纳维亚人间是如此，而据荷马所说，在特洛伊战争以前的古代希腊人间亦是如此。当希腊各民族组织各小共和国的时候，此等艺能的研究，在一个长时期成为当时人民公共教育、普通教育之一部分，那是很自然的。

以音乐体操教授学生的教师们，在罗马，甚至在那法律、习俗为我们熟知的希腊共和国的雅典，似乎都不是由国家供给薪俸，不是由国家任命。为战时捍卫国家计，国家要求各自由市民受军事训练。但进行军训的教师，则让市民自己去寻求，国家除了备置一公共广场，作为市民教练操演的运动场所外，再也没有为此目的做一点什么。

在希腊罗马各共和国初期，除上述种种科目外，教育上其他科目，就是读、写及当时的算术。对于这些技能，富人往往在家庭内请家庭教师教授。而贫穷市民，一般到以教读为职业的教师所设的学校去学习，这些人大抵为奴隶，或由奴隶解放了的自由人。但是，不论在家庭学习，或往学校学习，教育的这一部分，都是由各个人的父母或保护者处置，国家不曾加以何等监督或指导。据索伦所制定的法律，为亲者如忽视其义务，不使子女习得有用的职业，则子女亦得免除其为亲养老的义务。

当文化进步，哲学修辞学成为流行科学的时候，社会上比较上流的人物，常为了学习这流行学术，而把子弟送往哲学家及修辞学家所设的学校。可是，对于这等学校，国家没给予支持，在一个长期内，国家只予以默认而已。很久很久，哲学及修辞学的需要是这么小，最初以此两者之一为专业的教师们，竟不能在任何一都市，找到恒久的工作，而不得不由一个地方跑到另一地方。埃利亚的曾诺、普罗塔哥拉斯、戈吉阿斯、希皮阿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都过着这种生活。后来需要增加，教授哲学及修辞学的学校，就由流动的变为固定的。雅典首开其端，接着其他若干城市，亦有同类学校的设立。可是，国家对于这种学校，除了有的拨给一特定场所作为校址外，再也不作进一步的奖励。这些学校的校址，有时也有是私人捐赠的。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土多德的讲学地，斯多噶学派创建者基齐昂的芝诺的学府，似乎都是国家所赐与。但伊壁鸠鲁的学校，则由他自己的花园改作。至马卡斯·安托尼阿斯时代为止，无论何等教师，都不曾从国家领得薪傣，或者说，教师除由学生奉送的谢礼或酬金以外，再无其他任何报酬。鲁西安告诉我们：这个嗜好哲学的皇帝，曾以奖励金给与一位哲学讲师，但这种奖励金似乎在他死后就停发了。毕业于这等学校，并没有什么特权；想从事某项特定职业或事业，亦没有在这些学校修学的必要。对于这些学校效用的舆论，如不能吸引学生前来，那学生就不会来了，因为法律既不强制任何人进这等学校，也不给进了这等学校的人什么好处。学校的教师对于学生是没有管辖权的。教师除了凭其优越德行、优越才能所能博得对学生的自然权威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权威可言。

在罗马，关于民法的研究，没成为大部分市民的教育的一部分，而只为少数特定家族的教育的一部分。想求得法律知识的青年，并无一个可入的公家学校；他们除了时常与了解法律的亲戚故旧过从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研究手段。值得指出，十二铜表的法律，有许多虽然是由古代某希腊共和国的法律抄来的，但法律并不曾在希腊的任何一个共和国发展成为一种科学。在罗马，法律老早就成为一种科学了。凡具有通晓法律名声的市民，都会博得显著的荣誉。在古代希腊各共和国，特别在雅典，普通的法院都是由许多的无秩序的人民团体组成的。他们所作的判决，几乎常是胡乱的，常是决定于一时的宗派意见或党派精神的。可是，他们不正当裁判的坏名誉，既由五百人、一千人或一千五百人（希腊有的法院，包括有这么多的人数）分担，落到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就不见得怎么厉害。反之，罗马就不是如此。罗马的主要法院，例由一个裁判官或少数裁判官构戍，判决要是草率或不公，裁判官的人格，特别是在公审的场合，就要大受损害。所以，遇到有疑问的案件，这些法院因渴望避免世人的非难，自然常常力图以本法院或其他法院各前任裁判官所留的先例或判例作护符。罗马法就因为这样对于惯例或判例的留意，而成为这样有规则、有组织的体系流传至今日。其实，任何他国的法律，凡法院作了同样的留意，都产生了同样的结果。就性格说，罗马人是比希腊人优越的，坡里比阿及哈里卡纳萨的狄奥尼西阿斯，曾极力主张此说。但是罗马人所以有这优越，与其说是由于这两位著者提出的种种情况，倒不如说是由于这较好的法院制度。据说，罗马人特别著名的，是他们对于誓约的尊重；当然哪，惯在办事勤奋、消息灵通的法院前发誓的人，比那惯在无纪律的无秩序的集会前发誓的人，定会更尊重自己的誓言。

与现代任何国民比较，希腊人罗马人关于行政上及军事上的能力，至少，总该可以说是不相上下的。我们的偏见，也许把他们那种能力估价过高。但是，除了关于军事的训练，国家对于这能力的形成，似乎不会尽什么力量，因为我怎么也不相信希腊音乐教育，对于这才能的形成有什么重大的影响。不过，它们比较上流的人民，如要学习当时社会情况视为必要或有益的一切技术及科学，并不难找到教师。对于这种教育的需要，促成了它总必促成的东西的产生，就是说，促成了满足此需要的才能的产生。此外，无拘束的竞争所激起的竞争心，更使此才能达到极高的完善程度。古代哲学家似乎比近代的教师更能够诱发听讲者的注意，控制听讲者的意见和心机，并对听讲者的行动、言论，予以一定的格调和风格。近代公家教师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多少不必关心自己在特定业务上是否有名望，是否已成功。他们的勤勉，便不免多少因此受到阻害。加之，他们所得的薪俸，把那些想与他们竞争的私人教师，放在如下所说的那种境地，即好比一个未得到任何奖励金的商人，想与那得到了很多奖励金的商人竞争。假使前者以将近同一价格出卖其货物，他就不能得到同一的利润，纵不破产没落，至少，贫穷乞丐的命运是避免不了的。假使他把货物过于高价出售，顾客就必极其有限，因而，他的境遇也不会改善好多。况且，在许多国家中毕业的特权，对于多数从事有学问的职业的人，对于大多数需要这种学问的教育的人非要不可，至少有了这特权，就非常便利。但是，这特权的获得，又只有去听公家教师的讲授。私人教师虽最有教授能力，学生虽然最小心地听他们的讲授，但不能由此取得可凭以要求这特权的资格。由于这种种原因，讲授大学普通课程的私人教师，在近代一般人看来，是学者中最卑不足道的。具有本领的人要找职业，这要算最可鄙最无利益的职业了。这样，普通学校及专门大学的捐赠基金，不但使公家教师的勤勉精神堕落了，并且使优良的私人教师也不容易找到。

假使公家的教育机构全然没有，那末，没有相当需要的体系或科学，或者说，按当时情形为非必要的、非有用的或非流行的体系或科学，便全然不会有人教授。一种以前认为有用但已经被推翻或流为陈腐的科学体系，或一种大家都信其为无用，为买弄学问，为胡说的科学，私人教师一定不会从教授它得到好处。象这种体系，这种科学，只能存续于教育机构这种法人团体。在那里，教师的繁荣与收入，大部分与其名声无关，且全然与其勤勉无关。如果全然没有公家教育机构，一个绅士奋其勤勉能力，受了当时所提供的最完全的教育之后，那他与世人谈论普通问题，我敢断言决不会一无所知的。

对于女子教育的公家机构，是全然没有的，因此，女子教育的普通课程中，便全没有无用的、不合理的或者幻想的东西。女子所学的，都是她的双亲或保护者判定她必需学习，或者学了对她有用的课程，而别无其他东西。她所学的一切，无不明显地具有一定的有用目的：增进她肉体上自然的丰姿，形成她内心的谨慎、谦逊、贞洁及节俭等美德；教以妇道，使她将来不愧为家庭主妇等等。女子在她的整个生涯中，会感到她所受教育的各部分，差不多没有一个不对她有某种方便或利益。若在男子则不然，他们所受的尽管是极辛苦极麻烦的教育，可是一生由这种教育得到了何等方便或利益的人却不多见。

因此，我们可以反问：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不应加以注意么？如果有注意的必要，那末，对各等级人民，国家所应注意的，是教育的哪些部分呢？而且，它应该怎样注意呢？

在某种场合，政府尽管不注意，社会的状态，必然会把大多数人安排于一种境地，使他们自然养成那为当时环境所需要、所容许的几乎一切的能力和德行。在其他场合，因为社会状态，不能把大多数人安排在那种境地，所以为防止这些人民几乎完全堕落或退化起见，政府就有加以若干注意的必要。

分工进步，依劳动为生者的大部分的职业，也就是大多数人民的职业，就局限干少数极单纯的操作，往往单纯到只有一两种操作。可是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养成，必由于其日常职业。一个人如把他一生全消磨于少数单纯的操作，而且这些操作所产生的影响，又是相同的或极其相同的，那未，他就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寻找解除困难的方法，因为他永远不会碰到困难。这一来，他自然要失掉努力的习惯，而变成最愚钝最无知的人。他精神上这种无感觉的状态，不但使他不能领会或参加一切合理的谈话，而且使他不能怀抱一切宽宏的、高尚的、温顺的情感。其结果，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除非费一番非常大的力量，教他在战时如何捍卫国家，否则无法做到。他的无变化生活的单调性质，自然把他精神上的勇气消毁了，使他看不惯兵士们的不规则、不确定和冒险的生活。就是他肉体上的活动力，也因这种单调生活毁坏了，除了他既经习惯了的职业外，对于无论什么职业，他都不能活泼地、坚定地去进行。这样看来，他对自身特定职业所掌握的技巧和熟练，可以说是由牺牲他的智能、他的交际能力、他的尚武品德而获得的。但是，在一切改良、文明的社会，政府如不费点力量加以防止，劳动贫民，即大多数人民，就必然会陷入这种状态。

在普通所谓野蛮社会，即猎人社会，牧人社会，甚至在制造业未发达及国外贸易未扩大的幼稚农业状态下的农夫社会，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些社会中，各人工作的多式多样，使他不得不备其能力，不得不随时想些方法，去对付不断发生的困难，发明定会层见迭出，人的心力也不会陷于呆滞无作用的状态，象文明社会几乎全体下级人民的智力都无作用的状态那样。我们在前面说过：这所谓野蛮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战士，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政治家。关于社会的利益，关于他们统治者的行动，他们都能作相当的正确判断。酋长在平时是怎样的裁判官，在战时是怎样的指挥者，几乎各个人都是明白的。不过，有一点，在未开化社会，没有人能获得在文明状态下有些人所具有的大巧大智。在未开化社会，各个人的职业，虽非常多样，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却并没有好多样。每个人几乎都在做或能够做人人所做或能做的一切，每个人也具有相当程度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但没有一个人具有很大程度的知识、技巧和发明才能。不过，以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程度，去对付社会的全部单纯业务，大概是够了的。反之，在文明社会，虽然大部分个人的职业，几乎没有何等变化，但社会全体的职业，则种类多至不可胜数。这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那些自己未从事何等特定职业，有闲暇有意志去研讨他人职业的人，可以说提供无限的研究对象。象这样又多又杂的对象的观察，必然会迫使观察者不断运用心思，比较看、组合着，从而使他的智能，变得异常敏锐，异常广泛。可是，他们这少数人如不碰巧占据非常特殊的地位，他们这大能力，纵然对自身是一种光荣，对社会的善政和幸福，却可能没有多少贡献。尽管这少数人有大能力，但人类一切高尚性格，在大多数人民间，依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

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分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有身分有财产的人，他们大概都是到十八、九岁以后，才从事他们想从而扬名的特定事业、职业或艺业。在此以前，他们是有充分时间，来取得那能使他们博得世人尊敬或值得世人尊敬的一切知识；至少，他们有充分时间来准备自己，使他们在日后能获得这一切知识。他们的双亲或保护者，大概都十分切望他们能有这样智能，在大多数场合，对于必需费用的支出，是毫不踌躇的。如果他们不总是受到适当的教育，那由于费用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于费用的不当；由于教师不足的少，普通都是由于教师马虎与无能，或由于在当前情况下不易找到或无从找到更好的教师。此外，有身分有财产者消磨其大部分生涯的职业，并不象普通人民的职业那样单纯，那样不变。他们的职业，几乎全都是极其复杂的；用手的时候少，用脑的时候多。从事这种职业者的理解力，是不大会因为不用脑力而流于迟钝的。况且，他们这种人所从事的职业，又不大会使他们终日忙碌，他们大多有很多空闲时间，来对他们在早年已打有相当基础、或已养成多少嗜好的各种有用的或作为装饰用的知识作进一步的钻研，从而完全掌握。

普通人民，则与此两样。他们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时间。就是在幼年期间，他们的双亲，也几乎无力维持他们。所以一到他们能够工作，马上就须就职谋生。他们所就的职业，大概都很单纯，没有什么变化，无须运用多少的智力。同时，他们的劳动，又是那样没有间断，那样松懈不得，他们哪有闲暇做旁的事情，想旁的事情呢？

不过，无论在哪种文明社会，普通人民虽不能受到有身分有财产者那样好的教育，但教育中最重要的几部分如诵读、书写及算术，他们却是能够在早年习得的；就是说，在这个期间，就是预备从事最低贱职业的人，亦大部分有时间在从事职业以前，习得这几门功课。因此，国家只要以极少的费用，就几乎能够便利全体人民，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使获得这最基本的教育。

国家可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教育儿童的小学校，取费之廉，务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这样，人民就容易获得那基本教育了。这种学校教师的报酬，不可全由国家负担，国家只宜担负其一部分；因为全部甚或大部分由国家负担了，教师马上便会习于怠惰。在苏格兰，这种教区学校的设立，几乎叫全体人民都会诵读，使一大部分人民都会写算。在英格兰，慈善学校的设立，亦曾收得同一的效果。不过，因为没有设立得象苏格兰教区学校那么普遍，所以其效果亦没有那么普遍。假使这些小学校所教的儿童读物，比现在普通所用的，更有教育意义一点；假使普通人民的儿童有时在学校学习的但于他们全无用处的一知半解的拉丁语取消不教，而代以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初步知识，那末，这一阶级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许就会达到所可能达到的最完善程度。没有一种普通职业，不提洪应用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原理的机会，从而，没有一种普通职业，不逐渐使普通人民能了解这些原理——这些原理是最高尚最有用的科学的必要入门。

普通人民的儿童中，有些在学业上较为优良。国家对于这种儿童，设能给以小奖赏或小荣誉奖章，必能奖励这最基本部分教育的获得。

国家如果规定，在取得加入某种同业组合权利以前，或在有资格在自治村落或自治都市中经营某种职业以前，一切人都得受国家的考试或检定，那末，国家就几乎能强制全体人民必须求得这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希腊罗马各共和国，维持全体人民的尚武精神，就是依着这个方法，便利人民，奖励人民，强制人民受军事上及体操上的教练。为便利人民，使人民容易习得这教练计，各共和国都备有一定的学习和实练场所，并对一定的教师，给与在这场所教授的特权。不过，这等教师，似乎没有由国家领取薪傣，也没有取得何等排他的独占权。他们的报酬，完全出自学生。在公立体育馆或演武场习得这教练的市民，对于从私人教师习得这教练的市民，并不享有何等法律上的特权，如果后者也学得一样好的话。为鼓励这项学习起见，各共和国对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给与小奖赏或小荣誉奖章。在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或地峡运动大会或纳米安运动大会竞技获赏的，不但获赏者本人有光荣，其家族及亲戚全体都有光荣。凡属共和国的市民，只要召集，都得在共和国军队中服务一定年限。这义务，就很够强制一切市民学习军事教练及体操教练了，因为不学习这些教练，军队服务的工作一定是干不了的。

治化改进，军事教练，便须由政府费相当气力予以支持，否则不免日渐松懈，从而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同时随着衰退；关于这种趋势，近代欧洲事例提示得十分明显。各个社会的安全，总多少依赖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固然在近代，没有精练的常备军，单靠尚武精神，也许是不够防御社会、保障社会的。但是各公民如都具有军人精神，那所需的常备军就可减去不少。况且，普通对有常备军会危害自由的忧虑，无论这个危害是真的危害或只是想象的危害，也必会因市民具有军人精神，而减少许多。这尚武精神、军人精神，一方面在外敌侵略时，可以大大便利常备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假使不幸常备军发生违反国家宪法的事故，它又可以大大地加以阻止。

就维持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说，希腊及罗马往时的制度，似乎比近代所谓民兵制度有效多了。前种制度，简单得多。制度一经确立，即可自行其事，而以最完全的活力维持下去，政府的注意，几乎是全然用不着的。至于要在相当程度上维持近代民兵的复杂规则，就须政府不断的和费力的注意；政府不注意，这规则就不免完全被忽视，或者完全废而不用。加之，古代制度的影响远为普遍。在那种制度下，人民全体，都会使用武器。近代则恐怕除瑞士外，各国由民兵规则施教的范围，都不过及干国民中的最小部分。但是，一个不能防御自己或为自己复仇的怯懦者，分明缺乏了人类资性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这样，在精神方面的残废或畸形无异于某一最重要肢体拆毁了、失用了的人在肉体方面的残废与畸形。而且，两者之中，前者显然是更不幸，是更可怜。因为，苦乐的感觉，全生于心，其受影响于肉体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少，而受影响干精神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多。那怕在社会的防御上已用不着人民的尚武精神，但为防止怯懦必然会引起的这种精神上的残废、畸形及丑怪在人民之间蔓延传播，政府仍应加以最切实的注意。这好象癫病及其他讨厌的、令人不愉快的疾病，虽不会致死，或没有危险，但为防止在大多数人民之间传播，政府仍应加以最切实的注意。这注意，纵使除防止社会的这种大害外，没有何等其他公共利益，亦事在必行。

同样的说法，可适用于那常常使文明社会一切下级人民的理解力失去作用的无知和大愚钝。一个人不能适当使用人的智能，假如说是可耻的话，那就比怯懦者还要可耻。那是人性中更重要部分的残废和畸形。国家即使由下级人民的教育，得不到何等利益，这教育仍值得国家注意，使下级人民不至陷于全无教育的状态。何况，这般人民有了教育，国家可受益不浅呢。在无知的国民间，狂热和迷信，往往惹起最可怕的扰乱。一般下级人民所受教育愈多，愈不会受狂热和迷信的迷惑。加之，有教育有知识的人，常比无知识而愚笨的人，更知礼节，更守秩序。他们各个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更高尚，自己更司”能得到法律上、长上的尊敬，因而他们就更加尊敬那些长上。对于旨在煽动或闹派别的利己性质的不平之鸣，他们就更能根究其原委，更能看透其底细;因此，反对政府政策的放恣的或不必要的论调，就愈加不能欺惑他们了。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人民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对政府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第三项  论各种年龄人民的教育经费

对各种年龄人民的教育设施，主要是宗教教育的设施。这一种教育，其目的与其说是使人民成为今世的优良公民，倒不如说是为人民作来世生活及更好世界生活的准备。讲授这种教义的教师的生活费，也同其他普通教师一样，有的专靠听讲者的自由贡献，有的则来自经国家法律认可的某些财源，如地产、什一税、土地税、薪水等。他们的努力，他们的热心和勤勉，在前一场合，似乎比后一场合要大得多。就这一点说，新教的教师们，要攻击成立悠久的古旧体系，往往占有不少的便宜；因为，旧教牧师，赖有圣俸，往往不大注意维持大多数人民的信仰和归依的热情；他们懒惰惯了，甚至不能奋发起来，保护他们自身的教会。富有捐赠财产的成立悠久的国教，它的牧师们，常常成为博学及文雅的人，具有绅士或足使他们博得绅士所受的尊敬的品质。但另一方面，他们易于丧失那些使他们对下级人民有权威和感化力的好的和坏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也许就是使池们的宗教得成功为国教的本来原因。这些牧师，当遇着一群勇敢的克孚众望但也许是愚而无知的狂信者的攻击时，就象亚洲南部懒惰的、柔弱的、饱食的国民碰着了活泼、坚忍而苦饥的北方鞑靼人的侵略一样，全然无以自卫。在这种紧急场合，这些牧师通常所采取的唯一手段，就是申诉于行政长官，称反对他们的新教徒扰乱公安，而加以迫害、扑灭或驱逐。罗马天主教教士迫害新教徒，就是这样假手行政长官；英格兰教会迫害非国教派，也是这样假手行政长官。其实，一个既经被认为国教而安安静静地渡过了一两世纪的宗教，通有某种新宗教对其教义教律加以攻击而自己无法作有力的抵抗时，一般都是请政府出面阻止。在这些场合，就学问文章说，也许有时国教派方面占优势，但新起的反对派，总是更长于收买人心，更长于拉拢新信徒的一切技术。在英国，这些技术，早被那些拥有巨额捐赠财产的国教教会的牧师们抛在一边了。现在培养这些技术的，主要只有反对国教派及美以美派教徒。不过，在许多地方，反对国教派教师，曾靠自由捐赠、信托权利及其他逃避法律的行为，得到了独立的生活资料，他们的热情和活动力，似乎已因此大大减少了。他们很多已变成非常有学问、非常机敏及非常高尚的人物，他们一般已经不是非常孚众望的传道者。就今日说，比反对国教派牧师更得人心的，乃是那些学问远不如反对国教派牧师们的美以美派教徒。

在罗马教会中，下级牧师出于有力的利己动机，他们的勤勉和热心，比任何成立悠久的耶稣教教会的牧师活跃得多。许多教区牧师的生活资料，很大部分是得白人民自愿的贡献，而秘密忏悔又给予他们许多机会，来增加这种收入源泉。托钵教团的生活资料，全都出自这种贡献。他们很象那些轻骑快步的军队，不行掠夺，就没有给养。教区牧师有类似那些一部分以薪俸一部分以学生所交束修为报酬的教师，而这报酬的获得，就常需多少依赖其勤勉和名声。托钵教团，有类似那些专靠勤勉以换得全部资料的教师，因此，他们不得不用尽能够促进普通民众皈依的种种技术。据马基弗利尔观察，在十三世纪及十四世纪，圣多米尼克及圣佛兰西斯二大托钵教团的设立，曾把人民对天主教教会日益衰微的信仰和皈依复活了起来。在罗马天主教各国，这皈依精神，全赖修道僧及贫苦的教区牧师的支持。至于那些教会大人物，尽管他们具有绅土及通达世故的人的一切艺能，有时且具有学者的艺能，并对于维持下级牧师的必要纪律也十分注意，但关于人民的教育却没有几个肯费神去干的。

有一位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说：“一个国家的大多数技术及职业，都具有这样性质，在促进社会利益的同时，并对某些人有用或适合于某些人。国家在这场合，除在一种技术刚刚传入的时候，所定立的规则，应听任该职业自由，把鼓励该职业的任务，交给从它收获好处的个人。工艺制造者知道了他们的利润来自顾客的光顾，他们是会尽可能增加其熟练与勤劳的。事物如未受有害的干涉所扰乱，那无论何时，商品的供给都会与其需求保持差不多相称的比例。”

“不过，还有些职业，对国家虽属有用，甚至必要，但在个人，却无何等利益或快乐。关于这类职业的从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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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权力自不得不予以不同的待遇。为维持其生活计，它得予以公家的奖励。为防止其自然流干怠慢计，它得对那种职业给以特别荣誉，或严定阶级以为升降，或采取其他敦劝方策。从事财政、海军及政治的人，都是这一类人的实例。”

“乍看起来，我们可能自然地认为：牧师、教士的职业属于第一类的职业，和法律家及医师的职业一样，对于他们的奖励，我们可以把它安然委托那些信仰其教义并从其精神上的服务及帮助得到利益或安慰的人们的施舍。他们的勤勉，他们的注意，无疑都会由于这个附加的动机而增加。他们职业上的技巧，他们支配人民思想的机智，亦必由于不断增加的实践、研究和注意，而日有进益。”

“但是，我们把这事体更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知道：牧师们这种利己的勉励，就是一切贤明的立法者所要防止的。因为，把真的宗教除外，其余一切宗教都有极大的害处，而且都有一种自然倾向，把迷信、愚想及幻想，强烈地灌输到真的宗教里面，使其陷于邪道。各宗教上的从业者，为要使他自己在信徒眼中更显得高贵神圣，总是向信徒宣说其他一切宗派如何横暴可决，并不断努力造作新奇，以鼓舞听众弛懈了的信心。至于所授教义中所含的真理、道德或礼节，他们却不注意，而最适合干扰乱人心的教理，却全被采取了。为吸引光顾的人，各反国教徒的集会不惜以新的勤勉、新的技巧，激动俗众的情绪，骗取俗众的轻信。结果，政府将发现：不为教士们设定定俸表面象是节省，而所付代价却是昂贵的。并且，实际上，政府要与心灵指导者结成最适宜、最有利的关系，就是给他们固定薪俸，用贿赂引诱其怠惰，使他们感到除了防止羊群误寻新的牧场而外，其他进一步的任何活动都是多事。这样，宗教上的定俸制度，通常在最初虽是生于宗教的见地，但结果却说明是有利于社会的政治上的利益。”

但是，给与牧师、教士以独立的给养，不论利弊如何，定立此制者，恐怕很少考虑到这些利弊。宗教上争论激烈的时代，大概也是政治上斗争激烈的时代。在这时候，各政治党派都发觉，或者都想象：与相争各教派的某一教派同盟，必有利益。不过，要做到这层，又只有采纳或赞成那特定教派的教理。某特定教派若幸而站在胜利的政党那一边，它就必然要共享其同盟者的胜利。借着同盟者的赞助和保护，它马上会在一定程度上使一切敌对教派沉默而屈服。这些敌对教派，大概都是与胜利党的政敌结为同盟，它们因此也就成了胜利党的敌人。这样，这特定教派的教士，既完全成了战场上的支配者，对于大多数人民的势力与权威，达到了最高顶点，他们的权力于是变得足够威压自党的领袖及指导者，而且足够强制政府，使其尊重他们的见解和意向。他们对于政府的第一个要求，一般是为他们镇压井制服一切敌对的教派。第二个要求，一般是给与他们以独立的给养。他们既然大有造于政治方面的胜利，要求分享若干胜利品，那于理似无不合。加之，人心反复无常，要他们一味迎合民众的心理，借以取得生活资料，在他们已经觉得可厌了。所以，当这个要求提出时，他们纯是为自己的安逸和快乐打算，至于将来会如何影响他们教会的势力和权威，他们却没有多费考虑。在政府方面，要答应这个要求，就只有把宁愿归自己取得归自己保留的一些东西给予他们。所以，对于这种要求，政府很少立即批准。不过，在需要面前，政府总是要屈服下来，虽然政府往往几经延搁，推三拔四，才屈服下来。

但是，假若政争不曾要求宗教的援助，而胜利的党派，博得胜利时，又不曾特别采用任何教派的教理，那末，这个政党，对于一切不同的教派，就会平等看待，一视同仁，让各人去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牧师和宗教。在这种场合，无疑会有许许多多的教派出现。各种不同的会众，几乎都会自成一个小教派，或者抱有自己的若干特殊教理。这时，充当教师的人，要保持现有教徒，并增加教徒数目，他定会感到有大卖气力并使用一切技术的必要。可是，这种必要，是其他一切教师具有同感的，人人大卖气力，人人使用一切技术，因此任何一个教师或任何一教派教师的成功，都不会过大。宗教教师利己的、积极的热心，只在社会只容许一个教派的场合，或一个大社会全体只分成为两三个教派，而各教派的教师，又在一定纪律、一定服从关系下协力共作的场合，才会发生危险与麻烦。如果一个社会分为二、三百乃至数千小教派的势力范围，那其中就不会有一个教派的势力能够搅扰社会，而他们教师的热心，也就全然无害于事了。在这种场合，各宗派教师见到围绕他们四周的，敌人多于朋友，于是就不得不注意到那常为大教派教师所漠视的笃实与中庸；大教派教师所以如此，因为大教派的教理，有政府为其支援，博得广大王国或帝国几乎一切居民的尊敬，而教师们的周围，因此就布满了门人、信徒及低首下心的崇拜者，没有一个反对的人。小教派教师，因为觉察到自己几乎是独立无助，通常不得不尊敬其他教派的教师；他们彼此相互感到便利而且适意的这种互让，结果可能使他们大部分的教义，脱去一切荒谬、欺骗或迷妄的夹杂物，而成为纯粹的、合理的宗教。这样的宗教，是世界各时代贤智 之士最希望见其成立的宗教，然而成文法律，从来未曾使其成立，而且将来恐怕亦没有一个国家能看到其成立；其原因是，关于宗教的成文法律，一向总是多少受世俗的迷信及狂热的影响，而今后恐怕还要常常受此影响。这种教会管理方案，更适当的说，这个教会无管理方案，就是所谓独立教派。这教派无疑是一个极其狂热信徒的教派，英国于内战终结时，有人建议在英国成立。它要是成立，虽然其起源是极其非哲学的，但到今日也许会使一切宗教教义，都出现最和平的气质和最适中的精神了。宾夕法尼亚是实施了这个方案的地方。虽然那里教友派占最多数，但其法律对于各教派，实是一视同仁，没有轩轻。据说，那里就产生了这种合理的和平气质和适中精神。

对各教派平等待遇，不分轩轻，纵使不能使一个国家中各教派全体或甚至一大部分，产生这种和平气质和适中精神，但教派的数目，如果十分繁多，而且每个教派的势力，都小到不够搅扰社会治安，那末，各教派对于各自教理的过度热心，就不会产生很有害的结果，反之，却会产生若干好的结果。政府方面，如果断然决定，让一切宗教自由，并不许任何教派干涉其他教派，那就用不着耽心它们不会迅速自行分裂，而形成十分多数。

在各文明社会，即在阶级区别已完全确立了的社会，往往有两种不同的道德主义或道德体系同时并行着。其一称为严肃的或刻苦的体系，又其一称为自由的或者不妨说放荡的体系。前者一般为普通人民所赞赏和尊敬；后者则一般为所谓时下名流所尊重和采用。不过，依我想，对于轻浮这种恶德——容易由大繁荣、由过度的欢情乐意生出的恶德——所加非难的程度如何，实构成了这两个相反主义或体系间的主要区别。象放肆，甚至扰乱秩序的欢乐，无节制的寻欢逐乐，破坏贞节，至少是两性中的一方面破坏贞操等等，只要不至于败坏风化，不流于虚妄或不义，自由的或放荡的体系，大概就会非常宽大地予以看待，而且会毫不踌躇地予以宽恕或原谅。至于严肃的体系则不然，这些过度的放荡行为，都是其所极度憎恶与嫌厌的。轻浮的恶德，对于普通人总会招致毁灭。那怕一个星期的胡行与滥费，往往就足使一个贫穷的劳动者，永远沦落，并驱使他陷于绝望的深渊，从而铤而走除，干犯大逆。所以，普通人民中比较贤明而良善的，老是极度厌恶这些放荡行为。经验告诉他们，这些行为会马上给他们这种境遇的人以致命打击。反之，数年的放荡及浪费，却不一定会使一个上流人没落。他们很容易把某种程度的放荡，看作属于他们财产上的一种利益；把放荡而不受谴责或非难，看作属于他们地位上的一种特权。因此，与他们同一阶级的人，就不大非难这放荡，而只加以极轻微的责备，或者全不责备。

差不多一切教派，都是在普通人民间创始的，它们从普通人民吸引其最初和最多数的新的皈依者，因此，严肃的道德体系，不断为这些教派所采用，其中虽不无例外，但为数极少。这个体系，就是各教派最易博得那些他们首先向其提出改革旧教理方案的那阶级人民的欢心的体系。为要博取这些人的信任，许多教派，也许大多数教派，甚至多方努力，变本加厉地改进这严肃体系，一直做到有几分愚蠢、几分过度的程度。此过度的严格，往往比任何其他事情更能博得普通人民的尊敬和崇拜。

有身分有财产的人，就其地位说，是社会中显赫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社会都在注意，而他因此就不得不注意他自身的一切行动。社会尊敬他到什么程度，和他的权威与名望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凡社会上污名失信的事，他都不敢妄为；他得小心翼翼地注意社会对于他这种有身分有财产的人一致要求的那种道德，不管这种道德是自由的或是严肃的。反之，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就不同了。他说不上是什么社会的显赫人物。当他在乡村中的时候，他的行为，也许有人注意，所以他自己也许非当心自身行为不可。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说他有他的名声，行为不正，就会损及名声。但当他一走进大的社会，他马上就沉于卑贱和黑暗中了。他的行为，再也没有人观察注意了，于是他就任情而动，不加检点，委身于一切卑劣的游荡和罪恶。这是常有的事。一个人想从其微贱地位脱出，想惹起～个体面社会对他行为的注意，那顶有效果的方法，无过于作一个小教派的信徒。一做了某教派的信徒，他马上就会受到几分从来不曾受过的尊重。为了教派的名誉，一切教友都要留心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他做出了寡廉鲜耻的事，或者他所做的，大大违反了同门教友所相互要求的严肃道德律，他就要受那老是被看作一种极其严峻的惩罚，即开除教籍，虽然这惩罚不带有民法上的结果。因此，在小教派普通人民的道德上，几乎常是特别有规则有秩序的，比在国教要严肃得多。实在说，这些小教派的道德，往往却未免过于严格，过于不合人情，使人觉得讨厌。

可是，国家对于国内一切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合人情及严肃到可厌程度的缺陷，不须使用暴力，只须依两种极容易而有效的方法就可矫正。

第一种方法，是由国家强制国内有中等乃至中等以上的身分及财产者，几乎全都从事科学及哲学的研究。国家不应当给教师定额薪俸，以养成其怠惰。国家甚至可对较高深较困难的科学，设定一种检定或考试制度，不论何人，他在就某种自由职业以前，或在被提名候选某种名誉的或有酬的职务以前，都须经过这检定或考试。国家如对这一阶级的人，强迫其研究学问，就不需要费神替他们供给适当的师资。因为他们自己马上会找到比国家为他们供给的教师还要好的教师。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剂。一国土流社会人士，从这些毒害救出之后，一般下级人民，也就不致大受其害了。

第二种方法，是增进民众的娱乐。俗众的迷信及狂妄，常起于心中的忧郁或悲观情绪。一大部分人民的这种情绪，不难由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乃至一切戏剧表演消除。所以，为着自己利益，在不流于伤风败俗的范围内，专以引人发噱，叫人解闷，而从事这些技艺的人，国家当予以奖励，或者完全听其自由。煽动俗众的狂信者，总是恐惧公众娱乐，厌恶公众娱乐。由娱乐引起的快适与乐意，与最适合他们的目的，最便于他们的煽动的心理，是全然相反的。加之，戏剧表演，常会揭穿他们的奸诡手段，使其成为公众嘲笑的目标，有时甚至使其成为公众憎恶的目标。因此，戏剧一项，比其他任何娱乐，更为他们所嫌忌。

一国法律，如对于国内一切宗教的教师，一视同仁，不分畛域，则这些教师与君主或行政当局，就不必要保持有何等特定的或直接的从属关系，而同时君主或行政当局，也不必要在他们职务的任免上，有所处置。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或行政当局对待他们，亦可如对待其他人民一样，唯一任务，就是维持他们彼此之间的和平，即阻止他们相互的迫害、侵侮或压迫，此外，便无其他关注的必要了。但是，一国如有国教或统治的宗教存在，那情形就完全两样。在那种场合，君主如对于该宗教的大部分教师，没掌握有一种有力的控制手段，他就永无安全的日子。

一切国教，其教士都组织有一个大的法人团体。他们协力共作，以一种计划，一贯精神，追求他们的利益，有如在一个人指导下一样，而实际上也常常是在一个人指导之下。作为法人团体，他们的利益，与君主的利益从来不相同，有时正直接相反。他们的大利益，在于维持他们对于人民的权威。这权威，基于两种设想：第一，设想他们所谆谆教渝的全部教义，乃是确实而又重要的；第二，设想要由永远的悲惨解脱，则有以绝对信仰，采用这全般教义的必要。假使君主不自识相，敢对他们教义中甚至最细微的部分，表示嘲笑或怀疑，或是对其他嘲笑怀疑教义者，居然以人道精神，曲加保护，则这些同君主没有何等从属关系的教土，就认为有失体面，而宣布君主读神，同时并使用一切宗教上的恐怖手段，使人民的忠顺，从他移向另一个比较驯服的君主。假使君主对于他们的任何要求或侵穿行为表示反对，危险也同样的大。一个君主如敢于象这样反对教会，他的反逆之罪是坐定了，此外，无论他如何严肃声明他的信仰，以及他对于一切教会认为君主应当格遵的教义的谦抑服从，大概还不免要加以异端伪道的罪名。宗教的权威胜过其他一切权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怖，可以克服其他一切恐怖。所以，国教教会的教师，如要宣传颠覆君权的教义，那君主就只有凭借暴力，即凭借常备军的武力，才能维持其权威。有时就连这常备军，也不能予以永久的保障，因为兵土如果不是外国人——外国人充当兵土的很少——而是从本国人民间募集来的——大概常是如此——，那末，这些兵土，不久也恐怕会为那种教义所腐化。我们知道，在东罗马帝国存续的期间，希腊教士，不知曾在君士坦丁惹起了多少次革命；往后几百年间，罗马教士也曾在欧洲各地惹起了许多次动乱，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一国君主如没有控制国教或统治宗教教师的适当手段，他的地位，就该是如何危险，如何不安定。

宗教信条，以及一切其他有关心灵的事件，很明显地都非尘世君主所得管辖；君主纵使有资格好好保护人民，却很少被人相信有资格好好教导人民。所以关于上述教条及有关心灵的事件，他的权威，往往低不过国教教会教士们结合起来的权威。可是，社会的治安和君主自己的安全，常依存于教士们关于这些事件认为应当宣传的教义。君主既不能以适当的压力和权威，直接反抗教士们的决定，所以君主必须有影响他们决定的能力。影响的方法，惟有使教士阶级大多数人有所恐惧而又有所希求。派职或其他处罚，是他们所恐惧的；升迁禄位，是他们所希求的。

在一切基督教会中，牧师的圣俸，可以说是他们终身享受的一种不动产。其享有，非凭授与者一时的高兴；只要行为端正，即不得任意禠夺。这个财产的保有，如果不是这么稳固，稍稍开罪于君主达官，即有被禠夺的危险，那末，他们对于人民的权威，就不能维持了。人民会视他们为从属宫廷的雇佣，对于他们教导的真诚，没有何等信心。但是，假若君主滥用暴力，惜口他们过于热心散布朋党的或煽动的教义，竟行禠夺他们终身享有的不动产，那末，他这种迫害，只不过使被迫害的牧师及其教义，陡增十倍的声誉，因而对于君主自身，陡增十倍的烦难与危险。几乎在一切场合，恐怖手段，总是治国治人的一种坏工具，决不可用以对付那些对于独立自主那怕只有一点点要求权利的人。企图恐吓这种人，只有刺激其恶感，坚定其反抗；这反抗如果处置稍为宽大一点，也许很容易使其缓和下来，或者完全放弃。法国政府常用暴力强迫议会或最高法院公布不享众望的布告，然很少成功。可是，它通常所用的手段，即把一切顽强不服者通通监禁起来，却可算是十分厉害的了。斯图亚特王室各君主，有时也用与此相类似的手段，来控制英国议会的若干议员，但那些议员也是同样地顽强不屈。因此，他们不得不改弦更张了。英国议会今日是在另一种方法上被操纵着。约在十二年前，奇瓦塞尔公爵曾对巴黎最高法院，进行一个极小的实验，由那个实验充分表示了一件事，即采用英国今日使用的方法，法国一切最高法院，可更容易加以操纵。但这种实验，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强制与暴力，虽是政府的最坏最危险的工具，而权术与劝说，虽总是最容易最安全的工具，但人类似乎生来就是傲慢的，除非他们不能或不敢使用坏的工具，他们总是不屑使用好的工具。法国政府很能够而且敢于使用暴力，所以不屑使用权术与劝说。不过，根据一切时代的经验，我相信，以强制和暴力，加诸国教教会受人尊敬的牧师，其危险和导引毁灭的可能，实有过于把强制和暴力加诸任何其他阶级的人民。牧师有他们的权利，有他们的特权，有他们个人的自由，只要他们与其本阶级中的人结有良好关系，即在最专制的政府下，与其他约有同等身分及财产者比较，其权利和自由，是更受人尊重的。在巴黎宽大温和的专制政府是如此，在君土坦丁猛烈狂暴的专制政府亦是如此，而在此两极间各种不同程度的专制政府，亦莫不如此。但是，牧师阶级虽难以暴力强制，却与其他阶级同样容易操纵。君主的安全，社会的治安，似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君主操纵他们的手段，而这手段似乎完全在于他提升他们的权力。

旧时基督教教会的制度，各主教领区的主教，通由主教所辖都市的牧师及人民共同选举。人民这种选举权，并不曾保有多久；而且就在保有该权利的时候，他们多半也是唯牧师们的马首是瞻；牧师们在这类有关心灵的事件上，俨然是以人民自然指导者自居了。不过，这样操纵人民，也是一种麻烦的事，牧师们不久就厌倦了，他们觉得，主教由他们自己选举比较容易得多。同样的，修道院院长，亦由院中修道士选举，至少大部分修道院的情况是如此。主教领区内的一切下级有俸圣职，通由主教任命，主教认为适当的，即授与职务。这样，教会一切升迁权力，就全掌握在主教手中了。在这种场合，君主对于他们的选举事项，虽然也拥有一些间接势力，虽然教会关于选举乃至选举的结果，有时也请求君主同意，但是君主毕竟没有直接或充分手段操纵他们。因此，每一个牧师的野心，就自然使他要阿谀本教会中人，而不阿谀君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满足其升迁期望。

罗马教皇最先逐渐把几乎欧洲大部分的主教职、修道院院长职（或即所谓主教公会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其次，又以种种奸计及口实，把各主教领区内大部分下级有俸圣职的任命权，拿到手中。这一来，所留给主教的，除仅仅足使其维持对所管辖牧师们的权力外没有什么了。同时，由于这种安排，君主的境况，也弄得比先前更坏。欧洲各国的牧师们，这样简直编组成了一种宗教军。这种军队虽散处各国，但它的一切活动、一切动作，都可由一个首领指挥，并在一种划一的计划下进行着。每个特定国家中的牧师，可视为这军队的一个支队；而各支队的动作，又容易得到四周其他支队的支持和援助。每个支队，不仅对于各自驻在国及给养他们的国家的君主是独立的，而且还隶属于一个外国君主。这个外国君主随时可叫他们反戈转向该特定国家的君主，并使用其他一切支队为其声援。

这种武力的可怕，就我们想象得到的，可以算无以复加了。往时，当欧洲技艺及制造业未发达之前，牧师们的富有，使他们对普通人民拥有诸侯对其家臣、佃户及扈从的同样权力。诸侯在其领地上，拥有一种司法权；依同一理由，牧师们在皇族及私人基于错误的虔敬而捐赠教会的大所有地上，亦确立了一种类似的司法权。在此等大所有地范围内，牧师们或其执事，不仰仗君主或其他任何人的支持和援助，就能够维持和平；但是，没有牧师们的支持及援助，那怕是君主或其他任何人，在那里都维持不了和平。因此，有如俗世大领主在其特定领地及庄园所保有的司法权一样，牧师们的司法权，就与国王的法院独立，而划在国家司法管理范围以外了。牧师们的佃户与大领主的佃户同，几乎全是可自由退租的仰户，完全依靠其直接隶属的主人。所以，牧师们一旦有了争斗，要他们参加，他们就得应召前往。牧师们的收入，计有两种：其一是这些所有地的地租，其二是从什一税得到的欧洲所有国家的一切土地地租的一大部分。这两种地租，大半都以实物缴纳，如谷物、葡萄酒及牲畜等。它们的数量，大大超过牧师们自己所能消费的限度。当时既无艺术品或制造品可资交换，他们对于这大量的剩余，就除了象诸侯处置其剩余收入一样，大宴宾客，大行慈善以外，再也没有其他有利的使用方法。因此，往时牧师们款客和施舍的规模，据说是非常大的。他们不但维持了几乎所有国家的全部贫民的生活，并且，许多无以为生的骑士绅士们，也往来于各修道院之间，假皈依之名，收款待之实。若干特殊修道院院长的扈从，往往与最大领主的扈认同样的多。把一切牧师们的扈从合计起来，也许比一切领主共有的扈从还多。各牧师间的团结，在程度上大大超过凡俗领主间的团结。前者是在一种正规的纪律和从属关系下，服从罗马教皇的权威，后者不然，他们彼此间几乎常在相互猜忌，并且同在嫉视国王。所以，虽然把佃人和扈从合计起来，牧师们所有的，比凡俗大领主少；而单就佃人说，也许少得多，但牧师们的团结力量，却使他们更为人所恐惧。此外，牧师们的款待和慈善，不但给与了他们支配一支大的世俗力量的权力，同时并大大增加了他们精神武器的力量。他们已由这博施济众的善举，博得了一般下级人民最高的尊敬和崇拜，这些人民，许多是不断由他们赡养的，几乎全体都有时由他们赡养的。一切属于或有关这个有那么大人望的阶级的事物，它的所有物，它的特权，它的教义，必然在普通民众眼中成为神圣的了；而对于这些神圣事物的侵犯，不论真伪，通是罪大恶极。这样，如果君主抵抗其治下少数大贵族的同盟，常常感到困难，那就无怪其抵抗治下的牧师们的联合力量，更感到困难；何况这种联合力量，还有各邻国的同一力量为其声援呢：在此种情况下，君主有时不得不降服，倒不足奇怪；君主常能抵抗才是怪事。

古代牧师们的完全不受世俗司法权支配的特权（在我们今日看来，是最不合理的），例如，英格兰所谓牧师的特权，正是这种事势的自然结果或更正确地说是必然结果。一个牧师不论所犯何罪，他的教会如有保护他的意向，并表示犯罪证据不够处罚神圣人物，或说所加于神圣人物的惩罚过严，那末，君主这时想执法惩治那位牧师，该是多么危险呢！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莫如让那位犯罪者，由教会法庭去审判他。为他们全教会的名誉计，该法庭必尽可能抑制教会中每一个牧师；犯大罪，固所不许；即惹起世人恶感的丑行，亦在所必禁。

在第十世纪、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十三世纪以及这前后若干时期的情况下，罗马教会组织，可以说是反对政府权力和安全，反对人类自由、理性和幸福（这种种，只有在受到政府保护的地方，才能发扬）的旷古未有的可怕团结。在这种制度下，极愚蠢的迷信幻想，得到如此多数私人利己观念的支持，以致任何人类理性的攻击，都不能动摇它。因为，理性虽然也许能够揭穿某些迷信妄想，使普通人也能明白其无稽，但理性决不能瓦解那基于利己心的结合。设使教会组织没有碰到其他对头，只有无力的人类理性对之施展攻击，它是一定会永远存在的。然而这个广大牢固的组织，这个为一切人类智慧德性所不能动摇尤其不能颠覆的组织，却由于事物的自然趋势，先变成了萎弱，然后部分毁灭，而照现在的倾向，不到几百年，恐怕还要全部瓦解。

技艺、制造业及商业逐渐的发达，是大领主权力瓦解的原因，也是牧师们在欧洲大部分的世俗权力全部瓦解的原因。象大领主一样，牧师们在技艺、制造业及商业的生产物中，找到了可用以交换自己所有的原生产物的东西，并且由此发现了自己可以消费其全部收入的方法。自己既能完全消费自己的所有物，不必分许多给旁人，所以他们的施与，逐渐缩小范围，他们的款待，也不象先前那样慷慨、那样丰盛。其结果，他们先前那么多的扈从，由渐渐减少以致全部散去。为要过着大领主那样的生活，为要满足其虚荣和无意识的欲望，这些牧师也想由他们的所有地，获取较多的地租。但是，要增加地租，只好答应跟租地人缔结佃租契约，这一来，租地人大体上就脱离他们而独立了。从此，使下级人民要听牧师们支配的利害关系，一天天衰微，一天天瓦解。和那使孩阶级人民受大领主支配的利害关系的衰微与瓦解比较，前者的衰微与瓦解，还要来得迅速。这是因为大部分教会的采地，远不如大领主领地之多，因此，每个采地的所有者，自己消费其全部收入就更快更容易。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封建诸侯的势力，在欧洲大部分达于极点。但牧师们的世俗势力，即他们曾一度拥有对大多数民众的绝对支配权，却在这时就非常衰微了。教会这时在欧洲大部分的势力，几乎就只剩下了心灵上的权威；甚且连这心灵上的权威，也因牧师们慈善不行，款待中辍，而非常薄弱了。下级人民对于这一阶级，再也不视为是他们苦恼的安慰者和贫穷的救济者了。在另一方面，富有牧师们的虚荣、奢侈与耗费，又惹起这般下级人民的愤激和嫌恶，因为一向被视为贫民世袭财产的东西，现在竟被这些牧师为自己寻乐而浪费了。

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君主力图挽回他们曾一度享有的支配教会重要圣职的势力。他们一方面恢复各主教领区副主教及牧师选举主教的旧权利，一方面恢复各修道院修道土选举院长的旧权利。这种旧制度的重建，就是十四世纪英格兰制定的若干法令，特别是所谓有捧圣职栓叙条例的目的，也是十五世纪法国颁发的基本诏书的目的。依据这条例或诏书，要使选举发生效力，进行选举须先得君主的同意；被选的人物，亦须得君主的同意。这样，选举虽在想象上仍是自由的，但君主的地位，必然会使他掌握有种种间接手段，来支配其属下牧师。在欧洲其他地方，亦设有与这同一倾向的规定，但罗马教皇任命教会重要圣职的权力，在宗教改革前，似乎在英法两国，被限制得最厉害而且最普遍。以后在十六世纪时，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间成立了一种协定；根据这协定，法国对于法国教会一切重要圣职（即所谓主教大会圣职），有了绝对推荐权。

自基本诏书及上述协定成立以来，法国一般牧师对于教皇命令的尊敬，就不及其他天主教国家了。每当君主与教皇有所争议，他们几乎常是站在君主一边。这样看来，法国牧师们对于罗马教皇的独立，主要就是由于这基本诏书和协定了。在比较前些时代，法国牧师们极忠心于教皇，与他国牧师们原非两样。当克培王室第二君主罗伯特被教皇逐出教会时，教皇的处置虽极不正当，但法王的从臣，据说就把法工食桌上的食物投掷于狗。他们拒绝吃罪王所触秽了的一切东西。不难推测，法王左右居然这样做，必是由当时国内牧师的指使。

对于教会重要圣职任命权的要求（为了拥护这种要求，教皇宫廷常使基督教国家若干最有力君主的王位发生动摇，甚至于倾覆），就是这样在欧洲各国，甚至在宗教改革以前，被抑制了，被变更了，或者完全放弃了。随着牧师们对人民的势力的减少，国家对牧师们的势力日益加大。因此，牧师们搅扰国家治安的势力和意向，就大非昔比了。

引起宗教改革的争论开始在德国发生的时候，罗马教会权威就是处于这种倾顿状态。该争论不旋趣间就传播到欧洲各地。新教义到处大受欢迎。传播这新教义者，以一般人攻击既定权威时所常具的那样热烈奋发精神，从事宣传。就其他方面说，新教教师，也许不比许多拥护旧教的牧师们更有学识，但大体上，他们对于宗教的掌故似乎比较熟悉，也比较知道旧教权威所由树立的思想体系的起源与沿革，所以在一切论争上，他们总占优势。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普通人民把他们循规蹈矩的行动，和自己大多数牧师们的浪漫生活对照起来，就分外觉得他们可敬了。加之，博取名望及吸收信徒的种种技术，这股新教教师，都比其反对者高明得多，反对者为教会的骄子，自视不凡，他们现这些为无所用的技术，早把其抛在脑后。新教义的理论，使某些人欢喜它；新教义的新奇，使很多人欢喜它；新教对旧教牧师们的憎恶和轻侮，使更多的人欢喜它。不过，使最大多数人民欢喜它的，还是宣传新教义者到处谆谆教诲这教义的雄辩，那有时虽不免流于粗野下流，然而是热诚的、热情的、狂热的雄辩。

新教义的成功，几乎到处都是极大的。当时与罗马教皇宫廷发生龃龉的君主，一凭着这教义，就不难把自己领域内的教会颠覆下来；教会是失了下级人民的尊敬和崇拜的，大抵都不能有所反抗。德意志北部有若干小君主，因一向受罗马教皇宫廷轻视，曾有些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因此，他们就在自己领土内进行宗教改革。克雷蒂恩二世及阿普索大主教特诺尔的暴虐无道，使卡斯塔瓦斯·瓦萨能够把他们逐出瑞典；教皇要袒护这暴君及主教，所以卡斯塔瓦斯·瓦萨在瑞典进行宗教改革，并未发现什么困难。往后，雷蒂恩二世又在丹麦被废，因其行为不改，也象在瑞典时招人厌根。但教皇还是袒护他；于是继登王位的霍斯泰恩的徘勒德烈为报复教皇，仿卡斯塔瓦斯·瓦萨的前例实行宗教改革。柏恩与久里克政府，原是和教皇无特别争执的，但因少数牧师一时的越轨行为，以致这两地方人民憎恶轻视其全阶级；在这种事故发生不久，宗教改革就极容易在这两个地方完成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下，教皇宫廷不得不苦心孤诣地求好于法兰西及西班牙的有力君主。后者在当时为德国的皇帝。仗着他们的援助，教皇宫廷才得在很大困难与很大流血惨剧之下，把他们领土内的宗教改革运动全然镇压住，或者大大地阻止了。对于英格兰国王，教皇宫廷也分明是有意拉拢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怕得罪了更有力的西班牙国王兼德国皇帝查理五世，这友好终未结成。英王亨利八世原不尽信革新的教义，但因这教义已在国内一般流行了，所以他就乐得顺水推舟，镇压领土内一切寺院，消除一切罗马教会权威。他虽做到这里就停止，没有更进一步，但那些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却已有几分满意了。往后英王嗣子继位，政权却操在这般宗教改革论者之手，亨利八世未竟之功，就由他们毫不费力地完成了。

有的国家，其政府是薄弱的，不得民心的，且未十分稳固的。象苏格兰就是如此。那里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但有力推翻罗马教会，并且同样有力推翻那企图支持罗马教会的国家。

宗教改革的信奉者，散布在欧洲各国了。但他们之间，迄未有一个最高法庭，蒙罗马教皇宫廷或罗马全体教会会议那样，能够解决一切信奉者间的争议，并以不可抗拒的权威，给他们规定正教的正确范围。所以，一国宗教改革的信徒，如同另一国宗教改革的信徒的意见发生龃龉，因为没有共同裁判官可向其诉请，所以那争论从未得到解决；而他们彼此之间，又发生这类争论很多。在各种争论中，关于教会的统治及教会职务的任命这两者，也许和市民社会的和平与福利最有关系。因此，在一切信徒之间，就产生了两个主要党派或教派，即路德派和喀尔文派。新派原亦分有不少的宗派，但其教理与教律，曾在欧洲各地，由法律加以规定的，却只有这两个宗派。

路德的信奉者与所谓英格兰教会，都多少保存了监督制度的形式，牧师之间，树立有一定的从属关系，一国领土内一切主教职及其他主教会议牧师职的任免权，通给与君主，这一来，君主就成为教会的真正主脑了。至于主教领区内下级牧师职的任免权，虽仍操在主教手里，但君主及其他新教拥护者，不但有推荐权，而且这种推荐权还受着鼓励。这种教会管理组织，从开头即对于和平及良好秩序有利，对于对君主的服从也有利。所以，不论何国，这种教会管理组织一经确立，就从来没有成为何等骚扰或内讧的根源。特别是英格兰教会，它自夸对于所信奉的教理忠心恪守，始终没有例外，这的确不是没有理由的。在这种教会管理制度之下，牧师们自会努力博取君主、宫廷及国中贵族巨绅的欢心，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升迁，就为那般人的意向所左右。为讨那般人的欢心，无疑的，他们有时流于下流的曲谀和阿附，但他们通常都很考究那最值得尊敬从而最易博得有身分有财产者的敬重的技巧，如各种有用的及增添风致的学识哪，风度客态的端详自在哪，社交谈吐的温恭旷逸哪，公然轻蔑一般狂信者的背理矫情的苦行哪，不一而足。他们所以公然轻蔑那些狂言者，是因为这些狂言者，要博取普通人民的尊敬，同时为使普通人民对大部分昌言不能刻苦的有身分有地位者怀抱憎恶，才教诲和假装实行伪善的苦行。但是，这种牧师，在献媚于上流阶级的同时，很容易全然忽略了维持他们对人民的感化力与权威的手段。不错，他们是受上等人物的注意、称赞和尊敬的，但当他们在下级人民前受到那些最无知的狂信者的攻击时，常常不能有效地、使听众信服地防卫他们的稳重和不走极端的教义。

茨温克利的信奉者，或者比较妥当地说，喀尔文的信奉者，和路德的信奉者不同。他们把各教会牧师职的选举权，付与各教区人民，牧师随时出缺，人民随时可以选举。此外，他们在各牧师之间，树立最完全的平等关系。就这制度的前一部分说，在它风行的时期，似乎也只不过导致了无秩序和混乱的状态，并使牧师们及人民双方都道德沦落。就后一部分说，除达到完全平等外，似没有何等结果。

各教区人民在保有牧师选举权的期间内，几乎常是依照牧师们的意旨行事，而这些牧师又多半是最富于党派精神和最为狂热的。为要保持他们在这民众选举上的势力，他们多数人自己成了狂信者，或者装成了狂信者，他们鼓励民众信奉狂信主义，并常把优良位置接与那些最狂信的候选人。一个教区牧师的任命，原是一件小事，但结果不但在本教区内，并且动不动在一切邻近教区内，酿起了猛烈的斗争。教区如在大城市中，这斗争便会把全区居民分成两个党派。设使那个城市自身构成了一个小共和国家，或者是小共和国的首都，如瑞士、荷兰许多大城市那样，那末，这无聊的斗争，除了激起其他党派的憎恶情感以外，更会在教会内留下新的宗派，在国家内留下新的党派。因此，在那些小共和国中，政府为了维持社会治安起见，不久就觉得，把牧师职推荐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乃是紧急要图。在苏格兰，也就是树立长老管理教会制度的最大国家，在威廉第三柄政之初设立长老会的一个法令，事实上撤消这种推荐权。这法令至少使各教区某些阶级的人，得以少许的代价，购买本区牧师的选举权。基于那项法令形成的制度，大约存续了二十二年，卒因这比较普遍的选举，到处惹起无秩序和混乱，乃由安妮女王第十年第十二号法令废除了。不过，苏格兰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僻远教区发生纷扰，究竟不会象在一个小国那样容易惊动朝廷。所以安妮女王同年的法令，把牧师职推荐权恢复起来。根据这个法令，凡有推荐权者推荐的人物，法律虽一律与以牧师职位，全无例外，可是教会（教会关于这方面的决定，并不一样）在接与被推荐者以灵魂监督权或教区的教会管辖权以前，有时要求须先得到人民的赞同。至少，它有时以教区治安为借口，一直延宕到这赞同能够得到时才授与。邻近有些牧师有时为了使他得到这赞同，但更经常为了阻止这赞同而进行的私下干涉，以及为了利用这样的机会更有效而研究出颇为有名的手段和技巧，也许就是苏格兰民间或牧师间还存有旧时狂信遗风的主要原因。

长老管理教会制度在牧师间树立的平等，计有两种，第一是权力或教会管辖权的平等，第二是圣俸的平等。在一切长老的教会中，权力的平等算做到了，圣俸的平等却没有做到。不过，圣俸之间的差等，究还没有大到那种程度，使一般牧师们，为要获取较优圣俸，不惜对于推荐者作下流的曲谀阿附。在牧师职推荐权完全确立了的长老教会中，牧师要取得其上位者的爱顾，大概都是凭着学问、生活严整有规律、履行职务忠实勤勉这一类比较高尚比较冠冕的技术。甚至，他们的提拔者往往埋怨他们过于独立不阿，视为忘恩负义。其实，说得顶坏，他们也不过因无进一步的希求，态度流于冷淡罢了。因此，欧洲各地最有学问、最有礼节、最有独立精神、最值得敬重的牧师们，恐怕要算荷兰、日内瓦、瑞士及苏格兰长老教会内的大部分牧师了。

教会圣俸将近同等，其间没有一个很大的圣俸，圣俸这样的拉平状况，虽或有时不免操之太过，但对教会本身，却有若干极良好的结果。一个小有产者想保持威严，唯一的方法就是具有很可为人模范的德行。要是浮薄虚华，品行乖戾，势必惹人嘲笑，而且会使他趋于毁灭，与一般浮浪者无异。因此，他们这种人在自己行为上，就不得不遵循普通人所最尊敬的道德体系。他博得普通人的尊敬和好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指引他去遵循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情况，如多少同我们自己情况接近，而且在我们看来，应该优于我们，那我们对于这个人，就自然而然会发生亲切的感情。所以，普通人对这种牧师就同我们对上述人那样亲切，而牧师也变得很小心教导他们，很关心帮助并救济他们。对于对他这样亲切的人，他甚至不会看不起他们的私心偏见，他决不会象富裕教会的傲慢牧师那样，动辄以轻侮骄蹇的态度对待他们。因此，就对于普通人民思想的支配力说，恐怕长老教会的牧师，要胜过其他任何国教教会的牧师。由于这个缘故，普通人民不加迫害，即全部改信国教教会这事实，只有在实行长老教会制的国家，才能见到。

一国教会大部分的圣俸，如很普通，那末，大学教职所得的报酬，就一般要比教会有俸圣职的报酬优厚。在这场合，大学的教授人员，便会由全国所有牧师中抽取选拔，因为在任何国家，牧师是有最多数学者的阶级。反之，一个教会大部分的圣俸，如很是可观，那教会自然会把大学中大部分知名的学者吸引过去；这些学者一般不难找到有权推荐他们的人，因为这些人常以推荐他们为荣耀。在前一种情况下，全国知名的学者，将丛集于各大学；在后一种情形下，留在各大学的知名学者将限于少数，而就中最年轻的教师，早在他们获有充分的教授经验与学识以前，说不定也已被教会网罗去了。据伏尔泰的观察；耶稣教徒波雷，原不算学者中怎样了不得的人物，但在法国各大学的教授中，还只有他的著作值得一读。在产生这么多的知名学者的国家，竟然其中没有一个充当大学教授的，看起来，一定该有几分奇怪吧。有名的加桑迪，在他青年时代，原是艾克斯大学教授。后来正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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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发泄的黎明期，有人劝他进教会去，说那里容易得到比较安静、比较愉快的生活，并且容易得到比较适合于研究的环境。他听信了，立即舍去大学教职，而投身到教会中去。我相信，伏尔泰的观察，不但可适用于法国，对一切其他罗马天主教国家也可适用。除了教会不大属意的法律和医学这两方面的人材外，你要想在这些国家的大学教授中，找出知名学者，那就真是凤毛微角了。罗马教会之外，在一切基督教国家中，英格兰教会要算最富裕，最有捐赠财产的了。因此，英格兰各大学的一切最优良最有能力的学者，就不断被这教会吸引过去了。其结果，想在那里找到一个学问驰名于欧洲的老教师，其难得几乎与在任何罗马天主教国家不相上下。反之，在日内瓦，在瑞士新教各州，在德意志新教各邦，在荷兰，在瑞士，在瑞典，在丹麦，它们培植出来的最著名的学者，虽非全部，但至少有最大一部分，是在充当大学教授。在这些国家，教会中一切最有名的学者，不断被大学吸引过去。

在古代希腊罗马，除了诗人、少数雄辩家及历史家外，其余最大部分知名的学者，大概都是充当哲学或修辞学的公私教师，这件事也许值得我们注意一下。从里西阿斯、伊索克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时代，降至普鲁塔克、埃皮蒂塔斯、斯韦托尼阿及昆蒂里恩时代，这个说法都可适用。把某一特定部门的学科，逐年专责成某一个人教授，那实是使他对于那门学科专精深造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他今年教那一门，明年后年还得教那一门，如果他不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人，在数年之内，他一定能通达那一门学问的各部分；并且，如果他在今年对于某点的见解，还欠斟酌，到明年讲到这同一个主题时，他多半会加以改正。科学的教师，确是真正想成为学者的人的自然职业，而同时这职业又是使他受到充实学问的最适当的教育。一国教会的圣俸，如仅是普通，则学者大部分，自然会从事这最有用于国家最有用于社会的教学职业，同时并可由此获得他所能接受的最良好的教育。这一来，他们的学问，便会成为最充实、最有用的了。

应该指出，各国国教教会的收入，其中除特定土地或庄园收入外，虽然也是国家一般收入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没用在国防上，而转用到与国防非常相异的目的上了。例如，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是一种真正的土地税；教会如不把它收去，土地所有者对国防所能提供的贡献，是要大得多的。国家紧急支出的资源，有些人说是专靠土地地租，有些人说是主要依靠土地地租。教会由这资源取去的部分愈多，国家能由这资源分得的部分就愈少，这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一切其他情形都一样，教会愈富有，君主和人民就必然愈贫乏，而国家防御外侮的能力也就愈要薄弱，这很可说是一个一定不变的原则。在若干新教国家，特别是在一切瑞士新教州中，往时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收入，即什一税和教会所有地的收入这两者，已被发现为这么大的资源，不但足够提供国教牧师们适当的薪俸，而且只要略加补充，甚或不需要补充，并足够开销国家其他一切费用。尤其是强大的伯尔尼州政府，它把以前供给宗教的资金节贮起来，约有数百万镑的一大金额，其中一部分存贮国库，另一部分投资于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生息，主要是法兰西及大不列颠国家公债。伯尔尼或瑞士其他新教州各教会，费国家多少费用，我不敢冒以为知。根据一非常正确的计算，1755年苏格兰教会牧师们的全收入，包括教会所有地及他们住宅的房租，合理估计起来，不过六万八千五百十四镑一先令五又十二分之一便士。这样极平常的收入，每年要供给九百四十四名牧师的相当生活的资料，再加上教堂及牧师住宅不时修耷或建筑的支出，总会计算，每年亦不会超过八万镑乃至八万五千镑。苏格兰教会基金过于贫乏，那是不待言的。可是，就维持大多数人民信仰的统一，皈依的热忱，乃至秩序、规则及严肃的道德精神说，没有一个基督教国的最富裕教会，能够超过苏格兰的教会。凡被认为国教教会所能产生的一切良好结果．属于社会方面的也好，属于宗教方面的也好，其他教会能产出的，苏格兰教会也同样能产出。而比苏格兰教会并不见得更富裕的瑞士新教教会，还能在更大程度上产出这些结果。在瑞士大部分的新教州中，差不多找不出一个人，公言他不是新教教会的信徒。的确，如有人晕言他是其他教会的信徒，法律就会强迫他离开州境。但是，要不是牧师们勤勉，预先诱导人民全体——或许有少数例外——改信国教，象这样严峻或者宁说是压迫的法律，是决难在这种自由国家实行的。因此，在瑞士某地方，因为新教国与罗马天主教国偶然的结合，改宗者不象其他地方那么普遍，这两种宗教，就不但同为法律所默认，而且同被认为国教。

不论何种职务，要其执行良好，其报酬或薪俸似须尽可能与该职务的性质相称。如报酬过少，那就很容易由奉职者大部分的卑劣无能而受到损害；如报酬过多，那就很容易由他们的疏忽怠惰而受到更大的损害。一个有大宗收入的人，无论他所执何业，他总会觉得，他应当与其他有大收入者过同一的生活，并且在欢乐、虚荣及放荡上面梢费其大部分时间。但是，对于一个牧师，这样的生活方法是不行的，照此下去，他不但会把他应该用在职务上的时间消费掉，并且会使他人格上的庄严，在人民心目中完全扫地，而人格的尊严，正是使他能以适当的势力与权威，执行其职务的唯一凭借。

第四节  论维持君主尊严的费用

一国君主，除了执行种种职务所必要的费用以外，为维持其尊严计，亦须有一定的费用。这费用的大小，随社会发达时期的不同而不同，随政体形态的不同而不同。

在富裕而发达的社会中，各阶级人民的房屋、家具、食品、服装以及游观玩好之具，都由朴质而流于奢华，在此种情况下要君主独逆时尚，决难做到。他的一切服用物品，所费必日益加多。因为不是这样，就不能维持他的尊严。

就尊严一点说，一国君主君临于其臣庶，比之共和国元首对干其同胞市民，更要高不可攀，望尘莫及；所以为要维持这较高的尊严，势必要较大的费用。总督或市长的官邱，自不能与国王宫廷比其华丽。

本章的结论

防御社会的费用，维持一国元首的费用，都是为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出的。因此，照正当道理，这两者应当来自全社会一般的贡献，而社会各个人的资助，又须尽可能与他们各自能力相称。

司法行政的费用，亦无疑是为全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出的。这种费用，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开支，并无不当。不过，国家之所以有支出此项费用的必要，乃因社会有些人多行不义，势非设置法院救济保护不可；而最直接受到法院利益的，又是那些由法院恢复其权利或维持其权利的人。因此，司法行政费用，如按照特殊情形，由他们双方或其中一方支付，即由法院手续费开支，最为妥当。除非罪人自身无财产资金够支付此手续费，否则，这项费用，是无须由社会全体负担的。

凡利在一地一州的地方费用或州区费用（例如为特定城市或特定地区支出的警察费），当由地方收入或州区收入开支，而不应由社会一般收入开支。为了社会局部的利益，而增加社会全体的负担，那是不大正当的。

维持良好道路及交通机关，无疑是有利于社会全体，所以，其费用由全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不过，最直接地受这费用的利益的人，乃是往来各处转运货物的商贾，以及购用那种货物的消费者。所以，英格兰的道路通行税，欧洲其他各国所谓路捐桥捐，完全由这两种人负担；这一来，社会一般人的负担就要减轻许多了。

一国的教育设施及宗教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利益的，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可是，这费用如由那直接受到教育利益宗教利益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为有受教育利益或宗教利益的必要的人自发地出资开支，恐怕是同样妥当，说不定还带有若干利益。

凡有利于全社会的各种设施或土木工程，如不能全由那些最直接受到利益的人维持，或不是全由他们维持，那末，在大多数场合，不足之数，就不能不由全社会一般的贡献弥补。因此，社会的一般收入，除开支国防费及君主养尊费外，还须补充许多特别收入部门的不足。这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我将在下一章详细说明。

第二章  论一般收入或公共收入的源泉

一国每年支出的费用，不但有国防费，君主养尊费，而且有国家宪法未规定由何等特定收入来开支的其他必要政费。这些费用的开支，有两个来源：第一，特别属于君主或国家，而与人民收入无何等关系的资源；第二，人民的收入。

第一节  特别属于君主或国家的收入源泉

特别属干君主或国家的资源或收入源泉，由资财及土地构成。

君主由其资财取得收入的方式，与其他资财所有者同，计有两种，一是亲自使用这笔资财，一是把它贷与他人。他的收入在前者为利润，在后者为利息。

鞑靼或阿拉伯酋长的收入全为利润，他们自身是本集团或本部族中的主要牧畜者，他们自己监督饲养牲畜，由畜群的乳汁及增殖获取收入。不过，以利润为王国收入的主要部分，只是最初期、最幼稚政治状态下的事情。

小共和国的收入，有大部分是得自商业经营上的利润。据说，汉堡小共和国的大部分收入，就是来自国营酒库及国营药店。君主有暇从事酒、药的买卖，那个国家当然是不会很大的。公立银行的利润，常是更大国家的收入源泉。不但汉堡是如此，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亦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就连不列颠这样大的一个帝国，也未忽视这种收入。英格兰银行的股息为百分之五点五，按资本一千零七十八万镑计算，每年除去营业费用剩下的纯利润，实不下五十九万二千九百镑。有人主张：政府可以百分之三的利息，把这项资本借过来，自行经营，则每年可得二十六万九千五百镑的纯利润。经验表明，经营这种事业，象威尼斯及阿姆斯特丹那种贵族政治下有秩序的、谨慎的、节约的政府，才最为适宜；象英格兰这样的政府，不论其优点如何，从未曾以善于理财著名。它的行动，在平时一般总是流于君主国自然难免的来自怠惰和疏忽的浪费，在战时又常常流于一切民主国易犯的无打算的浪费。把这种事业让它来经营管理，它是否能胜任愉快，至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邮政局本来就是一种商业。政府事先垫款设置各邮励并购买或租赁必要的车辆马匹，这种垫款不久即由邮费偿还，而且得有很大的利润。我相信，各种政府所经营的商业成功了的，恐怕只有这种企业。这上面投下的资本额不很多，而其业务又不具有什么神秘的性质。资本的收回，不但确定，而且极迅速。

但各国君主往往从事其他许多商业，他们同普通私人一样，为改善其财产状态，也常常不惜成为普通商业部门的冒险家。可是他们成功的不多。一种业务，让君主经营，往往不免流干浪费，浪费就使他们的成功变为不可能了。君主的代理人，往往以为主人有无尽的财富；货物以何种价格买来，以何种价格售去，由一地运往他地，花多少费用，他们都是草率从事，不去精打细算。他们往往与君主过着一样的浪费生活；并且，有时就是浪费了，仍能以适当方法捏造帐目，而积聚有君主那样大的财产。据马基雅弗利说：麦迪西的洛伦素，并不是无能的君主，而他的代理人替他经营商业就是如此。由于他的代理人浪费而负的债务，使得弗洛伦斯共和国不得不为他偿还了好多次。干是，他放弃了他的家庭从事致富的经商事业。在后半生，他把剩下的财产及可由他自由处置的国家收入，使用在更适合于自己地位的事业及用度上。

商人性格与君主性格两不相容的程度，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假若东印度公司的商人精神，使它成了极坏的君主，那它的君主精神，似乎也使它成了极坏的商人。当该公司专以商人资格经商时，它是成功的，而且能在赢得的利润中，支给各股东相当的红利。但自它成为当地的统治者以来，虽据说有三百万镑以上的收入，却仍因要避免当前破产计，不得不请求政府临时的援助。在先前的地位，该公司在印度的人员，都视自己为商人的伙计；在现在的地位，他们却视自己为君主的钦差。

一国公家收入的若干部分，往往是得自货币的利息和资本的利润。假若国家积蓄有一笔财宝，它可把这财宝的一部分，贷借于外国或本国的臣民。

伯尔尼联邦以一部分财宝借给外国，即把它投资于欧洲各债务国（主要是英国、法国）的公债，获得了很大的收入。这收入的安全性，第一要看那种公债的安全性如何，管理此公债的政府的信用如何；其次要看与债务国继续保持和平的可能性的大小。在战争勃发的场合，债务国方面最初采取的敌对行为，恐怕就是没收债权国的公债。以货币贷借于外国，据我所知，那是伯尔尼联邦特有的政策。

汉堡市设立有一种公家当铺，人民以质物交与当铺，当铺即贷款于人民，取利息百分之六。由这当铺，或即所谓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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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者提供国家的收入，计有十五万克朗，以每克朗四先令六便士计，约合英币三万三千七百五十镑。

宾夕法尼亚政府，是不曾蓄积何等财宝的，但它发明了一种对于人民的贷款方法，不交货币，只交与货币相等的信用征券。此证券规定十五年偿还，在偿还以前，得如银行钞票一样，在市面流通授受；而且由议会法律宣布为本州一切人民间的法币。人民借此证券，须以两倍价值的土地作为担保，并须付若干利息。宾夕法尼亚政府是节俭而有秩序的，它每年的经常费用，不过四千五百镑；它由这种贷款方法筹到的相当收入，对支付这笔费用大有帮助。不过，实行这种方策的功效如何，须视下面的三种情形而定：第一，对于金银货币以外的其他交易媒介有多少需要，换言之，对于必须以金钱向外国购买的消费品，有多少需要，第二，利用这方策的政府，信用如何；第三，信用证券全部价值，决不可超过在没有这证券的情况下流通界所需金银币的全部价值，所以这种方策是否使用得适如其度，亦与其成功大有关系。在美洲其他几处殖民地，亦曾几度施行过这同一方策，但由于滥用无度，结局多半是利少害多。

能够维持政府的安全与尊严的，只有确实的、稳定的、恒久的收入，至于不确实的、不经久的资本及信用，决不可把它当作政府的主要收入资源。所以，一切已经超过游牧阶段的大国政府，从来都不由这种源泉取得其大部分的公共收入。

土地是一种比较确实和恒久的资源。所以一切越过了游牧阶段的大国的收入，都是以国有地地积为主要源泉。古代希腊及意大利各共和国就是如此。它们国家大部分必要费用的开支，在很长时间内是取绘于国有地的产物或地租。而往时欧洲各国君主大部分的收入，亦在很长时间内取给干王室领地的地租。

在近代，战争及准备战争这两件事体，占了一切大国必要费用的大部分。但是在希腊及意大利古代各共和国，每个市民，都是兵士，服役也好，准备服役也好，费用通由他们自备，国家无须支出很多的费用。所以，一项不太大数额的所有地地租，就够开支政府一切必要费用而有余。

在欧洲古代君主国中，大多数人民因当时风俗及习尚所趋，对于战争，都有充分准备；一旦参加战争，依照封建的租地条件，他们自己支付自己的费用，或由直属领主出资维持，君主无须增加新的负担。政府其他费用，大都非常有限。司法行政一项，不但毫无所费，而且为收入源泉，这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乡下人民于每年收获前及收获后，各提供三日劳动；国内商业上认为必要的一切桥梁、大道及其他土木工事，有这项劳动，就够营造维持了。当时君主的主要费用，似乎就是他自身家庭及宫廷的维持费。他宫廷的官吏，即国家的大官。户部卿是为君主收地租的，宫内卿及内务卿是为他的家庭掌管出纳费用的。君主的厩舍，则委任警卫卿、部署卿分别料理。君主所居的宫宝，通以城廓形式建筑，无异于他所有的主要要塞。这要塞的守护者，则有似卫戍总督。君主平时必须出费维持的武官，就只限于这些人。在这种种情况下，一个大所有地的地租，通常就很可开支政府一切必要的费用了。

欧洲多数文明的君主国的现状是，全国所有土地，管理得有们全部属一个人所有，全部土地所能够提供的地租，恐怕决不会达到各该国平时向人民征收的普通收入那么多。例如，英国平常的收入，包括其用作开支必要经常费，支付公债利息，及清偿一部分公债等用途的，每年达一千万镑以上。然而所收土地税，以每镑征四先令计，尚不及二百万镑。这所谓土地税，按照设想，不仅包括由一切土地地租征取的五分之一，而且包括对一切房租、一切资本利息征取的五分之一，免纳此税的资本，只放贷于国家的及用于耕作的部分。这土地税，很大部分是取自房租及资本利息。例如，以每镑征四先令计，伦敦市的土地税，计达十三万三千三百九十九镑六先令七便士；威斯敏斯特市，六万三千零九十二镑一先令六便士；沃特赫尔及圣詹姆斯两宫殿，三万零七百五十四镑六先令三便士。这土地税的一定部分，按照同样规定向王国各部会各市镇征收，而几乎全都出自房租及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利息。总之，英国值五抽一的土地税，既然不到二百万镑，则全部地租、全部房租、全部资本（贷给政府及用于耕作的资本除外）利息收入总额，当然不超过一千万镑，也就是说不超过英国在平时向人民征收的收入额。英国为征收土地税对各种收入所作的估计，就全王国平均起来，无疑是和实际价值相差太远；虽然据说在几个州和几个区，该估计和实际价值很接近。有许多人估计，单单土地地租一项，即不计房租及资本利息，每年总额，当有二千万统。他们这种估计，是非常随便的，我认为大概估得过高。但是，假若在目前耕作状态下，英国全部土地所提供的地租，没超过二千万镑，那末，这土地如通由一个人领有，而且置于他的代办人、代理人的怠慢、浪费和专横的管理之下，那全地租额，就莫说二千万镑的二分之一，恐怕连四分之一也提供不出来。英国今日王室领地所提供的地租，恐怕还不到这土地如果属于私人所有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数额的四分之一。如果王室领地更加扩大，则其经营方法必定更形恶劣。

人民由土地获取的收入，不与土地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生产物成比例。除播种的种子外，一国全部土地年生产物，都是归由人民逐年消费，或者用以交换他们所消费的其他物品。凡使土地生产物增加到其本来可能增加到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它使人民收入因而减少的程度，总大于它使地主收入减少的程度。英国土地地租，即生产物中属于地主的部分，差不多没有一个地方达全生产物三分之一以上。假使在某种耕作状态下，一年只提供一千万镑地租的土地，如在另一种耕作状态下，一年可提供二千万镑地租，又假使在这两种场合，地租都是相当于生产物的三分之一，那末，地主收入因土地被阻滞在前一耕作状态下所受的损失，只不过一千万镑，而人民收入因此所受的损失要达三千万镑；未计入的，不过播种的种子罢了。一国土地生产物既减少三千万镑，其人口就也要按照这三千万镑减去种子价值后的余额，按照所养各阶级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费用方式所能维持的人数减少下来。

在欧洲现代文明国家中，以国有土地地租为公家大部分收入的，已不复存在；但君主拥有广大领地的情况，仍是一切大君主国共有的现象。王室领地大抵都是林固，可是有时你行经这林囿三数英里，也不一定能找到一棵树木。这种土地的保留，既使国家产物减少，又使国家人口减少。假使各国君主尽发卖其私有领地，则所入货币，必很可观；着更以之清偿国债，收回担保品，那由此所得的收入，较之该地在任何时候给君主提供的收入，恐怕都要多得多。在土地改良得极好耕种得极好，当其出售时能产生丰厚地租的国家，土地的售价，例以三十倍年租为准。王室领地，既未经改良耕植，地租轻微，其售价当可望相当于四十倍年租、五十倍年租或者六十倍年租。君主以此大价格，赎回国债担保品，就立即可以享受此担保品所提供的收入。而在数年之内，还会享有其他收入。因为，王室领地一变为个人财产，不到几年，即会好好地改良，好好地耕植。生产物由此增加了，人口亦必随着增加，因为人民的收入和消费必因此增大。人民收入和消费增大，君主从关税及国产税得到的收入势必随着增加。

文明国君主，由其领地获取的收入，看来似对人民个人无损，但其实，这所损于全社会的，比君主所享有的其他任何同等收入来得多。所以，为社会全体利益计，莫若拍卖王室领地，从而分配给人民，而君主一向由其领地享有的收入，则由人民提供其他同等收入来代替。

土地用作公园、林囿及散步场所，其目的在供游乐与观赏，不仅非收入源泉，而且须时常出费葺治。我看，在大的文明君主国，只有这种土地可属于君主。

因此，公共资本和土地，即君主或国家所特有的二项大收入泉源，既不宜用以支付也不够支付一个大的文明国家的必要费用，那末，这必要费用的大部分，就必须取给于这种或那种税收，换言之，人民须拿出自己一部分私的收入，给君主或国家，作为一笔公共收入。

第二节  论赋税

本书第一篇说过，个人的私收入，最终总是出于三个不同的源泉，即地租、利润与工资。每种赋税，归根结底，必定是由这三种收入源泉的这一种或那一种或无区别地由这三种收入源泉共同支付的。因此，我将竭尽所能，论述以下各点：第一，打算加于地租的税；第二，打算加于利润的税；第三，打算加于工资的税；第四，打算不分彼此地加于这三项收入源泉的税。由于分别考究此四种赋税，本章第二节要分为四项，其中有三项还得细分为若干小目。我们在后面可以看到，许多这些赋税，开始虽是打算加于某项基金或收入源泉，但结果却不是由那项基金或收入源泉中支付，所以非详细讨论不可。

在讨论各特殊赋税之前，须列举关于一股赋税的四种原则，作为前提。这四种原则如下。

一、一国国民，都须在可能范围内，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得的收入的比例，缴纳国赋，维持政府。一个大国的各个人须缴纳政府费用，正如一个大地产的公共租地者须按照各自在该地产上所受利益的比例，提供它的管理费用一样。所谓赋税的平等或不平等，就看对干这种原则是尊重还是忽视。必须注意，任何赋税，如果结果仅由地租、利润、工资三者之一负担，其他二者不受影响，那必然是不平等的。关于这种不平等，我就这样提一次，不拟多讲，以后，我只讨论由于某特种赋税不平等地落在它所影响的特定私人收入上而引起的那种不平等。

二、各国民应当完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更。完纳的日期，完纳的方法，完纳的额数，都应当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的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每个纳税人，就多少不免为税吏的权力所左右；税吏会借端加重赋税，或者利用加重赋税的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如不确定，那怕是不专横不腐化的税吏，也会由此变成专横与腐化；何况他们这类人本来就是不得人心的。据一切国家的经验，我相信，赋税虽再不平等，其害民尚小，赋税稍不确定，其害民实大。确定人民应纳的税额，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三、各种赋税完纳的日期及完纳的方法，须予纳税者以最大便利。房租税和地租税，应在普通缴纳房租、地租的同一个时期征收，因为这时期对纳税者最为便利，或者说，他在这时期最容易拿出钱来。至于对奢侈品一类的消费物品的赋税，最终是要出在消费者身上的；征取的方法，一般都对他极其便利。当他购物时，缴纳少许。每购一次，缴纳一次。购与不购，是他的自由；如他因这种税的征收而感到何等大的困难，那只有责备自己。

四、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干国家所收入的。如人民所付出的，多于国家所收入的，那是由于以下四种弊端。第一，征收赋税可能使用了大批官吏，这些官吏，不但要耗去大部分税收作为薪俸，而且在正说以外，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负担。第二，它可能妨碍了人民的勤劳，使人民对那些会给许多人提供生计和职业的事业裹足不前，并使本来可利用以举办上述事业的基金，由于要缴纳税款而缩减乃至于消灭。第三，对于不幸的逃税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惩罚办法，往往会倾其家产，因而社会便失去由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不适当的赋税，实为逃税的大诱因。但逃税的惩罚，又势必随这诱因的加强而相应地加重。这样的法律，始则造成逃税的诱因，继复用严刑以征逃税，并常常按照诱惑的大小，而定刑罚的轻重，设阱陷民，完全违反普通正义原则。第四，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极不必要的麻烦、困恼与压迫。这种烦扰严格地讲，虽不是什么金钱上的损失，但无异是一种损失，因为人人都愿设法来避脱这种烦扰。总之，赋税之所以往往徒困人民而无补于国家收入，总不外由于这四种原因。

上述四原则，道理显明，效用昭著，一切国家在制定税法时，都多少留意到了。它们都曾尽其所知，设法使赋税尽可能地保持公平。纳税日期，输纳方法，务求其确定和便利于纳税者。此外它们并曾竭力使人民于输纳正税外，不再受其他勒索。但下面对于各时代各国家的主要赋税的短短评述，将表明各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并未得到同样的成功。

第一项地租税即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赋税

加在土地地租土的赋税，有两种征收方法：其一，按照某种标准，对各地区评定一定额地租，估计既定以后，不复变更；其二，税额随土地实际地租的变动而变动，随情况的改善或恶化而增减。

象英国，就是采用前一方法。英国各地区的土地税，是根据一个一定不变的标准评定的。这种固定的税，在设立之初，虽说平等，但因各地方耕作上勤惰不齐的缘故，久而久之，必然会流于不平等。英格兰由威廉及玛利第四年法令规定的各州区各教区的土地税，甚至在设定之初，就是极不公平的。因此，这种赋税，就违反上述四原则的第一原则了，所幸它对于其他三原则，却完全符合。它是十分明确的。征税与纳税为同一时期，它的完纳时期与纳租的时期相同，所以对纳税者是很便利的。虽然在一切场合，地主都是真正纳税者。但税款通常是由佃农垫付的，不过地主在收取地租时，必把它扣还佃农。此外，与其他收入相等的税收比较，这种税征收时使用的官吏是很少很少的。各地区的税额，既不随地租增加而增加，所以地主由改良土地生出的利润，君主并不分享。固然，这些改良有时会成为同一地区的其他地主的破产的原因，但这有时会加重某特定地产租税负担的程度，极其有限，不足阻碍土地的改良及其正常的生产。减少土地产量的倾向既没有了，抬高生产物价格的倾向自亦没有，从而对于人民的勤劳，是决不会有何等妨害的。他主除了要纳赋税，不会有其他不便，但纳税乃是一种无可避免的不便。

英国地主，无疑是由这土地税不变的恒久性，得到了利益的，但这利益的发生，和赋税本身性质无关，而主要是由于若干外部的情况。

英国目评定土地说以来，各地繁荣大增，一切土地地租，无不继续增加，而鲜有跌落，因此，按现时地租计算应付的税额，和按旧时评定实付的税额之间，就生出了一个差额，所有的地主，几乎都按这差额而得了利益。假使情形与此相反，地租因耕作衰退而逐渐低落，那一切地主就几乎都得不到这差额了。按英国革命以后的情势，土地税的恒久性，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君主；设若情势与此相反，说不定就有利于君主，而不利于地主了。

国税既以货币征收，土地的评价，自以货币表现。自作了此评价以来，银价十分固定；在重量上和品质上，铸币的法定标准都没有变更。假若银价显著腾贵，象在美矿发现之前两世纪那样，则此评价的恒久性，将使地主大吃其亏。假如银价显著跌落，象在美矿发现之后一世纪那样，则君主的收入，会因此评价的恒久性而大大减少。此外，如货币法定标准变动，同一银量，或被抑低为较小的名义价格，或被提高为较大的名义价格，例如，银一盎斯，原可铸五先令二便士，现在不照这办法，而用以铸二先令七便士或十先令四便士，那末，在后一场合吃亏的是收税的君主，在前一场合，吃亏的是纳税的地主。

因此，在与当时实际情况多少相异的情形下，这种评价的恒久性，就不免要使纳税者或国家感到极大的不便。然而，只要经过长久时间，那种情况就必有发生的一天。各帝国虽与一切其他人为的事物相同，其命运有时而尽，但它们却总图谋永远存在。所以帝国的任何制度，被认为应与帝国本身同样永久的，都不但求其便利于某些情形，而且当求其便利于一切情形。换言之，制度不应求其适合于过渡的、一时的或偶然的情况，而应求其适合于那些必然的而因此是不变的情况。

征收土地税，随地租的变动为转移，或依耕作状况的进步退步为高下。这曾被法国自命为经济学派的那一派学者，推为最公平的税。他们主张：一切赋税，最终总是落在土地地租土。因此，应该平等地课于最后支付赋税的源泉。一切赋税应该尽可能平等地落在支付它们的最后源泉，这无疑是对的。但是，他们这种极微妙的学说，无非立足于形而上学的议论上，我不欲多所置辩。我们只要看以下的评述，就可十分明了：何种赋税，最终出自地租，何种赋税，最终出自其他资源。

在威尼斯境内，一切以租约贷与农家的可耕土地，概征等于地租十分之一的税。租约要在公家登记册上登记，这登记册由各地区的税吏保管。设若土地所有者自耕其地，其地租即由官吏公平估定，然后减去税额五分之一。因此，土地所有者对这种土地所纳的赋税，就不是估定的地租的百分之十，而是百分之八了。

与英国的土地税比较，这种土地税，确是公平得多。但它没有那样确定。它在估定税额上，常常可能使地主感到大得多的烦恼，在征收上可能要耗费大得多的费用。

设计这样一种管理制度，既能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上述不确定性，又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上述费用，也许不是做不到的吧。

比如，责令地主及佃农两方，必须同在公家登记册上登记租约。设若一方有隐匿伪报情弊，即科以相当罚金，并将罚金一部分给予告发及证实此情弊的他方，这样，主佃伙同骗取公家收入的弊窦，可得到有效的防止。而一切租约的条件，就不难由这登记册征知了。

有些地主，对于租约的重订，不增地租，只求若干续租金。在大多数场合，这是浪子的行为，他们为贪得进现金而舍去其价值大得多的将来收入。不待说，在大多数场合，这行为是有损于地主自己的，但也时常损害佃人，而在一切场合，都对国家有害。因为，佃农常会因此费去很大部分的资本，从而大大减低其耕作土地的能力，使他感到提供续租金而付较低的地租，反比增付较高的地租更加困难。况且土地税为国家最重要的一部分收入，因此，凡减低佃农的耕作能力从而损害土地税收入的事情，都对国家有害。总之，要求续租金，是一种有害的行为。假若对于这种续租金，课以比普通地租重得多的赋税，该行为或可阻止，而一切有关系的人，如地主、佃农、君主乃至全社会，均将受益不浅。

有的租约，规定佃农在整个租期内，应采何种耕作方法，应轮种何种谷物。这个条件，多由于地主自负其具有优越知识的结果（在大多数场合，这种自负是毫无根据的）。佃农受此拘束，无异于提供了额外的地租，所不同的，以劳务不以货币罢了。欲阻止此愚而无知的办法，惟有对于此种地租，从高评定，课以较普通货币地租为高的税率。

有些地主不取货币地租，而要求以谷物、牲畜、酒、油一类实物缴纳地租；有些地主，又要求劳务地租。不论实物地租或劳务地租，通常都是利于地主的少，而损于佃农的多。佃农腰包所出，往往多于地主财囊所入。实行这些地租的国家，佃农通是贫乏不堪的，实行愈严格，贫乏即愈厉害。这种贻害全社会的勾当，如使用同一方法，即对这种地租高其估计，课以较普通货币地租为高的税率，那也许是制止得了的。

当地主自耕其所有地一部分时，其地租可由邻近农人及地主公平估定。此估定的地租，如未超过某一定额，可照威尼斯境内所行办法，略减其若干税额。奖励地主自耕，是很关重要的。因为地主的资本，大抵较佃农为多，所以，耕作纵谈不及佃农熟练，常常能够得到较丰盈的收获。他有财力进行试验，而且一般是有意进行试验的。试验不成功，所损于他的有限，试验一成功，所利于全国耕作改良的无穷。可是，借减税鼓励地主自耕，只可做到足以诱使他自耕其一部分土地的程度。设使一大部分地主都被引诱去自耕其所有土地，那全国将充满着懒惰放荡的地主管家（为着自身利益而不得不在所拥有的资本及所掌握的技能的许可范围内尽力耕作的认真和勤勉的佃农，尽被那些地主管家所替代）。地主管家这种滥费的经营，不到几久，便会使耕作荒废，使土地年产物缩减，这一来，受其影响的，将不仅地主的收入，全社会最重要收入的一部分，亦将因而减少。

象上述那种管理制度，一方面也许可以免除这一种税收由于不确定所加于纳税者的压迫与不便；另一方面，在土地的一般经营上，也许又可由此导人一种对全国土地的一般改良及全国耕作的改善有极大贡献的计划或政策。

土地税随地租变动而变动，其征收费用，无疑较额定不变的所费为多。因为，在这制度下，不能不在各地多设登记机构，而当地主决定自耕其土地时，就须重新评定该地的地租，而两者都要增加费用。不过，这一切费用，大抵都很轻微，和其他收入比这种土地税少得多的税收的征收费用相比，实不算一回事。

可变土地税会阻碍耕地改良，似可作为反对此税的最重要口实。因为，如果君主不分摊改良的费用，而分享改良所得的利润，为地主者，必比较不愿从事土地的改良。然而，就是这种阻碍，也许亦有法可以免除。要是在地主进行改良土地之前，许其会同收税官吏，依照双方共同选择的邻近地主及农夫各若干人的公平裁定，确定土地的实际价值，然后在一定年限内，依此评价课税，使其改良所费，能完全得到赔偿，这样他就没有什么不愿改良土地了。这种赋税的主要利益之一，在于使君主因注意自身收入的增加，而留心土地的改良。所以，为赔偿地主而规定的上述期间，只应求达到赔偿目的，不应定得太长；如地主享受这利益的时期太远，那就恐怕会大大阻碍君主的这种注意。可是，在这种场合，与其把那期间定得太短，却倒无妨定得略长一些。因为，促进君主留意农事的刺激虽再大，也不能弥补那怕是最小的阻碍地主注意改良土地的动机。君主的注意，至多只能在极一般的、极广泛的考虑上，看怎样才有所贡献于全国大部分土地的改良。至于地主的注意，则是在特殊的细密的计较上，看怎样才能最有利地利用他的每寸土地。总之，君主应在其权力所及范围内，以种种手段鼓励地主及农夫注意农事，就是说，使他们两者，能依自己的判断及自己的方法，追寻自己的利益；让他们能最安全地享受其勤劳的报酬；并且，在领土内设置最便利最安全的水陆交通机关，使他们所有的生产物，有最广泛的市场，同时并得自由无阻地输往其他各国。凡此种种，才是君主应当好好注意的地方。

假若这种管理制度，能使土地税不但无碍于土地的改良，而且使土地改良有所促进，那么上地税就不会叫地主感到何等不便，要说有，那就是无可避免的纳税义务了。

社会状态无论怎样变动，农业无论怎样进步或退步，银价无论怎样变动，铸币法定标准无论怎样变动，这样一种赋税即无政府注意，亦自会不期然而然地与事物的实际状态相适应，而且在这些变动下，都会同样适当，同样公平。所以。最适当的办法，不是把它定为一种总是按一定评价征收的税，而是把它定为一种不变的规定，或所谓国家的基本法。

有的国家，不采用简单明瞭的土地租约登记法，而不惜多劳多费，实行全国土地丈量。它们这样做，也许因为怕出租人和承租人会伙同隐蔽租约的实际条件，以骗取公家收入。所谓土地丈量册，似乎就是这种报确实的丈量的结果。

在旧日普鲁士国王领土内，征收土地税，都以实际丈量及评价为准，随时丈量，随时变更。依当时的评价，对普通土地所有者，课其收入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对教士们课其收入百分之四十至四十五。西里西阿土地的丈量及评价，是依现国王命令施行，据说非常精确。按这评价，属于布勒斯洛主教的土地，征其地租百分之二十五；新旧两教教士的其他收入，则取其百分之五十。条顿骑士团采邑及马尔达骑士团采邑，通输纳百分之四十。贵族保有地，为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三，平民保有地，则为百分之三十五点三三。

波希米亚土地的丈量及评价，据说是进行百年以上的工作，直到1748年媾和后，才由现在女王的命令限其完成。由查理六世时代着手的米兰公领地的测量，到176O年以后才完全竣事。据一般评论，这丈量的精确是从来所未有的。塞沃伊及皮德蒙特的丈量，是出于故王沙廷尼亚的命令。

在普鲁士王国中，教会收入的课税，比普通土地所有者收入的课税要高得多。教会收入的大部分，都出自土地地租，但用这收入改良土地，或在其他方面增进大多数人收入的事，那是不常见到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吧，普鲁士国王觉得教会收入，理应对国家的急需，比一般要多负担。然而有些国家，教会土地却全然免税；有些国家，即有所税，亦较其他土地为轻。1577年以前，米兰公国领土内一切教会土地，仅按它的实际价值三分之一课税。

在西里西阿，课于贵族保有地的税，比课于平民保有地的税高百分之三。这种差异，恐系由于普鲁士国王有以下的想法：前者既享有种种荣誉、种种特权，那就很够抵偿他略高的赋税负担；同时，后者所感觉的不如人的耻辱，可从减轻赋税负担，使其得到几分弥补。然而在其他国家则不然，它们的赋税制度，不但不减轻平民的负担，却反加重平民的负担。如在沙廷尼阿国王领地内，及在实行贡税的法国各省，其赋税全由平民保有地负担，贵族保有地反概予豁免。

按照一般丈量及评价而估定的土地税，其开始虽很公平，但实行不到多久，就必定变为不公平。为防止这流弊，政府要不断地耐心地注意国中各农场的状态及其产物的一切变动。普鲁士政府、波希米亚政府、沙廷尼阿政府以及米兰公国政府，都曾实际注意及此。不过，这种注意，很不适于政府的性质，所以很难待久；即或长久注意下去，久而久之，不但对纳税者无所助益，而且会意起更多的烦难。

据说，在1666年，芒托本课税区所征收的贡税，系以极精确的丈量及评价为准。但到1727年，这税却变为完全不公平了。为矫正此种弊病，政府除对全区迫课一万二千利弗附加税外，再也找不出其他较好的方策。这项附加税，虽按规定要课在一切依照旧的估定税额征课贡税的税区，但事实上只课在依照旧的估定税额实际上纳税过少的地方，借以津贴依照旧的估定税额实际上纳税过多的地方。比如现在有两个地区，其一，按实际情况应税九百利弗，其二，应税一千利弗。而按旧的估定税额，两者通税一千利弗。在征收附加税后，两者的税额，都定为一千一百利弗。但要纳附加税的，只限于前此负担过少的地区；前此负担过多的地区，则由此附加税额给予救济。所以后者所输纳的，不过九百利弗。附加税既完全用以救济旧估定税额上所生的不公平，所以，对政府毫无得失可言。不过，这种救济方法的运用，大抵是凭税区行政长官的裁夺，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独断独行的。

不与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生产物成比例的赋税

课于土地生产物的赋税，实际就是课于土地地租的赋税。这赋税，起先虽由农民垫支，结果仍由地主付出。当生产物的一定部分，作为赋税付出时，农民必尽其所能计算这一部分逐年的大体价值，究竟有多少，于是从他既经同意付给地主的租额中，扣除相当的数目。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就是这一类赋税。农民交出这年产物，而不预先估算其逐年大抵价值，那是没有的事。

什一税及其他一切类似土地税，表面看似乎十分公平，其实极不公平。在不同情况下，一定部分的生产物，实等于极不相同部分的地租。极肥沃的土地，往往产有极丰盈的生产物；那生产物有一半，就够偿还农耕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其他一半，或者其他一半的价值，在无什一税的场合，那是足够提供地主的地租的。但是，租地者如把生产物之十分之一付了什一税，他就必须要求减少地租五分之一，否则，他的资本及利润，就有一部分没有着落。在这种情况下，地主的地租，就不会是全生产物的一半或十分之五，而只有十分之四了。至于贫瘠土地，其产量有时是那么少，而费用又那么大，以致农家资本及其普通利润的偿还，须用去全生产物的五分之四。在此情况下，即无什一税，地主所得地租，亦不能超过全生产物的五分之一或十分之二。如果农民又把生产物的十分之一付了什一税，他就要从地租减除相等的数额，这样，地主所得，就要减到只相当于全生产物的十分之一了。在肥沃土地上，什一税往往不过等于每镑四分之一或每镑四先令的税，而在较贫瘠土地上，什一税有时要等于每镑二分之一或每镑十先令的税。

什一税既常为加在地祖上的极不公平的赋税，因此对于地主改良土地及农夫耕种土地，常为一大妨碍。教会不支出任何费用，而分享这么大的利润；这样在地主，就不肯进行那最重要、也往往就是需要最多费用的各种改良；在农夫，亦不肯种植那最有价值、大抵也就是最多费用的谷物。欧洲自什一税实施以来，栽培茜草，并独占此有用染料的，只有荷兰联邦，因为那里是长老教会国家，没有这种恶税。最近英格兰亦开始栽培茜草了，这就因为议会制有法令，规定种茜草地，每亩只征抽五先令，以代替什一税。

亚洲有许多国家，正如欧洲大部分地方的教会一样，其主要收入，都仰给干征收不与土地地租成比例而与土地生产物成比例的土地税。中国帝王的主要收入，由帝国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十分之一构成。不过，这所谓十分之一，从宽估计，以致许多地方据说还没有超过普通生产物的三十分之一。印度未经东印度公司统治以前，孟加拉回教政府所征土地税，据说约为土地生产物五分之一。古代埃及的土地税，据说也为五分之一。

亚洲这种土地税，使亚洲的君主们，都关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据说中国的君主、回教治下的孟加拉君主、古代埃及君主为求尽量增加其国内一切土地生产物的分量和价值，都曾竭尽心力，从事公路及运河的创建与维持，使得每一部分生产物，都能畅销于国内。欧洲享有什一税的教会则不同。各教会所分得的什一税，数量细微，因此没有一个会象亚洲君主那样关心土地的耕作及改良。一个教区的牧师，决不能发现有什么利益，向国内僻远地方修建运河或公路，以拓展本教区产物的市场。因此，这种税，如用以维持国家，其所带来的若干利益，尚可在某种限度抵消其不便；若用以维持教会，那就除不便外，再也无利益可言了。

课于土地生产物的赋税，有的是征收实物，有的是依某种评价征收货币。

教区牧师和住在自己田庄内的小乡绅，有时觉得以实物收取什一税或地租，也许有若干利益。因为，他征集的分量既少，所从征集的区域又小，所以对每一部分应收实物的收集和处理，自己通能亲自监视。可是，一个住在大都市而有大资产的绅士，如对于其散在各地的田庄的地租，亦征收实物，那就不免要蒙受其承办人及代理人怠慢的危险，尤其是这般人舞弊的危硷。至于税吏由滥权溺职所加于君主的损失，那无疑还要大得多。一个普通人，那怕凡事极其粗心大意，但与小心谨慎的君主比较，对干督视使用人那一点，恐怕要强得多。公家收入，如以实物征收，由于税吏胡乱处理所遭的损失，实际纳到国库的，往往不过人民所出之一小部分。然而中国公家收入的若干部分，据说就是这样征收的。中国大官及其税吏们，无疑的都乐得保持这种征税惯例，因为征收实物，是远较征收货币容易舞弊多了。

土地生产物税征收货币，有的是按照随市场价格变动而变动的评价；有的则是按照一定不变的评价，例如，市场状态无论如何变动，一蒲式耳小麦总是评作同一货币价格。以前法征收的税的税额，不过随耕作勤惰对实际生产物所生的变动而变动，以后法征收的税的税额，就不但随土地生产物上的变动而变动，而且会随贵金属价值的变动，乃至随各时代同名铸币所含的贵金属分量的变动而变动。因此，就前法言，税额对于土地实际生产物的价值，总是保持同一的比例；就后法言，税额对干那个价值，在不同时期会保持大不相同的比例。

不征收土地生产物的一定部分或一定部分的价格，而收取一定额货币来完全代替所有赋税或什一税，这种税，就恰与英格兰土地税为同一性质。这种税，既不会随土地地租而腾落，也不会妨碍或促进土地的改良。有许多教区，不以实物征收什一税，而以货币代替实物的税。那种税法，亦与英格兰土地税相类似。在孟加拉回教政府时代，其所属大部分地区，对于征收生产物五分之一的实物，亦据说是以相当少的货币代替。此后，东印度公司的某些人员，因借口把公家收入恢复到其应有的价值，在若干州区，也把货币代税改为实物付税。可是，在他们管理之下，这一改变，一方面因阻碍耕作，同时又造成征收上营私舞弊的新机会，所以与他们开始管理那种税收时比较，公家收入曾大大减少。公司人员大抵曾从这个改变得了好处，但恐怕是以他们的主人及国家为牺牲的。

房租税

房租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或可称为建筑物租；其二，通常称为地皮租。

建筑物租，是建筑房屋所费资本的利息或利润。为使建筑业与其他行业立于同一水准，这种建筑物租，就须第一足够支给建筑业者一种利息，相当于他把资本对确实抵押品贷出所能得到的利息；第二足够他不断修理房屋，换句话说就是他在一定年限内能收回其建筑房屋所费的资本。因此，各地的建筑物租，或建筑资本的普通利润，就常受货币的普通利息的支配。在市场利率为百分之四的地方，建筑物的租金，如除去地皮租后，尚能提供相当于全部建筑费用的百分之六或百分之六点五的收入，那建筑主的利润，就算是足够了。在市场利率为百分之五的地方，就也许要提供相当于全部建筑费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七点五的建筑主利润，才算是足够的。利润既与利息成比例，如果建筑业的利润，在任何时候超过上述比率过多，则其他行业上的资本，将会有很多移用到建筑业上来，直至这方面的利润，降到它正当的水平为止。反之，如果建筑业的利润，在任何时候低于该比率过多，则这方面的资本立即会移用到其他行业上，直至建筑业利润，再抬高到原来的水平为止。

全部房租中，凡超过提供合理利润的部分，自然归作地皮租。在地皮主与建筑主为各别个人的场合，这部分，大抵要全数付与前者。此种剩余租金，是住户为报酬屋址所提供的某种真实或想象的利益而付给的代价。在离大都市辽远、可供选择建筑房屋的空他很多的地方，那里的地皮租，就几乎等于零，或比那地皮用于农业的场合所得不会更多。大都市附近的郊外别墅，其地皮租就有时昂贵得多。至于具有特别便利，或周围风景佳美的位置，不待说，那是更其昂贵。在一国首都，尤其是在对房屋有最大需要的特别地段内（不问这需要是为了营业，为了游乐，或只为虚荣和时尚），地皮租大都是最高的。

对房租所课的税，如由住户付出，且与各房屋的全租成比例，那就至少在相当长期内不会影响建筑物租。建筑业者如得不到合理利润，他就会不得已抛弃这行业，这一来，不要多久，建筑物的需要提高，他的利润便会恢复原状，而与其他行业的利润，保持同一水准。这种税，也不会全然落在地皮租上。它往往会这样自行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住户担当，一部分由地皮主支出。

比方，假定有一个人，断定他每年能出六十镑的房租，又假定，加在房租上由住户支出的房租税，为每磅四先令，或全租金的五分之一，那末，在这场合，六十镑租金的住宅，就要费他七十二镑；其中有十二镑，超过了他认为能担负的额数。这一来，他将愿意住坏点的，或租金五十镑一年的房屋，这五十镑，再加上必须支付的房租税十镑，恰恰为他断定每年所能负担的六十镑的数额。为要付房租税，他得放弃房租贵十镑的房屋所能提供的另外便利的一部分。我说他得放弃这另外便利的一部分，因为他很少得放弃其全部。有了房租税，他会以五十磅租得无税时五十磅所格不到的较好的房屋。因为，这种税，既把他这个竞争者排除去，对于年租六十镑的房屋，竞争自必减少，对于年租五十镑的房屋，竞争亦必同样减少，以此类推，除了租金最低无可再减，而且会在一定时间因此增加其竞争的房屋外，对于其他一切房屋，竞争都会同样减少；其结果，一切竞争减少的房屋的租金都必多少下落。可是，因为减少的任何部分，至少在相当长期内，不会影响建筑物租，所以，其全部就必然要落在地皮租上。因此，房租税最后的支付，一部分落在那因为分担此税而不得不放弃其一部分便利的住户头上，另一部分落在那因为分担此税而不得不放弃其一部分收入的地皮所有者头上。至于他们两者间，究以何等比例分担这最后支付，那也许是不容易断定的。大约在不同情况下，这种分配会极不一样；而且，随着这些不同情况，住户及地皮所有者，会因此税而受到极不相同的影响。

地皮租所有者由于此税所可能受到的不平等，完全是由于上述分担上偶然发生的不平等。但住户由于此税所可能受到的不平等，就除了分担上的原因以外，还有其他原因。房租对于全部生活费的比例，随财产的大小程度而不同。大约，财产最多，此种比例最大；财产逐渐减少，此种比例亦逐渐减低；财产最少，此种比例最小。生活必需品，是贫者费用的大部分。他们常有获得食物的困难，所以他们细微收入的大部分，都是费在食物上。富者则不然。他们主要的收入，大都为生活上的奢侈品及虚饰品而花费掉；而壮丽的居室，又最能陈饰他的奢侈品，显示他的虚荣。因此，房租税的负担，一般是以富者为最重。这种不平等，也许不算怎么背理。富者不但应该按照收入比例为国家提供费用，而且应该多贡献一些，难道可说这是不合理的吗？

房租在若干点上，虽与土地地租相似，但在某一点上，却与土地地租根本不同。土地地租的付给，是因为使用了一种有生产力的东西，支付地租的土地，自己产生地租。至于房租的付给，却因为使用了一种没有生产力的东西。房屋乃至房屋所占的地皮，都不会生产什么。所以，支付房租的人，必须由其他与房屋绝不相关的收入来源中提取所需的款。只要房租税是落在住户身上，它的来源必与房租本身的来源相同，而必由他们的收入来支付，不管这收入是来自劳动工资、资本利润或土地地租。只要房租税是由住户负担，它就是这样一种的税，即不是单独课于那一种收入来源，而是无区别地课千上述一切收入来源，在一切方面都与任何消费品税有同一的性质。就一般而论，恐怕没有哪一种费用或消费，比房租更能反映一个人全费用的奢俭。对这种特殊消费对象比例征税，也许所得收入，会较今日欧洲任何其他税收为多。不过，房租税如定得太高，大部分人会竭力避免，以较小房屋为满足，而把大部分费用移转于其他方面。

确定房租，如采用确定普通地租所必需采用的方策，就容易做到十分正确的地步。无人居住的房屋，自当免税。如果对它征税，那税就要全部落在房屋所有者身上，使他为不给他提供收入也不给他提供便利的东西完税。设所有者自己居住，其应纳税额，不应当以其建筑费为准，而应按房屋要是租给别人依照公平裁定所能租得的租金为准。假若依其建筑所费为准，那每镑三先令或四先令的税，再加上他项税捐，就几乎会把全国的富户大家全部毁掉，并且，我相信，其他一切文明国如都这样做，也都会得到同一结果。不论是谁，只要他留心考察本国若干富户大家的城中住宅及乡下别墅，他就会发现，如按这些地宅的原始建筑费百分之六点五或百分之七计算，他们的房租，就将近要等于他们地产所收的全部净租。他们所建造的宏壮华丽的住宅，虽积数代的经营，但与其原费相比，却仅有极少的交换价值。

与房租比较，地皮租是更妥当的课税对象。对地皮租课税，是不会抬高房租的。那种税，将全由地皮所有者负担。地皮所有者总是以独占者自居，对于地皮的使用，尽可能地要求最大的租金。其所得租金为多为少，取决于竞相争用地皮者为贫为富，换言之，取决于他们能够出多出少来满足其对一块地皮的爱好。在一切国家，争用地皮的有钱人，以在国都为最多，所以国都中的地皮，常能得到最高的租金。不过，竞争者的财富，既不会因地皮税而有所增加，所以他们对于使用地皮，亦不愿出更多的租。地皮租的税，是由住户垫支，或是由地皮所有者垫支，无关紧要。住户所必须付纳的税愈多，所愿付的地皮租就愈少。所以地皮税的最后支付，完全要落在地皮所有者身上。无人居住的房屋的地皮租，当然不应该课税。

在许多场合，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同为所有者不用亲自劳神费力，便可享得的收入。因此，把他这种收入，提出一部分充国家费用，对于任何产业，都不会有何等妨害。地皮课税以后，与未税以前比较，社会上地劳动的年产物，即人民大众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是不会两样的。这样看来，地皮租及其他普通土地地租，就恐怕是最宜于负担特定税收的收入了。

单就这点说，地皮租甚至比普通土地地租更适合作为特定税的对象。因为，在许多场合，普通土地地租至少是部分归因于地主的注意和经营。地租税过重，足以成为这注意和经营的妨害。地皮租则不然。地皮租就其超过普通土地地租的数目说，完全是由于君主的善政。这善政，保护全人民的产业，同时，保护若干特殊住民的产业，使这些住民能对其房屋所占地皮，偿付大大超过其实际价值的租金，或者说，使这些住民能对地皮所有者提供大大超过足够赔偿地皮被人使用所受的损失的报酬。对于借国家善政而存在的资源，课以特别的税，或使其纳税较多于其他大部分收入资源以支援国家的费用，那是再合理没有的。

欧洲各国，虽然大都对于房租课税，但就我所知，没有一国把地皮租视为另一项税收的对象。税法设计者，对于确定房租中什么部分应归地皮租，什么部分应归建筑物租，也许曾感到几分困难。然而要把它们彼此区分，究竟不是何等了不起的困难。

在英国，有所谓年土地税，照此种税法，房租税的税率，应该是和地租税的税率相同。各不同教区和行政区，征收此税所定的评价，彼此常为一样。那在原来已是极不公平，现今依然如此。就全王国大体说，此税课在房租土的，依然比课在地租上的要轻一些。仅有税率原来很高而房租又稍稍低落的少数地区，据说，每镑三先令或四先令的土地税，与实际房租的比例相等。无人居住的房屋，法律虽规定要纳税，而在大多数地区，却由估税吏的好意免除了。这种免除，有时引起某些特定房屋的税率的小变动，但全地区的税率总是一样。房屋建筑修理，租金有增加，房租税却无增加，这就使特定房屋的税率，发生更大的变动。

在荷兰领土内，所有房屋，不管实际房租多少，也不管有人住着还是空着，一律按其价值，课税百分之二点五。对于无人居住的房屋，即所有者不能由此取得收入的房屋，也勒令纳税，尤其是纳那么重的税，未免苛刻。荷兰的市场利息率，普通不过百分之三，对于房屋的整个价值，课百分之二点五的重税，那在大多数场合，就要达到建筑物租三分之一以上，或达到全部租金三分之一以上。不过，据以征税的评价，虽极不平等，但大都在房屋的实际价值以下。当房屋再建、增修或扩大时，就要重新评价，其房租税即以此新评价为准。

英格兰各时代房屋税的设计者，似乎都有这个想法，即相当正确地确定各房屋的实际房租，非常困难。因此，他们规定房屋税时，就根据一些比较明显的事实，即他们认定在大多数场合对房租保有相当比例的事实。

最初，有所谓炉捐，每炉取二先令。为要确定一房屋中究竟有几炉，收税吏有挨室调查的必要。这种讨厌的调查，使这种税成为一般人讨厌的对象。所以，革命后不久，即被视为奴隶制度的标志，而被废除了。

继炉捐而起的，为对于每住屋课以二先令的税。房屋有十四窗，增课四先令，有二十窗乃至二十窗以上，增课八先令。此税后来大有改变。凡有窗二十乃至三十以下的房屋，课十先令，有窗三十乃至三十以上的房屋，课二十先令。窗数大抵能从外面计算，无论如何，总不必侵入各私人的内室。因此，关于这种税的调查，就没有炉捐那样惹人讨厌了。

往后，此税又经废止，而代以窗税。窗税设立后，亦曾有几许变更和增加。到今日（1775年1月）英格兰每屋除课三先令，苏格兰每屋除课一先令以外，窗户另税若干。税率是逐渐上升的，在英格兰，由对不到七窗的房屋所课最低二便士的税，升至对有二十五窗乃至二十五窗以上的房屋所课最高二先令的税。

这各种税惹人反对的地方，在于不得其平。而其中最坏的，就是它们加在贫民身上的，往往比加在富者身上的，反要重些。乡间市镇上十镑租金的房屋，有时比伦敦五百镑租金房屋的窗户还要多。不论前者的住户怎么穷而后者的住户怎么富，但窗税既经规定下来，前者就得负担较多的国家费用。这一年，这类税就直接违反前述四原则的第一原则了。不过，对于其他三原则，倒还不见得怎样乖违。

窗税乃至其他一切房屋税的自然倾向，是减低房租。一个人纳税愈多，明显的，他所能负担的房租就愈少。不过据我所知，英国自窗税施行以来，通计所有市镇乡村的房屋租金，都多少提高了若干。这是因为各地房屋需要增加，使房租提高的程度超过了窗税使其减低的程度。这事实可以证明，国家繁荣程度已经增大，居民收入已经增多。设无窗税，房租也许是会提得更高的。

第二项利润税即加在资本收入上的赋税

由资本所生的收入或利润，自会分成两个部分：其一为支付利息，属于资本所有者；其二为支付利息以后的剩余。

后一部分利润，分明是不能直接课税的对象。那是投资危险及困难的报酬，并且，在大多数场合，这报酬是非常轻微的。资本使用者，必得有这项报酬，他才肯继续使用，否则，从其本身利益打算，他是不会再做下去的。因此，假如他要按全利润的比例，直接受课税负担，他就不得不提高其利润率，或把这负担转嫁到货币利息上面去，即是少付利息。假若他按照税的比例而抬高其利润率，那么，全税虽或由他垫支，结果还是按照他的投资方法，而由以下两种人民之一付出。假若把他用作农业资本，栽种土地，他就只能由保留一较大部分土地生产物或较大部分土地生产物的价值，而抬高其利润率。他要想这样做得通，唯有扣除地租，这样，此税最后的支付，就落到地主身上了。假若把他用作商业资本或制造业资本，他就只能由抬高货物价格，而提高其利润率。在这一场合，此税最后的支付，就要完全落到消费者身上。假若他没有抬高利润率，他就不得不把全税转嫁到利润中分归货币利息的那一部分上去。他对于所借资本，只能提供较少利息，那税的全部，就终于由货币利息担当。在他不能以某一方法减轻他自己的负担时，他就只有采用其他方法来补救。

乍看起来，货币的利息，就好象和土地地租一样，是能够直接课税的对象。正如土地地租一样，货币利息，是完全除了投资危险与困难的报酬后所剩下的纯收入。地租税不能抬高地租，因为偿还农业家资本及其合理利润后，所剩下的纯收入，决不能在税后大于税前。同此理由，货币利息税，也不能抬高利息率，因为一国的资本量或货币量，与土地量同，税前税后，在推想上，都是一样的。本书第一篇说过：普通利润率，到处都是受可供使用的资本量对于使用的资本量的比例的支配，换言之，到处都是受可供使用的资本量对于必须使用资本来进行的营业量的比例的支配。但资本使用量，或使用资本进行的营业量，决不会因任何利息税而有所增减。如果可供使用的资本，不增不减，那么，普通利润率，就必然要保持原状不变。但是，报偿投资者的危险和困难所必要的利润部分，也同样会保持原状不变，因为投资的危险和困难并无改变。因此，残余部分，即属于资本所有者，作为货币利息的部分，也必然要保持原状不变。所以，乍看起来，货币利息就好家和土地地租一样，是能够直接课税的对象。

然而与地租比较，货币利息究竟是不宜于直接课税的，这有两种的情由。

第一，个人所有土地的数量与价值，决不能保守秘密，而且常能正确地确定。但是，一个人所拥有的资本金额，却几乎常是秘密的，要相当正确地确定，差不多是做不到。此外，资本额随时容易发生变动。慢讲一年，就是一月、一日，也常有增减。对于各个人私人情况的调查，即为求适当课税，而调查监视各个人的财产变动，乃是非常使人生气，非人所能忍受的事情。

第二，土地是不能移动的，而资本则容易移动。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产所在国的一个公民。资本所有者则不然，他很可说是一个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着于那一个特定国家。一国如果为了要课以重税，而多方调查其财产，他就要舍此他适了。他并且会把资本移往任何其他国家，只要那里比较能随意经营事业，或者比较能安逸地享有财富。他移动资本，这资本前此在该国所经营的一切产业，就会随之停止。耕作土地的是资本，使用劳动的是资本。一国税收如有驱逐国内资本的倾向，那么，资本被驱逐出去多少，君主及社会两方面的收入源泉，就要涸竭多少。资本向外移动，不但资本利润，就是土地地租和劳动工资，亦必因而缩减。

因此，要对资本收入课税的国家，历来都不采用严厉的调查方法，而往往不得已，以非常宽大的，因而多少是随便的估算方法为满足。采用这个课税方法，其极度的不公平不确定，只可用极低的税率才能抵偿。因为照此做的结果，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所税，已远较其实际收入为低，那么邻人所税虽比他低一些，他也就没有什么过不去了。

英格兰所谓土地说，原来是打算和对资本所课的税采用同一的税率。当土地税率，每镑课四先令，即相当于推定的地租的五分之一时，对于资本，也打算课其推定的利息的五分之一。当现行土地税初行的时候，法定利息率为百分之六，因此，每百镑资本，应该课税二十四先令，即六镑的五分之一。自从法定利息率缩减为百分之五，每百镑资本应该只课二十先令。这所谓土地税征收的金额，乃由乡村及主要市镇分摊，就中一大部分是由乡村负担。市镇方面负担的部分，大半是课自房屋，其对市镇上的资本或营业（因为对于投在土地上的资本不打算课税）征税的部分，远在资本或营业的实际价值以下。因此，不论原始估定的税额，不怎么公平，以轻微缘故，终没有意起何等纷扰。今日由于全国将近普及的繁荣，在许多地方，土地、房屋及资本的价值，已增高很多了，然而各教区、各地区对于这一切的课税，却依旧是继续使用那最初估定的税额，所以在现在看来，那种不公平，更无甚关系。加之，各地区的税率久无变动，这一来，这种税的不确定性，就其课在个人的资本说，已大大减少了，同时，也变成更不重要了。假若英格兰大部分土地，没有依其实际价值的一半估定税额，那么，英格兰大部分资本，就恐怕没有依其实际价值五十分之一估定税额。在若干市镇中，如威斯敏斯特，全部土地税，都是课在房屋上，资本和营业，全不征税。但伦敦不是如此。

无论哪个国家，都曾小心谨慎回避了严密调查个人私事的举动。

在汉堡地方，每个居民，对其所有一切财产，都得对政府纳千分之二点五的税。由于汉堡人民的财产，主要为资本，所以，这项税，实可视为一种资本税。各个人输纳国库的税额，得由自己估定，每年在长官之前，把一定数额的货币，付人国家金库，并宣誓那是他所有财产总额的千分之二点五，但无须宣布其财产额，也不受任何盘诘。这种税的完纳，一般是非常忠实的。因为，在一个小小共和国中，那里的人民，都完全信赖长官，都确信赋税是维持国家所必要，并且都相信，所出的税，将忠实地为维持国家而使用，这种凭良心的自发的纳税办法，有时是会做得通的，不限于汉堡人民。

瑞士翁德沃尔德联邦，常有暴风及洪水的灾害，所以常有筹集临时费的必要。遇此场合，人民就聚在一起，非常坦白地宣布其财产额数，然后依此课税。在久里奇，根据法律，每有紧急需要，法律即命令各个人应依其收入比例纳税，对于该收入数额，人人负有发誓宣布的义务。据说，当地行政当局，从来没猜疑其同胞市民欺骗他们。在巴西尔，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出自出口货物的小额关税。一切市民，都应当宣誓要每三个月缴付按法应纳的一定税款。一切商人，甚至～切旅舍主人，都须亲自登记其在领土内外所卖的货物，每到三个月末尾，就把计算单——在该单下端算出税额——送呈国库官吏。绝没有人疑虑国库收入，会因此受到损失。

对于各市民，加以公开宣誓其财产额的义务，在瑞士各联邦中，似乎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汉堡，那就是了不得的痛苦了。从事冒险性贸易的商人，无时不害怕要公开其财产实况。据他料想，这十之八九要使他的信用破坏、企业惨败。至于从未从事此类冒险事业的质朴节约的人民，却不会感到他们有隐蔽其财产实情的必要。

荷兰在故奥伦治公爵就总督职后不久，对于全市民的财产，课以百分之二，或所谓五十便士取一的税。各市民自行估计其财产，以及完税的方法，全与汉堡相同。据一般椎想，他们纳税也很诚实。当时人民，对于刚由全面暴动而树立的新政府，抱有很大好感；而且这种税，是为了救济国家特别急需而设的，只征收一次。实在说，要是永久征下去，那就未免太重了。荷兰当时的市场利息率，很少超过百分之三，今对一般资本最高的纯收入，课以百分之二的赋税，即每镑征去十三先令四便士了。人民为担此重税，而不侵蚀其资本的恐怕不多吧。当国家万分危急之秋，人民激于爱国热忱，可能大大努力一下，放弃其一部分资本。但他们决不能长久这样做下去。设长此做下去，这种税不久便会毁坏人民，使他们完全无力支持国家。

英格兰依土地税法案所课的资本税，虽与资本额成比例，但并不打算减少或分去资本的任何部分，而只打算按照土地地租税的比例，课货币利息以相等的税。所以，当地租税是每镑四先令时，货币利息税，亦是每镑四先令。汉堡所课的税，以及翁德沃尔德和久里奇所课更轻微的税，也同样打算以资本的利息或纯收入为对象，而不是以资本为对象。至于荷兰，其所说对象则为资本。

特定营业利润税

有些国家，对于资本利润，课有特别税，这资本有时是用在特殊商业部门的，有时是用在农业上的。

在英格兰，对于小贩商人及行商所课的税，对于出租马车及肩舆所课的税，以及酒店主为得到麦酒火酒零售执照所纳的税，都属于前一类税。在最近战争中，曾经提议对店铺方面课同类的税。战争发动起来了，有人说战争保护了本国商业，由此获利的商人，自应担负战争费用。

不过，对于特殊商业部门资本所课的税，最终都不是由商人（他在一切场合，必须有合理的利润，并且，在商业自由竞争的地方，他的所得也很少能超过这合理利润）负担，而是由消费者负担。消费者必然要在买物的价格上，支付商人垫付的税额。而在大多数场合，商人还会把价格提高若干。

当这种税与商人的营业成比例时，最终总是由消费者付出，于商人无所谓压迫。但当它不是与商人营业成比例，而同样课于一切商人时，虽最终亦是出自消费者，却对大商人有利，对小商人成为多少的压迫。对于每辆出租马车，一周课税五先令，对于每乘出租肩舆，一周课税十先令，在这种税是由车舆所有主分别垫付的范围内，那就恰恰和他们各别的营业范围成比例。照这样税法，它既不有利于大商人,也不压迫小商人。领麦酒贩卖执照所纳的税，每年二十先令；领火酒贩卖执照所纳的税，每年四十先令；领葡萄酒贩卖执照所纳的税，每年八十先令，这种税制，对于零卖酒店，通通一律看待，大营业者必然要获得若干利益，小营业者必然要受到若干压迫。前者要在货物价格上取还其垫付税款，一定比后者容易。不过，因为这税率轻微，虽不公平，亦比较无关重要，并且，在许多人看来，小麦酒店到处林立，予以小小妨阻，亦无不当。课于店铺的税，本来打算大小店铺多寡一律，而实际上也只得如此，无他办法。这种税要想相当正确地按各店铺的营业范围比例课征，那除了采用自由国家人民绝难忍受的调查外，再也无法进行。这种税如课得很重，将成为小商人的重大压迫，并使全部零售业归于大商人手中。小商人的竞争既不存在，大商人即将享受营业上的独占。如其他独占者相同，他们立即会联合起来，把利润大大抬高到纳税所需的限度以上。这一来，店铺税的最后支付，就不是由店铺主担当，而是由消费者担当；消费者且还要为店主的利润，再付一大笔的价钱。因此之故，就把这种税的设计，抛在一边，而代以1759年所设的补助税。

在法兰西，有一种税称为个人贡税，这种税也许是对农业资本利润所课的最重的税了，在欧洲一切地方，都实行这种税。

在昔时欧洲封建政府盛行的混乱局面下，君主迫于情势，不得不满足于仅对一般无力拒绝纳税的人民课税。大领主们，当君主有特别急需时，虽愿意帮助，但对于恒久纳税一层，终不肯承认，而君主亦无实力强其承认。欧洲的土地占有者，其初大部分都是农奴。他们后来在欧洲大部分，逐渐解放。其中一部分人，获得地产保有权。他们有时在国王之下，有时在大领主之下，以贱奴条件保有地产，如英格兰音时根据官册享有土地者一样。其他没有获得保地权的人，则在他们领主之下，以老干年为期，租得其所占有的土地，这一来，他们也比较不依附于领主了。大领主们看到这些下级人民，繁荣起来，独立起来，不胜其忿，既瞧不起，又不甘心，因而乐得同意君主课他们以赋税。在若干国家，这种税的对象，限于那些以贱奴条件保有的土地；在这样的场合，这种税可以说是不动产的贡税。沙廷尼阿故王设定的土地税，以及在兰多克、普冯斯、多菲那及布列塔尼各州，在芒托本课税区，在亚琛及康顿选举区，乃至在法兰西其他若干地区，所课的贡税，都是课在上述保有地上的赋税。在其他各国，这种税的对象，乃是那些租用他人土地者所得的推定的利润，不问土地的保有条件如何。在这样的场合，这种税可以说是个人的贡税。法兰西所谓选举区各州，大部分都是行使这种税法。不动产的贡税，既只课于一国的一部分土地，那必然是不公平的。可是，虽不公平，究竟不常出以专恣，虽然有时不免如此，至于个人的贡税，则是打算对某一阶级人民的利润，比例征收，而这利润究竟有多少，又只能推测，所以必然是专恣的、不公平的。

法国今日（1775年）所行的个人的贡税，每年课于称为选举区的二十个课税区的，计达四千零十万七千二百三十九利弗十六苏。各州负担这税额的比例，年有变动，都取决于枢密院所收到关于各州收获丰歉程度，以及其他可增减它们各别纳税能力的情况的报告。每个课税区，区分为若干选举地域，全课税区所分担的上述比例的总税额，分配于这各选举地域；各选举地域分担的总额，亦是同样按照枢密院所收到关于它们各别纳税能力的报告，而年有不同。照此看来，枢密院立意虽然尽善，但要想以相当正确比例，决定当年度某州、某区、某地域的实际纳税能力，却似乎是不可能的。无知与误报，一定要多少使大公至正的枢密院，错下判断。一个教区对全选举地域课税额所应分担的比例，每个人对所属教区课税额所应分担的比例，也是依必然有的不同惰况，而逐年不同。这各种情况，在前一场合，是由选举地域的收税员判定；在后一场合，是由教区的收税员判定，这两者，都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受州长的指导及影响。据说，此等收税员，往往对于那些情况，错下评判，不但是由于无知和误报，而且是由于党同伐异，乃至个人私怨。任何纳税者，在税额未评定以前，不能确知他要纳税多少，那是显明的；他甚至在税额既经评定以后，亦还不能确切知道。假若一个应该免税的人，被课有税，或一个人所税超过了他应税的比例，他们虽然都必须暂时付出税额，但他们如果诉说不平，并证实了不平的理由，那么，为了补偿他们，翌年全教区便当追征一个附额。假若纳税者破产，或者全无支付能力，其应纳的税，必须由收税员垫付，而为补偿收税员，翌年全教区亦当追征一个附额。假若收税员自身破产了，选出他的教区，就必须对选举地域的总收税员负责那个收税员的行动。但是，控诉一全教区，在总收税员自属麻烦；所以，他往往先任意选定那区中最富的纳税者五、六人，叫他们补偿那收税员无力支付的损失，而以后再向全教区追征以补偿他们。这种追征税，总是那特定年度贡税以外另收的数额。

当一种税加在特定商业部门的利润上时，商人们都会留意，使上市的货物量，不至过多超过他们能卖得足够偿还所垫付的税的价格的数量。他们有的由营业上撤回一部分资本，使市场上的供给，较前减少。价格国货少腾涨起来，那种税最后的支付，就落在消费者身上了。但是，当一种税课在农业资本利润上时，农人如由那种用途撤回一部分资本，一定没有利益可言。各农民占有一定量土地，对那土地支付地租。要求这土地耕作适宜，一定额资本，是必要的。如果他把这必要的资本撤回一部分，他不会更有能力支付地租或赋税。为要付税，他的利益，决不是在于减少农作物产量，也决不是在于减少市上农作物供给量。因此，这种税决不会使他抬高其产物的价格，把税转嫁于消费者，以取偿所付的税。不过，农民也如一切其他营业者一样，须得有合理的利润，否则他就会放弃他这种职业。在他有了这种负担以后，他只有对地主少付地租，才能得到合理的利润。他必须输纳的赋税愈多，他能够提供的地租就愈少。设若这种税，课在租约未满期以前，那就无疑会使农民陷于困难，甚或陷于破产。可是，当租约满期续可时，这赋税就一定要转嫁于地主。

在施行个人贡税的各国，农民所纳的税，通常是与他在耕作上使用的资本成比例。因此之故，他常怕保有良马良牛，而竭尽所能用那些最恶劣、最无价值的农具耕作。他一般是不信任估税员的公正，恐其强纳重税，总装作贫困，以示无力付纳。采用这可怜策术的，大概没有好好考虑他自己的利益吧。他由减少生产物所损失的，说不定比他减少赋税所节约的还多呢。这种恶劣耕作的结果，市场上的供给，无疑要少一些，但由此惹起的些微的价格的开涨，恐怕就连赔偿他减少生产物的损失还嫌不够，哪能使他支付更多的地租给地主呢。这种耕作的退化，公家、农民、他主，都会多少蒙其不利。至于个人的贡税，在许多方面，都倾向于妨害耕作，从而涸竭富裕国家的财富源泉，我在本书第三篇，已经陈述过了。

北美南部各州及西印度群岛，有所谓人头税，即对每个黑奴逐年所课的税。恰当地说，这税就是加在农业资本利润上的一种赋税。因为耕作者大部分都是农民兼地主，所以这种税的最后支付，就由他们以地主的资格负担了。

对于农业使用的农奴，每人课以若干的税，往昔全欧洲似乎都曾行过，迄今俄罗斯帝国仍有这种税。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人们对于各种人头税，常视为奴隶的表征。但是，对于纳税者，一切的税，不独不是奴隶的表征，而且是自由的表征。一个人纳税了，虽然表示他是隶属于政府，但他既有若干纳税的财产，他本身就不是主人的财产了。加在奴隶身上的人头税，和加在自由人身上的人头税，是截然两样的。后者是由被税人自行支付，前者则是由其他不同阶级的人支付。后者完全是任意抽征的，或完全是不公平的，而在大多数场合，既是任意抽征又是不公平的。至于前者，在若干方面，虽是不公平的，因为不同的奴隶，有不同的价值，但无论就哪方面说都不是任意抽征的。主人知道他的奴隶人数，就确然知道他应当纳税几多。不过，这种不同的税，因为使用同一名称，所以常被人视为同一性质。

荷兰对于男女仆役所课的税，不是加在资本上的，而是加在开支上的，因此，就有类似加在消费品上的一种消费税。英国最近对于每个男仆课税二十一先令，与荷兰的仆役税相同。此税的负担，以中等阶级为最重。每年收入百镑者，或要雇用一个男仆；每年收入万镑者，却不会雇用五十个男仆。至于贫民，那是不会受影响的。

课在特定营业上的资本的利润税，决不会影响货币利息。一个人放债，绝不会对资本用于有税用途的人，收取低于向资本用于无税用途的人所收的利息。一国政府，如企图按相当正确的比例，对各种用途的资本的收入，一律课税，那在许多场合，这税就会落在货币利息上。法兰西的二十分之一即二十便士取一的税，与英格兰所谓土地税相同，同样以土地、房屋及资本的收入为对象。就其对资本所课的税，虽不怎样严峻，但与英格兰土地税课在资本方面的比较，却要正确多了。在许多场合，它完全落在货币利息上面。在法兰西，人们往往把钱投资于所谓年金契约，这就是一种永久年金，债务者若能偿还原借金额，即可随时偿却，但债权者却除了特殊场合，不许请求偿却。这种二十取一的税，虽对这一切年金课征，但似乎没有提高这年金率。

第一项和第二项的附录

加在土地、房屋、资财上的资本价值的税

当财产为同一个人所拥有时，对于这财产所课的税，无论如何恒久，其用意决不是减少或取去其财产的任何部分的资本价值，而只是取去该财产的收入的一部分。但当财产易主，由死者转到生者或由一个生者转到另一个生者时，就往往对这财产课以这种性质的税，使得必然要取去资本价值的某一部分。

由死者传给生者的一切财产，以及由生者过渡到另一个生者的不动产如土地、房屋，其转移在性质上，总是公开的，彰明昭著的，长久隐瞒不得，所以公家对于这种对象。是可以直接征税的。至于生者彼此间在借贷关系上发生的资本或动产的转移，却常是秘密的，并老是能保守秘密。对于这秘密转移，直接征税，不容易做到，所以采用两种间接方法：第一，规定债务契券，必须写在曾付一定额印花税的用纸或羊皮纸上，否则不发生效力；第二，规定此类相互接受行为，必须在一个公开或秘密的簿册上登记，并征收一定的注册税，否则同样不发生效力。对于容易直接课税的财产转移，即对各种财产由死者转移给生者的有关证件，及对不动产由一生者转移给另一生者的有关证件，也常常征上述印花税和注册税。

罗马古代由奥古斯塔斯设定的二十便士取一的遗产税，即对财产由死者转移给生者所课的税。关于此税，迪昂·卡西阿斯曾有详明的记述。据他所说，这种税，虽课于因死亡而发生的一切继承、遗赠和赠与行为，但受惠者如是最亲的亲属或贫者，则概予豁免。

荷兰对于继承所课的税，与此为同一种类。凡套系继承，则依亲疏的程度，对其继承的全部价值，课以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三十的税。遗赠旁系，亦同此税法。夫妻遗赠，不论夫赠给妻或妻赠给夫，都取税十五分之一。直系继承，后辈传与长辈的悲惨继承，则仅税二十分之一。直接继承，如是长辈传与后辈的继承，通例无税。父亲之死，对其生前同居的子女，很少有增加其收入，而且往往会大大减少其收入。父亲死了，他的劳动力，他在世所享有的官职，或某些终身年金，都要损失去的，设更由课税取去其一部分遗产，而加重这损失，那就未免近于残酷和压迫。但对于罗马法所谓解放过了的子女，苏格兰法上所谓分过家了的子女，即已经分有财产，成有家室，不仰仗父亲，而另有独立财源的子女，情况则或有不同。父亲的财产留下一分，他们的财产就会实际增加一分。所以，对这财产所课的继承税，不至比一切其他类似的税，惹起更多的不便。

封建法使得死者遗给生者和生者让给生者的土地转移，通通有税。在往昔，欧洲各国且现此为其国王主要收入之一。

直接封臣的继承人，在继承采邑时，必须付一定税额，大概为一年的地租。假若继承人尚未成年，在他未成年期中，此采地的全部地租都归国王，国王除扶养此未成年者及交付寡妇应得的部分的亡夫遗产（如果这采地有应享遗产的寡妇）外，没有任何负担。继承人达成年时，他还得对国王支付一种交代税，此税大概也等于一年的地租。就目前而论，未成年如为长期，往往可以解除大地产上的一切债项，而恢复其家族已往的繁荣；但在当时，不能有此结果。那时普通的结果，不是债务的解除，而是土地的荒芜。

根据封建法，采地保有者，不得领主同意，不能迳行让渡，领主对于这同意，大抵要索取一笔金钱。其初，这笔钱额是随意指定的，以后，许多国家都把这规定为土地价格中的一定部分。有的国家，其他封建惯例虽然大部分废止了，但对于这土地让渡税，却依然存续着，而为其君主收入的一个极大来源。在伯尔尼联邦，此种税率极高；土地为贵族保有的，占其价格六分之一，为平民保有的，占其价格十分之一。在卢塞恩联邦，土地变卖税，只限于一定地区，并不普遍。但是，一个人如为转居异地而变卖土地，则对卖价抽税十分之一。此外，其他许多国家，有的则对一切土地的变卖课税，有的则对依一定保地条件而保有的土地的变卖课税，这些税都或多或少构成其君主的一项重要收入。

上述交易可以印花税形式或注册税形式，间接对之课税，而此等税，也可与转移物的价值成比例，也可不与转移物的价值成比例。

英国的印花税，不是按照转移的财产的价值（最高金额的借据，只须贴一先令六便士或二先令六便士的印花），而是按照契据的性质，高下其税额。最重的印花税，为每张纸或羊皮纸贴六镑印花。此种高税，大抵以国王敕许证书及某些法律手续为对象，不管转移物的价值是多少。英国对干契约或文件的注册，毫无所税，有之，不过管理此册据官吏的手续费罢了。即此手续费，亦很少超过对该管理者的劳动的合理报酬的数额。至于君主，没由此取得分文。

在荷兰，印花税和注册税同时并行。此等税的征收，在若干场合，系按照转移财产的价值的比例；而在其他场合，又没有按照此种比例。一切遗嘱，都需用印花纸书写，该纸的价格，与所处理的财产成比例，因此，印花纸的种类，就有由三便士或三斯泰弗一张，至三百佛洛林（即二十七镑十先令）一张的。假若所用印花纸，其价格低于其应用印花纸的价格，继承财产就全部没收。这项税是对继承所课的其他税以外的税。除汇票及其他若干商用票据外，所有一切票据、借据等，都应完纳印花税。但此税不依转移物价值比例而增高。一切房屋、土地的变卖，以及一切房屋、土地的抵押契据，都须注册，而在注册时，并对国家纳变卖品或抵押品价格百分之二点五的税。载重二百吨以上之船舶，不问其有无甲板，变卖时也要完纳此税。这大概是把船舶看作水上的房屋吧。依法庭命令而变卖的动产，亦同样缴纳印花税百分之二点五。

法兰西亦是印花税注册税同时并行。前者视为国内消费税的一部分。实施此税的各州，例由国内消费税征收人员征收。后者则视为国王收入的一部分，由其他官吏征收。

由印花及注册课税的方法，虽同为很晚近的发明物，但不及一百年之间，印花税已几乎遍行于欧洲了，注册税也非常普遍。一个政府，向其他政府学习技术，其最快学会的，无过于向人民腰包刮取金钱的技术。

对财产由死者转移到生者所课的税，最终地和直接地都要落在接受此财产者的身上。对土地变卖所课的税，却完全要落在卖者身上。卖者的变卖土地，往往是迫于非卖不可，所以必须接受他所能得到的价格。至于买者，则没有非买不可的需要，所以，他只肯出他所愿出的价格。他把土地所费的价格和赋税，放在一处划算：必须付出的赋税愈多，他愿意出的价格就愈少。因此，这种税，常是由那些经济困难的人负担，所以一定是残酷的、难堪的。对变卖新房屋所课的税，在不卖地皮的场合，大抵是出自买者方面，因为建筑家普遍总得获取利润，没有利润，他一定会放弃这种职业。如果税由他垫支了，买者大抵总得偿还他。对变卖房屋所课的税，一般由卖者负担，其理由与变卖土地相同。他卖，大概是因为有卖的必要或因为卖了于他方便些。每年出卖的新房屋数，多少是受需要的支配；那需要如对建筑家不能提供利润，他就不会继续建筑。至于每年出卖的旧房屋数，却是受偶发事故的支配，这些事故，大抵于需要无何等关系。一个商业城市上如有两三件大破产事故发生，就有许多房屋要出卖，并且都会以能够得到的价格出卖。对变卖地皮所课的税，亦由卖者负担，其理由与变卖土地同。借贷字据契约的印花税及注册税，全部出自求借者，而事实上也常是由他支出。诉讼事件所课的印花税及注册税，由诉讼者负担。无论就原告或被告说，这税都不免减少争讼对象的资本价值。为争得某财产所费愈多，到手后的纯价值一定愈少。

各种财产转移税，如果会减少那财产的资本价值，必会减少那用以维待生产性劳动的资源。人民的资本，总只用以维待生产性劳动者，君主的收入，则多半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这种税，既是牺牲人民的资本来增益国君收入，所以多少总是不经济的。

况且，这种税的征收，即使按照转移物的价值的比例，还是不公平的。因为相等价值的财产未必都作同一次数的转移。至于不按照价值的比例征收，象大部分印花税及注册税，那就更要不平等了。不过，此税在任何场合，都是明显确定的，而不是任意决定的。虽有时不免加在非常无力负担的人身上，但支付的期间，大概总是便于纳税者。到了支付的日期，他大抵总有钱来付税。此外，此税的征收，用费极少。除纳税本身的无可避免的不便外，它一般不至增加纳税者以任何其他的不便。

在法兰西，人们对印花税不曾有什么怨言，但对所称为注册税，却怨言四起。它使租税包收人手下的人员有借口大事勒索的机会，而勒索又大抵是任意的、不定的。反对法国现行财政制度的刊物，大半都是以这种注册税弊害为主题。不过，不确定一点，似乎还不是这种说的内在性质。如果这一般的不平，确有理由，那弊害倒宁可说是生于课税敕令或法规用语有欠精确和明了，而不是生于此税的性质。

抵押契据以及一切不动产权利的注册，因其给予债权者及买入者双方很大的保障，所以极有利于大众。至于其他大部分契据的注册，既对大众无何等利益，又往往对个人不便，甚且危险。一般认为应保守秘密的股据，绝不应存在。个人的信用的安全，不应当信赖下级税交的正直与良心那样薄弱的保障。但是，在注册手续费成了君主收入源泉的场合，则应注册的契据固须注册，不应注册的契据亦须注册，于是通常无限制地增设注册机关。法国有种种秘密的注册簿。这种弊害，虽或不是此税的必然结果，但我们总得承认，那是此税非常自然的结果。

英格兰课加在纸牌、骰子、新闻纸乃至定期印刷物等等的印花税，恰当地说来，都是消费税；这些税最后的支付，是由使用或消费这些物品的人负担。麦酒、葡萄酒及火酒零卖执照所课的税，虽原要加在这些零卖者的利润上，但结果同样由消费者负担。象这类税，虽然也是称为印花税，虽然和上述财产转移印花税一样，由同一收税人员用同一方法征收，但其性质完全不同，且由完全不同的资源担负。

第三项劳动工资税

我曾在本书第一篇努力说明过；低级劳动者的工资，到处都受两种不同情况的支配，即劳动的需要，和食物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劳动的需要，是增加呢，不增不减呢，还是减退呢，换言之，是要求人口增加呢，不增不减呢，还是减退呢，这支配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并决定那种生活资料是丰裕、是一般或是短少到什么程度。食物的普通或平均价格，决定必须付给劳动者若干货币，使得他们每年能购买这丰裕或一般或少量的生活资料。当劳动需要及食物价格没有变动时，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的唯一结果，就是把工资数目提高到稍稍超过这税额以上。比如，假定有一个特定地方，那里的劳动需要及食物价格，使劳动普通工资为十先令一周。又假定，对工资所课的税，为五分取～，即每镑取四先令。假若劳动需要及食物价格保持原状，劳动者仍必须在那个地方获得那每周十先令所能购得的生活资料，换言之，必须在付过了工资税之后，还有每周十先令的可自由支配的工资。但是，为要使课税后，还让劳动者有这个工资额，那么，这地方的劳动价格，就得马上提高，不但要提高到十二先令，而且要提高到十二先令六便士。这就是说，为要使他能够支付五分取一之税，他的工资就必须立即提高，不但要提高五分之一，而且要提高四分之一。不论工资税率如何，在一切场合，工资不但会按照税率的比例增高，而且还会按照这税率的比例高些微的比例增高。比方，此税率如为十分取一，劳动工资不久就会升涨八分之一，而不只十分之一。

对劳动工资直接所课的说，虽可能由劳动者付出，但严格地说，就连由他垫支也说不上；至少，在课税后劳动需要及食物价格仍保持课税前的原状的场合是如此。在这一场合，不但工资税，还有超过此税额的若干款项，其实都是直接由雇他的人垫支的。至于其最后的支付，则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由各种不同的人负担。制造业劳动工资由课税而提高的数额，垫支者为制造业主。制造业主是有权利而且是不得不把那垫支额以及因此应得的利润，转嫁到货物价格上的。因此，工资提高额及利润增加额，最终都是归消费者支付。乡村劳动工资由课税而提高的数额，垫支者为农业家。农业家为要维持以前相同的劳动人数，势必使用较大的资本。为要收回这较大资本及其普通利润，他须留下一较大部分的土地生产物，或一较大部分土地生产物的价值。其结果，他对地主就要少付地租。所以，劳动工资提高额及利润增加额，都要由地主负担。总之，在一切场合，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比之征收一种与该税收入数额相等的税，即适当地一部分课于地租，一部分课于消费品的税，必会使地租发生更大的缩减，必会使制造品价格发生更大的上涨。

如果对工资直接所课的税，不曾使工资相应地增高，那就是因为一般劳动需要因此发生了大大的减少。农业的衰退，贫民就业的减少，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的低减，大概都是这种税的结果。不过，因有此税，劳动价格，总一定会比在没有此税的场合依照需要的实际状况所会有的劳动价格高一些，并且，这上增的价格，以及垫支此价格者的额外利润，最终总是由地主和消费者来负担。

对乡村劳动工资所课的税，并不会按照此税的比例而提高土地原生产物的价格，其理由，和农业家利润税不会按该说的比例而提高该价格一样。

这种税虽不合理，虽很有害，但有许多国家在实行。法国对乡村劳动者及日工的劳动所课的那部分的贡税，严格地说，即属此种税。这些劳动者的工资，乃依他们住在地的普通工资率计算，并且，为使他们尽可能少受格外负担，每年所得，只按不超过二百日的工资估计。每人的税，依各年度的情形而每年不同，此等情形的评定，取决于州长委派协助他的收税员或委员。波希米亚于1748年开始变革财政制度的结果，对手工业者的劳动，课征一种非常重的税。这些手工业者，被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年税一百佛洛林，每佛洛林按一先令十便士半换算，计达九镑七先令六便士；第二级，年税七十佛洛林，第三级年税五十佛洛林，第四级，其中包括乡村手工业者及城市最低级手工业者，年税二十五佛洛林。

我在本书第一篇说过：优秀艺术家及自由职业者的报酬，必然对于比较低级的职业，保有一定的比例。因此，对这报酬课税的唯一结果，就是使该报酬按略高于该税比例的比例而提高。假若报酬没象这样提高，那优秀的艺术及自由职业，就不再与其他职业立干同一的地位，于是，从事这些职业的将大为减少，使其不久又重新回复到原先的地位。

政府官吏的报酬，因为不象普通职业的报酬那样受自由竞争的影响，所以，并不总是对这职业的性质所要求的报酬，保持适当的比例。在大多数国家，这种报酬，大都高于该职业性质所要求的限度。掌理国政者，对于自身乃至其直接从属者，大概都倾向于给予以超过充分限度以上的报酬。因此，在大多数场合，官吏的报酬，是很可以课税的。加之，任官职的人，尤其是任报酬较大的官职的人，在各国都为一般嫉妒的对象。对他们的报酬课税，即使较他种收入所税再高，也一定大快人心。比如，在英格兰，当各种其他收入被认为依照土地税法是每镑征四先令时，对于每年薪俸在百镑以上的官吏的薪傣，除皇室新成家者的年金，海陆军官的薪俸，以及其他少为人羡志的若干官薪外，每镑实征五先令六便士，曾极得人心。英格兰没对劳动工资抽收其他直接税。

第四项原打算无区别地加在各种收入上的税

原打算无区别地加于各种收入上的税，即是人头税和消费品税。这种税，必须不分彼此地从纳税者各种收入中支付，不管那收入是来自土地地租、资本利润或劳动工资。

人头税

人头税，如企图按照各纳税者的财富或收入比例征收，那就要完全成为任意的了。一个人财富的状态，日有不同。不加以很难堪的调查，至少，每年不新订一次，那就只有全凭推测。因此，在大多数场合，他的税额的评定，必然要依估税员一时的好意恶意为转移，必然会成为完全是任意的、不确定的。

人头税，如不按照每个纳税人的推定的财富比例征收，而按照每个纳税人的身分征收，那就要完全成为不公平的。同一身分的人，其富裕程度，常不一样。

因此，这类税，如企图使其公平，就要完全成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如企图使其确定而不流于任意，就要完全成为不公平的。不论税率为重为轻，不确定总是不满的大原因。在轻税，人们或可容忍很大的不公平；在重税，一点的不公平，都是难堪的。

在威廉三世治世的时候，英格兰曾实行过种种人头税。大部分纳税者的税额，都是依其身分而定。身分的等差，有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士族、绅士及贵族长子末子等。一切行商坐贾，有财富在三百镑以上，换句话说，商贾中的小康的，同样课税，至于三百镑以上的财富大小不同程度如何，在所不计。在考虑他们税额时，考虑身分过于考虑财富。有些人的人头税，起初是按照他们推定的财富课税，往后，则改按照其身分课税。法律家、辩护士、代诉人，起初是按其收入课人头税每镑三先令，往后，改为按绅士的身分课税。在课税的过程中，曾发觉所课的税，如不过重，相当程度的不公平，倒还没有什么；一不确定，人就不能忍受了。

法国由本世纪初推行的人头税，现尚继续施行。人民中的最高阶级，所课税率不变；最低阶级，则依其推定的财富程度，而年各不同。宫廷的官吏，高等法院的裁判官及其他官吏，军队的士官等，都以第一方法课税。各州的较低阶级人民，则以第二方法课税。法国达官显贵，对于对他们有影响的税，如不过重，即使很不公平，一般也肯接受；但州长任意估定税额的作风，他们则丝毫不能忍受。在那个国家，下层阶级人民，对于其长上认为适当而给与他们的待遇，都是忍耐地承受下去的。

英格兰各种人头税，从未收足其所期望的金额，即从未收足征收如能做到精密应可收到的金额。反之，法兰西的人头税，却老是收足其所期望的金额。英国政府是温和的，当它对各阶级人民课征人头税时，每以税得的金额为满足；不能完纳的人，不愿完纳的人（这种人很多），或者因法律宽大，未强制其完纳的人，虽使国家蒙受损失，亦不要求其补偿。法国政府则是比较严酷的，它对每个课税区，课以一定的金额，这金额，州长必竭尽所能收足。假若某州诉说所税太高，可在次年的估定税额上，按照前年度多纳的比例予以扣减，但本年度估定多少，还是必须缴纳的。州长为要确能收足本税区的税额，有权把这税额估定得比应收足的额大一些；这样，由纳税人破产或无力完纳而受到的损失，就可以从其余的人的格外负担来取偿。这种格外课税的决定，至1756年止，还是一任州长裁决。但在这一年，枢密院把这种权力，握在自己掌中。据见闻广博的法国赋税记录著者观察，各州的人头税，由贵族及享有不纳贡税特权者负担的比例最轻。最大部分，乃课在负担贡税者身上。其办法是依他们所付贡税的多寡，每镑课以一定金额的人头税。

课加在低级人民身上的人头税，就是一种对劳动工资的直接税，征收这种税具有种种不便。

征收人头税，所费有限。如果严格厉行，那会对于国家提供一项极确定的收入。就因为这个缘故，不把低级人民安逸、舒适及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不过，普通一大帝国由此取得的，往往不过是公共收入的一小部分；况且，这种税所曾提供过的最大金额，也往往可由其他对人民便利得多的方法征得。

消费品税

不论采用那种人头税，想按照人民收入比例征收，都不可能；这种不可能，似乎就引起了消费品税的发明。国家不知道如何直接地并比例地对人民的收入课税，它就努力间接地对他们的费用课税。这费用，被认为在大多数场合，与他们的收入保持有一定比例。对他们的费用课税，就是把税加在那费用所由而支出的消费品上。

消费品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

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浴，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例如，严格说来，麻衬衫并不算是生活上必要的。据我推想，希腊人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他们还是生活得非常舒服。但是，到现在，欧洲大部分，那怕一个日工，没有穿上麻衬衫，亦是羞于走到人面前去的。没有衬衫，在想象上，是表示他穷到了丢脸的程度，并且，一个人没有做极端的坏事，是不会那样穷的。同样的，习俗使皮鞋成为英格兰的生活的必需品。那怕最穷的体面男人或女人，没穿上皮鞋，他成她是不肯出去献丑的。在苏格兰，对于最下层阶级男子，习俗虽亦以皮鞋为生活所必需，但对同阶级的女子却不然，她赤着脚，是没有什么不体面的。在法国，无论男、女，皮鞋都不是生活必需品。法国最下层阶级的男女，可穿着木屐或打着赤脚，走在人前，而无伤体面。所以，在必需品中，我的解释，不但包括那些大自然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为最低阶级人民所必需的物品。此外，一切其他物品，我叫做奢侈品。不过，称之为奢侈品，并不是对其适度的使用，有所非难。比如，在英国，啤酒麦酒，甚至在葡萄酒产国，葡萄酒，我都叫做奢侈品。不论那一阶级的人，他如完全禁绝这类饮料，决不致受人非难。因为，大自然没有使这类饮料成为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而各地风习，亦未使其成为少了它便是有失面子的必需品。

由于各地的劳动工资，是部分地受劳动需要的支配，部分地受生活必需品的平均价格的支配。所以，凡提高这平均价格的事物，都会提高工资，使得劳动者仍有力量来购买依照当时劳动需要情况他们应该有的数量的各种必需品，不管那时候劳动需要情况是怎样，是增加呢，不增不减呢，或减少呢。对这些必需品所课的税，必然会使其价格提高，并且要略高于那税额，因为垫支此税的商人，一股定要收回这项垫支，外加由此应得的利润。因此，这种必需品税，必定使劳动工资，按此等必需品价格升涨的比例而提高。

这一来，对生活必需品课税，和对劳动工资直接课税，其所生影响恰恰相同。劳动者虽由自己手中支出此税，但至少就相当长期说，他甚至连垫支也说不上。那种税，最终总是通过增加的工资而由其直接雇主垫还给他。那雇主如系制造业者，他将把这增加的工资，连同一定的增加利润，转嫁到货物价格上，所以，此税最后的支付，以及这增加利润的支付，将由消费者负担。那雇主如系农业者，则此等支付，将由地主负担。

对所谓奢侈品课税，甚至对贫穷者奢侈品课税，则又当别论，课税品价格的腾贵，并不一定会惹起劳动工资的增高。例如，香烟虽同为富者贫者的奢侈品，但对这奢侈品课税，不致提高劳动工资。香烟税在英格兰达原价三倍，在法国达原价十五倍，税率虽高如此，但劳动工资。似不曾因此受到影响。茶及砂糖，在英格兰，在荷兰，已成为最低阶级人民的奢侈品了；巧克力糖，在西班牙亦然。对此等奢侈品课税，与对香烟课税同，也没有影响工资。对各种酒类所课的税，并无人设想其对劳动工资，有何影响。浓啤酒每桶征附加税三先令，以致黑麦酒价格陡增，然伦敦普通工人工资，并未因此提高。在此附加税未课以前，他们每日工资，约为十八便士、二十便士，而现在所得，亦没有加多。

这类商品的高价，不一定会减少下等阶级人民养育家庭的能力。对于朴实勤劳的贫民来说，对这些商品课税，其作用有似取缔奢侈的法令，这种课税会使他们俭用或完全克制不用那些他们已不再能轻易就买得起的奢侈品。由于这种强制节约的结果，他们养家的能力，不但不因此税而减，而且往往会因此税而增。一般地说，养活大家庭及供给有用劳动的需要的，主要都是这些朴实勤劳的贫民。固然，一切贫民，并不都是朴实勤劳的；那些放肆的、胡行的，在奢侈品价格腾贵以后，会依然象以前一样使用，至于放纵行为将如何使其家族困难在所不顾。但象这样胡行的人，能养育大家庭的少；他们的儿童，大概都由照料不周、处理不善及食物缺乏与不卫生而夭亡了。即使儿童身体健壮，能忍受其双亲不当行为所加于他们的痛苦而活下去，但两亲不当行为的榜样，通常亦会败坏此儿童的德行。这些儿童长大了，不但不能以其勤劳贡献社会，而且会成为社会伤风败俗的害物。所以，贫民奢侈品价格的腾贵，虽或不免多少增加这种胡乱家庭的困苦，从而多少减低其养家的能力，但不会大大减少一国有用的人口。

必需品的平均价格，不论腾贵多少，如果劳动工资不相应地增加起来，那必然会多少减低贫民养家的能力，从而减低其供给有用劳动需要的能力，不管那需要情况如何，是增加，是不增不减，或是减少，就是说。是要求人口增加，不增不减，或减少。

对奢侈品课税，除这商品本身的价格外，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都不会因此增高。对必需品课税，因其提高劳动工资，必然会提高一切制造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它们贩卖与消费的范围。奢侈品税，最终是由课税品的消费者无所取偿地支付的，它们是不分彼此地落在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及劳动工资等收入上。必需品税，在它们影响贫民的限度内，最终有一部分是由地主以减少地租的方式为其支付，另一部分是从提高制造品价格由富有的消费者或地主或其他的人为其支付。他们且往往要另付一个相当大的额外数额。真为生活所必需，而且是为贫民消费的制造品，例如，粗制毛织物等，其价格的腾贵，必然要由提高工资，使贫民得到补偿。中等及上等阶级人民，如真能了解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就应该一直反对生活必需品税，反对劳动工资直接税。这两者最后的支付，全都要落在他们身上，而且总还附加一个相当大的额外负担。尤其是地主，他的负担最重，他对于此等税，常以两重资格支付：一是以地主资格，出于减少地租的形式；一是以消费者的资格，出于增加费用的形式。马太·德克尔，关于生活必需品税的观察，是十分正当的。他认为，某种税转嫁到某种商品的价格上的，有时竟重复累积四次或五次。比如，就皮革价格说，你不但要支付你自己所穿的鞋所用的皮革的税，并须支付鞋匠及制革匠所穿的鞋所用的皮革的税的一部分；而且这些工匠在为你服务期间所消费的盐、肥皂及蜡烛等的税，乃至制盐者、制肥皂者、制蜡烛者，在他们工作期间所消费的皮革的税，都须由你付出。

英国对生活必需品所课的税，主要是加在刚才说过的那四种商品——盐、皮革、肥皂及蜡烛。

盐为最普遍而且最古的课税对象。罗马曾对盐课税，我相信，现在欧洲各地，无不实行盐税。一个人每年消费的盐量极少，并且，此少量的盐，还可零用零购。因此，盐说虽再重，似乎在人们看来，没有人会因此感到怎样难堪。英格兰的盐税，每蒲式耳三先令四便士，约三倍其原价。在其他各国，此说还更高。皮革是一种真正的必需品。亚麻布的使用，使肥皂也成为必需品了。在冬夜较长的国家，蜡烛为各行各业的必要工具。英国皮革税和肥皂税，都是每磅三便士半。蜡烛则为每磅一便士。就皮革的原价说，皮革税约达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就肥皂的原价说，肥皂税约达百分之二十或二十五；就蜡烛的原价说，蜡烛税约达百分之十四或十五。这种种税，虽较盐税为轻，但仍是极重的。这四种商品既都是真正的必需品，如此的重税，势必多少增加那朴实勤劳贫民的费用，从而多少提高他们劳动的工资。

在英国冬季这样非常寒冷的国家，燃料一项，不独就烹调食物说，即就在户内工作的各种劳动者生活上的快适说，严格地讲，亦算是这个季节的必需品。在一切燃料中，煤是最低廉的。燃料价格对于劳动价格影响是这样的重要，使得英国所有主要制造业，都局限在产煤区域；在其他区域，由于这必需品的昂贵，它们就难得象这样便宜作业了。此外，有些制造业，如玻璃、铁及一切其他金属工业，常以煤为其职业上的必要手段。假者奖励金在某种场合，能够说是合理的，那么，对于把煤由国内产煤丰饶地带运往缺乏地带的运输，加以奖励，那就恐怕说得上是合理的了。然而立法机构不但不加奖励，却对沿海岸运输的煤，一吨课税三先令三便士。此就多数种类的煤说，已为出矿价格百分之六十以上。由陆运或由内河航运的煤，则一律免税。煤价自然低廉的地方，可以无税地消费，煤价自然昂贵的地方，却反而要负担重税。

这类税，虽然提高生活必需品价格，从而提高劳动价格，但对于政府，却提供了一项不容易由其他方法得到的大宗收入。因此，继续实行这类税，实有相当理由。谷物输出奖励金，在实际农耕状态下，有提高此必需品价格的趋势，所以必然要生出上述那一切恶果。可是，它对于政府，不但无收入可图，而且往往要支出一笔大的费用。对外国谷物输入所课的重税，在一般丰收年度，实等于禁止其进口。对活牲畜及盐腌食品输人的绝对禁止，是在法律的平常状态下实行的，现因此等物品缺乏，这条法律乃暂时停止适用于爱尔兰及英国殖民地的产品。这些规定，都有必需品税所有的一切恶果，而对政府却无收入可言。要废止这些规定，只要使大众确信这些规定所由设立的制度的无益就够了，似乎不必要采取其他手段。

对生活必需品所课的税，和英国比较，其他许多国家要高得多。许多国家，对磨坊研磨的麦粉及粗粉有税，对火炉上烘烤的面包有税。在荷兰，都市所消费面包的价格，据推测因此税增加了一倍。住在乡村的人，则有代替此税一部分的他种税，即根据假定每个人消费的面包的种类，每年各课税若干。例如，消费小麦面包的人，税三盾十五斯泰弗，约合六先令九便士半。这种税，以及同类其他若干税，据说，已由提高劳动价格而使荷兰大部分制造业归于荒废了。在米兰公园，在热那亚各州，在摩登那公国，在帕马、普拉逊蒂阿、瓜斯塔拉各公园，乃至在教皇领地，同类的税亦可见到，不过没有那样繁重罢了。法国有一位略有声名的著者，曾提议改革该国财政，以这最有破坏性的税，去代替其他各税的大部分。正如西西罗所说，“那怕是顶荒谬绝伦的事，有时亦会有若干哲学家主张”。

家畜肉税比这些面包税，还要实行得普通。固然，家畜肉在各地是否为生活必需品，可有怀疑余地。但据经验，有米麦及其他菜蔬，再辅以牛奶、干酪、牛油——弄不到牛油，则代以酥油——即无家畜肉，亦可提供最丰盛、最卫生、最营养、最增长精神的食物。许多地方，为着维持体面，要求人人穿一件麻衬衫，穿一双皮鞋，但却没有一个地方要求人吃家畜肉。

消费品，不论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都可以两种方法课税。其一，可根据消费者曾使用某种货物消费某种货物的理由，叫他每年完纳一定的税额；其二，当货物还留在商人手中，尚未移交到消费者以前，即课以定额的税。一种不能立即用完而可继续消费相当的时间的商品，最宜于以前一方法课税；一种可以立即消费掉或消费较速的商品，则最宜于以后一方法课税。马车税及金银器皿税，为前者课税方法的实例；大部分的其他国内消费税及关税，则为后者课税方法的实例。

好好管理，一辆马车可以经用十年或十二年。在它离开制车者以前，不妨一次为限课以若干税。但对买者来说，为保有马车的特权而年纳四镑，无疑要比除马车价外，另付给马车制造者四十镑或四十八镑，或相当于他在使用该马车期间大约要完纳的税额，更为方便些。同样，一件金银器皿，有时可以经用百年以上。对消费者来说，对该器皿每重一百盎斯年付五先令，即约当其价值百分之一，比之一次付清这项年金的二十五倍或三十倍，确要容易些，因为在后一场合，此器皿的价格，至少将腾贵百分之二十五或百分之三十。对于房屋所课各税，自以每年付一比较轻微数额为方便。如在房屋最初建筑或变卖时，一次课以相当于各年税额的全部的重税，纳税者必感比较不便。

马太·德克尔爵士有一个有名的提议，主张一切商品，甚至立即或迅速消耗的商品，都须依下面这方法课税，即消费者为得到消费某商品的许可执照，逐年完纳一定金额，商人不付任何税额。他这计划的目的，在于撤废一切输入税输出税，使商人的全部资本全部信用，都能使用在购买货物反租赁船舶上，而不必把其任何部分，移用于垫付税款，使得一切部门的对外贸易，特别是运送贸易，因此有所增进。但是，主张对立即消耗或迅速消耗的商品，亦以这种方法课税，似乎免不了以下四种极严重的弊病。第一，这种课税方法和普通课税方法比起来，较不公平，就是说，这样就不能好好按照各纳税者的费用和消费比例课征。由商人垫支的麦酒、葡萄酒及火酒税，结果可由各消费者完全按照他们各个消费的数量的比例付出来。假若这种税，是以购买饮酒许可执照方式完纳，那节用者按照消费量所付的比例，就要比好酒者所付的大得多了；宾客频繁的家庭所付的比例，就要比宾客少的家庭所付的小得多了。第二，按照这种方法课税，消费某种商品，或一年一次或半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付许可执照的费，这样，对迅速消耗商品所课各税的主要便利之一，即陆续缴付的便利，便要大大减少了。现在黑啤酒一瓶的价格，为三便士半，其中对麦芽、酒花、啤酒所课各税以及酿酒者为垫支这些税所索的额外利润，大概要占一便士半。假若一个劳动者拿得出此三便士半，他就购买黑啤酒一瓶；如其不能，他将会以一品脱为满足，由于节约一便士，即等于获得一便士，他由这种节制就获得一点钱了。税由陆续支付，他可愿付就付，几时能付就几时付，所有支付行为，完全是自发的；他如想避免付税，也做得到。第三，这种税所起的取缔奢侈的作用就变小了。消费执照一度领得了，领照者多饮也好，少饮也好，其所税都一样。第四，假若要一个劳动者一年一次、半年一次或一季一次付出等于现在他在各该时间内不感觉什么不方便地对所饮每瓶或每品脱的黑啤酒所付的税的总额，这个金额，恐怕会使他大大叫苦。因此，这种课税方法，不出以残酷的压迫，就不会生出现在课税方法所能取得的同等收入，而现在课税方法，却是没有何等压迫的。然而，有若干国家，对立即消耗或迅速消耗商品所课的税，就是采用这压迫的方法。荷兰人领饮茶执照每人要付税若干。此外，我已经说过，在该国，农家和乡村消费的面包，也按同样方法课税。

国内消费税，主要是课在那些由国内制造供国内消费的货物上。那种税，只课在销行最广的若干种货物上。所以，关于课税的货物，关于各种货物所深的特定税率，都清楚明白，没有夹杂丝毫疑问。这种税，除了前述盐、肥皂、皮革及蜡烛，或者还加上普通玻璃外，其余几乎全是课在我说的奢侈品上面。

关税的实行，远较国内消费税为早。此税称为customs（习惯），即表示那是由远古习用下来的一种惯例的支付。在最初，它似乎是看作对商人利润所课的税。在封建的无政府的野蛮时代，商人和城邑中其他居民一样，其人格的被轻蔑，其利得的被忌妒，差不多与解放后的农奴，无大区别。加之，大贵族们，既已同意国王对他们自己佃农的利润课税，对于在利益上与自己远远无关因而不想加以保护的那一阶级的利润，自然不会不愿意国王同样课以贡税。在那种愚昧时代，他们不懂得商人的利润无法对其直接课税，换言之，一切这种税的最后支付，都要落在消费者身上，此外还要加上一个额外负担，这种情况，他们那里懂得呢。

与英国本国商人的利得比较，外国商人的利得，还遭更大的嫉视。因此，后者所税自然比前者更重。课税在外国商人与英国商人间有所区别，始于无知时代，以后，又由于独占精神，即要使本国商人在外国市场及本国市场占有利地位而存续下来。

除上述区别外，古时关税，对于一切种类货物，不问其为必需品或奢侈品，也不问其为输出品或输入品，都平等课税。同是商人，为什么某种货物商人，要比他种货物商人享有更多特惠呢？为什么输出商人，要比输入商人享有更多特惠呢？这似乎是那时的想法。

古时关税，分有三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或者说，一切关税中行之最早的部分，是羊毛和皮革的关税。这种税，主要是或全部都是出口税。当毛织物制造业在英格兰建立时，国王怕毛织物输出，失去了他的羊毛关税，于是把这同一钩税，加在毛织物上面。其他两部门，一为葡萄酒税，系对每吨葡萄酒课税若干，称为吨税，一为对其他一切货物所课的税，系对货物的推定价格每镑课税若干，称为镑税。爱德华三世四十七年，对一切输出输入的商品，除课有特别税的羊毛、羊皮、皮革及葡萄酒外，每镑课税六便士。查理二世十四年，此税每镑提高至一先令，但三年以后，又由一先令缩减至六便士。亨利四世二年，又提高至八便士，后二年。又回到一先令。由此时至威廉三世九年止，此税一直为每镑税一先令。吨税及镑税，曾经议会依同一法令，拨归国王，称为吨税镑税补助税。镑税补助税，在一个长期内，都是每镑一先令，或百分之五，因此关税用语上所谓补助税，一般都是表示这种百分之五的税。这种补助税——现称旧补助税——至今仍照查理二世十二年制定的关税表征收。按关税表审定应纳税货物价值的方法，据说在詹姆士一世时代以前就使用过的。威廉三世九年、十年两次所课的新补助税，系对大部分货物增税百分之五。三分之一补助税及三分之二补助税两者合起来又组成另一百分之五。1747年的补助税，为对大部分货物课征的第四个百分之五。1759年的补助税，为对若干特定货物课征的第五个百分之五。除这五项补助税外，有时为救国家的急需，有时为依照重商制度原理，管制本国贸易，还有许多种税，课加在若干特定货物上面。

重商制度一天一天地流行起来了。旧补助税，对输出货物及输入货物不分差别，一律课征。以后的四种补助税，以及其他不时对若干特定货物所课各税，除若干特殊外，则完全加在输入货物上面。对本国产品及国内制造品出口所课的旧时各税，大部分或则减轻或则完全撤废，而多数是完全撤废。这些货物的输出，甚且发给奖金。对输入而又输出的外国货物，有时则退还其输入时所完的税的全部，而在大多数场合，则退还其一部分。其输入时由旧辅助税所课的税，当其输出，只退还半额；但由以后的补助税及其他关税所课的税，当其输出时，对于大部分货物，则全部发还。此种对于输出所给的越来越大的好处以及对于输入所加的阻碍，不蒙其影响的，主要只二三种制造原料。这些原料，我们商人及制造业者，都愿其尽可能便宜地到达自己手中，并尽可能昂贵地到达他们外国敌手及竞争者的手中。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有时允许若干外国原料，免税输入，例如西班牙的羊毛、大麻及粗制亚麻纱线。有时对国内原料及殖民地特产原料的输出加以禁止，或课以重税。比如，英国羊毛的输出是禁止的；海狸皮、海狸毛及远志树胶的输出，则课以较重的税，英国目占领加拿大及塞尼加尔以来几乎获得了这些商品的独占。

我在本书第四篇说过，重商学说对于民众的收入，对于一国土地劳动的年产物，并不怎么有利。对于君主的收入，也不见得比较有利，至少，在那种收入仰赖关税的范围内是如此。

这种学说流行的结果，若干货物的输入，完全被禁止了。于是，输入商乃迫而走私；在某种场合，走私完全行不通，而在其他场合，所得输入的，亦至有限。外国毛织品的输入，完全被阻止了；外国丝绒的输入，也大大减少。在这两场合，能由这些物品输入而征得的关税收入，完全化为乌有了。

课于许多外国进口物品从而阻止英国消费这些物品的重税，在许多场合，只不过奖励走私，而在一切场合，却把关税收入减少，使少于课征轻税所能收到的数额。绥弗特博士说，在关税的算术上，二加二不是四，有时只能得一；他这议论，对我们现在所说的重税，是十分允当的。假若重商学说，没在多数场合，教我们把课税用作独占手段，不把它用作收入手段，那么，那种重税就决不会被人采用了。

对国内产物及制造品输出有时所给的奖励金，及对大部分外国货再输出所退还的税金，曾引起许多欺诈行为，并且引起了最破坏国家收入的某种走私。如一股所知道的，为要得到奖励金或退税，人们往往把货物载在船上，送出海口，马上又由本国其他沿海地方上陆。关税收入由奖励金及退税招致的短缺，非常的大。其中一大部分落到欺诈者之手。至1755年1月5日为止的那一年度的关税总收入，计达五百零六万八千镑。由这总收入中支出的奖励金（虽然该年度对谷物还没发给奖励金），达十六万七千八百镑。按照退税凭证及其他证明书所付的退税金，达二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镑。此两者合计，共达二百三十二万四千六百镑。把这一大金额除去，关税收入就不过二百七十四万三千四百镑。再由此额扣除官吏薪俸及其他开支的关税行政费用二十八万七千九百镑，该年度关税纯收入，就只有二百四十五万五千五百镑了。这样，关税行政费，相当于关税总收入百分之五与百分之六之间，相当于扣除奖励金及退税后的剩余部分的百分之十以上了。

因为对于一切输入货物几乎都课以重税，所以我国进口商，对走私输入力求其多，而对报关输入则力求其少。反之，我国出口商，有时为了虚荣心，装作经营免税货物的巨商，有时为了获取奖励金或退税，其所报关输出的，往往超过他们实际输出的数量。因为这两方面欺诈的结果，我国的输出，就在海关登记簿上，显得大大超过了我国的输入，这对以所谓贸易差额衡量国民繁荣的政治家们，真给予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一切输入货物，除极少数特别免税品外，都课有一定关税。假若输入某种未载入关税表的货物，此货物就凭输入者宣誓的申报，对其价值每二十先令课以四先令九又二十分之九便士的关税，即约略相当于前述五种补助税或五种镑税的比例的关税。关税表所包含的极其广泛，种类繁多的商品，都被列举其中，有许多而且是不大使用、不为一般所知道的。以此之故，某种货物，应属于那个品目，应课以何种税率，常常无从确定。这方面的差错，往往使税吏失败，并常常使输入者感到很大麻烦与苦恼和花很大费用。所以，就明了、正确及分别清楚各点说，关税实远不若国内消费税。

为使社会大多数人民，按照他们各自费用的比例，提供国家收入，似乎不必要对于费用所由而支出的每项物品课税。由国内消费税征取的收入，与由关税征取的收入，在想象上是同样平等地由消费者负担的。然而国内消费税，则只课加于若干用途极广消费极多的物品上。于是，许多人有这种意见，以为如果管理适当，关税也可同样只课于少数物品上，而不致亏损公家收入，而且可给对外贸易带来很大的利益。

英国用途最广消费最多的外国货，现在主要是外国葡萄酒和白兰地酒，美洲及西印度所产的砂糖、蔗糖、酒、烟草、椰子，东印度所产的茶、咖啡、磁器、各种香料及若干种类纺织物等。这种种物品，恐怕提供了现在关税收入的大部分。现在对外国制造品所课的税，如把刚才列举的外货中若干货物的关税除外，那就有一大部分，不是以收入为目的而征收，却是以独占为目的而征收，即要在国内市场上，给本国商人以利益。因此，撤废一切禁令，对外国制造品课以根据经验可给国家提供最大收入的适度的关税，我国工人，可依然在国内市场上保持有很大的利益，而现在对政府不提供收入以及仅提供极少收入的许多物品，到那时亦会提供极大的收入了。

一种重税，有时会减少所税物品的消费，有时会奖励走私，其结果，重税给政府所提供的收入，往往不及较轻的税所能提供的收入。

当收入减少，是由于消费减少时，唯一的救济方法，就是减低税率。

当收入减少，是由于奖励走私时，那大抵可以由两种方法救济：一是减少走私的诱惑，一是增加走私的困难。只有减低关税，才能减少走私的诱惑；只有设立最适于阻止那种不法行为的税收制度，才能增加走私的困难。

根据经验，国产税法防止走私活动，比关税法效果大得多。在各税性质许可的范围内，把类似国产税的税政制度，用于关税方面，那就能大大增加走私的困难。这种变更轻而易举，许多人是设想得到的。

有人主张，输入应完纳关税的商品的进口商，可把这些商品搬进他自己所备的货栈，或寄存国家所备的货栈，一听他自决，不过，在国家货栈保管的场合，其锁钥当由海关人员执掌，海关人员未临场，他不得擅开。假若这商人把货物运往自己的货栈，那就当立即付税，以后决不退还；并且，为确定那货栈内所存数量与纳税货物数量是否相符，海关人员得随时莅临检查。假若他把货物运往国家货栈，以备国内消费，不到出货时可不必纳税。如再输往国外，则完全免税；不过，他必须提供适当的保证，担保货物定要输出。此外，经营这些货物的商人，不论其为批发商或零售商，随时都要受海关人员的访问检查，并且还须提示适当的凭证，证明他对自己店铺中或货栈中全部货物，都付了关税。英国现在对于输入蔗糖、酒所课的所谓国产税，就是依此方法征收；这种管理制度，不妨扩大到一切输入品的课税，只要这些税，与国产税同样，只课在少数使用最广、消费最多的货物上。如果现在所说的一切种类货物，都改用这种方法征收，那要设备十分广大的国家货栈，恐怕是不容易吧；况且，极精细的货物，或者，在保存上非特别小心注意不可的货物，商人决不放心寄存在别人的货栈内。

假若通过这种税务管理制度，就是关税相当的高，走私亦可大大阻止；假若各种税时而提高，时而减低，提高能给国家提供最大收入就提高，减低能给国家提供最大收入就减低，老是把课税用作收入的手段，而不是用作独占的手段，那么，只须对使用最广、消费最多的少数货物课以关税，其所得似乎就有可能至少与现在关税纯收入相等，而关税还可因此成为和国产税同样单纯、同样明了、同样正确。在这种制度下，现在国家由外货再输出（实则会再输入以供国内消费）的退税所蒙受的收入上的损失，就可完全省免了。这项节省，数额非常的大，再加上对国产货物输出所给奖励金的取消——这些奖励金事实上没有一种是以前所付的某某国产税的退税——，其结果，关税纯收入，在制度变更以后，无疑至少可和其未变更以前相等。

假若制度这样的变更，国家收入上并无何等损失，全国的贸易及制造业，就确要获得非常大的利益。占商品最大多数的未课税商品的贸易，将完全自由，可来去运销于世界各地，得到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些商品，包含有一切生活必需品及一切制造品的原料。生活必需品既是自由输入，其在国内市场上的平均货币价格必低落，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亦必在此限度内低落，但劳动的真实报酬却不至减少。货币的价值，和它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的数量相称，而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则与它所能换得的货币数量全然无关。劳动货币价格低落，国内一切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必然伴着低落，这一来，国内制造品，就可在一切国外市场上获得若干利益了。若干制造品，因原料自由输入，其价格可降低更大。假若中国及印度生丝能够无税输入，英格兰丝制业者，就比法兰西意大利的丝制业者，能更低廉地出卖其制品。在那种场合，外国丝绒的输入，就没有禁止之必要了。本国制造品的廉价，不但会保证我国商人，使能占有国内市场，而且能大大支配国外市场。就连一切课税品的贸易，亦会比现在有利得多。假若这些商品，因输往外国，由国家货栈取出，由于在这种场合，一切税都蠲免，那种贸易，就完全自由了。在此制度下，各种货物的运送贸易，将享有一切可能得到的利益。假若这些货物由国家货栈取出，是供国内消费，那就因为输入商前此在未找着机会把货物卖予商人或消费者时，没有垫付税金的义务，所以和那一经输入就要垫付税金的场合比较，他这时就能以更廉的价格，出卖其货物了。这样，在同一的税率下，就连有税的消费品的外国贸易的经营，也会比现在获得大得多的利益。

罗柏特·沃尔波尔有名的国产税案的目的，在对葡萄酒及烟草设立一种与上面所提议的无大出入的税制。他那时向议会提出的提案，虽只含有这两种商品，但依一般推想，那只是一种更广泛计划的绪端。因此，与偷运商人利益结合在一块的营私党派，对这提案，掀起了一种极不正当的反对骚闹。这骚闹的猛烈程度，使首相觉得非撤回那提案不可，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继起提议这个计划了。

对于由外围输入为国内消费的奢侈品所课的税，有时虽不免落在贫民身上，而主要则是归中产及中产以上的人民负担。如外国葡萄酒、咖啡、巧克力糖、茶、砂糖等的关税，都属此类。

对于国内产出、国内消费的较廉奢侈品，所课的税，是按照各人费用的比例，很平均地落在一切阶级人民身上。贫民付自身消费的麦芽、酒花、啤酒、麦酒的税；富者则付自身及仆婢所消费的各该物的税。

这里，须注意一件事，下层阶级人民或中层阶级以下人民的全部消费，在任何国家，比之中层阶级与中层阶级以上人民的全部消费，不但在数量上，即在价值上，亦大得多。与上层阶级的全部费用比较，下层阶级的全部费用，要大得多。第一，各国的全部资本，几乎都是用作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而分配干下层阶级人民。第二，由土地地租及资本利润所生收入的大部分，都是用作仆婢和其他非生产性劳动的工资及维持费，每年分配于这阶级。第三，资本利润中有若干部分，是属于这阶级，作为使用自己资本所得的收入。小商店店主、店伙乃至一切零售商人每年挣得的利润额，到处都是非常之大，并在年收入中，占有一个极大的部分。第四，甚至土地地租中的若干部分，亦属于这一阶级，而在此若干部分中，一大部分为比中层阶级略低些的人所有，一小部分为最下层阶级人民所有，因为普通劳动者，有时亦保有一两亩的土地。这些下层阶级人民的费用，就各个人分开来看，虽是极小，但就全体合拢来看，却常占社会全费用中的一个最大部分；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中，把下层阶级所消费的除去，剩下来供上流阶级消费的，在数量上，在价值上，都总是少得多。因此，主要以上流阶级人民的费用为对象的税，比不分彼此地以一切阶级的费用为对象的税，甚至比主要以下层阶级费用为对象的税，其收入一定要少得多。换言之，即以年产物的较小部分为对象的税，比不分彼此地以全部年产物为对象的税，甚至比主要以较大部分年产物为对象的税，一定要少得多。所以，在以费用为对象的一切课税中最能提供收入的，就要算以国产酒类及其所用原料为对象的国产税；而国产税的这一部门，很多或者说主要是由普通人民负担。就以1775年互月5日为终止期的那个年度说，这一部门的国产税总收入，计达三百三十四万一千八百三十七镑九先令九便士。

不过，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应当课税的，是下层阶级人民的奢侈费用，而不是他们的必需费用。对他们必需费用，要是课税，其最后支付，要完全由上层阶级人民负担，即由年生产物的较小部分负担，而不由年生产物的较大部分负担。在一切场合，此种税必会提高劳动工资，或者减少劳动需要。不把那种税的最后支付加在上层阶级身上，劳动价格决无从提高；不减少一国土地劳动年产物，即一切税最后支出的源泉，劳动需要决不致减少。劳动需要由这种税而减少的状态不论是怎样，劳动工资都不免要因此提高到没有此种税的场合以上。并且，在一切场合，这提高的工资的最后支付，必定要出自上层阶级。

酿造发酵饮料及蒸馏酒精饮料，如不是为着贩卖，而是为自家消费，在英国都不课国产税。这种免税，其目的虽在于避免收税员往私人家庭作讨厌的访问与检查，其结果却常使此税的负担，加在富者方面的过轻，加在贫者方面的过重。虽然自家蒸馏酒精饮料，不甚通行，但有时亦有。在乡下，许多中等家庭及一切相当富贵的家庭，都在酿造他们自用的啤酒。他们酿造强烈啤酒所费，比普通酿造者每桶要便宜八先令。普通酿造者对其所垫付的一切费用及税金，都要得有利润。所以，和普通人民能够饮用的一切同质饮料比较，这些人家所饮的，至少每桶要便宜九先令或十二先令，因为普通人民到处都感觉向酿酒厂或酒店零购所饮啤酒较为便当。同样，为自家消费而制造的麦芽，虽亦不受收税人员的访问和检查，但在这场合，每人却须纳税七先令六便士。七先令六便士等于麦芽十蒲式耳的国产税，而麦芽十蒲式耳可以说是节俭家庭平均全家男女儿童所能消费的数量。可是，飨宴浩繁的富贵家庭，其家人所饮用麦芽饮料，不过占其所消费的全部饮料的一小部分。但也许因为这个税，也许因为其他原由，自家制造麦芽，竟不及自家酿造饮料那样通行。酿造或蒸馏自用饮料的人，不必纳制造麦芽的人所纳上述的税，其正当理由何在殊难想象。

往往有人说，对麦芽课以较轻的税，其所得收入，会比现在对麦芽、啤酒及麦酒课以重税所得的未得多。因为，瞒骗税收的机会，酿酒厂比麦芽制造场要多得多讲且，为自己消费而酿造饮料的人，免纳一切的税，而为自己消费而制造麦芽的人，却不能免税。

伦敦的黑麦酒酿造厂，普通每套特麦芽，成酒两桶半以上，有时成酒三桶。各种麦芽税，每夸特六先令；各种强烈啤酒及淡色啤酒税，每桶八先令。因此，在黑麦酒酿造所，课在麦芽、啤酒及谈色啤酒上的各种税，对麦芽每夸特的产额，计达二十六先令及至三十先令。在那打算以普通乡村为销售对象的乡村酿造所，每夸特麦芽的产额，很少在强啤酒二桶及淡啤酒一桶以下，而且往往有产出两桶半强啤酒的。淡啤酒所课各税，计每桶一先令四便士。所以，在乡村酿造所，对一夸特麦芽的产额，所加于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各种税，常为二十六先令，而在二十三先令四便士以下的很少。就整个王国平均计算，对一夸特麦芽的产额，所加于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上的各种税，恐不能少于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

但是，撤废一切啤洒税淡色啤酒税，而把麦芽税加大三倍，即对麦芽每夸特的税由六先令提高至十八先令，据说，由这单一税所得收入，比较由现在各种重税所得收入会更多。

1772年旧麦芽税收入…722，923镑11先令11便士

附加税………356，776　 79 3/41773年旧麦芽税收入…561，627　 37 1/2

附加税………278，650　153 3/41774年旧麦芽税收入…624，614　175 3/4

附加税………310，745　 28 1/21775年旧麦芽税收入…657，357　 08 1/4

附加税………323，785　126 1/4

合计………，835，580　120 3/4

四年的平均数958，895　 30 3/10

1772年地方国产税收入 1，243，128　 53

伦敦酿造厂税额……408，260　 72 3/41773年地方国产税收入 1，245，808　 33

伦敦酿造厂税额……405，406　1710 1/21774年地方国产税收入 1，246，373　145 1/2

伦敦酿造厂税额……320，601　180 1/41775年地方国产税收入 1，214，583　 61

伦敦酿造厂税额……463，670　 70 1/4

合计…… ………6，547，832　192 1/4

四年的平均数… 1，636，958　 9  1/2

加入麦芽税平均数 …… 958，895镑 3先令340 3/16 便士

两平均数的和… …2，595，853　 7  　9 11/11

三倍麦芽税，即麦芽税每夸特由六先令提高至十八先令。此单一税将产出以下的收入：

… 2．876，685　9　  0 9/16

对于前者的超过额……280，832　1　  2 14/16

不过，旧麦芽税中，含有苹果酒每半桶四先令的税及强啤酒每桶十先令的税。在1774年，苹果酒税收入只三千零八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这个税额，恐较平常税额稍少，因为该年度对苹果酒所课的税，都在平常收入额以下。对强啤酒课税虽重得多，但因该酒的消费不大，所以收入更不如苹果酒税。但是，为弥补这两种税的平常额，在所谓地方国产税项下，含有：一，苹果酒每半桶六先令八便士的旧国产税；二，酸果汁酒每半桶六先令八便士的旧国产税；三，醋每桶八先令九便士的旧国产税；四，甜酒或蜜糖水每加仑十一便士的旧国产税。这些税的收入，用以弥补上述麦芽税中所含苹果酒税及强啤酒税的收入，大概绰有余裕。

麦芽不但用以酿造啤酒及淡色啤酒，而且用以制造下等火酒及酒精。假若麦芽税提高到每夸特十八先令，那以麦芽为一部分原料的那些下等火酒及酒精的国产税，就有低减若干的必要了。在所谓麦芽酒精中，普通以麦芽为其三分之一的原料，其他三分之二，有时全为大麦，有时大麦占三分之一，小麦占三分之一。走私机会与诱惑，在麦芽酒精蒸馏所里面，比在酿遣所或麦芽制造场内，要大得多。酒精容积较小而价值较大，所以走私机会多；其税率较高，每加仑达三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所以走私诱惑力强。增加麦芽税，减少蒸馏所税，就可减少走私机会与诱惑，使国家收入有更大的增加。

因为酒精饮料，被认为有害于普通人民的健康，有害于普通人民的道德，所以英国过去某时期，曾以妨碍这种饮料的消费为政策。依此政策，对蒸馏所课税的低减，不应过大，以致降低此种饮料的价格；酒精的高价，要使其依旧不变，而同时，麦酒、啤酒这一类无碍健康而又能鼓舞精神的饮料，则要使其大大降价。这样，人民现在怨声最大的租税负担，就可得到部分的减轻，同时国家收人亦可大大增加。

达文南特博士对现行国产税制度上的这种改变，表示反对，但他的反对意见，似没有何等根据。据他所说：依这一变革，现在很平等地分配于麦芽制造者、酿造者及零售业者利润上的国产税，在它影响利润的范围内，将全然归由麦芽制造者负担了；酿造者及零卖业者可由酒的加价取回其税额，麦芽制造者却不容易做到这层；并且，对麦芽课以这么高的税，势必减低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

就相当长的时期说，没有一种税能够减低特定职业的利润率；任何职业的利润率，一定常与邻近的其他职业保持相当的水准。现在的麦芽税、啤酒税及淡色啤酒税，决不会影响商人在这些商品上的利润；他们可从增加酒价收回所付的税额，并外加一定的利润。固然，一种税加在货物上，可能使此货物昂贵，从而减少此货物的消费。但麦芽的消费，在于酿成各种麦芽酒。对每夸特麦芽征收十八先令的税不会使酒的价格比征收二十四先令或二十五先令的税更贵；反之，这些酒的价格，说不定还可因此减低一些。其消费，与其说会减少，倒不如说会增加。

为什么酿造者，现在能在酒精增高的价格上，收回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时乃至三十先令，而麦芽制造者要在麦芽增高的价格上收回十八先令，却更困难呢？这是不容易理解的。固然，麦芽制造者，对麦芽每夸特不是垫付六先令的税，而是垫付十八先令的税；但酿造者现在却要对其酿造所用的麦芽每夸特垫付二十四先令，二十五先令，有时甚至三十先令的税。麦芽制造者垫出较轻的税，断乎不会比酿造者现在垫出较重的税，还要不便。任何麦芽制造者，不会常在仓库保存这么多的麦芽存货，使得卖出这数量的存货，比酿酒者卖出其通常在酒窖中所保存的啤酒、淡色啤酒存货，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前者收回他的资金，往往可与后者同样迅速。麦芽制造者因垫付较重的税而感到的不便，可很容易救济，只要给他比现在给酿造者较长数月的时间来缴清税款就够了。

凡不是减少大麦需要的原因，都决不会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设使改弦更张，把酿造啤酒和淡色啤酒的麦芽，每夸特税率，由二十四、二十五先令，减到十八先令，那不但不会减少需要，而且会增加需要及外，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是常须与其他同样肥沃和耕作得同样好的土地的地租利润大略相等的。如其较少，则大麦耕地的若干部分，将转作其他用途；如其较多，则更多土地将立即转来栽植大麦。当土地的某一特定产物的普通价格，可以说是独占价格时，对此所课的税，就必然会减少那土地的地租及利润。例如，葡萄酒的有效需要，常大感不足，因此，其价格和同样肥沃及耕作得同样好的土地的其他产物的价格比较，往往超过自然的比例；现在如对贵重葡萄酒这种产物课税，此税必然要减少葡萄园的地租及利润。因为，葡萄酒的价格已经达到了通常上市葡萄酒量所能达到的最高价格；那个数量不减，其价格即不会再高；那种土地既不能转用以生产其他同样贵重的产物，如果缩减那上市数量，损失还要更大，所以，赋税的全部负担，要落在地租及利润上，确切地说，要落在葡萄园的地租土。当有人提议课砂糖以新税时，我国蔗糖栽植者常常说，此税的全部负担，不会落在消费者身上，而要落在生产者身上，过去课税以后，他们从不能把砂糖价格提高，超过未税以前。可是，未税以前，砂糖价格似乎已是一种独占价格了，所以，他们引来证明砂糖为不适当课税对象的论据，恐怕正好表示那是适当课税的对象；独占者的利得，随时都是最适于课税的。至于大麦的普通价格，却从没有成为一种独占价格；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对于同样肥沃和耕作得同样好的其他土地的地租及利润，也从没有超过其自然的比例。课于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各种税，从未减低大麦价格，从未减少大麦耕地的地租及利润。使用麦芽作原料的酿造者对麦芽所付的价格，曾在不断按照麦芽税的比例而增高，而这种税和课于啤酒、淡色啤酒的税，曾在不断提高那些商品的价格，或不断减低那些商品的质量。因此，这类税的最后支付，总是归消费者负担，而不是归生产者负担。

由制度的这种改革而可能受到损害的，只有一种人，即为供自家消费的酿造者。但是，一般贫苦劳动者及工匠们所负担的重税，现在上层阶级部反得到了免除，那确是最不正当最不公平的；即使不实现这种制度上的变更，那种免除，也是应当撤废的。然而，从来妨碍这利国裕民的制度上的改革的，说不定就是这上层阶级的利益啊。

除上述关税及国产税外，还有若干更不公平、更间接影响货物价格的税。法兰西称为路捐桥捐的，就是这种税。此在昔日萨克逊时代叫做通行税，其原来开征的目的，似与我国道路通行税及运河与通航河流通行税的目的相同，即用以维持道路与水路。这样的税，最宜于按照货物的容量或重量征收。在最初，这些税原为地方税或省税，用于地方或省方用途，所以在许多场合，其管理都是委托于纳税地方的特定市镇、教区或庄园，因为在设想上，这些团体，是会以这种或那种方法，负责实施此种税制的。可是往后在许多国家，对此全不负责任的君主，把此项税收的管理权，握在自己掌中。他虽在大多数场合，把税大大提高，但在多数场合，却完全不注意它的实施。假若英国的道路通行税，成了政府的一个资源，那我们看看许多国家的榜样，就会十之八九地料到它的结果的。这些通行税，结果无疑是由消费者支出；但消费者所付的税，不是按照他付税时他的费用的比例，不是按照他所消费货物的价值的比例，而是按照他所消费货物的容量或重量的比例。当这种税不按照货物的容量或重量征收，而按照其椎定的价值征收时，严格地说，它就成为一种国内关税或国产税，会大大阻碍一国最重要部门的商业，即国内贸易。

若干小国，对于由水路或陆路通过其领土，而从一外国运往另一外国的货物，课有与此相类似的税。此税在一些国家称为通过税。位于波河及各支流沿岸的若干意大利小国家，由此税取得有一部分收入。这收入，完全出自外人。不妨害自国工商业，而由一国课加于他国人民的税，这也许是唯一的种类。世界最重要的通过税，乃是丹麦国王对一切通过波罗的海峡商船所课之税。

象关税及国产税大部分那样的奢侈品税，虽完全是不分彼此地由各种收入一起负担，最终由消费货物纳税的人，不论这人是谁，无所取偿地为其支付，但却不常是平等地或比例地落在每个人的收入上。由于每个人的消费，是受他的性情支配，所以，他纳税的多寡，不是按照他的收入的比例，而是视他的性情为转移；浪费者所纳，超过适当比例，节约者所纳，不及适当比例。大财主在未成年期间，由国家保护获得了很大收入，但他通常由消费贡献给国家的，却极有限。身居他国者，对于其收入财源所在国的政府，可以说没在消费上作一点点贡献。假若其财源所在国，象爱尔兰那样，没有土地税，对于动产或不动产的转移，亦无何等重税，那么，这个居留异国者，对于保护其享有大收入的政府，就不贡献一个铜板。此种不公平，在政府就某些方面说是隶属于或依赖于他国政府的国家最大。一个在附庸国拥有广大土地财产的人，一般在这场合，总是宁愿定居在统治国。爱尔兰恰好是处在这种附庸地位，无怪乎，对外居者课税的提议，会在该国大受欢迎。可是，一个人要经过怎样的外居，或何种程度的外居，才算是应当纳税的外居者，或者说，所课的税，应以何时开始何时告终，求其确定，恐怕不免有点困难吧。不过，我们如把这极特殊的情况除外，则由于此税所产生的各个个人在贡献上的不公平，很可能由那惹起不公平的情况，得到抵偿而有余；那情况就是，各个人的贡献，全凭自愿，对课税商品，消费或不消费，他可以完全自决。因此，如果此税的评定没有偏差，所税商品也很适当，纳税的人，总会比完纳他税少发牢骚的。当这种税由商人或制造者垫付时，最后付出此税的消费者，不久就会把它与商品价格混同起来，而几乎忘记自己付了税金。

这种税，是完全确定的，或可以说是完全确定的。换言之，关于应付纳多少，应何时完纳，即关于完纳的数量及日期，都能确定，不会留下一点疑问。英国关税或他国类似各税虽有时显出不确定的样子，那无论如何，总不是起因于这些税的性质，而是起因于课税法律措辞不很明了或不很灵活。

奢侈品税，大都是零零碎碎地缴纳，而且总是可能零零碎碎地缴纳，即纳税者什么时候需要购买课税品多少，就什么时候缴纳多少。在缴纳时间与方法上，这种税是最方便的或有可能是最方便的。总的来说，这种税符合前述课税四原则的前三原则，不下于任何其他税。可是，对于最后第四原则，就无论从那方面说，都是违反的。

就此税的征收说，人民所纳多干实际归入国库的数目，常比任何它税来得大。可能惹起此流弊的，一共有四种不同情况。

第一，征收此税，即在安排极其适当的场合，亦需要设置许许多多税关及收税人员。他们的薪俸与津贴，就是国家无所入而人民必须出的真正的税。不过，英国此种费用，还较其他大多数国家为轻，那是不能不承认的。就1775年1月5日为止的那个年度说，英格兰国产税委员管理下各税的总收入，计达五百五十万七千三百零八镑十八先令八又四分之一便士，这个金额，是花了百分之五点五的费用征收的，不过，在此总收入中，要扣除输出奖励金及再输出退税，这使其纯收入缩减到五百万镑以下。盐税也是一种国产税，但其管理方法不同，其征收所费，也大得多。关税的纯收入，不到二百五十万镑；征收人员薪傣及其他事件的费用，超过百分之十以上。但不论何处，海关人员的津贴，都比薪俸多得多，在若干港口，竟有多至两倍三倍的。因此，假若海关人员薪俸及其他开支达到了关税纯收入百分之十以上，那么，把征收此收入的全部费用合算起来，就要超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以上了。国产税的征收人员，几无何等津贴；又因这个收入部门的管理机构，为较近设立的机构，所以没象海关那样腐败。海关历时既久，许多弊害，相因而生，而且得到宽容。如果现在从麦芽税及麦芽酒税的征收的全部收入，都转向麦芽征收，国产税每年的征税费用，据料想可节约四万镑以上。如关税只对少数货物课征，而且依照国产税法征收，关税每年的征收费用，就恐怕可以节约得多得多了。

第二，这种税，对于某部门的产业，是必然要惹起若干妨碍或阻害的。因为被税商品常因此提高价格，所以不免要在此限度内妨碍消费，从而妨害其生产。假若此商品为国产品或国内制造品，其生产及制造所使用的劳动就要减少。假若为外国商品，其价格因课税而腾贵，那在国内生产的同类商品，固然会因此能在国内市场获得若干利益，而国内产业就有更大部分转向这种商品的生产。但是，外国商品价格这样的腾贵，虽会使国内某特殊部门的产业受到鼓励，但其他一切部门的产业，却必然要受到阻害。伯明翰制造业者所买外国葡萄酒愈贵，他为买此葡萄酒而卖去的一部分金属器具或者一部分金属器具的价格就必然愈贱。与前此比较，这一部分金属器具对于他的价值减少了，促使他去增产金属器具的鼓励也减少了。一国消费者对他国剩余生产物付价愈昂，他们为买那生产物而卖去自己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或者说，一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格就必然愈低。与前此比较，这一部分剩余生产物对于他们的价值减少了，促使他们去增加这一部分生产物的鼓励也减少了。所以，对一切消费品所课的税，都会使生产性劳动量缩减到在不税场合的自然程度以下：那消费品如为国内商品，则被税商品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量缩减；如其为外国商品，则缩减的为外国商品所由而购买的国内商品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量。此外，那种税，常会变更国民产业的自然方向，使它转向一个违反自然趋势的方向，而这方向大概都是比较不利的方向。

第三，走私逃税的企图，常常招致财产的没收及其他惩罚，使走私者陷于没落。走私者违犯国法，无疑应加重惩罚，但他常常是不会违犯自然正义的法律的人，假若国法没把大自然从未视为罪恶的一种行为定为罪恶，他也许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优良市民。在政府腐败，至少犯有任意支出、滥费公币嫌疑的国家，保障国家收入的法律，是不大为人民所尊重的。所以，如果不干犯伪誓罪而能找到容易安全的走私机会，许多人是会无所迟疑地进行走私的。假装着对购买走私物品心存顾忌，尽管购买这种物品是明明奖励人家去侵犯财政法规，是明明奖励几乎总是和侵犯财政法规分不开的伪警罪，这样的人，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卖弄伪善，不但不能博得称誉，却徒使其邻人疑为老奸巨滑。公众对于走私行为既如此宽容，走私者便常常受到鼓励，而继续其忏若无罪的职业如果税收法律的刑罚要落在他头上，他往往想使用武力来保护其已经惯于认为自己正当的财产。在最初，他与其说是犯罪者，也许不如说是个粗』心的家伙，但到最后，他就屡屡对于社会的法律，出以最大胆、最坚决的侵犯了。而且，走私者没落了，他前此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亦会被吸收到国家收入中或稳交收入中，而用以维持非生产性的劳动。这一来，社会的总资本就要减少，原来可由此得到维持的有用产业亦要减少。

第四，此税的施行，至少使经营课税商品的商人，得服从税吏的频繁访问和讨厌检查，这样，他有时无疑要受到某种程度的压迫，而通常总是不胜其苦恼与烦累。前面说过，烦累虽然严格说来，不算是费用，但为免掉烦累，人是愿意出费用的，所以烦累确与费用相等。国产税法，就其设定的目的说，是比较有效果的，可是在这点上，它却比关税更招人讨厌。商人输入课税商品时，如已付过关税，再把那货物搬往自己货栈中，那在大多数场合，就不会再受海关人员的烦扰。如货物由国产税课税，情形就不是如此；商人不断要受稽征人员的检查与访问，而随时得与他们周旋。因此之故，国产税比关税更不为人所欢喜，征收国产税的人员，亦更不为人所欢喜。有人说，国产税稽征人员，其执行职务，虽然一般地说，也许不比海关人员环，但因为他们的职务，迫使他们常常要找邻人的麻烦，所以大都养成了海关人员所没有的冷酷性格。然而这种观察，十之八九是出于那些从事秘密买卖的不正商人。他们的走私，常为国产税人员所阻止、所揭发，于是出此以讽刺。

不过，一有了消费品税，就几乎免不了这种对于人民的不便。就这种不便说，英国人民所感受的，并不比政费和英国一样浩大的国家的人民所感受的来得大。我们这个国家，当然未达到完善之境，处处有待改良；但与各邻国相比，它却是同样良好或者较为优良。

若干国家，由干认为消费品税是对商人利润所课的税，所以货物每卖一次，就课税一次。其意以为，进口商或制造商的利润如果课税，那么，介乎他们与消费者之间的中间商人的利润，似乎要同样课税，始得其平。西班牙的消费税，仿佛就是依此原则设定的。这种税，对于一切种类动产或不动产的每度变卖，最初抽税百分之十，后来抽百分之十四，现在抽百分之六。征收此税，不但要监视货物由一地向他地转移，而且要监视货物由一店铺向他店铺转移，所以不能不有许多的税务人员。此外，有了此税，须忍受税吏不时访问检查的，不仅是经营某几种特定货物的商人，一切农业者，一切制造业者，一切行商坐贾，都在检查访问之列。实行此税的国家，其大部分地域，都不能为销售远方而生产。各地方的生产，都须和其邻近的消费相适应。乌斯塔里斯把西班牙制造业的没落，归咎于这消费税；其实，西班牙农业的凋落，亦可归咎于此税，因为此税不但课于制造品，而且课于土地原生产物。

在那不勒斯王国，亦有同类的税，对一切契约价值，从而对一切买卖契约价值，征抽百分之三。不过此两者都比西班牙税为轻，并且该王国大部分城市及教区，都允许其付纳一种赔偿金，作为代替。至于城市教区征取此赔偿金的方法，听其目便，大概以不阻碍那地方的内地商业为原则。因此，那不勒斯的税，没有西班牙税那样具有毁坏性。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各地通行的划一课税制度——只有少数无关重要的例外——几乎使全国内地商业及内地沿海贸易，完全自由。对内贸易的最大部分货物，可由王国的一端运往他端，不要许可证、通过证，也不受收税人员的盘请、访问或检查。虽有若干例外，那都是无碍于国内商业的任何重要部门的。沿海岸输送的货物，固然要有证明书或沿海输送许可证，但除煤炭一项外，其余几乎都是免税的。由税制划一而取得的这种对内贸易的自由，恐怕就是英国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每一个大国，当然是本国大部分产业生产物的最好最广泛的市场。假若把同一的自由扩张到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则国家的伟大和帝国各部分的繁荣，说不定要远过于今日呢。

在法国，各省实行的各种税法，不但需要在国家边界，而且需要在各省边界，设置许许多多稽征人员，以阻止某种货物的输入，或对那货物课以一定税额。这一来，国内商业就要受到了不少的妨害。有若干省，对于盐税，得缴纳一种赔偿金代替；而在其他各省，则完全豁免。在全国大部分地方，赋税包收人享有烟草专卖权利，而在若干省，不实施烟草专卖。与英格兰国产税相当的税，其情况各省大不相同。有若干省不收此税，而代以一种赔偿金或其同等物。在其他征收此税且采用包税制度的各省，还有许多地方税，那些税的实施，只限于某特别城市或特别地区。至于与我国关税相当的税，则分法国为三大部分：第一，适用1664年税法，而称为五大包税区的各省，其中包括皮卡迪、诺尔曼及王国内地各省的大部分；第二，适用1667年税法，而称为外疆的各省，其中包括边境各省的大部分；第三，所谓与外国受同等待遇的各省，这些省，许与外国自由贸易，但与法国其他各省贸易时，所受关税待遇，亦与外国相同。如阿尔萨斯、茨图尔、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如邓扣克、贝昂那、马赛三市，都属于这个部分。在所谓五大包税区各省（往时关税分为五大部门，每部门原来各成为一特定承包的对象，所以有这个称呼：现在，这各部门已合而为一了）及所谓外疆各省，都各设有许多地方税，那些税的征收，限于某特定城市或特定地区。称为与外国受同等待遇的各省，亦征有某些地方税，马赛市特别是如此。这种种税制如何阻碍国内商业，以及为守护实行这些税的各省各区的边界必要增添多少收税人员，这可不言而喻，无待细述。

除了这复杂税制所生的一般约束外，法国对于其重要性仅次于谷物的产物，即葡萄酒的贸易，在大多数省还加有种种特殊约束。这些约束的产生，是由于某些特定省区葡萄园所享有的特惠，大于其他各省。产葡萄酒最出名的各省，我相信，就是在葡萄酒贸易上受约束最少的各省。这些省所享有的广泛市场，鼓励它们，使它们在葡萄的栽培土，在葡萄酒的调制上，能实行良好的管理方法。

然而这种花样复杂繁多的税法，并非法国所特有。米兰小公国，共分六省；关于若干种类的消费品，各省各定有特别的课税制度。而比较更小的帕马公爵领土，亦分有三、四省，各州亦同样有其各别的课税制度。在这样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如不是土壤特别肥沃，气候非常调适，这些国家，恐怕早就沦为最贫穷最野蛮国家了。

对消费品所课的税，有两种征收方法，其一由政府征收，在这场合，收税人员由政府任命，直接对政府负责，并且政府的收入，随税收不时的变动，而年各不同。又其一则由政府规定一定额数，责成赋税包收者征收，在这场合，包收者得自行任命其征收员，此种征收员虽负有按照法律指定方法征税的义务，但是受包收者监督，对包收者直接负责。最妥善、最节约的收税方法，决不是这种包税制度。包收者除垫付规定税额、人员薪俸及全部征收费用外，至少还须从收入税额中，提取和他所拿出的垫款，所冒的危险，所遇的困难，以及应付这非常复杂事务所必要的知识与熟练相称的利润。政府如自己设置象包收者所设的那样管理机构，由自己直接监督，至少这种利润——常为一个非常大的巨额——是可以节省的。承包国家任何大项税收，必须有大资本或大信用。单为了这条件，这种事业的竞争，便会局限于少数人之间。况且，持有相当资本或信用的少数人中，具有必要知识或经验的，更为少数。于是这另一条件，就把那竞争局限于更少数人之间。此有资格竞争的最少数人知道，他们彼此团结起来，于自己更有利益，于是大家不为竞争者，而为合作者，在包税投标的时候，他们所出的标额，就会远在真实价值以下。在公家收入采用包收制的国家，包收者大概都是极富裕的人。单是他们的富，已够惹起一般人的嫌恶；而往往与这类暴发财富相伴的虚荣，以及他们常用以炫耀其富裕的愚蠢的卖弄，更会增大人们的嫌恶。

公家收入的包收者对惩罚企图逃税者的法律，决不会觉得过于苛刻。纳税者不是他们的人民，他们自无所用其怜恤，并且，纳税者即普遍破产，如发生于包收满期的次日，他们的利益，亦不会受大影响。在国家万分吃紧，君主对其收人的足数收到定是非常关心的时候，赋税包收者很少不乘机大诉其苦，说法律知不较现行加厉，付出平常的包额，也将无法办到。在此国家紧急关头，他们是有求必应的；所以，这包收税法，就一天苛酷一天。最惨忍的税法，常常见于公家收入大部分采用包收制的国家；而最温和的税法，则常常见于君主直接监督征收的国家。君主虽再愚暗，对于人民的怜悯心情，也一定远过于包税人。他知道，王室恒久的伟大，依存于其人民的繁荣；他决不会为一时之利而破坏这繁荣。在赋税包收者，情形就两样了；他的昌盛，常常是人民没落的结果，而不是人民繁荣的结果。

包税者，提供了一定金额，有时不但取得一种赋税的权利，而且取得对干课税品的独占权利。在法国，烟草税及盐税，就是以这种方法征收的。在此场合，包征者不仅向人民课取了一个过度的利润，而且课取了两个过度的利润，即包税者的利润，和独占者的更大利润。烟草为一种奢侈品，买与不买，人民尚得自由。但盐为必需品，各个人是不能不向包税者购买一定分量的；因为这一定分量，他如不向包税者购买，就会被认为是从走私者那里购买的。对这两商品所课的税，都异常繁重。其结果，走私的诱惑，简直不可抵抗；但同时由于法律的严酷，包税者所用人员的提防，受到诱惑的人，几乎可肯定总有破产的日子。盐及烟草的走私，每年使数百人坐牢，此外，被送上绞架的人数也很可观。然而税由这种方法征收，对政府可提供很大的收入。1767年，烟草包额为二千三百五十四万一千二百七十八利弗，盐包额为三千六百四十九万二千四百零四利弗。此两项包征，自1768年起，更约定继续六年。着重君主收入而轻视民膏民脂的人，恐怕都赞同这种征税方法。因此，在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在奥地利及普鲁士领土内，在意大利大部分小国，对于盐及烟草，都设立了同种的赋税与独占。

在法国，国王实际收入的大部分，来自八个源泉，即贡税、人头税、二十取一的税、盐税、国产税、关税、官有财产及烟草包征。最后五者，各省大抵都采用包征制，而前三者，则各地都置于政府直接监督及指导之下，由税务机关征收。就取自人民的数额的比例说，前三者实际归入国库的，要比后五者为多；后五者管理上更为虚糜滥费，那是世所周知的。

现在法国的财政状态，似乎可以进行三项极显明的改革。第一，撤废贡税及人头税，增加二十分取一的税，使其附加收入，等于前两者的金额，这样，国王的收入，便得保存；征收费用，可以大减；贡税及人头税所加于下层阶级人民的烦累，会全然得到阻止，而且大部分上层阶级的负担，也不至比现在更重。前面说过，二十分取一的税，差不多与英格兰所谓土地税相类似。贡税的负担，最终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那是一股所承认的；人头税的大部分，乃按照贡税每镑若干的比率，课子贡税的纳税者，所以此税大部分的最后支付，也是由同一阶级人民负担。因此，二十分取一的税，即使按照贡税及人头税两税所提供的税额增加，上层阶级的负担，仍不致以此加重。不过，因现在贡税课于各个人的所有地及租户不很公平的缘故，一经改革，许多个人，就不免要加重负担。所以，现在享有特惠者的利害关系及由此利害关系出发的反对，恐怕就是最能阻止此改革及其他相类似的改革的障碍。第二，划一法国各地的盐税、国产税、关税、烟草税，即划—一切关税，一切消费税，这样，这些税的征收费用，便可远较今日为少，并且，法国的国内商业，亦得与英国国内商业同样自由。第三，把这一切税，全部归由政府直接监督指导的税务机关征收，这一来，包税者的过度利润，就加入国家收入中。可是，与上述第一种改革计划同样，由个人私利出发的反对，亦很够阻止这最后二种改革计划的实现。

法国的课税制度，在一切方面，似乎都比英国为劣。英国每年从八百万以下的人民，征取一千万镑税款，绝未闻有什么阶级受到压迫。据埃克斯皮利神父搜集的材料，及《谷物法与谷物贸易论》著者的观察，法国包括洛林及巴尔在内，人口约共二千三百万乃至二千四百万，这个数目，将近有英国人口三倍之多。法国的土壤及气候，是优于英国的。法国土地的改良及耕作，是远在英国之先的，所以凡属需要长久岁月来建造和累积的一切事物，例如大都市以及城市内乡村内建筑优良、居住舒适的房屋等，法国都胜于英国。没有这种种利益的英国，还能不大费周折地征收赋税一千万镑，法国总该可以不大费周折地征收三千万镑吧。然而根据我手边最好但我承认是极不完全的报告，法国1765年及1766年输归国库的全收入，只在三亿零八百万利弗乃至三亿二千五百万利弗之间，折合英币，尚未达到一千五百万镇。以法国人民的数目，照英国人民的同一比例纳税，吾人可期望其能得三千万镑。上述金额还不到三千万镑的半数，然而法国人民所受捐税的压迫，远甚于英国人民，那是世所公认的。不过，欧洲除英国外，法国还算是有最温和最宽大政府的大帝国呢。

在荷兰，课于生活必需品的重税，据说，曾破坏了该国一切主要制造业。连渔业及造船业，恐怕也会逐渐受其阻害。英国对必需品所课的税很轻，没有任何制造业受过它的破坏。英国制造业负担最重的税，只有几种原料进口税，特别是生丝进口税。荷兰中央政府及各都市的收入，据说每年有五百二十五万镑以上。荷兰人口不能认为超过了英国居民的三分之一，因此，按人口比例计算，荷兰租税肯定是重得多了。

在一切适当课税对象都课过了税之后，假若国家的急需状态，仍继续要求新税，那就必需对于不适当的对象课税了。因此，对必需品课税，并非荷兰共和政府的愚昧无知。由于共和国要取得独立，维持独立，所以平常虽然节约异常，但遇到费用浩大的战争，就不得不大事举债。加之，荷兰和西兰，与其他国家不同，为了保住其存在，换言之，为不给海水所吞没，就得花一项巨大费用，因而就得大大加重人民赋税的负担。共和的政体，似为荷兰现在的伟大的主要支柱。大资本家，大商家，或则直接参加政府的管理，或则间接具有左右政府的势力。他们由这种地位，取得了尊敬和权威，所以哪怕与欧洲其他地方比较，在这一国使用资本，利润要轻些；在这一国货出资金，利息要薄些；在这一国从资本取得的少许收入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要少些，但他们仍乐于居住在这一国。这些富裕人民定居的结果，尽管荷兰障碍繁多，该国的产业仍能在某种程度上活跃着。设一旦国家灾难发生，这共和国的政体陷于破坏，全国统治落于贵族及军人之手，这些富裕商人的重要性，因此全然消失，他们就不会高兴再住在不为人所尊敬的国家。他们会带着资本迁往他国，这一来，一向由他们支持的荷兰产业和商业，就立即要紧跟在资本之后而他适了。

第三章  论公债

在商业未开展、制造业未改进的未开化社会，对于仅能由商业及制造业带来的高价奢侈品还一无所知的时候，有大收入的人，象我在第三篇说过的那样，除了尽收入能维持多少人，使用以维持多少人外，再也不能有其他消费或享受收入的方法。一个大收入，随时都可说是对一大量生活必需品的支配力。在那种未开化社会状态下，那收入一般都是以一大量必需品，即粗衣粗食的原料，如谷物、牲畜、羊毛及生皮等物收进的。当时既无商业，又无制造业，所以这些物资的所有者，找不到任何东西，可以交换其消费不了的大部分物资；除了尽其所有，用以供人吃穿外，他简直无法处置其剩余。在此情况下，富者及有权势者的主要费用，就是不奢华的款客和不炫耀的惠施，而这种款客和惠施，我在本书第三篇也曾说过，是不容易使人陷于破产的。至于利己的享乐就不同了，虽至微末，追求的结果，智者有时亦不免于灭亡。例如斗鸡的狂热，曾经使许多人破了产。我相信，由上述性质的款待或惠施而败家的人，当不很多，但由铺张的款客和炫耀的惠施而败家的则为数极多。在我们封建的祖先之间，同一家族长久继续保有同一地产的事实，可充分表示他们生活上量入为出的一般性向。大土地所有者不断行着乡下式的款待，看来虽与良好的理财原则不可分离的生活秩序有所背离，但我们得承认他们至少也知道搏节，没把全部收入尽行消费掉。他们大概有机会卖掉其一部分羊毛或生皮取得货币。这货币的一部分，他们也许是用以购买当前环境所能提供的某种虚荣品及奢侈品来消费，但还有一部分，则常是照原样蓄藏起来。实际上，他们除了把节约的部分蓄藏着，也就不好再怎么处置。经商吧，那对于一个绅士是不名誉的；放债吧，当时早视为非义，而且为法律所不许，那是更不名誉的。加之，在那种强暴混乱的时代，说不定有一天会被赶出自己的住宅，所以，在手边藏蓄一点货币，以便那时候携带一些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逃往安全地带，是得计的。使个人以藏蓄货币为得计的强暴，更使个人以隐匿其藏蓄的货币为得计。动不动就有埋藏物发现，无主财宝发现，那可充分证明，当时藏蓄货币及隐匿藏蓄之事，是非常流行的。有一个时候，埋藏物简直成了君主的一个重要收入部分。然在今日，哪怕全王国的一切埋藏物，亦恐不够成为一个多财绅士的主要收入部门了。

节约与藏蓄的倾向，流行于人民之间，也同样流行于君主之间。我在本书第四篇说过，在没有什么商业及制造业可言的国家，君主所处境地，自然会使他奉行蓄积所必要的节约。在那种境地，就是君主的费用，亦不能由他的虚荣心支配；他喜欢有一个华丽装饰的宫廷，但那个无知的时代，却只能给他提供一点无甚价值的小玩意儿。而这就构成他宫廷的全部装饰。当时是无常备军的必要的，所以，象其他大领主的费用一样，就连君主的费用，除了用以奖励其佃户，款待其家臣外，几乎没有用处。但是奖励及款待，很少会流于无节制，而虚荣则几乎都会流于无节制，因此，欧洲一切古代君主，无不善有财宝。即在今日，听说每个鞑靼酋长，还是积有财宝。

在富有各种高价奢侈品的商业国内，君主自然会把他的收入大部分，用以购买这些奢侈品，象其版图内一切大土地所有者一样。他本国及邻近各国，供给他许许多多的各种高价装饰物，这些装饰物，形成了宫廷华丽但无意义的壮观。君主属下的贵族们，为了追求次一等的同种壮观，一方面打发其家臣，一方面让租地人独立，这一来，他们就渐次失掉了权威，以致与君主领土内其他大部分富裕市民，没有区别了。左右他们行为的浮薄热望，也左右他们君主的行为。在他领土内，个个富有者都在征逐这种享乐，怎能叫他一个人富而不淫呢？假使他没把怎么大的部分的收入用于享乐（他多半是如此），以致减弱国防力量，那么，超过维持国防需要那一部分的收入，是不能期望他不消费的。他平常的费用，就等于他平常的收入；费用不超过收入，就算万幸了。财宝的蓄积，再无希望；一旦有特别急需，需要特别费用，他定然要向人民要求特别的援助。1610年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死后，欧洲大君主中蓄有很多财宝的，据推测只有普鲁士现国王及前国王。君主政府不说，共和政府，为蓄积而行节约的事亦几乎是同样罕见的。意大利各共和国、尼得兰共和国都负有债务。伯尔尼联邦积有不少的财宝，但在欧洲是仅见的。瑞士共和国其他联邦，全无蓄积可言。崇尚某种美观，至少，崇尚堂皇的建筑物及其他公共装饰物，最大国王的放荡的宫廷，自不必说，就连那些小共和国看似质朴的议会议事堂也往往如此。

一国在平时没有节约，到战时就只好迫而借债。战争勃发起来，国库中，除了充当平时设施所必要的经常费的款项外，没有其他款项。战时为国防设备所需的费用，须三倍四倍于平时，因此在战时的收入，也须三倍四倍于平时收入。即使君主马上就有一种办法，能按照费用增大的比例而增大他的收入——这几乎是不会有的——这增大收入的源泉，必出自赋税，而赋税的课征，大抵要经过十个月乃至十二个月，才有税款收入国库。可是，在战争勃发的瞬间，或者宁说，在战争似要勃发的瞬间，军队必须增大，舰队必须装备，防军驻在的都市必须设防，而这军队、舰队、防军驻在的都市，还须供给武器、弹药及粮食。总之，在危险临到的瞬间，就得负担一项马上就要的大费用；这费用是不能等待新税逐渐地慢慢地纳入国库来应付的。在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除了借债，政府再不能有其他方法了。

由于道德原因的作用，这种使政府有借款必要的商业社会状态，使人民具有贷款的能力和贷款的意向。这种商业社会状态要是通常带来借款的必要，它也同样带来借款的便利。

商人和工厂主众多的国家，必然有很多这样的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资本，而且有愿意以货币借给他们或以货物委托他们经营的人的资本，频繁地在他们手中通过，比不做生意、不从事生产事业，靠自己收入为生的私人的收入通过自己手中的次数，更要频繁。象上面所说那种私人的收入，经常每年只通过他自己手中一次。但一个商人，如从事那本利能迅速收回的商业，他的全部资本及信用，就往往每年会通过他手中三、四次。因此，一个商人多工厂主多的国家，必然有很多的人是愿意随时都能以巨额款项贷与政府。所以，商业国人民，都具有出贷能力。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具备正规的司法行政制度，以致人民关于自己的财产所有权，不能感到安全，以致人民对于人们遵守契约的信汪心，没有法律予以支持，以致人民设想政府未必经常地行使其权力，强制一切有支付能力者偿还债务，那么，那里的商业制造业，很少能够长久发达。简言之，人民如对政府的公正，没有信心，这种国家的商业制造业，就很少能长久发达。大商人大工厂主，如平时信任政府，敢把财产委托政府保护，到了非常时候，就也敢把财产交给政府使用。把款借给政府，绝不会减少他们进行商业及制造业的能力，反之，通常却会增大那能力。国有急需，大抵会使政府，乐于以极有利于出借人的条件借款。政府付与原债权者的保证物，得转移于任何其他债权者；并且，由于人民普遍信任政府的正义，那保证物大概能以比原价高的价格，在市场上买卖。商人或有钱者，把钱借给政府，可从此赚到钱，他的营业资本不但不会减少，反会增加。政府如允许他最先应募新借款，他大抵会视为一种特惠。所以，商业国人民，都具有贷款的意向或乐意。

这种国家的政府，极易产生这秤信念，即在非常时期，人民有能力把钱借给它，而且愿意把钱借给它。它既预见到借款的容易，所以在平时就不孜孜干节约。

在未开化的社会，既无大商业资本，亦无大制造业资本。个人把他所能节约的货币，都藏蓄起来；凡所藏蓄的货币，都隐匿起来；他这么做，因为他不相信政府的公正，并且怕他的藏蓄被知道了，被发觉了，立即就要被掠夺。在此种状态下，遇着危急的关头，能贷款给政府的必然很少，愿贷款给政府的简直没有。为君主者，预知借款的绝不可能，所以他就觉得，须为紧急关头预先节约。这种先见之明，把他节约的自然倾向加强了。

巨额债务的增积过程，在欧洲各大国，差不多是一样的；目前各大国国民，都受此压迫，久而久之，说不定要因而破产！国家与个人同，开始借款时，通常全凭个人信用，没有指定特别资源或抵押特别资源来保证债务的偿还。在这种信用失效以后，它们继续借款，就以特别资源作抵押。

英国所谓无担保公债，就是依前一方法借入的。它有一部分为全无利息或被认为全无利息的债务，类似个人记帐的债务；一部分为有利息的债务，类似个人用期票或汇票借入的债务。凡对特别服役所欠的债务，对尚未给付报酬的各种服役所欠的债务，陆军海军及军械方面临时开支的一部分，外国君王补助金的未付余额，海员工资的未付余额等，通常构成前一种债务。有时为支付这债务的一部分和有时为其他目的而发行的海军证券或财政部证券，构成后一种债务。财政部证券利』良，自发行之日算起；海军证券利息，自发行后六个月算起。英格兰银行，通过自动按照时价贴现这种证券，以及通过与政府议定以某种报酬条件替它流通财政部证券，即按额面价格收受该证券并支付其所应付的利息等办法，给该证券保持了价值，便利了流通，从而使政府能够常常借到巨额的这种公债。在法兰西，因无银行，国家证券有时须打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折扣出售。在威廉王大改铸币时代，英格兰银行认为应当停止其平常的业务，财政部证券及符契，据说要打百分之二十五乃至百分之六十的折扣买卖。其原因，一部分是革命甫定，新政府是否安定尚未可必；另一部分，则是英格兰银行没给予援助。

此种手段行不通，而政府举债，需要指定或抵押国家特定收入来担保债务的偿还时，政府在不同时候，曾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有时这指定或抵押，限于短期，如一年或数年；有时，又定为永久。在前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在限定期间内，足够付清所借货币的本金及其利息。在后一场合，作为抵押的收入，据推想只够支付利息或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政府几时能偿还借入的本金，就偿清它。货币以前一方法借入，通称为预支法；以后一方法借入，则通称为永久付息法或简称为息债法。

英国每年征收的土地税及麦芽税，政府逐年都依据不断插入课税法令中的借款条款加以挪用。这项款额，通常由英格兰银行垫付，收取利息，到税款陆续纳入国库时，逐渐收还。其所索利息率，革命以来，迭有变化，自百分之八乃至百分之三不等。如果某年度收入的税款，不够还清垫支的金额及其利息（此为常事），则此不足余额，取偿于次年度收入的税款。这样，国家收入中尚未用作担保的这唯一主要收入部门，经常每年在未收归国库之前，先已消费了。此与无打算的浪费者同，浪费者对其收入，每迫不及待，而预先出息借支；国家则不断向其代理人及经理人借款，不断为使用自己的货币而支付利息。

在威廉王及大部分安妮女王时代，永久付息的借款方法，不象今日那么习见。那时候，大部分新税，只限于短期（仅四年、五年、六年或七年）征收，各年度国库的支出，大抵是得自预先挪用这些税收的借款。税收往往在限定期内，不够支付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于是就得延长收税年限，从而补足这项短额。

1697年，依照威廉三世第八年第二号法令，将这些瞬将满期各税的征收年限，延至1706年8月1日，以弥补它们税额的不足。这就是当时所谓第一次总抵押或基金。归这基金负担的不足额，计达五百十六万零四百五十九镑十四先令九便士半。

1701年，这些税以及其他若干税的征收年限，又因同～目的延长至171O年8月1日，是为第二次总抵押或基金。这次基金所负担的不足额，计达二百零五万五千九百九十九镑七先令十一便士半。

1707年，这些税又延长至1712年8月1日，作为一种新公债的基金，是第三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计达九十八万三千二百五十四镑十一先令九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8年，这些税（除去半额吨税、镑税这两种旧补助税，及由英格兰苏格兰合并协定而撤废的苏格兰亚麻输入税）征收年限又延长至1714年8月1日，作为一种新公债基金，是第四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计达九十二万五千一百七十六镑九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

1709年，这些税（除去吨税、镑税这二种旧补助税，这些补助税从那时候起与这新债基金完全没有关系）征收年限，为着同一目的，又延长至1716年8月1日，是第五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之金额，计达九十二万二千零二十九镑六先令。

1710年，这些税再延长至1720年8月1日，是第六次总抵押或基金。由此抵押借入的金额，计达一百二十九万六千五百五十二镑九先令十一又四分之三便士。

1711年，这些税（到这时，已须供应四种预支的本息）及其他若干税，规定永久继续征收，作为支付南海公司资本利息的基金。该公司在同年度曾借给政府九百一十七万七千九百六十七镑十五先令四便士，用以还债及弥补税收的不足。这次借款，为当时所仅见的最大借款。

就我所知，在此时期以前，为支付债务利息而永久课征的税收，只有为支付英格兰银行、东印度公司以及当时计划中的土地银行三者的贷款利息的各税（土地银行的贷款，只是一种拟议，未成事实）。这时，英格兰银行贷与政府的金额，为三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年息百分之六，计达二十万零六千五百零一镑十三先令五便士；东印度公司贷与政府的金额为三百二十万镑，年息百分之五，计达十六万镑。

1715年，即乔治一世元年，依据该年十二号法令，那些担保英格兰银行年息的各税以及由这次法令定为永久征收的其他若干税，通通集为一共同基金，称为总基金。此基金不仅用以支付英格兰银行的年金，而且用以支付其他年金及债务。以后，依据乔治一世三年第八号法令，及五年第三号法令，此基金又增大，而当时附加的各税，亦同样定为永久的了。

1717年，即乔治一世三年，依据该年第七号法令，又有其他数种税，被定为永久征收，构成又一个共同基金，称为一般基金。此基金所支付的年息，计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九镑六先令十便士半。

这几次法令的结果，以前只短期预支的各税大部分，全都变成永久的了，而其用途，不在干支付连续由预支办法所借入款项的本金，而在于支付其利息。

假若政府只用预支办法筹款，那它只要注意两点，数年之内，就可使公家收入从债务中解放出来：第一，不使基金在限定期间内负担的债务，超过其所能负担的数额；第二，第一次预支未偿清以前，不作第二次预支。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不能注意到这些。它们往往在第一次预支时，就对基金加以过度的负担；即或不然，也往往在第一次预支未偿清以前，就进行第二次第三次的预支，而加重基金的负担。这样下去，指定的基金，就变得完全不够支付所借货币的本金及利息，于是就不得不单用以支付利息，或支付那等于利息的永久年金。象这样无打算的预支，必然会导致那破坏性更大的永久付息办法的采用。此例既开，公家收入的负担，就由一定期间，延续到无限期间，而遥遥无解放的日子。但是，在一切场合，由这种新方法能够筹到的款额，总比由旧的预支方法来得大。所以，人们一习知这新方法，每当国家万分吃紧之秋，一般都舍旧法而用新法。救目前的急难，是直接参与国事者的要图，至于公家收入的解放，那是后继者的责任，他们无暇顾及了。

在安妮女王朝代，市场利息率，由百分之六降至百分之五；安妮女王十二年，宣布百分之五为私人抵押借款的最高合法利息率。英国大部分暂行税，变成了永久的，而分别拨充总基金、南海基金及一般基金后不久，国家的债权者，与私人债权者同，亦被说服接受百分之五的利息。这一来，由短期公债换为长期公债的借款的大部分，就产生了百分之一的节约，换言之，由上述三基金支付的年金的大部分，就节省了六分之一。此种节约，使得用作基金的各税，于支付所担保的各项年金后，剩有一个巨额剩余，构成此后减债基金的基础。1717年，此剩余额，计达三十二万三千四百三十四镑七先令七便士半。1727年，大部分公债的利息，进一步降到百分之四。1753年，更降到百分之三点五。1757年，又降到百分之三。于是减债基金，愈益增大了。

减债基金虽为支付旧债而设，然而对于新债的征募，亦提供了不少便利。它可以说是一种补助基金，在国家有急需场合，即可用它弥补其他基金的不足以举债。至于英国是经常地用此基金来偿还旧债，或经常地用它另举新债，慢慢就会十分明白的。

借款的方法有二，一是预支，一是永久息债。但介乎这两者之间的，还有其他两种方法，即有期年金借款方法和终生年金借款方法。

在威廉国王及安妮女王朝代，往往以有期年金方法借入巨额货币，其期限有时较长，有时较短。1693年，议会通过一法案，以百分之十四的年金，即以十六年满期，年还十四万镑的年金，借款一百万镑。1691年，议会曾通过～法案，以今日看来可算是非常有利于债权者的条件，按终生年金方式借款一百万镑，但应募之数，不满该额。于是，翌年乃以百分之十四的终生年金借款，即以七年便可收回本金的条件借款，补此未满的额。1695年，凡购有此项年金的人，许其往财政部对每百镑缴交六十三镑，换取其他九十六年为期的年金，换言之，终生年金百分之十四与九十六年年金百分之十四的差额，以六十三镑卖出，或者说，以相当于四年半的年金卖出。但条件虽然如此有利，而因当时政府地位不稳，竟找不到几个买主。安妮女王在位年代，曾以终生年金及三十二年、八十九年、九十八年、九十九年的有期年金，借入款项。1719年，三十二年期的年金所有者，以其所有年金，换取等于十一年半年全的金额的南海公司股本；此外，对于那时候该年金应付未付的金额，亦发给等价的南海公司股本。1720年，其他长短不等的有期年金大部分，也都合为同一基金。当时每年应付的长期年金，计达六十六万六千八百二十一镑八先令三便士半。1777年1月5日，其剩余部分，即当时未募满的额，不过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三镑十二先令八便士。

在1739年及1755年开始的两次战争中，由有期年金或终生年金借入的款极少。九十八年期或九十九年期的年金，所值货币，几乎与永久年金相等，所以有理由可设想其应能和永久年金借入同样多的款。但是，为家庭治财产及谋远久的人，购买公债，决不愿购买那价值不断减少的公债；而这种人又占公债所有者及购买公债者的最大部分。因此，长期限年金的内在价值，虽与永久年金的内在价值无大出入，但终没有永久年金那么多的购买者。新债的应募者，通常都打算尽快抛出其认购的公债，所以在金额相等时，他们都宁愿购买可由议会陵还的永久年金，而不愿购买不能赎还的长期年金。永久年金的价值，可以说是始终如一或差不多始终如一，所以和长期年金比较，它更便于转让。

在上述两战争期间，有期年金或终生年金，都是除给与年金或利息外，还给新借款应墓者一种奖金，就是说，不是作为偿还所借货币的年金，而是作为对出借人的一种附加奖励。

终生年金的授与，曾使用以下两种方法，即对各个别人终生给与的方法，和对一群人终生结与的方法。后者在法国用发明人的名字命名，叫做顿廷法。在年金是授与各个别人终身的场合，各受领年金者一旦死亡，国家收入即减轻了他这一部分负担。如按顿廷法授与，国家收入对此负担的解除，要到那一群中所有受领年金者都死了才实现；那一群人数，有时为二十人乃至三十人，就中后死者承受前死者的年金，最后生存者，则承受其一样全部的年金。设以同一收入抵押借款，用顿廷法总能比用个别人终生年金法借到更多的款。因为，未死者有承受全部年金的权利，哪怕金额相等，实比由个别人单独领取的年金有更大的价值。各个人对于自己的运气，天然有几分自信，这就是彩票生意成功的根据。由于此种自信心理，顿廷年金所卖得的价格，通常都高过其实际价值若干。因此之故，一国政府，如常使用年金办法借款，大概总是采用顿廷法。政府几乎总是采择能够筹到最多款项的方法，而不愿采用能够解除国家收入负担最速的方策。

法国公债中由终生年金构成的部分，要比英国大得多。据波尔多议院1764年向国王提出的备忘录，法国全部公债，计达二十四亿利弗，就中，以终生年金借入的约为三亿利弗，即公债总额八分之一。此项年金，据估计每年达三千万利弗，相当于全部公债的估计利息一亿二千万利弗的四分之一。这种计算不大正确，我是十分知道的，但一个有这么重要地位的机关说这估计数字接近事实，我看，去真实的程度总该不远。英法两国借债方法上所生的差异，不是由于两国政府对干渴望解除国家收入负担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完全是由于出借人的见解及利益有所不同。

英国政府所在地，为世界最大的商业都市，因此以款项贷与政府的人，大概都是商人。商人的贷出款项，其用意不在于减少其商业资本，反之，却在于增加其商业资本，所以，新债的债券，如不能以相当的利润卖出，他就不会应募那新债。但是，他贷出款项所购入的如不是永久年金，而是终身年金，那么，不论这终身年金是他自己的终身，或是其他人的终身，当其转售时，就难望有何等利润。不论是谁，购买与自己年龄相若、健康状态相当的他人的终生年金，总不愿出与购买自己的终生年金相同的价格，所以，以自己生命为基础的终身年金出卖，往往是不免要受到损失的。至于以第三者生命为基础的终身年金，固然对于买者卖者有同一价值，但其真实价值，在授与年金的那一瞬间，就开始减少了，而且在此年金存续的期间内日益减少。因此，终身年金，要想能与可以假定其真实价值总是一样或总不会有大出入的永久年金成为同样便于转让的资财，那是决难做到的。

法国政府所在地，不是大商业都市，因而以款项贷与政府的人，就不家英国那样，大部分是商人。法国政府每有急需，多半是向那些和财政有关系的人，如赋税包征者，未经包给人的赋税的征收人员，宫廷银行家等，商量借款。这般人大抵出身微贱，因为有的是钱，所以常很骄傲。他们既不屑与同等身分的妇人结婚，而较有身分的妇人，也不屑与他们结婚，所以他们常决意过独身生活。他们自己既没有家庭，对于通常不大愿意往来的亲戚的家族，又漠不关心，所以他们只求自己一生好好度过去就完了，财产即身而止，那是无所介意的。此外，不爱结婚或其生活状况不宜或不便于结婚的富人的人数，在法国远较英国为多。对于这不大为后人打算，或者全不留意后人的独身者，以其资财换入一种不长不短、恰如其所希望的长期收入，那是再便利没有的。

近代各国政府平时的经常费，多半是等于或者大约等于其经常收入；所以战争一旦发生，要政府按照费用增加的比例而增加收入，就不仅非其所愿，而且非其所能。它们之所以不愿，是因为突然增加如此巨额的税，恐伤害人民感情，使得他们嫌恶战争。它们之所以不能，因为战争所需费用不定，赋税应增加多少才够，没有把握。各国政府所碰到的这两层困难，如采行举债办法，就容易解决了。借债能使它们只要增税少许，就可逐年筹得战争所需的费用；并且，通过永久息债，它们可能以最轻微的增税，逐年筹得最大的款。在一大帝国中，住在首都的人，以及住在远隔战场地带的人，大都不会由战争感到何等不便，反之，他们却可优游安逸地从报纸上读到本国海陆军的功勋，而享其乐。这种享乐，是很可补偿他们战时所纳赋税对平时所纳赋税的小小超过额的损失的。他们通常都不满意和平的恢复，因为，那一来，他们那种享乐，便要中止；并且，战争再继续些时说不定就会实现的征服及国家光荣的无数虚望，也要消灭了。

可是，和平虽然恢复了，在战争中加重的大部分赋税负担，却很少便告解除。那些赋税，都作了战债利息的担保。假若旧税和新税，干支付战债利息及开支政府经常费用外，尚有余剩，此余剩部分，也许会转作偿还债务的减债基金。不过，第一，此减债基金，纵不移作其他用途，一般也远远不够在和平可望其继续的期间内，偿付全部战债；第二，这基金几乎都被移用于其他目的。

征收新税的唯一目的，就是在于偿付以此为担保的借款的利息。若有余剩，那余剩的部分，大概都是出乎意料或计划之外的，所以很少有很大的数额。减债基金的产生，通常都是由于以后应付利息减少，而很少由于收到的税额，超过应付利息或年金的数额。1655年的荷兰减债基金，1685年教皇领地的减债基金，通由利息减少而形成，所以，以这种基金偿还债务，往往不足。

当国家升平无事，而有种种特别开支的必要时，政府每觉开征新税，不若挪用减债基金来得便利。不论开征任何新税，人民都会感到多少的痛苦，因而引起怨声，引起反对。课税的种类愈繁多，已课的各税愈加重，人民对于任何新税的怨声必愈嚣然，于是另课新税或加重旧税，就益形困难。至于暂时停止偿还债务，人民是不会马上感到痛苦的，因此也不致引起怨言，也不致引起不平之鸣。所以，挪用减债基金，常为摆脱目前困难的显然容易的方策。可是，公债所积愈多，研究如何缩减公债愈成为必要，而滥用减债基金，就愈危险、愈会导致毁灭。公债减少的可能性愈少，挪用减债基金来应付平时种种特别开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愈大。当一国国民已负担过度的赋税，除非迫于新的战争，除非为报国仇，除非为救国难，人民是不能再忍受新税的课征的。所以减债基金，常不免于滥用。

英国自最初仰赖永久息债法那种破坏性方策以来，平时公债的减少，从来没和战时公债的增加相称。现时存在的巨额公债，大部分还是起源于从1688年开始并于1697年由里斯韦克条约结束的那一次战争。

1697年12月31日，英国的长短期公债，计达二千一百五十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二镑十三先令八便士半。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由于短期预支，有一部分是以终身年金借入。所以不到四年，即在1701年12月31日以前，一部分就偿还了，一部分又归于国库，其额达五百一十二万一千零四十一镑十二先令四分之三便士。在如此短期内，偿还了如此多公债，实为前所未有。所以当时所余的公债，就不过一千六百三十九万四千七百零一镑一先令七又四分之一便士。

在那次起于1702年而终于乌特勒克特条约的战争中，公债益形增大起来。1714年12月31日，公债数额计达五千三百六十八万一千零七十六镑五先令六又十二分之一便士。应募南海公司基金，又使公债增加。在1722年12月31日，公债数额达到五千五百二十八万二千九百七十八镑一先令三又六分之五便士。1723年起开始还债，但非常缓慢，到1739年12月31日，即在十七年太平无事的岁月中，所偿还公债，总共只八百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镑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那一年末，公债余额，还有四千六百九十五万四千六百二十三镑三先令四又十二分之七便士。

1739年发端的西班牙战争，和紧接西班牙战争而起的法兰西战争，使公债益形加多。1748年12月31日，即该战争以埃·拉·查帕尔条约结束之后，公债数额已达七千八百二十九万三千三百一十三镑一先令十又四分之一便士。上述十七年太平无事岁月中的公债偿还颇，不过八百三十二万八千三百五十四镑十七先令十一又十二分之三便士；然而未满九年的战争所增加的公债额，却为三千一百三十三万八千六百八十九镑十八先令六又六分之一便士。

在佩兰主政的时候，公债利息由百分之四减低至百分之三，于是减债基金增加，偿还了某一部分公债。1755年即最近战争勃发以前，英国长期公债为七千二百二十八万九千六百七十三镑。1763年1月5日，即媾结和约时，长期公债达一亿二千二百六十万三千三百三十六镑八先令二又四分之一便士，尚有无担保公债一千三百九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九镑二先令二便士。但是，由战争引起的费用，并不干媾结和约之日，便告终止，所以1764年1月5日，长期公债虽已增至一亿二千九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八十九镑十先令一又四分之三便士（就中一部分为新公债，一部分则为由无担保公债改成的长期公债），但根据一位博识著者所著的《英国商业及财政的考察》，该年度及次年度，还剩有九百九十七万五千零十七镑十二先令二又四十四分之十五便士的无担保公债。因此，据同一著者所述，在1764年，英国所有公债（包括长期公债及无担保公债）达到一亿三千九百五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七镑二先令四便士。此外，授与1757年新公债应募者作为奖金的终身年金，按相当于十四年年金估计，约为四十七万二千五百镑；授与1761年及1762年新公债应募者作为奖金的长期年金按相当于二十七年半年金估计，约为六百八十二万六千八百七十五镑。以佩兰对国事的慎重与忠心，经七年太平无事的岁月，尚不能偿还六百万镑旧债，但在大约相同时间的战争中，却举借了七千五百万镑以上的新公债。

1775年1月5日，英国长期公债为一亿二千四百九十九万六千零八十六镑一先令六又四分之一便士，无担保公债，除去一大笔皇室费债务后，为四百一十五万零二百三十六镑三先令十一又八分之七便士，两者合计共为一亿二千九百一十四万六千三百二十二镑五先令六便士。依此计算，在太平无事的十七年间所偿还的债务，仅及一千零四十一万五千四百七十四镑十六先令九又八分之七便士。然而，就是这么小的公债减少额，尚非全由国家经常收入的节余偿还的，有许多是以与国家经常收入全不相涉的外来款项偿还的。例如三年内对土地税每镑增加～先令的税款若干镑，东印度公司为获得新地区缴纳国家的赔偿金二百万镑，以及英格兰银行为更换特许状缴纳的十一万镑，都应算入此外来款项。他如由最近战争产生的若干款项，理应视为此次战费的扣除额，所以亦须附加在这外来的款项。主要如下：

L S． d法国战利品收入…………… 690，449 18 9法国俘虏赔偿金……………  670，000 0 0由割让各岛而得的代价……   95，500 O 0合计……………………  1，455，949 18 9

假若在这个金额上，加入查特姆伯爵及克尔克拉弗特所推算的余额，其他同类军费的节余，以及上述从银行、从东印度公司、从增加土地税所得的三项款项，其总额一定要大大超过五百万镑以上。因此，战争终结以后，由国家经常收入节余所偿还之公债，平均起来，每年尚未达到五十万镑。由于一部分公债的偿还，由干一部分终身年金的满期，由于由百分之四降至百分之三的利息的低减，和平以后，减债基金无疑是大大增加了；假若一直和平下去，现在说不定每年可以由那基金抽出一百万镑来偿还公债，而在去年就是偿还了一百万镑的。但是，皇室费的大债务，尚延而未付，而我们现在又要卷入新的战争中，这战争发展起来，其费用也许要和以前历次战争同样浩大。在这新战争告终以前所不免举借的新债，说不定要等于国家由经常收入节约所偿还的全部旧债。因此，想由现在国家经常收入节约所得，偿还所有的公债，简直是一种幻想了。

据某著者主张：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特别是英国的公债，是国内其他资本以外的另一个大资本；有这个资本，商业的扩展，制造业的发展，土地的开垦和改良，比较单靠其他资本所能成就的要大得多。可是，主张此说的著者，没有注意到以下的事实，即最初债权者贷与政府的资本，在贷与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那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能再生产什么。固然，贷出资本的债权者，往往不仅仅收到了和该资本等价的公债年金，这年金无疑会偿还他们的资本，使他们能进行和从前一样或更大规模的实业或贸易，就是说，他们可卖出此年金，或以此年金作担保借款，向他人取得或借入等于或多于他们所贷与政府的资本的新资本。但是，他们象这样由他人取得或借入的新资本，以前一定是存在这国家中，并且与其他资本同样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一旦转入国家债权者手中时，虽然从某一方面来看，对这些债权者是新资本，但对该国家并不是新资本，那不过是由某种用途抽去转作其他用途的资本罢了。所以，就他们私人说，其贷与政府的资本，虽有所取偿，但就整个国家说，却无所取偿。如果他们不把这资本贷与政府，那国家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或年生产物，就有两份而不只一份了。

当政府为开支政费，以当年未用作担保的赋税筹措收入时，人民收入的一定部分，只不过是从维持某种非生产性劳动，移来维持他种非生产性劳动罢了。人民用以付税的款项中，若干部分无疑是能由他们储蓄起来成为资本，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其大部分大概是消费掉，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不过，国家费用在这么开销的场合，无疑会多少成为新资本进一步蓄积的阻碍，但不一定会破坏现存的资本。

当国家费用由举债开支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从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部分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不过，在这种场合所征的赋税，较在前一场合为轻，所以，人民个人收入上的负担较少，而人民节约收入一部分以积成资本的能力，亦因此减损较少。和以本年度税收开支本年度费用的方法比较，举债方法，如果在较大程度上破坏旧的资本，也在较小程度上妨害新资本的获得或蓄积。在举债制度下，社会一般资本时时由政府滥费所意起的损失，是更容易由人民的节约与勤劳得到弥补的。

不过，只在战争继续的期间内，举债制度才优于其他制度。要是战费总能从当年所征的收入来开支，那末，那非常收入所由而来的赋税，将不会继续到那一年以上。与举债制度比较，人民在这种制度下的蓄积能力，在战时虽较小，在平时则较大。战争不一定会惹起旧资本的破坏，和平则必会促成更多新资本的蓄积。在这种制度下，一般地说，战争总是比较很快就结束，比较不致于随便从事的。在战争继续期中，人民因困于战争的负担，不久便会对战争发生厌倦；政府为要迎合人民的意向，必会适可而止，不敢故事延长。战役之兴，繁重而不可避免的负担，是可以前知的，设无真实或确定的利益可图，人民当不肯借然主战。因此，人民蓄积能力不免多少受到损害的时期，是比较不常见到的，即使有那个时期，也是不会继续长久的。反之，蓄积能力强大的时期，要比在借债制度下长久得多。

况且，债务一经增加，则由于增加的赋税，即在平时，其损害人民蓄积能力的程度，亦往往与上述征税制度在战时损害这种能力的程度不相上下。现在英国平时收入，每年达一千万镑以上。假若各种赋税都不曾用作担保，而且都管理得宜，那怕从事最激烈战争，亦无须借一个先令的新债即可够用。现在英国既已采用了有害的举债制度，所以居民个人收入在平时所受负担，居民蓄积能力在平时所受损害，竟与在最糜费的战争期间一般无二了。

有人说，支付公债利息，有如右手支给左手。所有货币，都未流出国外，那不过把一国居民某阶级的收入一部分，转移到其他阶级罢了，国家不会因此比从前更穷一文。这辩解，全是基于重商学说的诡辩；著者对此学说已经加以详细的讨论，似乎无须再在这里赘述。此外，主张此说者认为，全部公债都是募自国人，此绝非事实；我国公债就有很大一部分是荷兰人及其他外国人的投资。即使全部公债没有外国人投资，也减少不了公债的弊害。

土地及资本，是私人和公家一切收入的两个源泉。资本不论是用在农业上、制造业上或商业上，都是支付生产性劳动的工资。这两个收入源泉的支配，属于不同的两群人民，即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或使用者。

土地所有者为了自身收入，必须修理或建筑其佃户的房屋，营造和维持其田庄的必要沟渠和围墙，从事其他应由地主举办或经营的种种改良，使其所有土地能保持良好的状态。但如果土地税繁多，以致地主收入大减；各种生活必需品税、便利品税繁多，以致该收入的真实价值大减，那地主就会弄得没有能力进行或维持这种种要花很多费用的改良。地主不能尽他的本分，租地人就也完全无能力尽他的本分。总之，地主的困难愈增加，该国的农业就必然要愈趋于荒废。

如果各种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便利品的税的征收，使资本所有者及使用者，觉得他们资本所得的收入，在某特定国家，不能购得同额收入在其他国家所能购得那么多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时，他们便会打算把他们的资本，移往其他国家。如果此类赋税的征收，使大部分或全部商人及制造业者，换言之，大部分或全部资本使用者，不断受税务人员恼人扰人的访问，那移居的打算，不久就要见诸实行了。资本一经移动，靠此资本支持的产业，将随着没落，而该国商业制造业，又将继农业归于荒废。

土地和资本这两大收入源泉所生收入的大部分，如把它由其所有者即对每块特定土地的良好状态和对每项特定资本的良好经营都具有直接利益这一批人，移转到另一批没有这种直接利益的人（如国家的债权者）手中，久而久之，必定要惹起土地的荒芜和资本的滥费或迁移。国家的债权者，对于该国农业、制造业及商业的繁荣，从而对于土地的良好状态和资本的良好经营，无疑是具有一般利益的，因为那三者中任何一个如遭到失败或衰退，各种税收，就不够支付他应得的年金或利息。但是，国家债权者单就其作为国家债权者来说，对于某块特定土地的良好状态，对于某项特定资本的良好经营，是不感兴趣的。作为国家债权者，他对于这一特定土地或资本，既无所知，也无从视察，他不会留意到它们。土地或产业荒废了吧，他有时全不知道；即使知道了，也不关心，因为这不会使他直接受到影响。

举债的方策，曾经使采用此方策的一切国家，都趋于衰弱。首先采用这方法的，似为意大利各共和国。热那亚及威尼斯，是意大利各共和国中仅存的两个保有独立局面的共和国，它们都因举债而衰弱。西班牙似是由意大利各共和国学得此举债方策，而就天然力量说，它比它们尤见衰微（也许是因为它的税制比它们的税制更不明智）。西班牙负债极久。在十六世纪末叶以前，即在英格兰未借一先令公债的百年以前，该国即负有重债。法国虽富有自然资源，亦苦于同样债务的压迫。荷兰共和国因负债而衰弱，其程度与热那亚或威尼斯不相上下。由举债而衰微而荒废的国家，所在皆是，英国能独行之而全然无害么？

说这些国家的税制，都较劣于我国，那是不错的，我亦相信其如此。但是，这里应当记住一件事，就是最贤明政府，在税尽了一切适当课税对象以后，遇有紧急需要，也不得不采行不适当的捐税。荷兰那样贤明的政府，有时也不得不象西班牙那样，仰赖一些不适当的税收。如果在国家收入所负的重担尚未解除以前，英国发生新的战争，又如果核战争在其发展的过程，所耗费用，也和最近战争同样多，那末，形势所迫，说不定会使英国税制，也变成象荷兰税制，甚至象西班牙税制那样的繁苛。不错，我国叨现行税制的恩赐，产业得无拘束地向上发展，因而，即在费用最大的战争中，似乎由各个人的节俭与明智行为所产生的积蓄，也够弥补政府所滥费的社会一股资本。最近战争所费之多，为英国历来战争所未有。但在此次战争结束时，全国农业和从前同样繁荣，制造业和从前同样兴旺，商业和从前同样发达。可见支持各该产业部门的资本，一定是和从前同样的多。和平恢复以来，农业更有改进，国内各都市各村落的房租益形增加，这是人民财富及收入增加的实证。大部分旧税，特别是国产税及关税等主要部门的收入，都年有增加，这是消费增加的明显证明，亦是消费所赖以维持的生产增加的明显证明。英国今日似乎毫无困难地担起半世纪以前谁都不相信它支持得了的重负。然而，我们切不可因此就冒昧断定，英国能支持任何负担，更不可过于自信，以为再重的负担，英国亦能不大困苦地支持得了的。

当公债增大到某种程度时，公公道道地完全偿还了的实例，我相信几乎没有。国家收入上的负担，如果说是曾经全然解除过，那就老是由倒账解除的，有时是明言的倒账，常常是假偿还，但没有一次不是实际的倒账。

提高货币名义价值，那是公债假偿还之名行倒账之实的惯技。例如，六便士的银币或二十枚六便士的银币，如依议会法令或国王布告，提高其名义价值为一先令或一镑，那么，依旧名义价值借入二十先令或银约四盎斯的人，在新名义价值下，只须银币二十枚或略少于二盎斯的银，便可偿还其债务。约一亿二千八百万镑的国债，即大约等于英国长期和短期公债合计的债本，如照此方法偿还，约须现币六千四百万镑就行了。象这样偿还债务实不过貌为偿还罢了，在实际，国家债权者应得的每一镑，都被骗去了十先令。可是，横受此种灾害的，不但是国家的债权者，私人的债权者，亦都受相应的损失。这对于国家的债权者，不但全无利益，在大多数场合，还要增加他们一项大损失。不错，国家的债权者，如借有他人的巨额债款，亦可依同一方法偿还，使其损失得到若干赔偿。可是，在多数国家中，以货币贷与国家的人，多半是富有者，他们对干其余同胞市民，多是属于债权者的地位，而不是属于债务者的地位。因此，这种貌为偿还的办法，对于国家债权者的损失，没有减轻，只有增大。国家受不到一点利益，而多数无事人民，却蒙受横灾。这种办法将使私人财产受一种最普遍、最有害的破坏，而在大多数场合，将使勤劳、节约的债权者吃亏，怠惰、浪费的债务者致富；这样，国家资本的大部分，将由能使这资本增益的人，转移到只知破坏这资本的人。国家如有必要宣布破产，正如私人有必要宣布破产时那样，光明正大和直言不讳的倒账，总是对债务者名誉损害最轻、对债权者利益也损害最轻的办法。国家为隐蔽实际倒账的不名誉，而出此容易识破又极端有害的欺瞒下策，那真是再笨没有啊！

然而，国家无论古今，当有此必要时，往往采用这欺瞒的下策。在第一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终结时，罗马人减低阿斯（当时计算一切其他铸币以此为准）的价值，从含铜十二盎斯，减至含铜二盎斯，即把二盎斯铜赋予等于以前十二盎斯的名义价值。用这种方法，共和国前此所借的巨债，只须还其实额六分之一就行了。这样突然的巨大的倒账，照我们今日设想一定是要惹起极大的喧闹的；然而当时竟无此等表示。推其原因，是由于制定此贬值的法律，象其他一切关于铸币的法律那样，都由护民官提向民会，通过施行；那在当时，恐怕还是一种很得民心的法律。在罗马，象在古代其他共和国一样，贫民不断向富者和有权势者借债；富者和有权势者为要在每年选举时获得他们的选票，常以极高利息，贷款给贫民，此债务从未偿付，不久就积成了债务者不能偿付、他人亦无从代付的巨额。债务者惮于非常苛刻的诛求，往往迫而投票选举债权者推荐的候选人，没得到另外报酬。当时法律尽管严禁赠贿及收买，但候选人提供的报酬，及元老院不时颁发的谷物，仍为罗马共和国晚期贫穷市民赖以生活的主要资源。为要摆脱债权者的控制，这些贫穷市民不断要求取消他们所欠的全部债务，或要求通过他们所谓新案，即偿还积欠债务一部分就算还清全部债务的法案。因此，把一切铸币价值，减至其原先价值六分之一，使他们得以原先六分之一的货币，偿还其全部债务，这种法律，正是一种最有利的新案。富者及有权势者为要使人民满足，在许多场合，他们不得不同意此取消债务的法律及施行新案的法律。不过，使他们同意此等法律的，一部分虽不外上述理由，一部分则因他们自身是政府的主要领导者，他们想借此解除国家的负担，恢复国家的元气。用这种方法，一亿二千八百万镑的债务，一下子就减为二千一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了。在第二次罗马和迦太基战争期间，阿斯又经过两次的贬值，第一次是由含铜两盎斯减至一盎斯，第二次由一盎斯减至半盎斯，即减至本来价值二十四分之一。罗马的上述三次货币贬值，如合并一次实行，那末，象我国现币一亿二千八百万的债务，就可一下子减至五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十六先令八便士。那怕英国负债之巨，使用这种方法，也是马上可以偿还的。

我相信，一切国家铸币的价值，都曾通过这方法，逐渐减到比原来价值越来越低，同一名义金额所含的银，都曾通过这方法逐渐减到比原来数量越来越少。

为了同一目的，国家有时减低铸币的标准成色，即在铸币中搀以较大量的劣金。例如，照现行法定标准，每重一镑的银币，只能搀劣金十八本尼威特，若搀入八盎斯，这种银币一镑或二十先令，就与现币六先令八便士相当，而我国现币六先令八便士所含银量，就几乎提高至一镑的名义价值了。这种标准成色的减低，与法国人所谓增大价值，即直接提高货币名义价值，完全相同。

这种直接提高货币名义价值的做法，常是公开的、明言的，而就其性质说，亦不得不如此。用此方法，较轻较小的铸币，取得了从前较重较大铸币的同一名称。反之，减低货币标准成色的做法，大概都是保守秘密的。用此方法，造币局发出和从前流通的同一名义价值的铸币，竭力设法使其重量、体积及外貌保持旧观，不易辨认，但其实际价值，却相去甚远。当法国国王约翰要偿还其债务，而减低铸币标准成色时，所有造币局的官吏，都得发誓保守秘密。以上两种做法，都是不正当的。不过，增大价值这个简单做法，是公然的、暴戾的不正行为，而减低标准成色，却是阴险的、欺诈的不正行为。所以后者一经发觉（决无长久保守秘密的可能）常比前者要惹起大得多的反感。铸币在大大增加名义价值以后，很少恢复其以前的重量，可是被极度减低其标准成色以后，却几乎常常又被恢复其以前的成色。因为在后者，除了恢复成色以外，再没有其他可平民愤的方法。

在亨利八世当国之末，及爱德华八世当国之初，英国铸币不但提高了名义价值，同时并减低了标准成色。在詹姆士六世初年，同样的欺伪行为，亦曾行于苏格兰。此外，很多其他国家，也常常如此。

英国国家收入的剩余部分，即开支了常年经费以后的剩余部分非常的少，想借此完全解除国家收入上的负担，不，想借此相当减轻那负担，似乎全然无望。所以，非国家收入大有增加，非国家支出大有缩减，这负担的解除，是永难实现的。

实施比现在较为公平的土地税和房产税以及前章对于现行关税制度及国产税制度所提议的改革，也许可在不增加大多数人民的负担而只把这负担平均分配于全体国民的情况下，就可使国家的收入大大增加。然而，就是最乐观的设计者，也不敢希望，这样增加的收入，可以完全解除国家收入上的负担，或可使国家在太平无事时期，在解除负担方面，有这样的进展，以致在下次战争，可不增加公债或增加公债而有所取偿。

如把英国本国税制，扩张到帝国所属各地，而不问那地方的居民是不列颠人或是欧洲人，这一来，收入或可望大有增加。然而，那是很难做得通的。据英国宪法原则，各地方在议会中所占议员席数，与其纳税额保有一定比例，今着扩张税制到一切属地，势必要承认那些属地在议会中，或如果我们要这样说的话，在帝国议会中，按照同一比例，加入其代表，否则就不免失之公允，就不免违背宪法原则。偌大的变革，似和许多强有力者的私人利益与大部分人民的固定成见有所抵触，求其实现，恐是极其困难，甚或万难做到的。然而，这种纯理论的著作，如果不妄来决定不列颠与各属地的统一是否可行，而只考察英国的课税制度，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应用于该帝国一切属地；把它应用于帝国各属地，究竟可望得到多少收入，而这一种的统一，究竟干全帝国各地的繁荣幸福有何影响，也许没有什么不当之处吧。这样的空论，说得最坏，也只不过是一种新乌托邦，虽没有莫尔的旧乌托邦那么有趣，但总不致更为无用、更近于妄想吧。

英国税收，有四个主要部门，即土地税、印花税、各种关税及各种国产税。

就付纳土地税的能力说，爱尔兰无疑与不列颠不相上下，而美洲及西印度殖民地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在没有负担什一税或救贫税的地方，与课有此两税的地方比较，一定更有能力缴纳土地税。什一税如不折合金钱缴纳，而是征收实物，那比每镑实征五先令的土地税，要在更大程度上减损地主的地租。这种什一税，在大多数场合，总要相当于土地真实地租四分之一以上或相当于完全偿还农业资本及其合理利润后的残余部分的实物。假若除去一切代金及一切俗人保管的教会财产，不列颠及爱尔兰的教会什一税，全部将不下六、七百万镑。假若不列颠或爱尔兰没有任何什一税，地主就能多提供六、七百万镑土地税，但其负担却不会比他们大部分现在所受的更重。美洲是没有什一税的，自然很有能力纳土地税。固然，美洲及西印度的土地，大抵不是出租给农民的，以致课税没有地租簿可为根据。但在威廉及玛利四年，不列颠的土地税，也并没有根据任何地租簿，而是根据一种极不严密、极不正确的估价。因此，美洲的土地，用这种方法课税亦未常不可，否则就照最近米兰公国及奥地利、普鲁土和沙廷尼亚等国领地的办法，经过正确的丈量后，再依公平评价征税好了。

在各属地推行印花税，那是显然没有困难的。在诉讼程序以及动产不动产移转契据形式相同或差不多相同的各地方，这种税就可同样照征，不必要何等更改。

推广英国关税法于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如果同时也扩大其贸易的自由（就正义上说，应当如此），那对这两者都有最大的利益。现在抑制爱尔兰贸易的种种可恶的约束，以及对美洲产物所设的列举与非列举的区别，将因此完全消除。正如现在菲尼斯特尔海角以南各地，对美洲若干产物，开放其市场一样，该海角以北各地，亦将对美洲一切产物开放其市场。关税法这样划一之后，英帝国各地间的贸易，将如现在不列颠沿海贸易一样自由。而帝国对各属地所有产物，将在自己领土内提供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市场这么扩大起来，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因增加关税所受的负担，是会立即得到补偿的。

英国税制中必须加以若干修改以适应各属地特殊情况的，唯有国产税。爱尔兰的生产和消费，与不列颠具有同一性质，所以，可应用不列颠税制，而无须修改。至于美洲与西印度的生产和消费性质，就和不列颠大不相同了。把不列颠税制应用到这些地方，就必须加以若干修改，正如把这税制应用到英格兰产苹果酒啤、酒各州要修改一样。

例如，美洲称为啤酒的发酵性饮料，占当地人民普通饮料的一大部分，因为那是由糖蜜制成，所以与英国所谓啤酒大不相同。那种饮料，只能保存数日，象英国啤酒那样，不能在大酿造所制造，贮以待售。每个家庭都要自己酿造自己所消费的，如自己烹煮自己的食物一样。但是，各私人的家庭，如果须和那些麦酒店主，以及以贩卖为目的的酿造家，同样受收税人员可厌的访问及检查，那是完全为自由所不许可的。假若为了公平的缘故，认为此饮料有课税的必要，那可对其制造原料，在该原料的制造场所课税；如果商业的情形，不容课此国产税，那就不妨在该原料输入消费它的殖民地时，课以进口税。对于输入美洲的糖蜜，除了英国议会所课每加仑一便士的税外，还有以其他殖民地的船舶输入麦萨诸塞特湾的糖蜜，每霍格彻德课八便士的州税，以及由北部各殖民地输入南卡罗林那的糖蜜，每加仑课五便士的州税。假若这些方法都感觉不便，那就可仿照英格兰不征收麦芽税的办法，各家庭随其人数的多寡，付纳一定金额；或可照荷兰各税的征收办法，各家庭按照其成员的年龄和性别的区别，每年付纳若干金额；或可按照德克尔所提议的英格兰一切消费品税的征收方法征收。他那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对于消费迅速的东西，应用时不太方便，然而没有较好方法可用的场合，到底是不妨采用的。

砂糖、甜酒及烟草，到处都不算做生活必需品，但到处几乎都是普遍的消费对象，因此对它们课税，那是再适当没有了。假若英国与各殖民地的统一实现，此种商品，可在其离开制造者或栽植者手中前课税。如果这种课税方法，对他们不大方便，那就可把这些商品，积存于制造所在地的公共货栈及它们以后可能运销的帝国港口的公营货栈，由其所有者及税务机关共同管理，不到交给消费者、国内零售商或输出口商的时候，概不纳税。当其由货栈提出出口，经出口商提出了适当保证，担保其确是出口，可以免税。如果英国与各殖民地的统一成功，英国现行税制不得不作若干修改的，恐怕主要就是关于这几种商品的税。

把这种税制的施行扩展到帝国所属各地，其所能生出的收入总额，究竟有多少呢，要想得到相当正确的数字，无疑是不可能的。不列颠依此制度，对于八百万以下的人民，每年可征收一千万镑的收入。爱尔兰的人民，有二百万以上。据某次在美洲议会提出的报告，美洲十二同盟州的人民，有三百万以上。然而这种报告，恐不免有些夸张，借以鼓励其国民，或威吓我国人民。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假定：我国北美洲及西印度各殖民地人民，合计不过三百万，欧洲美洲的全部帝国人民，合计不过一千三百万。如果这课税制度，对于八百万以下的居民，能征收一千万镑以上的收入，那么，对干一千三百万居民，当可征收一千六百二十五万镑以上的收入。在这假定能产生的收入中，必须减去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平常为开支政府经费而征收的收入。爱尔兰的行政费和军费连同公债利息，就1775年3月以前的两个年度平均计算，每年还不到七十五万镑。依据极正确的计算，在目下骚乱开始以前，美洲及西印度主要殖民地的收入，计达十四万一千八百镑。不过这个计算，未包括马里兰、北卡罗林那以及我国最近在大陆和岛屿方面所获得的领地的收入。这省略的结果，恐怕有三、四万镑的出入。为使数字简单起见，姑且假定爱尔兰及各殖民地开支行政费所必要的收入为一百万镑。在一千六百二十五万镑中，减除这一百万镑，尚剩有一千五百二十五万镑，可供帝国开支一般费用及偿付公债利息之用。如果英国由现在的收入中，平时可节约一百万镑偿付公债，则在此增加的收入中，就不难节约六百二十五万镑下来，偿付公债。况且，这一大笔减债基金，又因以前各年度既偿公债，不须支付利息，可逐年增大。减债基金这样急速的增加，在几年之内，就足够偿还全部公债，而完全恢复现在趋于消沉憔悴的帝国活力。与此同时，人民亦可从若干负担最重的赋税，即生活必需品税或制造原料税中摆脱出来。于是劳动的贫民，将能过较好的生活，以较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并以较廉价格提供所产制的货物于市场。物价既廉，刚那种货物的需要增加，结果，生产那种货物的劳动的需要自将增加。劳动需要增加，劳动贫民的人数将会加多，其境遇亦会改善。这一来，他们的消费将增加，同时，对他们所消费的一切物品所课税的收入，也将因而增加。

然而，由这种课税制度所生的收入，并不一定会立时按照被税人民人数的比例而增加。对于帝国领土内从未受惯此负担而刚开始受此负担的各属地，在若干时期内，一切应当从宽。并且，即在各处都尽可能严格地依法征收时，亦不会处处按照人民数目的比例产生收入。因为，在贫瘠地方，要付关税及国产税的主要商品的消费非常的少；而在居民稀少的国家，走私的机会，又非常的多。苏格兰的下层人民，饮用麦芽饮料的极少；麦芽、啤酒及淡色啤酒的国产税收入，按人民人数及税率（由于麦芽品质的差异，麦芽税税率英格兰与苏格兰不同）比例计算，苏格兰一定会比英格兰少得多。至于这些部门的国产税，我相信，漏税的程度，在这两国是不相上下的。课于酿造所的税及大部分关税，按人口比例计算，苏格兰要比英格兰少，这不但是因为被税商品在苏格兰消费较少，而且是因为走私在该地亦较易进行。爱尔兰的下层阶级人民，较苏格兰尤贫，而爱尔兰大部分地方的人口，则与苏格兰同样稀少。因此，按人口比例计算，爱尔兰被税商品的消费，比苏格兰更少，而走私的容易，则几乎与苏格兰相同。在美洲，在西印度，那怕是最下层阶级的白人，其所处境遇，亦比英格兰同一阶级人民好得多。他们对于通常爱好食用的一切奢侈品的消费，都比英格兰同一阶层人民所消费的多得多。固然，大陆南部各殖民地及西印度群岛的居民，大部分都是黑人，他们现在还是奴隶，其处境无疑比苏格兰或英格兰的最穷人民，还要恶劣。但是，我们切不可根据这种理由，就想象他们比英格兰的最下级人民，所吃的更坏，所泪费的轻税物品更少。为使他们好好工作，好好豢养他们，照料他们，那是他们主人的利益，正如好好喂养代劳牲畜，是牲畜所有者的利益。不论何处，黑人几乎与白人同样受有甜酒、糖蜜及针枞酒的配给，纵使对那些物品课以不太重的税，这配给恐怕是不会取消的。因此，按居民人数比例计算，美洲及西印度的被税商品的消费，恐怕不亚于英帝国任何地方。不错，按国土面积的大小比例计算，美洲的居民较苏格兰或爱尔兰要少得多，因而，那里走私的机会，也要大得多。但是，现在对于麦芽及麦芽饮料各税所征收的收入，如以单一的麦芽税代替征收，则国产税最重要部门的逃税的机会，几乎可完全杜绝。如果关税不课加于一切输入物品，而只局限于用途最广、消费最多的少数物品，又如果关税都按国产税税法征收，那么，走私的机会，纵不会全然杜绝，也要大大减少的。经过这两种显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的改革，按消费的比例计算，关税及国产税，那怕在人口最稀少的地方，也会生出和现在人口最稠密地方一样大的收入。

有人曾这样说过：美洲人未保有金币，亦未保有银币，那个地方的内地贸易，全用纸币进行。间或有金银流到那里，又由交换我们的商品，全部送来英国了。没有金银，是不能纳税的。我们既已取得了他们所有的金银，再要榨取，怎样能够呢？

然而，美洲现在金银的稀少，不是由于那个地方贫乏，也不是由于当地人民没有购买这些金属的能力。与英格兰比较，那里的劳动工资是那么高，而其食品价格又是那么低，假若他们大多数人民以购买更多金银为必要，为便利，他们一定是有力购买的。因此，这些金属的稀少，定是他们自动选择的结果，并非形势需要的结果。

金币银币之所以成为必要或便利，不外为了进行国内国外的交易。

本书第二编说过，各国国内交易，以纸币进行，和以金币银币进行，差不多有同一程度的便利。至少，在和平无事时是如此。美洲人即以比他们所能容易获得的多得多的资本，使用在土地改良上，也可得到利润；因此，尽量节省其剩余生产物中必须用以购买昂贵的金银的部分，用以购买职业用具、衣料、家具及开垦耕作必要的铁制农具等，换言之，不购入死的资本，而购入活的生产资料，在他们必定是便利的。殖民地政府发觉了，供给人民以足够或超过足够流通国内交易的纸币量，这对它们有利益。在它们之中，特别如宾夕法尼亚政府，往往以若干厘利息把纸币贷与人民，从而取得一项收入。其他如麦萨诸塞特政府，一有急需，便发行纸币，以供国用，往后，在对它便利的时候，按纸币逐渐下跌的市价，再予收回。1747年，该殖民地即依照此种方法，以相当于其所发行纸币十分之一的款，偿还其大部分的公债。节省国内交易上使用金银的费用，是殖民地人民的便利；供给一种媒介物，尽管会带来一些不利，但此费用由此节省，是各殖民地政府的便利。纸币过多，势必把金银驱出殖民地国内交易领域，正如纸币过多，曾把金银驱出苏格兰大部分国内贸易领域一样。在这两国，使纸币过多的，不是人民的贫乏，却是他们的企业心和计划精神。他们都希望把所有资财，用作活动的生产性资财。

各殖民地与英国进行的对外贸易，所使用金银的多少，完全视需要的大小来决定。在不需要金银的场合，金银就很少见到，在需要金银的场合，一般总不愁没有金银。

英国与产烟殖民地间进行的贸易，大概是以英国货物，先行赊与殖民地人民，经过相当长期之后，再取偿于有一定价值的烟草。以烟草支付，不以金银支付，对殖民地人民，比较便利；商人对和其往来的店家购买货物，不付金银，而付以他自己碰巧正在经营的他种货物，在商人方面，比较便利。这种商人，就不必为着准备临时的需要，在他营业资本中，划出一定额现金，保存不用。他可在店铺或货栈中，存储更多的货物，或者从事更大的营业。但是，一个商人的一切往来店家，都对他以他碰巧正在经营的一种货物偿付他们所卖给他的货物感到便利，那种事，毕竟是罕见的。不过，和弗吉尼亚及马里兰进行贸易的英国商人，却碰巧都觉得对于卖给这些殖民地的货物，以取烟草为酬比取金银来得便利。他们可从烟草牟取利润，而不能从金银得到何等利润。因此，在英国与此等产烟殖民地间进行的贸易，金银是极其少用的。马里兰及弗吉尼亚，无论对于国内贸易或对于国外贸易，几乎同样没有使用金银的必要。它们所拥有的金银，因此比美洲其他任何殖民地少。然而，就繁荣说，就富裕说，它们并不比一切邻近的殖民地差。

在北部各殖民地，即在宾夕法尼亚、纽约、新泽西、新英格兰四州等地，输往英格兰的产物的价值，比它们为自己使用，及为其他殖民地使用（在这场合，它们担任运送人的职务）而由英格兰输入的制造品的价值来得小，因而，这项差额，就不能不以金银付给英格兰，而它们通常都能找到这项金银。

产砂糖各殖民地每年输往英格兰的生产物的价值，比它们由英格兰输入的一切货物的价值要大得多。要是送往母国的砂糖及甜酒的代价，必须付给这些殖民地，那英国每年就不得不送出一巨额货币；于是，对西印度贸易，就要象某种政治家等所说，成为极端不利的贸易了。但事实是这样：许多产糖大农场的主要所有者，都住在英国。他们的地租，都是以他们自己农场的产物，即砂糖甜酒，寄送他们。西印度商人为自己在这些殖民地购入的砂糖及甜酒的价值，亦比他们每年在那里卖掉的货物的价值小。这个差额亦必然要以金银支给这些商人；然而，通常也是能够设法找到这项金银的。

各殖民地偿付英国货款的困难与延滞的程度，和它们各别所欠数额的大小，并不成比例。北部各殖民地通常要把相当大的差额付给英国，而产烟各殖民地则或是全不给付，或是给付小得多的差额。但是，就一般而论，前者每能按期偿付，后者却不能按期偿付。我们向各产糖殖民地收取货款的困难，其大小程度，不是和这各殖民地应付差额的大小成比例，而是和它们所含荒地面积的大小成比例。荒地面积愈大，激使殖民地人民去从事超过他们自己资力所能经营的生意即开荒垦殖这个诱惑力愈大，他们就愈不容易付还欠债。反之，荒地面积愈小，刚结果正相反。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和那些土地已经完全耕种多年，以致没有余地可供殖民者投机的小岛，如巴道斯、安提瓜及圣克利斯托福等岛比较，尚存有极多荒地的牙买加这个大岛，其付款就比较不规则、比较不确定。最近格伦纳达、托巴戈、圣文逊特及多米尼加的获得，给这种投机，开了一个新的舞台；而这些岛屿最近付款的不规则与不确定，与牙买加这个大岛没有两样。

因此，就大部分殖民地说，其金银之所以稀少，并不是由于贫乏。它们对活的生产性资本，有大需要，因此以尽量节省死的资本为便利，并以那与金银比较虽不合宜，但却廉贱的交易媒介为满足。这一条，它们就得以那部分金银的价值，转用在职业用具、衣料、家具及开垦耕作必要的铁制农具上了。在那些非金银货币莫办的交易部门，它们通常总能找到必要的金银以供使用。如果找不到的话，那也不是它们贫乏的结果，却是它们从事不必要的和过分膨大的企业的结果。它们对于偿付的拖延不定，不是它们贫乏了，却是它们发财的热望太过了。即使殖民地的税收，除用以开销当地行政费军事设备费以外的一切部分，统须以金银送往英国，它们亦必充分具有购买此必要金银的手段。在这场合，它们不过以其现在购买活的生产性资本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转用以购买死的资本罢了。固然，它们为了进行国内交易，不得不舍却廉贱的交易媒介，不得不使用昂贵的交易媒介，而购买这昂贵交易媒介的费用，可能多少抑制它们对于改良土地的过度冒险心与进取心；但是，美洲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需要把金银送往英国，可以汇票汇寄。这汇票是向曾受委托代售美洲剩余产物的特定英国商人或公司开出而由其承兑的汇票，该商人或公司收到货物后，即按票额以货币把美洲收人缴交国库。这一来，美洲无须输出一盎斯金银，而一切都办理妥当了。

爱尔兰及美洲应帮同英国偿还公债，那不是不公道的。英国的公债，原是支持由革命建立的政府而借的。赖这政府，爱尔兰的新教徒，才得在本国享有现在所享有的全部权力。他们的自由，他们的财产，乃至他们的宗教，才得有所保护。美洲若干殖民地，也赖这政府，才有其现在的特许状，现在的宪法。美洲一切殖民地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安全和财产，也是靠这政府。这公债的起因，不但是为了保护英国，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英国一切属地。特别是最近战争中所借的巨额公债，以及前一战争中所借大部分公债，其本来的用途，都是为了保护美洲。

爱尔兰归并于英，除享有自由贸易的利益外，还会获得其他重要得多的利益，这利益会给有余裕地补偿其随归并而增加的赋税。苏格兰归并于英后，从来被贵族权力压迫的中下级人民，完全得到解放了。贵族权力在爱尔兰，压迫更甚，受其害者更多，如与英国合并，人民大部分会同样从贵族压迫之下得到解放。不同于苏格兰贵族，爱尔兰贵族的形成，不是由于门第财产那些自然的、可尊重的差别，而是基于最可憎的差别，即宗教的偏见及政治的偏见。这种差别最能助长压迫阶级的傲慢及被压迫阶级的憎恶与愤怒，使得同国居民间相互怀抱的敌意，大于异国人民间相互怀抱的敌意。假使爱尔兰不归并于英国，其居民在今后数十数百年间，也许还不会把自己看做同国的人民。

在美洲各殖民地，从无专横贵族存在。但就是它们，如与英国合并，在幸福与安定方面，亦会增益不浅。至少，它们可由此免去在小民主政体下必然会发生的互仇和凶恶的党争，那党争往往分裂人民间的感情，并扰乱政府的安定。如果美洲完全与英国脱离关系——这脱离，非由这种合并加以防止，是很容易发生的——那党争一定会比以前凶暴十倍。在目前的扰乱开始以前，母国的强压力，常能抑制党争，使其不超过暴行及侮辱的范围。设无此强压力，恐怕不久就要诉诸暴力而演成流血惨剧了。隶于一个统一政府下的党派的精神，在一切大国，通常都是横溢于帝国的中心，在僻远地方，则较为冷淡。与首都隔远了，即与党争和野心的主要游涡隔远了，这样，对于各敌对党派的见解，一定会采取比较超然的态度，对于各党派的行动，一定会采取比较公正不偏的旁观态度。以目前而论，在苏格兰的党争，不象英格兰的党争那么激切；如果合并实现后，在爱尔兰的党争，大概会比苏格兰更为缓和；至于美洲各殖民地，则大概不久会出现那为英帝国任何属地所未曾见的和谐团结景象。固然，合并实现之后，爱尔兰及美洲各殖民地不免会受到重于现在的赋税负担，但如能勤勉地忠实地把国家收入用于偿还公债，不久，英国国家收入，就会缩减至足够维持平时设施的程度，而现在大部分的赋税，当不致继续征收下去。

东印度公司获得的领土，无疑是属于国王的权利，也就是属于英国国家与人民的权利。那些领土，我们可使其成为另一个收入源泉，这源泉可能比上述各源泉还要来得丰富。与英国比较，据说，那些地方更丰饶，更广大，而就土地面积大小的比例说，地方更富裕，人口更稠密。要从那里抽取一大收入，大概不必另征新税，那里的赋税，已经征到十足的程度，甚至超过十足程度以上。比较妥当的办法，与其增加那些不幸人民的负担，无宁减低其负担；与其设新税以裕收入，无宁阻止大部分已收到的赋税的滥用与中饱。

假若英国无法由上述各源泉，取得很大的增多的收入，那末，可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费用。英国在征税方法上，在国家收入的开支方法上，无疑尚有改良余地，不过，与其他邻国比较，至少不算不经济。英国平时的国防军事设备，较之势均力敌的欧洲任何国家，更为适中，所以想在这个项目上节省费用，似乎不可能。在目下的扰乱开始以前，英国花在美洲各殖民地的平时建设费，为数浩大，如果不能由这些殖民地取得何等收入，这项费用，无疑应该完全节省。不过，这些殖民地平时的经常费虽再大，和英国为防御它们作战所耗费的比较，却是微乎其微。前面说过，英国完全为保障殖民地而发生的最近战争，所费在九千万镑以上。主要为保障殖民地的1739年西班牙战争，及由此次战争结果惹起的法兰西战争，所费在四千万镑以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当然应由各殖民地负担。在这两次战争上，英国为各殖民地所费了的，大大超过前一次战争开始以前英国所负公债总额两倍以上。如果没有这几次战争，当时的公债，有可能完全偿还，或者已实际完全偿还了也说不定。如果不是为了这些殖民地，前一次战争，也许不致发生；后一次战争，则一定不会发生。英国支出了这么大的费用，就因为它认为这些殖民地是它的省份的缘故。然而，对于维持帝国，既未提供财力，又未提供武力的地方，决不能视为省份。它也许可以算是附属于帝国的一种壮丽华美的装饰吧。但帝国如果不能支持这装饰的费用，早就应当把它放弃；如果不能按照其支出的比例而增加收入，至少应当量入为出。要是各殖民地尽管拒绝纳税，却仍视为英帝国的省份，那将来防御殖民地的战争，恐怕不免还要耗去英国以前几次战争那么多的费用。百余年来，英国统治者曾以我国在大西洋西岸保有一个巨大帝国的想象，使人民引为快慰。然而这一个帝国，迄今仍只存在于想象中。不是帝国，只是建立帝国的计划，不是金矿，只是开发金矿的计划。这计划，在过去以至现在，已使英国耗费得太多了，设今后仍同样继续下去，将来费用一定极其浩大，而且，还收不到一点利润。因为，前面说过，殖民地贸易独占的结果，于人民大众是有损无益的。现在，我国统治者该实现自己一向所耽迷以及人民也许也同样耽迷的黄金梦了，如其不能，就应该自己先由那梦中醒过来，并使人民也醒过来。所作计划要是无法完成，自应及早放弃。英帝国的任何省份，如不能对全帝国的维持有所贡献，英国就该摆脱为防御那省份而支出的战费，摆脱任何维持那省份的平时民政或军事设施的费用，并努力使将来的企图与计划，适应它的实际。

序论及全书设计

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

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

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此外，上述供给的好坏，取决于前一情况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他自己和家内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不过，他们是那么贫乏，以致往往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听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那里，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这就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不论一国国民在运用劳动时，实际上究竟是怎样熟练，怎样有技巧，怎样有判断力，在运用情况继续不变的期间，一国国民每年供给状况的好坏，总必取决于其国民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竟成什么比例。我以后要说明，有用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和推动劳动的资本量的大小及资本用途成比例。所以本书第二篇，讨论资本的性质，逐渐累积资本的方法，只及因为资本用途不同，所推动的劳动量亦不相同这几点。

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

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我将尽我所能，在本书第四篇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要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要努力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由全社会负担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使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影响。

第一篇

第一章  论分工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为使读者易于理解社会一般业务分工所产生的结果，我现在来讨论个别制造业分工状况。一般人认为，分工最完全的制造业，乃是一些极不重要的制造业。不重要制造业的分工，实际上并不比重要制造业的分工更为周密。但是，目的在于供给少数人小量需要的不重要制造业，所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必然不多，而从事各部门工作的工人，往往可集合在同一工厂内，使观察者能一览无遗。反之，那些大制造业，要供给大多数人的大量需要，所以，各工作部门都雇有许许多多劳动者，要把这许许多多劳动者集合在一个厂内，势不可能。我们要同时看见一个部门以上的工人，也不可能。象这种大制造业的工作，尽管实际上比小制造业分成多得多的部分，但因为这种划分不能象小制造业的划分那么明显，所以很少人注意到。

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所以，我把它引来作为例子。一个劳动者，如果对于这职业（分工的结果，使扣针的制造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没有受过相当训练，又不知怎样使用这职业上的机械（使这种机械有发明的可能的，恐怕也是分工的结果），那末纵使竭力工作，也许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扣针，要做二十枚，当然是决不可能了。但按照现在经营的方法，不但这种作业全部已经成为专门职业，而且这种职业分成若干部门，其中有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职业。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个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人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要做圆头，就需要有二三种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涂白色，乃至包装，都是专门的职业。这样，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固然，有时一人也兼任二三门。我见过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因此在这一个工厂中，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象这样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虽很穷困，他们的必要机械设备，虽很简陋，但他们如果勤勉努力，一日也能成针十二磅。从每磅中等针有四千枚计，这十个工人每日就可成针四万八千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四千八百枚。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末，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他们不但不能制出今日由适当分工合作而制成的数量的二百四十分之一，就连这数量的四千八百分之一，恐怕也制造不出来。

就其他各种工艺及制造业说，虽有许多不能作这样细密的分工，共操作也不能变得这样简单，但分工的效果总是一样的。凡能采用分工制的工艺，一经采用分工制，便相应地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各种行业之所以各各分立，似乎也是由于分工有这种好处。一个国家的产业与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程度如果是极高的，则其各种行业的分工一般也都达到极高的程度。未开化社会中一人独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一般都成为几个人分任的工作。在进步的社会中，农民一般只是农民，制造者只是制造者。而且，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分由许多劳动者担任。试以麻织业和毛织业为例，从亚麻及羊毛的生产到麻布的漂白和烫平或呢绒的染色和最后一道加工，各部门所使用的不同技艺是那么多啊！农业由于它的性质，不能有象制造业那样细密的分工，各种工作，不能象制造业那样判然分立。木匠的职业与铁匠的职业，通常是截然分开的，但畜牧者的业务与种稻者的业务，不能象前者那样完全分开。纺工和织工，几乎都是各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人兼任。农业上种种劳动，随季节推移而巡回，要指定一个人只从事一种劳动，事实上绝不可能。所以，农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跟不上制造业上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现在最富裕的国家，固然在农业和制造业上都优于邻国，但制造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必定大于农业方面的优越程度。富国的土地，一般都耕耘得较好，投在土地上的劳动与费用也比较多，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土地面积与肥沃的比例来说也较多；但是，这样较大的生产量，很少在比例上大大超过所花的较大劳动量和费用。在农业方面，富国劳动生产力未必都比贫国劳动生产力大得多，至少不象制造业方面一般情况那样大得多。所以，如果品质同样优良，富国小麦在市场上的售价，未必都比贫国低廉。就富裕和进步的程度说，法国远胜于波兰，但波兰小麦的价格，与品质同样优良的法国小麦同样低廉。与英格兰比较，论富裕，论进步，法国可能要逊一筹，但法国产麦省出产的小麦，其品质之忧良完全和英格兰小麦相同，而且在大多数年头，两者的价格也大致相同。可是，英格兰的麦田耕种得比法国好，而法国的麦田，据说耕种得比波兰好得多。贫国的耕作，尽管不及富国，但贫国生产的小麦，在品质优良及售价低廉方面，却能在相当程度上与富国竞争。但是，贫国在制造业上不能和富国竞争；至少在富国土壤气候位置适宜于这类制造业的场合，贫国不能和富国竞争。法国绸所以比英国绸又好又便宜，就是因为织绸业，至少在今日原丝进口税很高的条件下，更适合于法国气候，而不十分适合于英国气候。但英国的铁器和粗毛织物，却远胜于法国，而且品质同样优良的英国货品，在价格上比法国低廉得多。据说，波兰除了少数立国所需的粗糙家庭制造业外，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

有了分工，同数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其原因有三：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第一，劳动者熟练程度的增进，势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分工实施的结果，各劳动者的业务，既然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当然能够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惯于使用铁锤而不曾练习制铁钉的普通铁匠，一旦因特殊事故，必须制钉时，我敢说，他一天至多只能做出二三百枚针来，而且质量还拙劣不堪。即使惯于制钉，但若不以制钉为主业或专业，就是竭力工作，也不会一天制造出八百枚或一千枚以上。我看见过几个专以制钉为业的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在尽力工作时，每人每日能制造二千三百多枚。可是，制钉决不是最简单的操作。同一劳动者，要鼓炉、调整火力，要烧铁挥锤打制，在打制钉头时还得调换工具。比较起来，制扣针和制金属纽扣所需的各项操作要简单得多，而以此为终生业务的人，其熟练程度通常也高得多。所以，在此等制造业中，有几种操作的迅速程度简直使人难于想象，如果你不曾亲眼见过，你决不会相信人的手能有这样大的本领。

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常要损失一些时间，因节省这种时间而得到的利益，比我们骤看到时所想象的大得多。不可能很快地从一种工作转到使用完全不相同工具而且在不同地方进行的另一种工作。耕作小农地的乡村织工，由织机转到耕地，又由耕地转到织机，一定要虚费许多时间。诚然，这两种技艺，如果能在同一厂坊内进行，那末时间上的损失，无疑要少得多，但即使如此，损失还是很大。人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时，通常要闲逛一会儿。在开始新工作之初，势难立即精神贯注地积极工作，总不免心不在焉。而且在相当时间内，与其说他是在工作，倒不如说他是在开玩笑。闲荡、偷懒、随便这种种习惯，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可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而可说必然会养成的。这种种习惯，使农村劳动者常流于迟缓懒惰，即在非常吃紧的时候，也不会精神勃勃地干。所以，纵使没有技巧方面的缺陷，仅仅这些习惯也一定会大大减少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利用适当的机械能在什么程度上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这必定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举例。我在这里所要说的只是：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那些机械的发明，看来也是起因于分工。人类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事物上，比把注意力分散在许多种事物上，更能发现达到目标的更简易更便利的方法。分工的结果，各个人的全部注意力自然会倾注在一种简单事物上。所以只要工作性质上还有改良的余地，各个劳动部门所雇的劳动者中，不久自会有人发现一些比较容易而便利的方法，来完成他们各自的工作。唯其如此，用在今日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有很大部分，原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于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发明比较便易的操作方法。不论是谁，只要他常去观察制造厂，他一定会看到极象样的机械，这些机械是普通工人为了要使他们担当的那部分工作容易迅速地完成而发明出来的。最初的蒸汽机，原需雇用一个儿童，按活塞的升降，不断开闭汽锅与汽筒间的通路。有一次担任这工作的某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他用一条绳把开闭通路的舌门的把手，系在机械的另一部分，舌门就可不需人力自行开闭。原为贪玩想出来的方法，就这样成为蒸汽机大改良之一。

可是，一切机械的改良，决不是至由机械使用者发明。有许多改良，是出自专门机械制造师的智巧；还有一些改良，是出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智能。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任务，不在于制造任何实物，而在于观察一切事物，所只他们常常能够结合利用各种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极不类似的物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象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一此外，这种业务或工作，也象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这种分工，象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们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各劳动者，除自身所需数的以外，还有大量产物可以出卖；同时，因为一切其他劳动者的处境相同，各个人都能以自身生产的大量产物，换得其他劳动着生产的大量产物，换言之，都能换得其他劳动者大量产物的价格。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与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与以充分供给。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考察一下文明而繁荣的国家的最普通技工或日工的日用物品罢；你就会看到，用他的劳动的一部分（虽然只是一小部分）来生产这种日用品的人的数目，是难以数计的。例如，日工所穿的粗劣呢级上衣，就是许多劳动者联合劳动的产物。为完成这种朴素的产物，势须有牧羊者、拣羊毛者、梳羊毛者、染工、粗梳工、纺工、织工、漂白工、裁缝工，以及其他许多人，联合起来工作。加之，这些劳动者居住的地方，往往相隔很远，把材料由甲地运至乙地，该需要多少商人和运输者啊！染工所用药料，常须购自世界上各个遥远的地方，要把各种药料由各个不同地方收集起来，该需要多少商业和航运业，该需要雇用多少船工、水手、帆布制造者和绳索制造者啊！为生产这些最普通劳动者所使用的工具，又需要多少种类的劳动啊！复杂机械如水手工作的船、漂白工用的水车或织工用的织机，姑置不论，单就简单器械如牧羊者剪毛时所用的剪刀来说，其制造就须经过许多种类的劳动。为了生产这极简单的剪刀，矿工、熔铁炉建造者、木材采伐者、熔铁厂烧炭工人、制砖者、泥水匠、在熔铁炉旁服务的工人、机械安装工人、铁匠等等，必须把他们各种各样的技艺联结起来。同样，要是我们考察一个劳动者的服装和家庭用具，如贴身穿的粗麻衬衣，脚上穿的鞋子，就寝用的床铺和床铺上各种装置，调制食物的炉子，由地下采掘出来而且也许需要经过水陆运输才能送到他手边供他烧饭的煤炭，厨房中一切其他用具，食桌上一切用具，刀子和叉子，盛放食物和分取食物的陶制和锡蜡制器皿，制造面包和麦酒供他食喝的各种工人，那种透得热气和光线并能遮蔽风雨的玻璃窗，和使世界北部成为极舒适的居住地的大发明所必须借助的一切知识和技术，只及工人制造这些便利品所用的各种器具等等。总之，我们如果考察这一切东西，并考虑到投在这每样东西上的各种劳动，我们就会觉得，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的。

 第二章  论分工的原由

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预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这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

述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本然的性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研究的范围。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各种动物中是找不到的。其他各种动物，似乎都不知道这种或其他任何一种协约。两只猎犬同逐一兔，有时也象是一种协同动作。它们把兔逐向对手的方向，或在对手把兔逐到它那边时，加以拦截。不过。这种协同动作，只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它们的欲望对于同一对象的偶然的一致，而并不是契约的结果。我们从未见过甲乙两犬公平审慎地交换骨头。也从未见过一种动物，以姿势或自然呼声，向其他动物示意说：这为我有，那为你有，我愿意以此易彼。一个动物，如果想由一个人或其他动物取得某物，除博得授与者的欢心外，不能有别种说服手段。小犬要得食，就向母犬百般献媚；家狗要得食，就作出种种娇态，来唤起食桌上主人的注意。我们人类，对于同胞，有时也采取这种手段。如果他没有别的适当方法，叫同胞满足他的意愿，他会以种种卑劣阿谀的行为，博取对方的厚意。不过这种办法，只能偶一为之，想应用到一切场合，却为时间所不许。一个人尽毕生之力，亦难博得几个人的好感，而他在文明社会中，随时有取得多数人的协作和援助的必要。别的动物，一达到壮年期，几乎全都能够独立，自然状态下，不需要其他动物的援助。但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社会上，除乞丐外，没有一个人愿意全然靠别人的恩惠过活。而且，就连乞丐，也不能一味依赖别人。诚然，乞丐生活资料的供给，至部出自善人的慈悲。虽然这种道义归根到底给乞丐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没有，也不可能，随时随刻给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他的大部分临时需要和其他人一样，也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而得到供给的。他把一个人给他的金钱，拿去购买食物，把另一个人给他的旧衣，拿去交换更合身的旧衣，或交换一些食料和寄宿的地方；或者，先把旧衣换成货币，再用货币购买自己需要的食品、衣服和住所。

由于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通过契约、交换和买卖取得的，所以当初产生分工的也正是人类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例如，在狩猎或游牧民族中，有个善于制造弓矢的人，他往往以自己制成的弓矢，与他人交换家畜或兽肉，结果他发觉，与其亲自到野外捕猎，倒不如与猎人交换，因为交换所得却比较多。为他自身的利盎打算，他只好以制造弓矢为主要业务，于是他便成为一种武器制造者。另有一个人，因长于建造小茅房或移动房屋的框架和屋顶，往往被人请去造屋，得家畜兽肉为酬，于是他终于发觉，完全献身于这一工作对自己有利，因而就成为一个房屋建筑者。同样，第三个人成为铁匠或铜匠，第四个人成为硝皮者或制革者，皮革是未开他人类的主要衣料。这样一来，人人都一定能够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得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这就鼓励大家各自委身于一种特定业务，使他们在谷自的业务上，磨炼和发挥各自的天赋资质或才能。

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成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例如，两个性格极不相同的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街上的挑夫。他们间的差异，看来是起因于习惯、风俗与教育，而不是起因于天性。他们生下来，在七八岁以前，彼此的天性极相类似，他们的双亲和朋友，恐怕也不能在他们两者间看出任何显著的差别。大约在这个年龄，或者此后不久，他们就从事于极不相同的职业，于是他们才能的差异，渐渐可以看得出来，往后逐渐增大，结果，哲学家为虚荣心所驱使，简直不肯承认他们之间有一点类似的地方。然而，人类如果没有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倾向，各个人都须亲自生产自己生活上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而一切人的任务和工作全无分别，那末工作差异所产生的才能的巨大差异，就不可能存在了。

使各种职业家的才能形成极显著的差异的，是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差异成为有用的也是这个倾向。许多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得自天性的天资上的差异，比人类在未受教育和未受习俗熏陶以前得自自然的资质上的差别大得多。就天赋资质说，哲学家与街上挑夫的差异，此猛犬与猎狗的差异，比猎狗与长耳狗的差异，比长耳狗与牧畜家犬的差异，少得多。但是，这些同种但不同属的动物，并没有相互利用的机会。猛犬的强力，决不能辅以猎狗的敏速，辅以长耳狗的智巧，或辅以牧畜家犬的柔顺。它们因为没有交换交易的能力和倾向，所以，不能把这种种不同的资质才能，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因而，对于同种的幸福和便利，不能有所增进。各动物现在和从前都须各自分立，各自保卫。自然给了它们各种各样的才能，而它们却不能以此得到何种利益。人类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他们彼此间，那怕是极不类似的才能也能交相为用。他们依着互通有无、物物交换和互相交易的一般倾向，好象把各种才能所生产的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

第三章  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

有些业务，那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例如搬运工人，就只能在大都市生活。小村落固不待言；即普通墟市，亦嫌过小，不能给他以不断的工作。散布在荒凉的苏格兰高地一带的人迹稀少的小乡村的农夫，不论是谁，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家属兼充屠户、烙面师乃至酿酒人。在那种地方，要在二十哩内找到二个铁匠、木匠或泥水匠，也不容易。离这班工匠至少有八九哩之遙的零星散居人家，只好亲自动手作许多小事情；在人口众多的地方，那些小事情一定会雇请专业工人帮忙。农村工人几乎到处都是一个人兼营几种性质很类似因而使用同一材料的行业。农村木匠要制造一切木制的物品；农村铁匠要制作一切铁制的物品。农村木匠不仅是木匠，同时又是细工木匠，家具师、雕刻师、车轮制造者、耕犁制造者，乃至二轮四轮运货车制造者。木匠的工作如此繁杂，铁匠的工作还更繁杂。在苏格兰高地那样僻远内地，无论如何，总维持不了一个专门造铁钉的工人。因为他即使一日只能制钉一千枚，一年只劳动三百日，也每年能制钉三十万枚。但在那里，一年也销不了他一日的制造额，就是说销不了一千枚。

水运开拓了比陆运所开拓的广大得多的市场，所以从来各种产业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开始于沿海沿河一带。这种改良往往经过许久以后才慢慢普及到内地。现在，以御者二人马八匹，驾广辐四轮运货车一辆，载重约四吨货物，往返伦敦和爱丁堡间，计需六星期日程。然而，由六人或八人驾驶船一艘，载重二百吨货物，往返伦敦和利斯间，也只需同样日程。所以需一百人，四百匹马和五十辆四轮运货车搬运的货物，可借水运之便，由六人或八人搬运。而且，把二百吨货物由伦敦运往爱丁堡，依最低陆运费计算，亦需负担一百人三个星期的生活费和四百匹马五十辆四轮运货车的维持费，以及和维持费几乎相等的消耗。若由水运，所应负担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六人至八人的生活费，载重二百吨货船的消耗费，和较大的保险费，即水运保险费与陆运保险费之间的差额。所以，假若在这两都市间，除陆运外，没有其他交通方法，那末除了那些重量不大而价格很高的货物而外，便没有什么商品能由一地运至另一地了。这样，两地间的商业，就只有现今的一小部分，而这两地相互间对产业发展提供的刺激，也只有现今的一小部分。假使世界上只有陆运，则各僻远地区间的商业，一定会无法进行。有什么货物，负担得起由伦敦至加尔各答的陆上运费呢，即使有这种货物，又有什么输送方法能使货物安然通过介在两地间的许多野蛮民族的领土呢，然而，现今这两个都市，相互进行大规模的贸易，相互提供市场，并对彼此的产业发展，相互给与很大的鼓励。

由于水运有这么大的便利，所以工艺和产业的改良，都自然发初在水运便利的地方。这种改良总要隔许久以后才能普及到内地。由于与河海隔离，内地在长期间内，只能在邻近地方，而不能在其他地方，销售其大部分生产物。所只，它的货品销量，在长时间内，必定和邻近地方的财富与人口成比例。结果，它的改良进步总落在邻近地方的后面。我国殖民北美所开发的大种植园，都沿着海岸和河岸，很少扩展到离此很远的地区。

根据最可靠的历史记载，开化最早的乃是地中海沿岸各国。地中海是今日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没有潮汐，因而除风起浪涌外，也没有可怕的波涛。地中海，由于海面平滑，岛屿棋布，离岸很近，在罗盘针向未发明，造船术尚不完全，人都不愿远离海岸，而视狂澜怒涛为畏途的时候，对于初期航海最为适宜。在古代，驶过世界的尽头，换言之，驶过直布罗陀海峡西航，在航海上久被视为最危险最可惊的企图。就连当时以造船航海事业著名的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也是过了许久才敢于尝试。而且，在他们尝试过了很久以后，别国人民才敢问津。

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中，农业或制造业发达最早改良最大的，要首推埃及。上埃及的繁盛地域，都在尼罗河两岸数哩内。在下埃及，尼罗河分成无数支流，大大小小，分布全境；这些支流，只要略施人工，就不但可在境内各大都市间，而且在各重要村落间，甚至在村野各农家间，提供水上交通的便利。这种便利，与今日荷兰境内的莱茵河和麦斯河，几乎全然一样。内陆航行，如此广泛，如此便易，无怪埃及进步得那么早。

东印度孟加拉各省，以及中国东部的几个省，似乎也在极早的时候期已有农业和制造业上的改良，虽然关于这种往古事迹的真相，我欧洲有权威的历史家尚未能予以确证。印度的恒河及其他大河，都分出许多可通航的支流，与埃及的尼罗河无异。中国东部各省也有若干大江大河，分成许许多多支流和水道，相互交通着，扩大了内地航行的范围。这种航行范围的广阔，不但非尼罗河或恒河所可比拟，即此二大河合在一起也望尘莫及。但令人奇怪的是，古代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奖励外国贸易。他们的财富似乎全然得自内陆的航行。

非洲内地，黑海和里海以北极远的亚洲地方，古代的塞西亚，即今日的鞑靼和西伯利亚，似乎一向都处于野蛮未开化状态。鞑靼海是不能通航的冰洋，虽有若干世界著名大河流过鞑靼，但因彼此距离太远，大部分地区不利于商业和交通。在欧洲，有波罗的海与亚得里亚海；在欧亚两大陆间，有地中海与黑海；在亚洲，有阿拉伯、波斯、印度、孟加拉瓜及退罗诸海湾。但在非洲，却是一个大内海也没有，境内诸大河又相隔太远，因此不能有较大规模的内地航行。此外，一国境内，纵有大河流贯其间，但若毫无支流，其下游又须流经他国国境始注于海，这国也就仍然不能有大规模的商业，因为上游国能否与海洋交通，随时都要受下游国的支配，就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各国说，多瑙河的效用极为有限，但若此河到黑海的全部航权，竟为三国中任何一国所独有，效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第四章  论货币的起源及其效用

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

但在刚开始分工的时候，这种交换力的作用，往往极不灵敏。假设甲持有某种商品，自己消费不了，而乙所持有的这种物品，却不够自己消费。这时，甲当然乐于出卖，乙当然乐于购买甲手中剩余物品的一部分，但若乙手中，并未持有甲目下希求的物品，他们两者间的交易，仍然不能实现。比如，屠户把自己消费不了的肉，放在店内，酿酒家和烙面师，固然都愿意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份，但这时，假设他们除了各自的制造品外，没有别种可供交易的物品，而屠户现时需要的麦酒和面包，已经得到了供给，那末，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进行交易的可能。屠户不能作酿酒家和烙面师的商人，而酿酒家和烙面师也不能作屠户的顾客。这样，他们就不能互相帮助。然而，自分工确立以来，各时代各社会中，有思虑的人，为了避免这种不便，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见拒绝。

为这目的而被人们先后想到并用过的物品可有种种。未开化社会，据说曾以牲畜作为商业上的通用媒介。牲畜无疑是极不便的媒介，但我们却发现了，古代往往以牲畜头数作为交换的评价标准，亦即用牲畜交换各种物品。荷马曾说：迪奥米德的铠甲，仅值牛九头，而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牛一百头。据说，阿比西尼亚以盐为商业变换的媒介；印度沿海某些地方，以某种贝壳为媒介；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我国西印度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国家则用兽皮或鞣皮。据我所闻，直到今日，苏格兰还有个乡村，用铁钉作媒介，购买麦酒和面包。

然而，不论在任何国家，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理由，人们似乎都终于决定使用金属而不使用其他货物作为媒介。金属不易磨损。那与任何其他货物比较，都无愧色。而且，它不仅具有很大的耐久性，它还能任意分割，而全无损失，分割了也可再熔成原形。这性质却为一切其他有耐久性商品所没有。金属的这一特性，使金属成为商业流通上适宜的媒介。例如，假设除了牲畜，就没有别种物品可以换盐，想购买食盐的人，一次所购价值，势必相当于整头牛或整头羊，他所购买的价值，不能低于这个限度，因为他用以购买食盐的物品，不能分割，分割了，就不能复原。如果他想购买更多的食盐，亦只有依同一理由，以牛或羊二三头，购入两倍或三倍多的分量。反之，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各国为此目的而使用的金属，并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一切富裕商业国的国民却使用金银。最初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似乎都是粗条，未加何种印记或铸造。普林尼引古代历史家蒂米阿斯的话说：直到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为止，罗马人还没有铸造的货币，他们购买需要的物品都使用没有刻印的铜条、换言之，这些粗条，就是当时当作货币使用的东西。

在这样粗陋状况下，金属的使用，有两种极大的不便。第一是称量的麻烦；第二是化验的麻烦。贵金属在分量上有少许差异，在价值上便会有很大差别。但要正确称量这类金属，至少需备有极精密的法码和天平。金的称量，尤其是一种精细的操作。诚然，贱金属称量稍差，在价值上不会发生大的影响，因此，没有仔细称量的必要。但若一个穷人，买卖值一个铜板的货物，也需每次称量这一个铜板的重量，就不免令人觉得麻烦极了。化验金属的工作，却更为困难，更为烦琐。要不是把金属的一部分放在坩埚里，用适当的熔解药熔解，检验的结果就很不可靠。在铸币制度尚未实施以前，除非通过这种又困难又烦琐的检验，否则就很容易受到极大的欺骗。他们售卖货物的所得，可能是表面上很象一磅纯银或纯铜，而其中却混有许多最粗劣最低贱的金属。所以，进步国家，为避免此种弊害、便利交易、促进各种工商业发达起见，都认为有必要，在通常用以购买货物的一定分量的特定金属上，加盖公印。于是就有了铸币制度和称为造币厂的官衙。这种制度的性质，类似麻布呢绒检查官制度。这些检查官的任务是，通过加盖公印，确定这市上各种商品的分量，划一它们的品质。

最初盖在货币金属上的公印，其目的似乎都在于确定，那必须确定而又最难确定的金属的品质或纯度。当时的刻印，与现今银器皿和银条上所刻的纯度标记很相似。在金块上刻印，但只附在金属一面而不盖住金属全面的西班牙式标记，亦与此相似。它所确定的，只是金属的纯度，不是金属的重量。传载，亚伯拉罕秤银四百舍克尔给伊弗伦，作为马克派拉田地的代价。据说，舍克尔是当时商人流通的货币。可是，那时金属货币的流通，和今日金块银条的授受一样，都不论个数，只论重量。在古代，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其岁人据说不是征取货币，而是征取实物，即各种食粮。以货币缴纳的习惯，是征服王威廉第一创始的。不过，当时纳入国库的货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按重量而不按个数计收的。

要称量金属而毫无差误，是很麻烦和很困难的。这便引出了铸币制度。铸币的刻印，不仅盖住金属块的两面，有时还盖住它的边缘。这种刻印，不但要确定金属的纯度，还要确定它的重量。自是以后，铸币就象现在那样，全以个数授受，没有称重量的麻烦了。

那些铸币的名称，看来原要表明内含的重量或数量。罗马铸造货币，始于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当时罗马币阿斯（AS）或庞多（Pondo）含有纯铜一罗马磅。阿斯或庞多，象我们的特鲁瓦磅那样，分为十二盎斯，每盎斯含有纯铜一盎斯。在爱德华一世时代，一英磅含有纯银一陶尔磅。一隅尔磅似比一罗马磅多些，而比一特鲁瓦磅少些。特鲁瓦磅，到亨利八做第十八年，才由英国造币厂采用。特鲁瓦是法国东北部香槟省的一个城市，在那时候，欧洲各国人民时常出入它的市场，大家因此都熟悉并尊重这个有名市场所用的权衡。在查理曼大帝时代，法币利佛（Livre）含纯银一特鲁瓦磅。苏格兰币一磅，自亚力山大一世至布鲁斯时代止，都含有与英币一镑同重量同纯度的银一磅。英格兰、法兰西和苏格兰的货币一便土，最初都含有重一便士的银，即一盎斯的二十分之一的银，或一磅的二百四十分之一的银。先令最初似亦系重量名称。亨利三世当时的法律规定：小麦一夸特值二十先令时，值一个铜板的上等小麦面包，须重十二先令四便士。不过，先令对便士或先令对磅的比例，似乎不象便士对磅的比例那么稳定。法国古时的苏（Sou）或先令，有时含五便土，有时含十二便土，有时含二十乃至四十便士。在古代撒克逊人间，一先令在某一个时期似只含五便土，其含量的变动，与其邻国人即法兰克人的先令大抵很类似。法国自查理曼大帝时代以来，英格兰自征服王威廉第一时代以来，镑、先令或便士的价值，虽有很大变动，但彼此间的比例，似和现今一样，没有多大变动。我相信，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不公的。他们欺骗臣民，把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次第削减。在罗马共和国后期，罗马的阿斯，减到原价的二十四分之一，含量名为一磅，实只半盎斯。英格兰的镑和使士，现今价值大约相当于当初的三分之一；苏格兰的镑和便士，大约相当于当初的三十六分之一；法国的镑和便士，大约相当于当初的五十六分之一。通过采用这些办法，君王和国家就能以较小量的银，表面上偿还债务，并履行各种契约。实际上，政府的债权人因此被剥夺了一部分应得的权利。政府允许国内一切其他债务人，都有和君王相等的特权，他们同样能以新的贬值币，偿还货币改铸前借来的金额。所以，这种措施，常有利于债务人，而有损于债权人；有的时候，这种措施产生了比公共大灾祸所能产生的大得多、普遍得多的个人财产上的革命。

但货币却就在这情况下，成为一切文明国商业上的通用媒介。通过这媒介，一切货物都能进行买卖，都能相互交换。

我现在要讨论人们在以货币交换货物或只货物交换货物时所遵循的法则。这些法则决定所谓商品相对价值戌交换价值。

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为要探讨支配商品交换价值的原则，我将努力阐明以下三点：

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换言之，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

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

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共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关于这三个问题，我将在以下三章内尽力作出详细明了的说明。不过，有些地方象似冗赘，要请读者忍耐；有些地方虽经我竭力作详尽的说明，恐仍难免说得不够清楚，要请读者细心体会。我因要求十分明了，往往不惮烦琐。但对一个极其抽象的问题，即使殚精竭虑，期其明了，恐仍难免有些不明白的地方。

  第五章  论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或其劳动价格与货币价格

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但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各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小部分仰给于自己劳动，最大部分却须仰给于他人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够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货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说来，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任何一个物品的真实价格，即要取得这物品实际上所付出的代价，乃是获得它的辛苦和麻烦。对于已得此物但愿用只交换他物的人来说，它的真正价值，等于因占有它而能自己省免并转加到别人身上去的辛苦和麻烦。以货币或货物购买物品，就是用劳动购买，正如我们用自己的劳动取得一样。此等货币或货物，使我们能够免除相当的劳动。它们含有一定劳动量的价值，我们用以交换其他当时被认为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用以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霍布斯说：财富就是权力。但获得或承继大宗财产的人，未必就获得或承继了民政上或军政上的政治权力。他的财产，也许可以提供他一种获得政权的手段，但单有财产未必就能给他政权。财产对他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他的财产的大小与这种支配权的大小恰成比例，换言之，财产的大小，与他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生产物数量的大小恰成比例。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恰等于这物品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

劳动虽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一切商品的价值，通常不是按劳动估定的。要确定两个不同的劳动量的比例，往往很困难。两种不同工作所费去的时间，往往不是决定这比例的唯一因素，它们的不同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也须加以考虑。一个钟头的困难工作，比一个钟头的容易工作，也许包含有更多劳动量；需要十年学习的工作做一小时，比普通业务做一月所含劳动量也可能较多。但是，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的准确尺度不容易找到。诚然，在交换不同劳动的不同生产物时，通常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上述困难程度和精巧程度，但在进行这种交换时，不是按任何准确尺度来作调整，而是通过市场上议价来作大体上两不相亏的调整。这虽不很准确，但对日常买卖也就够了。

加之，商品多与商品交换，因而多与商品比较，商品少与劳动交换，因而少与劳动比较。所以，以一种商品所能购得的另一种商品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比以这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来估定其交换价值，较为自然。而且，我们说一定分量的特定商品，比说一定分量的劳动，也更容易使人理解。因为，前者是一个可以看得到和接触得到的物体，后者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概念，纵能使人充分理解，也不象具体物那样明显、那样自然。

但是，在物物交换已经停止，货币已成为商业上一般媒介的时候，商品就多与货币交换，少与别种商品交换。屠户需要面包或麦酒，不是把牛肉或羊肉直接拿到面包店或酒店去交换，却是先把牛肉或羊肉拿到市场去换取货币，然后再用货币交换面包或麦酒。他售卖牛羊肉所得的货币量，决定他后来所能购买的面包量和麦酒量。因此，屠户估计牛羊肉价值，自然多用牛羊肉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货币量，少用牛羊肉间接换来的物品量即面包和麦酒量。说家畜肉一磅值三便土或四便土，比说肉一磅值面包三斤或四斤，或值麦酒三夸脱或四夸脱，也更合宜。所以，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多按货币量计算，少按这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其他商品量计算。

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金银的价值时有变动，时有高低，其购买也时有难易。一定金银量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或他种商品量，往往取决于当时已发现的著名金银矿山出产量的大小。十六世纪美洲金银旷山的发现，使欧洲金银的价值几乎减低为原价的三分之一。此等金属由矿山上市所需劳动既较少，故上市后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也按同一程度减少。而且，在金银价值上，这虽是最大的一次变革，但不能说是历史上唯一无二的变革。我们知道，本身数量会不断变动的尺度，如人足一步、人手一握或两臂合抱，决不是测定他物数量的正确尺度；同样，自身价值会不断变动的商品，也决不是计量他种商品价值的准确尺度。但是，劳动却当别论。等量劳动，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对于劳动者都可以说有同等的价值。如果劳动者都具有一般的精力和熟练与技巧程度，那末在劳动时，就必然牺牲等量的安乐、自由与幸福。他所购得的货物不论多少，总是等于他所付出的代价。诚然，他的劳动，虽有时能购得多量货物，有时只能购得少量货物，但这是货物价值变动，不是购买货物的劳动价值变动。不论何时何地，凡是难于购得或在取得时需花多量劳动的货物，价必昂贵；凡是易于购得或在取得时只需少量劳动的货物，价必低廉。所以，只有本身价值绝不变动的劳动，才是随时随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和真实标准。劳动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

可是，等量劳动，对于劳动者，虽常有等量价值，但在雇用劳动者的人看来，它的价值却时高时低。雇主购买劳动，有时需用多量货物，有时只需用少量货物；因而，在他看来，劳动价格与其他一切物品一样常在变动。在他看来，以多量货物购得的劳动价昂，以少量货物购得的劳动价廉。共实，在前一场合，是货物价廉；在后一场合，是货物价昂。

所以，按照通俗的说法，劳动也象商品一样可以说有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所谓真实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谓名义价格，就是报酬劳动的一定数量的货币。劳动者是贫是富，其劳动报酬是坏是好，不与其劳动的名义价格成比例，而与其劳动的真实价格成比例。

就商品与劳动说，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别，不仅仅是纯理论问题，在实用上，也非常重要。同一真实价格的价值，往往相等；但同一名义价格的价值，却往往因金银价值变动而产生极大的差异。所以，假设一个人，要以永久租佃为条件而售卖地产，如果他真要使地租的价值永久不变，那就不可把地租定为一定数额的货币。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价值难免有两种变动：第一，由于同一名称铸币各时代所含不同金银分量而产生的变动；第二，由于同一分量金银价值各时代各不相同而产生的变动。

君王和国家往往认为，减少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的量对他们眼前有利。但他们很少认为，增加铸币内所含纯金属量于己有利。我相信，各国铸币内所含的纯金属量都在不断减少，从来没有增加，所只，这种变动常使货币地租的价值降低。

美洲矿山的发现，降低了欧洲金银的价值。据一般人推测，金银价值还会逐渐下降，而且在长时期内大概会继续下降（但我认为这没有确实论据）。所以，在这种推测下，即使地租不规定为铸币若干镑，而规定为纯银或某种成色的白银若干盎斯，这种变动多半会降低而不是增加货币地租的价值。

谷物地租却不如此。谷物地租，即使在铸币名实一致的时候，也比货币地租更能保持原有价值。伊丽莎白第十八年规定，国内各学院地租，三分之二纳货币，其余三分之一要纳谷物，或按照当时最近市场上的谷价折合货币。由谷物折合货币的部分，原不过占全部地租的三分之一，但现在据布勒克斯顿博士说，却已二倍于其他三分之二了。依此算来，各学院的货币地租，一定几乎已经减到原值的四分之一或其原值谷物的四分之一了。但是，自腓力普和玛利朝代迄今，英国铸币单位几乎无变化；同一数量的磅、先令或便士，几乎含有同一分量纯银。由此可见，各学院货币地租价值的跌落完全是由于银价的下降。

设若银价下落，而铸币内所含的纯银量又同时减少，货币地租的损失就会更大。苏格兰铸币含银量的变动比英格兰大得多，而法兰西又比苏格兰大得更多。所以，这两国昔日报有价值的地租，现在几乎全无价值可言。

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等量谷物（即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比等量金银或其他货物，似更可能购买等量劳动。所以，等量谷物在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里更可能保持几乎相同的真实价格，换言之，使有谷物者，更可能以等量谷物购买或支配他人的等量劳动。我只说，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商品更可能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因为等量谷物不可能丝毫不差地购买或支配等量劳动。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换言之，劳动的真实价格，如后章所要说明的，在不同时期是大不相同的。劳动者所享有的生活资料，在进步社会，多于静止社会，在静止社会，又多于退步社会。在一定时间内，谷物以外其他任何商品所能购得的劳动量，必定相当于这商品当时所能购得的生活资料量。所以，谷物地租，只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上的变动的影响。但以其他任何物品计算的地租，不但要受一定分量谷物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上的变动的影响，同时还要受一定分量这物品所能购换的谷物量上的变动的影响。

不过，我们要注意一点：谷物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虽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少得多，但就一年一年来说，却比货币地租真实价值的变动多得多。如后章所要说明的，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逐年随谷物的货币价格涨落而变动。它似乎不和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相适应，而和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相适应，而且，我们以后会知道，谷物的平均或普通价格，受银价的支配，受银矿山出产额大小的支配，爱运银到市场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的支配，因而也受所必须消费的谷物量的支配。银价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有时虽有很大变动，但就一年一年来说，却很少有很大变动，往往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具有相同或大约相同的价值。因此，也在这么长久的一个时期内，具有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平均或普通货币价格。而劳动也保持有同样的货币价格，至少在社会其他情况全无变动或几乎无变动的场合是这样。不过，谷物的暂时或偶然价格，今年比去年高一倍是常会发生的事，例如，今年每夸特二十五先令，明年涨至五十先令。可是，当谷物涨至每夸特五十先令时，谷物地租的名义价值和真实价值就比以前高一倍，或者说所支配的劳动量或其他货物量比以前大一倍，但在这些变动中，劳动和大多数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却仍旧不变。

由此可见，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换言之，只有用劳动作标准，才能在一切时代和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我们不能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银量来估定这物品的真实价值；就一年一年来说，我们不能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谷物量来估定这物品的真实价值。但无论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或就一年一年来说，我们都可极其准确地用一种物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来估定这物品的真实价值。就一世纪一世纪来说，谷物比银更适合于作为尺度，因为在这场合，等量谷物比等量白银更有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反之，就一年一年来说，以银为尺度又胜于谷物，因为在这场合，等量的银比等量谷物更有支配等量劳动的可能。

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的区分，对订定永久地租或缔结长期租地契约，可能还有用处，但对日常生活中比较普通的买卖，却没有用处。

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一切物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都成正比例。例如，在伦敦市场上售卖一种商品，所得货币愈多，那末在那个时间，它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亦愈多；所得货币愈少，它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亦愈少。

所以，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货币乃是一切商品的真实交换价值的正确尺度。但只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方才是这样。

在相隔很远的两个地方，商品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不成正比例，而往来贩运货物的商人只考虑商品的货币价格，换言之，他所考虑的，只是购买商品所用的银数和出卖商品可换得的银数之间的差额。在中国广州地方，半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劳动量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量，比伦敦一盎斯白银所可支配的也许还要大。所以，对于各该地的某一商品的所有者来说，在广州以半盎斯白银出售，比在伦敦只一盎斯白银出售，实际上也许更有价值，更为重要。不过，如果伦敦商人能在广州以半盎斯白银购买的某一商品，后来能在伦敦以一盎斯白银的价格出卖，他这趟买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利益，好象伦敦和广州的银价完全相同一样。至于广州半盎斯白银，比伦敦一盎斯白银，能够支配更多劳动或更多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对这个商人来说，是不重要的。在伦敦，一盎斯白银使他能够支配的劳动量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量，总是两倍于半盎斯白银，而这正是他所希求的。

由于一切买卖行为的适当与否，最终都取决干商品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而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交易也受其支配，所以，人们大都注意名义价格而不注意真实价格，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就本书说，有时也必须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的不同真实价值，换言之，有时也必须比较特定商品在不同时期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不同的支配他人劳动的能力。这样，我们所要比较的，与其说是出售特定商品通常可得的不同银量，勿宁说是不同银量所能买得的不同劳动量。但是，时间隔远了，地方隔远了，劳动的时价如何，往往无从正确知道。正式记录谷物时价的地方虽然不多，但对于谷物时价，人们一般知道得比较清楚，而历史家和著述家也更常注意谷物时价。所以，一般地说，我们得心满意足地用谷物时价来作比较，这并不是因为它和劳动时价总是恰恰以同一比例涨落，而是因为二者一般总是以最近似的比例涨落。我在下面要作几个这种比较。

随着产业进步，商业国发现了同时使用数种金属铸币的便利；大的付款用金币；价值不大不小的买卖用银币；数额更小的买卖用铜币或比铜币更贱的金属铸币。在这三种金属中，他们往往特别选定一种作为主要的价值尺度。而他们所选择的，似乎都是最先用作商业媒介的金属。他们在没有其他货币可用时，就已把它用作本位，所以后来即使需要改变，也往往仍旧使用。

据说，罗马在第一次普尼克战争之前五年内开始铸造银币；在这之前，罗马只有铜币。所以，罗马共和国似乎继续以铜币为价值尺度。罗马一切簿账，一切财产价值，都以若干阿斯或若干塞斯特斯（Sesterce）计算。阿斯一直是铜币名称。而塞斯特斯一词其意即为两个半阿斯，故塞斯特斯虽原为银币，但其价值常以铜币计算。所以，在罗马，对于负债很多的人，人们都说，他借有许多别人的铜。

至于那些在罗马帝国废墟上立国的北方民族，在定居之初，似乎只有银币，即在后此若干年代，也没有金币和铜币。撒克逊人入主英格兰时，英格兰也只有银币。直到爱德华三世时代，只有少许金币。在詹姆士一世以后，才有铜币。所只，在英格兰，而且依据同一理由，我相信，在近代欧洲的其他各国，一切簿账以及一切货物与一切财产的价值都用银计算。要表述一个人的财产额时，我们不说它值多少金几尼，而说它值多少磅纯银。

我相信，各国法定的支付手段，最初都只是被特认为价值标准的那种金属铸币。在英格兰，黄金在铸币后很久还不曾取得法币资格。金币和银币价值的比例，不由法律或公告规定，而纯然取决于市场。所以，债务人如果以金偿债，债权人可以拒绝，不然，就须按照双方同意的金价计算。铜在今日，只用以兑换小银币，已经不是法币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已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区别了。

往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同时使用数种铸币，而且熟悉各种铸币价值的比例；我相信，在那时候，大多数国家，才感到了确定这比例的便利，才用法律规定，有怎样纯度和重量的几尼，应该兑换二十一先令，并规定对于有那么大数额的债款，可用它作为法币偿付。在这种状态下，在法定比例继续有效期间内，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只是名义上的区别了。

不过，在法定比例发生变动时，本位金属与非本位金属的区别又成为我至少似乎成为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区别。例如，在一切账目都以银币记明，而一切债务都以银币表明的场合，如果金币一几尼的法定价值，由二十一先令落至二十先令，或升至二十二先令，以银币偿还旧欠，虽和以前相同，然只金币偿还，就有很大的差异。在一几尼低于二十一先令场合，所需金币数额必较大；在高于二十一先令的场合，所需金币数额必较小。在这情况下，与金价比较，银价似乎不易于变动。这时，好象是以银衡量金的价值，而不以金衡量银的价值。金的价值，似取决于金所能交换的银量；银的价值，似不取决于银所能交换的金量。但这种差异，全然起因于账目款额多用银币表明的习惯。例如，德拉蒙期票一张，若注明金币二十五几尼或五十几尼，则在法定比例发生变动以后，仍旧可只象只前那样用同额金币付还。这时，若不以金币而以银币兑付，则所需银数必随法定比例的变动而有很大的不同。就这张期票的支付说，与银价比较，金价又似乎不易于变动。这时，又好象是以金衡量银的价值，而不是以银衡量金的价值了。所以，如果账簿、契约、债券上的款额全都以金币来表示，则被特认为价值标准或价值尺度的金属，就应当是金而不是银了。

在不同金属铸币的不同价值中，要是有个法定比例持续不变，那末最昂贵的金属的价值，事实上便支配一切铸币的价值。例如，英铜币十二便士，以常衡（十六盎斯为一磅）计，重铜半磅，而由于铜质不良，未铸成铜币前很少能值银币七便士。可是，由于法律规定，铜币十二便土换一先令，于是在市场上被认为值一先令，并可随时换成一先令。即在最近金币改革以前，英国金币，一般地说，不曾象大部分银币那样，低劣到标准重量以下，至少在伦敦及其附近流通的金币是如此。可是，磨损的银币二十一先令的被视为无大损耗的金币一几尼的等值物。最近，由于法律规定，英政府已采取措施使金币也象别的国家的通用铸币那样尽量接近于标准重量。而官署非依重量计算不得收受金币的命令，在这命令继续有效的期间内，当可保持金币的重量，使常与标准接近。银币仍如金币改革以前那样处于磨损剥蚀状态。可是在市场上，磨损了的银币二十一先令，仍被认为值优良的金币一几尼。

这样，金币的改革显然抬高了能和金币兑换的银币的价值。

英国造币厂以金一磅铸成四十四个半几尼，按一几尼为二十一先令计算，就等于四十六镑十四先令六便上。所只，重一盎斯的金币，等于银币三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英格兰向来不征收铸币税，以重一磅或一盎斯标准金块持往造币厂，可不折不扣换回重一磅或一盎斯的铸币。所以，每盎斯三磅十七先令十便士半，就成为英格兰所谓金的造币厂价格，也就是造币厂交换标准金块所付给的金币量。

在金币改革前，市场上标准金块的价格，好多年都在每盎斯三镑十八先令以上，常是三镑十九先令，更常是四镑。但在当时磨损的四镑的金币里，很少含有一盎斯以上的标准金。金币改革以后，每盎斯标准金块的市价很少超过三镑十七先令七便士。改革前，其市场价格总是或多或少地超过造币厂价格；改革后，市场价格一直低于造币厂价格。但不论以金币或以银币支付，市价都相同。所以，最近金币的改革，不仅提高了金币的价值，而且也提高了和金块乃至和一切其他货物对比的银的价值。不过，因为大部分其他货物的价格，还受许多其他原因的影响，所以和这些货物相比，金币或银币的价值增长得不象它们那么显著。

英格兰造币厂以标准银块一磅铸成含有重标准银一磅的六十二先令银币。所只，一盎斯合五先令二便士就是英格兰所谓银的造币厂价格，也就是造币厂交换标准银块所给付的银币量。在金币改革以前，一盎斯标准银块的市场价格有时是五先令四便士，有时是五先令五便士，有时是五先令六便士，有时是五先令七便士，有时是五先令八便士。不过，就中似乎以五先令七便士为最普通。金币改革以后，一盎斯标准银块的市场价格降到五先令三便士、五先令四便士或五先令五便士，很少超过五先令五便士。可是，银块的市场价格，虽因金币改革而减低了许多，但始终没有降到象造币厂那么低的价格。

就英格兰铸币所合不同金属的比价说，铜的评价远远超过它的真实价值，因而银的评价略低于它的真实价值。在欧洲市场，就法国、荷兰的铸币说，纯金一盎斯大约摸纯银十四盎斯；就英格兰的铸币说，纯金一盎斯却能换得纯银约十五盎斯。就是说，银在英格兰的评价低于欧洲一般的评价。然而，即使在英格兰，铜块的价格也不因铸币铜的评价过高而增高；同样，银块价格，也不因铸币银的评价过低而下落。银块仍保持着它对金子的适当比例；由于同一理由，铜块也保持着它对银子的适当比例。

在威廉第三改革银币以后，银块价格仍然略高于造币厂价格。洛克认为，这种高价是允许银块输出而禁止银币输出的结果。他说，允许银块输出，国内对银块的需要必大于对银币的需要。可是，国内为普通买卖而需要银币的人，必然比为输出或为其他目的而需要银块的人多得多。现在我们也同样允许金块输出、禁止金币输出，而金块价格却落到造币厂价格之下。那时象现今一样，铸币的银，和金对比，是评价太低了。那时（那时金币也被认为无须改革）象现今一样，金币支配一切铸币的真实价值。以前的银币改革，既不能使银块价格降低到造币厂价格，那末，现今任何类似的改革恐怕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假若银币能够象金币那样，做到和标准重量大致相同，那末按照今日比价，金币一几尼所能换入的银币，就要多于它所能购买的银块。银币如含有十足的标准重量，则先把银币熔成银块，再以银块换成金币，然后以金币换取银币，就有利可图。要防止此种毛病，似乎只有改变金银比价。

就铸币的金银适当比值说，要是把现今低于这比值的银价评得高于这比值，同时又象规定铜币除了可以兑换先令外不得充作法币那样，规定银币除了可以兑换几尼外不得充作法币，那末上述毛病，也许可以减少。银的高的评价绝不会使任何债权人吃亏，正如现今铜的高的评价，不会使债权人吃亏一样。在这种规定下，吃亏的只有银行业者。当他们的银行发生挤兑时，他们往往以最小的六便士银币支付款项，想借此延宕时间。这种规定的实行，却使他们不能再使用这种不名誉的方法来避免立时兑付。结果他们将不得不经常在金柜中储有更大数量的现金。这对银行业者当然很不利，但对债权人的利益却是很大的保障。

固然，即使在今日优良金币中，三磅十七先令十便土半（金的造币厂价格），也未必含有一盎斯以上的标准金；因此，有人认为，这数额不应当购换更多的标准金块。但是，金铸币在使用上实较金块便利；加之，铸造货币在英国虽不取费，但金块持往造币厂，往往须在数星期之后才能换回铸币。现今造币厂工作繁忙，要延到数月以后才能取回铸币。时间这样的拖延，等于抽收小额的铸币税，并使金币的价值略高于等量金块的价值。所以，英国铸币银的评价，若能保持对金的适当比例，那末，不实行银币改革，也能使银块价格落到造币厂价格之下；甚至现今磨损了的银币价值也会受银币所能兑换的优良金币的价值的支配。

对铸造金银币课以小额铸币税，会使铸币金银的价值更进一步高出同量条块金银。这时，铸造货币会按税额比例增加铸币金属的价值，正如把金银制成器皿会按制造费用的大小而增加金银器皿的价值。铸币价值高于金银块，这不仅可阻止铸币的熔解，还可以阻止铸币的输出。万一因当前某种急需而输出货币，其大部分不久也会流回本国。铸币在外国，只能按照条块的重量出售，而在国内却具有超过重量的购买力。所以把输出的货币带回国内来是有利可图的。法兰西对铸币课以百分之八的铸币税。据说，法国输出的货币都会自动回到本国来。

金银条块市价不时变动的原因，和一切其他商品市价不时变动的原因相同。此类金属常因海陆运输途中的意外事件而遭受损失；在镀金、包金、镶边和绣花过程中，都会有不断的消耗；在铸币及器皿上，都会有磨损。所以，自己不占有矿山的国家，为了弥补此等损失和消耗，就需要不断输入金银。我相信，金银进口商也象其他商人一样会竭力使金银的输入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可是，无论他们对供求的考虑如何周到，也总不免有时输入太多，有时输入太少。假如金银条块输入多于需要，他们往往不愿冒再输出的危险与困难，而情愿以略低于一般价格的价格在国内售去若干；反之，如果输入少于需要，他们可得的市价，就会高于一般价格。但是，在这种偶然变动下，金银条块的市价，若竟能在好几年内稳定地持续地保持着略高于造币厂价格或略低于造币厂价格的状态，我们敢说，那一定起因于铸币本身的某种情况，使得一定数量铸币的价值在这几年内高于或低于铸币中应含有的纯金量或纯银量。结果的稳定和持续，只相应的原因的稳定和持续为前提。

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在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是怎样准确的价值尺度，那要看通用的铸币是怎样准确地符合于它的标准，换言之，要看铸币所包合的纯金量或纯银量，是怎样准确地符合于它应当含有的纯金量或纯银量。例如，在英国，如果四十四个半几尼恰好含有标准金一磅，即纯金十一盎斯和合金一盎斯，则此种金币，就可作为某一特定时间和特定地方所可能有的商品实际价值的正确尺度。此四十四个半几尼，若因磨损消耗，其所合标准金重量不到一磅，而且磨损的程度又参差不一，则这种价值尺度就会象其他各种度量衡一样，难免有些不正确。恰好适合标准的度量衡既不多见，所以商人们调整自己商品价格时，总是尽量不按照应当有的度量衡标准，而按照他们凭一般经验觉得实际上是的那种度量衡标准来调整。在铸币紊乱的场合，商品价格也不是按铸币应当含有的纯金量或纯银量，而是按商人一般以经验觉察到的铸币实际含量来作调整。

应当指出，我所谓的商品货币价格，总是指这商品出售所得的纯金量或纯银量，与铸币名称无关。例如，我把爱德华一世时代六先令八便士的货币价格，和今日一镑的货币价格，看做同一的货币价格，因为根据我们所能判断的，那时的六先令八便士和今日的一镑几乎含有同一分量的纯银。

第六章  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在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例如，一般地说，狩猎民族捕杀海狸一头所需要的劳动，若二倍于捕杀鹿一头所需要的劳动，那末，海狸一头当然换鹿二头。所以，一般地说，二日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日劳动的生产物，两点钟劳动的生产物的价值二倍于一点钟劳动的生产物，这是很自然的。

如果一种劳动比另一种劳动更为艰苦，对于这较大的艰苦，自然要加以考虑。一点钟艰苦程度较高的劳动的生产物，往往可交换两点种艰苦程度较低的劳动的生产物。

如果某种劳动需要非凡的技巧和智能，那末为尊重具有这种技能的人，对于他的生产物自然要给与较高的价值，即超过他劳动时间所应得的价值。这种技能的获得，常须经过多年苦练，对有技能的人的生产物给予较高的价值，只不过是对获得技能所需费去的劳动与时间，给以合理的报酬。进步社会，对特别艰苦的工作和特别熟练的劳动，一般都在劳动工资上加以考虑。在初期蒙昧社会，可能也作过这种考虑。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都属于劳动者自己。一种物品通常应可购换或支配的劳动量，只由取得或生产这物品一般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

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以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没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币、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企业而得的利润。所只，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假若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所得，不能多于他所垫付的资本，他便不会有雇用工人的兴趣；而且，如果他所得的利润不能和他所垫付的资本额保持相当的比例，他就不会进行大投资而只进行小投资。

也许有人说，资本的利润只是特种劳动工资的别名，换言之，不外是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但利润与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的支配，而且资本的利润同所谓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数量、强度与技巧不成比例。利润完全受所投资本的价值的支配，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假定某处有两种不同的制造业，各雇用劳动者二十人，工资每人每年十五镑，即每年各需支工资三百镑，而该处制造业资本的普通年利润为百分之十。又假定一方每年所加工的粗糙原料只值七百镑；另一方所加工的精细原料值七千镑。合计起来，前者每年投下的资本不过一千镑；而后者却有七千三百镑。因此，按百分之十年利计，前一企业家每年预期可得一百镑的利润；后一企业家每年却预期得到七百三十镑的利润。他们的利润额，虽那么不相同，他们的监督指挥却无甚差别，甚或全然一样。在许多大工厂里，此类工作大抵托由一个重要职员经管。这个职员的工资，正确地表示了监督指挥那一类劳动的价值。在决定这职员的工资时，通常不仅考虑他的劳动和技巧，而且考虑他所负的责任；不过，他的工资和他所管理监督的资本并不保持一定的比例。而这资本所有者，虽几乎没有劳动，却希望其利润与其资本保持一定的比例。所以，在商品价格中，资本利润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它和劳动工资绝不相同，而且受完全不相同原则的支配。

在这种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未必都属于劳动者，大都须与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共分。一般用于取得或生产任何一种商品的劳动量，也不能单独决定这种商品一般所应交换、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很明显，还须在一定程度上由另一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对那劳动垫付工资并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

一国土地，一旦完全成为私有财产，有土地的地主，象一切其他人一样，都想不劳而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生产物，也要求地租。森林地带的树木，田野的草，大地上各种自然果实，在土地共有时代，只须出些力去采集的，现今除出力外，却须付给代价。劳动者要采集这些自然产物，就必须付出代价，取得准许采集的权利；他必须把他所生产或所采集的产物的一部分交给地主。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代价，便构成土地的地租。在大多数商品价格中，于是有了第三个组成部分。

必须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真实价值，由各自所能购买或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劳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而且衡量价格中分解成为地租和利润的那些部分的价值。

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价格归根到底都分解成为那三个都分或其中之一。在进步社会，这三者都或多或少地成为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

以谷物价格为例。其中，一部分付给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付给生产上所雇用的劳动者的工资及耕畜的维持费，第三部分付给农业家的利润。谷物的全部价格，或直接由这三部分构成，或最后由这三部分构成。也许有人认为，农业家资本的补充，即耕畜或他种农具消耗的补充，应作为第四个组成部分。但农业上一切用具的价格，本身就由上述那三个部分构成。就耕马说，就是饲马土地的地租，牧马劳动的工资，再加上农业家垫付地租和工资的资本的利润。因此，在谷物价格中，虽必须以一部分支付耕马的代价及其维持费，但共全部价格的直接或最后由地租、劳动及利润这三部分组成。

就面粉价格说，我们必须在谷物价格上，加上面粉厂主的利润及其雇工的工资；就面包价格说，我们须加上面包师的利润及其雇工的工资。但由农家那里运谷物到面粉厂，由面粉厂运面粉到面包师，又需若干劳动；垫付这种劳动的工资，又需若干资本。这种劳动的工资，和这种资本的利润，亦须加在这两种物品的价格内。

亚麻价格，与谷物价格同样可分为三个组成部分。麻布的组成，既须理麻工、纺工、织工、漂白工等的劳动，而分途雇用这些工人的雇主，又须分接投下资本，所只，这种种劳动的工资，这种种资本的利润，亦须加征麻布价格内。

物品制造，越接近于完成，其价格中工资利润部分，和地租部分比较，便越大。随着制造的进展，不仅利润的项目增加，而且后一阶段制造者，比前一阶段制造者得到更多利润。因为，后者比前者需要更多资本。例如，雇用织工的资本，必须大于雇用纺工的资本。因为，雇用织工的资本，除了要付还雇用纺工的资本及其利润，还要支付织工的工资。利润对资本总保持着一定的比例。

然而，即在最进步社会，也有少数商品的价格，只能分为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两个部分，且有更少数商品的价格，单由劳动工资构成。例如，海产鱼类的价格，通常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支付渔夫的劳动，其二支付渔业资本的利润。有时，在此种价格中也会有地租，但极少见，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要说明。河上渔业却往往与海上渔业不同，至少就欧洲大部分说，它们的情况是截然两样的。欧洲的鲑鱼业大体上都要支付地租。这种地租，虽严格地说不能称为土地地租，但无疑和工资与利润一起成为鲑鱼价格的构成部分。苏格兰某些地方，有少数穷人在海岸拾集通常叫做苏格兰玛瑙的斑色小石。雕石业者付给他们的价格，只是他们的劳动工资，其中没有地租部分，也没有利润部分。

总之，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在商品价格中，除去土地的地租以及商品生产、制造乃至搬运所需要的全部劳动的价格外，剩余的部分必然归作利润。

分开来说，每一件商品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由那三个部分全数或其中之一构成；合起来说，构成一国全部劳动年产物的一切商品价格，必然由那三个部分构成，而且作为劳动工资、土地地租或资本利润，在国内不同居民间分配。社会上年年由劳动采集或生产的全部物品，或者说，它的全部价格，本来就是照这样分给社会不同成员中某些人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切其他收入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种收入中的一个。

不论是谁，只要自己的收入来自自己的资源，他的收入就一定来自他的劳动、资本或土地。来自劳动的收入称为工资。来自运用资本的收入称为利润。有资本不自用，而转借他人，借以取得收入，这种收入，称为货币的利息或利益。出借人既给借用人以获取利润的机会，借用人就付给利息作为报酬。由借款获得的利润，一部分当然属于冒除投资的借用人，另一部分，则当然属于使借用人有获取利润机会的出借人。利息总是一种派生的收入，借用人只要不是为还债而借债的浪子，那末，他偿还利息所用的款项，如果不是来自运用借款而得到的利润，一定是来自他种收入源泉。完全来自土地的收入，称为地租，属于地主。农业家的收入，有一部分得自劳动，另一部分则得自资本。在他看来，土地不过是使他能够借以获得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的工具。一切赋税，一切以赋税为来源的收入，一切俸金、恩恤金和各种年金，归根到底都是来自这三个根本的收入源泉，都直接间接以劳动工资、资本利润或土地地租支出。

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当它们属于各别的个人时，容易区别；但在属于同一个人时，往往互相混淆，至少按通常说法是如此。

耕种自己一部分土地的乡绅，在支付耕作费用以后，当然要以地主资格获得地租，并以农业家资格获得利润。可是，他往往把这全部收益笼统地叫做利润，这样就把地租和利润混淆了，至少按通常说法是如此。我国在北美和西印度的种植园主，大部分是在自己的土地上经营农业，因此，我们常听他们说到种植园的利润，很少听人们说到种植园的地租。

一般农业家，很少雇用监工来指导农场的一般工作。他们通常也自己劳作，如犁耕、耙掘等等。所以，在全部收获中，除去地祖，剩余的部分就不仅包合农业资本及其普通利润，而且含有他们自己作为劳动者和监工所应得的工资。但是，在收回资本和支付地租以后所剩余的一切，统称为利润。这所谓利润，明明含有工资在内。所以，在这场合，工资又与利润混为一谈了。

假若一个独立工作的制造业者，拥有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原材料并维持生活直到货物上市，那末，他所获得的收益便应有两项：其一，以工人资格领取的工资；其二，以老板资格以售卖工人出品所获得的利润。但他这两项收益，普通也统称为利润。在这场合，工资也和利润混淆了。

一个亲自动手栽培植物的种园家，一身兼有地主、农业家和劳动者三种资格。所以，他的生产物自应对他一个人支给地主的地租、农业家的利润和劳动者的工资。但通常却把他的全部收入看做他的劳动所得。在这一场合，地租和利润这二者，又和工资混为一谈了。

由于在文明国家内，交换价值单由劳动构成的商品极不常见，大部分商品的交换价值，都含有大量的利润和地租，所以，社会全部劳动年产物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远远超过这年产物生产制造乃至运输所需要的劳动量。假若社会每年所能购买的全劳动量，每年都被社会雇用，那末，因为劳动量将年年大大增加的缘故，后一年度的生产物将比前一年度的生产物具有更大的价值。可是，无论那一个国家，都不是用全部年产物来维持勤劳阶级。无论那一个国家，每年都有大部分生产物归游惰阶级消费。一国年产物的普通或平均价值是逐年增加，是逐年减少，还是不增不减，要取决于这一国家的年产物每年是按照什么比例分配给这两个阶级的人民。

第七章  论商品的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

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邻近地区，各种用途的劳动的工资以及各种用途的资本的利润，都有一种普通率或平均率。这普通率，象我在后面所说那样，自然部分受社会的一般情况，即贫富、进步退步或停滞状况的支配，部分受各种用途的特殊性质的支配。同样，在每一个社会及其邻近地区，地租也有一个普通率或平均率。这普通率，象我在后面所说那样，也是部分受土地所在地的社会及其邻近地区的一般情况的支配，部分受土地的天然肥沃与人工改良的支配。

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称为那地方那时候通行的工资自然率、利润自然率或地祖自然率。一种商品价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于生产、制造这商品乃至运送这商品到市场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这商品就可以说是按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出售的。

商品这样出卖的价格，恰恰相当于其价值，或者说，恰恰相当于出售这商品的人实际上所花的费用。普通所谓商品原始费用，虽没有包含再贩卖这商品的利润，但若再贩卖者按照不能得到当地一般利润率的价格把这商品卖掉，那他显然就会遭受损失。因为，他若把资本投在其他方面，就可以得到那笔利润。况且，他的利润就是他的收入，也就是他生活资料的正当资源。他在制造商品、把它送往市场去的过程中，要垫付劳动者的工资或生活资料，也要垫付他自身的生活资料。他自身的生活资料，大体上说与他可以出卖商品指望的利润相当。因此，商品的出卖若不能给他以利润，那就等于说，他没有从这商品的出卖取回其实际费用。

能提供这种利润的价格，虽然未必是一般商人出卖货物的最低价格，但却是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肯出卖的最低价格，至少在有绝对自由即各人能随意变更职业的地方，情形是如此。

商品通常出卖的实际价格，叫做它的市场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有时高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低于它的自然价格，有时和它的自然价格完全相同。

每一个商品的市场价格，都受支配于它的实际供售量，和愿支付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愿支付它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要量，这二者的比例。愿支付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人，可称为有效需求者，而他们的需求，可称为有效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也许使商品的出售得以实现。此种需求与绝对需求不同。一个贫民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有一辆六马拉大马车的需求，他这种需求并不是有效需求，因为那马车绝不是为要满足他的这种需要而送往市场出售的。

市场上任何一个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够满足这商品的有效需求，那些愿支付这商品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数量的供给。他们当中有些人，不愿得不到这种商品，宁愿支付较大的价格。于是竞争便在需求者中间发生。而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价格上升程度的大小，要看货品的缺乏程度及竞事者富有程度和浪费程度所引起的竞争热烈程度的大小。但在同样富有和同样奢侈的竞争者间，缺乏程度所能引起的竞争程度的大小，却要看这商品对求购者的重要性的大小。所以，在都市被封锁或发生饥馑场合，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总是非常昂贵。

反之，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的供售量超过了它的有效需求，这商品就不能全部卖给那些愿支付这商品出售前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其中一部分必须售给出价较低的人。这一部分价格的低落，必使全体价格随着低落。这样，它的市场价格，便或多或少地降到自然价格以下。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超过额是怎样加剧卖方的竞争，或者说，要看卖方是怎样急于要把商品卖出。超过程度尽管相同，易腐败的商品输入过多比耐久性商品输入过多能引起卖方更大的竞争。例如，柑橘输入过多就比旧式铁器输入过多能引起卖方更大的竞争。

如果市场上这种商品量不多不少，恰够供给它的有效需求，市场价格便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所以，这全部商品量都能以自然价格售出，而不能以更高价格售出。各商人之间的竞争使他们都得接受这价格，但不使他们接受更低的价格。

每种商品的上市量自然会使自己适合于有效需求。因为，商品量不超过有效需求，对所有使用土地、劳动或资本而以商品供应市场者有利；商品量不少于有效需求对其他一切人有利。

如果市场上商品量一旦超过它的有效需求，那末它的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必定会降到自然率以下。如果下降部分为地租，地主的利害关系立刻会促使他们撤回一部分土地；如果下降部分为工资或利润，劳动者或雇主的利害关系也会促使他们把劳动或资本由原用途撤回一部分。于是，市场上商品量不久就会恰好足够供应它的有效需求，价格中一切组成部分不久就都升到它们的自然水平，而全部价格又与自然价格一致。

反之，如果市场上商品量不够供应它的有效需求，那末它的价格的某些组成部分必定会上升到自然率以上。如果上升部分为地租，则一切其他地主的利害关系自然会促使他们准备更多土地来生产这种商品；如果上升部分是工资或利润，则一切其他劳动者或商人的利害关系也会马上促使他们使用更多的劳动或资本，来制造这种商品送往市场。于是，市场上商品量不久就充分供应它的有效需求，价格中一切组成部分不久都下降到它们的自然水平，而全部价格又与自然价格一致。

这样，自然价格可只说是中心价格，一切商品价格都不断受其吸引。各种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时会把商品价格抬高到这中心价格之上，有时会把商品价格强抑到这中心价格以下。可是，尽管有各种障碍使得商品价格不能固定在这恒固的中心，但商品价格时时刻刻都向着这个中心。

为使一种商品上市每年所使用的全部劳动量，自然会依着这个方式使自己适合于有效需求。其目的当然在于始终把适当商品量提供市场，使供给足够适应需求，而不超过需求。

但是，在有些业务上，同量劳动逐年所产出的商品量可大不相同，在有些业务上，却往往相等，或几乎相等。例如，同数农业劳动者，所产出的谷物、葡萄酒、油、忽布花等商品量，就一年不同于一年；但同数纺织工所产出的麻布和呢绒量，却年年相等，或几乎相等。就前一种产业说，适合有效需求的生产量，只是这产业的平均生产额。由于实际生产量往往比平均生产额大得多或小得多，所以市场上商品量有时大大超过其有效需求，有时极不够供应其有效需求。所以纵使有效需求能够始终保持同一程度，商品的市场价格仍不免时有变动，有时比其自然率高得多，有时又低得多。但就后一种产业说，由于同量劳动的生产量总是相同，或大约相同，所以，生产量能更正确地适合其有效需求。在有效需求保持同一状态时，商品市场价格也保持同一状态，和自然价格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大家从经验都知道，麻布和呢绒的价格，不象谷价那样常常变动，也没有谷价那样大的变动。因为，前者的价格只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后者的价格，则不仅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还随着为供应需求而上市的商品量的更巨大和更频繁的变动而变动。

商品市价偶然和一时的变动，主要对价格中工资部分和利润部分发生影响，而对其中地租部分则影响不大。用货币确定了的地租，无论就比率说或就价值说，绝不受其影响。以原生产物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量计算的地租，无疑也只能在年租的价值上，不能在年租的比孪上受其影响。在议定租佃条件时，地主和农业经营者都尽他们所知，竭力使地租率适合于生产物的平均价格，而不适合于其临时价格。

这些偶然和一时的变动，要看当时市场上积存的商品或劳动是过多还是不足，换言之，要看当时市场上既成作业或待成作业是过多还是不足，而对工资或利润的价值和比率发生影响。在国丧的场合，黑布存货往往感到不足，以致市价腾贵，因而持有多量这种商品的商人的利润便增加了。可是，所增加的仅是商人的利润，而织布工人的工资却毫不受影响。因为这时市上感到不足的是商品，不是劳动，换言之，是既成作业，不是待成作业。不过，国丧虽不能影响织工们的工资，却会抬高缝工们的工资。因为，在这场合，感到不足的是劳动，对于劳动，换言之，对于待成的作业，有效需求便大于现有供给量。国丧减低了花彩丝绸和棉布的价格，从而减低了持有多量花彩丝绸和棉布的商人的利润，以及精制这些商品的劳动者的工资。因为这时候，对于这些商品和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者的需要，都不免要停顿半年甚或一年。于是，这类商品与这类劳动都供过于求。

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虽可说有不断地趋向自然价格的趋势，但有许多商品，有时由于特殊的意外事故，有时由于天然的原因，有时又由于特殊政策的规定，其市场价格能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大超过其自然价格。

当某一商品因有效需求增加而市价比自然价格高得多的时候，造商品的供给者大抵都小心翼翼地隐瞒这种变化情况。要是被人知道，其丰厚的利润定会诱使许多新竞争者向这方面投资。结果，有效需求完全得到供给，这商品的市场价格不久就降低到自然价格，甚或降低到自然价格之下。如果供给者距市场很远，他们有时能保持秘密数年，而在这数年内，他们就可独享非常的利润。不过，必须承认，这种秘密很少能长久保守，而那非常的利润只能在这秘密未给人知道以前独享。

制造业方面的秘密，比商业方面的秘密，能保守得长久些。一个染业者，如果发现了一种制造染料的方法，其所费仅及通常方法的一半，而他又能妥善处理，他就能终生独享这发现的利益，甚至能把它传给子孙。这种额外利得是来自他个人劳动的高价格，所以可适当地说是他个人劳动的高工资，但因为他资本每一部分一再得到这种利得，而且他的利得总额与其资本总额保有一定比例，所以，通常都不说它是劳动的高工资，而说它是资本的额外利润。

市价的这种增高，显然是起因于特殊的偶发事件，不过它的作用有时能够持续好多年。

有些自然产物的产出，需要一种特殊土壤与特殊位置，以致一个大国中适于生产这些产物的土地即使全被使用，怕仍不够供应有效需求。因此，这种产物的全部上市量有可能售给那些愿支付特别价格的人，就是说，他们所支付的价格超过按自然率计算，足够支付生产它们的土地的地租，以及产制和运销所用的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的价格。这种商品可连续数世纪按这种高价出售。这样，其价格中，地租部分一般高于按自然率计算的地租。生产这样珍贵产物的土地的地租，例如有优良土壤和位置的法国珍贵葡萄园的地租，和其邻近同样肥沃和同样精耕细作的其他土地的地租，不经常保持一定的比例。反之，其价格中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部分，和邻近其他地方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却往往保有自然的比例。

市价的这种增高，显然是起因于天然的原团。这种原因会使有效需求不能取得充分的供给，而它的作用，因此将永远继续下去。

给个人或商业公司以垄断权，其作用与商业或制造业中保守秘密相同。垄断者使市场存货经常不足，从而使有效需求永远不能得到充分供给。这样，他们就能以大大超过自然价格的市价出卖他们的商品，而他们的报酬，无论是工资或是利润，都大大超过其自然率。

垄断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可能得到的最高价格。反之，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事的价格，虽不是在各个时期，但在长期间内，却是可能有的最低价格。垄断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是能向买者榨取的最高价格，或者是想象中买者愿支付的最高价格，而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争的价格，却是卖者一般能接受的最低价格，也就是他能够继续营业的最低价格。

同业组合的排他特权，学徒法规，只及限制特殊职业上竞争人数的各种法规，虽然在程度上不及垄断，但在趋向上却与垄断相同。它们是一种扩大的垄断，往往使某些产业所有商品的市价能长久超过自然价格，并使生产这些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稍稍超过其自然率。

市价的这种增高，显然是起因于各种法规的规定。只要这种种法规继续有效，市价的这种增高就会继续存在。

任何一个商品的市价虽能长期高于其自然价格，但不能长期低于其自然价格。价格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要是低于自然率，其利益受到影响的人立刻就会感觉到这种损失，立刻就会从使用中撤回一部分土地或劳动或资本，使上市的商品量，恰恰只够供应有效需求。因此，市价不久便将升到自然价格的水平。至少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情况是这样。

在制造业繁荣时，学徒法规与其他各种法规，虽能使劳动者的工资抬高到自然率以上，但一旦制造业衰微，却使劳动者的工资降落到自然率以下。因为，这些法规，在前一场合，妨阻他人进入他们的职业，在后一场合，妨阻他们改就许多别种职业。不过，这些法规，对抬高劳动者的工资起着相当长期的作用，但对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却接起着那么长久的作用。就前者说，这些法规的作用可持续好多世纪；就后者说，当那些在产业繁荣时受过职业训练的劳动者有一些死去的时候，这些法规的作用便不能继续下去。在他们死去以后，学习这一职业的劳动者人数自会适合于有效需求。至于象即度和古代埃及那样，各个人依据教规，都有承继父业的义务，变更职业，即科以最可怕的渎神之罪，那就无论对于什么职业，亦不难使其劳动工资或资本利润一连几代都落在自然率以下。

关于商品的市场价格与自然价格一时的差异或永久的差异，我想我所要说的只此而已。

自然价格本身随其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的变动而变动。但无论在什么社会，这种自然率都随着社会的贫富、进步退步或停滞而变动。我在以下四章内，将竭尽所能，详细明了地说明这些变动的原因。

第一，我要努力说明，什么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工资率，而这些情况，又怎样受社会的贫富、进步退步或停滞的影响。

第二，我要努力说明，什么情况自然而然地决定利润率，而这些情况，又怎样受上述社会状况的变动的影响。

第三，我要努力说明，什么情况支配下面要说的比例。货币工资与货币利润虽因劳动及资本的用途不同而大不相同，但各种劳动用途的货币工资和各种资本用途的货币利润似乎都有一定的比例。如后章所要说明的那样，这种比例部分取决于各种用途的性质，部分取决于所在社会的不同法律和政策。不过，这种比例，虽在许多方面受法律和政策的支配，但似乎不受所在社会贫富、进步退步或停滞等状况的影响，而在所有这些不同状况中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

第四，我要努力说明，什么情况支配土地地租，并使一切土地生产物的真实价格或是上升或是下降。

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尚未私有而资本尚未累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属于劳动者，既无地主也无雇主来同他分享。

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将随着分工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大而增加起来。但一切物品却将日渐低廉，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变小了。在这种状态下，等量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自然可以互相交换，所以，要购买各种商品，只需较少数量的劳动生产物。

可是一切物品，尽管实际上变得低廉，但表面上却有些物品地比以前昂贵，换句话说，可交换较多数量的其他货物。假定大多数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增加十倍，即现今一天劳动的生产量十倍于以前一天的劳动，而某一种产业的劳动生产力却只增加一倍，即造产业现今一天劳动的生产量只二倍于以前一天的劳动。在这场合，这大多数产业一天劳动生产物，如果与那产业一天劳动生产物交换，那末前者以原工作量的十倍，不过购入后者原工作量的二倍。因此，后者的一定分量，例如一磅，就似乎比以前贵了五倍。但其实却是比以前低廉了二分之一。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其他货物量虽五倍于以前，但生产或购买这一磅货物所需的劳动量却不过等于以前的二分之一。所以，现今获得此物比以前容易了两倍。

但劳动者独享全部劳动生产物的这种原始状态，一到有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累积，就宣告终结了。所以，在劳动生产力尚未有显著改善以前，这种原始状态早已不复存在了；要就此种状态对劳动报酬或劳动工资所可能有的影响作进一步的探讨，那是徒劳无功的。

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要以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

一般耕作者大都没有维持生活到庄稼收割的资料。他们的生活费通常是由雇用他们的农业家从他的资本项下垫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劳动者的生产物，换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资本时得到相当的利润，否则他就不愿雇用劳动者。因此，利润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

其实，利润的扣除，不仅农业生产物为然，一切其他劳动的生产物亦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艺成制造业中，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给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生产物，换言之，分享劳动对原材料所增加的价值，而这一分享的份额便是他的利润。

一个独立工作的工人，有时也有资力，足以自行购买原材料，并维持自己生活，一直到作业完成。他兼有劳动者及雇主的身分，享有全部劳动生产物，即享有劳动所加于原材料的全部价值。因此，他的利得包含通常属于两个不同身分的人所有的两种不同收入，即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

可是，这种实例不很多。就全欧洲说，其比例是，在老板下面工作的工人有二十个，自己独立工作的工人只有一个。而且，劳动工资一语，都普遍理解为，在劳动者为一人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另为一人的一般情况下，劳动获得的工资。

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

但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有许多议会的法会取缔为提高劳动价格而结合的团体，但没有一个法令取缔为减低劳动价格而结合的组织。况且，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就长时期说，雇主需要劳动者的程度，也许和劳动者需要雇主的程度相同，但雇主的需要没有劳动者那样迫切。

据说，工人的结合常常听到，而雇主的结合却很少听到。可是，谁要是因此认为雇主实际很少结合，那就未免昧于世故，不了解这问题的真相了。雇主们为使劳动工资不超过其实际工资率，随时随地都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团结一致的结合。破坏团结，随时随地都是最不名誉的行动，都为近邻和同业者所耻笑。我们所以不常听到这种结合，正因为那是一种不被人知道的普通结合，或者可以说是一种自然结合。此外，雇主们为要把劳动工资减低到其实际工资率以下，有时也组织特殊的结合。此种结合，直到达到目的为止，总是保持极度的沉默与秘密。劳动者这时虽痛切成到资方的这种秘密结合，却往往无抵抗他屈服，其他人因此都不知道。不过，对于雇主的这种结合，工人们往往也组织对抗的防御性结合。而且，即在没有这种雇主结合的时候，工人们为提高劳动价格，有时也自动结合起来。他们所持的理由，有时是食粮腾贵，有时是雇主从他们的劳动得到过多的利润。他们的结合，无论是防御性的或是攻击性的，总是声闻遐迩。为求争点迅速解决，他们老是狂呼呐喊，有时甚至用极可怕的暴力。他们处于绝望的境地，铤而走险，如果不让自己饿死，就得胁迫雇主立即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时，雇主也同样喧呼呐喊，请求官厅援助，要求严厉执行取缔工人结合的严峻法规。因此，工人很少能从那些愤激的结合的暴动中得到利益。那些结合，部分因为官厅干涉，部分因为雇主较能持久，部分因为大多数劳动者为了目前生计不得不屈服，往往以为首者受到惩罚或一败涂地而告终。

不过，在争议中，雇主虽常居于有利地位，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

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坎梯隆似乎因此推测，最下级普通劳动者，为供养儿女二人，至少须取得倍于自身所需的生活费，而其妻子，由于需要照料儿女，其劳动所得，只够维持自己。但据一般计算，常有半数儿童在未成年以前死去。因此，最贫穷的劳动者按照上述计算，一般都想至少养育四个孩子，以便能有两个孩子活到成人年龄。但坎梯隆认为，四个孩子的必要扶养费也许和一个成年人的生活费几乎相等。他还说，一个强壮奴隶劳动的价值，算来倍于其生活费，一个最低级劳动者劳动的价值，不可能低于一个强壮奴隶劳动的价值。因此，至少这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为赡养家属，即使最低级普通劳动者夫妇二人劳动所得，也必须能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但是，这种超过额，是按什么比例，是按上述比例，或是按其他比例，我不想加以确定。

可是，有某些情况，有时也使劳动者立于有利地位，并使他们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上述工资的工资。很明显，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不论何国，如果对那些靠工资过活的人，即工人、散工、各种佣人等的需求不断地增加，换言之，如果每年提供的就业机会都比前一年多，劳动者就没有为着提高工资而结合的必要。劳动者不够，自会导致雇主间的竞争；雇主们竞相出高价雇用劳动者，这样他们就自动冲破了防止工资提高的自然结合。

很明显，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定随着预定用来支付劳动工资的资金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加。这种资金有两种：一，超过维持生活需要的收入；二，超过雇主自己使用需要的资财。

地主、年金领受者、有钱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收入除维持身家外还有剩余，他们一定会把剩余额的全部或一部分，用来雇用若干家仆。这剩余额增加，他们所雇用的家仆自然也随之而增加。

织工、鞋匠这一类独立工作的劳动者所持的资本，如果除了购买供自己使用的原材料并维持他在货品出售以前的生活外，还有剩余，他自然也会以这剩余额雇用一个乃至数个帮工，以便靠他们的劳作获利。这剩余增加，他所雇帮工的人数自然也随之而增加。

因此，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必随一国收入和资本的增加而增加。收入和资本没有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而收入和资本的增加，就是国民财富的增加。所以，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自随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国民财富不增加，对工资劳动者的需求决不会增加。

然而，使劳动工资增高的，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而却在最繁荣，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今日英格兰确比北美各地富，然北美各地的劳动工资却比英格兰各地高。纽约地方，普通劳动者一日的工资为美币三先令六便士，合英币二先令；造船木匠为美币十先令六便士，外加值英币六便士的糖酒一品脱，全部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土；泥水匠及建筑木匠为美币八先令，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帮工为美币五先令，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这些价格都在伦敦价格之上。据说，其他殖民地的工资也和纽约同样高。食品的价格，北美各地都比英格兰低得多。北美从来没有饥荒现象。即在歉收的年度，只不过减少输出，没减到自己供给不足。所以，北美劳动的货币价格如果比母国各地高，那末其真实价格，即其货币价格对劳动者提供的支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能力，在比例上必定比母国更高。

北美虽没有英格兰那样富裕，但比英格兰更繁荣，并以大得多的速度增加财富。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英格兰以及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居民，在大约五百年内，不敢说有一倍的增加，但在北美英属各殖民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内，就增加了一倍。就现在说，这种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不是新居民的不断移入，而是人口的迅速繁殖。据说，当地高龄居民往往能亲眼看到五十、一百甚至一百个以上的直系子孙。由于劳动报酬优厚，多子女不但不成为室家之累，反而成为家庭富盛的源泉。在离去双亲家庭以前，每个儿女的劳动，推算起来，足有纯收盆一百镑的价值。一个有四五个孩子的青年寡妇，在欧洲中等及下等人民间，很少能找到第二丈夫，但在北美地方，那些儿女常是诱使男子向她求婚的财产。儿童的价值是结婚的最大鼓励。所以，北美人的早婚是毫不足怪的。可是，尽管早婚招致了人口很大的增加，但北美人民却仍不断发出劳动者不足的诉苦声。对劳动者需求的增加，和维持劳动者资金的增加，似乎比劳动供给的增加快得多。

一国尽管非常富有，如若长久陷于停滞状态，我们就不能希望在那里找到极高的工资。指定用来支付工资的资金，换言之，居民的收入和资本，也许达到极大的数额。但这数额如果数世纪不变，或几乎不变，那末每年所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就很容易供应下一年所需劳动者人数，甚或还有剩余。这样，劳动者既不缺少，雇主也不会为要获得劳动者而相互竞争。在另一方面，劳动者的增加却自然会超过需要雇用的人数。就业机会常感不足，于是劳动者为要获得工作，不得不互相竞事。假如，该国劳动者的工资，本来足够养活他们各自的身家而且还有剩余，那末劳动者间的竞争和雇主们的利害关系，不久就会使工资减低到合乎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哥孛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哥孛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各旅行家的报告，虽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但关于中国劳动工资低廉和劳动者难于赡养家属的记述，则众口一辞。中国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够购买少量稻米，也就觉得满足。技工的状况就更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千百户人家，陆上没有居处，栖息于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料缺乏，这些人往往争取欧来船舶投弃船外的最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例如死猫或死犬，纵使一半烂掉并发臭，他们得到它，正象别国人得到卫生食品那么高兴。结婚，在中国是受到了奖励的，但这并不是由于生儿育女有出息，而是由于有杀害儿童的自由。在各大都市，每夜总有若干婴孩被委弃街头巷尾，或者象小狗一样投在水里。而这种可怕的杀婴工作，据说是一部分人公然自认的谋生手段。

不过，中国虽可能处于静止状态，但似乎还未曾退步。那里，没有被居民遗弃的都市，也没有听其荒芜的耕地。每年被雇用的劳动，仍是不变，或几乎不变；因此，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也没显然减少。所以，最下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虽很缺乏，但还能勉强敷衍下去，使其阶级保持着原有的人数。

在指定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显著减少的国家里，情形就截然不同了。每年各等职业所需要的雇工和劳动者，都比前一年少。许多不能在上等职业中找得工作的上等阶级人民，也想在最下等的职业中找工作。这样，在最下等职业中，就不但有了超过需要的最下级劳动者，而且还有过多的从其他各阶级纷纷拥入的人。结果，职业的竞争变得非常剧烈，以致把劳动工资减低到极悲惨极贫困的生活水准。而且，即使忍受这些苛刻条件，还有许多人找不到职业。这些人，要么饿死，要么沦为乞丐，不然也许只有搞罪大恶极的勾当才能取得生活资料。接着，穷乏、饥饿和死亡等灾祸就落到最下级的劳动者身上，后来波及所有上等阶级，终至国内居民减少到经过苛政或灾祸而硕果仅存的收入和资本所能容易维持的人数。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的现状，也许几乎就是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肥沃，人口又经大大减少，因而生活资料并不十分困难，可是年年仍不免有三四十万人因饥饿而濒于死亡，我们就可以断言，那是因为该国指定用来维持贫困劳动者的资金正在迅速减少。英国保护和统治北美的政治机构和压迫与压制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不同性质，用这两地的不同情况来说明，也许是再好不过的。

所以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

看来，不列颠现今的劳动工资，显然超过了维持劳动者一家生活所需的数额。为证明这一点，我们无须作烦琐或未必有结果的计算，来推定劳动者至少需多少工资，才能养活一家。有很多明显征象表明，不列颠各地劳动工资，不是以符合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为准则的。

第一，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甚至最低级劳动也有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的区别。夏季工资总是最高工资。但冬季有薪炭临时开支，故冬季家庭生活费在一年中为最大。生活费最低时，工资反而最高，这就表明，劳动工资不受最低生活所需要的数额的支配，而受工作的数量及其假定价值的支配。也许有人说，劳动者应贮藏夏季工资的一部分，来支付冬季费用，而他全年的工资，并不超过他一年中维持身家所需要的数额。可是，奴隶或绝对仰赖他人为活的人所得到的待遇，却不是这样。他的日常生活资料，都和他的日常需要相称。

第二，不列颠的劳动工资，不随食品价格变动而变动。食品价格，到处都年年变动，常常月月变动。但有许多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经过半世纪，还仍旧不变。因此，假若这些地方的贫穷劳动者，在食品最昂贵的年岁，能够维持他的身家，那末，在食品价格一般而供给又很充足的年岁，必能过舒适生活；在食品异常低廉的年岁，就过着优裕生活。在过去十年中，不列颠有许多地方食物昂贵，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并不随着显著提高。固然，确有些地方的劳动的货币价格提高了，但那与其说起因于食物的昂贵，倒不如说起因于劳动需求的增加。

第三，就不同年度说，食品价格的变动，大于劳动工资的变动，而就不同地方说，劳动工资的变动，却大于食品价格的变动。面包和家畜肉的价格，在不列颠几乎所有地方一般相同，或大约相同。这两种商品以及大多数其他零售商品（贫穷劳动者零购的一切物品），在大都市和在僻远地方，价格是同样低廉，或者，大都市方面还比较低廉，其原因我以后说明。但大都市与其附近地带的劳动工资，往往比数哩以外地方的劳动工资，高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即高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伦敦及其附近劳动的普通价格，可只说是每日十八便土。数哩以外，即减低到十四便土或十五便土。爱丁堡及其附近劳动的普通价格，可只说是每日十便士，数哩以外，就低落到八便土。八便士是苏格兰低地一带大部分地方的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在那里，这价格的变动比英格兰少得多。劳动价格上的差异，虽未必会驱使一个人由一教区移到另一教区去，但货物价格这样的差异，却必然使许多容积巨大的货物，从一教区到另一教区，从国内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甚至可只说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运输，变得非常频繁，不久就使它们趋于均衡。人性见异思迁，虽早有定论，但根据我们的经验，人类却显然又是安土重迁，最不爱移动的。贫苦劳动者，在不列颠劳动价格最低廉的地方，要是能够维持家属，那末在不列颠工资最高的地方，就一定能过优裕的生活。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动，无论就时间说或就地方说，不但不与食品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正相反。

一般人常食谷物的价格，苏格兰比英格兰高，苏格兰几乎每年都由英格兰输入大宗谷物。英格兰谷物，在输入谷物的苏格兰售卖的价格，必须高于在输出谷物的英格兰售卖的价格，但英格兰谷物在苏格兰市场售卖的价格，不能高于和它相竞争的同质量苏格兰本地谷物的价格。谷物品质的良否，主要要看它可磨得的粉量多寡而定。就这一点说，英格兰谷物，远胜于苏格兰谷物，所以，从外表说，或从其体积说，英格兰谷物的价格，虽高于苏格兰谷物的价格，但就其实质即品质或重量说，一般却比苏格兰低廉得多。可是，劳动价格，在苏格兰却比英格兰低。因此，贫苦劳动者，在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即苏格兰，如能维持其家属，那末在联合王国的另一部分即英格兰，就必能过丰裕的生活。现今，苏格兰普通人民，从燕麦片为最常食和最好食物，这和英格兰同阶级人民最常食的食物比较，一般是坏得多。这种生活方式的差异，不是两地人民工资差异的原园，而是工资差异的结果，可是许多人却往往不可思议地倒果为因。甲富而乙贫，并不是因为甲有马，乙却步行，而是因为甲富能备有马车，乙贫不能不步行。

各年度计算，前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比现世纪高。现在，这是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必欲加以可能有的实证，那末苏格兰，比英格兰更为明确。因为苏格兰每年的公定谷价可作证明，苏格兰每年按市场实际状况，依宣誓手续，评定所属各地种种谷物的价格。如果这种直接证掘还需要间接证据作为旁证，那末我说，法国甚或欧洲大多数地方的情况也是这样。就法国说，我们有了最明确的证明。不过，前世纪英格兰、苏格兰两地谷物价格，略高于现世纪，虽无可置疑，但前世纪两地劳动价格，比现世纪低得多，亦同样无可置疑。因此，假如贫穷劳动者，在前世纪能够维持他的家属，那末，他现在必定能过着舒适得多的生活。前世纪，在苏格兰大多数地方，普通劳动的最普通日工资，夏天为六便土，冬天为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及西部各岛若干地方，工资还是一星期三先令或大约三先令。现在，在苏格兰低地，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在邻近英格兰因而可能受英格兰影响的各州，在劳动需求最近已大大增加的格拉斯科、卡朗和爱州等附近，普通劳动的最普通工资一天为十便士，有时或为一先令。英格兰农工商业的改进，远较苏格兰为早。劳动的需求以及劳动的价格，必随此等改良而增加。因此，在前世纪和现世纪，英格兰的劳动工资高于苏格兰。而且从那时以来，英格兰的劳动工资，大大增加，但由于英格兰各地支付的工资，在种类上比苏格兰多，所以，要确定英格兰工资的增加率，比苏格兰困难。 1614年，步兵一名一日的饷银，与现今同为八便土。当初规定这种饷额时，必然是以普通劳动者普通工资为标准，因为步兵大都征自这个阶级。查理二世时代，高等法院院长黑尔斯，推算劳动者六口（父亲母亲，略能工作的子女二人，全不能工作子女二人）之家的用费，一星期为十先令，即一年需二十六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靠劳动来赚得此数，他们就得靠乞讨或盗窃来凑成此数。黑尔斯对于这问题，似曾下了一番研究。从熟习政治数学博得德维南博士的格里戈里·金，也曾于至6既年推算一般劳动者及外佣工的普通收入，以为平均由三个半人合成的家庭，一年需费十五镑。从表面上看，金的计算，似与黑尔斯的计算有出入，但实则大体一致。他们都认为，这种家庭一星期的用费，每人约二十便士。从那时以来，王国多数地方，这种家庭的货币收入与货币费用，都有大的增加，不过有的地方增加多些，有的地方增加少些，而且所增加的，没有象最近刊布的关于现今劳动工资增高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必须指出，任何地方的劳动价格，都不能极正确地确定。因为，就是同一地方同一种类的劳动，也往往依照劳动者的巧拙只及雇主的宽吝，给付不同的价格。在工资波有法律规定的地方，我们想要确定的，只是最普通的工资。而且，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法律虽屡次企图规定工资，但实际上，却从未作出适当的规定。

现世纪，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使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的增加，可能在比例上大于劳动货币价格的增加。不仅谷物的价格，比从前稍稍低廉，而且那些成为贫穷劳动者适意和卫生食料的许多其他东西的价格，也大大跌落。例如，现今王国大多数地方马铃薯价格，只有三、四十年前的一半。从前用鍬而今日普通用犁种植的芜青、胡萝卜、卷心菜等的价格，也可以说和马铃薯同样低廉。一切蔬果，也变得低廉。我们知道，前一世纪英国消费的大部分苹果和洋葱，都是由弗兰德输入的。麻布制造和呢绒制造的大改良，给劳动者提供了质更好价更廉的衣服。贱金属制造的大改良，不仅给劳动者提供了更精良的职业用具，而且提供了许多快意的和便利的家具。诚然，肥皂、食盐、蜡烛、皮革及发酵酒，由于课税而抬高了价格，但其中，为贫穷劳动者所必须消费的分量，却极其有限。这小部分商品价格的昂贵，并不抵消其他多数物品价格的下落。世人往往说，奢侈之风，波及下等阶级，连贫穷劳动者现在也对以前的衣食住条件感到不满足，他们这样说，使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其真实价格增大了。

下层阶级生活状况的改善，是对社会有利呢，或是对社会不利呢？一看就知道，这问题的答案极为明显。各种佣人、劳动者和职工，在任何大政治社会中，都占最大部分。社会最大部分成员境遇的改善，决不能视为对社会全体不利。有大部分成员陷于贫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贫困无疑会使人不想结婚，但未必会使人不结婚。贫困似乎还有利于生育。苏格兰高地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生子女二十人以上，而奢侈的上等社会妇女，往往不能生育，一般只能生两三个。不妊症，虽为上等社会所常患，但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女性的奢侈，虽能刺激享乐的欲望，看来往往会削弱，而且常常会彻底破坏生育能力。

贫困虽不能阻止生育，但极不利于子女的抚养。柔嫩植物长出来了，但在土地塞冽和气候严酷的环境中，不久就枯死。我常听说，苏格兰高地常有一母产子二十个而活的只有一个的实例。几个富有经验的军官告诉我说，士兵在联队内生的全部儿童，漫说后来用以补充联队的缺额，即用以充当联队的吹鼓手，亦嫌不够。但是，在兵营附近看到的可爱孩子，却比其他地方多。这些孩子很少长到十三四岁。有些地方生出来的儿童，在四岁前，死去一半；有许多地方，在七岁前死去一半；在九、十岁前死去一半，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这样大的死亡率，在各地方下等人民间都可看到。他们不能象上等人民那么注意养育子女。一般地说，他们的结婚，虽比上流社会的人更为多产，但他们的儿童中，达到成年的却比较少。与普通人民的儿童比较，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内收养的儿童，死亡率还要大。

各种动物的增殖，自和其生活资料成比例。没有一种动物的增殖，能超过这个比例。然而，在文明社会，只有在下等人中间，生活资料不够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繁殖。要限制进一步的增殖，除了杀死他们多子女婚姻所生的大部分子女外，没有其他方法。

丰厚的劳动报酬，由于它使劳动者能够改善他们儿童的给养，从而使他们能够养大较多的儿童，势必会放宽和扩大上述限度。应该指出，上述限度扩大的程度，也必然尽可能和劳动需求所需要的程度相称。如果劳动需求继续增加，劳动报酬必然鼓励劳动者结婚和增殖，使他们能够不断增加人口，来供给不断增加的劳动需求。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在前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如此不足，在后一场合，市场上的劳动供给，又如此过剩，结果都迫使劳动价格，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有的适当程度。因此，象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生产过于迟缓，则加以促进；生产过于迅速，则加以抑制。世界各地，不论在北美，在欧洲，或是在中国，支配和决定人口繁殖程度的正是这一需求。这需求在北美，成为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在欧洲，成为人口缓慢而逐渐增加的原因，在中国，就成为人口不增不减的原因。

据说，奴隶的损耗，其损失在雇主，自由佣工的损耗，其损失却在他自身。其实，后者的损耗，与前者的损耗一样都是屋主的损失。各种职工和佣工，都必须给付这样的工资，使他们能够按照社会对他们的需求的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等情况，而维持其种类。不过，自由佣工的损耗，虽同是雇主的损失，但与奴隶的损耗比较，则雇主所受损失又少得多。要是我可这样说，用作补充或修补奴隶损耗的资金，通常都由不留心的雇主或疏忽的监工管理。但修补自由佣工损耗的资金却由自由佣工自己管理。一由钱财通常管理得漫无秩序的富人管理，所只管理上自亦漫无秩序；一由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管理，所以管理上亦是处处节省和锱铢必较。在这样不同的管理下，相同的目的，却需要有大不相同的费用。所以，征之一切时代和一切国民的经验，我相信，由自由人作成的作品，归根到底比由奴隶作成的作品低廉。即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也是这样。

所以，充足的劳动报酬，既是财富增加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发出悲叹。

也许值得指出，不是在社会达到绝顶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处于进步状态并日益富裕的时候，贫穷劳动者，即大多数人民，似乎最幸福、最安乐。在社会静止状态下，境遇是艰难的；在退步状态下，是困苦的。进步状态实是社会各阶级快乐旺盛的状态。静止状态是呆滞的状态，而退步状态则是悲惨的状态。

充足的劳动报酬，鼓励普通人民增殖，因而鼓励他们勤勉。劳动工资，是勤勉的奖励。勤勉象人类其他品质一样，越受奖励越发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所只，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例如，英格兰劳动者比苏格兰劳动者强；大都会附近的劳动者比僻远农村的劳动者强。诚然，有些劳动者如能在四天中挣得足以维持一星期生活的生活资料，将无所事事地虚度过其余三天，但就大多数劳动者说，并不如此。反之，在工资按件计算时，许多劳动者往往没几年就把身体搞垮了。据说，伦敦及其他一些地方的木匠，不能保持最精壮气力到八年以上。此种现象，在工资按件计算的许多其他行业，常有发生。制造业一般是按件计算工资，连农村劳动在工资较通常为高的地方，也是按件计资。几乎各种技工，在特殊业务上，往往因操劳过度而生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关于这类疾病，曾著有专书。我们不把我们的士兵看做勤劳人民，但在他们从事某项特殊工程而按件领受工资时，军官常须与领工者约定，他们每日报酬，按他们的报酬率，不得超过一定数额。在这条件订定之前，士兵常因相互竞争希望得到较大报酬而操劳过度，损害健康。一星期中四天过度的操劳，乃是共余三天闲散的真正原因，而世人对于这三天的闲散，却大发牢骚并大声叫嚣。大多数人在连续数天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自然会强烈地想要休息。这欲望，除非受到暴力或某种强烈需要的抑制，否则是几乎压制不住的。天性要求，在紧张劳动之后，有一定程度的纵情快乐，有时只是悠闲自在一会，有时却是闲游浪荡和消遣娱乐。如不依从这要求，其结果常是很危险的，有时是致命的，不然，迟早亦会产生职业上的阵殊疾病。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有人说，在物价低廉的年度，劳动者大抵较平常懒惰；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则较平常勤勉。他们由此得到结论：生活资料丰富，劳动者的工作，就弛缓起来；生活资料不足，劳动者的工作就紧张起来。说生活资料略较平常丰富，也许使一部分劳动者偷闲，那是无可置疑的，但若说大多数劳动者，都会因此怠于作业，或者说，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时，比吃得好时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时，比兴致勃勃时工作更好，在疾病时，比健康时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说法。应该指出，对一般人民说，饥馑的年岁，往往是疾病死亡的年岁，而疾病和死亡，势必减低他们的劳动产物。

在物资丰厚的年度，佣工往往离开主人，靠自己劳动生活。但食品价格的低廉，由于增加用来维持佣工的资金，也鼓励雇主，尤其是农业家，雇用更多的佣工。因为在这时期，农业家与其以低廉市价出卖谷物，倒不如以谷物维持较多佣工，以期得到较大的利润。对佣工的需求增加，而供应这需求的人数却减少。所以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低廉时上升。

在物资缺乏的年度，生计的困难与不安定，使这些佣工切望复得旧有的工作。但食品的高价，由于减少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使雇主倾向于减少现有的雇工，而不倾向于增加。况且，在物价高昂的年度，贫穷独立劳动者往往把以前用以购置材料的少额资本全部提出来消费，这样就不得不变为雇工。求职的人数，既然超过了就职的机会，许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条件，来获取职业。所以在物价昂贵的年度，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低落。

因此，各种居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度，和劳动者订结契约，比在物价低廉的年度更为有利，而且觉得，劳动者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更为恭顺，更愿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认为，物价高昂的年度，对他们的事业更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农业家喜欢物价高昂的年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决定于粮食的价格。不过，若说一般人在为自己工作时，工作较少，在为他人工作时，工作较多，那是再荒谬不过的。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资的帮工勤勉，因为前者享有自身劳动的全部生产物，后者则须与雇主分享。大制造厂中的雇工，容易受恶友诱惑，往往道德沦丧；独立劳动者却不易受此影响。工资以年或月计的雇工，不论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样的工资和津贴，就这一点说，独立劳动者的工作效率比这些雇工更大得多。物价高昂的年岁，倾向于增高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而物价低廉的年岁，则倾向于减低其比例。

麦桑斯是法国一位博学多能的作家，在圣·埃蒂安选举时任贡税收税官。为要说明贫民在物价低廉时所做的工作比物价高昂时多，他曾把三种制造品——埃尔伯夫的粗毛织品和卢昂遍地皆是的麻织品与丝织品——在物价低时及物价高时的产量及价值，拿来比较。据他由官署登记簿抄下的报告，这三种制造品在物价低时的生产量及价值，一般都比物价高时大；物价最低的年度，生产量与价值，往往最大，而物价最高的年度，往往最小。这三种制造品似乎都处于生产停滞状态，其生产量，逐年计算，虽略有出入，但总的说来，却是不增不减。

苏格兰的麻织品，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品，同是正在增加的制造品。其生产量与价值，虽时有变动，但大体上却在增高。不过，我曾检阅这些制造品年产额公布的记录，却不能发现年产额的变动与各时期的物价高低有什么显著关系。诚然，在物资非常不足的1740年，这两种制造品产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资仍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苏格兰制造品产量却比常年多。同年，约克郡制造品产量却下降，其生产额，直至1766年，换言之，直到美洲印花税法废止以后，才恢复到1755年的数额。在1766年和1767年，约克郡制造品生产额增加到前此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从那时起不断地增加。

以贩销远地为目的的一切大制造业的产品量，与其说必然取块于产地旺季价格是高或是低，倒不如说必然取决于消费国中影响商品需求的那些情况，取决干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制造业的盛衰，取决于那些商品的主要顾客是高兴买还是不高兴买。此外，也许在物价低廉时期制造的额外作品，有大部分，未曾登记在制造业公开记录上。离开雇主的男佣工，成为独立劳动者。妇女回到父母家中，从事纺织，给自身及家庭制造衣服。连独立劳动者也未必都制造售给大众的商品，而为邻人雇请，制造家庭用品。所以，他们的劳动产品，常没登记在公开记录上，这些记录，有时是那么夸张，而我们商人和制造业者，却往往根据这种记录，妄断最大帝国的盛衰。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一定都与食物价格的变动一致，而且往往完全相反，但我们不可因此认为，食品价格对于劳动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其一，是对劳动的需求；其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按照它是在增加、减少或不增不减，换言之，按照它所需要的是增加着的人口、减少着的人口或是不增不减的人口，而决定必须给予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取决于购买这数量所需要的金额。所以，在食物低廉的场合，劳动的货币价格虽有时很高，但在食物昂贵而劳动需求继续不变的场合，劳动的货币价格却更高。

劳动的货币价格，在突然非常大的丰年，有时上升，而在突然非常大的荒年，有时下落，这是因为在前一场合，劳动的需求增加，而在后一场合，劳动的需求减少。在突然非常大的丰年，许多雇主手中的资金，足够维持和雇用比他们前一年所雇用的多的劳动者，而这些超过通常需要的劳动者，未必都能雇到，于是，要雇用更多劳动者的雇主，便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货币价格及真实价格抬高起来。

在突然发生的非常大荒年，情形正相反。用来雇用劳动者的资金，既较前年度为少，便有许多人失业，于是他们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这在有的时候就使劳动的真实价格与货币价格都下落。譬如在1740年这个非常大的荒年，有许多人只要有饭吃就愿工作。在后此的几个丰年里，雇用劳动者和雇工仅比较困难了。

食品涨价，会提高劳动的价格，而物价昂贵年度的荒歉，由于减少了劳动需求，因而会降低劳动的价格。反之，食品跌价，会减低劳动的价格，而物价低廉年度的丰饶，由于增加了劳动需求，因而会抬高劳动的价格。在食品价格只有一般变动的场合，那两种对立原因，似乎会互相抵消。这也许就是劳动工资所以到处都较食物价格稳定得多、经久得多的一部分原因。

劳动工资的增加，必然按照价格中工资那一部分增高的比例，抬高许多商品的价格，并按照价格增高的比例，减少国内外这些商品的消费。但是，使劳动工资增加的原因，即资本的增加，却会增加劳动生产力，使较少的劳动生产较多的产品。雇用很多劳动者的资本家，为自己的利益打算，势必妥当分配他们的业务，使他们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由于同一原因，他力图把他和他的工人所能想到的最好机械供给他们。在某一特殊工厂内劳动者间发生的事实，由于同一理由，也在大社会的劳动者间发生。劳动者的人数愈多，他们的分工当然就愈精密。更多人从事于发明对各人操作最适用的机械，所以这种机械就容易发明出来。由于有了这些改良的机械，许多物品能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生产出来。这样，劳动量的减少，就不只抵偿劳动价格的增加。

第九章  论资本利润

资本利润的增减，与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财富状态对两者的影响却大不相同。

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倾向于减低利润。在同一行业中，如有许多富商投下了资本，他们的相互竞争，自然倾向于减低这一行业的利润；同一社会各种行业的资本，如果全都同样增加了，那末同样的竞争必对所有行业产生同样的结果。

前面已经说过，即使要确定某一特定地方和某一特定时间的劳动的平均工资，也不容易。而且，所能确定的，只不过是最普通的工资。但就资本利润说，就连最普通的利润，我们也很少能够确定。利润极易变动，经营某特定行业的人，未必都能够说出他的每年平均利润是多少。他的利润，不但要受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价格的变动的影响，而且要受他的竞争者和顾客运气的好坏、商品在海陆运输上甚或在堆栈内所可能遭遇的许许多多意外事故的影响。所以，利润率不仅年年变动，日日变动，甚至时时刻刻都在变动。要确定一个大国内各行业平均利润，必然更加困难；至于要相当准确地确定以前或现今的利润，那必定是完全不可能的了。

不过，我们要相当准确地确定往昔或现今的资本平均利润，虽不可能，但我们可以货币的利息上略知其梗概。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多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多的报酬；在使用货币所获较少的地方，对于货币的使用，通常支付较少的报酬。我们由此确信，一国内资本的一般利润，必定随着其市场的一般利息率的变动而变动。利息率下落，利润必随着下落；利息率上升，利润必随着上升。所以，利息的变动情况，可使我们略知利润的变动情况。

亨利八世第三十七年以法令宣布，一切利息不得超过百分之十。可见，以前的利息有的时候是在百分之十以上。其后，热心宗教的爱德华六世，受宗教的影响，禁止一切利息。但这种禁令，和同性质的其他各种禁令一样，据说没产生效果，而高利贷的弊害，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于是，亨利八世的法令，由于伊丽莎白女王第十三年的法令第八条的规定，又发生效力了。此后，百分之十常为法定利息率，直到詹姆士一世第二十一年，才把它限定为百分之八。复辟后不久，利息率减为百分之六。安妮女王第十二年，再减至百分之五。这一切法律的规定，看来极其适当。它们都是在市场利息率即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借款的利息率变动之后作出的，并不是走在前头。自安妮女王时代以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似乎比市场利息率高，而不比它低。在晚近战争以前，政府曾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而王国首都及其他许多地方，有良好信用的人则以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四、百分之四点五等利息率借款。

我国自亨利八世以来，财富与收入都在不断增加，而且在进展过程中，其速度似乎是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不仅日在进步，而且进步得越来越快。这期间的劳动工资不断增加，而大部分工商业的资本利润却在减少。

在大都市经营一种行业，往往比乡村需墓更多的资本。各种行业上所使用的资本的庞大和富裕的竟争者人数的众多，乃是都市资本利润率一般低于农村资本利润率的原因。但是，都市的劳动工资，一般都比农村高。在繁荣的都市，拥有大量生产资本的人，往往不能按他们所需要的人数雇到劳动者，所以他们互相竞争，这样就抬高劳动工资而减低资本利润。在没有充分资本来雇用全体劳动者的偏僻地方，一般人民为获得职业而相互竞争，于是劳动工资降落，而资本利润增高。

苏格兰的法定利息率虽与英格兰相同，市场利息率却高些。该地有良好信用的人，通常不能以少于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就连爱丁堡的私立银行，对于随时兑现全部或一部分的期票，也给与百分之四的利息。伦敦的私立银行，对于储入的资金，不给付利息。在苏格兰经营几乎所有行业，所需资本都比英格兰少。所只苏格兰普通利润率，比英格兰高些。上面已经说过，苏格兰的劳动工费，比英格兰低。此外，苏格兰不仅比英格兰穷得多，其进展的速度也慢得多，尽管它明显地是在前进。

法国法定利息率，在本世纪内，不常受市场利息率的支配。在1720年，法定利息率，由二十分之一落到五十分之一，即由百分之五落到百分之二。在1724年，提到三十分之一，即提到百分之三点三。在 1725年，再提到二十分之一，即提到百分之五。 1766年，拉弗迪执政，又减到二十五分之一，即百分之四。其后，神父特雷执政，又恢复到原来的百分之五。一般认为，这样强行抑制法定利息率的目的，在于为减低公债利息率做准备；这种目的有时确曾达到。就现在说，法国也许没有英国那么富裕。法国的法定利息率一般比英国低，而市场利息率却一般比英国高。这是因为法国，象其他国家一样，有了很安全和很容易的回避法律的方法。据在英法两国经商的英国商人说，法国的商业利润比英国高；正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英国人不想把资本投在重商的本国，却愿投在轻商的法国。法国的工资比英国低。你如果由苏格兰到英格兰去，你所看到的这两地普通人民服装和面色的差异，可充分表示这两地社会状况的差异。然而，假如你从法国回到英国来，这种对照就更为鲜明了。法国无疑比苏格兰富裕，但其进步速度似乎不及苏格兰。对于苏格兰，人们一般甚或普遍认为，它正在退步；此种见解，即使对法国说，也是没有根据的；一个二三十年前曾到过苏格兰视察而现在又到那边视察的人，绝不会对它抱有此种见解。

反之，就领土面积及人口的比例说，荷兰比英格兰富裕。荷兰政府以百分之二的利息率借款，而有良好信用的人民以百分之三的利息率借款。据说，荷兰的劳动工资比英格兰高。大家又都知道，荷兰人经营生意所获利润，比欧洲其他任何国人都低。有些人说，现今荷兰的商业正在衰退。就商业的某些部门说，也许确是如此。但上面所说的征候似可表明，该国商业并未一般衰退。当利润减少时，商人们往往都埋怨说商业衰退了；可是利润减少，乃是商业繁盛的自然结果，或是所投资本比以前更多的自然结果。在晚近英法战争中，荷兰人乘机获得了法国全部运输业务，而且直到现今，还有一部分操在荷兰人手中。英法的国债，成为荷兰人一宗大财产。据说，单就英国说，就有大约四千万镑（但我以为这说得过大）。此外，荷兰人还把巨额资金贷给较本国利息率为高的外国的私人。这些事实，无疑表示他们资本的过剩，或者说，他们的资本已增加到投在本国适当生产上不能得相当利润的程度，但不表示商业衰退。由经营特定行业而获得的私人责本，虽增加到不能尽行投在这一行业上的程度，但这一行业仍继续增进；大国的资本也可有这种情况。

在我国北美及西印度的殖民地，劳动工资、货币利息只及资本利润，都比英格兰高。各殖民地的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不过，劳动的高工资和资本的高利润同时存在，是新殖民地特殊情况所特有的现象，而在其他地方是很少见的。在新殖民地中，资本对领土面积的比例以及人口对资本的比例，在一定期间内必定比大多数国家低。他们所有的土地，多于他们资本所能耕作的土地，所以，他们只把资本投在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适宜的土地上，即投在海滨和可航行河流沿岸各地。此外，购买这等土地的价格，往往低于其自然生产物的价值。为购买并改良这等土地而投下的资本，必然产生极大的利润，因而使他们能够支付非常高的利息。投在这种有利用途上的资本的迅速积累，使种植园所有者能雇用的工人数，很快增加到新殖民地不能供应的程度。这样，他们能在新殖民地居到的劳动者的报酬，使极其优裕。但是，随着殖民地的扩展，资本利润就逐渐减少。土质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既全被占有，耕作土壤和位置较差的土地所能取得的利润，使减少了，而用在土地上的资本，也只能提供较低的利息。在现世纪中，我国殖民地大部分法定利息率和市场利息率，都因此大大减低。随着财富、改良工作及人口的增进，利息低落了。劳动工资却不与资本利润共同跌落。不论资本利润如何，对劳动的需求，随资本增加而增加。利润尽管减低，资本却不但继续增加，而且比以前增加得更为迅速。就此点说，勤劳的国家和勤劳的个人都一样。大资本利润虽低，但比高利润的小资本，一般增加得更为迅速。俗语说，货币产生货币。已经取得了少许，不愁不能取得更多。最困难的是这少许的取得。在前面，我已就资本的增加和业务的增加，即资本的增加和对有用劳动的需求的增加这两者的关系，作了部分的说明，以后在论述资本积累时，当详加说明。

新领土的获得或新行业的开展，即使在财富正在迅速增加的国家，也会提高资本利润，因而也会增加货币利息。由于这国家的资本，不够应付这种新获得或新发展所给各个人带来的全部业务，所以只把它投在能提供最大利润的那些行业上。以前投在其他行业上的资本，必有一部分撤回来，转入更有利的新行业。所以，在那些旧行业，竞争便没有以前那么剧烈，而市场上各种货物的供给也减少了。货物减少，价格势必或多或少地上升，这就对经营者提供更大的利润，而他们也能以比从前高的利息率借入资金。在晚近战争结束以后不久，有良好信用的个人，乃至一些伦敦最大商号，一般以百分之五的利息率借款。在战前，他们通常没交付过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以上的利息。这可由我国占领北美和西印度曾增加我国领土与商业那一事实来充分说明，用不着设想我国资财已经减少。旧资本所要经营的业务增加得那么多，那必然会使很多行业的资本量减少，结果，在这些行业，由于竞争已较和缓，利润必然增加。我相信，晚近战争的巨大费用，并没使不列颠的资财减少，其原因，我以后将加以说明。

但是，社会资财即维持产业的资金的减少，使劳动工资降低，因而使资本利润以及货币利息增高。由于劳动工资低落，社会上剩有的资本的所有者，以货品提供市场所需的费用，比以前少；由于他们以货品提供市场所用的资本比以前少，他们能够且比以前高的价格出售货物。所费较少，所得较多，他们的利润从两方面增加，因此能够出高的利息。在孟加拉及东印度其他英领殖民地，获得巨大资产是那么快、那么容易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这些贫苦地方的劳动工资非常的低而资本利润非常的大。其货币利息也相应地非常的高。孟加拉农家往往以百分之四十、五十或六十的利息借入资金，并以次期的收获物作为抵押。能够担负这种高利息的利润，必然侵占地主的几乎所有地租，而这样高的利息，也必然侵占利润的大部分。罗马共和国衰亡以前，各地方在总督竭泽而渔的暴政下，似乎都有同样高的利息。从西塞罗的书简，我们知道，有道德的布鲁塔斯也曾在塞浦路斯岛以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借款。

一国所获的财富，如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但尚未退步，那末，在这种状态下，它的劳动工资及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如已完全达到其领土所可维持或其资本所可雇用的限度，那末，在这种状态下，职业上的竞争必然非常激烈，使劳动工资低落到仅足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而且由于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国的资本，如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达到饱和程度，那末各种行业所使用的资本，就达到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这样，各地方的竞争就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便小到无可再小。

然而，也许没有一个国家的财富曾经达到这种程度。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其财富也许在许久以前已完全达到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有的限度，但若易以其他法制，那末该国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可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得多。一个忽视或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一二港口的国家，不能经营在不同法制下所可经营的那么多交易。此外，在富者或大资本家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贫者或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下级官吏借口执行法律而强加掠夺的国家，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都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的资本。在各种行业上，压迫贫者，必然使富者的垄断成为制度。富者垄断行业，就能获有极大利润。所以，中国的普通利息率，据说是百分之十二，而资本的普通利润，必须足够担负这样高的利息。

一国法律上的缺陷，有时会使其利息率增高到大大超过它的贫富状况所需要的程度。它的法律如果不强制人们履行契约，那就使一切借款人所处的地位，和法制修明国家中破产者或信用不好者的地位相差不远。出借人收回借款的不确定性，就使他索取破产者在借款时通常需要出的那么高的利息。在侵略罗马帝国西部各地的未开化民族中，有许久，契约的履行与否只凭当事者的信义，他们王朝的裁判所很少过问此事。当时利息率达到那么高，恐怕这也是一部分原因。

要是法规完全禁止利息，那也不能收到效果。许多人必须借入资金；而出借人，不仅对于这笔资金的使用，要求相当的报酬，而且对于回避法律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求相当的补偿。孟德斯鸠说，一切回数国利息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囵为他们贫穷，而是部分因为法律禁止利息，部分因为贷金难于收回。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足够补偿投资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以外，还须有剩余。只有这一剩余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普通所谓总利润，除了包含这种剩余以外，还包含为补偿意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借款人所能支付的利息，只与纯利润成比例。

出借资金，即使相当谨慎，亦有受意外损失的可能。所以，最低的普通利息率，和最低的普通利润率一样，除了补偿贷借容易遇到的意外损失外，还须有剩余。如果无此剩余，那未出借资金的动机，就只能是慈善心或友情了。

在财富已达到极度、而且用在各种行业上的资本都已达到最大限度的国家，普通纯利润率便很低，因而这种利润所能负担的普通市场利息率也很低；这样，除大富豪外，任何人都不能靠货币利息生活。小有产者和中等有产者，都不得不自己监督自己资本的用途。几乎一切人都得成为实业家，都有从事某种产业的必要。荷兰的现状，似与此相似。在那里，不是实业家，就不能算是时髦人物。需要使得几乎每一个人都习以为常地去经营某种行业。习俗又到处支配时尚。不和别人穿上同样的服装，便成为笑柄；不和别人同样从事实业，也不免成为笑柄。一个无所事事的游惰者，厕身实业家中间，正如一个文官厕身军队中间一样，会感到很尴尬，甚至会受到轻视。

最高的普通利润率，也许是这样一种利润率，它在大部分商品价格中占去应当归作地租那一部分的全部，仅余足够支付商品生产及上市所需的劳动的最低工资，即仅足维持生存的工资。在劳动者从事工作时，总得设法养活他们，但地主未必都要给付。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孟加拉经营商业的利润，恐怕与这最高率相差不远。

通常市场利息率对普通纯利润率所应有的比例，必随利润升落而变动。英国商人把相当于两倍利息的利润，看做适中合理的利润。我想，这所谓适中合理的利润，不外就是普通利润。在普通纯利润率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国家，借用资金来经营业务的人，从所得利润之半作为利息，也许是合理的。资本由借用人担负风险，他好象给出借人保险；在大部分行业，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既可作为这种保险所冒风险的足够补偿，亦可作为不辞辛苦运用这笔资本的足够报酬。可是，在普通利润率低得多或高得多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像上述那样的利息和纯利润的比例。利润率低得多时，也许不能以一半作为利息；利润率高得多时，就可以一半以上作为利息。

财富迅速增进的国家，可在许多商品的价格上，以低的利润弥补高的劳动工资，这样它们的商品，就能与繁荣程度较低而劳动工资较低的邻国的商品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出售。

实际上，高利润抬高生产物价格的倾向，比高工资大得多。例如，麻布制造厂各种劳动者，如梳麻工、纺工、织工等的工资，如果每日各提高二便土，那末麻布一匹价格所必须增高的数额，只等于生产这一匹麻布所雇的工作人数，乘以他们生产这一匹麻布的工作日数，再乘以二便土。商品价格中归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在一切制造阶段，按算术级数递次增加。但雇用这些工人的所有雇主的利润，如果都抬高百分之五，那末，商品价格中归于利润的那一部分，在一切制造阶段，就按几何级数递次增加。就是说，梳麻工的雇主在卖麻时，要求他所垫付的材料和工人工资的全部价值，另外加上百分之五。同样，纺工的雇主，也要求他所垫付的麻价和纺工工资的全部价值，另外加上百分之五。推而至于织工的雇主，也同样要求另外加上百分之五。所以，工资增高对商品价格抬高的作用，恰如单利对债额累积的作用。利润增高的作用，却象复利一样。我国商人和制造者，对于高工资提高物价、从而减少国内外销路的恶果，大发牢骚；但对于高利润的恶果，他们却只字不谈。关于由自己得利而产生的恶果，他们保持沉默。他们只对由他人得利而产生的恶果，大喊大叫。

第十章　论工资与利润随劳动与资本用途的不同而不同

不同的劳动和资本用途的利害，总的说来，在同一地方内，必然完全相等，或不断趋于相等。在同一地方内，假若某一用途，明显地比其他用途更有利或更不利，就会有许多人离去比较不利的用途，而挤进比较有利的用途。这样，这种用途的利益，不久便再和其他各种用途相等。至少，在各事物都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即在一切都听其自由，各个人都能自由选择自己认为适当的职业，并能随时自由改业的社会，情况确是如此。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

诚然，欧洲各地的货币工资及货币利润，都随劳动和资本用途的不同而大不相同，但这种不相同，部分起因于各种用途本身情况，这些情况，实际上，至少在一般人想象上，对某些职业的微薄货币得利有所补偿，而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货币得利有所抵销；部分因为欧洲各国的政策都不让事物完全自由地发展。

为要分别讨论那些情况及那种政策，我把本章分作两节。

第一节起因于职业本身性质的不均等

就我所能观察到的说，有以下五种主要情况，一方面对某些职业的微薄金钱报酬给予补偿，另一方面又对另一些职业的优厚金钱报酬加以抵销：第一，职业本身有愉快的有不愉快的；第二，职业学习有难有易，学费有多有少；第三，工作有安定的有不安定的；第四，职业所须担负的责任有重有轻；第五，成功的可能性有大有小。

第一，劳动工资因业务有难易、有污洁、有尊卑而不相同。例如，大多数地方，就整年计算，缝工的所得较织工为少，这是因为缝工的工作较为容易。织工的所得较铁匠为少，这是因为织工的工作清洁得多。铁匠虽是一种技工，但十二小时工作所得，往往不及一个普通煤矿工八小时工作所得，这是因为铁匠的工作，不象煤矿工那么污秽危险，而且他是在地面上日光下工作。对于一切尊贵职业，荣誉可以说是报酬的大部分。如本节后面所述，就金钱得利说，考虑到各方面，从事此等职业的报酬一般都很有限。反之。在卑贱的职业上，情形正相反。屠户的职业既粗蛮又讨厌，但在许多地方，他们的得利比大部分其他普通职业多。刽子手的职业，是最可嫌恶的职业，可是，与其工作量相比，他的报酬比任何普通职业都多。

未开化社会视为最重要的渔猎，在进步社会，却成为最愉快的娱乐。古时为必要而渔猎，今日却为消遣而渔猎。所以在进步社会内，把别人消遣的事当作职业的人，都是极贫苦的。自西奥克里塔斯时代以来，渔夫都极其贫困。私猎者在英国各地都是极贫苦的人。在严禁私猎的国家中，特许狩猎者的状况也不见得优裕多少。许多人操此等职业是由于他们对此等职业的自然兴趣，而不是由于此等职业能给他们提供优裕生活；而他们劳动生产物的售价，与其劳动量相比，总是过于低廉，从事此种职业的人，除了极少的生活费外，实不能更有所得。

不愉快和不名誉对资本利润的影响，和它们对劳动工资的影响相同。小旅馆或小酒店的老板决不是自己店铺的主人，醉客蛮横无理，他们只好忍受，他们所操的职业是不名誉和不愉快的职业。但在普通营业中，象这样以小额资本得到大额利润的营业，是很少见的。

第二，劳动工资，因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而不相同。

设置高价机器，必然期望达机器在磨毁以前所成就的特殊作业可以收回投下的资本，并至少获得普通的利润。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只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

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把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劳动看做熟练劳动，而把一切农村劳动者的劳动着做普通劳动。这种政策似乎认为，前者的劳动化后者的劳动在性质上更细致更巧妙。在若干场合也许是这样，但在大多数场会却不是这样，我在下面加以说明。所以，欧洲各国的法律习俗，为使某人有从事前一种劳动的资格，都要求他先作学徒，但严格程度各地不同。而对于后一种劳动，全听人自由，不加限制。在作学徒期内，学徒的全部劳动都归师傅所有。学徒的生活费，在许多场合，还是仰给于父母亲或亲戚，至于衣服，几乎都是由父母亲或亲戚务办。依照普通习惯，学徒还须给师傅若干学费。不能给付金钱的学徒就要给付时间，换言之，要做比一般年限长的学徒。不过，这对师傅未必有利，因为学徒往往习于怠惰，而这对学徒总是不利的。反之，就农村劳动说，劳动者往往在被雇从事简易工作的时候学会了比较繁难的工作。在受雇期中，无论在什么阶段，他都能以自己劳动维持自己生活。因此，欧洲各国的机械师、技工和制造师的工资，论理要稍稍高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这种情形，使他们成为高人一等的人。但是，一般地说，他们这种优越程度很有限。制造单色的亚麻布和呢绒这类普通制造品的工人，一日或一星期所得，平均计算，不过略多于普通劳动者一日或一星期的工资。由于他们的工作，比较经常均一，所以全年总计所得也许多些。但是，很明显，这也不过足够补偿他们受教育所花的更多费用。

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学习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大费用。所以，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当然要大得多，而实际上也是如此。

但资本利润，却不大受使用资本的那一行业学习难易的影响。大都市通常所用的各种投资方法，就学习难易的程度说，似乎完全相等。国内或国外贸易的一部门业务，大抵不比另一部门业务繁难得多。

第三，各种职业的劳动工资因业务安定不安定而不相同。

有些职业比共他职业安定得多。大部分制造业工匠，要是能够劳作，一年中几乎每日都有工作。反之，泥水匠或砖匠在酷寒或天气险恶时便完全没有工作。而且，即在天气好的时候，他们有无工作仍须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以此之故，他们可能常常没有工作。他们在被雇时所得，不仅要足够维持他们无工作时期的生计，而且对于他在不安定境遇中不时威到的焦虑和沮丧的痛苦亦须与以若干补偿。所以，大部分制造业工人所得，推算起来和普通劳动者日工资几乎相等，但泥水匠和砖匠所得却大抵有普通劳动工资的一倍半乃至两倍。普通劳动者一星期如可获得四、五先令，泥水匠和砖匠往往可得七、八先令。前者如为六先令，后者常为九、十先令。前者如为九、十先令，象在伦敦那样，后者常为十五到十八先令。但在各种熟练劳动中，泥水匠和砖匠那样的劳动似乎最容易学习。据说，伦敦轿夫在夏天有时被雇为砖匠。所以，这类劳动者的高工资，与其说是熟练的报酬，倒不如说是不安定的报酬。

建筑木匠所从事的业务，比泥水匠的工作似乎更细致、重技巧。但在许多地方，不可说在一切地方，建筑木匠每日的工资却比泥水匠略低。这是因为他工作的有无，虽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但不象泥水匠那样完全取决于顾客的临时要求，且又不象泥水匠那么容易受天气的影响。

如果一般地提供经常工作的职业，在某一地方不提供经常的工作，那末操这些职业的工人的工资总会上升，大大超过这些职业工人的工资和普通劳动工资的通常比例。伦敦一切下层技工，象其他各地的日佣工那样，每日每周都可能被雇主雇入或解雇。因此，伦敦最下层技工，即裁缝工，一日也能获得半克朗，尽管十八便士可以说是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在小都市及乡村地方，裁缝工的工资往往汉等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但在伦敦，裁缝工动辄数星期无所事事，尤其是在夏天。

如果除工作不经常外，还加上艰苦、不愉快和不清洁，那末，即使这种工作是最普通的劳动，那些情况有时也使其工资上升到超过最熟练技工的工资。按件计资的煤矿工，在纽卡斯尔，一般可得到约二倍于普通劳动的工资。在苏格兰许多地方，可得到约三倍于普通劳动的工资。他们得到高工资，全是由于他们工作的艰苦、不愉快和不清洁。他们大抵都能随他们的意思，要工作多久就工作多久。就艰苦、不清洁和不愉快说，伦敦运煤工人的职业几乎和煤矿工的职业相同，但由于炭船难免不定期到达，所以大部分运煤工人的工作，必定是很不固定的。以此之故，煤矿工如果通常得到二倍三倍于普通劳动的工资，那末，运煤工人有时得到四倍、五倍于普通劳动的工资，似乎不应该认为是不合理的。依据数年前的调查，运煤工人按照当时工资率，每日能得到六先令至十先令。就六先令说，大约四倍于伦敦普通劳动的工资。不论何种职业，最低的普通报酬往往可算是从事这职业者绝大多数所得的报酬。他们的所得，尽管显得过高，但如果除补偿职业上一切不适意情况外还有剩余，那末在一个没有垄断特权的职业里，不久必有许许多多竞争者出现，很快就使其工资率降落下来。

至于任何行业的资本的普通利润，都不可能受资本用途的固定或不固定的影响。资本是否固定地使用，不取决于行业，而取决于经营行业的人。

第四，劳动的工资，因劳动者所须负担的责任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地方金匠和宝石匠的工资，不仅比需要同样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而且比需要更大技巧的许多其他劳动者高。这是因为有贵重的材料付托给他们。

我们把身体的健康委托于医生；把财产，有时甚至把生命和名誉委托于律师或辩护士。象这样重大的信任决不能安然委托给卑不足道的人。所只他们得到的报酬必须使他们能够保持这重大托付所需要有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保持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必须受的长期教育与必须花的巨额费用，势必使他们的劳动价格更加增高。

如果一个人仅仅使用自己资本经营生意，他就没受到什么委托。至于他能否由他人取得信用，不取决于他所经营的行业的性质，而取决于他人对他的财产、正直和智虑的意见是怎样。因此，不同行业中不同的利润率，不可能起因于经营各行业者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委托。

第五，各种职业的劳动工资，随取得资格可能性的大小而不相同。

各个学习职业的人能否胜任所学的职业，此可能性的大小，因职业不同而大不相同。就大部分机械职业说，成功几乎都是有把握的，但就自由职业说，却是很没有把握的。例如，送子学作鞋匠，无疑他能学会制鞋的技术；但若送子学法律，那末精通法律并能靠法律吃饭的可能性至少是二十对一。就完全公平的彩票说，中彩者应得到落彩者所失的全部。就成功者一人而不成功者二十人的职业说，这成功的一人，应享有不成功二十人应得而不能得的全部。所以，大概要到将近四十岁时才能从职业取得一些收益的律师，其所得报酬应不仅足以补偿他自己为受教育所花的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大费用，而且足以补偿那些全无所得的二十多人的教育时间与费用。尽管律师所收的费有时显得过高，但他的真正报酬必不止此。计算一下，某一地方的鞋匠或织工这类普通工人一年间可能收入的总额和他们一年间可能支出的总额，你就会知道，他们的收入一般多于支出。如果你用同样的方法，总计各律师及各法学协会见习律师的支出与收入，你就会知道，即使你尽量提高他们年收入的估计，并尽量减低他们年支出的估计，他们的年收入，只等于年支出的极小部分。所以，法律业这个彩票，决不是完全公平的彩票。法律业与其他许多自由职业和荣誉职业，所得金钱报酬显然都是很不充分的。

但这些职业能与其他职业并驾齐驱。其出路虽令人气短，但所有豁达磊落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向这方面挤来。这是由于有两个鼓舞他们的原团：第一，希望做这些行业的状元的名誉心；第二，对于自己的才能甚至幸运，一切人或多或少地都有天生的自信心。

一个人如果在一种作到平凡地步也不容易的职业里特别显露头角，那就最明确地表示他具有所谓天才或卓越的才干。由这卓越才干所博得的人们的赞赏常是他的报酬的一部分。这部分报酬是大还是小，要看赞赏的程度是大还是小。对医生说，这占全报酬的大部分；对律师说，所占的部分更大；对诗人或哲学家说，几乎占了全部。

世上有几种非常适意而优美的才能，若能取得，定能博得某种赞赏，但若用这才能来谋利，世人就会根据意见或偏见认为是公开出卖灵魂。因此，为谋利而运用此种才能的人，所得金钱，不但须补偿他学习这种技能所花的时间、工夫和费用，且须补偿他以此谋生而招致的声名上的损失。俳优、歌剧唱角、歌剧舞蹈者等所以有非常大的报酬，乃是起因于这两个原则：一，才能罕有而美好；二，由于运用这才能而蒙受的声名上的损失。我们在一方面鄙视其人格，在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才能给与非常优厚的报酬，这乍看起来，似乎很不合理。其实，正因为我们鄙视他们的人格，所以要厚酬他们的才能。假若世人对于这些职业的意见或偏见一旦改变，他们的金钱报酬很快就会减少。因为更多的人要从事这些职业，而竞争势必使他们劳动的价格很快降低。这类才能虽不是一般才能，但绝不是象世人所想象的那么稀罕。完全具有这种才能而不屑用以图利谋生的人，实不在少数。更多人能学得这种才能，如果运用这种才能来谋生不致于损害名誉的话。

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才能总是过于自负。这是历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所说的一种由来已久的人类通病。但世人对于自己幸运的不合理猜测，却不大为识者所注意。要是可以这样说的话，对自己幸运妄加猜测，比对自己才能过于自负，恐怕还更普遍些。身体精神相当健旺的人，对自己的幸运，总不免抱有几分自信。每一个人，对得利的机会，都或多或少地作了过高的评价，而大多数人，对损失的机会，作了过低的评价。身体精神相当健旺的人，对于损失的机会，很少作过高的评价。

我们认购买彩票的人都认为能中彩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得利的机会估得过高。完全公平的彩票，换言之，以全部得利抵偿全部损失的彩票，不独从来没有，以后亦永远不会有，因为要是这样，经营者便一无所得。就国营彩票说，彩票实际上并不具有等于购买者所给付的价格的价值，但市场通常按超过实际价值之百分之二十、三十乃至四十的价格售卖。彩票这种需求所以发生的唯一原因，不外是大家想中大彩的痴心妄想。一个很稳重的人，虽明知用以购买彩票的小额资金的实际价值比中彩机会的实际价值也许要高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但也不认为，以小额资金钓取一万镑乃至二万镑的中彩机会是愚蠢的。奖金不超过二十磅的彩票，纵使在其他方面比普通国营彩票更接近于完全的公平，但要购这种彩票的人恐怕要少得多。为要增加得中大彩的机会，有的人，同时购买彩票数张，有的人，买更多的分条彩票。但是，你冒险购买越多的彩票，你就越可能是损失者，这是数学上再确定不过的定则。假若你冒险购买全部彩票，你肯定会亏损。你购买彩票的张数越多，你的损失就越接近于上述肯定的损失。

我们从保险业者的轻微利润可以看出，损失机会往往估得过低，很少估得高于其价值的。把火灾保险或海上保险当作一种事业经营，所收的普通保险费必须足以补偿普通的损失，支付经营的费用，并提供资本要是用于一般经营所能取得的利润。只给付这么多保险费的被保除人，明显地只给付危险的真实价值，换言之，只给付他有充分的理由可指望的最低保险价格。虽然许多人从经营保险生意取得微利，但很少人由此发大财。由此可见，一般得利与损失相抵的结果，对保险业不象对那些使许多人发财的其他行业那么有利。然而，尽管保险费一般都很低廉，许多人却非常轻视危险而不愿支付保险费。就全英国的房屋平均推算，二十户中就有十九户，甚或百户中有九十九户，不曾保有火险。海上风险，在许多人看来，比火灾更为可怕，所以，保险船只对未保险船只的比例却比保险舅屋对未保险房屋的比例大得多。但无论在什么季节，甚至在战争期中，都有许多未保险船只往来航行。象这样未保险的航海，有时也不能遽然断为不慎。一大公司甚或一大商人，若有船二、三十只同时航行海面，它们可以说是相互保障，而由此节约下来的保险费，也许足够补偿在一般情况下所可能遭受的损失而有余。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船只不保水险、房屋不保火险，都是没有这种精密计算的结果，完全是由于轻率无远虑和卤莽地轻视危险。

轻视危险和奢望成功的心理，一生中只选择职业的青年时期最为活跃。在这时期，对不幸的恐惧抵不过对幸运的希望。这从普通青年欢欢喜喜地应募参军或出海航行，比从上流社会青年热中于从事所谓自由职业，看得更加明显。

普通士兵所可蒙受的损失是很明显的。然而，青年志愿兵不顾危险，在新战争开始时，特别踊跃地应募。升迁的机会虽几乎没有，但他们在青年的幻想中想到了许许多多可以获得但事实上并不能获得的荣誉和大功的机会。这些空虚的希望，就成为他们流血的全部代价。他们的报酬比普通劳动者低，而且在实际工作上，他们的劳苦比普通劳动者大得多。

总的说来，航海这个彩票，并没象陆军那个彩票那么不利。一个有声誉的工匠的儿子往往可以得到父亲的允许去航海。可是，如果他应募作陆军士兵，总要瞒着他的父亲。就前一职业说，他人也看到有几分成功的机会，而就后一职业说，除了他自己，谁都不会认为有成功的机会。伟大的海军上将，没象伟大的陆军上将博得那么大的民众崇拜。海上服务最大成功所可得到的名利，也不象陆上同样的成功所可得到的名利那么喧赫。海陆军上将以下的军官，都有这样的差别。依据等级的规定，海军上校与陆军上校属于同一阶位。但在一般的评价上，不把这两者同样看待。由于彩票中，大彩比较少，所以小彩就比较多。因此，普通水兵，比普通陆军士兵，更常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名利。而获得中小彩的希望，乃是一般人愿充作水兵的主要原因。普通水兵的熟练与技巧，虽比几乎所有技工的熟练与技巧都强得多，而他们一生中虽不断地和困难与危险作搏斗，可是，在他们继续充当普通水兵的时候，尽管他们有那么大的熟练技巧，和那么大的困难与危险，他们除了在运用熟练与技巧和克服困难与危险时，有点快感外，几乎没得到其他报酬。他们的工资，并不大于决定海员工资率的那一港口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由于他们不断往返于各港口间，所以，由不列颠各港口出航的海员，每月工资，比各港口任何其他劳动者的工资，更趋于一致。而且，由于伦敦港海员出入最多，所以伦敦海员工资率便决定其他各港口的海员工资率。伦敦各级工人大多数的工资约有爱丁堡同级工人工资的两倍。但由伦敦出航的水手，每月所得工资，很少比由利斯港出航的水手高出三四先令，这么大的差额是不常见的。就平时和就商船说，这种劳动在伦敦的价格，以月计，是二十一先令到大约二十七先令。然而伦敦普通劳动者以一星期九先令或十先令计算，每月可得到四十先令乃至四十五先令。诚然，水手除工资外，还供有食粮。但其价值，未必会超过他所得工资及普通劳动者所得工资的差额。即使有时超过了这差额，但这超过额也不能算是水手的纯利，因为水手不能和其家庭分享这种食粮，而必须用他的工资来养活他的妻子。

冒险生活的危险和九死一生，并不使青年人的勇气受挫折，有时似乎反鼓励他们去选择这类职业。在下层阶级中间，慈母往往不愿把儿子送入海港城市的学校读书，害怕儿子看到海船，并受水手的谈话和冒险事迹的引诱，去参加海洋生活。在遙远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并不使我们有所畏慑，因为我们可望凭自己的勇敢与机智来摆脱危险，因此不会提高这类职业的劳动工资。至于勇敢与机智不能有所用的职业情形就两样了。而非常不卫生的职业的劳动工资总是特别丰厚。不卫生乃是一种不愉快，而它对劳动工资所生的影响应归入不愉快那个总项目。

各种资本用途的普通利润率，或多或少地随收益的确定与不确定而不同。一般地说，国内商业的收益，不象国外贸易那么不确定，而国外贸易的一些部门，又不象另一些部门那么不确定。例如，对北美贸易的收益，不象对牙买加贸易的收益那么不确定。普通利润率，随危险程度增高而多少增高，但增高的程度和危险的程度似乎不成比例。换句话说，增高的利润不一定能完全抵偿危险。破产在最危险职业上最常见。最危险的事业要算秘密输入。在冒险成功的场合，其得利固厚，但这种冒险无可避免地导致破产。成功的奢望，在这场合所起的作用，正如在其他场合一样，诱使那么多冒险家去做这种危险生意，以致他们的竞争，使利润减低到不够补偿危险的程度。要使危险完全得到补偿，其普通收益，应在资本普通利润外，不仅弥补一切不时的损失，还对冒险家提供一种与保险家利润同性质的利润。但是，如果普通收益足够提供这些，那末这些行业的破产危险就不比其他行业更为常见。

因此，使劳动工资各不相同的五种情况，只有两种影响到资本利润，那就是工作是愉快还是不愉快，是安全还是危险。就愉快或不愉快说，大多数不同资本用途，都相差不远，或者全无差别，但在各种不同的劳动用途，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资本的普通利润，虽随危险程度增高而增高，但增高程度未必和危险程度都成比例。由此可见，在同一社会或其附近地方，各种资本用途的平均或普通利润率，比各种劳动的货币工资更接近于一个水平。事实上，也正如此。普通劳动者所得，和生意好的律师与医生所得的差异，明显地比任何两种行业的普通利润的差异大得多。况且，各种行业利润表面上的差异往往是靠不住的，这是因为我们未必都把应该算作工资和应当算作利润的区别开来。

药剂师的利润一语，已成为非常过分得利的代名词。但是这种表面上很大的利润，往往只是合理的劳动工资。就技能说，药剂师比其他一切技工精巧得多。他所受付托的责任，也重得多。他是贫民的医生，而在病痛或危险比较轻微的场合，也是富人的医生。所以，他的报酬，应当和他的技能与他所受付托相称，而且一般是包含在出售药品的价格中。但是，在大商业都市中，生意最兴隆的药剂师，每年出卖的全部药品，所费于他的，也许不过三四十磅。所以，他所卖的价格，虽是三四百镑，换言之，虽以十倍的利润出售，但这利润，一般地说，也许只是他的合理工资；他的合理工资，除了加在药品价格上，简直没有第二种方法取得。他的表面利润的大部分，乃是穿上利润外衣的真实工资。

在海口小市镇上，资本百镑的小杂货商人，能获得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的利润，而同地资本万镑的大批发商人，却很少能够获得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的利润。他所经营的杂货业，对该地居民的便利说，也许是必要的，而狭小的市场不允许更大资本投在这种营业上。可是，那小杂货商人，须靠此过活，并过着和经营这业务所必须有的各种资格相称的生活。除具有小额资本外，他不仅须能读，能写，能算，又须能相当准确地判断五六十种商品的价格与品质，并能以最低廉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的市场。简言之，这种商人必须具备大商人所需具备的一切知识。他所以不能成为大商人，只因为他没有充足的资本。象这样有才能的人，每年取得三四十镑作为劳动的报酬，决不能认为过分。从他的似乎很大的资本利润中，除去上述报酬，那末剩余的部分恐怕不会比普通利润多。所以，表面利润的大部分，在这场合，也不外是真实工资。

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与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之间的差异，在都市比在小市慎及农村小得多。在杂货行业能投资一万镑的地方，杂货商人的劳动工资，对于这么大资本的真实利润，就不过是很小的一个附加部分。所以，在那种地方，富裕零售商表面上的利润比批发商表面上的利润更趋于一致。正由于这个原因，都市里的零售价格一般和小市镇及农村同样低廉，而且往往比后者低廉得多。例如，杂货一般是低廉得多；面包与家畜肉往往是同样低廉。把杂货运往都市的费用并不比运往小城市或农村多，而把谷物和牲畜运往都市的费用便大得多，因为它们大部分要从远得多的地方运来。杂货的原价，都市和农村一样，所以，在货物价格中附加利润最少的地方，便最低廉。面包和家畜肉的原价，大城市化农村高，所以，大城市的利润虽较低，这些物品的售价未必较低，却往往是同样低廉。就面包及家畜阅这类商品说，其表面利润减少的原因，就是其原价增加的原因。市场的扩大，一方面由于所用资本较多而减少其表面利润，另一方面，又由于仰给于远方的必要而增加其原价。这表面利润的减少与原价的增大，在许多场合，看来几乎可以互相抵消。谷物及牲畜的价格，虽然在王国各地很不相同，但面包及家畜肉的价格，在王国的大多数地方，一般地说，几乎相同，其原因也许就在于此。

零售商及批发商的资本利润，虽在都市一般比小市镇和农村小，但以小资本开始经营而发大财的人，在都市常可看到，而在小市镇和农村却几无一人。在小市镇和农村，由于市场狭隘，营业未必都随资本的增加而扩大，所以，在这些地方，个别商人的利润率虽很高，利润的总额却不很大，而他们年年的蓄积额也有限。反之，大城市的营业，能随资本的增加而扩大，而勤俭商人的信用，增加得比其资本增加快得多。这样，他的营业随他的信用及资本这两者的增大而扩张；他的利润总额随他的营业的扩张而增加；他每年所积累的资金也随他利润总额的增加而加大。但是，即在大城市，由于一种正常的、确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行业而发大财的，也很少见，而发大财主要是由于长时期的勤勉、节约和小心的经营。诚然，大城市中，往往有从事所谓投机生意而突然致富的，但投机商人，并不是经营正常的、确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业务。他今年是谷物商，明年是酒商，后年又是砂糖商、烟草商或茶商。不论何种行业，只要他预先看到这行业有超过普通利润的希望，他便马上加入，一旦预先看到那种行业的利润将要降落到和其他行业相等，他又马上离开。因此，他的利润和损失，不能和其他任何正常的、确定的和为人所周知的行业的利润与损失相提并论。大胆的冒险者，有时也许由于两三次投机的成功而获得很大财产，有时也许会由于两三次投机的失败而损失很大财产。这种生意，除大城市外，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进行。因为经营这种生意所需要的情报，只在商务最繁盛和交易最频繁的地方才会有。

上述五种情况，虽使劳动工资与资本利润在很大程度上不均等，却不使劳动或资本不同用途所有实际上和想象上的利害不均等。这些情况的性质，使得一些用途上小的金钱得利得到补偿，并使另一些用途上大的金钱得利有所抵消。

但是，要使不同用途所有利害能有这样的均等，那末即在最自由的地方，亦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那些用途，必须在那地方及其附近，为人所周知，而且确立很久。第二，那些用途必须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第三，那些用途，必须是使用者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

第一，只有那些用途，在那地方及其附近，为人所周知而且确立很久，才会有这样的均等。

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地方，新行业的工资大都高于旧行业。当计划者拟设立一新制造业时，他最初必须以高于其他行业的工资或高于本行业应有的工资，从其他行业招诱工人过来，而他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敢把工资降到一般水平。有些制造品，其需要完全由于时尚和一时爱好而产生，这些制造品总会不断变动，很少能持久，因而不能看做老制品。反之，另一些制造品，其需要主要由于效用与必需而产生，这些制造品，不象上述制造品那么容易变动，同一的形式和构造，可经历数世纪，还为人所需要。所以，前一类制造业，与后一类制造业比较，工资可能较高。伯明翰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前一类；设菲尔德的制造品多半属于后一类。据说，这两个不同地方的劳动工资，很适合它们这样不同性质的制造品。

新的制造业、商业或农业经营，总是一种投机，而计划者期望由此获得非常的利润。这种利润，有时是很大的，但有时，也许是很小的；但一般说来，这种新行业的利润，和当地及附近其他旧行业的利润，却不保有正常的比例。如果计划成功了，利润在最初通常是很高的。但当这行业或营业一经确立而为人所周知的时候，竞争就使其利润降到和其他行业相同的水平。

第二，只在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处在普通状态，即所谓自然状态下时，这些用途的所有利害才会有这样的均等。

对几乎各种劳动的需求，有时较平常为大，有时却较平常为小。劳动这用途的收益，在前一场合，增高到普通水平以上，在后一场合，减低到普通水平以下。对农村劳动的需求，在锄草期和收获期比一年中大部分时期都大，其工资也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高；在战争中，四五万原为商船服务的海员，被迫而为国王服务，这样，对商船海员的需求，必然由于员额短少而增加，而这时海员的工资，常由每月二十一先令至二十七先令上升到四十先令至六十先令。然而在日趋凋落的制造业，情形却正相反，许多劳动者，不愿舍去原有职业，所得工资虽低于按照他们工作性质所应得的工资，也只好认为满足。

资本的利润，随使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变动。当任何一个商品的价格上升到普通或平均价格之上的时候，为要出售这商品而使用的资本，至少有一部分，其利润上升到原有水平之上；当价格下降时，利润也降到原有水平之下。一切商品的价格，或多或少地都会变动，但一些商品的价格，变动得比其他商品大得多。就人类劳动所生产的货物说，每年所用的劳动量，必是这样受每年需求的支配，以致每年平均产量，都尽可能接近于每年平均消费量。前面说过，有些用途，以同量劳动，总会生产同量或几乎同量商品。例如在麻布或呢绒制造业，同一数量的劳动者，年年几乎制造同一数量的麻布或呢绒。所以，象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变动，只能起因于需求上的偶然变动。国丧使黑布的价格增高，但是，对素麻布及呢绒的需求几乎没有变动，所以，其价格也几乎没有变动。但有些用途，使用同量劳动，未必都生产同量商品。例如，就谷物、葡萄酒、忽布花、砂糖、烟草等说，由同量劳动在各年生产的数量，很不相同。所以，此类商品的价格，不仅随需求的变动而变动，而且随数量方面更大和更频繁的变动而变动，因而这类商品价格的变动是非常大的。但是，经营此类商品的一些商人的利润，必然随此类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变动。一般投机商人的活动，大都在此类商品上进行。他们看到此种商品将要上升，立即买入；看到此种商品将要下落，立即卖出。

第三，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只有在这些用途成为使用者的唯一用途或主要用途的场合，才会有这样的均等。

当某一个人依某一种职业谋生，而那职业并不占有他的大部分时间时，他往往就愿意在间暇期间从事另一种职业，而他由此所得的工资，虽低于按照那工作性质所应当有的工资，他也愿意接受。

在苏格兰许多地方，迄今还有称为农场雇工的那一种人存在。不过，这种人现在比数年前减少了。他们是地主和农场主的外佣工。他们由雇主方面通常取得的报酬是一间住宅，一块种蔬菜的小园，一块够饲养一头母牛的草场，再加上一两亩不好的耕地。当雇主需要他们的劳动时，他也许还每星期给他们两配克燕麦片，约值十五便土。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雇主或是只需要他们的少许劳动或是全不需要，而他们自己小耕地的耕种，也不会占去能由他自己随意处理的全部时间。所以，当这些雇工比现今多的肘候，据说，他们都愿意在闲暇时间，以极小的报酬为任何人工作，都愿意以低于其他劳动者的工资劳作。在古代，这种雇工遍布于欧洲各地。在土地种得很坏而人口稀少的国家，大部分地主和农场主，要不是使用这办法，那末在需要特别多劳动者的季节，就不能届到。此等劳动者偶然得到的日报酬或星期报酬，显然不是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他们的小租用地，在他们劳动的全部价格中占一个很可观的部分。可是，那些收集往昔劳动及食品价格并喜欢把这两者的价格说得非常低贱的许许多多作家，似乎把这种劳动者偶然得到的日报酬或星期报酬，看做那种劳动的全部价格。

象这类劳动的生产物，往往以低于应有的价格，在市场出售。苏格兰许多地方编织的袜子的价格，比任何地方用织机织成的袜子的价格低廉得多。那就是因为编织此等袜的劳动者都是从其他职业获得了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每年设得兰都有一千双以上袜子输入利斯，其价格每双由五便士至七便士。我听说，设得兰群岛的小首都勒韦克，普通劳动的普通价格，每日为十便士。但是，即在设得兰群岛，他们所组成的绒线株，一双却值一几尼以上。

在苏格兰，亚麻线的纺织，象袜子的编织一样，也是由主要做其他工作的雇工来搞的。这些人企图从纺麻或织袜取得他们的全部生活费用，但只得到极微薄的生活费。在苏格兰，一星期能赚得二十使土的女纺工，就算是很有本事的纺工。

在富裕国家，市场一般都是那么广阔，以致任何一个行业，都够容纳这行业的全部劳动和资本。以一种职业谋生，同时又以另一种职业获得若干小利益的情况，多半在贫国才有。然而，和上面有点相象的下述情况，却也出现于一个很富裕国家的首都。房租较伦敦为高的都市，我相信，全欧洲没有一个。但是，余屋附有家具，而租金却又低廉的都市，也要首推伦敦。在伦敦租赁余屋，不但比巴黎低廉得多，而且就同样好质量的房屋说，也比爱丁堡低廉得多。使人也许觉得惊奇的是，全房租的高昂，竟成为余屋租金低廉的原因。一切大都市房租的高昂，基于数种原因：劳动价格昂贵，一般必须由远地供给的一切建筑材料昂贵；地皮地租昂贵，占有垄断者地位的各个地主，对于不良街市地皮一亩，往往要求比最优良农田百亩的地租更高的地租。伦敦房租高昂的原因，除上述外，还有一个，那就是伦敦人民所特有的风俗和习惯，使各家主都得租赁全屋。住宅一语，在法兰西和苏格兰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常常只意味着建筑物的一层，而在英格兰，却意味着同一屋顶下的全部房屋。伦敦商人必须在他的顾客所在的城市的那一部分租一整座房屋。他把最下一层作为自己的店铺，顶楼作为他自己及其家属的寝所。他把中间两层，分租他人，借以收回一部分房租。他期望靠营业来维持其家庭的生活，并不希望以分租的租金来养活家庭。而巴黎和爱丁堡的分租部分房屋的人，往往专靠分租房间来谋生，因此，分租的租金，不但须足够支付房屋的全部租金，并须足够维持他家庭生活的全部费用。

第二节起因于欧洲政策的不均等

由此可见，即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由于缺少上述三条件的任何一个，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所有利害就必然有以上所说的那些不均等。但是，因为欧洲政策不让事物有完全自由的发展，所只由此便产生了比上游重要得多的其他不均等。

欧洲政策主要是依以下三种方式促成这样的不均等的：第一，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人数，使共少于原来愿意加入这些职业的人数；第二，增加另一些职业上的竞争，使超越自然的限度；第三，不让劳动和资本自由活动，使它们不能由一职业转移到其他职业，不能由一地方转移到其他地方。

第一，欧洲的政策，由于限制一些职业上的竞争人数，使愿加入者不能加入，所以使劳动和资本用途所有利害有了非常大的不均等。

同业组合的排外特权，是欧洲政策限制职业竞争人数的主要手段。

有组合的行业的排外特权，势必在特权设立的城市中，只许那些有经营此业自由的人相互竞争。得到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通常是在当地有适当资格的师傅门下做学徒。组合的规则，有时限定各师傅所得容纳的学徒人数，通常规定学徒的年限。这两种规则的目的，在于限制各该行业上的竞争人数，使愿加入者不能加入。学徒人数的规定，是直接限制竞争，而长的学徒年限的规定，由于增加学习费用，间接限制竞争，但同样有效果。

设菲尔德的刀匠师傅，依组合规则，同时不得有徒弟一人以上。诺福克及诺韦杰的织匠师傅，同时不得有徒弟二人以上，违者每月科罚金五镑，向国王缴纳。英格兰内地及英领各殖民地的帽匠师傅，亦不许同时有徒弟二人以上，违者月科罚金五镑，半归国王，半归向记录法庭控告的人。这两项规定，虽曾由王国公法确认，显然是按照设菲尔德制定规则的这种组合精神制定的。伦敦丝织业，组合不到一年，就制定各师傅不得同时有徒弟二人以上。后来，通过议会的法令，才把这规则废止了。

往昔，全欧洲大部分有组合的行业，似乎都把学徒期限定为七年。所有这样的组合，往昔都称为university，这确是任何组合的拉丁文原名。铁匠university，缝工university等等，在古时都市的特许状中，常可看见。今日特称为大学（university）的这个特殊团体，设立之初，获得文艺硕士学位所必需的学习年限的规定，明显地是以往昔有组合行业的学徒年限的规定为范本的。一个人，想在普通行业上，获得称师受徒的资格，就得在具有适当资格的师傅门下做学徒七年。同样，一个人想在文艺上成为硕士、教师或学者（此三者在往昔是同义语），取得收受学生或学徒（此两者原来亦是同义语）的资格，也得在具有适当资格的硕士门下学习七年。

伊丽莎白五年所颁布的通常称为学徒年限法令规定，此后无论何人，至少须做七年学徒，否则不许从事当时英格兰所有的一切手艺、工艺或技艺。于是以前英格兰各地许多特殊组合的规则，都成了市镇一切行业的公法。该法令所用的词语，极为笼统，似包括王国全部，但在解释上，其适用范围，只限于各市镇。按照解释，－个农村劳动者，可搞几种不同的工艺，尽管他对于每一种技艺都未曾从师学习七年。为便利农村居民，一个人兼搞几种工艺，是必要的，而且要把一定人数分给每一种工艺，农村人口往往是不够的。

此外，按照这法令用语严格的解释，则其适用范围，又只限于伊丽莎白五年以前在英格兰境内建立的行业，而没有扩到以后新建立的行业。这种限制，引起了几个区别，作为政策的规定，这些区别是再愚蠢不过的。例如，按照裁定，马车制造人，不得自行制造车轮，亦不得自行雇人制造，他必须向车轮匠购买。因为车轮制造业是伊丽莎白五年以前英格兰已有的行业。但车轮匠，即使没有在马车制造匠门下做过学徒，却不妨制造马车，或雇人制造。因为马车制造业是学徒法令颁布以后英格兰才有的行业，所以不受该法令的限制。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和沃弗汉普顿等地，有许多制造业，就根据这种理由，不受学徒法令的拘束，因为它们是伊丽莎白五年以后在英格兰建立的。

就法兰西说，学徒年限，各市不同，各业也不同。在巴黎，虽大多数行业以五年为期，但一个人想取得某种行业上的师傅资格，他至少还须再作五年帮工。在以后这五年间，他被称为师傅的伙伴，而这五年期间，称为伙伴期间。

就苏格兰说，关于学徒年限，没有普遍规定的法律。在不同的同业组合，年限不相同。在年限定得长的组合，一般可通过给付少额款项来缩短期限。此外，在大多数城市中，只要给付极少额款项，便可买得任何同业组合的会员资格。苏格兰的主要制造者，如亚麻布和大麻布的织工，以及附属于这类制造者的其他各种技工，如车轮制造者、纺车制造者等，不给付款项，可在自治城市操业。在自治城市，一切市民，在一星期内的法定日，都可自由贩卖家畜肉。在苏格兰，学徒年限普通为三年，即在一些需要非常精巧的技艺，也是如此。据我所知，一般说来，欧洲各国的同业组合法律，都不象苏格兰那么宽大。

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共他所有权的主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他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显然，那不但侵害这劳动者的正当自由，而且还侵害劳动雇用者的正当自由。妨害一个人，使不能在自己认为适当的用途上劳动，也就妨害另一个人，使不能雇用自己认为适当的人。一个人适合不适合雇用，无疑地可交由有那么大利害关系的雇主自行裁夺。立法当局假惺惺地担忧着雇主屋用不适当的劳动者，因而出于干涉，那明显地不只是压制，而且是僭越。

长期学徒制，并不能保证市场上不常出现不良作品。要是市场上常有不良作品，那一般地说不是无能的结果，而是欺诈的结果。最长的学徒年限，也不能保证没有欺诈。所以，为防止此种弊害，需要有一种完全不相同的法规。金属器皿上刻有纯度记号，麻布和呢绒上印有检记，对购买者所给与的保证，比学徒法令所给与的保证大得多。购买者判别货物，一般只看记号或检印，绝不会认为，制造货物的工人曾否做过七年学徒，是值得查问的。

长期学徒制，并不倾向于养成少年人的勤劳习惯。按件计资的劳动者，由于所作愈多所得愈厚，自会趋于勤勉。至于学徒，由于利不干己，很可能流于怠惰，实际上亦常如此。就下级职业说，劳动乐趣，完全在于劳动报酬。谁能最早享到劳动的乐趣，谁就最早对劳动有兴趣，也就最早获得勤勉习惯。一个少年人，在长时间内，不能由劳动享受丝毫利益，当然就对劳动有恶感。由公共慈善团体送去做学徒的儿童，其年限一般比普通的年限长，结果多半成为非常怠惰而无用的人。

古代没有学徒制度存在。在一切近代法典中，师傅和学徒间的各种相互义务。都成为重要的一条，但罗马法关于此等义务，却只字不提。我们现在归诸学徒一词的概念，即在一定行业中，仆人在主子将授予这一行业的技艺的条件下，必须在一定年限内，为主子的利益而工作，我不能由希腊或拉丁语中，找出一个相当字眼来表达这个概念（我想，我敢断定这两国文字中没有这种字眼）。

长的学徒年限，是全然不必要的。比一般手艺高得多的技艺，如挂钟手表的制造，并不含有需要长期教授的神秘技术。诚然，这些美妙机器的最初发明，甚至用以制造这些机器的一些器具的最初发明，无疑是经过长久时间和深湛思索之后才作出的作品，并且可公公正正说是人类发明才能的最可喜成果之一。但是，当这些机器和器具，一经发明好了，一经理解好了，那末，要详详细细地，给少年人讲解，怎样使用器具，和怎样做机器，大概不需要几星期以上的讲授时间，也许只需要数天的讲授时间。就一般机械工艺说，数天讲授时间，一定就够了。诚然，就普通手艺说，要学得手的灵巧，非有大量实践和体验不可。但一个少年人，如果最初即以帮工的资格劳动，并依他工作量的多少给与工资，而他要赔偿由于粗劣的技艺和无经验而损坏的材料，那他在业务的实习上，必然勤勉得多，注意得多。其教育，一般地说，更必有效，而且总可少花些时间，少花些费用。诚然，师傅将是一个损失者。现在师傅无须出的学徒在七年学习期内的工资，到那时，他就要掏腰包。而且，最终，学徒本身也不免成为损失者。在一个那么容易学得成功的职业上，他将遇到更多的竞争者，于是，当他成为一个完全劳动者时，他的工资将比现今少得多。竞争这样的增大，不仅会减低工人的工资，也会减低师傅的利润。而从事手艺、工艺和技艺的，都将成为损失者，但社会却将成为得利者，各种技工的制造品，将以比现在低廉得多的价格，在市场出售。

同业组合以及大部分组合规则的设立，在于通过限制自由竞事，以阻止价格这样的下降，从而，阻止工资及利润的下降——自由竞争势必引起价格这样的下降。往时，欧洲多数地方，设立组合，只须取得组合所在地的自治城市的许可。在英格兰，还须取得国王的特许状。不过，国王这种特权，似乎不是为了防止这些垄断事业侵犯一般自由，而是为了要向臣民榨取货币。一般地说，只要向国王缴纳若干款项，似乎都很容易取得特许状。假若某一种类技工或商人，认为不经国王特许而设立组合是合适的，这些当时所谓不正当的同业组合，未必因此会受到取缔，但须每年向国王缴纳若干罚金，取得允许，来行使被剥夺的权利。一切组合以及组合认为应制定来管理自己的规则，都归组合所在地的自治城市直接监督。所以对组合有什么管制，通常不是来自国王，而是来自那更大的团体，对于更大的团体，那些附属团体只是构成部分。

自治城市的统治权，当时完全掌握在商人和技工手中。对他们中各个阶级来说，防止他们常说的各自产品在市场上存货过多，实际上就是使他们各自产品在市场上经常保持存货不足状态，这样做分明都是符合于他们各自利益的。各阶级都急于制定，为达到此目的的适当规则，而且在自己被允许制定的条件下，也同意其他一切阶级都制定规则。结果，各阶级所需要的货物，都得以比此等规则制定以前略高的价格，向市上其他阶级购买。而他们自己的货物，也能以相当高的价格出卖。卖买相衡，正如他们所说半斤八两。同一市内任何阶级都不会因此等规则而蒙受损失。但在他们与农村交易时，他们却受到很大的利益。维持各都市并使各都市富裕的，正是这种交易。

一切都市的生活资料与工业原料，全都仰给于农村。都市对这些资料与原料给付代价的主要方法有二：第一，把那些原料中一部分加过工制成成品送还农村，这样，那些物品的价格，就因劳动工资及老板或直接雇主的利润而增大了。第二，把由外国输入或由国内遥远地方输入都市的粗制品或精制品一部分，送往农村；这样，那些物品的原价，就因水陆运输的劳动者工资及雇用这些劳动者的商人的利润而增大了。都市由它的制造品取得的利益，乃是它的第一种商业的得利；它由对内及对外贸易获得的利益，乃是它的第二种商业的得利。劳动者的工资及各种雇主的利润，构成了这两种商业得利的全部。所以，不论何种规则，只要会使那些工资和利润比此等规则制定以前有所增加的，就会使都市能以较少的都市劳动量购买较多的农村劳动量。此等规则，使都市商人和技工享有比农村的地主、农场主及农业劳动者更大的利益，因而破坏了都市与农村商业上应有的自然均等。社会劳动的全部年产品，每年都是在都市和农村人民中间分配的。由于有了此等规则，都市住民，就享有此等规则未制定前所不会有的较大分额，而农村住民，却享有较少的分额。

都市对每年由农村输入的食品和原料，实际上所给付的代价，乃是它每年输往农村的制造品及其他物品的数量。输出品的卖价愈高，输入品的买价便愈低。都市产业就更为有利，而农村产业就更为不利。

我们只须通过一次非常简单而又明显的观察，无须作精密计算，就可弄明白，欧洲各地都市产业都比农村产业更为有利。在欧洲各国，我们可只看到，从小资本开始经营原来属于都市的产业，即商业和制造业，而后来发大财的，至少有一百个人，而以小资本开始经营原来属于农村的产业，即改良和耕种土地以出产天然产物，而后来发大财的，只有一个人。所以，都市产业的报酬，必然比农村产业优异。都市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也明显地化农村大。但是，资本与劳动，自然要寻找最有利的用途。它们自然要尽量汇集于都市而离开农村。

都市住民群集一地，能够容易地结合在一起。结果，都市中最不足道的工艺，在某些地方，也有组合。即在完全未有组合的地方，他们一般都有组合的精神，换言之，他们嫉妒外乡人，不愿意收学徒，不愿意把工艺上的秘密传授别人。这种组合精神，往往教导他们通过自愿结合或协约，来阻止不能靠规则来禁止的自由竞争。所居劳动者人数有限的行业，最容易形成这类结合。比如，使一千纺工和织工继续操作所需要的梳毛工，也许不过六人。这些梳毛工人，通过结合，不收学徒，不仅能够垄断这种工艺，使整个羊毛制造业成为他们的奴隶，而且使他们劳动的价格，大大超过按照这作业性质所应有的工资。

农村的住房，散居相距很远的地方，不能容易地结合起来。他们不但从来没有组合，并且一向就缺乏组合的精神。他们并不认为，必须经过当学徒，才有资格从事农村的主要职业，即农业。然而，事实上除了所谓美术及自由职业，恐怕没有一种职业象农业那样需要种种复杂的知识和经验的。用各国文字写成的关于农业的不可胜数的书籍可以证明，连最有智慧、最有学识的国民，也不认为农业是最容易理解的。而且，如果我们想从那些书籍，获得一般农民通常都掌握的关于各种复杂操作的知识，也是办不到的，尽管一些无聊作家，在说到一般农民时，有时爱用轻蔑的话。反之，就普通机械工艺说，所有操作都可在薄薄数页的小册子里附加插图，作详尽明了的说明。现在法国科学院所刊行的工艺史，对于某些工艺，实际上就是用这个方法说明的。此外，必须随天气的变更以及许多意外事故而变更的操作方法，所需要的判断与熟虑，比永远相同或几乎完全相同的操作方法所需要的多得多。

不仅一般农民的技术或农业的一般操作方法，而且农村中许多低级劳动所需要的经验与熟练，比大部分机械工艺所需要的多得多。对铜铁加工的人，使用完全同性质或几乎同性质的工具与材料工作。但用一队牛马耕锄土地的人，却使用健康状态、体力和性情在各个时间各不相同的工具工作。而他所加工的材料和所用器具的状况都是容易变的，都需要他运用很大的判断力和思辨力来处理。普通庄稼汉，虽被看做愚蠢无智的典型，却几乎都有此种判断力与思辨力。诚然，他不象都市机械工人那么惯于社会交际，而他的声调和言语，也不免使那些没有听惯的人觉得粗野而且不容易了解。但他惯于考虑各种各样事物的理解力，一般比终日通常只搞一二种极简单操作的人强得多。只要你因营业关系，或为好奇心所驱使，曾和农村下级人民与都市下级人民多接触，你就知道，前者实比后者优秀。据说，中国和印度农村劳动者的地位与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工人高。假若没有同业组合法规及组合精神从中作梗，各地方也许都和中国、印度一样。

不过，欧洲各地都市产业所以比农村产业优越，并不完全由于同业组合及组合法规的存在。其他许许多多规定，也助长了这种优势。对外国制造品，和对外国商人输入的一切货物，课以高的关税，都倾向于助长这种优势。同业组合法规，使都市居民能够抬高他们制品价格，不必忧虑由于同国人的自由竞争而降低价格。而高关税的规定，使都市居民不怕外人的竞争。由这两种法规而产生的增高价格，不论何处，都由农村的地主、农场主和劳动者负担。他们对于这种垄断权的建立，几乎未曾反抗。他们通常不想结成组合，也不适合于结成组合，而商人和制造者的叫喊和诡辩很容易说服他们，使他们相信，社会一部分而且是不重要的一部分的私利，乃是全社会的利益。

英国都市产业化农村产业优越的程度，过去似较现今为大。与前世纪或现世纪初叶比较，现今的农村劳动工资，更接近于工业劳动工资，现今的农业资本利润，亦更接近于工商业资本利润。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以前过分奖励都市产业所必产生但直到晚近才呈现的后果。都市所累积的资本量，终于达到这么大的数额，以致把这数额的资本，使用在都市所特有的产业上，就不能得到象往昔那么多的利润。都市所特有的产业，与其他一切产业，同样有一定的限度，而资本增加，由于扩大竞争，势必使资本利润减低。都市方面利润的减低，势必使资本流向农村，农村劳动有了新需求，劳动的工资必然增高。要是我可这样说的话，资本这样就散布于地面上，而且由于在农业方面使用，资本使部分地回到农村来，资本的大部分，本来是以农村为牺牲而在都市中累积的。欧洲各国农村最大的改良，都是都市本来所累积的资本流回农村的结果，关于这点，我将在下面说明，同时将论证，虽有若干国家，经这过程达到了很大的富裕程度，但这过程本身是极缓慢、极不确定、极易遭到不可胜数的意外事故的阻挠，而且，无论就那一点说，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至于这过程所由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偏见、法律及习俗，我将在本书第三篇及第四篇作出详尽明了的说明。

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诚然，想通过能实施的或不违反自由和正义的法律来阻止同业者这样的集会，那是办不到的，但法律不应该使这种集会易于举行，更不应该使这种集会非举行不可。

要同市一切同业者都把姓名住所登记在公共登记簿的规则，就使这种集会易于举行。因为这把本来也许无法结识的个别人连系起来，并使同一行业每一个人都能借此获知所有其他人的住址。

要同一行业的人捐些钱，以救济同业中的贫者、病者以及孤儿寡妇的规则，由于要他们处理一个共同利害问题，就使这样的集会非举行不可。

同业组合，不但使这种集会成为必要，而且使多数通过的决议案对全体有拘束力。就自由行业说，除非同业者全体同意，否则不可能结成有效的组合，而且这组合只在各个人意见继续一致的时间内，才能继续存在。而就同业组合说，能依多数决议制定规则，并附有适当的惩罚条款；这规则限制竞争的作用，比任何自由结合更有效更持久。

有人说，为着更好地管理行业，同业组合是必要的。这是全无根据的话。对职工的有效和真正的监督，不是他们所属的组合的监督，而是他们的顾客的监督。使职工不敢欺诈懈怠的，乃是对失业的恐惧。排外的组合，必然削弱这种监督力量。有了排外的组合，一批工人，不论好坏，都得雇用。所只在许多有组合的都市中，甚至在一些最必要的行业上，也不能找到差可人意的工人。如果你要有差可人意的作品，那就必须在郊外定做，那里的劳动者没有排外特权，只凭本领。但你得把他们制成了的物品，秘密运入都市。

这样，欧洲的政策，由于使某些职业中的竞争限于此愿加入者为少的人数，就使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的所有利害，有了非常大的不均等。

第二，欧洲的政策，增加了某些职业中的竞争，使其超过了自然的限度，因而使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用途的所有利害有了另一种即和上述不相同的不均等。

由于人们认为，给某些职业培养适当数目的人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时由公共团体，有时由热诚的私人捐助基金者，为此目的，设置了许多奖金、助学金、奖学金、苦学生津贴等等。结果，就使这些职业的人数，大大超过自然的限度。我相信，一切基督教国家，大部分牧师的教育费，都是出自这个来源。完全由自费受教育的，不多见。所以，那些自费受教育的人，所花的长久时间和巨大费用以及所下苦功，未必都能获得相应的报酬，因为教会中挤满了愿意接受比他们应得报酬低得多的报酬的人。这样，富者应得的报酬，就因贫者的竞争而被夺去了。我们把教区牧师助理或教堂牧师同一般行业的帮工比较，未免有失体统，但教区牧师助理或教堂牧师的薪水与帮工的工资，却可正当地视为有同一性质的。这三种人，都按他们和其上司所订的契约获取工作报酬。按照几次全国宗教会议所公布的规定，英格兰教区牧师助理的薪水直到十四世纪中叶还是五马克，其所含白银和现今十镑货币所含的大约相同。在同一时期，泥水师傅的工资一日四便土，泥水帮工的工资一日三便士，前者所含银量和现今一先令所合相同，后者相当于现今九便土产所以这两种劳动者，假如能经常被雇，其工资就比教区牧师助理优越得多。假若泥水师傅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就业，其所得工资便和教区牧师助理的薪捧相等。安妮女王第十二年第十二号法令宣称：“由于对教区牧师助理注给与充分的给养与奖励，所以有些地方，这些教区牧师助理的给养很不充分。兹特授权各地主教，以签字盖章，发放足够维持生活的库金或津贴，每年不得超过五十镑，也不得少于二十镑。”现今，教区牧师助理年得四十镑的，即视为非常优裕。尽管上述法令限定年薪不得少于二十磅，但是许多教区牧师助理，每年俸金少于二十磅。伦敦的制鞋帮工，却有的每年可得四十镑；同市中，任何种类的勤勉劳动者，每年所得，几乎都在二十磅以上。二十镑这数额，确不超过许多农村教区普通劳动者通常所得的数额。无论什么时候，要是法律企图规定工资，其结果总是使工资减低，而不使它增高。可是法律曾经好多次企图抬高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并为保持教会的尊严，命令教区长，要给教区牧师助理以超过他们甘愿接受的极微薄生活费的报酬。法律在这两方面的企图，都毫无效果。法律从来没把教区牧师助理的工资，提高到它要提高的程度，也没把劳动者的工资减低到它要减低的程度。法律既不能阻止前者因处境穷困，竞争者众多，而甘心接受比法定生活费少的给养，也不能阻止后者，由于雇用人为要取得利润或愉快，竞相雇用，而获得超过法定生活费的给养。

教会下级职员的景况，虽很穷困，但大圣俸的优异，和其他教会中的尊严，却能保持教会的崇高地位。而且，这种职业所受到的尊敬，正可以补偿他们金钱上报酬的低微。在英格兰及一切罗马天主教国家，教会这一彩票上所能中的彩数，比所需要的多得多。苏格兰、日内瓦以及一些其他新教教会的实例，使我们确信，就一个有那么大声誉，而受教育机会又是那么容易取得的职业说，要获得一般圣俸的希望，便诱使相当多的有学问和品行端庄的人充当圣职。

而就全无常俸的律师和医师这些职业说，如果也有那么多的人由公费教育，那末这些职业上的竞争，不久就变得非常激烈，大大削减他们金钱上的报酬。这样一来，以自费教育子弟，从事这些职业，就不值得。这些职业，将完全由公共慈善团体所培养的人士充当。他们人数众多而且贫穷，一般都满足于极微薄的报酬。结果，律师和医师这些职业，就不能象现在那样受尊重。

通常叫做文人的那班落魄的人，正处在律师和医师在上述假设下所可能有的境况。在欧洲各地，这些人大部分是为要供职教会而教育出来的，但有种种原因，使他们不能取得圣职。所以，他们的教育一般都是出于公费，而他们的人数到处又是那么多，使得他们劳动的价格，通常极其低微。

印刷术发明以前，文人靠其才能获取报酬的唯一职业，就是充当公私教师，换言之，把自己学得的奥妙而有用的知识，授与他人。这种职业，比印刷术发明以后，为书贾执笔卖文的职业，确是更有名誉，更有效用，而且一般地说，甚至是更可获利的职业。要做一个出色教师，所需要的时间与研究，所需要的天资、知识和勤勉，至少必与著名律师和医师所需要的相同。然而，出色教师的普通报酬，却比不上律师和医师所得的报酬，因为前者的职业，挤满了靠公费受教育的穷苦的人，而后者的职业，则由从自费受教育的少数人充任。不过，公私教师的通常报酬，现今虽然很少，但若那些为面包而执笔卖文的更贫苦文人，不赶出市场，而加入竞争，那末这些教师的报酬，无疑比现今还要微薄。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学者和乞丐，似乎是非常接近的同义语。当时各大学校长，似乎常给他们的学生发乞食证。

在从前还没设置这种奖学津贴，使贫困子弟为从事神学、医学及法学这三种职业而受教育的时候，卓越教师的报酬，似乎就比上面所说的大得多。苏格拉底，在所谓反诡辩学派的演说中，曾谴责当时教师言行不一致。他说：“他们对他们学生作极堂皇的诺言，说要把学生训练成为有智慧、幸福和公正的人，但对这样重大的功劳，他们只要求四迈纳或五迈纳那么微薄的报酬。”他继续说：“教人智慧，自己无疑地应当是有智慧的。但是，一个人以这样低的价格，出卖这样高的货色，定会被人訾为大愚。”在这里，苏格拉底对当时教师报酬，确没有夸张的意思；我们可相信，当时教师的报酬，正是他所说的那么多。四迈纳，等于现今十三磅六先令八便士；五迈纳，等于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土。雅典当时对最优秀教师的普通报酬，必定不少于五迈纳。苏格拉底自己向学生每人要十迈纳，即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士。据说，他在雅典讲学时，有一百个学生。我认为，一百个是他在一个时期所授的学生数，即来听他叫做一系列连续讲演的人数。象雅典这么大的都市，象苏格拉底这样出色的教师，象他所教的又是当时那么流行的修辞学，学生一百人，并不算太多。所以，对于每系列连续讲演，他必定得到有一千迈纳，即三千三百三十三镑六先令八便土。在另一个地方的普鲁塔克说，他的通常讲金，有一千迈纳。当时其他许多卓越的教师，似都曾获有大宗财产。乔治阿斯曾以纯金制成自己的金像，赠给德尔菲寺堂。我们不可认为，他自己的金像，与其身体是同样大。乔治阿斯的生活方式，和当时其他两位有名的教师，即皮阿斯及普罗特格拉斯的生活方式，在柏拉图看来，都很华丽，甚至接近于豪奢。柏拉图自己的生活，据说，也很阔绰。亚里土多德是亚力山大王子的师傅。王子及其父腓力普，对他报酬的隆厚，那是一般所公认的。但亚里土多德却以为，回到雅典再开学园，更为上算。当时传授知识的教师，也许没有此后数十年那么多。此后数十年，竞争的结果，也许使教师的劳动的价格，以及世间对他们人格的尊敬，都稍稍下降。但最杰出的所享受的报酬和尊敬，似乎总是比今日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大得多。雅典市民曾派遣学园学派大师卡尼阿边及斯多亚派大师提奥奇尼斯出使罗马，其使节的尊严，真令人羡慕。当时雅典虽失去了以前的壮观，但还是个独立有名的共和国。此外，卡尼阿迪是巴比伦人，以嫉妒外人充当公职著称的雅典人，居然在这种场合，派遣卡尼阿迪，足见他们对这位大师尊敬到了什么程度。

上述那样的不均等，从全体看来，对社会大众，也许是利多害少。公职教师的地位，虽不免因此稍稍降低，但学艺教育费的低廉，确是一种利益，大大抵消了公职教师地位的降低。如果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学校和学院组织得比现在更合理，那末大众由此受到的利益将更大。

第三，欧洲政策，妨碍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活动，使不能由一职业移转到其他职业，由一地方移转到其他地方，从而使劳动和资本不同用途的所有利害，有时候出现令人非常不愉快的不均等。

学徒法令，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地方不能由一职业转到其他职业；同业组合的排外特权，妨碍劳动的自由活动，甚至使劳动在同一职业不能由一地方转到其他地方。

我们时常看到，一种制造业的劳动者获得高工资，而另一种制造业的劳动者却不得不满足于最低的生活费。前一种制造业，处在前进状态，不断需要新的劳动者，后一种制造业，处在衰退状态，劳动者的过剩，不断增加。这两种制造业，有时是在同一都市，有时是在同一都市的邻近地方，但相互间却不能有丝毫的协助。在前一场合，有学徒法令妨害其相互协助。在后一场合，有学徒法令和排外的组合，妨害其相互协助。可是，有许多不同种类的制造业，操作很类似，设无此等不合理的法规，从中作梗，劳动者就能很容易由一职业转到另一职业。例如，织素麻的技术与织素丝的技术，几乎完全相同。织素羊毛的技术，虽略有差别，但因为这差别极其有限，麻织工或丝织工，亦只要学习数日，就能成为差可人意的毛织工。因此，假若这三种主要制造业中，任一制造业陷于衰退状态，该制造业的劳动者，可改就其他两种繁荣的制造业之一，而他们的工资，在繁荣的制造业中不会过高，在衰退的制造业中，亦不会过低。诚然，英格兰今日麻布制造业，通过特别法令而开放了，人人都有从事这业的自由，但由于该业，没在英格兰大部分地区大力推广，所以这对其他衰退制造业的劳动者，只能提供很有限的就业机会。在实施学徒法令的地方，衰退制造业的劳动者只好请教区救济，或以普通劳动者的资格从事劳动。不过，按照他们的习惯，他们更适合于做类似制造业的工人，而不大适合于做普通劳动者。所以，一般地说，他们宁愿请教区救济。

什么妨害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也同样妨害资本的自由流动。因为一种行业上所能使用的资本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行业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不过，同业组合法规妨碍资本由一地移到另一地的自由流动，在程度上小于它妨碍劳动的自由流动。不论何处，富裕商人要在自治城市中获得经商的特权，比贫穷技工在自由城市中获得劳作的特权容易得多。

我相信，同业组合法规妨碍劳动的自由移动，是欧洲各地共有的现象。而济贫法妨碍劳动的自由移动，据我所知，却是英格兰所特有的现象。自有济贫法以来，贫民除了在所属的教区内，就不易取得居住权，甚至不易找得工作的机会。同业组合法规所妨害的，只是技工和制造工人劳动的自由移动。获得居住权的困难，甚至妨害一般劳动的自由移动。英格兰的乱政，恐以此为最。我现在就其起源、发展及现状，作一些说明，也许不是无益的吧。

英国贫民，一向是靠修道院施舍，修道院破毁的结果，贫民得不到此种施舍。后来，虽几经设法救济，但均无效果。伊丽莎白女王三十四年，颁布第二号法令，规定各教区有救济其所属贫民的义务，并规定每年任命管理人，会同教区委员，通过教区税，征收足够救济贫民的金额。

按这法令，各教区都不得不赡养所辖境内的贫民。但一个人怎样才算是所辖境内的贫民呢？这就成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定时间内，有了略不相同的答案，直到查理二世第十三年及十四年的法令，才确定下来。该法令规定，不论是谁，只要继续不断在某教区住过四十天，就可取得这教区的户籍。但在这四十天期限内，治安推事二人，得依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的陈诉，把新居民遣回他最后合法居住处所的教区，除非新居民租有每年十磅地租的土地，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担保脱除原属教区户籍而治安推事认为满意的保证金。

据说，此种法令曾产生若干欺诈行为。教区职员有时贿使区内贫民潜赴其他教区，并在其他教区潜住四十天，获得户簿，以图脱去原属教区户籍。为矫正此种弊窦，詹姆士三世第一年，作以下的规定：不论何人，在新教区获得户籍所必需的连续居住四十日，一律以他以书面向当地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报告他新居地址及家族人数之日算起。

然而，教区职员对于自己教区，未必都象他们对其他教区那样公正办事。对于这样闯进教区的人，他们有时默许他们闯进，接受书面报告，而不采取任何适当处置。由于教区各居民，为自身利益，都要尽可能阻止这样闯进的人，所以，在威廉三世第三年，又有以下的规定：那四十日居住期，只从那书面报告，在教堂于星期日作礼拜后公布之日算起。

伯恩搏土说：“书面报告公布后，继续居住四十日而获得户籍的人，毕竟寥寥无几。此等法令的目的，不在于使移住人获得户籍，而在于使人不能潜入教区，因为缴交报告书，只是给这教区以迫令他迁回原教区的力量。但是，如果一个人有那样的地位，以致实际上能否迫令其迁回原教区很有疑问，那末他缴交报告书，就迫使教区在以下两种办法中选择一种：第一，容许他继续居住四十日，不抗拒地给予户籍；第二，试行权力，命其退出。”

因此，这种法令，使贫穷人几乎不可能按继续居住四十日的老办法获得新户籍。为使一个教区普通人民，不致因这法令而不能在另一个教区安家立业，又规定无须缴交或公布报告书亦能取得户籍的其他四种办法：－，缴纳教区所课的税；二，被推选为一年任期的教区职员，并供职一年；三，在教区当学徒；四，被教区雇用，为期一年，而且在这整年内连续做同一工作。

谁都不能按这四种办法中头二个办法，取得户籍，而只能通过教区全体人民的行动，取得户籍。教区人民都懂得很清楚，把一个除自身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按课税或选为教区职员等办法收容进来的结果是怎样。

已经结婚的人都不能按后二个办法取得户籍。做学徒的，很少是结过婚的，而已经结婚的佣工，又有明令规定，不得由于受雇一年而取得户籍。采用通过服务取得户籍这办法的主要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一年为雇用期的老习惯，这习惯，从前在英格兰是那么通行，直到今日法律仍把未经议定的雇佣期间解释为一年。但是，雇主未必都愿意因雇用佣工一年，便给他以户籍，而居工亦未必都愿意因被雇一年而取得新户籍，因为最后的户籍取消从前的户籍，他们可能因此失去他们出生地即父母亲和亲戚居住地的原户籍。

很明显，一个独立工人，不论他是普通劳动者或是技工，都不能通过做学徒或被雇而获得新的户籍。因此，当他带着他的技能进入新教区时，不论他如何健康，如何勤勉，除非他租有每年租金十镑的土地——这对于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人，是无法办到的——，或能向治安推事提出保证职除原属教区户籍而二个治安推事认为满意的保证金，否则教区委员或贫民管理人就可随时合其退出。诚然，保证金数目完全由治安推事自由裁决，但他们所要求的，不可能少于三十镑，法律规定，凡购买价值少于三十磅的世袭不动产的人不能取得户籍，因为这不够作为脱除原户籍的担保。靠劳动为生的人很少能提出三十镑保证金，而且实际上所要求的往往比这数额大得多。

为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那几乎完全被上述法令所剥夺的劳动自由流动，当局想出了发证书的办法。威廉三世第八年及第九年的法令规定，不论是谁，要是持有他最后合法居住的教区发给的证书，由该区委员及贫民管理人署名，二名治安推事认可，并注明任何教区都有收留他的义务，那末他所移向的教区，不得以他可能成为负担的理由，令其退出，只有在他实际上成为负担时才可令其迁移，在那场合，发给证书的教区，有负担其生活费和迁移资的义务。为使持证者所要居住的教区能有最大的安全，同一法令又规定：移居者须租有一年租金十镑的土地，或自行给教区服务满一年，才能取得户籍。这样，他就不能通过缴交报告书、被雇、做学徒或缴纳教区税而取得户籍。此外，安妮女王第十二年法令第一号第十八条规定，持有此项证书的人的佣工或学徒都不能在他所住教区内取得户籍。

这个发证书的办法在什么程度上恢复了被上述各法令所几乎完全剥夺的劳动移动自由，我们可从伯恩博士以下有见识的话看得出来。博士说：“教区当然有种种理由，责令新来者交出证书。持有证书而来居住的人，不能通过做学徒、被雇、缴交报告书或缴纳教区税而取得户籍。他们的学徒和雇工不能取得户籍。如果他们成为负担，他们所居住的教区，当然知道要把他们迁到什么教区去，而后一教区要担负他们的迁移资及迁移期间的生活费。如果他们病了，不能迁移，发证的教区须担负他们的生活费。所有这些，都非有证书不可。但所迁入的教区责令交出证书的理由，就是原教区一般不肯发给证书的理由。领证书的人民，大有被迁回的可能，而在他们迁回时，境况比从前还要坏。”伯恩博士这种论调，其用意似乎说，贫民要迁入的教区，应要求交证书，而贫民要迁出的教区，不应轻易发证书。这个极有才智的作家，在他所著《济贫法史》中又说：“就证书这办法说，存在看多少惨酷的事实。它使教区职员有权力把贫民可以说是终身幽禁起来，尽管贫民在不幸获得所谓户籍的地方继续居住是那么不合适，而他自己所要移住的地方对他是那么有利。”

虽然证书只证明领证者所属的教区，并不证明领证者的善良操行，但这证书是否发给，是否收纳，完全由教区职员自由裁决。据伯恩博士说，有一次，有人向高等法院建议，命令教区委员及贫民管理人签发证书，但高等法院认为这是个非常离奇的建议，拒绝了。

英格兰境内，相距不远的各地方的劳动价格，很不均等，这也许是起因于英格兰的居住法，那种法律使无证书的贫民不能转地劳作。诚然，康健而勤勉的独身者有时也可以由于宽容而无证书而在其他教区得到居处，但有妻室子女的人，要作此种尝试，就不免要为大多数教区所斥逐。而独身者，要是后来结婚，也将同样被斥逐。因此，在英格兰，不能象在苏格兰以及我相信在居住方面没有障碍的所有其他国家那样，一个教区劳动力的不足，都可由其他教区劳动力的过剩得到补救。在这些国家，在大都市附近或在对劳动有异常需要的地方，工资有时高些，而距此等地方愈远，工资使越接近于那国家的工资一般水平，但象英格兰邻近各地方的工资，有的肘候突然发生的莫明其妙的差异，却是别处没有的。在英格兰，贫民要超越教区的人为境界，往往比超越国家间由高山脉或海湾构成的自然境界困难得多。这些自然境界有时使这些国家的工资率判然不同。

强迫一个没有犯过轻罪的人，迁出他所愿居的教区，显然是侵害天赋自由与正义的。英格兰的普通人民，虽是那么羡慕自由，但他们也象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普通人民一样，从来不曾正确了解自由是什么，在一百多年内，一直甘受此种压迫，不图补救。有思虑的人，有时也说，居住法为群众所不满，可是，它没象搜查票那样，成为大家叫叫嚷嚷地反对的对象。搜查票无疑是一种弊害，但不会产生象居住法那么普通的压迫。我敢断言，今日四十岁的英格兰贫民几乎诠有一个在他一生中接受过这荒谬居住法惨酷的压迫的。

我将从下面的话，结束这冗长的一章。在往昔，最初只全国性的普通法律，然后从各州治安推事的特殊命令，规定工资，到现在，这两种办法都废而不用了。伯恩博士说：“四百余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把性质上不允许仔细限定的东西硬加以精密厘定的做法，该废止了。如果所有同业工人都领受同额工资，一切竞争都会停止，而技能或发明才能也将无发挥之余地。”

然而，时至今日，个别法案有时还企图规定个别行业和个别地方的工资。乔治三性第八年的法令规定，除国丧场合，伦敦及其附近五英里以内的裁缝业者，每日不得支给二先令七便士以上的工资，而其雇工也不得领受此金额以上的工资，违者科以重罚。从来立法当局在规定居主及雇工关系时，总是以雇主为顾问。所以，法规对劳动者有利的，总是正当而公平，但对雇主有利的，往往却是不正当不公平。例如，命令某些不同行业雇主须以货币而不得以货物支给工资的法律，是完全正当而公平的。雇主们并不因此而有什么实际上的困难。所要求于他们的，只是把他们一向想采用而实际上不常采用的货物支付法，改为货币支付法。这种法律当然对劳动者有利，但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却有利于雇主。当履主企图减低劳动工资而互相联合时，他们通常是缔结一种秘密的同盟或协定，相约不得支给定额以上的工资，违者惩处。如果劳动者也成立一种对抗的结合，约定不许接受定额以下的工资，违者惩处，法律就将严厉地制裁劳动者。法律果是公平，就得以对付劳动者的办法，对付雇主。但乔治三世第八年的法令却用法律实施了雇主们有时企图通过这种结合来规定的规章。劳动者常常抱怨这法律，说这法律把最有能力和最勤勉的劳动者和普通劳动者同样看待，这种抱怨似乎是完全有根据的。

此外，以前，常常通过规定食品及其他物品的价格，来规定商人的利润。据我所知，今日的面包法定价格是这种旧习惯的唯一遗迹。在有排外同业组合的地方，规定生活第一必需品的价格，也许是一种适当处置。但在没有组合的地方，竞争对调节物价的作用比法定价格的作用大得多。乔治二世第三十一年制定的规定面包价格的办法，由于法律上的缺陷，在苏格兰无法实行，这办法要靠市场职员执行，而苏格兰当时没有市场职员。直到乔治三世第三年，才矫正法律上这个缺陷。但苏格兰从前未实行法定价格，也无何等大的不便，而在现在还施行法定价格的地方，也不见有何等大的利益。但是，在苏格兰大多数都市，都有自称有排外特权的面包业组合，但没对这特权加以严密的保护。

已经说过，投在不同用途上的劳动和资本的不同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似乎不大受所属社会的贫富、进步或退步停滞状态的影响。公共福利上这样的变革，虽然会影响一般工资率和利润率，但归根到底对所有不同用途必有相同的影响。因此，不同用途上的工资率和利润率的比例，必继续相同，至少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不会因上述变革而变动。

第十一章  论地租

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自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状所支给的最高价格。在决定租约条件时，地主都设法使租地人所得的土地生产物份额，仅足补偿他用以提供种子、支付工资、购置和维持耕畜与其他农具的农业资本，并提供当地农业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一数额，显然是租地人在不亏本的条件下所愿意接受的最小份额，而地主决不会多留给他。生产物中分给租地人的那一部分，要是多于这一数额，换言之，生产物中分给租地人那一部分的价格，要是多于这一数额的价格，地主自然要设法把超过额留为己有，作为地租。因此，地租显然是租地人按照土地实际情况所能缴纳的最高额。诚然，有时由于存心宽大，更经常是由于无知，地主接受比这一数额略低的地租；同样，有时也由于无知（但比较少见），租地人缴纳比这一数额略高的地租，即甘愿承受比当地农业资本普通利润略低的利润。但这一数额，仍可视为土地的自然地租，而所谓自然地租，当然是大部分出租土地应得的地租。

也许有人认为，土地的地租，不外是地主用来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合理利润或利息。无疑地，有些时候，情况可只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不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对于未经改良的土地，地主也要求地租，而所谓改良费用的利息或利润，一般只是这原有地租的附加额。而且改良土地，未必都由地主出资本，有时是由租地人出资本。不过，在续订租约时，地主通常要求增加地租，好象改良是由他出资本搞的。

有时，地主对于完全不能由人力改良的自然物，也耍求地租。例如，克尔普是一种海草。这种海草一经燃烧，即可成为制造玻璃和肥皂以及其他用途所需要的硷盐。不列颠几个地方，尤其是苏格兰，都生产这种海草。它生于高潮能达到的岩石上，这些岩石每日被海潮淹没两次，所以，生在这些岩石上的海草，绝不是通过人力而增多的。但是，对于以生产这种海草的海岸为界的所有地，地主也要求地租，象他们对谷田要求地租一样。

设得兰群岛附近，产鱼极为丰富。鱼成为居民食粮的大部分。但是，居民要从水产物获利，就不能不住在近海地带。因此，该地地主所收的地租，就不是和农民由土地上所能获得的利益成比例，而是和他由土地和海上这两方面所能获得的利益成比例。这种地租部分是以鱼缴纳的。鱼这种商品价格中含有地租成分是很少见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实例。

这样看来，作为使用土地的代价的地租，当然是一种垄断价格。它完全不和地主改良土地所支出的费用或地主所能收取的数额成比例，而和租地人所能缴纳的数额成比例。

只有这样的土地生产物，才能经常送往市场售卖，即其普通价格，足够补还产物上市所需要垫付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这限度，其剩余部分自然归作土地地租。若不超过这限度，货物虽可运往市场售卖，但不能提供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限度，取决于需求。

土地生产物中，有些物品的需求，使得它们在市场售卖的价格，总是超过其原费；有些物品的售价，或是超过或是不超过其原费。前者，总能给地主提供地租；后者，随着不同情况，有时能提供地租，有时不能提供地租。

所以应当注意，地租成为商品价格构成部分的方式是和工资与利润不同的。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高低，却是价格高低的结果。商品的价格的有高有低是因为这一商品上市所须支付的工资与利润有高有低。但这商品能提供高地租，能提供低地租，或不能提供地租，却是因为这商品价格有高有低，换言之，因为这商品价格，是大大超过或稍稍超过足够支付工费及利润的数额，或是仅够支付工资及利润。

我把本章分为以下三节，专门讨论：第一，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第二，有时能提供有时不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第三，这两种原生产物，彼此互相比较或和制造品比较，在不同改良阶段，所自然产生的相对价值上的变动。

第一节  论总能提供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象一切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增殖，自然会和其生活资料相称。所以，对于食物，总是或多或少地有需要。食物总能购买或支配或多或少的劳动量，而愿为获得食物而从事劳作的人，总是可以找得到的。诚然，对劳动支给高工资的结果，食物能购得的劳动量虽与处理得最经济时所能维持的劳动量未必相等，但食物总能按照邻近一带劳动者的普通生活标准维持一定数量的劳动。

但是，就几乎任何位置的土地说，其所产食物，除足够维持它上市所需的劳动外，还有剩余。而这剩余，又不仅仅足够补偿雇用劳动所垫付的资本及其利润，还留有作为地主地租的余额。

挪威及苏格兰的荒凉旷野，产有一种牧草。以这牧草饲养牲畜，所得的乳汁与繁殖出来的牲畜，除了足够维持牧畜所需要的一切劳动，并支给牧畜者或畜群所有人的普通利润外，还有小额剩余，作为地主的地租。牧场地租，随着牧场条件的优良程度而增加。优良土地，不但比同面积的劣等土地，能维持更多的牲畜，而且由于牲畜集聚于较小地区，饲养上和收获上，需要较少的劳动。这样，地主就从生产物数量的增加以及维持费用的减少这两方面得到利益。

不问土地的生产物如何，其地租随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而不相同；不问其肥沃程度如何，其地租又随土地位置的不同而不相同。都市附近的土地，比僻远地带同样肥沃的土地，能提供更多的地租。耕作后者，所费劳动量，与耕作前者所资劳动量虽相同，但僻远地方产物运到市场，必需较大劳动量。因此，这僻远地方，必须维持较大数量的劳动，而农业家利润及地主地租所出自的剩余部分，势必减少。但是，前面说过，僻远地方的利润率，一般比都市附近高，所以，在这减少的剩余部分中，属于地主的部分，必定更小。

良好的道路、运河或可通航河流，由于减少运输费用，使僻远地方与都市附近地方，更接近于同一水平。所以，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僻远地方，必是乡村中范围最为广大的地方，交通便利，就促进这广大地区的开发。同时，又破坏都市附近农村的独占，因而对都市有利。连都市附近的农村，也可因此受到利益。交通的改善，一方面虽会使若干竞争的商品，运到旧市场来，但另一方面，对都市附近农村的农产物，却能开拓许多新市场。加之，独占乃是良好经营的大敌。良好经营，只靠自由和普遍的竞争，才得到普遍的确立。自由和普遍的竞争，势必驱使各个人，为了自卫而采用良好经营方法。将近五十年前，伦敦近郊一些州郡，曾向议会请愿，反对征收通行税的道路扩展到僻远州郡。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这样那些僻远州郡，由于劳动低廉，它们的牧草和谷物，将以比附近州郡低的价格在伦敦市场出卖，伦敦附近州郡的地租，将因此下降，而他们的耕作事业，将因而衰退。然而，从那时起，他们的地租，却增高了，而他们的耕作事业，也改善了。

中等肥沃程度的谷田为人类生产的食物，比最上等同面积牧场所生产的多得多。耕作谷田，虽需大得多的劳动量，但在收回种子和扣除一切劳动维持费用以后所剩余的食物量，也大得多。所以，一磅家畜肉的价值，如果一向都没被认为大于一磅面包的话，那末上述较大的剩余到处都具有较大的价值，而且是农业家利润及地主地租所以出的较大基金。在农业幼稚初期，情况似乎普遍如此。

但这两种食物即面包与家畜肉的相对价值，在不同农业发展时期，大不相同。在农业幼稚初期，国内绝大部分未曾开辟的土地，都用于收畜。家畜肉比面包多，而面包这食物成为极大竞争的对象，因而可卖得极大价格。据乌洛阿说，在阿根廷首都，四五十年前，一头牛的普通价格为四里尔，合英币二十一便士半，而且购买时，可在二三百头的牛群中随意选择。乌洛阿授说到面包价格，这大概是因为面包价格并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地方。他又说，那边一头牛的价格，几乎和捕获它所费的劳动相等。但无论在那里，栽种谷物，就得使用很大劳动量，而阿根廷位于拉普拉塔河上，拉普拉塔河当时成为欧洲至波托西银矿的直接通路，在这样一个国家，其劳动的货币价格，不可能很低廉。但当国内大部分地区成为耕地的时候，情形却完全两样了。这时，面包比家畜肉多，竞争既转变了方向，家畜肉价格就变得比面包高。

加之，耕地扩大，未开辟原野，就不够供应家畜肉的需求。许多耕地，必须用于饲养牲畜。所以牲畜价格，不但要足够维持饲养所需要的劳动，而且要足够支付土地用作耕地时地主所能收得的地租及农业家所能收得的利润。可是，荒野地上所饲养的牲畜，与改良地上所饲养的牲畜，在同一市场，比照品质和重量，以同一价格出售。荒野地所有者，就乘此良机，按照其牲畜的价格，增加土地的地租。不到一世纪以前，苏格兰高地许多地方的家畜肉价格，和燕麦面包的价格相等，甚或较为低廉。后来，英格兰和苏格兰统一，苏格兰高地的牲畜在英格兰得到了市场。现在，苏格兰高地家畜肉的普通价格比本世纪初大约高三倍，而高地许多土地的地租在这一时期内增加三四倍。今日不列颠各地，最上等家畜肉一磅约值最上等白面包二磅以上，而在丰年，有时值最上等白面包三磅乃至四磅。

所以，随着改良的进展，未改庭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已改良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的支配，而已改庭的牧场的地租与利润，又受谷田的地租与利润的支配。谷物每年收获一次，家畜肉却需四五年工夫，才有收获。因此，同是一亩土地，家畜肉的出产额，比谷物出产额少得多，家畜肉较低的产量必须以较高的价格得到补偿。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超过了这限度，那末就有更多的谷田，改为牧场；假若价格的优越程度，没达到这限度，那末已用作牧场的土地，一部分又必改为谷田。但是，必须知道，牧草和谷物在地租和利润上这样的均等，直接生产牲畜食物的土地和直接生产人类食物的土地，在地租和利润上这样的均等，只在大部分土地已经改良的国家，才会发生。就某些地方说，情形却完全两样，牧场的地租和利润，比耕地的地租和利润高得多。

在大都市附近，对牛乳及马粮的需求，以及家畜内的高价，使牧草价格增高得超过它对谷物价格的自然比例。很明显，这种地方性利益决不会扩及到僻远地区。

某些国家的特殊情况，有时使其人口变得非常稠密，以致这些国家所有土地，象大都市附近地域一样，所生产的牧草及谷物，不够满足共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此，其土地，主要用以生产那容积较大、不易由远方输来的牧草，而人民所食的谷物，则仰给于外国。现今荷兰正处在这样的状态。在古罗马繁荣时代，古意大利都把大部分土地，用来生产牧草。据西西罗说，老伽图曾说：“经营私有土地所得的利润与利益，以善于饲养为最，占第一位；差可人意的饲养，占第二位；不善的饲养，占第三位。”他把农耕的利润与利益，列为第四位。古罗马常把谷物无代价地或极低价地分配其人民，结果大大阻害部近古罗马的古意大利地域的耕作。这种谷物，来自被征服省分。这些被征服省分，有的不纳赋税，但须将产物十分之一，以每配克六便士的法定价格卖给共和国。共和国以这谷物廉价配售人民，这必然使罗马旧领土的谷物，在罗马市场上跌价，因而必然妨害其谷物耕作。

此外，在以谷物为主要产物的开阔地方，圈围草地的地租往往比附近谷田的地租高。圈围便于饲养耕畜，而圈围地这样高的地租，并不是由于草地生产物的价值，而是由于利用耕畜耕作的谷田生产物的价值。假若邻近土地全被圈围，那高地租就会跌落。现在苏格兰圈围地地租的高昂，似乎由于圈围地太少，圈围地一增加，其地租大概就会下降。圈围土地，对牧畜比对耕作更有利。它不但可节省看守牲畜的劳动，也使牲畜由于不受守护人或守护狗的惊扰，吃得更好。

但在没有这种地方性利益的地方，收地的地租和利润，自不免要受适宜于耕种谷物或共他一般榕物性食品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

同一面积的土地，仅仅使用天然牧草，所能饲养的牲畜使比较少，而使用芜青、胡萝卜、包菜等人工牧草，或使用其他已经用过的方法，所能饲养的牲畜便比较多，这样就可使进步国家中家畜肉本来高于面包的价格，稍稍降低。而且，事实上似乎如此；至少，可以相信，伦敦市场上家畜肉对面包的相对价格，现今比前世纪初叶低得多。

伯奇博士在他所著《亨利亲王传》的附录中，详记这亲王日常支付的家畜肉的价格。重六百磅的牛一头，通常只费他九镑十先令，即每百磅三十一先令八便士。亨利亲王是在1612年11月6日，他十九岁时死的。

1764年 3月，议会曾调查当时食品价格高腾的原因，在这次搜集的许多证据中，有一个弗及尼亚商人证言：他于1763年3月备办船上食物，支付每百磅牛肉二十四先令至二十五先令的价格，他认为这是普通价格，而在物价高的年度，即1764年，对于同质同量的牛肉，他却支付二十七先令。但是，1764年这样高的价格，却比亨利亲王所付的日常价格还低四先令八便士；应当指出，为远道航海而购买的适于腌藏的牛肉，一定是最好的。

亨利亲王所支付的价格，等于每磅三又五分之四便士，那是包括上等或下等肉块的平均价格。所以，推算起来，当时零售的上等肉，每磅不可能少于四便士半或五便士。

在1764年议会作调查时，作证人都说，当时上等牛肉的上好肉块的零售价格每磅为四便士到四又四分之一便士，而下等肉块的价格，每磅由七个铜元到二便士半或二又四分之三便士。他们说，一般地说，此种价格比三月间的普通市价，每磅约高半便士。但是，连这样高的价格，也比亨利亲王时代的普通零售价低廉得多。

前世纪头十二年间，温莎市场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每亨特（合九温彻斯特蒲式耳）为一镑十八先令三又六分之一便士。

然而，在1764年前十二年（包括1764年）内，同一市场上上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每亨特为二镑一先令九便士半。

因此，小麦价格在前世纪头十二年内，比它在 1764年前的十二年（包括1764年在内）内低廉得多，而家畜肉价格却高得多。

在一切大国中，大部耕地，都用来生产人类的粮食或牲畜的粮食。此等土地的地租和利润，支配其余一切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假若用以生产某种特殊生产物的土地，提供了比上越少的地租和利润，那种土地，马上就会改作谷田或牧场。若能提供更多的地租和利润，那末部分谷田或收场不久就改用来生产那特殊的生产物。

为使土地适合于那特殊生产物的生产，或最初要花比谷田或收场所要花的更大改良费用，或每年要花更大的耕作费用。较大的改良费用，一般提供较大的地租，而较大的耕作费用，一般也提供较大的利润。这样增高的地租和利润，往往只是较大费用的合理利息或报酬。

就栽植忽布花、果树及蔬菜的土地说，地主的地租和农业家的利润，一般比谷田或草地大。但是，使土地适合于这种栽植，需要有更大的费用，所以应给与地主以更大的地租。此外，这种土地，需要更细心和更巧妙的使用，所以应给农业家以更大的利润。况且，这些作物，至少是忽布和水果的收成，很不确定，所以，其价格必须提供类似保险的利润的某种东西，以补偿一切意外损失。种园者的平凡境遇，使我们确信，他们的大技能，很少得到过大的报酬。许多有钱的人为着自娱都从事种园者那种愉快作业。所以，以种园谋利，得不到很大利益，因为那些应该成为他们产物的最好顾客的都自己种植各种珍贵花木。

地主从这种改良所享得的利益，似乎都仅仅足以补偿改良所花的费用。就古代耕作说，除葡萄园外，农场中能提供最有价值产物的部分，似乎是便于浇水的菜园。但是被古代人曾为农业技术之父的德莫克里特斯，在二千年前，写了关于这方面的著述。他认为，把菜园绕以围墙，是不聪明的办法，因为菜园的利润，不能补偿其石墙的费用，而砖块（我想那种砖块是指由日光晒干的一种）一经风雨毁坏，就需要修补。科伦麦勒引用德莫克里特斯的话，不加反驳，但提倡使用由荆棘和茨作成的篱笆。他说，根据他的经验，那是既持久又不易侵入的栅栏，然而在德莫克里特斯时代，一般人民似乎还不懂得这个圈围方法。科伦麦勒这意见，首先为瓦罗推荐，以后又为帕拉迪阿斯采用。根据这些古代农事改良者的意见，菜园生产物的价值，似乎只稍稍超过特殊栽培和浇水的费用。靠近太阳的国家，那时和现在都认为，应掌握水源，把它导入园地。欧洲今日大部分地方的菜园，依旧采用科伦麦勒提倡的围篱方法。在不列颠及其他北方国家，不借助于围墙，就不能获得优庭的果实。所以，它们的优良果实的价格，必须偿付其生产上所不可少的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常常用果树圈围菜园，这样就使不能从生产物来补偿围墙建筑费和维持费的菜园，也得到圈围的好处。

种植适当而培养完善的葡萄园，乃是农场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这似乎是古代和现代一切葡萄酒产国都承认的农业上无可置疑的原理。但据科伦麦勒说，种植新葡萄园有无利益，却是古代意大利各农业家间争论纷坛的问题。科伦麦勒和一个确实爱种新奇榕物的人一样，决然赞同种植新葡萄园，并通过利润与费用的比较，力图证明，种植新葡萄园是一种最有利益的农事改良。然而，关于这种新产业计划中利润与费用的比较，通常是很不可靠的，而在农业中尤其如此。如果这种种植所得的利益，都是象科伦麦勒所想象的那么大，那末关于这问题，就不会有那种争论。直到现今，在葡萄酒产国中，这还是争论纷坛的问题。这些国家的农事作家，即高级耕作的爱好者和鼓吹者，和科伦麦勒一样，都决然赞同栽种新葡萄园。法国旧葡萄园所有者阻止种植新葡萄园的焦急心情，似可支持那些作家的意见，并表示那些有经验的人，都觉得现今在那个国家种植葡萄，比栽种其他任何植物，更有利可图。可是，同时似乎也表示，从另一方面看来，葡萄园的优越利润，如果不受限制葡萄自由培植那些法律的庇护，就不能持续下去。1731年，旧葡萄园所有者，得到以下敕合：凡未经国王特许，新葡萄园的种植，停种二年以上的葡萄园的续种，都在禁止之列。要得国王这种特许，又须先请州长查验，证明这土地不适宜于任何其他耕作。据说，当时发布这敕令的理由，是谷物、牧草的缺乏和葡萄酒的过剩。但是，葡萄酒过剩，如确系事实，那末它就会使这种种植的利润降落到牧场和谷田的利润的自然比例以下，这样无须上述敕令便有效地阻止新葡萄园的种植。关于所谓葡萄园增加，招致了谷物缺乏，我们知道，就法国说，在土地适宜于生产谷物的葡萄产州，谷物耕种得比其他各州更精细，在勃艮策和吉延是如此，在上郎格多克也是如此。一种耕作事业雇用很多劳动者，必然给另一种耕作事业的产品提供了好市场，从而鼓励另一种耕作事业。减少能购买葡萄酒的人数，无疑是最浪有效果的奖励谷物耕作事业的方策。这方策简直等于通过阻遏制造业来促进农业的政策。

因此，那些作物，需要有较大土地改良费用，使土地适合于栽种，或需要有较大的每年耕作费用，其地租和利润，纵使往往大大超过谷物或牧草的地租和利润，这超过额如果仅足抵偿高的费用，那末其地租和利润，实际上是受普通作物的地租和利润的支配。

诚然，有时也发生这样的情况，适合于栽种某特殊作物的土地过小，不够供应其有效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那生产物全部，都可售给愿出比一般略高的价格的那些人，他们所出的价格，稍稍超过这作物生产以至上市，按地租、工资和利润的自然率，或按大部分其他耕地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在这种价格中，除去改良及耕作的全部费用后，所剩余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而且只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和谷物或牧草的同样剩余部分保有正常的比例，而且可在任何程度上超过。这超过额的大部分，自然归于地主。

必须知道，葡萄酒的地租利润对谷物牧草的地租利润的普通和自然比例，只在生产好的普通葡萄酒的葡萄园才会有。这种葡萄园的土壤，或是轻松，或是含有砂砾，或是含有沙。而所产葡萄酒，除浓度与适合卫生外，又无可以称道的特色。国内普通土地，只能和这种普通葡萄园相提并论，至于有特殊品质的葡萄园，那显然非普通土地所可同日而语了。

在一切果树中，从葡萄树最易受土壤差异的影响。据说，来自一种特殊土壤的特殊美味，决不是在另一种土壤上，通过人工所能做到的。这种现实上或想象上的美味，有时仅为几个葡萄园产物所特有，有时为小区域中绝大部分葡萄园所共有，有时又为一大州中大部分葡萄园所共有。这种葡萄酒在市场上出售的全量，不够供应共有效需求，即不够供应那些愿支付，为产制和运输这种葡萄酒，按一般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或按上般葡萄园所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和利润的人的需求。因此，这全量可卖给愿支付更高价格的人，这必然会把这种葡萄酒的价格抬高到超过普通葡萄酒的价格。这两种价格相差的大小，要看这种葡萄酒的流行性与稀少性所激起的购买者竞事程度的大小而定。但无论相差多少，其差额的大部分，归于地主。虽然这种萄葡园，在栽培土，一般都比其他葡萄园更为谨慎周到，但其较高的价格，与其说是慎重栽培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慎重栽培的原团。就生产此种高价产物说，由怠慢而产生的损失非常的大，所以，即使最不小心的人，也不得不注意。因此，这高价中的一小部分，就足够支付生产上额外劳动的工资和额外资本的利润。

欧洲各国在西印度占有的蔗田，可与这高价的葡萄园相比拟。蔗田的全部产量，不够满足欧洲人的有效需求，所以，这全部产量，只能卖给愿以超过这产品生产和上市，按其他任何产品通常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的价格而购买的人。据熟悉交趾支那农事的波佛尔氏说，交趾支那最上等精制白糖价格，通常为每昆特尔三皮亚斯特，合英币十三先令六便士。那边所谓昆特尔，合巴黎的一百五十磅到二百磅，平均相当于巴黎一百七十五磅。以英衡计，每百磅约八先令。这与我们从我们殖民地输入的红糖或粗砂糖通常支付的价格比较，不及四分之一，与最上等精制白糖比较，价格也不及六分之一。交趾支那大部分农地，是用来生产大多数国民所食的米麦。那里，米麦和砂糖的价格，也许具有自然的比例，即大部分农地各种作物，自然而然地成比例，使各地主和各农业家，都得到尽可能按通常原始改良费用和每年耕作费用计算的报酬。但我国蔗田殖民地的砂糖价格，对欧美稻田或麦田的生产物价格，却没有这种的比例。据说，甘蔗栽培者，常常希望以糖酒及糖蜜两项，补偿所有的栽培费，而从全部砂糖作为纯利润。就我说，不敢冒昧确认此系事实，设其如此，正如谷物耕作者希望以糠蒿二项，补偿其耕作费用，而以全部谷粒作为纯利润。我常常看见，伦敦及其他都市的商人团体，收买我国蔗田殖民地的荒地，托代办人或代理人从事改良和耕作，期获利润；虽然距离遥远，而当地司法行政又不健全，不能保障他们的确定收入，他们亦在所不顾。而在苏格兰、爱尔兰或北美产谷区域的最肥沃土地，谁都不想用同一方法来改良和耕作，虽然这些地方司法行政完善，他们可望得到比较正常的收入。

在北美的弗及尼亚和玛利兰，由于栽种烟草更为有利，所以，人们情愿种烟草，不愿种谷物。在欧洲大部分，栽种烟草，也获得利益，但是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以烟草为主要课税对象，而国内要是栽种烟草，对各栽种地征税，比对输入烟草课关税较为繁难，于是大多数地方，竟因此以不合理的命令，禁止栽种烟草。结果，允许栽种烟草的地方，便取得了一种垄断，而弗及尼亚和玛利兰的烟草生产量最大，所以它们虽有若干竞争者，却享受这种垄断的大部分利益。可是，栽种烟草，似不象栽种甘蔗那么有利。我从来不曾听过，居住不列颠的商人，投资改良和培植烟草园。以种烟草发财，由殖民地返国的，也不象由我们蔗岛，以生产砂糖发财而返国的那么常见。从殖民地居民乐于栽种烟草、不愿栽种谷物这一事实看来，欧洲对烟草的有效需求，似未全部得到供给，但烟草的供给，也许比砂糖的供给更接近于有效需求。现在，烟草的价格，也许超过烟草产制和上市，按谷田一般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率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工资与利润，但其超过额必定小于现今糖价的超过额。因此，我国殖民地的烟草种植者，象法国旧葡萄园所有者那样，都害怕生产过剩。于是，通过议会法会，限定年龄十六岁到六十岁的黑奴一人，只得栽培烟草六千本，他们认为六千本可出烟草一千磅。他们计算，每个黑奴，除生产这数量烟草外，还能耕作玉蜀黍耕地四亩。道格拉斯搏土告诉我们（我想他的话未必可靠），他们为防止市场供给过剩，在丰年有时把每个黑奴所生产的烟草，烧去若干，象荷兰人把他们所生产的香料烧去若干一样。如果维持现今烟草价格，需要采用这种过激办法，那末，栽种烟草优于栽种谷物的好处，即使目前还多少存在，恐怕不会长久继续下去。

由此可见，生产人类粮食的耕地的地租，支配着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任何特殊产物所提供的地租，不会长久低于大部分耕地的地租，因为那土地定会立即改为他用；要是任何特殊产物所提供的地租，通常高于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那是因为适合于这产物的土地过少，不能供应其有效需求。

在欧洲，直接充作人类粮食的土地生产物是五谷。所以，除位置特殊外，欧洲谷田的地租，支配所有其他耕地的地租。英国不必羡慕法国的葡萄园，也不必羡慕意大利的橄揽园。因为葡萄与橄揽，如非占有特殊位置，其价值亦须由谷物价值规定，而在谷物生产上，英国土地的肥沃，并不比这两国土地差得多。

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一般爱吃的植物性粮食，不是谷物，而是另一种植物，并假定在这国家普通土地上，通过和谷田耕作相同或几乎相同的耕作，所能产出的这种植物量，却比最肥沃谷田所生产的多得多，那末，地主的地租，换言之，支付劳动工资并扣回农业家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后所剩余的食物量，必然大得多。不论这国家维持劳动的普通工资是怎样，这较大的剩余量，总能维持较大的劳动量，而地主因此也就能购买或支配更多的劳动量。他的地租的真实价值，换言之，他对于他人劳动所提供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权，必定大得多。

稻田所产的食物量，比麦田所产的大得多。据说，稻田每亩，普通每年收获二次，每交三十蒲式耳到六十蒲式耳。虽然耕种稻田，通常需要更多的劳动，但其生产量，除了维持劳动以外，还有更多的剩余。因此，在以米为普通爱好的食物，而耕作者主要也是靠米维持生活的产米国家，地主从这更大的剩余所得的，比产麦国地主所得的多。在卡罗林纳和英领其他殖民地，耕作者一般兼有农业家和地主身分，因此，地租与利润混淆；当地稻田虽每年只收获一次，而当地人民根据欧洲普通习惯，不以米为普通爱好的植物性食物，但都认为耕种稻田，比耕种麦田更为有利。

良好的稻田，一年四季都是沼泽地，而且有一季充满着水。它不适宜于种麦，不适宜于作牧场，不适宜于作葡萄园，实则除种稻外，不适宜于栽种任何对人类有用的植物性食物。而适于那些用途的土地，也不适宜于种稻。所以，即在产米国中，稻田的地租，不能规定其他耕地的地租，因为其他耕地不能转为稻田。

马铃薯地的产量，不亚于稻田的产量，而比麦田的产量大得多。一亩地生产马铃薯一万二千磅，并不算怎么优异的产量，一亩地生产小麦二千磅，却算是优异产量。诚然，马铃薯所含水分很大，从这两种植物所得的固体滋养料，不能与其重量成比例。但是，从马铃薯这块根食物的重量中，即使扣除一半作为水分——这是很大的扣除——，一亩地的马铃薯，仍有六千磅固体滋养料，仍三倍于一亩麦地的产额。况且，耕作一亩马铃薯的费用，比耕作一亩麦地的费用少，而就麦地在播种前通常需要的犁锄休种说，所费就超过栽种马铃薯的锄草及其他特殊费用。所以，这块根食物，如果在将来成为欧洲某地人民的普通爱好食物，正如米在一些产米国家成为人民的普通爱好食物那样，使得栽培马铃薯的土地面积在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等于现今栽种小麦及其他人类食用谷物的土地面积在全耕地中所占的比例，那末同一面积的耕地必能养活多得多的人民。而且，劳动者如果一般都靠马铃薯过活，那末在生产中，除了扣回耕作资本及维持劳动外，还有更大的剩余。这剩余的大部分，亦将属于地主。人口就会增加，而地租也会增高，大大超过现今的地租。

凡适于栽种马铃薯的土地，亦适于栽种其他一切有用植物。假如马铃薯耕地，在全部耕地中所占比例，和今日谷田所占比例相同，那末马铃薯耕地的地租，就将象今日谷田地租那样，规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

我听说，兰开夏某些地方认为，劳动人民吃燕麦面包，比吃小麦面包，肚子更饱。而在苏格兰，我也听到同样的话。我对于此种传闻，总觉有点疑问。吃燕麦面包的苏格兰普通人民，一般地说，不象吃小麦面包的同一阶级英格兰人民那么强壮，那么清秀；他们既不象英格兰人那么起劲地工作，也不象英格兰人那么健康。由于在这两地上流人中间没有这种差异，经验似乎告诉我们，苏格兰普通人民的食物，没有英格兰普通人民的食物那么适合于人类的体质。但就马铃薯说，情形却完全两样。伦敦的轿夫、脚夫和煤炭挑夫，以及那些靠卖淫为生的不幸妇女（也许是英国领土中最强壮男子和最美丽女子），据说，这些人的大部分，来自一般只马铃薯为食物的爱尔兰最下级人民。马铃薯提供最明确的证据，证明它含有营养素，而且特别适合于人类的体质。

马铃薯很难保存一年，而且不可能象谷物那样贮藏二三年。不能在腐烂以前卖出的恐惧，使人不想栽种马铃薯，而在任何大国，马铃薯不象面包那样，成为各阶级人民的主耍植物性粮食，这也许是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节  论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

地租的土地生产物

在各种土地生产物中，似乎只有人类食物是必然提供地租的；其他生产物，随着不同情况，有时提供地租，有时不提供地租。

人类最需要的东西，除了食物，就是衣服及住宅。

在原始自然状态下，土地在衣服及住宅材料方面所能供给的人数，比在食物方面所能供给的人数多得多。但在进步状态下，土地在前一方面所能供给的人数，有时却比在后一方面所能供给的人数少，至少，就人们需要衣服住宅材料和愿意支付代价这二方面说，是如此。所以，在原始自然状态下，衣服和住宅材料总是过剩，因而没有多少价值，甚或完全没有价值。在进步状态下，此等材料往往缺乏，其价值于是增大。在前一场合，大部分衣住材料，由于无用被抛弃，而使用部分的价格，可以说只等于改造这些材料使其适于人用所花的劳动与费用。因此，对于地主，自不能提供地租。在后一场合，这些材料全被使用，而且往往求过于供。于是，对于此等材料的任何部分，总有人愿意以超过其产制和上市的费用的价格来购买。所以，此等材料的价格，对地主总可提供若干地租。

原始的衣服材料，乃是较大动物的皮。所以，只那些动物的肉为主要食料的狩猎和牧畜民族，在获取食料时，就获得了他们自身穿不了的衣服。如果没有对外贸易，那末此等多余材料，便看作无价值东西而被抛弃。就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的北美狩猎民族说，情况大抵如此。现在，他们以过剩的毛皮和欧洲人交换毛毡、火器和白兰地酒，这样就使他们的毛皮具有若干价值。我相信，在现在世界的通商状态下，即使最不开化的民族，只要土地所有制业已确立，就在一定程度上有这种对外贸易，他们在国内土地生产但不能在国内加工或消费的衣服材料，在较富裕的邻国中，找到那样的销路，以致此等材料的价格，抬高到超过其运输费用。于是，此等材料的价格，就给地主提供了若干地租。当苏格兰高地牲畜的大部分，在内部丘陵地带消费的时候，兽皮成为输出的最主要商品，换回其他物品，这样就稍稍增加了高地土地的地租。以前，英格兰不能在本国加工或消费的羊毛，也在当时更富裕和更勤劳的弗兰德人的国家里找到了销路，其售价对羊毛产地也提供了若干地租。然而，在耕作状态不比当时英格兰及今日苏格兰高地更为进步，又无对外贸易的国家，衣服材料显然是那么过剩，以致有一大部分由于无用而被抛弃，那就不能给地主提供地租。

住屋材料，未必都能象衣服材料那样容易运往遥远地方，因而，也不象衣服材料那样容易成为国外贸易的对象。即使在今日商业状况下，也常常如此。在住屋材料生产过剩的国家，这些过剩材料，不能给地主提供什么价值。伦敦附近的良好石矿，提供了相当大的地租，而苏格兰和威尔土许多地方的石矿，却不提供地租。在人口稠密农耕进步的国家中，用于建筑的无果树木，价值很高，其产地提供了相当大的地租，而在北美许多地方，树木产地的所有者，却不但得不到地租，如果有人愿意采伐并运去他的大部分大树，他还会非常感谢。苏格兰高地有些地方，由于缺少公路和水运，所以能向市场运送的只有树皮，而木材则随地委弃，听其腐烂。当住屋材料是那么过剩的时候，实际上被使用的那一部分的价值，也不过等于加工时所花的劳动和费用。这一部分，对地主不提供地租。然而当邻近富裕国民，有住屋材料的需要时，又当别论。例如，伦敦街道的铺石，曾使苏格兰海岸一部分不毛岩石的所有者，从向来不提供地租的岩石收到地租。又如，挪威及波罗的海沿岸的树木，在不列颠许多地方找到了国内找不到的市场，于是这些树木给其所有者提供了若干地租。

国家的人口，不和它们衣住材料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而和它们食物所能供给的人数成比例。食物要是得到供给，那就不难找到必要的衣服及住宅。但是，有了住宅衣服，往往不易找到食物。即在不列颠许多地方，只一人一日的劳动，也能造成称为住宅的简单建筑物。把兽皮制成最简单的衣服，只需要一天多的劳动。就野蛮或未开化民族说，为获得这种衣服及住宅，所费不过占全年劳动百分之一。而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用于获取食物，往往只勉强够用。

但由于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一家的劳动，能供给二家的食物，于是半数人口的劳动便足以生产供给全社会的食物，所以共余半数，至少其中的大部分的劳动，能用来生产其他物品，即用以满足人类其他欲望和嗜好。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成套的应用物品，便是大部分这些欲望和嗜好的主要对象。富人所消费的粮食，并不比他穷苦邻人所消费的多。在质的方面，也许大不相同，选择和烹调富人的粮食，可能需要更大的劳动和技术，而在量的方面，几乎相同。但是，我们且把富人堂皇的邸宅，巨大的衣橱，和贫民的陋屋敝衣比较一下罢；这两者，不论在质的方面、量的方面，都会令人感到极大的差异。各个人食欲，都受胃的狭小容量的支配，而对于住宅、衣服、家具及应用物品的欲求，似乎却无止境。所以，对自己所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有支配权的人，一定愿意用剩余食物或其代价来交换足以满足其他欲望的东西。用满足有限欲望以后的剩余物品，来换取无限欲望的满足。另一方面，穷人为取得食物，竭力劳作，以满足富人此等嗜好；而穷人为使自己的食物供给较有把握，往往相互竞争，使其作品，益臻完善，益趋低廉。劳动者人数，随食物量增大而增加，换言之，随土地改良及耕作的进步而增加。由于他们工作的性质容许极度的分工，所以他们能够加工的原料的数量增加得比他们的人数多得多。因此，人类发明才能在建筑物、衣服、应用物品或家具上有用的或作为装饰品使用的各种原料，甚至地中的化石、矿产、贵金属和宝石，都有了需要。

这样看来，食物不仅仅是地租的原始来源，而后来求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其他生产物说，其价值中相当干地租的部分，亦来自生产食物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劳动生产力这样的增进，是土地改良和耕作的结果。但是，那些到后来才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并不一定都能提供地租。即使土地业已改良并耕作的国家，对这类土地生产物的需求，未必都达到那样的程度，以致其价格，除了支付工资，偿还资本并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还有剩余。这类生产物是否能提供地租，要看各种情况而定。

例如，煤矿能否提供地租，部分要看它的产出力，部分要看它的位置。

矿山的产出力是大还是小，要看使用一定数量劳动、从这矿山所能取出的矿物量是多于或是少于使用等量劳动从大部分其地同类矿山所能取出的数量。

有些煤矿，位置很便宜，但由于产出力过小，不能开采。其生产物，不能偿还费用。这样的煤矿，不能提供利润，也不能提供地租。

有些煤矿的产出物，仅够支付劳动工资，偿还开矿资本，并提供其普通利润。企业家由这种煤矿，能期待若干利润，地主却不能由此得到地租。所以，象这类煤矿，除了地主自己开采，投下资本，可期得到普通利润外，其余任何人，都不能经营有利。苏格兰有许多煤矿，由地主亲自经营。这些煤矿，不能由他人经营，因为没有地租，地主不许任何人采掘，而任何人采掘，也不能付给地主以地租。

苏格兰还有些煤矿，产出力很大，但由干位置不好，不能进行采掘。足够支付开矿费用的矿山产量，有时虽可使用一般劳动量或比一般少的劳动量采掘出来，但在人口稀少，而缺少公路或水运的内地，这么多的矿产，将无法卖出。

和木柴比较，煤炭是比较不适意的燃料，据说，还是比较不合卫生的燃料。在消费煤炭的地方，其费用一般要比木柴的费用少。

此外，木柴价格，几乎象牲畜价格一样，随农业状态的变动而变动，其变动的原因，和牲畜价格变动的原因，完全相同。在农业幼稚状态下，各国大部分地方都是树木。那些树木，在当时地主眼中，全是毫无价值的障碍物，如果有人愿意采伐，他定然是欢喜不过的。后来，农业进步，那些树木，部分由于耕作发达而被砍去，部分由于牲畜增加而归于毁灭。牲畜头数增加的比例，和全由人类勤劳而获得的谷物增加的比例，虽不相同，但在人类的注意和保护下，牲畜也繁殖起来。人类在丰饶的季节，预先给牲畜贮藏食料，以备在缺少季节使用，样样人类给牲畜提供的食物量，就此未开发的自然所提供的多。人类给牲畜铲除敌害，使它们能安然自由享受自然所给与的一切。许许多多畜群，随意放牧森林，森林中的老树，虽不受到损害，但幼树却受到摧残。其结果，在一二世纪后，整个森林归于毁灭。这样，木柴的不足，抬高了木柴的价格。这价格，给地主提供了很好的地租。地主有时觉得，从最好土地栽植无果树木，更为有利，而大的利润，往往足够抵消其收入的迟缓。这似乎是现今不列颠境内许多地方的情况，在这些地方，格林的利润，被认为和谷田或种牧草的利润相等。不过，地主由植林所得的利益，不论何处，至少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不能超过谷田或牧场的地租，而在耕作进步的内地，其利益往往比此种地租少得多。在土地改良得很好的海岸，作为燃料的煤炭，要是容易得到供给，那末建筑木材由耕作事业较落后的外国输入，往往比本国生产更为便宜。爱丁堡最近数年建筑的新城市，也许没有一根木材是苏格兰产的。

不论木柴的价格是怎样，如果一个地方烧煤炭的费用，和烧木柴的费用几乎相等，那末我们可相信，在那情况下，煤炭在那地方的价格就达到最高的水平。英格兰内地某些地方，特别是牛津郡，情况似乎就是如此。牛津郡普通人民的火炉中，通常都混用木柴与煤炭，可见这两种燃料的费用不可能有很大的差异。

在产煤国家，任何地方的煤炭价格，都比这最高价格低得多。否则，煤炭就担负不起由陆运或水运送往遥远地方的运输费用。这样，煤炭能够卖出的，不过是很少的分量。煤矿采掘者及所有者，为自己利益计，定会觉得，与其以最高价格卖出少量，倒不如以比最低价格略高的价格卖出多量。此外，产出力最大的煤矿，支配附近一切煤矿的煤炭价格。那些产出力最大煤矿的所有者及经营者发觉，只略低于附近煤矿的价格出售煤炭，就能增大其地租与利润。这样一来，邻近煤矿，不久也不得不以同样的价格出售煤炭，尽管它们不能以这价格出售。尽管这样的价格总要削减，有时甚至剥夺它们的地租与利润。于是一部分煤矿只好停止经营，另一部分煤矿因不能提供地租而只能由所有者自己来经营。

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样，煤炭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售卖的最低价格，乃是仅足补偿使它上市所需用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的价格。那些对地主不提供地租，因而非由地主自己来经营就得完全弃置的煤矿，其煤炭价格，一般必和这最低价格大致相同。

即在煤炭提供地租的地方，煤矿价格中的地租部分，一般比其他大多数土地原生产物价格中的地租部分小。土地地面的地租，通常等于总生产额的三分之一。这份额，大概是确定的，不受收获上意外事变的影响。然而就煤矿说，则以总生产额的五分之一为非常大的地租，而以总生产额的十分之一为普通地租。而且，这地租额极不确定，要看生产额有无意外变动而定。意外变动是那样的大，以致在三十倍年租被认为是购买田产的普通价格的国家，十倍年租却被看做是收买煤矿的高价。

对所有者说，煤矿的价值，取决于煤矿的产出力，也同样取决于煤矿的位置。而金属矿山的价值，则取决于产出力的多，取决于位置的少。由矿石分离出来的普通金属，尤其是贵金属，具有那么大的价值，以致一般地说，都负担得起长时间陆运和长距离水运的费用。其市场不局限于矿山邻近国家，而扩及全世界。例如日本的铜，成为欧洲贸易商品；西班牙的铁，成为智利及秘鲁的贸易商品；秘鲁的银，不仅在欧洲找到了销路，而且通过欧洲，也在中国找到了销路。

西莫兰及什罗普郡的煤炭价格，对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没有多大影响，而利奥诺尔的煤炭价格，对纽卡斯尔的煤炭价格，则毫无影响。这些煤矿产物，绝不会互相竞争。但距离很远的金属矿产物，却往往有发生相互竞争的可能，而事实上，也常如此。因此，世界产金属最多的地方，普通金属价格，尤其是贵金属价格，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世界各地矿山的金属价格。日本铜的价格，必对欧洲铜矿上铜的价格发生影响。秘鲁银的价格，换言之，秘鲁银在当地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货物量，不但对欧洲银矿上银的价格有影响，而且对中国银矿上银的价格，也有影响。秘鲁银矿发现以后，大部分欧洲银矿归于废弃。银价降得那么低，以致那些银矿产物，不能偿还开采费用，或者说，除偿还开采时所消费的衣食住及其他必需品外，不能提供一些利润。波托西银矿发现后，古巴及圣多明各的矿山，乃至秘鲁的旧矿山，也有这种情况。

这样看来，各矿山所产各种金属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都受世界当时产量最大的矿山产物价格的支配，所以大部分矿山所产的金属价格，除偿还其采掘费用外，没有多大剩余，因而，对地主，不能提供很高的地租。在大多数矿山所产的贱金属价格中，地租似乎只占小部分，而在贵金属价格中，地租所占部分尤小。劳动与利润，构成了贵贱金属价格的大部分。

以产量丰富著称于世的康沃尔锡矿的平均地租，据这锡矿区副监督波勒斯说，高达总产量的六分之一。他并说，有些矿山的地租超过这比率，有些不及这比率。苏格兰许多产量很丰富的铝矿的地租，也占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据佛勒齐及乌罗阿两氏称，秘鲁银矿所有者，往往只要求经营银矿的人，在他设立的磨场中磨碎矿石，并把一部分磨碎的矿石给与所有者作为磨碾的代价。的确，直到1736年，西班牙国王对这些银矿所征收的矿税，计达标准银产额五分之一；截至此时为止，这可视为大部分秘鲁银矿的真实地租，秘鲁银矿当时是世界最丰富的银矿。如果矿不征税，这五分之一当然属于地主，而当时由于负担不起这种捐税而没有采掘的许多矿山，定会开采。康沃尔公爵所征的锡税，据说为全价值的百分之五以上，即二十分之一以上；不论其税率怎样，要是不课税，这当然属于矿山所有者。假定以二十分之一，与上述六分之一相加，就可发现，康沃尔锡矿的全部平均地租对秘鲁银矿的全部平均地租的比例，是十三比十二。然而，秘鲁银矿现今连这低微的地租也不能担负，而银税也在1736年由五分之一，减到十分之一。银说虽轻微如此，但与二十分取一的锡税比较，却更能引诱人们做走私生意，而就走私说，贵重的物品必比容积大的物品容易得多。所以，有人说，西班牙国王得不到什么税收，而康沃尔公爵却得到很好税收。以此之故，地租在世界最丰富锡矿生产锡的价格中所占的部分，可能比地租在世界最丰富银矿生产银的价格中所占的部分大。在偿还开采那些矿产物所使用的资本及共普通利润后，留归矿山所有者的剩余部分，贱金属似比贵金属大。

秘鲁银矿开采者的利润，通常亦不甚大。最熟悉当地情形并最受人敬佩的上述那两位作家告诉我们说，在秘鲁着手开采新银矿的人，都被认为是注定要倾家荡产的，所以大家都避开他。看来，采矿业在秘鲁和在这里一样被看作彩票，中彩的少，不中彩的多，而几个大彩，却诱引许多冒险家做这样无结果的尝试，失去他们的财产。

可是，由于秘鲁国王的岁入大部分来自银矿，所以秘鲁法律尽量奖励新矿的发现及开采。发现新矿山者，不论是谁，一律按照他看准的矿派方向，划出一块长二百四十六呎宽一百二十三呎的矿区归他所有，并自行开采，不给地主任何报酬。鉴于自己的利益，康沃尔公爵也在那古公国内，制订了类似的规定。凡在荒野或未圈地内发现锡矿的人，都可在一定范围内，划出锡矿的境界，这叫做为矿山定界。这境界设定者，就是该矿区实际所有者。他可以不经原地主许可自行开采，或租与他人开采，不过在采掘时要给地主微薄的报酬。在以上那两种规定中，私有财产的神圣权利都由于国库岁入想象上的权利而被侵犯了。

秘鲁同样奖励新金矿的发现与开采，而国王的金税只占标准金产量的二十分之一。原来金税与银税同为五分之一，后来减到十分之一，然而就开采的情况看来，即十分之一的税率也觉太重。上述两作家佛勒齐和乌罗阿曾说，由银矿发财的已属罕见，由金矿发财的更为罕见。这二十分之一似乎是智利、秘鲁大部分金矿所支付的全部地租。金的走私比银的走私容易得多，这不但由于和容积对比，金的价值高于银的价值，而且由于金的固有状态特殊。象大多数其他金属那样，银在被发现时，一般搀有其他矿物，很少是纯质，要把银从这矿化物中分解出未，须经过极困难和极烦琐的操作，而这种操作，要在特设的厂坊进行，这样就容易受到国王官吏的监督。反之，金在被发现时，几乎都是纯质，有时发现相当大的纯金块，即使搀有几乎看不出来的砂土及其他外附物，但通过极简短的操作，也能使纯金从这些混杂物分解出来。不论何人，只要持有少量水银，就可在自己私宅中进行分解工作。所以，国王如果从报税只得到很少的收入，那末他从金税所得的收入可能要少得多，而地租在金价中所占的部分，必定比它在银价中所占的部分小得多。

贵金属能在市场出卖的最低价格，换言之，贵金属长期在市场上所能交换的最小其他货物量，要受决定一切其他货物普通最低价格的原理的支配。决定这种最低价格的，是使贵金属从矿里走上市场通常所需投下的资本，换言之，是使贵金属从矿里走上市场通常所需消费的衣食住。这最低价格必须足够偿还所费的资本并提供这资本的普通利润。

但贵金属的最高价格似乎不取决于任何他物，而只取决于贵金属本身的实际供给是不足还是丰裕。贵金属的最高价格，不由任何其他货物的最高价格决定，不象煤炭那样，其价格由木柴的价格决定，除木柴外任何东西的缺乏都不能使煤炭价格上涨。把金的稀缺性增加到一定程度，那末最小一块金可能变得比金钢钻还昂贵，并可能换得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

对贵金属的需求，一半出于其效用，一半出于其美质。除铁外，贵金属也许比任何其他金属有用。贵金属容易保持清洁，而且不易生锈，所只，食桌及厨房用具，如以金银制造，更惹人喜爱。银制的煮器比铝制、铜制或锡制的煮器清洁。金制的煮器又比银制的煮器清洁。不过，贵金属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美质，而这美质，使贵金属特别适宜于作衣物和家具的装饰。任何颜料或染料，都不能提供象镀金那么光亮的色彩。贵金属的这种美质，又因贵金属的稀少而大大增加。在大部分富人看来，富的娱悦，主要在于富的炫耀，而自己具有别人求之不得的富裕的决定性标帜时，算是最大的炫耀。在他们看来，有几分用处或有几分美的物品，由于稀少而大大增加其价值，换句话说，由于收集相当数量的这种物品，需要有很大劳动量，而这么大的劳动量的代价，只有他们才能支付，因而大大增加其价值。他们情愿用比这种物品美丽得多、有用得多、但比较普通的物品的价格更高的价格来购买这种物品。效用、美丽和稀少这些特质，乃是贵金属具有高价，即到处都能换得很大数量其他货物的根本原因。贵金属并不是由于用作货币而后具有高价值的，它在未用作货币以前，就已有了高价值，而高价值正是使它适宜于作这种用途的特质。不过，这种用途，由于引起了新需求，由于减少了能被用于其他用途的数量，后来保持或增加了其价值。

对宝石的需求，全由美质而产生。宝石除作为装饰物外，没有其他效用。其美质的价值，因为稀少，即因为采掘困难和采掘费用浩大，而大大增加。所以，在大多数场合，工资及利润，几乎占宝石高价格的全部。地祖在宝石价格中只占极小部分，往往不占任何部分，只产出力最大的矿山才提供相当大的地租。宝石商塔弗尼埃考察戈尔康达和维沙波尔两地的金钢石矿山时听说，当地矿山是为着国王的利益而开采的，而国王曾命令，除产最大和最美的金钢石的矿山外，共余所有矿山一律封闭。在所有者看来，共余所有矿山都是不值得开采的。

由于世界各地贵金属及宝石的价格，都受世界上最丰富矿山产物价格的支配，所以贵金属或宝石矿山给所有者所能提供的地租，不和其绝对产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相对产出力戍比例，换言之，和它比同种类其他矿山优越的程度成比例。如果有新矿山发现，而这些新矿山之优于波托西矿山，正象波托西矿山之优于欧洲矿山一样，那末，银价就会下降得多，甚至波托西矿山也无经营价值。在西领西印度发现以前，欧洲最丰富矿山，也许已能对其所有者提供象秘鲁最丰富矿山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那么大的地租。就银量说，当时虽较今日少得多，但当时由此所能换得的其他货物量，可能与今日相同，而所有者当时所得分额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或商品量，也可能与今日相等。生产物和地租的价值，换言之，生产物和地租给公众与矿主所提供的实际收入，今昔可能一样。

贵金属或宝石最丰富的矿山，对子世界财富，不能有多大的增加。因为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其稀少。要是这类产品多了，其价值必然下落，这时，金银餐具，及其他衣服家具的奢华装饰物，就能以较前少的劳动量或商品量买入。这就是世界能得自金银宝石之丰富的唯一利益。

就土地财产说，情况却不如此。土地的生产物及地租这两者的价值，不和其相对产出力成比例，而和其绝对产出力成比例。生产一定分量衣食住的土地，总能供给一定人数的衣食住，而且，不论他主享有的比率如何，他总能因此支配相当的劳动，和支配这劳动所给他提供的商品。最贫瘠土地的价值，并不因近邻有最肥沃土地而减少。反之，其价值却常因此而增加。肥沃土地所养活的众多的人口，给贫瘠土地的许多生产物提供了市场，而贫瘠土地的生产物，在能以自己产物维持自己的人民中，原是找不到市场的。

什么东西增加了生产食物的土地的产出力，它就不仅增加了被改良土地的价值，而且也给许多其他土地的生产物创造了新的需求，从而使这些土地的价值也增加了。由于土地的改良，许多人都有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因而对贵金属和宝石有了需求，对于衣服、住宅、家具和设备方面其他一切便利品和装饰品，也有了需求。食物不仅成为世界上财富的主要部分，而且使许多其他各种财货具有主要价值的，乃是食物的丰富。当古巴和圣多明各刚被西班牙人发现时，那边的穷苦居民，常以小金块作为头饰和服饰。他们对这些金块的评价，似乎和我们对那些比一般略美的小鹅卵石的评价相同，就是说，值得拾取，但有人要时，却不值得拒绝。他们对新客第一次请赠金块，无不立即赠与，似乎并不认为赠送了新客非常珍贵的礼物。他们看到西班牙人那么热切地想获得金块，感到惊讶。他们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国家，它的许多人民，对于他们老是缺乏的食物有那么大的剩余量，愿意以足够供养全家好几年的大量食物，来交换小量会发亮的玩意儿。如果他们能够理解此中理由，西班牙人的黄金热，就不会使他们惊异了。

第三节论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与有时提供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

这二者价值比例的变动

改良和耕作日益增大，粮食日益丰富，这必然会增加对一切能供实用及装饰用的非食物的土地生产物的需求。所以，在改良进展过程中，可预期这两种生产物的相对价值只有一种变动。就是说，和总能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相比，有时提供地租有时不提供地租的生产物的价值不断地增长。随着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衣服居住材料、地中有用化石和矿物、以至贵金属和宝石的需求题渐增加。它们所能换得的食物逐渐增多，换言之，其价格逐渐增高。因此，以上所说是大部分事物在大多数场合的情况，要是没有特殊事故使这些物品中某些物品的供给增加得大大超过其需求的话，那就是这些物品在一切场合的情况。

例如，砂石矿的价值，必然随其周围地方改良的日益增大和人口的日益增加而增高；如果这石矿是邻近一带的唯一石矿，情况尤其如此。然而银矿的价值，即使在周围千哩以内没有第二个银矿，其价值也不一定会随矿山所在国的改良而增加。砂石矿产物的市场，很少扩到周围数哩以外，而其需求，一般必和这小区域的改良与人口成比例。而银矿产物的市场，却可扩展到全世界。所以，除非全世界都改良，各地方人口都增加，否则白银的需求不会因银矿附近某大国的改进而有所增加。即使全世界都有了改进，但若在这改进的过程中，发现了丰富得多的新矿山，那末尽管白银的需求必然会增加，但由于银的供给增加得那么多，所以银的真实价格可能逐渐低落。一定分量的白银比如说一磅白银所能支配或所能购买的劳动量，或者说一镑白银所能换得的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即谷物的量，可能逐渐减少下去。

白银的大市场，是世界上有商业有文化的地方。

假若白银市场的需求，由于一般的改反而增加，同时，供给却不按同一比例而增加，那末，白银的价值就会按照谷物的价值而逐渐增高起来。即一定分量白银所能换得的谷物量将逐渐增加，或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将逐渐下降。

反之，如果由于某种意外事故，供给的增加，在好多年内，在比例上都大于需求的增加，那末这金属就会逐渐低廉。换言之，尽管有了一切改良，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却逐渐增高。

另一方面，假若这金属的供给和其需求几乎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这金属就能继续购买或交换几乎相同数量的谷物。尽管有了一切改良，谷物却继续保持着几乎相同的平均货币价格。

这三者似乎包括了在改良进程中所能发生的事情的一切可能的组合。如果我们以法国和英国发生的事实来作判断，那末在过去四世纪中，这三种不同的组合似乎都在欧洲市场上发生过，而发生的顺序和我这里所说的大约相同。

顺便谈谈前四世纪银价的变动

第一期

在1350年及前此数年间，英格兰小麦一夸特的平均价格，大约都被估计为不低于陶衡银四盎斯，陶衡银四盎斯约合现令英币二十先令。以后，似乎逐渐低落到二盎斯，约合现今英币十先令。我们觉得，这一夸特十先令的价格，是十六世纪初叶估定的小麦价格，直到1570年，还为这么多。

1305年，即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制定了所谓劳动法规。这法规在前言中大大非难佣工的横霸，说他们不应要求雇主增加工资。所以，这法规规定：一切佣工及劳动者，此后应满足于爱德华三世第二十年及前此四年通常领得的工资及配给（配给一词，当时含有衣服及食料这二者），因此他们所得的配给小麦，无论何地，只以每蒲式耳十便士计算，而且，这配给，以小麦或货币交付，又须听雇主选择。每蒲式耳十便士，是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极普通的小麦价格，因为它需要由特殊法会来迫使佣工接受，以代替通常的配给口粮，而这价格，也被认为是前此十年即法令所指的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的低廉价格。但爱德华三世第十六年，十便士含有大约陶衡银半盎斯，大约等于现令英币半克郎。所以，与当时货币六先令八便士相当、又与今日货币二十光令相当的陶衡银四盎斯，必定在当时被认为是小麦一夸特即八蒲式耳的普通价格。

关于被认为是当时谷物的普通价格，这法令所提供的证明，无疑地比历史家及其他著述家记录的某些年度的谷价好得多，因为他们所记，侧重异常高昂或异常低廉的价格，所以想依此判断当时的普通价格，实不容易。加之，我们还有别种理由可相信，十四世纪初及以前数年小麦的普通价格，不下于每夸特四盎斯，而其他各种谷物价格，也依此为准。

13O9年，坎特布里的圣奥古斯丁修道院副院长拉弗·得·波恩就任时，曾大摆筵席。关于这次筵席，威廉·桑恩记录了食单及许多食物价格。计当时消费的，第一为小麦五十三夸特，价十九镑，即每夸特六先令二便士，约合今币二十一先令二便士；第二为麦芽五十六夸特，价十七镑十先令，即每夸特六先令，约合今币十八先令；第三为麦二十夸特，价四镑，即每夸特四先令，约合今币十二先令。在这场合，麦芽和燕麦价格，似乎高于它们和小麦的通常比价。

此等价格的记载，不是因为其异常高昂，也不是因为其异常低廉，而只是对这次大规模飨宴所消费大量谷物实际价格的偶然记载。

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即 1262年，恢复了所谓“面包麦酒法定价格”这个古代法令。亨利三世在前言上说，此法令系其祖先即往时英格兰国王所制定。由此推断，此法令，至少是亨利二世订的或竟是诺尔曼征服时代订的。此法令按照当时每夸特由一先令至二十先令的小麦价格，规定面包价格。但是，可假定此种法令，谅必同样仔细考虑到超过普通价格或不及普通价格的价格，所以在这假设下，含有陶衡银六盎斯而相当于今币三十先令的当时十先令，在此法令制定之初，必被视为一夸特小麦的普通价格，而且，直到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还被认为是普通价格。因此，我们假定，那普通价格不少于法定最高面包价格的三分之一，换言之，不少于含有陶衡银四盎斯的当时货币六先令八便士，总不会大错。

因此，根据这些事实，我们有相当理由作出这个结论：即在十四世纪中叶及以前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或普通价格，大概不会在陶衡银四盎斯以下。

由大约十四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初，被认为是小麦的不高不低价格，换言之，小麦的普通或平均价格，似已逐渐减到这价格的一半，最后降到大约等于陶衡银二盎斯，约合今币十先令。一直到1570年，还被估定为这么多。

在1512年诺萨伯兰第五世伯爵亨利的家务记录中，对于小麦价格，有二种不同的计算：其一，一夸特以六先令八便士计算；其二，一夸特仅只五先令八便士计算。在1512年，六先令八便士仅含有陶衡银二盎斯，约合今币十先令。

从许多法令看来，由爱德华三世第二十五年以至伊丽莎白在位初期这二百余年的时间中，六先令八便士一直被认为是小麦的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亦即所谓不高不低的价格，然而，在这时期内，由于银币有一些变革，此名义金额中所含的银量，却在不断减少。不过，银价的增加，很足以补偿含银量的减少。所以，在立法当局看来，名义金额合银量减少这种情况不值得注意。

1436年，立法当局规定，小麦价格如低落至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那就不经特许，亦可输出。1463年又规定，小麦每夸特价格若未超过六先令八便士，那就禁止其输入。立法当局认为，当麦价十分低的时候，任其输出，亦无不便，但若麦价增高，则允许输入是精明的措施。因此，当时含有今币十三先令四便士那么多银的六先令入便士（其含银量，比爱德华三世时代同一名义金额所含的银量，已减少三分之一），就是当时所谓不高不低的小麦价格。

1554年，腓力普王及玛利女王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法令，以及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第一年的法令，同样规定，在小麦一亨特价格超过六先令八便士时，禁止其输出。当时六先令八便士所含银量，并不比现令同一名称的金额多二便士。但不久就发觉，要到价格如此低落时才不限制谷物输出，这实是等于永远禁止小麦输出。于是，在伊丽莎白第五年，即1562年，又规定小麦价格若不超过每亨特十先令，就可随时在指定的港口输出。当时十先令和现今同一名称的金额几乎含有相等的银量。所以，这六先令八便士的价格，当时被认为是所谓不高不低的小麦价格，这和上述亨利伯爵家务记录所估计的价格，大抵相符。

法国的情形，亦与此相似，该国谷物平均价格，在十五世纪末叶及十六世纪初，比过去二世纪低廉得多。杜普雷·得·圣莫尔以及论谷物政策这篇论文的文雅作家都这样说。在同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谷价也许同样下降了。

白银和谷物相对价值的增高，也许全是因为供给继续不变而需求则随改良及耕作的进步而增加；也许全是因为，需求继续不变而供给逐渐减少，当时世界上已发现的大部分银矿，都已采掘将尽，因而费用大大增加；也许部分由于前一原因，部分由于后一原因。十五世纪末叶及十六世纪初，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局，比过去数世纪安定。这安定性的增加，自然使产业发展和改良程度增高，而贵金属及其他一切装饰品和奢侈品的需求，也自然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年产物加多，那末为流通这年产物，便需要有更多的铸币。富者人数增多，就需要有更多银制器皿及其他银制装饰品。此外，认为当时以银供给欧洲市场的大部分银矿，可能采掘将尽，因而采掘起来费用更大，那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其中多数银矿是从古罗马时代起就开采的。

论述往时商品价格的作家，大部分都认为，自诺尔曼征服时代起，甚或从朱利阿·恺撒侵略时代起，直到美洲各矿山发现的时候止，银的价值都在不断减少。我想，这种见解的发生，一部分起因于他们对谷物及其他土地原生产物所作的观察，另一部分则起因于一种通俗说法，说一切国家的银量，自然而然地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其价值则自然而然地随银量的增加而跌落。

在观察谷物价格时，以下三种情况似乎常使他们走入迷途：

第一，在古时，几乎所有地租都是以实物支付，即以一定数量的谷物、家禽、牲畜等支付的。然而有时候地主却规定，关于年地租，他可随心所欲地要求佃户以实物支付，或以代替实物的一定数额货币支付。象这样以一定数额货币代替实物缴纳的价格，在苏格兰称为换算价格。因为在这场合，要实物和要代价的选择权，总操在地主手中，所以，为佃户的安全计，其换算价格，需要订得比平均市价低，而不把它订得比平均市价高。因此，许多地方的换算价格，都比平均市价的一半稍稍多些。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直到今日，对家禽还沿用这种换算办法，有些地方，对牲畜还沿用这种换算办法。要不是由于实施公定谷价制度而废除换算办法，那末，对谷物恐怕至今还会沿用这种办法。所谓公定谷价，就是根据谷价公定委员会作出的判断，每年依照各州实际市场价格，对各种类各不同品质谷物的平均价格所评定的价格。这一制度，在换算谷物地租时，都照当年的公定价格而不依据任何定价；所只，佃户都得到充分保障，而地主亦觉得方便得多。但搜集往年谷价的作家们，往往把苏格兰所谓换算价格，误认为实际市场价格。弗利伍德有个时候，曾自认犯了此种错误。可是，由于他是为着某一特殊目的而从事著述，他把这种换算价格用了十五回以后，才敢承认此种错误。那时换算价格系小麦每夸特八先令。在他所研究的第一年即1423年，这金额所含的银量与今币十六先令所含的相同，但在他所研究的最后一年即 1562年，这金额所含的银量，则与现今同一名称金额所含的银量相同。

第二，某些关于法定价格的古代法令，有时由怠惰录事潦草地抄写，有时由立法当局潦草地订定，这样就使上述作家受到迷惑。

以前关于法定价格的法令，首先总是规定，在小麦和大麦价格最低时，面包和麦酒应有的价格，接着规定，在这两种谷物超过这最低价格时，面包和麦酒应有的价格。然而，那些法令的抄写者往往以为，抄所规定的头三四个最低价格，就够了，他们想借此节省自己的劳动，我想他们认为，这已足以表明，较高的价格应按什么比例增加。

例如，在亨利三世第五十一年面包、麦酒公定价格法令中，面包的价格就是按照一夸特小麦以当时的货币一先令到二十先令的不同的价格规定的。然而在拉弗赫刻印法令汇编以前，一切法会集所根据的抄本，都没有抄到十二先令以上的价格。因此，为这不完全抄本所贻误的一些作家，就很自然地认为，每夸特六先令即大约等于今币十八先令的普通价格，乃是当时小麦的一般价格或平均价格。

又如，约在同时制定的惩罚椅和颈手枷法令规定，麦酒的价格按大麦一夸特以二先令到四先令不等的价格每上升六便士调整一次。但是，这四先令的价格，并不被认为是大麦当时常达到的最高价格，而这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来说明较高或较低价格应按这比例增减。这可以这法会最后的词句：“Et sic deinceps crescetur veldiminuetur per sex denarios．”看得出来。这词句，虽欠精确，但意义却够明了。就是说：“这样，麦酒价格，应随大麦价格每六便士的升降而增减。”立法当局在制定这法令时，似乎象抄写上述那条法令的人同样疏忽。

苏格兰古律书的古抄本，载有公定价格的法合，其中面包价格是根据小麦的所有不同价格调整的，这些价格从每波尔十便士到三先令不等，苏格兰-波尔约合英格兰半夸特。在被认为是这法令制定的时候，苏格兰三便士约合现今英币九先令。鲁迭曼氏似乎依此断定，三先令为当时小麦最高价格，十便士、一先令，至多二先令，则为其普通价格。但是，一参阅抄本，就很明白，那些价格，只是作为例子用来说明小麦和面包所应有的比价的。这法令最后说：“reliqua judicabis secundum prascripta habendorespectum ad Pretium bladi．”“其余，得按上面所提到的谷物价格加以判断”。

第三，在远古时代，小麦有时以极低价格出卖，这也使上述作家有所谈解，他们认为，当时的小麦最低价格，既比后代的小麦最低价格低得多，那末其普通价格，亦必比后代低得多。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许发现，远古时代的小麦最高价格，也比后代的小麦最高价格高得多，正如其最低价格比近代的最低价格低得多。例如在1270年，弗利伍德提到一夸特小麦的两种价格：共一为当时货币四镑十六先令，合今币十四镑八先令；其二为当时货币六镑八先令，合今币十九镑四先令。象这样过高的价格，在十五世纪末叶或十六世纪初叶，都不会见到。虽然，谷物的价格，在各个时期都易于变动，但在动乱和无秩序的社会，变动得更为剧烈。在这样的社会，商业和交通中断，以致国内甲地的富饶，不能救济乙地的贫乏。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五世纪末叶，在普兰塔日尼王室统治下紊乱的英国，一个地区，可能很富饶，而另一个相距不很远的地区，可能由于季节灾害或邻近豪族侵入，毁坏庄稼，而陷于饥馑；如果有个敌对的贵族的领地介在这两地区中间，那末前者就不能对后者有所援助。然而，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和十六世纪，在都铎王朝的强力统治下，没有一个贵族强大得敢于扰乱社会秩序。

读者在本章末尾，将会看到弗利伍德所搜集的，从1202年到 1597年（包括这二年在内）的小麦价格，他把这些价格换算为现时货币，并按照年代顺序，每十二年分作一期，计共分为七期。各期的末尾，又记有该期十二年间的平均价格。弗利伍德对于这样长时期，只能搜集到八十年的价格，以致最后一期还差四个年度。因此我从伊顿学院的记载，补入了1598年、 1599年、1600年及1601年的价格。我所增补的，只此四年。从此等数字，读者可只看到，自十三世纪初叶一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每十二年的平均价格，都在逐渐下降，到十六世纪末期，又逐渐上升。弗利伍德所搜集的价格，似乎主要是惹人注意的过高价格或过低价格，所以，我不敢断言，由他这些价格能得出很确当的结论。但是，这些价格，要是能证明什么的话，那末所证明的就是我所要阐明的了。可是，弗利伍德自己，象大多数其他作家，似乎都相信，银价在此期间，由于银产量日益丰饶而不断减低。他所搜集的谷物价格，确和此种意见不一致，而和杜不雷·圣·莫尔的见解，和我所努力说明的那种见解却完全一致。弗利伍德和圣·莫尔这两位作家，似乎都孜孜不倦地、诚诚恳恳地搜集往时的各种物价。他们两人的意见，虽是那么不相同，而他们两人所搜集的事实，至少就谷物价格说，是那么一致，这不免令人感到几分奇异。

然而，最有见识的作家所据以推断远古时代银的巨大价值的，与其说是谷物的低廉价格，倒不如说是其他许多土地原生产物的低廉价格。据说，谷物是一种制造品，在未开化时代，谷物比其他大部分商品贵得多。我想，所谓大部分商品，是指家禽、牲畜和猎物那一类非制造品。此等物品，在贫困和野蛮时代，无疑比谷物低廉得多。但这低廉，不是银价过高的结果，而是这些商品价值低的结果。这不是因为白银在那时代能购入或代表比富裕和进步时代更多的劳动量，而是因为在那时代，此等商品购入或代表少得多的劳动量。白银在西属美洲必然比欧洲低廉，即在产出国必然比输入国低廉，因为要耗去运费和保险费，由水陆长途运输。但是乌罗阿却告诉我们，不久从前，在阿根廷首都，从四百头牛中挑一头，价格仅二十一便士半。拜伦告诉我们，在智利首都，良马一匹的价格为英币十六先令。在土壤肥沃而大部分区域又全未开垦的国家，家禽、牲畜和猎物都不难由极少量劳动获得，因此它们所能购买的劳动极为有限。此等商品在那里只能从低廉的货币价格出售这一事实，并不证明那边白银的真实价值很高，只证明那边此等商品的真实价值很低。

白银及其他一切商品的真正尺度，不是任何一个商品或任何一类商品，而是劳动。这一点我们应当随时牢记。

在土地几乎荒芜或人口稀少的国家，自然生产的家禽、牲畜和各种猎物，往往比居民所须消费的多得多。在这种状态下，供给通常超过需求。所以，在不同的社会状态，在不同的改良阶段，此等商品便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量，或等于极不相同的劳动量。

无论在什么社会状态下，无论在什么改良阶段中，谷物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但各种劳动的平均产量，大体上总是和其平均消费量相适应，就是说，平均供给，大体上总是和其平均需求相适应。而且，无论在什么改良阶段，在同一土壤同一气候中，生产同一数量的谷物，平均地说，需耍花几乎相同的劳动量，或者说，需要花几乎等量的代价，因为，在耕作改良的状态下，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加，或多或少要被牲畜即主要农具价格的不断增加所抵消，我们根据这些，可以确信：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在一切改良阶段中，等量谷物，比等量其他土地原生产物，能更近似地代表或交换等量劳动。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在前面说过，在财富和改良的不同阶段中，谷物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更正确的价值尺度。因此，在上述不同阶段，我们以谷物与银相比，比用其他任何一个或一种商品与银相比，更能正确判定银的真实价值。

加之，谷物或其他为人民一般爱好的植物性食物，在各个文明国家，都是劳动者生活资料的主要部分。农业扩大的结果，各国土地所生产的植物性食物，此动物性食物多得多，而劳动者到处都从最低廉和最丰饶的适合卫生的食物为主要生活资料。除了最繁荣的国家，或劳动报酬非常昂贵的地方，在劳动者生活资料中，家畜肉不过占极小部分，家禽占更小的部分，猎物不占任何部分。在法国，甚至在劳动报酬较法国略高的苏格兰，劳动贫民，如非到了佳节或其他特殊场合，就很少尝到肉味。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家畜肉或其他土地原生产物的平均货币价格，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谷物即劳动者主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货币价格。所只，金银的真实价值，换言之，金银所能购入或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在极小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支配的家畜肉量或任何其他土地原生产物量，而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金银所能购入的谷物量。

然而，上述不仔细的观察，也许不会使那么多聪明作家陷于迷途，要不是他们同时受到以下一个俗见的影响，即由于各国的银量自然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所只银的价值目随银量的增加而减少。但是，这种见解，毫无根据。

任何一个国家贵金属数量增加的原因有二：其一，供给贵金属的矿山的产额的增加；其二，人民财富的增加，即劳动年产物的增加。前一原因，无疑地和贵金属价值的减少有关，但后一原因，却与其价值的减少无关。

随着更丰饶矿山的发现，就有更大数量的贵金属提供市场，而较大数量贵金属所要交换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在数量上如果和从前一样，那末同一数量金属所换得的商品量必定比从前少。所以，一国贵金属量的增加，要是起因于矿山产额的增加，那就必然使贵金属的价值有所减少。

反之，在一国财富增加时，换言之，在该国劳动年产物逐渐增大时，这更大量商品的流通，就需要有更大量的通货。而人民有了更大数量的商品来交换金银器皿，买得起金银器皿，自然会购买越来越多的金银器皿。他们的通货量，由于必要而增加，他们的金银器皿量，由于追求虚荣和浮华而增加，而精巧雕像、绘画及其他各种奢侈品和珍奇品，由于同一原因，也可能增加。但是，雕刻家和画家在富裕繁荣时所获报酬，不可能比贫乏不景气时低，因此金银在富裕繁荣时的价格，不可能比贫乏不景气时低。

如果更丰饶新矿的偶然发现，并不使金银价格下落，那末，由于各国的金银价格自随各国财富的增进而上升，所以，不论矿山的状态如何，金银在富国的价格，自然总比贫国的价格高。金银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目要寻找最好价格的市场，而对一切货物都付得起最好价格的国家，通常就是能对金银支付最好价格的国家。必须记住，对于一切货物所支付的代价，归根到底不外乎劳动。在劳动都得到同样良好报酬的国家，劳动的货币价格，与劳动者生活资料的货币价格成比例。然而，金银在富国所能交换的生活资料，自然比贫国多，换言之，金银在生活资料丰饶的国家所换得的生活资料，自比生活资料的供给比较恶劣的国家所能换得的多。这两个国家要是相隔很远，其差异便很大，因为金银虽自然而然地由坏市场流入好市场，但由于距离很远，很难输送巨大数量金银，使两个国家金银的价格，接近于一个水平。这两个国家要是很靠近，那末由于运输容易，上述差额便较小，有时甚至看不出来。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而中国和欧洲生活资料的价格，大相悬殊。中国的米价比欧洲各地的小麦价格低廉得多。英格兰化苏格兰富裕得多，但此两地小麦价格的差异，却少得多，只不过看得出有些差别。就数量说，苏格兰产的小麦价格，一般似乎比英格兰产的低廉得多，然就品质说，其价格却肯定比英格兰产的要高些。苏格兰几乎每年都从英格兰得到大量的供给。不论何种物品，其价格在输入国通常总是比输出国高些。因此，英格兰小麦，在苏格兰售得的价格，必然比英格兰高。可是，就品质，即就小麦所能制成的面粉或饭盒的量和质说，英格兰小麦一般不能只比苏格兰小麦高的价格在苏格兰市场上出售。

就生活资料价格说，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而就劳动货币价格说，则有更大的差异。这是因为欧洲大部分处在改良进步状态，而中国似乎处在停滞状态，所以，劳动在欧洲的真实报酬比中国高。英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比苏格兰劳动的货币价格高，因为后者虽在不断进步，但不象前者那么快，所以，其劳动的真实报酬也低得多。苏格兰人民很多移住外国，而英格兰人民却很少迁移，这足以证明，这两地的劳动需求有很大的差别。必须记住，不同国家不同真实劳动报酬的比例，不受各该国实际贫富程度的支配，而受各该国进步、退步或停滞等状态的支配。

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

谷物在大都市总是比僻远地方昂贵。但这昂贵，不是银价实际低廉的结果，而是谷物实际昂贵的结果。把银运往大都市，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化运往僻远地方少，而把谷物运往大都市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

在一些很富裕的商业国，如荷兰及热那亚地区，其谷物价格的高与大都市谷物价格的高属于同一原因。它们不能生产足够维持其居民的谷物。它们富于技术工人和制造工人的勤勉与熟练，富于简化劳动和节省劳动的各种机器，富于运输船舶，而且富于其他一切运输工具和商业手段。然而，它们缺乏谷物，它们所需要的谷物必须从遥远国家输入，所以其价格，须附加自这些国家运来的费用。把白银运往阿姆斯特丹，所需要的劳动量并不比运往但泽少，但把谷物运往阿姆斯特丹，却需要多得多的劳动量。总之，白银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必定几乎相同，谷物的真实成本，在两地却大相悬殊。现在假定荷兰或热那亚居民数目照旧，而它们的真实富裕程度减低了，从遥远国家输入谷物的能力也减低了，那末，伴随着这种衰退而来的必然是银量的减少，银量的减少或者是衰退的原因，或者是衰退的结果，但谷物的价格，不但不会随银量的减少而下降，反而会上升到饥年的价格。当我们缺少必需品时减们必定放弃一切不必要物品。不必要物品的价值，在贫穷困苦时期下降，正如它在富裕繁荣时期上升那样。必需品的情况与此不同。必需品的真实价格，即它们能支配或购买的劳动量，在贫穷困苦时期上升，在富裕繁荣时期下降。富裕繁荣时期，总是物资非常丰富的时期，否则就不能说是富裕繁荣时期。谷物是必需品，而白银只是不必要物品。

因此，在十四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中叶这段时期内，由于财富增进和改良发展而引起的贵金属数量的增大，不论其增大程度如何，它对不列颠或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发生减少贵金属价值的倾向。所以，搜集往时谷物价格的作家，要是根据对谷物或其他物品价格的观察，没有理由推断这个时期里白银的价值减低了，那末他们就更没有理由，根据想象中财富的增进和改良的发展来推断这期间白银价值的减低。

第二期

不管各学者对于第一期银价变动的意见，是那么不相同，他们对于第二期银价变动的意见，却相同。

在从1570年左右到1640年左右这大约七十年的时期里，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例，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动。这期间，银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换言之，它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比从前少；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了，从前售价是每夸特二盎斯银，约合今币十先今，这时售价是每夸特六盘斯或八盎斯银，约合今币三十先令或四十先令。

美洲丰饶矿山的发现，似乎是这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减低的唯一原因。对于此种变动，大家都作同样的说明，关于银的比价下降这一事实及其原因，从未发生争执。在这一时期，大部分欧洲在产业和改良上，都看着进展，而对银的需求，因此必然增加。但是，供给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大大低落。应当注意，美洲银矿的发现，对英格兰的物价，似未曾有显著影响，直到1570年从后，才有影响。尽管波托西银矿已发现二十多年了，但对英格兰物价还无影响。

根据伊顿学院的记录，从1595年到1620年并包括1595年和1620年在内，温莎市场上，最好小麦一夸特或九蒲式耳的平均价格为二镑一先令六又十三分之九便士，从这金额略去零数，再减去全额的九分之一，即减去四先令七又三分之一便士，那末一夸特或八蒲式耳的价格为一镑十六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从这金额同样略去零数，再由余下的金额，减除九分之一成四先令一又九分之一便士，即最好小麦与中等小麦这二者价格之差，那末中等小麦价格，约为一磅十二先令八又九分之三便士，约合报六盎斯又一盎斯的三分之一。

又据同一记录，从1621年到1636年，在同一市场上，同一衡量的最好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二镑十先令。从这金额按上述扣除，那末一夸特或八蒲式耳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一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约合银七又三分之一盎斯。

第三期

美洲矿山发现所招致的银价低落，似乎到1630年与1640年之间或在1636年左右，已告停止，而与谷价比较，银价的低落那时候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现世纪，银价多少趋于上升，这上升的趋势，或许在前世纪从前即已开始。

据上述记录，从1637年到17OO年，即前世纪最后六十四年间，温莎市场上，由九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麦，平均价格似为二镑十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这平均价格，比十六年前的平均价格，仅高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但在这六十年间，发生了两个事件，以致当时谷物的缺乏，远远超过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单单这两个事件，就够说明谷物价格这时稍稍昂贵的原因，而无须设想银价有进一步的下跌。

第一个事件是内乱。内乱阻害耕作，妨碍商业。其结果，谷物价格的腾贵大大超过了当时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内乱的这个影响，普及到不列颠一切市场，而谷物须仰给于僻远地方的伦敦市场所受影响尤巨。所以，据上述记录，温莎市场上，由九蒲式耳组成的最好小麦一夸特，价格在1648年为四镑五先令，次年为四镑。这两年谷物的价格，超过二镑十先令（1637年前十六年的平均价格），计达三镑五先令。要是把它在前以纪最后六十四年中摊分，那就很够说明当时谷价为什么稍稍腾贵。此两年度的价格，虽属最高价格，但内乱引起的高价格，无疑不只是这些。

第二件事，是1688年颁布的谷物输出奖励法令。据一般人设想，这种奖励金，由于促进耕作，经过长久的岁月，大概总会增加谷物的产量，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因此趋于便宜。奖励金究能在什么程度上，增加谷物生产，减低谷物价格，我要在后面讨论，现在所要说的，只是1688年到1700年间，并不曾发生这个效果。在这个短期中，奖励金的唯一效果是，因为奖励每年剩余量的输出，曾使前一年度的丰产，不能弥补后一年的歉收，所以反抬高了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从1693年到1699年间，英格兰普遍感到的谷物缺乏，虽主要起因于当时天时不良，因此不是英格兰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欧洲大部分所共有的现象，但我们应当知道，奖励金的颁发，确曾在英格兰增加谷物缺乏的程度。所以，1699年，有九个月时间禁止谷物输出。

在上述两件事发生的时候，还发生了第三件事，这件事虽不会引起谷物的缺乏，也不会增多通常对谷物所实际支付的银量，但谷物价格的名义金额，却必然会因此增大若干。这种事件，即银币的削剪磨毁，使银币价值大大低落。此种恶劣行为，始于查理二世时代，从后继续发展，一直到1695年。据朗迪斯所述：当时通用银币的价值，比其标准价值平均约低百分之二十五。但是，代表一切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与其说受标准银币应含银量的支配，无宁说受银币实含银量的支配。所以，这名义金额，在铸币因削剪磨毁而价值低减的场合，比较在铸币接近标准价值的场合，非较大不可。

在本世纪，银币低减至标准重量从下的程度，当从目下为最。不过，银币的磨损虽很大，其价值却因它能与金币兑换，而为金币价值所维持住了。在晚近金币改铸以前，金币虽磨损了不少，然没有银币磨损那么厉害。反之，在1695年，银币的价值，并没有得到金币维持；金币一几尼，当时通常可换削损了的银币三十先令。晚近金币改铸以前，银块价格，每盎斯很少能值五先令七便士以上，这价格只比造币厂价格高五便士。但1695年，银块普通价格，却为每盎斯六先令五便士，即超过造币厂价格十五便士。所以，就是在晚近金币改铸以前，金银两种铸币和银块比较，其低于标准价值的程度，至多不过百分之八。反之，在1695年，据说铸币却低于标准价值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在本世纪初叶，换言之，在威廉王进行大改铸之后，大部分通用银币，一定比今日银币更接近其标准重量。本世纪中，没有发生一种象内乱那样阻害耕作妨碍商业的大灾厄。采行将近数十年的谷物输出奖励制度，虽必定把谷物价格抬高，超过按照那时实际耕作情况本来会有的价格，但因为这种奖励金在本世纪已有充分时间，产出一般人们所期待的好结果，即促进农耕和增加国内市场上的谷物量。所只，就我们后面将要说明的那种学理说来，它在一方面虽产生稍稍抬高物价的效果，同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见得不会产生稍稍减低物价的效果。许多人还以为，减低的效果，比提高的效果更大。所以，根据伊顿学院的记录，在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期间，温莎市场上由九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麦，平均价格计为二镑六又三十二分之十九便士。这价格比前世纪最后六十四年期间的平均价格，约低十先令八便士，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比1636年以前十六年期间（那时候美洲丰富矿山发现的影响，可以认为已经充分发挥）的平均价格，约低九先令六便士；比1620年以前二十六年期间（那时候美洲矿山发现的影响，尚未充分发挥）的平均价格，约低一先令。据上所述，则在本性纪最初六十四年中，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由八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约为三十二先令。

由此可知，在本世纪中，和谷物价格相比，银价似乎稍稍上升，但这上升的趋势，也许于前世纪终结以前即已开始。

1687年，温莎市场上，由九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最好小麦，价格计为一镑五先令二便士。这价格，是1595年以来的最低价格。

格里戈里·金，是一位通晓此种事情的有名学者。1688年，他推算的结果，认为在一般丰年，小麦的平均生产者价格，为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即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据我所知，所谓生产者价格，有时又称为契约价格，即农民签订契约，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供给商人一定数量谷物时所定的价格。因为这契约，使农民可以省去上市议价的费用和麻烦，所以，契约价格通常比一般认为的平均市价低。金氏判定当时一般丰年的普通契约价格为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据我所知，在最近连年天时不佳谷物缺乏的时期以前，这种价格，确是一般年岁的普通契约价格。

1688年，议会通过设置奖励金，奖励谷物的输出。当时乡绅在立法机关所占席数，较现今为多。他们感到谷物的货币价格在暖渐下落。奖励金是以人为力量，使这价格抬高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位时代那种程度的权宜办法，所以，在谷价每夸特涨到四十八先令以前，要继续发给。这个价格，与金氏在同年推定的一般年岁的生产者价格相比，约高二十先令，即约高七分之五。假使金氏的计算，确有几分值得它那时候所博得的普遍赞扬的话，那末，当时除了极歉收的年度，每夸特四十八先令的价格，就只有借助于奖励金那一类人为手段，否则绝无实现可能。不过，当时威廉王政府的实力，尚未巩固，正在恳求乡绅制定年土地税。政府方面既有所求于乡绅，对于乡绅们的建议便只好采纳了。

由此可见，在前世纪结束以前，银价和谷价相比大抵已抬高若干了，到了本世纪，这上升趋势，虽由于奖励金的必然作用，不能按照当时的实际耕作情形而大大显著起来，但银价大体上仍继续上升。

在丰年时候，奖励金由于促进谷物的输出，当然会使谷价特别昂贵，超过本来会有的数目。但奖金制度最明显的目的，却也就是在最丰收的年度，仍要设法使谷价提高，以奖励耕作。

不错，在谷物大缺乏的年度，奖励金大抵停发。但是，在这种年度内，仍有许多年数的谷价，不免蒙受奖励金制度的影响。丰年谷物，既由奖励金诱起了异常的输出，所以，以甲年丰收补救乙年不足的调剂作用，就无从施展了。

总之，奖励金不论在丰年或在歉岁，都会使谷价抬高，超过按照实际耕作情况所本来会有的价格。这样说来，假使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前世纪最后六十四年期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低，那末，要是在同一耕作状态下，没有奖励金的作用，那就一定会低得多了。

但是，也许有人说，没有奖励金的促进，耕作状态或许就有所不同。奖励金制度对于一国农业究有何种影响，我要在后面专门讨论奖励金的时候说明。在这里，我只打算论谈银价和谷价相比升涨更多这一事实，并不单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这现象，在同一时期且以几乎同一比例也在法国发生。这事实，曾经三位非常忠实、勤勉而辛苦的谷价研究者社普雷·德·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和谷物政策论著者所承认。

但法国在1764年以前，曾以法律禁止谷物输出。我们很难设想，几乎相同于发生在一个禁止谷物输出国家的价格下降现象，在另一个国家却归因于奖励谷物输出。

大概，谷物平均货币价格上这种变动，与其认为是谷物真实价值下落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欧洲市场上银的真实价值渐趋腾贵的结果。前面说过，谷物在相当长时期内，和银或任何共他商品比较，是更正确的价值尺度。美洲各丰饶矿山发现后，谷物的货币价格，比从前腾贵了三倍乃至四倍。当时这种变动的原因，一般人都以为不是谷物真实价值腾贵，而是银的真实价格下落。所以，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如果比前世纪大部分年度的谷物平均价格低廉，我们应该同样说，这变动的原因，不是谷物真实价值下落，而是银的真实价值上升。

过去十年乃至十二年间高昂的谷价，曾使人猜疑，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还会继续下落。但这种高昂的谷价，分明是天时异常不顺的结果，是偶发的暂时的事故，不是恒久的事故。在最近十年乃至十二年间，欧洲大部分，都苦于天时不良。加以波兰发生扰乱，许多在谷价高昂年度须仰赖波兰供给的国家，于是益陷于谷物缺乏的苦境。象这样长期的天时不顺，虽不是很寻常的事故，但也决不是特殊希奇的事故。曾研究过去谷价的人，都不难举出同种类似的其他若干实例。此外，异常荒歉的十年，比异常丰收的十年，并不是更为稀奇的现象。从1741年到1750年的谷价低廉，与最近八年乃至十年间的谷价高昂正好是一个对照。据伊顾学院的记录，1741年到1750年间，温莎市场上，由九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的最好小麦，平均价格仅为一镑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这比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的平均价格，约低廉六先令三便士。依此推断，在这十年间，由八蒲式耳组成的一夸特的中等小麦，平均价格就仅为一磅六先令八便士了。

但是，1741年与1750年间的谷物价格，一定是由于有奖励金的缘故，才没有在国内市场上按自然的趋势下落。据海关统计，这十年间所输出的各种谷物的数量，竟达到八百零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夸特一蒲式耳。为此而支付的奖励金达一百五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二镑十七先令四便士半。1749年，首相佩兰，在下院陈述，前三年中，谷物输出奖励金一项支出了极巨大的金额。他所说，有很正当的理由。但如在次年，则更有充分理由。因为单是这一年，付出的奖励金就达到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七十六镑十六先令六便士。这种强制的输出，必曾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升涨到超过没有奖励金时所会有的价格，至于超过多少，无须说明。

在本章所附的统计表之末，读者可以看到，那十年的统计，是和其他各年的统计分开的。此外，也可看到前此十年的统计。这十年的平均数，虽同样在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的总平均数以下，但低得不多。但1740年，实是异常歉收的年度。1750年以前那二十年间，和 1770年以前那二十年，恰好是一个对照。前者虽夹有一二昂贵年度，但显然比本世纪的总平均数低得多，后者虽夹有一二低廉年度（例如1759年），但显然比总平均数高得多。假使前者低于总平均数以下的程度，不如后者超过总平均数以上的程度，其原因，自应归于奖励金制度。况且，这变动显然很急激，非缓慢渐进的银价变动所能解释。结果的急激，只能由动作急激的原因来说明。那就是天时的意外变动。

不列颠的劳动货币价格，在本世纪中，确是上升了。但这种上升，不是欧洲市场上银价减低的结果，而是不列颠普通繁荣因而对劳动的需求增加的结果。法国的繁荣程度，不及英国，目前世纪中叶以来，该国劳动的货币价格，随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日渐低落。在前世纪乃至本世纪中，法国普通劳动一日的工资，几乎始终如一地等于小麦一塞蒂埃的平均价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塞蒂埃约为四温切斯特衡蒲式耳。前面说过，不列颠劳动的实际报酬，换言之，付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量，在本世纪中，已着着增加。其货物价格的上升，似乎不是由于欧洲一般市场上银价的跌落，而是由于不列颠有特殊的好景况，使该国特殊市场上劳动的实际价格上升。

在美洲发现以后，在一段时期中，白银在欧洲市场上，依旧是以原来的价格或不大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卖。因而，这一期间的矿业列润，非常可观，大大超过自然水平。但此后不久，以银输入欧洲的人，渐渐发觉了，输入额不能全部以这高价售出。银所能交换的货物量，逐渐减少。银的价格，逐渐落至自然价格的限度。换言之，银的价格，仅够按照自然率支付其上市所须支给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了。前面说过，秘鲁大部分银矿都须付西班牙国王所课等于总产额十分之一的赋税。于是，使土地的地租，全无着落。这种赋税，最初为总产额之半，不久即减低至三分之一，接着又减至五分之一，最后为十分之一，一直继续到现在，在秘鲁大部分银矿中，这似乎就是偿却开矿家资本及支付其普通利润后所剩下的全部了。开矿家的利润，曾有一度非常高，但现今却低落到仅足使他继续开采了。这事实，是一般所承认的。

西班牙国王对于秘鲁银矿所课的矿税，在 1504年，减为等于登记的银的五分之一。该年即1545年波托西银矿发现之前四十一年。在九十年中，即在1636年以前，这些对西班牙国王纳税的美洲最丰饶矿山，有足够时间，充分发挥影响，使欧洲市场上的银价，降低到无可再低的限度。九十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使任何非独占商品的价格，都要降落到其自然价格，或者说，降落到在它继续缴纳特种赋税的场合下仍能长期间继续出售的最低价格。

欧洲市场上的银价，本有可能进一步跌落，使得税率，也许不但必须减低至十分之一，象1736年那样，而且还必须象金税一样，减低至二十分之一，甚至使得现今尚继续开采的大部分美洲矿山，有停止开采之必要。这些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银的需求亦在逐渐增加，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亦在逐渐扩大，不仅维持住了欧洲市场上的银价，而且还把银价抬高到稍稍超过前世纪中叶的水平。

自美洲发现以来，一直到现今，其银矿出产物的市场，都在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美洲发现后，欧洲大部分都有很大进步。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瑞典，丹麦，甚至俄罗斯，都在农业及制造业上着着向前发展。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它的没落，是在秘鲁被征服以前，此后，则渐有起色。西班牙及葡萄牙，据说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极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亦没有达到一般想象的程度。在十六世纪初叶，西班牙即与法国比较，也是一个极贫穷的国家。法国从那时以来已有很大改进。所以，常常巡游这两国的查现五世，曾有这样有名的评语：在法国一切物资都是丰富的，但在西班牙一切物资都是缺乏的。欧洲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额既然增大了，其流通所需的银币量自须逐渐增加；富翁的人数，既然加多了，银制器皿和银制饰物的数量，也必须逐渐增加。

第二，美洲本地，是它的银矿产物的新市场。这地方农业、工业及人口的进步，比欧洲最繁荣国家也快得多，因此对银的需求的增加也自然快得多。英领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那里，以前一向对银没有需求，规则一部分因为铸币，一部分因打制器皿，而不断增大银的需求了。大部分西班牙领和葡萄牙领殖民地，也全为新市场。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其居民纯为不知工艺不知农业的野蛮民族。可是，他们到现在，大部分都有了相当的工艺与农业了。墨西哥与秘鲁两国，虽不能全然视为新市场，但确是比过去扩大了的市场。记述这两国古代壮丽状态的奇异故事，不论如何掩饰夸张，凡读它们的发现史及征服史的人，只要具有沉着的眼光，就会看出，当时居民在农工商业上比今日乌克兰的鞑靼人更为无知。即两国中比较进步的秘鲁人，也只知道以金银作装饰品，而不知铸金银为货币。他们的商业，完全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所以，几乎没有分工这回事。耕作土地的人，同时不得不建筑自己的住宅，制造自己的家具、衣物、鞋及农具等。他们之间，虽有若干工匠，但是据说都是由君王贵族僧侣维持的，实际上恐怕就是这般人的仆役或奴隶。墨西哥和秘鲁所有的古代工艺，从来没有以任何制造品供给过欧洲市场。西班牙的军队，不过五百人，甚至往往不到二百五十人，却几乎到处觉得不易获得食物。据说这般军人足迹所至，就连人口极稠密、耕作极发达的地方，也常常发生饥荒。这种事实足以证明，记述这些国家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在许多方面没有象英国殖民地那样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技术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长，但西班牙殖民地在所有这几方面，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进步得快。其原因是土壤肥沃、气候宜人，以及土地广大低廉。这是一切新殖民地共有的优点。有了这些优点，就足以补偿其政治上的许多缺点。弗雷齐埃曾于1713年观光秘鲁，他说，利马市人口在二万五千至二万八千人之间。但1740年到1746年间，居住此地的乌洛阿却说，这市人口超过了五万。这两位著者，关于智利及秘鲁其他许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计算的差异，与此略同。他们两人报告的正确，是无可置疑的。其计算的差异，正可表示当地人口的增加，并不逊于英领殖民地。总之，这一切，都表明美洲即是该地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那里对于白银的需求的增加，必定比欧洲最繁荣国家还快得多。

第三，东印度为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这些矿山开采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日有增加。从这时起，依赖亚卡普科船舶而进行的美洲和东印度间的直接贸易，继续增大，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交易，增加得尤其多。十六世纪中，与东印度进行正规贸易的欧洲民族，只有葡萄牙人。但同世纪末，荷兰人起来竞争。不及数年，就把葡萄牙人赶走，使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前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东印度贸易的最大部分，由这两国分占。葡萄牙人贸易日见衰退，而荷兰人的贸易，却以比这衰退更快的速度不断增长。英国人和法国人在前世纪即与印度进行交易，到这一世纪，他们间的贸易大大扩大了。瑞典人及丹麦人的东印度贸易，开始于本世纪。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商队，取道西伯利亚及鞑靼，径赴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交易。总之，除法国东方贸易因最近的战争而被毁灭了以外，其余各国对东方的贸易，几乎无不在继续扩大。欧洲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日益增多。其消费额之大，似乎曾使印度各种业务逐渐增大。例如，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用茶，极其有限，不过把它用作药品。然而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本国国民当作饮料而输入的，每年计达一百五十万磅。但这还不够满足需耍，又由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不断秘密输入。而且，在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代，又常由法国海岸秘密输入。此外，对于中国的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无数货物，欧洲的消费额也只几乎同样的比例增加。所以，就用在东印度贸易上的船舶说，前世纪任何时候全欧洲所用的船舶，比最近航运锐减，以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所用的船舶，以吨数计，怕多不了许多。

但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钱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迄今仍是如此。此种差别，是因前者多为产米国，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获两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获的产量，又比小麦普通的收获多。所以，产米国与产麦国比较，即使面积相同，产米国的粮食，亦必较更为丰富。这些国家的人口，因此多得多。此外，这些国家的富人，持有自身泪费不了的大量剩余，可以出卖，于是掌握着可购买多得多的他人劳动量的手段。因此，征之任何记载，中国和印度斯坦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所以，供给印度市场的银矿，和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相比，即使同样丰饶，其产物在印度所能换得的粮食，亦必较多。可是，以贵金属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似乎远较以贵金属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贫瘠，而以宝石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却远较以宝石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丰饶，所以，贵金属在印度，自然比在欧洲能换得更多的宝石，并能换得多得多的粮食。象金刚石那样非必要物品，其货币价格，在印度比在欧洲要低些，而象粮食这样最重要必需品的货币价格，在印度要比在欧洲低得多。但前面说过，在中国和印度斯坦这两个印度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这些劳动者的工资，因此只能购到较少量的食物，食物在印度既比欧洲低廉，所以，与欧洲比较，印度劳动的货币价格，就加倍低廉，因为一方面它只能购到少量的粮食，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又便宜。在技术相同勤劳相同的场合，各国制造品，必有大部分的货币价格，与其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中国和印度斯坦制造业上的技术和勤劳，虽不及欧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远。它们劳动的货币价格，既如此低廉，其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自然要比欧洲任何地方低。加之，欧洲大部分地方输送货物，多由陆运。先把原料由产地运往制造所，再由制造所运往市场，其间所消费的劳动既多，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及名义价格，就因而增大。反之，在中国和印度斯坦，则因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由水运。所需运费，既较欧洲为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就更加降低。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从前极有利，现今仍极有利。在印度能够获得好价的物品，没有什么能与贵金属相比拟，就是说，在欧洲产制花费一定数量的劳动和商品的商品，没有一个在印度能比贵金属换得更多数量的劳动和商品。贵金属中，以金运往印度，又不如以银运往印度为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十对一，至多亦不过十二对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或十五对一。在前者方面，虽能以银十盎斯至多十二盎斯购得金一盎斯，在后者方面，则需银十四盎斯乃至十五盎斯。团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新大陆的银，实际就是依着这种种关系，而成为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处相隔遥远的地区联络起来的，大体上也以银的卖买为媒介。

为供给如此广大的市场，每年由各矿山掘取的银量，不但要足够供应一切繁荣国家不断增加的铸币需求和器皿需求，还必须足够弥补一切用银国家银币银器皿的不断毁损和消磨。

贵金属用作铸币的不断消耗，用作器皿由于磨损与洗擦的不断消耗，只及用作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的各种商品的不断消耗，是极其可观的。单就这些消耗来说，每年就必须有极大数量的供给。某些制造业中所消费的这些金属，从全体来看，或许不比这逐渐的消费来得多，但由于消费快得多，所以特别感到显著。据说，单单伯明翰某些制造品，为镀金包金而使用的金银量，每年计达英币五万镑，这五万镑金银，一经移作此种用途，就绝对无恢复原状之可能。从这事实，我们更可以想到，世界各地，在与伯明翰这些制造品相类似的制造品上，或在镶边、彩饰、金银器、书边镀金及家具等物上，每年所消费的金银，不知多少。而且金银每年由一地运往他地，在海陆途中失去的分量，也一定不在少数。加之，掘地埋藏宝物，为亚洲各国几乎普遍的习俗。埋藏的场所，在埋藏者死亡以后，往往无人知道。这种习俗；必然增加金银的损失量。

根据极可靠的记录，由卡迪兹及里斯本输入的金银量（包括明输密输），每年约值六百万镑。

据麦格斯氏说，1748年到1753年这六年期间，西班牙每年输入的平均量，和1747年到1753年这七年期间，葡萄牙每年输入的平均量，合计银一百一十万零一千一百零七磅，金四万九千九百四十磅。银每金衡磅值六十二先令，计值三百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一镑十先令。金每金衡磅值四十四几尼半，计值二百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六镑十四先令。两者共值五百七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八镑四先令。麦根斯认为这些登记的进口数字是正确的。关于输出金银的各地点以及从每一地点输入金银量，他都根据登记簿，详为揭示。关于他认为可能秘密输入的金银量，他也作了估计。这位慎重商人的丰富经验，使他的意见，显得十分有力。

《欧洲人在东西印度创业的哲学史及政治史》一书作者，以能辩而见闻广博著名于世。据他说，自1754年到1764年输入西班牙的金银量，平均以十里尔银币为一皮亚斯特计算，计达一千三百九十八万四千一百八十五又五分之三皮亚斯特。但这只就登记过的输入量而言，若把秘密输入量加入，每年总输入恐不下一千七百万皮亚斯特。一皮亚斯特如按四先令六便士换算，全额即等于英币三百八十二万五千镑。这位作者，曾详细列举金银输出各地点，并参考登记录，详细记载各该地输出的金银量。据他报告，每年由巴西输入里斯本的金量，若就葡萄牙国王所征税额判断（税率似为标准金属的五分之一），共价值当为葡币一千八百万克鲁查多，即法币四千五百万利佛，约合英币二百万镑。关于秘密输入部分，他说，如果作为公开输入部分的八分之一计算，准没有错，这样又可加上二十五万镑，合计共二百二十五万镑。依据这种计算，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每年输入的贵金属，总额就达到六百零七万五千镑。

此外，我曾查阅若干其他确实可靠的记述，尽管只是抄本，对于这每年平均总输入量所估计的数字，都在六百万镑左右，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

每年输入卡迪兹及里斯本的贵金属量，不等于美洲各矿山至年产量的全部。全年产额中有一部分往往由亚卡普科船舶运往马尼拉；有一部分在西班牙殖民地和其他欧洲各国殖民地间进行秘密卖买；还有一部分无疑是留在出产地。此外，美洲矿山，并非没界唯一的金银矿山。但是，它们是世界最丰饶的矿山。人们公认，今日已发现的其他各矿山产出额和美洲矿山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也公认，美洲产出额的大部分，每年都向卡迪兹和里斯本两地输入。但是，单是伯明翰一年消费的五万镑，已相当于这每年六百万镑输入的一百二十分之一。从这看来，计界各地每年消费的金银总额，也许与其产出的总额相等。即有剩余，亦不过足供给一切繁荣国家的继续增加的需求。有时，甚或不够满足此需求，这样就使欧洲市场上的金银价格提高若干。

每年由矿山提供市场的铜铁量，绝非金银所可比较。但我们决不能因此就想象，这些贱金属供给的增大，有超过共需求的倾向，或者说，有使其价格逐渐趋于低廉的倾向。那末，我们为什么想象贵金属有这倾向呢，不错，贱金属比较坚固，但用于比较容易磨损的用途，而且因其价值较轻，人们对其保存也不象对贵金属那么留心。但是，贵金属并不一定比贱金属更能久存。贵金属亦常在各方面损失、消磨和耗费。

一切金属价格，虽都有缓慢的逐渐的变动，但与其他土地原生产物比较，则逐年的变动，确是比较小。而贵金属价格与贱金属价格比较，则突然变动的可能性还要小。原来，金属价格不易变动的原因，就在于它的耐久性。去年上市的谷物，在今年年终将全部或几乎全部消费干净，但二三百年前由矿山采取的铁，可能一部分现在还在使用，二三千年前由矿山采取的金，也可能有一部分现在还在使用。各年度被消费的谷物量，与各年生产的谷物量，常常保持相当的比例。但甲年度与乙年度所使用的铁量间的比例，几乎不大会受这两年度铁矿产出额偶然差异的影响。所使用的金量间的比例，更不会受金矿出产额变动的影响。所以，大部分金属矿山逐年的生产额，虽比大部分谷田逐年的生产额，也许有更大的变动，但生产额的变动，对这两种不同生产物价格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金银价值比例的变动

美洲矿山发现以前，欧洲各造币厂规定纯金对纯银的价值比例，为一比十只至一比十二。即一盎斯纯金被认为值十盎斯乃至十二盎斯的纯银。到前世纪中叶，其比例改变为一比十四乃至一比十五，即一盎斯纯金被认为值十四盎斯乃至十五盎斯的纯银。这样，金的名义价值增大了，换言之，金所能交换的银量加多了。金银两金属的真实价值，换言之，它们所能购得的劳动量，虽一同下落，但银比金落得更低。美洲金矿银矿的丰饶程度，比以前任何已发现矿山都大，但银矿的丰饶程度，比金矿似乎更大。

每年由欧洲运往印度的银量很大，使得英国一部分殖民地的银价和金对比渐趋低落。加尔各答的造币厂，与欧洲一样，认为一盎斯纯金值十五盎斯纯银。可是，这评价和金在孟加拉市场上的价值相比，似觉太高。中国金银之比，依然为一对十，或一对十二，日本据说是一对八。

据麦根斯氏的计算，每年输入欧洲的金银数量之间的比例，将近一对二十二，即金输入一盎斯，银输入二十二盎斯。可是，银输入欧洲后，又有一部分转运东印度，结果，留在欧洲的金银数量之间的比例，他以为，约与其价值比例相同，即一对十四或十五。他似乎以为，这两金属价值间的比例，必然与其数量间的比例一致。所以，在他想来，如果波有这么多银输出，则它们价值的比例，当为一对二十二。

但两种商品的普通价值比例，与其在市场上普通存量的比例，不必一致。一头值十几尼的牛的价格，约为一头值三先令六便士的羊的价格六十倍。如果我们依此推想，通常市场上有牛一头，即有羊六十头，那是可笑的。只根据一般以金一盎斯可购银十四乃至十五盎斯的事实，就推论通常市场上有金一盎斯，即有银十四至十五盎斯，也是同样荒唐可笑的。

通常市场上银的数量对金的数量的比例，比一定数量金的价值对同一数量银的价值的比例，大抵大得多。市上廉价商品与市上高价商品相比较，往往不但前者的总量更大，而且前者的总价值也更大。每年上市的面包，不仅总量比家畜肉大，价值也比家畜肉大。家畜肉的总量和总价值，大于家禽的总量和总价值；家禽的总量和总价值，大于野禽的总量和总价值。廉价商品的顾客，通常化高价商品的顾客多得多，廉价商品因此能在市上售去更大的数量，售去更大的价值。所以，廉价商品总量对高价商品总量的比例，通常必大于一定数量高价商品价值对同量廉价商品价值的比例。就贵金属说，银为廉价商品，金为高价商品。因此，通常市场上，银不仅在总量上比金大，而且在总价值上也比金大，这是我们可以预断的。凡持有少量金银器物的人，只要把自己的银器和金器比较一下，就会发觉，银器在数量上，在价值上，都大于金器，而且，还有许多人，持有不少的银器，却毫无金器。即使有之，亦不过限于表壳，鼻烟盒，只及诸如此类的小玩意儿，其总额的价值，极为有限。不错，就英国铸币说，所有金币的价值，大于所有银币的价值，但在其他各国，情况并非如此。有些国家的铸币，其所有银币的价值，差不多与所有金币的价值相等。据造币厂统计，苏格兰在未与英格兰合并以前，金币虽略多于银币，但相差不多。其他许多国家的铸币，则占多数的不是金币而是银币。法国一切巨额的支付，通常都用银币。至于金币，则只限于随身携带的小额，此外即不容易得到。但是，一切国家的银器价值，总必大于其金器价值，而只有少数国家，金币占铸币的大部分，所以，从前一种优势来抵偿后一种比势，实绰有余裕。

在一种意义上，银在过去，总比金低廉得多，而在将来，恐也不免如此。但在另一种意义上，照今日西班牙市场上的情况，也许可说金较廉于银。一种商品，不但可按照其平常价格的绝对大小，而说它是昂贵的或低廉的，同时，并可按照其价格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过其长时期供应市场所可能的最低价格，说它是昂贵的或低廉的。这所谓最低价格，是指只足够补偿这商品上市所必需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的价格，也就是对地主不能提供任何报酬而全部由工资及利润二者构成的价格。现在在西班牙市场上，金确实比银更接近于这最低价格。西班牙所课的金税，不过合标准金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五，而银税则为十分之一或百分之十。前面说过，美洲西班牙属地的大部分金银矿山，其地租全都作为赋税供给国王。国王的收入，在金的方面还不及银的方面。经营金矿发财的，也比经营银矿发财的少。可见金矿的利润，一定低于银矿的利润。这样，西班牙市场上金的价格，既只提供较少的地租和利润，所以与银比较，就一定多少更接近于这最低价格了。把一切费用都列入计算，在西班牙市场上，全部黄金，似乎不能象全部白银那样有利出售。但是，葡萄牙在巴西所收的金税，与西班牙往昔在墨西哥和秘鲁所收的银税，同为标准金属的五分之一。这样，美洲的全部黄金是否比美洲的全部白银，以更接近这可能的最低价格的价格供应欧洲一般市场，就很难说了。

金刚钻及其他宝石的价格，恐怕比金的价格，更接近这可能的最低价格。

银税不仅和奢侈品税一样，是最适当的税目，而且，在当时，又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泉源。所以，这种课税，在有征收可能的时候，是难于放弃的。但完税的不可能，已在1736年使银税由五分之一减至十分之一，也许有一天，同一的不可能将使其不得不再减，正象金税不得不减到二十分之一那样。美洲西班牙属地的银矿，也象其他各矿山一样，由于采掘较从前深入，由于排出这些深处的积水以及供给这些深处以新鲜空气等费用较大，开采费用逐渐增大。这种情形，曾经调查过这些矿山状况的人，都是承认的。

这些等于增大银的稀少性（因为一种商品的获得，如果困难加甚了，费用增加了，就可说它是益形稀少）的原因，一定会引起以下三种现象之一。这种费用的增加，第一，一定会由于银价的按正比例增加而取得补偿；或是第二，一定会由于银税按正比例减少而取得补偿；或是第三，一定会一部分通过这种方法，另一部分通过另一种方法而取得补偿。三者必居其一，但以第三种现象为最可能。正如金税尽管大减，但和银相比的金价仍然上升一样，银税尽管大减，但和劳动及其他商品相比的银价，也可能仍然上升。

但是，银税的递减，纵然不能全然防止欧洲市场上银价的上升，至少，总会多少推迟其上升。减税的结果，以前因不堪重税而中止开采的矿山，现在也许会再行采掘。这样，每年上市的银量，一定要加多若干，而一定数量银的价值，也一定要低落若干。1736年西班牙国王减低银税的结果，欧洲市场上的银价，比较以前虽不曾实际减落，但与在银说不减场合所会有的银价比较，大概至少要低百分之十。

上述各事实和议论，使我相信，或者更切当地说，使我揣测，银机虽减，银价却在现世纪的欧洲市场上，上升若干。我所以说揣测，是因为我对于这问题，虽竭尽了力量，但我的意见仍够不上叫做信念。的确，假定银价果有上升，其上升程度，到目前为止也是很有限的。所以尽管说了上面这些话，恐怕还有许多人，不但对银价实际上曾否上升，而且对相反现象有否发生，即银价在今日欧洲市场上是否仍旧在下落，仍然拿不定主意。

不过，以下的事件，是必须注意的。不论金银的被假定的年输入量是多是少，其年消费量终归有一个时期会与其年输入量相一致。金银的总量愈多，其消费亦必增大，有时还比总量增加得多得多。总量增多，其价值必因而减少。于是用途增多，人们使用时也不那么慎重爱护，结果，金银的消费量必以比其总量的增加更大的比例增大。所以，经过一定时期后，金银的每年消费量，在输入不继续增加的条件下，一定会与其每年输入量趋于一致。可是，今日的输入，依旧在继续增加。

如果使金银每年消费量达到与每年输入量相等以后，每年输入逐渐减少，那末，每年消费量也许有一段时间会超过每年输入量。于是，金银的总量可能逐渐不知不觉地减少，金银的价值逐渐不知不觉地上升，一直到每年输入量不增不减之时为止。这时候，金银每年消费量，将逐渐不知不觉地适应每年输入量所能支持的数额。

怀疑银价仍在继续跌落的根据

欧洲财富日益增加，以及认为由于贵金属量自随财富增加而增加，贵金属价值因此自随贵金属数量增加而减少这个俗见，可能使许多人相信，欧洲市场上金银价值迄今还在跌落。而许多土地原生产物还在逐渐腾贵这个事实，也许使这班人越发确信这种见解。

我已在前面说过，一国随财富增加而增加的贵金属量，绝没有减低其价值的倾向。一切种类的奢侈品和珍奇品，当然都蝟集富国，由于同一原因，金银也自然蝟集富国。这不是因为这些物品，在富国比在贫国低廉，却是因为它们在富国比在贫国昂贵，即在富国可得更好的价格。优越的价格，吸引了这些物品，这优越性一旦消减，这些物品就不会向这方面蝟集。

除了谷物及其他全靠人类勤劳而生产的各种植物，一切种类的原生产物，如家畜、家禽，如各种猎获物，如地中有用的化石和矿物等，都随社会财富增长和技术改进而自然趋于昂贵，这也是我已经努力说明过的。所只，纵使这些商品能换得比以前多的白银，我们仍不能因此便说，银价实际上已较前低落，换言之，银只能购买比以前少的劳动量。能由此引出的结论只是，这些商品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提高，换言之，能购得比以前多的劳动量。随着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这些商品，不但名义价格上升了，其真实价格也上升了。名义价格的上升，并非银价下落的结果，而是该商品自身具实价值上升的结果。

社会进步对三种原生产物的不同影响

原生产物，可只分作三类。第一类产物几乎全然不能由人类劳力使之增加；第二类产物能适应需耍而增加；第三类产物虽能由人类勤劳而增加，但人类勤劳的实效是有限的或靠不住的。第一类产物的真实价格可随财富的增长和技术的改进而无限制地上升。第二类产物的真实价格，有时虽可大大上升，但决不能长久超越一定限度。第三类产物的真实价格，在自然倾向上，虽依改良程度的增进而增高，不过在同一改良程度下，其价格有时甚至反而下落，有时保持原状，有时或多或少地上升，要看偶然事变使人类勤劳的努力，在增加此等产物时所收实效如何而定。

第一类

随社会进步而价格提高的第一类产物，是几乎完全不能由人类勤劳增加的。它们的产额既不能超过自然生产的一定分量，它们的性质又非常容易腐败，所以，想把各季节生产的这类产物，全部蓄积起来，势不可能。大部分稀少特异的鸟类鱼类，各种野禽野兽，各种候鸟，都属于此类。随着财富的增进以及随财富的增进而发生的奢侈的增进，对此等产物的需求多半会增加，但其供给却不能由人力使其大量增加。所以，这等商品的价格，就可随购买者竞争的不断扩大而无限制地上升。例如山鹬，即使成为时尚品，价格上升到二十几尼一只，人类也不能由勤劳而使市上的山鹬增加到大大超过现有的只数。古罗马人最隆盛时代，为何对珍贵鱼类鸟类支付极高价格，正可用这理由来说明。这种高价，确非当时银价低落的结果，而是不能随人意增加的这些稀有珍品本身价值上升的结果。在罗马共和国没落前后若干年内，银的真实价值比今日大部分的欧洲都高。罗马共和国对西西里所缴纳什一税的小麦，每一莫迪斯或一配克付价三塞斯特斯，约合英币六便士。但这价格大概要比平均的市价低，西西里农民有义务按这价格交售他们的小麦，他们认为是一种课税。所以，罗马人若需从西西里输入什一税以外的谷物，他们就须依照契约，对于超过量每一配克付给四塞斯特斯，约合英币八便士。这价格，想即当时认为适当而合理的价格，也就是当时视为平均或普通的契约价格，换算起来，每夸特约值二十一先令。英国小麦，就品质而言，较西西里小麦为劣，而就欧洲市场上售价而言，通常较西西里小麦为低。但在最近荒歉年度以前，其普通契约价格，却为每夸特二十八先令。因此，把往古时代的银价，与现在的银价相比，一定为三对四之反比例，即当时报三盎斯，与现在银四盎斯比较，能购得同量的劳动或商品。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载，塞伊阿斯以六千塞斯特斯（合英币五十镑）购一只白夜莺，献给女王阿格利皮纳；阿西尼阿斯·塞纳以八千塞斯特斯（合今日英币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购红鱼一尾。当我们读到这种记载时，这些奇贵的价格，虽够使我们惊绝，但这些价格以我们看来，似还比实价少三分之一。这两件东西的真实价格，换言之，它们所能交换的劳动及食品量，比其名义价格在今日给我们表示的数量，约多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塞伊阿斯为一只白夜莺而付出的劳动和食品的支配权，等于现今六十六镑十三先令四便士才能购得的劳动和食品的支配权；阿西尼阿斯·塞纳为一尾红鱼而付出的劳动及食品的支配权，等于现今八十八镑十七先令九又三分之一便士才得购得的劳动和食品的支配权。引起这种过分价格的原因，与其说是银量充斥，以致银价低廉，倒不如说是罗马人的剩余劳动剩余食品过于丰盈，以致珍奇品争购者多。当时罗马人所持有的银量，比同一劳动量及食品量的支配权在今日所能获得的银量要小得多。

第二类

价格随社会进步而腾贵的第二类原生产物，其数量能应人类需要而增加。它们包括那些有用的动植物，当土地未开辟时，自然生产物很多，以致无价值可言，到了耕作进步，就不得不让位给那些更为有利的别种产物。在社会日益进步的长期过程中，此类产物的数量日益减少，而同时，其需要却继续增加。于是，其真实价值，换言之，它所能购入或支配的真实劳动量，逐渐增加，终而增加得这么多，以致与他种由人力在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上产出的任何物品比较，也不相上下。但是，一旦达到这高度，就不能再增高了。如果竟超过这限度，那马上就会有更多土地和劳动，用到这方面来生产此等物品。

例如，牲畜价格的腾贵程度，如果使人们觉得，开垦土地以生产牲畜牧草，和开垦土地以生产人类食物，有同等利益，那就不能再进一步上涨了，如果更上涨，马上就会有更多的谷田转化为牧场。耕地扩大的结果，一方面，野生牧草的数量减少了，以致不依劳动培畜而自然生长的家畜的肉减少；另一方面，持有交换家畜肉的谷物或谷物代价的人数又增加了，以致家畜肉的需求增加。于是，家畜肉价格，继之。牲畜价格必逐渐腾贵，终使人觉得，以土壤最肥沃、耕作最完善的土地，生产牲畜的牧草，和生产人类的食物，有同等利益。但一定要到社会进步的后期，耕作事业才舍如此扩大，使牲畜价格抬高到这种程度。要是国家还向前进步，牲畜价格不高到此等程度，一定会继续腾贵。在今日欧洲，恐怕还有一部分地方牲畜价格，未增到这个极限。即合并以前的苏格兰某地方，亦属如此。苏格兰的地方，宜于畜牧的多，宜于其他用途的少。所以，那里的牲畜，如只行销于内地市场，则牲畜价格，恐怕不会达到这样的高，以致把土地生产牧草成为有利。前面说过，英格兰的牲畜价格，在伦敦附近，虽似于前世纪初期达到了这极限，但较僻远地方，大概很久以后才达到这限度。也许至今还有少数地方，尚未达到这限度。但是，在第二类原生产物中，价格首先随社会进步而升至极限的，恐怕要算牲畜。

在牲畜价格尚未达到这高度以前，就是适于深耕细作的土地，也必有大部分不能完全耕作。在土地广大的国家，常有大部分农地，位于僻远地方，其肥料不易仰给干都市，因此，耕作优良的土地其数量一定和农地自能生产的肥料量成比例；而农地自产肥料量，又一定和农地所维持的牲畜数成比例。土地施加肥料，不外二途：其一，放畜于田，因而得粪；其二，饲畜于厩，出粪肥田。但牲畜价格如不够支付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农民就不愿在土地上放牧牲畜，更不愿设厩饲养牲畜。因为，设厩饲养牲畜所需牧草，势须仰给于肥沃而已经垦治的土地，如从荒芜未曾垦治的土地刈取那里所生的零落的牧草，所需劳动和费用，一定非常的大。这样，如果牲畜放牧于已经垦治的土地，其价格已不够偿付该地产草的费用，那末发厩饲养，牧草的刈取搬运，要增加相当的劳动和费用，其价格必定更不够偿付产草的费用。在这种情形下，想设厩饲养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尚无所谓，若要多养，决无利润可言。但如果只饲养耕作所必需的牲畜，则所得肥料，决不够供给可耕土地的全部，使其不断保持良好状态。肥料既不够供给全部农地，农民自然会拣最有利最便当，即最丰饶而位于农家庭院附近的土地，进行施肥，结果，全部农地中，常保持良好耕作状态的，就单是一部分土地，而其余大部分土地，则惟有任其荒芜，至多不过任其生产若干瘠弱小草，似苟延少许奄奄待毙的牲畜的残生。所养的牲畜，与土地完全加入耕作所需的数额比较，虽嫌太少，但与土地实际产出的牧草比较，却又往往嫌其过多。这荒芜地的一部分，在这样继续放牧六七年后，可能加以垦治，也许可产出一两季粗劣的燕麦或其他粗劣的谷类。过此以往，则地力消耗净尽，又须回复以前的休耕放牧状态。于是，又进而垦治其他部分，这些新垦地，也产出一两季粗劣谷物，以后也地力耗竭，回复休耕原状。苏格兰在未与英格兰合并以前，其低地一带的土地，大都在这方式下经营。当时能够不断靠肥料而维持良好状态的土地，常常仅占全农地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有时，甚且不到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其余土地，则全无肥料可施；不过其中还有若干部分，系依上述方式，挨次垦治，挨次休耕。所以，在苏格兰，本可耕作的应好土地，亦因依照此种方式经营，以致其生产额比其生产力所能生产的低得多。此种经营方式，当然是不利的。但苏格兰在合并以前，似因牲畜过于低廉，不得不采取此种不利的经营方式。至于牲畜大大腾贵之后，该国大部分地方，何以依然沿用旧法，那是因为在若干地方。人民愚昧拘泥古习，而在大多数地方，又由于事理之自然，不容即时或急速采用优良方法。其中障碍，可大别为二：第一，租地人贫困，还波有足够时间来取得足够的牲畜，使他们能更完全地耕作其土地。他们资力有限，牲畜腾贵，饲养更多牲畜虽对他们有利，但也使他们难于多购。第二，纵使租地人具有此等资力，而牧草地的辟治，亦非一蹴可几。总之，牲畜增加和土地改良这两者，势须同时进行，不能分先后。牲畜没有增加，土地便无法改进；土地要不是大大改进，牲畜又不会显著增加，因为不大大改进土地，就不能维持大大增加的牲畜。象这种革故图新过程中的自然障碍，非有长时期的勤勉节约，那是无法铲除的。现今，旧方式虽在逐渐衰落，但要国内各地全盘废除，恐怕还要经过半世纪或一世纪的时间。苏格兰从与英格兰合并所得到的一切商业利益，也许只牲畜价格腾贵为最大利益。牲畜的腾贵，不但提高了高地一带地产的价值，同时，又成为低地一带改进的主要原因。

一切新殖民地，都有大垦荒芜的地。此等荒芜地，除饲养牲畜外，不能作其他用途。所以，牲畜不久就极度繁殖。凡繁多的物品，价格必然非常便宜。美洲殖民地的牲畜，最初都是欧洲人由故乡运来，但在极短期间内，这些牲畜就增殖了那么多，以致价值变得那么低，使得马投林野，所有者亦听其自然，不复追寻。在这情形下，辟地饲养牲畜，必无利可图。要辟地饲养牲畜而有利，要到这些殖民地建立之后，经过漫长的岁月才能办到。那里，肥料既形缺乏，投在耕作事业上的资财，与用于耕作的土地又不相称，所以，其农业经营的方式，与今日仍通行于苏格兰大部分地方的如出一辙。当瑞典旅行家卡尔姆叙述他于1749年在北美某些英国殖民地所闻见的农业状况时，他说，那里很难找出英格兰民族的特性，因为英格兰民族在农业的各个方面都是有名的熟练的。他又说，当地人民，很少给自己谷田施放肥料。当一片土地因连续收获而地力耗尽以后，他们就开垦其他新的土地。到这片土地的地力又耗尽后，他们再开辟第三片的土地。他们的牲畜，一任其彷徨林野或未辟之荒地间。春生牧草，因啮取过早之故，往往不到开花结实，即毁灭净尽。所以，牲畜常陷于半饥饿状态中。春生牧草，是北美地方的天然牧草。欧洲人开始定居于该地时，此种牧草异常繁盛，高达三四英呎。卡尔姆明确指出，在他写游记时不能养活一头母牛的一块土地，往时肯定可以养活四头母牛，而且，以前每头母牛，能够产出现在每头四倍的牛乳。他以为，该地的牲畜，所以一代一代渐趋退化的原因不外乎牧草缺乏。此等牲畜，恐与三四十年前，在苏格兰各地所见的矮小牲畜无大差别。今日苏格兰低地矮小牲畜的大改良，与其说由于畜种的选择（虽然有些地方，也使用这种方法），无宁说由于饲料的丰饶。

因此，虽然牲畜的价格，要到垦殖改良的后期，才能增高到使辟地饲养牲畜成为有利，但在这第二类原生产物中，最先达到这有利价格的，恐怕仍当首推牲畜，因为牲畜价格如未达到这程度，则垦殖改良的程度，要接近今日欧洲许多地方已达到的状况，似乎亦不可能。

第二类原生产物中，最初达到这价格的为牛，最后达到这价格的当为鹿肉。不列颠的鹿肉价格，表面上虽似过高，但这高价还不够偿还鹿园费用这一事实，凡有饲鹿经验的都知道得很清楚。设非如此，就会象古代罗马人饲养社鸱那种小鸟一样，不久成为普通农家饲养的动物了。瓦罗和科技麦拿告诉我们，饲养社鸱是最有利的事业。蒿鸟飞到法国时很瘦，据说在法国有些地方，把它养肥是非常有利的事业。总之，鹿肉如果继续为流行食品，而不列颠的财富与奢侈，又象过去某时期一样增进上去，那末鹿肉价格，或将比今日还要贵。

在改良进步的过程中，由必需品牛的价格涨到极点，到奢侈品鹿肉的价格涨到极点，其间介有很长的岁月。在这长久岁月中，许多其他种类的原生产物，各依其不同情形，或迟或速地逐渐达到其最高价格。

这样，在一切农场中，谷仓厩舍的废物，都能养活若干家禽。此等家禽的饲养，既是废物利用，无须农业家特别开支，所以，家禽通常都只极廉价格出售。农业家由此获得的，几乎全为纯利，而价格也不会再低，使他们不愿饲养。在耕作粗放、人口稀少的国家，象这样无需费用饲养的家禽，常常足够供应全部的需要，因此，这种家禽，就常与家畜肉及其他一切肉食同样廉价。不过由这方法饲养的家禽总数，势必化农场饲养的家畜肉总数少得多。凡效用相同而数量较少的产物，常比效用相同而数量较多的产物，更为富裕奢华时代的人民所爱好。因之，耕作改进，财富和奢侈性增加的结果，家禽价格，就逐渐超过家畜肉价格，最终升到那么高，使辟地饲养家禽，成为有利事业。家禽价格一旦达此高度，即不能继续上升，否则用于其他用途的土地，亦必改用来饲养家禽。法国若干地方，家禽饲养一向被视为农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其有利程度，足使农民愿为饲养家禽而广种玉米和荞麦。中等农家，有时竟在宅内养鸡四百余只。英格兰对于饲养家禽，似乎不象法国那样重视。可是，家禽在英格兰的售价，一定比法国高，因为英格兰每年有多量家禽仰给于法国。在垦殖改进的过程中，一切肉食达到最高价格的时候，必定是在辟地生产此等动物食料成为通常做法的前夕。在这种做法尚未普遍以前，此等动物的价格，必因其稀缺而腾贵，而在这种做法普遍化之后，通常必有新栽培方法发现，使农家能在同面积土地上生产比以前多得多的这种饲料。产量既多，农家不但必须降低售价，而且亦能够降低售价，因为要是不能，多产必不能长久继续。今日伦敦市上家畜肉的普通价格，也许因引种首蓿、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物而比前世纪初期低廉。

猪为贪食的动物，不但食粪，且食其他一切有用动物所嫌忌的脏物。因此，猪的饲养，与家禽同，其初不过为了废物利用。这样，只要利用废物饲养的猪的数量，能够充分满足需要，此种家畜肉的市价，必比他种家畜肉低廉得多。但是，需要如超过此数量所能满足的程度，换言之，饲养猪如果同饲养其他家畜一样，有特为其生产饲料的必要，那末猪的价格，必然因此腾贵。在一国的自然状态及农业状态下，养猪比饲养共他家畜，所需费用如较多，则猪肉价将比其他各种兽肉昂贵，如较少，则猪肉价将比其他各种兽肉低廉。据布丰说，法国的猪肉价几乎与牛肉价相同。在不列颠许多地方，现今猪肉却比牛肉稍贵。

关于不列颠猪及家禽价格的昂贵，往往有人说，那是因为佃农和小农的人数减少了。此等人数的减少，是欧洲各地技术改良及耕作进步以前所要发生的事件，同时，又是使此等物品价格，比在没有此事件发生时，更早更快腾贵的原因。一个最贫穷的家庭，往往不用何等费用即能养活一头猫或一只犬。一个最贫穷的农家，也同样能以极少的费用养活几只家禽或一头母猪数头小猪。他们把食桌上些许残物、乳浆、乳渣，作为此等动物食料的一部分，而其余的食料，则任其在附近田野间自行寻求，而不会明显地损害他人。象这样无所费而生产的动物的数量，势必因小农人数减少而大大减少，同时，其价格势必比小农人数尚未减少时更快地提高。但是，这种动物的价格，在改良的过程中，迟早总会达到可能有的最高限度，换言之，迟早总会达到这样高的价格，以致能对耕作提供此等动物食料的土地所使用的劳动和费用，支付象对耕作大部分其他耕地使用的劳动和费用所支付的一样的报酬。

制牛乳的业务，最初也是为了废物利用，与养猪及家禽同。农场上耕牛所产的牛乳，平常都超过小牛哺育及农家消费的必要量，而在某一季节所产尤多。可是，在一切土地的原生产物中，以牛乳为最易腐败。牛乳在产量最高的热季，很少能保存二十四小时。于是，农家把一部分制为牛酪，保存一周；一部分制为盐牛酪，保存一年；一大部分制为干牛酪，保存至数年之久。这种种牛酪，农家通常以一部分留作家用，其余则全数运往市场，只寻求最好的售价。市价即使低贱，也不致贱到使农家不愿以这剩余部分供应市场。要是市价过低，农家对于制酪作业，多半会搞得不精不洁，乃至不为这种作业另备房屋，而因陋就简地在烟熏、污秽、不洁的厨房中进行。实际上，苏格兰在三四十年前，一切农家制酷的作业，类皆如此，即在今日，还有许多农家，继续此种状态。导致家畜肉价格逐渐昂贵的原因，即对家畜肉需求的增加，以及随着农业改虔利用废物饲养的家畜数量的减少，同样会使制酪业的产品的价格，腾贵起来。制酸业产品的价格，当然与家畜肉价格和饲养家畜的费用相关联。价格增高，就能够对更多劳动给酬，也能够促进农家对于制酪的注意和清洁。制酪就成了更值得农家注意的副业，其产品的质量就日益改良。最后，其价格升到那么高，虽以最好的耕地为制酪而饲养家畜亦可获利。可是，价格一达此高度，即不能进一步上升，否则马上便有更多土地移作此种用途。英格兰大部分地方的牛酪价格，似已达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有许多良好土地，为着制酪而饲养家畜。苏格兰除大都市附近若干地方外，其余各地，都似乎未达到此最高限度，所以，普通农家很少为了制酪而以良好土地饲养家畜。在最近数年间，牛酪的价格，确在渐趋昂贵，但如为此目的而使用良好土地，却仍不上算。苏格兰的牛酪品质，一般都不及英格兰。的确，这品质上的低劣，恰抵其价格上的低贱。可是，品质低劣并不是价格低贱的原因，却是价格低贱的结果。苏格兰牛酪的品质，即使远较今日为优，但在苏格兰现状下，我想，上市的大部分牛酪，仍不能以远较今日为高的价格出售。品质优良的牛乳，生产上必然有较多土地和劳动方面的费用。象令日这种价格，恐不够补偿此种费用。英格兰许多地方的牛酪价格，无疑较为昂贵，但制酪业和生产谷物与饲养家畜这两种主要农作业比较，仍不能视为一种比较有利的土地利用途径。所以制酪业在苏格兰就更不那么有利了。

不论任何国家，必须依人力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价格，要是不足以偿还土地的改虔费用及耕作费用，该国的土地，决不会完全用来耕作，完全得到改良。要使全国土地完全用于耕种和得到改良，各种生产物的价格，第一，要足够支付良好谷田的地租，因为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都视谷田地税为转移；第二，要能对农家所付的劳动和费用，给与同良好谷田通常所提供的一样好的报酬。换言之，农家必须由这价格，取回其资本，并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各种生产物价格的上涨，显然必须先于生产这各种生产物的土地的改良。得利是一切改良的目的，改良的必然结果如为损失，即不得谓为改良。但如由改良而生产的物品价格，不足补偿改良的费用，那末，改良的结果，就必然是损失。因此，全国土地的改良与耕作，如确为一切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则这一类原生产物价格的上涨，就不能视为公共灾祸，而应视为最大的公共利益的必须的先驱和伴随物。

上述一切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货币价格的上涨，并非银价下落的结果，而是这些产物自身真实价格上涨的结果。这些生产物不但值更大的银量，而且值比以前多的劳动量和食品量。它们上市既需费去更多的劳动量和食品量，因此上市之后，它们代表更多的劳动量和食品量，或者说，在价值上等于更多的劳动量和食品量。

第三类

第三类即最后一类原生产物的价格，随着改良程度的增进而自然地上涨。人类勤劳对增加此等产物所收的实效，或为有限，或为不确定。因此，这类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虽有随改良的进步而上升的自然趋势，但有时甚或会下落，有时在各不同时代，会继续同一状态，有时又会在同一时期里或多或少地上升，视所发生的不同的偶发事件使人类勤劳的努力在该产物的增产上所取得的成就的大小而不同。

某些原生产物的生产，视他种产物的生产为转移。因之，一国所能提供的前一类产物量，必然受它所能提供的后一类产物量的支配。例如，一国的羊毛或皮革的量，必受该国所维持的牛羊头数的支配；它所能维持的牛羊头数，又必然受该国改良状况及农业性质的支配。

也许有人说，在改进的过程中，使牛羊肉价格逐渐提高的原因，也同样会使毛革的价格，按几乎相同的比例而提高。如果在进行改良的初期，毛革市场和家畜内市场，同样局限于狭窄范围，则上面所说，也许会成为事实。可是，这两者的市场范围，通常是极不相同的。

家畜肉的销路，几乎到处都局限于本国境内。英属美洲的某地和爱尔兰，虽经营着大规模的腌内业，但据我所知，今日商业世界中，经营此业的，换言之，以本国大部分家畜肉输往他国的，只有这两个地方。

反之，毛革市场，即在开始进行改良之时，亦很少限于本国境内。羊毛不经何等调制，生皮略加调制，就可很容易地送往遥远国家。因为此等产物是多种制造品的原料，所以，即使其出产国的产业对它没有需求，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可能对它有需求。

在耕作粗放因而人口稀少的国家，毛皮价格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的部分，总比在耕作较好人口较密而家畜肉有较大需求的国家大得多。据休谟观察，萨克逊时代的羊毛价格，约值一头羊的价格的五分之二。他只为此种比例，比现在羊毛价格在全羊价格中所占的比例大得多。据我所得的很确实的报道，西班牙某些地方，往往单因采取羊脂、羊毛而杀羊，其尸肉则听其在地上腐烂，或让肉食鸟兽吃掉。此种事实，如果连在西班牙有时也会发生，那在智利，在阿根廷首都，在西属美洲的其他许多地方，就几乎是习见的现象了。这些地方，往往单为利用兽皮兽脂而不断扑杀有角动物。当海地岛时常遭受海盗侵扰，而法国人的种植园（现几乎已延伸到该岛的全部西部海岸）的安定、改良和人口情况，向未改善到足使该岛西班牙人的家畜具有若干价值的时候，那里也经常专为兽皮兽脂而扑杀牲畜。西班牙现今不但继续占有该岛的东部海岸，而且占有该岛的全部内地与山岭地区。

随着改良及人口的增殖，一头牲畜全部躯体的价格，必定会上涨。不过，此种上涨对兽肉价格的影响，比对兽毛兽皮价格的影响大得多。兽内市场，在社会原始状态下，总局限于其产出国境内，所以必定随社会进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扩大。但兽毛兽皮这两者，纵使为野蛮国产物，亦往往行销于全商业世界，其市场很少能因一国社会进步人口增殖而比例地扩大。全世界商业的状态，既不会因一国的改良而受到显著的影响，所以这种商品的市场，在社会改进、人口增加之后，可能仍与以前完全相同或几乎相同。不过，按事物的自然趋势，社会如果改进，其市场一定会有多少扩展。设使一国以此等商品为原料的制造业，日益繁盛，则此等商品的市场，即使不随着大大扩大，也必会转移到比以前更接近于产地的地方，结果，此等原料的价格，至少会按所节省运费的程度而提高。在此场合，兽毛兽皮价格，纵不能与兽肉价格，依同一比例提高，亦自然会上升若干，决不至于下落。

不过，英格兰的毛织物制造业，虽很繁盛，但羊毛价格，自爱德华三世以来，却大大跌落。据许多可靠的记录，在爱德华三世朝代（十四世纪中叶或1339年左右），英格兰羊毛-托德（即二十八磅）的普通合理价格，不下于当时货币十先令。当时货币十先令，含有陶衡银六盎斯，以每盎斯合二十便士计算，约当今币三十先令。现在英国最优良羊毛的良好价格，却不过每托德二十一先令。这样，爱德华三世时代羊毛的货币价格，对于现在羊毛货币价格的比例，为十对七。至其真实价格，则前者之优越尤大。按每夸特麦价六先令八便士计算，昔时十先令可购小麦十二蒲式耳。按每夸特麦价二十八先令计算，现在二十一先令只能购得小麦六蒲式耳。因此，往时羊毛真实价格，对于现在羊毛真实价格的比例，当为十二对六，即二对一。这就是说，当时羊毛一托德所购得的食品量，二倍于现在羊毛一托德所可购得的食品量。设使这两时代的劳动真实报酬相等，则昔时羊毛一托德所可购得的劳动量，亦二倍于今日。

羊毛真实价格及名义价格的跌落，决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暴力和人为的结果。第一，是绝对禁止英格兰羊毛输出的结果；第二，是准许西班牙羊毛免税输入的结果；第三，是只许爱尔兰羊毛输往英格兰，而不得行销他国的结果。由于有这些规定，英格兰羊毛市场，就限于国内，而不能随社会进步，有什么扩张了。在英格兰市场上，其他若干国的羊毛得与本国内地羊毛竞争，爱尔兰羊毛则被迫与英格兰羊毛竞争。加之，由于爱尔兰毛织物制造业，遭受不公平不正当的阻碍，爱尔兰人在自己境内只能利用一小部分自产羊毛，因此，不得不把其大部分输往英格兰，即容许他们出售羊毛的唯一市场。

关于古时的生皮价格，我不能找到何等可靠的记录。羊毛通常被制定为输纳国王的物品，当输纳时，所评价格至少必为当时普通价格。至于生皮则情况似不如此。不过，弗里伍德曾根据 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与该院某牧师之间的帐单告诉我们，公牛皮五张，价十二先令；母牛皮五张，价七先令三便士；二龄羊皮三十六张，价九先令；小牛皮十六张，价二先令。在1425年时，十二先令所含的银，约等于今日英币二十四先令。这样，按这帐单，公牛皮每张价格，折合银量，就等于今币四又五分之四先令。它的名义价格，远较现今为低，但当时十二先令，按每夸特六先令八便士计算，可购小麦十八又五分之四蒲式耳。而同量小麦，在现今按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计算，却要值三十一先令四便士。因此，当时公牛皮一张，所能购得的小麦量，现在需要十先令三便士才能购得。即其真实价值，等于今币十先令三便上。当时家畜一入冬令，即不免陷于半饥饿状态，我们不能设想其躯体是肥大的，重量四石即常衡十六磅一张的公牛皮，在今日视为中等牛皮，在往时恐要视为上等牛皮。据我所见，每石半克朗，实为今日（1773年2月）牛皮的普通价格，按这价格，这重四石的牛皮一张，不过值今币十先令。因此，就公牛皮的名义价格而言，今日较当时为高，但就真实价格而言，即就所能购买或支配的食品真实量而言，今日实较古时为低。如上述帐单所示，母牛皮价格对公牛皮价格，大抵常保有普通比例。羊皮价格大大超过这普通比例。羊皮也许和羊毛一起卖掉。反之，小牛皮价格大大低于这比例。在家畜价格非常低廉的国家中，不是为着延续畜种而饲养的小牛，一般都在幼时扑杀。二三十年前的苏格兰，就是这样。小牛价格通常不够偿还它所消费的牛乳价格。所以，扑杀小牛可节省牛乳。小牛的皮的价格因此很低。

生皮价格，现在比几年前远为低廉。此中原因大约不外海豹皮的关税撤废了，1769年又许爱尔兰及其他殖民地的生皮得于一定年限内无税输入。不过，就现在全世纪平均来看，生皮的真实价格大概比古时略高。此种商品的性质，和羊毛比较，就更不宜于输送远方。共保存所易蒙受的损害，亦较羊毛为大。若以盐腌渍，则以品质不如新鲜生皮，其售价将更低。这种情形，必定会使生皮的价格在自己国内精制的国家高，不在自己国内精制而向外国输出的国家低。在野蛮国家低，在进步的工业国高。在现代高，在古代低。加之，英国制革业，并不能象毛织业那样，使人相信这种制造业的繁荣，为国家安全所系，因而象后者那样受到国人的爱护。固然，生皮的输出被禁止了，且被宣告是一种有害行为，但由海外输入的生皮，却已课税。由爱尔兰及各殖民地输入的生皮关税，虽经一度废除（仅五年），可是，爱尔兰剩余的生皮，即不在爱尔兰自己境内精制的生皮，也不一定要在不列颠境内销售。至于各殖民地普通家畜生皮，不过数年以前，才列入只许在母国贩卖、不得向他处贩卖的商品项目中。爱尔兰在这一方面，也不曾象羊毛那样，为了要维持不列颠制造业而受到压迫。

在进步和有文化的国家里，不论何种规定，如果立意在于减低兽毛价格或兽皮价格，就必有提高兽肉价格的倾向。农民在良好土地上饲养的牲畜，其价格必须足够付给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给农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此种土地的普通利润，否则他们就将不再饲养。因此两者不取偿干牲畜的皮毛，即取偿于牲畜的肉。所取于皮毛的愈少，则所取于肉的必愈多，所取于肉的愈少，则所取于皮毛的必愈多。地主只要获取地租，农业家只要获取利润，至于毛、皮、肉的价格，各在一头牲畜的全部价格中所占比例如何，那是他们不暇计及的。由此看来，在改良及耕作发达国家，地主和农业家决不会因此等规定而受到大的影响，不过由于肉价的上涨，他们在消费者立场上受些不利罢了。但是，在社会不改进、田野未开辟的国家，情形则完全两样。此等国家，大部分土地都用来畜牧，畜牧而外，无其他用途。而牲畜价格的主要部分，又全由毛、皮构成，肉不过占极少的部分。在此种场合，他们以地主和农业家的资格说，就将大受上述规定的影响。但他们以消费者资格说，则所受影响极为有限。因为在此种场合，毛、皮价格的跌落，并不会招致肉价的提高。因为，该国大部分土地，除饲养牲畜外，即无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跌落，也只好继续饲养同数牲畜。家畜肉将仍以同一数量提供市场，家畜肉的需求不会较前加大，因此，家畜肉的价格也不会较前加大。肉价保持原状，毛价比较跌落，于是，牲畜的全部价格就下落，接着，以牲畜为主要产物的一切土地（即该国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润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输出的规定（这种规定，通常说是爱德华三世制定的，实则不然），在当时的情形下，实为最有害的规定。其实行不但使国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实价值降低，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的价格跌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迟土地的此后的改进。

苏格兰自与英格兰合并后，其羊毛价格显著下落。因为苏格兰羊毛自合并时起即与欧洲大市场绝缘，而局限于不列颠小市场中。如果不是家畜肉价格的上升充分补偿了羊毛价格的下落，那末，苏格兰南部各郡主要用于养羊业的大部分土地的价格。必深受这次合并的影响。

人类对于增加羊毛产量生皮产量的努力的功效，就其要依靠本国牲畜的产量说，必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其要依靠外国牲畜的产量说，又必定是无把握的。就后一层说，与其说要依靠外国出产的羊毛和生皮的数量，倒不如说要依靠外国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数量。同时，外国对于此等原生产物的输出，是否认为应加以限制，亦对上述努力的实效有影响。凡此均非本国操业者所得自主，所以，人类勤劳在这方面所得的实效，不但受有限制，并且是不确定的。

人类勤劳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类勤劳增加另一种极重要原生产物即鱼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这方面的努力，势必受当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离海洋远吗，内地江河湖沼多吗，此等海洋江河湖沼产出量丰富吗，这些都很有关系。当人口增多，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增多的时候，鱼的购买者必增多。而且，这些购买者，拥有更大量各种其他货物，或换句话说，拥有更大量各种其他货物的代价来作购买。但是，为供应此扩大了的市场，所投下的劳动量，如不增多到超过市场扩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满足这扩大了的需要。例如，每年原来只需要一千吨鱼的市场，如扩大到需耍一万吨鱼，那末，为供给此市场而增加的劳动量，非超过十倍，就不能满足这需要。因为在此场合，鱼类大都要取自较远地方，使用的渔船，一定要较大，用以捕鱼的工具，一定价格较高。因此，这种商品的真实价洛，自然会随改良增进而上升，我相信，各国的鱼价，都或多或少地上升了。

捕鱼一日能得多少，虽难于确定，然若就一年或数年说，则在一定地方情况下，我们认为，人类捕鱼努力的一般功效，是相当确定的，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可是，由于这功效取决于一国财富及勤劳状态的少，取决于地理位置的多，所以，两个国家纵使改良进步的程度非常不同，在渔业上人类勤劳的功效，却可能相同；纵使改良进步的程度相同，这功效却可能大不相同。捕鱼的功效与改良状态的关系，很不确定。这种不确定，也是我在这里所要讨论的。

人类要增加由地中采出的各种矿物金属量，特别是比较昂贵的金石量，其勤劳功效，虽似乎没有限制，但完全不确定。

一国所有贵金属量的多寡，并不受该国地理情况如矿山肥瘠的限制。没有矿山的国家，往往拥有大量贵金属。无论什么国家，其所拥有的贵金属的多寡，取决于以下两种情况。第一，取决于该国的购买力，取决于其产业状态，取决于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因为这些因素决定它所能用以开采本国矿山的金银或购买他国矿山的金银这一类非必要品的劳动与食品的量是多还是少。第二，取决于在一定期间内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矿山的肥瘠程度。因为金银输途容易，运费低廉，而且体积小价值大，所只，即离矿山很远的国家，其金银量，也要多少受这种矿山肥瘠的影响。中国、印度的金银量，曾多少受美洲各矿山丰饶的影响。

就一国金银量须取决于上述两情况的前一情况（购买力）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与其他一切奢侈品、非必要品的真实价格一样，多半随该国财富及改良的增进而上升，随该国的贫困与不振而下降。因为，持有多量剩余劳动与食品的国家，和只持有少量剩余劳动与食品的国家比较，在购买一定数量金银时，一定能支付较大数量的劳动与食品。

就一国金银量取决于上述两情况的后一情况（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各矿山的肥瘠情况）来说，金银的真实价格，换言之，它们所能购买所能交换的劳动量和食品量，必按照那矿山丰饶贫瘠情况的比例而或多或少地升降。

但很明显，在一定时期内以金银供给世界的矿山，究竟是丰饶，或是贫瘠，与一特定国家的产业状态大抵没有何等关系，而且与一般世界的产业状态，似乎也没有何等必然的关系。固然，在技艺与贸易逐渐向世界更广的地面扩展，而矿山的探索也随着向更广的地面扩大的场合，新矿山发现的机会，必比其探索只限于比较狭窄地区的时候来得大。但在旧矿山渐次掘尽的时候，能否发现新矿山是极无把握的事，绝非人类技巧和勤劳所能保证。不是实际发现，不是采掘成功，不能确定新矿山的价值，甚至不能确定新矿山的存在。一切迹象都不可靠，这是世所公认的。在进行探索新旷山的时候，人类勤劳成功或不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同是无限大的。今后一二世纪中，也许能发现较以前更为丰饶的新矿山，而那时候现在最多产的矿山，将比美洲各矿山发现以前的任何矿山还要显得贫瘠，这也是可能有的事。无论这两者中那一个实现，对于世界的真实财富和繁荣，换言之，对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真实价值，是无关重耍的。这年产物的名义价值，换言之，表明或代表这年产物的金银量，无疑会有极大的差异，可是，其真实价值，换言之，其所能购买所能支配的真实劳动量，却完全一样。在前一场合，一先令可能只代表今日一便士所能代表的同量劳动。在后一场合，一便士可能代表今日一先令所代表的同量劳动。但在前一场合，持有一先令的人，并不见得比今日持有一便士的人富，在后一场合，持有一便士的人，也并不比今日持有一先令的人穷。人类从前一场合所享得的唯一利益，是金银器皿的低廉与繁多，人类从后一场合蒙受的唯一不利，只是这类不关重要的非必需品的昂贵与稀少。

关于银价变动的结论

搜集古代商品货币价格的作家，大都以谷物及一般物品货币价格的低廉，换言之，大都以金银价值的昂贵，不仅作为此等金属不足的证据，而且作为当时一般国家贫乏野蛮的证据。这种概念，是和那以一国富裕由于金银丰饶、一国贫乏由于金银不足的经济学体系分不开的。关于此种经济学体系，我将于第四篇加以充分的说明，在此仅论以下事实，即金银价值的昂贵，仅可证明以此类金属供给世界商场的各矿山的贫瘠，决不能证明金银昂贵国家的贫穷与野蛮。贫国不能象富国购买那么多的金银，也不能对于金银支付那么高的价格。所以，此等金属的价值，在贫国决不会比富国更高。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富得多，但贵金属价值在中国，却比欧洲各国高得多。固然，欧洲的财富，自美洲矿山发现以来，已大有增加，同时金银价值亦逐渐低落。但这种价值的下落，并非起因于欧洲真实财富的增加，或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而是起因于旷古未有的丰饶矿山的偶然发现。欧洲金银量的增加与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虽然是发生在几乎同一个时期，但其原因却非常不相同，两者相互间简直没有何等自然关系。金银量的增加，事出偶然，与任何深虑、任何政策无关，而且深虑与政策，亦无能为力。制造业及农业的发达，则是起因于封建制度的崩溃与新政府的成立。后者对于产业，给予了它所需求的唯一奖励，即相当保证了各人得享受各人劳动的果实。封建制度至今依旧残存的波兰，其贫乏状况差不多和美洲发现以前无异。然而在波兰，也象在欧洲其他各地一样，谷物的货币价格腾贵了，金银的真实价值下落了。可知在波兰，贵金属也象在他国一样，数量增加了，其增加的数量，就其对该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比例来说，也和他国相似。可是，这种贵金属的增加，似乎并不曾增加该国的年产物，不曾增进其制造业及农业，也不曾改善其居民的境遇。西班牙和葡萄牙二国，在美洲拥有许多矿山，但在欧洲各国中，恐怕它们是仅次于波兰的两个最贫国家了。可是，贵金属的价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却一定比欧洲其他地方低，因为，贵金属是这两国运往欧洲各地的，不但要附加运费和保险费，而已由于这两国金银的输出，或被禁止或需缴纳重税，还要付走私费用。所以，就其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比例说，贵金属量在这两国一定比欧洲其他各国多。然而，它们却比欧洲其他各国贫。它们虽已废除了封建制度，但代兴的并不是更好的制度。

正如金银价值的低落，并不能证明一国的富裕繁荣，金银价值的腾贵，换言之，谷物及一般物品货币价格的低落，也不能证明一国的贫困、野蛮。

不过，一国的贫困、野蛮，虽不能取证于谷物的低贱，却可十之八九取证于家畜、家禽、一切野生鸟兽这类东西的货币价格比谷物的货币价格来得低这个事实。这类东西货币价格的低贱，明显地证明了以下两个事实：第一，此等产物的繁多程度，大于谷物，可知畜牧荒地所占的面积，较谷物耕地大得多；第二，畜牧荒地的地价，较谷物耕地的地价低廉，可知该国大部分土地还未加以耕作和改良。此二者证明，这种国家的资财和人口，对其土地面积所持的比例，与普通文明国不同，从而证明其社会状态向在幼稚阶段。总之，我们由一艘货物尤其是谷物的货币价格的高低所能推断的，只是那时候以金银供给世界商场的各矿山的肥瘠，决不能据以推断该国的贫富。但是，我们从某些种类货物的货币价格与其他货物的货币价格对比的高低，却可几乎完全准确地推断，该国是富裕，或是贫困；其大部分土地，是否改良；其社会状态，是接近野蛮，还是接近文明。

物品货币价格腾贵的原因，如全是由于银价跌落，则一切货物所受影响，一定相同。即银价若较前减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有一切货物价格，亦必相应地普遍抬高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但是，人们当作问题议论纷坛的各种食品价格的腾贵，其程度却参差不一。就现世纪平均来看，人们公认，即使那些以银价腾贵来说明谷价腾贵的人也承认，谷价上升率比其他食品价格上升率小得多。由此可知，后者价格的腾贵，决不能完全归因于银价跌落，我们必须考虑其他原因。以上所提出的原因，也许已可充分说明，为什么这些食品价格涨得比谷物大，而无须求助于银价跌落的假设。

单就谷物说，在现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及最近异常不良季节以前，其价格较前世纪最后六十四年间略低。此种事实，不但英国温莎市场价格表证明其属实，即苏格兰各郡公定谷价调查表，以及法国麦桑斯和杜普雷·得·圣莫尔二氏所精勤搜集的许多市场账薄，亦证明其属实。此种实证，原极繁琐难稽，现在所得，可算是超出人们所期望的那么完备了。

至于最近十年或十二年的谷物高价，可由季节不良充分说明，不必想到银价跌落这个事实。

因此，银价在不断跌落的见解，实无何等确凿的根据。既不根据对谷价的观察，也不根据对其他食品价格的观察。

或许有人说：同量银在今日所能购得的某种食品量，即使照上面的叙述，亦远较前世纪所能购得的该种食品量为少。他们还说，确定这个变化究竟是由于该货物价值的上涨，还是由于银价的下落，即使确定了，也不过是确定一种徒然的、无益的区别，对一个只携带一定量白银去做买卖或只有一定量货币收入的人，并无帮助。我当然不敢说，知道这个区别就能以较廉的价格购到货物。但这种区别决不能因此便说是全无所用。

一国的繁荣状态，可由此区别，得到一平易的左证。所以这区别的确定，对于大众当不无助益。某种食品价格的腾贵，若是由于银价的下落，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从它所能推得的，只是美洲矿山的丰饶。尽管有了这种情况，真实财富即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就会日渐衰微，象葡萄牙、波兰那样，或者日渐增加，象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那样。但这些食品价格的腾贵，若是由于生产该食品的土地的真实价值的增大，即该土地产出力的增长，或由于土地耕作的改善和改臾的扩展，由于土地更适于谷物生产，那我们就可以坚决地断定，该国是在繁荣进步。土地乃是一切大国的国家财富中最大的、最重要的、最持久的部分。此种区别，对于此最大、最重要、最持久部分的价值有否增加，既能提供决定性的证据，那无疑不能说对公众毫无助益，至少能给予公众以若干满足。

不但如此，在规定某些下级雇员的报酬时，此区别对公众也有若干助益。若某种食品价格的腾贵，是由于银价的下落，则此等雇员的金银报酬（假定以前并未失之过高），便应按此下落的比例予以增加。否则其真实报酬，将依这同一比例减少。但食物价格的腾贵，如果是由于该食物价值随着生产它们的土地的产出力的改善而增加，那末，要按什么比例来抬高他们的金钱报酬，或者要否抬高，其判定就成为一个极微妙的问题。我相信，改良及耕作的扩张，既一定会使一切动物性食物与谷物对比的价格或多或少地提高，它也一定会使一切植物性食物和谷物对比的价格式多或少地下落。它必能使动物性食物价格上涨，国为生产此食物的大部分土地，既已改良而适于谷物的生产，就得对地主和农业家提供谷田的地租和利润。它必能使植物性食物的价格下跌，因为由于增加了土地的产出力，这种食物的产量必更为丰足。而且，农业的改良使许多植物性食物能以更廉的（因为所需土地与劳动化谷物少）价格上市。如马铃薯，如玉米即所谓印度玉蜀黍，都属于此类。此两者为欧洲农业，或者说欧洲本身，由于通商及航海大发展而得到的二大改良。此外，在农业幼稚状态下，许多植物性食物，其栽种仅局限于菜园中，所用器具仅为锄。到了农业改进，这些植物就开始在一般农场栽植，并以耕犁从事栽植。如芜青、胡萝卜、卷心菜等，都属于此类。因此，在社会改良的进程中，如果某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必因而腾贵，那末，另一种食品的真实价格，就必因而跌落。在此场合，要判定前者的涨价，在什么程度上能由后者的跌价来抵偿，那是更微妙的问题。家畜肉价格一旦涨到极点（除猪肉外，一切家畜内在英格兰大部分地方，似乎已于一世纪前，达到了极点），此后其他各种动物性食物价格，无论如何腾贵，对一般下层阶级人民的境遇，是不会有大影响的。英格兰大部分贫民境遇必不至因家禽、鱼类、野禽或鹿肉价格的腾贵而陷于大困苦，团为马铃薯的跌价定可给予一定的补救。

当现今食物缺乏时，谷价昂贵，无疑会使一般贫民受苦。但在普通丰年，谷物以普通价格或平均价格出售时，他种原生产物价格的自然上升，不会使贫民感到大痛苦。食盐、肥皂、皮革、麦芽、麦酒等制造品价格因课税而发生的人为的上涨，也许会引起他们更大的痛苦。

改良的进展对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影响

但是，改良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逐渐降低一切制造品真实价格的结果。随着改良，一切制造业的费用，大概都会逐渐减低，没有例外。机械的改善，技巧的进步，作业上更妥当的分工，无一非改良所致，亦无一不使任何作业所需的劳动量大减。诚然，社会状态，日益繁荣，劳动的真实价格，必大大增高，但必要劳动量的大减少，一般足以补偿劳动价格的增高而有余。

固然，有些制造品，从改良上所得的一切利益，还不足以抵偿其原料真实价格的增高。在许多木器的制作，能以最好机器、最大技巧及最完善分工得到的一切利益，恐怕还抵不过木材真实价格由于土地改良而发生的上涨。

但是，在原料的真实价格没有增高或增高有限的场合，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一定会大大低落。

近两世纪，物价跌落最显著的要算那些以贱金属为原料的制造品了。前世纪中叶需二十余镑才能购得的手表，现在恐怕有二十先令就可购得。刀匠铁匠所制成的物品，各种钢铁玩具，以及以伯明翰出品设菲尔德出品著称的一切货物，其价格跌落的程度，虽然没有象表价那么大，但也足使欧洲其他各地工人惊倒。他们在许多场合承认，即使以两倍甚至三倍的价格，还不能制出同样优良的产品。也许以贱金属为材料的这种种制造业，比一切其他制造业都更适宜于进行分工，更可进行机械改良。其制造品价格的特别低廉，当无足怪。

在近两世纪中，毛织业制造品，没有何等显著的跌价。反之，最上等毛织物价格，在这二十五年乃至三十年间，和其品质比较，却上涨了一些。据说，这是因为西班牙羊毛贵了好多。又有人说，完全由英格兰羊毛制成的约克州毛织物的价格，就其品质说，在现世纪中，已跌落了好些。但是品质的好坏，大有争辩的余地。所以这种说法，我都认为未必确实。毛织业上的分工状况，今日和百年前大致相同。其使用的机械，亦无大变动。但这两方面可能都有小小改良，使毛织物价格跌落若干。

但是，我们如把此种制造品的现在价格和更远的十五世纪末叶价格比较。则其跌价就显得明确得多。那时分工程度，远不及今日精细，使用的机器，亦远较今日不完备。

1487年即亨利七世第四年曾颁布以下法令：“最上等赤呢或最上等花呢一码，零售不得超过十六先令，违者每码课罚金四十先令”。依此推断，含银量约与今币二十四先令相等的十六先令，当时看做是上等呢一码的合理价格。当时颁布此法令，意在取缔奢侈，可知普通售价必在十六先令以上。每码一几尼在今日可看做此等织物的最高价格。这样说来，即使假定品质相等，最上等呢的货币价格，自十五世纪末叶以来，亦显有跌落，何况今日最上等呢的质量，可能比当时好得多。至于它的真实价格，则跌落更大。六先令八便士，为当时及此后许久小麦每夸特的平均价格，所以十六先令就是小麦二夸特三蒲式耳多的价格。现在小麦一夸特如评价为二十八先令，则当时最上等呢一码的真实价格，至少必等于现在英币三镑六先令六便士。当时购买这种呢一码的人，必须支付今日三磅六先令六便士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与食品量。粗呢的真实价格，虽亦显有跌落，但其跌落程度，没有上等呢那么大。

1463年即爱德华四世第三年颁布的法令，限定农业雇工、普通工人、市外或郊外居住的一切工匠所雇用的雇工，都不得穿用每码二先令以上的呢。当时二先令，约含有今币四先令同量的银。但是，现在每码值四先令的约克呢，恐怕比当时最苦雇工穿用的呢好得多。所以，这些人所穿衣物的货币价格，就其品质说，现在亦比当时低廉。至其真实价格，那是更比当时低廉了。小麦每蒲式耳十便士，当时看做适中合理的价格。所以，二先令，就是当时小麦约二蒲式耳二配克的合理价格。按每蒲式耳合三先令六便士计，现在二蒲式耳二配克小麦，更值八先令九便士。当时贫困雇工，每购这种呢一码，所须舍弃的购买力，相当于今日八先令九便士所能购得的食品量。但是，这法令也旨在取缔贫民的奢侈与浪费。可知当时贫民通常所穿的衣着，比现在昂贵得多。

这法令，又禁这阶级人民，不得穿用每双价格超过十四便士（约等于今币二十便士）的长袜。当时十四便士，约为小麦一蒲式耳二配克的价格，以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计，现在一蒲式耳二配克小麦要卖五先令三便士。在我们今日看来，长袜一双值五先令三便士，对最穷最贱的雇工是贵到极点的价格，然而，当时下级雇工，必须对长袜支付等于这数目的价格。

在爱德华四世时代，欧洲各地大概没有一地方知道织袜技术。当时所穿长袜，都是由普通布匹制成。而这也许是其昂贵原因之一。英格兰最先穿袜的，据说是女王伊丽莎白，她的袜，是由西班牙大使奉赠的。

往时精粗毛织业所用机械，都远不及今日完备。这些机械近数百年来，曾经过三次大改良，此外还有多次小改良，其次数和重要性，现难于确定。三次主要改良如下：第一，以纺条纺锤代替纺轮，其结果，同量劳动，能成就二倍以上的工作。第二，使用若干精妙机械，大大便利和节省绒线毛线的卷绕或经纬线在上机前的安排，这种工作在此等机械未发明前，极其累赘困难。第三，果用漂布机浆洗，代替以往布脱机后入水践踏使布密致的方法。在十六世纪初期，英格兰各地尚不如水车风车。即阿尔俾斯山以北的欧洲各国，亦是如此。唯有意大利一国，比这早一些时候采用此等机械。

此等情况，也许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往时精粗毛织品，何以较现在昂贵。往时，此等货物上市，更费去更多劳动，所以上市后，必须交换更大量劳动的价格。

英格兰往时制造粗毛织品的方法，与今日工业幼稚国所用的相同，它大概是一种家庭制造业，其工作的各部分，差不多每一个家庭的毎一个成员，都偶尔担当过。但他们通常只在没有其他工作可做时才做这工作，这工作并不是他们大部分生活资料所仰给的来源。劳动者当作副业制成的物品，其价格总比其生活费完全或大部分取资的制品的价格低得多，那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至于精毛织品，那时候英格兰尚无制造，而是仰给于商务繁盛的弗兰德。那时候，该地制造这种毛织品的人，大概也象现在一样，从这工作取给其全部或大部分生活费。此外，当时弗兰德制品，是一种外货。对国王须缴纳若干赋税，至少，亦得缴纳往时通行的吨税和磅税。这些税大概不很高，当时欧洲国家的政策，不在于设高关税以限制外国制品输入，却宁愿奖励商人，使能廉价输入豪绅显贵所希求的本国不能自制的便利品和奢侈品。

此等情况，也许可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粗制品的真实价格，与精制品真实价格相比，何以昔时远低于今日。

  本章的结论

我在此将以下述议论，结束这冗长的一章。即一切社会状况的改良，都有一种倾向，直接或间接使土地的真实地租上升，使地主的真实财富增大，使地主对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有更大的购买力。

改良及耕作的扩大，可直接抬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地主所得那一份生产物，必然随全部生产物的增加而增加。

土地原生产物中，有一部分的真实价格的腾员，最初是土地改良和耕作扩大的结果，接着，又是促进土地改良和耕作扩大的原因。例如，牲畜价格的腾贵，会直接而且以更大比例，提高土地地租。地上所得部分的真实价值，换言之，他支配他人劳动的能力，会随土地生产物真实价值的提高而增大，而他在全部生产物中所分的比例亦会随之增大。这种生产物，在其真实价值增高以后，并不需要使用比以前多的劳动量来取得它。因此，在土地全部生产物中，只须以一较小部分来补偿雇用劳动的资本及支付普通的利润。由是就有较大部分归地主所有。

劳动生产力的增进，如果能直接使制造品真实价格低落，亦必能间接提高土地的真实地租。地主通常把他消费不了的原生产物或剩余原生产物的价格，去交换制造品。凡减低制造品真实价格的事物，无不提高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因为，同量的原生产物，这时候可换得更多的制造品。于是，地主便能购买更多的他所需要的便利品、装饰品和奢侈品。

社会真实财富的增加，社会所属用的有用劳动量的增加，都有间按提高土地真实地租的倾向。这种劳动量，自然有一定部分流向土地方面。土地上将有更多的人和牲畜从事耕作。土地生产物将随所投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而地税又随生产物的增加而增加。

至于和上述相反的情况，例如对耕作及改良的忽视，某种土地原生产物真实价格的低落，由于制造技术退步和产业凋敝而发生的制造品真实价格的腾贵，以及社会真实财富的衰落等等，都倾向于减低土地的真实地租，减少地主的真实财富，使地主对于他人的劳动或劳动生产物，只有较小的购买力。

上面已经说过，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或者说，年产物的全部价格，自然分解为土地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三部分。这三部分，构成三个阶级人民的收入，即以地租为生、以工资为生和以利润为生这三种人的收入。此三阶级，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阶级。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归根结底，都来自这三大阶级的收入。

由此可见，这三大阶级中，第一阶级即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和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不可分离的。凡是促进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促进地主利益，凡是妨害社会一般利益的，亦必妨害地主利益。地主在关于商业及政治问题的公众集议上，为本阶级的利益打算，决不会贻误国家，至少，在他们对本阶级利益具有相当知识的场合是如此。但实际上，他们往往缺乏这种知识。他们在上述三阶级中，算是一个特殊阶级。他们不用劳力，不用劳心，更用不着任何计划与打算，就自然可以取得收入。这一阶级所处的安乐稳定地位，使他们自然流于懒惰。懒惰不但使他们无知，并使他们不能用脑筋来预测和了解一切国家规章的后果。

第二阶级即靠工资过活的阶级的利益，也同样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劳动工资最高的时候，就是对劳动的需求不断增加、所雇劳动量逐年显著增加的时候。当社会的真实财富处于不增不减的状态时，劳动者的工资马上就会低落，只够他们赡养家庭，维持种类。当社会衰退时，其工资甚至会降低到这一限度以下。劳动者在繁荣社会中不能享得地主阶级那样大的利益，在衰退的社会中却要蒙受任何阶级所经验不到的痛苦。但是，劳动者的利益，虽与社会一般利益密切相关，但他们没有了解一般社会利益的能力，更没有能力理解本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他们的状况，不能让他们有接受各方必要消息的时间，即使有此时间，他们的教育和习惯，也不能使他们对任何消息作出适当的判断。因此，在公众集议时，只在特殊场合，即在雇主为着白己的特殊目的，而不是为着劳动者的利益，出来鼓动并支持劳动者发言的场合，劳劫者才发表意见。此外，劳动者能发言的，很不多见，其议论受到尊敬的，更为少闻。

劳动者的雇主即靠利润为生的人，构成第三个阶级。推动社会大部分有用劳动活动的，正是为追求利润而使用的资本。资本使用者的规划和设计，支配指导着劳动者的一切最重要动作。但他们这一切规划和设计，都是以利润为目标。利润率不象地祖和工资那样，随社会繁荣而上升，随社会衰退而下降。反之，它在富国自然低，在贫国自然高，而在迅速趋于没落的国家最高。因此，这一阶级的利益与一般社会利益的关系，就和其他两阶级不同。在这一阶级中，商人和制造业者通常是使用资本最大的两阶层。因为他们最富裕，所以最为社会所尊敬。他们终日从事规划与设计，自比大部分乡绅具有更敏锐的理解力。可是，因为他们通常为自己特殊事业的利益打算，而不为社会一股利益打算，所以，他们的判断，即使在最为公平（不总是如此）的场合，也是取决于关于前者的考虑，而很少取决于关于后者的考虑。他们比乡绅高明，与其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公众利益，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更理解自身的特殊利益。由于这种比较优越的理解，他们往往利用乡绅的宽宏施行欺骗手段，使他老老实实地相信，他自身的利益不是公众利益，唯有他们的利益才是公众利益，并使他仅仅凭了这单纯而诚笃的信念，舍弃自己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去迁就他们。其实，不论在哪一种商业或制造业上，商人的利益在若干方面往往和公众利益不同，有时甚或相反。扩张市场，缩小竞争，无疑是一般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虽然往往对于公众有利，后者却总是和公众利益相反。缩小竞争，只会使商人的利润提高到自然的程度以上，而其余市民却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承受不合理的负担。因此，这一阶级所建议的任何新商业法规，都应当十分小心地加以考察。非小心翼翼地、抱着怀疑态度作了长期的仔细检查以后，决不应随便采用。因为他们这般人的利益，从来不是和公众利益完全一致。一般地说，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公众，甚至在于压迫公众。事实上，公众亦常为他们所欺骗所压迫。

第二篇  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序论

在无分工，少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由自己供给的原始社会状态下，要经营社会事业，无须预储资财。人人都力图依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饿了便到森林去打猎；衣服坏了，便剥兽类的皮革来穿；房屋破了，便就近伐取树枝草皮，尽其所能，加以修葺。

在彻底实行分工之后，一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便仅能满足自身随时发生的需要的极小部分。其他大部分需要，必得仰赖他人劳动的产物来供给。这种产物必由购买而得。购买的手段即是他自己的产物，或者说，他自己产物的价格。但在购买以前，不仅自己劳动的产物要已经作成，还要已经卖掉，所以至少在这两件事情能够办到以前，必须先在某个地方储有各色各样的货物，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并提供材料和工具供他使用。例如织匠在织物尚未作成、尚未卖掉以前，要不是在自己手中或他人手中有所蓄积，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并给他提供材料和工具，他就织不出任何东西。很明显，这种储蓄非在他开始从事这项职业很久以前完成不可。

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每个工人所担任的操作，既渐趋简单，便有各种新机械发明使操作更为简便迅速。所以，当分工进步了的时候，雇用工人数目不变，所必须预先储有的食物供应，要和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相同；而必须预先储蓄的材料和工具，却要比在分工没有这样进步时所需要的来得多。况且，一种行业分工越是细密，它的工人人数往往越是增加；更确切地说，使他们分工能够越来越细密的，就是他们人数的增加。

要这样大大改进劳动生产力，预蓄资财是绝对必要的。而这种蓄积，亦自然会导致这种改进。投资雇用劳动的人，自然希望投资方法能够尽量产出最大量的产品。所以，对工人职务的分配，必努力期其适当；在能够发明或购买的限度内，他所备置的机械，必努力期其精良。但在这两方面，他的能力怎样，往往要看他能有多少资财，看他能雇多少工人。所以，在每一国家里，不仅产业的数量随着举办产业的资财的增加而增加，而且，由于资财增加的结果，同量产业所能生产的产品亦会大增。

我在本篇所要说明的是：资财的性质怎样，资财蓄积对各种资本的影响怎样；资本用途不同，其影响又是怎样？本篇共分五章。我们知道，一个人或一个大社会的资财，自然会分成几个部门，所以在第一章，我要说明什么是这些部门。我们把货币看做社会总资财的一个特殊部门，所只在第二章，我要讨论货币的性质和作用。积为资本的资财，或由所有者自己使用，或贷与他人使用，所以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我要就这两种情形加以讨论。第五章所要讨论的，是资本的不同用途，对国民产业量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量，会直接发生什么不同的影响。

 第一章  论资财的划分

一人所有的资财，若仅足维持他数日或数周的生活，他很少会想从这笔资财取得收入。他将慎之又慎地消费它，并且希望在用完它之前，能依靠自身的劳动，取得一些东西来作补充。在这场合，他的收入完全来自他的劳动。各国贫穷劳动者大部分就是过这种生活。

他所有的资财，如足够维持他数月或数年的生活，他自然希望这笔资财中有一大部分可以提供收入；他将仅保留一适当部分，作为未曾取得收入以前的消费，以维持他的生活。他的全部资财于是分成两部分。他希望从以取得收入的部分，称为资本。另一部分，则供目前消费，其中包含三项东西：（一）原为这一目的而保留的那部分资财；（二）逐渐得来的收入，不论来源如何；（三）用以上两项于以前买进来但至今尚未用完的物品，如被服、家具等等。为目前的消费而保留的资财，或包含三项之一，或三项之二，或三项全有。

对投资者提供收入或利润的资本，有两种使用方法。

一，资本可用来生产、制造或购买物品，然后卖出去以取得利润。这样使用的资本，在留在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对于投资者不能提供任何收入或利润。商人的货物，在未卖出换得货币以前，不能提供收入或利润；货币在未重新付出换得货物以前，也是一样。商人的资本不断以一个形态用出，以另一个形态收进；而且也只有依靠这种流通，依靠这种继续的交换，才有利润可图。因此，这样的资本可称为流动资本。

二，资本又可用来改良土地，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工具，或用来置备无须易主或无须进一步流通即可提供利润的东西。这样的资本可称为固定资本。

不同职业所必需的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极不相同。

譬如，商人的资本便全然是流动资本。他简直无需使用机器或工具，除非把商店或堆栈看做机器或工具。

手工业者和制造者的资本，一部分就须固定在工具上。不过，这部分的大小，各业不同，有的行业很小，有的行业很大。裁缝业者除了一包针外，不需别种工具。制鞋业者的工具比较值钱些，但多得有限。织布业者与制鞋业者比较，工具就贵得多了。但是，这一类手工业者的资本，大部分是流动的，起初或作为工人工资而流出，或作为原材料价格而流出，然后再从产品价格流入，其中含有利润。

在别种事业，就需要大得多的固定资本了。譬如，一个大铁工厂，要设置熔铁炉、锻冶场、截铁场，非有极大经费不可。至若开采煤矿所需的吸水机以及其他各种机械，所费还要多。

就农业家说，用于购买农具的资本是固定的；用于维持工人与支付工资的资本是流动的。前者他保管在手中从而获取利润，后者他支付出去从而获取利润。耕畜的价格或价值，和农具一样，可称为固定资本；饲养牲畜的费用，和维持工人的费用一样，可称为流动资本。农业家获取利润的方法，一为保有耕畜，一为支付饲养牲畜的费用。但只售卖为目的，非以代耕为目的的牲畜，其购买费和饲养费，却都应归入流动资本之内。在这里，农业家靠出卖牲畜以取得利润。在生产牲畜的国家，非以代耕或贩卖为目的，而是以剪毛、挤乳、繁种以求利润为目的而买入的羊或牛，应当称为固定资本；在这里生利的方法在于保有它们。它们的维持费是流动资本；在这里，生利的方法在于付出维持费。赚回维持费的时候，维持费的利润及牲畜全部价格的利润，都会在羊毛价格、产乳价格、繁种价格上，提供出来。种子的全部价值，亦可称为固定资本。种子虽往返于土地与谷仓之间，但未更换主人，所以没有真正地流动过。农业家获取利润，不是靠出售种子，而是靠种子孳生产品。

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的总资财，即是其至体居民的资财，所以，亦自然分作这三个部分，各有各的特殊作用。

第一部分是留供目前消费的，其特性是不提供收入或利润。已由消费者购买，但尚未完全消费掉的食品、衣服、家具等物，属于这一类。仅供居住的国内房屋，也是这个部分中的一个部分。投在房屋上的资财，如该屋是由其所有者自住，那末，从那时刻起，即失去资本的作用，就是说，它对屋主不提供任何收入。这样的住屋，虽然象衣服、家具一样对他很有用，但也象衣服、家具一样，不能给他提供收入。它只是费用的一部分，不是收入的一部分。租屋与人，可以取租，但房屋本身不能生产任何东西，租户仍须从劳动、资本或土地上所得的收入来付租金。所以，对于屋主私人，它虽提供收入，因而有资本作用，但对社会公众，则不提供收入，不能有资本作用。它丝毫不能增加全体人民的收入。同样，衣服和家具，有时亦可提供收入，从而对特殊个人有资本作用。化装舞会盛行的地方，就有人以出租化装衣服为业，租期一夜。家具商人常常论月或论年出租家具；葬仪店往往论日论星期出租葬仪品。还有许多人出租备有家具的房屋，不仅收取房租，还收取家具租。总之，这种租借事件随地都有。但由出租此种物品而得来的收入，归根结底总是出自别种收入来源。此外，尚有一事须加以注意，即无论就个人说或就社会说，在留供目前消费的各种资财中，消费最慢的是投在房屋上的那一部分。衣服可穿用数年，家具可使用五十年或一百年，但建筑坚固、保护周全的房屋，却可使用好几百年。不过房屋虽要好久时间才会消耗掉，但它仍是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和衣服、家具一样。

第二部分就是固定资本。其特性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其中主要包含四项：

第一，一切便利劳动和节省劳动的有用机器与工具。第二，一切有利润可取的建筑物，如商店、堆栈、工场、农屋、厩舍、谷仓等。这类建筑物，不仅对出租房屋的屋主提供收入，而且对纳祖的人也是获取收入的手段。这种建筑物和住屋大不相同。这是营业上的用具，也应该视为营业上用具。第二，用开垦、排水、围墙、施肥等有利可图的方法投下的使土地变得更适于耕作的土地改良费。改良的农场好象有用的机器，可以便利劳动，节省劳动；它使投资者投下的等量流动资本能提供大得多的收入。这两者是一样有利的，但机器较易磨损，而改良的土地却比较耐久。农业家除了按照最有利的方法，投下耕作所必须投下的资本以外，对于土地简直用不着什么修缮。第四，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象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其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第三部分是流动资本。其特性是要靠流通、耍靠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它也包含四项：

第一，货币。赖有货币，其他三项才能周转而分配给真正的消费者。第二，屠户、牧畜家、农业家、谷商、酿酒商等人所有的食品，他们出售这种食品，可以获得利润。第三，还在耕作者、制造者、布商、木材商、木匠、瓦匠等人手中的衣服、家具、房屋三者的材料。这些材料是否是纯粹的原料或半加工的材料，可以不问；只要未曾制成衣服、家具或房屋，即属于这项。第四，已经制成，但仍在制造者或商人手中，未曾卖给或分配给真正消费者的物品，例如锻冶店、木器店、金店、宝石店、瓷器店以及其他各种店铺柜台上陈列着的制成品。这样，流动资本包含各种商家手里的食品、材料、制成品及货币。食料、材料、制成品的流转和分配，都须有货币。不然就不能到达最后使用或消费它们的人手中。

这四项中，有三项——食品、材料、制成品——通常在一年内，或在较一年为长或短的期间内，会由流动资本变成固定资本，或变成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

固定资本都是由流动资本变成的，而且要不断地由流动资本来补充。营业上一切有用的机器工具，都出自流动资本。流动资本提供建造机器的材料，提供维持建造机器的工人的费用。机器制成以后，又常须有流动资本来修理。没有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不能提供任何收入。工作所用的材料，工人生存所赖的食料，都出自流动资本。没有流动资本，即使最有用的机器工具，亦不能生产一点东西。土地无论怎样改良，没有流动资本，亦不能提供收入。维持耕作和收获的工人，也非有流动资本不可。

固定资衣和流动资本，具有同一目的，也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不致匮乏，而且能增加。人民的衣食住，都仰给于这种资财。人民的贫富，亦取决于这两种资本所能提供的这项资财是丰饶还是贫乏。

为了补充社会上固定资本和供目前消费的资财，需要不断从流动资本中抽出大部分，所从流动资本亦须有不断的补充。没有这仲仆充，流动资本不久就会干竭。这种增什有三个主要来源，即土地产物、矿山产物、渔业产物。达三个资源不断供给食料和材料。其中有一部分通过加工制为完成品。正是由于这种供给，从流动资年抽出的食料、材料、完成品，才有了新的补充。此外，还必须从矿山采取所需要的维持和补充用来作为货币的金属。在普通情况下，货币虽无须从流动资本抽出来作为固定资本或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但象其他东西一样，货币难免磨损，难免输往外国，所以仍须不断加以补充，不过数量小得多罢了。

土地、矿山和渔业都需要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来经营；其产物，不仅要偿还这样投下的资本，益以利润，还要偿还社会上一切其他资本，益以利润。制造者每年消费的食品和材料，山农民年年为之补充；农民每年消费的工业品，由制造者年年为之补充。这两个阶级同，虽很少以制造品和农产品互相直接交换，但他们之间年年进行交换的实际情况，却就是如此。我们知道，农民所有的是谷物、牲畜、亚麻、羊毛；他所要的是衣服、家具、工具。买谷物、牲畜、亚麻、羊毛的人，不见得就是卖衣服、家具、工具的人。所以农民先用原生产物换取货币；有了货币，他就可随地购买他所需要的制造品。经营渔业和矿业的资本，亦至少有一部分由土地来补充。从水里捕鱼，从地里掘矿，都少不了地面上的产物。

在它们自然生产力大小相等的场合，土地、矿山和渔场的产额，都和投资数量的大小与资金用法的好坏成比例。在资本数量相等，投资方法又同样适当的场合，它们的产量就和它们的自然生产力的大小成比例。

在一切生活比较安定的国家里，有常识的人，无不愿用可供他使用的资财来求目前享乐，或求未来利润。如是用来求目前享乐，那它就是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是用来求未来利润，那未求利润的方法，不是把资财保留在手里，就是把资财花用出去。在前一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场合，它是流动资本。在生命财产相当安全的场合，一个人如果不把他所能支配的一切资财（不管是自有的或借入的）用于这些用途之一，说他不是疯狂，我是不能相信的。

如果不幸，国家专制，君主暴虐，人民财产随时有受侵害的危险，那末，人民往往把资财的大部分藏匿起来。这样，当他们所时肘刻刻提防的灾难一只临头的时候，他们就可随时把它带往安全地方。据说，在土耳其，在印度，并且我相信在亚洲其他各国，都常有这种事情。在封建暴虐时代，我国似乎也有过这种情形。发掘的宝物，当时被视为欧洲各大国君主的一项大收入。凡埋藏地下、无从证明属于谁的物品，概视为国王所有，非得国王特令恩准，那就既不属于发现者，亦不属于地主。此种宝藏，在当时极受重现。当时的金银矿产亦复如此。倘非明令特许，金银矿产并不包含在普通土地所有权之内。随意开采是不行的。但铅、铜、锡、煤各种矿山，因比较不重要，所以听任人民开采。

第二章　论作为社会总资财的一部门或作为维持国民资本的费用的货币

在第一篇，我曾指出：因为商品的生产和上市，曾经使用劳动、资本与土地，所以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三个部分，其一为劳动工资，其二为资本利润，其三为土地地租。诚然，事实上有些商品的价格，仅由两部分构成，即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甚至还有极少数商品的价格，单单由一部分构成，即劳动工资。但无论如何，商品价格终归成为上述那三个部分中的一个或全部。不归于地祖也不归于工资的部分，必归于利润。

就各特殊商品分别论述，情形已如上述，就构成全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全部商品而总括论述，情形亦必如此。我在第一篇说过：一国年产物的总价格或总交焕价值，亦必分解为这三个部分而分配于国内各居民。不是作为劳动工资，不是作为资本利润，就是作为土地地租。

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全部价值，虽如此分归各居民，而成为各居民的收入，但是，好象个人私有土地的地租可以分为总地租和纯地租一样，国内全部居民的收入，亦可分为总收入和纯收入。

个人私有土地的总地租，包合农业家付出的一切；在总地租中，减去管理上、修缮上各种必要费用，其余留给地主支配的部分，称为纯地租。换言之，所谓纯地祖，就是在不伤害其财产的条件下可留供地主目前消费的资财，或者说，可用来购置衣食，修饰住宅，供他私人享乐的资财。地主的实际财富，不视其总地租的多寡，而视其纯地租的多寡以为定。

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含他们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物。在总收入中减去维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费用，其余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纯收入。换言之，所谓纯收入，乃是以不侵蚀资本为条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资财。这种资财，或留供目前的消费，或用来购置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娱乐品等等。国民真实则富的大小，不取决于其总收入的大小，而取决于其纯收入的大小。

很明显，补充固定资本的费用，决不能算在社会纯收入之内。有用的机器，必待修补而后能用；营业上的工具，必待修补而后能工作；有利可图的房屋，必待修缮而后有利可图。这种修茸所必要的材料，只及把这种种材料制为成品所需要的劳动产品，也都不能算作社会上的纯收入。固然，这种劳动的价格，也许会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此种劳动的工人，可能要把工资的全部价值作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但就别种劳动说，那就不仅劳动的价格归入这种资财，而且劳动的产品，也归入这种资财；劳动的价格归入工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劳动的产品则成为别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别人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都由工人的劳动而增加。

固定资本的目标，在于增加劳动生产力，换言之，在于使同一数目的工人能够完成多得多的工作。设备完全，有必要的建筑物、围墙、水沟、道路等等的农场，和没有这些设备的农场比较，即使广狭相等，肥瘠相等，劳动人数相等，役畜数目相等，所获产物也必多得多。有最精良机器设备的厂坊，和工具不这么完备的厂坊比较，虽所雇工人的人数相等，出产量亦一定会大得多。适当地花在固定资本上面的任何费用，一定都能很快地带回很大的利润，而且年产物价值由此而来的增加，会比这类改良物所必要的维持费大得多。不过这种维持费，要动用这种年产物的一部分。原来可直接用只增加食品、衣料、住所以及各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材料和人工，就有一部分改作他用。这新的用途当然是很有利的，但与原来的用途不同。因此我们说，机械学的改良，使同一数目的工人，得以较低廉较简单的机器，进行同量的工作，这委实是社会的福利。从前比较昂贵复杂的机器，其修补常须费去一定数量的材料和人工。现在机器改良了，这一定数量的材料和人工，可以节省下来，再凭借某种机器的力量，用来增加产品的数量。譬如，大制造厂主原来每年须以一千镑作为机器修理费，现在，倘使能够把修理费成为二百镑，其余五百镑出可用以增购材料，增加工人。这样，帆器产品的数量，自然会增加起来。产品增加了，由此种产品而产生的社会福利，亦跟着增加。

在一个大国，固定资本的维持费，可与私有土地的修理费相比。保持土地产物，从而保持地主的总地租和纯地租的数额，都常须有修理费。但当措施得宜，修理费减少，而产物并不减少时，则总地租至少依旧不减，而纯地租则一定会增加起来。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待费，虽然不能列在社会纯收入之内，但流动资本的维持费，却不能与此并论。流动资本包含四部分，即货币、食料、材料、制成品。我们说过，后三部分，经常由流动资本中抽出，变作社会上的固定资本或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凡不变为固定资本的消费品，就变作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而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所以，维持这三部分流动资本，并没从社会纯收入抽出任何部分的年产物，只维持固定资本，才需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抽出一部分年产物。

就这点看，社会流动资本便与个人流动资本不同。个人的流动资本，决不能算作个人的纯收入；个人的纯收入全由他的利润构成。但社会流动资本，虽由社会内各个人的流动资本合成，但不能因此便说社会流动资本绝对不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商店内存的货物，虽然不是商人自己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但可以是别人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由别种财源取得收入的他人，可经常以该收入补还商人的货物的价值，以及偿付商人的利润。商人的资本不会减损，享用者的资本办不会减损。

因此，社会流动资本中只有一部分，其维持会减少社会纯收入。这一部分就是货币。

货币虽为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但就它对社会收入的影响说，它和固定资本是很相象的。

第一，营业上使用的机器和工具的建造与维持，是需要一项费用的。这项费用，虽然是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但是从社会纯收入中扣除下来的。货币亦然。货币的收集与弥补，亦需要一项费用，这种费用虽然是社会总收入的一部分，但也是从社会纯收入中扣除下来的。货币是商业上的大工具，有了它，社会上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娱乐品，才得以适当的比例，经常地分配给社会上各个人。但它是非常昂贵的工具。这昂贵工具的维持，必须费去社会上一定数量极有价值的材料即金银和一定数量极其精巧的劳动，使其不能用来增加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即不能用来增加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

第二，无论就个人说或就社会说，构成固定资本的营业上使用的机器和工具，都不是总收入或纯收入的一部分。货币亦然。社会的全部收入，虽赖货币能经常分配给社会各成员，但货币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货币只是货物借以流通的轮毂，而和它所流通的货物大不相同。构成社会收入的只是货物，而不是流通货物的轮毂。计算社会总收入或纯收入时，必须从每年流通的全部货币与全部货物中，减去货币的全部价值，一个铜板也不能算在里面。

这个议论会使人觉得有些诡辩或有疑问，只因所用文字暧昩不明；如果解释适当，理解无误，那几乎是自明的。

我们说一定数额货币时，有时指的仅是货币内含的金块，有时又暗暗地指这数额货币所能换得的货物，即指因占有这数额货币而取得的购买力。譬如，我们说英国的通货计一千八百万镑时，我们的意思不过说，据某作家计算或设想，英国现今流通志这么多金块。但若说某甲年收入五十镑或一百镑时，我们通常所指的，不仅是他每年可收入的金块量，而已是他每年可以购买或可以消费的货物的价值。我们通常用这句话来表示他是怎样生活，或者说，他应该怎洋生活，换言之，他所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就数量说，就质量说，该是怎样？

我们说一定数额货币，意思不仅指这数额货币内含的金块，内中还暗指这一数额货币所能换得的货物，所只，在这场合，这数额货币所表示的财富或收入，决不能同时等于这两种价值，却只能等于二者之一。仅与其说等于前者，无宁说等于后者；与其说等于货币，无宁说等于货币所值。设某甲每星期领养老金一几尼，一星期内，他可用这一几尼购买一定数量的生活品。便利品、娱乐品。他每星期的真实收入，换言之，他的真实财富，即和这数量的大小成比例。他每星期的收入，决不能同时与一几尼相等，又与这一几尼所能购买的货物相等。它只等于二者之一。事实上，与其说等于前者，无宁说等于后者；与其说等于这一几尼，无宁说等于这一几尼所值。

如果这人的养老金，不以金付给，却每星期付以一几尼的票据一纸，很明显，他的收入，与其说是这一片纸，无宁说是这一片纸所能换得的物品。一个几尼，亦可以看作一张票据。有了这张票据，可以向邻近各个商人，支取一定数量必需品和便利品。构成取得这些物品的人的收入的，与其说是余块，无宁说是他因占有这个几尼而能够换得的货物。如果这一个几尼竟然不能换得什么物品，那它的价值，就象对破产者所开的票据，同样没有价值。

一国全体居民每星期或每年的收入，虽然都可以是，而且实际也是，由货币支付，但无论如何，他们真实财富的大小，他们全体每星期或每年的真实收入的大小，总是和他们全体用货币所能购买的消费品最的大小成比例。这样，他们全体收入的全部，显然不能又等于这货币，又等于这消费品，而只等于这两价值之一，与其说等于前一价值，无宁说等于后一价值。

我们常用一个人每年领受的金额，来表示这个人的收入。但所以如此，只因为这个金额，可以支配地的购买力，换言之，可以支配他每年所能取得的消费品的价值。我们仍然认为，构成他的收入的，是这种购买力或消费力，而不是含有这种力量的金块。

如果就个人说，情形已经十分明白，那末，就社会说，情形还更明白。一个人每年领受的金额，往往恰好等于他的收入；亦即国此故，他所领受的金额，最能简切明白表示他收入的价值。但流通在社会间的金额，决不能等于社会全体人员的收入。同一几尼，今日付甲，作为甲的养老金，明日可付乙，作为乙的养老金，后日又可付丙，作为丙的养老金。所以在任何国家，年年流通着的金额，和年年付出的养老金比较，价值都要小得多。但购买力，换言之，由陆续付出的全都养老金陆续买进的全部货物，和这全部养老金比较，却总具有同样的价值；同样，全体领取养老金的人的收入，也必定与这全部养老金具有同样的价值。构成社会收入的，决不是金块；社会上所有的金块，其数量比它的价值要小得多。构成社会收入的，实是购买力，是那些辗转在各个人手中流通的金块陆续购得的货物。

货币是流通的大轮毂，是商业上的大工具。象一切其他职业上的工具一样，那是资本的一部分，并已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把收入分配给应得收入的人，固然是靠了铸币内含金块的流通，但那金块，决不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最后，构成固定资本的机器和工具，还有一点类似货币那一部分流动资本。建造和维持机器的费用的节省，若不减损劳动生产力，就是社会纯收入的增进。同样，收集和维持货币这一部分流动资本的费用的节省，亦是社会纯收入的增进。

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省，为什么就是社会纯收入的增进，这问题，是够明白的，而且我们曾作出局部的解释。企业家的全部资本，必然会分作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资本总额不变的场合，二者互相消长，乃势所必然。这部分越小，那部分就越大。提供材料，支给工资，推动产业的，是流动资本。所以，固定资本维持费的节省，若不减损劳动生产力，就一定会增加推动产业的基金，从而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增加社会的真实收入。

以纸代金银币，可以说是从低廉得多的一种商业工具，代替另一种极其昂贵的商业工具，但其便利，却有时几乎相等。有了纸币，流通界无异使用了一个新轮，它的建立费和维持费，比较旧轮，都轻微得多。但它怎样作流通的轮毂，怎样可增加社会的总收入或纯收入呢，个中理由，人们还不甚明了，所以，需要进一步的说明。

纸币有好几种，各不相同；银行的流通券，是最普通的，最合用的。一国人民若相信某银行家资产雄厚，行为诚实，处事谨慎，换言之，相信他有随时兑换现金的能力和意思，那银行家发行的钞票，便可在社会上通用，无异于金币银币。

假设某银行家，以十万镑期票，借给他的顾客，这种期票，既然和货币有同等作用，所以，债务人自当偿付利息，象借入货币一样。这利息，便是银行家得利的来源。发出去的期票，固然有一部分会不断回来兑现，但总有一部分不断在社会上流通。所以，他发出去的期票，虽然是十万镑，但有二万镑金银币，常常足够应付不时的需要。这样，这种期票的发行，使二万镑金银币可收十万镑金银币的功用。同一数量消费品的交换，同一数量消费品的周转和分配，可通过这十万镑期票而实现，和通用十万镑金银相同。因之，国内流通用途，可省八万镑的金银。假设国内银行林立，都依达办法经营，那末，这时流通国内货物所需的金银，就不过等于没有这期票时代所需的五分之一了。

让我们假设，某个国家某个时代的通货总共为一百万镑，这个数目已够流通国内全部年产物。再让我们假定，后来因为银行林立，发行兑现的期票一百万镑，而在金柜内保留二十万镑，以应不时的需耍。这样，在流通界就有了八十万镑金银币，和一百万镑期票，总共一百八十万镑了。但国内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流通、周转和分配，原来只需要一百万镑；现在，银行的作用又不能马上增加国内年产物数额。所以，在有银行作用以后，流通国内年产物，一百万镑仍是足够的。待售待买的货物量照旧，用以买卖的货币量，亦自然可以照旧。流通的渠道——如果这名称适当——自必完全照旧。一百万镑，就足以充满渠道了。逾这限度，灌注下去，势必溢而旁流。现在，我们灌注下了一百八十万镑了。八十万镑定然会溢流出米，这数额是国内流通界所容纳不下的。但是，国内不能容纳的数目，置之不用，又未免损失太大。因此，一定会把它送到外国去寻求在本国寻求不到的有利用途。不过，纸币是不能送到外国去的，国为外国离发行银行远，离可使用法律强迫其兑现的国家远，所以，纸币在外国是个能通用的。送到外国去的，一定是八十万镑金银。国内流通的渠道，以前由一百万镑金银充满，现在，却将由纸币一百万镑充满了。

这巨量金银送往外国，决不是无所为的，决不是送给外国作礼物的。它的外流，定然会换进一些外国货来，供本国人消费，或转卖给别国人民消费。假使运金银的人是甲国人民，他们现今用这巨量金银，购乙国货物，供两国人民消费。他们所经营的，就是所谓贩运贸易。由此获得的利润，当然是甲国纯收入的增进。所以，这巨量的金银，就象新创的基金一样，可用以开办新的事业。国内事业，现由纸币经营，金银就移转过来，作为这种新事业的基金。

如果他们用这巨量金银，购外国货物，来供本国消费，那买进来的货物，不是（）游惰阶级消费的货品，如外国葡萄酒、外国绸缎等等，就一定是（二）更多的材料、工具和食料等，从而维持和雇用更多的勤劳人民，这些人民再生产出他们每年消费的价值，外加利润。

如果用于前一途径，就无异鼓励奢侈，增加消费，而不增加生产，不增加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基金，对社会无论就那一点说，都是有害的。

如果是用于后一途径，却可鼓励勤劳，虽然会增加社会上的消费，但也会提供维持这项消费的固定资金。消费者会把每年消费的价值，全都再生产出来，同时提供利润。社会上的总收入，换言之，社会上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势将增加起来，其增加的数量，等于工人对加工材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社会的纯收入，也必然增加，其增加的数量，等于上述价值减去这些工人使用工具机械所需要的维持费后剩下的价值。

由于银行作用而被排往外国的金银，假如是用来购买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就有大部分是，而且一定是，用来购买第二类货物。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固然，也何这详的人，他们的收入虽没有增加，却忽然大挥霍起来，但我相信，世界上，决没有一个阶级，全是这么办。谨慎从事，固然不能望于人人，但至少，一个阶级，总有大多数人不侈靡，不乱花钱，这大多数人的行为，总能奉行谨慎的原则。至于那般游惰者，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的收入，既不能由于银行的作用而增加毫米，所以，除了少数实际的例外，他们这一阶级的费用，亦不能由于银行的作用而增加。游惰阶级对外国货物的需求，是照旧的，或者大概照旧。由于银行作用而排往外国购买外国货物以供本国消费的货币，亦只有一极小部分，是用来购买这般人需用的物品。其中大部分当然是用来振兴实业，不是用来奖励游惰。

我们计算社会流动资本所能推动的劳动量时，常须记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社会流动资本中，仅可计算食料、材料、制成品三项。而由货币构成，仅用以实现这三项流通的部分，必须减去。推动产业，需要三件东西，即材料、工具和工资。材料是工作的对象；工具是工作的手段；工资是工人作工的目的。货币既不是工作的材料，亦不是工作的工具；工资虽普通用货币支付，但工人的真实收入，并非由货币或金块构成。构成工人真实收入的，是货币的价值，或者说，是金块所能换得的货物。

一定数量资本所能雇用的劳动量，显然等于该资本能供给以材料、工具以及适应于工作性质的维持费的工人的数量。购买材料工具和维持工人，固然少不了货币，但该资本全部所能履用的劳动量，无疑不能同时等于用以购买的货币和被购买的材料、工具、食料。而只等于这两价值之一，与其说等于前者，无宁说等于后者。

以纸币代金银币，则全部流劝资本所能提供的材料、食料和工具，必按所代金银的全价值而增加。流动和分配轮毂的全部价值，现在被加在本来靠它而流通的货物的价值上面。这件事，有些象某个大工厂厂主的处境。由于机器的改良，他舍弃旧机器不用，把新旧机器价格之差额，加入流动资本，即加入作为购置材料、支付工资的基金。

一国流通的货币，对于靠它而流通的货物的价值，究竟保持着什么比例，也许没有确定的可能。有人说是一比五，又有人说是一比十，一比二十，一比三十。但是，货币对年产物全部价值所持的比例，无论怎样微小，在年产物中，只有一部分，常常是一小部分，指定用作维持产业的基金，但货币对这一部分年产物所持的比例，总该不小。如果以纸币代替，流通所需要的金银量减少到等于原先的五分之一，那末，其余那五分之四，若有大部分是加在维持产业的基金内，那当然会大大增加产业的数量，因而会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

晚近二三十年来，苏格兰几乎所有大都市，都设立许多银行，甚至穷乡僻壤，有时也如此。这种银行作用的结果，正如上述。国内事业，几乎完全用纸币周转；一切种类的购买和支付，亦都凭借纸币。除了兑须二十先令的钞票外，银币很少见到，金币尤其少见。银行林立，虽未免良莠不齐，以致议院有立法制裁的必要，但国家曾因银行设立而得莫大利益，却无可违言。我听说：格拉斯戈自银行创立以来，十五年间，商业竟已加倍。苏格兰的商业，自两公立银行（一名苏格兰报行，1693年国会议决创立；一名皇家银行，以国王敕令设立于1727年）在爱丁堡创立以来，就不只加了四倍。在这个短期内，苏格兰一般的商业，格拉斯戈的商业，是否这样增进，我不敢自作聪明，妄加断议。若果如此，则如此巨大的进展，似乎不能尽归功于银行的设立，或许还有别种原因。不过，说苏格兰这个时期的工商业大有增进，并且说银行设立，就是它们增进的一个大原因，总不见得错误。

在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前在苏格兰境内流通而在合并后不久拿到苏格兰银行再铸的银币价值，为四十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七镑十先令九便士。关于金币，则无可稽考。但据苏格兰造币厂旧帐簿所录，似乎每年鼓铸的金的价值，略多于银。当时有许多人惟恐银一入苏格兰银行即不能复为己有，所以有许多银币，始终没有拿到苏格兰银行去；此外，还有若干流通的英格兰铸币，亦未曾缴进去。所以，未合并前，苏格兰通用的金银币价值，合计不下于一百万镑。这数额似乎构成当时苏格兰全部的通货，因为当时苏格兰银行虽没有竞争者，它的钞票发行不少，但在全部通货中，仅占极小部分。现在苏格兰的全部通货，估计当不下二百万镑，其中金银币大概不过五十万镑。但是，苏格兰的金银币虽是大减了，它的真实财富，它的繁荣，却丝毫未受损害。反之，农工商各业的发达，是很明显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增加，亦很明显。

银行发行钞券的主要方法，是贴现汇票，换言之，是垫付货币，收买未满期的汇票。汇票不等期满，即可持票往银行预贷现金。银行方面，就计算到期应收的利息，在全部贷额中扣除。到期后，汇票的兑付，既可偿还银行预贷出去的价值，还会带来利息形式的纯利润。银行贴现汇票，是以本银行发行的钞券支付，并不是以金银支付。银行家可以根据经验，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把钞券垫付出去，所以，他所能贴现的汇票金额，可以加多，他在利息方面所能获得的纯利益，亦自然加多了。

苏格兰的商业，今仍不甚繁荣，在上述两银行创立时，尤不足道。如果该两银行单单经营汇票的贴现，营业必甚寥寥。所只，它们发明另一方法来发行信用券，即所谓现金结算法。随便那一个人，只要他找得到两个有确实信用并有确实地产的保证人担保，并允在银行要求偿还时即如数还清所借金额及其法定利息，就可向银行商借一定数额的款项如二千镑或三千镑。我相信，这种贷放方法，世界各处银行都有。但据我所知，苏格兰各银行所接受的还款条件特别简易。这也许是他们银行营业旺盛、国家得益深厚的主要原因。

在苏格兰，凡具有上述信用条件向银行按照这个方法借到比方说一千镑的人，可以随时分期还款，有二三十镑就可付还一次。银行方面就以每次收款的日期起，至全数偿清的日期止，计算每次所收回的数额，并在全部金额的利息中，减少相应数目的利息。各种商人，各种实业家，都觉得这种方法很便利，因而乐于助长银行的营业，不但在一切支付上都欣然接受银行钞票，并劝人接受。在顾客商借货币时，银行大都以本银行的钞票付给。商人以钞票购买制造者的货物，制造者以钞票购买农业家的食料、材料，农业家以钞票付给地主作为地租，地主以钞票付给商人购买各种便利品、奢侈品，商人最后又把钞票还给银行，来抵销借款。因之，全国银钱来往，几乎无往不用钞票。银行营业，自然就旺盛了。

赖有现金结算法，商人们得推广营业，而不致有危验。假设有两商人，一在伦敦，一在爱丁堡，所经营的营业相同，所投下的资本相等。爱丁堡商人因有现金结算法，所只营业规模能够搞得较大，人员能够用得较多，而不致有危险。伦敦商人则因无现金结算法，常须在自己金柜内或在银行金柜内（那自然没有利息）保有巨额货币，只应付不断的索讨赊购贷款的要求。假定常须保有五百镑，那末，和不需常常保有现金五百镑滞财的场合比较，堆栈内货物的价值，就会少五百镑。假设商人保有的存货普通每年脱售一次，这时候，与无需保有滞财的场合比较，他就困为常须保有五百镑滞财，所得而脱售的货物，总少五百镑的价值。在这场合，他每年的利润，他所能雇用以办理销售事务的工人，都必定比他能多卖五百镑货物的场合少。反之，爱丁堡商人，无须保有滞财来应付这种不时的需要。万一遇有急需，他可由现金结算法，向银行借钱来应付，以后，接续有售卖，即以所得货币或纸币，逐渐偿还银行借款。与伦敦商人比较，他可用同量资本，囤积较多量货物，而无危险。因之，他给自己赚取更大的利润，给那些为市场提供货物的劳动人民以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家因之得利不小。

固然，英格兰银行通过贴现汇票所给予英格兰商人的便利，可等于现金结算法给与苏格兰商人的便利，但要记住，苏格兰商人也可向银行贴现汇票，和英格兰商人一样容易。而除了贴现期票，苏格兰银行还有现金结算法，故于商人尤为便利。

任何国家，各种纸币能毫无阻碍地到处流通的全部金额，决不能超过其所代替的金银的价值，或（在商业状况不变的条件下）在没有这些纸币的场合所必须有的金银币的价值。例如，苏格兰通用的纸币，假设最低的是二十先令纸票，那末，能在全苏格兰流通的这项通货其总额决不可超过国内每年交易二十先令及二十先令以上的价值的交易通常所需的金银的数额。如果超过了这个总额，那过剩的部分，既不能行于国内，又不能输往国外，结果，会马上回到银行去，兑换金银。得钞票的人民，立即觉得他们所有的钞票，超过国内交易所需。他们既然不能把纸币送往外国，当然，马上会持向银行，要求兑现。因为，过剩的钞票，一经换作金银，输往国外，很容易就有用处；在钞票还是钞票的肘候，却一点用处也没有。总之，过剩的额数，将全数回到银行兑现，如果银行对兑现表现困难或迟缓，回到银行去的钞票，还会更多。由此而起的惊疑，必然会使兑现要求，更紧张起来。

各种企业的经营，都少不了经费。房租、用人、办事员、会计员等的工资，在各种企业中都是不可少的。除了这各项，银行特有的费用，可分为两类：第一，金柜内，常须储存无利息可得的巨额货币，以应付持票兑现的不时要求。第二，因应付不时要求而将干竭的金柜，须时时补充。如果，银行发行纸币过多，超过国内流通的需要，不能流通的过剩的额数，不断转来兑现，在这情况下，银行的金柜，不但要按纸币过剩的比例增加储存的金银，而且要按更大的比例增加储存的金银，因为纸币的归来，其速度比发行过剩额的扩大快得多。所以，银行第一项特别用费的增加，不仅要按非得已的兑现增加的比例而增加，而且要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此外，此种发行过度的银行，虽应有较充实的金柜，但其金柜的干竭，却一定比在发行谨慎的情况下快得多。因此，对于金柜的补充，常须作不断的加紧的努力。但这样大量不断地由金柜流出来的铸币，不能在国内流通。这种铸币，是为兑换超过流通需要的纸币而流出的，所以也是流通所不需要的。按照常理，铸币是不会被废置无用的，它在国内没有用处，就会以这种或那种形态输往外国，以寻求有利用途。但金银这样的不断输出，又适足助长银行觅取金银补充金柜的困难，从而增加银行的费用。所以，象这样的银行，必因兑现的非得已的增加，增加它第二项特别费用，增加得比第一项还多。

假设某银行发行的纸币，为四万镑，而这恰是国内流通所能容易地吸收和使用的数目，为应付不时需要起见，银行金柜须常常储有一万镑金银。假使这银行企图发行四万四千镑，那增加的四千镑，既是超过社会容易吸收使用的数目，将一边发出，一边流回。这样，为应付不时需要起见，银行金柜应该储存的款项，就不只一万一千镑，而为一万四千镑。于是，四千镑过剩的纸币，将毫无利益可得，而且，不仅无利，还有损失。因为这银行要负担不断收集四千镑金银的费用，这金银一经收进来，马上又要散发出去。不断收进，不断散出，所费该要多少。

如果所有银行都理解而且注意本身的利益，流通界上就不致于纸币过剩。不幸的是，所有银行未必都理解本身的利益。流通界纸币过剩的现象，就常常发生了。

由于发行纸币量过大，剩余额不断归来兑换金银，许多年来，英格兰银行，每年都须鼓铸金币，自八十万镑至一百万镑不等，平均计算，每年大约耍铸八十五万镑。数年前，因金币磨损得不堪，低劣得不堪，银行大铸金币，常须以每盎斯四镑的高价格购买金块，铸成时，每盎期却仅值三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损失达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三。铸造的数额很大，所以损失不小。虽然银行免付铸币税，造币一切费用全由政府负担，但政府的慷慨不能使银行免于损失。

苏格兰银行，亦以发行过多，不得不常常委托伦敦代理人，代他们收集货币，其费用很少低于百分之一点五或百分之二的。这样收集的货币，通常由马车送来，保险费每百镑抽十五先令，即百分之零点七五。但代理人所收集的货币，还往往不能及时补充本银行的金柜。金柜的干竭太快了。在这场合，苏格兰银行就得向有来往的伦敦各银行开发汇票，以筹所需数目。到期满伦敦银行向它们开发汇票索取借款以及利息和佣钱时，若干苏格兰银行，由于发行过剩，困难重重，常常苦于无法应付，不得不向原债权人或伦敦别家往来银行，开第二批汇票。有时，同一金额，不，不如说同一金额的汇票，会在伦敦爱丁堡间，往返二三次以上。这样累积的全部金额的利息和佣钱，都须由债务银行付给。苏格兰各银行，甚至一向未曾过于冒险逐利的，有时也不得不使用这种自取灭亡的方法。

因兑换过剩纸币而由英格兰银行或苏格兰银行付出的金币，亦必成为过剩，而为流通界所不容。结果，这种金币，或以铸币形式输往外国，或熔成金块输往外国，又成熔成金块，以每盎斯四镑的高价售于英格兰银行。输往外国的或熔成金块的，在金币中，总是最新的，最重的，最好的。国为留在国内保持铸币形态的铸币，并不分别轻重。轻的重的价值都是一样。但在外国，或在国内熔为金块时，重的价值就较大。所以，英格兰银行尽管每年鼓铸大批新币，年终仍不免讶然失惊，叹息今年铸币的缺乏和去年没有不同。而且，英格兰银行尽管每年发出许多新而且好的铸币，铸币的形状，不见得一天一天好起来，而却一天一天坏下去。今年铸了这么多新币，明年又觉有再铸这么多新币的必要。又因铸币常常磨损剪铰，金块价格就不断提高起来，因而，每年造币的费用，也是一年大过一年。据观察所得，英格兰银行因需以铸币直接供给本银行的金柜，竟需以铸币间接供给全国。英格兰银行金柜内的铸币，会以各种方式，不断流向全国各地去。所有需要用以支持过剩的英格兰、苏格兰纸币的铸币，所有由纸币造成的国内必需的铸币的缺乏，英格兰银行都得出来供给。无疑，苏格兰各银行，因为自己不小心和太没有成算，吃的亏是不小的。不过英格兰银行所吃的亏还要大。因为，不但它自己不小心，使它吃亏；苏格兰各银行更大的不小心，更使它吃亏。

英国大胆的计划家，往往不度量自己的资力，经营过分的营业。英国纸币会如此过剩，当初亦即起因于此。

商人或企业家营业的资本，既不宜全邯向银行借贷，亦不宜大部向银行借贷。商人或企业家固然可以向银行借钱来应付不时的需要，省得储下现钱留着不用，但他的资本，亦只有这个部分，宜向银行借贷。企业家向银行借钱，应该限于这个部分。如果银行借出纸币，不超过这个限度的价值，那发行出去的纸币额，亦决不会超过国内无纸币时流通所需的金银额，决不致数量过剩，决不致有一部分为国内流通界所不能容纳。

假设银行给商人贴现的乃是由真实债权人向真实债务人开发，而到期时后者会立即兑付的汇票，那末，银行垫付的，就只是这部分的价值，即商人否则得以现钱形式保留着以备不时之需的这部分价值。这种汇票，一经到期就会兑付，所以，银行垫付出去的价值及其利息也一定可以取回。要是银行只和这类顾客来往，银行的金柜，就象一个水池，虽有水不断流出，也有水不断流入，出入数量相等，团此，积水常常一样充满，或几乎一样充满，无需时刻留神。这种银行的金柜的补充，并不需要多少费用，甚至完全不需要费用。

一个营业不曾过度的商人，即使在没有期票要求银行贴现的场合，也常有现金的要求。如果银行方面除给他的汇票贴现外，还允许按简单的条件，用现金结算法，在他需要金钱的时候，货以货币，而在他存货续有售出的时候，陆续零星偿还，那对商人就极其便利，他就无需常常储备专款以应不时之急。而确有需要时，他就可凭现金结算法来应付。不过，银行对待这种顾客应该十分注意，看它在一个短时期中（比方说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或者八个月），从他们那里通常收回来的总额，是否等于通常贷给他们的总额。如果在这短时期内，收入大都能够等于贷出，就可放心大胆继续和这种顾客来往。象这样的来往，金柜的流出固然很大，流入也很大；所以，无需任何进一步的注意，金柜可始终一样充满，或几乎一样充满，补充这样的金柜，用不着多大的费用。反之，如果顾客偿还的数额，常常不及贷出的数额，那就不能继续放胆和他来往，至少不能继续按照这种方式和他来往。在这场合，金柜的出流，必远大于入流。除非不断作重大努力，付巨额费用补充金柜，否则金柜就很容易趋于枯竭。

因此，苏格兰各银行，在一个长时期内非常谨慎地耍求一切顾客经常定期地归还贷款。如果他不能照办，那无论他有怎样大的财产和信用，也不要想向银行贷得一文。由于这样的谨慎，银行方面，除了几乎完全不必特别破费来补充金柜而外还得到其他两种很大的利益。

第一，由于这样的谨慎，银行方面，除自己帐簿外，不必另去搜集别种证据，即能相当准确地判断债务人的盛衰情况。债务人偿债情况是否正常，大都取决于其业务的盛衰。私人放债，债户少的数家，多的也不过数十家，所以，要察知债务人的行为和经济情况，委托一个经理人就行了，甚至经理人亦不必要。但银行放债动辄数百家，而且还有许多别种事情要不断留心注意，所以，除自己帐簿所提供的资料外，它还需要有关于大部分债务人情况和行为的其他经常性报道。苏格兰各银行，所以耍求债务人必须常常偿款，也许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第二，由于这样的谨慎，银行方面就不致于发行过剩的、为社会所不能容纳的纸币。在相当期间内，顾客偿入的数额，若大都等于贷出的数额，那就可证明银行贷给他的纸币额，并没有超过他在无银行贷借的场合为应付不时之需所必须保留的金银量，从而可以证明银行发出去的纸币额，也未曾超过国内在无纸币的场合所应流通的金银量。偿入的频繁，偿人时期的有定，偿入款项的数额，在足以表明银行方面贷出去的数额，并没有超过顾客在无借贷时所必须以现金形式保留以应不时之需的那一部分资本，也就是说，并没有超过顾客在无借贷时所必须以现金形式保留，使得他的其余资本可继续不断使用的那一部分资本。在这场合，只有这一部分顾客的资本，在相当期间内，继续不断以铸币或纸币这两种货币形态时而收进、时而付出。银行借贷，如果超过这一部分，那在相当期间内，顾客偿入的数额，一定不能等于贷出的数额。就银行的金柜说，这种来往的入流，定然抵不过这种来往的出流。纸币的发行，因为超过了在无纸币发行时顾客所须保有以应急需的金银量，就也马上超过了在无纸币发行时国内流通界所会有的金银量，因而马上就会超过了在无纸币发行时国内流通界所容易容纳的数量。这种过剩的纸币，马上会回银行来兑换现金。这第二种利益，与第一种利益比较，是同样实在的。但对于这种利益，苏格兰各银行，似乎没有了解得那么清楚。

银行既以贴现汇票法，又以现金结算法，使国内有信用的商人，无需储有滞财，以应不时的急需，那就算尽了全力了，国内商人就不可再有所望于银行了。为银行本身的利益与安全计，它也只能做到这个地步，不能再作什么了。为银行本身利益计，商人的流动资本，不能全部贷自银行，大部分也不行。因为商人的流动资本，虽继续以货币的形式，时出时入，但全部收入的时候，距离全部付出的时候太远了，要在短期间内适合于银行的利益，使偿入的数额，等于贷出的数额，那是办不到的。至于固定资本，就更不应该大部分贷自银行了。比方说，制铁家建立铁厂、铁炉、工场、仓库、工人住宅等等的资本吧，又比方说开矿家开坑掘井、排除积水、建筑道路车轨的资本吧，土地改良家开垦荒地、排积水、筑围墙、建农舍、厩舍、谷仓等必要建筑物的资本吧，那都不宜大部分贷自银行。固定资本的收回，比流动资本的收回缓慢得多。固定资本一经投下，即使投下的方法非常适当，亦要经过许多年数才能收回。这样长的期间，当然不利于银行。固然，企业家可很适当地使用借入的资本进行他的大部分计划，但要使债权人不吃亏，债务人应持有充分资本，足够保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债权人资本的安全，足够使债务人的营业计划纵使失败，亦不致使债权人蒙受损失，这样对债权人才算公道。然而，即使如此，非数年不能偿清的借款，仍以不向银行贷借为上策。那最好提出抵押品，向那些专赖利息为生的私人贷借；因为他们不想投资营业，但愿把钱供给有信用的人，数年不还，亦未尝不可的。不取抵押品，无需印花费、律师费，就以货币贷人，而偿还条件又象苏格兰银行所肯接受的那么简单的银行，对于这样的商人企业家来说，当然可说是最方便的债权人。不过，象这样的商人，对于这样的银行来说，却就是最不方便的债务人。

二十五年来，苏格兰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至少也十足地等于国内流通界所易容纳的数额了。对于苏格兰各种事业，银行的帮助已经是尽了全力了，为银行本身利益计，它们只能办到这样。而且事实上，它们的营业，已有些微过度的地方。因为这种过度，银行方面已经吃亏了，至少，利润是减少了。在这一种营业上，经营规模只要略为过度，便不免有此结果。不幸，逐利常情，得陇望蜀，商人们、企业家们还以为未足，他们以为银行信用事业，可任意推广，推广银行信用事业，除了添少数纸张费以外，用不着增添什么费用。他们埋怨银行理事先生们眼光狭小、态度畏葸。他们说，银行信用事业还浚扩充到和国内各种事业的扩充相称的程度。他们所谓事业推广，很明白，是指把事业推广到超过他们自己的资本或能够凭借抵押品向私人借得的资本所能经营的范围。他们以为，他们短少的资本，银行有设法供给的义务。他们觉得，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全部资本，银行是义当供给的。但银行方面的意见不同。于是，在银行拒绝推广信用的时候，有些企业家想出了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在一段时期中，显得对他们很适用，虽所费大得多，但其有效性，却和极度推广银行信用事业无异。这法门就是大家知道的循环划汇。不幸的商人，在濒于破产地位的肘候，往往利用这个办法。由这办法取得资金，在英格兰是行之已久了。据说，上次战争期间，因营业利润极大，商人们往往不度量自己的资本，把事业过分推广起来，于是，这种循环划汇的办法，大为流行。后来，这办法又由英格兰传入苏格兰。在苏格兰，商业是有限多了，资本亦有限多了，所以这种办法，传入苏格兰后，比较起来，愈见流行。

这种循环划汇办法，在一般实业家心里，当然都很明白，似乎没有说明的必要。但本书读者，未必都是实业家，而且，这种办法对于银行的影响，即使一般实业家，也似乎不大了解，所以，我将设法来作尽可能明了的说明。

当欧洲野蛮法律还没有强迫商人履行契约的时候，商人间形成一种习惯，即赋给汇票以非常的权利，使得以汇票（尤其是定期很短不过两三月的汇票）进行借款，比以任何他种证据都容易成功。汇票到期，承兑人若不能立即照付，他马上就算破产。于是持票人可作成拒付证书，持向出票人索款。如果出票人也不能立即照付，亦就算破产。又如果汇票在未到期以前，辗转流通，或以购货，或以借款，迭经数人之手，这些人各在票背签署名号，作为签保，这些人就也对这汇票负完全责任，如果汇票到了自己面前，自己不能立时照付，也马上被宣告破产。这种惯例，晚近二百年来，已为欧洲各国法律所采纳。出票人，承兑人，背书人，即使信用有疑问，但因汇票期限如此短促，多少对持票人是一种保障；虽然他们都有破产的危险，但不见得在这短促期间内，他们都会破产。房子已经倾斜了，不能持久了，今晚就会倒塌吗，不见得吧，我姑且冒险住一晚—一这是倦行者的心事，正好比喻汇票持有人的心理。

假设爱丁堡商人甲，向伦敦商人乙，开出汇票，限期两月，要乙付银若干。事实上，伦敦商人乙，并无所负于爱丁堡商人甲。他所以愿承兑甲的汇票，因为两方协商的条件，是在付款期限未到以前，乙亦可向甲出一张汇票，数额相等，外加利息佣钱，兑期亦为两月。所以，在两个月的限期未满以前，乙向甲出一张汇票，甲又在这汇票满期以前，再向乙出第二次汇票。在这第二次汇票未满期以前，乙再照样向甲出汇票，都以两个月为期。这样循环下去，可连续至于数月，甚而至于数年，不过，乙向甲开出的一切汇票，累积下来的利息佣钱，都要算在里面。利息例为每年百分之五，佣钱每次至少百分之零点五。如果每年来往六次，佣钱就要加六倍，所只靠这种办法筹款的甲，每年费用就至少也在百分之八以上。如果佣钱高涨，或如要对以前汇票的利息和佣钱付复利，那末，利上算利，费用就要更大。这就是所谓循环借款的办法。

据说，国内大部分商业上的投资，普通利润是在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之间。用这样方法借得货币的营业，如果除了偿付借钱的巨大费用，还能提供很好的剩余利润，那非是一种非常幸运的投机不行。但是，近来有许多规模巨大的计划，在若干年中除靠这个方法从巨额费用借来的资金外别无其他资本。无疑的，这些计划家在他们的黄金梦中，看到了大利润的非常鲜明的幻象。但是，当他们醒了，或在他们营业结束时，或在他们无力再继续经营下去时，我相信，运气好得能够实现所作的梦的，没有几个。

爱丁堡的甲向伦敦的乙开出的汇票，经常由甲于到期前两个月持向爱丁堡银行贴现。伦敦的乙随后向甲开出的汇票，也照样地经常由乙持向英格兰银行或伦敦的其他银行贴现。银行贴现这些循环汇票所付出的大都是钞票。在爱丁堡，是付苏格兰银行的钞票；在伦敦，是付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固然贴现的汇票，期到了都照兌，不过，为贴现第一张汇票而实际付出去了的价值，却永远没有实际归还贴现它的银行。因为，在第一张汇票将到期的时候，第二张汇票又开出了，数额还更大。没有这第二张汇票，第一张汇票根本就该有兑付的可能。所以，第一张汇票的兑付，全然是个名义。这种循环汇票的流转，使银行金柜在发生了出流之后，一直没有入流来补还这项出流。

银行因贴现这些循环汇票而发的纸币，往往达到进行大规模农业、工业或商业计划所要使用的全部资金的数目，而不仅限于在没有纸币的情况下，企业家必须以现金形式保持在手中，以备不时之需的那部分资金的数目。所以，银行发出的这种纸币，大部分是社会所不能容纳的，是超过国内在无纸币的情况下流通界应有的金银价值的。过剩的部分，马上会回到银行，要求兑换金银。银行必须尽其所能，设法寻求这项金银。这是这些计划家施巧用计向银行弄去的资本，不但没有经过银行知道或得过银行慎重考虑后的同意，甚至，银行在若干时间中，可能毫不觉得曾贷给了他们这资本。

设甲乙二人，狼狈相倚，互出循环期票，向同一银行贴现。银行方面，当然不久就能发觉他们的行径，就能明白看出，他们营业但自己并没有资本，他们的资本全然是它借给他们的。但是，假如他们不常在一家贴现，时而这家，时而那家，而且两人并不一直互向彼此开出汇票，而兜个大圈子，经过许多其他计划家，这些计划家以利益所在，互相帮忙，最后由其中之一，向他们开出汇票，那末，哪一张是真实汇票，哪一张是虚伪汇票，就不易辨认了。是有真实债务人和真实债权人的汇票呢，或是除了贴现汇票的银行别无真实债权人、除了猎取货币的计划家别无真实债务人的循环汇票呢，那就难于知道了。即使银行终而察觉了这点，但可能已经太晚，这样的汇票，已经贴现不少了。这时，拒绝他们，不再贴现，必然会使他们一齐破产，而他们破产，可能使银行随着破产。为顾念自身利益与安全计，在这危险境况中，银行方面也许只好再冒险继续贴现一些时候，企图慢慢把贷款收回，或者加重贴现条件，迫使他们逐渐转向别方面或者别个银行设法，从而使自己尽快从这个圈套中摆脱出来。然而就在英格兰银行，伦敦各家主要银行，以及比较慎重的苏格兰各银行，陷入过深，开始对贴现提出较苛的条件时，这班计划家不仅惊慌起来，而且愤怒起来。他们自己的苦恼无疑是直接起因于银行方面这种慎重的必要的准备措施，但他们竟把自己的苦恼说成是全国的苦恼。他们说，这种全国的苦恼，完全是由于银行方面识见卑陋，举措失当；他们想努力使国家臻于繁荣富裕的境地，而银行却吝于帮助。他们似乎认为银行按照他们所希望的借款期限和借款利息借给他们资金，乃是银行的义务。然而就事实说，要挽救银行自身的信用，耍挽救国家的信用，银行拒绝对借款已经过多的人继续按照这种方法贷给信用，是这时候唯一可实行的办法。

在这喧扰和窘困之中，苏格兰如果开设了一家新银行，声言以救国难为职志。它立意很慷慨，但措施失当了，而且似乎不甚明了它所企图救济的困难，其性质是怎样，其原因是什么。这银行的贷借，无论就现金结算法说，或就贴现汇票说，都比其他银行宽大。就后者说，它几乎不问汇票是真实汇票还是循环汇票，一律予以贴现。这银行曾明白宣布宗旨说，只要有相当的保证，甚至需要非常长的时期才能偿还（象改良土地用的）的资本，也全部可以向银行借取。甚至说，促进这样的土地改良，是银行所以设立的一个爱国目标。由于对现金结算、期票贴现采取这样宽大的政策，银行必然发行大量钞票，其过剩的部分，既然不易为社会所容纳，当然随发随回来兑换金银。银行金柜，本来就不大充实。它从两次招股募到的资本虽号你十六万镑，但实收不过百分之八十，而且是分期缴纳。大部分股东，于第一次缴入股款后，即向银行用现金结算法贷借。银行理事先生们，以为股东借款，当受同样宽大的待遇，所以，有大部分股东缴了第一期股款以后，其余各期缴入的，几乎全是在现金结算法下借出的款项。这样，他们后来的交股，就不过是把先从银行某一金柜提去的款项，放入银行的另一金柜。所以，银行金柜，即使原本充满，共过度的发行，亦必使银行金柜很快耗竭，只好走上失败的途径，向伦敦银行开出汇票，期满时再开，加上利息佣钱的数目，从而兌付前一汇票，除这办法外，没有其他能及时补充金柜的耗竭。这银行的金柜，原来就不很充实，据说，营业不过数月，就不得不乞助于这个办法。幸而，各股东的田产，不在数百万镑以下，他们认购股分时，实际上即等于把这田产保证银行的一切借条，有如此充实的保证作为银行信用的后盾，所以，贷借政策虽如此宽大，银行营业，仍能赓续二年有余。到非停业不可时，发出的纸币额，已近二十万镑了。这种纸币，随发随回，因要支持这些纸币的流通，它屡向伦敦各银行开出汇票。累积下去，到了银行不得不倒闭的时候止，汇票价值，已在六十万镑以上。这样，在二年多的时间里，这银行借出去的，也达八十万镑以上，取息百分之五。对那二十万镑用纸币借出去的放款所收的百分之五的利息，也许可视为纯利，因为除了管理费外，没有其他扣除。但那六十多万镑向伦敦出汇票借来的，其利息佣钱等，却在百分之八以上。所以，两者对比，银行借出的金额，其中要吃亏百分之三以上的利息的，不止四分之三。

这银行经营的结果，似正和它的创办人的本意相反。他们的目的，似乎在于对国内那些他们认为有勇敢进取精神的企业，给予支持，同时把苏格兰各银行，尤其是在贴现方面被指摘为过于畏缩的设于爱丁堡的各家银行排挤掉，从而把整个银行营业集于一身。无疑的，这银行曾给各计划家以暂时的救济，使他们在无可如何的境地下，多拖延了两年左右。但事到尽头，仍不过使他们陷入债务愈深，因此到了失败的时候，他们的损失更重，他们债权人的损失也更重。所以，这些计划家所加于自己及国家的困难，这银行不但没有加以救济，事实上，反而使它加深了。为他们本身计，为他们债权人计，为国家计，他们大部分的营业，不如早两年停止的好。不过这银行所给予各计划家的暂时性的救济，结果成为对苏格兰其他银行永久性的救济。在苏格兰其他银行不肯贴现循环汇票的时候，这新银行对出循环汇票的人，却伸出双手欢迎。赖有它，其他各银行，很容易就脱离了厄境，不然它们就决无法摆脱这厄境，一定耍受巨大损失，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名誉还要遭受损失。所以这银行经营的结果，加剧了它所要减除的国家灾难，但却使它所要取而代之的各竞争银行免受大灾难。

这银行初成立的时候，有些人认为，银行金柜虽易枯竭，但来贷借纸币的都提出了担保品，拿这种担保品作担保，取得钱来补充金柜，决不是难事。但我相信，不久，经验就告诉了他们，这个筹款方法，未免远水救不得近火。这样不充实而又易干竭的金柜，除了走上没落的途径，向伦敦各银行开出一次汇票，满期时再开出一次汇票，层迭下去，累积的利息佣钱愈来愈多外，简直没有第二个办法可用以补充。即使这种办法，足使它在需要款项的时候，能立刻借到，但结果不仅无利可图，且一定次次受损失，以致作为一个营利的公司，终必一败涂地，虽然灭亡的过程，没有象采取一再出要这种费用更大的筹款方法那么快。它仍不能从所发纸币的利息取得利润，因为纸币既是超过国内流通领域所能吸收和使用的，必然随发随回来换取金银，而为了兑换，银行方面须不断地借债，借债的全部用费以及探听谁有钱出借、和有钱的人磋商、写债卷、立契约等等所需费用，全须银行负担。出入对比，显然对银行有损而无益。用这方法补充金柜，好比叫人持水桶到远井汲水来补充只有出流而无入流的水池。耶是一定要失败的。

这种办法，虽对这作为营利机构的银行，不但可适用，而且有利，但对于国家不仅无利且有大害。这办法，丝毫不能增加国内出贷的货币量，只能使全国的贷借事项都集中在这家银行身上，而使它成为全国总货借机关罢了。要借钱的，将不向有钱出借的私人贷借，而都来请求这个银行。私家贷借，一般不过数人或数十人，债务人的行为谨慎与否，诚实与否，都为债权人所熟习，尽有选择甄别的余地。和银行来往的，动辄数百家，其中大多数的情况，往往为理事先生所不深悉，选择甄别，当然无所措手，因之，比较起来，银行在贷出上，当然不如私家审慎。事实上，和这样一个银行来往的，本来大部分就是幻想的计划家，就是一再开出循环汇票的出票人。他们把资金投在奢侈浪费的事业上，这些事业，即使得到一切可能的帮助，亦必难底于成，即使能够成功，亦决不能偿还所费。它们也决不能拿出足够的基金，维持等于其所雇用的那么多的劳动。反之，私家贷借，就没有这种现象。诚实俭朴的私家的债务人，大概总是用借入的资本，经营与他们自己的资本额相称的事业。这些事业，也许没有那么宏大，那么惊人，但更稳当，更有利，定能偿还投下的资本并给与大的利润，定能提供一笔基金，足以雇用比它们原先雇用的多得多的劳动。所以，即使新银行的计划成功，结果也丝毫不能增加国内的资本，徒使大部分资本，不投在谨慎有利的事业上去，而改投到不谨慎的无利益的事业上去。

有名的劳氏，只为苏格兰产业不振的原因，就是缺少货币来经营。他提议设立一个特别银行，使该银行所发纸币，等于全国土地的总价值。他觉得，这是救济货币缺少的好办法。在他最初提出这个计划的时候，苏格兰议会亦觉得不可采纳。后来奥林斯公爵摄法兰西政治，却就他的原议略加改正而采行了。可任意增加纸币数额的观念，即是所谓密西西比计划的实在根据。这个计划，就银行业说，就买卖股票生意说，其狂妄在世界上都是空前的。杜浮纳在其《对林托＜关于商业与财政的政治观察＞一书的评论》中，曾详细说明这个计划的内容，这里不赘述。这计划所根据的原理，在劳氏所著关于货币与贸易的一篇论文（那在他最初提出这个计划时，就在苏格兰发表了）中，亦有说明。在这篇论文以及其他根据同一原理的著作中所提出的那些宏伟而空幻的理论，至今犹在许多人脑中留有很深刻的印象。最近受人攻击认为营业毫无节制的苏格兰及其他各处银行，恐怕亦多少受了这个理论的影响。

英格兰银行，在欧洲是最大的银行，它是1694年7月27日由国会议决以敕令设立的。当时它借给政府的数目，共计一百二十万镑，每年可向政府支取十万镑，其中，九万六千镑作为利息（年利百分之八），四千镑作为管理费。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府的信用一定还很差，否则不会有这样高的利息。

1697年，银行资本增加了一百万零一千一百七十一镑十先令。因此，这时其总资本达二百二十万零一千一百七十一磅十先令。这次增资，据说旨在维持国家信用。1696年，国库库券要打四成、五成或六成折扣，银行纸币要打二成折扣。这时，正在大量改铸银币，银行认为宜暂时停止纸币兑现，而这必然会影响银行信用。

按照安妮女王第七年第七号法令，银行以四十万镑贷给国库。加上原来借给政府的一百二十万镑，贷给政府的钱总计达到了一百六十万镑。因此，1708年，政府信用已等于私人，因为政府能以百分之六的利息率借到款项，而这正是当时市场上普通的利息率。按照同一法令，银行又购买了利息六厘的财政部证券一百七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银行资本准再增加一倍。所以，在1708年，银行资本就等于四百四十万零二千三百四十三镑，贷给政府的总额就等于三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

1709年，英格兰银行按照百分之十五的比例催收股款，收得了六十五万六千二百零四镑一先令九便士。1710年，又按照百分之十的比例催收股款，收得了五十万零一千四百四十八镑十二先令十一便士。两次催收的结果，银行资本达到五百五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五镑十四先令八便士。

按乔治一世第三年第八号法合，英格兰银行又吃进财政部证券二百万镑，因此，就这时计算，银行贷给政府的金额，已有五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接乔治一世第八年第二十一号法分，银行购买南海公司股票四百万镑。因要购买这项股票，银行不得不再增募资本三百四十万镑。这时总算下来，银行贷给政府的金额为九百三十七万五千零二十七镑十七先令十便士半。但其资本总额却不过八百九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五镑十四先令八便士。两方对比，银行贷给政府的有息贷款，已多于其母本，或者说，已多于其要对股东分派红利的资金了。换言之，银行已开始有不分红利的资本，而这种资本已多于分红的资本了。这情况一直继续至现今。1746年，银行陆续贷给政府一千一百六十八万六千八百镑，银行陆续募集的分红利资本亦达一千零七十八万镑。 自此到今日，这两数目都没有改变。遵照乔治三世第四年第二十五号法合，为了延续银行营业执照，银行同意缴给政府十一万镑，不取息，亦不要偿还，所以，这不曾增加银行贷出额，亦不曾增加银行资本额。

银行红利，时有高低，视各时期银行对政府贷款的利息的高低以及其他情况为转移。这贷款利息率已由百分之八逐渐减至百分之三。过去几年间，银行红利常为百分之五点五。

英政府稳定，英格兰银行亦随之稳定。贷给政府的金额不损失，银行债权人亦不致有所损失。英格兰不能有第二个银行由国会议决设立，或有六人以上的股东。所以英格兰银行已非普通银行可比，它是一个国家大机关了。每年公债利息的大部分，是由它收付，财政部证券，是由它流通。土地税、麦芽税的征收额，往往是由它垫付。这些税的税款，纳税人往往逾期好几年不到国库缴纳。在这情况下，即使主事者明察，但由于对国家的职责，亦不免发行逾量的纸币。它也贴现商人汇票。有时，不仅英格兰，就连汉堡、荷兰的巨商，亦求它贷借。据说，1763年，有一次，英格兰银行在一星期内贷出了将近一百六十万镑，大部分还是金块。额数是否如此巨大，期间是否如此短促，我不敢妄断。但英格兰银行，却真有时迫不得已，竟以六便士的银币来应付各种支出。

慎重的银行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加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商人不得不储存只应急需的滞财，全然是死的资财，无所利于商人自己，亦无所利于他的国家。慎重的银行活动，可使这种死资财变成活资财，换言之，变成工作所需的材料、工具和食品，既有利于己，又有利于国。在国内流通即国内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物所赖以年年流通年年分配给真正沼费者的金银币，象在商人手上的现钱一样，也是死的资财。这种死资财，在一国资本中，虽是极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能为国家生产任何物品。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替大部分的这项金银，使国家能把大部分这项死资财，变做活动的资财，变做有利于国的资财。流通国内的金币银币，可与通衢大道相比。通衢大道，能使稻麦流转运到国内各市场，但它本身却不产稻麦。慎重的银行活动，以纸币代金银，比喻得过火一点，简直有些象驾空为轨，使昔日的大多数通衢大道，化为良好的牧场和稻田，从而，大大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但是，我们又必须承认，有了这种设施，国内工商业，固然略有增进，但用比喻来说，和足踏金银铺成的实地相比，这样由纸币的飞翼飘然吊在半空，是危险得多的。管理纸币，若不甚熟练，不用说了，即使熟练慎重，恐仍会发生无法制止的灾祸。

比方说，战争失败，敌军占领首都，维持纸币信用的库藏，亦陷敌手。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流通全靠纸币进行的国家，比起大部分靠金银来流通的国家，当然要困难得多。平常的通商手段既全无价值，除了物物交换，除了赊欠，就不能有所交换。一切赋税，既常以纸币缴纳，君主也就无法支付军饷，充实武库。在这种情况下，全用纸币的国家比之大部分用金银的国家更难恢复原状。因此，一国君主，要把他的领土随时都保持在易于防守的状态，就不仅要防止那种能使发行纸币银行破产的纸币发行过剩现象，还要设法使银行所发纸币不在国内流通界占较大的部分。

国内货物的流通，可分作二途：（一）商人彼此间的流通；（二）商人与消费者间的流通。同一货币，无论其为一张纸币或一枚现金，可能有时用于前一种流通，有时用于后一种流通，但由于这两种流通，是同时不断进行的，所以，各需一定数量的货币来经营。商人彼此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决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间流通的货物的价值。商人所买的一切，终须卖归消费者。商人彼此间的交易，往往是批发，所以每次总须有大量货币。商人和消费者间的交易，往往是零售，所以每次有小量货币（如一先令或甚至半便士）就够了。但小量货币流通得比大量货币快得多。一先令比一几尼流转得快，半便士又比一先令流转得快。因此，以年计算，全部消费者所购买的价值，虽至少应等于全部商人所购买的价值，但消费者每年购买所需的货币量，却比较小得多。由于流通速度较快，同一枚货币，作为消费者购买手段的次数，比作为商人购买手段的次数多得多。

纸币可加统制，或使其单在商人之间流通，或推广其流通范围，使商人与消费者间的交易，亦有大部分使用纸币。如果钞票面额，没有在十镑以下的，象在伦敦情况那样，那末，纸币的流通，势必只限于商人彼此之间。消费者得到一张十镑的钞票，在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就须兑换这张钞票，那怕所购仅值五先令。所以在消费者把这张钞票用去四十分之一以前，钞票早已回到商人手上去了。苏格兰各银行所发的钞票，却有小至二十先令的，在这情况下，纸币的流通范围就自然推广，使商人与消费者间的交易，亦有大部分使用纸币。在国会议决禁止通用十先令和五先令的钞票以前，消费者购物，便常使用小额纸币。北美洲那里发出的纸币，竟有小至一先令的，结果，消费者购物，几乎都用钞票。至于约克州，有些纸币，仅值六便士，结果如何，更不用说了。

发行这样的小额纸币，如果得到准许而且普遍实施，即无异奖励许多普通人去开银行，并使他们有力量成为银行家。普通人所发出的五镑甚至一镑的期票，大家会拒绝不用；但他发出的六便士期票，大家却不会拒绝。这些乞丐般的银行家，当然很容易破产，结果，对于接受他们钞票的穷人，可能引起很大的困难，甚至极大的灾难。

把全国各地银行钞票的最低面额，限为五镑，也许是较好的办法。这样，各地银行所发的钞票，大抵就会只在商人彼此间流通，象在伦敦一样。在伦敦，发行的钞票的面值不得少干十镑。五镑所能购得的货物，虽仅等于十镑之半，但在英国其他各地，人们对五镑，正象豪华伦敦人对十镑那样重视，而且一次花掉五镑，也象伦敦人一次花掉十镑那样稀罕。

如果纸币象在伦敦那样，主要在商人间流通，市面上的金银便不至匾乏。如果象在苏格兰尤其是象在北美洲那样，纸币的流通，推广到商人与消费者间交易的大部分，市面上的金银就会全被驱逐，国内商业会至用纸币进行。苏格兰禁发十先令、五先令的钞票，曾稍稍减轻市面上金银缺乏的困难；若再禁发二十先令的钞票，当有更大的功效。听说，美洲自从禁发若干种纸币以来，金银已更丰饶了。在纸币未曾发行以前，听说美洲的金银还更丰饶。

虽然纸币应当主要限于商人之间的流通，但银行在这场合，仍能帮助国内工商业，几乎象在纸币差不多占全部通货的场合一样。因为商人为应付不时急需而须储存的滞财，本来就只在商人之间流通的。在商人与消费者的交易上，商人没有储存滞财的必要。在这种交易上，商人只有钱进，没有钱出。所以，虽然银行钞票的发行，只限于如此数额，使得只在商人之间流通，但银行通过贴现真实汇票及现金结算办法，依然能够使大部分商人不必储有那么多的现金，专门用来对付不时的需要。银行依然能够对各种商人提供它们所能提供的最大贡献。

也许有人说，银行钞票无论数额大小，只要私人愿受，就应在许可之列。政府禁止其领受，取缔其发行，实在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不是法律应有的。因为法律不应妨害天然的自由，而应予以扶持。从某观点说，这限制诚然是侵犯天然的自由。但会危害全社会安全的少数人的天然自由，却要受而且应受一切政府的法律制裁，无论政府是最民主的政府或是最专制的政府，法律强迫人民建筑隔墙，以预防火灾蔓延，其侵犯天然的自由，无异于我们这里主张以法律限制银行活动。

由银行钞票构成的纸币，若由信用确实的人发行，无条件的，只要拿来，随时都能兑现，那就无论从哪方面说，它的价值，都等于金币银币，因为它随时可以换得金银。任何货物，用这种纸币买卖，其价格一定象用金银买卖，一样便宜，不会稍贵。

有人说，纸币增加，由于增加通货总量，从而减低全部通货价值，所以，必会提高商品的货币价格。这话，不见得可靠，因为有多少纸币加进来，就有多少金银会改作他用，所以，通货的总量，不一定会增加。一世纪来，苏格兰粮食价格，以1759年为最廉。但那时因有十先令、五先令银行钞票的发行，纸币之多，实非今日可比。再者，现在苏格兰银行业的增加，总算可以了，但现在苏格兰粮食价格和英格兰粮食价格的比例，却和先前没有两样。英格兰的纸币，可算多了，法兰西的纸币，可算少了，但两国谷物价格的贵贱，却多是相等。

在休谟发表《政治论文集》的1751年和1752年间，以及在苏格兰增发纸币之后，粮食价格极明显地涨了起来，但其原因，与其说是纸币增加，无宁说是天时不正。

如果构成纸币的钞券，是否能够立即兑现，还须取决于发行人的有无诚意，或取决于持券人未必都有能力履行的一种条件，或者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兑现，而且目前不计利息，那情形就不同了。这样的纸币，当然要按照立即兑现的困难或不可靠性的大小，或者按照兑现期间的远近，而多少跌在金银价值之下。

数年前，苏格兰各银行，常在所发钞票上加印选择权条款。依此条款，凡持票求兑者，或见票即兑，或见票六月后兑现，但添付六个月的法定利息，可由银行理事决择。有些银行的理事先生，有时利用这个条款，有时威胁持大批钞票求兑者，要他们满足于一部分的兑现，否则就要利用这条款。那时候，苏格兰的通货，几乎大部分是这些银行的钞券。能否兑现，既大是疑问，其价值当然会低落在金银之下。在这弊病未经消除的期间（尤其是1762年、1763年和1764年），卡莱尔对伦敦实行平价汇兑，达弗里斯距卡莱尔不及三十英里，但对伦敦的汇兑，却往往贴水百分之四。很明显，这是因为卡莱尔以金银兑付汇票，达弗里斯则以苏格兰银行钞票兑付汇票。这钞票要兑换现金，既然不一定有把握，所只和铸币比较，价值就跌了百分之四。后来，国会禁止发行五先令、十先令钞票的命令，又规定钞票不得附加选择权条款，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汇兑才恢复自然汇率，即顺应于贸易情况和汇兑情况的汇率。

约克郡纸币，竟有小至六便士的，但持票人按规定要存票至一几尼才可要求兑现。这个条件，在持票人方面，往往难于办到。故其价值亦低在金银价值之下。后来，国会议决，废止这种规定，认为它不合法，并且象苏格兰一样，禁止发行二十先令以下的钞券。

北美洲纸币，非由银行发行，亦不能随时兑现。它是由政府发行的，非经数年，不能兑现。殖民地政府虽不付持票人以任何利息，但曾宣告纸币为法币，须按额面价值接受支付债务。但是，即使殖民地政府非常稳固，在一般利息是六厘的地方，十五年后才能支付的一百镑钞票，其价值和四十镑现金差不了多少。所以，强迫债权人接受一百镑纸币作为清偿以现金借给的一百镑债务，未免太不公平，任何以自由相标榜的政府大概都未曾试行过。这显然象诚实坦率的道格拉斯博士所说，是不诚实的债务人欺骗债权人的一种勾当。1772年，本雪文尼亚政府，第一次发行纸币，佯言纸币价值与金银等，严禁人们以纸币卖货时索取比以金银卖货较高的售价。这个法令，言专横，则与其本意所要支持的法令无异；言无效，则有过于其本意所要支持的法令。法律可以使一先令在法律上等于一几尼，因为它可以指导法庭解除这样拿出一先令的债务人的义务。但是，售货与否，卖者各有自由。强卖者视一先令为一几尼，却是法律所办不到的。所以，有的时候英国对这一些殖民地的汇兑，一百镑可以等于一百三十镑，而对另一些殖民地，一百镑却简直可以等于一千一百镑，虽有这样的法令，亦无可奈何。试一研究其中原因，就知道价值悬殊，乃是因为各殖民地发出去的纸币额，极不相等。而且，纸币兑现期限，长短不一，兑现可能性，亦大小不同。

这样看来，国会议决殖民地以后发行的纸币，都不得定为法币，是最适当不过的。为什么各殖民地都不赞成这个议决案呢？

与我国共他殖民地比较，本雪文尼亚对发行纸币往往比较持重。那里的纸币，据说，从来没有低落到未发纸币以前的金银价值以下。但在纸币第一次发行以前，本雪文尼亚已提高殖民地铸币的单位名称，且由议会议决，英国五先令的铸币，在殖民地境内流通，可以当作六先令三便士，后来又提高至六先令八便士。所以，殖民地货币一镑，即使在通货是金银币的时候，和英币一镑比较，价值已低百分之三十以上，在通货是纸币时，其价值低于英币一镑的价值，很少大大超过百分之三十。主其事者，以为这样提高铸币单位名称，使等量金银，在殖民地比在母国当作更大的数目使用，即可防止金银输出，却不知道殖民地铸币的单位名称提高后，由母国运来的货物的价格，亦必按比例提高，金银输出，还是一样迅速。

殖民地纸币，既许人民按其面额用以完纳本州各种赋稅，不折不扣。所以，即使纸币真的或被认为要在很久以后才兑现，其价值亦定可多少增加一些。不过这种增加价值，要看本州发行的纸币额怎样超过本州缴纳赋税所能使用的纸币额，而有多少不等。据我们考察所得，各州纸币额，都大大超过本州缴纳赋税所能使用的纸币额。

一国君主，如果规定赋税中有一定部分必须用纸币缴纳，那末，即使纸币什么时候兑现，全视国王的意志，亦定能多少提高纸币的价格。发行纸币的银行，若测度纳税所需，使所发纸币额，常常不够应付纳税人的需求，那纸币价值，即将高于它的面值，或者说，纸币在市场上所能买得的金银币，会多过它票面所标志的数量。但有些人就根据这点，来说明所谓阿姆斯特丹银行纸币的升水，即说明它的价值何以高于通用货币，虽然据他们说，这种纸币不能凭所有者的意志随便拿出行外去。他们说，大部分外国汇票，须以银行纸币兑付，换言之，须在银行帐簿上转帐；该银行理事先生，故意使银行纸币额，常常不够应付这用途的需要。他们说，这就是阿姆斯特丹银行纸币常比金银币价值高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五的理由。但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种说明是很不确实的。

纸币价值，虽可落在金银铸币价值之下，但金银价值，不会因纸币价值下落而下落。金银所能换得的他种货物的量，不会因此减少。金银价值对其他货物价值的比例，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不取决于国内通用纸币的性质与数量，而取决于当时以金银供给商业世界大市场的金银矿藏的丰瘠，换言之，取决于一定数量金银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对一定数量他种货物上市所需要的劳动量的比例。

银行发行钞票，若有限制而且可随时兑现，即可不致妨碍社会安全，而银行的其他营业，亦就可任其自由。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近年来，银行林立，许多人引为隐忧。但其设立，不仅无害于社会；社会安全，反从而增进了。银行林立，竞争者多，为提防同业进行恶意的挤兑，各行的营业自必格外慎重，所发纸币，亦必对现金额数，保持适当的比例。这种竞争，可使各银行的纸币，限在较狭范围内流通；可使各银行在流通中的纸币，因而减少。全部纸币既分别在更多的区域流通，所以，一个银行的失败（这是必有的事），对于公众，影响必定较小。同时，这种自由竞争，又使银行对于顾客的营业条件，必须更为宽大，否则将为同业所排挤。总之，一种事业者对社会有益，就应当任其自由，广其竞争。竞争愈自由，愈普遍，那事业亦就愈有利于社会。

第三章 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

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由雇主垫付，但事实上履主毫无所费。制造业工人把劳动投在物上，物的价值便增加。这样增加的价值，通常可以补还工资的价值，并提供利润。家仆的维持费，却是不能收回的。雇用许多工人，是致富的方法，维持许多家仆，是致贫的途径。但家仆的劳动，亦有它本身的价值，象工人的劳动一样，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那种物品，或者说那种物品的价格，日后在必要时还可用以雇用和原为生产这物品而投下的劳动量相等的劳动量。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固定亦不实现在特殊物品或可卖商品上。家仆的劳动，随生随灭，要把它的价值保存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是很困难的。

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和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既不固定或实现在耐久物品或可卖商品上，亦不能保藏起来供日后雇用等量劳动之用。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是公仆，共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他们的职务，无论是怎样高贵，怎样有用，怎样必要，但终究是随生随灭，不能保留起来供日后取得同量职务之用。他们治理国事，捍卫国家，功劳当然不小，但今年的治绩，买不到明年的治绩；今年的安全，买不到明年的安全。在这一类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在这一类劳动中，即使是最低级的，亦有若干价值，支配这种劳动价值的原则，就是支配所有其他劳动价值的原则。但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象演员的对白，雄辩家的演说，音乐家的歌唱，他们这一般人的工作，都是随生随灭的。

生产性劳动者、非生产性劳动者以及不劳动者，同样仰食于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生产物的数量无论怎么大，决不是无穷的，而是有限的。因此，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大，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小，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少。反之，用以维持非生产性人手的部分愈小，用以维持生产性人手的部分必愈大，从而次年生产物亦必愈多。除了土地上天然生产的物品，一切年产物都是生产性劳动的结果。

固然，无论在哪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都是用来供给国内居民消费，给国内居民提供收入，但无论出自土地或出自生产性劳动者之手，它们都是一出来就自然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来补偿资本，补充从资本取出来的食料、材料和制成品；另一部分，则或以利润形式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以地租形式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土地生产物说，一部分是用来补偿农场主的资本，另一部分用来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或支付地租作为地主的收入。就大工厂的生产物说，一部分（往往是最大的一部分）是用以补偿厂商的资本，另一部分则支付利润，作为资本所有者的收入。

用来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年产物，从来没有立即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至于一开始即指定作为利润或地租收入的部分，则可能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也可能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

把资财一部分当作资本而投下的人，莫不希望收回资本并兼取利润。因此，他只用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项资财，首先对其所有者提供资本的作用，以后又构成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至于他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那一部分资财，从这样使用的时候起，即由他的资本中撤出来，放在他留供直接消费的资财中。

非生产性劳动者和不劳动者，都须仰给于收入。这里所谓收入，可分为两项：一，在年产物中有一部分，一开始即指定作为某些人的地租收入或利润收入；二，在年产物中又有一部分，原是用来补偿资本和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但在归到获得它的人们手中后，除维持他们衣食外，他们往往不分差别地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例如，不仅是大地主和富商，就连普通工人，在工资丰厚的场合，也常雇用个把家仆，看回木偶戏。这样，他就拿一部分收入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并且，他也许要纳一些税。这时，他所维持的那些人，虽然尊贵得多，但同样是不生产的。不过按照常情，原想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年产物，在还未用以雇用本要雇用的足够的生产性劳动者，推动他们工作以前，决不至移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者在未作工获得工资以前，要想用一部分工资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是决不可能的。而且，那部分工资往往不多。这只是他节省下来的收入；就生产性劳动者的情况说，无论怎样，也节省不了许多，不过，他们总有一些。就赋税说，因为他们这一阶级的人数是很多很多的，所以，他们各各所纳虽很有限，但他们这一阶级所纳的，却很可观。地租和利润，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所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二种收入，最容易节省。它们的所有者可以用来雇用生产者，亦同样可以用来雇用不生产者。但是，大体上，他们似乎特别喜欢用在后一方面。大领主的费用，通常用于供养游惰人们的多，用于供养勤劳人民的少。富商的资本虽只用来雇用勤劳人民，但象大领主一样，他的收入也大都用来豢养不生产的人们。

我们说过，由土地、由生产性劳动者生产出来的年产物，一生产出来，就有一部分被指定作为补偿资本的基金，还有一部分作为地租或利润的收入。我们现在又知道，随便在哪一国，生产者对不生产者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两个部分的比例。而且，这比例，在贫国和富国又极不相同。

今日欧洲各富国，往往从土地生产物的极大部分用来补偿独立富农的资本，其余则用以支付他的利润与地主的地租。但在昔日封建政府林立的时候，年产物的极小部分已经足够补偿耕作的资本。因为那时候耕作所需的资本，不过是几头老牛老马，而它们的食物就是荒地上的天然产物，因此，也可把它们看作天然产物的一部分。这些牲畜，一般也是属于地主的，而由地主借给土地耕作者。土地的其余产物，也归地主所有，或作为土地的地租，或作为无甚价值的资本的利润。耕者大都是他主的奴仆，他们的身家财产，都同样是地主的财产。那些不是奴仆的耕者，是可以随意退租的佃户。他们所缴纳的地租，常常名义上和免役租一样，但事实上依然等于全部土地生产物。而且，在和平的时候，地主可随时征用他们的劳役，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又须出去服兵役。他们虽然住得离地主的家远一些，但他们隶属于地主，无异于住在地主家里的家奴。他们的劳役既然都须听地主支配，土地生产物当然是全部属于地主。现在欧洲情况却大不同了。在全部土地生产物中，地租所占的比例很少超过三分之一，有时还不到四分之一。但以数量计，改良的土地的地租，却大都已三倍或四倍于往日；现今在年生产物中取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和往日年产物的全部比较，似乎就有三倍或四倍之多了。在农业日益进步的时代，就数量说，地租虽是日增，但对土地生产物的比例，却是日减。

就欧洲各富国说，大资本现今都投在商业和制造业上。古代贸易很少，制造业简陋，所需资本极少。可是它们所提供利润一定很大。古时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十以下。这可证明他们的利润必定足够提供这么大的利息。现在，欧洲各进步国家的利息率，很少在百分之六以上；最进步国家的利息率，且有时低至百分之四、百分之三甚或百分之二。因为富国的资本比贫国多得多，所以富国居民由资本利润而得的收入也比贫国大得多。但就利润与资本的比例说，那就通常小得多。

与贫国比较，富国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要大得多。但不仅如此，与直接归作地租和利润的部分比较，它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此外，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当然要大得多。但也不仅如此。我们说过，一国的年产物，除了一部分定为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外，其余是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还是用来雇用非生产性劳动，并不一定，但通常是用在后一用途。与贫国比较，富国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在年产物中所占比例，也大得多。

这两种基金的比例，在任何国家，都必然会决定一国人民的性格是勤劳还是游惰。和我们祖先比较，我们是更勤劳的，这是因为，和二三百年前比较，我们用来维持勤劳人民的基金，在比例上，比用来维待游惰人民的基金大得多。我们祖先，因为没受到勤劳的充分奖励，所以游惰了。俗话说：劳而无功，不如戏而无益。在下等居民大都仰给予资本的运用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居民大都是勤劳的、认真的、兴旺的。英国和荷兰的大城市，便是很好的例证。在主要依靠君主经常或临时驻节来维持的都市，人民的生计主要仰给于收入的花费，这些人民大都是游惰的、堕落的、贫穷的。罗马、凡尔赛、贡比涅、枫丹白露，是很好的例证。讲到法国，除了卢昂、波尔多两市，其他各议会城市的工商业毫不足道。一般下等人民，由于大都依靠法院人员只及前来打官司的人的费用来维持，所以，大都是游惰的、贫穷的。卢昂、波尔多两市，则因地势关系，商业颇为发达。卢昂必然是巴黎所需物品的集散地点，无论物品是由外国输入或由沿海各地运来。波尔多则为加龙流域所产葡萄酒的集散地点，这些地方产酒丰富，世界闻名，外国人都喜欢饮用，所以输出很多。这样好的地势，当然会吸引资本投到这方面来。因为这样，这两个城市的工业才骎骎日上。其他各议会城市的情形便不同了。人们投下资本，都只为维持本市的消费，换言之，投下的资本为数有限，决不能超过本市所能使用的限度。巴黎、马德里、维也纳的情形，也都是如此。在这三城市中，巴黎要算最勤劳的了，但巴黎就是巴黎本市制造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巴黎本城的消费，就是一切营业的主要对象。既为王公驻节之所、又为工商辐辏之地，既为本市消费而营业、又为外地及外国消费而营业的城市，在欧洲只有伦敦、里斯本和哥本哈根。这三个城市所处的地位都很有利，适合于作为大部分远方消费物品的集散地点。但在花费大收入的城市，除把资本用于供应本地的消费外，想有利地使用资本，就不象在下等人民生计专靠资本的运用来维持的工商大城市那么容易。靠花费收入来维持生活的大部分人们都游惰惯了，使得一些应该勤勉作事的人，亦不免与之同化。所以，在这地方使用资本自然比在其他地方不利。英格兰和苏格兰未合并前，爱丁堡的工商业很不发达。后来，苏格兰议会迁移了，王公贵族不一定要住在那里了，那里的工商业才慢慢振兴起来。但苏格兰的大理院、税务机关等，未曾迁移，所以仍有不少收入是在那里花费。因此，就工商业说，爱丁堡远不及格拉斯哥。格拉斯哥居民的生计，大都靠资本的运用。再者，我们有时看到，在制造业方面很有进展的大乡村的居民，往往由于公侯贵族卜居其间，而变得懒惰和贫困。

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资本与收入的比例，似乎都支配勤劳与游惰的比例。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游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

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一个人节省了多少收入，就增加了多少资本。这个增多的资本，他可以亲自投下来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亦可以有利息地借给别人，使其能雇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个人的资本，既然只能由节省每年收入或每年利得而增加，由个人构成的社会的资本，亦只能由这个方法增加。

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是若只有勤劳，无节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决不能加大。节俭可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从而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他们的劳动，既然可以增加工作对象的价值，所以，节俭又有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的趋势。节俭可推动更大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可增加年产物的价值。

每年节省的象每年花费的一样，经常被消费掉，而且，几乎是同时被消费掉。但消费的人不同。富人每年花费的收入部分，大都由游惰的客人和家用的婢仆消费掉，这些人消费完了就算了，不留下什么作为报酬。至于因要图利而直接转为资本的每年节省下来的部分，也同样并几乎同时被人消费掉，但消费的人是劳动者、制造者、技工。他们会再生产他们每年消费掉的价值，并提供利润。现在假定他的收入都是货币，如果他把它全部花掉，他用全部收入购得的食品、衣服和住所，就是分配给前一种人。如果节省的一部分，为图利而直接转作资本，亲自投用，或借给别人投用，那末，他由这节省部分购得的食品、衣料和住所，就将分配给后一种人。消费是一样的，但消费者不同。

节俭的人，每年所省的收入，不但可在今年明年供养若干更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而且，他好象工厂的创办人一样，设置了一种永久性基金，将来随便什么时候，都可维持同样多的生产性劳动者。这种基金，将如何分派，将用到什么地方，固然没有法律予以保障，没有信托契约或永远营业证书加以规定，但有一个强有力的原理保护其安全，那就是所有者个人的利害关系。如果把这基金的任何部分，用于维待非生产性劳动者，这样不按照原指定用途滥用该基金的人，非吃亏不可。

奢侈者就是这样滥用资本：不量入为出，结果就蚕食了资本。正象把一种敬神之用的基金的收入移作渎神之用的人一样，他把父兄节省下来打算作点事业的钱，豢养着许多游手好闲的人。由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减少了，所雇用的能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亦减少了，因而，全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价值减少了，全国居民的真实财富和收入亦减少了。奢侈者夺勤劳者的面包来豢养游惰者。如果另一部分人的节俭，不足抵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奢侈者所为，不但会陷他自身于贫穷，而且将陷全国于匮乏。

纵使奢侈者所费全系国产商品，不用一点外国货，结果亦将同样影响社会的生产基金。每年总有一定数量的食品和衣服，本来应该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被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因此，每年一国生产物的价值，总不免低于本来应有的价值。

有人会说，这种花费，不是用来购买外国货，不曾引起金银往外输出，国内货币是不会减少的。但是，假若这一定量的食品和衣服，不被不生产者消费，而是分配给生产者，他们就不仅可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而且可提供利润了。这同量的货币将依然留在国内，却又再生产了一个等价值的消费物品，所以结果将有两个价值，不仅有一个价值。

而且，年生产物价值日趋减落的国家，决不能保留这同量的货币。货币的唯一功用，是周转消费品。赖有货币，食品、材料与制成品才可实行卖买，而分配给正当的消费者。一国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取决于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不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就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进来的物品。国内生产物的价值减少了，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亦必减少，因而，国内每年所能通用的货币量，亦必减少。因生产物年年减少而被逐出国内流通领域以外的货币，决不能弃无所用。货币所有者由于利害关系，决不愿自己的货币放着不用。国内没有用途，他就会不顾法律，不顾禁止，送往外国，用来购买国内有用的各种消费物品。货币每年的输出，将在一定期间内继续着，使国内人民每年的消费额，超过他们本国年产物的价值。繁荣时代从积下来年产物所购买的金银，在这逆境中可支持他们一些时候。但在这场合，金银输出，不是民生凋敝的原因，而是民生凋敝的结果。实际说来，这种输出，甚至还可暂时减少民生凋敝的痛苦。

反过来说，一国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货币量亦必自然增加。每年在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价值增加了，当然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来流通。因此，有一部分增加的生产物，必定会四散出去，在有金银的地方，购买必要增加的金银。但在这场合，金银增加，只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购买金银的条件，是到处一样的。从矿山掘出，再运到市上来，总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为这事业而劳动而投资的人，总需要农食住的供给与收入。这一定数量的供给和收入，就是购买金银的价格。在英格兰购买金银是这样，在秘鲁购买金银也是这样。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用不着担心所需的金银会长久缺乏。而不需要的金银，亦不会长久留在国内。

所以，无论我们根据明白合理的说法，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或是依随通俗的偏见，说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总之，无论就哪一个观点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

再讲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农业上、矿业上、渔业上、商业上、工业上一切不谨慎的、无成功希望的计划，对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基金，都有使之减损的趋势。固然，投在这种计划上的资本，亦只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但由于使用不适当，所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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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价值，不能充分再生产出来，与使用适当的场合比较，总不免减少社会上的生产基金。

幸而就大国的情形说，个人的奢侈妄为，不能有多大影响。另一部分人的俭朴慎重，总够补偿这一部分人的奢侈妄为而有余。

讲到奢侈，一个人所以会浪费，当然因为他有现在享乐的欲望。这种欲望的热烈，有时简直难于抑制，但一般说来，那总是暂时的偶然的。再讲节俭，一个人所以会节俭，当然因为他有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必要的手段，这手段最通俗，最明显。增加财产的最适当的方法，就是在常年的收入或特殊的收入中，节省一部分，贮蓄起来。所以，虽然每个人都不免有时有浪费的欲望，并且，有一种人，是无时不有这欲望，但一般平均说来，在我们人类生命的过程中，节俭的心理，不仅常占优势，而且大占优势。

再讲妄为，无论那里，慎重和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多数。不慎重、不成功的事业，总占极少数。我们虽然常常看见破产的失意者，但在无数的经营商业的人中，失败的总是全数中的极小部分。一千个中，只有一个吧。破产这种灾祸，对于一个清白的人，实在是极大的极难堪的灾祸。不留意避免它的人，实在不多。当然罗，不知道避免它的人，象不知道避绞台的人一样，也并非没有。

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在许多国家中，公众的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朝廷上的王公大臣、教会中的牧师神父，就是这一类人。又如海陆军，他们在平时既一无生产，在战时又不能有所获取，来补偿他们的维持费。甚至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期间，也如此。这些人，因为他们一无生产，不得不仰给于别人劳动的产物。如果他们人数增加到不应有的数额，他们可能在某一年消费掉这么多的上述产物，以致反无足够余量来维持能在次年有所再生产的生产性劳动者。于是下一年的再生产，一定不及上一年。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第三年的再生产，又一定不及第二年。那些只应拿人民的一部分剩余收入来维持的不生产者，他们可能消费了人民全收入的这样大的部分，使得这么多人民不得不侵蚀他们的资本，侵蚀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以致不论个人多么节俭多么慎重，都不能补偿这样大的浪费。

然而，就经验所得，在大多数场合，个人的节俭慎重，又似乎不仅可以补偿个人的奢侈妄为，而且可以补偿政府的浪费。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的大错误，使事情日趋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唯有增加那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不然，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为适当。但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资本。把工作分成许多部分，使每个工人一直专做一种工作，比由一个人兼任各种工作，定须增加不少资本。因此，我们如果比较同一国民的前代和后代，发觉那里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后代比前代多了，其土地耕作状况进步了，工业扩大了、繁盛了，商业推广了，我们就可断言，在这两个时代间，这国的资本，必定增加了不少。那里一部分人民的节俭慎重所增加于资本的数额，一定是多于另一部分人民的妄为和政府的浪费所侵蚀了的资本的数额。说到这里，我应该声明一句，只要国泰民安，即使政府不是节省慎重的，国家情况，也可有这种进步。不过，我们要正确判定这种进步，不应比较两个相离太近的时代。进步是如此逐渐的，时代太近了，不但看不出它的改良，有时，即使国家是一般地改良了，但我们往往因看到某种产业的凋零或某一地方的衰落，便怀疑它全国的财富与产业都在退步。

和一百年前查理二世复辟时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当然是多得多了。现在怀疑英国年产物增加的人，固然不多，但在这一百年时间内，几乎每隔五年，即有几本写得很好能使人动听的书或小册子，说英格兰的国富正在锐减，人口正在减少，并且说那里是农业退步，工业凋零，商业衰落。而且，这类书籍，不见得全是党派的宣传品，全是欺诈和见利忘义的产物。我晓得，它们里面有许多是极诚实、极聪明的作家所写的。这些人所叙述的，没有不是他们自己相信的。

再者，和二百年前伊丽莎白即位时比较，查理二世复辟时代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必定多得多了。和三百年前约克与兰克斯特争胜时代末期比较，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的年产物，必又多得多了。再推上去，约克与兰克斯特时代，当然胜于诺尔曼征服的时代；诺尔曼征服的时代，当然又胜于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在撒克逊七人统治的时代，英国当然不能说是一个进步的国家，但与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这时，英格兰居民的状况，和北美野蛮人相差不远）比较，又算大进步了。

然而，在这各个时期中，私人有很多浪费，政府也有很多浪费，而且发生了许多次费用浩大的不必要的战争，原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有许多移用来维持不生产者。有时，在讧江激烈的时候，浪费的浩大，资本的破坏，在任何人看来，都会感觉这不但会妨碍财富的自然蓄积（实际上确是如此），而且会使国家在这时期之末陷于更为贫困的地位。查理二世复辟以后，英国境况是最幸福最富裕的了，但那时又有多少紊乱与不幸事件发生呢？如果我们是生在那时，我们一定会耽心英格兰的前途，说它不仅要陷于贫困，怕还会全然破灭吧。你想想看，伦敦大火以后，继以大疫，又加英荷两次战后的革命骚扰，对爱尔兰战争，1688年、1702年、1742年和 1756年四次对法耗费巨大的大战，再有1715年和1745年二次叛乱。不说别的，单就达四次英法大战的结果来说，英国欠下来的债务，就在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加上战争所引起的各种特殊支出，恐怕总共不下二亿镑吧。自革命以来，我国年产物，就常有这样大的部分，用来维持非常多的不生产者。假使当时没有战争，那末当时当作那样用费的资本，其中定有一大部分会改变用途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生产性劳动者既能再生产他们消费的全价值，并提供利润，那末，我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每年的增加，就可想见了，而且每一年的增加，又必能更增多下一年的增加。如果当时没有战争，建造起来的房屋一定更多；改良了的土地一定更广大；已改良土地的耕作一定更加完善；制造业一定增多了，已有的制造业又一定推广了；至于国民真实财富与收入将要怎样增加起来，我们也许难于想象。

政府的浪费，虽无疑曾阻碍英格兰在财富与改良方面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使它停止发展。与复辟时代比较，现在英格兰土地和劳动的年生产物是多得多了；与革命时代比较，也是多得多了。英格兰每年用以耕作土地维持农业劳动的资本，也一定比过去多得多了。一方面虽有政府的诛求，但另方面，却有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良。而且，将来永远照样进行下去，亦不是没有希望的事体。可是，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的政府，所以，居民亦没有节俭的特性。由此可见，英格兰王公大臣不自反省，而颁布节俭法令，甚至禁止外国奢侈品输入，倡言要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实是最放肆、最专横的行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他们好好注意自己的费用就行了，人民的费用，可以任凭人民自己去管。如果他们的浪费，不会使国家灭亡，人民的浪费，那里谈得上呢。

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可以减少社会资本。所以，花费等于收入的人，不蓄积资本，亦不蚕食资本，不增加资本，亦不减少资本。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在各种花费方法中，有些比其他更可促进国富的增长。

个人的收入，有的用来购买立时享用的物品，即享即用，无补于来日。有的用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可以蓄积起来的物品，今日购买了，就可以减少明日的费用，或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例如，有些富翁简直是室满奴婢，厩满犬马，大吃大用的花。有些宁愿食事俭约，奴婢减少，却修饰庄园，整饬别墅，频兴建筑，广置有用的或专作为装饰的家具、书籍图画等等。有些，却明珰璎珞，灼烁满前。还有些，则有如前数年逝世的某大王的宠臣，衣服满箱，锦绣满床。设有甲乙二富郎，财产相等，甲用其大部分收入，来购买比较耐久的商品，乙则用其大部分收入，米购买即享即用的物品。到后来，甲的境况，必能日渐改进，今日的费用，多少可以增进明日费用的效果。乙的境况，决不会比原先更好。到底，甲必较富于乙。甲尚有若干货物，虽其价值不如当时所费，但总有多少价值。乙的费用，就连痕迹也没留下来，十年或二十年浪费的结果，真是一无余物。

对个人财富较有益的消费方法，对国民财富亦较有益。富人的房屋、家具、衣服，转瞬可一变而对下等人民中等人民有用。在上等阶级玩厌了的时候，中下阶级的人民，可以把它们买来，所以，在富人一般都是这样使用钱财的时候，全体人民的一般生活状况就逐渐改进了。在一个富裕已久的国家，下等人民虽不能自己出资建造大厦，但往往占有大厦；虽不能自己定制上等家具，但往往使用看上等家具。往日西穆尔的邸宅，现今已经成为巴斯道上的客寓；詹姆士一世的婚床（那是皇后从丹麦带来的嫁奁，作为邻国通婚的礼物），几年前，已经陈列在敦弗林的酒店。在有些无进步也无退步或已稍稍没落的古城，我们有时可发现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眼前占有人所盖得起的。如果你进里面去，还可见到许多还可适用的非常讲究但已是老式的家具。这些家具绝不可能是眼前使用者花钱定制的。王宫别墅，书籍图像，以及各种珍奇物品，常常又是光荣又是装饰，不但对其所在的本地方如此，对其所属国家亦如此。凡尔赛宫是法兰西的装饰和光荣，斯托威和威尔登是英格兰的装饰和光荣。意大利创造名胜古迹的财富，虽然是减落了，创造名胜古迹的大天才（也许因为没有用处）虽然似乎是凐没了，但那里的名胜古迹，却仍然博得世人的赞赏。

把收入花费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那不仅较有利于蓄积，而且又较易于养成俭朴的风尚。设使一个人在这方面花费得过多，他可幡然改计，而不致为社会人土所讥评。如果原来是婢仆成群，骤然撤减，如果原来是华筵广设，骤然减省，如果原来是陈设丰丽，骤然节用，就不免为邻人共见，而且好象是意味着自己承认往昔行为的错误。所以，象这样大花大用的人，不是迫于破产，很少有改变习惯的勇气。反之，如果他原爱用钱添置房屋、家具、书籍或图画，以后如果自觉财力不济，他就可以幡然改习，人亦不疑。因为此类物品，前已购置，无需源源购置不绝。在别人看来，他改变习性的原因，似乎不是财力不济，而是意兴已阑。

何况，费财于耐久物品，所养常多；费财于款待宾客，所养较少。一夕之宴，所费为二三百斤粮食，其中也许有一半倾于粪堆，所耗不可谓不大。设以宴会所费，用以雇用泥木工、技匠等等，则所费粮食的价值虽相等，所养的人数必加多。工人们将一便士一便士地、一镑一镑地购买这些粮食，一镑也不会消耗毁弃。一则用以维持生产者，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一则用以维持不生产者，不能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交换价值。

读者不要以为，费财于耐久物品，即为善行，费财于款待宾客，全为恶行。一个富人把他收入主要用于款待宾客时，即以收入的大部分，分济友伴。如他用以购买耐久物品，利则仅及于一身，非有代价，即不许他人分享。因此，后一种的花费，特别是花于购珠宝、衣饰等等这些琐细东西，常常不仅表示一种轻浮性向，而且表示卑下的自私自利性向。我上面的意思，不过是说，费财于耐久物品，由于助长有价商品的蓄积，所以可奖励私人的节俭习惯，是较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增进；由于所维持的是生产者而不是不生产者，所以较有利于国富的增长。

   第四章  论贷出取息的资财

贷出取息的资财，出借人总是看作资本。出借人总希望借贷期满，资财复归于己，而在借期中借用人因曾使用这资财，要付他年租若干。这种资财，在借用人手里，可用作资本，亦可用作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如果用作资本，就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可再生产价值，并提供利润。在这场合，他无须割让或侵蚀任何其他收入的资源便能偿还该资本及其利息。如果用作目前消费的资财，他就成为浪费者，他夺去了维持勤劳阶级的基金，来维持游惰阶级。在这场合，除非他侵蚀某种收入的资源如地产或地租，他就无法偿还资本，支付利息。

贷出取息的资财，无疑有时兼用在这两种用途上，但用在前一用途的较多，用在后一用途的较少。借钱挥霍的人，势难久立，借钱给他的人，常要后悔愚不可及。除了重利盘剥者，象这样的贷借，对双方都毫无利益。社会上固然难免有这样贷借的事件发生，但因人各自利，所以，可以相信，它不会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常有。任何比较谨慎的富人，如果问他愿以大部分资财贷给谋利的人呢，或是浪费的人呢，他听了，怕只会发笑，笑你会提出这样不成问题的问题。借用人虽然不是世上很有名的节俭家，但即在他们之中，节俭的终必比奢侈的多得多，勤劳的终必比游惰的多得多。

借款徒供挥霍的，只有乡绅。乡绅借款，通常有财产为抵押，其所借款，常非用于有利的用途。但就连乡绅，借钱亦并非全供浪费。所借的钱，常常早在未借之前就已用光。他们日常享用的东西，多向商店老板赊购，往往赊得很多，必须出息借款来还清账目，乡绅们所借的资本实是补偿商店老板的资本，他们所收的地租，不够偿还，所以向别人借款来偿还。这时他借钱并不是为了要花费，只是为了要补偿先前已经花掉了的资本。

取息的贷款，大都是从货币借出，或为钞票，或为金银。但借用人所需要、出借人所供给的实际上不是货币而是货币的价值，换言之，是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即享即用的资财，那末，他所贷借的便是能够即享即用的货物。如果他所要求的是振兴产业的资本，那末，他所贷借的便是劳动者工作所必需的工具、材料与食品。贷借的事情，实际就是出借人把自己一定部分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使用权让与借用人，听他随意使用。

货币总是国内各种贷借的手段，不论其为钞票或为铸币。一国能有多少资财在收取利息的方式下出借，或者象一般人所说，能有多少货币在收取利息的方式下出借，并不受货币价值的支配，而受特定部分年产物价值的支配。这特定部分年产物从土地生出或由生产的工人制出后，即被指定作资本用，同时所有者又无意亲自使用，因而借给别人。因为这种资本的出借与偿还，都以货币来往，故被称为金钱上的利害关系。这不仅不同于农业上的利害关系，且不同于工商业上的利害关系，因为在工商业，资本所有者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资本的。但我们应该知道，即使在金钱上的利害关系方面，货币也不过象一张让与的契约一样，甲把无意亲自使用的资本转让给乙。这样转让的资本量，和作为转让手段的货币的数量相比，不知要大多少倍。同一枚铸币或同一张纸币。可作许多次的购买，亦可连续作许多次的贷借。例如，甲以一千镑借给乙，乙立即用来向丙购一千镑货物。丙因不需货币，就把这一千镑借给丁，丁又立即用来向戊购一千磅货物。戊也因为不需要货币，同样地把这一千镑借给己，己再立即向庚购一千镑货物。所以货币还是原来那几枚铸币或孤几张纸币，但不消几天功夫，贷借就已进行三次，购买亦已进行三次了。每一次，在价值上，都与这货币总额相等。甲、丙、戊是有线出借的人，乙、丁、已是要借钱的人。他们所贷借的，其实只是购买那些货物的能力。贷借的价值与效用，都在于这种购买力。这三个有钱人所贷出的资财，等于这笔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的价值，所以，这三次贷借所借出的资财，实三倍于购买所用的货币的价值。假使债务人所购的货物，应用适当，能在相当期间偿还原借的价值及其利息，这种贷借，就十分可靠。而且，这笔货币，既可用作贷借三倍其价值的手段，或基于同一理由，也可用作货借三十倍其价值的手段，所以，也可连续用作偿还债务的手段。

照这样看，以资本贷人取息，实无异由出借人以一定部分的年产物，让与借用人。但为报答这种让与，借用人须在借用期内，每年从较小部分的年生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付息；在借期满后，又以相等于原来由出借人让给他的那部分年产物，让与出借人，称作还本。在转让这较小部分和较大部分的场合，货币虽然都作为让与证，但和其所让与的东西，完全不同。

一从土地生出或由生产性劳动者制出，即被指定作补偿资本之用的那一部分年产物，如果增加了，则所谓金钱上的利害关系亦自然随而增加。资本一般增加了，所有者无意亲自使用但望从此得一收入的资本，亦必增加。换言之，资财增加了，贷出生息的资财，亦必逐渐增加。

贷出生息的资财增加了，使用这种资财所必须支付的价格即利息必然低落。那些使物品市价随物品数量增加而减低的一般原因，固然是使这时利息低落的一个原因，但除了这个原因，我们还可寻出几个特殊的原因。第一，一国的资本增加了，投资的利润必减少。要在国内为新资本找到有利的投资方法，将日见困难。资本间的竞争，于是发生，资本所有者常互相倾轧，努力把原投资人排挤出去。但要排挤原投资人，只有把自己的要求条件，放宽一些。他不仅要贱卖，而且，有时因为要出卖，还不得不贵买。第二，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增加了，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亦必日益增加。因之，劳动者不愁无人雇用，资本家反愁无人可雇。资本家间的竞争提高了劳动的工资，降低了资本的利润。因使用资本而造成的利润既然减低了，为使用资本而付给的代价，即利息率，非随之减低不可。

洛克、劳氏、孟德斯鸿，还有许多别的作家，都以为，因为西属西印度的发现，金银量增加了，这增加就是大部分欧洲利息率低落的真实原因。他们说，这两种金属本身的价值减低了，所以，它们特定部分的使用，亦只有较小的价值，因而使用它们时出得起的价格亦较小。这个观念乍一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是错误的。这错误已为休谟充分揭露了，我们也许没有再讲的必要。但下面极简明的议论，或可进一步说明迷惑这几位先生的谬见。

在西属西印度尚未发现以前，大部分欧洲的普通利息率，似为百分之十。从那时起，各国的普通利息率，他已降为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甚至百分之三。姑且假设某国银价低落的比例，恰等于利息率低落的比例。比方说，在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的地方，等量的银，现在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只等于从前的一半。这种假设，真与事实符合吗？我相信，事实决不如此，但这种假设，对于我现今要考察的那种学说却很有利。而且，就是根据这个假设，我们亦决不能说，银的价值的低落，有一点点减低利息率的趋势。困为，假若现今一百镑的价值仅等于昔日五十镑的价值，那现今十镑的价值亦就只等于昔日五镑的价值。减低母本价值的原因，无论它是什么，这原因也必然会减低利息的价值，且按同一比例减低其价值。母本价值与利息价值的比例，必然依旧，虽然利息率并未改变。如果利息率真是改变了，这两个价值之间的比例，就非改变不可。如果现今一百镑的价值，只等于昔日五十镑的价值，那末，现今五镑的价值，也只等于昔日二镑半的价值。所以，在母本价值折半的时候，把利息率由百分之十减至百分之五，那对使用资本所付的利息的价值，就只等于昔时利息价值的四分之一了。

在靠白银流通的商品的数量未曾增加的时候，银量增加，只会减低银的价值。这时，各种货品的名义价值，都会增大，但他们的真实价值，却依旧不变。它们可换得较多的银，但它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所能维持和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必依旧不变。移转等量资本由甲到乙所需要的银量，可能增加了，但资本却没有增加。那让与证，象冗长的委托书一样，是累赘多了，但所让与的物品，却仍旧一样，而只能产生同样的效果。维持生产性劳动的基金既然依旧，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自然也依旧。所以，生产性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名义上虽是增大了，实际上却是不变。以所付的银量计，工资虽是加大了，以所能购买的货物量计，工资却是依旧。资本利润，无论就名义说，就实际说，都无变动。劳动的工资，因为常以所付银量计算，所以在所付银量增加时，有时工资虽毫无增加，外表上却似乎已经增加。资本的利润，却不是这样。资本利润，不由所得银量的多寡计算。计算利润的时候，我们只计算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的比例。比方，我们说到工资，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工资是每星期五先令；我们说到利润，常常说这个国家的普通利润是百分之十。但国内所有的资本，既和以前一样，分有这全部资本的国内各个人的资本的竞争，亦必和以前一样。他们做交易时所享受的便利和从前一样，所遭遇的困难也和从前一样。因此，资本对利润的普通比例依旧不变，而货币的普通利息亦依旧不变。使用货币一般所能支付的利息，必须受使用货币一般所能取得的利润的支配。

在国内流通界货币量不变的场合，国内每年流通的商品量的增加，却除了发生货币价值提高的结果外，还会引起许多别的重要结果。这时，一国资本，名义上虽是依旧，实际上却已增加。它可能仍继续由同量货币表示，但却能支配较大的劳动量。它所能维持和雇用的生产性劳动量增加了，劳动的需求因此亦增加。工资自将随劳动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但从表面上看，却可能似乎在下跌。这时劳动者所领受作为工资的货币量，可能比以前少，但现今这较少的货币所能购得的物品量，却比从前较多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量还要多。但无论在实际上和名义上，资本的利润都会减少。国内所有的资本总量既已增加，资本间的竞争，当然会随而增加。资本家各自投资的结果，即使所获，在各自资本所雇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所占比例比以前小，亦只有自认晦气。货币的利息，既然与资本的利润共进退，所以，货币的价值虽然大增了，换言之，一定量货币所能购买的物品量虽然大增了，但货币的利息仍然可能大减。

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货币的利息。但由于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会取得利润，所只在任何地方使用资本都应有利息为酬。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法律，不但防止不了重利盘剥的罪恶，反会使它加甚，国为，债务人不但要支付使用货币的报酬，而且要对出借人冒险接受这种报酬支付一笔费用。换言之，要给出借人保险，他不遭受对重利盘划所处的刑罚。

在放债取利不被禁止的国家，为了禁止重利盘剥，法律往往规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这个最高利息率，总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即那些能够提供绝对可靠担保品的借款人借用货币时通常所付的价格。这个法定利息率若低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其结果将无异于全然禁止放债取利的结果。如果取得的报酬少于货币使用之所值，则债权人便不肯借钱出去，所以债务人得为债权人冒险接受货币使用之全值而支付一笔费用。如果法定利息率适等于最低市场利息率，则一般没有稳当担保品的人便不能从遵守国法的诚实人那里借到钱，而只好任重利盘剥者盘剥。现在英国，从货币贷给政府，年息为百分之三，贷给私人，若有稳当担保品，则年息为百分之四或百分之四点五，所以，象英国这样的国家，规定百分之五为法定利息率，也许是再适当没有。

必须注意，法定利息率，虽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但亦不应高得过多。比方说，如果英国法定利息率，规定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那末，就有大部分待借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和投机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这一类人，愿意出这样高的利息。诚实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的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货币的报酬，所似，不敢和他们竞争。这样，一国资本，将有大部分会离开诚实的人，而转到浪费者手里，不用在有利的用途上，却用在浪费资本和破坏资本的用途上。反之，在法定利息率仅略高于最低市场利息率的场合，有钱出借的都宁愿借给诚实人，不愿借给浪费者和投机家。因为借给诚实人所得的利息，和借给浪费者所收取的利息几乎相同，而钱在诚实人手上，稳当得多。这样，一国资本就大郡分在诚实人手中，而在这些人手中的资本，大抵都用得有利。

没有任何法律，能把利息减低到当时最低普通市场利息率之下。1766年，法国国王规定利息率须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四，但结果，人民用种种方法逃避该法律，民间借贷利息率仍为百分之五。

应该指出，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取决于普通市场利息率。有资本不愿亲自使用但愿从此得一收入的人，对于究竟把它用来购买土地好，还是把它借出取息好，通常总是再三盘算的。土地财产是极稳当可靠的，除此以外，大都还有其他几种利益。所以，比较起来，把钱贷给别人收取利息，所得虽更多，但他通常却宁愿购买土地而得较小收入。这些利益可以抵补收入上一定的差额，但亦只能抵补收入上一定的差额。如果土地地租远逊于货币利息，那就谁也不愿购买土地，土地的普通价格必因而跌落。反之，如果这些利益抵偿这差额后还有许多剩余，那就谁也宁愿购买土地，土地普通价格就会提高。在利息率为百分之十时，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十倍或十二倍。利息率减至百分之六、百分之五、百分之四时，土地售价就上升到年租的二十倍、二十五倍，甚至三十倍。法国市场利息率高于英国；法国土地的普通价格低于英国。英国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三十倍；法国土地售价常为年租的二十倍。

   第五章  论资本的各种用途

一切资本，虽都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但等量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随用途的不同而极不相同，从而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亦极不相同。

资本有四种不同用途。第一，用以获取社会上每年所须使用所须消费的原生产物；第二，用以制造原生产物，使适于眼前的使用和消费；第三，用以运输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从有余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第四，用以分散一定部分的原生产物或制造品，使成为较小的部分，适于需要者的临时需要。第一种用法是农业家、矿业家、渔业家的用法；第二种用法是制造者的用法；第三种用法是批发商人的用法；第四种用法是零售商人的用法。我以为，这四种用法，已经包括了一切投资的方法。

这四种投资方法，有相互密切关系，少了一种，其他不能独存，即使独存，亦不能发展。为全社会的福利计，亦是缺一不可。

－，假设没有资本用来提供相当丰饶的原生产物，制造业和商业恐怕都不能存在。二，原生产物，有一部分往往要加工制造后才适于使用或消费。假设没有资本投在制造业中把它加工，则这种原生产物将永远不会被生产出来，因为没有对它的需求；或如果它是天然生长的，它就没有交换价值，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三，原生产物及制造品富饶的地方，必从所余运往缺乏的地方，假设没有资本投在运输业中，这种运输便不可能。于是它们的生产量便不能超过本地消费所需要的。批发商人的资本，可通有无，使这个地方的剩余生产物交换别个地方的剩余生产物，所以，既可以奖励产业，又可以增进这两个地方的享用。四，假设没有资本投在零售商业中，把大批原生产物和制造品分成小的部分，来适应需要者的临时需要，那末，一切人对于所需的货品都得大批买进来，超过目前的必需。假设社会上没有屠户老板，我们大家都非一次购买一头牛或一头羊不可。这对富人也一定是不便的，对贫民将更为不便。贫穷劳动者如果要勉强一次购买一个月或半年的粮食，那他的资本一定有一大部分，不得不改作留供目前消费的资财，一定有一部分本来能提供收入的，不得不变作不能提供收入的。职业上的工具，店铺内的家具，都非减少不可。对这种人来说，最方便的办法，是在需要生活品的时候，能够逐日购买，逐时购买。这样，他可以把几乎全部资财用作资本。于是他所能提供的工作的价值扩大了，而他以此所获的利润，将足以抵销零售商的利润对货物价格所增加的数目而有余。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的成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小商贾群立，虽然他们相互间也许有妨害，但对社会毫无妨害。所以，不需要对他们课税，或限制他们的人数。例如，某市及其邻近地带对于杂货的需求限制着该市所能售出的杂货量，因此可投在杂货商业上的资本，决不可能超过足以购买这数量杂货所必需的数额。这种有限的资本，如果分归两个杂货商人经营，这两人间的竞争，会使双方都把售价减低得比一个人独营的场合便宜。如果分归二十个杂货商人经营，他们间的竞争会更剧烈，而他们结合起来抬高价格的可能性会变得更小。他们间的竞争，也许会使他们中一些人弄得破产，但这种事情，我们不必过问，当事人应该自己小心。他们的竞争，决不会妨害消费者，亦不会妨害生产者。比之一两个人独占的时候，那只能使零售商人贵买而贱卖。零售商人多了，其中也许有坏分子，诱骗软弱顾客购买自己至不需耍的货品。不过，这种小弊害，值不得国家去注意，更用不着国家去干涉。限制他们的人数不一定能杜绝这个弊害。举一个最显著的例，不是因为市场上有许多酒店，我们社会上才有饮酒的风尚；而是社会上由于他种原因而产生了好饮酒的风尚，才使市场上有许多酒店。

把资本投在这四种用途上的人，都是生产性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如果使用得当，就可固定而且实现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上，至少，也可把维持他们自身和他们自身消费掉的价值，加在劳动对象或可卖物品的价格上。农场主、制造者、批发商人、零售商人的利润，都来自前两者所生产及后两者所售卖的货品的价格。但是，各自投在这四种用途的资本虽相等，但因用途不同，等量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却不相同，从而，对于所属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的比例，亦不相同。

向批发商人购买货物的零售商人的资本，补偿并提供批发商人的资本及其利润，使其营业得以继续。零售商的资本，只直接雇用了他自己，他自己就是受雇的唯一的生产性劳动者。这资本的使用，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只是他自己的利润。

向农业家购买原生产物、向制造者购买制造品的批发商人的资本，补偿并提供农业家和制造者的资本及其利润，使其营业得以继续。这就是批发商间接维持社会上生产性劳动，增加社会年产物价值的主要方法。他的资本，也雇用了运输货物的水手脚夫。所以它对于这种货物的价格所增加的，不仅等于批发商自己利润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水手脚夫工资的价值。它所直接雇用的生产性劳动只如此；对于年产物它所直接增加的价值亦只如此。但批发商人的资本在这二方面的作用要比零售商人的资本大得多。

制造者的资本，有一部分用作固定资本，投在他的生意所用的工具上，补偿出卖这些工具的其他制造者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其余就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中，有一部分是用来购买材料，这部分补偿供给这些材料的农业家和矿商的资本并给他们提供利润。但其大部分，是一年一次地或在比一年短得多的时间内分配给他所雇用的工人的。所以，他的资本对他所加工的材料所增加的价值，包括有雇工的工资，和雇主投资支付工资和购买材料工具应得的利润。所以，与批发商人的等量资本比较，他的资本所直接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大多了，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亦大多了。

农业家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他的工人是生产性劳动者，他的牲畜也是生产性劳动者。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自然的劳动，虽无须代价，它的生产物却和最昂贵的工人生产物一样，有它的价值。农业的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无宁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虽然它也增加自然的产出力。长满蓬蒿荆棘的田地可能生产的植物，常常不比耕作最好的葡萄园或谷田所能生产的少。耕耘与其说是增益自然的产出力，无宁说是支配自然的产出力。人工以外，尚有大部分工作，非赖自然力不可。所以，农业上雇用的工人与牲畜，不仅象制造业工人一样，再生产他们消费掉的价值（或者说，再生产雇用他们的资本）及资本家的利润，而且生产更大的价值。他们除了再生产农业家的资本及利润外，通常还要再生产地主的地租。这种地租，可只说是地主借给农业家使用的自然力的产物。地租的大小取决于想象上的自然力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想象上的土地的自然产出力或土地的改进产出力的大小。减除了一切人的劳作之后，所余的便是自然的劳作。它在全生产物中，很少占四分之一以下，很常占三分之一以上。用在制造业上的任何同量的生产性劳动，都不能引出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上，自然没做什么，人做了一切；再生产的大小，总是和导致再生产的生产因素的力量的大小成比例。所以，和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不仅推动较大的生产性劳动量，而且，按照它所雇用的生产性劳动的量来说，它对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对国内居民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所增加的价值，都大得多。在各种资本用途中，农业投资最有利于社会。

投在农业上和零售业上的资本，总是留在本社会内。它们的使用，有一定地点，在农业，是农场；在零售业，是商店。而且，它们的所有者，大都是本社会内的居民。当然，有时也有例外。

批发商人的资本，却似乎不固定或停留在什么地方，而且也没有必要固定或停留在什么地方。因为要贱买贵卖，他们的资本往往周游各地。

制造者的资本，当然要停留在制造的场所。但在什么地方制造，却似乎没有确定的必要。有时，制造的场所，不仅离材料出产地点很远，且离制成品销售地点也很远。里昂制造业的材料，从很远的地方运来，那里的出品，也要运到远处才有人消费。西西里时髦人的衣料是别国制造的丝绸；丝绸的材料，却又是西西里的产物。西班牙的羊毛，有一部分在英国制造，但英国织成的毛织物，却有一部分后来又送还西班牙。

投资于国内剩余生产物输出事业的人，无论是我们本国人或是外国人，无关重要。如果是外国人，我国受雇的生产性劳动者人数，当然比较少，但至只一个；我国的年产物价值，也当然比较少，但也只少这一个人的利润。至于所雇用的水手脚夫是不是本国人，那与他是否本国人无关，他是本国人，也可以雇用外国的水手脚夫。输出人虽有国籍上的差别，但以资本输出国内剩余生产物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那就无论是外国人或是本国人的资本，对这剩余生产物所给予的价值，总是一样的。批发商人是本国人也好，不是本国人也好，他的资本，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资本得以偿还，同样有效地使生产这剩余生产物的人的营业得以继续经营下去。这就是批发商人资本对维持本国生产性劳动和对增加本国年产物价值所提供的主要助力。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者的资本应留在国内。因为有这种费本留在国内，本国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必较大，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能增加的价值也必较大。但不在本国境内的制造者资本也对本国很有效用。譬如，英国亚麻制造者年年投资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地输入亚麻来加工。此等资本，虽非产麻国所有，但对产麻国有利，则很明了。这种亚麻，只是产麻国的一部分剩余生产物，设不年年输出，以交换本地所需各物，即无价值可言，其生产将立即停止。输出亚麻的商人可偿还亚麻生产人的资本，从而鼓励他们继续生产；英国制造者，又可偿还这种商人的资本，使他们继续运输。

象个人一样，一个国家往往没有足够资本，既把一切土地改良和耕种起来，又把全部原生产物加工起未，使适于直接的消费及使用，又把剩余的原生产物及制造品运往远方的市场换取国内需要的物品。不列颠许多地方的居民，没有足够资本来改良和耕种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苏格兰南部的羊毛，就大部分因为当地缺乏资本，不得不经过极不平坦的道路，用车运到约克郡去加工。英国有许多小工业城市，其人民没有足够资本把产品运到需要它们的远方市场去销售。他们中，纵使有个把商人，亦只好说是大富商的经理人。这种大富商，往往住在比较大的商业城市里。

一国资本，要是不够同时兼营这三种事业，那末，我们就可以说，投在农业上的部分愈大，所推动的国内的生产性劳动量也愈大，同时，对社会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增加的价值也愈大。除了农业，当推制造业。投在出口贸易上的资本，在三者中，效果最小。

所有资本还不足兼营这三事业的国家，就其富裕的程度说，实未达到自然所允许达到的最高点。无论就个人说，就社会说，企图以不充足的资本，在时机未成熟时兼营这三事，都不是取得充足资本的最捷途径。正象一个人的资本有一定的限度一样，国内全体人民的资本亦有一定的限度，只够用于某几方面。要增加个人资本，须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蓄积；要增加国民资本，亦须从收入内节省而不断蓄积。因此，资本的用途，若能给国内全体居民提供最大的收入，从而使全体居民都能作最大的积蓄，则国民资本大概就会极迅速地增加起来。但国内全体居民收入的大小，必定以国民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大小为转移。

英属美洲殖民地，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没在农业上。那里也就主要为了这个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趋于富强。那里，除了家庭制造业和粗糙制造业（这种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每个家庭的妇女儿童，都能经营这种工作），就没有制造业。至于输出业和航运业，则大部分由住在英国的商人投资经营。甚至有些省分，特别是维瓦尼亚和玛利兰，经营零售生意的店铺和栈房办为居住在母国的商人所有。零售业不由本地商人资本经营的事例不多，这就是其中之一。假使美洲人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使能够制造同种物品的本地人有独占的机会，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资本，转投到制造业上来，结果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还会加以妨害。同样，如果他们要设法垄断全部输出业，结果也许更会如此。

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以而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除非我们认为关于中国、古埃及、古印度的富裕和农业情况的那些奇异记载，是可以置信的。然而，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古埃及人对于海洋，有一种迷信的畏惧心；印度人亦常有这种迷信；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生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它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那常常是金银。

这样，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上、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同是批发商业，投资结果，亦将因所营批发商业的种类不同而极不相同。

一切批发贸易，或一切大批买进来以便大批再卖出去的贸易，可分作三类，即国内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和运送贸易。国内贸易是从国内这个地方买国产货物进来，再在国内另一个地方把它卖出去，那包括内陆贸易和沿海贸易。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是购买外国货物，供本国消费。贩运贸易，是从事各外国间的贸易，即以甲国的剩余产物运往乙国。

投资在国内贸易上，购买国内甲地产物运往乙地售卖，往返一次，一般可以偿还两个都是投在本国农业或工业上的资本，使本国的农业制造业不致中断。运用资本，从商人店里，把一定价值的商品运出去，结果，大都至少可只换还一个等价值的别种商品。所以，假若交换的两方，全是本国产业的产物，结果当然可以偿还本国两个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使能继续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比如，把苏格兰制造品运到伦敦，再把英格兰谷物或制造品运到爱丁堡来的资本，往返一次，无疑可以换还两个投在英国制造业或农业上的资本。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如果是用本国产业的产物来购买，那末，每往返一次，投在这种贸易上的资本，也能换还两个不同的资本，不过其中只有一个是用来维持本国产业的。例如，把英国货物运至葡萄牙，再把葡萄牙货物运至英国的资本，往返一次，只补还一个英国资本。另一个却是葡萄牙的。所以，即使此种贸易能象国内贸易同样快地赚回本利，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比较起来，亦只能鼓励半数的本国产业，鼓励半数的本国生产性劳动。

但是，此种贸易很少能象国内贸易那么快地赚回本利。国内贸易的本利，大都每年能赚回一次，甚至三四次。此种贸易的本利，每年赚回一次，已属难能，二三年赚回一次，亦非仅见。往往，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已经运用了十二次，即付出而又收回了十二次，而投在此种贸易上的资本，仅运用一次。所以，两个资本要是相同，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比较，前者对于本国产业，往往可提供二十四倍的鼓励与扶持。

国内消费的外国货物，有时是不用本国产物换购，而用第二外国货品换购。但这第二外国货品，非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必间接由本国产品换购，即以本国产物，购买第三外国货品，再用以购买第二外国货品，因为除了战争和征服的场合，外国货品，只有用本国产品直接换购而得，或用本国产品经过两三次不同交易间接换购而得，此外别无他法可以获得。所以，使用于这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和使用于最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的资本比较，除了它最后的收回，由于必须依靠两三次不同对外贸易的资本的收回，所需时间较长这一点外，无论就那一点说，都有相同的效果。设使商人以英国制造品换购维及尼亚的烟草，再用维及尼亚的烟草换购里加的麻枲，那末，非经过两次对外贸易，资本不能返到商人手上，再用来购买同量的英国制造品。再假设用以购买维及尼亚烟草的，不是英国制造品，却是牙买加的砂糖，牙买加的砂糖，才由英国制造品购换，那就得等候三次对外贸易资本的收回，该商人才能再使用同一资本购买同量的英国制造品。又假设经营这二次或三次对外贸易的，是两三个不同的商人。第一个商人输入的货品，归第二个买去输出，第二个输入的货品，又归第三个买去输出，那就各个商人说，各自资本的收回，确是比较迅速；但投在贸易上全部资本的最后收回，却是一样迟缓。投在这种迂回贸易上的资本，究为一人所有，或为三人所有，对个别商人，虽有关系，但对国家，却毫无关系。无论为一人所有，或为三人所有，间接用一定价值的英国制造品来交换一定量麻枲，与英同制造品和麻枲直接互相交换的场合比较，所需资本总必大三倍。所以，和比较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比较，投在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虽数量相等，但它对于本国生产性劳动所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却往往要少些。

用以购买国内消费的外国货品的，无论是什么外国商品，都不能改变贸易的性质，不能增减它对本国生产性劳动所能提供的鼓励与扶持。如果用的是巴西的金，秘鲁的银，这金银的购买，就象维及尼亚烟草的购买一样，当然少不了要用某种本国产业的产物，或由本国产物换购的某种物品。所以，就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说，无论在利的方面，在害的方面，在偿还直接用来维持该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迟速方面，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都和任何其他同样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样，毫无区别。比较起来，以金银为手段的消费品的国外贸易，似乎还有一个好处。金银为物，可在小容积中包含大价值，故与等价值的其他货品比较，运输费是比较的小，保险费却未必较大。此外，金银在运输过程中，比较不容易遭受破损。所以，用金银作媒介，比较用别种外国货物作媒介，我们往往可用较小量本国货物购得等量的外国货品。所以，比较起来，用别种外国货物作媒介，不如用金银作媒介，因为国内的需求可以而得到更充分的供给，而所费又比较的少。至于不断输出金银以购买本国需要的外国货物，能否陷国家于贫困，这问题我们以后要从长讨论。

投在运送贸易上的资本，全是从本国抽调出来，不用来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却转用来维持外国的生产性劳动，这种贸易经营一次，虽可偿还两个资本，但全非本国所有。从波兰运谷物到葡萄牙、再运葡萄牙水果、葡萄酒到波兰的荷兰商人的策本，确乎偿还了两个资本，但全非用来维持荷兰的生产性劳动。其中，一个是用来维持波兰的生产性劳动，一个是用来维待葡萄牙的生产性劳动，归到荷兰去的，只是荷兰商人的利润。有了这种贸易，荷兰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并不是波有增加，但所增加的只限于此。固然，如果运送贸易所用的船舶与水手是本国的船舶与水手，那末，为支付运费而使用的那一部分资本，是用来推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用来雇用本国的生产性劳动者的。事实上，运送贸易旺盛的国家，几乎都是这样进行的。运送贸易的名词，也许就是由此而来，因为这种国家的人民，对外国人来说常常是运送者。但运输所需要的船舶与水手，不一定为本国所有。比方说，经营波兰葡萄牙间运送贸易的荷兰商人，不一定要用荷兰船舶，用英国船舶也未始不可。我们可以说，在某些时候，他的确是这样做。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人们认为，运送贸易特别有利于象英国这种国家，它的国防与安全取决于船舶与水手的数目。但是，在消费品的国外贸易方面，甚至在国内贸易方面，同量的资本，可照样雇用那么多的船舶与水手，如果所必需的运输，是用近海航船来进行的话。一定数量的资本，究竟能雇用多少船舶与水手，不取决于贸易的性质，而是一部分取决于货物容积与货物价值的比例，一部分取决于运输海港间的距离。在这二个条件中，前者尤为重要。纽卡斯尔与伦敦间的煤炭贸易，虽两海港相距甚近，但所雇用的船舶与水手，比英格兰全部运送贸易更多。所以，以异常的奖励，强迫一国资本，使不按照自然趋势，而以过大部分投在运送贸易上，是否能够增进一国的航业，大是疑问。

这样，与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所维持所鼓励的本国生产性劳动量，一般较大，所增加的本国年生产物价值，一般也较大。但投在消费品国外贸易上的资本，与投在运送贸易上的等量资本比较，在这两方面，却提供更大的利益。在有富即有势的今日，一国的富强，一定和其年产物价值，即和其一切赋税最终所以出的基金相称。政治经济学的大目标，既是增进本国的富强，所以，为本国计，与其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无宁奖励国内贸易，与共奖励运送贸易，无宁奖励消费品国外贸易或国内贸易。为本国计，不应强制亦不应诱使大部分资本，违反自然趋势，流到消费品国外贸易或运送贸易方面去。

但是，如果这三种贸易，是顺应事物的趋势，自然发展起来，没有受到拘束，没有遭遇压力，那末，无论其中那一种，就都不仅有利而且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

在特定工业部门的产品超过本国需要的场合，其剩余部分，就必然被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的物品。没有这种输出，国内生产性劳动一定有一部分会停顿，因而会减少国内年产物的价值。英国出产的谷物、呢绒、金属制品，常超过国内市场的需要。因此，剩余部分，必须送往国外，以交换英国需要的物品。没有这种输出，这个剩余部分，将不能获得充足的价格，来补偿生产它时所费的劳动与费用。沿海沿江一带，所以宜于举办产业，就是国为剩余产物易于输出，易于换得本地需要的物品。

用本国剩余产物购得的外国货品，若多过国内市场所需要的，则其剩余部分必须运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的别种货品。英国输出本国剩余产物的一部分，每年在维及尼亚、玛利兰二地购买烟草约九万六千桶。但英国每年所需，也许不过一万四千桶。所以，其余八万二千桶，若不能送往国外，以交换国内需要品，这八万二千桶的输入，就会立刻停顿。每年为购买这八万二千桶而制造的货品，原来不为本国所需，现今输出的路又塞了，当然会停止生产，而为制造这种货品而被雇的那一部分英国人，亦将无工可作。所以，最迂回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有时和最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一样，也是扶持本国生产劳动、维持本国年产物价值所必要的手段。

如果一国累积的资本，不能全数用来供给本国消费，全数用来维持本国的生产性劳动，则其剩余部分自然会流入运送贸易渠道，供给他国消费，维持他国的生产性劳动。运送贸易，是国民大财富的自然结果与征象，但不是国民大财富的自然原因。赞成这种贸易而特别给予奖励的政治家，似把结果与征象误认为原因。就土地面积和居民数目来衡量，荷兰是欧洲最富之国，所以，荷兰占有了欧洲运送贸易的最大部分。英格兰是仅次于荷兰的欧洲最富国家，亦有不少运送贸易。不过，在多数场合，英格兰的运送贸易，不如你为间接的消费品国外贸易。我们运东方的、西印度的、亚美利加的货物到欧洲各市场去的贸易，大半就是这种性质。购买这种货物的手段，一般即使不是英国的产物，亦是用英国产物购来的物品，而且，这些贸易最后带回的物品，又大都在英国消费，或在英国使用。只有由英国轮船装运的地中海各港间的贸易以及由英国商人经营的和印度沿海各港间的贸易，才是英国的真正运送贸易。

国内各地因有相互交换剩余生产物的必要，故有国内贸易；所以，国内贸易的范围，只及投在国内贸易上的资本量，必受国内各地剩余生产物价值的限制。消费品的国外贸易范围，必受本国全部剩余生产物价值以及能由此购得的物品的价值的限制。运送贸易所交换的，是全世界各国的剩余生产物。所以，其范围必受全世界各国剩余生产物的价值的限制。与以上两种贸易比较，它可能有的范围，简直没有止境，它所能吸引的资本亦最大。

私人利润的打算，是决定资本用途的唯一动机。投在农业上呢，投在工业上呢，投在批发商业上呢，或投在零售商业上呢？那要看什么用途的利润最大。至于什么用途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什么用途所能增加的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最多，他从来不会想到。所以，在农业最有利润，耕作最易致富的国家，个人的资本，自然会投在对社会最有利的用途上。可是在欧洲，投资于农业所获利润并不见得比别种事业更为优越。的确，这几年来，欧洲各地有许多计划家盛称农耕的利润，但不必仔细讨论他们的估算，只须略一观察，就知道他们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常常看见一种白手成家的人，他们从小小的资本，甚至没有资本，只耍经营数十年制造业或商业，便成为一个富翁。然而一世纪来，用少量资本经营农业而发财的事例，在欧洲简直没有一个。欧洲各大国，仍有许多无人耕作的优良土地；已有人耕作的土地，亦尚未充分改良。所以，现今随便什么地方的农业，都还可以容纳许多资本。欧洲各国什么政策，使得在都市经营产业的利盆，远过于在农村经营产业，从而，往往使私人宁愿投资于远方（如亚洲美洲）的运送贸易，而不愿投资来耕垦靠近自己的最丰沃土地，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篇再详细讨论吧。

摘要

当前在案例研究领域存在一些研究范式之争，对这些范式的准确认识和辨析是我们更好地掌握和运用不同案例研究方法与技巧的基础。本文首先回顾了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认识论基础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基于对这些不同哲学认识论的辨析，进而分别阐述了两种范式的产生背景、核心思想及其关键主张。然后，论文比较了这两种案例研究范式在研究设计和理论化方面的异同，阐明了其中的主要争议点以及各自的优缺点。最后，论文提出了如何在当前管理研究领域应用以上两种案例研究范式的一些建议以及如何加强两种范式对本土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案例研究;实证主义;诠释主义;研究范式;扎根理论

１　引言

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定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是指“在实际社会情境之中深入地研究当前现象的经验性考察，尤其是当现象和情境的边界不是很明显时”（Yin,2014），目前正受到国内外管理学界的普遍重视（毛基业、李亮，2018；欧阳桃花，2004)[1]。该方法引导研究者关注那些没有明确答案但却很重要的研究问题，成果通常更加有趣且富有理论创新性（Bartunek et al.,2006;Graebner et al.,2012）。在国内，由于制度和文化环境的独特性以及互联网等新技术兴起带来的变化，企业界涌现出很多以往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与问题，学界也迫切期待通过案例研究构建适合本土情境的管理理论（Li et al.,2017；王凤彬等，2019；魏江等，2014；吴晓波等，2019；肖静华等，2015；许晖等，2017）。随着这种现实需求逐渐凸显，许多倡导和支持案例研究的活动应运而生。与之相应，国内案例研究领域的成果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了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的高质量案例研究得以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并传播。正如毛基业和陈诚（2017）所总结的，“我国企业管理案例研究已经做到了‘形似’，即规范性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10年来，案例研究加深了对方法论的认识和理解，改善了方法的使用”。

在取得以上可喜进展的同时，国内案例研究在达到“神似”方面尚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例如需要深化对文献的理解、提升理论模型的洞见、实现选题与研究设计的有效匹配、加深本土理论的情境化等等（黄江明等，2011；毛基业、李高勇，2014；毛基业，2020）。这一方面是由于相较于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2]，案例研究方法的学习和掌握难度更大；另一方面是案例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些范式之争，不同范式在理论定义、研究设计、数据分析、研究者角色等方面有不同的原则与要求。对不同范式的模糊理解不利于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掌握，导致在上述方面出现理解偏差甚至错误运用（王冰等，2018；毛基业、苏芳，2019）。

国内外前期已有众多学者对案例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实施步骤、方法与技巧等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回顾和总结（Piekkari et al.,2009;Pratt,2008;Symon et al.,2018;李茁新、陆强，2010；刘洋、应瑛，2015；欧阳桃花，2004；孙海法等，2004），“但很少见到相关的方法论指导”（Yin,2014）。本文将基于文献综述，重点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比较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这两种经典范式所遵循的哲学基础的异同，辨析两种研究范式的产生背景、基本思想和实施原则，进而提出正确运用两种范式开展案例研究的相关建议。通过以上讨论，我们期望能帮助读者深入了解案例研究方法和技巧背后的一些根本属性，争取做到不仅“知其然”并且“知其所以然”（例如，案例研究中的访谈为何重要？视案例为实验到底意味着什么？Gioia方法论在解决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中的什么问题？等等）。研究方法的功效在于帮助和促进（而非约束）研究者达成研究目的，案例研究从“形似”到“神似”的跨越依赖于对这些本质性问题的理解与回应，进而支持研究者更好地实现理论构建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达成“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的学术目标（李志军、尚增健，2020）。

２　不同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与历史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定性方法选择上一直处于两种相对的张力关系之中：一方面，他们倾向于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强调对研究现象做可观察、可验证的经验分析；另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发挥诠释主义在社会现象研究领域的优势，注重对研究对象进行诠释性理解。就其本质而言，上述两种倾向反映的是不同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本体论回答的是“现实的形式和本质”问题，而认识论关注的是“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以上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的，是不同的定性研究范式和方法论。

（一）实证主义学派的哲学基础与历史发展

实证主义（positivism）假设人们的行为有其内在联系，且对自己的动机和意义非常清楚；如果采取严谨的方法（如构念、测量等），研究者可以了解和理解局内人（insider）的行为和意义解释（陈向明，2000）。实证主义源于现实主义的哲学本体论，即现实是真实且可以被了解的，事物本身具有内在固定的、可以重复发生的规律。实证主义将理论定义为联系抽象概念的命题，这也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定义；实证主义理论注重寻求原因和支持因果关系的解释（explanation），强调理论的一般化和普适性。早期经典实证主义的创立者IsidoreA.Comte认为社会学家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如观察、实验、比较等）来研究社会现象。在认识论上，经典实证主义主张社会现象必须被经验所感知，实证理论必须由经验来检验；研究过程并不存在研究者所谓的真实自我或主体之类的东西，只需要强调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研究者应秉持“价值中立”原则，既应该也可以做到避免个人思想或偏好对研究过程的干扰。后期，这些观察、实验等方法也都应用到了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中。

产生于20世纪30～50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是对经典实证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它继承了科学知识源于可观察、可验证的经验的实证主张，但也认识到逻辑分析在知识积累中的重要性（阙祥才，2016）。事物之间的逻辑联系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并可以通过语言总结出的理论命题来反映（Wittgenstein,2014）。同时，逻辑实证主义承认社会领域也存在其规律，但不是自然科学领域的普遍性法则，而是一种类似休谟因果关系（Humean causation）体现出的概率性规律，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获得具有较高的经验证实概率依据的理论命题。休谟因果关系论认为研究者永远无法对因果关系直接感知，只能通过对经验关联现象的重复观察进行归纳。以上因果关系准则构成了实证主义案例研究中探究模式（pattern）复现时的重要线索和依据。

后实证主义进一步放宽了对于“真实性”的假设，其本体论根基是批判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之一KarlPopper(1968）认为，人们所能了解的真实永远只是客观实体的一部分，所谓研究就是通过一系列的严谨方法对不尽精确的表象进行“证伪”（falsification）而不断逼近客观真实的过程；理性批判是知识增长的唯一途径，研究者必须不断猜想和反驳，才能逐步接近真理。另一位代表性人物Jeffrey C.Alexander(2008）否定了实证主义前期关于经验世界与理论认识相分裂的观点，指出科学发展是由经验和理论的论证共同推动的。同时，后实证主义也动摇了上述的“价值中立”原则，认为所有社会观察都是有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的，独立于任何文化、理论、主体判断的绝对正确的经验证据并不存在。

（二）诠释主义学派的哲学基础与历史发展

在物理世界中，任何事物的运行规律都可以被描述成各种形式的动力因果关系，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沿袭了以上视角（如休谟因果关系），然而这越来越多地受到诠释主义（interpretivism）学派的质疑。作为定性研究的主流学派，诠释主义源于相对主义的本体论，认为现实的真实性具有地方性特点，因历史、文化、地域、个人经验等情境因素的变化而改变。现实始终处于流动之中，研究者“把社会看作是个涌现的过程，是由个体创造而来”（毛基业、苏芳，2019）。此时，现实是围绕个体自身所处的“此地”和当下所在的“此时”被组织起来的，这种“此地此时”构成了局内人对于现实的注意力焦点，只有此地此时的经验才是“真实”的，构成了自我意识中的实在之物；也只有在此背景下，人的行为才是可以被理解的（Berger and Luckmann,1966）。

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进一步总结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本质差异：两者存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区别，分别需要采用相关者（correlators）视角和诠释者（interpreters）视角来研究（Taylor,1984）。相关者视角仅关注物理—生物世界和构成这个世界的动力因果结构，而诠释者视角还探究行动者的意向、信念、情感、观点以及文化—历史背景（罗伯特·毕夏普，2018）。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基于单纯解释关系的相关者视角，以上意向、信念等主观概念的存在也使得诠释者视角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变得更为重要。

作为较早兴起的一种基于诠释主义的定性研究方法，民族志（ethnography）是对人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国内外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很多，例如Bronislaw K.Malinowski(1922）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费孝通（1939）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等等。此时的定性研究还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研究特点，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自身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而是将重点更多放在如何从资料中挖掘研究对象的态度和认识，认为可从中发现“客观的现实”。

伴随着全球范围内文化交流的增加，社会学家的自我反省意识开始增强，人们将关注重点逐渐转移到历史、语言以及本土文化的研究上，定性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Wilhelm Dilthey从历史研究学派得到启示，即在历史世界中我们并不需要解决认识论中所谓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问题（洪汉鼎，2018）。物质世界具有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是一个可以观察和感触的世界；相反，精神世界不受制于普遍性法则的制约，因此不能单纯靠观察或实验进行推论，而应该依赖研究者自身的内化经验去认识他人处于特定情境中的精神世界。由此，Dilthey清晰指出了理解和体验在定性研究方法论中的重要性。“解释”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把个别事例归纳于普遍性法则之下，这是自然科学通用的因果解释方法；而“理解”则是通过自身的内在体验去进入他人的生命活动甚至精神世界。与之相应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关系（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互为主体的相互交流与影响）成为案例研究的重要认识论基础。

这里，理解（understanding）可以被定义为“我们由外在感官提供的符号或表现去认识其中被固定了的生命或精神的过程”（洪汉鼎，2018）。正如Dilthey的名言“我们要解释自然，却要理解人生”所反映的，与自然科学研究通过解释揭示物质世界固有的科学规律不同，社会学研究需要通过理解来探索人类世界的行为理论（洪汉鼎，2018）。因此，访谈、观察等一手资料的获取在定性研究中变得格外重要，这是研究者从局外人（Outsider）向局内人角色转换的保证，这样他们才能进入案例“此地此时”情境中的体验过程（欧阳桃花，2004）。此时，研究目的并不是预测或控制客观现实，而是在人我之间、个体与环境之间、过去与现在之间建构起理解的桥梁。因此，诠释主义定义的理论是一种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即研究者通过亲身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构建产生的主观认识（陈向明，2000）。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总是建立在自身的经验和文化基础之上。同时，理解也是分层次的，可以是对人们所说、所写和所做内容的把握；可以是对于行为背后意义的思考；也可以是对人们心灵和精神的渗透（洪汉鼎，2018）。这种从语言学、符号学等到思想领会再到精神所在的递进关系也体现在后期案例研究中逐级编码的过程，进而帮助研究者完成从表象到本质的认识深化过程。

Gadamer(1960）认为，研究者的真正目的并非只是认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意图，而在于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理解来阐明和揭示出具有真理性的思想。理解本身不是一种简单复制行为，而是一种伴随着时代和环境变化不断创造的过程。任何事物都无法脱离其环境而被理解，理解涉及到整体中各部分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诠释依赖于研究者的整体思维。“视域融合”（fusion ofhorizons）是Gadamer(1960）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研究者在进行文本解释时都带着自己的前见，会从当下情景出发去和文本的“视域”相接触，进而理解文本所揭示的意义。这点也反映在后述的案例研究者作为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角色转化关系中。

当前，诠释主义的发展（尤其在美国）呈现出与实证主义融合的方向与趋势。例如，Brandom(2002）认为诠释主义需要同时面对客观和主观二元主体的解释。在Dennett(1987）等学者来看，人们之所以有意向系统并非因为自身有信念之类的客观状态，而是研究者出于解释的工具性需要，把信念等意向状态附加给了他们。同样，Davidson(1990）也认为，人们其实不存在信念之类的心灵状态，意向等这类主观概念只是研究者为了解释他人言行而强加或“投射”给人们的。这些融合主观和客观世界的学说为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的纷争提供了整合的可能性和条件。

（三）扎根理论学派的产生与发展

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实证和量化研究成为美国学术界的主流方法。在这种范式影响下，研究者关注在逻辑上和经验上验证那些从现有理论演绎出的假设，从而使得现有理论变得更为精致，但很少致力于构建新理论。当时的定性研究大多属于现象学（phenomenology）范畴，拘泥于对研究现象进行印象式的描述，而不愿形成明确的理论阐述。此时，学者要研究的现实是普通人借助常识就可以感受的、通过社会建构形成的世界，且分析中并不涉及任何因果性（causal）或发生性（genetic）的假设，也不涉及对分析现象本体状态的理解。这类故事性研究虽然生动有趣，但研究结论平常，很难与其他理论对话（陈向明，2000）。在此形势下，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扎根理论”的概念，明确指出定性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从经验数据（empirical data）中生成理论，而不只是描述现象或分析研究对象的叙事结构、话语特征或生活史。

基于Glaser和Strauss两位不同背景学者的合作，扎根理论嫁接了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研究范式。例如：扎根理论的认识论假设、分析逻辑和编码方法反映了Glaser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接受的严格的量化训练，强调在定性研究中引入更多的科学原则，因为衡量理论是否可信和好用，很大程度上是对理论生成过程的判断。而Strauss所沿袭的芝加哥大学的实地研究和民族志方法也渗透在扎根理论过程，通过引入“行动者”、“理论生成过程”、“主观意义”等概念，建立了如何在经验资料、已有文献和研究者个人认识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化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过程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Glaser和Strauss提出扎根理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尴尬的鸿沟”（Glaser and Strauss,1967）。的确，Glaser和Strauss(1967）为此后30多年间的定性研究奠定了合法性地位，也为前期包括民族志在内的定性研究提供了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资料的系统方法，强调了学者对于构建理论的敏感性。

在后期发展中，扎根理论也出现了流派上的分化。基于经典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原则，Glaser(1978）强调理论应当来自独立于研究者的数据之中。因此，研究者在研究之前不应有任何理论预设和价值判断，应该保持“纯真心灵”通过层层编码从原始数据中发现理论，这被称为经典扎根理论学派。然而，Strauss(1987）等其他学者则认为，研究者在着手任何研究之前都必然带有业已存在的前见，尽量避免“先入为主”的观点是对的，但在现实中将研究者的头脑视为一块“白板”过于理想化，而应该强调合理运用个人经验，并由此创立程序化扎根理论学派（Corbin and Strauss,2008）。进一步，KathyCharmaz(2009）认为，数据和理论都不是被发现的，研究者是研究世界以及所收集数据的一部分。“通过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参与，以及与人们、视角和研究实践的互动，我们建构了自己的扎根理论”（Charmaz,2009）。这被称为建构扎根理论学派。

关于扎根理论范式的争论就如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的争论一样，一直持续至今（Gehmanet al.,2018;Tsang,2014；贾旭东、衡量，2020）。出现这些分分合合的范式之争的背后是学者们不同哲学观所导致的认识论差异以及对其相互兼容性的认识。例如：为什么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会有不同的定性研究主张？这些不同研究主张是否可以在同一项研究中混合使用？不同研究范式对我们有怎样的启示？如下所述，这些不同哲学认识论成为不同管理案例研究范式的形成基础，但同样这些范式差异带来的争论也体现在管理案例研究领域中。

３　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基本思想与观点

20世纪60～80年代是扎根理论与定性研究兴起与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美国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模式不断探索和稳定的时期，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进入商学院，也带来了不同的案例研究范式在管理领域中的发展和应用。

（一）研究范式的确立

作为社会学出身的组织研究学者，Van Maanen教授将传统民族志研究方法引入管理领域，所撰写的《Tales of the Field:On Writing Ethnography》(1988）一书是诠释主义案例研究的经典著作（谷歌学术引用率已逾10500次）。在该书中，Van Maanen区分了3种民族志叙事方法：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和表白主义。现实主义叙事假定社会和文化存在一个客观现实，试图用“好的”科学方法对其进行阐述，并假定这种方法既能描述研究对象的现实又能推进科学知识（即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印象主义叙事倾向于文学性而非科学性，借助实地调查的经验进行辗转叙事，没有太多系统化分析，很少或根本没有理论提炼，留给读者更多思考（即扎根理论之前的诠释主义研究范式）。表白主义叙事则关注的是实地调查过程而非调查对象，通过详细展示这一过程来揭示研究问题的真相。

Van Maanen(1988）认为，表白主义叙事在以上三者中最符合民族志的研究传统，也最能体现其研究特点，其本质目的在于记录研究者从“困惑/错误”到“洞察/理解”的发现过程。这成为Stephen R.Barley(1986）、Jane Dutton(1988）、Martha S.Feldman(2000）、Robert P.Gephart(2004）、Karl Weick(1993）等很多知名管理学者秉持的案例研究范式。其中，DennisA.Gioia是当前活跃在管理学界的一位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倡导者（毛基业，2020），也曾就该范式的发展做出很多努力（Gioia and Chittipeddi,1991;Gioia and Thomas,1996;Gioia et al.,2010）。下文将结合Van Maanen和Gioia的研究和观点对该范式进行讨论。

（二）研究设计的核心思想

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研究方案包括图1所示的4个步骤。第一，研究设计：（1）阐述一个明确定义的研究问题（以“How”为框架，旨在呈现概念及其相互关系）；（2）对现有文献做初始探究，但对其结论暂不做判断以便发现新的见解。第二，数据收集：（1）给那些对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受访者更多话语机会；（2）保持灵活性，根据受访者回答调整访谈提纲；（3）根据后期访谈遇到的问题重新调研先前的受访者。第三，数据分析：（1）实施初始数据编码，维护一阶（以信息为中心）术语的完整性；（2）制作包括一阶编码条目的总体汇总表；（3）将一阶编码组织成二阶编码（以理论为中心）主题；（4）将二阶编码主题提炼成总体理论维度（如果适用的话）；（5）将条目、主题和维度组合到数据结构中。第四，扎根理论表述：（1）形成数据结构中二级概念之间的动态关系；（2）将静态数据结构转换为动态扎根理论模型；（3）文献对话，提炼对于浮现概念及其关系的表述。

在研究问题的定义上，诠释主义强调对于研究现象的本质或意义的理解，体现为人们在认知上从表层到深层结构的转变过程。这里，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是人们进行根本性的、相互依赖的行为选择时所遵循的认知框架，体现为图1所示的二阶编码（Gersick,1991）。Gioia强调纯粹的扎根理论观点：“我们研究这个世界需要一种方法来捕捉组织经验，这种方法可以适当揭示：（1）生活在这种经验中的人的意义，（2）在社会学层面对这种经验的理论化”（Gehman et al.,2018）。 与以上研究选题相关，诠释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在于“理解”，这也是研究者探究研究问题实质和意义的关键途径。很多经典的案例研究给出的理解往往是超乎人们的认识和想象的。作为一位社会学家，Van Maanen对警察文化有长期研究，其经典论文《混蛋》（1978）曾对暴力执法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他认为警官最容易关注到和施加武力的不是嫌疑犯，而是那些“大嘴巴”——即本身没有犯罪但却用行动对介入他们生活的警官表示不满的人，这挑战了当时的主流认识。同时，警官也会从道德层面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他们是在保护社会免受那些“混蛋”的影响。这里，“混蛋”是警官给出的当地描述（即后文的“一阶概念”），代表了那些诱发警官行使武力的个体。然而，警官在遇到他们之前并不知道谁是混蛋，只是在警民冲突中给某些人贴上这一标签，其结果就是提高了暴力执法的可能性。

进一步，Van Maanen(1978）归纳出警官将一个人定性为“混蛋”时会经历的3个阶段（“二阶概念”）：第一阶段是冒犯（affront），发生在警官权威遭到质疑的情况下；第二阶段为辨析（clarification），在这一阶段警官会试图搞清他们是在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第三阶段为处理（remedy），即事件辨析清楚后警官可能采取的行为反应。一旦当事人被定性为“混蛋”，就可能遭受可疑逮捕、暴力执法等行为。显然，“混蛋”一词对警官而言意义深刻，这一标签来自警官遇到紧急情况时控制场面的心理需求，此时他们必须维护自身权威。 诠释主义案例研究的价值在于对一个正在调研的案例发生过程给出解释，这样的解释必须是在考虑到当下情境时才有意义，具有地方性和历史性的特点。这类研究强调深入实地的长期调研和观察，重视对非访谈数据（如文件、信函、年度报告、研讨会、档案资料）的有效利用，有些案例则将民族志研究的参与式观察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数据来源（Barley,1986）。在写作上，这类论文通常是针对一个复杂案例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对情境的描述也是案例叙事和分析的重点，一般会使用“理论抽样”（theoreticalsampling）、“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实地观察”（field observations）、构建“数据结构”（datastructure）和“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等研究方法和技巧，会详细阐述从一阶、二阶编码到总体理论维度和理论模型的数据分析归纳过程。在数据收集上，往往采用一手访谈和观察数据与二手档案数据相结合的原则。在这些研究中，“过程”、“结构”、“浮现”、“模式”、“洞见”、“理解”、“解释”和“体验”等概念在行文中出现频率较高。通常，论文会引用Glaser和Strauss(1967）等提出的扎根理论思想或应用其编码方法，有些论文也会应用VanMaanen(1988）或Gioia等（2010）提出的一阶/二阶概念的处理方法。

（三）关键研究主张和原则

1. 对多样化数据尤其是观察数据的要求

民族志研究要求研究者长期居住在一个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特定社区里，通过广泛的观察技术和亲身体验来获取各类数据，而不仅仅依赖于文献或调查数据。延续了这一传统的诠释主义案例研究对多样化数据尤其是观察数据有较高的要求。Van Maanen(1979）将数据分为两类：“操作数据”和“表象数据”。其中，操作数据（operational data）记录的是研究者实地参与和观察到的自发对话和现场的活动流，这些数据出现在可以观察到的自然环境中，与参与者处理其日常事务的行为有关。表象数据（presentational data）涉及参与者如何努力维护自身在研究者、局外人或社会眼中形象的行为表现，这类数据往往涉及到社会规范、比较抽象，也是当事人出于理想化行为考虑而表达出的形象和语言。简言之，操作数据反映的是观察到的活动或行为本身（如观察数据），而表象数据反映的是当事人在谈论这些活动时提出的个人解释以及当时情境下期望投射出的意向（如访谈数据）。当事人的这两类言行数据有时可能是一致的，但很多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会有差异。对于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而言，分离操作数据和表象数据是一项重要的分析工作，需要持续关注。如果忽视了两者的区别，那么研究者呈现数据时很可能只会注重访谈数据而忽视观察数据，从而掩盖了研究结果中社会事实与虚构事实之间的差异。

2. 一阶概念与二阶概念

为了帮助研究者进行诠释性理解，Van Maanen(1979）提出显分析（manifest analysis）和潜分析（latent analysis）。其中，显分析是从访谈对象视角对信息表层结构的分析，使用受访者的词汇描述事件过程，由此构建“一阶概念”；潜分析是从研究者视角对信息深层结构的分析，需要借助现有理论和情境知识，由此归纳出“二阶概念”。换言之，一阶概念是研究调查中发现的“事实”，二阶概念是研究者用来解释这些事实的“理论”。一阶概念描述的是当事人对研究情景、历史和人物的解释，是在经验层面上可观察的。二阶概念是研究者用来解释一阶“事实”的概念，通常是关于在特定情境下观察到的属性之间关系的陈述。有时，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可能相同，但研究者更需要关注的是两者不同的情况，因为其中往往隐含着更多新颖性内容。因此，我们也会把在理论上更具创新性的二阶概念称为“关于解释的解释”，而对二阶概念的归纳是诠释主义案例研究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当研究者首次提出这样的概念时，往往是源于自身的文化认知而非研究问题本身，研究者要防止自己掉入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化陷阱。

3. 编码方法

延续上述一阶/二阶概念的分类以及扎根理论的思想，诠释主义案例研究强调概念的编码过程，以此反映理论归纳过程。具体而言，研究者通过系统地呈现一阶编码（使用以受访者为中心的术语和条目进行分析）和二阶编码（使用以研究者为中心的概念、主题和维度进行分析，要特别留意那些目前文献中没有的概念）为最终浮现的概念和理论提供依据。 如果不同编码者在某些编码上的共识度较低，研究者需要重新回到数据，通过相互辩护和讨论来取得一致（许晖等，2017）。此时，研究者可以通过制定统一的术语编码规则来消除一些理解上的偏差。例如：Jing和Benner(2016）需要对企业历史上所发生的结构转型事件进行编码，为了使不同编码者对转型事件有更一致的认识，他们基于前期访谈认识做出关于结构转型的编码约定。基于这种编码规则，编码者更容易将某个具体事件归到给定类别里，从而减少了不同编码者之间的认知偏差。此外，也可以聘请不熟悉本研究的独立编码者对部分数据进行编码，并计算不同编码者之间的共识比重[3]。基于以上数据结构，Gioia和Chittipeddi(1991）提出一种综合反映受访者与研究者双方声音的编码方法，阐述了基础数据和新浮现的概念在归纳过程中的关联性。后期该方法在案例研究领域日益流行，被称为Gioia方法论（Gioia Methodology），成为体现案例研究过程中概念开发与理论构建严谨性的一种标志而被广泛应用（Gioia et al.,2013;Mia et al.,2020；毛基业，2020；王凤彬等，2019）。

4. 研究评价

相对于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诠释主义研究并未提供一套预先明确、可以机械应用的评价标准，但也因此增加了其难以得到公正认可的风险（Cepeda and Martin,2005）。基于此，Klein和Myers(1999）提出6项诠释主义原则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设计和改进其所从事的案例研究，具体包括：（1）诠释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认为，人们要形成理解必须通过反复考虑研究情境中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依赖的意义来实现，也是其他所有原则的基础。（2）情境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对研究情境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批判性反思，以便读者能够明白基于当前情境的理论是如何浮现的。（3）抽象和概括原则。通过运用原则1和原则2，将案例描述的具体细节与人们理解其本质的一般性概念和理论联系起来。（4）对话推理的原则。这要求研究者对指导研究设计的理论前见与实际发现及随后的修订过程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始终保持敏感性。（5）多重解释原则。这要求研究者对参与者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性认识保持敏感性，这可能体现在他们对同一事件进程的不同描述或解释。（6）质疑原则。类似Van Maanen(1979）对操作数据和表象数据的区别，该原则提醒研究者要对从参与者处收集的访谈数据可能存在的偏见或误解保持敏感性。

４　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基本思想与观点

诠释主义为研究者从事案例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但在实践层面却有较高的实施难度（Miles,1979）。对该研究范式的批评也从未间断过，主要体现在“不仅不能提出一套可供后人遵循的方法原则，而且无法设定任何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陈向明，2000）。这也导致不同流派研究者之间很难相互交流和接纳，影响着案例研究在整个学界的被认可程度。在此背景下，Robert K.Yin和Kathleen M.Eisenhardt等研究者开始在前述实证主义哲学中汲取思想，开发出在当前组织管理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

（一）研究范式的确立

Robert K.Yin将心理学研究的实验思想引入案例研究设计，应用于所承担的大量项目的评价与实施中，撰写的《Case Stud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Design and Methods》(1984）一书位列研究方法方面谷歌学术引用率最高著作第2位（目前已逾20万次）。Yin(1984）的案例研究设计延续了实证主义范式，认为某一特定事实的存在不受观察者的影响。Donald T.Campbell教授在给该书所写的序言中也明确指出，Yin通过类似准实验设计的案例研究方法，对实际研究情景中的竞争性假设进行界定与控制，达成与自然科学领域实验方法具有同样科学性的研究目的。 在Yin、Glaser和Strauss的前期成果基础上，Kathleen M.Eisenhardt教授确立了管理案例研究的实证主义经典范式，她于1989年发表的“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Research”也是管理学领域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与扎根理论相同，Eisenhardt主张研究者要保持构建理论的敏感性，采取理论抽样原则根据构建理论的需要来选择研究对象，从丰富的资料中发现、发展和检验理论。同时，Eisenhardt(1989）也明确声明：“与Strauss(1987）和Van Maanen(1988）的研究相比，本文描述的过程选取了实证主义（positivist）的研究视角。具体而言，此过程的目的是要构建可检验的、在多情境中具有普适性的假设和理论。相反，像Strauss和Van Maanen则更加注重在研究过程中对具体案例进行丰富、复杂的描述，而较少关心构建普适的理论”。Eisenhardt后期关于案例研究方法的进一步阐述（Eisenhardt,1991;Eisenhardt and Graebner,2007;Eisenhardt et al.,2016）都继承了以上范式，因此准确理解上述主张是掌握其实施原则与方法的基础。 总体而言，该奠基性论文综合了前期定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思想，其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运用案例研究构建理论的指导性原则和方法。论文遵循Yin关于案例研究如何借鉴实验研究设计的思想，提出复制和扩展逻辑；也继承了扎根理论关于“理论扎根于数据”、“理论抽样”、“提炼构念”、“理论饱和”和“文献对话”等原则和主张；此外，论文也整合了Jick(1979）提出的三角测量法则以及Miles和Huberman(1984）建议的一些定性数据分析技术（如图表、编码等）。

（二）研究设计的核心思想

Eisenhardt(1989）提出了实证主义案例研究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将整个研究过程划分为启动、研究设计与案例选择、研究工具与方法选择、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形成假设、文献对话、结束等8个步骤，为案例研究者提供了清晰的路径图。我们用图2总结其研究过程和核心思想。 实证主义案例研究通常关注的是一系列的组织事件或行为是如何（How）以及为何（Why）发生的问题（Yin,1984）。作为一种经验探究方法，这类研究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暂时现象。在这样的研究情境中，现象与其产生背景作为整体密不可分，研究者只能大量运用事例证据来展开研究。 实证主义案例研究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借鉴实验研究思想提升案例研究作为科学方法的信度和效度，其“目标是通过寻找社会构成成分间的规律和因果关系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毛基业、苏芳，2019）。该范式视每个案例为一个独立实验，通过复现逻辑（replicationlogic）在各案例之间反复寻找模式并进行验证，进而建立理论。这里，“视案例为实验”至少包括两层含义：（1）继承实验研究的思想，研究者通过多案例之间分析结果的复制和扩展来总结模式。复现（replication）是指通过对单个案例归纳出的命题在多个案例之间进行相互印证，研究者更容易发现共存于案例间的模式，消除随机性关联。复现既包括自变量同等水平下可以预测的结果在多个案例中重复出现的情况（即直接复现），也包括一个案例中的自变量水平改变后可以预知的结果改变在其他案例中的出现（即理论复现）（Yin,2014）。扩展（extension）指的是可以通过多案例研究建立更为完善和准确的理论；由于不同案例往往反映出某一现象的多个互补方面，把单个案例呈现出的模式融合在一起，研究者就能够归纳出更为完整的理论（肖静华等，2015）。例如：吴晓波等（2019）选择两家同年、同地成立的中国安防行业后发企业作为配对案例来构建其从追赶到超越的成长战略理论，有效控制了环境因素的可能干扰，同时样本企业在市场和技术创新战略方面的差异也给予研究者更多复制和扩展研究发现的机会。（2）通过分析性概括来归纳理论逻辑。“实验科学是从单一或小组实验中概括结论，通常并不是按照任何统计路径来研究之前被定义的实验范围”（Yin,2014），这被称为分析性概括，即研究者基于逻辑结构来构建一个可能适用于各种实验情境的解释框架；与之相对的是统计性概括，即通过大样本数据和严格的统计检验来推断分析结果的一般性。案例研究采取的是分析性概括，这延续了上述逻辑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Alexander,2008;Wittgenstein,2014），即研究者采用涌现于数据分析过程的逻辑结构来对各个案例情境进行解释，并通过语言将其总结为可供实证检验的理论命题。

当然，Eisenhardt也主张遵循扎根理论关于“理论扎根于数据”的诠释精神，认为定性数据通常有助于很好地理解理论命题背后所蕴含的动态过程，这对内部效度的建立至关重要。总体而言，此研究范式介于诠释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按照Dyer和Wilkins(1991）的评价，这是一种“杂交型观点（hybrid approach）”。就其实质而言，实证主义强调研究过程中主客体的划分，强调研究者（主体）需要采用客观视角和方法（如构念、测量）对研究对象（客体）进行观察和分析，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性；而诠释主义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互为主体，研究过程中的意义产生于双方互动之中，因此Eisenhardt提出的构念、测量等问题使得以往诠释主义的案例研究具有了实证主义的色彩。 实证主义案例研究方法在本质上是通过从研究对象的情境中提取并解析出变量来对案例进行解释，试图得出一些超越情境因素的变量之间的一般性因果关系。这类论文在行文上会较多使用面向变量的语言，如“变量”、“定义”、“度量”、“命题”、“方差”或“相关性”等。在数据收集上，特别重视访谈作为一手数据的来源，并以其他数据作为补充。在写作上，作者通常会强调Eisenhardt和Yin提出的“研究步骤”、“实验设计思想”、“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理论抽样”、“理论构建”、“案例内分析”（within cases analysis）、“跨案例分析”（cross-case analysis）、“复现”等技巧与原则，对于这些关键术语的阐述如下。

（三）关键研究主张和原则

实证主义案例研究有如下的关键主张和原则。

1. 借助“复现逻辑”以构建准确、有趣和可验证的理论

大样本实证研究要求通过随机抽样获得具有正态分布特征的统计数据；与此不同，案例研究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即所选择的案例是出于构建理论的需要，能复制先前案例的发现，拓展新的理论或是为填补理论认识空缺提供实例（Eisenhardt and Graebner,2007）。理论抽样的目的是找到最适合回答拟研究问题的案例，进而提出经得起检验的、在多情境中具有普适性的命题和理论（毛基业、李高勇，2014）。由此，Eisenhardt也更加推崇多案例研究，因为最终的理论结果应该是基于大部分或全部案例重复出现的关系模式的总结，这会比单案例的理论结果更加简约、坚实和普遍，也更能保证案例研究的信度和效度。这一点与Yin(2014）的观点相同：如果条件和资源允许，尽量选择多案例研究，以增强说服力。

2. ２.关键构念的定义与测量

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并不像诠释主义那样要求对概念进行逐级编码，而是更强调研究者应当开发新的理论构念并进行测量，提出可验证的命题，使得案例研究与强调理论的可验证性的主流演绎范式保持一致。案例研究要坚持严谨性，特别是需要建立精确的、可测量的构念，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这点明显区别于以往建立在诠释主义基础上以叙事性故事为主线的案例研究，也成为其他定性研究学派对该范式的主要诟病之处（后文会详述）。例如，Brown和Eisenhardt(1997）一文是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代表之一，通过对来自计算机行业6家案例企业的成对比较分析，指出高科技企业持续变革的关键组织保证就在于处于混沌的（chaotic）边缘状态，这体现在“半结构化”、“时间链接”和“有序步骤”3个方面。论文不仅提出这3个概念的明确定义，并且结合三角测量的数据对其和结果变量“持续变革”进行了仔细度量，还通过表格反映以上各变量在不同案例比较中呈现出的模式。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认为，案例研究构建理论之所以引人瞩目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是沟通丰富的定性数据和主流的演绎式研究之间的最佳桥梁”。因此，案例研究不应局限于就事论事的深度描述，而应致力于提出理论建构上的独到见解。理论应该浮现于案例构念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这些关系所蕴含的逻辑论点，这要求研究者在构建理论时明晰定义构念并提炼出可反复验证的命题。基于这些构念和命题，后续研究者可着手开展定量研究以验证和拓展理论。因此，案例研究与主流的假设检验方法相辅相成，即案例研究侧重于构建新的理论，而假设检验研究则借助大量数据来验证理论，从而形成完整的研究循环。

3. 排除其他的可能解释

许多读者对基于案例构建理论研究的质疑点在于——为什么偏偏得出的是这一理论而非其他理论？此时，除了在论文中对案例归纳过程进行详细解释，还需要研究者认真考虑如何排除其他可能解释，即说明为什么其他解释不足以阐明案例现象背后的机制（毛基业、陈诚，2017）。在这一过程中，论文呈现的案例细节需要仔细梳理，确保所表述的数据能充分有效地支持理论，使得案例研究最终构建的理论更具说服力。 相对而言，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则很难达到这一要求。由于所假设的现实世界的发生性和多元化特点，诠释主义案例研究给出的理论解释并不追求因果关系，往往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并不强调要排除其他可能的理论解释。

4. 研究评价标准

延续实证主义传统，研究者也为案例研究建立了较为清晰的质量评价标准（Symon etal.,2018）。综合Yin(1981）、Cepeda和Martin(2005）等学者的观点，研究从效度和信度等方面提出如下的评价准则：（1）构念效度，即研究方法和程序是否明确和详细描述？我们是否拥有一个关于研究情境的总体画面（包括后台信息）？研究数据是否保留并可供他人重新分析？（2）内部效度，描述是否足够丰富和有意义？研究发现相互之间是否内嵌一致？概念是否彼此相关？（3）外部效度，研究发现是否包含足够多的深度描述，以便读者可以根据自身所处情境评估其潜在的可移植性？这些发现是否与先前理论一致或相关？（4）信度，研究问题是否清晰？研究设计是否与问题匹配？研究态度是否恰当合理？ Eisenhardt教授在两次到中国演讲时也分享了这方面的经验，她在评审同行和自己的论文时会采用如下7个评价指标：（1）选题适当，是关于“How”或“Why”的问题；（2）选题有趣，所研究的题目是关于理论悖论（dilemma）或缺陷（gap);(3）理论构念是被清晰定义和度量的；（4）理论关系（命题和内在逻辑）是清晰且符合逻辑的；（5）数据是支持理论关系的；（6）其他可能的解释是被排除掉的；（7）总体而言，理论是新颖的、简单的、可验证的、而且逻辑一致的。

５　两种案例研究范式的争论与比较

（一）两种范式的争论

任何新范式的建立都会遇到很多来自原有范式的批评和抵制，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发展也必然如此（Kuhn,1962）。Eisenhardt(1989）一文的发表是对诠释主义案例研究学派的挑战，后期来自该阵营的质疑和批评也一直在持续。例如，Dyer和Wilkins(1991）直接指向该论文，认为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尽可能接近管理者的真实世界，进而从局内人视角解释这个世界及其管理问题，案例故事应该比构念和命题的统计说明更具有说服力和记忆力。Eisenhardt的研究曲解了经典案例研究的精髓，文中包括的许多假设检验研究的属性（如抽样、控制）都与其所声称的理论建构目的相悖。它试图将对案例的丰富定性洞见抽象为可检验的假设，实际关注的却是其中的构念及其测量，因而经常忽视案例的具体情境。他们甚至担心如果这种杂交型观点成为案例研究标准，整个管理领域的理论进展将会受到负面影响。Gephart(2004）虽然没有直接指向该论文，但却指出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定性研究是“运用诠释性的、自然主义方式、多方法并举的研究过程，针对的是社会经验如何产生并被赋予意义的这类问题”。定性研究应该是高度描述性的，强调现实的社会构建过程，关注的是现有理论在特定事例中如何发挥作用。Siggelkow(2007）评论指出，尽管案例研究与现实联系非常直接和紧密，但一些作者一味强调构建晦涩的理论而忽视了更应该做的真正有意义的经验观察。

Eisenhardt(1991）对以上质疑也做出了针对性回应。她指出，是Dyer和Wilkins(1991）误解了经典案例研究的范式，所有经典案例研究同样是建立在理论抽样、对概念的科学测量、明确的研究问题、多样化受访对象以及现有文献等基础上的。案例故事的有趣性和案例方法的科学性之间并不矛盾，“讲好故事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但是好的理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来源于严谨的研究方法和多案例对比的分析逻辑”（Eisenhardt,1991）。她也指出将案例研究仅仅视为好故事的潜在危害，即很难成为科学上的优势，由此建立的理论很可能是不准确的或者存在被歪曲的情况。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回应了其他定性研究学者的质疑，认为Gephart和Siggelkow等学者的观点在认识论、研究目的和案例选择上不同于更客观、更实证性的通过多案例构建理论的方法。她们也从资深案例研究者的视角提出如何说服期刊评审人的宝贵建议，如“如何进行理论抽样”、“如何展示实证数据”等等。

（二）两种范式的比较

作为案例研究的两种典型范式，我们很难评价到底是诠释主义还是实证主义更优；事实上，范式多样化本身也是健康学术生态的一种标志。需要指出的是，Dyer和Wilkins(1991）将诠释主义案例研究简单总结为“好的故事”是不妥当的（这是扎根理论之前现象学研究的观点），真正诠释的目的在于理解社会行为的“深层结构”。前述的Gioia方法论就是一种帮助研究者在案例研究中归纳深层结构的技术，是从数据走向理论的一个桥梁（毛基业，2020）。针对案例研究领域凸显的范式混淆甚至争议问题，Denny Gioia、Kathleen Eisenhardt、Ann Langley和Kevin Corley等学者专门展开了讨论，其成果也被整理成文并发表（Gehmanet al.,2018）。4位学者阐述了各自范式或方法的内涵，并就范式的异同发表了个人看法。本文基于其核心观点并结合相关文献总结出如表1所示的要点。 如表1所示，两种研究范式存在很多共性。例如：（1）两者都基于理论抽样原则进行案例选择，通过在具有理论意义的类别里选择案例进而拓展关于构念或过程的理解；（2）两者都希望能就某个特定现象收集多种来源的数据，如访谈、观察、问卷调查、二手资料以及Facebook/微信留言等等，从而更全面、准确地反映研究问题；（3）两者都遵循理论扎根于数据的诠释精神。经典扎根理论的追随者对其范式有严格要求，但大多数学者则将其视为一种定性研究的思想或精神（贾旭东、衡量，2020）。两种案例研究范式在这方面具有共性：都提倡在数据收集过程撰写备忘录、根据浮现的理解不断调整数据收集过程、在数据与浮现理论之间不断比较以提升认识。

当然，两种范式也存在很多差异和矛盾。例如，两者在方法论上的区别体现在：（1）理论化的核心途径。诠释主义者强调研究者主动沉浸于研究情境和数据之中的“理解”过程，期望得到由表及里的诠释性理论；而实证主义范式强调研究者在作为局内人的同时，也应从庞杂数据中脱离出来，进而获得关于变量间因果关系的解释性理论。（2）研究结论的可复制性。诠释主义强调研究者进入情境的重要性，研究者的工作“就是和组织中的人互动并心意相通，否则无法获得有关组织现象的深刻洞见”；不同研究者与被访者的互动模式各有差异，因此不会出现“两个不同的人带着相同的研究问题，对同一现象产生相同的解释”（Gehman et al.,2018）。相反，实证主义则认为，只要提出的研究问题相同，在同样的多个抽样案例中（包括可能扩展的其他案例中）所有人都能得到一致的发现，即实证主义范式的研究结论是可复制的[4]，而且研究者要尽可能地排除其他备择解释。（3）所遵循的思维逻辑。实证主义范式主张归纳和演绎并举，如“测量”、“构念”或“命题”等概念就是来自于演绎式的实证研究，而“理论抽样”和“复现逻辑”则具有归纳式研究的特性；诠释主义者则反对将命题作为案例研究的结果，认为命题“的确是实现从归纳性观点过渡到演绎式检验的一种有用的方式，但并非所有归纳性成果和洞见都能简单总结为命题式语言”（Gehman et al.,2018），他们更强调纯粹的归纳逻辑。

表1所示的两种范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区别在本文第二部分已讨论过，这是认识两者方法论差异的基础。例如：诠释主义范式之所以认为案例研究结论是难以复制的，源于认识论上关于现实是互为主体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共同构建的假设，而这点也与其相对主义的本体论相一致：现实具有地方性特点，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相反，实证主义对应的本体论则认为现实是真实而且不以研究者为转移的，在认识论上主客体可以分离，因此通过经验观察所获得的案例研究结论也是客观存在、在其他情境下可以复制的，这使得其主张的“复现逻辑”成为可能。

（三）两种范式各自的优缺点

总结而言，实证主义范式侧重于现象研究，以探索事物的普遍规律并解释现象，而诠释主义范式侧重深入案例情境去了解事物的差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现象，这两种哲学形成的案例研究会使我们观察和理解世界变得更加全面和多元[5]。

实证主义与诠释主义的两种范式本质上各自有其优缺点。实证主义范式基于现实主义本体论，借助类似实验设计的思想推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该范式的优点体现在：第一，研究过程比较规范，有清晰的操作流程和评价标准，相对易于掌握和学习，是目前主导性的案例研究范式。第二，通过多案例数据收集和分析，同一现象或事件的结果可以在不同案例间复现和拓展，提升研究发现的理论普适性。第三，采用客观视角收集数据并对关键概念进行准确定义和度量，增强分析结果的可靠性。第四，研究过程结合归纳和演绎两种思维，更容易在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当然，这种范式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有些与人类意图、认知或思想有关的概念很难通过感官经验来获得数据，会使得测量和跨案例比较成为困难；其次，对案例情境普遍性的关注导致每个案例的独特环境难以得到反映。

诠释主义源于相对主义的本体论，在该本体论中单个现象可能有多重解释，而不是通过统一的测量过程来明确现实真相。该范式的优点在于：第一，由于范式定义相对宽松，给与研究者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空间，更有可能产生具有影响力的理论。第二，研究者可以在研究对象所处的独特背景下对现象及其复杂性进行深入理解。第三，研究者可以采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在实地的自然环境中从事研究，以便获得更多局内人的洞察。该范式的缺点体现在：首先，诠释研究缺乏相对统一的操作流程和评价标准；其次，研究结果更容易受到研究者自身信仰、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对研究技巧要求较高。

以上两种范式大部分的优缺点前文已经提及，此处重点阐述一下两者在规范性和想象力方面的不同侧重点。规范与想象是任何研究过程中的一组矛盾，规范确保了方法的恰当性而想象促成了创造力的发挥；对规范的过度强调会约束研究者的想象，但无规范的想象又容易导致研究纯粹成为研究者的主观臆想。因此，Langley认为应该辩证看待以上问题，建议将案例研究中的理论构建过程视为“有约束的想象”（disciplined imagination），“如果离数据过近，你得出的结论会十分枯燥无趣，但是过于随心所欲也会让你的发现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撑”（Gehman et al.,2018）。

事实上，规范和想象都是案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评价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需要考察的内容。实证主义案例研究在规范性方面更具优势。如前所述，Eisenhardt和Yin的经典著作为该范式的案例研究提供了可效仿的研究流程和评价标准，对于初学者而言更容易掌握，使其成为目前领域内被运用得更为广泛的范式。这也是国内学者了解和掌握相对较多的一种范式。

但同时，Cepeda和Martin(2005）认为：实证主义案例研究代表了一种更加有效率的范式，然而“可能会限制研究人员对数据中出现的主题和见解作出灵活反应的能力”；相反，采用民族志或扎根理论的诠释主义范式可以帮助研究者长时段实地收集大量数据，从而建立更有影响力的理论。例如：Jean Bartunek等（2006）曾邀请AMJ期刊的编委会成员选出过去100年间管理研究领域他们认为最有趣的论文，其中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就是“结论是否反直觉”。结果发现，排名前2位的都是案例研究，且均属于诠释主义范式。

６　关于两种案例研究范式的应用和发展建议

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者在真实情境中的体验和想象来提升人们对某些现象和事物本质或意义的认识。无论遵循哪种范式，研究者作为局内人的感受和思考（而不是计算机软件或方法）都是支撑其理论化的基础，他们超越情境的想象是跨越归纳过程逻辑鸿沟（logical gap）的保证，这是定性研究者所坚持的“理论扎根于数据”的诠释精神的体现。基于以上综述，我们提出如下两个层面的建议。

（一）以权变观点看待两种范式在具体策略上的运用

如前文所述，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案例研究本质上都是定性研究方法，它们有很多共同特征（如理论抽样、多样化数据来源等）。虽然由于学术训练差别，研究者可能在两种范式之间有所擅长或侧重，但两者在一些具体策略上是具有互补性的；换言之，两者在这方面存在整合的可能性，此时研究者可以采用权变观点灵活使用。

(1）针对不同选题采取适宜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选择首先取决于研究问题。同样研究组织变革问题，与Brown和Eisenhardt(1997）的实证主义范式不同，Feldman(2000）、Gioia和Thomas(1996）采取的是诠释主义范式，因此Eisenhardt(1989）的建议也不会出现在其研究设计和参考文献中。这与研究者的理论视角和选题有关：前者关注的是如何从组织结构、战略行动等外显的行为模式上探索持续组织变革的本质，这些是研究者可以观察到的经验证据；而后两者关注的却是惯例、释义（sensemaking）等内隐的认知层面的复杂概念在组织变革过程中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依赖于研究者作为局内人所体会到的、在很多“此时此地”的场景互动中浮现出的认识及其改变过程。相较而言，多案例研究更容易体现出实证主义范式所追求的“复现”和“普适”的优势，单案例研究更能保证诠释主义范式所期望的“深度描述”和“故事化”的特色。例如：大多数研究都将文化视为组织变革的阻力来源，Mia等（2020）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揭示了一家地处偏远的中国国有企业如何借助自身的文化优势，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不断适应和发展，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企业。由于研究问题的内隐性特点，研究者需要深度介入研究情境（如通过跟踪访谈、列席决策会议、管理培训与咨询、历史档案分析等方法）呈现出企业在建立后的52年间哪些核心文化要素维持了稳定性和变异性，不同文化要素在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体现为“此时此地”上怎样的认识及变化，进而从理论层面上归纳出积极的价值观管理策略在维持文化稳定性和适应性中的作用。显然，对案例场景的深度描述和诠释是单案例研究的关键，“目的是提供某一构念或理论在特定情境下的新的解读，即理论深化”（毛基业，2020）。

(2）在数据收集和分析阶段兼顾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角色。在所有类型的定性研究中，“研究者本人是一个研究工具，而研究工具的敏感度、精确度和严谨程度对研究的质量至关重要”（陈向明，2000）。他们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扮演看似矛盾的两种角色：作为局内人的“记者”和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案例研究者应该成为报道当事人如何思考、感受和行动的‘记者’，但同时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毕竟研究者具备理论知识，可以看出规律、关系、新概念以及理论解释等”（毛基业，2020）。尽管Glaser(1978）等经典扎根理论学派认为研究者应该始终保持局外人的“价值中立”立场，但这样的主张在当前无论是实证主义还是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中都逐渐被否定，研究者越来越认识到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阶段中同时兼顾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角色的重要性。这种双重身份的重要性在数据收集阶段体现为：研究者要尽量避免采用预设的概念、关注点或理论来设计访谈问题，避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访谈数据中，要引导受访者采用自己的语言讲述实际经验，进而发现他们言语背后的假设、意义以及默认的规则等等。此时，研究者努力采取与参与者相似的局内人视角理解案例情境中的本土语言与意义，达成理解上的共鸣。但同时，鉴于参与者个人偏见对访谈数据的影响，研究者又要学会拉开与每位当事人的距离，通过对组织内外部、不同层级的人员进行访谈并收集档案资料、观察资料、问卷调查等多样化数据来进行三角测量。

这种双重角色也体现在数据分析阶段。如图3所示，案例研究的理论化是在数据、意义和文献之间不断交互、迭代过程中逐渐完成的，从案例素材或文献中理解到的意义有可能启示研究者进行新的数据收集，因而案例研究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过程经常是重叠进行的。高质量的案例研究不应该停留在对现象的简单描述和前期文献的应用层面上，研究者应提炼出自己的理论认识，并保持这种理论认识与数据模式的一致性。此时，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通过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一定距离，更容易采取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总之，研究者一方面要“浸入数据之中”，另一方面又要学会浮于数据之上而不至于被“溺死”，学会将前期文献整合到自己的经验研究中，但又不被这些理论所淹没。虽然新的理论源于数据、意义和文献的交互之中，但一定要超越其中任何单一要素所展示出的认识和理解。

(3）加强对理论和文献的掌握，通过对理论逻辑的整体阐述增强研究的信服力。综述国内近些年的案例研究成果，毛基业（2020）指出一些研究对理论和文献的理解不够，有时“作者把概念混淆为理论，只定义了一些概念，忽略了解释机制以及与前因后果概念间的作用机理，因而对数据分析和理论构建帮助不大”。很多初学者经常会对案例研究过程中理论的作用感到困惑，有些人会在文献综述之后就提出一个理论模型作为后续案例分析的框架，这就完全违背了“理论扎根于数据”的原则；相反，有些人则认为，既然案例研究尤其是多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构建理论，我们在启动案例研究项目时并不需要了解前期理论或文献，因为新的理论是从数据中归纳得出的。即使对资深研究者而言，以上问题也同样具有挑战性。Eisenhardt(1989）曾提出“理论构建研究应尽可能在没有任何构思中的理论和有待检验的假设的理想情况下展开。……因为预设的理论观点或命题会给研究者带来偏见或新结论发现上的限制”。

然而，这样的理想状态对案例研究者而言几乎不可能实现，他们总是无法彻底清除头脑中已知的理论和随时萌生的对于案例的认识和理解。后期，研究者就此提出了更切实的建议。例如：Siggelkow(2007）认为研究者在理论构建时应保持一个开放的头脑（openmind），但不能是空荡荡的头脑（empty mind）。为了保证理论归纳的开放性，研究者需要客观看待和反思自己的主观意向，使其主观性在一个受约束的范围内发挥。Eisenhardt和Graebner(2007）建议研究者在建构新理论的同时，能够提出与研究问题紧密相关的1～2个其他可能的备择解释，通过竞争性比较等方法说明新理论在解释当前研究问题时的适宜性。这点已成为评价案例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内容（Eisenhardt et al.,2016）。事实上，案例研究对研究者的理论素养要求很高，对文献和理论的理解除了帮助他们聚焦研究问题、找准理论贡献点之外，还提供了对零散的过程事件和行为模式（体现为一个个的命题）进行归纳的统合性框架，对理论逻辑的整体阐述是提升研究质量的重要保证。案例研究论文经常遇到的一个评审意见就是，“只是对这几个案例的研究如何能保证研究结论的信服力？”。如图3所示，数据其实只是支撑新理论构建的一部分力量，我们不能忽视理论逻辑本身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案例研究遵循的是整体思维，这意味着研究者需要通过对每个案例抽丝剥茧的微观分析来反映出现实宏观规律的整体性，在对每个看似分离、零散的理论模式与命题归纳的基础上呈现出掩藏其后的一个高度内嵌（coherent）的整体逻辑，这才是理论构建的终点，也是高质量的案例研究的重要评价内容。“理论观点越鲜明，理论本身就越具有自我支撑力。……即使一个读者只读案例论文的理论部分，论文中理论主张的内在逻辑也应该使其信服”（Siggelkow,2007）。因此，涉身案例研究的初学者一定要重视对理论和文献的掌握和理解，尤其要加强理论逻辑方面的思维能力训练。

(4）以开放心态看待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功能和要求。VanMaanen(1998）综述发现早期（1956～1985年）论文在研究方法部分的论述非常简单，更多是学者自身对所理解的组织现象的描述，没有受到标准化格式与规范性语言的约束。然而，自Eisenhardt(1989）一文发表以来，案例研究如同定量研究领域一样呈现出明显的规范化要求趋势，即使是诠释主义范式也开始兴起Gioia方法论等分析技术与方法，对多样化数据的收集、对数据结构的分析和提炼成为案例研究过程的重要内容，研究者“需要应用系统性的概念化和分析方式来得出对数据的可信诠释，以便让读者信服结论是有理有据的”（毛基业，2020）。正如Kuhn(1962）范式理论所指示的，这是管理领域案例研究范式逐渐成熟化的标志，使得更多研究者易于学习这种灵活性较高的研究方法，学界对于案例研究质量的沟通和评价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术语和标准。

当前，传统的“剪刀+浆糊”的案例资料分析方法也在逐渐被电子化的数据库结构与计算机辅助分析软件（如Nvivo、Max QDA、Kwalitan等）所替代，这有助于将研究者从处理大量文字材料的繁复劳动中解放出来，也改变了案例研究的流程和研究团队的合作方式。然而，由此带来的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对范式和方法的机械性套用。近年来，有些研究会将Eisenhardt或Gioia的方法论作为一种模板或“公式”应用在自身研究中，甚至部分评审人也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这导致很多论文在方法描述部分采用了与已发表论文几乎完全相同的格式和过程描述。事实上，我们需要从“方法论”而非“方法”层面认识以上范式存在的价值，方法的本质功效在于促进而非约束研究者达成研究目的。当以上范式和方法被视为模板时，不仅限制了创新的可能性，而且有悖于起初开发它的主要意图，即说明数据和理论之间联系的严谨性。案例研究的归纳逻辑导致其永远不可能做到像定量研究那样拥有一个从数据到结果、可以明确效仿的操作流程或“菜谱”（Gioia et al.,2013）。正如Gioia所提出的，方法创新本质上也是案例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的案例研究论文大都包含某种程度上的方法创新。

（二）加强对于中国本土情境的理论化，重视两种范式对本土研究的启示

这里，本土（indigenous）视角是相对于全球/全局（global）视角而言的，全球化是一个同质化过程，本土化关注的则是当地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独特现象，而这点正是以案例研究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所指向的。研究者在本土情境中要学会使用当地语言和文化视角来理解本土现象，而不是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或外来的理论标签来解释本地人的行为习俗，这种猎奇方式的“Outsider-in”的理论化倾向在人类学研究领域已经遭受到强烈抵制，被视为学术界里的殖民主义行为（Van de Ven et al.,2018）。过去20多年间，中国管理研究领域也在面临这样的挑战，很多研究直接应用西方流行概念和理论分析本土管理问题，但实际贡献的关于这些问题或现象的理论知识却很少，导致其在社会和企业管理者眼里失去了合法性（毛基业、李亮，2018；苏敬勤、贾依帛，2018）。要真正认识到本土现象背后的意义，研究者就要像Dilthey所启示的，首先成为局内人。有了当地体验之后，研究者可以再转换身份，成为局外人，进而从全局视角反观本土现象的理论独特性（井润田等，2020）。这点通常被称为深度情境化或情境的理论化（theorizing aboutcontext），即直接把情境因素作自下而上的诠释，从而提出新的理解或认识（Whetten,2009）。这是一种“Insider-out”的视角，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视角才能真正回答许玮元教授所提到的“中国情境特别在什么地方、凭什么说是特别的、存在什么现象说明它真的特别？”的问题（毛基业、苏芳，2019）。

当前，实证主义是国内案例研究领域的主导范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运用，甚至被一些学者误认为是唯一、恰当的案例研究范式（刘洋、应瑛，2015）。大量的案例研究引用了Eisenhardt(1989）和Yin(1984）提出的思想与原则，也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洞见和方法论成果。总体而言，这方面的案例研究在规范性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进步，但在理论贡献方面尚存在缺陷与不足（毛基业、陈诚，2017；苏敬勤、贾依帛，2018）。中国特有的管理现象和情境要求学者们深入探究其潜在的特殊规律和作用机理，进而构建出具有原创性的本土化管理理论（苏敬勤、贾依帛，2018）。呼应此研究需求，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强化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规范性训练，提升研究素养和功底，得以从数据和现象中提炼出新的构念及其测量，构建出由数据支撑、具有信度与效度保证的创新性理论。同时，借助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优势，研究者可以利用大样本量化研究来检验新理论的普适性，从而更好地建立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之间的桥梁。例如，基于对成都公交集团组织变革的案例研究，Jing和Van de Ven(2014）揭示出中国“阴阳辩证”文化思维指引下的组织变革过程，构建了以本土概念“势”为核心的组织变革模型，提出了对这个抽象概念的规范定义和测量方法。基于以上案例研究提出的理论概念与命题，井润田和赵宇楠（2020）采用中国房地产企业的土地购置数据设计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势”作为推动企业持续成长过程中资源配置机制的假设，增强了研究者对于案例研究所得出的本土概念及其理论解释力的信心。

相对而言，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的一些关键主张在本土研究中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体现在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两个方面。目前，在国内案例研究学界，访谈已逐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一手数据收集渠道，也成为很多期刊和会议在案例论文评审时的重要指标。考虑到实地调研的困难性，访谈数据的获取的确已经不易。然而，正如Van Maanen(1979）等诠释主义学者所提醒的，我们还需要重视实地观察和长时间跟踪研究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性，避免将访谈的表象数据误认为是操作数据。研究者需要综合评估一个人所听到和所看到的数据的可信度，具备辨析和分离当事人具体的管理实践（操作数据）和他们描述与说明自身行为的规范语言（表象数据）的能力，进而发掘那些掩藏在访谈语言之下的事件和行为的真实意义。显然，这点对形成更高质量的案例研究成果至关重要。

在数据分析方面，诠释主义范式启示我们需要关注由表及里的“理解”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性，即前述的由表层到深层结构的认知转变过程。当前，互联网情境下国内企业界涌现出很多新的概念，如“小微”、“平台”、“跨界”、“风口”、“生态”、“赢者通吃”等等，有些研究会直接采用这些实践概念进行理论归纳（例如：直接采用海尔提出的“人单合一”概念来解释海尔管理创新案例本身），其本质并没有走出早期现象学的研究范畴[6]。与之相反，王凤彬等（2019）则深入企业管理者所使用的“小微”、“平台”等概念的背后，采用扎根理论剖析案例企业平台结构内部的低阶子平台是如何嵌套于高阶平台之中的，通过逐级归纳指出超模互补性是理解平台单元之间耦合关系的核心构念，这改变了以往人们关于平台核心与边缘模块间标准化界面的认识，揭示出现代大型平台组织支持创新创业活动的过程机理。理论总是需要对实践做出某种程度的抽象，只有这样才能反过来指导实践。此时，研究者要学会将实践概念转变为理论构念或二阶编码，其目的在于构建理解性理论，这类研究在本土情境下会让我们在认识上产生质的飞跃，其价值有时比描述概念因果关系（即理论命题）的解释性理论更为重要。

７　结束语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案例研究在解释本土管理现象、解决重大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对案例研究的重视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这点在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尤其重要，由于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差异性，中国企业的很多管理问题并不是现有理论能够解释的，而这正是案例研究最适合的场景（Van de Ven et al.,2018；武亚军，2013；吴晓波等，2019）。因此，“倡导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成为《管理世界》等很多学术期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等科研管理机构高度强调的学术使命，这给案例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的研究机遇（毛基业、李亮，2018；李志军、尚增健，2020）。国内学者在掌握案例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文化思维优势：“中国人重视事情的整体全面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以及涌现的关键作用。这些因素与构建理论之案例研究方法一脉相承。换言之，中国学者以及亚洲学者可能发现案例研究方法与他们本身独特的思维方式以及文化如出一辙”（Eisenhardt,2015）。

当然，学习和掌握案例研究方法也是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者需要深入理解不同范式和方法背后的根本属性和主张才能实现当前案例研究从“形似”阶段到“神似”阶段的跨越（Graebner et al.,2012；毛基业、陈诚，2017；李茁新、陆强，2010；苏敬勤、贾依帛，2018）。本质而言，为了更好地解释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研究者必须对其在认识上进行某种程度的抽象化，但这种抽象也可能带来曲解。如何在保证规范的前提下进行富有想象力的概念化和理论化，这是案例研究方法面临的根本问题。Eisenhardt、Gioia、VanMaanen等学者所倡导的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正是期望回答这样的问题。当然，两种范式也具有不同的理论假设和研究侧重，各有其局限性，适合于不同的研究问题（Gehman et al.,2018）。当前，在国内案例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实证主义范式已经有较多的了解和掌握，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关于诠释主义案例研究的培训和交流活动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这点在从事中国本土情境下的案例研究时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两种经典范式都是在历史发展中针对定性研究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不断反思和改进所形成的被学者群体所接受的一些标准和规范。显然，它们也必定随着人们知识的增长和研究需要的变化而发展（Kuhn,1962）。近年来兴起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试图从本体论上整合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的认识，这也为未来案例研究范式的可能转变提供了新的思路（Mingers,2004;Tsang and Kwan,1999）。作为中国情境下的研究者，我们可以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与教训，为这些范式的未来发展提供更多的指导和开发机会。

来源：《管理世界》，2021年第3期。

摘要：科学本应以理性分析求得广泛共识，但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数学滥用”的伪科学方法反倒使经济学家将错误的主张合理化了。本文通过生动的例证，指出“数学滥用”是如何通过使用大量脱离理论基础的非正规用语与符号和具有欺骗性的假定，忽略紧密的逻辑推演，从而导出错误的结论的。本文还强调，学术界已将数学滥用当作是一种默认的潜规则，长此以往会对学术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

关键词：数学滥用 经济增长 经济理论

政治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广泛共识，政治决策的形成也不以共政识作为必要条件。随着不同政党间的政见分歧愈演愈烈，政客们也越来越热衷于鼓吹煽动，很少对具体问题进行理性而精确的分析。相较于政治，科学是一种更容易取得共识的手段。围绕科学理论和经验论证所形成的共识更容易达成。科学通过将数学符号和人类语言紧密联系起来，令精确论断和严谨分析盛行起来。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 经济增长理论并没有在科学之路上取得很多共识，难点在于如何对非竞争性假设下的规模效应进行建模。随着科学技术的升级换代，规模效应的重要性愈加突显，学术界已经无法忽略这些变化。为了将规模效应纳入经济增长理论当中，许多理论研究者提出垄断竞争的假设，但一批有影响力的传统主义经济学家仍坚持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格接受理论和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于是， 人们难免产生质疑，科学演绎为何无法消除这种分歧？

科学的力量使经济学家信仰坚定。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1956）提出关于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时依赖的就是严谨的科学推演。但经济学家本身却经常被卷入到学院政治当中，就像琼 罗宾逊（Joan Robinson） 在1956年反对资本和总供给函数时所遭遇的那样。

学院政治，就如同其它形式的政治一样，充斥着激情满满的宣言，但真正醉心学术的经济学家会选择无视。可是随着被称之为“数学滥用”的伪科学方法的出现， 政治斗争开始身披科学的外衣。如同普通的数学理论一样，“数学滥用”也是由各种符号与理论描述组成，但此时，符号与文字叙述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自然描述与正式表达、理论推导与经验事实之间充满了需要填充的巨大空间。

1956年，索罗在其提出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将“资本”一词赋予了数学模型的变量，也赋予了国民收入账户上的数据和机械建筑等人们能直接观察到的物体上。借助新的变量，该模型将文字描述与数学公式较好地联系在一起， 增加理论和实证之间的关联程度。1962年，加里贝克尔在其建立的关于工资的数学模型中也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 并借此使论文中的文字描述与数学公式，理论与实证紧密结合在一起。巧合的是，该模型的论据也是由宏观数据、微观数据和有形的观察对象构成。

与之相反，艾伦 麦克格兰特和爱德华 普雷斯科特（McGrattan & Prescott，2010）曾打算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一个新的自变量“位置”，但是由于在推导时滥用数学并缺乏相应的微观经济基础，新变量的加入变得毫无意义。尽管他们在推导的过程中引用的是产品分化和经济地理学方面精确定义过的概念，但由于他们使用这些数学公式的条件已经和原理论完全无关，方程中变量的含义也因此含混不清。

数学滥用使他们没有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比如，“ 位置 ” 既没有合适的度量单位，也不能直接观测。而且在理论和实证之间还存在一个令人震惊（且耐人寻味）的罅隙，且作者并未作出解释，即政府对“位置 ”的供给与当地居民数量成正比。若该假设成立，就会出现一个悖论，当人口与赡养比不断上升，而劳动人口与劳动力供给不变，当地的总产出是如何增加的？

麦克格兰特和普雷斯科特( 2 0 1 0 ) 是传统主义者滥用数学以鼓吹价格接受型经济增长模型的文章之一。自然地，人们会认为他们正将争论从学术转移到政治，因为在学术上他们已经站不住脚。若如此，那么其经济增长理论显得如此极端和无力也就不是学术上的问题那么简单了。

如果能够减少滥用数学的频率，那么它对于学术界的损害还能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不幸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分辨数学滥用还是合理使用的成本高昂，这意味着数学滥用对学术的损伤将是永久性的。

滥竽充数在所难免。一般情况下，普通读者一看到数学符号，下意识就会感到头疼，但如果文章质量过硬数学运用合理自然、理论与实证联系紧密、理论概念清晰可见，读者就会觉得物有所值。相反，一篇数学滥用的文章则难免会令人望而却步，久而久之读者就不再去仔细阅读数学推导的部分。而正因为没人去看、去分辨数学推导的好坏，作者就更加不会进行仔细的数学推导。到最后，劣币驱逐良币，只有低成本易制作的数学滥用的文章留下来，成为学术笑柄。

因此，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停止数学滥用人人有责，如果我们可以坚持共享准确而清晰的数学推导，将数学理论中晦涩难懂的概念抽象成简单易懂的名词，就如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非竞争性”这些名词一样， 那么我们的整体科研水平就会更快地提升。

规模效应

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生活中并没有手机，而现在全球手机总量已超过60亿部，这种变化将有助于我们去理解随后各种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分歧

传统的将规模效应引入经济增长理论的方法可见马歇尔（Marshall，1890）的一篇文章，在文中马歇尔给出了大量同质的手机生产商中单个生厂商的生产函数g(X)f(x)，其中x指的是公司可以掌控的生产要素，X指的是整个行业可以控制的生产要素。这种方法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以g(X)作为正溢出效应的标志，无法合理估计这种效应的产生方式和溢出程度。是需要面对面接触呢，还是需要地理上的接近才能发生这种效应呢？如果我们将各公司掌控的要素x=(a，z)，分成非竞争性要素a和竞争性要素z，就会使f(x)变成竞争性要素z的一次齐次方程，而根据欧拉定理，可知竞争性生产要素z所取得的总回报正好等于社会所生产的总产品。也就是说在完全均衡的市场下，任何生产者剩余或者是“马歇尔租金”，其实都只是竞争性要素所要求回报的一部分。

在上述论证中，假设非竞争性要素a是所有公司都可以使用的，没人能够排他占有非竞争性要素这一资源，对于单个公司来说，它的产出公式就是A f(z)，A是所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要素之和，也就是公共产品。

在我过去的研究中，一开始我假设产品是完全由市场定价的，并且外部规模经济的，但后来我逐渐采用了垄断竞争市场假设，因为我意识到至少“思想”这一非竞争性因素是有部分排他性的。由于部分排他性的引入，使得溢出效应的推导更加精准。非竞争性，它在逻辑上是独立的，是“思想”所具有的一项特征，是规模效应的源泉，而规模效应也是当下手机时代发展甚至是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允许非竞争要素具有部分排他性的模型中，创意就不会被当作纯公共品。在这些模型中，企业有激励去创造如同手机一样的新产品，或者将新的理念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但对于这类模型，人们也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有价值的非竞争性的“创意”，它的传播速度比“手机”要慢？政府要如何通过改变对企业的激励来影响传播效率？

尽管已经有许多经济增长理论向贸易理论靠拢，使用垄断竞争性市场假设来研究经济总量模型，但还是有一些传统主义者在文章中坚持使用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中所需要的微观经济假设，即产品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以及“思想”的非排他性的假设。也许是因为溢出效应的范围一直无法界定，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那些采用面对面才能产生创新的增长模型的假定上。由于在这些模型中，创新与新理念的传播无法给公司带来额外的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相互间就只能依靠无意识且随机的碰撞来交流思想，就像天然气分子与能源之间的转换一样。而由于限制条件过于严格，原本的数学模型也发生了扭曲，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主义者能够在数学推导与理论叙述中取如此大的迂回空间。

数学滥用的例子

麦克格兰特和普雷斯科特(2010)其实就是将那些毫无意义的理论叙述与新的数学结论简单地摆放在一起。而米歇尔博俊与哈利列文（Boldrin & Levine，2008）的“完全竞争的创新”一文也滥用了数学，有关完全竞争理论已经有了一套严密的逻辑联系推导的数学结论，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却将这些逻辑联系引向完全不同的结论。一开始，这些创新者采用了垄断市场的假设：一家供应商垄断了一样新产品的供给，然后作者就想当然地让市场强行为垄断者的产品定价，并将垄断者强行接受该价格作为垄断行为的条件。

他们的用语不仅不符合自己的模型，也不符合任何正规分析方法。比如他们声称基于欧拉定理的讨论并不适合他们的结论，因为只有在缺乏产能约束的前提下价格才与边际成本相同。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也采用同样的不受约束的用语来绕开书籍和理论对于思想形成的重要作用，他声称：“有些知识会被‘体现’在书本中、经典理论中，机器以及其他一些物质资本中，而且我们都知道如何将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但是我们同样知道这种引入本身无法为经济的持续长提供动力。”在以上两个例子中那些著名的理论都证明这些人是错误的，任何一个两部门增长模型都会指出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是如何让博俊与列文(2008)误入歧途的。随便找出一个产品种类增加型或者产品质量分级改善型内生增长模型都是反驳卢卡斯观点的有力证据。

在卢卡斯和摩尔（Lucas & Moll，2014）的文章中，他们的数学滥用包含了用语背离经典理论以及数学推导错误两大问题。文中，他们假设期初工人的知识水平是无限的,且服从厚尾帕累托分布P。在此假设下，卢卡斯和摩尔认为工人间随机接触而形成的知识传播使得经济以g[P](t)的速度增长，并且随着t趋向于无穷收敛于γ>0。

然而，分布P是难以被验证的，这是由于P的前提是要求在0时刻，未来任意时刻所要用到的每一样生产技术都已被一些人所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文章的作者提出了一个变通的假设：“经过观察，我们认为这一变通的假设与原假设是观测等效的：即在t=0时，知识是有限的，而新知识会以任意低的频率出现。”在该假设下，在一个经济集合中所有的经济体都以B为假设前提（B代表有限的初始知识水平）。在该条件下，随着每个人都学会了已知的技能之后，经济增长速度会趋近于0。但随着服从厚尾帕累托分布P的新知识以β的速率引入，B经济体最终会变成P经济体。由于β任意低，所以从B到P的过渡会经历一个任意长的时间。

假定β>0，使β→P标志着经济集合中一个特定经济体的情况。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观测要在有限时间T内当T足够大时，g[P]（T）将趋近于γ，但g[β: B→P](T)则会由于β趋向于无穷小而无限接近0。这就是说从分布B转变过来的分布P和原来的分布P所得到的经济增长率会不同，这就产生了悖论。

悖论是如何产生的？需要注意，在原文数学推导中包含了一个极其不标准的用语“观测等效”。该文章的数学推导实际上就是在一阶算式中去求二重极限：

根据文章所述，上述算式结果为γ，而若是将求极限的顺序对调为：

其结果则会变为0 。卢卡斯和摩尔（2014）文中使用了第一种方程来证明其观测等效性的说法，但如果有人认真地对其数学推导过程进行演算，就会发现这里的二重极限是不存在的，不管用哪种顺序求极限的结果都是有问题的。

数量经济学的“潜规则”

在读过卢卡斯和摩尔的文章后，我曾经向他们指出他们文章中存在的观测等效以及极限不连续的问题，但他们仍然将存在争议的推演过程留在了论文当中并且该论文还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当中发表了。这也许可以说明至少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我们的作者和编辑达成了一种默契，即读者都会漠视数学的滥用并接受这一怪象。

最后一个例子，来自托马斯皮凯蒂与加布瑞尔祖克曼（Piketty & Zucman ，2014）的一篇文章，在文中，他们引用了一个经典增长模型的结论：当储蓄率一定

皮凯蒂和祖克曼（2014）将数据和实证清晰精准地呈现出来，但对于数学推导的一些细节并没有展现出来，因为他们也认可这种潜规则：实证才是科学，数学推导只是消遣。

现在的学界中，数学推导就像是在变戏法，每个人都知道里面有毛病，但是没人会去拆穿，因为人们不在乎， 甚至我们的从业者最后都会变成职业魔术师，因为对于职业魔术师来说去拆穿同行的魔术是一件不礼貌甚至不道德的事情。

当我开始学习数量经济学时，它是由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规则所主导的。虽然不是毫无例外，但也远比现在要强，每当经济学家们用数学去推导经济学中高度抽象的概念时，我们都会以极其清晰准确严谨的态度满怀骄傲地完成。当然也有像琼罗宾逊那样在学术讨论中落入下风后冒险滥用数学以做最后挣扎的人，这种人的名声也会受到损失。如果我们的学术环境变成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地方，里面充斥着各种滥用数学的文章，倒霉的只能是我们的后辈经济学家。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资本的抽象概念，皮凯蒂和祖克曼如何能够组织起他们的论点？如果琼罗宾逊滥用数学的方式泛滥起来，罗伯特索罗的模型又如何能够得以幸存呢？

文章来源：Romer, 2015, 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15, 105(5): 89–93.

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这次的得主总共有三位，分别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戴维·卡德（David Card）、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乔舒亚·D·安格里斯特（Joshua D. Angrist）以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吉多·W·因本斯（Guido W. Imbens）。其中，卡德的获奖因“对劳动经济学实证研究性的贡献”而获得该奖的一半，而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则因“对因果关系分析的方法学贡献”而共同分享另一半奖项。

一、卡德的劳动经济学贡献：用经验研究方法对问题进行检验

作为一名劳动经济学家，卡德的研究范围基本覆盖了这个领域的全部重要议题。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从开创性的角度看，卡德并不算突出，因为他所研究的议题其实前人几乎都已经涉猎过。他个人对于这个学科的贡献，主要是用经验研究方法对劳动经济学领域内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检验，从而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榜样。

在卡德的众多研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他和已故的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所进行的关于最低工资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经济学界一直对最低工资的效应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最低工资的推行可以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障；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最低工资的推行只会降低企业雇佣劳动力的意愿，从而造成更多的失业。尽管这两种观点都各有支持者，但总体来说，后一种观点得到了更多经济学家的支持，因而是当时的主流观点。

那么，这种观点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卡德和克鲁格认为，与其在理论上争论不休，不如用数据观察现实中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不过，要从经验上考察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从理论上看，要看一个政策的效果如何，就需要比较政策实施后的状态，以及在没有政策实施的“反事实”状态之间的差别。但是，一个政策怎么可能既实施又没有实施呢？在两百多年前，公共卫生领域的研究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法，它就是所谓的“倍差法”。“倍差法”通常是基于“自然实验”，一般在某种外生政策冲击的场景中进行。它主要考察的是两组观察对象，一组是受到“自然实验”干预的“干预组”；另一组则是没有受到“自然实验”干预的“对照组”。在干预发生前，两个组的平均表现存在着一定的差别，而在干预发生后，这个差别的量将会发生变化。这时，这个“差的差”就可以被视为是干预所引发的影响。

卡德和克鲁格很幸运地找到了这样一个“自然实验”。上世纪90代初，美国新泽西州把最低小时工资从4.25美元提高到5.05美元，但与此同时和新泽西州毗邻的宾夕法尼亚州则没有进行调整。这时，最低政策的出台就成了一个“外生的干预”，而两个州的企业就分别形成了一个“干预组”和一个“对照组”。卡德和克鲁格分别搜集了两个州快餐店的工资和就业数据，通过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政策的出台并没有像当时的主流观点所预计的那样，增加新泽西州的失业率。很显然，面对这样的经验结果，经济学家们就不得不对传统理论重新进行审视。

卡德的另一项重要研究是关于移民的。在当时的美国一直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即移民的增加会挤压本地居民，尤其是较低教育水平居民的就业。因而，很多地方政府都出台了限制移民的相关措施。这个流行的观点究竟是不是正确的呢？为了对其进行验证，卡德又一次祭出了“倍差法”。

1980年4月，古巴的卡斯特罗政府十分意外地松动了移民政策，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民海外。在这个政策变化后，有大量古巴居民移居到了美国。仅从1980年4月到9月这短短5个月时间，移民美国的古巴人就达到了12万5千人。由于地理及其他一些因素，美国迈阿密市成为了最受古巴移民青睐的城市，移民中的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在此定居。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迈阿密市的劳动力供给大增，而相邻的其他城市则变化不大。这时，迈阿密就成了一个“干预组”，而其他城市则可以形成一个“对照组”。卡德通过“倍差法”，发现在移民大量涌入前后，迈阿密本地居民的失业率并没有比相邻城市有显著的增加。很显然，这也说明了经济学中关于移民的“传统智慧”并不是这么正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卡德几个研究的结论都和传统的经济理论有一定出入，并且这些结论都恰好符合现在所谓的“政治正确”的理念，因此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认为是出于一种政治考量。在笔者看来，对此，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待。评奖中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考虑，但事实上，卡德本人对于学术相当严谨，即使他的研究结论有可以争论之处，但至少他做研究的方法和态度是值得学习的。

二、安格里斯特、因本斯和因果推断

根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声明，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二人是由于在因果推断方面的工作而分享了另外半个诺贝尔奖的。所谓因果推断，是研究如何利用非随机实验数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的一门学问。自从上世纪80年代，数学家鲁宾提出了因果推断的分析框架之后，这一方法就迅速被经济学界所接受，从而成为了计量经济学家们最常用的工具。

在这项工具被引入和传播到经济学领域的过程中，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过，从贡献的方面看，这两人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安格里斯特的工作主要是把已有的方法应用到了大量实际问题的研究当中，从而为使用这些方法提供了范例。除此之外，他还编著了两本关于因果推断的教科书，从而对这个方法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而相比之下，因本斯的工作则更为基础，他的研究主要是把相关的方法进行了推广和改进，从而让它们更加适用于实践应用。由于因本斯的工作比较技术化，说明篇幅较长，在此先不多赘述。而安格里斯特关于教育回报率的研究，对于我们阐释因果推断的应用则十分受用。

“多读书到底可以带来多大的回报？”这是教育经济学领域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或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把不同受教育年限的人的收入进行比较就可以了。但问题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一个人接受多少教育，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一个人家境好，他受教育的时间就多。但与此同时，他即使不受教育，也能获得高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即使看到了受到更多教育的人的收入更高，也只能说明教育年限和收入之间有相关关系，而不能确定两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怎么才能识别因果关系呢？这里的关键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的“工具变量”，让它只影响教育年限，而不会通过其他渠道直接影响收入。如果有这样一个变量，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它与教育年限、收入之间的关系，间接地推断出教育年限对收入影响的因果效应。

问题是，什么样的变量才符合要求呢？安格里斯特找到的变量是人的生日。根据美国的义务教育法，所有年满6周岁的学龄儿童，都必须在该年的9月份入学接受教育。并且只有当年满16岁的时候，学生才被允许辍学。

按照这个规定，一个人如果出生的月份早，那么他在入学的时候，平均年龄就会比较大；而如果他出生的月份比较晚，则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就会比较小。具体来说，如果孩子出生在第一季度，那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平均岁数大约是6.45岁，而如果孩子出生在第四季度，他们入学时的平均年龄则只有6.07岁。由于不同出生时间的人，入学时候的年龄是不同的，但是他们被允许辍学的年龄却是相同的，因此平均来说，出生月份越晚的人接受的教育年限就越长。极端的，如果甲出生在1月1日，而乙出生在12月31日，并且两人都选择辍学，那么乙必须接受的义务教育时间就要比甲多一年。

通过简单的验证，我们就可以知道出生时间确实符合作为工具变量的要求——它显然会影响受教育年限，但与此同时却不会直接影响收入。利用它作为工具变量，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发现，额外1年的义务教育将会让人的收入增加9%。换言之，多接受一年教育再去工作，其实是划算的。

从此次诺贝尔经济学的获奖者可以看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开始从理论研究更多地向实证研究转移，更加关注现实问题。此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细分研究领域的学者将可能获得这一奖项，包括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公司治理、发展经济学等。

（作者系《比较》研究部主管）

第十四章　超凡魅力及其变形

（一）超凡魅力的性质及作用

一、超凡魅力权威的社会学性质¹

官僚制与家长制在许多方面都是对立的，但是，它们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同样具有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两者都是日常生活的结构。特别是家长制，它的根基就在于必须满足不间断的日常需求，因此，它的首要立足点就是经济领域，确切地说，是那些与满足日常需求有关的部门。家长在日常生活事务中是天然的领袖。在这方面，官僚制仅仅是家长制的理性对应物。官僚制也是一种恒定结构，它有自己的理性规则体系，它的取向是以普通的寻常手段满足可以计算的需求。

一切超常的需求，即超越了日常经济轨道的需求，始终都要以一种完全异质的方式——在超凡魅力基础上——加以满足。我们越是回溯历史，这一点就越是突出，其中的含义如下：只要出现危难局面，不论那是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危难局面，此时的“天然”领袖就既不是被任命的官员，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人”（即在训练有素的特殊专长基础上从事一种“职业”以获取报酬的人），而是肉体与灵魂都具有特殊天赋，被认为是“超自然”的人（意思是这些天赋并非人人可以企及）。

这个背景下的“超凡魅力”一词应当具有完全价值中立的用意。北欧的狂暴武士（berserker），传奇般的爱尔兰平民英雄库秋兰，或者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他们的英雄迷醉就是一种疯狂大发作。比如狂暴武士，他会像条疯狗一样咬进自己的盾牌，咬向他周围的一切，直至进入嗜血狂的状态。长期以来，据说这种状态都是借助药物人为所致。拜占庭就曾豢养了许多这种“blondbeast”⁽¹⁾，一如古代的战象。萨满教僧的迷醉则是与体质性癫痫联系在一起的，得了癫痫并通过考验即可证明超凡魅力资格。在我们看来，以上两种迷醉形式都没有什么教化作用，见于摩门教圣经中的神启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不得不对这种神启进行评价的话，也许只能把它叫作十足的骗术。但社会学并不关心价值判断。重要的是，摩门教教主和那些“英雄”与“巫师”，在他们的信徒眼中已经证明了自身的超凡魅力，他们就是利用这种天赋（“超凡魅力”）——在神的观念已经明确成型的地方还会利用他们自身能力中的内在神性使命——作法并行使权威。医生如此，先知如此，法官、军事统帅或者大规模狩猎探险的头人也同样如此。

鲁道夫·佐姆之功就在于厘清了这种支配结构（Gewaltstruktur）的社会学性质；然而，由于他是从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个案——基督教会宗教权威的崛起——展开这个范畴，故从历史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他的论述不免失之片面。²原则上说，这些现象是普遍性的，尽管它们往往在宗教领域最为突出。

与官僚制组织完全相反，超凡魅力不计正式和正规的任免，不计升迁或薪金，没有监察或上诉机构，没有地方性或纯技术性的管辖权，没有官僚制代理机关那样独立于任职者及其个人超凡魅力的常设机构。超凡魅力都是自主确定自身的限度。它的承载者会领悟到注定要由他承担的任务，并要求他人根据他的使命服从和追随他。他自信是受命降临到人们中间的，但如果那些人不承认他，他的要求瞬间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如果他们承认了他，只要他能“证明”自己，他就会成为主宰者。然而，他的要求并非以选举的方式产生于追随者的意志，毋宁说，是追随者有义务承认他的超凡魅力。中国人的理论认为，皇帝的统治权利要依赖于人民的同意，但这就像早期基督教会众的先知必须得到信徒的“承认”一样，根本不是人民主权的范例。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这只是承认王位的超凡魅力性质，它需要皇帝具备个人资格与效能。一般来说，超凡魅力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品质。这意味着超凡魅力传导者的使命与权力不会接受外部秩序划定的界限，其质的界限是内生的。通常，这种使命乃是针对一个地方的、伦理的、社会的、政治的、职业的或者某个其他的群体，而这就意味着它也会在这些群体的边缘看到自己的界限。

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超凡魅力支配在经济基础方面也是官僚制的对立面。官僚制要依赖连续性的收入，至少要特别依赖货币经济和税金，而超凡魅力虽生于此世却不以此世为生。这一点应当正确理解。超凡魅力往往厌恶拥有和赚取货币，例如圣方济各以及许多他的同类。但这并非定例。从我们赋予超凡魅力一词的价值中立意义上说，一个足智多谋的海盗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超凡魅力统治者，而那些超凡魅力政治英雄却会热衷于掠取战利品，特别是货币。关键在于，超凡魅力拒斥一切条理化的理性获利活动，事实上是拒斥一切理性的经济行为，认为那有辱尊严。这也说明了它与建立在有序的家政基础上的家长制结构存在着根本差异。就其纯粹形式而言，超凡魅力绝不是私人收入的一种来源，它既不会被利用来交换服务，也不会被运用去获得报酬，且不知通过有序的税收以满足使命的物质需要；毋宁说，如果它有着和平的目的，它会通过赞助人或者通过自己的追随者的敬赠、献金或其他自愿供奉而接受必要的资产。像超凡魅力武士那样的情况，则战利品既是使命的手段也是使命的目的。与所有家长制支配形式相反，纯粹的超凡魅力和一切系统的经济活动都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它是真正最强大的反经济力量，即使在它追求物质财富时也是如此，比如超凡魅力武士的情况。超凡魅力本质上就不是一种连续性的制度，其纯粹类型更是完全相反。为了完成使命，主宰者及其信徒和直接追随者就必须摆脱日常的世俗羁绊以及职业与家庭生活的义务。那些分享（κλῆροѕ）超凡魅力的人不可避免地都要拒绝尘世：比如耶稣会的章程就禁止成员担任教会官职；其他教团则禁止成员或者教团本身拥有财产，比如圣方济各起初的教规；修道会教士和骑士团骑士的立誓不婚；许多先知超凡魅力或者艺术超凡魅力秉持者实际上遵行的独身规则。按照超凡魅力的类型和与其相应的行为来看，参与者的经济条件可能彼此有别。具有艺术渊源的现代超凡魅力运动始终把“独立财产人”——用大白话来说就是食利者——看作超凡魅力领袖最有资格的追随者，但中世纪的修道院却始终要求在经济上反其道而行之，即要求修士们发誓守贫。³

二、超凡魅力权威的基础和不稳定性

超凡魅力权威天生就是不稳定的。秉持者可能会丧失他的超凡魅力，他可能会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感到“被他的神离弃了”［参阅《诗篇》22：1，《马太福音》27：46，《马可福音》15：34］；或者被他的追随者认为“他的力量已经耗尽”。此时他的使命即告终结，希望在于期待和寻找一位新的超凡魅力承载者；他的追随者将会抛弃他，因为，除了由个人的力量一再加以证明的正当性以外，纯粹的超凡魅力不承认还有任何其他的正当性。超凡魅力英雄的权威并不像官职权限那样来自既定的秩序和法规，也不像家产制那样来自习俗和封建效忠。他仅仅凭借在实践中证明他的力量，以此获得并保持权威。如果他想成为一个先知，他就必须创造一些奇迹。如果他想成为一个战争头领（Furst），他就必须表现出一些英雄业绩。至关重要的是，他的神圣使命必须通过为忠实追随者们带来幸福进行自我证明，如果他们并没有活得更好，他显然就不是个神遣的主宰者。很清楚，这是真正的超凡魅力所具有的极为重大的含义，它根本不同于今天那种“君权神授”的方便托词，后者又回到了“不可测知的”神意，“只有君主才能对神意负责”。⁴真正的超凡魅力统治者实际上恰恰相反，他要对被统治者负责，就是说，他要负责证明自己的确是神遣的主宰者。

因此，像中国皇帝（他的权力至今仍然——在理论上——包含着重要的超凡魅力遗风）那样的统治者，如果他的行政未能消除被统治者遭受的苦难，他就可能公开谴责自己的罪过与低能，不管那是洪灾还是战败带来的苦难；我们甚至在最近几十年间还曾见证了这一点。如果这种悔罪未能使诸神息怒，统治者就会面临废黜与死亡，并且常常以此作为赎罪的祭品。这就是孟子所说天听自我民听（按照孟子的说法，这是神发言的唯一方式）的具体含义：如果民撤回了承认，君不过就是一介平民（这有毫不含糊的表述），如果他另有所求，他就是一个应受惩罚的篡夺者。在原始条件下也可以看到这种事态，尽管那时尚无这些高度革命性言论的鼓动。由于所有的原始权威都具有内在的超凡魅力品质，除了最严格意义上的家长制以外，头领只要不再可能获得成功，往往就会被立即抛弃。

三、超凡魅力的革命性质

一俟超凡魅力主宰者的个人使命获得了承认，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确立他的权力地位。不管这种承认是比较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源于忠实信徒对那些非凡的、闻所未闻的、乖离一切规章和传统，因而被视为神性的现象的服膺，一种因苦难或激情而产生的服膺。正是由于这种合法化模式，真正的超凡魅力支配也就不知有什么抽象法则与规章，不知有什么正规裁判。它的“客观”法则乃是产生于对神赐恩宠和神祇般英雄力量的高度个人化的经验，并且仅仅为了崇尚纯正的先知与英雄精神气质而拒斥一切外部秩序。因此，超凡魅力支配无不以一种革命性的极端方式改造一切价值观，并与一切传统规范和理性规范决裂：“虽明文有载……但我要告诉你们……”

超凡魅力裁判的特殊形式就是先知启示、神谕或者一个超凡魅力圣贤的所罗门式裁判（这是以具体的个别考虑为基础做出的裁判，但也要求绝对效力）。此即谚语意义而非历史意义上的“卡迪司法”的真正领地。（历史上的）伊斯兰卡迪裁判乃是决定于神圣传统以及对它的往往极为形式主义的解释，只有在那些裁判手段失灵的情况下才会放弃规则。真正的超凡魅力司法并不求助于规则，它的纯粹类型与讲究形式的传统规定是极端对立的，并且始终独立于传统的神圣性，独立于从抽象规范中进行的理性主义演绎。我们这里不能把诉诸罗马法的aequum et bonum（公允善良）原则以及诉诸英国法中“衡平”的原初意义比作通常的超凡魅力司法，也不能比作特殊的伊斯兰教神权统治的卡迪司法。⁵前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已经相当理性化的法律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则是抽象自然法的产物，总之，exfidebona（根据诚信）原则，指的是商业关系中的公平标准，因而与我们的“司法酌处权”一样，严格地说并不是非理性司法。但是，由于这种裁判以正规程序——从形式上确定神的意志——取代了个人超凡魅力权威，它已经属于超凡魅力的去个性化领域了，对此我们稍后就要谈到。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对传统来说，官僚制的理性化往往也是一种主要的革命性力量，但从原则上说，它和一切经济组织一样，也是以技术手段“从外部”进行革命：首先是变革物质与社会秩序，再通过它们去改变人，即变革适应条件，也许还会变革适应机会，通过理性确定手段和目的以改变人。相比之下，超凡魅力则是依赖于对神启和英雄的信仰，依赖于人们相信某些现象是重要而宝贵的，不管那是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现象，依赖于某种禁欲主义的、军事的、司法的、巫术的或者不论什么样的“英雄品质”。超凡魅力的信仰是“从内部”对人进行革命，并根据自己的革命意志塑造物质与社会条件。当然，应当正确理解这里的对比。虽然“观念”之间差异巨大，但实质上却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不管它们是宗教的、艺术的、伦理的、科学的还是其他的什么观念。这也适用于有关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各种观念。至于其中的某些观念被认为是“理性”，另一些被认为是“直觉”（或者不管使用其他什么区分法），则是一种受时代局限的主观价值判断。例如，维尔斯特拉斯⁽²⁾的数学想象恰如任何艺术家、先知或煽动家的想象一样，也是相同意义上的“直觉”。⁶但是差异并不在此。（附带说明一下，在价值领域，所有这些观念——包括艺术直觉——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为了把自身客观化，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在性，它们必须表明把握了“作品”的要求，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被这些要求所支配；它们并不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或体验。我们这里并不关心价值领域的问题。）决定性的差异并不是观念或“作品”的创造者所固有的，也不是他的内在体验所固有的，毋宁说，这种差异乃是植根于被统治者与被领导者体验这些观念并内在化的方式——这对于认识“理性主义”的意义至关重要。我们先前已经指出，⁷理性化进程是以如下方式开始的：被领导的大众只是接受或适应那些对于他们的利益具有实际意义的外在技术结果（一如我们“学习”乘法表以及不可胜数的法官“学习”法律技巧），至于创造者的“观念”之精髓，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理性化与理性组织“从外部”进行革命，而超凡魅力——如果它终究要产生特殊效果的话——则是从内部，从追随者态度的核心变化（metanoia）上展示其革命性力量。官僚制秩序只是由于遵从理性确定的规则以及由于这样的认识——如果一个人拥有必要的权力，这些规则可以被其他规则所接替，因此没有神圣性可言——而取代了对传统规范神圣性的信仰。但是，就其最强有力的形式而言，超凡魅力却会同时打破理性规则与传统、颠覆一切神圣性概念；它不是要人们崇敬悠久而神圣的习俗，而是迫使人们由衷地服从那些史无前例、绝对独一无二，因此是神性的事物。从这种纯粹经验的与价值中立的意义上说，超凡魅力的确是历史上特别富有创造性的革命力量。

四、超凡魅力的效力范围

超凡魅力权力和家长制权力都要依赖于对“天然”领袖——而不是官僚制秩序中被任命的领袖——的个人忠诚和这种领袖的个人权威，但这个基础在这两种情况下却大不相同。像官员一样，家长也是作为规范的载体享有忠诚和权威的好处，差别在于，这些规范并非像官僚制的法律和规章那样是有目的地确立的，而是亘古以来就已不可侵犯了。超凡魅力的载体则是凭借一种据信由他体现的使命而享有忠诚和权威；这种使命未必，也不总是革命性的，但在绝大多数超凡魅力形式中，它都会颠倒一切价值等级系统并推翻习俗、律法和传统。与非常状态下的焦虑和激情所产生出来的超凡魅力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家长制权力乃是服务于日常生活的需求，而且在功能上也像日常生活一样持之有恒，尽管它的具体秉持者及其环境会变动不居。这两种结构可见于生活的所有领域。许多古代条顿军队就是以家长制方式作战的，每个家族群体都是由其家长率领；古代东方君主的科洛尼军队和法兰克王国的隶属民军队则是家产制的，率领他们作战的是他们的长老。家长的宗教职能和祖先崇拜能够始终与官方的共同体礼拜并行不悖，同时也能始终与大规模的超凡魅力先知预言运动——它们几乎总是一些革命性的运动——并行不悖。无论在条顿人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部落，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种率领着一批自愿追随者的超凡魅力英雄，其地位接近于平时负责共同体日常经济事务的酋长，追随者则接近于部落战争时动员起来的民兵。在全部落的正式战争中，平时的正常权威往往会被一个战争领导人取而代之，后者会因为以军事业绩证明了自己是个英雄而被临时拥戴为“军头”（Herzog）。

与超凡魅力的革命性作用不同，政治与宗教的传统日常需求都是由基于习惯，基于对传统的尊重，基于对父母和祖先的虔敬，基于仆从的个人忠诚的家长制结构来满足的。在经济领域也同样如此。经济作为获取物质手段以满足需求的有序循环活动，乃是家长制统治权的特殊立足点，随着经营在理性化进程中的兴起，也成了官僚制支配的特殊立足点。然而，超凡魅力绝非不见容于经济。在原始条件下，超凡魅力的特征即可频频见之于一个经济部门——狩猎，那时的狩猎就像组织军事行动一样，即使到了后来的阶段也还是如此，比如亚述帝国的王室铭文所示。随着物质文化的进步，这个部门的重要性才趋于衰落。不过，资本主义经济中也会出现超凡魅力与日常生活的对立，但差别在于，这时超凡魅力遭遇的不是家族，而是理性的经营活动。亨利·维拉德⁽³⁾的开发活动就堪称巧取豪夺式资本主义和掠夺取向的追随者之一例。他［在1889年］组织了有名的“盲金”⁽⁴⁾以对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进行一场证券交易所掠夺战：他向公众约集5000万镑借款而又不说明目的，凭借他的声望——此外没有任何担保——便得到了这笔款项。这种强盗式资本主义的结构和精神完全不同于正常的大规模资本主义经营活动的理性管理，倒是极为接近某些古已有之的现象：财政和殖民领域中的大规模掠夺性经营，以及兼有海盗和猎奴性质的“临时贸易”。只有对这两种到处都在相互交错但终究彼此有别的结构要素作出概念上的区分，才能够理解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现象的两重性，以及伴有职业官僚制的现代常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

五、超凡魅力支配的社会结构

事实上，我们所指意义上的超凡魅力权威“越纯粹”，就越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寻常意义上的组织，就是说，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按照目的—手段图式发挥功能的人与物的秩序。然而，超凡魅力权威并不等于一种无定形的状况，毋宁说，它指的是一种明确的社会结构，有一个班子和一套适应领袖使命的服务与物资机构。这种私人班子构成了一个超凡魅力贵族群体，其成员都是从追随者当中挑选出来的，门徒关系和忠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入选也是因为个人的超凡魅力资格。适当的物质贡献被认为是超凡魅力臣民的良心义务，尽管这种根据需要和经济能力提供的贡献在形式上是自愿的、无管制的、非正规的。超凡魅力结构越典型，追随者或门徒以俸饷、薪金及其他有序的报酬、头衔或官阶形式获得的物质生活资料与社会地位就越少。如果追随者的个人生计尚无保障，他们就会共同利用威权主义领袖得到的馈赠、战利品或捐献等等货物，他会在他们当中进行分配，但既无核算也不会用契约固定下来。因此，追随者可能有权要求与领袖同桌共餐，从他那里得到衣物和礼赠，与他共享他本人赢得的社会、政治或宗教评价及荣誉。对这种模式的任何偏离都会影响到超凡魅力结构的“纯度”，并使它沿着其他结构的方向发生变化。

六、超凡魅力共同体满足需求的共产主义方式

因此，除了家族以外，超凡魅力是共产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历史代表，这里对共产主义的定义是，在消费领域没有形式上的可计算性，在生产领域不是（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那样）进行共同核算的理性组织。这个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的任何历史范例，要么有着传统的——家长制的——基础，要么有着不同寻常的超凡魅力信仰基础：前一种情况即家族共产主义，只有表现为这种形式，它才会成为一种日常现象；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它得到了充分发展，那要么是掠夺性的军营共产主义，要么就是修道院的仁爱共产主义及其博爱与施舍的变体和蜕化形式。不同纯度的掠夺性军营共产主义可见于一切超凡魅力武士组织，从利古里亚群岛的海盗国家到欧麦尔哈里发的伊斯兰教国家以及基督教和日本佛教的军事会社，都是如此。仁爱共产主义在所有宗教中都曾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达到过极致，它在神的职业信徒——僧侣——中仍然持续着。我们在无数虔敬派组织——比如拉巴迪的信徒——以及其他高度敏感的排他性宗教群体中也能看到。在信徒们看来，保持真正的英雄品质和神圣性就要依赖于保持一种共产主义的基础，不存求取个人财产之心。准确地说，由于超凡魅力基本上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因而必然是一种非经济的力量，那么，一俟日常的经济关切占了主导地位，其生命力即刻就会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可谓屡见不鲜。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俸禄，一种取代旧时出自共同储备的共产主义生活资料的津贴，这里是俸禄的真正来源。超凡魅力领袖会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力求遏制这种瓦解趋势。所有的武士国家都会保留着超凡魅力共产主义的残余（斯巴达最为典型），并力求防止英雄们因对财产、理性获利和家庭负责而受到“诱惑”，一如宗教教团的作为。这些超凡魅力残余和随着俸禄化而生成并且此后即绵绵不绝的个人经济关切之间，可能会以极为多样的形式进行相互调节。不过这里有个一定之规：只要不再能阻挡无条件允许建立家庭和从事经济活动，超凡魅力统治也就走到尽头了。只有军事生活的共同危难或者超尘拔俗的门徒关系那种仁爱精神气质，才能维系这种共产主义，反过来说，也唯有这种共产主义，才能保证超凡魅力在面对日常关切时的纯度。

从一种不计经济合理性的汹涌澎湃的情绪化生活，直到在物质关切的重压下慢慢窒息而死，这是一切超凡魅力的必由之路——它的存在过程时刻都在推动它更接近这个终点。

（二）超凡魅力权威的生成及变形

一、超凡魅力的程式化

前述典型意义上的超凡魅力统治权，始终都是产生于非常情势，特别是非常的政治或经济情势；或者产生于异常的心理状态，特别是宗教状态；或者是两者兼备所致。非常事件导致的集体亢奋以及对任何英雄品质的屈从，都会生成这种统治权。仅此一点就足以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领袖本人及其门徒对他的超凡魅力（不论是先知性质还是其他任何性质的超凡魅力）的信仰，只有在statu nascendi（初生状态）时才会势不可当、一以贯之且行之有效，他自认为是天降他于其中的那些人对他和他的使命的忠诚奉献也同样如此。一俟那种使超凡魅力领导群体从日常生活中脱颖而出的非常事态又返回了日常程式的轨道，那么至少超凡魅力支配的“纯粹”形式就会遭到削弱并转变为一种“制度”；然后它要么事实上被程式化，要么不知不觉地被其他结构取而代之，要么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与其他结构相融合，由此也就完全变成了某种具体历史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变得无法识别，只有在分析的层面上才能辨认出来。

因此，正是在某种特殊意义上说，超凡魅力统治权的纯粹类型是不稳定的，它的一切改变基本上都是出自同一个原因：渴望把超凡魅力及超凡魅力降福从一种非常时刻、非常人物独一无二的临时恩赐转变为持久的日常生活财富。主宰者一般都有这种渴望，他的门徒则始终会抱有这种渴望，他的超凡魅力臣民尤其会抱有这种渴望。但是，这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超凡魅力结构的性质。一个战争领袖的超凡魅力追随者可能会变成一个国家，一个先知、艺术家、哲学家、道德或科学革新家的超凡魅力共同体可能会变成一个教会、教派、学院或学派，而信奉某些文化理想的超凡魅力群体可能会发展为一个政党或者仅仅成为报纸期刊的雇员。无论是哪种情况，超凡魅力此后都将受到日常生活条件的左右，以及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各种力量，特别是经济利益集团的左右。只要超凡魅力追随者与门徒变成了享有特权的同桌共餐者（比如法兰克国王的扈从），随后又成为希望以超凡魅力运动为生的封地所有者、祭司、国家官员、政党官员、军官、秘书、编辑、出版人，或者成为雇员、教师或其他职业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成为俸饷和家产制官职所有者，此时也就来到了转折点；超凡魅力支配下的大众则会变成纳税的臣民，缴费的教会、教派、政党或社团（Verein）成员，被系统地强征入伍、接受训练并服从纪律的士兵，或者遵纪守法的“良民”。尽管那位使徒会告诫追随者保持精神的纯洁性，但超凡魅力的要旨却会不可避免地变成教义、教条、理论、规章制度、法律或僵硬的传统。

在此过程中，超凡魅力和传统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力量经常会彼此融合。不言而喻，它们的权力都不是来自目的—理性的规章，也不是遵守规章的结果，而是来自对个人权威之神圣性的信仰，不管这种权威是否实际要求成为绝对权威，它对被统治者——儿童、门徒、扈从或封臣——都是有效的。超凡魅力和传统所依赖的都是一种始终包裹在宗教气氛中的忠诚感和义务感。

这两种支配结构的外在形式往往也极为相似，甚至难以分辨。一个战争领袖与追随者同桌共餐，究竟具有家产制性质还是超凡魅力性质，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要取决于浸透在共同体中的精神，就是说，取决于统治者要求获得正当性时的基础：是由传统认可的权威还是对英雄个人的信仰。其间的过渡是变动不居的。只要超凡魅力支配丧失了个人基础和强烈的情绪化信仰（这种信仰使它有别于传统的日常生活模式），它与传统的联姻就会变得极为明显，而且往往是唯一的选择，特别是组织技术（Lebenstechnik）的理性化仍然处在初期阶段的时候。超凡魅力的精髓在这种联姻中似乎会被明确抛弃，实际上它的突出的革命性质尤其会遭到明确抛弃。这种不断再现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特征：所有经济与社会权力的所有者都会关心把他们凭借超凡魅力——因而是神圣的——权威来源而获得的所有权加以合法化，于是超凡魅力便成了这种关切的俘虏。超凡魅力不再像初生状态下那样打破传统的一切，或者打破以（现代意义上的）合法获利为基础的一切，而是变成了“既得权利”的合法化。这种与其实质精神发生了异化的功能，使得超凡魅力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要以这种方式去满足的需求乃是一些普遍的需求，特别是因为有一个普遍的原因［即领导权与继承的合法化］。

二、选择领袖和指定继承人

我们先前对官僚制、家长制和封建制支配的分析，仅仅涉及这些日常权力发挥功能的方式，尚未论及选择最高级官僚制或家长制掌权者的标准问题。可以想象，即使官僚制的首脑，也有可能是个按照普遍规则升到该地位的高级官员。但常见的情况并非如此，至少他并非按照等级制度中低于他的官员所遵循的相同规范被选择的，这并非偶然。官僚制的纯粹类型，一个由被任命的官员组成的等级制度，必然需要一个并非像任命其他官员的同样方式被任命的主管当局（Instanz）。家长制权力的所有者在由父母子女组成的小家庭中是天然既定的，在大家庭中则是通过明确的传统规定确立的。但是，一个家长制国家或者封建等级制度的首脑就不是同一种情形了。

对于超凡魅力领导权来说，如果它还打算变成一种长期制度的话，首要的基本问题也是寻找一个继承人作为先知、英雄、导师或者政党领袖。这个问题必然会将超凡魅力导入法律调整和传统的方向。

超凡魅力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一开始就对继承人进行自由选举，而只是承认递补者实际上拥有超凡魅力。因此，追随者不得不等待一个亲自证明具备了资格的继承人、临时代表或者先知的显现。佛陀的化身与马赫迪就是特殊范例。但常见的情况是并不存在这种化身，或者因为教义的考虑而使它不可能出现，比如基督和最初的佛陀。只有纯正的（南方）佛教才从这种观念得出了根本性的结论：佛陀死后，他的信徒继续作为一个托钵僧共同体存在，始终是个最低限度的组织和组合体，并且尽可能保持无定形和周期性状态。凡是还在遵奉巴利文文献⁽⁵⁾古老规定的地方，比如在印度和锡兰，往往就既没有教长，也没有个人与某个僧侣组合体的牢固结合。“教区”不过是方便僧侣们相聚举行为数不多的共同典礼的区域地理界线，而且这些典礼没有任何复杂的仪规。“官员”只是一些僧用衣物的保管人以及少数类似的执事。在日常生活的条件下，只要有可能，个人和共同体都会弃绝财产，靠捐助制度（馈赠与施舍）满足需求。集会时的座次和发言的先后顺序决定于资历和师徒之间的关系（徒弟都是师傅的助手，即famulus⁽⁶⁾）。退出是随时都可能做到的，准入的要求则非常之低，包括见习期、师傅的推荐与声明以及简单的仪式。既没有教义，也没有职业讲学和布道。最初几个世纪中的两次半传奇式宗教大会后来也无以为继。

毫无疑问，僧侣共同体这种高度不定型的性质，对于佛教在印度的消失起了很大作用。总之，只有在那种个人的得救完全是个人问题的纯僧侣共同体中，这种性质才是可能的。因为，在任何其他群体中，这种行为方式和完全被动地等待新的（超凡魅力）显现，都会危及渴望主和主宰者实际存在的超凡魅力共同体的内聚力。如果为这种强烈愿望——一直有一位超凡魅力领袖存在着——提供了空间，那就是沿着程式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再现的化身会导致超凡魅力的去个性化（Versachlichung）。寻找精选的超凡魅力秉持者，肯定会以某些显著的特征，因而是以某些起码的“规则”为依据，比如选择新的达赖喇嘛时的情形，大体上与选择埃皮斯神牛毫无二致；要么肯定会采取某些其他明确而正规的手段。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种很容易浮现出来的信念：超凡魅力秉持者本人就有资格指定他的继承人，或者，如果他像基督那样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化身，他就有资格指定一个尘世的代表。所有原创的超凡魅力组织，不论是先知的还是战争的组织，确保支配连续性的典型手段都是指定继承人或代表。不过，这当然就意味着从个人超凡魅力权力基础上的自主领导权，迈出了走向正当性的一步，即来自一个“源头”权威的正当性。相关的宗教范例早已是众所周知了。此外我们还可以提到罗马的司法行政官，他们从合格者当中指定了继承人之后，再由集合起来的军队欢呼通过。尽管后来该职的任期受到了限制并且形式上要得到公民军队的事先同意（“选举”）以求约束职务权力，但在典礼层面上一直保留着这种选择模式的超凡魅力特征。在战场上，在军事危急关头召唤某个非凡人物指定为独裁官，很长时期中都是那种古老的纯粹类型超凡魅力选择模式的典型遗风。胜利的英雄作为凯旋大将军（imperator）在军队的欢呼中成为首席公民（princeps）；lex de imperio（权力约法）并没有使他成为统治者，毋宁说是承认他为适当的候补人。因此，在最典型的帝国君主政体时期，唯一“合法的”帝位继承办法就是指定一位同僚兼继承人。这种指定一般都会采取收为养子的形式。这些习俗毫无疑问又对罗马的家庭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最终在与诸神的关系和familia pecuniaque［家庭与财产］方面接受了由完全自由指定的继承人接替已故pater familias（男性家长）的地位。尽管收养继承的做法得助于超凡魅力遗传力的观念——顺便说说，它在军事皇权（Heerkaisertum）时期从未被承认为明确的原则——，但只要军事皇权仍然保持着罗马的特性，那么最高权力本身就始终是一种官职，首席公民也始终是一个有着明确的官僚制管辖权的官员。把最高权力确定为一种官职乃是奥古斯都的成就，在当时人看来，他的改革是保存与恢复罗马的传统和自由，这与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国观念——它大概也曾出现在恺撒的脑际——形成了鲜明对照。

三、对超凡魅力的欢呼赞同

如果超凡魅力领袖没有指定继承人，且不存在化身出现时通常都便于识别的那些明显外在特征，被统治者可能很容易就会想到，他行使权威时的参与者（clerici），即门徒和追随者，最适合确认谁是合格的继承人。总之，由于门徒已经事实上控制了权力手段，他们把占用这个角色视为一种“权利”并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然而，由于超凡魅力的效力端赖被统治者的信仰，所以，他们是否认可被指定的继承人也至关重要。事实上，被统治者的承认在最初的时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即使在［中世纪日耳曼］选帝侯群体——这犹如一个甄选委员会——的成员资格已经有了明确规定之后，也始终存在一个具有实际重要意义的问题：由哪个选帝侯向集合起来的军队提出动议，因为原则上说，他能够不顾其他选帝侯的意志为他个人提出的候选人赢得欢呼赞同。

因此，这种继承人选拔模式的最终结果，一般都是由最亲密、最强大的封臣指定并由被统治者欢呼通过。在“寻常的”家产制或封建制国家，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超凡魅力方式产生的指定权都是那些最为重要的家产制官员或封臣的提名权（Vorwahlrecht）。就此而论，日耳曼国王的选举就是仿效的主教选举。因此，通过（1）门徒和追随者（选帝侯、红衣主教、教区牧师、全体教士、长老）的指定和（2）随后的民众欢呼赞同以“选举”一个国王、教皇、主教或司铎，并不是现代总统或议会选举这个意义上的“选举”，它在本质上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认可或承认一种在选举之前就已存在的资格，即超凡魅力，而超凡魅力的承载者事实上也有权要求获得承认。因此，原则上说，最初根本不可能以多数决定为准，因为在认可真正的超凡魅力时，少数也有可能是正确的——不论这个少数少到什么程度，一如再大的多数也有可能出错一样。只有唯一的一个人可以成为超凡魅力的真正承载者，因此，持有异议的投票者就会犯下渎圣罪。教皇选举的所有规则都是为了达成全体一致的目的，一个对立国王的选举也和教会的分裂一样会模糊对“当选”统治者的正确认定。原则上说，这种局面只能由物理或巫术竞争的结果所揭示的神明裁判加以纠正，在非洲部落以及其他各地都可以看到觊觎王位者——特别是兄弟之间——建立的这种制度。

一旦多数原则最终成为通行的原则，服从已被选举证明为正确的目标并在事后加入那个多数，就会被认为是少数的道德义务。而且，一旦继承的问题要由多数原则来决定的时候，超凡魅力支配也就开始服从一种名副其实的选举制度了。不过，超凡魅力并非与所有现代的——包括所有民主的——选举形式都格格不入。当然，像法国君主专制主义官方理论所谓平民表决统治权的民主制度，本质上就有着超凡魅力特征，其支持者的论点也无不强调这一品质。公民表决并不是一种“选举”，而是首次或者像1870年的法国公民表决那样重新承认一个觊觎者具备充当超凡魅力统治者的个人资格。公民表决的民主，按其创造者的本意，乃是煽动家（demagogos）凭借精神与舌头的超凡魅力进行的支配，它由于将军（strategoi）之一（如果爱德华·迈尔的假设没错的话，其他人则是由抽签决定⁸）当选而获得了典型的超凡魅力特征。只要原初的超凡魅力共同体开始走上选举统治者的道路，久而久之，选举程序就会受到规范的约束。这首先是因为，随着超凡魅力的真正根源逐渐消失，传统的日常力量以及对传统之神圣性的信仰又会重获优势，由此，只有遵循传统才能保障正确的选择。被统治者欢呼赞同的重要性越来越退居神职人员、宫廷官员或大封臣以超凡魅力方式决定的预选权（Vorwahlrecht）之后，最后则是形成了排他性的寡头选举机构，比如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形。实际上，举凡由富有程序经验的群体拥有提名权或预选权的地方，就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形。在城市的全部历史上，这种特有的权利到处都变成了统治家族增选成员的权利，它们以这种方式使领主降到了一种primus inter pares（archon, consul, doge）⁽⁷⁾的地位上，而共同体的选举参与则变得无足轻重。今天我们在汉堡参议院选举的发展中还能看到类似的情况。从形式角度来看，这种转变显然是走向寡头统治最为常见的“合法”途径。

四、向民主选举权的过渡

然而，也有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形：被统治者的欢呼赞同可能会发展为一种正规的选举制度，包括标准的选举权、直接或间接选举、多数决定或比例决定法、选举阶级和选区等等。走向这种制度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就最高统治者的选举而言，只有美国走完了这个全程，当然，那里两党各自的内部提名运动乃是选举事务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在其他各国，充其量也只是达到了选举议会代表这一步，然后再由他们决定总理及其阁僚的人选。从欢呼通过超凡魅力领袖就位到民众选举，这项发展会出现在极为多样的文化阶段上，其中任何理性的、摆脱情绪化影响的进步都必定会促进这种转变。然而，只有在西方，对统治者的选举才逐渐发展成为代议制度。在古代，比奥塔克［在比奥蒂亚同盟中］⁽⁸⁾代表着各自的共同体（最初也像英国的下议院成员），而不是代表选民本身，只要官员真正是民众的委托人和代表者，民（demos）又被再分为阶层的地方，比如阿提卡民主制的情况，那里通行的就会是轮换制而不是代表制原则［每个阶层都有一次轮换机会］。但是，如果轮换制原则被彻底应用的话，当选者就会成为选民的代理人，因此也就成了他们的公仆，而不再是他们选出的主宰者，比如直接民主制就是这种情况。这意味着从结构上说，超凡魅力的基础被彻底抛弃了。但在有了大规模行政机构的国家，彻底应用直接民主原则的可能性极为有限。

五、选举和代表的意义

出于纯粹的技术原因，由于情况总是变幻不定，不可预见的问题层出不穷，因此把对代表的授权与选民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是行不通的。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代表很少被尝试，通过公民复决批准议会决议则会从根本上强化一切非理性的惯性力量，因为总的来说，公民复决将会阻碍有关各方的讨价还价与相互妥协。最后，越来越高昂的成本使频繁的选举变得不可能。从长远来看，一切使代表服从选民意志的努力只能产生唯一一个结果：增强政党组织对代表的控制力，因为唯有组织能够动员人民。议会机构对于灵活性的实用主义关切和代表及党务人员的权力关切，在以下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他们都倾向于把代表看作选民的当选“主宰者”而不是公仆。绝大多数宪法都有这样的表述：代表像君主一样可以自由选择做出决定，他“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他的实际权力可能十分不同。在法国，众议员个人一般不仅控制着他的选区所有官职的任命权，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说也是该选区的“主宰者”——这可以说明法国为什么会抵制比例代表制，为什么不存在政党的中央集权；在美国则是参议院的优势从中作梗，参议员也占据着类似的地位；英国的众议院议员——由于非常不同的原因——更多的是他那个选区经济利益的代理人而不是主宰者，官职任命权则是操之于有影响的党魁手中，在德国更是如此。

我们这里不可能进一步论述选举制度对权力进行分配的方式；它取决于历史给定的支配模式，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治的因素，亦即从技术角度所决定的因素。我们只能关注一下它的各项原则。任何选举都有可能成为纯粹形式上的选举而毫无实际意义。只要是一个寡头集团或者专制君主设法操纵了政治权力并实际上可以指定候选人当选任职，情况就会如此，比如早期罗马帝国以及许多希腊化地区和中世纪城市的comitia⁽⁹⁾。即使在形式上并非如此的地方，我们也应当十分注意，举凡历史文献一般地谈论共同体对君主或者任何其他掌权者的“选举”时（比如日耳曼各部落的情况），都不是现代意义上所说的那种意思，而只是对一个由其他权威指定的，并且也只是从一个或若干个有资格的家族中选举出来的候选人表示赞同。当然，一旦对某个政治统治者的选举有了公民复决，因而有了超凡魅力性质时，就是说，一旦不是在若干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而只是承认一个觊觎者的权力要求时，我们谈论的也就根本不是选举了。

正常的“选举”也只能是在若干这样的候选人之间进行抉择：他们是被选定之后才去面对选民的。这种抉择是在选举鼓动的舞台上，由于个人影响并诉诸物质或观念利益而做出的。有关选举的规定，事实上就构成了这种“和平”竞争的游戏规则。指定这些候选人是在政党内部进行的，因为不言而喻，组织竞争以赢得选票，从而赢得官职任命权的，是政党领袖及其追随者而不是无定形的选民活动。在今天的美国，四年一次的竞选运动，其成本已经等于一场殖民战争的耗费；在德国，所有那些不可能利用廉价人力资源——比如天主教会助理神职人员、显贵或高官、带薪工会会员及其他秘书人员——的政党，其竞选费用也是不断攀升。

在这些环境中，除了资金实力以外，“雄辩术的超凡魅力”也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它的冲击力未必要依赖什么特殊的文化水平，印第安人的酋长大会和非洲人的palaver⁽¹⁰⁾对此也很老到。在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下，它经历了第一次质的全盛期，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语言和思想发展成果。然而，从纯粹量的角度来看，伴以“巡回演说”的现代民主制竞选活动，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所见的一切。越是打算造成群众性影响，而且政党的官僚制组织越是紧密，雄辩的内容也就越是无关紧要，因为，只要不是必须加以理性计算和操纵的简单明了的阶级状况和其他经济利益占上风，那么雄辩术的影响就是纯粹的情绪化影响。它与街头的游行和庆典有着同样的意义：向大众灌输对政党实力的认识和必胜的信念，尤其是要让大众确信领袖的超凡魅力资格。

由于情绪化的大众诉求无不具有某些超凡魅力特征，所以，政党和竞选活动的官僚化可能会在达到高潮的时候突然被迫服务于超凡魅力英雄崇拜。在这种情况下，超凡魅力英雄的原则与政党组织的世俗权力之间就会出现冲突，一如罗斯福［1912年］竞选运动表明的那样。

六、补论：超凡魅力领袖、显贵、官僚对政党的控制

几乎所有政党都是作为合法的或恺撒式的候补者以及伯里克利、克莱昂或拉萨尔式煽动家的超凡魅力追随者起家的。如果它们最终发展为一种程式化的永久性组织，一般就会转变成由显贵控制的结构。直到18世纪末，这几乎始终都意味着一种贵族联盟。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各城市，一个人可能会被提高贵族等级以作为政治惩罚（因为城市的大封臣几乎始终都是吉卜林派）；这等于是剥夺担任官职的资格及政治权利。然而，即使在popolani（人民）统治下，一个平民担任重要官职的机会也是绝无仅有，尽管这时市民阶层必须为各党派提供资金。决定性的因素是由贵族提供给各党派——它们常常诉诸直接暴力——的军事力量，比如归尔甫派就是根据固定税赋提供军事力量。胡格诺派和天主教同盟，包括圆颅党在内的英国各党派，实际上还有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所有党派，在经历了一个打破阶级与身份壁垒、有利于某个或若干个英雄崛起的超凡魅力亢奋期之后，无不典型地发展成了多由贵族领导的显贵联合体。19世纪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党——即使那些最激进的政党——也同样如此，它们全都落入了显贵的控制之中，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治理一个政党或国家而又无需报酬，当然，他们还拥有身份或经济影响力的优势。一旦大地产所有者改变了党派隶属关系，不仅他的家产制臣民，而且还有农民也会追随他改换门庭，直到1870年代，这在英格兰或东普鲁士或多或少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革命亢奋时代除外。至少在那些较小的市镇，市长、法官、公证人、律师、牧师、教师，也都扮演着相当类似的角色，工厂主在工人组织成一个阶级之前往往也是如此。我们将在其他场合讨论工厂主——即使不论他们的阶级状况——为什么通常并不适于这个角色。在德国，教师因其特殊身份地位所固有的原因而构成了一个向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提供无偿选举经纪人的阶层，正如神职人员通常都是威权主义政党的经纪人一样。在法国，律师一向都是资产阶级政党所利用的力量，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技术资格，部分是——在大革命期间和之后——由于他们的身份地位。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某些政党组织开始以官僚制方式发生演变，但它们的存活期都过于短暂，没有形成一种明确的结构，只是到19世纪的后几十年间，官僚制组织才获得了普遍的优势地位。以往在从属于超凡魅力还是服从于显贵统治之间发生的摇摆，如今已代之以官僚制组织与超凡魅力领导权的斗争。官僚化越是向前推进，有俸官职和其他机会带来的利益越是充足，政党组织越是肯定会落入专家的股掌之中，不管他们是直接以党的官员面目出现还是最初以独立经营者的面目出现——比如美国的党老大。这些专家系统地保持着与接受资助的领导人、煽动家、管理者以及其他不可或缺的人员的私人关系，并保存着选民名单、档案以及运作政党机器所需的其他一切素材。此后，唯有控制了这样一套系统，才可能有效地影响党的政策，并在必要的时候抽身而退。正是因为帝国议会议员李希特掌握着接受资助的领导人名单，他［在1880年］的退出［德国民族自由党］才成为可能；由此发端，自由党后来的分裂就显得像是因为欧根·李希特与里克特各自掌握着自己的系统；前分离派设法夺取了党的执行委员会控制权这一事实，则比先前的所有花言巧语都更严重地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分裂。⁹反过来说，政党的合并尝试如果失败，远比任何实际分歧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两个对立的组织不可能达成人事上的融合，德国的经验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正常时候，这样一部或多或少是首尾一贯发展起来的官僚机器就会左右党的目标，包括候选人提名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大规模的公众亢奋时期，即使纯官僚化的政党也会出现超凡魅力领袖，1912年罗斯福的竞选即是明证。如果有了一位“英雄”，他就会强行以公民投票方式指定人选，可能的话还会改造整个提名机制，以竭力打破技术专家对党的控制。当然，这种突如其来的超凡魅力始终会面临通常占据优势地位的支持者的抵制，特别是控制和资助政党并维持政党日常运作的党老大的抵制，而候选人通常不过是这些党老大的傀儡。不仅谋职者的物质利益要依赖于对党的候选人的挑选，党的赞助人——银行家、承包商和托拉斯——更其如此。自克拉苏⁽¹¹⁾时代以来，大赞助人始终就是一种典型人物，他们有时为超凡魅力领袖筹集资金，指望从后者的选举胜利中获得政府合同、包税机会、专卖权或其他特权，尤其是预支赞助费的利息回报。但是，正规的政党组织也会靠赞助人为生。日常的收入往往不敷应用，比如党费以及从那些借助政党之力谋得政府职位的官员薪金中抽取的回扣（像美国的情况）。直接利用党的权力地位可以使参与者发财致富，但却未必能充实党的金库。出于宣传上的原因，党费往往会完全取消，或者全凭党员的自行斟酌，党的财政控制权由此便会落入大赞助人之手，甚至在形式上也是如此。正规的当家人和政治内行——党老大或党的书记——只有在牢牢控制了党的机器时，才能有望得到赞助人的财政支持。因此，超凡魅力的任何突然迸发也都会给正规的组织带来财政威胁。敌对的党老大或者相互竞争的政党的其他当家人，常常会团结起来阻止独立于正规党机器之外的超凡魅力领袖崛起，以保护共同的经济利益。一般来说，党组织这样阉割超凡魅力很容易获得成功，在美国也会始终如此，尽管那里会出现公民投票的总统初选，但是从长远来看，职业化运作的连续性在策略上总是优于情绪化的偶像崇拜。只有非同寻常的条件才能帮助超凡魅力获得对组织的胜利。导致英国自由党在第一次地方自治法案问题上发生分裂的超凡魅力与官僚制之间的独特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格莱斯顿极富个性的超凡魅力是清教徒的理性主义难以抗拒的，尽管遭遇了极为严重的不满，而且不利的选举结果也预兆不祥，但它仍然迫使考科斯会（caucus⁽¹²⁾）官僚彻底转变了立场站到他这一边；这导致了张伯伦建立的组织系统陷入分裂，并导致选战败北。去年［1912］在美国又出现了同样的事态。

自不待言，超凡魅力能不能得到机会同党的官僚制进行斗争，党的总体性质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机会因为党的性质而极为不同，也许那是一个为特定的竞选运动制定临时纲领以追求官职任命权的实用主义群体，也许主要是一个显贵或阶级的政党，也许更主要的是一个秉持某种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意识形态政党。当然，这些区别都是相对而言的。就某些方面来说，超凡魅力在第一种情况下能够获得的机会最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一个拥有官职任命权的党能使那些富有感召力的个人比德国各政党的小资产阶级显贵组织——特别是比自由派组织——更容易赢得必要的追随者，因为这些组织的纲领和世界观几乎一成不变，不难预料，让它们适应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煽动机会无异于一场灾难。然而，在这一点上大概也不可泛泛而论。政党组织的内在动力与具体情况下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在任何局面下都是密切交织在一起的。

七、超凡魅力与持续的支配形式

正如这些范例所示，超凡魅力支配绝不是仅限于原始发展阶段，那三种基本的支配类型也不可能被纳入同一条简单的发展路线，它们事实上都是以极为多样的组合形式出现的。然而，随着永久性制度结构的发展而消退，这就是超凡魅力的命运。就我们所知的各个早期阶段社会生活而言，举凡超越了满足经济需求的传统家政模式的协同行动，都有一种超凡魅力结构。原始人类把一切塑造了他生活的外来影响因素都看作是一些特殊力量的作为，认为这些力量都是物和人——不管是有生命还是无生命——所固有的，使它（他）们有能力行善和作恶。原始部落的整个观念体系，包括他们的自然——动物寓言，都是开始于这些假设。诸如mana、orenda之类的概念（人种志可以向我们说明其意义）都是在指称这种特殊力量，它们的超自然性质全然在于这一事实：它们并非人人可以企及，而是与某种限定的载体——人或物——有关。巫术品质与英雄品质不过是这种特殊能力的特别重要的范例。任何超越了日常生活轨道的事件都在显示某些超凡魅力力量，任何非凡的能力都在创造着超凡魅力信仰，而这种信仰随后又会被日常生活冲淡。在正常时候，村落头人的权力极为有限，差不多等于是仲裁人和代表者。一般来说，共同体成员不会要求有权罢免他，因为他的权力是超凡魅力权力而不是选举产生的权力；然而，如果必要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并迁居别处。日耳曼部落的首领始终都是以这种方式遭到摈弃的——如果他缺少超凡魅力资格的话。我们大体上可以说，原始共同体的常态就是无政府状态，节制这种状态的途径是遵守习俗，而遵守习俗都是不假思索的，或者是因为担忧革新会带来不确定的后果。巫师的社会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很微弱。

但是，只要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事件，比如重大的狩猎探险活动，魔鬼的愤怒造成的干旱或其他危险，特别是面临某种军事威胁时，英雄或巫师的超凡魅力就会立即发挥作用。超凡魅力狩猎领袖或战争领袖与平时主要负责经济和调解职能的酋长往往不是一回事。如果对诸神与魔鬼的操纵变成了永久性礼拜的对象，超凡魅力先知与巫师也就变成了祭司。如果战争变成了长期状态，而且技术上的发展使得系统训练和征召所有体格健全者入伍成为必需，超凡魅力战争领袖就会变成国王。法兰克王国的王室官员——Graf和sakebaro——最初都是军事和财政官员；所有其他的任务，特别是司法职能，都是后来增加上去的，最初则是掌握在古代的超凡魅力公共仲裁人手中。平时的首领所承担的主要职能有时更多地是经济上的（调整乡村或市场共同体的日常经济关系），有时更多地是巫术方面的（宗教的或医术的），有时更多地是司法方面的（最初仅限于仲裁），相比之下，一个拥有常设班子的战争领袖的确立，则是迈出了与“王权”和“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决定性一步。如果像尼采那样认为，一个部落臣服于另一个部落，后者由此建立常设机构以保持支配地位并勒索贡赋，于是便产生了王权与国家，^9a这种看法未免武断了。因为，豁免税赋的武装战士与提供服务的非武装平民之间同样的分化，也能够很容易地在任何遭受长期战争威胁的部落内部发展出来；顺便说说，这种平民的依附性往往并不是家产制的。首领的追随者可能会形成一种军事性的兄弟会并行使政治权利，由此便会出现一个封建贵族群体。或者，首领可能会越来越多地雇用他的追随者，起初是为了发动掠夺征讨，后来则是为了支配自己的人民，这种范例也是所在多有。［这种征服论］只有在如下情形中才是正确的：王权就是通常的超凡魅力战争领导权，它已经变成了永久性的，并且已经发展出了一部驯服非武装臣民的镇压机器。这部机器在被征服地区自然会变得最为强大，因为统治阶层面临着持续的威胁。诺曼人的国家——特别是英格兰——是西方仅有的真正中央集权并且行政高度发达的封建国家，这并非偶然；阿拉伯人、萨珊王朝及土耳其的军人国家也同样如此，它们在被征服地区组织得最为严密。僧侣政治权力的发展也是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天主教会严格的中央集权就是发源于西方的传教区，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得到了完善，因为大革命摧毁了地方僧侣的权力：教会作为战斗教会（ecclesia militans）创造了自己的技术性组织。但是，如果我们把官僚制、家产制或封建制支配结构的持续性视为决定性特征的话，那么即使没有征服与传教活动，王权和大祭司权威也会存在。

八、超凡魅力的去个性化：家族超凡魅力、“氏族国家”与长嗣继承权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到的都是超凡魅力程式化的可能结果，尚未涉及它的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品质。不过现在我们就要转而讨论这样一些现象，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独具一格的超凡魅力去个性化。超凡魅力从一种独一无二的天赐禀赋可能被改造成一种品质，即a）可以传递的品质，b）可以亲身获得的品质，或者c）附着于某种官职的在职者或某种制度结构——而不论所涉何人——的品质。我们之所以还有理由在这种非个人意义上谈论超凡魅力，仅仅是因为这里始终存在着一种并非人人可以企及的非凡品质，并且典型地使超凡魅力臣民变得无足轻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超凡魅力才能履行它的社会功能。然而，由于超凡魅力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并演变为一种持久性的结构，它的实质和运作模式也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最为常见的超凡魅力去个性化情形，就是相信它可以通过血缘关系得到传递。由此，门徒或追随者以及超凡魅力臣民永葆超凡魅力的愿望，也就以最简单的方式得到了满足。然而，这里也像家族最初的情况一样还不存在真正的个人继承权概念。我们能看到的不是个人继承权，而是相对于世代传人来说作为财产所有者的不朽的家族。最初，超凡魅力也仅仅在这种意义上才是可以继承的：家族和家系群体被认为得到了巫术之赐，因此只有它们才能提供超凡魅力的传导者。这种观念几乎唾手可得，很少需要对它的起源加以说明。一个得到它的超自然匡助的家族就会高居于所有其他家族之上；这种资格是不可能凭借自然手段获得的，因而是超凡魅力的资格，事实上，对这种资格的信仰到处都是王室与贵族权力的发展基础。因为，就像统治者的超凡魅力是他家族的组成部分一样，他的门徒与追随者的超凡魅力也是他们家族的组成部分。（传说是）出自日本超凡魅力统治者神武天皇之家（氏⁽¹³⁾）的那些家族——kobetsu（国族）——就被认为获得了永久赐福，并始终居于对其他氏的优势地位，它们当中的shinbetsu（神族）则构成了超凡魅力贵族阶层，其中包括（据传是）与神武天皇一起迁入的追随者氏族，以及被他吸收进追随者群体的那些土著氏族。这个贵族阶层向它的成员分派行政职位。连与臣⁽¹⁴⁾这两大氏族居于最高的超凡魅力等级。这里也像在其他氏族中一样，每当共同家族瓦解时都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只有一家被视为大家（Great House’ō＝Oho）。大连（O Muraji）和大臣（O Omi）家都是它们氏族特有的超凡魅力的载体，因此它们的头领有权要求在宫廷和政治共同体中占有相应的地位。举凡超凡魅力血缘关系原则完全适用的地方，所有的职业身份，直到最下等的营生，至少从理论上说，都要依赖于一种特有的超凡魅力和一个特定家系群体之间的联系，依赖于这样一个群体内部领导权的天赋优势和具有超凡魅力资格的大家之间的联系。国家的政治组织则依赖于家系群体、它们的隶属民和领土所有权。应当把这种“氏族国家”（Geschlechterstaat）类型与任何封建制或家产制国家以及家产制官职的国家（Amtsstaat）明确区别开来，不管其间的历史过渡界线多么模糊。因为，具体的家系群体履行职能的权利，都是因其家所固有的超凡魅力而获得正当性的，而不是由于授予财产或官职所产生的任何个人效忠。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从这种条件向封建制国家的过渡，一般都是由于统治者一心要摧毁这些家系群体的自治正当性，并代之以从他本人那里产生的封建正当性。

我们这里并不关心历史现实与超凡魅力血缘关系纯粹类型之间的对应程度；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知道这个原则曾以不同的发达形式存在于形形色色的人们中间，也就足够了。它的残余亦可见于日耳曼以及希腊古代的历史时期（例如雅典的Eteobutadai因其血统而占据了优势，相反，Alkmaionidai则因杀人罪而丧失资格）。

但在各个历史时期，王朝与家系超凡魅力的原则一般来说远不是那么持之有恒。无论在文化的最原始阶段还是最高级阶段，人们熟知的也只有统治王朝，也许还有其他权势家族极个别成员的超凡魅力特权。在原始条件下，巫师、求雨法师、巫医和祭司的超凡魅力，只要没有与政治权威融合在一起，也就极少牵扯到某个家族的超凡魅力；只有一种正规礼拜的发展，才会给某些祭司职位与贵族家系群体之间带来超凡魅力血缘关系，这一点屡见不鲜，并转而影响了其他超凡魅力类型的遗传性。随着生理上的血缘关系变得日益重要，最初对祖先的神化也就开始了，如果这一过程不被打断的话，最后就是对现任统治者的神化。我们将会谈到它的某些后果。

然而，家系超凡魅力并不能保证继承人得到毫不含糊的认同。这需要一套明确的继承规则，因此，除了信仰血缘关系的超凡魅力具有重要性以外，尚须补充以对长嗣身份之超凡魅力的信仰。所有其他的制度，包括东方地区常见的“资历”提升制，都会导致宫廷阴谋与变乱，特别是在通行一夫多妻制的地区，除了统治者一心要铲除潜在的觊觎者以利自己的后代之外，妻妾之间也会为了自己孩子的继承权而相互倾轧。在封建制国家，长嗣继承权原则一般都是首先为封地所有者规定的，因为世袭封地的分割必须受到限制以保证它们的服务能力。可以说，该原则随后就会应用到封建金字塔的塔顶，比如西方封建化过程中发生的情形。在家产制国家，无论是东方地区还是墨洛温王朝，长嗣继承权原则的效力都远不是那么确定。该原则阙如时的替代办法要么是分割政治权力，犹如分割任何其他家产制财产一样，要么是按照某种正规程序挑选继承人，比如按照神明裁判（原始部落中的做法是在儿子之间进行决斗）、神谕抽签（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由祭司挑选，比如约书亚以来的犹太人中的情形），或者最后，是正规的超凡魅力挑选形式，即提名之后由民众欢呼通过——但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比其他形式更容易带来双重选举和继承人斗争的危险。总之，作为唯一正当婚姻形式的一夫一妻制的支配，是君主权力能够保持连续性的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它使西方的君主受益匪浅，而在东方的条件下，只要一想到迫在眉睫的或者可能的继承问题，就会使整个行政系统提心吊胆，而且实际的继承也总是令国家有灾变之虞。

总的来说，在政治实体的结构与存续问题上，特别是由于继承的原则不得不与其他指定继承人的形式进行竞争，那么相信超凡魅力具有遗传性就成了导致最大的历史“偶然性”的条件之一。穆罕默德死时没有男性子嗣，其追随者也没有把哈里发的地位建立在遗传性超凡魅力的基础上，实际上在倭马亚王朝期间还是以直接反神权统治的方式发展哈里发地位的。这一事实对伊斯兰教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认定统治者资格时的分歧，因为什叶派承认了阿里家族的遗传超凡魅力，并接受了一个伊玛目永无谬误的教义权威，这与秉持传统和公议⁽¹⁵⁾（宗教公社全体一致的意见）的正统逊尼派是尖锐对立的。显然，取代耶稣家族最初在共同体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容易。当遗传性超凡魅力强大得足以压倒王公们的选举权要求时，日耳曼的卡洛林家族以及随后的诸王族便寿终正寝了，这一事实对于王权在日耳曼的衰落具有重大意义，相反，法国与英国王权的上升却得到了遗传性超凡魅力的强力推动。这大概比亚历山大家族的命运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最初三个世纪中几乎所有强大的罗马皇帝，都不是凭借血缘关系，而是通过指定收养登上帝位的，凭借血缘关系成为皇帝者，权力大都遭到了削弱。显然，之所以产生了这些不同的结果，关系到封建制国家与日益官僚化的国家在政治结构上的差异，后者乃是依赖于一支常备军及其军官。关于这种差异，此处不再详论。

九、官职超凡魅力

一旦确立了这样的信仰，即超凡魅力与血缘关系密不可分，那么超凡魅力的意义也就完全颠倒了。如果说一个人原来还要指望自身的作为获得贵族资格，现在则仅凭先祖的业绩就能使他的贵族资格具有正当性。因此，一个人成为罗马贵族的一员，并不是因为担任了一份高贵的官职，而是因为其祖先曾经担任过这样的官职，于是，以这种方式界定的官职贵族也就一心要垄断这些官职。真正的超凡魅力由此发生颠倒而走向它的反面，这在任何地方都是以同样模式出现的。纯正的美国人（清教徒）心态是推崇白手起家的人，把他看作超凡魅力的体现者，对于遗产继承人却不屑一顾，但我们已经亲眼看到，这种态度正在发生颠倒；今天受到重视的只是清教徒前辈移民、波卡洪塔斯⁽¹⁶⁾或纽约早期荷兰移民后裔的出身，或者公认为“老”财主家族的成员身份。封闭贵族名录、验证祖先谱系、准入的新富仅仅被当作gentes minores（二流家族），以及所有类似的现象，同样都是努力使它成为稀有物而提高身份的表现。不仅垄断有薪官职或其他与国家的关系，而且还有垄断通婚，背后都有着经济上的动机；贵族的地位提供了向富有的女继承人求婚的优先权，同时也提高了自己女儿的身价。

超凡魅力的去个性化除了表现为继承权的形式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形式。尤其是，可能会通过人为的巫术手段而不再通过血缘关系传承超凡魅力：通过主教的授圣职礼保证使徒的承前启后，通过祭司的授圣职礼获得永久的超凡魅力资格，国王的加冕礼和涂油仪式，以及原始与文明民族中的无数类似做法，都是来自这种传承模式。这种象征在多数时候都会变成单纯的形式，实际上远不如经常与其相关的以下观念来得重要：超凡魅力与担任某种官职联系在一起，而官职本身是通过按手礼、涂油礼等等获得的。这样我们就看到了超凡魅力转变为一种制度的独特过程：它作为永久性结构和传统取代了对超凡魅力人格启示和英雄品质的信仰，超凡魅力变成了一种既定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早期基督教会的罗马主教（最初与罗马教会一起）居于一种实质上的超凡魅力地位：罗马教会很早就获得了一种特殊权威，并一再坚持抗拒希腊化东方地区的思想优势，而那个地区产生了几乎所有伟大的教会奠基人和公认的教义，所有世界性宗教会议也都是在那里举行的；只要教会还能在这一牢固信仰——上帝不容这个世界首都的教会犯错误（尽管它的思想资源比较贫乏）——的基础上保持统一，罗马教会的优势就会持续下去。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超凡魅力权威；它绝不是一种现代的规定性教义权威（Lehramt）意义上的教皇权力，也不能比作上诉职能意义上的普遍管辖权，甚至不能比作与地方权力竞争的主教管辖权。这种观念那时尚未发展出来。此外，像任何其他的超凡魅力一样，它最初也被认为是一种不可靠的天赐禀赋，而且至少曾有一位罗马主教被公会议宣布革出教门。但总体上说，人们相信这种超凡魅力是神允给罗马教会的。即使是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他的权力达到巅峰时也没有更多的奢求，无非是安于对这种神允的相当普遍而模糊的信仰。只是进入现代历史之后，官僚化和理智化了的教会才把它变成了一种官职超凡魅力，并像任何官僚制一样在官职（权威）与任职者之间做出了区分。

官职超凡魅力——信仰一种社会制度的特殊恩宠状态——绝不是仅限于教会，更不是仅限于原始条件。在现代条件下，在臣民对待国家的态度上也能看到它的重要政治表现。这些态度可能差异极大，端赖它们对官职超凡魅力是友善还是敌视。清教主义对世俗事务特别缺少敬意，拒斥一切偶像崇拜，清教徒占优势的地方则会杜绝一切对尘世权力的超凡魅力敬重。官职行为与其他一切行为一样也被看作一种事务，统治者及其官员也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罪人（克伊波曾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而且并不比任何人更有智慧。他们是由于上帝谜一样的意志才被偶然放到了官员的位置上，因而获得了炮制法律、法规、判决和法令的权力。凡是带有罚入地狱的标志者，当然都应革除教会官职，但这项原则却不能适用于国家官职，而且没有必要。只要世俗的掌权者没有直接违背良知和上帝的荣耀，那就应当得到宽容，因为任何人事更动都可能仅仅是换上来一些同样有罪，说不定也同样愚蠢的人。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令人从内心归服的权威，因为他们不过是一种人为创造并用之于人的秩序的组成部分。官职在功能上是必要的，但它并非超然存在于任职者之上，也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尊严，比如初级王室法庭（königliches Amtsgericht）享有的那种符合普通日耳曼人感情的尊严。这种对待国家的自然主义理性态度，在特定条件下曾经有过极为保守或极为革命的影响，是清教影响下的各个国家许多重要特征的基础。普通日耳曼人对待官职，对待“超个人的”权威及其“光环”则抱着根本不同的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路德教的特质所决定的，但也符合一个非常普遍的类型：掌权者具有“神授权威”赐予的官职超凡魅力。在此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纯情绪化的国家形而上学，已经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教士的不可磨灭性（character indelebilis）这一天主教理论在官职超凡魅力与个人价值之间做出了严格区分，这与清教徒拒斥官职超凡魅力形成了极端的对立。这里我们遇到了超凡魅力去个性化并转变为一种资格的最激进形式，举凡通过巫术行为摇身成为官职等级制度之一员的人，也就天然地具备了这种资格，并把官职行动神圣化。这种去个性化是一种手段，借此手段，僧侣政治组织便被移入了一个随处都能识别巫术资格的世界。只有在教士可能会绝对腐化但又不致因此危及他的超凡魅力资格时，教会的官僚化才是可能的；只有这样，教会的制度性超凡魅力才能免受一切个人意外事件之害。由于前资产阶级的人们并不喜欢对自然和超自然世界进行道德评价，由于他们认为诸神并不是善的，而只是强大的，由于他们相信一切动物、人类和超人都具有巫术能力，那么人与事的这种分化也就符合被普遍接受的种种看法；教会只不过是深思熟虑地利用它们服务于一个伟大的组织观念：官僚化。

十、超凡魅力王权¹⁰

制度的超凡魅力合法化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情形，即政治超凡魅力，它是随着王权的兴起而出现的。

无论何地，最初的王（König）都是战争首领（Fürst）。王权则是产生于超凡魅力英雄品质。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王权并非最古老的政治支配形式，它是一种超越了家长制权威并与之有别的权力，因为它主要不是指导人与自然的和平斗争，而是指导一个共同体与其他共同体的暴力斗争。所有那些能够确保人们面对外部或内部的非常危难时得到救助，或者能够保证人们在冒险事业中获得成功的超凡魅力形式，都是王权的前身。在早期历史上，王的前驱——酋长——往往都担负着双重职能：他是家族或氏族的家长，但也是狩猎或战争的超凡魅力领袖、巫师、求雨法师、巫医——因而就是祭司兼医师，最后，他还是一个仲裁人。凡此种种超凡魅力，往往都是分别有一个专门的体现者。平时的酋长（氏族头领），其权力来源于家政，他主要承担经济职能，仅次于他的则是狩猎与战争领袖，后者已在夺取胜利和战利品的成功袭击中证明了自己的英雄品质。（亚述帝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王室碑文中，除了杀敌的数字以及用敌人的人皮覆盖了多大面积被征服城市的城墙以外，甚至列举了从黎巴嫩搜取的战利品和用于建筑目的而砍伐的雪松数量。）这种情况下获得的超凡魅力，与它的体现者在氏族或家族中的地位无关，实际上还与任何规则无关。超凡魅力与日常生活的这种二元性，至今仍可常见于美洲印第安人当中，比如易洛魁联盟，在非洲以及其他各地也屡见不鲜。

凡是没有出现战争与大规模竞猎的地方，我们都不会看到这种超凡魅力酋长：为了避免与平时的酋长那种常见的混淆，我们应当把他称之为“战争首领”（“Fürst”）。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自然灾害（干旱或流行病）频仍时，一个超凡魅力魔法师就可能拥有基本类似的权力并成为一个“祭司统治者”。战争首领的超凡魅力会随着它的效力以及对它的需求变化而或盛或衰；如果出现了长期的战争状态，战争首领就会变成一个固定角色。至于是否能说异族臣民被合并吸纳进共同体之后便开始有了王权与国家［见上文，七］，这主要是个术语问题。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合宜的做法就是始终以比较狭义的方式使用“国家”一词。

总起来看，“战争首领”这一现象并不涉及一个部落对另一个部落的支配，也不涉及是否存在个人的奴隶，而是仅与长期的战争状态和一个综合性军事组织有关。然而，王权也确实会经常发展为一种正规的王室行政，但那只是在他的军事集团控制了劳动大众或纳税人大众之后的事情。不过，异族部落的臣服并非一个必要的中间环节。超凡魅力武士向统治阶层发展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内部的分层，这也具有同样的分化效果。总之，一旦他们的支配稳定了下来，王室权力和那些从中享有了既得利益者——王室的追随者——便会谋求正当性，即谋求合格的超凡魅力统治者应当具备的标志。¹¹

十一、超凡魅力教育

一俟超凡魅力资格成为一种非个人的品质，即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最初都是纯巫术手段——进行传承时，它就开始不再是一种虽可验证但不能传承与习得的个人禀赋，而是转变为一种原则上可以教授和习得的能力。由此，超凡魅力资格便成了一个教育目标，尽管最初还没有理性的或经验的手段，因为英雄与巫术能力被认为是天生的；只要它们是潜在的，就能通过整体人格的重生而被激活。因此，超凡魅力教育的真正目的是重生，亦即超凡魅力品质的发展和对有资格者的验证、确认与遴选。［超凡魅力教育的要素包括：］脱离以往熟悉的环境以及所有家庭纽带（在原始部落中，见习者——epheboi⁽¹⁷⁾——要住到森林中去）；一律进入一个排他性的教育共同体；彻底改造个人行为；苦行；各种形式的心理生理训练以唤醒迷醉与重生的能力；通过震颤、折磨和致伤残（割礼大概最初主要就是这种苦行实践的一部分）而持续验证超凡魅力的完善程度；最后，通过毕业典礼被接纳进那些证明了自身超凡魅力者的圈子。

在某些范围内，超凡魅力训练与理性的专门化训练之间的过渡当然是不确定的。任何超凡魅力教育都包括了某种专门化训练，这取决于见习者要被训练成武士、巫医、求雨法师、魔法师、祭司还是法律圣贤。这种经验式的职业门类往往会出于声望和垄断考虑而被看作是奥秘学问，其数量和理性品质随着专门知识的分化和积累也与日俱增；最后，在一个专门化教育训练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上，只有常见的少年人军营生活及学生生活现象仍然一如既往，是为唤醒和验证超凡魅力能力的古老禁欲主义手段的余韵。然而，真正的超凡魅力教育是与官僚制奉行的专门化职业训练完全对立的。在这两种教育形式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与“教养”（按照前面的定义，即改造基本态度与个人行为）有关并且仅仅保留了原本非理性的超凡魅力教育手段之残余的所有形式。最重要的范例就是武士与祭司的训练，这在以往主要是为了选择具备超凡魅力资格的人。凡是未能通过英勇的武士训练考验者，就仍然还是一个“娘们儿”，同样，一个未能焕发出超自然力量的人，就仍然还是一个“俗人”。为了追随者的实际利益，还会以众所周知的模式坚持并提高资格标准，这就迫使主宰者只能与那些经受住了同样考验的人分享他的统治权的声望与物质机会。

在这些变形过程中，超凡魅力教育可能会变成一个国家或教会的制度，或者交给有组织的利益集团进行形式上的自由创制。实际的发展则取决于极为多样的环境，尤其是取决于相互竞争的各种超凡魅力之间的权力分配。如果军事——骑士训练或者宗教教育在共同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情况更其如此。与骑士训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宗教教育的唯灵论恰恰促进了它向理性教育的发展。祭司、求雨法师、巫医、萨满教僧、苦行僧、修道士、宗教歌手与舞者、书吏与法官的训练，以及骑士和武士的训练，所采取的形式不一而足，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大同小异。差别仅仅在于不同教育群体的相对影响。这不仅取决于统治权与司铎权（稍后再论）之间的权力分配，而且尤其取决于军事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是个社会荣誉问题，是某个阶层由此而特别有资格承担义务的问题。只有存在这种义务的地方，军国主义才会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相反，宗教教育的发展通常都是统治权——最初是宗教支配——官僚化的一个职能。

古希腊epheboi⁽¹⁸⁾的基本制度——个人的体育—艺术造诣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仅是普遍的军事训练类型的一个特例，其中特别包括为入会仪式（亦即为作为一个英雄而获得新生）预做准备，然后被接纳进男性兄弟会（Männerbund）和武士的共同体之家。这就是原始的军营。（此即“男人之家”的起源，舒尔茨曾乐此不疲地四处考证。）^11a这些都是世俗教育的范例：武士集团支配下的教育。一俟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主要不再由武士构成且战争也不再是一种常态，这种制度也就随之解体了。古埃及祭司控制官员和书吏的训练，则为这种典型的官僚制国家提供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教育“教权化”范例。在众多其他的东方事例中，也是由祭司控制官员的训练，而这就意味着他们总体上也控制了教育，因为只有他们发展了一套理性的教育体系，并为国家提供了具有理性思维素养的官员和书吏。在西方的中世纪，由教会和修道院（这是一切理性教育的媒介）提供的教育也极为重要。神职人员的理性教育和骑士的教育并存，彼此既竞争又合作，乃是由于统治阶层的封建与身份特性所致，并赋予了西方的巫医和西方的大学以特殊的性质。相比之下，纯官僚制的埃及国家就不存在对应的教育教权化现象；其他的东方家产制国家也未能发展出一种特殊的骑士教育，因为它们缺乏必要的等级结构；最后，彻底去政治化的犹太人却发展出了一种严格的教权化教育的重要类型，他们的内聚力是依赖于犹太教和拉比。

希腊城邦和罗马并不存在有可能创造出一个教权化教育体系的国家官僚制或者祭司官僚制。荷马乃是极不敬神的世俗贵族的文学产物，始终是文学教育的主要媒介（这可以说明柏拉图为什么对荷马深恶痛绝），并且阻碍了宗教权力的神学理性化，在一定程度上说，这只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历史偶然。关键的事实在于，那里完全不存在教权主义的教育体系。

最后，在中国，儒家理性主义的性质、它的因循性以及它作为教育的基础被接受下来，都是世俗家产制官员群体的官僚制理性化以及缺少封建权力所致。

十二、财阀统治是如何获得超凡魅力的

任何巫术超凡魅力或英雄品质的训练，都可能变成一个小圈子职业同道的事务，他们当中可能会形成一些秘密的祭司兄弟会或者排他性的贵族集团。其中的变体，从系统的支配到政治或巫术兄弟会——尤其是在西非常见的秘密会社——的偶然劫掠，难以胜数。所有那些发展为会社或兄弟会的群体，无论他们是来自自愿的军事扈从还是来自征发的精良壮丁，都会日益倾向于注重以纯粹的经济资格取代超凡魅力能力。一个年轻人在能够接受既费时又不可能在经济上直接获利的超凡魅力训练之前，必定在家政中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然而，经济事务越密集，这种可有可无性也就越不常见。结果是有钱人垄断了超凡魅力教育，他们会有目的地强化这一趋势，随着原初的巫术或军事职能逐渐丧失重要性，经济方面的职能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

在这项发展的最后，一个人可能只需在不同的政治“俱乐部”里购买自己的地位，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在早期的条件下，组织一场丰盛的宴会可能就足够了。只要军事和巫术超凡魅力的实际重要性走向了衰落，除了原始民族以外，超凡魅力统治阶层转变为纯粹的财阀统治阶层就是一个典型现象。到了这个时候，使一个人成为贵人的就未必是财产本身了，毋宁说，是唯有在财产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的那种生活方式。在中世纪，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那么骑士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凡有来客无不款待，这一点至关重要。在许多部落中，仅仅举办一些宴席就能获得头人的称号，而且还能以同样方式保持这个称号。这是一种贵族的义务（noblesse oblige），而这种义务总是轻易能够令那些不堪此种负担的贵族沦入穷困境地。

十三、现存秩序的超凡魅力合法化

随着支配固定为一种常态结构，作为一种创造性力量的超凡魅力就会逐渐淡出，只有在短命的大众骚动中才会喷发出来，而且结果不可逆料，比如在选举期间或者类似的事件中。然而，尽管超凡魅力会大大变形，但它始终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要素。我们现在必须回到上面［（二），一］提到的经济动机，它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超凡魅力何以走向程式化：特权阶层需要赋予自身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以正当性，就是说，需要把它们从一种单纯的权力关系之果转变为一些既得权利，从而使它们神圣化。显然，这些关切乃是以去个性化形式保存超凡魅力要素的最强大动机。由于真正的超凡魅力既不是以规定的或传统的秩序，也不是以既得权利为基础，而是以借助英雄品质和神启获得的合法化为基础，因此它与这种动机就是根本对立的。但在它走向程式化之后，正是它作为非凡的超自然神性力量的这种品质，使它成为超凡魅力英雄的继承人获得正当权威的一个恰当来源；另外，以此形式，它也有利于一切指望这种权威——也就是仰赖它的长存——保障自身权力和财产的人。不过，超凡魅力合法化的形式不一而足，这取决于它和使它得以立足的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关系。

如果借助遗传超凡魅力尚不能使统治者的正当性清晰可辨，那就需要另一种超凡魅力权力：通常这只能是僧侣政治权力。即使一个统治者是一个神性化身且由此具备了最高程度的个人超凡魅力，情况也依然如此。如果他不能以自身的业绩证明自己，他的超凡魅力要求就必须由熟稔神性的行家予以证实。于是，神性统治者便会奇特地屈从于这样一些群体的限制：宫廷官员和祭司，他们的正当性对于他们获得物质上和观念上的回报，关系至为重大。这种限制可能会导致神—王被长期幽闭在宫中，甚至导致他在进入成年时遭到谋杀，以使他不可能损害自己的神性，或者不可能摆脱监护。一般来说，超凡魅力统治者都背负着对被统治者负责的重担，正是这一事实，往往会产生以某种形式对他加以控制的迫切需要。

由于这样一个统治者有着尊贵的超凡魅力品质，因此他就需要一个能为统治行动，特别是为那些失误和不得人心的措施承担责任的人；东方的哈里发、苏丹和沙⁽¹⁹⁾至今仍然如此，他们需要大维齐这样一个传统角色。就在一代人之前，波斯还曾试图废除大维齐一职，以便由国王亲自监督官僚制内阁，但这项努力以失败告终，因为它有可能导致由国王本人对民族的一切不幸以及所有的行政弊端负责，同时还可能不仅危及统治者自身，而且危及他的超凡魅力正当性；于是，大维齐的地位不得不予以恢复，以便它能保护国王及其超凡魅力。

这就是西方，特别是西方议会制国家责任内阁首辅（chef ducabinet）的东方对应角色。在西方，我们看到的是le roi règne，mais ilne gouverne pas（国王君临但不统治）之类的公式以及这样的理论：为了国王的尊严，他“不着官服就不应出现在公众面前”，¹²更有甚者，为了同样的理由，他应当完全回避插手正规的官僚制行政，而是把它托付给担任内阁职务的政治党派领导人。这等于是让熟稔传统与礼制的行家——祭司、宫廷官员和高层显要——把神化了的家产制统治者隔离开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超凡魅力的社会学性质与宫廷官员或政党领袖及其追随者的利益，都在同样程度上导致了这些限制因素。议会制君主尽管没有权力，但仍然得以保留，因为，正是由于他的存在，同时也由于权力“以他的名义”行使，所以，是他通过他的超凡魅力保障了现存的社会与财产秩序的正当性，如果国王被废除，所有与这个秩序有关的人必定都会担心对该秩序正当性的信仰遭到颠覆。一个按照固定规则当选的总统也能实现这样的功能——把获胜政党的施政决策作为合法行动而赋予正当性。但是，议会制君主却能实现一个当选总统不可能实现的另一项功能：他居于规定的国家最高地位上，形式上可以约束政客之间的权力斗争。从纯粹的政治观点来看，这基本上是一种消极功能，它依赖于一位合法国王的绝对存在，这实际上大概是最为重要的功能。从比较积极的意义上说，在最为典型的情况下，这项功能意味着国王只能以他的个人能力或他的社会影响（影响力王国），而不是凭借他的权利（特权王国）对施政发挥积极作用。最近的一些事件和人物表明，尽管存在着议会制度，一个国王仍然可以发挥这种影响。英国的“议会”君主制使得限制政治上胜任的君主染指实际权力成为可能，因为，国王一旦在对外对内政策上走了一步臭棋，或者提出了与他个人资质或声望不符的要求，他就可能丧失王位。就此而论，英国的议会君主制比大陆的君主制有着更纯正的超凡魅力，后者鼓励统治者行使权力仅仅因为那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管他是个白痴还是个政治天才。¹³

（三）纪律与超凡魅力

一、纪律的意义

超凡魅力一旦进入了恒定的社会行动结构，它在面对传统势力或者理性联合体的势力时就会逐渐淡出，这就是它的命运。超凡魅力的这种衰落，一般都表明了个人行动的重要性在趋于萎缩。在这个方面，最不可抗拒的力量就是理性的纪律，它不仅根除了个人的超凡魅力，而且根除了身份群体的分层，至少也会沿着理性化方向对它们进行改造。

纪律的要旨不过就是对公认的秩序进行一以贯之的理性化，做出条理性的准备并加以准确实施，在这其中，一切个人异议都将被无条件中止，行动者将被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此外，这种秩序下的行为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的作用来自它作为某种大规模结构内部社会行动的特质。服从者未必是同步服从，或者未必是一个特别庞大的人群，他们也未必是在某个特定地区才能团结在一起。纪律的关键之处在于，多数人的服从即可达到理性的统一。

纪律本身并不敌视超凡魅力或身份荣誉。恰恰相反，试图统治广大领土或大规模组织的身份群体，只有借助严格的内部纪律才能保持对臣民的显著优势，比如威尼斯的议会贵族、斯巴达人、巴拉圭的耶稣会士等等。臣民的盲从也只有通过训练他们绝对服从纪律规范才能做得到。如果一个身份群体仅仅为了纪律的原因而保持一种刻板的声望与生活方式，这种深思熟虑的理性成分就会始终居于突出地位，并会转而作用于受这样一个群体影响的所有文化。我们无须在此讨论这些作用。一个超凡魅力英雄可能会以同样的方式利用纪律手段，实际上，如果他要扩张自己的支配范围，他就必须这样做。例如拿破仑就为法国创造了一个纪律性的组织，而且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一般来说，纪律像它最理性的产物官僚制一样都是非人格的。它永远都会保持中立，任由一切要求它服务并熟知如何促进纪律性的权力对它加以利用。这并不妨碍它在本质上与超凡魅力以及身份荣誉，特别是与封建的身份荣誉格格不入。因极度亢奋而躁狂大发作的狂暴武士，以及为赢得个人荣誉而与某个势均力敌者一决雌雄的封建骑士，也同样和纪律格格不入，前者是因为个人行为的无理性，后者是因为缺乏就事论事的态度。纪律是为了训练人们的习惯性程式化能力，而不是训练对某个领袖的英雄式迷醉、忠诚、饱满的热忱以及对他的个人奉献，也不是训练对荣誉的崇拜或者培养作为一种诀窍的个人合格性。如果说纪律也会诉诸明确的道德动机，那么它是以责任感和良心为先决条件的——克伦威尔所说以“良心之师”对“荣誉之师”。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对统一条件影响下的大众所能达到的最佳程度的生理心理预备状态进行理性计算。当然，满腔热忱以及无保留的奉献精神也在纪律中占有一席之地；一切现代的战争行为恰恰都会考虑军队战斗力中的士气因素，而且往往都是优先考虑。军事领导人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情感手段，一如最老到的宗教纪律手段——罗耀拉的伊纳爵⁽²⁰⁾编撰的《神操训练》——以它们的方式所表现的那样。它力求通过“激励”，甚至发展士兵对首长意志的共鸣而影响战斗。然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里的决定性要点首先在于，一切都经过了理性的计算，特别是那些似乎难以把握的无理性情感因素，至少原则上都像煤矿或铁矿储量一样是可以计算的。其次，奉献精神一般都是非人格的，是以某种目的、某项共同事业、某个理性筹划的目标而不是以某个人本身为取向的，尽管一个迷人的领袖可能会激发出具有个人色彩的奉献精神。

只有在奴隶所有者的特殊权利所创造的纪律环境下，情况才会有所不同，比如古代东方的种植园或奴隶军队，比如古代和中世纪以奴隶或囚徒为兵员的战舰。在这些情况下，唯一有效的因素实际上就是机械性的操练并把个人整合进一个迫使成员通力协作并且无处可逃、不可阻挡的机器中去。然而，这种强制整合的形式始终都是任何纪律中的一个强大要素，在一场系统进行的战争中就更是如此，而在责任与良心的道德品质均告失灵的所有环境中，它都会作为一种不可削弱的后遗症浮现出来。

二、纪律源起于战争

纪律和超凡魅力之间的冲突一直就充满了无常的变化。这种冲突在战争结构的发展中有着自己的经典位置，在这个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冲突纯粹是由技术决定的。然而，武器的种类未必具有决定性影响，比如矛、剑、弓，因为它们全都既适用于有纪律的战斗，也适用于个人之间的搏斗；在已知的近东和西方历史之初，马的输入以及——在某种不确定的程度上——划时代的铁制工具的出现，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匹引来了双轮战车，驾御战车投入战斗的英雄有可能在战车上进行厮杀了；这是东方、印度和古代中国的君王以及整个西方（包括后来的凯尔特人地区和爱尔兰）战争场面中的主导形象。随战车而至但持续时间更久的是骑兵；由此便出现了骑士——波斯人、塞萨利人⁽²¹⁾、雅典人、罗马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都有了骑士。在纪律的早期发展中无疑产生了一定作用的步兵，其重要性在某些时候往往就隐而不彰了。铁制兵器取代青铜标枪用于近战，大概是再次推动了反方向发展的因素之一。然而，就像火药在中世纪可以说几乎没有带来从无纪律作战向有纪律作战的过渡一样，铁本身也没有带来这种变化，远程的骑士兵器毕竟也是铁制的。带来了这种变化的是以重装甲武装起来的希腊罗马步兵（重甲步兵）的纪律。一段常被引用的文字表明，荷马那时就已经看到了纪律的开端：禁止脱离队列作战。罗马行政官之子按照古代英雄的方式在单独格斗中杀死了敌军统帅而被处以死刑，这一传说便象征着罗马人的转折点。我们还会接连看到训练有素的斯巴达职业军队、比奥蒂亚的圣殿小分队、装备长矛训练有素的马其顿方阵（sarissae）、比较机动但同样训练有素的罗马军团步兵中队。这些军队逐一赢得了对波斯骑士、希腊和意大利民兵以及普通的非基督徒军队的优势。希腊重甲步兵出现不久，人们还曾试图通过“国际法”禁止使用缺乏侠义之风的远程武器，犹如中世纪曾试图禁止使用石弓一样。

显然，武器的种类乃是纪律之果，而非纪律之因。专门使用步兵团采取近战战术，在古代时期导致了骑兵的衰落，而罗马的骑士身份实际上成了豁免军事服务的同义语。到了中世纪末期，瑞士出现了密集队形大军，与之平行而至的发展则是首次打破了以往由骑士垄断的开战权。即使这时，瑞士也仍然允许持戟者自告奋勇进行英雄格斗，身后是以密集队形前进的主力，长矛手则占据外围阵地。这在最初只是导致了骑士单打独斗的频率降低。在16、17世纪的战斗中，骑兵作为一支越来越有纪律性的力量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没有骑兵，那就不可能发起攻击性战斗，实际上也不可能取得对敌优势，英国内战的进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开启了战争变革过程的并不是火药，而是纪律。奥兰治家族的莫里斯⁽²²⁾统帅的荷兰军队就是最富有现代纪律性的军队之一。它被剥夺了一切身份特权，例如，雇佣军就再也不能认为有辱尊严（opera servilia）而拒绝筑垒工作。尽管保皇党人凶悍勇猛，但严肃理性的清教纪律使得克伦威尔的胜利成为可能。他的铁甲军——“良心之师”——都是以密集队形疾步前进，冷静瞄准并在拔出军刀的同时开枪射击。发起攻击之后他们仍能保持或者立即恢复密集队形。这种纪律从技术上说要优于保皇党的élan（锐气）。保皇党军队的习惯是热衷于快速发起攻击然后分散队伍，要么去洗劫敌营，要么是草率地追击单个敌人以求抓获俘虏索取赎金。这种习惯葬送了一切成功的可能性，在古代和中世纪是一种常见的典型现象，比如在塔格利亚卡佐［指安茹的查理在1268年击败霍亨斯陶芬王室的末代君主康拉德］。只有出现了纪律之后，简而言之，只有运用以纪律为先决条件的战争机器时，火药和一切与火药相关的战争技术才具有重大意义。

奠定了军队组织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决定纪律发展的唯一使然力，但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过，纪律对战争行为产生的各种作用，甚至对政治与社会秩序有着更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并非一目了然。纪律作为战争的基础，催生了祖鲁人的家长制王权，但是那里的君主却受到了军队统帅——他们类似于斯巴达的五执政⁽²³⁾——权力的合宪制约。¹⁴同样，纪律也催生了带有运动场的希腊城邦。当步兵的操练完善到精湛的程度时，城邦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贵族统治结构（比如斯巴达）；当城邦采用了海军的纪律时，它们就有了民主制结构（比如雅典）。军事纪律也是瑞士民主制的基础，它在瑞士雇佣军的兴盛时期大不同于雅典人，但却——用希腊术语来说——利用只有有限权利的人（珀里俄基人⁽²⁴⁾）或者毫无权利的人（希洛人⁽²⁵⁾）控制了各个地区。军事纪律也是建立罗马贵族统治的手段，最后，还是建立埃及、亚述以及现代欧洲官僚制国家的手段。

这些范例表明，战争纪律可以和完全不同的各种经济条件并行不悖。但它始终在以某种形式影响着国家、经济、大概还有家庭的结构。在历史上，一支高度纪律性的军队必然就是一支职业化军队，因此，如何为军队供应给养就始终是个基本问题。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创建训练有素、随时待命出击的军队，最初的途径就是武士共产主义。它可能会采取男人之家的形式，一如职业武士的军营或俱乐部，而且这种形式在世界各地传播极为广泛；武士共产主义也可能采取利古里亚海盗的共产主义共同体模式、斯巴达的野餐（syssitia）原则、哈里发欧麦尔或者中世纪宗教骑士团的组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武士共同体可能会形成一个完全自治的封闭性联合体，或者一般来说可能被吸收进一个地区性政治联合体。因此，补充新的成员可能要由更大的秩序来决定，当然，它也可能转而对这种秩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关联性多数时候都是相对的。比如即使在斯巴达，也并非始终坚持“血统的纯正性”，因为获得成员资格的关键因素是军事教育。

与共产主义武士绝对对应的则是修道士，他们以修道院为立足之地的共产主义生活，有助于达到训练他们为来世主宰者（由此大概也会为今世主宰者）服务的目的。随着武士共同体坚持不懈的发展，在直接仿照修会建立的立誓不婚的骑士团以外，也可以看到脱离家庭及一切私人经济利益的现象。男人之家的成员会购买或掳掠姑娘，或者要求臣民共同体把尚未被出卖成婚的姑娘交由他们处置。波利尼西亚居于支配地位的身份群体——Areoi——的孩子一律被杀掉。男人只是在完成了对男人之家的服务之后，才能结成永久的两性关系并享有经济独立，但这时往往已届高龄。以下若干现象，即按照年龄分群——这对于调整两性关系有时也很重要，所谓原始“同族混交”或者所有男性武士对所有无主女性享有“原始权利”的遗风，或者所谓最早的婚姻形式——抢婚，特别是“母系家庭”（Mutterrecht）¹⁵的存在，都是在长期战争状态下大行其道并要求武士离弃家室的共产主义军事组织残留的反映。

很有可能，共产主义的武士共同体到处都是超凡魅力战争首领追随者的残余现象。一旦追随者建立了能在平时保持不坠的固定联合体，这些领袖也就风光不再了。但在有利的条件下，武士头领仍能获得对有纪律的武士队伍的绝对控制权。这种武士以战利品以及从妇女、不适于行伍的人，大概还有农奴那里获取贡赋为生，相应的，与他们的共产主义形成了极端反差的则是以“大庄园”为基础的军事组织：从主宰者仓储中获得给养装备的家产制军队，我们知道，埃及尤其是这种情况，但它的特征往往也是其他军事组织的组成部分，因而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相反的现象，即武士共同体摆脱头领的无限制权力，比如斯巴达通过五执政官形式做到的那样，仅仅可能出现在纪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因此，在城邦中，只有和平时期并且只有在本土（按照罗马行政法的技术意义，domi与militiae⁽²⁶⁾截然不同），国王的权力才会遭到削弱，而这就意味着纪律的削弱。斯巴达国王的特权只有在和平时期才会跌至零点，但在战场上，出于纪律的考虑，国王的权力仍是无限制的。

纪律的全面松弛——但程度大不相同——通常都会相伴出现分散权力的军事体制，不管那是俸禄制的还是封建制的。训练有素的斯巴达军队、其他希腊的与马其顿的以及若干东方军事建制的份地（κλῆροι），土耳其的半俸禄制封地，以及最后，日本和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封地，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些经济上分散权力的阶段，与它们相伴出现的通常都是纪律的削弱及个人英雄品质的盛行。与经济面貌一样，领主的封臣从纪律面貌上也体现了与家产制或官僚制军人的极端反差。纪律面貌是经济面貌的一个结果。封建封臣不仅要操心自己的装备给养并管理自己的辎重，而且要负责召集并领导他的属臣，后者也是要自我装备。中世纪末期到现代之初，利用雇佣兵首领以半资本主义方式招募雇佣军，以及利用公共财政手段组建和装备常备军，突出表明了在战争手段日益集中于战争首领之手的基础上，纪律得到了强化。我们此处无须详论军队是如何日益实现理性化的；它开始于奥兰治的莫里斯，进而是华伦斯坦、古斯塔夫·阿道弗斯⁽²⁷⁾、克伦威尔的军队，以及法国、腓特烈大帝和玛丽亚·特蕾西亚的军队。我们这里也不可能详论从职业军队向法国大革命的人民军队——拿破仑把它改组为一支半职业化军队——以及向19世纪到处都在引进的普遍征兵制的过渡。这项发展实际上表明了纪律的日益重要，与此同时出现的进步则是以公共财政，而不再以私人资本主义作为军事组织的基础。

普遍征兵制的绝对优势在机械化战争时代是否已经一劳永逸，这一点仍然有待观察。例如，英国海军的最佳射击纪录似乎就是决定于职业射击队保持常年的连续性。特别是，如果缩短服役期的过程——该过程目前在欧洲已经停顿下来——还要继续的话，对职业军人在某些兵种里的技术优越性的看法，几乎可以肯定会稳处上风。某些军官圈子已经暗中抱有这种观点了。法国军队在1913年实行了三年义务兵役制，乃是受到“职业军队”这一口号的激励而使然，但这稍嫌不当，因为没有在各兵种之间做出区分。这仍然是一些模糊的可能性，而且还可能产生一些政治后果，此处不赘。总之，它们都没有改变纪律的极端重要性。我们这里想要表明的是，武士与战争手段的分离，以及战争手段集中于战争首领之手，到处都是这种群众纪律的基础，不管这一过程是出现在家产制、资本主义还是官僚制的背景之下。

三、大规模经济组织的纪律

军事纪律催生了一切纪律。大规模经济组织就是训练人们服从纪律的第二大力量。法老时代的工场和建筑工程（尽管对它们组织细节的了解至今都是那么贫乏）与迦太基—罗马种植园、中世纪晚期的矿山、殖民地经济的奴隶种植园以及——最后——现代的工厂，并没有直接的历史过渡联系。然而，它们全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素：纪律。

古代种植园的奴隶睡在工棚里，无家无业。只有管理人——特别是管事（villicus）——拥有个人住处，大概类似于军士的［私人］宿舍或者提供给现代不动产有薪管理人的住房。一般来说，唯有管事才享有准财产权（特有产，即最初以牲畜作为财产）和准婚姻权（contubernium⁽²⁸⁾）。早晨起来奴隶们以“班”（十人队）为单位整好队形，由“鞭子”（班长）带领去劳动；他们的日用品（用军营术语来说）储存在兵站里，按需领取。没有医务所和禁闭室。中世纪和现时代庄园的纪律则远没有那么严格，因为它已被传统定了型，所以也多少限制了领主的权力。

无需特殊的证据亦可表明，军事纪律也像在古代种植园那样是现代资本主义工厂的理想模式。然而，工厂中的组织纪律有着绝对的理性基础。借助于适当的度量手段，个人劳动的最佳获利性可以像任何物质生产资料的获利性一样被计算出来。在此基础上，美国的“科学管理”体系随着它对劳动技能的理性训练和教育，从而随着由工厂的机械化和纪律得出的最终结论而突飞猛进。人的生理—心理官能完全适应了外部世界、工具和机器的需要，简言之，它被功能化了，个人被剪除了由他的机体所决定的天然节奏；按照劳动程序的要求，通过肌肉的功能专业性并创造了体能的最佳经济性，他适应了一种新的节奏。¹⁶在工厂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特别是在官僚制的国家机器中，与整个这一理性化过程并驾齐驱的则是组织的物质手段集中到了主宰者手中。因此，随着政治与经济需求的满足日益理性化，纪律也无情地接管了越来越广泛的领域。这种普遍现象越来越多地限制了超凡魅力，也限制了构成个体差别的行为的重要性。

注　释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注释与校订均为Roth所作。

1　一、二两节另有译文，见Gerth and Mills，From Max Weber, op. cit. ，245—50。

2　见Rudolf Sohm，Kirchenrecht I（1892），6，26，；II（1923），176f. and Outlines of Church History（Boston 1958；frst publ. in 1887），33。

3　这里说的是艺术超凡魅力保持者的独身生活以及拥有独立财产的追随者，暗指超凡魅力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和他那个圈子；参阅第一部分，第三章，十。

4　这是直接抨击威廉二世，他不顾自己的诸多政治失误而以近代的君权神授说要求人们效忠。

5　参阅《法律社会学》（三），以及（五），五。（W）

6　Karl Weierstrass（1815—1897），a mathematician known for his theory of analytical functions.

7　参阅GAzW，471f。（W）

8　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Stuttgart 1944），IV，695.

9　1880年，德国最大的自由主义政党——民族自由党——的一部分因拒绝和党一起接受俾斯麦提高关税的政策而退出该党。分离派主要是支持自由放任政策，他们在1884年与左翼自由派，即进步党合并为自由民主党。合并的动机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党，为相对自由主义的王储弗里德里克提供支持，他被认为有望在不久的将来继承王位。事实上，俾斯麦从剪除该党在帝国议会中的100多名议员开始，最终设法消灭这个党，而弗里德里克也仅仅统治了3个月。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在1890年用卡普里维（Caprivi）取代了俾斯麦，前分离派希望出现一个更加自由主义的政府，试图改变老进步党及统一后的党那位专横跋扈的领导人欧根·李希特毫不妥协的政策。在随后的斗争中，海因里希·里克特领导的前分离派设法在党的执行委员会中获得了多数，但李希特的基层组织和他的报纸却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击败这种挑战。不稳定的统一被摧毁了，该党在1893年终告分裂。参阅Tomas Nipperdey，Die Organisation der deutschen Parteien vor1918（Düsseldorf：Droste，1961），206—17。

9a　大概这是指的Ludwig Gumplowicz的“社会学国家观”，见他的The Outlines of Sociology（Philadelphia 1899；German ed. 1885），Die soziologische Staatsidee（1892），以及其他著作。（Wi）

10　这一节还有另一篇译文，见Gerth and Mills，From Max Weber, op, cit. ，251f。关于超凡魅力王权的另一个方面，见Marc Bloch，Les Rois thaumaturges：Étude sur le caractère surnaturel attribué à la puissance royale, particulièrement en France et en Angleterre（Strabourg 1924）。

11　手稿在此中断。这里的思路由下文十三节以及第十五章第一节接续。（W）

11a　参阅Heinrich Schurtz，Altersklassen und Mannerbünde（Berlin 1902）。

12　俾斯麦的双关语之一，其中关于着装（Bekleidung）的用词意指扈从（Begleitung）。

13　这是对威廉二世与爱德华七世及乔治五世进行的不公正比较。

14　五执政即五名选举产生的司法行政官以钳制两国王的权力。他们当中会有人伴随国王出征，但没有任何指挥权。然而，如果国王无视他们的意见，他们可以把国王送上法庭。

15　关于Mutterrecht，参阅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38—45，以及第271页引用的文献。

16　参阅韦伯的心理学研究概论以及他本人的调查报告和调查建议“Zur Psychophysik der industriellen Arbeit”（1908—09），重印于GAzSS，61—255。

(1)　字面义为“金发白肤兽”，指金发白肤原始人，北欧的白肤型原始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杰出的动物，一种高级的或理想的体形，或一种掠夺成性的生物，后泛指任何具有攻击掠夺秉性的人。

(2)　Karl Teodor Wilhem Weierstrass（1815—1897），德国数学家，现代函数论创立人之一。

(3)　Henry Willard（1835—1900），原名菲迪南·亨利希·古斯塔夫·希尔加德，生于德国巴伐利亚，1853年移居美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881年买下了《民族》和《纽约晚邮报》。此前即作为德国债券持有者的代理人卷入铁路组织工作，1875年帮助改组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铁路公司及俄勒冈轮船公司，次年成为两公司的总经理。1881年获得北太平洋铁路公司控股权成为总经理，领导完成了该公司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设。1889年组建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任总经理至1893年该公司改组为通用电气公司时止。

(4)　blind pool，经营者自行决定筹集，用以操纵证券或商品市场等的集合基金。

(5)　Pali texts，用巴利文写成的佛教上座部经藏和论藏。巴利语系起源于北印度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古印度——雅利安吠陀语和梵语诸方言有密切关系，但并非直接由上述语言派生。释迦牟尼不愿使用梵语布道，鼓励其徒众使用本地语言，其后佛教教义口耳相传，由印度至锡兰（约公元前3世纪），用巴利语记载下来（公元前1世纪），遂使巴利语成为标准的佛教国际语言，与上座部佛典即《三藏》一起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巴利语作为文学语言于14世纪在印度本土已不使用，但在其他地区延续使用至18世纪。

(6)　中世纪学者、术士的助手、随从。

(7)　primus inter pares，同级或同辈中居于首位者。archon，古希腊诸城邦中最高职位持有者享有的头衔，即执政官。雅典原有三位执政官，公元487年后，以抽签方式选任执政官，约在公元680年增至九位。consul，领事，在古罗马共和国，领事由每年选出的两个首席行政官担任。到中世纪晚期，西欧商业市镇的商人常常在自己中间选出一人或数人担任商业纠纷的仲裁者，称之为“领事法官”或“商人领事”。随着这些国家的商人向各地迁徙定居，这种制度也传播开来。领事的权力因本国与贸易国之间的条约而得以扩张，逐渐扩大到所有民事与刑事管辖权，包括对本国人生命、特权和财产的保护。现代的领事主要是代表派遣国商业与海事利益的国家代理人，不是外交代表，因此不享有外交特权，除非他们同时也被任命为临时代办。doge，中世纪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共和国的总督。

(8)　比奥蒂亚（Boeotia），亦即维奥蒂亚（Voiotia），希腊中东部一个地区，公元前550年左右，该地区的主权国家在第比斯领导下组成比奥蒂亚同盟，几经起落，发展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同盟，到公元前431年已拥有11个成员地区，每个地区向同盟政府选派一名将领（即比奥塔克）、几名法官和60名议员。

(9)　古罗马的民众大会，由执政官召集的罗马人大会，对执政官的提案投票表决，但只能表决，不能修改。民众大会名义上一直存在到公元3世纪，但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就丧失了立法与司法功能。

(10)　这里特指历史上非洲土人与欧洲商人之间的长时间交涉与谈判。

(11)　Crassus（公元前115—前53），古罗马政治家、军事统帅，与恺撒、庞培结为“前三头同盟”，率军出征安息时战败被杀。

(12)　泛指组织起来促进一种特殊利益或事业的任何政治团体或会议，该词18世纪初叶最早出现于波士顿，当时作为一个政治俱乐部的名称，在那里讨论公共事务，筹备地方选举，挑选候选官员。其后直至今天，该词在美国较狭义地指称党派领袖或责任选举人的会议。在英国，这个术语在1878年首次使用，当时，张伯伦和施奈霍斯特以严格的纪律组织了伯明翰自由党联盟，其特殊用意在于操纵选举和控制选举人。这种类型的组织遂成为全国其他自由党联盟的典范。由于它被设想为模仿美国的政治“机器”，迪斯累里称它为政党地区会议，从此开始使用这一名称。该词在英国不是指美国的那种会议，而是指具有严格纪律的政党组织制度，也常被某一政党成员用来诋毁其反对派控制的组织。

(13)　日文uji的音译，包括一个主要家族和若干旁支的贵族家系。

(14)　连（Muraji），685年以前贵族的高级称号；臣（Omi），早期的贵族称号，表示与皇家有亲属关系，685年以后渐失重要性。

(15)　“公议”是阿拉伯文Ijma的意译，一译“佥议”，英文音译idshmâ，伊斯兰教立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穆罕默德逝世后的初期哈里发国家为司法需要而确立的一项原则，意为宗教公社全体一致的意见（consensus ecclesiae）。不过据伊斯兰教史，各教派对公议原则有不同理解，其中逊尼派认为四大教法学派（哈乃斐、马立克、沙斐仪和罕百里）建立后，公议原则已无必要也不可能贯彻了。这与韦伯的说法似有出入。

(16)　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1595—1617），弗吉尼亚印第安部落联盟首领波瓦坦之女，曾搭救过该殖民地创建者史密斯之命，后受洗改宗基督教，并与移民罗尔夫结婚。1616年去英国，受到宫廷接待并被英国社会当作名流。因患天花客死英伦。清教徒前辈移民（Pilgrim Fathers），开辟美洲新英格兰第一个永久殖民地（1620）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的移民；当时搭乘“五月花”号赴美洲的102名移民中有35名英格兰分离派教徒（清教徒激进派）。1820年纪念200周年庆典上首次使用“清教徒前辈移民”名称。

(17)　古希腊18—20岁刚成为公民或刚成年的男子。

(18)　古希腊对18到20岁的男性进行军事－体育训练的组织，类似于青少年训练营。

(19)　shah，伊朗国王的称号。

(20)　Ignatius of Loyola（约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1534年与6名同道组成耶稣会，1540年获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批准，1541年当选为第一任总会长。他在任期内将耶稣会办成了军队与教会的结合体，为该会编撰了《神操训练》（exercitia spiritualia），并制定了“谦逊守则”。

(21)　塞萨利，Tessaly，希腊东部一地区。

(22)　Maurice of the House of Arange（1567—1625），荷兰独立之父威廉一世（沉默者）的次子，因生于拿骚，又称拿骚的莫里斯。后任共和国执政（1585—1625），1618年成为奥兰治亲王。他发展了军事战略、战术和军事工程学，曾任联省军队总司令，使荷兰军队成为当时欧洲最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23)　ephor，古代斯巴达每年民选的五名最高政务官，有权左右国王。

(24)　perioeci，古代斯巴达城邦中没有政治权利但享有个人自由并受法律保护的一个阶级。

(25)　helot，古代斯巴达的国有奴隶。

(26)　拉丁语，意为“平时”与“战时”。

(27)　A. W. E. Wallenstein（1583—1634），神圣罗马帝国统帅，三十年战争时统率帝国军队，战绩卓著，后在吕岑战役中（1632）被瑞典军队击败，因谋反被撤职（1634），后被刺杀。Gustavus Adolphus（1594—1632），瑞典国王，在吕岑战役中大败华伦斯坦统率的德军，但于是役阵亡。

(28)　罗马法指奴隶之间的婚姻；被允许的同居。

第十五章　政治支配与僧侣支配

一、超凡魅力正当化：统治者与祭司

正如议会制君主的无权无势使得政党领袖的统治成为可能一样，作为一个化身而“被隔离”的君主的无权无势，要么会导致祭司的支配，要么会导致某个并不承担君主的超凡魅力义务，因而能够提供实际统治者（比如宫相、将军）的家族把持权力。这里也必定会保留那位形式上的统治者，因为只有他的特殊超凡魅力能够保证与神的恰当关系，这对于整个政治结构的正当性——包括实际统治者的地位——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正式的统治者拥有真正的超凡魅力，就是说，如果这种超凡魅力是自身固有而非后天获得的，他就不可能像墨洛温王朝的国王那样被驱除，进而再由教皇提供合乎超凡魅力资格的权力以使新的统治家族具有合法性。如果一个转世的神或者一个神的子嗣（比如天皇）行使着真正的超凡魅力权威，那么不仅废黜他本人——以暴力或和平手段当然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且废除整个超凡魅力家族的企图，都将危及所有权力的正当性，并削弱臣民顺从意识的所有传统支柱。因此，即使在最为恶劣的条件下，从现存秩序中获益的所有群体也都会渴望避免这种废黜；即使统治王朝被视为异族政权的代表，这种废黜是否长期可行也仍然有待观察，比如现在的中国［1911/13］。

教皇对卡洛林王朝统治的确认，乃是所有这种情况的典型表现，在这里，统治者本人并不是一个神，或者无论如何，他不可能借助超凡魅力使自身获得足够的正当性，因为这种正当性不是通过遗传继承或者某种其他规则得到明确保障的。因此，他要依赖另一种权力——最天经地义的就是祭司权力——获得合法性。通常在宗教超凡魅力长足地发展出一种祭司属性，而且它的体现者并不等于政治权力持有者时，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于是，有资格的王室超凡魅力体现者便由上帝——这就意味着由祭司——赋予了正当性，或者至少，他的正当性得到了他们的肯定，他们熟谙神赐的一切事物，他们是作为这方面的专家承认统治者是神的化身的。在犹太王国，国王［的正当性］要由祭司求问神签（Losorakel）；阿蒙—瑞⁽¹⁾的祭司在击败了离经叛道的法老阿肯纳顿的子孙后，便实际控制了国王的废立；巴比伦国王要拍击帝国之神［马尔杜克］的双手；还有许多其他的范例，直到神圣罗马帝国这一代表性范例。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原则上说，任何超凡魅力体现者的合法性都是不容否认的。中世纪时期的帝冠（Imperial Crown）也同样如此，而且选帝侯的莱恩斯决议（resolution at Rhense）还重申了这项原则（他们1338年在此形成了一个联盟，反对教皇对德意志国王选举给予确认的要求），因为是否存在超凡魅力资格，这是个判认问题，而不是自由酌处的问题。但在同时，人们也相信，只有在祭司的操作下才能确保超凡魅力充分发挥效力，由此也就开始了超凡魅力的去个性化过程。在极端情况下，祭司对君主的控制可能会导致一种祭司王权，祭司首领本人则会行使世俗权威。这种情况实际上可见于若干时代。

相反的情况则是高级祭司臣服于世俗权威，比如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哈里发帝国，大概还有阿里乌派统治者，当然还有安立甘宗、路德宗、俄国和希腊天主教统治者，都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至今仍然如此。世俗权威对教会的控制有着很大差异，从行使单纯的行政与司法特权（Vogteirechte）到拜占庭君主对阐述教会教义发挥影响，乃至统治者——像哈里发那样——扮演传教士角色，可谓不一而足。

二、僧侣政治、神权统治与政教合一

总之，世俗权力与教会权力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差异，这取决于我们面对的是（1）一个由祭司作为神的化身或以神的名义赋予了正当性的统治者，或是（2）一个同时也兼任国王的高级祭司——以上是僧侣政治的两种情况，还是最后（3）一个凭借自主的正当性对教会事务行使最高权威的政教合一世俗统治者。举凡出现了这种意义上的僧侣政治的地方（真正的神权统治是第二种情况），都会对行政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僧侣政治必定会阻挠有可能与它分道扬镳的世俗权力的崛起。举凡存在一种并立或从属的王室地位的地方，僧侣政治都会竭力防止国王获得独立的资源，即阻止国王积累财宝（thesaurus⁽²⁾）——它对早期历史上的所有国王都是不可或缺的，并阻止国王的侍卫坐大以防建立一支独立的王室军队——犹大王约西亚⁽³⁾的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僧侣政治也会尽可能地遏制独立的世俗军事贵族崛起，以防自身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因而它往往会支持（相对）爱好和平的“资产阶级”。资产者与宗教力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是它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典型现象，由此可能正式结成一种反对封建力量的联盟。这在东方相当常见，在［11世纪］争夺主教叙任权⁽⁴⁾期间的意大利也是如此。这种与政治超凡魅力的对立，使得僧侣政治到处都能成为令征服者感到可取的手段以驯化被征服的人民。例如，西藏人、犹太人以及后来埃及人的僧侣政治，有的是得到了外来统治者的支持，有的则是直接由外来统治者建立的，而且根据全部可以得到的历史线索来看，古希腊的神殿祭司，尤其是特尔斐⁽⁵⁾的祭司，大概也很乐于在波斯人获胜之时扮演类似的角色。显然，希腊文化和犹太教最重要的特征分别是抵抗波斯人的支配和臣服于这种支配的产物。僧侣政治权力究竟能够发挥多么有效的驯化作用，蒙古人的命运即是明证，他们在1500年间一再侵入那个平和的邻邦文明并危及它的文化存续，但喇嘛教却使他们几乎彻底平静了下来。¹

军事贵族和神殿贵族之间、王室扈从和祭司扈从之间的斗争，到处都在对国家与社会产生着巨大影响。这种斗争并不总是导致公开冲突，但它会产生一些独特的特征和差异，不管我们涉及的是印度祭司种姓与武士种姓之间的关系，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巴勒斯坦最古老城邦中的军事贵族与祭司之间或公开或潜在的冲突，还是希腊城邦，特别是罗马世俗贵族完全占据了祭司的地位。在中世纪欧洲以及在伊斯兰教世界，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更导致了东西方文化发展的极大差异。

政教合一则与任何僧侣政治都是极端对立的，它使祭司完全屈从于世俗权力，不过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它的纯粹类型。不仅中国、俄国、土耳其和波斯统治者操纵着政教合一的权力，充当教会首脑（summus episcopus）的英国与日耳曼统治者也是如此，但这些权力到处都受到了自主性教会超凡魅力的制约。拜占庭basileus（皇帝）也像法老、印度与中国的君主，还有新教的教会首脑一样，一再企图把宗教信仰和自己创造的规范强加于人，但是大都无果而终。这种企图始终都让他们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一般来说，当宗教资格仍然作为合格者的巫术超凡魅力在发挥功能，但尚未根据自己的教义体系理性化为一种官僚制系统时（两者通常都是息息相关的现象），宗教权威就能最有效地屈从于王室权威；当伦理观或救赎论尚未在宗教思想中占据支配地位或者被再次放弃时，这种屈从就特别顺理成章。但是，举凡它们占了上风的地方，僧侣政治往往就是不可战胜的，世俗权威就不得不与之竞争。相比之下，巫术—礼仪的力量在古代城邦中却受到了最彻底的控制，日本的封建制权力和中国的家产制权力也实行了相当高度的控制，拜占庭与俄国至少实现了还算说得过去的控制。然而，举凡宗教超凡魅力发展出一个教义体系和组织系统的地方，那么政教合一的国家也会包含一种突出的僧侣政治成分。

总的来说，祭司的超凡魅力都会与世俗权力达成妥协，多数时候都是心照不宣的妥协，但有时也采取宗教协定的形式。由此，控制范围就得到了相互的保证，每一方的权力都可以在其他领域发挥某些影响以把利益冲突降到最低限度，比如世俗当局插手某些教会官员的任命，祭司则影响着国家的教育制度。这些妥协也使得这两种权力有可能相互援助。具有显著政教合一性质的卡洛林帝国教会与世俗组织，奥托家族和早期的萨利克统治者治下具有类似特征的神圣罗马帝国，以及许多高度政教合一的新教国家，都是这方面的范例。这种妥协也出现在反宗教改革的地区，出现在宗教协定和教皇划界诏书中，尽管权力的分配有所不同。²世俗统治者使祭司们可以得到外在的强制手段以维护自己的权力，至少能够征收教会税和其他贡赋。祭司则提供宗教认可，以支持该统治者的正当性并驯化臣民。强有力的宗教改革运动——比如格列高利——有时就会试图彻底否定政治权力的自主性超凡魅力，但总是没有持久成效。时至今日，任何政府，只要是无可争辩地掌握着事实权力，而且，只要这种统治不对教会进行剥夺，天主教会就会把接受并服从它当作一项宗教义务；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天主教会才承认了政治超凡魅力的自主性。

任何正当性政治权力往往都会存在某些神权统治或者政教合一的成分，因为归根结底，任何超凡魅力都有类似于宗教权力之处，就是说，它至少会声称接续了某种超自然渊源的余韵；因此，正当性政治权力总是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声称得自“神授”。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体系之中哪一种会居于支配地位，并非依赖于宗教对一个民族的生活发挥的普遍影响。希腊人、罗马人或日本人的生活像任何僧侣政治共同体的生活一样浸润在宗教之中；古代城邦甚至一直被正确但略嫌夸张地解释为主要是一种宗教联合体；像塔西佗那样的历史学家在叙述异兆和奇迹时并不亚于中世纪的民间文学，俄国农民受到宗教熏染的程度与任何一个犹太人或埃及人也都不相上下。唯有组织社会支配时的方式大相径庭，这对宗教的发展过程关系重大。

政教合一的统治仅仅把教会事务看作是政治行政的一个分支。这在西方古代的城邦中可以看到相当纯粹的类型，拜占庭帝国、东方地区各个国家、东派教会各国以及欧洲“开明专制”时代的统治也是如此，尽管纯粹程度较低。神与圣徒都是国家的神明，对他们的崇拜乃是一项国家事务，承认还是拒绝新的神明、教义或礼拜，均由统治者酌处。如果政治官员并非亲自，而只是在职业祭司帮助下履行这些宗教义务，那么种种技术事务就会操之于受到政治控制的祭司之手。由国家供养的祭司没有经济自主性、财产权和独立的行政机构。所有官方的祭司行动均由国家监督。除了某种技术训练和礼仪功能之外，没有特殊的神职人员生活方式，因而没有特殊的祭司教育。在这些条件下不可能发展出真正的神学理论，而这一点又会阻碍僧侣政治对俗人的生活方式进行自主调整：僧侣政治的超凡魅力被贬低到了单纯的行政技术的层面。此外，政教合一制度的贵族还会把高级祭司的职位改造成世袭家产，可以用作收入、声望和权力的来源，下级祭司的职位则会成为有俸圣职，充任这种职位一如充任采邑属地上的职位；修道院基金以及类似的基金则成为抚养未婚女儿和年轻儿子的“福利”收入，遵守传统的礼仪规定会变成贵族身份礼节与身份惯例的组成部分。一旦政教合一体制以这种方式占据了优势，从纯粹技术性的对超自然力量进行仪式主义操纵的方面来看，宗教的本质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定型了，这样也就阻碍了向救赎宗教的任何发展。

三、教会

举凡僧侣政治的超凡魅力比政治权威强大的地方，假如它还没有直接攫取政治权威，它就会贬抑这种权威。既然政治权力会断言自身具备一种竞争性的超凡魅力，那么它显然就有可能成为撒旦的勾当；基督教中那些最持之以恒的伦理—僧侣政治倾向，就曾一再试图把这种观点强加于人。或者，既然上帝允许政治权力的存在，它也可能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地向尘世罪孽做出的让步，信徒应当顺从政治权力，但应尽可能避免与它发生关系；至于它表现为什么样的具体形态，这在伦理上无关紧要。基督教早期的末世论就是秉持这种态度。最后，政治权威可能被视为一种用以制服反教会力量的神赐工具，这时就可以指望它任由僧侣政治权威随意摆布。因此，僧侣政治在实践中会谋求把政治统治者变成一个封臣并剥夺其独立的权力手段——假如这与它自身从政治结构的存续中获取利益能够兼容的话。如果祭司并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他们会通过神谕（比如犹大王国的情况）或者通过为国王施坚信礼、涂油和加冕而赋予他正当性。他们可能会阻止他积累财宝，这样他就不可能罗致私人扈从和维持自己的雇佣军（仍以犹大王国的约西亚为典型范例）。僧侣政治会创设自主的行政系统、税制（什一税）和保护教会地产的合法形式（捐赠）。以超凡魅力方式管理巫术赐福，最初乃是一项自由选择的职业与生计，后来则发展成王室或领主俸饷所有者的家产制官职，为了保住这种官职，某个神殿会确定一份俸饷——作为一种捐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免受邪恶力量之害。埃及、东方及东亚地区神殿祭司的共餐制，以及由此衍生的实物俸禄，便是属于这样的情况。

由僧侣政治而形成一个教会，这有四个特征可以作为标志：（1）出现了一个在薪金、晋升、职业义务和特殊生活方式等方面脱离了“尘世”的职业祭司群体；（2）要求有权实行普遍支配；这意味着僧侣政治至少应当克服家族、氏族与部落的束缚，并且只有在消除了种族与民族界线，从而扯平了一切非宗教差别之后，我们才能谈论完整意义上的教会；（3）教理和仪规（礼拜）应是理性化的，是载于圣经，加以注疏的，并成为一种系统教育的目的，它不同于单纯训练技术能力；（4）所有这些特征应当出现在某种强制性组织中。因为，关键的事实是超凡魅力与人相分离而与制度，特别是与官职联系在一起：正是这一事实产生了上述所有特征，尽管它们的发展过程有着不同程度的典型性。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教会不同于教派，因为教会自认为是永恒神恩——它是给予每个人的——这一“信托基金”的受托管理人；一般来说，加入教会不像加入一个联合体那样是自愿的，其成员是生来就在其中的，因此，即使那些没有宗教资格的人——他们是异端分子——也要服从教会的纪律。一言以蔽之，教会乃是官职超凡魅力的体现者与受托人，而不像教派那样是由自身具备超凡魅力资格的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就其完整意义而言，除了基督教以外，教会仅仅出现在伊斯兰教和喇嘛教中；在比较局限的意义上说——因为存在着民族界线——，马赫迪教、犹太教，显然还有古代埃及的僧侣政治，也都创立了各自的教会。

四、僧侣政治的行为规范以及与个人超凡魅力的对立

在官职超凡魅力要求的基础上，教会还会进一步提出政治权力的要求。这种超凡魅力被用来从根本上提高其体现者的尊贵程度。教会可以确保自己的官员免受世俗管辖权的辖制、豁免税赋以及免于承担所有其他公共义务，并借助严厉处罚以保护他们免遭任何不敬。特别是，教会为自己的官员规定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这需要一个特殊的训练过程，因而需要一种正规的僧侣政治教育。一旦教会开创了这种教育，它也就获得了对世俗教育的控制权，并由此向政治当局提供受到僧侣政治精神严格熏陶的官员和臣民。

僧侣政治的教会还会凭借它的权力而规定一套包罗万象，涉及所有行为领域的伦理—宗教规章制度，原则上说，这种体系绝不会容忍受到任何实质约束，比如天主教教义今天就不可能承认它提出的disciplina morum（风纪）要求受到的任何限制。即使得不到政治当局的支持，僧侣政治也会利用不同寻常的权力手段贯彻自己的要求。开除教籍、禁止参加礼拜，都与最严厉的社会联合抵制（social boycott）有着同样的效果，而且，所有的僧侣政治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采取经济上的联合抵制措施，办法是禁止与被革除者发生社会交往。只要这种行为规范是由僧侣政治的权力利益所决定——很大程度上也的确如此——，它就会抵制竞争性权力的出现。这往往会带来若干结果：臣服于非僧侣政治权力的“弱者”会受到保护；奴隶、农奴、妇女和儿童会得到支持以反对他（她）们主人的任意专断，小市民阶层和农民则会得到支持以反对高利贷；僧侣政治手段不可能控制的经济力量的崛起，特别像资本主义这种与传统格格不入的新兴力量的崛起，则会受到阻碍；总之，传统以及对传统神圣性的信仰是僧侣政治权力的内在基础，对这种基础的任何威胁都会遭到抵制；因此，既定的传统权威则会得到强有力的支持。

僧侣政治恰恰就是以这种方式走上了和它的对立面同样的类型化之路，特别是在它最为典型的特征方面。通过理性的组织以管理神恩成了一种制度（Anstalt），超凡魅力的神圣性就被传给了制度本身，这是任何教会的典型表现。因此，高度发达的官职超凡魅力也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切真正的个人超凡魅力的不共戴天之敌，后者鼓吹并力主独辟蹊径走向上帝，是先知的神秘主义迷醉式超凡魅力，官职超凡魅力肯定会与之势不两立，以求维护组织的尊严。举凡没有官职而自行创造奇迹者，都会被疑为异端或巫蛊。（在《吠陀经》箴言集形成时期的碑文中即可发现早期的范例，而且，声称个人具有超自然力量乃是佛教僧团的四大死罪之一。）奇迹被纳入了正规的组织，比如圣事奇迹。超凡魅力资格被祛除了个人色彩，并附着于授圣职礼本身，原则上是与官员的个人价值（不可磨灭性）相分离的——这就是多纳图派争论的主题。按照一般的模式，任职者与官职都要被区别开来，否则他的不配就可能损害到官职超凡魅力。按照同样的去个性化模式，随着教会的行政管理在主教与长老们控制下走向官僚化，古代教会中的超凡魅力先知与导师的地位也就趋于衰落了。组织结构则在技术和经济方面适应了日常运作的条件。这就导致了一种官职等级制度，其中含有明确的管辖权限、正规程序、规章制度、手续费、俸饷、惩戒制度、教义理性化以及作为一项“职业”而任职的理性化。事实上，这些特征首先就是由教会作为古代传统的继承人而发展出来的，至少在西方就是如此，在某些方面大概也发轫于埃及。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一旦开始了官职超凡魅力的发展进程，把不配的任职者与神圣官职区别开来的官僚制方针也就不得不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

五、僧侣政治在禁欲主义和隐修主义之间的摇摆

这样就出现了僧侣政治的最大难题之一：官方组织如何应对神的超凡魅力追随者——修道士——的出现呢？因为他们坚持超凡魅力奠基人的要求，从而拒绝对世俗的关切做出任何妥协。修道士的禁欲主义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意义：（1）通过探寻个性化的直达上帝之路获得个人救赎。这在救赎宗教中有着头等的重要性，比如对于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遁世修道者来说就是如此。在那些坚持要与经济和其他世俗权力关切达成妥协的宗教组织中，绝无可能实现几乎始终是末世论的革命性超凡魅力提出的激进要求，而退出尘世——摆脱婚姻、职业、官职、财产、政治及任何其他共同体——不过是这种事态的结果。在所有宗教中，实现非凡业绩的成功的遁世修道者，最初都需要具备强迫神明表态和创造奇迹的超凡魅力能力。当然，这种个人超凡魅力最终与救赎机构（Heilsanstalt）的超凡魅力要求是不可调和的，后者会竭力垄断通向上帝之路——“教会之外无救赎”乃是所有教会的信条。当圣徒们形成了排他性共同体时，这种冲突就会进一步加剧；它会否定教会与任何官僚制一样普遍扯平的支配要求，否定教会官职超凡魅力的排他性意义。但是，任何大教会都会被迫与隐修主义达成妥协。对隐修院修会不解其意的只有马赫迪教和犹太教，它们原则上不承认其他的救赎之路，而只是忠诚地遵守律法。晚期的埃及教会大概也有了隐修的萌芽。特别是基督教教会，它不可能反对始终如一地应用圣经原则，但它把禁欲主义重新解释为它内部的一种特殊“天职”。福音劝谕（consilia evangelica⁽⁶⁾）既是最高理想，也被认为是对普通信徒的要求。因此，对它们信守不渝就被看作是一种非凡的成就，可以利用来储藏神恩，以使那些超凡魅力禀赋不足的人获益。

（2）最终，禁欲主义完全被重新解释为一种手段，这种手段主要不是为了以个人方式获得个人救赎，而是为修道士代表僧侣政治权威行事——在国内外传教并与竞争性权威进行斗争——做准备。这种入世的禁欲主义以自身的超凡魅力作为支柱，对于仅仅依赖官职超凡魅力的教会权威始终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这种有利地位却获得了成功。禁欲主义由此走出了修道院的斗室并试图支配尘世；它通过竞争而在不同程度上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了担任官职的祭司群体，并参与了官职超凡魅力对臣民（平信徒）的行政管理。然而，紧张关系始终是存在的。迷醉式禁欲主义通过教团与伊斯兰教教会的结合，很难说做到了持之以恒，尽管加扎利⁽⁷⁾确立的正统教理发挥了神学上的促进作用。佛教则有着最为平稳的解决办法，因为佛教从一开始就是由僧侣所创，也是为僧侣而创，并且是由僧侣传播的：教会完全由僧侣支配，他们构成了一个超凡魅力贵族群体。从神学角度来说，这种解决之道在佛教那里特别自如。东派基督教会则是把越来越多的高级官职留给僧侣担任，从而找到了一条实质上是机械性的解决之道。非理性的个人禁欲主义会得到颂扬，但同时也存在着由国家加以官僚化的制度化教会，俄国的教会甚至没有自己的独断式领袖。与这种不协调现象相应的，是僧侣政治的发展受到了外来支配与政教合一的扭曲。在俄国，政教合一是最强大的权力，因而也是唯一有效的改革工具，所以约瑟夫派的改革运动才会为它效劳，正如克吕尼教会的改革者们到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那里寻求支持一样。

在西派教会中可以极为清楚地看到各种摩擦与妥协，它的内部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摩擦与妥协构成的。最终则是找到了一条各得其所的出路：把僧侣们整合进一个官僚制组织，服从一套特殊的纪律，通过立誓守贫和禁欲而脱离日常生活，由此变成了独断式教会首脑的士兵。这项发展的表现形式就是不断有新建的教团涌现出来。爱尔兰的隐修主义一度曾是古代文化传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守护者，如果没有与罗马教廷结成那么密切的关系，本来是完全有可能在西方传教区建立起一个与众不同的隐修主义教会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本笃会在它的超凡魅力时期结束之后便开辟了修道院采邑。克吕尼的本笃会修士甚至成了显贵们的领地教团（普雷蒙特雷会会士⁽⁸⁾更是如此），他们非常温和的禁欲主义仅仅保持在能和他们的身份相容的限度内，这从他们宽松的着装规定上就能看出来。这里的地区间组织也只是以分支的形式存在。这些教团的重要意义实质上就在于，隐修主义作为僧侣政治的一种控制手段而重新出现了。西多会就是第一个强大的地区间组织，同时又是一个禁欲主义的农业劳动组织，由此才使它有可能取得众所周知的殖民成就。

六、隐修主义的宗教—超凡魅力成就和理性成就

处于超凡魅力阶段时的隐修主义是反经济的，而遁世修道者则是从事获利活动的资产阶级和铺张享受财富的封建领主的对立类型。他要么离群索居，要么自由合“群”；他不结婚，因而摆脱了家庭责任，不关心政治权力和其他权力，靠采集植物果实和施舍为生，没有“尘世”的居所。佛教僧侣最初的规则就是要求一种周游四方的生活方式（雨季除外），并且限制一个僧侣在任一特定地方逗留的时间——为了一种在目标和手段方面都是完全无理性的禁欲主义，就是说，以摆脱尘世生存的经济和肉体羁绊，达到与神的合一为取向。这种形式的隐修主义的确是真正的超凡魅力特有的非经济力量的组成部分。这种僧侣是古已有之的超凡魅力门徒和追随者，但他们的领袖是无形的，他并非一个可见的英雄，而是一个隐入来世的先知。不过，这个阶段不是最后的阶段。理性的经济考虑和奢侈性需求不可能与宗教超凡魅力的成就相媲美，后者像超凡魅力本身一样也是“非凡的”。僧侣政治权力的成就总的来说同样如此。除非我们把金字塔理解为是源于臣民坚信国王乃神的化身，否则它就显得荒谬无稽。摩门教徒在犹他州盐湖荒漠上的成就则有违一切理性定居的规则。修道院的成就尤其典型，它们几乎总是能够实现在经济上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成就。在西藏的雪原与沙漠上，喇嘛教的隐修主义也创造了经济上和建筑学上的奇迹，其规模之浩大、质量之精湛，堪与最宏伟的著名人工造物并驾齐驱，布达拉宫就是一例。从经济观点来看，西方的修道院共同体是最早进行理性管理的采邑，后来又成了最早的理性农业劳动和手工业劳动共同体。佛教僧侣的艺术成就在远东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非凡的是以下这个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地处偏远的爱尔兰，一个在今天看来注定会永久性边缘化的地方，却在几百年间担当着古代文化传统的载体，它的传教士对于塑造西派教会曾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而西派教会的独特发展进程有着无法估量的历史重要性。此外，唯有西方才发展出了和声音乐³以及科学思想的独特性，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当归因于本笃会、方济各会及多明我会的隐修主义。

我们这里集中关注的是隐修主义的理性成就，它与它的反理性，特别是反经济的超凡魅力基础似乎是不可调和的。然而，这个现象总的来说也类似于超凡魅力的程式化现象：通过迷醉或默祷与神达成的合一，一旦从一种唯有某些个人凭借超凡魅力天赋才能进入的状态，转变为一种许多人借助相同的禁欲主义手段（一如巫术祭司行会的超凡魅力训练手段）都能实现的目标，禁欲主义也就变成了条理性实践的内容。无论在什么地方，这种条理最初都与最古老的隐修主义——印度人的隐修主义——发展起来的最一以贯之且最多样化的条理是基本相同的。就其基本规章而言，印度僧侣的条理非常类似于基督教的修道士，尽管前者从生理学角度来说（瑜伽修行者及其他行家里手的运气和类似技巧）更为精致，后者则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耶稣会会士的告解、顺从考验、精神操练）更为精致。此外，把劳动视为一种禁欲主义手段（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并非仅限于西方，但它在西方的发展却远更彻底和普及。不过，无论何处的僧侣，其核心关切都是要实现对自我及其本能冲动的彻底控制，否则这些都会阻碍与神的合一。仅仅这个目标就必然会不断促进行为的理性化，而举凡隐修主义建立了强大组织的地方，事实上就总会出现这种理性化。作为这项发展的结果，我们看到了超凡魅力与社团见习的惯常形式，授圣职礼和其他职位的等级制度，修道院院长，最后还有修道院被合并为会众或教团，至关重要的是控制着一切行为细节的修道院本身以及隐修规则。

不过这样一来，隐修主义就必定要在经济生活领域之内运作了。僧侣们不再可能长期凭借反经济手段——特别是行乞——维持自身的生计，尽管这项原则还会作为一种推定继续保持；恰恰相反，条理性的理性自我控制必然会强烈影响到经济行为，对此后面将要论及。正是僧侣们结成了禁欲主义共同体这一事实，说明了那些惊人的成就为什么能够超越一般经济活动所能达到的水平。僧侣是由信徒当中的宗教高人组成的精英部队。和封建主义一样，隐修主义也有过自己的英雄时代，并在敌对地区——国内外的传教区——形成了最持之以恒的组织：佛教不是在印度，而是在西藏和蒙古，在世间最不开化的野蛮民族持续威胁下发展出了喇嘛教的等级制度，甚至在礼仪细节上都类似于西方的罗马教廷机构，这并非偶然。同样，西方的传教团在蛮族人的国家也产生了最典型的拉丁民族隐修主义形式。

我们不再就此进一步探讨这个现象。下面将论及隐修主义同政治权力和僧侣政治权力的关系。

七、隐修主义对政教合一制度及僧侣政治的助益

出于各种政治上的原因，政教合一制度一直支持隐修主义，尤其是出于它自身合法化的需要以及驯化臣民的需要，下面一节［八］将会讨论这些需求。成吉思汗在其权力达到巅峰时，也像西藏和中国统治者那样确立了与佛教僧侣的关系。这些关系大概与日耳曼、俄国以及其他地方的统治者同隐修运动建立的关系有着同样的动因；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与耶稣会的友好关系为这个教团的存续提供了帮助，尽管教皇［1773年］发布了Dominus ac redemptor noster诏书。⁽⁹⁾作为禁欲主义者，僧侣们乃是最富条理性和政治上最少危险性的教师，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他们还是最廉价的教师，在农业国家他们实际上也是唯一可以得到的教师。如果政治统治者打算创立一个官员组织以抗衡家产制或官僚制理性化的天然对头——贵族，他能得到的最可靠支持就是僧侣对大众的影响了。只要这种影响持之有恒，僧侣对行为的控制通常就会像真正的僧侣政治的支配那样富有成效。然而，政治当局也必定要为得到这种支持付出高昂的代价。僧侣们乐于被统治者利用来进行理性的教会改革，不管那个统治者是亨利三世皇帝还是阿育王，但僧侣的超凡魅力宗教热忱会比任何普通的祭司群体更加激烈地反对一切对宗教事务的政教合一式干预，而且，他们严格的禁欲主义纪律能使他们获得非常强大的权力地位。一旦隐修主义羽翼丰满，就迟早要与政教合一的要求发生冲突。那时，要么世俗权力被铲除，比如西藏的情况，要么隐修主义被彻底消灭，比如在中国屡屡出现的那种大迫害。

更加令人困惑的则是隐修主义和僧侣政治的官职超凡魅力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如果不存在牧首的话，两者的关系还是相对平和的，在纯正的佛教那里就是如此；古代印度的佛教显要人物的确曾被称为教长，但是他的地位好像一直很弱，因为统治者夺占了一个类似于拜占庭皇帝那样的角色并实行政教合一的政策。如果牧首像喇嘛教那样是经选举产生并且主要由僧侣控制，且治理活动几乎绝对操之于僧侣官员之手，那么隐修主义和僧侣政治的关系就会相对比较宽松。但即使这样，也仍会出现固有的紧张关系，因为坚持或者恢复比较纯正的隐修主义，就是为了彻底履行神的信徒的义务，它鄙视与权力和财富做出的任何妥协，并且因其自身的超凡魅力与神直接相通而独立于制度超凡魅力。

平信徒弟兄会的制度是为了把修道士们解脱出来以履行纯粹的精神义务，这种制度把贵族的分层带进了修道院，但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后者的封建基础。与农村地区的西多会相反，中央集权的托钵僧修会则是局限于城市驻地，这符合它们最初的纯超凡魅力生存形式，它们的活动——布道、灵魂关怀和慈善劳动——主要也是以满足城市各阶层的需要为取向。就是这些修会最早在俗人当中进行系统的传教努力，从而把禁欲主义从修道院里带上街头的。（至少在形式上）严格遵行守贫原则，废除stabilitas loci（定居）形式，从而把慈善事业变成巡回活动，这就提高了绝对可资利用的修道士在直接控制城市各阶层方面的效用；后者通过第三会⁽¹⁰⁾而系统地各有归属，则使隐修的精神气质扩散到了隐修生活之外。嘉布遣会⁽¹¹⁾以及后来出现的其他类似修会也是越来越以教化大众为取向，虽然曾有加尔都西会及特拉普派⁽¹²⁾做出了最后的重大努力，以求回归原来那种非社会的禁欲主义观念，即回归个人救赎，但却再也不可能扭转一个普遍的发展趋势了：隐修主义越来越着眼于社会目标，这意味着越来越着眼于为教会服务。

禁欲主义逐渐理性化为一种唯纪律是瞻的方法，这在耶稣会中达到了极致。以个人超凡魅力方式传播与分配救赎已经成为过去，因为教会必然会把它视为对官职超凡魅力的威胁，将其清除出旧时的修会——特别是方济各会——曾使教会费尽了周折。任何寻求个人救赎的非理性禁欲主义手段也已成为过去，它是另一个从官职超凡魅力角度看来令人生疑的观念。一切无理性的手段，就是说，其结果无法计算的一切做法，也都成为了过去。理性的目的占据了支配地位（并且使手段具有“神圣性”，这不仅是耶稣会的原则，也是一切相对论或目的论道德观的原则；在这里，该原则的引人注目只是因为它强化了理性的生活规范）。就是在这支专门立誓无条件服从罗马教廷的卫队帮助下，教会实现了官僚制的理性化。更早时候采行的立誓不婚就已经意味着接受了隐修形式，这是在克吕尼运动的坚决要求下被接受的，该运动在主教叙任权之争期间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止教会的封建化以及捍卫神职人员职位的官职性质。更重要的则是隐修精神对普遍行为准则的影响。作为富有代表性的宗教个体，修道士乃是最早的职业人，至少在那些践行理性化禁欲主义的修会中就是如此，特别是耶稣会。修道士以条理性方式生活，时间的利用都有预先安排，践行持续的自我控制，反对一切自发享乐，拒绝一切无助于自身天职目的的个人义务。因此，他注定会成为教会的官僚制中央集权和理性化的主要工具，并且通过他作为祭司和教师的影响在宗教平信徒当中传播相应的态度。地方教会当局（主教和堂区牧师）与这种势不可挡的隐修主义竞争者之间的对立曾持续了几百年之久，修道士作为外来的，因而广受欢迎的告解神父，与当地神职人员相比，能够很容易提出一些较低的伦理要求，正如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种立誓不婚的禁欲主义者比那些必须供养家庭的世俗教师出价更低一样。同时，地方教会当局的这种斗争矛头还指向了教会的官僚制中央集权。

隐修主义在任何其他教会中都没有这种影响——除了佛教以外，但佛教也只是在喇嘛教那里有一个等级制首脑。东派教会的隐修主义在形式上控制着局面，因为所有高级职位均由修道士担任，但是，教会对政教合一体制的臣服却消解了隐修主义的力量。伊斯兰教的修会只是在末世论（墨守成规）运动中扮演过领导角色。犹太教则根本不存在隐修主义。总之，没有任何教会像西派教会那样——其中尤以耶稣会最为始终如一地——把禁欲主义理性化并将其服务于僧侣政治的目的。

八、政治权力与僧侣政治权力的妥协

政治超凡魅力与巫术超凡魅力的对抗古已有之。“政教合一”统治者以及“僧侣政治”的统治者既可见之于各个大国，亦可见之于非洲乡村。即使在最为原始的条件下，或者毋宁说，特别是在原始的条件下，神或圣徒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区域性的，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地方性的。尤其到了永久定居的阶段——城市，地方神便登上了突出地位，这导致了宗教——更准确地说是礼拜对象——与政治区域在相当大程度上的重合。城市的神或庇护圣徒对于任何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和生存都是不可或缺的，只要城市的权力还是个人在政治与经济上的生存基础，所有大规模的一神论宗教向多神教做出让步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阶段，任何一个大国的建立必然都会伴随着这样的现象：已归顺或被征服城市与政府驻地的神和圣徒，都将汇集（synoikism）到新首都。比如在俄国，直到把其他城市大教堂的圣物迁移到莫斯科之后，莫斯科大公国的统一才告完成；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事例。古罗马国家的“宽容”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国家承认已归顺的国家对所有神明的崇拜，如果这一点终究还有（质的）合理性并且——在帝国时期——如果它们又愿意出于政治动机而表示崇拜皇帝的话。抵制仅仅来自犹太教和基督教，而前者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得到了宽容。只要达到了这个阶段，一种宗教的政治边界和地理范围往往就会趋于重合。这既是政治权力也是僧侣政治权力带来的结果：自己的神明获胜也就是明确肯定了统治者的胜利，这是政治服从的一种有效保障，也是防止效忠其他统治者的一个手段。此外，一个自主性祭司群体的宗教在政治臣民中能够找到天然的传教对象，并且会急于开始“强迫入教”⁽¹³⁾，假如它是一种救赎宗教的话，情况就更其如此。伊斯兰教的确允许横向划界，把宗教用作身份秩序的一种标志，但这与信徒的经济特权化有关。至少从观念角度来说，西方的基督教则是一种政治共同体，而这就带来了某些实际结果。

政治权力的要求与僧侣政治权力的要求之间的对抗，极少能够通过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而导致一方或另一方的彻底胜利。所有教会的历史都已经表明，即使最强有力的僧侣政治，也不得不持续地向经济与政治现实做出妥协，另一方面，政教合一统治者则难以承受插足教理问题带来的风险，更不用说插足神圣礼仪问题了，因为，对礼仪的任何变动都可能危及它的巫术效力，从而刺激臣民全力以赴反对统治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应当用两个还是三个手指表示十字符号以及类似争执导致了俄国教会的大分裂，也就显得很容易理解了。⁴

政治权力和僧侣政治权力之间的具体妥协究竟会更倾向于政教合一还是僧侣政治，当然要依赖于有关身份群体的权力格局，同时也要间接依赖于经济上的决定因素。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做出有意义的概括。此外，妥协也会受到宗教特殊性质的强烈影响，一种宗教有无一个神定的教会制度并与世俗权力相分离，这一点尤其重要。这在佛教中——除了喇嘛教（那里规定了唯一正确的救赎之路）以外——只有间接的表现，伊斯兰教和东派教会只有有限程度的表现，路德教则完全没有，但是天主教会和加尔文教却表现得毫不含糊。由于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与阿拉伯人的扩张欲息息相关并鼓吹暴力制服异教徒，于是哈里发的威望与日俱增，以致没有人做出严肃的尝试要让他服从僧侣政治的控制。尽管波斯的什叶派反对哈里发的这种作用，并且把末世论希望寄托于先知的合法继承人的再现，但国王的地位仍然占据优势，甚至任命祭司时需要考虑地方民众的情绪也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天主教会一直在顽强抵制政教合一的趋势，尽管有时会作出必要的让步，但它最终获得了成功，因为它有自己的行政组织，这种组织以罗马传统为基础并被信徒视为divini iuris（神法之物）。路德的态度则是，只要《圣经》能得到纯正的传播，他对有无教会组织根本就漠不关心。这种态度源于他的宗教虔诚的个人主义性质以及他个人信仰的末世论特征，结果是他的教会屈服于世俗权力的政教合一制度。路德教发源地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也对这种局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加尔文教来说，表现为长老制形式的圣经神权统治乃是神定的。然而，它建立的神权统治仅限于一个短暂时期和有限的地方：在日内瓦与新英格兰，在胡格诺教徒当中（但是并不彻底），以及在尼德兰。

系统的神学思想之产生，通常需要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即僧侣政治发展到了相当程度，特别是存在一个自主性的官职等级制度和教育制度；反过来说，神学及神学教育的出现则是僧侣政治权力的强大支柱之一，它甚至能迫使政教合一国家允许僧侣政治对臣民发挥影响。一个高度发达的教会等级制度，如果伴有公认的教义体系和组织完善的教育体系，那就不可能被连根拔除。它的权力乃是仰仗这一原则：为了此岸与彼岸的精神福祉，“必须更多地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这是对一切政治权力最古老的制约，直到清教大革命和《人权宣言》之前，也是最有效的制约。

一般来说，妥协都是在来世权力和今世权力之间达成的，这实际上符合它们的相互利益。政治权力可以使用brachium saeculare（世俗手腕）剪除异教徒和征收税赋，向僧侣政治提供极有价值的支持。僧侣政治的两大特性则会使政治当局感到与之结盟甚为可取。首先，作为一种能够提供正当性的权力，僧侣政治甚至（而且尤其是）对于政教合一统治者乃是不可或缺的，对于个人超凡魅力（比如平民表决）统治者以及所有依赖政治制度的“正当性”获得特权的阶层，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其次，凡事不论巨细，僧侣政治都是驯化臣民方面无可比拟的手段。即使意大利最坚决反教权主义的激进派议员，也不希望消除女隐修院学校对妇女的教化影响，同样，希腊的僭主也曾促进了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最重要的是，僧侣政治一直用于控制被征服的民族。喇嘛教使蒙古人平静了下来，从而永远制止了曾经持续不断来自大草原的野蛮侵略，把那个大草原变成了宁静的开化地区。波斯皇帝则向犹太人强加了“律法”和僧侣支配，目的是使他们无以为害。波斯人似乎还推动了埃及的准教会的发展。希腊俄耳浦斯教先知或者其他先知的所有神示所都曾期待并盼望波斯人的胜利，以便自身能被用于同样的目的。马拉松和布拉底两大战役则对希腊文明的世俗性质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对内控制方面，僧侣政治的驯化作用甚至更为巨大。事实上，军事或商业望族只是以严格传统主义的方式利用宗教，因为它会在大众的情感需求基础上产生一种危险的竞争性权力；总之，他们使宗教摆脱了任何超凡魅力—情感性质。例如，希腊贵族——至少在最初——是反对狄俄尼索斯崇拜的，罗马元老院若干世纪的统治曾经系统地清除任何迷醉形式，把它贬低为superstitio（迷信，希腊文ἔκστασιζ的意译），并且压制一切迷醉手段，尤其是舞蹈，甚至在礼仪中也是如此：参与崇拜战神马耳斯礼仪的祭司的舞蹈是一种游行活动，但引人注目的是，阿尔瓦尔弟兄会⁽¹⁴⁾却要在紧闭的门后跳那种源远流长的舞蹈。这在极大程度上造成了罗马和希腊文化（例如在音乐方面）的典型差异。与这种望族统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论何处的个人统治者都会寻求宗教的支持。由此产生的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妥协可能会极为多样，而实际的权力分配可能无须对妥协作出任何形式上的变动。发挥巨大作用的是那些决定性的事件：一个强大的世袭君主制也许能够把西派教会推上类似东派教会那样的发展道路，而如果没有大分裂，僧侣政治权力的衰落也很可能不会以实际发生的那种方式出现。

九、僧侣支配与宗教虔诚的社会前提

由于政治权力和僧侣政治权力的斗争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历史的“偶然性”，因而也就不易概括其中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这些斗争并不决定于宗教虔诚在人民当中的普及程度。宗教渗透了罗马人，尤其是希腊人的生活，但僧侣政治并没有接踵而至。如果我们想要强调这是超验主义的二元发展——但是希腊罗马并没有出现这项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说，犹太教在出现了僧侣政治的时代也根本不存在这项发展，相反，可以说，超验主义思辨的出现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产生于僧侣政治制度的理性发展，埃及和印度无疑就是如此。

某些其他被假设的决定因素也不具有关键作用。不管是对自然条件还是对个人劳动的依赖程度，都不能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尼罗河的泛滥对于僧侣政治的发展确实具有重大意义，但也只是有助于把国家和祭司群体并驾齐驱的理性发展与天文观测和超验主义思辨结合了起来。异族的希克索斯王朝对埃及的统治［约公元前1650—前1550］显然是保留了祭司作为内部统一的唯一保证人，犹如西方条顿民族大迁徙时期的部落保留了主教一样。日本经常不断的地震并没有阻碍封建家系防止任何僧侣政治的扩张。“自然”或经济因素对于犹太教僧侣政治的崛起根本就无足轻重，萨珊王朝封建制与琐罗亚斯德教僧侣政治的关系以及历史偶然性为阿拉伯人的扩张主义提供了一个伟大先知，也同样如此。

当然，僧侣政治结构的历史和它们必须在其中运行的具体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因果关系。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冒险作出若干概括，谈谈僧侣政治与“资产阶级”和封建权力的关系。资产阶级阶层保护僧侣政治以防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害，不仅可见于中世纪的意大利——归尔甫派的支持大概要归因于独一无二的历史格局——，而且我们在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碑铭中也能看到类似的条件。在古希腊，资产阶级阶层是狄俄尼索斯崇拜的主要支持者；古代基督教教会则是一种城市特有的制度。［在罗马帝国时期，异教徒一词既指“平民”，也指“外邦人”：它是对社会上受鄙视者的总称，相当于我们Pisang（乡巴佬）一词的用法，该词源自paysan（农民）。］鄙视农民的托马斯·阿奎那同样认为教会是城市的教会。最后，清教徒的僧侣政治以及差不多所有中世纪的教派，正如它们那个时代最狂热的教皇支持者一样，无不是源自城市——引人注目的例外是多纳图派。

这与古代贵族，尤其是与早期希腊城市贵族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荷马史诗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诸神毫无敬意，这是希腊宗教整个发展过程命中注定的一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还有清教时期的骑士和中世纪早期的封建贵族。毕竟，封建国家是在铁锤查理⁽¹⁵⁾近乎抢劫掠夺的世俗化基础上兴起的。事实上，十字军是法兰西骑士的功业，但这并不能说明得到了僧侣政治的赞同；十字军东征的主要着眼点是要确保子孙后代的封地，这是教皇乌尔班在他的著名演说中公开提出的利益诉求。显然，我们这里涉及的并不是虔诚与不虔诚的对比，而是宗教虔诚的类型和与此相关的技术意义上的“教会”的出现。

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依赖于持续的理性劳动（至少在经验上是理性化的）；这种劳动不同于经常受到不可逆料的非常因素影响的季节性农业劳动，它使得手段与目的、成与败之间的关联变得相对明晰了。陶工、织工、镟工和木工的生产更少受到意外自然事件的影响，特别是更少受到有机性再生产的影响，后者包含的“创造”之谜只有靠想象才能提供某种解释。结果，与理性化和理智化并行的则是与活生生可以感知的自然现实失去了直接联系，因为大部分劳动是在室内进行的，而且免除了被有机决定的觅食活动，同样重要的是，人体的大部分肌肉也不再被用于劳动。一旦自然力不再是直观环境的一部分，它们也就变成了一个知识问题。这将激发人们对存在的超验意义进行理性主义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又总是会导向宗教思辨。迷醉式幻觉或梦境将被代之以淡化了的默祷式神秘主义形式和常识性默祷形式。与此同时，工匠为消费者付出的劳动会带有稳定的职业性质，这就很容易产生义务和报酬的观念以作为行为依据，而且，由于他的劳动的社会背景需要一个相对理性的秩序，宗教虔诚往往就会受到道德主义考虑的深刻影响。

相比之下，从旧时的礼仪纯洁观发展而来的一种罪感，则与封建领主的尊严意识格格不入，而对于农民来说，“罪”甚至直到今天也仍是难以理解的。这些农业阶层并不寻求救赎，事实上，他们也根本不明白应该从什么那里得到救赎。他们的神是强有力的存在，有着与人类相似的激情，或勇敢或狡诈，彼此之间以及对于人类或友善或敌视，总之，和人类一样也是完全去道德的，可以被献祭收买并服从巫术的影响，凡此种种，使得人类操纵者甚至比它们还强大。在这个阶段尚不存在诠释“神正论”的动机，也不存在追求任何有关宇宙秩序的伦理思辨类型的动机。祭司以及对礼仪规定的严格遵守，都是以直接功利主义的方式被用作对自然进行巫术控制，特别是防备魔鬼的手段，因为魔鬼的恶意可能会带来恶劣气候、猛兽的攻击、虫灾、疾病和牲畜的瘟疫。宗教虔诚的内在化（Verinnerlichung）和理性化往往是与某种程度的手工业生产，多半是与城市行业平行发展的。这就意味着要提出伦理标准和诫命，以及把诸神理想化为能够惩恶扬善的道德力量；这样一来，神本身必定是符合道德预期的，于是个人的罪感和得救的渴望也就有可能产生了。把这种平行发展简化为一种直截了当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宗教的理性化有它自己的动力，经济条件不过是一个途径，至关重要的是，它与祭司教育的出现密切相关。尽管我们对于马赫迪教知之不详，但是显而易见，它并没有任何经济基础。说它是古代伊斯兰宗教结出的僧侣政治之果，是被逐出边界而迫居一隅的某个教派奠基人之功，也是大可怀疑的。不过，似乎可以肯定，耶和华宗教的理性—道德主义演进受到了各大文明中心的影响；但是先知预言——尤其是更早的道德主义——出现时，城市和贸易还远不发达，无论如何与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相比还差得远。然而，僧侣政治是耶路撒冷的城市祭司在与农村的斗争中确立下来的，详尽阐述并实施“律法”也是生活在巴比伦城的流放者之功。另一方面，古代地中海沿岸城邦却并未使宗教理性化，部分是因为荷马的影响被作为公认的文学教育手段，但主要还是因为缺少一个按照僧侣政治方式组织起来并接受神职教育的祭司群体。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十分显见，祭司群体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有一种选择性亲和力。尤其典型的是，无论在古代还是中世纪，它们的对头都是相同的：控制着政治权力和高利贷生意的封建大家族。因此，僧侣政治在自主性和理性化方向上的任何进展，往往都会得到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支持。比如，苏美尔、巴比伦、腓尼基和耶路撒冷的城市人口全都支持僧侣政治的要求，法利赛人（也就是清教徒）同样从城市中吸收追随者以对抗撒都该贵族，一如古代地中海沿岸的所有情感型礼拜都有一种城市基础。早期基督教教会是由小资产阶级会众构成的；教皇的自治要求——和清教各教派一样——也是在城市中找到了最强有力的支持；某些行业则产生了异端运动和宗教教团，例如卑微者（Humiliati）就兼有这两种倾向。历经沧桑之后，最广义上的禁欲主义新教（加尔文宗和浸礼宗清教徒、门诺派、循道宗和虔敬派）在中下层资产阶级当中找到了追随者的中坚力量，而犹太教也只是立足于城市并以此为靠山之后，才开始有了不可动摇的宗教律法观念。

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运动一般都是阶级运动。出于令人信服的政治和文化原因，基督教肯定不能见容于古代统治阶层，但要说它是一个“无产阶级”运动却大谬不然。创立佛教的是一位王子，它被引进日本时则得到了贵族的大力支持。路德看重的是“基督徒贵族”（即最高级的贵族，王族）。法国胡格诺教徒和苏格兰加尔文教徒的大抗争，都是在贵族领导下达到高潮的，但清教革命的成功却是因为乡绅提供了骑兵。这些范例表明，一般来说，宗教分裂都是纵向贯穿于所有阶层的。这在热忱献身于超验关切的时代尤其如此，而这种献身几乎始终会具有末世论取向。

不过从长远来看，随着末世论预期的消退和新的宗教信仰被程式化，各个身份群体与各阶级受到宗教制约的行为和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活方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就会坚持显现出来。横向分层越来越被纵向分化所取代。因此，胡格诺派与苏格兰贵族后来就不再为加尔文主义进行斗争，禁欲主义新教的进一步发展到处都在成为市民中产阶级关心的事情。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但至少可以肯定，僧侣政治演变为一种理性的支配手段，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宗教思想沿着理性—伦理方向发展，通常都会在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特别是下层——找到强大支持，尽管僧侣政治与资产阶级也有冲突［对此我们将在另一场合论及（下文，十）］。

在采邑—封建支配时代，这种理性的（官僚制）机器始终都会受到威胁。教会的高级行政人员（主教）凭借授予他们的土地和政治权利而变成了大封臣，普通祭司则从他们的采邑领主那里获取俸饷，因而变成了家产制官员的组成部分。只有在城市以及在货币经济中，祭司才可能从主教管理、信徒捐赠的教会财富中获取生活资料。在采邑制的自然经济中，只有修道院的共同体生活才能保证教士组织的独立性，而这就意味着，把采邑体制和完全或近乎共产主义的方式生活结合在一起的修道士，将会变成僧侣政治的卫队。正是修道院的共同体生活，才使得爱尔兰和本笃会的修道士以及半隐修主义团体（遵循克罗得干规则⁽¹⁶⁾）有可能对于西派教会的发展，总的来说对于西方文明的发展具有了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西藏的喇嘛教隐修主义教会和封建制日本的佛教隐修主义也同样如此。

十、僧侣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 教会土地的积累和世俗力量的反对

关于僧侣政治的经济前提，我们很难加以概括，这里只能稍做议论。当然，它们始终都是一些共同发挥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比较容易的做法是讨论一下僧侣政治的支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本来，僧侣政治的经济需要会典型地导致与某些阶级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教会主要是力求通过大量捐助，更可取的是通过不动产来确保自身的经济独立。由于教会并不关心迅速盈利，而是关心长期稳定的收入，并且希望尽可能减少与其隶属民的摩擦，所以总的来说，它会对农民采取保护政策，在这方面，它倒类似于和私人采邑领主相对立的君主。现代史上的大量教会财产并没有积极参与牺牲农民土地、扩张采邑地产的活动，同样，在古代，永佃权⁽¹⁷⁾以及其他类似于世袭租赁权的教士土地所有权，大概也是源自神殿土地。由于禁欲主义的理性性质，修道院采邑——特别是西多会的采邑——在它们自己的农业活动中很自然就成了最早的理性经营。

然而，不可转让的不动产（永久管业⁽¹⁸⁾）的增多限制了土地的供应，这引起了各种利益集团，首先是世俗贵族的抵制，他们认为这会威胁到他们子孙后代获得土地的可能性。铁锤查理的大规模世俗化是一次掠夺教会以利贵族的行动；在中世纪，扮演教会地产封臣或保护人（Vögte）角色的贵族一直都在力图获得对教会土地的控制权；而现代国家制定所谓永久管业法⁽¹⁹⁾以限制教会拥有的不动产继续扩大，也是由贵族们发起的。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的土地投机最终打的就是教会土地的主意，法国大革命期间大规模没收教会土地也主要是资产阶级从中获益。最后，王室权力反对教会和修道院的土地扩张，部分原因是它要与僧侣政治进行竞争，部分则是出于重商主义的原因，在这方面它并不抱有与贵族同样的关切；只是在中世纪早期，国王曾把教会土地的扩张看作是巩固他的权力的一种手段，但那是因为教会显贵们事实上是他最可靠的封臣，因为他们并不存在从世袭继承中获益的问题。中国政治权力的反对态度最为严厉，也最有成效，那里给出的理由是，僧侣在误导人民厌恶劳动并引导他们进行闲散而又毫无经济收益的默祷，由此，隐修主义被铲除，大量僧侣土地被没收。

凡是僧侣政治能够自由积累土地的地方，那就可能导致土地被广泛排除出公开市场（open market），特别是在拜占庭和伊斯兰教统治时期的东方地区，这种积累往往是为了向私人地产提供神圣庇护。前面提到的一个事例［第十章，十］表明，11或12世纪典型的拜占庭修道院捐建活动可能会以如下方式进行：一个创建人提供一大片土地——将会不断升值的君士坦丁堡建筑用地——给修道院；固定数目的修道士将从中获得俸禄，这些俸禄有时甚至可以在修道院之外使用；修道士则须按照规定方式供养一定数目的穷人并履行某些宗教义务。但在某些时候，不仅对修道院的非宗教行政管理要交给创建者家族处置，远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超出固定开支的收入余额也是如此。由此便产生了限嗣继承的财产（委托遗赠），但它作为教会财产也就不再可能被世俗权力攫夺，除非后者甘冒渎圣罪的风险。显然，许多伊斯兰的卧各夫财产⁽²⁰⁾归根结底也是产生于同样的原因，它们仅仅凭着自身的规模，就在所有东方国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西方，修道院以及其他基金会也总是很容易被贵族利用来为年轻贵族提供生活资料，而且无数的修道院改革也几乎都是为了消除这种贵族垄断和对僧侣政治目的的偏离。

1. 僧侣政治与资产阶级的贸易及行业利益

僧侣政治是由于修道院的贸易及行业活动而与“资产阶级”发生直接冲突的。特别是在自然经济中，除了各种农产品之外，神殿和修道院还会积累大量的贵金属。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殿的谷物贮备似乎是用来抵消上涨的物价的，类似于王室仓储。只要自然经济仍占优势，贵金属就会被聚藏（比如在俄国的修道院）。但是，因畏惧神的报复而受到保护的神殿与修道院的神圣和平，始终都是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免受侵害的基础，税收和信徒的捐献一起不断充实着库存。常被谈论的神殿卖淫制度显然与行销商的需求有关（他们一直就是妓院最主要的常客）。无论何处的神殿和修道院都在参与金融交易，东方地区的规模最为巨大，包括吸储、放贷、提供各种实物与货币预付款并收取利息。它们似乎还有商业交易媒介的作用。希腊神殿的功能部分像是中央银行（比如雅典娜神殿的宝库——它的好处是在民主政体时期至少可以对攫取国库的行为施加某些限制），部分像是保管所和储蓄银行。⁵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则是解放奴隶的典型范例：神殿能使奴隶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当然，不是用阿波罗的钱，而是用奴隶的存款，他们相对于主人来说没有任何财产权，但是他们的储蓄押在神殿里却会安然无恙。古代神殿和中世纪的修道院乃是最值得信赖，也最安全的保管所。一如舒尔特正确强调的那样，教会作为债务人的口碑在中世纪也包括了主教本人，因为革出教门的制裁对他的威胁丝毫不亚于今天一个负债的少尉受到的被撤职威胁。^5a世俗商人有时也会把神殿与修道院的这些货币交易看作一种竞争。但是，教会，尤其是教皇及其收税官非同寻常的财政权力，也确实为民间商业提供了赚取巨额利润的机会，而且往往毫无风险。

在修道院的工商业方面，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尽管较早的本笃会规则把体力劳动主要看作对神操训练的保健补偿，但是，始终如一地把体力劳动当作禁欲主义手段，并调度大量平信徒弟兄和农奴参与，往往会创造出一个世俗工商业的重要竞争者。修道院工商业必然会处于优势地位，因为它们依靠的劳动力都是立誓不婚的禁欲主义者，并且把劳动视为一项获得救赎的天职（Beruf）；它们还有着理性的劳动分工，同时还得益于能够保证产品稳定销售的关系网和顾客群。因此，在宗教改革之前，它们也就像今天的监狱劳动和消费合作社一样，成了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经济上的主要怨恨目标之一。

与私人资本主义相比，教会制度的经济运作——无论是直接经营还是通过代理人或以参股形式进行经营，其重要性都已大不如前。它们对于教会财政还有多大的重要意义，目前我们还不可能作出评估，因为这种参股经营一般都被小心掩盖了起来。今天的修道院生产仅限于某些特产品。据传，罗马教廷参与建筑用地投机（在罗马）造成了严重的资金损失，流产的银行基金会（在波尔多）的无意损失更加惨重。即使在今天，只要积聚永久管业仍被允许，教会和修道院也还是愿意获取不动产。然而，假如得不到国家预算、国家捐款、税收和外快的话，它们的绝大多数资金就不是通过工商业活动筹措的，而是通过卢尔德⁽²¹⁾那样的经营活动，通过赞助、资助和大众的捐献。

1. 僧侣政治伦理与超凡魅力伦理对非伦理的资本主义

僧侣政治的支配结构及其独特的对行为的伦理调整，远比它本身的经济活动对经济领域的影响要大。事实上，各大教会宗教的支配结构及其体现在行为规则中的基本伦理观极为不同，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比如，伊斯兰教发展出了一种由好战的先知及其继承人领导的超凡魅力武士共同体，它接受了以暴力征服异端的诫命、推崇英雄主义并允诺带给为真正的信仰而斗争的战士今生与来世的感官享乐。相反，佛教则发展出了一种圣徒和禁欲主义者的共同体，他们不仅从有罪的社会秩序以及个人罪孽中寻求个人的救赎，而且从生命本身寻求救赎。犹太教发展出一种相继由先知、祭司，最后则是受过神学训练的知识分子领导下的僧侣政治和资产阶级共同体，它完全不在乎来世，追求的是重建它在尘世上的民族国家以及符合决疑法则的资产阶级福祉。最后，基督教发展出了最后的晚餐那种神秘主义基督崇拜的参与者共同体，由先知们以超凡魅力方式和官员们以僧侣政治方式引导着它；起初，这个共同体满怀末世论希望，期待着一个神性普世王国的出现，拒斥一切暴力，对于末日似乎迫在眉睫的社会秩序无动于衷。这些大相径庭的开端必然会导致对经济秩序各不相同的态度，但是，这些开端以及这些宗教同样大相径庭的历史命运，并没有妨碍僧侣政治对社会与经济生活发挥类似的影响。这些影响与僧侣政治普遍类似的先决条件是相应的，只要一种宗教的超凡魅力英雄时代成为过去并适应了日常生活，它们就会坚持显现出来。不过我们将会看到，其中也有某些例外。

僧侣政治乃是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典型化力量。神圣律法（ius divinum）、伊斯兰教法（sharíah）、犹太人的摩西五经（Torah）都是不可亵渎的。另一方面，在那些并不受神圣律法调整的地区，僧侣政治从理性角度来说却是最不可预测的力量：神谕、神明裁判、穆夫提裁决或者伊斯兰教教会法庭司法权等形式的超凡魅力司法，都是无理性的，充其量也只是按照衡平考虑裁决特定案件。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谈到，这些裁判的形式要素都有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影响，更何况僧侣政治必然会对非传统的资本主义力量抱有深刻的反感，虽然有时它也会与资本主义暗通款曲。这种反感乃是植根于同一切被传统神化的权威形成的天然利益共同体，而资本的支配似乎总是在威胁着这些权威的垄断地位。

但是，这种反感还有另一个原因，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致。事实上，只有西方的僧侣政治——它比任何其他僧侣政治都理性化——在一套理性的教会法之外还发展出了一种理性的审判程序（这固然是为了它自身的利益），此外，它还不遗余力地继受⁽²²⁾了一套理性的法律：罗马法。然而，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却极少能够容忍，而是尽可能规避甚或公开反对教会法庭的干预。［这种相互反感的原因应当在以下事实中寻找，即］资本的支配是唯一因其非人格性质而不可能加以伦理调整的支配。这种支配多半都会表现为间接的形式，就是说，你不可能找出任何具体的主宰者，因而也不可能对他提出任何伦理要求。在家长与仆役、师傅与徒弟、采邑领主与依附者或官员、主子与奴隶、家长制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方面，是有可能提出伦理假设并强加以实体规范的，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个人关系，也因为预期的服务就是由此产生的。这里在相当广泛的范围内都是弹性的个人利益在起作用，而且纯个人的意图和行动可以决定性地改变有关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状况。但是，一个有义务代表股东——他们是真正的主宰者——利益的合股公司经理，却很难以这种方式与工厂工人相处；为该合股公司融资的银行经理，或者与该银行为之提供贷款的财产所有者有关的抵押权人，就更难以这种方式与工厂工人相处。这里的决定性因素是在竞争中生存的需要，是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和商品市场的条件；因此，完全非伦理的就事论事考虑便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并在有关个人之间插入了非人格的力量。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资本主义迫使工人或抵押权人俯首帖耳的这种“无主奴隶制”，仅仅作为一种制度是有问题的。但在原则上说，任何个人的行为都不可能从这个角度加以质疑，因为它在一切有关方面都是受客观情势所决定的。不遵从客观情势遭到的惩罚就是被淘汰出局，这无论如何都没有好处。更重要的是，这种经济行为有一种特性：它服务于一种非人格的目的。

在一切从伦理上理性化了的宗教中，这些因素都会与僧侣政治最基本的社会要求发生长期冲突。任何具有伦理取向的宗教虔诚都会以末世论期望开始，因而都会拒斥尘世。这些开端都是直接反经济的，其中还有另一层意思：它不认为劳动具有特殊的尊严。然而，只要一个宗教共同体的信徒不可能以赞助或行乞为生，又不是生活在好战的伊斯兰教徒那样的武士共同体中，其模范成员都要以自己的劳动为生，比如保罗和圣阿基狄乌斯（Saint Aegidius）。这是出于早期基督教会以及圣方济各的告诫，但不是因为劳动本身得到了尊重。说劳动在《新约》中获得了更大的尊严，这不过是个神话。“守住这身份”的告诫［见《新约·哥林多前书》，7：20］纯粹是表达了一种末世论的冷淡态度，一如“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的规定［《路加福音》，20：25］。这并不像今天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在灌输对国家的义务，而是一种对于发生在政治领域中的一切所表示的绝对冷漠——这恰恰构成了与犹太教各派别的差异。劳动获得了尊严已经是大后来的事情了，那是因为隐修院修会把它作为了一种禁欲主义手段。在一种宗教的超凡魅力时期，对理想门徒的要求是必须拒斥地产，对信众的要求则是漠视地产。明显存在于早期耶路撒冷基督教共同体中的超凡魅力仁爱共产主义，就是这种冷漠态度弱化了的表现形式，在那里，共同体成员拥有了财产“要像无有所得”［《哥林多前书》，7：30］。这种无限制、无理性地和穷弟兄们共享财产，曾迫使传教士——特别是保罗——奔走于各地为这个核心共同体募集施舍，这大概才是那个脍炙人口的传说背后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组织或者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随着末世论期望渐渐消逝，所有形式的超凡魅力共产主义都会颓然隐入修道院的圈子中去，成为上帝模范信徒（Gottesgefolgschaft）的特有关切。但即使在那里，我们也总是能够看到俸禄化的趋势。于是，劝止放弃自己的天职并反对传教士做寄生虫也就成为必需——保罗的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3：10］就只是针对他们而发的。供养穷苦无业的弟兄则变成了常任官员——助祭（deacon）——的任务。教会要为此拨出部分收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都是如此）。到后来，济贫则变成了僧侣的事务。作为超凡魅力仁爱共产主义的残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同样都认为布施会令神愉悦，尽管它们的起源大不相同。

然而，教会始终都会对经济秩序保持一种或多或少明确无误的独特态度。由于它们必须利用经济秩序并与之发生联系，事实上也就不再可能将其斥之为撒旦的造物。正如国家一样，经济秩序看来也是对尘世罪孽做出的让步，因为是上帝允许它出现的，故只有把它作为不可避免的事物接受下来，甚至把它作为一种神定的、抑制罪孽的手段，这样一来，重要的就是赋予经济秩序的体现者一种伦理观，使他们能够为此目的而运用自己的力量。但是，这种努力在所有资本主义——甚至在最原始形式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都遇到了种种困难，因为，博爱（caritas），即兄弟般的爱，以及充满伦理意味的主仆之间的个人关系，始终是一切教会伦理观的基础，也是超凡魅力博爱精神气质的余韵，从伊斯兰教、佛教到基督教，莫不如此。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些观念变得毫无意义，正如早期基督教内在的和平主义理想在政治领域毫无意义一样，因为政治领域中的一切支配最终都要依赖于暴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家长制关系都将失去本来的性质，直到成为一种非人格关系；原则上说，一个人只能到这种职业生活以外践行博爱和兄弟之爱了。

1. 高利贷禁令，公平价格，以及世俗职业伦理的滑坡⁶

所有教会都对这种异己的非人格力量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并且大都与之格格不入。反对高利贷并以“公平价格”（iustum pretium）供求商品与劳动的诫命［参阅第六章，（十二），四］，乃是两个主要的道德要求，但我们这里不可能详细追溯它们的历史。它们都是来自同一个源头，即原始的邻里共同体伦理，那里所熟知的物物交换仅仅是偶尔交换剩余物资或者个人的劳动产品，为他人劳动仅仅是邻里相助，贷款仅仅是救急之需。如果说毕竟还会发生交换的话，“弟兄”之间也不能讨价还价而只求保本（包括“最低生活费”）；相互帮工要么是无偿提供，要么是仅求一餐之报；出借并非急需之物则不求收益，但望必要时的互惠。统治者会要求利息，外邦人会要求利润，但一个弟兄却不会提出这种要求。债务人就是一个（实际的或潜在的）奴隶或者——言重一些——“撒谎者”⁷。宗教的弟兄关系需要把这种原始的邻里共同体伦理改造成同一个宗教群体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因为这样的诫命最初就是仅限于在他们之间适用，特别是在《旧约·申命记》和早期的基督教中）。早期的贸易仅仅是在部落之间进行的货物交易，而且商人就是一个异己，按照宗教伦理来说，他会始终因其职业具有不道德的特性而背负着恶名：Deo placere non potest（商人令神不悦）。然而，尽管有这些明显的前因后果，但也不应以过于唯物主义的方式把反对高利贷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经济形势——消费信贷占据了优势——的“反映”。现存最早的契约文献表明，无息生产信贷早已为东方的法律所熟知（比如出借谷种以待来日分享收成）。

基督教绝对禁止高利贷，体现在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mutuum date nihil inde sperantes一说中，此句大概是源于误读误译（按照莫克斯的说法，应是μηδἐυ ἀπελπ ἱζοντεѕ而非μηδἐυα ἀπελπιζοντεѕ）。^7a从历史上看，它最初仅仅适用于神职人员，甚至仅仅适用于弟兄之间的关系，而不适用于和外邦人的关系。在中世纪初期，当自然经济和消费信贷占据了优势之后，神职人员本身就在屡屡漠视这项禁令。但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当资本主义生产信贷（更准确地说是商业信贷）——最初是在海外贸易方面——变得举足轻重之时，高利贷禁令反而又得到了重视。这种禁令并非经济形势的产物或反映，而是僧侣政治与日俱增的内在力量和自主性产生的结果，它开始把自己的伦理观应用于经济制度了，神学的鼎盛则为这一目的提供了包罗万象的决疑法。这里不可能详述高利贷禁令的影响，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易作出概括。最初，商业对该禁令还可以忍受，因为在绝大多数重要情况下，鉴于面临巨大风险，只有共负盈亏才能得到信贷，在经历了很长时期之后，固定的——有时是国家调节的——比率才变成了惯例（例如比萨的dare ad proficuum maris）。总之，组成合伙企业乃是获取生产资本的惯常形式，买卖年金或永久租金（Rentenkauf）则是提供抵押信贷的惯常形式。然而，高利贷禁令强烈影响了经商的法律形式，往往极大地阻碍着经济交易。商人们会开列黑名单以提防被人诉上宗教法庭［犹如今天（德国）的交易所开列黑名单以提防拒付差额（Differenzeinwand）类型的申诉（即通过向法庭控告而使非法投机合同无效）］；某些行会［比如（佛罗伦萨的）卡利马拉行会］定期为不可避免的usuratioe pravitatis（不当暴利）购买普遍赦罪；商人自己则会在临终时——或者立下遗嘱载明——支付一笔“良心钱”，律师们绞尽脑汁发明为资本主义利息规避高利贷禁令的合法形式。反过来，教会则建立montes pietatis（当铺）为小市民提供应急贷款。

然而，高利贷禁令从未在任何地方真正如愿以偿地阻止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商业生活的一种纯粹障碍。加尔文主义产生了最早为利息进行的理论辩护，即萨尔马修斯⁽²³⁾［的《论高利贷》（1638）］。面对加尔文主义的竞争，耶稣会的伦理观做出了一切可以想象到的让步，到18世纪教会正式表示投降，到19世纪则全面投降，尽管通俗拉丁文本《圣经》的条文和教皇们的权威裁决犹在。这种投降是在如下场合出现的：维罗纳市⁽²⁴⁾询问能否允许计息贷款，Holy Office⁽²⁵⁾告知，告解神父不要再追问教友是否违背了高利贷禁令，并准予赦罪，条件是，假如日后圣座有可能决定恢复该禁令，教友必须服从。对于“公平价格”理论，中世纪晚期的教义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总的来看，似乎很难说教会有什么经济纲领。它对各种基本制度也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像奴隶制那样重要的制度，教会在推动它走向衰落方面就乏善可陈。就教会在近代史上所表明的立场而言，它既落后于经济事实，也落后于启蒙运动的抗议。如果说宗教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也是来自各个教派，特别是来自贵格会，尽管在实践中它们往往顾不上对奴隶制表示敌意。⁸在所有其他方面，如果说教会还有所干预的话，它也是支持城市和君主的传统主义“最低生存需要”措施的。不过，中世纪教会的影响并非无足轻重，而是非常巨大。但这种影响并不像它塑造心态那样在于创造或改造制度，甚至在那方面，它的影响实质上也是消极的影响。面对资本主义力量，教会始终都在增强一切个人的家长制权威和一切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传统主义关切——这完全合乎一切僧侣政治的逻辑原因。教会所助长的乃是一种非资本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反资本主义的心态。教会并不谴责获利欲望（即Erwerbstrieb，顺便说说，这个概念根本就不精确，最好弃之不用），相反，教会是宽容这种欲望的，因为它是那些并不具备坚持遵行福音劝谕所必需的超凡魅力者的欲望，是它造就了一切尘世之物。然而，教会不可能填平最高道德理想和一种理性条理化取向的资本主义经营之间的鸿沟，因为后者把赢利看作一种职业的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把赢利看作衡量个人德行的标准。教会在婚姻、国家、职业、经营方面都超越了世俗心态，把隐修主义伦理作为更高的原则，从而在伦理上把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领域中的日常生活——贬到了次等地位。教会只是为僧侣创造了一种以统一目标为取向的条理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西方的教会如此，佛教同样如此——它从一开始就纯粹是一种僧侣的宗教。只要俗人服从教会的权威，教会就能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容，对佛教则是有所施赠即可。最重要的是，教会给俗人提供了定期通过秘密忏悔解脱罪过的机会，这是神职人员最令人敬畏的权力手段，它只是在西方的基督教会中得到了最始终如一的发展。但是，通过这种忏悔，并且由于对俗人强调它自身作为一个超凡魅力救赎机构的作用，教会不可避免地就削弱了信徒井井有条、完全独立负责地安排自己尘世和职业生活的动力：他无论如何不可能以世俗方式去遵行最高宗教理想，因为这些理想并非此岸的理想。

事实上，总的来说，中世纪天主教徒在其世俗职业中的作为，远不如犹太教徒——后面［第十三节］将会更多谈到他们——那么受传统和律法的约束，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伊斯兰教徒与佛教徒。然而，由于缺少条理化践行世俗职业的激励——在商业领域尤其如此，资本主义可能获得的发展机会便得而复失了。这里没有对世俗职业劳动的心理奖励。“商人令神不悦”尽管大打了折扣，但在信徒面对他的经济行为应当服务于一个以赢利为取向的非人格理性经营这种观念时，却始终具有权威作用。因此，在“尘世”和禁欲主义理想之间也就始终存在着二元性，理想只能在抛弃尘世之后才能实现。佛教甚至更不喜欢世俗的职业伦理，因为它是一种隐修主义宗教，还因为它那种救赎观的整个倾向。伊斯兰教则是朴实地赞美尘世财富与享乐，这是它原本作为武士宗教的遗风，根本无益于我们所说的职业伦理，从中甚至看不到职业伦理的发展萌芽。政教合一的东派教会则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明确的立场。

1. 僧侣政治的理性化与西方文化的独特性

西方的天主教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的（与东方宗教相比）最有利的条件，应当说，主要是僧侣政治的支配在保持古罗马传统过程中达到的理性化。这尤其与科学和法理学的发展方式有关。与西方教会相比，东方宗教在宗教虔诚中保留了更多的非理性超凡魅力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至少是以下纯历史事实造成的一个结果：精神与社会文化的载体并不是它们，而是与它们相互交错的世俗权力，并且它们一直屈从于政教合一的控制（佛教是个例外）。东派教会则缺少一个有自己的独断式首脑的僧侣政治机器。自牧首尼康⁽²⁶⁾惨败和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废除牧首职位以后，Oberprokuror⁽²⁷⁾一直就是俄国圣会议（Holy Synod）的主导人物，而圣会议则是一个由国家任命教会显贵的纯官僚制组织。拜占庭的牧首则从来就不可能要求得到独断地位。伊斯兰教教长的地位虽然从理论上说高于身为俗人的哈里发，但却仍需由哈里发任命；此外，像拜占庭的巴西利乌斯⁽²⁸⁾一样，哈里发也有自己的宗教权威，尽管它并不稳定。佛教只是在喇嘛教那里有一个独断式首脑，但他却是中国的一个封臣，而且还被作为上文［第十五章，一；第十四章，（二），二］讨论过的那种意义上的化身受到“隔离”。因此，在伊斯兰教、佛教和东派教会中，新知的唯一来源就是“公议”⁽²⁹⁾，不存在永无谬误的教义权威；这给伊斯兰教和佛教带来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及发展潜力，但同时也极大地阻碍了理性的哲学思想脱离神学而演进的过程。最后，它们也不存在像西方教会组织建立的那种理性司法体系；西方教会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创造了一种审判程序——异端裁判所，以便通过理性方式获得证据；这也反过来有力地影响了世俗司法的发展。它们也没有理性法理学基础上的持续立法，比如西方教会按照罗马法模式或者由自身榜样激励而发展起来的那种立法。

总之，西方文化特有的根基，必须到官职超凡魅力和隐修主义之间以及封建国家的契约性质和自主性官僚制僧侣政治之间的张力和独特平衡中去寻找。至少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僧侣政治获胜之后的埃及、西藏和犹太文化，独尊儒术以来的中国文化，封建制获胜之后的日本文化（如果我们忽略不计佛教的话），政教合一制和国家官僚制兴起之后的俄国文化，哈里发体制和支配的俸禄化最终确立以后的伊斯兰教文化，都形成了一种统一的文化，而西方的中世纪就远没有形成这种统一的文化（Einheitskultur），最后，甚至希腊罗马文化也比中世纪的欧洲文化更加统一。这种概括看起来相当正确，尽管所有这些文化都是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达成统一的。政治权力和僧侣政治权力结盟，在西方曾经达到过两个顶点：第一次是卡洛林帝国时期和权力臻于鼎盛的神圣罗马帝国某些时期，第二次是少数几个事例，包括加尔文宗的神权统治，以及强有力的政教合一形式的路德宗和安立甘宗宗教改革国家及反宗教改革的统一大国：西班牙与波舒哀⁽³⁰⁾的法国。但即使在这些合作时期，西方的僧侣政治也处于同政治权力的紧张状态之中，并构成了对它的主要约束，这与古代和东方的纯政教合一制或者纯神权统治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是用权威抗衡权威，用正当性抗衡正当性，用此一官职超凡魅力抗衡彼一官职超凡魅力，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念念不忘的理想却始终都是政治权力和僧侣政治权力的统一。然而，除了氏族国家中独立的家族超凡魅力或者契约保障下的封臣直接自治或派生的自治以外，个人并没有任何自己的正当领域以抗衡这两种正当支配类型。古代的国家、僧侣政治、家产制国家或者政教合一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表明它们对个人的统治权力，我们前面已有讨论或者后面仍需讨论；总之，这是个纯事实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取决于统治群体及其组织形式的生存利益。关键在于，为了每个个人本身的利益而对权威加以合法限制，这种事情根本就不存在。

十一、资本主义时代和资产阶级民主时代的僧侣政治

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僧侣政治支配的前提。乍看上去，僧侣政治似乎并未从这项发展中获益。尽管遭到神职人员的抗议直至屡见不鲜的直接抵制，但资本主义仍在高歌猛进。大资产阶级成长得越来越不再囿于资产阶级和僧侣政治的历史关联了。天赐巫术禀赋的载体，尤其是那些僧侣政治的权利主张——最威权主义并充当传统权威之后盾的那些权利主张，则越来越苦于无力调整社会行为、无力反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基础——现代科学；它们还受到了日益增强的理性主义的逆向影响，而理性主义使得社会生活更少模糊性且更易于重建。有人认为，新兴资产阶级各阶层的反伦理或者非伦理自由放任倾向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但事实并非如此；毕竟，教会凭借忏悔制度曾向道德弛懈做出了广泛的妥协，而道德上的弛懈始终就是处于稳固地位的封建各阶层的特性。毋宁说，发挥了主要作用的乃是严格主义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伦理观，它最终必然会与僧侣政治的要求发生冲突，因为它将危及教会的最终裁定权⁽³¹⁾和分配恩宠与赦罪的价值。因此，如果这种严格主义的伦理观不能加强教权主义控制下的禁欲主义，教会就总是会把它视为走向异端的垫脚石。

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挺进，在安如磐石的君主与资本主义结盟的时代成为过去、资产阶级的政治抱负变得咄咄逼人之后，所有的传统主义阶层——小资产阶级、贵族，甚至君主——便纷纷到教会那里寻求保护了。资产阶级在自身地位受到工人阶级的攻击时也会同样如此。但是，教会也在适应已经牢牢立足的资本主义，这在德国中央党从克特勒主教时期［1811—1877］到目前的发展中可以很容易得到证明。事实上，僧侣政治一度曾把经济上的末世论期望寄托于“基督教社会主义”，也就是僧侣政治支配下的“社会主义”，它让人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同时，僧侣政治也确实有助于瓦解对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信仰，但是，改变了它的态度的却是劳工运动那种典型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对待权威的敌意。现代无产者并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受到的威胁并非来自必须以巫术加以钳制的撒旦或自然力量，而是来自可以理性认识的社会条件。工人阶级当中在经济上最强有力的各个阶层往往会拒绝任何僧侣政治的引导，或者仅仅承认它是一个无偿的利益代表——假如僧侣政治实际上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的话。资本主义秩序的牢不可破越是变得确凿无疑，僧侣政治的利益也就越是需要与这种新兴权威达成妥协。僧侣政治会按照自身天然的伦理关切，尽力把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依附关系改造成一种类似于博爱（caritas）的威权主义个人从属关系；特别是，僧侣政治会鼓吹“福利制度”以约束工人反威权主义的自由流动；它还会尽可能促进家庭工业以阻止工人都集中到工厂中去，前者似乎有利于增强家庭纽带与家长制劳动关系，后者却会增进反威权主义的阶级意识。僧侣政治对于罢工这种反威权主义的武器以及所有为反威权主义推波助澜的组织，无不抱着深刻的怀疑态度，当它们有可能威胁到教派间的团结时，它的对立态度尤为激烈。

民主制本身也改变了僧侣政治的条件。面对政治权力和敌对社会势力，僧侣政治的实力最终要依赖于服从其意志的议员数目。僧侣政治的唯一选择就是建立一个政党组织，并像所有其他政党那样利用煽动手段。这种必要性会增强它的官僚化趋势，因为这样的僧侣政治机器势必同样面对政党官僚制的任务。政治斗争和大众操纵所必需的中央权威及行政机构的力量会不断增强，其代价则是牺牲旧时的地方权力（即主教与堂区教士）；这在任何一个投入斗争的大规模群体中都是典型现象。至于所使用的手段，除了反宗教改革运动为鼓惑大众而创造的高度情绪化的礼拜手段以外，与其他群众性政党也并无不同，其中包括建立由僧侣控制的合作社，以及全凭书面的告解证明提供贷款，或至少根据宗教表现评定信贷资格。其他还有工人联合会、青年团，以及特别是对教育的控制。如果教育是公立的，僧侣政治就会要求控制教学，或者以收费低廉的女隐修院学校与公立学校竞争。只要有可能，也总会保持与国家达成的传统妥协，以保障在刑法与民法方面享有的特权，保证教会及其传教活动得到经济上的补助。在由教会调整的一切生活领域，国家处于从属地位始终是真正的神意。然而，在民主政体下，权力被赋予当选议员之手，僧侣政治也能容忍“政教分离”。这一公式含有多种意思，比如，国家控制下产生的弹性和自由给了僧侣政治相当大的权力，适足以抵消它在形式特权方面的损失。人们可能会揣测，取消宗教事务预算将严重削弱僧侣政治，但是，在对政教分离有着最严格宪法规定的国家——美国，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市政委员会可以资助教会学校，因而可以重新获得一种潜在的津贴，这对僧侣政治来说要比官方津贴更便利。⁹此外，如果取消了对积聚不动产和财富施加的限制，不可让与的教会财产大概就会缓慢但却不可抗拒地日趋增长，这在今天也像早先一样是确凿无疑的。

在那些人口中混杂着各种教派的国家，僧侣政治的内聚力自然最为强大，比如夙敌环伺的德国；在比利时那样的国家也是如此，那里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在地理上就是与工业人口分离的。在这样的国家，僧侣政治一般都会竭力抵制两大“资本主义”阶级——资产阶级和（尤其是）工人阶级——占据任何优势。

十二、宗教改革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1. 宗教分裂的政治与宗教原因

宗教改革无疑受到了各种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它极大地改变了僧侣政治的地位。但在总体上看，经济因素的影响都是间接的。诚然，农民对新的教义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渴望自己的土地能摆脱不符《圣经》义理的实物支付和地役，今天的俄国农民就是如此。但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仅仅与修道院从事的行业有冲突，其他一切都在其次。没见任何地方出现过有关高利贷禁令的争议。转变的关键是教皇权威的削弱，而削弱的原因则是［1378—1417年间的］大分裂（这其中也有政治原因）以及随之产生的公会议运动，后者在偏远的北方国家进一步削弱了原本就不如在南方强大的教皇权威。各国君主及各个等级坚持不懈且卓有成效地反对教皇插手任命本国有俸圣职，反对教廷税费制度的斗争，也使教皇的权威遭到了削弱；各国君主通过行政的理性化极大地增强了权力，由于他们的政教合一倾向和世俗化趋势，也由于教会传统在知识界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各阶层心目中名声扫地，教皇的权威便每况愈下了。

然而，这些解放趋势几乎与任何摆脱宗教生活方式的愿望都毫不相干，只是在非常微弱的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减少僧侣政治约束的愿望。如果认为一个渴望肯定尘世生活，肯定“个人自由”甚至肯定美与感官享受的社会，是因为教会对这些强烈愿望的敌视而感到被套上了桎梏，这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这方面，教会根本就无所作为。事实恰恰相反：宗教改革者们相信，经由僧侣政治对尘世生活进行宗教渗透是远远不够的，资产阶级群体尤其这样认为。教会从来不敢像教皇的意识形态大敌——再洗礼派及相关教派——那样提出自我控制、禁欲主义和教会纪律的要求，而这些教派对自己的要求之严格，是我们今天绝对难以想象的。恰恰是僧侣政治与世俗权力及罪孽不可避免的妥协激发了这种严格要求。举凡资产阶级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之处，新教的禁欲主义各教派都会畅行无阻，而在贵族和君主占上风的地方，宗教改革的教会——安立甘宗和路德教——都是最少禁欲主义的教会。具有强烈宗教热忱的资产阶级各阶层那种独特的虔诚，使他们站到了改革派布道士一边反对传统的教会机构，正如先前他们站在僧侣政治一边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站在托钵僧修会一边反对世俗教士⁽³²⁾一样；他们的虔诚是以相对理性的伦理观，以资产阶级的职业观，以相对强烈地专心致志于在神的面前自我辩解为特征，这种特征符合他们的生活模式，即很少像农民的生活那样决定于有机的自然事件。如果教会内部的改革能够满足这些阶层的伦理要求的话，他们也许会更乐于支持这种改革而不是支持一场教会革命。然而，僧侣政治却遭遇了某些不可能及时解决的难题，因为这些难题都是深深植根于它的组织的历史遗产之中，植根于和具体权力利益的关系之中。宗教分裂过程中特殊的经济格局——尤其是政治格局——带来的广泛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但最终的宗教动机的巨大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1. 路德教

宗教改革转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强烈影响，但它的影响由于各种新信纲的独特性而多有变化。路德宗的教会对于两大资本主义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仅仅在程度上不同于天主教会。路德在经济事务上的观点是严格恪守传统的，远远不如佛罗伦萨的理论家们“现代”。¹⁰他的教会显而易见是建立在牧师的官职超凡魅力基础上的，而牧师的天职就是传播福音。他的教会毫不隐讳地敌视对神定权威的任何反抗。最重要的革新是摈弃了凌驾于世俗道德与社会秩序标准之上的福音劝谕，这在经济方面也同样重要，因此，修道院和隐修禁欲主义作为一种通过善举寻求救赎的既无用又危险的表现被废除了，对于这一举措，路德最初根本就没有明确表态。此后，人们就只能在世俗社会秩序之内，在婚姻、国家与职业中追求基督教美德了。由于僧侣政治以及塑造自治的宗教公社的尝试归于失败——当然，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所致——，同时也由于有义务传播圣经的救赎机构——教会——的官职超凡魅力得以保留，为纯福音的普及这一基本任务提供保护的义务，就从路德教那里转到了政治权力手中。由此产生的政教合一制，通过宗教改革时期的大规模世俗化而得到了惊人的强化。

1. 加尔文宗的伦理观与教会

反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和福利取向，实际上是一切允诺救赎的宗教所共有的特性。但是有两个彼此大异其趣的例外：清教和犹太教。清教徒共同体（广义而言，包括所有实质上的禁欲主义新教群体）当中只有一个不是教派，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教会，这意味着，它是一个僧侣政治机构：此即加尔文教。

加尔文主义教会的性质不同于天主教、路德教、伊斯兰教等等所有其他教会。由于这里的篇幅所限，我们只能有的放矢地总结一下加尔文教的理论。¹¹严格的加尔文教有一个基本教理，即得救预定论，它使得教会不再可能管理对于永恒得救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圣事。此外，信徒的实际表现与他的命运无关，因为他的命运已被上帝不可测知也不可改变的意志永恒确定。蒙上帝挑选者不需要教会为自己的利益操心。教会仅仅是根据上帝的诫命而存在，教会的组织基本上也是如此，这与所有其他政治和社会机构并无二致，与信徒的所有社会义务也并无不同。因此，诫命是信徒无从得知的，但它在《圣经》中已有明确启示，它的细节可由人的理性加以补充和解释，因为人的理性就是为此目的而存在的。教会的存在绝不是为了灵魂得救和罪人的仁爱共同体，它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因此是为了一种冷峻而神性的raison d’état（国家的理由）。教会不仅为蒙召进入天堂者，也为被罚入地狱者存在，因此，为了上帝更大的荣耀，它可以镇压全体人类所共有并使人类不可挽回地与上帝相分离的罪孽，这意味着教会是一条鞭子而非得救的媒介。任何诉诸巫术圣事的企图都是在愚蠢地违逆上帝确立的秩序；教会并不提供这种手段。因此，教会在这里被彻底消除了超凡魅力性质，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社会机构。然而，它的建立却是神圣律法规定的义务，它的尊严高于所有其他机构，它的组织形式则是上帝规定的唯一形式。不过，撇开这一特征不谈，说到底，支持教会也是一种义务，与支持同样是体现了上帝意志的国家这一社会义务，与在尘世天职中履行的义务并无不同。相比其他所有教会而言，履行这些义务并不在于努力以修道士的方式，通过超越世俗道德而获得一种特殊的恩宠状态，因为这种努力在得救预定论面前毫无意义，毋宁说，这些义务是为了在既定的秩序和一项“天职”中服务于上帝的荣耀。

在所有新教国家，“天职”概念都是来自对《圣经》的翻译，而且，在加尔文教徒中还明确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经营中获得合法利润。尽管加尔文主义并不等同于加尔文本人的态度，但是，随着加尔文主义持之以恒的发展，这种利润以及实现这种利润的理性手段便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正面评价。无论获得拯救还是罚入地狱，得救预定论的不可测知性对于信徒来说自然是无法忍受的；他要寻求certitudo salutis（得救的确定性），寻求他已蒙上帝挑选的标志。由于苦修来世的禁欲主义被否定，那么他要想找到这种确定性，一方面需要坚信自己在严格按照法律和理性行事，压制一切动物性冲动，另一方面还要寻找可见的证据以证明上帝嘉许他的劳动。在上帝不可改变的圣旨面前，天主教的种种“善举”是毫无意义的；然而，对于信徒及其共同体来说，他自身的道德行为和在世俗社会秩序中的命运，作为他的恩宠状态的标志就会变得极端重要。个人是作为一个实体被判定蒙上帝挑选或被罚入地狱的，忏悔与赦罪都不可能使他得到解脱，也不可能改变他在上帝面前的地位，与天主教教义不同，个人的“善行”也不可能抵补他的罪孽。因此，如果个人认为有理由相信自己正在遵照条理性行为原则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安排自己的全部行动——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那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握自己的恩宠状态。条理性的行为，理性的禁欲主义形式，便由此而从修道院进入了尘世。禁欲的手段在原则上都是相同的：否定一切对自我及所有其他众生的毫无意义的美化，否定封建的傲慢，否定对艺术和生活的自发享乐，否定“轻浮”，否定金钱与时间的任何浪费，否定肉欲，否定在私人职业与体现了上帝意志的社会秩序中偏离理性劳动的一切活动。抑制一切封建式的炫耀和非理性消费则促进了资本的积累，有利于把财产不断重新用于生产性目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今世禁欲主义则有助于培养资本主义和官僚制所需的职业精神。生活并不是聚焦于人，而是聚焦于非人格的理性目标。慈善事业变成了一种非个人的济贫事业以光大上帝的荣耀。由于劳动的成就乃是令上帝愉悦的最可靠象征，资本主义利润也就成了证明上帝已经赐福于经营的最重要尺度之一。

显然，这种生活方式与资产阶级获利活动所习惯的自我辩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利润与财产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个人能力的表现。宗教前提与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这里实现了统一。当然，这并不是清教伦理的目的，鼓励赚钱尤其不是清教伦理的目的；恰恰相反，与所有基督教教派一样，财富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并且充满了诱惑。但是，正如修道院因为禁欲主义的理性劳动和修道士们的操行而一再给自己带来这种诱惑一样，如今给自己带来这种诱惑的则是虔诚的资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也是按照禁欲主义要求生活与劳动的。

十三、犹太教的僧侣政治和经济气质

从形式上说，犹太教应当归类为教会，因为它是一个人生来就会身在其中的机构，而不是具备特殊宗教资格者的联合体。然而，它比加尔文教更不同于其他的僧侣政治。和加尔文教一样，它也不知巫术超凡魅力、制度性恩宠赐予和隐修主义为何物。有多种宗教活动能够令上帝愉悦并使信徒更接近上帝，个人神秘主义不过是其中之一，因此，犹太教与官职超凡魅力的关系并未产生像基督教中出现的那种巨大张力。自耶路撒冷神殿被毁以后，犹太教就不存在祭司和真正意义上的崇拜（Kultus）了，后者曾是古代犹太教与其他宗教共有的：一种［为信徒提供宗教服务的］制度性礼拜仪式；毋宁说，仅存的不过是一些为了布道、祈祷、歌唱和解读《圣经》而举行的集会。必须严格按照摩西律法去实践决定性宗教行动的，是个人，而不是机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与清教徒不同，遵守律法并不是获得上帝赐福的认识基础，而是它们的直接原因，由此，个人的今世生活、他的子孙后代以至他的人民都将受益。然而，犹太教只是后来才接受了个人不朽的信仰，而且它的末世论期待也是今世性质的。

对于经济气质来说，因其受到了宗教因素的共同决定，这些今世性质的得救期待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意义，和清教主义一样，上帝的赐福是在个人的经济成就中体现出来的。同样重要的是行为的高度理性性质，它至少是受到了宗教教育之性质的有力影响。在这方面，犹太教也类似于清教主义。对天主教徒来说，熟知教理和圣经文本并无必要，因为教会作为一个救赎机构在为他代劳，只要他全盘接受教会的规定（即盲信），信赖教会的权威就足够了。这里的信仰是对教会的一种服从形式，而教会的权威并不依赖于圣经文本，毋宁说，教会是在保证文本的神圣性，而信徒本身是不可能验证这种神圣性的。相反，对犹太教徒和清教徒来说，《圣经》则是具有约束力的律法，每个人都应熟知并正确解释。结果是，犹太教的教育以惊人的程度集中于《摩西五经》以及对它的决疑法解释上，新教徒则是热衷于到处建立小学；新教的虔敬派更是特别偏爱传授“实用”知识（Realien）。随之而来的思想训练无疑是有助于培育理性的经济气质的，在犹太人当中则是有助于培育他们那种典型的辩证理性主义。与此相比，第二诫⁽³³⁾却导致了造型艺术的彻底萎缩，压抑了感官享受的艺术升华，并促进了以自然主义的理性态度看待感官享受。禁欲主义的新教也有同样情形，它对感官享受的现实做出的让步甚至更少。犹太教和禁欲主义新教严厉否定情欲的一切产物，这产生了一种理性化的影响，即推动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反对向封建“靡费”做出任何让步。对资产阶级获利活动的正面评价已经在《密西拿》⁽³⁴⁾中得到承认。犹太教具有特殊的城市性质，但是还有一种不可同化的性质以及国际化性质，无论在古代还是后来莫不如此，这其中有两大原因。一是有着礼仪动机：在不行割礼的环境中一直保留着割礼，而且由于饮食方面的戒律，犹太教的屠夫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直到今天，这种动机仍能防止正统犹太人单独散居；二是僧侣政治已被彻底摧毁，但对弥赛亚的期待却一如既往。

就此而论，犹太人的宗教虔诚可能塑造了他们的经济气质。很难说它的影响是否还能更进一步。至于其他方面，则应主要根据这个独一无二的贱民民族的历史遗产及其特殊境遇去说明它的特质，因为，在这里共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种族”因素，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难以证明，尽管它们可能在这样那样的意义上存在着。

（A）关于阐释犹太人经济气质的补论。然而，进行历史说明也必须谨慎。以色列人大概从来就不是个“沙漠民族”——这里的“沙漠民族”指的是莫克斯所说其律法有着贝都因人的渊源，或者像桑巴特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在沙漠环境中形成的。¹²在他们可能还是一个流浪民族的时代，阿拉伯沙漠上还既无骆驼也没有马匹。他们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底波拉之歌》⁽³⁵⁾——以及后来的传说都表明，他们是由山地部落形成的一个歃血之盟，他们曾一再抗击迦南和非利士诸城邦的城市贵族，用步兵与其战车厮杀以捍卫自己的独立；他们像瑞士人和萨谟奈人⁽³⁶⁾一样最终也曾臣服了临近的若干城邦，因此他们获得了从埃及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贸易通道控制权，一如瑞士人控制了阿尔卑斯山通道和萨谟奈人控制了亚平宁山脉通道。对于耶和华这样一位被敬奉在山上的神来说，西奈山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因为它在那个地区海拔最高。如果出埃及记并非史实（我认为很有可能并非史实），那么摆脱“埃及农奴制”大概就是指的从耶路撒冷君主制那里获得了“解放”，它曾仿效埃及实施强迫劳役并遭到了祭司的诅咒。特别是在异族支配期间，僧侣政治的兴起推动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导致了与所有不是共同血统者的绝对隔离。犹太人大流散的一个早期结果就是越来越专注于金融交易，其次是商业；同样古老的现象是，这在异族环境中是不可或缺的。就所有实质问题而言，犹太人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已经类似于他们在中世纪时期的地位——请注意，他们是免于皇帝膜拜仪式的，而基督徒却要被迫行礼如仪。犹太人从事的行业既存在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也存在于东方，另外还有俄国（这是绝对必然的）。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犹太人骑士团一度还曾存在于叙利亚。因此，随着与周围环境的日益分化，犹太人的经济专业化程度似乎也日趋提高；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情况毕竟都是例外。像桑巴特认为的那样，说犹太教律法大大有助于现代证券形式的发展，¹³在我看来是无法证明的，毋宁说，似乎更有可能的是，犹太人的商法受到了拜占庭法律（大概是以东方通行的方式接受了它）的强烈影响。

（B）犹太教与资本主义。举凡犹太人所到之处，他们都会成为货币经济的推动者，特别是中世纪鼎盛时期，在贷款业务上更是犹太人一枝独秀，但他们也广泛从事商业活动。在城市的发展方面，他们对于日耳曼的主教和波兰的贵族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现代国家初期阶段的征发与贷款事务方面，在创办殖民公司方面，在殖民地贸易和奴隶贸易方面，在牲畜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尤其是在现代股票市场的证券交易和新发行证券的流动方面，他们引人注目的参与——且往往是支配性的参与——都是公认的。

至于犹太人是否能被认定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主角，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必须考虑到的是，以借出高利贷、向国家提供信贷和供给需求及殖民开发为生的资本主义，根本不是现代特有的资本主义。这些特征都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古代、中世纪乃至现代东方的资本主义所共有的。与古代（以及近东和远东）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组织为突出特征的，犹太人在这方面未曾发挥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况且，肆无忌惮的大金融家与大投机商心态，不但可见于古代和中世纪，亦可见于先知时代。那些决定性的现代贸易制度——有价证券以及股票市场等法定的经济形式——则有着罗马与日耳曼的渊源。但是，交易所有了今天这样的重要地位，犹太人的贡献也自不待言。

最后，典型的犹太人商业精神——如果能够具体而论的话——有着东方人的一般特点，一定程度上甚至有着前资本主义时代特有的小资产阶级特征。和清教徒一样，犹太人也是有目的地赋予了形式上的合法盈利以正当化，认为那是上帝赐福的标志；而且，犹太人和清教徒有着同样的天职观，尽管它没有清教主义那样强大的宗教基础。犹太教律法对现代资本主义伦理产生的最重要影响大概就是这一事实：它的法律原则至上的伦理观被吸收进了清教伦理，从而被纳入了现代资产阶级经济道德观的背景。

十四、教派、教会与民主¹⁴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教派一词并不是指的一个小集团，比如最典型的教派之一浸礼会，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新教教派之一。此外，教派也不是从另一个集团中分裂出来、不被承认或遭受迫害并被谴责为异端的集团。毋宁说，教派乃是这样一种集团：它的性质和目的恰恰阻止了普适性，并要求成员达成自由的共识，因为它的宗旨就是要成为一个贵族性群体，一个具有正式宗教资格者的联合体。教派不求成为一个像教会那样分配恩宠的机构——后者既包括义人也包括不义之人，并且特别关心要让罪人服从神法。教派所坚持的是ecclesia pura（纯洁教会）的理想（故有“清教徒”之称），是可见的圣徒共同体，要清除害群之马，以免他们玷污上帝的目光。典型的教派拒绝制度化救赎和官职超凡魅力。（当然，必须把“教派”一词同教会恶意中伤的含义仔细区别开来。）

个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成为合格的成员：凭借神圣的得救预定论，比如浸礼宗特选派及克伦威尔的独立派精英部队；凭借“内在之光”或者体验迷醉的通灵能力（pneumatic ability）；凭借“忏悔斗争”（Busskampf）以及随后的“顿悟”（Durchbruch），比如老虔信派的情况；总之，这种资格或者产生于特殊的通灵能力［即感悟圣灵（Holy Spirit）］，比如贵格会信徒的先驱、贵格会信徒本身以及多数“通灵”教派的情况，或者是产生于其他被赋予的或者习得的超凡魅力。建立一个教派的形而上学原因可能会极为多样。从社会学角度来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这种共同体是作为一个筛选机器发挥功能的，以便甄别合格者与不合格者。至少就纯粹情形而言，入选者或合格者必须避免接触被罚入地狱者。任何教会，包括路德教，当然还有犹太教，在其严格主义时期都曾利用革出教门的权力以排斥那些顽固的不从者与背教者。革出教门通常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联合抵制，尤其是在一个教会的初期阶段。某些教会可能还会禁止与任何局外人的肢体接触、性关系和经济交往，比如琐罗亚斯德教和什叶派教会，但多半只是那些种姓宗教才会走得这么远，比如婆罗门教。绝大多数教派并不如此激进，但它们也像隐修主义那样一以贯之地坚持这种措施。至少那些因缺乏资格而被驱逐的人将不得不遭受最严厉的联合抵制，让他们参加礼拜，尤其是参加圣餐可能会招致上帝的愤怒，是对上帝的侮辱。把那些明显被上帝罚入地狱者排除在外是每个成员的任务，这种观念有力地强化了会众而不是任何官职的重要性。这一点已经可见于加尔文教，它由于贵族式的得救预定论超凡魅力原则，同时还由于官职超凡魅力的衰落而类似于那些教派。一个范例就是诚笃的加尔文教徒1880年代在尼德兰进行的教会革命，这场革命是由克伊波¹⁵领导的，并且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后果，它的起因是国家教会的高层机构要求各会众准许那些由不检点的传道者施了坚信礼的人参加圣餐礼。坚定的教派都赞成会众享有绝对主权的原则，因为只有那些亲身在日常生活中彼此熟稔者，才能判断每个他者是否具备宗教资格。出于这个原因，一旦持守共同信经的各会众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他们就会建立一个单纯的工具主义联合体并为自己保留最终决定权。每个会众群体基本上不可避免地都会拥有“主权”——如果我们毕竟还可以应用“主权”一词的话。出于同样的原因［即按照亲身彼此熟稔的要求］，会众始终都是一些小群体，比如虔信派ecclesiola⁽³⁷⁾，它们最适合于这些功能。这是会众原则的消极一面，它在反对扩展普救论的官职超凡魅力时达到了极致。通过筛选准入而形成的会众，它的这种基本性质对于个人来说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使他的个人资格获得了正当性。作为成员而准入的任何人都可以因此向世人表明，他已经通过考验，达到了该会众的宗教和道德标准。这一点可能对他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在经济方面也是如此——如果这种考验被公认为是严格的并且包括了对相关经济品质的考验的话。这里可以略举几例：在大约200年前的贵格会与浸礼会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为以下事实发出的欢呼——那些不信神的人不是把资金存到或投资于同类手中，而是存到或投资于虔诚的教友弟兄手中，因为这些弟兄的诚实与可靠看来比担保金更有价值；文献还提到，弟兄们经营的零售店顾客与日俱增，因为不信神的人也知道，即使打发孩子或仆人去那里购物也照例会享受固定的公平价格，而且完全货真价实。贵格会与浸礼会教友是在为了声誉而竞争——以零售业的固定价格制取代了“东方式的”讨价还价，而这种零售价格制对于在所有领域进行资本主义的计算都具有重要意义。事情直到今天也仍无不同，特别是在各教派的主要家园——美国。一个典型的教派成员，比如共济会成员，如果是个行销商，他能够在任何竞争中稳操胜券，即使在他自己的群体之外也是如此，因为消费者会坚信他的价格是公平的。一个打算开办银行的人就会加入浸礼会或者循道宗，因为人人都知道，在受洗加入这些教派之前要接受严格的考察，这是为了调查此人过去有无操行上的污点，包括泡酒馆、性生活、打牌、负债、其他轻浮行为、不诚实行为等等；如果调查结论是正面的，他的信誉就有了保障，而在美国那样的国家，在任何其他什么基础上建立个人信誉几乎都是无法想象的。对真正的基督徒提出的这种禁欲主义要求，恰好又是资本主义塑造新进者时提出的同一些要求，至少在“诚实即为上策”的箴言行之有效的地方就是如此。一个这种教派的成员，在资本主义组织的所有负责任的岗位上都更受欢迎，不论他是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发起人还是工头。这样的成员所到之处，只要能找到一个教友的小会众，他们就会根据他先前所在会众的推荐信接受他为自己的弟兄，给予他正当名分并推荐他谋事，这在美国至今仍是通行的做法，也是所有移民宗教——比如犹太教——共有的一个优势。他很快就会以局外人不得其门而入的方式获得经济立足点。他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实际品质是一致的，因为信仰灌输的强度和遭受排斥的威慑力比任何威权主义教会纪律的作用都更有成效。

老循道宗专门成立小组举行的忏悔周会，虔信派与贵格会教友的班会和相互监督与劝诫，与天主教的秘密忏悔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是不受监督的，而且是服务于罪人的解脱，很少着眼于使其洗心革面。以下事实则比任何其他因素更为重要：一个人的操守必须经得住教友们警觉的监督。随着日益普及的世俗化，这种自尊的基础又通过无数社团和俱乐部从教派传播到了美国人的所有生活领域，这些社团和俱乐部都是以投票方式招收成员，它们的存在涉及一切可以想象的目的，而且一直延伸到学校中的少年俱乐部。即使在今天，中产阶级“绅士”也是因为有资格佩带某个社团的徽章才获得这个正当名分的。尽管这些传统如今有不少正在瓦解，但事实上，美国的民主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个人形成的一片沙滩，而是高度排他但又绝对自愿组成的教派、社团和俱乐部的迷宫，它们为个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主心骨。美国的大学生如果没有入选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甚至很可能会考虑把这作为自杀的原因。当然，类似现象亦可见于众多自愿组成的社团，因为，在非经济社团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期望被其他个人所接纳，往往不是单纯从群体的明确目的之功能角度做出的考虑，毋宁说，排他性俱乐部的成员资格到处都被认为是身份的提高。事实上，教派及其渊源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美国的古典时代那样成为宪政要素之一，这一点虽不成文，但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在塑造个人方面比任何其他影响力的作用都大。

凭借“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新约·使徒行传》，5：29］这一名言，僧侣政治要求行使一种自主性超凡魅力和它自己的法律，以确保人们的顺从并牢牢约束政治权力。僧侣政治会凭借官职超凡魅力保护那些它声称有权加以支配的人们，以反抗来自其他权威的侵害，不论侵害者是政治统治者还是一个丈夫或父亲。由于成熟的政治权力和僧侣政治权力都会提出普适性要求，就是说，由于两者都希望确定对个人的控制范围，那么它们的适当关系就是为了共同支配而妥协或结盟，相互划定势力范围。只有这两种权力事实上都放弃了对那些原则上唾手可得的生活领域进行绝对控制的要求，政教分离的准则才是可行的。

与僧侣政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派反对官职超凡魅力。个人只能凭借自身的超凡魅力行使僧侣政治权，一如他只能凭借得到公认的资格才能成为教派成员，浸礼会的“再洗礼”——实际上是合格的成年人受洗——就是一种最明确无误的象征。贵格会教徒做礼拜时都是默默等待着，看看今天神是否会降灵于某个成员，而且只有这样一个成员才能开口布道或祈祷。如果那些证明自己有资格宣讲福音的人被置于专门的席位上，现在又必须准备布道文以帮助圣灵降临，这已经是对规则与秩序的需求做出的让步了；绝大多数贵格会会众都是这样做的。然而，与所有坚持不懈的教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所有严格主义的教派都会坚持平信徒布道及每个成员皆是祭司的原则，尽管它们也会出于经济与教学原因而设置一些固定官职。

此外，纯粹的教派还会坚持由会众“直接民主行政”，并将神职官员看作会众的公仆。正是这些结构性特征，证明了教派与政治民主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力，同时也说明了教派与政治权力何以具有那么高度重要的独特关系。教派是一种特别反政治，至少也是去政治的群体。因为它不必提出普适性要求，并尽力作为一个合格信徒的自愿共同体而存在，所以它不可能与政治权力结盟。假如它缔结了这样一种联盟，比如新英格兰的独立派所为，结果就是一种被教会认定为合格者的贵族统治，这将导致损害乃至丧失教派的性质——［1662年公理会的］所谓半约（Halfway Covenant⁽³⁸⁾）就是一例，流产的克伦威尔圣徒国会的统治，则是这方面的最大一场实验。纯粹的教派必定会力倡“宗教宽容”和“政教分离”，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因为它事实上不是一个普适性的救赎机构以镇压罪孽，也不可能忍受政治与僧侣政治的规章制度；因为没有什么官方权力能够向无资格者分配恩宠，所以在宗教事务上使用任何政治暴力，必定都会显得毫无道理或者绝对凶残；因为教派对局外人完全没有兴趣；因为总而言之，如果教派还希望保持自己的宗教认同及其效力，它就只能是个绝对自愿的联合体。因此，一以贯之的教派始终会坚持“宗教宽容”与“政教分离”的立场，而且是“良心自由”最纯正的倡导者。

其他共同体也会支持良心自由，但其中的含义不同。在罗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政教合一制度下，谈论这种自由与宽容也是可能的，因为臣服或附属国家极为多样的礼拜都能得到允许，而且不存在任何宗教强制；但在原则上说，这一点要受制于政治权力的官方礼拜，在罗马是皇帝崇拜，在日本是对天皇的宗教膜拜，在中国大概还有皇帝的祭天。此外，这种宽容有着政治的而非宗教的原因，比如沉默者威廉，更早的腓特烈二世皇帝，或者把教派成员用作熟练工人的采邑领主，阿姆斯特丹城的情况也是如此，那里的教派成员乃是商业生活中的主角，所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经济动机。但是，真正的教派必定会出于特殊的宗教原因而要求政治权力不干涉，以及要求良心自由，这其间有一些过渡形式，但我们这里有意搁置不论。

充分发展的教会都会提出普适性要求，不可能容许良心自由，如果它在为良心自由进行辩护，那都是因为它发觉自己处在了少数的地位，并要求得到某些在原则上说它不可能给予他人的东西。马林克罗特曾在帝国议会说道：“天主教徒的良心自由就在于自由地服从教皇”，这指的是教徒凭自己的良心行事。然而，一旦变得足够强大，不管是天主教会还是（老）路德教教会，就都不会承认别人的良心自由了，加尔文宗和浸礼宗的老教会更其如此。这些教会的制度义务就是保卫灵魂的救赎，加尔文教徒的制度义务则是捍卫上帝的荣耀，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们不可能有别的做法。相比之下，一个坚定的贵格会教徒却不仅对自己，也对他人适用良心自由的原则，而且反对任何这样的企图——强迫那些并非贵格会或浸礼会教友的人要像他的群体成员那样作为。因此，坚定的教派便会衍生出被统治者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以对抗任何权力，无论它们是政治权力、僧侣政治权力还是家长制权力。耶利内克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这种良心自由可能就是最古老的人权，¹⁶总之，它是最基本的人权，因为它包括了合乎伦理要求的行动，并为免于强制——特别是免于国家权力的强制——提供了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心自由的概念尚不为古代和中世纪所知，也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所不知——因为它包含着宗教强制的权力。其他的人权或公民权也都与这项基本权利密切相关，特别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权利，其中包括个人财产不可侵犯、契约自由和职业选择自由。这种经济权利存在于一个有保障的、对人人都一体适用的抽象规则体系的范围内。所有这些权利都能在启蒙运动的信仰中找到终极辩护，即信仰个人理性的作用，而个人理性如果没有受到阻碍的话，它就会产生出至少相对而言是最好的世界，因为它靠的是神意，还因为个人最有资格了解自己的利益究竟何在。这种对“理性”的超凡魅力式美化，在罗伯斯庇尔对它的赞颂声中得到了极富特色的表现，这是超凡魅力在其命定的历史进程中所采取的最后形式。显而易见，形式上的法律平等和经济上的流动所需的这些先决条件，为摧毁一切家产制与封建制法律铺平了道路，有利于抽象规范的形成，因而间接有利于官僚化进程。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它们也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扩张。这些基本人权使得资本家自由利用物力人力成为可能，正如根据某些教义变体而被采纳的今世禁欲主义和教派的特殊纪律培育了资本主义精神，也培育了资本主义所需的理性“职业人”（Berufsmensch）一样。

注　释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注释与校订均为Roth所作。

1　参阅下文，八。喇嘛教在驯化蒙古人方面发挥了效力的观点遭到了一项断然否定，见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New York：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1951（第一版为1940年），86f。在西藏，佛教是公元7世纪被承认的，但喇嘛教会在确立了自己的至高无上地位之前，最初却是世俗国王的工具。那位伟大的蒙古征服者忽必烈汗（13世纪）支持喇嘛教，但是随着中国的复生，它在蒙古却销声匿迹了。到16世纪，喇嘛教再次被阿勒坦可汗（Altan Khan）采用为世俗统治的整合工具。然而随后，满洲帝国却在蒙古制造了政教之间的僵局，尽管西藏的教会凭借与满洲利益集团的结盟而保持了自身的至高无上地位（参阅Lattimore，216—221）。因此，喇嘛教—佛教似乎至少证明了韦伯的概括：在与世俗权威的竞争中，僧侣政治可以寻求外来权力的支持或者成为它的工具。关于喇嘛教的统治及其封建制与官僚制的混合特征以及它对中国的影响，有一项比较晚近的讨论，见Pedro Carrasco，Land and Polity in Tibe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9），esp. 207，217，224—8。

2　划界诏书（Bulls of Circumscription）：教皇在与非天主教国家世俗当局达成协议之后建立教会管辖区的敕令。

3　见Weber，The Rational and Social Foundations of Music，Don Martindale，trans.（Carbondale：Te Southern Illinois Press，1958）。

4　这里指的是1650年代牧首尼康（Patriarch Nikon）领导的“希腊化”改革运动（见十，E），它试图让俄罗斯的公益性派捐符合旧时的希腊惯例。运动并不涉及教义争端，但是，大部分神职人员和居民——他们被叫作旧信徒——却往往根据传统俄罗斯礼仪的巫术功效观点不顾危险，甚至以毁灭的代价抵制改革。旧信徒坚持以两个手指表示十字，改革者的法令要求用三个手指。尼康开始改革后的15年间，自焚曾经风靡俄罗斯。见Herbert Ellison, History of Russia（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4），78。

5　参阅Weber，Economic History，193。

5a　参阅Aloys Schulte，Geschichte des mittelalterlichen Handels und Verkehrs zwischen Westdeutschland und Italien mit Ausschluss Veneigs（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00），I，263—272。

6　关于高利贷，见第六章《宗教社会学》，（十二），四。

7　“撒谎者”——因为他没有守信；参阅第六章，（十二），四，注2。

7a　见第六章，（七），注1。

8　见Stephen Beauregard Weeks，Southern Quakers and Slavery. A study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Baltimor：Johns Hopkins，1896）242f。参阅Weber，Economic History，275。

9　关于这一重要但相对而言不为人熟知的现象，见John W. Pratt，“Boss Tweed’s Public Welfare Program”，载The New York Historical Society Quarterly，XLV：4，Oct. 1961，396—411。

10　关于佛罗伦萨的St. Antoninus，见Carl Ilgner，Die volkswirtschaftlichen Anschauungen Antonins von Florenz（1384—1459）（Pader born：Schoningh，1904）；Bede Harret，S.Antonino and Medieval Economics（London 1914）。另请参阅Weber，Protestant Ethic，83，197，201f。

11　尤请参阅第六章，（十），一；（十一），三和（十五），四。另请参阅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各处。

12　见Adalbert Merx，Die Bücher Moses und Josua（Tübingen 1907），以及Wemer Sombart，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London 1913；frst German ed. 1911），324。另请参阅韦伯在他的“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1909）一文中更广泛的讨论，该文重印于GAzSW，esp. 83—93。

13　见Sombart，op. cit. ，ch. 6。

14　这一节包含的某些素材韦伯已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进行了详细阐发。

15　关于亚伯拉罕·克伊波这位后来的荷兰内政部长，见韦伯的“新教教派”一文，载Gerth and Mills，op. cit.，452f。

16　参阅Georg Jelinek，Die Erklärung der Menschen- und Bürgerrechte（Leipzig：Duncker und Humblot，1904），2nd ed。

(1)　Amon-Ra，阿蒙原是中埃及赫蒙的一个地方神，对他的崇拜传到底比斯，在公元前2008年—前1957年间成为法老的保护神，大约在同时，他又被认为与赫利奥波利斯的太阳神瑞是同一位神，由是阿蒙—瑞被承认为国家之神。

(2)　罗马法中的“埋藏物”，指很早以前被埋藏起来并已被所有主遗忘的珍贵物品，对于该物品，任何人都不能声称拥有权利。但发现埋藏物则使发现者、埋藏地的土地所有主或者国库取得相应权利。

(3)　Josiah，《圣经》人物，公元前7世纪的犹大王国国王。

(4)　Investiture Conflict，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权力斗争的惯称。争议始于对主教及隐修院院长叙任权究竟谁属这一问题。这类高级教士往往既行使宗教权也行使世俗权，世俗封建主对于他们的授职自然深感兴趣。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谴责了世俗叙任权，立即引起他与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争执。此次争执的政治后果是导致了德意志内战，皇权受损，诸侯权盛，而且形势不可逆转；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城邦在罗马教廷支持下纷纷兴起，削弱了帝国在该地区的权力。110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废除由国王向高级神职人员授予职位象征物的惯例，教会也做出相应让步，主教在受祝圣之前先向国王致敬（即候选人先成为国王的人，后成为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加里斯都二世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也包含类似的妥协。

(5)　Delphi，古希腊城邦，因阿波罗神殿而著名。

(6)　拉丁文，意指基督于福音圣训中，除命令世人严格遵守十诫（precepts）外，也奉劝世人更进一步修炼守贫、贞洁、服从三美德。

(7)　al-Ghazali（1058—1111），又译安萨里，伊斯兰教义学家和神秘主义者，一生著述甚多，最杰出的著作是《宗教科学的复兴》。

(8)　Premonstratensian，天主教普雷蒙特雷会（Order of the Canons Regular of Premontre）成员，因着全白衣，俗称白衣修士。该会由（克桑滕的）诺贝尔于1120年会同13名同道在法国普雷蒙特雷创立，遵循奥古斯丁隐修规则，后根据西多会关于生活方式和组织制度的理想加以补充，在易北河地区的传教活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该会的现代活动中心是比利时。

(9)　教皇克雷芒十四世（Clement XIV，1705—1774）担心西班牙和法兰西公开脱离罗马教廷控制，于1773年被迫发表通谕解散耶稣会，此句为通谕首句。

(10)　1209年获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正式成立方济各托钵修会；1212年圣方济各协助贵族妇女克拉雷成立方济各第二会，即克拉雷安贫会；1221年又成立方济各第三会（tertiary order），收容在俗男女教徒。

(11)　Capuchin，正式名称为嘉布遣小兄弟会，天主教方济各会的独立分支，1525年由玛窦·巴西创立。嘉布遣是意大利文Capuccio音译，原意为“尖顶帽”，因该会会服带有尖顶风帽，故名。该会1528年获教皇克雷芒七世认可，次年通过的会规强调守贫与简朴，主要从事福利工作。后成为罗马教廷反宗教改革的一支重要力量。

(12)　Carthusian Order，天主教隐修修会之一，科隆的布鲁诺1084年在法国加尔都西山创立，故名。该会持守简朴清苦生活，禁食肉类，严守静默，修士各自独居一室，只允许在周六聚谈一次，有“苦修会”之称。Les Trappistes，天主教隐修修会之一，1664年由诺曼第特拉普隐修院院长阿门德创立，故名。该会对西多会会规进行了改革，又称“重整西多会”，是纪律最严苛的修会之一，强调默祷，要求绝对静默，禁止言谈，过团体生活，修士主要从事神学研究和体力劳动。

(13)　见第六章（五）英译者注4。

(14)　Arval Brother，拉丁语作Fratres Arvales，古罗马祭司团，原来的职责主要是每年主持献祭以祈祷土地肥沃，历史十分悠久，其成员12人，从最高阶层选出，当选后终身任职，元首政治时期，皇帝也包括在内。

(15)　Charles Martel（约688—741），矮子丕平的私生子，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719年成为全国的宫相，后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

(16)　克罗得干（Chrodegang，约703—766），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法国梅斯城主教，出身于布拉邦特显贵家庭，后任墨洛温王朝宫相查理·马太尔的司法大臣和内阁大臣，742年升任主教兼矮子丕平的内阁大臣，755年制定神职人员守则，史称“克罗得干规则”。后在朝圣途中被反对派谋杀，9世纪起被法国教会尊为圣徒。

(17)　罗马法中出于农耕目的长期租赁或永久租赁土地的权利，该权利涵盖了所有权的大部分权能，但须以每年定期向出租人交纳租金为前提。永佃权源于罗马帝国早期，最初只有国家才能授予此项权利，但很快，私有土地所有权人也拥有了授予该权利的资格。永佃权可以继承、转让并受法律承认和保护。

(18)　mortmain，英国法律指土地归法人“死手”（法语mort main）保有的状态。在封建时代，把土地转让给修道院或其他法人就剥夺了领主许多有利可图的附随权益，因为法人无所谓成不成年，也永远不会死亡，永远不会犯重罪或结婚。13到16世纪通过了若干法律，禁止不经王室许可而将土地转让给死手保有，即禁止转让给法人。

(19)　指有关向社团尤其是向教会转让财产的制定法，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1888年《死手保有法》、1891年《公益团体用地法》等。不经批准而将土地转让给法人保有，土地将被没收归王室所有。1960年英国废除了有关的法律，但在英联邦内的一些地区和美国，死手保有的立法至今犹存。

(20)　阿拉伯文Waqf的音译，又译瓦各夫，意为“宗教公产”“宗教基金”，指符合教法的公共财物、公益事业、慈善组织、慈善基金等，如寺院土地、房产、用具、典籍等，一般来自穆斯林的捐献、遗产及寺院的有关收入。

(21)　Lourdes，法国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岸大区上比利牛斯省的天主教朝圣城镇。1858年2月11日到7月16日，一名14岁女孩在城镇附近一洞穴中多次幻见圣母马利亚。1862年教皇宣布这种异象真实可信，遂批准对卢尔德圣母的膜拜仪式，洞穴中的地下水被视为神水。从此卢尔德成为一主要朝圣中心，每年吸引数百万朝圣者来此，1958年建成一巨大混凝土地下教堂，可容纳2万人。

(22)　参阅本书第1195及以下各页。

(23)　Claudius Salmasius（1588—1653），法国古典学者。英王查理一世被处决时，萨尔马修斯为查理一世写了一篇辩护文章（1649年匿名发表），由此闻名于世，该文招致弥尔顿在1651年写了《为英国人民声辩》作答。萨尔马修斯曾在1638年作文为高利贷辩护，劝说荷兰教会允许高利贷者参加圣礼。

(24)　Verona，意大利北部城市。

(25)　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1908年教皇庇护十世将其改称圣职部。

(26)　Nikon（1605—1681），1646年被沙皇阿·米哈伊洛维奇任命为莫斯科新救主修道院大司祭，1648年升任诺夫哥罗德都主教，1652年被选为牧首，在位期间推行宗教礼仪改革并积极参与政治，认为神权高于皇权，遭到沙皇和教会内部守旧派反对，1658年被迫辞去牧首之职，1664年曾擅自复职，但1666年被莫斯科宗教会议罢免，随后遭到流放，1681年卒于返回莫斯科途中。

(27)　俄国东正教教会的非神职首脑，沙皇内阁的成员，字面义为“总检察长”。

(28)　basileus，东罗马帝国统治者称号。

(29)　阿拉伯文，意为“意见”，音译为“拉尔伊”，伊斯兰教法专用词，指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未能寻得立法依据时，可由教法学权威提出处理宗教或世俗事务的个人见解。在教法形成过程中曾被广泛使用，尽管没有成为公认的立法原则，但仍是公议和类比之后伊斯兰教教法的第三项补充来源。

(30)　J. B. 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神学家、教会政治家，力倡天主教统治，反对基督教新教，竭力扩大法国教会的权势，反对罗马教廷对法国政教的干预，著有《根据经文论政治》等。

(31)　Power of the Keys，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指允许某人加入教会或将某人逐出教会的权力。耶稣答应将“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并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因此彼得具有这种权力。由于彼得是罗马的第一位主教，故这种权力又被传至罗马教皇。新教则认为最终裁定权是基督给予全体成员而不是给予哪个神职人员的权力。

(32)　Secular Clergy，或译在俗教士，即在教会中担任教职的专职人员，用以区别在修会中修道或工作的“宗教教士”（修道士）。该词最早见于12世纪。世俗教士不必像修道士那样发修会愿，但要根据教会法规服从主教，可以持有财产，必须持守独身。在同样品级情况下他们排在宗教教士之前。

(33)　指犹太教的“十诫”第二诫“不可敬拜偶像”。

(34)　Gemara，犹太教名词，指关于《密西拿》的考证和评注。

(35)　the Song of the Deborah，以色列人打败迦南人后，以色列女先知兼士师作凯歌庆祝胜利，此即《底波拉之歌》（见《旧约·士师记》第五章），被认为是早期希伯来文学作品之一。

(36)　Samnite，古代居住在意大利中部操奥斯卡语的部落，公元前350—前200年间曾三次卷入反抗罗马人的战争。

(37)　拉丁文，意为教会中的小教会。

(38)　北美洲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17世纪开始实行的政治宗教制度。许多人被教派承认为教友，但不能参加圣餐，因为他们与基督所立的约尚不完全，这些教友称为“半约”教友。教派成员在各殖民地本来就只占少数，而且仍在继续减少，1662年教会大会承认了半约，教派成员因此开始增加，故韦伯认为教派的性质由此发生了变化。

第十六章　城市（非正当性支配）¹

（一）城市的概念与种类

一、城市的经济概念：市场社区

定义“城市”概念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方式。下面则是所有定义共有的唯一要素：城市是个相对封闭的聚落，而不光是一定数量单门独户住宅的集合。一般来说，城市——但不光是城市——中的房屋都是非常紧密地比邻而建，这在今天可谓无处不是。与“城市”一词进一步联系在一起的常用概念是个纯数量方面的概念：它是个大地域。实际上，这一点并非不确切。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意味着城市是个由紧密间隔的住宅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定居区的聚落，以致没有了其他地方的那种邻里特性——居民个人之间彼此相熟。但是，按照这个定义，只有非常大的地域才有资格叫作城市，而多大的规模才能使缺乏个人之间的熟识成为一个特性，这要决定于不同文化的特殊条件。过去的许多地域都有城市的法律性质，但并不是以此特征为标志。相反，今天俄国的许多“村庄”都有成千上万的居民，规模远大于许多老“城市”——比如德国东部的那些波兰人聚落区，它们的居民往往只有数百人。毫无疑问，单纯的规模不能作为决定性因素。

如果我们试图从纯经济角度进行定义，城市就可以说是其居民主要以商贸而不是农耕为生的聚落。然而，把所有这种类型的地域都叫作“城市”也并不恰当，因为这将把那些从事单一行当，实际上是祖传行当的亲属群体的聚落——比如亚洲及俄国的“手艺村”——包括进城市概念。因此，这里也许有必要包括一个更进一步的特性，即居民所从事的行当在一定程度上的多样性。但即使这一点，也不见得适合单独作为一个关键特性。经济多样性可能会通过两个途径得以产生：一是王宫的存在，一是市场的存在。封建宫廷，特别是君主的宫廷会构成一个中心，它的经济或政治需求会刺激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与货物的交换。然而，一个附有工匠与小商人聚落，由他们承担贡赋与劳役义务的领主或君主大庄园（oikos），即使规模很大，我们通常也不会把它称之为“城市”，虽然有相当多的重要城市从历史上说确实发源于这种聚落，而且为王宫提供产品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这种“王城”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主要来源的话。我们谈到城市时还需要一个更进一步的特性：在这种聚落本身范围内存在着规律性的而非临时的货物交换，而这种交换构成了当地居民的生计和需求满足的实质内容，换言之，存在着一个市场。但话说回来，并非任何“市场”都会把它的所在地转变为一个“城市”。为了远距离贸易而形成的定期集市和市场，往往都是出现在我们叫作“村庄”的地域内，行销商们在固定的时间聚到那里，以便相互或者对消费者出售大宗或小宗货物。

因此，只有在当地居民通过当地市场即可满足大部分经济上的日常之需，而且购买的大部分产品都可以由当地或邻近地区居民专为拿到该市场销售而获取或生产，这时我们才能就其经济意义谈论一个“城市”。这样看来，一个城市始终就是一个市场中心。它有一个形成了该聚落经济中心的当地市场，在那里，城镇居民和非城市人口都可以通过现有专业化生产基础上的交换手段，满足他们对手工业产品或贸易品的需求。最初的城市——只要它在结构上与乡村产生了分化——通常既是领主或君主的驻地，又是一个商贸之地，从而具有了大庄园与市场这两个类型的经济中心。除了固定的当地市场以外，往往还有一些行销商进行远距离贸易的定期集市。但是，就我们这里使用的意义而言，城市本质上就是一个“市场聚落”。

市场的存在往往都是基于领主或君主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的特许和担保。一方面，这些政治主宰者会关心外来商品与手工业产品对远距离市场的正常供应，同时还会关心通行费、护送费及其他保护费、市场税以及从交易引起的法律诉讼中收取的费用。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从当地的应纳税匠人与商人聚落中获利，而且，一旦围绕市场出现了一个聚落，还会希望获取由此产生的地租之利。获得这些机会可谓意义重大，因为这些都是货币收入，能够增加领主的贵金属储备。

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城市并不附着于领主或君主的驻地，甚至在地理上也不接近。这种城市可能是作为一个纯市场聚落形成于某个适宜的中转点，它的基础要么是一个不在那里定居的领主或君主颁授的特许状，要么就是有关各方本身对城市权利的侵占。一个移民承包商可能被授予特许状以建立一个市场并招募移民，这种情况在中世纪频频可见，特别是在东欧、北欧和中欧地区，那里的城镇都是产生于特意的创办行动，在许多其他地方和时期也时有所见。但是，即便并不附着于君主的宫廷或者君主并没有授予特许状，城市也仍会产生于某个联合体之手，比如外来入侵者、航海武士、商业移民，最后还有对中间人地位感兴趣的原住民群体，这种情况早已频频见于古代时期的地中海沿岸，中世纪初期也时有所见。这种城市可能就是一种纯粹的市场。然而，更常见的则是君主或领主的大规模家产制家政与市场这两种建制的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宏大的宫廷作为城市的经济中心，主要是以自然经济方式，即通过向当地的附庸工匠和商人摊派徭役、实物税收和服务义务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作为最重要的顾客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与城市市场进行交换以供给自己的需求。后一种关系越是显著，城市的市场面貌就会变得越发突出，由此，它就不再是大庄园的纯粹附属物（尽管还有市场），而是转变为一个市场城市了。一般来说，宫廷越是以市场为取向满足自身需求，封臣与高级官员的大量城居家族越是依附于宫廷，作为“王城”而诞生的城市也就越发会得到量的扩张，其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会不断提高。

二、三种类型：“消费城市”“生产性城市”及“商业城市”

“王城”就是其居民直接或间接依赖宫廷及其他大户人家购买力的城市，与这种类型相似的还有其他城市，在那些城市定居的工匠与商人的经济机会乃是决定于其他主体消费者——食利者——的购买力。这些主体消费者的类型可能因其收入的性质和来源而十分不同。他们可能是靠合法或非法收入开销的官员，也可能是靠非城市地租或其他较多由政治因素决定的收入在城市进行消费的采邑领主和政治权力持有者。这两种情况的城市都和“王城”的类型一样，即主体消费者依靠家产制收入或政治收入获得购买力。北京大概就是官员城市的范例，而废除农奴制之前的莫斯科则是地租消费者的城市。

我们必须把这些情况与下面这种仅仅表面相似的情况区分开来：在对城市地块“位置垄断”基础上产生的城市地租被集中于城市贵族之手。这种城市类型一直都是随处可见，特别是从开始到拜占庭时期的古代，在中世纪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下的城市在经济上并非食利者类型的城市，而是根据不同情况或者是商业城市，或者是生产性城市，那些租金则是不动产所有者从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中索取的贡金。不过，把这种情况与从城市以外的来源获取租金的情况加以概念上的区分，不应使我们忽略这两种形式在历史上的相互联系。

最后，主体消费者也可能是在城市中消费其商业收入的食利者——今天主要是从债券、专利费和股息中获利的人；他们的购买力主要依靠（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基础上的收入来源。荷兰阿纳姆市即是一例。或者是依靠国家养老金以及公债利息，比如威斯巴登那样的“养老城”。诸如此类的情况都可以叫作“消费城市”，因为这些不同类型的主体定居消费者，对于当地生产者与商人获得经济机会至关重要。

反过来说，城市也可能是个“生产性城市”。人口的膨胀以及他们的购买力，要取决于建在当地并向外地供应产品的工厂、制造业或包出制工业，比如埃森或波鸿⁽¹⁾。这是现代的类型。就亚洲、古代和中世纪的类型而言，则要取决于向外地市场输出货物的当地手工业的存在，当地市场的主体消费者就是那里的经营者——如果他们在当地定居的话（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大众消费者则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另一类主体消费者是由城市的生产活动间接滋养起来的商人和当地地主构成的。

除了“消费城市”和“生产性城市”以外，我们还能区分出一种“商业城市”，在这种类型的城市中，主体消费者以利润为生，他们的利润要么是来自在当地市场零售舶来产品（比如中世纪的毛纺织品），要么来自对外销售当地产品或至少是当地生产者能够得到的产品（比如汉萨同盟各城市的鲱鱼），还有就是来自购买并对外转售外国产品，不论该地是否大宗出产（“转口城市”）。所有这些活动往往都会交织在一起：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康门达及合伙海运契约，²实质上就是一个行商合伙人（travelling partner）受托用当地资本家的全部或部分资金购买本地产品运往黎凡特⁽²⁾各国市场（尽管他也往往只装压舱物上路），卖掉这些产品后再换取东方的货品带回本地市场销售，然后按照契约规定的比例在这位行商和出资人之间分配利润。因此，和生产性城市一样，商业城市的购买力和税收也要依赖于当地的经济经营，这与消费城市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海运、运输业以及无数或大或小中介活动的经济机会，都与这些商人的经济机会息息相关，尽管当地零售业获得这些利益只能完全依靠当地市场来实现，但是远程贸易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在海外完成的。同样的事态也多见于全国性或者国际性金融中心及大银行所在地的现代城市（伦敦、巴黎、柏林），以及大规模股份公司与卡特尔所在的城市（杜塞尔多夫）。当然，今天比过去更常见的是，经营活动的大部分利润会流入并非生产厂所在的地方；此外，获利者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收益消费在乡间的避暑胜地和国际饭店，而不是大都会的商业中心驻地。与这些发展相伴而行，市中心往往会逐渐萎缩成一个单纯的商业区，即“The City”（市）。

我们这里无意进一步提出概念的决疑术区分和专门化，因为这需要一种严格的城市经济理论。现实中的城市几乎总是融合了各种类型，因而只能按照它们各自突出的经济要素加以分类，这一点也无需强调。

三、城市与农业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城市与农业的关系绝非那么简单清晰。以往有过的“农业城市”（Ackerbürgerstädte）今天依然可见，它们作为市场中心和典型的城市行业所在地，往往与普通乡村截然有别，但那里的广大居民阶层要生产食物供自己消费，甚至还会供应市场。当然，一般情况下确实是，一个城市越大，它的居民就越不可能拥有足以供应他们食物之需的农田，也不可能拥有典型的“乡村”那种牧场和森林利用权。中世纪最大的日耳曼城市科隆，显然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Allmende（公地），而公地在当时却是任何普通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其他日耳曼的以及外国的中世纪城市，至少都拥有可观的牧场与森林以供居民利用，而且越是往南或者越是往古代回溯，市区（Weichbild）内拥有大片农田的情形就越是常见。如果我们今天说典型的“城里人”就是一个无需自己种植粮食的人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绝大多数典型的古代城市（poleis）最初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我们将会看到，与中世纪不同，享有全部权利的古代城市“公民”，其身份恰恰就是由于以下事实：他拥有一块kleros（份地）或fundus（役地），在古代以色列是helek（份地），即一块完整的可耕地，以此供应自己所需的粮食。³古代的“公民”就是“农耕市民”⁽³⁾。

大商人控制农耕用地在古代和中世纪更为常见（南欧尤盛于北欧）。无论在古代城邦还是中世纪的城邦，都可以看到大量拥有土地的情形，有的规模极为庞大，或者是强势城邦的市政当局以官方名义对它们实行政治统治，甚至成为领地财产，或者成为个别上层公民的领主财产。米太亚德在切尔松尼斯的领地，⁽⁴⁾或者中世纪城市贵族世家的政治领地财产（比如热那亚的格里马尔迪家族⁽⁵⁾在普罗旺斯及海外的领地），就是这方面的范例。⁴然而，一般来说，个别公民的这些海外地产和领主权利并不是城邦经济政策的目标，但在它们的所有者属于最强大的贵族集团并实际获得了财产权且只有在城邦政治权力的间接支持下才能保住这种财产权时，就必然会出现一种奇特的混合局面，即个人事实上是以城邦为后盾获得了这些财产的。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就有可能分享这种财产的经济和政治用益权。此类情况历史上极为常见。

四、作为经济发展阶段之一的“城市经济”

作为手工业与贸易活动载体的城市和作为食物供应者的乡村，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被叫作“城市经济”这一复杂现象的一个方面，而“城市经济”作为一个特殊经济阶段，一方面与“自给经济”（Eigenwirtschaft）并列，另一方面则与“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并列（或者与多种多样类似概念上的“阶段”并列）。⁵然而，在这一概念中，与经济政策措施相关的范畴被并入了纯粹的经济范畴。其中原因在于，仅仅有大批商人和手艺人汇集在一起并且固定地以市场为基础满足日常需求这一事实，并不能穷尽“城市”概念的含义。如果封闭的聚落［与乡村的］差异仅仅在于它们自我供应农产品的程度，或者由于——这并非同一回事——农业生产与非农收益的关系以及由于市场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应该说，这是工商业者的聚居地和市场村（market hamlet），而非“城市”。如果说除了大片的住房以外还有一个经济组织（Wirtschaftsverband）有自己的不动产和收支预算，这一事实也不足以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因为乡村也有同样的情形，不管其间质的差异可能多么巨大。最后，一个经济组织和一个调整经济的组织（wirtschaftsregulierender Verband）——至少在过去——也不是独独为城市所特有的典型特征，因为我们在乡村也能看到经济调整，比如强制性共同规则（Flurzang）下的耕作，牧场的调整，禁止输出木材和干草，凡此种种便构成了组织本身的经济政策。

使得过去的城市与其他聚落类型产生了区别的，并非单纯的调整，而是调整的性质：调整性经济政策的目标，以及该政策特有的措施范围。大量的“城市经济政策”（Stadtwirtschaftspolitik）措施都是基于这一事实：在过去的运输条件下，多数内陆城市都要依赖于邻近腹地的农业资源（这当然不包括沿海城市——正如雅典和罗马的粮食政策所表明的那样），而这种腹地为大多数城市贸易提供了天然销地，最后，城市市场则为这种天然的当地交易过程——特别是粮食交易过程——提供了至少是正规的场所，如果不是唯一场所的话。这种政策还会进一步考虑以下事实：非农业生产大都依靠手工工艺进行，由小作坊加以组织，它们没有或极少资本，使用的是受到严格数量限制、经过了长期学徒训练的熟练工，而且，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生产采取的形式是为顾客从事“工资劳动”或“计价劳动”，⁶一如当地零售商主要是根据顾客的订购从事销售一样。具体的“城市”经济政策就是要通过经济调整手段巩固这些天然给定的城市经济条件，以求长期保证价格低廉的粮食供应，并稳定工匠与商人的经济机会。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经济调整并非城市经济政策的唯一目标，即使我们看到了它在某些历史时期的某些地方存在过，也并非始终存在于那些地方。它的充分发展仅仅出现在由行会进行政治支配的那些时期。最后，它也不可能被证明是所有城市都会经历的一个过渡阶段。总之，这种经济政策并不代表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阶段。我们所能说的仅仅是：城市的当地市场包括了农业及非农业生产者与当地商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包括了与顾客的私人关系，包括了小额资本的小作坊，体现了“交换经济”的性质，与其对应的则是大庄园“无交换”的内部经济，后者依靠的是系统分派依附性专门生产单元交付劳役地租和产品，并由采邑对这些活动加以整合。在城市中是对交换与生产条件进行调整，在大庄园经济中则是对各单元的活动进行协调。

五、城市的政治—行政概念

在这些观察中我们不得不使用“城市经济政策”“城市地区”“城市当局”等等范畴，而正是这一事实表明，“城市”概念可以，也必须从截至目前所讨论的纯经济范畴以外的角度——从政治范畴的角度——进行分析。毫无疑问，城市经济政策的发起人可以说就是君主，而城市及其居民就在他的政治版图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存在具体的城市经济政策，它就是为城市及其居民制定，而不是由城市制定的。然而，情况也并非必然如此，即便就是如此，城市也必定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是个部分自治的组织，一个拥有专门的行政与政治制度的“共同体”（Gemeinde）。

总之，前文所说城市的经济概念，必须明确有别于政治—行政概念。只有在后一种意义上才能把它与一个特殊的城市地域联系在一起。一个地方从政治—行政意义上说可以被认为是城市，但从经济意义上就未必能够配得上这个称谓。某些中世纪聚落具有法定的“城市”地位，但其居民的九成甚至更多却是以农业为生，比例远远高于许多在法律上处于“乡村”地位的地方。很自然，“农业城市”与“消费城市”“生产性城市”“商业城市”的这种分界线是根本不确定的。但是，一切在行政上有别于乡村并被视为“城市”的聚落，一般来说都有一个不同于乡村的关键点，这就是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从经济上说，这应当归因于城市不动产收益能力的特殊基础：房宅所有权，而土地所有权仅仅是它的附件。不过从行政角度来看，城市不动产的特殊地位首先是与多样化税收原则有关，但同时还与另一个特征息息相关，它对城市的政治—行政概念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与纯粹的经济分析完全无涉：历史上的城市，不论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也不论是在欧洲地区或是欧洲以外的地区，都还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堡垒和要塞。城市的这一特征如今已经完全消失了，不过即使在过去，它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日本就没有这种特征，因此，人们可以和拉特根⁷一样怀疑那里存在行政意义上的“城市”。相比之下，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环绕着巨大的城墙；不过同样确凿的是，许多农村地方一直也有城墙，但它们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城市（这在中国就意味着它们不是官府所在地，我们后面将会讨论这一点）。在某些地中海沿岸地区，比如在西西里，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任何人住在城市的围墙外面，甚至农业工人也是如此，这种现象应当归因于持续百年之久的不安全感。相反，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却引人注目地没有城墙，但它又是最明确意义上的“要塞城”，它之所以鄙视城墙，恰恰因为它是斯巴达人的永久性开放式军营。尽管难以确定雅典在多长的时期中没有城墙，但它的卫城却像除斯巴达以外的所有希腊城邦一样筑有岩石城堡。同样，埃克巴塔纳和波斯波利斯⁽⁶⁾都是环绕着一些聚落的王室宫堡。总之，东方以及古代地中海沿岸和中世纪的城市，城堡或城墙一般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六、堡垒和要塞

城市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古老的堡垒。在有争议的边界地区，或者在长期的战争状态下，每个乡村都会自筑防御工事。易北河与奥德河流域的斯拉夫人聚落，早先似乎还具有沿着一条大道扩展一个村庄的民族形式，但在遭受长期侵袭威胁的情况下，它们纷纷环绕村庄筑起了树篱，只留下一个在夜晚能够锁闭的出入口，牲畜则都被赶到村子中央。另一种形式在世界各地也很常见，即四周绕有壕沟和土堆的山地，比如以色列约旦河东岸地区和日耳曼的情形，没有武装的人们和他们的牲畜汇到那里避难。亨利一世在日耳曼东部的所谓“城市”⁸就不过是系统建造的这种堡垒。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时期的英格兰，每个郡都有一个burh（筑堡设防的市镇），镇名即为郡名，防卫及守备服务由某些人或土地承担，此即最古老的“公民”负担。如果这种堡垒在平时并非空置，而是由常设的卫戍部队或者酬之以货币或实物的“市民”驻守，我们看到的就是类似于梅特兰⁽⁷⁾把“市民”视为常住居民的理论中那种盎格鲁–撒克逊“要塞城”的现象。市民的名分得自他的政治与法律地位，这种地位就像特指的“资产阶级”（bourgeois）土地及房产的法律性质一样，要决定于维护和守卫要塞的义务。⁹

然而，从历史上看，城市堡垒的主要前身并不是筑有围栅的村庄和应急的要塞，而是领主的城堡，在里面常住的是领主及其武士，武士们作为官员或者私人扈从附属于领主，另外还有他们的家人及仆役。

军事堡垒的建设极为古老，无疑比战车和把马匹用于军事目的古老得多。战车在一定时期到处都影响了骑士及王室交战方式的发展，在《诗经》时期的古代中国，在《吠陀》时期的印度，在古代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底波拉之歌》时代的迦南和以色列，在《荷马史诗》时代的希腊，以及在伊特鲁里亚人、凯尔特人和爱尔兰人当中，都是如此。同样，城堡建筑和以城堡为基地的君主也是遍及世界各地。早期的埃及文献就已有城堡和城堡统帅的记载，而且我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些城堡最初都是住着许多小诸侯。由最古老的文献可知，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后来的领土王国得到发展之前，曾经存在过以城堡为基地的诸侯国，比如《吠陀》时代的西印度，最古老的［琐罗亚斯德教］《迦泰》时代的波斯大概也是如此。在恒河流域的北印度，政治分裂时期普遍支配着城堡的似乎就是那些源远流长的刹帝利，文献表明，他们在国王和贵族之间处于一种独特的媒介地位，显然就是一种以城堡为基地的诸侯。基督教化时代［A.D. 988］的俄国、图特摩斯王朝⁽⁸⁾时期¹⁰的叙利亚以及以色列人联盟（亚比米勒）时代，都曾存在过这种诸侯国，甚至古代中国的文献也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它们最初在中国也是普遍存在的。古希腊和安纳托利亚那样的海岸城堡也像海盗一样遍及各地，而克里特岛上无城堡防卫的宫殿，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一个极为少见的过渡绥靖时期才得以存在的。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德斯利亚（Decelea）那样的城堡¹¹，最初都是贵族世家的堡垒。中世纪政治自主的贵族就是随着城堡的兴建在意大利开始得到发展的，北欧封臣的独立地位也是开始于他们大规模兴建城堡的年代；冯·贝洛曾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甚至到了相当晚近的时期，在日耳曼的地方贵族阶层中，个人成员资格还要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个家族城堡，哪怕只是个极为破败的遗址也行。¹²当然，拥有一个城堡也就意味着对周围乡村的军事支配。唯一的问题是谁在掌握城堡——那可能是领主本身，可能是骑士联盟，也可能是一个统治者依靠心腹封臣、侍臣或军官去负责守卫堡垒。

七、作为堡垒与市场混合物的城市

在发展为一种特殊政治形式的最初阶段，要塞城市要么本身就是一个城堡，要么包含或毗邻一个城堡，即一个国王、贵族或者一个骑士联合体的城堡。这种领主或者就住在城堡中，或者派驻雇佣军、封臣或农奴戍守。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burh附近乡村的土地所有者凭借特许状可以有权在burh中拥有一座haw⁽⁹⁾，就像古代和中世纪的意大利贵族除了乡间城堡以外还可以拥有城市房宅一样。作为“市民”，住在城墙外侧的城堡居民或定居者——有时是全体，有时仅为某个特殊阶层——要对城市的军事领主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其中可能包括建造和修缮城墙、卫戍防御以及其他军事义务（比如传令送信、为要塞提供给养）。这种情况下的市民仅仅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城市的军事联合体就能成为身份群体的一个成员。梅特兰特别明确地就这个方面揭示了英格兰的情况：在burh中拥有房宅的人，其主要义务就是维持防务，这构成了与村庄的不同之处。王室或领主保证“市场的和平”，城市市场由此而得益，与之并行的则是从军事角度所说“市镇的和平”。¹³这种和平的城堡兼城市的军事政治中心，一方面是军队的操练场和集会地（因而也是公民的集会地），另一方面则是和平的城市经济市场，两者往往以灵活的二元方式并存。确实，它们在空间上并非始终相互分离，比如阿提卡的普尼克斯（pnyx¹⁴）的历史就比阿格拉（agora）短得多，后者原先［大概］是经济交易场所兼政治与宗教活动场所。但在罗马，comitium和campus Martius¹⁵却始终是与经济广场（fora）分离的，中世纪锡耶纳市政厅前面的piazza del campo（骑士竞技广场，至今仍被用于城内各区之间的年度体育比赛）也是与市政厅后面的市场（mercato）互不相干。伊斯兰城市也有类似情形，武士的营垒（kasbeh）在空间上是与集市（bazaar）相互分离的；在印度南部，除了经济城市以外还有政治上的“显贵城市”。^15a

一方面是卫戍部队，即要塞的政治公民，另一方面是平民，即积极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往往极为复杂，但是对于城市宪政史来说却始终是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以下情形是确凿无疑的：只要有城堡存在，就会有工匠前往或被引进以满足领主家族或武士们的需求；军事宫廷的购买力和它所提供的保护始终对商人具有吸引力，而且领主本身也始终会有兴趣吸引这些阶层，因为他们能使他有机会对贸易和手工业征税或者通过预付资本参与贸易和手工业、亲自经营贸易甚至垄断贸易而获得货币收入。沿海城堡的领主还能始终作为船东或港口统治者从暴力或和平的“海运”利润中分红。很清楚，由于他要依靠他的定居扈从和封臣的善意，如果他自愿或被迫允许他们利用这些机会，他们也会处在同样的地位上。在早期希腊城市昔兰尼（Cyrene）的一只花瓶图案上，我们可以看到国王在帮忙称量当地的出口货物silphion¹⁶，最早的埃及文献则有记录提到了属于下埃及法老的一支商船队。

有一个过程可见于世界各地，在沿海地区（不光是“城市”）尤其常见，因为那里的贸易中间商很容易被控制。这一过程就是，定居的武士家族会越来越关心从贸易中获利，而他们维护这种利益的权力也会日益强大，直到最后他们粉碎当地城堡首领或王公的垄断权（假如存在这种垄断的话）。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君主通常都会降到primus inter pares⁽¹⁰⁾的地位上，最终也许会降为城市gentes⁽¹¹⁾中几乎与他人平等的一个成员，只能经选举短期任职，而且权力还会受到严格限制，于是他不得不与那些贵族“世家”共同拥有城市土地，和它们共同——亲自或者仅仅投入资本（在中世纪往往以康门达的形式投资）——参与和平贸易，或者共同参与海盗式掠夺以及海上战争。自荷马时代以来的古代沿海城市都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即逐渐出现了职务任期为一年的形式，在中世纪早期也曾数度出现过非常类似的形式。例如威尼斯总督制的演变以及其他典型的贸易城市（不过这些地方对立党派的构成成分变化极大）类似的发展，都要取决于城市领主是个王室伯爵、子爵还是一个主教或者其他贵族。在这种背景下，城市资本主义贸易的“利益集团”（即古代早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商业金融家及典型的显贵）与持续从事贸易活动的实际“经营者”（即本地或归化的真正的商人）之间，必定会始终判然有别。即使这两大阶层事实上常常彼此融合，我们也必须看到它们在概念上的区别。不过这使我们提前进入了应在后面讨论的问题。

内陆地区的河道或商旅起始点与交叉口——例如巴比伦——也有可能出现类似的发展。神殿祭司或城市的祭司长有时会与城堡或城市的世俗王公进行竞争。广为人知的诸神的神殿管区能够为各种族间——因而不受政治保护——的贸易提供庇护，在它们的荫庇下也有可能形成类似于城市的聚落，而这种聚落能够从神殿所得收入形成的购买力中获得经济支持，一如王城靠王公获得的贡税为生。

王公可以授予工匠和商人特权以从事独立于宫廷的应纳税职业，由此从他们那里获取货币收入，但他的这种兴趣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过以下兴趣，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拥有的劳动力从事生产来满足他的需求，并且把贸易垄断在自己手中，则端赖具体情况而定；如果他要以提供上述特权吸引外邦人，他还必须考虑他的本地政治与采邑依附者的利益及其重要的纳税与提供服务的经济能力。在这些发展变数之外还有另一些变数，即“统治组织”的政治—军事结构，而城市的营建与发展就是在这种结构中出现的。我们现在必须考虑由此产生的某些现象。

八、“公社”与“市民”概述

1. 西方公社的特征

在历史上，并不是任何经济意义上的“城市”，也不是任何其居民具有政治—行政意义上的特殊身份这样的要塞都会构成一个“公社”（Gemeinde）。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公社作为一种大规模现象仅仅出现在西方；近东（叙利亚、腓尼基，或许还有美索不达米亚）也有，但只是作为一种转瞬即逝的结构存在过。在其他地方所能看到的则仅仅是一些萌芽。一个聚落要发展为一种城市—公社类型，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必须具备以下特征：1. 一个要塞；2. 一个市场；3. 一个自己的法院和至少具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法律；4. 一个联合体结构（Verbandscharakter）以及与此相关的；5. 至少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和独立，这包括当局的行政管理，且市民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对行政当局的任命。在历史上，这些权利几乎始终表现为“等级”（Stand）特权的形式，因此，从政治上定义的城市，其特征就是一个明显的“资产阶级”等级的出现。

1. 公社特征在东方的缺失

应当指出，如果严格适用以上定义，即使西方中世纪的城市，大概也只是一定程度上——18世纪的城市只有极少一部分——有资格称得上真正的“城市—公社”。但是，就我们所知，可能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亚洲的城市根本就不适于进行这样的分类。确实，它们都有市场，也都有堡垒。在中国，所有大型的以及多数小规模的商贸之地都筑有堡垒，但在日本却没有。埃及、近东和印度的这种城镇与中国的情况一样。单独的司法管辖区在这些国家的大型贸易和手工业城镇也极为常见。这些城镇也始终是大规模政治联合体的行政当局所在地，中国、埃及、近东和印度莫不如此，但这种说法却完全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中世纪早期典型的西方城市，特别是北欧城市。然而，亚洲的城市对于专门适用于“市民”——因为他们具有城市—公社成员资格——的实体法和诉讼法或者由他们自主任命的法庭却一无所知。唯一大体类似的情况是行会或（印度的）种姓，如果它们的成员基本上或者排他性地居住在单独一个城市中，那就有可能发展出一套专门的法律以及他们自己的法庭。但从法律观点来看，这些组织设在城市纯属偶然，而且没有重大意义。这种城市并不知道什么自主行政，或者只有发育不全的意识。最重要的是，城市的联合体性质和“市民”（与乡下人比较而言）的概念根本就没有得到发展或者仅仅处于萌芽状态。中国的城镇居民从法律上说乃是宗族的成员，因而也就是原籍乡村的成员，那里有供奉祖先的祠堂，他会由此而细心地维护他所在的联合体。同样，在城市中谋生的俄国乡村共同体成员也始终是法律意义上的“农民”。另外，印度的城镇居民还是种姓成员。

事实上，一般来说，城镇居民也是当地职业联合体、行会或同业公会的成员，他们在城市里有专门的居住地，是城市行政区划——城区和街区——的成员，地方当局就是以此为据对城市进行分割的，居民则以此身份承担某些义务，有时甚至享有某些权利。城区或街区作为一种集合体，尤其可能采取公益性派捐形式以保障人身安全并承担其他治安职责。因此，它们就可能被组织成公社，有民选官员或者世袭长老，比如在日本，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城市街区自我管理之上还有一个或多个民政机构（町，machi-bugyo）。¹⁷但是，这里并不存在城镇居民作为［西方］古代和中世纪意义上的“公民”那种特殊身份，对于城市的法人性质也一无所知。当然，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比如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的那种情形。然而，与中世纪和古代西方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我们在东方却从未看到过居民在城市——相对大范围的非农业—商业地域——当地行政事务方面的自治和参与比在乡村有更大的发展。事实上，情况往往正好相反。比如在中国，长老会议在乡村实际上有着无上权力，因而连道台¹⁸都要与它合作，尽管它在法律上并无地位。印度的乡村共同体也有十分广泛的管辖权，俄国的米尔（mir）直到亚历山大三世治下的官僚化时期之前，几乎始终都是在它的辖区内实行自主统治。在整个近东世界，长老（在以色列称为zekenim）¹⁹都是［非城市］地方和当地法庭的代表与行政管理者，他们起先是宗族长老，后来则是贵族氏族长老。亚洲的城市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它一般都是高级官员或者王公本人的驻地，因而直接处在他们军事卫队的控制之下。［亚洲的］城市就是一个王公城堡，所以都是由王公的官员（在以色列是sarim）²⁰和军官负责行政管理，并控制着所有司法权力。官员与长老的二元结构在以色列的王政时代就已清晰可见了。王室官员在官僚制君主国始终占据着优势。诚然，他并没有无限权力，事实上他对舆论的重视往往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中国的官员尤其无力对付地方组织、宗族及职业联合体——如果它们在某个特定问题上形成了统一阵线的话；一旦它们真正联手进行抵制，官员就会丢掉官职。设置障碍、联合抵制、罢工罢市等等，都是手工业者与商人采取对抗行动时经常做出的反应，这就构成了对官员权力的限制。然而，这些限制都是完全不确定的。另一方面，行会或者其他职业联合体——比如在中国和印度——也拥有某些管辖权，或至少以官员们不得不重视的方式断言拥有管辖权。这些联合体的首脑有时甚至会对非成员行使广泛的强制权力。但在正常情况下，这仅仅是某个特殊联合体在与其具体的群体利益有关的特殊问题上拥有的管辖权或实际权力。不过一般来说，并不存在能够代表市民公社本身的那种联合体。那里缺少的正是城市市民的概念，尤其是一种市民的特殊身份资格，无论中国、日本还是印度，莫不如此，在近东则只有发育不全的开端。

日本的身份结构是纯封建的：与武士（骑马的）和家士（不骑马的侍从）并列的一方面是农民，另一方面是商人及手工业者，其中某些人被组织成了职业联合体。但“资产阶级”等级的概念也像“城市公社”概念一样并不存在。中国在封建时代也是同样的情形。然而，自从开始出现官僚制支配以后，我们看到了通过考试而获得不同功名的、与“庶民”阶层相对的士人（literati）；享有经济特权的商人行会和手工业者职业联合体也在这时出现了。但这里同样没有“市民”和“城市公社”的概念。在中国也像在日本一样，“自我管理”是职业联合体与乡村，但却不是城市的一个特征。中国的城市乃是帝国行政机构的堡垒和官员驻地，但日本就根本不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城市”。印度的城市除了作为堡垒和市场中心之外，还是王室驻地或者正式的王国行政中心。我们还能看到商人的行会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与职业联合体重叠的种姓，它们都享有高度的自治，尤其是在立法和司法行政领域。但是，印度社会的世袭种姓结构因其礼制上的职业隔离而阻碍了“资产阶级”和“城市公社”的出现。尽管曾经存在过若干商人种姓以及许多手工业种姓并附有大量亚种姓（且至今犹存），但它们作为一种群体却并不等于西方的市民等级，它们本身也不可能聚合在一起形成西方中世纪手工业者统治的城市，因为种姓的藩篱阻碍了种姓间的一切亲善关系。不过应当指出，在伟大的救赎宗教时代，我们在印度的许多城市确实能够看到由世袭长老（shreshtha）领导的行会结合成为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残余在某些城市（比如埃哈默达巴德⁽¹²⁾）至今犹存，由一位共同的城市长老领导，他相当于西方的市长。在大规模官僚制王国出现之前的一段时期，也曾存在过某些政治上自治的城市，统治这种城市的是一个地方贵族，他出自那些带着大象在军中服役的世家。^20a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几乎全都消失不见了。礼制上的种姓隔离大获全胜摧毁了行会联合体，王室官僚与婆罗门结盟则扫荡了一切这种初露端倪的发展，只是在西北印度还残存着一些遗迹。

在近东和埃及的古代时期，城市乃是享有王室市场特权的堡垒或官方的行政中心。然而，在巨大的领土王国支配时期，它们没有了自治、市政组织和特权市民等级。在埃及的中王国时期，我们看到了官职封建制，在新王国时期则能看到书吏的官僚制行政。“城市特权”在这些地方被授予了封建制或俸禄制的官职权力持有者（类似于中世纪日耳曼主教被授予的特权），而不是授予自治的“资产阶级”等级。这时甚至还看不到“城市贵族”的雏形。

相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尤其是在腓尼基，我们能够看到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以船运和商旅市场为基础的典型的城市王国，有时具有宗教性质，但更多时候则具有世俗性质，后来，到了双轮战车作战的时代，贵族世家在“市政厅”（特勒—埃尔—阿马尔纳文书中称为bitu）的权力便越来越大，这也是很典型的现象。²¹迦南的城市同盟就是一种骑士联合体，他们是住在城镇的战车御者；这个阶层控制着身陷债务奴隶状态的农民，早期的希腊城邦时代也是如此。美索不达米亚看来也有类似的关系，那里的“贵族”，即享有正式权利并拥有土地的公民，他们控制着服军役的经济资源，而且从农民中分化了出来，各个都城则凭借王室特许被授予了豁免权和自由权。然而，随着军事王国的权力不断扩大，这种情形也消失了。到后来，美索不达米亚既看不到西方类型的政治上自治的城市和市民阶层，也看不到与王室法律并驾齐驱的专门的城市法律。只有腓尼基人在土地贵族的支配下利用贸易资本保存了城邦。带有am Sôr和am Karthadašt铭记的腓尼基铸币也很难用来证明提尔⁽¹³⁾和迦太基是“民”（demos）在支配；²²即便曾经有过这种情况，那也可能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

在以色列，犹大王国变成了一个城邦，但在国王的统治下，早先作为贵族氏族首领负责城市行政的长老（zekenim）被推到了次要地位；骑士（gibborim）变成了王室侍从和士兵，而且正是在大城市里——与农村相反——最终成了由王室sarim（官员）负责行政管理。²³只是到了被掳人巴比伦之后，才在礼制隔离的基础上出现了作为一种制度的“会众”和“兄弟会”，但这时已经被置于祭司氏族的僧侣政治之下了。²⁴

1. 前公社时期的贵族城市——麦加

然而，在这个地区，在地中海沿岸及幼发拉底河流域，我们在一个大致相当于克劳迪亚氏族迁移进入罗马的发展阶段［公元前5世纪］，第一次看到了与古代城邦类似的现象。权威始终掌握在一个城市贵族阶级手中，它的权力依赖于从贸易和地产投资中获得的货币财富以及奴役债务人、买卖奴隶和在骑士战争中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贵族常常为内部的争斗所苦，但另一方面，它的氏族可能会同时分布在若干城市并形成地区间的联盟。领导这种贵族群体的要么是一个作为primus inter pares（同侪之首）的国王，要么是一个shofetim²⁵或长老，其地位类似于身为罗马贵族首领的执政官，而这种贵族群体始终都受到一个得到雇佣兵支持的超凡魅力战争英雄（比如亚比米勒、耶弗他和大卫）夺取权力并实行僭主统治的威胁。²⁶在希腊化时代以前，任何地方都没有越过这个发展阶段，至少没有一劳永逸地越过这个阶段。

穆罕默德时代的阿拉伯沿海城市看来也曾达到过这个阶段，凡是城市及其贵族的自治没有像在大规模领土国家中那样被君主制彻底摧毁，这个阶段都会继续下去。然而，古代和东方的条件在伊斯兰教统治下似乎大都保存了下来，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城市贵族世家在面对王公的官员时保持着一种不稳定的自治。贵族权力地位的支柱就是他们参与城市经济活动——通常是投资于土地和奴隶买卖——获得的财富。即便贵族的这种权力没有得到正式的法律认可，王公及其官员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一如中国的道台不得不认真对待乡村氏族长老、城市的商人行会及其他联合体设置的障碍。不过，贵族氏族的力量一般未必会导致城市被统合成一个分离而独立的联合体，事实上，相反的情形倒是极为常见。

我们可以举例说明这一点。比如麦加那样的阿拉伯城市，在整个中世纪都是一些典型的氏族城镇，直到今天差不多依然如此。斯努克·胡格隆耶（Snouck Hurgronje）的生动叙述²⁷，展示了麦加城由bilads［属地］环绕的情形，那是各个望族（dèwi）——Hasanid氏族及其他出自［穆罕默德之婿］阿里家系的贵族氏族——的领主地产。不同氏族的各种地产彼此交错，有农民、扈从和受保护的贝都因人定居。任何一个能够证明有着“谢里夫”祖先的氏族都是一个望族。²⁸［麦加的］谢里夫本人自公元1200年以来始终就是夸塔达［Qatadah，1201—1221年间统治麦加］后裔阿里一支的成员，他从法律上说应当由哈里发的总督任命［而总督往往是个不自由家庭出身的人，在哈伦·赖世德⁽¹⁴⁾统治时期还是一个（解放了的）柏柏尔⁽¹⁵⁾奴隶］；不过事实上，他是从驻在麦加的各个望族首领那里获得了他的职位的，他们会从有资格的家族中挑选一位成员出任此职。因此，同时也因为驻在麦加提供了参与盘剥朝圣者的机会，氏族首脑（埃米尔）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之间通常都会存在某些“联系”，即达成某些维持和平及分赃的协议。但这些“联系”可能随时都会破裂，这时就会开始城内的争斗，直至动用奴隶军队在城外厮杀。战败者会被逐出城市。然而，为了对付局外人，敌对家族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在争斗中仍会保存下来，胜利者除非遭到内部成员叛乱的威胁，否则就必须遵守仪规，宽恕战败被逐者家族及扈从的生命财产。

在比较晚近的时代，麦加存在着以下官方权威：1. 由土耳其人设立的团契式行政委员会（mejlis），不过基本上是徒具形式；2. 土耳其总督，这是一个实际有效的权威，他接替了早先“护城主”（以往通常都是埃及统治者）的地位；3. 四个正统派卡迪，²⁹他们始终出自麦加的望族，其中最显赫的沙斐仪⁽¹⁶⁾学派的卡迪若干世纪以来均出自同一家族；卡迪由谢里夫任命或由护城主提名；4. 谢里夫本人，他同时也是城市贵族社团的首领；5. 行会，其中最重要的是朝圣导游“行会”，其次是肉商、粮商及其他商人行会；6. 各个城区及其长老。这些权威以诸多方式彼此竞争，没有明确固定的管辖范围。法律诉讼中的原告会选择求助于看来最有利于他或者似乎能对被告施以最大压力的权威。总督绝无可能阻止向卡迪提出的上诉，因为卡迪会在一切涉及宗教法的问题上与他进行竞争。谢里夫则是本地人口公认的真正权威，特别是在涉及贝都因人和朝圣旅队的一切事务上，总督都要完全依赖于他的善意。最后，像在其他阿拉伯地区一样，这里的贵族社团在城市里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9世纪图伦与萨法尔两个王朝⁽¹⁷⁾在麦加街头混战时，那些最富有的行会（肉商与粮商行会）采取的立场对于冲突的结局可谓举足轻重，这使我们想到了西方的发展。³⁰相比之下，在穆罕默德时代，只有高贵的古莱什⁽¹⁸⁾诸家族的态度才具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然而，麦加从来没有成为行会统治的地方。城市贵族世家用他们［得自朝圣贸易］的利润分成维持的奴隶军队必定会一再保证这些氏族的支配地位，一如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权力往往集中于军事力量的操纵者骑士家族手中。麦加不存在任何一个有可能把该城市统一成一个法人单元的联合体，这是与古代synoikized城邦³¹乃至与最早的中世纪意大利公社的典型差异。不过除此之外，撇开那些特殊的伊斯兰特征不谈或者把它们转换为相应的基督教特征，我们大可认为这些阿拉伯条件在西方城市，尤其是在公社联合体兴起之前的海上贸易城市也是十分典型的。

关于亚洲和东方具有“城市”经济特征的聚落，所有确凿无疑的信息似乎都能表明，正常情况下只有氏族联合体——有时还包括职业联合体——才是有组织行动（Verbandshandeln）的载体，而绝不是城市平民这个集体本身。当然，这里的过渡也是不稳定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那些最大的聚落——它们的居民有时多达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还是适用的。在中世纪基督教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各城区（它们还为竞技提供资金，一如今天为锡耶纳的赛马提供资金）的代表都是政党形成过程的推动者——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尼卡”之乱³²就是这种地方党争类型的产物。在中世纪伊斯兰教时期——直到19世纪为止——的君士坦丁堡，商人行会和法人社团则是资产阶级利益的唯一代表。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禁卫军和非正规骑兵的纯军事联合体以及乌理玛和德尔维希⁽¹⁹⁾的宗教组织，但却不存在一般的市民法人社团。到拜占庭帝国晚期，亚历山大城的局面也与此类似，因为除了彼此竞争的两大支配性权力（依赖于坚定不移的僧侣力量的教长和得助于一支小规模卫戍部队支持的总督）以外，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力量似乎唯有城内各区的民兵了。在各区之内，主要的组织则是相互竞争的“绿党”和“蓝党”。

注　释

除非另有说明，第十六章的所有注释均为Wittich所作。

1　本章在韦伯去世后首次单独发表于AfS，vol. 47（11921），621—772，题为“城市社会学研究”。在《经济与社会》的德文第四版中，本章题为“非正当性支配：城市类型学”，这是出现在韦伯最早的著作提纲中的标题。我们这里使用的是一个折中的题目，因为以“城市”为题的此文早期译本已经变得众所周知。“非正当性支配”（nichtlegitime Herrschaft）在韦伯看来乃是西方城市的关键特征，这在古代时期就已清晰可见了：它结束了统治者的传统正当性，代之以被统治者（民、平民、公社、人民、coniuratio等等）各种类型篡夺组合体基础上的权威（Herrschaft）。尤请参阅下文1250f.，以及“以政治为业”，见Gerth and Mills，From Max Weber，84。

2　关于中世纪的合伙形式——康门达、海上合伙以及“航海借贷”，参阅Weber，Handelsgesellschaften，323—44；id.，Economic History，158f；Cambride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III，49—59。

3　参阅Economic History，243；Ancient Judaism（henceforth AJ），73。

4　米太亚德是庇西特拉图时期（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贵族，色雷斯半岛（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半岛）的“受邀僭主”，关于他的领地的离奇故事，见希罗多德《历史》，vi：34f。菲拉德家族（Philaid family）把持那里的支配权——对此韦伯经常提到——直到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战争时后来马拉松的胜利者小米太亚德被入侵者驱逐。格里马尔迪的海外领地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那不勒斯王国的安茹统治者授予该家族大片地产。当然，在普罗旺斯，它们还统治着摩纳哥。

5　参阅第一部分，第二章，注24。

6　关于“工资劳动”和“计价劳动”的定义，见第一部分，第二章，十九。前者是由消费者提供原材料，后者则是由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和生产工具。这是Karl Bücher使用的术语。

7　见Karl Rathgen，Japans Volkswirtschaft und Staatshaushaft（Leipzig：Duncer & Humblot，1891），47—49。（W）

8　关于捕鸟者亨利一世国王（King Henry the Fowler，919—936年在位）在萨克森建立的各“城市”的性质，参阅Fredenc William Maitland，Domesday Book and Beyond（Cambridge：Te University Press，1897），189，以及那里给出的参考书目；C. Rodenberg，“Die Städtegründungen Heinrichs I”，Mitteilungen ds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XVII（1896），161—67。

9　见Maitland，op，cit.，172—219，以及同一位作者的Township and Borough（Cambridge：The University Press，1898），36—52，209—211；Julius Hatschek，Engl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Munich：Oldenbourg，1913），104f。

10　埃及第十八王朝，约为公元前1540—前1300年。尤其是图特摩斯二世（Tutmose II，1479—1427）和四世（约1400年前后），曾对叙利亚进行了长期战争。

11　位于通向帕尼斯山（Mt. Parnes）东麓的山口处。因其扼制着阿提卡平原的入口，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公元前413—前404年）占领并加强了这一堡垒，作为袭掠阿提卡平原的基地。关于德斯利亚氏族，见下文（三），注39。

12　见Georg von Below，“Zur Entstehung der Rittergüter”，该文收于他的Territorium und Stadt（Munich：Oldenbourg，1900），95—162。

13　见Maitland，Domesday Book and Beyond，189—195；关于“市场的和平”与“市镇的和平”，见该书193页。

14　雅典卫城下面的平顶山岗，约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成为政治集会的场所，由此也成为民众大会的代称。

15　罗马人民分别以平民—部落（comitia curiata，库里亚民众会议）队形和军事（comitia centuriata，百人团民众会议）队形举行的大会。

15a　关于印度的情况，参阅韦伯在“印度教与佛教”中的论述，见GAzRS II，85n. 1（英文版Religion of India，87f）。

16　这是（北非）昔兰尼的著名出口货物，一种植物，其汁液早在古代时期就是一种享有盛誉的香料和药物。一个6世纪酒器的复制品展示了昔兰尼国王阿克西劳斯二世（Arkesilaos II，约公元前560年）在王座上记录将silphion过秤和打包的场面，见Victor Ehrenberg，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A Sociology of Old Attic Comedy（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2），plate V（a）。

17　参阅Rathgen，Japans Volkswirtschaft, op, cit. ，45f.，51。

18　道台（Taotai），巡回行政长官——负责一个介于县和省之间的区域单元的巡回行政官。

19　Zekenim：见AJ，16f。

20　Sarim：见AJ，18f，那里比较详细地叙述了早期以色列的这种王室官员以及王室行政与贵族行政之间的冲突。

20a　关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埃哈默达巴德行会长老（或sheth）的情况，见E. Washbum Hopkins，“Ancient and Modem Hindu Guilds”，收于他的India Old and New（New York：Scrbner’s，1901），169f.，esp. 178f.；另见GAzRS II，53，86，89，105（《印度的宗教》，51，87，90，107）。关于On the council of the elephantsupplying notables in Vaicali（？），请参阅GAzRS II，88（《印度的宗教》89）。

21　关于特勒—埃尔—阿马尔纳文书中的bitu，另见AJ，14f. 及430f.，注12、13。

22　关于这种铸币的传说，可以译为“提尔人（民）”和“迦太基人（民）”。（W）

23　关于zekenim、gibborim和sarim在早期以色列城市中的地位，参阅AJ，16—20。

24　关于礼制上排斥《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kahal（公元前5世纪中叶），参阅AJ，358f，关于法利赛人的heber，参阅AJ，385—91。

25　Shofetim，“士师”，提尔、迦太基和马赛的腓尼基资深司法行政官。

26　关于亚比米勒与耶弗他雇人帮助夺权事，参阅《士师记》，9、11；关于大卫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起而向国王发出挑战事，参阅《撒姆尔记》19—31。

27　Christiaan Snouck Hurgronje，Mekka，Vol. I：Die Stadt und ihre Herren（den Haag：Nijhof，1888），ch . 3，passim and esp . 112—118 .

28　谢里夫一词最初的意思为“贵族”，后来变成了仅限于指称众多阿里的后裔，此即用在这里的含义。参阅Snouck Hurgronje，op, cit. ，56f。这个意思不同于麦加的谢里夫（或王公）。

29　关于马立克、哈乃斐、沙斐仪和罕百里四个基本教法学派及其在伊斯兰教中的意义，参阅Selected Works of C. Snouck Hurgronje，ed. G. H. Bousquet and J. Schacht（Leiden：Brrill，1957），52f。

30　公元883年，为了谁在宗教庆典上居于优先地位的问题，埃及与波斯的统治王朝图伦与萨法尔的军队和代表在麦加街头发生了混战，这两个王朝都是日渐衰落的阿拔斯哈里发的名义封臣。前面提到的那些行会“为了把钱花在正当处”而偏袒埃及人、帮助平息了冲突。参阅Snouck Hurgronje，Mekka，1，46。

31　关于synoikismos，见下文（二），二，以及（二），注9。

32　“蓝党”和“绿党”在公元532年的叛乱，它们是共用一个赛马场的政治党派，这从名字上也能表现出来：尼卡（nika）的意思就是赛马的“第一名”。叛乱遭到了贝利萨（Belisar）的血腥镇压。

（二）西方的城市

一、城市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及人的法律地位

中世纪西方的城市，尤其是阿尔卑斯山北麓那些以接近于理想类型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城市，则与亚洲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和亚洲及东方的城市一样，西方的城市也是一个市场中心，是贸易和手工业辐辏之地，也是一个堡垒。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城市，都有商人与工匠的行会，甚至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由这种行会制定的自治章程，其间的差别仅仅是个程度问题。和亚洲的城市一样，西方古代及中世纪的城市也相当于贵族世家的领主地盘，他们在城外拥有采邑，此外还有城市地产，往往还是很庞大的地产，贵族参与城市经济活动所得利润迟早还会使这些地产更进一步扩大。多数中世纪的西方城市也有“护城主”以及政治领主之外的官员，他们在城墙之内行使着不同程度的权威。

最后，和世界多数地区一样，适用于城市宅基地的法律也很不同于农耕土地适用的法律。但是，在西方中世纪的城市，不动产法律方面的这种差异却构成了一个实质特征，除了某些过渡阶段，这个特征几乎始终没有消失过。城市地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转让，可以继承，不受封建义务的妨碍，或者仅仅交纳固定的租金，而农民的土地则始终以多种方式受制于村庄、采邑的所有权，或同时受到两者的约束。在亚洲与古代世界，却不可能看到以同样的规律性区别对待城市的不动产。

如果说土地法方面的这种反差只是相对的，那么东方与古代世界在人的法律地位方面和中世纪西方的反差就是绝对的了。无论在中世纪早期还是古代，也无论是在近东还是远东，都是由于外来人口的汇集和定居而产生了城市，而且，因为下层阶级恶劣的卫生条件，它只能靠着不断从乡村来的新移民维持自身，因此，它到处都包含着极为多样的社会成分。在东亚，通过了考试的官职候补者以及达官显贵，都是和那些被蔑称为“纯做工的”（mere mechanicks）庶民以及从事（极少数）不洁职业的人一起生活在城墙之内。印度的城市里则共同生活着诸多种姓，近东和地中海沿岸古代时期的城市里共同生活着贵族氏族和无土地的工匠，中世纪早期的城市里除了采邑领主及其法院官员和侍从、侍臣和雇佣兵、祭司和僧侣之外，还有自由民、农奴和奴隶。所有的领主法院都可能设在城内，或者城市本身及其整个领地都属于某个领主的采邑，城墙的整修和守卫可能会委托给一个城堡封臣群体，或者一个享有“城堡封地”特权或其他特殊权利的阶层。地中海沿岸古代时期城镇居民的分层有着极为突出的身份差异。中世纪早期的城镇居民以及现代之初的俄国——即使在废除农奴制以后——都是如此，只是程度要低得多。来自乡村的俄国移民在法律上继续束缚于原籍的村庄，且米尔可以吊销他的国内通行证以迫使他返回原籍。诚然，非城市身份秩序在城市中都会以某些方式发生变化，任何地方几乎都不例外。这在印度的表现就是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城市活动，并导致了事实上——尽管不是法律上——为该城市特有的新种姓的形成。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近东以及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国，以下发展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住在城镇的广大奴隶或农奴阶层，事实上——尽管能够再次看到这在法律上并未获得直接承认——仅仅向领主支付货币贡赋，但除此之外也许会结合为一个经济上独立的市民阶级，与其他在法律上自由的人平起平坐。城市成为一个能够通过商业或贸易获得相对长期的赚钱机会的市场，这种环境会促使许多领主不是把他们的奴隶或农奴用作自己家中或经营活动中的工人，而是用作年金的来源，领主把他们训练成工匠或者小商人，允许他们在城市里谋生，进而交纳入身租金（Leibzins），有时（比如在古代时期）还会给他们提供周转资金。因此，在雅典的公共建筑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和自由民被用于同样范畴的计件工资劳动。在罗马各地，可以看到不自由人（作为主人的institores¹，或者与任何小市民一样独立地利用merx peculiaris²从事奴隶劳动）和自由民一起从事手工业与零售业，并且两者会属于同一些秘密宗教共同体（秘密仪式）。为自己赎买自由的可能性特别使不自由的小市民增强了经济上的努力，因此，在古代以及在俄国，可以看到最早通过持续理性的工商业经营获得的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自由民手中，这并非偶然。西方的城市早已像俄国那样成为有可能借助货币盈利从奴役上升到自由的地方了，中世纪的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更其如此。与所有已知其他地方的城市发展相比，西方城市的市民订立具有身份意识的保险契约都是直接为了这个目标。

在充分利用大量经济机会的早期阶段，城市居民有着共同的利益。移民造成的人口增长被看作是一种给每个人带来扩大销售与赢利机会的渠道。出于同样的原因，市民也会共同关心消除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个不自由人一旦在城市里变得富足起来，就会被他的领主征用为家仆与马夫，尽管领主可能只是为了从他那里勒索一笔赎金。西里西亚贵族迟至18世纪晚期还在屡屡重复这种做法，俄国人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于是，城市平民篡夺权利以打破领主支配的束缚，这是使中世纪西方城市不同于所有其他城市的巨大变革，事实上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中欧与北欧的城市出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则——Stadtluft macht frei，³这意味着经过长短不一但总是相对短暂的时间之后，奴隶或农奴的主人便会丧失把他重新收回的权利。这个原则在极为不同的程度上变成了事实。的确，城市往往会被迫拒绝不自由人的准入，由于经济机会趋于逼仄，这种限制往往并非不受城市欢迎。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原则占了上风。在城市里，身份差异消失了——至少就它们意味着“自由”人和“不自由”人之间的分化而言。

另一方面，许多北欧的城市聚落居民一开始就获得了内部的政治平等，且能够自由选举市政官员，那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显贵阶层，他们都是根深蒂固的政务世家（Ratsgeschlechter），凭借自己的经济独立和实力垄断着市政官职，从而与其他市民发生了分化。此外，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像古代时期那样，在许多南欧的城市——但是还有某些富裕的北欧（包括日耳曼）城市，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特权阶层（equites）——他们的成员都养着一个马厩（犹如我们今天所说的为了竞赛目的而设的“赛马养育训练站”）——或Konstaffeln⁴与普通市民的分化。前一个群体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城市贵族阶层，因而这显然是一种身份（ständische）分化。

然而，这项发展却被另一项发展抵消了——城市市民（不论是否贵族）在面对非城市贵族时的身份统一性日益增强。到了中世纪末期，至少在北欧，城市贵族因为参与经济获利活动，特别被强调的是因为他们与行会共同署理市政，其“高贵性”已不再为乡村骑士贵族所承认。结果，城市贵族被否定了竞技资格，被拒绝参与贵族捐赠（Stiftsfähigkeit），不能与贵族通婚，不能缔结封建关系并占有封地（在日耳曼，只是享有特权的各“自由帝国直辖市”⁽²⁰⁾的市民曾一度能够持有封地）。

在城市里，身份差异被相对扯平和内部分化进一步加剧这两种趋势中，后者终究会普遍居于支配地位。到中世纪末叶及现代之初，意大利、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几乎所有城市，只要没有变成像意大利那里的城邦，就都是由市议会贵族或者排斥局外人的市民法人社团进行统治，而且本质上都是一种显贵统治；即使在走向行会支配，这种贵族必须保持行会之一的成员资格时期，情况也依然如此。

只有在北欧的市自治体（municipal corporation）中，才完全彻底地切断了与乡村贵族的身份联系；南欧的情形却相反，特别是在意大利，随着市政当局的权力不断扩大，几乎全体贵族都迁入了城市，这个特征在古代时期甚至更为典型，那时的城市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贵族聚居地。因此，在这方面，古代的城市，在较低程度上还有中世纪南欧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便构成了亚洲城市和北欧城市类型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

除了这些差异之外，古代西方城市和典型的中世纪城市决定性的共同特质就在于，它们都是制度化的“市民”联合体，拥有具备专门特性的机构，人们服从一种仅仅适用于他们自己的特别法，因而形成了一个法律上自治的身份群体。城邦或公社作为一种特殊身份群体的这个特质，就目前所知，在地中海沿岸和西方以外的所有法律体系中只能看到极微弱的萌芽形式。最有可能的地方［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表明它的存在］是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和以色列联盟与迦南城市贵族战争时代的巴勒斯坦，在其他地区和时代的某些沿海城市也有可能看到，例如黄金海岸芳蒂部落的城市，按照克鲁克香克⁵以及随后波斯特⁶的描述，一个城市大王作为成员中的primus inter pares（同侪之首）主持着“市议会”，法院和行政都控制在他们手中，这些成员包括：l. cabboceers——以富有和相称于社会地位的生活方式（好客与炫耀性消费）著称的望族的族长；2. 城市街区当选的头人，这种街区被组织成了由长老和当选头人管理的军事联合体，彼此完全独立，事实上还常常彼此争斗；3. pynins——城市街区的世袭治安官。在亚洲或非洲其他各地似乎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城邦或公社体制的雏形，但是根本不存在法人社团的“市民权利”。

二、作为兄弟会而兴起的城市

至关重要的是，充分发展的古代和中世纪城市都是一种——或者至少可以解释为——兄弟联合体，一般都具有某种适用于市民共同礼拜的宗教象征：一个仅能为该市市民接近的城市神或城市圣徒。诚然，许多中国城市也有自己专门的神（常常是一个被顶礼膜拜的大人物），但他始终具有神庙里的功能神性质。

在西方，城市共同体这一联合体本身就拥有并控制着财产权。阿里的后裔就“斐得克绿洲”（“Gardens of Fadak”）与共同体发生的著名争端——此为什叶派分裂的首要经济原因——就是王朝财产权与共同体财产权的冲突，哈里发的代表们以“共同体”的名义声称拥有那块土地，但这个“共同体”是伊斯兰的宗教共同体，而非事实上并不存在的麦加政治“共同体”。⁷无论何地的城市聚落，可能也曾像乡村共同体一样拥有“公地”。王公们有时也会掌握着特殊的城市税源。但像古代和中世纪城市所熟知的那种市政财政，在这里却只是初露端倪。

有很多因素使得地中海沿岸所有各个时代的城市不同于亚洲的城市而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自由的城镇居民当中不存在巫术的与泛灵论的种姓约束和宗族约束以及相应的禁忌。中国一直存在着由异族通婚和血缘纽带形成的宗族，在家产制国王和婆罗门获胜以后的印度，还有同族通婚形成的排他性种姓，而种姓的禁忌阻止了城市居民以任何方式融合为一个在宗教与世俗领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础上的市民联合体，阻止了与非成员的通婚、共餐和休戚与共。由于受到禁忌的保护，种姓封闭性在印度比中国甚至更为突出；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当归因于如下因素：印度的人口从法律角度来看有90%是农村人口，而城市在中国发挥的作用更为重大。印度的城市居民不可能有共同的礼拜餐，而中国人则不需要这种礼拜餐——因为他们有宗族组织，而且祖先崇拜具有莫大的重要性。然而，只有像印度人和（在更低程度上的）犹太人那样受禁忌束缚的民族，才会连私人共餐也有排他性。这一点在印度甚至到了如此程度：外种姓的人只是瞥上一眼就足以玷污厨房。⁸

事实上在古代也是如此：氏族的宗教仪式也像中国的祖先崇拜一样不许非成员参与。另一方面，对于古代城邦来说，参与城市创建的各共同体自己的会堂（prytaneia）——这是它们举行礼拜餐的地方——被共同的城市大会堂（prytaneion⁽²¹⁾）所取代，就已经是合乎希腊传统的（实际或虚拟）“聚合”（synoikismos）行动的组成部分了。⁹这在最初乃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它象征着城市各氏族在结成兄弟团契之后形成的共餐习惯。然而，古代城市最初还是继续在氏族和高等群体中加以正式组织的，它们属于（至少是虚拟的）共同世系，并形成了严格排他性的礼拜联合体。成员资格是纯个人的［即不是地域性或职业性的］。古代城镇居民相信，他们的城市发端于作为自由意志联合体和部分具有氏族性质，部分（可能像胞族那样）具有军事性质的群体联盟，这些联合体与联盟在城市后来的改组中又沿着技术—行政路线进行了系统组合。这种信念并非没有实际意义。出于这个原因，古代城市的宗教排他性不仅会针对局外人，而且会针对并不属于加盟氏族的任何人——就是说，针对平民，因此，它们始终分隔为一些从开始就非常排他的礼拜联合体。

就这种贵族世家的联盟特征而言，中世纪早期的南欧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十分类似于古代城市。每个贵族世家在城墙之内都有自己的堡垒，否则就是与其他家族共有一个堡垒——这时则会详细规定出堡垒的用法（比如锡耶纳的文献所载）。¹⁰贵族世家之间的争斗在城内也曾像在城外一样激烈，某些最古老的城区制度（例如划分为Alberghi⁽²²⁾），大概就是封建权力划分界线的要求所致。然而，最重要的是，这里没有那种一直存在于古代时期各个氏族彼此之间以及对外的宗教排他性残余。这是那个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带来的一个结果，保罗在《新约·加拉太书》中理所当然地把该事件放在了突出位置：彼得在安提阿参与了未行割礼的弟兄们的（礼仪）共餐。礼仪的排他性在古代城市里就已经开始弱化了；非氏族的平民至少在原则上获得了礼仪的平等。在中世纪欧洲，特别是在中欧与北欧城市，礼仪的排他性从来就没有那么强烈，各个氏族很快就失去了作为城市选区的所有实际重要性。城市变成了单个市民（家长）的联盟，对于城市公社本身来说，市民在非城市联合体中的成员资格也失去了所有的实际重要性。因此，古代城邦在它的居民心目中就已经处于变成制度化“公社”（Gemeinde）的过程中了。但在古代，只是随着城市被融入了大规模的希腊或罗马领土国家，且城市被剥夺了政治独立，“公社”的概念才与“国家”概念完全区别了开来。相比之下，中世纪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公社”，尽管法律上的“法人”这一概念本身只是逐渐形成的。

三、结为兄弟团契的前提：氏族纽带的瓦解

西方并不存在印度和赤道地区那样的禁忌障碍，比如氏族组织的巫术性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或种姓制度，这些因素在亚洲阻碍了兄弟团契转变成为一种城市法人。大概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正是在那些从没有发展出大规模政治—军事联合体，尤其是没有发展出城市联合体的地方，才会出现十足的图腾崇拜和按照决疑法坚持异族通婚的现象。我们在西方古代时期的宗教中只能看到这种现象的一些痕迹——要么是残余，要么是萌芽。至于个中原因，则只能进行不确定的推测了，因为它们并没有特殊的宗教性质。早期阶段的雇佣兵和海盗生活、军事冒险以及大量的内陆与海外殖民地开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部落之间，或至少是氏族新成员之间形成紧密的永久性联合体，而且看来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将破除排他性氏族巫术纽带的效力。即使在古代，人为重建的氏族纽带也会随处可见，新建的共同体会由于传统而划分为“外邦人”联合体和胞族，这不是氏族联合体，而是城邦的军事联合体，这时它便成了基本单元。大迁徙（Vökerwanderung）之前和期间日耳曼部落武士联合体长达一个世纪的四处征战，他们的雇佣兵生活以及在当选领袖率领下的战争历险，必定也在同样程度上阻止了禁忌和图腾纽带的产生。尽管他们——据传——只要有可能就会按照实际的或者虚拟的氏族关系定居下来，但其他联合体形式却更为重要。立法—司法和军事的“百户”联合体，作为分摊公共负担之基础的“海得”制⁽²³⁾，后来那种与王公的关系即扈从与封臣制，这些才是决定性的要素，而非巫术性的氏族纽带——大概正是由于这些环境因素，巫术纽带才根本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当基督教成为那些所有传统均受到彻底动摇的民族的宗教时，它便最终消除了氏族纽带的宗教意义；实际上，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巫术与禁忌障碍的微弱和阙如，才使它们有可能皈依基督教。堂区共同体在中世纪城市的行政组织中往往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只是表明了基督教具有这种特性——即瓦解氏族纽带，重要的是塑造中世纪城市——的诸多征兆之一。相反，伊斯兰教从未真正克服阿拉伯部落的分裂及氏族纽带，早期哈里发王朝的内部冲突史便证明了这一点，那时它仍是一支四处征战的部落与氏族军队的宗教。

四、古代与中世纪城市中的超城市联合体

我们来概括一下基本区别。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以往曾疏离于这种特定地方的人们的大范围聚落。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有时甚至还有希腊的军事领袖都曾兴建、迁建城市并往里移民——不仅是自愿的移民，还有视需要和机会强行赶拢到一起的人和家畜。这在美索不达米亚最为突出，被驱迫来的定居者首先必须开挖运河以便有可能在沙漠上建设城市。由于王公及其官方行政机器在这种情况下始终是绝对主宰者，因而不可能发展出市政联合体，或者只有极其微弱的萌芽。城市人口往往都会保持着互不通婚的部落身份，即使不是这样，至少也会保持着从前地方与氏族联合体的成员身份。不仅中国的城镇居民一般仍是原籍乡村共同体的成员，希腊化东方地区的非希腊人口各阶层同样如此。所以，《新约》的传说在证明耶稣诞生在伯利恒时解释说，他父亲所属的氏族在那里有土地［用（9世纪）德文译本《救世主》（Heliand）的说法，是有Hantgemal¹¹］，因此，这个传说认为，该氏族也必定经历了那里的人口调查统计。移民进城的俄国农民的状况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还是依然如故：他保有对土地的权利并且按照乡村共同体的要求履行义务——分摊原籍村庄的公共负担。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就不可能是法定的城市市民地位（Stadtbürgerrecht），而只是那些在任何特定时间碰巧栖居于城市中的人们分摊负担和分享特权的联合体。

希伯来人的聚合过程（synoikismos）也是以氏族联合体为基础的。根据传说，以斯拉和尼希米就是按照氏族，即每个享有正式政治权利的乡村氏族的代表汇聚在一起实现了耶路撒冷城邦重建的⁽²⁴⁾；只有无政治权利的非氏族平民才被按照原籍地加以组织。¹²即便一个人是古代希腊与罗马城市的个人那样的公民，最初也只是作为他氏族的一个成员［而获得这种身份的］。在古代早期，希腊与罗马的每一个聚合地以及每一次殖民征服——至少根据传说——都是采取类似于耶路撒冷重建的方式，即便是民主政体，最初也不可能废除把市民组织为氏族（gentes）以及高等胞族与宗族的做法，而不得不依靠间接手段使那些由贵族世家支配的纯私人礼拜联合体在政治上变得无关宏旨。

在雅典，只有那些拥有一个礼拜中心（一个Zεὐςἓρκεἱος）的氏族的成员才有资格担任“合法”官职。罗马的传说表明，有许多城市都是原住民和外邦人汇聚在一起创建的；礼仪活动则会进一步确认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兄弟会式的宗教共同体，有一个公社中心和一个被安置在神庙里的地方神，但同时，居民也会被组织为各个gentes（氏族）、curiae（库里亚）和tribus（部落），后两者相当于希腊的胞族和宗族。这些分界是每个古代城市都少不了的特征，在很早就已有了人为的创造（比如以这种单元的约整数来表示，典型的是3、30或12）以便分摊公共负担。然而，成为这些联合体之一的成员，始终是具有正式权利的公民的突出标志，他有权参与宗教礼拜，并有资格担任需要与诸神沟通的一切官职（在罗马就是参与auspicia⁽²⁵⁾）。这需要有资格参与宗教仪式，而这就使成员身份变得不可或缺，因为，一个要求正当性的联合体只能建立在以礼仪为取向的传统组织形式基础上，比如氏族、军事联合体（胞族）和政治性的部落联合体（宗族），至少也必须根据虚拟以创造出这样一个基础。

在中世纪“建成”的城市里，特别是在北欧，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这里，至少在新建的城市，市民是作为个人而成为公民的，并且是作为个人进行公民资格的宣誓。他在当地城市联合体中的个人成员身份保证了他作为一个市民的法律地位，而不是由他的部落或氏族提供这种保证。在这里，城市的兴建往往还包括最初并不属于这个特定地方的人，有时甚至包括完全是外邦血统的商人。至少在新建城市中，如果创建者们扩大公民特权时对所有来者一视同仁，就会出现那种情况；当然，在旧有的聚落被改造为城市时，也会出现同样情况，尽管是在更低的程度上。很自然，从整个西方范围吸引来的（亦即来自从罗马到波兰的）外国商人——科隆的文件即可证明——并没有摇身一变而成为［1112年的］城市coniuratio⁽²⁶⁾成员，毋宁说，它的创立恰恰是本地有产者阶层发挥的作用。然而，有时甚至纯粹的外国人也会得到公民权。

在中世纪的城市中，只有犹太人处于亚洲“客家人”（“guest peoples”）那样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诚然，在一份上莱茵地区的文献中，一位主教曾强调说，他邀请犹太人来他的城镇就是“为了增大城市的荣耀”，¹³而且［12世纪］登记了不动产交易情况的科隆堂区文件集Schreinsurkunden表明，犹太人都是街区地块的所有者，这些地块与基督教徒拥有的地块混杂在一起。¹⁴但是，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在礼仪上对通婚的排斥——西方人对此并不陌生——以及对餐桌共同体的实际阻碍，至关重要的是不存在共享圣餐的礼仪，事实上都妨碍了兄弟亲善。毕竟，中世纪的城市仍然是个礼拜联合体。城市的教会、城市的圣徒、市民参与圣餐以及教会宗教节日的官方庆典，所有这一切都是中世纪城市的显著特征。然而，氏族的礼仪重要性却被基督教彻底消除了，因为基督教会众本质上乃是信徒个人的宗教联合体，而非氏族的礼仪联合体，因此，犹太人从一开始就置身于市民联合体之外。

尽管如此，中世纪城市——像古代城市一样——还是一种世俗之地，虽然它仍然需要一种共同礼拜作为纽带，且教会堂区常常（或许始终）是城市的选区之一。堂区并不是作为教会联合体，也不是借助教会代表，毋宁说，是通过堂区共同体的世俗长老——他们与纯世俗的陪审官（Schöffen）委员会，有时还与商人行会联手——代表市民参与在法律上具有关键意义的活动。教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才是获得城市公民资格的前提，而不是像在古代那样出身于一个满足某些礼拜要求的氏族。中世纪和亚洲城市之间一开始并没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与中世纪城市地方圣徒相当的地方神以及市民的礼拜共同体，也是古代近东所有早期城市不可或缺的要素。然而，东征西战的大王们采取的移民政策显然打破了礼拜共同体与城市之间的这种纽带，并把城市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行政区，其中的所有居民，不论属于哪个部落或者礼拜共同体，都被纳入了同样的生活方式，都有着同样的机会。犹太人被流放巴比伦的命运可以给这个结论提供证据：只有那些需要文书知识，显然也需要礼仪资格的国家官职才是对他们封闭的。在［近东的］城市中好像并不存在城市“公社”或市政当局本身的官员。各种外国人群体也像被流放的犹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长老和祭司，换句话说，他们始终是些“客家人”。在巴比伦囚虏之前的以色列，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gerim¹⁵）都是被挡在礼仪共同体之外的（他们最初并不需要行割礼），在这些人当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从事所有行当的手艺人。他们都是客居群落，就像印度的客居群落一样。在印度，种姓禁忌排除了城市居民结成礼仪兄弟团契的任何可能性。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神明（往往是变成了礼拜对象的该城市从前的一个达官显贵）。但在所有的亚洲——包括近东——城市中，“公社”现象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仅仅是一种萌芽——而且始终表现为延伸到城市之外的亲属联合体的形式。巴比伦囚虏之后的犹太人宗教公社，［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外，］则是纯粹的神权政治方式的统治。

五、西方的歃盟兄弟团契：法律和政治结果

西方的城市，尤其是眼下我们唯一关心的中世纪城市，并非仅仅是经济上的贸易和手工业荟萃之地，正常情况下政治上的堡垒或者可能的要塞、行政上的法院管辖区，至关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歃盟兄弟会。在古代时期，一个兄弟会的象征就是共同选举prytaneis¹⁶。在中世纪，城市则是一个具有法定法人地位的歃盟公社，尽管这只是逐渐实现的。哈切克指出，直到1313年，英国的城市还没有获得“特许权”，因为它们——用现代术语来说——没有“法人资格”；只是到了爱德华一世时期［1273—1307］才首次出现了作为法人的城市。¹⁷

不唯在英格兰，而且无论在何处，新兴城市的市民联合体都会在开始时被政治权力——城市领主——看作城市土地所有者们被动的公益性派捐联合体，这些土地所有者共同承担某些特殊任务和义务并分享特权：市场垄断权与大宗出口权，某些行业的诉讼程序执行权和控制权，城市法院的参与权，以及特殊的军事和税收待遇。此外，在经济上至关重要的是，这些特权最初并非市民联合体在形式合法意义上的获利，而是城市的政治或采邑领主的财产权。是他，而非市民，正式获得了这些重要权利，从而给市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实惠；领主的间接财政利益在于，他由此发展出了各种税源。比如在日耳曼，从一些最古老的情况来看，这些权利被王室授予了某个主教，在此基础上他可以把他住在城镇的臣民视为享有特权的人，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相邻领主的一项排他性特权，就是只允许自己的农奴（而不是任何其他领主）在集市城镇定居，进而从他们的收入中征税。城市法院要么是王室法院，要么是领主法院；Schöffen¹⁸以及其他法院官员并非市民的代表，尽管他们是由市民选举产生的；作为领主的官员，他们要按照领主的成文法进行审判。因此，市民集合体（universitas civium）——这一术语很快就出现在各地——最初都是他治和他主的，它被吸收进了政治联合体，而且往往还被吸收进采邑联合体。不过这种局面并没有长期地一成不变。

城市变成了一种自治且自主（尽管程度大为不同）的制度化联合体（anstaltsmässige Vergesellschaftung），一个能动的“地方法人”，城市官员则全部或部分变成了这种制度（Anstalt）的官员。对于中世纪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是，市民的特权地位从一开始也是一种针对外部各方的个人权利。这不仅是古代和中世纪常见的对待法律的“人格主义”态度产生的结果，¹⁹根据那种态度，一个群体的成员被认为享有共同的“客观”法律所赋予的“主观”权利——这是个群体特权问题。市民这种地位的另一个来源则见之于日耳曼司法制度的存续，特别是日耳曼部落的审判大会共同体（Ding-community）概念，拜尔勒已经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一点。²⁰一个市民兼一个合法自治的群体之成员，作为该共同体的一个能动的成员——这意味着作为审判大会法庭的一个法官——亲自创制了他必须服从的“客观”法律。我们先前已经谈到了这种制度对于法律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意义。²¹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城市中，对于服从其法律的人们来说，这种类型的权利并不存在。（只有在以色列能够发现它的痕迹，我们将会看到是什么样的特殊环境导致了这个例外。）

就中世纪的城市发展成了一种市民联合体而言，有两个环境因素具有核心意义：一方面是这一事实，即市民的经济利益使他们迫切需要制度化联合体（anstaltsmässige Vergesellschaftung）时，那项发展就不会受阻于巫术或宗教屏障的存在，另一方面则是不存在一种能够强化更大规模政治联合体利益的理性行政。即便只是这些条件之一受到了妨碍，比如亚洲那样的情况，那么城市居民最强大的共同经济利益也只能使他们达成短暂的统一。中世纪自治与自主的城市联合体，都是由执政官或市长领导它的行政委员会，它的兴起从根本上就是个不仅不同于亚洲城市的发展，而且不同于古代城邦的发展的过程。我们后面将会详细讨论这一点［第十六章，（三），六到八］，不过现在就应当指出，在显贵——他们出自军事上胜任的氏族——的支配下，古代特有的城市体制始终是一方面反映了城市首脑的权力变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氏族长老的权力变迁，这在最典型的范例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尤其是当时最典型的那些中世纪城市，情况完全不同。

然而，在分析这个过程时，不可避免要把形式法律的一面与社会学及政治学的相关方面分开来说，可惜，有关各种“城市理论”的争论却始终没有遵守这一做法。就形式合法的意义而言，市民法人及其当局在被政治权力以及有时被采邑权力授予的（实际或虚拟）特权中自有其“合法”来源。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说，实际的过程是符合这一形式样板的。但从形式上合法的观点来看，实际的来源往往——特别在那些极为重要的个案中——都是对权利的革命性篡夺。当然，不能说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我们可以把中世纪的城市联合体区分为“自发的”与“派生的”两种形式。在“自发的”情况下，公社就是市民的政治联合体蔑视或者反抗“合法”权力产生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这种行动的结果。合法当局只是到后来才给予正式承认——如果不得不给予承认的话。一个“派生的”市民联合体则是由于城市创建者或他的继承人订立契约或制定法律授予了多少是有限的自治与自主权而形成的；这种情况常见于向定居者及其后裔授权的新建城市。

通过理性联合体的行动实现了“自发”篡夺，这种市民的歃盟兄弟团契（Eidverbrüderung：coniuratio），尤其常见于较大较老的城市，比如热那亚和科隆。不过一般来说，这两种事态都会相伴出现。城市史的文献资料当然会着重突出正当性的连续性，对于这种篡夺来的兄弟团契通常都是只字不提，一般只能偶然见诸文献证据。结果，文献资料中“派生”来源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肯定会多得不成比例，至少在与公社形成时期已经产生的城市有关的文献中就是如此。只有一条简明的注解提到了1112年科隆的coniuratio。科隆Altstadt（旧城）的Schöffenbank⁽²⁷⁾以及特别是新兴商业聚落圣马丁近郊的堂区代表，大概正因为它们是“合法”当局，所以才出现在有文献证明的议事录上。²²市民联合体的对头——城市领主——自然也总是会随时挑起形式正当性［比如（科隆的）某些高级市政官没有宣誓（服从）］问题的争端，²³或者利用类似的托词进行控告。毕竟，在这些问题上，篡夺式的革新能够看到形式上的表现。霍亨斯陶芬王室反对城市自治的皇帝敕令则采取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它们不是禁止这样那样的法律革新形式，而是禁止coniurationes本身。²⁴这就完全表明了哪些阶层是以下这种篡夺行为背后的驱动力量：在科隆，甚至到了相当晚近的时候，Richerzeche（富人基尔特，从正当性角度来看仅仅是个富裕公民的私人俱乐部）仍然可以卓有成效地坚持有权带来公民身份——这种身份在法律上完全独立于该俱乐部成员的身份。多数法国大城市都是以类似的方式，通过市民的歃盟兄弟团契实现了它们的城市体制。

六、意大利的coniurationes

然而，coniuratio的真正故乡显然是在意大利。²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城市体制都是以“自发”方式通过coniuratio形成的。因此，正是在意大利，尽管对许多文献可以做出多种解释，但市民联合体的社会学意义却能够得到最好的说明。它的总体先决条件是对支配权的半是封建制半是俸禄制的占用，这是典型的西方现象。我们已经描述了coniuratio之前的城市条件，它们尽管在细节上以及在城市之间存在差异，但在整体上却相当近似于麦加那种奇特的无政府状态，正因如此，前面才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许多人都在要求获得权威，这些要求并驾齐驱、相互重叠，而且往往彼此冲突。具有领主和政治性质的主教权力，部分依赖于特许的特权，部分依赖于篡夺而占用的子爵官职以及其他政治官职的权力，国王或主教的城市大藩臣或自由侍臣（capitanei）的权力，capitanei的城乡属臣（valvassores）的权力，²⁶来源极为多样的完全保有的氏族财产，无数根据自身权威或者其他权力构筑的城堡的所有者（一个对广大被庇护人阶层——包括自由人和不自由人——行使权威的特权等级），城市各经济阶层的职业联盟，以采邑法、封建法、属地法、教会法为基础的司法权力——所有这一切都存在于同一个城市之中。类似于麦加各望族之间那种“联系”的临时条约，中止了城墙内外各个武装利益集团之间的仇杀。城市的正式合法领主要么是一个皇帝封臣，要么——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地方主教；凭借兼而有之的世俗与宗教权力手段，主教一般都能获得最有利的机会行使有效统治。

被称为compagna communis²⁷或者冠以某些类似名称的coniura-tio类型，为后来的“城市”政治联合体铺平了道路，它很可能是出于某个具体目的而缔结的，通常都会规定明确时限或者直到发布新的事先声明，因此它可以再次解散。在早期阶段，有时可能会在城墙之内建立若干这样的“行会”，但只有在“整个”共同体——所有那些在特定时期有效要求并掌握了城内军事权力的群体——形成了歃盟联合体之后才会具有长期的重要意义。在热那亚，这种联合体最初是每4年重新缔结一次，视当地的具体情况而针对不同的敌手。在米兰，980年的武装市民coniuratio，其矛头所向就是主教，而在热那亚，主教与各子爵世家（它们占用了世俗领主权利，后来变成了税收权）似乎一开始就是城市coniuratio的成员。²⁸但在米兰，compagna communis后来也把矛头对准了主教和维斯孔蒂家族⁽²⁸⁾的权力要求。

歃盟兄弟团契的直接实际目的是团结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以防御外敌、和平解决内部争端以及确保符合市民利益的司法行政。但是此外还有更进一步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垄断城市提供的经济机会：只有歃盟联合体的成员才能获准参与城市的商业活动。例如在热那亚，获准在康门达合伙海外贸易中投资的前提就是具备成员资格。另一个目标则是明确划定对城市领主应尽的义务界线：以固定的一次性支付税金或高额［但明确的］年度支付税金取代任意的征税。最后，城市联合体还要照管军事组织以谋求对外扩大公社的政治与经济势力范围。因此，我们可以看到，coniurationes一经形成，公社之间的战争也就开始了，这在11世纪就已经成为一种长期的现象。

在城市内部，市民大众则必须加入这种歃盟兄弟团契。建立了联合体的那些贵胄家族会主持因拥有土地而具备资格的居民进行宣誓，拒绝宣誓者将被驱逐。这种情况并非总是立即伴随着现存官职组织的形式变化。主教或世俗城市领主会保住作为某个城区首脑的地位，并继续通过其侍臣进行管理；只有在存在市民大会的情况下才会看到重大变化。

但这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1世纪下半叶便到处都出现了执政官的年度选举，人数往往多至十几个，由市民正式进行直接选举，或者由一个显贵选举团进行选举，选举团本身从理论上说是由市民选出，但实际上仅仅是欢呼通过，这大概能够无例外地篡夺官员提名权。通过攫取全部或大部司法权以及战时最高统帅权，有薪并有权收取手续费的执政官们便完成了革命性的篡夺，管理公社的全部事务。最早的执政官好像大都出自主教或领主的贵族司法官，现在则是通过市民歃盟兄弟会的选举获得官职，而不再由城市领主任命。

常被称作credenza⁽²⁹⁾的智囊团体严格控制着执政官，构成这个团体的有时是原来的［即主教或领主的］助理法官，有时是执政官自行指定或者一个选举团指派的显贵。实际上它的成员一般都是那些经济上和政治上最有势力的家族的首脑，他们在自己圈子中分配这些职位。

最初的coniurationes还是奉行身份的分离，划为capitanei（封臣）、属臣、侍臣、castellani（城堡主）和cives meliores——经济上有资格服军役的人；官职和执政官职位按比例在这些群体当中分配。然而，这个运动的反封建性质很快就凸显了出来。执政官被禁止接受封地或“自许”为领主的封臣。皇帝、主教、领主们在城内的堡垒被拆毁，把它们迁到城墙之外（这种情况尤见于萨利克诸皇帝授予的城市特权中），并且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城堡不能建在城市周围的规定地区之内，皇帝或者其他城市领主不应享有驻在城墙之内的权利。这些都是新制度的首批政治成就，而这些成就要么是通过暴力，要么是接受皇帝或主教的勒索或者从他们那里购买而得到承认的。

这些城市革命的主要法律成就是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它排除了无理性的举证手段，特别是排除了决斗考验（这在11世纪的许多特权中都被提到）。因此，这里也像英国与法国王室对市民做出的让步一样，是同样的利益集团显示了自己的威力。这项法律成果还包括禁止市民诉诸非城市法院，并且为城市公民编纂了专门的理性法律以供执政官法院应用。

纯私人的临时coniurationes便以这种方式发展成为永久性的政治联合体，其成员作为城市公民共同服从一种专门的自治性法律。从形式上说，新的城市法律意味着旧时法律的属人原则被废除。从实质上说，它意味着破除了封建联合体和家产制，但并不支持给予特定区域全体居民以普遍强制性成员资格的原则。毋宁说，“城市公民”法律乃是市民歃盟兄弟成员的一种身份权利；一个人是由于身份群体中的成员资格而服从这种法律的，构成身份群体的则是正式公民及其依附性被庇护人。甚至到了16世纪，我们在贵族世家继续支配城市的地方——比如荷兰的绝大部分共同体那里——仍然能够看到，各省议会和三级会议的城市代表团并不代表城市本身，而只是代表城市贵族，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议会里除了贵族代表团以外，往往还有同一城市的行会或者其他非贵族阶层的代表，他们单独投票，肯定不会与他们城市的贵族代表团融合成一个共同的城市代表团。这种特殊现象并没有出现在意大利，但局面往往大体类似。尽管正常情况下城市贵族阶层至少会切断它与封建联合体的纽带，但情况绝非始终如此。贵族除了拥有城市住宅，一般都会同时在城墙以外拥有城堡和采邑地产，因而作为封建领主和地主，他们还是城市公社联合体之外的政治联合体的成员。在意大利公社的早期阶段，不管结社行动在形式上是否规定了不同的安排，也不管非贵族阶层过去是否有效获得了对管辖权的临时分享，市政管辖权实际上都是牢牢控制在坚持骑士生活方式的望族手中。骑士的军事重要性给了它优势地位。

在北欧，特别是在日耳曼，旧时的陪审官望族（Schöffen-geschlechter）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甚至比在南欧更强有力，早期的时候甚至在形式上也保持着行政控制权，至少是非正式地一人身兼数职。有时，根据权力的分配，城市领主，特别是主教们过去的代理人，即依附性的领主侍臣，也会重新获得行政参与权。尤其是在篡夺并不完全有效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并不罕见），领主，通常是主教，就会为他的侍臣在市政会中谋得成员资格。在科隆和马格德堡那样的大城市，主教会全部或部分雇用自由“城市公民”陪审官从事行政管理；这些人如今已从城市领主的歃盟官员变成了公社的歃盟代表，要么与coniuratio的代表融为一体，要么和他们共同承担行政任务。在佛兰德、布拉班特和低地国家的各个城市，由伯爵任命的城镇助理长官（échevins）在13世纪开始成为城镇议员或陪审员（jurati，即歃盟代表，他们的名称就表明了是来自篡夺性coniuratio）以及“burghermasters”（“市长”）。市民阶层的这些行政代表一般都会组织为单独的“团体”，尽管有时他们也与城镇助理长官共同集会。他们是市民兄弟会（在荷兰一直存在，后来成为Vroedschap⁽³⁰⁾社团）的代表。²⁹

人们肯定会认为这种早期的状况是极不稳定的，因为权力和权限的分配并没有正式的规章。由于每个人都集多种类型的职能于一身，个人的影响与关系网便具有了关键作用。以专门的办公建筑做出形式上分离的市政行政和市政厅并不存在。像在科隆一样，意大利市民一般也是在大教堂里集会，行政会议大概是在私宅或俱乐部里举行。在俱乐部里举行的会议专门有文献可以证明。在［12世纪初］科隆的革命性篡夺时代，“富人之家”（domus divitum）似乎就等于“市民之家”（domus civium）了，就是说，成了行政中心，恰如富人俱乐部（Richerzeche）的首脑们当时以及日后肯定会在很大程度上等于陪审员及其他重要官员一样。拜尔勒提出的这两个假说几乎可以肯定是正确的。³⁰科隆并不存在一个像在意大利那样具有重要意义的骑士阶层。在英国与法国则是商业“公司”发挥了主导作用。³¹在巴黎，水商的行会会长们甚至正式组织成为市民的代表。³²在绝大多数古老的法国大城市中，市民、商人和城市食利者联合体，或者与定居的骑士联手（比如在南方），或者与手工业者的兄弟会及行会联手（比如在北方），通过革命性篡夺而产生了城市公社并夺取了政治权力。

七、北日耳曼的兄弟团契

上述那些联合体本身并不等于coniuratio，但是对于它的产生——尤其在北日耳曼——却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缺少一个城市骑士阶层，北日耳曼的歃盟兄弟团契表现出一种在南欧国家多半并不存在的无政府特征。当然，创立兄弟团契可能是为了政治联合体的目的并从城市领主那里篡夺权力。但是，北日耳曼和英国的革命运动可以从大量涌现的互保行会（Schutzgilden）那里找到出发点。这些行会的创立绝不是为了影响政治条件，它们最初是为了替补其成员在中世纪早期城市中极为缺少的东西：氏族及其保护作用。它们提供了本应由氏族提供的服务：在人身受到伤害或威胁时给予援助，对经济困境给予扶助，以和平协商方式消弭成员之间的仇隙，支付成员的赎罪金债务（比如在英国³³）。行会还通过举办定期筵宴（一种可以追溯到多神教礼仪聚餐的做法）以满足成员的社交需求，并邀集弟兄们参加成员的葬礼；它们会通过善举保证成员灵魂的得救，动用公帑为他购买赎罪券和强有力圣徒的关怀。不言而喻，这种保护性联合体也代表了共同利益，包括经济利益。

法国北部的城市会社主要是歃盟的和平会社，没有其他的行会属性，而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城市会社一般都带有行会性质。在英国，城市会社的典型形式就是那种垄断了城内零售业的商人基尔特。³⁴日耳曼的商人行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按照具体的行业分支加以专业化的，比如往往很有势力的布料商行会和零售商行会。这种分支的变异使得行会被用作了远程贸易的组织形式（对于这种功能此处不赘）。

城市并不像许多人认为³⁵的那样是源自基尔特。反过来说才始终是正确的：基尔特源自城市。此外，基尔特实际上仅仅在一些小城市才获得了支配权（主要是在北欧以及——尤其是——英国，作为summa convivia）；³⁶毋宁说，一开始就在城市里攫取了权力的是那些贵族“世家”，它们与基尔特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基尔特不等于coniuratio，就是说，不等于歃盟城市会社。最后还应指出，基尔特从来就不是城市中唯一的联合体类型。除了它们以外，我们还能看到包括了若干或全部职业代表的宗教联合体，以及纯粹在经济上产生了职业分化的联合体——同业公会（Zünfte）。³⁷在整个中世纪，宗教性会社的创立，即兄弟团契，是与各种具有政治、基尔特和同业公会性质的联合体并驾齐驱的，这两种类型的运动在许多方面都会相互重叠，相互交叉。特别在手工业者当中，宗教联合体更是发挥了因时因地而异的重要作用。有文献证明最早的日耳曼手工业者宗教会社—1149年科隆的床单织工（Bettziechen-Weber）兄弟会，比相应的职业联合体³⁸出现得更晚，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证明职业会社——或者说具有特定职业目的的会社——到处都是更早的原生态组织形式。然而，这对同业公会来说却是规律。对此可以做出以下推测给予说明：至少在意大利之外，自由手艺人联合体都是按照领主的依附性工匠组织作为样板而形成的，每个单元都有一个师傅为首。但在其他情况下，宗教兄弟会就是后来职业联合体的结晶点。因此，直到最近这一代人，俄国犹太人工会的形成还是开始于购置对于正统犹太人至关重要的物品：《托拉》经卷⁽³¹⁾。同样，许多基本上具有职业取向的中世纪联合体，都会把社会与宗教关切置于突出地位，如果它们主要是职业性的，就会尽力争取某种宗教承认。这是中世纪绝大多数基尔特——事实上也是所有类型联合体——的必由之路。这绝不是仅仅为了掩饰强烈的物质关切。后来几个世纪出现的最早的雇工联合体的冲突都不是为了劳动条件，而是为了宗教礼仪的问题，诸如列队行进祈祷时的排列顺序之类，这一事实再次证明，无氏族的市民在身份演变过程中会多么强烈地受到宗教因素的影响。但在同时，另一个要点也变得十分清晰了：这种类型的社会状况与禁忌封闭的种姓社会状况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后者能够阻止任何性质的兄弟团契关系转化为一个公社。

总的来说，这种宗教与社交兄弟会，不论它们的由来被认为是更早还是更晚，其成员都基本接近于商业公司或同业公会的成员，对此后面还会详述。职业群体本身并不像人们经常认为的那样都是一些从某个原先统一的全体市民行会中分裂出来的组织（尽管事实上间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某些同业公会要比最古老的coniurationes都悠久。职业会社也不是coniurationes的初级阶段或者前身，因为它们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即使在从未出现过市民公社的地方也是如此。所有这些联合体的影响实际上都是间接的。它们推动市民逐渐习惯于在追求共同利益时结成联盟，并提供了这样的示范，即逐渐把领导职位合并到在这种联合体方向上获得了经验与社会影响的人们手中，由此推动了城市会社的发展。

非常自然，进一步的发展已经证实，在北欧以及其他各地，关注城市贸易政策独立性的富裕市民，会与贵族一起积极参与coniuratio的形成，为它筹集资金，保持运动的发展势头并迫使市民大众宣誓支持——科隆富人俱乐部（Richerzeche）授予公社成员资格的权利继续保留了下来。举凡市民经济联合体与贵族“世家”一起参与coniuratio运动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牵涉其中的唯有商业行会。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厌恶商人的时代，迟至爱德华二世统治时期［1307—1327］，小市民仍在指控有权有势者要求他们及同业公会宣誓服从，并且凭借这种篡夺来的权力向他们征税。³⁹在绝大多数“自发的”篡夺性城市团契中大概都能看到类似的现象。

一旦革命性篡夺在一些大城市获得成功，创建新城市或者向现有城市重新颁发特许状的政治领主，就会出于竞争的原因，没等会社正式形成便匆忙授予其市民大小不等的、其他地方已经获得的权利。由此，城市会社的成就便形成了燎原之势。更进一步推动了这种趋势的则是以下事实：管理聚落运作的经营者或者未来的居民本身，只要他们凭借财富或者社会地位足以抗衡城市创建者，就能确保得到特许、获准利用旧有城市之一的市政法，例如弗赖堡市民得到特许利用科隆的市政法，诸多南德城市获准颁行弗赖堡的市政法，东部各城市则得到了马格德堡的市政法。在发生争端的情况下，被授予了法律的城市的法院就要受理申诉作出权威解释。城市创建者渴求的定居者越富有，他会发现自己被迫做出的让步就越大。例如弗赖堡的24名coniuratores fori就扮演了相当于科隆富人俱乐部的角色，康拉德·冯·策林根曾对他们立誓保护新城市的市民享有各项自由。⁴⁰他们被授予了相当可观的个人特权，而且作为公社的执政官，他们一开始就控制了城市的统治权。

如果王公或采邑领主创建了城市或者授予其特权，这时所产生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市民被组织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行政机构的“公社”（Gemeinde）。在日耳曼，这些行政机构都是以一个“市议会”（Rat）为首，这被认为是一个“城市”及其自由所不可或缺的方面。市民会要求得到自主任命市议会成员的权利，而获得这项权利不会没有斗争。1232年，腓特烈二世皇帝曾下令禁止所有城市的市民不经主教同意就设立市议会和市长，沃尔姆斯⁽³²⁾的主教还为自己或其代表争得了市议会议长的职位以及任命市议会成员的权利。⁴¹在12世纪末的斯特拉斯堡，一个包括了市民代表和5名主教侍臣的市议会取代了主教的行政机构。在巴塞尔，主教设法弄到了一项废除市议会的皇帝敕令，尽管——像黑格尔推测的那样⁴²——当初恰恰是皇帝本人批准建立的市议会。但在南德的许多城市，其首脑却始终是由领主任命或认可的市议长（Schultheiss），市民只有从城市领主那里买得官职才有可能摆脱这种控制。在南德几乎所有城市的文献中，我们都能越来越频繁地发现，除了议长之外还有一位市长，而市长最终普遍都会坐上第一把交椅。与市议长相反，市长始终都是城市行会的代表，因此他的职务就是源自篡夺，而不是源自领主行政。但是，由于许多日耳曼城市有着不同的社会构成成分，这种14世纪的市长一般都不再像意大利的执政官那样是贵族世家的代表，而是职业联合体的代表。因此他属于后来的发展阶段，与意大利司法行政官相当的日耳曼角色是较早时期的scabini non jurati和执政官。⁴³

最初，市民联合体中的积极成员必须拥有可以继承和转让的城市土地，豁免强制服役，免除领主负担（贡赋）或者仅仅负担固定数额。然而，城市土地必须为了城市的目的负担市政税（Schoss）；事实上，这在日耳曼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土地保有权的明确特征。后来，其他财产也变得必须负担市政税，特别是货币和贵金属。不拥有这种土地的城镇居民，最初只是受保护的城市客居者，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

八、西方城市军事自主权的意义

分享城市官职和参与市政会，这种权利曾屡经变化，对此下一节将会谈到。但我们必须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引起了城市在地中海周围以及后来在欧洲的发展，同时却又妨碍了它在亚洲的发展？对此，前面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即氏族联合体以及印度种姓的巫术纽带，到处都会阻碍城市兄弟团契，从而还有城市公社的发展。在中国，氏族乃是核心宗教关切——祖先崇拜——的载体，因而是牢不可破的。在印度，种姓是一种特殊人生行为的载体，个人在来世的命运要取决于对这种行为方式的遵守程度，因此各个种姓在礼仪上是相互排斥的。兄弟团契的礼仪障碍在印度的确是绝对的，但中国并非如此，甚至在近东也不完全如此，那里的氏族纽带仅仅构成了一种相对的障碍。观察这些地区需要考虑一个完全不同的要素：军事体制的差异，尤其是它在经济与社会学基础上的差异。

在近东和埃及，较低程度上也包括中国，河流调节的必要性和灌溉政策导致了王室官僚制的发展，最初这仅仅是为了应付建设任务，但接踵而至的是整个行政的官僚化，它使国王能够通过行政机器和这部机器提供的收入，把军事行政置于他自己的官僚制管理之下；强制征召并由仓廪提供装备和给养的“军官”与“士兵”组成的军队成了军事权力的基础。结果则是军人与战争手段［所有权］的分离，以及臣民毫无军事自卫能力。在这种基础上，市民中就不可能出现任何独立于王权的政治公社。这里的市民完全是非军人。西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西方，直到罗马皇帝时代，通行的仍是军队自我装备的原则，无论那是农民军队、骑士军队还是市民的民兵。不过，这就意味着必须服军役的个人在军事上的自主性。克洛维国王相对于他的军事扈从的地位，便说明了一个对于任何自我装备的军队都具有基本意义的原则：领主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军人的良愿，而军人的服从是他政治权力的唯一基础。⁴⁴他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军人都更有力量，也比任何一个小集团都更强大，但是，如果他的军人形成了任何一个更大的联合体反对他，那就会让他变得完全无能为力。在这种政治结构中，领主缺少一个官僚制的行政机器，即缺少一个因为完全的依附性而盲从的强制工具；如果他赖以进行统治的各个阶层合力反对他，除非他向军事和经济上独立的显贵阶层——他们担任着行政职位并为他提供了高级官员和地方官员——做出让步，否则他就没有出路。但在西方，只要领主向军事上独立的臣民提出新的经济要求，特别是货币支付的要求，就几乎总是会形成这种联合体。西方——且只有在西方——出现的各个“等级”就可以从这些关系中得到说明，自治性法人城市公社的发展同样如此。城市臣民当中蕴藏的财政力量会迫使领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屈尊求助并进行谈判。诚然，印度和中国的行会以及巴比伦的“财主”也拥有财政实力，可以迫使国王不得不有所收敛以免把他们吓跑。但这并不能使城市居民——不管他们可能多么富有——团结起来对城市领主形成一种军事上的制约。相比之下，从古代早期开始，西方的所有coniurationes与城市组合，就一直是各个武装的城市阶层的同盟。这就是决定性的差异。

注　释

1　在罗马法中，institor（代理人）是被商业企业所有人指定代理他经营企业的人，可以缔结由主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契约。父权（patria potestas）支配下的奴隶或人一般都被用于这个目的。参阅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hertumswissenschaft中的“institor”词条，newly edited by Georg Wissowa（Stuttgart 1894—1965；henceforth cited as；Pauly-Wissowa，RE），vol. IX（1916），cols. 1564—65。

2　即构成了他们特有产（peculium）一部分的商品（merx），见第八章，（二）注124。

3　“城镇的空气带来自由”。关于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则的实质内容，见Hans Strahm，“Stadtluft macht frei”，载Das Problem der Freiheit in der deutschen und schweizerischen Geschichte（Institut fur geschichtliche Landesforschung des Bodenseege biets，“Vorträge und Forschungen”，ed. T. Mayer，vol. II：Konstanz：Torbeke，1955），102—121。

4　关于14世纪苏黎世的军事团契，见下文（四），注1。

5　Brodie Cruickshank，Eighteen Years on the Gold Coart of Africa.（London：Hurst &Blackett，1853），1，240—52（Cabboceers，242；pynins，250）.（W）

6　Albert Hermann Post，Afrikanische Jurisprudenz：Ethnologisch-juristische Beiträge zur Kenntniss der einheimischen Rechte Afrikas（Oldenburg：Schulze，1887）.（W）

7　“［穆罕默德之婿］阿里的后裔对［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不满的主要原因，是后者不愿商谈先知穆罕默德作为共同体首领而拥有的某些土地，那是穆罕默德家族的遗产；特别是在‘斐得克绿洲’（‘gardens of Fadak’）问题上的冲突，导致阿里建立了自己的党。”（Snouck Hurgronje，Mekka，1，32）什叶的意思就是“党”，该词一度曾变成了专指穆斯林运动的一部分，它认为只有阿里的后裔才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当然继承人。

8　关于中国的氏族和印度的种姓与城市的关系，参阅韦伯更广泛的论述，见“儒教与道教”和“印度教与佛教”，GAzRS 1，290f.，353f.，375f.；II，36f.（Religion of China，13f .，66f .，86f . .；Religion of India，34f.）。

9　一种单独创建活动的传统，叫作synoikismos（聚合，即共栖或共屯，housing or settling together），存在于许多希腊城邦中。在某些地方这可能反映了一个实际的事实；在其他地方，传统则把单独创建活动解释为一个合并与臣服的过程，某个包括了大概若干城邦以及其他政治共同体的区域围绕一个单独的中心逐渐达成了统一。这无疑就是阿提卡synoikismos的情形，它被认为始于神话英雄特修斯（Teseus）。参阅Victor Ehrenberg，The Greek State （New York：Norton，1964），26f。

10　关于锡耶纳贵族的合伙关系，参阅Ferdinand Schevill，Siena. The History of a Medieval Commune（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4），278—280。关于城堡联合体的地位，详情可参阅Casimir Chledowski，Siena（Berlin：Cassirer，1913），I，68f。

11　Hantgemal是中世纪日耳曼自由人，尤其是骑士家族可继承的家族不动产。在古萨克森的赫利兰（Old——Sexon Heliand），这位救世主及其使徒着装的“当代”状貌，犹如一个日耳曼武士国王率领着他的军事扈从。

12　约公元前450年巴比伦囚虏之后。因为氏族代表与聚合组织的名册把那些“不能指明其宗族和谱系”者排除了出去。参阅《以斯拉记》，8；《尼希米记》，7和11。

13　Speier的Rüdiger主教在1084年称，“putavi milies amplifcare honorem loci nostri，si et Judeos colligerem”。参阅Karl Hegel， Die Entstehung des deutschen Städtewesens（Leipzig：Hirzel，1898），113。

14　Kölner Schreinsurkunden des zwölften Jahrhunderts，ed . Robert Hoeniger（Gesellschaft fur rheinische Geschichtskunde，“Publikationen，”1/1—2；Bonn：Weber，1884—1892）。一份1149年的科隆基尔特文件甚至证明“市政厅”——domus civium——就是inter Judeos sita。参阅Hegel，Städtewesen, op. sit.，115。

15　关于gerim，参阅AJ，32f。

16　城市议员。韦伯这里（再次）希望证明一个论点，即在古代时期，传统的或者人为的城市“部落”分支都是一些兄弟会，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却不是，因为阿提卡的五百人会议就是各个宗族（部落）的代表。在克利斯提尼的政体下，10个宗族各自向五百人会议派出抽签选出的50名议员，这些代表团分别在当年的十分之一时间里充任城市的执行委员会，这段时间就被叫作“prytanies”。关于这个制度的运作情况，见Ehrenberg，The Greek State，31，63f.；A. H. M . Jones，Athenian Democracy（Oxford：Blackwell，1964），ch . V。

17　J. Hatschek，Engl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113（“communa non est capax libertatis”），269（frst appearance as corporations）.（W）

18　世俗法官；加洛林王朝建立的制度，作为schepen，échevins，scabini通行于欧洲大陆。关于他们的重要意义，见第八章，（三），注53。

19　关于“属人法”与“人格原则”，参阅第八章，（二），五。

20　Konrad Beyerle，“Die Entstehung der Stadtgemeinde Köln”，Zeitschrift der Savigny-Stiftung für Rechtsgeschichte，Germ. Abteilung，XXXI（1910），1—67.（W）

21　关于Ding（或thing：日耳曼人的司法大会）和Dinggemeinschaft，参阅第八章，（三），六。

22　就是说，有相当多的新机构大概是在1112年由coniuratio建立的，后者却是直至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变得引人注目的。Schöfenbank（世俗法官委员会）在城市领主（这里则是大主教）的统治下也承担了许多行政功能，并且与堂区共同体的祭司一起构成了旧时的行政系统。Altstadt是古罗马的聚落，为科隆市唯一有城墙环绕的那部分，直到1106年临时驱逐了大主教之后，若干郊区才圈进了新的城墙之内；圣马丁郊区位于河滩老城墙以外，是个市场聚落。见Beyerle，“Die Entstehung der Stadtgemeinde Köln”，loc. cit. ，67。

23　大主教康拉德（Archbishop Konrad of Hochstaden）在1258年的仲裁判决书（Schiedsspruch）中发出的抱怨。参阅Hegel，Städtewesen, op. cit. ，185；id.，Städte und Gilden der germanischen Völker im Mittelater（Leipzig：Duncker & Humblot，1891），II，335—40。

24　关于腓特烈二世皇帝1232年的敕令，参阅下文注40。

25　关于下文的许多内容，请参阅Cairl Hegel，Geschichte der Städteverfassung in Italien（Leipzig：Weidmann，1847），II，chs. 4—6，韦伯在写作这一节时似乎参考了这几章。

26　关于capitanei、valvassores和cives的地位，参阅Hegel，Städteverfassung, op. cit. ，II，144f . and 161f。

27　compagna communis系热那亚联合体的名称，大概始于1099年。参阅Hegel，Städteverfassung, op. cit.，II，178f。

28　主教与10世纪Ydo子爵的后裔——热那亚的维斯孔蒂——在1099年以及后来年代的compagna中的联盟，都是为了直接对付帝国总督的。由各个子爵世家占用的官职收入，包括进城费、港口费、市场及护照费。参阅Erik Back，La cité de Gênes au XIIe Siècle（Kopenhagen：Nordisk Forlag，1955），34，37，43。

29　关于低地国家的发展，参阅Hegel，Städtewesen, op. cit. ，190f。关于荷兰各城市一直存在到15世纪的Vroedschap（即智囊，拉丁术语为sapientes）团体，详见Hegel，Städte und Gilden, op. cit. ，II，267—72。

30　见Beyerle，“Die Entstehung der Stadtgemeinde Köln”， loc. cit. ，64—67。这些假设实际上最早是由H . Keussen提出的，见他的“Die Entwicklung der älteren Kölner Verfassungsgeschichte und ihre topographische Grundlage”，载Westdeutsche Zeitschrift，XXVIII（1910），503f。

31　关于英国商业公司及其在地方政府中的角色，参阅Sylvia Trupp. 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 1300—1500（Ann Arbor：T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chs . I—II。

32　关于巴黎的水商行会（hanse des marchands de l’eau），参阅Henri Pirenne，Economic and Socic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new York：Harcourt，Brace Harvest ed .，n. d .），94，以及脚注14给出的原始资料；另见Hegel，Städte und Gilden, op. cit. ，II，86—110。

33　参阅Hegel，Städte und Gilden, op. cit. ，1，20。

34　关于英国的商人基尔特，参阅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III，190f。

35　暗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史学界发生的那场激烈争论。参阅Edith Ennen，Frühgeschichte der europäischen Stadt（Bonn：Rohrscheid，1953），165—179（“Gilde und coniuratio”）。

36　丹麦语的基尔特为gelag，意思是狂欢宴饮。在拉丁文献中这被理解为convivium，一种summum convivium，或者大约1200年石勒苏益格《城市法》（Schleswig Stadtrecht）提到的最高城市基尔特。参阅Hegel，Städte und Gilden, op. cit. ，I，6，149，163。

37　韦伯根据标准的德国术语对基尔特与同业公会（Gilden与Zünfte）作出了区分，前一种联合体往往是由“全城”构成的单一联合体，其中发挥支配作用的乃是商业利益集团；后者则是生产者的作用更为重要。然而，这个分界线并不那么严格［见韦伯本人的提示，下文（三），五］。在中世纪英国，后一种组合往往被称作“craft”或“mistery”，但是现代英语的“基尔特”却用于指称这两种群体。我们这里把德语的Zunft交替译作同业公会或“行会”，以保留德语Gilde一词的本意。

38　参阅Hegel，Städtewesen, op. cit. ，120f。

39　参阅Hatschek，Engl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267f。

40　载于1120年的基金会章程。见Hegel，Städtewesen, op. cit. ，38f.，再版的文件部分。

41　应沃尔姆斯主教海因里希以及某些其他主教和诸侯的要求在1231—1232年拉文纳会议上发布的Statutum in favorem principum。海因里希主教在获得了一项对付顽抗的臣民的帝国禁令之后，于次年通过与该城市签订的一项条约而确立了他的权利。参阅Hegel，Städtewesen, op. cit. ，177f。

42　见Hegel，Städtewesen, op. cit. ，182。（1218年）的这项禁令似乎并未真正生效，因为几年之后巴塞尔议会仍然存在，或者说恢复了存在。关于斯特拉斯堡的发展，见前引书，178—180。

43　例如1258年未经宣誓的科隆陪审官（参阅注23）以及先前提到的1112年科隆coniuratio的富人俱乐部成员。

44　克洛维，墨洛温国王，统治时期为481—511年。毫无疑问，韦伯这里是想到了图尔的格列高里（Historia Francorum，ii：27）讲述的著名的苏瓦松封臣事变。克洛维想要把一件被夺走的圣器归还教堂，他不得不乞求集合起来的军队让他extra partem（多有所得），就是说，这超出了由抽签决定的他的战利品份额。单独一个武士的拒绝就阻止了这位国王的意图。但是，故事的结局表明，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早期的封建国王也不是没有某些惩罚权力：在接下来的例行验枪时，克洛维国王就像任何一个老练的军士长一样找到了理由责难这个武士的武器，并且合法地猛击了他的脑袋。

（三）中世纪和古代的贵族城市

一、贵族城市统治的性质

由于城市的土地所有者（而不光是主要的显贵）一般都会参与coniuratio，于是市民大会——在意大利称为parlamentum（民众大会）——就被正式看作是公社的最高主权机构。这种人民主权的概念往往都在形式上得到保留，尽管事实上显贵们会完全占据支配地位，在早期阶段尤其如此。担任官职和参与市议会的资格很快在形式上也仅限于少数贵族“世家”，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个共识，即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占据市议会席位，尽管这只是未言明的共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也会极为自然地从以下事实中发育出一个人数有限的统治阶层：只有那些经济上负担得起的人才能做到规律性地参与市民大会的集会，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时间彼此商议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一点在英国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参与城市行政管理，这在任何地方最初都被感到是一种负担，因此，接受这种负担只是因为存在着一种明确的义务。在中世纪早期，市民必须每年出席三次定期的集会（echte Dinge），但那些没有直接政治兴趣的人就不会出席非强制性的“邀请”集会（gebotene Dinge）。对公共事务的指导非常自然就落入了因其财富和——不应忽略的是——以财富为基础的军事实力而受到敬重的人们手中。

因此，正如后来有关意大利民众大会程序的文献所示，这种大型集会所代表的不过是要么鼓掌欢呼被动通过显贵们的提案，要么群起鼓噪发出一片反对之声的听众。众所周知，在早期阶段，这种大会从来没有以任何持续性的关键方式决定过选举结果或者影响过城市行政举措。形成多数的往往是那些在经济上依附于显贵的人们。因此，合乎逻辑的是，后来人民（popolo）登上权力舞台总是会伴随着一个现象，即喧嚣骚乱的全体市民大会被一种较小型的、由合格市民的代表或者明确限定资格的群体构成的集会取而代之。同样合乎逻辑的是，僭主政治的开端和人民（popolo）的失势也都是以复活旧时的平民“议会”为标志［比如1513年佛罗伦萨的情形］，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早［在将近40年前］就告诫佛罗伦萨人民要对此保持警惕。

事实上，即便没有成文法的依据，城市也会作为规模不等的显贵群体所领导的身份联合体而出现，或者很快就会变成这种联合体。我们已在别处讨论过这个阶层的独特性。这种事实上的支配要么会转变成得到法律认可的对市政的垄断，要么会由于一系列进一步的革命而被削弱甚至彻底消除。垄断了城市行政的显贵们一般称之为“贵族”（“die Geschlechter”，字面意思为“世家”），他们居于行政支配地位的时期，我们称之为“贵族支配”（Geschlechterherrschaft）。

这些贵族“世家”并不完全同质。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其权力地位乃是依赖于土地财产和并非出于自有生产单位的收入。但除此之外，它们可能会表现出极为多样的特性。在中世纪，外在生活行为的独特特征对于身份群体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即一种骑士生活方式。由此衍生出了参与马上比武的资格，接受封地的资格以及与非城市小贵族平起平坐的所有其他身份属性。至少在意大利，只有城市各阶层才会具有这些能被算作贵族的特性，但在北欧，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如此。以下谈论贵族“世家”时，如果没有专门另做说明，我们始终就是首先指的这种特征——当然，需要记住，其间总是存在着界线模糊的过渡阶段。

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贵族的支配总是会导致一个特殊的城市贵族群体的出现。在这项发展——例如古代时期——受到贸易城市海外政策强烈影响的地方，情况尤其如此。威尼斯即是典型范例。

二、威尼斯贵族的垄断性封闭统治¹

一般行政，尤其是军队的征募日益地方化，决定了威尼斯的早期发展方向，而军队的地方化在哈德良统治时期［117—138］就已经开始了，罗马与拜占庭国家的公益性派捐性质则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过程。地方要塞的士兵越来越多地从当地人口中征募，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由当地的地产所有人提供依附性科洛尼作为兵员。［军事单元］numerus由一个长官（dux）及其副手护民官（tribuni）统帅。护民官职位在形式上也变成了一种公益性派捐负担，但在同时，它实际上又是当地拥有地产并提供军官的家族的一种特权。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职位实际上变成了某些家族的世袭职位。然而，直至进入8世纪时，长官（dux）始终都是由拜占庭任命的。

这个由护民官世家构成的军事贵族群体，乃是最古老的城市贵族的核心。随着货币经济的萎缩及拜占庭帝国日益军事化，护民官贵族的权力使得罗马时期的地方民政当局库里亚（curiae）和护民官（defensores）变得完全无足轻重了。²启动了威尼斯城市形成过程的那场革命，像在公元726年意大利的所有城市一样，矛头所向是那个时期破坏圣像的政府及其官员，并且产生了一个永久性的结果，即由护民官贵族和神职人员一起选举长官（总督）。但是很快，一心要成为家产制城市君主的总督便开始了与贵族和牧首等对头的斗争［牧首的利益由于君主要建立家产制控制的教会（Eigenkirche）而遭到了侵害］，这场冲突持续了3个世纪之久。总督得到了东西［拜占庭和德意志］两个帝国宫廷的支持。拜占庭支持他任命自己的儿子为副摄政，以此为手段完全按照古代传统确立该职的世袭性。德意志皇帝的一位外甥女瓦尔德拉达的嫁妆，则给那位末代坎迪亚诺³提供了再次扩充外国扈从，尤其是扩充私人卫队的财力——那里的公爵统治自811年以来就是建立在这支私人卫队基础上的。

那个时期的总督统治，作为家产制城市君主统治的性质，极为引人注目地表现在以下细节中：总督同时还是一个采邑大领主兼大商人；他（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垄断了东西方之间的邮路，因为威尼斯乃是必由之路，并且自960年以后利用教会的抗议还垄断了奴隶贸易；⁴他不顾教会的反对而自行任免牧首、修道院院长和神职人员；他是法院院长（Gerichtsherr），可以任命法官并撤销有争议的判决，尽管在这方面多少受到了由于法兰克人的影响而传播到威尼斯的日耳曼部落人民审判大会共同体社团原则的约束。公爵的行政是通过家产制官员和封臣进行的，尤其在威尼斯的外国人聚居区，还要借助于教会。在一份遗嘱声明中可以看到那种世袭王朝的倾向：里面不仅提名了一个副摄政，而且具体谈到了对统治权的安排。总督自己的财产并未与公共财产加以区分。他用私产装备舰队，维持雇佣军，支配工匠们应为公爵宫殿提供的劳役，有时还会任意加派劳役。这种任意加派显然是不断增长的对外政策之需所致，为1032年一次成功的反叛提供了决定性的刺激，也为心怀敌意的贵族削弱总督的权力提供了手段。如果始终处在军事上自我装备那样的条件下，总督就远比任何单个的贵族世家都强大，他甚至可以抗衡绝大多数临时结成的联盟，但是，他不可能对付所有贵族世家形成的联合体；正如至今还能看到的那样，一旦他向贵族阶层提出财政要求，这种联合体就肯定会出现。

在相当民主的法律形式下发生了这些事件之后，居住在丽都⁵的城市贵族的支配便开始了。新政权的第一个法案就是禁止任命副摄政，这项举措直接反对按照罗马模式确立的世袭继承，被［克雷奇迈尔］恰如其分地称作“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性法律”。⁶经过一个半封建的过渡期之后（在这个过渡期间，总督与公社之间也像其他地方的区域诸侯与各封建等级之间那样划分了权利和负担），［每个新总督的］选举承认都要顾及他人的意愿；他们在形式上把总督贬到了被严格控制的有薪官员的地位上，受到了种种留难性的宫廷礼仪的羁绊，在社会上则把他贬为贵族社团中的同侪之首。

莱纳尔非常准确地观察到，总督的权力地位过去是凭借他与外国列强的关系得到巩固的，现在的削弱也是开始于对外政策领域，智囊委员会（首见记载于1141年）把它置于了自己的控制之下。⁷不过应当更突出地强调指出，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主要是因为迫于好战的殖民和贸易政策带来的财政压力，而这种压力使得贵族阶层参与公共行政变得不可避免；后来在货币经济条件下，诸侯战争的财政需求以同样方式导致了欧洲大陆各等级的崛起。阿历克塞皇帝⁽³³⁾的Chrysobullon⁸标志着希腊商业霸权的终结，并确立了威尼斯人在东方的贸易垄断，以此换取后者为拜占庭帝国提供海上保护和频繁的财政援助。越来越多的威尼斯公共、教会及私人财富被投入了东罗马帝国的贸易、各种类型的ergasteria（可租赁作坊）、政府税收的承包以及不动产。为了保护这些投资而发展起来的军事力量导致威尼斯参与了拉丁骑士的征服战争，这使她在拉丁帝国获得了著名的八分之三份额（quarta pars et dimidia）。⁹在丹多洛⁽³⁴⁾的法典编纂之后，¹⁰所有殖民征服的成果都被细心地看作应当依法属于公社及其官员，而不是属于总督，这使总督的权力最终一蹶不振。公社的公债及持续的货币支出，显然就是这种对外政策的伴生现象。要想满足这种财政需求，只能转而借助于贵族的财力，就是说，求助于旧时的护民官贵族阶层，这个无疑由于补充进某些新贵而壮大了的阶层，因其在城市定居而能通过投资于康门达及其他契约类型的贸易、投资于其他盈利行业，以分享城市提供的积累财富的机会，货币财富和政治权力最终便集中到了这个群体手中。

因此，在总督遭到剥夺的同时，所有的政治权力都集中到了贵族统治下的威尼斯城，而这个公爵领地的农村地区却在日益丧失一切政治权利，直到12世纪，总督placita¹¹才有了乡村（护民官出身的）显贵的代表，至少名义上是如此。但是，随着威尼斯公社（comune Venetiarum，首见记载于1143年）的形成，这种情况就不复存在了。此后便出现了由市民选举产生的“智囊委员会”，总督要手按宪法向它宣誓。该委员会的成员似乎完全限于住在里亚尔托的大地主，他们的主要经济关切就是资本的海外利用。¹²

几乎所有的贵族城市都存在一个“大的”（立法）和一个“小的”（行政）显贵委员会，两者的分野1187年于威尼斯首见记载。全体土地所有者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集会的权利（他们的欢呼通过在形式上一直保留到14世纪末）由一个小型的贵族选举团提名总督；官员事实上仅从被认为有资格担任委员会成员的家族中遴选，以及他们的名单最终在形式上也限定了范围［1297—1315年实行了Serrata del Gran Consiglio（大委员会封闭制）；这种名单成了后来《金玺诏书》⁽³⁵⁾的前身］；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上述发展的继续，其中细节此处不赘。

贵族世家分享海外政治与经济机遇的巨大经济优势，促进了权力在它们手中的垄断化。城市贵族发展了对广大陆海区域的家产制专制统治，同时却又保持了贵族世家之间极为严格的相互控制，这使威尼斯的宪法与行政技术闻名遐迩。贵族的纪律从未受到动摇，因为和斯巴达人一样，他们也想方设法牢牢控制一切权力手段并坚持一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严格的公务保密制度。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首先是因为分享联合体巨大垄断利润的所有成员在国内外的利益是休戚与共的，这对每个个人来说都不言而喻。利益上的这种休戚与共把每个贵族都强行整合进了这个实行专制统治的集体。从行政技术的角度来说，这种休戚与共的实现乃是：1. 凭借竞争性的诸权力分立；中央各机构的官方权威相互重叠，不同的专业行政部门几乎始终都被赋予了司法与行政权力且在管辖范围上彼此冲突；2. 凭借管理属地的官员之间相互监督的职能分工；司法、军事和财政等方面的行政始终掌握在全部是贵族出身的不同官员手中；3. 凭借短期任职和巡回监督官员的制度；4. 自14世纪以后还凭借一种政治调查法庭，即“十人委员会”，最初形成［于1310年］时乃是为了调查具体的煽动叛乱罪，后来成了一个裁判政治犯罪的常设机构，最终还对贵族的全部政治与私人行为进行监督，而且撤销“大委员会”决议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基本上获得了一种护民官式的权力，并以快捷的保密程序行使这种权力，以确保它在公社享有最高权威。只有贵族对它心怀畏惧，但在臣民当中显然是最得人心的机构，因为臣民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发现它是能够成功控告贵族官员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在这方面，它比罗马的quaestio repetundarum¹³（敲诈勒索罪刑事法庭）更有效。

覆盖了更大内陆版图、越来越依靠雇佣军支持的威尼斯帝国，可以作为一个特别纯粹的极端事例用来说明贵族城市的发展过程。统治广大版图的权力被集中到了一个城市公社的手中，在公社内部又被集中到了一个贵族阶层手中，但从一开始，伴随权力的集中就出现了一个极为不同的现象。公社的巨大支出——这使公社必须依赖于提供资金的贵族阶层——并不仅仅是由于对军饷、海军建设以及战争物资的需求，而且还由于行政制度的深刻变革。贵族阶层在与总督的斗争中找到了一个援军，这是西方所独有的一种力量，即日益壮大的教会官僚制。公爵权力不断遭到削弱的同时，随着主教叙任权之争⁽³⁶⁾又出现了政教分离，这并非偶然；事实上，意大利各城市一般都从打破这种束缚中获得了实惠，其渊源就在于诸侯们有权建立并控制自己的教会（Eigenkirchenrecht），它构成了家产制和封建制权力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后盾之一。到12世纪，教会和修道院通过出租威尼斯的海外殖民地行政权而取代了世俗的权力机构并使之成为多余。它们被淘汰出世俗行政则是它们与政治权威相分离的必然结果，但这就必须——最初是在海外殖民地——创造一个有薪的世俗官员阶层。¹⁴这项发展在恩里科·丹多洛时代也暂告停止。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也是为了让尽可能多的人轮流任职的短期任职制度，任职资格被限定于贵族世家，居于统治地位的都城那种严格的非官僚制团契行政，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一个真正职业性官员群体的发展障碍，一般来说，这是显贵统治的性质所固有的障碍。

三、其他意大利公社的贵族统治：开放性及波德斯塔⁽³⁷⁾制度

在这方面，其他意大利公社却走上了一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即使在贵族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在威尼斯，城市贵族的行会有效地保持了对一切局外人的长期封闭性：接纳新家族进入有资格在“大委员会”任职者的圈子，这种情况只有在政治业绩的基础上并根据贵族社团的决议才会出现，后来连这种做法也完全停止了。威尼斯贵族也曾设法制止成员之间的所有世仇，他们成功了，这得益于认识到集体的地位受到了长期威胁。其他意大利公社的贵族统治时期却谈不到这一点。在这个关键时期，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能像威尼斯那样十分明确地以垄断海外贸易为取向，并且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它作为整个贵族阶层的存在基础具有多么不言而喻的重要性。盛行于所有其他城市的各等级城市贵族之间的世仇都会导致一个后果：即便在贵族阶层的统治不受妨碍的时期，它也不得不对那些非贵族的显贵阶层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最后，大贵族世家之间的世仇和深刻的互不信任，也妨碍了按照威尼斯模式建立一个理性的行政制度。其他地方几乎随处可见的是，若干特别富有的大家族，它们拥有土地及大量被庇护人扈从，并与众多不太富有的家族结成联盟，彼此切齿相向长达数百年之久，都在竭力把其他家族（及其盟友）排斥在城市行政的官职和经济机会之外，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会把对方完全扫地出城。像在麦加一样，几乎任何特定时候都有一部分贵族被裁定丧失了担任市政职务的资格，大概还会遭到流放，甚至常常——与阿拉伯人的相互“礼遇”不同——被剥夺法律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获胜方可能会没收失败方的财产；只有政治机运的逆转才能带来角色的调换。

这种状况的一个天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些跨地区的利益集团。但是，归尔甫和吉卜林两派的产生，也是帝国政治和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所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吉卜林派成员都属于帝国王室的封臣家族，或者是以这种家族为首。^14a然而，始终更为持久的因素是，这些派系都是源自相互竞争的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城市内部则是源自跨地区组织起来的贵族群体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这些联合体——尤其是归尔甫派联合体——都是一些常设组织，订有章程并编制了战时捐款名录，以类似于日耳曼Römanzug roll¹⁵的形式规定了在征募兵员时各城市的骑士阶层必须提供的人力资源。

尽管训练有素的骑士在所有军事方面的服务都具有关键作用，但在贵族统治时代，非骑士的市民在战争筹款方面的作用已经不容忽视了。这个阶级对理性司法行政的关切，以及贵族朋党之间的相互嫉忌，在意大利及其周边某些地区推动了一个贵族职业官员群体的独特制度的发展，此即波德斯塔制度，这个群体可以说是在旅行巡视中发挥职能的。他们取代了早期的执政官行政，后者都是出自当地贵族的行政官员，在形式上经选举产生，但实际上仅限于由少数家族提名，并且只是在它们之间进行争夺。

波德斯塔制度源于公社和霍亨斯陶芬王室诸皇帝之间的紧张斗争时期，其间尤其越来越需要增强内部团结，提高城市财政负担能力。这项发展在13世纪上半叶达到了顶点。波德斯塔是个选举产生的官员，多数情况下都是来自另一个共同体，被选出后短期任职，拥有最高司法权力，通常还会付给一笔固定薪金［而不光是收费］，这使他的报酬相对高于执政官。他通常是个贵族，但是受过大学法律专业教育的贵族会优先入选。波德斯塔由市议会选举，或者由一个专门为此目的任命的显贵委员会进行选举（这在意大利绝大多数其他选举中也是一种典型做法）。这种选任往往会成为与候选人原籍公社之间的谈判议题，后者不得不予以批准，有时也会要求另外提名一个候选人。同意这种要求被认为是一种政治友善行为，表示拒绝则是一种不友好的对外政策。间或还能看到两个公社直接交换波德斯塔。被选任者本人往往会坚持要求对方提供人质作为能够得到善待的保障，他们会像现代的教授一样就任职条件讨价还价，如果条件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就会拒绝奉召赴任。波德斯塔要带来一队骑士扈从，尤其要带来他的助手——不仅包括部下，还有法官、司法助理和代理人，往往是他的整个班子，他用自己的基金为他们支付报酬。他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尤其是维护城市内部的和平——这就是需要一个外来官员的目的；此外，他往往还担任军事统帅，并且始终控制着法院。所有这些职责都是在市议会监督下履行的。他对立法的影响到处都非常有限。不仅波德斯塔的人选——作为一个原则问题——要频频变换，而且还有意频频变换人选的来源地。另一方面，派出这种官员的公社似乎很重视它们的公民尽可能多地到外地任职。哈瑙尔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这除了政治动机之外还有经济上的动机——外地付给的高薪构成了本地贵族一个重要的俸禄收入来源。¹⁶

这种制度最重要的方面就在于一个贵族职业官员阶层的形成，以及波德斯塔制度对法律发展的影响。我们先来谈谈前者。哈瑙尔根据文献仅对60个城市中的16个所做的研究显示，13世纪40年代，有70人曾两次任职，20人曾有6次或6次以上在不同地方担任波德斯塔。¹⁷终生担任此职的也不乏其人。据哈瑙尔估计，在该制度臻于鼎盛的那个世纪，［帝国的意大利北部］大约60个［大］公社提供了5400次波德斯塔任期。¹⁸有些贵族世家会连续若干代提供候选人。此外，大量受过法律训练的辅助官员也是必需的。这种贵族的一项本分就是接受公正行政作为的训练，很自然，他们的作为会受到任用地共同体舆论特别严格的监督。除了这一事实之外，还有一个次要方面也必须考虑到。为了使外籍波德斯塔的司法行政成为可能，就必须编纂适用的法律，并给予理性阐述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跨地区的标准化。在其他地方是诸侯及其官员们关心标准化的推广，这导致了理性的法律编纂，尤其是罗马法的传播，但意大利做到这一步却是得助于波德斯塔制度。

这种制度最典型的形态，实际上只是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一种现象。但在北欧也能看到某些类似的现象——比如在雷根斯堡，那里从1334年开始就不再让本地人担任市长，而是从城外选任一位骑士，此后整整一个世纪都是由“外籍”市长继任。于是这个城市得到了一个内部相对和平的时期，而以往它曾被贵族世家之间的世仇以及和流放贵族之间的战争折磨得苦不堪言。¹⁹

四、英国城市的寡头统治及王室行政对它的约束

在威尼斯，城市贵族的形成并不是产生于一种非常明显的显贵统治，而在其他意大利公社，城市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以贵族统治为特征。相比之下，在北欧，一个封闭的贵族阶层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且一定程度上还是由于完全相反的诱因。英国城市寡头统治的发展就是一个极端而“典型”的范例。

推动英国城市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王室的权力，尽管它在早期阶段——甚至在诺曼征服以后——并不像后来那样处在一种能够对城市发号施令的牢固地位上。征服者威廉在黑斯廷斯战役之后并未试图以武力夺取伦敦，他知道，拥有这个城市对于获得英国王位始终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通过签订条约得到了市民的臣服。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尽管国王任命的主教和市长一直是该城的“合法”权威——征服者威廉后来也向他们颁发了特许状，但是，伦敦贵族的选票几乎在每一次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的选举中都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市民甚至认为，如果没有他们的自愿同意，英国的王权就不包括对他们这个城市的统治权，就像后来的斯蒂芬国王时代一样，²⁰他们的同意的确举足轻重。然而，在得到了市民的效忠誓言之后，征服者威廉随即就建造了伦敦塔，此后，这个城市就像任何其他城市一样，基本上服从了国王在税收问题上的酌处权。

在诺曼人统治时期，由于王国的统一、外来威胁的消失以及封建大贵族的崛起，各城市的军事重要性也随之下降。于是封建领主们在城市以外构筑要塞城堡，市民开始与封建军事力量分离开来，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成了意大利之外的西方地区一大特征。与意大利城镇相反，英国城市那时几乎完全失去了对乡村的支配权，而过去它们似乎是以扩展了的城市“边境地区”⁽³⁸⁾的形式控制着乡村；它们变成了基本上以经济追求为取向的法人。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贵族们开始兴建自己的城市，并在极为不同的程度上被赋予了对城市的特权。但是，我们看不到英格兰任何地方的市民曾对国王或其他城市领主进行暴力反抗，也看不到有篡夺行为，以致王室或庄园的城堡可能被破坏，或者像在意大利那样领主被迫把城堡迁出城市。我们也看不到有市民建立民兵与城市领主作战，通过暴力手段获得自治管辖权、以民选官员取代国王任命的法官并坚持应用特殊的城市法。诚然，王室特许权在英格兰也产生了特殊的城市法院，它享有特权可以向市民提供无须决斗的理性审判程序，且享有足够的自主权可以否决对王室审判程序，尤其是陪审审判的某些革新。但是，法律本身的创制仍然牢牢掌握在国王及王室法院手中。国王准予城市设立特别法庭乃是为了让它们站在自己一方对付封建贵族，如此，它们也从封建时期的典型冲突中得到了好处。

然而，比这些法院特权更为重要的，则是城市不失时机地设法获得了财政自主权。这一事实本身即证明了王权的优势地位。直到都铎王朝时期，在国王看来，城市主要就是一个税收对象。市民的特权——gratia emendi et vendendi［买卖权］和贸易垄断权——也就意味着城市市民要承担专门的税负。不过税收是承包出去的，而最重要的包税申请人，除了富有的市民之外就是那些更加富有的王室官员。市民在排斥竞争者以及从国王那里获得总额征税权（firma burgi²¹）⁽³⁹⁾方面越来越富有成效；通过特别支付和赠礼，它们还确保了一些额外的特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权选举郡长。

尽管城市市民中存在着享有明显是庄园利益的群体，但是，对于英国城市的体制来说，至关重要的还是纯粹的经济与财政利益。英国的城市中也能看到大陆国家的coniuratio，但这里的典型形式却是一种［单一的］垄断性城市行会。诚然，并非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例如伦敦就不是。但在大量的其他城市中，行会作为城市财政义务的担保人，则变成了城市的关键会社。像科隆的富人俱乐部一样，它也常常授人以公民权利。在采邑城市，通常都是城市行会在保护独立的法庭，但它是把居民当作行会成员而不是当作市民行使管辖权的。事实上，尽管法无明文，但几乎到处都是城市行会在治理城市联合体。因为，在法律上，所有那些应与其他居民一起向国王提供“城市公民”负担（卫戍和军事义务、法院勤役、纳税）的人，确实都是市民。因此，市民不仅包括定居者，而且一般还包括邻近的土地所有者，即“乡绅”⁽⁴⁰⁾。尤其是伦敦的公社，它的成员在12世纪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大贵族主教和官员，因为他们全都在这个城市——国王驻地和行政机构中心——拥有自己的市内住所，这个现象也曾见之于罗马共和国，但却远更意味深长，因为它的条件完全不同于罗马。凡是不能分摊共同纳税担保，且只是按照临时估定交纳王室税款的个人，因此主要是那些无财产的人，自然就被排斥在积极市民阶层之外了。

城市的所有特权都依赖于王室或领主的颁授，但这往往会被随意解释。当然，在意大利也同样如此。但在英格兰城市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方面却完全不同于意大利的情况：城市在等级制度中变成了享有特权的法人，它的机构拥有一些确定的具体权利，这些权利是因为获得了特殊的法定所有权而衍生出来的，一如具体的贵族或贸易公司根据具体授权而获得了自己的专有权利。这项发展是在法人概念最终进入英国法之后开始的。从特权“公司”²²到一个城市行会再到法人城市，其间的过渡并不固定。因此，英国市民的特殊法律地位是由一系列得自半封建制、半家产制王国联合体内部的特权组成的，而不是产生于一个组织了自己的政治支配体系的自治联合体的成员资格。

现在总结一下它的发展概况。英国的城市最初都是一些被国王加诸公益性派捐义务的强制性联合体，只不过它们不同于村庄承担的义务。后来，在大规模兴建由国王或采邑领主授予经济或法律特权的新城市阶段，实现了全体市民与城市土地所有者在权利上的基本平等，以及某种限度内的城市自治。最初的民间行会最终被接受为城市财政义务的担保人，并由王室特许状给予承认。最后，城市被授予法人权利。

伦敦则发展为一个大陆意义上的“公社”。亨利一世时期［1100—1135］曾准予定居者有权选举郡长，12世纪末以降，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市民联合体并获得约翰国王［拉克兰，1199—1216年在位］承认的公社，有一个选举产生、郡长一样的市长，还有一些高级市政官²³，13世纪末以后，这些高级市政官与同样人数的当选政务会委员组成了一个市议会。公社承包了米德尔塞克斯⁽⁴¹⁾郡长一职，这就开始了它对周边地区的支配。到14世纪，伦敦市长被授予“勋爵”称号。

不过，其他大部分城市却始终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试图组成政治公社的短暂努力夭折之后即变成了——单纯的强制性联合体，享有某些专门的特权以及受到严格控制的法人自治权。后面将会讨论到“行会”章程的发展，²⁴但是此处已经可以指出，它并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性质。还是国王在调停“行会”与显贵之间关于主导地位的争端。城市继续有义务满足国王的税收需求，直至各等级的力量壮大到能够在议会中形成一种集体保护以对抗任意征税，而这一点并不是任何单个城市能够独力做到的，甚至所有城市采取联合行动也做不到。然而，积极公民的权利始终是法人成员的世袭权利，有可能通过购买某个联合体的成员资格而获得。英国与大陆之间在发展过程上的差异，尽管某种意义上说只是程度的差异，但却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由于英国的社团法采取的那种特殊形式，所以英国从未出现过作为一种属地制度的公社概念。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在于，王室行政权始终没有被中断，在都铎王朝即位后甚至还得到了进一步扩大，这构成了国家政治统一及其法律统一的基础。诚然，王室行政始终受到了各等级的严格监督，而且必须依赖于显贵阶层的合作。但这一事实产生的结果是，［显贵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不是以各个封闭的城市公社为取向，而是以中央行政为取向，这样他们才有望获得经济机会和社会优势，保障垄断地位，并防止他们自身的特权受到侵害。王国政府若在财政和行政上完全依赖特权阶层，它对这些群体就会心怀忧惧。但英国国王的政治方略实质上是通过中央议会进行统治。他们基本上只是为了自己的议会选举策略而试图影响城市体制和市议会的构成，因此他们会支持显贵们的寡头统治。城市显贵本身在面对非特权阶层时，则会发现自己的垄断地位能在中央行政，且只能在中央行政那里得到保障。

由于国王们没有自己的官僚机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行政的中央集权，他们才不得不依赖于显贵的合作。英格兰市民的实力并非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主要是依赖这样的“消极”基础：封建行政虽然达到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发展水平，但若没有经济上强有力的显贵阶层的支持，就无力对国家实行真正长期有效的支配。比较来说，在中世纪，英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军事力量都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城镇居民的财政力量却相当可观，但它是有特权的城市利益集团这个等级的力量，是在议会中平民代表的身份联盟内部集体发挥作用的。所有不再囿于纯地方垄断之利的利益集团都在围绕这个群体旋转。因此，我们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一个跨地区的民族资产阶级。通过治安法官，就是说，通过他们在全国性显贵组织中的权力，市民在议会和王室行政中的力量日益壮大，这就阻止了单个公社对政治独立的追求发展成一种强大的运动。并非市政当局本身的地方利益，而是城市居民的跨地区利益，构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统一的基础。同一发展进程也有利于英国城市寡头统治形成资产阶级重商主义的性质。因此，英国城市的发展直到13世纪仍然类似于日耳曼的情形。但从那以后，它就越来越转向了“乡绅”的支配，而且再也没有中断过，这与大陆城市不断发展的至少是相对的民主制形成了鲜明对照。原先以年度选举为基础的官职——尤其是高级行政官——越来越成了终身的任职，且往往是由邻近的采邑领主指定人选或者提供庇护。由于已经指出的原因，王室行政支持这种发展，犹如古罗马行政支持依附性城市中土地贵族的寡头统治。

五、北欧市议会贵族及行会的统治

北欧大陆城市的发展条件既不同于英国，也不同于意大利。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地区的贵族是在市民联合体的产生时期就已经出现的身份与经济差异的基础上崛起的，事实上，即使新建城市也是如此：弗赖堡的24名coniuratores fori一开始就在税务方面享有特权，并被任命为这个新城市的议员。但在绝大多数新建城市，有资格占据市议会席位的家族群体，只是逐渐走向形式上的封闭性的，甚至天然倾向于商业财阀统治的许多北欧沿海城市也是如此。典型的情形是，当政的市议会常见的那种推荐继承人的正式权利，或者单纯遵从市议会推荐建议的那种习惯，或者也许仅仅是上述那个圈子的社会影响，加上把经验丰富者留在议会中的客观需要，最终导致了一个实际的做法，即通过指定人选以充实议会，因此使城市的行政委员会落入了一个封闭的特权家族圈子之手。人们想必不会忘记，甚至在现代条件下也很容易出现类似的发展：例如在汉堡，直到最近，上议院的补选有时还会出现同一倾向，尽管下议院有权选举上院议员。我们这里不可能详述细节，总之，这种倾向到处都有顽强表现，唯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正式的法律表现方式。

只要垄断着议会席位的贵族世家与遭到排斥的市民之间没有出现激烈的利益冲突，它们随处都能很容易地保持这种封闭性。然而，一旦出现了那种冲突，或者，一旦在野者由于财富积累和受教育程度提高而产生的自尊，以及对于行政工作来说他们在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使他们不可能再容忍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新的革命也就迫在眉睫了。革命的力量还是歃盟市民会社，但这些新型会社的后盾却是同业公会（Zünfte），有时两者就是同一回事。对于这个时期，必须注意不能把行会（Zunft）一词基本甚或绝对等同于手工业工人的工匠行会。这种反对贵族世家的运动在其最初阶段绝不是工匠们的运动。只有随着事件进程的发展，工匠们才会扮演一种自主性的角色，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见（四）］。在最初阶段，他们几乎始终是由非工匠“行会”领导的。我们将会看到，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行会”革命会导致市议会完全由行会代表组成，或者把正式的公民权与“行会”之一的成员资格联系在一起。

只有这种“行会”的兴起，才意味着经济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各阶层真正夺取了权力，或者至少是普遍参与了统治。举凡有效确立了“行会”统治（Zunftherrschaft）的地方，城市的外在力量及其最大程度的内部政治独立也就同时达到了顶点。

这些“民主”发展与古代城市的命运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性。大约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古代的绝大多数城市也都经历了一个作为“贵族城市”的早期发展阶段，后来也是伴随着民主制的发展或者至少是沿着民主制的方向，经济与政治实力迅速上升。尽管古代城邦的兴起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这些相似性也依然存在。我们应当首先对古代与中世纪的贵族城市做一番比较。

六、古代的家族超凡魅力王国

希腊大陆的迈锡尼文化，至少在梯林斯和迈锡尼两地，肯定是在家产制王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王权具有东方特性，也是靠强迫劳动支撑的，尽管其规模较小。²⁵它的建筑成就在古典时代以前可谓无与伦比，但若没有臣民的强迫劳动则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个时代，在靠近东方的希腊文化边界地区——塞浦路斯，看来还曾存在过一个完全以埃及人的方式，为了记账和存档而利用一套书写文字的国家：一种官僚家产制的仓廪行政。相比之下，即使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差不多还是完全以口头方式进行行政管理，根本没有文书。这套书写文字——事实上是整个那种文化——后来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伊利亚特》的“舰船目录”列举了一些统治着大片领土的国王，这些领土各自都包括了若干——有的甚至是众多——日后成为著名城市的地方，但在当时大概仅仅是些城堡；²⁶像阿伽门农那样的伟大统治者，还曾给阿喀琉斯准备好了若干这样的封地。在特洛伊，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出身望族，因年事已高而免除军役的老人在充当国王的顾问。赫克托耳被认为是特洛伊的战争之王，而普里阿摩斯本人却不得不出面缔结条约。只有一次提到了书面文件，但这实际上可能是些符号［而不是正规的书写文字］。²⁷但是，这部史诗描绘的所有其他关系，使得那里不可能存在一种基于强迫劳动和家产制王权的正规行政。荷马笔下的王权靠的是家族超凡魅力。不过史诗也让外邦人埃涅阿斯看到了一个希望：如果他能杀死阿喀琉斯，就可以得到普里阿摩斯的王位，因为王权被认为是官职一样的“尊贵”，而不是一种财产。国王是军队统帅，并和贵族们一起参与法院开庭；他在神明和外人面前代表这个群体，并能得到专用的王室领地。但他的权力——尤其是在《奥德赛》中——基本上是一种酋长的权力，它的基础是个人影响，而不是受到调整的权威。在各个望族看来，军事（通常是海上）远征的性质更多地是一个领袖带领同袍们而不是统帅一支军队进行骑士冒险。奥德修斯的同袍被称作hetairoi⁽⁴²⁾，就像后来马其顿国王的追随者。国王长期外出并不被看作是严重忧患的一个根源。奥德修斯外出期间，伊萨卡根本就没有国王；他把家室托付给了门特，并没有分享国王的“尊贵”。军队就是一支骑士军队，个人的格斗就能决定战役的胜负，而且普通步兵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荷马史诗的某些篇章也曾提到过一种城市的政治“集市”［agora］。如果把伊斯马罗斯叫作城邦的话，那也可能指的是“城堡”，但绝不是某个个人的城堡，而是基科涅斯人的城堡。²⁸在阿喀琉斯的巨大盾牌上所描绘的场景中，那些富足而又兵强马壮的氏族的长老们围坐在集市［agora］上主持审判，民众则像日耳曼部落人民审判大会上的情形一样站立在周围，随着诉讼双方的对辩而发出呐喊。²⁹忒勒马科斯的控告就是由军事显贵们在集市上按照传令官的指导进行讨论的。

贵族，包括国王，都是驾着双轮战车作战的地主和船东，但只有住在城市里才能分享权力。累尔提斯国王到乡下田庄里生活，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引退。贵族子弟也像日耳曼部落的贵族子弟一样作为扈从（hetairoi）加入某个英雄——在《奥德赛》中就是那位国王之子——的冒险事业。费埃克斯人的贵族坚称有权从民众那里敛集待客礼品的花费。³⁰荷马史诗根本就没有说到乡村居民全都被看作依附性农民或者城市贵族的仆人，但也没有提到自由的农民。对瑟塞蒂斯这个人物的处理表明，即使一个并非驾车作战的普通应征士兵，有时也会大胆顶撞领主，但此时他会被认为是极端造次。³¹然而，甚至国王也要处理家务，整理自己的床铺，为自己的园圃挖沟开渠。他的战友都要亲自驾船。另一方面，买来的奴隶则有望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份地（kleros）；³²当时并不存在买来的奴隶和授予了一块土地的“被庇护人”之间的差别——这一点是到罗马后期才变得十分突出的。那里通行的是家长制关系；家庭经济可以满足一切正常用项。希腊人利用自己的舰船是为了从事海上掠夺，他们参与贸易完全是被动的，从事主动贸易的仍是腓尼基人。

除了这种“集市”以及贵族的城市生活习惯以外，另外两个现象也极为重要。一个是后来支配了整个生活方式的agon［竞技］制度。很自然，它产生于骑士的荣誉观念以及年轻人在操场上的军事训练。它的有组织的形式首先出现在那些战争英雄（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上。³³即使在荷马时代，它也已经支配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另一个重要现象则是人对诸神那种完全没有约束的关系——尽管也会怀有某种敬畏（deisidaimonia），而诸神在史诗中受到的那种待遇，后来曾使柏拉图极为不快［例如《理想国》第二卷376E到385B］。英雄社会缺少宗教敬意，大概只是漂泊迁徙——尤其是海外漂泊——的结果，这些地方的民族不会伴着古老的神殿和祖坟生活。

荷马史诗中并未出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贵族城邦所属的那种贵族骑兵，但确实引人注目地提到了重甲步兵的战斗序列，这只是在很靠后的地方随着纪律严明的普通步兵组织而出现的，证明许多不同的时期都在史诗中留下了它们的痕迹。

在僭主政治得以发展之前的那个历史时期，我们只能从一些制度残余或者传说中知道，除了斯巴达及少数其他范例（比如昔兰尼）之外，许多希腊城市以及伊特鲁里亚、拉丁姆和罗马那里也曾存在过家族超凡魅力王权。它始终是一种统治着某一单个城邦的王权，拥有家族超凡魅力和宗教权威，但正常情况下（除了斯巴达和罗马的传说以外）仅仅拥有名誉上高于贵族的特权，后者事实上有时也被称为“国王”。昔兰尼的例子就表明，国王也要指望中间贸易积累他的权力来源，即他的财富，不论他是为了本身的利益亲自贸易，还是从他强加的控制或者他给予的保护中收取费用。³⁴大概正是骑士战争的兴起削弱了国王的垄断权，因为相伴产生的是望族的军事独立，它们负担着自己的战车与扈从，并且自己拥有舰船。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埃及以及赫梯⁽⁴³⁾等东方大帝国——迈锡尼诸王国一直与它们保持着联系——土崩瓦解之后，吕底亚等大规模君主国尚未发展起来的时期，就是说，在很少受到迈锡尼文化影响的东方国王们实行的贸易垄断和强迫劳动土崩瓦解之后的时期。大概也正是王室权力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才使得所谓多里安人⁽⁴⁴⁾的大迁徙［约公元前1100—前900］成为可能。航海为生的骑士们向小亚细亚沿海地区的大迁徙就开始于这个时期，但荷马只字未提那里的希腊移民，而且当时那里并不存在强大的政治联合体。希腊人主动参与贸易也是开始于同一个时期。

七、作为一种沿海武士聚落的古代贵族城市

在已知的历史之初，我们就看到了典型的古代贵族城市。³⁵它始终是一种沿海城市。直到亚历山大时代和意大利的萨谟奈⁽⁴⁵⁾战争期间，没有任何一个城邦离海边超过一天的行程。在城邦以外的地区我们只能看到结成不稳定的“部落”（κῶμαι）政治联合体的村庄（ἔυvη）。一个自行解散或被敌人解散的城邦就可能“dioikized”（解体）为村庄。另一方面，一种实际的或虚拟的聚合（synoikismos）行动则被看作是城市的缘起：各氏族根据国王的命令或者自由协议“共屯”一个筑垒的城堡或者它的周围地区。这种行动在中世纪也并非完全不为人知，因此，我们就有了格赛因所描述的阿奎拉⁽⁴⁶⁾聚合过程，以及亚历山大城基础上的聚合过程。³⁶不过，这种行动的基本性质在古代比在中世纪看得更加清晰。实际上的长期共同生活并不是基本的方面：像中世纪的望族一样，古代望族有一部分也是长期住在乡村城堡里（比如伊利斯⁽⁴⁷⁾），或者至少是除了城市住所以外还拥有乡下别宅。例如，德斯利亚（Decelea）就是一个贵族群体的城堡，阿提卡的许多村庄以及罗马的某些部落就是得名于这种城堡。蒂奥斯（Teos）地区则被分割为一些“塔楼”区。³⁷尽管如此，贵族权力的重心仍在城市。乡村的政治与经济主宰者——采邑领主、商业金融家以及农民的债权人——全都是astoi，即“住在城镇”的望族，³⁸而且乡村贵族向城市的实际移民也一直持续不断。到了古典时期，乡村的城堡便逐渐毁弃了，贵族的墓地（nekropoleis）也始终设在城市中。

然而，各个氏族结为一个礼拜共同体，这在城邦的形成过程中一直被认为是真正基本的要素，即城市的公共会堂——prytans⁽⁴⁸⁾举行共餐的地方——取代了各个家族的会堂。在古代时期，这种“兄弟会”的形成不仅像中世纪时期那样意味着在变成一个公社时的市民coniuratio，而且意味着接受了一个城市圣徒。古代的歃盟关系则更有深意：它是一个新的共餐与礼拜共同体的基础，因为那里还没有共同的教会，而在中世纪，在形成一个城市兄弟会之前，每个人就已经是教会成员了。诚然，古代人除了对地方神的礼拜之外也始终知道跨地区的礼拜。但是，对于日常生活来说，宗教活动最核心的形式却是各个氏族的礼拜，这种情形在中世纪是不存在的，它始终对局外人保持严格的封闭性，因而阻碍了相互之间的兄弟关系。这种家族礼拜几乎像印度的礼拜一样严格限于成员范围，只有不存在巫术禁忌障碍时，才有可能形成歃盟兄弟关系。即便如此，也仍会保持这样的原则：氏族所崇敬的神灵仅仅接受本氏族成员的献祭；所有其他联合体也是如此。

在礼拜性城市联合体中结成兄弟会关系的那些联合体，我们能够从中看到宗族和胞族，其中每个人都必须是它们的一个成员才能被认为是一个公民——这在很早的阶段就已经具有了重大意义，直到很久以后的时期也仍然如此。关于胞族，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早在有了城邦以前它们就已存在了。后来它们主要变成了一些礼拜联合体，但也行使某些其他职能，比如在雅典，它们要对年轻人的军事能力以及相关的遗产继承资格进行鉴定。因此，它们最初肯定是些军事联合体，相当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男人之家”［见第九章，二，及其他各处］；不仅多里安人的武士国家保留了这个名称（andreion），罗马（库里亚就是来自coviria）也把它保留下来称呼已经歃盟为城邦的军事联合体的分支。在斯巴达正式公民的聚餐共同体（syssitia），兵役年龄组的男子在履行综合服务的责任期间要脱离家庭，和男孩子们共同接受军事禁欲主义的训练——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和部落年轻人的原始武士联合体联系在一起的普通教育类型的要素。但是，除了某些多里安人的联合体之外，在各个历史时期并没有任何地方的武士联合体发展出这种彻底的军事化半共产主义，即使斯巴达本身，也只是在斯巴达平民的军事扩张期间，在摧毁了贵族阶层之后，为了维持纪律和保证全体武士的地位平等，这种共产主义才达到了绝对无情的程度。相比之下，在其他城市的一般胞族中，唯有高贵的世家或家族（γἑυη, οἷκοι）成员才能成为统治的显贵，德摩蒂奥尼泰⁽⁴⁹⁾的碑文就表明了在德斯利亚拥有城堡的那个古老氏族的地位。³⁹这在雅典的德拉古法典中仍有反映，例如［谋杀罪］要由胞族的“十杰”——因其财富而最有势力的人——决定是进行调解还是血亲复仇。⁴⁰

在后来一些时期的城市体制中，胞族又被视为宗族（在罗马则是三个古老的属人部落）的分支，一般的希腊城市都是按宗族分片。从技术意义上说，宗族（部落）是与城邦连在一起的；至于非城市的“部落”，应当使用的措辞是ἒυνος而不是ϕυλὴ。在这个历史时期，宗族到处都变成了城邦的人为分支，目的是为了安排定期轮摊的公共负担、投票顺序、担任官职、组织军队，以及分配国家经营所得、战利品和被征服地区的物产［比如（史前多里安人征服之后）对罗得岛土地的分配］。⁴¹当然，它们同时也是一些礼拜共同体，就像早期阶段始终存在的所有——甚至是理性形成的——联合体一样。多里安人典型的三大宗族也是人为的创造，第三个宗族的名称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潘菲利亚［Pamphylae，即“全部落”］，这在关于卢克列斯（Luceres）部落的罗马传说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⁴²宗族的由来大概常常源自定居的武士阶层与某个新来的征服者群体达成的妥协，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斯巴达会有两个平起平坐的王族，并且再次与最初的二王并立这一罗马传说相吻合。在这个历史时期，所有情况下的宗族都是以一个“宗族王”（phylobasileus）为首的属人联合体，而不是区域联合体，这个王最初都是世袭的家族超凡魅力首领，后来才成为选举产生的官员。

宗族和胞族以及部落和库里亚的成员，就像“积极”或“消极”公民一样，全部都要加入城邦军队，但只有望族成员才是“积极”公民，就是说，只有他们才能担任城邦的官职。因此，“公民”一词有时就是直接指的贵族“世家”成员。毫无疑问，在这里也像在别处一样，一个属于贵族阶层的家族，最初都是与地区首领的家族超凡魅力高位息息相关；然而，随着双轮战车作战方式的出现和城堡的建设，与之息息相关的似乎又变成了城堡所有权。在城邦君主制时期，新贵族的形成肯定很容易，就像中世纪初期那样，任何遵守骑士生活方式的家族都可以跻身于封地所有者圈子。但是，在各个历史时期，只有贵族（patricius、eupatrides）成员才能作为祭司或官员，通过主持献祭或解读神谕（auspicia），和城邦的神明进行有效交流。一般来说，每个贵族世家还会有自己的、与城邦神不同的神明，以及在它们祖籍地的礼拜——这是它们前城市渊源的标志。另一方面，虽然除了某些贵族世家专有的家族超凡魅力祭司以外还存在着公职祭司，但从不存在像亚洲那样几乎随处可见的普遍由祭司垄断与诸神交流的现象，因为城市的司法行政官有权履行这些职能。除了像特尔斐这样少数跨地区的大型圣所以外，也不存在独立于城邦的祭司；祭司均由城市任命，即便像特尔斐那样的圣地，也不是由一个自治的僧侣组织进行统治。最初它们都是受一个邻近的城邦管辖，如该城邦在圣战中被毁，若干毗邻的公社就会形成一个邻邦联盟（amphictyony）实施非常严密的控制。大型神庙作为采邑领主、可租赁作坊所有人以及向平民——尤其是向国家（它们控制着国家战争物资的储备）——放债的债主，其政治与经济权力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在希腊大陆，城邦一直保持着并且不断扩大了对诸神的财富和祭司俸饷的控制权，在海外殖民地更其如此。这在希腊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通过公开拍卖以填补出缺的祭司职位。这项发展在平民统治时期达到了极致，其间军事贵族的统治看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时的圣所、神圣律法以及各种巫术规范变成了由贵族控制的权力手段。

城邦的贵族阶层并不是绝对封闭的；古代时期也像威尼斯那样有过接受个别外来领主带着被庇护人［比如克劳蒂亚（Claudia）氏族的情形］一起从城堡迁入城市以及像罗马各个小氏族那样大量“晋级”的情况，⁴³尽管这种情况在早期比后来更常见。这种贵族阶层也不是受地域限制的纯地方性共同体。像米太亚德⁽⁵⁰⁾那样的阿提卡贵族就控制着城市以外地区的大量领地，而且像在中世纪一样到处可见跨地区的姻亲关系，这在贵族阶层当中尤其普遍。

就其经济性质而言，贵族的财产主要是庄园财产。奴隶、农奴和被庇护人的实物地租或劳役地租——后面将会讨论它们的分类——可供家用之需。即使在旧时的奴役和庇护类型消失之后，绝大多数财富也仍然是来自地产和农业。因此，我们在巴比伦贵族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长达几代人的时间里频频见诸文献的那个巴比伦商业家族——埃吉贝（Egibi）家族，在分割资产时看来就是把城乡不动产、奴隶和牲畜作为主要财产的。⁴⁴然而，典型的城市贵族这种经济实力的来源，在希腊也像在巴比伦和中世纪一样，都是直接间接地参与贸易和航运。这一点直到很晚的时期仍被公认为合乎贵族的身份，只有罗马彻底禁止了元老们参与这些活动。像在中世纪的东方和欧洲一样，在古代世界，设法到城市去定居恰恰也是为了寻求这些赢利机会。以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财富多被用来对农民放高利贷，后者作为乡村居民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由此便产生了大量的债务奴隶，最好的生租之地（在阿提卡叫作πεϐἱα，即平原耕地）逐渐集中到了astoi手中，留在农民手中的到处都是不能生租的山坡地（Diacrii之地）。⁴⁵因此，城市贵族的庄园主权力，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在城市的盈利。负债的农民要么进一步成为佃农，要么被直接驱使从事苦役——其状犹如产生于庄园关系的真正的旧式农奴。买来的奴隶开始具有了一定重要性。然而，无论何地，即便在贵族罗马，自由的农民也从未彻底消失过，不唯古代如此，在中世纪大概更其如此。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传统清楚地表明，造成这些冲突的原因并非采邑社会结构的问题，而是完全不同类者——实际上是对立者——的不相容。

如果不属于城市里通过氏族联系在一起并具有军事素养的武士群体——这意味着尤其是所有那些自由的乡村居民：agroikos、perioikos、plebeius，任何人都会在经济上遭受城市贵族的任意摆布。这种局面是由若干因素所致：他们被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这也就意味着在法律裁判尚未采取由固定规则严格约束的形式的时代，他们被拒绝积极参与一切司法活动；由此就必然要行贿送礼或者与某个城市贵族结成被庇护的关系，以获得对自己有利的法庭判决；最后还有一个不无关系的因素，即债务法的严苛。然而，在贵族统治时期，农民显然有着相当大的空间流动性和在新地方购买土地的可能性，赫西奥德⁽⁵¹⁾家族的情况即可证明。⁴⁶这与后来的各个时期，与“重甲步兵城市”形成了鲜明对照，甚至与激进民主时期的情况形成了更大的反差。相比之下，自由的城市工匠和非贵族的小商人，大概就处于和中世纪Muntmannen（被监护人）类似的地位。⁴⁷在早期罗马，国王似乎已经对这个群体拥有了某种监护权，类似于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一如中世纪早期的城市领主。有时我们还能看到工匠的公益性派捐组织的痕迹，例如，罗马的兵役工匠百人队也许就是由此发端的。⁴⁸这些工匠是否像在亚洲或者巴比伦囚虏之前的以色列那样被组织成为客居部落，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里没有出现印度种姓那样的礼仪隔离迹象。

八、古代与中世纪贵族城市的差别与相似性

古代贵族城市组织中的宗族、胞族或氏族的数目都是固定的，这一点构成了与中世纪贵族城市的一个显著差别。这一事实反映了它们乃是源自一些军事和宗教单元。古代的城市是作为共同拓居的武士共同体而出现的，这就说明了这些分群的原因，正如日耳曼部落的“百人队”也可以从军事集群的拓居角度加以解释一样。这就是古代城市的由来，后面我们将会更多地了解到这一点［见（五），六及以下］，它造成了这里的贵族统治时期与中世纪的结构差异。当然，在不同的环境中还可以发现其他的原因。中世纪城市是在大规模的家产制大陆王国中，而且是在与这些王国的政治权威对立的背景下出现的，古代的城市却是依海岸而建，与农业及野蛮民族毗邻；后者源于城市君主制，前者则源于同封建制或主教制城市领主的冲突。

尽管存在这些差异，但只要政治条件相似，也能看到城市发展的形式特征表现出的相似性。我们已经看到一度曾是真正王朝家产制的威尼斯城市君主的地位是如何发生了形式变化的：先是禁止任命副摄政，最终是把总督变成了贵族社团的一个主持人，由此而变成了一个官员。在古代与此相应的则是城市王权变成了任期一年的司法行政官。蒙森已经特别强调指出，⁴⁹古代任命副摄政在早期阶段也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从以下现象中即可看出：罗马interrex⁽⁵²⁾的作用；⁵⁰现任者指定继承人或团契的早期惯例（如执政官指定独裁官，资深官员同意新官员的候选人资格并进行选举——这被认为是合法任职的前提）的余风；罗马共同体的选举最初仅限于单纯的欢呼通过，后来是仅在司法行政官提议或同意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但在希腊，从城市君主发展到贵族阶层控制下的一年制地方执政官，在形式方面比罗马的发展进程更突出地不同于威尼斯模式。而且，威尼斯以外的欧洲中世纪城市体制的发展，也表现出了与威尼斯类型的重大差异。

高度发达的贵族统治到处都在以望族的市议会取代荷马时代那种不再适于承担军役的长老会。它可能是家族首领们的一种议事机构，比如罗马的贵族元老院，斯巴达的γερῶχοι［即理应接受（被庇护人）礼赠的那些人］组成的议会，以及古代阿提卡的prytans——他们由组织为naucraries的各氏族选举产生——的会议。⁵¹中世纪也经历了这个阶段，但没有如此完全一以贯之地进行系统组合（这在古代应当归因于氏族的宗教重要性）。或者，它也可能是离任官员的会议，比如后来阿提卡的阿雷奥帕古斯以及各个历史时期的罗马元老院。⁵²这种类型在中世纪只有勉强可比的形式，即准许卸任的市长和议员参加市议会：与中世纪的官职相比，古代司法行政官职位的军事和宗教性质赋予了卸任官员远更持久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古代还是中世纪，始终只是少数相互竞争的望族把持着权力并交替任职，有时仅仅是单独一个家族，比如科林斯的巴契亚德家族。⁵³像一切显贵支配的制度一样，贵族城邦中担任官职的人数总是少之又少，包括中世纪时期也是如此。凡是至少实际维持着贵族统治的地方，这种局面就总是一成不变，比如罗马的情形。

贵族统治在中世纪和古代还表现出了其他一些相似性。望族之间的世仇，失败者遭到流放，然后凭借武力卷土重来，不同城市之间的骑士战争（例如古代的“利兰丁”战争⁵⁴），凡此种种，同样可见于这两个时期。不论古代还是中世纪，乡村也都是法外之地。只要有可能，古代城市也像中世纪的城市一样会强迫其他城市接受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斯巴达perioikoi⁵⁵的城市，后来由harmosts⁵⁶统治的城市以及大量臣服于雅典与罗马的共同体，都能在威尼斯的陆地领土（the terra ferma）内以及诸多由佛罗伦萨、热那亚及其他城市征服并由它们的官员管理的城镇中找到同类。

九、古代与中世纪贵族的经济特性

从经济角度来看，古代与中世纪城市贵族世家的特性尤其体现在这一事实中：它们都是食利者。在这两个时期，贵族身份都是决定于一种骑士生活方式，而不是单纯决定于出身。中世纪的贵族包括从前诸侯侍从的家族（侍臣），连同自由的封臣和骑士家族（尤其在意大利），以及拥有一定财富之后遵行骑士生活方式的土地所有者家族。在日耳曼和意大利，某些贵族世家一直在城市以外保留着自己的城堡，它们在与同业公会的斗争期间就撤退到那里，并从那里开始与驱逐了它们的城市进行长期斗争。在日耳曼，最著名的范例大概就是雷根斯堡的奥尔（Auer）家族。⁵⁷这些与封建联合体结合在一起的骑士阶层，就是意大利术语所说的真正的magnati（大贵族）和nobili（贵族）。那些没有自己城堡的骑士家族，在后来同业公会夺取了权力时，则发现不得不留在城市里并服从新政府和提供军事服务以对抗大贵族。接下来可能会在两个方向上进一步发展。并非贵族后裔的家族会购买一份贵族家产——通常是一座城堡——而跻身于贵族阶层，然后迁到城市外面定居；另一方面，生活在城市里的贵族世家，则有可能从只是偶尔投资参与贸易进一步转向自己的常规商业经营，从而放弃了作为食利者的特性。两种趋势都出现过，但总的来说，第一种趋势占主导地位，因为它意味着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向上运动。

在中世纪政治或采邑领主新建的城市里，定居者当中往往看不到骑士家族的踪迹。有时他们是遭到了明确的排斥，在同业公会开始了反对贵族的斗争之后尤其如此。我们越是往东和往北看看那些（从经济角度说的）“新兴”地区，这种现象就越是常见。在瑞典，侨居的日耳曼商人参与了新城市的创建和统治，诺夫格罗德⁽⁵³⁾也是如此，总的来说，这在东欧极为常见。在这些地区，“贵族”和商人阶层实际上是一回事，至少在这些城市的初期就是如此。后面将会讨论这种现象的重大意义［见（五），六及以下］。老城市的情况则不同。但无论何地，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食利者阶层的发展趋势，它构成了真正的贵族阶层并在贵族社团中行使领导权。在古代也能看到真正的商业贵族，这主要是在殖民地区，例如埃皮丹诺斯的各个城市。⁵⁸

因此，贵族阶层的经济特性是完全摇摆不定的，只有核心特性能够确定下来，毫无疑问，那就是食利性。我们应当再次突出强调，贵族到城市定居自有其经济上的原因，即看中了城市的经济机会，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城市贵族的经济权力都是产生于对这种收入来源的开发利用。无论是古代的贵族（eupatrides或patricius）还是中世纪的贵族，他们都不是商人，甚至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经商这种现代经营者概念的商人。诚然，他们会经常参与商业活动，但那是作为船东或者有限责任合伙人提供康门达资本或“航海借贷”，而出海航行以及商贸业务等等实际工作均由他人操办，贵族本人只是分担风险、分享利润，尽管有时他们也会参与对经营活动的知识性管理。古代早期和中世纪早期的所有重要商业形式，特别是康门达与“航海借贷”，都适应于这种财东的生存需要，他们把财富投资于具体的单项经营，每一项都是单独进行核算，通常都是投资于众多这样的经营活动以分散风险。当然，不可否认，在贵族生活方式与个人商业行为之间可以看到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过渡状态。通过康门达在个人商业冒险中赚了钱的行商，可能会变成一个大商行的所有者，借助长期投入的有限责任资本进行经营，并利用海外代表处理实际商务。一个本人像骑士一样生活的贵族，可以很容易地经营货币兑换和银行业务，同样也很容易经营航运和批发，而且，从一个利用临时闲置的部分财富向康门达放贷的资本所有者，过渡到作为经营者从事持续经营的人，其间的界线当然也是完全不固定的。

毫无疑问，这种不固定性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典型方面，但它本身只是其他发展过程的产物。这种界线的模糊性常常只是出现在同业公会统治时期，这时贵族甚至会被迫加入行会——如果想要参与市政的话，另一方面，这时的市民即便不再是个能动的经营者，他也仍然是个行会成员。意大利的一些大商会被称之为“闲人”会（scioperati）就证明了这一点。这项发展在英国的一些大城市尤为典型，特别是伦敦。经济上活跃的市民群体组织为同业公会，它们的权力斗争体现在关于基本选区的争端中，其焦点是议会和官员应由城市的各街区（拥有土地的城市贵族在各街区都有强大势力）或它们的代表进行选举还是由同业公会（liveries⁽⁵⁴⁾）进行选举。同业公会的权力越来越大，这表现在要想获得城市公民权就越来越需要获得职业联合体之一的成员资格。爱德华二世很早就为伦敦市规定了这个原则，尽管按照城区选举伦敦“市议会”（直到1351年始终是一般程序）的做法后来又多次被强行实施（1384年），但后来被1463年“行会”支持的选举永久放弃了。⁵⁹行会成员资格对每个市民都是强制性的，甚至国王爱德华三世也加入了亚麻商（定制服装裁缝）商会，但是，真正活跃的商人与店主在“行会”内部的重要性却不断下降，这有利于提高食利者的重要性。尽管同业公会的成员资格在理论上说只有经过见习和准许才能获得，但实际上可以得自继承和购买，“行会”与名义职业的联系已经残存无几（比如金器商的情况）。“行会”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成员当中的经济与社会反差而分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为了选举公社官员这个唯一的目的而变成绅士联合体。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现实中，各种“类型”之间的界线并不固定。不过，所有的社会学现象都是如此，这不应妨碍对典型特征的讨论。总之，无论在古代还是中世纪，典型的贵族都不是职业性的经营者，毋宁说都是一种食利者与“临时性的”经营者。在上莱茵地区各城市的法令中可以看到，“荣誉闲人”（ehrsame Müssiggänger）这种说法被当作贵族院成员的官方称谓，与同业公会的称谓形成了鲜明对照。在佛罗伦萨，卡利马拉行会（Arte di Calimala）的大商人和银行家则属于“行会”而不是贵族。

在古代世界，把经营者阶层排斥在贵族之外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例如罗马的元老院贵族中不包括“资本家”——我们看到的根本不是这个层面上的差异。“资本主义”放债人指的是与农民相对而言的早期罗马贵族，以及后来与政治臣民相对而言的罗马元老家族，我们将会看到，其范围非同小可。只不过古代与中世纪的身份成规——有时在不同程度上还有法律的支持——禁止贵族世家扮演经营者的角色。当然，在不同的时代，典型的贵族会把财富投资于大不相同的目标。然而，特征始终是相同的：谁要是过于明显地逾越了以财富投资和靠资本盈利⁶⁰这两种经济活动形式之间的界线，在古代就会被认为是个banausos（只顾赚钱的庸人），在中世纪则是个“为骑士所不齿”的家伙。到中世纪晚期，乡村贵族已不再承认古老的城市骑士家族为同类，因为后者与同业公会的成员——因此也就是与经营者——并肩坐到了议会的席位上。为人禁忌的并非那种作为心理动机的“贪得无厌”；在实际生活中，罗马的达官贵族和中世纪沿海大城市的贵族也像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阶级那样auri sacra fames（财迷心窍）。毋宁说，遭到蔑视的乃是一切理性的、持续组织起来的，就这个意义而言特指的“资产阶级”获利活动的形式，即一切系统的经济活动。［在1293年］打破了贵族统治的佛罗伦萨Ordinamenti della giustizia（司法条例），就把那些过去有成员是骑士的家族确定为应予剥夺政治权利的家族——因为这些家族保持着骑士生活方式。在古代，同样的标准——生活方式标准——则被用来剥夺一切积极从事贸易者的官职候选人资格。⁶¹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佛罗伦萨的这个条例产生的结果是，任何想要留在城市的贵族都不得不让自己的生活方式适应资产阶级各阶层的习俗。⁶²

这样就产生了贵族的一些基本特征，不难看出，它们属于“身份”特征的范畴。当然，除此之外，还应指出一切超凡魅力贵族的一个典型政治特征：出身于一个曾占有某些官职与封号的家庭，因此而被认为有资格担任官职。这个特征既可见于麦加的谢里夫家族，亦可见于罗马的贵族和威尼斯的护民官家族。这种群体的封闭性在严格程度上各不相同，在威尼斯就不如在罗马那么灵活，罗马在形式上并不排斥homo novus（暴发户）担任官职。然而，不论在何地，当一个家族在议会任职或者担任城市官职的资格遭到质疑时，就总是需要查清楚该家族以往是否有成员进入过议会或担任过能够带来议员头衔的官职，要么就像佛罗伦萨条例规定的那样查清其祖先中有无骑士。一般来说，人口规模及垄断官职的重要性越大，身份封闭性的原则也就会变得越有刚性。

本节的某些内容再次预先讨论了后来的一个时期——古老的家族超凡魅力贵族彼时已经完全或部分丧失了特殊的法定地位，并且被迫与希腊城市的demos（民）、罗马的plebs（平民）、意大利的popolo（人民）、英格兰的liveries（同业公会会员）以及日耳曼的Zünfte（行会会员）分享权力，因而给予了这些联合体以平等地位。我们现在就应更详细地讨论这一过程。

注　释

1　第二、三两节在德文版中是小号字体，意为这是补论。韦伯对早期威尼斯历史的说明，总的来说是参照了Heinrich Kretschmayr，Geschichte von Venedig（3 vols.，Gotha：Perthes，1905—1934），VoI. I：Bis zum Tode Enrico Dandolos。另请参阅Bernhard Schmeidler，Der dux und dee comune Venetiarum von 1141—1229（“Historische Studien”，Vol. 35；Berlin：Ebering，1902）；Ernst Mayer，Italien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Leipzig：Deichert & Böhme，1909）。（W）

2　库里亚（curia）是由因公益性派捐而挑选的官员构成并负责税收的地方行政管理委员会，护民官（defensor）是晚期罗马城市最高司法行政官的称号。民事派捐官和军事护民官之间的差别自6世纪开始就变得格外突出了。参阅Cf. Kretschmayr，op. cit. ，I，38f。

3　总督坎迪亚诺四世（Pietro Candiano IV，r. 959—79），奥托一世皇帝外甥女，托斯卡纳的瓦尔德拉达之夫。参阅Kretschmayr，op. cit. ，I，113f，436f。（W）

4　参阅Kreschmayr，op. cit. ，I，111。

5　Rialto，岛屿社区，811年成为总督的官邸驻地——那时它的地位与威尼西亚大公国的某些其他大陆和泻湖城市相比还非常之低。丽都长期保持着原有的城名，只是到了13世纪才作为领土单元之名而广为人知，此时它已成为首府。丽都区的旧名保持至今，同名桥的周围是旧时的商业广场。参阅Kretschmayr，op. cit. ，I，60，83f。

6　Kretschmayr，op. cit. ，I，148.

7　Walter Lenel，Die Entstehung der Vorherrschaft Venedigs an der Adria（Strassburg：Trubner，1897），124f.（W）.

8　Chrysobullon，1082年5月第一任康尼努斯皇帝阿历克塞一世的金玺诏书，他在诏书中同意全部免除威尼斯对拜占庭帝国贸易时的税收，以此换取威尼斯帮助他与罗伯特·圭斯卡德（Robert Guiscard）统治下的西西里诺曼人进行斗争。参阅Kretschmayr，op. cit. ，I，161f，168，178f。

9　事涉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04），其间威尼斯人掉头进攻君士坦丁堡，部分原因是为了赶走一个怀有敌意的皇帝，代之以愿意根据有利条款更换金玺诏书的皇帝。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拉丁帝国（1204年）之后，quartae et dimidiae partis totius Romanie imperii dominator这一短语便加在了总督的称号丄。

10　Enrico Dandolo，1192—1205年任总督。他的就职宣誓似乎是第一次详细明确地说明要限制总督权力。参阅Kretschmayr，op. cit. ，I，331，341。

11　即Publicum placitum或curia ducis：公开的宫室集会，有时也是欢呼通过式的半立法集会，从9世纪末开始在公爵宫室举行，由总督主持。参阅Kretschmayr，op. cit. ，I，191f，197。

12　参阅Schmeidler，op. cit. ，13f.；Kretschmayr，op. Cit. ，I，327f。

13　Quaestio repetundarum：根据公元前149年的《坎布尔尼亚法》（lex Calpurnia）创立的常设陪审审判法庭（quaestio，刑事法庭），审理殖民地及各行省总督对臣民的敲诈勒索与盘剥罪。Pauly-Wissowa，RE，vol. 48（Stuttgart，1963），cols. 763f。

14　参阅Lenel，op. cit. ，143f.；Schmeidler，op. cit. ，43—48，67f。

14a　关于这些党派形成的源起以及它们逐渐达成跨地区的联合，见Robert Davidsohn，“Die Entstehung der Guelfen- und der Ghibelinen-Partei”，收于他的Forschungen zur Geschichte von Florenz IV（Berlin：Mittler，1908），29—66。

15　一个中世纪日耳曼国王即位时日耳曼各等级应当交纳的贡赋（兵员，后来则是货币税金）详细清单，用于支持他向罗马（Römezug）的武装进军以获得教皇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6　G. Hanauer，“Das Berufspodestat im dreizehnten Jahrhundert”，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XXIII（1902），377—426，passim.（W）

17　同上，395。

18　同上，426。

19　参阅下文注57关于雷根斯堡的“奥尔之乱”。

20　布卢瓦的斯蒂芬国王（King Stephen of Blois，1135—54年在位），他继承王位的要求曾遭到金雀花王朝成员的反对。他的继任者是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即第一任安茹王朝国王。（W）

21　关于frma burgi，参阅（四），十，D；J. Hatschek，Engl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109f。（W）

22　这里说的“公司”即各种职业或行业的基尔特，比如布料商或渔商的（商人）公司，或者制桶、刀具、造船等等（行业）公司，见S. Trupp，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passim。

23　在德文版中是“Scivini”（陪审官）。然而，韦伯显然指的是24个行政区的区长，他们由选举产生，长期任职或直到被免职，这些高级市政官（aldermen，在拉丁语文献中是aldermanni）与每年选举的市长和市议会一起构成了伦敦市政府。Scivini实际上是伦敦同业公会的下属官员（参阅Hegel，Städte und Gilden, op. cit. ，I，70，78，n. 2）。议员的数量实际上远远多于高级市政官（参阅Trupp，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79）；韦伯大概是受到了黑格尔一个说法（见上引书78f）的误导，即市议员也像高级市政官一样由各行政区选举产生。

24　见下文（三），九。

25　关于部落贵族统治的希腊，参阅M. I.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New York：Merdian Books，1959）。

26　同上bk. II，494—759。

27　同上bk. VI，168—171。

28　Odyssey，bk . IX，40.

29　同上bk. XVIII，478—608，尤见503f。

30　Odyssey，bk. VI，259，293.

31　同上bk，II，212—77。另请参阅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117f。

32　例如猪倌欧迈奥斯就是奥德修斯买来的奴隶。参阅Odyssey，bk. XIV，61—66以及Weber，GAzSW，101，n. 1。

33　同上bk. XXIII，257—897。

34　关于昔兰尼的silphion贸易，参阅第十四章，（一），注16。

35　关于早期的希腊城邦，参阅Ehrenberg，The Greek State，Part I and the bibliographical essay，ibid. ，243—56。

36　参阅Eberhard Gothein，Die Culturentwickhung Süd-Italiens in Einzel-Darstellungen（Breslau：Koebner，1886），162—242 for Aquila。在这里，incasamento就是强制性的，因此这个意大利术语在字面上说几乎等于synoikismos；腓特烈二世皇帝试图控制阿布鲁齐山区（Abruzzi mountains）的诺曼人封建贵族，于是下令阿特尔诺河流域的村民迁入新城，该地区范围的所有城堡在两个月内均被夷为平地。Gothein，Wirtschaftsgeschichte des Schwarzwaldes und der angrenzenden Landschaften（Strassburg：Trübner，1892），63提到了亚利山德里亚城的兴建（在都灵附近，建于1168）。

37　关于德斯利亚，参阅注39；小亚细亚蒂奥斯的pyrgoi可能是领土内的城堡管区，也可能是为城镇本身的城楼配备人员的民兵管区，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见Pauly-Wissowa，RE，2d series，V（1934），col. 554f。

38　参阅Weber，GAzSW，116，122，217。

39　Demotionidai系阿提卡的胞族之一。在它的礼拜中心德斯利亚附近发现的一块石碑上刻有铭文，文中概述了关于联合体准入程序的解决办法。第一篇铭文标明的时间为公元前496—前495年，那时德斯利亚城堡的贵胄氏族仍然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但第二篇铭文作于5世纪晚期，里面就没再提到他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认为，胞族中的贵族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的作用衰落了。参阅Pauly-Wissowa，RE，V（1905），cols.194—202 “Demotionidai”词条，以及Weber，GAzSW，136。

40　参阅Pauly-Wissowa，RE，V（1905），col. 1653 “Drakon”词条。

41　关于罗得岛的土地分配，参阅Webr，GAzSw，152。

42　传说Ramnes与Tities两大“部落”分别源自二王罗慕路斯和提图斯·塔蒂奥斯，但与它们不同，早期罗马的第三大部落却不可能与这些神话中的王族名号有关，在传说中它被解释为一个“归化”的军事联盟集团。

43　据说，另一个神话国王塔奎尼乌斯·普里斯库斯（Tarquinius Priscus）把代表贵族世家圈子的元老院从100人扩大到了300人；在后来的各个时代，旧世家“元老”之后的新成员（patres minorum gentium）只能由投票选举。古典作家们对于那些小氏族有没有贵族渊源（西塞罗）或者是不是从平民晋级而来（苏埃托尼乌斯）一直是有分歧的。参阅Pauly-Wissowa，RE，VII（1912），col. 1192f“氏族（gens）”词条。

44　“埃吉贝之孙”的银行在巴比伦从公元前7世纪一直存在到公元前4世纪，见Fritz M.Heichelheim，An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II（Leiden：Sijthof，1964），72f。

45　意指6世纪之初在梭伦改革以后很快就震动了阿提卡的党争，即平原（pediakoi）地主、沿海（parálioi）的贸易和航海利益集团与Diákria山区激进的民主派小农之间的纷争。参阅Weber，GAzSw，134，152；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New York：Harper Torchbook，1963），102f（on the three parties）；Ehrenberg，The Greek State，30f.；R.von Pöhlmann， Griechische Geschichte und Quellenkunde，5th ed.（Munich：Beck，1914），88—97。

46　关于赫西奥德家族，参阅下文（五），注32。

47　日耳曼中世纪城市的小商人和工匠处在一种与监护人加洛林王朝国王、城市领主、后来则是有权势的贵族的特殊关系之中，他们必须提供某些劳役并可在法庭上得到保护、帮助以及其他资助。参阅Hans Planitz，Die deutsche Stadt im Mittelater（Graz：Boehlau，1954），268f。

48　所谓“Servian”军事组织包括五个非武装的单元，其中有两个由兵役木匠和铁匠组成，即centuriae fabrum tignariorum和fabrum aerariorum；另有两个乐工单元和一个替补单元。关于他们在罗马政治制度以及百人队中的地位，见Teodor 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II（frst ed.，Leipzig：Hirzel，1887），281—90。

49　例见Mommsen，op. cit. ，I（2nd ed.，1876），204—212。

50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一种临时官员，在执政官职位因某种原因空缺时署理政务，任职5天。参阅Mommsen，op. cit.，I，633f。

51　关于早期希腊议会的总体情况以及斯巴达的gerousia，参阅Ehrenberg，The Greek State，59，250：naucraries的prytaneis肯定不同于后来克利斯提尼时期的议会prytans，后者是重组后的十大宗族的代表［参阅第十四章，（二），注16］。Naucraries是前梭伦时代的制度，为四个最初的爱奥尼亚宗族的最小分支——每个部落有12个，因此总共48个。它们最初大概都是一些财政单元，负责维持一定数量的战船，但后来却变成了由一个prytanis为首的综合性行政区。相对来说人们对于由这些管区首领组成的议会知之不多，请参阅Ehrenberg，op. cit. ，20f。

52　后期的阿雷奥帕古斯成员均由前执政官充任，罗马元老院则由担任过显贵凳官职（curule ofce）者充任。

53　科林斯的统治家族，公元前926（？）—前657，后被早期僭主之一Kypselos推翻，参阅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12，43—49。

54　公元前7世纪埃维亚岛上的哈尔基斯与埃雷特里亚两城为争夺利兰丁平原的所有权而进行的战争。

55　意为“周边居民”，即依附性共同体的居民，他们应为斯巴达国家提供军役服务，但作为非公民并不享有积极的政治权利。

56　大扩张晚期斯巴达在被征服城市的军事统治者。

57　14世纪初，奥尔家族曾（得助于Muntmannen扈从）在雷根斯堡执政多年，1334年被驱逐，此后，10年任期的市长（Burgermeister）职位只能由外邦人担任，完全是意大利波德斯塔的方式。参阅J. Langoth，Skizze einer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freistädtischen Verfassung Regensburgs im Mittelater（Stadtamhof，1866）。

58　Corinthian-Corcyrean聚落，位于今阿尔巴尼亚沿海地区，它的寡头统治通过共同账户的“代理人”经营内部贸易。参阅GAzSW，101，107。

59　参阅Hegel，Städte und Gilden, op. cit. I，78f.；Trupp，The Merchant Class of Medieval London，73—83。韦伯大概是误解了1463年以后由同业公会进行的市议会选举：黑格尔与斯拉普都指出，1384年恢复由各城区进行选举是最终的结果。也许韦伯误解了黑格尔的这一说法（前引书第79页）：同业公会会员（高等基尔特）获得了与伦敦市议会一起参与选举市长、郡长（1468）和下议院成员（1476）的权利。文本中给出的时间是1463年，大概是排印时把手写原稿中的1468看错了。

60　德文为Vermögensanlage和Kapitalgewinn。韦伯在“财富”（vermögen）和“资本”的利用之间作出了区分，这两个范畴分别是与“预算管理”（hausnalt）和“获利活动”（Erwerb）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见第一部分，第二章，十、十一，尤见p. 98f（中译本第196页）。

61　参阅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2nd ed.，1876），470f。

62　Niccolo Machiavelli，History of Florence，bk. III，ch. 1（New York：Harper Torchbook，1960），109.

（四）平民城市

一、歃盟兄弟团契摧毁了贵族统治

中世纪和古代的贵族统治被打破，其表现形式有着突出的“外在”相似性，如果看看中世纪的大城市，就会发现情况尤其如此，它们——特别是意大利各城市——像古代的城市一样，基本上都是沿着自治的方向不断发展的，就是说，没有遭遇城市外部权力的干预。

在意大利，波德斯塔出现之后，接踵而至的一个决定性发展阶段就是人民（popolo）的形成。像日耳曼的手工行会（Zünfte）一样，意大利的人民也是由经济上的多种成分构成的，至关重要的是，它既包括了经营者，也包括了手工业工人。在反对骑士家族的斗争中，经营者最初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鼓动各“行会”结为歃盟团契并为之筹集资金，各工匠行会则提供了斗争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同业公会的歃盟联合体往往任命单独一个人领导运动，以捍卫在与贵族的斗争中获得的成果。例如，苏黎世在1336年驱逐了顽抗的贵族世家之后，由骑士鲁道夫·布龙（Rudolf Brun）和一个议会进行统治，组成议会的是留在城市里的骑士团体——“警察”——和布商、盐商、金器商的商人经营者“行会”以及小工匠的次要“行会”相等比例的代表；该城市在这样的领导下居然也能抵抗帝国军队的围攻。¹在德意志，各“行会”的歃盟团契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从公社分离出来的临时联合体；如果“行会”代表获准进入市议会，或者全体公民——包括贵族——被吸收进同业公会，这种互不相干的存在状态才会结束。只有下德意志及波罗的海地区某些城市的“行会”兄弟会以城市公会的形式，作为永久性组织保存了下来，它作为一种派生组织的性质则表现在管理机构的构成上——其成员都是各“行会”的“会长”。在15世纪的明斯特，未经公会同意，任何人不得受逮捕。因此，城市公会还具有保护性联合体的功能以对付议会的司法活动。在行政事务方面，议会也要在长期的基础上或者仅仅在重大问题上与公会代表合作，否则就不可能被指望作出任何决策。在意大利，公民这种对付贵族阶层的保护性联合体还具有更大得多的重要性。

二、人民作为一种非正当性政治联合体的革命性

意大利的人民不仅是个经济现象，而且是个政治现象。它是城市公社内部一种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有自己的官员、自己的财政和自己的军事组织，是一种最真实意义上的“国中之国”——是最早出现的有意不求正当性的革命性政治联合体。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应在以下事实中寻找：在意大利，由于城市贵族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手段得到了更强有力的发展，因而定居城市本身的骑士家族远远多于其他地方。这一事实在后面的分析中将会不断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与骑士家族相对立的人民联合体，是在各个职业联合体（arti或paratici²）的兄弟团契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由这些联合体产生的独立的政治共同体，最早正式为人所知的是这样一些名称：societas、credenza、mercadanza、comunanza，或者干脆叫作popolo（1198年首见于米兰，1203年首见于卢卡，1206年首见于洛迪，1208年首见于帕维亚，1210年首见于锡耶纳，1227年首见于维罗纳，1228年首见于波洛尼亚）。各平民公社的最高级官员一般叫作capitano del popolo（人民领袖），当选之后短期任职，通常是一年，有一份薪金，像公社的波德斯塔一样常常是从其他市镇奉召而来，这时他就必须带着自己的班子赴任。人民会向他提供一支民兵队伍，多数情况下民兵是以城市街区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有的则是依靠arti。像公社的波德斯塔一样，他一般都驻在专门的“人民之家”，那里附有一座塔楼，此即人民的堡垒。领袖会得到各同业公会代表（anziani或priori⁽⁵⁵⁾）组成的独立机构的辅佐，这些代表均从城市各街区选举产生并短期任职，他们有权在法庭上保护平民，有权质疑公社当局的决策，有权向当局提出动议，且常常在立法中直接发挥作用。但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参与制定人民自身的决策。

到了人民充分发展的时代，它又有了自己的成文法和税制，有时它甚至会确立这样的原则：公社的决议只有人民同意后才能生效。这样一来，公社的新法律就必须成为双方法律汇编的一部分。只要有可能，人民就会强使它的决定进入公社的成文法，少数情况下人民的决定甚至会高于所有其他——包括公社的——成文法（在布雷西亚，abrogent statutis omnibus et semper ultima intelligantur³）。波德斯塔的管辖权受到了mercanzia或domus mercatorum ⁴管辖权的挑战，后者坚持认为有权处理——特别是——所有市场与贸易的事务，因而自封为商人和手工业生产者的特别法庭。除此之外，它往往还能获得对于平民而言的普遍重要性。在14世纪的比萨，波德斯塔就不得不宣誓，他和他的法官不再介入该城市平民之间的争端。

有时领袖还能获得一种堪与波德斯塔管辖权竞争的普遍管辖权，少数情况下甚至能获得一种上诉管辖权。他常常能够有权依据监督职能和解散集会的权力参与公社管理机构的会议；偶尔他还有权召集公社的全体公民大会，执行议会决议——如果波德斯塔不能执行的话，宣布和撤销放逐令，监督或协助管理公社财政，最重要的是管理被放逐公民的财产。就官衔来说，领袖低于波德斯塔，但在刚刚谈到的这种情况下，⁵他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个公社官员，一个人民领袖兼公社官员；即便他在形式上——用罗马人的术语来说——是个collega minor⁽⁵⁶⁾，但实际上他在两者当中更有权势。领袖往往还会拥有对公社军事力量的权威，如果那是由雇佣兵组成的军队，只能靠富裕平民的纳税来维持，情况更其如此。

三、中世纪意大利城市身份群体之间的权力分配

举凡人民大获全胜的地方，从纯粹形式的观点来看，贵族阶层就只剩下了负面特权。这时的公社官职是对平民开放的，但人民的官职却不对贵族开放。如果受到了某个贵族的侮辱，人民则享有审判程序中的专门特权。领袖与长老可以监督公社的行政，但却不存在对人民的类似控制。有时只有人民的决议才与全体公民有关。在许多情况下，贵族被明确地临时或永久排斥在公社行政之外，最著名的范例就是1293年佛罗伦萨吉亚诺·德拉·贝拉（Giano della Bella）的Ordinamenti della giustizia（司法条例）。佛罗伦萨的领袖还是同业公会市民军队的首长，并辅之以一个不多见的纯政治官员——gonfaloniere della giustizia（正义旗手），后者任期很短，受权指挥一支特殊的民兵，这支队伍由抽签选出的1000人组成，而且招之即来。他要保护平民、起诉贵族并执行对他们的判决、监督《条例》的遵守状况。这种政治化的司法制度有一个官方的密探网，鼓励匿名告发，对权贵们实行纠问式速决审判程序，而且（通过使人“声名狼藉”）大大简化了举证方法，这是威尼斯十人委员会审判的民主制对立做法。实际上，对付贵族阶层的最敏锐的措施包括：把所有坚持骑士生活方式的家族排斥在城市官职之外，强迫贵族发誓忠诚且整个家族要为自己每个成员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通过刑法对付大贵族（magnati）的政治犯罪（包括侮辱人民的某个成员），禁止贵族未经人民的某个成员同意购买与之毗邻的不动产。

人民的统治由跨地区的归尔甫派提供了保障，它的规章被看作市政法律的一部分。只有被吸收为该派成员才能当选市政官员。前面已经讨论过该派的权力手段。它的组织实际上是以骑士军队为基础的，正是它能提供保障这一事实才使它有理由认为，《条例》并没有真正摧毁贵族的社会与经济权力。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在这些被众多其他托斯卡纳城市采纳的佛罗伦萨阶级法律颁布后的10年间，望族之间的世仇再次进入活跃期；财阀小集团的统治从来就没有被打断过；甚至人民的官职也几乎总是由贵族充任，因为一项明确的法令使得望族可以被吸收进平民当中。强迫放弃骑士生活方式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是奏效的，实际上无非就是承诺政治上的服从并加入某个同业公会。一个重要的社会效果是，城市贵族与“阔人”（“fat people”）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在了一起——后者用来指称受过大学教育或掌握着资本财富的平民阶层，他们被组织为法官与公证人、银行家、进口纺织品经销商、佛罗伦萨羊毛制品经销商、丝绸商、医生与药商、皮货商等7个“上流”行会（大行会）。最初，所有的城市官员都必须从这些吸收贵族为成员的行会中选举产生。只是在经历了另外几次暴动之后，小民（popolo minuto）的14个“下等”行会（小行会）——即小经营者的行会——才获得了正式分享权力的机会。不属于这14个下等行会的工匠阶层只是在1378年梳毛工起义（Revolt of the Ciompi）之后才获得了临时参政权——事实上他们只是从那以后才有了独立的行会组织。⁶只是个别地方的小市民统治曾一度按照法律不仅把贵族，而且把阔人（popolo grasso）排斥在执政官会议之外，比如1378年佩鲁贾的情况。很典型的是，这些下层的城市无产者阶层在反抗阔人的统治时，一般都会得到贵族阶层的支持，恰如后来那些年头暴政得到了大众的支持一样。甚至在较早时期，比如在13世纪，贵族阶层与下层民众就曾频频联手抵抗市民的攻击。是否会出现这种联盟以及它们的力量能强大到什么程度，则端赖各种经济因素。凡是包出制工业高度发达的地方，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就会与经营者行会的利益发生尖锐冲突。比如在佩鲁贾，包出制工业的发展速度便十分迅猛，一如布罗格里奥·达基亚诺伯爵所述，到1437年，单独一个经营者不仅可以给28部织机，而且可以给176名织工［即男女纺纱工］安排工作。⁷在包出制工业制度下，小手工业者的境况往往很不稳定，一般都是断断续续受雇。非本地工人也会竞争工作机会，惯常的做法是按日雇用。经营者行会总是试图单方面调整包出制合同的条件，而为他们工作的手工业生产者行会——比如佩鲁贾的剪毛工——则会阻止压低既定的工资等级。⁸

这些阶层显然不可能指望从“上流”行会的统治中得到任何好处。然而，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获得持久的政治权力。四处流动打短工的无产者阶层最终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分享到城市的参政权。“下等”行会的参与第一次为城市议会带来了至少相对民主的要素，但它们的实际影响却始终微乎其微。意大利各公社有一个通行的惯例，即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负责官员的选举，目的是消除鼓惑煽动，为选举经纪人的政治责任确定一条界线——这些人在现代欧洲民主国家往往都是匿名行事，且不被认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这种制度使得谨慎挑选并有序组织行使指定职务的议会成员和官员成为可能，但它必须在具有社会影响的家族之间——且只能在这些家族之间——达成相互妥协，至关重要的是，它决不能无视在财政上举足轻重的各阶层的愿望。只有在若干势均力敌的家族竞争权力的时期或者宗教亢奋时期，“公众舆论”才有可能对市政官员的构成发挥积极影响。比如美第奇家族就不是通过家族成员亲自担任官职，而只是利用家族的影响和系统操纵选举程序实现了对佛罗伦萨的支配。

人民的胜利无不是通过暴力手段乃至旷日持久的斗争实现的。贵族可能会退出城市并从自己的城堡中继续进行反对城市的斗争，而城市军队可能会进而摧毁城堡，有时城市还会通过立法性法规宣布解放农民而粉碎传统的乡村庄园体制。人民在公认的同业公会组织中找到了制服贵族所必需的权力手段。公社从一开始就为了行政目的而利用“行会”组织，而且以行会为基础征召手艺人履行要塞卫戍义务，乃至越来越多地作为步兵执行作战任务。从财政角度来说，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经营者“行会”的帮助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法学家，尤其是公证人，往往还有法官们以及医生和药师等等其他训练有素的职业人，都给人民提供了思想与行政上的支持。这些知识阶层一般都组织成了自己的“行会”，他们始终属于人民，并且发挥了类似于法国第三等级中的律师及其他法学家那样的主导作用。最早的人民领袖以前大都是同业公会之一或者某个行业联合体的首领。尤其是商团，最初就是商人和手工业生产者的非政治联合体［一如恩斯特·札尔策正确强调的那样，mercatores（生意人）一词在意大利也包括这两种群体而不光包括商人］，⁹通常这就是人民的政治组织的初级阶段，它的主事官员potestas mercatorum（商团行政官）往往就会变成最初的人民领袖。

人民的整个发展从一开始就具有这样的取向：在法庭、法人以及公社机构面前有组织地保护平民利益。一般来说，这种运动往往都是由于平民的合法权利遭到广泛否定而引起的。供应商和工匠们得到的常常不是所需的铸币，而是棍棒，然后在法庭上还得不到救助（比如斯特拉斯堡的一个案例报道），而这种情况并非仅仅出现在德意志。更有甚者，占据军事优势的贵族似乎还经常实施对平民的人身伤害及威胁，这种情况甚至在独立的人民政治联合体形成了一个世纪之后还一再出现。骑士的身份傲慢和资产阶级的天然怨恨不断地产生着摩擦。

因此，人民领袖的发展就是开始于一种援助与管理的权利以反对公社当局，在类型上近似于罗马平民护民官的权利；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否决权，最终则发展出了一种具有综合权能的并列官职。贵族世家的世仇也促进了人民的崛起，它损害了市民的经济利益，往往给平民官员的干预提供了首要理由。另外还应提到一个有利因素，即个别贵族怀有利用人民以建立个人专制统治的野心。无论何地的贵族群体都是生活在对这种野心的持续忧虑之中，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贵族各等级内部的分裂都会给人民提供机会吸收骑士阶层的军事力量为己所用。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说，步兵相对于骑士的骑兵越来越具有重要作用，对这些事件产生了最初的重大影响，因为其中包括了理性军事技术的开端：在14世纪的佛罗伦萨军队中，我们第一次知道那里有了“臼炮”——现代大炮的前身。

四、古代的先例：罗马的平民与护民官

古代的民（demos）与平民（plebs）的发展表现出了与上述发展的诸多外在相似性。罗马的情况尤其如此，那里拥有自己的官员且是独立的平民政治共同体的崛起，完全类似于人民（popolo）的崛起。平民护民官最初就是四个城区非贵族公民的当选首领，在爱德华·麦耶看来，市政官（aedile）就是共同礼拜圣所的行政管理者，由于圣所同时又是群体的金库，所以他们也就是平民的司库。¹⁰平民本身构成了一种歃盟兄弟关系，旨在击败任何阻挠护民官捍卫平民利益的人，此即平民护民官所谓sacrosanctus（神圣不可侵犯）的含义，与全罗马共同体的官员的“正当性”形成了鲜明对照。¹¹与此类似，意大利的人民领袖一般也都缺少dei gratia⁽⁵⁷⁾的含义，这种含义通常都是附着在拥有合法权力的官员——执政官——的头衔上。

因此，平民护民官并不具有合法的官职权威及其相关特性，即并不具有与城市诸神进行沟通的权利——占卜（auspicia），也不具有合法统治权的最重要属性——实施合法惩治的权利。¹²在后一种场合，他作为平民首领，有权针对任何阻挠他的公务行为者实施一种私刑：无需审判即可将其逮捕并抛下塔尔皮亚岩石⁽⁵⁸⁾处死。与领袖和元老（anziani）非常近似的是，护民官也有权利否决和约束司法行政官针对平民的职务行为，他后来拥有的官职权力即是由此发展而来。这种否决权最初乃是护民官的主要权利，它是所有罗马官员共有的对付同级或下级权威的一种消极权力。像人民领袖一样，护民官把这种权利发展成了一种复审与否决的权力，由此发展成了城市治安区范围内事实上的最高权力。然而，一旦发生战事，护民官就没有任何发言权了，这时畅行无阻的则是军事统帅的命令。这种地域限制并不适用于旧时的权威，它是护民官明确的“市民”出身的典型反映。

单靠护民官的否决权就很有可能实现平民的这种政治成就。由此，平民获得了provocatio（申诉）的权利，即［在平民大会上］对刑事裁决发出质疑，按照法律减轻债务人的负担，（为农村人口着想）把开庭期安排在集市日，平等分享国家官职，乃至包括祭司官职和议会官职。最后，平民正是借助于护民官的否决权才设法使它的决议（平民投票）被承认为对整个共同体具有约束力。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意大利的公社有时也能获得这种成就，在罗马则是从［公元前287年开始的］平民分离时代就已通过《霍滕西亚法》（lex Hortensia）而见效了。当然，从形式上看，这就意味着和在中世纪一样是对贵族权力的剥夺。

旧时的身份之争在这个事件中达到了顶点，此后护民官就不再是政治上被公众注意的中心了。和人民领袖一样，护民官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公社官员，他的地位变成了发展中的自治市行政官职业序列的一个阶段，这个官职不同于其他官职之处仅仅在于，任职者只能经由平民选举产生。总之，由于新贵族在担任官职和掌握财富（贵族与骑士团）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历史上平民与贵族的分化正在变得几乎毫无意义。在这场刚刚开始的阶级斗争中，平民护民官旧有的政治权利直到格拉古兄弟时代才再次得到了强有力的重申，此时它们被用作服务于政治改革者，以及服务于在与官职贵族的冲突中受到政治戕害的“资产阶级”推进经济上的阶级运动的手段。¹³这种复兴的最终结果就是，除了军事统治权以外，还有护民官的权力后来也变成了首席公民终身任职的特性之一。¹⁴

中世纪意大利和早期罗马发展过程的这些相似之处极为突出，特别是因为两者之间表现出了根本性的政治、社会与经济差异，这一点很快就会谈到。毕竟，各种行政技术事实上仅仅发生了有限的变化，可以现成地用于一个城市内部的身份群体之间达成有效妥协。因此，政治行政的形式相似性不能被解释为是在一模一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了一模一样的上层建筑。这些现象服从的是自身的规律。

五、古代的先例：斯巴达的民与五长官

我们现在可以问的是，罗马的这项发展在古代有没有同类现象？就我们所知，斯巴达的政治联合体也像罗马平民或意大利人民的联合体一样，并不见于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但却存在着一些性质上多少相近的现象。即使在古代，斯巴达的五长官就已被某些人（见西塞罗，de Republica ii. 59；de Legibus iii. 16）视为这样的同类现象。然而，必须对此作出正确解释。

与“合法的”［斯巴达两］国王不同，五长官（“监督人”）的任期只有一年；与罗马的护民官一样，他们不是由三大［初始的多利斯］克兰宗族（clan phylae），而是由斯巴达的五大区域性宗族选出来的。五长官负责召集公民大会，拥有民事与刑事问题上的管辖权（尽管在刑事领域也许并非毫无限制），甚至要求国王出席大会，迫使官员对自己的行动做出说明并予以罢免。他们控制着行政权，并与当选的长老会（gerousia）一起，有效构成了斯巴达领地内的最高政治权力。国王在城区仅仅享有荣誉特权和纯个人的影响，不过一旦发生战事，在斯巴达极为严厉的惩戒权力就会全部掌握在国王手中。五长官在战时也与国王比肩而立，这大概只是后来的时期才发生的现象。他们最初可能就是由国王任命的——有人认为甚或在第一次麦西尼亚战争¹⁵之后还是如此，这与五长官权力的护民官性质并不矛盾，事实上最早的罗马部落首领可能同样如此。五长官缺少典型的护民官的否决权（中世纪的人民领袖也拥有这种权力），这一更加重要的事实同样无法否定他们权力的护民官性质。当然，传统上认为，这些官员最初的职能就是保护公民不受国王的侵害。该职能后来的缺失，可以说是因为斯巴达的民（demos）取得了对它的敌手的绝对胜利，随后民本身则变成了一个统治阶级，最初是平民统治阶级，但后来事实上成了寡头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实现了绝对控制。在这个历史时期，斯巴达并不存在贵族。城邦小心守护着对希洛人⁽⁵⁹⁾的统治地位——每年都要举行仪式向他们“宣战”以便为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位提供宗教理由，同时，城邦还保持着对于不是斯巴达军事联合体成员的珀里俄基人⁽⁶⁰⁾的政治垄断地位。¹⁶但是同样，城邦也——至少在原则上——小心守护着正式公民的内部社会平等。一个往往会令人联想到威尼斯krypteria¹⁷的密探体系为这两个原则提供了支持。根据传说，拉塞达埃蒙人⁽⁶¹⁾是最早废除作为贵族生活方式组成部分的特殊着装习惯的希腊人，说明以前肯定存在过这种生活方式。¹⁸禁止奢侈浪费和对王权的严格限制，几乎可以肯定都是斗争与随后达成妥协的结果。国王与五长官［每隔一个月］相互交换的誓约——此为一种定期更新的宪政契约——即可提供这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然而，五长官似乎还承担某些宗教职能，这一事实引起了［对于五长官的理性起源或者革命性起源的］某些疑惑。对此可以这样解释：他们与罗马护民官相比已经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合法的”公社官员。总之，斯巴达城邦的这些关键特征突出表明了是一种理性设计的产物，不应被看作仅仅是古代制度的余风。¹⁹

六、希腊民主化的各个阶段与结果

1. 差别选举权

在希腊的其他共同体中我们不可能看到罗马这项发展的对应现象。然而，我们到处都能看到非贵族公民反对贵族的民主运动，这在多数情况下都会导致暂时或长期排除贵族的支配。像在中世纪一样，这既不意味着全体公民在投票权和担任官职或参加议会的资格方面一律平等，甚至也不意味着有权居住在城镇的所有自由家庭都能获准进入公民联合体。与罗马相反，在希腊，解放了的奴隶绝不属于公民联合体。由于投票权和任职资格最初是按照交纳地租与服役的能力，后来是按照财富多寡被划分为不同等级，生来自由的公民在政治上的平等也归于无效。这种把权利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做法，即使在雅典也从没有被彻底消除，恰如中世纪城市的无财产阶层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长期获得与中产阶级一样的平等地位。

全体公民大会上的投票权被授予了全体依附于居民点（demes²⁰）并加入一个胞族军事联合体的土地所有者——这是“民主”的初级阶段，或者也授予其他类型财产的所有者。最初的决定性资格标准是在重甲步兵中服役的自我装备能力，这种变化就是与重甲步兵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单纯划分投票权等级绝不是保持有产者阶层优势的最重要手段。像在中世纪一样，市民大会的正式构成总有可能以诸多方式进行调整，它的正式权限也总有可能得到大量扩张，但是，这对财产所有者的社会权力并没有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影响。

民（demos）的演进在不同地方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直接结果就是民主的发展——这在某些情况下则是永久性的结果，表面上看，则类似于诸多意大利公社的情形：按照某些人口财产调查加以分类的最富有的非贵族公民阶层，与贵族世家一样获得了议会席位和官职，前者多半是货币、奴隶、可租赁作坊、船舶或商业与信贷资本的所有者，后者的地位则主要是基于地产。大量的小商人、小店主和小有财产者，一般都会在法律上或者由于他们拿不出足够的时间而在实际上始终被排除在官职之外，否则，民主化就可能继续推进，权力最终将落入这些阶层之手。然而，为了走到这一步，就必须找到办法以减轻他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经济负担，比如按日给他们支付津贴，而且必须降低人口财产调查对于任职资格的要求。但是，这一点以及事实上并不按照财产状况把民正式划分为各个阶级，只是到了公元4世纪作为阿提卡民主的最终形式才实现的，而且只是发生于重甲步兵的军事重要性荡然无存之后。

非贵族阶层的彻底胜利或者局部胜利，给古代政治联合体的结构及其行政管理带来了两个特别重要的结果：［首先是强制性区域组织和区域性立法的兴起；其次是行政机构中的显贵被民的官员取而代之。］

1. 强制性区域组织和区域性立法的兴起

我们先来看看政治联合体日益转变为一个强制性组织（Anstalt）的情况。这项发展的一个方面就是确立了政治分支的区域原则。像在中世纪一样，大多数公民都是在地方城市街区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在贵族统治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而且后来至少一部分人民官员是由城区选举产生的，在古代的贵族城市，平民也是按照区域原则加以组织的，这尤其是为了分摊徭役及其他公共负担的目的。在罗马，除了由氏族和库里亚构成的三大古老的属人部落之外，还出现了也被称为部落的四大纯区域性市区，平民获胜之后又加入了［31个］农村部落。在斯巴达，除了三个古老的属人宗族之外还出现了四个——后来是五个——区域性宗族。在那些特殊的希腊“民主”城邦中，民主政体的胜利也就等于是［从氏族分支］过渡到了“居民点”（民），一种区域性管区，是城邦的次级单元和在城邦中分配权利义务的基础。我们很快就会论及这种变化的实践意义。总之，它的结果就是城邦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歃盟防御团契和氏族联合体，而是一种强制性的区域组织（anstaltsmässige Gebietskörperschaft）。

这项发展中的另一个因素就是在思考法律的性质时出现的变化。法律变成了强制性组织（Anstaltsrecht）的法律，对于城市区域本身的公民和居民一体有效（尽管一如我们先前看到的那样还留存着过去事态的残余）。同时，它也越来越变成了理性创制的法律。无理性的超凡魅力式临时判定对与错，最终被成文法取而代之。与消除贵族统治并行的是开始了立法。最初它依然具有调停人（aisymnetes）进行超凡魅力立法的形式。但很久以前我们就看到了公民大会（ekklesia）在持续地（最终是不间断地）制定新法律，看到了一种受制定法约束的纯世俗的司法行政，比如在罗马就要受到执政官敕令的约束。在雅典，最后发展到每年都要征求民意来决定现行法律应予保留还是修订。这表明提案获得了多么广泛的承认，它意味着有效的法律是人为创制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必定是人为创制的，应当以它要适用的人们所达成的共识为基础。诚然，在古典民主时期，比如在公元前5和前4世纪的雅典，这种观念尚未普及。并不是民的任何决议（psephisma）都会成为法律（nomos），甚至确立了普遍规范的决议也并非都能成为法律。民的决议也有可能被视为非法，然后可能会在阿提卡的陪审法庭（heliaia）面前遭到任何市民的质疑。至少在那时，民的决议本身还不能创制法律。实际的法律制定过程采取的是法律辩论的形式，开始是由某个公民针对旧有的或者新提出的规则应否视为有效而倡言一项新的法律提案，然后在一个专门的陪审团nomothetai（立法者）面前进行辩论；这显然是旧时法律性质观的一种相当古怪的余风，它只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消失的。²¹但是，雅典人通过厄菲阿尔特的法律［公元前462年］，废除了一直由阿雷奥帕古斯代理行使的宗教和贵族的否决权，从而迈出了最早的关键一步——开始接受理性创制法律的观念。

1. 民主制官员取代显贵

应当指出，“民主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接踵而至的行政革命。凭借家族或官职超凡魅力进行统治的显贵被民的公务员取而代之，后者都是选举产生或者经抽签选取短期任职，他们对全体大会负责，有时还可以罢免，甚或完全从属于民本身。这种新型官员都是“公务员”，但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务员。他们的开销仅能得到适当的补偿，或者像同样经抽签选取的陪审员一样按日领受津贴。如此一来，再加上短期任职以及往往还禁止重新当选，便阻止了现代官员那种职业特性的发展。公务员不存在职业性的职位序列，也没有特殊的身份荣誉。履行公务都是一种间歇性活动，多数任职者都无需全力以赴，即使对于无财产者来说，官职收入也仅仅是一笔附带收入，尽管那是值得向往的收入。诚然，最高的政治职位，尤其是军事职位，都会要求任职者具有全力工作的能力，因此也只能由富人充任。担任雅典的财政官员则需要高额财富担保，类似于我们的债券保证金（职务担保金）。实际上，这些高级官职都是荣誉性的（无薪）职位。

伯里克利时代雅典高度发达的民主制所产生的实际的政治领袖，即煽动家，形式上一般都担任着主要的军事职位。不过事实上，他的权力不是依赖于法律或官职，而是完全依赖于个人影响和民的信任。因此，他的职位既不是“正当的”，甚至也不是“合法的”，尽管整个民主制政体都在适应他的存在，一如现代的英国政体在适应内阁的存在，而内阁并非凭借由成文法调整的权限进行统治。还可以进一步加以比较，例如，除了细节上的差异之外，由于煽动家领导无方而对他提出的指控，就相当于对英国国会的不信任投票，而英国国会在形式上同样不是通过立法创设的。其成员均由抽签选任的雅典议会，如今变成了仅仅是民的执行委员会；它丧失了司法权限，但却获得了对于全体大会议事日程（通过probouleuma）以及对于财政问题的控制权。²²

在中世纪各城市，人民夺取权力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一方面是大量修订城市的法律书籍，编纂民事与诉讼法典，各种各样的制定法确实数不胜数，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规模达到了高潮，典型的是在日耳曼的一些小城市里，有时居然能看到五六十个种类的官员。除了襄理市长的辅助职员和执达官以外，我们还能看到大量的专业化官员，他们只是间歇性地行使职务，其官职收入主要是得自手续费，这只是一种附带收入，尽管也是一种值得向往的收入。古代与中世纪城市——至少是那些大城市——的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大量放在今天一般都由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处理的事务，可能会交由经投票或抽签选出的专门委员会处理。比如在希腊的古代时期，立法就是以这种方式组织的，但是还有其他政治功能，比如在雅典还包括批准盟约誓言和分配同盟交纳的贡金。在中世纪，官员（特别是比较重要的官员）和立法机构主要成员的选举，往往也是采取这样的方式。这是一种代议制的替代做法，那时并不存在现代形式的代议制。如果说存在这样的“代表”，也仅仅是代表联合体，这与当时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因为那里的所有政治权利都具有传统身份荣誉的性质或者特权性质。在古代民主制度中，被如此代表的单元可能是一些加入礼拜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城邦）的联合体，或者是一个同盟的组成部分；在中世纪，它们可能是一些同业公会以及其他团体。被代表的只是联合体的专有权利，而不是像现代议会那样代表区域范围内不同“选民”的权利。

七、非正当统治权：古代僭主

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另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城市僭主的出现，或者至少是试图建立僭主统治。它在这两个时期都是一种地方特有的现象。公元前7到6世纪的希腊本土，诸多大城市——其中也包括雅典——的政府都把持在僭主手中，但它们的存续只有几代人的时间。²³那里的城市特权一般只是在被某种优势的军事力量征服之后才归于消亡的。与此相反，在殖民地区，比如在小亚细亚，尤其是在西西里，城市的僭主统治要持久得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城邦提供了决定性的体制，直到城邦崩溃为止。

僭主统治到处都是身份群体斗争的产物。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在叙拉古，似乎是被民排挤到一隅的贵族群体帮助一个僭主确立了统治的。但总的来说，僭主统治的基础都是中产阶级以及贵族的债户，他们的敌人就是遭到他们驱逐，财产被他们没收并图谋反击的贵族世家。从这里的表述中可以看到的是古代世界典型的阶级反差，即作为债权人的城市军事贵族和作为债务人的农民之间的反差，从以色列和美索不达米亚到希腊和意大利世界，这种反差随处可见。在巴比伦，乡村地区几乎完全为贵族所有，农民变成了他们的科洛尼。在以色列，债奴是“约书”（“Book of Covenant”）［见《出埃及记》21：1—6；《尼希米记》，10：31］进行调整的主题之一，从亚比米勒到马加比的所有篡夺者都是在逃亡的债务奴隶当中寻求支持。《申命记》的允诺是有效的，即以色列将“借（钱）给许多国民”［见《申命记》，15：6］，这就意味着耶路撒冷的市民将成为债主和贵族，而所有其他人都是以色列人的债奴和农民。希腊与罗马的阶级反差与此类似。僭主统治一旦确立，通常都会得到小农、与小农结盟的贵族朋党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支持。僭主统治一般都要依靠一支卫队，而希腊的民众领袖，比如庇西特拉图⁽⁶²⁾，得到市民的这种护卫通常恰恰就是迈出了确立僭主统治的第一步，犹如后来中世纪意大利人民领袖的情形。僭主也会利用雇佣兵。他们的根本方略往往就是力图消除阶级和身份冲突，完全类似于查隆达斯和梭伦等等调停人的方略。²⁴表面上看，指定一个调停人以重整城邦与法律还是推举出一个僭主，对于解决同一些问题往往都是可供选择的办法。至少在希腊本土，调停人和僭主的社会与经济政策都在试图阻止农民的土地被卖给城市贵族，阻止农民流入城市。在某些地方他们还力图限制奴隶买卖、奢侈品消费、中间贸易和谷物输出——所有这些举措都表明了一种实质上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政策的特性，相当于后面就要讨论的中世纪“城市经济”政策［见下文十，E］。

僭主们都会自认为，而且在任何地方也都会被认为是明确的“非正当”统治者。这使他们的整个地位——无论在宗教还是政治方面——都不同于古老的城邦王权。非常自然，他们都是新兴的情感型礼拜，特别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礼拜的支持者。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尽力保持公社体制的外在形式，由此保持他们权利要求的合法性。僭主统治垮台后，僭主的政权一般都会落入大为削弱了的贵族阶层手中，因此他们将不得不对民做出广泛的让步以争取非贵族的合作，这是驱逐僭主所必需的。在雅典，庇西特拉图家族被驱逐后，接踵而至的便是克利斯提尼的中产阶级民主。事实上，在某些地方，接替了僭主的是商人的财阀统治。这种以经济上的阶级冲突为基础的早期僭主统治类型，常常作为先驱，至少在希腊本土有效地促进了以金钱政治或民主政治消解身份斗争。相反，在晚期的希腊化时代，不论建立僭主统治的尝试成败与否，都是民的扩张政策的产物，其源就在于民的军事利益，对此后面将会论及。像亚西比德与来山德⁽⁶³⁾那样获胜的军事领袖，²⁵都会试图建立这种类型的僭主统治。在希腊本土，这样的尝试直到希腊化时代之前始终毫无成效，民的军事帝国结构再次土崩瓦解，其中原因将在下面讨论［见下文（五），七］。相比之下，在西西里，早期对第勒尼安海的海上扩张以及后来的全民抵御迦太基，都是在僭主领导下进行的，他们借助市民军和雇佣军的支持，并采取极端无情的东方式手段——比如强迫大量雇佣军人籍和重新安置被征服城邦的人口，建立了一个跨地区的军事君主国。最后，罗马早期共和时代有可能导致僭主统治的各项发展同样无果而终，在进行大规模征服之后，由于内部的社会与经济原因——后面将会单独讨论——而终于成为一个军事君主国的牺牲品。

八、非正当统治权：中世纪的僭主政治

中世纪的城市僭主统治基本上局限于意大利范围内，尽管不是绝对如此。爱德华·麦耶把意大利僭主政治（signoria）比作古代的僭主统治，²⁶而两者的确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前者也是主要由与身份群体其他成员对立的富有家族建立的；这是西欧最早的利用（越来越多）被任命的官员，以理性行政为基础进行统治的政治权力；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传统公社体制的某些形式。但除此以外，也必须看到一些重大差异。首先，尽管我们的确能够发现僭主政治往往是直接产生于身份斗争，但它多半只是在人民获胜之后，某些情况下只是在很久以后才第一次出现。此外，僭主政治多数是从合法的人民官职直接发展而来，而希腊古代时期的城邦僭主统治一般只是贵族统治与金钱政治或民主政治之间的过渡现象。

特别是，一如厄·札尔策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各种意大利僭主政治在形式上的发展都经历了若干不同的过程。²⁷一个僭主群体，一个完整的系列，乃是人民起义的直接产物，是从它的新官职发展出来的。人民领袖、商团行政官或者还有公社波德斯塔，最终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任期越来越长，有的甚至终身任职。早在13世纪中叶的皮亚琴察、帕尔马、洛迪和米兰就已经能够看到这种长期任职的最高官员了。到13世纪末，维斯孔蒂家族⁽⁶⁴⁾在米兰的统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世袭统治，一如斯卡拉家族⁽⁶⁵⁾在维罗纳和埃斯特家族⁽⁶⁶⁾在摩德纳的统治。除了向终身任职的发展以及最初是实际的，后来则成为法定的官职可继承性以外，还有一个并行的现象，即最高官员的管辖权范围不断扩大。开始是作为一种“仲裁权”²⁸，是纯粹的政治惩罚权，进而发展为一种普遍授权（arbitrium generale⁽⁶⁷⁾）、可以颁布所有命令以抗衡议会和公社，最终则发展为一种统治权（dominium），有权以自由酌处权治理城市，有权选任官员，有权发布具有法律效力的饬令。

权力的这种归属有两个不同的政治原因，但两者实际上往往是重合的。一个就是政党政治造成的问题，尤其是败方对邦国的生存，因而还有对经济现状，特别是对土地所有权带来的不断威胁。贵族习惯于在战争中求存以及对阴谋怀有的长期恐惧，尤其需要任用权力不受限制的党魁。第二个原因可见于对外的战争中，即被相邻公社或诸侯征服的威胁，一旦这个因素占了主导地位，通常就会产生一个专门的军事统帅（capitano della guerra），而不是产生人民领袖的政党领导权，前者要么是一个外来的诸侯，要么就是一个佣兵首领，这为僭主政治提供了源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自愿屈从于诸侯的统治以确保他能帮助抵御外来威胁，往往都是采取严格限制统治权的方式。在城市内部，广大下层手工业者对行政管理的积极参与总是会遭到排斥，一个谋求权力者通常都能获得来自他们的支持，其中部分原因是，对于这些群体来说，一次权力更迭并不会带来任何损失，而一个王室的出现还有可能带来经济实惠；还有一部分原因则是大众在情感上很容易为个人力量的夸示而倾倒。一般来说，怀有僭主政治抱负的人总是要利用“议会”去影响权力的转移。²⁹但在受到政治或经济对头的威胁时，贵族世家或商人阶层有时也会利用僭主政治手段，而在开始时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在永久性地建立一个君主国。有些城市本身——比如热那亚——曾一再对那些由它们自身托付了统治权的强大君主施加非常苛刻的限制条件，尤其是包括对君主的军权限制，并且明确固定了货币支付量，有时甚至还会抛弃这种“护国公”。如果统治者是个外来的君主，这种做法一般都能奏效，比如热那亚就曾解雇了法国国王。不过，一旦僭主在城内定居下来，要想和他作对就难乎其难了。

九、市民的平定与僭主的合法化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民的抵抗力量和抵抗倾向都会趋于衰落。僭主会以雇佣军为基础，而且会越来越多地以联手合法权威为基础进行统治。在意大利，除了威尼斯和热那亚以外，借助西班牙军队制服了佛罗伦萨［1530年］之后，世袭僭主便构成了一种由于帝国与教皇的承认而最终得以合法化的城市统治形式。然而，市民的抵抗之所以越来越微弱，还应当由其他一些独立因素加以说明。这里也像别处一样，一个王室的存在也会产生自己的支持力量，其表现形式是由于它的存续而享有了社会与经济既得利益的新兴贵族阶层与资产阶级。需求的日益精致和经济扩张的逐渐减弱，加之上层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越来越不易承受好战的骚乱；由于竞争日益加剧以及经济与社会日趋稳定，经济上活跃的群体在政治上的抱负普遍衰减，结果是这些群体越来越专心致志于有利可图的经济活动，或者安静地享受租息收入；最后，诸侯们普遍实行的政策也是推动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以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对城市政治命运的关切迅速衰退。不论是法国那样的大规模君主国还是各个城市的僭主，都要指靠下层民众对城市平定局面的关切，并调整声称保护小市民“生计”的经济管理方式。法国王室借助小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而制服了各个城市，在意大利，同样的趋势则为僭主提供了支持。

然而，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政治发展：市民的平定——使它专心致志于经济关切，使它越来越不习惯军事服务，最后是诸侯们从容不迫地解除城市人口的武装。诚然，他们并不总是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政策，事实上，某些诸侯还发展出了最早的理性征兵制。但是，这些很快就发展为仅仅征召穷人服役，尽管初衷并非如此；它符合家产制军队组织的一般类型，对共和制市民军队的精神根本就一无所知。逐渐过渡到使用雇佣军，并过渡到利用经营者（佣兵首领）去组建和领导军队这样的资本主义方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诸侯们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市民在经济上的日益不可或缺，以及军事事务上越来越需要职业训练，则必然会带来这样的变化。这些因素早在自由公社时代就已经为平定市民和解除他们的武装发挥作用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城市诸侯与那些大王朝的个人及政治关系，与这些力量作对的任何市民起义根本就没有成功的希望。因此，同一些因素最终也为僭主政治提供了发展为世袭家产制王权的机会，这些因素的普遍意义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市民在经济上越来越专心致志，资产阶级当中受过教育的阶层越来越不适应军旅生活，军事技术在职业军队方向上的不断理性化，另外还有贵族、食利者、受俸者等等身份群体的发展——他们由于一个王室的存在而享有了经济或社会上的既得利益。只要是利用了这些机会，僭主政治也就由此进入了正当权力的领域。

这里格外意味深长的是，僭主政治的政策与古代僭主统治的政策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即打破城市对于乡村的政治与经济垄断地位。像在古代一样，觊觎权力者常常借助于农村人口强求统治权的转让——比如在1328年的帕杜阿。³⁰为了自身的经济优势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自由的城市公民往往在取得对贵族的胜利之后便摧毁乡村的采邑制度，解放农民并推动土地向出价最高者自由转让。市民从封建领主那里大量获得不动产，都是在富人的统治下发生的，在托斯卡纳，以农民的强迫劳役为基础的采邑制度则被代之以mezzadria（分益耕种）租赁制，后者特别适合于主要居住在城市的土地所有者与其农村租户的关系，因为这些土地所有者只是把乡村当作villegiatura（度假地）。³¹然而，农村人口——即使是农民土地所有者——仍然根本不得参与政治权力。正如分益耕种租赁制适合城市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利益一样，城市对乡村的政策也是为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在行会获胜之后还是为了城市生产者的利益。任何地方诸侯的政策都不可能立即改变这种状况，有些地方从来就毫无改变。18世纪托斯卡纳的利奥波德大公著名的重农主义政策乃是受到了某些自然法观念的影响，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为了农民的利益。³²但是无论如何，诸侯们的政策就总体而言都是为了平衡利益和避免尖锐的冲突，无疑已经不再是城市公民单纯把乡村用作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的政策了。

城市诸侯的支配范围往往包括若干城市，最后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但他们并没有使这些一直保持了独立的城市区域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恰恰相反，一个诸侯统治下的各个城市，常常继续有权并有机会通过各自的代表相互交往。它们的宪法无疑并不合乎标准，它们也没有变成［下级］市政当局，单凭国家的授权而行使某些国家职能。这种发展只是逐步出现的，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现代家产制大国的类似转变。早在中世纪的西西里王国，但还有其他一些古老的家产制君主国那里就已众所周知的各等级代表，在由城市地区发展而来的公国中却根本就不存在。僭主政治的重要组织创新在于这样一些发展之中：（1）除了选举产生并短期任职的公社官员之外还出现了受雇不定期任职的诸侯官员，（2）尤其是为了承担财政与军事职能而发展出了中央团契机构。这些实际上都是迈向行政理性化的重要步骤。城市僭主政治能够确立理性的诸侯行政，在技术上还得助于这一事实：许多公社已经为了自身的财政与军事利益而产生出了在那个时代来说殊非寻常的大量统计学记录，记账和存档方法在城市银行中得到了技术发展。然而，在不容置疑的行政理性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大作用的，恐怕一是来自威尼斯，一是来自西西里王国这样两个榜样的影响——大概更多的是通过刺激作用而不是通过直接照搬。

十、城市自治、资本主义以及家产官僚制：概述

意大利各城市先是经历了作为家产制或封建制结构的组成部分这样一个阶段，然后经历了通过革命而获得独立并由地方显贵，继而由行会执政的时期，接下来是通过僭主政治，最后是作为一种相对理性的家产制联合体的组成部分再次获得独立地位，这种迂回道路在西方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相同的现象，尤其是没有与其相同的僭主政治，充其量只能看到与僭主的直接前驱——人民领袖——相类似的现象，即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某些强有力的市长。但唯独在一个方面，这种迂回发展的类型却是普遍现象：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城市无非是——或者说几乎只是——仅仅因为身份结构的某些特殊性而不同于其他行政单元的行政区，并且在现代家产制国家，它们只是因为某些法人特权而再次非常接近于这种地位。在这个过渡时期，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到处都是享有自治政治权利并实施自主经济政策的“公社”。

古代的发展与此类似。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现代资本主义和“国家”都不是在古代城市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中世纪的城市却是作为关键因素之一与这两种现象的产生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它不是唯一重要的预备性发展阶段，且无疑也不是这些发展的载体。因此，尽管存在种种外表的相似性，我们在古代与中世纪的城市发展之间应该能发现某些极为深刻的差异。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把这两个时期最具典型形式的城市类型并列在一起，我们就能极为容易地看出这些差异。不过，在进行这种比较之前，我们应该强调指出，在中世纪城市当中也存在着重大的结构差异，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附带讨论过这些差异。但是，我们暂时只应扼要叙述一下中世纪城市在享有最大程度独立性时代的总体情况，从中我们也许有望找出它们最高度发达的明确特征。

在城市自治的极盛时期，中世纪城市的成就体现出了极为多样的形式，可以概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政治自治

中世纪城市获得了政治独立，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实施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维持一支常备军事力量，缔结联盟，进行长期战争，控制大片农村地区，有时还完全臣服其他城市并获取海外殖民地。在获取海外殖民地方面只有两个意大利沿海城市［威尼斯与热那亚］获得了长期的成功；北部与中部意大利以及瑞士的某些公社在某些时期获得了对大片领土的支配权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地位，佛兰芒和北德意志汉萨同盟某些城市以及少数其他城市的所获就少得多。但是，绝大多数城市从来没有在直接邻近的周边农村地区和若干小城镇以外实施过区域统治；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各城市就是如此，西班牙各城市也是如此（有一个短时期除外），法国各城市同样如此（除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区域扩张插曲之外），英国与日耳曼各城市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但也有例外，比如已经提到的北德意志和佛兰芒各城市，某些南德意志和瑞士城市，以及（13世纪）短期的城市同盟期间那些西德意志城市］。事实上，这些城市很多都维持着一支常备的城防力量（比如法国直到很晚的时期还是这样），要不然就是维持一支强制征召的民兵以守卫城池，有时还会强大到足以和其他城市结盟以实现Landfrieden（区域“和平”），摧毁强盗贵族⁽⁶⁸⁾的城堡并干预国内仇杀。但它们无一试图以意大利和汉萨同盟各城市的方式长期卷入国际政治。

这些城市大都会派出代表常驻王国或者地方性的等级会议，尽管它们在这些机构中被置于从属的地位，但由于它们的财政实力，却往往能够获得决定性的发言权。英国的下院议员就是最重要的范例，尽管他们既不是城市公社的代表，也不是各种身份群体的法人代表。但许多城市甚至没有行使过这样的权利（在此谈论法律史的细节会令我们离题太远）。在欧洲大陆，现代家产制官僚国家最终剥夺了绝大多数城市的政治自治，也剥夺了它们用于治安目的之外的军事力量。只有那些以小型结构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家产制国家，才不得不允许某些城邦继续保持独立的政治存在，比如德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应当再次指出英国的特殊发展历程，因为那里不存在一种家产官僚制。在中央行政的严密组织下，英国的各城市从未发展出各自为政的政治野心，因为它们都是作为一个群体在议会中捍卫自身的利益。它们也曾形成过贸易卡特尔，但从未像在大陆那样产生过政治上的城市同盟。它们是一个特权显贵阶层的法人团体，它们的善意对于国家来说在财政上是不可或缺的。在都铎王朝统治时期，王室曾试图消灭它们的特权，但斯图亚特家族的垮台使这种努力无果而终。从那时起，它们一直就是有权选举议会代表的法人团体，“影响力王国”与贵族派系都在利用那些往往小得可怜而且很容易收买的选举团［“rotten borough”⁽⁶⁹⁾］——它们有许多都是被人代表的——以获得顺从的议会多数。

1. 自主的法律创制

城市——在城市内部还是由［旧时的］基尔特及［后来的］“行会”——自主的法律创制，乃是政治独立的意大利各城市得以充分行使的一种权利，西班牙、英国以及相当一部分法国与日耳曼城市有时也享有这种权利，尽管它并非始终都是由特许状明确授予的。针对城市土地所有权、市场关系和贸易等等问题，由市民担任陪审员（Schöffen）的城市法院会适用一套专门用于特定城市全体市民的统一法律。法律本身可能是基于习惯或自主的立法，也有可能是基于模仿、借鉴或者把另一个城市的法律体系强加在建城特许状中。城市法院在审判程序中越来越排斥决斗、神明裁判、氏族誓言等等无理性与巫术性举证手段，并支持理性的举证程序。然而，不应认为这是一个直线发展过程，城市法院坚持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有时则意味着保留更古老的法律形式而不顾王室法院的理性革新——比如英国的情况（那里没有陪审团），或者是保存中世纪的法律，反对罗马法的渗透——比如欧洲大陆的情况。在欧洲大陆，对资本主义有很强适应性的法律制度，恰恰是来源于城市法律体系，而不是来源于罗马（或日耳曼）的“国内法”（Landrecht），因为早期的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正是在城市中享有了某些自治权。

城市方面则会力图确立这样的规则：基尔特与“行会”未经司法行政官同意不得［为自己的法庭］立法，或者至少是力求把这种立法限制在指定给基尔特的管辖区域之内。所有那些不得不应付一个政治领主或采邑制城市领主的城市——这意味着就是意大利以外的所有城市——在城市自治的范围以及议会和同业公会之间立法权的分配上从来都是不稳定的，而且从来都是一个权力的问题。

发展中的家产官僚制国家到处都会逐渐剥夺城市的自治权。在英国，都铎王朝第一次系统地提出要坚持这样的原则：城市以及“行会”应该是按照明确目的以法人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制度，其享有的权利不得超出特许状规定的特权范围，立法权仅对作为法人团体成员的公民具有约束力。对这些限制的任何逾越都将被用作通过quo warranto（责问令状）撤销特许状的一种机会（詹姆士二世时期伦敦还曾有此遭遇）。照此看来，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该城市并非一个“区域实体”，而是地方身份群体的特权联合体（ständischer Verband），它的行政受到了枢密院的持续干预。在法国，各个城市到16世纪都被剥夺了治安事务以外的全部司法权，一切财政方面的重要法令均需国家当局的批准。在中欧，城市的自治在区域诸侯统治下一般都被彻底打破了。

1. 独立状态

除了意大利的城市以外，只有极少数城市达到了充分的独立状态，即只有它们才拥有自己的司法与行政机构。非意大利城市往往只能在较低级［非首都］管辖权方面获得这种独立状态，通常都会保留向王室法院或者最高区域法院上诉的权利。凡是由来自市民的陪审员（Schöffen）决定是否通过判决的地方，司法首脑的身份也就主要成了一个财政利益的问题，城市往往并不认为有必要专擅或购买正式的管辖权。在它们看来，重要的是城市应当是一个独立的司法辖区，任用选自本区的陪审员。至少对于较低级的管辖权来说，这种权利在相对较早的时代就已经实现了，首都的管辖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绝大多数城市还实现了由现职陪审团不受领主干预地独立选举或补选陪审员。同样重要的还有获得了这样的特权：市民只需对本城法院负责。

关于城市行政机构——市议会——的发展，我们不可能放在这里研究。这样一个拥有广泛行政权力的机构的存在，乃是中世纪鼎盛时期每一个西欧与北欧城市公社的共同标志。它的构成方式可谓数不胜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各种身份群体的实际权力地位，它们包括贵族世家（地租与货币财富的所有者、金融家与偶尔为之的商人），多被吸收进“行会”的资产阶级商人（远程贸易商、大型零售商以及工业生产的包出制经营者），最后还有那些名副其实的纯工匠“行会”。另一方面，城市市民与城市的政治或采邑领主之间经济实力的平衡，则要决定于后者持续参与市议会提名的程度，因而决定于城市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不完全他主的城市。一个直接相关的因素是领主对货币的需求，因为这将使购买他的城市权利成为可能，当然，这一点的主要一面就是城市的财政力量。然而，城市领主的财政需求与城市的财政实力［对于两者的相对力量来说］并非唯一关键的因素——如果城市领主拥有政治上的权力手段的话。在法国，腓力·奥古斯都［1180—1223年在位］统治时期仍与城市结为同盟的王室政府以及在较低程度上还有其他封建领主，在13世纪就已经因为大量的货币需求而以pariage契约⁽⁷⁰⁾的形式获得了参与填补行政职位的权利，以及对于城市司法行政官的职务行为，尤其是对国王所特别关注的财政领域的监控权利，还有批准当选执政官任职的权利。³³到15世纪，王室地方法官（Prévot）还在主持市民全体大会。最后，到黎塞留和路易十四时代，城市的官职已经完全控制在王室监督官⁽⁷¹⁾手中，国家的财政困境导致了城市与国家官职成了出售供应的对象。

家产官僚制国家把城市的行政机构改造成为特权身份群体的法人代表，其管辖权仅仅适用于他们的共同利益范围，但是对于国家行政职能却没有任何重大意义。英国国家不得不保留了城市法人的独立状态，因为它们都是议会的选举主体，当国家希望地方联合体履行那些由我们今天的市政当局履行的职能时，它会干脆绕开城市并利用堂区或者某些新建的其他联合体来执行这些任务，而属于堂区的不仅包括享有特权的法人成员，还包括所有合格的居民。但在多数时候，家产官僚制会干脆把城市司法行政官变成君主的代理人，与所有其他代理人一般无二。

1. 税务自主

接下来我们看看城市对其市民的征税权力以及由外部权力豁免城市税赋的问题。城市获得的前一种权力在范围上变化极大，而城市领主的控制权往往会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尽管有时也会被彻底废除。英国的城市从来就没有获得正式的征税自主权，并且开征任何新税始终都需要王室同意。全部免除对外的租（zins）税义务极为罕见。政治上没有获得自治的城市只有在承担了包税义务之后才能得到这种豁免，这需要一劳永逸地清偿城市领主的债务，或者——更常见的是——定期支付一笔总额费用，然后才能自行管理王税的征收（英国的firma burgi）。解除这种对外的义务到处都会继之以最彻底地解除市民原先对法律领主或采邑领主的个人服从义务所产生的种种个人义务。

典型的家产官僚制国家获胜之后，往往都会出于税收目的将城市和乡村加以区别对待，试图通过一种专门的城市税——即货物税——平等地对待生产与消费，同时剥夺城市的几乎全部自主征税权。在英国，强加给作为法人团体的城市的税负几乎无足轻重，因为新的行政任务大都交给了其他类型的共同体。自马萨林⁽⁷²⁾内阁统治时期以来，法国王室占用了货物税（入市税）的一半，而所有城市的财政活动与内部税收早就被置于国家控制之下了。就这方面而言，中欧的城市机构也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国家机关。

1. 市场权利和自主的城市经济政策

有权控制市场；自主的贸易与行业调整以及专营垄断权。——市场乃是任何一个中世纪城市的组成部分，市议会到处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城市领主手中取得了市场监督权。到后来的各个时期，对贸易和生产的调整要么集中在市政当局手中，要么集中在以地方权力结构为靠山的行业联合体手中，城市领主继续被大大排除在外。

城市的经济调整政策包括了［相当广泛的活动与动因］。³⁴对产品实施质量控制，部分是为了提高行业声誉，从而增加出口收益，部分则是为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实施价格控制基本上是为了消费者的利益。另一个目标是为了保护小市民的“生计”，办法是限制学徒工和雇佣工的数量，有时也限制师傅的数量；随着维持生存的空间逐渐逼仄，本地子弟，尤其是师傅的儿子们对师傅地位的垄断也日趋强化。凡是同业公会控制了经济调整的地方，它们都会禁止包出制、控制资本借贷，调整与组织原材料供应，有时还销售制成品，以此尽力抵制对局外人和大经营者的资本主义依赖。不过尤其重要的是，城市会力求阻止来自它所支配的乡村地区的竞争，因此它会尽力遏制开办农村工业经营，迫使农民（为了城市生产者的利益）在城市市场上购买必需品，并（为了城市消费者的利益）在城市市场，且只能在城市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还是为了城市消费者（有时也为了原材料的工业用户）的利益，城市还会试图阻止在城市市场以外“囤积垄断”商品。最后，为了城市商人的利益，城市会力求对过境货物实施“大宗”垄断与经纪垄断，同时却又力图获取对外的自由贸易特权。

所谓“城市经济”之经济政策（Stadtwirtschaftspolitik）的这些核心要点，虽然因为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有着各种妥协的可能性而多有变化，但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的主要特征。任何特定城市的政策发展方向都不仅取决于城市内部有关各方的权力关系，而且还取决于他们能够获得经济机遇的空间有多大。扩张经济机遇的空间在定居初期就促使各项政策以扩大市场为目标，中世纪结束以后，这种空间的局促便带来了垄断化的趋势。不过，除了这些通则以外，每个城市都有与竞争者的利益相冲突的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南方那些远程贸易城市之间，一直就盛行着生死攸关的斗争。

在制服了城市以后的发展阶段，家产官僚制国家根本不会有意和“城市经济”政策彻底决裂，恰恰相反，为了自身的财政利益，国家会更加关心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它们的工业，关心对城市“生计”的保护以维持人口规模，正如它从重商主义贸易政策角度关心鼓励对外贸易一样；它的对外贸易举措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会照搬城市的远程贸易政策。家产制国家会尽力平衡城市与其他群体相互冲突的利益，尤其是力求把小资产阶级保护“生计”的态度与善待资本主义活动的政策协调起来。差不多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夜，只是在地方垄断和市民特权阻碍了家产制国家本身更具资本主义取向的垄断政策与特权的时候，国家才打破了传统经济政策的各项原则。毫无疑问，这在具体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对市民经济特权的极大破坏，但只是在一些特殊的地区才意味着与传统态度的有意决裂。不过由此，城市经济政策与经济调整的自主权也就荡然无存了，这一点当然具有间接的重大意义。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城市不能再像家产官僚制君主那样利用军事—政治权力手段为自身的利益服务了。甚至家产制国家的政策所提供的新的经济机遇，作为公共实体的城市也只能偶尔像君主们可能和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加以利用。个中原因从本质上说就在于，这些机遇仅仅是对个人，尤其是对享有社会特权的个人开放的；因此我们发现，英国与法国家产制那些典型的享有垄断主义特权的国内及海外经营事业，其参与者除了国王以外大多都是土地贵族和高级官员，相对来说市民的成分很少。诚然，偶尔也能看到某些城市——比如法兰克福——不顾这些障碍，为了城市的利益而参与投机性的对外经营，有时规模还会非常巨大，但多数情况下最终都会使它们大受其害，因为，哪怕有一次失败，也必然会给予它们沉重的打击，程度会远甚于对一个更大的政治单元的打击。

许多城市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在16世纪以后，某种程度上只能以贸易路径的变化（同一时期的英国恰恰也出现了这种变化），某种程度上也只能以非城市劳动力基础上的大型家庭工业的产生来说明。要从最大程度上加以说明，就必须考虑到其他一些更为普遍的条件，其中首先是这一事实：被整合进“城市经济”的传统经营形式已经不再是能够产生真正巨额利润的形式了，而且，一如早先封建军事技术的情况那样，政治取向的经营以及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营也根本无法在“城市经济”类型的政策中找到有力支持了。即使固定在城市里从事这样的经营，从事经营的也不再是与当地具体的市民联合体拴在一起的经营者了。新的资本主义企业落户在适合于它们发展的新地方，为了寻求帮助——因为毕竟还需要这种帮助——以保护自身利益，经营者如今要诉诸当地市民联合体以外的力量。英国的不奉国教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宗教宣誓法》³⁵颁布以后，他们始终被排斥在统治的城市法人团体之外，所以，英国的大型现代工商业城市全都是在古老的特权法人团体管辖区域——亦即在它们的垄断权范围——之外出现的。正是由于此种原因，这些城市往往都会展示出一种完全拟古的司法结构：旧式的采邑法庭，即“采邑民事法庭”和“庄园刑事法庭”，它们在利物浦一直存在［到17世纪］，在曼彻斯特一直存在到现代改革，仅仅出一笔钱就可以让采邑领主放弃法院主人的地位。³⁶

1. 对待非市民阶层的态度

中世纪城市特有的政治与经济特点也决定于它对待非市民阶层的态度，这种态度在不同的城市有着非常不同的表现。它们最初有一个共同的成分，即在经济上与那些特殊的非城市政治结构和封建采邑结构形成了对照，这可以概括为市场与大庄园的对立。不应简单地认为这种对立就是政治或采邑领主与城市之间的经济“斗争”。当然，如果城市为了扩大自身实力而允许那些政治或采邑的人身依附者违逆他们主人的愿望住到城内，甚至更糟的是允许那些非定居成员加入市民联合体，那就会出现这样的斗争。随着诸侯们结为同盟或者由于王室的禁令，后一种做法——至少在北欧城市中——很快就变得不可能了。但是大体来说，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到反对，毋宁说，遭到反对的是城市的政治独立，以及特殊情况下的经济问题——因为封建贵族的特殊经济利益和城市的商业政策及垄断趋势发生冲突，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以国王为首的封建军事利益集团，当然会怀着极大的疑虑看待他们政治领地之内那些自治堡垒的发展。总的来说，除了一些极短的时期以外，日耳曼国王从未放弃过这种疑虑。相比之下，法国和英国国王有时却会十分友善地对待城市，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与他们同贵族的斗争有关，部分则是由于城市财政实力的重要作用。

城市的市场经济的确在不同程度上有效瓦解了采邑结构，间接地也瓦解了封建结构，但这种趋势未必会表现为城市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斗争”的形式。恰恰相反，它们在相当广泛的领域都有着突出的共同利益。政治和采邑领主极为关心他们有可能从农民那里获得的货币收入，而城市则能向农民的产品提供一个当地市场，从而为农民提供了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劳役或产品形式交纳税费的可能性，而且，城市还能向领主提供机会通过在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通过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远程贸易在海外的销售，把实物收入变成货币收入而不是自己消费掉。政治和采邑领主会积极利用这些可能性，或者是要求农民交纳货币租金，或者是利用农民被市场激发出来的利己心，通过建立更大的耕作单元提高产量，从而提供更多的产品作为适销的实物租金。另外，地方及远程贸易越是强劲发展，封建贵族从这种交易中征收极为多样的贡金时获得的货币收入就会越多，德国西部地区甚至在中世纪就提供了一个突出范例。³⁷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从创建者的角度来看，创建城市主要就是一种商业经营活动，是为了创造机会谋取货币收入。这种经济利益刺激东欧的贵族，尤其是波兰贵族创建了不可胜数的“城市”，甚至在犹太人遭受大迫害时期也是如此——但往往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它们常常只有数百市民，有的直到19世纪百分之九十也还是犹太人。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特殊的中世纪和北欧建城类型，作为一种“商业”经营活动，乃是以古代城邦为代表的军事要塞城镇建设的直接对立物。采邑和司法领主的所有人力物力要求都变成了租金要求，接踵而至的则是（部分是法律正式赋予的，部分是事实上的，而且范围广泛的）农民的经济自由——这在城市发展薄弱的地方并不显著。这个结果来自以下事实：在城市强劲发展的地区，领主的政治与采邑收入越来越多地得自把农民的产品或者农民交付的实物拿到市场上销售，此外还会得自市场经济这个来源，所有这些都会取代直接剥削臣民的个人劳役或者以古代大庄园经济方式摊派负担以满足家政需求。领主以及较低程度上还有他的依附者都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经济来满足需求。领主—农民关系的这种变化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城市市民通过赎买而使农村贵族放弃产权，从而把地产转变为理性的经济经营形式。然而，这一过程会遇到一些障碍：有的封建联合体要求必须具备领有封地的资格（Lehenfähigkeit）才能获得“贵族”土地所有权，这是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几乎所有地方的城市贵族都无法满足的一个条件。

总之，“货币经济”本身的存在并不会产生政治或采邑领主与城市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在某种程度上还会产生一个利益共同体。只有在领主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力图自行生产以进入非农业市场时，才会出现纯粹的经济冲突，毫无疑问，只要能找到现成可用的劳动力，他们就会进行这种尝试。凡是出现这种情况的地方，实际上就会爆发城市反对农村领主这种工业生产活动的斗争，只有在现代史的家产官僚制阶段，这种斗争才常常以特殊的强度爆发出来。相比之下，它在中世纪根本就不是个重大问题，而且旧式采邑联合体以及农民依附状态的实际瓦解，往往都是货币经济向前推进的结果，根本无需任何斗争。英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当然，在其他地方，城市都在有意识地直接推动这项发展，正如我们所知，这就是佛罗伦萨势力范围内发生的事情。

家产官僚制国家都会尽力协调贵族与城市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由于它需要利用贵族充当军官和文官，故此它会禁止非贵族——包括城市市民——购买贵族的不动产。

1. 城市与教会

就最后这个问题而言，教会，尤其是中世纪的修道院领地，往往比世俗领主更多地处于和城市的冲突过程之中。一般来说，除了犹太人之外，神职人员就是城市内部主要的特殊另类群体了，在主教叙任权之争导致了政教分离以后，情况就更其如此。因为，它们要求自己的不动产作为教会财产能够广泛免除公共负担并享有“豁免权”，亦即摆脱一切官员——包括城市司法行政官——的管辖权范围。作为一个等级，神职人员本身并不分担市民的军事义务以及其他个人义务。与此同时，这些免除了公共负担的财产，因而还有摆脱了城市当局管辖权范围的人数，都会由于虔诚市民的捐助而不断增加。此外，修道院的平信徒弟兄也是一支劳动力大军，他们不必承担供养家庭的义务，因此，只要他们为了修道院的利益被用来进行商业化的工业生产——而这是屡见不鲜的情况，那就可以很容易地击败任何非修道院的竞争。另外，中世纪的修道院和宗教基金也像中世纪伊斯兰教的卧各夫⁽⁷³⁾一样，最终拥有了永久性的货币租金来源：市场大厅、各种各样的市场货摊、屠宰场等等，由此不仅不在税册上登记，而且摆脱了城市的经济调整，此外，它们甚至还常常要求享有对这些设置的垄断权。即使在军事方面，围墙之内的修道院享有的豁免权对于城市来说也有可能是危险的。最后，要求坚持高利贷禁令的教会法庭到处都是对资产阶级经营的一种威胁。市民总是试图借助禁令反对永久管业地产的积累以保护自身利益，正如诸侯和贵族们借助“转让法”（amortization laws）保护自身利益一样。

不过另一方面，宗教节庆也为城市贸易提供了一部分重要的赢利机会，特别是如果城市里拥有的圣所成为朝圣者朝拜的目标且获准免税的话。而且，宗教捐赠一旦对市民开放布施，也就为老年人和未婚女子提供了生计。因此，到中世纪结束的时候，神职人员和修道院与市民之间尽管存在种种冲突，但双方的关系绝非势不两立，仅此一点就足以为宗教改革提供一个“经济说明”。事实上，在城市公社看来，教会与修道院制度根本不像教会法规定的那样神圣不可侵犯。已经有人完全正确地指出，主教叙任权之争以后，随着国王权力的收缩，宗教捐赠和修道院在日耳曼便丧失了对它们最为偏爱、能使它们免受俗人侵害的保护人，而且，如果它们试图有力参与经济活动的话，被它们摈弃的avourrie³⁸也极容易复活（尽管形式会略有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城市议会会设法以各种借口和名目迫使它们接受“保护人”和“公证人”，这些人会按照市民的利益管理教会财产，从而使它们屈从于一种监护权力，它与旧时avoué（诉讼代理人）的监护权非常类似。

相对于市民来说，神职人员联合体作为一个身份群体的地位有着极大变化。在某些情况下，神职人员完全置身于城市法人以外，但即使情况并非如此，它也会依仗根深蒂固的身份特权而形成一个使人不安但又不可同化的另类群体。宗教改革在它的影响范围内结束了这种事态，但城市在被家产官僚制国家制服以后，很快就不再享有从这种局面中获利的地位了。

就最后这个方面而言，古代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我们越是往前追溯，就越会发现寺院的经济地位类似于中世纪早期的教会，特别是类似于那时修道院的地位，它们的独特之处在威尼斯的殖民地看得特别清楚［参阅上文，（三），二］。但是，进一步的发展却没有像在中世纪那样走向政教分离和教会领地日益独立，而是恰恰走向了反面。城市贵族世家占据了祭司的职位作为收费收入和权力的来源，民的统治则把它们统统变成了国家官职，变成了通常是拍卖出售的俸禄。因此，民主政体打破了祭司的政治影响，把对圣所的经济管理转给了公社。伟大的特尔斐阿波罗神殿和雅典的雅典娜神庙就是希腊城邦的国库和奴隶们的储蓄银行，³⁹其中有些神殿始终都是大土地所有者。但是，古代城市中并未出现神殿与市民行会的经济竞争。古代世界一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圣所财产的世俗化，但是，古代时期曾经集中于神殿手中的贸易在实际上（尽管并非始终在形式上）达到的“世俗化”，其激进程度却是中世纪远远不可比拟的。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总的来说，实质原因就是古代时期没有修道院和一种自治的跨地区教会组织。

古代城市市民与领主权力的冲突也像中世纪和现代初期那么普遍；古代城市也有导致了封建制度毁灭的农民政策与农业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空间］范围在古代要大得多，它们对于城市的内部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也大不同于中世纪，两个时期的差异在这里可谓一目了然。我们现在就要在一个总体背景中讨论这种差异。

注　释

1　布龙的改革把贵族和上流“行会”合并成了“警察”（Konstafel）社团，在战时提供骑兵力量。Konstafel在议会有13名代表，一如小手工业者有13个次要“行会”。参阅A. Largiadèr，Geschichte von Stadt und Landschaft Zürich（2 vols.；Zürich：Rentsch 1945），I，133f。

2　Paratici，“列队行进者”，系arti——“行会”——的代名词，大概源出基尔特列队行进的惯例。参阅Dizionario Enciclopedico Italiano，IX（1958），40。

3　“它们［即人民的决议］应使一切成文法归于无效并应得到极端的尊重。”语出1250年告知波德斯塔的一项布雷西亚法令；“Statuti Bresciani del secolo XIII”，载Historiae Patriae Monumenta，XVI 2（Torino，1876），1584。

4　Mercanzia系佛罗伦萨人的用语，domus mercatorum或意大利语对应词casa dei mercanti在维罗纳系指“商业法庭”。参阅A. Doren，Italieni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Jena：G.Fischer，1934），412f。

5　这里的叙述似乎是本于1253年帕尔马Ghiberto di Gente的情况。参阅Ernst Salzer，Über die Anfänge der Signorie in Oberitalien（“Historische Studien”，vol. 14；Berlin：Ebering，1900），150—157。

6　梳毛工一般来说都是佛罗伦萨各行会的依附性工匠，更严格地说，是毛纺织业基尔特——Arte della Lana——的不熟练劳动力。在1378年7月的起义中，这些下等工匠阶层终于建立了3个行会以代表他们的利益：两个是毛纺织业及某些其他行业的熟练工行会，一个是梳毛工本身的行会。这些新的基尔特在政府中得到了三分之一的席位，但是，随着骚乱在“漫长的酷暑”中继续扩大，新的熟练工基尔特联合企业家基尔特打垮了一个月以后举行第二次起义的梳毛工，他们的行会被取缔，人员被重新并入了Lana。另外两个新的基尔特则存续了下来，并在城市政权中获得了一席之地，直到1384年它们也被取缔，成员被迫重返原来的联合体。关于对这个“第一次无产者革命”的早期叙述，见Machiaveli’s Florentine Histories，bk. III；另请参阅A. Doren，Das Florentiner Zunftwesen vom 14. bis zum 16. Jahrhundert（Stuttgart：Cotta，1908），221—236，关于起义高潮时的种种事件，见Gene A. Brucker，Florentine Politics and Society1343—137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chs. VII—VIII。

7　见Conte Romolo Broglio d’Ajano，“Lotte sociali a Perugia nel secolo XIV”，载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c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VIII（1910），337—349。这个情形见于p. 334，下等行会1378年夺权事见于p. 347。

8　见Broglio d’Ajano，op. cit.，340f。cimatori即布料剪裁工。

9　Salzer，Über die Anfänge der Signtorie, op. cit. ，97，fn . 3 .

10　见Eduard Meyer，Klein Schriften（frst ed.；halle：Niemeyer，1910），373。护民官与市政官均为平民官员，与之相对的是“贵人凳”司法行政官（“curule”magistrates）——执政官与行政司法官，他们是全共同体的官员。

11　关于护民官的神圣权力（potestas sacrosancta）与共同体司法行政官的合法权力（potestas legitima）的鲜明对照，见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I（2nd ed.，1877），276f.：至少从名义上说，宗教可以代替“合法的”司法行政官的法律基础而赋予护民官以不可侵犯性。当然，实际的代替物还是平民的暴力自助。

12　按照蒙森的说法，Auspicium imperiumque，或者“作为共同体的代表处理共同体与神和人的关系的权威”，是共同体官职全权的两个方面。平民护民官不过是这种共同体一个组成部分的代表，所以也仅仅是拥有这些权力的一部分。参阅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73；II，269f.，272。

13　即从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以后。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成为平民护民官，其弟盖伊是在公元前123年。关于韦伯对格拉古兄弟时期的解读，见GAzSW，238f.，253。

14　奥古斯都以及后来的首席公民在他们的整个统治时期都获取了护民官的权力（但不是借助护民官职务本身）；共和国时期的其他官职他们只是间歇性地短期担任。参阅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I，84 and fn. 4。

15　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这次战争以斯巴达人征服麦西尼亚平原而告终，平原的绝大部分变成了希洛人（Helot）的土地。

16　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Lycurgus，ch. 28），五长官每年都要对希洛人宣战，“所以他们被［krypteia——见下注］谋杀并不违背神圣律法”。现在一般都认为这个故事系伪托。关于希洛人——被指定耕作武士土地的斯巴达国有奴隶——与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政治臣民珀里俄基人各自的地位，参阅Ehrenberg，The Greek State，29，36f。

17　普鲁塔克说（loc. cit.），五长官定期向农村派出由最机敏的年轻人组成的武装集团，他们昼伏夜出并杀掉所遇到的任何希洛人，此即著名的krypteia（秘密特工）。这个故事曾被说成是在谈论一支镇压希洛人的特别警察部队，但如今一般都认为不太可信；其他一些古代文献也曾提到krypteia，现在它被认为是斯巴达年轻人受教育期间一个特殊的强化入门期，见Pauly—Wissowa，RE，XI（1922），cols 2031—32“Krypteia”词条。韦伯把这种制度视同一个“密探体系”，大概是源于对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Stuttgart：Cotta，1893），II，563（III，518 in the postwar 3rd edition，Basel：Schwabe，1954）一个段落的误读，那里几乎在提到这个暗示性名称的同时，对威尼斯和斯巴达的总体警察国家性质进行了比较。

18　T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bk. I，ch. 6.

19　韦伯这里是在表示赞同当时颇有争议的五长官的合法起源或者革命性起源，而这一点迟早会与斯巴达莱克格斯政体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整个这一节似乎逐一再现了Pauly—Wissowa，RE，V（1905），cols. 2860—64由Szanto撰写的“Ephoroi”词条中的观点，并与Eduard Meyer “Lykurgos von Sparta”（见Forschungen zur alten Geschiche［Halle：Niemeyer，1892］，I，244—261）采取的立场格格不入。一定程度上支持同一观点，同样强调历史上的五长官革命性质（但总体上看不是理性确立的性质）的，还有Victor Meyer，“Spartiaten und Lakedaimonier”，载Hermes，LiX（1924）35f.（now reprinted in Polis und Imperium，Zruich：Artemis，1965）以及id.，Neugründer des Staates（Munchen：Beck，1925），44f。

20　即城乡行政区，阿提卡的demoi。Ehrenberg把它们叫作“城乡市镇”（见The Greek State，31）。

21　关于决议（psephismata）和法律（nomoi）的区别，以及关于立法者（nomothetai）的角色，参阅Ehrenberg，The Greek State，56f. 和第250页的参考书目；关于陪审法庭（heliaia），参阅该书72页。

22　关于雅典五百人会议（boule）和全体大会（ekklesia）的关系，参阅A. H . M . Jones，Athenian Democracy，105—12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全体大会决定一个问题之前都需要五百人会议的probouleuma或者“pre-consultation”。

23　关于对希腊僭主的简要分析，见A. Andrewes，The Greek Tyrants（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3）。

24　西西里卡塔尼亚的查隆达斯（Charondas），生卒日期不详，约公元前7或6世纪；他为卡塔尼亚编纂的法典被广泛用于后来的城市建设。雅典的梭仑，约公元前638—559，关于他的改革及其背景，尤其是经济方面，参阅A. French，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Economy（London：Rouledge & Kegan Paul，1964），10—29；另见Andrewes，op. cit.，ch. VII.

25　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阶段雅典与斯巴达两军对垒的统帅，战争以来山德在伊格斯波塔米（Aigospotamoi）获胜（公元前405年）并夺取了雅典（公元前404年）告终。亚西比德在反复无常地交替效力于雅典及其敌人以后，于公元前407年自封为享有无限权力的统帅（strategos autokrator），但在同年一次战役中败给来山德之后即被免职并流放。后者军功卓著，并利用自己的斯巴达海军统帅地位在各被征服城市建立了个人权力，但最终未能由此实现在本土的长期统治，公元前403年被免职。

26　Eduar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Ii，613（in the postwar reissue：III，566 fn. 1）.

27　Salzer，Die Anfänge der Signorie, op. cit. , passim。该书26f并列了四个可以作为通向僭主政治的跳板的主要官职——公社的波德斯塔、人民领袖、密切相关的商业法庭庭长以及军事统帅（capitano della guerra）。

28　一种不受城市成文法限制的司法权力，无需通常所必需的一般当局的合作（sine illis de curia et collegio），但它仅限于处理某些类型的事件，一般都是政治事件，比如谋反。参阅Salzer，op. cit. ，76（波德斯塔）与171（人民领袖）。

29　parlamentum，contio或者arengum，都是公民的全体大会（直接民主制），而不是这个名称可能暗示的现代类型的“市议会”。后者的对应现象是中世纪晚期城市议会的“代表”大会。

30　指帕杜阿臣服于维罗纳的执政官康兰德·德拉·斯卡拉（Cangrande della Scala）。经过了差不多20年的斗争之后，斯卡拉在城郊农民的帮助下迫使帕杜阿“执政”家族首脑马斯利奥·德·卡拉拉（Marsilio de Carrara）领导的城内抵抗派投降。参阅Robert Davidsohn，“Beitrage zur Geschichte des Reiches und Oberitaliens”，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österreichische Geschichtsforschung. XXXVII（1917），402；另见J. K. Hyde，Padua in the Age of Dante（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6），280 and passim。

31　托斯卡纳的分益耕种所有权（mezzadria tenure）系土地产出物的métayage（分成）形式，参阅Robert Davidsohn，Geschichte von Florenz，I（Berlin：Mittler，1896），777f。

32　美第奇的哈布斯堡继任者，托斯卡纳大公利奥波德一世（765—1790），后来的利奥波德二世皇帝（1790—1792）。他和他的哥哥约瑟夫二世皇帝一样深受重农主义学说影响，并据此在托斯卡纳大公国进行了重大改革。参阅Hermann Buchi，Finanzen und Finanzpolitik Toskanas im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1737—1790）im Rahmen der Wirtschaftspolitik（“Historische Studien”，vol. 124；Berlin：Ebering，1915）。

33　pariage的权利，或者共同支配（codominion）的权利，即修道院或小城市的领主自愿或被迫与众多城市签订契约，以换取保护的承诺或减税的要求。法国王室的财政虚弱与军事实力结合在一起，成了获得这种权利的便当因素，在把沉重的税负转嫁给违约的城市时，便使国王得到了断然要求控制权的借口。腓力二世在与安茹王朝的长期战争中；已经通过pariage契约大大扩张了王室领地，但路易九世（1226—1270年在位）更有甚之。参阅Robert Holtzmann，Französ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Munich：Oldenbourg，1910），280f.；Grande Encyclopédie，XII，1129f的“Coseigneurie”词条。

34　关于这些政策的较为详细的概述，参阅A. B . Hibbert，“Te Economic Policies of Towns”，见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Europe，III（Cambridge，1963），157—229。

35　1661年的“自治市法”（Corporation Act）和1672年的“宗教宣誓法”（Test Act）要求法人的所有成员以及其他官员在当选或任命后的规定时间内按照英国国教的仪式参加圣餐礼，并签署声明反对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

36　利物浦在1672年买下了尚存的全部采邑权利，此后不久便开始了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而曼彻斯特的“庄园刑事法庭”（court leet）——该城市的理事会——却始终保留着一个男爵家族的财产权，直到1845年市政当局才耗费20万英镑巨资收买下来。“参阅J. Hatschek，Engl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700f.；Encyclopedia Britannica的“Liverpool”与“Manchester”词条。

37　例如13世纪时那种荒诞的莱茵河通行费：the furiosa Teutonicorum insania。

38　在中世纪欧洲，Vogt或avoué（即诉讼代理人）是教堂或修道院的在俗法律事务官员，由王室任命，从教堂基金中支付报酬。随着王权的逐渐衰落，城镇以外的这种官职越来越多地被贵族专擅，职能和报酬都在以牺牲教堂利益为代价而不断膨胀。关于这种诉讼代理人的发展，见Marc Bloch，Feudal Society，trans. L. A . Many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404f。

39　关于希腊神殿的银行角色，参阅第十五章，十b；另见F. M. Heichelheim，An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II，70—74；Ehrenberg，The Greek State，84f . 以及第252页的参考书目。

（五）古代与中世纪的民主¹

中世纪城市在政治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归根结底并不是产生于城市市民与非城市阶层及其生活方式之间根本的经济对立，毋宁说，决定性的因素乃是城市在中世纪政治与身份联合体总体架构中的普遍地位。就是这个方面使典型的中世纪城市极为突出地与古代城市产生了差异，但是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尺度对中世纪时期的两种类型加以区分，尽管其间的过渡形式多少有些变动不居，不过它们的最纯粹范例之间却有着极为清晰的差异：一种是南欧类型，尤见于意大利和法国南方，虽然它们之间存在种种差异，但却比另一个类型远更接近于古代城邦，这另一个类型就是法国北方、德意志和英国，虽然按照刚刚提到的尺度，它们是在很大的形式差异中体现了一种统一性的。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对中世纪城市类型和古代的类型进行比较，适当情况下还要与其他时期的类型进行比较，以便条理清楚地描绘出这些差异的基本原因。

南欧城市的骑士贵族也像古代骑士贵族一样在城外拥有城堡和地产，对于后者，我们已经多次引用了米太亚德［在切尔松尼斯］⁽⁷⁴⁾的事例。［热那亚］格里马尔迪家族⁽⁷⁵⁾的产业和城堡在普罗旺斯沿海地区几乎随处可见。越往北这种情况就越少见了，后来各个时期典型的中欧与北欧城市则根本没有这种情形。另一方面，中世纪城市也几乎不知道这样的现象，比如一个平民可以像阿提卡的民那样有望获得完全基于城邦政治实力的市政赏金和抚恤金［即来自海外的贡金以及类似的收入］。不过，就像给雅典市民分配Laureion²矿产利润一样，中世纪城市以及现代共同体也存在直接分配市政财产的经济收益这样的情况。

一、古代下等阶层的产生：债务人与奴隶

［古代与中世纪］最下等阶层之间的对比十分突出。古代城市经历的主要危险都是产生于经济分化，因此，所有各方都在力图采取各种手段反对一个正式公民阶层的出现，那些经济上已经破产的享有正式公民权的家族后裔，债务缠身，没有财产，已经无力为了服军役而自我装备，期望通过一场革命或者一位僭主要求重新分配土地、取消债务，或者得到公产的资助——包括粮食配给，获准免费参加节庆、戏剧演出和竞技比赛，或者由公共基金给予直接救济以使他们有可能参加这样的演出。事实上，这些阶层在中世纪也并非完全不为人知；在更晚近的时代也能看到，比如在美国南方，那里蓄奴的财阀统治就遇到了无财产的“穷白鬼”的对抗。在中世纪，比如在威尼斯，负债累累的没落贵族阶层，就是一个像在喀提林时代的罗马那样令人非常担忧的对象。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在中世纪，尤其在那些民主制的城市里只有非常微不足道的影响。毫无疑问，它并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的起点，因为，古代早期的阶级斗争都是发生在作为债权人的城市贵族与作为债务人的农民或丧失了财产的债务奴隶之间。无产者市民（civis proletarius），亦即正式公民的“后代”，都是典型的没落阶层。³后来的时期沦入这种境地的则是喀提林那样负债累累的容克地主，他们与有产阶层对峙并且变成了激进革命派的领袖。古代城邦负面特权阶层的利益基本上就是债务人的利益，但同时也是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这些在中世纪民主政治时期构成了城市政治核心的利益，即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在古代晚期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尽管古代民主兴起的早期阶段同样具有关系到“体面生存”的手工业类型的政策特征。希腊城市民主制的高度发达，但同时还有罗马显贵统治的高度发达，几乎并不考虑贸易和消费者的利益，至少在涉及城市人口时就是这样。古代城邦和中世纪城市及重商主义国家同样都有粮食出口禁令，但在古代并不能满足需要，因此，那个时期经济政策的支配因素是管理公共储备以保证粮食供应。友好的诸侯们馈赠粮食成了雅典修订公民名册的主要刺激因素，目的是把无权参与分配的人排除在外。⁴本都⁽⁷⁶⁾粮食产区谷物歉收迫使雅典减免了同盟成员的进贡，这表明了经济能力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面包价格左右的。由城邦管理谷物采购亦可见于古代希腊，但是，向各个行省大规模强行摊派粮食进贡以免费分配给城市市民，却仅仅出现在罗马共和国晚期。

在中世纪，典型的穷人是贫困的工匠，一个失业的手工业者。在古代则是“无产者”，一个由于不再拥有不动产而在政治上落魄的前地主。古代也看到了工匠的“失业”问题，而典型的救济措施照例是大量兴建公共建设项目，比如伯里克利那样的做法。

在各行各业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诚然，奴隶的存在也是许多中世纪城市的长期特征。在地中海沿岸城市，真正的奴隶贸易甚至一直存在到中世纪末期，另一方面，中世纪结束时的欧洲大陆城市，比如废除农奴制［1861年］以前的莫斯科，可以说一直极具戴克里先时代一个大型东方城市的特征：那是来自土地与人身所有权的租金以及官职收入的消费地。但在典型的中世纪西方城市，奴隶劳动发挥的经济作用却是迅速下降的，最后就变得毫无作用了。无论何地，势力强大的同业公会都不可能容忍发展出一个向主人交纳“人身租金”的手工业奴隶阶层而成为自由行会的竞争者——而这恰恰就是古代发生的情形，在那时，任何财富的积累始终都意味着是奴隶的积累，任何战争都会带来被投入奴隶市场的大量俘虏。

一部分这样的奴隶被用于消费目的，就是说，为所有者提供私人劳役。在古代，拥有奴隶乃是与正式公民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行为的基本前提之一。在重甲步兵时期，一个长期战争的时代，正式公民不可能不使用奴隶劳动，一如中世纪骑士不可能不使用农民的劳动。一个男人如果不得不在没有任何奴隶的情况下生活，那肯定就是一个“无产者”（就这个词的古代含义而言）。罗马贵族中的望族“消费”了大量奴隶的劳役，奴隶们按照非常详细的职能性劳动分工从事大量的家政事务，而且以大庄园经济方式产生了可观的家政需求。但是，奴隶的衣食供给在极大程度上都是得自货币经济。雅典人的家政一般都是完全通过货币经济自我满足，在希腊化东方地区更其如此。不过，为了博取工匠们的欢心，伯里克利［在公元前5世纪］始终认为值得强调的是，他要尽可能通过市场采购，而不是在他的家族经济中满足他的需求。

与此同时，古代城市的商业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掌握在奴隶手中。先前我们已经讨论了可租赁作坊，此外似乎还有独立经营的不自由工匠和小商人。显而易见，同时使用奴隶和自由公民，正如我们在从事埃瑞克提翁神庙⁽⁷⁷⁾工程建设的混合计件劳动群体中看到的那样，⁵必定会在社会上产生劳动丢人现眼这样的评价，另外，奴隶的经济竞争力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正是在民主制时期，古希腊对奴隶的利用达到了最大化。

二、城市选区：古代的区域单元和中世纪的行会联合体

在古代，奴隶劳动力与自由劳动力的并存显然还会把发展同业公会的任何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尽管不可能加以确切证明，但是可以料想，城邦的早期阶段是存在过职业联合体萌芽的。从表象来看，那时已经出现了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旧式战争行会组织，比如罗马的centuriae fabrum（工匠百人队）和身份斗争时代雅典的demiourgoi⁽⁷⁸⁾。但正是在民主制时期，这些政治组织的萌芽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那时行会特定的社会结构也不大可能有别的结果。古代的小市民可能会与奴隶同属于一个神秘主义会众（比如在希腊）或者一个collegium⁶（比如在罗马晚期），但却不可能同属于一个像中世纪同业公会那样要求政治权利的联合体。

中世纪的人民（popolo）与贵族相反，是按照同业公会原则组织起来的。但恰恰是在古代的古典时期，在民的统治下却不存在行会组织的任何踪迹，尽管较早时期也能看到初步的发展。相反，古代“民主”城市是由“区”（demoi）或“部落”（tribus）组织起来的，就是说，是按照区域性管区，且事实上（形式上）主要是按照农村管区加以组织的。这是一个在中世纪城市根本不存在的特征。诚然，在城市内部划分城区，不仅是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共同现象，也是东方和远东城市的共同现象。但是，所有政治组织一律建立在区域性共同体基础上，特别是把这个原则扩大到由城市进行政治统治的整个乡村地区，以致乡村在形式上变成了城市的直接分支，这种现象却并未见之于中世纪，也未见之于所有其他地区的城市。“区”的分界基本上与历史地形成的或者特别建立的乡村管区是重合的，而且像农村一样，这种“区”也有公地和地方当局。这种类型的城市体制在古代城邦的民主制时期尤为盛行，它在历史上的独一无二性是再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相比之下，作为城市选区的行会组织在古代却只能见之于早期阶段，而且只是和其他身份团体并列。它们主要是被用于选举的目的，比如在罗马旧式的军事等级组织中与equites［骑士］百人队并列的fabri［工匠］百人队，大概早期雅典的前梭伦时代各身份群体之间的折中物demiourgoi也是如此——尽管这完全是推测。⁷这种组织的渊源可能是一些有着自己的职业神墨丘利的自愿联合体，那些源远流长的collegium mercatorum（商团）肯定就是如此，罗马的政治体制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或者，它们也是源于为了军事目的而形成的公益性派捐联合体，因为古代城市本来就是依靠市民的非自愿服务以满足公共需求的。

的确，在古代也能看到“城市基尔特”类型的个别现象。例如，米利都阿波罗神殿的舞者礼拜联合体，就享有市政管理性质的官方地位（尽管它的特殊权力至今仍不得而知），这一点可见于以下事实：它的主持人的名字一直被用于命名年份。一方面在中世纪北欧的城市基尔特中，另一方面则是在美洲印第安部落巫术舞者、印度的巫师（婆罗门）和以色列利未人的同业公会中，都可以看到极为近似的现象。但是，这种礼拜联合体不应被想象为一个客居的职业迷醉者部落。在各个历史时期大概都是一种有资格参与阿波罗祭典游行的显贵俱乐部；因此，与它最接近的中世纪现象就是科隆的富人俱乐部（Richerzeche），差异在于，它是以典型的古代方式（而不是中世纪方式）等同于一个独立的礼拜共同体。如果说在古代晚期，在吕底亚，也有了以世袭头领为首的工匠团体并且看上去取代了宗族［这一政治—部落单元］地位的话，那么我们就几乎能够肯定地说，它们一定是产生于从事专门职业的古老的客居部落，因此代表了一种令人更多地想到印度而不是西方的发展。在西方，职业性的工匠组织最早是在罗马晚期和中世纪初期采邑手工业officia与artificia（作坊与工场）中重新出现的。后来在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我们就看到了城市手工业工人的联合体，它们为市场而生产，但人身却依附于主人，要向主人交纳“人身租金”；然而，这些联合体似乎仅仅是为了征收应缴款，可能是产生于由领主建立的公益性派捐组织。除了这些迟早会消失的集群以外，我们还能看到那些大概与它们同样古老的自由手工业者的自发性会社，它们是为了垄断经济机遇而组织起来的，在后来资产阶级反对望族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古代的古典民主政体中却根本看不到类似的现象。公益性派捐同业公会也许曾在城市发展的早期阶段存在过（尽管文献证据没有任何把握能够证明除了那些罗马的军事和选举联合体以外也存在这种单元），但它只是到了古代晚期的公益性派捐君主国才重新出现的。尤其在古典民主制时期，自由与自发性的会社曾活跃在所有可能的生活领域之中，但就目前所知，它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获得，也并不渴望获得同业公会的性质，因此它们与这里的讨论毫不相干。如果它们要在什么地方谋求同业公会的经济性质，那就必须不顾大量不自由的手工业者的存在，像中世纪城市后来的做法一样无视自由成员和非自由成员之间的区别。但这样一来，它们就必须放弃一切政治抱负，而这将在经济领域产生重大危害，我们很快就会讨论这种危害的性质。古代民主制只是自由市民的一种“基尔特”，这就决定了它在所有方面的政治功能。因此，正如今天所知道的那样，恰恰是在古代城邦的政治作用明显结束的时候，才第一次开始形成自由的同业公会或者类似的会社。但是，压制、驱逐或者以某种其他方式有效限制不自由的以及虽然自由但并不享有正式公民权的行业工人（自由民、外侨）成员，这样的观念甚至连古代民主制也不再当回事了，因为它已经明显行不通了。这种政策的萌芽在身份斗争时期，尤其是在调停人（aisymnetai）与僭主统治时期曾以非常典型的形式表现了出来，但后来恰恰是在民主制获胜之后彻底消失了。在民的绝对统治时期，公共建筑工程与国家必需品生产在使用自由公民与外侨的同时也大量使用私人奴隶，似乎表明了如果没有他们就不可能进行这些活动，当然，这也意味着他们的所有者不想放弃可以利用他们从公共工程中获取的利润，而且有能力阻止他们被排除在外，否则的话，至少公共工程就肯定不会使用奴隶，由此可见，正式公民从事的自由职业，其生产能力并不足以供应大量的国家需求。

就是在这个方面［忽视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古代的民和中世纪的人民统治时期高度发达的城市之间表现出了巨大的结构差异。古代早期民主制的城市都是由重甲步兵支配的，一个住在城内的工匠就是一个并不垦殖“公民田产”（份地）且没有经济能力自我装备服军役的男人，他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可以忽略不计。而领导中世纪城市的则是富人（popolo grasso）和小资本家，前者是大经营者构成的大资产阶级，后者是由小民（popolo minuto）构成的小商人。但这些阶层在古代的市民中却没有权力，至少没有意义重大的权力。如果说古代资本主义具有政治取向，那就是指的古代民主制。古代资本主义关心的是直接瞄准国家供货合同、国家建筑和军备、国家贷款（早在布匿战争期间这就是罗马的一个政治因素了），以及国家扩张与掠夺奴隶、土地和贡金，并在臣服城市享有购买土地和放贷于土地、贸易及供货方面的特权。古代民主政体的政治取向决定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petite bourgeoisie）——只要农民还是重甲步兵军队的核心力量的话，因为他们的利益就在于为了拓居目的而使用军事手段获取土地，小资产阶级关心的则是在属地公社那里获取直接与间接的收入，比如国家建筑规划、参加演剧和出席赫利亚⁽⁷⁹⁾开庭期的补贴，国家分配的由被征服民族负担的粮食及其他物品。中世纪那样的限制性同业公会政策是绝无可能产生的，因为它们的消费者关心的是行业产品的廉价供应，而提供这些产品的是土地所有者阶层，它在雅典的克利斯提尼时期和罗马的十人团（decemviri）⁸时期身份群体之间达成的妥协中大获全胜，并且构成了庞大的重甲步兵军队。后来在希腊处于主宰地位的民，由于受到更加明确的城市利益集团的影响，对这样的政策也同样毫无兴趣，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大概它也没有机会制定这样的政策了。

因此，古代民主制和中世纪资产阶级的政治目标与手段是根本不同的。这一点亦可见于这两个时期的城市政治区划表现出来的差异，对此我们已经多次提及。

在中世纪，贵族世家并不是直接消失，而是多被强制吸收进同业公会这一新的市民选区。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在这样的单元中被中产阶级的多数票击败，因而在形式上失去一部分影响。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就是迫使同业公会走上一条变成食利者财阀团体的道路，伦敦的“同业公会”（livery）就是如此。不过，这样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城市阶层由于直接参与或者间接关注商业和贸易而越来越有实力，这个阶层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另一方面，在古代，旧时的属人贵族世家联合体（氏族、宗族和胞族）则是被城邦的［区域性］分支——区（demoi）和部落（tribus）——所取代或吸收，这些实体或者它们的代表掌握了全部政治权力。由此便产生了两个结果。首先，这意味着贵族世家的影响烟消云散，因为他们的财产，比如土地，自然都是通过抵押放贷和债务期满取消抵押回赎权而获得的，它们典型地散布在城邦领地的各处，不再可能被用来在单独一个选区内集中发挥政治作用，而是在各个地块碰巧所在的各个区分散发挥影响。这些土地在“区”里要登记注册并交纳税赋，而这就意味着大土地所有者的政治权力比今天德国东部采邑管区（Gutebezirke）被并入农村公社时遭到了更大的剥夺。⁹此外，最重要的是，整个城邦领地被划分为“区”，就意味着今后所有的市议会席位和官职都将由这些单元的代表来充任，比如希腊那样的情形，或者至少也将按照部落来组织表决团体，比如罗马就是如此，那里的部落民众会议（comitia tributa¹⁰）就包括31个农村部落和4个城市部落。至少就最初的意图来看，这是为了保证农村各阶层，而不是城镇居民对城市的支配与统治。因此，这种革命性的重组并不意味着经济上活跃的城市市民像中世纪的人民一样提高了政治权力，而是恰恰相反，这是农民的政治崛起。可以说，中世纪“民主”的载体从一开始就是城市的商人阶层，在古代的克利斯提尼时代却是农民。

三、关于雅典与罗马选区的补论

然而，只是在罗马，这一点从长远来看也才有了实际上的重要意义。因为在雅典，“区”的成员资格具有永久性的可继承性质，并不依赖于居住地、土地所有权和职业，一个人在“区”里出生，就像出生在胞族和氏族中一样。派阿尼亚“区”（Paianian “deme”）一个成员的后代——比如狄摩西尼的后代——在所有世纪中都始终与这个管区有着法定联系，为它纳税并通过抽签担任它的官职，不管他们是否与它还有任何居住或土地所有权的关系。当然，一旦移民进入雅典，只消经过几代人，他们也就失去了地方农民联合体的性质。各种各样的城市商人这时都被算作农“民”（rural “demos”）的成员。事实上，“区”就像宗族一样会变成纯粹属人的市民分支，结果，能够始终出席平民全体大会（ekklesia）的雅典市民不仅因此而得益，并且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形式上的农“民”中越来越构成了多数。

罗马的发展则不同，尽管类似的原则一度也曾适用于4个古老的城市部落。然而，后来的每一个农村部落，都是仅仅包括那些在任何特定时间实际拥有土地的公民。如果放弃此地的财产而到别处购置了新的财产，一个人也就改换了部落的门庭。比如克劳狄氏族在后来的各个时代就不再属于那个曾经冠以它的大名的部落了。这种安排有利于那些能够出席民众会议（comitia）——这就意味着是生活在罗马——的部落成员，因此很像雅典的情形，而且实际上比雅典更有过之，因为罗马的领土扩张规模要大得多。但是与雅典不同，这些好处仅仅属于在农村部落拥有土地的人，而且他们的财产必须达到这样的规模，即能够供给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但实际上是把土地交给别人耕种——换句话说，这些受惠者是拥有土地的食利者。因此，在平民获胜之后，支配着罗马民众会议的乃是大大小小的食利者地主。在罗马拥有优势力量的是城居的土地贵族，而在雅典则是城市的民众领袖，从而使两个城市产生了这种永久性的差异。

罗马的平民（plebs）并非人民（popolo），不是手工业者与商人同业公会的联盟，毋宁说，它是一个有能力全副武装从军服役的农村土地所有者身份联合体，通常只是他们当中居住在城内的人支配着政治事务。平民最初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农，甚至更不是中世纪意义上的农民，毋宁说，这是一个经济上有能力正式服军役的乡村土地所有者阶层，尽管它在社会上不是一个“绅士”（gentry）阶层，但在平民崛起的时代，就其拥有土地的规模以及生活方式而言，它至少是一个“自耕农”（yoemanry）阶层。换言之，一个“农耕市民”阶层。

在罗马国家的扩张过程中，城居的农耕食利者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相比之下，整个城市手工业人口却始终被组织为4个城市部落，因而没有任何政治影响。罗马的官职贵族始终坚持着这个组织原则，甚至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也从没打算改变这种状况以偏向希腊式的“民主”。罗马军队的这种“农耕”性质使得大的城居元老家族有可能长期保持支配地位。阿提卡的民主制通过抽签任命它的执行委员会（boule），并打破了由前官员组成、相当于罗马元老院的阿雷奥帕古斯这一古老的贵族会议的否决权，而在罗马，元老院始终就是城市的监督机构，从没有人试图改变这一点。在大扩张时期，军队的统帅权始终掌握在城市贵族世家出身的军官手中。共和晚期的格拉古改革派也像所有典型的古代社会改革运动一样尤其关注使城邦的军事能力得到保证，力图遏制农村土地所有者由于大地主的土地并购而沦为无产阶级，同时还力图增加他们的数量，以此让自我装备的市民军队保持实力。所以，它也是一个天生的农村派——事实上格拉古兄弟更其如此，他们为了沿着这条路线有所收获，认为必须寻找一个同盟对付官职贵族，而这个同盟就是“骑士”（equites）阶层，¹¹一个由于从事商业活动而不得担任官职的资本家阶层，它始终关心的是承包国家税收及国家供货合同。¹²

四、经济政策与军事利益

一直有人坚持认为，伯里克利的建设政策也有助于为雅典的手工业者提供就业机会，这大概是正确的。¹³由于建设计划所需资金都是筹自同盟成员向这个霸权城市交纳的贡赋，所以它们就是这种赚钱机会的最终源泉。然而，这些实惠绝不仅仅属于享有正式公民权的工匠，因为当时的碑铭显示，外侨和奴隶在这些工程中也能找到就业机会。毋宁说，在伯里克利时期，下等阶层真正的“失业救济”是当水手的工钱和战利品——尤其是来自海战的战利品。这就是民总是那么容易被争取来投入战争的原因所在。这些落魄的市民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损失。但是，在整个古代民主制的发展过程中，围绕独立的行业生产者为取向的就业与生产政策，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重大因素出现过。

如果由此认为古代城市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在追求城市消费者的利益，那么毫无疑问也可以这样谈论中世纪城市。但是，古代采取的措施更加严厉，这显然是因为像雅典和罗马这样的城市似乎不可能让私商来控制粮食供应。有时我们也能看到古代的一些举措有利于某些特别重要的出口商品的生产，但它们从来不是主要针对手工业生产部门的。没有任何地方的这种生产者利益曾经支配过古代城市的政治事务。毋宁说，对那些古老的沿海城市的政策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的利益集团，在早期是那些城居的领主和骑士贵族，到处的海上贸易和海盗行为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影，他们的财富就是由此而来；后来到了民主制早期阶段，则是农村重甲步兵的业主在发挥影响，一个以这种形式出现的阶层仅仅可见于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时期。再往后，城市政策就是决定于两个方面的利益集团了，一个是货币及奴隶的所有者，另一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两者尽管有着不同的性质，但要么作为大大小小的经营者，要么作为国家施舍的受益者，再就是作为武士或水手，在获得国家合同及军事战利品方面却是利益攸关。

在这些方面，中世纪城市的民主制却表现为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中世纪城市兴建之初就已经存在并发挥作用了，它们与总体文化发展基础上的地理环境和军事因素有关。古代地中海沿岸城市出现的时候，并没有遭遇任何不容忽视的，最重要的是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非城市政治与军事权力结构，事实上，这些城市本身在当时就已经体现了最高度发达的军事技术。贵族城市的骑士方阵就是如此，后来那种纪律严明的重甲步兵队形更其如此。凡是在中世纪出现了类似于这一军事方面情形的地方，比如中世纪早期的南欧沿海城市和意大利的城市贵族共和国，其发展过程也会与古代的发展具有相当广泛的相似性。在中世纪早期的南欧城邦中，军事技术的贵族性质已经预先决定了城市组织的贵族统治结构，沿海城市尤其如此——但也包括那些相对贫穷的内陆城市，比如伯尔尼，它们拥有大片被城市食利者贵族阶层统治的臣服地区，向民主制发展的倾向极其微弱。

相比之下，那些内陆的工业城市，尤其是北欧大陆的城市，在中世纪却迎面遭遇到国王们及其分布在广大内陆地区，以城堡为立足之地的骑士封臣的军事与行政组织。从建城伊始，这些城市就有很大比例要取决于被整合进封建军事及官职结构的政治和领主权力持有者的认可，而且越是往北欧内陆就越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被给予“城市”身份就不再是为了地方防御联合体的任何政治或军事利益，而只是出于创建者自身的纯经济动机，他们作为掌权者期望从通行费及其他交通费和税收中获取收入。建一座城市对于一个领主来说主要变成了一种经济活动、一项商务事业而不是一个军事举措，至少，如果说军事方面的因素还在发挥作用的话，也是在日益退居幕后。不同程度的城市自治乃是中世纪西方城市的明确特征，它的发展仅仅是因为那些非城市掌权者尚未拥有一部训练有素的官员机器，哪怕是在城市经济发展中他们自身利益所要求的有限程度上满足城市行政管理之需。这是唯一到处都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中世纪早期诸侯的行政与法院还没有专业化的知识，没有连续性，也没有理性的客观性训练以便能够安排和管理城市行业与商业利益集团的事务——而这些事务与这些团体中骑士成员的社会习惯和耗费大量时间专注的事情几乎毫不搭界。掌权者在初期阶段关心的仅仅是货币收入。一旦市民设法满足了这些利益要求，非城市掌权者就极有可能不再干预市民的事务。这尤其是因为，这种干预可能会有损于自己在与其他掌权者竞争中建立的城市的吸引力，从而会有损于自己的收入。非城市权力之间的竞争，特别是中央权力与大封臣及教会的僧侣政治权之间的冲突，最终却为城市提供了帮助，其中特别是因为，相互竞争的权力之间任何一方与市民的货币权力结成联盟，都能由此获得关键的优势地位。因此，大规模的政治联合体组织越是趋于统一，城市的政治自治就越不可能得到发展，因为，从国王开始的所有封建权力，无一例外都会抱着极端怀疑的态度看待城市的发展。只是因为缺少一部官僚机器，因为对货币的需求，才迫使腓力·奥古斯特以来的法国国王和爱德华二世以后的英国国王去寻求城市的支持，正像同一些因素早已诱使日耳曼国王们寻求主教的支持和教会财产的支持一样。主教叙任权之争使得日耳曼国王丧失了这种支持，斗争开始以后，我们在日耳曼也能看到萨利克国王们曾在一个短时期内向城市讨好。但是，只要政治或财政资源使得王室或外省家产制权力能够发展必需的行政机器，它们就会再次试图摧毁城市的自治。

因此，城市自治的历史插曲在中世纪的发展是由完全不同于古代时期的条件所引起的。典型的古代城市，它的统治阶层，它的资本主义，它的民主关切，所有这些无不具有政治与军事取向，而且它们的古代面貌越突出，这种取向就越明显。贵族的衰落以及向民主制的过渡则是由于军事技术的变革所致。自我装备、纪律严明的重甲步兵军队投入了反对贵族的斗争，从军事上，然后又从政治上赶走了贵族。它带来的成果是多方面的。有时会导致贵族被彻底消灭，比如在斯巴达。有时则会导致消除形式上的身份差别，满足了对于理性的、更容易企及的司法的需求，保护了个人的法律地位，消除了债法的严酷性，同时又在事实上——尽管是以变化了的形式——保持了贵族的卓尔不凡，罗马就是这样的情况。或者，它也可能导致贵族被吸收进各“区”并参与城邦的财权政治，比如克利斯提尼的雅典。在多数情况下，只要农村重甲步兵成分的影响还在占据主导地位，贵族城邦的某些威权主义制度就会保留下来。制度的军事化强度也大为不同。斯巴达的重甲步兵共同体把所有属于武士的土地和以此为生的不自由人口一律看作共同财产，并赋予每个证明了自身军事资格的武士收取土地租金的权利。没有任何其他城邦走得这么远，但是，对于武士田产（kleroi）——即城市基尔特成员通过继承所得土地——的可转让性，却似乎施加了相当广泛的限制，以致它到后来的时期也仍是一些雏形。然而，即使这种做法，大概也从未得到普及，后来在各地都遭到了淘汰。所有其他土地也只不过受到了儿子继承权¹⁴的羁绊，否则都是可以自由转让的。在斯巴达，虽然禁止男性斯巴达人控制土地的积累，但却允许集中在妇女手中，这最终改变了当初大概由8000名正式公民——homoioi（“同侪”）——组成的武士联合体的经济基础，以致最后只有数百人能够负担得起正式的军事训练和成员的共餐费用，而正式的公民权就是取决于此。雅典的发展历程则完全相反：那里的法律允许土地自由转让，这与“区”体制一起，促进了土地被分解成一些小地块，适应了不断扩大的商品蔬菜栽培经营的需要。在罗马，《十二铜表法》时代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土地自由转让，却再次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因为它导致了村庄式农村聚落的毁灭。¹⁵在希腊，凡是军事实力转而主要以海军力量为基础的地方，重甲步兵式的民主制无不走向了衰落，比如公元前447年比奥蒂亚同盟⁽⁸⁰⁾最终在科罗尼亚战败后雅典的情形。¹⁶自那时以后，严格的军事训练被弃置，古老的威权主义制度残余被清除，城邦的政策与制度完全落入了城居之民（town-dwelling demos）的支配之下。

这种纯粹以军事因素为基础的转变在中世纪城市并不存在。人民主要是依仗经济基础获得胜利的。中世纪特有的那种城市类型，即内陆手工业城市，完全是以经济为取向的。中世纪的封建权力并非来自城邦国王和城市贵族。与古代贵族不同，他们并没有兴趣利用那些仅由城市提供给他们的特殊军事技术手段。因为，撇开拥有战舰的沿海城市不论，中世纪城市本身并非特殊军事权力手段的载体。恰恰相反，中世纪的市民特权大都是开始于把市民的军事义务局限在卫戍服务上，而古代的重甲步兵军队及其训练——从而就是军事关切——则越来越成为一切城市组织的轴心。中世纪城镇居民的经济关切在于通过经商与贸易而和平获利，这在城市市民的下等阶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意大利小民（popolo minuto）的政策与上等阶层的政策之间存在的反差就特别表明了这一点。中世纪城镇居民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的道路：一个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道路；而古代城邦在其鼎盛时期也仍然保持着技术上最先进的军事联合体性质：古代的城镇居民是个政治人（homo politicus）。

我们已经知道，在北欧的城市，作为一个身份群体的侍臣与骑士阶层往往都被直接排斥在城市之外。非骑士阶层的土地所有者要么仅仅是城市臣民，要么——有时——就是受城市保护的被动的客居市民，有时则是由基尔特组织起来的菜农和酿酒人，但他们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几乎从来就无足轻重。一般来说，乡村仅仅是中世纪城市经济政策的对象，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发言权，时间越久越是如此。典型的中世纪城市根本没有殖民扩张政策的意识。¹⁷

五、农奴、被庇护人及自由民的政治与经济作用

至此，我们来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对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身份结构加以比较。除了我们已经讨论过的奴隶以外，古代城邦还有一些身份阶层，它们在中世纪要么仅可见于早期阶段，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仅仅出现在城市以外。其中包括：1. 农奴；2. 债务奴隶和债务仆役；3. 被庇护人；4. 自由民。前三个群体一般都属于重甲步兵民主制之前的时期，其重要性后来便急剧下降，仅有一些残余可见。相反，自由民（解放了的奴隶）却在后来的时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农奴。在各个历史时期，古代城邦范围内的家产农奴制（Hörigkeit）主要见于被征服领地。但在城市发展的早期封建阶段，它肯定曾非常普遍。世界各地的农奴尽管在细节上多有变化，但在某些基本方面始终都是彼此雷同的，和他们一样，古代农奴的地位大体上与中世纪农奴的地位并无不同。任何地方的农奴都是主要被用于经济目的。在希腊地区，凡是城邦组织没有完全成型的地方，农奴制都保留得最为完整，比如［南］意大利，还有那些极为严格地构成了武士组织的城市，那里的农奴都被认为是国家财产而非农奴主的个人财产。除了这些地区以外，农奴制在重甲步兵民主制时代几乎到处都已销声匿迹。它在希腊化时期的东方西部地区又得到了复苏，当时那里正在组织为城邦形式。保留了部落体制的广大区域被划归各个城市领有，城市市民则形成了希腊（或希腊化）的卫戍部队，这符合后亚历山大时代领地国王们的利益。然而，对于非希腊农村人口（ἐϕun或者“部落”）的这种束缚，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政治束缚，因而完全不同于早期时代的家产制依附，故此不再属于对自治城市的叙述范围。¹⁸
2. 债奴¹⁹作为劳动力曾在古代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经济上是“降低了社会地位”的市民，在城市贵族与农村重甲步兵之间的早期身份斗争中，他们的地位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在希腊的调停人法律，²⁰在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在对负债者实施人身拘押的法律²¹以及在僭主的政策中，都曾提出过种种妥协办法以解决这些每况愈下的农民阶层的问题。但是结果大不相同。债务仆役并不是产生于农奴阶层，而是一些有家有地的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或者被判长期为奴或为私人提供债务劳役，或者自愿委身于债务劳役以免为奴。他们都是被用于经济目的，通常是耕作自己的土地向债权人还账。这个阶层面临的危险处境体现在以下事实中：《十二铜表法》规定，被判为奴的债务人不得留在本土，必须卖到海外［“trans Tiberim”⁽⁸¹⁾］。
3. 被庇护人²²应当是有别于债务仆役和农奴的。与农奴不同，他们并没有被蔑视为受他人权力支配的人下人，毋宁说是某个庇护人的随从，这种关系是一种彼此“忠诚”的关系，由此，就连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的法律诉讼，也要接受某种宗教禁忌的约束。它与债务劳役的不同则表现为以下事实：庇护人从经济上利用与被庇护人的关系被认为是不成体统。被庇护人是庇护人的私人及政治权力手段，而不是经济权力手段，他们与领主的关系由信用（fides）调整，是否遵守信用并非由某个法官，而是由道德准则加以约束，背弃信用则会产生严重后果（背弃者将变得声名狼藉）。被庇护人与庇护人的这种关系产生于骑士战争和贵族统治时代，他们最初都是跟随领主作战的侍从，有义务在需要时提供赠品和给养，大概有时还提供劳役，领主则给他们提供小块土地并代表他们进行法律诉讼。他们不是领主的仆役，而是——按照中世纪的说法——领主的侍臣，但差别在于，他们不是拥有骑士称号和骑士地位的人，而是一些拥有农民土地的小人物，一个平民的军事封地所有者阶层。

因此，被庇护人并不分享土地财产，不参与地方共同体，因而不参与军事联合体，他会（在罗马是通过applicatio⁽⁸²⁾）与贵族世家的首脑（pater⁽⁸³⁾）或者与国王结成一种监护关系，然后由这种庇护人分配（在罗马，从技术意义上说是adtribuere⁽⁸⁴⁾）军事装备和土地。这种关系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而来。这就是被庇护人与庇护人关系的古老含义所在。像中世纪贵族统治产生了Muntmannen（被监护人）一样，在古代的同样环境下，大量小农也发现需要缔结这种关系，以保证贵族能代表他们进行法律诉讼。这在罗马大概就是后来那个时期被庇护人与庇护人关系采取了更自由形式的根源，但至少在罗马，这种古老的关系却把被庇护人完全置于庇护人的控制之下，迟至公元前134年，作为军事统帅的小西庇阿仍能召集他的被庇护人服军役。²³到内战时期，［私人军事随从］的这种作用便为科洛尼（大土地所有者的小承租人）所取代。

罗马的被庇护人在军事大会上有投票权，而且据（李维）说还构成了贵族的重要支持力量。被庇护人与庇护人关系这种制度大概从没有在法律上被正式废除，但重甲步兵技术的胜利也在罗马破除了它原来的军事重要性，在后来的各个时期则仅仅是作为保证庇护人享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制度而存在。相比之下，希腊的民主制则是彻底消灭了这种关系。中世纪城市的这种制度仅仅表现为正式公民对于适合受他保护的客居公民享有监护权（Muntwaltschaft）。随着贵族支配的确立，为这种关系代理司法诉讼的情况便不复存在了。

4. 最后是自由民，这是一个在数量上非同小可的阶层，曾在古代城市中发挥过相当重大的作用。他们主要也是被用于经济目的。根据意大利研究人员仔细考察过的［希腊］碑铭材料，大约半数的被解放者是妇女。²⁴在这些情况下，解放奴隶通常好像是为了让有效婚姻成为可能，因此，也许是通过由订了婚的新郎购买而获得解放。另外，我们在碑铭中还能看到数量特别庞大的自由民成了家仆，故而他们获得自由应当是归因于私人恩惠。这样的人所占比例如此之大，看上去好像不怎么可信，因为，正是这种类型的自由民，在碑铭中被提到的机会自然会远远大于其他群体。另一方面，按照加尔德里尼的说法，²⁵似乎也完全有理由认为，获得解放的家奴数量在政治与经济衰退期会不断增加，在经济繁荣期则会不断减少：赢利空间的收缩会导致主人削减家口规模，同时把艰难时期的风险转嫁给奴隶，这时奴隶就要被迫自己设法图存，而且还要向主人支付解放的费用。一些农业问题的作者²⁶提到，解放是对在种植园出色劳作的一种奖赏。正如施特拉克指出的那样，主人往往会解放一个家奴而不再利用他提供劳役，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必为该家奴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哪怕只是有限的责任。²⁷

不过，其他奴隶阶层［作为自由民阶级的一个来源］肯定有着至少同样的重要性。为了支付费用而获得主人准许去从事独立的商业经营，这样的奴隶就处在积累货币以购买自由的最佳地位上，俄国的农奴就是这种情况。无论如何，对于主人来说，在决定同意解放奴隶时肯定发挥了关键作用的，是自由民必须订约承担的劳役和费用。自由民及其后代仍将与前所有者家族保持一种家产制关系，只有经历几代人之后才会解除。他不仅应向主人提供已订约的劳役和费用——而这往往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并且在他死后，他的可继承的财产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庇护人任意支配，一如中世纪不自由人的情况那样。另外，他还要履行忠顺义务，就是说，必须以各种形式表现个人的服从，以此提高主人的社会地位，直接增强主人的政治权力。结果，在民的统治时期，比如在雅典，自由民根本得不到公民权并被算作外侨。但在官职贵族的权力从未被真正摧毁的罗马，自由民却被视为公民，尽管在平民的坚持下他们被限制在四个城市部落中——这一要求得到了官职贵族的支持，因为他们担心，不这样的话自由民就可能在有人企图建立僭主统治时成为它的基本力量。关于古代人的这种企图，至少可以想到监察官阿皮乌斯·克劳狄的作为，他把自由民分配到了所有的部落中，给予他们和其他公民同等的选举权。但是，我们不能像爱德华·麦耶²⁸那样把这种典型的做法解释为试图建立一种“伯里克利式的”煽动家统治，因为伯里克利的统治不是以自由民——他们恰恰是被雅典的民主制剥夺了全部公民权——而是以正式公民的基尔特在城市的政治扩张中的利益为基础。相比之下，自由民则是一种经济人，一个和平的商人阶层，他们比古代民主制的任何正式公民都更接近于中世纪和现代的经济资产阶级。因此，毋宁说，罗马的问题是，在自由民的帮助下是否就能产生一个中世纪类型的“人民领袖”，以及摈弃阿皮乌斯·克劳狄的企图是否就意味着农民军队和通常居于支配地位的城市官职贵族仍像过去一样是一些决定性因素。

我们来稍微详细地谈谈自由民的地位，它在某些方面乃是古代社会阶层中最“现代”的阶层，一个最接近于资产阶级的阶层。自由民从未在任何地方获准担任城市官职和祭司，从未在任何地方享有正式婚姻，从未在任何地方获准参加军事训练（竞技运动的成员资格）——尽管在极端需要时他们也会被征召服役，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获准参与司法行政。在罗马，他们不可能成为“骑士”，与正式的自由公民相比，他们几乎在任何地方的某些审判程序中都处于不利地位。他们的特殊法律地位产生的经济后果是，他们不仅不可能获得国家发放的，或者基于政治身份的公民津贴，而且不可能获得土地，因而不可能拥有抵押权。因此，正是在民主制中，土地租金的收入始终处于正式公民的典型垄断中。自由民在罗马享有正式公民权，但却是二等公民，他们被排除在骑士的人口财产调查之外，这意味着他们不可能（至少不可能作为独立的经营者）参与大规模税收承包以及由身份群体垄断的国家合同。因此，与骑士［大资产阶级］相比，他们只是某种性质的平民资产阶级。被排斥在土地所有权和税收承包经营之外，这实际上就意味着自由民无缘参与典型的政治取向类型的古代资本主义，同时被迫走上了一条以相对现代的资产阶级方式谋生的道路。于是我们看到，他们成了这些带有“现代”特征的经济活动形式的最重要载体。作为一个群体，自由民大概最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小资本家中产阶级（有时他们也能积累起相当可观的财富），与希腊的正式公民——典型的民——形成了强烈对比，后者垄断着由政治条件规定的各种食利者收入：国家津贴、按日计发的出席费、抵押利息和地租。奴隶制的劳动训练，加上赎买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始终都在强烈刺激着古代不自由人的获利欲望，一如比较晚近的俄国的情况。相比之下，一个古代的民所关心的却是军事和政治。自由民作为一个抱着纯经济关切的阶层，为“和平使者”奥古斯都崇拜提供了理想的土壤。由这位第一公民创造的“奥古斯塔”封号，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时代的“国王陛下的征发官”头衔。²⁹

在中世纪，一个独立的自由民身份群体仅可见于早期的前城市阶段。在城市内部，农奴的继承权又部分或完全归到了主人手中，根据“城市空气适合自由人”（Stadtluft macht frei）³⁰这一原则，也根据皇帝们的城市特权——即禁止领主侵犯城镇居民的继承权，农奴这个阶层在城市发展的最初阶段就被控制在逼仄的角落中。在同业公会的支配下，城市农奴便彻底消失了。对于古代城市这种实质上的军事联合体来说，一种建立在基尔特组织基础上的体制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后者不得不包括生而自由的人、被解放的奴隶和不自由的工匠，中世纪的同业公会体制恰恰是以否定城市之外的身份差异为基础的。

六、作为武士基尔特的城邦与中世纪的内陆商业城市

概括起来说，我们可以把纪律严明的重甲步兵队形产生以来的古代城邦叫作武士基尔特。只要一个城市希望贯彻一种以地面为基地的积极对外政策，它就必须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仿效斯巴达人的榜样，就是说，把市民组织成训练有素的重甲步兵军队。阿尔戈斯和第比斯在其扩张时期也曾建立了武士的精英部队，它在第比斯［比奥蒂亚的“神圣家族”］还通过私人情谊的纽带而得到了加强。³¹没有这种军队而不得不依靠市民重甲步兵军队的城市，比如雅典，在陆上就只能采取防御战略。不过无论何地，在贵族衰落之后，市民重甲步兵都形成了居于主导地位的正式公民阶级。中世纪欧洲或者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一个类似的阶层。

如果说斯巴达是个永久性军营，那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绝大多数其他希腊城市同样如此。在重甲步兵城邦的早期阶段，城市变得越来越对外封闭，这与盛行于赫西奥德时代［约公元前8世纪］的广泛的流动自由形成了鲜明对照，³²而且往往还对武士土地的可转让性施加诸多限制。不过，这种制度在多数城市中很早就走向了衰败，然后因为有偿的雇佣军，在沿海城市则是因为海军力量获得了重要地位，它就变得完全多余了。然而，即使如此，服兵役对于［参与］城市的政治统治仍然具有最终的关键意义，这就使城市保持着一种军国主义基尔特的性质。在雅典，支持扩张政策的恰恰是激进民主制，就靠它人口中并不起眼的有生力量，在海外竟不可思议地一直扩张到埃及和西西里。作为一个军国主义联合体的城邦，对内是绝对的主宰。全体公民可以在任何方面处置它想处置的每个个人。经济经营不善，特别是浪费继承所得的武士土地［罗马的不解放诉讼程式的bona paterna avitaque（父祖之财）］³³，通奸，教子无方，虐待父母，渎神（asebeia），滥用暴力（hybris），简言之，任何有可能危害军事与政治道德和纪律，或者招致神明的愤怒而给城邦带来损失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惩罚，尽管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曾经做出了著名的保证（据修昔底德记载）：在雅典，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³⁴在罗马，类似的罪过将会导致监察官的干预。因此，从原则上说，那里肯定不存在个人行为的自由，如果事实上存在这样的自由，那就是以削弱市民民兵的功效为代价换来的，比如雅典就是如此。在经济上，希腊城市对于个人财产也拥有绝对的处置权：在希腊化时期，市民如果借了债，城市可以把他的财产乃至人身抵押给国内债权人。

一个市民基本上始终就是一个士兵。一个真正的城市，除了水井、市场（agora）、市政厅（archeion）和剧场以外，根据保萨尼阿斯⁽⁸⁵⁾的记载，还必须有一个［军事操场，即］竞技场（gymnasion），³⁵这是任何地方都少不了的。公民要在市场和竞技场上消磨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古典时期的雅典，要求占用他时间的活动包括，参加公民大会、陪审法庭服务、市议会服务、轮流担任公职的服务，尤其是参加军事竞技——数十年间每个夏天都是如此，这些都是历史上其他不同文化闻所未闻的内容，不管在此前还是此后。

市民积累任何不同寻常的财富都要服从民主制城邦的要求。“三层划桨战舰”的公益性派捐义务，包括装备、供给和指挥战舰；“等级制度”的公益性派捐义务，包括经办大型庆典和剧场演出、紧急状态期间的强制贷款、阿提卡的antidosis制度³⁶，所有这一切都使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变得极不稳定。人民法庭司法行政的绝对任意性——民事审判竟要在数百名未受过法律训练的陪审员面前进行——严重危及成文法的保护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财富的不间断存在，就比每一次政治灾难之后出现的时运剧变更令人惊讶。对于富人来说，政治灾难则更具威胁性，因为他们最重要的财产要素——奴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都会由于大量逃亡而缩减。³⁷同时，城邦民主制则需要与资本家订立供货合同及建筑合同，需要他们去承包税收。但是，像在罗马骑士团中产生的那种纯粹本民族的资本家阶级，却从未在希腊城市里发展出来，各个城邦都过于狭小，无法提供足够的赢利机会，而且与罗马不同，希腊的多数城市都允许并吸引外来申请者进入，尽力在承包商和包税人中间鼓励竞争。

不动产，奴隶［通常都是比较适中的数量，他们向所有者（尼基亚斯³⁸）支付贡赋或者作为劳动力被出租］，船舶所有权，以及参与贸易的资本，这些就是市民财产的典型投资形式。霸权城市的公民还有机会投资于海外抵押和不动产。只有当居于统治地位的市民基尔特对当地的土地垄断被打破之后，这种海外土地投资才是可能的。城邦获取海外土地是雅典海上统治的基本政策目的之一，然后这些土地会被租给雅典人或者分配给阿提卡的cleruch⁽⁸⁶⁾，并允许雅典人在被征服城市拥有土地所有权。因此，在民主制中，土地和人身财产对于市民的经济状况也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能够推翻所有这些财产关系的战争连绵不断，而且与贵族统治时期的骑士战争行为不同，这时的战争已经变得异乎寻常地残酷无情，几乎每一场获胜的战役之后接着就是大量杀戮战俘，几乎对每一个城市的征服都是以屠杀或奴役全部人口而告终。每一次胜利都会带来奴隶供应量的突然增长。这种类型的民不可能以持续的理性经济活动基础上的和平经济获利为取向。

就这方面而言，中世纪城市市民的表现则根本不同，即使在初期发展阶段上也是如此。与上述现象最为接近的中世纪现象可见于沿海城市，比如威尼斯，特别是热那亚，它们的财富都是依靠海外殖民权力获得的。但即使在这些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也主要是种植园和采邑不动产，以及贸易特权和行业移民，而不是像古代那样的cleruch、军饷收入或者用索取的海外贡金分给市民大众。最后，中世纪的内陆工业城市也完全不同于古代的类型。当然，事实上，在人民获胜之后，上等基尔特的经营者阶层往往也会非常渴望战争。但这里的关键诱因是为了淘汰那些令人厌烦的竞争对手，支配贸易通道或者免缴通行费，以及谋取贸易垄断权和某些重要商品的经营权。诚然，中世纪城市也熟悉不动产的大规模重新分配，它要么是对外胜利的结果，要么是导致了城市执政党更替的内乱所产生的结果。尤其在意大利，即使暂时获胜的一方，也会通过管理敌产的国家机关直接出租或收购落败一方的不动产，而每制服一个外邦公社，都会被利用来增加获胜方市民购买土地的机会。但是，这些所有权变更的激进程度都不可能比得上那种巨大的财产权革命，甚至到了古代城市的晚期阶段，每一场内部革命以及每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或内战，还都会伴随着那样的革命。至关重要的是，土地的获取已经不再是中世纪城市政治扩张所追求的首要经济利益了。

同业公会支配下的中世纪城市，乃是一种以借助理性经济活动而获利为取向的结构，这是古代——至少是独立城邦时代——的任何城市都根本无法比拟的。可以说，只有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晚期城市自治的消失，才略为缩小了这种差异，因为它使城市市民不可能再凭借城市的军事政策创造经济机会了。诚然，中世纪城市有时也会成为地面战争中技术进步的载体，比如佛罗伦萨，最早使用炮兵的就是它的军队。甚至［12世纪］伦巴第人为对抗腓特烈一世而征召市民军，也代表了军事技术的一项重大革新。但总的来说，骑士军队仍然与城市军队至少是平起平坐的，而且它们一般都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平原地区。³⁹军事实力对于城市市民的经济活动可能是一种支持，但在内陆地区却不可能成为这些活动的基础，因为绝大多数兵力的驻地都在城外，追求经济利益的中世纪市民只有依靠理性的经济手段。

七、古代城邦。帝国形成过程中的障碍

古代城邦曾产生了四大列强：狄奥尼修斯⁽⁸⁷⁾的西西里帝国，阿提卡同盟，迦太基帝国以及罗马—意大利帝国。伯罗奔尼撒和比奥蒂亚同盟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们作为大国的地位可谓转瞬即逝。这四大列强赖以立足的基础各不相同。狄奥尼修斯的帝国是个纯粹的军事君主国，它依靠的是雇佣军，只是以次要方式依靠市民军。因此它并不典型，无需我们特别关注。阿提卡同盟则是民主制，因而也就是市民基尔特的一个创造，这一事实必然会导致一种排他性的公民权政策，并导致同盟各城市相互结盟的民主制市民基尔特完全屈从于那个霸权城市的市民基尔特。由于同盟成员的贡金水平并没有事先立约固定下来，而是在雅典单方面决定的——尽管不是民本身，而是一个选举产生的、在一种抗辩式诉讼程序中讨价还价的委员会决定的，另外还由于同盟的所有法律诉讼都要提交给雅典法院裁决，于是，雅典那个小小的市民基尔特便成了这个辽阔帝国不受限制的统治者。当同盟成员不再贡献自己的舰船和兵力而是——除了少数例外——代之以货币捐助，因而整个海军兵役都由那个霸权城市的市民包揽之后，情况就更其如此。⁴⁰这种民的舰队只需遭到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就必定会导致它对同盟的统治土崩瓦解。

迦太基城以雇佣军为基础确立了大国地位，而城邦本身则处于大贵族世家纯粹的财阀政治模式的统治之下，他们以典型的古代方式既从贸易和海战中获利，又从大地产中获利，构成这些大地产的则是使用奴隶劳动，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种植园。（这个城市采用铸币仅仅与扩张政策有关。）军队及其获得战利品的机会全都系于军队领导人一身及其命运，而这些领导人与迦太基城望族的关系不可能不处于紧张状态，直到［30年战争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将军］华伦斯坦，自募兵员的军队领导人和他们的雇用者之间始终就处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永无休止的互不信任削弱了职业雇佣军的军事效力，一旦意大利市民军也用一个常设统帅指挥军队并且把士官和士兵的军事技能提高到雇佣军的水准，雇佣军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对这种市民军的战术优势。

不光迦太基财阀和斯巴达五长官对获胜的战地统帅疑虑重重，阿提卡的民也如出一辙，而且由此还创造了贝壳流放制度。统治阶层担心，军事君主制的发展会令他们像被征服的外邦民族一样处于被奴役状态，这种担忧导致了古代城邦扩张能力的瘫痪。此外，在经济上有利可图的强势政治垄断带来的自我利益基础上，所有的重甲步兵共同体无不厌恶放宽成员资格的限制，厌恶把他们的市民权利和其他各个城邦共同体的权利一起融合为一种普遍的帝国公民权以开放公民联合体。所有向着城际共同体结构和公民权的发展，在刚刚起步时都不可能克服这种基本倾向。因为，公民所有的权利、声望，他作为市民的意识形态自豪感以及他的经济机会，无不依赖于他在具体的军事化市民基尔特中的成员资格。礼拜共同体那种严格的相互排他性，则进一步有力地遏制了任何统一国家的形成。比奥蒂亚同盟倒是显得克服了这些因素，它发展出了一种共同的比奥蒂亚公民权，共同的官员，一个由各地公民代表组成的立法大会，一种共同的货币和一支共同的军队，但同时又保持了各个城市的自治。然而，这几乎是希腊世界中一个绝对孤立的个案。伯罗奔尼撒联盟与此毫无共同之处，所有其他同盟的成员间关系则完全是背道而驰。⁴¹罗马公社在这方面得以实行一种与古代标准类型大相径庭的政策，完全是一系列特殊的社会条件所致。

在罗马，一个带有强烈封建特征的显贵阶层在仅仅受到一些转瞬即逝的挑战之后，总是能够再次恢复作为统治权担纲者的地位，这是任何其他古代城邦都远远不可比拟的。这一点也非常清晰地反映在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平民的胜利并没有产生希腊意义上的“区”体制，从形式上看，它给了生活在部落中的农民以支配地位，但事实上统治权是落入了农村地租所有者之手，他们长期居住在城市，因而能够持续不断地参与城市的政治生活。只有他们在经济上是“可有可无”的，因而能够充任政治官职。在作为高级官员大会的元老院，他们是发展中的官职贵族的核心，此外，封建与半封建的依附关系仍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效力和意义。作为一种制度的被庇护人与庇护人的关系，一直到相当晚的时期仍在罗马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它越来越失去了原先的军事性质。而且正如我们所知，自由民实质上仍然处于前所有者近乎奴隶制一样的司法权威之下：恺撒可以处死他的一个自由民而不会招来任何异议。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的官职贵族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一个只有早期希腊的跨地区贵族——比如米太亚德那样当时被谴责为“僭主”的人物——勉强可比的阶层。加图时代［公元前2世纪］仍然还要测算适当规模的地产，尽管它们远远大于亚西比德继承所得的地产或者色诺芬认为属于正常规模的地产。⁴²但是毫无疑问，各个贵族世家那时已经积聚了大量这样的财产，此外，他们还直接参与他们的身份地位所允许的商业经营活动，同时也通过他们的奴隶和自由民在世界各地间接参与不符他们身份的工商业事务。与共和国晚期罗马贵族达到的经济与社会水平相比，希腊的贵族阶层哪怕是遥遥望其项背都不可得。在不断扩大的罗马贵族地产上，被安置的小佃农（科洛尼）也越来越多，领主给他们提供装备并严密监督对他们的经济管理，他们在每一次危机之后都会发现自己更深地陷入了债务泥沼，直到他们在土地上的地位和他们对领主的完全依附事实上变成了世袭状态。内战中他们会被党派领袖征召以提供军事支持——军事领导人的被庇护人奉召参加努曼提亚⁽⁸⁸⁾战争就是这种情况。

然而，处于被庇护关系中的不光是大量个人，获胜的战地统帅还会把结盟的城市和国家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且这种庇护权始终把持在他的家族手中，比如克劳狄家族与斯巴达和帕加马⁽⁸⁹⁾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以及其他家族与其他城市建立的这种关系，他们接受这些城市的使节并在元老院里代表它们的意愿。世界各地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政治庇护权牢牢掌握在形式上是个别私人家族手中的情形。在君主制出现之前很久，这里就存在着一般只有君主才拥有的这种私人统治权。

民主制从来没有能够打破官职贵族这种基于形形色色庇护人与被庇护人关系的权力。罗马人从未想到试图以阿提卡的方式制服贵族世家的权力，亦即从未把这些氏族合并进“区”那样的区域性单元，并把这些单元提高到政治联合体选区的地位。也从未试图像阿雷奥帕古斯的权力被摧毁之后阿提卡民主制那样组成一个民的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从全体公民中抽签选出一个陪审团作为司法权威。在罗马，是元老院牢牢控制着行政权，它作为官职贵族的代表极为接近阿雷奥帕古斯。作为一个常设机构，它总是处于比每年都要变更的选任官员更有利的地位，甚至获胜的军事君主制也没有立即试图把这些贵族世家推到一旁，而只是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仅限于让他们负责已被平定的各个行省的行政管理。

罗马统治阶层的家产制结构也反映在公务行为方式中。最初的公务班子大概是由官员本身提供的。在文职行政中，下属官员的任命后来就不再由他们控制了，但军事统帅仍在相当大程度上需要他的被庇护人、自由民以及自由的私人随从和贵族世家的政治盟友帮助他行使职责，因为在战场上服役时把公务职责委托给个人指定的受托人被认为是可以容许的。军事君主国早期的第一公民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要借助他的自由民去处理行政事务，他们在那个时期确实达到了权力的顶峰。这种做法后来便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但尤其是在始终拥有大量被庇护人的克劳狄家族统治时期，私人扈从的使用已经达到如此比例：一个克劳狄皇帝可以有计划地威胁元老院，在形式上也要把全部行政管理交给他的私家臣民。像共和国晚期的贵族一样，第一公民也是在他的采邑不动产那里获得了他的经济权力的支柱，特别在尼禄统治时期，这已经到了相当巨大的规模，而且像埃及这样一些地区，尽管在法律上不是他（一直坚称）的私人领地，但事实上却是以家产制方式管理的。罗马共和国及其显贵行政机器的这些家产制和封建制特征，是一个很久以来几乎从未中断的传统所特有的，直到晚期仍在发挥着影响，尽管这时已经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这就是罗马和希腊世界之间那些重大差异的根源。

典型的差异还出现在生活方式之中。我们已经知道，在希腊，贵族男子从双轮战车作战的时代就开始在圆形竞技场上操练。agon⁽⁹⁰⁾（对抗赛）是个人之间骑士格斗和颂扬骑士英雄主义的产物，是希腊教育那些最重要特征的源泉。中世纪也有马上比武大会，尽管这两个时期具有某些相似性，比如战车和战马都处于重要地位，但仍然存在重大差异——希腊的某些正式庆典始终是以agon这种形式举行的。重甲步兵军事技术的进步不过是引起了agon内容的扩展：所有在竞技场上操练的项目——长矛格斗、摔跤、拳击，尤其是赛跑——如今都采取这种形式，因而能够在社会上得到普及。敬神的礼仪歌咏则增加了音乐诗歌比赛。诚然，贵族会在比赛中展示他们拥有的战马战车品质不凡而引人注目。但至少从形式上看，这些平民项目不得不被承认为是平等参与的项目。agon组织得井井有条，有奖金、裁判和比赛规则，它渗透了生活的各个领域。除了荷马时代的史诗以外，最终发展成为希腊世界最重要民族纽带的就是agon了，这与“蛮族人”的情形截然不同。最早出现的希腊雕塑艺术作品似乎就已经表明，裸体造型——除了武器以外一丝不挂——是希腊人的一个独特特征，它从斯巴达这个把军事训练强化到极致的地方普及到了整个希腊世界，甚至连缠腰布也不要了。

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共同体曾把agon这样的制度发展到如此重要的程度，以致让它支配了所有的利益集团、艺术实践乃至柏拉图式“辩证法”舌战那样的对话活动。到拜占庭帝国末期，竞技各方成了大众的有组织争论的形式和君士坦丁堡及亚历山大革命的载体。

古意大利民族对于这种制度一无所知，至少没有希腊古典时期的那种形式。在伊特鲁里亚，是Lucumones⁴³城市贵族统治着被蔑视的平民，他们向运动员支付报酬在庆典上表演。在罗马，居于统治地位的贵族同样拒绝这种“与民同乐”，他们的威望感绝不可能忍受像“希腊佬”那样完全无距离、无尊严地跻身于裸体体操大会，也决不会屈尊参加希腊人那样的礼拜歌舞、酒神节狂欢礼拜或者迷醉的abalienatio mentis（癫狂）。在罗马政治生活中，agon与公民大会上的雄辩和平等交锋已经像竞技场上的竞赛一样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了。演讲只是很晚才出现的，而且多数仅限于在元老院，性质上已经完全不同于阿提卡平民领袖的雄辩术了。在政治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元老们，尤其是前官员的传统和经验。为社交形式和尊严的性质定调子的是老年人而不是年轻人。能够打破罗马政治平衡的是理性的深思熟虑，而不是利用雄辩术激发民对战利品的贪欲或年轻武士的情绪亢奋。指导着罗马的始终是显贵的经验、审慎和封建权力。

注　释

1　本节标题未见于1921年出版的单行本“城市”，该单行本只有四节，本文只是接在第四节后。

2　阿提卡东南部的国有银矿。公元前483年停止了收益分配，地米斯托克利（Temistocles）说服市民把它们用于建造舰队。参阅Ehrenberg，The Greek State，85；GAzSW，18。

3　韦伯在把这种无产者解释为仅仅是正式公民的后代（proles）但不是继承人之一时，有意颠倒了这个术语在古代就已经流行的“词源说明”——古代人对无产者的解释是，对国家毫无贡献而只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的人。另请参阅GAzSW，194，215。在评价韦伯对史学研究方法的贡献时，一位德国古代史学家曾把这一点称为“独到的解释……历史科学严重忽略了［这一点］，因而自食其果”。见Alfred Heuss，“Max Webers Bedeutung für die Geschichte”，Historische Zeitschrift，vol. 201（1965），552。

4　公元前444年，一大批来自利比亚国王萨姆提克（Libyan king Psammetichos）的粮食引发了一系列根据公元前451年伯里克利法律而提起的检举控告，因为该法律规定，任何市民，如果母亲系在国外出生，该市民即不得享有公民身份。按照普鲁塔克的说法（Pericles，ch. 37），这一次约有5 000人被拒绝给予公民身份并被出卖为奴，14 040名居民被承认为有资格参与粮食分配的公民。其他的粮食馈赠似乎也曾引发过类似的事件。参阅Ed. Meyer，Geschichte des Altertums，IV/1（5th ed.；Basel：Schwabe，1954），665。

5　由于在雅典卫城建造这座神殿时有一个建筑进展滞后，公元前409年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报告工程进度，报告的一些片段（加上工程报销单）镌刻在一块大理石板上存留至今，其中还有工资率的情况，这份罕见的文献表明，正式公民甚至在奴隶工头带领下劳动。关于韦伯对希腊奴隶制问题的总体看法（以及对这份文献的进一步讨论），参阅GAzSW，139—140；在英国比较晚近的讨论，见A. H. M. Jones，Athenian Democracy，10—20 and ch. IV，passim，以及Victor Ehrenberg，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A Sociology of Old Attic Comedy（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2），ch. VII。

6　希腊的“神秘主义会众”：例如对得墨忒耳与狄俄尼索斯的狂欢礼拜；关于奴隶的参与，见Ehrenberg，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 op. cit. ，174，189f。罗马的collegia是小资产阶级礼拜与殡葬会社，有时则是纯粹的社交倶乐部，见Pauly-Wissowa，RE，IV（1901），cols. 380—480，esp，385f的“Collegium”词条。

7　百人队（centuriae）最初只是军事单元，是罗马人以军事编队举行大会时的投票单位。除了5个非战斗单元百人队和16个骑兵百人队以外，还包括根据财产状况确定的5个“阶级”组成的172个步兵百人队。各个单元不平衡的兵员实力使得较贫穷阶级处于不利地位。工匠百人队可能是源于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II，287提到的那些行业旧时的collegia，但此说遭到了其他史学家的质疑［参阅Kornemann in Pauly-Wissowa，RE，VI（1901），442］。普鲁塔克（Teseus，ch. 25）认为，前梭伦时代的身份群体demiourgoi产生于神话英雄特修斯，但它是否确曾存在，至今仍有争议，关于这一点，另见GAzSW，107，116f.，122f。

8　十人立法委员会（decemviri legibus scribendis），大概就是传说中的两个十人团，他们在公元前450年起草了《十二铜表法》。

9　在韦伯那个时代的普鲁士（以及德国的其他某些邦），单独的或者若干相邻的大地产的最基层［农村公社或Gemeinden（乡镇）］往往不受地方行政组织的辖制，并且形成了一些独立的“地产管区”（estate districts），由容克所有者或其成员之一代行公社的公法职能。这种采邑管区（Gutsbezirke）挺过了1918年革命，直到1927年被废除，当时尚存的约有12 000个。

10　罗马人按部落编队的大会（comitia tributa），比军事编队的大会（comitia centuriata，百人团民众会议）出现的晚，最初是为了选举下级官员，后来又具有了越来越大的立法功能。关于这两种大会的功能划分，见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II，300—368；G. W. Botsford，The Roman Assemblies（New York：Macmillan，1909），chs.X—XIV。

11　拉丁文eques的标准译法“骑士”（knight）令人多少有些遗憾，因为用它指称英文术语的封建联合体并不恰当。骑士团（equites）指的是那些上流商业阶层，他们的称号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特权都是源自这一事实：他们的财富使他们足以负担得起在马背上服军役。

12　盖伊·格拉古为了获得商业中产阶级的支持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限定敲诈勒索罪刑事法庭［参阅上文（三），注13］的陪审团——每次审判都要从中选出50名世俗法官——仅由骑士团成员担任。这一举措在苏拉的宪政改革中被废除，法官的席位再次归还给了元老贵族。

13　例见Plutarch，Pericles，chs. 13—14，那里列举了受益的各个行业；另请参阅French，The Growth of the Althenian Economy，153f. 的讨论，该处引用了普鲁塔克的这个段落。

14　德文版原文是“Erbanwartschaften der Sippen”（氏族继承权），但韦伯曾在别处明确指出，如果购买的土地不是复归氏族或者没有给予氏族补充继承权，大概就会对有利于儿子的遗嘱处分施加某种限制（参阅GAzSW，128—133，另见110f关于份地的论述），因此，我们认为原文错把“der Söhne”（儿子的）当成了“氏族的”。

15　正如韦伯在别处所说，村庄被毁有利于把“一种——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美洲特性”分散加诸个人田产上（GAzSW，203）。最初的村庄式聚落结构话题，好像是基于韦伯早期对罗马乡村体制的研究而提出的一个论辩性主张。参阅GAzSW，195f. 222f.229f.，那里有更细致的明确论述。

16　海军力量与城市无财产阶层的出现有关，韦伯曾在别处强调指出了其中一个因素，即：与在重甲步兵中服役相比，在海军服役的公民“只需承担微不足道的自我装备开销”，见GAzSW，40。

17　韦伯联想到了古代的“殖民地化”特征：通过公民群体的拓居在外国海岸建起的“女儿城”。中世纪的殖民地化和殖民城市的建立，尤其是在东日耳曼的斯拉夫地区，一般来说都是有地贵族和骑士团的功业。

18　关于塞琉古帝国建立的城邦以及它们与“部落”地区的关系，另见GAzSW，160f.；Ehrenberg，The Greek State，ch . III：3，passim。

19　德文为Schuldknechte。韦伯显然是用这个词指称正式的债务奴隶和以劳役抵债的nexus（因债受役者）这两种情况。关于nexum（债务奴役）契约，见第八章，（二），注33；另见GAzSW，192，210，220。

20　例如梭伦的取消债务和赎回被卖到国外的公民，见GAzSW 117f.，133f. 的讨论；另请参阅French，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Economy，10—18。

21　例如第八章，（二），注38提到的《博埃德里亚法》。

22　关于罗马的被庇护人，请参阅GAzSW，202—209。

23　指小西庇阿（younger Scipio Africanus）对西班牙努曼提亚作战时；另见GAzSW，206。

24　见Aristide Calderni，La manomissione e la condizione dei liberti in Grecia（Milano：Ulrico Hoepli Ed.，1908），200f。

25　见Calderin，op. cit. ，49 and passim。

26　指罗马的scriptores rei rasticae，即地产管理指南的作者：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大加图（Cato Major）、与西塞罗和恺撒同时的瓦罗（Varro）、帝国早期的科卢梅拉（Columella），以及公元4世纪的帕拉狄乌斯（Palladius）。韦伯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曾仔细研究过这些作者，见Die 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 ihrer Bedeutung für das Staats- und Privatrecht（Stuttgart：Enke，1891）。韦伯上面的说法大概是取材于科卢梅拉的《论农村》（de re rusica，bk . I，ch. viii）。

27　见Max L. Strack，“Die Freigelassenen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die Gesellschaft der Alten”，载Historische Zeitschrift，vol. 112（1914），1—28，esp，26。关于英国人对奴隶所有者法律连带责任的讨论，见W. W. Buckland，The Roman Law of Slavery. The condition of the Slave in Private Law from Augustus to justinian（Cambridge：Te University Press，1908）。

28　Ed. Meyer，Kleine Schriften，I（1st ed.，1910），264，372f.

29　指的“奥古斯塔祭司团”（seviri Augustales），给予外省市民的一种封号，主要授予富裕的自由民，这要看他是否“为荣誉付酬”（summa pro honore）。除了充实国库之外，受封者还必须安排竞技并为此筹集资金。他们所得到的酬报就是这个头衔和在当地竞技场里保留一个前排座席。佩特罗尼乌斯的《萨蒂利孔》（Petron’s Satyricon）粗鲁描绘的那个喜欢自吹自擂的暴发户特里马尔齐奥（Trimalchio）就是典型的奥古斯塔。蒙森说这种机构是“一种虚假的市政当局……那里除了糜费虚夸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它给这些阶层一种分享市政官职的表象，否则它们就会被排斥在外。参阅Mommsen，Römisches Staatsrecht，III，452—457；另见Pauly-Wissowa，RE，II（1896），2350f，的“Augustales”词条。

30　参阅（二），一，注3。

31　由300名武士组成的ἱερὸѕλόχοѕ，一支著名的精英部队，长期卫戍第比斯卫城，据说是由一对恋人组建；见Plutarch，Pelopidas，ch. 18f。

32　赫西奥德说，他的父亲就是作为一个小地主从小亚细亚移民到比奥蒂亚定居的（Works and Days，633—40）；这常常被作为早期土地可以自由转让以及个人可以自由流动的证据。另见GAzSW，110。

33　“父祖之财”，在对一个明显处于监护下的成年人进行审判时所用的诉讼程式会提到这些浪费以作为这种诉讼的原因之一。参阅GAzSW，198。

34　Tucydides，Peloponnesian War，bk. II，ch. 37.

35　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bk. X，ch. 4：1.

36　雅典人保护税额评定或强加某种公益性派捐义务的古怪程序。在为此目的而特别选定的一个日子里，未来的纳税人或者负责装备三层划桨战船的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看法指出另一公民更有责任或者在资金上更有能力承受这种负担。后者的选择是要么接受这种负担，要么用他的全部财产交换提出抗议的公民的财产，从而使该公民成为应纳税人，或者最后把问题提交法庭裁决——这时双方就会彼此扣押财产直到问题获得解决。参阅Pauly-Wissowa，RE，I（1894），2396—2398的“Antidosis”词条。

37　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伯罗奔尼撒战争史》，bk. VII，ch. 27），德斯利亚在公元前413年被斯巴达人占领之后有2万名奴隶——“绝大部分工匠”——逃亡。现代的权威著作对于这个数字是否包括了9年占领期间的全部逃亡人数持有不同看法，参阅Ehrenberg，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185f.；French，Th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Economy，138f。

38　Nikis，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期雅典富有的政治家兼军事统帅，据说拥有1 000名奴隶，见GAzSW，137，178；Plutarch，Nikias，ch. 4；Xenophon，Vectigalia，IV. 14—15。

39　指与瑞士那样的山区相比，那里的市民和农民军队最早获得了抗击骑士军队的某些成功（比如瑞士人1315、1386、1388年在摩加尔顿、曾帕赫、内费尔斯各州击败哈布斯堡军队）。另请参阅GAzSW，259，n. 3。

40　关于公元前478—前404年第一次阿提卡联盟的经济状况与进贡安排，见French，Te Growth of the Athenian Economy，82—106，以及186f引用的文献。

41　关于对希腊各个同盟与联盟的分析，参阅Ehrenberg，The Greek State，112—131。顺便说说，这位作者否认比奥蒂亚同盟存在一种联邦制的公民权（同上，123）。

42　亚西比德（Alcibiades，生于约公元前450年）被认为是当时极为富有的年轻人，他继承的地产估计有75英亩左右（GAzSW，137），约为加图所论及的地产规模的一半（GAzSW，210）。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60）和老加图（公元前234—前149）都有地产管理的专著。不过韦伯认为（GAzSW，148），色诺芬对农业的了解并不“比一个定居在Rittergut［德文，封建主赐封的贵族地产——译注］上的退休普鲁士官员”更多，这个比较并非有意发出的赞词。

43　拉丁化的伊特鲁里亚人给国王或地方贵族的称号，含义不详［见Pauly-Wissowa，RE，XIII（1927），1706的“Lucumo”词条］。他们的运动员“在行家看来表面上与专业运动员毫无二致，他们……靠报酬在作为观众的领主面前表演”。（GAzSW，125）

(1)　Essen、Bochum，均为德国西部工业城市。埃森位于莱茵—黑尔讷运河与鲁尔河之间，原为贵族隐修院所在地，19世纪钢铁厂和煤矿的发展使之迅速成为德国最大工业城市。波鸿是鲁尔工业区的中心。

(2)　Levantine，地中海东部地区。

(3)　本章中的“市民”一词，德文为Bürger，英文为burgher，即西方古代到中世纪在自治市镇定居的自由民，这在汉语中显然没有任何对应词，但译文又不宜繁冗，故一律译为“市民”祈读者明鉴。

(4)　Miltiades（公元前554？—前489？），希腊名将，在马拉松战役（前490）击败波斯军队。切尔松尼斯（Chersonese）位于今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欧洲一边，包括加利波利半岛。至公元前7世纪，爱奥尼亚希腊人在半岛上已建立了12个城市。后米太亚德在半岛上建立了一个移民地，当地的多隆西人拥立他为王，继而成为希腊人诸城市的僭主，并建立了一个王朝，一直延续到前493年其侄子小米太亚德把切尔松尼斯让给波斯大流士一世为止。

(5)　Grimaldi Family，意大利热那亚世家，中世纪时与菲耶斯基家族一起领导归尔甫派。14—16世纪该家族出过众多海军将领和驻外使节。

(6)　Ekbatana，Persepolis，古波斯帝国都城之一，公元前330年被亚历山大大帝焚毁。其废墟在今伊朗西南部设拉子（Shiraz）附近。

(7)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1850—1906），英国法学家和英国法律史学家。

(8)　the dynasty of the Tutmose，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期的古埃及第18王朝。

(9)　古英语，指筑有防御工事的住宅。

(10)　primus inter pares，同级或同辈中居于首位者。archon，古希腊诸城邦中最高职位持有者享有的头衔，即执政官。雅典原有三位执政官，公元487年后，以抽签方式选任执政官，约在公元680年增至九位。consul，领事，在古罗马共和国，领事由每年选出的两个首席行政官担任。到中世纪晚期，西欧商业市镇的商人常常在自己中间选出一人或数人担任商业纠纷的仲裁者，称之为“领事法官”或“商人领事”。随着这些国家的商人向各地迁徙定居，这种制度也传播开来。领事的权力因本国与贸易国之间的条约而得以扩张，逐渐扩大到所有民事与刑事管辖权，包括对本国人生命、特权和财产的保护。现代的领事主要是代表派遣国商业与海事利益的国家代理人，不是外交代表，因此不享有外交特权，除非他们同时也被任命为临时代办。doge，中世纪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共和国的总督。

(11)　gens的复数形式，罗马氏族，古罗马的亲缘群体，来自共同的男性祖先。gens一词1877年被美国人类学家L. H. 摩根引入人类学领域，用以替代被认为仅仅表示母系群体的clan（氏族）一词。

(12)　Ahmedabad，印度西部城市，位于恒河中游，水陆交通要冲，古印度教圣地。

(13)　Tyre，今名苏尔，黎巴嫩南部沿海城镇。公元前2000年至罗马时期为腓尼基主要海港。

(14)　Harun al Rashid（766—809），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

(15)　Berber，北非的柏柏尔人。

(16)　Shaf’i（767—821），穆斯林法学家，他创立的沙斐仪教法学派成为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临终前5年间写成的《雷沙来》使他获得了伊斯兰教法之父的称号。

(17)　图伦（Tulunid）王朝是第一个脱离巴格达阿拔斯王朝而独立存在的地方王朝（868—905），创立者艾哈迈德·伊本·图伦为突厥人，868年被派至埃及任副总督，到任不久即组织独立的埃及军队，控制了埃及和叙利亚的财源。877年击败哈里发的军队，翌年占领叙利亚。他统治时期（868—884）当地农工商各业获得大发展，但继位者都是无能之辈，到905年，埃及和叙利亚复归阿拔斯王朝。萨法尔（Safarid）王朝是9世纪的伊朗人王朝，统治伊朗东部地区，创立者耶古卜·伊本·莱斯·萨法尔（“铜匠”），约866年控制了故乡锡斯坦省，几年后势力便扩张到印度东北部并占有喀布尔、信德等地。其弟阿姆尔继任后于900年企图攻占河间地带，但在巴尔赫惨败，此后该王朝维持残局到16世纪。

(18)　Quraysh，又译古来氏，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出生时在麦加居于统治地位的部落，主要有10个氏族，其中一些因其成员在早期伊斯兰教中居于显要地位而著名，如穆罕默德所属的哈希姆（Hashimite）氏族以及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三任哈里发分别所属的台姆氏族、阿迪氏族和伍麦叶氏族。

(19)　乌理玛为阿拉伯文Ulama的音译，指伊斯兰国家有名望的教法学家和教义学家或由他们组成的机构。德尔维希为波斯文Dervish的音译，伊斯兰教的托钵僧、苦行僧，苏菲派教团高级成员。

(20)　Free Imperial City，又称帝国直辖市，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只属于皇帝（即德意志国王）的城市和市镇，源出于皇帝领地（个人地产）。自由帝国直辖市有时可与帝国直辖市互换使用，但仅适用于巴塞尔、斯特拉斯堡、施派尔、沃尔姆斯、美因茨、科隆和雷根斯堡7个城市，它们从教会领主手中赢得了独立，因此其地位与帝国直辖市就难以区分。欧洲中世纪时期又有许多其他市镇通过赠与、购买、武力或趁乱篡夺获得了这种地位。

(21)　古希腊城市中的公共建筑物或大厦，包括供神会堂，并用作官员或议员的聚餐场所，有时官方用以接待尊贵的市民和来访者。

(22)　Albergo的复数形式，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城市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分别由若干家族构成。

(23)　“百户”（hundred）一词最早见于英国爱德蒙一世国王（939—946年在位）的法律，原意系指100海得的区域。英国原以海得为土地划分单位，在中世纪，1海得（约120英亩，即50公顷）可耕地是一户自由农民生计所需的土地面积，征税和征召民兵都以此为基础。百户设有法院，根据习惯法排解私人纠纷、处理刑事案件，每月开庭一次，一般在露天举行，起诉人通常就是法官；郡长每年前来视察两次，其时便由他亲自进行审判。这一做法在19世纪被废除。

(24)　参阅《旧约·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

(25)　一般译为“占卜”，古罗马一种与宗教有关的行政权力，即当权者征询神的意愿，研究神是否赞同公共生活中的某些活动。占卜有不同形式，aupicia由国王或其他高级执法官主持并作出解释，auguria则由占卜官（augures）主持并作出解释。

(26)　意大利文，指带有阴谋意味的相互宣誓，由此结为“同盟会”之类的关系。下文的coniurationes系复数形式。韦伯在下一节有专门述评。

(27)　现代德语指陪审团，旧时指世俗法官委员会（board of lay judges），见本章第（二）节英译者注22。

(28)　the Viconti，原为米兰的小贵族之家，约在11世纪初取得米兰子爵的世袭官职，后以职称为姓。约13世纪末，该家族成为皇帝代表和米兰执政官，统治权扩大到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镇，14世纪中叶一度兼并波洛尼亚和热那亚，15世纪初该家族权力达到顶峰，成为米兰公爵和帕维亚伯爵，控制了意大利北方大部地区，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8世纪。

(29)　文艺复兴时期的供桌式餐具架或书架，用在这里似为比喻意。

(30)　荷兰语，指法人或公司。

(31)　Torah，犹太教名词，广义泛指上帝启示给以色列人的真道，即上帝启示给人类的教导或指引。狭义专指《旧约》首五卷，又称律法书或摩西五经。诵读律法书是犹太教礼拜仪式的一项重要内容。托拉还指全部希伯来文《圣经》，有时也包括口传律法和成文律法。

(32)　Worms，德国西南部莱茵兰—普法尔茨州城市，莱茵河左岸港口。最初是凯尔特人的居民点，公元413年成为勃艮第首府，20多年后该城和勃艮第王国遭受匈奴人浩劫，由此产生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许多传说。约600年时成为主教管区和加洛林、萨利克王朝皇帝们最喜欢的驻地。1156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城直到1801年。

(33)　指阿历克塞一世（Alexius I，1048—1118），拜占庭皇帝，康尼努斯王朝创建者，1081—1118年在位。

(34)　Enrico Dandolo（1107—1205），名门之后，曾任威尼斯驻君士坦丁堡、西西里和费拉拉使节，以鼓动进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一度推翻拜占庭帝国，扩大了威尼斯疆土而知名。85岁时当选为威尼斯共和国总督（1192—1205），任职期间曾制定法律限制总督权力。

(35)　指1356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的帝国大法《查理四世皇帝金玺诏书》（Golden Bull of Emperor Charles IV）。因钤以金玺，故名。该诏书的目的是要把德意志统治者的选举牢牢置于7名选帝侯的控制之下，并保证候选人得到多数票即可继承皇位。这样就可以不理睬教皇提出的对竞选者进行考察和对选举进行批准的要求。诏书还规定，皇帝空位时由萨克森公爵和巴拉丁伯爵摄政，这又否定了教皇的摄政要求。理论上这些特权仅限于7名选帝侯，但实际上很快就包括了所有诸侯。

(36)　Investiture Conflict，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权力斗争的惯称。争议始于对主教及隐修院院长叙任权究竟谁属这一问题。这类高级教士往往既行使宗教权也行使世俗权，世俗封建主对于他们的授职自然深感兴趣。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谴责了世俗叙任权，立即引起他与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争执。此次争执的政治后果是导致了德意志内战，皇权受损，诸侯权盛，而且形势不可逆转；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城邦在罗马教廷支持下纷纷兴起，削弱了帝国在该地区的权力。110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废除由国王向高级神职人员授予职位象征物的惯例，教会也做出相应让步，主教在受祝圣之前先向国王致敬（即候选人先成为国王的人，后成为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加里斯都二世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也包含类似的妥协。

(37)　podestà，中世纪意大利城邦最高地方司法和军事长官，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为治理反叛的各伦巴第城邦而设。自12世纪末起，各城邦纷纷独立，开始选举自己的波德斯塔，逐渐取代了执政官的团契政府。波德斯塔任期1年（后来改为6个月），通常从另一个城邦或遥远异地的封建家族中选出（韦伯在下文中称其为“旅行巡视”），以保证其在地方纠纷中采取中立态度。到19、20世纪，波德斯塔成了意大利城市市长的称谓。

(38)　Marches，英格兰和威尔士及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地区。中世纪时期，英格兰和苏格兰贵族获得国王许可后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征服和占有威尔士土地，征服者称为边境领主，随即被赋予统治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282年威尔士被征服。边境领主的领地于1354年根据成文法归附国王，领主统治权于1535年被成文法废除。该术语在苏格兰至今仍指两个庄园的分界线。

(39)　指国王或自治市市长授予自治市市民收取固定数额租金、税款及其他自治市收入的特权，为此，自治市市民必须向国王或市长交纳一笔确定数额的款项。

(40)　该词没有对应的德文词，故韦伯这里直接使用了英文词gentry，指的是拥有大量土地并有资格佩戴盾形纹章的非贵族阶层及其成员，但这个阶层成分复杂，成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寡不一，尤其是他们对于中世纪后期以降英国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故中译为“乡绅”也不尽达意，唯一比较有利的依据就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即采用资本主义雇佣方式经营农牧业。

(41)　Middelsex，英格兰一旧郡，704年特许状上首见记载。早期由伦敦市统辖，作为伦敦富商的乡间别墅区达数百年之久。1965年大部划入大伦敦。

(42)　希腊语原意为“朋友”，后用来指“扈从”。

(43)　Hittite，公元前17世纪左右在小亚细亚及叙利亚建立的强大古国，约公元前1200年为亚述人征服。

(44)　Dorian，古希腊一主要民族，传统上被认为是伯罗奔尼撒的征服者（公元前1100—前1000），然后继续移居，推进到爱琴海区域南部。他们向东最远达到过安纳托利亚。公元前8世纪开始的新移民潮把多里安拓居者带到了意大利、北非、克里米亚及黑海沿岸。多里安人最初创建的最重要城市有斯巴达、科林斯和阿尔戈斯。

(45)　Samnite，意大利中部的古代部落，公元前350—前200年曾三次卷入反抗罗马人的战争。

(46)　即拉奎拉（L’Aquila），意大利中部城市，现为拉奎拉省省会，位于罗马东北阿泰尔诺河滨丘陵上。原由古代萨比人拓居，约1240年建立城市，1257年成为主教区，中世纪为重要地区中心。

(47)　Elis，又作Elea，现称Illiä（伊利亚），伯罗奔尼撒西北角的古希腊地区和城市，以养马和奥林匹亚赛会而知名。

(48)　此词有两义，一指古代雅典的五百人会议成员，一指古代希腊废除君主政体后若干城邦的主要长官。

(49)　Demotionidai，阿提卡胞族之一，德斯利亚即为其祭祀中心。考古学家曾在此发现一块石碑，碑文中节录有关于申请加入胞族的程序。

(50)　Miltiades（公元前554？—前489？），希腊名将，在马拉松战役（前490）击败波斯军队。切尔松尼斯（Chersonese）位于今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欧洲一边，包括加利波利半岛。至公元前7世纪，爱奥尼亚希腊人在半岛上已建立了12个城市。后米太亚德在半岛上建立了一个移民地，当地的多隆西人拥立他为王，继而成为希腊人诸城市的僭主，并建立了一个王朝，一直延续到前493年其侄子小米太亚德把切尔松尼斯让给波斯大流士一世为止。

(51)　Hesiod，活动时期约为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最早的诗人之一，常被称为“希腊教诲诗之父”，有两部完整的史诗存世：记述诸神世系的《神谱》和描述农夫生活的《工作与时日》。

(52)　王位空位时期的最高当局（摄政）或临时执政的元老。

(53)　Novgorod，俄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859年首见记载，882年诺夫格罗德大公奥列格占领基辅后迁都于此，1019年基辅大公雅罗斯拉夫一世准许该城自治。曾为东欧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

(54)　该词专指伦敦市的同业公会会员。

(55)　均为意大利文，前者为长老或元老，后者为男修道院院长、修会等组织的会长或曾短期任职的执政官。

(56)　拉丁文，两执政团契的第二把手。

(57)　拉丁文，意为“受神的恩典”“蒙上帝宠爱”。

(58)　Tarpeian rock，古罗马朱庇特神庙所在地卡匹托尔山的悬崖，叛国犯由此处被抛下处死。

(59)　Helot，古代斯巴达的国有奴隶，系被征服的原住民和束缚在土地上的奴隶群，不能被出卖，只能由国家释放，被迫把生产品的固定份额交纳给斯巴达奴隶主，而且必须在军中服役。

(60)　Perioeci，古代斯巴达没有政治权利的自由市民，他们构成社会的从属阶级，经营国家的工商业并服兵役。

(61)　Lacedaemonian，斯巴达人的旧称。

(62)　Peisistratus（公元前6世纪—前527），古雅典僭主，统一阿提卡，使雅典的繁荣得以巩固和迅速发展。

(63)　Alcibiades（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政治家与军事统帅，曾在雅典挑起尖锐的政治对立，导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被斯巴达击败。Lysander（？—前395），希腊军事和政治领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斯巴达夺得最后胜利。

(64)　the Viconti，原为米兰的小贵族之家，约在11世纪初取得米兰子爵的世袭官职，后以职称为姓。约13世纪末，该家族成为皇帝代表和米兰执政官，统治权扩大到意大利北部的许多城镇，14世纪中叶一度兼并波洛尼亚和热那亚，15世纪初该家族权力达到顶峰，成为米兰公爵和帕维亚伯爵，控制了意大利北方大部地区，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8世纪。

(65)　Scala，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统治意大利维罗纳的著名家族。1387年维斯孔蒂家族兼并维罗纳城，斯卡拉家族统治宣告结束。

(66)　Este，古代伦巴第贵族后裔，意大利王公世家，归尔甫派领袖，13—16世纪末统治费拉拉，中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统治摩德纳和雷焦。

(67)　拉丁文，意为普遍裁断权。

(68)　robber baron，中世纪时在自己的领地对过往旅客进行抢劫勒索的英格兰强盗贵族。

(69)　居民比其他选区少得多但却享有同等选举权力的选区。

(70)　自愿或被迫签订以换取国王或领主所承诺的保护或减税待遇的契约。

(71)　Intendant，最早在16世纪以非常委员会形式出现的法国王室职务，该世纪末成为常设机构，主要为了中央政府的利益处理省际司法、财政和治安事务。黎塞留通过监督官抗衡各省贵族的权力，使之逐渐成为王室权力的地方代表。到法国大革命时期该官职不复存在。

(72)　Jules Cardinal Mazarin（1602—1661），法国首相，枢机主教，原籍意大利，受宠于摄政王安娜，巩固专制王权，加强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

(73)　阿拉伯文Waqf的音译，又译瓦各夫，意为“宗教公产”“宗教基金”，指符合教法的公共财物、公益事业、慈善组织、慈善基金等，如寺院土地、房产、用具、典籍等，一般来自穆斯林的捐献、遗产及寺院的有关收入。

(74)　Miltiades（公元前554？—前489？），希腊名将，在马拉松战役（前490）击败波斯军队。切尔松尼斯（Chersonese）位于今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欧洲一边，包括加利波利半岛。至公元前7世纪，爱奥尼亚希腊人在半岛上已建立了12个城市。后米太亚德在半岛上建立了一个移民地，当地的多隆西人拥立他为王，继而成为希腊人诸城市的僭主，并建立了一个王朝，一直延续到前493年其侄子小米太亚德把切尔松尼斯让给波斯大流士一世为止。

(75)　Grimaldi Family，意大利热那亚世家，中世纪时与菲耶斯基家族一起领导归尔甫派。14—16世纪该家族出过众多海军将领和驻外使节。

(76)　Pontus，古代安纳托利亚东北部与黑海毗邻的地区，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征服此地区后建立本都王国，首都阿马塞亚（今土耳其阿马西亚）。当时在表面上希腊化，但仍保持波斯的社会结构。公元前63年前后并入罗马帝国。

(77)　Erechtheion，公元前421—前405年建于希腊雅典卫城上的爱奥尼亚式雅典娜神庙。

(78)　希腊文，最初的所指比较广泛，在荷马史诗里，祭司、医者、木匠和诗人都属于demiourgoi的范畴（《奥德赛》17：383—85），即用自己的技能或本领为民众服务的人。后来又有了“手工业者”的意思，韦伯认为他们成了城邦军事组织的一部分。

(79)　Heliaea，又拼Heliaia，指古代雅典时期30岁以上雅典公民定期参加的司法大会，据传由抽签选出的6000名公民组成。另外也指该大会会所的名称。

(80)　比奥蒂亚（Boeotia），亦即维奥蒂亚（Voiotia），希腊中东部一个地区，公元前550年左右，该地区的主权国家在第比斯领导下组成比奥蒂亚同盟，几经起落，发展为一个组织严密的同盟，到公元前431年已拥有11个成员地区，每个地区向同盟政府选派一名将领（即比奥塔克）、几名法官和60名议员。

(81)　拉丁文，意为“台伯河以外”。

(82)　拉丁文，意为依附。

(83)　拉丁文，古罗马贵族的元老。

(84)　拉丁文，意为分发。

(85)　Pausanias（活动时期约为公元143—176），希腊旅行家和地理学家，有10卷本《希腊志》传世。

(86)　古代希腊的一种公民，在被征服国家领受一份土地，通常都是移居该地，但仍保有希腊公民身份。

(87)　指Dionysius（大），生卒年代约为公元前430—前367，叙拉古僭主（公元前405—前367），曾征服西西里和南意大利，使叙拉古成为希腊本土以西最强大的城邦。

(88)　Numantia，西班牙古镇，位于今索里亚省附近杜罗河上游。约公元前300年侵入凯尔特高原的伊比利亚人在早期聚居的遗址上重建，后来成为凯尔特伊比利亚人抵御罗马的中心，经受住多次进攻，最后在公元前133年被罗马军队围攻8个月后陷落。

(89)　Pergamum，古代希腊城市，距爱琴海不到30公里，现为土耳其伊兹密尔省贝尔加马镇，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存在，到希腊化时代成为最重要和最美丽的希腊城市之一，也是当时城市规划最优秀的样板。

(90)　本书第1743页已有英译者的方括号注释，此处需再稍做说明。该词系指古希腊节庆集会时举行的有奖竞技、赛车、赛马或音乐诗歌比赛，韦伯用圆括号注释强调了其中的对抗含义。

附录二　德国重建后的议会与政府

（对官员和政党政治的政治评论）

序言

这篇政论文是对1917年夏季发表于《法兰克福报》上的若干文章的修订与扩充。¹在宪法专家看来，本文并没有提供任何新鲜信息，而且也不会托庇于任何科学的权威。在终极承诺之间进行的选择不可能利用科学的工具做出。本文提出的论点不可能影响到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历史任务莫过于宪政形式问题的那些人，也不可能影响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这些任务的人。我们的论点包含了某些预测，其矛头所向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即使在现时代，不相信议会而支持其他政治力量也是合乎时宜的。不幸的是，这种论调在大学内外相当广泛的文人圈子里已经流行了将近40年，到这次世界大战期间依然如故。它的表现形式常常显得极为自大、放肆且透着倨傲的怨恨，根本不愿去理解有效议会的前提。确实，德国议会的政治成就并非无可指摘。但是，如果德国国会（Reichstag）确实应当予以抨击，那么其他一些政治制度也同样如此，而文人们对于这些制度却始终是非常尊重且常常奉承有加的。如果说这些半吊子们抨击议会制度是开了一个平庸的玩笑，那么看来就确实需要审视一下他们政治聪敏度了，因为以往没有太多考虑到他们的感受。与不抱偏见的对手——无疑也确实有些这样的对手——进行诚挚的交锋也许是令人愉快的，但是，对于一再给笔者以及其他人贴上“煽动家”“非德国人”或者“外国代理人”标签的那些圈子表示尊重，则有违德国人的正直感。毫无疑问，这些文人的绝大多数都很容易上当受骗，但也许这恰恰就是此类过分行径最可耻的一面。

据说，现在并不是处理国内问题的时候，因为我们正在忙于更重要的事情。“我们”？谁呢？肯定是指待在国内的那些人。是什么事情让他们如此忙碌？咒骂敌人？战争不是用那种方式打赢的。前线的士兵不是靠发表演说对付敌人，这种离战壕越远就越增多的叫骂声配不上一个骄傲的民族。或者，我们应该在“我们”能够缔结和约之前就“我们”必须兼并的东西发表演说并通过决议？应该说，在这个特殊问题上要遵循的原则是：如果为德国的胜利而战的军队采取的立场是“我们用鲜血赢来的一切必须置于德国控制之下”，那么待在国内的我们就有权利说：“从政治上考虑这可能并不慎重”，然而，如果军队坚持那种立场，我们就只好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我们”像一再发生的那样无所顾忌地对士兵们喊叫说，“要是我们设想的这样那样的战争目标没有实现，你们的血就白流了”，以此败坏他们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感，那么依我之见，这从纯粹人性的角度来说就是完全不可容忍的，而且只会有害于抵抗的意志。相反，仅仅重复这样一个问题也许更好：德国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她在对付一支大军，那里面的非洲人、廓尔喀人以及所有来自世界各个最荒僻角落的野蛮人已经站在了边境上准备蹂躏我们的国家。这恰恰就是事实，是人人都明白的事实，而且是能够保持住团结的事实。但是，文人墨客们却在忙于制造各种“观念”，据认为，士兵们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这些观念。我不相信这些徒劳的勾当能够让我们的士兵更轻松地履行他们艰难的职责，而且肯定极大地损害了进行严肃的政治讨论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我们在国内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回来的士兵用他们手中的选票并通过他们的当选代表使重建他们所拯救的德国成为可能。因此，我们必须排除现状造成的那些障碍，以使士兵们能够在战后立即开始重建，而不是接着卷入无聊的争论。任何诡辩都不可能魔法般驱走这一事实：［平等］普选和议会政体是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手段。当事实上只有改革才能给予士兵们对政治事务的决定性参与机会时，却抱怨说对改革的考虑“没有征求士兵的意见”，这是虚伪加无耻。

还有，据说对我们政体形式的任何批评都有可能给敌人提供进攻的炮弹。这个论点被用来让我们闭嘴已经有20年了，直到最近仍是如此。这种批评现在能让我们在国外失去什么呢？如果我们的沉疴依旧，敌人自有理由额手称庆。尤其是现在，世界大战到了再次开始外交运作的阶段，正是尽一切努力防止重蹈覆辙的好时机。不幸的是，眼下看来这个前景非常有限。但是敌人知道，或者最终将会知道，德国的民主制如果还有未来的话，它就不可能缔结一个糟糕的和约。

抱有把任何威权主义统治形式置于民族的全部政治利益之上这种终极信念的人，就让他公开地行其所信吧。他不可能被说服。然而，我们不想听到愚蠢地谈论“西欧”国家观和“德国”国家观之间的比较。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就制定国家政策而言的单纯的［宪政］技术问题。这对于一个大规模国家来说，只有有限的取舍余地。对于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来说，适合于既定时代的政体形式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这要决定于国家的政治任务。有人断言，如果我们和其他民族一样也采用那些有效的施政技术和制度，日耳曼精神就会遭到戕害。这是对德国人的潜力丧失了信心，实在可悲可叹。此外，日耳曼历史对于议会制并不陌生，而且没有什么与它截然不同的制度仅为德国人所特有。引人注目的环境因素将会证明，采用议会政体的日耳曼国家将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如果这个问题变成了民族虚荣心的目标，那就不可能是严肃的政治学，而是文人墨客式的政治学。我们并不知道今天是否能在德国出现有效的议会制重建过程。它可以因右派而受阻，也可以因左派而丧失。后一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当然，生死攸关的民族利益高于民主制和议会制。但是，如果议会制失败，旧制度复辟，也的确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后果。尽管到了那一步仍然可以因为生为一个德国人而对命运心存感激，但是人们将不得不永远放弃对于德国未来的任何重大希望，不论我们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和平。

笔者在差不多30年前曾投票支持保守派，后来又投票支持民主派，彼时曾给［极端保守的］《十字架日报》撰稿，现在则为自由派报纸写作，一直不是个积极的党派人物，将来也不可能是。为了慎重起见还应该补充说，笔者与德国的政治家没有任何瓜葛，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任何党派都不会认同笔者不得不说的一切，甚至左派也不会，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对笔者个人来说最为重要的那些内容（见下文第四节），而且碰巧这是一个各党派不会产生歧见的问题。笔者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因为最近几十年的各种事件很早以前就使笔者确信，德国的任何政策，不论其目标何在，只要宣告失败，都是由于既定的宪政结构以及我们政治机器的性质所致，而且只要环境不变，情况将会依然如故。此外，笔者认为，由军事领袖通过军事业绩，以巨大的流血牺牲为代价使这个民族摆脱政治灾变，始终就是最不可能的事情。

政体形式的技术变革本身并不能使一个民族变得生气勃勃、幸福欢乐或受人敬重，它们只能消除一些技术障碍，因而不过是达到既定目标的一些手段。也许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以审慎的自我限制，撇开我们面临的所有重大实质性文化问题就要在这里讨论的这些资产阶级平凡事务，居然能变得如此重要。近几十年的政治发展，但也包括最近那位不同凡响的正派官僚［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¹⁾］政治领导的彻底失败，事无巨细都已证明了这一点。这对于此处发表的文章中所述种种事件发生之前不久提出的分析是一种考验。²凡是没有被这些事件说服的人，也就没有任何证据能让他满意了。如果一个政治家变革政体形式，他要考虑的是未来几代人。不过，这个偶然写就的小篇什仅仅打算涉及对当代问题的争论。

以这种形式发表是由于接受了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的建议，耽搁已久则是因为还有其他一些需要专注的事务，以及11月以来那些常见的技术性印刷难题。

（一）俾斯麦的遗产

我们议会制生活的现状乃是俾斯麦亲王的长期支配留下的一笔遗产，也是他担任首相的后10年间这个民族对他所抱的态度留下的一笔遗产。任何其他伟大民族对于这种境界的政治家都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态度。对一个政治家最无拘无束的谄媚使得一个骄傲的民族彻底牺牲了自己的本质信念，这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闻所未闻的。另一方面，与这种分量的政治家产生的政策分歧也极少触发那么汹涌的仇恨，比如当时极左派和［天主教］中央党那样的情况。原因何在呢？

像1866年和1870年发生的那种划时代事件，往往在它们发生之前就已经对一代人造成了极大影响，获胜的战争是那一代人年轻时候不可磨灭的经历，但他们对于相伴而来的严重的国内紧张局势并无清晰的了解。等到这一代人成长起来时，俾斯麦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大约从1878年开始进入公共生活的这一代政治文人则分化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较大的那个群体并不欣赏俾斯麦非同寻常的老谋深算和统率之才，只是钦佩他的暴力加狡诈，以及他的政治手腕在表面上或实际上的残酷无情。另一个群体的反应则是有气无力的怨恨。后者在他死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而前者却更加有增无已。长期以来，这种支配性的态度不仅塑造出了保守派政治家的历史神话，而且塑造出了真正满腔热情的文人墨客的历史神话，当然，还有那些知识分子平民的历史神话——他们模仿的是俾斯麦的仪态，以求表明他们正当地分享了俾斯麦的精神。我们知道，俾斯麦极为蔑视这个很有影响力的群体，尽管他并不反感利用这些谄媚者，例如布施（Busch）先生及其同类。³俾斯麦曾在一份我们今天可以叫作泛日耳曼主义（Alldeutsch）的备忘录页边写道：“内容浮夸，形式愚蠢。”这指的是他曾要求作为样本的一份手稿，其作者不同于今天这种类型的代表——后者是在勇敢地服务于这个民族而不光是夸夸其谈。俾斯麦在回忆录中记录了他对保守派同类的看法。

俾斯麦有充分的理由轻视他的同类。1890年他被迫辞职时发生了什么？平心而论，他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央党的同情，因为他曾试图把中央党与刺客库尔曼牵扯到一起；⁴他不可能得到社会民主党的同情，因为他曾借助［地方］反社会党人立法的放逐条款对他们进行迫害；他也不可能得到进步党人（自由思想党）的同情，因为他曾把他们斥为“帝国大敌”。但是，为他的这些行动高声喝彩的其他人又做了什么？保守派谄媚者们占据了普鲁士各部部长的交椅并担任了联邦官职，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袖手旁观。“且等着来个新上司”——这就是事情的结局。保守派政治家坐上了帝国及普鲁士议会的头把交椅。对于这位失势的帝国缔造者他们有没有说句安慰话？他们未置一词。构成了他的追随者的各大政党，有哪个曾要求对他遭到罢免的理由做出说明？它们无所事事，它们只是转向了新的太阳。这个事件是在任何一个高傲民族的编年史上都看不到类似现象的事件。同样是这些政党，后来又相继表现得像是始终不渝地保持了对俾斯麦的热情，这使它们遭到的蔑视更加显得理所当然。普鲁士的保守派半个世纪以来从未在他们实现伟大政治目标或任何其他理想方面表现出任何“特性”，比如施塔尔（Stahl）、格拉赫（Gerlach）之类人物，还有老牌基督教社会党运动的成员以各自方式拥有的那些目标和理想。⁵只有在他们的财政利益、他们对官职俸饷的垄断、他们的官职庇护权或者——这是同一回事——他们的选举特权受到威胁时，他们的政治表决机器才会无情地转动起来，甚至会把矛头对准国王，这时，整个令人悲哀的“基督教的”“君主制的”“民族的”空谈机器也会跟着开动起来，而同样是这些夸夸其谈，如今却被那些先生们谴责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套话”。俾斯麦去职多年之后，他们的物质利益——尤其是——受到了关税问题的困扰，这时，也仅仅是这时，他们才想起来俾斯麦是他们的人，也仅仅是从那以后，他们才非常严肃地自称是俾斯麦之道的捍卫者。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对于这些把戏，俾斯麦唯有嗤之以鼻，这有他的私下言论为证。谁能为此而责怪他？不过，对1890年这个民族给出的那幅政治成熟的漫画感到羞愧难当，不应模糊我们对这一事实的认识：他的党徒这种有辱尊严的表现，可叹正是俾斯麦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他企望并且深思熟虑地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让议会和政党领袖在政治上无能为力。

没有任何掌握了权力而又无需对议会负责的政治家曾经有过俾斯麦在1867—1878年间拥有的那么富于政治禀赋并乐于合作的议会盟友［民族自由党］。人们完全可以对那时民族自由党领袖们的政治观点提出异议。当然，在外交手腕和思想活力方面不可能把他们与俾斯麦相提并论；和他相比，他们看上去最多也就是中等水平，但所有其他的德国政治家和绝大多数外国政治家同样如此。往最乐观处说，也要几百年才能出现一个天才。不过，假如我们的政府现在和未来都能掌握在民族自由党领袖们那样水准的政治家手中，我们也可以感谢命运了。如果政治文人们非要让这个民族相信，直到现在为止德国议会仍然毫无办法产生出伟大的政治禀赋，则无疑是对事实最厚颜无耻的歪曲之一。用现在这种俯首帖耳的作派去贬斥本尼希森（Bennigsen）、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与弗尔克（Völk）这样的议会领袖或者普鲁士爱国者瓦尔德克（Waldeck）这样的民主派⁶不配“日耳曼精神”的代表地位，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毕竟，“日耳曼精神”在［1848年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²⁾中至少也像在官僚当中一样强烈，而且肯定比这些先生们的墨水瓶里的更多。德国国会全盛时期的这些人物有一个很大的长处：他们知道自身的局限性，并且认识到了他们过去的错误和俾斯麦非凡的思想优势。他在任何其他地方——即使后来的［左翼自由主义］脱离派当中——都不曾有过像这个圈子那么热情洋溢的个人仰慕者。有一个事实尤其能够说明他们的人格境界：他们彻底摆脱了对俾斯麦的优势产生的怨恨。了解他们的人肯定完全不相信他们当中的所有主要人物会与这种指控沾边。对于所有熟悉事件进程的人来说，俾斯麦猜疑这些人曾想颠覆他，肯定显得像是妄想狂。我从他们的领袖那里一再听到，⁷他们认为，如果总是能够再现一个新的俾斯麦，那么君主专制——即由一位天才进行统治——对于德国来说就是最好的政治组织。这是他们的真诚信念。当然，他们过去曾与俾斯麦进行了有力的斗争。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也了解他的局限性，而且并不准备做出任何卑怯的思想献祭。诚然，他们愿意自我克制和他达成妥协以免决裂；针对那些威胁要放弃对他们的支持的选民，他们做出了一些策略性的考虑，但实际上他们比选民可能容许的程度走得更远。民族自由党领袖们不想争取更大的议会权利，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预料到其中的受益者将是中央党，还因为他们认识到，和俾斯麦的冲突既可能导致议会的作用长期失效，也可能导致俾斯麦的政策长期失效。“那将再也一事无成”——这是19世纪80年代众所周知的牢骚话。这些领袖们经常在内部人圈子中表达的最终意图，就是要挽救这位大人物统治期间的那些制度，而帝国领导权在适应了资质比较寻常的政治家之后就要依靠那些制度保持连续性。他们所看重的这些制度就包括了议会，一个有能力积极参政，有能力吸引不同凡响的政治干才和强有力政党的议会。

这些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们知道，实现这个目标不能单靠他们自身。1878年俾斯麦大变卦时，我曾多次听到他们当中有人说过，“无需什么了不起的政治手腕就可以摧毁或者重创一个处在我们这种脆弱地位上的党。但如果发生了这种事情，却不可能接着产生出另一个愿意进行理性合作的大党。诉诸利益集团并借助于零星政治庇护的制度进行统治也许是必要的，尽管可能会由此出现最严重的政治动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人们可以对这个党的某些政策持有异议，但正是由于它的首倡，宪法中才设立了首相职位（本尼希森的动议），民法典才获得了全国性的统一（拉斯克的动议），德意志国家银行才得以建立（班贝格的动议），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帝国的多数伟大制度归功于这个党，它们至今仍在证明着自己的价值。在事后批评该党的策略很容易，但必须始终考虑到它在面对俾斯麦时的困难处境。可以用来说明它的衰落的一个因素，就是这种纯粹政治取向的政党的天然困境，但它也因在当时的经济与福利问题上固守过时的经济信条而受到困扰——不过在所有这些方面各个保守派政党并没有干得更好。1866年之后民族自由党的宪政改革观念与俾斯麦的目标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常被人指摘的什么目光短浅，而是因为一些实际上是特赖奇克（Treitschke）所指意义上的“统一的”理想，这是一些当时出于非政治原因已被我们抛弃的理想。⁸总之，后来的发展已经完全验证了民族自由党人的基本政治假设。

民族自由党人未能完成他们所选择的政治任务并四分五裂，归根结蒂并不是因为有什么本质原因，而是因为俾斯麦无法容忍任何自治性权力——不管是在内阁中还是在议会中。确实，他向各个议会领袖提供了内阁职位，但他们发现，他从一开始就做出的精心准备使他能够根据纯粹个人的理由随时掀翻他所怀疑的任何一个新同事。总之，这是本尼希森［在1877年］拒绝接受这种任命的唯一动机。俾斯麦的内政唯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阻止任何强大而独立的政党的巩固。他的主要手段是［1878—1890年的］军事预算和反社会党人立法。此外，他还极为审慎而老练地操纵了经济利益集团在关税政策问题上的冲突。

据我所知，在军事问题上，民族自由党政治家的基本立场是这样的：他们愿意保持似乎是必须那么大的额定军队规模，而且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由此，［1862—1866年间］普鲁士宪法冲突的旧争端即可被置诸脑后，至少可以为了帝国的利益而消除这个煽惑骚动的根源。⁹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年度拨款法案中简要确定核准的兵员。这些领袖相信，以这种方式进行必要的扩军就不会引起国内骚动和国际上的反响；特别是，军队能够以更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要求得到更多的拨款，而如果把这个技术问题与国内官僚统治的权力利益搅和在一起，情况就不会这样，结果将是，军队问题每七年就会爆发成为一场给全国稳定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轰动，并将爆发“帝国的军队还是议会的军队？”这种口号下的激烈选战。这是一个高度欺骗性的口号，因为军队可能会仅仅成为一支得到一年拨款而不是七年拨款的议会军队。由于七年拨款不管怎么说在很大程度上始终都是一种虚构，情况就更其如此。德国国会在1887年被解散，仅仅是因为这一争端：额定军队兵员——而保持额定兵员是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都同意的——应当每三年还是每七年决定一次；三年拨款案则被宣布为是“攻击君主特权”。但不过三年之后的1890年，一个有关额定军队兵员的新法案被提交给了议会，温特霍斯特¹⁰没有忘记轻蔑而理由十足地指责其对手的这种反复无常。已被掩盖起来的普鲁士宪法冲突时期关于军队问题的旧争端，就这样转到了联邦的层面上，军队的角色成了政党政治的主题。必须认识到，这恰恰是俾斯麦的意图所在，他把那个煽动性口号看作一个赢得皇帝的手段，他度过了宪法冲突，对德国国会和敌视军队的自由主义政党满腹狐疑，同时又对民族自由党自己的选民败坏他们的名声，说他们是议会预算权的叛徒，因为他们接受了七年拨款法案（Septennat）。反社会党人立法可以说也是同样情况。民族自由党人愿意长期迎合俾斯麦，甚至进步党人也支持那些使他们所说的“煽动阶级仇恨”成为一种普通刑事罪的规定。但俾斯麦想要的却是紧急事态立法本身。在第二次刺杀皇帝企图引起的轰动期间［1878年］，俾斯麦甚至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调停他与德国国会的分歧就解散了它，这只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机会去摧毁那个当时唯一强有力的政党。¹¹

俾斯麦成功了。但是结果呢？俾斯麦本应与某个不顾一切反对声音和他保持密切关系，而且从帝国建立之初就与他合作的议会政党达成妥协，但他没有，而是一劳永逸地依靠着那个直到他生命尽头都对他抱有刻骨仇恨的天主教中央党，该党在议会之外的权力基础是俾斯麦无法动摇的。后来当他发表关于民族的青春期（Vöcker frühling）正在逝去的著名演讲时，温特霍斯特冷嘲热讽但再次正确地回应道，是他本人毁了这个一直支持他的伟大政党。当民族自由党提出特别议案保卫德国国会提高税收的权利时，俾斯麦一口回绝说，这将导致“议会统治”，但最后，他却在同一问题上向中央党做出了让步——以可能是最糟糕的形式，即根据所谓弗兰肯斯坦条款的“报酬”段落做出的让步，普鲁士甚至更糟糕，还附加了赫恩（Huene）法案（尽管后来只是因为面临巨大困难而被撤销）。¹²此外，俾斯麦还不得不吞下在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中——即文化斗争中——国家权威遭到了重创这一苦果［作为这些税收的一部分代价］，因为他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了完全不当的手段，而且既徒劳又极不诚实地拒绝为此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他的反社会党人法令却给社会民主党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竞选口实。帝国的社会福利立法在俾斯麦手中也变成了鼓惑宣传，而且是非常拙劣的鼓惑宣传，不管这种立法本身被认为多么宝贵。保护劳工的立法对于保存民族的人力资源毕竟是不可或缺的，但他认为这是干预主人的权利而予以拒绝，有些论据琐碎得令人难以置信。出于同样的原因，他利用反社会党人立法的规定，采取警察措施摧毁了工会这个唯一可能的工人阶级现实利益的代表机构。由此，他驱使它们的成员转向了最极端的纯粹政党政治的激进主义。另一方面，俾斯麦又仿效美国的某些做法，自信能够通过由公共基金或强制性私人基金提供福利待遇而培养一种对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政治感恩。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因为任何指望博得政治感恩的政策都会以失败告终。对于政治善举而言，《圣经》的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报酬。”⁽³⁾我们已经优抚了病人、伤残人、退伍军人和老年人。这无疑令人感佩。但我们却没有提供维持身心健康所必需的那些保障，而且不能保障那些身心健康者冷静而自尊地捍卫他们的利益，换句话说，恰恰是劳动人口中那些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们被忽略了。

就像在文化斗争中一样，俾斯麦在这里也毫不顾及所有重要的心理考虑，尤其在对待工会的问题上，他忽视了一个关键之处，这让一些政治家至今仍然感到无法理解：一个希望把大规模军队的精神奠定在荣誉感和团结一致基础上的国家，就不应忘记工人在日常生活与经济斗争中的荣誉感和团结感乃是大众教育唯一决定性的道德力量，因此，必须为这种情操松开缰绳。在一个必将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时代，这就是“社会民主”的政治含义，舍此无他。但我们至今仍在品尝着反其道而行之的后果。俾斯麦已经给他自己造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气氛，如果1890年他仍然在职，这种气氛留给他的唯一取舍就是，要么无条件屈从于温特霍斯特，要么发动政变。因此，这个民族在他去职时做出了完全漠然的反应就并非偶然。

考虑到通常对俾斯麦那种不加批评的，尤其是怯懦的赞美，提醒人们注意问题的这个方面发生的一个变化就恰逢其时，因为谈论俾斯麦的通俗文学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为平庸之辈的圣诞餐桌提供谈资的那些东西，这些平庸之辈喜欢的是在我们这里已经变成寻常事的完全非政治化的英雄崇拜。此类俾斯麦文学迎合了这种多愁善感，并且认为掩饰他的局限性和诽谤他的对手有利于这位英雄。但是，以这种方式不可能教育这个民族发展出政治上独立思考的习惯。公正地对待俾斯麦的敌手，毫不遮掩地指出俾斯麦厌恶人类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指出1878年以来这个民族已经不再习惯于通过它的当选代表共同决定自己的政治事务这一事实（毕竟，这种参与乃是发展政治判断的一个前提条件），都不会缩小俾斯麦的巨人身影。

那么，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俾斯麦的遗产何在呢？他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素养的民族，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远远不及它在20年前就已经达到的那个水平。尤其是，他留下了一个没有任何自身政治意志的民族，它已经习惯于认为掌舵的大政治家能够做出必需的政治决策。更有甚者，他留下了一个习惯于逆来顺受地容忍所有以“君主之治”名义做出的决策的民族，因为他滥用了君主制情感来保护他在各政党之间的斗争中谋取的权力利益；这个民族并没有准备好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俾斯麦去职后填补空缺、在攫取统治权时令人吃惊地不乏自信的那些人的资格。显然，在这方面已经付出了最为沉重的代价。这位大政治家没有留下任何意义上的政治传统。他既没有吸引来，甚至也不能忍受独立的政治头脑，更不用说强有力的政治人物了。除此之外，他不仅对那些可能的继承人——甚至是非常不确定的继承人——抱有强烈的猜疑心，而且还把他一个儿子实际上极为平庸的政治才具高估到了惊人的程度，这真是民族的不幸。¹³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议会，这就是他的巨大声望带来的纯粹消极的结果。众所周知，俾斯麦去职并亲自品尝了现状的苦果之后，他曾自责铸成了一个大错。然而，议会没有权力还意味着，它的思想水准大大降低了。我们那些非政治化的文人墨客营造的天真的道德传奇颠倒了其中的因果关系，而且还坚持认为，正是因为议会制生活的水准低下，所以只能无权无势。但是，简单的事实和思考就能揭示实际的事态，这对任何一个严肃反省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议会的水准不仅取决于它是否在讨论大问题，而且取决于它是否对这些大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它的品质取决于它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者它是否在仅仅充当一个统治的官僚系统不大情愿地加以容忍的橡皮图章。

（二）官僚统治与政治领导权

一、官僚统治与政治

在现代国家，实际的统治者必然且不可避免地就是官僚系统，因为权力的行使并非通过议会的演说，也不是通过君主的文告，而是通过日常的行政管理，实际上就是通过军事和民事官员。即便现代的高级军官，也是根据“职务”指挥作战的。正如所谓向资本主义进步就是衡量中世纪以来经济现代化的确凿标准一样，向官僚制官员进步则是同样确凿的衡量国家现代化的标准，不论那是君主制国家还是民主制国家，而这种官员的特征包括，正式的雇用、薪金、养老金、升迁、专业训练、功能化的劳动分工、清晰界定的管辖权范围、文牍程序、等级制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至少在那种并非实行轮流行政的小型政区，而是由大规模人口组成的国家中就是这样。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一样，也会消除封建制行政、家产制行政、家长制行政或者由其他显贵担任的名誉或世袭官职，而代之以雇用的公务员。他们就是对我们的日常需求和问题做出决定的人。在这方面，掌握军事权力的人，即军官，与文官并无不同。现代的大规模军队也是一种官僚制军队，军官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官员，他们有别于骑士、酋长、佣兵队长或者荷马时代的英雄。军事效能依赖于官僚制的纪律。官僚制在自治市行政中的推进与那种普遍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共同体越是庞大，这种发展就越是迅速，或者地方自治就越是让位于技术与经济联合体。在教会方面，1870年［梵蒂冈会议］的最重要结果并不是被广泛争论的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而是［教皇］的普遍委任主教制，它产生了教会官僚制（Kaplanokratie）并把主教和教区教士单纯变成了罗马教廷中央权力的官员，这与中世纪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样的官僚制趋势在我们时代的大规模私人经营活动中也占据了优势，经营规模越大，情况就越是如此。从统计数据来看，私人企业带薪雇员的数量比体力劳动者增长得更快。

如果我们的文人墨客相信，私人企业办公室里的非体力劳动者与政府办公室里的脑力劳动者有着最起码的差别，那就非常可笑了。从根本上说，两者是同一回事。就社会学意义而言，现代国家犹如工厂一样也是一种“经营”（Betrieb）：这恰恰是它的历史特性。两者的权威关系有着同样的根源。手工业者、包出制下的生产者、自由的庄园农民、康门达关系中的外出合伙人、骑士和家臣，他们的相对独立性都是依赖于他们对承担经济、政治和军事功能及维持生计所需的工具、补给品、资金和武器的所有权。相比之下，工资劳动者、行政和技术雇员、学术机构中的助手以及公务员和军人的等级制依附性则是由于如下事实：他们从事经营和维持生计所不可或缺的手段，全都控制在经营者与政治统治者手中。例如，俄国的多数军人［到1917年］已经不愿继续把战争打下去了，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毁灭和生存的手段全都控制在利用它们把士兵赶进战壕的那些人手中，正如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者把劳动者赶进了工矿企业。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事实是：劳动者与物质的生产手段、毁灭手段、行政手段、学术研究手段以及总的来说与财政手段的“分离”，乃是现代国家——就其政治、文化和军事领域而言——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共同基础。在这两种情况下，对这些手段的处置权都掌握在这样一种权力手中：它得到了（由法官、文官、军官、工头、职员和军士组成的）官僚制机器的直接服从，或者只要它需要，这部机器可招之即来。今天的一切组织都有这样一部同样典型的机器，它的存在和功能是操作手段集权化带来的不可分离的因与果，事实上，这部机器正是集权化所采取的形式。经济领域日益增强的公共所有权，在今天就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日益增强的官僚化。

向官僚制国家的“进步”，即按照理性制定的法律和规章进行司法裁判和行政管理，在今天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营主要依靠的是计算，并以一个合法的行政系统为前提，这个系统的功能至少原则上可以根据固定的普遍规范被理性预测，就像一个机械装置的预期性能。现代资本主义经营不可能接受通常所说的“卡迪司法”，那是按照法官的公平感逐案进行裁判或者按照其他无理性的发现法律的手段进行裁判的司法，这在过去可谓随处可见，至今仍存在于东方地区。现代资本主义经营与亚洲地区以及我们自己过去的神权政治统治或家产制统治同样格格不入，这种行政是以家长制方式随意操作的，或者是按照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无理性的传统进行操作。卡迪司法以及相应的行政往往非常腐败，但也正是由于它们的无理性特点，才有可能使贸易商、政府供应商的资本主义以及四千年来人们熟知的所有前理性类型的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而且常常十分繁荣，以政治、战争和行政为生的冒险家与掠夺者资本主义则尤其如此。然而，与这些古代的资本主义获利形式截然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的独有特征是以理性技术为基础的严格理性的劳动组织，这在任何无理性构造的国家中都没有得到发展，而且在它们那里也绝不可能出现这项发展，因为这种投入固定资本并依赖精确计算的现代组织，一旦遇到法律和行政的无理性就太容易遭到摧残。它们只能出现在这样的环境下：1）比如英国，那里法律的发展实际上是控制在法律人手中，他们在服务于资本主义委托人的过程中发明了适用的商业交易形式，而且严格遵循判例——这意味着严格遵循可计算的模式——的法官也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或者2）有着理性法律的官僚制国家，那里的法官多多少少像是一台自动造句机，从它的顶端投进法律文书再加上成本和手续费，就可以指望从它的底部吐出大体上言之成理的判决——这就是说，它是一部其功能大体上是可以计算或者可以预期的机器。¹⁴

二、政党政治的现实与社团国家的荒谬

政党内部的官僚化也是以经济和公共行政领域中的同样方式向前推进的。

政党的存在并没有得到任何宪法的承认，至少在德国，也没有得到任何法律的承认，尽管如今它们对于官僚制下的被统治者——公民——来说已是最重要的政治载体。政党实质上是一些自愿建立的组织，它们的基础就在于不断招募新的成员，不管它们有多少手段可以用来长期约束自己的门徒。这使它们有别于那些根据法律或契约以规定明确的成员资格的组织。今天，政党的目标始终是在谋取政治职位的选举中或者在一个表决机构中吸引选票。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显贵群体指挥着一个由既得利益成员组成的坚定核心层，这种核心层的等级制组织程度大为不同，但如今多半都实现了官僚化；政党的资金来自富有的发起人、经济利益集团、谋求官职者以及缴费成员的支持。通常都会有多种这样的资源可供利用。这个核心层还会定出党的纲领与策略并推举候选人。即使在一个构成形式非常民主的大规模政党中，选举人和绝大多数普通党员也并不（或者仅在形式上）参与规划纲领和推举候选人，因为非常自然，这种政党会发展出一个带薪官员群体。选举人所能发挥的影响仅仅在于，纲领的修改和候选人的推举要取决于能否赢得他们的选票。

从道德上抱怨竞选的性质，抱怨不可避免的少数人对纲领和候选人的控制，这不可能消除政党本身，充其量只能非常有限地改变它们的结构和运作方法。构成一个活跃的政党核心层的条件（比如建立工会的那些条件）以及竞选战场上的“战法”，可能要受到法律的调整，比如像在美国反复发生的那样。但是，如果存在着一种活跃的议会制代表权，那就不可能消除政党之间的斗争本身。然而，某些文人墨客却翻来覆去、头脑错乱地坚称，这是可能的，或者是应该做到的。自觉不自觉地，这种看法成了许多如下建议的依据，即用职业界别的选举团体取代（平等或渐进）普选基础上的议会，或者让这些彼此熟悉且拥有社团性职业群体的团体同时发挥议会选举集会的作用。但是，只要形式上的职业身份——它在选举法中将不得不依赖某些外在标准——不能接着告诉我们它的经济与社会功能，这就是一种根本站不住脚的主张，何况任何技术发现、任何经济变迁以及任何新的领域都会改变这些功能，从而改变形式上同一职业的含义和它们之间的数字关系。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也不适用于它所声称的目标。如果说有可能通过商会或农会之类的职业团体来代表全体选民并由这些团体构成议会，那么显而易见就会产生如下结果：

1）除了这些因法律上的束缚而凝聚起来的组织以外，还会继续存在那种自愿结成的利益集团，比如与农民协会（Bund der Landwirte）及各种雇主联合会并存的还有商会和农会。此外，同样是自由招募基础上的政党也无法想象会消失，只能是让自己的策略适应新局面。这种变化未必更有益处，因为资金赞助人以及对资本主义依附关系的利用，还会继续像过去那样至少是不受控制地影响这些社团性职业组织中的选举。

2）只要这些职业组织的构成成分开始影响议会选举和职位庇护权，它们的实质任务的题解就会淹没在政党政治的权力斗争骚乱之中，因此，它们所汇集起来的将不是有能力的专家，而是政党的代表。

3）议会将变成纯经济利益集团之间单纯进行妥协的市场，没有任何针对总体利益的政治取向。对于官僚系统来说，这将增大挑动经济利益集团彼此对立以从中牟利的机会和诱惑，以及扩张根据职位和契约彼此庇护的制度以维护自身权力的机会和诱惑。任何对行政的公共控制都将归于无效，因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关键动作与妥协都将在非公共的联合体紧闭的大门后面做出，甚至会比以前更不可控制。在议会中，从这种局面下获得优势的将是精明的商人而不是政治领袖；这种性质的“代表”机构是可以想象到的最不适于按照真正的政治准则解决政治问题的地方。凡此种种，对于理解这些问题的人们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安排不可能削弱资本家对政党和议会的影响，更不可能消除或至少净化政党机器。相反的事态倒是可能发生的。政党根据自由招募原则运作，这一事实便阻止了国家对它们的调整，无法理解这一事实的那些文人墨客大概只愿意承认按照公法建立的组织，不愿承认在今天的社会秩序战场上出现的自发组织。

现代国家中的政党主要是基于两个不同的原则。它们实质上可能是谋求职位庇护权的组织，比如宪法解释的巨大分歧结束以来美国出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把它们的领袖推到最高位置上，以使他能向追随者——党的固定竞选班子的成员——分配国家官职。由于政党并没有根本性的原则，它们主要是靠写进纲领中的那些要求相互竞争，指望用那些要求对选民产生最大的影响。这种政党类型在美国非常清晰，因为那里尚不存在议会制度。民选的美国总统和他的参议员们控制着大量联邦职位的庇护权。尽管由此而产生了腐败，但这种制度却深得民心，因为它阻止了一个官僚集团的崛起。只要这种哪怕是由半吊子进行的最糟糕的管理由于经济机会无限丰富而得到容忍，它在技术上就是可行的。如果越来越需要用受过技术训练的、把担任官职作为一种生涯的官员取代党的被庇护人与临时性官员，党的俸禄就会逐渐贬值并且不可避免地产生出一个欧洲式的官僚系统。

政党的第二种类型基本上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政党（Weltanschauungspartei），它们的目标在于实现根本性的政治理想。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天主教中央党与官僚化之前的社会民主党，就是这种类型的相对纯粹形式的代表。总的来说，政党都会兼有这两种类型的表现：它们既有传统上形成的、仅在程度上可以改变的根本目标，也渴望控制职位庇护权。尤其是，它们渴望把自己的领袖推上主要的政治官职。如果它们在竞选斗争中获胜，其领袖和党内要员就能在本党执政时期向他们的追随者提供有保证的国家官职。这是议会制国家的通例，因此，意识形态政党也会循此途径。在非议会制国家［比如德意志帝国］，政党并不控制最高官职的庇护权，但那些最有影响的政党通常可以迫使支配性的官僚系统向本党的被庇护人，以及向那些通过自身与官员的关系网得到推荐的合格候选人让出一些非政治职位，就是说，这些政党可以运用“次级”庇护权。

最近几十年间，在竞选技术的理性化过程中，所有政党都采用了官僚制的组织形式。不同的政党在这项发展中处于不同的阶段，但至少在那些大规模的国家中，这个总的方向是一清二楚的。约瑟夫·张伯伦在英格兰的“考科斯会”，大名鼎鼎的政党“机器”在美国的发展，以及各地——包括德国——政党官员与日俱增的重要性，都是这个过程中的类似阶段；很自然，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进展最为迅速，因为该党是最民主的政党。中央党是教士的组织（Kaplanokratie）发挥着政党官僚系统的功能，普特卡默（Puttkamer）内阁［1881—1888］以来的普鲁士保守党则是由县和地方的国家统治机构或隐或显地发挥着这种功能。政党的权力主要依赖于这些官僚系统的组织效能，政党合并遭遇的困难更多的是来自政党机器之间的相互敌视，而不是纲领之间的分歧。欧根·李希特（Eugen Richter）与海因里希·李克特（Heinrich Rickert）分别保留了自己在进步党内的地方组织，这一事实就预示着该党的最终分裂。¹⁵

三、官僚化与文人的幼稚

当然，不同类的官僚系统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比如民政和军政官僚系统之间，国家和政党官僚系统之间，共同体、教会、银行、卡特尔、生产合作社、工厂以及利益集团（比如雇主联合会或农民协会）的官僚系统之间。无薪的显贵和利益集团的参与程度也大不相同。党老大并不是个官僚，股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也不是官僚。在所谓“自治”（self-government）的不同形式下，无论是显贵，也无论是被统治者或纳税人的当选代表，都可能作为一种合作群体或者作为单独的机关与官僚系统共事，或凌驾于或从属于这个系统，并具有共同决策、监督、顾问，有时还有执行的功能。最后这个现象尤其会出现在自治市的行政中。然而，我们这里并不关心这些制度，尽管它们不无实践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在这里并不讨论我们可以为德国感到骄傲的许多制度以及某些的确堪称典范的制度。但是，如果文人们想象治理一个大国与任何中等规模的城市自治基本上是同一回事，那就是非常可怕的错误了。政治就意味着冲突。）就我们的讨论范围而言，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在大规模联合体的行政中，训练有素的职业官员始终会构成这个行政机器的核心，他们的纪律性是获得成功的绝对前提。联合体的规模越大，它的任务越是复杂，特别是，它的存在越是依靠权力（不管它卷入的是市场上的、竞选中的还是战场上的权力斗争），情况就越是如此。政党的情况尤其如此。由地方显贵担纲的政党行政制度注定会消失，尽管它仍存在于法国（那里议会的惨状应该归因于缺少官僚化的政党）和德国的一些地方。中世纪时地方的贵族行政曾经支配了所有类型的联合体，至今仍然通行于某些中小规模的共同体中，但是，现在的那些“受尊敬的公民”“科学带头人”或者被贴上诸如此类标签的人，却只是被用作广告招牌，而不是关键性日常程式的执行者。出于同样的原因，各种装饰性的显贵人物也出现在股份公司的董事会上，教会巨头出现在天主教大会上，真真假假的贵族出现在农民协会的集会上，那些在政治事务上一般都没什么头脑的知名历史学家、生物学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专家们，则被卷入了发战争财和追求选举特权的泛日耳曼鼓吹者的骚动之中。在所有的组织中，越来越多的实际工作都是由带薪雇员和各种官员经办。其他的一切都变成了橱窗展示。

正如意大利人和在他们之后英国人发展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形式一样，拜占庭人和在他们之后的意大利人，然后是专制主义时代的领土国家、法国的革命性集权主义以及最后——超越了所有这些之上的——德国人，则完善了对所有支配形式的理性的、功能性的专业化及官僚化组织，从工厂到军队与公共行政，莫不如此。就目前来说，德国人只是在政党组织的技术上不及别人，尤其是不如美国人。现在的世界大战意味着这种生活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它无论如何都会向前推进的。大学、工商学院、职业学校、军事学院以及所有可以想象到的各种专门学校（甚至还有新闻学院），在战前就已经回荡着学校对招生的关切以及毕业生对薪俸的追求所激发出来的迫切呼声：专业考试应当成为在公私官僚系统中所有高薪和——尤其是——稳定的岗位上任职的前提，文凭应当成为一切获得社会声望（与自认为所属的“上流社会”圈子通婚及社交）的要求之基础，报酬形式应当是合乎社会体统的、有保障的“薪金”［而不是“工资”］以及养老金，最后，薪金应当随着资历而增加和提高。由此产生的结果在政府机构内外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对于政治生活的重要性。在所谓“1914年的德国观念”背后，在文人们委婉地叫作“未来的社会主义”背后，在“有组织的社会”“合作经济”等口号以及种种类似的当代话语背后，都有一个确凿的事实，那就是普遍的官僚化。即便它们的目标背道而驰，也会始终推动官僚制的崛起。确实，官僚制显然不是唯一的现代组织形式，正如工厂显然不是商业经营的唯一类型一样，但是，两者都决定着现时代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时代的性质。未来属于官僚化，并且显而易见的是，对此，文人们还会履行他们的天职——为正在积极进取的权力发出一片喝彩声，正如自由放任主义时代他们在同样的时机，以同样的幼稚所表现的那样。

官僚制不同于现代理性生活秩序的其他历史性力量，因为它远更持之有恒，且令人无可逃避。历史表明，举凡官僚制占了上风的地方，例如在中国、埃及和较低程度上的晚期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只要支撑着官僚制的那种文化没有陷入总体崩溃的过程，它就不可能再次消失。不过相对而言，这些还都是高度无理性的官僚制形式，即“家产制官僚制”。与这些较古老的形式相比，现代官僚制有一个使它的“无可逃避”性质更加明确的特征：理性的专业化及训练。中国的官员不是专家，而是受过文学与古典文化教育的“君子”。埃及、罗马晚期和拜占庭的官员更接近我们所指意义上的官僚，但是，与现代的任务相比，他的任务极为简单和有限，他的态度部分是受传统约束的，部分是具有家长制的，因而是无理性的取向。与过去的商人一样，他是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现代的官员接受了一种必然会日益符合现代生活理性技术的专业训练。一切当今世界的官僚制都是在这条道路上运行的。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应当归因于这一事实：其他的官僚制在战前都没有我们走得远。比如，旧时美国的受庇官员是个具有相关“技能”的竞选“专家”，但他绝不是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官员。腐败的根源并不像文人们声称的那样是在于民主制本身，而是在于缺少专业素养，如今崭露头角的受过大学训练的文职官员就没有这种现象，比如现代英国官僚系统就是这种情况，它正在越来越多地取代显贵（“绅士”）的自治。凡是现代专业化官员占据主导地位的地方，他的权力都被证明实际上是不可摧毁的，因为满足了他最基本需求的整个组织都要依靠他的运作模式。逐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在理论上是可以想象的，尽管肯定不如某些并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文人所梦想的那么轻而易举，而且肯定不是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不过我们可以假设，未来的某个时候私人资本主义将被消灭。那么实际结果将是什么？摧毁现代工业劳动的钢铁构架？不！废除私人资本主义仅仅意味着，国有化或社会化经营活动的高层管理也变成了官僚制管理。普鲁士国有矿山与铁路的带薪雇员及工人的日常劳动条件，与大规模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营中的条件相比，真的能看出什么差别吗？确实，前者甚至更少自由，因为与一个国家官僚系统的任何权力斗争都是没有希望的，还因为没有向一个原则上可以限制雇主权力的机关申诉的希望，而这在私人经营中却是可能的。这大概就是全部差别了。

如果私人资本主义被消灭，进行统治的就只有国家官僚系统了。那时，私人和公共官僚系统就会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等级体系，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并驾齐驱并有潜在的彼此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牵制——这类似于古代埃及的情况，但形式上表现得更为理性，因而更加无可逃避。

一部无生命的机器就是头脑被客观化了。只有这一点才能完全像在工厂中实际发生的那样给这部机器提供权力，迫使人们为它服务并支配他们日常的劳动生活。客观化的心智也是有生命的机器——官僚制组织，其特征是它的经过训练的技能的专业化，它的管辖权的分工，它的规则以及等级制的权威关系。它和无生命的机器一起专注于建构奴役之壳，人们有朝一日也许将不得不住进去，就像古代埃及的农夫（fellah）一样无力逃避。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如果一种具有技术优势的行政在安排他们的事务时成了终极性的唯一价值的话，而那就意味着一种能够带来相应的福利利益的理性官僚制行政，因为这种官僚制能比任何其他支配结构干得更好。我们的幼稚文人们赞不绝口的这个奴役之壳，会由于把每个个人束缚于他的工作（请注意，开端就在于附加福利的制度），束缚于他的阶级（通过越来越刻板的财产分配），大概还会束缚于他的职业（通过满足国家需求的公益性派捐方法，这就意味着让职业联合体承担国家功能）而得到强化。如果像过去那些实行强迫劳动的国家一样，在社会范围内把一种与官僚系统挂钩的，实际上是从属于官僚系统的身份秩序强加给被统治者，这个奴役之壳将会变得更加坚不可摧。那时就会出现一种“有机的”社会分层，近似于东方—埃及的类型，但与后者相比可能更像一部机器那样严格理性。有谁想否认这种可能性正在孕育着未来？事实上，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对它进行的非常模糊的预测也给我们那些文人的作品投上了阴影。如果我们现在假定，这种可能性是我们无可逃避的命运，那就没有谁还会嘲笑我们那些文人的如下忧虑了，即政治与社会发展可能带给我们太滥的“个人主义”“民主”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而且，如果不消除我们现在经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我们议会中的“政党阴谋”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及“有机分层”（而这就意味着维护在唯一真正无可逃避的权力——国家与经济中的官僚系统——监管下因社会无能为力而实现的和平主义），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真正的自由”。

四、官僚统治的政治局限¹⁶

鉴于官僚化的推进已经不可阻挡这一基本事实，关于未来政治组织的形式问题，就只能以如下方式提问了：

1）如何才有可能挽救任何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自由的一切残余？毕竟，如果相信即使没有人权时代的成就，我们所有人——包括最保守的人士——也能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十足的自欺欺人。但这个问题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关，因为有关的是另一个问题：

2）鉴于国家官僚系统的日益不可或缺以及它的相应权力不断膨胀，如何才能保证那些能够牵制并有效控制这个阶层巨大影响的力量继续存在下去？即使这种有限意义上的民主，究竟如何才会成为可能？然而，这也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唯一问题。

3）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思考官僚系统本身的内在局限性时就会浮现出来。显而易见，它在公共与政治领域的效能也像在私人经济中一样有着明确的局限性。经营者的“管理头脑”和政治家的“能动精神”实质上不同于官员的文官心态。确实，同样在办公室工作的经营者也像军队领袖一样，在形式上与其他官员并无不同。如果从事一项大规模经营的总裁是一个股份公司的带薪雇员，那么他在法律上就与其他许多官员无异。在政治生活中，一个政治机关的首脑也是同样情形。政府部长在形式上就是一个有权领取养老金的带薪官员。不管根据什么宪法，他都可以被随时解职或者辞职，这一事实使他的地位不同于绝大多数，但不是所有其他官员的地位。远更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他——而且只有他——无需提供正式的专业训练资格证明。这就意味着他的地位的含义就像私人经济中经营者与公司总裁一样根本不同于其他官员。实际上，更准确地说，他被假定为一个另类。事实的确如此。倘若一个处在领导地位上的人是个抱着功能精神的“官员”，即使他非常称职，就是说，如果他只是按照条例和指令尽职尽忠地工作，那么无论让他掌管私人经营还是掌管一个政府，都将毫无用处。不幸的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就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明。

这种差异仅仅是部分产生于预期功能的性质。在具体事务上独立决策和富于想象的组织能力，通常也是对官僚的要求，甚至在更大的事务上经常也有这样的预期。认为官僚就是要专心致志于作为部下的例行公事，唯有“主管”才能执行那些令人关注并提出了智力要求的任务，这是文人墨客的先入之见，而且仅仅在一个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事务和官员业绩的国家才会成为可能。毋宁说，差异在于责任的性质，这一点实际上决定了对这两种地位提出的不同要求。官员接到一项指令，如果他认为该指令是错误的，他可以而且被认为应该表示异议。如果他的上司坚决要求执行该指令，他的责任——甚至荣誉——就是要像遵守内在的信念一样去执行，并以这种方式证明他的责任感高于他的个人好恶。至于该指令是来自一个“机关”、一家“公司”，还是一次“集会”，这都无关紧要。此即官职的精神气质。一个以这种方式行事的政治领袖理所当然会遭到蔑视。他往往要被迫做出妥协，这就意味着舍小局顾大局。不管他的主人是君主还是人民，如果他不能有效地提出这样的要求：“或者给我授权，或者容我辞职”，那么他就不是一个领袖，而是俾斯麦说的那种类型，一个可悲的恋栈者（Kleber）。“置身政党之外”——事实上是置身权力斗争之外，这才是官员的角色；为个人权力而斗争以及为之承担个人责任，则是政治家和经营者的生命线。

自俾斯麦亲王辞职以来，德国一直是被“官僚”治理着，这是他剪除一切政治禀赋造成的后果。从廉正、教养、良知和心智角度来说，德国继续维持着一个优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的军事与民政官僚系统。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军事业绩——以及总的来说还有内政业绩——已被证明就是依靠这些手段实现的。但是，最近几十年间德国的［对内对外］政策走向如何呢？我们不妨给它一个最宽厚的评价：“德国军队的胜利弥补了它的失败”。为此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我们暂且不谈，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失败？

外界认为，罪在德国的“独裁统治”。但在德国国内，拜我们那些文人墨客愚蠢的历史想象之赐，则会频频听到相反的说法，即国际性的“民主”阴谋形成了与我们作对的反常同盟。外界使用的伪善说辞是把德国从独裁统治下“解放”出来，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就要认识到它们——使用的是同样伪善的口号，即保护“日耳曼精神”免遭“民主”的污染或者免受它们所指的其他替罪羊之害。

例如，抨击德国的外交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这大概是不公正的。显然，一般来说它与其他国家的外交没什么两样。这里出现了一个混淆。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的引导——不是一个政治天才，那只能在少数国家才有指望，甚至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干才，而只是一个政治家。

五、君主的有限作用

这就使我们直接来到了对两种权力的讨论，只有它们，即君主和议会，才能与全体官员一起成为现代宪政国家中的控制与引导力量。

除非一再鲁莽行事，除非从过去的错误中没有接受任何教训，否则日耳曼各王朝的地位在战后将会毫发无损。不论是谁，只要抓住机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在深入细致的讨论之后就总是能够促使他们承认，就德国面临的特殊国际形势来说，“实际上”君主立宪是最适于她的统治形式。1914年8月4日之前的很长时间内，情况就是如此。我在这里谈论的不是“修正主义者”、议会议员或者工会会员，而是党的常任官员，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激进的官员。只需瞥一眼俄国的情况即可明白，向议会君主制的过渡——正如自由派政治家期望的那样——可以保存王朝，摧毁赤裸裸的官僚统治，其最终结果将会大大增强那个国家，而现在它却被文人“共和国”大大削弱了，不管它的领袖抱有什么样的理想主义。¹⁷在英国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英国议会的强固与这一事实有关：国家的最高职位已被永久性占据。我们这里不可能讨论仅仅一个君主的存在何以那么重要，也不可能讨论是否只能由君主来发挥这种作用。无论如何，至少对于德国来说，我们必须考虑君主的地位问题。我们不能寄望于一个王位觊觎者之间相互厮杀的时代和一个反革命的时代，因为我们的国际地位已经过于脆弱了。

然而，在现代国家，君主根本不可能抗衡无处不在的官僚权力。他不可能控制行政，因为那是一部具有专业素养的机器，而现代君主——可能除了军事事务以外——绝不可能是个专家。尤其是，君主绝不可能成为在政党机制内接受训练或者外交领域的政治家。他受到的教育，特别是他的宪法地位，全都与此格格不入。他不是在政党竞争中获得王位的，权力斗争也不是他的，而是政治家的天然环境。他并不登上政治舞台去亲身经验政党生活的严峻现实，毋宁说是借助他的特权以脱离这种现实。君主当中也有些天生的政治家，但却十分罕见。一个并非天生政治家的君主，一旦试图像沙皇那样亲自进行治理，或者借助政治手段、口笔并用进行最广义上的“鼓惑”去发挥影响，以图推广他本人的观念，表现他的个性，那就会危及他自身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那时受到威胁的就不仅是他的王冠（这也许是他的个人事务），还有国家的存续。然而，这种诱惑对于一个现代君主来说是必然会出现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面对的只是官僚的话，那就意味着议会无权无势，比如最近几十年来德国的情况。即使从纯粹的工具观点来看，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欠缺。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议会，今天的君主就要依赖官员的报告以监督其他官员的工作。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各部之间持续不断的彼此争斗，就是政治领袖缺席的这种所谓“君主”之治带来的天然后果，俄国就是个典型，在某种程度上说，德国至今也是如此。“主管”们的这种冲突多半并不涉及观点的分歧，而是个人的角力；各部之间的冲突可以被主管们利用来竞争部长职位。如果这些仅仅被看作官僚的利益，那么决定谁将任职的就是宫廷阴谋，而不是实质理由或政治领导权的性质。众所周知，个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议会制国家很常见。但要认为在君主制那里情况会不同，则实属谬见。实际上，君主制有一个额外的难题。君主认为是他本人在亲自治理，但事实却是，官僚系统在他的荫庇下享有了不受控制且不必对任何人负责的特权。君主身旁围绕着谄媚者，头上罩着浪漫的权力光环，因为他可以根据自己的心血来潮撤换当朝的大臣。然而，像英国的爱德华七世和比利时的利奥波德二世那样的君主，毫无疑问并没有杰出的人格，但却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尽管——并且正因为——他们是按照严格的议会制方式进行统治的，且从来没有扮演引人注目的公共角色，至少从来没有公开出现在议会之外的场合。如果文人墨客们把这种君主叫作“影子君主”，那是纯粹的无知；如果他们把有关这些君主品行的庸俗议论变成了一种政治判断标准，则堪称愚蠢。历史将会作出不同的评价，尽管他们的政策以失败告终，一如许多伟大的规划也以失败告终。这两位君主之一甚至被迫按照议会的权力格局更换了他的宫廷官员，但却聚集起一个世界性的联盟；另一位只是统治着一个小国，但却聚集起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至少与我们的殖民地碎片相比）。不论是一个君主还是一个大臣，只要他想取得政治领导权，就必须懂得如何把玩现代的权力手段。议会制度不过是排斥了政治上无力胜任的君主——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尽管人口规模非常之小，但却设法把各个大陆最好的地方变成了它的附庸，这是一个“守夜人国家”¹⁸吗？这种陈词滥调透出了Untertan⁽⁴⁾的满腔怨恨，实在是俗不可耐。

现在就让我们转向议会。

六、议会的强与弱，消极政治与积极政治

现代议会基本上是官僚制手段统治下的人们的代表机构。毕竟，被统治者——至少是在社会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各个阶层——某种最低限度的同意，才是任何支配能够持续下去的先决条件，哪怕它是组织得最出色的支配。今天的议会就是显示这种最低限度同意的手段。公权力要采取某些行动，必须先经议会审议之后才能颁布法令，这尤其包括预算。控制提高税收——预算权利——是议会的决定性权力手段，自从各个等级的共同特权产生以来就是如此。然而，只要议会仅仅是通过拒绝拨款案和其他立法法案，或者通过非强制性的议案支持公民对行政当局的抱怨，它就被排除出对政治事务之走向的积极参与了。这时它就只能参与“消极政治”，这意味着它要像看待一种敌对权力一样面对行政首脑，它只能得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信息，并被认为是个纯粹的障碍物，是没什么作用的吹毛求疵者以及自认为无所不知者的集会。这样，官僚系统又很容易被议会及其选民看作野心家和走狗一族，只顾让人民服从它那些讨厌又多余的活动。

如果议会实现了以下目的，局面就会不同：行政首脑必须从议会成员中产生——即真正意义上的议会制，或者他们需要议会多数表示信任才能任职，至少也必须在失去议会信任时辞职——即由议会选择领袖；因此，他们必须详尽无遗地对议会说明自己的行动，服从议会或其委员会的核查——即领袖对议会负责；进而，他们必须按照议会认可的指导方针施政——即行政由议会控制。这时，支配性政党的领袖就是在积极参政了，议会则变成了一个积极政治的因素；同时，君主也不再——至少不再完全——凭借他的正式王权进行治理，而是凭借他的个人影响，一种无论如何都很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随着他有多么审慎以及他对自己的目标有多大把握而变化。这就是人民国家（Volksstaat）的含义，不管这个术语是否恰当。相反，一个只能诉诸消极政治并面对一个支配性官僚系统的被统治者的议会，则是威权主义国家（Obrigkeitsstaat）的变种。我们这里关心的就是议会的地位带来的具体后果。

不论我们对议会政治是爱是憎，我们都不可能消除这种政治，充其量也就是在政治上把议会变得无权无势，一如俾斯麦之于德国国会。除了“消极政治”的一般后果之外，议会的虚弱还会带来其他一些结果［如果我们首先想想一个强大议会的作用，对此就能理解得更加充分］：议会中的任何冲突，不仅包含着实质问题上的斗争，而且包含着个人权力的斗争。如果议会非常强大，一般来说，君主就会把政府委托给一个决定性多数的代言人，各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则会围绕这个最高行政职位进行。由此，投入这种战斗的将是那些具有十足的政治权力本能和高度发达的政治领导品质的人，所以他们便有了接掌这个最高职位的机会；党在议会之外的存续，以及无数与党捆绑在一起的理想关切，一定程度上还有一些非常实际的关切，都需要有能力的领袖得到那个最高职位。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能激励那些具有政治气质与禀赋的人服从这种竞争基础上的选择。

假如在“君主之治”的标签下任命这种最高职位乃是官僚升迁或者有机会与宫廷相熟的结果，假如一个无权无势的议会必须服从于这种政府组成方式，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除了实质问题以外，个人抱负自然也在发挥作用，但却表现为十分不同的次要形式和方向，正如1890年以来在德国看到的那样。各政党除了代表有影响的选民的地方经济利益之外，主要关心的就是次要的下级职位庇护权。比洛首相与中央党［1906年］的冲突并不是由于政治上的分歧，实质上是因为这位首相试图屏弃中央党的庇护权利，而这种权利直到今天甚至仍在对帝国某些中央机构的人员组成成分发挥着作用。在这方面，中央党并非独此一家。各保守派政党继续保持着对普鲁士官职的垄断，只要这些利益似乎受到了威胁，就竭力用“革命”的幽灵恐吓君主。遭到长期排斥的各个政党则尽力通过经营自治市行政和公共卫生保险基金来补偿自己，并在议会中追求那些敌视政府、与国家离心离德的政策，比如社会民主党的习惯做法。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任何政党都会追逐权力，这意味着可以参与行政，因而也就是提供任职机会。就与后者有关的问题而言，我们的统治阶层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的统治阶层干得差，但他们不可能被认为应当负有责任，因为求职与庇护都是在幕后进行，而且涉及的都是不必计较文职官员人事构成成分的低级职位。我们的官僚系统又由于摆脱了个人监督而从这种事态中受益；它向各支配性政党支付的唯一代价，就是那些次要收益形式的“小费”。这一天然结果就产生于以下事实：实际上为支持或反对政府提供了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其本身并不正式负责提供最高政治职位。

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允许那些虽然是合格的官僚但却没有政治家禀赋的人待在政治领袖地位上，直到出现什么阴谋诡计迫使他们出局，并给类似的其他人物提供机会。因此，我们与任何其他国家一样有着政党庇护制，但我们却采取了不诚实地遮遮掩掩的形式，其运作方式总是有利于某些合宫廷之意的党见。不过，这种偏好远非事情最糟糕的一面。如果它至少还能提供一种机会——从这些合宫廷之意的政党中找出有能力指引这个国家的领袖，那么它在政治上也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大概只有在议会制条件下，至少也是把最高职位置于议会庇护之下，那才是有可能的。我们这里遇到的是一个体现在现行宪法中的纯形式上的障碍。

七、德国国会的宪法缺陷和领导权问题

帝国宪法第九条有言，“任何人不得同时兼任联邦参议院和德国国会成员”。因此，尽管在议会制度下，政府领袖又是议会成员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可能性在德国却从法律上被消除了。帝国首相，或者一个在联邦参议院（Bundesrat）中代表自己所属邦的大臣，或者一个帝国国务大臣，可以是某个邦议会的成员——比如普鲁士议会议员——而且可以在那里影响甚或领导他的党，但他不可能坐上德国国会的席位。这种限制不过是在机械模仿英国下院对贵族的排斥（大概是从普鲁士宪法搬过来的）。因此，这是一种欠考虑的做法，现在理应予以废除。这本身并不等于引进了议会制或者议会庇护权，但能创造机会使一个政治上胜任的议员同时担任帝国政府的一个重要职位。一个证明适合担任最高职位的议员，在他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之前却要被迫放弃他的政治基础，着实令人看不出理由何在。

如果贝尼希森当时［1877—1878］进入政府并离开德国国会，一个重要的政治领袖也就被俾斯麦变成了一个没有议会支持的行政官员，这时［民族自由］党就可能被左翼接管并陷入分裂——大概这就是俾斯麦的意图。如今，该党议员席弗尔（Schiffer）因加入政府而丧失了在党内的影响，使该党倒向了它的大财团一翼。¹⁹各政党就是以这种方式被“斩首”的，政府得到的不是有用的政治家，而是官员，他们既没有官僚生涯所需的专业素养，也没有议会议员那样的影响力。这样一来，结果就是以能够想象的最廉价的形式“收买”各个政党。议会变成了有才干的未来国务大臣的一个晋身之阶。这种典型的官僚观点得到了那些政治与法律文人们的拥护，他们认为德国的议会制问题由此就能以特殊的“德国”方式加以解决！同样是这些人，把谋职看作是纯粹的“西欧”和“民主”现象而冷嘲热讽。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议会制领袖谋求官职并不是为了薪金和职衔，而是为了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他们也从未认识到，这些领袖只有在议会拥有大批追随者时才能做到这一点。这些人也决不会明白，把议会变成一个筛选领袖的基地还是招募官迷的基地，两者是存在区别的。几十年来，这同一些人一直在嘲笑德国议会及各政党把政府看作天敌。但他们丝毫没有受到这一事实的困扰：因为宪法第九条——仅仅针对德国国会——的限制，联邦参议院和德国国会被法律视为相互敌对的权力，它们只能通过前者论坛上和后者会议桌上的声明彼此关联。一个受权进行统治并且是经选举当选的政治家，能否把他的官职和某种议会委托——政党领导权或者无论如何也是参与党的活动——结合起来，他在联邦参议院投票时所根据的指示与他在德国国会坚持的个人信念能否相容，这应当留给他的良心去考虑。²⁰受命在联邦参议院“主持”［即普鲁士］投票的人——帝国首相兼普鲁士外交大臣，除了在其他各邦代表的监督下掌管联邦参议院之外，还应当作为德国国会中的一个党员自由发挥他的影响。当然，在今天，如果一个政治家与各个政党保持距离，会被认为是“高尚的”。波萨多夫斯基伯爵（count Posadowsky）甚至认为，他先前担任的那个职务［1897—1907年任内务大臣］理应始终独立于任何政党，这意味着理应扮演一个无效的学究式雄辩家角色滥用德国国会。为什么无效？原因就在于议会处理自身事务的方式。

议员的演说如今已不再是个人的信仰表达，也很少是为了把反对派争取过来。它们是（“通过这个窗口”）为国家准备的官方声明。所有政党的代表轮流发表一两次演说之后，德国国会的辩论即告结束。演说内容都在事先提交给党的会议，或者至少要在所有实质问题上达成一致。这种会议还要决定谁将代表本党发言。各政党都像官僚系统一样拥有每个方面问题的专家。确实，它们除了有自己的工蜂以外也还有雄蜂，如果谨慎利用，很有助于雄辩的煽情。不过总的来说，干这种工作的那些人也有影响。他们的工作都是在幕后进行——在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的会议上，尤其是在最活跃的议员私人办公室里。比如欧根·李希特（Eugen Richter），尽管他甚至在自己的［进步］党内也很不知名，但他的地位却堪称不可动摇，原因就在于他的巨大工作能量和出色的预算知识。大概他是能够把陆军部长直至最底层的军人俱乐部对每一个硬币的用途核实清楚的最晚近的一位议员。尽管陆军部的官员们啧有烦言，但曾多次向笔者表示，他们佩服李希特对这些问题的把握。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目前的地位就是凭着那种蜜蜂般的惊人勤奋，否则，这位政治禀赋非常有限的政治家何以会产生影响，就很令人费解了。²¹

然而，勤奋既不能证明某人是个合格的政府领袖，也不能证明他是个合格的政党领袖——这两者绝非我们的浪漫主义文人墨客相信的那样是彼此有别的两回事。据我所知，德国的所有政党过去都曾有过具备政治领袖禀赋的人：民族自由党的冯·贝尼希森（von Bennigsen）、冯·米克尔（von Miquel）、冯·施陶芬贝格（von Staufenberg）、福尔克（Völk）以及其他一些人，中央党的冯·马林克罗特（von Mallinckrodt）与温特霍斯特（Windthorst），保守党的冯·明尼格罗德（von Minnigerode）、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el），进步党的冯·塔普琛（von Saucken-Tarputschen），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冯·沃尔玛（von Vollmar）。他们全都从议会消失了或者离开了议会，比如19世纪80年代的贝尼希森，因为他们不能作为政党领袖进入政府。如果议员变成了部长，例如冯·米克尔和默勒（Möller），他们就必须放弃先前的政治承诺以适应纯粹的官僚内阁。（默勒当时曾说过，他早先作为一个议员在演说中发表的个人观点已是众所周知，所以现在处于一种不讨人喜欢的地位！）然而，有许多天生的领袖留在了德国。但他们在哪里呢？答案现在很容易得出。我要提到一个人，他的政治观点以及对社会改革的态度与笔者完全格格不入：有谁能相信以前曾是公务员并积极从事德国东部地区殖民化政治的克虏伯现任董事，就注定了只是管理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而不是管理一个关键的政府部门或者一个强有力的议会政党？²²那为什么他正在做的是前者，而在现有条件下可能会拒绝后者？为了赚更多的钱？不，我认为是出于另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说，一个怀有强烈权力欲望并具有相应品质的人，只要他的禀赋和能力使他可以在大规模工业企业、卡特尔、银行和批发商业中施展身手，那么由于议会的无权无势以及随之产生的部长职位的官僚特征，他要置身其中，大概就不得不成为一个冒险进入这种可怜巴巴相互怨恨的网络并在滑溜溜的宫廷阴谋地板上打转的傻瓜。这种类型的人会宁愿出钱资助泛日耳曼的报纸让文人墨客们在那里胡言乱语。如果抛开一切虚饰之词，我们的所谓君主之治就不过是这种消极选择的过程，它使所有不同凡响的干才转而效力于资本主义利益，因为只有在私人资本主义领域，今天的情况才接近于对具有领袖禀赋的人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只要和亿万马克有关的经济利益以及千千万万工人的生计受到影响，文人墨客们空谈的舒适安逸（Gemütlichkeit）也就到头了。²³为什么在政府中却没有这种选择？因为俾斯麦统治留下的最糟糕的遗产之一就在于这一事实：他认为必须尽力把他的威权主义统治隐藏在君主的正当性背后。他的后继者忠实地仿效了他的做法，但他们不是恺撒，而是持重的官僚。这个政治教养不良的民族只从表面价值上接受了俾斯麦的夸夸其谈，而文人墨客照例都是喝彩捧场。这倒是合乎情理，因为是他们在考察未来的官员，而他们自认为就是官员和官员之父。他们的怨恨乃是针对任何没有通过文凭获得正当性就追求并掌握了权力的人。由于俾斯麦使这个民族戒除了关注公共事务，尤其是关注外交政策的习惯，它喜欢津津乐道于接受了某种“君主之治”，但实际上却是不受制约的官僚之治。在这种制度下绝不可能产生政治领袖的品质，也不可能使它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成果。我们的公务员当中肯定蕴藏着具有领袖品质的人物，我们当然不想在此否定这一点。然而，官僚等级制的惯例和内在特性，严重阻碍的恰恰就是这些干才的发展机会，而现代官员的整体性质最不利于政治自治的发展（必须将这一点与个人的内在自由区别开来）。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政治的本质就是斗争，就是吸收盟友和自愿的追随者；威权主义国家的为官之道不可能获得这种深奥艺术的素养。众所周知，俾斯麦上过的学校就是法兰克福联邦议会。²⁴在军队中，训练的目的就是为了作战，从中可以产生军事领袖。但是对于现代政治家而言，真正的角力场却是议会和普通公众面前的政党竞争——既不是为了竞争官僚的升迁，也不是为了其他什么适当的替代物。当然，只有存在一个议会和一个其领袖能够接管政府的政党，这一点才是确凿的。

一个充其量只能根据选民的利益改变某些预算项目并为党魁的被庇护人提供某些小恩小惠的政党，凭什么吸引那些具有领袖品质的人物呢？它能向这些潜在的领袖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呢？我们议会那种单纯消极政治的倾向，至今仍反映在德国国会及各个政党议事日程和惯例的多数琐碎细节中。我知道有一些事例，年轻的政治干才完全是被资深的地方显贵和党内大佬压制住了。每个行会都有这种情况，而在一个仅仅囿于消极政治并且无权无势的议会中，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在这种机构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行会的本能。一个旨在分享统治权力和责任的政党绝不可能忍受这种状况，每个党员都会知道，党以及把他与党拴在一起的所有利益的存续，都要取决于党对合格领袖的服从。在今天的任何地方，甚至包括英国，都不可能是议会本身在治理和决策。大批议员只是作为领袖的追随者或构成了政府的某些领袖的追随者发挥作用，只要这些领袖干得富有成效，议员们就只管盲目追随。这就是议会的行事方式。政治行动始终是决定于“少数原则”，这意味着决定于少数人构成的领导群体的高度政治灵活性。这种恺撒制要素在大规模国家都是根深蒂固的。

然而，也只有这种要素，才能保证借助于清晰可辨的具体个人对公众负责，而在一个进行笼统治理的议会中它就可能消失殆尽。在真正的民主制那里，情况尤其如此。直接民选的官员已经在两种环境下证明了这一点：首先是在地方小行政区，那里的常住居民彼此直接熟稔，选举可能会决定于一个人在邻里共同体中的声望。其次是大规模国家中最高政治官职的选举，尽管它得到的确实只是相当保留态度下的支持。以这种方式获得最高权力的虽然很少是最杰出的人，但一般至少也是合格的领袖。然而，大批中层官员，尤其是那些需要某种专业素养的官员，实行民选一般都会彻底失败，原因也不难理解。在美国，由总统任命的法官在能力与廉洁方面远远胜于民选法官。任命他们的人毕竟要对官员的资格承担责任，一旦出现严重失误，执政党以后的日子就很难过。在美国，平等选举权反复产生的结果是公众受托人——市长大人——的当选，他可以相当自由地设立他自己的市政行政班子。英国的议会制同样很有利于这种恺撒制特征的发展。首相出自议会，但却获得了对议会越来越具有支配性的地位。

正如任何其他人类组织一样，通过政党选择领袖也有其缺陷，但在最近几十年间，德国的文人却令人厌恶地夸大了这些缺陷。当然，议会制也会要求个人服从某个人，而他可能往往只是把此人作为“较小的罪恶”接受下来。但是，威权主义国家却根本不给他选择的机会，并且强加给他的是官僚而不是领袖，这无疑会导致相当大的区别。此外，财阀政治在德国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蒸蒸日上，尽管形式上略有不同。应当指出，文人墨客们用最黑暗的色调描绘这种巨大的资本主义势力，乃是出于完全的无知。财阀政治的崛起背后有着坚实的原因：正是这些势力，远比那些空想理论家更了解自身的利益所在，而且步调一致地站到了官僚制的威权主义国家一边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尤其是重工业界这一最无情的资本主义势力。然而，这些原因是文学庸人们无法理解的，他们以道德化的方式强调了这样的事实：政党领袖是受权力意志驱使的，他们的追随者怀抱的动机则是谋求官职的自我利益——好像官僚的抱负并非同样充满了升迁和薪金念头，而是由最无私的动机激发出来的。围绕谁应当担任外交部长的问题，最近（1918年1月）出现了一场受到某些官方来源怂恿的报端大战，而鼓惑宣传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在这场大战中已经表露无遗。²⁵这证明了一种所谓的君主之治为极端恶劣地滥用新闻舆论谋求官职和制造部门之间的冲突提供了便利。任何包容了强大政党的议会制度都不可能加剧这种事态。

与官僚们竞争升迁和薪俸这种常见的庸俗关切相比，党员的动机绝不会更多理想主义成分，一般来说，两者都会去争夺个人利益（即使在文人们展望的那种被吹嘘成同心同德团结一致的状态中，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普遍的人性弱点至少不会阻止对有能力的领袖的选择。但在一个政党内部，唯有当领袖知道获胜时将会拥有政府的权力与责任，这才是可能的。唯有那时，这种选择才是有可能的，但即使那时也未必就是有保证的。因为，只有一个实际有效的，而不是夸夸其谈的议会，才能提供使真正的领袖，而不是纯粹的煽动天才脱颖而出的土壤。然而，一个实际有效的议会乃是持续分担行政工作并监督行政的议会，这在战前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但在今后却必须使之成为可能，否则我们就将重蹈覆辙。这就是我们下面的话题。

（三）议会质询的权利和政治领袖的产生

德国议会的整个结构都是以消极政治为取向的：发出批评和抱怨，审议、修改和通过政府的议案。全部的议会惯例都是这种状态。由于缺少公共关切，很不幸，我们对德国国会的实际运作就拿不出任何像外国议会存在的那种政治分析；我们只有对程序规则的扎实研究。然而，如果你打算对一个议员谈论你想得到的议会组织，你立刻就会遭遇众多的惯例，它们仅仅是为过时的议会显贵们的舒适、虚荣、索求和成见以及为了阻碍议会的任何政治效能而存在的。因此，甚至议会对官僚系统的持续监督这种简单的任务也受到了妨碍。这种监督是多余的吗？

在面对明确规定的专业性任务而必须证明自己的责任感、不偏不倚以及对组织问题的熟练程度时，我们的官员堪称出类拔萃。凡是像笔者一样出身于公务员家庭的人，大概都不会使这个传统受到玷污。但是，我们这里关心的是政治业绩，而不是官僚业绩，且事实本身即可唤醒以下这种没有人能够坦然否认的认识：不论何时，要想指望官僚系统处理政治问题，就只能以彻底失败告终。这并非偶然，毋宁说，如果天生就互不相容的能力居然会出现在同一个政治结构中，那反而令人吃惊。我们已经指出，登上政治舞台为自身的信念而奋斗，并在这个意义上投入政治斗争，这不是公务员的任务。恰恰相反，他引以为自豪的地方就在于保持不偏不倚，而不管他本人抱有什么倾向和观点，为的是以有良知、有意义的方式既遵守具体指令又坚持普遍规则，哪怕——特别是——在它们不合自己的政治态度时。但是，官僚系统的首脑却必须不断解决政治问题——包括文化政治（Kulturpolitik）问题和权力政治（Machtpolitik）问题。议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监督这些决策者。然而，不光是指定给最高级官僚的那些任务，还有较低行政层面所有技术上的具体任务，都有可能变成政治上的重要任务并需根据政治尺度加以解决。政治家必须成为抵消官僚支配的力量。然而，这会遭到行政决策者权力利益的抗拒，他们渴望最大限度地摆脱监督并确立对内阁职位的垄断。

一、对官僚系统的有效监督与官僚系统的权力基础

对官员的有效监督要依赖于某些前提。

撇开行政事务固有的劳动分工不谈，所有官僚的权力都是依赖于两种知识：首先是最广义上而言的，通过专业训练获得的技术知识。这种知识在议会中是否也要体现出来，或者议员能否在既定情况下亲自咨询专家，则是偶然的问题和私人事务。没有什么能够替代专家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召唤有关政府官员到场进行系统的（口头）盘问，这是公共监督和全面质询的唯一保障。当今的德国国会根本没有这样做的权利：宪法判定那是外行的无知。

然而，仅有专业知识并不能说明官僚系统的权力。除此以外，官僚还拥有职务信息，这种信息只能通过行政渠道获得，并为他提供能使他据以采取行动的事实。只有一个不靠官员的善意也能接近这些事实的人，他才能有效地监督行政。根据具体情况可以采取的适当手段包括，查阅档案文件、当场质询，直至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对官员进行口头盘问。这种权利也没有给予德国国会，它被蓄意安排得无法获得必需的档案文件，因此，除了被说成是半吊子以外，德国国会还被认为无知——这显然不是出于技术原因，完全是由于官僚系统最精湛的权力手段所致：它利用那个臭名昭著的“公务机密”概念把公务信息变成了保密材料。归根结底，这不过是让行政当局免于监督的一种手段。官僚等级制的每个下级都会受到上级的监督和批评，但同时，对决策者的所有控制——不管是技术控制还是政治控制——却统统归于无效。行政首脑在德国国会回答质疑和批评的那种方式，对于一个充满自信的人来说往往是很不光彩的，这一点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议会无法借助“调查权”（Enqueterecht）利用那些具体事实和技术观点，而这样的知识唯有通过持续参与并影响行政才有可能获得。这是必须首先进行的变革。当然，没有人会认为德国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应该沉浸在包罗万象的研究中，然后发表卷帙浩繁的调查结果——这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德国国会还要忙于大量其他的事务。议会的质询权应当是一种辅助手段，此外它还是一条鞭子，单纯有它的存在，即可迫使行政首脑为了不让鞭子必须被运用起来而对自己的行动作出说明。英国议会无与伦比的成就始终是源自明智地运用这种权利。英国官员的廉正和英国公众高水准的政治教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奠基于此；常有人强调指出，从英国新闻界及其读者跟踪关注议会各委员会议程的那种方式，即可看出政治成熟的最佳尺度。这种成熟不仅反映在对大臣的不信任投票、指控以及法国—意大利式杂乱无章的议会制那种类似的景观上，而且反映在这一事实上：国民始终都很了解官僚系统在如何处理它的事务并持续对它进行监督。只有一个强有力的议会的各个委员会，才能成为发挥这种有益的教育影响的手段。说到底，官僚系统只能从这项发展中受益。公众与官僚系统的关系，至少在那些具有议会制传统的国家，很少表现得像在德国这样缺乏相互理解。这并不足怪。在我们国家，无论到了哪里，官员们必须处理的各种问题都令人不得而知。他们的业绩从来就不被理解也不被赞赏，只要不受控制的官僚支配现状继续存在，那就不可能消除对“官大人”毫无结果的抱怨而代之以积极的批评。此外，只要官员的权力待在它的适当位置，它就不会遭到削弱。在部门事务中，专于特定领域的常任次长（Geheimrat）就比他的部长更有优势，即便部长是个职业官员；英国如此，德国也不例外。这就是适得其所，因为在今天，要想了解实现政治目标所必需的技术手段，专业素养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但是，决策并非一项技术事务，因而不是职业公务员的本分。

二、作为政治领袖检验场的议会

貌不惊人的议会质询权将会产生持续的监督，这是未来旨在加大议会参政程度的一切改革的基本前提。这种变革也是把议会转变成政治领袖筛选基地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德国的文学时尚喜欢把议会贬低为“单纯的清谈”场所。三代人以前，卡莱尔（Carlyle）也曾以类似但远更诙谐的语调大声疾呼反对英国议会，但它却变成了英国的世界权力中的决定性力量。今天的政治（与军事）领袖已经不再挥舞刀剑了，而是诉诸平淡无奇的声波与墨水：写出和说出的文字。重要的是思想和知识、坚定的意志及清醒的经验在决定着这些文字，无论它们是命令还是竞选演说，是外交备忘录还是议会的官方声明。然而，如果一个议会只能发出批评却无法获知具体事实，而且它的领袖从来没有处在一种必须证明自身内在气质的地位上，那么它能表现出来的不是无知的煽动就是惯常的无能，或者两者兼备。这是我国完全非政治化时代产生的政治发育不良的可怜历程的一部分，在那个时代，德国的庸人是用已被自身环境所蒙蔽的双眼去看待英国议会那样的政治制度的，他们相信，他们可以从自身政治无能的高度得意洋洋地俯瞰这种制度，而且无法认识到英国议会毕竟变成了这样一些政治领袖的检验场：他们勉力使人类的四分之一接受了政治上深谋远虑的极少数人的统治。关键在于，对这种统治的服从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被大肆吹嘘的德国威权主义国家又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的成就呢？当然，为这种成就进行的政治准备，并不是得自在议会面前发表的那些铺张扬厉装点门面的演说，只能是得自议会生涯中的扎实艰苦的工作。杰出的英国领袖无一例外都具有议会委员会，且往往还有不同政府机构的工作经历，然后才上升到领袖地位；只有这种强化训练（这是政治家在一个实际有效的强大议会的各委员会必须经历的强化训练），才能把这种集会变成不是单纯的煽动家，而是积极参与的政治家的筛选基地。直到今天，英国议会在这方面仍是无与伦比的（对此实在无人能够否认）。只有公务员和政治家的这种合作，才能保障对行政的持续监督，从而保障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政治教育。有效的议会监督所促成的行政公开性，必须成为一切有效的议会工作及政治教育的先决条件。我们也已经开始踏上了这条道路。

三、议会各委员会在战时与平时的无能

战时的紧急状态扫除了许多守旧的口号，进而产生了德国国会的大委员会（Hauptausschuss），²⁶它的运作虽然还不能尽如人意，但至少是迈出了走向有效议会的一步。它从政治角度而言的不足之处，应当归因于在敏感问题上那种恶劣而杂乱无章的公开性形式，讨论都是在过于庞大的议员圈子里进行，因此他们必定会情绪用事。军事和外交（比如潜艇战问题）机密材料竟为数百人所知，这绝对是危险的胡闹，结果，这种信息就在私下里不准确地传播开来，或者以制造轰动效果的暗示形式见诸报端。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现时审议应当局限于各政党的受托代表这个小圈子内。因为政治始终是由少数人从事的，那么政党在面对生死攸关的政治问题时也必须按照追随者的方式，而不是按照行会的方式加以组织。它们的代言人必须是“领袖”，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拥有做出重要决定的无限制权威（或者至少在有些时候能够从随时召集在一起的委员会那里获得这种权威）。为了特定的具体目的而召集的德国国会“七人委员会”，表面上看就是在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²⁷把这种机构叫作“临时”机构并企图不把国会议员看作他们政党的代表，是在迎合行政首脑的自负——这种企图有可能毁了七人委员会的政治意义，但所幸的是并没有奏效。使这七个党代表与政府代表坐到一起有着充分的技术理由，但是联邦参议院的七个全权代表最好还是代之以较大的非普鲁士邦的三四名代表，此外再召集四五名最高级的军方人员或者他们的代表。总之，只有一个言行谨慎的小群体才能在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中筹划政治决定。在战时条件下恐怕就很适于成立这样一个把政府代表与所有主要政党代表团结在一起的混合委员会。和平时期在类似基础上安排吸收各政党代表，大概同样有益于对敏感政治问题的审议，特别是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但在其他方面，这种制度的效用就有限了，它既不能代替真正的议会改革，也不是产生协调一致的政府政策的手段。如果这些政策需要得到若干政党的支持，那么在政府领袖和议会多数的代表之间进行慎重的会商，是有可能达成共识的。如果让独立社会党人和保守党人联席组成一个委员会，大概就不可能履行构想某种政治意志的功能。沿着这个路线做出的任何预期，在政治上都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结构无助于追求一以贯之的政策。

相比之下，就和平时期对官僚系统的监督而言，随着大委员会的建立，如果使公众保持消息灵通，并规定出面对由联邦参议院和内阁代表组成的各个小组委员会处理的专业问题时能够保持一致意见的有效程序，那么专门的混合委员会可能就是非常适当的形式。当然，这种安排可能产生的政治效能，完全依赖于今后德国国会及其政党结构的作用。如果局面一仍旧贯，如果宪法第九条的机械阻碍一如既往，如果议会继续囿于“消极政治”（官僚系统显然希望把这一点永久化），那么各个政党大概就只能给它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一些无关宏旨的授权，肯定不会授予他们决策权，此外，每个政党都将各行其是为自己的被庇护人谋求一些蝇头小利。由此，整个这种安排将会变成一种对行政的既无用又浪费时间的骚扰，而不是政治训练及有效合作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要说还有什么积极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类似于瑞士某些州实行的那种比例庇护权：各个政党和平划分对行政的影响，这就缓和了它们之间的冲突。（然而，即使这种相对消极的结果，对于一个面临重大政治任务的大国来说是否能够如愿以偿，也是非常可疑的。据我所知，即便是瑞士人，对于这种做法的积极成效也是见仁见智，放在一个大国当然就更会引出大不相同的评价。）像这种田园诗般的前景是不确定的，对此，把消除党争作为最高价值的人会满心欢喜，官僚系统则会期待着由此延续小恩小惠的制度而使自身的权力永世长存。另外，如果官僚的职位在合宫廷之意的各个政党之间按比例分配，甚至会更容易做到“皆大欢喜”。然而，在普鲁士的内部行政中对有俸官职进行和平的再分配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保守党垄断着那里的县长（Landräte）、行政区长（Regierungs）和省长（Oberpräsidenten）的职位，此外，从纯政治角度来说，其结果可能仅仅是党的官僚获得了有俸官职，而不是党的领袖获得了政治权力和责任。这肯定不是提高议会政治水准的恰当手段。至于由此能否增强对行政的公共监督，能否增进公众必需的成熟程度，则肯定是个完全无法确定的问题。

总之，即便是最简单的行政事务，也不可能在这种官僚化的委员会中得到充分讨论，除非它获取技术与行政信息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充分保障。这个要求甚至并不意味着实行议会政体，它仅仅是议会政体的技术前提之一，而满足这个要求的唯一障碍就是官僚系统的身份利益，或者更直率地说，是它的自负和永远摆脱控制的愿望。

通常，宪法专家反对质询权而提出的唯一实质性的重大异议就是，德国国会在议事日程方面是完全自治的，因而既定的多数可以单方面拒绝某项调查，或者以这样的方式对调查产生影响：使不受欢迎的调查结论成为不可能。毫无疑问，不加批评地从英国理论接受过来的这种酌处权（帝国宪法第27条）用在这里就不合适。质询权必须得到新的立法保障，尤其是，必须无条件地把它规定为一项少数的权利——比如说，100名议员即可要求进行一项质询，而这样一个少数当然也必须有权在各委员会拥有代表、提出问题并发表异见。首先，这对于提供公开性的抗衡力量以对付滥用议会多数及其众所周知的危险乃是必不可少，这种平衡在其他国家并不存在，迄今在英国也只是借助各政党的相互善意而有效。然而，其他保障也是必需的。只要工业界——尤其是不同国家的工业界——还在彼此竞争，那么保护它们的工艺机密以免有争议的公开性就是极为重要的。同样的保护也必须扩大到军事工艺、未决的对外政策问题，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应当仅限于在一个小群体中讨论。某些文人，特别是某些俄国文人的一个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对外政策——比如交战各民族之间缔结和约——可以按照彼此竞相公开声明的普遍“原则”顺利达成，不必诉诸对隐藏在这些所谓的“原则”背后不可避免是对立的民族利益之间最有可能达成的妥协进行冷静审视。²⁸在此非常时刻，事实让这种观念变成了一个笑柄。无疑，必须用来纠正我们过去所犯错误的手段，大不相同于政治文人们的幼稚观念。民主派圈子就是以这种概括方式产生了一种误解：他们当中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公开外交是一剂万应灵药，而且始终有助于谋求和平。这对于表达通盘考虑后的最终立场还有一定道理，但是，只要还存在相互竞争的国家，这就不适合于慎重思考的过程；当然，在相互竞争的工业界同样如此。与公共行政领域的公共监督功效正相反，在对外政策的审议阶段，这种公开性可能会极为严重地干扰决策的合理性与清醒程度，因而甚至会危及或者阻挠和平。目前这场世界大战的种种事件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不过我们将在单独一节中讨论对外政治（参阅下文第四节）。

四、国内危机与议会领袖的缺失

在此当口，我们大概只能补充评论一下今天议会领袖的缺失在国内危机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埃茨贝格尔［1917年］7月的［和谈］动议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来两次危机等等事件，在这方面很有启发意义。²⁹这三个场合清楚表明了某种局势带来的后果，其中包括，1）政府和议会作为分立的机构面面相觑，后者成了“单纯的”被统治者的代表，因而以“消极政治”为取向，2）由于政治领袖在议会中找不到自己的天职，因而在政党内部也没有地位，政党变成了一种准行会团体，3）行政掌握在既非政党领袖，也不和政党领袖保持接触的官僚手中，用惯常的身份意识的术语来说，他们“高居政党之上”，故而不可能领导这些政党。一旦某个强有力的议会多数坚持政府做出的积极决策，这种制度即刻就会归于无效。惊愕不已的政府将不得不让这条缰绳拖着走，因为它在政党组织中没有基础。德国国会呈现出一幅完全无政府状态的景象，就是因为（所谓）政党领袖从来没有担任过行政职位，同时也没有被看作是未来的政府首脑。各个政党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任务——组成一个政府，对此，它们的组织和成员大概都不符合要求。无疑，它们在这方面绝对不可能成功，也不会真正进行尝试，因为它们当中——不论是极右还是极左派——根本没有人是个公认的领袖，官僚系统本身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40年来，所有的政党都是根据这样的假设在经营：德国国会具有的不过是“消极政治”的功能。俾斯麦谴责过这些政党“无能的意志”，这一点［在1917年7月］之显而易见令人震惊。它们甚至不去参与选择新的领袖；官僚系统的自负在此关键时刻甚至不会容忍它们的参与，尽管最起码的审慎态度会要求它那样做。官僚系统并不是交给各个政党一个吹毛求疵的问题，即它们会提出谁做候选人，或者更实际的，它们会如何看待各种可能的候选人，而是不肯放弃它那顽固的声望观：政府的组成与德国国会无涉。议会之外的力量［尤其是鲁登道夫将军］进行干预并建立了新政府，但它并没有向德国国会提出一项明确的议案和清楚答以是或否的绝对要求。众所周知，新首相［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org Michaelis）博士］曾被迫就最重要的问题［多数党的和谈决议］发表了若干自相矛盾的声明，并且不得不在一个外交事务问题上［德国对1917年8月教皇和谈照会的答复］接受七人委员会的监督，仅仅都是因为他没有得到议会的信任。不言而喻，这种令人沮丧的景象必然会削弱德国的声望，增强文人墨客们那种惬意的信念：议会制在德国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喋喋不休地谈论议会的“失败”，但实际上，遭受失败的另有其事：官僚系统操纵议会的企图，以及数十年来在文人墨客的喝彩声中有效阻止议会做出任何积极的政治贡献、完全有助于官僚们自行其是的同一个制度。如果是在明确由政党领袖肩负责任，至少是肩负重大责任的任何其他政府模式下，局面大概就会完全不同，那将给政治干才提供机会从议会内部帮助塑造国家的未来；各个政党也不会像今天在德国国会中通行的那样任由自身成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行会式组织，它们将被迫跟从于领袖而不是——尤其像在中央党内常见的那样——跟从一些勤勤恳恳，但在关键时刻却惊慌失措的公务员。在这种危机中，领袖就有义务组成同盟，它能向君主提出建设性纲领并提名能够贯彻纲领的人选。然而，在目前这种环境下，唯一可能的大概就是纯粹的消极政治。

新首相［米夏埃利斯］是［1917年7月］从议会之外选择出来的，他面对的是一种很快就会导致故态复萌的混乱局势。确确实实，不少非常能干的议员担任了政府高级职务，但因碍于宪法第九条，他们在自己党内已经失去了影响力，以致这些政党变得没头没脑、不知所措。³⁰同样的情形亦可见于［1917年］8月和10月的危机中。政府再次完全失灵，因为在位者冥顽不化地认为，他们不该继续与政党领袖保持接触，甚至不该与他们渴望或希望得到其支持的那些政党的代表举行预备性会谈。单纯这一事实，即［1917年］11月任命的新首相［赫特林伯爵］在就职之前与多数党进行了接触，以及更进一步的事实，即所有纯政治部门如今已被经验丰富的议会议员接管，终于有可能使国内政治机制的运转变得比较自在了，尽管宪法第九条第二个句子仍在发挥着有害的影响。³¹［1918年］1月危机甚至使那些最愚昧的头脑也能意识到，议会不是我们的内忧之源，毋宁说，国内的忧患来自两个源头：（1）抛弃了俾斯麦的绝对原则，即将军们按照军事原理指挥战争而政府首脑根据政治考虑缔结和约（其中战略需求是唯一一个要素）；（2）以下事实甚至更为重要：某些低级谄媚者发现，把政策审议情况泄露给新闻界以使某些政治党派获益，与所谓的“君主”之治是相容的。³²

我们的状况可以使人人都明白，职业官员的统治并不等于政党统治的缺席。在普鲁士，一个县长肯定是个保守党成员，自德国议会最富有成效的11个年头结束时的1878年以来，我们的伪议会制一直就是靠的这一党派原则：任何政府及其代表都必须是“保守派”，其间只向普鲁士资产阶级和中央党的庇护权做过不多的让步。这就是官僚系统“不偏不倚”的含义，舍此无他。战争给所有其他国家都上了一课：所有参政的政党都会变成“爱国”政党，但这一课并没有改变德国的事态。保守的官僚系统及其利益集团盟友的党派利益支配着政府。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这种“倾斜”带来的必然后果，在和平时期仍将继续面对它们，不仅是议会，还有整个政治制度，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五、议会的职业精神与既得利益者

关于德国政治秩序的未来，关键问题必定在于：如何才能使议会变得适合于进行统治？谈论这个问题的任何其他方式都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次要的。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议会改革不仅取决于议会管辖权这些表面上琐碎但实际上甚为重要的扩张，取决于消除宪法第九条体现的机械障碍，以及对德国国会的议事程序和现行惯例进行某些重大变革，而且特别取决于一种职业议员团队的发展。

一个作为职业议会议员的人，德国国会对他的授权不是一种业余差事，而是他的重要志业，因此，他需要一个配有必需的人手并且消息灵通的高效率事务所。我们可以对这种人物或爱或恨，但他在技术上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已经和他同在。然而，即便是最有影响的这类人物，［在德国］也是地位相当低下的一类人，一般都是在幕后活动，因为议会就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并且限制了职业机会。职业政治家可能会靠政治及其蝇营狗苟为生，也可能是为政治而生。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他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崇高境界的政治家。当然，他在资金上越是独立，因而多有闲暇——不是一个经营者而是一个食利者，他就越是容易获得成功。靠一份差事生活的那些人当中，只有律师能够从容地脱离工作并适于成为职业政治家。纯粹的律师支配肯定是不受欢迎的，但像我们的文人那样常常诋毁政治领袖需要运用法律素养，这就荒唐可笑了。在一个法官统治的时代，伟大的律师乃是唯一一种接受了训练为既定诉讼斗争并有效代理的人物，这与受过法律训练的公务员截然不同，我们希望我们政府的公开声明表现出更多这种（就其最上乘意义而言的）法律人的技能。然而，除非议会能够提供实现政治领导的机会，否则任何独立不羁的人物——不光是有天赋有能力的法律人——都不会打算为政治而生。如此一来，只有带薪的党务官员和利益集团的代表才会有此愿望。

典型的党务官员对真正的政治领袖的怨恨，强烈影响着某些政党对于实行议会政体，从而在议会中选择领袖的态度。当然，这种倾向与公务员之间同气相求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因为，职业议员要是成为一个让人烦恼的监督者或是要求分享一定权力，行政首脑就会感到如刺在喉，如果议员作为政府最高职位的可能竞争者而出现，则会加剧这种状况（一种并非由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制造的威胁）。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明官僚系统何以力求让议会保持无知，因为只有从那些经历过深入细致的委员会工作熏陶的老练的职业议员当中，才能产生出负责任的领袖，而不是纯粹的煽动家或者半吊子。议会必须彻底重组以便产生出这样的领袖并保障他们的效能；英国议会及议会党团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在这方面早已大获成效。确实，英国的惯例不可能简单照搬，但基本结构却完全可以采用。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德国国会议事程序和现行惯例所需的变革细节，只要各个政党被迫追求责任政治，这些细节就会变得清晰可见。然而，我们应当考虑的是议会政体面临的一个更加严重的障碍，它植根于德国的政党制度中，是一个经常被谈论，但往往以扭曲的方式被谈论的难题。

毫无疑问，议会政体的功能，在一直延续到最近的英国两党制中发挥得最为平稳（尽管它的混乱有时也显而易见）。然而，这种制度并非必不可少，在所有国家，包括在英国，迫使政党结成联盟的压力正在日益增强。更重要的是另一个难题：只有在那些最大的政党原则上乐于承担施政责任时，议会政体才是可行的。在德国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最大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并不乐于加入任何条件下的任何联盟，因为它信奉某些进化理论，固守从反社会党人立法时期传下来的伪革命惯例——比如它拒绝派人出席宫廷礼仪。即使在它凭借临时的多数能够在小公国之一接管政府时，它也拒绝结盟。然而，比这些受到理论刺激的焦虑远更重要的则是一种实际的担忧，即如果它加入一个不可避免受到社会与经济条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资本主义条件——限制的政府，它将被自己富有阶级意识的成员抛弃掉。这种状况推动该党领袖把党变成了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政治聚居集团，为的是避免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运转产生任何有害的接触。不管表面上如何，他们甚至在今天还是这么做的。非政治与反政治的英雄式兄弟之爱的呼声——工团主义——正在不断高涨，领袖担心阶级团结出现破裂，那将损害日后劳动者在经济斗争中的战斗力。此外，领袖也无法确信官僚系统的传统态度在战后不会再次复活。我们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该党在以后岁月中的立场：是它获取统治权力的意志将占上风还是战后必将日益响亮的无产阶级兄弟之爱与工团主义的非政治呼声占上风。

出于略有不同的原因，德国的第二大政党，［天主教］中央党，至今也仍是议会制的怀疑派。它自身的威权主义心态与威权主义国家的某种选择性亲和，一直就很有助于增进官僚系统的利益。但是另一个因素更为重要。由于中央党是个天生的少数党，它担心在议会制度下它也仍是议会少数，担心它的权力地位以及代表它现有门徒的能力受到危害。它的权力主要依赖于议会之外的手段：神职人员对信徒政治态度的控制。在德国国会中，消极政治的制度为该党提供了服务于成员物质利益的机会。该党在至少实现了能够在德国长期保持不坠的宗教目标之后，便越来越从一个意识形态政党变成了一个为天主教徒官职候选人以及其他天主教徒利益集团提供庇护的组织，后者自文化斗争时代［1870年到19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一直感觉自己遭到了歧视——至于这种感觉是否言之有理，在这里无关紧要。今天，该党的权力主要就是依赖于这种功能。它对议会中权力平衡的控制使它能够促进被庇护人的私人利益。官僚系统在给予默认的同时又能够保住面子，因为这种庇护权是“非正式的”。然而，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并不是仅仅担心议会化与民主化将削减他们在中央党作为少数党时期的机会，他们还另有忧虑。在现行制度下，中央党能够回避一旦它的领袖加入政府就要承担起来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并非始终都是令人惬意的。即使今天中央党拥有一批政治干才，它所推举的官员也会包括一些没有任何负责任的执政党愿意任命的不称职者。这种人只有在他们的保证人无需对他们承担责任时才能得到晋升。如果该党成为执政党，它就必须推出一些更有能力的候选人。

由此可见，非正式的庇护权乃是最恶劣的议会庇护权形式：一种偏爱庸人的形式，因为无需任何人承担责任。这就是我们的保守派公务员统治的后果，一种依靠这种施舍制度（Trinkgeldersystem）而保持不坠的统治。在这种状况下保守党以及大财团势力在民族自由党内的代表们感到非常惬意，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种制度下的庇护权毕竟不是掌握在政治家和政党手中，他们本可以公开承担责任，但却要通过私人渠道发挥作用，这些渠道从非常重要的兄弟会网络直到或俗或雅的资本主义“推荐”形式，不一而足。我们的意识形态专家愚昧无知地怀疑大财团正在与可怕的议会制结盟，但是大财团却非常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同心同德支持保留一个不受监督的官僚系统。

这就是一边给予热情激烈的辩护，一边又使用文学口号抨击公开的政党庇护权具有“腐败”和“非德国”性质的事态。实际上，被利用来反对将庇护权移交给议会的，并不是“日耳曼精神”，而是对有俸官职的强烈物质关切，再加上对“关系网”的资本主义利用。毫无疑问，只有绝对令人信服的政治环境的存在，才能在这方面根本改变德国的一切。议会政体不可能自行产生。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最强大的集团会反对变革。诚然，上述所有政党除了充斥着低级的谋官者与墨守成规的议员之外，也还拥有一些意识形态专家和政治家，但是占上风的却始终是前者，如果小庇护权制度再扩展到其他政党，这种普遍趋势只能是有增无已。

最后，现状的受益者以及那些不假思索滥用术语的天真文人，总是喜欢得意洋洋地指出德国政体的联邦性质，为的是根据纯形式上的理由结论性地证明议会政体的不可能性。我们首先在成文宪法的范围内看看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结论是多么不足凭信。根据宪法第十八条，皇帝可以独自任免首相和帝国官员，不受联邦参议院干预，他们在联邦法律的范围内只服从皇帝。只要情况确实如此，任何“联邦”基础上的宪政目标都是毫无根据的。在宪政条件下，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皇帝把帝国政府移交给议会多数的一个或多个领袖，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皇帝派遣他们进入联邦参议院，或者，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德国国会的明确多数对他们投了反对票时阻止皇帝解除他们的职务，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完全阻止皇帝与各政党商议政府的组成问题。联邦参议院的任何多数都无权推翻首相，也无权仅仅坚决要求他对自己的政策做出说明，比如现行宪法第十七条第二段要求他在德国国会面前做的那样。最近有人提议，首相不仅要对德国国会，而且要对联邦参议院负责，这种提议的政治可行性应当仔细审视（后面将会讨论），但它与我们上面废除第九条第二段的提议同样是一项宪法革新。后面我们必须讨论的是这一事实：议会政体——总的来说是帝国宪政——的实际问题，根源并不在于联邦其他成员的宪法权利，而是在于它们和普鲁士这个霸主邦的关系。然而，我们在讨论这一点之前，应当考察一下现存制度在对外政策领域发挥功能的方式。恰恰是在这个领域，官僚统治暴露了其效能的固有局限，以及我们容忍这种统治而不得不支付的可怕代价。

（四）官僚统治与对外政策

一、政府在抑止有害的君主声明方面的败笔

德国的国内行政是受那个特有的官僚制行政保密概念——“公务机密”（Dienstgeheimnis）概念——支配的。令人吃惊的是，在对外政策领域却能看到不同的景象：那里采取的某些极为多变的措施有着引人注目的公开性，而且是非常奇特的公开性。

十几年来，从克吕格尔电报到摩洛哥危机，³³我们不得不忍受着这样的事实：君主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纯私人声明，都是在政府的允许甚至参与下由孜孜不倦的宫廷官员或电报局公之于众的。我们这里讨论的事件，对于我们全球政策的形成，尤其是对于和我们作对的世界性联盟的巩固，都是极端重要的事件。我们应当明白，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君主声明的对错以及为之辩护的问题，而仅仅是官员们的表现。笔者当然坚信君主制度在大国中的效用，并不屑于偷偷摸摸地辩驳君主，正如不屑于伪君主制的谄媚或者既得利益集团和庸人们那种感情用事的陈词滥调一样。然而，一个君主公开发表有时极富挑衅性的个人声明，就必须准备好忍受同样具有挑衅性的公开批评。因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是，通过发表君主声明处理我们的政策，这种方法已经被一再容忍。如果这种方法（我们相信）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那么容忍这种反复再现的程序便证明，在君主亲自为它负责的范围内，他必须被迫接受仅仅来自政治领袖的忠告，排除所有其他群体——廷臣、军队或者无论什么人——对重大政治问题的干预。然而，如果对这种程序的具体保障并非唾手可得，那么对君主本人进行绝对坦诚的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责任。当然，这种对君主的公开批评在政治上是令人不快的。它并不是一道过时的景观，而是古老的政治智慧，是为他的公开露面规定一些礼制和条件，以防像在德国一再发生的那样鼓惑性地把君主拖到公众面前，从而有可能使他本人脱离公开的政党政治争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全国性危机时刻进行远更有效的干预。这样就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君主可能犯下的大错，而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政府利用他的公开露面或者公开他的观点作为一种外交手段（至少有一次是不顾他的疑虑这样做的³⁴），以及政府领袖容许不承担责任的人员越过他们将君主的观点公之于众，但却没有立即辞职。当然，君主可以自由采取他愿意采取的任何政治立场。但这必须由承担政治责任的领袖决定君主的观点是否——或者以何种实质或正式的方式——应予公开，并估量它们可能带来的影响。因此，君主的任何重要政治表态，在公之于众之前都必须征询首相的意见，只要首相仍然执政，他的意见就必须接受。如果这个规则哪怕被打破一次之后首相和他的阁员仍在其位，那就是他们玩忽职守。如果他们不能辞职而又大谈“国民不想要一个影子国王”以及类似的说辞，背后隐藏着的就不过是他们恋栈的欲望。这与议会政体的问题毫无干系，仅仅是个政治上诚实与否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政府已经以最可悲的方式屡屡留下了败笔。这些败笔应当归因于我们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就是它，把一些满腹官僚心态的人推上了政治领导地位。议会政体的问题之所以变得非常重要，仅仅是因为现有条件下不存在其他手段以影响和保障必需的变革。为了避免我们的立场遭到任何误解，我们应当补充指出，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君主的声明不仅在主观上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就人们对当时的事态判断来说，有时也是政治上需要的；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大概还有助于通过外交渠道向有关国家的政府传达他强有力的个人反应。但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做法是将这些声明公之于众，而在德国，政治领袖就应当为此负责，因为是他们在容忍或唆使这样的做法。一个政治家（共和国总理甚或总统）是否发表一项声明，不论它可能多么刺耳，与该政治家是否公开君主的一项个人声明，然后以戏剧性但却廉价的姿态表示对此“承担责任”，两者之间有着巨大差异，但这一点在德国一直被忽略不计。君主的公开言论实际上在国内是不可能被自由批评的，因此，它实际上在掩护滥用这种公开言论的政治家应付对他自身行动的直接批评。但对国外就不存在这种约束，而且批评会集中在君主身上。如果形势发生了变化且政治家曾表态反对的新政策成为必需，他就可以也应该辞职，但君主却可以原地不动，这就意味着君主的言论将与君主同在。一旦他公开发出言论，即使他在新形势下企图收回，也将不再可能。激情和荣誉感已被唤起，因为支持君主这时成了一种国家荣誉，而像泛日耳曼主义者那样的无知文人（及其出版商）便做了一笔成功的生意。君主的言论在国内外都被认为具有约束力，政治态度则变成了坚冰。这实际上成了所有此类事例的模式。我们不妨冷静地观察几例，由此了解政治错误是如何铸成的。

首先是克吕格尔电报。对詹姆森袭击事件（Jameson raid）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遍及世界各地，甚至包括英国。极有可能的是，向伦敦提出紧急外交抗议（其中可以提到君主的强烈反应）能够促使英国内阁发表一些日后它不可轻易漠然置之的正式声明。此外，就双方在非洲的利益达成一项总体协议也会变得比较顺理成章。比如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就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协议，³⁵而且，如果我们还想在东方从容行事并维持和意大利的联盟，这样的协议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电报的公开无疑造成了侮辱性的效果，因而妨碍了一切合理的会谈。³⁶这时，问题变成了为国家荣誉而争，理性的政治利益却被推到了一旁。因此，当布尔战争之前、期间和之后的理性政治利益最终变成了需要在非洲问题以及英德之间全面关系问题上达成谅解时，已被激发出国家荣誉感的两国公众实际上却不再欢迎这些努力了，尽管双方通过外交谅解可以实现各自的实际目标。这些做法的结果是，德国在布尔战争之后看上去就像个傻瓜。毕竟，1895年时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军事资源去有效支持任何抗议。至于拒绝接受那位被流放的总统，一个丢人现眼的结局，我们就不必再提了，因为关键问题在于，尽管君主有诺在先，布尔人却未能得到帮助。这使博塔将军（General Botha）1914年在南非议会宣布，正是德国的表现导致布尔人丧失了独立。

日本在1914年8月宣战以及中国在1917年8月照着做，更是令德国大吃一惊。前者始终被解释为与众所周知的1895年对旅顺港的干涉有关，³⁷后者则与美国的压力有关，并且两者也都被指斥为机会主义。不论真相究竟如何，另一个重要因素也必须补充说明：毕竟，文字中和图像上的德国君主曾公开告诫要警惕“黄祸”，并呼吁［欧洲各民族］“保卫最神圣的财富”——我们当中有谁能真正相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会忘掉这些事情？³⁸在国际政治中，种族问题属于那种最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它们被白人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复杂化了。这位君主努力要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一种看法，对此人们只能表示赞赏。但是，以这种方式公开他的观点能够服务于德国的什么利益呢？这与德国在远东的利益能协调一致吗？这种声明背后有什么权力资源呢？它们最终必将服务于谁的利益呢？此外，公开瓦德西伯爵（Count Waldersee）出使时皇帝的谈话，或者公开皇帝对海军的讲话，而这些讲话大概仅仅适于在某个军官圈子里发表，又是服务于什么政治目标呢？³⁹德国对华政策的结果令人尴尬地适得其反，而且——必须补充说明的是——绝非碰巧与这种虚夸表现有关，这已被证明严重损害了我们的声望。我们应当再次搁置不论一个丢人现眼的插曲，即给予［1901年醇亲王为拳乱期间冯·科特勒公使被杀而赴德国道歉的］“赔罪之使”的待遇以及再次公开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想象比洛首相容忍这种不必要地冒犯了中国人荣誉感的政治浪漫主义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具体政治目的，这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如果他的头脑足够敏锐地意识到了所有这些事件的有害无益，但又感到不得不顾及要求容忍它们的环境，那么他就应当辞职，这既是为了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君主的利益。

公开皇帝［1898年11月8日在撒拉丁陵墓前］的大马士革演说是否有助于我们与俄国的关系，已经有人表达过严重的疑虑。我们对伊斯兰教文化的同情，以及我们对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治关切，在国外是众所周知的，根本不需要这种渲染夸示。然而，权且完全不论当时的政治格局，也还是以避免这种公开动作给人造成的印象为好。这里可以再次轻易地看出其间必将有利于什么人的图谋。

如果说在这个事例中有根有据的疑虑仍是可能的，那么摩洛哥危机之初皇帝在丹吉尔发表的公开演说就使问题变得完全清楚了。即便是中立各方，对于德国的立场也是赞同的，但是，利用君主卷入一次公开行动，却再次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Delcassé）下台后法国有什么意图，但非常清楚的是，要么德国必须严肃考虑为了摩洛哥的独立而开战，要么以双方的利益和荣誉感为重，由法国提供某些补偿而迅速平息事态。这将对我们与法国的关系带来深远的影响。为什么不做？据说君主有诺，要以国家的荣誉保证支持摩洛哥苏丹，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弃他“于危难之中”。然而，政府却并未真的打算开战。结果就是在阿尔赫西拉斯的惨败，接着是“美洲豹”事件，最后是放弃摩洛哥，与此同时，无休止的紧张局势点燃了法国的战争欲望，因而助长了英国的孤立政策。与这种事态发展并行的是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尽管德皇有诺在先，但德国始终在退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政治补偿。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尤其是在海外——受到了极大限制，其成效完全乏善可陈。然而，它却产生了各种紧张局势以及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见不到的十足的噪音，而且公开皇帝的声明又一再制造出有百害无一利的轰动效应。这种方法不仅在敌对国家，甚至在中立国家都已证明是对我们不利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之后，皇帝感到必须向戈武霍夫斯基伯爵（Count Goluchowski）表达他的谢意，但没有使用常规渠道，那封著名的电报被公开了。收件人的下台既迅速又让我们难堪：没有哪个政府会允许它的政治领袖被另一个政府公开批给一个“优异成绩”，即使一个亲密盟友批的也不行——等我们看出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⁴⁰

在国内舞台上也有同样的错误。威廉［1898年］在一个怒火中烧的气头上发表了所谓“监禁演说”，它真的适合公之于众，让它显得像是一份政治纲领吗？仅仅是因为威廉谈到了应当严厉监禁罢工者作为惩罚，官僚系统就认为现在必须构想一个相应的段落塞进审议中的反罢工法案，对此人们应该做何解释呢？只有像1914年和目前［1917年复活节］发生的、预示着能够［在普鲁士］带来平等选举权的重大事件，才能抵消这种毫无意义的公开性给怀有自尊心的工人造成的影响。这是王朝的利益所在吗？这种公开性还能达到其他可以接受的政治目标吗？

然而，我们这里的讨论只想限于对外政策领域，因而可以提出一个相关的问题：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发挥关键影响，但后来却偏要指责冯·贝特曼·霍尔韦格首相的政策失败而把“全世界变成了我们的敌人”，或者指控他以君主做盾牌的那些德国国会党团，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去了哪里？它们在这些时刻都做了什么？它们在利用极左派的抨击以便痛斥它的“反君主制”态度！必须强调指出，等它们提出公开的目标时，已经为时太晚。即便这时，它们的所作所为也仅仅是不让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到影响。我们不必追述1908年那些著名事件［“每日电报”事件］的细节了，不过我们应当记得，保守党领袖曾在君主面前发出过无疑是令人难忘的抗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该党后来却公开抛弃了比洛亲王；照例，我们也不该忘记这个党在自身物质利益受到影响时就会祭起它的伪君主制理论。顺便说说，这位首相曾不顾君主的异议至少在一个场合建议君主进行引人注目的个人干预，⁴¹但在亢奋的舆论压力下突然又转而反对君主，大概君主本人对此也是震惊不已。最后，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我们的文人墨客又做了什么？他们公开欢呼或者呶呶不休地谈论德国没有出现英国那种类型的君主制——正如右翼报业仍在做的那样。他们向最令人生厌的庸人本能献媚，把失败归咎于外交家而不是费心问问在这种局面下外交家们如何能够工作。我们也可以提到他们的私下会谈，但那将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而且在煽动家们看来并不是多么体面的故事——这些煽动家正在激烈斥骂要求一种“饥饿的和平”的多数。⁴²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政府的表现都是不负责任的，而在任何其他大国都看不到类似的现象。除非政府愿意达成一致意见并且毫不拖延，否则就不能容许公开的对抗。我们并没有真的打算为支持布尔人，为反击“蒙古人”或者为支持摩洛哥苏丹而准备开战，况且，对于前两种情况，我们既没有使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考虑进行武装干涉。然而，政府领袖却酿成了一种使君主本人公开卷入的局面，毁掉了我们与英国就南非的利益达成任何理性协议，与法国就北非的利益达成任何理性协议的可能性。我们的立场一开始看上去是在为荣誉而争，但后来又放弃了这一立场。无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一系列外交失败，它实际上令每一个德国人都感到难堪，并将给我们的利益带来长期损害。我们给人种下了非常危险的印象：德国人始终是大肆咆哮之后就退却。看来正是这种印象在1914年7月晚些时候成了决定英国政策的因素之一。针对我们形成的反常的世界性联盟，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咆哮做出的反应，而且至今仍在对我们产生影响。目前国外关于德国“独裁政府”的胡说八道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但是它能出现，在政治上就绝非无关紧要。是谁像对待其他有关德国的不实之词一样也不相信这种鬼话，却给我们的敌人提供了能够卓有成效地编造出这种鬼话的把柄？尽管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在若干时刻战争可能对我们有利，但德皇的态度对于维护和平曾多次发挥了引人注目的关键作用，那么是谁把整个世界这种在政治上非常有效的巨大憎恨带到了恰恰是这位君主头上？是谁让海外的大众有可能严肃地相信了德国人渴望“被解放”，只要战争能够继续打下去，这种受到压抑的渴望最终就会找到一个出口？是谁让这种空前荒谬的时局成为可能的？只要覆辙还有可能重蹈，这个民族就一定不会忘记，应当对这种事态负责的正是保守的官僚系统：它在一些关键时刻把官僚推到了政府的最高职位上，而运作这个政府的本来应该是政治家——那些在估量公开声明的效果方面富有经验的人，那些抱有政治家的责任感，而不是在适当位置恰到好处但在政治方面有害无益的官僚义务感和从属感的人。

把两者隔离开的巨大鸿沟在这里可以看得极为清晰。公务员在被要求服从时必须牺牲自己的信念，而政治家则必须公开拒绝为那些不合他信念的政治行动承担责任，必须为信念牺牲自己的官职。但在德国，这种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谈及事情最坏的一面呢：从可靠的来源已经知道，几乎所有在过去极为不幸的十二年间主管我们政策的人，都一再私下里否定了他们曾同意正式为之负责的那些庄重宣言。如果人们惊奇地打听为什么一个政治家在无力阻止某个有争议的声明被公开时却能继续执政，那么通常的答案是，“另外有人被安排”授权公开。也许情况的确如此，但还是表明了制度的致命缺陷。如果政府首脑必须作为一个强大议会的受托人承担责任，还能另外有人被安排吗？

二、议会与法律保障措施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使官僚系统真正对其负责的议会是多么重要。它是根本不可替代的。或许存在什么替代物？这个问题必须要让所有仍然坚信自己有权斥骂议会制的人来回答。在同一个问题上已经变得非常清楚的是，公务员的责任感和政治家的责任感在各自的领域可以适得其所——用在其他地方就毫无结果。我们这里涉及的并非缺乏能力、缺少经验的公务员和外交家，而是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务员和外交家，但他们尚未具备完全不同于私德的政治“人品”。不过，他们缺乏这种人品并非偶然，毋宁说，是因为国家的政治结构使它无用武之地。君主的个人顾问、廷臣或新闻界公开宣扬那些对于国际政治极为重要的事件，导致我们的对外政策陷入停滞与混乱达数十年之久，而政府首脑对于这些事件不过是耸耸肩，然后做出某种虚假的高贵姿态加以容忍，而在一个国家中，把国内行政的一切（根据行政首脑的权力利益）都作为“公务机密”，却成了文职官员的最高义务！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只能说明，官僚系统的利益就在于不受监督地担任官职。看到这种在任何其他大国都是闻所未闻的事态，人们还能说些什么？让那些违背自己的信念宽恕重大错误的政治家继续留任，对于这样的制度人们又能说些什么？最后，尽管这一切为众所周知，但仍有一些文人墨客竟毫不犹豫地断言，一个在极为重要的政治领域如此作为的国家有着“卓越的表现”，这让人如何接受？千真万确，我们的军官和文官在他们各自本分之内的表现堪称卓越。但在政治家的领域，官僚系统不仅失败了几十年，而且把它自身在政治上无所适从的表现所招来的憎恨转嫁给了君主以便拿他做盾牌。它就是以这种方式帮忙促成了一种与我们针锋相对的世界性格局，要是没有我们军队的辉煌表现，君主可能已经丧失了他的王位，德国可能已经丧失了她的全部政治未来。就国家利益和君主制的利益而言，任何阻止这种可能性的宪政选择都比目前的事态更好。因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必须结束这种事态。毫无疑问（而且很容易证明），对于这些极为关键的发展，并不存在党见分歧。然而，右翼政治家不是没有足够的政治人品，就是个人的利害考虑太多，以致不可能公开发表私下里极为坦率地表达过的观点。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并不愿意得出任何具体结论。但是，没有实质性的保障，就不可能出现决定性的机遇。证明了这一点的是如下事实：对这些公开性事件负有责任的宫廷圈子已经绝对不可救药了。采取这样的保障性措施在政治上远比任何其他政治问题——包括议会制改革与选举权改革——都重要。对我们来说，使政府受议会控制完全是建立这种具体保障措施不可缺少的手段。只有存在一个强大的议会以及政府实际上对议会负责，才能防止以往的事件重蹈覆辙，这是无可怀疑的。

然而，数十年徒劳无功之后，确立真正有效的议会领导权仍然有待时日。在这期间，只要改革尚未实现或者仍未完成，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有一个问题自不待言：无论何处，特别是在民主制条件下，重大的外交决策都应由一个小群体做出。现在的美国与俄国就是最佳范例，没有任何文字游戏能够改变这一事实。一切改变这一事实的企图都将削弱责任压力，而关键恰恰在于增加这种压力。因此，宪法第十一条规定的皇帝特权将会一成不变，它在首相负责制的现实中是可以行使的。然而，必须立即采取法律措施以阻止那些不负责任、不为人知的廷臣和报人通过公开君主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个人声明而制造的危险恶作剧。特别法必须对蓄意滥权发出威胁，即不论何人，只要事先没有明确得到适当授权就把君主的看法在国内外公之于众，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包括刑事惩罚。首相对它们的公开必须事先承担责任，这是他的宪法义务。关键问题就在于此。如果首相在事后才对议会的抗议做出反应，保证对这种公开性事件承担责任，那就是空话。即便他做出了事后保证，君主的声音遭到公开批评也不可能不危及君主的政治声望。然而，尤其是，如此保证不仅毫无意义，要是首相没有被事先咨询却又完全同意公开，它还是一种政治谎言。如果他确实没有被事先咨询，那么他的事后保证就意味着，尽管发生了这种公开性事件，他并没有感到应该拿着养老金退职，而是应该坚持继续留任。除了惩罚泄露君主言论的罪错之外，还必须有可能根据宪法“控告”首相同意或纵容这种泄露，这种“控告”最好是在某个议会委员会面前提出，目的是解除他的职务或宣告他永不适于担任政治官职。这种法律规定将对首相产生必要的压力，迫使他以最高度的谨慎态度着手行动。

君主的所有声明均应在经验丰富的下属广泛审议之后由首相予以批准。因此，如果顾问机构认为适于公开（因为这是唯一的争论点），它就是可取的。如果某个议会委员会并不合意，另一个机构也可以用于同样的目的。

迄今为止，由非普鲁士各王国［萨克森、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仍是一个糟糕的宪政笑料，它不过是个装饰品，毫无正式的权力和实际的影响。首相无需当场向它解释自己的政策，实际上，宪法第十一条已经明确免除了他的这种义务。他除了消极听取意见表达之外无需再有其他作为。如果他［向该机构］提交了正式陈述，就像按照惯例公开提交给议会那样，那是他的优雅。至少表面上看这就是一直通行的实际做法，尽管在更紧密的圈子内部会更加充分地讨论政策的优劣。在这次大战期间，该委员会的重要性看来没有丝毫长进，这同样并非偶然。在君主的重要对外政策声明公开之前，这个委员会完全可以被指派给一种顾问功能。如果它能变成帝国御前会议，与责任部门的首脑和某些资深政治家一起在决策之前讨论对外政策的取舍，如有可能则在君主御前讨论，情况甚至会更好。帝国层面尚不存在这种团契性质的机构，现在常常由普鲁士御前会议发挥这种功能，不仅在普鲁士的事务上，而且在整个帝国（因而涉及非普鲁士成员邦）的重大政治事务上都是如此。这种活动在形式上可能仅仅是顾问，因为首相的宪法责任就像皇帝对外代表帝国的宪法作用一样，几乎不可能被减弱。当然，任何这样的动议，都有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败坏了名声——如果有人企图利用它去排斥或削弱议会的影响的话（很不幸，官僚系统就很容易有这样的倾向）。然而，它有助于依法迫使首相在联邦参议院面前充分说明他的政策。这种顾问机构和议会各专门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难题，尤其是如果议员还拥有联邦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席位的话。对此下面将会详谈。

不论这种动议是否能够成为现实，我们先前描述过的那些局面决不应当继续得到容忍。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指出，用来为这些事件辩护的高度虚假的伪君主制传奇，乃是保守党在俾斯麦的鼓惑基础上虚构出来的。隐藏在这个传奇背后的则是纯粹的国内党派利益集团，如今它们正隐藏在战时的“投石党运动”背后。这种充满了利害考虑的传奇被用于诸多目的：继续把官职——从县长直到部长的官职——作为保守党的俸禄，利用国家官僚系统作为保守党的选举机器，从而长期保持普鲁士的选举特权［即三个等级的选举权］，诽谤并削弱德国国会——尽管这是迄今最好的德国议会。今天，在政治后果已经清晰可见之后，如果要求使议会作为行政监督机构和筛选有能力的领袖的机构得到加强，我们知道前面就会传来不受控制的官僚系统既得利益者已经准备妥当的口号声：“君主制处在危险中”。但是，如果君主继续听信这些自私自利的谄媚者，君主制的未来就确实令人生疑，应付民主幽灵引起的恐慌肯定就是王朝自身的事情，而不是我们的事情了。

（五）议会政体与民主化

一、平等选举权和议会制

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社会领域的民主化问题，而仅仅是和议会制有关的民主选举权问题，亦即平等选举权问题。我们也不拟讨论当时［1871年］在俾斯麦的沉重压力下德意志帝国引进平等选举权在体制上是否可取。毋宁说，我们认为平等选举权乃是理所当然，事实上，要想废除这种权利而又不产生严重后果，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里唯一需要研究的是实现议会政体和民主选举权之间的关系。

议会政体和民主化未必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往往还彼此对立。最近又出现了一种时有所见的看法，认为它们必然是对立的。据认为，真正的议会制只有在两党制条件下才有可能，而且除非两党都是在贵族显要的支配之下。英国古老的议会制相称于它的封建起源，的确不是大陆意义上的真正“民主”议会制，甚至在改革法案之后直到这次大战期间仍是如此。只要看一下那里的选举制度就很清楚了。财产与收入条件的规定以及有效的一人多次投票权竟然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把它们放在德国，大概只能允许社会民主党现有议员的一半进入德国国会，中央党能够进入德国国会的议员将更是少得多。（但是，德国并不存在像爱尔兰人在英国议会中那种相应的角色。）直到张伯伦的考科斯会制度，两党显然还是由显贵俱乐部支配的。克伦威尔军队中的平等派首次提出了“一人一票”的要求，如果这种要求现在真正得到了满足，再加上（最初曾受到限制的）妇女选举权要求，英国议会的特性无疑就会发生重大变化。在爱尔兰已经被削弱的两党制，将随着社会党人的推进而进一步瓦解，两党的官僚化则会继续。众所周知的西班牙两党制乃是基于两党显贵达成的默契——利用投票为各自的谋官者提供定期轮换的任期，目前看来正在屈服于走向认真选举的初步努力。但是，这种变化将会消除议会制吗？议会的存在与正式的权力地位不会受到民主选举权的威胁，这已被法国及其他实现了平等选举的国家所证明，它们的内阁成员通常都是出自议会，而且要依赖于议会的多数。当然，法国议会的精神大不同于英国议会。然而，研究民主给议会制带来的典型结果，法国并不是个合适的国家。它的稳定的人口那种突出的小资产阶级特性，尤其是小食利者的特性，为一种独特的政党显贵统治模式和一种独特的巨额融资影响力创造了条件，而它们在那些主要的工业国家并不存在。法国的政党结构放在那些国家就是不可想象的，正如英国历史上的两党制放在那些国家也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仅仅因为现代经济阶层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大众福音的意义，两党制在工业化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造成了一种“宗派”屏障，在德国尤其如此。况且，德国天主教组织作为一个保护少数的政党，作为宗派分布的一个结果，几乎不可能被消除，尽管中央党把它现有议员的数量仅仅归因于既定的选区安排。因此，今后将有至少4个，也许是5个政党在德国长期并存，联合政府将继续是必需的，一个精心运作的君主制的权力仍将具有重大意义。

二、民主化对政党组织与领袖的影响

然而，在拥有家长制地产的孤立的农村地区以外，政党内部的显贵统治到处都已难以为继了，因为现代大众宣传的出现使得竞选成功要依赖于理性化的政党经营，即依赖于党的官僚、党的纪律、党的基金、党的媒体和党的广告业。政党的组织越来越紧密。它们甚至努力动员青少年成为追随者，教会机构自动地在这方面为中央党效力，保守党则是得助于社会环境。其他政党也有自己的青年组织，比如“民族自由青年”以及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团。同样，政党也会利用一切经济利益。它们组织生产与消费合作社，组织工会，让适当的成员担任专门设立的党内职务。它们开办学校训练鼓动者、编辑和行政雇员，有时还能获得大量基金支持。浩繁的政党文学产生了，并得到同一些由利益集团捐助的基金用以收购报纸、开办广告公司以及类似的经营事业。由于竞选费用以及必需的带薪鼓动者的数量不断膨胀，党的预算也急剧增加。在争夺一个大选区的激烈对抗中，没有至少2万马克的开支就不可能获胜。（抱有政治关切的工商业者现在把他们的战争利润大规模投给了各种所谓爱国报纸，这是为战后第一次选举预做准备。）政党机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旧日显贵的分量则每况愈下。

事情仍在变动之中。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在内部协调程度上大不相同，我们已经注意到，目前大体上是这样的画面：地方活动一般是由显贵在“业余时”负责管理，仅在大城市由党的官员负责。在中等规模的社区，党的官员都是报社编辑部或律师事务所的主管。只有较大的选区才有巡回的带薪书记。地方和地区联合体在不同程度上彼此合作提名候选人和拟订竞选口号。地区性联合体的参与特别要决定于选举联盟和第二次预选的需要。地方组织的领袖会做出极为多样的努力去招募固定成员，其中公开集会发挥着主要作用。成员的活动非常有限，往往只是缴纳党费、捐助党报、参加大体上是定期的有党的演说家出席的集会，在选举期间自愿参加一定的工作。作为回报，他们至少可以有机会正式参与地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发言人（Vertrauensmänner）的选举，并根据地方的规模也有机会直接间接地参与选择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不过一般来说，所有的候选人都是由常任领袖和官僚的核心层指定，而且多半也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另外还会增补少数显贵，他们由于自身的名望、个人的社会影响或者乐于做出财政贡献而有用和有功。因此，普通党员的参与仅限于在相对较长的间隔之后举行的选举期间提供后援和投票，以及对将要形成的决议进行辩论，而辩论的结果大体上总是由领袖控制的。地方领袖和选区官员大换班的情况十分罕见，即使有，也几乎总是内部反抗的结果，而这种反抗大都与个人性质的纷争有关。并不属于任何组织但被各个政党争取的普通选民则是完全消极的，政党主要是在竞选期间才注意到他们，此外就只是通过宣传去影响他们。

一如前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比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要紧密得多，也包括了大量现成的选民，民主的形式内部则是严格的纪律和集权。右翼政党的组织一般都比较松散，而且更多地依靠地方显贵，不过现在已经得到了农民协会——它拥有严密的群众组织——的支持。在中央党内，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领导权在形式上看已经极为发达，但事实却反复证明，神职人员的权力在所有非教会事务上都受到了限制。

目前的发展阶段已经明显结束了旧日的事态，其间选举已经习惯于在意识形态专家阐述，经报端和公共集会宣传讨论的观念与口号基础上举行，候选人由专门委员会提议，并且当选者联手组成其成员保持灵活性的政党，最后，这些议会团体形成了对全国各地同声相应的人们的领导权——尤其是制定下次选举议题的领导权。比较来说，现在政党官员到处都在作为政党战略的动力而出现，尽管出现的速度不尽相同。和他一起出现的还有日趋重要的有组织的筹资活动。长期的财政困难需要固定的党费，这对于社会民主党那样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群众组织来说无疑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然而，这种财政困难也一再使得习惯于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赞助人重新坐大，即使在社会民主党内，他们也从未完全缺席。在中央党内，一个单独的赞助人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先生，如今已可自信他的社会地位至少相当于大主教。财政赞助人作为资产阶级左翼政党的收入来源，其重要性并不太大，但是对于右翼政党来说就重要得多。他们对于民族自由党以及老牌的自由保守党这样的温和路线政党必然有着最为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些资产阶级政党目前的中等实力，最适合作为大概的尺度来衡量金钱本身——这意味着由个体赞助人提供的资金——在平等选举权基础上的选举中的重要性。不过，即使就这些政党的情况而言，也不能说是财政赞助人的支持给它们带来了选票，尽管这种支持对于它们来说不可或缺。毋宁说，它们是靠财权与大批文人奇特的混合婚姻而存在的，这些文人尤其包括在情感上念念不忘俾斯麦时代记忆的学院派和非学院派教师。与它们的选票数量相比，把它们认作捐助者的资产阶级媒体却多得不成比例，这些媒体的路线也被完全机会主义的广告媒体以减弱了的形式所效仿，因为这碰巧都合乎政府和工商业界的需要。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与官僚化和理性的预算相伴的也是民主化，不论德国各政党内部社会结构的差别多么强烈。这使远比以往人们熟知的显贵领导的政党更连续，更紧张的选举活动成为必要。一个今天的候选人适合于在他的选区每个小村镇必须发表的竞选演说，他在地方的巡视和报告，党的媒体对于信息流通、老生常谈以及各种广告的需求，都在不断递增。可以说，政治搏斗手段的剧烈与无情也同样如此。这往往作为政党的特性之一而被人哀叹和谴责。然而，诉诸这些手段的并不仅仅是政党机器，掌握着权力的政府机器也毫无二致。俾斯麦时代从所谓“归尔甫基金”获得财政资助的媒体，特别是1878年以后，其手段之无耻和良心之匮乏，简直就是无与伦比。完全依靠支配性的政府机器开办媒体的努力至今仍未停止。这些搏斗手段的存在和品质，与议会政体的发展程度毫不相干，与选举权的发展阶段同样毫不相干；毋宁说，这些手段纯粹是产生于大众选举，而不论选举机构是不是政治上负责任的领袖的补充基地，也不论他们是不是只能像在德国这样热衷于利益集团代表和小庇护权的消极政治。⁴³在后一种情况下，党争尤其会采取低级的形式，因为推动党争的是纯粹的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它有可能也必然会借助刑法手段以阻止对一个对手的个人荣誉和私生活的政治攻击，阻止情绪化虚言妄语的肆意扩散。然而，只要存在着决意追求物质利益的选举机构，政治斗争本身的实质就不可能改变。即使削弱议会的重要性和水准也几乎不可能改变这一点。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必须承认这个事实。任何审美性的或者道德化的蔑视态度对于国内政治改革的争论都是毫无用处的。这里的政治问题仅仅在于：政治搏斗手段与组织形式的逐渐民主化会给议会内外的政治经营结构带来什么后果？刚刚提到的这项发展就与我们先前讨论的议会事务的经营密切相关。

在议会内外都需要一种典型人物：职业政治家，一种至少在观念上，但多数情况下是在物质上把政党政治视为生活内容的人物。［再说一次：］这种人物是大众选举基础上政党活动理性化和专业化不可避免的产物，不管我们对此是爱是憎。在这方面，无论政党由于议会制的推进能够发挥什么程度的政治影响和承担多大程度的责任，情况都没什么两样。

［我们已经看到］有两种类型的职业政治家：一种是在物质上“靠”政党和政治活动为生，在美国的条件下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经营者”或者党老大，在德国的条件下则是政治“工作者”以及带薪的政党官员。另一种则是“为”政治而生，拥有独立的财产并受自身信念的驱策，政治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核心，比如保罗·辛格（Paul Singer）那样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时又是大家风范的党产资助人。⁴⁴这里应当澄清的是，我们并不否认政党官员中存在“理想主义”。至少就左翼政党而言，在它们的官员中可以看到大批无可指摘的人物，这在其他社会阶层中就很少见。然而，尽管理想主义远不是一个人的财力状况在发挥作用，但富裕党员却更有条件“为”政治而生。恰恰就是这个因素，即经济上独立于在上者与在下者的那些人，对于政党生活来说才是最合意的因素，但愿他们不会彻底消失，尤其是不会从激进政党中消失。当然，真正的政党经营在今天并不是单纯由他们操作的，在议会之外从事大量党务工作的始终是党的官僚。然而，由于专心致志从事这种经营，这些官员绝不总是最合适的议会候选人。社会民主党人是仅有的重要例外。但在大部分资产阶级政党中，受官职牵累的党书记并不会成为最佳候选人。在议会内部，政党官员的主导地位不会带来有利影响，无论它的代表权多么合意，多么有用。但即使在最官僚化的政党——社会民主党内，也不存在这种主导地位。事实上，在“官僚精神”的支配导致损害实际领袖的地位方面，党的官员带来的危险相对最小。这种危险更多的是来自为了吸引选票而被迫照顾那些有关组织，由此会导致那些组织的雇员渗入政党候选人的名单，如果采取比例选举制，即要求对名单投赞成票，这种现象就会与日俱增。⁴⁵由这种雇员组成的议会在政治上毫无用处。不过确实，像政党本身与工会这样的组织，其雇员的精神根本不同于公务员的精神，前者是在与公众的斗争中受到训练的，后者则是在文件柜的包围中和平地工作。尤其在那些激进政党中，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官僚精神制造的这种危险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因为激烈的政治搏斗抵消了那种僵化为食禄者阶层的趋势（即使对这些政党来说也不容忽视）。然而，甚至在这些政党内，也只有少数真正的领袖是出自党的官僚。

在所有民主化的议会与政党中，今天对政治经营提出的要求所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职业作为补充议会成员的基础，正在上升为一个特别突出的角色，这就是律师。除了法律知识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与受雇的法学家担任公职不同，这种职业就是要与对手进行斗争，为了进行这种准备，一个纯物质的因素就至为关键：拥有私人事务所——这在今天对于一个职业政治家来说乃是绝对必需。任何其他自由经营者，因受其自身经营活动的负担所累，都不可能满足日常政治活动不断增多的要求，他要变成一个职业政治家可能就不得不放弃他的本职。律师相对来说则比较容易回旋以给他的活动提供技术和心理基础。常有人错误地悲叹说，议会民主制中的“律师支配”之所以那么便利，正是因为德国议会至今不能向它的成员提供适当的办公场所、信息服务和职员班子。⁴⁶然而，我们这里不想讨论议会经营过程的种种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在民主化的压力下以及在职业政治家、党的官员和利益集团雇员与日俱增的重要性的压力下，政党领袖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以及这对议会制生活将造成什么影响。

三、民主化与煽动主义

德国文人的流行观点匆匆忙忙就解答了民主化的影响问题：煽动家将崛起到最高地位，而成功的煽动家就是那种在争取大众时最无所顾忌的人物。把生活现实加以理想化是毫无益处的自欺欺人。断言煽动家越来越重要，就这个消极意义而言往往是正确的，如果恰当理解，则是完全正确的。从消极意义上说，同一断言也适用于民主制，正如几十年前一位著名将军就君主制的影响对一位专制君主所说：“陛下很快就会仅仅被无赖所包围。”实事求是地考虑民主选择领袖，总是意味着与其他组织及其选择制度进行比较。只要看一下官僚制组织——包括出类拔萃的军官团——的人事事务就足以澄清以下事实：一个上司被下属们真正承认为“适得”其所，这并非常例，而是例外，一个迅速升迁的新上司尤其如此。无论对任命者的动机还是对那些特别走运的人为获得任命所使用的手段，绝大多数严肃的内部人都会抱有深刻的怀疑态度，且不说还有种种小肚鸡肠的流言蜚语。但是，这种多半是沉默的批评并不为毫不知情的公众注意。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无数经验告诉我们，最能确保提升的那些品质，就是对那部机器的顺从程度，就是下属对其上司感到“舒适”的程度。一般来说，这样选择出来的肯定不是天生的领袖之一。

在大学的任命方面，相当多的情况下在内部人当中也会出现同样的怀疑态度，尽管学术成就的公开性质能够使公共控制发挥作用（这在通常情况下并不适用于政府官员）。然而，政治家，特别是正在获得公共权力的政党领袖，会由于对手和竞争者的批评而受到公众的仔细审视，他们在与他的斗争中肯定会无情地公开他向上攀升的动机和手段。因此，冷静的观察可以表明，总的来说，对政党煽动家进行选择所遵循的标准，决不会逊于官僚系统闭门选择时遵循的标准。只有美国这样的新兴国家提供了相反的事例，但在欧洲的日耳曼国家，否定这个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此外，即使世界大战之初出现的一个完全不称职的参谋部首脑［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也不会被认为是对君主制补充领袖的能力进行抨击的证据，所以，把补充领袖的过程中犯下的错误作为抨击民主派的证据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我们不想更多地进行这种在政治上徒劳无益的比较和指责。关键问题在于，就国家领导权的任务而言，只有那些在政治斗争过程中被选择出来的人物才能有备而来，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斗争，概莫能外。仅仅是碰巧出现的事实是，总的来说，更有效地完成这种准备靠的是广受诟病的“煽动手腕”，而不是职员们的办公室，这又为有效行政提供了极为优越的训练机会。当然，政治煽动可能会被惊人地滥用，一个缺乏非凡才智和政治品格而获得强大权力地位的雄辩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描述甚至不适用于奥古斯特·倍倍尔，⁴⁷因为他有人品，尽管他缺乏非凡头脑。他经历了［1870年代的］迫害时期，虽然成为［社会民主党］最早的领袖之一是个意外，但也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质给他带来了群众的无条件信任，这是那些在才智上远更优越的党员无法匹敌的。欧根·李希特（Eugen Richter）、恩斯特·利贝尔（Ernst Lieber）、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 Erzberger）也都属于相近的类型。⁴⁸他们都是成功的“煽动家”，与那些才智和气质远更优越的人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后者在群众面前的滔滔雄辩令人折服，但却不可能在党内获得权力，这并非偶然——但这不是民主化的结果，毋宁说，是有力抑制“消极政治”的结果。

民主化与煽动相辅相成，但是再说一遍，它们与体制的性质无关，而是仅仅意味着群众可能不再被看作纯粹被动的行政客体，这就意味着群众的态度有了某种主动的重要性。毕竟，现代君主制也在以它们各自的方式选择着通往煽动主义的道路。它们利用演说、电报以及各种各样的宣传手段提高自身的声望，没有人能够断言这种宣传比［政党领袖在］竞选时期最狂热的煽动对国家利益的危害更小。事实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这次战争期间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位海军上将热衷于煽动的现象。前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与海军上将冯·蒂尔皮茨（von Tirpitz）的管辖权之争在一场乱糟糟的竞选运动中被将军的追随者暴露在公众面前（正如德国国会正确强调的那样，这是在将军的默许下进行的）；卷入这场冲突的国内利益集团全都站到了将军一边，因为，一个只有对事实（即无限制潜艇战问题）具有最全面的知识才能加以解决的军事和外交问题，变成了在大众中间具有无比煽动性的目标，而大众对于这个情况又确实“无力鉴别”，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判断手段。因此，没有人能够断言“煽动主义”是立宪民主政体的特性。1918年1月殖民地总督之间令人厌恶的倾轧和内阁候选人之间的阴谋诡计也被端到了媒体和公众集会上。这些煽动活动都产生了某种作用。在德国，我们有煽动主义和群氓的压力却没有民主，毋宁说正是因为缺少有序的民主所致。

然而，我们这里想要讨论的只是煽动主义对于政治领导权结构的实际重要性，因此，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就是民主与议会制之间的关系。

四、平民表决基础上的领导权与议会控制权

能动的大众民主化意味着政治领袖不再因为他在某个显贵圈子中证明了自己而被宣布为候选人，然后因为他在议会中的业绩而成为领袖，而是意味着他借助于大众煽动手段赢得了大众对他个人的信任和忠诚并获得了权力。实质上，这意味着一种向恺撒制选择模式的转变。实际上，任何民主都会出现这种趋势。毕竟，平民表决就是一种特指的恺撒制技术。它不是寻常的投票或选举，而是一个人忠于天职的宣示，他需要这种拥戴。这种恺撒式领袖要么通过军事方式，作为拿破仑一世那样的军事独裁者而崛起，享有经平民表决得到确认的地位，要么以市民方式而崛起：通过平民表决的确认并在军队的默认下作为非军事的政治家获得权力，比如拿破仑三世的情况。这两个途径都与议会制原则格格不入，正如它们（当然）与世袭君主制的正统性格格不入一样。任何方向上的由平民选举最高统治者，此外，任何依赖于大众信任而不是议会信任的政治权力，这也包括兴登堡那样深得民心的军事英雄的地位，都要取决于通往这些“纯粹的”恺撒制拥戴形式的道路。美国总统的地位尤其如此，他对议会的优势就是来自他（在形式上）获得的民主提名和选举。像俾斯麦那样的专制人物对普选所寄托的希望，以及他反议会的煽动方式，也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尽管它们在表述与措辞上适应了他的大臣地位的特定正统条件。俾斯麦去职的情形显示了世袭正统性对这些恺撒式权力的反应方式。任何议会制民主都会迫不及待地试图消除选择领袖的平民表决手段，因为它危及到了议会的权力。现行的法国宪法和法国选举法就是一个突出的范例，那里因为布朗热主义的威胁而［在1889年］废除了照单全选投票制（list voting）。然而，法国的议会制民主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最高权力在大众当中缺乏权威，这是典型的法国现象，而且十分典型地有别于美国总统的地位。相比之下，在民主化的世袭君主制那里，恺撒制的平民表决因素总是大为削弱的，但并非不存在。实事求是地说，现任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地位根本不是基于议会以及议会党团的信任，而是基于乡村大众和战场军队的信任。议会只是（内心相当勉强地）给予默认。

因此，通过平民表决选择领袖和由议会选择领袖，其间的反差是完全实在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议会的存在毫无益处。对于事实上的恺撒式大众代表，英国议会的存在可以保证1）他的权力地位的连续性和2）对他的权力的监督，3）维护公民权利，4）一个可供政治家争取大众信任的适当的政治试验场，5）一旦恺撒式独裁者丧失了大众的信任即可和平地淘汰他。不过，由于重大的政治决策——即使且尤其是在民主条件下——不可避免总是由少数人做出，大众民主自伯里克利时代以来所获得的成就，始终就是以对恺撒式的领袖选择原则做出重大让步为代价的。例如，在那些大规模的美国自治市，历来就是仅靠平民表决产生的市长遏制腐败，大众的信任赋予了他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的权利。而且无论何地，民主的群众性政党都会发现自己面临一些重大任务，它们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无条件服从于得到大众信任的领袖。

我们刚刚以英国为例说明了这种情况下在大众民主中保留议会的重要性。然而，不仅是那些主观上真挚的“社会主义者”，即使那些主观上真挚的“民主主义者”，对议会经营的憎恶也到了如此程度，乃至鼓吹什么“没有议会的社会主义”或者“没有议会的民主”。当然，谁都不可能“拒绝”极为强大的反感。但必须澄清在我们这样的君主政体国家它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实际后果。在受到威权主义官僚系统左右的德国政治秩序中，如果没有任何议会制成分，那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民主？这种纯粹是被动的民主化大概就是不受控制的官僚支配最纯粹的形式，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它自称是“君主政体”。或者，如果我们把这种民主化与这些“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经济重建联系起来，那就是古代公益性派捐国家的一种现代理性翻版。由国家官僚系统给予正当性并（据说）加以控制的利益集团，从积极意义上说可能是些合作自治体，从消极意义上说则可能是些公共负担的载体。于是，公务员可能要由这些以利润为取向的联合体进行监督，但既不是由君主监督，也不是由公民监督，因为前者可能完全无能为力，后者又可能缺乏一切代表。

让我们更切近地看一下这个未来的景象。就可以预见的未来而言，这种被动的民主化不可能最终消除私人经营者，即便那时实现了影响深远的国有化；毋宁说，它可能意味着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无财产的小生产者以及工资收入者的工团化，由此，每一类别的经济机会全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并且受到垄断性保护——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古埃及的“新王国”早就以大体上同样的方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只有未雨绸缪让大众的意志对这种工团化的经济管理发挥决定性影响，那才可能谈得上民主。如果没有一个议会保障大众的权力和对辛迪加的持续控制，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对这种行政的实质和人事进行干预的民主化议会，那就不可想象怎么才能实现这种民主。如果不存在现有类型的民意代表，大概就要指望这种产业联合体的经济发展出一种保护每个人生计的行会政策，从而走向一种静态经济并消除一切对经济理性化的关切。凡是没有或极少资本的经济群体，一旦被垄断性组织起来，对合作保障生计的考虑就变得至关重要。凡是把这一点看作一种“民主”或“社会主义”未来的理想的人，都会欢迎这么做。但是，抱着文人墨客极为浅薄的半吊子态度，就会一再出现一种混淆，即误把利润和工资权益的卡特尔化当作一种理想，按照这种如今正在被大肆鼓吹的理想，货物的生产在未来将是为了满足需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追求利润。要想实现这个最终理想，必需的开端显然不是利润权益的卡特尔化与垄断化，完全相反，是对消费者权益的组织。未来必须建立的这种经济组织将不是国家控制的强制性生产卡特尔、行会及工会，而是国家控制的庞大的强制性消费合作社，后者又会按照需求去调整生产活动，就像某些消费合作社（通过自己的生产）已经做过的那样。于是问题再次出现了：如果没有一个也能持续控制国民生产的议会，那就无法想象“民主”权益——即消费者大众的权益——如何才能得到保护。

不过，这种白日梦该做够了。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严肃要求彻底废除议会，无论他多么反对目前的议会形式。大概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愿意保留议会作为强化对行政的公共控制，作为决定预算，以及作为审议和通过法律的机构——就这些功能而言，议会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是不可替代的。反对者如果是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像常见的那样不正派地掩护官僚的权力利益，那么他实际上想要的是两个东西：1）不应通过议会的决定，而是通过强制性的公民复决投票去制定法律；2）议会制度不应存在，意思是指议会不应成为国家领袖的补充基地，议会的信任不应成为他们任职期限的决定因素。一如众所周知，这是美国民主的公认规则，它部分是源于对国家首脑及其他官员的直接民选，部分则是源于所谓“三权分立”原则。然而，美国的民主也足够清晰地得出了教训：以这种方式消灭议会制并不能比议会制本身更多地保证行政的公正廉洁，而且事实恰恰相反。诚然，国家首脑的民选结果总的来说并不算糟糕，最近几十年间确实不胜任的总统，至少不比世袭君主制的不合格君主更多。然而，对于公务员的民选原则，美国人自身也仅仅满足于非常有限的程度。如果普遍适用这项原则，就不仅会消灭在技术上使官僚机器与众不同的官僚制纪律，而且还不能在一个大国中提供任何保障以维持官员的品质。它会让某个无形的小集团控制候选人的选择，与议会党团及其领袖相比，这种小集团完全不用对公众负责。候选人则被提交给没有技术判断能力的选民。用这种形式填补需要专业技术素养的行政职位是最不合适的。显然，在美国，不论涉及的是最现代的行政功能还是法官的职位，由国家首脑任命的训练有素的官员，在技术和廉洁方面的优势都堪称无可比拟。毕竟，选择训练有素的公务员和选择政治领袖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相比之下，美国有的州议会无权无势，因而腐败公行，对它们的不信任就导致了民众直接立法的发展。

作为选举和立法手段的平民表决有其内在的技术局限，因为它的答案只有两个：“同意”或“反对”。在任何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它都不可能接手一个最重要的议会功能：决定预算。在这样的国家，平民表决还会严重阻碍由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达成妥协而形成的法案得以通过，因为，如果没有通过谈判调停利益冲突的手段，那么绝大多数见仁见智的理由都会导致“反对”。公民复决投票并不懂得妥协，而在任何一个大规模国家，多数法律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地区、社会、宗教以及其他分裂而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在一个存在严重的阶级紧张关系的大规模国家，除了导致财产被充公与“国有化”的累进所得税，很难想象平民投票还能接受别的税法。这些困境大概不会引起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注意。然而，我们迄未听说有哪个面临公民复决投票压力的国家机器曾有效地强制实施过这种往往在名义上很高的，一定程度上是没收性的财产税；美国不是这样，瑞士的州也不是这样，它们那里的条件非常有利，因为人民会凭借古老的传统从实质问题的角度进行思考，而且在政治事务方面具有良好素养。此外，平民表决原则还会削弱政党领袖的自治性作用和公务员的责任。否决主管官员提案的平民表决进而否决这些官员本身，并不会也不可能像议会制国家的不信任投票那样迫使他们辞职，因为这种否决投票不像针对政府的议会多数票一样，看不出理由也帮不上投否决票的大众什么忙，使他们能用自己的负责任领袖取代被否决的官员。

最后，国家官僚系统越是直接管理经济经营活动，就越是会出现一种危险的情形：没有一个独立的控制机构能够像议会那样有权公开要求从全能的官员那里得到信息并对他们进行问责。纯粹平民表决的民主有一个专门手段，即直接民选和公民复决投票，在罢免问题上更其如此，这完全不适用于在一个大规模国家选择训练有素的官员和评判他们的业绩。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货币对于政党竞选——甚至在议会选举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如果一个大规模国家的民众选举和公民复决投票完全占了上风，这种货币的权力以及它为煽动机器提供的动力可能会愈加巨大。

当然，强制性投票和公民复决投票确实与下面这种经常遭到强烈谴责的情形截然对立：议会制国家的公民履行政治功能，无非就是每隔几年把各个政党给他准备好了的选票投进票箱。有人质疑这是否真的是一种政治教育手段。毫无疑问，只有在前面讨论过的条件下，即只有在对行政进行公共监督与控制——这使公民习惯于持续观察自己的事务如何被管理——的条件下，它才是真正的政治教育手段。然而，强制性公民复决投票却可以在几个月之内频繁地把公民召到投票箱前以决定法案；强制性选举则会迫使公民为漫长的候选人名单投票，而他对这些候选人却根本一无所知，也无从判断他们任职的技术资格。诚然，缺乏技术资格（君主本人同样没有这种资格）本身并不是反对民主选举官员的论据。要想知道一双鞋子是否合脚，当然不必先成为一个鞋匠。但是，如果专业官员由民众选举，那么不仅会出现一个极大的危险，即民众的日益冷漠，而且他们还会做出极大的误判，即无法辨别谁应对弊政负责，但在议会制度下，选民就会直接要求政党领袖为他们任命的官员业绩负责。如果事涉技术上比较复杂的法案，公民复决投票的结果将会再容易不过地受到隐藏在幕后但却游刃有余的利益集团的操纵。在这方面，欧洲各国的条件因其高度发达、训练有素的官员群体而从根本上不同于美国，在美国，公民复决投票被认为是对付下级立法机关不可避免的腐败的唯一矫正办法。

这些论据和在适当情况下利用公民复决投票作为最后手段并不矛盾，尽管大规模国家的条件不同于［适用这种办法的］瑞士。但是，大国的平民表决并不会使强大的议会成为多余。作为对官员进行公共控制和真正实行“公共”行政的机关，作为淘汰不胜任的最高官员的手段，作为一个决定预算和对各个政党进行比较的中心，议会对于选举式民主来说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在世袭君主制条件下，议会尤其不可或缺，因为君主不可能只与民选官员共事，如果由他任命官员，他也不可能给予袒护，以免连累他在国内的特殊功能：在政治气氛与权力平衡不明朗的情况下使平和的解决方案成为可能。除了对“恺撒式”领袖的牵制以外，议会在世袭君主制条件下也是必需的，因为那里有可能长期不会出现得到大众普遍信任的人物。继承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纯恺撒式支配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各个强有力的代表团体有效的共同支配能够维护政治连续性和国内秩序的宪法保障，即便出现了一个恺撒式领袖，他也极容易遭到抵制和淘汰又不会带来国内政治灾变的危险。

显然，真正使敌视议会的民主主义者感到不快的关键问题，是党派政治追求的，因而还有议会党团的高度自愿性质。我们已经看到，“能动”与“被动”的政治参与者的确处在这个制度的对立两极。政治经营是既得利益者的事业。（我们不是指的在任何国家形态中都会对政治产生影响的物质意义上的既得利益者，而是指的那些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追求的是政治权力和责任以实现某些政治观念。）恰恰是这种利益追求，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因为，不是政治上被动的“大众”产生了他们的领袖，而是政治领袖招募追随者并通过“煽动”赢得了大众。即使在最民主的国家形态中也是如此。所以，提出相反的问题就更有针对性：高度发达的大众民主中的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允许富有领导能力的人物掌握权力吗？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吸收新观念吗？因为它们已经完全像国家机器那样走向了官僚化。要想建立一个拥有必需的组织机构和媒体的全新政党，在今天需要大量劳务和资金的投入，而且现有媒体的牢固权力表明，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目前十分特殊的战时条件下，只有发了战争财的财阀才能在这方面（随着祖国党的建立）获得成功。］

现有的政党已经定型。它们的官僚职位给任职者提供了“养分”。它们的观念库大都已经固定于宣传文献和党的媒体中。出版商与作者的物质利益通过观念的变革阻止了这些文献的贬值。最后，必须靠党为“生”的职业政治家都不想看到他的智力工具——观念与口号——过时。因此，只有在政党完全回避原则，仅仅热衷于官职庇护权，并且把它们认为能够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纲条目”统统添加到它们“论坛”中去的地方，比如在美国，都会相对迅速地接受新观念。

新领袖的崛起看上去甚至更为困难。德国的各个政党由同一些领袖掌舵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些领袖的人品绝大多数都值得给予崇高的敬意，但他们的才智或者他们政治气质的实力却往往并无过人之处。我们已经提到了针对新人的典型的行会式怨恨——这是势所必然。就此而论，各政党的情形也像美国的政党一样存在某些差异。美国政党的统治者是党老大，他们有着非常稳固的地位。他们只想要权力，不在乎荣誉或责任。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不会公开插手候选人地位的变动，否则将会导致对他们的政治惯例的公开讨论，从而危及本党的机遇。因此，他们往往会——尽管是不大情愿地——提出“新人”作为候选人。只要这些候选人在他们看来是“可靠的”，别的他们就不介意了。如果这些人凭借自身的“新颖”，因而凭借某些特殊的成就可以大力吸引选票，就是说，如果这些候选人的出现为竞选胜利所需，党老大即使不情愿，也必须为他们提名。这些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形成的做法，根本就不可能移植到德国，而且在德国几乎没有人会向往。同样不可移植的还有法国、意大利的条件，即这些国家政党结构的影响，在它们的条件下，只有非常有限的政治人物被认为适合于担任内阁职位（ministrable），偶然也会补充一些新人，按照时有不同的组合轮流担任领导职务。

英国的条件就更为不同。足够数量具有政治气质和领袖资质的人物是沿着议会职业路线（这里不可能对此叙述），也是在严格按照考科斯会制度组织起来的政党内部出现和上升的。一方面，议会职业为怀有政治抱负、权力意志和责任感的人物提供了大好机会；另一方面，只要这些具有政治气质和天赋的人物证明自己能够赢得大众的信任，大众民主的“恺撒制”特征就会迫使政党屈从于这些人物。正如事实一再证明的那样，一个潜在的领袖获得成功的机会，其作用就是政党获得权力的机会。对于领袖的崛起来说，严重的障碍既不在于党的恺撒制性质和群众煽动，也不在于它们的官僚化和日趋刻板的公共形象本身。尤其是组织良好、真正希望行使国家权力的政党，必定会服从于那些赢得了大众信任的人物——如果这种人具有领导能力的话；相比之下，法国议会中的松散追随者却是纯议会阴谋的真正中心，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过，团结一致的政党组织，尤其是领袖必须按照惯例的规定通过议会委员会的工作以训练和证明自己，又会充分保证这些恺撒式的大众受托人尊重既定的宪法安排，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出于纯粹的情感因素，不是仅仅因为贬义上的“煽动家”品质。特别是在选择领袖的当代条件下，一个强有力的议会和负责任的议会党团，因而还有它们的这一功能——作为政治家的大众领袖的补充基地和实验场，就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基本条件。

五、战后德国的有效领导权展望

对于德国来说，大众民主的政治危险首先在于情感因素将主导政治这样的可能性。“大众”本身（且不论特定情况下构成大众的是哪些社会阶层）只是考虑当下。全部经验都在告诉我们，大众总是容易受到纯粹情感的和无理性的直接影响。（顺便说说，“自我治理”的现代君主制也是一样，也会产生同样的现象。）成功的政治——尤其是成功的民主政治——毕竟要依赖于冷静而清醒的头脑，进行负责任的决策时保持这样的头脑就更需要1）决策者的人数更少，2）每个决策者以及他们所领导的每个人的责任更清晰。例如，美国参议院对众议院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参议员的人数更少；英国议会的杰出政治成就则是明确责任的产物。只要缺少这种明确的责任，政党制度也会像任何其他支配一样失灵。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坚定组织起来的利益集团，其政治功效也要依赖同样的基础。还是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无组织的“大众”——街头民主！——则是完全无理性的。在议会要么无权无势，要么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国家，这种无理性最为强烈，而且尤其说明这种国家不存在理性组织起来的政党。在德国，不仅拉丁国家的咖啡馆文化阙如，而且存在着更为平和的气质，此外还有工会——但也包括社会民主党——这样的组织，一起构成了极为重要的抗衡力量，抵消了典型的平民表决民族那种无理性的直接暴民统治。从［1892年的］汉堡霍乱流行以来，凡是国家机器捉襟见肘之时，总是一再求助于这些组织。绝不该一熬过了艰难时世就把这一点置之脑后。

还是在德国，战后的艰难岁月将是对大众纪律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工会，无疑将面临空前的困难。积极进取的年轻工人，现在的收入是和平时期的十倍以上，而且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短暂自由，他们正在变得不习惯任何意义上的团结感，不习惯培养任何适应并有益于有组织的经济斗争的能力。到这一代青年面对和平的常态时，将会爆发“未成年人的工团主义”。无疑，我们将会遭遇大量这种纯粹情感上的“激进主义”。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区完全有可能出现工团主义暴动的企图，像李卜克内西集团所代表的那种政治倾向也会由于严峻的经济局势而剧烈发作。我们必须要问，大众是否会坚持不懈地对国家抱有那种可以预料是毫无作用的否定态度。这是个胆略问题。结果将首先取决于“德国人的心中找不到恐惧的回音”⁽⁵⁾这种大话能否在君主们那里得到证明。此外，结果还将取决于这种爆炸性局面是否会再次引起有产者熟悉的那种恐惧，就是说，大众盲目愤怒的情绪化影响是否会造成资产阶级同样情绪化的盲目怯懦，一如不受控制的官僚统治受益者所希望的那样。

面对在任何国家都会出现——尽管在德国出现的频率要低于其他地方——的暴动、破坏以及类似的政治上毫无意义的暴乱，任何政府，包括最民主的与最社会主义的政府，如果不想看到俄国目前这样的后果，恐怕都会不得不宣布军事管制。就此而论，已无需再多置一辞。但是，政治上成熟且摆脱了怯懦的民族，其骄傲的传统总是会让他们在这种局面下证明自己的胆略和冷静的头脑，用暴力平定暴力，但其后则会尽力清醒地化解导致了暴乱的紧张关系——尤其是立即恢复对公民自由的保障，并且大体上不让这些事件干扰政治决策的方式。但在德国却完全可以肯定，旧秩序的受益者以及不受控制的官僚统治的受益者，将会利用工团主义者煽惑暴动的一切突发事件——不管它多么无足轻重——以恐吓我们那个平庸的资产阶级，不幸的是，那个阶级至今仍然非常地神经衰弱。在米夏埃利斯首相任期内那些最不光彩的经验中，我们必须看到利用资产阶级的怯懦进行的投机，它试图以制造轰动效应的方式，为了纯粹的党派目的利用少数人的和平主义狂热表现，全然不顾对我们的敌人——还有对我们的盟友——会带来什么影响。同样的阴谋在很大程度上还会在战后重现。彼时，德国民族的反应将会表明它是否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如果这些阴谋诡计竟然能够得逞，我们将不得不对我们的政治未来感到绝望——不幸的是，某些经验使这种前景显得很有可能。

德国左翼和右翼政党的民主化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右翼政党采取了肆无忌惮的煽动方式，这是哪怕在法国也看不到的现象。然而，选举的民主化已是刻不容缓的要求，再也不能继续延宕，德国的霸主邦［普鲁士］更其如此。除了其他种种考虑之外，国家的理由还要求，（1）由于平等选举权是今天结束选举权斗争的唯一途径，必须在前线士兵回来重建国家之前把导致了深切痛苦却又毫无结果的斗争的旷日持久性清除出政治舞台，（2）必须认识到，把复员士兵置于相对以下阶层来说是不利的选举地位，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那些阶层的社会地位、财产和顾客在士兵们为了待在国内的人们流血牺牲时却能够依然如故甚至与日俱增。当然，这种政治上的迫切需要是有可能受到阻碍的，但那将造成可怕的后果。一旦面临1914年8月那样的外来威胁时，这个民族将绝无可能再次团结一致。我们将被迫成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守旧国家，也许在纯技术方面还能保留非常出色的公共行政，但终归将是一个没有机会参与世界政治舞台的外省民族——而且还没有任何道德权利去参与。

（六）联邦制与引进议会政体⁽⁶⁾

在先前的一个场合笔者曾提出一项建议：⁴⁹为了帝国的利益，应当这样调整各邦国的选举权问题——在所有存在不同选举权等级的联邦成员邦，授予所有参战者以最优等选举权或选举权类型。从形式上说，这仅仅意味着帝国宪法的一个临时变革，因此联邦制原则仍原封未动。这项提议一旦付诸实施，求助普鲁士议会的做法将再无必要。对这个方案的抵制应是预料中事。

然而，笔者在柏林的一些报纸上却惊讶地读到了这样的说法：普鲁士公民权问题是纯粹的普鲁士内部事务，帝国的任何其他成员邦纠缠这一问题都是“干涉”普鲁士内政，甚至是企图把普鲁士“变成附庸”。⁵⁰我们可以完全忽略这一事实：必须就这项法律做出决定的德国国会，乃是普鲁士议会成员占压倒多数的国会，尽管他们无可否认并非普鲁士财阀统治的议员。为了阐明刚刚引述的这个说法的措辞价值，唯需澄清的问题就是普鲁士议会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诚然，它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宪法套话的面纱。正如我们所知，皇帝兼普鲁士国王行使的权利，部分是他作为皇帝在帝国首相负责的条件下由帝国授予的，部分则是他作为普鲁士国王在普鲁士内阁负责的条件下指示普鲁士代表团由联邦参议院授予的。形式上说，帝国首相仅对德国国会负责，普鲁士大臣仅对普鲁士议会负责。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也与联邦其他邦国的法律地位协调一致。相应于普鲁士的版图规模，它控制的联邦参议院选票也就是一半左右，于是，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自我牺牲范例。只有比较切近的观察才能清楚地看到，普鲁士议会和某些纯普鲁士的当局占据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与各邦国所有其他议会和当局的地位相比，基本上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罕见的特权地位。

除了拥有“联邦主席”的权利以外，普鲁士在帝国中还享有一种特殊地位，这首先是得自宪法的要求（第五条，以及第七条第二款）：只需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的投票就可以否决任何立法变革，不仅是在陆军和海军事务上，而且根据第三十五条还包括所有关税和消费税问题，因而也包括贸易政策以及所有与普鲁士有关的帝国行政措施。即便联邦中的所有其他邦国政府和整个德国国会全体一致决定支持变革，普鲁士也有权予以否决。在财政问题上，这种普鲁士特权在北德意志联邦并不存在，而这是《凡尔赛条约》——巴登第一个同意了该条约——的创新。从形式上说，普鲁士政府仅对普鲁士议会负责，因为是后者向联邦参议院中被赋予了这些特权权力的受托人发出指示。正如普鲁士保守派提出的著名税收动议所表明的，在利用这些权力时，普鲁士议会是毫不犹豫的。

此外，普鲁士还有权投出决定性一票（a casting vote）。它在联邦参议院有61票。然而，阿尔萨斯–洛林却要根据总督的指示投票，而总督是按照皇帝兼普鲁士国王的决定予以任免的。小邦国之一（瓦尔德克）早已由于财政原因被普鲁士管理和代表。因此，如果普鲁士除了阿尔萨斯–洛林的票数以外还把其余小邦国的票数控制在自己手中，那么所有三个王国、所有六个大公国、所有三个汉萨同盟城市以及那个最大的公国（不伦瑞克），加在一起也不可能构成一个多数。如果保守派关于未来依靠对联邦各邦国征税以弥补帝国赤字的建议被接受，那么未来所有中小规模的邦国实际上都将陷入瓦尔德克那样的境地。除此以外，普鲁士铁道部长还可以随时利用权力手段迫使这些政府屈从于他的意志。因此，只要不是纯粹的王朝事务或者绝对的邦国自主利益，在完全是帝国政治的问题上，普鲁士就始终拥有牢固的多数，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各小邦国都是普鲁士指令的接受者，将来出于财政原因会更其如此。所以，这不是对德国国会负责，而是对普鲁士议会负责，根据宪法，普鲁士议会始终决定着普鲁士作为联邦参议院主席投出决定性一票时的态度，因而也决定着帝国的政策。

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一如众所周知，宪法上的安排是，我们没有一支一元化的军队，而是一支皇帝作为最高统帅，由分遣部队构成的军队。然而，这种安排已被普鲁士国王与负责提供分遣部队的联邦各小邦国之间协议形成的军事公约所改变，后者的绝大多数已经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军事主权转让给了前者。例如，与巴登的协议使“巴登”军队变成了普鲁士皇家陆军第十六团。在巴登的每一个较大城镇都能看到一个普鲁士派驻的地区指挥官，卡尔斯鲁厄则是普军的巴登总司令部驻地。一个普鲁士军事行政监察官，普鲁士食品供应局，以及经管要塞、医院和其他开支领域的普鲁士各行政当局，负责控制一切经济获利活动，巴登的商人和生意人在战争期间便尝到了他们权力的滋味。巴登的子弟则在普鲁士军事顾问推荐授予了普鲁士军衔的军官们率领下投入战争，而巴登当局与这种推荐毫无关系，甚至巴登君主也被排除在外。联邦其他邦国的局面也与此类似，只有那几个最大的邦国例外。

形式上说，在这些公约基础上的措置根本不用对议会负责，除非预算权利受到了影响，那时帝国首相必须至少是会签人之一。在其他情况下则是由国防大臣签署并在普鲁士陆军的条例公告上公布。然而，国防大臣既不受帝国首相指挥，也（在形式上）不对德国国会负责，因为他是普鲁士官员。然而，在普鲁士也不存在要求他作出回应的实质性反对意见，而且不存在有效提出实质性反对意见的手段，因为决定普鲁士军事预算的不是德国国会，而是普鲁士议会。

即使这种令人吃惊的事态，也还没有道尽普鲁士的特权。对德国国会负责的帝国首相，只是在形式上以首相资格管理联邦参议院。由于他作为普鲁士全权代表的身份，他在联邦参议院仅仅拥有一票（按照宪法第十五条，再加上第十一条，肯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就其本身来说，他在形式上严格受制于普鲁士政府的指示，结果就是他的投票并不对德国国会负责。毋宁说，是普鲁士政府在为他的投票向普鲁士议会承担责任，因此，只要普鲁士议会决意行使权力，它对帝国的任何重大政治行动都有决定性的发言权。不可避免，帝国首相必须同时也是普鲁士外交部长。他未必也会担任普鲁士宰相，的确，情况并不始终如此。然而，如果他不是普鲁士宰相，他在联邦参议院就没有政治权力，因为他只是普鲁士的一个受托人并服从于普鲁士内阁。不过，如果他兼任普鲁士宰相，他就必须留意他的普鲁士阁员们的看法，尤其是要留意普鲁士议会的态度，尽管他同时还是帝国首相。

只有他作为“帝国大臣”的身份，才是为了“皇帝的”决定，因此也是为了表达他的意志而对德国国会负责的帝国首相，不论那是根据宪法还是根据单项法律需要他会签做出的决定。就帝国的立法而言，皇帝在原则上只是联邦参议院决定的发布者，没有自己的投票权。然而，有诸多法律却规定，制定特别法令应“由皇帝与联邦参议院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些情况，法律则宣布在帝国首相负责的条件下只有皇帝拥有决定性权威。重大政策事务之一的对外政策就被宪法划入了这一范畴。国际条约、宣战与媾和就只能根据皇帝的意志去完成，他的决定也是独立于联邦参议院的（宪法第十一条）。解散德国国会是重大的国内政策事务，根据宪法，也需要皇帝做出决定（第二十四条）。权且搁置不论宣战问题，绝大多数条约以及解散德国国会，都需要联邦参议院（因而就是普鲁士）的同意，绝大多数德国重大政策的决定也几乎始终要迁就这样的奇特因素：帝国至今没有可与普鲁士御前会议相比的制度进行事前协商。由于联邦参议院是个投票机器，如何才能给予施瓦尔茨堡–鲁多尔施塔特（Schwarzburg-Rudolstadt）的政治家任何有分量的“建议”呢？由于御前会议的构成是个普鲁士事务，那么帝国首相被要求事后对德国国会作出答辩，就不可能改变那个纯普鲁士制度对政治进程发挥的往往是决定性的影响，尤其是在帝国首相缺少使他对德国国会有效负责的法律手段时。不存在帝国各部首脑之间举行团契讨论的规定。帝国各部都是一些彼此独立的部门，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部门”霸主之间长期斗争的形式。未来的历史学家大概会从档案文献中发现帝国各部就（比利时、波兰）战争期间出现的每一个问题留下的大量不同凡响而相互矛盾的备忘录。这些对抗只有一部分是出于客观原因，它们背后多是行政首脑之间的个人斗争。然而，一旦事态开始出现政治性质，所有这些备忘录通常都会变得像一堆废纸；按照公开声明的说法，1916年11月对波兰的政策开始实施的那种方式是由军队统帅部决定的，但普鲁士议会及其大臣的影响无疑也应当对政策的实施方式承担责任。

不必继续开列这个清单了。我这里完全忽略了皇帝本身那种影响深远的、纯个人的权力，尽管普鲁士政府的构成方式当然会考虑普鲁士议会对所有这些决定也有影响。现在，如果普鲁士议会是在不同于德国国会的选举权基础上构成的，柏林政府就必须开始一种双重说明；它在德国国会提出了“能者之路畅通无阻”的口号，⁵¹但在普鲁士议会又提议，应当使创造限定继承土地的财产权变得更容易，以便使战争财变得更受尊敬。然而，不得不用这样一种欺人之谈发言所招来的憎恶，毫无疑问会落在君主头上。帝国政府的许多举措表现出来的那种致命的半心半意，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同一根源。完全撇开这一点不谈，上述一切也可以使人清楚地看到以下问题：（1）纯粹的普鲁士当局不仅在经常插手帝国的重大事务，而且还不断干预联邦其他邦国及其公民的事务；（2）即使完全不谈普鲁士的事实霸权，形式上仅对普鲁士议会负责的普鲁士政府却又合法地享有那么多特权，以致普鲁士议会与帝国的关系完全不像其他邦国与帝国的关系，而且往往毫无政治补偿，只有联邦的个别邦国——尤其是巴伐利亚——纯粹是消极地通过“保留权利”能够面对普鲁士做到自我保护。因此，就政治事实而言，完全适合把处于这种境地的邦国——尤其是巴登——描述为被普鲁士及其各个机关，特别是被普鲁士议会变成了附庸的邦国。笔者对这一事实的公开陈述并不含有任何“反普鲁士”的意味。这些文字的作者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普鲁士公民权。《凡尔赛条约》以及与普鲁士的军事公约都是由一位巴登政治家缔结的，笔者对他抱有崇高的敬意。笔者也很乐意只字不谈军事公约在过去产生的有害影响。没有人想要废除它，因为它有利于统一帝国国防力量这一客观目的。我们的政治是以客观考虑，而不是以虚夸的考虑为指引。但是，如果享有普鲁士选举特权的那些人的小集团宣称，普鲁士选举权的性质“与我们的无关”，这就是非常鲁莽的挑战，令人不得不十分清晰地给予回应。帝国内部没有谁打算触动普鲁士霸权的一根毫毛，但是，如果我们要继续忍受这种事态，那么我们的要求是：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发出的对于帝国政策的所有问题具有关键影响的声音，应当对普鲁士人民的议会负责，而不是对某个特权阶层负责，无论这个阶层是如何构成的。我们绝对不愿成为普鲁士特权阶层的臣仆。

普鲁士议会处理普鲁士内部事务时的安排，当然完全是普鲁士的问题，一个与普鲁士贵族院的构成有关的问题。然而，因为普鲁士的实际权力远远超过了它在帝国中的形式地位，又因为这本身就是非同寻常的特权，既然它在绝对是一切重大政策问题上都具有决定性影响，那么它对帝国来说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影响到投票支持普鲁士议会的任何人一样会影响到我们几乎所有人，即普鲁士上议院如何构成，因为它掌握着预算决定权，因而对于由普鲁士决定的，左右帝国发展方向的重大政策具有关键影响。如果目前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大车前面一匹马，后面则是另一匹马，一个享有普鲁士特权的议会挫败德国国会又能着手推翻帝国首相，那么不可避免，从公众舆论角度来看，君主将不得不为此承受代价。这一点不妨深长思之。

当然，必须清楚认识到这一事实：普鲁士与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必须通过妥协在它们之间达成平衡，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即使在期待中的普鲁士选举权改革之后，这个难题也会继续存在，因为改革只是消除它们内部结构之间的冲突，只要德国还在维持现状，德国联邦参议院就绝无可能像——比如说——美国参议院那样构建起来，后者的成员都是各州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因此，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信念以及他们政党的信念投票。相比之下，德国联邦参议院的代表则是由各自的政府授权，由政府向他们发布指示，而这些指示具有“绝对命令”的约束力。即使发布那些指示的政府完全实现了议会化并受到民主制议会的有效控制，情况也会依然如故。那时，我们面临的难题则是各邦国（尤其是普鲁士）的议会政体与帝国政府议会政体之间的关系。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就必须放大以上勾勒的普鲁士与帝国之间的关系这幅画面，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描述的形式上的法律地位，还不是对政治事实的详尽说明。

如果说，普鲁士左右帝国政治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帝国宪法表面上的规定，那么同样，反过来说，普鲁士政府的态度也受到了帝国局势的左右。数十年来，保守党在普鲁士可谓无所不能，因为那里的选举权有利于财阀统治。一个行政官员抱有与保守党不同的政治观点又被保守党认为无碍大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有官员绝对必须成为保守派，否则就可能仕进无望，甚至在社会上也无以伸展。撇开少数乏味的“象征性自由主义者”不谈，即使大臣们也不得不在进入内阁之后接着就设法把自己的过去隐藏到身后去。我们那些文人墨客的花言巧语总是喜欢隐瞒这一事实：支配普鲁士的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议会制国家都能看到的那种政党统治。只要统治的政党背后那些圈子的社会与物质利益受到了威胁，即使君主也根本没有权力和能力坚持自己的愿望——如果它们和那些具有实际影响的愿望背道而驰的话。⁵²

资产阶级财阀们相信，帝国的选举权和德国国会就是“民主”的具体化，他们对“民主”的恐惧支持了普鲁士的这些政党利益。无可否认，如果把中央党的大部分和民族自由党的右翼看作右派的话，也还是存在一个反对左派的多数。但是至少，这个多数实际上并不属于保守党，就许多重大问题而言，实际上都是在左派基础上形成多数的。然而，如果普鲁士议会的多数明确左右了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主席票的决定（这不会受到宪法措辞的妨碍），同时也明确左右了帝国首相（他始终还是一个普鲁士大臣，实际上通常还是普鲁士宰相）在处理帝国政策时的决定，那么帝国就可能纯粹是由保守党统治了。但是，普鲁士议会中的多数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依靠的是财阀的选举。这种环境使普鲁士议会相比民主选举产生的德国国会来说是遭到了削弱，并使德国国会在帝国政策问题上占了优势，而且至少使帝国首相可以在有限程度上对德国国会有效“负责”。

德国国会批准预算的权利会迫使帝国首相——不仅作为帝国大臣，而且作为联邦参议院主席票的持有人和那个霸主邦的代表——就处理受到普鲁士影响的帝国政策问题向德国国会进行答辩，而这实际上意味着必须勇敢地面对质问。这同样适用于国防大臣，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军事预算是帝国的事务。这尤其适用于普鲁士国防大臣，因为他实际上是作为帝国的一个机关出现在德国国会的。无可否认，德国国会强化自身地位所拥有的唯一权力手段，就是它的预算批准权。自普鲁士宪法冲突时期以来，德国（巴伐利亚除外）迄未习惯于直接利用这种权利罢黜某个反对党的帝国首相或者国防大臣，那将有可能——特别是在文人墨客中间——激起“爱国”义愤。但是，有起码的可能性去阻挠一个反对党强硬派政治领袖的政治作用，就足以使一个首相或者国防大臣遭到坚持自己的信念且没有被新的选举所消除的德国国会多数强烈反对时不可能最终继续留任。然而，如果保守党在普鲁士事实上的统治以在普鲁士内部常见的那种冷酷无情适用于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德国国会与［联邦参议院］主席票持有人帝国首相的合作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出于同样的原因，即便一个担任帝国首相的普鲁士宰相在他的普鲁士政策中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支持保守党，他也很难维持自己的地位。重视德国国会在指引帝国政治时的构成成分，甚至重视它处理普鲁士政治的方式，对于普鲁士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帝国政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普鲁士，这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帝国本身有一个独立的官员机器。帝国官员并非仅由处于主导地位的普鲁士官员充任。当然，帝国官僚系统的特别虚弱，都是由于这一事实：帝国的多数中央当局，尤其是迄今具有极大政治重要性的当局，帝国内务部，并不像任何一个邦国的内务部那样拥有自己的被赋予了强制性权力的完整的官员班子。帝国的官僚系统是在德国国会中寻求支持以独立于普鲁士。从政党的角度来说，它由此感到了德国国会与普鲁士议会构成成分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中央党的庇护权发挥了一种并非不足称道的作用。但是，笔者不想在这里探究帝国行政机器的全部问题，只想谈谈它根据法律和行政规章做出决定的方式，对此需要负责的是联邦参议院。

一般来说，联邦参议院的法案均由帝国各部起草。这时就要与普鲁士各部门谈判拉普鲁士的选票。经过妥协或者满足普鲁士的愿望而达成协议（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之后，通常要和巴伐利亚就最终草案举行讨论。一般来说，联邦的所有其他邦国看到的联邦参议院法案已是既成事实。为了比较容易地争取到普鲁士的投票，某些最重要的帝国国务秘书照例会被任命为普鲁士的不管部大臣。如果重大政策的决定非同小可，需要某个普鲁士国务大臣的投票，这也可能对普鲁士的内部政治情势产生影响。根据媒体的报道（就我所知，该报道的真实性从未被否认），王室内阁承诺平等选举的命令就是被仅有一票之差的多数接受的，而即使这种情况也是绝无仅有，因为除了帝国首相以外，还有两位帝国国务秘书以普鲁士大臣的身份投了赞成票，他们认为后一种身份是附属于前者的。另一方面，有一个迄今仍是牢固确立的规则，即所有帝国国务秘书都是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同一规则也适用于普鲁士国务大臣，尤其包括国防大臣，他在政治上的功能犹如帝国的一个机关，但在法律上却是一个普鲁士官员，而且，如果他没有被委派为联邦参议院代表，就根本不能根据他自身作为行政首脑的权利在德国国会代表他的部门。向德国国会答辩时，国防大臣自然只是按照这种政治情势必定会要求的限度去做。为了确保他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控制，他始终要随意利用皇帝的“统帅权”这一范围不明的概念，这是一种特权，议会不可侵犯，而且在它背后的一切都可以隐藏起来以免受议会的审查。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就是，普鲁士的内政始终不受帝国的影响，除非对重大政策的考虑使这种影响成为绝对必要。作为普鲁士在帝国内部霸权政策的组成部分，（受德国国会影响的）帝国的官僚制发展方向与（受普鲁士议会影响的）普鲁士政府，在人事问题和实质问题上都是相互影响的。这个霸权邦对待帝国政策的态度是由帝国的机关所决定，还是相反，帝国由“大普鲁士”领导，端赖哪种方式在起决定性作用——是帝国领导权控制的机构（它们要服从德国国会的压力）还是普鲁士的领导权（它要服从普鲁士议会的压力）。然而，帝国及其各邦国的内部结构却在保证后一种趋势——帝国的大普鲁士性质——成为普遍的主流。是什么利害关系在推动事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呢？

除了汉萨同盟各城市以外，各邦国都是君主制邦国，都有一个官僚系统，其重要性和素养都在稳定成长。在帝国建立之前，有不少邦国已经在议会政体和议会制行政的道路上大有进展，结果令人十分满意。总之，就当时的条件来说，我们那些文人墨客断言的议会制政府制度在德国是舶来品，至今未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云云，完全是荒诞不经的说法。帝国的建立使局面为之一变。各邦国的小朝廷和行政当局情不自禁地尤其把帝国看作是保护它们自身地位的保险机构，认为它们的王座就是由帝国予以保障的俸禄，并且把它们与普鲁士的关系视为在所有其他邦国维持不受控制的官僚统治的手段。尽管俾斯麦有时会认为保留德国国会是对某些顽抗的邦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但他还是利用了各邦国朝廷和行政官员的这种倾向，以致他似乎成了它们的保护人。这种传统至今还能令人感受到它的后果，因为曾经而且至今仍然隐藏在“联邦的保护”这一口号背后的，始终就是对王朝与官僚系统俸禄的保护政策，这在实践中造成的后果就是保证了官僚系统始终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尤其是，这还意味着各邦国的行政也始终不受控制。就在帝国建立之后不久，各邦国的官僚系统就开始尽可能地排斥议会对它们的工作审查，以便能够代之以“凭借朝廷特权”进行治理。对此，只要考察一下70年代以来各邦国的内部政治发展，就不难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由此，它们成功地促成了各邦国绝大多数议会的重要性每况愈下，从而还有智力品质的每况愈下，就像德国国会发生的情况一样。然而，这种互相保险的制度说明了与普鲁士的情势相比各邦国官僚系统的表现，反过来也说明了普鲁士对待各邦国情势的表现。最近20年间，各邦国都开始了一种渐进的选举民主化，但在同时，官僚系统不受控制的地位却依然如故。它在普鲁士的政治环境和普鲁士对帝国的影响中找到了内在支持。尤其是，各邦国的官僚系统只能抱着最强烈的忧虑看待普鲁士三级选举权的消失。毕竟，保守派的硕大警棍已经在柏林准备就绪，以防它们自己的自由——免于各邦国议会控制的自由——受到任何威胁，由此它们才能放心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态会落到官僚系统本身的权力地位头上。同时，支持保守党的普鲁士官僚系统以及普鲁士选举特权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也乐于让各邦国的官僚系统多少“玩玩民主”，但条件不仅是不容帝国之内的任何人企图冒犯普鲁士那种难以置信的内部政治结构，而且各邦国的官僚系统（充其量巴伐利亚政府除外）必须弃绝任何有效分享帝国权力的念头，这实质上就是把帝国交给大普鲁士的利益集团去治理。这种安排决定了联邦参议院事务的整个经营方式，如果谁想了解迄今为止“联邦制”在德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了解这个概念背后的利害关系，就必须始终记住这种默契的妥协。

作为所有这一切的结果，联邦参议院这个代表了各小朝廷和大臣的机构，便过上了一种大体来说令人惬意而和谐的“静止生活”⁵³。由于联邦参议院的议事录尚未解密，所以还不可能评论它的审议活动的性质。因为，根据宪法，只有绝对指令才有重要意义，而成员的个人立场必定始终是无关紧要的，而且必须服从他们自己政府的看法，就是说，服从那些无关宏旨的看法。因此，联邦参议院从来就不是一个能让政治家有效从政而且变得训练有素的地方（这与法兰克福议会形成了鲜明对照）。当然，各邦国政府有时也会让它们的全权代表在他们认为合适的问题上自由投票。有时，这样做仅仅是为了摆脱他们在某个尴尬问题上的看法广为人知之后招来的憎恶，比如在利珀邦的继承问题上发生争论时。在名副其实的政治问题上，普鲁士会用铁腕保持它的霸权地位，这有诸小邦的选票作为保障。在其他重大事务上，投票基本上是走形式（尽管俾斯麦曾利用表决的可能性作为对付各邦国政府的最后手段），因为已经事先通过与各小朝廷和大臣们——尤其是与巴伐利亚——的谈判与妥协敲定了局面。俾斯麦以这些外交和内阁政治手段为基础营造了对外政治和对内政治。大体上说，后来的情况一仍旧贯，虽然方法有变，但各邦国未必喜闻乐见。如果联邦参议院不过是偶尔偏离轨道，俾斯麦也明白如何让它调头跟上。他（根据某种形式上无关紧要的托词）提出辞职就是他能够凭借的一个手段：联邦参议院这时就会撤销自己的决议。有时他仅以默不作声对联邦参议院的决议表示忽略不计并继续进行后边的议程，而联邦参议院没有任何人敢于诉诸帝国宪法。自他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就没有只言片语表示出现了严重的冲突。自然而然，业已存在的任何困难都很少通过公开冲突体现出来，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关于某些问题的运动。

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事实：这种“静止生活”今后必将终结。正如俾斯麦利用的——尤其是在彼得堡和维也纳——君主集会和内阁政治手段的重要性每况愈下一样，国内政治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形。一旦我们面临和平带来的财政与经济政策问题，旧制度那种松松垮垮的面貌就会不复存在。未来的所有各邦国议会，以普鲁士为首，将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它们的正式权利以影响联邦参议院的投票，并将努力行使这种权利向联邦参议院提交法案。这样，普鲁士议会就能把握主动权并借助它对北德意志诸小邦国的经济权力——未来这将是继续膨胀的权力——以支配帝国政治。迄今为止，普鲁士的克制仅仅是由于它的虚弱，而这种虚弱又是产生于普鲁士三级选举权和民主选举的德国国会之间的对抗。一旦普鲁士的公民权实现了民主化，普鲁士的巨大分量使它远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它的分量，这种情形大概就会消失。诚然，所有各邦国的官僚系统都会感到需要团结一致反对这个趋势，正如反对议会政体的任何其他成果一样。帝国、普鲁士以及各邦国团结一致的官僚系统无疑是一股力量，一股得到各小朝廷支持、能够阻挠议会政体之发展的力量。但是，我们不妨澄清一个问题：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就可能阻塞国内政治的和平发展道路，阻塞能够支持帝国对外权力地位的国民政治教育与合作的道路。无论谁想避免这种后果，都必须从提出以下问题开始：德国的议会政体如何才能与健康的——也就是说——能动的联邦制结合起来？

原则似乎很清楚：（1）至关重要的是，议会政体的潮流必须导入帝国的航道；（2）联邦各邦国而不是普鲁士对帝国政治的影响必须增强。这一点应当如何实现？我们再次遇到了前面已经谈到的帝国宪法第九条（最后一句）的机械障碍，它在形式上妨害第一个基本条件，在事实上妨害第二个基本条件，这将变得显而易见。在实践中，这个宪法要求的含义如下：各邦国派往联邦参议院的全权代表，包括帝国首相和国务秘书，可以是各邦国议会——尤其是普鲁士议会——的成员。此外，根据牢固确立的规则，帝国首相必须是——国务秘书则应该是——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的代表，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受到普鲁士议会的影响。反过来，各邦国政府则被禁止将任何保留议会成员委任的德国国会成员提名为帝国首相或者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由此，属于联邦参议院的帝国首相和国务秘书就被排除在德国国会之外了。

让这项规则不复存在，实际上不是议会政体本身的前提，而是健康的德国国会政体的前提。也可以仅仅为了帝国首相和国务秘书（至少为了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国务秘书，尤其是内务国务秘书和财政国务秘书）而中止该规则——实际上这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这将使政党领袖本身承担负责任的帝国政治领导权成为可能，同时——这对德国来说乃是要务——可以使他们的党在德国国会承担责任压力，因为他们将保留在本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显然，这是结束德国国会党团纯粹的“消极”政治的唯一途径。或者，为了联邦各邦国的“对等”，可以彻底废除该规则，以便不仅普鲁士的全权代表，还有联邦其他邦国的全权代表都能出自德国国会但又始终是它的成员。这就是被德国国会宪法委员会所接受的提议，它一直是遭受强烈抨击的靶子。

保守党为发出这些抨击而提出的形式上的理由是，德国国会成员又是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将会经历“良心的冲突”，因为他们在德国国会投票是出于个人信念，而在联邦参议院却不得不按照他们接到的指令投票。这种论据并不值得严肃对待。充其量它可以适用于普鲁士下议院中的县长们，按照普特卡默的饬令，他们作为官员的义务就是“体现政府的政策”。不过，他们的情况并不能作为这种“良心冲突”的证据，而且总的来说保守党始终都没有担心过会出现这种可能性。但至关重要的是，身兼联邦参议院普鲁士全权代表的普鲁士大臣和帝国国务秘书，却能够成为普鲁士下议院议员，而且至今依然如此。作为普鲁士下议院议员，他们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按照自己的信念批评他们的政府向作为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的他们发出的指令。保守党同样没有把这些“良心的冲突”视为可悲。实际上，这种天真的道德说教，唯一的目的就是愚弄庸人，因为从道理上说，一个作为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的政治家接到了指令而他的信念又不容他对此表示支持，那么他就必须辞职。他的荣誉和他的政治责任要求他这么做，这与官员的情况不同。否则他就是一个“恋”栈之徒。的确，废除该规则的政治目的之一就是要对领导官员——尤其是帝国首相——反复告诫这一点。这正是官僚系统痛恨废除该规则的原因所在。

然而，比这更大得多的枪炮也已经造了出来。在《巴伐利亚邦日报》上，议会政体被攻击为“中央集权制”，巴伐利亚的部分媒体，随后还有那些保守派文人则非常严肃地设想“巴伐利亚应当回归帝国”。从根本上说，这种恫吓很愚蠢，因为巴伐利亚并没有摆脱关税同盟的可行途径，而提醒真正的集权主义者想到这一事实也很鲁莽，如果事态趋于严重，它会立即（在巴伐利亚本身）给他们提供机会强行游戏。

从未来的角度看，为宪法第九条第二句而奋斗，也是非常短视的。该规则的继续存在要比任何其他因素更能为中央集权制推波助澜，而且会表现为比议会政体在帝国的拓展远更令人焦虑的形式。我们不妨澄清一下这种局面。按照帝国宪法的最后一条，没有联邦各邦国的同意，它们的保留权利和宪法单一权利（Singularrechte）是绝对不可变动的。所有其他的宪法权限，包括目前的内部自治程度，只要有十四张选票——三个或两个王国及两个大公国的选票——一致反对变动，那么变动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有谁威胁要凭借压倒性力量强行变动，就总会遭到这种一致反对。因此，这就保证了它们能够适当地摆脱帝国。它们缺少的是在帝国内部对帝国政治领导权的影响。正是这种影响，在未来将会变得举足轻重，当然，如果没有它，帝国就可以通过财政与经济政策窒息它们，不论它们的权利保存得多么完整。然而，如果由于废除了第九条第二句的禁例而使联邦各邦国得以获准提名有影响的德国国会议员成为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这种在帝国内部的影响就不可能被削弱！如果冯·弗兰肯斯坦男爵当时保留他在德国国会党团中的职位，同时又取代某个官员成为联邦参议院的巴伐利亚代表，巴伐利亚在帝国的影响肯定就不至于被压缩。反对废除该条款的文人墨客把未来的普鲁士设想成了幽灵：它在联邦参议院被诸小邦国——利珀、罗伊斯以及其他这种收买大的德国国会党团领袖作为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的联邦成员——的多数所击败，他们（同时）还对这种前景补充了一个荒谬的告诫，说普鲁士以外的联邦各邦国将会屈从于集权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对于这种胡说八道，笔者后面将会稍做评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在这些明显的空谈背后隐藏着的真正焦虑是什么。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官僚系统为它如何垄断官职而忧虑。巴伐利亚议会中就传出了这样的说法：“如果议会成员成了大臣，有抱负的官员将来就会到大工业中寻求出路。”然而，即使现在的宪法第九条，也并不妨碍各邦国议会成员被提名为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而又不会失去他们在议会的委任。同样，它也没有阻止把获得邦国大臣或者帝国国务秘书的职位（包括联邦参议院成员资格）作为议会生涯的顶点。这在过去，直到最近都是一再发生的事情。该条款的意思仅仅是，这些有关的议会成员必须立即离开德国国会。担任德国国会成员可以成为一种“生涯”、一条谋官之道，官职可能会突然之间向“有能力”“有抱负”的议会成员开放——恰恰是这种想法让那些反对撤销禁例的文人墨客感到非常可取！他们认为，这样一来，和一个向成员提供这些机会的德国国会共事就可能“更加有效”得多。的确，如果解决德国议会政体的问题只是让野心家和谋取官职者充斥议会，一切都会完全井然有序了，那时，我们现在已有的小恩小惠式庇护权便会加上一个慷慨大度式的庇护权！但这充其量只是官僚的理想，甚至还不算让他们满意的理想。这种制度已在德国运作良久了，我们从早先直到比较晚近的经验中得知，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取得任何进步。毕竟，议会政体的政治目标是把议会变成一个选择领袖的地方。然而，一个政治领袖追求的不是官职和伴随而来的养老金，也不是为了尽量不受控制地行使他的官职权能。毋宁说，他追求的是政治权力，这意味着一种在政治上承担责任的权力，他在一个政党的信任和追随者中寻求支持，因此，他在成为一个大臣时必定需要留在党内以便能够保持他对党的影响力。最后这一点至少也像其他因素一样重要。所以，撤除第九条第二句这个机械障碍，目的不仅是使政党对政府事务的正当性影响成为可能（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影响同样会很大，但却是不负责任的非正当性影响），而且反过来——至少是在同样程度上——也便利了政府对议会的正当性影响（目前则是通过小庇护权发挥非正当性影响）。然而，反对改革完全是出于一种习惯性愿望，就是要把德国国会的政治地位贬到最小化，为官僚系统维护自身声望的利益服务。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联邦参议院和德国国会之间的屏障就必须保留，因为那个妄自尊大的固定说法“联邦政府根本不会……等等”属于官员统治用来滋养它对自身作用和重要性的传统理解的“姿态”库，一旦德国国会和联邦参议院不再被一道屏障隔离开，这个姿态库也就变得多余了。

我们不妨更切近地看一下正在引进联邦参议院的议会制原则这个幽灵，以便澄清各种可能性，从而认识废除第九条第二句的积极意义。从根本上说，废除它仅仅是扫清了一个机械障碍，那将产生种种发展的可能性，舍此无他。那样就会始终便于各邦国政府不再利用新的许可使联邦参议院代表成为德国国会成员，除非它们由此看到了某种政治利益，否则将不会利用这种机会。采取一种一劳永逸的图解式办法是远不可取的。即便议会政体实现到了最大可能的程度，完全排他性地由议会成员填充领袖职位，把具有领袖资质的官员排斥在外，也是根本不可取的（况且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⁵⁴但是据说，废除第九条第二句无论如何都会放纵使联邦参议院议会化的努力，而且据认为，这样一来就会危及帝国的联邦结构。我们不妨看一下这种形势。假设大势所趋，议会政体最终在某个时刻完全获胜，包括在各邦国和帝国。还可以进一步假设（尽管这毫无可能）这个过程——包括它的理论结果——是以这种方式实现的，即事实上只有议会成员才能被指派到领袖职位，包括联邦参议院的席位。那么，废除或者保留第九条第二句能使政治权力的分配方式产生什么差异呢？

如果这项规定继续生效，那么结果将是帝国首相绝无可能同时又是某个德国国会党团的成员或领袖，因而绝无可能在某个政党内部拥有确凿的影响力。它还进一步意味着，打算为自己确保这种影响力，从而入席德国国会的国务秘书，将不得不始终待在联邦参议院之外。另一方面，如果议会政体在各邦国得以实现，普鲁士就要向联邦参议院委派普鲁士的统治政党的代表，其他各邦国将委派各自的统治政党的代表。那时，入席联邦参议院的帝国首相与所有国务秘书都将是普鲁士的政党政治家，而联邦其他邦国的代表则是各邦国议会的政党政治家。由此，第九条对联邦参议院的议会化将不再产生丝毫的阻碍作用。不可避免，那时的联邦参议院将被引向一条导致各邦国坚持自主独立的道路。但是，这种自主独立绝不意味着增强了各邦国在联邦参议院的正面影响，也不会保护它们免于被多数票击败，因为普鲁士的经济与财政权力地位还会像过去一样把诸小邦国变成普鲁士的“走廊政客”（lobby fodder）。只有德国国会的权力能够提供一个砝码以平衡普鲁士控制的联邦参议院多数。一如前述，帝国首相目前还不能成为德国国会成员。但没有被宪法要求入席联邦参议院的国务秘书，则不会受阻成为德国国会成员，除非他们像冯·派尔议员最初似乎考虑过的那样始终置身联邦参议院之外。如果第九条继续生效，大概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被指派到国务秘书职位上的德国国会政治家不会放弃他们在德国国会党团中的地位，原因非常简单：他们需要他们党的支持作为必要的砝码，以平衡帝国首相在议会和联邦参议院全权代表在各邦国议会——特别是在普鲁士议会——得到的支持。否则，发生在议员席弗尔和施潘那里的同样情形也会发生在他们身上。⁵⁵因此，德国国会可以把那些仍然留在联邦参议院之外的国务秘书职位提供给他们自己的面对联邦参议院时可能会团结一致采取行动的信托人。这样不会减少德国国会对帝国政府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可能仅仅是因为国务秘书被排除在联邦参议院之外而被用于一种不信任的关系，这将阻止入席联邦参议院的政府成员对德国国会党团施加任何正当性影响。作为德国国会成员的国务秘书不能进入联邦参议院，他们在法律上隶属于帝国首相，仅仅是他的“副手”，但在政治上他们却是德国国会的代表。作为普鲁士议会代表的帝国首相，将不得不把他们看作独立的政治力量，不管结果怎样都要和他们磋商并与他们进行交易，因为，倘不如此，他的政府就可能失去有关德国国会党团的支持。帝国宪法没有为团契式“帝国内阁”作出规定，就像英国的官方法律语言并不包含“内阁”概念一样。但是，帝国宪法绝没有禁止帝国首相和国务秘书实际上集合在一起进行团契式磋商。这种团契制度肯定在事实上能够从这些关系中得到发展并担负政府权力。在任何这样的安排中，国务秘书代表的是德国国会，帝国首相代表的是普鲁士议会，双方依靠的是相互妥协。然而，联邦参议院将会迎面遭遇这种作为它本身之外的政治力量的团契制度，而且既会受制于普鲁士的多数，还会被宣告为无足轻重。至此，非普鲁士各邦国的联邦主义影响即告消除。

然而，如果废除了第九条第二句包含的禁律，联邦参议院的议会化大概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帝国首相总的来说将会出自德国国会，某些国务秘书也是如此，而且他们将保留议会的委任。形式上他们会作为普鲁士的代表属于联邦参议院，但在政治上他们却是德国国会的代表。其他国务秘书，偶尔大概还有帝国首相，将是普鲁士议会的成员。其他各邦国将派出自己的议会代表进入联邦参议院，但是，如果它们拥有许多可以自己支配的选票，也许还会派出德国国会议员；大概它们会极为倾向于派出自己的议会中也是德国国会成员的议员。可以肯定，非普鲁士各邦国议会将会越来越热衷于看到自己的成员在联邦参议院的代表中占据主导地位。⁵⁶

因此，如果第九条第二句继续有效，我们面临的局势就是各邦国政党代表在联邦参议院切齿相向、彼此为敌，他们将在那里同时代表各自邦国自主独立的利益。相比之下，撤除第九条这一屏障，就可以通过联邦参议院对帝国统一的影响而缓和自主独立的倾向。如果联邦参议院也包括了德国国会党团的代表而不光是各邦国议会的成员，这些贯穿于帝国境内的政党的内聚力就有可能抵消党内的地方性分歧。

如果三大权力集团（帝国政府与德国国会、普鲁士王室政府与普鲁士议会、联邦诸侯与各小邦国议会）的代表尽可能在联邦范围内寻求权力平衡，那至少也是为了各邦国与帝国的利益。这只有在德国国会化的最高级官员进入联邦参议院时才是可能的。那时，议会化潮流将被引入帝国统一的河床，而各邦国对帝国事务的生气勃勃的影响同时也就得到了保障。如果说帝国由此可以对各邦国予取予夺，这并非实情。毋宁说，这是各邦国在帝国中能够发挥多大影响的问题。如果议会化过程的航向正确，这种影响就只能是越来越大。俾斯麦在一次演讲中曾警告不要低估联邦参议院，并且着重强调了这一事实：萨克森的使者作为个人并没什么了不起，但他是萨克森“所有政治力量”的产物和代表。无可否认，如果那是个官员统治的制度，他提到的那些“力量”不过就是指的那里的小朝廷加上官僚系统。但恰恰是议会化使那里产生了变革。如果巴伐利亚议会中一个可以预计是持久存在的强大多数的代表就某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在一个议会化的联邦参议院中要想对它置之不理恐怕就很不容易，更可取的倒是在诉诸投票表决这个最后手段之前就寻求一项解决办法，因为任何无情坚持表决的政党都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憎恶。自然，整个帝国的各大政党内部都会为这种解决办法进行准备。即使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央党内部的争论也已经一再导致了帝国利益和各邦国利益之间的妥协，类似的事态在其他政党那里也有发生。如果保留第九条这个屏障，做到这一点就会更加困难，因为那将把议会化引入“大普鲁士”的发展过程，从而迫使其他各邦国打出“最大限度地摆脱帝国”——实际上是摆脱大普鲁士——这种口号走上自主独立之路。对此应当善加斟酌。

以上对第九条的存废将来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全部说明，预示着某种尚未存在的前景，即无论在帝国还是在各邦国，事实上都会出现彻底的议会政体。不过这还完全不确定，因为这种假设需要事件的证明。首先，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达到这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即便在塑造负责任的政党政治过程中完全引进了议会制度，帝国的联邦体制也有它应受尊重的权利，而且不仅如此，实际上，只有充分实现那些权利也才能达到目标。现在可以非常肯定的是，这里所做的假设，即帝国本身及各邦国的彻底议会化，无疑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的整个建构毫无直接的实用性，因为先决条件是各政党的内部重构，而在现阶段，它们无论如何都还没有立即“从政的能力”。但是，应当清楚一个问题：议会化道路上的每一步都是既有可能走向大普鲁士的解决方案，也有可能走向真正的联邦制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看到，并不显眼的第九条最后一句在这个问题上却发挥着非常显眼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应当弄清楚即使迈出了第一步也还会产生两种解决方案的原因。

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联邦参议院的议会化是否能像反对德国沿着自由主义路线发展的那些人坚持认为的那样必需“使普鲁士成为附庸”？与这种说法交替使用的还有一个指控，即议会化是一种对帝国的联邦制基础的威胁。谈论“普鲁士被吸收进德国”的年头已经过去了。现在将要发生的唯一事态就是向平等选举权的过渡，尽管这完全是帝国的强大压力所致——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我相信，正如我在这里论证过的那样，这种压力已被证明还不充分，对于帝国来说，以临时的宪法变革形式，通过紧急立法进行直接干预，将是不可避免的政治需要——这同样是正确的。成问题的是完全不同的“使普鲁士成为附庸”。为了在帝国行使领导权，普鲁士政府必须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应来说广泛的内部基础（正如任何一个国家以同样方式必须使它的内部结构适应它的对外政策目标一样）。这种适应领导角色的必要性意味着，普鲁士的选举改革是个卓越的德国问题而不光是普鲁士的问题。下面这个原则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联邦制国家都是适用的：某些完全是根本性的结构基础必须为了联邦而存在于每个成员邦之中。因此，这些基础被认为是联邦的实质，尽管存在着广泛的自治以及联邦与各邦之间的权限划分。这个联邦政治的原则——而且只有这个原则——正在德国适用于普鲁士这个霸主邦。除此以外，普鲁士的内部问题当然也仅与普鲁士有关，不可能存在，也从来没有过联邦其他邦国干预普鲁士内部事务这个意义上的把它“变成附庸”的问题。问题是从普鲁士与帝国政治的关系上开始出现的。这些问题完全是产生于如下事实：普鲁士在帝国内部占据了一种高度特权化的地位，本文开始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扼要重述已经描绘过的这些特权就会澄清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特权地位可能导致普鲁士必须承认没有某些资格。因此，指定帝国国务秘书进入普鲁士内阁已经成为必要。未来议会化了的普鲁士邦大概会抵制这种做法。但即便到了那时，也会继续存在普鲁士的霸权与帝国首相的权力进行妥协的需求。未来的帝国首相仍将不得不是一个普鲁士大臣，但这将不再可能纯粹从普鲁士内部的政党格局着眼以决定对主席票的指示而又不至于在德国国会造成严重冲突。

今天的实际政治局面可做如下描述：对联邦参议院主席票的指示包含着双重压力，一是来自普鲁士，一是来自德国国会，帝国首相则要服从——事实上是尽力满足——来自这两个方向的要求，就是说，他应当对这些指示负责（而它们形式上仅仅在普鲁士议会的论坛上适用）。有约束力的宪法实践无论如何都会把他对德国国会的“责任”规定为题中应有之意，相反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完全不可能的，将来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如果普鲁士议会不断试图系统地对抗德国国会、夺取对主席票指示的控制权，那么可能出现的局面就是，君主和帝国首相将被迫明确地或者在实际上按照“对主席票的指示唯有在帝国首相对德国国会负责的条件下才能产生”这一原则解释宪法，从而撇开普鲁士当局。那并不是把普鲁士变成附庸，尽管那会降低它的地位；所幸的是这种事态尚未发生。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说，这无疑是未言明的相互担保政策的结果，因而也是三级选举权和不存在议会政体的结果。假如我们设想普鲁士和帝国两者都存在平等选举权，从而导致德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权力的增大，未来的事态将会如何？

未来的帝国政治进程，尤其是完全实现了议会政体之后，也仍将依赖于普鲁士在联邦参议院的投票权（它有普鲁士议会的支持）与帝国政府的权力（它有德国国会的支持）之间达成的妥协。问题在于，如果完全实现了议会政体，达成这样的妥协将会遇到多大的困难。从一开始就很清楚，那将比目前以等级为基础的普鲁士议会掌握普鲁士选票的控制权更容易达成，后者带来的结果实际上是不可预见的，将来的情况会更其如此。如果平等选举权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现实中得以确立，未来德国国会和普鲁士议会的构成将越来越相似，无论其他方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当然，如果说两者在细节上也彼此相像，那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似乎是以下现象：普鲁士议会内部的党派冲突最初大概要比德国国会那里更激烈。普鲁士意义上的“保守派”在普鲁士和梅克伦堡以外几乎不可能存在，因为普鲁士以外并没有以大土地所有者为一方与工人和资产者为另一方之间的尖锐对立，也不存在（不是一概但事实上如此）普鲁士那样的重工业及其对普鲁士中产阶级政党打上的烙印，不存在中央党内部的重工业特色以及与波兰的民族冲突。而且，在普鲁士以外，社会民主党那种极为激进的气质也只在萨克森得到了强烈体现。但恰恰是社会民主党的这个分支，目前已在普鲁士议会中有了代表。反君主制倾向在南德意志诸邦国更加微弱。平等选举权很可能使得德国国会的统治比普鲁士议会的统治更容易，既然它那么令人向往而且（要有点儿耐心！）肯定指日可待，一旦受到憎恶的选举特权被最终废除，冲突的严重性即使在普鲁士也会减弱。然而，直到那时，德国国会大概都将在纯粹的全民政治方面占据优势。如果是为了安抚既得利益者，情况会更其如此，而他们犯下的政治错误是把普鲁士上议院建构为一个上层建筑，以利那些享有选举特权的既得利益者控制一个平等选举权基础上选举产生的议院，更严重的错误则是给予两个议院同等的地位。这将导致再次以上下两院对峙的形式爆发激烈冲突，而且有可能培育出激进主义。如果选举权形式上平等但实际上（因要求长期居住资格而）剥夺了下层社会的公民权，议会的地位将会遭到更严重的削弱。另一方面，如果引进了平等选举权，那就不再会出现同一个政党的内部冲突了，比如目前德国国会中的民族自由党和普鲁士的民族自由党之间关系中存在的冲突。

如果完全实现了议会政体，帝国与普鲁士有时必须达成的妥协，当然就会在帝国与普鲁士共有的各大政党内部进行准备。如果废除了第九条第二句这一屏障，这些妥协就会正式在联邦参议院达成。即使完全实现了议会政体，有两个人物——他们既属于帝国又属于普鲁士——也将始终发挥关键作用：一个是皇帝，他同时还是普鲁士国王；另一个是帝国首相，他必须同时又是普鲁士选民的领袖和普鲁士内阁成员，实际上通常是内阁首脑。

只要德国的内部结构还没有被彻底颠覆并沿着一元化路线进行重构（这在目前看来尚遥遥无期），那么帝国与普鲁士的二元性就意味着，王朝对于帝国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如（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它对奥匈的二元结构是不可缺少的一样。即使在纯粹的议会制条件下，皇帝兼国王作为军队（亦即军官团）的统帅，作为对外政策的最终决策者，最后，作为普鲁士和帝国当局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进行仲裁的国内政治权威，他也会掌握巨大的实际权力。如果他恪守职责，仅仅以严格的议会制形式发挥作用，如果他以最近逝去的哈布斯堡君主——他在他的帝国中是最有权势的人物——的方式发挥作用，如果他像后者一样，更好的是还像爱德华七世国王那样知道如何操作现代国家机器这个手段而又并不总是显得像个实际操作者，情况就更其如此。对此不必再作任何进一步的阐述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争取，也希望议会政体能够做到的是，在内政外交两个方面减少对政治的纯军事影响。德国许多最恶劣的政治败笔都是源自这一事实：军事当局对纯粹的政治决策发挥了关键影响，尽管政治战略与策略需要利用大不相同的手段而不光是军事战略与策略。尤其是对外政策方面的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生死攸关的波兰问题，就是以最令人焦虑的方式造成了损害的。⁵⁷在国内政治中，米夏埃利斯博士成为帝国首相时德国国会令人悲哀的事态即可证明，如果任意利用政党政治，同时又抱有“民族”与“保守党”是同一回事这种旧观念，一个很容易因出身而成为军官的先入之见的观念，那么军事当局就是极不明智的。在军事领域，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当局能够像我们的军队领袖那样——而且振振有辞地——自吹自擂得到了一个民族的无限信任。但他们应当注意，今后没有人会不得不这样对他们说：“好在你们使用刀剑的任务完成了，你们在政治薄冰上多余的胡作非为没有完成。”⁵⁸对于军事当局来说，在所有政治事务上服从政治领导是绝对重要的。当然，在进行政治决策时，军事专家的意见必须在军事局势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但他们的意见绝不应该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俾斯麦为之艰苦斗争并长期支持的原则。

未来的帝国首相仍将是帝国的政治领袖，并将在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中保持核心地位。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他将或多或少仍像目前这样——与其他国务秘书相比——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单独的大臣，没有形式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同僚。诚然，今天在形式上并不隶属于帝国首相的国防大臣以及（万一帝国首相没有外交背景的出身）外交国务秘书仍将不可避免地保持很大程度的独立性。然而，尤其是在充分实现了议会政体时，真正的“团契式”帝国内阁就没有容身之地了。至少，第九条第二句这一屏障消失之后就会如此。必须清楚，事情将与自由主义者曾经钟爱的这个观念截然相反。毕竟，所有议会制国家的大势所趋都是内阁首脑的权力越来越大，这并非巧合。英法的情况就显而易见。在俄国，废除独裁统治立即就产生了位居首要的总理职务。一如我们所知，在普鲁士，也是宰相控制着他的同僚与国王的所有来往，这个规定在卡普里维时期应国王要求被临时中止，后来又不得不再次恢复执行。在帝国中，帝国首相的特殊地位和卓尔不群，完全是源于帝国宪法规定的他在联邦参议院的领导权，源于他在普鲁士内阁必然享有的地位，相反，国务秘书的地位却只是运气和权宜的结果，并非不可或缺。如果议会化（假定保留第九条第二句）过程被导入了各邦国自主独立的方向，那么国务秘书发展出政治上独立于帝国首相的权力也许就不可避免，因为，那时他们将以各邦国议会权力载体的身份变成德国国会党团的代言人与帝国首相和联邦参议院作对。即便那时，谈判的强制力也会产生某种以投票形成决策的“团契机构”，但不是必需，甚或是一种权宜之计。无论如何，对这种事态的渴望实质上要依赖于目前联邦参议院和议会的机械隔离，一旦这个屏障消失，它也就成了幻想。不可否认，在联邦参议院之外出现一个投票解决问题的团契式内阁机构，将是削弱联邦参议院重要性的一个适当手段，因此，从联邦制观点来看，联邦参议院的议会化将更为可取，以便帝国所依赖的各种力量之间的妥协实际上在它的序列中达成。

如果今天这种在重大政治决策之前导致各部门之间权力斗争的程序，被一种首相和全体国务秘书之间就政治问题举行常规的团契式共同讨论的制度所取代，那当然很令人惬意了。⁵⁹然而，上面提到的联邦主义者的焦虑却意味着，在形式上削弱帝国首相总揽全局的责任，实际上就是削弱他的特殊地位，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几乎无法证明有益无害。尤其是从联邦制观点来看，必须考虑的是帝国应不应该创造一种团契制度，能够事先讨论帝国的重大政治决策，征求国内政治中最重要的权力因素的代表们以及被知会了有关问题的行政首脑的意见。政党领袖在德国国会的公开演说就是党向国家详陈的官方宣言，只有在党决定了自己的立场后才予以发表。决定性的党内讨论，以及必要时各政党之间的谈判，都无需和各邦国代表磋商。最终，联邦参议院——那是一个表决机构——全体大会上的讨论将没有约束力，而且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我们应当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富有经验的政治家可以自由地、不抱偏见地对最后结论性的正式决议表达个人观点，而不必考虑在国内的公共影响。我们已经一再遇到了这个难题，只希望就此提出两个问题。哪个现有的或者新出现的组织能够坚持这种制度？任何一个组织都是一个特有的候选者还是我们应当考虑若干竞争的可能性？

这次战争产生了以下新的协商机构：（1）大委员会，它是扩大了的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2）七人委员会，原先是由政府任命，现在则是由各政党派出代表组成；（3）“党际协议会”，在最近的危机期间，它们都派出了代表为现政府铺平道路，包括民族自由党、中央党、独立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我们已经讨论过前两个组织。德国国会官方的大委员会及其未来的小组委员会，也许会被选来在和平时期对行政当局进行持续控制。随着议会化的推进，任何特定时刻在支持政府的各政党之间进行的党际讨论，无疑会发展为政府与各有关政党保持接触的手段。只要第九条第二句还在阻止政党领袖加入政府，这些手段就是必需的；一旦他们能够加入政府了，它们随即就会变得多余。它们在未来重要与否要取决于还不可预见的环境因素。在这里它们还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现有的政党中找不到不同凡响的领袖。我们必须要求，未来更换帝国首相或者国务秘书时，所有政党的领袖都应由君主而不光是王储亲自接见，而且应当不是复制文职内阁首脑曾经扮演的角色。⁶⁰不过，议会党团将在多大范围内举行会商还不可预料，而且这种会议当然不可能具有“官方”性质。“七人委员会”应被舍弃，事实上它现在已经休眠，它的存在仅仅是因为帝国首相米夏埃利斯的任职并没有事先与各政党进行协商，而且发表的观点又含糊其辞，于是各政党便要求设立一个看门狗机构以控制他在媾和问题上的作为。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委员会当时形成时不切实际的一些方面。如果各政党领袖入席联邦参议院，该委员会也就变得完全多余了。问题一再使这一结论呼之欲出：应当容许目前支持政府的帝国各政党领袖以及各主要邦国议会的领袖作为全权代表入席联邦参议院，从而使它实现议会化。联邦参议院本身则必须有可能使一些团体形成为它的一个或多个委员会的副手，这些团体将提前就重大政治问题与军事和行政首脑举行讨论，恰如一个帝国国务委员会。比较可取的是以御前会议的形式出现，就是说，是在皇帝和联邦中至少还保留着对自己的分遣部队的主权（任命军官并有自己的国防大臣）的那些君主们面前召开的会议。我们已经谈到了它的起码权限，即事先磋商将君主的声明——尤其是影响对外政策的声明——予以公开是否适宜。宪法已经规定了联邦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应当有中等邦国的代表；可以像已经建议过的那样联系这个委员会的重构问题进行新的讨论。如果第九条第二句被撤销，就可能建立这个新的实体而又不必进行任何宪法变革。唯一必需的法律革新是这一要求：所有这样的公开声明只有在证明经过了会签之后才是可以容许的，而且只应在听取了联邦参议院组成的国务委员会的意见之后才能会签，否则就应处以惩罚。

假如这些团体适当建立了起来，联邦制将会通过议会化的组合而得到它需要的一切，因为这些协商团体是在联邦中形成的：这不是单纯从帝国那里得到了自由，而是确保了在帝国内部发挥影响。复活过时的一元化倾向可能是极为有害的。我们已经把特赖奇克的理想远远抛到了身后。和他不同，我们认为，各王朝的继续存在，不仅从纯粹民族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有益的，而且出于一般的文化—政治原因也是可取的。特别是在许多历史性的德国文化生活中心，它们的存在促进了艺术素养，这使德国有别于法国，各王朝的生活与各自的首府密切相关，如果像现在这样让它们继续在那里保留一个宫廷，如果每一个这样的城市都变成了中央权力的行政长官驻地，情况可能会更加令人满意。⁶¹当然，不可否认，德国的多数小朝廷中也有一股力量反对这种天然的文化贡献，它的表现形式就是纯粹军事类型的教育，这是诸侯们想望成为将军并占据一个军事巡查官位置的产物（从民族政治的角度来看，这种愿望毫无价值）。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具备有教养的品味。尽管各王朝的未来几代主人在军事事务上消息灵通、训练有素也许非常可取，然而，一旦出现严峻局势，让他们在这些事务上处于绝对举足轻重的地位，就只会招致难堪。如果缺少天赋的亲王成为他们军队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像弗里德里希·卡尔亲王一类的人物是这方面罕见的例外），那是浪费时间而且限制了实际统帅的活动自由，一旦他们把这种形式上的权利当了真，他们就成了危险人物。另一方面，一个具有真正的军事关切与天赋的亲王，应当占据一个适合于他的年龄和能力的职位。我们希望，未来在这方面发生某种变化，比如奥地利新王储所实现的那种变化。但是，亲王们至少仍有可能对我们的文化—政治生活做出贡献，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变成了现实。毫无疑问，随着议会化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各王朝的关切将越来越多地被导入这个适得其所的进程。假设德国的政党制度分崩离析，一个超然于政党斗争之上的王朝首脑存在于各邦国之中就弥足珍贵，其中原因非常近似于奠定了普鲁士与帝国之间关系的那些原因（尽管在这个情况下论据更加令人信服）。

因此，即便有人对德意志民族及其未来的评价远远高于国家形态的问题，他也不会乐于挑战王朝的存在——尽管这个问题已经出现。但是，他肯定会不得不坚称，一个重建后的德国的前程，不会受阻于对旧制度统治实践那种毫无用处的怀旧情感，也不会受阻于对某种特殊的“德国”国家形态的任何理论追求。毫无疑问，德国的议会制看上去将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但是，文人墨客们主要关心的是德意志国家不应当类似于世界上的其他议会制国家（这包括几乎所有日耳曼民族的议会制国家），这种虚夸并不适合我们未来面临的重大任务。⁶²这些任务——只能是这些任务——必须决定这个国家的形态。祖国不是躺在我们祖先墓穴中的一具木乃伊，它应当，也必须作为我们子孙后代的家园而生机勃勃。

未来议会制的权力分配所采取的实际形式，将要依赖于具备领袖品质的政治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们所发挥的作用。我们无疑需要耐心，我们也会等待，直到我们挺过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暂时困难时期。迄今为止，我们的议会中还完全没有天然领袖的容身之地。“你看，这个国家还没有准备好呢”，这种兴高采烈的喧嚣不过是学院派文人墨客徒劳的廉价消遣，他们对于未经他们考验过的任何人都充满了怨恨，对于中断了30年之后重新开始缓慢推进的议会制已经发生过以及尚未发生的任何一个失误都要幸灾乐祸。我们将会一再看到这种表现，对此，我们必须作出以下回应：（1）拒绝给予德国各地的议会能够获得事实信息、获得必需的专业信息的权力手段——“质询权”，同时又抱怨这些议会“外行”和低能，这在政治上是不诚实的；（2）暗地里抱怨这些议会的纯“消极”政治，同时又为天然领袖在议会追随者支持下积极工作并行使负责任的权力设置障碍，这在政治上同样是不诚实的。今天的德国文人实在是可以用来判断什么叫作政治“成熟”的最新一批人物。他们同声相应为战前德国政策的几乎一切错误，为战争期间不负责任的煽动主义造成的判断力缺失拍手叫好。当旧制度犯下严重错误时他们在哪里呢？人们还会记得，这些明摆着的严重错误就是，普鲁士的保守派代表们曾联合向君主发出了公开要求，让他根据他所指定的顾问的建议进行决策。那时已经是恰逢其时；人人都能看到发生了什么以及错误何在。人人都同意这一点，政党之间并无歧见。那么他们又在哪里呢？当时有几千名学校教师完全适时地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它无疑令人印象深刻，而且符合古老传统。的确，国家的受俸者对德国国会党团的斥骂要便宜得多，就像现在发生的情形。所有这些先生们当时都保持了沉默。因此，现在他们最好还是继续保持沉默：“你们敲钟的时代结束了，因此钟楼也没落了。”其他的社会阶层不得不照料德国的政治未来。毕业文凭或者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其他任何学科的教授头衔，绝对不会赋予持有者以政治资质，更不会成为政治人品的保证。只要陷入了对他们那个社会阶层（那些获得大学学位的阶层）之声望的敬畏——这就是反对“民主”和“议会外行”的一切夸夸其谈的理由——这样的社会阶层就始终是盲目的，而且总是会继续盲目下去，因为它是在根据本能而不是冷静的思索行事，这就是德国的大学人总体上来说将会继续下去的表现。

议会制不会自动产生，它的产生需要各方面都表现出善意。如果旧制度在战后复辟，就不可能指望外部世界对德国的大量批判性压力会有变化。民族自豪感不过是一个民族的成员——至少潜在地——积极参与塑造国家政治时的地位所发挥的功能。

德国人如果竟被完全剥去了官僚统治的甲壳，就会丧失所有的方向感和安全感——因为德国人已经习惯于在国内仅仅把自己看作被安排妥当的生活方式的客体，而不是认为应当亲自对它承担责任。这就是以不自然的危险方式公开出丑的原因所在，而这种方式当然就成了德国人饱受诟病的过度放肆的根源。就是由于它的存在，德国人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便从不受控制的官员统治和被统治者习惯于服从那种统治中产生了，因为被统治者并不分担责任，也不关心官员的工作状况和程序。只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能成为“主宰者民族”（“Herrenvolk”），这意味着人民控制着对自身事务的行政管理，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代表果断地共同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我们的民族把这个机会抛在了一旁，这是它对俾斯麦作为政治统治者的伟大所做出的反应。一个议会一旦停止了运转，短期内就不可能再次启动，甚至宪法的某些条款也不可能启动。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任何这种条款，比如说帝国首相的任免必须经由议会投票表决这样的条款，也许会在“领袖”由于议会的无能而被排斥出议会数十年之后突然间无中生有地被召唤了回来。但是，这要为领袖的出现创造组织前提才是完全可能的，而实际上现在的一切都要依赖于这种情况的发生。

只有主宰者民族才会受到召唤去把握世界发展之舵。如果没有这种品质的民族也打算这样去做，那么不仅会遭到其他民族可靠本能的反抗，而且就其内在因素来说也会以失败告终。我们所说的“主宰者民族”并不是指一个民族的民族尊严感容许他们表现出丑陋的暴发户嘴脸，而他们的国民却被休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先生⁶³这样的英国叛徒告知那就是指的“德国人”。当然，一个仅仅能产生优秀的官员、值得钦佩的职员、诚实的商人、能干的学者和技师、忠心耿耿的仆人而在其他方面却服从于伪君主制口号掩盖下不受控制的官员统治——这样的民族不可能是一个主宰者民族，它能把日常事务干得更好，但不会为了世界的命运多费脑子。如果这种故态得以复萌，那就不必再对我们谈论什么“世界政治”了。惯于对保守派的陈词滥调随声附和的文人们等待着德国在世界面前发展出一种真正的民族尊严感，但如果他们在国内仍然仅仅是纯粹的官员统治活动的对象（不论这种统治在纯技术意义上多么有效），甚至满足于端着谋来的肥差讨论一个民族适合哪种统治形式才算足够“成熟”的问题，那么他们的等待就是徒劳的。

文人们鼓吹的在国内事务上的“无权力意志”，与某些人大肆夸耀的在世界上的“权力意志”并不相符。这个民族是否感到已经准备好承担一个7000万人的民族对子孙后代承担的责任，将要取决于我们解决德国内部重建问题的方式。假如这个民族不敢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必再谈了，因为那在政治上毫无结果。由此，这场本来也能使我们这个民族为争取对世界的未来承担责任而奋斗的战争，实际上将会变成一场“毫无意义”的纯粹的大屠杀，而德国未来的任何战争就更其如此。我们将不得不到别处寻找我们的任务，并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定向”。

许多文人（即便是些非常聪明的文人）都抱着典型的势利态度把这些严肃的议会与政党改革问题看作细枝末节，看作“转瞬即逝的术语”，他们用来比较的是形形色色关于“1914年观念”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之类文人们感兴趣的遐想。好吧，战争一结束我们就要解决这样一个“转瞬即逝的问题”。不管谁作为胜利者出现，经济秩序的重建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在这方面，必需的条件既不是德国成为战胜国，也不是帝国实现新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一个民族主义的政治家肯定会密切关注那些未来将左右大众生计和命运之表面秩序的普遍趋势。但是，当他作为一个政治家被他的人民的命运感动时（对此，那些普遍趋势则完全无动于衷），他就会从今后两三代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因为正是那些人将决定他的民族会变成什么样的民族，即便那时会有新的政治形态产生。如果他另有打算，他就不是个政治家，而是文人墨客之一，既然如此，他就不妨去关心那些永恒真理的问题并埋头于书卷之中，不该涉足聚讼纷纭的当代问题领域，因为这里的斗争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在普遍进程中是否享有决定性发言权。这个民族的内部结构，包括它的政治结构，都必须适应这个任务。我们先前的结构与这个任务并不相称，而是仅仅适合于完成技术优良的行政管理和令人瞩目的军事业绩，它们对于纯粹的防守性政治形态来说已经足够了，但却无法应对这个世界提出的政治挑战——这就是我们从吞噬了我们的可怕命运中得到的教训。

注　释

1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注释与校订均为英文编者所加，例如第一到第五节中的小标题，只是为了给读者一个更好的导向。

本文选自Max Weber，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ed. Johannes Winckelmann（2d ed.；Tübinge：Mohr，1958），294—394，第一次全文发表时收于丛书“Die innere Politik”，edited by Siegmund Hellmann（München and Leipzig：Duncker & Humblot，1918）。韦伯在某些段落中利用了当时尚未出版的《经济与社会》第二部分。因此，读者在韦伯对显贵统治与官僚统治的说明中会看到一些重复的内容，但同时也会看到韦伯的政治观点与他对长期变革的学术理解之间的联系。不过，正如韦伯本人在序言中指出的，他并未声称有什么科学权威在支撑着他的政治观点。此外，读者应当谨记，本文最初是发表在报端的系列文章，它们以宣传上的持续性重复了这些主要观点。韦伯的“以政治为业”——美国人最熟悉的政论文——又吸收了他战时著述的某些主题；诚然，它是韦伯政治观点的概括，但与韦伯早先的政治著述相比更像是一篇急就章，因此需要本文这样更广泛更具体的阐述。

近些年来，韦伯的政治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本文作为他的政治著述的阅读背景很有助益；这里也要提及许多其他有关文献：Arnold Bergsträsser，“Max WebersAntrittsvorlesung in zeitgeschichtlicher Perspektive，”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vol. 5，1957，209—19；Golo Mann，“Max Weber als Politiker，”Neue Rundschau.Vol. 75，1964，380—400；Wolfgang Mommsen，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Tübinge：Mohr. 1959）；id.，“Max Weber’s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His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Interno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vol. 7，1965，23—45；此文扩展后见于“Universalgeschichtliches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ei Max Weber，”Historische Zeitschirft，vol. 201，1965，557—612；Guenther Roth，“Political Critiques of Max Weber：some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Sociolog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 30，1965，213—223；Gustav Schmidt，Deutscher Historismus und der Übergang zu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Historische Studien，”vol. 398；Lübeck：Matthiesen，1964）；Gerhard Schulz，“Geschichtliche Theorie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ei Max Weber，”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vol. 12，1964，325—350。

2　第一到第三节最初发表于1917年5月27日、6月5/6日和6月24日的《法兰克福报》，题为“过去和未来的德国议会制”。参阅Eduard Baumgarten，ed.，Max Weber-Werk und Person（Tübinge：Mohr，1964），711，文献目录；另见Winckelmann’s introduction to GPS，2d ed.，XXXV. 关于贝特曼–霍尔韦格首相在1917年7月14日下台以及米夏埃利斯首相（止于1917年10月30日）的短命统治，见注27、29。

3　Moritz Busch（1821—1899）是俾斯麦的首席宣传员和官方赞颂人，他的回忆录Bismarck：Some Secret Pages of his History（London：Macmillan. 1898）因估计在德国会遇到诽谤罪问题而在英国首发。

4　俾斯麦为争夺对天主教会的控制权（1873—1887年的所谓“文化斗争”，它得到了自由主义政党的有力支持）采取了最初的举措之后，一个叫作库尔曼的失业制桶工人于1874年7月曾试图在巴特基辛根（Bad Kissingen）对他谋刺。当1878年社会民主党被迫为赫德尔与诺比林（Hödel and Nobiling）谋刺老皇帝承担责任时，俾斯麦立即试图利用这个事件再次作为他与中央党冲突的政治良机，他在接下来的预算辩论中（非常活灵活现地）大声喊叫说，“你们也许想尽可能拒绝承认与这名刺客的关系，可是他却紧紧抓住了你们的燕尾服下摆不放，他把你们叫作他的党！”见Karl Bachem，Vorgeschichte, Geschichte und Politik der deutschen Zentrumspartei，III（Köln：Bachem，1927）；219f。

5　Friedrich Julius Stahl（1802—1861）与Ludwig von Gerlach（1795—1877），均为传奇人物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的顾问，19世纪中叶普鲁士新教农民保守主义领袖。Stahl，1848年革命以后王权神授说最令人折服的代言人之一，影响了1850年普鲁士宪法沿着保守主义路线成型。Gerlach，《十字架报》（the Kreuzzeitung）创办人之一，至死与俾斯麦势不两立，得到1870年后的德国国会中央党代表们的支持。关于基督教社会党运动的总体情况，见W. O. Shanahan，German Protestants Face the Social Question: The Conservative Phase, 1815—1871（Notre Dam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54）。

6　Rudolf von Bennigsen（1824—1902），Joseph Völk（1819—1882）与Franz August Freiherr（Schenk von）Staufenberg（1834—1901），均为民族自由党领袖。Bennigsen自1866至1898年为该党首脑，1877年曾拒绝入阁；由于感到不再可能与俾斯麦合作，1883至1887年从德国国会引退。右翼的Völk在1878年关税立法的第一次争论中弃该党而去。南德人Staufenberg是1881年左翼脱离派领袖之一。Benedikt Franz Leo Waldeck（1802—1870）是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民主派左翼领袖，1861—1869年宪法冲突期间再次成为普鲁士议会中的民主派左翼领袖。

7　韦伯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在俾斯麦时代曾作为一名市政官员在柏林的民族自由党内扮演过重要角色，是普鲁士议会议员，一度还是德国国会议员。Bennigsen、Miquel以及该党的其他领袖都是韦伯家的常客，“已经半大不小的儿子们获准……偷听政治辩论，并且记住了他们所能理解的一切。”［Marianne Weber，Max Weber（Tübinge：Mohr，1926），42］尽管1878年时韦伯年仅14岁，但这个早熟的大男孩已经对政治问题深感兴趣（参阅Max Weber, op. cit. 6—13）；因此，这里以及下面的陈述大概的确是基于那个时期的记忆。

8　俾斯麦把帝国建成了各统治王朝的联邦，它们在联邦参议院都有代表，形式上控制着一切立法并通过由国王任命的首相进行“统治”，首相通常也是普鲁士宰相。德国国会是唯一的“一元化”机构，即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机构，但它只有协商权和预算权，对联邦政府没有控制权。许多国家功能——教会、教育、铁路、邮政、在巴伐利亚甚至包括军队——始终都归各个邦国管辖。已经存在的各中央机构均由普鲁士支配。

9　关于普鲁士宪法冲突——它把俾斯麦送上了权力宝座——的背景，见Eugene N.Anderson，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 in Prussia：1858—1864（Lincoln：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54）。

10　Ludwig Windthorst（1812—1891），前汉诺威司法部长，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俾斯麦的主要议会对手，尽管在议会的整个任职期间有时也是俾斯麦的合作者。

11　关于俾斯麦与反社会党人立法，见Guenther Roth，The Social Democrats in Imperial Germany（Totowa，N. J.：Te Bedminster Press，1963），ch. III；Vernon L. Lidtke，Te Outlawed：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1878—189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6）。

12　1879年时俾斯麦打算提高关税以减少帝国对各成员邦的财政依赖，但俾斯麦需要其选票的中央党却坚持各邦独立原则（还有贸易保护主义原则），认为超过1. 3亿马克的新税收应当转给各邦国，如果帝国想要分享这笔收入，问题将再次被提交给邦议会，由它投票决定年度许可上缴额度。该党著名的巴伐利亚党员Georg von und zu Franckenstein（1825—1890）是这一条款的动议者。普鲁士更是以赫恩法案进行了补充（1885—1893），该法案是中央党议员、西里西亚大地主Karl Huene Baron von Hoiningen（1837—1900）之作，要求普鲁士邦把1. 5亿马克以外的几乎全部弗兰肯斯坦意外之财都转拨给各县与自治市，“以防刺激普鲁士邦预算的不良开支”。参阅Ernst Rudolf Huber，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seit. 1789，III（Stuttgart：Kohlhammer，1963），951；Bachem，Zentrumspartei, op. cit. ，III，394f。

13　Herbert von Bismarck（1849—1904），1886年起担任其父的外交事务国务秘书至后者于1890年下台。

14　认为罗马法促进了资本主义，实属幼稚文人的幼儿园见识：任何学者必定都知道，一切典型的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从股票、债券、现代抵押权、汇票以及所有交易形式直到工业、矿业、商业的资本主义联合体形式），都是罗马法完全闻所未闻的，它们都是中世纪的产物，而且一定程度上都是产生于日耳曼。此外，罗马法从未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立足。罗马法的继受之所以在日耳曼成为可能，是因为在日耳曼缺少在英国抵制了这项发展的名副其实的全国性法律人行会，还因为法律和行政的官僚化。早期的现代资本主义并非源自官僚政治的楷模国家，那里的官僚系统是国家理性主义的产物。先进的资本主义最初也并非限于这些国家，事实上甚至主要不是落户于这些国家，它是在由法律人阶层补充法官的地方兴起的。但在今天，资本主义和官僚系统已经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了。（韦伯脚注）

15　关于脱离派及其与进步党的合并，见本书第二部分第十四章注9。帝国时期德国政党组织的总体情况，见Tomas Nipperdey，Die Organization der deutschen Parteien vor 1918（Düsseldorf：Droste. 1961）。

16　另请比较韦伯对社会政治协会1909年维也纳大会的评论，重印于GAzSS，412f，他在那里遭遇了老一代成员，后者颂扬了官僚统治对“曼彻斯特主义”的优越性。

17　由于来自俄国方面的消息声称，克伦斯基先生利用《法兰克福报》的这段文字在公开会议上表示需要把进攻作为“实力”的证据，我不妨在这里明确告诉这位给俄国稚嫩的自由掘墓的人：发动进攻的人只能是那些处置必需的资源的人——例如，用来把对方士兵压制在战壕里的足够的大炮，以及足够的运输和补给手段以使自己的士兵们在战壕里感到依靠他才能得到食品。然而，正如已在别处说过的，克伦斯基先生的所谓“社会革命”政府，其“弱点”就在于缺乏可信度［参阅“Russlands Übergang zur Scheindemokratie，”in Die Hilfe，April 26，1917，重印于GPS，192—210］，以及为了获得维持权力所需的国内信任而否定自己的理想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协约国结为盟友，这将把自己的千百万国民变成外国利益集团的雇佣军。我相信，犹如我在其他地方就俄国的预期态势发表的言论一样，这个预言很不幸也是正确的。（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修改许多个月之前写下的这段文字。）（韦伯脚注）

18　德文为Nachtwächterstaat，自由放任主义学说的批评家用以通称自由主义国家的绰号，意指国家功能的最小化。当然，这里指的是“自由贸易主义”的英国。

19　Eugen Schifer（1860—1954），民族自由党议员，1917年任帝国财政部次长。

20　有趣的是，所有地方［极端保守主义］的《十字架报》都有一位匿名作者从形式主义的法律考虑得出结论认为，这两个地位是不相容的，就是说，议会议员应该按照自己的信念去投票，而联邦参议院成员则是根据指令投票。自普特卡默（Robert von Puttkamer，1828—1900，普鲁士政治家，1881—1888年任内政大臣。——译注）时期以来，许多县长都是为了“体现政府的政治路线”而加入普鲁士议会的，这并没有让《十字架报》泄气；作为普鲁士议会议员的帝国国务大臣们可能会批评他们作为联邦参议院成员从普鲁士政府那里接到的指令，而这个政府要对普鲁士议会负责，这也没有让《十字架报》心烦意乱。如果一个同时又是联邦参议院成员的政党领袖不能得到符合他的信念的指令，他就必须辞职。事实上，这是每个［不能得到所需授权的］政治家都应该做到的。下文还会详谈。（韦伯脚注）

21　Matthias Erzberger（1875—1921），战时最著名的中央党成员，民主派左翼领袖，在推进议会政体的过程中以及在战后初期的政府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1921年被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刺杀。参阅Klaus Epstein，Matthias Erzberger and Dilemma of German Democr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9）。

22　指阿尔弗莱德·胡根贝格（Alfred Hugenberg），1918年之后他实际上变成了两个人：他在报纸和电影业的宣传基础上进而在1928年成为右翼德国民族党的首领，1933年又抱着他能操纵希特勒这一完全错误的期望加入了最初的希特勒内阁，任经济部长。

23　这是指的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说法：“要赚钱就别想贪图安逸（Gemütlichkeit）”，此话最早出自实业家和自由主义领袖达维德·汉斯曼（David Hansemann）1847年6月8日在普鲁士议会的发言。

24　俾斯麦曾是在法兰克福松散组织起来的联邦议会中的普鲁士大臣，从1851年直到1859年仍是奥地利在这个议会中发挥着支配作用。参阅Arnold Oskar Meyer，Bismarcks Kampf mit Österreich am Bundestag zu Frankfurt（1851—1859）（Berlin：Koehler，1927）。

25　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1948），职业外交家，1917年8月被任命为国务秘书，12月底因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的某些程序问题上表示了相对调和的立场而激怒了军方（鲁登道夫），这招致了一场由大本营指使的新闻大战和其他压力要求把他撤职，但鲁登道夫直到1918年7月才达到了这个目标，Kühlmann被迫辞职并由海军上将Paul von Hintze取代。参阅Erich Matthias and Rudolf Morsey（eds.），Der Interfraktionelle Ausschuss 1917/18（2 vols.；“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s Parlamentarismus und der politischen Parteien，”frst series，vols. I/I—II；Düsseldorf：Droste，1959），II，77f。

26　大委员会组成于1916年10月，它实际上是个预算委员会，但受权在德国国会休会期间专门辩论外交事务和战争问题；在比例基础上由所有政党的代表组成。参阅Matthias and Morsey（eds.），op. cit. ，I，xivf。

27　Bethmann-Hollweg首相下台（见下面注29）之后，满腹狐疑的德国国会把一个由七名议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强加给了新首相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以和他商讨德国如何对1917年8月教皇的和平照会做出反应。这是议会首次明确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因而成为走向议会政体的重要一步。参阅Epstein，Erzberger, op. cit. ，216f。另请参阅Matthias and Morsey（eds.），op. cit.，I，119—213，那里大量引证了委员会会议备忘录以说明谈判的背景与过程。

28　1917年12月到1918年3月间，托洛茨基与德国外交和军事代表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进行谈判。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发表于1918年1月。

29　1917年7月6日埃茨贝格尔在大委员会一次感人的演说中透露了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并在新的议会联盟（韦伯通常称之为“多数党”）支持下催促德国国会拿出和谈方案并加速议会改革。由于得到了打着自己小算盘的军方的支持，这些动议导致了贝特曼–霍尔韦格首相在几天后辞职。然而，对于选择普鲁士食品供应部长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任新首相，议会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即使对于它含糊表述的“但求和平，不求暴力获得领土”，新首相也只是以“按照我的解释”这样的保留态度勉强表示接受。

由此，德国国会对这位新首相丧失了信心，到8月教皇发出和平照会时便出现了第二次危机，这导致了七人委员会的建立以监督起草德国的答复。

终于，当10月份由于传闻（但没有书面证据证明）左翼独立社会党煽动海军哗变，政府宣布要对它进行镇压后，多数党的联合委员会（the Interfraktionelle Ausschuss）便要求并成功罢免了米夏埃利斯。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由于德国国会卓有成效的不懈坚持，米夏埃利斯年老体弱的继任者、巴伐利亚总理赫特林伯爵——中央党的保守派成员、本人曾是德国国会议员——最终在上任之前就政策与人事问题在11月与德国国会达成协议。关于1917年这些“政体议会化”进程的概览，见Epstein，Matthias Erzberger, op. cit. chs. VIII—IX。

30　1917年8月，两个重要议员加入了米夏埃利斯内阁，即普鲁士议会的民族自由党议员保罗·冯·克劳斯（Paul von Krause），被任命为帝国司法大臣，另一个是德国国会的中央党党团领袖彼得·施帕恩（Peter Spahn），成为普鲁士司法部长。到10月，民族自由党议员Eugen Schifer被任命为帝国财政部次长。

31　在赫特林政府中，议会议员第一次获得了决策地位。德国国会中的进步党党团领袖弗里德利希·冯·派尔（Friedrich von Payer）成为帝国副首相，左翼民族自由党人罗伯特·弗里德贝格（Robert Friedberg）成为普鲁士副总理。

32　1918年1月危机源于文官领导层和军方领导层之间在处理与俄国人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特和谈问题上的争端。另请参阅注25。

33　1896年1月初，威廉二世发给南非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吕格尔（Paul Krüger）一封电报，祝贺他击退了由塞西尔·罗得斯（Cecil Rhodes）支持的詹姆森的袭击。这位皇帝是按照国务秘书巴隆·马沙尔·冯·比贝施坦因（Baron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的建议行事，后者是想防止皇帝受到不明智的干扰。这是德国试图从外交上孤立英国的一个策略，但实际上却使德国更加孤立。——在1905/6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期间，德国政府竭力反对法国对摩洛哥的殖民图谋，威廉二世访问了丹吉尔，但后来的阿尔赫西拉斯国际会议却以德国的外交惨败收场。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中，德国派遣“黑豹号”炮舰前往阿加迪尔，但最后德国在外交上又输了一个回合。

34　威廉二世曾表示他是“违心地”同意了1905年的丹吉尔之行，关于他对此行是否明智的疑虑，见他的Ereignisse und Gestalten, 1878—1918（Leipzig：Koehler，1922），90f。

35　关于罗得斯与威廉二世之间相当和解的会谈，见op. cit.，72f。

36　关于皇帝所说的他反对拍发这封电报以及他所预计的英国的公开抗议，见op. cit. ，69f。

37　当时，俄国、法国与公开声称要警惕“黄祸”的德国曾阻止日本在取得对中国的军事胜利之后吞并辽东半岛（1905年4月的《马关条约》）。关于这些谈判中德国方面的情况，请参阅威廉二世皇帝的自传op. cit.，68，以及Johannes Ziekursch，Das Zeitalter Wilhelms II，vol. III of Poliitlsche des neuen deutschen Kaiserreiches（Frankfurt：Xozietatsverzlay，1930），92f。

38　德皇1895年赠给沙皇尼古拉的圣诞礼物是一幅寓言画，由画家科纳克夫（Knackfus）根据皇帝的构思完成，但被说成是皇帝本人的作品。此画描绘的是天使长米迦勒率领一批铠甲巾帼抵抗黄祸，后者的形象是一个盘旋在欧洲和平城市上空云端的嗜血的摩洛神。这件礼品和它的标题“欧洲各民族，捍卫你们最神圣的财富”很快就广为人知并遭到了普遍嘲弄，但这位皇帝却相信自己实现了一个外交成就，当他的使节发回报告说那位不幸的受礼者将此艺术品加上画框悬挂在墙上时，他在报告页边写道：“堪称杰作！太令人满意了！”参阅Erich Eyck，Das persönliche Regiment Wilhelms II.（Zürich：Rentsch. 1948），119；Emil Ludwig，Kaiser Wilhelm II，trans. Ethel C. Mayne（London：Putnam’s 1926），223f。

39　1900年7月27日，威廉二世发表了声名狼藉的“匈奴人”演说，由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便用匈奴人这个绰号通称德国士兵。在派遣军队——瓦德西伯爵是这支由俄国、日本和英国军队组成的国际远征军名义总司令——参与镇压拳乱时，威廉二世在讲话中说，“不要宽恕，也不要俘虏。谁落入你们手中都任由你们发落。像一千年前匈奴人在他们的国王阿提拉统帅下声威远播，至今仍在传说和故事中令我们敬畏一样，德国人的名声也要靠你们在中国流传千年，使中国人永远不敢再对德国人侧目而视。”——堪称一个蹩脚的双关语。在对海军的致辞中，威廉二世使用了德国打算在世界上运用“威慑力”（“mailed fst”）这样的说法。参阅Eyck，op. cit. ，200，272。

40　1906年4月13日，威廉二世给奥地利外交大臣戈武霍夫斯基伯爵拍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道：“您在这次决斗中已经证明您是一位杰出的助手，可以肯定，我将在必要时致以酬答。”此话反而导致戈武霍夫斯基在几个月之后下台。德国驻巴黎大使拉多林亲王（Prince Radolin）1906年5月8日致信弗里德利希·冯·霍尔施坦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抱怨说：“毕竟我们已在世界上完全孤立了，人人都憎恨我们，甚至奥地利人也憎恨我们，他们对于戈武霍夫斯基电报绝对怒不可遏。”见Norman Rich and M.H. Fisher（eds.），The Holstein Papers，IV（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63），421f。

41　见上文注34。关于每日电报事件，见Wilhelm Schüssler，Die Daily-Telegraph-Affaire.Fürst Bülow, Kaiser Wilhelm und die Krise des Zweiten Reiches 1908（Göttingen：Musterschmidt，1952）。

42　显然是对德国国会的进步党多数、社会民主党多数和中央党成员的一种轻蔑说法，他们在1917年夏天接受了一个没有领土扩张也没有政治、经济和财政利用机会的和平方案。民族自由党议员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后来成为魏玛共和国出色的外交部长，但在大战期间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强硬的兼并主义者，他在1917年的一封通信为这种遭到韦伯此文嘲弄的表里不一提供了一个例证，信中说道：“如果今天甚至保守派国务秘书们也在紧闭的大门后面告诉我们说，他们向往议会政体是因为担忧皇帝的个人政治行为可能造成对德国的极大伤害，那么你是可以在私密的圈子里谈论这个问题的，但作为君主的仆人你决不能把这个为议会政体辩护的最严重的理由暴露在公众面前。”参阅Matthias and Morsey（eds.），Der Interfraktionelle Ausschuss, op. cit. ，I，157n. 10。

43　被大财团全部买下的那些报纸，曾在1917年底指控《法兰克福报》和一位德国国会议员接受了英国的金钱贿赂。笔者和一位民族自由党同道的名字同样被列入了劳合·乔治的受贿人名单。文学圈子对这样的说辞是信以为真的！这一事实的确足以用来判断这个阶层的政治成熟度了。这些趋炎附势者的做法证明，在德国，没有议会制也没有民主的煽动主义完全是在法国人的水平上操作的。（韦伯脚注）

44　Paul Singer（1844—1911），一位柏林工厂主，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成员，1885年以来为该党的德国国会代表团首脑。

45　这正是魏玛共和国后来发生的事情，那里的比例代表制也导致了纯粹在特殊群体的利益代表基础上的政党的激增。

46　迟至1967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联邦参议院仍不得不让两个议员共用一个小房间；各议会派别的研究班子也太小，工作负担绝对超载。议会及各个议会党团仍然很难招募到大学里和其他方面的“临时”雇员，而这在美国的国会委员会中却是寻常之事。

47　August Bebel（1840—1913），1869年社会民主党建党时的领袖。

48　关于Richter和Erzberger，见前面的注释。Ernst Lieber（1838—1902），中央党的自由派成员，1891年温特霍斯特去世后接手领导该党的议会代表团。

49　指韦伯的文章“帝国非常时期选举法：复员士兵的权利”（“Ein Wahlrechtsnotgesetz des Reichs. Das Recht der heimkehrenden Krieger”），发表于1917年3月28日《法兰克福报》。

50　在神圣罗马帝国，把一个邦国“变成附庸”就是把它的某些权力转移给更强大的另一邦国以限制前者的主权，由此它在帝国中的地位就变成了“间接”成员而不是“直接”成员。这是韦伯习惯使用中世纪术语讨论当代问题的又一个范例。不过在这里，由于“德意志第二帝国”要求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也可以说明该术语的连续性用法。

51　帝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1916年9月在德国国会宣称，德国人的人生座右铭现在必须是“freie Bahn fur alle Tuchtigen”（能者之路畅通无阻）。然而，他又允许重新提出法案以创造新的限定继承土地的财产权，这可能仅仅使拥有已被承认的财产的那些人获利。

52　尽管十分可笑，但米克尔（Miquel）的所得税仍被援引为普鲁士邦并非财阀统治的证据。但这不过是财阀统治内部大土地所有者占据了主导地位的一个经典表述。引进所得税的代价是以所谓的“过户”形式放弃了一种针对土地所有者的可靠而重要的国税——土地税，这意味着相对来说大大减少了土地所有者由于抵押借款而承担的税负，同时增加了动产的税负。对于乡村既得利益者来说，既然对大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评估决定于当局，而当局又在政治和经济上完全依赖于他们，那么引进所得税就根本不包含什么威胁。米克尔的高明手腕就在于利用一个技术上非常卓越的税种来控制这些乡村利益集团。没有给统治的政党中享有既得利益的那些人带来这种小恩小惠的所有改革均告失败。（韦伯脚注）

53　“静止生活”与“静物”是同一个词“still life”，这是有意使用（并非韦伯发明）的双关语，把德国政治生活的停滞状态比作这种类型的绘画。

54　同样，人们只能同意施特雷泽曼（Gustav Stresemann）议员的希望，即普鲁士的专家内阁不应议会化。但迄今为止，德国的问题恰恰不是专家资格，而是个人在政党中的地位。（韦伯脚注）

55　这两位议员成为大臣时便失去了他们党的支持，这是实施宪法第九条第二句的范例。

56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绝对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即一旦完全实现了议会政体并废除第九条第二句，普鲁士的幽灵被代表某些小邦国的政党领袖多数选票所击败就会成为现实。如果认为在联邦参议院建立政党这一可怕后果正如今天这样已经成为可能，那么这种反对理由的愚钝无知就变得显而易见了。今天，任一邦国的政府都可以把它合意的任一邦国的任一政党领袖派往联邦参议院，宪法对此并无任何异议，比如，巴伐利亚可以派出一个中央党成员而不是一个自由党的帝国首相，或者罗伊斯可以派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这种局面恰如卡普里维（Caprivi）统治时期保守党顶住了俾斯麦亲王本人可能被梅克伦堡–史特雷利茨公国（Mecklenburg-Strelitz）委派为联邦参议院代表的威胁。如果保留第九条第二句的结果是联邦参议院沿着各邦国“自主独立”的路线实现议会化，那不可避免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类似事态。（韦伯脚注）

57　错误完全在于尚未通过与能够合法代表波兰的某个当局达成明确协议，因而波兰对德国的态度尚未充分明朗之前德国军方便要求建立一支波兰军队（即军官团）。认为由君主宣布承认“荣誉担保”就可以水到渠成，这也是典型的武夫意识。波兰人以他们的方式对这种严重错误做出反应，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韦伯脚注）

58　据说，陆军元帅布吕歇尔（Field Marshal Blücher）1815年在滑铁卢战役后说，“外交家的笔可能不会再次毁掉凭军队的刀剑耗费大量努力达到的目标了。”1917年12月，韦伯在一次演讲中使用此句批评了“祖国党”。然而，他的话被错误地报道成了相反的意思：“用笔恢复了刀剑毁掉的东西。”韦伯这里是在引用自己的回答反驳这种错误批评。见Weber ‘Schwert und Parteikampf’，Heidelberger Tageblatt，10 December 1917，reprinted in Max Weber，Gesamtausgabe，vol. xv pp. 399—400。

59　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利用媒体煽动进行的彼此争斗，一如我们在1916年初以及在1917年和1918年初再次见识过的那样。当时那些事件使人人都清楚了，连民主都不存在的地方——实际上正是因为缺少有序的民主，才能看到最恶劣的“煽动主义”，即诽谤盛行的暴民统治。（韦伯脚注）

60　当然，如果这种官员被控系统地“阻挠”自由接近君主，“施图姆时期”和“监禁演说”则能让我们明白，从“自由接近”和影响君主中受益的那些圈子并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有承担责任的政治家和承担责任的政党领袖（他们全体）才应该得到君主的垂询。（韦伯脚注）

61　另一方面，科学与学术也有望尽量少地遭受君主的干预和议会的卷入。但凡君主亲自干预学术职位的任命时，从中受益的实际上只是那些驯顺的庸才。（韦伯脚注）

62　笔者在本文中一再提到了英国，为的是防止竟然向无知的“街头”仇恨做出这种让步。（韦伯脚注）

63　H. S. Chamberlain（1855—1927），英国流亡作家，以种族依据为泛日耳曼民族主义辩护的宣传者。他的《19世纪的基础》（Die Grundlagen des 19. Jahrhunderts，1899）以及其他著作曾在德国引起广泛争论。

(1)　Georg Michaelis（1857—1936），德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帝国首相，在位仅15个星期（1917年7月14日—10月31日）。

(2)　韦伯指的是1848年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的全德制宪大会。

(3)　此句英译本为“Tey have forfeited their wages”，与本文的剑桥版英译本有出入，后者译为“Tey have their reward”（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并注明出处为《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第5节，与德文原文“Sie haben ihren Lohn dahin”相符。

(4)　英译者保留了这个德文词，没有直译为最贴切但仍嫌勉强的“subject”（臣民），因为前者比后者的屈从含义更为强烈。

(5)　韦伯的引语出自俾斯麦1868年对关税同盟议会发表的演说。

(6)　本节在《经济与社会》英译本中因英译者认为“较多技术性质”而被删略，现据《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英文本补译，原文的脚注均按上文注释顺序号改为章末注。

第九章　政治共同体

一、领土政治组织的性质与“正当性”

“政治共同体”一词指的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其社会行动的目的就是由参与者借助已经准备就绪的物理暴力——包括通常的武装力量——使一定“领土”以及领土之内人员的行为服从有序支配。这种领土必须是在任何时候都能以某种方式确定下来的，但未必有着恒定或明晰的界线。领土内的人员或者是永久的或者是临时的居民。另外，参与者的目的可能是为自己获取额外的领土。¹

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并非到处也并非历来就存在的。只要是指定由家族、邻里联合体或者某种不同类型且基本上以经济利益为取向的联合体承担武装御敌任务的地方，就不会存在这样一个单独的共同体。即使符合概念上最低标准的政治共同体，也并非存在于任何地方及任何时代，这指的是“以暴力维持对一定领土及其居民的有序支配”被视为该共同体必需的功能。这项功能所包含的任务往往会在若干共同体之间分配，它们的行动部分是互补的，部分是重叠的。例如，亲属群体、邻里联合体或者临时建立的武士组合体都会承担部分“对外”攻防之责。“领土”的“内部”支配以及对社会群体内部关系的控制，则很可能在不同权力之间分配，其中包括宗教权力；即使就暴力的使用而言，也未必会垄断在任何单独一个共同体手中。在某些情况下，“对外”使用暴力甚至会遭到原则反对，比如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共同体事实上就曾有过这样的态度，至少是根本不存在有组织地使用暴力的准备。不过一般来说，准备就绪以供运用的暴力总是与对一定领土的支配结合在一起的。

除非——并且只要——某个共同体并不是仅仅构成一个“经济群体”，或者换句话说，只要它所具有的价值体系除了事关对货物与服务的直接经济处置以外还关系到其他问题的安排，才能说存在着作为一个单独结构的政治共同体。除了对领土和居民的暴力支配以外，社会行动的具体内容在概念上都不切题。这种内容可能非常广泛，比如我们会谈到“强盗国家”“福利国家”“宪政”或“文化”国家等等。由于控制手段的严厉性质，政治联合体特别能够僭称具有任何可能的、使联合体行为以之为取向的价值观；世界上任何时候的任何东西大概都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联合体的社会行动目标。

但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社会行动可能会仅限于不加掩饰地维持对一块领土的支配权，而且事实上它往往会为此不遗余力。即使在履行这项功能时，政治共同体的行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间歇性的，不管它在其他方面可能达到了什么样的总体发展水平。这种行动总是突然爆发的，以便应对外部的威胁或者不管什么动机推动下而突如其来的内部暴力冲动；但在“正常的”和平时期，它会变得悄无声息，因为领土内的居民和平共处，社会行动仅仅表现为在惯常的经济领域中事实上的相互尊重，对外或对内没有使用任何强制力的可能性，以致产生了一种“无政府”状态。

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凡是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共同体的地方，我们就会看到（1）一块“领土”；（2）使用物理暴力支配领土的可能性；（3）社会行动并非仅限于满足共同体经济框架中的共同经济需求，而是更普遍地调整着领土之内居民的相互关系。

在领土的边界之外或之内，都可以找到可能的暴力社会行动矛头所向的敌对者。由于政治权力已经变成了有组织的行动——今天则是“制度”行动——的垄断物，那么首先在组织的义务性成员中就会发现被强制的对象。较之其他制度化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构成更是如此：它把各种义务强加给每个成员，而他们许多人履行义务仅仅是因为意识到了这些义务背后可能存在着物理强制。此外，政治共同体也是这样一些共同体之一种：它们的行动包括——至少在正常情况下——通过威胁并消灭生命及迁徙自由而对局外人以及成员本身进行强制。个人最终会被要求为了群体利益而慷慨赴死。这就给政治共同体带来了特殊的感人力量，为它建立了持久的情感基础。这种政治命运的共同体，即生死与共的政治斗争共同体，会在各个群体当中产生共同的记忆，这种记忆往往比单纯的文化、语言或人种共同体的纽带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就是这种“记忆共同体”——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见下文，（五）］——构成了“民族意识”最终的决定性要素。

政治共同体绝不是唯一把捐弃生命作为共同义务必要内容的共同体，甚至在今天也不是。其他群体的义务可能也会导致同样极端的结果。这里可以略举几例：亲属群体的血亲复仇、宗教共同体的殉道行为、身份群体的“荣誉准则”（“code of honor”）；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许多体育联合会、克莫拉²那样的群体，尤其是为暴力占用他人经济货物的目的而建立的所有群体。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政治共同体仅仅在一个方面不同于这些群体：作为覆盖一片广大领土——可能还有领海——的牢固权力，它是一种特别持久而公开的存在。因此，越是往前追溯历史，政治共同体与上述群体的分化就越不会清晰可见。在参与者的心目中，政治共同体本来只是其他共同体之一种。随着它的活动由单纯对实际威胁的间歇性反应转变为持续的制度化组合体，参与者便认识到了它在质上的不同性质，它的强制手段严厉而有效，同时也产生了为适用这些手段而建立一个理性决疑秩序的可能性。

政治联合体在现代的地位则依赖于成员的信仰给它们带来的声望，因为信仰的对象是一种特殊圣事：由它们安排并调整的社会行动的“正当性”。凡是——并且只要——社会行动构成了物理强制，包括生杀予夺的权力，这种声望就会特别强大。正是依靠这种声望，才能达成对行动的特殊正当性的共识。

对于明确的政治行动正当性的信仰能够——在现代条件下通常也都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只有某些政治共同体，即只有国家，才被认为能够授权并许可任何其他共同体“获得正当性”去实施物理强制。为了威胁并实施这种强制，那些高度成熟的政治共同体都已发展出一套被输入了特殊“正当性”的决疑规则体系。这种规则体系便构成了“法律秩序”，而政治共同体则被认为是该秩序唯一正规的创造者，因为这种共同体通常都已夺取了对权力的垄断以借助物理强制迫使人们尊重那些规则。

由政治权力所保障的“法律秩序”只是在一个非常缓慢的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这种优势地位的。这应当归因于如下事实：曾经实施过自有强制权力的其他群体已经丧失了它们对个人的控制，在经济和结构变迁的压力下，它们要么归于解体，要么屈从于政治共同体，后者也许还会授予它们强制权力，但同时也会削弱之。

得到政治保障的法律秩序上升到这种优势地位，还应归因于不断出现的新兴利益集团的同步发展，它们要求得到一种在旧有的自治共同体内不可能得到的保护。因此，只有在那些理性调整的保障措施中，一个稳步扩大的利益范围，特别是经济利益范围，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而这样的保障措施只有政治共同体才能创造出来。所有“法律规范”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的这个“国有化”过程，在另外的场合已有讨论。³

二、政治联合体形成过程的诸阶段

不言而喻，暴力社会行动是绝对的初级阶段现象。任何群体，从家庭到政党，一旦它们不得不出面保护，并且也能够保护自己成员的利益时，就始终都会诉诸物理暴力。然而，由政治—领土联合体垄断正当暴力并把它组合进一个制度化的秩序，这就绝对不是初级阶段了，而是一个进化的产物。

凡是经济条件尚未明确分化的地方，几乎不可能看到一个明确的政治共同体。按照我们今天的看法，“国家”的基本功能是：制定法律（立法功能），保障人身安全和公共秩序（治安），保护既得权利（司法行政），培育卫生、教育、社会福利以及其他文化关切（各个行政分支），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则是有组织地武装防御外来攻击（军事行政）。在原始条件下，这些基本功能要么根本就不存在，要么缺乏任何理性秩序的形式。履行这些功能的都是无定型的临时群体，或者由家庭、亲属群体、邻里联合体、乡村村社以及为了某种特定目的而形成的纯自愿联合体等等不同群体分担。此外，私人联合体也会进入我们习惯上认为绝对属于政治联合体范围的行动领域，例如西非的私人秘密会社就在履行治安功能。⁴因此，维持内部和平甚至不能算作一般政治行动概念的必要成分。

如果说一种具体的暴力正当性观念与什么特殊类型的共识性行动有关联的话，那就是与亲属群体履行血亲复仇的义务有关。但是，如果涉及一种军事类型的有组织行动，即对抗外敌，或者涉及一种治安类型的有组织行动，即对付内部秩序的破坏者，那么这种关联就很微弱了。如果一个地区性联合体在它的传统领地上遭到外敌攻击，其成员以保卫家园的方式参加战斗，这一点就更加清晰可见。针对这种可能事件的预防措施会变得越来越理性，这可能使得某个政治组织被认为享有特殊的正当性。只要这种做法形成了某种稳定性，或者至少存在着一个初步的合作机构，以随时准备防御外来的暴力进犯，就会出现这样的政治组织。不过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级的阶段了。

“正当性”最初与不受规范约束这个意义上的暴力并没有什么关系，这一事实在下面的情形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个群体中最好战的成员会凭借私人之间的兄弟关系主动结伙以组织掠夺侵袭。这在经济发展的所有阶段，直至理性国家形成之后，都是在定栖社会中发动侵略战争的典型方式。自由选举的领袖一般都是由于他的个人品质（超凡魅力）而获得了正当性的。我们在别处已经讨论过由此形成的支配结构。然而，至少在最初的时候，暴力仅仅在这样一些情况下才会需要正当性：它的矛头所向是兄弟关系中那些有叛变行为或者因抗命或怯懦而有害于兄弟关系的成员。随着临时组合体发展为一种永久性的结构，这种状态就会逐渐胜出。通过培育军人的勇武精神并把战争作为一种职业，这种结构便发展成一种能够有效要求得到全面服从的强制机器。这些要求既针对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也针对产生了这种武士兄弟关系的地区共同体中那些军事上不合格的成员。装备了武器的人只承认有能力服役者是政治上的平等者。所有其他未经武装训练和没有能力服役者，都会被视为娘们儿，许多原始语言中都有这种明确的说法。在这些武士的组合体内部，自由与服役的权利是同一回事。舒尔茨（Schurtz）以高度的敏感仔细研究过的男人之家，就是那些最终产生于某个武士组合体——或者用舒尔茨的术语来说，是某个“男人同盟”——的结构之一，它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地方。它在政治行动领域——比如高度发达的武士职业——几乎完全相当于宗教领域的修道院僧侣组合体。只有那些业已证明骁勇善战并在见习期之后加入了武士兄弟关系的人才是成员，而没有通过考验的人则仍然作为“娘们儿”留在妇女儿童中间，与之为伍的还有那些不再有能力服役的人。男人只有到了一定年龄才能组建一个家庭，这时的身份类似于今天的应征入伍者服役之后转入预备役。在这之前，该男人则属于因其种种生存素质而被接纳其中的武士兄弟会。这种兄弟会过着一种共产主义的联合体生活，其成员要别妻离子、抛家舍业。他们以战利品和向非成员征税，特别是向从事农耕的妇女征税为生。除了战争行为之外，他们唯一被认为值得做的事情就是生产和养护兵器，这往往是他们为自己保留的专有特权。

按照这样的社会调节，武士们会抢夺或购买姑娘以做公用，或者有权要求被支配地区的所有姑娘卖淫。大量所谓婚前杂交的遗迹——它们常常被认为是无差别的原始同族婚配的性习俗残余——似乎就与这种男人之家的政治制度有关。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在斯巴达，武士兄弟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妻儿家室，但她们是作为母系群体生活在外面。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两种形式会相互结合着出现。

为了确保自己建立在持续掠夺局外人财物，特别是掠夺妇女财物基础上的经济地位，组合起来的武士有时还会使用带有宗教色彩的恐吓手段。他们会经常安排队伍戴着面具行进以冒充精灵显现，这不过是为了不受干扰地进行掠夺，而妇女们和所有局外人一听到咚咚的手鼓声就会因为畏惧迫在眉睫的死亡而逃进丛林，于是，那些“精灵”便可以肆无忌惮地从她们家中掠走所有值得劫掠的东西而又不会暴露真面目。众所周知的印度尼西亚Duk-Duks队伍就是一个适当范例。

显然，武士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他们自己知道这是一种粗陋简单的骗局，并且通过巫术禁忌防止局外人进入男人之家，成员则必须承担保持沉默的严格义务。一旦有妇女涉足其中，或者一旦秘密被泄露，或者像有时发生的那样一旦被传教士有意揭穿，男人同盟的威望也就终结了。不言而喻，这种活动也像所有利用宗教达到黑衣警察的目的那样是与民间礼拜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尽管有着巫术迷信的倾向，但武士社会却始终特别具有世俗性，并且始终专以抢掠为取向，因而它的作用始终就是一种与民间虔诚相对立的怀疑主义力量。它在所有演变阶段上都不会敬重神明和精灵，一如荷马时代的武士社会对待奥林匹斯诸神那样。

只有在武士群体超然于日常的生活轮回而自由组合时，就是说，融合进一个永久性的地区共同体，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政治组织，这时两者在暴力的使用上才会完成一种特有的合法化。无论什么地方发生了这一过程，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个更大规模的共同体，只要能把其中的武士成员结为有组织的掠夺者或者一个永久性的武士同盟，就有可能获得权力把那些自由组合的武士从事的劫掠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通过以下两个过程可能会达到这个成效：武士组织由于长期的绥靖而归于瓦解；或者通过自治或他治方式进行全面的政治组合。这个更大规模的共同体会关心获得这种控制权，因为它的所有成员都有可能因参与武士劫掠而遭受武士劫掠的报复。瑞士禁止年轻人受雇为外国势力当兵的惯例，就是有效获得了这种控制权的例证。⁵

早期日耳曼历史上就已经有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Landsgemeinde）对这种掠夺性征战进行控制。如果强制机器变得足够强大，它就会镇压任何形式的私人暴力。随着强制机器发展为一种永久性的结构，并且越来越关心一致对外，这种镇压就会越来越有效。最初它所针对的仅仅是那些直接危害政治共同体军事利益的私人暴力形式。比如13世纪的那位法国君主就在他本人指挥的一场对外战争期间平定了王室封臣之间的世仇。随后则会比较普遍地产生一种持久的公共和平形式，所有争端都被强行交付法官仲裁，法官则把血亲复仇转变为理性有序的惩罚，把世仇和赎罪行动转变为理性有序的法律诉讼程序。

然而，早期的时候，即使针对公认的重罪行为，除非在宗教或军事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否则也不会由有组织的共同体进行诉讼，现在，在政治强制机器的保障之下，越来越多的人身与财产伤害被纳入了诉讼范围。由此，政治共同体便为它的强制机器垄断了暴力的正当应用，并且逐渐转变为一种为权利提供保护的制度。在这一过程中，它会得到对于市场共同体有着直接或间接经济关切的所有群体支持，而且是强有力的决定性支持，同时也会得到宗教当局的支持。在越来越安定的环境下，宗教当局的支持能够最有效地控制大众。不过从经济角度来说，对安定环境最为关注的群体则是那些受市场利益摆布的群体，特别是城镇居民，以及所有关心过河费、过路费、过桥费和佃户与臣民纳税能力的人。这些利益集团会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而扩张。甚至在政治权威按照自身意愿把公共和平强加于人之前，这些利益集团在中世纪就已经试图与教会合作以限制世仇争端，并为维护公共和平（Landfriedensbünde）建立一些临时的、短期的或长期的同盟。由于市场的扩张瓦解了垄断组织并引导其成员认识到他们的市场利益，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使他们的暴力正当性得以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基础。因此，与普遍安定的局面和市场的扩张沿着平行路线相伴发展的是：（1）由政治组织垄断合法暴力，这在现代的国家概念中达到了顶点，它被视为物理暴力的全部正当性的最终来源；（2）暴力的应用规则实现了理性化，它在正当性法律秩序的概念中达到了顶点。

［补论：］我们不可能论及原始政治组织不同发展阶段的类型学，尽管它令人关注，但迄今为止仍欠发达。⁶即使在相对高级的财产权制度下，也很有可能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政治组织及其种种机关。比如按照韦尔豪森（Wellhausen）的说法，⁷“蒙昧”时代⁽¹⁾的阿拉伯人就是这种情况。除了亲属群体的长老（舍赫，sheikh），他们不承认家族以外的任何永久性权威。这种因为安全的需要而相聚在一起，带着帐篷四处漂泊的流浪者自由共同体，根本就没有任何专门的机关，而且实际上是不稳定的，它在与外敌冲突事件中所能接受的权威仅仅是一种间歇性的权威。

这种局面可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而且可以在任何经济组织的类型中持续存在。唯一正常持久的权威就是家长、亲属群体的长老，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巫师和先知。无论亲属群体之间出现什么样的争端，均由长老借助于巫师进行仲裁。这种情形相当于贝都因人的经济生活形态。不过像后者一样，这也绝非原始形态。一旦定居生活类型产生了经济需求，它们需要持久而连续的供给，但亲属群体和家庭又无力提供的时候，就会出现乡村的族长制度。这种乡村族长往往是从巫师，特别是雨法师当中产生的，或者是一个成就卓著的掠夺袭击领袖。在财产占用达到高级阶段的地方，任何一个凭借财富和相应生活标准而出人头地的男子都可以很容易地获得族长地位。但他不可能行使真正的权威，除非出现了紧急状态，即使这时，也要绝对以某些具有巫术或者类似性质的纯个人品质为基础。否则，特别是在持久和平的条件下，他就不过是个民间的仲裁者，他的指示也不过是作为良好建议的陈述被接受。这种族长在和平时期完全缺席的现象也绝非罕见。这时，邻里之间的共识性行动仅仅由对传统的尊重、对血亲复仇及巫术力量发作的恐惧感加以调整。不过无论如何，族长在和平时期的功能实际上主要是经济上的，比如调整耕作以及偶尔为之的巫术—治疗或者仲裁功能。但是一般来说，这没有固定类型。暴力只有在被族长应用时，而且只有在固定传统所认可的方式和情况下才会具有正当性。一旦使用暴力时，族长就要依赖于群体成员的自愿帮助。他越是拥有巫术超凡魅力和经济上的出众地位，他就越是能够获得这种帮助。

三、权力声望与大国

所有的政治结构都会使用暴力，但在针对其他政治组织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时的方式却各有不同。这些差异对于决定政治共同体的形式与命运具有特殊的作用。并非所有的政治结构都具有同样的“扩张性”。它们并非全都追求自身权力的对外扩张，也不都是准备随时动用暴力手段合并其他地区和共同体或把它们变成附庸以谋得对它们的政治统治权力。因此，作为权力结构的政治组织在对外扩张的程度上是有差异的。

瑞士的政治结构是由于列强的集体保证而得以“中立化”的。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瑞士没有成为被强烈渴求的兼并对象。其周边若干势均力敌的共同体相互嫉妒使它逃脱了这种命运。瑞士——以及挪威——也很少像拥有殖民地的尼德兰那样遭受威胁，而尼德兰受到的威胁又小于殖民领地已经岌岌可危且一旦强邻之间发生战争就会殃及自身的比利时。瑞典也是完全无遮蔽的。因此，政治结构对外的态度既可能更“孤立主义”，也可能更富“扩张性”，而这些态度都是可能变化的。政治结构的权力有着特殊的内在动力。在这种权力的基础上，其成员可能会要求一种特殊的“声望”，而他们的要求可能会影响到权力结构的外在表现。经验在在表明，要求获得这种声望总是会成为战争之源。这种要求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估计，总起来说不可能测定，但却非常明显。“荣誉”的领域也从属于政治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类似于社会结构中的“身份秩序”。

封建领主像现代的军官或官僚一样，天然就是这种欲望的主要体现者：为自己的政治结构谋求以权力为取向的声望。他们政治共同体的权力就意味着他们自身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基础上的声望。对于官僚和军官来说，权力的扩张就意味着更多的官职、更优厚的报酬和更大的升迁机会。（对于军官来说，甚至在一场失败的战争中也不会耽误升迁。）对于封建封臣来说，权力的扩张则意味着获得新的赐封采邑并为后代留下更多的财产。教皇乌尔班在发起十字军东征的演说中就是集中谈到了这些机会，而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出于人口过剩的原因。

除了以行使政治权力为生的各阶层当中天然普遍存在的直接经济关切以外，追求声望也与所有特定的权力结构，因而与所有的政治结构有关。这种追求并非简单等于“民族自豪感”——这一点后面再谈，也不等于为自己的政治共同体实际的或假想的杰出品质而自豪，或者为单纯拥有这样一个实体而自豪。这样的自豪感在瑞士人与挪威人当中高度发达，然而它实际上却是严格孤立主义的自豪感，与对政治声望的要求无关。

权力的声望实际上意味着权力支配其他共同体时带来的荣耀，它意味着权力的扩张，尽管这种扩张并非始终表现为合并或臣服的形式。大型的政治共同体则是要求获得这种声望的天然支持者。

任何政治结构自然都会倾向于削弱而非加强自己的邻居。此外，由于任何大型政治共同体都会怀有获得声望的潜在抱负，这自然就对邻居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大型政治共同体，仅仅因为它既大又强，也会受到不易觉察的持续威胁。最后，由于不可避免的“权力动力”，一旦对声望的要求爆发出来——而这一般都是和平遭到迫在眉睫的政治危害所致，它们就会挑战所有其他可能的声望要求者并导致他们之间的竞争。最近10年间（1900—1910）的历史，特别是德法之间的关系，就表明了这种无理性因素在所有政治对外关系中的突出影响。声望感能够强化一种热诚的信念，即自身的力量确实存在，这对发生冲突时保持积极自信非常重要。因此，政治结构中的所有既得利益集团都会倾向于系统地培育这种声望感。

今天，人们通常都把那些体现了权力声望的实体叫作“大国”。在众多并存的实体中间，某些大国一般都会把某个广大范围的政治与经济进程中的权益划归或抢夺为己有。这样的范围如今已经遍布我们这个星球表面的所有地方。在古希腊时期，那个“王”——即波斯国王——尽管已经遭受失败，但波斯仍是得到最广泛公认的强国。斯巴达求助于它就是为了在它的支持下把国王的和平（安塔西达斯和约）强加给希腊世界［公元前387年］。后来，在帝国建立之前，罗马的政体也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然而，出于一般的“权力动力”原因，大国往往都会扩张权力，就是说，它们都是一些旨在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以扩张各自政治共同体领土的联合体。当然，大国并不一定而且并非始终以扩张为取向。它们在这方面的态度经常有变，其中经济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

例如，英国的政策一度就曾完全深思熟虑地放弃了进一步的政治扩张。它甚至曾放弃了凭借暴力保住殖民地的做法而转向一种“小英格兰”政策，靠的是一种孤立主义限制和一种不可动摇地坚持经济优先的信心。历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贵族统治的权势人物也很乐意推行一种类似的“小罗马”计划，以把罗马的政治征服限制在意大利和邻近群岛的范围之内。斯巴达贵族也曾尽可能审慎地限制自己的政治扩张以保持孤立状态。他们仅限于打击危害他们权力和声望的所有其他政治结构。他们喜欢保持城邦的独立。一般来说，在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情况下，贵族统治集团（罗马的公职贵族、英国以及其他地方的自由贵族、斯巴达的霸主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种明显的忧虑，即担心无休止的“帝国主义”会产生一个“皇帝”（imperator），就是说，一个超凡魅力战争首领，他可能以牺牲他们为代价谋取统治地位。然而，和罗马人一样，英国人不久也被迫放弃了自我限制的政策，进而推行政治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利益所致。

四、“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

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大国结构的形成与扩张始终并且主要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里有一个大概很容易普及的假设，即贸易——如果它是密集的而且已经存在于某个地区——是它政治统一的标准前提和原因。关税同盟⁸的例子便是触手可及，况且还有众多其他事例。然而，更切近的观察就会非常清楚地揭示出，这种巧合并非必然，而且这种因果关系也绝非始终表现在一个单独的方向上。

例如德国，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但它的居民要想首先在自己的市场上出售自己的产品，却只能通过边界地区的海关要塞，这是受到了纯政治因素的左右。消除了所有关税壁垒，使德国东部谷蛋白胶质含量很低的过剩谷物能够流通的，并不是德国西部市场，而是受经济因素左右的英格兰市场。德国西部的矿产品和滞销的铁产品在东部决不会找到受经济因素左右的市场；而对东部来说，西部基本上也不是由市场因素左右的工业产品供应商。至关重要的是，德国的内陆交通线（铁路）在东西部之间运输大宗货物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而且至今依然——并非由市场因素决定的。德国东部的经济区位也许适合于发展强大的工业，但它的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市场和腹地却是俄国的整个西部地区。这样的工业如今已被俄国的关税壁垒阻断并转到了以俄国海关要塞作为直接后盾的波兰。众所周知，由于这一发展，俄国的波兰人与俄罗斯帝国观念的政治合并（Anschluss）这种政治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态也就出现了可能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纯粹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市场关系便有了政治统一的作用。

然而，德国却是逆着经济决定因素本身实现了政治统一的。一个政治实体的边界与单纯从地理上给定的经济区位条件相冲突，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政治边界之内可能会囊括一些——就经济因素而言——追求分离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总是会出现经济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过，政治上的纽带一旦创造了出来，它的强有力程度往往是其他有利条件（例如共同语言的存在）下的纽带无法比拟的，甚至没有人会因为那种经济上的紧张关系而设想政治分离。这也适用于——例如——德国。

［补论：］帝国的形成并非总是循着出口贸易的路径，尽管我们今天常常按照这种帝国主义方式看待事物。一般来说，“大陆”帝国主义——俄国与美国——恰如英国以及仿效英国的“海外帝国主义”一样，都是沿着先前存在的资本主义利益轨道发展的，尤其是在那些政治上虚弱的海外地区。当然，至少对于过去那种大规模海外领地的形成来说，出口贸易确实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雅典、迦太基和罗马的海外帝国。

然而，即使在这些古代政治实体中，其他的经济利益至少也与商业利润同等重要，而且往往远更重要，例如地租、包税、职务收费以及特别为人向往的类似收益。在对外贸易方面，对产品销售的关切作为扩张的动机反而明显退到了幕后。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关心对外国地区的出口居于支配地位，但古代城邦所关心的，毋宁说是占有那些能够从那里进口货物（原材料）的地区。

在形成于内陆平原上的大国之间，货物交换并不发挥调节作用或者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东方的大河沿岸国家来说，即对于在这方面与外向型国家类似的国家来说，货物贸易最有意义，特别是埃及。然而，蒙古“帝国”肯定并不依赖于任何密集的货物贸易，马背统治阶层的流动性弥补了实际的交通工具之不足，并使中央行政成为可能。无论中华帝国、波斯帝国还是从海岸帝国转变为大陆帝国之后的罗马帝国，都不是在先前存在的特别密集的内陆货物运输或者高度发达的交通手段基础上产生和维持的。罗马向大陆的扩张毫无疑问是受到了资本主义利益的强烈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利益就是包税人、猎取官职者以及土地投机商的利益，追求这些利益的根本就不是忙于特别密集的货物贸易的群体。

波斯的扩张无论如何也不是得助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那里并不存在作为动力或先导的这种利益集团，正如中华帝国或者卡洛林王朝的创建者也没有得到过这种集团的效劳一样。

当然，即使在这些情况下，贸易的经济重要性也并非完全阙如。不过，其他动机也在历史上所有横跨大陆的政治扩张——包括十字军东征——中发挥了作用。这些动机包括，关注更多的王室收入，关注封臣、骑士、军官、官员、世袭官员的年轻后代等等的薪俸、采邑、官职及社会荣誉。对贸易港的兴趣当然不会那么关键，尽管它们作为次要因素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主要还是一次横跨大陆的运动。

贸易绝不是始终都在为政治扩张指引道路。这里的因果关系往往正好相反。在上面提到的帝国当中，那些有了一种其行政管理从技术上说能够建设至少横跨大陆的交通手段的帝国，这样做也是为了行政管理的目的，原则上说这往往也是唯一的目的，不管交通手段是否有利于现有的或者未来的贸易需求。

在今天的条件下，俄国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其交通手段（今天的铁路）主要受政治因素左右的国家。奥地利南方的铁路则是另一个范例。（它的股票至今仍被称作“伦巴第人”股票，一个负载着政治记忆的说法。）几乎没有哪个国家会没有“战略铁路”；然而，许多这样的规划都会伴随着一种为长期赢利提供交通保障的预期，这在过去也是一样：一方面，很难证明古罗马的军用大道是为了服务于商业目的，波斯与罗马的邮递驿站也肯定不是这种情况，它们完全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另一方面，历史上贸易的发展当然也是政治统一的正常结果。政治统一首先就会给贸易提供一个具有可靠保障的法律基础。不过，即使这一规律也并非毫无例外。因为，除了要依赖于安定和从形式上保障法律的实施以外，贸易的发展还要受制于某些经济条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况且，资本主义的演进可能会遭到统一的政治结构运行方式的扼杀，比如晚期罗马帝国就是这种情况。在那里，统一的结构取代了城邦同盟，它的基础是一种强有力的自然农业经济。这一点越来越有利于把公益性派捐作为给军队和行政培育财源的方式，而这些因素直接窒息了资本主义。⁹［补论完］

尽管贸易本身绝不是政治扩张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总的来说经济结构会共同决定政治扩张的范围与方式。除了妇女、牲畜和奴隶之外，最早需要凭借暴力获取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稀缺的土地。对于四出征战的农民共同体来说，天然的方式就是直接夺取土地并消灭那里的定居人口。总体上来看，条顿人的迁移就是采取了这样的做法，只是程度比较温和而已。作为一个紧凑的整体，这个运动可能已经多少蔓延到了现有的语言边界之外，但只是发生在零星地区。由人口过剩引起的土地稀缺程度，其他部落的政治压力程度，或者仅仅就是天赐良机，也都产生了一定作用，这里对此暂不讨论。总之，某些外出征伐的群体会长期保留他们对故乡的可耕地的权利，因为说不定他们还会重返故乡。

在非农民的共同体中，或多或少使用暴力手段夺取土地，对于胜利者利用自己权利的方式也有着重要作用。正如弗兰兹·奥本海默正确强调的那样，地租常常也是暴力政治征服的产物。¹⁰当然，如果在自然经济和封建结构的条件下，这种征服就意味着被吞并地区的农民不会遭到消灭，而是给他们留下生路并向成为地主的征服者进贡。只要军队不再是征召自我装备的自由民组成，或者不是雇佣军或官僚制的大规模军队，而是自我装备的骑士军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诺曼人以及总的来说西方的封建封臣，都是如此。

对地租的兴趣还意味着富豪的贸易共同体也会热衷于征服。由于向土地和债务担保人投资更有利于获得商业利润，通常的战争目标就是要获得能够产生地租的肥沃土地，即使在古代也是如此。利兰丁战争［c. 590 B.C.］标志着早期希腊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它几乎完全是在海上以及各个贸易城邦之间进行的。但是，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主要贵族之间争端的最初目标却是肥沃的利兰丁平原。除了各种贡物之外，阿提卡海上同盟显然还向那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城邦各居民点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特权之一：打破臣服城邦对土地的垄断。结果是，雅典人有权随处获得并抵押土地。

各城邦与罗马建立通商关系（Commercium）实际上也意味着同一回事。正如我们从［西塞罗］控诉盖尤斯·威勒斯¹¹的演讲中了解到的那样，古意大利人在整个罗马势力范围内确立下来的海外利益，毫无疑问——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土地利益。

资本主义的土地利益在扩张过程中可能最终会与农民的土地利益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结束于格拉古时代的长期身份之争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资金、牲畜和雇工的大所有者自然会希望新获得的土地被当作公地用于租赁（ager publicus）。只要不是偏远地带，农民就会要求瓜分土地以供给自己的后代。这两种利益的妥协明显地反映在了传统之中，尽管细节上未必十分可信。

在受经济因素决定这个方面，罗马的海外扩张呈现出一些曾反复再现于基本轮廓中并且至今仍在重复出现的特征。这些特征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显著方式出现在罗马，而且规模极大。无论向其他类型的过渡可能会多么变动不居，这些“罗马人”的特征都是我们打算称之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现象所特有的，或者说，它们为这种特殊类型的存在提供了一些条件。这些特征植根于包税人、国债债权人、国家供应商、由国家赋予了特权的海外贸易商以及殖民地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利益之中。所有这些群体的赢利机会都有赖于直接利用谋求扩张的政治权力。

获取海外殖民地、凭借暴力手段奴役当地居民或至少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glebae adscriptio）作为种植园劳动力进行剥削，这给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带来了巨大的赢利机会。迦太基人似乎是最早大规模筹划这种组织的；后来居上的则是西班牙人在南美、英国人在美国南方各州、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大张旗鼓的作为。获取海外殖民地也便利了强行垄断与殖民地——可能还有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如果政治实体的行政机器还不适应从新占领地区征税（这一点后面再谈），就会给资本主义包税人带来以税收赢利的良机。

战争的物资补给可能是军队自身提供的装备的组成部分，比如纯封建制度下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些装备要由政治实体而不是军队提供的话，那么通过战争进行扩张并获得军备以准备战争，显然就给最大规模的借贷业务提供了最有利可图的时机。那时，资本主义的国债债权人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盈利机会。甚至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的国债债权人就向罗马国家开出了自己的条件。

凡是最终的国债债权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国债食利者（债券持有者）阶层的地方，这种债务就会给债券发行银行提供赢利机会，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典型。战争物资供应者的利益也体现在同一个方向上。在所有这种情况下，那些蓄势待发的经济势力所关心的是军事冲突本身的出现，不管它会给自己的共同体带来什么后果。

阿里斯托芬曾在关心战争的行业与关心和平的行业之间作出了区分，尽管从他的列表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战争的重心仍是自我装备的军队，公民个人要向刀剑制造者与盔甲生产者订货。¹²但即使在那时，就已经有了大型的私人商业货栈，一般都被叫作“工厂”，尤其是被用来储备军需品。今天的国家本身几乎已经成为订购战争物资和武器的唯一代理人，因而更加增强了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为战争筹集资金的银行和今天的大部分重工业，不管怎么说，都是从经济角度关注战争的，装甲钢板和枪炮的直接供应商并不是唯一抱有这种关切的人。一场输掉的战争和一场打赢了的战争一样，都会给这些银行与产业带来更多的生意。此外，国家的当权者会在政治与经济上关心本国大型战争物资生产厂的生存，这种关切使他们不得不容许这些工厂向全世界提供自己的产品，其中包括供应那些政治对头。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利益所能达到的平衡程度，尤其要依赖于同和平主义取向的资本主义利益相比帝国主义是否有利可图，而这里发挥直接作用的都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动机。这一点反过来又与私营或公营经济满足经济需求的程度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共同体支持下的经济扩张倾向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特别是建立在直接暴力和强迫劳动基础上的殖民掠夺式的资本主义，显然都能提供最大的赢利机会。这种机会要比寻找出口途径，致力于同其他政治实体成员进行和平贸易的工业经营活动通常能够获得的机会大得多。因此，无论什么地方，只要实体本身或其分支（自治市）通过公营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需求，就始终会存在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这样的经济越是强大，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就越是意义重大。

今天，越来越多的海外赢利机会再度出现了，特别是在那些打开了政治与经济门户的地区，就是说，引入了现代特有的国有与私有经营的地区。这些机会来自国家的军火合同，来自国家或被授予垄断权的建筑商进行的铁路建设以及其他建设项目，来自对工商业征税的垄断组织，来自垄断性特许权，来自政府贷款。

这种赢利机会以牺牲普通民间贸易的利润为代价，它的优势越来越大，国有经营作为供给需求的普遍形式就会获得更大的经济重要性。与这种趋势紧紧相伴的则是得到政治支持的经济扩张以及各国之间的竞争，它们的成员能够提供投资资本，目的在于确保自己在公共佣金（public commissions）中的这种垄断地位和份额。于是，有利于民间货物进口的单纯“门户开放”的重要性便逐渐退到了幕后。

为本实体成员垄断与外国领土上的国有经济相关联的赢利机会，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占领外国领土，至少是以“保护国”形式或某种类似的安排臣服那里的政权。因此，这种“帝国主义”倾向正在日益取代仅仅以贸易自由为目的的“和平主义”扩张倾向。只有在由私人资本主义供应需求的组织把和平主义贸易而不是垄断贸易，至少不是把政治权力垄断的贸易作为资本主义赢利机会的最佳条件，和平主义扩张倾向才会占据上风。

“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历来就是资本主义利益集团对政治施加影响的寻常方式，它的普遍复活以及追求政治扩张的复活也就并非偶然。就可以预计的未来而言，恐怕不得不认为形势将对它有利。

如果拿出一会儿工夫做个思想实验，从某种角度把一些具体的国家看作是“国家社会主义”共同体，就是说，看作一种尽可能由集体经济供应需求的组织，那么上述局面就不可能发生根本变化。它们会寻求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购买并非在本土生产，而是由他国天然垄断的必需品（比如棉花之于德国）加以利用。如果使用暴力能够轻易带来有利的交换条件，这时就有可能使用暴力，而弱势一方将不得不履行进贡的义务，即便不是形式上的，至少也是实际上的。在其他方面，人们也会理解，那些强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共同体不会不屑于在可能的情况下也为了自己同伙的利益而榨取那些弱势共同体，一如早期历史上随处可见的那种情况。即使非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实体，公民大众也会像任何单独的阶层一样很少对和平主义感兴趣。阿提卡的平民——不仅仅是他们——在经济上就是以战争为生的。战争给军人带来报酬，胜利后还能从臣服者那里得到贡品。贡品实际上会在全体正式公民当中分配，而分配是在民众大会、庭审和公共庆典上以毫不掩饰的出勤费方式进行。这样，每个正式公民都能直接领会到帝国主义政策与权力所包含的利益。但是如今，从海外流入一个政治实体成员当中的收益，包括帝国主义性质的收益和实际上来自纳“贡”的收益，已经不会导致能够被大众理解的利益格局了。因为，在目前的经济秩序下，向“债权国国民”进贡的表现形式是偿付债务利息或者资本利润，它们都从海外转入了“债权国”的有产阶层之手。人们尽可以想象废除这样的进贡，但这就意味着像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国家对本国产品的购买力明显下降，而这将以有害无益的方式影响到劳动力市场。

尽管如此，债权国的劳工还是有着强烈的和平主义心态，而且总体上说，并没有对持续强制征收外国债务人共同体拖欠的这种进贡表现出任何兴趣。劳工们也没有表现出暴力参与剥削外国殖民地和公共佣金的兴趣。这是当下阶级状况的自然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是资本主义时代各共同体内部的社会与政治状况的自然结果。有权得享进贡的那些人属于支配着共同体的对立阶级。任何进行对外强制的富有成效的帝国主义政策，一般——至少在开始时——也会增强那些领导获得了这种成就的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的国内声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和影响。

除了社会与政治格局所决定的对和平主义的支持以外，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对和平主义的支持还有其经济根源。任何对战争装备与战争物资生产的资本投入，都会带来就业与收入机会；任何国防合同都会成为扩大需求、推动商业经营紧张运转从而直接促进繁荣的一个因素。不仅如此，这还可以间接成为参与其中的产业界增强信心寻找经济机会并导致投机活跃的一个源泉。然而，这种投资却使资本退出了其他可供选择的用途，并使它更加难以满足其他领域的需求。至关重要的是，通过征税方式支撑战争手段，会完全放弃出于“重商主义”考虑而对严密控制财产所施加的限制，而统治阶层凭借自身的社会与政治权力，一般都知道如何把税负转嫁给大众。

那些几乎没有军费负担的国家（美国），特别是那些小国（比如瑞士），往往会比某些大国体验到更加强烈的经济扩张欲，它们对外国的经济剥削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们并不会引起这样的担忧：经济入侵之后可能就是政治干预。

经验表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阶层的和平主义关切往往非常容易失灵。部分原因在于，所有无组织的“大众”都很容易受到情感的影响，部分原因则是他们还抱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即战争说不定会带来某些意外的运气。在这个背景下，人口过剩的国家会产生获取移民区的希望，这样的和平主义关切当然也不可小觑。另一个推动因素则是这一事实：与其他利益集团相比，“大众”在主观上冒险投下的赌注很小。如果输掉了战争，君主当然会担心自己的王位，共和政体的掌权者以及在共和宪法中享有既得利益的群体则不得不担心自己凯旋的将军。多数有产的资产阶级照例会担心生意衰退带来的经济损失。在某些条件下，由于战败带来的混乱，贵族统治阶层会担心权力的暴力转移将有利于无财产者。而“大众”本身——至少在他们的主观意识中并就极端情况而言——除了生命以外没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可供损失。对这种风险的估价和感受，在他们头脑中是高度波动的，从总体上说，它能够很容易地在情感的影响下化为乌有。

五、民族

总的来看，这种情感影响带来的狂热并非出自某个经济源头。它的基础是声望感，在那些富有权力地位历史成就的国家，这种声望感早已深深植根于小资产阶级大众的心中。对所有这种政治声望的依恋可能还会兼有一种要对今后几代人负责的明确信念。强国结构本身就被认为负有一种责任，即对它们自身与外部政治实体之间权力和声望的分配方式负责。不言而喻，所有那些掌握了权力能够操纵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共同行为的群体，都会极为强烈地怀有这种对权力声望的理想主义狂热。他们始终都会明确而最为可靠地体现着这样的观念：国家就是一个要求无条件奉献的帝国主义权力结构。

上面已经讨论过直接的、实际的帝国主义利益，除此以外，还有政治实体内部以各种方式享有特权，而且实际上正是因为该实体的存在而享有了特权的各个阶层当中间接的实际利益和意识形态关切。构成这些阶层的尤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自认为是在该实体成员当中传播的一种特殊“文化”的特殊“伙伴”。在这些圈子的影响下，赤裸裸的权力声望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其他特殊形式的声望，尤其是转变成了民族的观念。

即便“民族”概念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明确定义，也肯定不能根据构成了民族成员总和的那些人的经验特性来陈述这个概念。就那些人在特定时间使用该术语的意义而言，这个概念无疑首先意味着，理应期待某些群体在面对其他群体时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团结感。因此，这个概念属于价值观的范畴。然而，应当如何界定这些群体或者这种团结一致应当产生出什么样的具体行为，在这些问题上并不存在一致的看法。

在日常用语中，“民族”首先并不等同于“一国之人民”，即并不等同于一个特定政治实体的全体成员。大量的政治实体都是由这样的群体构成的：它们在面对其他群体时会明确坚持独立于自己的“民族”；或者它们仅仅构成了某个群体的一部分，而该群体的成员宣称自己都属于一个同源的“民族”（奥地利在这两方面都是一个范例）。此外，“民族”也不等同于操着相同语言的共同体，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以及北美人、爱尔兰人与英国人就始终没有表明以此为满足。恰恰相反，一个“民族”似乎并非绝对需要一种共同语言。在官方文献中，除了“瑞士人民”以外，还能看到“瑞士民族”的说法。但某些语言群体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单独的民族，比如至少到最近为止，白俄罗斯人就是如此。不过一般来说，要求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民族，总是与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价值的共同语言相联系的，这在有着语言冲突的典型地区更其如此，比如奥地利，尤其是俄罗斯与东普鲁士。但是，共同语言和“民族”之间的这种联系有着不同的强度，比如在美国与加拿大就非常之低。

即使在操着相同语言的人们当中，“民族”团结也有被承认和遭拒绝这两种可能。团结遭到拒绝可能与其他重大的大众文化价值的差异有关，即与宗教教义有关，比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情况。民族团结可能会与不同的社会结构及风尚，因而与“人种”因素有关，比如说德语的瑞士人和阿尔萨斯人在帝国德国人面前时的情况，或如爱尔兰人在英国人面前时的情况。不过至关重要的是，民族团结可能关系到与其他民族共同政治命运的记忆，比如革命战争以来的阿尔萨斯人与法国人，而那场战争是他们共同的英雄时代，再如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贵族与俄国人，是他们帮助俄国人驾驭了自己的政治命运。

不言而喻，“民族”归属未必会以共同的血统为基础。实际上，那些特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往往都是外族的血统。而且，尽管一种特别常见的人类学类型对于民族性并非无关紧要，但它既不足以说明民族的形成，也不是形成民族的前提。然而，“民族”观念往往倾向于包含共同血统的意识和同种意识，尽管后者经常不那么明确。“民族”怀有的这些意识与人种共同体的团结感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看到［第五章，四］，后者也是由各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养育起来的。但是，人种团结感并不能独自构成一个“民族”。毫无疑问，在大俄罗斯人面前，甚至白俄罗斯人也会始终抱有一种人种团结感，但即便时至今日，他们也几乎没有要求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上西里西亚的波兰人直到现在也几乎没有产生与“波兰民族”的团结感，他们在德国人面前自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人种群体，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却仅仅是普鲁士的臣民。

犹太人是不是能被称为一个“民族”已是个老问题了。绝大多数时候的答案是否定的。无论如何，俄国犹太人、正在被同化的西欧与美国犹太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答案在性质与程度上都是各不相同的。尤其是，他们周围的民族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大相径庭，比如俄国人有一种答案，美国人则有另一种答案——至少那些至今仍然坚持认为美国人和犹太人天性基本相似的美国人会有另一种答案，比如一位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一份官方文件中宣称的那样。

因此，那些拒绝归属德意志“民族”且培育起同法国政治结盟的记忆但却操着德语的阿尔萨斯人，也并没有简单地认为自身就是法兰西“民族”的成员。美国黑人——至少在目前——自认为是美国“民族”的成员，但是南方的白人却从没有这样看待他们。

仅仅15年前，那些熟悉远东的人们仍然在否认中国人的“民族”资格，而是仅仅把他们看作一个“种族”。然而今天，不仅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还有那同一些观察家，却可能做出大不相同的判断。因此，一个群体在某些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表现似乎可以获得民族的特性，或者他们会要求“获得”这种特性——而且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

另一方面，有些社会群体则公开表示毫不在乎，甚至直接放弃对某个单一民族的评价依附。在目前这个时代，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中就有某些领导阶层认为，这种毫不在乎和放弃态度乃是一种成就。他们的论点收到了程度不等的效果，这有赖于政治和语言的归属以及不同的无产者阶层，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成果目前正在萎缩。

在那些据认为由于语言习惯而具有了“民族”特性的群体内部，可以看到各个社会阶层当中都存在着对于“民族”观念的态度，这些态度分别有着完整的尺度，可谓形形色色，而且高度可变。这种尺度从坚决肯定、坚决否定最后到绝对毫不在乎一应俱全，卢森堡的公民和那些作为整个民族“尚未唤醒”的人们都可以看作典型。封建阶层、官员阶层、各个职业范畴的市民阶层，对于这个概念并没有同质的或者具有历史一贯性的态度。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以导致这样的看法，即一个人能代表一个民族，或者经验行为实际上是产生于民族归属或者没有民族归属。德国人、英国人、北美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或俄国人的“民族情感”——这里仅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与政治实体的关系问题上并不是以同样方式发挥作用的，因为政治实体的地理边界很可能会与民族“观念”发生冲突。这种对立可能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后果。无疑，奥地利国家中的意大利人只有在被强制的情况下才会同意大利军队作战。今天，大部分操德语的奥地利人只会极不情愿地与德国作战，他们是靠不住的。然而，德裔美国人，即使那些极为看重自身［过去的］“民族性”的人，尽管不乐意，但在必要时也会无条件地与德国作战。德国的波兰人可能会乐于同俄国的波兰军队作战，但几乎不可能与独立自主的波兰的军队作战。奥地利的塞尔维亚人可能会抱着极为复杂的感情，而且只有在希望获得共同的自治时才会与塞尔维亚作战。俄国的波兰人可能更乐于同德军而不是同奥地利军队作战。

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即便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对外的团结感也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强烈程度，而是可以大起大落的。不过总的来说，这种情感已经日益成熟，甚至在内部利益冲突并未减弱的地方也是如此。仅仅60年前，［普鲁士保守派的］Kreuzzeitung（《十字架报》）还在呼吁俄国皇帝干预德国的内部事务，而在今天，这种情况就很难想象了，尽管阶级对抗已经升级。

总之，民族情感的差异既有重大意义，但也易于变化，而且像所有其他领域的情况一样，下面这个问题也会得到各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一个民族群体会从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中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无论他们当中可能会形成多么强烈的、主观上非常真挚的激情，他们会愿意发展出什么样的共同行动呢？民族大迁移过程中作为一种“民族”特征所坚持的某种习俗——更准确地说，某种惯例，总是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正如某些常见的惯例——它们会使人相信一个单独的“民族”之存在——的重要意义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一样。面对“民族观念”这个从经验上说极为模糊的价值概念，社会学的类型学也许不得不根据遗传条件以及参与者的社会行动结果，去分析所有具体形式的群体成员情感和团结感。但这里不可能做此尝试。

不过，我们必须稍微贴近地看一下这个事实：对于民族观念的支持者来说，它与“声望”关切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一观念最早的，也是最富有活力的表现——尽管可能比较含蓄——就是那种天赐“使命”的传说。人们总是热切期待出现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以肩负起使命。这种早期观念的另一个要素是这样的意识：只有给开始形成为一个民族的群体培育出自身的独特性，才能有利于完成这种使命。同时，由于要从使命内容的价值中寻求自我辩护，这种使命就只能一以贯之地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使命。“民族”的重要意义通常都是植根于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至少也是不可替代性之中，只有通过培育群体的独特性才能保存和发展这些价值观。因此，不言而喻，正如在政治实体中操纵了权力的人会求助于国家观念一样，在一个Kulturgemeinschaft（文化共同体，即这样一种群体：其成员凭借自身的独特性而有权享用被视为“文化财富”的某些产物）中，知识分子——我们权且这样称呼那些抢占了文化共同体领导权的人——则尤其注定了要去传播“民族”观念。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文化代理人……

［陈述到此中断。手稿的边注表明，韦伯的意图是论述全部历史上民族国家的观念与发展。下面一段评论就是在手稿页边空白处看到的：文化声望和权力声望密切相关。每一次获胜的战争都会增进文化上的声望（德国［1871］、日本［1905］等等）。战争是否会促进“文化的发展”则是另一个问题，一个不可能以“价值中立”的方式作出解答的问题。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肯定做不到这一点（看看1871年以后的德国吧！）。即使按照纯粹的经验标准似乎也不能这样做，因为纯艺术和具有明确德国特色的文学并没有在德国的政治中心得到发展。］

六、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分配：阶级、身份、政党¹³

1. 受经济因素决定的权力与身份秩序。任何法律秩序的结构都会直接影响共同体内部经济权力或者其他方面权力的分配。所有的法律秩序都是如此，而不光是国家才会如此。一般来说，我们所理解的“权力”就是某人或某些人在社会行动中不顾该行动其他参与者的反对而实现自身意志的机会。

当然，“受经济因素决定”的权力并不等于权力本身。恰恰相反，经济权力的出现可能是在其他基础上存在的权力所带来的结果。人追求权力并非仅仅为了在经济上使自己富有。权力——包括经济权力——本身就会受到珍视。追求权力往往也是为了它所需要的社会荣誉。然而，并非所有的权力都需要社会荣誉：那些典型的美国党老大和大投机商还会有意放弃这种社会荣誉。极为常见的是，“纯经济”权力，特别是“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决不会被承认为社会荣誉的基础。权力也不是社会荣誉的唯一基础。实际上，社会荣誉或声望甚至会成为经济权力的基础，这一点一直就屡见不鲜。权力，还有荣誉，可能会得到法律秩序的保障，但至少在通常情况下，法律秩序并非它们的主要来源。毋宁说，法律秩序是增加掌权机会和荣誉机会的额外因素，但不可能始终为它们提供保障。

在一个共同体中参与社会荣誉分配的典型群体之间会形成一种社会荣誉分配方式，对此我们称之为“身份秩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都以同样的方式与法律秩序联系在一起。然而，经济秩序仅仅意味着经济货物与服务的分配和利用方式。当然，身份秩序会受到它的有力影响，并会转而对它产生反作用。

这样，“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就是共同体内的权力分配现象。

1. 由市场状况决定的阶级状况。在我们的术语中，“阶级”并不是共同体；它们仅仅是社会行动可能而常见的基础。我们谈到一个“阶级”时，意思是指（1）许多人，他们的生存机遇中共有一种特定的因果成分，（2）这种成分仅仅体现为占用货物或收入机会时的经济利益，就此而言，（3）它是在商品市场或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得到体现的。这就是“阶级状况”。

一个最基本的经济事实是，许多人为了交换的目的在市场上进行竞争，而物质财产处置权在他们当中进行分配的方式，本身就创造着特定的生存机遇。按照边际效用法则，这种分配模式将会把没有钱的人排除出对高价值货物的竞争，它有利于有钱人，并且实际上给了他们获取这种货物的垄断权。如果其他情形都一样，这种分配模式就会给所有那些得到了货物供应但未必用它们进行交换的人提供垄断机会以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至少在总体上说，它会增强他们在与无财产者进行价格斗争时的权力，后者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直接产品，而且为了维持生存还会被迫贱卖这些产品。这种分配模式能使有产者垄断机会以把财产从“财富”的使用领域转移到“资本”领域，就是说，给了他们经营者的功能以及所有直接或间接依靠资本赢利的机会。这一切在纯市场条件占了优势的地方都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财产”和“无财产”就是所有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至于这两个范畴是在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的竞争性斗争中起作用，这无关紧要。

然而，在这些范畴中，一方面是根据可用于赢利的财产的性质，另一方面则是根据能在市场上提供的服务的性质，阶级状况还会进一步分化。住宅、工场、货栈、商铺、或大或小的农业可耕地——量的差异会带来可能的质的后果——的所有权，矿山、牲畜、人（奴隶）的所有权，对机动的生产工具或者各种资本货物，尤其是货币或者能够很容易兑换成货币的对象的处置权，对自己或他人劳动的产品——按照它们的不同距离而有不同的可消耗性——的处置权，对任何可转让的垄断权的处置权，所有这些方面的区别都会使有产者的阶级状况发生分化，正如他们可能给财产——特别是与货币等效的财产——的用途赋予的“意义”会发生分化一样。因此，有产者可能会属于——例如——食利者阶级，也可能属于经营者阶级。

那些没有财产而只能提供服务的人也会发生分化，因为他们的服务性质不同，正如它们在与某个接受者的连续性或者间歇性的关系中被利用的方式不同一样。但是，阶级概念的真正含义始终就在于：市场机遇的性质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构成了个人命运的共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状况最终就是市场状况。那种赤裸裸的占用本身，其结果只是真正的“阶级”形成的前兆，它把牲畜饲养者当中那些非自有的奴隶或农奴置于牲畜所有者的权力之下。然而，这种共同体中第一次为了单纯的“占用”本身而出现的牲畜借贷和极为严峻的债务法则，对于个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同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稼穑共同体形成了鲜明对照。债权—债务关系第一次在城邦中变成了“阶级状况”的基础，随着贷款缺乏的程度和富豪对贷款的实际垄断程度的发展，那里“信贷市场”——且不论它有多么原始——的利率会越来越高。由此便开始了“阶级斗争”。

然而，那些并非借助市场机遇利用货物或服务以决定自身命运的人们，比如奴隶，从阶级一词的技术意义上说，就不是一个阶级。毋宁说，他们是个身份群体。

1. 阶级利益产生的社会行动。用我们的术语来说，产生了“阶级”的那个因素显然就是经济利益，而且实际上，仅仅是那些与市场的存在相关的利益。然而，“阶级利益”却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只要使用这个概念时并不是为了理解有可能从阶级状况中产生的利益——就处于该状况中的那些人的平均水平而言——的事实走向，那么它甚至在经验上也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即使阶级状况和其他环境因素是同一回事，具体的劳动者追求自身利益的走向也大为不同，这要取决于他天生的资格条件对于即将开始的工作来说是优、是平还是劣。同样，在那些受到阶级状况共同影响的人们当中，甚至是他们当中的一个联合体，比如在一个工会中，究竟是大量还是少量人的社会行动是产生于阶级状况——个人可以从这种状况中指望自己得到预期的结果——，也会使利益的走向产生很大变化。从某种共同的阶级状况中产生出一个联合体甚或一种纯粹的社会行动，这绝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阶级状况所能产生的结果可能仅限于促成某些基本类似的反应，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促成“大众行为”。然而，它也有可能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况且，它所产生的往往还是一些无定型的社会行动。古代东方伦理中有名的“发牢骚”就是一例：这是对工头品行的道德非难，它的实际意义大概相当于恰恰是最晚近的工业发展过程中那种越来越多的典型现象——工人心照不宣的怠工。一个阶级所属成员的大众行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产生“社会行动”以及可能的联合体，这与一般的文化条件，特别是与某种知识条件有关；同时也与已经形成的反差程度有关，特别是与阶级状况产生的因果关系的透明度有关。因为，经验已经在在表明，无论生活机遇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差异，这一事实本身决不会产生“阶级行动”（阶级成员的社会行动）。那必须在阶级状况的真实条件与结果都是清晰可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因为，只有那时，生活机遇的反差才能被感觉到不是一个应予接受的绝对既成事实，而是（1）既有的财产分配产生的结果，或者（2）具体的经济秩序结构产生的结果。也只有那时，人们才有可能针对阶级结构做出反应——不仅通过断断续续的无理性抗议行动，而且通过理性联合体的形式做出反应。古代和中世纪的城市中心就曾出现过第一个范畴的“阶级状况”，而且特别明显和透明，尤其是在凭借事实上垄断地方工业产品与食品的贸易而积累了大量财富的时候；此外，在某些条件下，绝大多数不同时代的乡村经济中也曾出现过这种阶级状况，因为那时人们越来越以赢利方式进行农业开发。第二个范畴的最重要的历史范例就是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状况。

1. 阶级斗争的类型。因此，每个阶级都有可能成为无数可能形式的阶级行动之一的体现者，但也未必尽然。无论如何，阶级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群体（Gemeinschaft）。从概念上把“阶级”视同为“群体”将会导致畸变。处于相同阶级状况的人，在大众行动中一般都会把这种可见的状况作为经济状况，按照最符合他们平均数的那些利益的走向做出反应，这对于理解历史事件乃是一个既重要也很简单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不应导致以伪科学的方法使用阶级和阶级利益等等概念，尽管这种做法如今已经屡见不鲜，而且在一位天才作者的断语中可以看到最为经典的表述：个人在自身利益问题上可能会判断错误，但阶级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却永无谬误。

如果阶级本身不是群体，那么阶级状况就只能在社会行动的基础上显露出来。然而，揭示了阶级状况的社会行动，大体说来并不是同一阶级成员的行动；那是一种各阶级成员的行动。直接决定着工人和经营者阶级状况的社会行动是：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经营。但是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经营的存在必须有一个前提，那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行动，它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对货物本身的占用，特别是为了保护个人对生产资料的——原则上是自由的——处置权：一种法律秩序。任何一种阶级状况，尤其是当它以财产权本身为依据时，才会变得最为清晰灵验，这时，所有决定着相互关系的其他因素都被尽可能地消除了重要意义。在市场上对财产权的利用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它的极端重要性。

这样，身份群体就成了不折不扣实现纯粹的市场原则的障碍。在这里的语境中，它们只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才是令人感兴趣的。在对它们进行简要考察之前需要指出，比较具体的（我们所说意义上的）阶级之间的对抗有着什么样的普遍性质，这里不再多说。从过去到今天持续不断发生的重大变化，可以用不太精确的说法概括如下：由阶级状况产生的斗争已经逐渐从消费信贷转向了——首先是——商品市场上的竞争性斗争，然后又转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纠纷。古代的阶级斗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真正的阶级斗争，而不是身份群体之间的斗争，它最初是由农民，大概还有工匠进行的，他们受到了债务奴役状态的威胁并且正在与城市债权人斗争。类似的状况也存在于牲畜饲养者当中。债务关系本身产生的阶级行动一直持续到喀提林时代。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地从外界运输谷物以供应城邦，还出现了争夺生活资料的斗争。斗争的核心首先集中于食物的供应以及食物价格的确定。它贯穿了整个古代时期以及整个中世纪。无财产者相聚反对那些实际的或假想的与食物供应不足有关的人。这种斗争不断扩展，直至涉及对于生活方式和手工业生产都必不可少的所有商品。古代和中世纪只有关于工资纠纷的初步争论，但它们一直在缓慢地发展，直至进入现时代。在较早时期，它们与奴隶起义和商品市场上的冲突相比绝对处于次要地位。

古代及中世纪的无财产者反对的是垄断权、抢购权、囤积居奇以哄抬物价。今天的核心问题则是劳动力价格的确定。为市场准入和产品价格的确定而斗争就体现了这种过渡。在向现代过渡期间，这种斗争是在家庭手工业的包出制商人与工人之间进行的。由于这完全是个普遍现象，我们这里必须指出，受市场状况制约的阶级对抗，一般来说在作为对手而实际直接参与价格战的人们之间表现得最为尖锐。遭到工人敌视的并非食利者、股票持有人和金融家，而是在工资冲突中与工人直接对立的工厂主和经营管理者，尽管那些或多或少是不劳而获的收益流入了食利者、股票持有人和金融家的钱柜而不是工厂主和经营管理者的腰包。这种一目了然的事态往往对于阶级状况在政党的形成中扮演角色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它使得形形色色的家长制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也使受到威胁的身份群体——至少在过去——频频尝试与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以反对资产阶级成为可能。

1. 身份荣誉。与阶级相比，Stände（身份群体）则是标准的群体。不过它们也是一种无定型的群体。和纯粹受经济因素决定的“阶级状况”相比，我们希望能把任何由某种特殊的社会评价——对荣誉的评价，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的评价——所决定的典型人生要素称之为身份状况。这种荣誉可能与多数人的共同特性联系在一起，当然，还可能与阶级状况密切相关：阶级差别是以极为多样的方式与身份差别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本身并不会始终被认为是一种身份资格，但从长远来看，它是，而且特别稳定。在邻里联合体的自然经济中，充当“头领”的往往只是最富有者。然而，这常常只是一种荣誉性优先权。例如，在所谓纯粹的现代民主国家，即不向个人明确授予任何身份特权的国家，可能只有那些承担着大体上相同税负的阶级中的家庭才会聚在一起跳舞。据说瑞士的某些小城市就是如此。但是，身份荣誉未必就要与某种阶级状况联系在一起，恰恰相反，一般它都会与纯粹的财产要求完全格格不入。

有产者与无产者可能会同属于一个身份群体，而且他们常常会希望得到一些实际的结果。但是，这种社会评价上的平等终究会变得非常不可靠。比如在美国的绅士当中，身份的平等就在以下事实中体现了出来：除了由不同事功规定的服从以外，即使最富有的老板，如果在俱乐部里打台球或打牌时没有把他的职员看作在任何意义上都和他享有同样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抱着傲慢的身份意识赐以“恩惠”，他就会遭到严重的鄙视——无论那里是不是还通行着旧的传统，而德国的老板就决不会放弃这种“恩惠”态度。这就是在美国的德国人俱乐部从未获得美国人俱乐部那种魅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就内容而言，身份荣誉通常都会体现为这一事实：所有那些希望属于某个圈子的人还被要求遵循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一点至关重要。与这种要求相联系的就是对社会交往施加的限制（就是说，不让交往屈从于经济目的或者任何其他目的）。这些限制可能是为了把正常通婚限制在身份圈子之内，并可能导致完全是同族结婚的闭合状态。只要这不是单纯由个人或社会不着边际地模仿另一种生活方式，而是具有这种闭合性质的共识行动，身份的发展也就开始了。

在现时代的美国，身份群体在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从传统的民主制中发展出了典型的分层形式。例如，只有某个街区（“大街”）的居民才被认为属于“社交界”，才有资格参与社交交际，才能受访和受邀。至关重要的是，这种分化是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演进的：它倾向于严格遵从在特定时代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交界风尚。这种对风尚的遵从也存在于美国人当中，但却到了德国人闻所未闻的程度，一个男人会声称取得了绅士资格，似乎就表明了这一事实。这种遵从决定了——至少在最初——他将真的被看作绅士。而获得这种承认对于他在上等机构寻求受雇机遇，特别是对于同“望”族交往和通婚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德国人当中的决斗资格一样。至于其他方面，像某些长期定居，当然相应的也是富有的家族（比如F. F. V.，即弗吉尼亚第一家族），或者“印第安公主”波卡洪塔斯、清教徒前辈移民⁽²⁾、纽约早期荷兰移民事实上的或所谓的后裔，那些几乎不可接近的教派的成员，以及所有以任何其他特征或标志表明与众不同的圈子，都会僭取身份荣誉。在这种情况下，分层就是个纯粹的惯例了，而且主要是有赖于僭取（正如所有身份荣誉发端时的情形一样）。但是，只要社会秩序的某种分层已经事实上形成并通过经济权力的稳定分配而达到了稳定态，那么通向法定特权——无论正面还是负面特权——的道路也就能够畅行无阻了。

1. 人种隔离与种姓。凡是这些结果达到了成熟程度的地方，身份群体就会演变为一种封闭的种姓。那时，身份差别就不仅会得到惯例与法律的保障，而且会得到宗教认可的保障。这种情形会以如下方式出现：较高种姓的成员如果与任何被视为较低种姓的成员发生任何肉体接触，都被认为将会导致礼仪的不洁与耻辱，必须通过宗教行动来赎抵。此外，各个种姓还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礼拜与神明。

不过一般来说，只有在那些存在着据认为是“人种上的”潜在差异的地方，身份结构才会出现这种极端结果。实际上，种姓乃是人种共同体的常规形式，它们信奉血统关系，排斥异族通婚，社会交往通常都彼此相关。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第六章，（六），六］，这种种姓状况是贱民民族现象的一部分，可见于世界各地。这些人形成了一些共同体，同时也形成了一些手工艺或者其他技艺的特殊职业传统，并且培育出一种对他们人种共同体的信仰。他们生活在严格疏离一切人际交往——除非不得已而为之——的聚居区中，而且他们的处境在法律上也是不确定的。但是，由于他们在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从而使他们得到了宽容，实际上还会常常得到特权，而且他们散居在各个政治共同体之中。犹太人就是最令人难忘的历史范例。

身份上的隔离会逐渐发展出一个种姓，它的结构不同于单纯的人种隔离：种姓结构会把人种隔离群体那种水平方向的分立共存转变为纵向上下属的社会体系。准确地说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联合体将会把那些划出了人种界线的共同体整合为一个政治单元。它们的差异恰恰在于：以相互憎恶与蔑视为基础的人种共存会容许每个人种共同体将自身的荣誉视为最高荣誉；而种姓结构产生的是一种社会从属关系，它所承认的是有利于特权种姓和特权身份群体的“更高荣誉”。这应当归因于以下事实：在种姓结构中，人种差别本身会变成政治联合体内的“功能”差别（武士、祭司、工匠对于战争和建筑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如此等等）。但即使最受歧视的贱民民族（比如犹太人），通常也倾向于不断培育对自身特有的“荣誉”的信仰，一种在人种群体和身份群体看来同样独特的信仰。

然而，与负面特权身份群体相伴的尊严感却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偏差。尊严感是由正面特权身份群体为其成员的行为培育的社会荣誉和惯例要求在个人身上积淀下来的。正面特权身份群体特有的那种尊严感，自然与他们那种并未超越自我的“存在”有关，就是说，与他们的“美和卓越”（καλοκἀγαθἱα）有关。他们的王国是“现世的”王国。他们为了当下并依靠伟大的过去而生。负面特权阶层的尊严感自然会指向超越了当下的那种未来，不管那是今生还是来世。换句话说，培育了它的必定是那种对天赐使命的信仰，是对上帝面前领受特殊荣誉的信仰。培育了特选子民尊严感的，要么是一种对来世的信仰，即“最后者将成为最先者”，要么是一种对今生的信仰，即一位弥赛亚将会给这个驱逐过贱民民族，埋没了他们荣誉的尘世带来光明。贱民身份群体培育起来的那种宗教热忱［见第六章，（六），五］，其源头就是这种一目了然的事态，而不是尼采《道德的谱系》在倍加赞赏的解释中突出强调的那种怨恨；况且，怨恨说仅仅在有限的程度上才是适用的，比如对于尼采的主要例证之一，佛教，就根本不适用怨恨说。

在其他方面，从人种隔离发展出身份群体，这绝非正常现象。事情恰恰相反。因为，并不是人种共同体的任何主观情感后面都隐藏着客观的“种族差异”，身份结构最终的种族基础问题完全是个具体个案问题。身份群体往往有助于产生一种纯粹的人类学类型。无疑，身份群体能够高度有效地产生一些极端类型，因为它们会按照资格条件逐个挑选成员（比如骑士群体就是挑选那些生理和心理上都适应战争的人）。但是，个别挑选绝非身份群体唯一的或主要的形成方式：政治成员资格或者阶级状况在任何时候都会具有——至少会经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今天，阶级状况显然已经成为主导因素。毕竟，身份群体成员所期望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一般都要决定于经济条件。

1. 身份特权。出于种种实际的目的，身份的分层总是会伴之以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典型方式的垄断：对观念、实物或机会的垄断。除了特定的、始终以距离感和排他性为基础的身份荣誉之外，荣誉的优先权还包括穿着特定服装的特权，食用不许他人食用的菜肴的特权，佩带武器的特权——这是最为明显的结果——以及成为一个半吊子的权利，比如演奏某些乐器。然而，为身份群体的排他性提供了最有力动机的，则是物质上的垄断权，尽管这种垄断权本身难得充足，但几乎始终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在身份圈子内部还有一个通婚问题：垄断潜在的新郎能给家族带来的利益，至少与垄断女儿带来的利益同样重要，两者并行不悖。成员的女儿必会得到抚养。随着身份群体越来越封闭，成员在惯例上优先专门受雇于特定官职的机会便逐渐被合法垄断了起来。某些货物也变成了身份群体的垄断对象，典型的是限定继承的财产，常见的还有对农奴或奴隶的占用，最后还有专门的贸易。当身份群体绝对拥有了对它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时，就会出现正面垄断；如果身份群体不一定拥有和经营它们，而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特定生活方式，这时出现的则是负面垄断。生活方式对于身份荣誉具有的关键作用，意味着身份群体是所有惯例的特定载体。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生活的所有格式化要么起源于身份群体，要么至少也是得到了它们的保护。即使身份惯例的原则大相径庭，它们也会表现出某些典型特征，尤其是在最有特权的阶层当中。非常普遍的是，在特权身份群体中存在着一种如果从事普通体力劳动就会丧失身份资格的现象。这种丧失资格的现象如今在美国也一反旧时对劳动的传统评价而开始“流行”了。任何理性的经济追求，特别是经营者的活动，往往都被认为是丧失了身份资格。艺术与文学活动只要被用来赚取收入，或者至少与艰辛的体力投入有关，就会被看作丢人现眼的工作，比如套着满是灰尘的工作服、状如石匠的雕塑家就是这样，他与泡在沙龙般画室里的画家以及身份群体所能接受的音乐实践形式形成了鲜明对照。
2. 身份分层的经济条件与结果。为报酬而工作常常会导致丧失资格，这本身就是身份分层原则的直接结果，当然，也是该原则反对仅由市场调整权力分配的直接结果。与这两个因素一起发挥作用的还有一些不同的具体因素，对此下面将会论及。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市场及其过程并不看人下菜：支配着市场的乃是“功能”利益。它也不知荣誉为何物。身份秩序则意味着恰恰相反：按照身份群体本身特有的荣誉和生活方式分层。如果单纯的经济获取和赤裸裸的经济权力使身份秩序不断蒙受这样一种耻辱，即，非身份出身也能给予赢得这种出身的任何人以同样的，甚或更大的荣誉作为他们有权要求的既得利益，那么身份秩序就会从根本上受到威胁。毕竟，假如身份荣誉是平等的，那么财产本身就等于一道加法，尽管一直无人公开承认这一点。因此，所有与身份秩序利害相关的群体，都会对纯粹的经济获利要求做出特别激烈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越是感觉受到了威胁，做出的反应就会越加激烈。例如，卡尔德隆⁽³⁾对农民的敬意与同时的莎士比亚对canaille（乌合之众）的公开蔑视便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一个结构稳定的身份秩序相比一个经济上已经变得岌岌可危的身份秩序，做出反应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到处都会反复再现的事态之一例。正因为特权身份群体严厉反对靠财产本身说话，所以他们绝不会从人格上无保留地接受“暴发户”，不管那暴发户已经多么彻底地适应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只会接受他的按照身份群体惯例经过熏陶且从没有让自身的经济努力玷污了身份群体荣誉的后代。

就身份秩序的一般影响来说，只有一个结果可言，但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果：它阻碍了市场的自由发展。这首先表现为身份群体通过垄断——无论是在法律还是惯例的影响下——直接阻止了某些货物进入自由交换。例如，在“身份时代”的许多希腊城邦，由继承而取得的遗产（一如把挥霍者置于某个监护人控制之下的那个古老常规所示）¹⁴就是被垄断的，比如骑士、农民、祭司的遗产，尤其是行会与商会的主顾，在罗马原本也是如此。市场受到了限制，单纯财产本身的权力——它标志着阶级的形成——也就被推到了幕后。这一过程可能会产生极为多样的结果。当然，它们并不一定就会淡化经济状况的反差，相反，它们往往还会强化这些反差，总之，一旦身份分层强有力地影响了一个共同体，比如古代和中世纪的所有政治共同体出现的那种情况，那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真正自由的市场竞争就根本无从谈起了。除了这种直接把特定货物排除出市场之外，还会出现一些更为广泛的结果。上面提到的身份秩序和纯经济秩序之间的冲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导致身份群体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荣誉感，即绝对憎恶市场的根本要素：赤裸裸的讨价还价。荣誉感会拒绝在贵族之间，有时则会普遍禁止在身份群体的成员之间进行赤裸裸的讨价还价。因此，无论何处，都会有一些身份群体，通常是那些最有影响力的身份群体，总是认为几乎任何公开参与经济获利的行为都是绝对的耻辱。

由此便出现了某种过于简单化的说法：阶级是按照它们与货物的生产及获取的关系分层的，而身份群体则是按照它们体现在生活方式中的货物消费原则分层的。

“职业身份群体”也是一种真正的身份群体。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只要凭借由它决定的特定生活方式，它就可以有效要求获得社会荣誉。这种阶级与身份群体的差异往往会发生部分重叠。正是那些从荣誉角度实行最严格隔离的身份共同体（即印度的种姓），至今仍表现出了——尽管是在非常刻板的限度内——对于金钱收益相当高度的淡漠。然而，婆罗门却在以众多不同的方式寻求这种收益。

关于导致了身份分层占据优势地位的一般经济条件，只能概括如下。一俟货物的获取和分配基础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时就会有利于身份分层。任何工艺技术的冲击和经济变革都会威胁到身份的分层，并进而把阶级状况推到前台。单纯的阶级状况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时代和国家，通常就是处在了技术与经济变革的时期，而只要延误了经济分层的机遇，迟早还会导致身份结构的发展，并且有利于恢复社会荣誉的重要作用。

1. 政党。阶级的真正位置是在经济秩序之中，身份群体的位置是在社会秩序之中，即在荣誉的分配领域之中。在这些领域内，阶级和身份群体彼此影响并影响着法律秩序，反过来又被法律秩序所影响。“政党”则属于权力的领域，它们的行动都是以获取社会权力为取向，就是说，以影响社会行动为取向，而不论社会行动的内容如何。原则上说，一个社交俱乐部和一个国家一样，都可能存在政党。与阶级和身份群体的行动形成对照的是，政党取向的社会行动始终与联合体密切相关，前者就未必如此。因为，政党始终会瞄准一个按照预定方式去追求的目标。该目标可能是一项事业（即政党可能要实现某项纲领以达到观念的或实际的目的），或者可能是个人性质的（谋份肥差、谋取权力，或者由此为政党领袖和党员谋求荣誉）。一般来说，政党会同时追求所有这一切。因此，只有在具备联合体性质的群体中，才可能形成政党，就是说，该群体有着某种理性秩序，有一帮随时准备使秩序生效的现成人员。因为，政党的目的恰恰就是要影响这帮人，如有可能就把他们招募为党员。

不论在什么具体情况下，政党都可能代表着由阶级状况或身份状况决定的利益集团，并从中招募各自的追随者。然而，它们未必就是纯粹的阶级政党或者身份群体政党，事实上它们更有可能是混合类型的政党，有时则什么类型都不是。它们可能是些转瞬即逝的结构，也有可能经久不衰。它们谋取权力的手段可能会极为多样，从任何一种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到或粗俗或精细的拉选票手段：金钱、社会影响、演讲的感召力、暗示、笨拙的骗局诸如此类，直到在议会党团中采取更粗暴或更巧妙的阻挠策略。

政党的社会学结构有着根本的差异，这要看它们以什么样的社会行动去发挥影响，就是说，要看共同体是不是以身份或阶级来分层。至关重要的是，它们还会根据支配的结构而发生变化，因为，政党领袖通常都要争取支配结构的青睐。用我们的一般术语来说，政党并非只是现代支配形式的产物。我们还应把古代和中世纪的同类现象称之为政党，尽管它们与现代政党有着根本差异。由于政党始终是为谋取政治控制（Herrschaft）而斗争，它的组织也就常常是严密的“威权主义”组织。由于支配形式之间存在着这些变量，如果不首先对它们进行讨论，政党的结构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我们现在就转向一切社会组织的这一核心现象。

在进入这项讨论之前，我们还应更综合地谈谈阶级、身份群体和政党：它们的存在均以某个更大的联合体，特别是以政治实体的框架为前提，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始终会幽闭在这个框架之内。恰恰相反，这种联合体（甚至在它打算使用共同的军事力量时）把手伸出国界，在所有的时代都是一种常规。古希腊寡头政治家和民主政治家、中世纪归尔甫派和吉卜林派、宗教斗争时期加尔文派内部的［地区间］利益团结，直至地主（国际农业大会）、君主（神圣同盟、卡尔斯巴德决议⁽⁴⁾）、社会主义工人、保守党（普鲁士保守派1850年还在巴望着俄国进行干预）的休戚与共，都可以从中看到这种情形。不过，它们的目的未必就是确立新的领土支配权，总的来看，它们的目的是要影响现存的政治实体。

注　释

1　这是对领土政治组织和国家的早期表述，韦伯后来又进行了概括，见第一部分，第一章，十七。（R）

2　Camorra，组织良好、活动于南意大利特别是那不勒斯地区的大规模犯罪帮派，初见于1820年，到1890年代实现了对那不勒斯市政的有效控制，因“好人政府联盟”的努力，该帮派在1901年竞选失败，但随后又多次卷土重来，尤其是在1911年。（Rh）

3　参阅本书第八章，（二），一到五，以及（六），一。（W）

4　关于这一点，参阅K. N. Llewellyn and E. A. Hoebel，The Cheytnne Way（1941），esp. c.5所描述的北美大平原印第安人当中作为治安机构的“军事会社”的角色。（Rh）

5　参阅E. Fisher，Schweizergeschichte（3^rd ed. 1947）150。（Rh）

6　关于综合概括这种研究的近作，见R. Turnwald，Werden, Wandel und Gestaltung von Staat und Kultur（1934）；关于下面句子中提到的那种会社类型，见R. F. Barton，Ifugao Law（1919）和The Kalingas（1948）。（Rh）

7　见Reste arabischen Heidentums（sec. Ed.，1897）；另见Medina vor dem Islam（Skizzen und Vorarbeiten，vol. IV，1，1889）。（W）

8　日耳曼关税同盟是在普鲁士领导下于1820—1830年代逐渐确立的。1834年1月1日之后，它包括了除奥地利和两个小邦以外的所有日耳曼邦国，就是说，它实际上成了俾斯麦领导下作为新日耳曼帝国出现于1871年的德意志的组成部分。在普鲁士霸权下德国统一的发展过程中，关税同盟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但这种统一也把奥地利排除在外，并通过1866年的普奥战争成为定局。（Rh）

9　参阅Weber，Agrarverhältnisse，载GAzSW，271，273f，295f。（W）

10　关于弗兰兹·奥本海默，见第一部分，第二章，注3和注22。（Wi）

11　Gaius Verres（约公元前120—前43），罗马司法行政官，任西西里总督时曾无情盘剥当地居民。西塞罗代表西西里人向法庭控告了威勒斯，他的演讲中包含了许多有关罗马各行省农业状况的信息，特别是有利于使用奴隶劳动的资本主义大庄园农耕方式的衰落。另请参阅Weber，Agrarverhältnisse，载GAzSW，252f。（Wi）

12　参阅Victor Ehrenberg，The People of Aristophanes（New York：Schocken paperback，1962），chs. V（esp. 123f.）and XI（esp. 307f.）。（Wi）

13　所有小标题均为Gerth与Mills所加。本节中的主要术语变化是消除了“共同体”行动与“社会”行动的二分法，并以“群体”代替了“共同体”。

14　关于罗马不得解放者的常规bona paterna avitaque，另请参阅第十六章，（五），注33。（Wi）

(1)　“pagan”age，指接受伊斯兰教教化之前的阿拉伯人。

(2)　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1595—1617），弗吉尼亚印第安部落联盟首领波瓦坦之女，曾搭救过该殖民地创建者史密斯之命，后受洗改宗基督教，并与移民罗尔夫结婚。1616年去英国，受到宫廷接待并被英国社会当作名流。因患天花客死英伦。清教徒前辈移民（Pilgrim Fathers），开辟美洲新英格兰第一个永久殖民地（1620）马萨诸塞普利茅斯的移民；当时搭乘“五月花”号赴美洲的102名移民中有35名英格兰分离派教徒（清教徒激进派）。1820年纪念200周年庆典上首次使用“清教徒前辈移民”名称。

(3)　Calderon de la Barca（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诗人，继洛佩·德·维加之后西班牙黄金时代最著名的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一百多部世俗剧。

(4)　Carlsbad Decrees，1819年6月3日到31日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等德意志11个主要邦的大臣在波希米亚卡尔斯巴德（今捷克共和国卡罗维发利）矿泉集会时通过的一系列决议，旨在联合各邦政府镇压开明的民族主义倾向。该决议绵延执行了数十年，但各邦宽严不一，从长远看未能扼杀德国的民族主义或阻止自由主义思想在各邦的发展。

第十章　支配与正当性

一、经济权力的支配与权威支配¹

最一般意义上的支配，是社会行动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当然，并非任何形式的社会行动都会显示一种支配结构。但在绝大多数社会行动中，支配都在发挥着重大作用，尽管初看上去可能并不明显。因此，比如在若干语言共同体中，通过官方命令把某种方言提升到政治实体的官方语言地位，往往会对发展出一个有着共同书面语言的大规模共同体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德国就是这样。²但是，政治上的分离也会决定相应的语言分化的最终形式，比如荷兰之于德国的情形。³此外，在学校中实行的支配将会最持久、最有效地把官方学校语言的形式和优势固定下来。社会行动的所有领域都会毫无例外地受到支配结构的深刻影响。就大多数情况来看，由不定型的社会行动中产生出理性的联合体，原因就是有了支配以及实施支配的方式。即使并非这种情况，也会有一个关键因素决定着社会行动的形式及其“目标”取向，这个因素就是最高权力的结构及其扩展。实际上，在古往今来经济上最为重要的社会结构中，也就是在庄园和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中，支配都曾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就要看到，支配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状况。正如其他权力形态下的情况那样，实施支配的那些人并非仅仅——甚至一般不是——通过支配去追求比如经济货物的充足供应之类的纯经济目标。不过确凿无疑的是，对经济货物的控制权，即经济权力，常常都是支配带来的结果，而且往往是有意为之的结果，同时也是实施支配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然而，任何经济上的权力地位都不可能体现出我们这里的词义所指的支配。建立和保持支配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利用经济权力。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是在最为重要的那些情况下，却正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利用经济权力建立和保持支配的，并且常常会达到这样的程度：为求保持支配而使用经济手段的模式，反过来又对支配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绝大多数经济组织，其中那些最重要、最现代的组织，都显示了某种支配结构。事实上，任何一种支配形式的关键特征，都不会以任何明确的方式与任何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不过，在许多情况下，最高权力的结构既是一个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因素，也是经济条件的一个结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

我们这里的首要目的只是陈述经济组织形式和支配形式之间关系的一般命题。正是由于这种一般性质，这些命题将不可避免地比较抽象，有时还略显含糊。出于我们这里的目的，我们需要首先比较确切地定义我们所说的“支配”，以及它与“权力”这一通用术语的关系。权力有一个极为普遍的含义：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他人行为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配可能会表现出极为多样的形式。如果像时有所见的那样，把法律授予某人的针对一个或多个他人的权利要求，理解为对债务人或没有被授予这种权利要求的人们发布命令的权力，那就可以这样来设想整个私法体系：它把支配分散到了被授予法定权利的人们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人也就有权力在他工资的权利要求范围内命令工厂主，即“支配”工厂主，公务员则有权力在他薪金的权利要求范围内命令国王，即“支配”国王。这样的术语恐怕是相当牵强的，总之，它只有临时的价值，因为必须在两种命令之间作出本质上的区别：一是司法当局对已判决的债务人发出的“命令”，一是权利要求人自身先于判决对债务人发出的“命令”。然而，通常所说的“支配”地位也会出现在客厅里的以及市场上的社交关系中，出现在演讲大厅的讲台上，出现在一个旅团的指挥所里，出现在性爱关系或慈善关系中，出现在学术讨论或体育运动中。不过，这样一种宽泛的定义，对于科学地使用“支配”一词毫无益处。这里不可能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对“支配”的所有形式、条件和具体内容进行全面分类。我们唯需记住的是，除了大量其他可能的类型之外，有两种直接对立的支配类型：凭借利益格局（特别是凭借垄断地位）进行的支配，和凭借权威——命令权和服从的义务——进行的支配。

前者的最纯粹类型就是市场上的垄断支配，后者的最纯粹类型则是家长的、执政官的或者君主的权力。前者的最纯粹形式乃是建立在一种影响力基础上的，这种影响力完全是因为拥有货物或者市场技巧而产生的，它得到了某种方式的保障并作用于被支配者的行为，但这些被支配者在形式上始终是自由的，而且仅仅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动机。后一种支配形式则有赖于所谓绝对的服从义务，不管其间的个人动机或者个人利益是什么。这两种支配类型的界线是变动不居的。例如，任何大型的中央银行或者信贷机构，都会凭借其垄断地位对资本市场发挥“支配性”影响。它可能会把信贷条件强加给潜在的债务人，从而为了它的自有资产的流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的经济行为。如果那些潜在的债务人的确需要贷款，为自身利益计，也就必须服从这些条件，甚至以提供辅助担保来保证这种服从。然而，信贷银行并不会声称它们在行使“权威”，就是说，它们不会声称有权要求被支配者“服从”而全然不顾后者自身的利益；它们仅仅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且只有当被支配者在形式上自由行事，犹如迫于客观环境而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时，它们的利益才能实现最大化。

即使是不完全垄断权的所有者，尽管存在着竞争，但如果他大体上能够为交易伙伴和竞争者“规定”价格，换句话说，如果他以自己的行为把一种合乎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强加给他们，但又并未强加给他们哪怕最轻微的服从这种支配的“义务”，他也会发现自己处在与上述信贷银行同样的地位上。然而，任何凭借利益格局而实现的支配类型，都会逐渐转变为权威支配。这尤其适用于一开始就建立在垄断地位基础上的支配。比如一个银行，为了更有效地控制一家负债公司，可能会要求让本银行的某个董事会成员成为该负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以此作为提供贷款的条件；这样，银行董事会即可利用负债公司管理层的服从义务对其发布决定性的指令。

再如一个中央发行银行，可以促成各信贷机构就统一的信贷条件达成一致，凭借自身的权力地位以这种方式保证对各信贷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进行控制与监督。然后，它可以利用这种控制达到通货管理或影响商业周期等等目的，甚或达到政治目的，例如为蓄势待发的战争筹备资金——如果中央银行处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下，这个目的就会尤其突出。从理论上说，实际确立这种控制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即实施控制的目的和方式明确体现在规章制度（reglementation）之中，建立专门机构以实施控制并由专门的上诉机构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最后，控制会不断变得更加严格。如此，这种支配将会变得完全像官僚制国家机构对下级的权威支配，而下级的地位将会具有这样的性质——对权威的服从关系。

以下情况也可以作如是观：向小酒店业主提供设备的啤酒厂也能实现对前者的支配；如果说不定哪一天某个德国出版业卡特尔有了发放和撤销零售许可证的权力，书店老板们也将不得不服从它的支配；标准石油公司对汽油经销商的支配、德国煤炭生产商通过他们的联合销售处对煤炭经销商的支配，都是如此。所有这些零售商很有可能最终都会变成受雇佣的分销商，与在雇主工厂外面工作的巡线工或者其他私人雇员毫无二致，只管服从某个部门头头的权威即是。古代的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事实依附便逐渐过渡到了形式上的债务奴役状态，到了中世纪和现时代，手工业者对熟谙市场行情的出口商的依附则超过了家庭工业的各种依附形式，最后过渡到对血汗工厂（sweatshop）工人彻底的威权主义劳动管制。由此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层级，比如办公室或车间里的文员、技术员或工人的地位，他们对纪律的服从在性质上已经根本无异于公务员或军人，尽管创造了这种地位的是由形式上“平等”的各方当事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自愿”接受雇主提出的条件之后订立的契约。毫无疑问，受雇于私营部门还是公营部门，其间的差异远不如服兵役和其他职业之间的差异重要。其他职业都可以自愿议定和终止，而服兵役则是强制义务——至少在某些国家，比如我们这里，自古代的雇佣兵制被征兵制取代以后，情况就是如此。而且，即使政治效忠关系，也是自愿缔结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自愿解除的；历史上那些封建制的，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有家产制的依附关系也同样如此。所以，即使在这些情况下，也只是逐渐地过渡到权威关系，比如奴隶是完全非自愿的，而臣民一般却是无期限的。显然，下级会在服从中得到某种最低限度的利益，这通常是必不可少的服从动机之一，甚至在绝对的威权主义义务关系中也是如此。因此，所有这些过渡都是界线模糊而且变动不居的。然而，如果我们毕竟还希望从连绵不断的实际现象中作出有效的区别，那就不应忽略两种权力的对立：一是完全借助所有权并通过市场上的利益妥协而形成的事实权力，一是家长或君主的威权主义权力——他们所要求的是单纯的服从义务。刚刚给出的范例绝没有穷尽权力的变体。单单所有权就可以成为各种权力形态的基础，而不光是市场权力的基础。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即使在尚未出现社会分化的地方，财富伴随着相应的生活方式也会创造出相当于一个“举办家庭招待会”的男人或者拥有自己的“沙龙”的贵妇在现代社会所处的地位能够带来的影响力。在某些条件下，这些关系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带上威权主义的特征。这种广义的支配不仅会产生于市场上的交换关系，而且会产生于“社交”关系；此类现象涉及的范围可以从“上流社交界名士”直到罗马帝国富有个性的arbiter elegantiarum⁴（典雅美鉴赏权威）或者普罗旺斯贵妇们的爱情法庭⁵。实际上，在民间市场和私人关系之外也能看到这种支配状况。即使没有任何形式上的命令权，一个“帝国邦”，或者更准确地说，其中那些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个人，借助权威或市场也能够行使广泛的，有时甚至是专制主义的霸权。普鲁士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的地位或是后者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就是典型范例。在某种程度上说——尽管是在相当低的程度上，纽约在美国的地位则是又一个范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普鲁士官员处于支配地位，因为他们的邦土构成了最大的，因而最具关键意义的市场；在德意志帝国中，他们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他们控制着最大的铁路网，最多的大学职位等等；由此，他们能够使其他在形式上平等的各邦相应的行政部门陷于瘫痪。纽约之所以能够行使政治权力，则是因为它是巨大的金融权力所在地。所有这些权力形态都是建立在利益格局基础上的，因此都类似于市场上出现的那些权力，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转变为受到形式调整的权威关系，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变为拥有他主命令权和强制机器的联合体。实际上，相比某种清晰明确地界定了服从义务的权威来说，起源于市场或者其他利益格局中的支配，正是由于缺乏规则，才会令人感到更受压制。不过这个方面的问题不应妨害社会学家的术语。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将使用完全是狭义上的支配概念，其中完全不涉及各利害关系当事人之间形式上自由互动而产生的，特别是在市场上出现的那种权力状况，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术语中，支配就是威权主义的命令权。

因此，更具体地说，支配就意味着这样一种状况：一个或多个统治者明示的意志（命令）就是要以如下方式影响，并且实际影响了一个或多个他人（被统治者）的行为——他们发生的行为有着高度的社会意义，仿佛被统治者正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把命令的内容当作了自己的行为准则。从被统治者一方来看，这种状况叫作服从。

补论：1. 这个定义听上去有些笨拙，特别是因为使用了“仿佛”的说法。然而这不可避免。秩序得到了服从，这种单纯表面的事实并不足以说明我们所指的支配；我们不能忽略以下事实的意义：命令是被作为“有效”规范接受下来的。但是另一方面，从发布命令到命令确实被遵从，其间的因果链是极为多样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命令对被统治者产生的效果，或者是通过移情，或者是通过灵感，或者是被理性论证说服，或者是通过某人对另一人兼有这三种主要类型的影响而达到的。⁶在具体情况下，被统治者执行命令的动机可能是因为他相信该命令是恰当的，或者是由于他的义务感，或者由于恐惧，或者由于“单调的”习俗，或者由于渴望获得某种实惠。对于社会学来说，这些差异却未必切题。另一方面，相应于主要的合法化模式中的基本差异，支配的社会学性质也是有区别的。

2.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已经给出定义的狭义支配概念，和那些我们业已讨论过的在市场上、客厅里、争论中定调子的状况，其间存在着许多过渡状态。这里应当回过头来简要谈谈后者，以便能够更清晰地说明前者。

显而易见，支配的关系可以交互存在。在现代官僚制中，不同部门的官员，每个人都在服从他人的命令权——如果后者拥有管辖权的话。这里并不会陷入概念困境，但是，假如一位顾客向鞋匠定做一双鞋子的话，这时两者是谁在控制谁呢？答案将依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定，但人们几乎始终都会看到，在某个局部方面，此人的意志甚至会不顾彼人的不情愿而对他的意志产生影响，结果就是此人在一定程度上支配了彼人。然而，根据这种思路却不可能建构任何精确的支配概念——此说适用于所有的交换关系，也包括对无形物的交换关系。或者，像在亚洲常见的那种情况，乡村工匠在固定期限内受雇于某乡村，对此我们又该怎么说呢？他在自己的职业管辖权限内是个统治者吗？如果他是个被统治者，他在被谁统治呢？人们也许不会把支配概念用于这种关系，除非要谈论的是该工匠对帮工们行使的权力，或者是凭借官职控制着该工匠的那些人对他行使的权力，而一旦这样谈论问题，我们也就是把支配概念压缩为上面定义的那种技术性概念了。然而，一个村长，就是说，一个拥有官方权威的人物，他的地位可能也像那位乡村工匠一般无二。我们所熟悉的私务与公职的区别乃是发展的结果，它在别处毕竟不像在我们德国一样那么根深蒂固。在普通的美国人看来，一个法官的差事和一个银行家的营生并无二致。法官大人不过是这样一个人：他获准垄断了对某人做出裁决的权力，根据这种裁决，后者可以对另一人实施某种强制履行，或者视具体情况保护自己拒绝他人的权利主张；法官凭借这种垄断权而直接间接地享有了许多合法或非法的实惠，为了享有这些实惠，他会把一定比例的收费付给让他得到了这份差事的党老大。

对于村长、法官、银行家、工匠等等所有这些情况来说，我们都可以说他们在支配，不管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要求，而且能够看到他们发出或接受的命令本身得到了具有高度社会意义的服从。如果不谈命令权，那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定义出可用的支配概念；但是我们决不应忘记，就像生活中的一切那样，这里的一切也是无不处在“过渡中”。不言而喻，社会学家只能以这种命令权的实际存在为准，这与法律人关心某项法律规范的理论内涵截然不同。就社会学关注的范围而言，如果某人要求得到的权威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具有高度社会意义的听从，那就说明命令权并不存在。此外，社会学家通常还会从这样的观察出发：“事实上的”命令权一般都是要求“依法”存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社会学家也就免不了要去利用法律的概念系统。

二、直接民主与显贵统治⁷

我们这里主要关心的是与“行政”相结合而言的“支配”。任何支配都要通过行政来体现并发挥功能。另一方面，任何行政都需要支配，因为它始终需要某人掌握某些命令权。这种权力很可能会以非常率真的方式出现；被统治者可能会把统治者看作自己的“仆人”，而他对自己也有可能作如是观。这种现象的最纯粹形式就出现在所谓的“即时民主”行政管理［“直接民主”］中。

这种行政被称为民主行政乃是出于两个未必会重合的原因。第一，它是基于人人都有同等资格管理公共事务这一假设。第二，它把在行政过程中的命令权限制到了最低程度。行政职务要么轮流担任，要么抽签决定，要么经选举而短期任职。所有重大决定均需全体成员共同议决；行政人员需要做的只是起草并贯彻决议，按照全体大会的指令管理“当前事务”。这种行政类型可见于众多的民间联合体、某些政治共同体（比如瑞士的Landesgemeinden或者美国的某些区）、大学（就行政管理操在校长或院长手中而言⁸）以及许多其他类似的组织之中。不管行政功能多么弱，某个官员也必定会拥有某种命令权，因而他的地位也就始终悬在纯粹的仆人和主人之间。对他的地位划出“民主”界限正是为了防范他发展成主人。然而，官员支配权的“平等化”和“最小化”，亦可见之于众多贵族群体，以此防范他们中的成员成为统治层。威尼斯、斯巴达的贵族或者德国大学的正教授贵族就是这样的范例，他们全都使用同样的“民主”形式：轮流任职、抽签或者短期选举。

这种行政通常会出现在满足了以下条件的组织中：

1）该组织必须是地方性的，或者成员人数有限；2）成员彼此的社会地位必须差别不大；3）行政功能必须相对简单而稳定；4）然而，还必须根据客观条件所决定的方式与手段发展出某种起码的素养。比如瑞士和美国的直接民主行政管理，也像俄国的村社组织米尔（mir）在它的传统事务范围界限之内那样提出了最后这项要求。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行政管理看作任何典型发展过程的历史起点，而只能看作一种很有助于开始进行研究的边际类型。轮流任职、抽签或选举，都不是甄选某个组织行政官员的“原始”形式。

无论何处存在的直接民主行政管理，都是不稳定的。经济分化的任何发展都会伴随出现这样的可能性：行政管理将落入富人之手。原因并非在于他们具备优越的个人品质或者更为全面的知识，而是仅仅在于他们有时间且报酬微薄，甚至完全没有报酬地作为兼职去承担行政功能。然而，那些必须为了糊口而工作的人们，就不得不牺牲能够带来收入的时间，劳动越是紧张，这种牺牲就越是变得无法忍受。因此，那些处在优势地位的人并不仅仅是享有高收入者，更是那些无需亲自劳动或者通过间歇性劳动也能获得一份收入的人。所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一个土地所有者或者一个中世纪的商业贵族，一个现代工厂主就更不容易放下自己的工作，相应地也就更难以承担行政职能，因为前两者无需不间断地工作。出于同样的原因，大型的大学医院院长和研究所所长，尽管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但却最不适于担任大学校长，他们的日常工作占用了他们太多的时间。因此，不得不工作的人越是变得难以从工作中脱身，直接民主的行政管理就越是容易转变为显贵（honoratiores）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了那种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特定社会荣誉载体的类型。⁹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不可或缺的要求，即有能力承担一项因经济地位产生的可敬义务——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和统治。因此，我们暂时把honoratiores定义如下：

首先，他们无需或相对来说极少劳动也能享有一份收入，或者至少，他们除了可能从事的无论什么职业活动以外，还能承担行政管理职能；其次，靠这份收入有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使他们的身份荣誉获得了社会“声望”，从而适合于奉诏进行统治。

这种显贵统治常常是以审议机构的形式发展起来的，提交给共同体的事务总是预先在那里进行讨论，这使它很容易先期形成共同体的决议，甚或把共同体置诸脑后，从而凭借他们的声望确立显贵的垄断权。显贵统治的发展以这种方式在地方性共同体中存在了相当长的时期，比如特别是在邻里联合体当中。然而，古代显贵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于出现在理性化的现代直接民主中的那些显贵。起初的资格要求是高龄。凡是社会行为以传统——惯例、习惯法或神圣律法——为取向的共同体，年长者可以说都是天然的显贵，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见多识广而享有声望，还因为他们熟谙传统。他们的同意、事先认可（προβοὐλενμα）或者正式批准（auctoritas）¹⁰保证了针对超自然力量的决定具有正当性，而且在出现争议时也是最有效的裁决。如果共同体的全体成员都处于大致相同的经济地位，那么“长老”也就只能是家庭、氏族或邻里当中的最年长者。

然而，年龄在共同体中带来的相对声望是很容易变化的。凡是食物来源短缺的地方，不再能劳动的人就会成为负担。凡是战争成了常态的地方，年长者的声望也很容易落后于武士们的声望，而且往往会发展出一种年轻人群体反对老年人声望的民主倾向（sexagenarios de ponte）¹¹。在发生经济或政治革命——无论那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革命——时期，以及在宗教观念的实际能量，从而还有对神圣传统的崇敬几乎没有形成或者日趋衰落的地方，都会出现同样的发展。另一方面，凡是经验的客观实用性或者传统的主观力量仍然得到高度评价的地方，老年人的声望就会经久不衰。

凡是长老遭到废黜的地方，权力通常不会是转移到年轻人手中，而是落入其他社会声望的载体手中。在出现了经济或身份分化的情况下，长老会（γερουσíα, senatus）的名义可能会一仍旧贯，但构成成分事实上将会变成上文讨论过的那种显贵，即“经济”显贵，或者身份荣誉的载体，他们的权力说到底还是以他们的财富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必须争取或保留“民主”行政这样的战斗口号，可能会变成穷人反对显贵统治的强大工具，同时也会变成富有经济实力但却不容获得身份荣誉的群体的有力手段。如此，民主行政就会成为政治党派之间的斗争内容，特别是因为显贵凭借身份声望和某些群体对他们的依附，会给自己建立一些由穷人组成的“保安队”¹²。一旦直接民主的行政成为权力斗争的目标，它也就丧失了那种明确的特征——尚未充分发育的支配状态。政党毕竟是为了谋求上述特定意义的支配而存在的，因此必然会倾向于一种严格的等级制结构，不管它会多么谨慎地试图掩盖这一事实。

以实质上同样的方式生活在“纯粹”民主的边缘状态的成员所经历的这种社会异化，也会出现在这样的群体当中：它们的规模已经超出了某种限度，再由通过轮换、抽签或选举而碰巧指派到的任何人去满足行政管理职能的要求已经变得极为困难。大规模组织的行政条件根本不同于依靠邻里或者私人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型联合体所能提供的条件。一旦涉及大规模的行政管理，民主的含义也就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果社会学家再把刚才讨论过的同一种含义赋予这个术语，那就毫无道理可言了。

行政任务的日益复杂化以及行政范围的急剧扩张，越来越导致那些富有素养和经验者占据了技术上的优势地位，故而必然会有利于至少某些官员的任职保持连续性。由此，也就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或然性：为了行政目的而产生一种专门的常设机构，以此作为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种机构可能是显贵统治的机构，其成员犹如平等的“同僚”那样行事；或者可能最终成为“独断”机构，所有官员均被整合进一个等级制度，位于顶点的是一个单独的首脑。

三、组织结构与正当权威的基础

这样一个支配机构，其成员的主导地位端赖所谓的“少数法则”（law of the small number）。统治的少数会在成员当中迅速得到理解，由此，它在任何时候都能迅速发起对于保持它的权力地位必不可少的理性的组织行动。结果是，它很容易就能粉碎任何对它的权力构成威胁的大众行为（Massen- oder Gemeinschaftshandeln）——只要反对派尚未按照谋求支配的预期方向建立起同样的组织。少数的另一个益处就是便于为统治者的意图和决定以及他们的信息状况保密；这个圈子越大，保守这些秘密就会越困难，甚至会变得不可能。凡是越来越强调保守“官方机密”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认为那是统治者打算勒紧统治缰绳或者他们感觉统治受到了威胁的征兆。但是，任何支配，只要确立为一种持续性的支配，必定都会在某个关键环节上成为秘密统治。

不过一般来说，为进行支配而做出的这种特殊安排，就像联合体的作为一样，都会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个习惯于服从领袖的命令并且因为参与支配及获得了相应的利益而直接关心支配的持续性的人员圈子，分工并持续不断地随时准备行使那些有助于支配保持连续性的职能。（这就是“组织”的含义。）¹³那些并非经由其他要求并行使命令权者的批准而产生的领袖，我们应当称之为主宰（master）；机器（apparatus）一词指的是供一个或多个刚刚给出了定义的那种主宰使用的人员圈子。

任何具体的支配结构，其社会学性质都是决定于主宰和机器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决定于支配所特有的组织结构，即命令权的特殊分配方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也可以考虑在内，它们可能有助于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分类。不过对于我们有限的目的来说，我们应当着重考虑的是那些基本的支配类型。而只要我们追问支配的效力最终的基础何在，那些基本类型就会浮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研究的是主宰要求“官员们”服从以及两者要求被统治者服从所依据的那些基础。

我们在讨论法律秩序时已经碰到了正当性问题。现在我们应当说明它的更广泛的重要意义。对于支配来说，进行这种正当性辩护绝不仅仅是个理论或哲学思辨的问题，毋宁说，它构成了支配的经验结构中极为现实的种种差异之基础。这一事实的原因就在于一种可以普遍观察到的需要：任何权力，甚至任何生存的优势地位，都需要给自己找到正当理由。

人的命运并不平等。人际之间的健康状况、财产状况、社会身份状况等等都不可能没有差异。简单的观察即可表明，只要存在这种差异，处在较有利地位的人就始终需要把他的地位看作某种方式的“正当”地位，把他的优势看作“应得”的优势，而他人的不利地位则是“咎”由自取。造成差异的纯偶然因素可能会极为明显地被一笔勾销。

人际的正面特权和负面特权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同样的需要。任何高等特权群体都会在它的天然优势，特别是血统问题上发展出某种神话。在权力的稳定分配以及随之产生的身份秩序条件下，那种神话就会被负面特权阶层所接受。只要大众继续处于自然状态，即仍然没有发展出对支配秩序的思考时——这意味着只要尚无迫切需要让现状变得“可疑”，那种情形就会一直存在下去。但是，在阶级状况已经变得确凿无疑且人人都会坦承那是决定每个人的个人命运的因素时，高等特权群体的那种神话，即他们每个人的特殊运气都是应得的神话，就会成为遭到最激烈憎恨的攻击目标之一；不仅古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某些斗争，尤其是还有我们时代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作如是观，在这些斗争中，上述神话以及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正当支配要求，便成了遭受最强大、最有效攻击的靶子。

实际上，任何支配（我们所指技术意义上的支配）的持续存在，始终都有着最强烈的需要，即通过诉诸其正当性的原则为自己辩护。这样的终极原则只有三条：

命令权的“效力”首先体现在自觉订立的理性规则的体系中，这些规则可能是基于一致同意，也可能是自上而下强加的，只要受命进行统治的人提出要求，它们就会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而得到服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单独的命令权载体都能被该理性规范体系赋予正当性，而他的权力就是正当权力，因为它符合规范。因此，服从的对象也是规范，而不是人。

然而，命令权的效力也可以建立在个人权威的基础上。

这种个人权威的基础可能是相沿成习、历来如此的传统所具有的神圣性，它规定了对某个特殊人物的服从。

或者，个人权威可能有着完全相反的来源——对异象的屈服，对超凡魅力的信仰，即对某个救世主、先知或英雄之类人物的真实启示或恩宠的信仰。

支配的“纯粹”类型与这三种可能的合法化类型相对应。在历史的现实中出现过的支配形式，都是这些“纯粹”类型结合、混合、适应或调整的结果。

一种支配结构中受到理性调整的联合体，在官僚制那里可以看到它的典型体现。由传统所规定的社会行动，在家长制那里有着典型表现。超凡魅力支配结构则依赖于个人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的基础既非理性规则，亦非传统。这里我们也应当从最为理性，同时也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类型入手：现代官僚行政。

注　释

1　除非另有说明，本章注释均为Rheinstein所作。

2　在诸多日耳曼方言以及诗歌、文学和政治辩论使用语言的方式中，被公认为标准的是14世纪末到15世纪先是在布拉格，然后是在维也纳以帝国衡平法院使用的那种形式而成，尤其是在它接近路德《圣经》译本中使用的风格时。

3　尼德兰农民讲的低地德语方言是以南荷兰省使用的形式而成，它在联合省脱离了德国、荷兰方言成为官方语言和《圣经》译本（Statenbijbel，1626—1635）语言之后获得了独立语言的地位。然而，瑞士的任何一种日耳曼方言却都没有获得作为独立语言的地位，因为松散的瑞士联邦不存在中央衡平法院，尽管它比尼德兰早一个世纪从政治上脱离了德国，但高地德语始终还是官方语言。

4　Arbiter elegantiarum，据塔西佗说（Ann. XVI 18），盖尤斯·帕特罗尼乌斯（Gaius Patronius）——大概与讽刺作家、仲裁人帕特罗尼乌斯（Patronius Arbiter）是同一个人——被尼禄称为“典雅美鉴赏权威”，并对他在格调品味问题上的看法言听计从。帕特罗尼乌斯和他的称号经由显克维奇（Adam Alexander Pius 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的小说《你往何处去》而广为人知。

5　关于爱情法庭，见第二部分，第一章，注10。

6　关于移情和灵感作为影响他人态度的因素，见第二部分，第一章，二，B。

7　参阅第一部分，第三章，19f。（R）

8　德国大学的校长（Rektor）和院长均由正教授们选举产生，任期一年，与理事会一起管理大学事务，并对外代表大学，尤其是在对付监管大学的教育部时。

9　见第九章，六，E和第八章，（四）。（R）

10　Auctoritas，民众大会的某些决议要想生效所必需的罗马元老院的批准；关于这种必需性的重大政治意义的不同阶段，见Jolowicz，History Introduction to Roman Law（1932），30。

11　意为“60岁的人从桥上滚开！”一个其源不详的罗马谚语，古代作家一般都把它与一个推定的古老做法联系在一起，那就是活人献祭——没用的老年人从一座桥上被抛进台伯河。韦伯这里想到的是一种不那么普及的解释，见于Varro，de vita pop. Rom. lib.IV（II，11）残篇中的记载，说的是超过兵役年龄的人要被排除出以军事队列在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上举行的选举大会，而进入战神广场要跨过一座桥。参阅Pauly-Wissowa，RE，2^ndser.，II（1923），205f. “sexagenarios”词条。（Rh/Wi）

12　韦伯使用的是Schutztruppe一词，该词主要是在用来称呼德国海外领地的殖民军队时广为人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驻扎在西南非洲的Schutztruppe，它曾镇压了1904—1908年间的赫雷罗人（Herero）起义。（R）

13　参阅第一部分，第三章，十三。（R）

第十一章　官僚制

一、现代官僚制的特征

现代官员是以如下方式发挥功能的：

1. 存在着官职管辖权限的原则，该权限一般是由规则，即由法律或行政规章决定的。这意味着：

（1）官僚治理结构所需的常规活动被确定为官职义务。

（2）以某种稳定的方式对保证这些义务得到履行所需的下达命令的权威进行分配，并由与强制手段有关的规则严格划定界限，这些强制手段包括物理的、司铎的或者其他的强制手段，以供官员利用。

（3）为正式而持续地履行这些义务以及为行使相应的权利进行条理化的准备：只有具备普遍规则所要求的资格者才是可用的。

在国家范围内，这三个要素就会产生一个官僚机构；在私有经济范围内，则会产生一个官僚制企业。这样被理解的官僚制，只有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与宗教共同体中以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私有经济中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拥有固定管辖权的常设机构的出现，并不是历史规律，而是例外。即使像古代东方人、日耳曼人和蒙古人的征服帝国以及众多封建国家那种大规模的政治结构，也同样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统治者都是通过亲信、食客或者廷臣去执行最重要的举措，对他们的委任和授权并没有明确界限，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酌处。

1. 由职务等级制原则与上诉渠道（Instanzenzug）原则确立了一种公认的高级职务监督低级职务的上下级隶属体系。这种体系给被治理者提供了上诉的可能性，即按照严格规定的方式，针对低级官员的决定向有关上级权威提起上诉。随着这种官僚类型的充分发展，职务等级制便以独断方式组织了起来，等级制职务权威的原则可见于所有的官僚制结构之中：国家与宗教组织以及大型政党组织和私人企业之中。至于它的权威被叫作“私”权威还是“公”权威，这对官僚制的性质无关宏旨。

当管辖“权限”原则得到充分实现时，等级制的隶属关系——至少就公职而言——不再意味着“高级”权威有权简单地接管“低级”权威的事务；实际上，相反的情况才是常规：某个官职一经设立，假如出缺的话，就总是会有一个新的任职者得到任命。

III. 对现代官职的管理是以书面文件（“档案”，以原件或草稿形式保管起来）、一个下属官员班子以及各种文员为基础的。在一个机构中工作的全体官员，加上各自的物资装备和档案，便构成了一个官署（在私人企业中常常叫作“会计室”，即Kontor⁽¹⁾）。

原则上说，现代公务员组织的官署与官员的私宅是分离的，而且总的来说，职务活动与私生活领域也是分离的。公款公物与官员的私人财产同样是分离的。这种状况到处都是经过漫长发展的产物。今天，这种状况既可见于政府机构，亦可见于私人企业；而且在私人企业中，这项原则甚至已经扩大应用于处在顶端的企业家本人，大体上已是Kontor（办公处所）与住所分离、商业交往与私人交往分离、商业资产与私人财产分离。现代类型的商业管理越是持之有恒，这种分离也就越是确定不移，而这一过程的开端早在中世纪就可以看到了。

现代企业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作为犹如他的企业中的“首席官员”，而现代特有的官僚制国家的统治者［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自称为国家的“第一仆人”。国家官署的活动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私人机构的管理，这种观念乃是大陆欧洲人的见解，相比之下，美国人对此是完全陌生的。

1. 官职的管理，至少是所有专业官职的管理——而这样的管理显然是现代的——通常都是以某个专业化领域的训练为前提。这在现代的私人企业行政人员和雇员中也越来越常见，一如对国务官员的要求。
2. 一旦正式获得官职，职务活动就会要求官员付出全部工作能力，不管他在官署中的义务工作时间是否已有规定。在正常情况下，这也只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公家和私家官职都是如此。过去的常规事态则恰恰相反：公务被看作是次要活动。
3. 对官职的管理遵循着普遍规则，而规则大体上是稳定的，几乎是详尽无遗的，并且能够学会。有关这些规则的知识乃是官员们拥有的特殊技术专长，涉及法理学、行政管理或商业管理。

现代官职管理最终受到了规则约束，从根本上说乃是其性质使然。比如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通过政令处理某些事务的权威——这是依法授予某个机构的——并未使该机构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发布具体命令去调整该事务，而只是对该事务进行抽象调整，这与通过个人特权或因为得宠去调整所有关系形成了极端对立，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后者在家产制条件下居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至少在调整那些尚未由神圣传统固定下来的关系时就是如此。

二、官僚制内外的官员地位

就官员的内部和外部地位而言，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以下情形：

1. 作为一项职业而担任官职

官职是一项“职业”（Beruf），这首先体现在需要经历一个规定的训练过程，它要求具备长期持续的完整的工作能力，并要通过普遍规定的专业考试作为受雇的前提。此外，它还体现为官员的地位具有“义务”（Pflicht）性质。这就决定了他在以下方式中的关系性质：担任官职从法律上和实际上都不被认为是享有了某个收入来源的所有权，一如中世纪直到现代之初都常见的情形那样利用官职提供某些服务以换取租金或报酬；同时，担任官职也不被认为像自由雇佣契约那样是一种普通的服务交易。毋宁说，担任官职——包括担任私有经济中的官职——被认为是接受了一项特殊义务，即忠于职务目标（Amtstreue），以此报答给予他的那份安全存在。就纯粹类型而言，现代的忠于职务并不是像封建制权威或家产制权威下的封臣或扈从式忠诚那样确立一种对人的关系，而是报效于非个人的功能性目标。这一点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然，这些目标往往会从文化价值观那里获得某种意识形态光环，比如国家、教会、共同体、政党或企业等等，它们是作为今世或来世的人格化主宰的替代物出现的，并由某个特定群体作为化身。

至少在高度发达的现代国家中，政治官员已不再被认为是某个统治者的私人臣仆。同样，主教、祭司和传教士事实上也不再是纯粹个人超凡魅力的传导者了，而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他们都是接受某个主宰的亲自委任，原则上只对那位主宰负责，向所有似乎配得上或者要求得到的人们提供来世的神圣价值观。虽然这种陈旧理论仍在一定程度上存续着，但是主教、祭司和传教士们却已变成了服务于功能性目标的官员，这种目标在今天的“教会”中已经变得非人格化了，同时也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

1. 官员的社会地位
2. 社会评价与身份惯例。无论任职于私人机构还是官署，现代官员始终都在追求并且通常也会得到的社会评价，都会大大高于被治理者。他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关于职衔序列之规定的保护，而且，政治官员还会受到刑法典的保护，因为刑法典都会专门禁止“侮辱公职”以及对国家与教会当局的“蔑视”。

官员的社会地位通常都是最高的，比如在那些文明古国，以下条件都是常见的：对训练有素的专家从事行政管理有着牢固的需求；社会分化巨大而稳定，由于社会的权力分配或者规定的素养及身份惯例所需的昂贵支出等原因，官员主要来自享有社会与经济特权的阶层。取得教育文凭或者教育特权——下文将会讨论（十三，A）——通常都是为了获得担任官职的资格；这一点自然提高了官员社会地位中的“身份要素”含量。有时身份因素还会得到明确承认，比如做出规定在接纳谋官者时要有官员团队成员的同意（“举荐”）。德国军队的军官团就是这种情况。类似的现象推动着官员群体像行会那样趋于封闭，这典型地表现在过去的家产制，特别是俸禄制官员群体中。改头换面复活这种做法的愿望，在现代官僚中也绝非罕见，比如［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那些大半已经无产阶级化了的［zemstov］官员（tretii element）提出的要求，就是这种愿望在起作用。

一般来说，对专家行政的需求和对身份惯例的维护遭到削弱的地方，对官员的社会评价就会特别低。在巨大经济机会吸引下新开拓的殖民地，以及社会分层极不稳定的地方，往往就会看到这种情况，美国即是一例。

1. 任命与选举：专业素养的不同结果。官僚制官员典型地是由上级权威任命的。由被治理者选举产生的官员则不再是个纯粹的官僚式人物了。当然，正式的选举背后可能也还有任命——特别是党老大在政治上任命。这并不依赖于法律上的规定，而是依赖于政党机制的运作方式。只要有着稳固的组织，政党就可能把形式上自由的选举变成仅仅鼓掌通过党首指定的候选人，或者充其量变成按照某些规则进行的竞争以在两个被指定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在任何情况下，通过选举委任官员，都将缓和等级制隶属关系的僵硬程度。原则上说，一个选举产生的官员在他的上级面前就有了一种自治的地位，因为他的地位并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产生的，至少不是产生于一个官员等级制的上级权威，而是产生于强有力的政党成员（“党老大”），他们也决定着他的未来前程。当选官员的仕途主要地不是决定于他的行政长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某个主宰所指派的官员，从技术观点来看，通常会更加精确地履行职能，因为这更有可能由纯粹的功能动机和品质来决定对他的挑选和他的仕途。作为外行的被治理者只有可能根据经验去评估官职候选人的专业资格，因此也只能在他任职之后才能进行评估。此外，政治党派一旦参与官员的选举过程，它们自然会完全倾向于根据一个追随者为党老大效劳的能力，而不是根据技术能力做出最后选择。由党老大指定需经自由选举产生的官员，在党老大确定候选人名单时也会基于同样的考虑，而选举产生的长官在自由任命官员时同样也会如此。这与合法君主及其下属任命官员时坚持的条件实际上是类似的，两者的反差是相对的，因为政党成员的影响更不容易控制。

在越来越需要训练有素的专家从事行政管理，并且党的忠实信徒不得不重视一种思想发达、经验丰富的自由“公众舆论”的地方，任用不称职的官员就会导致执政党在下次选举中失利。如果由首脑任命这样的官员，自然就更有可能如此。美国如今已经出现了对专业化行政管理的需求，但在那些其选民是由移民“杂凑”起来的地方，比如在那些大城市，当然不会存在有效的公众舆论。由此，不仅行政长官，而且还有其下属官员的普选，除了会削弱官员对等级制的依附性之外，通常还会损害官员的专业资格以及官僚机构的精确功能，至少在那些难以监督的大规模行政机构中就是如此。美国总统任命的联邦法官，其资质与廉正无不大大优于选举产生的法官，这是众所周知的，尽管挑选这两种类型的官员主要也是根据党派考虑。改革者要求对各大都会的行政管理进行重大变革，实际上就是受到了那些当选市长们的影响，而市长们都有一个由他们任命的官员班子。由此，这些改革者便形成了一种“恺撒制”风尚。从技术观点来看，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支配形式，这种常常产生于民主政体的“恺撒制”，其效率一般都要依赖于那位“恺撒”的地位，他是大众（军队或公民）的自由委托人，而且不受传统约束。因此，那位“恺撒”就是一个高素质军官团或官员团队的主宰，一个不受拘束的主宰，因为正是这位“恺撒”不顾传统或者任何其他障碍自由挑选了他们，并且是亲自挑选了他们。然而，这种“个人天赋的统治”与普选产生官员的形式“民主”原则便发生了冲突。

1. 终身任职以及司法独立和社会声望之间的逆反关系。一般来说，官员的地位是终身保有的，至少在政府官僚中是这样，而且在所有类似的结构中也是日益如此。事实上，即使在能够提前解职或者定期重新任职的地方，一般也是把终身任职作为前提条件。在私人企业中，终身任职的事实通常也是官员和工人的区别所在。然而，这种法律上的或者事实上的终身任职，并不会被看作历史上许多权威结构的那种情况，即看作官员占用官职的私有权利。凡是发展出了法定保障以防止随意罢免或调离时，比如德国的全体法官以及越来越多的行政官员就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保障，他们纯粹就是为了服务于这样的目的：确保以严格的非人格方式履行特定的官职义务。

因此，在官僚制内部，以这种终身任职方式给予法定保障的“独立”程度，对于那些由此获得了安全地位的官员来说，并非始终都是高等身份的源泉。实际上情况往往相反，特别是在那些有着古老文化且高度分化的共同体中。因为，顺从主宰者的专断统治也能保证官员们维持惯常的领主生活方式，而且，越是顺从，就越是能够得到严格保证。所以，恰恰是因为缺乏那样的法定保障，才有可能提高官员的惯例身价，一如中世纪的侍臣以牺牲自由民为代价而提高了身价，国王的法官以牺牲平民法官为代价而提高了身价一样。在德国，军官和行政官员可能会随时被撤职，至少远比“独立”的法官更容易被随时撤职，后者即使最粗暴地违反了“荣誉法则”或者沙龙惯例，也绝不会付出丢掉官职的代价。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法官参与社交就远不如军官或者行政官员那么易于被“上流社会”所接受，因为军官和行政官员对于主宰者有着更大的依附性，这能够更好地保证他们的生活方式符合身份惯例。当然，普通官员渴求的是一部文官法，除了老来能够得到物质保障以外，还能有力保证他们免遭任意撤职之害。然而，这种渴求是有限度的。“职务权利”过度发展，自然就更难以指望行政班子表现出技术效率，而且会阻挡有抱负的候选人的仕途。这一点以及官员们宁肯依靠同侪而不肯依靠在社会上处于劣势的被治理阶层，便导致了这样一个事实：官员们从整体上说并不会因为依附性而吃到“上司”的太多“苦头”。由于对预兆不祥的政教分离感到焦虑不安，这在巴登的神职人员当中引发了目前的保守主义运动，不可否认，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不愿“从堂区的主宰变成堂区的仆人”。¹

1. 作为固定薪金之基础的职衔。一般来说，官员都会接受一份通常是固定的薪金形式的货币报酬，而且还会有一笔养老金作为老年保险。这种薪金并不像工资那样以工作量为标准，而是根据“身份”，即根据职能的性质（“职衔”），可能也会根据服务年限。官员的收入有着相当大的保障，同时又能得到社会评价的回报，这使官职成为热门的求职岗位，特别是在已经不可能提供殖民赢利机会的国家，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付给官员们的薪金可能会相当之低。
2. 固定的仕途路线和身份尊严。官员要从事的是等级制公职序列中的一项“职业”。他会期望从较低、较不重要、较少待遇的地位升至较高级的地位。普通官员自然愿意看到升迁的条件机械地固定下来：即使不能晋升官职，至少也能提高薪金水平。他希望的是按照“资历”，或者可能的话按照在一套考试制度中达到的成绩固定这些条件。这种考绩在各地已经陆续成为官员的一种character indelebilis（不可磨灭的印记），并对他的仕途有着毕生的影响。与此相联系的则是渴望强化职务权利，提高身份群体的封闭性和经济保障。所有这一切都会产生一种趋势——把官职看作那些靠教育文凭取得任职资格者的“俸禄”。在需要考察综合性的人格与知识资格时，这种专业化的学历证书往往只有从属的性质而被忽略不计，结果是，担任最高级的政治官职，尤其是“部长”职位，一般都无需这种文凭。

三、官僚制的货币金融前提

就官员的报酬今天都在采取货币薪金的形式而言，货币经济的发展就是现代官僚制的一个前提。货币经济对于官僚制的整体运行可谓至关重要，但是官僚制得以存在，绝不是货币经济单独发挥了关键作用。

有了相对清晰的发展且数量庞大的官僚包括以下历史范例：（a）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尽管带有突出的家产制成分；（b）晚期的罗马帝国，特别是戴克里先的君主国以及由此产生的拜占庭国家，它们同样包含着突出的封建制和家产制成分；（c）罗马天主教会，13世纪末以后更是如此；（d）从秦始皇到今天的中国，但是带有突出的家产制和俸禄制成分；（e）在君主专制政体时代以来的现代欧洲各国，它有了不断变得更纯粹的形式，而且所有的公共事务机构都是如此；（f）大型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与它们的规模及复杂程度成正比。

（a）到（d）项的情况在极大程度上或者主要的是以官员的实物报酬为基础的。不过它们已经显示出官僚制的许多典型特征和效果。所有后来的官僚制的历史楷模——埃及的新王国，同时也是组织自然经济的最壮观的范例之一。官僚制与自然经济的这种契合，只有根据埃及存在的那些完全独一无二的条件来看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把这些结构归入官僚制之列时必须要有所保留，而这些非常重要的保留正是基于自然经济的存在。即使不谈纯粹的官僚制行政建立时的情况，至少对于纯粹的官僚制行政一成不变的存续来说，正常的前提条件就是发达到一定程度的货币经济。

根据历史经验来看，如果没有货币经济，官僚制结构很可能无法避免实质性的内在变化，要么就会实际上变成另一种结构。由领主的仓储或者他的经常性进项中以实物形式分配固定收入，曾在埃及和中国通行了几千年，在晚期的罗马帝国以及其他各地也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形式往往就意味着向利用官职占用税源并将其用作私人财产迈出了第一步。实物收入可以保护官员们不受货币购买力经常大幅波动之害。但是，在领主权力衰落的时候，基于实物税收的实物支付形式常常就变得很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将会——不管有没有得到授权——直接依靠辖区内的进贡者。一个现成的想法是，通过抵押或转让税收额度，由此也抵押或转让征税权，或者向官员转让有利可图的领主地产使用权，从而保护官员免受这种动荡之苦，而且，任何尚未紧密组织起来的中央权威都会自然而然地有意这样做，不管那是自愿的还是迫于官员们的压力。官员则会满足于利用这些资源以保证他所要求的薪金水平，然后将余额上缴。但是，这种状况包含着一些强烈的诱惑，从而照例会产生一些使领主不满的结果。由此便出现了一个替代的过程：确定官员的货币义务。这经常出现在日耳曼官员的早期历史上，而且最广泛地出现在欧洲的所有总督行政中：官员上缴约定的数额，其余归己。

1. 关于包税的补论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在经济上的地位就类似于那种企业家式的包税人。实际上，出租官职，甚至包括把官职租赁给出价最高的人，乃是一种常规现象。在私有经济中，［卡洛林王朝时期］庄园结构或者villicatio（徭役农庄）结构转变为一种租赁关系的制度，是大量范例中最为重要的范例之一。通过租赁的安排，领主可以把一个麻烦事交给官员们去做，即他的实物收入转变为货币收入过程中的麻烦，而官员们必须提供一个定额总数。古代东方的某些统治者似乎就是这样做的。至关重要的是，把公共税收承包出去而不是由领主亲自管理税收，就是服务于这个目的。结果是，公共财政史上极为重大的一个进步——向经常性预算的进步——也就成为可能：对收入以及相应支出的明确估算，取代了那种根据直接但却不可预计的收入而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后者是一切公共财政初期阶段的典型现象。不过另一方面，供领主本身之用的那些财政收入来源，其控制权和最大限度的开发权就要被放弃，并且很可能要依赖于留给官员或出租官职者及包税人的自由度，它们的长期产能甚至会因为无情的榨取而受到危害，因为一个资本家不可能像一个政治领主那样对于保护臣民的能力怀有同样的长期关切。

领主会通过各种规章防止自己控制权的这种流失。因此，包税模式或者税收权的转让就可能变化多端，这要依赖于领主和包税人之间的权力分配，后者关心的是最大限度榨取臣民的支付能力，领主关心的则是保护这种能力，两者都有可能占据上风。例如在托勒密帝国，包税制的性质就是明显决定于对这些动机产生的共同影响或对立影响进行的平衡：消除收益的波动性，尽可能地编制预算，防止臣民遭受非经济剥削以保护他们的支付能力，由国家控制包税人的收益以防他们最大可能地进行侵吞。正如在希腊罗马那样，包税人始终是一种民间资本家，然而，征税是由托勒密国家按照官僚制方式来执行和控制的，包税人仅仅是从他收费以外的可能剩余额中分得一份利润，而他的收费事实上是［上缴国家的］起码担保；他的风险则在于税源的产出可能会低于这个总数。

1. 买卖官职、俸禄与封建行政

把官职作为官员的个人收入来源，这种纯经济观念也能导致官职的直接买卖。当领主发现自己的处境使他不仅需要本期收入（current income），而且需要货币资本——比如为了战争或者债务支付——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正规制度的买卖官职尤其存在于现代国家，比如教皇国以及法国和英国，那些闲职以及某些比较重要的官职（比如军官委员会）到19世纪已经非常抢手。在具体情况下，买卖官职的经济意义可能会发生变化，就是说，购买官职的出资总额实际上有一部分或者全部都是为确保忠诚服务而预付的担保金，但这不是通例。

领主要求得到的用益权、贡赋和服务，只要被转让给官员以供个人利用，这就总是意味着典型的官僚制组织被放弃了。处在这种地位的官员对他的官职也就享有了财产权利。这种情况在官员的义务和报酬以如下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则会达到更高的程度：官员从留给他的目标那里获得收益，但不是把任何这样的收益上缴领主，而是为自己的私人目的控制着这些目标，并转而向领主提供私人服务或军事、政治、宗教性质的服务。

凡是把产生于实物的租金收入或者把土地或其他租金来源的实际上的经济用益权分配给官员终生享有，作为履行实际的或法律推定的官职义务所得的报酬，为此提供经济支持的货物始终由领主分派，我们就应当称之为官职的俸禄和俸禄的组织。

［从这种官职的俸禄组织］向薪金官员的过渡极不稳定。祭司得到的经济捐助也常常被叫作“受俸”，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是如此，甚至到了现代也是这样。但在几乎绝大多数时代，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同样的情况。在中国的司铎法律中，所有官职都有俸禄的性质，它迫使服丧的官员要辞去官职，因为按照规定，在为父亲或者其他家庭权威守丧期间要回避享用财产，而官职则完全被认为是经济收益的一个来源。（这种规定最初是为了防止引起原来拥有这些财产的已故家长的怨恨。）

如果不仅把经济权利，还有领主的［政治］权利授予官员独立行使，如果与此相联系的还有按照规定向领主提供个人服务以作为回报，这就进一步远离了薪金官僚制。被授予的这种特权，其性质可能多有不同，比如说政治官员，他们有可能更偏爱领主权威，也可能更偏爱官职权威。在这两种情况下，最清楚的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官僚制组织的特殊性质就会遭到彻底破坏，这时我们面对的就是封建支配组织了。

所有以实物形式转让服务和用益权作为对官员的资助，往往都会导致官僚机制的废弛，尤其是削弱等级制的隶属关系，而这种隶属关系在现代官员的纪律中得到了最严格的发展。只有在极富活力的领导权之下，而且官员对领主的服从又是绝对的个人服从，就是说，用于从事行政管理的是奴隶或者被当作奴隶那样对待的雇员，他们达到的严谨程度才会接近于现代西方以契约方式雇用的官员。

1. 关于身份激励优越于物理强制的补论

在古代世界的自然经济中，埃及的官员就是法老的奴隶，即使不是法律上的奴隶，也是事实上的奴隶。古罗马大领地的所有者则喜欢委任奴隶直接理财，因为那里存在着使用酷刑让奴隶们俯首帖耳的可能性。在中国也能看到类似的效果，那里普遍以竹笞作为纪律手段。然而，使用这种直接的强制手段保持稳定，可能性极为渺茫。根据经验，有保障的薪金加上不依赖于偶然性和随意性的升迁机会，才能使一部官僚机器的严格机械化运行获得相对来说最大限度的成功并持之有恒。严格的纪律控制，同时体恤官员的荣誉感，加上身份群体声望感的发展以及接受公众批评的可能性，也能在同一方向上发挥作用。由此，官僚机器的运转将比任何处于合法奴役状态的官员群体更加有效。官员当中强烈的身份感不仅可以与全无个人意志地随时准备服从上司相容，而且身份感——比如军官的情况——还是对这种服从的补偿，它有助于保持官员的自尊。官职的纯粹非个人性质，加上私生活与职务活动相分离，便易于把官员们整合进纪律机制下的既定功能状态。

1. 结语

尽管货币经济的充分发展并非官僚化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是，作为一种恒定结构的官僚制却必定要有一个前提：有效获得连续性的收入以保持它的运转。如果这种收入不可能像官僚制的现代企业组织那样来自私人利润，或者不可能像采邑那样来自地租，那么一个稳定的税收体系就应当是官僚制行政长期存在的先决条件。出于众所周知的普遍原因，只有得到充分发展的货币经济，才能为这种税收体系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共同体，行政官僚化的程度就相对高于同时代那些幅员更为广大的国家。然而，一旦这些国家有序地发展出了税收体系，官僚制就会远比城邦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而城邦的规模只要还维持在有限的范围内，那么最符合需要的往往就是一种财阀与显贵的团契行政。官僚化的基础始终就在于行政任务在量和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四、行政任务的量变

官僚化的第一个这种基础就是行政任务的量化扩展。从政治上说，大国和群众性政党则是官僚化的典型场域。

关于历史上帝国形成过程中官僚化程度的补论

我们的论述并不是要暗示历史上真正形成的任何著名大国都产生了一种官僚制行政。举例来说，一个现有大国的长期存续或者由它孕育的某种文化的同质性，并非始终与官僚制结构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的联系也有达到很高程度的范例，比如中华帝国。许多大规模的非洲王国以及类似的结构无不转瞬即逝，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一个官员机器。卡洛林帝国就是随着行政组织的崩溃而瓦解的，但它的行政组织是家产制而不是官僚制的。另一方面，哈里发帝国及其在亚洲的前驱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期，它们的行政组织基本上是家产制和俸禄制的。神圣罗马帝国也同样如此，尽管它几乎不存在官僚制。所有这些王国都展现了一种至少接近于官僚制实体通常所创造的那种强有力的文化统一性。相比之下，古代罗马帝国尽管越来越趋于官僚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在官僚化的传入过程中，帝国却从内部瓦解了，因为与官僚化相联系的公共负担分派模式在鼓励一种自然经济。不过应当指出，从纯粹的政治统一性及其强度这个视角来看，被冠以卡洛林、哈里发、罗马等等大名的帝国，由于政治行动能力逐渐衰弱，其内聚力并不稳定，这使帝国变得有名无实，它们的性质类似于一个跨行业联合大企业⁽²⁾。它们那种相对的高度文化统一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产生于已经有力统一起来的教会组织，而西方中世纪的教会本来就在日趋官僚化。这种文化统一性也是它们社会结构悠久同质性的结果，而这种同质性又是先前政治统一的事后影响和嬗变。两者都是根据传统把有利于不稳定平衡继续存在的文化加以定型的现象。这两个因素已经证明有着非常强大的基础，甚至像十字军那样大规模的扩张努力，居然在缺乏政治统一的情况下也能发动起来，可以说，它们是作为“私人事业”进行的。然而，与十字军的失败以及它们屡见不鲜的无理性政治历程息息相关的，就是缺少统一的国家权力作为它们的后盾。毫无疑问，紧密的“现代”国家在中世纪起步时，相伴发展的就是官僚制结构，最发达的各个官僚制国家最终便粉碎了那些实质上依赖于不稳定平衡的跨行业联合大企业。

古代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军队和官员机器的官僚化。这种官僚化只有在同时实行一种必定会导致自然经济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公共负担分配方法时才有可能实现。这种类型的具体因素始终都会出现在画面中。此外，我们不可能去设想官僚化与国家对外（扩张）和对内（文化）影响的强度之间的正比例关系如何。无疑，官僚化程度与国家扩张力的正比例关系只能说是“正常”关系，但不能说是必然规律。比如两个最具扩张性的结构，罗马帝国与不列颠世界帝国，在它们最积极扩张的时期却都是仅仅在最低程度上依赖于官僚制基础。诺曼人在英格兰建立的国家以封建等级制为基础引进了一种严密的组织。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皇家税务署（royal exchequer）的官僚化而接受了统一及其推进过程的，而相比封建时代的其他政治结构，皇家税务署的官僚化已经达到了极为先进的程度。后来英国没有加入大陆各国的官僚化发展进程，而是一直保持着显贵行政的状态，这一事实应当归因于——像古罗马的共和行政那样——相对来说不存在大陆那样的地理环境，同时也要归因于某些今天正在消失的独特的先决条件。这些特殊的先决条件包括，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对它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一个具有同样扩张倾向的大陆国家却需要这样一支常备军以守卫陆地疆界。在罗马，官僚化是随着从海岸向大陆帝国的过渡而推进的。在其他方面，司法行政官的权力那种严厉的军事性质，是罗马政治实体一个不为其他民族所知的特点，它富有技术效率并且——尤其在城邦范围之外——有着精确统一的行政功能，这导致了一部官僚机器付诸阙如。元老院独一无二的地位则保证了行政的连续性。不应忘记，罗马也像英格兰一样，官僚系统这种可有可无性的一个前提是，国家权威在国内发挥功能的范围越来越“最小化”，就是说，仅限于直接的“国家的理由”所绝对需要的范围。

但在大陆国家，进入现代初期的时候，权力一般都集中在那些最无情地推动行政官僚化进程的君主手中。显而易见，从技术角度来说，大规模的现代国家绝对要依赖于一种官僚制基础。国家越大，而且越是要成为一个强国，就越是要无条件依赖这个基础。

美国至今仍然带有至少从技术意义上说并未充分官僚化的政治实体这样的特征。但是，对外摩擦的范围越大，国内行政统一的需求越迫切，这种特征就越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正式让位于官僚制结构。此外，美国国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的非官僚制形式，由于某些构成成分有着比较严格的官僚制结构而实际上得到了补偿，因为那些构成成分——组织与选举策略的“内行”或专家领导下的政党——处于事实上的政治支配地位。所有真正的群众性政党都在日益成为官僚制组织，这最为突出地表明了纯粹的数量在社会结构的官僚化进程中发挥的杠杆作用。在德国，尤为重要的范例就是社会民主党，在国外则是美国的两大政党。

五、行政任务的质变：文化、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影响

然而，与行政任务的广度和量的扩大相比，它的强度和质的发展则更加有力地推动了官僚化进程。不过官僚化的方向和诱因可能多种多样。在官僚制国家行政最悠久的国家，埃及，从技术上必须对整个国家的水利经济进行公共调整，并且自上而下创造了一个书吏和官员的机器，它很早就在军事化组织起来的非凡建设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运作领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由权力政治所决定的建立常备军的需要，以及公共财政的相对发展，都会推动官僚化趋势。但在现代国家，文明的日益复杂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行政需求。

当然，大国的扩张，特别是海外扩张，一直是由显贵统治下的国家进行的（罗马、英格兰、威尼斯）。但是，相比那些官僚制实体，行政的“强度”，就是说，把国家机器承担的行政任务尽可能多地交给它自己的机构去持续管理和执行，这在显贵统治的大国中只有极其微弱的发展，比如罗马和英格兰；放在适当的背景下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诚然，英格兰与罗马的国家权力结构对文化产生了十分强烈的影响，但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表现为国家管理和控制的形式，从司法到教育，莫不如此。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转而又受到了国内最有影响的那些阶层日益增长的财富的左右。结果，不断发展的官僚化便承担了这样的功能：越来越多地拥有消费品，以越来越老练的技术——与这些财富提供的机会相称的技术——去塑造外部生活。这对生活标准产生了影响，并导致了一种日益增强且必不可少的主观要求：实现公共的、跨地区的，因而就是官僚化的供应，以满足极为多样化的需求，而这些需求先前要么不为人知，要么是就地满足或者由私有经济满足。

在纯政治因素当中，一个社会越来越需要习惯于秩序的绝对安定，并在所有领域得到保护（“治安”）这个因素，在官僚化的发展方向上有着特别锲而不舍的影响。采用司铎方式或者仲裁手段单纯缓和血仇，到警察获得了今天这种“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地位，其间的道路是笔直的。前一种手段是直截了当地依靠有义务发誓帮助复仇的氏族成员来保障个人的权利与安全。在官僚化方向上发挥作用的其他因素则包含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多方面任务中，它们要么是由利益集团强加给现代国家的，要么是国家出于权力的原因或者意识形态动机而抢占的。当然，这些任务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经济因素的左右。

在实质上的技术因素当中，尤其应当考虑的是作为官僚化先导的现代交通手段。从一定程度上说，公共水陆通道、铁路、电报等等，只能由公共机构掌管，而这种管理在技术上是比较合算的。在这方面，现代交通手段常常扮演着类似古代东方美索不达米亚运河与尼罗河的角色。交通手段一定程度的发展则是官僚制行政成为可能的最重要前提之一，尽管它不能独自发挥决定性作用。无疑，就其纯粹的“自然”经济背景来说，如果没有尼罗河这个天然通道，古埃及的官僚制集权绝不可能达到那种完备的程度。为了推进现代波斯的官僚制集权，那里的电报局官员被正式授权可以越过地方当局首脑直接向国王报告各省的一切动态，而且，任何人都有利用电报直接进谏的权利。现代西方国家实际上也能以这种方式进行管理，这仅仅是因为国家控制着电报网，邮政与铁路也由国家支配。（这些交通手段又与地区间大规模物流的发展息息相关，因而也是形成现代国家的起因之一。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点并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过去。）

六、官僚制组织对显贵行政的技术优越性

官僚制组织的发展有一个决定性的原因——它在纯技术层面上始终优越于任何其他形式的组织。高度发达的官僚机器和其他组织相比，犹如一套机械装置和非机械化产生方式的关系。精确、迅速、明晰、档案知识、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在严谨的——尤其是独断形式的——官僚制行政中都可以达到最佳状态。与任何团契行政、荣誉行政或业余行政方式相比，训练有素的官僚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处于优势地位。而且，只要涉及错综复杂的任务，那么有薪的官僚劳动不仅会更精确，归根结底，往往还会比形式上无薪的荣誉服务更便宜。

荣誉性的安排往往使得行政工作成了一项次要活动，一项业余活动，单单由于这个原因，荣誉服务的功能一般都会运转得比较迟钝。与官僚制行政相比，它更少受计划约束，更加不拘形式，更不精确，更不统一，因为它还更不依赖上司。由于下属官员和办事员服务机构的创设及利用几乎不可避免地更不经济，荣誉服务也就比官僚制行政更少连续性，而且成本常常极为高昂。如果不光考虑公共财政的货币成本——官僚制行政相比显贵行政通常都会增加这种成本，而且考虑一下显贵行政的办事拖沓以及缺乏精确性给被治理者造成的经济损失，情况就更其如此。一般来说，只有在仅凭业余爱好就足以完成公务职责的地方，长期的显贵行政才是可行的。随着行政管理不得不面对的任务在质量上的发展，显贵行政也就达到了极限，甚至在今天的英国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团契组织的工作则会引发摩擦与拖沓，且需要在相互冲突的利益和观点之间进行妥协，由此，行政管理将变得更不精确，更不依赖上司，进而更不统一，更加迟钝。例如，普鲁士行政组织取得的所有进步，就一直都是——未来也仍将是——官僚制行政原则，尤其是独断行政原则的进步。

今天，要求公共行政精确、明晰、连续并尽可能迅速履行公务职责的，主要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般来说，那些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严密的官僚制组织楷模。经营管理完全依赖于越来越高度的精确性、持续性以及至关重要的运行速度。这一点反过来又受到了现代交通手段——其中也包括新闻界的新闻服务——独特性质的左右。公告以及经济和政治事态以极大加快了的速度被传播，这就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强大压力，要求行政管理加快对各种局面做出反应的节奏。通常也只有严密的官僚制组织才能把握做出这种反应的最佳时机。（官僚机器也有可能，而且实际上也的确制造了某些确凿的障碍，不能针对每个个案采取最佳方式履行职责。这一事实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畴。）

至关重要的是，官僚化提供了一种最大的可能性——按照纯客观考虑去贯彻行政职能专业化的原则。具体的执行由接受了专业训练并通过不断实践积累了专长的官员分头负责。“客观地”履行职责主要就是意味着按照可计算的规则履行职责，而“无需看人下菜”。

不过，“无需看人下菜”也是市场的口号，总的来说还是一切追逐纯经济利益时的口号。持续的官僚制支配就意味着“身份荣誉”的扯平。因此，如果自由市场原则没有在同时受到约束，那就意味着“阶级状况”的普遍支配。官僚制支配的这种结果并非到处都与官僚化的程度成正比，原因就在于满足不同政治实体要求的可能原则之间存在差异。然而，已经提到的第二个要素，可计算的规则，则是现代官僚制最为重要的成分。现代文化，尤其是它的技术和经济基础的独特性，需要的正是结果的这种“可计算性”。官僚制到了高度发达的程度时，也会在特定意义上服从sine ira ac studio（无恨亦无爱）的原则。官僚制发展得越完备，它就越是“非人化”，在成功消除公务职责中那些不可计算的爱、憎和一切纯个人的无理性情感要素方面就越是彻底。这就是它得到资本主义肯定的特殊品性。

现代文化变得越复杂，越专业化，它的外在支撑组织就越是需要不带个人感情，越需要严格客观的专家，以取代旧时社会结构中依靠个人投契与宠信，依靠施恩与感恩行事的领主。官僚制以最有利的结合方式提供了现代文化的外在组织所需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只有官僚制为实施依据“规章”加以概念系统化的理性法律确立了基础，比如晚期罗马帝国的创造就首次达到了技术上的高度完备性。在中世纪，［罗马］法的继受是与合法行政的官僚化同时发生的：受过理性训练的专家脱颖而出，取代了束缚于传统或无理性预测的古老审判程序。

1. 关于卡迪司法、普通法与罗马法的补论

根据严格的形式概念对法律进行“理性”解释，可以同某种主要束缚于神圣传统的裁判并行不悖。不可能依据传统做出明确裁决的个案，可以通过具体的启示（神谕、先知宣言、神明裁判——通过超凡魅力司法）加以解决，或者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加以解决——它们也正是我们这里关心的：a）根据具体的伦理或实际评价不拘形式做出的判决（一如R. 施密特恰当称之为的“卡迪司法”²），或b）根据“类推”并依赖和解释“先例”，而不是根据理性概念下的归类做出的形式判决。此即“经验式司法”。

卡迪司法并不懂得理性“裁判规则”（Urteilsgründe）之类的东西，也不懂得为纯粹类型的经验式司法给出任何按照我们的理解才能称之为理性的理由。卡迪司法对具体情况具体评价的性质，可能会发展到像先知预言那样抛弃所有的传统。另一方面，经验式司法则可能升华为一种理性化的“技术”。由于非官僚制支配形式表现为严格的传统主义和任意性奇特地和谐共存，同时又展示了领主的酌处权，这两个原则的结合与过渡形式也就十分常见了。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正如门德尔松生动描述的那样，³大量的基层司法实际上仍是卡迪司法，这是大陆国家难以想象的。德国的陪审团司法实际上也经常以同样的方式运作，他们的裁决是不陈述理由的。总的来说，不可轻易相信“民主的”司法原则就等于（形式合理性意义上的）“理性”裁判。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英美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验式裁决，尤其是依照先例进行裁决。英国在理性的法典编纂以及罗马法的继受［这在中世纪末期已经出现在欧洲各地］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均告失败，原因就在于这种理性化遭到了拥有中枢组织的大型律师行会的有效抵制，这是一个垄断性的显贵阶层，王国高等法院的法官都是从他们当中产生的。他们控制着司法训练，把它作为一种见习阶段以传授高度发达的经验技术，而且，他们卓有成效地抵制了一切——尤其是教会法庭，一度还有大学——追求理性法律的尝试，因为那威胁到了他们的社会与物质地位。

普通法律师反对罗马法和教会法以及反对教会权力的斗争，总的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因素——法律人的收费利益——引起的，国王干预这场斗争的方式即是明证。法律人从这场斗争中胜出了，但他们的权力地位却是由政治集权所致。在德国，主要是由于政治原因，所以缺少一个具有社会强势地位的显贵身份群体。德国不存在英国法律人那样的身份群体充当实施本国法的传导者，这种群体可以把本国法提升到以见习阶段为基础的技术层面，且能够抵制罗马法法学家具有技术优越性的教育。说罗马法的实质性规定更好地适应了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的需求，这并非实情；并不是这一点决定了它在欧洲大陆的胜利。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一切法律制度都是罗马法一无所知的，它们起源于中世纪。决定性的因素是罗马法的理性形式，至关重要的是一种技术上的必要性：由接受了理性训练的专家——也就是在大学接受过罗马法教育的人——来控制审判程序。这种必要性产生于法律案件的日趋复杂，产生于越来越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的需求，它需要理性的求证程序，而不是借助具体神启或者司铎担保等等原始举证手段来确定真相。当然，这种局面受到了经济结构变革的强烈影响，但这个因素是随处都会产生作用的，包括英国也是如此，那里的王权介入求证程序主要就是为了商人的利益。实体法在德国和英国的发展之所以出现差异，主导原因并不在于这个经济因素。已经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差异乃是产生于各自支配结构的独立发展：英国是集权司法和显贵统治，德国则不存在政治集权——尽管它也有了官僚化。因此，现时代最高度发达的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却保留了一个较少理性、官僚化程度较低的司法系统。然而，英国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做出这种妥协，是因为法院体制和审判程序的性质，它们直到现在实际上仍然等于是大范围地拒绝公平对待经济弱势群体。这一事实，加上不动产转移制度耗费时日且费用高昂——这本身就是法律人阶层经济利益之所在——，对于英国的农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有利于不动产的积累和转变为固定资本。

在共和时代，罗马法本身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混合物，其中既包括了理性的与经验的成分，甚至也包括了卡迪司法的成分。陪审团法庭本身的任命和最初无疑是“逐个案件”加以阐述的行政司法官的事实之诉（概念）［actiones in factum（conceptae）］⁴，都包含着卡迪司法的成分。共和早期的所谓“技能法学”⁵以及由此发展出的一切，甚至包括古典法学家的一部分释疑解答实践［帝国时期］⁶，则无不带有一种“经验”性质。法律思想走向理性方法的决定性转折，是由建立在行政司法官敕令formulae（程式）基础上的审判指令的技术性质做好了最初的准备——它们为法律概念的形成做好了准备。（今天，在事实答辩原则的支配下，提供事实陈述具有了决定性意义，不论从法律观点来看它们能否使控告站得住脚。现在仍然缺少强制措施以清晰地从形式上确定概念范围，但是，罗马法的技术文明早已在极高的程度上产生了这种强制。）因此，审判程序的技术因素——它们仅仅是间接产生于国家结构的因素——在理性法律的发展中自有其作用。但是，罗马法理性化为一个经过科学处理的封闭的概念体系，只是在罗马政治实体本身经历了官僚化时期之后才臻于完备的。这种理性的系统性品质使得罗马法与东方和希腊产生的所有法律形成了鲜明对照。

拉比的《塔木德》释疑解答是经验司法的典型范例：并不理性，但却是“理性主义”的，同时又受到传统的严格约束。纯粹的卡迪司法则体现在一切先知宣言中，它们遵循的模式是：“经书有谕……但我要告知尔等”。越是突出强调卡迪（或者某些类似的法官）地位的宗教性质，在不受神圣传统约束的范围内对个案的审判就越是具有任意性，也就越不受规则的羁绊。例如法国人占领突尼斯之后，历时一代人之久了，宗教法庭（Chara）仍在像欧洲人说的那样“酌情”裁判地产案件，这极为明显地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将在另一场合论及支配结构中这些比较陈旧的司法类型的基础。

1. 官僚制的客观性、存在的理由以及民众意志

“就事论事”与“专业性”未必等于是抽象的普遍规范的统治，这一点确凿无疑。实际上，即使现代司法行政的情况也未必如此。当然，“法律无漏洞”的观念已经遭到了严厉抨击。把现代法官视为机器人，从上面依次投进法律文书和资费，下面就会吐出判决加理由，读上去像是机械引用的法典条文，这种观念也遭到了愤怒的否定，大概是因为这种类型的某种近似现象恰恰包含着一以贯之的司法官僚化。因此，即使在法律发现方面，也会存在这样一些领域：官僚式法官被指示要坚持立法者规定的“个性化”程序。

在严格意义上的行政活动领域，即法律创制和审判程序领域之外的所有国务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要求具体情势下的自由和主权。普遍规范被认为主要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好像妨碍了官员积极的“创造性”活动，好像这些活动绝不应当被调整。这个话题的意义此处不赘。关键在于，这种“自由的”创造性行政（可能还有创造性司法）不可能构成一个摆脱任意行动和酌处权、不以个人动机决定好恶和评价的领域，而我们在前官僚形式中就会看到那种情况。规则、对“客观”目标的理性追求以及对这些规则与目标的忠诚，总是会构成行为规范，而正是那些最强烈美化官员“创造性”酌处权的见解，接受了存在的理由（raison d’état）这一特别现代而严谨的“客观”观念，作为他公共行政行为的终极性最高指导原则。当然，官僚制对于维护它自身在本国国内（以及通过它与其他国家对抗）的权力所需要的条件有着可靠的直觉，与这种直觉水乳交融的则是对“国家的理由”这一抽象“客观”观念的认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官僚的权力关切才能给这种绝非明明白白的理想赋予可供利用的具体内容；在游移不定的情况下，也只有这些关切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这里不可能对此展开讨论。对我们来说，关键的一点仅仅在于，一个有可能引起理性争论的“理由”体系，原则上可以为一切官僚制行政行为提供支持，就是说，要么根据规范来归纳，要么对目的和手段进行权衡。

在这个背景下，一切“民主”潮流——最低限度的“支配”这个意义上的潮流——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必然是模棱两可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要求法律保障、反对任意专断，需要行政管理具有一种形式上理性的“客观性”，这与古老的家产制支配所“恩赐”的个人酌处权是格格不入的。然而，如果一种“时代精神”——暂且不谈其他推动力——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控制了大众，那么，它以某个具体事件和人物为取向的实质正义前提，将会不可避免地与官僚制行政的形式主义、受规则约束的冷静的“就事论事”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情感必定会拒斥理性的要求。

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所要求的形式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可计算的”判决与行政，特别对于无财产的大众来说并无助益。很自然，在后者眼中，司法与行政应当服务于使他们同有产阶级享有平等的经济与社会生存机会。要让司法与行政履行这样的功能，唯一的条件就是，它们因实质内容是“伦理的”（卡迪司法）而具有一种不讲究形式的性质。不仅任何一种“大众司法”（通常它们都不问理由，不顾规范），而且还有所谓“公众舆论”对行政的任何密集影响（出于无理性的“情感”，通常由党老大们或新闻界筹划指挥的协调行动），都会强有力地阻挠理性的司法进程，在某些情况下，其强有力的程度甚至不亚于专制统治者竭力使用“星室法院”⁽³⁾诉讼程序（内阁司法）时的程度。

七、行政手段的集中

官僚制结构往往与物质管理手段集中于主宰者手中密不可分。例如，这种集中便以众所周知的典型方式出现在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它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实质特性。相应的过程也出现在了公共事务组织中。

1. 国家和私人资本主义推动的军队官僚化

法老、罗马共和国晚期以及帝国时期，尤其是现代军人政权国家的官僚制军队，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它们的装备和给养无不出自君主的仓廪。这与农业部落的征兵、古代城邦的武装公民、早期中世纪城市的民兵以及所有的封建军队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后者在必须投入战斗时通常都是自我装备和自带给养。我们时代的战争是机器的战争，这使集中供应给养在技术上成为必需，犹如机器在工业中的支配地位促进了生产资料和经营管理的集中。不过总的来说，过去那种由君主装备和提供给养的官僚制军队登台亮相时，都是适逢社会与经济发展状况使得经济上有能力自我装备的市民阶层规模绝对或相对缩减，以致他们的人数已经不足以建立作战所需的军队了。这些阶层的相对衰落便足以造成这种局面：就是说，是相对于政治实体的权力要求范围而言。只有官僚制军队结构才能容得下职业常备军的发展，它对于保证广阔领土的长期安定以及对远距离敌人，尤其是对海外之敌作战，都是必需的。此外，军事纪律和军事技术的训练——至少就其现代的高水平而言——通常也只有在官僚制军队中才能得到充分发展。

从历史上看，军队的官僚化到处都是与下面的情形相伴出现的：服兵役的责任从有产者肩头转移到了无产者的肩头上。在出现这种转变之前，服兵役始终是有产者的荣誉特权。后来有的转移给了土生土长的无财产者，比如共和晚期和帝国时期罗马将军的军队，以及直到19世纪的现代军队。也有的把兵役负担转移给了一文不名的外国人，比如所有时代的雇佣军。这个过程是典型地与物质和思想文化的普遍增进相伴出现的。除此以外，随着人口密度越来越大，经济事务也越来越紧张繁重，那些渴望获利的阶层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于战争的目的。撇开激烈的意识形态狂热时期不谈，一般来说，享受着精致文化，尤其是享受着城市文明的有产者阶层，已经不再适于也不再乐于从事普通士兵那些比较粗野的战争活动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乡村的有产者阶层倒是更有资格，同时也有更强烈的意愿成为职业军官。城乡有产者阶层之间的这种差异，只有在机械化战争日益迫近的可能性要求军事单位的首长具备“技术员”的素养时才能扯平。

像在任何其他行业一样，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形式也有可能实现有组织的军事活动的官僚化。实际上，由私人资本家征募并管理军队早已是雇佣军的通例，特别是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还是如此。在30年战争期间的勃兰登堡，士兵仍是他那个行当的物资装备的主要所有者，他可以拥有自己的武器、马匹、军装，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包出制商人的国家已经供应了这些装备。到后来，在普鲁士的常备军中，是连长拥有了这些战争物资，只是到了提尔西特和约（1807）以后，战争物资才终于明确地集中到了国家手中。也只是随着这种集中，才最终普遍采用了制式军装，而以往采用什么样的制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团长酌情处置，除非某个部队由国王“授予”了制服［最早是1620年“授予”皇家近卫军（Garde du Corps），后来腓特烈二世常有这种做法］。

像“团”“营”这样的术语，在18世纪的含义通常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的含义。那时只有“营”才是一个战术作战单元（如今则两者都是），“团”则是一个由上校的企业家地位建立的经济管理单元。半官方的海战企业（比如热那亚的maone）和陆军就属于私人资本主义最早具有了高度官僚制性质的大型企业。就这方面的情况而言，它们的“国有化”可与现代的铁路国有化相比拟，后者一开始就是由国家控制的。

1. 其他方面资源——包括大学——的集中

其他领域的行政官僚化与军队组织的情况一样，也是和资源的集中平行发展的。由satraps和viceroys⁽⁴⁾承担的古代行政，恰如承包或租赁官职者，特别是像封建封臣一样，无不分散了运作手段：地方的需求一般都是由地方岁入负担，包括军费和下级官员的费用，只有余额才上缴中央国库。被授予采邑的官员完全是用自己的钱袋负担开支。相反，官僚制国家则是根据预算安排全部行政开支，并以通用的支付手段拨付给下级当局，且支付手段的使用均由国家调整和控制。这对公共行政的经济性来说，与集中管理的大型资本主义企业有着同样的意义。

在科学探索领域，大学必然会有的研究机构，其官僚化也是对物质运作手段日益增大的需求产生的一种功能。吉森大学的李比希⁽⁵⁾实验室就是这个领域大型企业的第一个范例。通过把这些手段集中在享有特权的机构负责人手中，大批的研究者与教师脱离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一如资本主义企业使工人脱离了他们的生产资料一样。

八、社会差异的扯平

尽管官僚制具有不容置疑的技术优势，但它到处都是很晚才发展起来的。这是许多障碍造成的结果，只有在某些社会与政治条件下，这些障碍才能明确退居幕后。

1. 行政的民主化

官僚制组织通常都是在扯平经济与社会差异的基础上获得权力的。这种扯平至少是相对而言的，并且事关社会与经济差异对于承担行政功能的意义。

与小型同质化单元的民主自治相比，官僚制必然会伴之以现代的大众民主。这是产生于它的独特原则：行使权威时的抽象规则性；这是在人身和功能意义上——因而就是在憎恶“特权”意义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以及原则上反对“逐个”解决问题的结果。这种规则性产生于它的源头上的社会先决条件。一个大规模社会结构的任何非官僚制行政，都要以某种方式依赖于这一事实：现存的社会、物质或荣誉优先权与职衔，都与行政功能和行政义务联系在一起。这通常就意味着，在经济上或社会上利用行政活动提供给行政人员的地位，是承担行政职能得到的报酬。

因此，国家行政的官僚化与民主化就意味着国库现金支出的增长，尽管事实上官僚制行政一般要比其他形式更为“经济”。直到现在，至少从国库的角度看，以最便宜的方式满足行政需求，还是把几乎全部地方行政和基层司法交给东普鲁士的领主；英国的治安法官行政也同样如此。大众民主彻底扫荡了封建制的、家产制的行政特权，也彻底扫荡了财阀的——至少是打算享有的——行政特权，这就不可避免地由支付薪金的职业劳动取代了历史上传下来的显贵“业余”行政。

1. 群众性政党，兼论民主化的官僚制结果

这并不止于国家的情况。民主的群众性政党在它们自己的组织内部和建立在个人关系以及个人评价基础上的显贵统治传统彻底决裂，这并非偶然。许多老牌保守主义政党乃至老牌的自由主义政党至今仍在坚持这种个人关系的结构，但是民主的群众性政党在党的官员——那些职业性的政党书记和工会秘书长等等——领导下却已经按照官僚制方式组织了起来。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农村的群众运动中就出现了这种局面；英国1870年代最早由格莱斯顿与张伯伦在伯明翰推开的考科斯会（caucus⁽⁶⁾）民主，以及杰克逊政府以来美国两大政党的官僚制发展，也同样如此。但在法国，以选举制度为基础组织有纪律的政治党派使之成为官僚制组织的尝试却一再归于失败。它遭到了各地方显贵圈子仿佛不可战胜的抵制，否则，不可避免的政党官僚化就可能波及全国并打破他们的影响。例如，像比例代表制那样单单以计数为基础的简单的选举技术的任何进步，都意味着政党会成为一种跨地区的严格官僚制的组织，由此，党的官僚和纪律将会日益占据支配地位，进而把地方显贵圈子淘汰出局——至少在各个大国中就是这样。

国家行政本身的官僚化进程是个与民主的发展并驾齐驱的现象，这在法国、北美和今天的英国尤为显见。当然，必须始终记住，“民主化”一词可能会误人视听。不定形的大众这个意义上的“民”（demos），其本身永远不可能“治理”更大的联合体，毋宁说，它是在被治理。唯一有变化的只是选择行政领导人的方式，以及“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当中的各个社会阶层——通过“公众舆论”对行政活动的内容及方向发挥影响的程度。这里所指的意义上的“民主化”，未必意味着臣民越来越积极地分享治理。这可能是民主化的结果，但是不会必然如此。

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特别记住，从被治理者的“平等权利”衍生出来的民主制政治概念，还包括这些更进一步的先决条件：（1）阻止官员发展为一个封闭的身份群体以利实现官职的普遍准入，（2）使官员的权威最小化以利“公众舆论”尽可能地扩大影响面。因此，只要有可能，政治民主就会通过选举和罢免以求缩短任职期限，并解除对候选人的特殊专业资格限制。由此，民主将会不可避免地同官僚化趋势发生冲突，而这种趋势正是产生于同显贵的斗争。我们这里不能使用宽泛的“民主化”一词，因为它会被理解为把文官的权力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利于“民”实行最大可能的“直接”统治，这实际上意味着“民”的政党领袖直接统治。由此就会——实际上可以说绝对会——出现一个决定性的局面：被治理者同具有明确表现出官僚制性质的治理者群体扯平了，而前者可能接着就会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占据一种绝对的独裁地位。

1. 补论：“被动民主”的历史范例

在俄国，mestnichestvo（官阶）制度⁽⁷⁾的规章摧毁了旧式领主贵族的地位，旧贵族随后又通过担任公职渗透进来［彼得大帝时期］，这是官僚制发展中的典型过渡现象。在中国，按照应试获得的名次确定品秩和任职资格，也有着类似的意义，尽管——至少在理论上——带有甚至更明确的严密性。在法国，大革命——更关键的是波拿巴主义——则使官僚享有了无上权力。在天主教会那里，先是封建的，然后是所有独立的地方中间权力被统统消灭，这个过程始自格列高利七世，由特伦托公会议和梵蒂冈公会议继续，最终是通过庇护十世的敕令完成的。这些地方权力纯粹变成了中央权威的下属官员，与此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形式上完全依附性的Kapläne［监督平信徒组织的助理神职人员］有了不断增长的实际意义，而这个过程是以天主教的政治党派为基础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该过程便意味着官僚制，同时还有“被动”民主化的进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被治理者的扯平。同样，官僚制军队取代显贵自我装备的军队，到处都是一个“被动”民主化的过程，就是说，任何专制主义军事君主制取代了封建国家或显贵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如此。大体上说，甚至埃及国家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尽管那里有着自己的种种独特之处。在罗马帝国时期，行省行政——例如——在税收领域的官僚化，就是与铲除共和国时期无所不能的资本家阶层财阀统治相伴发生的，而古代资本主义本身也就这样完结了。

1. 被动民主化背后的经济与政治动机

显而易见，某种经济条件几乎始终在这种“民主化”的发展中发挥着作用。我们常常会看到在这种发展的基础上形成某个经济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阶级，不管那是财阀、小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这些阶级可能会苏醒过来或者得到提醒去要求具有正当性或专制特征的政治权力的帮助，以便通过它的政治援助获得经济或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历史文献表明，还存在一些同样可能的情况：“由高层”采取纯粹政治性质的主动，在政治格局，特别是在对外事务中获取利益。这时的领导层会把经济与社会对抗和阶级利益单纯用作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加剧对立阶级之间几乎始终是不稳定的平衡，使它们的潜在利益冲突发展成相互搏斗。看来对此加以综述几乎是不可能的。

与经济影响相伴而行的这个过程的发展范围与方向，以及政治权力关系发挥影响的方式，都可谓变化多端。在希腊的古代时期，向训练有素的重甲步兵战斗队形的过渡，以及后来雅典海军的声威日隆，为在每个特定时期承担军事重任的阶层夺取政治权力奠定了基础。但在罗马，同样的发展却只是在表面上暂时动摇过公职贵族的统治。现代军队尽管到处都是一个被用来打破显贵权力的工具，但说到底，它本身绝不是一个主动民主化的杠杆，毋宁说始终只是被动民主化的一种手段。不过应当指出，造成这些反差的关键因素乃是这一事实：现代军队依靠的是官僚制采购，而古代民军在经济上依靠的是自我装备。

官僚制结构的发展依赖的是“技术”优势。结果我们发现，这种发展最为缓慢的地方，就像在“技巧”方面历来的情况那样，总是旧有的结构形式自行获得了技术上的高度发展且尤其在功能上能够适应当下需求的地方。例如英国的显贵行政就是这种情况，因而英国是所有国家中屈服于官僚化最慢的一个，或者说，实际上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这与下面的事例一样是个普遍现象：投入大量固定资本建成了瓦斯照明系统或者蒸汽机车铁路网的地方，往往会比电气化建设的处女地更有力地阻碍电气化建设。

九、官僚制长存的主客观基础

官僚制一旦完全得到确立，就会成为最难以摧毁的社会结构。官僚制是把社会行动改造为理性的有组织行动的特定手段。因此，作为理性组织权威关系的工具，官僚制曾经是，而且至今仍是官僚机器控制者头等重要的权力工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理性组织与指导下的行动（Gesellschaftshandeln）就总是会优于任何其他类型的集体行为（Massenhandeln），也会优于和它对立的社会行动（Gemeinschaftshandeln）。彻底实现了官僚化行政的地方，随之产生的支配体系实际上就是不可摧毁的。

个体的官僚不可能摆脱那部给他套上了挽具的机器。与“显贵”从事的作为一种荣誉义务或者次要职业（业余）的行政任务相比，职业官僚的整个经济存在和意识形态存在都是拴在他的职业活动上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不过是一部无休止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这部机器为他规定了一条实质上是固定的行进路线。官员受托执行专门的任务，通常不可能由他，而是由最高层开动或制动机器。至关重要的是，个体的官僚将在机器的长存和它理性组织起来的持续支配中被融入全体官员的共同利益。

一旦官僚机器实际存在了，被统治者就不可能摈弃，也不可能取代它，因为它依赖的是专门素养、工作职能专业化以及在逐一掌握条理性相互协调的职能时那种惯常的精益求精态度。如果这部机器停止了运转或者遭到暴力阻断，随后产生的混乱将是从被治理者当中临时出现的替代物难以应付的。无论公共行政还是私有经济的管理，概莫能外。大众的实际命运已经越来越依靠私人资本主义不断官僚化的组织持续得体的运转，把它们淘汰出局的念头越来越变得不切实际了。

所有公共与私人组织的秩序都在越来越依靠官员的档案和纪律，就是说，依靠官员群体在日常行为领域勤恳服从的习惯。不论档案在实际上多么重要，但纪律是更加关键的要素。巴枯宁主义天真地认为，销毁官方文件就可以把“既得权利”的基础连同“支配”统统摧毁。这种观念忘记了，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取向——不依赖文件也仍会服从已经习以为常的规则与调整。战败或溃散的军事单元重整旗鼓，遭到叛乱、恐慌或者其他灾变破坏的秩序恢复原状，都可以通过诉诸官员和臣民已经养成的这种条件反射式顺从［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取向而得以实现。可以说，如果这种诉求获得成功，遭到破坏的机器将会再次“咔”地转动起来。

这部机器一旦实际存在了，加之它所特有的“非人格”性质，它在客观上也就变得不可或缺，这意味着该机器将会很容易为任何懂得如何控制它的人效劳——这与建立在个人忠诚基础上的封建秩序形成了鲜明对照。一个理性安顿下来的官员群体，即使在敌人占领了本国领土之后也会继续平稳地发挥功能，敌人只需更换最高级官员即可。它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其中涉及每个有关者的根本利益，特别也涉及敌人自身的利益。俾斯麦在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消灭了所有独立不羁的政治家，把他的内阁同僚们置于无条件的官僚式依附状态，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他辞职时，他们却表现得漠不关心，镇定自若地继续照管着自己的官职，仿佛他们丢弃的不是他们这些工具的足智多谋的主子和创造者，而只是这部官僚机器中可以用其他人物换掉的某个具体人物。尽管第一帝国以来法国的主宰者历经变换，但权力机器却基本上始终如一。

正是这样一部机器，使得依靠暴力创造全新的权威结构这个意义上的“革命”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从技术上说，因为它控制着现代交通工具（电报等等），还因为它的内在结构日趋理性。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已被“政变”（Coups d’état）取而代之，法国再次以经典方式做出了证明，因为那里所有成功的变革都具有这种性质。

十、官僚化的不明经济结果

显然，一种社会结构，尤其是一种政治结构的官僚制组织，可以并且通常也确实会产生广泛的经济结果。但是是哪种结果呢？当然，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取决于经济与社会权力的分配，尤其是取决于新兴的官僚机制所占据的作用范围。因此，官僚制的结果就要取决于使用官僚机器的权势人物给它指引的方向。而极为常见的结果就是隐蔽的财阀统治式的权力分配。

在英国，尤其是在美国，官僚制政党组织背后一般都有党的捐助人做后盾，他们为这些政党提供资金并在相当大程度上对政党施加影响。英国的啤酒生产商、德国的所谓“重工业”与汉萨同盟⁷提供的竞选基金就是这方面的著名范例。在政治的，尤其是在国家的架构中，官僚化以及伴生的社会平等打破了与之对立的地方及封建特权，这在现时代往往使资本主义的利益集团大获其利，或者就是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直接结盟而实现的。历史上专制君主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的大同盟即是明证。总的来说，法律上的平等和摧毁根深蒂固的显贵统治地方结构，一般都会扩大资本主义的活动空间。不过另一方面，其间也有官僚化的影响甚或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前者满足了小资产阶级对于安定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关切，后者则会扼杀私人赢利的机会。这无疑是历史上——特别是古代时期——具有深远意义的各种事件中的活跃因素；可以预计，在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发展中大概也会如此。

至少从原则上说，法老时代的埃及、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代的政治组织是极为相似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却大相径庭，表明了官僚化可能会由于其他因素的发展方向而带来大相径庭的经济结果。仅仅官僚制组织的存在这一事实并不能明确告诉我们它始终以某种方式体现出来的经济影响的具体方向，至少不会像它在社会影响方面相对扯平的作用那样告诉我们的一样多——即使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应当记住，官僚系统本身是个精密仪器，它可以任由自己被用于各种各样的利益，从纯粹政治的、纯粹经济的，直至任何其他什么样的利益。因此，不应夸大它与民主化的对应程度，无论这种对应可能会多么典型。在某些条件下，封建领主阶层也会用这部仪器为自己服务。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行政的官僚化被审慎地与身份群体的形成联系起来，例如这在罗马帝国以及在某些专制国家结构的形态中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实；或者由现存社会权力集团通过暴力把两者纠缠在一起。明确地为身份群体保留官职则是极为常见的现象，从经验上看，这种保留甚至更为常见。

十一、官僚制的权力地位

1. 功能的不可或缺性与政治无关

社会在整体上——且在现代意义上——的事实民主化或者也许是单纯的形式民主化，对于官僚化都是特别有利的基础，但绝不是唯一可能的基础。毕竟，官僚制只是［限于］追求在具体领域——在个别情况下它要占领的领域——扯平那些挡道的权力。我们应当记住一个已经多次碰到并将反复讨论的事实：尽管也许就是因为“民主”不可避免地无意中促进了官僚化，它与官僚制的“统治”是格格不入的。在某些条件下，民主会在官僚制模式中造成明显的裂缝，并给官僚制组织制造障碍。因此，要了解官僚化的特定发展方向，就必须分析每个历史个案。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已在现代国家蔓延的官僚制的权力是不是正在日益增强，肯定也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从技术上说，官僚制组织乃是它的控制者手中最为发达的权力工具，但这个事实并不能决定官僚制本身在一个特定社会结构中据它自己认为所能够获得的分量。已经膨胀到数以百万计的官员，其“不可或缺性”正在不断增大，但这一点相比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对于增强本阶级社会与政治权力地位的价值（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某些代表人物⁸所持的一个观点）而言，这一点并不能更多地决定官僚制的那种分量。如果“不可或缺性”具有决定性意义，那么在盛行奴隶劳动、自由民一般都会逃避劳动，视之为丢人现眼的任何经济中，同样“不可或缺”的奴隶也应当拥有这种权力地位？官僚制本身的权力是否在增强不可能决定于这个原因。经济利益集团或其他非官员专家的介入，外行代表的介入，地方议会、跨地区议会、中央议会或者其他代表机构以及职业联合体的建立，这些似乎都是与官僚化趋势背道而驰的。这种表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确凿无疑的，则应另辟一章讨论，不宜纳入这个纯粹形式的与类型学的（kasuistisch）讨论框架。总的来说，这里只能简述如下：

在正常情况下，一种充分发展的官僚制，始终会享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权力地位。政治“主宰者”会发现，与训练有素的官员相比，自己总是处在面对专家时的那种半瓶子醋的地位上，无论官僚制为之服务的这个“主宰者”是以立法创制权、公民复决权和官员罢免权为武器的“人民”，是在一种或者比较贵族，或者比较民主的基础上选举出来，以不信任投票权利或事实权力为武器的议会，还是以法律上或事实上的自我代谢为基础的贵族团契机构、一个民选总统或者一个“专制”或“立宪”世袭君主。

1. 行政机密

任何官僚制都在追求的这种职业内部人的优势，都会通过对它的信息和意图的保密手段而进一步增大。官僚制行政总是倾向于排斥公众，尽可能隐蔽它的信息和行动不受批评。普鲁士教会当局如今已在威胁那些有可能以任何方式让第三者获知申斥或其他警告措施的牧师，要对他们采取纪律措施，指责他们这样做是“有罪的”，因为这很有可能使教会当局遭到批评。波斯国王的财政官员使他们的预算技术成了一门保密科学，甚至还使用了一种保密书法。普鲁士公开的官方统计资料一般都是那些不可能有损于掌握着权力的官僚之意图的内容。这种保密倾向在某些行政领域乃是它们客观性质的结果：就是说，凡是特定支配结构的对外权力利益面临威胁时，都会倾向于保守行政秘密，不管那是私人企业面临经济竞争者的威胁，还是在公共领域面临潜在的外部敌对政治实体的威胁。如果谋求外交事务的成功，就只能把它受到的公共监督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军事行政则必须坚持对它最重要的措施进行保密，这在纯技术方面有着与日俱增的重要意义。政治党派的情况也并无二致，尽管党代表大会和“天主教会议”（Katholikentage）⁹全都有着表面上的公开性。随着政党组织的日益官僚化，这种保密做法也将会日甚一日。外贸政策导致了对生产统计资料的保密，例如德国就是如此。一个社会结构的任何对外斗争姿态，往往都是为了有助于增强执政集团的地位。

然而，官僚制的纯权力关切所产生的影响会大大超出这些受功能性保密动机驱使的领域。“公务机密”的概念就是官僚制的特殊发明，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特殊领域以外，它还会迷恋于使用这一概念对几乎任何事情进行保密，而这种态度按照纯粹的功能性理由来说是不可能站得住脚的。在面对一个议会时，官僚出于一种可靠的权力本能，会想方设法战胜该机构凭借自己的手段（例如所谓的“议会调查权”¹⁰）获取有关方面内部信息的任何企图。官僚天生就喜欢一个信息闭塞，因而软弱无力的议会——至少是因为议会的这种无知符合官僚自身的利益。

1. 统治者对官僚的倚赖

面对官僚制内行的优势知识，专制君主也是软弱无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要比任何其他政治首脑更软弱无力。腓特烈大帝所有那些怒气冲冲的“废除农奴制”法令都在贯彻过程中出了轨，因为官员的机制完全把它们当作了一个半吊子的心血来潮而置之不理。一个立宪国王只要与社会上举足轻重的那部分被治理者达成了一致，那么他对行政过程的影响往往会大于专制君主，因为他能够更好地控制专家，这是至少相对公开的批评给他提供的条件，而专制君主却只能依赖官僚为他提供的信息。旧制度下［1905年任命了总理之前］的俄国沙皇很少能把得罪官僚并侵犯其权力利益的任何事情贯彻到底。政府各部直接隶属作为专制君主的沙皇，一如勒鲁瓦–博利厄（Leroy-Beaulieu）非常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它们就像一群挤在一起的总督府，用尽一切个人阴谋手段彼此争斗，利用连篇累牍的“备忘录”相互攻击，面对这一切，那位一知半解的君主则完全束手无策。¹¹

任何向立宪政体的过渡都会不可避免地把中央官僚的权力集中到单独一个人的手中。官员们被置于一个独断式首脑——首相——的控制之下，呈送君主的一切均须首先通过首相之手，这样，君主在很大程度上就被置于这位官僚制首脑的监护之下。威廉二世在与俾斯麦的著名冲突中曾经竭力反对这项原则，但不得不很快放弃了进攻。¹²在专门知识的统治下，君主的影响只有通过与各级官僚长的不断沟通才能获得稳定性，而这种沟通是在官僚的中央首脑条理性计划与指导下进行的。同时，立宪政体也会把官僚与统治者捆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以对付追逐权力的议会党团领袖。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官僚作对的统治者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除非他能在议会中获得支持。把普鲁士各部部长和帝国官员这些“帝国大佬”撇在一边，使一个君主在1918年11月几乎陷入了1076年封建国家条件下类似事件所导致的同样境地。¹³然而，这是一个例外，因为总的来说，君主相对于官僚制官员的权力地位远比在任何封建国家或者“僵硬”的家产制国家要强大得多；渴望升迁者是始终存在的，君主可以很容易用他们取代桀骜不驯的官员。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只有那些经济独立的官员，即属于有产阶层的官员，才承受得起丢掉官职的风险。今天也像过去一样，从无财产阶层当中招募官员总是会增强统治者的权力。只有那些属于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阶层、使君主认为不得不倚重为他个人后盾的官员，比如所谓的Kanalrebellen（反运河派），才有可能长期彻底地使君主意志的实质陷于瘫痪。¹⁴

只有私有经济的利益集团在“商业”领域的专门知识才优于官僚的专门知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的领域中，精确把握事实对于经济生存具有直接的重大意义。官方统计资料的纰漏并不会给责任官员带来直接的经济后果，但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计算错误却会导致亏损，也许还会危及它的生存。此外，作为一种权力手段，隐藏在企业账簿里的“机密”要比政府当局文件中的“机密”更加安全。单单由于这个原因，在资本主义时代，当局影响经济生活的努力就会受到极大限制，它们的措施往往事与愿违、不可预料，或者被既得利益集团更优势的专门知识化作泡影。

十二、关于团契机构和利益集团的补论

由于内行的专业化知识越来越成为官员权力的基础，那么统治者早早就会考虑如何利用内行的专业知识，又不必为了讨好那些内行而放弃权力。随着行政任务的质量扩展以及专门知识的不可或缺，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典型局面：君主不再满足于偶尔与可靠的亲信商议，甚或不再满足于断断续续地碰到艰难处境时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开个大会。他开始充分利用通过连续性会期审议解决问题的团契机构（Conseil d’Étate，Privy Council，Generaldirektorium，Cabinet，Divan, Tsungli Yamen, Wai-wu pu⁽⁸⁾等等）。Räte von Haus aus（宫廷外参事）则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典型过渡现象。

这些团契机构的地位自然各不相同，这要看它们是否变成了最高行政权威，或者是只有一个中央独断权威还是若干个这样的权威并存。此外还要依赖于它们的程序。一旦团契类型得到了充分发展，这种机构便会得到或者实际上的，或者作为一种法律推定的君主的主持，举凡重大事务，均由负责任的内行以具有正式地位的文件进行说明，并由其他成员进行理由充分的表决，然后形成决议加以解决，而君主将以敕令形式批准或否决决议。因此，这种团契机构是越来越成为“半瓶子醋”但同时又在利用内行知识的统治者力图抵挡咄咄逼人的内行支配——这一点往往不被注意——的典型形式。他会利用其他人钳制一个内行，通过这种麻烦的程序力图亲自获得全局情况，并确保无人能够怂恿他随意进行决策。统治者期望的不是通过亲自主持团契机构，而是通过呈送给他的书面备忘录确保发挥最大程度的个人影响。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对行政的实际影响有着重大意义，但他从未出席过内阁部长们协调组织的定期会议。他做决定的方式是与“内阁”——对这位国王保持个人效忠关系的臣仆——商议之后，在书面呈文的空白处写下他的意见或敕令，再由“内阁”交Feldjäger（猎骑兵）发还部长们。俄国、普鲁士以及其他国家的内阁由此便发展为统治者寻求庇护的私人堡垒，可以说，这就是为了躲避专门知识和非人格的功能性常规化行政。于是官僚部门的憎恶矛头也就转向了内阁，一如失败时臣民会不信任内阁一样。

根据团契原则，统治者会进一步试图把那些专业化内行的综合体塑造成一个集体单元。他在这方面的成效总的来说尚无定论。不过这种现象本身在各种国家形态中都是共有的，从家产制国家、封建制国家到早期的官僚制国家都是如此，早期的君主专制政体尤为典型。团契原则业已证明乃是“就事论事”行政的最强有力的教育手段之一。它也使得与社会上有影响的平民进行协商成为可能，因而有可能按照某种尺度把显贵的权威与民间企业家的实际知识同职业官僚的专业化专长结合在一起。在不以个人为转移的持久结构这个意义上说，团契机构乃是容许现代“政府机构”概念得以发展的最早的制度之一。

只要行政事务的专门知识完全是长期按照经验实践的产物，且行政规范并非章程，而是传统要素，那么长老委员会——往往还有祭司、“前辈政治家”和显贵参与其中——就是团契机构的恰当形式，最初它只是向统治者提供咨询。但是，与经常更迭的统治者不同，这种机构都是持久性的结构，因此往往会篡夺实际权力。罗马元老院、威尼斯议会以及最终衰落并由煽动家取代之前的雅典阿雷奥帕古斯，都是以这种方式行事的。当然，我们必须把这种权威与此处讨论的法人团体严格区别开来。

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过渡形式，但作为一种类型的团契机构，却都是在功能的理性专业化和专门知识统治的基础上出现的。另一方面，它们也肯定不同于那种在现代国家常见的从私人和关系人圈子当中挑选组成的，并非以官员或者前官员为核心的咨询机构。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还应当把这些团契机构同现代私有经济的官僚制结构（联合股份公司）中实行团契监督的“董事会”（Aufsichtsrat）区别开来。做出这种区别是必须的，尽管这些法人团体完全从非关系人圈子当中吸收显贵参加以利用他们的专门知识或把他们作为代表与广告的情况事实上并不罕见。这种团体［在德国］通常并不亲近那些拥有特殊知识的内行，毋宁说是更亲近那些最重要的经济利益集团——尤其是为企业提供资金的银行——的代表，而这些人绝不仅仅只有咨询的地位。他们至少有着举足轻重的发言权，甚至往往会占据实际的支配地位。这种团体类似于（尽管不无变形）独立的封建封地和官职的大所有者以及家产制或封建制政治实体中其他社会上强大利益集团的集合。然而，随着行政强度越来越大，有时它们也会成为“委员会”的前驱，甚至更经常地成为特权身份群体法人的前驱。

官僚制团契原则会从中央权威传播到极为多样的下级权威之中，这是个相当普遍的规律。我们已经指出［第十一章，三，D］，在地方性的封闭单元，尤其是在城市单元内部，团契行政是显贵统治的原初形式。它最初是通过选举发挥作用，后来一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指定的顾问、司法行政官选举团、decuriones和scabini⁽⁹⁾。这种团体乃是有组织的“自我治理”的常规要素，即由国家官僚制权威控制下的地方利益集团对行政事务的管理。上面提到的威尼斯议会，尤其是罗马元老院的例子，就体现了通常植根于地方政治联合体的显贵统治向海外大帝国的传播。在官僚制国家，随着交通手段的进步和日益增长的技术需要——行政管理必须迅速明确决断——以及上面讨论过的充分官僚化与独断统治的其他动机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团契行政会再次消失。从统治者的利益角度来看，当一种严格统一的行政领导权显得比仔细周到地准备行政决议更加重要时，团契行政也会随之消失。这就是议会制度日益发展以及——一般都会在同时——外界的批评越来越多、公开性越来越大时出现的情况。

在这些现代条件下，彻底理性化了的专业化部长与［地方］行政长官制，便提供了一些到处排挤旧形式的重大机会，然后也许会由利益集团补充上来，一般都是以智囊团的形式出现，从经济与社会上最有影响的阶层中召集成员。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这种做法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可能会逐渐形成更加正式的安排。

后一项发展——试图把利益集团的具体经验用之于训练有素的专业化官员的理性行政，将来无疑会产生重大意义并进一步增强官僚的权力。众所周知，俾斯麦就曾试图筹建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用作对抗帝国议会的武器，他指责持反对立场的多数——他从未授予他们英国人惯用的议会调查权——为了议会的权力而力图阻止官员们变得“太聪明”。关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未来能够以这种方式获得什么样的行政地位，不可能放在这里进行讨论。

只有随着国家的官僚化以及总的来说法律的官僚化，才会看到这样一种明确的可能性：对“客观”法律秩序和由它保障的个人“主观”权利作出明确的概念划分，并进一步对“公”法和“私”法作出明确划分——前者是调整公共机构之间以及它们与臣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后者是调整被治理者当中个人之间的关系。作出这些区别的前提是把最高特权的抽象载体和法律规范的创造者——“国家”——同具体个人的一切个人权威作出概念划分。这些概念上的区别必然同前官僚制的，尤其同家产制与封建制的权威结构相去甚远。它们最早是在城市共同体中被设想和实现的；只要城市共同体的官员是由定期选举得到任命的，那么个体的掌权者，即使他处在最高地位上，显然也不再等同于“凭借自身权利”拥有权威的个人了。然而，也只有在官僚制行政管理完全实现了客观化以及法律实现了理性系统化之后，才能充分地在实质上把公私领域分离开来。

十三、官僚制与教育

1. 教育的专业化、学位与身份

我们这里不可能分析理性的官僚制支配结构的进展在完全独立于它已扎根的领域之外所产生的深远而普遍的文化影响。很自然，官僚制促进了一种“理性主义”生活方式，但是理性主义的概念却能够包含大相径庭的内容。人们只能极为泛泛地说，所有支配的官僚化都会强有力地推动“理性的就事论事”与个性化职业专家类型的发展。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派生影响，不过这里只能简要说明一下该过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教育的性质和个人素养（Erziehung und Bildung）的影响。

欧洲大陆的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大学、技术学院、商学院、高级中学以及其他中等学校——，无不受到了对这样一种“教育”的需求的支配和影响：这种教育产生于专业考试或专长测验制度（Fachprüfungswesen），而且越来越为现代官僚制所必需。

现代意义上的“专业考试”曾经并且至今仍可见于严格的官僚制结构之外，比如医学、法律等等所谓“自由”职业中的考试，以及行会组织的同行考试。它也不是官僚化必不可少的伴生物：法国、英国、美国的官僚完全无需或在很大程度上无需这种考试也早已存在了，作为替代标准的是政党组织内的不脱产培训和业绩。

“民主”对待专业考试制度的态度，也像对待由它推动的官僚化现象的态度一样模棱两可。一方面，考试制度意味着——至少看上去是意味着——从所有社会各阶层中选择合乎资格者以取代显贵统治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民主又担心考试和教育特权将会创造一个特权“种姓”，因而又反对这种制度。

最后，专业考试亦可见于前官僚制或半官僚制时代。实际上，它最早的正规历史产地是俸禄制组织的支配结构。对俸禄的预期，首先是对教会俸禄的预期——比如伊斯兰教东方地区和西方中世纪时的情况，继而是对世俗俸禄的预期——尤其是中国那样的情况，都是对人们学习和应试的典型奖赏。然而，这些考试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测验专业“特长”的性质。

只有现代成熟的官僚化发展才把理性的专业考试制度不可抗拒地推上了突出地位。美国的文官改革运动逐步把专业培训和专门考试引进了美国；考试制度也从它的主要（欧洲）发源地德国推进到了所有其他国家。行政管理的日益官僚化还提高了专门考试在英国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由现代官僚取代半家产制旧官僚的尝试也使专业考试应运而生，并取代了过去那种完全不同的条理性科举考试制度。资本主义的官僚化随着它对具有专业素养的技术人员、职员等等的需求，也为世界各地带去了这种考试。

至关重要的是，通过这种专业考试获得的“教育专利学历证书”的社会声望又大大推动了这项发展，由于这种声望能够再次有助于带来经济实惠，情况就更其如此。在旧时代，血统的平等以及获得贵族俸禄和捐赠的前提是有“门第证明”，在贵族仍然保有社会权力的地方，这也是国家官职的任职资格前提，今天已被学历证书取而代之了。大学、商学院、工程学院详尽设计的文凭，以及普遍强烈要求在所有领域进一步授予教育证书，都有助于官署和办公室特权阶层的形成。这种证书有利于持有者要求与贵族联姻（在企业里则有望通过老板的女儿获得提升），有利于他们要求获准进入坚持“荣誉准则”的圈子，要求得到“合乎身份”的薪金而不是按照业绩发放的工资，要求有保障的晋升和老年保险，至关重要的是要求垄断社会与经济优势地位。如果我们从四面八方都听到了引进必修教程，以专业考试为鹄的的要求，其背后的原因当然不是突然觉醒的“对教育的渴求”，毋宁说那是在渴望限制向候补者提供这些地位，由学历证书的获得者垄断它们。为了这种垄断，“考试”已是今天的普遍手段，因此它已经变得势不可挡。由于获得教育专利所需的必修课程要付出高昂费用，要经历漫长的孕育期，这种追求也就意味着压制（“超凡魅力”的）天赋而只看重财产，因为获得学历证书的精神成本总是越来越低而不是相反。满足骑士生活方式的古老要求是能够拥有封地的前提，如今在德国取而代之的是必须在授予学历证书的大学中参加决斗兄弟会，这是骑士生活方式的流韵；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发挥同样功能的则是体育和社交俱乐部。

另一方面，官僚则到处都在追求建立正规的纪律程序，消除上司对下属官员随心所欲的处分，以此创造“职务权利”。官僚需要的是确保官位、他的有序晋升和老年时的生活保障。就此而言，其后盾乃是被治理者要求把支配降到最低限度的“民主”情感，而抱有这种态度的人们无不自信，君主对官员任意处置权的任何削弱都能看作是权威本身的削弱。因此，无论在工商界还是在公共事业中，官僚都在推动着一个身份群体的崛起，就像过去那种完全不同的官员一样。我们已经指出，这些身份特性通常也会被利用来发挥——它们的性质也有助于发挥——官僚在完成其特殊任务时的技术效用。

正是针对官僚这种不可避免的身份特性，“民主”才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以选举短期任职的官员代替官员的任命，以公民复决罢免官员代替正规的纪律程序，从而力求排除等级制那种高等级“主宰者”的任意处置权，但取而代之的却是被治理者同样任意的处置权，或者毋宁说，是支配着被治理者的党老大们的任意处置权。

1. 关于“有教养者”的补论

基于学养优势本身的社会声望绝非官僚所特有。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在其他社会结构中，教育的声望是建立在——就内容而言——根本不同的基础上的。在封建的、神权统治的以及家产制的支配结构中，在英国的显贵行政、旧中国的家产制官僚中，以及在希腊城邦所谓民主政体时代的煽动家统治下，体现了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和社会评价所依据的口号，都是“有教养者”，而不是“专家”。此处的“有教养者”是在完全价值中立意义上使用的说法，意思仅仅是指，教育的目标在于追求一种被认为理应是“有教养的”人生行为质量，而不是就某种专长进行的专业训练。这种教育可以是骑士类型或者禁欲主义类型的，可以是文学类型（比如中国）或者竞技—人文主义类型的（比如古代希腊），也可以是盎格鲁–撒克逊那种传统“绅士”类型的。在这种意义上“教养”出来的人格所形成的教育理想，无不带有支配结构和这些社会的统治阶层中成员资格条件的烙印。这种统治阶层应有的资格依赖于拥有这种文化品格（就这里所指的完全可变且价值中立的意义而言）的“正数”，而不是依赖于专门知识的“正数”。当然，同时还有军事、神学及法律专门知识的密集熏陶。但是，构成古希腊、中世纪以及中国教育必修课程着重点的内容，完全不是那些在技术意义上“有用”的成分。

目前围绕教育制度基本问题进行的讨论，背后无不潜藏着“专家”类型的人反对旧式“有教养者”类型的斗争，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条件的则是所有公共与私人权威关系领域势不可挡的官僚化，以及内行与专业知识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这场斗争将在各个最本质的方面影响到个人的教养。

十四、结语

官僚制组织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必须克服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前面已经多次谈到的实质上的消极障碍，即必须的扯平过程中横亘在道路上的那些障碍。此外，基于不同原则的行政结构始终都会与官僚制组织发生冲突，其中某些方面的情况已经附带谈到过。这里不可能讨论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所有类型，否则将使我们离题太远，我们只能以尽可能简明扼要的概述来分析一下某些最重要的结构原则，办法主要是提出以下问题，尽管问题并不止于这些：

1. 这些行政结构的发展机遇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依赖经济的、政治的或者任何其他的外部决定因素？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它们技术结构中固有的“自发”逻辑？2. 如果说这些行政结构发挥了经济影响的话，那是什么样的影响？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必须看到，所有的组织原则都会具有波动性并会出现重叠。毕竟，只有对界线分明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况具有特殊的、不可或缺的分析价值——才能考虑它们的“纯粹”类型，而且，需要加以分类的历史现实，几乎始终都是以混合形式出现的。

官僚制结构到处都是历史发展的晚期产物。我们越是往回追溯，官僚——总的来说，官员——的缺席就越典型。由于官僚制具有遵守规则、长于手段—目的的计算以及就事论事占优势的“理性”性质，它的兴起和扩张便产生了仍待讨论的特定意义上的“革命性”结果，一如理性主义全面推进的情形。相应的，官僚制的挺进也摧毁了并不具备这里所指的理性意义上的支配结构。因此我们要问的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结构呢？

注　释

除非另有说明，本章注释与修订均为Roth与Wittich所作。

1　巴登大公国是德意志帝国的自由主义中流砥柱。1900年之后，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开始合作。民族自由党、进步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大联合”是为了直接对抗强大的天主教中央党和保守的新教集团，试图获得对立法机构的控制权。由于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新教牧师都是公务员，所以他们反对有可能改变他们地位的一切。

2　理查德·施密特（Richard Schmidt）曾是韦伯在弗赖堡大学的同事（生于1862年），对审判程序的发展有广泛研究，对司法裁决的“可计算性”问题非常用心。该词用于他的“Die deutsche Zivilprozessreform und ihr Verhältnis zu den ausländischen Gesetzgebungen”一文中，见Zeitschrift für Politik，I（1908），266；另见他的Allgemeine Staatslehre（3 vols.；Leipzig 1901—1903）。

3　Albrecht Mendelssohn-Bartholdy，Das Imperium des Richters，Strassburg 1908.（W）

4　行政司法官向（业余）法官发出的审判指令，允许不按民法（ius）规定，而是按照诉讼请求中陈述的案情事实进行诉讼。这样的案情只有根据行政司法官所赞同的程式提交法庭裁判，因此，他就发挥了一种多少类似于英国衡平法院所发挥的那种革新作用。定了型的程式则由司法行政官的敕令予以公布。参阅Gerhard Dulckeit，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2d. ed.，Munich 1957），144。

5　德文为Kautelar-Jurisprudenz。该词在德语中一般用来指称罗马世俗法学的初期阶段，这时的法学主要是用于契约（cautiones）的起草和契约条款（cautelae）的表述。参阅第八章，（四），三，以及“法律社会学”其他各处；Dulckeit，op. cit.，164f。

6　指大法学家们对法律的解释，这些解释对法官具有约束力，古典罗马法的大部分内容事实上都是产生于此。

7　总理比洛的自由党—保守党联盟在1909年瓦解之后（参阅第二部分，第二章，注7），汉萨同盟于次年建立，这是所有产业会社力量——从大企业到劳工——重整旗鼓反对易北河东岸贵族阶层的中心，后者在帝国议会中的保守派代表拒绝为了军备目的开征遗产税。表明了德意志帝国政治组合走向僵化的是这一事实：劳工组织拒绝加入这个联合体，更多的大企业在一年之内就抛弃了它，宁愿保持与大农业利益集团的旧时联盟。这个联合体的主导人物是古斯塔夫·斯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后来曾任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6年。参阅J. Riesser，Der Hansabund（Jena：Diederichs，1912）。

8　这里所指的包括罗伯特·米凯尔斯（Robert Michels），1906年11月韦伯曾给他致信说：

“在经济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性，这对一个阶级的权力地位和权力机遇来说可谓无关紧要，绝对无关紧要。在一个‘公民’并不工作的时代，奴隶之必需乃十倍于——不，是千倍于——今天的无产阶级。结果如何呢？中世纪的农民、美国南方的黑人，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这个说法包含着一种危险的幻觉……。政治民主化是唯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望实现的事情，而且可能是个很好的成就。我不能阻止你相信的更多，但是我不会让自己那样做。”引自Wolfgang Mommsen，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 1890—1920（Tübingen：Mohr，1959），97 and 121。

9　Katholikentag：1858年开始定期举行的年度会议，在一个中央委员会领导下讨论教会、政治及社会福利问题，并在主要是新教徒构成的公众面前代表德国天主教。纳粹统治期间遭到废止，1950年以来每年举行两次代表会议。

10　德文为Enqueterecht。韦伯认为这种议会调查权具有重大意义，而帝国议会根本就没有这种权利。参阅附录二，（三）。

11　见Anatole Leroy-Beaulieu，The Empire of the Tsars and the Russians（New York：Putnam，1894），vol. II，pp. 69—86。韦伯显然是用的L. Pezold的德文译本（3 vols.，1884—1890）。

12　韦伯这里说的是君主立宪制，即俾斯麦给予德意志帝国的那种治理形式：首相对国王而不是对议会负责，军队也被置于国王控制之下。实际上，这种安排首先是赋予了俾斯麦，然后又给予了普鲁士和帝国官僚非同寻常的权力以应对君主和议会。韦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撰写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文章抨击这种制度，见附录二，“德国重建后的议会与政府”。一位历史学家以最接近韦伯的社会学（但不是政治学）方法对君主立宪制进行了出色的比较分析，见Otto Hintze，“Das monarchische Prinzip und die konstitutionelle Verfassung”，载Preussische Jahrbücher，vol. 144，1911，381—412；reprinted in Hintze’s collected writings，ed. by Gerhard Oestreich：Staat und Verfassung（Gottingen：V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62），359—89。

13　这一段是在旧手稿上添加的，但是并不清楚韦伯实际上做了多少更动。韦伯写的这一段不仅是在威廉二世垮台和君主官僚制崩溃之后，而且是在他1917年借《法兰克福报》对他们发出了抨击（见附录二）之后。因此，尽管韦伯是根据本章早先的内容撰写了“德国重建后的议会与政府”，但他似乎也在本节中利用了那篇文章。

韦伯提到1076年，是在比较威廉二世的垮台与亨利四世因被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判处绝罚而遭绝大多数大贵族抛弃；亨利四世到卡诺萨戏剧性地向教皇表示屈服，由此挽救了自己的政治命运并开始了格列高利七世的衰落，这个事件乃是教权与王权冲突的高潮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欧洲历史的进程，因为它与理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有着最终的因果关系（见第十五章韦伯对政教合一与僧侣政治的分析）。韦伯的比较也可以放在俾斯麦与天主教会的冲突达到高潮时发出名言“我们不去卡诺萨”（1872）这一背景中来理解。但几年以后，俾斯麦还是去了，1919年，韦伯则随同德国议和代表团去了另一个卡诺萨：凡尔赛。

14　1899年德意志帝国议会讨论有关建设米特兰运河（Mittelland Kanal）的法案时，保守的容克党坚决反对这项工程。议会党团中的保守派成员有不少容克官员，皇帝命令他们投赞成票，但他们毅然表示拒绝。这些拒不从命的官员遂被称为Kanalrebellen（反运河派）并被临时停职。参阅Chancellor Bülow’s Denkwürdigkeiten（Berlin 1930），vol. I，pp. 293f.；H. Horn，“Der Kampf um die Mittelland-Kanal Vorlage aus dem Jahre 1899”，载K. E. Born（ed.），Moderne 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Cologne 1966）。（G/M）

(1)　德文，办公处所。

(2)　conglomerate，由一家公司吞并与其业务活动互不相关的另外几家公司形成的多种经营公司，是20世纪产生的现象，“二战”后曾在欧美大量涌现。

(3)　Court of Star Chamber，星室系威斯敏斯特宫之一室，1487年枢密院在此设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专事处理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后演变为星室法院，审理普通法法院无法公正处理的刑事及民事案件，到亨利八世统治时期颇得声望。由于得到国王特权的支持，而且不受普通法的约束，它的诉讼程序被大为简化，无论起诉还是定罪都不依靠陪审团，缺少普通法诉讼程序中为臣民的自由权利提供的保障方法。后来，其管辖权的大部分逐步由普通法法院接替，仅保留了刑事管辖权，实际上成了一个“刑事衡平”法院，处理暴乱、唆讼、欺诈、伪证以及特别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轻罪，到查理一世时期还被用来推行不得人心的政治与宗教政策，遂成为压迫议会和清教徒的象征，常对被告处以巨额罚金、监禁、枷刑、鞭笞和断肢，但从不施用死刑。由于其残酷性和非法扩张权力，该法院终于遭到各阶层普遍反对，1641年被长期国会废除。

(4)　两词均为“总督”，前者一般指古波斯帝国各省的总督，后者泛指代表国王行使权力的总督。

(5)　Justus von Liebig（1803—1873），德国化学家，对有机化学早期的系统分类，对化学应用于生物学（生物化学），对化学教育及农业化学的基本原理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吉森建立的第一个实验室迅速闻名于世，学生来自全欧，其中许多人成为新一代著名化学家。该实验室的化学教育方式对于19世纪后期德国化学的巨大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6)　泛指组织起来促进一种特殊利益或事业的任何政治团体或会议，该词18世纪初叶最早出现于波士顿，当时作为一个政治俱乐部的名称，在那里讨论公共事务，筹备地方选举，挑选候选官员。其后直至今天，该词在美国较狭义地指称党派领袖或责任选举人的会议。在英国，这个术语在1878年首次使用，当时，张伯伦和施奈霍斯特以严格的纪律组织了伯明翰自由党联盟，其特殊用意在于操纵选举和控制选举人。这种类型的组织遂成为全国其他自由党联盟的典范。由于它被设想为模仿美国的政治“机器”，迪斯累里称它为政党地区会议，从此开始使用这一名称。该词在英国不是指美国的那种会议，而是指具有严格纪律的政党组织制度，也常被某一政党成员用来诋毁其反对派控制的组织。

(7)　1722年，彼得大帝颁布《官阶表》修改了贵族的地位，取消国家机构中按照门第升擢的旧规，代之以按照官员实际表现提升的新制度，无论陆军、海军还是文职，所有官员均划分为14级，14级最低，1级最高，并允许世袭贵族可得8级官爵。工厂主及其他人等升至相应的官阶即可成为贵族，从而结束了大贵族占优势地位的局面。

(8)　依次为法国的行政法院，英国的枢密院，普鲁士的总务署、内阁，土耳其等东方国家或奥斯曼帝国的枢密院，中国晚清的总理衙门、外务部。

(9)　decuriones，罗马的地方城市参事会成员，相当于罗马城里的元老院元老。scabini，日耳曼历史上平民大会司法过程中推举产生的审判主持人。

第十二章　家长制与家产制¹

一、家长制支配的性质与起源

在前官僚制的支配类型中，最为重要的显然就是家长制支配。从根本上说，它的基础不是官员服务于非人格的目标，也不是服从于抽象的规范，而是严格的个人忠诚。家长制支配的根源产生于主宰者对其家族的权威。这种个人权威和非人格取向的官僚制支配，有着同样的稳定性及“日常性质”。此外，两者都能在服从者对规范的服从中得到内在的支持。但在官僚制支配下，这些规范是诉诸抽象合法性的意识并以技术素养为先决条件而理性确立的；在家长制支配下，规范则是来自传统：相信自古就已存在的传统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

规范在这两种支配形式下的意义是根本不同的。在官僚制支配下，制定的规范承认当权者拥有颁布特定裁决的正当性权威。在家长制支配下，主宰者发布的命令的正当性是在个人的服从中得到保障的，而且只有一个事实以及这种控制权的限度是产生于“规范”，但这些规范并非制定的，而是由传统认可的规范。这个事实就是，实际上成为统治者的那位具体主宰者，在服从者心目中始终就是最高统治者。在不受传统或竞争性权力约束的范围内，主宰者可以随心所欲、毫无节制地运用他的权力，尤其是可以不受规则约束。相比之下，官僚制官员基本上只能在规则所承认的，他的特定“权限”允许的范围内发布命令。官僚制权力的客观依据是它以专门的职业知识为基础的、在技术上的不可或缺性。家族内部的权威则是建立在被认为是天然的个人关系基础上的权威。这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植根于孝道之中，植根于家族的依附者长期亲密的共同生活之中，而这种生活会产生一个外在与内在的“命运共同体”。女人的依附是因为男人通常都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占有优势，孩子的依附是因为他们客观上不能自立，成年人的依附是因为习惯、教育的长期影响，牢固扎根于青少年时期以来的记忆影响，仆佣的依附是因为从孩童时候生活现实就教给他知道在主宰者的权力范围之外他将得不到保护，因而必须服从主宰者以得到保护。父母的权力和子女的孝道主要不是以实际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无论这种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多么正常。毋宁说，原始的家长制坚持把家族权威看作对财产的处置权，即使在后来有了生育和出身密切相关这一（绝非原始的）认识之后也仍然如此。服从一个主宰者权威的所有女人的孩子都会被认为是“他的”孩子——如果他愿意的话，一如他的牲畜的后代就是他的财产一样；不管那女人是妻子还是奴隶，也无论他是不是孩子的生身之父。除了出租（达成要式买卖）和抵押儿童妇女以外，买卖儿童至今也仍是一些发达文化中的常见现象。实际上，这种交易是在不同家族之间调整人力和劳力需求的原始形式。到后来的巴比伦时代，自由民还会签订在有限时间内自卖为奴的“劳动合同”。然而，购买儿童也会服务于其他的，尤其是宗教的目的，比如保证为死者献祭的连续性，这是“收养”的前身。

一旦蓄奴成为一种常规制度，家族就会进一步分化，血缘关系也就变得更实际：作为自由服从者的孩子（liberti）这时便与奴隶有了区别。当然，这种区别对于主宰者的酌处权并无太大的限制，因为让谁成为他的孩子都是他独自决定的。甚至在各个历史时代的罗马法中，主宰者可以在遗嘱中指定某个奴隶做他的继承人（liber et heres esto）却把自己的孩子出卖为奴。但除了这种可能性之外，奴隶还是不同于主宰者的孩子，因为奴隶不可能变成家长。不过在绝大多数时候，主宰者的这种处置权都会遭到否定，至少也会加以掩饰。此外，凡是由于宗教或政治原因——后者最初乃是出于军事考虑——而对主宰者的处置权加以限制的地方，主要或者完全都是为孩子着想；当然，这些限制都是经过长期发展之后才牢固确立下来的。

在穆罕默德之前的阿拉伯世界，以及根据古希腊各个历史时代的某些法律术语，总的来说根据那些最悠久的家长制法律体系，无论在何地，休戚与共的客观基础都是长期共享住所、食物、水源和日常用具。家族权威是给予一个女人，给予长子还是（像俄国的大家庭那样可能）给予经济上最胜任者，都要依赖于非常不同的安排并决定于形形色色的经济、政治和宗教条件。同样，家长制权力是否受到了他治法律的限制，假如是的话又是以什么形式受到限制的，或者它是否像在罗马和中国那样原则上不受任何限制，也都要取决于上述各种因素。如果存在这种他治的屏障，它们就会像今天的规则那样具有刑法与民法的约束力，或者像在古罗马那样单纯具有神圣律法的约束力，或者像任何地方最早都会出现的那种情况，仅仅是一种习俗的约束力。任意违背习俗将会招致服从者的不满与社会非难。这也是一种有效的保护，因为，这种支配结构中的一切，最终都要决定于传统的力量，就是说，人们相信，历来如此的（des“ewig Gestrigen”⁽¹⁾）都是不可侵犯的。《塔木德》的箴言“人决不应改变习俗”之所以在实践中获得了重大意义，并不只是因为习俗有着植根于牢固态度中的内在力量，最初还因为人们担心那些捉摸不定的神秘灾难会降临到冒犯了神灵利益的革新者与赞同者群体的头上。随着神明观念的发展，这种信仰被代之以另一种信仰：诸神会把传统设定为规范，并像神圣之物那样给予保护。

这时的家长制权威就有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对传统的虔敬，一是对主宰者的虔敬。前者的力量也会约束到主宰者，因而有利于尚无形式权利的服从者，比如受传统约束的东方家长制统治下的奴隶，就比迦太基人—罗马人种植园里的奴隶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后者都是毫无限制的理性剥削的对象。

二、显贵支配与纯粹的家长制

家长制支配并不是唯一依赖传统神圣性的权威。还有一种，即显贵支配，也是通常的传统式权威的重要形式，对此我们已经偶有论及，而且还会再次进行讨论。只要一个群体中的社会荣誉（“声望”）成为支配的基础，就会存在这种权威——但绝不是任何社会荣誉都能成为它的基础。显贵支配不同于家长制支配，因为它缺少一种特定的个人忠诚——孝道与臣仆的虔敬，这是一种由家族或者由采邑群体、“仆从”（leibherrlich）群体或家产制群体的成员身份激发出来的忠诚。显贵的特殊权威，特别是在邻里之间由于财产、受教育程度或者生活方式而出人头地者的权威，则是来自“荣誉”。尽管两者的界线并不严格，但是仍应做出类型学的区分。显贵权威本身在基础、品质和影响方面彼此差别甚大。我们将在更适当的场合［见下文，十六、十七］进行讨论。现在我们关心的是由传统赋予了神圣性，在形式上最一以贯之的那种权威——家长制支配。

家长制支配的纯粹形式并没有法律界线。它在旧的主宰者死亡或退位后被转移给新的主宰者时也无需资格要求。新的主宰者也会获得对前任的女人——甚至有可能是他父亲的女人——的性处置权。有时还会出现多人共同掌握家长权力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家长权力有时会被分解，比如在通常的上位权威之侧还会出现某个主妇的独立权威——这与最古老的典型的劳动分工，即性别之间的分工有关。美洲印第安人酋长当中就有一些女性首领，在有的地方则是副首领，比如Mwata Yamvo王国的lukokesha⁽²⁾，她们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使着独立的权威，而她们的存在一般都是为了承担女人最古老的基本经济力量的功能，即通过农耕持续供应食物和从事食品加工；或者是因为所有能够当兵的男子都已完全与家庭分离，在某些军事组织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前面讨论家族时我们已经谈到了以下几点：它最初的性与经济共同体性质会越来越淡；内部的闭合性会越来越稳定，并从具有资本主义市场取向的家族中产生出理性的“经营”，核算及定期分红的原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妇女、儿童及奴隶将会获得自己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根据定义，这些发展最终会对不受约束的家长制权力形成许多限制。作为资本主义经营的直接对立面，我们看到了家族分化的共同体形式：oikos（大庄园）。下面的目的就是考察这种以大庄园为基础、因而也就是以分化了的家长制权力为基础得到发展的支配形式：家产制支配。

三、家产制支配

当领主在他占有的大片土地上把依附者（包括被认为是家庭成员的年轻人）固定安置于小块土地，让其拥有自己的房舍与家庭并供给他们牲畜（因而就是peculium）和用具时，这在最初还只是家族的权力下放。但是，一个大庄园的这种简单发展，却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成熟的家长制权力的萎缩。由于最初并不存在主宰者与依附者之间通过有约束力的契约形成的组合体——即使在今天的所有文明国家里也仍不可能通过契约去修改父权的法律内涵——，那么主宰者与服从者的心理和形式关系，也就只有按照主宰者的利益和对权力的分配加以调整了。

这种依附关系本身会继续以忠诚和孝道为基础。然而，这种关系尽管最初仍会继续表现为一种单方面的支配，但总是会发展出臣民对双向依存关系的要求，而这样的要求“自然”会作为习俗获得社会承认。有形的鞭子能够保证暂住工房里的奴隶卖力干活，工资这条鞭子以及失业的威胁能够保证“自由”劳工努力工作；有销路的奴隶肯定很容易替换下来拿去赢利，只要还有人乐于劳动，更换“自由”劳工也无需什么成本；而分散了家族权力的主宰者在很大程度上却要依赖臣民的服从，并要始终依赖他们交纳实物租金的能力。因此，主宰者也“理应给予”臣民，这不是依照法律，而是根据习俗或者他的自身利益给予：首先是在必要时提供外部的保护与帮助，然后是给予“仁慈”的待遇，特别是“按照惯例”约束经济上的剥削。如果不是为了追求金钱的获取，而是利用主宰者的自有资源满足他的需求，在这样的支配形式下，剥削就可以减轻而又无损于他的利益；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他的需求与臣民的需求只有量的差别，假如需求不存在——原则上说是无限制的——质的扩张的话。实际上，这种约束明确地有利于主宰者，因为不仅他的安全，还有他的生计都要依赖于臣民的基本态度和精神面貌。

习俗会要求臣民以所有可能的手段支持主宰者。在非常情况下，这种义务在经济上是无限的，比如帮助主宰者摆脱债务、为他的女儿提供嫁妆或者把他从囚禁中赎出来。臣民在决斗或战争中效劳的个人义务也是无限的；他会充当侍从、御者、兵器挑夫、随军杂役，比如中世纪骑士军队中的情况，或者充当由主宰者提供全部装备的私人武士。罗马的被庇护人——他们拥有可被随时收回，其功能大概类似于服务封地的precarium——显然也提供最后这种服务。早在历次内战时期的科洛尼，当然还有中世纪采邑领主的家臣和修道院的跟班，都是如此。法老、东方的帝王和大领主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家产制方式从科洛尼中征募兵员，并由主宰者家族提供装备和给养。有时——特别是在海军那里——我们还会看到从奴隶中征兵；在古代东方，他们都会带有领主的所有权标志。在其他方面，家臣还要提供义务劳动（Fronden）和服务、纪念性礼物、固定或浮动的税赋，形式上是根据主宰者的需要和酌情决定，但事实上是根据公认的习俗。当然，主宰者始终可以随意剥夺他的所有权，而且习俗本来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主宰者可以随意处置家臣死后留下的人和物。因此，家产制支配乃是一种特殊的家长制支配——由于给家子或者其他依附者分配土地，有时还分配用具而分散了家族内部的权威。

把家产制关系和对主宰者酌处权的事实限制加以定型的首要因素，是单纯的习惯（mere habituation）。由此便发展出了传统的力量的神圣化。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合习惯的一切都会遭到纯粹事实上的强烈抵制，除此以外，主宰者引入的革新也会受到制约，因为他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发出非难，他自己也会担心受到宗教力量的制裁——这种力量无论在哪里都会保护传统和依附性关系。而且，能够严重影响主宰者的还有一种深刻的忧虑：毫无道理且“不公正”地干预权利和义务的传统分配，将会导致传统忠诚关系的动摇，而任何这样的动摇都可能严重损害他自身的利益，特别是他的经济利益。还有，主宰者对个体依附者拥有无限权力，但在面对群体时就无能为力了。因此，几乎到处都曾出现过一种在法律上看并不稳定，但事实上却非常稳定的秩序，它缩小了主宰者酌处权的范围，有利于传统发挥效力。主宰者可能会希望使这种传统秩序形成采邑和服务的规章制度，就像现代工厂规章的那种方式，但差异在于，后者是出于理性目的而理性建构的，前者却是依赖于传统而不是依赖于未来的目的获得强制性权力的。显然，主宰者颁布的规章不会让他承担法定义务。但是，假如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财产已经分配给了依附者或散布在各地，或者需要全力以赴应对持续的政治或军事事态，由此他要大大依赖能够使他获得收入的那些人的善意，那么这时就会出现休戚与共的法则，从而使主宰者事实上受到他所颁布的规章的强有力约束。因为，任何这种秩序都会把一个纯粹的利益集团变成一个特权群体（Rechtsgenossen）——不管它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特权群体，成员会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利益的共性，因而会越来越具备照料这些利益的倾向和能力；最终，臣民会作为一个封闭的单元与主宰者对抗——开始还只是偶尔为之，后来则会成为常态。这正是在帝国范围内——尤其是哈德良时代——颁布的那些leges⁽³⁾（条例，而不是法律）带来的结果，正如中世纪采邑法（Hofrechte）带来的结果一样。如果持续不断地发展下去，采邑依附者也参与其中的采邑法庭所本的习俗志（customal⁽⁴⁾），就会成为对法律秩序进行权威解释的源头。这样便出现了“宪法”的特征，只不过现代宪法的存在是为了持续性的立法和在官僚［与立法机构］之间分配权力，这与理性调整社会关系有关，而习俗志则是为了解释传统。这项发展很少能达到它的逻辑结局，但它却导致了一个结果，即严重瓦解了纯粹的家长制统治，而且在传统对家产制关系加以定型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一个受到传统有力束缚的支配结构出现了，这就是采邑（seig neurie），它把领主和依附者紧紧拴在了一起，而这种关系不可能被单方面解除。这种制度极端重要，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我们这里不可能讨论它的多样性。

四、家产制国家

作为政治结构的基础，家产制的条件曾经有过极不寻常的影响。我们将会看到，古埃及差不多就像法老的家产制统治下单独一个巨大的大庄园。埃及人的行政始终保留着大庄园经济的特性，而罗马人基本上是把国家看作一个巨大的帝国领地。印加人的国家，尤其是巴拉圭的耶稣会国家，都是建立在强迫劳动（fronhofartige Gebilde）基础上的。事实上，一个君主的政治王国不仅包括他的采邑，而且包括政治附属地；然而，东方的苏丹、中世纪的君主以及远东的统治者，他们的实际政治权力都是以这些巨大的家产制领地为中心的，他们的政治王国总起来看几乎等于是一个巨大的君主采邑。

关于这些领地的行政问题，卡洛林时代的规章制度以及现在所能见到的罗马帝国领地的条例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近东以及希腊化时代的国家都包括了这样一些广大地区：那里的居民都是君主的采邑依附者与人身依附者，那些地区都是由君主的家族按照采邑方式进行管理的。

如果君主并非便宜行事，亦非通过有形的强制，而是像行使家长制权力那样针对超出家产制领地的地区和政治臣民去组织他的政治权力，我们就应当称之为家产制国家。直到现代之初，甚至在这之后，所有大陆性的大帝国，多数都还保留着相当突出的家产制性质。

家产制行政最初都是为了满足主宰者纯粹个人的，主要是私人家族的需要。一种“政治”支配的确立，即一个主宰者对于尚未服从他的家长制权力的其他主宰者实现了支配，就意味着把那些仅仅在程度和内容上，而不是结构上不同的权威关系纳入了从属范围。政治权力的实质取决于极为多样的条件。我们这里需要考察的是两种特殊的政治权力：军事与司法权威。这是主宰者家产制权力的组成部分，是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行使的权力。相比之下，族长对于并非他的家族成员者行使的司法“权力”，仅仅给了他一种任何农民共同体时代都有的那种仲裁人的地位。缺乏能够实施物理强制的专制权威，这是“纯”政治支配与家族内部权威之间最为突出的差别。不过，随着权力的不断增大，司法权威的拥有者往往能够通过抢占Banngewalten⁽⁵⁾以巩固他的地位，直到它实际上成了这位家长的基本不受限制的司法权力。针对并非家族依附者的人们或者针对——氏族仇杀时的——氏族成员行使的特殊军事权威，在早期历史上就已经很常见了，但只是表现为监视或抗御突然袭击时的临时组合，后来则通常表现为服从一个脱颖而出或专门选举的领袖；我们后面将会论及他的权威的结构。然而，一个政治上的家产制统治者的军事权威如果持之有恒的话，最终就会成为一种针对政治臣民的征兵权，它只是在程度上有别于要求家产制臣民履行兵役义务的权威。

在家产制国家，臣民最基本的义务就是为统治者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一如家产制家族的情况那样，其间的差异同样只是程度上的。这种供给最初是采取纪念性礼物或在特殊情况下提供资助的形式，这符合间歇性政治行动的精神。但是，随着政治权威不断增强的连续性和理性化，这种义务变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类似于家产制义务，以致到了中世纪，往往已很难辨认哪些义务是政治权力创设，哪些义务是家产制权力创设的。在整个古代时期，在亚洲，在中世纪那些依赖自然经济的大规模国家中，统治者都是典型地以如下方式获得供给的：它所需要的粮食、布匹、甲胄及其他用品由王国各地以实物形式分摊，宫廷所需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由驻地臣民随时供应。一种依赖实物支付和交割的共同体经济（Gemeinwirtschaft），是满足家产制政治结构需求的基本形式。然而，这里有着经济上的变异：波斯王室成了国王所驻城市的沉重负担，而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希腊化地区的王室却是所在城市的一个收入来源。随着贸易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家产制统治者可能会不再通过他的大庄园，而是通过盈利取向的垄断来满足经济需求。埃及就大范围地出现了这种情况，甚至在自然经济的早期阶段，法老就为了自身利益而从事贸易；在托勒密时期，尤其是在罗马人统治下，名目繁多的专卖权和不计其数的税收种类取代了旧时的公益性派捐方法。因为，在财政理性化的过程中，家产制会不知不觉地转向一种理性的官僚制行政，这就要借助于系统的税收。“自由”的旧标志是自愿为统治者提供物质支持，不存在任何交纳固定贡赋的家产制义务，而一个强有力的领主则会通过公益性派捐或税收手段迫使臣民——哪怕是“自由”臣民——负担世仇争端的费用和相称的管理费用。两种臣民之间的唯一区别通常就在于，这些贡赋的定义更受限制并为“自由”臣民——这意味着是纯粹的政治臣民——提供一定的法律保障。

五、权力之源：家产制与非家产制军队

君主从政治臣民那里获得贡赋，有赖于他对他们行使的权力，因而也依赖于他的声望和他的机构的效率。然而，贡赋在很大程度上始终是由传统划定界线的。君主只是在很有利的条件下才可能敢于要求不合惯例的新贡赋——特别是他得到了军队支持，而军队可以听任他驱使又不必顾及臣民善意的时候。

组成这些军队的可能是，1）家产制奴隶，以津贴为生的扈从，或者科洛尼。法老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古代时期（比如罗马贵族）以及中世纪（元老）非官职领主，都使用他们的扈从作为私人军队；在东方，烙有领主财产标志的农奴也被派作这种用途。不过，至少农业科洛尼并不适于作为可持续利用的力量，因为他们必须保证自身及领主的供给，因而一般是不可或缺的；此外，超越传统限度过度索取，还有可能动摇他们完全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忠诚。因此，家产制君主通常都是把他统治政治臣民的权力建立在为此目的而专门招募的军队基础上，而这种军队的利益和他自身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军事力量可能由2）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奴隶组成。以部落为单位组织起来的阿拉伯神权统治的军队——它们“热衷于掠夺”的宗教狂热一直是大规模征服的支撑力量——于833年彻底瓦解，在这之后，哈里发帝国及其分裂后的绝大多数东方地区，若干世纪中实际上都是用买来的奴隶组建军队。阿拔斯家族购买土耳其奴隶加以军事训练，他们是外来部落成员，显然完全处于统治者支配之下，因此王朝可以不再指望本国军队及其平时松懈的纪律，而是创建了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汉志⁽⁶⁾的各大家族，特别是彼此争夺麦加控制权的各个家族，它们从何时开始购买黑奴组建军队已不可考，不过看上去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黑人士兵既不同于雇佣兵，也不同于志愿兵，他们实际上是作为主宰者及其家庭的私家军队在麦加服务于特定的目的，那些不时扮演禁卫军角色的其他军事群体则会改换主宰者并在觊觎王位者之间进行选择。黑人军队的数量要看相互竞争的家庭的收入状况，而收入要直接依赖于它们地产的规模，同时也间接依赖于盘剥朝圣者时所占的份额——这是由驻在麦加的各个家庭垄断分摊的一个收入来源。阿拔斯王朝使用土耳其奴隶和埃及使用买来的奴隶马穆鲁克，结果是大不相同的。后者的军官成功获得了对于名义统治者的控制权，特别是在埃及，尽管从官方角度来看他们一直都是奴隶军队并以家产制方式和购买方式补充兵员，但他们实际上并最终在法律上成了食禄者，最后则是得到了整个国家以代替他们的报酬，开始是抵押权人，然后成了所有权人；他们的统帅（emirs）控制了全部行政，直到［1811年］穆罕默德·阿里血洗马穆鲁克，他们才被彻底消灭。这种奴隶军队的前提是统治者开始购买时拥有大量流动资本，而且它的善意要取决于支付给它的报酬，因而也就取决于统治者的货币收入。然而，当塞尔柱人⁽⁷⁾的军队和马穆鲁克分得了地产税和臣民的时候，经济的封建化也得到了促进，最终土地被转移到他们手中作为因服役而拥有的财产，于是他们成了地主。纳税人口的纳税能力被抵押给了这种军队，他们面对军队的专横霸道在法律上极不安全，这可能阻碍了商业的发展，进而阻碍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实际上，自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以降，东方的市场经济也确实衰落或停滞了。

3）在14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基本上仅仅依靠从安纳托利亚人那里征兵获得支持，由于征来的兵员以及统治者的土库曼雇佣兵的纪律不足以应付对欧洲大征服的需要，1330年第一次开始使用著名的童子军（devshirme），从被征服的异族部落或异教徒（保加利亚人、贝都因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中征募儿童以新建职业化的禁卫军（yenicheri，意思是“新军”）。这些孩子的年龄为10到15岁，每5年征募一次，最初是1000人，后来不断扩大，最终他们的定员达到了13.5万人。孩子们要接受5年的宗教灌输教育（并非直接强迫他们信奉伊斯兰教），然后被编入军队。按照最初的规定，他们被要求立誓不婚，在比克特西教团⁽⁸⁾庇护下过着军营里的禁欲主义生活，教团的创立者是他们的庇护圣徒，他们被禁止参与商业活动，仅仅服从自己军官的管辖权并享有其他一些重要特权，军官可以按照资历晋升，有老年抚恤金，战时还有每日津贴，因为他们必须自备武器。他们在和平时期则依靠某些共同支配的收入。广泛的特权使他们的地位令人艳羡，土耳其人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获准参加。另一方面，禁卫军则试图由自己的家庭垄断这些位置。总起来说，开始仅限于禁卫军的亲戚能够获准加入，后来是他们的孩子，但童子军到17世纪末实际上停止了征募，1703年发布了最后一道征兵令，但没有执行。从征服君士坦丁堡到围困维也纳，禁卫军一直是在欧洲进行大扩张的最重要力量，但他们也是最喜欢滥用暴力的军队，甚至经常危及苏丹自身，到1825年，根据伊斯兰舍赫的裁决（fetwa）⁽⁹⁾，信徒应当接受军事训练，由此征募了一支伊斯兰军队，叛乱的禁卫军在［1826年的］大血洗中被彻底消灭。

4）利用雇佣兵。使用这样的军队未必依赖于货币报酬。在古代早期，我们可以看到主要以实物形式支付报酬的雇佣兵。不过以贵金属支付的报酬始终有着真正的吸引力。因此，君主不得不为了雇佣军而设法筹措货币收入，一如为了供得起奴隶军队而不得不筹措金银财宝。他会通过贸易或生产销售以增加收入，或者依靠雇佣兵向臣民征收货币贡赋以支付他们的报酬。对于这两种情况，特别是对于后一种情况来说，货币经济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在东方国家以及在现代之初的西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典型现象：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以雇佣军为后盾的暴君实现军事君主制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在东方，军事君主制一直就是典型的国家支配形式；在西方，意大利诸城市的执政官（signori）犹如古代僭主，很大程度上也像“合法”君主一样是以雇佣军作为权力基础的。很自然，只要受雇的士兵们完全是外族成员（stammfremd），既不可能寻求也不可能发现与当地臣民的联系纽带，他们就只能与君主的支配保持最紧密的休戚与共利益关系。实际上，家产制统治者一般都宁愿招募外族人作为保镖，从大卫王的克里特人和非利士人直到波旁王朝的瑞士人就是例证。几乎任何极端的“暴政”都有这样的基础。

5）家产制统治者也可能依靠被授予小块土地的人，比如采邑农民，但他们不是从事经济服务，只需提供军役，而且享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特权。古代东方国王的军队有一部分就是以这种方式招募的，尤其是埃及的所谓“武士阶层”、美索不达米亚的封地武士、希腊化地区的cleruch⁽¹⁰⁾，以及比较晚近的哥萨克军队。这种建立私人军事力量的手段，当然也会被那些并非君主的家产制统治者所用，后面讨论封建制度的“平民”变体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第十三章，（一）］。如果这些军队都是来自外族部落，因而与统治者的支配息息相关，他们也会变得特别可靠。职是之故，土地便常常被授予外族人。然而，外族人的身份绝不是一个必需的前提。

因为，6）统治者与他的职业武士［即他的“士兵”（soldier，字面意思是“雇来的兵”）］之间发展出来的那种利益上休戚与共的关系，即使没有部族的异质性，也总会变得足够牢固，而且可以通过挑选成员的模式——比如奥斯曼的亲兵——或者授予他们相对于臣民而言的法定特权地位使之变得更加牢固。只要统治者不是从外族人或贱民种姓，而是从臣民当中招募兵员，亦即通过强制征兵组建军队，他就要遵守已经非常普遍确定下来的社会准则。那些掌握着社会与经济权力的阶层几乎总是能够免于到“常备军”服役，或者能够得到花钱免服兵役的良机。这样，家产制统治者一般都会以无财产或至少无特权的大众——尤其是农村大众——为基础建立他的军事力量，由此即可解除谋求支配的潜在竞争者的武装。相比之下，任何显贵统治的军队，无论是城市共和国的民军还是部落自由民联合体的军队，一般都把服役的义务和荣誉作为支配者阶层的特权。经济环境和军事技术的相对发展，则推动了从负面特权，尤其是从并不享受经济特权的等级当中挑选兵员：一方面，是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越来越突出，因为经济获利活动日益密集和理性化；另一方面，军事活动成了一种常规“职业”，因为军事素养越来越重要。在某些经济与社会先决条件下，这两种现象都会促进被训练成武士的显贵身份群体的发展。斯巴达的重甲步兵与中世纪的封建军队都是这样的范例。两者的基础都是农民在经济上的不可或缺性以及适应于支配者阶层军事素养的军事技术。但是，家产制君主的军队乃是以如下事实为基础的：有产阶层也是，或者正在变得在经济上不可或缺，比如古代与中世纪城市的商业及手工业资产阶级；这一事实加上军事技术和统治者对常备军的政治需求，便需要强制征召“士兵”长期服役，而不只是偶尔参加战斗。因此，家产制和军事统治的发展不光是领土扩张以及随之需要永久保护疆界的结果（比如罗马帝国的情况），而且往往还是经济变迁的结果：经济的日益理性化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职业专门化，还有“军人”与“平民”臣民的分化，出现这种情况的既有古代晚期的，也有现代的家产制国家。家产制统治者通过把常备军中的主要位置专门保留给经济与社会特权阶层，照例会把他们吸引到他这一边，而这种军队可以组织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永久性单元；今天，这些职位也提供了一种以官僚制官员的方式享有社会与经济机会的专门“职业”，武士们不是成为显贵，而是踏入了职业军官生涯并享有身份特权。

最后，王室军队发展为“家产制”军队，成为君主的纯私人军队，因而也可以用来对付他的政治臣民（Stammesgenossen），还有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条件：由统治者的仓廪和岁入装备军队并提供给养。这方面的条件越充分，军队就越是能够无条件地操之于统治者手中，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统治者，如果不彻底依赖于他和他的非军事官员，军队就会丧失行动能力；当然，在这种纯家产制军队和基于自我装备、自我供给的军事组织之间，还存在过许多中间形式。例如，我们将会看到，土地的授予构成了一种转移形式，就是说，把装备和给养的负担从领主那里转移给士兵本人，但在某些情况下这将导致前者控制权的严重削弱。

然而，无论何地，家产制君主的政治权威都极少完全建立在人们对他的家产制军事权力的畏惧基础上。只要真正出现了这种畏惧，那实际上就意味着统治者本人已经变得高度依赖于他的军队，一旦出现他死亡或战争失利等等事态，士兵们很容易就会作鸟兽散，或者拒绝执行命令，或者干脆改朝换代，或者只有许以恩惠或更高的报酬才能重新争取他们；当然，他们也有可能以同样的手段抛弃统治者，在罗马帝国，塞维鲁⁽¹¹⁾家族军国主义的后果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这在东方的苏丹制度下更是一种常例，结果则是家产制制度突如其来的崩溃和新制度同样突如其来的崛起，因而造成巨大的政治不稳定。近东是家产制军队的经典产地，也是“苏丹制”的经典产地，其统治者们的命运堪称极端的范例。

六、家产制支配与传统的正当性

不过一般来说，家产制的政治统治者都是通过一个共识性共同体与被统治者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共同体不必依赖他的独立的军事力量也能存在，它的根基在于这一信仰：统治者的权力是正当的，因为它们是传统的。因此，处在一位家产制君主就这个意义而言的正当统治下的那些人，应当被称为“政治臣民”。他们不同于司法与军事平民共同体（Ding- und Heergenossen）中的自由民，他们纳税和服役是由于政治目的；他们不同于家产制领主的私人扈从，因为他们享有流动的权利，至少原则上享有这种权利，就像那些仅仅在采邑听差但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家臣。此外，政治臣民不同于私人扈从之处还有，他应该负担的是传统的，因而是固定的劳役和税赋，就像采邑家臣一样。然而，他与两者不同的是，他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而且与自由的采邑家臣不同，他还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土地，因为现存的秩序毕竟对此还有限制；政治臣民可以根据习俗遗赠自己的财产，无需领主同意就可以结婚；在法律事务上，如果他不是通过决斗自己解决问题，他会求助于各种法庭而不是求助于采邑或宫廷官员。只要普遍适用的公共和平法令（Landfrieden）尚未禁止决斗，他是有权进行决斗的，因为原则上他有权，因而也有义务佩带武器。

但是，佩带武器也使政治臣民有义务奉君主之召从军服役。尽管最初是封建军队，后来是雇佣军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英国国王仍然迫使他们的政治臣民按照财产状况分不同级别承担了拥有自己的武器和自我装备的义务。到16世纪，造反的日耳曼农民按照传统拥有武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按理说，这种单纯由政治臣民组成的“民兵”，只能被用于政治目的，用于保卫国家（Landwehr），而不能用于家产制君主的各种仇杀。虽然君主的职业军队或家产制军队形式上是雇来的军队，但如果它实际上是从臣民当中招募的，那基本上也就等于是征召民兵了，而这样的民兵有时也会接近于职业军队。百年战争⁽¹²⁾的历次战役并非都是骑士之间的厮杀，英格兰的自耕农也发挥了突出作用，而且大量的家产制武装都介乎真正的家产制军队和征召的军队之间。征召的兵员越多，他们就越不是那种特指的家产制军队，君主在使用它们时受到的限制就越大，他对臣民行使的政治权力也就越是要符合传统，因为，一支征召的武装力量不可能无条件地支持他践踏传统。因此，从历史上看，英格兰的民兵并不是国王的家产制军队，它的基础是自由民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在反对斯图亚特家族征税权的大革命中，民兵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大革命的军事力量，因为斯图亚特家族违背了传统，而查理一世与节节获胜的议会进行谈判，最终就涉及对民兵的控制权——在这一点上，谈判是毫无希望的。

臣民因接受政治支配而承担的税赋和服务义务，总的来说都会由传统定出明确的量化界线，这些界线要比产生于采邑和人身依附关系的义务界线清晰得多，不仅如此，它们在法律上也不同于后者。例如在英格兰，是自由民而不是家臣的财产才被用于trinoda necessitas⁽¹³⁾：负责1）修筑城堡，2）修路筑桥，3）服兵役。在德国南方和西部，应当提供给有审判权的领主（Gerichtsherr）的服务，到18世纪还是与人身依附（Leibherrschaft）产生的义务相分离的；在人身依附转变为一种租金权利之后，前者便成了唯一保留下来的个人义务。因此，自由民的义务到处都是由传统加以约束的。违背传统或者凭借特别法令征收税赋，而臣民对此不管是否与统治者达成特殊协议都要服从，这种税赋往往都会因其名声（Ungeld或malatolta⁽¹⁴⁾）而始终表明来路不正。然而，家产制支配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倾向，即迫使家产制统治以外的政治臣民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权威，并把所有权力视同于主宰者家长权力和财产那样的个人财产。总的来说，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成功，要依赖于权力格局，尤其要依赖于——且不论他自己拥有的军事权力——某些宗教影响的模式与作用，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会谈到。埃及的新王国与托勒密帝国是这方面的边缘情况，在那里，王室科洛尼和自由土地所有者之间、王室领地和其他土地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七、以家产制方式满足公共需求。公益性派捐与集体责任。强制性联合体

以家产制方式满足公共需求，既有一些独特的特征，也有一些可见于其他支配形式的特征。在家产制国家，以公益性派捐方式满足统治者的政治与经济需求达到了最高度的发展。这种满足需求的模式有着不同的形式和结果。我们这里关心的是产生于公益性派捐方法的臣民组合体。对于统治者来说，公益性派捐方法意味着他可以通过他治的，往往也是他主的联合体确保它们应当承担的义务得到履行。正如亲属群体要对自己成员的犯罪行为负有责任一样，这些联合体也要对全体成员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例如在盎格鲁–撒克逊人当中，亲属群体实际上是统治者认为应当负有连带责任的最古老的单元。它们保证了自己成员对统治者的服从。同样，一个村庄的村民也会变得对个别村民的政治经济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我们早先已经看到，这一点导致了农民对村庄的世代依附；个人分享土地的权利因此会产生一种参与创造收益的义务，这有利于统治者得到应得的税赋。

最彻底的公益性派捐安排就是让其他的职业群体也能形成这种世代的依附：比如依法或由统治者强制建立的法人团体、行会以及其他职业群体对自己成员的特定服务或税赋承担连带责任。作为补偿，尤其是为了保持臣民的经济能力，统治者会按照惯例授予他们各自经济活动的垄断权，把他们个人及其继承人的人身与财产同联合体拴在一起。这种义务可能专门由各个有关行业承担，比如生产供应战争物资，但也可能包含其他义务，比如交纳军费或者税赋。有时还会看到这样的说法，即印度的种姓甚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源自公益性派捐，不过目前尚无足够的依据支持这种看法。中世纪早期的行会在多大程度上被利用来分摊军事、政治及其他负担，以及行会制度在广泛传播过程中它们的官方机构（Offiziat）在多大程度上是个真正重要的因素，同样是人言人殊的问题。在印度，发挥主要影响的因素显然应当归之于巫术—宗教的差异和身份差异，还有就是种族差异；在行会那里则是自愿联合体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公益性派捐的强制性联合体到处都是一种常见现象，而绝非仅见于家产制制度中，尽管它在那里被利用得最为彻底。因为，家产制制度自然会把臣民看作是为统治者而存在的，是为满足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的，因而也会把臣民的经济活动对于相应的公益性派捐能力的重要性看作他们存在的理由。因此，以公益性派捐方法满足公共需求，在东方—埃及和希腊化世界的部分地区——特别盛行，在罗马帝国晚期和拜占庭帝国同样如此。西方曾断断续续地运用过这些方法，而且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英国的行政史上。西方的公益性派捐关系通常并不太多约束个人的人身，但实质上会影响到他的财产，特别是他的地产。然而，它们和东方的公益性派捐一样，都存在一个强制性联合体以保证每个个人的义务由集体承担连带责任，同时也——至少在事实上——享有针对其他联合体而言的垄断地位。

在英格兰，保障公共和平与秩序的十户联保制就是一个这样的范例：邻里群体对每个成员的守法行为和政治服从负有强制性的集体连带责任。这种制度亦可见于东亚（中国与日本），情况和英格兰相仿。为了确保公共秩序，日本是每5户，中国是每10户组织登记为一个邻里群体以承担连带责任。这种组织的萌芽在诺曼征服之前就已经存在于英格兰，诺曼征服之后则是大大依赖于这种安排。对犯罪行为承担集体连带责任的强制性联合体成员要为刑事被告出庭答辩，要为涉及某个邻居的刑事案件提供有罪或无罪的证据（由这种功能发展出了陪审团制度），要作为“陪审员”出庭，还要提供民兵兵员，要为军事上的三重负担（trinoda necessitas）以及后来形形色色的公共负担承担连带责任。这些联合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专门为这些目的建立的，特别是要由地产承担连带责任［就强制性义务而言］。联合体如果作出错误裁决（pro falso iudicio），或者违背必须承担连带责任的公共义务，就会遭到国王的惩罚。反过来说，它们也会让自己的成员对自身连同他们的财产负责，因而政治负担也就天经地义地被认为应当与最“实在的”财产——个人的土地——联系在一起。由于这些原因，公益性派捐的强制性组织后来便成了英国市政联合体，因而也就是自治联合体的源头，主要表现为一种双重方式：1）统治者要求在它们内部分摊的义务变成了它们的自治事务；2）只能由有产者成员履行的某些公共义务被委托给了他们，并且由于随之产生的影响，它们又变成了有产者继续垄断这些义务的身份权利。比如治安法官的职务就是这样。

在其他方面，家产制行政内部的任何政治义务都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把非个人的固定义务变成依靠具体财产，特别是依靠土地，同时也依靠生产工场和销售网点提供税赋。当公益性派捐的集体义务并不同时由个人继承并受其约束，即目标仍是“可征税”目标或者已经变成可以转让的目标时，就必然会出现这种局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统治者唯一的选择就是指望始终是有形的、并在他触手可及范围内的财产来满足他的需求，即如英国人所说的“有利可图的有形财产”，主要的就是不动产。统治者为了控制住每个有可能控制住的人，本来需要一个十分庞大的强制机器，但是现在就可以把这个难题移交给强制性联合体制度去解决了。然而，如果得不到统治者强制机器的帮助，这些联合体也会面临同样的难题。

因此，以公益性派捐方式满足公共需求可能会发展出两种极为不同的结构：一种是边缘状况，即具有很大独立性的地方显贵行政，这种行政与某种特殊义务的制度密切相关，而承担这些义务的范围与方式都是由传统决定的，并且依赖于特殊的财产权目标。另一种是极端状况，即所有臣民的家产制人身依附，它与个人继承来的土地、职业、行会以及强制性联合体拴在一起，使得臣民面临着非常任意的要求，这些要求极不稳定，其限度完全取决于统治者所认为的臣民持续完成义务的能力。统治者自身的家产制地位，尤其是他还能够据以对付政治臣民的军事权力在技术上越发展，第二种类型，即全面的依附性，就越容易大行其道。大多数情况自然都是处于中间状态。我们已经讨论过统治者军事权力，他的家产制军队的意义。然而，对于可强制执行的要求所能达到的范围和质量来说，除了军队之外，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强制行政机器也是举足轻重的。如果统治者为了追求个人权力地位最大化而把一切所需的服务都变成以集体连带责任为基础的公益性派捐，这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可能，而且毫无益处，因为他始终需要一个官员群体。

八、家产制官员

就最简单的情况而言，君主的广大领地只是包括他自己的家族和一批采邑附属地，采邑农民的家族就依附在这些采邑之中。即使这种最简单的情况，也已经需要一种有组织的行政管理了，因而需要一套根据领地规模发展出来的适当的职能分工。家产制官职就是以这种方式应运而生的。最初产生于家族行政的王室官职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异。除了家庭祭司，有时还有统治者的私人医生以外，我们还能看到不同行政分支的监管人：负责领主食品供应和膳务的高级管家，酒窖的司酒或尝酒侍臣，御马总管（connétable：comes stabuli），负责农民强制徭役的监工（Fronvogt），服装与兵器的主管，负责财政事务的司库，以及负责全面行政的总管。只要是家族行政需要，还会产生出其他分支的监管人。土耳其宫廷直到本世纪都一直保持着这种怪诞的区分。一切超出了纯粹家族事务的任务，最初都是划归与其最直接相关的家族行政范围。例如，统率骑兵就被交给御马总管，于是他就成了王室骑兵队长。所有官员，除了本职行政任务之外都必须侍奉统治者本人并有代表义务，与官僚制行政相反，这里不存在职业上的专业化，但家产制官员又像官僚制官员一样，一般都会发展为一个不同于被统治者的身份群体。到古代晚期和中世纪，采邑依附者或人身依附者的sordida munera（微贱公役）与opera servilia（卑微劳作），到处都和高级的宫廷行政服务及公益性派捐区别了开来，后者都是交给侍臣料理的，后来——至少在服务于大领主时——被认为自由人也配得上料理这些事务。

统治者一开始总是首先在由于人身依附而成为臣民的那些人（奴隶和农奴）当中征募官员，因为他感到他们的服从是绝对可靠的。然而，政治行政却极少单纯依靠这些人。政治统治者几乎总是不得不同时以非家产制方式招募官员，这不仅是因为臣民会由于看到非自由人在权力和身份上出人头地而心怀怨恨，还因为这是直接行政的需要和前家产制行政方式的延续。另一方面，自由人因服务于领主而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有利地位，是因为接受了开始时不可避免的对统治者个人权力的屈从。只要有可能，统治者就会坚持非家产制出身的官员像在非自由人当中招募的官员那样接受同样的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中世纪的真正家产制国家中，官员们都会被迫成为君主的familiaris［家族扈从］（例如一位最熟悉这个问题的人士²曾向我证实，南意大利安茹家族的家产制国家也是如此）。在德国，成为侍臣的自由人要把自己的土地交给领主，然后再由领主适当扩大之后作为服役保有土地重新授予。关于侍臣的出身问题已经有了广泛的讨论，他们最初都是来自非自由人阶层这一点似乎已经没什么疑问，但看来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作为一个身份群体的崛起乃是坚持骑士生活方式的自由人大量涌入所致。在西方，尤其是在英格兰，侍臣到处都被骑士阶层吸收为同伴，这实际上就意味着他们的地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定例，因而领主对他们的要求也会受到稳定的限制；一旦形成了这种局面，统治者也就只能按照骑士身份群体的惯例要求他们提供服务了，他在与他们的关系中将不得不遵守严格的身份惯例。

在统治者颁布规章制度，因而创制了Dienstrecht（服役法）之后，侍臣就变成了法定的自治群体成员（Rechtsgenossen），他们的地位进一步成为定例，比如中世纪的service laws（服役法）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随后，这个群体成员便垄断官职，确立固定的规则，尤其是要求须经他们同意才能吸收新成员进入这种法人团体，并划定服务和收费界线，从而在所有方面形成一个封闭的身份群体，统治者对此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此后，统治者将不再能够剥夺这种官员的服务封地，除非一项司法裁决判令没收，而这样的司法裁决在西方就意味着是由侍臣组成的法庭做出的裁决。最后，当官员们或者其中的某些人——比如最高级的法院官员——要求统治者只能按照他们的建议或强行推荐来选择决策官员时，他们的权力就达到了顶点。不是没有做出过这样的尝试。然而，凡是在统治者的顾问成功地迫使他接受了他们推荐的高级官员时，这些顾问一般都不是官员，尤其不是那些侍臣，而是他的那些举足轻重的封臣或者地方显贵组成的委员会，特别是各等级的代表。按照古代中国的传统，理想的皇帝都是把宫廷大贵族们推荐的最有能力的那个人任命为他的首辅，但我们不清楚这些大贵族究竟是官员还是自治的显贵与封臣；而一再提出同样要求的中世纪英国贵族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是官员，而且并不是以官员的身份提出这种要求。

只要有可能，统治者都会尽力防止身份群体对官职的垄断，防止世代依附者或完全依附于他的外族人受命从事的行政服务成为定例。官职与官员义务越是成为定例，君主自然就越是要在提出新的行政任务、设立新的官职时力图摆脱这种垄断，事实上他在这种情况下会尤其着力，而且不时也会卓有成效。然而，统治者始终会遭遇本土的谋官者，有时甚至会遭遇臣民的强烈反对。关于地方显贵为垄断地方官职而进行的斗争，后面还会谈到。但是，只要统治者设立了典型有利可图的官职，他就必须面对某些阶层的垄断企图，而这是一个权力问题，即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抵御这些强大的利益集团。

侍臣法定的垄断性伙伴关系（Rechtsgenossenschaft），从而还有他们与统治者的伙伴关系联合体，主要是一种西方的法律现象。不过在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它们的痕迹。按照拉特根（Rathgen）的说法，日本的“han”（“蕃”），即大名（daimyo）及其自由antrustiones（亲兵）或侍臣（侍卫）的共同体，就被认为是领地权利所有者，而这些权利就是供领主利用的。然而，这种伙伴关系在法律上的系统体现，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西方那样一以贯之。

任职者作为这种法定的自治性伙伴关系成员，导致了官职权力的典型化以及垄断性占用，由此便产生了等级式的家产制。

由侍臣垄断法院官职是法院俸禄的一例；英国律师业成员垄断法院官职则是政治领域的范例。教会行政史上的范例是乌理玛⁽¹⁵⁾垄断卡迪、穆夫提和伊玛目的职位，以及西方类似的学位获得者垄断教会受俸牧师职位。但是在西方，侍臣地位的典型化能够相对确保个人有权获得专门授予他的官职，而在东方却远非如此。东方的官职的确是高度固定的，但是任职者本人却可以被任意撤换，我们将会看到，个中原因就在于缺少西方的某些等级特征，以及东方统治者的军事权力地位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基础。

九、家产制官员与官僚制官员

随着职能分工和理性化的演进，特别是随着文牍工作和权威层级——这些都是公务流程必经之路——的扩展，家产制官员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官僚制特征。但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越是清晰地描述家产制官职与官僚制官职的纯粹类型，两者的差异也就越是明显。

至关重要的是，家产制官职不存在“私”务与“公”务的官僚制分离。即使是政治行政，也被认为是统治者的纯个人事务，而政治权力则被视为他个人财产权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征税和收费加以利用。因此，他行使权力完全是便宜行事，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权力并不受制于神圣传统的普遍干预。随着由传统固定下来的职能的扩展，在所有真正的政治事务中，统治者的个人酌处权就会标明他的官员的管辖权界限。管辖权——如果我们要在此使用这个官僚制概念的话——至少在开始时都是完全不确定的。当然，每个官职都有实质性的目的和任务，但它的边界往往模糊不清。其他官员在这方面与家产制官员最初也并无不同。开始时，只有相互竞争的权力才会产生出定型的边界，有些还类似于“固定管辖权”。然而，这在家产制官员那里乃是由于把官职看作个人权利，而不是由于在官僚制国家那样把它看作非个人利益——职业专业化并尽力为被统治者提供法律保障。因此，对官职权力这种准管辖权施加的限制，主要是产生于各种家产制官员相互竞争的经济利益。在神圣传统对某些职务行为尚无明确规定的范围内，官员即可便宜行事，因而领主和他的官员便要求根据具体情况得到报酬，报酬多少或者随机决定，或者按照固定比率。由此，如何分配这些收入来源便有力推动了他们逐渐划定行政管辖权的界限，这种界限最初在家产制国家的政治领域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例如，英国的法律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收费利益，坚持要求只能从他们当中选任法官，而且只有在法律职务上经过了学徒期训练的人才能获准进入他们的行列，于是，受过罗马法训练的大学毕业生就被排除在外了，这与其他国家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样是为了收费利益，世俗法院与教会法院、普通法院与大法官法庭一直在相互斗法，三大法院——理财法院、高等民事法院和王座法院⁽¹⁶⁾——也是彼此之间并且各自都与所有其他法院争斗不已。在绝大多数时候，管辖权都是决定于这些有关各方之间在收费问题上达成的妥协，而不是首先决定于，也从来没有单纯决定于理性的考虑。由于管辖权经常重叠，于是各法院便相互竞争，采取种种诱惑措施吸引当事人，特别是简易程序拟制、低收费等等。

不过，这个例子涉及的官职都是已被永久化和典型化的官职，这个条件即使在大规模的持久性政治结构中也只能逐渐发展出来。总的来说，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临时官员，他们的权力由具体的目的加以规定，他们的遴选则是依赖于个人信任，而不是技术资格。只要一个大规模政治王国的行政还是家产制行政，任何辨认“管辖权”的尝试都将堕入官衔的迷宫之中，因为那些官衔的含义完全可以随意变更，大扩张时期的亚述就是如此。当统治者的政治运作附属于他的纯粹经济关切时，前者就显得像是仅仅根据需要和机会加以利用的后备资源了：政治行政最初是间歇性地托付给视具体情况似乎最有资格者，尤为重要的是最接近统治者的什么人去料理，一般都是宫廷官员或有资格同桌进餐者。统治者的个人酌处权和亲疏好恶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不仅是个事实问题，而且是个原则问题，当然，这在任何地方都不例外。这也适用于被统治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无论官员被允许做什么，都要兼顾传统的力量和统治者的关切——保持臣民对统治者的顺从和供养统治者的经济能力。这里没有官僚制行政的那些规范和规章。不仅在新的或者重大问题上，而且在统治者的整个权力范围内，决策都是临时做出的，因为任何人都没有牢固的个人权利对它进行约束。因此，通过官员行使的统治者的权力，就会运行在两个常常互不关联的领域中：一个是它会受到牢固的神圣传统或者明确的个人权利限制的领域，一个是统治者个人酌处权通行无阻的领域。这可能给官员们制造出一些冲突。违背古老习俗可能会冒犯到一些大概是危险的力量，而不服从统治者的命令则是藐视他的指令权（Banngewalt），并使违令者面临——用英国法的术语来说——统治者的misericordia：他的任意制裁权。凡是传统与统治者司法权（Herrenbann）出现重叠的地方，两者的冲突就是不可调和的。即使政治官职的权力早已在固定的区域管辖权范围内达到了标准化程度，统治者大体上也仍会根据自己的酌处权予以中止、免除和开革，比如诺曼征服时期对英国郡长的做法。

因此，与官僚制官员相比，家产制官员的地位乃是来自他对统治者的纯个人服从，而他在臣民面前的地位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外在表现。即使政治官员并非私人家族的依附者，统治者也会要求无条件的行政服从，因为，家产制官员对自己官职的忠诚（Amtstreue），并不是对于非个人任务的非个人忠诚（Diensttreue）——这样的任务会对这样的忠诚明确规定出范围和内容；毋宁说，它是一种仆人的忠诚，它的基础是与统治者之间严格的私人关系，是原则上不容限制的效忠义务。在日耳曼诸王国，国王甚至会以失宠、致盲和在抗命的情况下予以处死来威胁放任不羁的官员。然而，与其他人相比，官员是在分享统治者的尊严，因为他是从私人角度服从统治者的权威（Herrengewalt）。在日耳曼诸王国，只有王室官员，而不是平民共同体（Volksrichter）的自由法官才能得到高额赎罪金，不论他是什么身份，而奴仆式官员，即使他并不是个自由人，也很容易到处都凌驾于自由臣民之上。所有家产制的服务规章，按照我们的［官僚制］概念可能都是规章制度，它们归根结底只是纯粹的主观权利和来自统治者授予或恩宠的特权；事实上，总起来可以说，这就是家产制国家的全部公共规范体系。它没有官僚制国家的客观规范及其以非个人目的为取向的“就事论事”。官职以及行使公共权威都是为统治者服务的，被授予官职的官员并不是服务于非个人的目的。

十、家产制官员的生计：实物俸饷与手续费⁽¹⁷⁾

家产制官员最初都是典型地在统治者的餐桌上谋生，并从他那里得到必需品，犹如任何其他的家庭成员。作为家政的基本构成成分，共餐获得了深远的象征意义并且远远超出了它的边界，其间的发展过程此处不赘。总之，家产制官员，特别是最高等级的官员，长期保留着进宫时在统治者餐桌上进餐的权利，尽管统治者的餐桌早已不再具有维持他们生计的重要性。

当家产制官员脱离了这个亲密的共同体时，自然就是减弱了统治者的直接控制。统治者的确可以使官员们的经济报酬完全依赖于他的酌处权，从而把他们置于一种似乎朝不保夕的地位，但这种做法在一个相对大型的机器中就行不通了，因为一旦制定了规章，统治者违背规章是很危险的。因此，在统治者家中谋生，很早就被代之以向有了自己家室的家产制官员授予俸饷或封地的做法。我们先来谈谈俸饷。这个重要制度有着极为多样的命运，一般来说它意味着一种明确的“职务权利”，因而就是占用的权利。比如在埃及、亚述和中国，俸饷最初都是一种出自统治者（国王或神明）仓廪的实物津贴，一般都是终生享有。例如，古代东方寺院祭司的共餐解散之后，就会采用由寺院仓储提供实物津贴的做法。后来这些津贴变成了可以转让的对象，一部分甚至可以流通（比如在每个月的某几天）；因此，作为自然经济的一个阶段，它们有些类似于现代政府基金的前身。我们应当把这种类型叫作实物俸饷（Deputatpfründe）。

第二种类型是手续费俸饷（Sportelpfründe）：把统治者或其代表可望以职务行为收取的某些手续费分配给家产制官员。这种类型的有俸官职甚至更进一步使官员脱离了统治者的家族，因为它是以相对非家产制来源的收入为基础的。这种有俸官职在中世纪之前的古代时期就已经成了纯商业交易的对象。比如古代城邦中的大部分祭司职位就是公开出卖的，它们都有着“官职”的性质，而且并不是自由职业的官职，或者反过来说，都是某个家族世代拥有的官职。埃及和古代东方在多大程度上也采取过买卖有俸官职的做法，这一点尚不得而知。但从普遍把官职解释为一种“生计”的角度来看，这种发展在那些地区恐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后，俸饷也可能采取地产俸饷的形式，把官职或服务土地（Amts- oder Dienstland）指定给任职者自用。这就很接近于封地了，并使俸饷所有人从领主那里得到了更大的自治权。领主的官员和大乡绅⁽¹⁸⁾绝非总是乐于脱离他的餐桌共同体，因为那样会被迫承担经济上的风险和家族负担。但是他们也渴望建立家庭并成为独立自主的支配力量。在领主方面，因为随着共餐者的人数不断增加，支出也会日益庞大，最终将无法控制，同时家族也始终面临收入变化无常的局面，所以也需要减轻自己家族的负担。不过显而易见，与领主分离并成为一个有家庭的世俗官员，立即就会产生一种内驱力：不是单纯终生占用俸饷，而是能够继承俸饷。封地的出现就与此有关，我们将在另一场合进行讨论。

占用俸饷尤其发生在现代家产制—官僚制国家的早期阶段。这一过程随处可见，其势头在罗马教廷、法国最为强劲，在英国稍弱，因为那里的官员数量较少。成问题的主要是手续费俸饷，它们要么被赠与了亲信或宠臣，允其雇一个大约是无产者的人作为代理人从事实际操作，要么按照固定租费或售价总额提供给关系人。俸饷就以这种方式变成了承租人或买主的家产制财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极为多样化的安排，包括继承和转让。最初，官员在关系人支付了报偿之后，就可以放弃自己的俸饷，同时还要求有权向统治者推荐继任者接替他所购买或承租的职位。或者，一个官员群体——比如一个法院的团契机构——可能会要求有权做出这样的推荐，进而按照团契的共同利益规定出向局外人进行转让的条件。当然，领主会希望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分享这种转让的收益，因为是他授予的这种俸饷，而且最初绝不是终生授予。因此，他也会力求确定这种转让的准则。其间的具体情况会产生大不相同的结果。买卖官职意味着，通过闲职形式大量创造的手续费俸饷，使得手续费收入资本化了，对于教廷和君主来说，买卖官职则变成了一项财政业务，这对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至关重要。在教皇国，甥侄们的财富很大程度上都是得自对手续费俸饷的开发利用。

在法国，有俸官职的转让与买卖开始于最高法院当局大理院⁽¹⁹⁾，后来则囊括了财政与行政官员的所有官衔，包括prévôt与bailli⁽²⁰⁾。一个官员辞职时会把他的有俸官职卖给继任者。已故官员的子嗣也会要求得到同样的权利（生存者取得权），因为官职已经变成了一种财产对象。在多次废除惯例的尝试均告夭折之后，王室财政也参与了这种交易，从1567年开始向官员的继任者定额收费（droit de resignation⁽²¹⁾）。在1604年，整个这套做法以波莱税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了，这是得名于它的倡议人查理·波莱（Charles Paulet）。生存者取得权得到了确认，但国王从官员的辞职权得到的收益却大为缩减，官员只须每年向国王交付买价的百分之一又三分之二即可，国王再将这笔收入按年度出租（第一个就租给了波莱）。有俸官职的买价随着收入机会的增加而上升，这再次意味着承租人和国王会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这种官职的占用实际上使得解除官员职务变得不再可能（尤其是大理院成员），因为，要把官员解职，国王就要退还有俸官职的价款，这是国王心有不甘的。只是到了1789年8月4日，才由大革命彻底根除了官职的占用，但也不得不为此支付了超过3.3亿里弗赫⁽²²⁾的补偿。如果国王试图把他的意志强加于各大理院，它们在认为必要时就会以总罢工使他受挫——它们的成员会大规模辞职以迫使他退还有俸官职的购买总值，大革命之前就曾一再发生这种情况。

被占用的俸饷是法国的重要身份群体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的支柱之一，该群体构成了反对国王、土地贵族或宫廷贵族的第三等级的领导力量。

大体上说，中世纪的基督教神职人员都是通过捐赠的土地或手续费俸饷获取生活资料。教会的供给开始是得自共同体的捐献，这一点此后一直为经济上的未雨绸缪所必需，形成了一种维持宗教服务的“职业”；由此便使得那些职业神职人员变得彻底依赖于主教，因为是主教在处置捐献物。这是城市中旧教会的常态，那时基督教的承载地就是城市。如果我们不考虑其他特性，可以说教会就是经过家长制改造的官僚制系统。不过在西方，宗教的城市性质最终消失了，基督教传遍了仍然深深植根于自然经济之中的乡村。特别是在北欧，某些主教放弃了城市住所。许多教会被农民共同体或者采邑领主等等世俗力量所控制（Eigenkirchen），神职人员往往成为采邑领主的依附者。即使教堂的世俗建造者与庇护人采用比较体贴的形式为教会捐赠固定租金和glebe⁽²³⁾，他们也仍会要求有权任命，甚至有权开除教士，这自然会从根本上削弱主教的权威并大大缩减神职人员的宗教利益。早在法兰克王国时期，主教们就曾试图至少在修道院神职人员中建立共同体生活以阻止带俸圣职的主导作用，但是大都无果而终。修道院改革运动不得不一再进行斗争，反对以一种典型的东派教会现象取代修道院共同体，即反对把僧侣——他们往往都住在修道院外面——变成带俸圣职所有人，反对把修道院本身变成贵族们的“社会保障”机构。主教们无法阻止神职人员职位的俸禄化。北欧的主教管辖区都很大，特别是主教们要养护其城市宅邸的那些管辖区，都要再分区划片，这与南欧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南欧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主教。由于许多教会及其收入来源都控制在私人手中，主教不可能把它们看作自己的自由官职财产，尽管在其他方面已经逐渐引入了教会法规的条件。带俸圣职是与堂区（parish）同时产生的，仅仅个别时候由主教授予。在欧洲的传教区，带俸圣职和相应的财产均由强大的世俗创建者提供，他们希望始终保持对大多数地产的控制权。对待主教职位可以说同样如此，他们甚至可以不顾教皇权力至高无上的要求。主教最初几乎都是由世俗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志任命的，后者既承认教会，同时又在规制教会，而且把主教作为可靠的顾问授予政治权利。因此，教会等级制的发展就转向了分权，同时也转向了由世俗统治者占用圣职授予权，教会官员往往也就变成了他们的受俸家庭祭司或者封建封臣。

绝不是仅凭封建君主热心于把博学、有教养并切断了家庭纽带的神职人员作为廉价而称职的劳动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就不必担心对官职的世袭占用了。例如威尼斯的海外行政，直到发生世俗叙任权⁽²⁴⁾冲突之前，一直都是控制在教会和修道院手中。这场冲突标志着城市官僚制得以确立的一个重要阶段，因为随后的政教分离取消了神职人员向doge⁽²⁵⁾宣誓效忠的做法，同时也取消了doge对他们的选举动议、监督、确认和授职。在这之前，教会和修道院一直都是直接承租并管理殖民地，或者作为威尼斯利益的国内仲裁者与外交代表在殖民地扮演着事实上的核心角色。

萨利安王朝⁽²⁶⁾诸皇帝的德意志帝国行政及其政治权力，主要就是植根于对教会财产的处置权，尤其是植根于主教们的服从之中。它在格列高利时期做出的著名反应，就是直接针对神职人员带俸圣职被用于世俗目的而发的。这种反应的成果相当可观，但是范围极其有限。教皇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安排出缺带俸圣职的控制权，这项发展在14世纪之初达到了顶点。

在14到15世纪教会与世俗权力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带俸圣职成了焦点之一。在整个中世纪，神职人员的带俸圣职都是服务于“高等文化”（Geisteskultur）目的的基本资源。特别是在中世纪晚期，到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时期，带俸圣职已经发展为当时作为“高等文化”载体的那个阶级的物质基础。教皇把带俸圣职的处置权也授予了各个大学，这使中世纪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成为可能，由此——除了僧侣以外——知识分子在保存和发展科学成就方面具有了最重要的意义；大量带俸圣职授予个人亲信把他们从官职义务中解脱出来也促进了同一目标，因为他们当中有许多学者。不过同时，由于在授予带俸圣职时完全无视民族差别，教皇也招来了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主义抵抗，特别是招来了北欧各国知识分子与罗马的对立，这成了公会议运动⁽²⁷⁾的一个重要特征。

此外，国王和贵族们也不顾教会法规的禁令，继续抢夺神职人员带俸圣职的控制权，13世纪以来的英国国王们就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主要目的是确保获得廉价而可靠的劳动力。使用神职人员让国王摆脱了对侍臣的依赖，后者的服务是与继承占用的服务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变成了定例，这对于理性的中央行政毫无助益。一个立誓不婚的神职人员比一个不得不供养家庭的官员便宜得多，而且他不可能受到诱惑去追求带俸圣职的继承占用。国王对教会的支配权力在这里有了十分具体的意义，他可以凭借这种权力利用教会财产向神职人员提供养老金（collatio）。终于，神职人员大规模地取代了旧时的官员，以致我们今天一提到一个办公室人员群体时还会联想到那些神职人员，这个群体就是：职员⁽²⁸⁾。大贵族们强大得足以保证对大量带俸圣职的控制权，或者迫使国王根据他们的意志安排这些带俸圣职。于是带俸圣职的交易（经纪业）变得日益普及。因此，在公会议运动期间争夺带俸圣职的斗争中，教廷、国王和贵族等等参与者的联盟也就变幻不定了。此一时是国王和议会联手对抗教皇以求为国内所有者与候选人垄断带俸圣职，彼一时又是国王和教皇联手互惠互利而牺牲本地的利益集团。教皇并没有改变教职本身的俸禄性质。甚至特伦托公会议的改革也未能改变大量教牧职位，特别是正规堂区教牧职位的俸禄性质，这些教牧人员维持着一种虽然有限但却有效的“职务权利”。现时代的世俗化则把这种俸禄性质固定了下来，当教会及其官员的经济供给被纳入国家预算之后，情况就更其如此。只有世俗国家与教会的现代斗争，尤其是政教分离，才给［天主教］僧侣政治集团在世界各地提供了废除“职务权利”的机会，这已是俸禄制被取代之后的事情了，取代它的则是这样一种制度：教牧官员可以被ad nutum［随意］免职；教会体制这种最为重大的变化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

俸饷的交易实际上仅限于手续费俸饷，因而也是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产物。现金手续费日益重要，以及越来越普遍地把财富用于投资作为手续费收入的来源，都要以货币财富的形成为前提。其他时代都未曾经历过中世纪晚期，特别是16—18世纪早期现代史上那种性质和规模的有俸官职交易的发展。但是类似的发展却很普遍。我们已经提到了古代时期的重要开端。在中国，官俸是不能占用的，因为那里的官职体制很独特（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论及），所以它从来没有变得可以合法买卖。然而，中国的官职在绝大多数时候也可以在金钱的帮助下拿到手——以贿赂的形式。尽管很难说这种有俸官职的交易具有合法性，但俸饷本身却是一个普遍现象。和在西方一样，谋得一份俸饷在中国与东方也是受教育的目标，同时也是学者或其他有身份者的目的，这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得尤为清晰：在中国，对政治偏差的典型惩罚就是暂停某个省的科举考试，从而把该省的书生们临时排除在官俸之外。占用有俸官职的倾向也是普遍的，尽管结果多有变化。特别是，那些有资格的候补人的既得利益往往会有效地抵消这种占用倾向。伊斯兰教乌理玛是个通过了考试的卡迪（法官）、穆夫提（借助裁决进行释疑解答的宗教法学家）、伊玛目（祭司）官职的候补人身份群体，他们的带俸圣职往往只是短期授予（一年或一年半），为的是便于候补人轮流坐庄，不至于损害esprit de corps（团队精神）而助长个人的占用欲望。

除了实物俸饷，有时还有地租以及手续费等等连续性的正常收入之外，家产制官员还会因为特殊业绩或者领主的一时兴起而得到领主的额外礼赠，它们来自领主的仓廪、库藏或宝库：贵金属、珠宝、武器，有时还有马匹。其中贵金属尤为重要。由于官员的良愿（good will）要取决于他们的业绩得到回报的可能性，因此，拥有一座宝库就是任何地方的家产制支配所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古代北欧吟唱诗人的行话中，国王被叫作“疏财人”（Ringebrecher）。宝库的得与失往往决定着王位觊觎者之间的战争胜负，因为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一座贵金属宝库有着极端的重要性。我们后面将会论及由这一事实所决定的经济关系。

十一、占用和垄断的结果：分散并典型化的行政

在一个家产制国家，由竞争者之间分配手续费收入来源引起的任何俸饷制行政分权以及任何管辖权划界，尤其是占用有俸官职，都不意味着理性化，而是意味着典型化。特别是占用有俸官职，我们已经看到，这使得官员实际上往往不能被撤职，与现代人依法保障司法“独立”有着同样的效果，尽管两者的含义完全不同；它的目的是保护官员的职务权利，而现代的公务员法是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通过官员的“独立性”——亦即非经严格审查并证明有罪不得撤职——以尽力保证官员的公正性。

依法或实际占用了有俸官职的官员，能够极为有效地削减统治者的治理权力；至关重要的是，它也能挫败任何通过引进纪律严明的官僚制和保持已经成为传统主义定例的政治权力分割以实现理性化行政的尝试。法国的大理院，这些有俸官员的团契机构，以形式上的合法化钳制国王权力长达几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也执行王室命令），同时阻止了一切可能有损于他们传统权利的革新。事实上，这里在原则上也接受了家产制的规范：官员不得有悖于统治者。当国王亲自出现在有俸官员的集会（lit de justice⁽²⁹⁾）上时，他在形式上可以坚持把任何命令加以合法化，因为在他面前必须放弃任何反对意见，而且他会试图通过直接的书面指示（lettre de justice⁽³⁰⁾）达到同样的结果。但是，与传统相抵触的敕令生效之后，大理院往往凭借它们的官职财产权立即通过抗辩书（remontrance）发出质疑，并且经常能够证明它们有权成为独立自主的权威载体。这种局面实际上就是对有俸官职的占用，当然，其效果是很容易变化的，而且要取决于有俸官员与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分配，特别是要取决于后者能否获得财政手段以赎回有俸官员所占用的权利，并用一个完全依附性的官僚系统取代他们。到了1771年，因为国王无力退还官职的购买价款，路易十五试图通过政变摧毁大理院中那些有俸官员们擅长使用的武器——以大规模辞职形式的“总罢工”迫使国王退缩。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的辞职被接受了，但是购买价款并未退还。官员们则因为抗命遭到拘禁，大理院被解散，建立了新的机构取而代之，官职的占用被废除。但这种建立完全专断的家产制统治，据此统治者能够将官员随意免职的尝试失败了。1774年，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路易十六收回了敕令，国王和大理院的冲突旧态复萌，只是到了1789年召集的三级会议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它很快消弭了两大对抗力量——君主与有俸行政官员——的特权争端。

统治者通过官员们管理那些最初形成于古代平民法庭的行政区（Dingverbände），有时则形成于个别大领地的地方行政区，对于这些官员来说是个特殊局面。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行较为详细的决疑分析。这里也是经常通过购买而占用有俸官职，从而导致了典型化以及地方自治权力与统治者权威的分裂，在法国尤其如此。不过除此以外，在这方面发挥了分权和定型影响的是不得不重视总体环境——官员会处在一种不受保护的地位上，远没有摆脱统治者的个人权威。一个在经济上与社会上完全依赖统治者恩惠的纯官员，只有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下才能获得个人权威。至少总的来说，只有在具备了经济与技术前提的现代官僚制那样精确运行的理性机器基础上，这一点才具有长期的可能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专业化知识本身就会创造出必要的权力。然而，在家产制的总体环境下，行政管理需要的是“经验”和最为具体的技能（比如书写），而不是理性的专业知识，地方官员的地位决定于在他的地方行政区内他自身社会声望（Autorität）的分量，而这种声望主要是建立在维护与贵族身份群体相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基础上的，这在任何地方都不例外。因此，臣民当中拥有财产，特别是拥有地产者就很容易垄断地方官职。我们很快就会详细讨论这一点。只有一个具备了维持强有力自治统治所必需的特殊天赋的统治者，才有可能采取相反的原则：通过经济上与社会上完全依附于他的无财产者进行统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同地方显贵进行不断的斗争，这种情况在家产制国家历史上随处可见。担任官职的显贵会形成一个富有内聚力的利益集团，从长远来看他们一般都会占据上风。一个领主急需官员们的支持时，官员们总是要设法从他那里得到让他们终身任职且能荫及子孙的承诺，不仅墨洛温王国如此，世界各地莫不如此。

随着占用官职的发展，统治者的权力，特别是他的政治权力，便会分解成一堆由不同个人分别占用的权力，他们凭借专有的特权而占用了这些权力，这是他们分别享有的权利，尽管这些权利有着极为不同的定义，可是一旦定义得到了公认，统治者要想变卦，就不可能不招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危险的反抗。这种结构是刻板的，无法适应新的任务，不易服从抽象的规章，因此与官僚制结构形成了典型的反差，后者有自己的管辖权范围，有目标抽象的组织，而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重组。与前者并列的则是领主在那些尚未出现占用官职现象的领域中完全便宜行事的权力，他可以特别指定私人亲信承担行政任务，并占据那些尚未被既得利益集团抢占的权力职位。从整体上说，家产制国家既可能更多地倾向于沿袭定例，也可能更多地倾向于任意专断的模式。前者更常见于西方，后者多出现在东方，那里常有新的征服者篡夺权力，这种权力的神权统治基础和家产制军事基础极为有效地抵消了分权与占用的自然进程。

在这个典型化的过程中，旧时的宫廷官员变成了纯粹代议性的显贵和有俸的闲员，绝大多数强力领主的官员尤其如此，这种领主不再挑选非自由人担任宫廷官员，而是挑选那些天然拒绝处理日常任务的贵族。

占用的现象越盛，家产制国家就越少按照管辖权概念或者现代意义上的“代理人”概念运行。公务与私务的分离、官职财产和权力与私人财产和权力的分离，大体上只是通过任意专断类型的家产制统治实现的，而这种分离又会随着俸饷化和占用的发展而归于消失。的确，中世纪教会曾试图——至少在受俸牧师死亡的情况下——阻止自由处置带俸圣职的收入，世俗权力有时也把ius spolii（剥夺权）扩大到已故神职人员的私人财产上，但在完全占用的情况下，官职财产与私人财产实际上是一回事。

总的来说，以纯粹的个人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官职，不会知道从客观角度定义的官职义务观念。如果说还能留下一点这种观念的痕迹，也会随着把官职视为俸饷或财产而消失殆尽。行使权力主要是官员的个人权利：在传统的神圣边界之外，他可以像领主一样根据个人酌处权临时决策。因此，家产制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在立法领域，不可侵犯的传统规定与完全任意的决策（Kabinettsjustiz⁽³¹⁾）是并列的，后者往往会取代理性规则的统治。这里通行的不是官僚制的公正性和不看人下菜的、以对所有人一体适用的客观法则的抽象效力为基础的行政理想，而是相反的原则，实际上一切都要明显依赖于个人考虑：依赖于对待具体申请人及其具体要求的态度，依赖于纯粹的私人联系、偏好、承诺与特权。即使由领主授予的特权和占用权，尤其包括土地的授予，不管那是多么“确定不移”的授予，在定义极为模糊的“忘恩负义”情况下常常也是可以撤销的；它们在授予人死亡后是否还能有效，也因为所有关系都具有个人性质而同样不能确定。因此，这些授予就要听从继任者的确认。由于领主与官员之间的权力分配始终是不稳定的，这种确认可能会被认为是统治者的义务，从而为免于撤销、使占用权成为理所当然的特权铺平了道路，但同时也给继任统治者提供了撤销这种特殊权利以扩大自己酌处权领域的机遇——这种办法在现代西方家产制—官僚制国家兴起之初曾被反复使用。

即使官员在与统治者的关系中享有的权利，以及统治者支配官员的权力通过伙伴权利（Genossenrechte）和官职的占用成为了定例，它们的实际运用对于双方的相对力量来说也仍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中央权威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持续遭到的任何偶然削弱（这大概只能归咎于个人因素），都将导致有害于它的新惯例的出现，从而导致它的权力萎缩。所以，在这种行政结构中，统治者坚持个人意志时的纯个人能力，对于他的名义权力始终不稳定的内容就有了极为高度的决定性意义。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中世纪才被叫作“个性的时代”。

十二、家产制国家如何防止瓦解

统治者会以各种方式捍卫其支配的完整性，防止官员及其继承人占用官职，以及防止官员采取其他手段获得独立的权力。一开始他都是定期在王国内出巡，尤其是中世纪的日耳曼君主，几乎总是不停地在各地奔走，这不单纯是因为不尽如人意的运输条件在迫使他们前去各个领地就地消费它们提供的必需品。这个动机未必具有支配作用，因为英格兰和法国国王以及他们的中央机构（后者是个举足轻重的环节）很早就有了固定驻地，尽管像ubicumque fuerimus in Anglis［“我们所到之处都是英格兰”］这样的短语表明，在法律上它只是逐步固定下来的；波斯的国王们同样如此。关键的事实在于，他们只有不断地重新亲自到场才能维持住对臣民的权威。一般来说，统治者的个人巡视会由“巡察”（“missatic”）制度作为补充或替代，即领受了特别权力的官员系统地巡察全国，定期主持民众大会以宣示判决或者受理申诉，比如卡洛林王朝的巡察使（missi dominici）、英格兰的巡回法院法官。

此外，统治者会坚持要那些无法长期监督的外放官员提供个人担保。最粗暴的形式几乎等于是扣押人质。比较巧妙的手段则一如下列：a）定期到宫廷朝觐的义务，比如日本的大名就必须每隔一年到幕府将军的宫中小住，且必须把家小留在那里常住。b）官员的儿子必须到宫中服役——侍卫队。c）把亲戚或姻亲安排到重要职位上，我们已经指出，这是个非常靠不住的手段。d）短期任职。事实上，法兰克王国的法官以及伊斯兰教的许多带俸圣职最初都是这样。e）不安排官员到他们有地产和亲属的行政区任职，比如中国。f）尽最大可能把立誓不婚者用于某些重要职位——这不仅说明了立誓不婚对于教会官僚化的极端重要性，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把神职人员用于王室行政，特别是在英格兰。g）通过密探或者正式的监察官系统地监视官员，比如中国的“监察御史”，这些人通常都是从统治者的个人依附者或者清贫的有俸官员当中征募。h）在同一行政区设置一个竞争性官职，比如验尸官⁽³²⁾就是为了对付郡长而设置的。为了确保忠诚而普遍采取的一个手段就是使用那些并非出身于社会特权阶层的官员，甚或使用外国人，他们原本没有任何社会权力和自己的荣誉，而是为了获得它们才完全依附于领主的。以下事例也表明了统治者的同样关切：克劳狄曾威胁说将不顾奥古斯都身份条规，仅仅借助他的自由民扈从统治帝国，以此恐吓元老院贵族，塞维鲁和他的继承人曾不用罗马贵族而把军队中的普通士兵提升为军官，东方的大维齐以及近代史上众多宫廷宠臣经常都是从原来完全默默无闻的地位上脱颖而出，特别是成为从技术角度来说最富成效的代理人，因而最受贵族憎恨。

统治者为了保持中央行政对地方官员的控制，会采取各种措施分解管辖权范围，这对于行政法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划分可能会采取由专职官员受命专门负责财务行政的形式，或者在各个行政区均有民事与军事官员并列——这也是出于技术考虑的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军事官员为了保证军需而不得不依赖独立于他的民事行政，后者为了保持自身权力也不得不求助于军事官员的合作。法老的新王国行政似乎就已经使军械库的管理脱离了军事管辖，这大概也是技术上的需要。在希腊化时期，尤其是在托勒密王朝，包税制的引进及其官僚化，使得统治者将财政控制权与军事管辖权相互分离成为可能。早期罗马帝国时期，各个行省除了帝国统帅或者元老院管理的总督以外，都要任命一个独立的帝国财务长官作为第二把手，由此产生了两套独立的行政运作系统——像埃及这样的地区以及某些边远行省除外，那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戴克里先统治时期进行了重组，把整个帝国行政划为民政和军政两大分支，从作为帝国长官的行政司法官（praefecti praetorio）和作为帝国统帅的大将军（magistri militum）的并列，到行省长官（praesides）和军事长官（duces）的并列。在晚近的东方历史上，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军事统帅（emir，埃米尔）与收税官和包税人（amil，阿米尔）的分离也已经成为所有强势政府的固定原则。有人正确地指出，几乎任何把这两种管辖权长期合并在一起的做法，都意味着一个行政区的军事和经济权力将被操于同一个人之手，且很容易鼓励行政长官脱离中央权威。使用奴隶军队时期伊斯兰王国的日益军事化，对臣民的纳税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财政崩溃的局面频频再现，税收管理要么被抵押给军队，要么被军队攫取，最终自然是帝国的分崩离析或者封地制度的出现。

历史上的某些重要范例可以说明家产制行政的运作，尤其可以说明统治者面对官员的占用倾向试图保住自己的权力而采取的手段。

十三、埃及

我们已知的第一次持之有恒的家产制—官僚制行政出现在古代埃及。看来最初它雇用的只是王室扈从——依附于法老的仆佣。但是，后来就不得不从外面招募官员了，即从技术上唯一合适的等级——书吏——当中招募，由此他们也进入了家产制的依附关系。早在古王国时期，整个民族就被强行纳入了一个被庇护人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一个无主的男子会被看作有用处的捕获物，一旦被抓获就会直接编入法老的劳工队。推动了这项发展的是系统的中央集权式水系调节和空前规模的建设工程，这些工程都是在不适农耕的长季中进行的。这个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基础，法老把鞭子作为他的标志之一，始于第三个千年（third millenium）的豁免特权——正如泽特（Sethe）³正确解释的那样——则与寺院雇员或官员免于强制服务有关。法老通过自己的经营和贸易垄断、非自由手工业劳动的家庭产品、科洛尼的农产品和税赋维持他的大庄园。那时已经存在萌芽状态的市场经济，特别是市场交换，因为有了准货币交换手段（Uten，金属棒）。不过总的来说，一如保存至今的记载所示，法老的经济需求是通过实物储运来满足的，文献表明，为了那些惊人的建设和运输劳役，法老动辄就会调集成千上万的臣民。

大规模私有地产与各个省的出现，在中王国产生了一个封建制的过渡时期，它们的起源和意义可由古王国的文献证明，但它们在外族支配时期之后便消失了，正如鞑靼人时代之后也在俄国消失了一样。然而，寺院早在古王国时期就得到了豁免权，并由拉美西斯王朝（Ramessides）授予了大量财产。因此，与大众相比，祭司和［王室］官员成了唯一的特权阶层。人口的绝大部分都是由政治臣民和家产制臣民构成的，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区别。那些毫无疑问处于家产制统治下的人们，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称呼都表明他们是奴隶和非自由人，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等级明显不同，但我们至今也无法把他们区分开来，也许他们事实上本来就没有出现严格的分化。只要臣民没有被派去强制服劳役，他们的税赋似乎就是按照一定的总额由官员包收。官员以鞭笞或类似的办法强迫他们申报应税财产，所以征税过程都是典型地表现为突然袭击、逃跑和追捕。法老的家产制科洛尼和自由的政治臣民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法老拥有的土地和农民的私有财产之间也是如此，但这种差异似乎主要是技术意义上的，大概没有固定的含义，因为显而易见，王室家族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公益性派捐方式满足自己的经济需求。个人被永久性地束缚于财政功能上，由此也被永久性地束缚于指定的或因出生、地产及职业而属于的地方行政区。其中详情不得而知。事实上职业选择是高度自由的，但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假如王室家族的经济需求似乎提供了保证的话，它不会把子承父业的义务强加于人。这里不存在那种特定意义上的种姓。政治臣民和家产制臣民可能享有事实上的流动自由，但只要王室家族需要，要求臣民在他所属的地区履行义务，这种自由在法律上就是不确定的。希腊晚期的术语把这种所属地叫作个人idia（籍贯），罗马的术语叫作个人origo（原籍），而这种法律概念在古代末期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的地产及任何手工业经营都要以劳役或供货形式承担某些义务；同时，拥有土地或者一项经营则被认为是履行职能的回报，因而往往接近于俸饷的特征。实物俸饷或土地俸饷都是给予特殊公务职能以及履行军事义务的报酬。

军队也是家产制的，这对于法老的权力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在战时，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概由王室仓廪提供。武士会得到小块土地，他们的后代就是托勒密时期的本土步兵（machimoi）；显然，武士们也被用于承担治安职责。此外还有雇佣兵，他们的费用由王室库藏负担，而法老的贸易经营能够保证库藏充盈。被彻底解除了武装的大众很容易控制；突如其来的反抗不过是表现为强迫劳动的工程建设期间食物供应不足而引起的抗命和罢工。地理条件，特别是舒缓的河道与统一水系调节的客观必要性，则保持了版图的统一，直到大瀑布地带都少有阻断。升迁的机会和对王室仓廪的依赖显然足以防止俸饷被广泛占用，这里居于主导地位的是实物津贴，相比之下，那些把俸饷同手续费和土地搅在一起的地方，从技术上说总是更容易导致官职的占用。统治者在他的家产制权力基础上授予了大量的豁免权，而且反复承诺它们不可侵犯，并威胁要惩罚那些打算侵犯它们的官员，这表明他实际上认为这些特权并不牢靠，所以这里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等级制政治实体（Ständestaat），家产制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大量保留实物俸饷以及私人地产在新王国时期变得相当无足轻重，这一事实也有助于保存家产官僚制。托勒密时代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也没有削弱它，而且成了一个强化因素——提供了使行政趋于理性化的手段。公益性派捐方法，特别是强迫劳动，让位于一个极为复杂的税收制度，尽管统治者从未放弃调集臣民服劳役并把他们束缚于籍贯地的权利；的确，当货币经济在公元3世纪瓦解时，这些古老的安排立即重新获得了实际的重要性。整个国家看上去几乎成了一个单一的王室大庄园领地，只有寺院庇护下的家族经济还接近于货币经济的含义。罗马人在对待这个国家时就是以这种体制作为法律基础的。

十四、中华帝国

中华帝国构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类型。那里家产制官员的权力也是建立在水系调节，尤其是运河建设——但主要是为了交通运输，特别是在华北与华中——以及大规模军事防御工程基础上的，而这些工程同样也是在使用密集的强迫劳动并利用以实物代付款的仓储手段时才会成为可能，官员们从仓储中领取俸饷，军队则从那里得到装备和给养。此外，由于比埃及更彻底地缺少土地贵族，家产制官僚反而更加受益。各个历史时期都没有公益性派捐纽带，也许过去曾经存在过或者试图推行，这从某些传统痕迹或萌芽中可以推断。无论如何，事实上的流动自由与择业自由尽管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实际承认，但在以往的历史上似乎从未受到过长期限制。某些低贱的职业实际上是世代相传的。除此之外，并不存在种姓制度、其他身份特权或世袭特权的痕迹，但是有一些尊贵但无足轻重的名义头衔可以授予若干代人。总的来说，除了随处可见的商会和手工业行会之外，家产制官员面对的只是那些作为土著势力的宗族，它们都是通过祖先崇拜在狭隘的家庭范围内以及异族通婚的共同姓氏范围内结成的，宗族的长老在乡村中保持着十分显著的权力地位。

由于帝国的巨大扩展以及相对于人口规模来说官员的数量较少，中国的行政在一般统治者的治下既不精细也不集权。中央机构的指令均被下属机构拿来便宜行事，而不是当作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在这种环境下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官员必须重视宗族长老和职业行会体现出来的传统主义的抵制，只有设法与这些势力达成谅解才有可能履行公务职责。不过另一方面，尽管这些势力的能量极强，但是显而易见，政府不仅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就其相关的一般特性而言——统一的官员群体，并且防止了这个群体变成一个区域领主阶层或者封建贵族阶层，而这样的阶层可以把地方显贵作为自己的权力靠山，由此便能独立于帝国的行政。虽然这里的官员也同样喜欢利用合法与非法获得的财富投资于土地，虽然中国的伦理始终要求官职候补者尽忠于师长、官员及其上司，但政府却达到了上述目的。荫庇制度以及官员与宗族的密切联系，尤其容易产生一种趋势，即形成一些拥有一批永久门生的世袭官职领地。这种领地的雏形似曾一再浮现出来；尤其是，传统一直在把封建制度颂扬为历史上的经典制度，古典文献则将官职在事实上的可继承性当作一种正常事态，同时也认为最高级官员有权在任命他们的同僚之前发表意见。为了打破一再出现的占用官职趋势，防止形成稳固的门生集团和地方显贵对官职的垄断，帝国的家产制统治采取了一些常见的措施：短期任职，任命官员时回避其宗族势力所在的地区，以及派出密探进行监视（所谓监察御史）。

此外，帝国政府还推行了新的举措：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官员资格考试和官员的品行证明。官衔与官职的资格从理论上说只有依靠成功通过考试时的分数，在实践中也大体如是；批准任职以及或升或降则以官员品行报告为基础，其中包括以往定期公布并直到最近的简历，再加上详细列举的理由，大体上类似于德国文理中学的季评报告。从形式角度来看，这可能是最彻底地体现了官僚制的客观性，因此也是最彻底的与仰赖统治者个人亲疏好恶的典型家产制任职办法的决裂。当然，事实上，有俸官职仍然可以买卖，个人庇护也仍然举足轻重，但封建化、官职的占用以及附着于官职的门生（Amtsklientel）却受到了抑制，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是因为激烈的竞争和猜疑使得官员们相互疏远，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则是因为学历证书所给予的社会声望得到了越来越普遍的承认。结果，官员的身份惯例就带有了早已给中国人的生活打上了突出烙印的科班贵族的种种特征；这些惯例都是特殊的官僚制惯例，有着功利主义取向，是由古典教育塑造出来的，仪态的尊贵和保持“面子”被认为是最高的美德。

然而，中国的官员并未演变成现代的官僚，因为就国土的巨大规模而言，只是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实现了管辖权范围的功能分化。从技术上说，这种低度分化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个安定的帝国整个行政都是民事行政，此外，相对较少的军队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群体，而且，我们现在就会看到，管辖权划分之外的一些措施也保证了官员的服从。不过，抑制管辖权分化的正面理由都是一些原则问题。现代特有的功能联合体（Zweckverband）和专业官员的概念，在英国行政的逐步现代化过程中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可能与中国人特有的一切以及中国官员的所有身份倾向背道而驰。因为，中国那种受科举考试左右的教育成绩并不是授予专业资格，毋宁说，情况恰恰相反。要想通过问答题测验，至关重要的是一手漂亮的书法、完美的文体和严格以经籍为取向的信念，那些测验题有时会令人联想到我们中等学校的传统爱国文章和道德文章的题目。考试实际上是对个人教养水平的一种测验，以此确定他是不是君子，而不是确定他有没有专业素养。儒家的准则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不是一件工具，这与西方人的特定职业意识完全格格不入，体现了个人全面自我完善的道德理想，因而阻碍了职业教育和专业能力的发展，也阻碍了它们的普遍适用性。这导致了中国式行政特别反官僚制的家产制倾向，而这种倾向又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式行政的“粗放”性质和技术上的落后性。

但是，中国也是一个身份特权最为排他性地以传统的和具有官方特权的文学教育为取向的国家，以致在形式上堪称安定的现代官僚化社会最完美的代表，在这样的社会中，对有俸官职的垄断和特殊的身份结构，到处都要依赖于特权教育的声望。的确，在古代埃及的某些文献中已经可以看到官僚精神气质与哲学的萌芽，但只有在中国才出现了一种官僚哲学——经过了系统阐发并在理论上一以贯之的儒学。我们已经谈到了它对宗教与经济的影响。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实质上就是身份群体的统一性，后者乃是官僚制古典文学教育和抱有前述君子理想的儒家伦理的载体。这种身份伦理的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受到了强有力的约束，因为巫术宗教及其礼制被公认为身份惯例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因为对祖先和父母恪尽孝道的义务得到了公认。正如家产制源于子女对家长权威的虔敬一样，儒教也是把孝道的基本美德作为官员对统治者、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尤其是臣民对官员和统治者的从属关系的基础。中欧与东欧人那种典型的家产制“国父”（Landesvater）概念，就像孝道概念发挥的作用一样成了严格的家长制路德教全部政治美德的基础，但是儒教远更一以贯之地阐发了这个观念综合体。当然，中国家产制的这种发展，还得益于那里缺少一个拥有土地的领主阶层，因而缺少一个能够行使政治权威的地方显贵群体。不过除此以外，长城的完工在若干世纪中使匈奴人的侵略矛头转向了欧洲，而且自此中国的扩张冲动只是针对那些动用一支相对不大的职业军队即可使之臣服的地区，这让中华帝国保持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安定局面，由此也使中国式家产制的发展成为可能。儒家伦理发展出了一套对待臣民的福利国家理论，非常类似于西方开明专制时代家产制理论家的学说，也很类似于佛教徒国王阿育王更加强调神权和灵魂的学说，但儒教伦理远更一以贯之。然而，实践起来却是另一回事了：尽管存在某些重商主义的迹象，但家产制统治仅仅出于不得已的原因才会干涉地方上的宗族与乡村世仇。经济上的干预几乎始终都是出于财政动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考虑到行政管理不可避免的粗放性，经济干预的努力通常都会由于利益集团的桀骜不驯而归于失败。这在正常年代中似乎会导致对政治当局经济作为的广泛约束，而这种约束很早就在理论上的自由放任原则中找到了支持。在宗族内部，已通过科举考试的官职候补人的教育声望会与长老的传统权威发生重叠，宗族的所有成员都会把前者视为顾问，如果他担任了官职，还会被视为庇护人，而在地方事务中，后者的决定通常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十五、分权化的家产制支配：总督与分土封侯

一般来说，王国的各个组成部分距离统治者的驻地越远，就越能逃脱统治者的影响，即使在纯粹的官僚家产制度下，也没有什么行政技术可以阻止这种趋势。最近的区域由统治者的家产制宫廷官员直接管理，构成了他的京畿之地（Hausmacht）。毗邻的地区都是外省，由总督们按照家产制方式管理。因为运输手段的限制，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总督们就不会把税赋全部上缴统治者，而只是上缴满足地方需求之后的余额；一般来说，他们只是交付固定的贡税，而且距离越远，他们在支配本省军事与纳税能力方面的独立性就越大。鉴于缺少现代的通讯手段，这也是需要官员在外敌入侵边界地区的情况下迅速决策的结果；他们的总督到处都会被授予巨大的权力。因此，在日耳曼，向统一的领土国家发展的最强劲势头是出现在［两个前边界地区］勃兰登堡和奥地利。最后，有些非常边远的地区只是在名义上依附于统治者，只有借助不断重新开始的勒索行动才能迫使它们交纳贡税。亚述的国王们就是这样干的，许多非洲王国的统治者直到最近也还是这样干，他们每年都会把矛头指向自己王国的一个边远地区，而他们的王国大都是他们自己认定的，一般来说并不稳定，有的完全就是虚构的王国。多数东方及亚洲帝国的“总督”对统治者的依附性实际上始终都是不稳定的，他们的地位一般都处在两种类型之间，一种是波斯总督们所代表的类型，他们可以被任意撤换，但必须保证交纳固定的贡税并维持固定的军事力量；另一种类型是日本的大名，他们几乎就是一些独立的国君，尽管他们在违背应尽的义务时可以被调离。在那些大陆型的大帝国中，最普遍的类型始终就是处于两者之间的这种政治混合体，它的关键特征一直相当稳定，但具体的变种自然也非常多样。直到现时代，中华帝国的官员尽管具有同质性，帝国也还是表现出了一个总督管辖区混合体的这些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些管辖区只是名义上的依附者，环绕在那些直辖的核心省份周围。像波斯的总督管辖区一样，地方当局也是留住本省的税收并首先用于满足地方行政成本的支出；中央政府只是收到固定的贡税，尽管可以依法加码，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并会遭到地方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当代中国行政改革至关重要的问题大概就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并且能够消除这种状况的明显残余，以利于对中央和地方权力进行理性组织，包括建立一个有能力吸引［外国］贷款的值得信赖的中央政府；当然，与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中央和省级财政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仅仅履行进贡和提供兵员的义务，只是分权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设立亚王国（sub-kingdom）。由于所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都被视为统治者的个人财产，因而继承分割也就成了一个正常现象。一般来说，这种分割不会被理解为构成了一些完全独立的权力，不是日耳曼法律意义上的最终分割（Totteilung），开始时主要是在王国范围内分割可供独立使用的收入和领主权份额，但王国至少还保持着假定的统一。这种对君主地位的纯家产制解释，比如在墨洛温王国，便导致了从地理上看极不理性的分割方式：那些富裕的领地或者其他富有充足税源的地区，就不得不按照平衡各分封统治者收入水平的方式进行分割。这样，实际还能保持何种方式与程度的统一也就变化多端了。有时，一个统治者对其他统治者仅仅剩下了荣誉性的优先地位。素有大王爷（Grand Prince）称号并作为宗主国所在地的基辅，在俄国的分土封侯时代所扮演的角色，一如卡洛林帝国被分割之后亚琛和罗马在帝国称号方面所扮演的同样角色。成吉思汗的帝国被看作是他的家族的共同财产，大汗的称号曾被认为应当由最小的儿子继承，尽管事实上是被指定或选举授予的。无论何地，分封的统治者实际上都会摆脱期望于他们的那种隶属关系。按比例向统治家族成员分配重要官职，不仅不能保持王国的统一，可能还会推波助澜加快解体，或者像在玫瑰战争⁽³³⁾期间那样加剧觊觎王位者之间的冲突。一旦家产制官职变成了可继承的财产，继承分割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已被占用的官职权力，这要取决于各种环境因素。一个重要因素无疑就是解体的程度，或者反过来说，这种财产在多大程度上还保持着官职性质。如果家产制官员群体非常强大，那么在面对分封的统治者时，单独一个中央官员即可代表帝国的实际统一，比如卡洛林家族成员担任maior domus⁽³⁴⁾时的情形；把这样一个官员免职就很有可能加快最终分割。但是很自然，这些最高级的家产制官职一旦被完全占用，也很容易变得服从于分割，就像墨洛温国王治下卡洛林家族的“宫相”（mayoralty of the palace）一再出现的情况那样。这个继承分割的原则对于家产制结构的稳定性十分危险，而消除这个原则有着不同的奏效程度，动机也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在那些容易受到外来政治压力的国家，各种政治上的考虑必然会反对继承分割；此外，为了家族的保全，任何一个君主无疑都会关心防止继承分割。不过，这种权力政治的动机并不总是能够满足需要。部分是纯意识形态性质，部分是技术—政治性质的动机必然也会强化这种倾向。在推行了官僚制秩序后，中国的君主被赋予了一种超自然的尊严，它在概念上就是不可分的。此外，官僚的休戚与共和职业利益也会阻止政治结构的技术可分性。日本的幕府将军和大名在形式上一直都是“官员”，民政与军政合一（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的“藩”的概念）特有的封臣性质则有助于保持政治权威（Herrenstellung）的统一性。哈里发辖区的宗教统一性未能阻止纯世俗的苏丹统治由于奴隶将军的产生而解体为一些亚帝国。然而，一旦建立了奴隶军队，它们那种纪律严明的统一性转而又会支持这些亚帝国的不可分性，在一定程度上说，个中原因就是继承分割从来没有在伊斯兰教的东方地区成为惯例。它在古代东方也不存在，国家控制的灌溉经济必须保持统一，这大概是坚持不可分原则的主要技术原因，但最为可能的原因则是它的历史渊源——王权最初作为城市统治权的性质。因为，与对乡村地域的支配不同，城市统治权从技术上说根本就是不可分的，即使可分的话也会面临重重困难。总之，东方的家产君主制不存在继承分割，既有宗教和行政上的原因，也有——特别是——技术和军事上的原因。像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人影响下出现的那种分割，是由于并存着若干分立的统帅领导下的常备军，而不是由于一个统治家族分割继承权。

在西方，凡是统治者的权力具有了官职性质的地方，也都会阻止继承分割，比如罗马帝国的皇权。只是随着罗马princeps（元首）的官职性质被戴克里先新秩序的dominus（主）取代而最终消失，这才出现了分割的趋势，但它的基础是政治—军事的，而非家产制的，并且很快就因为帝国的两半⁽³⁵⁾都保持了统一性而止步——帝国很早以前就因为征兵的考虑从军事角度进行了分割。因此，直到中世纪之前的古代晚期，地方行政官和君主制始终都是有效地产生于对公民军队的最高统帅权。后来，凡是被完全视为“官职”的一切，尤其是皇权，以及尚未被占用的官职，也都是不可分的。此外，在西方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君主长远的权力利益也有助于限制或消除继承分割。建立在征服基础上的新王国尤其如此。诺曼人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建立的王国以及西班牙人在复地运动⁽³⁶⁾中夺回的王国，都像条顿人大迁徙时期最早建立的那些王国一样始终是不可分的。在其他地方，这种不可分割性则是得助于两项背道而驰的发展。日耳曼及法兰西王国——后者至少在形式上——是因为这一事实：它们变成了选帝侯君主国。但在其他家产制国家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西方特有的现象：地域性等级制实体（ständische Territorialkörperschaften）。由于并且只要每个等级制实体——现代国家的前身——被视为一个单元，地域性统治者（Landesherr）的权力也就会被看作是不可分的。然而，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开端。在家产制结构中，地方权力的独立性可能大不相同，有的是附属于家产制家族的官员，有的是附庸性君主，有的是仅仅在名义上依附的分封统治者。

十六、家产制统治者与地方领主

当拥有个人权力资源——地产、其他收入来源以及忠于个人的官员和军队——的家产制统治者面对的不是仅仅按照氏族或职业进行分化的纯粹的臣民大众，而是当他作为一个领主（Grundherr）凌驾于作为地方显贵并行使自己的自治权威的其他领主之上时，中央权力同各种离心的地方权力持续不断的斗争，就会给家产制带来一个特殊的问题。古代与中世纪的近东家产制“国家”就是如此，罗马帝国以后的西方则尤为突出，这与中国和新王国以后的埃及形成了鲜明对照。家产制统治者不可能总是敢于摧毁这些自治的地方家产制权力。某些罗马皇帝——比如尼禄——曾花大力气要消灭民间的大土地所有者，特别是在非洲。但是，假如统治者打算铲除自治的显贵，他就必须有一个自己的行政组织取代他们，能对各该地方人口行使大体上同样的权威。否则的话，最终还会出现一个抱有同样权利要求的新的显贵阶层——一个取代了土著前辈的新的承租人或土地所有者阶层。

在某种程度上说，近东国家创造一部地方行政机器的特殊手段就是兴建一座城市，希腊化地区和罗马帝国一般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在中国也能看到类似现象，至少在上个世纪，苗族人的臣服和他们的城市化是一致的。后面我们将会论及在这些不同情况下兴建城市的意义，其间的确存在着巨大差异。总之，从这一事实可以说明，罗马帝国城市建设在时间与空间上的经济限度，也变成了古代文化传统结构的边界。地产天然获得的政治影响越大，帝国就越是会成为一个内陆国家。

在君士坦丁大帝以后的罗马国家，主教的权力成了帝国统一的保障；主教特别会议成了真正的帝国会议。后面我们将会说明由国家进行普及和政治化的教会何以不能长期胜任这个角色——这恰恰是强化了它的政治性质而使它迅速“地方化”所致。在中世纪早期的家产制国家，例如在法兰克王国以及各个封建国家，教会就被选中担当类似的角色，尽管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特别是在日耳曼，国王试图确立一种与地方和区域性权力相抗衡的权力，最初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主教中创造了一个神职人员的政治显贵等级以对抗相应的世俗阶层。由于主教职权不能继承，主教不在地方上招募，与地方没有关系，他们似乎会由于普救论关切而与国王结成伙伴关系。此外，国王授予他们的领主与政治权力，甚至在法律上也始终掌握在国王手中。因此，当教皇试图以官僚制方式直接组织教会并由此获得对教会官职的绝对控制权，或者至少有权根据教会法规委任地方神职人员与堂区形成的职位时，他就是在特别挑战日耳曼国王针对地方当局的基本权力资源。后一种选择实质上就意味着通过一个地方神职人员显贵阶层——大教堂的全体教士——控制教会官职，他们由于家庭和私人关系而与地方世俗显贵联系在一起。因此，教会在与国王的斗争中很容易得到世俗显贵的支持。

就我们所知，波斯帝国是通过裁军和神权统治才有可能保持了两个世纪不稳定的统一，犹太人和埃及人也是如此；另外也利用了巨大的民族差异以及地方显贵之间的利益冲突。总之，我们在巴比伦和波斯帝国至少已经看到了地方显贵和中央权力之间那些典型冲突的痕迹，这种冲突后来成了西方中世纪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地方领主的首要要求就是家产制统治者不要干预他们对自己的隶属民的家产制权力，或者要求他直接保障这种权力。他们尤其希望自己的土地能够免于统治者的行政官员插足。这些要求包括：统治者只能通过领主这个中介与领主的隶属民发生联系；领主应被认为对他们负有刑事和财政上的连带责任；领主应被授权征募兵员和独自代表隶属民向统治者纳税并将税负在他们中间再分配。此外，由于地方领主渴望由自己利用隶属民的经济能力提供劳役和税赋，他会尽可能减少对家产制统治者承担的义务，或者起码把它们固定下来。早在第三个千年的埃及就可以发现使这些要求得到不同程度满足的豁免特权，它们被授予了寺院和官员；在巴比伦帝国它们还被授予了民间土地所有者。如果这些权利要求一以贯之地坚持下来，就会导致latifundia⁽³⁷⁾脱离家产制统治者建立的，作为权利和义务载体的平民联合体——乡村公社，有时还包括城市。早在希腊化帝国以及罗马帝国时代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状况。王室领地本身从一开始就脱离了任何平民联合体，由此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既能行使家产制权利也能行使政治权利的，不仅有君主的官员，而且还有王室领地的承租人。私人latifundia也同样如此，它们在罗马帝国已经变得日益重要；除了城市以外，它们的版图最终也取得了易北河以东大庄园区（Gutsbezirke）——这可以追溯到封建时代——那样的地位。⁴然而，在中世纪的西方君主国，地方领主势力的权利要求比古代时期有效得多，因为他们的统治者没有常备军的支持，而且官僚也不是按照既定的传统训练出来的。即使在现代史的初期，凡是未能建立自己的军队与官僚系统并从国库向它们支付报酬的君主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和庄园领主做出妥协。古代晚期的君主国，特别是拜占庭帝国，同样不得不向地方利益集团做出让步。甚至军队征募的兵员，从4世纪以后也越来越变得区域化了。城市的什长（decurion）⁽³⁸⁾行政和乡村的采邑行政使得所有纯粹的地方事务都落入了地方显贵控制之中。但这些阶层毕竟还处于晚期罗马帝国以及拜占庭帝国中央权力的控制之下。这种现象在西方是根本不存在的。与中国的官方行政原则以及西方统治者一再试图强加于人的那些原则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庄园领主的坚定要求却能迅速获得成功：统治者的地方官员应当是行政区内的地产所有人，这就是说，他必须出自地方的土地所有者显贵阶层。英国的郡长与治安法官以及普鲁士的县长（landräte）都是如此。在普鲁士，进入19世纪以后，他们仍然保有对地方国家官员的提名权，比如县长的职位，提名委员会都控制在县里的大土地所有者手中。中世纪的大贵族则能在更大规模上成功夺取广大地域内事实上的官职任命权。历史的发展到处都会倾向于把家产制统治者的所有臣民变成“间接”臣民，倾向于楔入地方显贵使之成为所有政治官职的独占者，倾向于切断统治者与普通臣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并把他们各自的要求——一方是要求得到税赋和兵役，另一方是要求得到法律保护——完全交由地方任职者去满足。这种倾向意味着消除统治者的一切控制，并由某个家庭合法地或事实上继承占用政治官职，至少是由一个垄断性的地方显贵群体占用。

家产制君主和地方家产制利益集团那些天然倾向之间的斗争，有着极为多样化的结果。君主对于“间接”臣民主要是有一种财政和军事上的关切，他所关心的是要维持他们的数目，即足以维持一户农民家庭生计的小块土地数目，防止他们受到地方家产制权威的过度剥削，以免他们满足君主需求的能力遭到损害，同时保留向他们直接课税和征召他们服兵役的权力。地方家产制领主则希望在任何问题上都能代表农民与君主交涉。nulle terre sans seigneur（没有无领主之土地）原则除了后面我们将会论及的对于封建法律的意义之外，在行政法领域也有这种实践意义：对于君主行政来说，一个村庄的农民共同体是不能作为一个拥有自身权力的联合体而存在的，每个农民都应属于一个家产制联合体并由一个家产制领主作为代表，统治者仅仅有权与领主而不是与领主的隶属民打交道，后一种做法仅仅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完全实现，而且仅仅是临时的。每当君主增强了自己的地位时，他与全体臣民的联系就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变得更加直接。不过一般来说，君主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与地方家产制权威或者其他显贵达成妥协；他会受到种种制约——因为他有可能遭遇往往是危险的反抗，还因为他可能缺少一部能够接管行政的军事与官僚机器，尤其是因为地方显贵拥有的权力地位。单纯从财政原因来说，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君主如果没有贵族的帮助就不可能推动地方行政，18世纪普鲁士的易北河东部地区更其如此。就普鲁士的情况而言，这种局面大概可以说明贵族何以能够垄断军官职位并在担任文官官职方面拥有优先权——特别是完全免受对其他人等所要求的资格限制，至少是享有非常广泛的特许；另一个结果则是，骑士封地所有人（Rittergutsbesitz）至今仍在所有农村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十七、英国的显贵行政、地主的治安法官、“绅士”的演变

假如君主想要阻止地方家产制领主占用地方的全部国家行政，那么只要他还没有相当可观的自有资源，他就别无选择，只能把行政交给某个在数量和实力上足以钳制家产制大领主的其他显贵群体手中。在英格兰，这种局面产生的结果就是治安法官的出现，此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是在与法国的历次大战中形成的。⁵由于经济发展消解了人身依附关系，采邑领主的家产制行政及其司法权力，还有封建贵族支配下的地方官职——郡长，已不能应付纯粹的行政任务。此外，国王也希望撇开家产制的封建权威，这是一个能够得到下议院有力支持的策略。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新的行政任务主要与维持公共和平有关，而经济变革则产生了对于安定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通常都认为是战时的不安全感导致了这些行政变革，此说难以令人信服，因为治安法官已经变成了永久性的职位。公众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烈，乃是因为每家每户都在越来越多地卷入市场联系。更为典型的是，随着货币经济的扩张，我们还看到了失业现象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在治安法官日益繁多的任务中，首要的就是维护公共安全，保护贸易与消费。治安法官都是来自从经济上关心自身功能的民间群体。国王试图从每个郡的地方显贵中任命治安保护官（conservatores pacis）并赋予他们日益复杂的治安法院和刑事法院的权力，以争取地主⁽³⁹⁾阶层并使之与最大的家产制领主——贵族⁽⁴⁰⁾——相抗衡。这些治安法官事实上，并且很快就在法律上都是从行政区的土地所有者当中任命的，他们凭借地租而具备了资格并保持着骑士生活方式。这些任命在形式上可以撤销，但实际上却是终身的。国王保留使任命生效的权利，并专门由王室法院监督这些任职者的作为。治安法官之一的郡治安长官（Lord Lieutenant）则成了民兵指挥官。不存在针对治安法官的裁决提起上诉的正规官僚制渠道，或者只不过在王权的要求达到巅峰时以星室法院的形式存在过，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星室法院才会在17世纪的革命中被地主阶层所摧毁。将某一具体问题提交给中央机构的唯一途径——这实际上是个被日益频繁利用的途径——就是一种特别指令（调取案卷令状⁽⁴¹⁾），而颁发这种特别指令最初也完全是便宜行事之举。国王设法挫败了许多使治安法官的任命直接依赖于地方显贵选举的企图，只是通过授予国王的某些顾问以提名权而调整了对任命的控制。因此，这些高级官员——尤其是大法官——就被赋予了一种往往可以用来牟利的庇护权。然而，地主阶层却反对这种庇护权以及国王的合法要求，他们的团结一致强大得足以保证他们长期垄断治安法官的官职，现任者的推荐实际上对于新的任命是个决定性的因素，这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经常招来抱怨之声。

与所有的王室官员一样，治安法官也收取手续费并领取日常津贴。但是，由于这种收入很低，土地所有者拒绝收取手续费就变成了一种身份惯例。到18世纪，出任治安法官的财产资格门槛大为提高，通常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求拥有一定的土地等价物。越来越多地出租财产是英格兰的典型现象，这使乡村地主有闲暇从事这些公务。就城市资产阶级而言，那些活跃的实业家的参与则面临一些不利因素，因为他们撇不开经济上的事务，这使他们到处都被排除在显贵的圈子之外。不过，从商界退休的年长者往往也都成为了治安法官，尤其是那些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之后从经营者变为食利者的行会成员，而这个群体正在不断扩大。城乡食利者阶层典型地融合为一个绅士类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助于他们与治安法官一职的共同联系。在这些圈子中，年轻的儿子在完成了人文教育之后即被任命为治安法官则成了一种身份惯例。由此该职就成了一种无薪的职位，对于合乎资格的人来说，承担这种义务从形式上看乃是一种公益性派捐，而且往往只是短期任职。许多治安法官并不作为（但这种趋势在现时代已经发生了逆转）。对于他们来说，该职仅仅是个名义职位，是社会荣誉的一个来源。社会身份与社会权力也可以说明这个职位何以在所有时代都是被人极力追求的目标——哪怕是为了它的有效占用期，尽管有效履行职责的话将要付出可观的劳动。进行了若干世纪激烈竞争的职业法学家则以失败告终。他们渐渐被迫退出了此职，因为收入太低，且地主们最终又放弃了所有的手续费。个别的非专业治安法官会接受其私人律师的建议，但就整体而言则是在职员们的帮助下按照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实质正义的考虑进行裁判；这就使得治安法官的行政成了大众化行政，并具有了自身的独特特征。这是在和平竞争中职业官员完全被义务官职取而代之的极少数情况之一，尽管行政任务与日俱增。地主们之所以对治安法官一职有兴趣，关键的诱因并非某种明确的“理想主义”，而是这个职位所提供的那种实实在在而且实际上不受约束的影响力；形式上它仅仅受制于这一规则：所有重大问题只能以团契方式——至少要由两名法官联袂——进行裁决，而实质上对它进行约束的乃是一种产生于身份惯例的强烈责任感。

治安法官的行政使得城市以外的所有地方行政机构都变得几乎无足轻重了。这种曾被誉为民族守护神的自治体制达到巅峰状态时，治安法官实际上成了各郡能够有效行政的唯一官员，与之并存的古老的强制性公益性派捐联合体、家产制采邑行政以及各种各样的王室家产制官僚统治都萎缩到了无足轻重的地步。这是在一个大国境内曾经实行过的纯显贵行政的最彻底的类型之一，而且职务行为也与此一致。治安法官的行政时至今日也仍然带有浓厚的“卡迪司法”性质，但它对大众来说却是唯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行政，因为伦敦的王室法院从地理上以及——由于巨额的手续费——从经济上都使他们遥不可及，犹如执政官之于罗马农民、沙皇之于俄国农民。与所有的显贵行政一样，其不可避免的特征就是把行政管理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都是临时的活动，因而并不等于连续性的系统运作（Betrieb）。这种行政所及的范围并不限于保管案卷（比如早期的custos rotulorum⁽⁴²⁾那种情况），它主要是进行强制，而且没有系统性，一般来说仅仅对那些明显的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某个受害人的申诉做出反应。从技术上说，这种行政并不适于连续集中地应付积极的行政任务，也不适于追求一种和谐统一的“福利政策”，因为它基本上是绅士的一项兼职工作。的确，在治安法官的季审法庭⁽⁴³⁾上，至少要有一位治安法官必须是受过法律训练的。法定人数条款（quorum clause）要求这个人或这些人是列名于委任状上的人，中央行政以这种方式保持了对现任治安法官构成成分的影响力。然而，即使这一规定，18世纪以后也失去了效力，因为任何有效的参与者最终都被包括进了法定人数之中。

臣民则不得不考虑治安法官的治安权和惩罚权可能会影响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从泡酒馆、打牌或着装是否合乎其身份，到谷物价格与工资水平，从游手好闲到离经叛道，都在治安法官的管辖范围内。无数制定法和法令的规定往往都是产生于偶然因素，单就它们的执行而言，都要依赖于治安法官。然而，是否进行干预，何时干预，以什么手段干预并如何彻底地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均由他们便宜行事。服务于明确目的的系统的行政活动概念，在他们当中比较罕见，而且实施一种一以贯之的“基督教福利政策”的尝试也只是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特别是劳德主政时期的短暂现象，这种尝试正是由于治安法官出身的那些圈子的反对而最终归于失败，这是可以想象的。

治安法官的“粗放式”间歇行政似乎能让人联想到具有某些相同特征的中国式行政，中央当局的干预方式看上去也如出一辙：要么具体干预个案而且经常卓有成效，要么以抽象方式通过极为泛泛的指令进行干预，它们差不多只有建议性的效果。不过差别是巨大的。的确，英国与中国的关键事态是相同的，即家产制官僚行政为了有效运作而不得不设法与地方权威通融。但在中国，受过教育的行政官员面对的是氏族长老与行会联合体，而在英格兰，训练有素的职业法官面对的则是拥有土地的地主当中那些受过教育的显贵。中国的显贵是为了进入仕途而接受古典文学教育的有教养者，他们是有俸官职的持有人和进取者，因而是站在家产制官僚权力一方的；在英格兰则恰恰相反，地主的核心乃是一个自由的大地产所有人的身份群体，他们只是根据经验接受了统治隶属民和劳动者的训练，而且最终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这样一个阶层在中国并不存在，那里存在的是最纯粹类型的家产制官僚，不受任何平衡力量的牵制（就算有这种牵制的话），而且没有升华到现代专业化官员的程度。

英国的治安法官行政达到巅峰状态时，把一种等级式的家产制和纯粹类型的自治性显贵行政结合在了一起，但更多地是倾向于后者而非前者。这种行政制度最初在形式上是以公益性派捐义务为基础的——这就是担任官职所要承担的义务。但在现实中，由于实际的权力分配，它并非臣民，而是政治联合体成员——“公民”——的自愿合作，君主要依赖这种联合体行使自身的权威。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行政才完全不同于君主家产制家族和从属的、拥有自己的臣民的私人家产制统治者那种典型的政治等级制；事实上，它的发展正是与私人依附关系的瓦解相伴而生的。从实质上说，创造了这种制度的英国乡绅阶层当然是个显贵阶层，它有着确凿无疑的采邑特性。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封建采邑前驱，英国地主特有的那种“精神”也就绝无可能产生。盎格鲁–撒克逊绅士特有的男子汉理想，就显示了这种血统不可磨灭的痕迹。这种特征主要突出表现为惯例的形式严谨性、极为发达的自豪感与尊严感以及体育运动的社会重要性——而体育运动本身就有助于身份群体的形成。不过，在清教渗透之前，这种“精神”就已经由于乡绅阶层与特殊的市民阶层——城市食利者及活跃的商人阶层——的日渐融合而得到了完全有效的改造和理性化；它是沿着类似于意大利贵族与富人（popolo grasso）融合之后而出现的那个方向受到影响的，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然而，现代的绅士类型只是在清教的影响下才摆脱了原有类型的，而清教的影响所及已经超越了严格的信徒范围；乡绅的半封建特征被逐渐同化为禁欲主义、道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不过迟至18世纪，这两种特征还是相互对立的。

面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冲击，治安法官一职成了保存这种特殊绅士类型的影响——不仅对行政实践和官员的高度廉正，还有对荣誉和道德的一般社会观念的影响——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在现代城市生活的条件下，受过教育的非专业无薪治安法官的行政，从技术上说已经不再可行了。有薪的城市治安法官数目逐渐增多，到19世纪中叶，他们在1.3万人当中已经占到了1300人，有1万人仅仅是名义上的。由于理性的官僚制只是在出现了具体的个别需要时才被零零碎碎地引进旧的行政框架，所以那里存在的不是任何系统的行政组织，而是家长制组织与纯理性组织的混合体。有产阶级在管理行政事务方面受到的强化熏陶，以及他们为国家奉献并自视为等同于国家的强烈传统，使得旧式行政在政治上仍然举足轻重。在经济上尤具重要意义的则是行政活动不可避免地被减少到最低限度，这使经济首创精神几乎完全摆脱了管制，尽管它在商业伦理方面还会受到相当有力的惯例约束。如果把治安法官的行政看作家产制的范例，可以说它是一种极端边缘的状况。

在所有其他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家产制君主与拥有土地的显贵并存的情况中，后者也都是家产制领主。当现代史初期出现了家产制官僚之时，这两种权力便或明或暗地达成了如下妥协：只要不触犯统治者的税收和征兵利益，地方家产制领主对其隶属民的权威和经济控制即可得到保障；由他们完全控制地方行政，并控制对他们的隶属民拥有管辖权的下级法院；由他们代表隶属民与君主及其官员打交道；所有——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国家官职，尤其是所有或几乎所有军官职位都保留给他们；他们不用负担人头税和不动产税，而且作为“贵族”，在哪一级法院才有权审判他们以及在刑罚和取证类型方面都享有广泛的身份特权。他们的特权在多数时候都会规定，只有他们有资格拥有家产制领主权，因而能够拥有包括人身依附或家产制依附农民在内的庄园。在地主行政的英格兰，得以存续下来的也只有一个独立的贵族阶层这种身份特权的残余了。

十八、沙皇家产制

英国地主在地方行政中的这种权力地位，乃是由于接受了一种半公益性派捐的义务，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高昂成本去承担一项无薪官职的职责。这种义务在欧陆现代史上已经不复存在。然而，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俄国的贵族阶层却不得不承担一种服务性公益性派捐。彼得大帝废除了俄国贵族旧有的社会品级和法定权利，代之以两个简单的原则：1）社会品级（chin，卿）只能通过在一个家产制官僚（文官或武官）职位上的服务才能获得，并要取决于个人在14级官爵序列中的相对地位。由于现存的贵族阶层没有官职垄断权，也由于所要求的不是地产资格而是——至少在理论上——教育资格，这看上去接近于中国的情况。2）贵族特权持有者如果在两代人之后不再担任官职，这些特权即告丧失。这似乎也类似于中国的做法。然而，俄国的贵族权利除了其他特权之外还有一个限定继承的专有权利：拥有定居着农奴的土地。因此，俄国“贵族”是与领主家产制的独有权利结合在一起的，这在中国根本就闻所未闻。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废除了不担任官职就要丧失贵族特权的成例。但是，社会品级与官阶表（tabel’o rangakh）仍是社会声望的官方基础，对于年轻贵族来说，至少在短期之内服务于一项国家官职，这始终都是一个身份惯例。贵族土地所有者的家产制支配，几乎也是在“没有无领主之土地”意义上普遍行之于私有地产领域，因为除了“贵族”地产之外，就是君主领地与属地的采邑和神职人员及修道院的采邑，其他人等手中根本就不存在完全保有的地产⁽⁴⁴⁾，即使有，也只是微不足道的残余（odnodvortsy，自耕农）或者是军役封地的形式（为哥萨克所有）。因此，只要不是领地行政，乡村的地方行政就会完全落入土地贵族之手。然而，政治权力本身及社会声望却要完全依赖于官位，或者直接依赖于和宫廷的关系——这与中国的模式如出一辙；一切凭借政治权力的运作谋取经济利益的机会更其如此。保罗一世在点拨一位外国来访者时说，只有他俯允与之交谈者，而且只有在他与之交谈时，那人才算是贵族。这当然是个夸张的说法。不过，俄国君主的确可以冒犯贵族，哪怕他是声名最显赫的望族和最大地产的所有人，而一个西方的统治者，无论权势多么巨大，也不敢任意苛待他的侍臣，哪怕后者是最低层级的法律上的非自由人。

沙皇的权力乃是植根于他与个别社会品级在利害关系方面牢固的休戚与共之中，后者掌管着行政和强制征募的军队。同样重要的是，贵族之间却完全没有那种以身份为基础的利害关系的休戚与共。和中国的有俸官员一样，俄国贵族都视彼此为竞争者——竞争社会品级以及所有可以借助统治者的恩宠而得到的机会。因此，贵族阶层陷于深刻的分裂之中，在面对统治者时完全无能为力；现代地方行政的重组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新局面，但贵族阶层极少尝试共同反抗，即使有此举动也总是徒劳无功，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明确授予了他们集会和集体请愿的权利。因竞争宫廷恩宠而导致的完全缺少贵族身份的休戚与共，并不仅仅是彼得大帝改制的结果，而且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贵族等级制，它从莫斯科大公国的家产制国家建立以来就决定着显贵的社会品级。从一开始，社会品级就要取决于沙皇这位总土地所有者授予的官阶，其物质报酬就是服务封地——promest’e（源自mesto：职位）。旧时的贵族等级制与彼得大帝的新秩序之间的差异，归根结底只是在于，在贵族等级制度下，指定给第一代获得者的服务封地和官阶，或者后来由于行政职位而拥有的服务封地和官阶，全都可以由子嗣继承，因而贵族之家的品级就有了相对稳定性。年轻贵族都是根据1）任一祖先在官阶等级制度中获得的最高官衔和2）这些祖先之一担任的最高官职和他开始服务时这之间已经过去的世代数目而获得最初的官职。按照根深蒂固的身份惯例规定，如果一个官职有可能使一个高等门第的成员隶属于一个出身下等官衔之家的官员，他就不可能接受那个官职，正如在宴席上他不可能接受在一个——根据贵族等级制——出身下等门第的官员下首就座一样，不论该官员的个人官位多高，甚至在沙皇的宴席上也是如此，哪怕有可能冒性命之虞。这种制度使得沙皇在选择高级行政官员和军事领导人时受到了严重限制，他要无视这个制度就必定会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在战场上也有可能面临不断遭到抗议和抗命的危险。但是，该制度也迫使贵族为了保住社会身份和升迁机会而进宫服务并成为家产制官僚——个人继承的品级越高就越是如此。由此，贵族也就差不多完全变成了“宫廷贵族”（dvorianstvo，源自dvor：宫廷）。

私人土地所有权作为社会品级的一个基础，便越来越失去了重要性。那种最初并非因提供服务而被授予，而是作为完全保有的地产从祖上继承来的财产——votchina（祖传庄园）——的所有人，votchinniki（庄园主），已被pomeshchiki（乡绅）所取代，后者如今已成为称呼“采邑领主”的专用术语。社会品级并非决定于“贵族”财产，而是决定于行政级别，不管那是个人获得的还是继承得来的。沙皇家产制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制度，把所有社会权力都与为统治者服务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的由来就在于如下两个因素的结合：1）王室扈从制度——这一点将在后面分析和2）氏族的团结——力求为整个氏族占用业已获得的服务品级以及与此相关的机会。面对这种状况，彼得大帝试图删繁就简，焚烧了包含着贵族之家权利要求的门第等级表（razriadnaia pere-pis’），取而代之的是几乎完全以实际担任的官职为基础的社会品级体制。这种做法就是要铲除氏族荣誉而又不致造成与沙皇直接对立的身份团结，而在这之前，氏族荣誉既阻碍着沙皇自由选任官员的利益，也一直阻碍着身份团结的发展。这个政策获得了成功。贵族阶层仍然陷于分裂之中——他们会因为追求社会品级而无情竞争，当他们仍是纯地主贵族时又会厌恶和憎恨chinovnik（官员的通称）。对农奴所有权的垄断并不会产生一个休戚与共的身份群体，因为对社会品级的竞争妨碍了这一点，同时还因为，只有为沙皇效力才能获得附带的致富良机。

这方面的情况一如晚期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及其巴比伦、波斯与希腊化地区的前驱和伊斯兰世界的后继者：采邑家产制既没有导致土地所有者与国家官员的明确关联，也没有导致一个同质性采邑贵族阶层的兴起——且不论存在过多少萌芽现象；而采邑家产制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晚期罗马帝国，越来越举足轻重的土地占有人阶级，遭遇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阶层——按照俸饷收入水平划分品级的官员群体。在早期东方与希腊化地区的诸帝国中，也能看到土地贵族与家产制官员同样不相关联的并列现象。在伊斯兰诸帝国，相应于它们的神权统治性质，获得社会品级首先要立誓信仰伊斯兰教义，担任官职的机会要取决于是否接受了宗教控制下的教育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因而不可能出现长期持续有效的贵族垄断权。

十九、家产制与身份荣誉

在这种基础上，中世纪的西方贵族就绝无可能发展出一个基本特征：以一种被教育所强化了的特殊传统伦理的形式对社会行为进行集中指导；这种伦理把人际关系集中于生活方式上，使每个个人都能牢记为共同的身份荣誉所应尽的义务，从而给予作为整体的身份群体一个统一的纽带。在俄国以及上述诸帝国的显贵阶层中也发展出了大量身份惯例，但是，这些惯例没有发挥一种对“荣誉”行为进行统一伦理指导的作用，却不能说是完全因为上述社会品级的基础模糊不清。它们不过是为保护经济利益或者公开追求社会声望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却不能为贵族提供一种根本性的内在化标准以使他们自我断言并证明自身的荣誉。个人的社会荣誉和他与领主的关系，要么没有任何内在关联，比如那些自治的显贵，要么仅仅等于是飞黄腾达的机会，只求借此填充欲壑，比如那些宫廷贵族、社会品级、中国的官员以及所有单纯仰赖统治者恩宠的职位。另一方面，被占用的所有类型有俸官职，也的确能够成为——比如像长袍贵族那种——官职与身份尊严感的适当基础，但却不可能成为个人与领主的“荣誉”关系和相应的精神气质的适当基础。

西方的侍臣，其社会荣誉端赖于领主的恩宠；英国乡绅阶层的绅士，其社会荣誉则是决定于自治的贵族阶层；尽管表现方式不同，但他们都是一种独特的个人尊严感的体现者，这种尊严感的根基是个人荣誉，而不是仅凭官职的声望。就侍臣的情况而言，他们的基本态度显然受到了西方骑士精神的影响，不难看出，英国绅士的情况也是如此。前一种群体与骑士阶层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英国绅士则是越来越多地把资产阶级的秉性吸收进了自身的男子汉理想和生活方式之中，从而随着贵族阶层的逐渐非军事化而改变了自身的中世纪骑士风貌，最终在清教徒绅士中形成了一种堪与旧乡绅的品级相媲美，但却有着非常异质的起源的类型，其结果是极为多样化的相互调适。不过实际上，对于侍臣与英国绅士这两个阶层来说，封建骑士精神始终是原有的、特别中世纪取向的核心。

骑士行为是由封建的荣誉观念塑造出来的，后者则是产生于封臣对封建主的忠诚意识。这是唯一一种同时受到以下两种因素影响的身份荣誉类型：一个是共同的内在化精神气质，另一个是与领主的外在关系。由于这种特殊的封臣关系始终是家产制以外的关系，就此而论，它也就超越了家产制支配结构的界线。但是不难看出，这种封臣关系最好还是被系统地视为一个极端边缘的家产制范例，因为它主要产生于和领主有关的纯个人效忠，还因为它似乎“解决”了一个特殊的实践问题，即家产制君主针对并借助地方家产制领主进行政治支配的问题。

注　释

1　以下四章除了论述超凡魅力的几节之外，均未收入先前的译本。编者的主要努力是翻译文本并核实一些不明确的史实出处，这需要进行大量的背景研究。不过，注释就被控制在了一个最低限度上，因为韦伯关于以下各章的许多文献均可见于《法律社会学》（第八章）和《城市》（第十六章）的注释中。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注释均为罗特所作。

关于家产制概念的由来以及德国历史上是否实际存在家产制国家的争论，见奥托·布伦纳，Land und Herrschaft（Vienna：Rohrer，1959），4th ed.，146—64。关于布伦纳对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关系的论述，见他的Neue Wege der Sozialgeschichte（Göttingen：Vandenhoeck，1956）。布伦纳在这两部著作中都谈到了韦伯。

2　韦伯大概指的是埃伯哈德·格特因，他自1904年以后即生活在海德堡，Die Kulturentwicklung Süditaliens in Einzelderstellungen（1886）和Die Renaissance in Süditalien（1924年第二版）的作者。（W）

3　见库尔特·泽特，Die altägyptischen Pyramidentexte（Leipzig 1908—22），第四卷。此书至今仍是一部标准著作。

4　关于普鲁士的Gutsbezirk（大庄园区），一种脱离了普通乡村联合体并由容克管理的农村行政区，见第十六章，（五），注释9。

5　韦伯关于英国宪政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是尤利乌斯·哈切克的著述。见哈切克的Englisches Staatsrecht（Tubingen 1905/6）二卷本以及Engli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Munich 1913）。韦伯也很熟悉自由主义学者、国会议员鲁道夫·冯·格奈斯特的第一部全面论述英国宪政史的著作，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91）。

(1)　德文，“永恒的昨天”。

(2)　姆瓦塔·雅姆沃（Mwata Yamvo）王国即中非地区的隆达王国，建于17世纪中期，后扩张为隆达帝国，疆域大体包括今刚果西南部、安哥拉东北部和赞比亚北部地区，19世纪趋于衰落。该王国的王后称为“卢孔克莎”（lukokesha），意为“众人之母”，平时的权力一如大酋长，自设一个归她管辖的朝廷，其意志不受丈夫的限制，而且对王位继承具有特殊影响。

(3)　罗马法中的法令，指司法行政官建议并由平民大会通过的法令。

(4)　customal（custumal的变体），西方古代庄园的习惯记录或习惯法汇编。

(5)　德文，惩治藐视法庭罪的权力，英文为contempt power。

(6)　Hejaz，阿拉伯半岛上最早出现的王国，今为沙特阿拉伯一省。

(7)　Seljuk，乌古思（古兹）土库曼部族的统治家族，11世纪侵入西南亚建立了一个强大帝国，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伊朗大部，标志着土耳其权力在中东的开端。

(8)　bektashi order，伊斯兰神秘主义教团，自称由波斯呼罗珊的哈吉·比克特西·吾力开创，原是伊斯兰教正统逊尼派内众多苏菲教团中的一支，16世纪接受了什叶派教义并在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最终形成，活动范围遍及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半岛各国。15世纪控制了禁卫军，在政治上获得了重要地位；1826年禁卫军被解散，教团势力也随之衰落，1925年土耳其解散所有苏菲教团，比克特西领袖们转移到了阿尔巴尼亚；1967年阿尔巴尼亚取缔宗教后，该派仅限于在欧美个别地方从事祈祷活动。

(9)　见第八章（四）英译者注30及第八章（五）英译者注30。

(10)　赐地业主，指古代希腊在附属国中享有雅典当局赐予土地的雅典公民。雅典广泛利用这一制度削弱附属国的力量，赐予的土地都是最好的土地，殖民者是未来的卫戍部队。他们与驻在地人民大不相同，拥有充分的公民权：投票、纳税和服兵役，并按照雅典的模式通过执政官和公民大会管理内部事务。这种制度鼓励了大量雅典人重新定居，既减轻了雅典的人口压力，又加强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随着公元前5世纪提洛同盟和公元前4世纪第二次雅典同盟的建立，这批人成了雅典帝国主义的正规军。

(11)　Septimius Severus（146—211），罗马皇帝（193—211年在位），以军事力量而不是以宪法依据为后盾建立了个人王朝。他不断提高军饷并允许军人结婚，以此赢得士兵支持。为防止出现强有力的军事对手，他减少了每个将军指挥的军团士兵数量。他使军队在帝国政权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其后代当政到235年。

(12)　Hundred Years’ War，14—15世纪英格兰与法国因合法继承法国王位问题等一系列争执而断续进行的战争。

(13)　三重负担，约翰·塞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英格兰法律文物学家、东方学家和政治家）的用语，指在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附属于土地的——韦伯下文所说——三重负担。后世法律学者认为塞尔登用词有误，应为trimoda necessitas。完全确立封建土地制度之后，三重负担继续维持，而且所有土地都被强加了附加义务，提供给作为封建君主的国王、从中间土地保有人当中产生的总土地保有人或者由下层租佃人当中产生的中间土地保有人。

(14)　均为德文词，指中世纪的赋税，带有苛捐杂税的意味。

(15)　Ulema，伊斯兰国家有名望的神学家或教法学家。

(16)　大法官法庭（Chancellery court），在英格兰，大法官古已有之，其最初的职责是发布令状，包括所有开始了普通法诉讼的原始令状。大法官也是掌管国玺的官员。该职务逐渐发展成为大法官法庭或衡平法院，中世纪时期曾享有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双重管辖权。根据1873—1875年的《司法制度法》，大法官法庭被撤销，但其管辖权继续由新的高等法院大法官法庭行使。理财法院（court of Exchequer），起源于12世纪，最初兼有财政与司法职能，13世纪末其司法职能才从行政中独立出来，1323年设置理财法院法官，1880年并入大理院，为理财法庭，是王座法庭的组成部分。高等民事法院（Common Pleas），出现于中世纪初期的英格兰普通法法院，对地方法院和庄园法庭行使监督权，17世纪取得了发布停审令和人身保护令的一般管辖权，1875年并入新组建的高等法院，为高等民事法庭，1880年与理财法庭一起并入高等法院的王座法庭。王座法院（King’s Bench）是历史悠久的英格兰皇家法院，审理与国王有关的或者只能由国王本人审判的涉及显贵的案件，也有权纠正所有其他法院的错误，14世纪成为一个独设的法院，失去了与国王和王室法律顾问的紧密联系，变成了一个单纯的普通法法院，但仍保留了既是王室法律顾问又是王室法院所具有的准政治权力。1875年该法院被撤销，并入新设立的高等法院，是为王座法庭。

(17)　德文pfrunde（英文benefce）一词除有津贴、补贴、俸饷之义外，另有两重含义，一是恩惠佃田，一是带俸圣职，两者有一种过渡关系。8世纪法兰克王国开始实行一种土地租佃制度，即恩惠佃田，封建主以恩惠方式把土地租佃给自由人谋取收益；这种租佃通常是终身的，但有时亦可继承。到了12世纪，该词作为土地租佃制术语的意义逐渐消失，越来越多地用于表示教会中享有永久收益权的有俸圣职职位，主教和封建主把每个教堂和对教堂的捐款作为一种已被出租的财产，任命一名牧师之后，把教堂及捐款租借给他，以此方式向他支付担任圣职的报酬，教区的所有职责均由带俸圣职人员行使，所有从教区获得的酬金和薪俸均为该圣职人员所有。从本节行文来看，韦伯使用这一术语除指一般意义上的津贴、补贴、俸饷以外，多数似特指神职人员的“带俸圣职”或世俗官员的“有俸官职”，中译文将根据具体语境分别措辞。手续费（德文Sportel，英文fee），欧洲中世纪官员，特别是法官的职务收费，以及出卖、出租、转让官职的收费。

(18)　thane，或拼thegn，诺曼人征服（1066）之前英国的一种自由家臣或领主，按等级的不同相当于征服后的男爵和骑士，具备某些条件时可以成为地方贵族，身份可以世袭，也可以后来获得，地位次于王族但优于下层自由民。早期的大乡绅形成了一个阶级，叫国王的大乡绅，拥有某些特权，只有国王有权管辖；低级大乡绅人数较多，或属于主教，或属于别的大乡绅。

(19)　Parlement，法国大革命前在特定地域内行使司法管辖权并拥有政治和行政特权的上诉法院，其前身是法国御前会议的法定成员和高级教士举行的不定期会议，审议针对各个国王法院的判决提出的上诉。巴黎大理院的管辖权覆盖了王国的近一半地区，其他各地有的设有大理院，有的则是设立与大理院职权类似但名称不同的最高评议会。大理院院长均由国王任命，大理院成员一般通过正式选举或增选补充，但从14世纪起，一些成员开始了辞职后把职位转给自己的儿子或者卖给愿意购买者的做法，1604年进而由财政家查理·波莱倡议规定了“年度权”或官职税，官员只要每年交纳一定比例的买官钱，其官职即可世袭。大革命时期大理院被全部取消。

(20)　Prévôt，法国大革命前的一种低级王室法官，初设于11世纪，担任普通的行政官员、军事指挥官和低级法院法官，同时也征收赋税和罚金。他们以封建采邑身份任职，逐渐获得很大程度的独立性。1496年以后成为领薪水的官员，到17世纪成为单纯的司法官员。Bailli，钦命地区司法行政官，中世纪法国王室的受薪官员，是驻在地方的首席王室代表，负责王室司法、指挥地方军队、监督税收等事务，到中世纪末期通常由贵族担任，其军事和治安职权依然保留，但不再享有司法和税收职权。

(21)　法文，意为辞职权，指官员离职时有权将有俸官职转让或卖给他人。

(22)　livre，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每1里弗赫相当于1磅（28.35克）白银。

(23)　教区牧师任职期间享用的土地。

(24)　Investiture Conflict，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教廷与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权力斗争的惯称。争议始于对主教及隐修院院长叙任权究竟谁属这一问题。这类高级教士往往既行使宗教权也行使世俗权，世俗封建主对于他们的授职自然深感兴趣。由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谴责了世俗叙任权，立即引起他与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争执。此次争执的政治后果是导致了德意志内战，皇权受损，诸侯权盛，而且形势不可逆转；在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城邦在罗马教廷支持下纷纷兴起，削弱了帝国在该地区的权力。1106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废除由国王向高级神职人员授予职位象征物的惯例，教会也做出相应让步，主教在受祝圣之前先向国王致敬（即候选人先成为国王的人，后成为主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五世与教皇加里斯都二世达成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1122年）也包含类似的妥协。

(25)　中世纪热那亚和威尼斯两共和国的总督。

(26)　Salian Dynasty，德意志帝王世家。1024年，德意志及神圣罗马帝国的萨克森王朝绝嗣，士瓦本的康拉德（萨利安法兰克人）当选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二世），建立萨利安王朝，1027年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子及继承人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建立了中世纪德意志帝国史上最强大的中央政府。亨利之子6岁即位，称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他与教皇格列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的主教叙任权之争开启了教廷与帝国之间将近两个世纪的激烈斗争，1076年教皇开除亨利四世教籍并废其帝位。此后德意志内战使亨利四世穷于应付德意志诸侯的叛乱，而最后一次叛乱（1105）由其子领导。其子即位后称亨利五世（1106—1125），当政期间与教廷和解，死后无嗣，萨利安王朝遂绝。

(27)　conciliar movement，中世纪天主教内部因公会议主义（conciliarism）理论引发的运动。该理论认为公会议权威高于教皇，必要时可以废黜教皇。

(28)　此处指的是cleric（神职人员）与clerk（职员）的历史渊源关系。

(29)　法文，国王立法仪式，旧法兰西法中一项神圣庄严的司法活动：国王由王子、大法官、法兰西贵族及高级官员陪同，坐在王位上，行使作为最高司法法官的权力，并以敕令形式制定法律。国王行使这种权力有时就是为了克服巴黎大理院对登记一项王室敕令的抵制。这种做法的合法性一直未受质疑，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才被视为一种专权行为受到指责。

(30)　法文，国王亲署立法令。

(31)　德文，内阁司法，多指国家元首或行政首脑非法干预司法。

(32)　coroner，起源于英国的一种古老职务，1194年正式首见于巡回法院法规，由各郡拥有完全保有权的地产所有人选出，其职责原来是保护国王财产、维护王室利益，以对郡长的实权职位实行制约，同时对所在地区内因暴力死亡、非自然死亡、死因不明、狱中死亡或其他根据法律规定需要验尸的情况进行调查。19世纪英国立法取消了验尸官早期权力的一切残余，仅保留其验尸的司法功能。

(33)　Wars of Roses，英国历史上都铎王朝产生之前王室间的一系列内讧（1455—1485）。以红玫瑰为标记的兰开斯特家族和以白玫瑰为标记的约克家族，都是英格兰国王，领导英格兰进入与法国的百年战争的爱德华三世（1312—1377）后裔，因而都要求继承王位，直至兵戎相向，最后以兰开斯特家族胜利而告终，都铎王朝建立。

(34)　拉丁文，宫相，6—8世纪西欧各王国的官吏，原为王室内府总管，到墨洛温王朝法兰克人统治时代，其地位上升至摄政或副王。墨洛温王朝（476—750）后期的国王已经变成了傀儡，势力强大的铁腕宫相可以对其任意加冕或废黜；末代国王希尔德里克三世于750年被宫相矮子丕平三世废黜，丕平篡位建立卡洛林王朝。

(35)　戴克里先（Diocletian，245—316）284年被拥立为罗马帝国皇帝后，因帝国过于辽阔，286年他选中伊利里亚农民之子马克西米安为同朝皇帝，从此，马克西米安统治西方，驻跸米兰以阻止日耳曼人侵犯，戴克里先驻跸安纳托利亚的尼科梅迪亚，紧靠波斯边界以保持对东方的戒备状态。293年戴克里先为自己和马克西米安加封“奥古斯都”称号，并增设两位同朝皇帝加莱里乌斯和君士坦提乌斯一世，授予“凯撒”称号，前者辅佐戴克里先，后者辅佐马克西米安；戴克里先统治色雷斯、亚细亚和埃及，加莱里乌斯治理伊利里亚、多瑙河诸行省和亚该亚，马克西米安统治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君士坦提乌斯治理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四帝并存的局面消除了帝国内部的长期混乱。

(36)　reconquista，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的基督教国家为从穆斯林（摩尔人）手中夺回被侵占的领土而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据传始于8世纪初，到13世纪中叶，基督教国家已经统治了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地区，只有西班牙南部以格拉纳达为中心还保留着一块穆斯林飞地直至15世纪。

(37)　大庄园，古罗马的大地产，由在占领区没收的土地形成，始于公元前2世纪初，所有者都是上层人物，他们拥有大量资金能够改良作物与牲畜品种。到公元3世纪，大庄园实际上取代了小农庄，成为意大利以及各行省普遍存在的农业单元，庄园建有别墅，奴隶、牲畜、农具及其他动产一并计入家产。在帝国后期，奴隶劳动成本日益昂贵，庄园地产更多由隶农分种。到5世纪时，大庄园成了各地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38)　在古罗马，文官的什长指地方议会成员，掌握地方行政、财务和司法权。武官的什长指骑兵分队军官。

(39)　本章中所说的“地主”（gentry）尤指拥有大量土地并有资格佩戴盾形纹章的平民，下同。

(40)　此处的“贵族”（baron）指国王直接敕封领地的贵族，下同。

(41)　certiorari，中世纪时由大法官颁发的一种特权令，针对的是下级机关在并无管辖权时受理了案件或在法律上处置不当的情况。但是，如果下级机关有管辖权而且从诉讼程序上看是正确的，那么在下级机关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判决在事实方面存在错误的情况下，这种特权令就不能适用，因此它不是一种上诉。如果做出裁判的人或机关没有遵守自然公正的规则，或者在没有管辖权或超越管辖权的情况下做出裁判，即可通过调取案件令状使该裁判无效。现在这种特权令一般指由英国高等法院签发给下级法院的一种命令，要求将某个案件中的诉讼记录移送高等法院审理以便申诉得到迅速处理。

(42)　英格兰的郡首席治安法官。大约从1400年开始，每个治安陪审团都要任命一名档案保管员，他是首席治安法官，也是郡的主要行政官员。根据1545年的法令，首席治安法官被任命为治安书记官，名义上是在治安陪审团的领导下保管档案和记录的人。此职通常由郡的军事长官或其他同等官衔的人担任。

(43)　季审法庭（the quarter sessions）是由郡的全体治安法官按季举行的会审，初见于中世纪，1971年被取消，代之以巡回刑事法庭。

(44)　allodial property，即拥有绝对所有权的地产。

第十三章　封建制、等级制与家产制

一、封地的性质与封建关系的类型¹

封建关系的结构与纯家产制下的广泛酌处权以及权力地位的相对不稳定性形成了鲜明对照。［西方］封建制（Lehensfeudalitat）是家产制的一种边缘情况，它倾向于把领主和封臣的关系常规化并固定下来。正如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时代的家长制家庭共产主义家族在契约和明确的个人权利基础上逐渐发展出联合经营一样，大型的家产制庄园在骑士的尚武时代也会导致同样是契约性的对藩属关系的忠诚。个人的效忠义务在这里便与家族忠诚分离开来，在此基础上最终产生了权利和义务体系，正如纯粹的物质关系也会随着经营的发展而分离出来一样。后面我们将会看到，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封建忠诚关系也应当被解释为一种超凡魅力关系的程式化。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忠诚关系的某些独特特征便找到了自身真正系统性的定位。然而，我们这里的目的是要理解封建关系本质上最始终如一的形式，因为“封建制”——还有“封地”——可以给出各种各样的定义。

如果我们把封建制定义为土地军事贵族的统治，那么可以说波兰就是“封建的”，而且是从最极端意义上说。但从技术意义上说，波兰却不同于一个“封建”王国，因为她缺少一个决定性的要素：藩属关系。就波兰王国的结构发展——或者说没有这种发展——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波兰贵族均为完全保有土地的贵族。由此产生的“贵族共和国”与诺曼人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完全格格不入。

前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甚至克利斯提尼时代的早期民主阶段，都可以叫作“封建的”，因为公民权始终等于是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一般来说都是土地所有者，显贵支配阶层的权力则依赖于各种各样对平民的忠诚关系。这种情况直到罗马共和国的最后阶段也依然如故。在几乎整个古代时期，土地的授予和对一个私人主宰者，对一个家产制君主或者对一个公民联合体承担军事义务之间的联系，始终有着根本的重要性。

如果把“封地”定义为因交换军事或行政服务而授予的权利，特别是授予土地使用权或政治领土权，那么该术语就可以适用于［中世纪的日耳曼］侍臣服务封地，也许还可以适用于早期罗马的precarium，无疑还能适用于马科曼尼战争⁽¹⁾时期给予定居在罗马帝国的laeti⁽²⁾的土地，以及后来根据军事服役条件直接授予异族部落的土地。该术语尤其能够适用于哥萨克人的土地，以及见之于整个古代东方和托勒密王朝的埃及授予士兵的土地，还有所有时代在世界各地的类似现象。

绝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意味着创造了一种可以继承的生计，它确立了一种直接的家产制依附关系，或至少是一种公益性派捐义务的约束，由此而被束缚在土地上。另外，专制统治者可能会确立一些相对于其他“自由”阶层的特权社会地位，使之豁免税赋并享有特殊的土地权利（Bodenrecht）。反过来，处在这些地位上的人则必须接受军事训练，并遵照领主任意的或有限的处置权服务于军事或行政目的。特别是对武士的安置，就是在不可能维持一支雇佣军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确保拥有经济上并不重要但可以随时投入使用的军事力量的典型形式；只要生活标准、农业与非农业劳动的强度使得大部分人口难以脱离劳动，以及战争技术的发展导致他们的军事能力低下，最终就会出现这样的武装力量。许多政治联合体都会诉诸这样的安排。希腊重甲步兵城邦最初那种不可转让的小块土地（κλἡρος）即是这样的类型，它们的所有者都对公民联合体负有义务；第二种类型是埃及的“武士等级”（μἁχιμοι），他们必须对家产制君主尽义务；第三种类型就是授予“平民”的土地，他们必须对私人主宰者尽义务。古代东方的所有专制统治以及希腊化时期的赐地业主⁽³⁾，都是使用这种类型的军事人力，尽管采取的形式多种多样。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罗马贵族偶尔也在使用这种类型的军事人力。

最后提到的这些情况，无论从功能上还是从法律上说都类似于封地，但实际上并不相同，因为，即使是有特权的农民，在社会上也仍然还是农民，或者说，无论如何也还是“平民百姓”，而且这是一种平民法层面上的封建关系。相比之下，侍臣与领主的关系本来就具有家产制基础，因而不同于封地所有者与领主的关系。

从纯粹的技术意义上说，真正的藩属关系a）始终存在于这样一个阶层的成员之间——它有等级层次之分但又形成了一个与自由民大众相对立并高居他们之上的单元；b）根据这种藩属关系，个人之间乃是通过自由契约而不是通过家产制依附彼此相关。封臣的地位并不会贬低封臣的荣誉和身份，恰恰相反，这会增进封臣的荣誉；而且，作为领主附庸也并不是屈从于家长制权威，尽管它借用了后者的形式。

现在我们可以从广义角度把“封建”关系分类如下：（1）“公益性派捐”封建制：屯田、戍边的士兵，承担特殊军事义务的农民（赐地业主、laeti、limitanei⁽⁴⁾、哥萨克）；（2）“家产制”封建制，a）“采邑”封建制：科洛尼军队（比如直到内战时期罗马贵族以及古代埃及法老的科洛尼军队）；b）“仆从”封建制：奴隶（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军队、中世纪的阿拉伯私人军队、马穆鲁克）；c）部族封建制：作为亲兵的世袭被庇护人（罗马贵族）；（3）“自由”封建制，a）“封臣”封建制：仅仅依靠个人忠诚而不授予采邑权利［绝大多数日本的武士、墨洛温王朝的扈从（trustis）］；b）“俸禄”封建制：无需个人忠诚，仅仅依靠被授予的采邑权利和税收收入（中东、包括土耳其的封地）；c）“藩属”封建制（lehensmässig）：个人忠诚与封地相结合（西方）；d）“城市支配”（stadtherrschaftlich）封建制：在分配给个人的采邑土地基础上形成的武士公社联合体（典型的是斯巴达类型的希腊城邦）。在此我们将主要讨论“自由”封建制的各个类型，其中主要是影响最为重大的西方封建制（Lehensfeudalismus）；我们将只是为了比较的目的才会论及其他类型。

完整的封地始终是个产生地租的权利综合体，它的所有权可以也应当负担一个领主得体的生活方式。领主权利和创收的政治权力——也就是产生地租的权利——主要是授予了武士。在封建的中世纪，一块土地的gewere⁽⁵⁾属于地租的收取人。凡是对封地的继承进行了严格组织的地方，这些封建的地租之源都会按照它们的产能进行登记造册。按照萨桑王朝和塞尔柱王朝的模式进行分类的土耳其“封地”，就是根据以阿斯珀⁽⁶⁾计算的产能进行登记的，日本封臣（武士）的供给则是以kokudaka（稻租）计。英国的“末日裁判书”⁽⁷⁾所包含的内容并不像后来说的那样等于是封建的封地登记，但这种登记注册的由来也应归因于英国封建行政特别严格的中央集权。

由于采邑是封地的常规目标，因此一切真正的封建结构都有着家产制基础。此外，只要官职本身并未被看作封地，那么家产制秩序通常就会持续存在下去，至少在封建体制被吸收进家产制或俸禄制国家作为其行政组成部分的地方就是如此，这种情况很常见。拥有准封地俸禄的土耳其骑兵则与家产制新军和部分是俸禄制的官职组织并存，因而本身始终有着半俸禄制性质。

除了中国法律之外，在绝大多数不同的法律领域都可以看到源自国王地产的领主权利的授予。印度的拉吉普特王国，尤其是在乌代布尔（Udaipur），统治者直到最近还会向处于支配地位的部族的成员授予领土和司法权利，以此换取军事服务；后者则会向他报之以臣服并在他死亡的情况下重新确定手续费，如果违背义务则会面临丧失权利的危险。对土地和政治权利也经常出现同样的处置办法，最早是产生于统治的武士对被征服土地的共同控制，这大概曾是日本政治体制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像墨洛温王朝的王室土地授予以及各种俸禄形式那样的大量典型现象：它们几乎始终都是以提供军事援助为前提的，在未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撤销，尽管什么情况才算未履行义务往往并没有明确定义。实际上，大量类似于继承租赁的东方土地授予类型还有其政治目的；不过，只要它们与特定的封臣效忠无关，就不能适用“封地”概念。

二、封地与俸饷

封地也能够从法律上与俸饷区别开来，尽管我们很快就能看到其间的过渡是变动不居的。俸饷是终生的，作为对所有者实际的或假定的服务的酬报，是不能继承的；这种酬报属于官职而不属于任职者。因此，一如乌·施图茨强调指出的那样²，在中世纪早期的西方，俸饷并不像封地那样在统治者死亡的情况下会失去，但它在俸饷所有人死亡时要退还统治者；在西方的中世纪全盛时期，不可继承的封地是被低看一眼的。俸饷收入乃是给予官职而非给予个人，它只能被使用而不能被个人占为己有——比如到中世纪时教会就从这一点得出了某些结论——，而封地则是藩属关系存续期间封臣的个人财产，但它始终是不可转让的，因为它涉及一种紧密的私人关系；而且它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它的作用就是要保持封臣的服务能力。俸饷所有人往往——有时则是普遍地——不必负担行政成本或者拨出俸饷收入的一定比例用于这个目的。但封臣却始终都要用他自己的收入为授予他的官职负担所需的成本。

然而，这种差异并非真正的普遍性差异。例如，在土耳其和日本的法律中就不存在这种差异；不过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土耳其和日本并非真正的藩属法事例。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俸饷的非继承性质往往并不真实，对俸饷——特别是法国的许多俸饷——的占用会达到这样的程度：继承人在丧失俸饷收入时将得到补偿。关键的差异应当在别处寻找：凡是俸饷丧失了一切家产制渊源之痕迹的地方，俸饷所有人也就只是一个承担了某些官职义务的用益权所有人或者食利者，就此而言，他类似于官僚制官员。

与此相反，置身于一切家产制隶属关系之外的自由封臣，则是服从于一种非常苛刻的义务和荣誉法则。藩属关系在其最为发达的形式中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融合了一些看上去极为矛盾的要素：一方面是严格的个人忠诚，另一方面则是契约性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它们因为地租的关系而变得非人格化，最终则是对所有权的继承控制。只要这种关系的本初含义保持不变，“可继承性”（hereditariness）就不是普通的“继承”（inheritance）。首先，觊觎者在能够提出封地要求之前，本人必须具备封臣资格。此外，他必须亲自缔结效忠关系。正如一个土耳其封臣之子必须在适当时候请求省长（beglerbeg）——如有必要尚需通过省长向高门请求——给予新的bérat⁽⁸⁾一样，西方的候补者则必须退出封地并在成为领主附庸和宣誓效忠之后再请求领主授予封地。事实上，如果候补者的资格得到确认，领主就必须承认这种臣属关系，但它具有一种契约性质，封臣可以在放弃封地后随时终止这种关系。此外，领主不能任意向封臣强加义务，毋宁说，它们的内容依赖于由荣誉法则规定的契约性效忠和忠诚义务，而这种法则对于双方均有约束力。因此，义务的典型化和封臣利益的实质保障，都涉及到与某个具体统治者高度私人性质的关系。这在西方的封建制度中发展到了最高程度，而土耳其的封建制在继承权问题上却始终具有更多的俸禄性质，因为苏丹和省长的权力始终具有相当大的任意性，尽管那里的规则与章程也应有尽有。

日本的封建制也不是一种完全的藩属制。³日本的大名并不是一种藩属封臣，而是一种必须提供规定的作战力量、提供警卫力量并缴纳固定贡税的封臣；他在自己的行政区内实际上就像国君那样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威。他可能会由于惩戒性原因被调换到另外的行政区。以下事实也可以证明他本身并不是封臣：幕府将军的实际封臣（谱代⁽⁹⁾）如果被授予了大名行政区，由于他们的人身依附性，即使他们本身没有任何过失，也有可能出于政治上的权宜考虑被调换（国替⁽¹⁰⁾）。这一事实还证明，授予他们行政区是一种官职，而不是封地。这些大名被禁止相互结盟，禁止彼此建立封臣关系，禁止与外国缔约，禁止相互仇杀和构筑堡垒要塞，并通过参觐交代⁽¹¹⁾制度——要求他们定期在京都居住——以确保他们效忠。

另一方面，武士则是各个大名（乃至幕府将军）的私家士兵，他们人身是自由的，领取稻米津贴，极少被授予土地；最初他们一部分是来自自愿的武士扈从，一部分来自有资格入宫服务的官员，他们也像中世纪的日耳曼侍臣那样发展出了一种实际上的自由契约关系；他们的社会身份差异极大，既有因在领主采邑中服务而获取稻米津贴、五人同寝一室的小食利者，也有实际上世袭任职的宫廷官员。武士是个自由食利者阶级，他们有一部分是平民，也有一部分是侍臣，他们不是封臣，而是俸饷所有者，他们的地位更接近于法兰克王国的antrustiones（亲兵）而不是中世纪封建的俸饷所有者。与领主的关系具有一种骑士的忠诚色彩，类似于西方的效忠，但更加强烈。这种强烈的忠诚是扈从的忠诚转变为一种荣耀的自由封臣关系而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于武士的身份荣誉观念。

最后，伊斯兰武士封地的独特特征，正如卡尔·海因里希·贝克尔最近指出的，可以根据它们的雇佣军和包税制渊源加以解释。⁴家产制统治者无力向其雇佣军支付军饷时，就只好让他们直接享用臣民的税赋。他也不得不把领取固定报酬的税务官（阿米尔）的职位转让给那些军官（埃米尔），这种职位最初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典型的家产制权力分割而独立于军事官员的。有三个不同的要素融入了采邑（iktàh，即拉丁文的beneficium，恩赐）概念：1）Takbil，把一个村庄或者行政区的税收承包给一个muktah（包税人）；2）Kata’i‘，即封地，在美索不达米亚叫作sawafi，把土地授予有功绩的或者不可缺少的支持者；最后，3）由埃米尔与士兵们——特别是马穆鲁克——控制，或分派他们占有臣民的税赋作为保证金，以弥补他们的军饷之不足。领受采邑（iktàh）者必须作为士兵去服役，且被认为应该将超过其军饷的税收余额上缴，但他很少会这么做。这种控制类型所固有的任意盘剥，很早就促使维齐尼札姆·穆尔克⁽¹²⁾——11世纪末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塞尔柱王朝统治下——把土地明确作为俸饷分给士兵和埃米尔，并放弃了所有上缴税收余额的要求，以此换取他们的军事服役。埃及的马穆鲁克在14世纪也采用了同样的制度。这样，从包税人或抵押权人转变为土地所有人的士兵，便对善待他们臣民的土地产生了个人关切，同时也消除了军事与财政当局之间的摩擦。奥斯曼帝国的西帕希俸饷就是这种军事俸饷制的一个变体。它的源头就是一个建立在货币经济基础上，但以古代模式加以组织的国家那种正在瓦解的税制和雇佣军，这根本不同于西方封建制的军事俸饷，后者是在自然经济和首领扈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的封建制必定缺少由扈从的忠诚衍生出来的一切特征，尤其是缺少封臣那种特殊的个人效忠规范；相反，日本的封建制倒是体现了专一不贰的个人忠诚，但又缺少那种恩赐（beneficium）的采邑成分。因此，这两种类型与西方封建制把源自扈从的忠诚的个人效忠与俸饷结合在一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而这种结合恰恰说明了西方封建制的独特性。

三、封建制的军事渊源

封地这一普遍现象最初都产生于军事渊源。土耳其的封地俸饷就是要让所有者以土地为生，在帝国大扩张期间，如果一个所有者连续7年不在军中服役，则会丧失封地俸饷；继承人的继承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要依赖于积极服军役的证明。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封地俸饷一般都是用来建立一支有着同样装备且不断接受训练的骑兵部队。这些武士对他们的领主都会抱有个人忠诚，他们的荣誉观念则会增强他们的军事效能。这种骑兵取代了征召自由民组成的军队，有时还会取代国王的超凡魅力扈从（trustis）。法兰克王国的封地最初就是为了抵御阿拉伯骑兵而在还俗的教会土地上产生的。土耳其封地俸饷也不是集中在奥斯曼帝国原来的农民村落（在安纳托利亚），绝大部分都是后来被征服地区（特别是鲁米利亚）由非穆斯林臣民经营的地产。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内陆国家，只要封建军队取代了自由民军队，它就会承担大量从事经济活动和扩张边界的职能。沿海或内陆货币经济国家的雇佣军也同样如此。对于广大土地所有者来说，越来越安定的环境和集约化的农业使他们越来越不熟悉军旅任务，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也越来越少，这就使小所有者们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不是可有可无了。男人承担了越来越多本来由女人承担的劳作，从而把他们束缚在了土地上，而且，由于土地的分割或积累导致了财产日益分化，这就打破了统一军事装备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小所有者不再能自我装备，而这是任何自由民军队的先决条件。特别是大帝国对周边地区的远程作战，已经不可能指望农民军队了，正像一支城市民兵不可能控制大片海外扩张区域一样。一如雇佣军取代市民军，职业军人取代民兵的情形，向封建军队的过渡一开始就带来了一个结果，即高质量的统一装备。在它初现于西方时，马匹和武器都是封地的组成部分；自我装备是后来的事情，此时这种制度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在高度发达的封建制度下，左右着封臣行为的那些特殊要素，不仅在于诉诸他的效忠义务，还有他的高等身份感——它产生于一种崇高的荣誉概念。武士的荣誉感和仆人的忠诚都与统治阶层的尊严和惯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以它们为后盾。因此，西方高度发达的封建制这一独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决定于如下事实：它构成了一支骑兵部队的基础，这与被庇护人、赐地业主、埃及武士（μἁχτμοι）以及古代东方领有封地的士兵那种平民步兵封地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将会经常遇到这个因素的派生影响。

四、封建立法

封建制塑造出来的男人可以自我装备，可以职业性习武，他们战时则会把领主的荣誉视同自己的荣誉，会把领主权力的扩张看作为他们的后代确保封地的机遇，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会认为自己封地的唯一正当性基础就是维护领主的个人权威。最后这个要素对于向封建制的过渡，特别是对于封建制从它原初的领域——军事服役——向公职领域的扩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日本统治者就试图以这种方式摆脱家族超凡魅力直系群体的支配。在法兰克帝国，家产制国家通过限制官职任期和密使制度以维护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尝试却一再遭到挫折；墨洛温帝国跌宕起伏的贵族派系权力斗争最后被一个中央官员⁽¹³⁾的铁腕所终结，但结果却是合法王朝被推翻，此人胜出。卡洛林王朝时期把官职作为封地授予，这带来了相对的稳定性；这项政策从9世纪开始明确实施，在此之前，卡洛林家族最初是利用封臣作为抗衡墨洛温王朝“扈从”（trustis）的力量，随后，在国王们争夺被瓜分的帝国的斗争中，所有官员严格的个人效忠便成了王座的唯一支柱。相反，作为祖宗们建立的真正神圣的秩序而被长期缅怀的中国封建制，则被俸禄官僚制秩序所摧毁，后者携带着自身的动力一以贯之地发展了起来，它是根据同样典型的动机消灭了封建官职的：使最高统治者恢复全权。借助封臣的骑士荣誉观念，统治者的地位能够得到极大的保障，不过，付出的代价则是他对封臣的权力大为衰落。高度发达的封建制乃是系统的分权化支配的最极端类型。

首先，领主对封臣只能实施有限的“惩戒”。收回封地的唯一理由是不能履行藩属义务而背弃了对领主的效忠，这就是“重罪”了。然而，“重罪”概念却非常模糊，一般来说反而不利于领主的任意专断，而是有利于封臣的地位。因为，即使不存在（比如像西方那样）由封臣组成的封建法庭、封臣也没有组织成为一种自治的法人团体，如下规律也是完全有效的：领主在对付个别封臣时强大有力，但却无力对付全体封臣这个利益集团；他在能够万无一失地开始对付任何一个封臣之前，必须确保得到其他封臣的支持，起码也要得到他们的容忍，因为藩属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忠诚基础上的，领主的专横行为乃是一种“背信弃义”，对于他和全体封臣的关系具有天然的破坏性影响。而且，统治者对自己封臣的属臣往往没有直接的控制权，这一事实更加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自己封臣的惩戒权力受到了相当严格的限制。

高度发达的封建制在两个方面存在着一种“等级制度”：首先，只有那些领主权利，特别是只有那些不动产（它们的所有权可能得自作为一切权力之源的最高统治者），才能作为正式的封地进行转让；其次，存在着一种按照各个封地所有者相对于最高统治者而言的领地分封⁽¹⁴⁾等级而划分的社会品级［比如《萨克森法鉴》的Heerschild（授权令）］。但是，统治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直接控制自己封臣的属臣，始终都是有争议的，因为，像在所有的藩属关系中一样，封臣与其属臣的关系也是一种严格的个人关系，从而不可能因为上级封臣对领主犯有重罪而被轻易废止。古典时期的土耳其封建制度，通过半俸禄式地界定封地和省长相对于高门的地位而实现了比较强大的中央集权。但是，西方人在效忠誓言中的保留态度salva fide debita domino regi［应为最高领主效忠时除外］，并不排除一个属臣在其领主明显犯有重罪时至少产生良心的冲突，因为他面临的是双重的忠诚义务。总之，他会始终认为自己有权审视自己的领主是否对最高领主履行了义务。

就英格兰中央集权的发展而言，征服者威廉从诺曼底接受来的一项安排变得至关重要：所有属臣都要直接宣誓服从国王并被视为国王的下属；此外，没有从领主那里获得法定赔偿的属臣不必被迫（像在法国那样）按照封建等级制度逐级上诉，而是可以直接向王室法院上诉。因此，就封建法方面的情况而言，英格兰的封建等级制度不像多数其他国家那样与司法等级制度相一致。在诺曼底和英格兰，正如土耳其的封建制一样，领主与封臣之间的紧密组织与牢固纽带都是由于这一事实：这种封建实体是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来的，类似于教会在传教区建立自己最严密的等级制组织。然而，即便如此，属臣的良心冲突也不会完全缺失。因此，领主往往会限制领地分封，至少是限制向下分封的次数；相比之下，日耳曼人对Heerschilde（授权令）的限制则是源自官职等级制度的一些普遍原则。

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封建法规定，所有已被封地包含之物，在土地归复⁽¹⁵⁾的情况下都必须重新授予，而且由此确立了一个原则：没有无领主之土地（nulle terre sans seigneur）。所有传统的封建单元都应由国王授予封臣，从表面上看，这一封建规则与官僚制原则相当，但是含义却根本不同。在官僚制体制下，强制任职意在为被统治者提供一种法律保护；而强制授予封地则切断了封臣的绝大多数臣民与最高统治者的直接联系，此外，这种封建惯例是作为封臣的集体权利得到确立的，它意味着领主不可能无视封建性的权力分配，不可能为了自身利益把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毋宁说，他必须一再把现存的封地用于供给封臣后裔的目的。根据众所周知的模式，一旦封臣组织成一个合法自治的集团，尤其是在他们作为封建法庭（Lehen skurie）成员参与的法律诉讼程序涉及强制承认封地的继承、归复和更新等方面的争端与法律事务时，他们就会特别有力地坚持自身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用来保护封地供给所需的手段之外，对封地的需求也会被垄断起来。

由于对候补者个人的封地受封资格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于是便开始了垄断进程，一如官僚制共同体中的候补者要求越来越多的专业考试乃至越来越多的文凭作为任职条件而开始了垄断进程一样。然而，封地受封资格与建立在专业知识基础上的官僚任职资格是对立的两极。官僚制官员和家产制官员都是以扯平社会层次为基础的，这指的是他们作为纯粹类型仅仅涉及个人资格，一个涉及基本的专门知识，另一个涉及纯个人的特性；两种类型都不理会身份的差异，事实上还构成了打破身份差异的特殊手段——且不论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环境因素，即官僚制阶层与家产制阶层很容易成为明确的身份荣誉以及相伴而生的所有逻辑结果的载体。此处所说的社会荣誉乃是产生于这些阶层的权力地位。但是，封建制的本质就在于身份意识，而且使这种特性越来越完善。无论何处的封臣（就该词的特定意义而言）都须是自由人，并不从属于领主的家产制权力。甚至日本的武士亦可随意改换领主门庭。当然，封臣的独特资格最初主要只是他的职业能力，即他的武艺，比如土耳其的封建制就始终如此，甚至那里的非穆斯林臣民也能得到封地，条件是他要提供必需的军事服役。然而，最成熟构建的藩属关系只能是一个统治阶层的属性，因为它是依赖于牢固的身份荣誉观念作为效忠的基础，也是军事上合格的基础。因此，无论何处，都会格外要求表现出贵族（“骑士”）的作为，特别是禁止任何有可能降低军事素养和辱没身份的有偿劳动。

当供养子嗣的机会开始萎缩时，对封地和官职的垄断——特别是后来为了供养没有适当生计的亲属而对受俸圣职（Stiftspfründen）的垄断——也就势不可挡了。身份惯例主义的影响逐步增强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最终便出现了这样的要求：封地和受俸圣职的候补者不仅必须像骑士那样生活，而且还应当是骑士的后裔。这意味着他必须有最低限度的骑士祖先，开始是骑士父母，后来是骑士祖父母，亦即“四个祖先”。最后，在中世纪末期的骑士比武和女隐修会章程中，垄断达到了这样的程度：须有16个骑士祖先，而且城市贵族还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与各个行会共享权威并和它们在同一些地方议会中共事。

五、封建制的权力划分及其典型化

与各个封臣严格依法自治（Eigenrecht）平行发生的情况是，所有具备资格的候补者都在要求封地的所有权，这个要求并非到处都获得了承认，但却到处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提了出来。在典型的封建制地区，封臣的权利都是契约性权利，而且可以重新缔约，同时也可以按照公认的规范进行继承，这一事实对于权力的划分所产生的定型作用，远远超出了俸禄制结构下所能达到的程度，而且使它非常缺乏弹性。这一点由于一种双边契约保障了封地所有者的地位而渗透进了整个制度，对封建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保障远不只是由领主单纯授予特权，而且与占用俸饷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已经不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了。它使封建制逐渐变得接近于法治国（Rechtsstaat）［立宪政体］，至少相比纯粹的家产制就是如此，因为后者既包括传统的规定和被占用的权利，也包括了任意性和酌处权。封建制是一种“三权分立”，但不同于孟德斯鸠设计的那种构成了质的劳动分工的方案，它不过是对权威进行量的划分。导致了立宪制的社会契约（Staatsvertrag）观念，作为分配政治权力的依据已经呼之欲出。当然，这不是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其代表订约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被统治者的服从被认为是统治者权利的来源——，而是表现为根本不同的形式：统治者与那些从他那里获得权威的人订立契约。权力的类型与分配通过这种契约固定了下来，但是并不存在普遍的规章制度，也不存在对具体管辖权的理性区分。职务权力乃是个人权利，这与官僚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照；它们的范围决定于正反两个方面的因素，正面是决定于官员的个人授权，反面则是决定于臣民的赦免权、豁免权和特权——不管它们是被授予的还是被传统认可的。只有一个掌权者的主观权利与另一个掌权者对立的主观权利这种并列与相互限制（这非常类似于定型的、被占用的家产制官职），才能产生出在某种程度上与官僚制的官员管辖权概念相应的权力分配。就其纯正的意义而言，这个概念在封建制度下并不存在，因而那里也不存在“行政机关”（Behörde）的概念。

最初只有部分封臣被授予政治权力，这主要是司法权力。在法国就是所谓庄园司法官。统治者可能会通过以下方式划分自己的司法权：一部分授予此一封臣，另一部分授予彼一封臣。典型的做法是划分为高级司法权——包括死刑裁判权（Blutbann）——和下级司法权，并在不同的封臣中间进行分配。这并不意味着被授予了原始官职等级制度中高级领主权力的封臣，在封地等级制度中也拥有了高级地位，后者是根据和最高领主的距离来确定的。至少从原则上说，封地等级与被授予的权力等级根本无涉，它仅仅与相距第一级领主的远近有关。不过事实上，拥有最高司法权——特别是死刑裁判权——到处都有可能使得这种权力的拥有者形成一个特殊的王侯身份（Fürstenstand）群体。这种倾向不得不与同时并行的一种倾向进行竞争：后者乃是把与国王的直接藩属关系看作是属于最高身份群体的标志。这种竞争的跌宕起伏在日耳曼尤为典型，但在这里不可能述及。竞争的结果是，由于领主权力被授予了形形色色的拥有者而支离破碎，所以到处都出现了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领主权力综合体。以授予政治权力为基础的西方领主的领土管辖权，原则上是与他对自己封臣的藩属管辖权相分离的，同时也是与他的家产制［庄园法（hofrechtliche）］管辖权相分离的。所有这一切便导致了权力被分解为众多的具体权利，在不同的法律基础上被占用，并且根据传统彼此制约。不存在个人与职业、私人财产与官方行政手段的分离，而这种分离则是一切官僚制的典型表现，在俸禄制度下也依然清晰可辨。由于封地的收入并非官职收入，在土地归复和继承的情况下，完全保有的财产和封建财产的区分，也就不同于俸禄制情况下表面相似的区分，而只是财产继承的一种分层。

此外，不仅一个封臣的所有官职权力和收入都是他个人权利与自己家政的组成部分，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行政成本也是个人开支，与他的家政开支毫无区别。正如个人——不论是领主还是拥有了封地的官员——会在个人权利基础上追求实质上的个人利益一样，所有的行政开支也都是靠他的个人服务和资源来负担，或者——尤其是——靠家产制隶属民或“臣民”的服务来负担，这些人是因为他被授予的政治权利而隶属于他的。因此，这种开支的需求既不是通过一种理性的税制来满足——比如官僚制的情况，也不像家产制的情况那样由统治者家族或者特定的俸禄收入来满足。由于“臣民”的贡税和服务一般都是根据传统进行调整，这部机器在财政上也就没有弹性可言了，并且还会由于一种典型做法——至少也是一种普遍趋势——而加剧：利用封建联合体作为政治行政的载体（Träger）；这就极大地限制了统治者以及所有其他领主的个人权力手段和实体性权力手段。

一开始，无论何处的封臣，都会试图通过固定的规范调整他们绝大多数基本义务的最高年限，为此而产生了封建联合体：提供军事服役的义务。他们多数时候都会如愿以偿。此外，同一领主的封臣之间也存在着进行仇杀的权利。领主的权力只能保障封臣的封地，仅此而已。封臣彼此间的私斗当然会严重损害封建领主的权力利益，但除了这一规定——至少在领主发起的军事行动期间不得进行私斗——之外，直到教会和城市与国王一起颁布和平敕令［“禁止复仇条例”（Landfrieden）］的时代，欧洲大陆从未有效地遏制住这种私斗。

统治者的财政权利面临的限制因素尤为严格。除了领主对封地的监护利用之外，这些权利大都存在于封臣在某些必要的情况下向领主提供财政帮助的义务之中。领主很乐于把这些义务变成一种综合性征税权，但封臣们却要力争把它们变成明确固定下来的临时贡税。为了补偿日渐增多的虚拟军事义务，骑士封地获得的免税权在中世纪以后最终变成了标准模式。总的来说，至少在领主仍需依赖封建军队时，封臣都会成功地使他们的隶属民免缴领主的税赋，仅在特殊情况下才不予豁免。一般来说，领主只能从他的采邑隶属民和私人扈从那里直接征收地租⁽¹⁶⁾。土地归复的权利变得越来越不可行，把遗产继承权扩展到旁系亲属的做法则日益盛行。封地的转让——这当然需要领主乐于接受新的封臣才行——越来越变成了常规，购买他的同意则成了最为重要的封建财源之一。然而，这种购买等于是对封地的完全占用，因为转让费已由传统或法律固定了下来。所以，在效忠关系变得越来越定型且越来越商业化的同时，它也丧失了作为权力手段的确定性和实际功效。作为自由人的封臣后来甚至可以从若干领主那里获得封地，这使他在领主之间发生冲突时对任何一方的支持都会变得令人生疑。法国的封建法对homagium simplex（简单效忠）与homagium ligium（忠诚效忠）作出了区分，前者是对其他义务附有内心保留（mental reservations）的封建宣誓，后者则是无条件宣誓，可以说是第一级约束性效忠义务，它优先于所有其他义务，因此只能给予唯一的统治者。法国君主的权力日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大封建领主不得不向君主进行后一种宣誓。不过总的来看，多边义务的这种可能性却导致了这些义务的大贬值，最终使得在封臣帮助下进行持续的行政管理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抽象地说，封臣不仅有义务在其领主需要时提供援助，而且还有进言的义务。那些主要封臣便由这种义务引申出一种“权利”，即做出重要决策之前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通常他们也都会达到目的，因为封建领主要指望封建军队的士气。但是作为一种义务，封臣的进言活动犹如他的军事义务一样也会逐渐萎缩，因为它完全是不连续的，因而不可能被用作一个具体行政机关（Behörde）的组织。

由此，封建联合体为地方官员的庄园主权利提供了一种世袭占用的保障；但是就中央行政来说，它却无法为领主提供可以持续利用的人员，且很容易迫使他按照他的封臣当中最强大者的“进言”修改行动，而不是帮助他控制那些封臣。在这种环境下，所有强大的封臣都会受到强烈诱惑以图彻底摆脱封建束缚；唯一需要解释的事实是，为什么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频频出现。原因就在于我们前面谈到的正当性提供了保障，封臣们则会发现他们的土地和庄园主权利可以在封建联合体中得到这种保障。封建领主也会关心这种保障，因为他的权利——即便那是一些虚拟的权利——会带来种种好处，无论这些好处多么不确定。

六、等级制以及从封建制向官僚制的过渡

“代理人”制度一般都会服从成文的规则，有着受到同样调整的管辖权范围，与此相反，家产制的俸禄制变体和封建制变体则是领主、官员及被统治者的具体主观权利和义务的笼统体系，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一团混沌；这些权利和义务相互重叠，彼此牵制，它们交相作用所产生的行动模式不可能用我们当代通行的政治范畴进行解释，把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称号用之于它，比用之于纯粹的家产制政治实体甚至更不恰当。封建制乃是等级式家产制，是相对于家长家产制的一个边缘情况。

封建制不仅以传统、特权、习俗志和先例等等典型的家产制特征为取向，而且以不同掌权者之间的临时同盟为取向，这是西方等级制政治实体（Ständestaat）的典型现象，事实上也是它们的本质所在。正如每个封地和俸饷所有者以及其他被占用权力的所有者都要凭借由君主给予保障的特权行使权威一样，君主本身的权力也被认为是一种个人特权，是他的“君主特权”，应当得到封地所有者及其他掌权者的承认与保护。这些特权所有者为了某种必须进行协作否则就不可能达到的具体行动目的而相互组合。一个等级制政治实体的存在仅仅表明，这种同盟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有契约保障，还因为随之而来的缺乏弹性，这使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常态，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借助一种明确的联合体合法长存。一旦封地所有者构成了一个自治的合法群体，等级制政治实体就会应运而生，其中原因多多，但主要是因为定了型的刚性封地与特权不得不去适应异常的或者新的行政需要。这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尽管表面上来看多数情况并非如此。经济上的影响大都是间接的，突出的需求集中于政治，尤其是军事行政领域。变化中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在先进的货币经济中，它所发挥的影响就是使人们有可能，因而必须从与其他政治实体进行斗争和竞争的角度，以优于定了型的封建—家产制行政常规手段的方式去满足这些需求，在需要立刻筹集大量货币时尤其如此。那些常规手段之所以大都已不再适用，恰恰是因为附属于这种支配结构的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必须自掏腰包支付他的——而且仅仅是他的——行政成本，不管他是统治者还是其他任何掌权者。不存在筹集这些特别收入的规定，因此，频繁缔结新的协议也就不可避免，最终则是需要各个掌权者以社团议会的形式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体或者是把君主包括在内，或者是把特权者转变为各个“等级”，从而改变了不同掌权者的单纯协议行为，临时性联合体则变成了永久性的政治结构。

但在这种结构内，不断新生而又迫切的行政任务会产生出一种君主官僚制，它注定将瓦解等级制政治实体。对这个过程不应过于机械地理解，好像到处的统治者都会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而热衷于通过发展官僚制以摧毁各等级的竞争性权力。无疑，这一点自然是个极为常见的主要决定因素，但并非始终都是真正关键的决定因素。各等级会频繁请求统治者满足利害关系人对行政服务的需要，会请求他建立适当的代理机关提供这些服务；而这些持续出现的请求就是普遍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的结果，因而可以认为是一些客观的发展因素。但是统治者依从这种请求，也就意味着是在扩大官员群体的规模，因而一般也就等于是增强了他的权力。最初这会导致家产制的复兴，这种趋势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始终都在欧洲大陆占据支配地位，但这种家产制持续的时间越长，它就越是接近于纯粹的官僚制。新的行政任务的性质到处都会产生一种压力，迫使人们去创造常设的代理机关、固定的管辖权以及程序性和职业性资格。

封建联合体与等级制政治实体绝不是从家产制向官僚制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恰恰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会成为向官僚制发展的重大障碍。真正的官僚制萌芽到处都可见于相对不太复杂的家产制行政形式中，其中从家产制官职向官僚制官职的过渡是没有明确界线的，其类型学属性并不太多地取决于具体官职的性质，而是取决于设立和管理官职的普遍方式。然而，高度发达的等级制政治实体以及高度发达的官僚制，只有在欧洲的土壤上才能成长起来，个中原因将在后面论及。同时我们还将讨论封建制与家产制结构中先于纯官僚制出现的某些中间形态与过渡形式。

七、家产制官员

为求简明扼要，我们迄今一直都在假定，政治统治者的中央行政事务都是通过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家政官员和宫廷官员，或者通过有着自己的家产制行政的封地所有者，以纯粹家产制方式进行经营的。但在现实中，家产制和封建制的统治结构并非如此简单。只要家族行政度过了借助共餐者与亲信实施“不连贯”行政的阶段，纯政治任务的扩展一般都会随之确立一些专门的中央官职，而且多数时候都会出现一个单独的中央官员，此人可能会具有各种各样的特性。由于本性使然，家产制成了产生宠幸政治的特殊园地——伴随统治者左右的那些人拥有巨大权力，但却始终处于因为纯个人原因而突然身败名裂的危险之中。虽然特定的结构各有不同，但最为典型的家产制情形是，一个宫廷官员的职位就意味着那是最亲密的纯个人宠信地位，同时也就在形式上或事实上掌握了中央的政治行政；这可能是哈来姆⁽¹⁷⁾的管理者，或者类似的随身料理统治者私人事务的雇员。由此还会进一步获得特殊的政治亲信地位。在某些非洲王国，引人注目的死刑裁判权体现者——行刑官——就是不离统治者前后的最有影响的随员。同样，随着惩治藐视法庭罪的权力（Banngewalt）之发展，统治者的司法职能也获得了重要意义，于是，一个相当于法兰克人巴拉丁伯爵⁽¹⁸⁾的官员往往就会升到显要地位。在军事活动活跃的国家，王室军队统帅就是这种情况，在封建制国家则是往往相当于军事统帅但又控制着封地恩赐权的官员（日本的幕府将军、伊斯兰国家的宫相）。在东方，我们经常看到的则是大维齐这样的人物，后面我们还会看到何以他能像现代国家责任内阁的首相那样成为“立宪”之必需。

总而言之，我们只能说，一方面，如果该官员热衷于控制封臣及下属官员的经济供给，以致能把他们和他本人紧密结合在一起抗衡统治者，比如日本与墨洛温王国那样的著名范例，那么这样一种独断统一的地位之存在，对于君主的权威可能会变得特别危险；另一方面，完全不存在这样一个中央官员则往往会导致王国的瓦解——卡洛林王朝堪称样板，它自身的经验使它唯恐产生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职。由此出现的难题是以何种方式解决的，我们稍后将会论及。

目前我们首要关心的乃是以下现象：由于行政工作越来越具有连续性且日趋复杂，特别是由于家产制与封建制结构特有的财产授予⁽¹⁹⁾和特权的发展，最后，由于财政的不断理性化，文书与会计官员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人，统治者的家政就会陷于不稳定和无能力状态。文书与会计制度越是发达，中央权力就越是强大，甚至纯粹的封建国家也是如此（比如诺曼人统治下的英格兰和权力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在古代埃及是书吏控制了行政。在现代波斯帝国则是会计官员凭借他们的“秘”术——一种由传统认可的秘密——而僭取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西方的Kanzler⁽²⁰⁾——秘书处首脑——在多数时候都是政治行政的核心人物。中央行政也可能源自会计机构，比如诺曼底以及后来英格兰的财政部⁽²¹⁾。同时，这种机构一般也都是官僚化的开端，因为实务官员——在中世纪多由神职人员充任——会从担任正式官职的高级廷臣那里获得实际控制权。

我们前面［第十一章，十二］已经谈到，伴随着行政任务的质的扩展，大型团契式中央行政机关应运而生；它们是官僚制的前身，在专业化知识日趋重要的背景下，它们推动了官僚化进程。当然，并非所有前官僚制国家统治者的顾问团体都是现代官僚制的初级阶段。中央官员的顾问会议可以见之于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家产制和封建制结构中。他们往往是作为一种制衡力量为统治者效劳，但他们不是像在早期官僚制结构中那样制衡专门知识的权力，而只是制衡最高级官员的权力。此外，他们还是确立行政连续性的一种手段。就此而言，他们到处都是行政任务在质的发展过程中某个阶段上的产物；然而，随着这项发展的不断推进，顾问会议因为按照明确的程序运作而逐渐具有团契“代理人”的性质，于是也就越来越类似于早期官僚制的那些现象了；他们采取的这种形式会更加接近官僚制模式的官职组织和行政程序；不过其间的界线非常模糊，一如中国与埃及的范例所示。从类型学上说，尽管其间的过渡有着天然的连续性，但还是应当把这些代理人与那些并非依赖统治者授权，而是（“长老会”或某种显贵团体形成之后）凭借自身的权利而共享权威的团契机构区别开来。下面将会简要谈到后者，因为它们并未参与从家产制向官僚制的过渡，而是成了统治者与其他掌权者之间进行权力划分的一个阶段，不论它们具有的是超凡魅力还是等级式特性。

我们这里不可能讨论家产制或封建制政治实体对一般文化发展的影响。家产制——尤其是非定型的专断式家产制——和封建制在下面这个领域中的区别是确凿无疑的，而这个领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给支配结构对文化的影响提供最为重要的机遇，这就是教育领域。前面已经简要谈到了教育和支配之间的关系，这里仅稍事概括以作补充。举凡封建制发展出了一个具有身份取向的“骑士”阶层的地方，都会出现为相应的生活方式做准备的系统教育，典型的是某些艺术创作（文学、音乐、造型艺术）——此处难以详论——成了支配阶层面对被统治者时一种自我炫耀和营造并保持光环的手段。因此，最初的纯军事——体操训练被进一步“精炼”，结果产生了那种极为综合性的“教养”类型——与官僚制度下的专业化教育完全背道而驰的类型。举凡以俸禄制方式组织支配的地方，教育都会具有理智主义的文学倾向，因而本质上就接近于传授专业化知识的官僚制理想。这在中国以及神权统治接管了教育——后面将会论及［第十五章，四］——的地方有着特别典型的形式；后一种发展趋势在那种并未产生出自己的教育体系的专断家产制类型的世俗国家，都会达到极致。

八、家产制与封建制不确定的经济前提

家产制和封建制的产生需要什么样的纯经济前提，这几乎无法断言。王室与贵族采邑的存在及其主导地位，的确可以说是一切封建组织形式的一般基础，不管那是发达的还是欠发达的组织。中国的官员国家，就其自身而言乃是家产制最始终如一的政治形式，它并非建立在土地产权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它的家产制之所以始终如一，恰恰就是因为不存在土地产权。家产制可与家政经济和市场经济、小资产阶级农业和采邑农业相互兼容，不管是否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手工磨坊需要封建主义而蒸汽磨坊需要资本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著名论断，充其量也只有后半截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部分正确。⁵蒸汽磨坊可以毫无困难地嵌入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之中。该论断的前半截则是完全错误的：手工磨坊可以存在于一切能够想象到的经济结构与政治“上层建筑”之中。关于资本主义，总起来看我们只能说，由于它在封建制和家产制那里的扩张机会有限，它的拥护者一般都会试图以官僚制或者财阀的显贵支配取而代之。不过，这种说法也仅仅适用于以生产为取向，以理性经营、劳动分工和固定资本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而政治取向的资本主义则与资本主义的批发贸易一样，完全可以同家产制相互兼容。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向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为购买奴隶士兵，从而为家产制的纯家长制变体提供了充足的税收收入，这正是东方苏丹制的生长基础，与我们西方的法治国（Rechtsstaat）相比，它和现代国家形态相去最远。

市场经济和封建制的关系则极为不同。但是，什么因素在决定着将要通行的是家产制结构还是封建制结构，这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经济公式，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采邑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有力推动了封建制的发展。一如我们所知，古代东方灌溉经济的理性化——有组织地征发劳动力把荒漠之地系统地改造为耕作区——促成了半官僚制的政治家产制，中国的大规模工程就是如此。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必须先有家产制的存在，这些大规模工程才有可能。相比之下，北欧人开垦森林以获得新的土地则推动了采邑制和封建制的发展。但封建制也曾存在于东方地区，尽管其形态很少始终如一。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只能概括如下：交通技术手段，从而还有政治控制手段的低度发展，加上通行的自然经济，都会推动分权式的家产制，这是一种朝贡总督制，因为那里很难产生理性的税制，所以也很难产生家产制官员中央集权行政的前提条件。这些弱项反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只要有可能，就是说，只要是以采邑制决定社会分层，就会利用个人效忠和封建的荣誉法则作为形成政治内聚力的手段。

九、贸易对家产制发展的影响

学者们往往会忽略一个常数：贸易。这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家产官僚制发展过程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因素。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一切超越了原始村落头人层面的统治者，都是在拥有贵金属——不管是原料还是成品形式——的基础上获得了权力地位的。他们需要这种财富首先是为了给扈从、侍卫、家产制军队、雇佣兵，尤其是官员提供给养。获取这种财富的途径包括，与其他统治者交换赠礼（这实际上往往就是以物易物），统治者本身的正常贸易，特别是沿海地区的转口贸易（这有可能导致直接垄断对外贸易），最后还有其他途径的对外贸易。为此可以采取直接或间接的手段，前者包括征收关税、通行费以及其他贡税，后者包括市场特权和创建城市——这是君主特权，能够带来高额地租和有能力缴纳高额税赋的臣民。最后这种对贸易的利用类型，在全部历史上都不乏系统的表现，直到现代之初，波兰领主仍在建立众多城镇以安置从西方移民而来的犹太人。尽管家产制政治结构的贸易相比它们的幅员及人口而言相对平平甚至十分脆弱，但仍能坚持不辍并进行领土扩张，这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比如中国及卡洛林帝国的情况；但是，没有贸易发挥重要作用也能产生家产制政治统治权，这种情况却并不常见，像蒙古帝国与条顿人大迁徙时期的各王国都是偶然现象，而且几乎总是遵循这一模式：那些毗邻货币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的部落大举入侵这些地区，控制它们的贵金属并建立新的政治实体。王室的贸易垄断在世界各地都随处可见，不管是波利尼西亚还是非洲和古代东方。例如，就在不久之前，西非海岸的所有大型政治实体纷纷土崩瓦解，原因就是欧洲人摧毁了各个酋长对转口贸易的垄断。绝大多数最古老的大型家产制政治实体发祥地，都与这种贸易功能密切相关。

统治者作为领主土地所有者的特殊权力地位往往只是次要的。当然，王室和贵族的权力大都是源自土地的占有；在那些仍有富余土地的地区，比如刚果与赞比西河之间的地区，更确切地说，这种权力地位就依赖于对人畜的所有权，它促进了能够产生地租的农耕活动。来自租金财产权的收入，对于社会上公认的王侯生活方式当然必不可少。但是，随后向垄断“地租”的发展却往往是由贸易收益共同决定的。当一个统治者被视为整个国家的地主而不光是封建制的最高领主时（这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可以看得到），这通常不是他的政治地位的起点，而是那种地位带来的结果，是那种地位使他能够优先获取有形动产——在卡菲尔人那里就是对人（女人）畜的所有权——带来的结果，一般来说也是具备经济能力，特别是因为拥有贵金属而能够维持家产制军队或雇佣军带来的结果。这种情形与沿海国家贵族对土地的垄断控制几无差异：中世纪之前的希腊古代时期，大概也包括古代东方，债务奴隶就是农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城市贵族耕种土地并分享一份收成。直接间接的贸易收益则为城市贵族提供了积累土地和人口的手段。在自然经济时代，即使中等水平的贵金属拥有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崛起和权力地位也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当然，这一点并不会改变以下事实：大量需求可能都是——多数时候实际上就是——通过自然经济来满足的。两者不应被混为一谈，尽管有人在谈论贸易对原始时代的影响时经常出现这种混淆。

贸易对政治联合体的形成具有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影响，肯定不是一清二楚的。我们已经指出，家产制权威不一定全都来源于贸易，存在贸易的地方也未必就会出现家产制国家。显贵支配往往也是贸易的主要产物。然而，从一个纯粹的酋长转化为一个君主，却与贸易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从整体上说，贸易同严格的藩属制度及严密的封建等级制结构是严重对立的。事实上，贸易的典型结果是产生了领主贵族的“城市封建制”，这在地中海地区尤其如此。不过，在日本、印度、西方以及伊斯兰教的东方地区，与封建化密切相关的却是市场经济的进展缓慢乃至衰退，但两者往往也是互为因果。西方封建制乃是自然经济的结果，并且提供了建立一支军队的唯一可能的手段；但中世纪日本和近东地区的局面却完全相反。那么，后者发展的源头又是什么呢？

十、家产制与封建制对经济的稳定作用

封建制与家产制的支配形式都可能对经济产生强有力的稳定作用，但是前者比后者更加有力。家产制可能具有这种影响，盖因在家产制统治下，一般来说只有各级主管官员有机会迅速致富，因为统治者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不间断的控制，比如中国的官员。财富的积累并非得之于交换中的获利，而是盘剥臣民的纳税能力，以及迫使臣民购买统治者与官员的一切职务行动，这就给开恩与专断提供了广泛的回旋余地。另一方面，家产制官员的权力基本上只受传统的限制，而违背传统甚至对于最有权势的官员来说也是危险的。因此，对物对人的革新，未经传统认可的新阶级，与传统背道而驰的新的获利与经营方式，都会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至少也是很容易遭到统治者及其官员的任意留难。传统主义和任意性都会极为深刻地影响到资本主义的发展机会。要么是统治者本身或他的官员抢占新的获利机会并加以垄断，从而剥夺了私有经济的资本形成所需的养分；要么是他们支持传统主义的普遍抵制以阻挠有可能危及社会平衡或遭到了宗教与道德非难的经济革新。后一种做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家产制统治者本身的权威就来自传统的认可。另一方面，统治者不受限制的酌处权有着广泛的回旋余地，在特定情况下也有可能增强资本主义的反传统力量，比如君主专制时期的欧洲所出现的那种情形。但是我们必须补充指出，撇开这种特权资本主义的其他特异之处不谈，此时的王权统治已经是官僚—理性的统治了。一般来说，这种任意性的消极面是主要的，因为家产制国家不存在政治上和程序上的可预测性，这就是症结所在，而这种可预测性是现代官僚制行政的理性规则所提供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实属不可或缺。相反，我们在宫廷和地方官员那里看到的却是不可预测性和反复无常，以及统治者及其仆从变幻莫测的宠幸和失宠。私人老练地利用特定环境和人际关系谋取能给他带来几乎是无限获利机会的特权地位，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情。但是显而易见，这些因素都给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了极大障碍，因为资本主义的具体版本对于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有着不同的敏感度。批发贸易相对来说对这些因素最能逆来顺受，并且能够适应一切变化中的条件。此外，即使统治者并不像在简单透明的条件下那样亲自垄断贸易，他的既得利益也会要求他允许财富的积累，以便他能利用包税人、官方物资承包人以及信贷资源。“金融家”在汉谟拉比时代就已经出现，而贸易资本的形成在任何支配条件下都是有可能的，在家产制支配下则尤其可能。

工业资本主义却不同。如果它变成了典型的工业经营形式，它就需要一种着眼于大规模市场并依赖于准确计算之可能性的劳动力组织。越是资本密集型的工业资本主义，特别是，固定资本比重越高的工业资本主义，就越是如此。工业资本主义必须能够指望的因素是，法律秩序的连续性、可靠性与客观性，以及法定行政机关理性履行可以预测的职能。否则，大规模工业经营所不可或缺的可预测性保障就会荡然无存。在定型程度较低的家产制国家，这些保障尤其脆弱，现代官僚制却能使它们的存在达到最大化。作为个人宗教的伊斯兰教并没有阻碍工业化，比如俄国高加索地区的鞑靼人往往就是一些非常“现代”的经营者，但阻碍了工业化的是被宗教所决定的伊斯兰国家结构以及它们的官员和法律体系。

家产制的任意性带来的这种消极的反资本主义影响，可能会因为一个积极结果而加剧，特别在发达的货币经济中，如果其他适当的条件相同的话，任意专断的家产制就会产生这个积极的结果，但它迄今为止几乎一直被彻底忽略了。家产制司法与行政之下所有法律保障的不稳定性，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把财富人为转化为固定资本的独特类型。显然，最重要的范例就是拜占庭类型的修道院基金，以及明显是借鉴了这种法律形式的伊斯兰教的卧各夫⁽²²⁾。拜占庭的基金类型可以概括如下：捐给一块土地作为君士坦丁堡的建筑用地，其价值与收益将随着规划的港口建设而不断增加。因此，受捐的修道院必须以固定的俸禄供养一定数目的僧侣，并向一定数目的贫民施舍，另外还有行政成本。然而，修道院的收入在用于支出之后的全部剩余，都要交给创建者家庭。很清楚，后面这项规定表明了基金的实际目的：托名修道院的基金实际上是不能让与的家庭财产，或许还能不断增值；它享有神圣的保护，尤其是能够防止世俗权威——这意味着家产—官僚制权威——的侵占。（此外，创建者还能达到取悦神和人的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还能确保他的家庭对递补有俸圣职的影响，因为许多有俸圣职是给君士坦丁堡的仆人们保留的闲差，他们无需隐居，也不必住在修道院。另一个目的是确保对家庭礼拜堂的行政管理。）整个这种安排在货币经济中乃是一种替代做法，相当于封建的西方那种自有教堂（Eigenkirchen）。

十分类似的捐赠形式看来很有可能在古代埃及的家产制下就已经存在了。无论如何，有记载可以证明，在中世纪的伊斯兰教世界能够看到同样的现象，即卧各夫，一种对清真寺的捐献或类似的基金。那时捐献的也是具有金融增值能力之物：建筑用地、可出租的工场（ergasteria）等等，毫无疑问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且出于同样的原因。这种圣化虽然并非绝对安全，但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世俗官员的任意插手。因此，家产制支配的任意性和不可预测性却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巩固了对神圣律法的服从这一领域。另一方面，由于法官们通过主观的且往往根本不可预测的解释“纠正”了沙里亚⁽²³⁾在理论上的僵硬和一成不变性，家产制那两个同样敌视资本主义的要素却得到了相互加强。贝克尔认为，以卧各夫形式积累起来的财富持续不断地转化为固定资本，对于东方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大概他是正确的。⁶这种转化完全符合古代经济的精神——把积累的财富用作租金之源，而不是用作赢利资本。（世俗的委托遗赠⁽²⁴⁾制度大概就是对卧各夫的世俗化模仿并首先出现在西班牙，17世纪经西班牙引入了日耳曼。）

十一、垄断主义和重商主义

在相对发达的货币经济中，以及在十分接近理性官僚制的时期，家产制对于经济发展还有另一种影响，这种影响来自它的“公共财政”模式。犹如家产制国家很容易分解为一大堆特权一样，通过垄断主义—资本主义手段以及通过前面讨论过的意义上的正面和负面特权来满足需求，也是一种特别常见的现象。它在充分发挥功能的家产制官员群体帮助下，可以很容易开办各种财政性经营和垄断经营。在埃及，在晚期罗马帝国，在近东和远东，都曾出现过相当大规模的国家经营和垄断经营，与此类似的还有现代之初各国统治者的国有经营（Regiegewerbe）。通过赢利活动筹集国家财政资金绝不是仅限于家产制。在中世纪和现代之初，各个城市也参与了具有纯粹赢利性质，但有时风险极大的工业与贸易活动，往往蒙受巨大损失（比如美因河地区的法兰克福）。不过一般来说，垄断经营对国家商业经营的影响范围在家产制国家中会更为广泛，因而那里的国有垄断经营总的来说更为常见，更为普遍。但是，通过特权来满足需求，往往对经济有着更为强烈的影响。

负面特权性质的（即通过强加给某些身份群体的职能）筹措财政资金，即公益性派捐制，在古代时期那些最理性的家产—官僚制帝国都曾最为广泛地实行过，比如埃及和以此为样板的晚期罗马帝国，还有拜占庭君主国。法老时代的埃及经济由此开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谱系，同时还有与行会——有时还有不动产——那种偶尔极为广泛的世代相传的联系。它把这种特点又传给了晚期罗马帝国的经济。显而易见，这一点大大限制了私人资本的形成和资本主义获利活动的空间。

除了这种窒息资本的形成，因而也窒息了私人资本主义的财政类型之外，家产制还有一种正面特权类型，其表现形式为特许私人贸易或行业垄断以换取高额手续费、利润分红或者固定年金。这种正面特权可见于以往世界各地的许多家产制国家，它们在重商主义时代发挥了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此时，早期的资本主义贸易组织，家产制统治权的官僚制理性化，以及军事行政和外交内政事务不断增长的财政需求，使得欧洲各国的财政技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君主权力到处都在以极为多样化的形式建立垄断性工业企业，借此创造货币岁入，斯图亚特家族、波旁家族、玛丽亚·特蕾西亚⁽²⁵⁾、叶卡捷琳娜、腓特烈大帝，莫不如此；这种岁入并不需要王国三等级的批准，在等级制和议会制国家往往被直接用作一种政治武器。这里也出现了家产制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而“开明专制”的官僚制也仍然像它赖以立足的基本“国家”观一样是家产制的。最近赫尔曼·莱维以斯图亚特家族治下的英国作为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范例，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⁷在君主与新兴市民阶级之间的斗争中，“专卖权”问题一直是主要争端之一；君主追求的是从议会那里争取财政独立，按照政教合一的“福利国家”模式对整个国家和经济加以理性—官僚制组织，而市民阶级的利益在议会中却变得日益举足轻重。王室家族的成员与亲信、廷臣、发了财的军人和官员、像约翰·劳⁽²⁶⁾那样的大投机家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冒险发明家（在英国以外往往还有犹太人），当时也都形成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集团，他们的后盾就是王室特许权和以此为基础引进、创办或受到保护的工业。这是一种把现代工业转变为家产制资本主义的努力，而这种资本主义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东西方可谓无处不在，并且极少中断。它常常能促进或者唤醒“经营精神”，至少暂时能够如此。但这种努力本身总体上说却是失败的，斯图亚特王朝、波旁王朝、彼得大帝、腓特烈大帝的制造业，除了极少数特殊部门以外，在过了保护期之后都没有存活下来。在英格兰，强制性垄断工业也都随着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福利国家一起土崩瓦解了。不论柯尔贝尔⁽²⁷⁾时期还是腓特烈与彼得时期，都没有成功地把他们的国家变成工业化国家。这种失败的经济根源就在于无视区位经济因素，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受保护的产品往往质量低劣，由市场条件引导的资本流动受到阻碍；由于总是可能出现新的特权，垄断期始终不明确而导致了法律上的不安全感，则是这种失败的政治原因——阻碍因素仍是家产制统治权的任意性。

十二、封建制条件下财富的形成与分配

封建秩序对经济有着不同于家产制的影响，后者既能促进也能扭曲现代资本主义。家产制国家为统治者的整个酌处权范围提供了一个积累财富的狩猎场。只要传统的或定了型的规定并没有施加严格限制，家产制就会放开缰绳让统治者本身、廷臣、亲信、总督、官员、收税人、权力贩子⁽²⁸⁾、巨商大贾以及承担了包税人、征发官⁽²⁹⁾和放贷人职能的金融家发财致富。统治者的恩宠和冷遇、授权和褫夺授权，不断创造着新的财富，然后又毁灭着财富。相比之下，封建制则详细划出了权利和义务的界线，不仅对整个经济，而且对个人财富的分配发挥着稳定性影响。⁸它从一开始就是通过法律秩序发挥影响的。封建联合体以及相关的、有着定型的身份结构的家产制形式，则构成了纯粹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综合体。我们已经指出，它们接近于立足“主观”权利，而非“客观”法律基础上的“立宪国家”（Rechtsstaat）。那里存在的不是抽象规则体系，而是一大堆既得权利；前者会允许任何服从者自由利用自己的经济资源，后者却会阻挠获利的自由，仅仅通过进一步授予具体的特权提供资本主义的获利机会，那些最古老的制造业一般都是建立在这种特权基础上的。当然，资本主义获利活动以这种方式得到的支持，要比家长家产制变化无常的个人恩宠给予的支持更加稳定，但这种被授予的特权也会始终面临遭到抵制的危险，因为旧有的既得权利仍然原封未动。

封建制的经济基础与结果甚至更加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封地而被授予的土地变成了固定资产，因为一般它是不能转让、不可分割的；封臣承担义务的能力、按照骑士方式生活的能力以及教养子女的能力，实际上都要依赖于把他的财产连结为一体。有时封臣甚至不得转让自己的私有土地，或者会受到严格限制，比如禁止他们把土地卖给并非同等身份的人——日本幕府将军的封臣（御家人⁽³⁰⁾）就是如此。封臣一般并不亲自经营，至少不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被授予的土地，由于来自这种土地的收入要依赖农民提供货物与服务的能力，因而在领主制度下，对财产和经济管理的约束就会一直延伸到底层。封建制在日本普及的同时，土地也被禁止再分封和出售以防出现大规模领地，同时还禁止土地抛荒，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保护农民既有的生计以维持他们的经济能力。众所周知，同样的发展也出现在东方。这些约束和封建结构总的来说未必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是敌视货币经济的。海关税、手续费、能产生收入的领土权利——特别是司法权——也是作为封地被授予的。只要看来经济上行得通，采邑领主总是会强烈倾向于把农民的服务转变为税收，这种情况在英格兰早就出现了；如果农民在经济上无力缴税，地主就会采用徭役经营（Fronbetrieb）形式直接从事资本主义获利活动；如果有可能，封建的采邑领主或政治统治者就会出售他们的剩余物资以换取货币。按照拉特根（Rathgen）的说法，日本大名在大阪常设的代理机构，主要就是为了销售他们剩余的稻谷。条顿骑士团则是通过他们在布鲁日的代销机构以更大的规模参与贸易，他们是一个过着集体生活的僧侣骑士共同体，是个经济上很理性的共同体，他们的封臣都是农村的地主。骑士团与普鲁士各城市——尤其是与但泽、托伦——的对立，实质上就是骑士团的共同体经济与市民之间的竞争。经营内地谷物和城市间接贸易的波兰贵族联手对抗骑士团的垄断要求，结果是这些城市倒向了波兰，对于德意志文化（Deutschtum）来说，西普鲁士丢失了。

当然，采邑的出口贸易并不只是出售实物地租，而且还有其他产品。封建领主或政治统治者也可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或放贷人，大名就是一例。得助于农奴劳动，封建领主往往会开办商业经营、采邑家庭工业以及特别是俄国那样的工厂。因此，封建制的家产制基础绝不意味着必定与自然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资本主义才受到了阻碍，因为它依赖于大众对工业产品的购买力的发展，但农民向地主或封建司法行政官频繁提供超常税赋和服务，却吞噬了他们的大部分这种购买力，而这种购买力本来是有可能为创造一个工业产品市场发挥作用的。领主得自这种聚敛的购买力并没有给现代工业资本主义赖以立足的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带来市场，而是创造了奢侈性需求，特别是消费取向的维持私人仆役的生计。此外，由于采邑的营利性经营是靠强迫劳动运转，也由于采邑家族与手工业经营普遍利用无偿劳动因而浪费了人力资源，它们阻止了劳动力进入自由市场，而且它们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大都不能创造资本，有时仅仅是消耗劳动力。这种经营之所以还能与城市工商业竞争，是因为它们的劳动力得到的报酬极低，或者根本没有报酬，而这样的工资水平不可能创造出大规模的购买力；尽管具有这样的优势，但这些经营活动因为技术“落后”，而且采邑领主一般都会试图通过政治压力阻挠城市工商业的资本主义发展，所以也还是没有竞争力。总起来看，封建阶层往往都会倾向于限制资产阶级积累财富，至少会倾向于贬抑那些“暴发户”（nou veaux riches）的社会地位。这在封建的日本尤其突出，那里的整个对外贸易最终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其他各地也能在不同程度上看到类似现象。采邑领主的社会声望则会刺激“暴发户”利用已经获得的财富向土地，而不是向资本主义冒险活动进行投资，以图有可能的话进入贵族行列。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阻碍生产性资本的形成，这在中世纪有着非常典型的表现，特别是在日耳曼。

封建制或多或少都会阻碍或扭曲资本主义的发展；此外，它的强大的传统主义还会增强对一切新社会的形成都抱有怀疑态度的威权主义权力。但是，它的法律秩序的连续性毕竟要比非定型的家产制国家大得多，这可能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不像在日本那样受到诸多限制，尽管它将会放慢速度，无论这将造成什么样的损失，但相比家产制国家那种难以捉摸的经济机会，最终却可能通过比较渐进的持续发展而形成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并推动它在封建制度的夹缝中向前挺进。在西方中世纪时的北方各国，个人获利的机会要大大少于亚述帝国、哈里发帝国及土耳其的官员和政府采购官、中国的达官显贵、西班牙及俄国的政府采购官与国家债权人。然而，恰恰是因为缺少这些机会，资本才会通过包出制工业及制造业流入了纯粹的资产阶级获利渠道。封建结构越是成功地阻止了暴发户的渗透，把他们排除在官职与政治权力之外，贬抑他们的社会地位并禁止他们获得贵族的不动产，就越是会把这种财富导向纯粹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用途上去。

十三、家产制垄断与资本主义特权

家长家产制远比封建制更能容忍社会流动和获取财富。家产制统治者并不喜欢独立的经济与社会权力，因而不会支持劳动分工基础上——这意味着贸易基础上——的理性经营。但是他也并不支持自由获利与自由贸易领域中的身份壁垒，除非存在着公益性派捐约束，否则他会认为这种壁垒对他自身的权力构成了一些很麻烦的限制。因此，在托勒密帝国，完全的贸易自由和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一直延续到最后一个家族统治的时期，尽管事实上国王的全部家产制权力及其个人的神圣性像在法老的国家社会主义时代那样一直发挥着广泛的影响。至于其他方面，家产制统治究竟更倾向于自身把持垄断权，因而对私人资本主义抱着敌视态度，还是更倾向于为资本提供特权，这要决定于各种各样的环境因素，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是政治因素：

1）这就是家产制的支配结构，不管它是等级式的还是家长式的。在头一种情况下，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统治者本身垄断权的自由发展当然会受到较多限制。然而事实上，现代的西方人很熟悉家产制统治者的许多垄断权，至少远比同时代的中国人熟悉得多，不过还有一个事实是，这些垄断权的绝大多数只是表现为向资本家出租或发放许可证，这意味着是以私人资本主义方式被利用的。况且，统治者的垄断权会引起被统治者十分有力的反应。这种强烈反应在严厉的家长制支配下却极为罕见；诚然，国家垄断——比如中国的文献也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到处都会招来怨恨，但多数时候都是遭到消费者的憎恶，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遭到（资产阶级）生产者的憎恶。

2）第二个因素我们已经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了：若干国家间的权力竞争越是使它们必须设法得到流动货币资本，那么私人资本在家产制国家中的特权就越是发达。享有政治特权的资本主义在古代时期的繁荣，就是因为若干国家为谋取优势地位和生存机会进行着长期斗争；它在中国的相应历史时期似乎也很发达。后来它在西方的重商主义时代又获得了繁荣，因为现代列强开始了它们之间的政治竞争。它在罗马帝国消失了，因为罗马帝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帝国，需要做的只是必须保卫边界；它在中华帝国几乎根本不存在，在东方和希腊化国家也比较微弱——这些国家越是“世界的”，它就越是微弱，在哈里发帝国同样如此。当然，并不是任何权力竞争都会导致资本的特权，只有当资本已经开始了形成过程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反过来说，大规模世界性国家的安定环境以及随后对资本的政治需求趋于平淡，则会消除资本的这种特权地位。

政府垄断的最重要对象就是铸币，家产制统治者主要是为了纯粹的财政目的而实行垄断。在西方中世纪，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常规手段就是确立自行铸币的垄断权，以此压低金银的价值，而铸币的变质则是非常规手段。但这种做法表明，铸币的普遍使用已经到了非常发达的程度。不论是埃及和巴比伦的古代时期还是腓尼基和前希腊化时代的印度文明，都还没有使用铸币；波斯帝国和迦太基人使用铸币也仅仅是为了用贵金属支付习惯于接受这种报酬的军队和外国雇佣军（在迦太基，这些雇佣军都是希腊人）；而且铸币也不是一种经济交换手段，因为在商业交换中是采取称重的办法，在零售交易中则使用惯例上承认的货币形式。因此，铸币在波斯仅限于金块。相反，中国统治者的铸币直到现在也只是零售贸易的交换手段，而商业则不得不依赖称重办法。最后这两个表面上似乎背道而驰的现象可能有助于告诫我们，不能把铸币状态视为货币经济发达的征候——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那里早就知道使用纸币了。毋宁说，两个征候涉及的是同一个事实：家产制行政的粗放性及其结果——它无力把它的铸币强加给商人们。但是毫无疑问，国家铸币的理性化及其日益广泛的使用，大大推动了商业的技术发展。一则是公元前6世纪到威尼斯、热那亚取得霸主地位这一又四分之三个千年期间古希腊人在贸易技术上的优越性，一则是撒拉逊人⁽³¹⁾的贸易优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于他们率先利用了这项进展。亚历山大征服后的东方地区——包括印度——密集的货币经济的发展，至少在技术上就是由它共同决定的。不过，经济的命运从此也就与发行铸币的列强在财政状况上的盛衰起伏紧紧拴在一起了。由于越来越多地向军队授权以及随之出现的货币紊乱，罗马财政在公元3世纪陷入了灾难性的境地，这种灾变绝非古代晚期向自然经济倒退的原因，但却是个推波助澜的因素。不过总的来说，政府币制的有序化，更多的是决定于经济对国家的特定要求（这产生于长期稳定的商业交易惯例），而不是决定于经济发展状况。古代时期和中世纪的城邦涌现出了理性铸币的要求，而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发展，尤其是独立的行会和本土零售贸易——不是批发贸易——的蓬勃兴起，就反映在了铸币理性化之中。

十四、精神气质与生活方式

支配结构不仅通过这些商业技术手段的创造，更多的是借助于它所确立的精神气质影响着各民族的普遍习性。在这方面，封建制和家长家产制大为不同。两者有力塑造出来的政治与社会意识形态大相歧异，由此也塑造了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在自由封臣与封地制度的形式中，封建制乃是诉诸自愿接受并保持的荣誉观和个人效忠作为基本的行动动机。忠诚与个人效忠也是许多平民形式的家产封建制或公益性派捐封建制（奴隶军队、赐地业主那样的殖民士兵、农民或卫戍部队，尤其是隶属民和科洛尼军队）的根基。然而，他们缺少作为整合要素的身份荣誉。另一方面，身份荣誉对于“城市封建制”的军队却关系重大。斯巴达人的身份荣誉就是依赖于武士的骑士荣誉和礼仪；它对那些逃避战斗、违反礼仪者会待之以“涤罪决斗”；早期的希腊重甲步兵军队一般也都以弱化的形式表现出了这些特征。但是他们都没有个人的效忠关系。十字军东征时期，东方的俸禄封建制曾保持了一种骑士身份意识，但总的来说，它始终是由统治权的家长制性质塑造出来的。一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荣誉和效忠相结合仅见于西方的封建制和日本的“家臣”封建制。两者与希腊的城市封建制一样都重视一种特殊的身份教育，旨在熏陶以身份荣誉为基础的精神气质。但与希腊的封建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它们都把封臣的效忠看作人生观的核心，从这种观点去理解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包括与救世主和亲人的关系。封建的组合体由此把极为个人化的联系渗透到了最为重要的各种关系之中，它们的独特性也就促使骑士的尊严感集中到了对个人的崇拜上。这与一切非个人的商业关系都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为在封建伦理看来，一切非个人的商业关系必定都是没有尊严的，是粗鄙的。

然而，这种与商业理性的对立也还有其他根源。首先是封建制度特殊的军事性质，它最终影响到了政治结构。典型的封建军队乃是一种骑士军队，这意味着决定性的因素是个人的英勇战斗，而不是大规模军队的纪律。军事教育的目标不是像大规模军队那样为了适应有组织的作战行动进行训练，而是为了各自完善自身的武艺。因此，有一个要素就在训练和一般行为中找到了固定位置，这个要素就是竞技，它是发展对人生有益的各项品质的一种形式，属于男人之家和动物的创造性活力，但是随着生活的理性化进程，它被逐渐淘汰了。在封建制条件下，它和有机体的生命一样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保持有机体心理生理活力和应变能力的天然形式；竞技是一种“训练”形式，源于自发的、不间断的动物本能，至今仍超然存在于“精神”与“物质”、“肉体”与“灵魂”的一切分野之外，不论从惯例上看它已升华到了什么程度。竞技达到了特别唯美的完善性而又堪称真正的朴实无华，只有唯一的一次：封建或半封建的希腊武士社会，首先是在斯巴达。相比重甲步兵公民的（相对）民主而言，在西方封建骑士和日本的家臣中，贵族的身份惯例由于有着更严格的距离感和尊严意识，便对这种自由施加了更大的限制。但是不可避免，竞技在这些骑士阶层的生活中也占有一种极为严肃而重要的地位，它构成了一切经济上的理性行为的对立面。然而，居于支配地位的封建阶层的“贵族”精神气质，也在直接维护着与唯美生活方式——它产生于竞技的唯美一面——的这种密切联系。需要“炫耀”、迷人和堂皇壮丽，需要种种谈不上功效，用奥斯卡·王尔德的话说有“美的”意义但并无用处的器物修饰生活，这主要是封建身份的需要，也是一种重要的权力手段，目的在于通过大量暗示以维护自身的支配地位。从拒绝目的理性地控制消费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奢侈”，对于支配的封建阶层来说绝非多余：这是在社会上自我肯定的一种手段。

最后，正面特权封建阶层并不是从功能角度把自身的存在看作一种手段以服务于一种使命、一种理应有目的地加以实现的观念。他们的典型神话就是他们的“存在”所具有的价值。只有为真正的信仰而战的骑士才会抱有不同的取向，而且，只要他长期占据了支配地位，自由的唯美竞技就只有一种有限的重要性了，这在伊斯兰教世界尤其突出。总之，封建制天生就鄙视资产阶级的商业功利主义，认为那是肮脏的贪欲，是对它特别不利的生活力量。封建的行为方式与理性的经济精神气质背道而驰，而且导致了对商业事务的漫不经心，这是所有封建阶层的典型表现，不仅与资产阶级形成了鲜明对照，而且与农民那种无人不知的精明也判然有别。封建社会的这种休戚与共乃是以灌输骑士惯例、身份自尊和荣誉感的共同教育为基础的。这种教育因其世俗取向而与先知和英雄的超凡魅力巫术禁欲主义格格不入，因其好战的英雄气概而与文学教育格格不入，因其游戏特征和唯美特征而与理性的专业训练格格不入。

在几乎所有这些方面，家长家产制则对生活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封建制始终是由掌握了军事技能的少数人进行支配的。家长家产制则是由单独一个人进行大规模支配，一般来说它都需要官员，而封建制对官员的需求则会降到最低限度。如果家长家产制不依赖外族人构成的家产制军队，它就要紧紧依靠臣民的良愿，但封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去顾忌这一点。为了对付特权身份群体危险的野心，家产制会不遗余力地动员大众，而大众到处都是它的天然追随者。被大众传说加以美化的理想人物并不是英雄，而是“明君”。因此，家长家产制就必须赋予自身作为臣民福利监护者的正当性，无论从它自身还是从臣民的角度来看都是这样。“福利国家”就是家产制的传奇，它不是产生于庄严承诺相互忠诚的自由伙伴关系，而是产生于威权主义的父子关系。“万民之父”（Landesvater）就是家产制国家的理想。因此，家长制可能会成为一种特殊福利政策的载体，而且只要它有足够的理由确信大众抱有良愿，它也确实会发展这样的福利政策。现代史上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比如在斯图亚特家族统治时期的英格兰，当该家族与清教徒资产阶级和半封建显贵阶层的反威权主义势力进行斗争时，劳德推行的基督教福利政策就带有部分是教会的，部分是家产制的根由。封建制的行政功能最小化与家产制的行政利益最大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前者只有在领主的经济供给所必需时才会顾及到隶属民的福利。家产制统治者占用的一切新的行政功能，都意味着他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重要性的上升，并为他的官员创造新的俸饷。家产制统治者根本不会关心财富，特别是土地的定型分配；他只有在以公益性派捐方式满足了自身需求的情况下才会规定经济上的限制；他会通过集体责任机构实现这一目的，在那些机构内部可能会出现财富的剖分。如果他借助货币经济满足自身需求，那么小块的土地占有和集约式农业，再加上可以自由转让的土地所有权，则是非常符合他的自身利益的。家产制统治者丝毫不会厌恶通过理性的获利活动形成新的财富，事实上他还会支持这个进程，但条件是不能出现新的权力且未经他的认可而获得权威。

从卑贱地位，从奴隶地位和统治者的下层仆役地位一跃而至并不可靠的全权宠臣地位，这是家产制的典型现象。家产制统治者为了自身支配的利益，必定会反对封建贵族的身份自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独立。归根结底，“臣民”任何独立自主的尊严乃至单纯的荣誉感，都肯定会被怀疑为是敌视权威的表现；从相应的历史斗争的结果来看，在精神上忠实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实际上是个随处可见的现象。英国显贵的有效行政最小化和统治者依赖于他们的自愿参与，法国及其他拉丁国家的革命成功，俄国社会革命精神气质的独立不羁，都曾阻碍或摧毁了那种对权威的内在忠诚，但它始终是德国不受约束的家产制统治一份难以根除的遗产，并且在局外人看来显得毫无尊严。从政治角度来看，德国人的确是典型的Untertan（臣民），该词用在他们身上可以说最为恰当，因而路德教才会成为他们特有的宗教。

家长家产制唯一专门的教育体系就是行政训练，它仅仅为某个阶层提供基础，就其最始终如一的形式而言，这个阶层是个有教养的身份群体，最著名的就是中国的类型。然而，教育也可能始终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他们拥有的各种技能有助于家产制行政，比如会计和文书工作，封建制对此还一无所知。中世纪的近东和西方就是这种情况。那样的教育带有特殊的文学性质。教育也可能是一种世俗的法律职业训练，比如中世纪大学的情况，但即使那里也始终是一种文学教育，而且它的日益理性化带来了专业化心态和“职业”理想，这都是现代官僚制的典型表现。家产制教育始终缺少以下特征——游戏和对艺术的选择性亲和，英雄般的禁欲主义和英雄崇拜，英雄的荣誉感和对商务与官职功利主义的英雄般敌视，而这些特征都是封建制着力培育和保持的特征。实际上，行政“组织”（amtliche Betrieb）就是一种非人格的“商务”（sachliches Geschäft）：家产制官员并不是以他的“存在”，而是以他的“功能”作为自身荣誉的基础，他期望的是以他的“服务”获得利益和升迁；在他看来，骑士的闲散、竞技和商业冷漠肯定都是慵懒和缺乏活力的表现。与家产制官员相适应的身份精神气质，在这里倒是与资产阶级的商业精神气质灵犀贯通了。我们从古埃及书吏和官员的诫子书中可以看到，那时的为官之道就已经有了清晰的功利主义资产阶级性质。原则上说，自那时以来，除了从家产制官员向现代官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理性化和职业性的专业化以外，一切都没有变化。

官员的功利主义和资产阶级特有的精神气质始终存在着一个主要差别：前者憎恶获利的冲动，对于一个领取固定薪金或收取固定手续费的人来说，产生这种憎恶是很自然的，从理想角度来说，他应当是廉洁的，他的业绩之所以能带来尊严恰恰就在于这一事实：那不是经商致富的源泉。在公共和平领域，家产制行政关心的是保护臣民传统的谋生手段和满足，因此，它对有可能颠覆既定社会条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格格不入且疑虑重重的；我们已经知道，儒家的精神气质尤其如此，其他各地也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这其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在起作用，即对新兴的独立经济力量的愤恨。现代特有的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得到发展，这绝非偶然，因为那里的官员统治被降到了最低限度，一如在类似条件下古代资本主义也曾达到过巅峰一样。这种愤恨和官僚以传统的身份取向态度对待理性的经济赢利，变成了可资现代国家福利政策依靠的动机，尤其是在官僚制国家推行福利政策的动机。然而，这些动机也决定了福利政策的限度和特性。

注　释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注释与校订均为Roth所作。

1　韦伯利用了大量有关封建制的德文文献，其中有一些已在《法律社会学》及其他各处引用过（G. v. Below，H. Mitteis，etc.）。韦伯的同时代人Otto Hintze对韦伯的比较研究影响尤深。他是历史学家，但对比较研究方法却有着罕见的敏感，撰有“Wesen und Verbreitung des Feudalismus”（1929）、“Typologie der ständischen Verfassungen des Abendlandes”（1930）、“Weltgeschichtliche Bedingungen der Repräsentativverfassung”（1931）、“Das monarchische Prinzip und die konstitutionelle Verfassung”（1911）等文，见Staat und Verfassung（Göttingen：Vandenhoeck，1962）。Hintze还评论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文集》（1922）和《经济与社会》（1926）；见Soziologie und Geschichte（Göttingen：Vandenhoeck，1964）。

关于Otto Brunner对有关封建制的文献的综述，见“Feudalismus. Ein Beitrag zur Begrifsgeschichte”，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und der Literatur. Abh. Der Geistes-und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Klass，1958，vol. 10，3—39。

除了Marc Bloch与Francois Ganshof关于欧洲封建制的标准书以外，英语读者还应参阅John Whitney，“Feufalism in Japan”（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ct. 1962），因为日本是封建制的另一主要个案。另见Vatro Murvar，“Some Refection on Weber’s Typology of Herrschaft”，以及Norman Jacobs，“Te Patrimonial Tesis and Pre-Modern Japanese Herrschaft”，两文均载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4，1964，374—395。

2　见Ulrich Stutz，Geschichte des kirchlichen Bene fi zialwesens（Scientia Alen，1961），sec. ed.（第一版为1895年）；id.，Die Eigenkirche（Berlin，1895），以及论“Eigenkirche”的文章，载Realenzyklopadie für protestantische Theologie und Kirche，XXIII，1913，364—377。（R and W）

3　参阅韦伯在“印度教与佛教”一文中的论述，见GAzRSII，295f；英文版《印度的宗教》（Religion of India），270f。（W）

4　参阅C. H. Becker，Islam-Studien，I（1924）。（W）

5　见Karl Marx，“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载Marx/Engles，Werke（Berlin，1959），IV，130。

6　参阅C. H. Becker上引书，62f.，263f。（W）

7　见Herman Levy，Monopoly and Competition（London，1911）和Economic Liberalism（London，1913），ch. III；德文版分别为1909和1902年。

8　此说遭到了一项批评，见Alfons Dopsch，Herrschaft und Bauer in der deutschen Kaiserzeit（Sttugart：Fischer，1964；第一版为1939），199f。Dopsch是韦伯的同时代人，他对韦伯的论断——封建制稳定了个人财富的分配——提出了批评，并指出12到13世纪贵族和君主在封地上的繁忙贸易。然而，他忘记了韦伯论断的比较性质——这是在比较家产制结构时得出的论断，他也忘记了韦伯是在评估阻碍和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力量平衡。Dopsch坚持认为，韦伯估计不足的是，封地的转租促进了经济增长，而激励了封建领主的并不是传统主义的经济标准（p. 210），而是一种“进行理性计算的经济精神”（p. 207）。但是，韦伯随后便指出，封建限制未必就会敌视货币经济。Dopsch固执地要抹杀韦伯在那种无处不在的获利精神和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特殊动机与活动之间作出的区分。在韦伯写作《经济与社会》期间，Dopsch曾试图证明早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就已经存在资本主义企业和市场生产了（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der Karolingerzeit，1912）。

(1)　Marcomannic Wars，马科曼尼人为公元前100年后定居美因河流域的日耳曼部落，为逃避罗马人侵略，公元前9年东迁波希米亚，在国王马罗博杜斯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该联盟与日耳曼人领袖阿米尼乌斯的军队作战失败后，马罗博杜斯于公元19年流亡罗马，此后马科曼尼人一直处在罗马人保护之下。167年左右，马科曼尼人与同盟各部落侵入罗马疆界，马可·奥勒留皇帝驱逐了他们，但此后直到180年奥勒留去世为止，双方几乎处于连年战争之中。

(2)　Laetus的复数形式，指罗马帝国晚期在帝国版图内定居的蛮族人共同体，可以获得土地，但条件是须为帝国军队提供兵员。

(3)　赐地业主，指古代希腊在附属国中享有雅典当局赐予土地的雅典公民。雅典广泛利用这一制度削弱附属国的力量，赐予的土地都是最好的土地，殖民者是未来的卫戍部队。他们与驻在地人民大不相同，拥有充分的公民权：投票、纳税和服兵役，并按照雅典的模式通过执政官和公民大会管理内部事务。这种制度鼓励了大量雅典人重新定居，既减轻了雅典的人口压力，又加强了国家的财政和军事力量。随着公元前5世纪提洛同盟和公元前4世纪第二次雅典同盟的建立，这批人成了雅典帝国主义的正规军。

(4)　罗马帝国晚期以及随后拜占庭帝国的戍边军队。

(5)　日耳曼习惯法概念，意即占有的权利，或者说，物权。

(6)　asper，旧时土耳其和埃及的小银币，后作为记账货币，值piaster的1/120。

(7)　Doomsday Book，1085—1086年英国钦定土地调查清册。

(8)　近东地区旧时由君主颁发的赐予特权或授予显职的正式委任。

(9)　fudai，德川将军的“同族”，由将军册封。

(10)　kunigaye，“国”（kuni）原系古代日本地方酋长统辖区，645年以后，这种地区被归并为较大的“国”，共有66个。16世纪末，丰臣秀吉为制止各“国”大名与武士间的争斗，采取了重新分配领地的重大措施，谓之“国替”。

(11)　sankinkotai，意为“交替侍从”，德川时代的一种制度，要求大名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江户侍从将军。

(12)　Nizam al-Mulk（1018—1092），真名叫阿布·阿里·哈桑·伊本·阿里。“尼札姆·穆尔克”意为“全国行政长官”。突厥塞尔柱苏丹的波斯族首席大臣（1063—1092），有论述王权的巨著《王术》传世。

(13)　指矮子丕平三世。

(14)　sub-infeudation，西方封建采邑法中的一种做法，借此，一个人以封臣身份占有他人土地为自己役使，然后将较小的分封地授予为其控制和受其指挥的另一个人。这种过程可以重复若干次，以创设采邑链上的大量联结，每一个人都占有比他地位更高者的土地，最高者是国王。

(15)　escheat，按照西方封建土地法，若封臣犯有重罪或死后无继承人，其封地将归还领主，谓之土地归复。

(16)　此处地租（tallagia）系指中世纪欧洲领主对其非自由佃户征收的税款，最初是由领主自由决定征收的次数和税额，到13世纪开始对许多地产征收固定费用。

(17)　在伊斯兰教国家，哈来姆（harem）指家庭中的妇女住房，亦指女眷本身。尽管一般都把哈来姆和伊斯兰教习俗联系在一起，但中东地区在伊斯兰教文化之前就已存在哈来姆，比如亚述、波斯、埃及等国的王宫，大都设有哈来姆，供统治者的妻、妾、女侍、宦官等居住，并设有专人管理。这类宫廷哈来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有其重要作用，由于这些妇女多来自名门望族，哈来姆阴谋事件常常影响深远，甚至导致王朝兴替。

(18)　Count Palatine（德文为Pfalzgraf）。巴拉丁最早是护卫古罗马皇帝宫殿的侍从和卫队的名称，在君士坦丁时期（4世纪初）又被用于称谓随同皇帝出征的高级野战部队。进入中世纪以后，巴拉丁成为日耳曼民族的一些官职名称，其中最重要的是巴拉丁伯爵，这种伯爵在墨洛温和卡洛林王朝时期（5—10世纪）是宫廷事务官，特别是王室法庭的法官，除了担负司法职能外，还有处理宫廷事务的行政职能。

(19)　grant，指普通法中的财产授予，最初局限于无形遗产的授予，不允许让予终身或世袭地产占有权，19世纪以后逐渐由法律规定有形与无形遗产一样应被视为可以授予的。此术语也经常适用于国王创设的权利，比如豁免权以及为指定目的给予地方当局或其他团体一定额度的公共资金。

(20)　德文，长官，掌玺官（英文为chancellor）。在罗马帝国时代原指一种低级的法律官员，帝国崩溃后逐渐成为欧洲许多国家对各种官员的称呼，通常带有行政管理、秘书或法律的特征，后来普遍成为世俗或宗教高职的办公机构首脑。到中世纪时则普遍成为掌玺官，掌管用于认证王室文书的国玺，遂成为各王国最有权势的官员。进入19世纪以后，欧洲各国相继废除了该职务。现代德国与奥地利以该词称呼总理，许多国家用该词称谓档案局长和大学校长，在英国则指主管财政和兰开斯特公爵郡的内阁成员。

(21)　在12世纪，英格兰财政部从国王会议中独立了出来，成为最早的一个国家机构。

(22)　阿拉伯文Waqf的音译，又译瓦各夫，意为“宗教公产”“宗教基金”，指符合教法的公共财物、公益事业、慈善组织、慈善基金等，如寺院土地、房产、用具、典籍等，一般来自穆斯林的捐献、遗产及寺院的有关收入。

(23)　阿拉伯文sharî‘ah的音译，又译沙里阿，原意为“道路”，具有指明道路之意，后以此称伊斯兰教教法。

(24)　见第八章（二）英译者注109。

(25)　Maria Teresia（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茨一世的皇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约瑟夫二世之母。

(26)　John Law（1617—1729），苏格兰货币改革家，开发美洲法属领地的“密西西比计划”制定者。

(27)　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和海军国务大臣。

(28)　infuence peddler，向商人等出卖手中权力者，或有门路及自称有门路而专替商人等与官方拉关系者。

(29)　purveyor，旧时英格兰王室拥有王室征发权的官员。王室征发权指君主和王族巡游各地时低价强购所需物品的特权，从中世纪到17世纪，这种做法经常引起民愤。国王驾到之前，他的官员就在商场或市集上强行购物，同时还征用马匹、车辆和人工，乘机牟利。《大宪章》（1215）首次限制了这种特权，1660年王政复辟后将其废除。

(30)　gokenin，日语音译，意为“家臣”，通常指将军亲近的陪臣。

(31)　Saracen，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征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