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献给 我的母亲伊娃·费吉斯，以及我们消逝的家族记忆
引言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第二章 大转变（1928—1932）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1932—1936）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第六章 “等着我吧”（1941—1945）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第八章 归来（1953—1956）
第九章 记忆（1956—2006）
后记及致谢
引言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8岁时，与母亲和两个弟弟一起，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父亲在俄罗斯北部的农庄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劳改营3年，家里的财产、农具、牲畜都归了集体农庄。母亲仅得一小时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戈洛温一家世代居住的房舍被拆，剩下的家人作鸟兽散。安东尼娜的哥哥姐姐、祖父母、叔叔姨妈以及表亲们，四下逃窜，试图躲过此劫。但到最后，多数仍然被抓，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遣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其中多人从此销声匿迹。
安东尼娜先在“特殊定居地”待了3年。那是一个伐木营地，沿河设置了5座木结构营房，安置了1000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第一个冬天，大雪压垮其中的两座营房，流亡者不得不在冻土上挖穴而居。大雪切断交通，没有粮食补给，人们只得依靠随身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多人死于饥饿、严寒、伤寒，尸体多得无法全部掩埋，只好冻成一垛，等到春天冰化，再投入河中。
1934年12月，安东尼娜和家人自流放地返回，与父亲重聚，迁入佩斯托沃镇的一个单间房，该镇聚居了大批前“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她承受的创伤在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其中最深的即是她的“富农”出身。在一个处处讲阶级成分的社会里，安东尼娜属于“阶级敌人”，不配获得高等教育及其他就业机会，在斯大林时代不时席卷全国的恐怖浪潮中，很容易遭到迫害和逮捕。这种自卑感积累形成了她所谓的“恐惧感”——“我们是富农，政府可以生杀予夺，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默默无言中忍受”。她在学校里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都不敢自卫。有一次，教师找安东尼娜的碴，在全班同学面前说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穷酸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却逼迫她缄默不语。
这种恐惧渗透于安东尼娜的一生，克服它的唯一方法是全身心地融入苏维埃社会。安东尼娜是一名聪明的女子，性格坚强。她下定决心克服自己出身的包袱，努力学习，冀望有一天能在社会中获得平等认可。尽管遭遇歧视，但她学习成绩优秀，信心益增，甚至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领导看重她的主动积极和能力，对她的“富农”出身视而不见。到18岁时，安东尼娜作出一个关乎自己命运的大胆举措：她决定向组织隐瞒自己的出身——这带有极大的风险——甚至伪造有关文件，以便就读医学院。她在列宁格勒的生理研究所工作了40年，从没与朋友或同事谈及自己的家史。她现在声称，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直到该党在1991年遭到取缔），不是因为相信它的意识形态，而是想转移他人的猜疑，以保护自己的家庭。她也许认为，入党将有助于自己的职业生涯。
安东尼娜对她的先后两任丈夫都隐瞒了自己的过去，而她与他们同居的时间都超过了20年。她与第一位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是终生朋友，却很少谈及各自的家史。1987年，格奥尔基的姨妈来访时说漏了嘴，安东尼娜方才获悉，他的父亲原是遭布尔什维克处决的沙皇海军军官。这么多年来，安东尼娜竟茫然不知，这位与自己结婚的男人竟和自己一样，青少年时期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
安东尼娜的第二任丈夫是爱沙尼亚人，名叫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人民公敌”家庭，其父亲和祖父1937年被捕，她也一无所知。她自己从不向他透露自身的经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以及媒体对斯大林镇压的公开批评，他们受到鼓励，方才启齿。另外，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借机袒露了互相隐瞒40多年的秘密，但仍担心共产党的反击，便商定不让当教师的女儿奥莉加知道。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蒙在鼓里反而能给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直到1990年代中期，安东尼娜才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耳语者》揭示了很多被刻意隐瞒的家史，像戈洛温娜家一样，第一次将斯大林暴政下普通苏维埃公民的内心世界公之于众。很多书籍描述了恐怖的外表——逮捕、审判、古拉格的奴役和屠杀——但《耳语者》首次详尽探讨了它对个人和家庭刻骨铭心的影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维埃人民如何过私人生活？他们真实的思想和感受是什么？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寄居在共用公寓，一家乃至多家合用狭小的住所，隔墙都能听到相互的交谈，究竟能有怎样的私人生活？当国家通过立法、监督、思想控制来横加干涉，几乎无远弗届，私人生活到底还有何意义？
像安东尼娜一样，数以百万计的人因亲属受到镇压而生活在不间断的恐惧之中。他们如何应付这种不安全？一方面，自然感受到苏维埃制度的不公和异化；另一方面，又要设法从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定位。他们如何获得平衡？为了补救他们的“历史污点”，为了变成社会中的平等成员，他们又作出了何种调整？安东尼娜在反思自己经历时说，她从没真正相信党和它的意识形态，但作为苏维埃专业人士，仍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医生，她接受了该制度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也许，她在过着双重生活：公共生活中，她遵循苏维埃的规范；私人生活中，她又受制于基督徒农民的价值观。体验这种双重生活的，有许多苏维埃人士。当然，另外还有不少“富农”孩子，更不用说还有贵族或资产阶级出身的孩子，与自己的过去彻底决裂，在思想和感情上全心全意投入苏维埃制度。
《耳语者》的主要舞台是家庭道德领域，探讨各式家庭如何应对苏维埃政权的压力。如果学校、共青团等机构向年轻一代灌输的苏维埃新道德和共同目标，与自己的价值观发生冲突，家长如何保存自己的传统和信念？又如何传给下一代？恐怖制度下的生活，对私人之间的亲密造成何种影响？当丈夫、妻子、父母突然变成“人民公敌”而被捕时，家人会作出何种反应？作为忠诚的苏维埃公民，他们如何处理胸中的郁结，是信任自己所爱的人呢，还是相信自己所害怕的政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道德真空中，情感还有多大能耐？生存的策略是什么？沉默，谎言，友谊，背叛，抑或塑造数百万人生的道义上的妥协和迁就？
没受斯大林恐怖影响的家庭甚少，按保守的估计，从斯大林接掌党权的1928年到这名独裁者去世的1953年，约有2500万人受到苏维埃政权的迫害。1953年终告结束的，如果不是他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开发的制度，至少也是其本身的恐怖统治。这2500万人——遭行刑队处决的人、古拉格政治犯、流放至“特殊定居地”的“富农”、遭到强制奴役和驱逐的少数民族——约占了总人口的八分之一。1941年，苏维埃总人口估计是2亿，换言之，平均每1.5户家庭即有1人。这个数字并不包括死于饥荒或战争的。除了死去或遭受奴役的数百万人，还有数千万斯大林统治下的受害者亲属，他们的人生遭受了惊心动魄的摧残，至今仍在吞食这苦涩的社会恶果。古拉格所造成的多年分离，使家庭难以重聚，使亲情和友情一去不复返，人们再也无法返回“正常的生活”。
斯大林统治的持续恶果之一，就是造就了一个沉默而顺从的民族，像安东尼娜一样，学会了缄口不谈自己的过去——同样的，有人甚至欺瞒自己最私密的亲友。孩子受到教诲，千万小心，以免祸从口出，不要将家里事讲与外人，在外看到什么，也不要提供自己的判断或批评。“我们孩子必须学会听和讲的规矩。”一名成长于20世纪3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中层官员的女儿如此回忆：
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墙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表述，我们马上就懂，他们刚刚说的，本是我们不应听到的。
另一名女子——其父亲被捕于1936年，记得：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在一个被认为口太松就会被捕的社会中，家庭抱成一团以图生存。他们学会过双重生活，掩饰自己有悖于苏维埃规范的信息、意见、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传统和私人生活模式。他们设法避开危险的邻居耳目，有时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于是就学会了耳语。
俄罗斯语言中有两个词代表“耳语者”——第一是指怕人偷听而窃窃低语的人（shepchushchii），第二是指暗地里向当局汇报的举报人（sheptun）。个中的区别起源于斯大林年代，其时，整个苏维埃社会全由耳语者们组成，或是第一种，或是第二种。
《耳语者》并不讲述斯大林，但与他的政治直接相关，在每一页当中，可感受到他的存在。它讲的是，斯大林主义如何融入人们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本书并不试图解说恐怖的起源，或描述古拉格的兴衰；只想解释警察国家如何在苏维埃社会扎根，让数百万普通老百姓卷入这恐怖制度，或是沉默旁观者，或是合作参与者。如俄罗斯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所叙述的，斯大林制度的真正力量和持久遗产，既不在于国家结构，也不在于领袖崇拜，而在于“潜入我们内心的斯大林主义”。
历史学家在透析斯大林主义的内心世界这一课题上姗姗来迟，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仍与公共领域有关，譬如政治、意识形态、“苏维埃群众”的集体经验。个人——如真有出现——主要是向当局提出申述的人士（已变成公众人士，不再是私下或家里的个人）。普通老百姓的私人领域，基本上是秘而不宣的，其主要原因是来源匮乏。在前苏维埃和党的档案中，大多数的个人收藏属于政治、科学、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收藏中的文件是主人精心挑选后捐赠给国家的，大多涉及这些人的公众生活。在为本书做调查的初期，我们曾浏览数千份个人收藏，但其中披露家庭或私人生活的，实在是寥若晨星。（科学、文学、艺术档案馆内的个人收藏（如SPbF ARAN、RGALI、IRL RAN）有时更加真实坦诚，但包含私人文件最多的部门往往不对外开放。1991年后，有些前苏维埃档案馆收集了普通家庭捐赠的个人收藏——如TsMAMLS，含有莫斯科居民的各式私人文件。）
出版于苏联的回忆录，或在1991年前业已公开的苏维埃档案，一般并不披露作者的私人感受，但也有例外，特别是1985年之后在开放政策时期出版的文字。发表在西方的回忆录，不管是来自苏联流亡知识分子，还是斯大林镇压的幸存者，都存有同样的缺陷。它们被广泛认作“沉默者”的“真实声音”，让我们了解普通公民是如何应对斯大林恐怖的。在冷战高峰期的1980年代初，斯大林政权在西方的形象，主要以这些知识分子的幸存叙述为主，特别是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和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她们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证明个人精神是反抗苏维埃暴政的内在力量。 这种道德视野——在1991年的“民主”胜利中获得了兑现和象征——对苏维埃政权倒塌后的回忆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9) 它也深深打动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在1991年之后，比以前更倾向于强调人民对斯大林独裁的反抗。对许多幸存者来说，尤其是矢志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些回忆录确实揭示了真相。但是，它们无法为千百万普通老百姓代言。不少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并不同样心怀这种内心的自由或异议。恰恰相反，他们默默接受和内化了该制度的基本价值，尽可能顺从它的公共规则，甚至在犯罪过程中沦作为虎作伥的帮手。
出现在档案中的日记呈各种形式（作家日记、工作日记、文学年鉴、剪贴簿、每日纪事，等等），初看似乎很有价值。但相对来说，出自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如果不愿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其中袒露出作家真心感受和意见的，仅有极少一部分。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很少人甘冒书写私人日记的风险。一旦被捕——几乎可在任何时间，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先没收的就是日记，如果含有可解释为“反苏维埃”的想法或情绪，便可成为罪证（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以细小潦草的字迹来记日记，即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就整体而言，在苏维埃时期出版的日记，其作者都小心翼翼，字斟句酌。1991年之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日记——包括苏维埃社会中下层人士的——或来自前苏维埃档案，或归功于人们的自发募集，例如莫斯科人民档案（TsDNA）。 但总的来说，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其数量仍然太少（尚未公开的前克格勃档案中可能还有），无法就普通公民的内心世界得出结论。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还需要面对“苏维埃语”（Soviet-speak）的问题，很多日记千篇一律，所表达的思想都循规蹈矩。如果不知道写日记的动机（恐惧、信仰、风气），便很难解读这些日记。
近几年来，部分历史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苏维埃主观性”（Soviet subjectivity），研读文学和私人的文本（主要是日记），强调正统意识形态对公民内心世界的主宰程度。 他们认为，要偏离苏维埃政治的公共话语，仅作自身的思考和感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如果产生了非分的想法或情绪，很可能被当做“自身危机”，而接受自觉自愿的剔除。苏维埃的价值和理念已渗透人的内心，这的确是《耳语者》中众多研究对象的特征。其中仅有极少数人，以自我改进的方式来认同斯大林制度，成为这些历史学家所谓的“苏维埃主观性”的代表。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意识中的旧价值和旧信仰，或被中止，或受压抑，被本书反映出的苏维埃心态所取代。人们接受这种心态，并不是出于“成为苏维埃人”的渴望，而是出于羞耻和恐惧。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安东尼娜决心努力攻读，成为社会中的平等人——以此来克服自己作为“富农”子女的自卑感（即她所经历的“恐惧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许多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融入苏维埃制度是生存的出路，也是掩埋疑虑和恐惧的必要途径。如果大声说出，生活便会变得难以为继；相信和参与苏维埃的活动，使他们的痛苦获得意义；如果没有崇高的目标，他们可能会走投无路，陷入绝望。在此借用另一位“富农”孩子的话——“相信斯大林的正义……使我们更容易接受处罚，并带走我们的恐惧”。他本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流放多年，然而，终其一生却是一名心悦诚服的斯大林主义者。
与口述历史相比，这种心态在斯大林时代的日记和信件中较少出现——其内容一般得遵循苏维埃的规则和礼貌，承认恐惧是绝不容许的。研究斯大林政权的历史学家，愈益转向口述历史的研究手法。与任何受制于记忆误差的其他学科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方法上的缺陷。在学会了耳语的俄罗斯，对苏维埃历史的追忆又充斥着编造的神话和意识形态，这些缺陷因此变得格外麻烦。数百万人曾因出言不慎而遭告发，锒铛下狱。许多有此经历的老年人，看到手持麦克风（与克格勃挂钩的设备）的研究人员，马上变得格外谨慎。这些幸存者出于恐惧、羞耻、禁欲主义，压抑和遏制自己的痛苦回忆。很多人无法反思过去的生活，因为他们已习惯于逃避令人尴尬的问题，包括做出怎样的道德选择，来界定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成功。其他人则不愿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往往以事后诸葛的动机和信仰，作出各种各样的辩解。尽管有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又恰恰因为如此，处理得当的口述历史，可为专门研究私人生活的历史学家提供巨大的好处。这意味着要对照家庭和公共档案的书面记录，尽可能严格地核查受访者的证据。
《耳语者》引述的数百份家庭档案（信件、日记、私人文件、回忆录、照片、实物），迄今都被斯大林恐怖时期的幸存者藏匿在俄罗斯各地的秘密抽屉中或床垫下。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与本书相关的口述历史项目，侧重于家庭和个人的内心世界，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口述历史，后者主要是社会学的，比较关注恐怖时期的外部细节和古拉格的经历。这些资料组成了一份特殊档案，是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的最大文件汇集之一。（ 大多数档案由作者和纪念学会一起取得。该协会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专门代表和纪念遭受苏维埃迫害的受害者。这些档案分存于圣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尔姆（MP）的纪念学会，其中大多数可在网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如想了解该研究项目的更多详情，请参阅书末的后记及致谢。）
《耳语者》所讲述的这些家庭，代表了苏维埃社会相当广泛的横截面。他们具有各式社会背景，来自俄罗斯各地的城市、集镇、村庄，既有遭受迫害的，也有参与镇压的。他们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任职，或是古拉格管理人员。另外还有未受影响的家庭，但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其数量极少。
《耳语者》凭借这些材料，图解了整整一代人的故事。他们生于革命初期，主要在1917年到1925年之间，其经历随苏维埃制度的轨迹波动而变迁。到了后面的章节，本书又为他们的后裔提供发言机会。为了理解该制度的遗毒，多代跟踪的方式很重要。在四分之三个世纪中，苏维埃制度对家庭的道德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尚无其他的极权制度对其臣民的私人生活造成如此深远的冲击——包括共产主义东方（经常与斯大林政权相比的纳粹独裁统治仅持续12年）。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以长远眼光来看待斯大林现象。有关这一题材的现有历史叙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仿佛只要弄清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就可把握斯大林政权的本质。但大恐怖只是斯大林统治时期中最为凶残的一段（它占了1917至1955年政治处决案件中的85%），只是一系列浪潮般涌来的迫害之一（1918—1921、1928—1931、1934—1935、1937—1938、1943—1946、1948—1953），每一次都吞噬许多人的性命。古拉格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人口数量的顶峰并不在1938年，而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几十年，数百万人仍身受其漫长暴政的遗毒。
在《耳语者》的公开叙述中，交叉编织起来的家史可能太多，读者很难逐一追踪个别的叙述，但可运用索引将它们串连起来。它们可被当做一个共同历史的变种——即给每一家生活打下烙印的斯大林主义。另有几户人家，包括戈洛温娜家，其故事贯穿整个叙述，所以列出了家族树。《耳语者》的中心题材，围绕着联姻的拉斯金家和西蒙诺夫家。他们各自的命运，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有天渊之别，悲剧般交织在一起。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是中心人物，也许是《耳语者》中的悲剧英雄（取决于你的见解）。他出生于遭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世纪30年代蜕变为“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六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回忆录作家，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行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栅栏区”（Pale of Settlement）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漫史激励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边。从1945到1953年，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他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说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具有相当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法脱身。在这个意义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中——要了解他的思想和行动，也许先要了解他的时代。
第一章 1917年的孩子（1917—1928）
一
1917年10月，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在布尔什维克总部的斯莫尔尼学院见到自己父亲时竟然都认不出他。上次见面时，她只有5岁，过后不久，父亲便潜入地下活动。12年后的今天，她已把他的模样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他的党内化名。叶丽萨维塔在斯莫尔尼学院任秘书，非常熟悉数十份法令上的签名——“谢尔盖·古谢夫”，他是负责首都秩序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她沿斯莫尔尼学院无尽的拱形长廊匆匆走过，听到正在休息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发出嗤笑和口哨。这座贵妇学校营房一般的教室，已改为苏维埃新政府的临时办事处，她的工作就是分发法令。当她告诉其他秘书，这些签名属于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她们都没将之当做一回事。从未有人建议，她应该与他重建联系。在这些圈子中，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共同事业。党在为人类解放开展决定性的斗争，你如果仍在记挂私人生活，就会被视为“市侩”。
最后驱使叶丽萨维塔走向父亲的是饥饿。她在烟雾缭绕的地下室食堂刚刚吃完午餐，走进来一名身材矮小但肌肉健硕的英俊男子，身着军装，戴夹鼻眼镜，尾随一长列党的干部和赤卫队员，在中央长桌旁坐下。两名士兵向饿坏了的无产者们分发菜汤和粥。叶丽萨维塔仍然很饿，坐在角落的小桌旁，观察那名英俊男子一手以汤匙喝汤，另一手执铅笔在尾随者递上的文件上签字。
突然有人叫他“古谢夫同志”。
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父亲了，想也没想就站起身来，朝拥挤的餐桌挤过去。
“古谢夫同志，我需要你。”他转过身来，显得很疲惫，因睡眠不足而双眼通红。
“我在听，同志！”
“古谢夫同志，我是你女儿，给我3卢布，我要吃一份午餐。”
也许，他已筋疲力尽，听到的只是我对3个卢布的索求。
“当然，同志。”古谢夫说，探手入口袋，掏出一张绿色的3卢布钞票。我接过钱，向他表示感谢，用它买了另一份午餐。
列宁很喜欢这一则故事，在1924年去世之前，经常叫其时已变得稔熟的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讲述此事。它在党内变成了一个传奇，生动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个人牺牲，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斯大林曾说：“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不应也不能拥有家庭，因为他必须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德拉布金的故事是该项革命原则的典例。1895年，叶丽萨维塔的父亲（本名是雅可夫·德拉布金）尚是学生时就加入了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她母亲费奥多西娅也是党地下工作中的重要成员（娜塔莎），经常带着作为掩护的女儿奔赴赫尔辛福斯（赫尔辛基），为圣彼得堡的革命者购买弹药（叶丽萨维塔的玩具包裹里藏有炸药和子弹盒）。1905年的革命流产后，叶丽萨维塔的父母为躲避沙皇警察而转入地下。5岁的叶丽萨维塔赴罗斯托夫与祖父同住，一直待到1917年的二月革命。其时，新上台的临时政府释放了所有的革命者。 [1] 叶丽萨维塔与母亲在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当时的名字）重聚，随即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赤卫队中的机枪手。她在布尔什维克10月25日的夺权中参与强攻冬宫，复又担任其首席组织者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秘书。这份工作让她走进了斯莫尔尼学院，而她的父亲就在那里工作。
执政的布尔什维克敦促普通党员以沙俄时的革命家为榜样，牺牲个人幸福，放弃自己家庭，为工人阶级服务。 [2] 他们提倡对“大公无私的革命家”的崇拜，构建全新的道德观，以一切献给党的单一原则取代所有的旧诫。在他们的乌托邦憧憬中，革命家是新人的原型——只为公众利益而活的“集体人格”——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由这种新人组成。很多社会主义者把培育新人当做革命的根本目标。马克西姆·高尔基在1917年春天写道：“政治生活的新结构向我们要求全新的灵魂结构。”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从根本上实现“集体人格”，需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说法，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布尔什维克将不受国家控制的私人空间视作孕育反革命分子的危险温床，认为必须予以揭露和铲除。
这次遭遇之后，叶丽萨维塔很少看到父亲，他们各自忙于自己的革命活动。1917年之后，叶丽萨维塔继续在斯维尔德洛夫办公室工作。在内战期间（1918—1920），她参加了红军，先是做医疗助理，后来成为机枪手，参与在西伯利亚、波罗的海、俄罗斯南部向西方列强支持的白军或反革命军队发起的进攻。她在抗击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白军的东线战役中，甚至在父亲指挥下投入战斗。其时，父亲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高级职务，充当苏维埃军队的指挥中枢，该委员会以托洛茨基为首。叶丽萨维塔经常听父亲向战士发表演讲，但从没走近他。她后来说，自己认为布尔什维克不应“关注私人事务”。整个内战时期，他们只相遇两次。第一次是在1919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的葬礼上，第二次是同年稍晚在克里姆林宫的正式会议上。到了20年代，父亲和女儿都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见面更加频繁，甚至有一段时间住在一起，但仍然无法亲近。他们分开得太久，无法培养亲情。叶丽萨维塔回忆：“父亲从没对我说过他自己。我现在才意识到，等他去世后[1933年]，别人讲起他，我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内战不仅是对白军的军事斗争，还是对旧社会私人利益的革命斗争。为了应付白军，布尔什维克开发了第一套计划经济（战时共产主义），后来成为斯大林五年计划的原型。他们试图杜绝私人的贸易和财产（甚至计划以配给来取代金钱）；向农民征集粮食来养活城市和军队；征召数百万劳动大军奔赴“经济战线”，包括伐木为薪、建筑道路、维修铁路；强制推行实验性的集体劳动，让人们住进工厂附属的宿舍和营房；向宗教开战，迫害神职人员和教徒，关闭数百座教堂；钳制所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异见者。在内战的“内部战线”上，布尔什维克发起反对“布尔乔亚”——前沙皇官员、地主、商人、富农、商贩和旧知识分子——的恐怖运动（红色恐怖），因为这些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白军和其他“反革命”的潜在朋友。布尔什维克相信，如此凶猛地清洗社会，是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捷径。
到1921年的春天，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摧毁了苏维埃经济，把众多农民带到饥荒的边缘，苏俄农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挨饿。全国各地的农民发动一系列叛乱，反抗布尔什维克政权及其粮食征用制度。列宁自己说，这“比全部白军加在一起还要危险”。在许多农村地区，苏维埃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农民夺取村庄权力，切断对城市的粮食供应，饥饿的工人举行罢工。彼得格勒附近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其水手曾在1917年10月帮助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现在反过来发动兵变。他们打着无政府主义的起义旗号，呼吁苏维埃的选举自由、“全体劳工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农民自主耕地的自由”。显然，布尔什维克自己正面对着新兴的革命。列宁在3月初承认，“我们快撑不住了”。托洛茨基曾称赞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是“革命的骄傲和喜悦”，此时却亲自指挥向该海军基地发起军事突击。军事力量和无情的恐怖，也被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据估计，在镇压起义期间，被监禁或驱逐出境的有10万人，遭枪决的有1.5万人。但列宁意识到，要扭转起义浪潮、促使农民恢复向城市供粮，布尔什维克必须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并恢复自由贸易。击败白军之后，布尔什维克便向农民作出让步。
1921年3月，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引进新经济政策（NEP），以相对宽松的税收来取代粮食征用制，使小规模的私人贸易和制造合法化。它偏重于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置重工业发展于次要地位。列宁这样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对小农——执著于私人家庭生产的原则——暂时但必需的让步，以挽救革命，为国家重整旗鼓。他谈到，这一政策将持续“不少于10年，可能更长”。1921年的苏维埃居民，身着缀满补丁的衣服，以破损的器皿烹调，用开裂的杯子饮水，什么都要换新的。市场的恢复给苏维埃经济带来新生命，私人贸易对革命和内战所造成的长期短缺作出迅速的反应。贸易商人设立摊位，跳蚤市场蓬勃发展，农民将食品运来城镇。因有新法律的许可，私人的咖啡馆、商店、餐馆、夜总会、妓院、医院、诊所、信用社甚至小型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内战时宛如墓地的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突然生机盎然，嘈杂的贸易商人、忙碌的出租车司机、灯火通明的商店和街道，好像重又回到 1917年之前。
对许多布尔什维克来说，市场的恢复似乎是对革命的背叛。引进的新经济政策招致广大党员的怀疑（甚至列宁“偏爱”的尼古拉·布哈林，接受过程也非常缓慢，从1921年一直拖至1923年。后来，他反倒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捍卫者），列宁不得不使用他全部的说服力和权威，使之获得党代会的通过。尤其是在城镇工人中，人们普遍认为，新经济政策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农民因食品价格上涨而变得越来越富。在城镇工人看来，私人贸易的繁荣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贫富悬殊和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把新经济政策称作“对无产阶级的新型剥削”，他们的愤怒主要针对“新经济人”，即在20世纪20年代兴旺发达起来的私商。在苏维埃宣传漫画所塑造的大众想象中，“新经济人”以钻石和皮草装扮妻子和情妇，驾驶硕大的进口汽车，在歌剧演出时打鼾，在餐馆里高歌，在昂贵酒吧中大声吹嘘其挥霍于赛马场和赌场的美元财富。新兴暴发户的这种大肆挥霍，衬以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贫困和大量失业，给人们带来苦涩的怨恨。他们认为，革命本来应该终止不平等。
在“内部战线”上，新经济政策让“资产阶级文化”的残余得以苟延残喘。共产主义曾承诺要予以消灭，但暂时还不能没有。它中止了反对中产阶级和专业知识分子的斗争，因为苏维埃经济需要他们的专长。从1924到1928年，对宗教的斗争也告暂停：不再以先前（或后续的）的频度关闭教堂或压迫神职人员，让老百姓继续保留自己的信仰，不过，反教会的宣传仍在继续。最后，新经济政策为私人生活的旧习惯和家庭传统保留了空间，引起众多布尔什维克的担忧：俄罗斯“小布尔乔亚”的心态和习俗——数以百万计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其数量因新经济政策而日益增多——将会阻挠甚至破坏革命运动。斯大林在1924年宣布：“我们从旧社会继承下来的态度和习惯，束缚着千百万劳动者的心灵，成了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
布尔什维克设想，建设共产主义乌托邦，就是要与旧的习俗和习惯展开不断的斗争。随着内战的结束，他们准备在“内部战线”上发起新的持久战：通过消灭个人主义（“资产阶级”）的行为和旧社会留下的陋习（卖淫、酗酒、流氓、宗教），来赢得共产主义个性解放的革命战争。布尔什维克中几乎没有分歧，他们认为改造人性的战役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有 争议的只是何时打响第一枪。马克思教导说，意识的改变依赖于物质基础的改变。列宁在介绍新经济政策时承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条件实现之前——其过程需要横跨整个历史时代——试图在私人生活中创建共产主义道德制度是不切实际的。但为了推行新经济政策，必须撤离私人领域，这又是多数布尔什维克不愿接受的。恰恰相反，他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战场每一时刻，积极参与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家人、居所、内心中保留旧心态，只会对党的根本思想目标造成重大威胁。他们看到，“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本性在新经济政策下日益增强，因此要求加倍努力，予以反击。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27年写道：“不能让所谓的私人生活领域逃离我们。恰恰需要在那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
布尔什维克投入战斗的第一个舞台是家庭。20世纪20年代，他们坚信“资产阶级家庭”对社会是有害的：它是内向和保守的，是宗教、迷信、无知、偏见的堡垒，提倡自我中心和物质占有欲，压迫妇女和儿童。布尔什维克预计，等到苏俄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家庭将会消亡。其时，国家承担家庭的所有基本职能，在公共中心和公寓区里提供托儿、洗衣、食堂等服务。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可自由加入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大军；激进派相信，以男性为主的婚姻和相应的性道德都会消亡，将被“爱情的自由结合”所取代。
以布尔什维克的眼光看，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苏维埃教育思想家西耶塔·莉莉娜写道：“家庭喜爱孩子，使他变得任性，鼓励他视自己为宇宙的中心。”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同意要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理性之爱”，来取代这种“自我中心的爱”。《共产主义ABC》（The ABC of Communism，1919年）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父母讲到自己孩子时，将不再使用“我的”字眼，将会关心社区内所有的孩子。这种变化需要多久方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内部有不同见解。激进派认为，党应采取直接行动，马上着手破坏家庭。但多数人接受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理论家的论点：在苏俄这样的农业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家庭仍是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单位，慢慢随着国家向都市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再逐渐变弱。
同时，布尔什维克又采纳各式策略——如家庭空间的改造——以加速家庭的解体。为了解决拥挤城市的住房短缺，布尔什维克迫使富裕家庭与城市贫民分享自己居住的公寓——称为“掺沙子”政策（uplotnenie）。在20世纪20年代，最常见的共用公寓由原业主占据主房，让其他家庭搬进偏房。当时，只要符合“卫生标准”（即人均生活空间，它从1926年的13.5平方米降至1931年的9平方米），原业主仍可自由选择合住的房客。很多家庭招入佣人或熟人，以防陌生人抢占。该项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强大吸引力，不仅是新政权宣传的反特权斗争（“反宫殿的斗争！”），更是一次创建集体生活方式的运动。布尔什维克认为，迫使人们住入共用公寓，可让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趋向于共产主义。私人空间和财产将会消失，个人家庭（“资产阶级”）将被共产主义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个人生活将融入社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新型住房设计就以这种改造作为出发点。最激进的苏维埃建筑师，例如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Constructivists），建议修造废除一切私人领域的“公社房屋”。其中，包括内衣的所有财产由居民共同使用，烹饪和育儿的家务由各团队轮流负责，大家按性别分睡在不同的大型宿舍，另有专为性生活而设的包房。但这类房子实际上造得很少，仅在乌托邦想象和未来小说中广为流传，如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We，1920年）。大多数确实落成的建筑，如建构派莫伊谢·金兹伯格在莫斯科设计的财政部公寓大楼（1930年），并没采用完全的社区形式。它们既有私人的生活空间，又有社区化的洗衣房、澡堂、餐厅、厨房、幼儿园、学校。然而，新建筑的目标仍是敦促大家，从私人家庭（“资产阶级”）转向集体生活。
布尔什维克也直接干涉家庭生活。1918年的婚姻和家庭新法定下明确的框架，以促进传统家庭的崩溃。结婚和离婚只需向国家提出简单的注册，从而取消了教会的影响力。它向事实上的婚姻（男女同居）和合法婚姻，赋予同等的法律权利。离婚原是富人的奢侈品，现在变得经济方便，大家都可一试。其结果是大幅增长的随意婚姻，以及世界上最高的离婚率——在1926年是法国或德国的3倍、英国的26倍。由于基督教宗法秩序的崩溃和革命年代的混乱，家庭和社区的关系、性道德等，都变得松弛。
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革命积极分子的家庭破裂非常普遍，几乎构成了一种职业病。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圈子中随意的性关系已成事实上的规范，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获通知，立刻奔赴遥远的前线。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轻松随意的态度相当普遍。党的积极分子和共青团的年轻仿效者经常接受教诲，要把自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承诺，放在爱情或家庭之上。与普通的苏维埃青年相比，性乱交在年轻党员中更为普遍。许多布尔什维克将性自由，视作“苏维埃现代化”的标志，不再接受资产阶级道德的约束。有人甚至主张，配偶关系只会促使恋人们脱离集体，减弱对党的忠诚，而性乱交反而可以成为一种抗衡。
由于党的需求，布尔什维克人不能照料家事，当不好尽职的丈夫和父亲，这是众所周知的。莫斯科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人说：“我们共产党人甚至不了解自己家人。你早出晚归，很少看到妻子，几乎从不遇见自己的孩子。”整个20世纪的20年代，党代表大会经常讨论此类问题。普遍认为，与非党员丈夫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放弃妻子和家庭，因为他们对党的忠诚高于对爱情的忠贞。事实上，妻子和母亲的缺失所带来的麻烦，不仅存在于党内，也存在于广泛的苏维埃知识界。其时，大多数知识女子都投入公共生活。
托洛茨基认为，与其他人相比，布尔什维克人更容易承受家庭破裂的影响，因为他们“在新条件面前暴露得最为彻底”。托洛茨基在1923年写道，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先驱，“共产党先锋队只是以更为激烈的方式，较早地经历了”人民大众无法避免的进程。许多党员家庭肯定深切感受到开拓新型家庭的职责——父母双方都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投身公益活动——尽管要付出与子女疏远的代价。
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丈夫彼得·涅泽夫茨夫都是列宁格勒（列宁逝世后，彼得格勒的新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与3个孩子住在斯莫尔尼学院附近的私人公寓，其中之一是马克斯娜 [3] 。她是安娜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出生于1923年。马克斯娜很少看到父母，她早晨醒来之前，父母已经离开，要工作到深夜方能回家。马克斯娜回忆：“我觉得缺乏母亲的关爱，总是嫉妒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小孩。”因为父母不在，孩子们由两名女佣照料，都是新近来自乡下的农妇，充任管家和厨师。根据她的回忆，作为最年长的孩子，马克斯娜自4岁起便承担家里的“全部权责”。厨师会问她晚餐吃什么，并向她要钱，去高级干部专用店购买食物。如果女佣打破家规，或“做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事”，马克斯娜就会向母亲汇报。但更多的时候，她回忆：“如果做了我不喜欢的，我会直截了当告诉她们。”马克斯娜感到自己肩负责任——她很清楚，母亲喜欢她负起责任——并欣然接受：“母亲说得很清楚，家里发生的事与她无关。对此，我从不怀疑。”
马克斯娜从小接受新社会价值的熏陶，属于1917年的一代，被父母视作“小同志”。她没有玩具，也没有小孩自由玩耍的空间。马克斯娜回忆：“父母视我为平等人，交谈起来把我当作成年人，教我从小学会独立，一切事情都要自力更生。”她7岁上小学的第一天早上，母亲带她去学校，让她记住路程——将近3公里的复杂旅途——这样，下午放学后，她就可以自己步行回家。马克斯娜回忆：“从那天起，我一直步行去学校。我的脑海里从没闪过应该有人陪我的念头。”马克斯娜步行一小时去市中心的商店，购买了所有的书籍和文具。从8岁起，她自个儿赴剧场，因为有父母的高级干部出入证，可坐在包厢内。马克斯娜回忆：“从来没人告诉我该怎么办，是我把自己带大的。”
父母在她生活中只是很遥远的身影。到了节日，他们自己旅行去克里米亚的高级度假村，却把孩子们留在列宁格勒。但在思想上，父母实施僵硬的管束，在马克斯娜的回忆中，往往成为烦恼的来源。母亲责怪她钟情于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却不读共产党青睐的儿童教育书籍，如弗拉基米尔·奥布罗切夫的科学探险故事《萨尼科夫的大地》（Land of Sannikov，1926年），或格列高利·别雷赫和阿列克谢·潘捷列耶夫的《什基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hkid，1927年）。后者讲述的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如何被送进列宁格勒的学校。母亲将这两本书带回家，马克斯娜尽职地读完，之后放入柜子，全然遗忘。母亲还禁止马克斯娜邀请学校的朋友到家里来，她的理由是：最好不要让他们看到党领导过的舒适生活——尽管仍属适度的，且带有斯巴达风格——特别是与他人的生活相比之下。父母很少称赞或表扬她，几乎从没亲吻或拥抱过她，马克斯娜感情上的唯一慰藉是她生病时前来照料她的祖母。马克斯娜回忆：“我喜欢去她家，能享受大量的关爱。她教我如何缝纫，如何穿珠成项链，为我准备玩具，甚至还给我买了一套木制玩具小厨房，放在她房间的一角，我喜欢待在那里尽情玩耍。”
1917年后出生于党员家庭的许多儿童，都谈到父母亲情的缺乏。在这一方面，苏维埃精英养育子女的习惯与19世纪俄罗斯贵族相比，没有很大的不同。后者也对育婴室兴致索然，很早就把婴儿托交给保姆、女佣和其他家仆。
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1922年出生于布尔什维克家庭。内战时期，父母都在红军服役，得以相遇相识。1920年返回彼得格勒后，父亲成为参与镇压喀琅施塔得兵变的师指挥官。到1925年，他就读于军事医学院，晚上仍要刻苦学习。母亲任职于贸易委员会，等安吉丽娜出生后，开始在外贸学院学习，同样要在晚上苦读。在安吉丽娜的回忆中，童年主要是在管家的照料中度过的：
母亲很爱我，既耐心又细心，就是不够亲热。她从不溺爱，从没与我一起玩耍，希望我像成年人一样行事，把我当做成年人……父亲全心投入工作，我觉得自己只会给他们挡道，肯定是父母的累赘。我非常调皮，不喜欢待在家中，竟是在院子和大街上长大的。我8岁那年，父亲出差去莫斯科，带回一个鱼缸。他不让我出去玩，结果我绊倒了鱼缸，所有的鱼儿洒落一地。他用皮管抽我，我便大声叫嚷：“你不是一个父亲，你是一个继母，继母！”
1923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出生于莫斯科党政干部的家庭，父母在苏维埃军队主要出版机构“军事百科全书”供职。父亲与家人分开，单独住一套公寓，这不是因为与母亲的离异，而是因为独居有助于自己的工作。玛丽亚的母亲自己也是苏共内战历史方面的研究员。玛丽亚很少看到父亲，五六岁时甚至怀疑他的存在。她回忆：“我不懂‘父亲’是什么，只知道其他女孩有叫做‘爸爸’的家人，但我几乎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会在出国旅行后突然出现，非常热闹，给每人带来礼物，然后再一次消失。”
艾莱娜·邦纳的父母是列宁格勒的党干部，从清晨持续工作至深夜，很少看到留给祖母照看的女儿。艾莱娜渴望母爱，“假装爱哭”，还经常装病，迫使母亲留在家里。她羡慕那些母亲无须上班的孩子，相比之下，他们“总是显得非常欢快”；而自己的父母，即使在家时，也忙于党的工作，很少关心孩子。艾莱娜回忆，她9岁或10岁时，“父母每晚都在编写小册子，说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党的工作就是造房子”。
邦纳一家住在党务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酒店。房间装饰简陋，一切摆设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党员都生活在类似的简朴环境中，即使高级官员，其生活也很朴素。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华公寓和消费物品奖励他的忠诚部下。从1923到1930年，尼古拉·谢马什科担任卫生人民委员，他家在莫斯科财政部公寓大楼只占一套简陋的小公寓。其邻居回忆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舒适或装饰从来不感兴趣。”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他们努力扫除“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遗迹——壁炉架上供赏玩的瓷器、鸣唱的金丝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软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摆设——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写道：
墙上的马克思在注视
突然
张开嘴，
开始呵诘：
庸俗理不清的纱线缠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兰格尔 [4] 更为恶劣
最好
拧下金丝雀的首级——
由此，共产主义
将不会败于金丝雀。
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在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说《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党员的一对夫妇牺牲自我，抛离家园和女儿，去帮助重建一座在内战中被摧毁的水泥厂。当丈夫格列勃开始想念老家的舒适时，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标提醒他：“你想要美丽的鲜花在窗台上绽放，床上铺满软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在共用厨房就餐。你看，我是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公民。”
布尔什维克对个人外表持有同样严苛的态度——时髦的衣服、精致的发型、首饰、香水、化妆品，在在都是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共产党先锋队的“新人”衣着朴实——类似无产阶级或半军事化的制服——没有任何装饰。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阶段，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忧，“布尔乔亚”文化的舒适和诱惑突然袭来，可能腐蚀广大党员，所以要将这种斯巴达态度推崇为思想纯洁的象征。1922年，党在共产主义道德方面的主要发言人阿隆·索尔茨警告说，新经济政策可能会误导党员，让他们相信“自由追求自身品味的个人生活确实存在，甚至还可模仿资产阶级社会认定的优雅”。索尔茨呼吁布尔什维克改变自己的审美观，自行清洗内心的资产阶级本能。在他看来，“想要戒指、手镯、金牙齿的人都是丑陋的，一定会激起党员们的审美愤怒”。
瓦伦蒂娜·季哈诺娃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家中长大。1917年10月率队攻坚冬宫的，就是奥夫谢延科。瓦伦蒂娜的母亲在布拉格遇见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时，奥夫谢延科担任苏维埃驻捷克大使。她离开身为出版社编辑的瓦伦蒂娜的生父，1927年与奥夫谢延科结婚。瓦伦蒂娜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家居住的莫斯科小公寓“只有最普通的家具和铁床”，唯一有价值的只是一只孔雀石盒，为母亲所拥有。公寓里没有任何饰物或装饰，父母对此也毫无兴趣。母亲后来成为大使夫人，也不屑于佩戴首饰。禁欲主义在奥夫谢延科的家中占统治地位，这个家是由4个小房间组成的公寓，位于人民委员会第二居住区。那是莫斯科的一个公寓街区，住的全是党的高级干部。瓦伦蒂娜的房间宛如牢房，仅有的家具是折叠床、写字台和小书柜。她回忆，这种简朴的环境都是自觉自愿的，体现了她家的知识分子原则和苏维埃意识形态。她反思道：“我们是苏维埃人，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幸福而活，不是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在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家庭长大。父亲列昂尼德在1917年还是一个少年时，就从里加逃走，在彼得格勒加入布尔什维克。他为自己富裕的犹太父母而感到羞耻和不满，他的父母非常严格和凶狠，而工人运动之所以吸引他，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斯巴达生活方式。他在1920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承认，他拥护工人运动，就是为了“唾弃我的资产阶级出身”。根据女儿柳德米拉的讲述，列昂尼德对《国际歌》的歌词有亲身体会，我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她说，他需要放弃的不只是他的阶级，“还包括他的家人、他习惯的生活方式、舒适的公寓、郊外别墅（dacha）、精致美食、时髦服饰、网球等”。他教育女儿柳德米拉（生于1921年）和马克斯娜（生于1923年）：如果享用高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和舒适，就应感到羞愧。他会教诲她们，即便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也要感到内疚，因为其他孩子更穷，都吃不饱。他会在进餐时说：“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鸡蛋，而我们吃鱼或香肠，这实在可耻，我们凭什么要比人家过得更好？”他笃信“党的最高限额”——20世纪20年代限制党员薪酬的制度——并尽量培养小孩量入为出的习惯。女孩们不得购买新鞋，除非旧鞋已经破烂不堪，只在重要的苏维埃节日，才可领到糖果的犒赏。“我们过得很省，”柳德米拉回忆：
我们的家具很便宜——都购自政府。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日子，除了军装、背心、靴子，从没看到父亲穿戴其他的。母亲为上剧场准备了“特殊装备”，另有一两套礼服，仅此而已……上剧院是我们唯一的奢侈——还有大量书籍。
像1917年的许多其他孩子一样，柳德米拉和姐姐从小就懂得克勤克俭代表道德纯洁，是为大家的美好未来而作出的艰苦奋斗。1936年，她在日记封面上写道：“受苦受难，摧毁了渺小者，锻炼了顽强者。”
对某些家庭来说，共产党斗士的禁欲主义又成了过于沉重的负担。维金斯基一家是个很好的例子。约瑟夫·维金斯基1884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他家虽是犹太家庭，但已俄罗斯化，属于自由派。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哥哥尼古拉是一名工程师，他与另一位哥哥弗拉基米尔都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全家因十月革命而被打散得七零八落。父母逃往芬兰；曾是孟什维克的弗拉基米尔，在1917年的临时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移居到柏林后，又成为布尔什维克的顽强对手；家庭成员中留在彼得格勒的，只有约瑟夫和妹妹娜杰日达。像弗拉基米尔一样，约瑟夫曾经也是孟什维克，但他希望重新做人，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并积极投入内战。为了证明他的忠诚，他甚至写信给远在柏林的哥哥——毫无疑问，他知道上司会读到此信——恳求他“重新审视他的政治原则，返回苏俄，投身于共同事业”。哥哥的反革命活动把他吓坏了，约瑟夫更竭尽全力投入党的事业。他写信给尼古拉说：“由于我的历史罪孽，他们只让我当预备党员，但我要承担很多党员的职责。如同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随时准备上刀山、下火海。”
事实上，他被派去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供职于当地工会组织的法律部门。约瑟夫与妻子亚历山德拉住在潮湿的地下室，置办了少得可怜的家具。亚历山德拉1922年写信给娜杰日达说：“我们找不到更好的居所，每一处都非常昂贵，只有新经济人才负担得起。我们的家庭生活缺乏最基本的用品——亚麻布、服装、针线。总之，什么都缺。”约瑟夫太忙，不关心此类“琐碎的家事”。据他的妻子说，他“除了工作以外，既不切实际，又杂乱无章”。夫妇俩没有钱，因为“党的最高限额”只允许少量的现金薪水，其中大部分又要寄给逃亡在芬兰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尽量找散工以贴补家用，她对此耿耿于怀，认为党毁了她的“家庭梦”。她在1922年做了流产，在给娜杰日达的信中，她说她原希望有孩子，最终还是中断了怀孕，她实在是被自己的“虚弱身体拖垮了”，也不想给“疲于奔命为党工作”的约瑟夫添加负担。小两口的婚姻变得痛苦不堪，不时为钱发生争吵。约瑟夫又与另一名女子发生婚外情，在1924年生下一个儿子，经济上要给予支持。他与亚历山德拉的关系更趋紧张。约瑟夫常常出差，或去莫斯科传授劳动法，或去库班参与当地的工会工作。亚历山德拉在1925年写给娜杰日达的信中说：“我很少见到我的约瑟夫。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很是伤心。但这是我们面对的现实，没有一丁点的私人生活，我们必须埋葬浪漫，它只是历史遗迹。”
二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 (49)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 (50)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 (51)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效忠。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
恬不知耻！”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1910年出生于著名的革命者家庭。他的伯伯斯捷潘是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地下运动的老将；父亲伊万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成员，1917年之后主管苏维埃泥炭工业（被视为重要的能源）。他家住在莫斯科东面的沙图拉小镇，其宽敞、舒适的住宅就在电厂的附近。电厂功能是将泥炭转化成电力，向苏维埃的首都供电。阿列克谢的母亲阿利西娅来自塔林的小布尔乔亚家庭，祖上有德国和瑞典的血统。她希望获得尊敬，很在乎家庭幸福和个人品味，显现了她中产阶级出身的遗痕。但在意识形态上，她心悦诚服于共产主义理想，即横扫布尔乔亚旧文化以创造新人。她是苏维埃教学理论的前驱，也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工作中的亲密伙伴。她将自己儿子的求学当做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其理论主要来自俄罗斯体育创始人彼得·列斯盖夫特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她曾于1903年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聆听过前者的演讲，又给儿子起了后者的名字（高尔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谢·帕申科夫）。她教阿列克谢各种语言；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鼓励他从事家务和花园里的琐事，以激励他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安排他参观穷人居所，以培养他的社会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娅担任沙图拉的联合劳工学校校长。她将之办成一个公社，既有学术课程，又有农场的劳作，让孩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何为共产主义生活。
阿列克谢自小就崇拜父亲和其他革命者，但他体弱多病，又因脊椎病而不良于行，从而躲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幻想世界。他崇拜列宁，把父亲鼓励他向列宁学习的话牢记在心。他在1923年12月听到列宁的病危消息，便在日记中袒露：“如果这有助于挽救他的生命，我愿冲出家门，把我所有的鲜血献给列宁。”列宁去世后，阿列克谢在自己屋内设了列宁角，在墙壁上贴满列宁的照片和熟记的列宁语录。阿利西娅记录下阿列克谢的政治进步，其中有他的日记、学校工作和绘图的样品、自己对儿子教育的评论。正如她自己描述的，她的记录是一份“科学日志”，可作为在家庭和学校实施共产主义教育的指南。阿利西娅鼓励儿子与沙图拉的其他孩子交往——主要来自电厂的民工家庭——在自家大房子里安排各式游戏和活动，让自己感觉已是这些弱势朋友的领袖。阿利西娅在儿子日记本的边缘写道：“遵循你父亲的榜样。他是工人阶级的领袖，你也要学会充当小伙伴的领袖。”阿列克谢在母亲的鼓励下，与学校同伴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世界儿童协会俄罗斯分会的中央局。他们有自己的徽章、自己的革命歌曲（阿利西娅为儿童编写的《开始》）、自制的红色横幅。公共假日时，他们就在沙图拉镇四下游行。 (54)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
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 (55)
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戏之一是红军与白军的战斗，很像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俄国内战的战事由孩子们重演，经常使用专为此类游戏而生产的气枪。扮演红军和白军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宁的角色。其中一人回忆：
我们都想扮演领袖。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人愿当白军、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的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另一个游戏是搜索与征用，其中一组（通常是男孩）扮演红军征用队，另一组（女孩）扮“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或藏匿粮食的“富农”。 (56)
红军与白军、搜索与征用这类游戏，鼓励孩子接受苏维埃的世界两分法，一个是“好”，一个是“坏”。20世纪20年代，在苏维埃学校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孩子们总体上对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不知道沙皇是谁）；但苏维埃宣传品、书籍、电影中的旧政权支持者的邪恶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影响。这些形象使众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敌人”继续存在。这种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对旧政权标志的非理性恐惧、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轻女学生问老师：“资产阶级吃小孩吗？”另有一人看到同学穿的衬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图案，禁不住在班级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 (57)
许多1917年的孩子在少年先锋队里第一次见识政治。少年先锋队建立于1922年，以童子军运动为蓝本。童子军是共产主义俄罗斯保留的最后的独立公共机构之一，它在1920年被苏维埃政府取缔。童子军的精神旨在敦促年轻成员，通过实践活动来培养自己的公共责任感。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精神继续存在于许多少先队组织（也存在于部分苏维埃精英学校）。到1925年，在10岁至14岁的苏维埃儿童中，约有五分之一加入了少先队。随后几年中，该比例逐渐上升。像童子军一样，少先队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还有每一名队员都熟记于心的誓言（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很多人仍能回忆起来）。“我，一名苏联少先队员，当着我的同志们的面庄严宣誓：遵守列宁的戒律，坚决拥护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少先队员参与甚多的行军、唱歌、体操和体育活动。他们还有一个呼应口号（呼：少先队员，做好准备！应：时刻准备着！），源于红军。他们编成大队，拥有自己的条幅、旗帜、歌曲和制服（白色衬衫和红领巾）。这是队员感到无比自豪的源泉，似乎成了少先队主要的诱惑。一名少先队员回忆：“我不懂该运动的职责和义务，像其他人一样，只企盼红领巾。”1928年在彼尔姆加入少先队的维拉·米诺苏娃回忆：“我喜欢制服，特别是红领巾。我每天都熨，戴着去学校。这是我唯一漂亮整齐的服饰，每当穿戴起它们，我就自豪，感到自己长大了。”20世纪20年代在莫斯科上学的瓦莱里·福雷德，如此自豪于自己的红领巾，以至在加入少先队后好几天，每晚睡觉都要戴着它上床。 (58)
苏维埃儿童通过少先队强烈感受到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光荣和令人兴奋的，红领巾是为社会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标记。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被少先队开除了，因为她来自“富农”家庭。她想恢复队籍的愿望如此炽烈，以至在衬衫底下悄悄佩戴红领巾多年。波兰贵族的女儿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上教堂被人发现，因而遭到少先队开除。她讲述了被开除时的情景，依然情难自抑：
突然，他们在学校走廊的墙报上发布一条公告——快讯：“立刻集合！”孩子们跑出各自的教室，在操场上排成队列，我被要求站在整个大队面前，忍受羞辱。孩子们大声喊道：“看，她去教堂，给我们全大队带来耻辱！她不配佩戴红领巾！她没有资格佩戴红领巾！”他们朝我扔土块，然后试图扯下我的红领巾。我开始哭，并大声叫：“我不给！我不给！”我跪了下来，恳求他们不要拿走我的红领巾，但到最后，还是被拿走了。从那天起，我就不再是一名少先队员了。
少先队的目标是向苏维埃儿童灌输共产党的价值和纪律，让他们接受党和共青团惯用的“工作计划和讨论制度”。心理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扎尔金特，是党在人格的社会调整方面的主要发言人。他认为少先队运动的目标，是训练“革命的共产主义战士，彻底避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毒害”。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少先队将取代家庭，成为影响苏维埃儿童的主要力量；它将教育少先队员学会勤劳和听话，以达到思想和行动上的纯洁。米诺苏娃回忆：“通过少先队，我变得聪明整洁，按时完成任务，做任何事都非常自律。之后，这一切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准则。”
少先队员又是积极分子，参与各式俱乐部活动——组织示威游行、编辑墙报、从事义务劳动 [5] 、参加戏剧和音乐会——以培养自己的社会积极性和领导才能。瓦西里·罗马什金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省的农家，他回顾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的学习和少先队活动，还记得当时对公共活动的重视：
什么是“苏维埃人”呢？它意味着，遵循我们在学校和少先队中所学的，热爱苏维埃祖国，努力工作，树立好榜样。我把这些牢记在心。第三学年[ 1924年]时，我已是学校委员会的主席，后来又成为学校法庭的主席、学校审判中的公诉人、学校工会的副主席。我是一名积极的少先队员，通过少先队懂得了自己对学校和国家的爱，应超过对自己家人的爱。我喜欢我们村校的班主任，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 (61)
并非所有的少先队员都像罗马什金一样投入。对许多儿童来说，少先队活动其实只是一种游戏。依达·斯拉温娜是一位著名苏维埃法学家的女儿，她回忆幼时在列宁格勒公寓街区组织自己的俱乐部：
我喜欢看儿童杂志《莫济尔卡》（Murzilka），其封面上的口号是：“妈妈！爸爸！我们将推翻你们的权威！”这杂志呼吁儿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汇集大家的玩具，把大家组织成像少先队一样的俱乐部。我是我们这一层楼孩子里的头儿，我会大声朗读杂志上的文章，向俱乐部成员解说其中的道理。大楼管理部门让我们借用地下室来聚会，我们在地下室的墙上贴满革命英雄的照片，并在那里寄存所有的玩具。 (62)
其他少先队员对政治活动更感兴趣。他们受到长辈的鼓励，模仿成年共产党人的行止，扮演官僚和警察的角色。这些早熟的积极分子，携带公文包前来出席“行政会议”，以党的口号发言，做正规的记录，并谴责涉嫌怀有反动思想的老师，甚至还有人在街上充当举报人，协助警方追捕“间谍”和“敌人”。
到15岁，苏维埃儿童从少先队升至共青团，但不是所有孩子都够格。1925年，共青团有100万成员——约占共青团员合格年龄的4%（从15岁到23岁）——仅是少先队成员相应比率的五分之一。 (64) 加入共青团是加入共产党的前奏，很多工作职位和大学课程只对共青团员开放，或优先择取共青团员。尼娜·维什尼亚克娃记得，加入共青团是一件“头等大事”：
迄今[她写于1990年]，我还记得共青团员手册中的每一句话——它激起我的万千思绪。我记得，我突然变成肩负重任的成年人……与加入之前相比，我似乎一下子变得能干许多。加入苏维埃的精英行列和取得巨大的成就，一直是我的梦想。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真。 (65)
诗人叶夫·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律师家庭，1930年从少先队升入共青团。他参加申请入团的会议时迟到了，受到团书记的责备，指责他“显然不够成熟，尚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要求，申请加入只是想追求政治前途”。多尔马托夫斯基告诉父亲此事，他的满不在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父亲警告说：“他们都在看你，你必须证明，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下一次会议中，一名女孩追问多尔马托夫斯基，他是否“愿为苏维埃政权牺牲自己的生命”。 (66)
加入共青团，就必须接受共产党的命令、规则、伦理。共青团员对革命的忠诚，应该高于对自己的家庭。他们不再是孩子，而是年轻的共产党人，要像党员一样全身心投入公共生活。共青团是党的后备军，都是年轻的积极分子，志愿为党工作，在反对腐败和滥权的斗争中，随时准备充当间谍和举报人。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这样的任务具有极其广泛的吸引力。革命和内战的理想，深深打动了苏维埃青年，所推崇的就是这样的行动和活力。许多年轻人加入共青团，不是因为信奉共产主义，而是因为身为积极分子，亟想有所作为，却没有施展抱负的其他渠道。共青团员被要求在家长和教师中揭发“阶级敌人”，作为锻炼，还在学校和大学里参与对“反革命分子”的模拟审判。
他们出生太晚（在1905年至1915年之间），没受到旧社会价值观的熏染；又太年轻，没参与血腥的内战。这些青年积极分子，对革命的“英雄时期”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罗马什金回忆：“我们渴望与父兄辈的革命家挂上钩，认同他们的斗争。我们穿得像他们一样，一身军服，模仿农村男孩从红军那里学来的军人口语。”积极分子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他们从小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的贫瘠中，对刻苦节俭并不陌生。他们更以禁欲主义的激进，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有的自组公社，聚集大家的钱和财产，以“消灭个人主义”。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 (68)
20世纪20年代的理想主义共青团员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将在斯大林政权中发挥重大作用。敖德萨地区的共青团积极分子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与朋友们组成俱乐部，他在回忆录中谈及当时的主导精神：“人人都是纯真的，如有需要，时刻准备以生命捍卫共产主义。如有炫耀或抱怨，会被冠以‘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这是最具侮辱性的标签之一，比它更糟的仅有‘自私自利者’。”在这圈子里，大家都愿把自己献给党的事业。譬如有报道称，某契卡（政治警察）为了革命需要而没收父亲的五金店，没有一人会为此感到震惊。大家都认为，追求个人幸福的思想是可耻的，应予以消灭。正如巴伊塔尔斯基所说的，革命需要我们为明天的美好生活牺牲今天的欢乐：
我们的希望都寄托于未来。能够亲自参与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甘愿承担其中的全部责任，我们感到无比激动，做任何事，即便是很普通的，也会坚强无比。这好比在等待一列火车，把我们带去别处，投入辉煌的事业。我们愉快地竖起耳朵，寻觅远方火车的汽笛声…… (69)
青年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被视作一种分心，只会削弱对革命的集体热情，婚姻被斥为“资产阶级”的习俗。列宁格勒红色普蒂洛夫厂一名共青团积极分子在1926年宣布：“维持个人关系的想法是无法接受的，这种想法属于早已消失的年代——十月革命之前。” (70) 巴伊塔尔斯基苦苦追求名叫叶娃的犹太女孩——她是当地的共青团书记，全身心投入工作，很少有浪漫的邂逅。他所盼望的，只是在共青团会议后陪她回家，牵她的手，偷一个吻。他们最终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弗伊（Vi），以纪念列宁（列宁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两个字母）。托洛茨基在1927年被驱逐出党，巴伊塔尔斯基作为“托派反革命分子”也遭到开除。叶娃把对党的忠诚放在首位，她采信了丈夫犯了反革命罪行的认定，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将他驱出家门。巴伊塔尔斯基在1929年被捕。
巴伊塔尔斯基以20世纪70年代的眼光回顾过去，认为叶娃仍是好人，对党尽责使她在良心上委曲求全，党员的信仰预设了她对世界上“好坏”的反应。她让自己的个性和理性，屈从于党的“不容置疑”的集体权威。在布尔什维克中间有“成千上万”个叶娃，即使革命渐渐让位于斯大林专政，仍在无条件地接受党的裁判：
这些人没有变质，相反，他们几乎没有改变。他们的内心一如从前，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他们的不幸在于保守主义（我称之为“革命的保守主义”），体现在他们对革命初期的标准和定义……保持一成不变的奉献。这些人甚至接受劝服，为了革命心甘情愿自认是间谍。许多人相信，这样做是革命的需要，从而可以视死如归。
三
斯大林在1924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属于这支队伍非常光荣，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荣誉。”布尔什维克把自己看作美德和责任的载体，在社会上与众不同。阿隆·索尔茨在影响甚广的《政党伦理》（Party Ethics，1925年）中，把布尔什维克与沙皇时代的贵族作了比较。他写道：“今天，我们成了统治阶级……我们国家的习俗，将以我们如何居住、穿着、行事、重视何种关系为准。”布尔什维克是执政的无产阶级，与不同的社会阶层进行亲密的交往也是不可取的。索尔茨认为，布尔什维克娶无产阶级之外的女子为妻，就是“坏品味，就像上世纪伯爵娶女佣一样，必须受到相同的谴责”。 (72)
沙俄的公共生活以贵族的风貌为主。与此相应，党的风貌很快也在苏俄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占据了主导地位。列宁本人曾把布尔什维克比作贵族。事实上，1917年后入党就像社会阶层的攀升，它能带来精英地位、特权、优先获得的官位，以及成为党国的一部分。内战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已占据政府所有的主要职位。随着苏俄生活的各方面陷入国家的控制，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到1921年，苏维埃官僚人数是沙皇时的10倍，共有240万国家官员，超过俄罗斯产业工人的两倍，成了新政权的主要社会基础。
精英的态度很快在布尔什维克家庭扎根，并传染给他们的孩子。根据1925年在各校进行的控制游戏的研究，大多数苏维埃学生认为，党员的地位理所当然应高于社会其他成员。两个男孩发生纠纷，如果留给孩子们自己决定，他们通常支持父母是布尔什维克的男孩。该研究显示，苏维埃学校已在孩子身上造成价值观的重大变化，以新的等级制度，取代了曾在劳工阶层中奉行的公正和平等。党员的孩子滋长了明显的特权意识。在一次控制游戏中，孩子们在玩火车，男孩想要开车，不愿等待一个小女孩上车。那女孩却说：“火车会等我的，我丈夫在GPU[政治警察]工作，我也在那里上班。”她登上火车后，还要求获得免费车票。 (73)
这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其资格是“共产主义道德”。布尔什维克把自己定为政治和道德的先锋队，其救世主式的领导意识，要求其成员证明自己拥有这个资格。作为精英，每一名成员必须证明，自己的私人行为符合党的利益和信念。他还要显示，自己是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拥有比群众更高的道德和政治的觉悟，诚实守纪，工作勤奋，无私奉献。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体系。布尔什维克拒绝抽象的或基督教的道德理念，斥之为一种“资产阶级压迫”。相反，它要求一切相关的道德问题，必须服从于革命需求。一名党的理论家在1924年写道：“在阶级斗争中有助于无产阶级的就是道德，有害于无产阶级的就是不道德。” (74)
信仰是每一名“自觉的”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关键，使之有别于为私利而加入共产党的“野心家”，信仰又是问心无愧的代名词。党的清洗和做秀公审（show trails），被用来探索被告的灵魂深处，以揭露他或她的信仰真相（坦白被视为内心的真实暴露，所以非常重要）。此外，信仰是一个公共问题，并不属于私人。也许，这与东正教传统的公开忏悔有关，却与西方基督教的私下忏悔大相径庭。在西方概念中，良心是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但共产主义道德对此是不予承认的。1917年之后，这种意义上的俄语中的“良心”（sovest）一词，几乎从官方使用中全部消失，被soznatel’nost’所取代，表示有觉悟或能力，达到对世界的较高级别的道德判断和理解。它在布尔什维克的话语中还表明已经获得道德革命的较高逻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75)
当然，并不能指望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能详细了解党的思想。对普通党员来说，只要参与日常的实践仪式便已足够——誓言、歌曲、仪式、崇拜、行为准则——犹如组织起来的宗教的信徒，只需上教堂表述自己的信念。党的学说是所有追随者的信条，集体作出的判断就是终极的正义。如果领袖指出某党员有罪，后者只得悔改，向党下跪，欢迎党的判决。如果为自己辩护，无疑是对党的意志抱有异议，是罪上加罪。这解释了为何这么多布尔什维克，即使是无辜的，也在清洗中认命。布尔什维克领袖尤里·皮亚特科夫，1927年作为托派而遭开除。过后不久，他的朋友透露一次对话，对这类人的心态有所披露。皮亚特科夫为了能够重返党内，决定放弃许多他秉持已久的政治信仰。他的朋友指责他已变成一个懦夫。但皮亚特科夫辩解，这仅仅表明：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76)
皮亚特科夫改弦易辙得如此彻底，然而像其他“叛徒”一样，再也没赢得斯大林的完全信任。1936年，斯大林下令再次将他逮捕。
清洗的开始，远早于斯大林权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内战时期。其时，党的队伍迅速增长，领导人害怕中间充斥着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富农”，等等。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会议中提出具体的指控。到20世纪20年代，清洗方式逐渐出现了转变，变得越来越重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信念。
伴随这一转变出现的是一个愈益复杂的制度，即专门检查和控制党员的私生活。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坚信党的意识形态，重点放在何时投身于党的事业。只有那些在内战中与红军并肩作战的人，才被视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党员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简短的自述，或填写履历表，详细解说自己的社会背景、教育、职业，以及政治觉悟的演变。在本质上，这些文件是某种形式的公开招供，党员们以此来重申他们无愧于这个精英的称号。其关键是要显示，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全亏了革命和党的监护。 (77)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悲惨事件，更力挺了党对党员私人生活的监督。1926年，有名女学生在学院宿舍里自杀，迫使她走上绝路的是她事实婚姻的丈夫的残忍。康斯坦丁·科连科夫并没被送上法庭，然而因为“对同志的自杀，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排斥。但地区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很像党的地区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过于苛刻，代之以“严厉批评和警告”。数星期后，科连科夫和他弟弟抢劫了矿业学院的收银办公室，刺死收银员，刺伤其妻子。专管党的伦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其资深委员索菲亚·斯米多维奇逮住这一案件，称之为一种“病”，主要症状在于对同志的道德和行为的漠不关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着我的关心。科连科夫将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锁起来，学生们只是袖手旁观——好，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她使用咒骂和侮辱的语言——也无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连科夫的房间响起枪声，楼下房间的学生甚至觉得没有检查一下的必要，认为这也是私事。
斯米多维奇认为，集体的任务就是以监督和干预的方式，在成员私生活中强制执行道德标准。她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共产党良心”。
斯米多维奇设想的监督和举报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发明。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员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如果认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为在威胁党的团结，党员也应予以举报。在工厂和兵营，党员候选人的名单张贴在党支部办公室门外，邀请大家写下对候选人的检举，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如酗酒或粗鲁），然后再到党员会议上讨论。尽管有些党领导人对此举的道德属性表示保留意见，汇报私人谈话愈益成为举报实践中的共同特点。苏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决定，一般不鼓励有关私人谈话的汇报，除非有“威胁党内团结”的嫌疑。 (81)
在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应邀出席举报会议是一个关键。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定期召开清洗会议，党员和干部要答复群众书面和口头的批评。正如年轻的艾莱娜·邦纳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中所看到的，这些会议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
他们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时也会问到他们的小孩。原来有人殴打妻子，狂饮伏特加。巴塔尼娅[邦纳的祖母]会说，体面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遭到整肃的人有时会说，他再也不会打妻子或酗酒了。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很像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时的情景：老师坐着数落你，你得站着，旁边的其他老师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赶紧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会重犯。当然，这都是我的错。”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点离开，好去参加其他孩子的课间游戏。而这些人更为紧张，其中一些人几乎失声痛哭。看到他们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肃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每晚对付三个人，有时只对付一个人。
在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党领导关注和检举的日益减少。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明确拒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别。一名布尔什维克在1924年写道：“有同志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与私人生活有关，与社会毫不相干。但我们认为，那不正确。”党员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会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响到党的利益，这就是“党内团结”的含义——个人与党的公共生活的彻底融合。
索尔茨在《政党伦理》一书中，把党设想成一个自我警戒的集体，每一名布尔什维克都在审议和批评其战友的私人动机和行为。他想象，这样身体力行的布尔什维克，方能借助党的眼睛来认识自我。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的效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领域的暗处。苏维埃制度要求忠诚，惩罚异议，于是这种虚伪变得日益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时期，对几乎每一个苏联人来说，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就苏联人口的大部分而言，这种双重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已是现实，特别是生活在公众视野中的党员家庭，还有因社会背景或信仰而易受迫害的家庭。人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扮演苏维埃忠诚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准则。
在这个社会中，谈话是危机四伏的，家中的闲聊如在家庭之外重复，可能招致逮捕和监禁。孩子们是危险的主要来源，他们天性爱说话，太年轻，又不懂偷听来的谈话中的政治含意，操场便成了举报人的温床。萨拉托夫一名中层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女儿回忆：“我们弄懂了祸从口出的道理，家里的事不会告诉任何外人。”
听和说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小孩子必须学会。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壁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的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凭本能学会了这些规矩。没人向我们解释这些话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不知何故，我们总能猜着。
尼娜·雅科夫列娃在默默反抗苏维埃政权的氛围中长大。母亲来自科斯特罗马城的贵族家庭，在内战中躲避了布尔什维克；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 [6] ，1921年参与了在坦波夫州爆发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大起义，之后遭到监禁（他成功越狱，逃至列宁格勒，1926年再次被捕，被判处5年监禁，囚在苏兹达尔的特殊隔离监狱）。尼娜成长于20世纪20年代，她凭本能懂得，不能在学校谈及自己的父亲。她回忆：“母亲在政治方面有意缄默，宣称对政治不感兴趣。”从这种沉默中，尼娜学会了闭嘴。“虽然没人定下说话规矩，但有一种感受，即家里的气氛明确提醒我们，要避而不谈父亲。”尼娜也学会了对直系亲属之外的人不予信任，她1926年写信给父亲说：“我不爱其他任何人，只爱妈妈、爸爸和柳芭姨妈。在我心里，只有家人，没有任何其他人。”
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1921年出生于活跃反对派的家庭。父亲是社会革命党人，母亲和外婆是孟什维克（三人都在1929年被捕）。20世纪20年代，前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仍有可能在苏维埃政府工作，加林娜的父母过着双重生活。父亲在新经济政策推动的合作社管理部门工作，母亲在贸易部供职。但在私下里，他们仍保留旧的政治观念。加林娜受到刻意的保护，不碰这个秘密的政治领域，被培养成为“苏维埃孩子”（她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政治是父母上班从事的，或用来写作的。但在家里，他们从不谈政治……把政治视作肮脏的行径。” (86)
尼娜和加林娜所处的家庭可能有点极端，但她们凭本能学到的沉默规则，却是众多家庭所遵循的。出生于波兰贵族家庭、因上教堂而被少先队开除的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与家人生活在明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住在一栋木房子的前半部。她回忆：“在家里，我们从不谈论政治或类似的话题。父亲总说‘隔墙有耳’。有一次，他甚至为我们演示，透过墙上的玻璃隔板，可以听到邻居的谈话。我们懂了，自那以后也开始害怕邻居。” (87)
柳博芙（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地区的切尔登小镇。父亲亚历山大是东正教神父，被捕于1922年，关在监狱里将近一年。出狱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政治警察）向他施压，要他成为举报人，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但遭到他的拒绝。为此，切尔登苏维埃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利，并在1929年实行配给制度后拒发配给卡给他们。 [7] 亚历山大的教堂又被宗教改革者夺走，后者寻求东正教礼仪的简化，获得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不久，亚历山大二度被捕，因为宗教改革者举报他在信徒中散播不和言论（指责他拒绝加入宗教改革者的行列）。柳博芙的母亲原在切尔登博物馆从事图书目录的工作，也被辞退；两个兄弟中年龄大的那个，也被学校和共青团开除。他们家的经济来源全靠柳博芙当教师的姐姐。柳博芙回忆她在20世纪20年代的童年：
父母如果要谈论重要事项，总是去屋外窃窃私语。有时，他们会与祖母在院子里交谈，但从不在孩子们面前——从来没有……他们从不争论或批评苏维埃政权——尽管他们满腹牢骚——但我们从没听到过，哪怕是一次。母亲老是跟我们说：“你们不要参与闲聊，不要多嘴，听到的越少越好。”我们长大的地方，满屋子都是耳语者。 (88)
四
许多家庭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日益加剧的代沟：旧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私人家庭中仍保持优势，论资排辈仍然行得通；但年轻人通过学校、少先队、共青团，越来越接受苏维埃宣传的影响。对老一辈来说，这种情况构成了道德困境。他们一方面希望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传给子孙，另一方面又想把他们培养成苏维埃公民。
在大多数家庭中，祖父母是传统价值的主要传承者。尤其是祖母，如果父母是双职工，祖母就在养育子女和管理家务上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母亲只是兼职，祖母就承担辅助责任。用诗人弗拉基米尔·科尔尼洛夫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年代，似乎没有母亲，只有祖母”。 (89) 祖母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她们通过管理家务，直接影响了孩子的礼貌和习惯。她们向孩子讲述一些陈年往事（1917年之前的），以后既可作为苏维埃历史的参考或抗衡，又促使孩子对学校灌输的宣传生疑。她们为孩子朗读在苏维埃学校很少学到的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或带孩子去剧院、画廊、音乐厅，从而传承了19世纪的文化价值。 (90)
艾莱娜·邦纳是外祖母带大的。她后来写道：“我生活的中心是巴塔尼娅，而非妈妈。”她父母是党的积极分子，常常不在家。艾莱娜在与外祖母的相处中，找到了她渴望但从父母那里又得不到的爱和亲情。巴塔尼娅提供了道义上的平衡力，以抵消来自父母的苏维埃影响。即使是个孩子，艾莱娜仍能意识到，祖母——一位丰满且“美得惊人，既冷静，又不卑不亢”的女性——所处的世界，不同于父母所处的苏维埃世界。
巴塔尼娅的朋友和熟人很少来访，我们楼中的居民只有她和小孩子们不是党员，但我经常陪她去拜访别人。我看到她们不同的生活——吃不同的菜，使用不同的家具。（在我家，只有巴塔尼娅一人使用正常家具和一些精致摆设……）她们的谈论也迥然不同，我觉得（这个印象肯定来自父母）她们应属于不同种类，我说不出到底是更糟，还是更好。
巴塔尼娅保守的道德观，植根于俄罗斯犹太资产阶级的世界。她勤劳、严格、富有爱心，全身心投入家庭。20世纪20年代，巴塔尼娅曾是列宁格勒海关办事处的“特殊人才”——“资产阶级”专家和技术员虽受到很多嘲笑，却很有必要——她在那里担任会计，赚的比艾莱娜父母的“党的最高限额”多。巴塔尼娅保存了节俭持家的老习惯，与艾莱娜父母带入家中的“苏维埃方式”老是发生摩擦。她读很多书，却“顽固地拒读当代文学”，并在原则上不看电影，显示了她对现代世界的不屑。她对新秩序看不上眼，以鄙视的口吻谈论党的领导人，为布尔什维克专政的过分而责怪她的女儿。她真生气时，会用这句话开头：“让我提醒你，在你们那个革命之前……”苏维埃政府禁止东正教中最丰富多彩的忏悔节之后，惋惜旧习俗的巴塔尼娅对外孙女说：“嘿，这都是拜你们的妈妈、爸爸所赐。”毫不奇怪，艾莱娜困惑于家中价值观的冲突。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孩子的教育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执。”
外祖母从金色儿童图书馆为我借来书籍，包括各种蠢事笑话。妈妈很不以为然，鼓起了嘴，但不敢对外祖母说什么。妈妈也带书籍回来，但决然不同，如写保尔·柯察金的， [8] 还是手稿，我也照读，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喜欢哪一种。
艾莱娜热爱的外祖母，是这个世界上她最尊敬的人。但不奇怪，她仍认可父母和他们的世界：“我总认为爸妈的朋友是我的同类，而巴塔尼娅的却是陌路人。从本质上讲，我已经属于党。” (91)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在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大多数电影中担任摄影师。在他莫斯科的家中，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她出生于敖德萨的希腊商人家庭，在斯莫尔尼学院接受教育，学到了俄罗斯贵族优雅的风度和习惯。她将这些习性带进戈洛夫尼亚家庭，以“俄罗斯维多利亚式”的严酷纪律，掌管一切家事。阿纳托利的妻子柳芭是一名异常漂亮的电影演员，来自车里雅宾斯克的贫农家庭。利季娅瞧不起柳芭的“粗俗”举止，还认为她对昂贵衣服和家具的酷爱，恰恰体现了“苏维埃新资产阶级”（那些加官晋爵的工农）的物质占有欲。柳芭在一次疯狂购物后回家，与利季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利季娅告诉她，她代表了“革命的丑陋面”。利季娅自己仅有简朴的生活习惯，总穿同样的黑色长礼服，深口袋里只有粉盒和带柄眼镜。她在内战末期席卷俄国东南部和乌克兰的大饥荒中幸存下来，尽管阿纳托利的收入应付家用绰绰有余，她仍生活在饥饿的阴影之中。这家人还包括柳芭的妹妹和柳芭的女儿奥克萨娜。利季娅用小笔记本，规划出每一餐需要的食物的确切数量。她有自己中意的商店，如精致的菲利波夫斯基面包店和特韦尔斯卡娅大街上的叶利谢耶夫店，“她会在那里稍稍享受一下奢侈：喝一杯冰镇番茄汁”。回顾童年，奥克萨娜在1985年写道：
祖母非常谦虚，严守纪律，俨然是个道德家，更可说是个教育家。她总想去做“正确的事”。我记得，她喜欢这样告诉她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儿子：“如果你照我说的做，可能早已建成共产主义了。”她说起话来无所畏惧，从不隐瞒她的所思所为。她坚信，思想应大声说出来、讲清楚，不需要幌子、欺骗、恐惧。她常对我说：“不要交头接耳，这是一种无礼！” [9] 现在我才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给她孙女树立一个道德榜样——为我示范正确的举止。谢谢你，祖母！
祖母又是宗教信仰主要的实践者和监护人。苏维埃儿童的洗礼几乎都是她们组织的，有时父母既不知情，也没同意。她们带孩子上教堂，把宗教习俗和信仰传承下去。苏维埃儿童的父母，纵然自己保有宗教信仰，也不太可能将之传给孩子，部分原因是恐惧，万一曝光，譬如说在学校，就有可能给家庭带来灾难。来自工人家庭的弗拉基米尔·福明，出生于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他回忆：“尽管有父母的强烈反对，祖母仍带我去洗礼，在一个乡村教堂里秘密举行。父母担心如果人家发现我受洗，他们将失去工厂的工作。”
祖母的宗教信仰，会使孩子与苏维埃学校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叶夫根尼娅·叶万古洛娃，1918年出生于第比利斯富裕的工程师家庭，大部分童年都与祖父母在雷宾斯克度过。父亲帕维尔是苏维埃矿业理事会的总工程师，经常出差去西伯利亚；而母亲尼娜仍在莫斯科上学，无法承担幼儿的照料工作。祖母是商人的妻子，守旧且虔诚，对叶夫根尼娅的成长影响甚巨。她上学的第一天，祖母给了她一个小十字架，藏在上衣里面，结果被一伙男生发现，并遭到取笑。他们用手指着她大喊——“她信上帝！”给叶夫根尼娅带来极大的创伤。她变得内向，即使受邀加入少先队，她也拒绝了。在她那个年龄，这实在是罕见的抗议行动。后来，她也拒绝加入共青团。鲍里斯·加夫里洛夫出生于1921年，父亲是资深党员，担任列宁格勒郊区一家工厂的经理，母亲是一名教师。鲍里斯由外祖母——象牙富商的遗孀——带大，她的宗教信仰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外祖母有自己的房间——我们共有5间——墙上布满了宗教人物和带有许愿灯的圣像，这是家里父亲允许圣像存在的唯一房间。外祖母去教堂，没告诉父亲就把我带上了。我喜欢复活节仪式，只是嫌时间太长……这座教堂是她唯一的快乐所在——她不去剧院或电影院。她只读宗教书籍，也是我最早学着读的书。母亲也信教，但不去教堂。她没有时间，再说父亲也不会答应。学校教我成为无神论者，但我喜欢教堂的美丽。外祖母去世时，父母已离婚[1934年]，母亲鼓励我继续上教堂。我有时甚至领受圣餐，参与忏悔，一直佩戴十字架，但并不认为自己特别虔诚。当然，在学校里，以及参军[1941年]后，我从不谈及自己的宗教。那样的事必须藏掖起来。
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意见分歧制造了很多冲突。父母说的和老师教的常有矛盾，孩子们因此而感到困惑。一名小男生在1926年写道：“回家听到一种讲法，在学校里又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谁是对的。”宗教问题特别令人迷茫。一位女生感到“两股力量的争夺”：学校教她“上帝是不存在的，但祖母在家里又说确有上帝”。宗教问题分裂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尤其是在农村，那里的老师鼓励儿童挑战老一辈的信仰和权威。一名农村男生在1926年写道：“喝茶时，我与母亲争论上帝的存在。她说，苏维埃政权打击宗教和神父是错的。但我向她保证：‘不，妈妈，你是错的，苏维埃政权是对的，神父是个骗子。’”孩子一旦加入少先队，便信心倍增，自觉成为移风易俗运动的一员。一名少先队员写道：“四旬斋期间的一天，我从学校回家，祖母只给我土豆和茶水。我抱怨，但祖母说：‘别生气，四旬斋还没完。’我回答：‘对你来说，可能有道理，因为你是老人。而我们是少先队员，没有义务遵循这些仪式。’”到了共青团，这种自信更加显著，激进的无神论是“先进”政治觉悟的标志，几乎是入团的先决条件。
父母必须认真考虑如何给孩子讲述上帝，即使自己有宗教倾向，也往往不想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他们知道，孩子长大后如果想取得成功，必须适应苏维埃文化。这种妥协在专业人士的家庭特别常见，家长们明白，实现孩子的理想，还需依赖国家的认可。一名工程师（他父亲是个建筑师）回忆：父母在革命前长大，信上帝，遵循祖父母教导的原则，但他自己从小就必须遵循不同的原则，如他所说的，“既要体面，又要满足所有的社会需求”。类似情形也发生于住在莫斯科的斯卡奇科娃家，父亲彼得和母亲玛丽亚都是图书馆管理员，信教，经常去教堂，但从不引导三个女儿信教，其中一个女儿回忆：
父母这样认为：一旦宗教被禁后，就不会与子女讲上帝，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将不同于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无意让我们过双重生活，特别在我们加入少先队或共青团之后。 (97)
很多家庭都过着双重生活。他们庆祝苏维埃公共节日，例如5月1日和11月7日（革命纪念日），顺应政府的无神论思想，但在私下场合仍信奉自己的宗教。叶卡捷琳娜·奥列茨卡娅是社会革命党人，20世纪20年代曾被流放到梁赞。她与一对母女同住——母亲是前铁路工人的遗孀，女儿是共青团员，在一家纸厂工作。老妇人是虔诚的教徒，但在女儿的坚持下，只在房子后屋的秘密橱柜中存放圣像，另加帷幕遮掩。如果共青团发现家中有圣像，女儿害怕会被解雇。奥列茨卡娅写道：“在星期日和重要节日，她们会在晚上卷起帷幕，点燃许愿灯，通常先把门锁上。”安东尼娜·科斯蒂科娃在同样神秘的家庭长大，父亲从1922到1928年是萨拉托夫省的一个村苏维埃主席，但在私下仍保留东正教信仰。安东尼娜回忆：“父母都笃信上帝，记得所有的祈祷文。父亲格外虔诚，但很少谈及宗教，除非是晚上在家里的时候。他从不让我们[他的三个孩子]看到他祈祷。他告诉我们，必须学习学校对上帝的解释。”安东尼娜的母亲是一名简单的农妇，在桌子抽屉里藏了一幅圣像。安东尼娜发现它时，已是20世纪70年代母亲去世之后。 (98)
秘密奉行宗教仪式甚至还发生于党员家庭，且相当普遍。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发现，1925年被党开除的成员中，几乎一半是因为从事宗教活动。在众多党员家庭中，共产主义理想与基督并存；列宁肖像与家庭圣像并排陈列在客厅的“红色”角落或“神圣”角落。 (99)
在苏维埃家庭中，俄罗斯传统价值的另一载体是保姆，她们是祖母们的天然盟友。保姆受聘于许多城市家庭，特别是双职工的家庭。农村保姆的供应几乎是无限的，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其时，数百万农民为躲避集体化而逃入城市，随身带来了农民的习俗和信仰。
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雇用保姆来照顾小孩。在国家提供普遍的托儿服务之前，对大多数女党员来说，这是客观上的必需，因为需要外出工作。在很多党员家庭中，保姆们成为苏维埃态度的道德制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高级的布尔什维克倾向于雇用最昂贵的保姆；一般来说，她们恰恰最有可能怀揣反动的思想。例如，邦纳家雇过许多保姆，其中有的曾在圣彼得堡谢列梅捷夫伯爵家做事；有的是来自波罗的海的德裔（巴塔尼娅地主朋友的熟人），会教孩子“得体的举止”；有的甚至曾为沙皇家庭做过事。
保姆能对家庭生活施加深刻的影响。例如，党员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他们在列宁格勒家中的保姆玛莎来自农村，是一名虔诚的老信徒。 [10] 她在雇主家中遵循自己的宗教仪式，只用自己的盘子和餐具，与他人分开进餐，每天早晚都在自己房间做祈祷，也让孩子们参与繁缛的信仰仪式。玛莎还扮演民间郎中的角色，如她在俄罗斯北部她的家乡所做的，调制草药来治疗孩子的各种疾病。她善良慈爱，赢得了尊重，并在苏维埃当局追查宗教积极分子时，获得了雇主的保护。她的存在导致了那一家的宽松氛围，这非常罕见。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家里有个老信徒，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其他党员家庭所流行的激进无神论，在我家却不见踪迹。虽然我们自己是无神论者，但从小学会了包容所有的宗教和信仰。”
伊娜·盖斯特是布尔什维克的孩子，却深受保姆不同价值观的影响。伊娜的父亲阿隆·盖斯特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母亲拉希尔·卡普兰也是经济学家，任职于重工业人民委员会。伊娜的父母均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来自法定犹太区。那是沙皇时代犹太人被迫居住的地方，位于俄罗斯帝国的西南角。夫妇俩在白俄罗斯的戈梅利镇相遇，他们内战时期入党，1920年搬入莫斯科共用公寓。阿隆在红色教授研究院学习，拉希尔在纺织工会工作。像许多苏维埃犹太人一样，盖斯特夫妇把希望寄托在工业化上，认为它将结束苏联所有的落后、不平等和剥削。他们第一个孩子伊娜出生于1925年，两个月后雇了保姆娜塔莎，让她搬入他们的新家同住。娜塔莎·奥韦奇尼科娃来自莫斯科以南梁赞省的农民家庭。内战中，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征用毁了她家的小农庄。1921年大饥荒时，娜塔莎逃入首都，但在盖斯特家很少谈及家人。即使只有八九岁，伊娜已经知道，保姆生长的世界与父母的世界大不相同。伊娜注意到娜塔莎在教堂祈祷，听到她躲在自己房间哭泣，看到她梁赞亲戚的贫困——也逃来首都，因是非法入境者，只能待在拥挤的营房——伊娜曾陪她去探视。伊娜喜欢与娜塔莎的侄女一起玩，后者没鞋穿，伊娜便把自己的鞋带去相赠，等到父母询问失踪的鞋时，再谎称自己不小心丢了。伊娜还太年轻，不会在政治上起疑，但已与娜塔莎一家建立了默契的联盟。 (102)
保姆老家的农民世界基本上还保存着家长制传统。1926年，农民占了苏维埃人口的80%—1.2亿人（总人口1.47亿），分布在苏联61.3万个村庄和偏远的定居点。 (103) 他们仍然依恋个体家庭在家庭农庄上劳作的生活。这成了苏俄个人主义的最后堡垒，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成了通向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主要障碍。
有些地区，特别是俄罗斯的中部，城市方式已渗入农村，有文化的农民子弟取代父亲，成为家庭农庄的带头人，或脱离庞大的大家族，自组小家庭。但在其他地区，家长制的农民传统仍占主导地位。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1923年出生于农家，在六个孩子中排行老幺，她的村庄奥布霍沃位于莫斯科东北800公里处。这一古老的定居点坐落在森林中间，全由木屋组成。村庄中间有池塘，还有建于18世纪的大教堂。戈洛温一族在奥布霍沃村繁衍良久（1929年，村里59户居民中有20户是姓戈洛温的）。 (104) 1882年，安东尼娜的父亲尼古拉出生于该村，除了当兵3年，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一生都在村里度过。像许多其他村庄一样，奥布霍沃村是紧密相连的社会，家人和亲属的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民认为自己属于单一的大“家庭”，教育自己子女以亲属名义称呼其他成年人（姨妈、叔叔等）。布尔什维克试图把他们划分成对立的社会阶层——富农（农村资产阶级）和贫农（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却以失败告终。内战期间，他们在苏俄大部分地区都有相似的遭遇。
尼古拉来自村里的最大家族，勤劳、冷静、成功，在奥布霍沃村备受尊敬。一位村民回忆：“他很安静——不喜饶舌混日子——工作踏实、办事得力，农民都看重这一点。”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复员回来，成为奥布霍沃村农民公社的领导人。农民公社是一个古老机构，由农民中的领头者组成，建于农奴制时期，掌管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861年的“农奴解放宣言”发布后，其自治权力大大加强，从地主手里接管了大部分行政、警察、司法的职能，成为农村行政的基本单位。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农民公社控制的农地由社区共同拥有，由农民分户耕种。由于是长条耕种的开放制度（长条耕地之间没有分界），农民公社必须规定种植和放牧的分配，并定期按家庭人口重新划分耕地——这一平等原则有助于确保耕者有其地，帮助农民公社缴纳国税。到1917年，农民公社成为农民革命的核心。农村旧秩序崩溃之后，大多数原头面人物（士绅和神职人员）纷纷逃离，俄罗斯农民接管了所有土地——并不等待中央政府或城镇革命党的指示——再通过农民公社和1917年成立的自治村委会（苏维埃），自行分配到户。 (105)
革命前，尼古拉向村里的神父租地。像俄罗斯大多数农民一样，他也靠租来的耕地养活家人。在俄罗斯，人口过剩和低效农业导致了耕地的短缺。1917年，农民公社没收教属土地，再加上共用土地，一并分给农民。尼古拉根据家里有多少“吃饭的人”（即家庭大小），分得4公顷的耕地和牧场。他现在的土地几乎是他1917年以前耕种的两倍，而且还不是租来的。但在奥布霍沃村，或俄罗斯北部的任何地区，4公顷还是不够生活。这里的土壤贫瘠，又因森林而分散，为了确保每一个村民得到平等份额，又被分割成狭长的一条条，宽不到几英尺，根本不适合现代耕犁。戈洛温的耕地由80条狭长地组成，分布在18个不同的地点——这在沃洛格达地区并非罕见。为了补充收入，农民又涉足贸易和手工业——它们在北部农村经济中一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几乎与农业不分轩轾，在新经济政策下，又获得了蓬勃的发展。政府鼓励乡村贸易，更通过合作社予以资助。尼古拉在他农庄的后院办起了皮革工场。安东尼娜回忆：
我家可以吃饱，但那是我们勤奋和节俭的结果。6个孩子都在土地上卖力，即使是最小的也不例外。父亲的工作时间很长，在工场里制作皮鞋和其他皮革制品。他去市场买牛，一丁点儿都不浪费。他自己宰牛，卖牛肉，鞣制皮革（本地农民都懂这门手艺)，制作皮靴，然后再去市场出售。
她回忆，热爱劳动是“我们子女所接受的教育的重心”。在最勤劳的农民家庭中，这是非常典型的，孩子们从小就在农庄上劳动。安东尼娜记得，这些农民都为自己的劳作而感到自豪：
父亲喜欢说，我们要做就要尽量做好——像是行家做的，这就是他所谓的“戈洛温方式”——这是他最高褒奖的用词……到我们上学时，他告诉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学会一门好职业。在他眼里，好职业是医生、教师、农艺师和工程师。他不希望孩子学习制鞋，认为这太辛苦了。他的手艺活真可媲美艺术家，我们这些孩子和访客，都为他的手艺的美妙而深感惊讶。 (107)
尼古拉还为自己建造了住宅，一座单层刷白的长型建筑，位于奥布霍沃村中间的磨坊附近。它是整个村庄里唯一的砖房，包括一间饭厅和一间卧室，内置从沃洛格达买来的简陋工厂家具和两张铁床。一张供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睡，另一张供两个女儿睡（男孩子们则睡在饭厅地板上）。厨房是家里唯一的入口，外面有供牲畜遮风避雨的院子，内有牛棚、猪圈、马厩和两个谷仓，另外还有洗澡房、厕所、工具库、工场。院子外，有一园的苹果树。
尼古拉是个严厉的父亲。女儿安东尼娜回忆：“所有孩子都怕他，但害怕的根源是尊重。母亲喜欢说，‘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无论父亲说什么，我们都视为律法，即便是四个男孩也都如此。”在这种家长制家庭里，大人与小孩之间仅有很少的温柔和亲密。安东尼娜说：“我们从来没有亲吻或拥抱过父母，不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爱。我们从小学会尊重和敬仰他们，始终依顺他们。”但这并不意味着互相之间没有爱。尼古拉宠爱小女儿，后者还能忆起4岁时的一段温情。父亲穿上他最漂亮的节日棉纱衬衫，以强壮的手臂抱着她去村教堂。
突然，他拉着我的手，紧紧贴上他的嘴唇。他闭上眼，真情地吻我的手，我迄今还记得。现在我明白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他多想表达自己的爱。他身穿绣有棕色花朵的新衬衫，那么洁净，那么清香。 (108)
五
对旧社会精英来说，如何将家中的传统和价值观传给下一代，变得尤其复杂。想在新社会取得成功，便不能坚持自己的老习惯，而要适应苏维埃的新形势。为了维持新旧之间的平衡，各式家庭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可以过双重生活，撤回到私人世界（“内部移民”），悄悄保留旧信念，可能还要欺瞒在苏维埃模式中长大的孩子。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就是前精英家庭的典型例子，虽在暗中保留旧生活的一部分，但在很大程度上因应了苏维埃的新形势。1917年之前，彼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圣彼得堡普里阿兹卡精神病医院担任神父。拉斯普京抵达之前，皇后亚历山德拉为治疗皇储的血友病，曾向他和其他“招魂者”求助。彼得的妻子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曾是皇太后玛丽亚·费多罗夫娜的闺蜜。1917年后，彼得和长子在医院担任搬运工；曾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合唱团指挥的小儿子参加红军，在内战中战死；长女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秘书；小女儿玛丽亚放弃音乐会钢琴家的生涯，担任卢加地区集体农庄的稽查员，玛丽亚的丈夫原是歌手，现在普里阿兹卡医院当清洁工。整个20世纪20年代，全家都住在医院后面的办公室，从不抱怨自己的极度贫困，只是静静度日，认真执行新政权布置的各项任务——只有一样例外：每天晚上，他们从秘密藏匿之处取出圣像，点亮许愿灯，以便祈祷；他们上教堂，庆祝复活节，始终保留圣诞树，甚至在1929年之后依然如故。那一年，圣诞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遗存”而遭禁止。玛丽亚和丈夫要女儿塔蒂亚娜在项链上系上金十字架，但不得让别人看到。塔蒂亚娜回忆：“我从小学会相信上帝，同时又要适应苏维埃的学校和生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一家生活在两个世界的边缘地带。彼得仍向宁愿以基督教仪式埋葬亲属的人——苏维埃居民中沉默的大多数——秘密提供非正式的神父服务。 [11] 塔蒂亚娜解释说：“我们的生活一直都捉襟见肘，所以外祖父老是去列宁格勒坟场，帮助操持圣礼，赚一点小费。” (109)
过去的专业精英们则采纳另一种方式，既维持家中的传统生活，又适应苏维埃社会。医生、律师、教师、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可向新政权提供自己的专业技能，以此守护自己的某些特许存在，甚至可以活得相当不错，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如此。其时，新政权仍迫切需要这些“资产阶级专家”的专长。
帕维尔·维滕贝格是苏维埃地质界的领军人，在开发科雷马和瓦伊加奇岛的古拉格——强制劳改营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出生于1884年，在家里九个孩子中排行老八。他们是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住在西伯利亚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帕维尔的父亲原籍在里加，因参与1862至1864年反沙皇统治的波兰起义，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释放后，他任职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电报局。帕维尔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敖德萨、里加和德国的蒂宾根求学，1908年来到圣彼得堡前已是一名年轻、严肃的理工博士。他与正在圣彼得堡学医的吉娜·拉祖米哈娜结婚，岳丈是铁路工程师，也是自己的远亲。这对夫妻在圣彼得堡附近芬兰湾的奥尔戈诺高级度假区，买了一套宽大而舒适的木房子。三个女儿相继出生：维罗尼卡生于1912年，瓦伦蒂娜生于1915年，叶夫根尼娅生于1922年，家人之间非常亲近。叶夫根尼娅回忆，帕维尔作为一名父亲，既“细心”，又富有“耐心和爱心”。大家在奥尔戈诺度假区享受“音乐、绘画、阅读的夜晚”，非常幸福，还有夏日闲逸的散步，以及从小照看吉娜的保姆安努沙卡精心准备的简餐。维滕贝格家经常有艺术家和作家之类的访客，例如著名的童书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他们家度过好几个夏天。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种契诃夫式的生活始终存在。
维滕贝格一家深受公共服务精神的影响，这几乎是19世纪知识分子的标志性特征。1917年后，吉娜以学得的医术在邻近的拉赫塔小镇设立医院，向患者提供免费治疗。帕维尔在1917年当选为拉赫塔镇理事会的主席，他组建学校，向穷苦劳动者的子女传授技术。叶夫根尼娅回忆：“他一直在工作，如果没在写作，就在筹划极地委员会的探索，或为地质博物馆组稿。他总是在忙，很少放松。”帕维尔全力以赴投入极地考察和地质事业，虽处起步阶段，但在世界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极地勘探者在苏维埃的书籍和电影中是英雄。20世纪20年代，苏维埃政府投入大量科学预算，对北极区的潜在矿产做了地质调查。帕维尔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欢迎苏维埃政权的关注，让他在有组织有纪律的环境中追求科学成果。1927年帕维尔写道：“过去10年是极地勘探的英雄时期，未来会有更大的成就。” (110) 过后不久，他就离开奥尔戈诺度假区，前往科雷马勘探金矿。
以同样方式适应苏维埃政权的另一对精英是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父母。西蒙诺夫本人是《耳语者》的中心人物，他也属于1917年的孩子。母亲亚历山德拉是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后裔，那个负有盛名且古老的家族中涌现出不少卓越的官僚和地主，在沙俄帝国中占据显赫的地位。亚历山德拉的父亲列昂尼德像许多贵族一样，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商。亚历山德拉出生于1890年，从斯莫尔尼学院毕业，也是“旧秩序”女子，其贵族态度经常与苏维埃方式相悖。她身材高挑，颇有气派，在家里叫“阿林卡”，保留了“正确行为”的旧观念，还将之传给儿子——而他一生的绅士风度众所周知（即使在斯大林政权中取得高级职位后也是如此）。阿林卡期望人们彬彬有礼——尤其是在女性面前，忠于朋友，坚持原则。她的孙子回忆，她简直就是“教育家，在教诲他人如何立身处世时，永远不厌其烦”。 (111)
19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年龄几乎两倍于自己的米哈伊尔·西蒙诺夫——时任总参谋部的上校。一年后，康斯坦丁诞生。 [12] 米哈伊尔是军事防御工事的专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参战，升为第五军的少将和第四军团的参谋长，却在1917年突然消失。在之后的4年中，亚历山德拉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他似乎留在波兰从事一些秘密使命，无法与苏俄的家人接触；或许加入了波兰军队，或许加入了俄国内战中波兰盟友的白军。不管如何，他不愿返回俄罗斯，即使不算反革命，至少也是沙皇的将军，肯定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逮捕。目前尚不清楚亚历山德拉对自己丈夫的活动知道多少。不管如何，她一直向儿子隐瞒，无疑是为了提供保护。1921年，米哈伊尔从波兰写信给亚历山德拉，恳求她把儿子带去华沙同住，他已成为波兰公民。亚历山德拉一直犹豫不决，她仍看重自己的婚姻誓言，而米哈伊尔已经病重。但到最后，她爱国之心太甚，以致离不开俄罗斯。西蒙诺夫后来回忆：“虽然逃往国外的也有她的朋友和亲属，但母亲对俄国革命后的移民抱有悲哀的不解。她根本无法理解，怎么能背井离乡作别俄罗斯。” (112)
亚历山德拉加入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年轻女性的队伍，在新苏维埃政府中从事打字员、会计、翻译的工作。1918年秋天，她被赶出彼得格勒的公寓。其时正是红色恐怖的高潮，布尔什维克发起了推翻旧精英的运动。像奥博连斯基那样的“遗民”，即败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被赶出自己的家园，财产悉数充公。他们被编入劳动大军，或遭契卡的逮捕和监禁，在反白军的内战中成为“人质”。在好几个月不成功的申述之后，亚历山德拉和小男孩康斯坦丁只得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梁赞——位于苏维埃首都的东南面，相隔200公里。他们与亚历山德拉的姐姐柳德米拉同住，其丈夫曾是炮兵队长，阵亡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的炮兵团一直以梁赞军区为基地。与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城市居民一样，他们在内战中逃离饥饿的城市，走向粮食供应地。 (113)
梁赞在20世纪20年代初只是一座小镇，约有4万居民。其主要机构之一是布尔什维克建立的军校，为内战中的红军培养军官。教职员工中的亚历山大·伊万尼谢夫曾是沙皇军队的上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受伤（三次受到毒气攻击），后被托洛茨基招募入红军，成为一名指挥官。1921年，亚历山德拉与伊万尼谢夫结婚。对奥博连斯基家族的女儿来说，这无疑是下嫁，亚历山大只是一名卑下的铁路工的儿子。亚历山德拉自己时运不济，在丈夫的军人作风中，她觅得了自己贵族原则的影子，尤其是公共服务的理想精神。在这多事之秋，她似乎由此获得了一些慰藉。 (114)
性情温和善良的亚历山大却是一名完美的“军人”——准时、认真、有序、严于律己。康斯坦丁回忆，他治家就像治军一样：
我家就在军官兵营，四周都是军人，军事方式规范了我们生活的每一步骤。我家门前的广场上，早晚都有列队行进的军人。母亲和其他军官的妻子，一起参与军队的各式委员会。如有客人来访，谈话内容总与军队有关。晚上，继父制订军事演习计划，我有时陪在旁边相助。家中的纪律很严，纯粹军事化。一切都按照计划，下的命令刻不容缓。你不能迟到，也不可拒绝，必须学会闭嘴。即使最小的谎言，也会受到严厉地斥责。母亲和父亲遵循自己的服务伦理，在家里实施严格的劳动分工。我从六七岁起，就要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我除尘、擦地板、刷碗、削洗土豆、照看煤油炉、外出领取牛奶面包。
这样的童年生活对西蒙诺夫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小接受的军人价值（如他自己所定义的“服从、自觉、时刻准备克服一切障碍、必须说‘是’或‘不是’、爱憎分明”），使他全力拥护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苏维埃准军事制度。
十三岁时我就懂得：
说到就是要做到。
是即是，不是即不是，
争辩只是徒劳。
我知道责任的含意。
我知道何谓牺牲。
我知道勇气的潜能，
对怯懦就要不依不饶！
——《父亲》，1956年
西蒙诺夫崇敬继父（“我从没看到他不穿军装的时候”），从小把他看作自己真正的父亲。他从亚历山大的身上继承了责任和服从的军队准则，从母亲和她的贵族背景中获得了公共服务的理念，两者在他身上相得益彰。他童年所读的书籍中充满了苏维埃的军事崇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原则。他深深着迷于俄国内战的传奇故事，例如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Chapaev，1925年）。这是每一个小学生必读的“苏维埃经典”。少年时代他心中的英雄都是军人，他的笔记本上涂满了他自己想长成的士兵形象。 (117) 西蒙诺夫很早便意识到，自己需要融入一个等级制度之中，认为自己长大后不只是军人，而要当上为他人负责的军官。同时，他强烈的公共责任和服从意识，又要求他服从上司。如他自己写的，他心目中的“好”等同于“诚实”和“尽责”——这一概念后来成为他拥护斯大林政权的根源。他成长时期的人际关系大都涉及权威人士，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他大部分时间都与成人相处，并善于赢得成人的认可。在学校里，他没有密友，也从没弄清友谊中的道德准则，以及对同伴的忠诚。这可能有悖于他身上愈益明显的另一倾向，即努力赢取上级的欢心。而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诗作中的主题却仍是同志间的友爱（这是他渴求的领域）。西蒙诺夫既聪明又早熟，阅读广泛，学习努力，他加入各式俱乐部，参与戏剧演出，是一名少先队员。除了涂鸦，他的笔记本还显示出他是一个严肃的男孩：花费很长时间来绘制地图和图表，像官员一样列出步骤来筹划自己的任务。 (118)
西蒙诺夫在世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认为，他的父母已接受苏维埃政权。他不记得父母有任何议论，或不赞成政府，或后悔没在1917年后移居国外。在他眼中，他的父母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留下为苏俄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即使自己的价值观还没有“苏维埃化”，但有责任把康斯坦丁培养成“苏维埃”孩子。但这只是真相的一半。亚历山德拉以政治忠诚的外表，掩饰了她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毕竟，新政权给她家人带来了灾难。亚历山德拉的哥哥尼古拉，被迫在1917年后逃去巴黎（因他曾是哈尔科夫省的省长，留下则会被布尔什维克逮捕），兄妹再也没有见上面。其余家人——亚历山德拉、母亲、三个姐妹，都生活在恐惧和贫穷之中，先是在彼得格勒，后搬去梁赞。内战结束后，亚历山德拉的妹妹索尼娅和达丽娅，返回彼得格勒。在1923年母亲死去之后，柳德米拉也跟着回到彼得格勒。亚历山德拉一人留在梁赞，尽力适应苏维埃环境。（她在1944年写信给儿子说：“我出生于另一个世界。在生命的头25年，我生活在奢侈之中……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我洗刷、烹饪、奔波采购、整天工作。”）她除了传承贵族的价值观，也努力保存宗教习俗。她带儿子上教堂，直到儿子长到12岁（他在后来写给姨妈的信件中，继续在东正教节日以宗教用语向她们问好）。她还告诉他，他的贵族出身太危险，如果想取得进步，必须加以掩饰。 (119) 新经济政策有相对宽松的气氛，但大革命所释放的阶级斗争只是暂告停顿。在和平的表象下面，清洗旧精英的压力持续增加，威胁着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家。
1927年，母亲将西蒙诺夫带去克列缅丘格城附近的农村，与继父的亲属同住。“热尼娅姑姑”与其丈夫叶夫根尼·列别捷夫住在一起——他是一名老将军，很久以前因腿伤而从沙皇军队退伍，几近瘫痪，全得依赖年轻的妻子。老将军是自由派，心地善良，开朗乐观，对苏维埃政府并没有抱怨。康斯坦丁喜欢与他做伴，因为他有趣，善讲故事。有一天，康斯坦丁去树林散步，回到姑姑家时，房门已被陌生人打开。原来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来抄家寻找反革命活动的罪证，试图对老将军实施拘捕。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回忆此事：
我进去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人员正在掀起床垫四下搜寻，而老人还正在床上休息……那人手指一张凳子对我说：“坐下，小男孩，等在一边。”他的态度说不上是粗鲁，更近于专横。我明白，必须坐下，听从他的命令……两名制服男子在执行搜索，但没有出示搜查令。老人非常生气，咒骂他们，威胁要去控告他们的非法行径。在我看来，热尼娅姑姑还比较镇静，只是担心丈夫的心脏病发作，一直在劝慰他冷静下来，但并不成功。制服男子继续搜索，依次翻阅每本书，察看堆在架子上的刺绣和油布。老人上身靠墙，下身瘫在床上，咒骂不停……最终搜索完了，离开时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他们显得克制，没有诅咒或训斥，因为面对的是一名瘫痪老人……在我的意识中，此事并不显得可怕、悲惨、令人不安，或多或少反而有点正常。
该情节的有趣之处在于西蒙诺夫的感受。他目睹了国家镇压的非法行为，受害者是自己的家人，但如他后来声称的，他并不害怕。他甚至将之视作一种循例（正常）程序。西蒙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以类似心态面对其他亲属的遭捕，包括他的继父和三位姨妈。他视之为“必要”的行为，更加以合理化——应该是弄错了，因为亲戚们肯定是无辜的；但国家必须铲除潜在的反革命分子，在这一点上又无可厚非。 (120)
1928年，西蒙诺夫随父母迁居到伏尔加河边的工业大城市萨拉托夫，因为亚历山大在当地军校担任教官。全家仍住军营，占用相邻的两间屋，与几户邻居共用一个厨房。西蒙诺夫开始上中学，到1929年14岁时决定放弃中学。他不愿完成父母为他规划的学院教育计划，改上了一个普通教育与技术培训相结合的工厂技校（FZU）。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的孩子一样，西蒙诺夫急于为自己创造“无产阶级”身份，好摆脱自己的社会出身，以免在苏维埃社会中拖自己的后腿。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工厂技校和更高层次的技术学院，挤满了来自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他们拒绝上大学（此时优先招募工人阶级出身的申请人），转向工厂或技校，以取得“无产者”资格，为将来的工作和教育奠定基础。西蒙诺夫将母亲的成分登记为“职员”，其他旧精英的许多孩子也隐瞒社会出身，或选择性使用自己的履历，以获得技校和学院的录取。其中的大多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的工业革命中，成为工程师或技术员，生成一种全新的专业身份，让自己从社会阶级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苏维埃工业化的贡献。西蒙诺夫拒绝父母为自己选择的学院教育，这一点很重要。这标志着他已抛弃了自己降生时进入的旧文明，转身采纳“苏维埃”新身份。
西蒙诺夫白天在技校中学车床，晚上去萨拉托夫军火厂当学徒。他后来承认，自己并“没有工业上的真正才能”，只是为了“虚荣”而坚持到底。他写信给住在列宁格勒的姨妈索尼娅，虽然年仅十几岁，却展示了他频繁的社会活动，以及对苏维埃事业的满腔热情：
[1929年]亲爱的索尼娅姨妈！
我这么长时间才回复你的问候，望见谅。我从来没有如此忙过。我参加了4个俱乐部：担任其中两个的管理委员和另一个（青年自然学家）的主席。此外，我是[社会主义者]竞赛小组、阅读小组、学校的编辑委员会、化学队[以应付毒气攻击]的成员。我又是互助运动的教练、校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向技校行政部门汇报学生的政治活动和不同意见]和“工人援助国际学会”的义工。此刻，我正在帮助校管理委员会下属小组组织反宗教的宣传，还在负责班级的管理委员会。前不久，我被要求在学校内组织一个象棋俱乐部。我想，这些就是我的全部情况。
很难讲清这些狂热活动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动机——从小浸润于公共服务精神的少年，现在迸发出充沛的精力；或者，他在打小算盘，冀望通过积极表现来掩饰社会出身，以保障自己在苏维埃社会的地位；或者，完全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烈信念。不管如何，这就是西蒙诺夫参与斯大林政权的开端。
六
商人阶层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来适应新政权，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出笼之后。1922年，塞缪尔·拉斯金与妻子、三个女儿离开奥尔沙镇来到莫斯科，全家搬进苏哈勒夫卡市场附近的地下室。在新经济政策下，该市场是蓬勃发展的私人贸易的代名词。塞缪尔·拉斯金是一名小商人，经营鲱鱼和其他咸鱼。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来莫斯科是为了充分利用私人商业的新机遇。他在女儿身上寄托了各式梦想，希望她们通过苏维埃学校和大学，最终变成专业人士。而身为犹太人的自己，1917年以前是不敢作此妄想的。
1879年，塞缪尔出生于奥尔沙的商人大家族。那是法定犹太区内的一个市场集镇，全是单层木屋，没有自来水，也无下水道。父亲莫伊谢是咸鱼批发商，住在一栋破败的木房子里——房子处在通往什克洛夫镇的交通要道上，夹在两座教堂中间，一座属东正教，另一座属天主教。奥尔沙是多元文化的，俄罗斯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都聚居一起（1905年曾有一次小型的反犹屠杀）。拉斯金一家讲意第绪语和俄语，遵循犹太教仪式，上犹太教堂，送小孩去犹太学校，又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以及子女在俄罗斯社会中的进步。莫伊谢有六个孩子，三个大的（西马、索尔、塞缪尔）在家自学，年幼的三个（法尼娅、雅可夫、热尼娅）设法避开沙皇的限制——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和成为专业人士 [13] ——考上了大学，成为合格的医生。这的确是非凡的成就，尤其对两名女孩法尼娅和热尼娅来说更是如此。 (122)
塞缪尔跟随莫伊谢经商，1907年与邻镇什克洛夫犹太商人的女儿贝尔塔结婚。夫妇俩生了三个女儿，法尼娅（生于1909年）、索尼娅（1911年）和叶夫根尼娅（1914年），一起住在什克洛夫镇，直到1917年大革命。塞缪尔善良温和，聪明务实。他对文学和国际政治抱有浓厚的兴趣，全心全意拥护革命，视之为犹太人的解放良机。他一直梦想让自己心爱的女儿获得良好的教育，现在有了新经济政策，使他有可能在莫斯科立业安居，梦想成真。
新经济政策使莫斯科变成一个大市场。1921年后的5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内战时期，私人贸易全被取缔。经历了如此的艰辛之后，大家对市场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积累了巨大的需求。大批人群络绎不绝地来到像苏哈勒夫卡市场那样的街头市场，商人手里什么都有，从废铁、衣服、锅碗瓢盆到艺术品。塞缪尔在博洛特纳亚广场上摆鲱鱼摊，该广场位于莫斯科河南，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已变成菜市场，向繁忙的餐馆和咖啡馆供货。在鲱鱼生意上，没人比塞缪尔知道得更多。他可以打开一个咸鲱鱼罐头，马上就能确定它的产地——伏尔加河、咸海、阿斯特拉罕或下诺夫哥罗德。
开始的生活很苦，拉斯金家住在马什昌斯卡娅第一街的地下室，里面徒有四壁，睡的床垫直接铺在地板上，天花板上挂起帘子，将孩子睡觉区与大人的分开，又要与楼上居民共用厕所和厨房。到1923年，塞缪尔的鲱鱼生意日益兴旺，便租下斯列坚斯卡娅街上一栋曾经辉煌的大房子的二楼。该公寓非常舒适，有三个宽敞的房间，一个大浴室。其时的莫斯科，有独用的卫生间和厨房是罕见的奢侈。塞缪尔相当成功，甚至能每月寄钱给住在奥尔沙的父母，帮助侄子马克一家搬来莫斯科。拉斯金一家还定期去莫斯科大剧院，塞缪尔总是租个包厢。 (123)
到了1923年和1924年，商品的短缺和价格的上涨引发了无产阶级对新经济人及其财富的强烈不满。为了抚慰大众的骚动，市苏维埃政府关闭了30万家私人生意。 (124) 拉斯金一家成为该反弹政策的受害者。塞缪尔的生意得以幸存，但必须向莫斯科苏维埃缴纳一项特别税。像其他小商贩一样，他被定为被剥夺者（lishentsy），不得享受选举权和其他公民权利。塞缪尔默默忍受这些惩罚，几年来，一直在支付他那个铁架商摊的高额“商业租金”——莫斯科苏维埃向私商征收的特别税之一，目的是为了安抚工人阶级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1925年，塞缪尔拒绝了将生意转至伊朗的邀请，那里的鱼工业亟需俄罗斯的专长。他希望三个女儿在苏联长大，充分利用他认为将会出现的众多机遇——结果却是错觉。法尼娅是老大，也最实际，1926年以优异成绩通过学校考试，因父亲属于被剥夺者，读医的申请遭到拒绝，只好去工厂上班，改在夜校学经济。索尼娅认真严肃，口齿伶俐，聪明美丽，但因不幸罹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了残疾。像姐姐一样，她也无缘于高等教育，只好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工业学校的夜校学习统计，到1928年又进了钢铁学院。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包括成为工程师的表弟马克，索尼娅全心全意地拥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项目。该计划承诺，将使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变得现代化。拉斯金一家当初逃离的，就是那个反犹大屠杀时有发生的落后的农业俄罗斯。叶夫根尼娅（热尼娅）排行老幺，更有艺术气质，攻读家人都心仪的文学。法尼娅回忆，拉斯金一家仿佛“总是在文学辩论中”。因是被剥夺者的子女，索尼娅在1927年申请加入共青团未果。三姐妹、马克和邻近的父母的朋友的孩子，自组了一个阅读小组。他们讨论政治，举办对“文学人物”的模拟审判。有一次，他们举行对《旧约圣经》的审判，为此找到一本《圣经》，共同研究了整整一个月。 (125)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文学作品、意识形态、宗教习俗发起公开审判是非常流行的宣传活动。
在第一代苏维埃犹太人中，拉斯金一家非常典型，都认同俄国革命中的国际主义。因为它承诺将消除民族之间的偏见和不平等，它所憧憬的现代化城市，将为犹太人打开通向一般学校、大学、科学、艺术、职业、贸易的大门。仅经过1917年的一代，俄罗斯犹太人都已变成城市居民，前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口不是移民，就是老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维埃犹太人中86%住在城市，其中一半聚居在苏联11个最大的城市）。莫斯科的犹太人口，从1914年的1.5万人，剧增至1937年的25万人（该市第二大的族群）。 (126) 犹太人在苏维埃兴旺发达，在党、官僚、军队、警察的精英中占得很大比例。虽然也有不少犹太人像塞缪尔·拉斯金一样，因自己的社会阶层和私营经济而被剥夺公民权利，但根据此时的回忆录，反犹太主义或反犹歧视相对较少。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确有无数的犹太教堂被关闭，那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发起了反宗教运动。家庭继续作为犹太宗教生活的真正中心。在大多数家庭中，老一辈执掌传统的祈祷和礼仪，家人同时又遵守苏维埃的公共节日，接受苏维埃的新信念，特别是年轻人。世俗的意第绪语文化，因苏维埃政府的积极推动而获得了蓬勃发展。当时有意第绪语的学校、电影院、剧院，包括莫斯科意第绪语国家剧院。该剧院指挥所罗门·米霍埃尔斯，还成为众多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犹太知识分子的关注对象。在大多数都市犹太家庭中，既有对犹太传统文化的依恋，也有对苏俄文学和艺术的承诺，两者并驾齐驱，进入更为广阔的国际性世界文化。 (127)
这类复杂的多重身份（犹太人―俄罗斯人―苏维埃人），塞缪尔和贝尔塔都予以保留。他们并不信教，从来不去犹太教堂或遵守犹太教的仪式和节日。贝尔塔只是在苏维埃假日专门烹饪犹太食物。他们会讲意第绪语，但家里说的都是俄语。女儿们听得懂父母讲的意第绪语，但自己讲不好，也没尽心去学，视之为旧时代“奇异的遗物”。对女儿们来说，身份问题比较简单。法尼娅回忆：“我们不想把自己当做犹太人。虽然住在俄罗斯，沉浸在它的文化中，但也不想把自己当做俄罗斯人。我们自认是苏维埃公民。”拉斯金一家认为，教育、勤奋、文化才是获得个人解放和平等的正道。塞缪尔积极关注苏维埃政治，为杰出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成就而感到无比骄傲，例如托洛茨基。他虽没受过高深的教育，却在家里摆满书籍和报纸，还喜欢讨论政治事件，尤其是国外的，他在这方面的消息还特别灵通。朋友和亲戚星期天前来参加著名的“拉斯金晚餐”，就会与他开起“厨房议会”。据说，贝尔塔所做的犹太美食，在莫斯科是独一无二的。 (128)
有些犹太家庭，其成为“苏维埃人”的愿望，反映在尽量抑制自己与犹太文化或宗教的藕断丝连上。例如在盖斯特家中，犹太人的习俗微乎其微，只有犹太菜肴、意第绪语的短句、有关沙皇时代反犹大屠杀的家庭传说，以致少年时的伊娜竟意识不到自己原来是犹太人。伊娜的父母是在戈梅利地区相遇的。瑞贝卡·高根1923年在戈梅利的一个犹太家庭出生。她记得自己在列宁格勒的童年已“全然苏维埃化”，父母遵守主要的犹太人习俗，偶尔讲意第绪语，主要是不想让自己听懂。她说，除此之外，全用“现代方式，没有宗教，没有仍保持犹太习俗的祖父母的影响”。 (129)
依达·斯拉温娜有类似的童年。1921年，她出生于莫斯科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的家庭，父亲伊利亚·斯拉温曾在解放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一事中扮演重要角色。伊利亚1883年出生于莫吉廖夫城附近的小镇，是贫穷的犹太劳工大家庭的长子，从12岁起就开始在当地药店工作和研究。由于取得了药剂师的资格，他在法律上有权搬离法定犹太区。 [14] 1905年，他登记为哈尔科夫大学法律系的走读生，尽管12岁后就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却在第一年考试中获得第一名，从而正式注册，挤入政府批准的3%犹太学生的配额。大学毕业后，伊利亚得到留校任教的聘用，但有个附带条件，即必须皈依基督教。他谢绝了，自愿回到法定犹太区，在莫吉廖夫城担任律师助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占领了苏俄西部。伊利亚迁至彼得格勒，在城镇联盟的总部工作，帮助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迁去俄罗斯各地。1917年后，伊利亚当选为法官，任职于莫吉廖夫、戈梅利、维捷布斯克等地的人民法庭。1921年，他搬至莫斯科，在苏维埃法律机构中继续晋升。伊利亚英俊聪明、善良温和，怀抱高尚理想，并将之投入苏维埃的实践，甚至拒绝自己的犹太身份。
从1903年起，伊利亚一直是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是旨在巴勒斯坦建立社会主义的无产者锡安党的著名成员。伊利亚的犹太复国主义，来自他在法定犹太区的生活经历，那里也是无产者锡安党的主要基地。但一旦来到彼得格勒，接触到欧化与社会同化的犹太人，伊利亚开始摆脱犹太复国主义，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他赞成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从而认可犹太民族的利益必须服从于阶级斗争。在维捷布斯克镇担任法庭主席时，他甚至维护1919年反犹大屠杀的劳工凶手，所持理由是：这是在向犹太工厂经理表达他们的阶级仇恨。 (130) 1920年，伊利亚离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短期加入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到1921年再转向布尔什维克。在加入布尔什维克的简历表中，伊利亚承认自己的“政治错误”（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自那以后，犹太文化从他家中销声匿迹。他教妻子埃斯菲莉学会读写俄语，不许她讲意第绪语，并培养自己的孩子伊萨克（生于1912年）和依达成为不带犹太传统的苏维埃人。依达回忆：
父亲尽量做得正确，要求自己成为一名理想的布尔什维克。我们没有犹太习俗，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孩子甚至蒙在鼓里。一旦成为布尔什维克，父亲便在家中尽力剔除使他忆起贫民窟和法定犹太区的一切。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他相信苏联各加盟国一律平等，家里只有苏维埃的东西。他所珍爱的宝贝只是列宁陵墓的大理石模型，立在他的办公桌上。 (131)
随着新经济政策受到进一步的攻击，新都市犹太人的前景变得暗淡。1928年，莫斯科苏维埃再次向小商贩征收特殊营业税。对塞缪尔·拉斯金来说，这真是一个尴尬时刻。新经济政策重新确定了私宅和合作公寓的所有权，所以在那年的早些时候，他向祖博夫广场的建设项目投入资金。建筑商正在这个莫斯科时髦公寓区的庭院建造一栋两层楼房，塞缪尔的投资可让他拥有楼上一套三室公寓。他一直有自置私产的梦想——想让三个女儿在攻读时享有经济保障——所以拒缴这特殊营业税的全部，遂被捕，先是短期监禁于莫斯科，后被流放到下诺夫哥罗德。 (132) 逮捕只是政府从1927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向私人贸易发起进攻的一部分，最终导致新经济政策的废除。反对新经济政策的运动，与斯大林的崛起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的失败紧密相关。后两位是斯大林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他们继续支持列宁在1921年引进的混合经济政策。
在新经济政策上，布尔什维克一直在左右摇摆，但它的无产阶级支持者则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信任，更因市场的大幅波动而愈益加强。一旦农村发生商品短缺，农民不愿向城镇输送食品，市场价格就会攀高。第一次市场波动发生于1923至1924年，苏维埃为了安抚不满物价上涨的工人阶级，首次向新经济人发动攻击。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市场回归稳定，但1927至1928年，收成不好，再加上消费品欠缺，又发生了第二次市场波动。随着工业制品的价格上涨，农民减少了出售给国家仓库和合作社的粮食，因为采购价格太低，农民换来的钱还不够用来购买日常用品。所以，农民不愿卖给国家，宁可自己多吃，喂养牲畜，存储在谷仓，或运去私营市场自售。如何找到应付这场危机的正确方法？新经济政策的支持者意见纷纭。为了维护市场机制以及与农民的联盟（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布哈林赞成提高采购定价，但也承认国家因此会增加开支并减少对工业的投资。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在向农民作出更多让步一事上小心翼翼。他们担心这会推迟苏维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在他们看来，国家应采取临时征用，确保粮食存有量和消费品的原料，之后再恢复农业市场机制。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直到1927年12月他在苏共十五大击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之后他转而反对布哈林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将粮食危机斥为“富农罢工”，呼吁回到内战时的征购，以支持苏联工业化的五年计划。他在发言中措辞激烈，要求铲除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残余（小商贩和自耕农），不允许它们阻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步。
斯大林的激烈措辞——呼吁返回革命和内战时的阶级斗争——迎合了党内广大的无产阶级。他们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资产阶级正在回潮，打着新经济人、“资产阶级专家”、“富农”的旗号。许多人认为，布尔什维克理想是社会正义，而新经济政策却是一种倒退。他们担心，它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辟。一名布尔什维克回忆：“我们年轻共产党人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信念：金钱将被永远废除。如果金钱重现，富人也会重现吗？我们在滑回资本主义吗？我们以焦虑的心情自我追问。”
斯大林呼吁重返内战时的方法，对年轻共产党人特别有吸引力——他们出生于20世纪的前20年，太年轻，没能参与1917至1921年的革命战争，但一直接受源于内战的“斗争崇拜”的熏陶。另一名布尔什维克（生于1909年）在回忆录中认定，他同代人的好战世界观，使他们易于接受斯大林的观点：必须重新发起反对“资产阶级专家”、“新经济人”、“富农”以及其他“资产阶级走狗”的阶级战争。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解释，年轻共产党人曾经心灰意冷：
我这一代的共青团员——十月革命时仅10岁或更年轻——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恼火。不管是在共青团，还是在工厂，我们感叹没有重大事业留给我们来完成：革命已经结束，艰苦但浪漫的内战岁月，不会再一次光临；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只有乏味平淡的生活，既没有斗争，也没有激奋。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在1927年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的进步青年没有投身运动的真正兴趣或焦点——现在不是内战时代，只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它是革命过程中的必要阶段，但很无聊。大家所关心的只是个人私事和家庭琐事。我们需要新鲜东西来震撼自己，打破这沉闷的氛围（有人甚至在期盼战争）。
斯大林充分利用这类浪漫概念：内战是“英雄时期”，苏联国家正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敌人展开恒久的斗争。他捏造了1927年的“战争恫吓”，让苏联报刊充斥英国“间谍”和“反苏入侵计划”的假新闻，用这种恐惧来呼吁搜捕大批的潜在“敌人”（保皇分子和“遗民”），呼吁人们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扩军。他认为，把新经济政策当做工业军备措施则实在太慢了，当做战争中购粮措施又不可靠。与敌人开展不懈的斗争是斯大林五年计划概念的出发点。1928至1929年，为取得党的控制权，他与布哈林展开政治斗争。他指责布哈林竟然相信阶级斗争将随时间的消逝而愈益减少，“资本主义元素”与社会主义制度将获得调和（其实，布哈林认为经济领域的斗争将会持续）。斯大林认为，这种观念将削弱党对资本主义敌人的防御，将让敌人渗入苏联制度，从内部发起颠覆。斯大林坚持认为，随着苏联迈向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反抗一定会愈益强化，所以要以新的活力，不断“肃清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 (134) 这像是一个前兆，他在后来的大恐怖时期，也作过类似的呼求，使日益高涨的镇压浪潮变得合理化。这个呼求激励了斯大林一派的力量，保证了对布哈林的胜利。恐怖是五年计划的灵感，并不是它的产物。
向私商发起的进攻是再一次革命战争的首役，数千名新经济人遭囚禁，或被赶出家门。到1928年底，1926年注册的40万民营企业中，已有一半以上因不堪重税或警方行动而被关闭；到1929年底，存留的仅占十分之一。对被剥夺者的新限制，使新经济政策人的家庭生活更为艰难，没有资格获得配给卡（1928年推出），只好在仅剩的私营商店购买价格急剧上涨的食品。他们的家庭被逐出国家住房，他们的孩子不得上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此类事件比以前更为常见。 (135)
恰好在这场阶级斗争的高潮，塞缪尔·拉斯金从下诺夫哥罗德的流放地返回莫斯科。1929年春，他们一家人搬入祖博夫广场的新家。塞缪尔和贝尔塔住一间，索尼娅住另一间，法尼娅和热尼娅挤在客厅。过不多久，塞缪尔拥有自己住房的梦想彻底破灭。新经济政策取消后不久，就是私有制的废除。莫斯科苏维埃将拉斯金的住房国有化，使之成为共用公寓。一对老夫妇（知名的警方举报人）搬了进来，占了两间大屋，而拉斯金一家不得不挤入一个小间，还要付租金。1929年11月，国家又征用了塞缪尔的鲱鱼生意。塞缪尔第二次被捕，先押在布提尔基监狱几个星期，后被流放到沃罗涅日。他在1930年返回，开始了苏维埃水产业雇员的新生活。 (136)
塞缪尔失去了一切，像忍受先前的厄运一样，默默承受自己沦落的处境，从没抱怨苏维埃政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是热尼娅在20世纪50年代的朋友，她在有关斯大林年代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塞缪尔：
热尼娅的父亲是名小商人。事实上，他是你想象中最小的商贩，养育三个女儿，专做咸鲱鱼生意。俄国革命曾使他欢欣鼓舞，因为它宣布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使他有机会实现三个聪明女儿接受良好教育的梦想。新经济政策推出时，他当了真，全心全意投入咸鲱鱼生意，以求培养女儿——最后却因付不起税而遭到没收。毫无疑问，他一定打过算盘，如何保住自己的家。他被送去纳雷姆地区或类似的地方，但没有为此或之前的入狱而悲痛欲绝——他入狱时，当局引进了比原始殴打更为精致的折磨“新法”，以对付“没收贵重物品”的案件。第一次流放时，他给妻子和三个女儿写了如此悲痛而柔肠百结的家书，以致她们决定不让任何外人读到。他的一生在反反复复的流放中度过。后来，同样的命运落到他的那些女儿和女婿的头上，各自走上流放和劳改营的风雨路。如果没有身处中心、坚韧不拔的父亲，这家人的命运真可成为典型苏维埃生活的缩影。他是犹太圣徒的典范，像上帝的仆人约伯一样，拥有神秘的灵性和善良。 (137)
[1] 临时政府由自由派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组成，旨在维持俄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宪政大会的民主选举。但工人、农民、士兵组成了自己的地方革命委员会，尤其是苏维埃，以推行激进的社会革命。临时政府的政治权威，很快因此土崩瓦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权力，就是以苏维埃的名义。起义前夕的布尔什维克，约有35万名成员，代表了社会民主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派，该党的温和派孟什维克则支持临时政府。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罗斯共产党。
[2] 有大量例证可供选择，如亚历山大·法捷耶夫（未来著名作家的父亲），在1905年为了投身于“人民事业”，弃妻子和三个孩子于不顾。还有抛离丈夫和两名年幼女儿的柳芭·拉达琴科，她在日记中指出，“真正革命家的责任，就是要做到不受家小的拖累”。（RGAE，f.9455，op.3，d.14，l. 56）
[3] 仿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1917年以后，革命年鉴创造了众多的苏维埃新名字。其他常见的有：弗拉基列（弗拉基米尔·列宁）、恩格列娜、宁格、马列（马克思和列宁）、马恩列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十月革命）。
[4] 内战期间俄罗斯南部的白军领袖。
[5] 义务劳动就是始于内战的周六劳动，征召学生、工人和其他公民“志愿”参加体力劳动，譬如清除街头垃圾。它很快变成苏维埃生活方式的永久标志，呼吁人们投入义务劳动，不止是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
[6] 社会革命党人是1917年俄罗斯最大的党派，凭借农民的支持，在制宪大会中拥有多数席位，1918年1月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取缔。
[7] 他们属于被剥夺者——主要是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神职人员，没有公民权和选举权。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歧视日益加重，许多家庭不能住国家配给的住房，领不到配给卡，孩子不能去苏维埃学校上学。
[8]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2—1934）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叙述了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共青团斗士保尔·柯察金的英勇事迹。它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激励了众多的苏维埃儿童。
[9] 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1924年出生于罗马，并在那里长大。她使用同样的语句，回忆自己的母亲。艾莱娜的母亲出生于1893年，是俄罗斯1906—1911年的总理彼得·斯托雷平的女儿，她也毕业于斯莫尔尼学院。（根据对艾莱娜·沃尔孔斯卡娅的采访，2006年7月于意大利的切托纳）
[10] 17世纪50年代的教会改革，使俄罗斯东正教的仪式向希腊正教靠拢，但老信徒仍坚持遵循改革之前的旧规矩。
[11] 政府提供免费的火葬，以鼓励人们采纳世俗的苏维埃仪式。但根据20世纪20年代早期任职于太平间的一名员工所说，“俄罗斯人或是信教，或是过于迷信，都不愿偏离东正教的丧葬传统”。（GARF, f. 4390, op. 12, d. 40, l. 24）
[12] 他的教名是基里尔，人们也始终如此称呼他。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文学生涯，感到基里尔的发音比较尴尬，遂改名为康斯坦丁。为清晰起见，我们在本书中只用康斯坦丁一个名字。
[13] 法尼娅和雅可夫上了爱沙尼亚的塔尔图大学（当时名叫Iurev），那是1917年前接受犹太学生的少数沙俄大学之一。
[14] 允许搬离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包括：一级商会的商人、技艺出众的工匠、大学生和合格的药剂师。
第二章 大转变（1928—1932）
一
1930年8月2日，奥布霍沃村民举办盛宴来庆祝古老的宗教节日伊林（Ilin），一是标志夏季的结束，二是祈祷美好的收成。从教堂回来后，村民聚集在该村最大的家族戈洛温家，分享自制的馅饼和啤酒，孩子在室外撒欢。傍晚时分，村民舞蹈开始，带头的是三角琴手和手风琴手，后面的是排成两行的少男少女，身穿节日棉纱服，离开戈洛温家，沿着村里的街道载歌载舞。 (138)
这一次过节已经笼罩在激烈争执的阴影之下。苏维埃政府下令成立集体农庄，但村民的意见严重分裂。大多数农民不愿放弃世代耕耘的家庭农庄，不愿与他人共用自己的财产、牛马、农具。在集体农庄里，所有的土地、牲畜、工具归集体所有，合并的大片土地可以使用拖拉机，农民变成赚取工资的劳工，只允许保留小菜园来饲养家禽和种植蔬菜。奥布霍沃村的村民本来就栈恋个体劳动和私人财产的原则，复又听到其他北部村庄的可怕故事，更被吓坏了。譬如，士兵逼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实施大规模的逮捕和驱逐，杀人放火，农民逃离自己的村庄或屠宰牲畜以躲避集体化。尼古拉·戈洛温在7月的公社会议上曾告诫大家，“在自己的农庄，我们辛苦是为自己；在集体农庄，我们将再次成为农奴”。 (139) 奥布霍沃村的许多老农，出生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
尼古拉在1917年领导了农民的土地革命，组织没收了教会土地（那里没有绅士阶层），再通过公社和苏维埃完成了土地的重新划分，使耕地面积与家庭规模相匹配。自耕家庭农庄的数量因土地革命而有所增加，村民尊重尼古拉，经常向他讨教农业上的见解，看重他的智慧、诚实、勤奋、节制、谦虚。他较能吃透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并作出浅白易懂的解释，从而赢得了村民的信任。他房子外面的老石磨是个非正式的聚会场所，夏日傍晚，村民都聚集于此，聆听尼古拉对本地事件的意见。 (140)
戈洛温家族是农民传统的捍卫者，其家庭农庄的管理遵照父系家长制，所有孩子都在父亲的指挥下参与农活，从小学会了服从他的至高无上权威（“天上有上帝，家里有父亲”）。像其他农民一样，戈洛温一家相信私家耕作的权利，这本来就是1917至1918年土地革命的指导原则。内战中，尼古拉帮助组织北方的红军。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将捍卫农民此类权利，所以给予积极的支持（整个20世纪20年代，他家主屋的圣像旁，挂的就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的肖像）。但这些权利遭到布尔什维克越来越频繁的攻击，在奥布霍沃村领导集体化运动的，是激进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他们在村校召开会议，向奥布霍沃村最富裕的农民发出激烈的指控——主要针对戈洛温家。村民从没听到过如此的宣传，共青团干部的滔滔不绝给很多村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些会议上，村民被告知他们属于三个相互敌对的阶层：作为无产阶级盟友的贫农、中立的中农，以及作为敌人的富农。 [1] 全由共青团员开列的三个阶层的名单，贴在村校外的告示牌上。村民以前都没有社会阶层的概念，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一个大家庭。对戈洛温那样的最成功的农民，最贫穷的农民通常是尊重的，甚至于毕恭毕敬，但在村校的会议上，特别在酒精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对“富农戈洛温”的控诉。 (141)
驻在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工作队有12名青少年，携带枪支，身着军便服，在村庄里四下活动，令村民望而生畏。他们的负责人是科利亚·库兹明，18岁。他父亲很穷，又好酗酒，他家肮脏破烂的房子就坐落在贫民集聚的村庄尽头。还是小男孩时，科利亚就被家人派去村中其他农户乞求帮助。尼古拉的女儿安东尼娜回忆，他经常来自己家乞讨“火柴、盐、煤油、面粉。这类生活必需品，在库兹明家老是青黄不接，等不及来年”。尼古拉可怜他，让他来自己的皮革工场工作。他工作多年，直到1927年加入共青团，就对戈洛温家反戈一击。 (142)
在许多村庄，特别是像奥布霍沃村那样的偏远村庄，布尔什维克尚未设立党支部，宣传鼓动工作必须依靠共青团。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村共青团员的人数是农村党员的4倍。离奥布霍沃村最近的党支部，设在7公里外的乌斯秋扎纳镇。由于奥布霍沃村的苏维埃掌控在戈洛温家族的手中，村里坐立不安的共青团年轻人，便成了开展集体农庄运动的领头人。从1928年秋天起，党领导呼吁大规模的集体化。库兹明和他的伙伴四下串联，鼓动最贫穷的农民加入战斗，以抵制“富农”和教会的反革命影响，还向镇党支部投送匿名控告信。到1929年春，尼古拉遭到奥布霍沃村苏维埃开除，又作为“皮革生意的资产阶级老板”而被剥夺公民权。11月，村共青团和镇官员前来尼古拉家里搜查，向他的“富农”农庄征收800卢布的重税。这项征税只是全国性政策的一部分，为了“榨干富农”和没收其财产，光在沃洛格达一地，就毁了近4000个农户。 (143)
为了缴税，尼古拉被迫出售两头奶牛、制鞋机械、铁床和一箱衣服。那年冬季，他甚至与他四兄弟中的两位，前往列宁格勒的建筑工地，以赚取额外的现金。这三人意识到农业集体化的不可避免，甚至想离开奥布霍沃村，试探城市生活的可行性。他们睡宿舍的长椅，吃食堂，省下几百卢布寄回家中，但数月后仍决定返回。尼古拉在给家人的信中解释说：“如果什么都要从商店购买，面包、土豆、白菜，这样的日子没法过。” (144)
尼古拉在1930年春天返回，与共青团的关系也濒临破裂。一天晚上，他与来自邻村的兄弟伊万·戈洛温一起吃饭，坐在厨房窗口的桌旁。聚在屋外黑暗中的库兹明及其追随者，能清晰看到兄弟俩被煤油灯映出的身影。这帮年轻人显然喝醉了，高喊“富农”“走出来”，然后朝窗开枪。伊万被击中头部，当场死于血泊之中。
数星期后，库兹明又来尼古拉家，还带来两名镇上的党干部。那晚，尼古拉家正好有个聚会，主屋里挤满了朋友和亲属。库兹明指责他们举行非法集会，一边猛烈拍门，一边喊道，“一帮富农，开门，中止你们反苏维埃政权的阴谋！”，并朝天开枪。尼古拉来到门廊上挡着，不让他们进去。库兹明威胁要枪杀尼古拉（有人听到他说：“我要把你打死，像干掉你兄弟一样，没人会来惩罚我”），随即动起手来，却被尼古拉推倒在地，才和伙伴们悻悻而去。几天后，他写信给乌斯秋扎纳镇政治警察（OGPU）的主管，控诉尼古拉是个富农剥削者：
与十几名富农分子一起，在我们村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他们声称苏维埃政府在抢劫人民，其目的就是要煽动人们反抗，破坏集体化。
库兹明很清楚，这足以让他的前雇主被捕，特别是他的控告还获得了两名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他们添油加醋，称尼古拉咒骂苏维埃时“始终是醉醺醺的”。 (145)
果然在8月2日，即宗教节日结束时，客人们正准备离开戈洛温家，两名官员前来逮捕尼古拉，他被关押在乌斯秋扎纳镇。三人组成的政治警察法庭，裁定他有“恐怖分子的意图”（将库兹明打翻在地），判刑三年，押往白海一座岛屿的索洛韦茨基监狱。安东尼娜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是透过乌斯秋扎纳镇监狱的铁栏。她和母亲、兄弟姐妹步行到镇上，为了能在尼古拉奔赴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之前，看上他最后一眼。之后的三年中，父亲身陷囹圄的形象不断出现于安东尼娜的梦魇中。 (146)
尼古拉被捕几星期之后，奥布霍沃村的农民被迫出席村庄会议，通过决议，废除自己的家庭农庄，移交所有土地、工具、牲畜，以建立集体农庄。
集体化是苏维埃历史上巨大的转折点。它摧毁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家庭农庄、古老的农民公社、独立的村庄、教堂、农村市场。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障碍。数以百万计的人背井离乡，散布苏联各地，包括逃离集体农庄的、因集体农庄粮产的过度征用而造成的饥荒逃难者、孤儿、富农及其家人。这批流动人口成为斯大林工业革命的主要劳动力，充斥于城市、工业建设基地、劳改营、古拉格（劳改营的主要管理机构）的“特殊定居地”。创立苦役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革命（自上而下），巩固了斯大林政权。它打破旧式的关系和忠诚，铲除旧道德，推行（苏维埃）新价值和新身份，使全体民众从属、依赖于国家——住房、教育、就业、口粮——全受计划经济的控制。
消灭家庭农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对农民抱有根本的不信任，因在农村缺乏影响力，不得不忍受1917年农民的土地革命，以利用来破坏旧政权。但他们一直公开表示，其长远目标是扫除小农制度，代之以大规模的机械化集体农庄，将农民改造为“农村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教导布尔什维克，农民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小资产阶级”残余，说到底，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互不相容。农民与俄罗斯父系家长制的习俗和传统牵连太紧，在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原则和习惯上受了太深的影响，太倾向于家庭的“自我中心”，以致无法变得完全社会化。
布尔什维克认为，农民只要控制食物供应，就会对革命构成潜在的威胁。如内战时所显示的，农民如果不把粮食运去市场，就可以把苏维埃政权带到崩溃的边缘。1927至1928年的粮食危机，使斯大林小圈子再度担心“富农罢工”。斯大林为此重新启动粮食征用，为了替这一对策辩护，更营造了“富农在威胁内战”的气氛。斯大林1928年1月前往重要产粮区西伯利亚，敦促当地积极分子对涉嫌囤粮的富农毫不手软。他的战斗口号更配以一系列紧急措施，指示当地政府以刑法来逮捕拒绝上缴粮食的农民，没收其财产（这是刑法的滥用，在政府内遇到相当的抵制）。数十万“恶意的富农”（像尼古拉·戈洛温那样的普通农民）被捕，被送去劳改营，他们的财产遭到毁坏或充公。政府寻求打破“富农罢工”，更将监狱的人满为患转化成一个劳改营网络（很快被称作古拉格）。 (147)
随着粮食争夺战的愈益激烈，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转向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既加强国家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又一劳永逸地消除“富农威胁”。斯大林在1928年说过：“我们必须制订一套程序，一旦威胁撤回国家的补贴和信贷，集体农庄就会向国家和合作机关交出所有的商品粮。” (148) 斯大林对大规模机械化的集体农庄的潜力，抱有日益增加的乐观。有统计显示，已有的此类农庄所生产的商品粮盈余，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家庭农庄所能生产的。
对集体农庄的热情是这时才兴起的，之前，党对集体化并不十分重视。根据新经济政策，国家只是通过财政和农艺上的援助，鼓励集体农庄的成立。党内普遍认为，集体化只是一个渐进自愿的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农民并没有接受集体化的原则，集体农庄的增长实属微不足道。1927年之后，国家通过税收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向集体农庄提供信贷，向“富农”农庄征收重税——集体农庄因此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增长。但它不是土地和财产都汇集在一起的大型公社，而是土地共耕、牲畜农具仍属私人的小型合作社。它们属于非正式的，遂引起了大多数农民的兴趣。第一个五年计划并没有改变政策的迹象，只字不提自愿原则的变动，只预测集体农庄的耕地量将有适度的增长。
该政策的突变是斯大林在1929年强行通过的，对布哈林是致命的打击。布哈林还想在五年计划中，拼命保留新经济政策的市场机制。该计划的原始版本（1929年春天通过，不过生效日期追溯至1928年）所设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目标，虽稍嫌乐观，却尚算合理。但斯大林要求更高的工业增长率，1929年秋天订下的五年计划，其目标大大调高，要在1932年结束时，投资额增加到3倍；煤炭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原始版本要求增加250%）。广大党员普遍怀有疯狂的乐观，苏维埃报刊提出了“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 (149) 这些乌托邦式的增长率，迫使党接受斯大林的大规模集体化的政策，似乎只有如此，方能获得廉价和保证的粮食供应，以养活迅速扩充的工业大军（还必须保证换取外汇的农产品出口）。
该政策的核心是党向农民的宣战，农业集体化的矛头直指在俄罗斯根深蒂固的旧观念，譬如农民对村庄和教会的依恋、家庭农庄、私人贸易、私人财产。1929年11月7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大转变的一年》，称五年计划是在苏联反“资本主义元素”的最后一场伟大革命斗争，让社会主义工业为共产主义社会打下基础。斯大林向高尔基解释，他的“大转变”是指“彻底摧毁旧社会，热火朝天地建设新社会”。 (150)
从1919年夏季起，数千名党的积极分子被派去农村，鼓动宣传集体农庄的优越性。像奥布霍沃村的村民一样，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放弃沿续数百年的生活方式，盲目投入一个未知世界。另一方面，用以说服农民的集体农庄好榜样，却寥寥无几。1929年在西伯利亚工作的一名德国农业专家，将集体农庄描述成“死亡申请者”。它们中很少拥有拖拉机或其他现代设施，经营不善，其管理人员的农业知识匮乏，犯下“浅陋的错误，给集体化的全过程抹黑”。根据政治警察所说，农民担心加入集体农庄将“血本无归”——他们的土地、奶牛、马匹、工具、家园和家人。一位老农说：“讲师来了一个接一个，告诉我们应忘记私人财产，应与他人共享。然而，对私产的热望为何仍在我们的血管中燃烧不已？” (151)
积极分子无法说服农民，便开始采取强制措施。1929年12月，斯大林呼吁“消灭富农阶级”。从那以后，促使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运动变成了一场大战。党员和共青团员动员起来，全副武装，再加上当地民兵、军队及政治警察的特种单位、城镇工人、志愿学生，他们奔赴农村，肩负的严肃使命是如果办不成集体农庄，就休想回去。上级告诉他们：“最好超越目标，不可功亏一篑。记住，我们不会怪罪你们的过分，但如果你们不够努力——当心！”一名积极分子记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孟德尔·哈塔埃维奇向伏尔加河地区80名党员发表了如下讲话：
你们必须以共产党员强烈的责任感挑起重担，没有呜呼哀哉，没有腐朽的自由主义。把你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扔出窗外吧，成为无愧于斯大林同志的布尔什维克。无论富农代理人在哪里抬头，就在那里把他打倒。这就是战争——你死我活。腐朽资本主义农业的最后残余，必须消灭，不惜一切代价。 (152)
1930年的头两个月，苏维埃农民的一半（约6000万人，超过10万个村庄）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在投票参加集体农庄的村民会议上，积极分子耍弄各种恐吓手段。例如，西伯利亚某村的农民，对集体农庄的议案甚不情愿；但到投票表决时，积极分子却带来全副武装的士兵，要求反对议案的人发言，大家噤若寒蝉，于是宣布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在另一村庄，农民投票反对集体农庄之后，积极分子要求知道谁投了反对票，并解释说，加入集体农庄是苏维埃政府的命令；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反对政府，积极分子便将投票结果改为“一致通过”。在其他村庄，只有少数村民（由积极分子挑选的）获准参加会议，表决结果却对全体村民都具约束力。例如，科米地区的切勒姆霍沃村共有437户农民，出席村民大会的仅52人，18人赞成，16人反对；然而在此基础上，整村加入了集体农庄。 (153)
发言表示反对集体化的农民，遭到了殴打、折磨、威胁、骚扰，直到最终同意。还有很多人被当做富农逐出家和村庄。将农民赶入集体农庄，与猛烈攻击教会相伴相随，教堂是农村旧生活方式的焦点，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又是反对集体化的潜在源头。数千神父被捕，教堂遭到洗劫和破坏，数百万信徒被迫躲在自己家里偷偷保留信仰。反对强行集体化的农村党员和官员，被开除党籍，锒铛入狱。
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 (154) 在他的心目中，迫害富农可以一箭双雕：一是消灭反对集体化的潜在力量，二是杀鸡儆猴，敦促其他村民加入集体农庄，以逃避与“富农”一样的厄运。
有关“富农”的讨论众说纷纭，却没有一个客观定义。该名称用得如此广泛随意，几乎每一个农民都可被冠以“富农”的帽子，从而遭到剥夺。向“富农”开战就是为了制造恐怖，这种含糊性更添加了恐怖的效果。根据列宁主义思想，“富农”是雇用劳工的资产阶级农民，但1929年后，实际上作为“富农”遭受迫害的农民中，符合上述定义的寥寥无几。新经济政策允许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致富，像戈洛温那样的农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在家庭农庄中创造了相当的财富。 [2] 但新经济政策对雇用劳工一直有严格控制，不管怎么说，1927年后的农民纳税大增，多数像戈洛温那样的富有农民，已失去私人财富的大部分。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公认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 (155)
对苏联来说，消灭“富农”是巨大的经济灾难，使集体农庄失去俄国最勤劳农民的专业知识和工作伦理，最终导致苏维埃农业部门的持久衰退。斯大林发动对“富农”的战争，没作经济上的考量——只想剔除集体化农庄的潜在反对力量，因为“富农”是农村的个人主义者，又是农村旧生活方式最强大的领导者和支持者，必须让他们消失。
“消灭富农”在全国遵循相同的模式。1930年1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定出配额：6万名“恶劣富农”送去劳改营，1.5万名其他“富农”家庭流放去北方、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这只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最终将要求剥夺100万“富农”家庭（约600万人）的财产，把他们送去劳改营或“特殊定居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配额的实施（又将“富农”配额提高到所有农户的3%至5%），其具体执行再分配给地方上的政治警察和党组织（许多地区故意超额，相信这样做能显示自己的高度警惕性，以迎合上级）。 (156) 每村都有地区当局锁定的配额，共青团和党的积极分子开列每村逮捕和流放的“富农”名单，等他们被驱走后，再盘点清算他们家中被充公的财产。
令人惊讶的是，迫害“富农”的运动仅遇上零星的农民反抗——尤其应考虑到的是，俄罗斯的村庄团结具有浓厚的历史传统（反“富农”运动在内战时期无法分裂农民）。当然也有抵制配额的村民，坚持认为他们之中没有“富农”，或所有的农民都很穷。也有村民拒绝交出“富农”，甚至在积极分子前来拘捕时予以保护。但大多数农民，对于乡亲的突然失踪，只是战战兢兢地接受。在有些村庄，农民举行村民大会来选择“富农”（孤立无助的农民、寡妇、老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也有的地方，“富农”是通过抽签选出的。 (157)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191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库尔干地区的农民大家庭。他讲述了自己父母如何被选定为“富农”并逐出家园：
他们没有调查或慎重考虑，只是赶来通知：“你们要走”。驱逐我们的村苏维埃主席谢尔科夫解释：“我收到命令[来自区党委]，找出要驱逐出去的17户富农。我召集贫农委员会，连夜开会，讨论人选。但村里没人富得够格，也没有很多老人，只好拼凑出17家，你们正好被选上了。”他还说：“这不是有意要针对你们家。我也是没办法啊！” (158)
作为“富农”受到迫害的统计人数很难确定。在“反富农运动”的高峰时期（1929年冬至1930年冬、1931年初的几个月以及1932年秋季），全国的道路上满是被驱逐之人形成的长队，每人携带自己仅剩的财产——可怜的几捆衣服和被褥，或自己拉车拖着这些家当。乌克兰苏梅地区一名目击者看到一长列人群，“朝两个方向延伸，一眼都看不到头，沿途还有人不断加入”，向铁路旁的聚集点行进。那里有载牛的车厢，把他们运去“特殊定居地”。由于铁路无法应付这么多人，许多“富农”必须在简陋的拘留营中等待数月。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老人和儿童像苍蝇一般死去。到1932年，已有140万“富农”抵达“特殊定居地”，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另有更多的人走进了附属于古拉格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劳改营；还有人仍在迁徙的旅途中。总而言之，从1929到1932年，被逐出家园的至少有1000万“富农”。 (159)
这些统计数字的背后是无数的人间悲剧。1930年1月，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一家被逐出库尔干地区的巴拉巴，他们已在那里住了整整50年。祖父的房子遭到摧毁——农具、推车、马匹、奶牛转到集体农庄的名下；小件的家用品——如衣服、床单、锅碗瓢盆——则分给村民，家中的圣像全部被砸烂烧毁。德米特里的祖父母，其四个儿子中的三位和他们的家人（总共14人），被禁止与其他村民交往，暂居牛棚，等待镇上的驱逐命令。6个星期后，他们被流放至乌拉尔的木材营地（祖父母在一年之内死去）。德米特里的父亲尼古拉与家人仍留在巴拉巴的老家。尼古拉是内战时期的红军老兵，曾组织村里第一个集体农庄（TOZ），他的农业知识是集体农庄迫切需要的。尼古拉得以保住自己的房子，与他一起的还有妻子安娜和六个孩子。但到1931年早春，他们被告知也“中选”当上了“富农”，加入巴拉巴的第二波驱逐。被押送出村之前，他们只有一小时的时间来收拾简单的行装，然后就走上大草原，并被告知永远不得归来。 “我们失去了一切”，德米特里回忆：
一小时之内能收拾什么呢？父亲要带走手杖（其中一根饰有银顶），但警卫不准。他们还拿走母亲的金链和金戒指，简直就是大白天抢劫。一切都被留下了——我们的家、谷仓、牲口、床单、衣服、瓷器，只能带上几件随身衣服——父母的、小孩的、兄弟姐妹的——成了我们合家的全部家当。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贫农家庭，到了1932年，却作为“富农”遭到迫害。瓦伦蒂娜最早的记忆是与父母从燃烧的家中逃出，此次纵火是村里共产党人下的命令，特意选在家人都已睡着的半夜。瓦伦蒂娜的父母差一点没有时间拯救两个女儿，他们带着严重的烧伤，从被火焰吞噬的家中逃出。当晚，父亲被捕，监禁之后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阿穆尔地区，在各式劳改营中度过之后的6年。他们的住房和谷仓被烧；奶牛和猪充公给了集体农庄；庭院里的果树被砍；地里的农作物遭到摧毁；唯一剩下的只有一袋豌豆。瓦伦蒂娜的母亲名叫叶菲米娅，不识字，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她带着两个幼女度日，以前的家现在已是一片废墟。叶菲米娅只能从废墟中觅寻残片，在村边搭起一个小窝棚，帮人做清洁工，勉强维生。瓦伦蒂娜和姐姐都没上学——“富农女儿”好几年都不准上学。她们是在大街上长大的，跟随母亲到处做清洁工。瓦伦蒂娜回忆：“所有的童年记忆都是悲伤的，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饥饿，从没离开过我。” (161)
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1913年出生于伊尔贝伊地区——位于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家里务农，在11个孩子中排行老三。她的母亲1924年死于难产，父亲伊利亚一人带大所有的孩子。父亲积极进取，抓住新经济政策的机遇，由务农转行做园艺。他种植自己年幼的孩子容易照看的罂粟种子和黄瓜，因此被冠为“富农”，遭到逮捕和监禁，后被送去劳改营，把孩子们留给17岁的克拉夫蒂娅照看。父亲的财产全被剥夺：他自己建造的房子现属于村苏维埃；马、奶牛、羊、农具都被集体农庄拿走。好几个星期，孩子们住在澡堂里，直到官员把他们带去孤儿院。克拉夫蒂娅带上最小的孩子，前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走之前，她们向其他村民出售最后的财产。克拉夫蒂娅回忆：“我们只是孩子，没有多少东西。一条毛皮衬里的毯子、一张老羊皮、一个羽绒床垫、一面镜子，都是从自己家里救出的，便是我们拥有的一切财产。” (162)
向农民开展残酷斗争的男男女女，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推行集体化的人是应征的士兵和工人——他们急于执行上级的命令（在某种情况下还从中渔利）。“富农寄生虫”和“吸血鬼”是危险的“人民公敌”这样的反复宣传，再加上上级的灌输，培养了他们对“富农”的仇恨。库班地区一名年轻的共青团领袖回忆：“我们接受培训，不把富农当人，而是当做害虫和虱子，必须予以消灭。”另一名集体化推行者在1980年代写道：“如果没有集体农庄，富农可能早已掐住我们的喉咙，活剥了我们的皮！” (163)
其他人则因共产主义的狂热而失去理智。五年计划的宣传激发了浪漫的革命热情，他们因此相信，有了布尔什维克，人类的绝对意志可以创造任何奇迹。当年的一名学生回忆道：“我们坚信，我们是在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它将通过若干个五年计划得以实现，我们愿意付出任何牺牲。” (164) 这种激起的救世愿望和狂热，其力量在今天很容易被人低估。要知道，年轻的一代从小就接受熏陶，“崇拜斗争”，向往内战的浪漫。这些年轻人愿意相信，继续斗争是他们的天职，借用《国际歌》的话就是要创造“新的更好的人生”。约有2.5万都市积极分子大军奔赴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其中的一员回忆：“不断的斗争、斗争，更多的斗争！这就是我们受的教育——没有斗争，就没有成果，这是社会生活的规则。” (165)
根据这好战的世界观，创造一个新社会不但是要与旧社会力量进行一场苦战，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对五年计划的宣传加强了这一逻辑，它喋喋不休地谈论，要在社会、经济、国际、国内等“战线”上，发起“运动”、“战斗”、“攻势”）。理想的共产党人以这种方式将“反富农”的恐怖与乌托邦的信念调和起来。有人震惊于野蛮的暴力，有人憎恨自己扮演的角色，但很清楚自己是在做什么（他们无法辩解自己的一无所知，或只是在“奉命行事”）。他们都相信，如果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
列夫·科佩列夫参与了对乌克兰农民的最惨无人道的暴行之一，当年他是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他解释了当年行为的出发点。1932年，科佩列夫自愿参加向“富农”征用粮食的共青团分队，夺走一切食物，不留下一个面包。他在20世纪70年代反思时，尚能记得孩子们的尖叫和农民们的表情——“宛如惊弓之鸟，哀求，充满仇恨，迟钝的冷漠，绝望，激怒，几近疯狂的凶悍”：
看到和听到这一切，会令人痛苦。更糟糕的是，还必须参与其中……我尽力说服自己，尽力自我解释：绝不能向怜悯让步。我们在实施历史的必然之途，在履行革命义务。我们征粮是为社会主义祖国，是为五年计划。 (166)
大多数村庄默许对“富农”的迫害，对集体化却有广泛的抵制。从1929到1930年，警方登记了44779起“严重骚乱”。有数百共产党人和农村积极分子被杀害，受到袭击的有数千。这些骚乱包括农民的示威和暴动，对苏维埃机构的袭击，对集体农庄财产的纵火和破坏，对关闭教堂的抗议，简直是回到了内战尾期。其时，烽火四起的农民起义迫使布尔什维克放弃征粮，并引进新经济政策。但这一次，苏维埃政权已经强大，足以粉碎农民的抵抗（事实上，在1929至1930年的农民起义中，有不少是警方故意挑起的，为了引蛇出洞，以镇压“造反的富农”）。农民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转向传统的“弱者武器”，宰杀自己的牲畜，以防集体农庄征用。从1929到1930年，苏联的牛数量下降30%；从1928到1933年，下降了一半。 (167)
斯大林眼看苏维埃农村行将变为废墟，便要求暂停集体化运动。他在1930年3月2日《真理报》登出的文章《得意忘形》（Dizzy with Success）中，指责当地官员头脑发热，对农民使用武力，以法令强行成立集体农庄。数百万农民视之为退出集体农庄的许可，纷纷以自己的双脚投了票。从1930年的3月至6月，加入集体农庄的苏维埃农户从58%下降至24%（在中部的黑土地区，从83%降至18%）。但到最后，退出集体农庄谈何容易，要回自己的私有财产、农具、牲畜几乎不可能。不安的休战持续了6个月，到1930年9月，斯大林发起了集体化的第二波浪潮，定出的目标是至少80%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第一次只是50%——还要在1931年底消灭所有的“富农”。中央政治局指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北部、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地区，准备1000个“特殊定居地”，每个接收多达300户“富农”家庭。从1930到1931年，流放到这些地方的共有200万人。 (168)
1930年9月，即在第二次浪潮中，奥布霍沃村成立了集体农庄，取名为“新生活”（Novyi byt），之后就变成了该村的新名字，以取代自1522年起就使用的“奥布霍沃”。村口挂上红旗，表示它已集体化。村庄中心古老的木结构教堂被推倒，木材挪作他用，教堂的钟也被取下拿去熔化，围观的一群农妇边看边哭。
原先农民的自家土地，现在合并成集体农庄的大田。集体农庄带走耕地的马匹，将村里所有奶牛圈养在集体的奶牛棚，但原来讲好的吸奶器没有兑现，不得不将奶牛退回，由主人自己挤奶，只是每户都需要缴纳牛奶税。共青团干部科利亚·库兹明成了集体农庄主席，他从邻村娶来新娘，搬进了村里最大的房子。那房子是没收来的，原先属于瓦西里·戈洛温——因是“富农”而遭到流放。库兹明也许是全村中经验最少的农民，却负责集体农庄的日常管理。他经常醉酒，喜欢动粗。他们第一个冬天就遭遇了灾难。集体农庄向国家交付了很高指标的粮食和牛奶，但一半马匹死去，每名集体农庄工人每天仅能分得50克的面包。
有些村民继续抵抗。库兹明率领武装人员前来搬走财产，常常出现愤怒的场景，很多农民宁可逃跑，也不愿加入集体农庄。戈洛温家族作鸟兽散，1929年的奥布霍沃村仍有120名戈洛温家族的人，到1931年仅剩71人（20人逃去他乡，13人成了被流放的“富农”，16人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径自搬去孤立的荒园）。
尼古拉的直系亲属全被打散，两个兄弟流放，母亲逃到最近的城镇。他的长子被捕，被送去白海运河充当古拉格的劳工；另外两个孩子玛丽亚和伊万，离家出走以避逮捕。妻子叶夫多基娅和三个最年幼的孩子想加入集体农庄，因是“富农分子”而得不到批准，更为乡亲们避而远之，只有与老朋友普日宁家还有来往。安东尼娜记得：“气氛非常可怕，妈妈经常哭泣，我们不再去外面玩，邻居不再来串门。一夜之间，我们都长大了。”叶夫多基娅和孩子获准留在自己家里，保留一头奶牛和一小块土地，再加上亲戚的暗中帮助，得以维持数月。但库兹明抢走了奶牛（牛奶是她们的主要食物来源），生活变得难以为继。1931年1月，库兹明宣布“榨干富农戈洛温家”的政策，村苏维埃向叶夫多基娅征收重税（1000公斤粮食）。安东尼娜回忆：“库兹明和他的团伙不会甘休，不断回来索取，贪得无厌。拿走所有粮食之后，就来没收家里的杂物、农具、大车、家具、锅碗瓢盆，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张铁床、旧床单和几件衣服。”
然后是驱逐的命令。5月4日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叶夫多基娅和孩子们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流放去西伯利亚。她们仅有一小时的时间来准备长途旅行的行装。普日宁搬走铁床以便保存。这张床是戈洛温家仅剩的财产，是他们家所有孩子出生的地方，也是他们家族在奥布霍沃村扎根几百年的最后遗存。安东尼娜这样回忆她们离家时的情景：
妈妈仍保持平静，让我们穿上最暖和的衣服。我们一家四口：妈妈、当时15岁的阿列克谢、10岁的托利亚和8岁的我……妈妈给我裹上羊毛围巾，但前来监督我们的库兹明命令解下围巾，说那也是被没收的物品。妈妈苦苦哀求，因为等待我们的是寒冷的天气和漫长的旅途，但他置若罔闻。托利亚给我一顶带耳瓣的男帽，他曾嫌它破旧，早想扔掉。我虽戴上，但感到羞愧：这是男帽，不是围巾[农村女孩传统的头饰]。妈妈在家庭圣像前鞠躬，划十字，带我们走出家门……我记得像灰墙一般的沉默人群，看着我们走向大车，伫立不动，一声不吭……没人拥抱我们，没人说再见。他们害怕伴随在我们旁边的士兵，对富农表示同情是不允许的，所以只好站在那里，默默地注视……妈妈向人群道别，“妇女们，如果我曾冒犯你们，请原谅”。她一边鞠躬，一边划十字。之后，她转过身来，再一次鞠躬、划十字。如此一共做了4次，跟大家道别。最后，我们坐在车中出发。我记得站列两旁的人群的面孔，都是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与我一起长大的人，但没人走近，没人告别。他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宛如排成一条线的士兵。他们心存恐惧。 (169)
二
作家莫里斯·兴德斯1931年6月回到自己在白俄罗斯的家乡，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移民去了美国。他看到，作为集体化的结果，人们身上透出“从未有过的懒散。房屋、庭院、围栏一片颓圮，亟须修葺”。圣三一村庄马上就要到了：
但没有一扇窗户或百叶帘有新油漆的痕迹，没有一个屋顶有新敷茅草的迹象。这种疏忽只是意外吗？我简直不敢相信。集体农庄甚至已传至国外的传闻，给大家带来了迟疑和观望，毫无疑问，更打消了改善家居的任何念头。 (170)
兴德斯几乎可在所有的集体化村庄得到相同的观察结果。农民曾把家庭农庄视作自尊和立身的根本，现在没有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也就不再有依恋感；一旦变为集体农庄工人，也就不再有方法或动力来作任何的维护和改善。
农民在集体农庄工作，所得报酬采用口粮的形式（预计他们还会在自留地上种植蔬菜，饲养猪鸡，贴补家用），一年领取现金一至两次（平均下来，够买一双鞋）。集体农庄的大部分产品，通过强制性的“合同”制度，以低价出售给国家。集体农庄的管理者不得不进一步压榨农民，以挤出日常运行的经费。农民抱怨集体化是“第二次农奴制”。他们的祖先沦为农奴，受地主的剥削，现在自己也被绑在土地上，受国家的剥削。
在经济上，集体农庄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只有很少量的拖拉机来取代遭农民屠宰的马匹（最初几年，大量土地的耕耘全靠人力拉犁）。集体农庄经营不善，像库兹明那样的管理者，其当选靠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农业技能。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所谓“富农”的主动性和精力，他们是集体化之前工作最勤奋的农民。集体农庄的新工人对工作没有兴趣，只把注意力集中于自己的自留地，或偷占集体农庄的便宜。集体农庄的众多农民，难以忍受自己私人财产的损失。他们认识自家的马和牛，尽量选用它们来耕地或挤奶。 (171)
奥莉加·扎普里加耶娃1918年出生于克里沃舍伊诺村——地处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地区，家里务农，在六个孩子中她排行老四。1931年，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化。集体农庄拿走她家的大宗财产（3头奶牛、3匹马、农具、大车和两个装满干草的谷仓），只留下鸡和山羊。13岁就辍学下地的奥莉加回忆：“我们没有得到集体农庄的任何补偿，必须依靠自留地、鸡、山羊来维持生活。”该集体农庄没有拖拉机，耕地仍要使用马匹。集体农庄办事处旁边设有特殊的马棚，保管所有的马匹。但奥莉加的母亲，像很多村民一样，担心自家的马在那里受委屈，经常将它们牵回家，以确保它们得到梳洗和喂养。为了铲断农民与牲口之间的关联，该区集体农庄主席采用了调动工作的对策。奥莉加的父亲允许留在克里沃舍伊诺村集体农庄，但奥莉加的母亲和孩子们要去不同的集体农庄——8公里之外，靠近索科罗夫卡村，只能租房而居。奥莉加回忆：“我们在那里工作两年，只看到父亲一两次，因为大家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常常与父亲的休息日错开。”1935年，全家终于在托木斯克获得团圆，父亲在建筑工地的马厩工作，母亲得到一份肉类工厂的工作。他们与其他十几个家庭一起住在宿舍，都是背井离乡的前农民。 (172)
1930年是个丰收年，1931和1932年的收成非常糟糕。然而，国家在1932至1933年的采购量，反而是1929和1930两个丰收年的两倍多。党的采购计划以1930年的好收成为基础，再加上地方官员为求政绩，虚报了1931和1932年的产量。1932年的实际收成，与官方数字相比，至少低了三分之一（实际上，它是自1921年那个荒年以来最差的一年）。无可避免的后果是普遍的饥荒，始于1932年春天，在第二年达到高峰。生活在饥荒地区的高达7000万人（将近苏维埃的一半人口），死亡人数无法计算，因为其中很多人的死亡并未登记在册。但据最可靠的统计估测，从1930到1933年，死于饥饿或疾病的高达850万人，最少也有460万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农民抵制集体化特别顽强，粮食征收量也特别高。这种巧合使某些历史学家生疑，罗伯特·康奎斯特即认为，饥荒是“故意酿造的”，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动机，“对男人、妇女、儿童的大屠杀”。这并不完全准确，苏维埃政府无疑要为饥荒负责，但其政策并不等同于“饥荒恐怖”，不能视作康奎斯特等所暗示的种族灭绝。 (173) 看到饥荒的规模，政府也大吃一惊，但没有可向饥民提供的储备粮。它仍向受灾最重的地区征粮，只是到了1932年秋季才减少征购数量，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太晚了。饥荒开始肆虐，政府却尽量隐瞒，阻止人们从受灾地区逃至北方城市。 (174)
然而，还是有数百万人逃离了土地。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当中，每30人中就有10人永久离开，大多变成了赚取工资的产业工人。到1932年初，数百万人朝外流窜，挤在火车站，拼命逃离饥荒地区。 (175) 城市无法应付这一人群的洪流，疾病到处传染，住房、食品、燃料承受愈益增长的压力。为了寻找更好的环境，灾民从一个城镇移至另一个。中央政治局担心，工业重镇将充满叛逆的饥民，遂实施国内护照制度，限制农民迁入城镇。新法律规定，成人必须拥有在警方备案的护照，方能获得在城镇就业所必需的居留证。1932年11月，该制度在7个大城市推出，第二年又扩展至其他城镇。警察以此来控制人口流动，还把潜在的反政府“社会危险分子”（富农、商人、心怀不满的农民），从城镇中清洗出去。结果，数百万无家可归的农民，在各城镇之间流窜，在工厂和建筑工地非法打工，直到国内护照制度最终把他们逮住。 (176)
随着年轻农民离开家园、奔赴城市，家庭逐渐解体。那些年间，数百万儿童遭到遗弃。许多农民逃离集体农庄，放弃留在家乡的孩子。“富农”宁肯将子女送给他人，也不愿把他们带上漫长的旅途，前往“特殊定居地”或其他流放场所，因为听说那里的条件恶劣，小孩活不长。一名西伯利亚“富农”解释，“让他们流放我好了，但不会带上孩子，不想贻害他们”。在饥荒受害者中，遗弃儿童的人太多了。母亲将孩子留在人家门口，或送去苏维埃办事处，或遗弃在邻近城镇。孤儿们在建筑工地和街上游荡，在垃圾堆里翻寻人家丢弃的食物。他们以乞讨、小偷小摸、卖淫为生，不少人加入在车站、饮酒场所、繁忙大街等聚乞活动的儿童帮派。有些遭到警方的围捕，被送去“接收中心”，再转运至儿童之家和劳教营。根据警方的数字，从1934到1935年，送到接收中心的共有842144名无家可归的儿童。到1934年底，在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孤儿院注册的就有329663人，还有更多儿童住在警方控制的特殊家庭和劳教营（劳动和教育相结合的营地）。1935年4月又颁布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降至12岁。自那以后，古拉格系统中的儿童人数开始稳步上升。超过10万名12岁至16岁的儿童，在后来的5年中，被各式法院判了刑事罪行。 (177)
叶夫多基娅·戈洛温和3个小孩离开奥布霍沃村后，先去了最近的佩斯托沃火车站——约56公里的路程，再在那里的拘留营等待。3天后，她们被装上载牛的车厢，前往西伯利亚的克麦罗沃，整个旅途历时6个星期。车厢里坐满各式家庭，男女老少，年龄各异。每节车厢配备一只木桶，权作厕所，一天清空一次。车厢门打开时，外面的警卫分发面包，一人一条。抵达克麦罗沃后，戈洛温一家被带到暂时看管了数百家庭的疏散中心。那是一片旷野，周围是高高的带刺铁丝网，他们只能睡在自己的行李上。一个月之后，他们被转送至专为“富农”设置的“特殊定居地”沙尔铁地区，地处遥远的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
“特殊定居地”是原始且孤立的营地，大多数仅有简陋的营房，是流放者来了之后自己建造的，可容纳数百人，大家睡在木板上。另有不少“特殊定居地”，“富农”们挖穴而居，或住入废弃的教堂、牛棚、谷仓等。居住条件十分恶劣，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沃洛格达附近的普里卢茨基修道院，住有7000名流放者，没有正常的厕所或盥洗设施，也仅有一个厨房。在沃洛格达当地，2000人挤入一座教堂。一名见证人如此描述2.5万名流放者在科特拉斯劳改营的生活：
容纳250人的营房里，几乎是一片黑暗。分散的小窗，让光线只能照见低层的铺位。居民使用室外的篝火煮食，公共厕所——只是栅栏圈起的一块地方，水——下面有一条小河，尽管仍在结冰。当地居民锁上水井（“你们会感染我们，你们的孩子已奄奄一息”），并按瓶销售。
“特殊定居地”严格说来不算监禁（大规模驱逐只是行政命令，不是法庭的执法），从1931年春天起，划归负责劳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控。“特殊定居地”的流放者每月必须向警方汇报一次。古拉格系统的主管马特维·伯曼说，定居地的条件比劳改营的还要恶劣。男人在伐木营和采矿区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妇女和儿童的工作稍轻，只有很少食物（一月领取几条面包），如果生病倒下，就只好听天由命了。1931至1932年的冬季，这样死去的有几十万人。 (178)
沙尔铁定居地有5座沿河的两层木造营房，其居民（约1000个农民）来自苏联各地，其中最大的群体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伏尔加德裔和西伯利亚人。男子赴邻近的伐木营砍树，每个周日回来。叶夫多基娅的儿子阿列克谢·戈洛温，虽然仅15岁，也名列其中。9月1日，她的小儿子托利亚和女儿安东尼娜开始上学——定居地所有的儿童组成一个班级，教室设在营房之中。女孩被迫剪掉辫子（农家姑娘结婚之前的传统发型）——似乎在抛弃她们从小濡染的农民文化。为了庆祝新学年的开始，定居地指挥官作了讲话，要孩子感谢苏维埃政权——“那么好，那么善良，甚至允许我们富农的孩子上学，长大成为苏维埃的好公民”。早期的古拉格系统，即使像沙尔铁那样的偏远、孤立的定居地，其意识形态的重点仍放在促使不符合“苏维埃人格”的人，通过改造而“重新做人”（perekovka）。
抵达沙尔铁定居地的第一个冬天异常寒冷，鹅毛大雪压坍了两个营房，迫使许多男孩，包括其时10岁的托利亚，挖地穴而栖。由于没有强壮的男子——他们都在伐木营过冬——只好动员学生清晨起来清理积雪。整个定居地困在深雪中长达数星期，没有粮食补给，全靠从家乡带来的干粮度日。数百人患上斑疹伤寒而倒下，被隔离在单独的营房，因为没有药品，死活全凭天命。叶夫多基娅也患上斑疹伤寒，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每天去看妈妈，站在窗前，可以看到她躺在木板上。她的头发被剃光了，眼睛睁得很大，目光游移。她已失去记忆，根本不认识我们。托利亚一边敲窗，一边流泪，哭着叫：“妈妈，妈妈，不要生病，快起来吧。”
叶夫多基娅活了下来，但有很多斑疹伤寒患者死去。指挥官决定，因为没时间埋葬所有的死者，只能让尸体冻成一垛，等到春天解冻时，再扔进大河。
第二年冬天甚至比前一年还要恶劣。流放者得不到食物，这似乎是蓄意为之的政策，要把定居地居民削减四分之三。流放者只好捣碎树皮和马铃薯的烂根，再做成菜饼，结果肠胃急剧膨胀，因此而死去许多人。到了春天，每一个人都患上痢疾。戈洛温一家全靠运气才活了下来。指挥官视察营房时，发现叶夫多基娅正在读福音书。他需要识字人，专管前往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送信和收信——那是古拉格的采矿定居地，单程就有12公里。她被选上了，每次去送信，就会带上孩子在邻近树林收集的浆果，到岑特拉尔尼―鲁德尼克的市场出售，再买回食物和衣服。安东尼娜回忆：“指挥官当然知道，但装作没看见，因为没有其他人选。”有一次，在邮件中收到一包土豆种子，叶夫多基娅带领一组人去播种。安东尼娜回忆当时的喜悦：
真像是一个节日！我们很高兴参与种植土豆！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很努力。我们是真正的农民，我们的祖先耕耘土地都有几百年了，现在获准重操旧业。妈妈是大队负责人，西伯利亚人斯内吉列夫是我们农庄的主席。我们因为是富农，不能自组集体农庄。妈妈担心，不施肥，土豆恐怕长不好——在种植土豆方面，我们也没有任何经验。到秋天，我们却挖出一个大丰收。那个冬天，再也没人饿死，土豆是我们的救命菩萨。 (179)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和家人，要在雪地里跋涉几天才抵达第一个流放地。那是一个被人遗弃的大地窖，位于库尔干。几百户“富农”家庭，其中有不少是他的远亲，领不到任何食物或饮用水，只得自生自灭。如果没有库尔干的亲属和别人的食物援助，他们肯定会饿死。整整一周，他们被关在地窖里，睡在自己的行李或光溜溜的地面上。后来他们被装入载牛的车厢，前往彼尔姆北部的乌索勒镇。到了那里，他们在武装卫兵的监护下，行军150公里，到达波日瓦工厂城镇。他们被安置在一个工场里，大家睡在水泥地上。德米特里回忆：“父亲很痛苦，一夜之间老了很多，说他的一生完蛋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即使别无选择，听从吆喝，仍想维持自己的尊严，不愿成为当局的奴隶。”为了在乔尔莫兹镇附近建立“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的父亲被派去伐木，其家人与另外3户人家挤住在木工车间楼上的小房间。半年后，他们搬入“特殊定居地”，才与德米特里的父亲重聚。那里有10座营房，每一座可容纳500人睡在木板床上，四周耸立着高高的带刺铁丝网。定居地坐落在松林的中间，男子出外伐木，每周只能回来一次。每日的面包定量仅200克，所以死亡率非常高。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凭借农民的勤俭得以存活下来：孩子们采集蘑菇，到乔尔莫兹镇出售；母亲晚上悄悄去集体农庄的地里偷土豆；父亲与附近屠宰场的工人达成交易，帮他们建造木屋以换取牛血（不比肉和骨头，当局比较不在乎）。到1933年的大饥荒，每天口粮减至50克面包，“特殊定居地”的居民一半死于饥饿和疾病，但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全靠牛血活了下来。 (180)
斯特雷勒兹基一家很幸运，他们始终能聚在一起。对许多人来说，流放就是家破人亡的代名词。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的父亲被捕于1930年，她的7位兄弟姐妹被送去各式各样的儿童之家，从此失去联系，音信杳无。克拉夫蒂娅和妹妹纳塔利娅，搬去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坎斯克，投靠已成年的姐姐赖莎。克拉夫蒂娅去医生家当保姆，后来因为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作为“富农”的女儿，她不得不逃。她留下纳塔利娅由赖莎照顾，自己赶去伊尔库茨附近的切勒姆霍沃镇，投奔时任高级森林督察的叔叔，并在当地的苏维埃注册于叔叔的名下。1933年11月，叔叔收到克拉夫蒂娅的父亲伊利亚的来信。原来他已经出狱，现住在2000公里之外的塔什特普“特殊定居地”，离中国边境不远。克拉夫蒂娅先乘火车，再搭便车，赶到塔什特普时已是1934年1月，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她在那里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的注册文件上没有父亲的名字，没人愿意聘她。但她又不敢透露真相，重回“富农”女儿的身份。最终，塔什特普的苏维埃主席雇她做保姆，并安排她去一家服装厂打散工。有一天，在与主席的嫂子闲聊时，她拿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她的两个兄弟列昂尼德和亚历山大，另一张是她自己与两个姐妹。
她[主席的嫂子]立刻说：“伦卡[列昂尼德]，我认识他！”我非常惊奇，她竟然认识我的哥哥。我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忙问：“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当时，我很怕自己说漏嘴，很怕让人发觉自己父亲原来是一名流放者。
克拉夫蒂娅在塔什特普找到哥哥，通过他才发现，父亲就在附属于基洛夫矿区的“特殊定居地”，位于哈卡斯自治州。克拉夫蒂娅回忆道，父亲再婚，与第二任妻子开始了新生活：
我去探望，抵达时已是傍晚，他们正好从矿区下班回来，还牵回一头奶牛，看到我，既不害怕，也不惊讶。父亲和我打招呼，仿佛前一天刚刚见过我。我与他们一起坐在营房外几分钟，然后我就离开了。
这是克拉夫蒂娅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他后来再次被捕，枪决于1938年8月。
许多“富农”家庭逃离“特殊定居地”，冒险在外漂泊。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资料，到1930年夏天，从“特殊定居地”逃走已成普遍现象，数以万计的“富农”在外漂泊，逃跑人数在饥荒期间达到高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统计，从1932至1933年，逃离“特殊定居地”的竟有422866名“富农”，之后抓获的只有92189人。 (182)
奥热姆伯罗斯基一家是波兰裔的小贵族，1917年之后，失去了在白俄罗斯的土地，但仍住在自己的村庄奥勒什科韦齐——地处明斯克的普霍韦齐地区。他们继续务农，只是家境降至当地小农的水平。亚历山大和妻子谢拉菲玛有4个孩子，两男两女，最大的生于1917年，最小的生于1928年——那一年，奥勒什科韦齐集体农庄成立。亚历山大向集体农庄交出所有的牲畜和农具，只留一头奶牛自家享用，但他拒绝加入集体农庄，希望像当地其他波兰人一样，移民去美国或法国。然而，谢拉菲玛争辩道：“谁会碰我们呢？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已交出所有的财产！”亚历山大在1930年春天被捕。几天以后，政治警察又找上门对谢拉菲玛说：“准备行李，你和孩子都将被流放。”谢拉菲玛用毯子裹起几件衣服，设法藏入几件金首饰，再与孩子们挤上大车，赶去另外数百个“富农”家人集聚的教堂。几天之后，她们的男人被带回来相聚，再一起坐上大货车，赶去3000公里之外北方的科米地区定居地。索菲亚回忆，到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在空谷仓里安家，“但什么都没有——没有床板，没有刀子、勺子。我们只好在树林里收集树枝，自制床垫”。
流放者渐渐在定居地为每一个流放家庭造起木屋，就像家乡的村庄一样。奥热姆伯罗斯基家以随身带来的金首饰买回一头牛，重新开始新的家庭生活。但不久，大饥荒来临，生活变得难以为继。他们想出一个逃生计划，因为小儿子在生病，所以决定女人先逃，让亚历山大照顾小男孩，承担再度被捕的风险。谢拉菲玛带上9岁的索菲亚和5岁的艾莱娜，晚上赶路，白天躲在森林中睡觉，主要以浆果为食。谢拉菲玛镶有几颗金牙，有时会拔出来一颗以备急需，用它搭乘农民的大车或贿赂官员。最终，她和女孩们回到白俄罗斯，藏在普霍韦齐地区的娘家，长达一个星期。但她的父母怕得不得了，建议女儿向警方自首。谢拉菲玛只好去见普霍韦齐地区的警察，听了她的逃生经历，他们反而生出同情之心，让她在24小时内再次逃走。谢拉菲玛把艾莱娜留给父母，自己去附近的奥西波韦齐镇，向一对老夫妇租房，让索菲亚入学，自己再赶回科米地区，试图找到丈夫和儿子。索菲亚回忆道：“妈妈走了，没留下一句话——没有说再见，也没提供我何以为生的建议。”
整整一年，索菲亚与老夫妇同住，没想到这对老人竟是恶人。“他们咒骂我，称我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并威胁如果不听吩咐，就要把我赶走。我整天哭泣，没有钱，无处可去。”索菲亚实在忍受不了，逃去外婆家，发现他们自己也已被赶出家门，暂住一间旧澡房里。不过，他们还是将她收下，与艾莱娜做伴。
与此同时，谢拉菲玛抵达科米的定居地，发现亚历山大已经不在。原来，自己逃走的第二天，他又一次被捕，判刑3年，去附近的科特拉斯劳改营服刑。长子安东被警察招募为举报人（他接受训练，窃听定居者的交谈，每一次汇报可换取面包）；幼子萨沙仍然非常虚弱，由学校老师照看。回来后没几天，谢拉菲玛就被捕了，也被送去科特拉斯劳改营，但她再次逃脱，在出工回来的路上从流放者队列中逃走，潜入树林的深处。她长途跋涉3000公里，重又回到普霍韦齐地区，与两个女儿团聚。她们住在亲属为她们购买的小房子里，位于奥西波韦齐镇，生活全靠自己在小菜园的种植，还喂养了一只山羊和几头猪。1937年，萨沙和安东（继续为白俄罗斯警方工作）回来团聚。真正的阖家大团圆在两年之后到来，亚历山大获释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返回家园。索菲亚回忆那一刻：
妈妈跑出去迎接，投入他的怀抱。爸爸说：“妈妈，孩子们在哪里？”妈妈回答：“别担心——孩子们都好，全部四个。”爸爸瘫倒在地，跪着吻她的手和脚，感谢她救了我们大家。
奥科洛科夫一家的故事更为离奇。1931年5月，阿列克谢·奥科洛科夫作为“富农”，被逐出库兹涅茨克地区的伊琳卡村庄。那是在西伯利亚的西南部，而流放地则是在西伯利亚的北部。他从车队中逃脱，走了一个月，回到900公里之外自己的村庄，才发现妻子叶夫多基娅、7岁的女儿玛丽亚、9岁的女儿塔玛拉以及自己的父母，都被放逐到800公里之外的“特殊定居地”，离纳雷姆地区很近。阿列克谢怀揣伪造的文件，日夜兼程赶到那里。几天之后，他又组织一大队“富农”出逃，包括自己一家，有老有少。他们只在晚上赶路——母亲背着玛丽亚，父亲背着塔玛拉——17:38 2015-11-4以避开在针叶林搜查“富农”逃犯的巡逻队。他们走了10个晚上，有时竟在兜圈子，因为当地的地形实在太复杂，直到水尽粮绝，老人们因体力耗尽而纷纷倒下。到第11个晚上，巡逻队将他们重重包围，还开枪打伤了阿列克谢的肚子。士兵用大车把他们带去附近的村庄，关在一个澡堂。逃犯都要被送回纳雷姆地区，只让老人留下，包括阿列克谢的父母。之后，他们便再也没有重逢之日。
奥科洛科夫一家再次设法逃脱。前往纳雷姆地区的车队行将出发，叶夫多基娅贿赂一名村民给巡逻队灌酒，她和阿列克谢、两个女儿顺利溜走。他们逃向托木斯克，白天躲起来（可以看到道路远处的警卫和狗），晚上急行军（主要的危险是熊和狼），好几个晚上没有面包或其他食物，正好遇上一个克尔扎基部落。由于天花肆虐，该部落?所有孩子都已死光，部落头人建议，以面包、蜂蜜、小船来交换已能在部落工作的塔玛拉。他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就要报警。阿列克谢勉强答应，而叶夫多基娅变得歇斯底里，但说服不了丈夫。玛丽亚回忆：“我们在克尔扎基部落整整待了一个星期，以养精蓄锐。”
妈妈仍然哭泣不止，姐姐开始意识到情况不妙。我们离开那天，爸爸把姐姐带入一个单独的房间，把她锁在里面；然后再将悲痛欲绝的妈妈、我和食物放入船中，我们划船离开。
走了几公里之后，阿列克谢把船停下，让妻女躲在灌木丛，自己潜回克尔扎基部落搭救塔玛拉。他在4天后返回，身上背着塔玛拉。
但他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在向北的旅途中他们又碰上了巡逻队，被带到另一所劳改营，营房周围有高高的铁丝网，此处距离托木斯克仅8公里。他们在那里度过了6个月，阿列克谢驾马车向托木斯克城运送蔬菜，叶夫多基娅和孩子像其他囚犯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在托木斯克，阿列克谢渐渐认识一名镇官员，对阿列克谢的厄运颇表怜悯，出于良心，他愿意助一臂之力。有一天，阿列克谢将女儿藏在马铃薯麻袋下，驾车去托木斯克，躲在镇官员的家中。不久，叶夫多基娅跳上经过她农地的火车，也赶到镇官员的家。他们穿上那位官员帮助买好的新衣服，坐火车返回库兹涅茨克（此时已改名为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在煤矿上班，叶夫多基娅在食堂工作，全家开始了新的生活。“父亲立即着手建造自己的木房子，带一扇窗和一个炉灶。我们住在自己的小小角落，既不伤害他人，也不依靠他人。”
几个月后，国内护照制度推行到斯大林斯克，阿列克谢决定返回家乡伊琳卡，希望能够获得注册，但刚一到就遭逮捕，被关在劳改营。在斯大林斯克等候音信的叶夫多基娅，终于收到阿列克谢的来信，她担心来信可能已经泄漏自己的下落，便与女儿马上逃至国内护照制度尚未实行的邻镇塔什塔戈尔。不久，阿列克谢设法逃出劳改营，与她们重聚。他建起一个窝棚以避风雨，叶夫多基娅四处打散工。当她意识到自己已怀孕时，只得自行流产——用拳头猛击腹部，再将胎儿拖出。她险些丧命，在床上足足躺了几个月。镇上的医生都不敢施以援手，因为政府早已宣布堕胎是非法的，叶夫多基娅全靠吃草药来治愈自己。
1934年，国内护照制度抵达塔什塔戈尔镇。阿列克谢再次被捕，被送去斯大林斯克金属制品工厂，充当刑事劳役犯。叶夫多基娅和女孩们也被捕，纯粹是巧合，竟被送去同一家工厂。他们一家住在沿河岸挖出的地穴——共有几百户人家，紧靠工厂的围墙。“屋顶”是与泥浆搅拌在一起的树枝和松针，“墙壁”在下雨天会渗水。阿列克谢自制了基本的家具，还用木头雕出杯子和勺子。他们再次拼凑出家庭生活。他们奇迹般活下来，仍维持一个家，但过去3年的创伤，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是在女孩们身上。玛丽亚和塔玛拉噩梦连连，充满恐惧，变得内向。玛丽亚追忆道：“经过3年的逃亡生活，我和姐姐已习惯于沉默不言，不会说话，只会耳语。”
三
五年计划的许诺是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社会。斯大林在1929年说：“我们万马奔腾，迈向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扔掉我们俄罗斯古老的落后帽子。我们正在变成一个金属、发动机、拖拉机的国家，要让苏维埃人开上汽车，让农民坐上拖拉机，再让吹嘘自己文明的西方资本家试图赶上我们。” (185)
其象征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型建设项目：像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那样的工业城，那是在乌拉尔荒坡上平地建起的大型钢铁厂；像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白海运河那样的运河和铁路，帮助开发新疆域，向蓬勃发展的城市提供基本的生活用品；像第内伯罗斯特罗伊那样的巨型水坝，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1932年它的涡轮机开始启动。对斯大林政权来说，这些“成功”具有重大的宣传价值，因为在当时，对强制集体化和五年计划过高的工业目标，仍有相当顽强的反对意见——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这些“成功”使得政府更容易激发“社会主义进步”和苏维埃乌托邦将临的信念，这些信念又变成意识形态上的理直气壮，要求人民为完成五年计划而作出一切牺牲。阿纳托利·梅苏诺夫是农民的儿子，后来成为政治警察，在白海运河担任狱警。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回忆录中，解释了这种宣传对数百万“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影响，包括他本人：
我对五年计划存有疑惑。我不明白，为何要迫使这么多罪犯，千生万死地去赶建运河，为何赶得这么急？有时，我感到困扰，但有理由相信，我们正在建设伟大的事业，不只是一条运河，而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光用自愿的方式是不够的。谁愿主动请缨来参加运河工作？我现在懂得，如此建设社会主义未免太严苛了，几近残酷，但我仍然认为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 (186)
斯大林的工业革命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工业化。正如梅苏诺夫的看法，斯大林在五年计划中要求的增长率，如果不用强迫劳役，根本就无法达到，尤其是在寒冷偏远的远北（Far North）和西伯利亚——那里藏有苏联大部分的矿产和燃料。奴役劳工的供应，开始于1929年对“富农”的大规模逮捕和流放，后来成为古拉格系统的经济上需求的理由。该系统开始只是关押政权敌人的监狱，很快变成了经济殖民化的工具——作为廉价且迅速的捷径，以开垦荒野和发展苏联偏远地区的工业资源，那是没人想去的地方——这条理由是古拉格官员之间公开承认的。 (187) 历史学家对古拉格的起源持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把它当做斯大林巩固政治权力的副产品，有人强调它只是一个手段，为了孤立和惩治幻想中的“阶级”（比如“资产阶级”、“富农”）和所谓的危险族群。 (188) 这些因素各自发挥作用，但经济动机才是关键，随着政府追求监狱的自力更生而变得愈益重要。
20世纪20年代，劳改营基本上就是监狱，囚犯参加工作来养活自己。其中最重要的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1923年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于同名的白海岛屿上，其前身是修道院，在利用劳役方面成了古拉格的原型。该修道院在沙皇时代监禁持不同政见者，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又变成了关押所有敌人的普通监狱——包括被取缔的反对党成员、知识分子、前白军，甚至还有“投机倒把者”和普通刑事犯。其中一个囚犯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犹太商人纳夫塔利·法兰克尔，因为涉及走私而在1923年被捕。他有感于监狱的效率低下，写了一封有关如何运行劳改营的建议信，投入“意见箱”。不知何故，该信竟然到了快速晋升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格里科·雅戈达的手上。法兰克尔很快被带到莫斯科，向热衷于利用囚犯完成经济任务的斯大林，解释如何利用监狱劳力的计划。法兰克尔在1927年获释，并被委以重任：将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转化成一个盈利企业。该监狱的人数迅速增长，从1927年的1万人上升到1931年的7.1万人。它赢得合同，在芬兰边界的卡累利阿地区砍伐木材，修建道路，接管工厂。新来的囚犯大多是“富农”，尼古拉·戈洛温就在1930年12月进入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囚犯们根据自己的体能组织起来，口粮分配依照他们的产量，强者生存，弱者瘐亡。 (189)
1928年，大规模逮捕的对象包括“富农”、教士、商人、“资产阶级专家”、工程师、“颠覆分子”、“破坏者”，以及斯大林强行工业化的其他“敌人”。人数之多，使苏维埃监狱制度陷入瘫痪。中央政治局为此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利用日益增长的监狱人口。为首的是司法人民委员N. M. 扬松，成员包括内政人民委员V. N. 托尔马乔夫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管雅戈达。到底由谁来控制监狱人力，这三人争执不下。雅戈达建议通过新设的劳改营网络，在远北和西伯利亚开发荒野和工业资源，显然获得了斯大林的青睐。那些偏远地区有几乎取之不尽的木材，像帕维尔·维滕贝格那样的地质学家，还在绘制金、锡、镍、煤、天然气、石油的丰富矿产分布图表，借助犯人的劳动，就可发起廉价的开采。1929年4月，该委员会建议实施“实验营地”的新制度，每个营地容纳5万犯人，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监控。委员会强调，集中管理大量的犯人，劳役的成本就可从每人每年的250卢布降至100卢布。两个月后，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关于使用监狱劳力），要求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建立一个“劳改营”网络，“以囚犯的劳力来开垦荒野[偏远地区]、开采天然资源”。从那以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成为苏维埃工业化的主要推手之一。它控制一个迅速扩展的劳改营帝国，其人数从1928年的2万人，增长到1934年的100万。其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合并，新机构接管政治警察，再通过古拉格系统管辖全部的劳改营。 (190)
在早期的苦役劳改营中，最大的是贝尔巴伊特拉戈，到1932年已有10万多囚犯，他们被用于挖掘白海运河长达227公里的航道，以连接白海和波罗的海。首次提出这条运河的想法是在18世纪，结果发现，其要求远远超出了当时政府的技术能力。此时重提，变成了宣传五年计划的重要部分，以显示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一个极其雄心勃勃的计划，因为规划者不打算使用机器，甚至都没有开展妥善的地形勘察。该项目的批评者（他设想雇用的是自由劳工）认为，巨大的建设成本实在划不来，因为白海航运并不频繁。但斯大林坚持认为只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可以提供足够的苦役劳工，运河不但可以便宜建成，而且能实现创纪录的速度——象征党的意志和力量。法兰克尔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建筑工程的主管，将他的“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方法，转用于运河工程。修建运河的许多囚犯，也来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为了节省时间和金钱，运河深度很快从22英尺降至12英尺，使之仅适用于浅水驳船和客船（1932至1933年工程扫尾时，南部几段是匆匆完工的，仅有6英尺深）。囚犯们只有原始的手动工具——粗制滥造的斧头、锯子、锤子，没有炸药和机器，一切都靠人力——挖土、拖曳巨石、用手推车运土、建造木质的起重机和脚手架，还要沿河建起囚犯的自住营地。他们在严寒中工作得筋疲力尽，仅在1931至1932年的第一个冬季，就有将近2.5万人死去。虽然没有确切数字，但根据幸存者的传言，实际的死亡人数更高。德米特里·维特科夫斯基曾是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囚犯，在白海运河的工地上担任领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工作日结束时，工地上留下冻尸。他们的面孔上洒满雪花，其中一人弓着腰背，卧在独轮车下，他的手还拢在袖子里，就以这样的姿势冻死；有人冻死时，头低垂，夹在自己的膝盖之间；还有两人背靠背，互相支撑着，一起冻死。可以想象，他们都是农村小伙子和最好的工人，一来就是近万人。当局试图打散家庭，故意安排儿子和父亲分住不同的营地；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下挖掘鹅卵石和大石块的高定额的石方任务，即使在夏季你也无法完成。没人能够教他们，或警告他们。他们以乡下人的敦厚实在，全力以赴，很快就筋疲力尽，然后相互抱着冻死。到了晚上，雪橇出去收集他们的尸体。驾雪橇的人把尸体扔上雪橇，发出沉闷的声响。没有及时清除的尸体，到了夏天只剩下骨头，与鹅卵石一起进入混凝土的搅拌机。他们以这种方式，钻进了混凝土，浇铸了白海城最后一座升降台，由此而获得不朽。
除了对人命的摧残，白海运河还给许多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和玛丽亚从小青梅竹马，住在诺夫哥罗德省瓦尔达伊地区的杜伯洛沃村。1924年玛丽亚16岁的时候，他们结了婚，一起在伊格纳蒂的家庭农庄工作，直到1927年他们搬至列宁格勒，伊格纳蒂找到一份木匠工作。1929年10月，即女儿娜杰日达出生后5个月，伊格纳蒂被捕（他曾参与1919年反布尔什维克的农民起义），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转至白海运河的北部工地。同时，玛丽亚也被赶出列宁格勒，只好带娜杰日达回到杜伯洛沃村，方才发现自己父母的房子已经遭毁，家人都已被流放，村里竟没留下一位亲人。一个老邻居劝告玛丽亚快快逃离，以免自己陷入囹圄。她背起婴儿，越境来到比邻的特维尔省（希望诺夫哥罗德的警察鞭长莫及），遇上第一个村庄第一栋房子就急急敲门，开门的是一对老夫妇。玛丽亚跪倒在地，恳求他们照看女儿，让她逃生，因为没人愿意雇用带婴儿的女子。这对老夫妇心地善良，抚养娜杰日达整整两年。玛丽亚在列宁格勒到摩尔曼斯克的铁路上找到一份厨师工作。这条铁路沿白海运河的北部运行，恰恰就是伊格纳蒂服苦役的地方，但在当时，玛丽亚对此一无所知。到1932年，她才从熟人处获悉，丈夫就在白海城地区的劳改营，即运河与白海的交汇之处。玛丽亚想找到他，便在小纸片上写下寻人启事，每当火车驶过白海城工厂建筑场地时，就从餐车车窗向外投掷。最终，奇迹真的发生了。她收到了伊格纳蒂的来信，他实际上是在凯姆镇附近的劳改营，还要朝摩尔曼斯克的方向继续北上55公里。伊格纳蒂在1932年底获释，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终于在那里与妻女重聚。 (192)
古拉格不仅向白海运河那样的建设项目提供劳工，本身也是工业化的一部分。古拉格系统第一座工业园区是维舍拉纸浆造纸综合工厂，由众多劳改营组成，位于乌拉尔的维舍拉河畔。该综合工厂始于1926年，当初只是索洛韦茨基特殊劳改营所管辖的伐木营大网络。到1929年夏天，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爱德华·别尔津负责建造工厂，才在这伐木营大网络中发展了工业。维舍拉河的水质纯度很高，中央政治局因此选择该地生产20世纪30年代初出现的高品质纸张。像《苏维埃大百科全书》（Large Soviet Encyclopedia）那样的著名出版物，都使用维舍拉造纸厂的纸张。到1930年，维舍拉劳改营共有2万囚犯（包括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其中1.2万人受雇于伐木营，2000人受雇于小工厂（制造砖块和纤维），其余的参与建造纸浆造纸厂和两处营房定居地，分别处于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城和“光之城”（Gorod Sveta），后来都发展成了平民城镇。 (193) 别尔津设想，这些古拉格定居地是“工业发展的实验形式”，其文化机构将提供再教育，使囚犯变成“苏维埃工人”。“光之城”还吹嘘拥有电影和无线电的俱乐部、图书馆、食堂、卫生中心、喷泉花园、野生动物区、露天剧场、辩论场所和柱廊大厅内的“营地总俱乐部”。沙拉莫夫看到这座柱廊大厅，就会联想起帕特农神庙，“只是更为可怕”。 (194)
在早期的古拉格系统中，维舍拉是非常典型的。以苦役来“重塑”苏维埃新人的想法，并不仅只是宣传，更是许多布尔什维克的信念。即使如此，以造纸出名的维舍拉劳改营，基本上还是一个经济企业。别尔津的经营原则仍基于投资的预期回报，包括以精神和物质上的鼓励来刺激囚犯完成生产计划。1931年11月，别尔津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Dalstroi）的首任主管。那是一个劳改营大网络（包括臭名昭著的科雷马劳改营），地处西伯利亚的东北角——占地面积相当于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西欧——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就躺在它的冻土之下。别尔津以管理维舍拉的经济原则，来经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众多劳改营：驱使囚犯挖出尽可能多的黄金（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手下生产出的黄金已超过苏维埃1928年的黄金生产总量）。 (195) 在别尔津的治理时期（1931—1937），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的条件远远优于后续时期，许多囚犯甚至会怀念别尔津当政时的情形。沙拉莫夫在他的《科雷马故事》（Kolyma Tales）中写道：
别尔津尝试——不能说没有成功——解决这个难题：既要开发这一偏远苦寒之地，又要设法改造这些囚犯的灵魂。判处10年徒刑的人，如果积累足够的工作成绩，便可在两至三年之内获释。在别尔津的治理下，食物充足良好，冬天工作4到6小时，夏日工作10小时。虽是囚犯，仍能领取相当优渥的薪金，得以资助家人，一旦刑满释放返回内地，绝无囊中羞涩的窘态……当时的坟场很少，那些科雷马的早期居民，在后来人的眼中，似乎是长生不老的。
维舍拉本身在1934年被废除，因为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的纸浆造纸厂已是工业中心，成为乌拉尔北部的经济重镇，吸引了大量农民进入工厂。
工业的兴起需要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专家。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20年出生于费奥多尔措沃村的农民家庭——位于乌拉尔的切尔登镇。他父亲因是“富农”，不准加入集体农庄，只好逃到切尔登镇，在河上的驳船工作，专门向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纸浆造纸厂运送木材。父亲的哥哥和叔叔也在那里的劳改营服刑。伊万从小就有强烈的上进心，父亲总是叫他学会一门专长。伊万回忆：“我们的居住地很落后，没有任何工业。我的梦想是去彼尔姆，但太远，买不起票……最主要的是学会一门手艺，要不然就真没有前途了。”他14岁之后仍能学习的唯一地方，就是附属于纸浆造纸厂的工厂技校。伊万回忆，那里所有的老师都是维舍拉的前囚犯：
他们是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专家，来自劳改营，教我们学造纸和电工。我学的是电工，后来又在造纸厂工作。我能在任何城市、任何工厂找到工作，因为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技术工人极受欢迎。我甚至去了彼尔姆，在内河航船的码头工作……我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父母也为我感到骄傲。 (197)
数百万的农民子弟来到城镇，为自己努力谋求全新的身份。从1928到1932年，城市人口以每周增加5万人的速度突飞猛进。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对消费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家穷于应付。但在五年计划中，这并不属于苏维埃的优先考虑。所以，1928年之后食品、燃料、各式生活用品均实施配给制。由于私营贸易受到压制，大街上一片灰暗，餐馆和咖啡馆逐一消失，商店橱窗空空如也，人们衣着寒酸。亚历山大·巴尔米讷时任苏维埃外交官，在国外待了4年后，于1930年返回莫斯科，他震惊于首都的经济困境：
1922至1928年，莫斯科经历了经济好转，如今却显现令人震惊的变化。每一张脸、每一家门面，都充满着无可置疑的痛苦、疲惫、冷漠。几乎找不到还在营业的商店，罕见的陈列橱窗里弥漫着萧条的气氛，除了纸箱和食品罐头，橱窗内什么也没有。店员在张贴“无货”的标签，所带的神情与其说是轻率，毋宁说是绝望。每个人的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其质量真是难以形容，我身上的巴黎西装让我不知所措、无地自容。什么都短缺，尤其是肥皂、靴子、蔬菜、肉类、黄油、脂肪类食品。
住房情况更是糟糕透顶。1928年，苏维埃城市居民平均只有5.8平方米的生活空间，但多数最贫穷的工人，其居住面积仅有1至2平方米。有一位美国人如此描述莫斯科工人的生活条件：
库兹涅佐夫与约550名男女，一起住在800英尺长、15英尺宽的木屋中。它容纳500张窄床，填塞床垫的是稻草或干叶，没有枕头或毯子……有些人没有床，只能睡在地板或木箱上。有时，一张床供多人轮班使用，没有提供隐私的帷幕或墙壁……也没有壁橱或衣柜，因为每个人拥有的衣服早已穿在身上。
很多出身农民的工人，本来就对私人空间抱有极小的期望。在自己村庄时，一家人传统上使用同一口大碗，在炉子旁的长炕上一起挤睡。尽管如此，搬进城镇后必须与其他家庭共享生存空间，对很多人来说，仍然是一大冲击。
娜杰日达·普霍娃1912年出生于普斯科夫省的农民大家庭，1929年逃离集体农庄，来到列宁格勒工业郊区的科尔皮诺，在伊若拉机器制造厂找到工作。她在工厂附近租了一栋木屋的底层房间的一角，那个房间既大，又不挡风，全靠普里默斯式煤油炉取暖，但配有厨房、厕所和直通院子的入口。娜杰日达就是在此遇上了未来的丈夫亚历山大。他来自雅罗斯拉夫尔省的雷宾斯克地区，也是农民，排行老大，新近才来到科尔皮诺，充当汽车修理工的学徒。房东是他的远房亲戚，让他租用楼上房间的一角。结婚后，亚历山大搬至楼下与娜杰日达同住，给床铺围上帘子，以求点滴的隐私。共有16人住在这一个大房间，其中有一名妓女，晚上常常带回客人；还有一名消防员，清晨4点就要去上班。娜杰日达回忆：“我们都睡不好。消防员睡在隔壁的床位，会在深夜起床，点燃火柴，察看时间。奥莉加[妓女]总是把男人带进带出，还威胁说，如果有人报警，她就会杀了我们，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的。”冬季，亚历山大在雅罗斯拉夫尔城的亲戚会来借宿，或是找工作，或是出售自制的毡靴，以补充他们集体农庄的收入。“他们都会来——姨妈、叔叔、姐妹、携带妻子的兄弟。”娜杰日达回忆：
我十分震惊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如此的肮脏、原始，一点也不像我在普斯科夫城的生活，我父母的房子总是十分干净。亚历山大的亲戚睡在地板上——为了保暖，女人盖毯子，男人只盖自己的长袍，令我们的房间闻起来像马厩。
戈洛温一家也走上迁徙到城镇的路。1933年2月，尼古拉终于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但受到警告，不得前往沙尔铁定居地与妻子儿女团聚，否则就会再一次被捕。他只得搬去沃洛格达附近的小镇佩斯托沃，设法在建筑工地找到一份木匠工作。像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其他省城一样，佩斯托沃充斥着逃亡的“富农”，其中有叶夫多基娅的弟弟伊万·索伯列夫——他曾是神父，但布尔什维克关闭了他的教堂。他改名换姓后，开始在伐木业中充任会计。尼古拉升为工地上的工作队长后，就搬进了护林员放弃的小木屋，家庭大团圆渐渐成形。儿子小尼古拉从白海运河来到佩斯托沃，加入父亲的工作队——运河在1933年8月完成，作为对他们辛勤劳动的奖励，1.2万名囚犯获释。当初遭难时，另一个儿子伊万逃离奥布霍沃村，在西伯利亚游荡数年，现在也来到佩斯托沃，同样加入父亲的工作队。下一个是女儿玛丽亚，她在1934年寻来，当初也是潜逃者，作为“富农”的女儿流浪了3年。她担惊受怕够了，遂改名换姓，嫁与一名布尔什维克工人；当他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后，不但拳脚相加，还将她抛弃。最后在1934年12月，经过数月向乌斯秋兹地区政治警察的书面请求，妻子、安东尼娜、托利亚、阿列克谢得以安全离开“特殊定居地”，与尼古拉重聚。尼古拉安家的护林员小木屋实在太小，但曾在营房度过三载的安东尼娜，却把它当成了天堂：
这只是一个小房间，放着一张铁床——即我们被逐时，邻居普日宁为我们保存下来的——那是父母睡的床，也是他们的子女出生的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床，确切无误。它的床架上有同样的镀镍小球和床垫，这是我们旧日生活唯一的纪念。
四
1932年9月3日，两名男孩被发现死于格拉西莫夫克村附近的森林——位于西伯利亚的西部。据报道，他们是被亲戚刺死的，因为其中年长的15岁男孩帕夫利克是少先队积极分子，向苏维埃举报了自己的“富农”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所以亲戚施以报复。事实、谎言、政治阴谋相互交叉、纠缠，很难弄清真相。从调查的一开始，苏维埃报刊和警察就把谋杀当做一种政治犯罪：帕夫利克是少先队模范，杀人者是“富农反革命分子”。
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一个偏远的森林村庄，靠近塔夫达镇——在乌拉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东北方向，相距350公里。这个村的周围都是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晚上，村民们能听到警卫犬的吠叫。格拉西莫夫克村又是一个悲惨的所在，最穷的农民拥有一头牛，最富的拥有两头，拥有茶炊的只有9户人家。简陋的学校建于1931年的年底，只有一位老师和13本书。如同西伯利亚西部的其他农民一样，格拉西莫夫克村的村民非常独立。为了赢得土地和自由，他们在19世纪从俄罗斯中部东迁至此，故不愿加入集体农庄。1931年8月，没有一家签署协议加入集体农庄，难怪苏维埃报刊斥之为“富农的巢穴”。 (202)
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头脑清醒、勤劳，家境一般，曾在内战中参加红军，两次受伤。他颇得老乡尊敬，到 1931年秋季，已是第3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有人向政治警察举报他出售假证件给“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他儿子可能就是报案人。与苏维埃报刊的宣传相反，帕夫利克其实不是少先队员（格拉西莫夫克村根本没有少先队组织），但显然有如此的憧憬。他在开学后参与了宣传鼓动工作，便与警方愈益接近。在格拉西莫夫克村，帕夫利克素有举报犯错邻居的名声（村民数年后回忆，一直把他视为“烂小子”）。因为父亲抛弃自己的家庭，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他一直怀恨在心。帕夫利克作为长子，必须照顾母亲塔蒂亚娜——她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妇，似乎因特罗菲姆的出走而有些精神失衡，又因妒火中烧，可能曾煽动帕夫利克打小报告。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举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特罗菲姆随之大喊“我是你的父亲”，男孩告诉法官：“是的，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远北的劳改营，后来遭枪决。 (203)
帕夫利克基于自己在审判中的表现不凡而变得愈加大胆，开始举报隐藏谷物或反对集体农庄的村民。他的行为得到了9岁的弟弟费奥多尔的帮助。村民对兄弟俩的所作所为异常愤怒。帕夫利克的祖父谢尔盖·莫罗佐夫禁止兄弟俩上门，其他亲戚则试图阻止他们举报。但目前还没证据表明，亲戚参与了谋杀，很可能仅是青少年之间斗殴的结果，包括帕夫利克的堂弟达尼拉，双方曾为马具和枪支发生争执。 (204)
谋杀事件一旦上了当地媒体，接踵而至的调查立即趋于政治化。达尼拉受到压力，要指控自己的祖父谢尔盖为凶手，支持此一指控的还有另外两名家庭成员：为儿子夭亡愿意指控任何人的塔蒂亚娜，以及帕夫利克的表弟伊万·波图帕契克。后者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和警察帮手，在此案中表现积极，被吸收入党。最终，莫罗佐夫“富农家族”的5名成员在1932年11月接受审判：帕夫利克的伯父和教父，被控策划谋杀；祖父和堂弟达尼拉，被控是谋杀执行人；祖母，被控将两名男孩骗去树林。从公审的一开始，他们的罪名就仿佛已经获得证实（检察官援引斯大林有关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讲话，来证明凶手的政治动机），审判不过是一次做秀。5人中的4个被判处“最重的处罚”——由行刑队枪决。不知何故，帕夫利克的伯父命大，逃过此劫。 (205)
事到如今，全国新闻界已得出自己的结论。格拉西莫夫克村是俄罗斯落后农民的象征，莫罗佐夫家族是家长制“富农”家庭的典型，集体化就是要将之横扫一空。帕夫利克很快成为英雄，一场个人崇拜的宣传活动在1933年秋天推出。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认为他“懂得血缘的亲属可能是精神上的敌人。对这样的人，决不能姑息养奸”。 (206) 这场个人崇拜无远弗届，故事、电影、诗歌、戏剧、传记、歌曲，都把帕夫利克描绘成一名完美的少先队员，他身在家中，却是党的忠实岗哨。他牺牲自己父亲的无私勇气，应该成为苏维埃全体小学生的榜样。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千百万人的脑子，成了对每个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 (207)
莫罗佐夫故事的教训，到底在谁的身上产生了最深的影响？根据采访资料，在父母明确界定道德原则的稳定家庭中，仅有极少数孩子受到影响。不过在今天，我们是以大恐怖时代的背景来理解此类尴尬话题，记忆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对在不稳定或受压迫家庭长大的孩子来说，帕夫利克的确是积极向上的榜样。在那些环境中，成年人的影响太弱，无法抗衡苏维埃政权的思想。这场个人崇拜的鼓吹者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帕维尔·索洛缅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的记者，他的报道首次引起苏维埃公众对帕夫利克的关注。他自己还是孩子时，就曾逃离残暴的继父，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人。高尔基被逐出祖父的家——那是个残酷且落后的所在，男人借酒浇愁，女人向上帝寻求安慰——9岁起就在伏尔加河的工业城镇自生自灭。对具有如此不幸背景的人来说，帕夫利克就是一名英雄，因为他摆脱了自己家庭的“黑暗”生活，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积极投入公共事业，找到更高层次的少先队“家庭”，加入党和苏维埃人民的行列，迈向“光辉灿烂的未来”。帕夫利克的故事尤其对孤儿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他们从未受到家庭生活的影响，弄不清男孩举报父亲究竟错在哪里。他们由国家带大，一直接受思想灌输，要忠于和感谢把自己从贫困中救出来的国家。他们还被告知，出生于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苏联真是三生有幸，否则就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3岁，因父母被捕而被送进孤儿院，并换了新名字。他从没弄清自己的真名，也不知道父母姓甚名谁、何等人士、为何被捕以及被捕后的去向。儿童之家的政策就是擦去原来的身份，把米哈伊尔之类的孩子，重塑成“苏维埃公民”。米哈伊尔还是小男孩时就深受莫罗佐夫故事的影响，孤儿们很小就开始反复接受此类教育。他认为帕夫利克是一名“真正的英雄”，梦想自己向他看齐，也能“抓到一名间谍”。回顾童年，他认为假如自己与家人一起长大，他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会有很大的不同：
与正常儿童相比，我们这些孤儿对生活只有非常贫乏的了解。我们失去家庭活动、厨房饭桌上的对话，以及一切非官方信息。在我看来，那种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它塑造了儿童对人生的看法，以及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我们的“世界之窗”只是课堂、少先队、墙角的红色电台、《少先队真理报》。它们所有的信息都千篇一律，解读的方法也只有一种。 (208)
帕夫利克的故事广受欢迎，尤其在年轻人中更是如此，这更加深了家长制农村的旧世界与苏维埃政权的城镇新世界之间的文化代沟，并在许多家庭内造成分裂。农村人口越来越年轻化，越来越有文化。根据1926年的人口普查，农村人口的39%低于15岁（低于20岁的超过一半），20岁出头的农家小伙识字率是父辈的两倍多（同年龄的农家女子识字率高达母辈的5倍）。他们在苏维埃学校接受教育，不再接受父母起人生态度和信仰。许多人通过少先队和共青团，信心倍增，不愿再受父母的控制。他们不愿上教堂、佩戴十字架，拒绝遵循宗教的仪式，往往捧出苏维埃政权作为此类问题的新权威，有时导致与父母起争执。他们越来越向往城市，向往城市里的信息和价值观。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随着城镇的流行文化蔓延至偏远的乡村，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不愿留在农村，希望进城。这愈加促使农村孩子认为，与农村相比，城镇的生活方式更好，更有文化。20世纪20年代中期，共青团在沃罗涅日省农业最发达地区的调查发现，85%的共青团员来自农民家庭，但只有3%的共青团员愿意继续务农。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想离开农村：或去城市的商店或办公室上班，或上大学、进入工业领域，或参军。 (209)
梅德韦杰夫一家因老一辈与青年之间的分歧而变得七零八碎。安德烈·梅德韦杰夫1880年出生于奥布洛夫卡村——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570公里——旁边有连结坦波夫和巴拉绍夫的铁路线。他是一名铁匠，冬天帮富裕农家修理金属屋顶，夏天和5位兄弟在父亲费奥多尔的家庭农庄上干活，全家共有17人。费奥多尔是农民大家长，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白发垂肩，全以旧法治家。他的孙女回忆：“我们遵守古老的习俗，大家吃饭使用同一只大碗。祖父以勺敲碗，就是大家开始吃饭的信号。他不开口，没人敢作声。”
1923年，安德烈与年龄仅有他一半的阿廖娜结婚。她和家人1917年逃离饥饿的彼得格勒，来到坦波夫的乡下。阿廖娜来自贫困的劳工家庭。她的父亲是铁路搬运工，妻子去世后，一人抚养7个孩子，在坦波夫帮做农活，勉强维生。安德烈将年轻的妻子娶进门，1924年女儿尼娜出生。阿廖娜从一开始就发现很难适应夫家的家长制习俗。尽管只上了3年学，她还是当上了村苏维埃的秘书。她开办学校，教村里的孩子——还有许多成人——读书写字。安德烈对书本没有兴趣——梅德韦杰夫家的其他人也一样。阿廖娜从当地集镇把书籍和杂志带回家，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1928年，阿廖娜的学校变成共青团扫盲运动中的扫盲点，这是反宗教、反家长制文化的苏维埃运动之一。她又成为共产党妇女部的积极分子，常常要去镇上开会。费奥多尔对她的独立性深感震惊，威胁说要把她赶出家门，也因此经常与安德烈发生争执。安德烈自己是村苏维埃的干部，即使善妒，不赞成妻子单独去镇上，但还是予以支持。
1929年9月，奥布洛夫卡村成立集体农庄。虽然村里67户家庭中只有29户同意加入，但被认为已经足够。安德烈当选为集体农庄的主席，但费奥多尔拒绝加入，他的奶牛刚生牛犊，不愿放弃。父子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尼娜回忆：“如果母亲不拦着，他俩早已把对方杀死了。他们开口大骂，并发誓分道扬镳。”家庭农庄分给了各位成员，安德烈带上自己的一份加入了集体农庄，而81岁的费奥多尔仍然单干。4个月后，老人作为“富农”被捕——缘于村苏维埃的报告，奥布洛夫卡全村共逮捕了12名“富农”。费奥多尔的房子被砸，自己被流放去西伯利亚，但家庭戏剧仍没落幕。安德烈身为集体农庄主席，把前途寄托在农村，但阿廖娜向往城镇，主要是想找到治愈女儿尼娜的好办法。尼娜因病失明，需要特殊的照顾。1930年4月，阿廖娜离开安德烈，与尼娜一起回到列宁格勒，向亲戚的朋友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尼娜回忆：“我们只有4平方米，刚好能放一张窄床、床头柜和两把小椅子。我睡椅子，妈妈睡床。”家人分离两年后，安德烈也在1932年10月来到列宁格勒，亲情战胜了他对集体农庄的承诺。梅德韦杰夫一家搬去市中心一个较大的房间，阿廖娜在尼娜的学校教书，安德烈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程部门从事屋顶修建工作。 (210)
像梅德韦杰夫家一样，许多家庭屈服于集体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压力。集体化只是俄罗斯农民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剧变的最后一幕——第一次世界大战、大革命、内战、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最惨痛的。因为它在是否接受苏维埃生活方式方面，迫使父子反目，拆散了许多家庭。究竟有多少儿子真的举报了自己的父亲？这很难说，肯定有，只是没有像苏维埃报刊所报道的那么多。20世纪30年代，报刊给人的印象是，农村中充满了真实生活中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据报道，一个名叫索罗金的少先队员看到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报警把父亲给抓了起来；小学生谢廖扎·法捷耶夫告诉校长，父亲悄悄囤积了大量土豆；13岁男孩普罗尼亚·科利宾举报母亲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他获得奖励，前往克里米亚的著名少先队度假营阿尔捷克，母亲则被送去劳改营）。 (211)
少先队鼓励孩子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举报自己的父母。少先队经常参与看管集体农庄的田园，举报窃取粮食的农民。《少先队真理报》登载年轻举报人的姓名，列出他们的功绩。20世纪30年代，在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个人崇拜的高潮中，真正的少先队员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几乎都要揭发自己的亲人。一份省级杂志警告，没有举报自己家人的少先队员，应受到怀疑，如果发现是由于缺乏警惕性，少先队员自己也应受到举报。在这种氛围中，家长们害怕在自己的孩子面前说话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位医生回忆：
我从不在孩子面前说斯大林的不好。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故事出来之后，你害怕说漏嘴，甚至在自己儿子面前也一样。因为他可能会在学校里无心提及，有关部门就会记下，问男孩“是从哪里听到的”。他会说：“爸爸说的，爸爸不会错的。”你自己还浑然不知，却已陷入了莫大的困境。 (212)
亚历山大·马里安的父亲就是这样遇上麻烦的。亚历山大的家乡马拉什蒂村在乌克兰的西南部，靠近蒂拉斯波尔城。他是共青团干部，1932年他17岁时曾写信给警方，举报父亲季莫费。亚历山大是集体化的狂热支持者，积极拥护反对“富农”的战争。他在1931年6月8日日记中，称“富农”是“苏联最后且最大的剥削阶级”。季莫费不同意，对集体化牢骚满腹，在儿子面前也不忌讳，马上被儿子举报。季莫费被捕后被送进劳改营。亚历山大在1933年10月的日记中，记下了与共青团同志的交谈。后者声称，既然亚历山大的父亲有“反革命”思想，他就不适宜担任干部一职。亚历山大写道：
我不得不向他解释，我父亲的被捕是应我的要求。他之所以持有反苏立场，归罪于他在奥地利当战俘的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带回了对奥地利秩序的钟爱，坚信他在奥地利看到的资产阶级小农庄，才是创造农业财富的关键……他只是简单地把集体化初期的错误当做了动乱，而不是暂时的并发症。他如果知道辩证法，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就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开认错。 (213)
这种基于狂热意识的检举可能相当罕见。更为常见的是年轻人被动应付，宁可断绝关系也不检举家人，而且也要等到亲人已经暴露成“敌人”之后才会如此。他们接受学校和少先队的灌输，意识到如不与被捕的亲人划清界限，反而会危及自己的前途。左右这种行为的，往往有复杂的压力和考虑。除非抛弃被捕的亲人，以此证明自己时刻警惕着并且一切忠于苏维埃，否则他们自己可能遭到少先队和共青团的驱逐，不能就读大学或就业。因此有成千上万印在苏维埃报刊上的公式化通告：
我，尼古拉·伊万诺夫，与我曾是神父的父亲断绝关系。他多年来欺骗他人，宣称上帝的存在。我要切断与他的一切关系，这就是理由。 (214)
这些背弃可能得到了父母的鼓励。父母很清楚，孩子如果想在苏维埃社会谋求上进，必须与自己脱离关系。例如，1932年，一名来自克列缅丘格城附近传统犹太家庭的16岁男孩，给当地意第绪语的报纸写信，声明脱离自己家庭的落后生活：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学会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根据后来对他妹妹的采访，男孩是在父亲的坚持下才写下这篇声明的。那个女孩回忆道：
我14岁那年，父亲把我和哥哥叫进房间，解释说他的生活方式不合时宜，不想我们重复他的错误，譬如遵循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他说，我们必须去找学校墙报的编辑，宣布我们开始了新生活，不愿与父亲的宗教过去有任何瓜葛。父亲硬要我们这样做，还说，这样做不会给他带来困扰，只会为我们开辟美好的前景。 (215)
迫使年轻人背弃自己亲人的不仅仅是野心，还有其他因素。此类断绝关系的公开信，大多写于离家上大学或进城工作的前夕。这是新身份的宣言，也是对苏维埃梦想和目标的承诺。20世纪30年代初充满了巨大的机遇和社会流动性：工人的子女有望成为专业人士；农民的孩子梦想进城。苏维埃的宣传对症下药，刻意鼓动这类抱负，把对个人成功的崇拜放到了五年计划的中心位置。电影、书籍、歌曲，都突出无产阶级“普通英雄”的功勋——工程师、科学家、劳动模范、飞行员、勘探人员、芭蕾舞演员、男女运动员——给苏联带来荣耀。年轻人受到鼓励，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工作也可取得同样的成就，以此证明自己无愧于苏维埃公民的称号。
最重视这种抱负的往往是“富农”和其他苏维埃“敌人”的子女——这个悖论恰好又是“富农”父亲和他们的儿子之间冲突的症结。子女从小就背上出身不好的烙印，一直希望成为社会上的平等成员，唯一途径就是诀别自己的过去。有些背弃自己的“富农”亲人，有些在自述中避而不谈，还有些声称他们已“死去或消失”。这种否认往往是生存所必需的，但相关的记忆仍可唤起悔恨和羞耻。不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曾经举报他人，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相对“正常”，追求各自的事业，而父母却消失于古拉格。他们接受苏维埃制度，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心里很清楚，该制度已将自己的家庭摧毁。
对这些悔恨情感的表达，没人比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更为有力。他1910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扎戈列村；父亲特里凡是铁匠，夫妇俩养育了7个孩子，生活中等，尚算舒适。亚历山大年纪轻轻就是共产主义者，1924年加入共青团，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他经常因政治问题与父亲发生争论，曾两次离家出走，因为无法接受家人的农民生活方式。1927年，他加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RAPP），搬到斯摩棱斯克，在共青团报纸《青年同志》（Young Comrade）上发表了第一首诗《写给父亲和富人》：
你家没有缺乏，
你富裕——我观察，
所有有墙有顶的农舍中，
最好的是你家。
1930年的春天，当局向特里凡课以重税。他担心被捕，逃去顿巴斯寻找工作；到秋天，儿子伊万（当时17岁）和康斯坦丁（22岁）相继跟来。他们认为，跑去寻找父亲会减轻母亲的负担。伊万在当年冬天回家，却发现自己已成“富农”的儿子，无法上学。1931年3月，除了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一家都被逐出扎戈列村，康斯坦丁（已被关押在斯摩棱斯克）和特里凡（一从顿巴斯归来即被逮捕）也加入了家人的流放行列，前往乌拉尔。在随后两年中，他们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进进出出，四处潜逃，如果能找到国内护照制度中的漏洞，就在工厂和矿区打打零工。家人时聚时散，直到1932年秋季。其时，特里凡在乌拉尔的下塔吉尔镇工厂找到了一份铁匠工作。
与此同时，亚历山大在斯摩棱斯克的教育学院学习，努力成为年轻诗人。他的第一首长诗《走向社会主义的大道》（1931年），描绘了集体农庄生活的灿烂图景。他在学院的学生会议上发言，赞成反对“富农”的运动，但他显然对家人的遭遇感到不安。1931年春天，他去拜访地区党委书记鲁缅采夫，希望他能从中斡旋，以减轻他们的磨难。特瓦尔多夫斯基在1954年回忆，鲁缅采夫却说“生活当中，有时必须在家庭和革命之间作出选择”。那次会谈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被选为“动摇分子”，苏维埃当局要考察他的忠诚。他在文学会议中，被攻击为“富农”的儿子。他得以躲避厄运，全仗当地作家阿德里安·马克多诺夫为他作了勇敢且积极的辩解（后来自己却入了狱）。
由于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特瓦尔多夫斯基刻意疏远家人。1931年春天，父母从乌拉尔的利亚利亚“特殊定居地”给他写信。他们并不指望经济上的帮助——因为他们知道儿子自己也很拮据。伊万在1988年回忆：“他们只希望，他也许想与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保持联系。”伊万继续讲述了后面的故事：
亚历山大回过两次信。他在第一封信中答应帮忙，但很快寄来第二封信，内含我难以忘怀的字句：“我的亲人们！我既不是野蛮人，也不是动物。我要你们坚强起来，要有耐心，努力工作。消灭富农阶级，并不意味着消灭富农本身，更不会是消灭孩子……”再后来，就是这么一句话：“……我不能给你们写信……也不要写信给我。”
当这封信读给伊万的母亲听时，她——低下头，坐在板凳上，陷入深思，然后大声讲出话来。她不是讲给我们听，而是讲给自己听，用来说服自己仍拥有儿子的爱和忠诚。她说：“我知道，我觉得，我相信……他并不容易。我儿子当然是别无选择，人生就像旋转木马，你又能如何呢？”
两个月后，即1931年8月，特里凡带上小儿子帕夫利克逃离利亚利亚定居地，其余的人都留在原地。一个月后，他们到达斯摩棱斯克，前往苏维埃大楼寻找亚历山大，知道他在那里的编辑部工作。特里凡叫门卫打电话给儿子，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我知道他来信的内容，但我想：他是我儿子！至少可以帮帮帕夫拉希卡[帕夫利克]。一个小男孩，他的亲兄弟，能给他带来什么危害呢？亚历山大出来了。上帝保佑，与儿子见面，怎么会如此担惊受怕的！我在恐慌中看着他，他已长大，修长又帅气！他父亲的儿子！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我们，然后开口，不是说“你好，爸爸”，而是一句：“你怎么来的？”
“修罗[亚历山大]！我的儿子！我们正在饥饿、疾病、任意处罚中慢慢死去！” 我回答。
“那么，你是逃出来的？”他突然问，这似乎不是他自己的声音，他的目光也变得异样，似乎要把我钉在地上。
我保持沉默——我能说什么呢？只能如此了——我只是为帕夫拉希卡感到遗憾，他只是一个小男孩，希望得到哥哥的爱，没有想到如此的结局！
“我只能把你们送回原地，免费。”——这是亚历山大的原话。
我知道，进一步的请求或乞求都已无济于事。我只让他等一等，因为我还要去斯托尔波沃镇向朋友讨债，等我回来后，听凭他安排。他显然有些吃惊。
“那好，你走吧。”他说。
特里凡在斯托尔波沃镇找到朋友一起喝酒，帕夫利克在一边睡着了。午夜时分，警察赶来逮捕特里凡，因为亚历山大已把他出卖。
亚历山大再次看见或听闻家人的消息已是4年之后。在这段时间，伊万认为，亚历山大只能将自己的内疚注入他从未发表的诗里：
你是谁，兄弟？
你好吗，兄弟？
你在何处，兄弟？
在哪一条白海运河？
——《兄弟》，1933年
1935年，伊万前往斯摩棱斯克找亚历山大。他逃离“特殊定居地”，在莫斯科和其他工业城镇漂泊3年，以打零工为生，但渴望回到自己的故乡，也想让哥哥知道家人的近况。兄弟俩仅有两次简短的会面，亚历山大告诫弟弟赶快离开斯摩棱斯克：“这里没有你要的东西，只会发现不愉快而已。相比之下，生活在这里对我很重要，这里的人都认识我！”
伊万当时对哥哥存有太多的抱怨，到了晚年，才渐渐理解亚历山大承受的压力：他必须留在人们认识和尊重自己的地方，所取得的成功又能提供某种保护。对哥哥的选择，伊万不无同情：
我敢说，我的到访激起了他的内疚和自责。他忘不了写给流放中的我们的信，也忘不了他与父亲在苏维埃大楼的见面，我为他感到遗憾。不管我喜欢与否，我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一名真诚的共青团员，自20世纪20年代起，矢志不渝。我现在认为，亚历山大亲眼目睹了伤害自己父母和兄弟姐妹的革命暴力，虽然是不公且错误的，却变成了一种考验，看他是不是真正的共青团员。也许他并不想向别人证明——只想证明给自己。毫无疑问，他以这种方式来自我说服：“每一名富农都是某某人的父亲，他的孩子是某某人的兄弟姐妹。我的家人凭什么与众不同呢？要勇敢，要坚强，决不向抽象的人道主义和阶级利益之外的情感低头。”他的逻辑是：你如果支持集体化，就意味着你也支持消灭富农阶级；在道德上，你没有权利要求自己父亲获得例外的待遇。亚历山大可能在心里为家人哀痛，不过，我们家也仅是众多富农家庭之一而已。 (221)
五
1928至1932年的“大转变”，摧毁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旧关系和旧忠诚，创造了以人与国家的关系来定位的新社会。在这个制度中，社会阶级是至关重要的：国家推崇“无产阶级”，镇压“资产阶级”。但阶级又不是固定或僵化的，数百万人离开家园，变换工作，在全国各地搬来迁去，很容易改变或重塑自己的阶级身份。只要有助于上进，大家都学会了编造自己的阶级身份。他们变得越来越聪明，或隐瞒和掩饰自己的不纯出身，或文饰自己的履历，使之显得更像“无产阶级”。
“自我改造”的概念，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是非常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心，就是要清除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和个人主义的冲动，创造更高层次的人格（苏维埃新人）。一位党领袖在1929年写道：“我们都是过来人，身上仍存有以往的弊病。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就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自我改造。” (222) 同时，人们能改变和操控自己的阶级身份，又给党领导带来极大的焦虑。 (223) 他们普遍担心，涌入城镇的大量破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富农”、商人、教士等），将稀释“无产阶级”的纯度——“无产阶级”是他们想象中支持专政的社会基础——党内会充斥隐瞒自己出身的“自私自利者”和冒险家。
苏维埃报刊上有不少此类骗子故事，最有名的是弗拉基米尔·格罗莫夫。他冒名顶替，自称是熟练的工程师和获奖的建筑师，在1935年被判处10年劳改，去白海运河工地服刑。格罗莫夫使用伪造的文件，获得高薪工作和莫斯科的高级公寓，甚至说服后勤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向他预支了100万卢布。 (224) 对冒名顶替者的担忧，折射出党领导的深刻焦虑，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大清洗文化。大清洗中激烈的指控，就是为了要彻底揭露暗藏“敌人”的真实身份。整个20世纪30年代，党领导鼓励人们相信，同事、邻居、朋友、亲戚都有可能躲在假面具之后——这种观念，既毒害了人际关系，又为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推波助澜。艾莱娜·邦纳的弟弟在父亲被捕后曾说：“看，人民公敌到底是什么嘴脸，有的甚至伪装成父亲。” (225)
除了集体化，伴随五年计划的还有一场对“阶级敌人”和“异己分子”的大清洗，以铲除潜在的反对和异议。随着国内护照制度的引入，警方奉命加强措施，把“社会不纯分子”——“富农”、教士、商人、罪犯、“寄生虫”、妓女、吉普赛人及其他族裔（芬兰人、朝鲜人、伏尔加德裔等）——赶出城镇。 (226) 害怕自己受到社会的排斥，驱使数百万人隐瞒自己的出身。在理论上，自我改造是可行的，但过程可能很长，很不确定。隐瞒似乎更加可靠，更是为社会接受的捷径。20世纪30年代初的混乱时期，改变自己的身份相对比较容易，或搬去另一城市，或领取新的档案。假档案很容易获得，或通过行贿，或向每个集镇都有的伪造者购买。如果要漂亮的履历，甚至无需花费钱财。很多人干脆扔掉旧的，换一个苏维埃政府申请新的履历表，填上不同的履历，甚至还可篡改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 (227) 各省的苏维埃官员和警察，其低效和腐败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女性而言，婚姻是掩饰自己社会出身的又一途径。安娜·杜博娃1916年出生于斯摩棱斯克省的农民大家庭。父亲1929年作为“富农”被捕，被送去波多利斯克的建筑工地——就在莫斯科的南边，妻子和孩子也跟了过去。母亲得到兔场的一份工作，安娜就读于附属于面包厂的工厂技校，原以为可以回归为“正常”人，却没想到安娜姐姐的共青团员朋友，站出来揭发她们在隐瞒“富农”出身。杜博夫一家全遭驱逐，丢失了所有的财产和居住权。父母带着年幼的孩子去了莫斯科以东200公里的勒热夫地区，住在父亲亲戚的草棚内；安娜逃到莫斯科。姐姐嫁给了当地人，她让安娜睡在自己小房间里的地板上。安娜没有居住证，纯属非法居留，却仍在努力追求自己的理想。她从工厂技校毕业，成了布尔什维克蛋糕工厂的糕点厨师，专门从事蛋糕的装饰工作。她的前途开始变得光明，但危险始终存在：“富农”出身和非法居留一旦暴露，她将失去一切。她在20世纪90年代的采访中说：
那段时间里，每当看到警察，我就很怕。因为在我眼中，他会告诉大家，我有嫌疑。所以我结了婚，只是为了能掩饰我的背景……我丈夫是个贫农，又是共青团员，在莫斯科附近的村苏维埃担任秘书。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他的工作就是识别和剥夺富农……我的婚姻只是一种伪装。我没有地方住，结婚之后，才有自己的一小间。上床睡觉时，我会自言自语，亲爱的主呀，我竟睡在自己的床上。
安娜的丈夫很善良，就是喝酒太多。“我一直在做梦——‘主啊，要是能嫁给一位体面人，那该多好啊。’我和他朝夕相处，即便已经生下女儿，却还在梦想有一位体面的丈夫。” (228)
被迫过这种双重生活的人，需要不时承受曝光的威胁。有一名前秘密警察上校，还是共产党的模范，一直隐瞒自己的贵族出身。他回忆道：“我一直处在恐惧之中，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假如我的真相突然暴露’，我所努力的、我为自己和家人所建立的、我的生活、我的职业生涯，都会轰然倒塌。”除了恐惧，还有其他相互矛盾的冲动和情感——被动、内向、羞愧、自卑——能在同一人身上，既激起他对苏维埃政权的秘密憎恨，又激起他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决心，以此克服自己的出身不纯。人陷入如此的双重人格，变得得不知所措，其公众形象完全吞噬了他的内心世界。有人这么回忆：“我开始觉得，我就是我正在扮演的人物。” (229)
年轻的西蒙诺夫有过类似的经历。他隐瞒贵族出身，在萨拉托夫的工厂技校学做车床工，填在登记表上的身份是“无产阶级”。西蒙诺夫擅自决定进工厂技校，而继父希望他去高等学院或大学攻读——在他父母的旧世界服务阶层看来，那是理所当然的教育轨迹。但十几岁的西蒙诺夫，为新工业社会的前景而感到无比兴奋。他看到，无产阶级是新兴的统治阶级，亟想加入其中。西蒙诺夫回忆：“这是五年计划的开始，其浪漫精神彻底征服了我。我加入俱乐部，讨论该计划和它的不同版本。它对我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我的中学课程。我的继父非常恼火，我在工厂技校的第一年，他几乎都不理我。” (230)
工厂技校笼罩在激进的、无产阶级的氛围之中。一半学生来自工人家庭，另一半来自儿童之家。作为贵族的儿子，西蒙诺夫在此出格得危机四伏，但他尽量调整，舍弃他少年时的短裤和凉鞋，换上工人的套衫和鸭舌帽，努力与同学们打成一片。西蒙诺夫受无产阶级的吸引，其重要原因在于工人的独立性：“我认为，成人的生活始于他开始上班，赚钱养家。我也要尽快独立，养活自己。” (231) 西蒙诺夫加入产业工人的大军，自然也就独立于家庭之外，不再让其贵族背景拖自己的后腿。
为了供自己在萨拉托夫工厂技校学习，西蒙诺夫去生产弹药的通用工厂当学徒，上夜班，组装突击步枪的子弹盒。到1931年春天，他的月收入是15卢布，虽然微薄，对家庭预算来说却是一大贡献。特别是在4月之后，继父亚历山大被捕，15岁的西蒙诺夫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支柱。
那次逮捕进行得有条不紊。敲门声在晚上10点钟响起。由于亚历山德拉感到不适，家人早已上床睡觉，亚历山大要到穿戴齐整，方才让警察进入自己的营房公寓。康斯坦丁醒来，发现继父正在用放大镜核对搜查证：
搜查持续了很久。他们做得中规中矩，在两个房间里逐一检查全部的物件，甚至查看我有关金属技术的技校笔记、七年级笔记和母亲的一大堆信件——她喜欢写信，也喜欢所有的亲戚和朋友给她写信……等到他们完成搜查，理好文件和信件，好像还开出了一张被没收物件的清单——也可能我弄错了。我想，终于结束了。其中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把它递给父亲，这是对他的逮捕令。我当时没想到，事后才意识到，不管搜查结果如何，逮捕从一开始就在计划之中。真不忍心看到母亲的反应，尽管她有坚强的性格。她显然病了，一整夜坐着，持续发烧，浑身颤抖。父亲很平静，认真读完那张纸——再一次从背心口袋拿出放大镜——确定它真是一纸逮捕令，然后他简速吻了母亲一下，并告诉她，一旦弄清误会，他就会回来。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与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了。 (232)
像亚历山大一样，西蒙诺夫也认为这只是一场误会。他应该知道，许多专家在萨拉托夫被捕，包括继父任教的军事学院的好几名军官。像众多失去亲人的其他人一样，西蒙诺夫也倾向于把继父的被捕，当做一桩乌龙事件。“我认为，其他人肯定有罪，他们是我的敌人，但我无法将他们与我继父联系在一起。” (233) 这种区别帮助他维持对苏维埃司法制度的信心。政治警察官员有条不紊的行为——不仅体现在亚历山大被捕之时，西蒙诺夫4年前目睹继父的亲戚叶夫根尼·列别捷夫被捕的过程也是如此——更加强了这一信心。
西蒙诺夫遵照亚历山德拉的命令，向技校老师汇报了逮捕一事。她说，不汇报反而是懦弱的表现。西蒙诺夫没被学校开除，但被告知，最好等到继父获释后再递上他的入团申请表。亚历山德拉和儿子被逐出营房的小公寓，所有家当被扔到街上——包括配有几张板凳的桌子、两个书架、一个衣柜、一张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军用木箱和西蒙诺夫曾睡过的吊床。那天正好大雨滂沱，邻居收容了正在发烧的亚历山德拉，她的儿子则赶去萨拉托夫郊区寻找新的住所。他租好房间后，又找来一个货车司机帮助搬家。终其一生，他永远记住那一天——他第一次挑起家庭的重担，一刹那间，他长大成人。
我没齿不忘，没有怨恨，甚至有点自我得意，因为我证明了我能应付一切。我有一种受伤的感觉，主要是为我的母亲……她不能原谅那些将我们赶走的人。毫无疑问，我仍能记住那些人的名字，因为我对母亲的受辱感同身受，即使我还只是一个男孩…… (234)
西蒙诺夫在继父被捕一事上的反应，不是责备和质疑苏维埃政权，而是更加努力工作，以补贴家用。也许，继父的被捕更加强了他的信念：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夯实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整个夏天，西蒙诺夫白天读书，晚上打工。他获得晋升，成为二级学徒工，工资翻了一番。这足以供奉母亲，还能每周送两个包裹给狱中的继父。亚历山德拉在一所中学教法文和德文，赚取额外的现金。到秋天，亚历山大出狱了。西蒙诺夫回忆：“他拥抱、亲吻母亲，甚至也吻了我，这很不寻常。他好像起了变化，起初我没注意，后来才明白，他的脸色变得阴冷苍白，不再是以前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模样。” (235)
亚历山大并没透露在监狱遭受的折磨，只称所有的指控都被撤销，因为他在“严峻压力”之下也拒绝认罪。西蒙诺夫回忆，在他看来，这件事的教训在于坚定不移：
时至今日[1978年]，我自问：那个夏天发生于萨拉托夫的事件，是否影响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是否在我十五六岁的心灵中留下了烙印？答案是肯定的，也是否定的。就继父而言，其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他还是原来的他——绝对是思路清晰和认真负责的典范——认识他的人全都相信他的无辜。在那可怕的岁月中，与我们交往的几乎每个人都很友好——那也是我们所期待的。对继父的审讯，由于他的强大和坚毅，其结局也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它却给我带来不安。我想，如果是一位较为软弱的人，如果承受不了同样的折磨，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令人担忧的想法，久久停留在我的脑中……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自己已经长大，这可能是潜意识的。我也已证明，自己可以应付一场危机。 (236)
“富农”子女试图掩盖自己的社会出身，其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亚于资产阶级子女和贵族子女。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就读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不得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不得参军，不得从事较好的职业。他们往往渴望与家人划清界限，以证明自己是“苏维埃公民”，其实质就是害怕自己受排斥。1942年，20岁的沃尔夫冈·莱昂哈德被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地区，他父亲是1935年抵达莫斯科的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在师范学院学习，同学中的大多数是“富农”子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被流放到这个半沙漠地区。他们幼时吃了很多苦，后来才获准上学，很快就要变成教师。莱昂哈德注意到，这使他们的政治身份发生了大幅度的转变：
我的大多数同学周末回家，回到卡拉干达周围的[特殊]定居地。他们返校后，谈及自己的父母时，经常义愤填膺。我经常听到他们说：“他们还是不懂！我多次向他们解释集体化的道理，但旧派人永远都不会觉悟！”
这些富农的子女，刚流放至此时还是幼儿，随着时间的流逝，事实上已成了斯大林主义者。 (237)
很多“富农”子女最终变为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加入国家的镇压机关，开创出一片事业）。对有些人来说，转变的过程涉及一个长期且自觉的“自我改造”，不无心理成本，斯捷潘·波德鲁布尼便是一例。他1914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文尼察地区的农民家庭，他父亲作为“富农”流放至阿尔汉格尔斯克，他与母亲1929年逃到莫斯科。斯捷潘在《真理报》印刷厂的技校找到一份学徒工，加入共青团，率领工人突击队，编辑墙报（一种宣传鼓动），成为工厂理事会成员，似乎还被警方招募成了举报人。那段时间里，他一直小心翼翼地隐瞒着自己的“富农”出身。他的日记记录了自己的战斗历程：如何清除身上农民老祖宗的病态心理，如何脱胎换骨当上一个苏维埃公民。他尽量阅读正确的书籍，采纳正确的态度，以穿着整齐和学习舞蹈来提高个人修养，在自己身上培养关心公益和保持警惕的苏维埃美德。每年年底，他制订进度表，以便衡量自己“在文化上的进步”（犹如国家机构为五年计划规划每一年的经济进步）。他的“富农”出身，一直是自我厌恶和自我怀疑的根源，一再被视作自己缺点的缘由。他还在思忖，到底能否真正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
1932年9月13日：我已经几次思索自己的生产工作，为何无法从容应付？为什么对我来说总是这么难？有一个念头，我似乎摆脱不掉，像吮吸桦树液一样在吮吸我的血液——那就是我的心理问题。我难道真的是与众不同吗？这个问题使我毛骨悚然，全身发抖。我现在正处在中游，不上也不下，但很容易滑向两端。
波德鲁布尼不时担心自己的出身会暴露出来，会在工作单位（充满“敌人”的巢穴）受到批斗，会被解雇，甚至会被捕。最终，政治警察确实查出了他的“富农”出身，但告诉他，只要他“继续积极配合”，就不会有事。很有可能，波德鲁布尼从此开始举报他的同事。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像是一头困兽——厌恶自己扮演的角色，渴望成为“真正的自己”。
1932年12月8日：我每天的遮掩，我内心的秘密——他们不允许我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我不能有任何的自由思想，不能公开、明确地站出来。相反，我不得不鹦鹉学舌，必须走在不平的路面，朝阻力最小的方向。这真是非常糟糕。不知不觉中，我染上了阿谀奉承者和老狐狸的品性：软弱、卑怯，总是屈服。
有一位同学，其“富农”儿子的身份暴露之后，却没有遭到处罚，波德鲁布尼称之为“历史性时刻”。这似乎显示，他可以不必再为自己的出身而痛感耻辱。他满心喜悦，怀着对苏维埃政府的感激来拥抱这种个人的解放。
1935年3月2日：我也能成为苏联大家庭的公民，我热爱使之成为可能的人。我再也不是敌人圈子里的人。我一直害怕敌人，无论何时，无论何处。我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周遭。像大家一样，我可以对各种事物发生兴趣，做一个爱护自己土地的主人，而不是一个向主人叩头的仆人。
6个月后，波德鲁布尼被接收为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的学生。他一直梦想在高等学院学习，但心知肚明，他的“富农”出身将是一大绊脚石。《真理报》印刷厂的共青团支持他的求学申请，对他来说，无疑是首肯了他的苏维埃新身份。 (238)
对于许多“富农”子女而言，渴望被认作苏维埃人，亟想成为社会中有价值之人，与其说与政治或个人身份有关，毋宁说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非常聪明，精力充沛，积极主动，又继承了父亲尼古拉的强烈个性。她在沙尔铁定居地时，曾是学校里的大队干部，辅导其他学生的阅读。她1934年回到佩斯托沃与父亲重聚，年仅11岁的女孩便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证明自己的价值”。 (239) 但在新学校，年龄较大的男孩把她当做“富农”的女儿加以嘲弄和虐待（佩斯托沃学校有很多“富农”子女），甚至老师们也会挑剔找碴。有一天，孩子们因行为不端而受训斥。一名资深女教师更是把安东尼娜叫到全班面前，予以特别的惩戒，大声叫嚷：她那种人就是“人民公敌，卑鄙的富农！遭到驱逐也是罪有应得。我希望你们都在那里死绝”！安东尼娜在回忆录（2001年）中，把此事当做她人生中的决定性时刻。她深深感到不公和愤慨，真想呼喊出来以示抗议，但更深沉的恐惧迫使她缄默不语。
突然，我心里泛起一种感觉：我们[富农]与众不同，我们是罪犯，很多事情都没有我们的份。我现在明白，我当时即有一种自卑感，深深陷入恐惧之手。这个政府可以生杀予夺，因为我们是富农，没有任何权利，只能在沉默无言中忍受一切。
同学玛丽亚的父亲也作为“富农”被捕，女教师训斥事件发生之后，玛丽亚低声对安东尼娜说：“听着，老巫婆吐出这样的骂人话，我们来写一封投诉信！”安东尼娜很怕，所以由玛丽亚一人执笔写了那封信，但是以两人的名义。她写道，她们的父母是富农，但不能怪罪于子女，衷心希望能有机会，以勤奋学习来证明自己。她们还在信上画了新年树 [3] 作装饰。安东尼娜将信藏在洗衣袋中（母亲承担学校的清洗工作），送去校长办公室。校长颇表同情，把她们叫去他的办公室，告诉她们“私下里，他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我们不得外传”。显然，他后来找了那位刻薄的女教师，因为她的态度有所软化，甚至允许这两个女孩参与学校的话剧表演。那部戏讲述农民保姆（安东尼娜饰）在“富农”（玛丽亚饰）家受尽苦难，安东尼娜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最后的独白中，我必须说这样的话：“你已吸干了我的生命，我现在懂得，再也不愿同你在一起。我要离开你，去上学！”——讲完这几句，我就离开舞台，随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深深融入这个角色，我的愤慨显得既自然，又逼真。 (240)
安东尼娜全身心投入学业，她喜欢学校，成绩优秀，好几次出现在学校礼堂的优秀学生榜上。这意味着她有资格参加苏维埃节日的学校游行。安东尼娜喜欢这些游行——不是因为在政治上要求上进（她认为扛旗反而有失身份），而是因为代表自己的学校而感到自豪。她渴望加入少先队，但由于“富农”出身，不能遂愿，她为此而伤心欲绝。她戴上自制的红领巾，赶去少先队聚集的俱乐部，渴望自己能够参与他们的游戏。 (241) 渐渐地，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有“富农”的背景，还是在1939年加入了共青团（共青团委员会看重她的主动精神和能力，对她的出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安东尼娜因此变得大胆，鼓足勇气在1939年夏天，隐姓埋名，重访自己的家乡——已改名为“新生活”集体农庄。她发现，她的老家已变成集体农庄的办公室。 (242)
安东尼娜的信心和雄心在与日俱增，决定不再努力让人接受真实的她，而是为自己编造全新的身份。每当填写新表，她就开始撒谎。她回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决定重编自己的履历。”从青年起，安东尼娜就过上了秘密生活，不向朋友谈论自己的私事。1940年，她遇上第一个认真交往的男朋友，但闭口不谈自己的家世，因为她害怕对方获悉她的过去可能就会离开。之后的整整50年，她都不让家人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她害怕，这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家人。回首往事，她记得：
我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漏嘴，不能暴露。我一开口，就要动脑筋：我忘掉了什么？我说的话会使人生疑吗？无时无刻不是这样……我很怕，就会保持沉默。这种恐惧伴我一生，须臾不离……妈妈总说：“当你与狼一起生活时，就必须学会狼的习性！” (243)
[1] 从“拳头”一词派生出来的“富农”（kulak），最初被农民用于泛指剥削性质的行业（放高利贷的、出租土地的、投机倒把的，等等）。在他们看来，即使雇用他人的自耕农，也不可算作“富农”。相比之下，布尔什维克以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误用此词，将富裕农民全部划作富农。他们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将农村中的雇人（这在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极为罕见）视作一种“资本主义”（而不是农村劳动力短缺的弥补）。所以，富农就等同于资本家了。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想在农村挑动阶级斗争和征用粮食，便将无地农民（主要是流入城市的）组成贫农协会，以对抗被控囤积粮食的富农。到集体化时，反对加入集体农庄的任何农民——不管是富是穷——都被控为富农。
[2] 戈洛温家有两个谷仓、几部小机械、3匹马、7头牛、几十只猪羊、两辆大车，还有一些家具，包括苏维埃农村中象征着富裕的铁床和茶炊。
[3] 1929年圣诞树在苏联遭禁，到1935年才获得恢复，但改称为新年树。苏联的新年节日承继了传统圣诞节的很多活动，譬如家庭团聚、交换礼物以及类似圣诞老人的弗罗斯特叔叔（Uncle Frost）。
第三章 对幸福的追求（1932—1936）
一
1932年，法尼娅·拉斯金娜和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结婚。米哈伊尔既是党的干部，又在韦斯宁兄弟建筑师公司担任建筑工程的行政主管，那是莫斯科最重要的建筑公司之一。法尼娅离开位于祖博夫广场的娘家，暂时租房数月，再与丈夫一起搬入时尚的阿尔巴特区。那是一个三居室公寓，不大，总面积只有58平方米，但与绝大多数莫斯科人相比，却显得摩登豪华，拥有自己的厨房、浴室、抽水马桶，甚至还装了私人电话。 (244)
20世纪30年代初，莫斯科迅速扩展。从1928到1933年，首都人口从200万增至340万，主要是由于大批农民涌入工厂，这使城市的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1933年以后，莫斯科通过国内护照制度以及大规模驱逐“异己分子”，得以控制城市人口。 (245) 数以百万计的人，梦想就是搬入莫斯科。在苏联，莫斯科是权力、财富、进步的中心。在宣传中，它被描述成社会主义制度下未来美好生活的见证。
斯大林对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浓厚的兴趣，在1935年签署了一项雄心勃勃的重建莫斯科的总体规划。制订该计划的建筑师有韦斯宁兄弟、列昂尼德、维克托、亚历山大等，接受莫斯科苏维埃的统一指导。该计划将莫斯科规划成一个可容纳500万居民的城市，并在郊区广泛建造新型的住宅区，由公路、环道、绿地、污水处理系统、通信网络和工业世界中最先进的地铁连接起来。计划中一切都是大规模的。满布中世纪窄街和教堂的市中心，被大规模拆除，为建造开阔的大街和广场腾出空间。一条广阔、全新的游行路线，将横穿首都的市中心。特韦尔斯卡娅大街（已改名为高尔基大街）要拓宽至40米，挡道的旧楼只能推倒（许多建筑遗迹，包括建于18世纪的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只好退出主道，易地重组）。在红场上驱除全部的市场摊位，以便聚集的游行队伍在5月1日和革命纪念日畅通无阻地走过革命的神圣祭坛——列宁陵墓。甚至还有炸毁圣瓦西里大教堂的计划，以便让陵墓前的游行队伍可以排成没有中断的一长列。斯大林的莫斯科被重建成一座帝国大首都——即苏维埃的圣彼得堡，比苏联任何其他城市更为雄伟，更为先进，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象征（布哈林称总体规划“几近奇迹”，将使莫斯科变成“新的麦加，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战士会从世界各地赶来朝圣”）。 (246)
韦斯宁兄弟在首都的重建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建筑理论因此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韦斯宁兄弟一直走在建构主义运动的前列，尝试将柯布西耶的现代主义理想融入苏联建筑。但在重建斯大林的莫斯科时，他们改用了新古典主义和纪念碑式的风格。这代表着艺术和精神上的妥协，他们是建筑师，必须仰仗客户，而国家是其唯一的客户。两兄弟一直参与苏维埃宫殿的筹建，地点就在1932年即已拆毁的救世主大教堂。该宫殿如果建成，将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定为416米高，比1931年在纽约落成的帝国大厦还要高出8米），顶上耸立一座巨大的列宁塑像（3倍于自由女神的尺寸）。 (247) 但苏维埃宫殿从未建成， [1] 多年以来，该工地无形中变成了一座纪念碑，让人记得莫斯科的允诺。
韦斯宁兄弟帮助监督莫斯科地铁的建设——共产主义进步的另一个象征。隧道的挖凿始于1932年，到1934年春天，共雇用7.5万名工人和工程师，其中许多人是农工和古拉格囚犯。挖凿是极其危险的工作，火灾频繁，更因土壤的松软而塌方连连。100多人死于第一条地铁线的建设，它全长12公里，连接索科尔尼基和高尔基公园。20世纪30年代，莫斯科所有的主要建设项目都雇用古拉格劳工（首都附近就有不少劳改营）。25万名囚犯参与了莫斯科至伏尔加河的运河开掘，为的是向首都不断增加的居民人口供水。其中许多人死于体力耗尽，尸体就埋在运河的地基中。斯大林的莫斯科，在许多方面向彼得大帝的首都寻求灵感，像圣彼得堡一样，也是以奴隶尸骨为地基的乌托邦文明。
第一条地铁线在1935年启用，莫斯科共产党的主管拉扎尔·卡冈诺维奇誉之为无产阶级的宫殿：“我们工人乘坐地铁时，应该是欢快喜悦的，应该想象自己身处一座因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光芒四射的宫殿。” (248) 该地铁站像宫殿一般，饰有吊灯、彩绘玻璃、黄铜和镀铬的饰件，墙壁由大理石（20个不同种类）、斑岩、缟玛瑙、孔雀石装饰而成。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1938年）可与教堂媲美，它的中央大厅以椭圆形的穹顶、马赛克的大理石地板、不锈钢的拱门，造就了明亮崇高的气氛。20世纪30年代后期，韦斯宁兄弟设计了斯大林工厂地铁站，希望获得身处大教堂之内的气氛。落成的地铁站（1943年），以哥特式的大理石高柱、空间和光线的巧妙利用、描绘五年计划“成就”的汉白玉浮雕（包括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中心、斯大林工厂、苏维埃宫殿和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完美地实现了这一初衷。 (249) 这些无产阶级宫殿的辉煌，与大多数人生活空间的拥挤和肮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一方面，它们又发挥了异常重要的宣教功能（与历史上教会扮演的角色没有两样）。地铁站的华美激励了民众的自豪和崇敬，加强了他们对公共目标和苏维埃价值的信念。
韦斯宁兄弟也参与兴建私人住宅，被要求设计两居室和三居室的公寓，就像米哈伊尔·沃希切斯基和法尼娅·拉斯金娜婚后居住的。法尼娅回忆：“我们非常高兴，这是我们第一次住上了带有私用厨浴的公寓。米夏[米哈伊尔]有了自己的书房。如有来客，也还有空余的客房。” (250)
这种对私人公寓的重新重视，象征了苏维埃住房政策的根本转变。20世纪20年代，建造新型集体住房的乌托邦梦想主宰一切，布尔什维克优先考虑“公社房屋”——庞大的共用社区，容纳数千工人及其家人的一长排房间，厨房、盥洗、洗衣设施都属共用，让妇女从家务琐事中解放出来，让居民学会集体生活。当代建筑师联盟中的建构派，一直站在这苏维埃运动的前列，他们要废除一切私人领域，让人们过集体生活。但莫斯科的住房政策在1931年出现大的扭转：尽管苏维埃首都的住房长期紧缺，超过百万的新居民又使之加剧，新政策仍规定，莫斯科的主要建筑类型将是单个家庭单元的豪华住宅。
这一政策变化显然跟政治和工业新精英的崛起有关，需要提供物质奖励以保证他们对斯大林政权的忠诚。五年计划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行政官员、经理人，遍布所有的经济部门。据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主席称，工业部门仅在1930年就需要43.5万名工程师和专家。斯大林的领导机构不信任旧工业精英（属于资产阶级，1928年的苏维埃工程师中只有2%是党员），其中很多专家一直反对工业五年计划极端乐观的目标。在1928至1932年的工业恐怖中，那些专家遭到了大规模地清洗（作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其时，五年计划引起的混乱和燃料、原料的不时中断，使工厂不得不关闭。工人们拿不到工资，遂愤起声讨他们的主管。工业管理阶层、经济委员会、规划机构、大专院校、教学机构，清除了身居高位的“资产阶级专家”，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晋升创造了机遇。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工厂技校的全盛时期，为不断增加的工业职业和行政职位，培养了适当的人选，其中许多人前不久刚刚从农村前来。从1928到1932年，工厂技校的学生人数从180万跃升至330万（将近一半是农民）；14万工人从车间工作晋升为管理人员（其中很多人一边上班，一边培训）；150万工人离开工厂，或担任行政职务，或赴高级院校进修。同时，还有100万工人入党。党领导尝试扩充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以支持和实施党的政策，因而降低了入党要求（在许多工厂，全体员工集体入党）。 (251)
斯大林需要可靠的支持。“大转变”酿造了社会的混乱和广泛的不满，从而动摇了他的领导权威。党和苏维埃的档案中充斥着来自愤怒的工人和农民的投诉信和请愿单，哭诉“五年计划”造成的苦难。他们写信给苏维埃政府、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甚至直接写给斯大林本人，抱怨集体化和过度征粮的不公、在工厂遇到的麻烦、苏维埃官员和经理的腐败、住房和食品的短缺。 (252) 他们并不是任由命运摆布的顺民，全国各地都有起义和罢工。 (253) 在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反苏维埃的涂鸦，几乎与苏维埃的宣传一样醒目。 (254) 在农村，反苏维埃的牢骚体现于一些押韵歌谣之中：
五年计划，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十年见效。
我不去集体农庄：
那里没有面包！ (255)
就斯大林的路线而言，党内虽然没有正式的反对意见，却有大量潜藏的异议和不满，主要是针对1928至1932年的巨大人力消耗。到1932年，他们逐渐汇聚为两个非正式的集团。一个由托洛茨基的前追随者组成，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左翼反对派（斯米尔诺夫、托尔马乔夫、艾斯蒙德等），他们召开各种会议，谈及如何把斯大林赶下台。另一个由较温和的右翼反对派残余力量组成，带头的是新经济政策支持者，如李可夫和布哈林，其中特别活跃的是莫斯科的一个前任区委书记留汀。他在1931年3月筹办老同志秘密聚会，其结果是一份长达194页的打印文件，题为“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该文件详细批判了斯大林的政策、统治方法和个人品性，在党员队伍中私下传阅，直到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截获。所谓留汀政纲的全部重要成员被捕，并于1932年的秋天被开除出党和判刑，其中大多数人在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枪决。其时，更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即1917年的老革命，被控与这个集团相互勾结。 (256)
留汀集团的暴露增加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偏执猜疑。1932年11月，又发生了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自杀事件，这一切让斯大林精神错乱，使他怀疑每一名随行人员。1933年1月，中央政治局宣布对党的队伍实施彻底的清洗。相关的指令并不提及涉嫌加入反对派的成员，只呼吁把“欺骗党、隐匿真实企图，表面上发誓忠于党、实质上削弱党政策的两面派”驱逐出党，从而挑明党的紧急任务是向党领导靠拢，以铲除持不同政见者。 (257)
20世纪30年代，党的性质通过吐故纳新发生了渐进的演变。老布尔什维克节节败退，新兴的党员官僚阶层崛起于工业基层，主要是晋升为行政官员的工人。他们是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儿子（极少是女儿），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受训于工厂技校和其他技术机构。这一代行政官员成了斯大林政权的支柱，到斯大林统治落幕时，占了党高级领导的很大比例（在1952年的苏维埃政府中，他们在115位部长中占了57位，包括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安德烈·葛罗米柯、阿列克谢·柯西金等）。 (258) 20世纪30年代早期涌现出的精英，一般来讲，比较循规蹈矩，比较听从当初提拔他们的领导干部。他们平均只接受过7年教育，很少能作独立的政治思考，只会借用报刊上党领导的发言，鹦鹉学舌，重复其宣传口号和政治术语。 [2] 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际认识非常浅薄，全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年）为准。那是斯大林组织编写的党史，他们却背得滚瓜烂熟，完全认同斯大林政权，双方的价值和利益都是一致的。他们急于实施上级的命令，以此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
这些新精英的特征在阿尔卡季·曼科夫的日记中得到尖刻的描绘。阿尔卡季是列宁格勒红三角工厂的会计，父亲是律师，自己在工厂上班是为了取得“无产阶级”身份，并能进入图书管理员学院求学。他在1933年日记中描述他的上司——一个25岁的年轻人，像数万青年人一样开始他的职业生涯：
他不知来自何方，现身于列宁格勒的街头，通过劳工交流所找到一份工厂工作。数月之后，他便加入共青团，成为一名积极分子——也就是说，完成上级吩咐的一切任务——开会积极发言，炫耀他所知道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文章。于是，他突然晋升为劳工经济学家，转到行政部门工作……他取得的成就，既有一个重要的称号，又有很丰厚的薪水（每月300卢布）。他给人一个成功人士的印象，很满意自己的成绩和地位，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身穿一尘不染的英式白衬衫、领带和黑色新夹克，面带自信甚至傲慢的神态。他虽身居高位，却没有具体工作，净管些琐碎小事：留心员工的行止，检查账目，设置工作的规范。他认为自己什么都要管——为了表达工厂的意见——有时坚持，有时大声嚷嚷，有时施加威胁。他收集信息，填写从来没人查看的无谓的表格和卡片。他热衷于调查车间内的技术革新是否合法，老是在翻阅工人的规则手册。 (259)
这种行政官员为了物质和政治的奖励，会很容易攻击其在苏维埃等级制度中的对手。1932年，庞大的工业集团特兰斯玛西科技公司的经理，写信给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说：
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在于，最卑鄙的人反而得心应手，官运亨通——他们刻板地执行最高权威的宏观设计……这种官员从不讲实话，因为不想让领导受窘。看到对手管辖的地区或病房正在遭受饥荒和瘟疫，他却幸灾乐祸。他绝不会动一根手指头来帮助近邻……我在周围看到的，都是可恶的政治权术、肮脏的伎俩和因口舌而被毁的人。举报不止，看不到尽头。你随口吐一口吐沫，都很难不招惹声讨者或骗子们的攻击。我们都变成什么了？都快透不过气了。越是无才的混蛋，他的诽谤就越是寡廉鲜耻。当然，清洗共产党与我无关。我只是认为，尚存的体面人士将会被赶尽杀绝，这就是它的最终结局。 (260)
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1936年）概述了他的“苏维埃热月”理论。他指出，斯大林的权力依赖于庞大的“行政金字塔”，人数约在500万至600万。 (261) 这新兴的执政阶层并未继承老布尔什维克的民主本能，或对斯巴达的崇拜。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担忧，新经济政策的资产阶级影响将会腐蚀广大的党员。该执政阶层又希望成为苏维埃的新资产阶级，其兴趣集中于舒适的家居生活、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以及“文雅”的爱好和举止。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反动的，紧紧抱住家长制家庭的习俗不放；即便在政治上相信共产主义，在文化品位上仍是守旧的。他们的主要目的是捍卫苏维埃制度，他们物质上的福祉和社会中的地位全靠这个制度。
反过来，这个制度又确保了他们的满意。之前，消费行业为了赶建新厂新镇而资金短缺，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中，获得了政府的追加投资。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食品、衣服、家庭日用品的供应明显改善（当时的数百万孩子都能记得，他们穿上第一双新鞋的时间都是在1930年代中期）。从1935年秋天起，配给制逐步取消。根据苏维埃的宣传，随着商店橱窗的充实，消费者的乐观情绪高涨。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大批量生产，以满足新兴城市中产阶级的需求。甚至奢侈品的生产（香水、巧克力、白兰地、香槟）也有稳步的上升，其主要顾客是新精英，其价格在苏维埃节日有所下调。以前只有富人享用得起的奢侈品，现在的劳工大众，只要努力工作也能买得起。这样的印象，对维持“美好生活”的苏维埃神话非常重要。新的消费杂志向苏维埃顾客提供日益多样化的时装和家具设计，百货公司和豪华商店的开张获得媒体的大肆渲染。叶利谢耶夫食品店改名为第一食品商店，1934年10月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重新营业。《莫斯科晚报》（Evening Moscow）宣布：“新店将出售1200多种食品。”
食品部有38种香肠，包括之前从未在任何地方出售的20个新品种。该部门还将出售3种奶酪——卡门培尔奶酪、布利乳酪、林堡芝士——都是商店特地订制的。糖果部有200种糖果和糕点……面包部有50种面包……
第二天来店里参观的共有7.5万人（有人猜测，大部分只是来看看）。
对照于革命后前10年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禁欲主义，这种对苏维埃消费文化的提倡，可算是意识形态上的急遽撤退。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仍在呼吁共产党人为党的事业牺牲自己的幸福。到如今，苏维埃领导却发出决然相反的信息：消费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兼容。斯大林在1934年争辩，社会主义“所意味的不是贫穷和贫困，而是贫穷和贫困的消亡，并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丰富多彩的生活”。斯大林这个想法，起源于1935年的集体农庄劳工会议。当时，他批评尝试取消家庭财产的集体农庄，要求让集体农庄工人保留家禽和奶牛，分得更多的自留地，以刺激他们对集体农庄的兴趣。斯大林还告诉与会代表，“人就是人，想拥有自己的东西”，这不算“犯罪”——想要私人财产是人的本能，“改变人的心理和教人过集体生活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263)
从革命禁欲主义撤退回来的另一迹象，是党开始重视个人的外观和礼仪。早期布尔什维克认为，关心如此小事是反社会主义的。但从20世纪30年代起，党宣布年轻共产党员必须具有文雅的举止和良好的仪表。《真理报》在1934年宣称：“我们赞成美丽、别致的服装，漂亮的发型，整洁的指甲。女孩应讨人喜欢，香水和化妆是优秀女共青团员的‘必须’，男共青团员剃须更是强制性的。”香水和化妆品的销售，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显著增长。大家还开会来讨论服装时尚和个人卫生。 (264)
追求乐趣也成为新的重点。斯大林在1935年宣布：“同志们，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也带来了更多欢乐，而当生活充满欢乐，工作就会顺利。”早期布尔什维克斥为轻浮追求的跳舞，获得斯大林政权的正式鼓励，很快风靡一时，到处涌现新开的舞蹈学校。莫斯科的公园出现了嘉年华会，大街上有了庆祝苏维埃节日的庞大的游行队伍。苏维埃电影界拍摄了一些欢乐的音乐剧和浪漫喜剧。人们还没有很多面包，却有大把的马戏团。
斯大林政权的巩固与社会等级制度的建立紧密相连，该制度又以物质奖励为基础。对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勤奋和忠诚能带来即时的奖励；对底部的人来说，只有奖励的许诺，兑现则还须等待共产主义的实现。所以，该政权又与理想中的社会的建立相连。该社会的核心是新兴的中产阶级，其成员包括党和工业的精英、技术精英、专业人士、军警人员以及艰苦奋斗赢得声誉的劳动模范（the Stakhanovites）。 [3] 该社会等级制度的原则就是对国家的服务。在每一个机构内，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口号（“干部决定一切！”）旨在扶植国家忠实的仆人，他们的忠心耿耿可获得优渥的回报，例如较高的薪酬、特殊的消费品、苏维埃的头衔和荣誉。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苏维埃政权鼓励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价值观，进一步推动了中产阶级的涌现。这也是一个戏剧性的逆转，因为从1917年以来，党一直在追求反家庭的政策。这一转变部分原因是为了因应“大转变”对人口造成的影响：出生率出现灾难性的下降，严重威胁到国家的劳工供应和军事实力；离婚率增高，遗弃儿童已成普遍现象；家庭变得支离破碎，留给政府来应付残局。回归到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也反映出工业和政治精英的新保守主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久前还属于农民和工人的阶层。如托洛茨基在1936年所写的，政策变化只是苏维埃政权坦率的认输，它“强攻旧家庭”的乌托邦尝试——铲除私人生活的习俗，培植集体生活的本能——已经一败涂地。
同样，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党对家庭和私人住宅采取了更为宽松的措施。私人生活的概念（chastnaia zhizn’）——即不受国家查控的封闭且独立的领域——仍在意识形态上遭到否定，但个人生活的概念（lichnaia zhizn’）——即接受公众监督的个人或家庭的领域——却得到国家的积极推广。在这种公私分别的配置中，私人和个人的东西只表现在个性上，公共领域仍占统治地位，仍要求了解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实际上的效果是解放出一个四面墙包裹的空间，容许家庭私事的自由表达（消费口味、生活方式、家庭习惯等），但又保留了对私人行为的政治控制，特别是对于共产党人。妇女党报《女工》（Rabotnitsa）在1936年宣称：“党不干预共产党人的日常琐事，也不为之设立标准。它并不要求每一位党员在生活中遵守一定的行为规则，只要求他们在私人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以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为重。”
建设私人住宅作为新的重点，是政策改变的标志。所有主要的部委在莫斯科都有自己的公寓街区，分配给自己的领导。曾在20世纪20年代朴素度日的布尔什维克家庭，现在享受了相对奢侈的生活。他们得到各式奖励，例如新住宅、特供的食品商店、带司机的公家车、郊外别墅，以及在特别的政府度假胜地和疗养院度假。对很多此类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他们第一次获得自己的生活空间和自主权。向苏维埃精英授予郊外别墅——自20世纪30年代起才有大规模的实施——在鼓励私人家庭生活方面尤为重要。住在郊外别墅，远离警惕之眼和窃听之耳，亲戚们可以畅谈，要是在公共场所，那是不可思议的。此外，简单乡村生活的日常活动——游泳、爬山、采蘑菇、读书、院子里的闲逛——让家人得以暂脱苏维埃社会的约束。
在家庭内部，斯大林政权提倡回到传统的家庭关系。婚姻变得光荣，婚姻登记处布置得漂亮光鲜，婚姻证书都印在优质纸张上（来自维舍拉），不再是以前的包装纸。戒指作为基督教遗存在1928年遭禁，1936年之后又重现于苏维埃商店。一系列旨在加强苏维埃家庭的办法出笼：收紧有关离婚的法规，大幅提高离婚费，导致离婚率的急速下降；提高孩子的抚养费，取缔同性恋和堕胎。在苏维埃的精英当中，性态度开始回归传统，甚至变得相当拘谨。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应遵循一夫一妻制，并奉献于自己的家庭。根据对他个人崇拜的宣传，斯大林便是如此的榜样。 [4] 布尔什维克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也受到密切关注。如被认作坏父亲或坏丈夫，因而被开除党籍之事，也时有发生；同时又希望党员妻子，重回在家抚养孩子的传统角色。
推动家庭成为国家的基本单位，迎来了家庭在思想上的恢复名誉。1935年，一名教育家写道：“家庭是我们社会的主要细胞，其抚养子女的职责来自其培养良好公民的义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斯大林政权愈益通过家庭的比喻和象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其时，千百万人发现自己虽然身处全新的陌生环境，而家庭的价值体系却是他们所熟悉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那几年蓬勃兴起，把他比作“苏维埃人民之父”，就好比尼古拉二世在1917年以前曾被比作俄罗斯人民的“沙皇父亲”（tsar-batiushka）。各式社会机构，如红军、党、共青团甚至“无产阶级”，都被重新想象为大家庭，通过同志关系来提供更高形式的归属感。在这个家长制的党国，父母的角色此时上升为权威人物，在家里坚持苏维埃的道德准则。《共青团真理报》在1935年宣称：“年轻人应该尊重长辈，尤其是自己的父母。一个人必须尊重和热爱父母，即使他们老派，并不喜欢共青团。”相对于当年对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鼓励苏维埃儿童举报反对政府政策的父母，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到1935年，政府重新诠释对莫罗佐夫的个人崇拜，低调处理帕夫利克的举报，改而强调新的理念，如帕夫利克的努力工作和遵守纪律。 (267)
这些年中长大的苏维埃精英的孩子，对此非常怀念，尤其是对“正常的家庭生活”。玛琳娜·伊万诺娃1928年出生于高级党员家庭，父亲在列宁格勒东南50公里外的姆加镇担任党委书记。她家在那里有一栋宽敞的乡间房子（dacha），但多数时间住在曾是贵族的祖父在列宁格勒的公寓。玛琳娜回忆：
那套公寓太豪华了，有10个大房间，我这个孩子可以任意跑来跑去。房间里的天花板很高，窗户很大，可以望见花园……列宾和列维坦的油画[复制品]挂在墙上。三角钢琴和台球桌分别立在两个会客室里……这公寓是我童年回忆中最幸福的所在。我记得熙熙攘攘的聚会，亲戚、朋友，加上他们的孩子，都来我家庆祝新年。孩子们穿上化装舞会的服饰，爸爸装扮成弗罗斯特叔叔，给每个人带来巧克力和礼品，放在新年树的周围。 (268)
伊娜·盖斯特的父亲阿隆，1932年就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农业部门主管，全家就搬进了专为苏维埃高级官员保留的莫斯科著名公寓（河堤大楼公寓），面对克里姆林宫。他们的公寓很大，装饰有政府提供的最新式苏维埃家具，还有一个藏书数千册的家庭图书馆。全家享受有教养的俄罗斯生活，既有共产主义理想，又有苏维埃精英的特权。他们有莫斯科大剧院高级包厢的通行证，还有频繁的假期，可以前往克里米亚和莫斯科郊区的特别度假村。但伊娜最美好的回忆，还是他们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房子里度过的夏日：
乡间的房子坐落在小山峦的美丽松林中，就在莫斯科河拐弯处的上方。这个地方真是太漂亮了，是莫斯科最美的地段之一……我们的房子就在高高的河堤上，可俯视莫斯科河。那是两层的大房子：舅舅韦尼阿明掩饰不住他的羡慕，称之为“别墅”（villa）。楼上楼下各有三个大房间，还有一个大阳台。房间里经常挤满了人，总是有父母的亲戚来访——主要是我的表亲。周末，父母的朋友从莫斯科过来……我有邻近乡间房子的自己的朋友，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河上。爸爸建了从房子走下河边的楼梯，让祖母更容易走到水边。那是一条蜿蜒陡仄的楼梯，至少有100个台阶。我们离开后，人们仍把它称作盖斯特的楼梯。它的下端有一个小小的木码头，可供游泳，但周围的水奇深，只有与父亲一起，我才被允许在那里游泳。朋友和我都喜欢克尔任采夫乡间房子的码头，那里的水浅，很适合游水。 (269)
但这种美好的回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福分。对许多家庭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紧张气氛愈演愈烈的时期。传统关系的恢复，经常在丈夫和妻子之间制造摩擦。对苏维埃家庭素有研究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政权背叛了当初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允诺，即把妇女从家务羁绊中解放出来。有关工人家庭中家务分配的统计数字，证明了他的判断。从1923到1934年，职业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是丈夫的3倍，到1936年更升至5倍。对于女性而言，20世纪30年代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她们在工厂上班，回到家里再做第二班，做饭、打扫、照顾孩子，平均每晚5小时——男子因工人住宅的现代化，即自来水和煤电的供应，得以解脱于传统的家务（劈柴、挑水、准备火炉），从而有更多时间追求文化和政治。 (270)
托洛茨基也考虑到家庭中的性别政治：
有关苏维埃的伟大史籍，其戏剧性章节之一就是苏维埃家庭的解体和破裂：丈夫作为党员、工会会员、军官、经理而蒸蒸日上，在生活中增添新口味；妻子因肩负家务琐事的重压而原地踏步。在两代苏维埃官僚的人生轨迹中，妻子最终遭到遗弃的悲剧比比皆是。同样的现象又在新的一代中出现，最可怕的粗鲁和残酷，恐怕就在官僚机构的顶端——那里相当大的比例是暴发户，很少文化修养，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档案和回忆录总有一天将暴露对妻子乃至其他女性的赤裸裸的犯罪，而作恶者凭借自己的高位却无惧起诉，往往还在鼓吹家庭道德和强制性的“母亲的快乐”。 (271)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1903年出生于乌兹达村的贫农家庭，位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以南60公里。母亲在生他时去世，父亲在1906年移居美国，把弗拉基米尔交与姑妈抚养。他14岁时逃离家乡，加入赤卫队，参与了1917年10月在明斯克的夺权战斗。之后的4年中，他作为红军，又与内战中入侵苏俄的波兰军队交战。弗拉基米尔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在莫吉廖夫农业学院学习，在此遇到并爱上了玛丽亚·乔索娃。玛丽亚1904年出生于克里切耶夫小镇的农民商人家庭，位于莫吉廖夫城以东100公里。她是六姐妹中的老幺，又是家中第一个读大学的孩子。玛丽亚1925年从农业学院毕业，在农学和经济学方面尤其卓越。弗拉基米尔与玛丽亚作为事实上的丈夫和妻子（恰似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苏维埃青年，他们拒绝登记结婚，视之为反抗资产阶级习俗的标志），在莫吉廖夫城同居。弗拉基米尔自农业学院毕业后投入研究工作，1928年搬去莫斯科加入泥炭研究所（泥炭被布尔什维克视作重要的能源），在伊万·拉达琴科的辅导下撰写论文。拉达琴科是布尔什维克的老将，又是列宁的朋友，其时担任该研究所的主管。弗拉基米尔无可挑剔的履历、无产阶级出身、对斯大林工业计划的热情，很快引起莫斯科党组织的关注，1932年便要他与拉达琴科合作，为莫斯科发展新的能源供应。弗拉基米尔成为莫斯科煤气托拉斯——新成立的工业园区——的首任主管，向迅速扩展的首都提供天然气。
玛丽亚跟着弗拉基米尔来到莫斯科，在农业委员会担任经济学家，直到1933年儿子列昂尼德出生。弗拉基米尔进入莫斯科煤气托拉斯之后，全家即从原先的共用公寓小房间搬到麻雀山（1935年改名为列宁山）宽敞的独用公寓。他们享有斯大林时代新精英的所有特权：带司机的政府高级轿车，银松林专区的私人乡间别墅（dacha），专为党干部保留的秘密商店——难买的消费品在那里一应俱全。列昂尼德描述他早年的记忆：
虽然记忆零零碎碎，但仍有丰裕的感受，还有神奇童话般的氛围：我骑在父亲结实的肩膀上，看到海洋一般的灯光闪烁，以及大理石的斑斓璀璨（肯定是在莫斯科新落成的地铁站）…… 5月1日，我们还去了红场的列宁陵墓。 (273)
玛丽亚雇了一名保姆，住在马赫纳茨公寓的储物室里。玛丽亚的意图是想返回农业委员会工作，但弗拉基米尔强烈反对（他告诉玛丽亚“党的高级领导的妻子应该待在家里”），当妻子试图说服时，他大发脾气。像许多男性党干部一样，弗拉基米尔认为，家庭生活应服从于他对党的责任。因为对党来说，他的工作比妻子的更为重要，她的职责就是组织“秩序井然的共产党家庭”，以免除他的后顾之忧。1935年11月，他出差去列宁格勒，在旅途中写信给玛丽亚：
我亲爱的！我要离开几个星期。我会写信告诉你我的近况和要麻烦你的事项。暂时，我只要这几本书[下附书单]……装饰一下我们的大厅是个好主意，它有点偏暗。就讲这些了。确保我们的小家伙安全健康，照顾好自己，出去时穿得暖和些……忘掉你想回去工作的幻想吧，现在你的岗位就在家里。 (274)
重回“资产阶级”的物质价值观，有时变成家庭关系紧张的又一来源。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是苏维埃电影界的重要人物，他是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的摄影师，两人合作密切。普多夫金导演了几部经典电影，例如《母亲》（1926年）、《亚洲风暴》（1930年）、《逃兵》（1933年），五次荣获斯大林奖。戈洛夫尼亚1900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城镇辛菲罗波尔，他两岁时，身为小贵族的父亲就已去世，全靠母亲凭借小额养老金把他和弟弟彼得带大。全家搬到了赫尔松城，两兄弟获得贵族议会的赠款，就读于第一预备学校——相当于普通中学。10月革命后，阿纳托利加入契卡，彼得却加入白军。1920年，阿纳托利率领一小队契卡，向驻扎在附近的白军发起伏击。该白军的首领恰恰是他最要好的同学，其父亲是贵族议会的主席。阿纳托利不忍下手，他让部下畅饮伏特加，自己悄悄越境告诫白军逃走。这段经历——记载于他的日记，从未出现在他的履历中。之后3年，阿纳托利在外漂泊，躲避红军。一开始，他在塔什干定居，有志于成为一名农学家，却遭到农学院的开除，只好逃去莫斯科。1923年9月，他在国家电影技术学院学习摄影，那是苏维埃首都新建的电影学校。他在此遇到并爱上了柳芭·伊万诺娃——一名非常漂亮的年轻演员，来自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城，刚刚抵达莫斯科。她1905年出生于农民家庭，在14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他俩很快结婚，但聚少离多，各忙自己的电影工作。女儿奥克萨娜经常坐火车去赫尔松城与祖母同住，或去车里雅宾斯克城与姨妈做伴。
1933年，阿纳托利和柳芭分配到第一套公寓——共用公寓中的两个小房间，那是一座附属建筑，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住宅区的大院里。其时他们的女儿奥克萨娜7岁，她在回忆录（1981年）中这样描述他们的公寓：
地板漆成了红色[因为没有地毯]……今天追求物质享受的年轻人，会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出售遗弃家具的旧货商店，甚至是一个垃圾场。我们公寓中最珍贵的是斯拉夫式的五斗柜，所有厨房用品都放在一个漆成白色的自制橱柜里，还有两张弹簧床垫、爸爸的写字台、三个带玻璃面板的芬兰式书柜——那是我最喜欢的家具，里面有很多书……我睡一张折叠行军床，位于客厅的一角，躲在瓷器立柜的背后。那张行军床是唯一“属于”我的东西，我会在晚上跟它交谈，我曾以为，我的梦都是它讲的故事。 (275)
这就是苏维埃电影界两位重要人物的简易居所。其时，柳芭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当家花旦，已演过几部默片。阿纳托利漠视个人财产，经常称自己强烈反对奢侈和优裕是基于“原则”。奥克萨娜回忆：“他拥有相当数量的只有白衬衫和领带。”阿纳托利的朴素植根于自己阶层的价值观（很多重要的作家、艺术家、思想家、革命家来自俄罗斯的破产贵族），以及母亲的节俭习惯。他母亲只有微薄的寡妇养老金，全凭自我牺牲才支撑了孩子的求学。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所以吸引阿纳托利，正是这种努力工作和纪律严明的精神。他的孙女说，“他的性格中总有契卡的影子。作为祖父，他很严肃，也很严厉，从来没有宠爱过年幼的我”。 (276)
柳芭则不同，开朗热情，情感丰富。她在家里是最年轻最漂亮的，一直受宠，并渴望享受莫斯科的上流生活。她穿的是昂贵的服装，拥有很多珠宝。1934年，柳芭爱上了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英俊且富有魅力的主管鲍里斯·巴别茨基，随即抛弃阿纳托利，搬去莫斯科郊外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与巴别茨基以及他的儿子（沃利克）同住。到秋天，柳芭和鲍里斯回到莫斯科，搬进共产国际酒店（即勒克斯酒店）的宽敞公寓（楼上就是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办公室）。该公寓非常豪华，沿着走廊有4个铺着木地板的大房间，另有一个大厨房——管家和保姆就睡在那里。奥克萨娜回忆：“这是一座宫殿，一家博物馆，一个童话。”她在1935年也搬去那里。室内装饰由共产国际一名法国工人设计建成，家具——珍贵的古董、青铜花瓶、皮椅、波斯地毯——都是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仓库廉价购入的。列宁格勒党的负责人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遭到刺杀，依照斯大林的命令，不少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捕，并被逐出自己的住宅，那些家具就是这样被没收来的。奥克萨娜回忆：“妈妈非常自豪于自己的收购，喜欢将买下每一件东西的故事告诉我们。” (277)
阿纳托利的母亲，即强势的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始终坚持自己旧贵族的价值观，认为柳芭沾上了“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还嘲笑她的衣服和家具“低级趣味”。在利季娅的眼中，它们只是反映出了“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占有欲”。她认为儿子娶了门不当户不对的女子，一度在激烈争持中称他们俩婚姻的结晶奥克萨娜是“革命中的最大错误”。她相信，柳芭投入巴别茨基的怀抱，是因为他更能满足她的娇贵口味。阿纳托利因柳芭的离去而变得心烦意乱，利季娅解劝他，如果有更大的公寓，或许能诱使她回心转意，但阿纳托利不愿在原则问题上作出妥协。奥克萨娜在回忆录中回顾这些事件，归纳出引起家人争吵的三种相互矛盾的财产观：贵族的旧姿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斯巴达式，以及苏维埃新精英的物质享受。奥克萨娜同情母亲，认为她之所以喜欢乡间别墅，与其说是为了占有，毋宁说是在找回童年生活：
妈妈常说，我们去“我们的乡间别墅”——好像它是属于我们的。我记得这些，是因为爸爸常说他反对私人拥有财产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我没有财产的概念，不能理解母亲拥有自己的东西的心愿。今天，我理解得更深，才知道这不光是财产的问题。妈妈不只是在建造一栋乡间别墅——而是想建立一个家庭。她为家人做出了实在的安排，就像她的农民祖先历来所做的。她爱鲍里斯，她爱我，她爱沃利克，这种爱是她的家庭重心。 (278)
二
很少人能享有柳芭·戈洛夫尼亚那样的生活方式。对大多数苏维埃人来说，20世纪30年代是物资短缺的时期。新的官僚阶层，即使可以光顾特殊商店，也得不到丰富的商品供应。据估计，在20世纪30年代的前期，有资格领取特殊供应的家庭共约55500家（苏维埃新权贵阶层的可靠估计），其中住在莫斯科的约有45000家。所获得的特殊供应，仅允许他们比绝大多数人生活得大为舒适，但按西方的标准，他们的生活水准仍然很是平常。下面是莫斯科的市中心政府工作人员家庭每月的配给清单，时间是1932年：
4千克肉/ 4千克香肠/ 1.5千克黄油/ 2升油/ 6千克鲜鱼/ 2千克咸鲱鱼/ 3千克白糖/ 3千克面粉/ 3千克谷物/ 8罐食品/ 20枚鸡蛋/ 2千克奶酪/ 1千克黑鱼子酱/ 50克茶叶/ 1200支香烟/ 2块肥皂
这些家庭还可凭政府发给的优惠券，从特殊商店购买衣服和鞋子。如果商店进了高级食品或是生活消费品，他们又享有优先权。但享有如此特权地位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斯大林的行政官员，只能过温饱的生活，可能有几套额外的衣服，以及稍大于普通公民的居住空间。曼科夫在日记中不无讽刺地指出：“任何人能梦想的最多是：两三套不同的服装，其中一套是进口的；进口的自行车（或摩托车）；无限制地购买每千克11卢布的葡萄（正好有货时）。” (279)
货物的分配与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中的权力或地位有直接的关联。苏维埃精英之下的人，只有很少的财产——大多数人只有一两套衣服，大家能吃饱就已不错了。即便分配这些少量的商品，也有一个严格的排序制度。各式雇员之间存在数不清的等级，以工作场所的地位、技术水平、经验多寡、地理位置为衡量标准。譬如，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的工资，就要高于省级城镇和农村的。尽管有人人平等的形象和理想，但在事实上，这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即使都是穷人，也存在硬性的等级。
私人贸易部分地补偿了计划经济的不时短缺。人们在跳蚤市场出售或交换他们的日用品，如果负担得起，还可在政府容忍的少数几家菜市场，购买集体农庄工人在自留地种植的农产品。人们允许在国营商店出售自己的家具和其他贵重物品，或在外汇商店（Torgsin）以首饰和外币交换高级食品和消费品。外汇商店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的是吸收居民的储蓄，向五年计划提供资本。在计划经济的边缘，黑市蓬勃发展。国营商店缺货的商品却在柜台底下以高价出售，或被调给私商（向经理支付贿金的朋友），拿去黑市出售。随即涌现出一种“互惠的经济”，通过后台和顾客的非正式网络（blat），来应付供应的短缺。如果没有这些私人关系，苏维埃经济在许多方面都不能正常运作。办任何事（租房、家用品、铁路客票、护照、官方文件），都需要私人关系——家人、亲戚、同事、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这种黑市原则也应用于苏维埃的工厂和机构，那里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和交换，也以私人关系和人情为基础。苏维埃的宣传视之为一种腐败（铲除这种非正式小网络的口号在大清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很多工人赞同这一观点。但大多数人感到非常矛盾：他们承认这样做在道义上不对，肯定属于不合法，但像每个人一样，都要凭此来满足自己的需求，以应付一个他们知道是不公平的制度。没有非正式小网络，就不可能在苏联过得舒服。正如谚语所说的：“一个人必须要有的，不是一百个卢布，而是一百个朋友。” (280)
拥挤的城镇中，住房紧缺到如此地步，以致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来增加自己的生活空间。由于大量农民涌入工厂，城市住房承受了巨大压力。莫斯科居民在1930年平均每人仅得5.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到1940年，该数字又降至稍稍超过4平方米。新兴工业城镇的情况更糟，因为那里的住房建设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长。 (281) 例如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工人阶级的家庭在1935年平均每人仅有3.2平方米的生活空间。大部分工人住在工厂营房，家人被拆散；或住在宿舍，木床周围挂上的帷幕便是所能拥有的唯一的隐私。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一名女工，为自己的宿舍生活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
宿舍分割成4部分，但没有单独的房间。厨房很小，转身都难，灶台上摆满了锅碗瓢盆。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的人（钢铁厂没有淋浴设施）、走廊上的小孩，都在排队取水，还有些可怜的“家具”——金属床、床头柜、自制的桌子和架子。
很多营房有意没建厨房或厕所，迫使居民前去使用公共食堂、公共浴室、洗衣房。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大部分工人，显然不赞同私人生活的集体化，反而喜欢住在地棚（zemlianki）里，尽管条件原始，但好歹还有些许的隐私。1935年，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城的居民中，约有四分之一居住在地棚里。靠近工厂和矿区的荒地上，布满了大批的地棚区。苏维埃尝试消灭私有财产的最后领域，但工人表现出顽强的抵制。 (282)
在斯大林的俄罗斯，围绕人际关系的是对居住空间的争夺。根据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所说：
后代人永远都弄不明白，我们的“生活空间”到底是指什么。为了它，无数罪行已经发生。人们与它绑得那么紧，放弃它是永远无法想象的。谁会放弃这珍贵的12.5平方米的生活空间？没人会这么蠢。它像家族的城堡、别墅、不动产一样，传给主人的子孙。讨厌看到对方的丈夫和妻子、丈母娘和女婿、成年的儿子和女儿、成功占了厨房旁边储物室的前佣人们——都要与他们的生存空间结成连理、永不分离。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头等大事就是生活空间的问题。我听闻，抛弃妻子但留下生存空间的男人，被称作完美的绅士。 (283)
有人假结婚，以此获得一个住所；离婚夫妇仍住同一间房，为的是不放弃各自的生活空间；邻居互相举报，希望能够赢得对方的空间……这样的故事无穷无尽。 (284)
特维尔省农家遗孀的19岁女儿娜杰日达·斯卡奇科娃，1932年就读于列宁格勒的铁道学院。她住在学生宿舍，与其他几个女孩共用一个小房间。像许多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一样，娜杰日达未能在列宁格勒登记户籍。由于国内护照制度的推行，她面临被驱逐的危险。她通过一个熟人，找到一名年轻的乌克兰士兵。他在一栋共用公寓中拥有一间房（8平方米），自己即将前去顿巴斯归队。娜杰日达付给了他500卢布与他结婚，便可搬进他的房间。为筹得这笔钱，她母亲卖掉家里最后一头奶牛和其他家什；母女俩一起搬了进去。娜杰日达只见过丈夫一次：
在他归队前一天的傍晚，我们去与他见面，付完款，就去结婚登记处，再到房管所注册我俩[娜杰日达和母亲]的居住许可。一切顺利，房管所的工作人员朝我们微笑，当然心知肚明——我们钻了空子。他们确认，所有的细节都符合要求。我丈夫第二天一早就走，妈妈和我终于有了自己名下的8平方米……当然，我从没想与他一起过，他是很单纯的乡村小伙子，大字没识几个，过后给我们寄来一两封信——“你好吗？”之类的问候。他把顿巴斯（Donbass）写成了“达巴斯”（Dobas），天哪！这样简单的单词，他都不会拼。 (285)
苏维埃城市最常见的生活空间是共用公寓，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如果幸运，会有合用的厨房、厕所、浴室（许多城市居民不得不依靠公共浴室和洗衣店）。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共用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 (287) 随着其他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掺沙子”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前资产阶级的家庭，以便监视。
哈内耶夫斯基一家经历了共用公寓生活的每一阶段。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来自沃罗涅日城的富裕商人家庭。他在1901年来莫斯科学医，成为一名军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表现优异而晋升为中校，并获得贵族头衔。1915年，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列切斯坦卡大街附近租了一套舒适、宽敞的公寓，与妻子娜杰日达和两个小女儿伊琳娜（1917年生）、艾莱娜（1921年生）及保姆一起生活，一直到1926年莫斯科苏维埃对他实施强行的“掺沙子”政策。最先搬进来的是工人玛法·菲利娜，接着是裁缝瓦西里·卡里亚金一家，最后是老红军尼古拉·沙查诺夫——出身于无产阶级，现已晋升为共产主义学院的教授。当沙查诺夫的第二任妻子与她母亲在1936年搬来时，20世纪20年代仅住三个大人和两个小孩的公寓，已经总共挤进了14个人。他们一起共用走廊、厨房（供两名保姆睡）、厕所和没水的浴室（用作储藏室），唯一可以洗涤的地方是厨房的冷水龙头。哈内耶夫斯基家为避开新邻居，竖起一道门，将自己住的公寓后部隔开。邻居喜欢这道门，因为他们自己的隐私也有所增加。到1931年，地区苏维埃下令要安装浴室——当时正在开展加强个人卫生的苏维埃运动——于是把这道门拆下。但没门的生活证明是麻烦多多，哈内耶夫斯基家和沙查诺夫家老是发生争吵。为此，阿列克谢向地区苏维埃行贿，让他们拆走洗浴装置，使之变回储藏室，再重新装上这道门。不过，沙查诺夫家与哈内耶夫斯基家的关系依然很僵。尼古拉的岳母精神状态不正常，经常在走廊叫骂，指责别人偷她藏在床底下的食物。在这些冲突中，部分原因在于阶级差别。娜杰日达担心沙查诺夫家会偷她的银器，不愿看到他们半裸着出现在走廊，还说他们的气味难闻，要他们勤快清洗。
许多公寓旧主人认为，搬进的新邻居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成员，故意挑刺。1917年以前曾是伯爵夫人的维拉·奥尔洛娃，住在原先只是自家住宅一部分的共用公寓。她和丈夫、女儿搬进一个单间，女儿如此讲述该公寓在20世纪30年代的恶劣气氛：
共居生活是非常可怕的。住户丈量走廊的每一平方厘米，以及每一小块的公共空间。母亲因为在那里留下一些尚有价值的家具而受到抗议。他们声称，那些东西占了太多空间，应该搬进自己的房间，因为走廊不是母亲的。这些“邻居”计算我们待在浴室里的时间。还有些共用公寓，给厕所[电灯]装上了定时器，以保证大家耗用相同时间的电力。
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大多数共用公寓相比，哈内耶夫斯基居住的公寓还不算人满为患。叶夫根尼·马姆林长大的共用公寓，共有16户家庭（54人），每户住在自己的房间，共用一个厨房，还有两个厕所和两个冷水龙头，但没有浴室。 (291) 米诺拉·诺维科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共有36个房间——每个房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全由围绕整栋楼三面的一条走廊相连。她家的房间只有12.5平方米，却住上了10个人。“我们怎么睡觉，真是很难讲清”，米诺拉回忆：
房间里有一张桌子，那是祖母睡的。6岁的弟弟睡在桌子底下的小帆布床。父母睡在门口的床上，外婆睡在矮沙发上。姑姑和她的表妹用羽毛床垫打地铺。姐姐（当时16岁）、表妹（10岁）和我（11岁）设法挤在她们的中间——我都记不得具体方式了。我们孩子喜欢睡在地板上，可以滑到父母的床底，自找乐趣。我无法想象成年人对此也会生出乐趣。 (292)
尼娜·帕拉莫诺娃住在列宁格勒一个类似的“走廊系统”，该共用公寓占据整整一层。那栋楼房曾属于一位德国男爵，1925年被贸易学院征用了。1931年，尼娜在列宁格勒铁路管理部门担任会计，与身为船舶设计师的丈夫一起搬入该公寓。它有17个房间，每间至少住一户人家，共有60多人，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一个淋浴间（只有冷水）。
在社会阶层的另一端，一座名叫苏维埃第三号楼的政府工作人员共用公寓，位于莫斯科市中心，也有一个“走廊系统”。斯大林的内弟费奥多尔·阿利鲁耶夫，就与其母亲住在那栋楼二层的一个房间。住在楼下9个房间之一的是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她父亲是老布尔什维克兼政治作家，通常睡在大都会酒店（Metropol Hotel），剩下她、母亲、祖父母和兄妹共6人，合用38平方米的居住空间。使用同一走廊的这9个房间，其居民总数是37人，共用一个大厨房。厨房内的一边是淋浴龙头和浴缸，藏在屏风背后；另一边是一个厕所。在走廊的另一端，还有两个厕所。走出院子，可见一个共用的木棚，储有用于炉灶烧火的柴薪。该公寓当初就被当做集体生活的实验地，但有苏维埃精英想要的服务。它专设了儿童游乐场，在地下室还建了俱乐部和电影院。每一条走廊，都配有清洁工、管家、保姆各一名，费用由住户集体分担。
共用公寓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缩影。布尔什维克相信，迫使人们分享他们的生活空间，可促使他们在基本思想和行为上更加共产主义化。私人空间和财产会逐渐消失，家庭生活将为共产党人的友爱和组织所取代，私人生活将受到社区的相互监督和控制。每一所共用公寓都有责任的分担，由居民们自己组织安排。公共服务的账单，如煤气、电力、电话，按照使用量（打了多少电话，每个房间内装了多少灯泡）或房间、家庭人口的多少，而作平均分配。维修费用也由集体支付，但经常会有争议，其解决通常需要召开居民大会。公共空间（大厅、入口、厕所、浴室、厨房）的清洁工作，由大家轮流承担（通常张贴在大厅里）。每个人都有洗衣的规定日期，早上排队上厕所也要依照既定的顺序。在这个小型国度内，平等和公平是治理的原则。马姆林回忆：“我们的分配尽可能公平，父亲是我们共用公寓的寓长，算起账来一分也不差，大家都知道自己应付多少。” (295)
寓长（otvetstvennyi kvartoupolnomochennyi）的职称始于1929年。其时，共用公寓在法律上被确认为一种社会机构，需要遵守具体的规则，向国家承担责任，譬如执行卫生的法规、征收税款、维持治安、向警方汇报居民的私人行止等。 (296) 寓长按规定应由居民选出，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是自荐，再通过自己的魅力或社会地位，获得居民的同意。尼娜·帕拉莫诺娃记得，他们的寓长“非常严格，管起来活像一个独裁者。我们尊重她，同时也怕她，只有她才能迫使值日的居民规规矩矩做清洁工作”。 (297) 根据1933年的新法律，寓长变成共用公寓的一家之长。他们与警方的联系得以加强，全权领导公寓的清洁工。那些清洁工是臭名昭著的举报人，平时打扫楼梯和院子、巡逻公寓的领地，晚上负责给大院锁门、留意人们的进出。公寓管理制度通过寓长和清洁工，变成了警方监视和控制的基本单位。
到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内务人民委员会建起了一个秘密举报人的庞大网络，警方举报人遍及每一个工厂、办公室、学校。 (298) 相互监督的想法是苏维埃制度的基础。这个国家幅员太广，治理不易，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沙皇政权没有不同）还得依靠民众的自我监管。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一直拥有强大的集体规范和集体机构，从而为这种政策提供了方便。20世纪的极权政权试图发动民众参与警方工作，通过集体安全来控制统治下的全体人口，其中有那么一两个得以渗透到社会的几乎每一层次，例如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但都比不上苏维埃政权60年来的成功。
在这集体掌控的制度中，共用公寓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居民对邻居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包括平日的作息表、个人习惯、访客和朋友、买了什么、吃了什么、电话（通常位于走廊上）里说了什么、躲在房间里讲了什么——隔墙非常薄（许多房间中间的隔墙还没跟屋顶连接上）。在20世纪30年代的共用公寓当中，窃听、刺探、举报非常猖獗，大家都受到鼓励，随时提高警觉。邻居会开门查看走廊上的访客，或窃听他人的电话交谈。如果夫妇之间发生争吵，他们会进来当“证人”；如有太多噪音、酒后胡为、暴力，他们就会干预。一般认为，在共用公寓里，“私事”是不存在的，所以人们常说“一人闯祸，大家遭殃”。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记得，他在阿斯特拉罕的亲戚，其共用公寓的隔壁邻居特别警惕：“她一听到开门声，就把自己的尖鼻子伸到走廊，活像一架照相机，记牢你的外貌。那位亲戚还向我们保证，他的访客在她那里都留有记录。” (299)
在共用公寓的局促环境中，个人财产的争执时有发生——放在共用厨房的食品不见了，自己房间的物件被偷了，晚上有闹哄哄的噪音或音乐。一位居民回忆：“氛围很差，每个人都怀疑别人在偷，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在背后窃窃私语。” (300) 每个人都处在紧张状态中，相互的争执不需要很多理由，便会转化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此类争执大多起源于小小的猜忌。由于物品短缺，苏维埃的忌妒文化应运而生，共用公寓又成了这种文化的日常中心。在基于均贫原则的社会制度中，如果某人拥有更多，超过大家，一般会认为他是占了大家的便宜。物质上优越的任何标志——新服装、更好的厨具、特殊食品——都有可能引发他人的仇恨。他们会怀疑这些物品是通过非正常关系获得的。邻居结成联盟，为这些他们眼中的不平等，持续纠缠争斗。一名女子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一直住在莫斯科一座共用公寓。 [5] 她讲述了自己母亲与一个清洁工的妻子之间的宿仇。母亲在面包店工作，那个清洁工的妻子是众所周知的举报人。每当厨房里出现了蛋糕或面包，清洁工的妻子就以盗窃或破坏的罪名指控她母亲，还威胁说要向有关当局举报。 (301) 米特罗凡·莫伊谢延科是个工人，他帮助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邻居修理家具和窗户，或做些零工赚点外快。1935年的春天，他与邻居发生争吵。对方指责他的维修费太高，为此向警方报案，谎称他在地下室工场里窝藏托洛茨基分子。随即，米特罗凡被捕，判刑3年，被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 (302)
厨房是许多争吵发生之地。傍晚时分，厨房里人头攒动，很容易头脑发热。厨房虽是共用空间，但在大多数的共用公寓，每家又都有自家的烹饪炉灶、用来吃饭的自家厨桌以及贮存自家食物的地方。贮存处或在橱柜里，或在货架上，或在内窗和外窗的中间——冬天那里的气温与冰箱无异。自家和共用地带的混淆不清，是摩擦不断的源泉，使用别人的炉灶、餐具、佐料足以激发一桩丑闻。米诺拉·诺维科娃回忆：“都不是恶毒的争吵，我们都是穷人，没有值得偷的东西。但空间永远不够，每个人在厨房里都紧张兮兮的，小争小吵是不可避免的。想象一下30名妇女同时做饭的场景！” (303)
缺乏隐私是紧张的最大来源。即使在自家房间内，也没有某个人的私人空间。一个房间发挥多种功能——卧室、餐厅、客厅、孩子做功课的书房，有时甚至充当厨房。尼涅利·赖夫施赖德尔回忆：
在我们房间里，没有私人的物件或家具，没有属于某人的架子、椅子、桌子。我的祖父母也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只是将他们的床用帷幕围起来，遮挡一点隐私。祖母在自己床底下的木箱中存放一些特殊物品，但她床边的桌子供大家使用。
许多家庭年幼的孩子睡在屏风、书柜、衣柜的后面，以避开大人和晚上的来客，稍得一点宁静（还可避免他们看到成人脱衣上床）。父母必须等到半夜才悄无声息地做爱。 (304)
挤在方寸之间，邻居的生活几乎一切尽在目前，无需想象。大家已习惯于在走廊上看到半裸的邻居，还会目睹邻居的最坏行状——醉酒时，或毫无戒备时——没有通常为了自保在公共场合中戴上的面具。他们从门铃的声响获悉邻居来了访客（前门电铃给每个房间配上各自的号码或次序）。发生最私密行为的房间（浴室、厨房、厕所）都是共用的，很容易从留下的证据作出推断。厨房里的晾衣架、浴室里的个人物品、夜间的如厕——可以向邻居披露一切。在这种“公开的隐私”之下，私人生活不断接受集体的审视。 (305)
邻居之间缺乏隐私，体现于各种形式。有些人憎恨各式的闯入——邻居擅自进入他的房间、在浴室里老听到敲门声、来客总是受到监视。其他人则不满于经常的噪音、不讲卫生、老头对女孩的好色窥视。厕所和浴室永远是摩擦和焦虑的源头。20世纪30年代，艾莱娜·巴伊格罗娃的列宁格勒共用公寓共住了48个人，却只有一个厕所。大家自带肥皂和卫生纸，平时则留在自己的房间。1936年，有一位邻居嫁给了一个黑人。艾莱娜回忆：“他第一次出现时就引起一场非议。人们不愿与他共用一个厕所或浴室，认为他太脏，因为他生得那么黑。” (306)
私人交谈是一件头痛事。在相邻的房间，能清楚听到邻居的交谈，大家因此学会了窃窃私语。人们非常小心，不与邻居谈论政治（有的共用公寓内，男人们都默不作声）。 (307) 具有资产阶级或贵族背景的家庭，更要小心隐瞒自己的出身。沙皇军官的外孙女阿利娜·多布列卡娃，在莫斯科的共用公寓长大，所有的邻居都是工人及他们的家人，即她所谓的“不友好人群”。家里禁止阿利娜向任何人提及藏在家里的外祖父的照片。她母亲已经入党，找到了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以此来隐瞒自己的过去。阿利娜回忆：“如果邻居知道外祖父是何许人，肯定会有更多的不愉快……因此，我们保持缄默，像住在坟墓里一样。” (308) 在共用公寓中交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在哈内耶夫斯基家，娜杰日达几近失聪，她心存反苏维埃的想法，却直言不讳。她会向女儿解说，沙皇统治下的生活其实更好，越讲声音越大。丈夫阿列克谢害怕隔壁房间的萨佐诺夫家，赶紧提醒她：“嘘，请用耳语。不然我们都要去坐牢了。” (309)
人们为争取点滴的隐私而战斗。他们把自己的毛巾、洗漱用品、厨房锅罐、盘碟餐具、盐和胡椒，藏入自己的房间；尽量在自己的房间洗涤、烹饪、进餐、晾衣。共用空间也渐渐私有化：各家都会把货架的某层、走廊中的某处、厨桌的某角、门廊里的某个挂钩或鞋位占为己有。这些安排邻里之间都清清楚楚，但如果是走进共用公寓的陌生人，就会手足无措。人们梦寐渴求自己的私人空间，无须面对自己的邻居。叶夫根尼·马姆林的女儿回忆，父亲“渴望自己房间有个相连的小厨房，好让他单独做饭、吃饭，无须踏进共用厨房。但这仅是一个梦想”。对有条件担负租金的人来说，夏季去乡间别墅短住，无疑是一种解脱，可以暂时释放共用公寓的压力。 (310)
从最好的角度看，共用公寓向居民提供了同志友爱和打成一片的感觉。很多人以怀旧之心，回顾自己在共用公寓度过的日日夜夜，还记得那是邻里分享一切的年代。“战争之前，我们相处和谐”，一位居民回忆：
大家互相帮衬，没有争吵，在金钱上也从不吝啬——拿到工资，很快花光。那时的日子充满乐趣，一点也不像战争之后——那时，人们开始把钱留给自己，并关上自家的门。
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怀旧与幸福的童年有关。当时，尽管物资短缺，院子里干净安全，很适宜孩子游戏，共用公寓还具有扩展了的“家庭”的气氛。在共用公寓中，孩子之间的交往远远超过父母的。他们一起玩耍，总是在串门，所以更有这种打成一片的感受。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格勒共用公寓长大的加林娜·马尔克洛娃回忆：
我们生活得宛如一个大家庭。那些时日，每家都敞开着大门，孩子能在整栋房子里东跑西窜。我们在走廊玩耍，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同时，大人们聚在一起玩纸牌，或多米诺骨牌。他们不是赌钱，只是为了好玩，总有很多笑声。有很多大人，所以大家轮流玩，没轮上的就站在旁边观战。我们像大家庭一样，一起庆祝苏维埃节日，好吃好喝的都是大家奉献的。过生日很快活，有很多游戏和歌曲。 (311)
但过分亲近可能使人窒息。20世纪30年代在共用公寓长大的电影导演罗兰·贝科夫记得，当时的生活非常压抑，泯灭了任何个性。贝科夫回忆，共用公寓中盛行“集体法则”，抗议根本没用——只会招致“大家团结起来”，群起而攻之。叶丽萨维塔·切奇克对从小居住的共用公寓抱有同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是走廊上所有成人一起带大的。我有些玩伴，其父母是非常严厉的布尔什维克。我怕他们，在他们面前会感到浑身不自在。现在回顾，我意识到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不自由的感觉，不敢暴露自己的本性，生怕有人看到，生怕有人有所非议。只有等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没有他人在身旁，才能卸下这份恐惧。 (312)
共用公寓会在长期居民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心理创伤。在采访中，许多长期居民承认，非常担忧自己的无依无靠和自生自灭。 [6] 共用公寓几乎造就了新型的苏维埃人格。孩子特别容易接受集体价值和习惯的影响。在共用公寓里，家庭失去了对所抚育的子女的掌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往往不堪一击，被共用公寓的共同原则所取代。米诺拉·诺维科娃反思自己的童年，相信共用公寓的生活已使自己的思维偏向“我们”，而不是“我”。
一切都是公共的，没有任何私密。我们都是平等的，也都是一个样。我已经习惯于此，以后遇上不同的方式，反而感到迷惑不解。我记得参加第一次野外考察[作为地质学家]，我买了糖果，与大家共享。小组长对我说：“你应该写下花了多少钱，以便以后报销。”那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让人震惊的念头。从童年起，我一直是与大家分享的。
其他一些在共用公寓长大的人认为，共同生活让他们学得苏维埃政权的公共价值——热爱工作、谦逊、服从、配合。但谨慎和自我意识从未远离，一位居民回忆道：“要不断努力控制自己，使自己融入其中。”
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不可能的。 (313)
三
苏维埃公民很快开始奋起抗议物品的短缺和不公平。数以千计的人写信给政府，抱怨腐败和低效，并将之归罪于新官僚的特权。然而，同时又有许多公民在忍辱负重，期望自己能亲眼看到共产主义乌托邦。这一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帮助维持了苏维埃政权。数百万人被说服，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眼前的日常艰辛是必要的牺牲。今天的勤劳将得到明天的回报，到那时，大家都可享受苏维埃的“美好生活”。
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年）中提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倾向于认为，在通向真实而有形的天堂的道路上，要经历“一系列战略阶段”。这个未来既是当前的考虑因素，又规定了历史进程，从而将特殊意义赋予日常生活。苏联有关阶段的思想，源于1917年革命的乌托邦预测；对布尔什维克来说，1917年10月在人类历史上开创了新纪元（犹如1789年标志了雅各宾派创建的新世界）。苏维埃的宣传立足于当下，投射到未来，描绘出革命运动不断向前，最终抵达共产主义乌托邦（历史的进军）。它欢呼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便是实证：这个乌托邦已隐现于地平线之上。 (314)
五年计划在这个乌托邦规划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计划的构想是，加快整个经济的步伐，争取社会主义的早日到来（因此有“五年计划四年完成”的口号）。事实上，该计划是在征服时间本身，使之服从于无产阶级的意志。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按严格且合理的时间分配来安排各项工作。但在苏联，工作安排必须遵照五年计划的目标，完成目标总是迫在眉睫。因此，投入“突击”生产、作出短暂而疯狂的努力，实现目标后再作休整，这种做法便不无道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以这种“突击”生产为基础来完成五年计划。眼前的艰辛将在共产主义乌托邦中获得回报，又成了整个制度的思想基础。尼古拉·帕托利切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行政官员，后来升至党的高位。他回忆道：“我们苏维埃人自觉地禁绝享受。”
我们对自己说：“今天，没有急需的物品，但那算得了什么？我们明天就会有。”我们坚信党的事业，这就是力量！我这一代的年轻人，为这种信念而感到幸福。 (315)
回首20世纪30年代，很多人还记得，他们当初活着是为了未来，而不是眼前。在1917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当中——像帕托利切夫一样的年轻人，全身心沉浸于苏维埃政权的价值和理想——这种感觉特别强烈。对于这一代而言，共产主义乌托邦不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实实在在、指日可待的现实。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苏维埃学生的想象中，共产主义即是当前现实的转化（高产奶牛和忙碌的工厂），绝不是遥远的科幻想象。 (316) 他们如此看待苏维埃的未来，缘于从小接受的苏维埃宣传，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根据1934年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官方定义是“在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而艺术家的功能是描绘出一个新世界，不是它目前的形态，而是它在共产主义未来（正在变成的）的样子。
根据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21年生）和妹妹马克斯娜（1923年生）所说，这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概念，在她们列宁格勒学校的朋友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我们接受教育，期待一个幸福的未来。我记得，妹妹摔破了我们最心爱的瓷娃娃。我们没有钱，但仍去了百货商店，橱窗里有瓷娃娃在陈列。马克斯娜说：“共产主义来临时，我们就能得到这个瓷娃娃了。”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届时，什么都是免费的，大家都会过上最幸福的生活。我们很高兴，都在等待这个美好未来的降临。 (317)
20世纪30年代，赖莎·奥尔洛娃在莫斯科长大。她回忆起当年“飞速奔向未来”的感受，反而视当时的实际情形为幻象：
我有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我在这几堵旧墙中的生存[她长大的地方，即莫斯科特韦尔斯卡娅大街的公寓]，只是在为即将到临的真实生活做准备。新生活将在一栋闪闪发光的白色新房里开始，我会在清晨起来做早操，理想的秩序将统治一切，我所有的英雄业绩也将开始。我同代人中的大多数——不管当时住在哪里，帐篷、地棚、共用公寓或是被视为豪华的私人公寓——都持有这种临时、马虎的生活态度。快点，再快点，朝着宏伟的目标，迈向新的生活。一切都能够且应该改变：街道、房屋、城市、社会秩序、人类灵魂。这似乎并不困难。首先，积极分子在纸上勾勒出蓝图；再推倒旧的（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清除瓦砾；然后在清理出的空地上建起社会主义的美梦。俄罗斯就是如此重建的。我们认为，也可以照样重塑新人。 (318)
莫斯科是这个乌托邦的建设工地。在共产党人的想象中，“即将”和“现在”都已分不清了。莫斯科是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作为一个象征，享有很重要的地位和意义。这个城市充满了动人心弦的美梦和幻想，挖好的地基成了未来的住宅区，教堂的拆除标志了文化宫的耸立。德国共产党人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在1935年与父母一起抵达莫斯科，他描述了他们使用地图时遇上的困惑：他们手上1924年的地图已经过时，但新地图标出的总体规划的新建筑，实际上要到1945年方能竣工。莱昂哈德写道：“我们出去散步，只好带上两张地图，一张是10年前的莫斯科，另一张是10年后的莫斯科。” (319)
20世纪30年代的早期，苏联的变化速度令人陶醉。正在创建一个新世界的错觉，导致许多人——包括大量的西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政权产生幻想。年轻的法律系学生尼娜·卡明斯卡娅，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开除、黑暗现实的证据不断涌现时，依旧相信这个新世界。她在回忆录中记下一首欢乐的歌曲——有关将临的幸福生活，她和朋友们至今依然会唱。这首歌曲象征了她们那一代的乐观，以及对父母辈正在经历的悲剧的漠视：
信任在我们国家是多么容易，
呼吸在我们国家是多么自在：
我们光荣、心爱的苏维埃大地……
我们苏维埃生活是如此精彩
未来的孩子
夜晚可能会在床上哭泣
因为没能出生在我们这一代。
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也受到这种乐观气氛的席卷，对斯大林政权以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恐怖行径，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1935年4月写信给奥莉加·福雷登贝格说道：
不管如何，我看得越多，就对正在开展的活动信得越深，这便是事实。虽然很多行为给人野蛮的印象，[但]人们从未如此高瞻远瞩，如此富有自尊，怀揣如此良好的动机，为了如此重要和清醒的理由。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她和丈夫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有时也怀抱同样的想法。他们曾一度担心，如果“未能关注眼前发生的大事”，革命会把他们抛弃。奥西普1934年向朋友朗读有关斯大林的鼓动性诗篇（《谋杀犯和农民杀手》），随即被捕。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观察，相信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名义下的所作所为，要比丈夫的坚持面对现实容易得多：“你不可能以将来的砖瓦，建造今日的大厦。但明白这一道理的人，事先一定抱了注定一死的心态，随时准备面对行刑队。” (321)
接受这种对未来的憧憬，需要采取一定的姿态，使自己能够顺利滑向与政权的合作。这意味着接受“党是真理源泉”的说法。对许多人来说，这样的信念涉及不间断的思想斗争：一边是观察现实得来的真理，另一边是党的更高层次的革命真理。他们被迫生活在这两种真理中间的夹缝地带——既承认苏维埃体制的失败，又相信未来的美好生活——他们只有通过政治信仰的自觉行为，才能做到这一点。年轻党员列夫·科佩列夫，曾在1932至1933年参与向“富农”施暴，他回想起当年如何努力让自己的道德判断（他称之为“主观真理”）从属于党的崇高道德目标（“客观真理”）。科佩列夫和同伴被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吓坏了，但仍在遵循党的路线。如果要作撤退，理由又是他们从小学会鄙视的“良心、荣誉、人道主义”，即所谓的“资产阶级”理想，这会使他们陷入恐惧。科佩列夫回忆道：“我们最害怕的，是丧失自信、放弃我们神圣的信念、陷入疑惑或异端邪说。” (322)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也感受到了双重的现实。他加入共青团时，“已意识到现实中的苏联，完全不同于《真理报》所描绘的”。母亲在1937年被捕，朋友和老师也被带走，他自己一直生活在孤儿院。如他所说，西方读者读到他加入共青团时的喜悦，可能会觉得诧异。
不知怎的，我把这些事件乃至自己的印象和经验，与我的基本政治信念决然分开，仿佛分属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关于日常的事件和经历，我持批评态度；第二层关于党的伟大路线，即使有犹豫，我当时出于那套大道理，仍认为是正确的。 (323)
甚至在1937至1938年的大清洗高潮时期，仍有许多坚持信仰的人。他们以抽象的准则（“砍伐森林时，木屑肯定会四处飞溅”；或者，“不打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为大规模逮捕作出辩护。
相信“向共产主义的进军”，需要接受相关的生命成本。党告诉追随者，他们正在国内外与“资本主义元素”进行殊死的斗争，直到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最终胜利。希特勒在1933年的崛起，成了这场斗争的关键转折点。据称，它还进一步证实了斯大林理论的正确。斯大林认为，苏联越接近共产主义，敌人的反抗就会越强烈。党改持更为强硬的立场，迫使怀疑者抛开疑虑，加入反法西斯的斗争（不然就会被谴责为法西斯的走狗）。从1933年起，党内清洗愈演愈烈，仔细审查个人行为，以清除消极的党员和“隐藏的敌人”。有的社会阶层被整体定为“敌人”和“异己分子”，列宁格勒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残余首当其冲，其中数千人在1934年12月党的领导人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遭到逮捕和流放。任何“资本主义旧社会的余孽”（前“富农”、小商贩、吉普赛人、妓女、罪犯、流浪汉、乞丐，等等），都因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建设的障碍而遭到清洗。从1932到1936年，数万名此类“社会有害分子”遭到警察的围捕和驱逐出境， (324) 其中大多数被送去古拉格。
四
1933年8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劳改营指挥官谢苗·菲林，安排120名苏联主要作家“组队”前去考察白海运河。运河之旅的想法起源于1932年10月的一次会议，会址是高尔基在莫斯科的住宅。几位著名作家与几位政治局委员一起开会讨论文学任务，斯大林也在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学说的最早阐述之一，高尔基呼吁以英雄的文学来匹配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将苏联作家比作“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斯大林，提议以这一运河之旅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一切均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安排。作家亚历山大·阿夫杰延科不无讽刺地说：“一旦成为契卡的客人，马上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有求必应，吃喝全包，一切免费。熏香肠、奶酪、鱼子酱、水果、巧克力、葡萄酒、白兰地——供应充沛。要知道，这还是饥荒的年代。” (325)
作家们先住进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豪华酒店，再坐火车去白海运河，考察大坝和升降台，参观文化中心，观赏囚犯的文艺演出。他们坐在船舶上，能看到正在劳作的囚犯，但不得交谈。对许多作家来说，他们看到的只是营房生活的净化版。塔玛拉·伊万诺娃在1989年回忆：“在我看来，这很明显，只让我们观看‘波将金村’ [7] 。”但是就算作家们半信半疑，也只有很少人敢于表达出来。旅途当中，作家们有机会询问充当向导的菲林。据阿夫杰延科称，唯一询问强制劳役的作家是德米特里·米尔斯基——他曾是王子，内战时期参加白军，后来移民去英国，在那里加入共产党，1932年重返苏联，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俄罗斯“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巨大作用”，亟想置身其中。米尔斯基的追问使其他作家感到尴尬。他显然对运河建设的保密满腹狐疑，并告诉阿夫杰延科：“这里的每一步、每一座大坝、每一个升降台，都有遮起的秘密。”他似乎是在指埋在那些场所的地下的尸体。米尔斯基即使生疑，仍参与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一个图书出版任务，以庆祝运河的竣工。36名苏联主要作家（包括米哈伊尔·左琴科、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瓦伦丁·卡塔耶夫）和艺术家亚历山大·罗德琴科（他拍了照片），突击创作、汇编成了《白海运河》（The White Sea Canal）一书，而菲林和高尔基则担任了此书的主编。这本书成了“苏维埃作家准备为布尔什维克事业服务的象征”，在1934年1月分发给苏共十七大代表。它虽是建设运河的历史，但其主题和宣传意义在于：体力劳动具有救赎和解放的功能。据称，罪犯和“富农”通过参与这一伟大的集体工程，“开始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经过劳役，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社会主义者。 (326)
参与这种使古拉格合法化的举措，作家们自有不同的原因。毫无疑问，有些人相信斯大林“重新做人”的理想，即通过劳役来改造人们的灵魂。左琴科为《白海运河》写了一个小偷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罗登贝格，在生活中步入歧途，通过运河工地上的劳役而改邪归正。他在给《列宁格勒文学》（Literary Leningrad）写的文章中解释，他相信故事中的真实依据：
以懒惰、欺骗、偷窃、谋杀为生的人群，我一直饶有兴趣。我也一直关注他们的再教育。说老实话，一开始，我很表怀疑。猜想这个著名的“重新做人”，只是囚犯冀望获得自由或奖金的伪装。但我必须说，我错了。我这次[白海运河之旅]看到了真正的“重新做人”，看到了建筑工人身上的真正自豪，看到了许多同志（他们现在的称号）心理上的确凿变化。 (327)
高尔基也是一名信徒。他从未到过白海运河，但并不妨碍他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的那本书赞不绝口（茫然不知也阻挡不了外国社会主义者的赞扬，例如西德尼和比阿特丽斯·韦伯夫妇。他们在1935年称之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壮举……一次人类再生的胜利”）。高尔基的20世纪20年代是在西方度过的，1928年夏天他第一次回到苏联，之后又有数次在夏季回国，直到1931年开始永久定居。这位“伟大的苏联作家”获得交口称赞，莫斯科著名的里亚布申斯基豪宅配给他作住所，另外还有两座宽敞的乡间别墅、仆人（其实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和警察部门的特殊食品。向斯大林提供特殊食品的，也是这同一警察部门。因此，也许这并不奇怪，高尔基看不到五年计划“伟大成就”背后的巨大牺牲。1929年夏天，高尔基在他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向导的引领下，参观了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所看到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写了一篇文章，声称许多囚犯通过劳动得到了改造，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刑期满了之后仍想留在岛上。高尔基写道：“对我来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需要更多像索洛韦茨基那样的劳改营。” (328)
另有一些作家出于好奇而参加了这个运河之旅，如米尔斯基。还有人担心，如果拒绝参与这一项目，可能会遭到报复，如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文学理论家兼小说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他哥哥也被关在劳改营），虽没有参加集体运河之旅，但是自己单独去了。他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织撰写的那本书以及他的其他几部作品中，拔高了“重新做人”的理念。他甚至还写了关于白海运河的宣传影片的剧本。什克洛夫斯基的写作，似乎不大可能出于真心。（他去白海运河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位官员问他的感觉如何，他反讽道：“就像一只鲜活的银狐，走进了皮草店。”）在他女儿看来，这只是他“为救哥哥而付出的代价”。他哥哥1933年获释，但1937年再次被捕，且永远消失于古拉格。 (329)
追求职业发展的动机也在发挥作用，阿夫杰延科就肯定与此有关。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参加运河之旅时仍是一个无名小卒。两年后的1935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在苏联媒体中获得赞誉。阿夫杰延科后来承认：“此行帮助我攀上顶端，我的生活从此腾飞。我曾是一名工人突击手，投身于文学！一下子，我在苏维埃神庙中跻身享有盛誉的作家行列。”阿夫杰延科经常向《重新做人》投稿——那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部的白海运河劳改营杂志——称赞劳役是重新做人的好途径。 (330)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另一位借助白海运河而一举成名的“无产阶级作家”。1933年，他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充任技师——是鲍里斯·巴别茨基手下数百名技师之一。午休时间，西蒙诺夫和其他技师去看普多夫金和戈洛夫尼亚一起拍摄的电影《逃兵》（他声称这一经验激活了他对艺术的兴趣）。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里，我没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读了很多书，尤其是历史书籍。我还尝试写作，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白海运河的宣传启发了西蒙诺夫，他在笔记本里写下不少关于劳役者重新做人的“歪诗”，不知何故竟引起了国家出版社（Goslitizdat）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注意。这些诗篇中的精粹《白海运河》，被收入1933年苏联青年作家的诗歌集。1934年4月，西蒙诺夫借这一次成功的东风，向国家出版社申请许可，让他访问运河，收集劳役者重新做人的原材料，以创作赞颂劳改营的诗歌集。国家出版社予以批准，并支付他一个月的花费，在白海运河的梅德韦热戈尔斯克劳改营，担任《重新做人》杂志的记者。囚犯们与他同住一个营房，并不把这位年仅19岁的诗人当做一回事（“当我告诉他们，我在写关于白海运河的诗，他们只是笑笑”）。出于这个原因，在西蒙诺夫看来，囚犯们“与我的关系还算自然”。 (331)
到1934年的初夏，白海运河的建设已大体完成。西蒙诺夫所观察的劳役者只是在修建道路和相关设施——与1931至1933年挖掘主渠、数万人累死的体力劳动相比，仅属相对轻松的任务。随着工程的结束，劳改营行政部门向劳役者颁发奖金、荣誉、奖牌，并向部分轻罪囚犯宣布提前释放的命令。这些奖励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兑现“重新做人”的神话，让囚犯努力工作以改造自己（至少给人以改造成功的印象），争取获释或物质上的好处。西蒙诺夫年少天真，易于轻信。他在回忆录中回忆，从白海运河回来，“就准备畅写通过劳动重新做人的新诗”：
虽然待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亲眼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实际发生——如我所相信的——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除了劳动，还有什么可以救赎个人罪孽呢？
西蒙诺夫听到有关一名工程师的故事，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该工程师与临时政府有密切的联系（实际上是冬宫最后一位指挥官）——
根据第58条规定，他就算没被判上10年，至少也判个8年。他在白海运河担任工程师，工作非常努力，因此服刑3年就获释。然后，他自愿担任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某建筑工地的首席工程师。我在旅途当中获得的印象，也佐证了这样的故事。 [8]
事实上，确有某些专家获释后愿意继续在古拉格系统中工作，但很少是改造的结果。但西蒙诺夫认为，他在白海运河所看到的，符合他所听说的以及在苏联媒体中读到的。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表示：“在我看来，白海运河工程不只是在建造一条运河，而是一座人道主义学校，使坏人变成好人，使普通罪犯变成五年计划的建设者。” (332)
就西蒙诺夫而言——他原是一名贵族，自觉参与重建自己的身份，希望变成“无产阶级作家”——重新做人的想法颇能激起他特别的共鸣。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的感受，“富农和资产阶级破坏者”的重新做人，“对整个社会来说大有希望”，他自己也大受激励，因为它显示了“埋葬过去、走上新路的可行”。1934年，在苏共十七大（胜利者的代表大会）上，前反对派获得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他眼中，这也是一大鼓舞。作为一名青年作家，他正在党严密监控的艺术领域努力开创自己的事业。在这次大会上，一直反对斯大林极端政策的党领导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皮亚特科夫等）被允许发言，他们收回了自己的旧有立场，以党内团结的名义，对斯大林歌功颂德。从他们被接受的方式来看，党领导已让他们改过自新。西蒙诺夫看到如此的榜样，心里感到非常舒坦。在他看来，接受悔改的反对派就是一个证明，像他那样的人，即使有不光彩的过去，也会得到党的宽恕。西蒙诺夫明白，自己的重新做人将取决于自己政治人格的重建。他像前反对派一样，必须背弃过去，表明自己是个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者。他有关白海运河的著作，就是为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从运河回来之后，西蒙诺夫第二次申请加入共青团。上一次，由于继父在1931年被捕，他被要求自行撤回申请。这一次，他是应邀申请的，在他眼中，接受他入团真是“一大宽慰”。他在回忆录中记录，1934年是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年：
我不能代表同龄的其他人，但对我来说，1934年是我青年时期最充满希望的一年。一般认为，国家已经度过困难时期，虽然仍有问题，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生活都将变得更加容易。我很高兴能参与建设这一个新生活……在我眼中，斯大林的正确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他正在领导我国的工业化，并取得巨大的成功。在我看来，他与对手争辩，指出他们的错误，这都是正确的态度。 (333)
1934年夏天，西蒙诺夫从白海运河回来不久就写了《地平线》一诗，描述刑事犯在劳改营的重新做人。这首诗受到大刀阔斧的编改——编改者来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属的文化教育厅，他们认为这首诗非常糟糕（自命不凡、笨拙、喧闹、机械、伤感），但仍有宣传价值，值得发表。 (334) 西蒙诺夫将之收回重写，到1938年易名为《帕维尔·丘尔尼》（Pavel Chyorhy）予以发表。后来，西蒙诺夫看到这首诗会有“恐怖的感受”，坚持将之排斥在他的“作品全集”之外。 (335) 但这首诗对他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显示他有能力创作有助于斯大林政权的诗歌。西蒙诺夫受到鼓励，申请就读高尔基文学院。他在国家出版社和政治保卫总局文化教育厅的政治担保人，还愿意为他推荐。 (336)
高尔基文学院成立于1933年，坐落在特维尔大街上的前赫尔岑宫殿，旨在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作家（直到1936年，仍被称为“工人夜间文学大学”）。上课是在晚上，这就允许西蒙诺夫在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继续上班挣钱，作为他200卢布助学金的补充。文学院的大多数学生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他们像西蒙诺夫一样，出生于贵族或资产阶级家庭，先读工厂技校，或在工厂上班，以此取得入学资格。学生中一半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来自27个不同民族，可算是一个世界大杂烩。 (337) 在众多的犹太学生中，有两名年轻女子先后嫁给了西蒙诺夫：纳塔利娅·季波特是剧院名人之女，1935年与西蒙诺夫结婚；遭殃的新经济政策人塞缪尔·拉斯金的小女儿热尼娅·拉斯金娜1936年入学，1939年与西蒙诺夫结婚。
西蒙诺夫承认，自己并不特别钟爱文学，只是由于他的出身欠佳，才变成了他的职业。他告诉纳塔利娅：“如果不是因为贵族出身，我才不会对文学发生兴趣，我真正喜欢的是政治和历史。” (338) 他在文学院中不是最有才华的（1936年，他在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七，排在榜首的是诗人玛格丽塔·奥列格），但以自觉出名，并且组织有方（他精心安排花在工作、阅读乃至社交上的时间），准时完成任务。同学给他的绰号是“铁屁股”，因为他学习非常努力，持之以恒。诗人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优秀学生名单上排名第二）回忆道：“他就坐在那里，写个不停。”奥列格记得，西蒙诺夫一开始就像个干部，通常穿皮夹克，像内战中的布尔什维克；或穿夹克和衬衫，还系上领带。对文学院其他学生的波希米亚文化，西蒙诺夫保持一定的距离，他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共青团活动上，或撰写书评，而不是用来玩台球。理所当然，文学院的行政部门对他非常重视，把他当做党的忠实信徒，给他布置了许多任务（1937年，他在揭发文学院“反苏维埃分子”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蒙诺夫既严肃，又挑剔，与其说像一位年轻诗人，毋宁说像一名文化官僚。他在1945年回忆：
我没有写出自己的作品，却写了不少对其他人作品的评论。我非常苛刻、急躁。这显示，写出最粗暴、最负面的评论的人，往往是尚没写出或无法写出这样一本书的人。 (339)
西蒙诺夫是文学院的诗人，正在摸索如何写作才能取悦于自己的政治上级。重新做人的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常客，重复出现于他有关白海运河的早期诗歌。但五年计划的希望，以及体现于西班牙内战的英勇斗争，渐渐在他的诗歌中占据显著的地位。同时，西蒙诺夫深受诗歌老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1901—1957）的影响。在文学院年轻诗人的眼中，卢戈夫斯科伊颇有魅力。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刀枪，还有来自内战和1931年征伐巴斯玛奇穆斯林起义的纪念品。在《将军》那样的诗篇中，西蒙诺夫尝试探索阳刚、英勇的主题。匈牙利共产主义者马特·扎尔卡（又叫鲁卡契将军），在西班牙内战中遇难，赋予了《将军》一诗灵感。西蒙诺夫的基本价值观来自继父的军人精神，在他看来，像扎尔卡那样的勇敢和自我牺牲，在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世界中，不但是“人类的美妙素质”，而且是“必需的第一美德”。西蒙诺夫1960年向外国记者解释：“任何人，如果想象我们未来的胜利轻而易举，无须流血，从而流露出沾沾自满，都会受到我们20世纪30年代年轻共产主义者的强烈憎恨。”那是沉浸在斗争观念中的一代——随时准备投入战争的一代。1973年，西蒙诺夫回顾自己的学生时代，为整个时代发言：
开设文学院的同一年，纳粹上了台。我们的学习年代一直笼罩在阴影之中，那就是即将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那些年头，在考虑文学和自己的前途时，一定会自然想到，我们迟早会被迫参加这一场隐隐逼近的反法西斯大战——尚未确定的只是手中握的是笔还是枪。
1936年1月1日，西蒙诺夫的第一首诗《新年祝酒》发表于《消息报》（Izvestiia）。这是青年诗人——当时只有20岁——将获党领导青睐的先兆。在诗中，西蒙诺夫想象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最终搏斗：
朋友，我们今天提高警惕！
豺狼正在将共和国围困！
我们就此举起酒杯，
在默默祈愿中痛饮
为站在机枪旁边的人，
为只与步枪为友的人，
为懂得“战斗”这一动词的人，
一个悲哀的动词，必须承认。
为能够离开缄默房间
走进未知的大火的人……
西蒙诺夫为职业生涯拼搏之时，他的三位奥博连斯基姨妈正在奥伦堡的流放地凋零。那是一个地处伏尔加草原东部的城市，在莫斯科的东南方，相距1500公里。她们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大规模镇压中，被逐出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喜欢三位姨妈，从小就定期给她们写信。他母亲的大姐柳德米拉，嫁给来自俄化家庭的德裔炮兵队长马克西米·泰德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留下柳德米拉和三个孩子，困守于炮兵团驻地梁赞。柳德米拉1922年回到彼得格勒，曾在残疾儿童学校担任教师。她1935年被捕时，三个孩子已经长大，两个跟她去了奥伦堡，长子留在列宁格勒——他在红三角厂担任经理，受到上级的高度重视，得以让自己免受逮捕的噩运。中间的姨妈是达丽娅，又叫“桃莉”，严重残疾，身体左侧畸形，部分瘫痪，使她走路颇不方便。个人的不幸，使她养成了古怪脾气，终身未嫁。她在宗教上很虔诚，几近教条，并不隐瞒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仇恨，坚持贵族的传统。1927年，桃莉到梁赞拜访亚历山德拉，两人在宗教事项上不断发生争执，西蒙诺夫因此而变成了无神论者（不过，他后来给姨妈写信，仍表达宗教上的情感）。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时，曾多次拜访桃莉，但他认为自己只是在尽职。他更喜欢小姨妈索尼娅，经常与她同住。索尼娅长得丰满，西蒙诺夫记得她“圆脸，笑得慈祥”，充分体现了“她的善良和开朗”。与桃莉不同，索尼娅尽量适应苏维埃制度，尽管她的举止、价值观、信仰，仍保有19世纪贵族文化的痕迹。她当初读的是师范学校，却当上图书馆员，在共用公寓里独住一间大房。她对自己的命运既不诉苦，也不抱怨。恰恰相反，西蒙诺夫记得，她是三位姨妈中最具活力、最有意思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孩子，她喜欢外甥和外甥女来与自己同住。她对康斯坦丁最为疼爱，因为他是她最年轻的外甥，他的读书热情也是她帮助培养的。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我亲爱的宝贝基柳雄切克，我希望你长大后，成为我们的依靠和安慰，我们都非常爱你。我希望你永远有足够的食物，就像我们从前的岁月。” (341)
西蒙诺夫最后一次看到索尼娅是在1933年秋天。他寄宿于她在列宁格勒的住所，在她房间里写下了他一生最初的几首诗。1935年2月，索尼娅、柳德米拉、桃莉被流放到奥伦堡。西蒙诺夫的母亲在莫斯科获悉“三姐妹和从小在圣彼得堡就认识的许多人，都被送去流放地”，西蒙诺夫回忆她当时的反应：
她坐在那里，手捧信件[她刚收到，来自奥伦堡的]，眼泪哗哗流下。她突然说：“如果我当时与柳利娅[柳德米拉]一起从梁赞回到彼得格勒，现在我自然与她们一同受苦了。”我记得，她说话的方式使我震惊。她讲到，自己没与姐妹同住一个城市，所以逃脱了姐妹正在承受的厄运，语气中满含内疚。然后，她问继父：“也许，我们会被从这里送去流放地？”她说的“我们”，不是指我们一家，而是指她自己、她的出身，以及整个奥博连斯基家族。 (342)
西蒙诺夫并没解释他为何感到震惊。也许，他惊讶于母亲的内疚，但还有其他原因。西蒙诺夫从小就把自己看作“苏维埃人”，继父的被捕丝毫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恰恰相反，反而增强了他为自己塑立无产阶级身份的决心。他努力改造自己，先成为一名工程师，再充当一名“无产阶级作家”，更加强了他对苏维埃制度的认同。但母亲对姨妈被捕的反应——似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听到她以苏维埃的语言把自己称作“异己分子”——迫使他面对现实。
西蒙诺夫的母亲和继父，每月向奥伦堡邮寄食品和衣服，他也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来作资助。1936年，亚历山德拉前去看望她的三个姐妹。西蒙诺夫回忆，她很害怕，担心去了再也回不来（许多人担心，如果看望流放的亲属，自己也会被捕）。总是很现实的继父认为最好还是别去，如果去了被捕，就更难向她们施以援手了。但亚历山德拉坚持要去，并宣称“如果不去，就不算是真正的自己了”。亚历山德拉从奥伦堡回来，西蒙诺夫记得：“漫长的旅途和当地可怕的情景，使她筋疲力尽、悲凉凄楚、身心交瘁。但她并没有放弃希望……因为她认为，不会有更坏的遭遇了。” (343)
然而，更坏的事还是发生了。1937年，索尼娅和桃莉在奥伦堡遭到囚禁，索尼娅被枪决，桃莉后来死在劳改营，存活的只剩柳德米拉一人。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还忆起自己对最喜爱的姨妈之死的反应：
我发现，她已被关押，之后就杳无音信。然后，他们告诉我们，她已死去——但不讲明死于何处和如何死去。我记得，当时之所以感到这种强烈且痛苦的不公，全与她[索尼娅]有关，或主要与她有关。这一感觉永远伴随我的灵魂——我不怕这样说出——这是国家和苏维埃政权对我本人的严重不公，它将永远留存于我的记忆之中。这一感觉让人特别痛苦，因为我知道，如果索尼娅还活着，一旦我能有所作为，第一个想帮的就是她。
西蒙诺夫的遗憾是基于他以后获得的认知——他一直在与摧残自己姨妈的迫害制度携手合作。他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初获悉她们被捕时的反应是不同的。他为姨妈感到惋惜，但设法找出理由，使她们的遭遇变得合理，甚至合法：
我已不记得当时[1937年]的想法，不记得如何判断和自我说服的……但我知道，我不可能无动于衷，因为我非常热爱其中的一位[索尼娅]……也许我心想：“不磕破鸡蛋是无法煎蛋的。”与当初的感觉相比，这一托词在今天听来，更具讽刺意味。其时，大革命和打破旧社会，仍萦绕在人们的心头；大家交谈时，不用这一熟语的人犹如凤毛麟角。
与白海运河的际遇，让西蒙诺夫更靠近政权；但在其他一些人身上，却产生了决然相反的效果。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伊利亚·斯拉温是一名重要的法学家，任职于莫斯科的苏维埃法学院。1929年，他被调到列宁格勒，以援建那里的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在同年的清洗中，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被关闭，它的“资产阶级”学者被开除，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学院法律系。它亟需值得信赖的如斯拉温那样的布尔什维克，以对抗苏维埃法律界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后者在列宁格勒仍颇有影响。 (345) 斯拉温已成为苏维埃法律领域的领军人物，除了担任司法委员会的顾问，还参与编纂了1926年的《苏维埃刑法》，那是1917年刑法后的第一次重大修改。在列宁格勒，斯拉温家与另外一家分享一套大公寓，他家占了两间房（在莫斯科，他们的共用公寓有15户人家）。后来，他们又搬进一套三室公寓，位于列宁格勒的苏维埃大楼，那里住有很多政府行政官员、科学家、艺术家。伊利亚的女儿依达回忆：
相对来说，我们享有特权。兄嫂有自己的房间，父母也有自己的房间。同时，父亲又在自己房间内工作。我睡在餐厅，如有客人，就先去父母房间睡觉，等父母要上床了，再把我搬回餐厅的沙发床……但是，没有一丝一毫的奢华——绝对是斯巴达和几近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完全遵循父亲的社会主义理想……我们与穷苦的朋友和亲戚分享额外的配给食品——父亲对此感到羞愧……书籍是我们唯一的奢侈品。
斯拉温受共产主义学院的委托，写书攻击苏维埃主要法学家的“资产阶级倾向”，从而为政治上司提供自己的贡献。1931年，苏维埃政权对法律学术界发起清洗运动。斯拉温所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Sabotage on the Front of Soviet Criminal Law），只是其中一部分，篇幅虽短，却很恶毒。他选出几名重要的学者律师，将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章与其在1917年之前的相互比较、逐一对照，以揭露他声称的确凿的“资产阶级”观点。斯拉温在政治上坚信旧法律思维必须被铲除，所以谴责这些法学家正企图颠覆苏维埃法制的基本原则。他挑出列宁格勒大学法律系，批评它一直在训练“昨日的神父和白军卫士”，却假扮成“今日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明日的共产主义者”。受到斯拉温攻击的几名法学家，随即离开他们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大学教职，被迫奔赴外省，寻找工作。 (347)
斯拉温家庭档案中有一张伊利亚·斯拉温的照片，时间在1931年，他的周围都是共产主义学院的同事和学生，照片背面写着：“斯拉温同志！深切怀念你——布尔什维克卫队的坚定共产党人、我们的老师、思想战线上的坚强斗士、横扫学术界寄生虫的铁扫帚。”在依达的记忆中，父亲却是一名柔和温情的男子。这两个形象，确实很难调和在一起。也许，斯拉温太软弱，无法抗拒党的要求，被吸进了这个迫害制度。也许，他觉得曾卷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易受攻击，需要写书来证明自己仍属“布尔什维克卫队”。也许，如依达所认为的，他“陷入迷途”，受了自己的信仰的误导。
斯拉温相信“重新做人”，1917年之前就已在从事改造人的实验，为莫吉廖夫城地方监狱的囚犯设立工场和文化中心。其时，他只是一名法律助理，但与监狱长关系良好。改造人的想法，重现于他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法律著述，特别是他关于同志法庭（tovarishcheskie sudy）的文章。他当时坚决主张，工作场所的法庭可迫使囚犯参与社区服务以改造自己。 (348)
1933年，共产主义学院领导分配给了斯拉温新任务——写一本书，暂名为“劳役者的重新做人——以白海运河为例”。 (349) 事实上，他被要求为古拉格劳改营赋予法律和哲学上的正当性。也许，斯拉温先前关于“重新做人”的著作起了作用，为他赢得了这一份可怕的差事。但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撰写的《对苏维埃刑法战线的破坏》显示，他已做好准备，愿意寻找和构建法律上的论证，来支持现政权的压迫制度。
相信“重新做人”是一回事，目睹它的实际操作却是另一回事。从1932到1933年，斯拉温去了几趟白海运河和其他劳改营，包括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西伯利亚东北部的科雷马劳改营。他所看到的，反而摧毁了他对苏维埃“重新做人”的信念。依达还记得父亲出差回来时的“疲惫和沮丧——好几天哑口无言，好像处于休克状态”。斯拉温访问儿童劳教营时，尤其感到震惊，他看到那里的狱警使用残忍的纪律来“重新锻造儿童，以培养苏维埃精神”。斯拉温实在写不出关于白海运河的书，一推再推，延后数年。好几章的草稿被他撕得粉碎（其中有一章题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因为他渐渐明白，“重新做人”在劳改营中并不存在。
斯拉温知道自己已陷入困境。基洛夫被刺杀之后，共产主义学院一半的工作人员遭到清洗，斯拉温一直担心下一个入狱的就是自己。依达记得，父母锁上房门：“彻夜不眠，坐着窃窃私语。”党的档案证实，斯拉温的名字在1934年12月被列入政治嫌疑犯名单（“未来的逮捕对象”）。榜上有名的人都曾属于其他党派，只是到后来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350)
共产主义学院领导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斯拉温无奈，只得呈上有关白海运河的几章草稿。他在这几章中，对古拉格系统的日常运作提出若干批评，却只字不提“重新做人”的政策，因为实在找不到证据。他曾命名为“重新做人政策中的法西斯畸变”的一章，此时改称“重新做人政策中的畸变”。这是很勇敢的举动，斯拉温因此在1935年5月受到共产主义学院编辑委员会的严厉批评，这是一个道德转折点。他深感自己的布尔什维克信念难以为继，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中的熟人恢复了联系——这是一个绝望的尝试，借用依达的话，他“想让时光倒流，并弥补他的政治错误”。但斯拉温一定知道，为时已晚。他身陷绝境，完成此书才有可能自救，但他在道义上无法做到，只好不断推诿，他心里很清楚，推迟得越久，入狱也就越近。1937年3月，斯拉温在共产主义学院的党员会议上说：“我完蛋了，我在政治上已经破产。” (351)
五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古拉格人口急剧膨胀。集体化和饥荒的受害者，都被送入劳改营，成为苏维埃工业经济的一部分。从1932到1936年，劳改营、劳教营、“特殊定居地”的人口已达240万人（另有50万监狱人口）。 (352) 这批奴隶劳工在北极区的伐木、建筑、采矿中，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那里根本招收不到自由劳工。即使在古拉格系统内，也有职业生涯的上升通道：既有狱警和管理人员，又有一定数量的囚犯——前者凭借自己的尽职，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内部获得晋升；后者只要他们身怀古拉格所需要的技能，并承诺追随或愿意适应党的路线。
在苏维埃北极矿区的勘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帕维尔·维滕贝格，被捕于1930年4月。他是科学院清洗出的数百位科学家之一，监禁于列宁格勒，因为忍受不了审讯和威胁而渐渐屈服，最终承认属于一个曾帮助组织1927年雅库茨克叛乱的保皇组织（维滕贝格曾赴西伯利亚东北部，勘探科雷马金矿）。审讯人当着他的面站起来打电话，下令逮捕帕维尔的妻子吉娜（季娜伊达），从而迫使他只得屈服。在帕维尔监禁时期，吉娜一直在担心自己会被捕，她与女儿被迫搬入奥尔戈诺度假区乡间别墅中的一个房间，其他房间则由一名政治警察举报人占用，负责张罗没收他们的财产。帕维尔的女儿叶夫根尼娅回忆，她每周陪同母亲前往列宁格勒戈罗霍娃街的政治保卫总局办事处，询问有关帕维尔的近况：
她会把我，一个年仅8岁的女孩，留在海军部花园的喷泉处（当时没在喷水），让我在原地等候。如果她一去不回，就意味着她也被捕了。我就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按上面的地址自行去找，塔吉娜·勒沃夫娜住在那里，会收留我的。
1931年2月，帕维尔被判处枪决，临到最后一刻又获缓刑，改判劳改10年。他在奥尔戈诺度假区的房子充公（变成政治保卫总局官员的乡间别墅）。他自己先被送去马伊―古帕伐木营，为白海运河提供木料；后来被送去白海运河北部入海处的劳改营——靠近凯姆镇，充当污水处理的工程师。同时，吉娜带上女儿叶夫根尼娅和瓦伦蒂娜，搬进列宁格勒一座共用公寓的单间（长女维罗尼卡已搬去达吉斯坦）。该共用公寓共住16人，其中有原主人——住在正房的一对老夫妇，还有他们充满“阶级仇恨”的前女仆，住在走廊的帷幕背后。到夏天，吉娜把两个女儿送去基辅亲戚家寄宿，自己前去凯姆镇的劳改营充当志愿医生，旨在靠近丈夫。 (353)
1931年8月，吉娜刚刚回到列宁格勒，帕维尔就作为地质学家参加政治保卫总局的一支特别考察队，前往瓦伊加奇岛，评估在当地开采贵重矿产的可能。帕维尔很幸运，凭借自己的地质学专长而获得拯救。他虽是囚犯，仍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专长，为古拉格服务。率领瓦伊加奇岛考察队的是整个古拉格系统的主管费奥多尔·艾希曼斯，他1930年6月离开莫斯科，亲赴位于喀拉海的这个偏远北极岛，筹办第一个劳改营。1500名犯人中，近一半是地质学家、地形测绘员、工程师，虽然探测到了岛上丰富的锌和铅矿藏，却找不到艾希曼斯真正冀望的黄金和铂金。住在岛上的涅涅茨人（Nenets）为考察队提供运输服务，其古老传说中的“金女”应是一个纯金的图腾娃娃。劳改营条件很差，尤其是在营房建成之前的几个月，大家住在帐篷里，人工开采锌和铅，纪律非常严苛——稍有违规，便遭枪决——许多人死于严寒，该岛冬季的温度通常跌至摄氏零下40度。 (354)
维滕贝格抵达时，寻获黄金的前景已变得渺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叫他也来帮忙。帕维尔很快被委任为总地质师，完成了对瓦伊加奇岛的勘测，到1934年更开启了古拉格的采矿设施，成为北极圈内的第一个采矿区。他在政治保卫总局的内部期刊上发表了几篇有关考察队的文章，甚至为海岛的自然历史作了剪贴记录。尽管是一名囚犯，帕维尔享有特权，他领取特殊口粮，住在专家住宅，甚至有自己的办公室。1932年3月，他的家人获准来访，陪他在夏天勘探瓦伊加奇岛。1933年夏天，吉娜将瓦伦蒂娜托付给列宁格勒的朋友，带上叶夫根尼娅来与帕维尔同住。其时，已在1932年10月取代艾希曼斯的劳改营新指挥官阿列克谢·季茨克兰，允许专家的家人前来团聚。吉娜的家书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1933年8月26日
我亲爱的小女儿，维罗尼切卡[维罗尼卡]和柳森卡[瓦伦蒂娜]：
24日夜深时，我们终于抵达爸爸的住地。路上一共花了6天，其中3天都遇上了彻骨的5级大风。古连卡[叶夫根尼娅]非常勇敢，要知道我们的四周大部分乘客都晕了船……爸爸上了我们的船，将行李搬上他的摩托艇。晚上11点，我们就到了家。爸爸看起来很棒，体重有所增加，脸色极好，没有一道皱纹。他的心情甚佳，充满活力，喜爱自己的工作，一如既往……我们的专家住宅很好，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这里已是北纬70度，那么确实算是相当不错。我们有两个赏心悦目的房间，每一间有3扇窗，虽然面向东北和西北，仍然光线充足。房内有一个巨大的炉灶，带烤箱的。所以，我必须改进我几乎全忘了的持家能耐。下一次航船，我会寄上爸爸的照片，你们将亲眼看到这里的条件多好、爸爸长得多壮……我们昨天晚上聚会，欢送返回大陆的[囚犯]，欢迎新来定居的。会上的发言我们都很喜欢；劳动英雄普受好评。看来，瓦伊加奇岛考察队在全苏联社会主义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这里有美好的“重新做人”：所有返回大陆的囚犯，都已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合格工人。真希望我们能有更多这样的“重新做人”……晚会的最后节目是“活墙报”[ 一种宣传鼓动] 和精彩的音乐会。这就是我在此地一天半的见闻……
在劳改营的樊篱之中，维滕贝格一家的生活渐渐回归正常家庭的作息。吉娜在劳改营的诊所当医生，叶夫根尼娅就读于专家和管理人员的子弟学校。叶夫根尼娅回忆：“我们的生活围绕着妈妈和爸爸的工作。”
每天早晨，不管气温如何，爸爸总是打上一盆冷水，在我们房间内洗身，吃完早饭后，就去地质部门上班。他下班回来之后，我们共进晚餐。然后，他又要埋首案前。妈妈下班回来总是很累，即使是傍晚的阅读，她都感到吃力。我放学后承担所有的家务，因为我的时间最多。我去食堂领晚餐（两份是志愿劳工的，一份是囚犯的），厨师都是中国人，非常称职，教我如何烘焙。一般来讲，与我们在列宁格勒时相比，这里的食物似乎太丰盛了。 (356)
这种对古拉格的乐观，到底是真还是假？根据叶夫根尼娅所说，吉娜的乐观乃至对“重新做人”的信念，都是由衷的，不只是写给信件检查员看看的。 (357) 毫无疑问，家庭得以重新团聚，由此而生的幸福感发挥了效用。同样重要的是专家的相对特权，庇护了他们免受劳改营生活的最坏待遇。另一个可能是，他们沉浸于自己的工作，心甘情愿接受让他们维持现状、不致失眠的任何解说。
1934年，瓦伊加奇岛上发生叛乱，在岛另一端工作的一帮囚犯杀死狱警，发动起义。但他们无处可逃，最终不是被击毙，就是被抓回营地。吉娜是劳改营的医生，必须检查那些俘虏的伤口，以决定他们是否适合继续工作。她看到可怕的殴打的证据，但对“重新做人”的信念丝毫不曾动摇。同样丝毫未变的是她的积极配合，正如她在雇佣合约中所允诺的，她愿意减少囚犯的病假时间，去贯彻劳改营的劳动纪律。吉娜在叛乱善后工作中表现优异，因此获得“突击手”（udarnitsa）的光荣称号，还登上了劳改营的“红书”光荣榜。她帮助囚犯学习文化和一门手艺，认为这将有助于他们改造人格、成为新人、重返社会。她甚至参加党校学习，还写信告诉女儿，非常喜欢所学到的东西。
据叶夫根尼娅说，帕维尔也愿接受有关古拉格的官方观点。在她看来，他为科学而活，“对政治则兴趣索然。他感谢苏维埃政权让他有机会继续自己的专业，并让家人来瓦伊加奇岛与他团聚”。如果他相信“重新做人”，在女儿看来，那是因为“他天性非常真诚，也许有点天真，具浪漫性格”。在很大程度上，这兴许是真的；只不过这个见解来自深切怀念父亲的女儿。从不同角度看，帕维尔的行为可被视作一种道德上的委曲求全。他的事业显然在劳改营的环境中蒸蒸日上，他所需要的，在那里应有尽有。帕维尔在日记中写道：“在瓦伊加奇岛担任指挥官，该有多痛快。纪律是半军事化的，工人完全听从指挥。”1935年7月，帕维尔因自己的杰出贡献而获得提前释放，整整早了6年。但他希望完成对瓦伊加奇岛的地质研究，所以与行政当局签署了一份合约，以自愿性质继续这项工作。现在看来，这是很关键的转折点。他不再是一个被迫为古拉格工作的囚犯，已经变成了古拉格系统的合作者，以此推进自己的研究。
他完成瓦伊加奇岛的地质研究后，又去德米特罗夫劳改营，成为莫斯科至伏尔加的运河的地质学家。同时，吉娜和叶夫根尼娅返回列宁格勒，发现“生活变得较为舒适”。她们搬回曾住过的共用公寓——瓦伦蒂娜和维罗尼卡也来团聚，很快分到额外的一间房。在基洛夫遇刺之后的列宁格勒恐怖中，该共用公寓的原主人已经被捕。但她们无法取回自己的旧家具，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仍在使用她们在奥尔戈诺度假区的乡间别墅，但她们因此受邀前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仓库，自行挑选列宁格勒恐怖时没收来的家具。瓦伦蒂娜和维罗尼卡选了一对古董扶手椅、一张沙发床、一面镜子、一个书柜和一架三角钢琴。 (359)
帕维尔1936年回到列宁格勒，在随后的两年当中，继续为古拉格的北冰洋行政部门工作，数次率队远征北地群岛地区。1936年，帕维尔写信给叶夫根尼娅说：“如何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让我们作为一个紧密相连的家庭舒服地住在一起，似乎是我无法解决的难题。”他通过在古拉格的工作设法争到了特权地位，但在政治上仍感到不安全，担忧自己的家人。
你们曾经陪伴我一起受苦受难，理应得到一份舒适的生活。但我却无能为力，叫我情何以堪！我所能做的，就是自建一所小房子，但妈妈听也不愿听。可以帮我的强人，却将我拒之门外。何时我才能恢复1930年之前的影响力，哪怕是其中的十分之一？
帕维尔努力让自己苏维埃化，上课学习党史，衷心接受个中的“真理”。到1936年的年底，他已经照单全收有关“托派”和苏维埃政权其他“敌人”的教义。帕维尔在日记中写道：“这真是一个耻辱，我从不知道这种事情。要是我早一点知道，阅读历史可以拓宽视野，使自己正确理解党的总路线，也许我的生命便不至于卷入流放和监禁的舛途。我的生活遭到摧残，到底是为了什么？成千上万的人沦为迷途的羔羊，全怪那个混蛋托洛茨基！” (360)
帕维尔的故事提醒我们，古拉格远远超越监狱营地本身。它是苏维埃工业的主要驱动力之一，雇用了大批专家和技术员——工程师、地质学家、建筑师、研究员甚至飞机设计师——向他们提供独特的机会，让他们发展各自的事业。
帕维尔·德罗兹多夫1906年出生于切尔尼戈夫地区的农民家庭，父亲在1917年之前便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运动。父母都在内战中丧生后，帕维尔来到莫斯科，就读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之后又接受电工培训（最后在负责首都电气化的发电站上班）。1925年，帕维尔因参加莫斯科大学的学生组织而被捕，判处3年徒刑，流放到克拉斯诺维舍尔斯克地区。他在那里的伐木营工作，附属于其时仍处设立初期的维舍拉。刑满前一年，即1927年，帕维尔即已获释，自愿选择留在原地，继续他的会计工作。他娶了劳改营邻近农村的女孩亚历山德拉，育有两个孩子，一起住在劳改营的管理员宿舍。1929年，“开明”的古拉格主管爱德华·别尔津抵达维舍拉，帕维尔的命运由此而发生巨变。别尔津大力提倡囚犯“重新做人”，他相信他在德罗兹多夫的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实例。别尔津赏识帕维尔的才干，特别是他的过目不忘（别尔津喜欢说，帕维尔的脑袋里安有一台计算器）。他在劳改营管理系统中迅速提拔帕维尔，与维舍拉高级官员交谈时，经常提及这位前囚犯，视之为“重新做人”的典型。1929年，帕维尔变成伐木营的首席会计；1930年，又晋升为整个维舍拉的首席会计。之后，他作为亲信，跟随别尔津离开维舍拉，前往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帮助筹办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劳改营网络。他在新的古拉格中心马加丹，成为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还须督察属下的各个劳改营。他晋升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中将，分得一套四室的公寓，大得足以容纳自己一家再加上妹妹一家。他还在莫斯科获得一套公寓，亚历山德拉和孩子可去那里过冬。这家人享有特权，能使用专为斯大林精英保留的特殊商店和疗养院，遇上苏维埃节日时，还可以领到远北建设托拉斯制造的礼物。要知道几年前，他还是古拉格一名普通囚犯，现在已是天壤之别。
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1901年出生于伊万诺沃城附近的老信徒家庭，地处莫斯科的东北，相距300公里。1925年，他就读于莫斯科建筑学院，并与年轻艺术家艾莱娜结婚。他的妻子在工人补习学校（专门培养工人阶级出身的学生，为高等学院做准备）上课，女儿朱莉娅出生于1927年。在女儿呱呱坠地之前，米哈伊尔就已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因为他属于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农民政策的学生组织。艾莱娜也被工人补习学校开除，只得去纺织厂上班。1930年，米哈伊尔重返莫斯科的建筑学院，两年后再一次被捕，囚在布提尔基监狱两年。米哈伊尔被认为是才华横溢的学生，被逮捕之前尚未完成他的学位论文，由于教授的干预，他获准在布提尔基监狱继续攻读，甚至回到建筑学院作了论文答辩。要是没有政治警察的帮忙，米哈伊尔这样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两个叔叔在政治保卫总局供职，他的老朋友菲利浦·巴扎诺夫，即艾莱娜的第一任丈夫，也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担任高职。在米哈伊尔服刑期间，巴扎诺夫尽力帮助艾莱娜（意图说服她重回他的怀抱）。1934年，米哈伊尔流放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尽管有亲戚在当地，其中一人还曾担任摩尔曼斯克的副省长，但米哈伊尔没去探望，因为不想连累他们。
米哈伊尔全靠自己的建筑知识获得拯救。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几个重大建设项目中——工厂和桥梁，他受雇为规划建筑师，附近的劳改营则提供古拉格劳工。他很快成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总建筑师之一。即便是一名流放中的囚犯，米哈伊尔的生活条件，仍然好过身在莫斯科的艾莱娜和朱莉娅。米哈伊尔赚取高薪，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食堂里每天吃肉。而生活在莫斯科的朱莉娅和艾莱娜，全靠粥和面包度日，她们要靠米哈伊尔汇钱才能买肉。朱莉娅体弱多病，迫切需要营养。1930年的年底，艾莱娜干脆把她送到父亲住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希望她受益于米哈伊尔相对舒适的生活。朱莉娅上次见到父亲（她唯一的记忆）是在两年前的布提尔基监狱，那次探监造成如此大的困扰，以致6岁的她竟然想到了自杀。米哈伊尔向老妇人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租借了房间的一角，并承包他们的一日三餐。朱莉娅以眷眷之心回忆那这些菜肴——肉片通心粉、裹肉馅的薄煎饼、鸡腿和冰淇淋。
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就会问我：“我们让艾莱娜·彼得罗夫娜做什么菜呀？你想吃什么呀？”我非常喜欢她的美味食物，总是会说[她煮给我们吃的第一道菜]：“通心粉和肉片！通心粉和肉片！”有一天，爸爸实在吃腻了，央求我：“柳森卡，想想别的，我不想再吃了。”但我对其他的菜连想都不想。
在朱莉娅看来，从1934到1937年，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度过的岁月，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她在学校里得心应手，茁壮成长。她喜爱芭蕾舞，父亲带她去剧院观摩，并买回留声机，让她在自家小空间随音乐翩翩起舞。艾莱娜将这小空间取名为“爸爸的角落”，仅有7平方米，是米哈伊尔以胶合板自建的，有墙有门，与艾莱娜·彼得罗夫娜的住处分隔开来，给人以单独房间的错觉，米哈伊尔为此感到非常自豪。“爸爸的角落”只能容纳一张单人床和一桌一椅，还有墙上的书架。不管如何，它仍算是一个家。朱莉娅与父亲在此生活，非常愉快。
1937年1月，艾莱娜也赶来阿尔汉格尔斯克。米哈伊尔的刑期即将结束，她想阖家一起返回莫斯科，但当局不让她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等待，只好带着朱莉娅先回莫斯科。几星期后，即同年3月，米哈伊尔重又被捕，被以“反革命煽动”的罪名判处劳改5年（1938年遭枪决）。艾莱娜对此次逮捕一无所知，只是一直收不到丈夫的音信。到第二年的夏天，她返回阿尔汉格尔斯克，找到艾莱娜·彼得罗夫娜，方才获悉真相。
维滕贝格家、德罗兹多夫家和斯特罗伊科夫家的遭遇均属特例。古拉格人口的绝大多数，不是充作奴隶劳工，就是羁留在劳改营和偏远定居地枯萎凋零，很少有机会获得正常生活，或缓刑减刑，所付出的代价非常巨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2到1936年，超过15万人死于苏维埃的劳改营。 (363) 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期，通常还被视作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的平静（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甚至称之为“素食年代”），这个死亡统计折射出了迥然不同的色彩。对饱受大恐怖摧残的人来说，有关“平静”的想法可能是真的。但如有家人早早陷入古拉格系统，对这样的数百万人来说，30年代中期已是最痛苦的年代。
阅读这些囚犯寄给家人的信件（写信人无时无刻不在提防审查人员），会惊讶地发现，古拉格大大改变了很多囚犯的价值观和选择顺序——尤其是为自己的理想牺牲甚多的“政治犯”。之前，他们可能在职业中或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中，寻求自己的满足和幸福；现在，劳改营或流放中的多年求生迫使他们重新考量，转而愈加重视家庭的价值。
塔蒂亚娜·波洛兹（娘家姓米亚赫科娃），1898年出生于坦波夫省鲍里索格列布斯克地区的律师家庭。她母亲费奥克蒂斯塔是神父的女儿，又是社会民主党成员；1903年，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产生分裂时，该党与前者站在一起。母亲鼓励塔蒂亚娜投入政治。1919年，塔蒂亚娜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内战的南部战线即邓尼金白军的腹地开展宣传工作，并在那里遇上未来的丈夫米哈伊尔·波洛兹。他是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的领导成员，又在独立的乌克兰政府军事委员会供职。该党是乌克兰境内唯一获得大量农民支持的政党，内战结束后并入布尔什维克。乌克兰接受苏维埃的统治，波洛兹变成乌克兰驻莫斯科的政治代表。塔蒂亚娜在高级党校学习，听取托洛茨基的演讲。1923年，米哈伊尔在苏维埃乌克兰政府中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他和塔蒂亚娜定居于哈尔科夫城（1934年前的苏维埃乌克兰首府），1924年，他们的女儿拉达在那里出生。
3年后，塔蒂亚娜先被流放至阿斯特拉罕，1929年再流放至哈萨克斯坦的切尔卡地区。她被控是积极的反对派，与斯米尔诺夫集团有染。在1927年其领导群被开除出党之前，那个集团一直是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中一个重要派别。1929年秋天，米哈伊尔前去看望身在哈萨克斯坦的塔蒂亚娜，恳求她为了其时寄养于外祖母处的女儿，放弃她的反对派活动。据一名也流放于切尔卡地区的反对派同伴说，米哈伊尔曾在她耳边低语，“像是某种秘密信息，令她陷入彻底的沮丧，现出一败涂地的模样”。也许米哈伊尔告诉她，斯米尔诺夫一伙正在与斯大林当局谈判投降条件，以便恢复名誉，重回党内。1929年11月3日，斯米尔诺夫的文章出现于《真理报》，他宣称自己已抛弃托洛茨基立场，全力支持五年计划和“党的总路线”，并呼吁追随者“克服犹豫不决，返回党内”。斯米尔诺夫集团的400名成员随即签署一项声明，转而支持党的总路线，其中就有塔蒂亚娜。她因此获释，从流放地返回自己的家。 (364)
1930年，全家从哈尔科夫搬到莫斯科。波洛兹成为苏联预算委员会副主席，塔蒂亚娜在汽车工业界担任经济学家。他们带上塔蒂亚娜的母亲费奥克蒂斯塔和一个管家，一起住进专供政府人员使用的著名的河堤大楼，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对面。由于浪漫的革命家一直为理想而活，他们一家并不很看重自己的特权生活。尽管丈夫坚信反对斯大林是徒劳的，母亲又全心拥护斯大林，塔蒂亚娜仍坚守自己的托洛茨基立场。1933年，塔蒂亚娜连同斯米尔诺夫集团的其他成员再次被捕，获刑3年，被送去乌拉尔地区的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数月后的1934年，米哈伊尔也被捕，罪名是试图建立资产阶级的乌克兰政府，判处10年，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拉达和外祖母被赶出河堤大楼，搬到莫斯科郊外一个配有家具的公寓。不久，拉达的姨妈奥莉加和她儿子沃洛蒂亚也搬来同住，她的丈夫也在3年前被捕。拉达回忆，费奥克蒂斯塔“尝试教育我尊重和热爱自己的父母”。
但同时，她又希望我热爱和尊敬苏维埃政权。这不是一件易事，但不知何故，她竟然做到了。外祖母坚信，斯大林自己不清楚逮捕的规模……她认为，既然有这么多反苏维埃政权的敌人，要查出到底谁有罪，确实很难。在我们的房子里，经常能听到“不打破鸡蛋就无法煎蛋”的感叹。 (365)
从1933到1936年的6月，塔蒂亚娜共写了136封信给费奥克蒂斯塔和拉达，平均每周一封，这是古拉格尚存私人信件中最大收集之一。 (366) 早期信件反映了塔蒂亚娜在政治上的执著，要求给她寄去马克思著作，还会具体评论最新的政治事件。例如在1934年6月，塔蒂亚娜的信件对“切柳斯金号”的船员赞不绝口，因为他们刚刚完成跨越北冰洋的首航——从列宁格勒到白令海峡。不幸的是，这一航程以灾难告终。1934年2月，该船被坚冰撞破，沉没于楚科奇海。好在船员们安营扎寨于冰山之上，最后获得苏维埃飞机的拯救，返回了莫斯科。那里的宣传机构，将之誉为英雄生存的壮举。塔蒂亚娜在6月24日写道，“切柳斯金号”船员向全世界展示了“布尔什维克是何等人物”；4天后她的信又回到了同一主题：
作为苏维埃公民的骄傲，可能从没像今天这样全面而强烈。这一骄傲来自苏维埃人民的“优良品质”、苏维埃的先进飞机、苏维埃的杰出科学家和船员以及其他一切，来自布尔什维克主义。布尔什维克在冰山上显示出了其思想和组织的至高无上。对儿童教育来说，那该有多大的说服力！
拉达的政治教育是这些信件中不断呈现的关注点。拉达回忆，“妈妈老是在写如何建设共产主义”。
她希望我成为一名工程师和作家……她的信件对我影响很大。我虽是外祖母带大的，但我觉得，我也是妈妈通过这些信件抚养长大的。 (367)
塔蒂亚娜希望拉达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她费尽笔墨，点评拉达在家里的行为（谎称是在报纸上读到的，以免透露真正的消息来源，即外祖母费奥克蒂斯塔）。
1935年6月12日
我的小猴子，我们的家务活做得怎样了？他们在报纸上写，你做家务并不心甘情愿，经常丢三落四的，但也写上了其他讯息。我在《消息报》上读到这样一份电讯：“莫斯科（塔斯社）——11岁的突击工人兼模范学生拉达，今天被要求清洗碗盘、收拾厨房。这个任务完成得很好，碗盘非常干净，一切都收拾得整齐。拉达检查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示满意。她还告诉我们的记者，从现在起，她将以同样的高标准，履行所有的家务职责。”记者当然对你表示赞许，我也有同感。小猴子，按照吩咐去做你的烹饪、清洗、打扫，最重要的是听从吩咐。
塔蒂亚娜羁留在狱中愈久，她的信件就愈加牵挂家人。米哈伊尔不得与莫斯科通信，却能写信给塔蒂亚娜。由此，夫妇之间的信件成了父女相互了解的唯一途径。拉达在反思母亲的信件时认为，它们让塔蒂亚娜保持家庭联系，而她的生存又有赖于这一联系。拉达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信“充满乐观，总是提醒我们岁月如梭，也一直在期盼家人重聚的快乐时光”。塔蒂亚娜的许多监狱来信都夹有小礼物——碎布缝的娃娃、玩具动物甚至小衣服——都是她在劳改营中为拉达做的。
1936年，塔蒂亚娜于上乌拉尔斯克特殊隔离营获释，又流放至乌拉尔斯克城，之后再转至阿拉木图。1936年3月，费奥克蒂斯塔赴乌拉尔斯克城，与女儿共度了两个星期。对塔蒂亚娜来说，这两周的时光实在太珍贵了。她后来描述两人坐在一起的亲密：“我的头靠在你肩膀上，一起回顾逝去的光阴。”费奥克蒂斯塔返回莫斯科后不久，塔蒂亚娜写道：“妈妈！我回到家里，但这已不能算是家了。你不在，就没有‘家’[用英文写的]——再也没有温暖。”4月，塔蒂亚娜搬去阿拉木图，开始寄望于拉达能前来跟她一起生活，因此投入所有的精力为实现女儿的迁移奔走。她这段时间的信中充满了希望和兴奋。拉达写道：“她的倔强和执著聚焦于找到一份工作，以及与女儿同住的小房间。”但到最后，此行还是落空。1936年6月，拉达正要离开莫斯科前往阿拉木图与母亲团聚，塔蒂亚娜却再次被捕，被送去另一个劳改营。拉达回忆：
我们买了赴阿拉木图的火车票，找好路上可照看我的旅伴，打好包裹，发送电报，告知我的抵达信息。回电却说：“收件人已不住在这里。”只好退掉车票。我留在莫斯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一面。
塔蒂亚娜被送去科雷马——那是斯大林古拉格系统中最糟糕的营地之一，并于1937年11月遭枪决。同月，米哈伊尔也被枪决于卡累利阿。他与妻子（托洛茨基分子）的通信，都被记录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文件中，足以让他被判处死刑。 (370)
拉达对父母的去世茫然不知。她尽量不去想，因为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但有一次，她在梦中看到母亲：
一开始，我在大洋中一条船的甲板上，手中是两本包有褐色胶纸的教科书。我打开其中一本，看到母亲的笔迹。第一句很奇怪：“当你读到这几行字时，我已在海底……”我继续往下读，记不得读了多少行。突然，恐惧袭入我的心，海水从巨大的管道喷薄而出。我的恐惧骤涨，将我紧紧攫住，直到我惊醒过来。 (371)
拉达坚信这个梦所传递的“信息”——母亲已经淹死——开始对她朝思暮想。后来，她从科雷马劳改营的幸存者那里听到有关囚犯船沉没的故事，更加确信母亲的厄运。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己的梦；尽管后来收到当局的死亡证明，说母亲是被枪决的，但她仍然认定母亲是淹死的。
监禁之后转向家庭的狂热社会主义者，不单单是塔蒂亚娜·波洛兹。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892年出生于科斯特罗马省的农民家庭，该省地处莫斯科的东北方向，相距400公里。他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经济学，加入了社会革命党，并在1917年的土地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20年代，康德拉季耶夫是一名杰出的经济学家，向苏维埃政府提供咨询。他全力支持新经济政策，提倡农业和消费品的生产应该优先于重工业，同时还推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并因此闻名于世。随着新经济政策的逆转，康德拉季耶夫被解除一切职务。1930年7月，他被捕，罪名是他属于一个非法的 “农工党”（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斯大林写信给莫洛托夫说：“一定要枪毙康德拉季耶夫和其他几个歹徒。” (372) 但到最后，康德拉季耶夫被判处8年徒刑，始于1932年2月，囚禁在苏兹达尔镇的一个特殊隔离营——14世纪时曾是斯帕索―叶菲梅耶夫修道院。
康德拉季耶夫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频繁进出监狱医院，症状有剧烈头痛、头晕、间歇性耳聋、腿部的慢性风湿、腹泻、呕吐、失眠和抑郁。1936年，他几近失明。然而，康德拉季耶夫仍致力于研究工作，并筹划撰写5本新著。他给妻子叶夫根尼娅写的信超过100封， (373) 几乎每一封都附有小字条，专给出生于1925年的女儿艾莱娜（“阿廖娜”）。康德拉季耶夫内心的离别痛苦，在这些信件中表露无遗，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女儿。他是一名如此慈爱的父亲，此情此景因而变得愈加凄美。他渴望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做不到这一点又成了他内心最痛苦的煎熬。他在1932年3月写给叶夫根尼娅的信中说：“真可怕，她将在我缺席的情况下长大。这带给我的折磨远超过任何其他的。” (374) 尼古拉将所有的父爱，注入写给艾莱娜的信中。她没写回信时，尼古拉就会责备她不够孝顺。尼古拉会不断向她提醒，自己被捕前父女共同生活中的小小轶事。他在信上绘画，给她讲修道院周遭野生动物的故事——小鸟飞来探望，还有他看到的小狐狸。在许多信件中，尼古拉还附上从修道院四周采来的花草。他最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女儿的智力发展，给她寄去谜语和字谜，为她开列推荐的书单，要她写读后感。他还鼓励她记日记，纠正她来信中的错误，不厌其烦地提醒她：“书写要工整，凡事都要尽力而为。” (375) 他许多来信的尾部都有小孩写的“爸爸”二字。这就是艾莱娜所拥有的有关父亲的一切。她长大后，成为一名植物学家，是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也许，父亲的信件最终还是激起了她对植物学的兴趣。
1935年，为了纪念她的命名日， (376) 尼古拉给艾莱娜寄去一则他自编自画的童话《沙米不寻常的冒险记》（The Unusual Adventures of Shammi），讲述一只小猫寻找理想家园，其间的“人们、动物、植物，都生活在幸福与和谐之中”。沙米与朋友公猫瓦夏一起出发，后者很懦弱，也很勉强。在旅途中，它俩遇上各种动物，都试图劝阻它们，并允诺，如果它俩放弃寻找，就会后福无量。但沙米依然一往无前，反倒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山羊、驴、马、母鸡——它们都在“努力工作并渴望更好的生活”。但很快，它们一伙迷了路，开始互相争论，有的被鳄鱼吞食，有的被森林中的猎人捕杀。
1938年8月31日，康德拉季耶夫写信给女儿：
我甜蜜的宝贝阿廖努什卡（艾莱娜）：
兴许，假期已经结束，你已重返学校。你的夏季过得如何？我很想知道，你是否更加强壮、体重增加、皮肤晒成了褐色？我非常想看看你，亲吻你许多许多次。我自己还是不舒服，仍在生病。我甜蜜的阿廖努什卡，我希望你在这个冬天不会生病，一如既往地努力学习。要阅读好的书籍，做一个聪明乖巧的小女孩，听母亲的话，永远不要让她失望。如果你没把我——你的爸爸——彻底忘了，我也会很高兴。好吧，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我愿吻你个不停。
你的爸爸 (377)
这是最后一封信。不久，9月17日，尼古拉就遭行刑队枪决。
[1] 它的地基渗水，即使以莫斯科墓地的墓碑来堵塞，仍然无效。儿童们爬过围栏，在地基的积水潭中游泳，或钓鲤鱼。该宫殿的建造因1941年战争的爆发而停工，之后再也没有复工。但它的效果图继续印在火柴盒上，附近的地铁站名（今天的科洛波德站）仍叫苏维埃宫殿，只是工地本身后来变成了游泳池。
[2] 帕维尔·加利斯基（生于1911年）还记得自己在1932年清洗期间，曾受列宁格勒红色军火厂党主管的质询。加利斯基是神父的儿子，担任工厂墙报的主编，新近入党，家庭背景使他易受攻击。工厂清洗委员会的负责人，既是地区党委主席，又是工厂董事，当场要求加利斯基介绍“列宁的著作《反杜林论》”的摘要（事实上，该著作不是列宁的，而是恩格斯的，它详细阐述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加利斯基对此书根本一无所知，但他回忆：“我想，反的意思就是反对。所以我就回答，列宁写这本书就是要批驳这个杜林。他们说：‘正确！干得不错，聪明的小伙子！’”（MSP, f. 3, op. 53, d. 2, l. 6）
[3] 1935年8月，顿巴斯的矿工阿列克谢·斯达汉诺夫（Aleksei Stakhanov）挖出的煤炭创了纪录，赢得了全国媒体广泛的表扬。他的成就引发了一项群众运动，专门奖励熟练且尽职的工人，因为效率是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目标。斯达汉诺夫运动很快发展成一种“突击劳动”，超出生产配额的人可获得奖金、消费品、较好的住房，甚至可晋升为行政干部（尤其是警察）。就斯大林政权而言，该运动是提高生产标准、降低基本工资的措施。它使工人更依赖计件的报酬，又对经理和官员施加了强大压力。燃料或原材料发生短缺时，或模范工人无法完成指标时，经理和官员就要承担全部的罪责（常被指控为破坏者和颠覆分子）。
[4] 1935年10月，斯大林探望他在第比利斯的母亲，受到广泛的宣传，由此启动了一场宣传运动，以显示他是家庭观念浓厚的人。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花园与他的孩子们在一起的场景也被拍了照，这在以前是绝不允许的（大多数苏维埃人甚至不知道斯大林育有子女）。
[5] 出于这个原因，她希望匿名。
[6] 精神科医生发现，共用公寓的长期居民中，有很高比例的人患有精神分裂症和妄想症。
[7] 俄国将领波将金（1739—1791）为使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对他的领地留下好印象，在女皇必经之路旁建起一批繁荣村庄。其后，“波将金村”作为弄虚作假的代称闻名于世。——编注
第四章 大恐怖（1937—1938）
一
1937年7月7日晚，丈夫被捕时，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都不知作何感想。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是老布尔什维克，创立初期就是其成员，又是列宁最信赖的同志之一。1932年1月，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在祝福皮亚特尼茨基50岁生日的《真理报》文章中，把他描述成一位“典型的革命家，一切奉献给党，全为党的利益而活”。朱莉娅实在想不明白，奥西普何以变成了“人民公敌”。她是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现在却变得手足无措，不知道究竟应该信谁：已将皮亚特尼茨基定为“叛徒和间谍”的苏维埃媒体，抑或自己近20年的爱人？奥西普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被捕后，她都不敢确定是否真正了解自己的丈夫。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谁是皮亚特尼茨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抑或一个歹徒？……两者可能都是真的。我实在弄不清楚，这才是最痛苦的。”
1920年朱莉娅遇上奥西普时，自己还只有21岁，他39岁。朱莉娅出生于弗拉基米尔城的俄罗斯波兰家庭。她母亲是一名波兰贵族，不顾自己阶层的习俗和宗教，没有得到其父母的同意，竟嫁给了一名俄罗斯东正教神父。母亲在朱莉娅6岁时去世，却把自己浪漫和反叛的气质，遗留给了女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热情而美丽的朱莉娅仅16岁就离开父亲的家，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一名护士。与她结婚的一名年轻将军，消失在1917年的一次战斗中。内战时期，朱莉娅加入布尔什维克，充任红军间谍，潜入时任东线白军领袖的高尔察克海军上将的总部。她最终泄露真实身份，侥幸逃离，来到莫斯科，因精神崩溃而病倒。她在医院中治疗时，遇上了前来探望朋友的奥西普。朱莉娅高度紧张、情绪不稳，又满怀激情，有些诗人气质。由于从小接受严格的宗教教育，她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大大影响了自身的政治观点。据奥西普一位朋友的女儿说，朱莉娅心地善良，待人热诚，很招人喜欢：“在她面前，我们这些孩子总是很安静。她一来，我们就把忧愁抛到九霄云外，她总是充满活力。” (379)
相比之下，奥西普严肃认真，沉默寡言。他身体结实，五官清秀柔和，是职业革命家的模范。他很谦逊，几近大公无私，很少谈及自己的私生活（很多党内老同志都不知道他已成家）。1917年之前，奥西普就是地下马克思主义者中最重要的积极分子之一，负责在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偷运非法印刷品。他住在国外的时间颇长，尤其是德国，在那里化名为“弗赖塔格”（Freitag，即星期五），翻回俄文便是皮亚特尼察，这也是他名字皮亚特尼茨基的来源（他真正的犹太姓氏是塔尔希斯）。与朱莉娅结婚时，奥西普是莫斯科的党委书记，但很快调到共产国际，负责至关重要的组织部，实际上成了整个共产国际的掌门人。皮亚特尼茨基督导共产国际迅速扩张，试图将革命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他的《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Bolshevik，1926年）其实是一本党的工作手册，介绍组织和道德的原则，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皮亚特尼茨基工作非常勤奋，常常筋疲力尽。他回忆：“我在共产国际工作，从早到晚。” (380) 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40岁出头，他的头发已全部变白，然后日益稀疏。
奥西普的繁忙工作给家庭生活添加了重负，其在河堤大楼的公寓永远是外国宾客满座。他错过了两个儿子的童年——伊戈尔（生于1921年）和弗拉基米尔（生于1925年），还与朱莉娅频起争执，起因就在于自己时常不能在家。20世纪30年代，朱莉娅因党的资产阶级化和斯大林的独裁而愈益感到失望。伊戈尔回忆父母之间的一场争论——肯定是在1934年——她以愤怒的语调，大声朗诵19世纪初诗人德米特里·韦涅维季诺夫的煽动性诗句：
污物、恶臭、蟑螂、跳蚤
到处都有其留下的手笔和杰作
还有这些唠唠叨叨的俄罗斯人——
而我们必须把这一切称作我们神圣的祖国。
奥西普吓坏了，担心邻居偷听，赶紧请求妻子：“朱莉娅，小声点！”
到1935年，由于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都知道皮亚特尼茨基的大名（英国共产主义者哈利·波利特曾说，皮亚特尼茨基就是共产国际）。这一时期，斯大林的外交政策改成了与西方民主国家加强联系，以遏制纳粹德国（即“集体安全”）；1934年，苏联甚至加入了两年前曾攻击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国际联盟”，而共产国际必须服从于这一外交政策。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接任总书记一职，他率领的共产国际，任务就是与欧洲社会党人建立联盟，鼓励他们与中间派组成联合政府（“人民战线”），以抵制法西斯的威胁。该政策在法国和西班牙取得一定成功，当地的人民阵线政府在1936年当选。但在共产国际当中，仍有人批评这一策略，其中就有皮亚特尼茨基。许多共产党人，包括20世纪20年代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前成员，认为这样做是对国际革命事业的背叛。在他们看来，只有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的“人民阵线”，才能推进国际革命事业，而资产阶级的中间派不在其内。此外，以李可夫和布哈林为首的较为温和的右翼反对派，其前成员对斯大林的滥用权力也越来越反感。这两个团体找到了共同的目标：都把斯大林当做“反革命”。到1936年，共产国际充斥着不满斯大林外交政策的窃窃私语。左派们把斯大林对西方列强的和解，与苏维埃精英的资产阶级化挂起钩来。他们仍然对世界革命的理想充满信心，担心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再是对西方无产者的鼓舞，反而变成既存秩序和安全的守护者。在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并没向捍卫共和国的各式左派提供足够的援助，他们因此而大失所望。1936年秋，佛朗哥将军的国民军——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大规模援助之下——挺进马德里郊区。即使是斯大林的忠诚支持者，有时也发现很难认同自己目睹的对革命国际主义的背叛。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1935年向美国驻苏大使威廉·布利特解释：“你必须明白，世界革命是我们的宗教。归根结底，要是我们觉得斯大林在放弃世界革命事业，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对斯大林本人。” (382)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越来越不放心，担心失控。他在1935年8月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对其领导班子作了大规模整顿。皮亚特尼茨基不再从事共产国际的行政工作，而被调去中央委员会一个新设部门，专管党的监督工作。1936年8月，前反对派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分别登上做秀公审的被告席。这无疑是斯大林向批评者发出的明确警告：所有政策的决定权只得留给党的最高层。它的矛头直指共产国际，其反对意见被斯大林视作“外国间谍”的挑拨离间。斯大林在1937年2月写信给季米特洛夫：“你们共产国际的所有人都上了敌人的当。”数千名共产国际的官员和外国共产主义者，在1937至1938年被捕。德国、波兰、南斯拉夫、波罗的海的共产党，几乎清洗殆尽。在共产国际的总部，以及许多共产国际官员寄居的莫斯科勒克斯酒店，风声鹤唳，一片肃杀。一名官员说：“很多人已经半疯，因为时时处在恐惧之中，什么事都做不了。” (383)
皮亚特尼茨基被斯大林斥为托洛茨基分子，后来又被指控卷入了一个“共产国际的法西斯间谍组织，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所组成”。但他儿子相信，他在1937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作的勇敢发言，才是他被捕的真正原因。 [1] 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在中央委员会的新工作中发现了什么，感到无比震惊。对斯大林巨大的个人权力，以及他肆意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消灭政敌，他更是忧心忡忡。据信，皮亚特尼茨基在6月的全体会议上，指责内务人民委员会捏造“人民公敌”的罪证，并呼吁建立特殊委员会，以监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所作所为。这无疑是自杀性的发言，皮亚特尼茨基自己也有所察觉。他说完后，大厅里一片死寂，紧张气氛，一目了然。数名党领导人，包括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承从斯大林的指示，试图说服皮亚特尼茨基撤回发言，从而保住自己的头颅。莫洛托夫还恳求他，要为自己的妻儿着想。但皮亚特尼茨基不愿退缩，宣称自己很清楚将会遇上怎样的噩运，但“共产党人的良心”不允许他收回自己的话。据卡冈诺维奇说，皮亚特尼茨基告诉他，他的抗议活动是有意为之的，是有计划的。“他还说，为了党的团结和道德纯洁，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有必要，甚至愿意踏过自己妻儿的尸体。”斯大林一听到如此汇报，领导班子马上决定休会。第二天早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尼古拉·叶若夫率先发言，指控皮亚特尼茨基是沙皇间谍，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派遣前来渗透共产国际，随即要求就弹劾的动议实施表决。弹劾获得通过，仅3票弃权，其中一票就是克鲁普斯卡娅的。她拒绝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对皮亚特尼茨基的指控，直至他被捕（“他是最诚实的人，列宁非常爱护和尊重他”）。 (384) 朱莉娅在日记里记载，从全会回来，皮亚特尼茨基显得“精疲力竭，颓唐神伤”。她问他是怎么回事，皮亚特尼茨基只谈及：“所有的孩子和无辜者，被迫生活在永久的心理重压之下。” (385)
在随后的两个星期中，皮亚特尼茨基待在家里，把自己锁在办公室。他吃得很少，整天打电话，试图与叶若夫取得联系。朱莉娅无法承受这样的紧张，去了乡间别墅几天——后来甚是后悔。她在1938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我不清楚他当时所承受的，其实应该留在他的身边。我不够聪明，也不够强大。作为他这样的人的妻子，那就意味着要为他服务，永远坚守岗位。” (386) 在这两个星期中，奥西普为被捕而做准备。他将存款和贵重物品转给朱莉娅，销毁了自己的私人笔记和信件。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革命家，曾多次被捕，知道做出何种准备。7月5日，他被开除出党。从乡间别墅回来的朱莉娅注意到，他如此沮丧，以致考虑过自杀，因为他无法想象没有党的生活。第二天，他们一起去拜访老朋友。奥西普告诉他们，他已改变主意，为了党的团结，愿意接受惩罚：“如果一定要为党作出牺牲，不管这牺牲有多艰巨，我都愿愉快地承担。”奥西普先行提醒儿子们，自己即将被捕。他解释说，他因与党的领导发生了争执而受到指控；但他否认罪名，将尽一切可能证明自己的无辜；如果被捕，那他们都不应期望能够再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伊戈尔还记得：“他警告我不要与斯大林斗，这是他要告诉我的重点。” (387)
7月7日晚上刚过1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找奥西普，叶若夫亲自出马。他们闯入公寓，朝朱莉娅扔来一件晨衣，叫她穿上。她开始叫喊，并咒骂他们。叶若夫告诉她：“苏维埃公民与当局代表讲话，不可使用这样的方式。”奥西普为妻子的失态表示歉意，便跟他们离去，随身只带了装有晨衣和牙刷的小手提箱。他们离开时，朱莉娅昏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他们已经不见踪影。她在日记中记下：“我只有一个念头——压倒一切，那就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更感到自己的孤立无助，太可怕了。”第二天，朱莉娅还在上班，内务人民委员会又一次闯入公寓。他们搜寻奥西普的文件，并带走家里的贵重物品。现金、存折、收音机、自行车、大衣、床单、亚麻桌布，甚至像茶杯那样的小东西，统统不见了。通向奥西普办公室的大门被用蜡封住，没人敢于打破，如果真做了，倒会发现大量的书籍，皮亚特尼茨基的家人还能将之出售，来帮助她们应付未来数月的困苦。像所有“人民公敌”家庭一样，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贫困的泥沼。 (388)
奥西普的命运，很可能在他6月全会的抗议之前就已被裁定。在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中——至少130万人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捕——共产国际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之一。其中的原因值得研究，因为它是解答大恐怖起源之谜的关键。
即使以斯大林政权的标准看，大恐怖仍属异乎寻常。它不是惯例的大规模逮捕，比如斯大林统治期间不时席卷全国的那种，而是大批杀戮的既定政策。斯大林不再满足于关押他真实或想象的“政治敌人”，而是下令警方把他们从监狱和劳改营提出，统统枪毙。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37和1938这两年，至少有681692人，可能更多，因“危害国家罪”而被枪决（姑且借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1921到1940年之间判处死刑的政治犯中，这占了91%）。这两年中，古拉格劳改营的人数从1196369人增至1881570人（该数字不包括至少14万死于劳改营的人和数字不详的死于流放途中的人）。苏维埃历史上的其他阶段也见证了对“敌人”的大规模逮捕，但从未有这么多的处决。大恐怖中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后来被枪决。相比之下，1930年被捕的人中，枪决的不到10%——处决的死刑犯是20201人，那也是斯大林时期的第二处决高峰。在1929至1932年的“反富农行动”中，被捕人数很高（586904人），但只有6%（35689人）遭枪决。 (389)
大恐怖的起源不易解释，更不易弄清为何如此集中于这两年。为了开始这个理解过程，我们绝不能把大恐怖看成不受控制的意外事件，即随时可爆发的斯大林政权的混乱产物——这是有人提出的解释——而要看成斯大林精心操纵的行为，为了应付他体察的1937年的具体情况。
有些历史学家把大恐怖的起源，追溯到列宁格勒党主管谢尔盖·基洛夫在1934年12月的遇害——据说，此举导致政权对暗藏的敌人实施杀气腾腾的追捕。但该理论捎出一个疑问，为何大规模的逮捕和杀戮，没在1934至1935年开始？为何在1937至1938年大风暴之前，又出现了两年的平静？在基洛夫遇刺之后，列宁格勒的确有大批的逮捕行动。除此之外，苏联其他地区的政治人物，在1935和1936年并没看到明显的恐怖。事实上，经过了1928至1934年的混乱，政权已在苏联检察长亚历山大·维辛斯基的领导下，有意识地返回了更稳定更传统的法律秩序。又有历史学家把大恐怖，与斯大林担忧国内特别是农村的威胁挂起钩来。他们认为，如果苏维埃选举照原计划进行，如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所允诺的，农村的普遍不满将会转化为政治诉求。但内务人民委员会有关国内不满的报告是不可靠的（“反苏情绪和动乱威胁”往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炮制的，以便获得预算和人员的增加）；斯大林或其他领导人是否当真，又是不明确的。不管如何，这些报告并没倾向于认为1937年的国内威胁要大于先前年代。从1928到1932年，也有很多不满和反对的报告，但那些年份的国家处决远远比不上1937至1938年的强度。
还有其他历史学家建议，最好把大恐怖理解为“几个相关但分离的现象”，每一个都能自作解释，而不是单一事件的组成部分。 (393) 事实上，大恐怖真是不同元素组成的复合物：针对老布尔什维克的“做秀大公审”、政治精英的清洗、城市中的大规模逮捕、“富农行动”，以及针对少数族裔的“国家行动”。分析大恐怖的各个组成部分可能有好处，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们都在同时开始，同时终结。这显示，它们只是统一运动中的部件，需要解释的就是这个统一运动。
要了解整体的大恐怖，关键也许在于斯大林对将临战争的恐惧，以及他所感受的国际上对苏联的威胁。 (394) 希特勒的德国在1936年占领莱茵兰，以及日本人占领满洲里，让斯大林确信苏联正在两条战线上面对轴心国的虎视眈眈。1936年11月，柏林和东京联合起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的协定（法西斯的意大利随后加入），这更加深了斯大林的恐惧。他虽然继续支持“集体安全”，但对苏联与西方联合起来遏制轴心国，并没寄托太大的希望。譬如，西方国家没在西班牙干预，似乎指望以绥靖政策应付纳粹德国；据说在斯大林看来，西方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想把希特勒的部队引向东方，引向苏德战争，而不是在西方针锋相对。到1937年，斯大林确信，苏联已与欧洲的法西斯联盟和东方的日本处于战争的边缘。苏联报刊通常描绘苏维埃国家受到四面八方的威胁，又因法西斯在社会每一角落的渗透——“间谍和暗藏的敌人”——而变得衰弱。
斯大林在1935年告诉作家罗曼·罗兰：“我们来自资本主义各界的敌人正孜孜不倦，其渗透无孔不入。”斯大林的政治观念——如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深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初击败沙皇政权的反而是大后方的社会革命。他担心，如果发生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苏维埃政权将面临类似的内乱。出于同样的考虑，西班牙内战更加剧了他的恐惧。斯大林密切关注西班牙的冲突，视之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未来欧洲战争的有效的剧情概要”（他的大多数顾问都持同一见解）。 (395) 斯大林将1936年西班牙共和国的军事失败，归罪于西班牙共产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团体之间的内讧，因而得出结论：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之前，亟需在苏联进行一次政治镇压，要粉碎的不只是“第五纵队、法西斯间谍和敌人”，而是所有的潜在反对力量。
现在看来，对“敌人”的偏执性恐惧本来就是斯大林的性格，而这种恐惧又因妻子娜杰日达1932年的自杀、斯大林声称视如兄弟的基洛夫的遇刺，而愈加强化。他女儿斯维特兰娜写道：“也许，斯大林从来就不太信任别人。自他们二人死后，再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人了。” [2] 斯大林将基洛夫的遇刺，归罪于季诺维也夫派（列宁格勒的反对派），尽管没有证据，他仍下令逮捕列宁格勒前主管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其中很多人最终被裁定犯了“道德上的共谋罪”，所依据的理由是，他们造就了反对派气氛，从而鼓励了对苏维埃领导人的暗杀。谋杀后的两个半月中，斯大林在列宁格勒亲自督办调查工作，逮捕了近1000名季诺维也夫派，其中大多数被流放到遥远的定居地。20世纪20年代，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参与联合反对派，与托洛茨基结盟来反对斯大林，此时双双被捕，季诺维也夫被判处10年监禁，加米涅夫被判处5年。一旦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显得手软，不愿逮捕这么多党的忠诚追随者，斯大林便把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雅戈达召来，告诫他要提高警惕，否则就“会把你也拉下马”。雅戈达的地位在1935年受到进一步的削弱。其时，负责党内清洗的叶若夫声称，破获了一个“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组织的，已钻进克里姆林宫的心脏，而内务人民委员会对此却茫然不知。斯大林终于对雅戈达失去耐心，让叶若夫取而代之。叶若夫是一个残酷的刽子手，毫无道德良知，愿意在任何场合捏造“反革命阴谋和间谍圈子”的证据，以满足斯大林的偏执狂。好几年来，叶若夫一直在推销这一理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执行托洛茨基从国外发来的命令，策划了对基洛夫、斯大林以及党领导其他成员的谋杀。以此为基础，斯大林重启了对刺杀基洛夫一案的调查。1936年8月，以叛国罪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14名其他党干部。结果，他们与涉案的另外160人全都被判处死刑。 (396)
这是莫斯科首批“做秀公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和铲除由前反对派组织的“间谍和恐怖分子”网络。1937年1月的第二批做秀公审，见证了重工业副人民委员格奥尔基·皮亚特科夫、卡尔·拉狄克和15名托洛茨基的前支持者，被裁定犯了工业破坏和间谍罪。1937年4月到5月，8名高级军事指挥官，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乌博列维奇将军（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和亚基尔将军（基辅军区司令），被逮捕并遭受酷刑，被控以叛国和间谍罪，在镜头前接受公审。据称，他们获得德国和日本的资助，结果均在同一天被枪决。最后也是最大的做秀公审发生于1938年3月，布哈林、雅戈达、李可夫和13名其他高级干部被判处枪决，罪名是参与了季诺维也夫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阴谋，暗杀苏联领导人、破坏经济并充当法西斯势力的间谍。据推测，因为有雅戈达的卷入，所以需要历时这么长久才予以揭发归案。
领导人一旦被捕，他的社会圈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嫌疑人物。典型的外省城镇掌控在一帮资深官员的手中——地区党主管、警察局局长、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监狱长和地方苏维埃主席——他们在城镇机构中，又各有自己的后台和依附者的网络。只要他们的权力圈子完好无损，这些人便官官相护。只要有人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查出他们之间的牵连，其圈子里的所有成员，乃至他们的下属，都逃不脱身陷囹圄的厄运。例如，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乌克兰东部拘捕了尼科波尔城的党委书记：
随即也逮捕了他的助理、朋友和他在尼科波尔城各地所委任的男男女女。尼科波尔军区司令也落入猎人的口袋，然后是地方检察官和他手下所有的法律助理，最后才是尼科波尔城的苏维埃主席……当地的银行、报纸、商业机构都被“清洗”……甚至祸及共用公寓委员会的经理、消防队长、储蓄机构负责人…… (397)
领导阶层的恐怖，因此波及每一级党组织、苏维埃机构和社会各界。据估计，从1937到1938年，遭到处决或监禁的党员有116885人。党内的地位越高，就越有可能被捕，因为属下随时准备揭发上司，以取而代之。同期，1934年苏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102人遭枪决，5人自杀；此外，还有56%的十七大代表入狱。对红军的摧残更为彻底：在767名高级军官中（旅长以及更高军衔的），412人被处决，29人死于监狱，3人自杀，59人羁留在监狱。 (398)
斯大林一定知道，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但在战争时期，发动一场革命只需要一小撮“暗藏的敌人”。在斯大林看来，为了铲除这些“暗藏的敌人”，逮捕数百万人也是值得的。斯大林在1937年6月说过，如果被捕者中有5%是真正的敌人，“那也是一个好结果”。证据只是次要的考虑。据其时担任莫斯科党领导的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曾说：“如果报告[举报]中有10%的事实，我们就应将整个报告当做是真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每个人都知道，为了抓住一名间谍，斯大林愿意逮捕数千人。他们很清楚，如果完不成逮捕配额，就会因警惕性不高而自找麻烦。叶若夫警告他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手下：“太多好过不够，如果[在一次行动中]多杀了一千人，算不上什么大事。” (399)
对斯大林和他的支持者来说，大恐怖是在为未来战争做准备。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至死都在捍卫这一推理。莫洛托夫在1986年解释，“斯大林只是想万无一失（perestrakhoval），大清洗只是一份保单”——领导阶层的必要手段，用以揪出可能会在战争中制造麻烦的“动摇分子、野心家和暗藏的敌人”。莫洛托夫承认确有失误，很多人的被捕是不公正的，但“如果领导畏缩不前，允许内讧，我们将在战争中遭受更大损失——也许会被打败”。
我们有义务确保战争爆发后没有第五纵队的存在。要说这些人都是间谍，令人怀疑。但……更重要的是，在决定性的时刻，不需要依赖他们……如果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在战争时期加入反对派，就会有残酷的斗争和巨大的损失……每个人都会遭到摧毁！
在20世纪80年代，卡冈诺维奇以同样的理由来为大恐怖辩护：领导阶层已意识到，战争即将来临，国家需要“抽干沼泽（boloto）”——即“摧毁不可靠者和动摇者”。这并不是卡冈诺维奇的马后炮。1938年6月，他就告诉顿巴斯党组织，战争威胁使大镇压成为必须，如果“内部敌人和间谍”没在“大清洗”中遭到摧毁，“国家可能早已陷入战争的泥沼”。 (400)
“大恐怖”由克里姆林宫统筹，由内务人民委员会具体执行，以一系列群众运动的形式席卷整个社会，旨在清洗“反社会分子”和战争时可能的“反苏维埃分子”。这些群众运动中最大的一次是臭名昭著的第00447号命令，即“富农行动”。从1937到1938年，它占了一半的逮捕人数（669929人）和过半的处决人数（376202人）。几乎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前“富农”及其家人，他们刚刚服完标准的8年徒刑，从“特殊定居地”和古拉格劳改营归来。那些徒刑是1929至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判处的，罪名是“反革命煽动”。斯大林担心，不满和怨恨的“富农”会在各地泛滥成灾，一旦发生战争，可能构成威胁。他特别关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声称保皇党组织俄罗斯军事总盟（ROVS）正在策划“富农起义”，以配合日本对西伯利亚的入侵。数万被指控的俄罗斯军事总盟成员在“富农行动”中遭到枪决，往往并不算在官方统计之中（例如，阿尔泰内务人民委员会曾针对他们在1937年枪决22108名军事总盟成员，呈送过一份单独报告）。“富农行动”又与地方苏维埃的大批清洗直接相连，这在边境地区特别残酷，如西部各省、顿巴斯、西伯利亚的西部，因为政权最不放心那里的居民。 (401)
另有大规模的“全国行动”，驱逐和处决苏维埃的少数民族——被视作战争爆发时的潜在“间谍”：德裔、波兰裔、芬兰裔、拉脱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朝鲜人、中国人，甚至从哈尔滨返国的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的返国是在1935年之后，其时，日本1932年扶植建立的伪满洲国，从苏联手中买下了中东铁路。斯大林对苏维埃西部地区的波兰裔尤为猜疑，这始于俄国内战时期波兰入侵乌克兰，红军随即对华沙发起反攻，却一败涂地——这一军事失败给斯大林带来羞辱，因为他就是前线指挥，犯了战术上的错误。斯大林把苏维埃波兰裔（包括他认为是波兰裔的很多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当做约瑟夫·毕苏斯基元帅“半法西斯”波兰的第五纵队。苏联领导人担心，波兰会与纳粹德国联合起来，向苏联再一次发起进攻。1937年8月推出的第00485号命令，就是针对波兰裔的“国家行动”。结果，截至1938年11月，近14万人或遭枪决，或被送去劳改营。 (402)
从1937到1938年，许多人消失，特别是在都市的党和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时有发生。逮捕似乎是随意的，黑色警车游荡在深夜的街道，任何人好像都有可能被抓。监狱里的囚犯是全国人口的横截面；大多数囚犯不知道自己为何入狱。到1938年秋季，几乎每一户人家，或自己失去亲人，或认识亲人被押的朋友。人们总是在忧惧深夜的敲门声，睡也睡不好，一听到车子停下就会惊醒。他们躺在床上，静听脚步声渐行渐远，或走上楼梯，或移至走廊上的别家，知道不速之客不是来找自己的，才敢重新睡去。创办列宁格勒木偶剧院的柳博芙·沙波利娜，在1937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日常生活的快乐。我早晨醒来时情不自禁地想到：感谢上帝，昨晚没事。他们不会在白天抓人，但今夜如何，却没人知晓。这就像拉封丹寓言中的羔羊——每一个人都有足够理由被捕，流放去天晓得的鬼地方。我很幸运，心里一片平静，根本不在乎。但大多数人，却生活在彻头彻尾的恐怖之中。 (403)
奥西普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如此回忆父亲被捕之前河堤大楼的气氛：
这座阴郁的大楼内，有500多套党的精英干部的公寓，逮捕的事经常发生。我老在院子里和走廊上玩，亲眼目睹过好几次。晚上，天黑了，大楼变得冷清、沉寂。居民们像是在守候灾难，都躲了起来。突然，几辆车子冲进院子，身穿制服或便衣的男子跳出来，走向楼梯口——他们中每个人都知道要去“哪里”。然后，就看到几套公寓的灯亮了。我知道大家住的地方，即可算出谁是逮捕对象。如果公寓里所有的灯都亮了，这意味着正在抄家。那些时日，许多人担心被捕，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 (404)
大家都在等待自己的噩运。许多人拾掇了一个小包，放在床边，等待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敲门，随时就可上路。这种消极心态是大恐怖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其实有很多逃避的机会——逃离城市，再在黑市上购买假身份，那是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因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善于追捕流窜的人口。 (405) 俄罗斯人本有逃离国家迫害的悠久传统——从老信徒到逃亡的农奴——这也是数百万农民逃离集体农庄和“特殊定居地”的战术。但城市居民大多留在原地，没作任何抵抗，只是束手待毙。
被捕于1943年的电影编剧瓦莱里·福雷德（1922—1998），回首往事，认为大多数人因恐惧而陷入瘫痪。他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法力无处不在，像是处于催眠状态，实在想不到抵抗或逃跑。
我在人类历史上想不出类似的情况，只好去动物界寻找例子：震慑于蟒蛇的兔子……我们都好比是兔子，承认蟒蛇吞下我们的权利。不管是谁，一旦处于这样的注视下，便会噤若寒蝉，嘴里塞着对命运的无奈。 (406)
维亚切斯拉夫·科洛布科夫讲述了他父亲深夜听到汽车在住宅外面停下时的恐慌——他父亲只是列宁格勒的一名工人。
每天晚上，他都很警觉——等候汽车发动机的声响。如果确有，他就会在床上坐起不动，一副吓坏了的模样。我在黑暗中看不到什么，却能嗅到他的恐惧、手心捏着汗，能感觉得到他浑身颤抖。他听到车声，总是说“他们来找我了”。他确信，自己将因出言不慎而被捕——他曾在家里咒骂布尔什维克。他听到发动机熄火和车门关闭声，就会从床上爬起来，在恐慌中摸索自以为最需要的东西。这些物件始终放在床边，以备“他们”的到来。我记得放在床边的有面包干，他最担心饿肚子。很多个夜晚，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等候一辆始终没有出现的汽车。 (407)
面临逮捕的布尔什维克精英显得特别消极被动，他们中的大多数接受党在思想上的灌输。向党证明自己清白的深层次渴望，很容易抵消任何试图抵制的想法。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是喀山一名资深党干部的妻子，自己也是党的积极分子。丈夫被捕后，她也失去工作，无时不在担心自己被捕。金兹伯格回忆，她婆婆是一个“简单的文盲农妇，出生于农奴制时代，却很有深刻的哲理，谈到生活问题时往往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个老农妇劝她逃走：
“常言道，‘眼不见，心不烦’。你跑得越远越好，为什么不去我们的老家波克洛夫斯科耶村庄呢？”……
“老祖母呀，我做得到吗？我怎么能放弃一切，孩子们、工作？”[金兹伯格回答]
“但他们已把你开除了。至于孩子嘛，跟我们在一起，是不会吃苦的。”
“但我必须向党证明我的清白。我是一名共产党人，怎么能逃避党呢？”
相信自己的清白，让许多布尔什维克变得束手无策。他们设法说服自己，真正有罪的才会被捕，而自己的清白最终会提供保护的。艾莱娜·邦纳回忆，她曾无意中听到都是忠贞党员的父母因亲密朋友的被捕而在深夜交谈。艾莱娜半夜醒来，非常焦虑，因为这一逮捕使她意识到：“快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劫数难逃，而且会来得很快。”
饭厅里漆黑一团，但父母房内仍有声息。我走近他们的门口，能听到母亲在抽泣。然后，她开始讲话，复又哭起来，我以前从没见过她哭。她不断重复“我的一生”，抽抽噎噎的……爸爸轻声作答，但我听不清。突然，她大声喊出：“我从小就认识斯捷潘，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认识他的时间是认识你的三倍。明白吗？你明白吗？”接下来只有呜咽，还有嘎吱一声，以及拖鞋走在地板上的声响——爸爸已经起床。我从门口跳开，怕他出来。但他开始在房间内踱步——朝窗口五步，再朝床五步，好像一个钟摆。他擦燃一根火柴，妈妈又开始讲话：“告诉我，你信不信？你相信这个噩梦吗？”她停止哭泣。“你相信，阿克斯他……你相信帕维尔他……修卡他……你相信他们都……”她只讲半句，但意思已经很明显。然后，她冷静地轻声说：“我知道，你其实也不信。”爸爸发出一种陌生且哀求的声音：“但是，鲁法―占恩[他对艾莱娜的母亲露丝的昵称]，我怎么敢不信呢？”他停顿一会，又说：“毕竟，他们还没来逮捕你我。” (409)
还有其他布尔什维克，包括皮亚特尼茨基，如此献身于共产主义信仰，以至于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如果党有要求，他们也愿意承认对他们的指控。 [3] 根据共产主义道德，被控危害党的布尔什维克，应该悔改，跪下接受党的判决。这也就是皮亚特尼茨基在被捕前夕所说的：如果党需要有人作出牺牲，他愿意“愉快地承担”。
许多布尔什维克让家人为自己的可能被捕做好准备，尽力保护家人。卡马河上的运输官员彼得·波塔波夫，在1937年8月被捕的前几天，让家人去下诺夫哥罗德探亲。他女儿回忆：“我们已有5年多没有休过假，他感到前景有点不妙，为我们担心，希望内务人民委员会来抓人时，我们正好不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的资深官员列夫·伊林，预先从列宁格勒的宽敞公寓搬至一座合作小公寓，以避免自己一旦被捕，家人必须与人分享生活空间的难题。他还让从未外出工作的妻子先去纺织厂上班，保证以后能够养活女儿。他恳求妻子与自己离婚，希望能因此脱嫌，逃脱一起被捕的噩运。但她拒绝了，视之为“可耻的背叛”。夫妻之间时常为此发生激烈的争持，直到列夫被捕。 (410)
双双在1937年被捕的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试图让14岁的女儿玛丽亚自力更生。他们训练她自己外出购物，教她遇上父母被捕时一言不发，还强迫她阅读报纸上的做秀公审，让她懂得父母双双被捕的威胁意味着什么。玛丽亚回忆：“我什么都懂。父亲与图哈切夫斯基走得很近，在总参谋部一起工作。我们大楼里都是军人，一个个地被捕，所以我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玛丽亚的父亲7月8日被捕，母亲的被捕是在7月14日。
那一夜，妈妈觉得他们会来抓人。我们坐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就我们俩，没有安德烈[玛丽亚的弟弟]。尽管妈妈知道我第二天早晨还有考试，依然到了午夜时分才对我说：“夜深了，你还是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玛丽亚醒来发现母亲已经不见了——她就在那个深夜被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员也搜过玛丽亚的房间。在她的床头，母亲留下了告别的字条和一些零钱。 (411)
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在1937年11月5日晚上被捕，他没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的为古拉格劳工在白海运河“重新做人”正名的书。被捕当天，伊利亚还被叫到列宁格勒的党部，接受法学院院长的任命——前院长刚刚被捕。斯拉温得到一种解脱，他原先在期待最坏的结果，现在看来似乎获救了。他心情愉快，回到家里。当天晚上，斯拉温一家庆祝了依达的16岁生日。依达回忆：
妈妈在餐桌上摆满美食。哥哥为我家墙报“哈利路亚”[斯拉温家的宣传布告栏]编出了特别的“生日版”，还兼任当晚的钢琴师。我穿上讲究的新衣，欢迎学校里的朋友……爸爸处在最佳状态：活像一个小男孩，与我们一起玩耍，跟所有的女孩跳舞，喝了不少，甚至还唱起他最喜爱的歌曲《夜莺》。
客人走后，伊利亚开始谈论他来年暑假的计划。“他希望我们全家好好聚聚，还谈及一起去高加索和黑海度假。”
凌晨1点，内务人民委员会光临。依达记得：
突然，明亮的灯光和陌生人的声响把我惊醒，叫我迅速穿衣服。站在门口的是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只稍稍移开目光，避开匆匆穿衣的我，然后把我带去爸爸的办公室。爸爸坐在房间中央的凳子上，骤然变得苍老。妈妈、哥哥及他怀孕的妻子和我都坐在沙发上。清洁工站在门口，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十分随意，像是在自己家里……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的一些点滴：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名字：贝伊戈尔），环顾父亲的办公室，不时发出感叹：“你有这么多的书。我是一名学生，没有这么多。”他翻看那些书，每当发现题词，就会停下来以拳击桌，大声喝问：“这个作者是谁？”
然后出现一个几乎哭笑不得的场景。贝伊戈尔叫我拿出我的德文课本，戏剧性地翻到课本尾部，那是一篇卡尔·拉狄克的文章（他显然曾在许多家庭中，向我这样年龄的孩子表演过此幕）。卡尔·拉狄克当时已被捕，但尚未判刑或在报刊上被列为“人民公敌”。贝伊戈尔故作姿态，将那几页撕下，用火柴点燃，装成一名高尚的英雄，说：“谢天谢地，这个证据已被销毁，带走你爸爸时，我就不必把你也带上。”我太害怕了，不敢作声。随即，父亲打破沉默说：“谢谢你。”
除了这个多管闲事的贝伊戈尔，记忆中铭刻最深的是父亲兀立的身影。我从未见过如此颓丧的他——彻底的垂头丧气、无精打采，对自己承受的屈辱，好像漠不关心。他都不像自己本人了……我朝他看，他脸上全无表情。我的注视，他既没看到，也无感受，只是坐在房间中央——纹丝不动，默不作声。这是他——却又不是他。
搜查持续了整整一夜，他们从办公室走到饭厅，再到哥哥房间。从碗柜和玻璃书柜取出书籍和手稿，撕下的书页狼藉满地；还从箱子里翻出精心保存的家庭相册，照片也散落一地。这些东西，他们大多拿走了，外加一台照相机、一副双筒望远镜（充当“间谍”的证据）和一台打字机——父亲写所有文章时用的老式安德伍德牌打字机……
在这漫长的夜晚，他们在翻阅父亲人生经历的章节，父亲在想什么？这足以摧毁他的信仰吗？贝伊戈尔（一条微不足道的蠕虫！）记录他的党员生涯细节，来充作犯罪证据，他会有怎样的恐惧感？
搜查结束时已是早晨，一切都登记在册，将被没收。父亲被带到走廊，我们跟在后面，父母房间的门已经被封。他们叫爸爸穿好衣服，妈妈已为他准备了一只小箱[内含一副眼镜、盥洗用品、手帕和100卢布的现金]。
然后，父亲打破沉默说：“再见。”妈妈抱着他恸哭，父亲抚摸她的头，口中不断重复：“别担心，会弄清楚的。”
那个夜晚打碎了我的心，也打破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和谐与意义的信念。在我们家里，父亲曾是大家崇拜的对象。在我们眼中，他高高在上，仿若神明。现在他倒下了，让人感到整个世界似乎也已结束。我都不敢看他的眼睛，生怕让他看出我的恐惧。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把爸爸带向大门，我紧跟在后。突然，他回头再看我一眼，一定察觉到我内心的百感交集。我哽咽着朝他扑去。他在我耳边低声说：“小鬼，我心爱的女儿，历史上总会有错误的，但请记住——我们开创了一个伟大的事业。你要做一名优秀的共青团员。”
贝伊戈尔呵斥道：“安静！”这时就有人走上前来，把我拉开了。
“告别了，我的亲人，请相信正义……”——他本来还想说什么，但已被他们带走，下了楼梯。 (412)
依达也可能被捕，这绝对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的空洞威吓。16岁的她，已经可以像成年人一样遭到逮捕和监禁，甚至枪决。1935年，苏维埃政府把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部分原因是为了威胁囚犯，如果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自己的孩子也会被捕（当年的第二个法令，允许逮捕和监禁犯了危害国家罪的囚犯的亲属）。事实上，这无疑宣告了人质制度的建立。许多布尔什维克，在做秀公审之前的审讯中，都受到逮捕亲人的威胁。例如，加米涅夫就受到威胁要处决他的儿子，于是同意在供词上签字，以换取斯大林不碰他家人的个人保证。季诺维也夫做了相同的交易。伊万·斯米尔诺夫在审讯期间，看到女儿受到警卫的粗暴对待而表示屈服。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顶住了残酷的刑讯，等到16岁女儿被带进房间，当着他的面遭人强奸时，才弃守投降。 (413)
不管斯大林在做秀公审之前作了何种承诺，一旦这些老布尔什维克遭到处决，他就下令逮捕他们的许多亲戚。加米涅夫的儿子1939年遭枪决（一个小儿子被送去孤儿院，改名为格列博夫）。加米涅夫的妻子1935年被判处刑事流放，1938年重审，1941年遭枪决。季诺维也夫之子1937年被枪决；他妹妹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后来也被枪决。他另外三个姐妹、两个外甥、一个外甥女、一个表弟、一个妹夫被送去劳改营，三个兄弟和一个侄子遭枪决。斯米尔诺夫的女儿遭到囚禁，他的妻子1938年于科特拉斯劳改营被枪决。在1936到1938年之间，几乎所有托洛茨基的家人，都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格杀。他们是托洛茨基的弟弟亚历山大、妹妹奥莉加、第一任妻子亚历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娅、儿子列夫和谢尔盖，以及女儿季娜伊达（于1933年自杀）的两位丈夫。 (414)
斯大林执著于惩罚敌人的亲属，也许是从格鲁吉亚学来的。家族之间的仇杀，向来就是高加索地区政治的一部分。在布尔什维克精英中，家庭氏族与政治忠诚相互交织。婚姻造就联盟，如果与反对派或敌人有血缘关系，也会葬送前途。斯大林认为，家庭应该为其个别成员的行为承担集体的责任。如果某人作为“人民公敌”被捕，他的妻子自动有罪，除非她奋起揭发。因为大家假定她与丈夫持有相同的观点，还会予以保护，至少她缺乏警惕性。斯大林认为，镇压亲属是一项必要措施，可从社会中铲除不满人士。莫洛托夫在1986年被问及为何要迫害斯大林“敌人”的家属，他解释说：“他们必须被隔离开来，不然，就会四下传布各式的牢骚和投诉，整个社会将因此变得士气低落。” (415)
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活在对自己被捕的等待之中。奥西普7月7日被捕前不久，她开始写日记，以倾吐自己的焦虑。现在除了恐惧，她还须应付一连串的日常麻烦。她的小儿子弗拉基米尔自6月起一直住在克里米亚的少先队阿尔捷克营，现在需要领回。朱莉娅担心，如果自己被捕前没有安排好亲友收养他，内务人民委员就会把他送进孤儿院。她的大儿子伊戈尔刚满16岁，在父亲被捕前，一直渴望在共青团内有所作为，现在一切都变了，更有被捕的危险。朱莉娅一方面试图应付伊戈尔的复杂情绪——对父亲的愤怒和对自己不幸际遇的悲痛、失望、羞耻——另一方面又要遏制自己类似的困惑。朱莉娅在7月11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伊戈尔整天都在床上看书”。
关于爸爸，以及爸爸以前的“同志”的行为，他不发一言。有时，我会表述怨恨和恶毒的想法，但他作为一名共青团员，不允许我有此类批评，有时还会说：“妈妈，你这样做，叫我实在忍受不了，我可能会把你杀死。” (416)
朱莉娅的燃眉之急是入不敷出。像在大恐怖中失去丈夫的许多妻子一样，她如此操心于每天的生计，如此受伤于地位的落差，以致没时间思忖自身的安危。 (417) 朱莉娅在搜查中失去存折以及本可出售的贵重物品，现在全靠自己的微薄工资，实在养不活住在公寓里的5位家人（两个儿子，年迈的父亲、继母和他们无业的女儿柳德米拉），再加上一只拳师犬，全家只好每天喝菜汤和麦片粥。她曾是资深布尔什维克的妻子，习惯于特权生活，发现极难适应贫困。她一肚子苦水，顾影自怜，甚至去党部抱怨，却被告知应该锻炼自己适应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业余时间，她在市内寻找薪资较高的工作，但都无果而终。钢铁建设托拉斯不需要“专家”（那里的官员告诉朱莉娅：“我们不是法西斯德国。”），甚至布提尔基监狱也不需要“她那一种”员工（即“敌人”的妻子）。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工厂官员看都不看我的资料，也不想问我什么，只瞟一瞟，就说‘没有’。”同事也拒绝帮助，朱莉娅写道：“每个人都躲着我，而那时的我，又多么需要支持啊，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心或忠告。”同时，家里情况不断恶化，紧张气氛日益升温。朱莉娅同父异母的妹妹和继母，经常抱怨食物的短缺，将之归罪于奥西普，甚至想把朱莉娅赶出公寓。几星期后，柳德米拉找到一份工作，与父母搬去另一套公寓，不愿受皮亚特尼茨基一家的“拖累”。柳德米拉说：“如果不能解救每一个人，就让那些能够自救的另谋出路吧。”朱莉娅不清楚柳德米拉和父母是否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但她对此表示怀疑：
这真是可耻，整整7年，他们受皮亚特尼茨基的供养，一起住在舒适的公寓，柳芭[柳德米拉]上的还是一所好学校。一旦我们遇上了麻烦，他们就想尽快地逃离我和我的孩子们——逃离我们的不幸。 (418)
他们搬出去没多久，朱莉娅和儿子们就被逐出，搬到楼下较小的公寓，与一户亚美尼亚布尔什维克家庭合住，那家男主人早在春天时就被捕了。朱莉娅感到绝望，自己的人生正在坍塌崩溃，甚至想到自杀。在绝望之中，她去拜访河堤大楼中唯一不怕与她说话的邻居，倾诉自己的苦楚。老太太告诉她，不必为自己感到难过，好多官员现在住着更小的房间。此外，老太太还说，没有皮亚特尼茨基，朱莉娅可以过得更好，因为“你俩本来就相处得不融洽”。现在，她可以只为自己和儿子考虑，不再为丈夫担惊受怕。朱莉娅事后反思这段话，当夜在日记中写道：“这倒是真的，他没花多少时间与我们在一起，总是在工作。那些来占我们便宜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看得出，我们之间相处得并不好。” (419) 在随后一年中，朱莉娅对丈夫还产生了其他疑惑。
二
作家米哈伊尔·普里谢维恩1937年11月29日的日记写道：
我们俄罗斯人，就像大雪压顶的树木，不堪生存的重负，亟想与人谈谈心事，实在憋不住了。但一旦开口，遇上第三者偷听——他马上就灰飞烟灭了！大家都明白，一席谈话可以给人带来极大的麻烦，所以与朋友达成共识，刻意保持沉默。我亲爱的朋友……很高兴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发现我，等到座位空出，就来与我同坐。想说点什么，但在那么多人的面前，又觉得很不方便。他变得紧张兮兮，每次准备发言，就先看看我们这一排的人，再看看对面一排的人，到头来却只是说：“是的……”我的回答也是如此。就这样，整整两个小时，我们从莫斯科一起乘到扎戈尔斯克城：
“是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
“是的，格奥尔基·爱德华多维奇。” (420)
即使在苏维埃时期的最好年月，交谈也是危险的。到了大恐怖时期，几句话不小心，就可能使人永远消失，举报人比比皆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曾经说过：“如今，一个人只能与妻子讲心里话——晚上，把毯子拉过来蒙上头。”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写道：在朋友当中，他无须担心恶意谣诼或举报、可以畅所欲言的，总共仅有“两三个老头”。 (421)
大恐怖让苏维埃人民闭上了嘴，非常有效。列泽达·泰西娜的父亲于1936年被捕，她回忆道：“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
“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名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迄今，我仍然不敢讲话，也不敢为自己辩护，或是在公共场合发言。我总是让步，没有一句抱怨。这已渗入我的性格，都与我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422)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特维尔省严守宗教戒律的农民家庭中长大。1930年，德罗兹多夫一家逃离自己村庄的集体化，使用假证件，搬至列宁格勒附近的红村。玛丽亚的父亲在家具厂上班，母亲安娜在医院工作。安娜是一名不识字的农妇，深信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基督者，他们的特工能听到、看到她所做的一切，所以不敢出门，也不敢在自己房间之外讲话。当她父亲——一个教堂看门人——于1937年被捕时，安娜更被吓得陷于瘫痪。她不愿出门，害怕讲话，担心邻居偷听。晚上，她不敢开灯，唯恐引起警方的注意。她甚至不敢上厕所，担心自己用作手纸的报纸上印有斯大林的名字。 (423)
熟人之间达成一个默契，大家均不谈政治。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捕，然后就会受警方的胁迫来汇报这样的谈话，当做熟人“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在这种气氛之下，主动与最亲密的朋友之外的人讨论政治，只会引起怀疑，反被视作举报人，或寻衅滋事者。
维拉·图尔金娜记得，她的朋友和邻居均以沉默来回应她父亲的被捕。其时，她的父亲担任彼尔姆省法院主席。
对面房子住着三个女孩，她们的父亲也已被捕……我们大家尽量避免这一话题，我们所说的只是“他不在，已走了，去了某某地方”……我父亲就是因为“嘴快”而受害——这是我们家人的理解——他过于坦率，直言不讳，说得太多，超越他应该说的。我们相信嘴快是他被捕的原因，这让我们自己更为沉默。 (424)
沉默的坚忍是失去朋友和亲戚之后的常见反应。艾玛·格施泰因在1937年写到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他只字不提被逐和业已死去的朋友。那个时代，没人提……只有眼泪簌簌！那些年的特征就是如此。” (425)
许多家庭的主调是静默。人们避而不谈被捕的亲属，或销毁那些亲属的来信，或不让孩子看到，希望以此来获得保护。即使在家里，谈论这一类亲戚也是危险的，即所谓的“隔墙有耳”。丈夫谢尔盖·克鲁格洛夫1937年被捕之后，阿纳斯塔西娅和两个孩子搬去一个共用公寓，其邻居供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两家隔开的只有一道薄墙。塔蒂亚娜·克鲁格洛夫回忆：“能听到一切声响。他们能听到我们打喷嚏，甚至能听到我们最低声的耳语。妈妈总叫我们保持沉默。”整整30年，她们不敢讲话，因为她们相信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邻居一直在汇报她们的一言一行（事实上，他是在故意制造恐惧，为了想要安静、听话的邻居）。
父亲被捕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跟母亲回娘家住，即奥索尔金家。在新的住处，涉及父亲的谈话都是被禁的。奥索尔金家是个贵族家庭，好几名成员已经入狱，包括纳塔利娅的姨妈马尼娅的丈夫。马尼娅个性坚强，掌管全家的一切。纳塔利娅回忆：“她敌视我的父亲，也许因为他是农民和社会主义者。她似乎觉得，他是罪有应得，被捕也是活该，而且以自己的行为给家庭带来麻烦。她将这一观点强加于我们大家，只有她一人才有权利谈论此事。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 (427)
家庭逐渐生成了谈话的特殊规则。他们学会运用迂回的语言，以暗示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外人、邻居、佣工即使听到，也会不得要领。艾玛·格施泰因回忆起堂哥的妻子玛格丽塔·格施泰因，她是老资格的反对派，曾来莫斯科与她的家人同住一段时间。有一天，玛格丽塔在谈论反对斯大林的毫无意义，正讲到句子的一半（“当然，我们可以把斯大林抹掉，但……”）：
门开了，我们的女佣波利亚走进餐厅。我打了一个寒战，吓坏了。但玛格丽塔丝毫不改她的慵懒姿态，以完全相同的语调和语音，接下去说：“所以叶莫奇卡，赶快去买丝绸，不要犹豫。你做得那么辛苦，应该给自己做一件新衣裳。”女佣离开后，玛格丽塔解释说，永远不能给人以措手不及的印象。“不用缩头缩脑，也无须一脸不安、环顾左右。” (428)
天性健谈的孩子特别危险。许多父母认为，子女知道得越少，大家就越安全。安东尼娜·莫伊谢耶娃1927年出生于萨拉托夫省的农民家庭；1929年，她家被划为“富农”，流放至乌拉尔的“特殊定居地”。他们在1936年返回彼尔姆附近的丘索沃镇，安东尼娜的母亲郑重告诫孩子们：
她总是说：“你们不能发表意见，否则就会被抓起来。”我们排队领面包，站了整整一晚上。她对我们说：“你们不准发表意见，政府没有面包，不关你们的事。”妈妈还告诫我们，发表意见是一种罪过。每当我们出门，她总会说：“管住你的嘴！” (429)
维尔格尔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家庭中长大，他9岁时，即1938年，父亲在一次“国家行动”中被捕。据他回忆，母亲和祖父母并没提供具体的警告或指示教他如何应对，但他能感受到恐惧的氛围：
我下意识地明白，必须保持缄默，不可讲出心中的想法。譬如，我们乘坐拥挤的电车，心知肚明，必须保持沉默，甚至不能说我在窗外看到的东西……我也觉得，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所以，像电车那样的公共场所，总是很安静。如果开口，也只讲一些琐碎小事，例如去了何处购物。从来不谈自己的工作，或其他的严肃话题。 (430)
奥克萨娜·戈洛夫尼亚记得一次与父亲阿纳托利——电影摄影师——同乘一辆拥挤的莫斯科巴士，她提及“洛德亚叔叔”（电影导演普多夫金）：
爸爸在我耳边低语：“你在公共场合，千万不要说出人名。”他看到我迷惑而害怕的神情，转而大声说：“看那些小饺子，可不就像是些小耳朵！”我明白他的意思——有人坐在旁边偷听！爸爸的教训对我的人生大有裨益。 (431)
普里谢维恩在1937年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变得如此善于隐藏自己发言中的含义，可能会丧失讲真话的能力。
7月10日：
莫斯科的处世之道：不能说任何东西，也不能与任何人交谈。行为的奥秘在于：什么也不说，却要悟出某某信息是什么意思，传递该意思的又是谁。你必须铲除“讲心里话”的任何残痕。 (432)
阿尔卡季·曼科夫在日记中提到类似的现象：
谈论公众情绪是毫无意义的。只有鸦雀无声，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在窃窃私语，或在幕后，或在私下。凡在公共场合表达意见的，都是醉鬼。 (433)
人们越来越趋于内向，社会领域不可避免地愈益缩小。普里谢维恩在10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人们完全停止了相互的倾诉衷肠。”社会正在变成一个耳语者的社会：
社会低层的广大民众，只是忙于工作，悄悄耳语。有些人甚至没有任何想法，无需耳语；对他们来说，“一切本该如此”。另有些人躲在孤独中自言自语，默默遁入自己的工作。还有不少人，学会了保持绝对的沉默……就像躺在坟墓里一样。 (434)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符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实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
人们只好在真实的私人世界中寻求避难所，还有些人在大恐怖时期开始写日记。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写日记能开拓出一个不受解剖的私人领域，也能在祸从口出的时期倾诉自己的疑虑和恐惧。 (435) 作家普里谢维恩在日记中透露出自己最大的恐惧。1936年，他在新年晚会上作了尖锐的评论，受到作家协会官员的攻击，他担心会失去人身自由。他写道：“我非常害怕，这些话会被归档，归档人又是监视作家普里谢维恩品行的举报人。”普里谢维恩由此而撤出公众领域，退入自己的日记世界。他写日记用细小的草体，即便用放大镜也难以辨认，为的就是预防被捕后自己思想的暴露。对普里谢维恩来说，他的日记是“对个性的肯定”——成为一个伸展内心自由、畅诉衷肠的场所。普里谢维恩若有所思地写道：“一种是为自己写日记，挖掘自己的内心，与自己交谈；另一种是以写日记参与社会，秘密表述自己对社会的看法。” (436) 就普里谢维恩而言，这两种功能都在发挥作用。他的日记充满了异议的思考，所针对的有斯大林、苏维埃大众文化的恶劣影响，以及个人精神的不屈不挠。
1926年，剧作家亚历山大·阿夫尔诺戈诺夫开始写日记，其中有不少自我批评，以及如何提高自己共产主义觉悟的想法。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与当?局发生了冲突。他的无产阶级戏剧的心理视角，不再能获得文学当局的青睐，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变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他的戏剧《谎言》（1933年）受到斯大林的攻击，认为剧中缺乏致力于工人事业的共产主义正面英雄。他所属的文学组——以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前主席利奥波德·阿韦尔巴赫为首——被说成是“托洛茨基派文学代理人”，正在蓄谋推翻苏维埃政权。1937年春天，阿夫尔诺戈诺夫被开除出党，又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逐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他搬到他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与妻子女儿过着几乎完全隐居的生活，不与任何人说话。老朋友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有一天，他在火车上无意中听到两名军官的对话，津津乐道于“日本间谍阿韦尔巴赫”终于被捕，而他的“心腹阿夫尔诺戈诺夫”正在监狱候审。阿夫尔诺戈诺夫日益收缩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日记也变了样。他依旧批评自己，接受他人的指控，试图成为更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但有了更多的反省，更多的心理直觉，更频繁地使用“我”字，而不是他以前暗指自己的“他”字。日记本成了他私人感想和感受的秘密避难所：
1937年11月2日
我回家后，坐下打开日记本，思索不受政治污染的私密角落，信笔写下。我已被排除在生活主流之外，突然觉得很有必要与人谈论正在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我对沟通的向往只能在日记本中实现，因为没人愿意与我交谈。 (437)
1937年12月，叶夫根尼娅（热尼娅）·叶万古洛娃开始写日记。那一年她父母双双被捕，日记本成为她倾诉衷肠的场所，帮助维持了她所谓的“内心交谈”，对象就是消失于古拉格的双亲。她在扉页上写道：“有一天，我的亲人会读到这本日记。这一炽烈的愿望不会离我而去，所以我必须尽量使之成为现实。”叶万古洛娃是列宁格勒技术学院的学生，她担心自我将泯没于学院的集体生活，所以日益看重与自我相连的日记。她在1938年3月8日写道：“也许我的表述不够正确。我内心的自我并没消失——人格的内涵永远不会消失——只是深藏不露，我甚至感受不到它的存在。”她认为，自我个性的表达，需要通过与他人的真挚沟通——但现实生活中又没有。同学们把她当做“人民公敌”的女儿，不予信任；她所拥有的，只是自己的日记本。她在1939年12月写道：“有时，除了这本沉默的日记，我真渴望能找到一位真正的朋友，能理解我，能让我倾诉所有的痛苦。” (438)
像叶万古洛娃一样，阿尔卡季·曼科夫也渴望与他人的沟通。他决定将自己的日记，展示给他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上课的同学。曼科夫的日记充满了反苏维埃思想，却披露给一个自己不很熟悉的人，这真是出于巨大信任的行为，几近愚蠢。他在日记中承认，此举源于“孤独，在这无穷尽的孤独中，我每天鬼混度日”。 (439)
普里谢维恩也屈服于与人沟通的诱惑。1938年12月，他托朋友帮他找一名秘书，协助他编辑日记。他意识到，“让陌生人走进我的实验室，了解我的全部”，该有多危险啊。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噩梦：他在穿越一个大广场，突然丢了帽子，觉得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向警察询问帽子时才突然想起，“曾让一个陌生人介入自己生活中最私密的细节，失掉帽子的掩饰无疑让自己曝了光”，这些分析都一一记在日记中。几天后，前来面谈的女子抵达普里谢维恩的住所，听闻要整理她不认识的人的日记，也感到忐忑不安，于是她建议，开始工作之前，两人应先了解彼此。他们在一起谈了整整8个小时，中间都没有休息，之后很快坠入爱河，一年之内结为夫妇。 (440)
三
举报人无处不在——工厂、学校、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共用公寓。据估计，在大恐怖的高潮时期，数百万人在举报他们的同事、朋友和邻居。但很难得到精确的数字，因为只有零星的数据和传闻的证据。据一位资深警官说，苏维埃上班族的五分之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另一人声称，经常性的举报人占主要城市成年人口的5%（普遍的看法是比这个比率更高）。监视的程度，因城市不同而悬殊较大。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前官员称，在管辖严格的莫斯科，每六七户家庭中至少有一名举报人。相比之下，84万人的哈尔科夫，仅有50名举报人（每16800人有一名举报人）。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古比雪夫市也许更能代表整个苏联：1938年，40万居民当中，警方声称有1000个举报人。 (441) 这个数字只代表警方经常使用和奖励（包括金钱、就业、住房、特殊配给和免受拘捕）的注册举报人，并不包括数百万在社会每一角落充当警方耳目的“可靠分子”（工厂和办公室的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看守员、门卫等）。 (442) 警方也不计算每天收到的汇报和举报——那都不是内务人民委员会主动要求的——使警察国家如此强大的，正是那些自发行为。每个人都知道，“忠诚的苏维埃公民”应该报告所听到的可疑交谈，“缺乏警惕”所招致的处罚迫使很多人参与此举。
举报人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自愿的，通常出于物质奖励、政治信仰或是对受害者的憎恨；一类是非自愿的，出于警方的威胁或因帮助被拘亲人的承诺而身陷困境。要谴责第二类举报人很难，很多人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遇上如此的窘迫，任何人都有可能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
1943年，作家西蒙诺夫的文学院前同学“X”前来拜访。他在自己父亲被捕后就受到将被文学院开除的威胁，除非他同意汇报所听到的同学的交谈。从1937年起，“X”就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但他心怀内疚和悔恨，所以来找西蒙诺夫，透露自己曾经汇报他们之间的交谈。西蒙诺夫说，“X”真是“悔恨交加”。他兴许还有点惧怕，因为到1943年，西蒙诺夫已成为著名作家，与克里姆林宫关系良好，可能已经获悉前同学的汇报。“X”告诉西蒙诺夫，如果有人因他的举报而承受苦难，他宁可自杀。他还解释，曾经尽可能让他的汇报避重就轻，但仍觉得这种行为 “使他的生活不堪忍受”。 (443)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回想起1939年与一位同学的一次碰面。他一直认为，可与这位女孩进行开诚布公的交谈。他们会一起去莫斯科的公园散步，讨论其时重要的政治话题。她有一天承认，自己屈服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压力，正在汇报同学的言论。但她感到悲哀，备受良心的责备，所以想预作警告，虽然还没被要求汇报莱昂哈德的言论，但最好以后两人不再见面。 (444)
瓦莱里·福雷德回忆了自己如何在1941年被招募为举报人。他是共青团员，在苏联国家电影学院（VGIK）学习。其时，该学院从莫斯科疏散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当地的粮食供给形势非常紧张，福雷德涉入一个伪造配给卡的小骗局。一天，他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审讯员对他的配给卡把戏了如指掌，随即警告他，除非他同意举报同学，证明自己是“苏维埃人”，否则将被逐出共青团和电影学院。他在整夜的审讯中受到暴力和公审的威胁，最终低头，签署了愿意配合的协议。审讯员马上笑逐颜开，握起他的手以示友好，还宣称他的配给卡把戏不会再有麻烦——事实上可以依然如故——并给了他一个求援的特殊电话号码，以应付可能的警方行动。他返回宿舍，泣不成声，整整三天无法入睡或进食。最后，他只汇报了三位学生，只是普通情况，并无具体的犯罪事实。收到这些汇报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身材矮小、满嘴金牙，颇不满意。1943年，苏联国家电影学院迁回莫斯科，福雷德才得以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惩罚。 (445)
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成为举报人时只有17岁。她出生于奥西波韦齐镇的波兰贵族家庭，离白俄罗斯的明斯克不远。父母在1917年革命后成为农民，又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作为“富农”被流放去了北方的科米地区。1937年，全家返回奥西波韦齐镇，又在针对波裔的“国家行动”中再次被捕，流放到彼尔姆附近的“特殊定居地”。索菲亚决定逃走，她解释说：“我必须逃离，给自己一个机会。”索菲亚进了一所工厂技校就读——获得无产阶级出身的最快途径——然后进入库季姆卡城的医学院，位于乌拉尔，离彼尔姆不远。没人问她有关“富农”的问题，甚至都没查看她的护照。其实，她根本就没有护照。6个月后，她被叫去内务人民委员会办公室。索菲亚回忆：“我以为他们要把我关进监狱，因为我是一名逃犯。”结果她被告知，如果不想因隐瞒社会出身而被医学院开除，必须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她的任务是与同学们谈论政治事件，然后汇报他们所说的一切，索菲亚因此而领到了自己的护照。由于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保护，她从医学院毕业，在彼尔姆的救护服务中心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她回顾往事，并没为自己的行为自责，即使她很清楚自己的汇报导致了许多学生被捕。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富农”女儿在斯大林时代谋求生存的必需代价。索菲亚嫁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资深军官的儿子。在孩子们成长之时，她闭口不谈自己的举报活动；到20世纪90年代，“有了自由气氛，不再心存恐惧”，她才决定和盘托出。
我决定将这一切告诉我的儿孙们。他们都非常高兴。我的孙子说：“哦，奶奶，你很聪明，能记住这一切。我们将永远铭记——你所受到的迫害，以及我们的父母受到的迫害。” (446)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回忆录中讲到一个年轻举报人的故事。他的布尔什维克父亲在大恐怖中被处决，他的任务是与其他父母被捕的孩子混熟，然后汇报他们吐露出的不满字眼，以及所提及的疑惑和问题。这些报告的结果是他的许多朋友被捕。奥莉加自己在1949年被捕，在布提尔基监狱里遇见那些朋友中的一部分。她询问他们对那个男孩作何感想。很奇怪，他们都表示理解。普遍的看法是，他是个“好孩子，有点天真，相信听到的每一个口号，也相信在报纸上读到的每一个字”。那个男孩的母亲是一个极好又诚实的女子，向奥莉加坚称，她的儿子这样做，所基于的不是恶意，而是最高尚的信念。“她多次谈及他异常善良、聪明、诚实。”也许，那个男孩觉得，为苏维埃事业举报自己的朋友是爱国行为——就像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 (447)
毫无疑问，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在大恐怖中写下举报信是在尽苏维埃公民的爱国义务。他们接受关于“间谍”和“敌人”的宣传，主动揭发敌人，即使是自己的朋友。但更重要的是，如果熟人被捕，他们没有参与举报，就要担忧自己会受牵连。要知道，隐瞒自己与敌人的接触，本身就是犯罪；而“缺乏警惕”又是数千起逮捕案件的理由。在普遍恐惧的气氛中，大家都想赶在被他人举报之前，先行下手。这种争先恐后的举报，也许并不能解释大恐怖时期的大量逮捕——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大多数受害者被捕于“国家行动”和“富农行动”的大批网罗，所依据的是预设的名单，并不依靠举报——但确实解释了为何这么多人成为警察制度的举报人。歇斯底里的公民现身于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党的办公室，罗列可能是“人民公敌”的亲戚和朋友，写下有关同事和熟人的详细信息，列出自己与他们的每一次见面，因为他们可能与“敌人”有牵连。一位老太太写信给自己工厂的党组织，举报自己的姐姐在担任克里姆林宫临时清洁工时，曾打扫后来被捕的某人的办公室。 (448)
恐惧促使人们尽量洗清自己——让自己更加清白——抹去与潜在“敌人”的任何接触。在最狂热的举报人当中，很多人自己有“历史污点”（富农、阶级敌人或前反对派的子女）。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们更加害怕自己被捕，举报朋友成了自己已是“苏维埃公民”的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有蓄意谋划的政策，专门向弱势群体招募举报人，经常挑选已在担心自己命运的被捕者亲属。亚历山大·卡尔帕特宁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前官员，自己在1938年被捕，他讲述了在招募举报人方面所获得的训练：
你要寻找有可疑背景的人，比方说丈夫已被捕的女子，可使用这样的对话：
“你是真正的苏维埃公民吗？”
“我是。”
“大家都说自己是好公民，你愿意证明吗？”
“是，我当然愿意。”
“那么，就向我们提供帮助，要求不会太多。如发现任何反苏维埃的行为或言论，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每星期见面一次，你应事先写下你所留意的：说了什么，谁说的，说话时还有谁在场，这就够了。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优秀的苏维埃公民。如果你在工作中遇上问题，我们会帮你。如果你被解雇或降职，我们也会帮你。”
这就是全部。之后，该女子就会表示同意。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卢比扬卡监狱遇到一名年轻的女数学教师，名叫吉娜，来自高尔基城。吉娜的罪名是没有举报自己的老师，他是辩证唯物主义讲师，每星期一次从莫斯科到高尔基城，与吉娜交谈时曾公开批评斯大林政权。他住在高尔基城的宿舍，所以借用吉娜的公寓来招待朋友，并寄存了一箱书。内务人民委员会搜查时发现，原来都是托洛茨基派的书籍。吉娜认罪，决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其他“敌人”，以赎罪和“洗刷[她的]良心上的污点”。她告诉审讯员，她的学院另有一名讲座教授，正在做实验时遇上停电，一时又找不到蜡烛，于是：
她[吉娜]劈开一把木尺，像农夫一样，将之点燃，以供照明。教授以此完成了他的实验，临别时说[对斯大林名言的嘲讽]：“生活变得更好，生活也带来更多欢乐。感谢上帝，我们进入了火把时代！”
该教授因此被捕。吉娜并没有觉得自己的举报有何不对——只是有点尴尬，因为她必须在对他的审讯中当面作证。奥莉加问，这样一件小事却“摧毁了那位教授的一生”，有何感想？吉娜回答：“政治上没有小事。我和你一样，起初尚不理解他那句话的罪恶，后来才开始懂得。” (450)
许多举报出于恶意。删除对手的最快方式，就是举报他是“敌人”。社会低层对布尔什维克精英不满，更为大恐怖火上浇油。如果领导办事过于严厉，工人会举报主管，农民会举报集体农庄主席。仆佣经常受聘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他们的雇主。一位美国记者的俄罗斯妻子马尔库莎·菲舍尔，雇用了一名坚信“敌人”之说的保姆。马尔库莎写道：她“真正代表了普罗大众的心态，把官方的每一句话都当做真理，没有一丁点的政治疑虑”。有些家庭，无时不在担忧自己的仆人。
1935年，内务人民委员会在许多列宁格勒党干部的家中安置新的仆人，作为基洛夫遇刺后加强监视的措施。列宁格勒高级干部安娜·卡尔皮茨卡娅和彼得·涅泽夫茨夫，被迫解雇了老管家玛莎，即会调制草药的虔诚老信徒。其时仅12岁的安娜的女儿马克斯娜回忆，新管家格鲁谢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严肃女人，她是警方派来的，以便监视我们”。马克斯娜和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本能地意识到，不可在格鲁谢的面前交谈。马克斯娜回忆：“我们几乎没有与她说过一句话。”格鲁谢睡在厨房，与家庭住房分开；与家人相处多年的保姆米利娅，仍可待在家庭住房。格鲁谢只被视为仆人，不像米利娅或老管家玛莎，她们已被当做家庭的一员。安娜和彼得对斯大林怀有敌意，马克斯娜还记得他们的窃窃私语，怀疑斯大林应为基洛夫的死亡负责。如果玛莎仍在，他们可能会无所顾忌——她的老信徒背景可确保她的沉默——有了格鲁谢，表露这种情绪就会非常危险。1937年7月，马克斯娜的父母被捕（枪决于同年秋季），弟弟被送去孤儿院，马克斯娜和保姆米利娅搬去一个公共公寓，格鲁谢就此销声匿迹。 (452)
在这种不信任、仇恨和恶意的气氛当中，小小的争执和嫉妒很容易演变成举报。1937年，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军官，找上了来自高尔基城的乡村医生鲍里斯·莫洛特科夫，因为是老朋友，他要鲍里斯帮忙为他的情妇堕胎，但鲍里斯表示拒绝（当时堕胎是非法的）。这名军官便安排一系列举报人，举报他为“反革命”。鲍里斯因此被捕，关押在地区监狱，他的妻子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被指控涉及当地医院一桩工人谋杀案。 (453)
性和爱往往在这些致命的争执中发挥作用。大恐怖时期，大量被抛弃的恋人、妻子、丈夫，成了举报人的受害者。尼古拉·萨哈罗夫是一名工程师，父亲是神父，在1937年遭到处决。尼古拉因自己的工业专长而受到重视，自忖这会保护自己不受逮捕。没想到后来有人看中了他的妻子，便举报他是“人民公敌”。另有一位莉帕·卡普兰，因拒绝工厂主管的性要求而惹上麻烦。该主管安排举报人，举报她3年前的言论，其时刚刚发生了基洛夫遇刺案。当时，她得以虎口逃生（举报内容被认为太荒谬），但到了1937年，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10年。 (454)
职业私心和物质奖励，几乎是所有举报人的动力。这些动力往往又以复杂的形式，与政治信仰和恐惧混在一起。成千上万的低级官员举报他们的上级，以此在苏维埃的等级制度上攀爬（政府鼓励他们这样做）。伊万·米安契恩为了促进自己的前途，从1937年2月到11月，在阿塞拜疆举报了不少于14名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人。米安契恩后来辩解说：“我们认为，这是我们不得不做的……每个人都在写。”也许，米安契恩认为是在显示自己的警惕性；也许，他因破坏上司的前途而获得恶意的快感；也许，他因帮助警方而感到自豪。还有一种勤奋忙碌的举报人，给自己的报告仔细编号，签上“我们中的一员”或“游击队员”，以示他们的忠心耿耿。但个人的晋升、更高的薪俸、更多的配给、更大生存空间的允诺，都在发挥各自的作用。公寓住户被捕后，空出来的房间经常被内务人民委员会接管，或由斯大林政权的其他仆从瓜分，如办公室工人和司机。毫无疑问，其中有些人凭借举报以前的住户而获得酬报。 (455)
伊万·马利金在列宁格勒北边的谢斯得罗列茨克城担任工程师，他技艺高超，素受尊敬。他厂里的工人们称他为“沙皇工程师”，甚至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将他逮捕之后，仍愿意帮助他的家人。马利金是当地名人，编写过教科书和小册子，并为苏维埃报刊写文章。他们夫妇和两个孩子，一起住在郊区自建的大木房子里。不出意外，他的财富和名气招致了旁人的嫉妒。举报的工厂同事其实是在妒忌他的成功，声称马利金使用自己的房子与芬兰人保持秘密联系，马利金因此而被捕。原来，这项举报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帮人精心策划的，目的是想迫使马利金以7000卢布的价格向他们出售自己的大木房子（当时刚做的估价几近50万卢布）。那帮人还威胁，如果拒绝出售，还要逮捕他的妻子。到头来，马利金遭到枪决，妻子和孩子都被赶走，大木房子分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军官及其家属， (456) 其后代至今仍住在里面。
在大恐怖时期，事业中的进展必然涉及道德上的妥协，如果不是赤裸裸的举报，就是与斯大林政权默默勾结。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正是在这个年代腾飞的，他以非凡的坦率和自责，写出苏维埃沉默的大多数在大恐怖中的携手合作。他在1979年临危时口述的回忆录中自责道：
让我们直面那个时代吧，你不能原谅的，不但有斯大林，还有你自己。这并不是说，你做了坏事——也许你什么错事也没做，至少在表面上如此——但你已习惯于邪恶。1937至1938年发生的事件，现在显得离奇且狠毒，但对当时二十三四岁的你来说，反而成了一种规范，几乎是习以为常。你身处这些事件当中，对一切都装聋作哑。当你周围的人被枪决、打死或突然销声匿迹时，你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
西蒙诺夫为了试图解释这种冷漠，回忆了自己对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939年被捕的反应。科利佐夫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的西班牙内战报道对西蒙诺夫投身的青年文坛产生了很大启发。西蒙诺夫在内心深处从不相信科利佐夫是一名间谍（1949年曾向作家法捷耶夫袒露过这种怀疑），但不知何故，当时却成功地吞咽了自己的疑虑。无论是出于恐惧和怯懦，或是相信国家的愿望，还是躲避异议的本能，他在内心做了调和，以符合斯大林政权的需求。他重新校正了自己的道德罗盘，穿越大恐怖的道德泥沼，得以维护自己的事业和信念。 (457)
西蒙诺夫不是举报人，但确实曾承受此种压力，苏维埃当局可能希望他作出这方面的努力。1937年春季，西蒙诺夫收到作家协会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的邀请，与文学院其他三名青年散文作家一起，前去参加高加索地区的工作度假。他们准备撰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生活经历——他是著名的格鲁吉亚人，在内战中与斯大林并肩战斗，曾担任重工业人民委员，前不久刚刚自杀。他们快要动身时，斯塔夫斯基把西蒙诺夫叫到办公室，要西蒙诺夫坦白“他在文学院[一直在散布的]所有反苏维埃言论”。他希望西蒙诺夫认罪并悔改，从而使自己难以拒绝当局的进一步要求，但西蒙诺夫否认有过那样的谈话。斯塔夫斯基随之声称已掌握“相关资料”，告诫西蒙诺夫“最好还是说实话”。西蒙诺夫回忆，斯塔夫斯基“因我的不够真诚和实事求是，显然变得十分恼火”。斯塔夫斯基的指控和西蒙诺夫的否认持续了好几轮，由于西蒙诺夫的拒不合作，双方呈胶着状态。最后，斯塔夫斯基指责他散布“反革命诗歌”，并禁止他参与这次工作度假。西蒙诺夫逐渐弄清了斯塔夫斯基的“材料”来源。原来，文学院的学生中掀起一股读吉卜林诗歌的热潮，西蒙诺夫因此卷入与一名青年教师的对话。该教师随即询问他对尼古拉·古米廖夫（作为“反革命”枪决于1921年）的诗歌有何看法。西蒙诺夫回答，虽然他更喜欢吉卜林的诗，但也喜欢古米廖夫的部分诗作。在该教师的鼓舞下，他还背诵了几段古米廖夫的诗句。西蒙诺夫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惧。他知道已有被捕的危险，这不仅缘于他对古米廖夫的看法，也因为自己的贵族出身。看来，该教师向斯塔夫斯基汇报，将西蒙诺夫对古米廖夫的喜爱与他的出身联系起来。在那个学期剩下的时日，西蒙诺夫故意躲避那位教师。同一年晚些时候，该教师自己入了狱（为了拯救自己，他最后的努力就是充当举报人，试图坑害西蒙诺夫）。 (458)
到1937年春天，文学院已进入高度焦虑的状态。像其他苏维埃机构一样，文学院在突然发动的大恐怖面前措手不及，其中更有一种恐慌感，认为惊讶恰恰证明了自己“缺乏警惕性”。在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学生和教师歇斯底里地呼吁，要有更多“布尔什维克的警觉和真正的自我批评”，要从文学院铲除所有的“形式主义者”和“阿韦尔巴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好几名学生被捕，有些是因为自己的诗歌里含有自由或宗教的主题，有些是为了帮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因个人主义风格，已受苏维埃报刊的批判）讲话。大约有十几名学生，交由共青团做工作（即召开学生会议，给予严厉批评，再让他们自己发言，背弃旧作）。其中之一被文学院开除，移交给了内务人民委员会，因为她拒绝背弃自己的父亲——一个过气的诗人。她还勇敢地告诉聚集的指控者，“我父亲是苏联最光明正大的人”，为此她被流放去科雷马10年。
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好朋友中有两位在大恐怖中遭受迫害：诗人瓦伦丁·波图帕契克，被捕于1937年2月，因为有同学向警方汇报了他的言论；同年4月，作家协会主席团谴责了富有魅力的教师弗拉基米尔·卢戈夫斯科伊，指责他竟然重新发表（1935年）“政治上有害”的20世纪20年代的旧作（关于俄罗斯大自然的浪漫诗）。卢戈夫斯科伊被迫撤回自己的诗，写了10页自卑自责的检讨《我的错误》，承诺清洗“所有的陈旧思想”，“紧跟历史进程”。卢戈夫斯科伊被吓坏了，在之后几年中再也不发表诗作，除了1939年《关于斯大林之歌》的配词。平时的卢戈夫斯科伊轻声细语，态度温和，却作了一系列激烈的政治发言，要让敌人血债血偿。他在10月告诉一群莫斯科作家：“现在正是时候，要把这些坏蛋敌人和托洛茨基分子，从我们国家清洗出去，要用铁扫帚扫除所有的叛国贼，要在我们队伍中肃清这些异己分子。”
西蒙诺夫的反应也是出于恐惧。斯塔夫斯基办公室事件发生之前，他一直被视作模范学生和苏维埃的衷心拥戴者。到如今，这种声誉却变得疑窦重重。西蒙诺夫回顾斯塔夫斯基事件，感到“惊愕和震惊，与其说是突如其来的危险感……毋宁说是一种感悟：他们不再相信或信任我了”。他接着在文学院一系列整肃会议上，奋起攻击“形式主义者”和其他“敌人”，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 (463) 最不寻常的是他在5月16日文学院公开会议上对朋友叶夫根尼·多尔马托夫斯基的尖刻声讨：
[文学院里]经常听到，有些人只是乐此不疲地谈论自己。具体讲，我记得多尔马托夫斯基同志在4班会议上的一次恶心的讲话。他没说“文学院和我们”，而说“我和我的文学院”。他的立场是：“像我这样的个人，文学院并没给予足够的重视。成立文学院，就是为了教育两三个天才，就是像我多尔马托夫斯基这样的。做到这一点，就能使它的存在变得合理，富有价值。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才——多尔马托夫斯基——文学院应该提供最好的，甚至不惜牺牲其他的学生。” (464)
也许，西蒙诺夫只是在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包括批评自己最亲密的朋友）——那一直是共青团的风尚，学生应证明自己是忠诚和警惕的。也许，他没有伤害朋友的意思。但很显然，他在嫉妒多尔马托夫斯基因才华而获得的重视，文学院主任经常如此表示（他把西蒙诺夫放在较低等级，只能胜任“教学、新闻、编辑”的工作）。 (465) 西蒙诺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指责，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损害相对较小。后者1938年从文学院毕业，作为一名记者被派去远东——这一职位远不相称于他的文学才华，被他描绘成一生中最艰难的工作。但他或许已很幸运，因为生活本来可能变得更糟。两人继续保持友好关系，经常在写作中赞美对方，但在西蒙诺夫的朋友当中，总有人怀疑多尔马托夫斯基对他怀恨在心。 (466)
大恐怖的年代，对许多朋友来说是灾难性的，但对西蒙诺夫来说，却是一鸣惊人的好时机，他成为了受斯大林政权青睐的诗人。1937年，他写了几首诗，奉献给对斯大林的崇拜，包括一首《游行》（Parade），配以管弦乐团及合唱团：
这是一首有关他的歌，
有关他的真心朋友，
他真正的朋友和同志。
全体人民都是他的朋友：
你数也数不清，
就像大海中的浪花水滴。
西蒙诺夫在《冰之战》（Ice Battle，1938）一诗中，将13世纪俄罗斯王子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率军击败条顿骑士团的民族英雄故事，与苏维埃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是同年史诗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主题，导演是谢尔盖·爱森斯坦）呼应对照起来。该诗是宣传工作的一部分，让苏联为可能的抗德战争做好准备，也是西蒙诺夫第一次真正的文学成就，为他带来了“名誉和声望”——这是卢戈夫斯科伊1938年9月推荐他加入作家协会时引用的赞词。 (468) 西蒙诺夫当初拒绝充当举报人，可能对自己前途造成损害，但凭借之后创作的爱国诗篇，似乎赢得了彻底补救。他得到斯塔夫斯基的全力支持，成为作家协会的最年轻成员。
在大恐怖的疯狂气氛中，西蒙诺夫对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背叛，并不是异乎寻常的。一位举报人回忆，内务人民委员会找他举报自己的朋友（他父亲被捕后，那些朋友也嫌弃他），他的良心处于挣扎之中。他自问：“谁是我的朋友？我没有朋友。忠诚吧，我不欠任何人，除非他能从我身上榨取——我只欠我自己。” (469) 恐惧扯断了友谊、爱和信任的纽带，也撕裂了凝聚一个社会的道德关系。人们在混乱中争求各自的生存，相互竞斗，反目成仇。
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于1937年被捕，遭到许多朋友的出卖。他们被迫在喀山监狱的审讯中当面指控她（内务人民委员会经常安排这样的“对质”），其中就有作家沃洛蒂亚·季阿科诺夫，在她供职的报馆里担任编辑。金兹伯格回忆：
我们还是老朋友，我们的父亲是同学。我帮他找到这份工作，并且很乐意、很热情地辅导他干好这一行。他比我小5岁，经常说喜欢我，愿把我当做姐姐。
在对质中，审讯员（俄语都说不好）朗读了季阿科诺夫的声明，举报金兹伯格是报馆“反革命恐怖组织”的成员。季阿科诺夫试图改口，声称他只是说她在编辑部门担任重要职务。但审讯员坚决要求他签署一份声明，证明这一组织的存在。
“沃洛佳，”我温和地说，“你知道这是个花招，你从没说过这样的东西。如果你签了，就会造成数百位同志的死亡，他们一直待你不错。”
[审讯员的]眼珠子几乎要蹦跳出来了。
“你竟敢对证人施加压力！我要直接送你去最底层的惩罚牢房。你，季阿科诺夫，昨天独自一人时，你都签了这些文件。现在，你竟敢反悔！我马上以提供伪证的罪名将你拘留。”
他做了一个按铃姿势——沃洛佳，像蟒蛇面前的兔子，慢慢写上自己的名字，他的手抖个不停，好像中了风，完全不同于他签署新时代道德准则文件时的大胆利落。然后，他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请原谅我，热尼娅。我们刚生了一个女儿，我必须活下去。” (470)
四
在大恐怖时代，人们如何因应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如苏维埃报刊所声称的，他们真以为那些人是“间谍”和“敌人”吗？那些人，他们已认识多年，会相信吗？
就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党领导告知他们的是毋庸置疑的。这无关乎他们是否相信图哈切夫斯基或布哈林是间谍，而在于他们是否接受自己信奉的党的判决。可信的朋友和战友突然变成“敌人”，随之出现的问题，可以各种方式予以应付。基辅的红军军官阿纳托利·戈尔巴塔夫回忆，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军官被指控为间谍时，他与军队中的多名同仁不得不作出调整。
在击溃外国干涉军队和国内反动派时发挥如此重要作用的人物，怎么会……突然变成人民公敌呢？……最后，在反复考虑一系列的可能解释之后，我接受了其时最为普遍的答案……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显然，他们出国时，坠入了外国情报机构的罗网”。
亚基尔将军的被捕，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
我很熟悉亚基尔，很尊重他。我衷心希望这只是一个误会——“会弄清楚的，他将获得自由”——但诸如此类的说法，也只有最亲密的朋友在小圈子里冒着风险暗自嘀咕。 (471)
显然，亚基尔愿意接受党的判决，他面对行刑队时的最后一句话是：“共产党万岁！斯大林万岁！” (472)
斯大林的监狱充满了相信党是正义源泉的布尔什维克。有些对指控供认不讳，为的是保住这样的信仰。为了取得布尔什维克囚犯的供词，酷刑也是经常使用的。据一名前囚犯（不是共产党人）所说，他们投降的关键因素不是刑罚，而是因为：
大多数坚定的共产党人，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自己对苏联的信念。要背弃这个信念，已非他们力所能及。在某种情况下，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即使已经不靠谱，如要予以放弃，仍需要巨大的道德力量。 (473)
娜杰日达·格兰金娜1938年在喀山监狱遇到的许多党员，仍然信奉党的路线。她告之以1932年的饥荒，他们却说，“这只是谎言，我只是在夸大其词，以诋毁我们的苏维埃生活方式”。她还告诉他们，她被无端赶出家园，国内护照制度在摧残家庭，他们会说：“没错，但这是对付像你这样的人的最佳方式。”
他们认为我是罪有应得，因为我反对过激的行为。然而，当同样的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却被认为这只是一个错误，会被纠正的——因为他们对上级颁布的任何指示，从不心存疑问，总是欢呼雀跃，贯彻到底……他们被开除党籍时，没有站出来互表支持，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举双手表示拥护。这真成了普遍的精神病状。 (474)
对广大人民来说，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党的真理，另一种是基于经验的真理。但在大恐怖的年代，苏维埃报刊中充斥了做秀公审以及“间谍”和“敌人”的邪恶言行，真能看透宣传的人寥寥无几。要给新闻报道打折扣，要质疑大恐怖的基本假设，这都需要非凡的意志力，通常会牵涉不同的价值体系。就一些人而言，使之采纳批判性观点的是宗教或国籍；就另一些人而言，是不同的党的信条或思想；就其他一些人而言，是他们的年龄（他们在俄罗斯看得太多了，根本不相信清白可以保护任何人免受逮捕）。但30岁以下的人，从小长大只知道苏维埃世界，又没从家里承继到其他价值观，要想逃离宣传并怀疑它的政治原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年轻人特别容易轻信——他们在苏维埃学校里一直接受如此的宣传。里亚伯·比德尔回忆：
在学校里他们说：“看，他们如此不愿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看，他们如何炸毁工厂、造成火车出轨、杀害民众——都是人民公敌的所作所为。”我们的大脑受到不断地灌输，以致没有自己的思考。我们到处看到“敌人”，并被告知，如在街上看到可疑人物，就要予以监视并报警——他很可能是一名间谍。当局、党组织、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话，我们还能有其他想法吗？
比德尔1937年离开学校，在工厂找到工作，经常听到工人对“人民公敌”的诅咒。
工厂遇上故障，他们就会说：“同志们，这里有破坏和背叛！”他们会寻找有历史污点的人，称他为敌人，将他投入监狱，上刑，直至他招供。在公审大会中，他们会说：“看，这就是潜伏在我们中间的混蛋！” (475)
很多工人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要求予以逮捕，并将之与“主管们”（党干部、经理和专家）联系在一起——他们已将自己的经济困苦，归罪于那些“主管”。事实上，这种对精英的不信任有助于解释清洗为何在部分民众中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他们将大恐怖视作“主人之间的争吵”，与己无关。这一看法，在大恐怖年代广泛流传的笑话中，获得完美的诠释：半夜里，内务人民委员会猛敲一户公寓的大门，屋里的男主人问：“是谁呀？”“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快开门！”男主人一下子心宽了，回答说：“不，你们弄错了——共产党人住在楼上！” (476)
近亲的被捕不足以动摇大多数人对“敌人”的信念，在许多情况下，反而予以加强。依达·斯拉温娜的父亲于1937年被捕，但她仍坚守自己的共青团信念，直到1953年：
我不相信父亲是人民公敌，当然认为他是无辜的。同时我又相信，人民公敌确实存在。我确信，正是人民公敌的破坏，才使像父亲那样的好人蒙冤入狱。在我看来，这些敌人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我在报刊上读到有关的报道，跟所有人一样，也对他们恨之入骨。我与共青团员一起去游行示威，抗议人民公敌，高呼：“处死人民公敌！”报纸提供这些口号，让我们的头脑装满了做秀公审。我们读到布哈林和其他党干部可怕的供词，被吓坏了。如果这样的人也是间谍，那敌人真是无孔不入啊。 (477)
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的父母于1937年被捕，她从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敌人”，却愿意怀疑布哈林这样的高级干部，如她当时所说，总要“有人为我家的悲惨遭遇承担责任”。在苏维埃外交官家庭长大的弗拉基米尔·伊耶宁，相信对“人民公敌”的所有指控——认为叶若夫是个“伟人”——尽管自己的父亲、姐姐和6位叔叔姨妈都于大恐怖年代被捕。要到1944年母亲入狱，他才开始产生怀疑，他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母亲是完全无辜的；并发出警告，她的被捕证明内务人民委员会已被“人民公敌”接管。 (478)
甚至斯大林的受害者，也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或承认自己的被捕是罪有应得（犯了“反革命破坏罪”），或推定自己被误定为“人民公敌”。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是“富农”的儿子，家人作为“人民公敌”遭到流放，但他自己相信斯大林政权的宣传，在1953年之前一直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回忆：“与其放弃对斯大林的希望，倒不如继续相信他，认为他只是受了人民公敌的欺骗。这样做，使我们[受迫害者]更容易在惩罚中存活下去。”
我们从没想到，我们的痛苦得归罪于斯大林，只是感到奇怪，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受了欺骗……父亲说：“斯大林被蒙在鼓里，这意味着我们迟早会[从流放中]获释”……也许，这只是一种自欺欺人。但在心理上，相信斯大林的公正，使人更容易忍受苦日子，并消除我们心里的恐惧！ (479)
在劳改营度过多年的地质学家帕维尔·维滕贝格，支持对“人民公敌”的大恐怖。1937年2月，他远征北地群岛地区时给妻子写信：
你问我，是否听到电台上有关皮亚特科夫的公审。我全听到了——现在才明白，自己的身败名裂就因为那些流氓托洛茨基分子——他们试图摧毁我们的[苏维埃]联盟，其见不得人的手段，导致了这么多无辜的党外人士被送去流放。 (480)
有些人对这么多“人民公敌”的存在存疑。就他们而言，引起怀疑的不是做秀公审（很少人质疑检方的诚实），而是同事、朋友、邻居的突然失踪，似乎很难相信他们有罪。
不去想它，便是应付这种疑惑的共同对策——避开所有政治，彻底退到私人生活。许多人对政治事件视而不见，设法度过大恐怖年代。甚至还有政治精英，紧闭双眼来应对自己圈子中的失踪事件。米哈伊尔·伊萨耶夫是杰出的苏维埃法学家，又是苏维埃最高法庭的成员，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住在莫斯科，养尊处优。据妻子玛丽亚的回忆，在整个大恐怖时期，虽然大规模逮捕波及许多朋友，但家里从来不谈论国事。伊萨耶夫似乎对世上发生的事浑然不觉，即使是与自己切身相关的也是如此。他1937年12月写信给女儿，抱怨年老未婚的女管家突然失踪，好几天没来上班，家里乱糟糟的，其“突然消失和毫无预警”显然让伊萨耶夫非常恼火。他弄不懂管家为何消失，还在犹豫是否要将她解雇，丝毫都没想到管家可能已经被捕——确实如此——根本没人替她给她的东家捎信。 (481)
这些精英家庭的许多孩子受到庇护，对政治事件茫然不知。尼娜·卡明斯卡娅是律师和宪政民主党人的女儿，对政治不闻不问——家里从来不谈政治。甚至在父亲被苏维埃银行解雇之后，尼娜仍然在法学院过着“无忧无虑的学生生活”，她是1937年入学的。多年之后，她与朋友讨论此事。他们都同意，在大恐怖年代仍有愉快的经历，无忧无虑，甚至意识不到当时发生的大事：“我们根本察觉不到攫噬我们父母一代的恐怖和绝望。”尼娜的朋友讲述过1937年的一件事，她参加朋友聚会，很晚才回家，又找不到钥匙：
别无他法，她只好按门铃叫醒父母。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回应，于是她按了第二次。不久，听到脚步声，门打开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父亲。他不像刚刚起床，反倒像刚刚回家，或正要出门，身穿深色的西装、干净的衬衫，配以整齐的领带。看到自己的女儿，他在沉默中注视着她，然后一言未发，打了她一记耳光。
尼娜认识这位朋友的父亲，他受过良好教育，没有粗暴的倾向。他对深夜敲门的反应，显然基于他对“他们”前来逮捕的恐惧。起初，她的朋友感到震惊：
她自觉委屈，一下子泪水涟涟，怪罪于父亲。过了一会儿，便将之忘得一干二净。多年之后，她才忆起父亲苍白的脸色、沉默和那记耳光——毫无疑问，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人。她带着极大的痛苦告诉我这个故事，为她自己及整整一代人的不谙世事深感歉疚。 (482)
人们以各种方式来应付疑惑，或予以压制，或加以合理化，来维护他们共产主义的基本信念。他们当时并非刻意为之，只是数年之后方才意识到这一点。玛娅·罗德克的父亲1937年被举报为“人民公敌”，因为他无意中说出的一个短语，恰好是托洛茨基在写给苏维埃当局的信件中用过的。父亲被捕后，玛娅曾尝试将大恐怖引起的疑惑，与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调和起来——这是她现在的理解。
这么多疑惑使我坐立不安，我的反应是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是当时发生的，不过我要等到今日，才使用“循规蹈矩”一词——这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一种生存策略。例如，朋友阿拉和我都不喜欢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但要省悟它可能有错，即使在我们的内心也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知道，自己需要不断改进，以剔除内心的任何疑虑。 (483)
西蒙诺夫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对一个亲戚（舅婆的弟弟）被捕的反应。他是一名资深军官，涉及1937年对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高级将领的公审。西蒙诺夫回忆，自己还是小男孩时就崇拜图哈切夫斯基（经常在伯父的莫斯科公寓中遇见），所以对被告的有罪存有疑惑。西蒙诺夫的母亲非常愤慨，坚信那位亲戚的清白。西蒙诺夫因此对相关的证据认真地加以甄别，最终仍决定接受苏维埃报刊的解释。像当时大多数人一样，西蒙诺夫猜想，如果没有确凿的叛国证据，没人胆敢处决如此高级的将领：
要怀疑那个可怕阴谋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任何质疑都是不可想象的——别无选择。我在讲那些时代的精神：除非他们有罪，不然就无法理解。
西蒙诺夫以同样的逻辑接受了亲戚有罪的认定。该亲戚之前曾被捕一次（1931年），因证据不足而获释；在西蒙诺夫眼中，他的再次被捕必然意味着已经找到了他有罪的新证据（他的继父曾于1931年被捕，却没有遇上麻烦，可作佐证）。 (484) 换言之，西蒙诺夫的解读倾向于加强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放弃信念是“不可思议的”。
还有另一种方式将朋友和亲戚的突然失踪，与苏维埃正义的信念调和起来。那就是告诉自己，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根据这个道理，要找出真正的“人民公敌”，出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有太多的“敌人”，隐蔽得又太好。基于这种思维，真正的敌人总归是他人——监狱门口排队送包裹的女人的儿子和丈夫——永远不会是自己的朋友和亲戚。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顾丈夫1936年的被捕，如此总结自己的反应：
不，这不可能。它不可能发生在我和他的身上！当然有传闻[仅是传闻——当时还是1936年初]，要出事了，已有逮捕事件发生。但这一切肯定只与别人有关，当然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485)
奥莉加的丈夫在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拘捕时认为，这只是一个“误会”。像数百万其他人一样，他在告别妻子时说，很快就会弄清楚（“肯定是一个错误”），很快就会回来。他只带了在外过夜的小包裹。斯拉温和皮亚特尼茨基也是如此。
许多人相信弄错了，便写信给斯大林，吁求释放自己的亲人。安娜·谢苗诺娃从小就是共产主义者，在父亲1937年6月被捕之后，就曾写信给斯大林。她现在回忆道：“我想，几天后，斯大林就会收到我的信，读完后会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何要逮捕一个诚实的人？立即释放他，并向他道歉。’”3个月之后，安娜的母亲也被带走，她又一次告诉自己，“肯定又弄错了”。 (486)
这一想法，因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叶若夫的倒台而获得加强。1938年秋天，身为大恐怖干将的叶若夫因私生活的各式丑闻（并不完全是虚假的）而落马，其中有同性恋暧昧、双性恋狂欢、大肆酗酒、妻子已成英国间谍的虚构故事。但叶若夫落马的真正原因，还在于斯大林愈益察觉到，大规模逮捕不再是可行策略。如果继续下去，不用很久，全体苏维埃人都要入狱了。斯大林明确表示，内务人民委员会不能单单依据举报，不予查证就径自抓人。他还指出，要警惕专靠举报来促进自己地位的野心家。叶若夫的解职是在1938年12月，新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马上宣布，全面审查叶若夫治下的逮捕案件。到1940年，150万宗案子审查完毕，取消了对45万人的判罪，封存了12.8万宗案卷，3万人获释出狱，32.7万人走出古拉格劳改营。这恢复了许多人对苏维埃司法的信心，让疑惑者把“叶若夫恐怖”看作一时的畸变，而不是制度的滥用。据声称，大规模逮捕都是叶若夫的所作所为，斯大林纠正了他的错误，并揭露了叶若夫的“人民公敌”真面目：一直在逮捕官员，散布不满，以破坏苏维埃政府。1940年2月，最高军事法庭公审叶若夫，他的罪名是策划恐怖分子阴谋，为波兰、德国、英国、日本从事间谍活动，被枪决于他自己专为枪决“敌人”建造的特殊建筑内，离卢比扬卡不远。 (487)
贝利亚的任命让人松了一口气。马克·拉斯金记得：“我们欣喜若狂，在我们眼中，贝利亚似乎是纯正的理想人物。”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希望“所有的无辜者将获得释放，监狱里只留下真正的间谍和敌人”。 (488) 西蒙诺夫回忆，贝利亚的审查恢复了他对苏维埃正义的信念，消除了他因亲属被捕而可能生出的疑惑。事实上，西蒙诺夫因此而加强了自己的信念：没有获释的，或之后被捕的，一定是有罪的。他如此回顾自己对1939年两个文人被捕的反应——分别是作家伊萨克·巴贝尔和戏剧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荷德：
尽管这两人在文学界和戏剧界已占据重要地位，尽管他们的突然失踪引起了巨大的震荡——那时已是如此——然而，这两起逮捕来得那么突然，涉及如此不寻常的圈子，又在纠正叶若夫错误的贝利亚当政之下——这一切让我觉得，他们也许确实有罪。在叶若夫当政时期被捕的人中，很多也许是无辜的。但这两人没有受到叶若夫的迫害，现在又是拨乱反正之时，却被突然逮捕。因此，逮捕他们似乎应有很充分的理由。 (489)
对梅耶荷德和巴贝尔的指控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其中之一是作家协会前总书记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曾试图招募西蒙诺夫做举报人。他出生于奔萨省城的工人家庭，如果没有学会在道德原则上的妥协，也不可能晋升至苏维埃文学界的顶层。他身为斯大林的“苏维埃文学界刽子手”，批准逮捕了许多作家，并亲笔写下导致曼德尔施塔姆1938年春天被捕的检举信。 (490) 但在这段时间内，斯塔夫斯基深受怀疑和恐惧的折磨。他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绝望，他的日记像普里谢维恩的一样，也用微小潦草的笔迹，别人很难辨认。他为听到的一则故事深感不安，说一个党干部将自己带司机的汽车，改装成一个卖淫场所。该司机说：“我实在弄不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只是一个普通男孩，我们中的一员，然后跨过一条分界线，就变成了一头猪，满面污秽。一个普通工人，一辈子都不会这么肮脏。” (491) 也许是由于丧失信心，斯塔夫斯基开始狂饮，发胖，生病，因酩酊大醉而好几天不去上班。他躲避批斗作家的会议，或只作最温和的发言。为此，他终于在1937年11月受到作家协会党委的痛斥：
斯塔夫斯基同志，身为作家协会的领导，大声嚷嚷要在文学界提高警惕，要开展揭露敌人的运动。但在现实中，他却在帮助隐瞒托洛茨基分子，不发起真正的进攻，不缴除人民公敌和党内异己分子的武器。对自己与敌人保持联系的错误，他仍然默不作声。 (492)
斯塔夫斯基承受着来自政治主子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在1938年春天被免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
像斯塔夫斯基一样，很多人对大规模逮捕存有疑问，但公开反对者极少。无论如何，如皮亚特尼茨基在全体会议上的抗议所显示的，有效反对的可能性极低。不管是团体还是个人，虽然在向党领导写信表达他们对大规模逮捕的愤慨，但几乎都是匿名的。一个无名团体在1938年6月写信给莫洛托夫说：“数十万无辜人士在监狱中凋萎，没人知道为什么……一切都以谎言为基础（我们没有签名，请原谅，因为抱怨是遭禁的）。” (493) 地方上确有一些党员的抗议，特别是老布尔什维克，其政治道德在斯大林崛起之前就已经定形。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讲述了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故事，名叫阿尔图宁，是她1939年在科雷马劳改营遇上的。他来自沃罗涅日省，入党前是一名皮革工人，已到中年，但仍英俊，留一把红胡子。他曾经强壮，但因矿区工作而变得孱弱。与奥莉加见面时，他被调到马加丹的妇女工程队，帮助制造工具。他告诉奥莉加：
这一切开始于1937年，先说这位同志是敌人，再说那位同志是敌人，把他们都开除出党。我们举手表示同意，然后把他们打死，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啊。
起初，我假装生病，逃避参加会议或举手拥护。到后来，我觉到需要采取行动，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摧毁党，杀害善良诚实的人。我不相信他们都是叛徒，我认识这些人。
一天晚上，我坐下写了一封信，誊了几份，一份给当地党组织，一份给斯大林，一份给[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我写道，我们这是在杀害革命……我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全都倾注入这封信中。我让妻子看，她说：“你这是在自杀，你寄出的第二天，他们就会将你投入监狱。”但我回答：“让他们把我关进监狱吧。我宁可身陷囹圄，也不愿举手杀害自己的同志。”
嗯，她说得对。我寄信3天后就入狱。他们将我痛打一顿——我被流放来科雷马劳改营，为期10年。
当被问及是否后悔，阿尔图宁回答确实有一次，当时他的劳动小组因严霜冰封而未能清除森林的树根，自己因此被关了禁闭：
我突然顾影自怜。其他人没做什么，也判了刑，但我是自投罗网啊。我写的信到底有何作用？什么都不会改变。也许索尔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会感到有一丁点惭愧，但老胡子[斯大林]——才不在乎呢！无法打动他。而现在，我原本可以留在家里，与老婆孩子围坐在暖和房间的茶炊旁。一念及此，我就以头撞墙，制止这个想法进入我的脑海。那一整夜，我在牢房内边跑边咒骂自己怎么能有这样的后悔。
真正有影响的反对是在迫害制度之内。当地法庭的法官，往往能实施有效的减刑，甚至以证据不足的理由不愿受理案件。但在1937年夏季之后，大规模逮捕的几乎所有受害者，改而面对三驾马车的简易程序，即三人特别法庭（通常来自内务人民委员会、检察院和党组织），以便绕开正规法庭。 (495) 即使在内务人民委员会中，也有勇敢人士讲出自己对大规模逮捕的反对，特别是对“富农行动”，因为它让内务人民委员会许多地方官员联想起1928至1933年的血腥混乱。斯大林和叶若夫在1937年7月召开“富农行动”会议，鄂木斯克省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爱德华·萨利在会上说他所在的区域：
只有少量的人民公敌和托派，不值得发起一场镇压行动。总的来说，我认为，事先决定多少人被捕和枪决完全是错误的。
会议结束后不久，萨利被捕，审判之后遭枪决。
米哈伊尔·施赖德尔是反对大规模逮捕的另一名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他在20世纪7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中，描述自己是一名“纯粹的契卡人”。契卡成立于1917年，其创始人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他的列宁主义理想一直是对施赖德尔的激励。施赖德尔写回忆录是为了辩解自己在契卡的工作，称自己为大恐怖的受害者。根据他的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他已观察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腐败，转而对斯大林政权感到失望。曾是体面、诚实的同志，如今为了自己加官晋爵，不惜使用任何酷刑来折磨“人民公敌”。施赖德尔也因逮捕的规模而感到不安，实在不信有这么多的“人民公敌”。但他不敢透露心里的疑惑，怕被举报，而且很快发现许多同事都有这一恐惧，但没人敢于打破这合谋的沉默。一名广受信任的同事消失了，其战友最多会说他可能是个“老实人”，而没人敢说他可能是无辜的。因为这样做，会承担遭人举报的风险，会被控对清洗运动存有怀疑。施赖德尔回忆：“没人弄得清楚，为何有这么多的逮捕。但没人敢于开口，因为这会引起怀疑是在帮助人民公敌，或是在相互勾结。” (497)
好几个月，施赖德尔默默看着老朋友和老同事的被捕和枪决，但无法表示反对，他慢慢蜕变成了某种形式的良心抵制者，拒不出席在卢比扬卡院子对内务人民委员会同事的枪决。到1938年春季，施赖德尔被调至阿拉木图，成为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斯坦尼斯拉夫·雷登斯（斯大林的连襟）的副手。施赖德尔和雷登斯成为好朋友，两家住在紧邻隔壁，相互串门频繁。施赖德尔注意到，雷登斯对手下的酷刑手段愈益厌恶，他认为雷登斯是一个性情中人。另一方面，雷登斯也感受到，施赖德尔对大恐怖中的操作方式与自己一样抱有怀疑。一天深夜，他俩乘车出城，停车后开始步行。到达司机听不到的地方时，雷登斯对施赖德尔说：“如果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还活着，我们当中有很多人会因现在的工作方式而被他枪毙。”施赖德尔装作听不明白，如果轻易对此类思想表示赞同，足以保证自己即刻被捕，而他不能肯定他的上司说的话不是一种试探。雷登斯仍在继续，施赖德尔终于弄清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随之，施赖德尔也敞开自己不安的灵魂。一旦这种信任获得建立，这两个男人得以倾诉心声。雷登斯感到遗憾的是，所有体面的共产党人都被消灭了，而叶若夫之流却逍遥法外，毫发未损。但仍有更危险的话题，他也不敢涉及。施赖德尔回思这些低声交谈，认为雷登斯对大恐怖的了解，远远超过他所谈及的。“他的地位和当时情境，迫使他和我们一样，即使在知心朋友面前也不点明真相；有些事情，也只好避而不谈。” (498)
与雷登斯的谈话给施赖德尔壮了胆，他因此而感到懊悔和愤怒。他写信给叶若夫，为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老同事以及他妻子的一个表弟（仍是在莫斯科的一个学生）被捕之事抗议，愿意担保两人的清白。几天后，即1938年6月，雷登斯收到叶若夫的电报，命令他逮捕施赖德尔。他在雷登斯的办公室中获悉此一消息，便恳求雷登斯向斯大林求情：“斯坦尼斯拉夫·弗兰采维奇，你很了解我，你毕竟是他的连襟，这里肯定有错。”雷登斯回答：“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我会为你缓颊，但我担心恐怕无戏可唱。今天是你，明天无疑就会轮到我。”施赖德尔被关入莫斯科的布提尔基监狱，到1940年7月，被判处10年劳改，外加3年流放。雷登斯被捕于1938年11月，1940年1月遭枪决。
五
1937年5月，艾莱娜·邦纳的父亲被捕的那个晚上，母亲叫她去与姨妈安雅和舅舅列瓦暂住，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14岁的艾莱娜穿越列宁格勒的大街，去敲亲戚家的门。艾莱娜回忆：“门马上开了，他们好像在等我。”随之她向姨妈和舅舅作了解释。舅舅变得惊恐万分，又气又恼，开始询问有关她父亲的工作：
我不明白他要知道什么，我只想走进他们的公寓。安雅说了什么，列瓦几乎朝她大叫：“安雅，该死的，你总是这样……”他伸出右臂，挡住门道，不让我进去，然后以大声且快速的耳语说：“我们不能让你进来，我们做不到。为什么？你难道不明白吗？”他如此重复好几次，唾沫四溅。安雅又说了什么，我能看到她的嘴在嚅动，但听不到声音，只有列瓦的耳语，却声如呐喊，盖住了一切。我退出来，直到我的背脊顶上了走廊的栏杆。门砰的关上了，我站在那里，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事。然后，我用手抹了一把脸，开始下楼，还没走下楼梯又听到开门声。我转过身来，列瓦就站在门口，我疑惑他是要叫我回去。但他什么也没说，又开始慢慢关门。我朝他喊“坏蛋”，看见他的脸瞬间变得苍白。 (500)
家人被捕后，受到朋友、邻居甚至近亲的遗弃，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人们害怕与“人民公敌”的家属接触，宁可穿过马路避开他们，在走廊上遇见也不打招呼，禁止自己的孩子与他们的孩子在院子里玩耍。人们收起已经消失的亲属和朋友的照片，有时甚至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挖去或涂抹掉他们的面孔。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501)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回忆丈夫的被捕：
人们以特殊的语调跟我讲话，变得怕我。见我走过来，有些人特意穿到马路对面。但也有人对我特别注意，这是他们的勇敢，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502)
父母1937年6月被捕后，伊娜·盖斯特和妹妹被逐出在尼科利纳·戈拉的乡间别墅。遵从伊娜父母的指示，保姆把她们带去诗人亚历山大·别兹梅斯基的家。他是伊娜父亲的老朋友，伊娜父母原指望他会收留这两个女孩。但诗人开车把她们送到最近的火车站，让她们坐上开往莫斯科的第一列火车。伊娜回忆说：“他太害怕了，不愿牵涉其中。以前，他经常住在我祖母的房子里。现在，他和妻子刚有一个婴儿，恐惧压倒了他的义气。” (503)
斯坦尼斯拉夫和瓦尔瓦拉·布德克维奇夫妇于1937年7月被捕，女儿玛丽亚和她的弟弟马上被赶出列宁格勒共用公寓的两个房间，转而分配给他们的邻居——一对带3个小孩的夫妇。这两户邻家曾友好相处，直到1937年邻居的妻子向内务人民委员会举报布德克维奇夫妇是反革命分子和间谍（斯坦尼斯拉夫有波兰血统）。她甚至声称，身为历史研究学者的瓦尔瓦拉其实是一名妓女，会把客人带回公寓。弟弟被送去孤儿院，刚刚14岁的玛丽亚只得自生自灭。最初几天，玛丽亚住在学校朋友的家里，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居所。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妻子是她家老朋友，建议玛丽亚去询问前邻居有无父母的消息。玛丽亚回到原先所住的共用公寓，却受到敌视：
我的上帝，他们竟然怕我，甚至不让我走进公寓。你能想象吗？占用我们房间的女人，看到我显得非常恼怒。到底是她丈夫已被逮捕，还是在担心他们会来逮捕她丈夫，我已记不得了。也许，她的家庭也遇上了麻烦。不管如何，他们不愿帮忙。那个女人只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任何消息，明白了吗？请不要再来这里！” (504)
邻居一夜之间竟成陌路人。将近30年，图尔金一家与尼基京一家隔邻而居。他们共用一栋三层木楼的底层，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和斯维尔德洛夫街相交的角落——图尔金家7口人（亚历山大、维拉和他们的两个女儿，维拉的母亲、弟弟和妹妹）占用右侧的3个房间，四口之家的尼基京享有左侧的3个房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在彼尔姆的地下活动时期，曾是斯维尔德洛夫的战友。像全家人一样，亚历山大也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工作，还是当地报纸的记者，又在地区法庭担任法官。1936年，他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入狱。他的妻子也是该厂工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将他的罪行认作“已获证明的事实”。维拉的母亲非常强势，掌管图尔金家的一切，也认为亚历山大有罪。她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掉他的脸，并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他清除出去。”维拉在事故中受伤（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无权享受病假），遂被莫托韦利哈钢铁厂解雇，她能找到的唯一工作是在街头报亭卖报。维拉的弟弟妹妹也遭到工厂辞退。其时，妹妹瓦利娅已经怀孕，其丈夫立即抛弃了她，并以政治理由获得离婚批准。家里入不敷出，挣扎于贫穷困苦的深渊，从来都填不饱肚子。据维拉的女儿说，最难承受的还是朋友和邻居的排斥：
大家都怕我们，害怕与我们交谈，甚至不愿靠近，好像我们身上有瘟疫，会传染给他们……我们的邻居避开我们，禁止他们的孩子与我们一起玩……在1936年[亚历山大被捕时]，还没有人谈及“人民公敌”——只是保持缄默。到1937年，每个人都把我们叫做“人民公敌”。
尼基京一家也嫌弃自己的邻居。阿纳托利·尼基京在莫托韦利哈钢铁厂担任资深会计，也许是害怕被解雇，便与图尔金家庭断绝一切交往。两家曾在共用厨房一起进餐，两家孩子曾在院子里一起玩耍。现在，他们则各管各家，声气不通。尼基京甚至写信给苏维埃，背弃老邻居，因此而获得奖励，分得原属图尔金家的一个房间。为了腾出这个房间，瓦利娅和婴儿只好搬进弟弟和母亲共用的隔壁房间。阿纳托利的妹妹搬入瓦利娅的房间，重开了一道门，与自己家这边的公寓相通。
奥西普于1937年7月被捕，皮亚特尼茨基一家承受了同样的排斥。他们被逐出自己的公寓，几乎都没有糊口的钱。朱莉娅转而求助于党内的老朋友，首先找上了奥西普近30年的朋友阿隆·索尔茨。朱莉娅去敲他家的门，被他的管家告知：“他很害怕，如果看到你在这里，他就会把我撵走。他要我告诉你，他不认识你。”朱莉娅然后去找1917年以来的熟人采采利娅·博布罗夫斯卡娅，她也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起初，她也拒绝，后来同意让朱莉娅进去“谈几分钟”，因为她马上就要去上班。她不愿听朱莉娅的故事，只含泪告诉她：“直接去找有关当局，找叶若夫。不要再去找你的同志，没人会帮你，也没人能帮你。”几天后，朱莉娅在地铁站遇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维克托·诺根的遗孀：“她看看我，一言不发……然后拉佩夫——与皮亚特尼茨基很熟稔的铁路员工——走进车厢，看到我，马上转过身子，脸朝反方向，一路上都是如此。”朱莉娅的儿子伊戈尔和弗拉基米尔，同样遭受了朋友们的遗弃。弗拉基米尔最要好的朋友叶夫根尼·洛吉诺夫也不再去他家——他父亲是斯大林的秘书。事实上，没人再上门。弗拉基米尔在学校里变成受众人欺凌的对象。他回忆：“他们嘲笑我，把我叫做人民公敌，还偷我的东西，诸如书籍和衣服，因为他们知道我不能保护自己。”朱莉娅处在隔离之中，遭到所有朋友的背弃，她开始反思人类关系的脆弱，在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这些日子，人际关系多么可怕啊！我相信，如果有人表示友好，或显示一下友好或“同志”的姿态，都不是出于人情或好心，而是出于物质利益或其他私念。大家都知道，我们失去了一切，没有住的，没有吃的，但没人愿意伸出一个相助的手指。我们正在慢慢死去，但无人问津。 (506)
如艾莱娜·邦纳所发现的，即使是亲戚，也会嫌弃“人民公敌”的家庭。阿列克谢·叶夫谢耶夫和妻子纳塔利娅是活跃的共产党人。阿列克谢是一名医生，在性病方面担任红军的高级顾问，纳塔利娅是远东木材托拉斯的经济学家。他们和女儿安吉丽娜一起住在远东地区的哈巴罗夫斯克。1937年，阿列克谢和纳塔利娅被开除出党（阿列克谢与瓦西里·布柳赫尔元帅有牵连，后者的远东军是清洗的主要对象，其在中国的化名为加伦将军）。当时15岁的安吉丽娜记得父亲被开除出党后回家的情景：
他魂飞魄散，回到家，战战兢兢地说：“他们会来抓我。”我只是一个15岁的蠢姑娘，顺口回答：“如果你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因为父亲以前总对我说：“如果他们被捕，这意味着它是必需的。”我的这句话一生都回荡在我的耳畔：“它是必需的。”但我实在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阿列克谢于6月1日被捕，被裁定参与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法西斯阴谋”（1938年3月在哈巴罗夫斯克遭枪决）。他被捕后，纳塔利娅和安吉丽娜被逐出自己的公寓。纳塔利娅害怕自己被捕，赶紧带着安吉丽娜逃至莫斯科，希望把女儿留给娘家的亲属。15岁的安吉丽娜面临一个危险：一旦母亲被捕，她就有可能被送去孤儿院。但纳塔利娅的亲戚中没人愿意帮忙，他们都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纳塔利娅的妹妹是共青团积极分子，被问及能否收留安吉丽娜时说：“让苏维埃政权把她养大吧，我们不需要她。”纳塔利娅的妈妈更为敌视，当面告诉她的外孙女：“我恨你的父亲，他是人民公敌。我也恨你。”好几天，纳塔利娅和女儿只能睡在公园长凳上。到最后，阿列克谢在莫斯科大学学医时的老朋友安德烈·格里加洛夫和妻子收留了她俩。格里加洛夫一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安吉丽娜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离克里姆林宫仅一箭之遥。安吉丽娜没有在苏维埃首都的居住护照，但共用公寓的邻居（其中有莫洛托夫的嫂子）都视而不见：因为最好还是与医生为邻。纳塔利娅把女儿留在莫斯科，自己返回哈巴罗夫斯克，几星期后被捕。 (507)
沙姆苏瓦利和古尔契拉·塔吉罗夫夫妇在巴尔达的鞑靼地区担任教师——该地位于彼尔姆的西南部，相隔140公里。沙姆苏瓦利是革命的积极分子，曾在建立阿克巴什村的集体农庄中发挥主导作用。他作为穆斯林民族主义者被捕于1936年（枪决于1938年），同时遭殃的还有34位巴尔达地区的鞑靼教师和宗教领袖。古尔契拉只得独自抚养6个孩子，老大11岁，老幺才出世几个星期。她是村里少数有文化的人之一（懂得鞑靼文和俄文），所以颇受村民的尊重，获得足够的粮食来养活家人。前来执行逮捕的警察，为逮捕像塔吉罗夫那样的好人而满怀悔恨，主动帮助古尔契拉一家。他送来牛奶，或让孩子们去他家吃饭。他每星期为古尔契拉和囚禁在巴尔达的沙姆苏瓦利传递一次邮件，自己也给沙姆苏瓦利写信：“请原谅我，我别无选择。他们强迫我执行逮捕，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我现在要赎回我的罪，帮助你的家人。”古尔契拉继续在阿克巴什村小学担任教师，只是她教的课经常有内务人民委员会人员的监视，审查她说的话中有无穆斯林民族主义的色彩。
1937年，由于村苏维埃主席的举报，古尔契拉和6个孩子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全部家当放在一辆马车上，他们走了20公里，来到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及其长子住的叶克舍尔村。他们有一栋两层楼的大房子，尚有空置的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受过教育，笃信宗教，房内摆满书籍，但拒绝收容他们。她在儿子被捕一事上责怪古尔契拉，她已听到儿媳妇与那位警察的谣言，也许在怀疑古尔契拉参与了沙姆苏瓦利被捕之事。古尔契拉的女儿列泽达认为，父亲的亲属担心古尔契拉是“人民公敌”，对丈夫的被捕负有责任，还有可能危及亲属。沙姆苏瓦利的母亲告诉古尔契拉，她的房子已经住满，不能让她搬进去，甚至不愿向长途跋涉之后的孩子们提供食物。当天晚上，沙姆苏瓦利的弟弟全家搬进二楼的房间（他是一个商人，正在搬家，刚好卖掉自己在阿克巴什的房子）。受到婆家的拒绝后，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只好向一名集体农庄工人租得一个村边房间。沙姆苏瓦利的母亲曾来看望过一次，抱怨孩子太吵并从此再没出现。古尔契拉和孩子们在叶克舍尔村一共住了15年，很少看到拒绝往来的塔吉罗夫一家。古尔契拉回忆：“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肯定没人在监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古尔契拉的孩子们与他们的堂兄弟，在同一村庄一起长大，但很少相处。列泽达回忆：“我们和他们一起上学，但从没在一起玩，也从没去过他们的家。他们对我们总是很冷淡，我们也以牙还牙。” (508)
恐惧诱发出人身上最糟糕的东西。但也有同事、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甘冒极大的风险，以非凡的善良帮助“人民公敌”的家人。他们收留孩子，提供食物和金钱，安顿被赶出家门的人。还有布尔什维克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官员，怜悯受害者的家人，尽力协助他们：或警告将临的危险，或帮助查寻被捕的亲人的下落。 (509)
1937年3月，建筑师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在流放地阿尔汉格尔斯克再次被捕。他的妻子艾莱娜和10岁的女儿朱莉娅，获得了家庭老朋友康斯坦丁·阿尔采乌洛夫的收留。康斯坦丁自己也属流放者，带着妻子塔蒂亚娜和10岁的儿子奥列格，住在莫斯科西南方向的莫扎伊斯克镇，与莫斯科相隔100公里。他从小学的是艺术，被捕之前曾在苏维埃空军担任飞行员，此时在莫扎伊斯克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全靠在莫扎伊斯克任教的塔蒂亚娜支撑两个家庭。朱莉娅回忆：“为了不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卖掉一切财物。收留我们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母亲外出寻找工作，朱莉娅就由阿尔采乌洛夫照看。1937年11月，康斯坦丁受邻居的举报，说他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再次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他的妻子塔蒂亚娜继续庇护朱莉娅，但小心翼翼，不让恶毒的邻居知道。最终在1938年，塔蒂亚娜把朱莉娅悄悄带去莫斯科，康斯坦丁在那里的朋友同意暂时代为照料，直到她母亲找到工作。艾莱娜那年夏天去接她，把她带到莫斯科以北的小镇普什季诺。康斯坦丁的关系帮她在莫斯科艺术家委员会找到了工作，负责制作苏维埃领导人的画像。艾莱娜最终成为苏维埃领导人的重要肖像画家之一。对这位“人民公敌”的妻子来说，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 (510)
奥列格·柳波琴科的父亲是一名乌克兰记者，被捕于1934年，枪决于1937年。住在基辅的奥列格和母亲维拉遭到流放，最后来到莫斯科西南部的小镇马洛亚罗斯拉维茨。他们虽然没有莫斯科的居住护照，却经常去阿尔巴特地区的共用公寓。维拉的家庭曾是梁赞知名的地主，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住在那个共用公寓，况且，维拉的妹妹一直都没离开。从1936到1941年，奥列格和母亲非法住在那里。共用公寓的其他居民都很配合，尽管这也可算作窝藏非法流民，具有被逐或被捕的风险。寓长是一名老契卡，名叫克拉夫蒂娅·科伊丘娜，她对此尤表支持。内战结束时，最开始邀请维拉家人住入该公寓的就是她。其时，她从梁赞来到莫斯科，在街上遇到维拉家人。她在梁赞时就认识奥列格的父亲，知道他被枪决是一桩冤案。她曾是契卡，熟悉他们的做法，她常说：“我们有法律，但没有合法性。”居民委员会主席是一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但也有恻隐之心。她很清楚，共用公寓里住有非法居民。奥列格回忆，他或母亲偶尔走进庭院，或是该主席偶然看见他们从侧门进来，她都会“以严肃的表情，将目光移开，似乎在尽量回避我们”。 (511) 阿尔巴特的住宅区是首都的显赫地区，深受大恐怖的冲击，却有不少非法居民。
伊利亚·斯拉温于1937年11月被捕，妻子埃斯菲莉和女儿依达被逐出他们在列宁格勒苏维埃大楼的三室公寓，搬进一个共用公寓的小房间，仅8平方米，没有水电，位于列宁格勒的偏远郊区。5个月后，埃斯菲莉也被关入克列斯蒂监狱，判处8年，前往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ALZhIR），位于哈萨克斯坦。16岁的依达曾是教授的女儿，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突然要自生自灭。她回忆道：“我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全然措手不及，不知道面包价格或如何洗衣。”依达在列宁格勒没有亲属，无法养活自己，甚至支付不起房租。最后救了她的是同学和他们的父母，他们轮流收容她，每次仅持续几天（如果时间偏长，邻居就会起疑，就会举报他们窝藏“人民公敌”的女儿）。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额外的住宿和食物确是实实在在的负担。对依达来说，这种援助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他们不仅给了我食物和住宿，更提供了我生存下去所必需的精神支持。”
依达学习努力，力争通过考试进入十年级。那是中学的最高年级，读完就可申请高等学院。她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一份清洁工作来支付小房间的租金。每天，上学的通勤时间是3小时，做清洁工作的通勤时间是1小时。每周两个晚上，她还在监狱前排队，试图找出父母关在何处、是否还活着。
帮助依达的还有她学校的校长克拉夫蒂娅·阿列克谢耶娃。她是颇受尊敬的老党员，一直在学校里抵制党的清洗，尽一切可能悄悄保护那些父母已被定为“人民公敌”的孩子。譬如，她组织了寄宿制度，所挽救的不止是依达，还有许多其他孤儿。有一次，阿列克谢耶娃勇敢地驳回共青团要开除一名15岁女孩团籍的决定，因为她“没有揭发”自己作为“人民公敌”被捕的母亲。依达回忆，克拉夫蒂娅选择了一个相对简洁的战术。斯大林有一条著名的“指示”：“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 [4] 她在遵循该指示时，故意显得“天真”而“迂腐”。
我们学校里有许多孩子，其父母遭到了逮捕。多亏了克拉夫蒂娅，没人被开除。没有发生在其他学校的那些可怕的会议——孩子在会上不得不背弃自己的父母……母亲被捕后，我去上学。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我在学校的伙食费用将由家长委员会支付，直到学年的结束。她还建议我写信，以健康理由申请免于考试[从而使依达自动升入十年级]。我回答：“但是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我的身体很好。”她耸耸肩，微笑着向我眨眨眼。
依达获得考试的豁免，但生活仍然非常艰辛，多次濒临退学：
我考虑退学去找工作。克拉夫蒂娅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你父母将会回来——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如果你未能完成学业，让自己成为有用之人，他们将不会原谅你。”这激发了我继续求学的决心。
依达最终成为一名教师。
依达·斯拉温娜不是唯一获得校长支持的孩子，她的同学艾莱娜·邦纳也获益匪浅。她的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艾莱娜晚上从事清洁工作，仍不足以支付学费（1938年在中学推出的新规定）。她决定离开学校，找一份全职工，再上不用付费的夜校。艾莱娜将申请表格交给阿列克谢耶娃，请求她的批准。
克拉夫蒂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拿过表格，读完后站起身，关上她办公室的门，然后轻声说：“你觉得我会收你的学费吗？去吧！”
为了获得免费资格，艾莱娜必须向党干部，即共青团组织者，提出申请。他的职责是“留心学生和教师的政治道德态度，把学校里的每个人都吓得要死——俨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代表”。邦纳吓得不敢提出申请，她的学费结果是某个人匿名付的——她相信是克拉夫蒂娅自己。艾莱娜回忆，她班上共有24名学生，父母遭到逮捕的倒有11名。
我们知道自己是谁，但都不说，不希望引起注意，像正常孩子一样处世行事……我几乎可以肯定，另外10名学生都与我一起读完了十年级——都是我们校长救下的。 (513)
对于像依达·斯拉温娜那样的孩子来说，在所有的职业当中，教师这一角色最为频繁地担当了他们的保护人，甚至是大救星。许多教师，特别是在斯拉温娜就读的精英学校，都曾接受旧知识分子人道主义的熏陶。依达回忆：“我们的老师中的大多数，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富有仁爱之心和自由的思想。”
我们的体育老师曾是沙皇军官，在内战中投入红色骑兵军的战斗。他能流利使用3种欧洲语言……我们有剧团和诗歌俱乐部，都是我们教师鼓励筹办的。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些活动让我们接触到“苏维埃教室”所没有提供的19世纪文学。我们的历史教师马努斯·诺德尔曼，既是精彩的说书人，又是历史的普及者。他不喜循规蹈矩，无论是想法，还是穿着，都有点古怪，趋向于波希米亚风格。他在上课时小心翼翼地避开当时历史课所必需的斯大林个人崇拜。他在1939年被捕。
父母在1937年被捕时，斯韦特兰娜·切尔卡索娃只有8岁，与叔叔同住，在列宁格勒上学。她的老师维拉·叶利谢耶娃教导其他同学要善待斯韦特兰娜，因为她是“不幸人”（19世纪慈善机构的用词）。斯韦特兰娜回忆：
我们班上没有人民公敌——这是我的老师讲的。她还有心帮助那些父母消失的孩子，真是不少。例如，有个生活在大街上的男孩，总是脏兮兮的，没鞋没衣服，得不到任何照料。于是，她用自己的钱给他买了一件外套，把他带回家，帮他清洗。 (515)
维拉·叶利谢耶娃被捕于1938年。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也曾受到学校教师的善待，从1933年起，他的家人流放至乔尔莫兹镇。他的物理教师拿出自己的钱让他买午餐，因为他家里负担不起。德米特里想要表示感谢，但她把钱塞入他手里时将手指放在嘴上，以示不要出声。她不想让人知道自己一直在帮助“人民公敌”的儿子，以免自找麻烦。德米特里回忆：
一句话都没有，我从没机会向她道谢。她会在餐厅的外面等我，塞给我3个卢布。我走过时，她也许会低声说上一言二语——鼓励我的话——仅此而已。我从没跟她讲过话，她也没跟我真正交谈过，但我心中充满了极大的感激，她能心领神会。
伊娜·盖斯特的学校（第19学校）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靠近苏维埃领导人居住的河堤大楼，学校里有很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学生。如果他们在附近的莫斯科实验学校（MOPSh，很受布尔什维克精英的青睐）上学，就会在父母被捕之后，或遭到直截了当地开除，或被迫发表背弃的声明。但在盖斯特的学校，气氛决然不同，教师对自己的学生采取自由和保护的态度。父母1937年6月双双被捕后，伊娜回校开始新的学期，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告诉教师。伊娜解释，“我们从小长大，都在向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学习”，担心也要像这位少年英雄一样，揭发自己的父母。但是，当她最后鼓起勇气坦陈一切时，老师只是说：“好吧，那又怎么样？现在让我们去上课。”伊娜的父亲是备受瞩目的布哈林公审中的被告之一，但她的老师也不在乎。学费制推行之后，她的老师掏出自己的薪水帮她代付（同校的奥西普的幼子弗拉基米尔，获得了另一位教师的资助）。由于有这一批勇敢的教师，第19学校成了“人民公敌”子女的安全港。其他孩子也受到鼓励，保护自己的同学。伊娜忆起一件事，涉及她班上最恶劣的男孩（他是父母从孤儿院领养的，伴有严重的行为缺陷）。那个男孩编制一份名单，列出班级中的25名“托派分子”（即“人民公敌”的孩子），贴在教室墙壁上，结果反而受到班上所有其他孩子的攻击。伊娜还记得一起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有关的事件。其时，苏维埃学校奉命从教科书上清除这名“人民公敌”的相片。盖斯特的学校则有不同的对策：
有些男孩已在丑化课本里图哈切夫斯基的相片，或添上八字须，或加上一对牛角。我们的老师拉希尔·格里加洛夫娜说：“我已告诉女生，现在再告诉你们男生。我给你们每人一张纸，贴到书上，整整齐齐的，盖住图哈切夫斯基的脸，但一定要小心。今天，他可能是坏人，是人民公敌。但到了明天，他和其他人可能又会回来，被我们重新当做好人。到那时，你只要掀起这张纸，一点也不会损坏他的脸。”
六
1937年10月14日，索菲亚·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在黑海度假胜地苏呼米镇被捕。当时，她还不知道丈夫弗拉基米尔已于3天前在莫斯科被捕。弗拉基米尔是索菲亚的第二任丈夫，而索菲亚也是他的第二任妻子，夫妇俩1927年在布拉格相遇。其时，弗拉基米尔是苏维埃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后来改任驻波兰大使和驻西班牙巴塞罗那的总领事）。他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曾在1917年10月领导向冬宫发起的强攻。1937年，弗拉基米尔被召回莫斯科，改任司法人民委员。其时，夫妇俩依然非常相爱，现在索菲亚的被捕似乎改写了一切。她被带回莫斯科，在牢房中给弗拉基米尔写信，乞求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但索菲亚有所不知，读到此信的弗拉基米尔，已身陷莫斯科的另一间牢房。
亲爱的，不知你能否收到此信。不知何故，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我们总是说，如果有人在我们国家被捕，一定是有充分理由和确凿罪证的——总归是有理由的，你还记得吗？毫无疑问，我的案件中也会有理由，但我被蒙在鼓里。我知道的一切，你都知道，因为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琴瑟和谐。无论发生什么，我将永远感谢我们见面的那天。我生活在你的光环之下，并为之而感到骄傲。在过去3天中，我一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为死亡做好准备。我想不出任何东西（除了将人与“天使”区分的普遍缺陷）可被视作犯罪，无论是与他人的关系，还是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我的想法和你的完全一致——对我们的党和国家，还有人比你更敬业吗？你深知我的心，知道我的行为、思想、文字的真谛。我入狱这一现实，无疑表明我已经有了错——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忍受你不再信任我的念头……它蚕食我已整整3天，在我脑子里灼烧不已。我知道，你不能容忍一切不诚实。即使是你，也有可能弄错。似乎，列宁也有失误。所以，当我说没做错事时，请相信我。我的爱人，相信我……还有一件事，现在是瓦莉奇卡[索菲亚第一次婚姻的女儿]申请加入共青团的时候，这无疑会造成障碍。她会把母亲当做一个坏蛋，每念及此，我的心就充满悲伤。我处境中最恐惧的，是人们不再相信我，我无法如此生存下去……我向我爱的每一个人请求宽恕，因为我带来了这些不幸……原谅我，我的爱人。我真想知道你仍愿意相信和原谅我！你的索菲亚。
大恐怖破坏了凝聚家庭的信任。妻子怀疑丈夫，丈夫怀疑妻子。在各种家庭关系中，率先断裂的通常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纽带。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从小学习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英雄榜样，接受谆谆教诲，笃信斯大林、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报刊上读到的每一个字，即使这些文章将自己的父母称作“人民公敌”。孩子一直在承受来自学校、少先队、共青团的压力，一定要背弃被捕的亲人，否则就会在教育和事业中自食其果。
列夫·采尔莫拉夫斯基18岁那年，即1938年，他父亲——曾是突击工人和军事工程师——在列宁格勒被捕。他自己是共青团员和见习飞行员，一直梦想加入红军。父亲被捕后，列夫没有经受审判就作为“社会异己分子”，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奇姆肯特城。他在当地的工厂上班，母亲和两个姐姐住在500公里之外的卡扎林斯克地区。1938年9月，列夫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背弃自己的父亲，同时呼吁废除儿子因父亲的罪行而受惩罚的原则：
关于我父亲的几句话。母亲告诉我，他作为反抗者，被流放去了北方劳改营。我本人从不相信，因为我亲耳听到他曾告诉他的姐妹他与白军在北方的浴血奋战。他还告诉我们自己以前的战功。基洛夫遭到暗杀时，他哭了……这也许是很聪明的伪装。好几次，他倒是告诉过我，曾去过华沙……我想，父亲应有机会为自己作出解释，但我不愿承受他所铸成的耻辱。我想在红军服务，成为一名享有平等权利的苏维埃公民。我觉得，自己一直在苏维埃学校接受苏维埃精神的教育，配得上这一称号。因此，我的思想显然完全不同于他的。但我必须携带异己分子的证件，这太令人心碎了。 (519)
父亲和叔叔——都是哈尔科夫的工人——在1937年被捕时，安娜·克里夫科才18岁。她遭到哈尔科夫大学开除，又作为异己分子被共青团踢出。她到处寻找工作，以供养母亲、外祖母和尚是婴儿的妹妹。她在养猪场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遭到解雇，因为他们发现了她父亲的被捕。之后，她就一直找不到其他就业机会。1938年1月，安娜写信给苏维埃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弗拉斯·丘巴尔，与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恳求丘巴尔帮助她的家人。安娜扬言，如果不能在苏联过上正常生活，就要杀死妹妹和自己。安娜的背弃信颇为极端，因为她极想证明她是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值得救赎。也有可能，她确实憎恨自己的父亲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灾难：
我不知道我父亲和他兄弟被控何罪，或判刑多久。我只是感到羞愧，也不想弄清。我绝对相信，无产阶级法庭是公正的。如果他们被判了刑，那就意味着他们是罪有应得。对父亲，我没有作为女儿的感情。对祖国、教育我的共青团，以及共产党，我有苏维埃公民更高层次的义务。我全心全意支持法庭的决定，那是1.7亿无产者的声音，我为它的判决感到欢欣鼓舞。我父亲自己承认，曾被征入邓尼金的军队，在1919年担任白军卫兵3个月，为此在1929年被判刑两年半[在劳改营]。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如果察觉到他反苏维埃的任何举措——尽管他是我的父亲——我也会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揭发，没有片刻的犹豫。丘巴尔同志！请相信我。称他为父亲，我都感到非常羞愧。人民公敌不配做我的父亲，只有教我无情憎恨全体恶棍和敌人的人民，才能承当这种称号。我满怀希望，无产阶级、列宁的共青团、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将取代我的父亲，把我当做他们真正的女儿，在人生道路上为我指引方向。 (520)
有些家长在被捕后，鼓励孩子背弃自己，以免危及他们在社会或事业上的前途。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1937年在喀山监狱遇见一位名叫丽莎的女子——她在革命之前的圣彼得堡长大，童年基本上都是在大街上度过的，因为母亲行乞为生。1917年之后，丽莎在工厂上班，入党，嫁给工厂管理委员会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他们的生活舒适，培养两个女儿成为模范少先队员，大的叫卓娅，小的叫列娅列娅。丽莎告诉奥莉加：“有时，我们在工厂安排儿童之晨的活动。”
我们的小妞妞卓娅身穿丝绸连衣裙，颈系少先队红领巾，站起来引吭高歌。我丈夫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们卓娅更棒的女孩了。她长大后将成为一名人民艺术家。”我随即会想起自己童年时挨家挨户的乞讨日子……我热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愿为它献出我的生命。
丽莎的丈夫作为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被捕。（丽莎说：“如果我早知道他背叛了列宁，我会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他。”）不久，她自己也被捕。有一天，丽莎收到卓娅的来信。其时，丽莎正好在给卓娅写信，那天恰好是囚犯获准写信的周六。
亲爱的妈妈，我现在15岁了，计划加入共青团，我想知道你是否有罪。我一直在想，你怎么可以背叛我们的苏维埃政权？毕竟，我们过得很好，你和爸爸都是工人。我记得，我们生活得不错，你为我们做丝绸连衣裙，买糖果。你真的拿了“他们”[人民公敌]的钱？假如你当初只让我们穿棉布裙，岂不更好。但也许，你根本就是无辜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会加入共青团，并将因为你的遭遇而永远不会原谅他们。如果你确实有罪，我不会再写信给你，因为我爱我们的苏维埃政府，恨它的敌人。如果你是其中一员，我也会恨你。妈妈，告诉我真相。我宁可你是无辜的，我就不想加入共青团了。你不开心的女儿，卓娅。
为了给卓娅写信，丽莎已用掉配给的4页信纸中的3页。她思忖片刻，然后以大写字母在最后一页上写下：
卓娅，你是正确的。我有罪。加入共青团。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祝你和列娅列娅快乐。母亲。
丽莎让奥莉加看那些信件，然后头撞桌子，哽咽着说：“让她恨我好了，没有共青团，那她怎么活呀——异己分子？她会恨苏维埃政权的。还是让她恨我吧。”奥莉加回忆，自那以后，丽莎“再也不谈自己的女儿，也不再收到来信”。 (521)
就许多孩子而言，亲人的被捕引起种种疑问。他们作为“苏维埃儿童”所笃信的原则，突然与他们对自己亲人的了解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父亲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捕时，维拉·图尔金娜都不知道相信什么好。父亲在彼尔姆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母亲和外祖母都相信了他有罪，苏维埃报刊也在登载他的犯罪活动。无论走到哪里，维拉都会听到人们在嘀咕她这个“人民公敌”的女儿。维拉回忆：“父亲成了奇耻大辱的根源。”
人们对我说，如果他被捕，一定是做了坏事。大家都说：“无风不起浪。”母亲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办事处询问父亲的案情，他们回答：“等着瞧吧，他会坦白一切的。”我也设想他有罪，不然，我还能信什么呢？ (522)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是苏维埃的模范学生，热爱斯大林，崇拜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坚信有关“间谍”与“敌人”的一切宣传。虽然父亲于1937年10月被捕，她仍信念不改。父亲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日益不满斯大林的政策，但从不与女儿谈及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列宁格勒托尔钦斯基的家中，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谈政治。因此，埃尔加对大规模逮捕的理解，全部来自她在学校里学到的——没有其他途径来了解父亲被捕的原因，也无法来质疑它的发生。1938年，埃尔加的两个叔叔也被拘捕。其中一位1939年从劳改营返回，向埃尔加透露自己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中所承受的酷刑。但这仍不能动摇她的信念：如果有人被捕，一定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1939年，到了16岁，她在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中老实填写父亲是“人民公敌”，但谎称他已与母亲离婚，这是某种程度的背弃。埃尔加现在承认，她当时非常困惑，不敢存有任何怀疑，对父亲的背弃只是出于无知。“我们都成了僵尸——这是我的想法。我的上帝，我们只是小女孩，一直接受共青团的教育，笃信我们被告知的一切。” (523)
哑巴吃黄连，加上新闻或信息的缺乏，都加剧了家人的焦灼不安。亲人没有被捕之人的消息，没有证明清白的证据，也就寻觅不到救命稻草来抗衡公众的有罪推定。
尼娜·科斯特利娜是老布尔什维克的女儿，有一个模范的苏维埃童年，1936年底加入共青团。其时，大恐怖的第一波震撼已开始触及她的政治意识。等到伯伯被捕，尼娜便想弄明白个中的缘由。她在193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发生了可怕且难以理解的事件。他们说，米沙伯伯牵涉于某种反革命组织。这是怎么回事呀？米沙伯伯——自革命第一天起，他就是党员——突然变成了人民公敌！
她家的房东被捕后，尼娜思忖，如果逮捕发生在家里，自己会作何种反应：
发生了怪事。我思索再三，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父亲也是托洛茨基分子，成为国家的敌人，我不会为他感到遗憾！我虽这样写，但（我承认）仍心存疑惑。
1937年12月，尼娜的父亲也被开除党籍并解除官职，他估计自己的逮捕即将到来，便写信提醒尼娜：“你必须确信，你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坏蛋……从未以肮脏或卑鄙的行止来玷污自己的名誉”，此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父亲最终被捕于1938年9月，尼娜虽陷入迷茫和绝望，但仍坚守父亲是清白的这个信念。她在日记中写道：
9月7日
笼罩我生命的是如此不祥的黑暗。父亲的被捕又是如此沉重的打击……在此之前，我一直理直气壮，意气风发，但现在……现在艾哈梅特夫[一个同学]可以对我说：“我们成了不幸命运中的同志！”想想吧，我是如何鄙弃他以及他那托洛茨基分子的父亲。这个噩梦日夜折磨着我：父亲也是敌人吗？不，这不可能，我不相信！这是个可怕的错误！
尼娜的父亲在狱中度过两年，等待三人特别法庭的“审判”，最终作为“社会危险分子”被判处5年劳改。1940年11月，他写了第一封家书。尼娜读了美好的来信而深受感动，尽管有劳改营的艰辛，她仍能感受到父亲的精神、力量和热情。但母亲很恼火，只是问：“他是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是无辜的，为何不去上诉？”下一封来信有效地回答了母亲的疑问，尼娜的父亲写道：“关于我的案情，也毋庸多讲，根本都不能成立，只是一个肥皂泡，却吹得像一头大象。现在不是、过去不是、从来就不是的东西，叫我如何去反驳。” (524)
在一个家里，父亲和丈夫的角色的突然消失，给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妻子背弃被捕的丈夫，不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的配偶可能是“人民公敌”（这种想法可能存在），而是因为这样做，使生存下去比较容易，得以保护家人（许多丈夫为此而建议妻子背弃自己）。“人民公敌”的妻子承受国家的压力，要公开背弃自己的丈夫，不愿照办的，会面对严重后果。有些妇女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送进劳改营，或带上孩子，或与孩子分离。其他的被赶出家园，遭到解雇，丧失口粮和公民权利。经济压力也在发挥作用：工资停发、储蓄冻结、房租提高。离婚费用通常是500卢布，为了鼓励妇女背弃丈夫，与囚犯离婚的费用降至只需3个卢布（相当于食堂的一顿饭钱）。 (525)
顶住这些压力，站在丈夫一边，光凭一点勇气是不够的，还需要非凡的韧性。瓦西里·杜达列夫被捕于1937年，其时，他与伊琳娜的婚姻已持续约15年。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们相遇于斯摩棱斯克，一起接受教师的训练。瓦西里是内战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奥廖尔城的资深党干部。1933年，他被调去罗斯托夫附近的亚速镇——靠近顿河入海处，担任当地的党主管。伊琳娜在针织厂工作，不热衷政治，但出于对瓦西里的爱而入党，变成了“党的妻子”。瓦西里被捕后，伊琳娜到处找他——不单是在监狱里找，还会去30公里之外的罗斯托夫和巴塔伊斯克的铁路站。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有满载囚犯的火车驶向劳改营：
我会走在火车旁的轨道上，希望找到丈夫，让他带点生活用品上路。我看到很多列火车，结满冰霜的货车都已钉牢，甚至顶部的窗口也全以金属条封死，只留下小小的缝隙。从货车厢的内部，我能听到低沉的嗡嗡声。我一边沿着火车走，一边喊叫：“有杜达列夫吗？”嗡嗡声消失了，有时会有答复：“没有”……后来有一天，有个声音回答：“杜达列夫吗？有的。”这是一名火车警卫……我拿出准备好的干净衣服，装入一个小包，交给警卫。他让我写一张纸条，说是“公事公办”。我很高兴，瓦西里现在知道了，我在找他、想他。我一直很害怕，如果没有消息，他会以为我已将他背弃……我在纸条上列出交给警卫的东西，并签署：“我很好，吻你。”几分钟后，警卫把包和纸条还我，纸条的背面已写上瓦西里的笔迹：“都已收到，谢谢。”
伊琳娜从不怀疑丈夫的清白。内务人民委员会多次传唤她，向她提供犯罪活动的“证据”，要她检举揭发，否则就要予以拘捕，但她每次都表示拒绝。伊琳娜还记得一次工厂的党员会议，她被要求揭露丈夫的反国家罪行。在类似的情况下，大多数妻子只会声称自己从不知悉丈夫的罪行，但伊琳娜却勇敢地否认丈夫犯了罪：
我独自坐在会议桌的一端，其他人坐在另一端，挤在党干部的周围，没人跟我说话。一位书记通报说，杜达列夫作为人民公敌已经被捕，现在要决定我的命运。党员逐一发言，除了口号，他们没什么好说的。在我的问题上，也没说什么，只指责我欺骗党。他们要我坦白丈夫的罪行，并解释为何要隐瞒，但没人朝我看。我试图保持冷静，字斟句酌，只作简洁的回答。我说，与丈夫住在一起，已超过15年，只知道他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入党就是由于他的影响；我从不相信他参与了任何坏事。这引起很多人的轻声低语，有人喊道：“但他已经被捕！”仿佛这就是有罪的证据。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试图说服我站出来揭发杜达列夫的罪行，以履行一名党员的职责，但没人敢于说出对他的指控……只是一再要我揭发杜达列夫为人民公敌。但每一次，我都予以拒绝。
伊琳娜被开除党籍，失去工厂管理委员会的职位，转到会计部门，从事收入微薄的工作。几天后，镇苏维埃向她的公寓征收大笔税款，所给的解释是，她和丈夫几年来使用了“额外的生存空间”，这是欠下的差额。1938年7月，伊琳娜因“未能检举丈夫的敌对活动”而被捕。同年12月她被释放，得以返回斯摩棱斯克。杜达列夫于1937年被枪决。 [5]
丈夫被捕后，朱莉娅·皮亚特尼茨卡娅也不知道相信什么好。她愿意想到他的好，但奥西普留下的烂摊子让她耿耿于怀——儿子们也有同感——他给家人带来了不幸。16岁的伊戈尔觉得父亲对不起他，父亲的被捕使他承受了共青团朋友的排斥。12岁的弗拉基米尔指责父亲摧毁了他加入红军的梦想。朱莉娅在日记中写道：“沃尔卡[弗拉基米尔]对父亲深恶痛绝，也为伊戈尔感到惋惜。”弗拉基米尔以前的朋友，现在反而要欺负他。他在学校经常遇上麻烦，更震惊于少先队的一次冲突：少先队队长询问他父亲的情形，因弗拉基米尔拒答而当众宣布：“你父亲是人民公敌，怎么确定你与他的关系，就是你的责任。”
朱莉娅和弗拉基米尔之间不断发生争吵。有一次，母亲拒绝写信给叶若夫，以索回内务人民委员会抄家时带走的玩具枪和军事书籍，弗拉基米尔因此而大发脾气。他气愤地说：“这真是一个耻辱，至今还没枪毙爸爸，他已是一个人民公敌。”另一次，他从学校回家，得了一个很差的分数，朱莉娅发了脾气，当场咒骂他。她在日记上写，她告诉他：“他的不良行为显示，他就是人民公敌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边大哭，一边回答：“我生而为敌人的儿子，那是我的错吗？我不要你做我的母亲了，我要去孤儿院。”朱莉娅威胁他，只让他吃块面包就去睡觉。弗拉基米尔回答，他会“割断她的喉管”。结果，朱莉娅打了他两记耳光。 (527)
朱莉娅已是黔驴技穷。她被逐出自己的公寓，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愈加怀疑自己的丈夫。朱莉娅问自己：“我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谁？”
1937年7月20日
……昨天傍晚，我想起了皮亚特尼茨基，心中充满了苦涩：他怎么会让我们陷入如此糟糕的境地？他与那些人一起工作，知道他们的方法，却没有预见到他们会逼迫我们忍受一生的折磨和饥饿……对皮亚特尼茨基怀恨在心，也是入情入理的。他让孩子受到摧残，失去本来就不多的全部钱财。但是，偷走我们所有东西的人，到底又是谁呢？现在的当局等同于随心所欲的恐怖——人人害怕。我都快要疯了，我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 (528)
整整6个月，朱莉娅在日记中进行自我审讯，试图弄明白自己的丈夫究竟是什么人。1938年2月7日被告知丈夫已受指控犯有间谍和反革命的罪行，朱莉娅便在日记中写道：
他到底是谁？如果他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如他自称的，也是我17年来所认为的，那么，他就是很不幸的人：他的周围都是特务和敌人，破坏他和很多其他人的工作，他却没看出来……但很显然，皮亚特尼茨基从来就不是一名职业革命家，而是一个职业歹徒和间谍。这解释了他为何如此封闭，如此严厉。很显然，他不是我们想象的人……我们大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对他来说，都毫无意义。 (529)
伊戈尔1938年2月9日被捕。两名士兵来抓人时，他还在学校的教室里，后来监禁在布提尔基监狱。朱莉娅因担心自己的儿子而陷入彻底的绝望。据弗拉基米尔说，她精神崩溃了——整天躺在床上，经常想到自杀。 (530) 唯一支撑她的是必须为儿子们而活的想法，她在日记中一再重复提及，已成了她的口头禅。她在3月9日写道：“最好还是去死，但我的沃尔卡和伊戈尔，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亲人。我是他们的一切，这意味着我必须活下去。”然而，朱莉娅有时感到如此沮丧，她能想象的唯一救赎就是断绝一切关系，甚至是与儿子的联系：
1938年2月17日
昨晚，我想，已找到了解决方法，但不是自杀。由于我薄弱的意志和深刻的绝望，这原本是最简单最具吸引力的方法……现在改成这一种新的思路：孩子不是必要的，把沃尔卡交给国家，自己只为工作而活——持续不断地工作，停下来只是为了阅读，活得更贴近自然……冷漠以对任何人。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只投身于工作，再也没有会被带走的亲人。我为何要留住沃尔卡，于他何益？我已被埋在大山之下，无法享受正常人的生活，无法帮助沃尔卡。他想要活下去，想要朋友、阳光、温馨的家、有意义的生存，而我——只是反革命的妻子。
朱莉娅一直在揣摩奥西普和伊戈尔被捕的原因。她不同于弗拉基米尔，无法把奥西普当做“人民公敌”，也恨不起来。她在日记中指出：“沃尔卡在折磨我，因为我无法憎恨皮亚特尼茨基。起初我还以为我终究会恨他的。但到头来，我还是有太多疑惑。”她尝试与弗拉基米尔讲道理，认为父亲“可能是无辜的，他们弄错了，父亲上了敌人的当”。 (532) 但朱莉娅相信“人民公敌”的存在，经常在日记中指出“可疑”人士，更对苏维埃法庭的公正深信不疑。她在布哈林公审时期坚信，枪毙“恶人”是很正确的。她在政治上很天真，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弄懂吞噬自己的现实。让布哈林充当摧毁她家的替罪羊，她欣然接受。布哈林和他的共同被告于1938年3月被处决，朱莉娅的评论是：“与党所承受的苦难相比，这些恶人所流的血实在是小小的代价。”
今天，他们会从地球上消失，但还不足以减轻我的仇恨。我愿给他们一个更为可怕的死法：在反革命分子博物馆里，为他们建立一个特殊的笼子，让大家来参观，怔怔地盯着他们……公民把他们当做动物一样围观，叫他们难以忍受。我们对他们的仇恨将永不休止。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建设更美好的生活，如何联合起来，如何热爱我们的领袖，是那些不是叛徒的领袖。让他们看看，我们如何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而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养肥自己，像动物一样，根本不配“人”的称号。
朱莉娅想象未来的“美好生活，只有诚实人才可生活和工作下去”，由此看到些许的曙光：
也许，伊戈尔会回家。皮亚特尼茨基嘛，也有可能——如果他是诚实的，当然是说，他没有牵涉这么多敌人犯下的罪行，没有疏于职责，没有上这些爬行动物的当。如果他的意图是诚实的，当然会回家。我多么想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你会有罪吗？你不赞同党的总路线吗？你是否反对过领导人，哪怕其中的一位？假如我知道真相，我的生活将变得多么容易。至于伊戈尔，我想起了他父亲的话——“真金不怕火炼，经不起考验的，我们也不需要”。 (533)
朱莉娅决定寄希望于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奥西普是无辜的，他也能幸存于大恐怖。
皮亚特尼茨基被囚禁在布提尔基监狱，也是他儿子身陷其中的监狱。1938年4月初，列夫·拉兹贡在一个拥挤的牢房与他相遇（建造时定为可供关押25人，其时关押67人）。拉兹贡看到一名“消瘦、佝偻的老头[皮亚特尼茨基当时56岁]，满脸创伤”。
他[皮亚特尼茨基]看到我在注视他的脸，便解释说，这些伤疤是审讯人的金属皮带扣所留下的。1937年的头几个月，我曾看到皮亚特尼茨基……现在站在我面前的他，与我以前见过的相比，判若两人，完全无法辨认。只有眼睛，仍保持同样的明亮和活力，只是变得更加悲哀，暴露了他在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煎熬。
皮亚特尼茨基询问了拉兹贡的案情，以及如何受到牵连的。接下来，拉兹贡反问了他的情况：
他先是沉默，然后称，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幻想。他的案件即将结束，他已做好准备。他还告诉我，他们在审讯中如何无尽无休，如何严刑折磨，如何以死相逼，如何屈打成招。但还没说完，他们又来找他了。 (534)
4月10日，皮亚特尼茨基被转移到列福尔托沃监狱，从4月12日到7月底的公审，每天晚上都接受系统地拷问。主要审讯人否认使用刑罚，声称皮亚特尼茨基表现得“冷静而克制，但有一次，因某种原因而变得烦躁，要求喝水，拿起水壶后，却用它猛击自己的头部”。 (535) 7月17日，奥西普与137名其他囚犯一起，接受最高苏维埃军事法庭的公审。他被指控为法西斯间谍团伙的首犯之一，由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组成，潜伏在共产国际。叶若夫送交斯大林一份定罪人的名单，被克里姆林宫总统档案馆保存下来，名单顶端写有一行简短的手令：“枪毙所有的138人。约·斯[大林]。V. 莫洛托夫。” (536)
朱莉娅对此一无所知。她在布提尔基监狱外排队给儿子送包裹，甚至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也关押在此。越是听不到奥西普的消息，她就越难坚持他是无辜的。每个人都叫她忘记奥西普，只为自己和两个儿子着想。4月12日，即奥西普在列福尔托沃监狱开始重新受刑的那一夜，朱莉娅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受到一只猫的折磨。她认为这个梦很重要，怀疑儿子伊戈尔是否在布提尔基监狱遭受刑罚（在监狱外排队时曾听到其他妇女讲起类似的传闻）。有关伊戈尔受苦的想法改变了朱莉娅对奥西普的情感，她在日记中记录：
我的生活已变成无止境地陷落的漩涡。我以耳语与自己对话，对皮亚特尼察[皮亚特尼茨基]和伊戈尔的命运感到彻底的绝望，尤其是我那可怜的孩子。他的第17个春天是在悲惨、黑暗、肮脏的牢房中，与陌生人一起度过的。他是无辜的，这最重要。皮亚特尼茨基已经有过自己的生活——他没有辨认出周围的敌人，或自甘堕落了，这并不让人震惊，因为是他自己要投入政治的。但伊戈尔…… (537)
已经帮不了奥西普的想法使朱莉娅下定决心，要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尚有很长生命旅程的伊戈尔。她接受了丈夫有罪的可能，但不愿接受16岁的儿子也参与了犯罪。朱莉娅决定背弃丈夫，希望以此挽救儿子。
她拜访莫斯科的检察官办公室，被告知皮亚特尼茨基已犯了反对国家的重罪，便回答：“如果真是这样，他对我来说已毫无意义。”检察官建议朱莉娅开始新的生活。她回答，她很愿意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他鼓励她提出正式申请，并允诺会提供支持。朱莉娅把检察官看作自己的同情者：
我热情地握着他的手，也许流露了太多情感，这是我一直未能控制的——我感到，这个人还是可亲近的。他的任务很艰巨，但又是必需的。作为一个同志，我想表达对他的尊重。对那些从党内铲除蠢猪的同志，我更想给予精神上的支持。我再次强调：尽管自己要忍受痛苦，尽管无辜者可能被牺牲（希望我的伊戈尔不是其中之一），我一定要坚持原则，一定要维护纪律、保持耐心，一定要——绝对必须——找到做出积极贡献的途径。否则，人民中间便没有我的位置。
朱莉娅一旦决定抛弃丈夫，便开始想到他的坏，她在4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哦，我实在无法理解！如果真是这样，我就鄙视他，我恨他卑劣、懦弱的灵魂，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哦，他扮演得多好！现在我才明白，他为何让自己陶醉于这些间谍、挑衅者、官僚的“温暖友情”之中。他肯定没有真正的朋友，基本上是个悲观者，从没向我敞开心扉……也许，他从不爱党，从未把党的利益放在心上？但我们呢，我和孩子，他到底在想什么啊？ (538)
3个星期之后，伊戈尔被拽上三人特别法庭，被控以组织反革命学生组织——如此荒谬，以致特别法庭都不予受理，但还是以反苏维埃煽动的含糊不清的罪名，判处伊戈尔5年劳改。 [6] 朱莉娅在5月27日被告知儿子的判决结果，顿时变得歇斯底里，要求检察院逮捕自己：“如果他有罪，那么我也有罪。”当晚，朱莉娅反思一连串事件，探索对大恐怖的理解：
皮亚特尼茨基也许真是坏人，我们将因此变成他的陪葬品。但是，我既不知道皮亚特尼茨基到底是什么人，也不明白伊戈尔究竟犯了什么罪，真是死不瞑目啊。伊戈尔没做什么错事，为什么会被抓走？也许，他只是一名潜在的罪犯，因为他是人民公敌的儿子……也许，这只是对部分居民的强制征调，他们是国家不予信任的，却又能充作劳动力？我不懂，但听起来合乎逻辑。如果确是这样，伊戈尔和其同类再也不会回来。他们将为国家发挥有价值的作用，但不会回归正常生活。不管如何，遭到遗弃是非常可怕的——只得等待，不知所以。
朱莉娅本人被捕于1938年10月27日，时年39岁。警方实施逮捕时，没收了她的日记，把它当做她和丈夫同谋反对政府的定罪证据。她被送去偏远的坎达拉克夏劳改营，位于摩尔曼斯克的远北地区。弗拉基米尔随她同行，事实上，他病得厉害，刚刚动过手术，是从病床上给带走的。在坎达拉克夏劳改营，朱莉娅出工，帮助建造附近的尼瓦-GES水电站；弗拉基米尔留在营房，由内务人民委员会一名狱警照看，每天喂食两次。过后不久，弗拉基米尔设法逃脱，溜回莫斯科。他借宿于学校朋友的住所，包括叶夫根尼·洛吉诺夫——其父亲在斯大林私人秘书处任职。早先，洛吉诺夫一家鄙弃皮亚特尼茨基一家，但现在有所改变，兴许是良心发现。弗拉基米尔在洛吉诺夫家待了3个月，有一天晚上，他偷听到洛吉诺夫家人的交谈，才知道叶夫根尼的父亲因收留自己而惹上了麻烦。弗拉基米尔不愿让他们为难，主动去莫斯科苏维埃投案，碰上的官员恰好是皮亚特尼茨基1917年10月的老战友，他先叫了三明治招待弗拉基米尔，之后才去报警。弗拉基米尔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都是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 (540)
1939年3月，朱莉娅受到3名尼瓦-GES的同事的举报。他们声称她曾说：丈夫的被捕是错误的，丈夫是无辜的，只是认为斯大林不宜担任无产阶级领袖。朱莉娅被裁定犯了反苏维埃煽动罪，判刑5年，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营。伊戈尔正巧也在同一劳改营，隶属于另一个工业部门。不知用了什么方法，朱莉娅得以与他见面。伊戈尔回忆：“我们一起度过了十分美好却又异常悲伤的一天。”最后，她只得悻悻而回[妇女营地]。朱莉娅体力不支，精神失常，根本承受不了劳改营的艰辛。她依然美丽，引起营地指挥官的垂涎（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何以被允许探访伊戈尔），但她予以拒绝。指挥官恼羞成怒，把她送去大坝建设工地，充当体力劳动者，以示惩罚。她必须站在齐腰深的冷水中，每天挖泥16小时。她因此病倒，死于1940年冬天一个无法确定的时辰。
伊戈尔从劳改营获释后，在1958年接待了家庭老熟人吉娜。她也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囚犯，在那里见过他的母亲。吉娜告诉伊戈尔，朱莉娅已死于劳改营医院，葬身于一个万人坑。1986年，已是80岁的吉娜再次来访，告诉伊戈尔，她上一次的消息并不全部属实，因为去世前的朱莉娅要她承诺，不得透露她临死的可怕细节（吉娜现在承认，当时自己也不敢袒露真相）。但最近，吉娜梦见了朱莉娅——在梦中问询伊戈尔的消息——视之为一个启示：她应将朱莉娅的最后遭遇告诉伊戈尔，她并没死于医院。1940年12月，吉娜去卡拉干达劳改营看望朱莉娅，但没人愿意透露她在哪里。最终，有个妇人手指草原上的羊圈，叫她去那里找。吉娜走进羊圈，羊群当中，躺在冰冻地面上的就是朱莉娅：
她快死了，浑身烧得发烫，颤抖不已。羊群站在她身边，像是在作警卫，但仍挡不住寒风和飞雪。我在她身边蹲下，她试图抬起身子，但没有力气。我拉起她的手，试图以我的呼吸给她些许的温暖。
她问：“你是谁？”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只说是你叫我来的，你让我帮忙找到她……
她一下振作起来：“伊戈尔——我的儿子。”她挪动冻僵的嘴唇，低声说道：“我的小男孩，帮他一把。我求求你，帮他活下去。”我让她冷静下来，满口答应我会照顾你，仿佛你的生死全掌握在我的手中。朱莉娅低声说：“请答应我……不要告诉他，他母亲是怎么死的，答应我……”
她已经神志不清，我蹲在她身旁，也一口答应。
然后，身后传来狱警的喝问：“你从哪里来的？怎么跑到这里？”那个狱警一把抓住我，将我双手反绑在身后，押出羊圈：“你是谁？”
我解释，我是工具车间的小组长，只是路过，意外发现这名女子。但我仍被扣留，他们告诉我，不许透露我所看到的：“闭上你的嘴，不准说一个字！”
朱莉娅死于羊圈。她病倒后被扔在那里，不许任何人探望，后来就葬在她去世的地方。 (541)
[1] 没有皮亚特尼茨基讲话记录，6月全体会议的速记没能保存下来。但有证据显示，皮亚特尼茨基所说的，已被从记录中抹去（中央委员会档案馆的惯例），以免鼓励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最后一次会议在6月29日闭幕，斯大林最后宣布：“就皮亚特尼茨基而言，调查仍在进行，将在未来几天内完成。”该页底部有斯大林秘书的笔迹：“这一段落是斯大林同志划掉的，因为它不应存入速记机。”（RGASPI, f. 17, op. 2, d. 622, l. 220）在封存的档案（如克里姆林宫的总统档案馆）中，可能还有该事件的其他记录。在相关证据披露之前，皮亚特尼茨基反对老布尔什维克大批被捕的立场的唯一记录，来自他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他声称，根据他父亲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个人文件、其他档案馆的零碎证据以及卡冈诺维奇所称的回忆录，他已重新确立了6月全体会议的具体事件。该回忆录的内容是卡冈诺维奇的秘书处主管塞缪尔·古贝尔曼转述给他的。[《反对斯大林的阴谋》（Zagovor），59—70页；对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的采访，圣彼得堡，2005年9月。支持皮亚特尼茨基说法的还有B. Starkov的《老党卫军的自卫》（Ar’ergardnye boi staroi partiinoi gvardii），载于Oni ne molchali，莫斯科，1991年，215—225页]
[2] 斯大林很可能涉及谋杀基洛夫。这位列宁格勒党领导很受欢迎，要比斯大林温和得多。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基洛夫有可能成为自己强劲的竞争对手。至于斯大林是否在谋杀中扮演角色，还没发现确凿的证据。但斯大林肯定利用了这一谋杀，坚持对内部威胁的强迫妄想，迫害自己的“敌人”。
[3] 阿瑟·库斯勒的小说《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年）里的老革命鲁巴肖夫可视为这类人的缩影。由于仍想为国家服务，他在审讯中愿意承认受控的叛国罪——而他明明知道自己是无辜的。
[4] 1935年12月，在党员和联合收割机手的会议上，一位年轻的联合收割机手表示，尽管自己是“富农”的儿子，但也要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斯大林回答：“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记者抓住了这一条虚伪口号，慢慢又演变成了斯大林的“指示”。
[5] 伊琳娜从未得知他的死讯，她继续寻找，向苏维埃当局写了上百封信，直到自己1974年去世。1956年之后，伊琳娜受邀重新入党，但她拒绝了。
[6] 1941年，伊戈尔再一次遭指控与其他“人民公敌”的孩子策划了“反革命阴谋”，他的刑期因此延长5年。他在1948年回到列宁格勒，很快又被捕，罪名为“反革命煽动”，判处5年，被送进诺里尔斯克劳教营，实际上服刑8年。
第五章 大恐怖的余波（1938—1941）
一
1937年，安吉丽娜·布舒耶娃和奈莉·布舒耶娃
1938年7月28日，那是一个温暖的夏日傍晚，奈莉的外祖母去园子里采摘覆盆子，让她照看妹妹安吉丽娜，母亲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给弟弟斯拉瓦喂奶，并准备晚餐。父亲被捕于9个月之前，自那以后，仅有4岁的奈莉已习惯于帮做家务。季娜伊达正在哺乳，前门突然打开，出现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士兵。他们告诉她，穿好衣服，带上孩子，前往内务人民委员会在彼尔姆市中心的总部。几分钟后，奈莉的外祖母摘得覆盆子回来，已是人去楼空。
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大楼，审讯人将两个女孩安排去儿童之家。他向奈莉解释：“你妈要去远方，参加长期工作，你再也不会见到她。”季娜伊达即刻变得歇斯底里。两名警卫来带走女孩时，她开始尖叫，甚至噬咬拦阻她的其他警卫。奈莉被带走时，回头一瞥，正好看到母亲被抽耳光。两姐妹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奈莉去了一个犹太孤儿院（因为她的肤色较深），安吉丽娜去了邻近的儿童之家。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政策规定，“人民公敌”的家庭要被拆散，孩子要领取新的身份。
季娜伊达被允许保留斯拉瓦——他得了肺炎，需要母亲的哺乳。整整3个星期，母亲和儿子被关在一间拥挤的牢房。季娜伊达被控不愿检举丈夫，判刑8年，被送去专为祖国叛徒的妻子而设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劳改网的一部分。1938年9月，她随一大队女囚犯，从彼尔姆赶去阿克莫林斯克。离开那天，她们被迫跪在城市广场数小时，等待马车把她们一批批送去火车站。彼尔姆的居民站在旁边围观，没人试图帮助囚犯。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她和斯拉瓦在广场中间，想让警卫给递一件套衫。该警卫说“滚开，老太婆”，用他的枪口把她赶走了。在火车站，大家被塞进载牛的车厢，走了10天，才抵达阿克莫林斯克，一共1500公里的旅程。季娜伊达与普通罪犯关在同一车厢，起初，受到她们的骚扰。她们试图抢走她的婴儿，认为以此可得到提前释放。几天后，她们看到斯拉瓦的病情加重，反而对母亲生出怜悯，嚷着要求警卫为婴儿寻求牛奶。她们抵达劳改营后，季娜伊达被迫将斯拉瓦留在多林卡镇的孤儿院，之后的5年她都没见过自己的儿子。该镇当时是卡拉干达劳改营的行政中心。季娜伊达是一名合格的会计，被安排在营地办事处工作，很受囚犯的羡慕，但她恳求从事最艰苦的农活。季娜伊达向营地指挥官解释：“如果有时间思考，我就会发疯的。我已失去3个孩子，让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忘却自己吧。”
季娜伊达的母亲看到女儿和外孙跪在广场之后，便去寻找安吉丽娜和奈莉，在两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几星期后就找到了奈莉，但却要等到1940年春天才找回安吉丽娜。其时，安吉丽娜已有4岁，还能记得那一次际遇：
我的表哥基拉，即维佳舅舅的儿子，就住在孤儿院的附近。有一天，我们孤儿院的孩子在河边走，两两一排，排成长队，我排在最后。基拉和他父母也在河边，他一下就认出我，大声喊：“看，我们的安卡（安吉丽娜)在这里！”每个人都停下，大家都很好奇。孤儿院的带队妇女不让我的亲戚靠近，维佳舅舅与其中之一作了交谈。她说，我的名字叫阿列，也可能叫安吉丽娜，但她们不能确定。
外祖母开始向孤儿院书写申诉，然后有一天，她来接我……我还记得那一天，她带来一双红鞋，上面有闪闪发光的鞋环，让我穿上。我伸出脚，看看鞋底——它是如此光滑、干净、鲜红。我掸去沾上的灰尘，真想脱下，去舔这鞋底，因为它有这么漂亮的颜色。但外祖母说：“够了，穿好鞋，让我们去找你的姐姐奈莉。”我仍然记得当时的困惑——什么是姐姐？奈莉是谁？我一点都不懂。我们离开孤儿院时，看到门口有一个女孩在等。老太太说：“这就是奈莉，你的姐姐。”我说：“真的吗？”我当时只弄懂她叫奈莉，但弄不懂“姐姐”是什么意思。那女孩走了过来，黑色短发，穿着一件灰色雨衣，嘴巴在嚼着衣领。我问：“她为何咬衣领呀？”外祖母随即骂她：“你怎么又在咬衣领了！” (542)
安吉丽娜的童年记忆主要是饥饿。孤儿院的日常饮食一直很差（枯干的黑面包和灰色的稀粥），安吉丽娜看到鲜亮的红鞋，第一反应就是把它当做番茄，试图去吃。回家后，与奈莉和外祖母住一起，情况并没有明显的改善。外祖母既老又有病，不能工作。季娜伊达于1938年被捕，过后不久，外祖母也被逐出自己的家，只好搬入共用公寓一个小房间，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到1941年，彼尔姆（自1940年起，改名为莫洛托夫城）濒临饥荒。许多中央街道改成蔬菜自留地，分配给选定的居民，但安吉丽娜的外祖母与之无缘。安吉丽娜回忆：“我们学会吃各种东西：春天的椴树叶、青草、苔藓，还有晚上从较富人家垃圾箱收集来的土豆皮。”安吉丽娜意识到，受饥挨饿给她带来了耻辱和落魄。在她心里，更多的是饥饿让她沦为低等人，而不是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那时她还太年轻，无法弄懂这些概念的内涵。安吉丽娜经常受到街对面工人住宅区一帮男孩的欺负，他们知道，安吉丽娜老是来翻检自家的垃圾箱，在大街上遇见她，总是予以嘲笑。安吉丽娜学会按捺自己，从不回嘴。但有一天，这帮人中领头的，即来自工厂干部家庭、个头最高的那位，故意拿出一块黄油面包给街上的乞丐。安吉丽娜回忆：“他故意做给我看，就是想要羞辱我。我实在忍不住，那黄油面包的样子实在太诱人了，我真想自己要，不忍看到它落入乞丐之手，便朝男孩们大喊：‘你们在干什么啊？那面包上有黄油！’引得他们一场大笑。” (543)
像许多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一样，安吉丽娜并不清楚自己的损失。她都记不起父母了——他们被捕时她只有两岁——不同于仍能记住父母的奈莉。父母消失时，她也没有痛苦的感受。等到学会了阅读，安吉丽娜才想入非非，自编父母去世的幻想，均来自她读过的书籍，尤其是她最喜爱的拿破仑和莫斯科大火的故事。她回忆起战后的一次谈话，其时她约10岁：
外祖母的朋友来访，谈起我的父母。外祖母在我们房间的墙上挂有她所有孩子的照片。那位女士依次指着每一张照片，问我分别是谁。
“那是谁？”
“尼娜舅妈。”我回答。
“这个？”
“三亚舅舅”
“那个？”
我说：“那是奈莉的母亲。”
“你是什么意思呀，奈莉的母亲？她也是你的母亲。”
但我回答：“不，那不是我的母亲，只是奈莉的母亲。”
“那么，你母亲在哪儿呢？”
“我母亲死于莫斯科大火。” (544)
安吉丽娜的生活中真正的母亲形象，便是她的外祖母。她把安吉丽娜和奈莉救出儿童之家，最终让她们与她们的母亲团聚。当时，祖母和外祖母救下孩子的故事司空见惯。从大恐怖的一开始，将受迫害家庭的幸免者维系在一起的责任，往往落到她们的肩上。她们不为人知的英雄行为，实属苏维埃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事迹之一。
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娃和姐姐艾莱娜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父亲被捕于1936年10月，枪决于1937年5月；母亲柳德米拉被捕于1938年9月，判处8年劳改，被当做“人民公敌”的妻子送进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其时，纳塔利娅10岁，姐姐12岁，都被送进孤儿院，到最后，都获得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慈祥温和，却有钢铁般的意志，与内务人民委员会达成协议。艾莱娜·列别杰娃1879年出生于莫斯科一个商业望族，幼时上学4年，17岁那年结婚，生下7个孩子，其中柳德米拉出生于1903年，排行老四。艾莱娜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提出申诉，要求释放她的外孙女们，但被告知：如果要领出女孩，必须带她们同去流放地；如果让女孩们待在孤儿院，她自己仍可留在列宁格勒。艾莱娜毫不犹豫，领出两个女孩，变卖财产，买了3张火车票，直奔奥伦堡和哈萨克斯坦之间偏僻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到达后才获悉，所有流放者的出境火车票本来应由内务人民委员会支付）。
阿克―布拉克是连接俄罗斯与中亚主要铁路干线上的小站，尘土飞扬，当地7000名居民中的许多人都在铁路上供职，主要是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另外还有不少失业的政治流放者。58岁的外祖母肯定找不到工作，列宁格勒的亲属定期给艾莱娜寄来少量的现金和小商品，让她在市场上出售，或进行物物交换，对象是她一直在努力培养友谊的当地妇女。艾莱娜无法租到房间，只好与外孙女住在她买下的小窝棚，后来又隔开与另一户流放家庭合用。那是该镇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可追溯到19世纪，其墙砖是骆驼粪做成的，屋顶是黏土的。冬天，她们在土灶中烧烤牛粪取暖。第一年，即1938至1939年，当地发生饥荒，这真是一场生死考验。两个女孩没鞋穿，只能打赤脚去流放者子女的铁皮棚学校上课。铁路职工的孩子另有分隔开来的砖房学校。但姑娘们学习努力，第二年就获准转学到其他学校，甚至还加入了少先队。流放者和铁路职工之间的关系很好，纳塔利娅回忆：“没人把我们叫做流放者。”到了1941年，两名女孩申请加入共青团，才有人指出她们的父亲是“人民公敌”。发言人不是当地居民的孩子，而是来自莫斯科的疏散者，视之为不得入团的理由。 (545)
纳塔利娅回首自己在阿克―布拉克度过的岁月——即从1938年到1945年，她倾向于认为，尽管经历了这么多艰辛，她和姐姐仍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很幸运，在外祖母的小世界中长大。我们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几乎没有一样自己的财产，但我们很愉快，因为我们有外祖母的爱，谁也无法偷走。”学校的朋友经常会问纳塔利娅父母在哪里，她都试图回避。她从来不谈自己的父母，担心人家会猜疑“他们已经被捕，一定做了什么错事”。对纳塔利娅来说，他们的被捕是耻辱和困惑的来源。她不明白他们到底做了什么、为何消失，但从来没有怀疑父母的清白。纳塔利娅认为，在维持这一信念上面，外祖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她，她会投降于来自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压力，会背弃自己的父母，视他们为“人民公敌”。纳塔利娅回忆：“外祖母已看透一切，知道苏维埃政权的实质，不会轻易相信。革命爆发时，她已近40岁。”
艾莱娜的价值观形成于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但她明白，外孙女需要在苏维埃世界中生存下去，所以没将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强加于她们。她告诉她们，父母都是好人，被捕只是一个错误，总有一天都要回来。她给她们讲述她们的母亲年轻时的故事：当年，她那么美丽，那么热爱网球，吸引那么多英俊的年轻崇拜者，又如何遇上她们的父亲，如何组成幸福家庭。她还告诉女孩们，她们的母亲就像她们现在一样。两个女孩通过这些故事得以了解自己的母亲，甚至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她的存在。艾莱娜说，“外祖母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比母亲更为重要……她承担了母亲的职责，甚至在我们回到列宁格勒[1946年]和重逢真正的母亲[1951年]之后仍是如此。” (546)
对祖辈来说，照顾孙辈可能是沉重的负担。子女被捕和变成“人民公敌”之后，父母经常被剥夺住房、就业、储蓄、退休金和口粮。也不是所有的孙辈都能获得拯救。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的母亲于1933年去世，父亲被捕于1936年8月，被送去沃尔库塔劳改营。6岁的维罗尼卡和弟弟瓦伦丁，都被送进孤儿院。父亲的姨妈玛丽亚决定收养维罗尼卡，她已经收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告，如要收养，必须要去基洛夫地区过流放生活，那地方位于玛丽亚现居地列宁格勒的东面，相距1200公里。玛丽亚是一名虔诚的教徒，已经70岁出头，把照看家人的孩子视作自己基督徒的责任。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她独自一人生活，没有自己的孩子，却发现外甥的子女羁留在孤儿院之中。玛丽亚一直特别喜爱维罗尼卡，为她买礼物，喜欢朗读经典作品给她听，但她已太老太弱，无力照看麻烦、任性的瓦伦丁（他先天膀胱缺陷，小便失禁，需要特殊照顾）。玛丽亚从孤儿院领出维罗尼卡，留下弟弟，之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到1941年，她们收到一封电报，通知她们瓦伦丁已死于孤儿院的医院——当时只有7岁。维罗尼卡回首往事，认为祖母（她如此称呼父亲的姨妈）实在应付不了瓦伦丁，但又认为祖母心里还是充满悔恨。收到电报几天后，玛丽亚就去世了。维罗尼卡由远房亲戚收留，很快又被转给其他亲属，再被转给他人，没人对一张额外的嘴感兴趣。因此，在随后的5年中，她变成远亲家里不受欢迎的住客，直到1946年赴沃尔库塔与父亲团聚。
父母的被捕使许多孩子一夜之间长大。尤其是最年长的孩子，突然要履行大人的职责，帮做家务，照料弟妹。1937年夏天父母被捕时，伊娜·盖斯特才12岁，与妹妹纳塔利娅（7岁）、瓦莱里娅（1岁）、表弟伊戈尔（9岁）和外祖母一起住在莫斯科河堤大楼的自家公寓。伊娜一下子要承担许多新职责，如果不算是一名主要家长，至少也变成了一名家长的助手。伊娜写信给内务人民委员会，要求领回自家公寓中已遭查封的财物。她组织安排送给父母的包裹，通宵在布提尔基监狱的门外排队，发现母亲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之后，她又找到一份晚上的工作，给孩子做课后辅导来积攒些钱，以便每月向阿克莫林斯克寄一次包裹——自(1939)年夏天起获得这一准许。父母被捕后不久，盖斯特家的孩子们被赶出自家公寓。4个孩子与外祖母搬进一间出租房，还要与其他8名亲戚合住——都是在大恐怖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仅20平方米的房间住上了13人（12个孩子，加上外祖母）。作为最年长的孩子，伊娜不得不做洗涤工作，还要帮着做清洁和烹饪。从她的新家到学校，伊娜乘坐电车至少需要一个小时，晚上回家后还要洗晾衣衫，因为第二天还要再用，她为此而心力交瘁（照片中的她，黑眼圈十分明显）。伊娜回顾这一段时间，认为这有助于她学得必要的生存技能：
这是一种训练自我奋斗的生活。我总是在力争生存下去——不只是为我自己，还为瓦留西卡[瓦莱里娅]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娅]。父母被捕时，我只有12岁。但一夜之间，我仿佛已经长大。我明白，我的童年已经走到尽头。先是我们的保姆辞职——她无法与外祖母相处，照顾婴儿瓦莱里娅变成了我的工作。我记得保姆临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你必须每天晚上给她洗澡！她的尿布会变得很脏。”我被吓坏了……发现自己进入了全新的环境，必须承担这大家庭的洗涤工作。我如果不想断送自己一生，还需努力学习，还得抚养伊戈尔和纳塔利卡。纳塔利卡会问，为什么人家都有父母，而我们没有。我告诉她，我们有非常热爱我们的外祖母。在很多方面，我成了纳塔利卡和瓦留西卡的母亲；在其他方面，我自己又还是一个孩子。
像艾莱娜·列别杰娃一样，伊娜的外祖母也经常向孩子们提及他们的父母，希望他们知道父母并没有抛弃他们，仍然爱他们，将会回到他们的身边。但也有其他祖母们持不同的看法。
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的父母是乌拉尔奥萨镇（位于彼尔姆的南面）的理发师。他们于1939年的春天被捕，据说策划了反苏维埃政府的政治阴谋，因为美容院的顾客举报：听到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抱怨物资的短缺。4岁的伊拉伊达先由邻居收留，然后再转给各式亲戚，没人是心甘情愿的，直到最后才获得外祖母玛法·布留霍娃的拯救。她是个简单的农妇，又是虔诚的东正教徒，一共带大16个孩子，其中5个还不是她自己的。她将被捕一事归罪于女婿，指责他说话太多，因此要求伊拉伊达学会闭嘴。所以，伊拉伊达在“强迫沉默的氛围”中长大，不得讨论或询问父母的事。她的自卑感植根于自己在学校里的孤儿身份，又因这强加的沉默而愈益加深。这一切迫使她深深埋藏内心的恐惧以及对父母的渴望，甚至会在梦中听到父母的声音。伊拉伊达的母亲关押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每周给住在奥萨的女儿写信。但玛法收到后，拆都不拆就予以烧毁。玛法把伊拉伊达父母的照片藏起来，让外孙女忘记他们。她对外孙女说：“我们会活下去，就我们两人，不再分离。”
祖母、外祖母们成了家庭和劳改营之间的重要通讯者，她们既是写信人，又是读信人，维系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重要连结。数百万家庭，就凭这种连结，得以幸存于古拉格的分隔。
奥列格·沃罗比约夫的父母分别于1936年和1937年被捕，他和妹妹娜塔莎获得了外祖母的拯救。外祖母娜杰日达·米哈伊洛夫娜既勇敢又聪明，1905年革命之前，已是第比利斯取得行医资格的首批女医生之一。她听说内务人民委员会将把孩子送进孤儿院，急忙把他们带到图拉的乡村，与孩子的教父母一起将他们藏匿好几个月。后来回到莫斯科，她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在工薪阶层集中的郊区租房而居，搬了好几次家。她认为，与他们以前居住的首都中心相比，这里更为安全。一般情况下，工人对邻居的政治背景不太感兴趣（他们的敌视更可能来自阶级或种族的理由）。为了保护外孙和外孙女，娜杰日达收养他们，替他们改名换姓。每个星期，她写长信给他们的父亲（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和母亲（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介绍孩子们的日常起居：
1939年1月25日
……奥列格热爱上学。外公让他在早上7点半起床——只需说时间到了，他就自己起来。我们打开电水壶，准备新鲜的三明治、蛋、鱼和香肠。他吃时，再配上热巧克力、咖啡、茶、牛奶，然后去上学。他对食物非常挑剔，吃得不多。半截面包卷和一杯牛奶，他就已经饱了。他带去学校的也只有半截面包卷。 (552)
1940年，奥列格和娜塔莎。照片是为了寄给身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父亲米哈伊尔而拍摄的
很多细节不是真的（奥列格记得，没有鸡蛋、鱼、香肠，只有面包，偶尔才有黄油），但这些信件给他的父母提供了安慰，即使他们不在，正常的家庭生活仍在继续，等待他们的归来。
奥列格的父亲米哈伊尔是一名高级工程师，被捕之前，曾在莫斯科的国防部工作。1940年，他从索洛韦茨基调至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国家急切需要像他那样的专业人才，以创建庞大的综合工业，那里不久将成为镍和铂金的主要产地。米哈伊尔作为一名专家，允许收到包裹，每星期可写一次家书。他凭借与娜杰日达的通信，了解到奥列格的心态，从而对他的学习、阅读、兴趣爱好、朋友，提供了作为父亲的忠告。奥列格回忆：“他的信件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假设在我成长过程中，他就在我的身边，我对他的遵从可能还比不上我对这些信件的遵从。因为我渴望一个父亲，尽量以想象中他会赞同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至少我从信件中知道了他的想法。
奥列格是幸运的，能与父亲建立联系。信件是父母之爱的书面证明，孩子眼见为实，还能读出父母的无辜。有时，信中夹有绘画、诗歌、枯萎的花朵，甚至小片的刺绣，以传达出受过审查的词句所不能表达的情感。正是这些零碎的东西建筑起父子之情。 (553)
米哈伊尔在信件中，一直敦促奥列格快快长成一位“小大人”。
1940年8月25日
我亲爱的儿子，为什么这么久没给我写信？我知道你在度假……但我促请你，至少每5天要写一封信……在信中附上你的图画，让娜塔莎也写上几句……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她的保护者。她还小，有时任性，你要跟她讲道理。我已经写过多次，你是一个男人，理应保护娜塔莎、外公和外婆，确保他们的安全，直到我回来。你是我的副手，我们小家庭的家长，我所有的希望就寄托在你的身上。
尽管只有10岁，奥列格觉得收到这封信后，自己已长成大人了。他认为，自己应对娜塔莎负责。这使他不再以孩子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我在一夜之中长大了。”
二
布舒耶夫家、盖斯特家、沃罗比约夫家的孩子都是幸运儿——他们获得了亲人的拯救。父母的被捕，让数百万的其他孩子自生自灭。许多人走进孤儿院——适用于未满16岁的孩子——其他的则在大街上游荡，或乞讨，或加入少年帮派。那些帮派在大城市的车站、市场和其他繁华地段，掌控大部分的轻罪和卖淫。1935年通过的新法律，将刑事责任的年龄降至12岁，主要是为了打击儿童犯罪。1935至1940年，苏维埃法庭给10.2万名12到16岁的儿童定罪，其中许多最终被送进由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劳教营。
有些孩子溜到制度外，自食其力。1936年父母被捕时，米哈伊尔·米罗诺夫只有10岁。他父母本是来自乌克兰的工人，在内战中参加红色游击队；被捕前在党内获得逐步的晋升，先在莫斯科，后在列宁格勒。米哈伊尔的姐姐莉利亚早已离开列宁格勒的家，前往莫斯科学医。因此，米哈伊尔只得独自一人生活。他曾在各式亲戚家寄居一段时间，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他们都是工人，有自己的大家庭，都在为生存而挣扎。1937年9月，米哈伊尔进了列宁格勒少先队之家设立的绘画学校。之前几个月照顾他的姑姑贝拉将此视为摆脱他的良机，就叫他搬去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米哈伊尔失去父亲的所有音信（枪决于1938年），也得不到姐姐的消息，因为她担心如果写信给亲戚，会泄露自己的污点履历，会遭到医学院开除。他唯一保持联系的亲人是身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母亲，经常写信给她。他非常孤独，没有朋友和家人，急切需要母亲的爱（他的信往往以此结尾：“我吻你1000000000次”）。1941年的春天，米哈伊尔被绘画学校开除——理由是缺乏天赋——转而入读工厂技校。他被赶出少先队之家的学生宿舍，只好借住在营房的一个小房间。15岁的他在7月份写给母亲的信中说：“我在此感到非常无聊，没有其他人，每个人都走了，全靠自己。”9月，德国军队包围列宁格勒，米哈伊尔逃到莫斯科。他到达那里时，姐姐已跟随医学院疏散到中亚，其他的莫斯科亲属也不愿收留他，所以只好流落街头。1941年10月，他在莫斯科保卫战中遇难。
父亲在1937年6月被捕时，玛娅·诺尔金娜才13岁。一年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又抓了母亲，玛娅也被列宁格勒学校开除。她在列宁格勒有姨妈和舅舅，但没人愿意收留她。玛娅说：“他们都怕丢掉饭碗，其中有些是党员——他们显得最为害怕，断然拒绝。”大家都以为玛娅将被送进孤儿院，却没有人来找她。于是，她继续住在自家的3间房里，位于市中心的共用公寓。她的亲戚为了抢夺这宝贵的居住空间，让一个舅舅登记为该处居民。但他从没在那里住过，事实上，仍与妻儿住在城市的另一端。玛娅回忆：“我自食其力，完全独立。”这一位14岁的女孩子，会向学校里的老朋友借书，走一小时去姨妈家吃饭，用亲戚给的零用钱购买食品，有时享用共用公寓邻居的残羹剩饭。每天，她会在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会总部前排队，希望送包裹给父亲。该处官员收了一段时间的包裹，然后告诉她，父亲已被“判刑10年，不得通信”（这意味着他已被枪决——不过她好几年都不知道）。给身在波特马劳改营的母亲送包裹更加艰辛，需要排队整整两天两夜。玛娅这样的生活，持续到1941年8月。其时，她年满18岁，加入了保卫列宁格勒的人民志愿军。她没有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实在是别无选择。
卓娅·阿尔谢季耶娃1923年出生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父亲是一名船长，1937年11月25日驾船前去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却在途中被捕。同一天，母亲被捕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家中。卓娅只有14岁，但看起来比较成熟，所以没去孤儿院。她继续待在从1926年起就一直居住的共用公寓，自力更生，没有其他亲戚。母亲的妹妹住在哈巴罗夫斯克，只有夏天才能来符拉迪沃斯托克，因为她在此地有一套乡间别墅；父亲的家人都在列宁格勒。卓娅从小享受养尊处优的生活，母亲不上班，全身心照顾这唯一的孩子。现在，卓娅什么都要自理。她自己去学校，在共用公寓的走廊上用普里默斯煤油炉煮食。她在邻居的帮助下卖掉一部分家庭财产（金表，母亲的银戒指，父亲的老望远镜、照相机，书籍，雕塑），来购买食品和附近工厂食堂的饭菜。如此筹得的钱，大部分用于为父亲上诉（被控参与“跨太平洋的反革命组织”）。他从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堪察加监狱，每周给她写含有复杂指令的信，为她解释法律的晦涩含义和取出银行存款的方式。每周一次，她写回信，报告案件的进展；同样每周一次，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监狱外连夜排队，送包裹给母亲。她的迅速成长，以及对家庭危机的妥善应对，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1940年5月，他写信给在西伯利亚的亚亚附近劳改营的妻子说：
我已从济济卡[卓娅]那里收到两封信。我觉得对不起她，但也为她的成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她生气勃勃，身体健康——不久就有17岁了，完全独立自主。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的勇敢值得大加称赞——她在14岁的年纪，就能完全自力更生，全不害怕。她甚至还能自得其乐。我把她想象成家里的小小女主人，完全掌控着家庭和学校的事务。 (558)
但从卓娅的角度看，自力更生并不是愉快的经历。她在若干年后说：“有一天，妈妈被捕。第二天，我就开始了我的成年生活。”她不愿在信中让自己面临的麻烦惊扰父母。有人冒充是她父母的朋友，试图来占便宜，帮她卖掉贵重物品，却扣下一半的所得。1939年的春天，在市苏维埃担任秘书的母亲的熟人，把自己的物品搬到卓娅的房间，声称这样做卓娅就无须与他人分享生活空间。事实上，几个星期之后，该女子就报警把卓娅抓起来送到孤儿院，从而鸠占鹊巢。卓娅在孤儿院里绝食抗议，最终通过一名孤儿院工人与哈巴罗夫斯克的姨妈取得联系。她恰好来避暑，刚刚抵达自己的乡间别墅。卓娅不得不在孤儿院住了3个月，等待姨妈设法收回她的房间。16岁生日那天，卓娅终于获准返回。她半工半读，傍晚上课，完成中学的最后一年，然后上了哈巴罗夫斯克铁道学院。1940年冬天，她父亲获刑5年，被送去西伯利亚的劳改营，1942年死在那里；母亲则于1944年获释。
1937年7月5日身为列宁格勒资深党干部的父母被捕时，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才13岁。马克斯娜的两个弟弟被送去不同的孤儿院——老二阿列克谢（10岁）去了基洛夫附近的儿童之家，老幺弗拉基米尔（5岁）则去了鞑靼共和国的一个儿童之家。像卓娅一样，马克斯娜看上去比较成熟，所以没进孤儿院。相反，她与保姆米利娅搬进了一座共用公寓的小房间。米利娅是一个简单的农妇，以同等程度在帮助和利用她的主人。像20世纪20年代成长于共产党人家庭的其他孩子一样，马克斯娜很小就学会承担责任。父母待她如一名“小同志”，叫她管教弟弟。现在，这种训练正好派上用场：
米利娅与我在一起，但我掌管一切，包括金钱。我付工资给米利娅，到后来，她开始偷钱。所以，我告诉她不再需要她的服务，不过仍让她睡在我的房间，因为她无处可去。 (560)
就一名13岁女孩而言，马克斯娜具有惊人的机智。她设法取回父母被捕时遭封存的个人财物，让米利娅拿去寄售店卖出，以维持家用。寄售店是硕果仅存的私人市场，苏维埃公民借此来买卖自己的日常用品。这一自救行动的关键在于党干部兼家庭老朋友鲍里斯·波泽恩（鲍里亚叔叔）的援助，他时任列宁格勒州的检察官，在马克斯娜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认识她。波泽恩会派出一名士兵，打开查封的公寓，让马克斯娜拿出钱和财物：父亲的西装和鞋子，母亲的礼服和皮草外套，毛巾、床单。“鲍里亚叔叔”为帮助孤女，承担了很大危险，自己在1939年被捕并遭枪决。
马克斯娜将这些财物储存在自己房间内，一件接着一件，如果没有卖掉，就会被邻居们逐渐偷走。后来，米利娅又要男友搬来同住。马克斯娜终于鼓起勇气，要两人统统搬走，又在门上加了锁。此后3年中，马克斯娜孑然一身，单独住在自己的共用公寓，通过一位姑妈卖掉最后的财物。父母被捕后，那位姑妈曾不敢与她讲话，但现在却跳出来抓住机会帮助马克斯娜出售财物。马克斯娜住的共用公寓位于列宁格勒一个纯无产阶级地区，她所有邻居都是工厂工人。他们知道，她一人独居——对未成年人来说，这是非法的——但没有去报警（显然，他们愿意她住在附近，以方便他们行窃）。马克斯娜在学校里受到一名教师的欺负，被斥为“人民公敌”的女儿，便转学去了另一所学校，那里的班主任较有怜悯之心，帮助她隐瞒不好的出身。1941年，17岁的马克斯娜中学毕业，所有科目都获高分，进入列宁格勒大学的语言系就读。1942年2月，该大学疏散撤走，她仍留在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直到城市被德国军队切断之前，她不停地写信给羁留在孤儿院的大弟阿列克谢。阿列克谢在1946年返回列宁格勒，但已深受孤儿院生活的影响。她的小弟弗拉基米尔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恐怖使孤儿人数急速膨胀。从1935年到1941年，生活在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儿童之家的人数，从32.9万人增至大约61万人（还不包括孤儿院调给苏维埃农庄和工厂的人员）。 (562) 大多数儿童之家比拘留中心好不了多少，里面都是流离失所的少年、流浪者、“小流氓”、小罪犯、父母于1937至1938年被捕的“奇怪孤儿”（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如此称呼他们）。这些场所的条件如此恶劣，以致数十名官员向当局写信，对拥挤、污浊、饥寒交迫以及儿童不时承受的虐待和忽视，表达了他们个人的愤慨。“人民公敌”的孩子们更承受特别的苛刻待遇。像马克斯娜的弟弟们一样，兄弟姐妹往往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因为政策规定，必须拆散“人民公敌”的家庭。他们被告知，要忘记自己的父母。如果年龄够小，就会获得全新的姓名，以建立新身份。他们经常遭受欺凌和排斥，有时是来自教师和管理员，因为那些人担心：如果显示慈悲，可能会被指控对“敌人”存有恻隐之心。 (563)
父母被捕后，伊纳萨·布拉特和姐姐梅拉被送去不同的儿童之家，3岁的伊纳萨去了列宁格勒的，11岁的梅拉则去了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两个女孩都不断得到提醒，她们是“人民公敌”的女儿——她们父母的被捕，牵涉于皮亚特科夫和其他“托洛茨基分子”在1937年1月的公审。 [1] 伊纳萨对孤儿院之前的童年全无印象，但记得的两年孤儿院生活，给她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伤痕：
那里的条件实在太可怕——我都没法走进厕所：地上满是稀屎，深至脚踝……那栋房子正对一道红砖高墙，好像被困在地狱里……儿童之家的主管总是对我说：“要记住你父母是什么人，不要惹出麻烦，只是静静坐着，不要伸出窥探的鼻子”……我变得内向，把自己封闭起来。后来，我发现很难再回到正常生活。我在孤儿院待得时间太长，学会了对什么都漠不关心。
梅拉所在的孤儿院有“数十名”政治犯子女。她回忆：
我们这些父母被捕的孩子，没人敢于谈及自己的家人。他们把我们称作“托洛茨基分子”，总把我们归在一起。我们也形成小团体，之间并无特殊的友谊，只是想团结起来……其他孩子会向我们扔石头，咒骂我们。我们就聚在一起来保护自己。
1940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第一孤儿院的女孩们，瓦伦蒂娜位于倒数第二排的中间
梅拉会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外祖母。父母被捕时，外祖母曾拒绝照看她和伊纳萨。她前不久与酗酒施暴的丈夫离婚，住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在列宁格勒烟厂担任质量检查员。她担心，如果照看“人民公敌”的孩子，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她还认为外孙女在儿童之家可能会过得更好。但梅拉的信使她震惊，她从没想到外孙女会陷于如此恶劣的环境。1939年，她从儿童之家救出两个女孩，带回列宁格勒的地下室，与自己同住。 (564)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和妻子索菲亚被捕于1937年10月，女儿瓦伦蒂娜其时15岁。1938年2月8日，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同一天被枪决。弗拉基米尔是瓦伦蒂娜的继父。瓦伦蒂娜的生父是亚历山大·季哈诺夫，印刷工人，来自莫斯科的工人大家庭，后来成为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主编，接着去布拉格的国际书店任职。索菲亚就是在布拉格遇见了身为苏维埃大使的弗拉基米尔。瓦伦蒂娜在1934年之前见过自己的生父，但后来失去联系。瓦伦蒂娜说：“我们返回莫斯科时，他没来探望。我没向母亲询问原因，她也没作解释。显然，我父亲不想闯入我们的生活。”索菲亚和弗拉基米尔被捕时，瓦伦蒂娜被带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拘留中心——位于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人民公敌”的孩子再从那里被发配去苏联各地的孤儿院。瓦伦蒂娜刚到那里就病倒了，父亲亚历山大知道她的处境，但没有伸出援手。他刚刚再婚，也许是害怕这样做会危及他与新娘的关系，到1938年，新娘自己也被捕了。瓦伦蒂娜被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转至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个儿童之家，一直待到1941年才回到莫斯科。瓦伦蒂娜回顾了这一段辛酸生活：
孤儿院造成的创伤，我从未能克服，这是我第一次与人谈及此事。那是我的成长岁月，需要母亲，也需要父亲。我开始明白，他们都已死去，我的黯然神伤无时不在。在孤儿院，他们给我们新年糖果，有时教师还会大做文章，但我所感受的，只是这种黯然神伤。我形单影只，没有亲人。我是唯一一个没有母亲可以联系，也没有来信的女孩。在我们团体中，只有我一个人的母亲被枪杀[长长的沉默]。我为此一直痛苦不已。 (565)
她与其他孤女凝结的友谊——救她于绝望之中——又成了孤儿院的可取之处。
在孤儿院长大，虽有无数恐怖故事，但也有找到爱和“家庭”的实例。加林娜·科舍连娃被送去孤儿院时才9岁。其父亲是波德博洛热地区（位于列宁格勒的东北）的农民，于1937年的“富农行动”中被捕并遭枪决。之后，家庭四分五裂。加林娜和弟弟先被送到基洛夫城，后来又各奔东西。弟弟去了邻近的祖耶夫卡镇孤儿院，她自己去了北部的奥帕里诺镇孤儿院，位于基洛夫城和科特拉斯城之间。加林娜刚刚抵达就患上肺炎。“我从列宁格勒来，身穿夏日的连衣裙，外加白色披肩，没有其他衣服，脚上只是一双凉鞋。我们离开时是夏天，到基洛夫时已是11月。”整个冬天，加林娜病得很重，全靠孤儿院主任的调养。她名叫叶丽萨维塔·伊万诺娃，是西伯利亚当地的年轻女子，她让加林娜穿自己的冬衣，为她自掏腰包向邻近集体农庄购买牛奶，两人关系犹如母女。叶丽萨维塔自己没有孩子，对9岁的加林娜宠爱有加，晚上为她朗读，遇上缺课还帮她补功课。她想收养加林娜，但因生活空间不够而无法获得资格。然后，加林娜的母亲在1945年突然出现。1937年，她逃脱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管，带着新出生的婴儿四下隐匿生活。她曾在摩尔曼斯克铁路上担任清除冰雪的工人，直到变成德国军队的俘虏，被送去彼得罗扎沃茨克的芬兰集中营。1944年，她获得苏维埃军队的解救，便到处寻找自己的孩子。加林娜离开叶丽萨维塔和孤儿院时，显得非常伤心。她跟母亲、弟弟搬回波德博洛热地区，1952年又搬至列宁格勒。那些年，她不断写信给孤儿院的叶丽萨维塔。她回忆：“我非常爱她，使我的母亲生羡。我对母亲的爱，都不及对她的一半，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平淡如水。” (566)
尼古拉·科瓦奇1936年出生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父母1933年获刑10年，被送去白海岛屿监狱。母亲当时已怀上了姐姐艾莱娜，所以获准在监狱里作为家庭一起生活。到1937年1月，内务人民委员会禁止劳改营中所有的同居。尼古拉的母亲流放去了卡累利阿的劳改营（枪决于1937年11月），父亲流放去了马加丹的劳改营（枪决于1938年）。艾莱娜其时正患结核病，被送到列宁格勒南部的托尔马乔夫孤儿院接受治疗。尼古拉被送到北部的奥尔戈诺度假区，那是1917年之前圣彼得堡精英青睐的芬兰湾度假地；内务人民委员会在王子奥尔登堡白色宫殿的一翼为“人民公敌”的孩子建立了孤儿院。
像尼古拉一样，该孤儿院的许多孩子都没有自己的家庭记忆，却与厨房工人建立特殊的关系，由此而得到爱和亲情，甚至家的感觉。尼古拉回忆道：“有一条通向厨房的后楼梯。”
我去那里，厨娘会说：“科利亚来了！”她们会抚摸我的头发，给我一块面包。我就坐在楼梯的底部吃，没人看见。那时，大家都饥肠辘辘的——我害怕被人抢走……那些厨娘原是当地的普通妇女，可怜我们孤儿，尽力予以帮助。
孩子们还拜访当地的老人，帮助耕耘他们的自留地。尼古拉回忆：“这很适合我们。”
如果帮助一位老大爷，他就会很高兴，会对我们很亲切。他可能会变得很亲热，抚摸我们的头发。我们需要温暖和亲情，需要家庭所能提供的——只是不知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有家庭，也不感到伤心，因为根本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或家庭的存在，我们只是需要爱。
他们通常在与动物和宠物的相处中找到爱。尼古拉说：“我们有狗、兔、马。”
孤儿院的围墙背后有一个马场。我们很喜欢去那里，会感到自由自在。有时在夏天，马厩工人让我们带马去河边。我们骑着无鞍马，在河中一起游泳，骑回来时尖声欢叫。城镇的草甸上夏季有赛马，我们总在那里。没人比我们更了解马，我们爱上了马。
在孤儿当中，相互扶持的非正式小群体发挥了许多家庭的功能。同年龄的男孩会结帮成伙，来应付把他们骂成“人民公敌”的恃强欺弱者；年龄较大的会保护年幼的，在功课和家务上提供帮助，并在晚上啼哭或尿床时予以安慰。孤儿院所有的孩子都很团结，以反抗严厉、有时甚至残忍的教师。 (567)
尼古拉不知道父母长得如何，也不知道他们已死去，只是在梦中见过母亲：
我经常梦见妈妈，我想应该是妈妈吧。我没见过她的脸，或她的身影。那是一些很幸福的梦，我和妈妈在天上飞，她拥抱我，帮助我飞，但我无法看到她——不知怎的，她要么在我后面，要么与我并排。我们没有飞得很高——只是在孤儿院附近草地和沼泽的上空。那是一个夏天，她会对我说：“不要怕，我们不会飞得太高或太远。”我们面带微笑，在梦中笑个不停。只有在那些梦中，我才感受到幸福——浑身舒畅的幸福。即使今天，我一想到幸福，仍会想起那些梦，还有那种纯粹的幸福感。
像很多其他孤儿一样，尼古拉为父母勾画了想象中的形象。他从没梦见过父亲，只是把他想象成一名飞行员——那是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时苏维埃的英雄形象。他在梦中渴望有一个家，尽管如尼古拉现在回忆的，他都不知道家庭为何物。直到13岁之前，他还从没见过一个实实在在的家庭，甚至没见过在一起的母子。 (568)
由于没受家庭的影响，尼古拉和他的孤儿同伴对什么是对和错，自有非常独特的概念。他所谓的孤儿院的“丛林法则”，塑造了他们的道德意识，要求每一个孩子为集体而牺牲自身利益。尼古拉解释：
如果有人犯了错，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因此受到惩罚，那个人就要去向当局坦白。我们宁可让他一人受罚，也不愿让整个群体一起倒霉。如果无法说服他，就会动用体罚，迫使他老实交代。我们不会去举报——出卖自己人是被禁止的——但我们会确保他一定去坦白。
尽管出卖自己人是受禁的，但孩子和成人之间的关系却适用不同的法则。孤儿们都敬佩帕夫利克·莫罗佐夫。尼古拉回忆道：“他是我们的英雄。”
我们没有家庭概念，不知道父亲是什么。帕夫利克背叛父亲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重要的是，他抓住了资产阶级一员的富农，在我们眼中成了英雄。就我们而言，这个故事与阶级斗争有关，与家庭悲剧无关。 (569)
孤儿院的道德体系——强大的集体精神和微弱的家庭联系——使之成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和红军的主要招募场所之一。20世纪30年代，有数百万儿童生活在苏维埃机构中——孤儿院、军队、劳改营，他们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孤儿们特别容易接受苏维埃政权的宣传，因为没有父母的引导以及可供选择的其他价值体系。20世纪30年代，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一连串儿童之家长大。他回忆，他和孤儿同伴们一直受到灌输：苏联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孩子，一切都由国家供给，而领导国家的一国之父斯大林关心所有的孩子。
如果住在其他国家，我们将死于饥寒交迫——这是我们被告知的……当然，我们相信其中每一个字。我们在孤儿院体验生活，学着去思索和感受——更确切地说，不作自发的思索和感受，接受一切被告知的。我们对世界的想法全来自苏维埃政权。 (570)
米哈伊尔也深受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传奇的影响，梦想仿效他的成就——揭发出一个敌人或间谍，在成为少先队员时，他感到非常自豪。像许多孤儿一样，米哈伊尔把加入少先队，看作被苏维埃社会所接纳的一刻。在那之前，他一直耻于自己的父母，仅有零星的记忆：与父亲一起骑在马上，想象中的母亲坐在灯旁擦枪（让他觉得，她一定是一名党干部）。他不知道父母是谁，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是刚来孤儿院时取的新名字）。他记得四五岁时发生的一件事：他的前保姆来儿童之家探看，告诉他他的父母已作为“人民公敌”被枪决了；然后又说，“像枪毙你父母一样，他们也应该把你枪毙掉”。整个童年时期，米哈伊尔为此而深感羞愧。一旦加入少先队，这个耻辱获得了解除；这是他第一次得到苏维埃制度的承认和重视。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米哈伊尔把斯大林当做父亲，既权威，又慈祥。他相信，所有的善意都来自他：“我们有吃有穿、有学可上、可以赴少先队野营，甚至有新年树——这一切都归功于斯大林同志。”这就是他的看法。 (571)
米哈伊尔所在的孤儿院的孩子们，早早投入了工作。他们从4岁起就帮助洗碗、打扫院子，7岁起去集体农庄的田野劳动，11岁起去纺织厂工作。该纺织厂位于邻近的奥列霍沃―祖耶沃镇——在莫斯科的东面，相距50公里。到1941年夏天，米哈伊尔又被分配到奥列霍沃―祖耶沃郊区的一家金属厂。尽管只有12岁，但孤儿院的医生以体检为基础，宣称他已有15岁（米哈伊尔长得高大，与年龄不相称），并发给他一套新证件——上面说他出生于1926年。当时有一条政策，有意提高孤儿的年龄，让他们够条件去参军或从事工业生产。在之后的两年中，米哈伊尔与孤儿院的其他孩子组成一队，在钢铁厂上班。“我们轮班工作——这一周，晚上12小时；下一周，白天12小时；每周工作7天。”工厂里可怕的真实条件，与宣传中的相比有云泥之别。米哈伊尔以前学的，均来自书籍和电影。于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开始怀疑被告知的东西。孩子们身穿工作服，睡在工厂俱乐部的地板上，吃饭都在食堂，没有任何报酬。1943年秋天，米哈伊尔逃离工厂，自愿参军——动机是躲避饥饿，不是爱国主义——成为一名坦克驾驶员，当时年仅14岁。 (572)
像米哈伊尔一样，尼古拉·科瓦奇加入少先队时也非常自豪，因此而感到已被孤儿院之外的世界接受，可与其他同龄孩子平起平坐了。科瓦奇接着加入共青团，成为党的积极分子，他“最喜爱的书”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在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在远东服役。复员后，他却难以融入平民生活——他在苏维埃机构待的时间太长——转而去内务人民委员会上班，晚上在其附属的精英军校进修。科瓦奇任职于内务人民委员会一个特殊单位，其主要任务是捕获儿童之家的逃犯。
三
父母要求14岁的玛丽亚·布德克维奇事先做好准备，以预防父母的被捕。1937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会抓走父母，玛丽亚得以生存下来，孑然一身，住在莫斯科的自家公寓，直到1938年夏天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带到达尼洛夫修道院的拘留中心。她虽是自力更生，却有父母的老朋友米利察·叶夫根涅夫娜的帮助。米利察的丈夫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官员，被捕得更早，所以米利察揣测玛丽亚的父母可能是受了自己丈夫的牵连，因而觉得对不起玛丽亚。但很快，她又担心，如果继续帮助“敌人”的女儿，自己也会吃不了兜着走，只好向内务人民委员会汇报。他们来抓玛丽亚时，米利察对她说：“不要生我的气……最好还是去儿童之家，之后就会慢慢习惯，不会再是人民公敌的孩子。” (574)
玛丽亚与其他25名“人民公敌”子女一起，从达尼洛夫修道院，被转至高尔基城附近的孤儿院。孤儿院主任是个慈父般的人，鼓励玛丽亚努力学习，即使出身不好，仍可争取美好的前途。她申请加入了共青团，尽管事先受到警告，获准之前需要背弃自己的父母。她也参加各项活动，主要是在群众集会和游行中强烈谴责“人民公敌”，歌唱对斯大林和党的赞歌。她回忆，之所以加入共青团，是因为坚信这是父母希望她做的：“我怎能拒绝加入呢？妈妈总是说，我一定要成为少先队员，然后是共青团员。不加入是可耻的。”然而同时——她对导致父母被捕的政治事件茫然无知——她又认为，入团可能是错的。她记得曾感受到对父母的愧疚，好像是在背叛他们。但后来，入团仪式并没要求她背弃父母。尽管如此，她仍在参与共青团宣传时觉得尴尬。如她所忆起的，只是让人看到自己在“高歌赞美斯大林，连自己也不太相信口中吐出的歌词”。尴尬的根源是她的直觉：父母的被捕是错的（她甚至在1939年向斯大林书写抗议信）。她为生存和进步所采纳的政治身份，又与这信念发生冲突。作为共青团员，玛丽亚可以就读于列宁格勒理工学院，那是一所占处于领先地位的科技大学，学生中仅有极少数“人民公敌”的孩子。 (575)
数百万孩子在苏维埃制度和其“敌人”之间的灰色地带长大，内心时常处于争相表忠与抗争冲动的撕扯之中。一方面，家庭出身的污点增强了他们证明自己是社会平等成员的需求。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遵循苏维埃的理想，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共产党。另一方面，这些孩子不禁会对给家人带来这么多痛苦的制度生出疏远之感。
父母在1937年夏天被捕后，热尼娅·叶万古洛娃百感交集。她19岁，刚刚读完中学，留在莫斯科继续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灰飞烟灭。于是，她搬去列宁格勒，与父亲的舅舅同住。舅公是一名退休的冶金学教授，帮助她进入了工人补习学校，她希望以此升入理工学院。随着申请理工学院的日期越来越近，热尼娅变得忧心忡忡，知道在表格中将不得不揭示父母的被捕。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个“麻风病人”，尽管在入学考试中取得高分，仍在担心没有资格进入理工学院。1938年，她被接受为冶金系的新生，该系的竞争不像其他系那么激烈。整个第一学年，热尼娅在日记中承认自己的抑郁症，甚至兴起自杀的念头。反观这一悲伤，她自我解释，这是父母失踪之后自己个性的“自我封闭”。在工人补习学校时，父母的被捕一直是她的耻辱之源，她的同学曾无情地欺负她，称她为“祖国叛徒”的女儿。在理工学院，热尼娅努力证明自己是一名模范学生，以克服这一耻辱。
有时，她尽力挣脱父母的阴影，享受与同学的相处，追求自己的新生活。但在短暂的瞬间幸福之后，总是涌起内疚感，使她想起身系劳改营的父母。父亲被捕后不久，热尼娅做了一个梦，梦中的父亲竟是一名侵略者。这一直给她带来困扰：
我父亲从隔壁房间的薄雾中浮现，举起手枪朝我心脏开枪。我没有身体上的痛苦，只有无法遏止的失落感……然后，我发现自己的胸部已被鲜血浸透。
在理工学院时，有一天晚上，她和朋友一起去溜冰，心情非常愉快，那还是好几个月中的第一次。可当天晚上，她在梦中又看到父亲，第二天早上醒来，满怀“沉重的抑郁”。 (576)
“奇怪孤儿”中的许多人，回顾自己的少年时代时，都记得有这样一个时刻——他们所衷心盼望的——遭受压迫的耻辱突然消失，他们重被接受为“苏维埃公民”。这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渴望，几乎是所有“人民公敌”子女的共同心声。只有很少人对苏维埃制度产生厌恶，或干脆反对。
对依达·斯拉温娜来说，重被接受的时刻发生于1938年的夏天，与母亲的被捕相隔不久（父亲被捕于1937年）。其时，体育教师来邀她参加学校的游行。依达是一名运动员，身材健美，自14岁起就以体操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学校游行，但在父亲被捕后，她被逐出了游行团队。她在回忆录（1995年）中追忆了当时的喜悦：重被接受为“海陆空”体操表演的体操兼跳伞选手，参加游行，庆祝苏维埃体育界所取得的成就。
我尚记得采访人在游行运动员照片中认出我时的诧异。 [2] 他们问，母亲刚被发配去劳改营，我怎能参加游行？现在回想起来，我当然承认年轻时的自私。我才16岁，忍受不了痛苦，渴望幸福和爱，但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原因。参加游行是在表达一个深切的愿望：我想在破碎的世界中重返完整。我再次感到，自己从属于一个庞大的“我们”。我与大家行进在方阵中，高唱让人骄傲的歌曲《我们没有国界》（We Have No Borders）。在我看来，我与任何他人一样，都是完全平等的祖国代表。我对[歌中的话]深信不疑，“我们将高举苏维埃旗帜，超越世界和世纪”。我跟大家并肩站在一起！我的朋友和教师再一次对我表示信任——这意味着，或者是我就因此认为，他们也一定相信我父母的无辜。 (577)
对于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加入共青团象征了从“人民公敌”的孩子到“苏维埃公民”的过渡。父亲1938年2月被捕时，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17岁。加林娜的父母是积极的反对派，没期望她会成为共青团员。她和母亲从老家列宁格勒，流放到雅罗斯拉夫尔城。加林娜强烈地感到遭受迫害的耻辱，试图予以克服，决定申请加入共青团。她给学校共青团委员会写信，要他们“再看看我的材料”（即审查她的申请，尽管有父亲被捕的污点）。她坦言自己在有意识地自我净化，她公开自己的“污点履历”，希望获得集体的宽恕和救赎。在讨论她的请求的共青团会议上，领导们裁定加林娜“作为人民的敌人没有资格入团”。但有一位同学抗议说，如果阿达西斯卡娅被排斥在外，所有的学生都会离席。加林娜回忆：“党员辅导老师勃然大怒，耳红面赤。”
他坐在木凳上，大声叫喊：“这是什么？挑衅！缺乏警惕性！”不过到了最后，我还是获准加入了共青团，甚至当选为班级组织者。我们的组织在学校里赢得了第一名[在社会主义竞赛中]。
就加林娜而言，这就是她被带进集体生活的一刻。她回忆，自己在1941年被捕，“调查官员查阅我的共青团记录时，眼珠子几乎都要跳了出来”。 (578)
背弃自己家庭的传统和信仰，通常是进入苏维埃社会所必需的牺牲。柳芭·捷丘耶娃1923年出生于乌拉尔北部切尔登镇的一个东正教神父的家庭，排行第四。柳芭的父亲亚历山大于1922年被捕，押在监狱将近一年才获释。政治警察要他成为举报人，汇报自己教民的活动，却遭到拒绝。后来，受政权支持的宗教改革者夺走了他的教堂，亚历山大二度被捕，但于数月后的1929年秋天获释。柳芭的母亲克拉夫蒂娅随即被切尔登博物馆解雇，她的弟弟维克多作为“阶级敌人”的儿子也被学校开除。1930年，亟想保护家人的亚历山大，带儿子搬去乔尔莫兹镇，让活跃于教会的一个工人收养维克多，以此来改善儿子的前途。作为“工人的儿子”，维克托在学校读完七年级，取得教师资格。家中的其他人也搬离让他们家破人散的切尔登镇，去南方100公里外的新兴工业城镇索利卡姆斯克，与克拉夫蒂娅的母亲一起生活。
柳芭在索利卡姆斯克长大，从小学会了遵守“自己的本分”。
妈妈经常提醒，我是神父的女儿，要倍加小心，不可与他人交往，不可信任他人，不可谈论自己的家事。我的本分是要保持谦虚，她曾说：“别人能做的，你却不能。”
她家很穷。克拉夫蒂娅在成人扫盲组织担任讲师，但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因为没有配给卡。她们勉强生存，多亏了亚历山大的小额金钱援助，他仍在乔尔莫兹镇从事神父的工作。到1937年8月，亚历山大又一次被捕，10月遭枪决。克拉夫蒂娅和孩子们变卖最后的财物，种植蔬菜，苟延残喘。最终，亚历山大的农民教友送来了援助款——他们曾在集体化运动中得到教会的帮助。
自从父亲移居至乔尔莫兹镇之后，柳芭只见过他一次。她在1937年6月前曾去拜望，几星期后，他就被捕了。柳芭回忆：“我对宗教的无知让爸爸大为不满，他试图教我古教会斯拉夫语，但我没有兴趣。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节宗教课，也是最后一节。”经年的压迫促使柳芭逃离自己的家庭背景。她在索利卡姆斯克新学校的第一年，就是反宗教宣传活动的靶子。教师一边指向柳芭，一边告诉其他孩子：如果他们接触宗教，就会变得像她一样糟糕。她回忆，自己老受其他孩子的欺负，陷入了“极端恐惧和歇斯底里”的状态：
我不敢去上学。母亲和外祖母最终决定，不再带我去教会。她们告诉我，最好只有一种教育，让我相信学校里有关宗教的说法。
柳芭加入了少先队，自豪地戴上标志着受到接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积极分子，甚至参加了1938年反教会的示威游行，所举的横幅上写着“打死所有的神父”。柳芭最终成为一名教师——亚历山大的4个孩子中，3人选择了这个职业。将近50年，她教的是反教会的共产党路线。回首往昔，柳芭充满了悔恨，因为自己背弃了家庭的传统和信仰。 [3] “我总想，如果父亲是一名教师，而不是神父；如果像其他女孩一样，也有父亲伴我长大，我的人生会变得容易许多。” (579) 她弟弟维克多曾在共青团会议上正式背弃父亲，相比之下，柳芭所做的只是在苏维埃社会生存下去的绝对必需之事。
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间，成为苏维埃积极分子是一条普遍的生存策略。这样做，既可消除自己的软肋所引起的政治猜疑，又可让他们克服自身的恐惧。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1928年出生于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城，父母在那里过着流放生活。父亲亚历山大·约西列维奇是列宁格勒印刷工人的儿子，从苏维埃政权的一开始，他就是老布尔什维克和契卡官员。他曾是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找到父亲的那个少女）的伴侣，直到爱上格鲁吉亚低级官员的女儿尼娜·德利巴什，两人在1925年结婚。两年后，他因与政治警察的前雇主发生龃龉而被捕（他1926年离开警察系统，在莫斯科学习经济），流放至西伯利亚，其时已怀上女儿的尼娜跟随而去。1918年，尼娜和女儿先回到苏维埃首都；亚历山大获释后也回到莫斯科，在外贸部任职。1930年，亚历山大再次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高尔基城附近的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属于韦特拉戈古拉格系统。同时，尼娜也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一系列的“特殊定居地”，到1932年又返回莫斯科。叶丽萨维塔一直与在列宁格勒的父亲的家人一起生活，偶尔去探望身在流放地或已返回莫斯科的母亲，直到1935年。其时，她和尼娜前去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与亚历山大同住。尼娜充任志愿者，一家人住在劳改营，叶丽萨维塔开始上学。到1936年4月，叶丽萨维塔的父母再次双双被捕，亚历山大于1937年5月被枪决；尼娜被判刑10年，先被送去索洛韦茨基劳改营，后枪决于1937年11月。
父母被捕后，叶丽萨维塔获得苏赫贝兹沃德尼劳改营难友的收留，逃过被送去孤儿院的厄运。那位难友在1936年获释，把她带回列宁格勒。叶丽萨维塔住在不同的亲戚家——先是格列高利叔叔（1937年4月被捕），接着是马戈姑妈（7月被捕），再是赖娅姑妈（8月被捕）。于是远房亲戚将她救出列宁格勒，在把她送给在第比利斯的母亲的家人之前，先让她住在莫斯科附近他们的乡间房子里，以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她在这些亲戚当中转来转去，不清楚他们对警方的担忧，开始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没人要的小孩。
叶丽萨维塔的外祖父母是纯朴的老百姓——外祖父出身于农民家庭，外祖母是商人的女儿——但都受过教育，汲取了第比利斯知识界自由基督徒的价值观。叶丽萨维塔没去上学，只接受外祖母的家教——她在1917年以前，曾任第比利斯中学的教师。外祖父母对清洗不抱任何幻想，直截了当地告诉她，父母是无辜的，是好人，却受到了不公的惩罚。尼娜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给父母写过两次信，特地加上给女儿的安慰和鼓励。她最后一封信写于1937年11月2日被枪决之前，交在了执刑人手里。尽管是非法的，他还是将之付邮了。尼娜写道：“爸爸，妈妈，我就要死去，救救我的女儿。”她还告诉叶丽萨维塔，可在夜晚的天空找到自己的母亲，就在大熊星座的旁边。她写道：“当你看到大熊座，就能想起我，因为我就住在那一片星空。”1937年12月，尼娜的弟弟在第比利斯被捕，尼娜的信件和所有照片随之都遭销毁。 [4] 但最后一封信一直深入叶丽萨维塔的心灵，外祖母给她念了十几次。她回忆道：“我一直在等待，等待我的母亲。即使成年后，我晚上出去，也会寻找大熊星座，思念我的母亲。直到1958年[方才发现母亲已被枪决]，我一直视之为她终将回到我身边的象征。”
舅舅的被捕使叶丽萨维塔留在第比利斯变得危机四伏，此时，大规模的逮捕正席卷格鲁吉亚的首都。她将近10岁，从没进过学校，但在第比利斯，没人愿意收留“人民公敌”的女儿。1938年1月，外祖父母送她上火车，去列宁格勒与大姨妈索尼娅同住。索尼娅任职于基洛夫工厂工会，是党的资深积极分子和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在叶丽萨维塔所有的叔舅姑姨当中，索尼娅是大恐怖中唯一没被捕的。叶丽萨维塔回顾那些创伤年代，认为没有真正感受和了解到大恐怖对自己的巨大影响，亲戚们往往不作透露。她到10岁时，已经历了颇不寻常的各式事件——在流放地和劳改营长大，失去父母，避难于十多个不同的家——无论是“正常”的结束，还是“异常”的开始，对她来说都毫无意义。她现在回忆，当时感受到的只是迷惑和沮丧，既含糊又笼统，这植根于“没人要，没人爱”的直观感受。索尼娅的丈夫于1938年1月被捕，姨妈家的公寓因而笼罩着冷峻、紧张的气氛，与外祖父母家的友好热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更加深了叶丽萨维塔的那一直观感受。不久，索尼娅被开除出党，她特地装好一只放有替换衣服和干面包的小包，以备随时可能发生的被捕。叶丽萨维塔越来越内向，生出“对他人的恐惧”。她回忆道：“我害怕每一个人。”她记起一件事，姨妈让她去当地商店买东西，店员找回零钱时多给了5个戈比，她回到家里，姨妈就叫她去退还多找的零钱，并道歉。叶丽萨维塔被吓坏了，不是因为拿了多找的零钱，而是害怕以个人化的方式与售货员（陌生人）交流。
尽管有丈夫的被捕、几乎所有亲戚遭受的迫害以及自己的被驱逐出党，索尼娅仍是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她教导外甥女相信苏维埃报刊上的一切，接受父母有罪的可能。她还声称，她父亲曾属于一个反对派组织，因此被捕，成为“人民公敌”，但尼娜很可能是无辜的。叶丽萨维塔回忆：“索尼娅很少提及我父母，我不敢向她询问父母之事，担心她会说出非议他们的话。我懂得，有关这一主题的谈话是禁止的。”也许索尼娅认为，如果外甥女对自己家庭的命运想得太多，可能会避世绝俗，更加疏离于苏维埃制度。在姨妈的鼓励之下，叶丽萨维塔先加入少先队，再加入共青团。每一次，如索尼娅所规劝的，她都掩饰真相，声称父母被捕于1935年（在清洗“人民公敌”之前）。叶丽萨维塔回顾自己的入团经历：
我陷入深深的恐惧——好像重又回到父母被捕、自己孤身只影的岁月——我害怕外面的世界，害怕一切的事物和人际关系。我不敢与人接触，唯恐他们问起我的家人。世上最为可怕的，就是在共青团会议上老是提出的出身问题。
她渐渐克服自己的恐惧，被接受入团更增强了她的信心。她回忆道：“在我生命中，我第一次不再觉得自己像一匹害群之马。”她学习成绩优秀，这让她在同学之间享有真正的权威。她变成积极分子——先当选为学校的共青团书记，后成为她所居住的列宁格勒地区共青团书记。她回首往事时认为，她的积极性救了自己，让自己获得一定程度的主动：
当我加入共青团，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当我与同代人打成一片，成为他们的领袖，我就不再害怕了。我可与当局进行谈判，为他们的事业力争。当然，我也是在为自己力争。因为，越显得坚强，就越能抑制自己内心的恐惧。 (580)
对于在“特殊定居地”和其他流放地长大的“富农”孩子而言，唯有拥抱苏维埃事业，才能克服他们的出身之耻。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与“富农”父母一起流放的许多孩子已经成年。内务人民委员会收到这些青少年的无数请愿，要求获释，重返苏维埃社会。有些人写了正式声明，背弃自己的家庭。20世纪30年代初，只有很少申诉获得成功：一些“富农”的女儿被允许离开流放地，与享有全部权利的苏维埃公民结婚。除此之外，政府认为“富农”的孩子只会污染社会，降低士气。然而，从1938年的年底起，出现一个大转折，新政策强调“富农”孩子的“重新做人”和恢复名誉。一旦达到16岁，他们就可离开流放地，恢复公民权利——但一定要背弃自己的家庭。 (581)
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就是这样一名“富农”的孩子，他1917年出生于库尔干地区，在集体化运动中，与家人一起流放至乌拉尔北部乔尔莫兹镇附近的“特殊定居地”。德米特里在定居地长大，伴随着“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他回忆道：“我感觉像一个弃儿，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由于父亲的流放，我受到了莫名其妙的玷污，变成了坏人……我并没像敌人一样感到内疚，但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教育是他的唯一出路。父亲老是说：“学习呀，学习，孩子们。教育是苏维埃政权可以给你的一件好事。”德米特里学习努力，成为定居地中第一个读完十年级的男孩，1937年因勤奋而加入共青团。他最终被接受为一名平等人，感到“自豪和高兴”，很快成为一名积极分子。德米特里将自己的进步归功于党的理想，视党为更高形式的社区，其成员“公平且优等，洋溢着同志之情谊”，从中能赢得他的救赎。依照父亲的建议，德米特里前去拜访“特殊定居地”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指挥官，为自己赴大学深造恳求帮助。指挥官涅沃林为人善良，对这位聪明青年的处境感到惋惜。他已经知道德米特里在学校取得的成就，清楚地看出这位青年值得帮助。涅沃林颁发给德米特里一本护照和100卢布——相当于“特殊定居地”每月工资的两倍多，让他随身带上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推荐信去彼尔姆，帮助他注册成为大学的物理系学生。
德米特里从未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他在入学表格中填写自己的出身，因此受到其他同学的欺负。他最终决定离开，以为越远越好，希望找到一个不受出身影响的学校。他先是就读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然后搬去更为东部的鄂木斯克，成为农学院学生。但在那里，他的出身仍是一个困扰。到第一学期的第6个星期，系主任告诉德米特里，他必须退学，因为学校已收到驱逐“富农”、神父和其他“社会异己分子”子女的命令。他非常沮丧，决心先去仍有亲戚的库尔干地区。除了返回“特殊定居地”，似乎无路可走。德米特里前去看望他以前的老师——他在赴流放地之前曾是该村校的学生。那位教师还记得他，邀请他回校担任物理教师。德米特里虽没有高等学院的学位，但在实际上，真正必需的资格是熟悉斯大林的党史，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又是德米特里最爱读的书籍。他教了一年书，1939年夏天回去看望仍在乔尔莫兹镇的父母。他从父母的来信中得知，“特殊定居地”的条件有所改善。但出乎意料，比涅沃林严厉的定居地新指挥官却将他逮捕，没收了他的护照，并威胁要把他送进劳教营。再一次，德米特里因自己的优秀成绩而得救。乔尔莫兹镇学校校长记起了他的得意门生，呼吁内务人民委员会手下留情，声称他急需教学人才。于是，德米特里获准留了下来。他在随后两年中任教于定居地学校，直到战争爆发时被征入劳动大军，前去伐木营（1942年4月之前，“富农”的儿子不得参与军队的前线战斗）。
德米特里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手中饱受磨难，仍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坚信共产党事业的正义性，亟想成为它的成员。他解释说：“我做梦都想入党。”
我只想获得平等人的认可，入党就是为此。我绝不是为了职业发展而申请入党的。就我而言，党是诚实和奉献的象征。他们是共产党人，既诚实又正直。我想，我应该名列其中。
他在1945年提出申请，却遭到拒绝，当时带给他巨大的失望（他60年后重述此事时，仍双手颤抖，情绪激动，哽咽难言）。到1956年后，党改弦易辙，试图吸收曾受斯大林迫害的团体的成员，他才得以加入渴望20多年的平等同伴的行列。 (582)
四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被判刑8年，在专为收容祖国叛徒妻子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地处哈萨克斯坦。5年之后，她从核心的监狱区域调至外围的定居地，那里的条件稍佳，有时可与家人同住。季娜伊达写信给她在莫洛托夫城的母亲。她虽然亟想与女儿团聚，即安吉丽娜和奈莉，但不希望她们承受劳改营的艰辛，“糟蹋她们的人生”。然而，莫洛托夫城挤满了难民，他们来自饱受战火蹂躏的苏维埃领土，长期的饥荒随之发生。像布舒耶夫一样的“人民公敌”，没有食物配给或自留地，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季娜伊达的母亲决定，最好让女孩们与母亲团聚。她无法想象劳改营的条件还会比莫洛托夫城更差。
为了让孩子进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先要把她们还给孤儿院。季娜伊达等女儿取得国家收养者的身份，再要求把她们转至劳改营。安吉丽娜和奈莉回到孤儿院3个月，再由外祖母领出，坐火车从莫洛托夫城前往哈萨克斯坦，抵达阿克莫林斯克时，已是1月份的一个傍晚。季娜伊达到火车站迎接，发现她们正坐在上有遮顶的月台躲避暴风雪。她自己身穿棉袄、长裤、毡靴，即囚犯的标准冬衣。其时9岁的奈莉看到母亲，便奔跑过来，双手搂着母亲的脖子。但两岁就与母亲分离的安吉丽娜当时太小，已记不起来。她在恐惧中往后退缩，脱口说：“那不是我的妈妈，那只是身穿冬衣的农民伯伯。”季娜伊达经历了5年的苦役，已失去女性气质的外貌，再也不是安吉丽娜从家庭照片上看到、在脑海中想象的理想母亲。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是古拉格系统中专收女犯的最大的3座劳改营之一（其余两个是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劳改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为了满足政权对“人民公敌”妻子监狱的急切需求，它匆匆造成，于1938年1月接收第一批女犯。她们中的大多数，被安置在内务人民委员会控制的孤儿营的前营房。到1941年，估计有1万名妇女在劳改营。像布舒耶娃一样，她们中的大多数从事农活，或在纺织厂制作红军制服。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与远北和西伯利亚的相比，条件还算不错。但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女犯来说——尤其是那些习惯于舒适生活的苏维埃精英——劳改营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特别是在最初几年。一开始，它被定为高度机密的刑事机构，为了开展反“叛徒妻子”的镇压运动，还实施了极具惩罚性的“特殊管理”。监狱的核心区域，大大不同于营房定居地，围上了铁丝网和 望塔，还有牵狼狗巡逻的狱警。女囚们早上4点就要起来上工，睡觉前最后一次点名是在午夜。许多囚犯回忆，狱警们不善于计数，往往要女犯一再起床，以便重新核查。女犯一定要履行工作配额方能领到口粮。如果连续10天完成不了配额，就会被送去“死亡营房”等死。一名前狱警回忆：“每天早上，死者被运走，埋在营房外的万人坑。”对许多囚犯来说，最难忍受的是不得与亲属通信（特殊管理规定）。1939年5月之后，“特殊管理”取消。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改为“普通劳改营”，条件开始有所改善。营房定居地逐步扩大，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监狱区域服完刑或因勤劳而获得提早释放，都转至定居地。 [5] 居住条件变得比较容易承受，不再有铁丝网。狱警护送妇女去上工，晚上回来计算人头，除此以外，基本上让她们自管自。在劳改营指挥官谢尔盖·巴里诺夫的鼓励下，定居地的俱乐部有了活泼的文化生活。相对来说，他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劳改营的女子当中有不少资深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指挥官的妻子和亲人，包括作家、艺术家、演员、歌手，甚至有莫斯科大剧院的独奏家。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说，第一批囚犯中有125名医生、400名合格护士、40名女演员和350名钢琴家。哈萨克斯坦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的副手米哈伊尔·施赖德尔，回忆自己访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的寝食不安，那里关有太多前同事的妻子，“我又帮不上忙”。劳改营主管向施赖德尔保证，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囚犯享有良好的条件，但在他眼中，似乎仍是一个“可怕的场所”，与其他古拉格劳改营不相上下，这不是因为客观条件，而是因为有那么多与子女分离的母亲。
在这一方面，布舒耶夫一家比较幸运。季娜伊达的儿子斯拉瓦，刚到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被送进了孤儿院，等到母亲调至外围的定居地后回来与她团聚，现在又加上奈莉和安吉丽娜。她们睡在营房内一长列双层的木板床上，安吉丽娜记得：
其他女室友重新安排床位，让我们占据一个角落，像一个家庭那样生活。我们两人睡在上层，两人睡在下层，再加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角落货架。这都是我们私用的，可以储藏自己的面包和果酱……我们去食堂领饭菜，回来坐在木板床边一起吃……没人会偷我们的东西……我们营房中有4个家庭，各占一个角落，享受些许的隐私。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安排很好。
安吉丽娜和奈莉就读于劳改营学校，甚至加入了劳改营组织的少先队。这是当局鼓励的，为了在“人民公敌”的孩子中培养苏维埃精神。劳改营没有红领巾，所以少先队员只得自制，他们用劳改营中到处都是的像蜂群一样的蚊子的血，来染红一条条棉布。
然而，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多数妇女与家人只有很少的联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旦成为普通劳改营，其囚犯就可依据1939年的古拉格法律与亲友通信：一般囚犯允许每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如是“反革命罪”囚犯，像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大多数妇女一样，允许每3个月获得一封信和一个包裹。但在现实中，收到的信件数量，全取决于狱警的一时兴致、劳改营的内部规矩和劳改营的地理位置（有些劳改营太偏远，根本就收不到任何邮件）。伊娜·盖斯特讲述了如何设法邮寄包裹给身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普通邮局不接受寄去劳改营的包裹，为此而设立了特别投寄站，但又不公布它们的地址（劳改营的存在是苏维埃当局不予承认的），人们不得不依靠监狱外排队中传播的信息。1938年，发自莫斯科的所有邮递都被叫停了，伊娜只好去莫斯科西南100公里之外的莫扎伊斯克镇。她挤在人群中，想方设法将包裹交到一节指定的车厢，该次特别列车专门运载囚犯去哈萨克斯坦。 (586)
对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来说，剥夺通信权利无疑是某种形式的酷刑。有时，她们以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而被人传诵。法学家伊利亚·斯拉温的妻子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38年抵达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惊恐地发现大批少女——许多比她16岁的女儿依达还要年轻——不知何故，竟也在劳改营。埃斯菲莉担心，依达可能也已沦入某地的劳改营，但她没有通信权利，全无女儿的音信。事实上，依达在积极应对困境，她在列宁格勒借宿于许多学校里朋友的家，设法寄出包裹，只是没能到达母亲之手。埃斯菲莉因此绝食，这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抗议的主要方式，其囚犯——大多数是党员，或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在总体上忠于苏维埃政权，兢兢业业做事，毫无怨言。埃斯菲莉不参与政治，不关心丈夫的法律事务，唯一在意的就是家人。她拒绝进食，因此被关进惩罚区。数星期后，她的身体濒临崩溃，劳改营的行政当局终于同意让她接收家人信件。埃斯菲莉的绝食也许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很难想象劳改营当局会在意个别囚犯的死亡。他们本来已在准备把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由“特殊管理”改为“普通劳改营”，使囚犯有资格收到亲人的信件。当局也有可能考虑到，埃斯菲莉绝食而死可能引起其他囚犯的反应。在通信这个问题上，囚犯情绪已经高涨，兴起了频繁的投诉。劳改营当局让步后没几天，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总部召来依达，告诉她可以给母亲寄送一个包裹。包裹在1940年初的冬日抵达，当时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几乎没人收到过信件，更不用说包裹了。埃斯菲莉的胜利使她成为名人，数百名妇女聚集在她的营房，检视她包裹里的珍贵物品，这鼓励了其他囚犯也向劳改营当局提出抗议。 (587)
随着通信管控的放宽，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妇女将满腔热情注入自己的信件，往往还附上小礼物，以表达对儿女的爱。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一名囚犯回忆：“我们多么希望孩子拥有我们专为他们制作的小玩意。” (588)
叶夫根尼是莫斯科高等技术学院校长，被捕于1937年12月（枪决于1938年），其妻子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1938年获刑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当时他们5岁的女儿格特鲁德和弟弟被姨妈收养。狄娜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在劳改营的农业管理方面是个资深人物——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 (589) 与其他囚犯相比，狄娜允许发送和接收的信件更为频繁。她经常给女儿寄去自己手工制作的小礼物——小衣服、玩具，或是绣有动物的美丽毛巾——格特鲁德非常珍惜，一生不减。她回忆道：“我一直将它留在床上，无论是在学生宿舍，还是我住过的其他场所。在我心中，它等同于我想象中童话般的母亲。她不在身边，我只能构思一个母亲形象，非常善良美丽，只是住得很远。” (590)
与渴望有一个母亲相对的，是渴望拥有一个孩子，即使是在劳改营。1937年，乌克兰印刷工人哈娃·沃洛维奇21岁，被送去远北地区的劳改营。她感到孤立、孤独，渴望有个自己的孩子，感受孩子的爱带来的喜悦。这是许多女性在劳改营中的渴望，她在充满感慨的回忆录中如此叙述：
我们对爱、温柔、爱抚的需求如此强烈，甚至达到了精神错乱、以头撞墙、意欲自杀的程度。我们都想要一个孩子——所有人中最亲爱最亲近的，我们甚至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生命。我克制自己已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我真是渴望能亲手怀抱的小生命，在孤独、压迫、屈辱的漫长岁月里，又可有所寄托。
哈娃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发生恋情（“我并没选择他们之中最好的”），生下一个有着金色卷发的小女孩，取名为埃莉诺拉。劳改营没有为母亲准备特别的设施，在哈娃分娩的营房中，3位母亲合住一个小房间。
臭虫像沙粒一般从天花板和墙壁上纷纷掉落下来，我们整个晚上都用在了从婴儿身上掸走那些臭虫。白天，我们必须出工，找一位当天不用出工的老妇人暂时照看。我们留给婴儿的食物，那些妇女却拿起来，若无其事地放进自己的嘴里。
当上母亲，给了哈娃一个新的生活目标和信念：
我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魔鬼。但现在有了小孩，我最热切最强烈的希望是要有一个上帝……我向上帝祈祷，如果不会与女儿分离，他可延长我的磨难一百年。我祈祷，我能带着她获释，即使成为一个乞丐或残废。我祈祷，我能将她抚养成人，即使我必须拜倒在人们脚下，以乞求施舍来做到这一点。但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祷告。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走路，还没听到她咿呀学语、叫出美妙暖心的“妈妈”，我们就在冬天的凛冽寒风中，衣衫褴褛地挤进一个货运车厢，转去“母亲劳改营”。我那胖嘟嘟的金色卷发小天使，很快就变成了苍白的小幽灵，眼睛下生出蓝色阴影，嘴唇上长满疮。
哈娃先是被安排在伐木队工作，后来去了锯木厂。通过贿赂儿童之家的护士，她获准在规定时间之外前去探望，即早上点名之前和自己的午饭时间。她所发现的令人不安：
我看到护士早晨叫小孩起床。她们或推或踢，迫使小孩钻出冰冷的床被……她们以拳头推搡，嘴里时不时发出粗鲁的咒骂，脱下小孩的睡衣，用冰凉的水给他们擦洗。娃娃们甚至不敢哭，他们呼哧呼哧地吸气，像个老头一样，间以低沉的嚎叫。这个可怕的嚎叫，来自各张小床，有时竟持续数天。有的小孩大到足以坐起或爬行，就躺在床上，弓起膝盖顶住自己的胃，发出这些奇怪的声音，活像鸽子的咕咕鸣叫。
一名护士要负责17个小孩，她会找窍门加快工作进度：
护士从厨房带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分到单独的盘子。她抓住最近的一个小孩，把他的双手扭向后面，用毛巾绑住，然后开始一勺一勺，将热粥灌进他的喉咙，不留吞咽的时间，像是在填喂小火鸡。
只有护士自己的孩子，她们才会给予妥善的照顾。哈娃声称，他们是“仅有的能活着看到自由的孩子”。埃莉诺拉生起病来，浑身上下都是瘀青：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如何以瘦小的双手抱住我的脖子，呻吟着：“妈妈，回家！”她还没忘记那个臭虫缠身的贫民窟。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太阳光，与母亲在一起……
小埃莉诺拉……很快意识到，她对“家”的诉求是徒劳的。我去看她时，她不再伸手要我，甚至会在沉默中转向别处。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天，当我抱起她时（他们准许我以母乳喂她），她睁大眼睛，盯着远方某处，以弱小的拳头打我的脸，抓咬我的乳房，再手指自己的床。晚上，我背回一捆柴火时，她的小床已经空出。我发现，她赤裸裸地躺在停尸间成人尸体的中间。她在这世界上总共活了1年零4个月，死于1944年3月3日。 (591)
包含女囚犯的大多数劳改营办有儿童之家。1944年，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儿童之家，共有400名4岁以下的小孩，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在劳改营怀孕出生的。在其他劳改营，有些妇女亟想怀孕，以便脱离艰辛的劳动、分得较好的食物，甚至获得赦免。携带婴儿的妇女获得赦免一事，确有发生， (592) 却并不适用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大部分女囚，因为她们犯的是“反革命罪”。她们中的大部分怀孕产子，与上述的另外两种动机也是不相干的。据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说，这400名婴儿中的大多数，都是女囚遭狱警强奸的结果，特别是劳改营副指挥官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喜欢吹嘘，他“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享受了数千美丽的女人，都是倒台的党领导的妻子”。
女犯和看守之间的性关系，并不总是基于强奸或渴望怀孕。有些女性为了获得狱警的保护而顺从对方的性要求。与一人发生性行为，好过遭多人强奸。在男女混杂的劳改营（但有男区和女区的分隔），女性也与模范囚犯发生性关系，后者的特权地位往往带来较多的食物和衣服，或厨房和办公室的珍贵工作。除了丛林法则，很难解释这些性关系的原因——到底是模范囚犯具有保护、骚扰或威胁女性的力量，抑或是女性的性魅力，女性数量大大低于模范囚犯的——但从女性角度看，她们的动机通常是为了生存。
叶夫根尼·米赫拉兹是第比利斯歌剧院的总监，于1937年被捕。他的妻子克捷万·奥拉赫拉什维利获刑5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服刑。 [6] 克捷万不知道丈夫的命运（枪决于1937年），也没有两个孩子蒂娜和瓦赫坦的消息。后者在一系列孤儿院长大（成年后又被送去劳改营）。克捷万年轻貌美，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吸引了众多狱警和古拉格管理人员的注意，包括谢尔盖·德罗兹多夫。她在1942年获释后，便与德罗兹多夫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尼古拉出生于1944年，合家住在卡拉干达。德罗兹多夫在那里的哈萨克斯坦劳改营管理部门担任官员。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是纳塔利娅和艾莱娜的母亲，毕业于圣彼得堡的斯莫尔尼贵妇学院。她的第一任丈夫在列宁格勒的普尔科沃天文台担任地震专家，被捕于1936年。柳德米拉被判刑8年，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狱友米哈伊尔·叶菲姆夫。他是一名农民出身的机械师，刚刚服完所谓“流氓罪”的3年刑期（因参与酒后争吵而被捕），但决定留下，成为劳改营的志愿工。他有自己的家，位于官员和狱警的定居地。他对柳德米拉产生了兴趣。起初，她拒绝了他的追求，因为仍在期待总有一天会返回丈夫身边（不知道他已被枪决）,重归他们的家。后来柳德米拉因肾脏感染而病倒，米哈伊尔给她送来金钱、情书和食物。柳德米拉并没获得完全康复。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慢慢放弃了与丈夫重逢的希望，并假定他已死去。她愈益依赖米哈伊尔，也得到热情的回报。柳德米拉获准离婚（与“人民公敌”离婚很容易）之后便与米哈伊尔结了婚，1945年获释后两人一起定居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城。
劳改营的妇女不只是向古拉格官员寻求保护。劳改营外的强大保护人，有时也能决定女犯的命运。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中有一名囚犯是电影制片人阿纳托利的前妻柳芭·戈洛夫尼亚。柳芭在1938年4月被捕，判处5年的劳改。4个月之前，她的第二任丈夫鲍里斯·巴别茨基被捕，于1939年遭枪决，他曾是莫斯科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主管。柳芭后来以为，她的被捕缘于她曾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列宁格勒仓库购买家具（这些家具是从大逮捕受害者的家中没收来的，她感到深深的内疚，离开劳改营后，就将之全部卖掉）。但在事实上，她被捕只是因为她是巴别茨基的妻子。他陷入一个丑闻，导致了苏维埃电影界几十人被捕。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的电影《快乐伙伴》（Veselye Rebiata），其流行插曲不知何故传到美国，被制成唱片，广受欢迎，导致1937至1938年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间谍指控。
柳芭被捕时，来自3次不同婚姻的3个孩子被内务人民委员会从她共产国际酒店的公寓带走。柳芭与巴别茨基的儿子阿廖沙才两岁，被送去莫斯科市中心的孤儿院；巴别茨基第一次婚姻的13岁儿子沃利克，以及柳芭与阿纳托利的11岁女儿奥克萨娜，则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送去古老的达尼洛夫修道院拘留中心。该修道院的许多牢房已挤满孩子，其中一间扣押着奥克萨娜和20名其他女孩。沃利克被带到一个12岁以上孩子的特殊区域，由于已达刑事责任的年龄，将被送去内务人民委员会管理的特殊劳教营。他还做了指纹采集，拍了脸部照片，以建立他的犯罪记录。
几个星期后，奥克萨娜的父亲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出现在修道院。奥克萨娜回想起在庭院中看到父亲的一瞬。他身穿皮大衣，背朝着她。即使相隔很远，但她一下子就认出他，并开始从自己的窗口大声叫喊“爸爸！爸爸！”阿纳托利走向大门正要离开，因为拘留中心的主管声称奥克萨娜不在那里。一辆黑色玛丽亚——内务人民委员会用来抓人的臭名昭著的货车——正好从阿纳托利旁边开过，驶出修道院的大门，发动机的噪音盖住了他女儿的呼喊。奥克萨娜变得绝望，意识到这是最后的机会，再一次声嘶力竭地呼喊。这一次，阿纳托利转过了身子。她又继续大叫，并将手伸出窗户的铁窗棂，上下挥舞。阿纳托利抬头扫视大楼，但有那么多的窗户和那么多探视的面孔，戈洛夫尼亚很难找到自己女儿的脸庞，但到最后，凭借他摄影师的眼睛，终于锁定她的所在。他赶回主管的办公室，奥克萨娜很快被传唤到场。她告诉父亲，沃利克也被带到修道院。接她出去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在法律上她仍是阿纳托利的孩子。但要拯救已被视作成人的沃利克，又不是阿纳托利自己的孩子，则需要内务人民委员会熟人的帮忙。经过数小时的谈判和几次打电话给卢比扬卡，沃利克终于获释。至于阿廖沙，阿纳托利实在无法找到他的下落。但奥克萨娜记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把她和沃利克送到修道院之前，曾在某处卸下阿廖沙。她便与父亲沿着她当时离开共产国际酒店后的路线，顺利找到那家孤儿院。奥克萨娜回忆，阿纳托利“走了进去，半小时后重新出现，阿廖沙就在他的手臂中了”。
3个孩子都在阿纳托利的家中避难，那是莫斯科市中心共用公寓中两个小房间，他与高傲的母亲利季娅·伊万诺夫娜同住。一年后，即1939年9月，沃利克的母亲来找他，两人消失于农村。柳芭的姐姐波利娜将阿廖沙带去巴别茨基在克拉托沃的乡间别墅。他们再加上波利娜的妹妹维拉和父亲，住两个小房间；第三间最大，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波利娜在莫斯科工作，有时到阿纳托利的公寓借宿。她两次丧偶，没有自己的孩子，坚忍地承受艰辛的生活。妹妹被捕之后，她被逐出自己的家，并丢掉莫斯科马里剧院的秘书一职；她又去莫斯科剧院博物馆担任客房服务员，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被解雇，最终改在工厂里操作机器。
整整一年，柳芭毫无音信，因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特殊管理”禁止囚犯写信给亲戚。然后在1939年春天，随着“特殊管理”的取消，一封电报送到波利娜手上。她马上给妹妹回信，两人开始了忙碌的信件往来，几乎所有内容都与家事和抚养小孩有关。据奥克萨娜说，她们也提及其他事项，只是隐藏于暗语之中，以避开审查。波利娜一片赤诚，几乎每个星期都给柳芭写信。她寄去金钱、书籍、衣服，以及从杂志上剪下的文章和孩子的照片，尤其是阿廖沙的。
阿纳托利也写信给柳芭，但并不经常，他的信自有不同的风格。他给她送去金钱、食品包裹、电影放映机手册，让她能学到实用技能。第一年，柳芭在建筑工地上班，搬运木料时摔倒，导致手掌骨折。劳改营指挥官巴里诺夫因此调她去做轻活，在收到阿纳托利的请求后，更允许她管理俱乐部电影院。这并不是柳芭从巴里诺夫那里获得的唯一特权。波利娜因害怕自己被捕，带上阿廖沙逃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结果她竟于1942年1月死在那里。远房亲戚把阿廖沙送入孤儿院，然后发电报通知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柳芭。柳芭获准前往几百公里之外的江布尔城——位于阿克莫林斯克的南部，从孤儿院领出阿廖沙，把他带回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营房定居地，与自己同住。这对于一个囚犯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通融，批准请假的巴里诺夫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很有可能，柳芭的美貌在赢得这些通融时发挥了作用，但她的难友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反而强调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影响。阿纳托利在写给柳芭的信件中，明显没有对审查的恐惧（他的许多信件还批评了苏维埃电影当局）。阿纳托利写信表达自己对柳芭的爱，原谅她的离开，恳求她在释放后回到自己身边（“可能不会像你以为的那么久……我相信，如果我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办法的”）。柳芭此时尚不清楚巴别茨基的命运，便挡住了他的攻势。但阿纳托利不甘罢休，向她介绍自己电影的成功，即《米宁和波扎尔斯基》（Minin and Pozharsky，1939年）和《苏沃洛夫》（Suvorov，1941年），自己获得的大奖（1940年的劳动红旗勋章和1941年的斯大林奖），自己享受的富裕生活，以及自己在克里姆林宫出席的宴会。他打出情感牌，对柳芭强调他们的女儿多么需要她：“我在等你，祈祷你能回来，即使只是为了奥克萨娜。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好的父亲，太忙了。我们的女儿已到这样的年龄，特别需要母亲的教导，她在我面前很害羞。”阿纳托利一定知道巴别茨基已不可能再回来。他想让柳芭知道这一点，并试图让她明白最好还是与他在一起。他自己认为，或是想给柳芭这样的印象：只要她愿意回到他身边，他还拥有使她尽快获释的影响力。
五
1939年1月，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与塞缪尔·拉斯金三个女儿中最小的热尼娅·拉斯金娜结婚。自1936年以来，他们就是文学院的同学，其恋情开始于一年前的春天。其时，西蒙诺夫与另一位同学纳塔利娅·季波特仍在婚姻之中。但那些日子，在莫斯科学生界的波希米亚圈子中，民事婚姻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热尼娅说，西蒙诺夫以一首浪漫诗（即《五页》，最初却是为纳塔利娅写的）开始对她的追求。也许所有的年轻诗人，都会回收利用自己的旧情诗，以发动新的征服。就西蒙诺夫当时与女性的关系而言，这种做法非常典型。他性急，笨拙，很容易坠入爱河，在性经验上颇为青涩。 (600)
热尼娅小巧玲珑——几乎是袖珍型的，五官精致，但吸引西蒙诺夫的显然还有她的精神素养。她慷慨，耐心，对朋友掏心掏肺，几乎与每一个人都能处得稔熟（继承于父亲的罕见秉性），并以自己的善良影响他人。热尼娅是文学院的学生会秘书。1937年文学院清洗会议中，西蒙诺夫曾举报多尔马托夫斯基，她却勇敢地站出来为两名外国学生辩解——他们太软弱以致不能保护自己——她觉得，他们的作品受到了教职员不公的批评。 (601) 西蒙诺夫吸引热尼娅的究竟是什么，很难确定。但她一旦爱上他，一生不变。毫无疑问，吸引她的有：他的英俊潇洒、他的诗人天赋、他的聪明才智、他的阳刚之气，以及他鹤立鸡群的领导才能。
婚礼之后8个月，即1939年8月，他们的儿子阿列克谢出世。经过艰难的分娩，热尼娅和阿列克谢一起留在医院隔离病房好几天。西蒙诺夫给热尼娅写信：“我的小宝贝，我非常爱你。我确信，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我跟医生谈过，他说一切都很好，小宝宝会慢慢康复。请写信告诉我，你最喜欢我们儿子的哪一方面……今天，我开始写一首新诗。现在起，我每天都要写……我亲爱的，多想听到你的声音，多想看到你无疑是面黄肌瘦的小脸……请问一下，我可否给你送来犹太牛肝酱。 (602)
他们的儿子出生后不久，西蒙诺夫接受了作为战地记者的第一项任务。《英勇红军报》（Geroicheskaia Krasnoarmeiskaia）派他去蒙古哈勒欣河，报道日本控制的满洲与苏联的冲突。他从苏维埃军队集结之地蒙古写信给热尼娅，随信还送上新诗《照片》：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即便没有，只要牵记，仍可见面。
到第四天，乌拉尔已抛离得很远，
乌拉尔呀，我不愿让好奇的邻居窥见。
哈勒欣河战役（在日本被称为“诺门罕事件”），是1932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建立伪满洲国以来，一直在酝酿的边界战争的大决战。斯大林一直在担忧日本对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帝国野心。蒙古在名义上是中国一部分，但从1921年以来，一直处于苏维埃的影响之下。蒙古和日占区之间一旦因边界争议而爆发小规模的冲突，斯大林便派出他的精锐部队：5.7万步兵、集结的炮兵部队、500辆坦克、苏维埃空军的最好飞机，全部听从红军后起之秀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的指挥。苏维埃军队把关东军从日本坚持的边界哈勒欣河推回到俄国认定的边界诺门罕，即向东挺进了16公里。日本惊讶于密集的红军坦克和炮火，要求于9月16日签订停火协定。苏维埃声称获得了巨大胜利，似乎证实了红军的战无不胜——苏维埃宣传机器的说法。然而，实际情形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西蒙诺夫凭亲身经验体察到，苏方的损失远远大于政府所承认的（红军声称死伤共9000人，但实际人数却高达2.4万人，其中7000人阵亡）， (604) 凄惨可怕的景象纷至沓来。西蒙诺夫对军事新闻的审查感到沮丧，想通过自己的诗歌来提供较为真实的画面。《坦克》一诗讲述一排苏军士兵，在来之不易的战斗胜利中遭受了重大损失。士兵留下的已遭摧毁的坦克，在诗人眼中，成了他们英勇牺牲的丰碑。西蒙诺夫的政治上司恰好是弗拉基米尔·斯塔夫斯基，他阻止了该诗的发表。他曾是作家协会领导，还在1937年训斥过西蒙诺夫的“反苏”言论。他告诫西蒙诺夫，应该提供对战争的乐观瞻望，来积极配合自己肩负的宣传任务。为此，斯塔夫斯基建议他在结尾处，以一辆全新的坦克来替换已遭摧毁的。 (605)
与日占区的边界冲突，更加强了斯大林对腹背受敌的恐惧，担心同时卷入反轴心国的两场战争。1939年春季，希特勒的军队开进捷克斯洛伐克，并没受到英国或法国的激烈反对。这两个国家仍在安抚希特勒，在斯大林看来，这无疑是在鼓励纳粹和日本向苏联发起侵略。尽管法国和英国仍在继续与苏维埃政府的谈判，以联手抵抗纳粹对东欧和波罗的海的侵略，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向斯大林显示，西方列强并不真诚行事。整个1939年的春天，英国和法国以波兰不愿让苏维埃军队越界作为借口，拖延与苏维埃的谈判。他们只希望苏联能在外交上阻止纳粹，但还不愿与苏联签署军事协定。与此同时，德国人却向苏维埃政府暗送秋波，因为如要发动计划中的入侵波兰，苏联的中立是不可或缺的。他们提出，把东欧划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让苏联获得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地区。到8月，斯大林不愿再等英法两国。他相信，欧洲战争迫在眉睫，苏联无法抵抗纳粹德国，特别是在那么多苏军驻在满洲的时刻。他认为没有其他选择，只得与希特勒达成协议。1939年8月23日，斯大林与希特勒德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说服他的是那些1939年的突发事件，而不是许多人以为的长远规划。苏维埃领导人认为，该协定提供了喘息的时间，让苏联武装自己，也能在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创建起有效的缓冲地带。斯大林在两大势力——在他眼中都是反苏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和法西斯国家——的交战中保持中立，希望看到这些国家在漫长冲突中相互耗尽，反有可能激起当地的革命（宛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了俄罗斯1917年的革命）。他告诉共产国际：“如果他们打得精彩，相互削弱，我们并不反对[战争]。” (606)
德国获得了苏维埃的中立，9月1日入侵波兰西部。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不久，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将东欧分为德区和苏区的秘密协议，红军进入波兰东部。苏联进占波兰之后，又开始向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施压，要求它们接受领土变更和苏联军事基地的进驻。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决定妥协，签署了《国防互助条约》，让苏联红军占领他们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有关部门，伴随入侵的苏维埃军队，实施了相应的逮捕和处决：1.5万波兰战俘和7000名其他囚犯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枪决；至少有100万“反苏维埃分子”被逐出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却不愿俯首臣服，拒绝了苏维埃越境设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苏维埃在1939年11月向芬兰发动进攻，由于有先前在满洲、波兰、波罗的海的胜利，觉得自己稳操胜券。结果，对芬兰的战争却一再败北。苏维埃军队没做冬季战斗的准备，又无法攻破芬兰的坚强防御。4个月内，12.6万苏军阵亡，近30万苏军受伤。后援大军最终突破芬兰防线，迫使芬兰人求和。 (607)
对于西蒙诺夫乃至世界各地众多共产主义者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无疑是意识形态上的一大冲击。反法西斯斗争是共产主义团队精神和合理性的基石。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我这一代——希特勒1933年上台前后，我们当中刚满18岁的人——始终生活在将与德国开战的等待之中。对我们来说，那场战争开始于1933年，而不是1941年。”就这一代人而言，西班牙内战显得特别重要。一个原因是，他们太年轻，错过了激发他们英雄梦想的俄国内战；另一原因是，他们热切地相信，西班牙内战只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终极大战的揭幕，大战的高潮将是苏维埃和纳粹德国之间的殊死搏斗。西蒙诺夫回忆：“在哈勒欣河，这场大战不再是虚拟的，不再是我们预料中的未来事件，而是我们亲眼目睹的。”西蒙诺夫听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消息时身在蒙古的哈勒欣河，脑海中充满了苏维埃军队与日本军队的血腥战斗。他最初认为，这是一条务实的策略，可以保证德国不会“在我们背后发起致命一击”。他甚至欢迎苏维埃入侵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视之为反对德国军事扩张的必要举措。但在道义上，他却感到困惑。他觉得，该协议背叛了欧洲，背叛了共产主义对抗暴君、保护弱者的承诺。他特别不舒服的是意识形态的新秩序：对纳粹德国的批评突然变得不被接受。西蒙诺夫回忆：“他们仍是相同的法西斯分子，但我们再也不能写出或说出对他们的批评。” (608)
这种内在冲突显现于西蒙诺夫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他第一个重要剧本《我城一少年》（A Young Man from Our Town），写于1940年秋天，其时他刚从哈勒欣河返回。该剧讲述一名性情急躁的年轻红军军官，名叫谢尔盖，曾是共青团积极分子，从西班牙内战返回俄罗斯后，又志愿去哈勒欣河参战。《我城一少年》呼吁人们拿起武器，反对法西斯主义，似乎在唤起观众对纳粹德国的敌意。但西蒙诺夫回忆，由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条约，这些情绪变得不便明确表述出来。1941年3月，该剧在列宁共青团剧院首演，只是让演员在朗读有反德含意的台词时赋予更多情感，以表达他们对该条约的反感。 (609)
该剧还引出另一冲突，比较私密。主人公的原型是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朋友，即诗人米哈伊尔·卢科宁（1918—1976年），曾参与对芬兰的战争。卢科宁只比西蒙诺夫小3岁，却被认为是不同时代的苏维埃诗人，主要原因是他出生于1917年之后。他出身于无产阶级家庭，身上没有旧文化的印记，即大革命之前的知识分子文化。而西蒙诺夫的同辈，却躲不开这样的标签。西蒙诺夫将卢科宁理想化了：这位年轻诗人，曾在斯大林格勒的拖拉机厂工作，1937年加入文学院，体现了“苏维埃和无产阶级作家”的理想。西蒙诺夫一直以此为自己的努力方向。1939年，西蒙诺夫把《我城一少年》的草稿交给剧作家阿希诺戈诺夫过目，后者喜欢此剧，但认为它的主人公应有一个姓。西蒙诺夫一时有些茫然，不知取什么姓好。阿希诺戈诺夫便问，假如能有选择，西蒙诺夫希望给自己取什么姓。也许阿希诺戈诺夫看出，西蒙诺夫已在主人公身上倾注了自己本想拥有的全部素质。西蒙诺夫没有片刻的犹豫，即刻回答希望自己的姓是卢科宁。基于此，他便以“卢科宁”命名他剧本中的主人公。但卢科宁本人并不高兴：“如果我写关于足球运动员的剧本，把他叫做西蒙诺夫，你会作何感想？” (610)
《我城一少年》的女主角也有作者的个人偏好，那是特意为瓦伦蒂娜·谢罗娃写的。她是苏维埃银幕和舞台的明星，西蒙诺夫为她神魂颠倒，无可救药。他第一次看到瓦伦蒂娜，是在列宁共青团剧院的演出当中。其时，他从哈勒欣河回来不久，虽然已婚，知道很难赢得她的芳心，但还是向该剧院呈上了《我城一少年》，以图接近瓦伦蒂娜。戏中，女主角是瓦伦蒂娜的再现——不是她现实生活中的形象，而是西蒙诺夫希望她应该展现的形象（信赖他人、有爱心、有耐心、宽容）。剧中的主人公谢尔盖·卢科宁，也是西蒙诺夫希望自己应该展现的形象（比现实中的自己更阳刚、更勇敢、更苏维埃化）。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原型，即理想中的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频频出现于他20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剧本和小说。
瓦伦蒂娜年轻、漂亮，又是著名的寡妇和电影明星，但有一段易受攻击的秘史。她父亲瓦西里·波洛维克是水利工程师，来自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地区。1930年，当时瓦伦蒂娜13岁，瓦西里在工业清洗中于莫斯科被捕，被送进劳改营，之后于1935年获释，到1937年再次被捕，判处8年，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服刑。所有这一切，都得到瓦伦蒂娜母亲的精心掩盖。她是莫斯科卡梅尔尼剧院的著名女演员，瓦伦蒂娜在那里度过童年，扮演过所有重要的小女孩角色。母亲将瓦伦蒂娜的乌克兰的姓“波洛维克”，改成俄罗斯的姓“波洛维科娃”，设法抹去所有乌克兰的痕迹。瓦伦蒂娜从小长大，否认父亲的所有信息（以后几年中，她还声称从小到大从没见过父亲）。直到1959年（他从索洛韦茨基劳改营获释的15年之后），她才鼓起勇气与他见面，而且是出于他的主动。 (611)
瓦伦蒂娜在1935年加入共青团，很快迷住了该组织领导人亚历山大·科萨尔耶夫。他偏爱年轻女演员是尽人皆知的，又在掌控莫斯科列宁共青团剧院，很容易遂愿。科萨尔耶夫极力推动这位年轻漂亮门生的事业，自己却在共青团领导人的大清洗中落马，被捕于1938年11月（后来被枪决）。斯大林指责他们未能在共青团内部深挖“反革命分子”。科萨尔耶夫被捕前不久，斯大林曾在克里姆林宫宴会中趋前与他碰杯，并在他耳边低语：“叛徒！我要杀了你！”守护神的被捕，使瓦伦蒂娜陷入严重困境，当初因科萨尔耶夫而被抛弃的前男友，妒火中烧，趁机举报她为“反革命”。她被要求出席戏剧工作者联盟的清洗会议，自作解释，并回答父亲被捕一事，为了避免被逐，还必须发表背弃声明。 (612)
到最后，搭救瓦伦蒂娜的是她的新任丈夫，即著名的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她与他相遇于科萨尔耶夫安排的宴会。在苏维埃的英雄神殿中，飞行员的地位非常突出。象征苏联军事实力和进展的尤其是空军，激发许多年轻男子加入军队的也是飞机的魅力。谢罗夫以英俊、利落、健康的“俄罗斯”外貌和完美的无产阶级出身，变成了极富宣传效应的理想人物。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功绩是传奇性的，遇到瓦伦蒂娜时，已是全国闻名的英雄和名人。他是最受尊敬的飞行员之一，深受克里姆林宫的喜爱。第一次见面后的第10天，他们即举行了婚礼，搬进新近腾出的豪华公寓——原属叶戈罗夫元帅，因牵连于图哈切夫斯基公审而被捕。他们享受斯大林精英的奢侈生活，深夜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派对和酒会。但灾难降临于结婚一周年纪念日，阿纳托利在一次空难中丧生，发生事故的细节不甚清楚，只知道谢罗夫和他的战友波利纳·奥西佩科在恶劣天气中低空飞行。两名飞行员获得国家级荣誉，下葬于克里姆林宫墙旁。4个月后，即1939年9月，瓦伦蒂娜产下阿纳托利的儿子，以父亲的名字命名。她作为军事英雄的遗孀，深受苏维埃领导人的保护，有助于她在电影界的崛起。她第一个重要角色，即卖座电影《性格女孩》（A Girl With Character，1939年）中的女主角，是专为她打造的。斯大林也成了她的倾慕者之一，在自己60大寿的克里姆林宫宴会上，特地向两个著名飞行员（阿纳托利·谢罗夫和瓦莱里·契卡洛夫）的遗孀敬酒，她们当时都坐在边远桌子的尾部。然后，斯大林邀请瓦伦蒂娜到自己所在的桌子与他碰杯。她的手颤抖得厉害，以致洒了酒。据瓦伦蒂娜说，斯大林捏了捏她的手，平静地说：“别担心，不要紧。镇静点，谢罗娃同志，我们会支持你的。” (613)
到1940年夏天，西蒙诺夫爱上瓦伦蒂娜，为她神魂颠倒。但是她保持冷淡，仍沉浸在丈夫去世的悲痛之中——她还有自己的宝贝儿子，也不想鼓励西蒙诺夫这个也有同龄幼儿的已婚者。西蒙诺夫、热尼娅和阿列克谢当时住在祖博夫广场上的拉斯金公寓。热尼娅虽然还没充分觉察丈夫对这位漂亮女演员的激情，但也不可能对他经常不归家视而不见。 (614) 整整一年，他们的婚姻不即不离，西蒙诺夫追求着他的新浪漫，但效果不佳。西蒙诺夫并不是通常吸引瓦伦蒂娜的那种人，他的殷勤献得太辛苦，他过于严肃、枯燥，缺乏她以前的追求者的风度和信心。他们要比西蒙诺夫更为成功，更有权势。在《我城一少年》的第一次彩排中，西蒙诺夫征询谢罗娃对此剧的评论。她当着大家的面说，这只是“一部拙劣的剧本”。即使如此，也阻止不了他的追求。他向她频频赠送礼物，为她量体裁衣创作相关的剧本角色，最重要的是送诗给她，包括回收利用的：
我去旅行，没带上你的照片，
相反，我抒写有关你的歌唱。
我的诗源于内心的悲伤
想念你
把你也一起带上……
他凭借自己的笔，渐渐消磨了她的抵御。但谢罗娃屈服于他的激情，最终答应嫁给他还要等到1943年。其时，他的情诗《等着我吧》，让西蒙诺夫一跃而成苏联最受喜爱的诗人，并在克里姆林宫享有真正的影响力。通过《等着我吧》一诗，西蒙诺夫和谢罗娃变得家喻户晓。该诗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人，在战争中不畏艰辛，战斗到底。但没人知道他们的婚姻所达成的政治目的，以及被西蒙诺夫抛弃的前妻和幼儿。 (615)
[1] 他们的父亲帕维尔·布拉特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的政治经济学家，母亲尼娜是工程师兼地质学家。
[2] 依达接受BBC电影《斯大林之手》（The Hand of Stalin，1989年）的采访。
[3] 共产主义政权倾塌后，柳芭成为教会的积极成员，出版了有关父亲生涯的书籍[L. 捷丘耶娃，《一名东正教神父的生涯》（Zhizn’pravoslavnogo sviashchennika），彼尔姆，2004年]。
[4] 叶丽萨维塔没有母亲的照片，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她收到前克格勃档案馆所存的她母亲的档案。
[5] 战争于1941年6月爆发后，在监狱区域服刑的犯人，被迫继续于营房定居地生活和工作。因此，在1938年获刑3年的囚犯，要等到1945年才能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获释。
[6] 贝利亚当时担任格鲁吉亚首都的党领导，亲自给叶夫根尼上刑，并执行枪决。克捷万是登捷时·阿布拉达兹的电影《忏悔》（Repentance，1984年）中克捷万·巴拉泰利的角色原型。
第六章 “等着我吧”（1941—1945）
一
1941年6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在他外祖父母的家里度假，那是在白俄罗斯的克里切耶夫小镇，离苏波边境600公里。那年夏天，莫斯科的气温居高不下，让人窒息。他父母自己无法脱身，便让他离开首都，独身一人来此度假。列昂尼德的父亲弗拉基米尔是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主管，负责向苏维埃首都供应天然气，由于需要向党领导呈交一份万一发生战争的能源预案，不得不留在莫斯科。外祖父母的房子坐落在克里切耶夫镇的边缘，已能看到厚密的橡木林和广袤的牧场。这是一栋朴实的小木房，在整个苏联西部地区非常普遍，附有养猪的小院和栽满苹果树的花园，房主大都是小农、工人和商贩。
6月22日的凌晨，星期日，德国庞大的入侵部队向苏联发起总攻击，位于西部边疆的克里切耶夫镇没有任何防御计划，因为苏维埃领导对战争全无准备。像克里切耶夫镇一样的其他城镇，对将临的入侵没有一丝预感。一直到了那天中午，莫洛托夫方才在电台上以嗫嚅的声音宣布开战。之后3天中，电台是克里切耶夫镇唯一有关战争的消息来源。然后在6月26日，没有来自苏维埃当局的任何警报，克里切耶夫镇遭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场浩劫降临小镇，居民纷纷逃进树林，牛和猪四下狂奔，大街上尸体横陈。
列昂尼德的母亲玛丽亚，在一片混乱中赶到克里切耶夫镇。她在入侵的第一天离开莫斯科，期望在被德国军队杀死之前救出家人。此时，弗拉基米尔恰好出差，视察列宁格勒地区，要到6月底才能返回莫斯科。所以，玛丽亚只得单枪匹马，设法赶到已在遭受猛烈空袭的斯摩棱斯克，但搭乘不到驶向苏维埃前线的西行列车。玛丽亚只好朝西南方向徒步120公里，4天后抵达克里切耶夫镇，一路上都是反方向撤离的士兵和平民。列昂尼德回忆：“她到达时蓬头垢面，几近全身漆黑，满是灰尘和污垢，因长途跋涉而筋疲力尽。”
克里切耶夫镇的居民匆匆收拾财物，朝东逃难。第一批逃走的包括该镇将近一半人口的2000名犹太人，他们忧心忡忡于听闻的纳粹暴行。接着出走的是共产党人，对入侵的德军存有同样的恐惧。马赫纳茨一家，作为资深苏维埃官员的亲属，必须尽快逃走。玛丽亚希望丈夫会来找自己，因此耽误了家人的出逃。7月16日，即德军占领克里切耶夫镇的前一天，她仍没有弗拉基米尔的消息，只好先给莫斯科写信，再用马车载上细软，带着列昂尼德和父母沿乡间小路缓慢向东移动，以避开专炸主要公路的德国飞机。她不知道，弗拉基米尔正坐在专职司机的轿车中火速赶来。列昂尼德判断：“他离开斯摩棱斯克，疾驰在公路上，与我们失之交臂时相隔不过几公里。”弗拉基米尔到达克里切耶夫镇时正好看到德军进镇，从索兹河对岸的草地，可看到镇上木屋熊熊燃烧，也能听到尖叫和枪声。他以为家人将遭屠杀，试图过河，徒步前去营救，但受到撤下来的苏维埃军队的拦阻。他猜想，家人可能已经遇难，只好回到莫斯科，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了妻子的来信：她会去克里切耶夫镇以东的布良斯克地区，再转去有亲戚可投靠的斯大林格勒。玛丽亚认为，那里会比莫斯科更为安全，因为有传闻说莫斯科很快将落入德军之手。回到莫斯科反而变成了弗拉基米尔的自我毁灭。不久，他因“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罪名而被捕，判处劳改10年。他曾与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同事交谈，言及自己在前线亲眼目睹的混乱。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里，这样的谈话导致多人被捕，因为苏维埃当局在拼命压制有关军事灾难的消息。莫斯科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将马赫纳茨的被捕，编造成市主要能源官员的“托派阴谋”，逮捕了数十人。弗拉基米尔很想让妻子知道自己的下落，但要等到秋天——他在赴西伯利亚的漫长旅程中，从火车窗口扔出一封信，上面写有妻子在斯大林格勒的地址。一位农民路过捡起，将之付邮：
我的亲人们！我还活着，什么都好。客观情况不允许我早点给你们写信。不用为我担心，照顾好你们自己。玛丽亚，我的爱人，你将会很辛苦，但不要放弃希望。我正去西伯利亚，我是无辜的，等我，我会回来的。 (616)
德国的攻击如此强悍迅猛，把苏维埃军队打得措手不及。斯大林忽略了德国准备入侵的情报，甚至把确认庞大德军在边境集结的最后通报，也当做英国引诱苏联参战的伎俩（竟把带来此条消息的情报人员，当做“英国间谍”拉出去枪毙了）。苏维埃的防御彻底乱了阵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苏联的旧防线已被放弃，另在新占领的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建起的新防线，几乎没有重炮、无线电设备、布雷区，根本挡不住德军先锋的19个装甲师和15个摩托化步兵师。苏维埃增援部队冲向前线，以堵塞豁口，但遭到德军坦克和飞机的沉重打击，制空权早已落入德军之手。到6月28日，即入侵后的第6天，德军以巨大的钳形运动，一方面穿越白俄罗斯，占领苏维埃境内300公里的明斯克；另一方面在北部，穿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直逼列宁格勒。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亲眼目睹了白俄罗斯阵线的混乱。战争开始时，他作为军报记者，前往第3集团军政治部报到——地处苏波边境的格罗德诺城附近。他搭乘列车在6月26日一早抵达鲍里索夫城，但通向明斯克的铁路线正在遭受狂轰滥炸。西蒙诺夫找到一名司机，用汽车把他送去明斯克，但很快遇上撤退的苏维埃溃军。德国飞机从头顶飞过，以机枪扫射地面上的部队，并朝大路投掷炸弹。士兵们纷纷逃入树林。一名军官站在大路中间叫喊，如果他们不转身，他就要开枪了，但士兵们根本不予理睬。树林里挤满了士兵和平民，尽量躲避盘旋于树林上空、不断朝下扫射的德国飞机。西蒙诺夫自己也险些丧命，一架被击中的德国飞机坠落，撞死他身边好几个人。它飞得如此之低，就在树林之上，他都能看到德国飞行员的脸。天黑之后，他才跌跌撞撞回到大路，找到一名政工人员，“一个胡子拉碴的年轻人，头戴船形帽，身穿冬大衣，不知何故却手持铁锹”。西蒙诺夫介绍自己是记者，打听去往前方总部的方向。该军官说：“什么总部？你没看到这里发生的事？” (617)
西蒙诺夫随军队一起撤回斯摩棱斯克。一路上都是士兵和平民——妇女、儿童、老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全部向东，各种类型的大车，还有背上家当的徒步逃难者。7月初，他经过什克洛夫和奥尔沙——“安静的农村小镇”，住有很多犹太家庭，包括他妻子的亲戚拉斯金家。他在什克洛夫镇停下要水喝，一名惊惶失措的犹太人问他应否逃离。西蒙诺夫劝他们留下，并声称德军抵达什克洛夫镇之前，就会被红军击溃。几天后，德国人占领什克洛夫镇，杀死几乎所有的犹太居民，共约6000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枪杀后全部埋入镇外的土坑。7月16日，德国攻下奥尔沙城，着手建立犹太人聚居区。到1943年，那里的大多数犹太人都被运去纳粹死亡集中营。也有一些人设法跑走，加入红军，例如在奥尔沙行医的塞缪尔·拉斯金的弟弟雅可夫。
西蒙诺夫回顾1941年的灾难事件，逐渐省悟到其根源就在斯大林政权。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写战争巨著《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1959年）时已经想通，责任都在斯大林——不单是他不了解情况，没在1941年积极备战；更重要的是他的恐怖统治，制造了这么多的恐惧和不信任，以致苏联在自卫中根本无法统一行动。西蒙诺夫当时没看到这一点——他给什克洛夫镇犹太人的建议，便是他相信宣传的确凿证据——但从1942年起，他开始在战争日记（后来成为《生者与死者》的素材）中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想法。他越来越清楚，苏维埃军队在1941年的根本缺陷是1937至1938年的军队清洗所营造的气氛。他看到，大恐怖破坏了军官的权威，使他们在作出军事决策、采取主动行动时不愿承担责任，以逃避上级的处罚和在旁监视的政委的举报。他们被动地等待总是姗姗来迟的上级命令，无法随机应变，以改善战场上的军事形势。 (619)
当然在战争年代（或在1956年“解冻”之前的任何时候），这些想法是不可公之于众的。西蒙诺夫写在日记中的，不可能在红军主要报纸《红星报》上登出，他从1941年7月起担任该报的记者。战争一旦爆发，审查愈益加强。战争开始后第3天，就成立了苏联新闻社（Sovinformbiuro），以控制所有报刊和电台的报道。政府试图向公众隐瞒军事灾难，操控新闻，以鼓舞士气。像西蒙诺夫那样的记者，即使要写前线的挫折，其写出的报道也应有积极和乐观的精神。他们所写出的，几乎总是受到审查员的删减或修改。
西蒙诺夫当时面临一个特别为难的处境。7月19日，即在德国占领斯摩棱斯克3天后，他抵达莫斯科，成了从白俄罗斯前线返回的第一名记者。首都居民对军事灾难的程度一无所知，为了避免造成恐慌，斯摩棱斯克沦陷的新闻遭到封锁（直到8月13日，苏维埃军队的反攻失败，方才发布这一消息）。莫斯科人不断向西蒙诺夫询问有关军事形势的问题，但他不能如实回答，否则像马赫纳茨一样，就会有“失败主义言论和散播恐慌”的风险。所以，他决定缄口不言，将自己的抑郁深藏心底。他在日记中指出：“与他很亲近的人误以为那是他筋疲力尽的征状”。西蒙诺夫的新闻报道，尝试在他所看到的事件中努力寻找正面意义。他回忆：“要写实际上发生的，似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因为它不会见报，还因为我的内心”不愿接受如此黑暗的结局，亟想在灾难中找到一丝希望。他所专注的事件，发生于撤回斯摩棱斯克的混乱之中。西蒙诺夫看到两名男子，一名上尉和一名下士，在撤退的人潮面前，反而逆流而上，奔赴前线。他们的排只剩下两人，其余的都已葬身于德军的轰炸。在西蒙诺夫眼中，驱使这两名男子的似乎是先天的爱国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从中找到未来苏维埃胜利的种子。 (620)
苏维埃媒体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消息，谣言满天飞，人们开始恐慌。有人称：政府已经逃离，总参谋部里有叛徒，苏维埃领导已决定放弃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甚至还有传言称，开始于7月中旬的德军对莫斯科的轰炸，其带队人竟是著名的苏维埃飞行员西吉兹蒙德·列瓦涅夫斯基——1937年，他驾驶一架飞机想飞越北极直达美国，却从此销声匿迹。记者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记录了在莫斯科街头与一位充满活力的老人的对话。老人说：“为什么没人在电台上给我们讲话？他们应该有所表示——不管是好是坏。但我们全蒙在鼓里，必须动脑筋自作猜测。”斯大林未在公众场合现身，更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感。很显然，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天，他经历了某种程度的精神崩溃：把自己锁在乡间别墅，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回到克里姆林宫是在7月1日，两天之后，才向全国发表他的第一场战争讲话，其间不时停下喝水，像是处于痛苦之中。斯大林把苏维埃人民称作“我的兄弟姐妹们，我的朋友们”，呼吁他们为“生死攸关的斗争”而团结起来，将之形容为一场“整个苏维埃国家的战争”。这是斯大林第一次以兄弟之间、包罗全民的字眼来界定苏维埃人民，不再提阶级斗争或意识形态。西蒙诺夫回忆该讲话留给自己和前线战士的印象：“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那样与我们讲话了。这些年来，我们因缺乏友谊而深受危害。我记得，那个讲话中，让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是这几个字——‘我的朋友们’。” (621)
即使斯大林的讲话激奋人心，战争的突然爆发见证了公开评论的大爆炸，其中也有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批评，诱因可能是不确定感，也可能是恐惧的解脱。10月18日，德军离首都仅几英里，韦尔日比茨基在日记中写道：“仅在不久之前，听到如此的对白，肯定会因此走上审讯法庭。”这种不满情绪，多半来自农民和工人。他们所批评的是：对战争准备不足，劳动纪律过于严格，口粮减少，强制征兵，党领导纷纷飞到后方，让普通百姓面对侵略。在战争的头6个月，列宁格勒一半党员飞走。工人的反苏情绪如此强烈，有的甚至期盼德国胜利的前景。战初几个月发生了许多工人的罢工和示威，仿佛标志着向1917年革命氛围的回归。1941年10月，伊万诺沃地区的党领导试图平息示威游行的人群，罢工领袖向工人们高呼：“不要听他们的！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欺骗我们已经23年了。”在工厂会议上，工人不怕将战争的爆发和前线的失败归罪于共产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测，许多工人和农民欢迎入侵，因为这会推翻苏维埃政权。普遍认为，害怕德国人的只有犹太人和共产党人。 (622)
政府向“散播恐慌者”宣战，以对付这公开的反对。数千人因随意谈论前线的战情（“失败主义”）而被捕，许多人被枪决。罗扎·韦托诺夫斯基在开战第3天被捕，被控以叛国罪。她抵达牢房时才发现，她只是因言获罪的众多妇女之一。“这个说，德国军队更为强大；那个说，我们的庄稼收成不好；另一个说，我们像奴隶一样在集体农庄工作。”这些妇女大都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伊琳娜·舍博夫―涅费多维奇，7月30日被捕于列宁格勒。一星期之前，她在疫苗学院的党员同事检举她“制造恐慌和散布谣言”。其实，她所做的只是告诉朋友斯摩棱斯克遭到轰炸，而且她是从苏联新闻社广播那里听来的。她被判处7年，送去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的劳改营，1946年死在那里。伊琳娜的丈夫和女儿一直不知道她的遭遇，只猜测她死于列宁格勒的轰炸之中。到1994年，他们才获悉她死亡的真相。 (623)
7月20日，斯摩棱斯克沦陷后，斯大林就任于最高统帅部，委任自己为国防人民委员。他派前国防部长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西线的反攻，以夺回斯摩棱斯克。有一段时间，德军放缓了朝莫斯科的挺进，部分原因是德军重心已转向南方，意在攫取乌克兰的沃土、矿山、工业。希特勒深信经济是胜利的关键，控制这些资源可帮助第三帝国立于不败之地。8月，希特勒集中力量攻克乌克兰，这让红军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的战线获得进展。9月6日，苏维埃军队短暂收复斯摩棱斯克的郊外，但因缺乏基本的军事装备而不得不后撤。在北面，德军在9月25日抵达拉多加湖，有效围困了列宁格勒。希特勒为了保存北方集团军以便发动莫斯科之战，决定对列宁格勒围而不攻，企图饿死它的居民。从严格的军事意义看，直接决定战争命运的是莫斯科和南部的战事，而不是列宁格勒。但作为沙俄帝国和革命的发源地，又作为俄罗斯的欧洲价值和文化的堡垒，列宁格勒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这有助于解释苏维埃最高司令部的拒绝放弃，以及大多数居民的留守。1941年秋，列宁格勒几乎所有的食品和燃料的供应都被切断（到1944年1月解围，死于疾病或饥饿的也许有100万人，即战前人口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德军在南方的挺进也放慢下来，因为苏维埃军队的大部驻扎于此，以保卫乌克兰的工业和食品的丰富资源。德国精心策划的巨大的钳形夹击运动，包围了基辅及其东部腹地，苏维埃军队拼死抵抗数星期，近50万士兵阵亡或被俘。德军终于在9月19日攻克基辅，尽管还有不少巷战。基辅沦陷，列宁格勒被困，希特勒从10月起，开始集中力量前去攻打苏维埃首都。他发誓，莫斯科将被完全摧毁，其遗址将会变成一个人工大湖。 (624)
由于德军迅速席卷苏联各地，数以百万的家庭各奔东西，不少亲友羁留在沦陷区。入侵开始时，许多儿童仍在夏令营，在德军到达之前赶不回去与家人团聚。几十年后，父母仍想通过公共机构和广告来找到他们。数千名儿童，或在孤儿院，或在全国流浪，或加入儿童帮派或红军组织（据估计，多达2.5万名儿童在战争时期跟随军队一起行军）。
1941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12岁，生活在列宁格勒的孤儿院。父亲于1937年被捕，母亲流放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维什尼―沃洛察克镇。战争爆发时，孤儿院疏散到高尔基城附近的阿尔扎马斯城。尤里在旅途中跳下火车，擅自跑掉。他不满孤儿院生活，加入了专门偷窃铁路旅客的儿童帮派，很快又产生反感，便去自首。警方把他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派他去阿尔扎马斯的军用机场充任学徒。驻扎在那里的工程师，把他当做福星收养，送给他酒和香烟，替他与本单位的姑娘们牵线。1942年的春天，该地20位工程师调到第比利斯，把他也带上了。尤里早就恳求带队的战士们允许自己随行。他知道自己出生于格鲁吉亚首都，只不过家人在他年幼时就离开该市。他还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曾去那里探望自己的教父母，而父母被捕后，姐姐又搬去那里与教父母同住。在赴第比利斯的旅程中，战士们把尤里窝藏起来。他没有旅行证件，如被发现，就会被捕。尤里回忆：
他们待我很好，为了把我带走，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没人抱怨，还让我分吃他们的口粮。他们爱我，怜悯我的无家可归。快到斯大林格勒时，我们的列车被拦下检查。两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警卫要求看我的证件，听说没有，就要拘留我。但战士们坚持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愿把我交出去。到最后，这两名警卫同意让我走，代价是100克[伏特加]。
到了第比利斯，尤里与战士们分手，在城市中乱转，希望能认出教父母的住宅。后来，他去了城市办事处，获得自己出生证的副本，以此作为开端，经过一系列的文件追踪，最终找到教父母。自那以后，尤里、姐姐与身为工程师的教父母得以团聚一处。尤里长大后也成为一名工程师。 (626)
苏联西部地区的人口疏散也把家庭拆散，撤到后方的共有800万儿童。优先考虑的是从面临德国威胁的各城市抢先运走工业设施，共拆除3000座工厂运去东部——伏尔加河、乌拉尔乃至更远——从1941年6月至12月，共动用100多万节火车车厢，工厂的工人和家属也随设施一起东迁。此外，还有各式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例如政府、公共机构、大学、研究院、图书馆、博物馆、剧团和乐队。 (627)
对于许多家庭而言，疏散一事喜忧参半。纳塔利娅·加巴耶娃11岁那年，从列宁格勒疏散到鄂木斯克城，住在属于艺术家联盟的儿童之家。身为画家的母亲留在列宁格勒，为了就近照顾丈夫谢尔盖。他曾是流放者，现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夏宫，在农学院工作。1941年，他搬去列宁格勒冬宫的地下室，陪伴已从博物馆退休的年老多病的父亲。另外，他每天还要去遥远的郊区，探视已与父亲离婚的生病的母亲。纳塔利娅回忆自己是一个“被宠坏的少女”，从鄂木斯克给母亲写“吓人的信件”，乞求她来与自己做伴。“我在一封信中甚至威胁，如果母亲不来，就要自己步行回到列宁格勒。”1941年9月，她遂了心愿，母亲赶到鄂木斯克。她是在德军建立封锁线之前逃离列宁格勒的。谢尔盖因她不在身边而饱受苦难。围城的第一周，他就病倒了，他写信给朋友诉说他想看到纳塔利娅的渴望。1941年10月，他本来有机会搭乘最后的航班之一离开列宁格勒，但临时又改变计划。作为父母的唯一支柱，他不忍心自己只身离开。谢尔盖明白，周围的人都已奄奄一息，自己也不会幸存于围城之战。1942年1月1日，他写信告诉他母亲，死前的唯一愿望就是想再看纳塔利娅一眼。5天后，德军炸弹直接命中冬宫，他在空袭中死去。纳塔利娅一生都为父亲的去世而感到愧疚。她觉得，母亲如果留在列宁格勒，有可能帮他存活下来，因此自己也是有责任的。纳塔利娅回忆：“我从小就深受这个问题的折磨：如果父母面临可怕的危险，我的力量只能救出其中之一，我会选择哪一个？我无法回答，尽量从脑海中将之驱逐，但它一再去而复返。” (628)
玛丽安娜·福尔瑟1941年才4岁，出身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尼古拉既是艺术家，又是音乐家；母亲维拉·杰美恩是教师，娘家人都是列宁格勒著名的教育家。他们都是囚犯，1929年相遇于索洛韦茨基监狱，又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儿子格奥尔基生于1933年，女儿玛丽安娜生于1937年。1941年1月，尼古拉因“反苏维埃煽动”的罪名被捕，判刑10年，被送去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维拉1942年死于斑疹伤寒。祖母阿纳斯塔西娅·福尔瑟一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与他们一家同住，便接过照看玛丽安娜和她哥哥的责任。战争的第一年，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粮食供应大幅减少，几成饥荒地区，两个孩子相继病倒。到1942年春天，玛丽安娜饿得十分虚弱，以至于无法行走，夭亡似乎是早晚的事，这让阿纳斯塔西娅实在承受不住。她咨询的医生名叫吉娜·格林讷，是著名的结核病专家，建议她将孙女送给有能力抚养的人家，兴许还能救得一命。一开始，阿纳斯塔西娅拒绝了这个建议，盼望尼古拉早早从劳改营获释。等她发现他已被枪决（1942年9月），才勉强接受了那位医生的建议，将孙女送人，自己带着格奥尔基去投靠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城的朋友。她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庭：“请原谅我，求你们不要骂我。我把马琳卡[玛丽安娜]送人了，这是救她生命的唯一出路。”阿纳斯塔西娅没有其他选择：玛丽安娜身体太弱，吃不消赴伊尔库茨克的旅程，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又没有其他亲人可以照料。阿纳斯塔西娅与杰美恩家一直保持联系，但因列宁格勒围城，无法向他们移交玛丽安娜。
收养玛丽安娜的是约瑟夫和奈莉·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来自乌克兰东南部马里乌波尔城的犹太大家族。约瑟夫是苏维埃空军中的资深共产党人，1942年被派驻阿尔汉格尔斯克。1942年9月底，德军进袭马里乌波尔，约瑟夫飞回去想救出自己的家人，但事与愿违，他反而亲眼目睹了可怕的大屠杀。他走近自家的房子，听到从院子里传出的惨叫声，只能从远处眺望，希特勒的军队将他19个亲属排成队列，包括他的3个孩子，再挨个朝他们的头部开枪。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承受如此惨烈的创伤，亟想身边有个可以疼爱的孩子，甚至是——特别是——像玛丽安娜那样的恹恹病人，他们也愿意给予关爱，助她恢复健康。
玛丽安娜的外祖母维拉·杰美恩写信给已在伊尔库茨克的阿纳斯塔西娅，询问收养者的名字和地址。但此时发生了一个大错：阿纳斯塔西娅写下的名字不是戈尔登施泰因（Goldenshtein），而是戈尔施泰因（Goldshtein）。等到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之后，维拉一家便开始寻找玛丽安娜。但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已迁至第比利斯，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踪迹均已消失。1946年，格奥尔基返回列宁格勒，决心留下上大学。他只有13岁，太年轻，记不起收养者戈尔登施泰因的真名实姓，也从没向杰美恩一家提及失踪的妹妹。格奥尔基让祖母留在伊尔库茨克，答应会去接她，但事实上他一次也没回去。他的祖母1957年死于当地的残疾人之家。 (629)
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很善良，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女儿一样爱护。他们知道，她的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她的父亲已被枪决。为了保护玛丽安娜（也许也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决定隐瞒一切，不让玛丽安娜知道生身父母的信息，但鼓励她成为像她父亲一样的音乐家（事实上，她长大后成了教师，像母亲一样）。戈尔登施泰因夫妇属于第比利斯的共产党军事机构，玛丽安娜在这优越环境中长大，接受了它的许多价值和习俗。她始终认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自己的父母，称呼他们“妈妈”和“爸爸”。但到11岁左右，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曾属于另一个家庭，潜藏于记忆深处的痛苦童年重又浮现。发生于少先队野营中的一起事件，似乎成了催化剂：其他孩子要去森林探险，却把玛丽安娜摒除在外，称她为“弃儿”。玛丽安娜开始慢慢拼凑自己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生活的碎片，但从不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提及。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不算“家人”，更把她内心的不满，也许还有她青春期的反叛，归罪于严厉的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也归罪于她认为将自己抛弃的生身父母。玛丽安娜解释：
每天晚上，爸爸都会检查我的学校功课。如果不够完美，我就不能上床睡觉……妈妈病得太重，无法保护我，她患了结核病。我13或14岁时，就要做所有的家务……父母生我的气时，我会思忖：如果我住得离阿尔汉格尔斯克不远，就会逃走，去找我的祖母[玛丽安娜不知道她已死去]。父母可能对我不满，但祖母肯定不会对我如此生气。然后，我又会想起，我其实没有真正的父母。这让我哑口无言，欲哭无泪。 (630)
1941年10月1日，斯大林下令将政府机构，从莫斯科撤到伏尔加河边的古比雪夫城。随着轰炸的日益猛烈，莫斯科市内的恐慌四处蔓延。10月16日，有报道称，德军已突破在维亚济马镇的苏维埃防线，离首都只有几天的行军路程。火车站内外一片丑陋场面，大家都想搭上火车，朝东逃难。韦尔日比茨基报道，有人愿意支付2万卢布搭乘从莫斯科到喀山的汽车。恐慌的部分原因是基于对内战饥荒的记忆，事实上，粮食供应形势迅速变得让人绝望。所有商店前都排着长长的队，并发生广泛的抢劫，连大规模的逮捕都无法遏制。韦尔日比茨基在10月1日的日记中总结了民众的情绪：
这种乱七八糟、普遍逃亡、偷盗猖獗、头脑中的混乱，究竟是谁造成的？人们谈论此事的公开方式，如在3天之前，肯定会导致他们被捕。排队，长龙般的排队，大家都紧张兮兮，提心吊胆。歇斯底里已从领导蔓延到群众。人们开始想起并计算所有的侮辱、压迫、不公正、官僚的欺凌和阴谋、党员的蔑视和嚣张、好大喜功的命令、剥夺、欺骗、报刊的自吹自擂。听到这一切，真是可怕，人们都在直抒胸臆。充斥着这一类情绪的城市，能坚守得住吗？ (631)
同一天，斯大林发表电台广播，作出坚守莫斯科的承诺，这是决定性的转折点。人们奋起承担首都的防卫，与其说是出于对苏维埃政权的效忠，毋宁说是出于对莫斯科城的爱国主义。莫斯科人仍记得，当时，所有的居民都聚在城市中心——郊区几乎空无一人——似乎是由于自卫的集体冲动，或是共同抗敌的下意识需求。25万平民帮助挖掘壕沟，把食物和药品运上前线，再把负伤的士兵接回自己的家。成千上万的公民志愿军与正规军并肩作战。那些正规军也是临时组合的，既有从白俄罗斯前线撤下的残部，也有一到莫斯科马上参战的西伯利亚援军。在朱可夫将军的领导下，苏军纪律逐渐得到恢复。作为战斗新精神的象征，斯大林决定像往常一样，仍于革命纪念日（11月7日）在红场举行阅兵游行：军队方阵迈步经过列宁陵墓，直接开上前线。据莫斯科指挥官K. R. 西尼洛夫说，那次游行在扭转公众情绪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游行前，他收到的信件大多是失败主义的，很多人想放弃莫斯科，不让居民暴露在危险之中；游行后，人们普遍表达的却是愤慨和反抗。 (632)
这几星期孤注一掷的战斗决定了战争的结局。11月中旬，德军深深陷入冬季的淤泥和积雪之中，在马不停蹄挺进5个月后业已精疲力竭，俄罗斯的冬季让他们措手不及。他们遭受了入侵以来第一次巨大的人员伤亡。12月，苏维埃发动反攻，到4月，已把德军推回斯摩棱斯克。保卫莫斯科的胜利，大大提升了苏维埃的士气。人们开始对胜利抱有信心，不过，国家仍面临可怕的处境。到1941年底，它一共损失300万兵员，相当于开战时总兵力的一半以上；苏维埃工业的大部分已遭摧毁；仍有9000万苏联公民生活在德军占领区，将近苏维埃战前人口的一半。但莫斯科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希特勒的军队未能攻占苏维埃首都，也就不再有击败苏联的切实的机会。
二
西蒙诺夫投入战斗时，胸前口袋装有瓦伦蒂娜·谢罗娃的照片，她的模样紧贴他的心脏。1941年的下半年，瓦伦蒂娜疏散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他给她寄去一封接一封的情诗。诗人爱上的其实是他在诗歌中想象的女人：
我想说，你是我的妻子，
不是因为可以宣称，我拥有你，
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真正关系
长期以来遭人猜疑，众所周知。
我既不夸奖你的美丽
也不炫耀你已斩获的名利。
我心满意足，一名温柔亲密的女子
悄悄走进我的屋子。
西蒙诺夫却没写信给自己的妻子。1941年9月，热尼娅·拉斯金娜与儿子阿列克谢、父母塞缪尔和贝尔塔、两位姐姐法尼娅和索尼娅，都疏散到乌拉尔的车里雅宾斯克城。三姐妹在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工作，那是改组转而制造坦克的工厂中最大的，该城因此获得别称“坦克格勒”。索尼娅和热尼娅在采购办事处上班，而法尼娅是规范制订者（负责制订工人的生产目标和报酬率）。拉斯金一家住在两室公寓中的一间，剩下一间住着另外一户人家。法尼娅回忆，房间“虽然局促，但很温暖，相互友好，非常亲切”。西蒙诺夫的父母也疏散到了乌拉尔的莫洛托夫城。与西蒙诺夫不同，他们与热尼娅保持联系，喜欢这个儿媳妇。到12月底，西蒙诺夫得到几天新年假期，他没到车里雅宾斯克或莫洛托夫，却去了附近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拜访瓦伦蒂娜。但她拒绝见面——她即将返回莫斯科——于是，他只好飞到克里米亚，那里刚刚发动了一场主攻，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刻赤半岛。 (634)
瓦伦蒂娜继续抵制西蒙诺夫的求爱，她的感情另有他属。她似乎与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有短暂的恋情，然后又爱上了战争英雄罗科索夫斯基将军。1942年春天，他俩相遇于莫斯科一家医院，她在作慰问演出，他在疗养战伤。罗科索夫斯基是内战时期的老兵，1937年被捕，1940年获释于布提尔基监狱，与妻女定居在基辅。战争爆发后，他被斯大林召回莫斯科，接过斯摩棱斯克附近第4军团的指挥权，参与了1941年秋天保卫莫斯科的关键战役。基辅被德军占领时，他与妻子失去联系。罗科索夫斯基相信——或愿意去相信——他已是单身，可以展开对谢罗娃的追求。他以为再也不会见到妻子了，但在他与谢罗娃相遇的两个月之后，妻子和女儿在莫斯科出现。原来，德军占领乌克兰首都之前，母女得以逃出基辅。妻子在莫斯科很快听说了丈夫和电影女演员的浪漫邂逅，不过，西蒙诺夫仍然锲而不舍。这段爱情三角关系，已成为苏维埃精英中的八卦传闻，被美其名曰“苏联”（USSR，即谢罗娃、西蒙诺夫、罗科索夫斯基的联盟）。 [1] 罗科索夫斯基的妻子决心阻止丈夫的移情别恋，便向斯大林提出抱怨。后者也不赞成他的重要将领因儿女情长而魂不守舍。1942年7月，斯大林下令罗科索夫斯基接管莫斯科南面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必须全神贯注于战争事务。整个夏季，瓦伦蒂娜试图重温浪漫的旧梦。她已爱上英俊的将军，不顾一切飞到前线前去探望。但因有斯大林的干涉，罗科索夫斯基不愿见她。瓦伦蒂娜省悟到自己对将军的热情将得不到回报，于是对不断赠送礼物和诗歌的西蒙诺夫有所软化。她跟他上床，但仍说不爱他。有时，她还以残忍、侮辱的方式来利用他，甚至曾让他传递自己的情书给身在前线的罗科索夫斯基。 (635)
其时，西蒙诺夫和瓦伦蒂娜的“浪漫”已变成一连串抒情诗的主题，家喻户晓。甚至在他们的恋情尚未成真时，在苏联人的文学想象中，却已是既成事实。
这些诗歌中最有名的是《等着我吧》，写于1941年夏季，其时的西蒙诺夫距离赢得瓦伦蒂娜的芳心还很遥远：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黄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到别人不再把亲人盼望，
往昔的一切，一古脑儿抛开。
等到那遥远的他乡
不再有家书传来，
等到一起等待的人
心灰意懒——都已倦怠。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不要祝福那些人平安：
他们口口声声地说——
算了吧，等下去也是枉然！
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
我已不在人间，
纵然朋友们等得厌倦，
在炉火旁围坐，
啜饮苦酒，把亡魂追荐……
你可要等下去啊！千万
不要同他们一起，
忙着举起酒盏。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亏了你的苦苦等待，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
从死神手中，是你把我拯救出来。
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
只有你和我两个人明白——
只因为同别人不一样，
你善于苦苦地等待 [2] 。
西蒙诺夫写出这些情诗，只为瓦伦蒂娜和自己，从没想到发表，因为他心里明白，它们缺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所必需的“社会价值”。西蒙诺夫在1942年说：“我认为，这些诗句只是我的私事。”但他待在前线战壕时，曾朗诵给其他士兵听。他们或抄写下来，或记在心中，想从诗句中寻找感情上的共鸣，更鼓励西蒙诺夫向《红星报》投稿。1941年12月，西蒙诺夫回到莫斯科，他的几首诗先是在电台播放，再在《真理报》刊出。其中的《等着我吧》，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回响。这首诗在报刊上转载数百次，更被士兵和平民誊抄下来，四处流传，竟有了数百万个私人版本。随即，它又成了风行一时的流行歌曲。1942年，西蒙诺夫创作了电影剧本《等着我吧》，由瓦伦蒂娜扮演女主角，各地剧院纷纷推出舞台版本。士兵们将此诗抄写在他们的相簿和笔记本上，或珍藏在自己口袋里，以作护身符。他们还将反复吟唱的叠句，刻在坦克和卡车上，甚至自己的胳膊上。给自己心上人写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就会引用该诗的字句，以表达内心情感。心上人的回信，也会引述同样的承诺。一名女子写给前线的爱人道：“我的宝贝沃洛坚卡，好久没有收到你的来信。但我会等着你，你会回来的。”士兵们模仿《等着我吧》，经常加入自身经历的细节，写出自己的情诗。 (637)
该诗获得巨大成功，主要原因是它表达了数百万士兵和平民的内心思绪和情感。一边是自己的生存欲望，另一边是与心上人的团聚，这首诗将这两者紧密相连。1942年5月，一队士兵写信给西蒙诺夫：
每当你的诗在报上出现，我们团就有极大的兴奋。由于报纸的份数有限，我们会把它剪下，抄成副本，相互传诵。我们都想读到你的诗，喜欢讨论你的诗，已把《等着我吧》记在心里，它所表达的正是我们的感受。我们在家乡，都有妻子、未婚妻、女朋友。我们希望，她们会等下去，直到我们凯旋归来。 (638)
该诗所体现的普世爱情，人人都在设计自己的独特版本——即战争背景下“你和我”的故事。对爱情的向往，只是其中的一半。该诗也提及对离别的妻子和女友的忠贞，士兵们满怀忧虑。许多士兵的歌曲对此表示担心，有一首最流行的，源于女子在男子出征后所吟唱的小曲，却在部队中获得共鸣。士兵一边唱着它，一边上战场：
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却没吐出一个字。
你悄悄却坚定地对我耳语：
“除了我，不爱其他相识！”
……
你去出征，不用担心，
我会真心待你，
你将凯旋归来，我的阿兵哥，我将把你紧紧抱在怀里！
《等着我吧》的各式变奏也强调忠贞。来自乌拉尔的一队士兵唱道：
我将等你，我亲爱的，
坚定等待我们的再会。
我等待，为乌拉尔的冬季，
也为春天的花开……
另一版本更添加了新的意境，如传统俄罗斯民歌中的夜莺：
我等待，知道你会回来。
来吧，秋天的凄风苦雨，
我将等你，我甜蜜的夜莺，
坚信我们的幸福欢愉。 (639)
士兵们对不忠于前线丈夫的妻子非常苛刻。随着战争的持续，对不忠的疑神疑鬼，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压力。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女子不得不活在战争的现实生活中，够不上苏维埃女子的理想标准（耐心等待的女友和忠诚的妻子），即宣传影片、戏剧、《等着我吧》之类诗歌所塑造的形象。 (640)
士兵们对不忠之妻的强烈愤慨，西蒙诺夫自己也曾卷涉其中。1943年9月，他隶属于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军团，其指挥官之一不幸阵亡。几天后，收到一封那位指挥官的妻子的信，来自莫斯科东北部的维丘加镇。她在信中告诉丈夫，她要出走，因为已爱上了别人。士兵打开信，感到应该作答，要西蒙诺夫代为执笔，讲出他们的心声。西蒙诺夫尚未下笔，就被派去前线的另一部门。两个月之后，他在哈尔科夫为《红星报》报道纳粹对犹太人的谋杀，忽然想起自己对士兵的承诺。西蒙诺夫仍有该女子的名字和地址，但决定不直接回信，而是写了一首诗《给维丘加女子的公开信》，让士兵的情绪有广为人知的机会。他向维丘加的党委书记解释，士兵当初曾告诉他如何给这位不忠的妻子回信，他的诗只是列举了他们的原话。 (641)
我必须通知你
收件人并没诵吟
你毫无羞耻
邮寄出的信。
你丈夫没有收阅此信，
你粗俗的话语没让他伤心，
他没有退缩或失去理智，
他也不后悔前尘。
……
你前夫已经阵亡。
一切都好，与你新人图存。
死者不能将多余的话
写入伤害你的信。
活着吧，没有畏惧或内疚，
他写不了，也就没有回音
他不会从战场赶回你的小镇
看你携手他人，厌故喜新。 (642)
诗人玛格丽塔·奥列格说，《等着我吧》以及收在诗集《友与敌》（With You and Without You，1941—1945年）中的其他诗歌，其广受欢迎的关键在于它们以强烈的个人色彩表达了普世感受。西蒙诺夫战时的诗作充满了激情和爱情，这样的诗，苏维埃读者已很少看到。战争爆发之前，公和私一直作为文化和政治上的对立面。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以公为本的苏联诗歌界，容不得任何亲密或私人的主题；言必称“我们”的诗歌（在描绘代表苏维埃公民的斯大林时，言必称“他”），均以伟大的集体革命为主题（曼德尔施塔姆甚至宣布，抒情诗已不适合苏维埃艺术，因为新的历史时期，不再对个人命运产生兴趣）。战时的苏维埃文化，却看到了公和私的逐步融合。诗歌变得更加私密，表现个人的主题，谈及人的情感和关系，并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地位和权威。诗人谢米昂·基尔萨诺夫写道：
战争不适合赞歌
其大部也不适合书本，
但我想，人民需要
这公开日记本中的精神。
——《责任》，1942年
1944年，瓦伦蒂娜与西蒙诺夫在列宁格勒前线参观
这种审美转变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等着我吧》。它唤出了一个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密世界，其创作基于个人感情，却成了千万民众的必需。到处都是战斗的噪音，譬如军官的吆喝和政委的吼叫。但人民需要诗歌，来与自己沉默的情感进行交流；也需要词语，来表达他们心中的悲伤、愤怒、仇恨、恐惧和希望。一队士兵在1945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你的诗活在我们的情感当中，教我们如何与人相处，尤其是女子，因此深受我们的喜爱。你独自一人说出了我们内心最深刻的想法和希望。” (643)
除了对个人的影响，该诗的宣传效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像《等着我吧》那样的诗歌，在鼓舞士气的苏维埃运动中是强有力的武器。它们所表达的情感，有助于促进一种原始的爱国主义。它以家庭、同志友谊、爱情为中心，更为民族大团结的苏维埃概念提供了基石。据传，斯大林曾说，《等着我吧》一诗本来只应印两份（“一份给他，一份给她”），但政权很快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该诗的声望。据红军政治部主管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说，由于西蒙诺夫的诗人价值，克里姆林宫甚至考虑将他调离危险之地。党领导因为他诗中暗示殉难的一节（其实只是针对瓦伦蒂娜的浪漫姿态）虚惊一场。谢尔巴科夫特地奉命劝他格外小心。《等着我吧》获得成功之后，西蒙诺夫迅速晋升到苏维埃文化机构的顶端。他赢得了1942年的斯大林文学奖，1943年再次夺魁，因而获得莫斯科一套豪华公寓，坐落在列宁格勒公路上（他之前来莫斯科都住在《红星报》编辑部），并且人生第一次雇起了女佣。他变得富裕，因为他的新闻工作和诗歌都有丰厚报酬，他在前线又无处花钱，他的个人开支大多是公费的。只有寄钱给热尼娅当做儿子的赡养费，或资助父母时，才需要动用自己的版权收入。 (644)
西蒙诺夫的名气和财富愈益上升，在瓦伦蒂娜面前，变得更具吸引力。她一直偏爱有权有势的男人，好为自己的污点履历寻求保护伞。由于西蒙诺夫的鼎助，瓦伦蒂娜获得了多部电影和戏剧的主要角色。到1943年春天，苏维埃报刊经常报道这一对魅力四射的情侣，有时还在前线并肩出现。《等着我吧》中分离两地的恋人，在现实生活中却获得了团圆。对政权来说，这正是鼓舞军队士气的良机，不可错过。但在事实上，两人要到1943年10月才缔结连理。所有证据显示，瓦伦蒂娜同意嫁给西蒙诺夫只是结婚前不久的事。其时，西蒙诺夫仍是热尼娅·拉斯金娜在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没有离婚记录），不过他俩分离已有3年。婚礼本身是仓促安排的，只有少数客人，包括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和儿子瓦西里，他们带来斯大林的个人祝福。仪式结束后，西蒙诺夫立即奔赴布良斯克前线。除了两次简短的团聚，这对新婚夫妇在战争结束之前无法看到对方。第一次是在1943年，瓦伦蒂娜上布良斯克前线看望西蒙诺夫；第二次是夫妇俩一起参观列宁格勒附近的前线。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瓦伦蒂娜和西蒙诺夫仍然过着相当独立的生活。他们在列宁格勒公路上的大楼里各有自己的公寓和女佣，只不过处于同一层。瓦伦蒂娜开始酗酒，经常在白天喝醉。根据她朋友塔蒂亚娜·奥库涅夫斯卡娅的回忆录，瓦伦蒂娜结婚后郁郁寡欢，全凭饮酒度日（西蒙诺夫趁机让她上床）。人们可能会质疑奥库涅夫斯卡娅回忆录的可靠性，因为她对前夫鲍里斯·戈尔巴塔夫，即西蒙诺夫的密友，抱有深仇大恨，甚至对西蒙诺夫本人也耿耿于怀。 [3] 也有可能，瓦伦蒂娜确实在某一时期——譬如视他为苏维埃文化界中重要人物之时——爱上了西蒙诺夫，她的酗酒自有另外的原委。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婚姻像是暴风骤雨，远非苏维埃当局向公众宣传的幸福家庭。相互之间有不休的争论，但也有热烈的卿卿我我，至少可在西蒙诺夫从前线写给瓦伦蒂娜的情书和诗歌中看到。但直到1950年玛丽亚出生，他们才有孩子。其时，瓦伦蒂娜已屡屡背叛西蒙诺夫，有过不少外遇。 (645)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爱《等着我吧》。有人认为，它太感伤，它的私密情感并不适宜大众的关注， (646) 西蒙诺夫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就有此感。她的保留态度，一方面出于对瓦伦蒂娜的厌恶和对儿子不愿顾家的反感，另一方面出于她的贵族矜持，反对情感的轻易袒露。她特别在乎诗中的这一句“纵然爱子和慈母认为——我已不在人间”，她认为，这表明作者对她和苏联的其他母亲缺乏尊重。在莫斯科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西蒙诺夫向坐在前排的瓦伦蒂娜朗诵《等着我吧》，大厅里人山人海，亚历山德拉也身列其中。之后，她在1944年12月从莫洛托夫城写信给儿子：
基鲁尼亚！我们今天在电话上稍作交谈，更促使我想把这封信写完……因为它包含了我最近兴起的思念和牵挂。你的生活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很难跟你进行坦率的交谈。我们坐在专职司机开的汽车里，作断断续续的交流，无法诉说心里话，以及我所感受和思考的东西。但我觉得，仍须努力。
所以，我亲爱的，我要讲出痛苦的真相，我要告诉你，你的私人生活令我担忧。我当时读到就有此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更痛苦地忍受这种感觉……那天晚上，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在我看来，西蒙诺夫做了一件大事，让青年们走近爱情，以清晰明了的话语谈论爱情，这在我们的文学和诗歌中是全新的。现有的主人公的爱情和生活，都趋向于僵硬刻板……他在创作时，从自己的私密感情中汲取了灵感。但随着谣言的兴起，人们开始变得好奇。那天晚上，大厅中的观众并不是富有思想的人前来聆听和反思，而是一群暴民。他们没有任何迟疑，纷纷站起，争先恐后，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他们打量、评判、羡慕，但并不十分喜欢她。你又让她暴露在这群暴民的面前，替她卸了装。我并不认为她喜欢这样的经历……这些戏剧性的表演，不能弥补你的错误，反而有损于你的形象。我很痛苦地看到，如你近年来所做的，你让这些肮脏的闲人环绕左右。你既找不到自身的力量，也找不到对生活的洞察，来看透他们……你和她，她和你，这是我们过去几年中所听到的……在我看来，这些庸俗的表演中，只有利己主义和任性妄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 (647)
能如此写信的只有母亲，没人能给西蒙诺夫如此严厉、尖锐的训斥。亚历山德拉对“体面”和“正确行止”自有严谨的看法，宛如一名教育家，还会毫不犹豫告诉他人该怎么做。她不赞成儿子与瓦伦蒂娜的婚姻，1944年5月曾写信给丈夫亚历山大，声称“她自私、任性、喜怒无常，我简直无法忍受”。她不喜欢儿子“爬进”苏维埃精英的方式，根据她的祝贺信的口气看来，她也不大在乎他获得的斯大林奖和其他荣誉。她指责他自私，忽略她，对她把他抚养长大所作的牺牲不知感激。亚历山德拉有一种倾向，喜欢加以夸张，像其他母亲一样，也希望从儿子那里得到更多关注，但她的训斥确有道德上的基础。亚历山德拉在一封直白的信中，责备儿子两个月不给自己写信（“然后，突然收到一张两行字的便条，还是你秘书打的字……太不像话了！”[原文]），还指责他只顾自己与瓦伦蒂娜的舒适和幸福，却让她和亚历山大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城的都是穷人，而你享受的舒适是你自己赚来的。你以前只能从历史书籍，或长大时从我讲述的早年生活中找到这种舒适。那个时候，你的福祉曾是我唯一的快乐。我出生于另一世界，在人生的开初25年[1890—1915年]，一直生活在奢侈之中，甚至无需自己穿衣脱衣。然后，我的生活遭到突如其来的摧毁。但我开始了新生活——我要为你着想。我洗刷、烹饪、奔波买东西，整天工作，都是为了你。坦率地说：我认为我的生活水平应有我抚养长大的儿子的一半，应生活在一个舒适的房间，有地方盥洗。这是我此前的付出应得的权利。 (648)
使她不以为然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亚历山德拉一直在记挂热尼娅和她的孙子阿列克谢。阿列克谢体弱多病，定期复发结核病，却遭到父亲的忽视，只能生活在甚少露面的著名父亲的阴影之下。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说：“醒醒吧，基鲁尼亚，你到底怎么了？”
宽容得体曾是你幼时的标志，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如果只看你在前线的行为，你依然保有。如果看你的私人生活，以及你对本应是最亲近的人的态度，你已弃之如敝屣……阿廖沙[阿列克谢]的幼儿园里有一个男生，他父亲只是一名水手，每天晚上都去接自己的儿子——他只是个普通的男孩。阿廖沙的精神素质正在迅速成长……你只要多关心阿廖沙一点，就可学做一个精神上更为富有的好人……有一天，他从幼儿园回来宣布，他有世界上最好的奶奶，最好的妈妈；然后，思忖片刻后再说：“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基鲁尼亚，你的儿子依然相信你，在他可爱的稚嫩心灵中，对爸爸的信任依然存在。他希望有个爸爸，一个真正的爸爸，你还有时间来实现这一愿望。相信自己，我的儿子，就像阿廖沙相信你一样。回归自己，真正体面的自己。相信自己，相信你生命中永远最宝贵的工作，相信一直在爱护、信任你的我们。全神贯注于你的意志——你一直为此感到骄傲。如果想再次成为真实的自己，你现在更需要坚强的意志。 (649)
如果说在战争期间西蒙诺夫与母亲的关系有所恶化，他与继父亚历山大的关系反倒变得更加密切。亚历山德拉在1944年写信给西蒙诺夫：“看来，在你的心目中，爸爸和我的位置互换了。你对他的爱，超过了你对我的爱。我理解个中的原因——在战争时期，你需要他——我尊重这一选择。” (650) 亚历山大是个军人，所抚养的继子既认真听话，又遵守纪律秩序——那些军人价值是20世纪30年代西蒙诺夫认同斯大林政权的核心。但年轻时的西蒙诺夫，强烈地感受到自己不好的出身，一直以为自己的地位不稳。而在战争时期，论资排辈的标准，与其说是社会出身，毋宁说是对国家的贡献，他因此而在体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对西蒙诺夫来说，投身军旅本身就是惊心动魄的。他在1942年晋升为中校，以优雅潇洒的风度，行使他的权威。作家伊拉克利·安德罗尼科夫记得，他是“一名举止优雅的真正的俄罗斯军官，身穿制服，脚蹬锃亮的皮靴，腰佩手枪，一脸的冷静和自信。他牙齿洁白，面孔黝黑，戴的军帽微微偏向一侧”。战争年月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西蒙诺夫在1942年写道：“我迅速习惯了军装和军人生活，以至于很难想象战后我该做什么。届时，我无须写军事报道，无须上前线，不再有数十个军团中成千上万的朋友。”玛格丽塔·奥列格回忆，他在战争时期疯狂般地忙碌。“他奔赴所有的重要前线，匆匆赶回莫斯科，赶紧写出报道，再赶去最危险的战场。他在莫斯科的时间，永远不超过一天左右，往往只有数小时，足以与朋友一起相聚喝酒。”通过战争岁月，西蒙诺夫变得更加沉着冷静，证实了自己的勇敢，在性方面也信心倍增。他有许多情侣，包括玛琳娜·切奇涅娃——王牌轰炸机飞行员和苏联英雄勋章获得者。据他后来的情侣说，西蒙诺夫对身穿军装的女子情有独钟，喜欢在他缴获来的纳粹旗帜上做爱。
战争塑造了西蒙诺夫的整个世界观，他的价值观基于军事标准。他后来谈及：“军队像一座学校。在军队服役，让人们一生都记住要履行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没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责任感，就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西蒙诺夫在履行自己职责时，仔细、勤奋，严守规则，几近冷酷无情的地步。他与人交往又会有霸气。在许多方面，他自己的行为模式变成了他的笔下人物，被引进俄罗斯的散文：即聪明的军官，懂得当局命令的内在逻辑，认真付诸实现。战争结束后，他仍倾向于以战争时期的表现来评判他人：
不要抹黑他人的名字
但要了解其在黑暗中的行止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
给了我们一把真正的标尺
如你愿意，它将一直有用，
不可让它滑离我们的手指，
笔直铁硬的标尺，
可用来检查他人的百态千姿。 (652)
西蒙诺夫将这把严厉的标尺应用于卢戈夫斯科伊，即自己的文学院老师，一位富有魅力、曾经鼓舞整整一代人的苏维埃诗人。1941年的一起事件，使卢戈夫斯科伊丢魂失魄。其时，他在前线服役，遇上猛烈的炮轰，撤下后，穿越曾遭袭击的小镇，在被炸毁的家园中碰巧看到数名妇女和儿童支离破散的肢体。卢戈夫斯科伊因此而精神崩溃，被疏散到塔什干城。许多朋友对卢戈夫斯科伊表示同情，包括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力争解除对卢戈夫斯科伊诗歌的禁令（早在1937年即被定为“政治上有害”），但以失败告终。索尼娅和热尼娅·拉斯金娜，也向卢戈夫斯科伊伸出援手，以真挚的感情和友谊给他写信。
1943年，刚从车里雅宾斯克回到首都的热尼娅写道：“你一定要来莫斯科，这里的人需要你。有需要，大家都会赶来的。我们不是一般外人，而是你的朋友，你总不能拒绝朋友吧。”如果他返回，搬进拉斯金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公寓，索尼娅甚至允诺与他结婚（“我将以家庭的舒适来簇拥你”），而该公寓的3个小房间已挤进8个人。但西蒙诺夫没有这样的同情，认为卢戈夫斯科伊撤到塔什干，即是懦弱的标志，不再把他算作自己的密友。
这场战争使西蒙诺夫成为“斯大林主义者”。他开始坚信斯大林，让斯大林成为自己生活的中心；在现政权的政治和军事的等级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衷心接受现制度的价值观和党的领导。战争爆发时，西蒙诺夫还只是候补党员，1942年转为正式党员。他后来解释说，他入党是为了想在战争事项上享有发言权——认为这是他作为军官的责任——他不认为没有党的领导仍能赢得战争。党本身“就是集体力量，能够在战争条件下，作出必要的决策和牺牲”，他想成为这支力量中的一员。西蒙诺夫认同党，特别是其领导人，甚至让自己留起“斯大林风格”的胡须，头发背梳，嘴叼烟斗。据多尔马托夫斯基说，西蒙诺夫并不抽烟斗，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生活方式”。
西蒙诺夫主要通过写作来为党服务。他是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至少可与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平分秋色。格罗斯曼因后来创作的小说，在西方读者中更为知名，例如《生存与命运》（Life and Fate，1980年代在西方出版），也是更为优秀的小说家，可能在道德上表现得更加勇敢。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勇敢有所不同。西蒙诺夫从没逃避过激烈的战斗，报道了下列1942年的所有主要战役：在刻赤半岛，苏维埃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克里米亚，到了春天反成一场灾难；在布良斯克前线，红军7月丢失沃罗涅日，德军得以推向东南部，攫取乌克兰和顿河的粮食供应，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在斯大林格勒，德军在8月发动第一次攻击，为了夺取这座苏维埃据点，投入了激烈的巷战；在高加索北部，德军12月将苏维埃部队推至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城和奥尔忠尼启则。他唯一没作报道的是遭到两年围困的列宁格勒，但他去了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港口——1942年夏天，西方盟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补给，开始通过英国的船舶抵达那里。
西蒙诺夫作为一名军人，亲身经历了哈勒欣河的血腥战斗。他既能从士兵的角度，也能从执行上级命令的军官的角度理解战争。他的战争报道以直接观察和人道主义著称，但也欣然接受政权分配的宣传任务。他所有的战争报道，其目的就是要鼓舞士气和加强纪律，培养对斯大林的爱，促进对敌人的恨。他写道，苏维埃爱国军队是为斯大林的荣耀而战。他从敖德萨发出报道：“我们苏维埃军队，依靠铁的纪律和布尔什维克组织，紧密团结起来，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如伟大的斯大林所教导的，他们在战斗中没有恐惧，没有疲惫……为我们的敖德萨！为祖国！为斯大林！”在西蒙诺夫的报道中，斯大林的领导永远是对苏维埃军队的激励和鼓舞。例如他写到一名在斯大林格勒前线遇见的军官：“我们的伟大领袖在莫斯科办公室，指挥我们伟大事业的全部细节。他这位普通上校，因此获得了斯大林的部分天赋和精神。这种想法成了他所有力量的源泉。”1941年11月7日，他在纪念革命纪念日的诗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
斯大林同志，听到我们了吗？
大家都清楚，你必然已听见我们。
在这可怕时刻，既不是儿子，也不是母亲，
我们记得的第一人就是您。
西蒙诺夫对斯大林的信念是真诚的，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从没表示否认。他在回忆录中承认，他的这首诗将巨大的意义赋予斯大林，但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没有丝毫的夸张”。
他的战争报道为政权敦促军?队顽强战斗的运动服务。1941年8月，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斯大林颁发无情的第270号命令，指责所有投降或被俘的都是“祖国的叛徒”。好几个高级将领被捕并遭枪决，包括西方面军司令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他曾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周竭尽全力，试图守住阵地，以稳住前线。被俘将士的妻子也是逮捕的对象（甚至连斯大林之子雅可夫的妻子也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因为雅可夫于7月被德国人俘虏）。西蒙诺夫接受并在1941年的报道中争辩——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是“某些将领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他们充其量是一帮懦夫，而在最糟的情况下则可能是德国间谍，枪决也是理所当然的”。他还兜售这样的说法：最勇敢的战士，其阵亡的可能性反而最低——这只是神话一般的宣传，以鼓励军队在几乎注定一死的情境中战斗到底。
除了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直接的服务，西蒙诺夫还在战地报道中追求另一目标，体现在他未发表的笔记和观察心得中，后来用于他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他是一名苏维埃爱国者，又是苏联胜利的坚定信徒，想从人民的行动、思想、情感中找出必将胜利的征兆。他在1941年6月苏维埃撤退的混乱中找到了第一个征兆，那就是两名下级军官逆流而上走回明斯克前线，以寻找自己的上级。西蒙诺夫无法忘怀这一幕——在他眼中，它象征着普通老百姓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他想方设法为苏维埃胜利建立民粹主义的构思，写作当中一再返回这一幕。但在当时，他对敦促人民坚持战斗的强制力量仅有模糊的感觉。
三
西蒙诺夫1942年9月抵达斯大林格勒，恰好是巷战最激烈的时刻。最后的苏维埃捍卫者留守在北部的工厂区、火车站周围和市中心的小山上。在德军的坦克、大炮、飞机的轰炸下，他们的周围一片瓦砾。苏维埃士兵与德军精锐，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栋残缺的建筑物。他们的非凡毅力，使西蒙诺夫无比惊讶。德军甚至将他们推回河岸，但苏维埃士兵仍不愿放弃城市，不愿撤退到苏维埃主力集结的伏尔加东岸。正是这一种决心——无法以军队纪律或意识形态来作解释的一种精神——扭转了大决战的局面。
斯大林格勒防卫委员会主席丘伊亚诺夫在9月16日的日记中，记下所听到的一席对话，一方是新近赶到的增援部队，另一方是撤离燃烧中的城市的一名受伤士兵：
“城里的情况如何？”[增援部队问伤兵]
“谁也弄不清。瞧，”他以未受伤的手臂指向伏尔加河——“整座城市都在起火。”
“为什么烧这么久？”援军惊讶地问。
“一切都着火了：房屋、工厂、土地，所有的金属都在融化……”
“那人呢？”
“人？他们都挺在那里！挺在那里，继续战斗！……”
苏维埃军队的钢铁决心确实是战争的决定因素，不应作为有意宣传的神话而受到忽视。然而，它的来源却从来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为何这么多苏维埃士兵，全然漠视自己的生命，投入莫斯科、基辅、斯大林格勒和其他苏维埃城市的浴血奋战？
恐怖和胁迫提供了一部分解释。战前的恐怖制度重新实施，以驱使士兵战斗到底。苏维埃防线分崩离析时，德军正在威胁斯大林格勒。1942年7月28日，斯大林颁布了臭名昭著的第227号命令（不准撤退一步！），要求部队捍卫每一平方米的苏维埃领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惊惶失措者和懦夫”，如想推卸责任，则要面对最严厉的处罚。 [4] 因此而设立了特殊的阻击单位（zagradotriady），以加强既有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他们获得的命令是，监督苏维埃前线的后方，如有迟迟不愿冲锋或企图逃跑的士兵，格杀勿论。在战争期间，约有15.8万名士兵被判处枪决（另有许多士兵遭枪决却并无正式的宣判或死亡记录）；约43.6万名士兵入狱；42.2万名士兵要用“自己的鲜血来赎对祖国犯下的罪”，被编入从事最危险任务的特别刑事营，譬如扫雷和向德军防御工事发起攻坚。但第227号命令的作用，以及恐怖制度对军队的整体影响，不应被过分夸大。强制执行该项命令往往是在绝望之时，如斯大林格勒战役。其时，仅在几星期之内，13500名苏维埃士兵遭到枪决。除此之外，指挥官和政工人员经常忽略此项命令。他们从经验中学到，大规模的严厉处罚无助于军队的团结和效率。事实上，此项命令推行之后，军队的逃兵持续增加。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在激励士兵坚持战斗方面，恐怖手段并不有效，还要开发其他的说服方法。
向苏维埃人民发出爱国主义呼吁还是卓有成效的。绝大多数苏维埃士兵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效忠的对象不是将毁灭带给农村的斯大林或共产党，而是自己的家园和家人，以及自认的“祖国”。斯大林1941年9月向埃夫里尔·哈里曼指出，俄罗斯人民的拼杀是“为自己的家园，并不是为我们”。为了吸引他们，苏维埃宣传逐渐抛弃苏维埃符号，改用更能影响士兵的俄罗斯母亲的古老形象。因此，在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时期，斯大林的画像不再是无处不在（到1943至1945年，他又重新成为国家的头面人物和苏维埃胜利的推动者）；苏联国歌原是《国际歌》，现由新国歌取代；新颁发的苏维埃勋章，饰以俄罗斯历史上的军事英雄；教会被授予新生，国家取消了许多战前的政治控制，以交换教会领导人对战争给予精神上的支持。这个政教交融的结果是宗教信仰和苏维埃信念的奇妙组合。记者拉尔夫·帕克曾在莫斯科铁路站看到一名即将奔赴前线的西伯利亚士兵，他在听喇叭里的广播，认出了斯大林的声音，他手上给自己划着十字，嘴里高呼“斯大林！” (659)
苏维埃宣传还充分利用了仇恨和报复的民心。到1941年冬天，德军的入侵给那么多苏维埃家庭带来苦难，只需煽动一下对敌人的愤慨，就可驱使人们投入战斗。年轻的士兵和人种学者列夫·普什卡廖夫，对红军指战员的文化和信念作了详细的研究。他发现，促使士兵浴血奋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对德国人的仇恨，超过其他一切。这种情感的力量如此强大且不可预测——包含了压抑已久的愤怒，所针对的还有战争之前已在承受的痛苦——而宣传机构需要加以巧妙地操控，将它导向外国敌人。诗人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向此项仇恨运动贡献文学才华的有好几位苏维埃作家，西蒙诺夫只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伊利亚·爱伦堡和阿列克谢·苏尔科夫等。在呼吁民众拿起武器投入战斗的宣传中，最有名的诗歌是西蒙诺夫写于1942年7月的《杀死他！》，它基本上重申了第227号命令战斗到死的精神——其时是战争的紧要关头，德军正威胁伏尔加河和高加索。军官向即将投入战斗的士兵朗读此诗，以灌输反抗精神和战斗到底的决心：
如你珍惜
敞开胸脯喂你的妈妈，
她的乳汁早已干涸，
只能供你的脸颊躺下；
如你无法忍受噩梦，
法西斯站在她的身边，
抽打她布满皱纹的脸庞，
以手指缠绕她的长辫；
……
如你没有忘记父亲，
曾用手臂当你的摇篮，
他曾是一名好战士
倒毙在喀尔巴阡山的雪原， [5]
倒毙是为了伏尔加和顿河，
也为了你未来的家园；
如你不能忍受噩梦
他在坟墓中反侧辗转，
他十字架上的士兵像
被捣毁在地面
再由德军踏上一只脚
全都在你母亲的眼前。
……
那就杀死一个德国人——保证杀死一个！
尽快杀了他！
每次看到他，
每次都要保证杀了他！
西蒙诺夫的戏剧《俄罗斯人》力争取得同样的效果。它发表于1942年7月底的《真理报》，之后又在苏维埃各地的剧院上演。这出戏非常单薄，却非常及时，其主题——所有俄罗斯人联合起来，同仇敌忾——捕获了当时的反抗情绪（它于1943年赢得斯大林奖）。《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亚历山大·韦斯，其时正好派驻莫斯科，目睹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演出：
第3幕结束时，帷幕缓缓下降，至少有10秒钟的死寂，因为那幕戏最后一句台词是：“看，俄罗斯人是怎样死的。”观众席中已有许多妇女在哭泣。 (660)
胁迫、爱国主义、同仇敌忾，一一发挥了作用。但在士兵的战斗意愿中，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对牺牲的崇拜。苏维埃人民以20世纪30年代的心理投入战争。他们生活在频繁的革命斗争中，总被要求为伟大事业作出牺牲，他们已为战争做好准备。如西蒙诺夫所指出的，战争时期的艰辛和匮乏——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家破人亡，日常生活中止——苏联民众已有准备。他们以五年计划的名义，早已承受了这一切。 (661)
随时准备作出个人牺牲是苏联最重要的武器，尤其在战争第一年，绝对是苏联得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时，苏联挣扎着，试图从1941年夏天的灾难中恢复过来。普通士兵和平民的英勇行为，以自身的巨大牺牲，来弥补军事指挥的失败和几乎所有权威的瘫痪。“1941年的一代”（出生于1910年代和1920年代早期的人），其牺牲精神尤为壮烈。他们从小就熟知为国奉献一切的苏联英雄：屡破纪录的飞行员、劳动模范、北极勘探者、内战军人和赴西班牙的共产主义斗士。这么多年轻的志愿者效法前人的壮举，踊跃投入战争，将1941年拿起武器的号召，与内战的英勇传统和1928至1932年的五年计划联系起来——那是苏维埃历史上的两大浪漫时期，据称，其时的伟大事业在集体的努力和牺牲下得以实现。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1941年21岁时入伍）写道：“内战——属于我们的父辈。五年计划——属于我们的兄长。但1941年的卫国战争——属于我们自己。”许多士兵把自己视作这个连续体的一部分，从中觅得战斗的力量。少尉列昂尼德·库林在1943年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在沿着父亲的脚步走，他死于1919年的内战。”
他为我的生活而战。现在，我为你的孩子的生活而战……索尼娅，关于死，我想得很多——到底可不可怕？如果你知道，你是为美好的未来和我们的孩子的幸福而死，死就一点也不可怕。但你死前，必须杀掉十几个德国人。 (662)
从战争的第一天起，1941年的一代就无私奉献，英勇战斗，甚至有点鲁莽，付出了极为可怕的生命代价。出生于1923年的男兵中，只有3%活到了1945年。 [6] 年长的男兵更为谨慎——希望幸存下来。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出生于1920年，在战争中多次受伤，他回忆起老兵对新兵的帮助：
他们打得更巧妙，更清醒，不仅自己不会横冲直撞，也会阻拦我们这些新兵的冲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生命的价值。我就有这样一个保护者，已44岁，经常告诉我，即使在战争中，也必须爱惜自己的生命。 (663)
丽塔·高根1941年参军时年仅18岁。在红军和游击队服役的妇女共有100万人——相当于所有苏维埃战斗人员的8%（另有更多妇女扮演辅助角色，譬如运输、物资、医疗）——丽塔是其中之一。 (664) 丽塔1923年出生于列奇察的犹太家庭，那是白俄罗斯一座工业小城。她说，她家是“苏维埃式的现代家庭”。父亲是工厂经理，母亲是会计，丽塔和妹妹从小就受“苏维埃时代精神”的熏陶，没有犹太人的习俗、信仰，也不受祖辈的影响。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塑造了丽塔的世界观。她回忆：“我把少先队和共青团视为一种孩子组成的军队，路见不平，就会奋起开展斗争。如果在学校里看到男生欺负女生或小男孩，我会对他很凶，以致他会向老师抱怨。”激励她的精神，来自阿尔卡季·盖达尔的流行儿童读物《铁木儿和他的队伍》（Timur and His Team，1940年）。它讲述一队少年民兵，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乡间别墅里，帮助守卫奔赴前线的红军军官的家园。铁木儿的故事鼓励了许多青少年的军事抱负，他们在少先队和共青团受到的训练（组织起来的游行、操练、半军事化游戏、纪律严明、服从权威），本来就是参加红军的准备工作，即使是女孩，也不例外。宣传机构推崇苏维埃武装妇女的正面形象，把妇女军事化当做男女平等的标志。
战争爆发时，丽塔正在读学校的最后一年，她与家人疏散到斯大林格勒，后来在一所学校担任会计。但她亟想参与直接有助于战争的工作，便向当地共青团提出恳求，要上军事学校。但共青团予以拒绝（说她18岁，太年轻），只把她送去一个弹药厂，帮助组装飞机零件。1942年夏天，苏维埃报刊介绍了年轻女志愿者的壮举：她们中很少人曾碰过枪，刚走出校门就担任狙击手和高射炮手，参与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战。丽塔决心以她们为榜样，再次向共青团提出申请，又一次遭到拒绝，被告知要坚守工厂岗位。她回忆：“我气坏了。我自愿参战，还明确表示，时刻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却被当做一个小女孩。我跑回家，大哭一场。”丽塔组织了一群年轻的女共青团员，一起离开工厂，申请进入一所军事学校。该校正在培训电报和电台的操作人员，为发起“天王星行动”（Operation Uranus）做准备，即1942年11月针对斯大林格勒周围德军的苏维埃反攻。丽塔分到摩尔斯电码信号员的班级，学完后又与其他女孩一起被派到西南方面军的前线总部——地处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涅日的中间。12月下旬，她参与“小土星行动”（Operation Little Saturn）。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联合部队，突破防线，穿插到驻在顿河的德军的后方。丽塔回忆：“我们在方面军前线总部的直接上级是一个老先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沙皇军队任职，不知如何应付我们女生，同我们交谈时非常客气，绝无生硬的命令。但他是一流的专家，保护我们免受其他军官的骚扰，那些人只想从我们身上满足性需求。”1943年1月，丽塔驻扎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前线观测点，没想到德军竟然突袭上来。她想带着无线电设备逃走，第一次品尝到生死搏斗，她近距离打死两名袭击者才得以脱身，但也严重受伤。康复之后，她作为报务员又曾在好几个方面军服务。1944年7月，她在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担任炮手，与利沃夫附近的德军作战，最终在1945年1月，随第57军抵达布达佩斯。
丽塔反思自己抗击德军的决心，可算作“1941年的一代”的代表：
我才18岁，刚离开学校，以苏维埃英雄的理想眼光看待世界。他们是为祖国作出巨大贡献的无私先驱，我在书中读到过他们的功勋。这一切如此浪漫！我一点也不清楚战争究竟是什么，只想积极参与，那是英雄的事业……我并不视之为“爱国主义”——只把它当做自己的义务——我可以也应该尽一切努力，来战胜敌人。当然，我也可以留在兵工厂，度过整个战争时期，但我一直希望能够亲临大事件的风口浪尖：这是我从小学到的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态度。我是一名积极分子……没有想到死亡，所以不怕，因为我在为祖国而战，就像我的苏维埃英雄一样。 (665)
西蒙诺夫在《日日夜夜》（Days and Nights，1944年）中试图解释的也是这一精神，该小说基于他当年日记所记录的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观察。在西蒙诺夫看来，促使士兵战斗的既不是恐惧，也不是英雄主义，而是更为本能的东西，与保卫自己的家庭和社区有关。这种感觉因敌人的迫近而愈益强烈，让人们释放出能量和主动性：
斯大林格勒的防御基本上是一个路障链，连在一起便成了一个大战场；分隔开来，每一个路障又必须依赖自己小团体的众志成城。他们很清楚，必须站稳脚跟，守住阵地。如果德军在某处突破，整条防线都会受到威胁。 (666)
如斯大林格勒所显示的，如果知道自己浴血奋战是为了什么，自己的命运又与之紧密相连，这样的士兵才是最厉害的。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先后得出了相同的证明，地方爱国主义是强大的动力。如果把一个特定社区和人际关系网的防卫（而不是“苏维埃祖国”的抽象概念）认作苏维埃事业，人们更愿意投入战斗，更愿意牺牲自己。苏维埃的宣传援引了保卫“罗迪纳”（rodina）的概念（即家园，既指地方上的，也指全国性的），旨在充分利用这一情绪。
战时的民族团结只是一个苏维埃神话。事实上，战争时期的苏维埃社会是内战以来最为分裂的。苏维埃国家加剧了民族分裂，让某些少数民族充当替罪羊，如克里米亚的鞑靼人、车臣人、伏尔加德裔，将他们流放到不受欢迎的地区。战争前，反犹主义基本上处于休眠状态，战争时期反而四下传播，尤其蓬勃发展于希特勒军队的占领地区。那里居民中的大部，直接受到纳粹种族主义宣传的影响。而类似的偏见，又由苏维埃士兵和撤离西部地区的人士带入哈萨克斯坦、中亚、西伯利亚。许多人将斯大林政权的滥权迫害归罪于犹太人，又借用纳粹的宣传，称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人。据《红星报》主编大卫·奥滕贝格所说，士兵们常说犹太人“推卸自己当兵的责任，逃去后方，在舒适的苏维埃办公室上班”。 (667) 一般来讲，在大众政治意识中，兵役责任的不平等与普遍的不平等逐渐挂起钩来；前线军人和后方“老鼠”之间的鸿沟，更成了民众和精英之间愈益扩大的分歧的焦点。
虽然没有真正的民族团结，但人民确有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社区。到1941年，400万人志愿参加公民国防。他们自愿挖掘战壕，守护建筑物、桥梁、道路，一旦遭到袭击时，还运输食品和药品上前线，撤回伤者，或直接参战。在莫斯科，公民国防有16.8万名志愿者，来自30多个民族，另有50万人帮助修筑防御工事。在列宁格勒，到1941年9月，已有13.5万男女参加公民国防，另有10.7万名工人参与军事活动。 (668) 他们的爱国主义高涨，却没有获得适当的训练，所以虽然奋勇作战，但在初期战役中死伤惨重。
对军队的凝聚和战斗力来说，同志友谊也是至关重要的。据军事理论家称，如果自己属于可以信赖的战友团体，即“弟兄们”，士兵往往会在战斗中表现得格外勇敢。 (669) 从1941到1942年，红军伤亡率非常之高，以致其小的战友团体大多历时很短。前线步兵的战斗时间，平均下来不超过数星期，不是阵亡，就是受伤。从1942到1943年，部队开始稳定下来。士兵们发现，相互之间的同志友谊变成了激励他们坚持战斗的决定因素。这些友谊的亲密无间，自然是来自他们共同面临的危险。小团体内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又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一位士兵给阵亡的战友的未婚妻写信说：“前线生活让人迅速亲近。”
在前线与他人共度一两天，就会发现他全部的素质和情感。如果是在平民世界，你一年也弄不清。再也没有比前线友谊更深厚的，它牢不可破，甚至死亡本身也无法将之打碎。
1937年，伊万·布拉金和家人
退伍军人以理想主义和怀旧之心，回顾战时友谊的亲密无间。他们声称，当时的人有“更宽大的胸怀”，“遵循灵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更好的人”。与充满妥协和应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小团体内的同志友谊仿佛具有更纯真的道德关系和原则。他们经常谈及，从战友团体当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那是他们战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渐渐消失了）。 (670)
到1943年1月，“天王星行动”和“小土星行动”将德军赶回斯大林格勒以西360公里的顿涅茨河，更把其25万先锋部队团团包围。被困的德军，既要抵御他们的苏维埃敌人，又要应付寒冷和饥饿，但仍作出了激烈的抵抗——他们非常害怕变成俘虏——他们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最终在2月2日投降。苏维埃人欢呼这次胜利是重大的转折点，大大鼓舞了士气。爱伦堡写道：“在此之前，人们只是对胜利抱有信念。到了现在，已经毫无疑问，胜利有了保障。”苏维埃军队从斯大林格勒，推进到库尔斯克，集中了40%的士兵和四分之三的装甲部队，在7月击败德军的主力。库尔斯克战役决定性地摧毁了德军在苏维埃土地获胜的奢望。红军把士气低落的德军赶向基辅，9月份抵达乌克兰首都郊外，最终在11月6日夺回基辅，恰好赶上第二天莫斯科的革命纪念日庆典。 (671)
红军指战员的勇气和韧性是苏维埃军事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另一因素是在灾难性的第一年之后红军权力结构的转型。斯大林终于承认，党的干预（他自己就担任最高统帅）使军事指挥的效率降低，最好让指挥官享有一定的自主权。1942年8月，朱可夫被任命为最高副统帅——让斯大林退居幕后，不再掌管军队的日常管理——为党和军队的新关系放出了信号。战略规划和战争运行，逐步从军事委员会的政治家手中，转至总参谋部。后者此时扮演领军角色，只需随时向党领导汇报。政委和其他政工的权力，本是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遗产，现在在军事决策过程中受到大幅度的削减，在低层部队中干脆消失，让指挥官掌管一切。军事指挥不再受党的严密控制，发展了全新的自信。自主鼓励了主动，遂造就了一支稳定的军事专家队伍。他们的专业素养，对1943至1945年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加强专业精神，党领导在1943年1月恢复沙皇的肩章制度。那曾是旧政权受人憎恨的符号，摧毁于1917年。同年7月，“长官”的称号也起死回生，以取代一律平等的“同志”称呼。肩章的金穗带从英国进口，英国官员因此而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那是无用的俗艳装饰，但在事实上，金穗带自有它的重要性。 (672) 各式勋章作为对军事专家的奖励，也发挥了利害攸关的作用。从1941到1945年，共有11万枚勋章授予苏维埃军人——相当于美国授出的8倍。战斗结束之后，苏维埃士兵只需等待几天就可领到奖励，而美国士兵往往要等6个月。为了鼓励战功卓著的士兵申请入党，党组织专为军人降低了要求。
工业经济中的变化也促进了苏维埃的军事复兴。1941至1942年，与敌人相比，红军的装备很差，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到1942至1943年，坦克、飞机、汽车、雷达、电台、火炮、枪支、弹药的生产，都有显著的改善，从而组建了新的坦克师和机械化师，打得更加有效，兵员牺牲更少。苏维埃工业的迅速重组，让计划经济（斯大林制度的基础）获得茁壮成长。没有国家的强制，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完成必要的调整。成千上万的工厂和工人被疏散到东部；几乎所有的工业生产都面向军事需求；或建新铁路，或作新调度，将东部的新工业基地与军事前线连接起来；工厂实施戒严法，以加强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力。新颁布的工作纪律，严厉惩罚疏忽、旷工、擅自离岗、迟到（上班迟到20分钟以上就算“劳动战线的逃兵”）。战争年代，法庭判定的这些罪行竟高达750万件。 (673) 大多数工厂内，每周工作70小时已成常态。由于担心早上迟到，许多工人干脆都在工厂吃睡。实施综合的配给制度，既可降低成本，又可保证人们坚守工作岗位（要在那里领口粮）。最后，通过大规模的逮捕，动员庞大的古拉格劳工队伍，以提供国家急需的燃料和原料。
在苏维埃的战争努力中，最不为人所知的是所谓的“劳动大军”（trudovaia armiia），所征入的人数超过100万，执行自由劳工不愿做的各项任务。官方文件从来不提“劳动大军”，只委婉谈及“劳工服务”和“劳工储备”。这两个词掩盖了背后的强制特征，其实他们就是无偿劳工，其处境等同于古拉格囚犯。他们在狱警看管下列队出工，从事同样的苦力（采伐林木、建筑、车间劳作、农活）。与古拉格囚犯不同，劳动大军中很多人从没经过法庭的逮捕或判刑。其中的大多数只是被驱逐的少数民族，遭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军队的围捕。尤其是苏维埃德裔，战争一爆发，就被从伏尔加河地区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劳动大军也包括大量的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芬兰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和朝鲜人。
鲁道夫·戈特曼1922年出生于克里米亚的路德教德裔家庭。戈特曼一家被定为“富农”，1931年流放去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城附近的荒野。战争爆发时，内务人民委员会把鲁道夫当做“德国人”抓起来（事实上他祖先自1831年以来，一直住在俄罗斯），再送到顿巴斯的煤矿。在那里，他被征入劳动大军，与100名来自“德国人”家庭的年轻男子，前去乌拉尔北部的索利卡姆斯克食品加工厂。1942年秋天，他们改赴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从事伐木工作，晚上睡在营房木椅上，只有极少量的口粮。由于要在严寒中工作，第一个冬天就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大军成员死去。监管他们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狱警，对“德国”男孩毫不手软，斥责他们为“法西斯败类”。鲁道夫因受伤被送去医院，反而捡得一条小命，否则肯定会死于体力耗尽。在之后的14年中，他一直留在劳动大军，曾在工厂、苏维埃农庄、建筑工地工作，甚至奔赴高加索地区，为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建造乡间别墅。1948年之前，他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也不准离开劳动大军；直到1956年古拉格囚犯获得普遍大赦，他也沾上了光。 (674)
征入劳动大军的不只是“非俄罗斯人”，原“富农”也在劫难逃。伊万·布拉金来自乌拉尔的苏克孙地区，1943年秋天被动员加入劳动大军。10年前，他作为“富农”流放到“特殊定居地”，附属于彼尔姆附近的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纸浆造纸厂。伊万因工厂的化学溶剂几乎失明，又因风湿病而几近瘫痪，却被送去科特拉斯城附近的伐木劳改营。他在造纸厂工作，因没领到足量的口粮而有所抱怨，却因此受到惩罚，被征入劳动大军。但他无法适应伐木劳改营的重活（几乎看不清要伐的树木），很快在严寒中病倒。他给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的家人写信说：“我的腿肿得厉害，都穿不上裤子了。”劳改营的食物很糟，不足以维持他的体力，工作又非常辛苦。1943年秋季的一天，伊万实在筋疲力尽，瘫倒在地，被送去医院。他在那里慢慢恢复，1944年1月写信告诉家人，他的双脚终于显示出“生命迹象”。他希望很快出院，作为一个伤残病人，他将能获准回家。但从科特拉斯劳改营到1000公里之遥的苏克孙地区，冬季的旅程太危险了。伊万害怕在春天之前动身，担心万一他“因寒冷空气而头晕目眩，倒在冰上”。但他下了决心，一旦体力恢复，就要跋涉回家。“我只需一双大毡靴就能回家。”伊万1944年2月从劳改营获释，根本不宜开始漫长的旅途。他再没回到家，离开医院仅几百米，脚下一滑，就在结冰的路面上倒下冻死了。 (675)
古拉格劳工也在战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生产了苏维埃弹药的15%、大部分军服和大量粮食。从1941到1943年，劳改营人口有所下降，因为50万名囚犯获释，奔赴前线参战以“赎罪”；但从1943年底起，又有大幅增加，因为苏维埃军队挺进德军放弃的领土，内务人民委员会紧随在后，逮捕了几十万涉嫌投敌者和反苏民族主义叛乱者。战争期间，对古拉格劳工的剥削愈益酷烈。在采矿和伐木劳改营，为增加燃料的供应，囚犯们被驱赶到了死亡边缘，其口粮又降到最低限度。1942年，古拉格劳改营的死亡率达到惊人的25%——换言之，这一年每4个古拉格工人当中就有1人死去。 (676)
除了伐木劳改营和矿区，一种新型古拉格经济在战争时期获得蓬勃发展。内务人民委员会掌控了大型工业区（古拉格城市），其中的工厂和建筑工地长期配备囚犯劳工。地处北极圈的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就是新型古拉格经济的一个典例。那里镍、铂、铜的储量非常巨大，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地质学家发现。但要到1930年，工业化使珍贵矿石变得必不可少，才完成第一次大勘探。诺里尔斯克拥有世界上已知镍储量（用于生产高级钢材）的四分之一、已知铂储量的三分之一。由于有大量煤炭可用作冶炼和运去喀拉海的能源，该区的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开采和加工矿石。另一方面，该区几乎无法居住，冬季气温能下降到摄氏零下45度，暴风雪持续不停，一年中倒有数月暗无天日。到夏季，地面变成沼泽，蚊子肆虐，奔赴诺里尔斯克的没有一个是自愿的。
1935年，该区的发展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古拉格管理部门。该部门专门在偏远地区管理大型的建设项目，尤其是民用部委不愿经营的（负责冶金的重工业部拒绝接受诺里尔斯克项目），名气越来越大。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和采矿综合企业，刚开始有1200名古拉格囚犯，挖掘冻土时只用手镐和推车。到1939年，尽管更多的人在同一时期死去，囚犯人数仍上升到1万人。但莫斯科的古拉格管理部门，仍对进展的缓慢表示不满。1939年，诺里尔斯克的首任主管弗拉基米尔·马特维耶夫被捕，被送进劳改营15年。接替他的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采矿综合企业的前主管阿夫拉姆·扎韦尼亚金，这项任命是政权重视诺里尔斯克项目的标志。对高级钢材的军事需求，使诺里尔斯克的镍产在战争中变得至关重要。诺里尔斯克的工作强度加剧，从1941到1944年，A组囚犯（从事生产或建筑的）每月休息不满3天（许多前囚犯，根本不记得还有休息日），所有的囚犯每天工作11小时，再恶劣的天气也要出工（他们在暴风雪中攀扶绳索，步行上班）。扎韦尼亚金引进奖励制度，超额完成任务的“劳动模范”（1943年，5人当中即有1人）可获得好处——较好的宿舍、衣服、口粮甚至少量金钱。他还增加自由工人和“志愿者”的数量（战争结束时，约有1万人），让他们就任管理和专家的职位。但增长最大的是监狱劳工数量，到1944年已达10万人。 (677) 诺里尔斯克的囚犯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特别是乌克兰、北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在那里，大肆搜捕“民族主义者”和“与敌合作者”，就是为了向古拉格提供劳工。通往诺里尔斯克的漫长旅程先要乘火车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那是西伯利亚行政区的首府，位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南部，相距2000公里。囚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上船，沿叶尼塞河，到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的港口杜金卡下船，然后再坐火车抵达劳改营。诺里尔斯克周围的北极荒原极为辽阔，根本就没有必要为劳改营搭建铁丝网。正常心智的囚犯都不会尝试逃走，事实上确实没人这样做过（尽管有不少传说称，有人横渡北冰洋，逃至5000公里之外的阿拉斯加）。 (678)
瓦西里娜·德米特鲁克15岁时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她出生于乌克兰西部捷尔诺波尔地区的农民大家庭，她与数十名妇女一起，被指控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的同情者。1943年，红军重新夺得她的村庄，附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把她们带去当地小镇（红军征召了村里所有的年轻男子），予以审讯和殴打，直到女孩供认“叛国罪”（她们中许多人都弄不懂这一指控是什么，因为不懂俄语）。之后，她们上了军事法庭（再一次使用俄语），被判处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服刑10年。她们参与兴建诺里尔斯克机场。尽管天寒地冻，她们唯一的住所只是一顶大帐篷，同住的还有数百名以同样方式来到诺里尔斯克的乌克兰妇女。 (679)
安娜·达尔维娜作为“志愿者”被送到诺里尔斯克。当时她年仅16岁，还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东120公里的乌伊阿尔镇学校念书。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共有约1000名所谓的“共青团志愿者”，在1943年9月被强迫送到诺里尔斯克。安娜回忆：“一大群人在诺里尔斯克火车站欢迎我们，还有合唱团和乐队。”
走出火车时已经很冷。来时还穿着凉鞋，到了这里看到地上已有积雪。当地人很穷，衣衫褴褛。他们给我们发了毛毯和毡靴，把我们当做志愿者。他们被告知，我们都是阵亡士兵的孤儿。但事实上，我们都是被军队抓来的，别无选择。我们面对一场战争，军队需要我们中的每一人充当劳工，不管身体有多虚弱。 (680)
1943年，18岁的谢苗·戈洛夫科来到诺里尔斯克。他出生于北高加索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11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二。他家是哥萨克，在集体化运动中被定为“富农”，因此失去所有财产。谢苗的父亲和哥哥均是红军，1941年6月都阵亡于斯摩棱斯克附近。作为幸存的最年长的男性，谢苗成为一家之主。他放弃学业，在集体农庄担任拖拉机驾驶员，以此养活母亲和9个弟妹。德军在1942年9月占领北高加索，谢苗随即加入红色游击队，但不幸被俘。德军强迫他加入辅警，否则就要枪毙他的家人。4个月后，红军夺回该地区。谢苗作为“与敌合作者”被捕，流放到诺里尔斯克。他从事采矿和工厂的各式工作，很快成为大队长，甚至当上劳动模范。作为古拉格劳工，他因为对战争的贡献而赢得好几枚奖牌。 (681)
奥莉加·洛巴切娃是著名的矿物学家，1944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她丈夫于1938年被捕，稍后，自己也因“反革命煽动罪”获刑8年，最终沦落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她在劳改营里生下一个儿子，被送去孤儿院。1943年秋天，奥莉加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为专家，分配到诺里尔斯克矿区。整整6个星期，她被囚禁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以西350公里的马林斯克镇，等待来自西伯利亚各劳改营的其他地质学家和采矿专家。之后，奥莉加转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准备北上，却被医疗委员会定为不适宜旅行（她得了肺炎），反被送去东面400公里的泰舍特劳改营。在囚犯的眼中，泰舍特是“死亡集中营”，有很多等死的残疾人和老人。她来到泰舍特不久，再次被内务人民委员会选中，即使有肺炎，仍被送去诺里尔斯克。为了加快速度，她和工程师、电工、冶金专家、建筑者，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搭乘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机。奥莉加最后在技术部门担任地质研究员，与大学里的许多朋友重聚。 (682)
这些大学的朋友中就有叶丽萨维塔·德拉布金娜，即1917年10月在斯莫尔尼学院食堂认出失散多年的父亲谢尔盖·古谢夫的年轻姑娘。1936年12月，叶丽萨维塔作为“托派”被捕，判处5年，在雅罗斯拉夫尔监狱服刑。到1939年，她的刑期延长至15年，被送来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前3年，她在煤矿上班，随后转到技术部门，从事进口书籍和手册的翻译工作。叶丽萨维塔基于内心的爱国精神，工作起来活像一名真正的劳动模范。她觉得，通过在劳改营的工作，也在为苏维埃经济作出贡献。从1941到1945年，她前后4次申请参军奔赴前线，均遭拒绝。尽管如此，叶丽萨维塔仍因自己的勤奋工作在专家区获得自己的房间，与丈夫亚历山大·达尼埃茨同住。亚历山大的父亲是受镇压的老布尔什维克，被捕于1938年。夫妇俩以前在列宁格勒时就是朋友。他们在诺里尔斯克的邻居记得，两人很安静，养了一条狗。德拉布金娜因矿区事故已成聋子，很难与人应酬。他们有朋友的小圈子，自组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劳改营图书馆里有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但对外人非常小心。1945年，圈子中有人被捕，后来以“反革命煽动罪”遭到枪决。他们因此怀疑，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囚犯已渗透到他们的圈子，便解散学习小组，转入地下，只是在遛狗时，才与朋友在通向墓地的道路上偷偷见面。叶丽萨维塔和丈夫精通几种语言，他们在家里都用
法语交谈，以防隔壁房间的偷听。 (683)
四
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阿赫玛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列宁格勒散步，突然感慨地说：“想想吧，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却是战争时期。这么多人死去，人人都在挨饿，我儿子参加强制劳役。”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给阿赫玛托娃那样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战争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于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一解脱是溢于言表的，人们以战争前不可想象的方式处世行事。他们出于必需，寻回自己的主动性——相互交谈，相互帮助，不再担忧可能的政治危险。从这种自发的活动中，又涌现出了全新的国民意识。出于这个原因，人们以怀旧的心态来回忆战争年代，视之为“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即是，“每个人都觉得，社区意识得到了欢快且不受拘束地复苏”。 (684)
对作家维亚切斯拉夫·康德拉季耶夫来说，那种从属感是那个时代的特征：
我们为那些年感到骄傲。对前线生活的怀旧，使我们大家都激动起来。并非因为那是我们喜欢回顾的青春年华，而是因为我们当时觉得，自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这种感觉，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 (685)
复苏的责任感随处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尤其是从1941到1943年，斯大林政权的基础因德军的入侵实际上已土崩瓦解，人民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来作出相应的决策。当时担任军医的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格夫特，将那几年视作“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
就在我们的眼前——受命运摆布的个人，面对死亡，却出乎意料地找到了自由，做起自己的主人……作为目击者和历史学家，我可以证明：1941和1942年众多的情形和决定，其实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的进程……我们仍是俄罗斯人和苏维埃人，但在那些年头，普世的人道精神也沁入我们的心田。
阿达·列韦多娃在医疗机构度过战争年代。在她看来，这种自发的去斯大林化体现在一种权力移交上——从刻板地控制医院的共产党官员，转到医生和护士的手中。“有太多的实例，当事人即刻作出生死攸关的决定，等不及当局的授权。我们顾不得正式的规章制度，不得不采取行动，或作出即时的调整。” (686)
大家感到自己有助于战争援手。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有所作为，这种参与感又衍生出公民自由和个人责任。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了70年代初一位科学家的对话。该科学家说，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期”，然后向惊愕的朋友们解释：
因为在那段时间，我们觉得与政府贴得很近，超过了我们人生的其他任何时候。不再是他们的国家，而是我们的国家。不再是他们要求我们做这做那，而是我们自己想做。不是他们的战争，而是我们的战争。所保卫的是我们的国家，这是我们自己的战争援手。
据曾是沙场老将的康德拉季耶夫说，即使最不起眼的小兵，平时不断受到指挥官的虐待和鄙视，一旦在战场上发起进攻，即变成了他自己的将军：
没人可以指挥你，你掌控一切。防御时也是一样，全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否则，德军就会突破进来……你觉得，仿佛俄罗斯的命运就在你的手中，如果没有你，一切可能变得不同。平时在我们社会中，什么都不取决于个人。但在战争中就不一样，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直接参与了胜利。 (687)
“1941年的一代”从小就崇拜斯大林和党。对他们来说，新兴的自由无疑是对制度的一大冲击。文学史家拉扎尔·拉扎列夫回忆：“1941至1942年的军事灾难，迫使我们第一次质疑斯大林。”1941年，他从中学直接上了战场：
战争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质疑。我们相信所有关于斯大林的宣传，相信党是正义的化身。但我们在战争第一年所看到的，迫使自己去反思那些被告知的东西，因而开始怀疑自己的信念。 (688)
朱莉娅·奈曼写下《1941》一诗，其时的氛围已预示1956年（赫鲁晓夫“解冻”的第一年）的价值观变化：
那些莫斯科的日日夜夜……雪崩似的鏖战……
数不清的挫折、失败、消耗！
然而，那年的战友披露了全部真相：
在那闪光的年代，它像火炬一般闪耀！
遁词一一坠落，恰似纷纷剥落的石膏，
泄露无遗的原委，昭然若揭的实效；
透过灯火管制和迷彩伪装
我们看清了同志的面目——露出了马脚。
我们曾用来测量的暧昧标尺——
表格、问卷、资历、级别、倚老卖老——
都被唾弃，我们现在只衡量真相：
那年的标尺是信念和勇骁。
我们曾经历和目睹这一切，
记忆犹新，神圣照旧，仍然记牢
监视哨、屋顶、防空气球，
当年莫斯科爆炸中的乱嚣，
穿上迷彩服装的建筑物，
空袭的交响乐和解除警报的信号——
到最后，显得货真价实的却是
我们公民的骄傲，纯粹闪亮的骄傲。 (689)
随着公民对新的自由的索求，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和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在战争年代，党员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但已失去战前的革命精神，因为最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在1941至1942年的战斗中丧失殆尽。到1945年，600万党员中一半以上是军人，其中的三分之二都是在战争中新近加入的。这些党员，大大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主义的党。他们更加务实，思想不那么僵化（甚至没有受训于马列主义），不愿以阶级觉悟看待世界，更不耐烦于官僚主义。 (690) 《真理报》总结这一新气象，在1944年6月主张，“评判党员的个人素质”，与其看他的阶级出身或思想的正确性，“倒不如看他对战争努力的实际贡献”。这与党的战前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军队里入党的拉扎列夫说，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影响，战前的口号鼓吹对斯大林和党的崇拜，但到此时，已丧失了说服力和针对性：
有传说称，士兵发动攻击时高呼“为了斯大林！”，但在事实上，我们从没提到斯大林。我们冲锋时，叫喊的是“为了祖国！”，其余的打仗口号都是骂人的脏话。
战争带来了反斯大林的打油诗和歌曲，下面是1942年的一首：
亲爱的约瑟夫·斯大林！
时至今日你已丢弃塔林！
我们为吃的而日坐愁城！
你也将失去列宁格勒城！ (691)
许多人在战争时期解脱了对政府的恐惧。他们被迫不顾政治后果，径自采取行动，这也许是他们人生中的唯一一次。战争的“真正恐怖”攫夺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潜在恐怖，反而变得不那么张牙舞爪，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应付。在赫德里克·史密斯记录的交谈中，一名犹太科学家忆起战争年代的逸事：
我在喀山自己的房间睡觉……半夜里，契卡的人来把我叫醒，我却不怕。想想吧！他半夜敲门，把我吵醒，而我却一点也不怕。如果发生在30年代，我早就吓得半死。如果发生在战后，斯大林逝世之前，那也会把人吓得胆战心惊……但在战争期间，我绝对不怕，那是我们历史上的独特时期。 (692)
在很大程度上，新兴的自由感来自1941年之后政权放宽对政治和宗教的控制，得益最多的是“人民公敌”的子女。他们如愿意或胜任在战时急需的领域中工作，污点履历不再是一大障碍，与战前没法比。虽然没有官方政策，但如果有亟需完成的招工和招生，务实的官员通常会对申请人的社会背景视而不见。
叶夫根尼娅·施特恩1927年出生于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官员家庭。父亲两年后作为“德国间谍”被捕并遭枪决；母亲获刑5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叶夫根尼娅只得去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与外祖母同住。1943年，她回到莫斯科，与姨妈一起生活，获准成为学校的借读生。她的老师们赏识她的潜质，刻意予以保护。1944年夏季的一天，叶夫根尼娅经过莫斯科大学，看到一张告示，通告高中生前去申报该校的物理系。她从来都不喜欢物理，也不特别擅长，但很清楚，这是她进入苏联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的良机。在姨妈的鼓励下，她决定试试。叶夫根尼娅回忆：
我仅16岁，在申请表格[一定要填写的]中并没提及父母的被捕，只填写父亲已死……我想，他们还是会收我的，因为想学物理的人太少了，而当时，即1944年，又急需物理学家。 (693)
战争年代向安东尼娜·戈洛温娜提供了类似的机会，她就是那位掩饰自己出身的“富农”的女儿。安东尼娜的志向是上列宁格勒医学院，曾在1941年提出申请，尽管高中成绩完全符合医学院的要求，仍被拒绝。如她所相信的，原因很可能是她的社会出身。战争的爆发结束了她的梦想，因为列宁格勒已陷入围困之中。安东尼娜在佩斯托沃镇的村校担任助教，到1943年再申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该校一名学生曾是她的老同学，建议她去试试，因为该校需要医生，已放松了录取标准。尽管有“富农”出身，安东尼娜还是考上了这所大学，很快成为其最优秀的学生之一。教授们全力支持她，为她的社会出身保密。她回顾道：“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全凭自己的能力来取得进步。”列宁格勒的围城解除后，安东尼娜在1944年1月申请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以继续深造。她没有列宁格勒居民的护照，虽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的老师们帮她写了热情的推荐信，但“富农”出身仍使她丧失资格。其时，列宁格勒急需儿科医生，以照看围城造成的数万名孤儿病人。建议录取安东尼娜的官员声称：“这个时候，拒收这样的学生，不啻是在犯罪。”由于没有护照，安东尼娜无法正式注册为儿科研究院的学生，只好名列14名“非法居民”之中（出身都不好），一起住在地下室。作为“非法居民”，安东尼娜不能领取助学金、借出图书、在学生食堂就餐。她晚上非法打工，充当女服务员来养活自己。1945年，这14名学生总算变得合法，领到护照，正式注册。儿科研究院的主管是一名务实的共产党人，代表他们向列宁格勒党委提出请求，坚称列宁格勒急需这些学生。对安东尼娜来说，正式注册大大加强了她的自信，减轻了她在战前感到的恐惧，让她认真考虑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以及带给她家人的影响。 (694)
政权在宗教领域的让步带来了更广泛的影响。从1943到1948年（到那时，最重要的让步已被收回），政府放宽了对教会的控制，宗教生活因此出现了急剧的复苏。数百座教堂重新开放，上教堂的人数大大增加，宗教的婚礼、受洗、葬礼都有显著的复兴。
伊万·布拉金的家庭与教会有密切联系，他亲戚中有几个神父，妻子拉丽莎也是神父的女儿。20世纪30年代，他们作为“富农”遭到剥夺，流放去了克拉斯诺卡姆斯克，这些家庭关系都被加以严密地遮掩。伊万和拉丽莎不上教堂，不戴十字架，将圣像藏在箱底，门廊上通常置放圣像的地方则挂上了斯大林肖像。为了避嫌，他们鼓励子女加入少先队和参加反宗教活动。到1944年之后，全家又皈依宗教，所有孩子都在附近村庄的教堂里受洗。该教堂是在1944年重新启用的，村民先行募集了受洗池的捐款。拉丽莎从箱底拿出她最珍贵的圣像，挂在房间一角，一半有窗帘的遮掩。她进出房间时，都要在圣像面前画十字。女儿维拉回忆：
渐渐地，我们开始庆祝宗教节日，妈妈告诉我们个中的道理。她会准备一份特别的菜肴，这在战争期间并不容易。她总是说：“我们餐桌上有食物，因此是忏悔节。如果没有，那就是大斋期。”我们庆祝圣诞节、主显节、圣母领报节、复活节及三位一体节。 (695)
战争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兴许是新的言论自由。人们公开讲述自己亲人的不幸，袒露内心的感受和意见。要是在以前，这种做法绝对不可想象。人们还投入政治辩论。战争的不确定性，包括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与否，消除了他们对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权的恐惧。
维拉·皮罗茨科娃回忆1942年回到家乡普斯科夫：“每个人都在公开讨论政治，没有任何恐惧。”她记录了一对姐妹之间的争论：姐姐22岁，前线军官的妻子；妹妹17岁，“激烈的反共人士”。当姐姐否认劳改营的存在时，妹妹一脸蔑视：“你竟不知道？全国老百姓都晓得，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你只是不想知道，躲在你军官老公的背后，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都很好。”另一个场合中，妹妹批评姐姐对失业的视而不见，尽管几个亲属在战前一直找不到工作。“你怎会不知道呢？除非你结婚之后，完全忘了娘家，不在乎我们穷人了。”维拉评论，那位姐夫战前与大家一起住时，没人敢如此讲话，都担心他的举报。 (696)
购买食品的排队长龙是政治讨论和抱怨的温床。愤怒和挫折让大家团结起来，鼓励他们勇敢说出（所以排队长龙中总是有潜伏的举报人和警察）。一组举报人混入莫斯科商店外的各式排队，他们在1942年4月的汇报中说：“商店用品卖光后，能听到公开的反苏议论。”买煤油的队列中，有一名老汉这么说：“到处都是党员寄生虫，都是混蛋！他们拥有一切，而我们工人什么都没有，只有用于绞刑的脖子。”其中一个女人添油加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一个烂摊子。”莫斯科另一排队中的举报人，汇报了下列对话：
德罗宁[士兵]：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与1929年前的一样，岂不更好。集体农庄的政策一旦生效，什么都完了。我自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什么？有什么需要捍卫的？
西佐夫[士兵]：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其实只是奴隶。像李可夫[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那样的人，想为我们做点好事，却被他们撤了。为我们着想的人，还会有吗？
卡列林[木匠]：他们告诉我们，德国人衣衫褴褛，虱子满身。德国人确实到了我们的村庄，就在莫扎伊斯克附近，我们却看到他们天天吃肉、喝咖啡……
西佐夫：我们都在挨饿，但共产党人说一切都是欣欣向荣。 (697)
舌头有了明显的放松。罗扎·诺沃塞尔茨娃回忆起1942年与一名莫斯科鞋匠的相遇。父母被捕的5年后，她刚返回首都，在被捕一事上从没质疑过苏维埃政权。她相信父母是无辜的，但也准备接受“人民公敌”确实存在，以及清洗“异己分子”的必需，这是她1938年的想法。对这位鞋匠的造访使她的想法完全改观，他在修鞋时大骂苏维埃政府，把所有的悲惨都归罪于它，并透露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遭到了不公的逮捕。他面对罗扎这样的陌生人，却以这种方式交流，显然不考虑其中的危险。他的坦率——她以前从未遇到的——使她人生第一次“停下来，认真思索这些事”。 (698)
军人之间也是批评和辩论的重要舞台。前线士兵组成的互信的战友团体，是畅所欲言的安全环境。一位老军人回忆：“我们大骂领导，为何没有飞机？为何炮弹不够？混乱的起因在哪儿？”另一位老军人记得，士兵不怕讲出心里话：“他们很少顾忌……天天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士兵什么都不怕。”1945年春天，拉扎尔·拉扎列夫从前线回来，待在古比雪夫医院：
像其他士兵一样，1945年的我，嘴很快，想什么就讲什么。我谈起军队中我认为是丑闻的事，医院里的医生就警告我“要看住我的舌头”。我很惊讶，像其他士兵一样，已为苏维埃国家拼死拼活了，应该有发言的权利……我经常听到来自农村的士兵抱怨他们的集体农庄，声称赢得战争后，有必要将之废除。言论自由已达如此地步，发表意见已成家常便饭。 (699)
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很多人对此变化发表过见解。作家普里谢维恩在1941年日记中指出：“战争开始之后，人们互相变得亲近，为祖国的担忧团结了每个人。”他还认为，战争中兴起的民族精神已经抹掉了阶级的分化。他在1942年写道：“我现在才懂得，‘人民’不是可见的东西，而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东西。‘人民’不单是农民和工人，甚至不单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而是我们大家的内在。”其他人通过工作场所中新的团队精神，来感受这个战时的民族大团结。阿达·列韦多娃在列宁格勒医疗机构的同事之间发现了新的“亲密”，打破了旧的职业等级制度：
医疗机构变成了我们的大家庭，教授和普通工人的界限完全消失。大家感到是在承担共同的事业和责任，为了我们的机构、病人和同事。这让我们变得亲密无间。幸存于列宁格勒围城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民主精神（就是如此），即我们属于一个大家庭。战争结束后，它仍与我们同在。
一个步兵排的指挥官声称，战争使他重新思考人的价值和关系：
在前线，能很快发现他人身上最重要的品质。战争就像一个测验，所测试的不只是膂力，还有人性。卑鄙、懦弱、自私，顷刻之间就会显露。如果不能依靠理智，那么凭直觉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弄清他人的真实面目——要是在和平时期，那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弄清。
难怪在很多人的眼中，战争变成了一种精神净化。前几年，“谎言的不人道”扼杀了所有的政治讨论，现在则受到猛烈的冲洗。拉扎列夫评论道：“战争迫使我们重新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轻重缓急，使我们普通士兵看到了不同的真理，甚至想象新型的政治现实。” (700)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维埃大军开进欧洲，士兵见证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反思变得愈益普遍。1944年初，苏维埃已集结600万军队，超过东线德军数量的两倍。1944年6月，盟军发动对法国北部的侵入。与此同时，红军击溃白俄罗斯前线的德军主力，7月3日夺回明斯克，穿越立陶宛，8月底抵达普鲁士边境；乌克兰前线的苏维埃军队，席卷波兰东部，直扑华沙；在南部战线，德军很快崩溃，红军横扫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944年9月抵达南斯拉夫。苏维埃的进攻冷酷迅猛，到1945年1月底，乌克兰方面军已深入到西里西亚；朱可夫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已达奥得河，柏林在望。
很少苏维埃士兵去过欧洲。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农民子弟，参军时只有狭窄的世界观、苏维埃农村的习俗和从宣传中得来的世界形象，他们对将要发现的毫无心理准备。西蒙诺夫观察到：“欧洲和我们苏联在生活水准上的对照，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心理上，都是一大冲击。它改变了数百万军人的看法。”士兵们看到，普通百姓住着更好的房子；尽管有战争和红军抢劫，商店里依然货物充沛；他们在赶去德国的途中看到的私人农庄，即使处于荒芜之中，仍远远胜过苏维埃集体农庄。任何宣传都无法让他们漠视亲眼目睹的证据。
与西方的碰撞，帮助塑造了士兵们对自己祖国的期望。农民士兵们相信，随着战争结束，集体农庄将被一扫而光。军队里流传许多此类的传言，大部分涉及朱可夫对部队的承诺。士兵们给家人写信，无数次地重复此事。这些期望传遍整个农村，导致了农民对集体农庄的一系列罢工。其他士兵还谈到重新开放教堂、更多的民主，甚至废除党支部。导演亚历山大·多夫任科记得与军车司机的一席讨论，他是一名“西伯利亚小伙子”，时间在1944年1月。该司机说：“我们生活得不好，你知道，大家都在期待生活中的变化和改善。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等待，只是没有挂在嘴上。”多夫任科在日记中记下：“听到这些话，我感到非常惊讶。人民强烈希望有不同的生活，随处可以听到，唯一听不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圈子。” (701)
军官站在这项军队推动的改革运动的前列，公开批评苏维埃制度，期望改变。1945年，一名中尉写信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要求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次会议上，考虑一系列改革”。他去过纳粹在波兰的迈丹尼克集中营，看到德国独裁的后果，于是要求苏联也结束任意的逮捕和监禁。他说，苏联有它自己的迈丹尼克集中营。他还要求撤销集体农庄，因为手下士兵告诉他，那是一场灾难。此外，还有士兵要他向主席传达其他的不满。 (702)
很自然，党领导对心怀改革主张的军人回国不无忧虑。对喜欢回顾历史的人来说，它与1812至1815年的反拿破仑战争有明显的比照。其时，归国的军官人员把西欧的自由主义思想带回沙俄，随即激发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1945年2月，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出席会议的积极分子强烈呼吁，要坚决抵制西方的流毒：
1812年战争之后，我们的士兵看到法国的生活，拿来与沙俄的落后生活作比。当时，法国的影响是进步的……十二月党人看到了反沙皇独裁的必要，但今天不同。也许东普鲁士的庄园优于集体农庄，这种印象可能导致落后人士得出结论：庄园经济胜过社会主义经济。但这是一个倒退，因此，必须对此展
开无情的斗争。 (703)
西方思想对党员的影响引起了特别的担忧。1945年，苏联党员的一半以上都是在籍军人。党领导假设，他们的复员，势必将危险的政治改革思想传染给平民组织。
事实上，这些思想早已在民众中传播，尤其是在关心政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与英美的结盟，让苏维埃社会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深受西方的影响。在多年的隔绝之后，苏维埃城市此时已充斥着好莱坞电影、西方书籍、租借法案下的美国进口货。数百万人见识了真正的西方生活——兴许不如好莱坞所标榜的，但远远超越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宣传中的惨淡。餐馆和商铺在莫斯科的街道重现，或许在暗示可能恢复像新经济政策那样的局面。这一切均在推高人们的期望：一旦战争结束，苏联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容易，将对西方更加开放。1944年夏季，作家兼宣传专家弗谢沃洛德·维什涅夫斯基，在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发表讲话：
战争结束后，生活将会变得非常愉快……与西方将有更多的交流和接触，每个人都可阅读自己喜爱的，将有学生交流，苏维埃公民到国外旅行也会变得更加容易。
知识分子公开讨论政治改革，不再担心审查（也许是党领导批准的，故意提供这样的诱惑，以维持人们的斗志，直到战争结束）。西蒙诺夫回忆：“大部分知识分子赞成自由化，在意识形态上普遍感到乐观。”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自由化意味着与政府开展有关改革的“对话”。很少人愿意向共产主义专政提出公开挑战，大多数人只希望在政治决策中能有更多的参与，在内部做工作，使制度更加开放。诗人大卫·萨莫伊洛夫表达了这样的心态：
在我们的心目中，公民责任包括为政治任务服务。我们相信这些任务的效用……我们感到，如果承担了公民使命，就有权利获得政府的诚信……政府的所作所为，需要有一个解释，让我们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当然不希望政府随心所欲，而自己只是盲目的执行人。
甚至经济改革也是可以接受的讨论主题。莫斯科的斯大林工厂是苏联最大的汽车制造者，其主管伊万·利哈乔夫提倡在工业经济中引进国内市场，让地方掌握较多的财政自由，通过高工资来刺激工人的生产率——它会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的性质。一些经济学家也公开批评计划制度，提出在战后重返市场，以刺激生产。 (704)
人们在这开放气氛中变得理直气壮，甚至在私人生活方面，也质疑起苏维埃政权的原则和价值观。
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在战前是个少年斯大林主义者，她记得让她反思政治信仰的一起具体事件。在1941年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她作为共青团的积极分子，与一群大学生一起被送去城外挖掘战壕，晚上就睡在战壕中。其中一人对客观条件不满，向领导提出抱怨，结果遭到了惩罚、欺负、共青团会议上的举报，最终被捕入狱。对埃尔加来说，这种迫害是一大觉醒。她父亲被捕于1937年，她曾相信政权关于“人民公敌”的宣传，以为他一定做了错事。如今，她亲眼看到有人无缘无故被捕。她加入一组学生，抗议对朋友的逮捕，却无济于事。从那以后，她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共青团和共产党：它们不是民主机构，只是滥用权力的精英小集团。她甚至想退出共青团，不再参加它的会议。新看法也影响了她对共用公寓的态度。整个列宁格勒围城时期，她都在那里住：
这是一个愉快的公寓，相互之间很少争吵。但有一个女人，住在后面的房间，老是与酒鬼丈夫吵，还会遇上家庭暴力。后来，她加入共产党，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她接管了我们的房间，有了面包和家具，要啥有啥。但事实上，我曾当面告诉她，并不赞同党的做法。我记得很清楚。我很可能因此被捕。 (705)
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在列宁格勒公共图书馆工作，自从父母被捕以来，一直在共用公寓独自生活。内务人民委员会传召她去总部，逼迫她参与对一名退休沙皇军官的举报，使她猛然觉醒。那位退休军官为了取暖，喜欢待在图书馆帮着做些琐事。由于马克斯娜的拒绝，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审讯员转而把矛头指向她，说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她自己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是在同病相怜”。这种侮辱激起了马克斯娜心中无比的愤慨，既出于内心的正义感，也出于捍卫无助军官和父母的必要，她作出了勇敢却可能是愚蠢的反抗：
我气得撕心裂肺，对他说，没人证明我父母就是人民的敌人，而他讲这种话，本身就是犯罪。在我看来，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但想想吧，我竟说出口！只是年轻气盛才让我这么勇敢！他一跃而起，向我走来，似乎想揍我。毫无疑问，他已习惯于打人。我站起来，抓住自己的板凳准备自卫。如果没有那条板凳，他一定会动手的，他慢慢冷静下来，在桌旁坐下，询问我的证件。
几天后，马克斯娜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勒令她离开列宁格勒，但她不肯就范。马克斯娜回忆：“列宁格勒就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全部，离开是不可思议的。我想，为何要走？我只有这一小小角落[共用公寓内]，让他们来抓我好了，我才不会离开。”第二天，马克斯娜得到了资深图书管理员柳博芙·鲁比娜的帮助。她是一名勇敢的党员，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保护了许多列宁格勒居民避开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恐吓。鲁比娜认识马克斯娜的继父——原区委书记——认为他是个好人。她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中，失去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在1948至1953年的反犹恐怖中失去更多亲人）。马克斯娜回忆，她直言不讳，“批评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时毫不顾忌。在她眼中，那些人都是‘爬行动物’”。鲁比娜在自己办公室里为马克斯娜设立了简易床铺，让图书馆人员别向警方透露她的下落。把人藏起来是一个很勇敢的举动，很可能使鲁比娜入狱。但她在同事中德高望重，马克斯娜躲了将近一年，却没有人透露半点风声。马克斯娜回忆：“她照顾我，把我当做自己的孩子。”对马克斯娜来说，她们在办公室里的交谈仿佛是政治教育课，让她与父母的价值观重新连接起来，而父母从未如此畅所欲言过：
鲁比娜是个非凡的人，既勇敢又坚强，满心共产主义理想，热衷于为大家伸张正义。她对我开诚布公，无话不谈——不仅仅是关于斯大林。她有一次告诉我，集体化是可怕的错误，毁了国家。她谈到，白海运河和其他建设项目全靠囚犯建成……她还谈及[1937至1938年的]逮捕，说我父母都是无辜的。我不理解的东西，她会逐一解释。有时她会谈整整一宿。她知道，我不会背叛她，不会向人透露一个字。她对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706)
五
西蒙诺夫赶到柏林，为了战争的最后一役。他在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坦克，更多的坦克，装甲车，喀秋莎火箭炮，数千辆货车，各种口径的大炮。”
在我看来，不是某师或某军团，而是整个俄罗斯武装部队，从四面八方攻进了柏林……在硕大却没有品位的威廉一世纪念碑面前，一组官兵正在拍照。一次5人、10人、百人；有的挎枪，有的没有；有人筋疲力尽，有人在哈哈大笑。 (707)
5天后，西蒙诺夫在卡尔霍斯特镇报道德国投降条约的签署，然后返回莫斯科，参加胜利庆典和游行活动。
莫斯科的市中心挤满了士兵和平民，赶来参加5月9日的庆祝活动。塞缪尔·拉斯金的侄子马克，看到美国大使馆外的鼎沸人群而变得目瞪口呆。他们聚集在马涅斯广场上，高举自制的标语牌，表示对盟国的支持，看到美国外交官和士兵（其中多人还拿着威士忌酒瓶）从窗户和阳台向外挥手致意，更发出欢愉的狂呼。在他看来，这是自1917年以来最近似于“争取民主的街头游行”的一件事。之后，马克返回位于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的拉斯金公寓，参加家人的庆祝活动。拉斯金一家——塞缪尔、贝尔塔、法尼娅、索尼娅、热尼娅和她儿子阿列克谢——1943年都从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马克回忆：“我们为胜利干杯，为斯大林干杯（这是官方规定的），大家心中充满了喜悦。”那天晚上，莫斯科市中心有更多的人向一国之父斯大林的巨幅肖像致敬。该肖像升起在克里姆林宫上方，由投影机照亮，周围数英里之内都可看到。 (708)
6个星期后的6月24日，红场上举行正式的胜利游行。朱可夫元帅骑在一匹白色阿拉伯骏马上，在瓢泼大雨中率领部队和坦克迈进广场，军乐队奏起格林卡的爱国赞歌《荣耀归你》（Slavsya！）。两百名士兵携带纳粹旗帜，游行至列宁墓前，转身面对斯大林，将旗帜掷到地上。在高级指挥官的盛大宴会上，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祝酒词，献给“几千万简单、普通、谦虚的人……他们是伟大国家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vintiki），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元帅、各方面军和军团的指挥官，都分文不值”。 (709)
苏维埃人民以普遍的喜悦迎接胜利。仅在这一时刻——或许在斯大林的整个统治时期仅有这个时刻——才有真正的民族团结。甚至古拉格劳改营的囚犯，也以爱国热情迎接战争的结束。他们认为自己也作出了贡献，毫无疑问，更在期待自己的大赦。一名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囚犯，在5月9日晚上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的一生从没吻过那么多人，纯粹是出于快乐和幸福。”
我甚至吻了男人。我们分离7年半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我全然忘却了自己的悲哀和痛苦。定居地[监狱区域的外围]的人们奏起了手风琴，还有年轻人在跳舞。好像我们并不是羁绊于此，而是与你同在。 (710)
士兵逐渐回国，许多男女为适应平民生活而承受巨大周折。从战场回来已是残疾人的有200万，他们领取微薄的津贴，很难找到工作，受到苏维埃当局犯罪般的忽视，很多人最终沦为大街上的乞丐。更多的人自战场返回，患有心理创伤，如战斗造成的心理压力、对战争心有余悸以及精神分裂等。但这些疾病，很少获得苏维埃医学界的承认，退伍军人自己又过于坚忍，不愿报告自己的状况。究竟有多少患者，一直无法弄清。 (711)
就其他人而言，回归“正常生活”带来了诸多的失望。不再有家园和亲人，难以与朋友和亲戚沟通战争经验，不再有同志友谊，前线战友之间的相互理解不复存在——这些导致了战后岁月的普遍抑郁。康德拉季耶夫在20世纪90年代写道：“我的大多数老战友，要么酗酒致死，要么在战争结束时自杀——最近还有人自杀。”
我们觉得毫无用处，成了废人……斯大林只把我们比作一台机器中的“小小螺丝钉”，我们感到受了侮辱，这绝不是我们在前线时的感受。我们曾认为，我们手中掌握了俄罗斯的命运，相信自己是公民，以身作则。
康德拉季耶夫反思那些年，写道：
我们打败法西斯，解放欧洲，归来时却没胜利者的感觉。或者说，这种感觉仅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即我们对改革仍抱有希望时。这些希望落空后，我们陷入了失望和冷漠的深渊。开始，我们还以为是战时疲惫所引起的。我们是否真正明白，我们拯救了祖国俄罗斯，同时也拯救了斯大林政权？也许，还不甚明白。即使看到这一点，我们还是会以同样方式誓死作战的。在自家的极权主义和希特勒的版本中间，我们宁可选择前者。因为，忍受自家人的暴力，要比忍受外国人的，更为容易。 (712)
安东尼娜·马兹娜及她女儿玛琳娜和玛琳娜·伊利纳（左），1944年摄于奇姆肯特
家庭的重组比士兵在家书中想象的更为艰巨。情侣不愿等待；女人与士兵一厢情愿的想象并不相符；分离和重聚的压力导向婚姻的解体。1944年夏天，西蒙诺夫写了剧本《无可避免》（So It Will Be），讲述一名军官从前线返回莫斯科，妻子和孩子早已消失于德军占领区，他断定她们已经遇难，所以与教授的女儿结婚，重建新的生活。剧本的中心思想是战后的当事人必须随遇而安，与《等着我吧》的主题，竟相差十万八千里。
战争结束正好遇上古拉格囚犯的第一批大释放。1937至1938年判刑8年的数百万“政治犯”，期满释放恰好是1945至1946年（1945年之前期满的囚犯，其获释必须等到战争的结束）。各个家庭开始重新拼凑，妇女们带头奔赴全国各地，寻找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前囚犯的居住地有严格的限制，大多数不得逗留在主要城镇。所以，为了全家团聚，不得不搬去苏联偏远的角落。有时，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居所仍是古拉格区域。
尼娜·布拉特1945年获释于马加丹劳改营，历程1.6万公里，才从雅罗斯拉夫尔孤儿院（女儿在外祖母死后的归宿）接回女儿伊纳萨，与自己一同住在马加丹劳改营。她在何处定居的问题上别无选择，释放时的限制是“100城之外”。这意味着作为前囚犯，她不得在所列的100个城镇定居。 (713)
玛丽亚·伊利纳的征途更为艰险。她曾是基辅大型纺织工厂的主管，作为“人民公敌”的妻子被捕于1937年（丈夫是一名高级党干部），判处8年，流放到摩尔多瓦的波特马劳改营，到1945年获释，就去寻找自己的孩子。她被捕时，2岁的女儿玛琳娜和两个儿子弗拉基米尔、费利克斯，都被送去遣散中心。他们的外祖母爱莫能助，她已在照看1936年被捕的姨妈的几个孩子。弗拉基米尔抵达遣散中心后不久就满了16岁，结果作为“人民公敌”获刑5年，被送去马加丹劳改营。费利克斯去了基辅的孤儿院；玛琳娜去了附近的布恰孤儿院，1939年又转去乌克兰首都以南200公里的切尔卡瑟孤儿院。玛丽亚从波特马劳改营写信给苏联各地官员，打听孩子的下落，但找不到弗拉基米尔——他死于马加丹劳改营，而且没有记录，时间约在1942年之前。玛丽亚花了整整18年时间才找到费利克斯，他在战争爆发后，随孤儿院一起撤到哈萨克斯坦西部的捷列克蒂地区。她在1943年获悉，费利克斯12岁时逃离孤儿院，好几个月在外流浪，结果到了2500公里之外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在偏僻的切勒姆霍沃小镇的一个工厂找到一份工作。
玛琳娜的运气不错。切尔卡瑟孤儿院的医生安东尼娜·马兹娜有个妹妹，凑巧也在玛丽亚的劳改营。通过她，玛丽亚从孤儿院员工那里，定期了解自己女儿的健康状况。玛琳娜抵达布恰孤儿院后不久就患上猩红热病，几近死去。她转到切尔卡瑟孤儿院后，获得安东尼娜的精心调养。安东尼娜甚至把玛琳娜带回家，与自己女儿（也叫玛琳娜）同住，直到恢复健康，再回到孤儿院。安东尼娜给她送来食品、酥糖、甜食，告诉她这都是母亲送来的，但往往不是真的——来自波特马劳改营的只有不定期的小额汇款（尚有一些食品包裹来自外祖母，直到战争爆发）——但医生懂得，小女孩如想活下去，需要有点希望，需要相信自己有一位慈母。玛琳娜回忆：“我对母亲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不懂什么是母亲，但孤儿院里的大龄孩子，经常会谈论自己的母亲，赞美她们的慈爱——她们会谈及战前的快乐，从不挨饿，总有面包、黄油、甜食——在我脑海中，这些甜食、巧克力、酥糖，成了我想象中理想慈母的符号……这不是别人给的甜食——而是“妈妈的甜食”。 (714)
1941年，切尔卡瑟孤儿院疏散到哈萨克斯坦南部的奇姆肯特，由于有孤儿院员工的来信，玛丽亚仍与女儿保持联系。玛琳娜还太小，不会自己写信（她要等到10岁才开始上学），所以由保育员代写，并加入标准的措辞，以维护孤儿院的正面形象：
1944年1月1日，奇姆肯特
向玛丽亚·马尔科夫娜致敬！
我代你女儿玛琳诺奇卡给你写信：“妈妈，我仍记得你。你会马上回家吗？我非常想你。我的生活很好，他们让我们吃得不错。我会唱歌跳舞，不久就要上学了。妈妈，寄一张照片给我吧。再见，我吻你，你的女儿玛琳诺奇卡。”
我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说这就够了。她身体健康，过得愉快，受到我们小集体中所有孩子的爱护……我们也定期写信给她在基辅的外祖母。私人摊位的照相费是22个卢布……如果想要，请寄钱来……
保育员亚历山德拉·扎哈罗夫娜·格拉西姆丘克 (715)
孤儿院在1945年迁回，但没去原先的切尔卡瑟，而搬至利沃夫附近一个大庄园遗址，在乌克兰与波兰的交界处。安东尼娜消失了，玛琳娜仍在等待母亲的出现。她回忆：“我从没见过她的照片，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但我觉得，就像别人等待上帝一样，我在等待母亲，我的救世主。”其他的母亲陆续来到孤儿院，领走了自己的孩子。“我对他们极为嫉妒，一直在梦想，下次会轮到我。”玛琳娜并没意识到，这些孩子与自己不同——她们的父母不是“人民公敌”，与子女的分隔只是由于战争——但她听到保育员在孤儿院的“窃窃私语”，记得“人民公敌”一词，知道它是指“不能谈论的坏事”。整个1945年，玛琳娜不断写信给母亲。她已在孤儿院读二年级，可以自己动笔写信。通常情况下，老师告诉孩子写什么，包括一些标准措辞，让父母知道她们在孤儿院很快活。但玛琳娜的信表达了决然不同的情绪，她在8月17日写信给母亲：
妈妈，你好吗？妈妈，请给我写信，只要一封就够了，让我知道，你已收到我的信。我已给你写了7封，也许你一封也没收到。妈妈，我很好，没生病。这里已是冬天，很冷。即便如此，我们还要上课。妈妈，来看我，或尽快派人来接我，我在这里已经住腻了……其他女孩不会打我，但也有互相打架的。妈妈，我想你会在春天来接我。
玛琳娜不知道与母亲在一起将意味着什么，只是在孤儿院感到很不愉快。她推测，像其他孩子一样，她也是因战争而与母亲分离的，现在战争结束了，母亲就会来接她，然后，她就能享受其他孩子讲述的战前与大人共度的幸福生活。 (716)
1945年底，玛琳娜的母亲从劳改营获释，但不准返回基辅，寻找孩子时，只得借宿在各地的朋友家。她侄女的丈夫是党内积极分子和历史学家，介绍她与诗人巴甫洛·狄青纳联系。狄青纳属于乌克兰首都的斯大林精英团体（私下仍对现政权不满），帮助她发现了玛琳娜的下落。玛琳娜还记得母亲的到来，所乘坐的汽车由专职司机驾驶，那通常都是政府官员使用的。一群孩子聚集在入口处，看看谁来接这位幸运的女孩。
“有人来找你了。”每个人都来告诉我……我走了出来，看到一名陌生女子，竟然手足无措。如果奔上去拥抱她，我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我知道，保育员并不喜欢孩子热情拥抱来接他们的人，这样做，有损于孤儿院的名声。我们必须让来客觉得，这里一切都好，我们都舍不得离开……其实我也很害羞。妈妈后来说，见面时没有喜悦，我好像有点诚惶诚恐。我确实害怕一切……我记得当时曾想，可能不会把我带走，因为没人告诉我她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她是母亲，从没见过，甚至从没看到一张母亲的照片。她已经不年轻，头上戴着旧头巾，仿佛是借来的，使她显得庄重。她打扮得不像贵妇人，没有皮草、帽子、漂亮的装饰。她看上去贫穷潦倒，落落寡欢，活像一个老太太，不像一个母亲，至少不是我所想象的。我脑海中的母亲该是怎样呢？衣冠楚楚，年轻漂亮，容貌出众，活力四射……但这个女人，却头发斑白。 (717)
玛琳娜的母亲把女儿带到利沃夫城，住入酒店，早餐吃软面包和可可饮料。玛琳娜第一次体验如此的奢侈，终生不忘。几天后，她们回到切尔卡瑟，住在集体宿舍的一个小房间。玛琳娜继续上学，但要克服她们之间的隔阂却非常困难。玛琳娜回忆：“最初几个星期，我与母亲都无话可谈。”
我是一个野孩子，来自孤儿院，不喜说话。她并不强迫我，反而有点怕我……也许她在我身上看到了野性的端倪，在思忖应对的好方法……母亲后来说，我不但害羞，而且胆怯，犹如惊弓之鸟。她叫我时，我都不会走近，自己也从不主动去麻烦她。很长一段时间，我只会叫“您”[“你”的敬称]，不会叫“妈妈”。内心堵着一道墙，阻止我开口。我必须要强迫自己叫“妈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她们一起住了12年，一直没能培养亲密的关系，她们受伤太深，无法向对方打开心扉。玛琳娜的母亲死于1964年，从没告诉女儿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玛琳娜回忆：“她太害怕了，以致不敢告诉我。我也太害怕了，以致不敢提问。”她所发现的母亲在劳改营的经历，都来自玛丽亚在古拉格的朋友。1955年以前，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另外还有哥哥。其时，费利克斯再次出现，玛丽亚也知道了弗拉基米尔已死去。玛丽亚沉浸在深深的沮丧之中，变得完全龟缩，对过去一字不提。玛琳娜记得：“我们虽住在一起，却几乎鸦雀无声。”
这太可怕了。直到今天，我始终不明白她为何这么害怕畅所欲言？我觉得，她不想拖累我，希望我幸福，不让我痛心疾首于我家在苏联的遭遇。她知道，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是不公正的，但不愿让我也有同感。 (718)
[1] 这里的三角关系被称为“Union of Serova, Simonov and Rokossovsky”，也可缩写为USSR。——编注
[2] 此处的《等着我吧》，采用的是中国作家协会资深翻译家苏杭的译文。——译注
[3] 根据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她在1937年嫁给身为知名作家、《真理报》记者的戈尔巴塔夫，希望获得保护（她父亲作为一名沙皇军官曾在1925年入狱，到1937年，又与她的祖母一起被捕，被送进劳改营。当时她正在拍电影，却因此被解雇，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表演工作）。在之后的10年中，这对夫妇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奢华生活，经常出席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塔蒂亚娜的美貌，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主管拉夫连季·贝利亚的垂涎。1947年，她被贝利亚强奸多次，此丑闻在苏维埃领导人圈子中众所周知。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声称，戈尔巴塔夫并没保护她，因为他刚刚晋升为中央委员，不想制造麻烦。塔蒂亚娜变得狂野，心直嘴快，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肆意酗酒，举止轻率。戈尔巴塔夫担心妻子被捕，恳求她申请入党以自救，却遭到她的拒绝。据奥库涅夫斯卡娅说，戈尔巴塔夫为了明哲保身，遂向当局提供她的活动证据。塔蒂亚娜被捕，以间谍罪获刑10年，被送去科雷马劳改营（她经常出国，与外国男子的风流韵事时有所闻，包括南斯拉夫总理约瑟普·铁托）。奥库涅夫斯卡娅的被捕，成为西蒙诺夫夫妇频繁发生争执的起因。奥库涅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西蒙诺夫的深刻敌意，称他和戈尔巴塔夫都是讨厌的党内野心家。她还回忆了与西蒙诺夫的首次见面，那是1937年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她声称，他曾试图强行与她上床，把他描述成（戈尔巴塔夫的朋友中）“最叫人讨厌的人，粗鲁、迟钝、缺乏优雅、肮脏、邋遢”。但这个形象，与西蒙诺夫在他人眼中的儒雅可敬，大相径庭。[T. 奥库涅夫斯卡娅《塔蒂亚娜的一天》（Tat’ianin den’），莫斯科，1998年，第65—66页]
[4] 1988年之前，苏维埃公众一直不知道这项命令，它的公开属于开放政策的一部分。它当初传达至苏维埃军队各单位是在1942年。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罗斯军队曾在喀尔巴阡山投入战斗。
[6] 在戈洛温家，尼古拉的4个儿子有3个死于1941年的战斗：伊万（当时34岁）、尼古拉（28岁）和阿纳托利（21岁）。
第七章 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1945—1953）
一
布舒耶夫一家1945年12月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彼尔姆。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奈莉、安吉丽娜、斯拉瓦——搬入苏维埃街上一座共用公寓，与季娜伊达的母亲、弟弟托利亚、弟媳妇以及弟弟的两个幼儿，挤在一个11平方米的小房间。季娜伊达和3个孩子睡一张单人床，托利亚和妻子带着女婴睡另一张床，外祖母和托利亚的另一个孩子同睡。当时10岁的安吉丽娜回忆：“我们挤在一起，真是一场噩梦。我都不知道如何熬过来的。”布舒耶夫一家从劳改营回来时，所有财产仅够装一个口袋。当时12岁的奈莉回忆道：“我们一无所有，只有被褥和身上的衣服。母亲常说：‘我都不知道能否看到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床铺的一天。’”她们居住的社区一派败落，自战争爆发以来从没任何修缮，水电全无，房顶坍塌，污水处理系统失效，到处可见害虫。
彼尔姆远离战场，未遭轰炸，但像后方许多城市一样，因大量撤入者给住房、食品、燃料带来极大压力而陷入困境。主要街道变成了种植蔬菜的自留地，市区没有汽车，只有工厂附近有几辆卡车跑动。城市的木道、长凳、围栏及绝大部分的树木都已消失，变成了柴火。 (719)
1946—1948年，布舒耶夫一家所住的角落房间图示，位于彼尔姆的苏维埃街77号的一座共用公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其他国家比苏联承受的损失更惨重。 [1] 根据最可靠的估计，从1941到1945年，2600万苏维埃公民丧命（其中三分之二是平民），1800万士兵受伤（苏维埃当局承认的数字远远低于此数 [2] ），400万人失踪。战争给苏联人口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18岁到45岁之间的男性死了四分之三。战争结束时，这个年龄段的女子是男子的两倍。在激烈战斗的地区，如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这个比例高达3∶1。农村的不平衡尤其严重，许多农民士兵选择不回去，留在城镇落户，因为那里的工厂需要人手。有的村庄，当初离家奔赴前线的士兵竟一个也没回来。自那以后，苏维埃农业从没获得真正的恢复，集体农庄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 (720)
战争对物质条件的破坏是空前的：7万个村庄、1700座城镇、3.2万家工厂、4万英里的铁路，均遭摧毁。在德军占领地区，一半住房受损或遭毁。1945年，尚算不上受损最严重的莫斯科市，其90%的建筑物没有暖气，48%的建筑物没有自来水和下水道。从整体来说，战争造成2000万人无家可归。农村的生活水准逐步下降，大批农民因此迁入城市，更加重了城市的住房危机，苏维埃当局却步履蹒跚。甚至到20世纪50年代，仍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废墟、地下室、窝棚和地穴中。
西蒙诺夫1947年成为斯摩棱斯克地区的苏维埃代表，收到数百份要求解决住房的申诉信，很典型的一封信来自1946年转业的一名党员军官。他一家6口，包括3个幼童和年迈的母亲，住在卡卢加城一间没有暖气的地下室，屋顶漏水，墙壁渗水。1941年，他们在斯摩棱斯克的房子被炸，自那以后就一直蜗居于此。他申请新的住所足足花了两年，却面对苏维埃当局的不理不睬；在西蒙诺夫的帮助下，他终于获得了将被安置于斯摩棱斯克的允诺。但由于官僚机构的拖延，最后完成搬家，仍要拖至1951年。 (721)
战后的苏维埃经济处于灾难之中。1945和1946年的两次歉收，将苏联带到饥荒的边缘，至少有1亿人营养不良。从1946到1948年，确有饥荒发生。在受灾最严重地区，譬如乌克兰，约有200万人死于饥饿。 (722) 消费品的生产在战争中基本停顿，工业生产全部面向军需。尽管宣传机构允诺将有美好的生活，但冷战的现实意味着：在未来10年中，苏维埃工业的主要优先仍是钢铁、能源和军备。基本生活用品非常短缺，特别是像彼尔姆一样的省城，大家都衣衫褴褛，脚登破破烂烂的鞋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国家保险机构的办公室找到工作，但口粮不足以果腹，于是她设法让奈莉也去上班，当一名办公室的信差。这意味着她们可拿到第二张配给卡。即便如此，布舒耶夫一家也仅能吃上面包、汤和土豆，但买不起肥皂。国营商店里根本没有肥皂，只能去农村买，全是农民非法制造和销售的。家里3个孩子只有一双鞋，轮流穿了去上学。季娜伊达的工资不够为孩子买衣服，只好去市场买碎布来自己缝制，孩子因此不好意思出门。安吉丽娜回忆，姨妈有一次邀请她们上剧院，那已是多年以后的1950年，物质条件有所改善，孩子各有自己的衣服和鞋子，但仍有尴尬的羞涩。
我们去不了剧院，太羞愧了。我脚上是一双花边帆布凉鞋，四季不换，仅花了3个卢布；身上是妈妈1946年为我做的棉布连衣裙，但买不起外套。我要到1957年才有自己的外套，那是黑色呢子的，质量非常低劣，且是二手货。 (723)
1945年9月，党中央专门设置一个委员会，调查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国防工厂的一系列罢工和示威——当时有许多此类的工人抗议运动。该委员会的结论是：罢工主要原因是住房和消费品的长期短缺，损害了工人的尊严。对于鄂木斯克174号工厂1.2万名工人的罢工，委员会是这样汇报的：
工人及其家人急需衣服、鞋子、亚麻布。1945年，每个工人平均分到0.38件衣服和0.7双鞋。1944年，450名儿童因为鞋子和衣服的短缺而无法上学。今年，处于这种窘态的儿童上升至1300人。许多工人衣衫褴褛，无法在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工人的家里没有餐具、厨具、勺、杯、碗、凳子、脸盆、足够的床位以及其他必需品。分配口粮会有长时间的拖延，其中大部分又是替代品。工人几乎都领不到肥皂、盐或煤油。 (724)
人们因战时经验而壮胆，不再害怕表达心中的不满。1945至1946年，仅俄罗斯共和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就收到50多万封苏维埃公民的信件，抱怨国家的宏观形势。一名工人甚至在愤怒的信件中大胆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这就是斯大林的第4个五年计划中，你们所谓的国家在物质生活上对劳动人民的关心！我们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召开这些问题的讨论会——因为，它很容易演变成反抗和起义。所有的工人都在问：“我们打仗，到底图个啥？” (725)
在战争的尾期，人们坚信苏联的生活将有好转。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写道：
大家都在期望，一旦赢得胜利，就会看到真正的幸福。当然，我们知道，国家受到了摧毁，变得贫穷，必须努力工作。我们对金山银山不抱幻想，只是相信，胜利将带来正义，人的尊严将战胜一切。
对改革的期望，更强烈的独立意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来自与欧洲的碰撞和西方书籍、电影）……这一切激发了新兴政治团体的振奋和躁动。人们经过了战争洗礼，抛弃旧日的恐惧，交谈得更加自由。在退伍军人俱乐部、学生会议场所、咖啡馆、啤酒厅，人们尽情享受自己在战争中初尝的自由，谈论必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即使在最高层圈子中，变化也被认作是政治上的不可或缺。一位资深将军在私人电话交谈中告诉另一位：“千真万确，大家都在公开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到处都可听到。”这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在1946年的窃听录音。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在回忆录中提及，他当时相信，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将返回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 (726)
反斯大林的意见很少公开发表，但在非官方交流中大家都心照不宣，使一定的社交、种族和职业的团体，以及囚徒、流放者因此团结起来，有时甚至是整座城市都对政权抱有敌意。列宁格勒战时的围城经验，培植了该市居民反莫斯科的强烈情绪。在他们的眼中，这既是公民独立的标志，又是反克里姆林宫的象征。这种异议巧妙地体现于围城的传说、献给受害者的公共纪念碑以及俚语、笑话、轶事之中。
玛丽安娜·戈登1945年从撤退地车里雅宾斯克回到列宁格勒，其时17岁。她的父亲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留在列宁格勒。他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翻译，又是一名活跃的神智学者，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曾多次入狱。这次回来，玛丽安娜注意到，父亲在表达对斯大林政权的厌恶时已变得更加开放。她回忆起父亲1945年的一次评论，如果是在战前，即使在家里，他也绝不允许自己如此不慎：
收音机响着，父亲躺在床上看书，我在擦地板。歌唱家[尤里·]列维坦出场，唱起一首当时无处不在的歌曲《光荣属于斯大林同志！我们伟大的领袖》。爸爸说：“玛丽安娜，掐死这个汉斯·萨克斯！” [3] 他只是要我关掉收音机，但我仍大吃一惊。到那时为止，或多或少，我已接受了斯大林同志是胜利缔造者的解释。尽管有疑惑，但我一直在努力克服，爸爸的话却加深了我的怀疑。 (727)
怀疑和异议在战后的学生社团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公开的反对更为常见。战争期间长大的一代学生，与1941年之前长大的相比，思想更为独立。在战争中，许多年轻人已接触到成人世界，经常听到对政权的批评。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但他们的亲身经历使自己养成了特殊的独立个性，并与苏维埃的宣传和共青团的循规蹈矩保持一定的距离。瓦伦蒂娜·亚历山德罗娃的父亲是布尔什维克的官员，被捕于1938年；她自己1947年进了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她描述了自己同学中的价值冲突：
我们追随那个时代的精神，肯定是爱国者，我们伟大的祖国刚刚赢得战争。我们把自己当做青年近卫军，并以此名义成立了一个俱乐部。 [4] 但我们反对在社会上亲眼目睹的腐败——某女孩学习不好，但得到好成绩，因为她是模范工人或模范工程师的女儿，诸如此类。我们不喜欢的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情形：强制我们参加党史讲座；教师让我们在练习簿封面上写下各自的共青团员证号；对我们的宣传努力缺乏诚意。在我们看来，共青团似乎是野心家的集聚地，我们避而远之，在理工学院内自组小圈子，聚在一起喝酒，讨论各种政治思想。如果有人听到谈话内容，我们可能会被捕。我们之间的危险谈话，让我们团结得更加紧密。在我们圈子里，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我们团体的标志。有人喝了几杯后会变得非常大胆，讽刺地提出干杯：“为斯大林同志！”大家都笑成一团。 (728)
这样的非正式学生团体有很多，大多数只是讨论小组，鼓励大家既阅读官方批准的书籍，又作出独立的思考。另有更加政治化的团体，信奉某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新生，来对抗他们看到的“野心家”对共青团的主宰，通常受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监视。这些团体很小，只有很少的学生成员，所表达的意见却得到许多年轻人的赞同。譬如，在车里雅宾斯克城，内务人民委员会发现一个学生小组，他们出版自己的年鉴，登载神秘诗歌和政论文章，呼吁在共青团内恢复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1946年9月，地方党委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些态度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学生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学生们都感到共青团高高在上，未能满足他们对外国文学、性问题和哲学的兴趣。 (729)
1945年，艾莱娜·舒瓦洛娃与母亲从疏散地返回列宁格勒，开始上大学。20世纪30年代，由于父亲与他身在德国的母亲仍有书信来往，全家流放到沃罗涅日城。艾莱娜的父母于1939年离婚，在流放中长大的耻辱已给艾莱娜留下烙印，借用她自己的话，使她变得更加“内向”，并“在心中抗拒苏维埃制度”。母亲是专绘斯大林肖像的艺术家，家里没外人时，常对斯大林作为一国之父进行嘲讽，更加深了艾莱娜心中的抗拒。她从小由母亲带大，要“相信上帝，始终讲真话”，感到自己越来越疏远于大学环境，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过去。对她来说，开放和直率成了她坚持自己个性的代名词。她与两个最值得信赖而且均有污点履历的朋友，自组一个讨论小组。她回忆：“我们的初衷是相互之间必须完全坦诚，我们在朋友家的共用公寓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如何吸引新成员，只想发展‘自己类型’的——而不是循规蹈矩的。”但该小组半途而废，因为艾莱娜将之透露给自己的外祖父，他是前沙皇官员，吓了一跳，劝她赶快停止。他还透露了一个家庭秘密，以劝阻她的计划：艾莱娜的父母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处罚，不只是因为与德国居民通信，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秘密的宗教团体。 (730)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1940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她的父亲两年前被捕、遭枪决，曾是一名资深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格勒著名的神经学家。1941年，柳德米拉跟随大学疏散至萨拉托夫城，1944年回到列宁格勒，于1946年毕业。至此，她已形成了反斯大林政权的见解。对她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列宁格勒大学校长亚历山大·沃兹涅先斯基。他是一名杰出的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招生，拯救了不少“人民公敌”的子女。他充满道德勇气和人道精神，既有魅力，又长得英俊。柳德米拉回忆，沃兹涅先斯基是“我理想中的苏维埃人，我甚至写信向他倾心吐胆。在某种程度上，他代替了原是我理想人选的父亲”。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让柳德米拉对马克思有了更多的了解，马克思的早期作品更成了她的福音和反斯大林政权的道德基础。柳德米拉反思：“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我听了沃兹涅先斯基的讲座，攻读了马克思的著作，才开始懂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思想，与我们在斯大林统治下所经历的，完全是南辕北辙。我们的任务是返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像父亲那样的人，在那里是不会被捕的。
柳德米拉供奉的是马克思的肖像，而不是斯大林的，她每天都会在肖像前，一边画十字，一边自言自语，像是在做祈祷：“卡尔·马克思，教我如何生活吧！”她与大学朋友组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每周在公共图书馆聚会一次。像19世纪地下革命者一样，学习小组中的友谊全以政治原则为基础。柳德米拉回忆一个典型事件：
有一天在公共图书馆，我们几个人站在楼梯上交谈。有人说：“苏共十九大的召开，为何遇上这么长的延迟？这肯定违反了党的规章制度！”苏共十八大[1939年]之后，已超过5年[苏共十九大的最后召开是在1952年]。在我们眼中，这似乎违背了党的民主原则[从1917到1925年，规定是每年一次；从1956到1986年，每5年一次]。然后，这位女孩说：“斯大林肯定知道得最多最好！”我看看她，心想：“这就够了！”对我来说，她作为一个“人”已不复存在。 [5]
学习小组开始阅读课堂教材之外的文学作品，像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也想找出一种“道德准则”。如柳德米拉所说的，有了它，“即便在一个全然否定道德准则的社会，我们仍可活得更加诚实，无需口是心非”。
从马克思那里我们学到了但丁。马克思引用了他的座右铭“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们经常讨论这一条，得出的结论是，虽然不可完全忽视他人的意见，但应尽量遵循自己的道路，无须牺牲自己的原则，无须追随大流，人云亦云。 (731)
斯大林很快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1946年2月9日，他在战后第一次重要讲话中直接挑明，苏维埃制度不会有任何缓和。当时的大背景是愈益紧张的冷战气氛。斯大林呼吁苏维埃人民加强纪律，作出更大牺牲，克服战争的破坏，迎接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带来的全球冲突（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就会有战争，苏维埃必须做好准备）。斯大林要求部下，在有关民主的谈论广为传播之前，就要发起“猛烈的进攻”。审查制度收得更紧，特别是针对战争回忆录，其中的集体经验往往提倡改革。 (732) 内务人民委员会获得加强，在1946年3月改组为两个独立机构：一个是内务部，以后专管国内安全和古拉格系统；另一个是国安部（克格勃的前身），以后专管反间谍和外国情报的工作。因为政权的敌人其实是“外国间谍”，国安部的任务也延伸到国内监控。战后几年虽然没有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水平，但每年仍有几万人被捕——被控在冷战中站在西方一边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由法庭裁定犯了“反革命罪”。 (733)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立即在军队和党的领导阶层推行新的大清洗。所谓的“自由”改革派，形成了敌对的权力中心，对斯大林的个人权威构成了挑战。斯大林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军队高级领导人，他们因1945年的胜利而享有巨大声望，其中的朱可夫元帅更成为改革派的寄托。 [6] 国安部开始监听高级指挥官的电话交谈，专为朱可夫建立了一个档案，因为他的声望气势已达不能容忍的地步。他是德国的苏维埃占领区的军事长官，在柏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揽下了苏维埃胜利的主要功劳。斯大林申斥他的大言不惭，把他召回莫斯科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审讯。会上，有政治局委员谴责他给苏维埃国家带来了波拿巴式的威胁（但除了一名将领，其余的都为他说了好话）。依照斯大林的命令，朱可夫被降职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后来又被送去乌拉尔，担任一个卑微官职（原本可以更糟，因为有谣言称，朱可夫试图发动反斯大林的军事政变）。朱可夫的名字消失于苏维埃的报刊，更被剔出伟大卫国战争的苏维埃历史，而斯大林成了胜利的唯一指挥者。其他普受欢迎的军事英雄，一一难逃类似的命运：前参谋长安东诺夫元帅，外放去了外高加索军区；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沃龙诺夫、瓦图丁等人，被删出官方的战争记录；从1946到1948年，还有数名高级指挥官，以莫须有的叛国罪名，遭到处决或监禁。 (734)
斯大林还把矛头指向列宁格勒的党领导。这座城市亟想摆脱莫斯科的控制，它充满了文学艺术的活力，以19世纪的欧洲价值观为基础，逐渐成为知识分子改革愿望的堡垒。列宁格勒的党领导既不是自由派，也不是民主派，只是技术官僚，相信苏维埃制度的合理化。其中一些已在战争期间晋升到莫斯科的高位，得力于列宁格勒前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的提携。战后，日丹诺夫负责党组织，还掌管意识形态和外交政策。他在1948年死于心脏病时，政治局成员中的列宁格勒人多得不成比例。其中有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他们曾被广泛认作斯大林的潜在接班人。像他的兄弟、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样，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有为，充满活力，英俊潇洒。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是苏维埃战时经济计划的主要策划人。1945年之后，他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 [7] 试图让苏维埃工业的重建更趋合理化。当年，为振兴遭受内战破坏的国家，新经济政策曾立下汗马功劳。库兹涅佐夫是负责安全事务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但他的声誉鹊起主要归功于他在列宁格勒围城时的军事业绩。这是他在列宁格勒普受欢迎的主因，却成了不断刺激斯大林的根源。
1949年，斯大林委派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前去检查列宁格勒的党组织工作。他是共产党书记处的主管，又是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的死敌。马林科夫的借口是调查区党委操纵选举的指控，真正目的是要打破列宁格勒的权力基础，首当其冲的是“列宁格勒保卫战博物馆”。该馆的展品把围城的历史，当做全市人民勇敢的集体行为，基本上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结果，博物馆关闭，负责人被捕，珍贵的个人文件和回忆录全遭销毁，仿佛是在抹去该城的独立、英勇的印记。1949年8月，在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和其他几位特立独行的列宁格勒官员，包括列宁格勒大学校长，全都被捕，遭到莫须有罪名的指控（从英国间谍到花天酒地）。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在1950年10月的秘密审判中被判有罪，同一天遭枪决。
与战后政治压制配对的是计划经济的卷土重来。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讲中警告，国际形势的紧张不会减缓；同年推出了新的五年计划，以巨大的建筑项目来恢复国家的基础设施。工业生产的目标定得如此离奇，如果要完成，每一名工人都必须成为劳动模范。苏维埃的宣传连哄带骗，要大家再作出一段时间的牺牲，并一如既往地允诺，辛勤工作将获得廉价消费品的奖励。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很难相信如此的允诺。少数的基本家用品，即使可以买到，也价格奇贵，无疑在降低实际的工资收入。为了应付通货膨胀，政府在1947年推出货币改革，10卢布旧币只能交换1卢布新币，从而大大消减了农民的消费力。战争期间，对小额贸易的限制有所放宽。农民出售蔬菜和手工制品，积累了一定储蓄，然而遇上这次货币改革，却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 (735)
在战后的苏维埃经济中，由于斯大林和其“厨房内阁”的命令，强制劳役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随着战争的结束，可供国家开发的无偿劳动力得到了快速增长。除了古拉格囚犯和征来的劳动大军，还有200万德国战俘、100万其他轴心国家战俘，主要用于木材采伐、采矿、建筑，其中怀有技能的，偶尔也会受雇于苏维埃工业部门。在有些工厂，德军战俘在生产过程中变得不可或缺，拘留营干脆就建在工厂之内，管理人员更试图阻止战俘的遣返。古拉格人口也在增加，1945年的特赦释放了很多人，但从1945到1950年，劳改营又收进100多万新囚犯，主要依靠对“民族主义者”的大肆搜捕（乌克兰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的领土被红军夺回，却从没真正融入苏维埃的政权体系。古拉格系统扩展成一个庞大的工业帝国，拥有67个综合企业、1万个单独劳改营和1700个殖民营，到1949年共雇用240万名劳工（战前是170万）。就总体而言，从1945到1948年，估计苏维埃工业劳动力的16%—18%是强征的劳工。他们主要在寒冷和边远的地区开采贵金属，当地的自由劳工，即使能找到，也是非常昂贵的（因此，强制劳役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远远高于统计数字所提出的）。奴役劳动也参与了20世纪40年代末的大型建设项目。那些项目，至少在官方眼中，象征了战后的信心和苏维埃制度的成就：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古比雪夫水力发电站、贝加尔至阿穆尔的铁路、北极铁路、莫斯科地铁的延伸，以及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那些年，7栋像婚礼蛋糕一样的大厦（“斯大林的大教堂”），以铺张的“苏维埃帝国”风格在首都地区耸立起来，莫斯科大学就是其中之一。 (736)
战后几年也看到古拉格和民用经济的逐步相融。每年约有50万古拉格劳工外包给民用部门，主要集中在建筑工地或民用部门抱怨劳动力短缺的地方。另有大约同样数量的自由劳工，大多数是专家，在古拉格的工业部门领薪工作。古拉格系统越来越趋向于物质奖励，即使在应付强制劳工时也是如此。劳改营的居民变得愈益不羁，难以控制。1945年的大赦涉及约100万囚犯，主要是刑事犯，他们的刑期或减少，或废除。劳改营留下的多是“政治犯”——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充斥劳改营的知识分子类型，而是曾上过战场的年轻人，例如外国战俘、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敌视苏维埃政权，不怕动用暴力。没有奖励，这些囚犯干脆拒绝完成指标，看守囚犯的成本也高涨成了天文数字。到1953年，内务部在劳改营雇用25万狱警，古拉格的维持费用两倍于古拉格劳工所创造的收入。内务部的几位高级官员，对强制劳工的划算与否深表怀疑，甚至在酝酿对策，或废除古拉格某些部门，或将囚犯转换成另一类平民。这些想法获得了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支持，最终仍没得到认真地讨论，因为斯大林是古拉格系统的坚定支持者。 (737)
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是战后古拉格经济和民用经济相融的良好榜样。从1945到1952年，其囚犯人数增长3倍，从10万升至将近30万。大多数新来者，不是从“过滤营”（通过审讯，筛选出“与敌合作者”）挑出的、来自欧洲和前纳粹占领区的苏维埃战俘，就是从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围捕而来、权作“民族主义者”的士兵和平民。同时，自由劳工的人数也有稳步增长。如果加上获释后自愿留下（或被要求留下）的领薪囚犯，在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1949年的总人数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自由劳工。最后，还有一大批作为志愿者的共青团积极分子，以及自愿前来团聚的囚犯家人。 (738)
列夫·内托1925年出生于爱沙尼亚共产主义者家庭，他们家早在1917年就搬到莫斯科。父亲是拉脱维亚步枪队成员，在帮助列宁夺取政权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母亲成为外交部官员，给儿子起了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托洛茨基的名字。1943年，列夫参加红军，分到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殊游击队，被派去德军防线后的爱沙尼亚作战。1944年，列夫被敌人抓获，囚禁在拉脱维亚的德温斯克地区，后来被送去德国法兰克福附近的战俘营。1945年4月，全体战俘被迫西行，列夫和其他囚犯得以从队列中逃脱，获得美军的解救。列夫在美军营地中待了两个月，虽受到不必返苏的劝说，仍在1945年5月回到苏联。其时，他20岁，很想上大学，但一走进苏维埃边境，先被送去过滤营，接着被送进红军。之后3年中，列夫在新近夺回的乌克兰西部充当一名普通战士。1948年4月，他在罗夫诺城被捕，被指控为美国间谍。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予以酷刑逼供，指控他在战争期间向德军出卖游击队，并威胁要逮捕他的父母。列夫因此签署了认罪书，被判处25年劳役，外加5年在诺里尔斯克流放。 (739)
玛丽亚·德罗兹多娃1945年4月在柏林遭到红军逮捕，被送去诺里尔斯克。4年前，即17岁那年，玛丽亚与父母还住在列宁格勒附近的小镇红村时，沦为德军的俘虏。她被带去爱沙尼亚，在一所野战医院充任护士，然后去了柏林，成为纳粹高官的家仆。德军多次想征募她为间谍，但都受到抵制——她因此承受多次殴打——但她的伤疤不足以打动苏维埃的军事法庭，仍以“叛国罪”判她去
诺里尔斯克10年。 (740)
斯大林对苏维埃经济的战后重建自有一套想法，在他眼中，诺里尔斯克的贵金属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刺激诺里尔斯克的劳工，劳改营管理部门采用越来越多的劳动积分和货币奖励。到1952年，对诺里尔斯克的大多数囚犯来说，现金工资已成为规范，每人平均每月赚取225卢布，约等于正常民工的三分之一。在诺里尔斯克，伙食和住房算是“免费”的。许多志愿工赚取特别（“北部的”）工资，远远高于他们在古拉格系统之外所能赚到的。 (741) 诺里尔斯克开发了奇怪的混合体：这是一个监狱，囚犯却在领工资。但尊严的丧失，以及被迫在不人道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光靠薪酬是无法弥补的，造反闹事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二
战后几年受过教育的苏维埃新“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发展。从1945到1950年，大学和高级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一倍。技术和管理的新专业阶层崛起，在此后数十年内，成为苏维埃制度的主要官员和受益者。这些新精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苏维埃干部：他们教育水平更高，眼光更灵活，更稳定。他们的专业资质，不但保住了自己在苏维埃制度中的高级职位，而且确保自己不会因出身不好或思想不纯而遭到剔除。在苏维埃精英的治理原则中，专业能力已开始取代无产阶级价值。
创造这个专业阶层是斯大林政权的既定政策。它承认，苏联需要一个广泛可靠的工程师、行政官员、经理的阶层，既要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又要为苏维埃制度的安定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1945年以后，如果不想被政治改革的广泛需求压垮，便需要忠心耿耿的中产阶级的支持；而赢得忠诚的最直接手段，就是满足人们的资产阶级愿望。这一新兴的苏维埃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奖励，就是安全和高薪工作、私人公寓及舒适家庭的天伦之乐。战后初期，仅有少数消费品可满足他们的愿望，但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却作出了“美好生活”的大量允诺。苏维埃的宣传、电影、小说，描绘出个人生活的幸福形象，只要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大家都能达到。在战后的电影和小说中，个人致富变成了勤劳和忠诚的公正报酬；追求私人幸福、家庭生活、物质享受，变成了新兴的正面（“苏维埃”）价值。 (742)
拓展高等教育体系是创造这个中产阶级的关键。20世纪50年代初，苏维埃大学有170万在读学生，高等技校和学院有200万在读学生。 (743) 学生群体基本上是一个混合体，既有知识分子的儿女，更多的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弟，还有不少出身卑微、战争中参军晋升、此时获得优待的年轻人。他们脱颖而出，升为管理和技术的精英，其成就并不归因于阶级出身或政治狂热（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行政官员），而归功于苏维埃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他们对制度的认同，与自己的专业身份紧密相连。身为工程师、技术员、经理、计划制订者，自身的专业定义就是要确保苏维埃制度的行之有效，所以欣然接受计划经济和计划社会的合理性。尽管在政治上，或许因为自己家人受到迫害，他们有理由反对斯大林政权。
为了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至少在表面上，必须遵循政权的要求。一名工程师在1950年解释：
如想取得进步，必须充满活力、坚持不懈，还要做到闭嘴并戴上面具……如果某人能高声呼喊“斯大林万岁！”……并顺口唱出歌曲《我找不到呼吸更自由的国家》，那他一定会成功。
据接受本书采访的逃亡者说，苏维埃行政官员中最常见的，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主义信徒和积极分子，而是那些野心家，虽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却认真执行它的各项命令。 (744) 通过这些普通的斯大林主义者，即尽心尽职的数百万技术专家和低级官员，苏维埃政权趋于常规化，其行为变得官僚化，当初导向大恐怖的革命冲动，逐渐转化成忠心耿耿的专业精英的四平八稳。
掩饰一直是苏俄必要的生存技能。但在战后，阶级出身和政治热情逐渐让位于外表的遵循和顺应，戴上面具的艺术能耐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曾生活于战后波兰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切斯瓦夫·米沃什认为，人们已习惯于在公共场所故作姿态，开始显得极其自然：
他与自己的角色相识太久，已变得天衣无缝，以至于不再能区分什么是模拟的自我，什么是真实的自我。所以，即使是最亲密的亲友，相互交谈时也会把党的口号信手拈来。真实的自我与必须扮演的角色一旦合二为一，岂不带来解脱，可让自己放松警惕。在适当的时刻作出适当的反应，已是真正的自动行为……这种规模的表演，在人类历史上非常罕见。 (745)
在公共角色中完全丧失自己的毕竟还是少数，分裂的身份也许更能代表苏维埃的心态。就像一名演员时时关注自己的表演，大多数公民明确地意识到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的差别。为了维持这两个身份的井水不犯河水，他们设计出很多对策：如何压抑具有潜在危险的想法和冲动，如何应付会让自己问心有愧的道德困境。
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年轻专业阶层，与20世纪30年代的父母相比，面临着全新的难题。从父母身上继承了污点履历的人群中，只有很少人笃信现行制度（与父母辈截然相反），但多数人被迫从中找出一条对策——复杂的战略性游戏，涉及掩饰（自欺）、循规蹈矩和道德妥协。许多人在职业道路上所面临的第一个道德选择，即是在招工和申报大学的履历表中，是否透露自己亲人的被捕。讲真话会有遭拒的风险，不讲真话，万一被当局识破，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后果。
伊琳娜·亚历山德罗娃1946年进入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在经济学系注册时就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然而，到了第二年，在旅行考察之前的另一张表格中，又披露了真相。伊琳娜认为：“时代变了，大家变得更加自由；出身对于人民公敌家庭，不再带有任何的耻辱。”事后回顾这些事件，她认为自己受了朋友的影响，而那些朋友，都来自从没受过迫害的家庭。理工学院的共青团组织收到第二份表格后，组织了同年级全体学生的“清洗会议”，要她解释当初为何“隐瞒社会出身”。共青团的领导指责伊琳娜的行为“卑鄙可耻”，犹如她的“人民公敌”父亲，也算是一种“反苏维埃态度”。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理工学院开除伊琳娜。伊琳娜的得救，全靠一名身为系副主任的讲师。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工业清洗中被捕，最近才从前线复员回来。伊琳娜回忆：“那时，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仍掌控理工学院的道德基调，不容许清洗文化的回潮。他们牢牢掌控学生和宿舍，确保积极分子没在欺负像我这样的人。”该讲师保住了伊琳娜，甚至让她继续参加旅行考察；伊琳娜最终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理工学院。但到1949年，由于“列宁格勒案件”，该讲师本人在理工学院的大清洗中遭到开除。 (746)
1947年，伊娜·盖斯特（中）与两个朋友在莫斯科大学
许多人认为，在表格中声明父母的被捕是“为人诚实”的表现。他们遵循苏维埃的方式长大，相信私人生活应接受公众的监督，生活在真实当中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否认父母的逮捕，相当于以自我中心的理由作出背叛；反过来，接受继承于父母的污点履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他们保持信心的表现。伊娜·盖斯特1944年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的学生，总是填写父母被捕的真相，因为她害怕如果只透露一半的真相或撒谎，等于滑到了背弃他们的边缘。
我对此很恐惧……我担心，在父母一事上撒谎无疑是在放弃他们……公开声明自己是人民公敌的女儿，我觉得，反而是在保护自己，省得别人来逼迫我背弃自己的父亲。即使知道他已死去，在我看来，那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举动。 (747)
有些人为了不危及自己的职业生涯，选择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他们心中有许多辩解的理由：父母并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所以不算是在隐瞒罪行；父母本来就希望他们在社会中获得上进；这种隐瞒是成为诚实苏维埃公民的唯一途径。因此，列昂尼德·马赫纳茨1949年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称父亲弗拉基米尔（被捕于1941年，判处在西伯利亚劳改营服刑10年）只是在战争期间“消失了，无迹可寻”。 (748) 弗拉基米尔·弗拉索夫干脆扔掉自己的姓（济科尔），改用姨妈奥莉加·弗拉索娃的姓。当初，父母被捕后，他是在列宁格勒的姨妈家长大的。1948年，弗拉基米尔在一个秘密的军事基地找到工作。他回忆道：
我在每一份表格中填写同样的信息。姐姐帮我准备一张答案纸，可随时参照，每次都能提供统一连贯的答案。我总是填上虚假但一致的出生地点和日期，总是说从小就失去父母，“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至于母亲，我总把她叫做尼娜·伊波利托夫娜[假名字]。我还虚构了一个故事：她曾在战争中赢得3枚勋章，从未结过婚，但有个来自巴黎的情人，名叫鲍里斯·斯捷潘诺维奇，自己当时太小，只记得他是一个艺术家，画了很多母亲的素描。我一直编造这个故事，直到1980年。其时，我终于让已86岁的母亲“寿终正寝”。 (749)
这种谎言只有在苏联，即世界上最官僚最低效的国家，才能存活这么长久。
那些想忘记自己过去的人，与其受迫害的父母的关系，一定会发生大的变化。就像伊娜·盖斯特所担心的，放弃这样的父母始终是一种诱惑。安吉丽娜·布舒耶娃早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时就加入了少先队，1946年她与母亲、姐姐一起归来，后来在彼尔姆成为共青团积极分子。她亟想成为“平等的苏维埃公民”，克服家庭出身的耻辱，享有与其他公民一样的权利。1951年，安吉丽娜在彼尔姆的教育学院注册入学，很快当上共青团书记。她热爱斯大林。她的父亲1937年被捕，母亲1938年被捕，还有后续的家破人离，但她不愿相信这一切都是斯大林的过错。母亲持有不同的看法——在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这仍是危险的想法——所以，家里从不谈论过去。安吉丽娜尽量不去思考父亲的遭遇，只有通过拒绝想他才能朝前看，才能在彼尔姆的工厂追求自己的前途。她从不与身为工厂党干部的丈夫，谈及自己的父亲：
我们在家里常说：“知道得越多，就老得越快！”或者“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在1991年从工厂退休、开始领取退休金之前，我从没跟任何人谈起我的父亲。 (750)
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1927年出生于神父家庭，父亲于1937年被捕。他是5个孩子中的长子，感到有责任帮助母亲。母亲身为邮政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他虽然很聪明，读完四年级之后，却因自己的污点履历而被学校开除。列昂尼德当过各种临时工，最后隐瞒父亲的被捕，设法进了工厂技校。如他所回忆的，他想成为一名工程师，在政权高度重视的职业中表现突出，以证明自己是“一流的苏维埃公民”。1944年，列昂尼德在车里雅宾斯克的军火工厂找到一份电气工程师的工作，晚上还在技术学院攻读。他在所有的表格中都填报父亲于1942年去世，暗示他死于战争年代。列昂尼德解释：“没人会去审查那样的日期。”
我一直坚持这个版本——直到1958年。其时，我当上军火工厂“秘密小组”的特殊部门负责人，觉得应该厘正档案……我害怕，在这个“秘密小组”里工作，他们会审查我的履历，一旦发现我一直在撒谎，就会指控我是一名间谍。
列昂尼德要到1963年才得知父亲的遭遇（枪决于1938年）。在那之前，他一直坚称自己对父亲的下落茫然不知。他坦言：“我的唯一兴趣是如何攀登职业阶梯。为此，我不得不保守过去的秘密……父亲被捕的真相会抹黑我的声誉，摧毁我的前途。”列昂尼德1965年入党，最终成为自己工厂的党委书记，手下有1500名党员。他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悲痛欲绝。他的办公桌上一直供有斯大林的相片，直到他1993年退休。列昂尼德不相信斯大林应为自己父亲的被捕负责（至今仍坚持己见）。与此相反，他感谢斯大林让自己从不起眼的乡村神父的儿子，成长为工厂的高级主管。 (751)
为职业生涯而忘记过去，使许多家庭关系受损。1946年，尤里·斯特雷勒兹基以高分毕业于第比利斯的高中。他想回从小长大的列宁格勒攻读理工学院的工程系，却遭到拒绝，原因是他在申请表格中承认了父母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尤里设法在列宁格勒的多家工厂找到兼职工作，这使他能成为理工学院夜校的借读生，但不能参加期末考试，无法拿到毕业证书。1948年，他在列宁格勒共产党出版社担任非正式的技术设计师，其时，该出版社刚从德国引进新技术。尤里在安装新式机械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是非正式雇员，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或认可。事实上，新式机械一旦正常运行，他就被解雇，因为他在填写表格时坦露了父亲的被捕。尤里在之后的3年中当了一系列的临时工。1951年，他的母亲从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她因丈夫的死亡和漫长的流放而备受煎熬，无法找到工作，生活得非常辛苦。尤里不但没去探望她，而且不愿予以资助。自己的苦涩经历使他变得自私，他在接受采访时承认：
我成为自我中心者，以铁石心肠对待他人，甚至是自己的母亲。我不去想她，把她彻底忘掉。我把她看作一种负担，眼不见，心不烦。这很可耻，却又是真实的。
1953年，尤里向普尔科沃天文台申请高级技术员的工作，这一次，没有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改写成父母双亡——因此而中选。 (752)
有些年轻人拼命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着想，心甘情愿充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举报人。安全机关喜欢从“人民公敌”的子女中招募举报人，知道那些人很脆弱，其中很多人亟想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苏维埃公民。
塔蒂亚娜·叶拉金娜1926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商人家庭，1917年以前这家人曾非常富有。基洛夫遇刺案发生之后，叶拉金一家1935年被流放去了哈萨克斯坦。1945年，塔蒂亚娜申请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数学，虽然成绩很好，但因“异己分子的社会出身”而遭到拒绝。于是，她改上了莫斯科的交通工程机电学院，该校急需优秀学生，对她的家庭出身关注较少。在莫斯科上学是塔蒂亚娜的梦想，她开始上课后不久，机电学院宣布开展一场清洗运动，以铲除“社会出身不受欢迎者”。塔蒂亚娜因此逃到列宁格勒，进入电气工程学院。学校当局很高兴如此优秀的学生前来申请，对她的污点履历故意视而不见。在她学习的最后一年，学生必须参与发电站的“秘密”工作；同时，铲除不可靠者的运动也愈演愈烈。她被选中来举报同学的活动：
他们说，这没有什么可耻。不知何故，我设法说服自己：他们讲得不错。他们告诉我，如果听到学生散布学院的负面消息，或在发牢骚，即使是私下交谈，都要立即汇报，而且不能让受举报的人知道。
塔蒂亚娜使出浑身解数，尽量少作汇报，只转述听到的传言，并不提及具体的名字。但是，要她提供更具体信息的压力愈益增大。如果她拒绝，像前一年的一些人一样，可能会被电力部分配去偏远的北极地区。其时，电力部正在呼吁电气工程学院的毕业生支援边疆。她在最后一次考试前提交报告，导致3名学生被捕。她分到一份莫斯科的好工作，在水电托拉斯上班。 (753)
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一直靠举报来推动自己的职业生涯。她1930年出生于白俄罗斯的农民家庭，她家在农业集体化的运动中被打成“富农”。家里的房子和农场都被摧毁，父亲被送去流放地，留下母亲和两个幼女，栖身于以废墟材料建成的窝棚。由于是“富农”的女儿，不得上学，瓦伦蒂娜的童年与母亲一起从事各式低薪杂活。她们先搬去伊尔库茨克，然后再到阿巴坎城——位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在阿巴坎时，她和母亲重又见到父亲。经过多年的劳改营苦役，父亲体病心伤，只能在一所学校担任看门人，母亲也在同一学校当清洁工。瓦伦蒂娜13岁时才开始上学，之前都不识字。她回忆：
基本上，我只是一个街头野孩子，衣衫褴褛，蓬头赤脚……我童年的全部记忆，全以饥饿为主……我害怕挨饿，更害怕贫困。这种恐惧支配了我的一生。
在学校里，瓦伦蒂娜强烈地感受到“富农”出身所带来的耻辱。她对父母的贫穷、白俄罗斯背景、愚昧无知（父母都是文盲，不会讲俄语），感到越来越强的羞愧。她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以自救，先后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她解释，只有这样，才“有希望逃离自己从小忍受的贫穷和饥饿”。瓦伦蒂娜长大后，相信斯大林“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完全接受党有关“间谍”和“敌人”的宣传。她甚至想成为一名律师，以便帮助政府追捕那些坏人。她回忆：“像斯大林一样，对所有被送去古拉格的人，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1948年，18岁的瓦伦蒂娜离家出走。她先去会计学院读书，再去萨哈林岛（库页岛）的海军基地担任实习会计，享受保留给军人的较高的工资和口粮。瓦伦蒂娜嫁给一名海军军官，成为海军基地中的可靠员工，在行政大楼工作，能看到所有人员的档案。由于这一条件，内务部招募她来举报其他军官的妻子。她的任务是赢得这些女子的信任，然后再汇报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意见：
在某些情况下，我会主动接近，要求她们制作我想购买的小玩意。许多妇女喜欢在闲暇时做些缝纫和针织的手工活。在另外一些情形中，我会与她们交朋友，去她们的住所喝茶。还有的时候，我去她们的工作场所拜访。我的控制人提供购买这些活计的金钱（我保留了很多，主要是外套和罩衫，都是我的“客户们”自己制作的）。他也给我钱购买蛋糕或其他礼物，以便我打开局面，赢得那些女人的信任。关键是拉上关系，这倒也不难。只是有一个规则：与人谈及重要内容时，一定要单独相处。只有如此，她们才会畅所欲言。
瓦伦蒂娜担任举报人好几年，写了几十份举报，涉及的人后来都遭到拘捕。她获得优渥的报酬——足以汇大笔款子给年迈的父母，足以在阿巴坎城购买房子，足以供自己和丈夫于1959年退休（她那年39岁）。在采访中，她仍坚持说，她是被迫的，有违自己的意愿，认为自己也是压迫的受害者：
拒绝是不可能的，他们对我父母和富农出身了如指掌……我知道，他们曾囚禁我父亲。我害怕他们也会因此囚禁我……此外，如果我拒绝合作，我的丈夫可能会遭殃。
另一方面，瓦伦蒂娜坚持认为，她所举报的人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即“被裁定有罪的间谍”。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悔恨，事实上，她为自己在“反间谍”工作中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754)
三
1945年之后，西蒙诺夫的职业生涯攀升到崭新的高度。他从战场返回，凭借自己的战场报道，佩戴了满胸的勋章。在斯大林青睐的知识分子核心圈子中，西蒙诺夫又是颇受信任的党员。1946年5月，世界徘徊在冷战的边缘，克里姆林宫向美国派出一个资深记者代表团，让西蒙诺夫带队。他在克里姆林宫听取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简述，斯大林布置的任务是说服美国人：苏联并不要战争。此行让西蒙诺夫第一次领略政府的特权，动身前收到的巨额经费使他感到震惊。也许，他感受更多的是自己与他知道的普通老百姓的巨大差距所带来的不安。然而，即便如此，那种感觉也只是短暂的。西蒙诺夫陶醉于西方的享受，在美国被当做一位国际名人。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已是美国的畅销书，大家都知道他的诗歌《等着我吧》，他的剧作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的剧院上演。西蒙诺夫自己与许多名人合影，包括加里·库珀、利翁·福伊希特万格和卓别林，后来都成了他固定的通信人。 (755)
美国之旅只是西蒙诺夫战后初期的若干出访之一。每一次，他都身负苏维埃政府的重任。1947年，他访问伦敦，汇报了吸引重要作家（包括约翰·普里斯特利和萧伯纳）支持苏维埃事业的可能性。 (756) 他在赴美国的途中逗留巴黎，想说服流亡的俄罗斯作家伊凡·蒲宁返回苏联。其时，蒲宁是唯一一个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人，因厌恶革命而于1920年逃离俄国，一直在国外生活。他已有70多岁，但斯大林希望爱国之心和怀旧之情还能说服他返回故乡。1945年，许多流亡者受到苏联良好形象的诱惑，有些确实决定回归故土。西蒙诺夫在巴黎一系列时髦餐馆与蒲宁见面，以苏维埃政府的钱支付账单。西蒙诺夫强调自己的贵族血统，热情洋溢地赞美苏联的生活，受到邀请在蒲宁家中用餐时更提议一次“聚餐”。瓦伦蒂娜·谢罗娃专程从莫斯科飞来，带来俄罗斯的美食（鲱鱼、肥猪肉、黑面包和各式伏特加），以增强老人的故土之思。瓦伦蒂娜甚至为他唱了俄罗斯民歌，但蒲宁并没软化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拒绝叶落归根，甚至不愿作短暂的访问。 (757)
1946年，作家协会按政治局的模式重组，总书记是亚历山大·法捷耶夫，3名副总书记中就有西蒙诺夫。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在1946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注意到：“作家协会的领导人都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最糟糕的是吉洪诺夫，可以聆听几个小时而脸上不露任何表情……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也严肃刻板，一定是由于坐惯了主席台。”当选为作协领导的两星期后，西蒙诺夫接任《新世界》（Novyi mir）的主编工作，那是一份苏联最古老最著名的文学刊物。1950年3月，他离开《新世界》，改任苏联主要文学报刊《文学报》（Literaturnaia gazeta）的主编。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论，对冷战时期的文化政治勾画出另一种独立视角，表面上显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宫立场，以满足文学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实质上却不偏离针对西方的强硬政策。这显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诺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尴尬的任务。 (758)
西蒙诺夫晋入苏维埃的精英阶层，外表上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放弃战争年代的“军人外表”，开始穿上量身定做的优雅的英国西装，或较为随便的美国高领毛衣、驼毛外套、战后风行的短盖军帽。西蒙诺夫长得高大英俊，颇像欧洲的绅士，对生来就熟稔的贵族礼仪更是游刃有余。他喜欢寻欢作乐，愿意充当慷慨的主人，对待手下，特别是秘书和司机，非常仗义厚道。他为女士开门，帮助她们穿脱外套，以骑士式的吻手礼迎接女宾。 (759)
西蒙诺夫的生活方式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他拥有好几个住所：在莫斯科郊外的著名文学度假地佩列杰尔基诺拥有一栋宽敞的乡间别墅，是1946年向作家革拉特珂夫买的，价钱是25万卢布，当时可算是一笔巨款；在苏呼米附近的古尔里普希村有一栋房子，可俯瞰黑海，购于1949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有一套宽敞的公寓，1948年后与瓦伦蒂娜同住。夫妻俩雇用两个女佣、一个管家、一个当秘书，还有为他们驾驶从美国进口的豪华轿车的私人司机。该公寓里摆满高雅、昂贵的古董，墙上挂有珍贵的画作，包括一幅库兹马·彼得罗夫―沃德金的作品，肯定来自被充公的私人收藏。该公寓又是莫斯科的文学和戏剧界精英聚会的时尚场所。西蒙诺夫自己酷爱烹饪，有时会为聚会制作精致的菜肴，但更多的时候，会叫附近著名的阿拉格维格鲁吉亚餐馆的主厨带人来他的公寓安排宴会。 (760)
在《新世界》工作人员的眼中，西蒙诺夫以“封建领主”的气派著称。任职于诗歌部门的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对其时31岁的新任主编的年轻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她又注意到，他强大的信心给自己带来了成熟人士的权威。工作时，西蒙诺夫非常严肃；向下属发出指示时，一脸的深思熟虑，口叼石楠烟斗（西蒙诺夫的办公桌上总备有半打不同的烟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据丘科夫斯卡娅说，西蒙诺夫与《新世界》工作人员打交道时，显得傲慢霸道。她在日记中把编辑部比作19世纪的大庄园，一帮“爪牙和走狗”随时听候领主的使唤。她尤其厌恶西蒙诺夫对待两位诗人的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是她1946年拉来向《新世界》投稿的。一位名叫尼古拉·扎博洛茨基，刚从8年刑期的劳教营返回。西蒙诺夫同意发表他的一首诗，之后又出于政治原因逼迫他加以修改。另一位是帕斯捷尔纳克，苏维埃文坛中的巨人，当时已有56岁，在年龄上满可充任西蒙诺夫的父亲。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首诗已被接受，将在《新世界》上发表，作者只是想预支稿费，但遭到西蒙诺夫的拒绝，视之为含蓄的威胁：如果不预支，作者就会要求退稿。他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威胁我”是不道德的，“我已为他做了这么多。如果我在他的位置，绝对不会这样行事的”。西蒙诺夫为了教训帕斯捷尔纳克，决定不发表这一首已接受的诗。在丘科夫斯卡娅的眼中，西蒙诺夫的行为令人震惊，因为它显示，他赞同国家权力对艺术独立的支配。她自己是作家（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的女儿，从小就接受旧知识分子价值观的熏陶。她在日记中写道：“他[西蒙诺夫]想当一名保护人，要求他人感激涕零。”
但人们不需要施舍，只希望得到尊重。发表扎博洛茨基的诗，不是因为他曾在劳改营待过8年，而是因为他写的是好诗。西蒙诺夫有责任支持帕斯捷尔纳克，这不是在施与恩惠，而是在尽自己的责任。他是负责诗歌出版的，在这一领域，帕斯捷尔纳克应是他最须重视的……西蒙诺夫不明白，预支稿费给帕斯捷尔纳克，他是在为俄罗斯文化尽责，为人民尽责。他却把它当做个人恩惠，而帕斯捷尔纳克应该感恩戴德。 (761)
像战后斯大林政权中所有的当权者一样，西蒙诺夫也能够行使巨大的影响力。他作为《新世界》的主管和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对苏联几乎所有作家的职业生涯，都握有生杀大权。他如果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影响力与当局交涉，便可在多方面施以援手——获得住房或工作，甚至保护他们不遭逮捕——该制度的运作就是如此。西蒙诺夫收到无数个人请求，来自同事、朋友、朋友的朋友、泛泛之交、战争期间遇上的士兵。他当然无法一一相助，只能有所选择，从中可以见微知著。
例如，他特别保护和关心自己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她30来岁，小巧玲珑，颇有魅力，1946年到《新世界》上班，曾在作家米哈伊尔·科利佐夫身边工作——后者的西班牙内战文章曾给青年时期的西蒙诺夫带来灵感和启发。她的丈夫约瑟夫·戈登出身于贵族家庭，是一名电影编辑，被捕于1937年，判处5年，在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1942年，约瑟夫获释上前线参战。西蒙诺夫提拔尼娜为自己的私人秘书时，她坦承了丈夫的政治污点。其时，约瑟夫生活在梁赞的流放地，从事工程师的工作。尼娜谢绝这个提拔，但西蒙诺夫不依她，甚至自告奋勇要出面写信给内务部为约瑟夫说情——但她坚决拒绝，因为不愿利用他的好心。她在《新世界》上班，确实给西蒙诺夫带来了不愉快的后果。1948年，约瑟夫获准访问莫斯科几天，出乎意料地出现在编辑部。《消息报》的一名记者碰巧也在那里，留心了看上去像流放者的约瑟夫。第二天，充任内务部耳目的《新世界》的特别行动科（每个苏维埃机构都有自己的特科），把尼娜叫去问话，想知道尼娜为何隐瞒丈夫是政治流放者，并威胁要汇报她缺乏警惕。西蒙诺夫听到此事后怒不可遏，认为自己的主编权威受到了侵犯。特科只给了尼娜一次训斥，没有进一步的惩罚，另外发布了一条规定：“可疑人物”一律不准进入办公室。 (762)
如果说西蒙诺夫在个人领域经常待人厚道，甚至勇敢地向当局力争，那么在公共领域就没有这么敢做敢当了。在战后的镇压氛围中，许多作家向他求助，西蒙诺夫的反应小心谨慎。他有的帮，有的不帮，全凭自己的好恶，永远都深思熟虑，不想危及自己的地位或引起他人的怀疑。例如在1946年9月，西蒙诺夫为文学院的老同学、诗人波图帕契克写了一封推荐信，帮助他加入作家协会。他没提波图帕契克的被捕（1937年）和在科雷马劳改营的苦役，只将“7年参军”当做没有作品发表的理由，从而避免自己在为前“人民公敌”讲情的印象。波图帕契克1946年的申请遭到作家协会的拒绝，到1961年再次提出申请，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峰时期。这一次，西蒙诺夫直言不讳地在推荐信中指出，其出版于1960年的第一本诗集，之所以没在20年前问世，唯一原因就是“他遭受了不公正的逮捕”。 (763) 西蒙诺夫也写信支持发表诗人雅罗斯拉夫·斯梅利亚科夫的作品，后者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又是拉斯金一家的密友，于1934年被捕，在劳改营待了5年，在战争中作战勇敢，复员后重回古拉格，在莫斯科附近的煤矿工作。 (764) 但其他求助的作家就没有这么幸运。西蒙诺夫拒绝帮助他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曾在1941年的最初战役中失魂落魄，战争年代是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的。卢戈夫斯科伊回到莫斯科后，写信给西蒙诺夫，请求他帮助寻找新住所。卢戈夫斯科伊与妻子住在一个共用公寓，但他脆弱的心理状态亟需隐私。他写信给自己的学生：
我不再年轻，已是一个病人，忍受不了共用公寓的生活，隔壁房间住了一家6口……我长期神经紧张，整天提心吊胆，如果以后被送进疯人院，也不会令人意外……向人求助是很为难的……但你是仁慈之人，从而鼓励我向你启齿。原谅我吧！我爱你，也为你感到骄傲。 (765)
西蒙诺夫没作答复，在他看来，卢戈夫斯科伊并不值得帮助。第一，他已有一套公寓；更重要的，他在战争中不够勇敢——在西蒙诺夫的眼中，那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西蒙诺夫坚信勇于承担战斗牺牲的苏维埃理想，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他与斯大林战后镇压活动的种种纠葛。首先，他参与了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那是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肃清“反苏维埃”倾向的官方镇压，领军人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主管安德烈·日丹诺夫。
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源于1945年的军事?胜利。该胜利导致排外民族主义在苏维埃领导阶层中的高涨，既为苏维埃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又极力推崇苏联在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优势（其实是指俄罗斯优势，斯大林将之描述为苏联最重要的团体）。苏维埃―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取代了战前的国际主义，成为政权的统治思想；荒谬地号称苏维埃科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取得了非凡成就。民族自豪感导致了一系列的欺诈和怪诞，譬如：伪遗传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声称，已开发出一种适应北极霜冻的小麦新品种；飞机、蒸汽机、收音机、白炽灯泡——无一不是苏维埃人士发明或发现的。随着冷战的启动，斯大林呼吁要以铁的纪律，清洗文化事务中所有反爱国的元素——即亲西方的元素。他认为，从18世纪初彼得大帝建立圣彼得堡以来，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就崇洋媚外——即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如果苏联要抵抗西方，必须治愈这个“病根”。
按照斯大林的命令，日丹诺夫发起了激烈的运动，以肃清西方对苏维埃文化的影响。 [8] 对于斯大林而言，该项运动的出发点就是列宁格勒。他从不喜欢这座欧洲城市，其独立于莫斯科的倾向在战争中获得了大大加强。镇压开始于1946年8月14日，中央委员会颁布一项法令：《星》和《列宁格勒》两份期刊要接受审查，因为发表了两位著名的列宁格勒作家的作品，分别是米哈伊尔·左琴科和安娜·阿赫玛托娃。克里姆林宫挑出这两位，旨在向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显示：他们必须向苏维埃政权低头。阿赫玛托娃在战争期间享有巨大的道德号召力，其诗歌自1925年以来很少在苏联发表，但她在数百万俄罗斯人的眼中，仍象征着人民的坚毅和尊严，激励了列宁格勒的民众幸存于围城之战。1945年，牛津大学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抵达莫斯科，担任英国驻苏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他曾听闻战争期间的阿赫玛托娃——
从前线收到大量的来信，引用她的诗歌——有已发表的，也有未发表的，绝大多数是以手稿形式在私下传阅。这些来信要求诗人签名，或帮助确认诗歌的真实性，或对各式问题提供意见。
左琴科相信，中央委员会的法令之所以获得通过，是因为斯大林听说阿赫玛托娃在听众爆满的莫斯科理工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诗歌朗诵会，读完后又引得掌声雷动。斯大林问：“是谁安排了这样一次起立鼓掌？” (766)
左琴科也是独裁者身上的一根刺，他是硕果仅存的苏维埃讽刺作家——马雅可夫斯基、扎米亚金、布尔加科夫都已死去——该文学传统是斯大林所不能容忍的。向他发起攻击的直接导火索是童话故事《猴子奇遇记》，1946年发表于《星》杂志，讲述一只猴子逃离动物园，沐猴而冠，接受做人的训练。但在事实上，斯大林激怒于左琴科的故事已有多年，在《列宁和卫兵》（1939年）中的哨兵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左琴科将之描绘成一个粗鲁、猴急的“南方人”，留着小胡子，被列宁当做一个黄口小儿。 (767)
西蒙诺夫作为作家协会的领导成员，别无选择，只好投入这场运动。他任《新世界》主编后的第一期，就刊出中央委员会的法令，外加日丹诺夫的讲话全文。该篇讲话视阿赫玛托娃为“贵族沙龙的空虚诗歌的旗手之一，格格不入于苏维埃文学”，并斥责她是“半个修女，半个妓女，或更确切地说，一个妓女和修女的混合体，既在作孽，又在祈祷”（苏维埃评论家过去用过的短语）。 (768)
也许，母亲一家所认同的列宁格勒知识分子，西蒙诺夫现在却参与对他们的迫害，他有点于心不忍。但他拒绝让心中可能存有的同情拖自己的后腿，因为他懂得，自己对国家的责任更为重要。西蒙诺夫在人生最后一年回顾这些事件，承认自己投入是因为相信“需要做出点事”，来抵消知识分子当中“思想涣散的气氛”。如果不加以遏止，在苏联正需为冷战的思想斗争做好准备的时候，却会引发“危险的对自由改革的期待”。这便是他当年的理由，如他在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所说的：
在思想战线上，前所未有的激烈斗争正在全球展开。尽管如此，仍有人在散布“呼吸空间”的理论——即我们应坐在咖啡馆里畅谈改革。顺便提一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需要呼吸空间，因为他们在战争中只付出了极少的艰辛；事实上，大多数都没有参与……如果他们想要，我们可以提供呼吸空间，干脆叫他们中止在苏维埃艺术领域的工作。与此同时，剩下的人会坚持自己的工作和战斗。 (769)
对逃避“战斗”的知识分子的蔑视——西蒙诺夫的长期观点——尤其解释了他对左琴科的敌意。对待阿赫玛托娃，他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并不喜爱她的诗歌，甚至没有真正的了解，但对日丹诺夫使用的粗暴语言颇有反感。在他看来：“所有人都不该以这种方式，对在战争中与人民同舟共济的人指指点点，就像阿赫玛托娃所做的。” [9] 相比之下，左琴科在塔什干的疏散地度过战争年代。苏维埃报刊斥责这位讽刺作家的懦弱，声称他逃离列宁格勒，以躲避前线的战斗。西蒙诺夫相信有关懦弱的指控，因为他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或是不愿去寻找真相。其时40多岁的左琴科体弱多病，战争开始时遵循当局的命令，方才离开列宁格勒。西蒙诺夫对没有参战的每个人，都予以苛刻的衡量标准，左琴科自然也不例外。他还将这种苛刻投射到其他知识分子身上，因为他们竟意识不到，必须积极投入冷战的思想斗争。最了解西蒙诺夫的戏剧评论家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指出，西蒙诺夫急于谴责像左琴科那样的人，完全是出于偏见。他写道，西蒙诺夫倾向于——
不信任那些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在后方度过战争年代，并没有分担前线战士的流血牺牲。这种宽泛的猜疑——丝毫不去察看每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完全忽视了数百万人在后方的非凡努力，以武装数百万的前线战友争取最后的胜利。 (770)
西蒙诺夫加入了对左琴科的攻击，但不愿涉及对阿赫玛托娃的诽谤。《真理报》要他撰写谴责这两人的文章，西蒙诺夫答称只能针对左琴科一人，最后完稿的文章几乎全部聚焦于这位散文作家。几个月之后，西蒙诺夫获悉有关左琴科疏散的真相，又从作家尤里·杰美恩那里得知左琴科很勇敢，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奋勇作战。他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便作出了弥补的努力：向日丹诺夫推荐左琴科写于1943年的《党派故事》（Partisan Tales），虽然并不认为是上乘作品，但也亲自帮助编辑，不料遭到日丹诺夫的拒绝。1947年5月，西蒙诺夫在与斯大林开会时，再次提及发表一事，并解释说左琴科已陷入困境，亟需帮助。为一名不受苏维埃领导人青睐的作家，越过日丹诺夫，直接寻求斯大林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举措。斯大林告诉西蒙诺夫，可运用自己的主编职权做主，但刊出后，他会去读，随后再就西蒙诺夫的决定发表自己的意见。如西蒙诺夫所回忆的，“斯大林的幽默中带有一丝威胁”，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党派故事》问世于1947年9月的《新世界》。 (771)
尽管作出了弥补的努力，西蒙诺夫后来还是拒绝向左琴科表示同情。1954年，一组英国学生来到列宁格勒，要求与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见面，出席会议的还有几名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党员。愚蠢的学生们并不掩饰自己的反苏维埃态度，询问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如何看待1946年8月中央委员会的法令。阿赫玛托娃回答，该法令完全正确。毫无疑问，她害怕任何其他回答的后果。但左琴科不够小心，答称该法令是不公正的，强烈反驳那些声称他怯懦的指控。作家协会的党领导立即指责左琴科犯了“反爱国的行为”，并派出以西蒙诺夫为首的代表团，赴列宁格勒去“做他的工作”。左琴科在几近歇斯底里的自我辩护中宣称：他的写作生活已经完蛋，他本人已被摧毁，只恳求控诉者让他在平静中死去。但西蒙诺夫拒绝左琴科的请求，以清洗会议上检察官的方式痛打落水狗。西蒙诺夫宣布：“左琴科同志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但他什么也没学会，他应该感到羞耻”，再一次隐射他的战争记录和1945年之后的“反爱国”行为。 (772)
对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攻击之后，紧接着的是一系列镇压措施，针对艺术和科学领域中的“反苏维埃分子”。现代西方艺术国家博物馆被关闭；在苏维埃音乐界反对“形式主义”和其他“西方腐朽影响”的运动，导致好几名作曲家（包括肖斯塔科维奇、哈恰图良和普罗科菲耶夫）上了官方黑名单，他们的音乐创作被控为“与苏维埃人民和他们的艺术品味格格不入”。1947年1月，政治局颁布法令，指责中央宣传鼓动部长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夫的《欧洲哲学史》（1946年），低估了俄罗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贡献，亚历山德罗夫很快卸职。同年晚些时候，即1947年7月，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充满不祥征兆的公开信，指斥尼娜·克柳耶娃与其丈夫格列高利·罗斯金：“在反动的外国资产阶级西方文化面前顶礼膜拜，奴颜婢膝。而这种文化，根本不配我们苏联人民。”这两位科学家遭到指控：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向美国人透露了癌症研究的资料。他们回国时，被拖上“荣誉法庭”，要在800名观众面前，回答充满敌意的提问。那是一个新成立的机构，专门审查苏维埃各机关中的反爱国行为。 (773)
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对外国人的恐惧四下弥漫。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忆，他作为外国记者在1949年返回莫斯科（1944年到过苏联），但以前的熟人没人认他，甚至写信给老相识爱伦堡和西蒙诺夫，也杳无回音。在索尔兹伯里看来，1944年的苏联虽然贫穷，但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却处处洋溢着崭新的自由风气和冀望胜利的激昂氛围。到1949年，苏联又返回恐惧状态。
俄罗斯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人际关系，遭到了彻底的分割。反过来，这反映了苏维埃政府严重的仇外心理，以及他们调教俄罗斯人的高效。如想拿到奔赴西伯利亚的单程火车票，或更遥远的地方，最有把握的方法——如果不是最快的——就是与外国人产生瓜葛。
1948年12月22日，法捷耶夫在作家协会讲话。最左边为西蒙诺夫，他身旁是爱伦堡。肖像下的旗帜上写着：“光荣属于伟大的斯大林！”
与外国人的简短接触，可能会导致以间谍罪名逮捕。苏维埃监狱中，挤满了曾出国旅行的人。1947年2月，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苏维埃公民和外国人的婚姻属于非法。警方监视酒店、餐馆、外国使馆，专门寻找与外国男人交往的苏维埃女孩。 (774)
以色列建国于1948年5月，在冷战中又与美国结盟。之后，始终忠于苏维埃制度的200万苏维埃犹太人，被斯大林政权描绘成潜在的第五纵队。斯大林虽然厌恶犹太人，却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的早期支持者，希望它成为苏维埃在中东的卫星国。但是，这个新建国家的领导人后来被证明是敌视苏联的，斯大林越来越怕苏维埃犹太人的亲以色列情绪。果尔达·梅厄出任第一位以色列驻苏大使，在1948年秋季抵达莫斯科，使斯大林的担忧愈益加剧。她无论去哪里，都受到苏维埃犹太人的欢呼。赎罪日（10月13日）那天，她去拜访莫斯科犹太教堂，数千人排列在街道两侧，许多人高喊“以色列人民，存活下去！”——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这只是复国的传统肯定；但对斯大林来说，这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危险迹象，会颠覆苏维埃国家的权威。 (775)
梅厄得到的热情欢迎，促使斯大林加紧推动已开展数月的反犹运动。早在1948年1月，既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导演，又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的所罗门·米霍埃尔斯，死于内务部安排的一场车祸。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吸引西方犹太人对苏维埃战争的援助，但对许多成员来说，包括杰出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演员、历史学家、科学家，更为广泛的目标是提倡苏联的犹太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战后初期相对来说还算有地利人和。1946年，米霍埃尔斯荣获斯大林奖，意第绪语戏剧经常在电台上播出。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还投入一个重大项目，以纪念纳粹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杀害：让瓦西里·格罗斯曼和伊利亚·爱伦堡编纂一个文件总汇，取名为《黑皮书》（The Black Book）。斯大林原希望利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来博得中东的新犹太国家的好感，但现已看清，新犹太国家很有可能与美国结盟，便一改故辙。国安部奉命网罗资料，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打成一个“反苏维埃的民族主义组织”。《黑皮书》的出版无限期推迟，对米霍埃尔斯的谋杀发生之后，犹太剧院也被关闭。1948年12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百余名成员被捕，屈打成招，承认自己的“反苏维埃活动”，或遭枪决，或被送进了劳改营。 (776)
在苏维埃的文学界，对犹太人的攻击采纳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形式。该词最初是19世纪文学评论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所创造的，泛指缺乏或拒绝民族风格的作家（“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它在战争年代重现，其时，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反犹情绪均有高涨。例如，1943年11月，法捷耶夫攻击犹太作家爱伦堡来自“那个知识分子小圈子，以庸俗的世界主义理解国际主义，不愿克服自己的崇洋媚外”。 (777) 1945年之后，该词更频频出现于苏维埃的文艺出版物。
1948年12月10日，法捷耶夫向斯大林转交一封不知名记者（纳塔利娅·别吉切娃）的来信，引出了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该信当初是写给内务部的，声称在文学机关中有一组“敌人”，列出了7位评论家和作家，作为这个“反爱国小集团”的负责人，其中6人是犹太人。在斯大林的重压之下，法捷耶夫12月22日向作家协会发表对一组戏剧评论家的攻击，点名批判了别吉切娃举报的6位犹太人中的4位（奥特曼、博尔切戈夫斯基、古尔维奇和尤佐夫斯基）。法捷耶夫声称，他们“企图抹黑我们的苏维埃戏剧”。这是相对温和的讲话：法捷耶夫显然不愿扮演斯大林的打手的角色。他曾是体面人，被迫作出道德上的妥协，而沦为一个战战兢兢的酗酒者。斯大林继续施加压力，让《真理报》反过来攻击法捷耶夫对“世界主义者”的心慈手软，并散布谣言——他在作家协会的领导地位将被取代。法捷耶夫无法再作抵制，表示拥护1949年1月29日《真理报》的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其措辞让人忆起大恐怖。它控告某些戏剧评论家就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指责他们在策划“资产阶级的文学阴谋”，以破坏苏维埃文学中“民族自豪”的健康原则。 (778) 所有被点名的都是犹太人，执笔人几乎可以肯定是党的打手兼《真理报》记者大卫·扎斯拉夫斯基。在1921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之前，扎斯拉夫斯基曾是孟什维克和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为斯大林写了好几篇打手文章，用以赎罪和攀升为苏维埃精英。 [10]
《真理报》的文章出笼之后，苏维埃其余报刊也发表了一系列攻击，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们竞相谴责“反爱国团体”，声称它们在破坏苏维埃的诗歌、音乐、艺术和电影。 (779) 在这些恶毒文章中被点名批判的犹太人面临非常严峻的后果，许多人失去工作，或被驱逐出党和协会，生计都没有着落。有些被捕，少数人明哲保身，或承认自己的“错误”，或与“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划清界限。法捷耶夫点名批判的4位戏剧评论家中，只有约翰·奥特曼一人被捕。《苏维埃艺术》期刊发表了一篇丑陋文章，充满仇恨和稍作掩饰的反犹太主义，向他发起攻击：“我们以苏维埃人民的名义宣布，奥特曼一类的坏人，像行尸走肉一样，在污染苏维埃文化。为了净化空气，我们必须摆脱他们散发出的腐臭。”奥特曼在作家协会中受到阿纳托利·索夫罗诺夫的谴责，后者是一名反犹太运动的狂热支持者，在法捷耶夫因酗酒而长期缺席的作家协会，变得举足轻重。奥特曼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于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亡之夜被捕。法捷耶夫和奥特曼是多年的好朋友，当初坚持要奥特曼去帮衬犹太剧院的米霍埃尔斯，并解释说：“他需要一个顾问，就像一名政委，你就把它当做党的命令。”奥特曼在审讯时被问到怎么会去帮衬米霍埃尔斯，却只字不提法捷耶夫。他知道，如果提及作家协会领导人，可能会保住自己，但不想把法捷耶夫牵连进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毫无疑问，奥特曼希望法捷耶夫予以报答，从中干预搭救自己。结果，法捷耶夫什么也没做，甚至缺席了开除奥特曼的作家协会的会议，没人能在莫斯科找到他（西蒙诺夫认为，他以狂饮来逃避责任）。奥特曼再也没能从法捷耶夫的背叛中恢复过来，1953年5月出狱，心如死灰，两年后去世。 (780)
西蒙诺夫也被拖入“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开初，他试图保持温和路线，既不公开抗议这一运动，也不配合索夫罗诺夫和其他强硬派。西蒙诺夫不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作为《新世界》的主编，他主持发表了好几位犹太作家的作品。他前两位妻子都是犹太人，特别是第二位妻子热尼娅·拉斯金娜，其堂哥鲍里斯·拉斯金在别吉切娃当初交给内务部的举报信中，被点名为“苏维埃文学的敌人”。西蒙诺夫的温和立场，激怒了党和作家协会内的强硬派。西蒙诺夫有许多敌人，嫉妒他“斯大林宠臣”的地位，让他年纪轻轻就攀升到苏维埃机构的顶端。此外，中央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斯大林的保护使西蒙诺夫桀骜不恭于其他党领导。为了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挑拨离间，这些强硬派指责西蒙诺夫试图保护“世界主义者”。最恶毒的指控来自《苏维埃艺术》的主编维克托·弗多维琴科，他给马林科夫送去一份名单，列出80多名犹太人，声称是作家协会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其实，大部分指控是针对西蒙诺夫的，指责他包庇犹太复国主义者。弗多维琴科还把矛头指向《新世界》的编辑人员，声称里面有许多犹太人（“那些六亲不认的人”），尤其指责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他是一名戏剧评论家，曾因批评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一出戏而蒙受耻辱。西蒙诺夫却非常喜欢他，称他为“一个安静、谦虚的人”，将他从乌克兰调来莫斯科。据编辑部成员纳塔利娅·比安基说，他的文学见解在《新世界》是必不可少的：“西蒙诺夫没有他，几乎不能作出决定，他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看看，博尔切戈夫斯基有什么要说的’。”弗多维琴科声称，博尔切戈夫斯基没有“一篇作品足以使他有资格留在《新世界》”，而他在《新世界》的影响力，纯粹是出于西蒙诺夫对犹太人的同情。他指出，西蒙诺夫曾与犹太人结婚，还有很多犹太朋友。
像法捷耶夫一样，西蒙诺夫最终还是向强硬派的压力低了头。他害怕失去自己在斯大林精英阶层的位置，认为必须加入反对犹太人的运动，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他给《真理报》主编写信，反驳强硬派说他偏爱犹太人的指控，同时又远离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其他《新世界》的犹太评论家。克里姆林宫敦促西蒙诺夫，以《真理报》匿名文章（《关于一个反爱国集团》）的精神为基础，再扩充成作家协会上的一次主旨演讲。法捷耶夫已堕落成一具烂醉如泥的残骸，索夫罗诺夫对接手此事颇为热切，但马林科夫认为，恰恰因为其著名的温和立场，西蒙诺夫反而可赋予“反世界主义者”运动更多的权威。法捷耶夫也在敦促西蒙诺夫接手，并警告说，如果谢绝，索夫罗诺夫就会顺手牵羊。索夫罗诺夫是强硬的反犹太主义者，野心勃勃于作家协会的领导权，希望取代克里姆林宫的首选西蒙诺夫，成为法捷耶夫的继任者，一旦得逞肯定还会从作家协会逐出更多的犹太作家和评论家。西蒙诺夫为了不让权力落入索夫罗诺夫之手，同意发表这一次主旨演讲，在1949年2月4日的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他作出了这次发言。西蒙诺夫的第一位妻子，即犹太作家纳塔利娅·索科洛娃（娘家姓季波特），在日记中描述他谴责“反爱国小集团”时的可怕气氛：
讲话持续一个半小时，中间略作休息，然后又继续一个半小时。人们聆听着，面色紧张，一脸警戒，没人说话，除了偶尔的低语：“他点了新名字吗？”……“你听见没有？”……“又一个世界主义者？”……“新的世界主义者？”有些人像我一样，列出所有被点的名单。 (783)
西蒙诺夫在后来的那些年中坚持认为，他发表主旨演讲，是为了防止极端的索夫罗诺夫掌控“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他虽然懊悔自己的角色，但仍坚持，他承担领导责任是为了缓和这个反犹太作家的运动。在他朋友的回忆录中，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马林科夫打电话来说，斯大林希望西蒙诺夫发言。其时，戏剧评论家博尔切戈夫斯基恰好在西蒙诺夫的高尔基街公寓。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西蒙诺夫放下听筒，“伤感地看着我，再朝窗外凝视，不到10分钟便作出决定”。然后，他开口了：
“我将作演讲，修罗[亚历山大]。我自己来作，而不是让给别人，可能会更好。”他既然已经同意发言，便想寻找理由来辩护自己的“积极参与”，意欲在这不诚实的运动中，找到诚实的见解。“一切的凶残和粗鲁必须终止。我们必须学会不同层次的争辩，使用文明的语言。我们过去有，现在仍有形式主义和建构主义辩护士的问题。他们想让我们成为西方文化的奴隶，我们必须谈论这一切。” (784)
西蒙诺夫在演讲中，并不局限于揭发浅陋粗糙的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而是想让“反世界主义者”运动，融入更为广泛的政治和智力的背景。他后来在一系列苏维埃报刊的文章中，更补充发挥了自己2月4日的演讲，指责“世界主义者以[让-保罗·]萨特取代马克西姆·高尔基，以[亨利·]米勒的色情取代托尔斯泰”。 (785) 冷战气氛无疑左右了他的思路：必须捍卫苏维埃的“民族文化”，反对“无根的世界主义者对美帝国主义……以及美元的卖身投靠”。除此以外，很少有证据表明，西蒙诺夫的参与给反犹太人运动带来了文明化，他的语言仍是煽动性的。他声称，“反爱国小集团”是一场阴谋，参与者是苏维埃文化的“罪犯”和“敌人”，绝不是单纯的“唯美主义者”，他们有“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反动的计划”，在冷战中为西方服务。他把许多问题归咎于犹太人自己，责怪他们不愿融入苏维埃社会，又在战后接受了“犹太民族主义”。他解雇了《新世界》所有的犹太编辑人员，甚至代表作家协会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将不活跃的作家排斥于作家协会之外，长长的名单当中都是犹太人。
列入该名单的有他的朋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已被挑选出来，当做“反爱国小集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伊始，西蒙诺夫就与他逐渐疏远，他心里很清楚，最终将被迫谴责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朋友。他接到马林科夫的电话，同意发表有关“反爱国小集团”的主旨演讲，随即就向博尔切戈夫斯基解释：“这样做，我将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将能帮助他人，这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西蒙诺夫还警告他不要出席全体会议，在这位戏剧评论家行将离开时，又补充说：“如果你来，我会觉得，必须以更强烈的词句来谴责你。”博尔切戈夫斯基既没有读西蒙诺夫的演讲，也没有读后续的文章。他被西蒙诺夫称作“戏剧界的破坏者”、苏维埃文学的“资产阶级敌人”、“文学败类” [11] 。他信任西蒙诺夫——视之为自己的朋友——淡然声称，西蒙诺夫只是在被迫演出“仪式性的思想舞蹈”。
博尔切戈夫斯基遭到党和作家协会的开除，失去《新世界》的工作，也被他担任文学组负责人的红军剧院解雇。博尔切戈夫斯基和家人——母亲、妻子及年幼的女儿——都被踢出自己的莫斯科公寓。有一段时间，他们借住在朋友的场所，或睡在地板上，或寄宿于他们的乡间别墅（甚至住过西蒙诺夫在佩列杰尔基诺地区的乡间别墅）。博尔切戈夫斯基曾是20世纪30年代的幸存者，早学会了荣辱不惊，从容应对。他入不敷出就卖掉财产（主要是书籍），再向朋友借钱，包括西蒙诺夫。西蒙诺夫借钱给他，如博尔切戈夫斯基所理解的，“以减轻自己的良心责备”，并不让他偿还。
从1949到1953年，即博尔切戈夫斯基的禁令终告解除之时，西蒙诺夫一直心怀内疚，尽量去看望这位朋友，但从不谈及自己当年的演讲。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他们相遇时，西蒙诺夫会“以焦灼的眼光看我，仿佛认为他需作一番解释”。西蒙诺夫1950年7月支持出版《俄罗斯国旗》（The Russian Flag），那是博尔切戈夫斯基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爱国小说。西蒙诺夫在送交给审查官的报告中写道：“这本书颇有造诣，严肃认真，很有必要。我深信，它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将会打动读者的心灵……众所周知，博尔切戈夫斯基曾犯有严重错误，属于反爱国的性质。但他已付出代价，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书终于在1953年获得了出版许可。
博尔切戈夫斯基在50年后的2003年接受采访，谈到西蒙诺夫对自己的伤害，仍淡然处之，只是说“人们慢慢都会习惯于痛苦”。但据他的妻子说，在最后几年，他越来越受1949年事件的困扰。 [12] 他在回忆录中得出结论，西蒙诺夫找不到公民的勇气，在作家协会中对抗反犹主义强硬派，以捍卫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他并不觉得西蒙诺夫的所作所为是出于恐惧，或没有良心。相反，他认为，西蒙诺夫的驱动力是个人野心，尤其是一种政治上的奴性：他太忠于斯大林，太迷恋于斯大林的权力光环，以致无法坚持更为坚强的立场。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实施战后迫害的是像西蒙诺夫一样的职业官僚和行政官员，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参与其中。西蒙诺夫可能没有被作家协会开除的风险，更不用说被捕了。如果他拒绝将自己的声音加入对犹太人的谴责大合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失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位和《新世界》的主编工作。当然，他当时可能担心得更多。但问题是，像西蒙诺夫那样的人还有选择余地。他们满可以像数百万人一样追求自己的职业生涯，但躲避政治责任的陷阱，所损失的最多只是特权和物质奖励。那些无法采取公开立场的人，自有更平静的方式避免参与有悖于自己道德原则的政治决定。博尔切戈夫斯基认为，1949年背叛他的人，可以选择不发言，可以不来出席作家协会的全体会议，可以假装生病，并不会受到党的纪律制裁。在博尔切戈夫斯基看来，这一时期的迫害和参与者的作为，都植根于无孔不入的对斯大林政权的顺从——即普通斯大林主义者的定义所在。他写道：
无法以恐惧来解释1949年的现象，不单是那一年的——或者，如果确是恐惧，那也是早已溶入人类灵魂的那种……[更为确切地]毋宁说是帮闲们凑热闹式的奴性。他们拥有的勇气和道德少得可怜，以致无法违抗最基层官员的半官方指令。
当然，在类似西蒙诺夫的主事官员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例如，科学院主席谢尔盖·瓦维洛夫就默默顶住了巨大压力，没在科学院揭发“反爱国小集团”，并阻止自己下属解雇犹太科学家（他的哥哥尼古拉是遗传学家，1940年被捕，1943年饿死在狱中）。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人拒绝参与反犹太人运动，譬如主席团党委书记鲍里斯·戈尔巴塔夫。他是西蒙诺夫的好朋友，自身就是犹太人，比西蒙诺夫更有后顾之忧：他的妻子1948年被捕，以“外国间谍”的罪名判刑10年，他本人也难逃政治怀疑的阴影（1937年，戈尔巴塔夫被控在第一本小说《我们的城镇》中，散播“托派”观点。那是一部无产阶级的史诗，描绘五年计划如何在顿巴斯开展。最终，他勉强逃脱被开除党籍的厄运，但他的弟弟仍作为“托派分子”被捕，枪决于1938年）。然而，尽管面对作家协会斯大林强硬派的沉重压力，甚至被指控为“反爱国小集团的犹太同情者”，他仍拒绝参与对自己同胞的迫害。为此，他被迫放弃在党内和作家协会的职位。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1949年与他见面，地点在西蒙诺夫的佩列杰尔基诺地区乡间别墅。戈尔巴塔夫失去了斯大林的信任，“心碎欲绝，被打入冷宫”，却保住了道德上的尊严和原则。
西蒙诺夫是一个更复杂甚至更悲惨的人物，显然深受良心的责备。“反世界主义者”运动，在某些方面令他不安，甚至厌恶，但他深深陷入斯大林制度不能自拔。他继承于贵族家庭的军人精神和公共服务价值，与苏维埃制度的道德范畴和急迫需求如此紧密相连，以致在判断或规范自己行为时，往往别无选择。西蒙诺夫拥有格外强烈的公共责任感，这界定了他的世界观。西蒙诺夫曾说：“如果没有公共责任感的自律，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生来就是一名积极分子，从不称病缺席，以逃避艰难的道德抉择。在西蒙诺夫看来，避免承担公共责任，等同于怯懦。他也不愿与犹豫不决、软弱无能、拖拖拉拉的人打交道——他把这一切都认作人类的缺点。他钦佩人的理性和富有逻辑，这也是他文学创作中英雄人物的道德素质——即与他相似的人，只是更勇敢，能从客观证据中得出正确结论，采取果断行动。
西蒙诺夫将责任感提升为至高无上的美德，由此决定了自己政治上的顺从。他对党的路线历来谦恭服从，将它混淆为公共美德，对斯大林无比敬畏。他战后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斯大林著作的提要、斯大林发言的语录、斯大林的短语和思想，以便他随时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 (794) 西蒙诺夫迷恋斯大林的权力，觉得他无处不在，认为斯大林几乎在观察自己所做的一切。斯大林是他的靠山、保护者、老师、向导、评论家、忏悔听取者，在他的想象中，有时又成了他的狱卒、拷问者和刽子手。
源于这位苏维埃领袖的最轻微的批评，会把西蒙诺夫驱入苦难的深渊。1948年，西蒙诺夫的中篇小说《祖国炊烟》（Dym otechestva）受到《文化与生活》（Kul’tura i zhizn’）的野蛮攻击。这是一份宣传鼓动部的主要杂志，背后有斯大林撑腰。西蒙诺夫得出结论，斯大林肯定“极不喜欢这一故事”。他既惊恐，又沮丧，实在弄不清错在哪里，这还是他最心爱的作品之一。他后来告诉朋友：“创作时，我以为自己在向党也是在向斯大林本人履行职责……在我眼中，他是战争结束两年后至高无上的权威。”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一名共产党老军人，1947年从国外返回苏联，确信自己已尽了对国家的职责，只想在战后的艰辛中重建私人生活。那篇小说准确刻画了当时的普遍心态，绝对是一部爱国小说，对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了很多比较，均有利于前者，但也有些坦率的对白，特别是当时避而不谈的1946至1947年的饥荒（直到赫鲁晓夫的解冻，苏维埃文学才得以直面这些社会问题）。这是引发党的责难的关键所在，西蒙诺夫为之感到震撼。与此同时，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1947年）也受到攻击，也是斯大林发动的，也刊登于这份主要杂志，从而引起猜疑这位暴君正在筹划对作家协会领导班子的清洗。西蒙诺夫亟想了解斯大林为何不喜欢自己的作品，亟想作出修改来投合他的喜好，所以拜访日丹诺夫征求意见。但这位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大管家，一点忙也帮不上——他反而非常喜欢这篇小说——于是，西蒙诺夫下定决心，“不会再版《祖国炊烟》”。
不久，西蒙诺夫收到日丹诺夫秘书的电话，问他关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剧本何时才能脱稿。这两位科学家已被抹黑，斯大林指控他们向西方卑躬屈膝。在1947年5月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斯大林曾向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提议，以此题材创作一部小说。他认为，需要更多的爱国文学作品，来揭批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崇拜。西蒙诺夫表示同意，但认为这个题材更适宜于戏剧。当时，西蒙诺夫正在写《祖国炊烟》，所以作了推延，尽管他曾去日丹诺夫的办公室看了有关资料，但他知道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视之为一种拖累。在西蒙诺夫看来，宣传鼓动部的攻击还记忆犹新，现在却接到日丹诺夫秘书的来电，这无疑是一个明确信号：如果及时提供斯大林在等待的剧本，斯大林就会原谅他在中篇小说中的失误。他不顾一切，亟想赎罪，在1948年初的几个月写出《外国阴影》（Alien Shadow）的第一稿。这是一部粗劣的宣传剧本，有关一名苏维埃微生物学家，因迷恋西方而背叛自己的祖国。西蒙诺夫作出可耻的政治献媚，将第一稿送交日丹诺夫审阅，再照他的指示，转交莫洛托夫和斯大林审阅。斯大林打电话给西蒙诺夫，提供如何改写的明确指示。他表示，西蒙诺夫应该强调剧中科学家的利己主义（斯大林：“他认为，他的研究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又应该在结尾处突出政府的善良，让卫生部长落实斯大林的命令，原谅犯错的科学家，让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斯大林说：“这是我对剧本的意见，你需要作出调整，如何去写则是你的事。一旦你作了调整，剧本将获得通过。”西蒙诺夫按照斯大林的建议，重写了剧本的结尾，将第二稿送交斯大林，作再一次的审批。西蒙诺夫回忆：“在胁迫之下，我写得很辛苦，逼迫自己相信这样做的必要。当初如能足够坚强，抵制这种自残，我可以选择不写。30年后的今天，我仍为自己的缺乏勇气而感到惭愧。”
这个事件以悲喜剧的形式落下帷幕。该剧本发表于《旗帜》（Znamia）杂志，连同其他几个剧本一起，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提名。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先行讨论它们的优缺点，再递交斯大林奖委员会。在西蒙诺夫也在场的秘书处会议上，几位同事批评剧本的结尾（斯大林的建议），所持的理由是“原谅科学家，不作任何惩罚，这显得过于软弱，过于慷慨，几乎是政治上的投降”。西蒙诺夫闭口不提他与斯大林的电话交谈。“我默默端坐，倾听同事们指责斯大林的自由主义。”该剧本后来获得斯大林文学奖。 (797)
西蒙诺夫习惯于自我批评和自我审查。他写了许多信，向苏维埃领导承认错误。他曾写下好几个故事的草稿，然后锁在抽屉里，因为他知道，将无法通过审查员这一关。1973年，德国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问他，是否由于承受着压力，不得不写自己知道在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作品。西蒙诺夫承认自己身上的两重性，有时是作家，有时是审查员，一生都在互相斗争。他甚至承认，当怯懦占据上风时，会非常厌恶自己。 (798)
偶尔，作为作家的西蒙诺夫也会奋起反叛作为审查员的自己，诗人也会为自己的政治良心发出悲呼。例如在1946年10月，即日丹诺夫原则的运动高潮，西蒙诺夫给《小火苗》（Ogonyok）杂志的主编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写去一封火冒三丈的信。之前，他曾向该杂志投送诗稿，受到苏尔科夫的删改，被删除的人名中有外国人（以爱国的名义），也有在政治上被抹黑的苏维埃人。西蒙诺夫表示，绝不赞同如此的做法，无论是在实质上，还是在原则上。献给老朋友大卫·奥滕贝格的一首诗也被删节，西蒙诺夫对此尤为不满。1943年，奥滕贝格不愿遵循克里姆林宫开除手下犹太同仁的命令，而被解除《红星报》的主编一职。奥滕贝格甚至勇敢地写信给党领导，对某些军队和许多后方地区的“肆无忌惮的反犹主义”，表述了心中的不满。西蒙诺夫坚持：“我想保留这首诗，希望它保持完整。这是献给我所敬爱的人的，我希望它维持原样。” (799)
也许，随着自己愈益牵涉对苏维埃犹太人的文学迫害，西蒙诺夫将更多意义注入自己献给奥滕贝格的诗。他一方面参与斯大林政权的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所担负的政治责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1948年，33岁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5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 (800)
在人生最后一年写成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忆起一件事，特别困扰他的良心，迫使他面对现实：斯大林的暴政全靠像他那样的官员的懦弱帮腔。那件事发生于1952年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为的是评选斯大林文学奖的得主。基本上，大家都已同意将此奖授予斯捷潘·左罗宾的小说《斯捷潘·拉辛》（Stepan Razin）。但马林科夫表示反对，称左罗宾在战争中表现欠佳，让自己做了德军俘虏。但在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左罗宾展现了非凡的勇敢，甚至在集中营里还率领一群抵抗战士坚持斗争。马林科夫发言之后，会场上一片死寂。斯大林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起方步，从一个个在座的政治局委员和作家协会领导人身边走过，大声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这既是自问，又在让大家考虑，仍是一片寂静。斯大林继续来回踱步，再一次问：“我们应该原谅他吗？”依然是一片沉默，没人开口。斯大林还是在踱步，第三次问道：“我们应该原谅他吗？”最后，还是他自己作了回答：“让我们原谅他吧。”每个人都知道，一个无辜的人的命运悬在半空：他要么赢得斯大林奖，要么被送去古拉格。虽然与会的所有作家，至少都认识左罗宾，但没人胆敢为他辩护，尽管有斯大林的一再敦促。如西蒙诺夫所解释的：“在我们眼中，这不是原谅或不原谅一个罪人，而是要不要发言，辩驳这样的指控。”它来自马林科夫那样的高官，显然已被斯大林当做真相。在斯大林看来，他已是罪人，问题只是原谅与否。西蒙诺夫回忆这一事件，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一直知道对左罗宾的指控，故意提名该书，让自己有机会安排这一出“小戏”。他很清楚，没人会有勇气为左罗宾辩护，他的目的就是想显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他人的命运。 (801)
四
“反世界主义者”的运动打开了苏维埃反犹太主义的闸门。反犹太主义在俄国历史悠久，1917年后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城市的较低阶层中。对犹太商人的憎恨，就是大家不满新经济政策的重要因素，斯大林在攀升到权力高层时曾充分利用这样的大众憎恨。社会的低层民众对20世纪30年代的清洗抱有普遍的冷漠，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大恐怖主要受害者的党干部都是犹太人。但从总体来看，战前的苏维埃政府把反犹主义当做沙皇时代的遗物，给予了认真的清除。相对来说，苏维埃犹太人并没受到歧视或敌对的骚扰。这一切却因德军的占领而发生变化。纳粹宣传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煽起了反犹太主义的潜在力量，非犹太人口中有相当比例默默支持对犹太人的摧残，还作为帮凶参与围捕犹太人——或就地杀害，或送进集中营。甚至在苏维埃后方的偏远东部，由于西部士兵和平民的涌入，带来了对犹太人的憎恨，反犹太主义也有爆炸性的上涨。 (802)
战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成为斯大林政权的统治思想。犹太人重被认作“异己的外人”、潜在的“间谍”和“敌人”、以色列和美国的盟友。博尔切戈夫斯基回忆，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借口之下，“杀掉犹太佬（Yids）”的气氛四下蔓延：
“无根”、“世界主义者”、“反爱国”都是黑色百人团 [13] 常用的字眼——用以遮掩“犹太佬”一词的面具。如要脱下面具，直说那甜美的原始字眼，却又充满风险。黑色百人团仍是胆小鬼，反犹太主义会受到刑法的严厉处罚。 (803)
扩大反犹运动的官方语言同样是遮遮掩掩的。从1948到1953年，数万苏维埃犹太人遭到逮捕、解雇，被大学开除、逐出家园，但从不讲明（从没在文书中提到）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至少根据官方政策，这样的歧视在苏联是非法的。
战前，在俄罗斯主要城市的犹太人中，大部分只隐约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他们的家庭，已抛弃传统的犹太小镇生活，转而拥抱苏联的城市文化。他们放弃了犹太宗教和犹太种族，转而接受以苏维埃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身份。他们认为自己是“苏维埃公民”，融入苏维埃社会，攀升到1917年以前遭禁的位置，只是在家里仍保留犹太人的风俗、习惯、信念。战后的反犹运动，迫使他们重又把自己当做犹太人。
盖斯特一家是典型的犹太人，离开栅栏区，在苏联找到新家。阿隆·盖斯特被捕于1937年，之前曾是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成员，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妻子拉希尔·卡普兰是重工业人民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师。女儿伊娜和纳塔利娅从小就学做苏维埃公民，沉浸于俄罗斯文学的普遍文化和理念之中，几乎意识不到莫斯科家中的犹太人痕迹——仅有他们吃的食物、苏维埃节日期间的家庭礼仪以及外祖母叙述的反犹大屠杀旧事。1944年，伊娜注册为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学生，晚上在教授的实验室打工，以此自给并帮助母亲。1945年，伊娜的母亲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莫斯科东北100公里之遥的科尔丘吉诺镇定居。1948年，伊娜的妹妹申请莫斯科大学遭拒。伊娜想找出原因，党委书记叫她到申请表格当中去找。原来，纳塔利娅在民族一项填了犹太人。 [14] 伊娜说，这是她首次意识到自己的犹太出身。一名考分较低的俄罗斯男孩取代纳塔利娅，进了莫斯科大学，后来成为一名教授。
1949年4月，伊娜在大学为自己毕业论文答辩时遭到逮捕，被裁定为“人民公敌的女儿”，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她在那里的波罗沃耶地区找到一份教师工作，那是一个荒凉、偏远的草原小镇。两个月之后，纳塔利娅也被捕，因为她在莫斯科师范学院加入共青团的申请表格上，没填上父母的被捕。她是在1948年被接纳成为该校学生的。她保留了一张父亲的照片，而不是公开背弃他，这在审讯员看来，无疑是“社会危险分子”的认罪。纳塔利娅也被判处5年，流放去哈萨克斯坦。结果在波罗沃耶地区，她、伊娜和赶来相聚的母亲团聚在一起。 (804)
维拉·布龙施泰因1893年出生于乌克兰西部的犹太家庭，1907年尚是小女生时，就在敖德萨加入布尔什维克，成为地下革命活动的积极成员，曾参与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在莫斯科的夺权。她与一名俄罗斯工人结婚，1926年生下女儿斯韦特兰娜，1928年离开丈夫（原来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因为他威胁要举报她为“托派分子”。维拉在国家档案馆工作，又在红色教授学院攻读历史，继而成为历史教授；从1938年起，她向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士兵，讲授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维拉和女儿未受大恐怖的波及，一直享受着苏维埃精英的舒适生活，直到1948年。其时，维拉因前夫的举报而遭逮捕，被裁定犯了“反革命活动”罪，判处5年，被送去波特马劳改营。斯韦特兰娜此时已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兼共青团积极分子。她面临被开除的威胁，更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她揭发其他学生和教授为“犹太民族主义者”。但她予以拒绝，不愿相信有关“犹太复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她很天真，甚至写信给斯大林，抱怨大学里犹太学生受到的歧视。此举导致自己在1952年被捕，判处10年，被送去维亚特卡劳改营。 (805)
奥莉加·洛普提娜―爱泼斯坦1913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全家人在1917年之后，离开法定犹太区，搬至波尔塔瓦。20世纪30年代初，她本人搬到列宁格勒，与来自法定犹太区的犹太人鲍里斯·爱泼斯坦结婚，成为列宁工厂的会计；儿子马克出生于1937年。战争期间，奥莉加和儿子疏散到车里雅宾斯克。1944年，鲍里斯阵亡于白俄罗斯前钱。1945年，再婚的奥莉加和新丈夫，带着马克回到列宁格勒。这座城市的住房长期紧缺，幸亏奥莉加的弟弟在内务部工作，帮助找到共用公寓中一个小间。他们的邻居大多是工人，抱强烈的反犹态度，经常会在争论中表露出来。马克回忆：“那座公寓像是一个种族仇恨的火药桶，随时都会爆炸。”
邻居经常酗酒，每当有什么投诉，就会向我们发泄粗口、诅咒、威胁，叫我们搬去巴勒斯坦。然后，妈妈就会对纯俄罗斯人的继父说：“科利亚，为什么不去管管你那帮部落主义者？”公寓内的气氛恶劣，有时威胁变得煞有介事，母亲就会上访党总部[在公寓对面的斯莫尔尼学院]，但她的投诉从来没有效果。
马克在学校里被人欺负，其他孩子都拒绝坐在这位“肮脏的犹太佬”旁边。他住的大楼，大门上画有“犹太佬”的字眼。奥莉加多次向学校当局抱怨，甚至写信给党的领导，都无效。向内务部提出投诉，也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她的弟弟连同许多内务部的犹太雇员，都因列宁格勒案件而被逮捕。奥莉加出于焦虑而生病，从1949到1953年，连续几次心脏病发作，几乎成了残废人。第二任丈夫死于1955年，之后，她完全依赖儿子。母子俩继续生活于同一公寓，周围是同样的反犹邻居，直到奥莉加在1987年去世。马克65岁时才结婚，方才搬走。 (806)
反犹运动也大大影响了拉斯金家庭。1943年，拉斯金一家从战时疏散地车里雅宾斯克返回莫斯科。塞缪尔和贝尔塔住在长女法尼娅在阿尔巴特区的公寓，再加上热尼娅的儿子阿列克谢和妹妹索尼娅（热尼娅仍住在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塞缪尔重操贸易旧业，向国营的食品商店系统供应咸鱼。法尼娅继续在拖拉机工业的管理部门工作。索尼娅在莫斯科庞大的专造汽车的斯大林工厂上班，很快晋升为金属和技术供应的主管。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战后的斯大林工厂引进了新技术和高级钢材，大批量生产轻型汽车和卡车，索尼娅对工作非常投入。她的丈夫恩斯特·扎伊德勒是匈牙利共产主义者，曾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年12月被捕并遭枪决，没有子女。热尼娅担任电台编辑，竭尽全力照料体弱多病的阿列克谢，不愿向西蒙诺夫求助，伸出援手的反而是自己的父母。西蒙诺夫的父母时有帮忙，1947年带阿列克谢去海边度了长假，帮助调养他的结核病。 (807)
西蒙诺夫只花很少的时间在阿列克谢身上，每年只有一次或两次见面。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经常需要提醒他别忘了给阿列克谢写生日贺信。1952年，阿列克谢13岁生日那天，西蒙诺夫的电报未能送到儿子手中，他只得补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阿廖沙！
我一直不舒服，也没在莫斯科。我到今天才意识到，由于误会，我为你生日而写的电报竟没有送出……我对你的未来充满信心，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希望你会长大、成为我的一个“小朋友”。过去的一年使你更加靠近这一目标……我每周两次走过莫斯科大学的新大楼；我一直认为，你总有一天会在那里上课。然后，你会踏上你的工作征程——奔赴国家派遣你去的地方。欢乐的召唤在等待着你，以及像你那样的数百万儿童。心怀喜悦，向往这一天；工作愉快，欢迎这一召唤…… (808)
对这封信的拘谨刻板，阿列克谢并无不适之感，父子之间的交往历来如此。由于只有很少的通信，他珍惜其中的每一封。父亲的信通常是打字机打的，这意味着它们是父亲口述给秘书的，都是谆谆教导的口气，与其说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毋宁说是党干部的公函。下面这一封写于1948年的夏天，其时，阿列克谢仅8岁：
亲爱的阿廖沙：
我收到了你的信和绘画。至于绘画，在我看来，还真不错，特别是那只小公鸡。但目前还不是骄傲的时候，记住，父亲在你这个年龄可以画得更好。所以你必须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我希望你对争取高分的允诺，不只是纸上谈兵，而会很快变成现实。我将会为此而感到非常高兴。 (809)
阿列克谢记得父亲经常告诉他，“血缘”在他看来没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他的“民主原则”之一，同事、下属、家人都一视同仁。阿列克谢承担了父亲这些原则的代价。他不明白，颇受他人欢迎的著名父亲，留给自己的时间却这么少。父亲仅有几次来接他出去；阿列克谢每次都感到尴尬，长时间保持沉默，但父亲从没注意到他的不安。1947年春天，西蒙诺夫从美国带回一套西装（棕色的外套、短裤和一顶帽子），送给儿子。阿列克谢并不喜欢短裤——穿上时，会遭到院子里其他男孩的嘲笑，甚至殴打——所以将它藏进抽屉。几星期后，一辆政府轿车来到祖博夫广场的公寓前，要接阿列克谢去看一年都没见面的父亲。阿列克谢的外祖母贝尔塔特意让他穿上棕色西装，以示他很喜欢父亲的礼物。其他男孩聚在院子里查看轿车，众目睽睽之下，阿列克谢走出了家门，坐进轿车，被带到西蒙诺夫包房招待朋友的大酒店。父亲让7岁的男孩面对人群，“报告”过去一年在学校的成就，听完之后再推出一个惊喜：白衣白帽的厨师走进来，手捧盛有“惊喜蛋饼”（由冰淇淋做成）的大银碟。阿列克谢留下来吃“蛋饼”，父亲则与朋友们交谈应酬。在阿列克谢眼中，父亲似乎是“全能和神奇”的。西蒙诺夫后来转向儿子，问他是否喜欢身上的西装，阿列克谢给了一个很礼貌的回答。过不多久，阿列克谢又被送回家——如他所回忆的，“等待下一次与父亲的见面，也许1个月，也许6个月，取决于他政府工作的繁忙程度”。 (810)
至于对阿列克谢的忽视，除了母亲亚历山德拉，唯一敢于批评西蒙诺夫的就是索尼娅。1947年10月，索尼娅写信给西蒙诺夫。阿列克谢又一次发病，急需拉斯金一家无法获得的营养品和药物：
我不得不第二次提醒你，应对儿子负责（仅是第二次？），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你让自己变得漠不关心，其程度令我吃惊。相信我，如果不是出于你的孩子的必需，我和热尼娅都不会来找你。要你帮忙，我们都感到颇不自在——完全是你的缘故——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任凭阿廖沙受苦受难。如果处于不同的情形，我会把你彻底忘掉，甚至会阻止你的儿子去爱一个不愿为他牺牲两小时的父亲。关于这一点，我以前曾向你提过。 (811)
1950年5月，索尼娅被捕，单独关在莫斯科的列福尔托沃监狱，因斯大林工厂一案而接受审讯。该厂的犹太工人被指控为美国从事间谍活动，这源于1948年该厂工人组队前往莫斯科的犹太剧院。斯大林工厂有相当数量的犹太工人，大多是工程师和行政人员，向来支持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和以色列建国。他们的文化活动，更得到了工厂副主管亚历山大·济蒂诺夫的鼓励，他还让美国驻苏大使前去参观。这已足够让国安部炮制出一个“斯大林工厂反苏维埃集团，成员是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向美国透露工业机密。推动调查的是赫鲁晓夫，他自1949年12月起，担任莫斯科的市委第一书记，很有可能是在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斯大林已在担忧犹太人的“间谍”和“阴谋者”无处不在。受军事法庭的定罪，济蒂诺夫成为后来被枪决的14名“领导者”之一。这个工厂的100多名犹太工人，外加其他工厂的数百名犹太工人，被送去各个劳改营。 (812)
索尼娅被判处25年的苦役，送去远北地区的沃尔库塔劳改营。法尼娅和热尼娅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隐瞒了苦役期限，只说是5年，因为担心真相会使他们绝望。索尼娅去了沃尔库塔的砖厂，以她一贯的充沛精力和主动性投入工作。即使身在古拉格，她仍完全致力于苏维埃的工业事业。索尼娅获得奖励，成为劳改营的图书馆员，那是一个让人称羡的工作，但在家书中，她经常流露自己的无奈：如果不是整理书籍，而是充任资深的工业家，她本可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索尼娅的被捕给塞缪尔的健康状况造成很大影响。据法尼娅说，在她流放期间，塞缪尔似乎承受了巨大的悲伤。索尼娅被捕时，塞缪尔71岁。以前，他一直非常开朗愉快，充满旺盛的生命力。女儿被捕后，他变得年迈体衰，再也无法以原先的步调工作。不过，家庭传统仍然继续，其后5年中的每一个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仍像往常一样，为著名的“拉斯金晚餐”而聚在一起，贝尔塔继续准备可口的犹太菜肴，塞缪尔继续举行他的厨房议会。西蒙诺夫从未出现，但他的父母经常露面。法尼娅回忆：“他们与众不同，来自不同的阶层，与我们的父母倒相处融洽，他们喜爱热尼娅和阿列克谢。”晚餐的开幕祝酒词始终相同：“为了她的归来！”如果索尼娅的信恰恰在过去一周收到，就会被大声念出，聚集的客人展开讨论，总是会掉眼泪。每个人都会向索尼娅表示问候，由热尼娅执笔写入回信。
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劳改营的条件开始有所改善。古拉格管理员想方设法促使囚犯作出更大努力，像索尼娅那样的模范员工，每周一信并不出奇。审查员仍然检阅通信，但依据较为宽松的规则，囚犯和亲人的交流可能有久违的坦率。有时，索尼娅甚至获准给家里打电话——家人太激动了，以致语无伦次。在一次这样的电话之后，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
我亲爱的姑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尤其是妈妈和爸爸，这是何等的高兴，你简直无法理解。这使他们更容易坚持到你归来。爸爸浑身颤抖，第一分钟内简直说不出一句话。他们听到你声音时的幸福感，无法以言语来表述……阿列克谢——长……得这么高，你都快认不出他了——跟你说话时显得紧张，所以他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他谈及有关剃须的蠢话，随后又为之沮丧起来。
1952年，热尼娅去沃尔库塔探望索尼娅。允许亲属探视囚犯是古拉格系统放宽政策的一部分。热尼娅是沃尔库塔首批探访者之一，离家前夕，要求西蒙诺夫前来祖博夫广场的自家公寓。阿列克谢无意中听到父母的对话。热尼娅很害怕可能会遭到劳改营的拘留（囚犯亲戚中普遍存在的恐惧），便要西蒙诺夫作出庄严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将儿子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身边，直到她归来。热尼娅是生活中的外交官，具有非凡的能力，与各种人都能友好相处，不作自己的评判。但在这个问题上，她却非常坚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阿列克谢不能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
热尼娅从不为自己向西蒙诺夫提出要求。1951年，电台行业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大清洗，她也被解雇，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她向几十家文学杂志和报纸查询工作机会，并送上自己的文章，以图发表，但从没向西蒙诺夫求助。不过，为了索尼娅，她什么都愿做。其时，热尼娅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争取索尼娅的获释，她写信给所有的有关当局——包括判处索尼娅的军事法庭、负责审查该案件的军事检察官甚至《真理报》编辑部，以伸张正义。到最后，热尼娅才转向西蒙诺夫。过去6个月当中，她数次与他见面，希望得到相关的信息和建议。但西蒙诺夫不愿介入，热尼娅写信给索尼娅说：
你无法想象科斯佳[西蒙诺夫]的变化，我们曾熟悉的他已不复存在。过去几年中，我很少见到他，每次见面永远都不会超过几分钟。所以他的新性格，让我大大吃惊——你一定也会有同感……原因不在于他的年纪越来越大（他仍算年轻），也不在于他因经验而变得更聪明，更不在于他的高级地位和收入。不，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科斯佳承诺，我们将得到需要的信息。我认为，值得等待，因为这些信息很可能是可靠的，但他迄今未做。毫无疑问，他太忙了……他本可做得更多，但——愿上帝与他同在——让他去过安静舒适的生活吧。我已不再尊重他。
但从西蒙诺夫的角度考虑，即使他想出手干预，可能也无济于事。当然，这也是拉斯金家其他人的看法，所以继续以热情和尊敬相待。在罕见场合中，他们见到他，从不提索尼娅的事。法尼娅解释：“我们知道，他与斯大林走得很近，可以讨一个人情。但我们中没人提起——我们只是不想让自己走到这一步。”
反正，西蒙诺夫已纠缠于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即使想帮拉斯金一家，可能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西蒙诺夫1950年接管《文学报》，就收到克里姆林宫的指示，要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向它的立场靠拢。以前的主编太软弱，斯大林现在要依靠西蒙诺夫将这份富有影响力的报纸改造成党的先锋队，在苏维埃文化中开展“反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斗争”。西蒙诺夫一走马上任，就以“工作表现差和政治错误”的名义，开除了该报11名工作人员（全是犹太人）。在他的掌控下，该报定期发表文章和社论，积极开展“思想斗争”，以反对“世界主义者和对西方的奴颜婢膝”，个中的反犹太主义昭然若揭。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的初期，西蒙诺夫曾是“温和派”，此时看来，正在变成强硬派一员。他一直坚持这个立场，直到斯大林政权的终结。1953年3月24日，即斯大林逝世的两个多星期之后，西蒙诺夫还代表作家协会的秘书处，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列举需要开除的犹太作家（称之为累赘）。之后，他还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坚持要清洗他的老朋友和战友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其时担任《文学报》的国际部编辑。根据举报信，清洗的理由是“某些履历事实”，以及克里维斯基对犹太民族主义者缺乏警惕。 (814)
警惕就是西蒙诺夫试图展示的。反犹太主义者似乎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支持，发起了一系列攻击。西蒙诺夫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只好作出惯常的应对：拼命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反对西蒙诺夫的运动始于1951年，牵涉到犹太作家可否使用笔名的公开争论。斯大林在讨论斯大林文学奖的会议上询问，作家奥列斯特·马尔采夫为何不用自己的犹太名字（罗温斯基）；并提出建议，从今以后，在所有正式表格中，使用俄罗斯笔名的人必须在括号内列出自己的犹太名字。 [15] 这其实是沙皇时代的官方习惯，当时的犹太人和革命者被视作一丘之貉，但1917年之后，这种做法被认作反犹主义，已经废弃。自1949年以来，苏维埃报刊开展了有关笔名的广泛讨论，其中的强硬派敦促重启披露犹太名字的旧制度。1951年2月，《共青团真理报》刊登了米哈伊尔·布本诺夫的文章（《笔名仍有必要吗？》）。这是一篇卑劣的文章，带有公开反犹的色彩。布本诺夫嘲弄犹太作家的笔名，指责他们是“逃避社会的变色龙”。西蒙诺夫以《文学报》主编的名义作出回应，声称使用笔名是私人选择，他援引20世纪20年代的相关法律，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康斯坦丁（基里尔）·西蒙诺夫”。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共青团真理报》随即登出声援布本诺夫的文章，执笔者是赫赫有名的《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西蒙诺夫怀疑，真是肖洛霍夫写的吗？他很想打电话单独问他，究竟承受了何等压力，但到最后还是放弃了。相反，他在《文学报》写了第二篇文章，指责肖洛霍夫和布本诺夫只是在作“廉价的煽情”，并声称就此停笔，不再多写一字。 (815)
但其他成千上万的人继续发表各自的见解，新闻界收到雪崩般泻来的读者来信，有些人支持西蒙诺夫——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其余的则选择匿名。但是，大多数来信赞同布本诺夫。在他们看来，在苏联没有使用笔名的必要，“不管是哪一个种族，大家都一律平等”，除非犹太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许多来信具有强烈的反犹色彩，指责西蒙诺夫充当“犹太人的辩护人”。 (816)
此时还兴起一个反西蒙诺夫的谣言运动，有传言称他是犹太人。作家协会的主要成员阿列克谢·苏尔科夫，对反犹运动持反对态度，在1952年的年尾来找西蒙诺夫。他告诉西蒙诺夫，过去一年中，他曾参与中央委员会高层官员的几次讨论，因为收到一系列的举报，揭露西蒙诺夫是“秘密犹太人”。有人称，他的真名是西蒙诺维奇，实际上是“奥博连斯卡娅伯爵夫人”庄园上犹太工匠的儿子，嗣后获得伯爵夫人的收养。还有人称，他是来自圣彼得堡受过洗的犹太人的儿子。他们还纷纷指点他的“犹太外表”和化名（以康斯坦丁代替基里尔）。一开始，西蒙诺夫不予理会，认为这些谣言极其荒谬：他母亲是公主，不是伯爵夫人，更没有庄园。到后来，资深党员弗拉基米尔·奥尔洛夫的举报，也提及“西蒙诺维奇”的传言。他指责西蒙诺夫在《文学报》提拔犹太编辑人员，其目的就是要将之改造成“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1953年1月，威胁气氛愈益急迫。苏尔科夫再次造访西蒙诺夫，透露作家弗拉基米尔·克罗日科夫告诉自己，已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有一个文学团体，与东欧、苏联各地的犹太民族主义者都有联系。据克罗日科夫所说，这个团体的负责人就是西蒙诺夫。苏尔科夫告诉西蒙诺夫这一切，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因为克罗日科夫曾要他发誓保密。苏尔科夫警告：“有一些王八蛋正在四下挖你的墙脚，为你挖掘坟墓。” (817)
在这一段时间，反犹活动也抵达高潮，最后一幕是荒谬的“医生事件”，起源于1948年。当时，同时也为国安部工作的克里姆林宫医院医生利季娅·季马舒克，在日丹诺夫死前两天写信给斯大林，声称有关医生疏忽了日丹诺夫的严重病症。该信并没引起注意，被束之高阁。3年后，斯大林却用它来指控克里姆林宫医生属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涉嫌谋杀日丹诺夫和其他苏维埃领导人。给日丹诺夫治病的医生都不是犹太人，为了将日丹诺夫的死亡与犹太复国主义者连接起来，斯大林只得另想计策。医生阴谋的凭空捏造，全靠雅可夫·埃廷格尔医生的屈打成招。他是杰出的诊断专家，曾向亲友说出自己的反苏维埃思想，于1950年11月被捕。埃廷格尔供认自己是犹太民族主义者，还受到国安部主管维克托·阿巴库莫夫的保护，后者于1951年7月被捕。之后，数百名医生和国安部官员被捕，受尽折磨后纷纷招供。斯大林凭此编造出一个巨大的跨国阴谋，内有医学界、列宁格勒党组织、国安部和红军中的苏维埃犹太人，外有以色列和美国。整个国家似乎要返回1937年的氛围，让犹太人扮演“人民公敌”的角色。1952年12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说“每一个犹太人都是潜在的美国间谍”，从而使全体犹太人成为他的恐怖运动的对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遭逮捕，被逐出工作单位和家园，成为“无根的寄生虫”，从主要城市流放到苏联的偏远地区。斯大林下令在远东建造庞大的新劳改营，收留所有的犹太人。在整个苏联地区，人们都在诅咒犹太人。病人拒绝看犹太医生，迫使他们歇业，很多人只好出卖体力挣钱。有人造谣惑众，称医生在自己病房杀害婴儿，孕妇因而躲避医院。人们写信给报刊，呼吁苏维埃当局“清除寄生虫”，“从聚有太多犹太猪的那些大城市，把他们赶出去流放”。 (818)
然而，就在这个歇斯底里的高峰期，斯大林死了。
五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 (819) 这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余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 [16] 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 (820)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
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
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 (821)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 (822)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823)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有些大恐怖的受害者也对斯大林的死亡感到真正的悲哀。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听到这个消息时，也泪流满面，尽管她丈夫于1937年被捕，自己最美好的时光却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女儿安吉丽娜追忆母亲那一天回家时的情景：
母亲、姐姐、外祖母，她们都哭了。外祖母说，如果死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岂不更好。她比斯大林大4岁，热爱他，经常给他写信。她认为，允许自己写信给女儿[身处劳改营]的是斯大林，从而使得全家破镜重圆……外祖母不断地说：“如果我死，他活，岂不更好。”我没有反驳——我也热爱斯大林。但到今天[2003年]，我只想对她说：“外祖母，你都在说些什么呀？”她自己承受这么多苦难：女儿被捕，外孙女被送进孤儿院，女婿遭枪决，作为神父的丈夫也受迫害……但她却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斯大林。 (824)
但对观念在早年即已形成的老一辈人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同样可以成为欢庆的理由。
斯韦特兰娜·斯比特涅娃1937年出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巴尔瑙尔。父亲在她出生之前即已被捕，枪决于1938年。母亲来自鄂木斯克，1917年之前她的家人一直在那里参与社会民主运动。母亲的16名亲属在大恐怖中被捕，除了斯韦特兰娜的外祖母，其余的要么被布尔什维克枪毙，要么在劳改营丧生。斯韦特兰娜对此知之甚少，从小就学做苏维埃的模范女生，像所有女生一样，热爱斯大林。宣布他去世的那天，她从学校回来，头发上系有黑色缎带，学校里办的哀悼仪式——孩子们以棕榈叶和白色百合花装饰斯大林的肖像——深深打动了她。她回忆：“我们全都哭了，认为这已是世界末日。”回家后，斯韦特兰娜爬上屋顶，那是她喜欢独处的地方，结果发现外祖母也在那里：
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哭，以我从没见过的方式划十字。看到我哭肿的眼睛，她说：“别担心，亲爱的，我因幸福而哭。因为他杀了我的家人：儿子、兄弟、丈夫、父亲——斯大林把他们都杀了——只留下我和你母亲。”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然后，我们两人坐下来一起哭，既为欢乐，也为悲伤。 (825)
对绝大多数苏维埃人民来说，无论斯大林的死亡意味着什么，却都不是摆脱恐惧。事实上，反而可能增加他们的恐惧，不知道未来将有怎样的灾难。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讲述了她与她的裁缝的对话，那是少数几个与她分享感受的人之一，时间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
1953年3月6日，基辅高尔基坦克工厂举行悼念仪式
我问她：“你嚎叫什么呀？他究竟给你带来什么？”她解释，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学会了如何与他相处。现在怎么办，又会发生什么，谁能知道呢？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她有一定的道理。 (826)
鲍里斯·德罗兹多夫与父母同住在马加丹；父亲曾是别尔津的亲信，1951年获释于劳改营。鲍里斯回忆：“斯大林去世时，大家都吓坏了，父亲也在害怕。人们担心贝利亚将上台，大家都怕他。与古拉格系统相连的是贝利亚和内务部，而不是斯大林。很多人还以为斯大林根本都不知道劳改营的真相。”
维拉·布拉金的母亲崇拜斯大林，即使自己作为“富农”遭到流放，即使丈夫征入劳动大军累死于1944年。维拉回忆：“斯大林去世时，母亲并没摘下他的肖像，仍挂在墙上，紧挨父亲的照片。”在村民大会上：
每个人都在哭泣……人们将斯大林与战争的胜利、物价的降低以及配给供应的终止连接在一起，认为生活将会慢慢好转。现在则担心，将会变得更糟。
许多农民产生类似的焦虑。“富农”的女儿克拉夫蒂娅·罗别尔尤娃回忆：“战争期间，我们的生活变得异常困难。但在最近几年[斯大林去世前]，生活有所改善。斯大林逝世时，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很害怕。” 她是在劳动大军中度过战争岁月的，然后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集体农庄工作。
担心斯大林的去世将导致新一轮的大规模逮捕，使许多家庭坐立不安，尤其是曾在大恐怖中失去亲人的家庭。埃尔加·托尔钦斯卡娅记得：
我们家的普遍反应是，“接下来会是怎样？”我们害怕政府，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我们提心吊胆，它可能以更多的逮捕来
报复斯大林的死亡。
等到“医生事件”被揭露为政府的向壁虚造，恐惧气氛才开始减弱。揭示真相的决定似乎来自贝利亚，3月5日接管权力的“集体领导”以他为首——他不赞成反犹太主义运动，如果确实发生了“医生事件”引起的国安部清洗，他自己会是潜在的受害者。尽管安全警察的出身使广大民众对他心怀恐惧，贝利亚却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家。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以经济效率低下的理由），结束苏维埃警察的酷刑，扭转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地区、东德的苏维埃化，铲除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认为，这样一个计划将为自己的独裁统治赢得广泛的支持。4月4日，贝利亚取消对“医生事件”的调查。《真理报》宣布，“不正当调查”的负责人已经被捕，将承担“刑事责任”，但大众的舆论五花八门。根据《真理报》收到的工人来信样本，许多人继续相信：权力机构的幕后仍有“难以捉摸的敌人”；医生的平反本身就是“犹太人影响”政府高层的标志（“斯大林同志不在了，我们的政府就向犹太人低了头”，等等）。但也有人激怒于对犹太医生的恶意中伤，要求对不公正的逮捕作出解释。 (830)
对托尔钦斯基家来说，“医生事件”的结论是巨大的解脱。他们视之为强有力的证据，所有的“敌人阴谋”都是国家捏造的，不必再担心新一波的逮捕。埃尔加逃脱恐惧的羁绊，信心大增，开始仗义执言，反击一直欺负自己的人。埃尔加在列宁格勒的民族博物馆担任助理，有一个资深同事，名叫玛丽亚·涅斯捷罗娃。她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又是“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者”，极力支持“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举报了博物馆数十名犹太员工，其中有些因此被解雇。在“医生事件”的集体歇斯底里之中，涅斯捷罗娃对犹太人的指控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譬如，她告诉大家，犹太医生接生的婴儿都呈蓝色，就是因为他们的血液已被犹太人吸走。埃尔加明白，与显然憎恨自己的涅斯捷罗娃争执，毫无意义；她更害怕失去自己的工作，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宁愿退避三舍。“医生事件”的真相暴露出来之后，埃尔加一改常态，起而与她针锋相对：
我打开天窗说亮话，挑明她是在胡言乱语，她讲的一切都是鹦鹉学舌，来自排队购物者的八卦……玛丽亚开始威胁我：“你知道我的厉害吗？你给我闭嘴！”然后，我不知从哪里找到回嘴的勇气：“得了吧，别威胁我，我根本就不怕你。” (831)
为斯大林的死亡而感到喜悦的人，大多过于谨慎，不会在公共场合流露，任何的高兴必须遮掩起来。克拉斯诺达尔城的工人季娜伊达·贝利科娃回忆，斯大林去世时，镇上的许多知识分子，包括医生、教师甚至党干部，都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克拉斯诺达尔城的追悼会更像一个节日，他们摆出悲伤的面孔，但眼中却闪烁着兴奋，互相打招呼时却有微笑的暗示，他们内心的喜悦昭然若揭。” (832)
盖斯特家人听到斯大林去世的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伊娜在担心受到“医生事件”的牵连，担心自己再一次被捕。3月6日，她母亲拉希尔从商店买回一公斤白糖。以前，店内从来没有白糖出售，但由于某种原因，那一天却有供应。定居地的居民没人敢去买，担心被视作庆祝的证据。但拉希尔却认为遇上了好运，应该无妨。女儿们看到她买的糖，反而吓坏了。伊娜回忆：“我们赶紧抱住可怜的妈妈，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她怎能在这种日子买糖呢？人家会作何联想呢？可怜的妈妈！恐惧已让我们失去了理智。” (833)
在古拉格劳改营和殖民营，斯大林的去世受到毫不掩饰的欢迎。当然也有例外，有的劳改营特别警惕，或有举报人的存在，阻止囚犯们流露他们的真情。一般来讲，斯大林去世的消息都遇上了自然迸发的喜悦。因塔劳改营的尤里·敦斯基和瓦莱里·福雷德，3月6日与他们的朋友诗人斯梅利亚科夫见面，准备组织一次午夜聚会。他们无法获得任何酒类（每个人都想在那一天小酌），只好买来一包糖果，“统统吃光……好像我们是参加茶会的小孩子”。在维亚特卡劳改营，维拉·布龙施泰因和难友们听到消息后，便放下工具，开始载歌载舞，“我们要回家了！我们要回家了！”囚犯们普遍认为，一旦斯大林死去，自己将获得释放，充满了希望和期待。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听到这个消息时，仍在哈萨克斯坦的卡拉干达流放地。她捂住脸，不让同事看到自己的欣喜。她开始颤抖，浑身充溢着紧张的激动：“要么现在，要么永不。一切都要改变。要么现在，要么永不。” (834)
有几个劳改营，其囚犯的期望极为殷切，到头来却没获得开释，因而发动了大规模的抗议和暴动。1953年的春季和夏初，诺里尔斯克和沃尔库塔的劳改营都爆发了大型的罢工和抗议。1953至1954年，许多其他的劳改营也有规模较小的示威。 (835) 这些“奴隶起义”是重要的转折点，不仅促成了苏维埃领导早已质疑的古拉格系统的废除，更是反抗斯大林暴政的第一次大规模抗议。
诺里尔斯克起义是古拉格历史中最大的一次，涉及戈尔拉格监狱的6个营区、近2万名犯人。那里是诺里尔斯克的采矿工业综合企业，工作要求特别苛刻。戈尔拉格监狱的大多数囚犯，是前红军士兵、外国战俘，以及来自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民族主义者。其中很多人曾在1943至1945年抗击苏维埃军队，为此而服25年刑期。他们敌视斯大林政权，随时准备反抗，没有后顾之忧。一大批囚犯在卡拉干达劳改营参与武装起义之后，在1952年秋天被转移到戈尔拉格监狱。这些叛乱分子的涌入，对诺里尔斯克劳改营的政治心态，造成了激进的影响。戈尔拉格监狱的各区纷纷成立了专设的“罢工委员会”。囚犯列夫·内托所在的第4区，甚至出现了秘密的阅读讨论俱乐部，自称为“民主党”（又叫真正的列宁主义者）。这些囚犯研究列宁有关地下工作的思想，沿武装斗争的路线把自己组织起来。
斯大林的去世更增强了他们获释的希望。但贝利亚宣布于3月27日的特赦只适用于判刑少于5年的囚犯（主要是刑事犯）。戈尔拉格监狱的条件变得更加糟糕，每天工作时间延长，囚犯被迫在风刀霜剑中出工，而口粮又减少至最低限度。狱警开始残酷对待囚犯，让刑事犯向“政治犯”故意挑起械斗，然后趁机再以暴力镇压“政治犯”。从3月到5月，20多名“政治犯”遭到狱警的杀害。发生叛乱的还有其他劳改营，其中的狱警挑衅几乎肯定是为了保住古拉格系统。贝利亚已明确表示，他想废除古拉格系统，释放最危险人物之外的全部囚犯。如果无法证明释放“政治犯”将对社会造成危险，成千上万的古拉格狱警和管理员将会发现自己的工作没了。
戈尔拉格监狱罢工委员会和地下组织中的各式囚犯，意见分歧。有人赞成起义，也有人认为这是自寻死路，最后的决策是武装起来，实施自我防卫。在车间里筹备武器的内托回忆：“我们以零碎钢料自制刀具。”虽然没有起义计划，但在这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进一步的挑衅，随时都会导致造反。 (836)
对列夫·内托来说，这些事件是自己政治上觉醒的高潮，那是一个漫长过程，始于1944年——其时，列夫空降于德军后方，受命在爱沙尼亚组织游击队斗争。他出生于莫斯科的爱沙尼亚家庭，一直把自己当做苏维埃俄罗斯人，只是具有爱沙尼亚的背景。他完全出于爱国心而去执行这一项任务，但在父母的故乡所亲眼目睹的（红军参与抢劫、强奸、纵火），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军队究竟是不是爱沙尼亚的“解放者”。当地居民称苏维埃军队为“斯大林的土匪”，他无言以对，只得同意。
列夫遭到德军捕获，与数千名其他苏维埃俘虏一起被囚禁在战俘营。这也是一个觉醒时机。他始终相信——如苏维埃所宣传的，没有苏维埃战俘，只有逃兵。但他回忆，在这里：
像我一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炮灰……我开始厌恶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他们一直在欺骗我，不把我们[士兵]当人。
到1945年春天，他待在美国军队管理的战俘营，有机会对照苏维埃制度和美国人的态度：
美国人每次参加作战行动，回营后交出枪支，第二天再去领不同的枪支。但[在苏维埃军队中]我们每人负责自己的枪支，如有遗失，就会被拖进法庭，或监禁，或枪决。美国人更重视个人价值，但在我们这里，个人是分文不值的。
列夫返回苏联后，先去过滤营，再重新入伍。1948年，他被当做外国间谍遭到逮捕，被送来诺里尔斯克。他在此遇上了民主党领袖费奥多尔·斯米尔诺夫，后者促使他将斯大林政权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背离。民主党的形成，全靠非正式的信任和同志间的友情。 [17] 举报人永远是潜在的危险，所以没有白纸黑字，如想参加，必须有现成员的介绍，并为新人负责。在这种环境下，像列夫那样的囚犯，才能发展和表达自己的政治身份。 (837)
起义发生于5月25日，因为狱警朝出工的囚犯队列开枪，抗议的罢工迅速蔓延到戈尔拉格监狱所有区域，包括女囚区，但大本营是在第4和第5区。那里的囚犯——西部乌克兰人、波兰人、波罗的海人——激进好战，业已组织起来。他们的武器有斧头、刀具、丁字镐，但主要是靠绝食，向劳改营当局施压。内托回忆：“我们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希望获释，决心以死相搏来争取自由。我们认为，宁可死于战斗，也不愿在这种不人道的处境中苟活下去。”这是斯大林的奴隶证明自己是公民的时候。叛乱分子把自己锁在营房里，升起黑旗，以抗议对难友的任意杀戮。每一区域各有自己的罢工领袖，但很快成立罢工总委员会，向当局提出要求。内托担任各区域之间的通讯员、协调者，那是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在各区域之间跑来跑去，随时都有被枪杀的危险。 (838)
罢工者的要求都与尊重和尊严有关。即使有世界末日般的口号，罢工者的要求其实相对温和，绝对没有反苏维埃。 (839) 他们要求狱警叫他们的名字，而不是囚服上应被删除的编号；要求拆除营房窗口上的铁窗棂；要求狱警终止殴打囚犯，杀人的狱警要受到惩罚；要求一天10小时正常工作，而不是大多数囚犯被迫从事的15小时轮班；要求与亲属自由通信，而不是一年两次。罢工委员会知道，当地的主管无法做主，便拒绝与诺里尔斯克当局谈判，要求直接与莫斯科政府谈判。几天后，即6月5日，贝利亚派出他的高级官员，前来与罢工领导人交涉。这是一个很不平凡的先例。以前，克里姆林宫都以暴力来回应囚犯的要求。贝利亚的使者答应将罢工者的要求转达给政府，但呼吁迅速复工，还称他们的工作对国家很重要，获得了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因为罢工者最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认可。借用内托的话语即是：
我们已作出很大的牺牲，为国家提供镍，为此而感到自豪。我们听到的这些感谢词句——那可是出自贝利亚的代表之口——好比是精神食粮，振作了我们的精神，使我们更愿妥协。只要他们把我们当人对待，当人交谈，我们愿意作出更进一步的牺牲。 (840)
罢工者中出现了分歧，有人想继续罢工，有人愿意复工，希望通过合作来争取莫斯科作出让步。事实上，激进者很难真正坚持下去，更不用说获得胜利。他们被隔离在监狱区域，周围有士兵的包围，很难获得诺里尔斯克其他囚犯的支持。所以，诺里尔斯克的首席检察官在广播系统上发表讲话，要他们散开，承诺不予惩罚。大多数囚犯听从了指挥。狱警把他们分成小组，带走首要分子，允许其余的返回营房。但仍有几千人不愿就范。7月7日在第6区，1000名女子围绕一面黑旗组成人圈，里外一共4圈。士兵试图来拖人，她们就发出尖叫、吹起口哨，持续整整5个小时，最后被救火水龙头冲散。在第5区，1400名囚犯拒绝离开，与士兵展开近距离搏斗，士兵开枪打死了20名囚犯。据报道，最顽强的抵抗发生于第3区，几百名罢工者把自己锁在营房，与士兵对峙，一直坚持到7月10日。意想不到，这些叛乱分子的带头人竟是谢苗·戈洛夫科。他是北高加索地区的青年哥萨克，突然燃起内心的勇气，领导了这一场殊死的搏斗。他回忆道：“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还有这样的勇气。一开始，士兵来敲门，扬言要开枪，我很害怕，一直在祈祷上帝。但是，一旦成了带头人，就不再有恐惧。”在军队接管劳改营之前，估计有500名囚犯被杀，270人受伤。 (841)
罢工遭到了镇压，但劳改营从来没有真正的安定，囚犯对人类尊严的要求终究是压抑不住的。从1953到1954年，规模较小的罢工和示威仍不时发生，直到政权最后承认古拉格系统难以为继，开始释放囚犯。
[1] 从比例看，波兰遭受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绝对数字看，苏联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远大于波兰。
[2] 苏维埃当局认为，有工作能力的受伤军人不算是战争伤残者。它鼓励受伤的退伍军人寻找工作——坚强起来，有助于恢复——支付小额的退休金给300万退伍军人。（B. Fieseler, ‘The War Disabled in the Soviet Union 1945–64’,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London, September 2006）
[3] 瓦格纳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主角。
[4]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是一部基于现实的小说，荣获了1946年的斯大林文学奖。它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地下青年组织，活跃于被德军占领的乌克兰地区。
[5] 那个人（仍然在世）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大学的党史系主任。
[6] 在1945年6月24日莫斯科的胜利阅兵式中，朱可夫骑一匹阿拉伯白色骏马，带领部队走进红场。但有一个传说称，斯大林曾打算亲自带队，却在排练中被那匹骏马甩下。这个传说可能不是真的，却表达了让朱可夫推翻斯大林的普遍愿望。
[7] 沃兹涅先斯基并不提倡混合经济的恢复，只赞成取消国家对价格的控制，使之更好地反映供求。他还主张扩大合作社企业，对纺织业那样的消费行业追加投资。这两项措施，当初曾为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8] 经常有人认为，日丹诺夫是温和的政治家和开明的改革者，只是在1945至1946年，随着与西方关系的恶化而输给了斯大林统治集团的强硬派，例如马林科夫。根据这种说法，强硬的文化政策是日丹诺夫的竞争对手所强加的。但档案显示，日丹诺夫并没有独立的政治思想；统治集团的政策只是在追随斯大林发出的各式信号；斯大林利用日丹诺夫，将遵奉党的反西方立场的僵化意识形态，强加于苏维埃的一切艺术和科学。
[9] 西蒙诺夫基于同样的理由，奋力为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辩护。格罗斯曼的剧本《如果我们相信毕达哥拉斯学派》（If We Are to Believe the Pythagoreans），1946年9月遭到《真理报》的猛烈攻击。西蒙诺夫写抗议信为格罗斯曼辩护，所持的理由是评论家不该使用辱骂的语言，来批评战争时期一直在前线作战的作家，即使他犯了“严重的思想错误”。（RGALI, f. 1814, op.9, d.1384, l. 2）
[10] 扎斯拉夫斯基很可能执笔写了1936年臭名昭著的《真理报》文章“Muddle Instead of Music”，谴责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他曾在1929年举报自己的哥哥是“托洛茨基分子”，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经由法捷耶夫的倡议，并得到斯大林的同意，扎斯拉夫斯基和爱伦堡的名字，被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上删去。过后不久，即1948年12月，其他成员均遭逮捕。（RGALI, f.2846, op.1, dd.75, 101, 187, 310, 311）
[11] “文学败类”（literaturnye podonki）一词最先出现于中央委员会1946年8月14日的法令，用在左琴科的头上。
[12] 亚历山大·博尔切戈夫斯基死于2006年5月，享年94岁。
[13] Black Hundreds，沙皇时代反犹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
[14] 纳塔利娅并不是在强调自己的犹太出身。在所有正式文件中，民族或族裔出身是必须交代的问题。
[15] 马尔采夫（罗温斯基）实际上是俄罗斯人，与众所周知的《消息报》犹太主编罗温斯基同姓（斯大林可能把他们混淆了）。后者因自己早期小说受到反犹太主义的攻击，而把自己名字从罗温斯基改为马尔采夫。
[16] 1952年秋天，斯大林为清洗党的领导阶层预作准备，以25名成员的主席团取代政治局。
第八章 归来（1953—1956）
一
1956年，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附近的伊林斯科耶乡间别墅。左起：热尼娅、贝尔塔、索尼娅、塞缪尔和法尼娅
索尼娅·拉斯金娜经过长时间的延误，终于在1955年11月，从沃尔库塔劳改营归来。拉斯金一家去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迎接她回家。除了曾去劳改营探望她的热尼娅，其他人在过去5年中都没有与她照过一次面。最终，索尼娅的火车到站。她从乘客人群中浮现，走出自己的车厢，看起来非常疲惫，面黄肌瘦，走向自己的家人。她站在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面前，放下包裹，跪在月台上，恳求父母原谅她给家人带来的不幸。
像许多从斯大林劳改营归来的人一样，索尼娅为自己被捕所造成的伤痛而满怀内疚。她在沃尔库塔时为了寄钱回家，宁愿自己饿肚子，因此骨瘦如柴。归来后，她只想为家人而活。她已44岁，没有丈夫或孩子，愿为父母的福利和姐妹的子女，奉献自己的一切。她的外甥阿列克谢回忆：“她愿为我们做任何事，如有需要，她可以放下一切，或奔赴商店搜寻药物，或应付各种各样的差事。她对家人的奉献几乎是宗教性的，充满了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尽管她自己根本就不信教。” (842)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继承了沙皇死后释放囚犯的俄罗斯传统。100万囚犯从劳改营获释，相当于古拉格总人口的40%。除了少于5年刑期的囚犯，大赦还适用于经济罪囚犯、带小孩的妇女、青少年及已达退休年龄的老人。政治犯不在其列，其案件要由苏维埃检察院逐个审查。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年，尤其是像索尼娅那样的案件，其“反苏维埃阴谋”的定罪当初曾牵涉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她的案件中是赫鲁晓夫）。到1955年4月底，苏维埃检察院审查了237412名政治犯的上诉（还不到自1953年3月以来所收到上诉的四分之一），只有4%的相关囚犯获释。 (843)
这些决定既无规律，又没有理由。例如，索尼娅卷入的斯大林工厂案件源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据说是莫斯科犹太剧院的前主管所罗门·米霍埃尔斯策划的。但米霍埃尔斯自己已在1953年4月3日获得死后的平反，之后在苏维埃报刊中，他经常被称赞为忠心耿耿的爱国人士。但同年11月，总检察长通知索尼娅，找不到复查她案件的理由。因塔劳改营一名囚犯——当初也因斯大林工厂案件被捕，收到一个类似的答复，他对此愤慨不已。答复信上只有一句话：“没有理由对案件进行复查。”按理他要签字，再把它寄回，以确认当事人已收到答复。他向难友抱怨，“这完全没逻辑”，如果米霍埃尔斯是无辜的，为何自己却是有罪的。一名难友回答：“现在先签字——他们稍后会再给你一个逻辑。” (844)
释放囚犯该走多远，苏维埃领导阶层的内部也有分歧。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贝利亚就提出“只要不对社会造成严重危险”，就大赦所有的囚犯，包括170万政治流放者。在斯大林死后掌权的政治局集体领导中，贝利亚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权力基础在内务部和国安部。他与马林科夫（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共同处理国家事务。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坚决反对贝利亚，一开始就在尼古拉·布尔加宁（新任国防部长）的支持下运筹帷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肯定对贝利亚的计划抱有疑虑。该计划除了要废除古拉格系统，还要在乌克兰西部、波罗的海、东德这些新近附属的领地上放松苏维埃政策。1953年春天，贝利亚要求东德领导阶层推动一系列改革。但柏林的共产党强硬派，在付诸实施时拖泥带水，导致了东柏林大街上一周的示威游行，只得借助于苏维埃坦克的镇压。贝利亚回到莫斯科后，因此遭到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莫洛托夫甚至马林科夫的指责。6月26日，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政变中就擒，策划者是赫鲁晓夫和苏维埃首都的高级军官。他被囚在莫斯科军区总参谋部的地下掩体中，接受秘密审判，最后在1953年12月枪决（甚至有可能在审判之前已被打死）。政变一举没有法律依据，对贝利亚的指控极其模糊（他所做的都获得了集体领导的赞同），对他的判决甚至在审判之前就已在党内公布。但没有一位领导人反对政变，或质疑它的合法性。他们养成了斯大林的服从党的领导的传统习惯，只是一群俯首帖耳的官吏，一旦意识到顶层的权力变更，便迅速调整自己的原则。政变后的赫鲁晓夫变得信心倍增。西蒙诺夫回忆起公布枪决贝利亚的12月24日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对“抓获”贝利亚“称心满意”，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的叙述中，你能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本人在此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发起了策划，相比之下，他比其他领导人显得更加具有眼光、才华、活力，更为果断”，其他领导人别无选择，只好就范。 (845)
尽管马林科夫是苏维埃政府的正式首脑，但在领导集体的内部，赫鲁晓夫的权力日益增长。政变与政策无关，只是赤裸裸的权力斗争。赫鲁晓夫曾支持贝利亚的计划，此时据为己有，从1953年的年底起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该名词在整个苏维埃时期一直出现，却从来没有当真。他要苏维埃检察官审查自1921年以来所有的“反革命”案件，特别是列宁格勒案件。他的对手马林科夫，曾在此案中担任斯大林的主要心腹。1954年4月，在列宁格勒案件时期与马林科夫密切合作的数名国安部官员被捕，显然对马林科夫构成威胁。赫鲁晓夫所收集的不利于马林科夫的证据，暂时还秘而不宣——他仍需集体领导的支持——到了1955年初，才开始起而争夺党的领导权，先让马林科夫承担列宁格勒案件的“道义责任”，再让他从部长会议主席的位置降尊纡贵，改任电站部部长。
赫鲁晓夫利用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打击集体领导中的对手（他1955年对付马林科夫的手法，将在1961年的党代表大会上，转用于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赫鲁晓夫自己也深陷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先是1935至1938年的莫斯科市委书记，再是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负责逮捕了至少有25万人。如果与自己的利益发生冲突，赫鲁晓夫就会限制检察官的复查，斯大林工厂案件就属此列。由于赫鲁晓夫当初的牵涉，有关囚犯的上诉就遇上了长期的拖延，唯恐揭出对他不利的证据。1954年6月，索尼娅·拉斯金娜得到消息，她的上诉将在8月获得答复；到了8月，又被告知，还要等到9月。9月后来变成10月、11月。她又在1955年2月获悉，将在3月底完成复查，但案件的最后审定是在1955年9月。 (846)
像其他党领导一样，赫鲁晓夫也害怕斯大林受害者的突然释放。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吓坏了。我们担心，解冻可能会酿成滔天大洪水，将无法控制，反把我们都淹没了。”担任政治局委员30多年的米高扬认为，宣布所有“人民公敌”无罪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将显示“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党领导对加快释放政治犯并无真正的兴趣。检察院的官员也很不情愿承认当初起诉政治犯时的错误，更不用说承认他们在斯大林恐怖时期曾捏造证据。1954年，为两方面的利益服务，苏维埃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削减了三分之二，更延长了程序上的耽搁。 (847)
拉斯金一家是幸运的家庭之一。他们能返回家庭生活的老节奏，等到索尼娅从劳改营归来，变得更加亲密无间。索尼娅应邀回到斯大林工厂担任旧职，经过几个月的申请（向检察机关提出的）和力争（与苏维埃官员的），终于收到平反证书，撤销对她的所有指控，恢复她的公民权利，发给她少量金钱，作为她在劳改营荒废5年的补偿。索尼娅在莫斯科郊区分到共用公寓中的一个小间，像拉斯金一家住过的其他场所一样，供各式亲属合用。周日晚上，祖博夫广场上著名的拉斯金晚餐照常进行，公寓里总是挤满家人和朋友，包括西蒙诺夫在文学院的老师、诗人卢戈夫斯科伊，他已被视同家庭一员。阿列克谢在索尼娅归来时已经16岁，他回忆起拉斯金家中的气氛：
这是一个非常热情、好客的场所，完全遵循外祖父[塞缪尔·拉斯金]的理念。他的行事规矩是：走进我家大门的任何人，都会受到家庭成员式的欢迎。有一次，我想测试一下。连续几个周日，我从大街上带回各种各样的女孩，但没人说一个字，包括道德观念上非常严厉的母亲，因为这是塞缪尔的规矩。 (848)
亲属从劳改营归来，使许多家庭更加亲近。数年的分离使人们更珍惜天伦之乐，甚至是曾经只为政治而活的布尔什维克。露丝·邦纳在1937年被捕之前，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抚养兴趣索然，全身心投入党的工作。她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写信给十几岁的女儿艾莱娜，敦促她努力学习，但措辞相当冷漠，譬如“帮助你的外祖母，做一名模范共青团员”。她所关心的是请求米高扬（老朋友）搭救1937年被捕于共产国际清洗的丈夫，在信中一再坚持“他一直忠于党”。露丝获释于1946年，但不得返回列宁格勒，只好定居在列宁格勒向南135公里的卢加城。她在艾莱娜的朋友即那些青年诗人的帮助下，得到一份作家协会少先队营地的女舍监工作。艾莱娜曾在战争年代充任军队护士，现已返回列宁格勒，在医学院攻读儿科。她与几位女友（包括依达·斯拉温娜）合住一个房间；冬季少先队营地关闭时，露丝会来探望。起初，她们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艾莱娜在回忆录中追忆：“我能感受到，她不能分享我们战后的欢乐，也不赞成我们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她有丈夫的死、监狱、劳改营，我有自己的损失，还有当初看来是决然不同的生活。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如何敞开心怀，而且我也不愿意。妈妈仍把我当做她离家时的14岁小女孩，我为此而感到恼怒。她的询问简直让我发狂：“你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
采访中，艾莱娜在反思那些年份时承认：“我经常希望母亲离我远远的，但又不能把她赶走。不过，我可以退学，逃去别处，自己谋生，只要能躲开她。”艾莱娜的女儿塔尼娅1950年出生后，露丝的关注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艾莱娜回忆：“我们找到了共同的关注点——她外孙女的成长——这使我们更加接近。”从那一刻起，露丝不再对政治有真正的兴趣。她在1954年获得平反，搬回列宁格勒，后又重新入党，但再也没有扮演积极的角色。艾莱娜认为，她保留党籍“主要是为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为了外孙”。 [1] 艾莱娜回忆：“只有孙辈[塔尼娅和她弟弟阿列克谢]才是重要的，她为他们保存了这么多的热情和内在光辉，真叫人吃惊。”露丝逐渐重新发现了自己的母亲的价值，即艾莱娜心爱的外祖母巴塔尼娅，当初负责照顾外孙女，以便露丝自己投身于党的工作。艾莱娜·邦纳反思母亲性格的骤变，回忆起了1987年12月露丝的葬礼：
我从橱柜拿出台布来布置守灵的供桌，首先拿出的是一块彩色刺绣的厚台布……它的下面即是那块粉红色的！现在，经过无数次洗涤，只透出些微的粉色。妈妈那漂亮、精细的缝纫针脚，反以明亮的粉红映入眼帘。我简直不敢想象：我身为党干部的母亲，曾经反对资产阶级，信奉最高纲领主义，在叶戈尔卡或我的面前从不允许自己使用甜言蜜语，竟然摇身一变，帮我缝补台布，缝制衣服，打扮塔尼娅，成为“狂热”的外祖母和曾外祖母，视外孙和曾外孙为“窗口最重要的烛光”和自己受苦受难的理由。我也无法想象：她喜爱和照看窗台上的盆栽花卉，让它们长得茂盛；她带着一定的自豪和挑战前去退回党员证，不是对党的示威，也不是要算老账……她走出了这难能可贵的一步，转而将自己鲜活的疼爱，全部奉献给我们。与抽象的概念和原则相比，这种疼爱更高级更伟大。她在去世前不久说，你必须以美好和善良的方式走完一生。 (849)
家庭在斯大林统治下承受了巨大压力，但仍保存着坚持下去的神奇能力。在多年的恐怖之后，人类生存几乎所有的传统支柱——邻里社区、村庄、教堂——均遭到削弱或破坏，唯有家庭，如雨后春笋，仍是社会中的稳定单元。对于许多人而言，家庭成了他们可信赖的唯一关系、唯一能找到归属感的所在。为了能与亲人团聚，他们甘愿承担超常的辛劳。
很少人作出像瓦伦丁·穆拉夫斯基那样重大的牺牲。他1928年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无线电工程师家庭，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之后，瓦伦丁、妹妹狄娜和母亲1937年都流放去了乌兹别克斯坦，1940年再回到列宁格勒。战争时期，他们疏散到斯塔夫罗波尔附近的切尔克斯克城，沦入德军之手，被送去奥地利和德国的多家工厂做工。1945年，狄娜在纽伦堡附近的工厂做事，获得美军的解放。她与一名美国军官结婚，移民去了美国。瓦伦丁则返回列宁格勒，与母亲团聚。战争的经历使他重新思考苏维埃制度以及父亲被捕的真正原因；德国的经历又使他得出结论，生活在西方会有更多的自由。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对此直言不讳，结果在1947年被捕，接受审讯。国安部要他去说服妹妹回到苏联，却遭到瓦伦丁的拒绝。他因此被控以“反苏维埃宣传”，判刑3年，流放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母亲于1948年被捕，缘于与狄娜通信，判刑10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瓦伦丁于1950年获释后，去黑海沿岸的阿纳帕——靠近克拉斯诺达尔城，与一名姨妈同住。他找到水泥厂的一份工作，但很快被征召入苏维埃海军，分配去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被迫服役4年。他娶了一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19岁女孩，他们的女儿出生于1953年。
1954年，瓦伦丁从海军退伍，决定搬去母亲的流放地哈萨克斯坦，而不是自己的家乡——列宁格勒，并带上了妻子和女儿。瓦伦丁放弃了在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他在海军的表现突出，退伍时有很漂亮的评语。但良心告诉他，应该帮助自己的母亲。她已61岁，身体虚弱，更因多年的劳改营生活，在精神上受了很大刺激。瓦伦丁回顾自己的决定，将之归因于从小学得的做人原则：
母亲老是告诉我要讲道德，要诚实，要堂堂正正做人，就像19世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所提倡的，特别是赫尔岑。我们年轻时，她曾朗读他们的作品给我们听……我结婚时告诉妻子，我不会隐瞒母亲羁困于劳改营的事实，只会尽一切可能来帮她……别无选择，帮她是我的道德职责。
瓦伦丁决定跟随流放的母亲，部分原因是受了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影响。那些贵族妇女，在1825年12月起义失败后，追随自己的丈夫，义无反顾地奔赴西伯利亚的政治流放地。他自己承认，他的决定可能含有持不同政见的意味，故意躲避苏维埃制度和列宁格勒的美好前途。这一切又源于他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对非正义的愤愤不平。 (850)
瓦伦丁在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大型集体农庄担任联合收割机的司机。苏维埃政府当时正投资于新技术，作为“处女地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开垦出大片干旱草原，改为种植小麦的农田，开初乐观，最终却贻害无穷。1954年推出该运动时，瓦伦丁所在的集体农庄是先锋之一，不少于19万公顷的牧场成了犁刀下的试验品。瓦伦丁带着妻子和女儿住在条件原始的营房中，位于一个偏僻的草原定居地。每周一次，他要走100公里的长路，去探望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为她带去衣服和食物。照顾年迈多病的母亲和草原上的艰苦生活，给瓦伦丁与妻子的关系，增添了难以忍受的负担。妻子不愿作出如此巨大的牺牲，1956年离家出走，回到克里米亚的娘家。瓦伦丁既要照看3岁的女儿，又要照顾自己的母亲。同年，母亲从劳改营获释。瓦伦丁把她带回列宁格勒，一起住在共用公寓的小房间，自己在列宁格勒的地铁工地上充当劳工。1957年，母亲去世，8年的劳改营生活把她给毁了。两年后，妻子归来与瓦伦丁重聚，又生了两个孩子，到1964年再次出走。瓦伦丁全靠自己带大3个孩子。 (851)
玛丽安娜·福尔瑟与家人的团聚是最不寻常的。1942年，她才4岁，病得厉害。祖母束手无策，只好把她送给戈尔登施泰因夫妇，自己带了玛丽安娜的哥哥格奥尔基，前去伊尔库茨克谋生。战争之后，格奥尔基回到列宁格勒母亲的娘家，由于失去了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所有联系，甚至不知道其正确姓名，他无法找到玛丽安娜。玛丽安娜在第比利斯跟随戈尔登施泰因夫妇长大，一直把他们当做生身父母，完全记不得自己的家人。但是，她十几岁时，事情开始发生了骤变。
1949年，玛丽安娜第一次怀疑戈尔登施泰因夫妇不是自己的父母。其时，少先队营地的其他孩子取笑她是弃儿，遂勾起了她对自己幼年的痛苦回忆。她对祖母仍存有模糊的印象，甚至还记得有一个哥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开始反叛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严明纪律，愈加珍惜这些遥远的记忆，并为自己失散多年的家描绘出一幅近乎神话的图景。玛丽安娜还记得曾住过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一家医院，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哥哥：
我当时16岁——那是1954年。我写信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医学院，在信封上写收信人是：第一年级，第一组，按字母顺序的第一位女学生。我告诉这位女孩：小时候，我曾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帕夫林·维诺格拉多夫大街，还有个哥哥；知道这一切的应该还有一位女医生，能否麻烦找到她？你信不信，这个女孩还真的找到了她！这位女医生告诉女孩，我的祖母和格奥尔基一贫如洗，饥寒交迫。她还通过熟人发现，我哥哥正在列宁格勒学习物理。这位女孩写信告诉我这一切，我因此极其兴奋，马上写信给列宁格勒的所有学院，要求他们帮助寻找一个名叫格奥尔基的学生，曾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住过。原来，他是在理工学院学习，回信给我，还附上了照片。 (852)
玛丽安娜与戈尔登施泰因夫妇，1960年摄于第比利斯
1954年的夏天，格奥尔基来到第比利斯，与玛丽安娜共度3个月。他还记得，他们的重聚是一个欢乐的时刻，虽然隐约能感觉到妹妹的嫉妒。他回忆：“我与祖母一起生活，她却被送给了陌生人。”戈尔登施泰因夫妇是好人，把玛丽安娜当做自己的女儿，从没将真相告诉她，部分原因是保护她免受父母被捕的影响，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是害怕她知道真相后会离家出走。据格奥尔基说，他们的“唯物主义价值观”，既不同于他父亲一边的艺术家和音乐家，又不同于母亲一边列宁格勒的文化精英。1954年秋季，玛丽安娜在列宁格勒的杰美恩家度过一星期。他们让她看了所有亲戚的照片，包括她幼时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照片，但没告诉她父母被捕并死于劳改营，只搪塞说他们死于战争。玛丽安娜回顾这一次探访，认为杰美恩一家和戈尔登施泰因一家肯定有默契，故意对她隐瞒真相。这确有可能。 [2] 哥哥格奥尔基很清楚父母的命运，也对她隐瞒。玛丽安娜尝试解释哥哥的沉默：“对他来说，真相只会添加麻烦。唯一重要的是努力学习，以获成功。”他当时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物理系学生，后来当上了教授。 (853)
玛丽安娜就读于第比利斯的轻工业学院，后来在格鲁吉亚首都任教。她一直不知道父母的真实故事，直到1986年她收到邀请，出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城的父亲的画展，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向她袒露了一切。玛丽安娜在严格的共产党家庭长大，一直以为父亲是死于战场的士兵，到此时年近50岁，方才获悉父亲原是被枪决的“人民公敌”。这无疑是极大的震撼，使她睁开眼睛，直面苏联的迫害历史。她曾怀抱天真的想法，因为自己家庭没受影响，向来漠不关心。她讲述道：“我觉得对不起这些人（我的生身父母）。”
我很同情他们，也想知道，如此奉公守法的好人，怎会遭受如此不公的迫害……我实在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有犯罪嫌疑，为何没有调查？为何法庭不能正常运作？我开始质疑苏维埃制度。以前长大时[在戈尔登施泰因夫妇的抚养下]，对此都是全盘认同的……我渐渐明白，即使从3岁起就与亲生父母分开，我还是承继了他们的价值观。 (854)
斯大林去世后的岁月，除了囚犯的归来，还见证了数万儿童走出孤儿院和儿童之家。他们中的许多人虽已长大，却都不知道自己的亲人。
1953年，16岁的尼古拉·科瓦奇离开孤儿院时，对家庭生活一无所知。他记不得自己1岁时就被枪决于劳改营的父母，也没有被送去不同孤儿院的姐姐的印象。他最早的家庭生活经验发生于哈萨克斯坦，他被共青团派去参与“处女地运动”的第一次收获（为了1954年的收获，共青团共招募了30多万志愿者）。拖拉机大队一名老工人干部，把尼古拉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带他回家同住。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都把尼古拉当成家中的平等成员。尼古拉回忆：“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3个孩子比我小，都爱我。我与他们一起玩游戏，也爱他们。”尼古拉与他们在一起整整住了18个月，直到1957年参军。他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家庭。”
我观察这个家庭的运作和各式关系的相处，这个经验非常有用。后来，我读到的心理学家称，小孩子长大会像自己的家人。我还是孩子时，没有家庭，成年后才知道家庭生活。我很幸运，遇上这些了不起的人。我结了婚[1962年]，组织起自己的家庭。如果没有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经历，我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它让我懂得尊重和相爱——他们总是互相帮助，总是为对方考虑——我之前从没见过，在孤儿院肯定是看不到的。 (855)
父亲1946年来孤儿院领她出去时，叶丽萨维塔·帕里佩琴科对他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于1935年，其时，她还只是一个婴儿。父亲在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和流放地整整度过10年，她一直没有他的音讯。母亲已死于劳改营，又没有其他家人，叶丽萨维塔别无选择，只好跟随父亲去阿拉木图城，他在那里担任地质学家。他们住在地下室，整个住所由好几个家庭合用。她虽还是一个少年，却承担了所有家务。父亲沉默寡言，难以相处，已经受了劳改营岁月太多的伤害。对叶丽萨维塔来说，与他沟通，把他当做父亲，实在太难了，因为自己身边从来没有过男性（孤儿院的所有员工都是女子）。像许多从劳改营回来的家长一样，叶丽萨维塔的父亲对她管得很严，如果不知道她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就不准她晚上外出。父女之间发生频繁的冲突，都想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叶丽萨维塔记得有一次：“我们面对面坐在桌旁一个多小时，因为我拒绝吃面包，我们都很固执。”父亲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她也从来不谈孤儿院的生活。所以，虽在一起生活，却形同陌路。1953年，叶丽萨维塔搬至列宁格勒，申请了内务部的工作。父亲曾作为“人民公敌”遭到逮捕，她竟一无所知。他发现女儿的申请后，立即赶来列宁格勒，将自己的污点履历，告诉她未来可能的雇主。他担心，她可能会因填表作假而受到惩罚。应父亲的要求，内务部同意不把他的污点履历告诉叶丽萨维塔。所以，1959年之前，她一直不知道他曾被捕。 (856)
与父母分离的子女，很自然会在自己的心目中构建父母的形象，往往与重逢后的现实情形大相径庭。
父亲亚历山大·萨加茨基于1936年被捕，当时的加林娜·施泰因8岁。 [3] 加林娜在成长过程中，对身为列宁格勒经济学教授的父亲一无所知。父亲被捕之后，母亲也遭供职的图书馆解雇。她切断与丈夫的一切牵连，恢复了自己娘家的姓氏。战争期间，加林娜与母亲一起疏散到西伯利亚，开始燃起对父亲的渴望。她回忆：
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前线的爸爸”，或是战斗英雄，或英勇牺牲。我开始感到自己的欠缺，没有父亲，甚至不知道他是谁、身在何方、从事哪种职业。我不知道他长得如何，因为妈妈已销毁了他所有的照片。
加林娜写信给列宁格勒的地址局，希望找到父亲的弟弟，但被告知，他已死于列宁格勒围城之战。她放弃了找到父亲的希望，直到1947年的机遇把她重新引上寻父之路的正轨。其时，加林娜在列宁格勒大学攻读生物学，有一天在图书馆排队，突然听到有学生提及萨加茨卡娅的名字。原来，那个学生在谈论本校一位马列主义课讲师，加林娜因此去演讲厅的门外等候：
一位面容姣好的中年妇女走出演讲厅。我很紧张，一再为我的冒昧向她道歉，然后问：“有没有可能，您是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萨加茨基的亲戚？”她沉默半晌，然后说：“你是加林娜吗？”原来，她是我父亲的第一任妻子。 (857)
加林娜的父亲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被判10年劳改，1948年获释后，又去古拉格定居地流放5年。加林娜写信给他，回邮地址用的是列宁格勒中央邮局的信箱。她解释：“我不想让母亲担忧。”
我每天都去邮局，查看有无父亲的回信。我从秋季[1947年]开始，到了冬天仍旧没有答复。最终，我在1948年4月决定再上一次邮局，如果还是没有，就想作罢。结果非常幸运，全亏了这最后一次的努力。他们在柜台上递给我4个厚厚的信封，纸质粗糙，都是手工制成的。每个信封里有一封长信，写在淡蓝色的信纸上。
第一封回信充满了感情：
1948年4月4日 诺里尔斯克
第一封信
（我于4月6日同时寄出3封信）
我亲爱的女儿加丽娅！
你的信让我充满喜悦……我一生中最大悲剧之一，就是与我心爱的孩子分隔得这么久。你写道：“我的信，毫无疑问，会是一个惊奇。但我希望，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愉快的惊奇。”我的回答：第一，惊奇——确是如此；第二，愉快——不止于此——它简直是一大欢喜。我甚至在你的遣词造句中，即“无论如何”，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设我在写你这样的信，也会使用同样的措辞。在你身上看到自己的痕迹，使我不觉莞尔……相信我，加丽娅，你已找到你的父亲。我失去你这么多年，但对你的爱，却从来没有间断。 (858)
亚历山大与加林娜，1956年摄于列宁格勒
加林娜通过信件与父亲开启了一段热切的交流，把他想象成书本上读到的浪漫英雄：“我崇拜勇敢的人、大胆的科学家、无畏的探险者，以及像父亲那样存活于逆境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还从没遇见这样的人士。”在早期信件中，父亲很符合她的理想。他的来信炽热、情感流溢，富有吸引力，充满他的生活细节、他的阅读、他近年来的观念转变。加林娜爱上了这个文字中的人物。她回忆：“对这些年来一直向往的父亲，我在心目中构建出了一个幻象。”
他似乎就是那种人：我可以敞开胸怀，畅所欲言；他总会耐心聆听，给我建议，等等。我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尽管我比较内向，沉默寡言，但现在看来，像他一样，我终究还是情感丰富的人。现在我明白，对我来说，在信件中表达情感，要比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得多。 (859)
1956年，亚历山大来列宁格勒看加林娜，但面对面的交往却令人失望：无法重建他们在通信中培植起来的心心相连。亚历山大刚刚从诺里尔斯克的流放地获释，又得到党内的平反，忙于重启自己的政治生涯。加林娜认为，他太投入党的工作，以致无法与她沟通。她回忆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已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甚至觉得，他不赞成我的所作所为。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你怎会变成这样一个懒妇。”他为何有如此想法？因为我对毛泽东的诗词没有兴趣，因为我没读他推荐的政治文章。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他却须臾不可离开。
1956年，亚历山大搬到了列宁的诞生地，即伏尔加河旁的乌里扬诺夫斯克。他在大学里教政治经济学，为各种期刊撰写相关的文章。加林娜回忆：“父亲痛恨斯大林，却是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痛苦，他仍继续相信，无捷径可走。他蒙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但苏维埃历史还是正确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对他自己的生存很有必要，却成了与女儿沟通的障碍。加林娜持怀疑态度，而且不愿加入政治辩论。“与一位信徒争论，能有什么结果？他的见解完全是僵化的。政治是他生命的中心，却成了我们避而不谈的话题。”1958年，加林娜去乌里扬诺夫斯克探望父亲，这是她唯一一次探望，除了询问彼此工作的套话，两人几乎无话可谈。出于义务，加林娜继续给父亲写信，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但她承认：
真的没什么可说，再也不愿向他打开我的心扉，像我早年所做的。他写给我的信简直就像政治报告，所涉及的不是他曾出席的党员大会，就是他曾读过的书籍，没有一星半点的个人色彩。我已失去梦想中的父亲。 (860)
二
布拉特·奥库德扎亚在“自传体故事”《我梦中的女孩》（The Girl of My Dreams，1988年）中，叙述了自己如何遇见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先行被捕的是父亲，他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共产党干部。接下来是母亲，被捕于1937年，判处10年，流放去了卡拉干达劳改营。其时，这位未来的诗人和作曲家只有12岁，由在莫斯科的外祖母抚养，后来又去了第比利斯与父亲的家人同住。1941年，他17岁，高中还没有毕业，就主动请缨上前线。他1945年从军队复员回来，随后成为第比利斯大学的学生。他的母亲在古拉格系统内足足待了18年，到1955年才从劳改营归来。
奥库德扎亚在该书中重温了母亲归来之夜。故事叙述者是个学生，即“一名无辜的年轻人”，与室友合住一个单间公寓。他很幸福，因为坠入了爱河。他生活中唯一的悲伤是母亲的缺席，他珍藏了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有“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还一直记得她温婉的笑容和柔美的声音。一天，他收到一封电报，“请接501次车，妈妈”。他在赴火车站的途中想象，他们的重聚将会非常快乐、简单：
我接到她，在家里吃饭，就我们两人。她说说她的生活，我讲讲我的。应该为此承担责任的人的动机，我们既不分析，也不想弄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了。现在，我俩再次团聚……然后，我带她去电影院，好好放松一下。
但现实决然不同于想象。载运囚犯的501号专列一再误点，他午夜再去火车站时，才得知该专列已经提前抵达了一个小时。他找到正走向自己公寓的母亲，互相拥抱，一起默默走回家。在他的公寓里，她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不停地抽烟。他抬头注视她的眼睛，没有看到“一双棕色的杏仁大眼”，只看到：
她的眼神既冷淡，又渺茫。她朝我看，但又没真正看到我。她的面容凝滞，像是石雕，她的嘴唇微微张开，她晒黑的手放在膝盖上，软弱无力。她一言不发。
她不能与人对话，不明白儿子所表达的。他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她回答：“什么？”他再一次询问，她回答：“我吗？”她不问儿子的经历，只喃喃自语；讲出的孤立单词，都是自己劳改营附近的地名。她害怕儿子的室友，问他是否也是从劳改营归来的，并怀疑他是举报人。她也害怕出门，儿子拉她去电影院，坐了才几分钟，电影还没开始，她就走了。 (861)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身心交瘁。在古拉格待上几年，就足以让一个人未老先衰。有些囚犯老得太快，等到回家时，亲属都认不出。伊万·乌戈列茨基赫33岁那年获释于科雷马，返回切尔登镇。他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自己的回家经历：
我1953年11月返回，已13年没看到自己的家人。弟弟仍住在我家的老房子，恰好不在，去取干草。弟媳妇不知道我是谁，我们坐下喝茶，她开口说，我看上去很像她的丈夫，我便告诉她，我就是他的哥哥，但让她在丈夫回来时不要点穿。我想给他一个惊喜。弟弟带着干草回来了，先把干草倒入牲口棚，再来加入我们的行列……他看到家里来了客人——茶炊放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瓶伏特加……弟媳妇对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回答：“不知道，他是谁呢？一个路过的老人家？”然后，他朝我问：“你去哪里，老人家？”他一点都认不出我。我们坐在那里，一起喝茶……[伊万控制不住，呜咽起来，结束了采访。]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有的落下残疾，有的身患慢性病。弗鲁扎·马蒂内利的丈夫曾是达拉戈古拉格综合企业的主管，直到1937年被捕。她自己从哈萨克斯坦劳改营返回莫斯科时，已成残疾人。她在劳改营中遭受了酷刑和殴打，伤痕累累。女儿艾莱娜在1960年母亲去世前，从不知道这些殴打。其时，医生看到死者身上的伤疤和瘀青，向女儿提出询问。艾莱娜回忆：“他们说，从未见过受伤如此严重的身体，甚至心脏都已被打得移了位。”
他们问：“你母亲进过劳教营吗？”他们无法想象，身负如此重伤，母亲竟然还能存活下来。那时，我才终于明白，从劳改营返回的母亲，为何如此粗鲁残忍，总说粗话，有一次发脾气竟殴打我们，乱摔家什。我曾问她，是否在劳改营遭到殴打，但她拒绝回答，只称“有些事是不能谈论的”。之后，我就再也不问了。
艾莱娜发现，与母亲一起生活变得越来越难。母亲从劳改营归来后，狂热信教，并呈现精神错乱的迹象。艾莱娜的儿子出生于1953年，从小就有残障。弗鲁扎会对这位外孙动粗，还会打碎他的玩具，窃取他的糖果，再与其他食物一起藏在自己的被窝里。艾莱娜实在无法应付母亲的怪诞行为，只好在1958年搬去列宁格勒。 (863)
格特鲁德·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把身处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母亲，想象成“善良、美丽的人，只是生活在远方”。这个形象来自她从母亲那里收到的信件和小礼物，例如那块自制的绣有动物的漂亮毛巾。格特鲁德14岁时，母亲自劳改营获释，允许在莫斯科100公里以外的地区定居。她选择弗拉基米尔城的附近，她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充当集体农庄的农艺师。她离开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前往弗拉基米尔，途中经过莫斯科，格特鲁德与伯父一家住在那里。格特鲁德到车站接她：
突然，一个女人走下火车，身穿羊皮衣，手提胶合板箱子和背囊。她的头发全被剃光了，身上散发出可怕的气味，她已在旅途中过了一个星期。我们把她带回家，她叫我帮她洗澡……我在厨房炉灶上烧水，帮她脱下衣服，真是臭气熏天。她全身都有虱子，衣服里还有蟑螂，让人触目惊心。我不禁连连倒退，不能接受这个女人就是自己的母亲，而只是视为外人。 (864)
埃斯菲莉·斯拉温娜1943年获释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不得返回列宁格勒或任何其他的主要城市。已在新西伯利亚担任教师的女儿依达伸出援手，把她安排在学校空置的办公室。依达记得母亲的外观：
她非常消瘦，肤色暗褐，受了哈萨克斯坦烈日的暴晒，更呈现疟疾的所有症状。她一点也不像过去的自己，已经不是我所熟悉的母亲。她病得很重，几乎步履维艰，什么都要依靠我。
1944年，埃斯菲莉搬去莫斯科。他儿子在莫斯科是专搞研究的科学家，获得许可让母亲与自己同住。依达嫁给了新西伯利亚的一名教师，1945年也回到列宁格勒，与其他5家一起住在一个共用公寓。埃斯菲莉为了照看依达经常生病的新生儿，搬去与女儿住在一起，但这却是非法的。1949年，埃斯菲莉再一次被捕，因为违反了国内护照条例（她没有居住在列宁格勒的登记许可），被流放到东南方110公里之外的马拉亚―维舍拉镇。那里的居住条件很可怕，她无法照料自己，没有工作，又受到当地居民不断地骚扰，在他们眼中，她这个“政治犯”等同于“法西斯”。她搬到马拉亚―维舍拉镇6个月之后，又一次被捕，这次作为“反社会分子”被送去西伯利亚西部的沙德林斯克镇。她只好租用郊区最便宜的房间，没有工作，生活上全靠依达的每月汇款。1951年，埃斯菲莉终于获准回到列宁格勒。照看她的依达回忆：“她已经丧魂失魄。”
几乎所有的时候，她都默不作声，不敢说话；即使开口，也只是窃窃私语。你要哄出她的每一句话，但一旦说出，她马上又会后悔。她从来不讲劳改营的经历，我尝试让她开口，弟弟也作出类似的努力，但都无济于事。她不敢出家门，如果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会奔向某栋大楼入口处，躲在里面不敢现身，直到确信警察已经消失。这一点也不符合她的个性，以前的她一向非常坚强自信。她从劳改营归来后，判若两人，她的信心和健康一去不复返。她归来后的头三年里就中风两次，失去了活力和社交能力。她谁也不想见，生命的最后几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 (865)
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在季娜伊达·布舒耶娃的身上留下了不同的伤痕。她获释时，女儿安吉丽娜才10岁，在安吉丽娜看来，母亲因此而变得冷漠严峻。季娜伊达不喜欢谈论过去，什么都退避三舍。安吉丽娜回忆道：“很难与她相处。”
她老是沉默寡言，从不透露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为此责怪于她，我希望她开口。也许她想保护我们，不让我们知道她受过的罪……她总是与我们保持很大的隔阂，从不流露亲情，从不抚摸我们的头发，从不把我们搂在怀里。在她看来，当好一个母亲，就是要确保我们子女吃饱、上学、不生病——其他就没有了。在精神或情感上，她无能为力；事实上在劳改营之后，她想掏也掏不出来了。
安吉丽娜将母亲的情感枯竭归咎于劳改营。当年，季娜伊达要求从事体力劳动，不让自己有空暇思念失去的孩子。封闭自己成了一种生存机制，也被继续用来应付归来这一难题。这种生存本能，还表现在她的执迷性进食上，她总是随身携带面包，喜欢囤积粮食，半夜也会起来吃点东西，因为她害怕挨饿。 (866)
柳芭·巴别茨卡娅1947年从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因为没有定居首都的许可，所以是非法的，她只是想来寻找工作和亲友。她的第一任丈夫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早先曾劝她回到自己身边，但此时与一名年轻的制片助理有染（可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雇员）。制片助理名叫塔蒂亚娜·洛博娃，仿佛对他施加了邪恶的影响，使他疏远了所有的亲戚，尤其是女儿奥克萨娜。在女儿看来，这种恋情无疑是背叛。柳芭在体力上已筋疲力尽，其电影明星的外貌也已荡然无存，莫斯科的大多数老朋友都避而远之。奥克萨娜回忆：“人们只要认出她是戈洛夫尼亚的前妻、被枪决的巴别茨基的遗孀，就设法穿过马路，避而远之。”最终向柳芭提供援助的，是女演员柳博芙·奥尔洛娃。她是柳芭的老朋友，可能是出于内疚，因为她丈夫电影导演格列高利·亚历山德罗夫与内务人民委员会关系密切，当年曾涉及对国际工人救灾电影厂的举报，导致了巴别茨基的被捕。奥尔洛娃收留柳芭，建议她去找地质部副部长米哈伊尔·古列维奇，因为他能帮助柳芭找到工作，并获得莫斯科的居留许可。奥尔洛娃还解释“他一直都在爱你”，并马上打电话给古列维奇，将听筒塞入柳芭手中。古列维奇问了柳芭人在哪里，然后说：“等着，我马上就到，我们结婚吧。”多亏了他们的婚姻，柳芭获得在莫斯科居住和工作的权利，古列维奇则因此被免职。
柳芭1938年被捕时，女儿奥克萨娜才11岁，现在归来了，相隔9年，小女孩已成为妻子和母亲。奥克萨娜回忆：“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糟糕，裂痕已经存在——有了这么多的痛苦、爱、嫉妒，又与隔阂混杂在一起；既渴求亲密和相互了解，同时又无法找到沟通语言。”柳芭想要控制奥克萨娜的生活。1948年，女儿与美国外交官发生暧昧关系，她很害怕，威胁女儿要向内务部举报，除非女儿提出分手。奥克萨娜的丈夫阿尔伯特·里希特来自德裔犹太人家庭，曾是海军军官，驻在敖德萨，已因“间谍罪”被捕，判处10年，去了马加丹劳改营。因此，新的举报很可能导致女儿本人被捕。最终，柳芭利用古列维奇的关系，让奥克萨娜充任助理，参加赴西伯利亚的地质考察队，中止了这段婚外情。
柳芭从劳改营返回，性情大变。母亲的温柔和亲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严厉和麻木。她在外孙们的面前，从不袒露温情；如果小孩摔倒或受伤，会要他们自己爬起、停止哭泣，因为人生中会有“使[他们]真正哭泣、更为可怕”的伤害。柳芭把劳改营的习惯带回家，如与食物有关，会显得非常自私，甚至贪婪；她脾气暴躁，有时几近残忍、暴虐；在感情上拒人于千里之外。她的外孙女回忆：“她床下有一个手提箱，里面装满冬衣和干粮，以备再一次的被捕。她很怕夜间的电话和门铃，在街上看到警察也会吓一跳。”这些劳改营的伤痕镌刻在她的性格当中，她1983年临死前在最后的笔记本上写道：“从劳改营获释的人，甚至会害怕自由。一旦受过一次深刻的伤害，就会很容易再一次受伤。” (867)
很多人从劳改营归来，带回了神经过敏的习惯和偏执。艾莱娜·切尔卡索娃回家后，仍计算自己走的步伐，这是她在捷姆尼科夫斯基劳改营养成的习惯，以此提高劳动效率，避免不必要的体力消耗。去劳改营之前，艾莱娜从没工作过，劳改营繁重的劳动使她经常筋疲力竭、饥肠辘辘。特别是战争年代，古拉格囚犯的工作摊派量提高，艾莱娜往往因无法完成任务而只能分到更少的面包。为了节省能量，她教会自己尽量少走路。亚历山德拉·菲利普娃也从劳改营带回类似的偏执：猜疑别人偷吃自己的食物。她与女儿住在共用公寓，经常会把食物藏在房间的隐秘之处，之后自己吃了，却忘得一干二净，等到后来寻觅不得，就会指责女儿或邻居偷吃了。亚历山德拉与女儿的关系越来越僵，最后竟逼女儿搬走。 (868)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在儿童之家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他在军队中度过青少年时期，后来又在各式劳改营待了15年。他在每一个机构都遇上过抢夺食物的争斗——永远是抢夺最满的杯子或盘子——学会了全不考虑他人，能抢到就是赢。他36岁那年获释于劳改营，由于从没在正常家庭中生活过，对于正常家庭生活什么都不懂。据爱上并嫁给他的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回忆，他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留一把大胡子，在莫斯科的文学界中被称为“来自火星的野人”。她把他引介给自己的家人，却为他的餐桌礼仪感到莫大的震惊。她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不先向他人敬食，自顾自抢吃餐桌上所有的食物。她很长一段时间都缄口不言，终于有一天忍不住责备他怎可抢夺最后一个橙子，而没有照她家习俗留给孩子。维克托林娅回忆：“米哈伊尔回答：‘我实在不懂，没人教过我，你为什么不给我解释？’”“他并不贪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是吝啬而已”，可能更由于自身经历而变得自私自利。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那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爱上了一个所知甚微的男人。“必须学会再一次爱上他。这一次，他是真正的米夏，出身于孤儿院。这样，我才能真正了解他，帮助他回归正常生活。” (86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往往很难与亲人重建亲密关系。他们在古拉格生活多年，能期望怎样的“正常家庭生活”呢？对这些人，没有辅导或精神分析；对他们身体和行为上的失调，也没人给予帮助；甚至他们一直承受的心理创伤，也得不到承认。同时，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又不甚了解自己家人这些年来忍受的紧张和恐怖。双方——从劳改营归来的和在家等待的——都有遭排拒和疏离的感觉。
由于种种原因，劳改营的幸存者发现很难开口谈论自己在“里面”的经历，即便在家人面前，也会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些人不讲是害怕惩罚（囚犯获释时被告知，不得在公共场所讨论自己的经历。其中许多人因此而担忧，即使在私人场所也不敢袒露）；其他人不讲是不想制造负担，或担心亲人不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遭遇。家长特别不敢告诉孩子，因为不愿让子女游离于苏维埃制度之外，或惹上麻烦，引起当局的注意。
即使在谈论已成为常态的家庭，父母仍在叙旧时持谨慎态度。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从科雷马劳改营归来后发现，自己不在时，儿子已经长大，成了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对斯大林无比崇拜。她在一天晚餐时询问斯大林生病一事是否属实：
当然没人知道，但儿子却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回答：“我不知道他是否生病了，但如果他真的病了，而我的血液能够救他，我很乐意为他而死。”我明白，这算是给我的教训和警告，我只得闭上自己的嘴。
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的劳改营经历，使她对政权持怀疑态度，但她明白，即使希望儿子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也不能说出口。她回忆：
我在“里面”所发现的，不敢向他倾诉。也许能够让他明白，国家有很多过错，他的偶像斯大林远非完美。但儿子只有17岁，假如我解释一切，假如他被说服了，就无法欢呼斯大林的名字，无法写信给斯大林，无法在课堂上称赞我国的公正平等。假如他做不到这一切，可能早已死去。也许，他会设法过双重生活，但我不想让他这么辛苦。我害怕与他坦诚相见，但不知何故，我渐渐打动了他，他会认真仔细地端详着我。几个月后，他对我说：“妈妈，我爱你。” (871)
比较普遍的交往，恰恰与此相反。从劳改营归来的父母，仍持守着20世纪30年代布尔什维克理想，却发现子女已形成了决然不同的想法和态度。在赫鲁晓夫解冻的相对宽松的气氛中，政治审查逐步放宽，苏维埃媒体重新评估斯大林时代。年轻人背离政治，开始追求个人幸福。赫鲁晓夫的时代经济繁荣，私人房屋的街区如雨后春笋，消费品更多，又从西方引进了新技术、新时尚、艺术和音乐。不可避免，共产党员们因此担忧，每当政权放松对私人领域的管制，个人主义就会抬头，社会行动主义、集体主义和其他苏维埃价值，会消亡于年轻一代的手中。所以有不断的呼吁，鼓励苏维埃青年加入共青团，成为“积极分子”，参与像“处女地运动”那样的集体活动。 (872)
玛丽亚·伊利纳从波特马劳改营归来，在女儿玛琳娜的面前就遇上这种代沟。她于1937年被捕，之前是基辅大型纺织厂的主管，丈夫曾是党委书记，直到在同一年遭到逮捕和枪决。玛丽亚1945年获释，在一家乌克兰孤儿院找到女儿玛琳娜。上一次见面时，女儿才2岁，现已10岁。之后的12年中，母女住在一起，先是在切尔卡瑟，后来在莫斯科，直到1958年玛丽亚孤身一人搬回基辅。玛丽亚死于1964年，此前，母女俩每到假日都会互访，但相互关系已经非常糟糕。玛丽亚掌控女儿的生活方式，希望她以被捕前的自己为榜样，成为一名模范共产党员。她在1956年获得平反，重返党内，积极宣传党的事业。据她女儿说，“父母年轻时奉行的共产主义理想，她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她会无法忍受，因为她已作出太大的牺牲”。
玛丽亚全身心投入女儿的政治教育，制订读书计划——包括苏维埃和俄罗斯的经典著作，旨在培养正确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态度。例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不好的，因为安娜非常自私，“对女人来说，最主要的不是爱情，而是同志友谊，以及对社会的责任”。
她要我变得坚强果断，勇敢无畏，成为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她要我像苏维埃文学中的英雄一样，成为自己的主人，克服身上的缺点，不断提升自己。在妈妈看来，这是最重要的——成为自己的主人……她总是告诉我，即使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一定要去做。
玛丽亚以各种方式加以干涉。女儿想学文学，成为教师，母亲却让她入读著名的莫斯科动力工程学院。玛琳娜加入共青团，成为工程学院的团委主席；获得工程师资格之后，在莫斯科的研究部门上班。玛丽亚想让她入党，设法安排该部门的党委书记向女儿发出入党邀请，自己再亲自出马，对女儿做劝服工作。但玛琳娜有不同想法，像很多朋友一样，她受到自赫鲁晓夫解冻后的自由气氛的鼓舞。她在思想上变得自信、独立，对政治的怀疑越来越强烈。她认为，入党将会有太多要求——远远超过她愿意投入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丈夫伊戈尔的支持，她是在工程学院读三年级时结婚的。伊戈尔对苏维埃制度持批判态度，经常与玛丽亚发生争论。对这种政治辩论，玛琳娜毫无兴趣，她拒绝党和政治，不是因为反思了家人的悲剧，而是因为想忘记过去，以开始“幸福生活”。她的主要兴趣是音乐、电影、跳舞、交友，并得到伊戈尔的鼓励。他担任工程师，收入不错，梦想着把妻子留在家里。玛琳娜关注自己的个人形象，却老是遭到母亲反对。母亲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斯巴达态度，决不容忍这种“小布尔乔亚”的闲情逸致。玛丽亚自己整齐清洁，也有漂亮身材，但从劳改营归来之后从不重视自己的相貌，甚至不在乎自己的外表。她收入微薄，买不起衣服或化妆品。但她女儿认为，她对此兴趣索然的另一原因是：劳改营的经历使她陷入抑郁，特别是在1955年之后，其时她终于发现儿子弗拉基米尔已死于古拉格。玛琳娜说：
她经历了这么多，以致自暴自弃，从不对镜顾盼，从不使用香水或化妆品……只有一次，她买了一件合身的大衣。从后面看，她还很年轻，身材高挑，双腿修长，脚踝精致。男人往往会在街上超越我们，为了回头瞟她——他们无法理解，从前面看的她却判若两人，头发灰白稀疏，脸上留有伤疤。
由于缺钱，玛丽亚卖掉了合身的大衣，只穿棉外套，跟古拉格囚犯穿的式样差不多。
弗拉基米尔·马赫纳茨——负责全市煤气供应的莫斯科煤气托拉斯的前主管，在泰舍特劳改营度过14年后，于1955年6月返回苏维埃首都。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已22岁，一直不满意自己的“污点履历”。他出生于苏维埃精英的特权环境，父亲被捕之后，只好与母亲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之中。母亲没有自己的收入，他们住在共用公寓的一个小间，却遭到警方好几次突击检查，以搜寻“人民公敌亲属”的罪证。列昂尼德急于改善自己的处境，在申请莫斯科电影学院时，隐瞒了父亲的被捕。父亲回来时，列昂尼德正游走于电影界的波希米亚圈子——在解冻后的自由气氛中得以蓬勃发展。他还与国安部挂上钩，他的未婚妻塔玛拉是纳夫塔利·法兰克尔的养女。1929年，法兰克尔首创了古拉格系统的构想，此时隐居于苏维埃首都，对列昂尼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弗拉基米尔坚持要对妻儿行使权威。他的归来肯定会与列昂尼德发生冲突，这位年轻人突然多出一个严厉的父亲，在他眼中，弗拉基米尔“很难相处”：
他沉默寡言，喜怒无常，不愿谈论劳改营的经历，在感情上自我封闭。他把自己在劳改营养成的习惯和恐惧带回家，还期望我们作出配合。他不愿与当时仅46岁的母亲同睡一张床。我还记得，她有一天含泪对他说：“在你看来，我已不再是一个女人！”
尽管在劳改营待过那么多年，弗拉基米尔仍是一名坚定的列宁主义者。他坚持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政策——强迫性的农业集体化和五年计划的工业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自己曾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他看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后期，斯大林才不再是一名共产党人。对弗拉基米尔来说，归来的过程是一次时光的倒流。他重新入党，党员资格追溯到1921年。他重新进入原先的工作领域，1956年被任命为莫斯科燃料和能源局的副主管。他甚至配备了有专职司机的汽车和乡间别墅，仍在银松林专区，离原先拥有的那栋不远。被捕后发生的社会变化，对弗拉基米尔没有产生任何影响。那一代的农民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斯大林工业革命中跃起而成为苏维埃的精英，他是其中一员。他在政治上激进，但社会态度依旧保守（列昂尼德出生后，他就叫玛丽亚辞职，因为他认为“资深党干部应有一位全职太太”）。现在，弗拉基米尔满心盼望自己再次成为一家之主，颇不满意列昂尼德的晚归，部分原因是劳改营使他严重失眠。父子之间不断发生争执，有一天晚上，列昂尼德参加派对，半夜才回，他们先是争吵，后来竟至动武。弗拉基米尔狠狠一拳打在儿子的脸上，列昂尼德冲出公寓，直奔法兰克尔的住所，一直住到1958年他与塔玛拉结婚。列昂尼德回忆，与弗拉基米尔关系破裂之后，法兰克尔成了他生活中的父亲角色。法兰克尔反对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国安部保持紧密联系。后来，国安部委任列昂尼德为电影导演，拍摄他的第一部电影，那是一部有关冷战中苏维埃间谍的宣传故事片。
劳改营幸存者的普遍感觉是自己的经历难以言说、交流。他们与没去过劳改营的人，始终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玛丽亚·德罗兹多娃在诺里尔斯克整整度过20年的监禁和流放生涯，1962年返回红村的家人身边。她写道：“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
我是活着回来了。但那里的生活，如何被押送去诺里尔斯克，我实在无从说起。他们怎能理解“押送”一词的真正含义？不管我描述多少细节，他们都难以理解。没人能理解我们所经历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会真正懂得和同情。 (875)
像许多前囚犯一样，与家人相比，玛丽亚感觉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里的朋友更亲近，获释后仍然与他们经常见面。一名前囚犯写道：“劳改营中形成的友谊是一生的友谊。”许多古拉格幸存者认为，劳改营难友的相互扶持，往往胜过家里的亲友。在社会上，前囚犯经常是偏见和恶意的受害者，遂建立起相互信任和依靠的特殊纽带。他们不与家人谈论劳改营，却与古拉格朋友倾诉衷肠。他们互相通信，节日见面，互相拜访，安排重聚。索尼娅·拉斯金娜有个大型联络网，成员都是她在沃尔库塔劳改营的老朋友。她在莫斯科的公寓总有老朋友借宿，其中有些人就像是拉斯金家庭的成员，出席拉斯金家所有的纪念日。瓦莱里·福雷德回忆起自己在因塔劳改营的老朋友：“难友精神非常了不起。没有任何做作，没有漫长劝说，我们尽量互相帮忙。”福雷德认为，古拉格大作家瓦尔拉姆·沙拉莫夫是错的，因为他曾写道，囚犯在劳改营的经历一无是处。他自己与制片人尤里·敦斯基的终身友谊与合作，借助在因塔劳改营的共同经历而获得大大加强。福雷德回忆：“我感谢劳改营，它教会我友谊的含义，并给了我这么多朋友。”
有些囚犯归来时，带回了在“里面”遇到的新丈夫或新妻子。特别对女子来说，这些“古拉格婚姻”的动机往往是为了生存。但另有一些，确实基于囚犯间的理解和信任。
矿物学家奥莉加·洛巴切娃，1946年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后，留下充当志愿工。她嫁给了地质学家弗拉基米尔——来自萨拉托夫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比自己要年轻20岁。1956年，他们一起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城。奥莉加被捕前，由于第一个丈夫米哈伊尔的被捕，她曾在那里流放。奥莉加不知道米哈伊尔的下落，长期杳无音信，只好推定他已死去，正是基于此，她才同意嫁给弗拉基米尔。但事实上，米哈伊尔被判处10年，送进卡拉干达劳改营。在那里，他娶了难友索菲亚·奥克兰德。她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匈牙利犹太人，1948年更为他生下个女儿。奥莉加和米哈伊尔的儿子深思道：“劳改营中的他们也渴望爱情和友谊，最终与别人聚在一起。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只是我的父母都爱上了年轻的对象，互相背叛。”1956年，米哈伊尔带上新妻子和女儿搬到阿拉木图城，设法找到奥莉加，甚至去塞米巴拉金斯克探望。他想说服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但奥莉加不肯原谅她的前夫，因为他在再婚之前，都没有试图找到她。 (877)
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娃也嫁给了自己在劳改营遇到的人。米哈伊尔·叶菲姆夫是来自诺夫哥罗德的农民，强壮、英俊，1934年因“流氓罪”被送到科雷马劳改营，帮助建造马加丹小镇。到1937年，叶菲姆夫已服完自己的3年刑期，但没钱返回诺夫哥罗德，所以作为志愿者留在马加丹。1938年，柳德米拉遇见他时，正好在棉花厂充当囚犯工，而叶菲姆夫则在建造该厂的通风管道。自1937年以来，柳德米拉一直在科雷马劳改营。她的丈夫被捕于1936年，之后就音信全无。她遇上叶菲姆夫后不久，因为肾脏感染而病得很重。叶菲姆夫替她买特殊药品和食物，照顾她恢复健康。1944年，她获悉，外祖母从孤儿院救出女儿纳塔利娅和艾莱娜，又在偏远的草原小镇阿克―布拉克流放地抚养她们长大。一年后，纳塔利娅、艾莱娜与外祖母返回列宁格勒，叶菲姆夫就开始给她们寄包裹和金钱。柳德米拉1945年秋天从劳改营获释，决定留在马加丹，因为叶菲姆夫无资格搬去列宁格勒。1947年，她与叶菲姆夫结婚。丈夫被捕至此已有10年，一直没有消息。她向苏维埃当局打听，仍无结果，只好推测他已死去。 [4] 1945年获得离婚许可之后，她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你不能让对方永远等待，人需要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
柳德米拉不爱叶菲姆夫。在给母亲的信中，她将他描述成“科雷马最初患难日子中的好同志”，强壮、善良、乐于助人。俩人的持久友谊以古拉格的共同经历为基础，即使获释后，她仍依赖他的情感支持。1948年，柳德米拉与叶菲姆夫搬到新切尔卡斯克城，离顿河畔罗斯托夫不远，她在那里一直住到1992年去世。每年一次，她赴列宁格勒看望女儿和母亲。有时，叶菲姆夫也会同行，但对继女来说仍是疏远人物，她们称呼他时，一直客套地使用通常用于陌生人的“您”。纳塔利娅回忆：“只是在妈妈死前不久，我才开始使用[非正式的]‘你’。”艾莱娜和纳塔利娅一直与亲爱的外祖母住在一起，直到她1968年去世。她们再也没有与母亲重聚一堂，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 (878)
伊利亚和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夫妇，在彼尔姆以南的乌拉尔小镇奥萨开理发店。他们均被捕于1939年，因为有顾客举报他们抱怨物资短缺。伊利亚被判刑10年，进了高尔基城附近的劳改营；亚历山德拉判处5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他们的女儿伊拉伊达由外祖母抚养，直到亚历山德拉1945年归来。4年后，伊利亚也被释放。亚历山德拉耐心等待他的归来，这一天终于来到。房子里坐满了亚历山德拉的亲戚，亚历山德拉为伊利亚的归来准备了特殊的聚餐，但伊利亚没有出现。相反，他的妹妹利达从彼尔姆赶来告诉他们，伊利亚已与年轻的新妻子到达她的家。亚历山德拉带着女儿去看他，伊拉伊达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门开了，就是父亲——我们已有10年没见到他。他给我一个拥抱和亲吻……尼娜[他的新妻子]站在房间当中。妈妈开始哭泣，利达试图让她平静下来，劝说道：“如果10年没有看到对方，你能指望什么呢？”妈妈仍在哭。父亲把我拉近，仿佛在说，他也无能为力。我想，他那天喝了很多酒，已经醉了。妈妈开始咒骂：“你毁了我的一生！你毁了我们的家庭！”她不停地喊……“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叫我不要再等？”
尼娜和伊利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他们家屋外，1954年
亚历山德拉因此而精神崩溃，在精神病医院住了4个月。伊利亚和尼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小镇定居，住入一个旧澡堂。他们是在劳改营认识的。尼娜是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医生，在医院工作，救了伊利亚的命。他外出伐木，没有食物，筋疲力尽，失踪好几天才被送到医院，已有严重的冻伤。尼娜的悉心调养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这位医生最终还爱上了病人。伊利亚从劳改营归来已是残疾人，走路都需要尼娜的帮助。他每年去奥萨一次，探望亚历山德拉和伊拉伊达，有时也会写信，但互相再也不亲近。尼娜死于1978年，伊拉伊达尝试说服父亲回到母亲的身边，但他又娶了别人。亚历山德拉一直没有再婚，对伊利亚的背叛，始终耿耿于怀。她女儿说，她仍然爱着他，床边还放有他的照片，一直到死。 (879)
季娜伊达·莱维娜是乌克兰少先队创始人之一，1904年出生于犹太家庭。她于1937年被捕，判刑8年，被送进科雷马劳改营。丈夫丹尼尔是工程师，作为人民公敌的亲属被捕，流放去了土库曼斯坦3年（他获释后参军，在前线受伤，再疏散到西伯利亚）。父母被捕时，女儿拉丽莎才4岁，由外祖母照看，住在基辅与别人合用的共用公寓。1945年，丹尼尔从西伯利亚归来，同时带回了新妻子里贾纳和他们的小女儿。他们搬进两个小房间，与丹尼尔的三个姐妹同住。拉丽莎搬去与他们住在一起，与同父异母的妹妹相处得很好，但遭到里贾纳和姑妈的忌恨。拉丽莎说，丹尼尔担心如果自己仍是人民公敌的丈夫，从流放地归来时就有可能再次被捕，所以选择离婚，与季娜伊达划清界限。但季娜伊达的母亲视女婿为好色之徒，认为他只是利用妻子的被捕，趁机娶了年轻漂亮的里贾纳，所以拒绝上门拜访。拉丽莎因此连外祖母都见不到，在父亲家的处境变得愈加困难。
季娜伊达1946年获释之后，依规定只能住在基辅附近的小镇兹韦尼戈罗德卡。有一天，她出现在母亲的公寓，带了个名叫瓦莱里的小男孩，介绍他是自己的儿子。季娜伊达在科雷马劳改营时，听闻了1941年9月纳粹在巴比雅对犹太居民的大屠杀，担心自己家人都已遭殃，遂下定决心再生一个孩子（当时已经37岁）。她在1942年生下瓦莱里，但一直拒绝透露孩子父亲的名字（她把这个秘密带进了坟墓），但每个人都揣测他是一个狱警。1949年，季娜伊达作为“反社会分子”再次被捕（正是反犹太人运动的高潮），被判刑3年，送往波特马劳改营（后来又流放到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瓦莱里由外祖母照管，但几个月之后，老妇人过世。拉丽莎恳求父亲向瓦莱里伸出援手，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这个行为有异的同母异父的弟弟：“有一种东西迫使我去爱他。我感觉到一种责任，来自我的内心。我没有家人，我想保护他，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但是，丹尼尔的姐妹仍把瓦莱里送进了孤儿院，认为狱警的儿子应由国家来照看。瓦莱里消失了，直到1953年他从位于乌克兰西部的乌日哥罗德孤儿院写信给拉丽莎。拉丽莎前去认领，再把他带去身处江布尔城的母亲那里，合家三口在那里住了两年。拉丽莎回忆：
当时，我基本不了解母亲，从没真正与她在一起生活过。那段时间，从1953到1954年，是我第一次与她共同生活……她在我身上倾注了无限的爱……我不知所措，很不习惯……但我很快找到了家庭亲情的喜悦。
1955年，季娜伊达爱上了在江布尔城流放的另一个犹太人，他的家人都死于巴比雅。他帮助照看瓦莱里，视同己出。他们在1956年喜结连理。流放解除之后，他们回到基辅，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 (880)
就有些囚犯而言，家庭生活已经不再有可能。他们太害怕了——包括自己的失望，担心成为他人的负担，无法与人沟通。
纳塔利娅·伊斯纳尔1893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律师家庭。20世纪20年代，她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歌剧工作室，从事图像艺术和舞台设计工作。1932年，她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嫁给格列高利·阿别孜高兹，他是教育艺术人民委员会的低层官员。1937年，阿别孜高兹遭到逮捕和枪决。纳塔利娅也被捕，获刑8年，被送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她于1946年获释，却留在多林卡镇，在内务部的政治部担任装饰艺术家，参与劳改营的宣传艺术和戏剧。纳塔利娅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有亲属，还有第一次婚姻的一个女儿。但她选择留在古拉格定居地，而不是返回家人身边。多年羁绊于劳改营使她心碎，再也无法复原。纳塔利娅写信给莫斯科的小姑：
清水塘（Chistye Prudy）15号，27号公寓
艾莱娜·莫伊谢耶夫娜·阿别孜高兹
亲爱的，值得庆幸的是，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朋友]将亲手把这封信送给你。终于，我能以你能够理解的方式，作出详尽的解释。从我获得自由那天起，至今已有6个星期。然而，这却是我的第一封信，如何解释呢？不得不承认，经过漫长的分隔，我们之间已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很痛苦的。在这短暂的所谓自由时期，我已认识到，再也不能感受到与你的亲近。每当想及要回来见你，我就会因下列的担忧而望而生畏：我将没有用处，我将手足无措，我将帮不了你。我已失去当母亲的信心，这么多年下来，已变成一个决然不同的人——变得更加冷静。我要工作，努力让自己学会随遇而安，没有家人也能生存下去。我要彻底剔除这种家庭情感，使它再也不会渗入我的内心。除了工作，我什么也不需要……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会告诉你一切，有关我的生活、性格、外表，等等。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胜过任何家人，因为她一直与我在一起，经受了劳改营同样的坎坷。遇到一个百分之百的好人，真叫人欣喜若狂……我觉得，我的内心已失去你。我不再需要家庭——这种情感已在我的心中死去……这不是一件坏事，事实就是如此…… (881)
三
索尼娅的释放证书。上有索尼娅监禁的时间，最高法庭军事委员会“因证据不足”而终止关于她的案子的决定，并允许她回莫斯科居住
索尼娅·拉斯金娜获释于沃尔库塔劳改营时，领到两样东西：一张由劳改营两名管理员签署的释放证书，一张返回莫斯科的二等火车票。索尼娅在莫斯科有家人、工作、公寓等着她回来，其他囚犯就没那么幸运。他们无处可去：家庭已经破裂或搬走；住房已经消失或充公；禁止返回曾经生活过的城市。许多前囚犯无法回到大城市，被迫谋求边缘性的生存，寻找能获得居民登记的任何临时住所。苏维埃当局一向不太情愿向前“罪犯”提供这样的居住权。阻止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镇和家园的，既有法律上的障碍，又有制度化的歧视。克服这些障碍和歧视的斗争，也是长期且复杂的。
1953年，78岁的柳德米拉·泰德曼（娘家姓奥博连斯卡娅）从流放地奥伦堡回到列宁格勒。她是西蒙诺夫三个姨妈中最年长的，自1935年起，就住在奥伦堡，也是唯一幸存于流放困顿的（桃莉和索尼娅均死于奥伦堡）。她经过多次上访，终于从市苏维埃获得许可，搬回被捕前自己和子女的共用公寓。当她搬回时，居民委员会却予以拒绝，理由是她家原有三人，现只剩一人，不可自己独居。好几个星期，柳德米拉排队上访派出所、当地住房部、市苏维埃及其他各种办事处，为了争取独居的权利。她写信给西蒙诺夫：“最令人厌恶的是，各部门的人都以为我是个骗子。他们声称，我[在市苏维埃的住房许可上]列出补充的名字，是想骗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当局不让她一人独居，也不愿修改住房许可，并声称“他们是不会弄错的”，使这个案子一拖再拖。她足足等了好几个月，才获准搬回自己的老家。 (882)
西蒙诺夫的私人秘书尼娜·戈登遇上了同样的麻烦。她的丈夫约瑟夫再次被捕，作为惩罚，被送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到1951年，尼娜随他而去。1954年，夫妇俩返回莫斯科，在找到自己住所之前，只好借住在西蒙诺夫那里。尼娜和约瑟夫都是莫斯科人，即使借助于西蒙诺夫的影响力，仍无法登记为居民。西蒙诺夫帮这对“诚实勤劳、近年来却遭受如此不幸的夫妇”出面，写信给市苏维埃和莫斯科民兵组织的主管。最终，他们获得在莫斯科居住一年的许可，然后搬进西蒙诺夫帮忙觅得的房间。约瑟夫在高尔基电影制片厂找到工作，尼娜回来为西蒙诺夫做事。但他们的居住许可，不知何故，很快就被作废。夫妇被告知，必须在一个月之内离开首都。西蒙诺夫只好再一次写信，这次是给莫斯科内务部的主管：
结论非常简单：一个没犯过任何罪行的人，已在监狱和流放地荒废多年，终于重拾曾被冤枉夺走的工作。现在，他又要被迫离职，再一次离去。他的妻子，为了与丈夫在一起，曾放弃过自己的工作。而现在，如想留在丈夫的身旁，必须再一次放弃工作，离开自己生长的城市。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不人道的。
多亏了西蒙诺夫的申诉，夫妻俩获准在莫斯科暂住。他们在后来的4年中，换住过8个不同的房间和公寓，最后终于遂愿，注册成为永久居民。1958年，西蒙诺夫帮助他们挤入待建公寓的轮候名单，那是为高尔基电影制片厂工人兴建的，但一再的延误，迫使约瑟夫和尼娜不得不寻找更多的临时住所。直到1966年，即约瑟夫去世前不久，夫妇俩才终于分得自己的一小套公寓。 (883)
寻找工作和住所，都困难重重。苏维埃官员普遍不信任前囚犯，许多雇主继续持怀疑眼光，视他们为潜在的惹是生非者和“人民公敌”。1953年3月的大赦公布之后，离开劳改营的先是普通罪犯，再是政治犯，但苏维埃大众不作区分。他们将1953年后犯罪和“流氓行为”的增多，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1956年匈牙利起义之后，将重新浮现的“内部威胁和敌人”，也归罪于古拉格囚犯的释放。其时的苏维埃报刊，更作了推波助澜的宣传）。许多前囚犯即使获得平反，在申请工作时仍遭到拒绝。平反一事本身往往成了雇主们产生偏见和猜疑的起源。他们都不想冒险聘用几年前还是“政治犯”的人。一名前囚犯回忆，哈尔科夫的工厂主管当面直言，“尽管我已获平反，但在他眼里，仍有见不得人的过去”。在赫鲁晓夫1956年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谴责斯大林之前，公众对待归来的古拉格政治犯的态度，要么是不信任，要么是敌视。人们不敢与来自劳改营的前“敌人”有任何瓜葛。看到这些归来的囚犯，往往会唤起尴尬的回忆，甚至会在许多公民的心中激起内疚和羞耻。他们的生活相对舒适，他们的同胞却在劳改营中憔悴凋零。对归来的前囚犯，大多数人倾向于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以前在斯大林的统治下，他们也只字不提失踪的数百万人。列夫·科佩列夫回忆，从劳改营归来后，与避开斯大林清洗的成功人士相处，反而觉得不舒服，他宁可与“某种程度上的倒霉人士”交往。他至少可以肯定：这样做，没有与以配合迫害获致成功的人为伍。 (884)
寻找工作和住房如此艰难，以致部分前囚犯不得不重返劳改营。1953年之后，许多劳改营以特殊经济区的形式仍在运作，雇用名义上的自由劳工，主要是获释囚犯。他们领取工资，但行踪接受法律限制，不得随意离开偏远的定居点。有些人选择留在劳改营或定居点，因为他们觉得，还没做好重回社会的准备。有些劳改营，前囚犯一直留住在旧营房，直到20世纪60年代。甚至还有例子，前囚犯故意触犯小罪，为了回到劳改营，至少能有面包吃。 (885)
伊万·乌戈列茨基赫1953年从科雷马劳改营返回家乡切尔登镇，无法找到工作和住所，警方也就拒绝向他颁发享有居住权的必要护照。他只得动用当初在科雷马当电工时的储蓄，到处游走，寻找工作。首先，他去了莫斯科，想亲眼看看红场，以遂心愿。但他身上缀满补丁的劳改营棉外套，引起了警察的注意，很快被驱逐出去；他本来就没有资格进入莫斯科。接着，他去布良斯克地区的小城新济布科夫——位于首都的东南方向，他的前妻与新丈夫带着两个孩子就住在那里——结果找不到工作。然后，他去顿巴斯寻找煤矿上的工作，但无处可住，没有居民登记，便无法得到他人的雇用。他在日丹诺夫和塔甘罗格遇上同样的麻烦。经过几个月的绝望寻觅，他来到了亚速海附近的国营农庄，那里所有的工人都挖地穴而栖。即使在这里，他也找不到工作，农庄官员一看他的科雷马释放证书，就予以拒绝。伊万最终决定返回科雷马劳改营，在途中却意外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在克拉斯诺卡姆斯克稍作停留，去探望居住于前劳改营营房的弟弟一家，正巧遇上附属砖厂的官员。他最初的申请也遭拒绝，但一块手表的贿赂让那位官员改变了主意。伊万在砖厂一直做到1981年退休。 (886)
从1953到1957年，估计共有61.2万名前囚犯获得苏维埃当局的平反，其中多人是在死后追认的。根据苏维埃领导人的说法，平反过程是还原真相的过程——为了重建对1917年公正原则的信心——从表面上看，确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从争取权利的老百姓的角度看，实际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一系列持久且屈辱的上访。他们必须排队，填写表格，与往往充满敌意的官员争斗。前囚犯要写十几封信，其上诉才会获得苏维埃当局的恩准，这是司空见惯的。不过，1956年之后，司法审查和平反的进程有所加快。有时，上诉人会被传唤去内务部或司法部的办公室，这类地方很容易引发前囚犯的恐惧。他们相信自己将被送回劳改营，因此穿上冬装，由哭泣的亲属陪同。一点也不奇怪，这种恐惧和障碍打消了不少的平反申请（很可能是当局的初衷）。相关的司法审查和官方程序，开展得非常勉强，苏维埃官员有明显的动机来敷衍了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靠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而立功晋了级，现在却要披露其中的不公，岂不要让自己上被告席？抓住稻草以求自保的尝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非常卑微可笑的。例如，一个退伍军人1947年因“反苏维埃宣传”而被判处劳改10年（他讲过“反苏维埃”的笑话），在1954年提出上诉，赢得减刑5年，遂立即获释。调查官在审查时，判定他的笑话不是反苏维埃的，但为了维持原诉（从而无需推翻原案，无需予以平反），声称其中之一有可能被理解为反苏维埃的。 (887)
最后，即使获得平反，也得不到相应的道歉，更不用说在劳改营浪费的宝贵年华。在大多数官员眼中，前罪犯的平反并未抹去他的所有罪行。一名克格勃上校在1960年提醒一位前囚犯：“平反并不表示你无辜，只是你的罪还不够严重，但总归是有保留的！” (888)
就许多人而言，尤其是那些前党员和笃信1917年革命价值的人，对平反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致任何障碍都无法予以阻止。承认其公民价值，关乎他们人格尊严的根本。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希望重新入党，只有重新领到党员证，才会感到自己重又成为十足的苏维埃公民。一名“人民公敌”的遗孀，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度过12年，她还记得收到丈夫的养老金和恢复党籍通知时的自豪。作为党员的遗孀，她可以得到普通受迫害家庭无缘的特殊好处（因此对平反者的地位持有扭曲的看法）。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些优势是她重返社会的象征：
我觉得终于再一次成为完整的人，在政治上和作为一个公民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我在某种意义上是“今日英雄”。获得平反的党员，其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各式排队，无论是宿舍和假期的分配，还是财政补助和其他种种，都享有优先权。 (889)
对其他人来说，平反的重要性还在于，它给他们的生活和信仰重新带来意义。他们尽管遭受了不公正，仍坚守自己的苏维埃理想。这种信仰使他们的生命，乃至他们的牺牲，充满了意义。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在劳改营辛苦劳作，也为苏维埃事业作出了贡献，因此而感到骄傲。列宁农学院的学者亚历山大·杰格佳廖夫，在20世纪70年代向记者阿纳托利·朱可夫作出如此解释：
我在劳改营亲手挖出那么多贵金属，如果留给自己，早已是百万富翁了。这是我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贡献。我在严苛条件下存活下来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对列宁主义党和其人道原则的信念坚定不移，永不磨灭。党给了我力量，让我可以忍受这些考验；党振奋我们的精神和觉悟，帮助我们坚持斗争。恢复党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890)
另一类人追求平反，因为他们相信，这将能洗刷他们名字上的耻辱。玛丽亚·德罗兹多娃获释于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但在获得平反之前，并没觉得自己已是真正的自由人：“只有平反之后，我才能正视他人的眼睛，满怀荣誉和自豪，没人再会骂我。” (891)
对图尔金一家来说，平反是一大解脱。1936年，来自彼尔姆的老布尔什维克兼记者亚历山大·图尔金，作为“托派分子”被捕。自那以后，家人一直被当做“人民公敌”的亲属。20多年来，亚历山大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一直认为，亚历山大确实犯了反对国家的罪行：这也是解释老朋友和邻居敌视的唯一办法。亚历山大的岳母更从客厅的全家福照片上，挖去他的脸（“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敌人，就必须将之清除出去”）。从此，家人再也不提他的名字。后来，亚历山大的妻子被告知丈夫是无辜的，提出申诉后，又收到他的平反证书，这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大解放。最终，她们可以不带任何耻辱感来谈论已失去的丈夫和父亲。 [5] 亚历山大的女儿维拉回忆：“一旦人们获悉我父亲平反了，便开始软化对我们的态度。这对我们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也曾怀疑他有罪，原来我们都错了。” (892)
不是每个人都视平反为足够的结果。有些人认为，他们一直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并不需要已被证明是不公正的制度的平反。这种观念常在老党员中间听到，他们是列宁的追随者，视斯大林为“反革命”。诺里尔斯克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列夫·内托，1956年从劳改营获释，他干脆拒绝申请平反，视之为“原则问题”。他为起义中的战友辩解：“我们都认为，并不需要国家的宽恕。国家迫害我们，本身就是罪行，这是一个自我尊重和自身尊严的问题。” (893)
对许多党员及其家人来说，光是平反，没有恢复党籍，还不算伸张了正义（恢复党籍意味着他们可得到国家的额外补偿）。但恢复党籍的过程非常缓慢，特别是在地方省份，当地的许多党组织，仍在老领导的管辖之下。他们当初捏造证据，整肃“人民公敌”，攀爬至高位；如今要承认自己的错误，岂不自找麻烦！1936年，亚历山大·图尔金是彼尔姆作为“托派分子”而受到不公正逮捕的30位布尔什维克之一。当他1956年获得平反的时候，当地媒体就提出给他们恢复党籍的问题，但是尽管有他们的家人的努力，恢复党籍一事还是被党组织压制住了。它的重新浮出水面，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然而市级领导仍然处处设绊。到1991年苏联自身解体时，这30名布尔什维克当中仍无一人得以恢复党籍。 (894)
如果没有恢复党籍，前囚犯的平反赔偿便微不足道，很多人干脆谢绝接受。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在1957年获得平反，领到两个月工资——是以1938年被捕时的币值计算的——以赔偿她在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8年。她还领到了另外的两个月工资，赔偿其1938年遭到枪决、现因“缺乏证据”而获得平反的丈夫。她用这笔钱买了一件大衣，让两个女儿共用；给儿子买了一套西装；还有一张桌子外带6条板凳，用来布置彼尔姆苏维埃配给的一间屋的住房。 (895)
奥莉加·阿达莫娃―斯柳兹贝格在1954年为自己和丈夫申请平反，等了两年才收到一份普通的证书，声称她的案件已得到复查，因缺乏证据已告撤销。她写道：“为了这个错误，我付出的代价是20年零41天的生命。”她自己的补偿是两个月工资；她死去的丈夫的补偿也是两个月工资，此外另加上11卢布50戈比，因为丈夫死时身上还持有115卢布。她是在莫斯科最高苏维埃大楼的等候室收到这份证书的，前来领取类似证书的还有另外20名妇女。其中有一名乌克兰老人，被告知她儿子的赔偿金额时，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
乌克兰老妇人开始大叫：“我不要你们的钱来换我儿子的血。你们自己留下吧，凶手！”她撕毁证书，将之掷于地上。
发放证书的士兵走近她说：“冷静下来，公民。”
这位老人又叫喊起来：“杀人犯！”并朝他的脸吐唾沫。她在狂怒中竟噎得回不过气来。一位医生带着两名助理，跑进来把她带走。每个人都默默无言，一脸压抑，四下都有努力克制的呜咽声。我发现自己也无法遏制感伤……我回到警察再也不能将我驱走的公寓，没人在家，可以尽情大哭。我哭泣，为我的丈夫，37岁，正是精力和才能的高峰，却死于卢比扬卡的地窖；为我的子女，从小变成孤儿，身为人民公敌的子女，受尽污辱；为我的父母，死于悲伤；为自己20多年所受的酷刑；为活不到平反而长眠于科雷马冻土的朋友。 (896)
数以百万计的人奔赴劳改营后，一去不返。亲属很少被告知他们的下落，在1953年之后，更面临一个漫长且痛苦的等待：或等他们的归来，或等他们的噩耗。在很多情况下，要给这个等待画上句号，还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甚至苏维埃政权崩溃的1991年。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在1938年遭枪决。直到1992年去世，她仍不知道他是否依旧在世：如已死去，她会为他哀哭；如还活着，只是选择不再回家，她可能认为他一直是有罪的。 (897)
阿夫纳西娅·博托娃一直相信丈夫可能还活着，直至自己1981年去世。丈夫1937年在附属于彼尔姆火车站的工程车间工作，上班时遭逮捕，被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那是专为建造贝加尔―阿穆尔铁路的古拉格综合企业。后来，他又被送去马加丹附近的劳改营。他女儿尼娜在1989年获悉，他在那里筋疲力尽，死于1940年11月。但阿夫纳西娅对此一概不知，只在1941年1月收到丈夫的一张便条：“到目前为止仍然活着，这里的气温是零下50度。”40年来，这张褪色的小纸条支撑着阿夫纳西娅的一线希望：她的丈夫将会回来。 (898)
直到自己1982年亡故，艾莱娜·切尔卡索娃一直坚信丈夫还活着。丈夫弗谢沃洛德是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地质学家，1937年被捕，1938年2月被判处死刑。行刑之前，弗谢沃洛德获准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将永远不再见面，但没透露自己行将枪决的消息，只说自己的判决是“无权通信”，这无疑是行刑人的指示。像劳改营囚犯的数百万亲属一样，艾莱娜不知道，“无权通信”就是古拉格中死决的代称。过了1953年，她推测他的刑期应已结束，开始寻觅。她查询了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又写信给莫斯科的苏维埃检察院，但没有任何信息。艾莱娜拜访内务部总部后不久，一位陌生女人来访，自称她与弗谢沃洛德曾在同一劳改营，几年前还见过他，鼓励艾莱娜相信丈夫依然在世。 (899)
这是内务部的伎俩，用来欺骗遭枪决囚犯的亲属。苏维埃官员想方设法掩盖杀人真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遮掩1937至1938年的大量死亡。他们将其时处决的囚犯的死期，改成后续的年份，通常选在战争年代；并伪造发给亲属的死亡证书，声称那些囚犯死于心脏病发作，或其他疾病，但事实上都是在多年前死于枪决。
依达·斯拉温娜1955年申请父亲的平反，获得成功，除了平反证书，她还收到了列宁格勒注册局发出的死亡证书，称她父亲死于1939年4月的心脏病发作。依达感到困惑，因为苏维埃当局曾在1945年告诉她，父亲当时还活着。她上访列宁格勒的内务部总部，被告知应以死亡证书为准。10年后，即1965年，她向莫斯科的克格勃询问，得到同样的答复。依达一直相信这个说法，直到1991年她有机会看到父亲在克格勃档案馆的资料，才发现他被捕3个月之后就已被枪决，即1938年2月28日。在档案中，她还发现克格勃1955年的命令：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必须误导依达，让她相信父亲死于1939年的心脏病发作。 (900)
伊琳娜·杜达列娃从不放弃找到丈夫的希望。她丈夫是南部亚速小镇的党委领导，1937年8月30日被捕，10年过去了，一直音信全无。伊琳娜认为他的刑期将满，便开始写信给内务部；还向罗斯托夫地区被捕的其他囚犯的亲属，打听所有劳改营的名字和地址，也一一写信相询。不久，丈夫在亚速小镇的党内同事来访，声称曾在劳改营看到她的丈夫，活得很好。伊琳娜继续向有关当局写信，仍被告知，她的丈夫还活着，还在劳改营服刑，只是“无权通信”。1953年之后，她写得更加频繁，推测丈夫肯定已被释放，因为从没听说超过15年的苦役。她以为会被告知，丈夫的刑期出于某种原因又延长了。最后在1957年，伊琳娜收到证书，说她的丈夫病死于1944年。这是伊琳娜所知道的一切，直到她1974年去世。1995年，她的女儿加林娜查阅克格勃档案中有关父亲的文件，当中注明，他在被捕的当晚被执行枪决。 (901)
四
“现在，被捕的人要回来了。两个俄罗斯人，各自注视对方的眼睛。其中一人曾把那些人送去劳改营，另一人则刚刚归来。” (902) 诗人阿赫玛托娃以这些词句，预示一场即将上演的变剧。囚犯们从劳改营返回，遭遇当初举报自己的同事、邻居和朋友。
1954年，玛丽亚·布德克维奇回到列宁格勒的一套共用公寓，父母带着她和弟弟曾住在这里，直到1937年被捕。他们的两个房间已被隔壁邻居占据，那是一对抚养3个小孩的夫妇，其中的妻子曾与布德克维奇一家非常友好，临到1937年大逮捕时却突施冷箭。她指控玛丽亚的父母是“反革命分子”和“外国间谍”（玛丽亚的父亲是波兰裔），甚至宣称玛丽亚的母亲是把客人带回自家公寓的妓女。到1954年，当年的那个女人已垂垂老矣，身体瘦弱，头披长长的白发，一人独居。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搬离公寓，她的丈夫1941年被送去劳改营。玛丽亚需要这个女人签署一份文件，证明她一家曾住这里。她最近收到枪决于1937年的父母的平反证书，因此需要这份文件为逮捕时没收的住处和个人财产申请补偿。那女人听到玛丽亚说起自己的名字，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说：“没想到你竟还能回来。”玛丽亚解释访问的目的，保证不会来争夺生活空间。那女人邀请玛丽亚坐下，开始查看需要签署的文件。玛丽亚环顾四周，仍能认出母亲收藏的瓷器、父亲从明斯克带回的皮沙发，还有靠垫、灯具、桌椅。这一切，她从小就很熟悉。那女人签完文件，叫玛丽亚挨着她在沙发上坐下，低声说：“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那女人告诉玛丽亚，自己丈夫被捕后不久从劳改营写了一封信，她出于恐惧而不敢保留。他在信中说，他的牙齿在审讯中全被打掉，思忖自己活不下去，所以叫她不要等，早早改嫁。她的丈夫再也没能从劳改营回来。她解释，之所以告诉玛丽亚这一切，只是想让玛丽亚明白，她自己也已承受很多苦难，觉得对不起玛丽亚的父母。 (903)
1948年，尤里·施塔克尔贝格被控属于列宁格勒大学一个“犹太民族主义学生团体”，并遭到逮捕。据称，该团体是反苏的“间谍小圈子”，其组织者兼资助者是一名德国男爵。尤里被指控企图成立一个秘密印刷所，在大学里散布反苏维埃的宣传。这些指控没有根据，仅基于虚幻的编造和4名大学同学签名的举报信。现在看来，他们当初的动机主要是仇外心理，之所以挑上施塔克尔贝格，是因为他的外国姓氏（也有可能知道，尤里的父亲曾因“传播德国宣传”的罪名于1941年12月被捕）。1949年3月，列宁格勒法庭判处尤里25年苦役，把他送去巴姆拉戈劳改营（他的父亲1942年即丧生于此），帮助建造铁路桥梁。1956年，他从高处摔下，身受重伤，作为残疾人而获释。他先是住在卢加城，后来终于回到列宁格勒，在公共图书馆上班。尤里应克格勃的邀请，查看了自己的审判记录，遂得知举报人的名字。他为此一一拜访了那4个同学。尤里回忆：“他们心知肚明，我已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
其中一名女生告诉我：即使我现在回来了，但无关紧要，什么都没变，因为我当时是一个混蛋，现在还是一个混蛋……她还说，我应被拉出去枪毙。另一个男的——过去一直是挑衅者，而且举止愚蠢——带我去他的家，给我看大门口一大捆纸。这是寄售的那种，有时会在大商店出售。他说：“如果你想要，自己拿吧。也许，现在正是你开印刷所的好时候。”我笑而不答，但我的脊椎骨直打哆嗦。我真想告诉他，这捆纸尺寸太小，并不适合印刷机，但我一言未发。 (904)
易卜拉欣·伊兹梅尔―扎德被捕时是巴库医学院的资深医学教授和系主任，1938年被控属于一个“反苏维埃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组织”。他从科雷马劳改营获释后，返回巴库城，在同一所医学院做些基层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从事的是尖端性研究，现在，只是在应付日常的临床工作。1955年，阿塞拜疆前党领导米尔·巴吉罗夫因涉及1938年巴库的大恐怖而接受审判，易卜拉欣充当控方的证人，得以查阅自己的档案。易卜拉欣发现，他最喜爱的学生当时却在悄悄地举报自己，后来官运亨通，升为他现工作部门的负责人。易卜拉欣在科雷马劳改营时，这位学生经常拜访他的妻子和女儿，被当做家庭成员之一。易卜拉欣归来后，这位学生冷淡许多，很少再来，特别是会与他一起坐下聚餐的晚上。他和家人之后因无法躲避，又与这位学生见面数次，虽没挑明，但大家对出卖一事都心照不宣。有一天，医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来到伊兹梅尔―扎德的家，希望易卜拉欣签署一份文件，说明他家并没心存不满，会继续与这位学生保持友好关系。易卜拉欣拒绝签署，如果没有旁人的劝阻，真想把这位主任赶出家门。他女儿说，易卜拉欣为此受到了极大打击，更羞愧于被迫在这不够格的负责人手下做事。被要求签署这样的文件，无疑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905)
1953年，奥布霍沃村的共青团前负责人科利亚·库兹明，也搬到沃洛格达附近的佩斯托沃小镇。他曾在1930年的集体化运动中指控戈洛温家为“富农”，而戈洛温一家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归来后，也定居于此。指控之前，科利亚是戈洛温家的常客，甚至受雇于尼古拉·戈洛温的皮革作坊。当时，尼古拉可怜这位全村最贫穷人家的少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科利亚前来探望，请求尼古拉夫妇宽恕自己，不单指对他的指控，也包括他在尼古拉弟弟被杀一案中的责任。尼古拉和妻子叶夫多基娅笃信宗教，不仅予以原谅，还邀请他搬来佩斯托沃。他们的女儿安东尼娜，此时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科尔皮诺城行医，不赞成父母的慷慨，想说服他们改变主意。她的理由是：“他杀害了伊万[尼古拉的弟弟]，摧毁了我们一家。怎可原谅这样的人？”但叶夫多基娅认为：“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原谅自己的敌人。”科利亚定居于戈洛温家的隔壁，为过去的行为感到羞耻，经常帮戈洛温家跑腿，试图赎罪。周六，他与尼古拉一起上公共浴池；周日，与尼古拉夫妇一起上教堂。叶夫多基娅于1955年去世，3年后轮到尼古拉，科利亚·库兹明也于1970年去世。他们都埋葬在佩斯托沃的同一块教堂墓地。 (906)
还有很多前囚犯对当初举报自己的人表示了宽容。但不像戈洛温家那样，他们这种宽恕极少植根于宗教，而是基于一种豁然开朗：几乎任何人，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有多好，但在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强压之下，都会变成举报人。所有经历过监狱和劳改营的人，都会有此同感。记者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回忆莫斯科纪念学会（专为受迫害者设立的）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一次会议：
一位大约在1939年被捕的女子，以完全平静的声调对我说：“那边那个男人，曾举报过我。”接着她又若无其事地跟他打招呼。她看到我脸上的困惑，便解释说：“当然，我们当时只有18岁，他父母是受迫害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内务人民委员会]也想招募我。当然，他自己之后也受了迫害。”我觉得，她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不愿关注过去，或想把它忘却，而是已看透这个制度对人民惯用的可耻伎俩。 (907)
到20世纪80年代，懂得这一点自然变得较为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痛苦的回忆逐渐软化，受迫害者了解到更多的历史，对苏维埃制度也有了更客观的认识。不过，避免责怪个人的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明晰。苏维埃的海外流亡者，显然不愿敌视普通的党员干部，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本身也无能为力，兴许自己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 (908)
并不奇怪，斯大林的囚犯的归来，在有愧于心的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惧。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所有的杀人犯、挑衅者、举报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从没想过，他们的受害者竟然还会归来。”
他们都以为，被送去另一个世界或劳改营的人，将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他们从没想到，那些幽灵还能借尸还魂，来找掘墓人算账。因此，在平反时期，他们变得恐慌失措。他们想着，时光倒流了，那些所谓的“劳改营渣滓”，突然再次披上肉身，启用自己的名字。他们一下掉入恐惧的魔掌之中。
一个“可怜的女举报人”，不断收到检察官办公室的传唤，要她撤回曾对那些已经亡故和依然活着的人所作过的各项证词。曼德尔施塔姆回忆，每一次传唤之后，她就会跑去她曾举报的家庭，申辩自己“从没说过当事人的坏话，上帝是她的证人。现在去检察官办公室，只是为了帮那些死人说好话，以便他们尽快恢复名誉”。曼德尔施塔姆的结论是：
那女人从未有过近似于良心的东西，但这也已超过她所能忍受的，她不久便中风，全身瘫痪。在某一时刻，她肯定怕得要死，以致相信这些平反是严肃、认真的，所有的造谣者和其他爪牙都会面临审判。 (909)
曼德尔施塔姆还讲述了一名内务部高级官员的故事。他任职于塔什干城，斯大林死后，便开始领取退休金，但“偶尔还会受到传唤，去见侥幸从劳改营归来的前受害者”。他实在无法忍受，最后自己上吊而死。曼德尔施塔姆看过他写给中央委员会的自杀信。这位官员写道，他一直在为党努力工作，从没想到：
自己服务的对象可能不是人民，而是“某种形式的波拿巴主义”。他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所审讯的人签署各式假口供，从而误导办案官员；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迫使自己改用“简化的审讯程序”并完成定罪配额；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那些举报人自愿提供各式指控，迫使秘密警察对这么多的人采取行动。
这位内务部官员的自杀受到遮掩，秘而不宣，他在自杀前点了太多官员和举报人的名。但他的女儿，决意要责怪迫使她父亲自杀的人。曼德尔施塔姆指出：
她的愤怒针对激发这些噩梦的人：“他们应为办事人设想！当时担任官职的人，并没有发起这些迫害，只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 (910)
自杀的还有另一位斯大林心腹，即酗酒成瘾的亚历山大·法捷耶夫，他曾是作家协会的主管，但在1954年丢掉乌纱帽。他很长一段时间患有抑郁症，斯大林的去世更使他精神错乱。他写信给另一位作协成员：“我的病根不在肝里，而在脑中。”法捷耶夫向西蒙诺夫坦称，作为一名作家，他已“破产”，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部小说。那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有关党与工业破坏的斗争，以20世纪30年代的审讯资料作为借鉴。他已意识到，如他向朋友所解释的，其道德宗旨是错的，因为工业破坏根本就子虚乌有。他领导下的作家协会，参与了对作家的迫害，法捷耶夫为此而追悔莫及。他在给丘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他尤其对老朋友约翰·奥特曼感到歉疚，奥特曼于1955年去世，即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两年后。法捷耶夫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曾举报奥特曼，后者在1949年入狱时，自己又袖手旁观。奥特曼死后，法捷耶夫沉溺于饮酒买醉。他向一个朋友坦承，他批准逮捕了许多明知无辜的作家。 (911)
1953年后，法捷耶夫试图赎罪，他请愿当局释放那些被送去劳改营的作家，并为他们平反。他给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写信，呼吁党放松对文化领域的思想控制，但遭到忽略，后来又被撤职。到1956年，法捷耶夫已成孤家寡人，在文学知识分子的眼中，只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斯大林分子，其帮助受迫害作家的努力却鲜为人知。开枪自杀之前，即1956年5月13日，他曾写信给中央委员会。这封信在1990年之前一直雪藏于共产党档案之中：
我看不到有生存下去的可能，因为党领导的傲慢无知，摧毁了我奉献一生的[苏维埃]艺术事业……我们最好的作家，由于当权者对犯罪的默许，已被消灭殆尽，或是在巅峰未至前即已殒折……作为一名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所有的意义。灵魂在这邪恶的生存中遭受恶意、谎言、诽谤的蹂躏。我离开这样的人世，只会感到解放和喜悦。 (912)
到底要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还是做一个好人，两者之间的冲突使法捷耶夫悲不自胜。许多受害者都知道他天性善良。但他在斯大林政权中服务多年，所作出的妥协和调和，逐渐摧毁了他的良心、身份，乃至活下去的意愿。 (913)
西蒙诺夫和儿子阿列克谢，1954年
尽管法捷耶夫对文学现状态度悲观，苏维埃作家在解冻的初期却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政权不再对作家行使直接的否决权，文学便成为关注的焦点，既强调个人和私人的生活，又拒绝斯大林官僚的横加干涉。苏维埃作家逃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众主题和英雄人物，开始努力塑造家庭和社会中的真实人物。那个年头最大胆的虚构作品是爱伦堡的《解冻》（1954年），它有意作出挑衅，仿佛在试探新气象究竟能走多远。这部小说讲述一名专制的工厂主管，即“小斯大林”，变得越来越腐败且惨无人道，为了扩大生产、努力完成五年计划的配额，而挪用职工的住房资金。妻子对他的铁石心肠实在忍无可忍，春季的解冻预示更美好的新生活，使她鼓起勇气离他而去。解冻刚刚开始的1954年，其时的政治气氛还不容许苏维埃读者讨论小说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再说它本身也不甚明显。所以，读者关注那部小说的另一主题，即艺术家的独立，体现在一名画家身上，仅属于次要情节。该画家以制作国家需要的产品，换取舒适的生活，但与不愿向制度妥协的其他画家相比，他承认自己的平庸。
《解冻》的发表分裂了苏维埃文学界。登载该小说的《新世界》和《旗帜》属自由派，希望它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作家终于可以坦诚相见，与其反映现政权的利益，毋宁发挥塑造私人感性的真正作用。1954年，在莫斯科图书馆有关自己作品的讨论会上，爱伦堡坚持认为，艺术的目的是表达“情感文化”、促进“个人对同胞的理解”。 (914) 苏维埃政府的保守派震惊于这些自由派言论，开始组织一系列针对解冻自由作家的反攻。1954年8月，他们解雇了《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他是个诗人，也是“富农”的儿子。批判爱伦堡的任务，落到了西蒙诺夫的头上，他取代特瓦尔多夫斯基，接任《新世界》的主编。之所以选择西蒙诺夫，是因为他被视作温和保守派，与索夫罗诺夫那样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相比，更具权威性。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两篇长文中，向《解冻》发起攻击，认为它对苏俄的描写过于黑暗，它的次要情节的结局又过于简单。西蒙诺夫认为，当好一名艺术家和为国家服务，鱼与熊掌，两者可以兼得。 (915)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916)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 (917)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 (918)
《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 [6] 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 (919)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 (920)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 (921)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 (922)
[1] 塔尼娅和弟弟阿列克谢在1978年移居美国后，她立即要求退党——那正是克里姆林宫反对艾莱娜·邦纳和她第二任丈夫安德烈·萨哈罗夫的高潮期。艾莱娜·邦纳1956年入党，1968年苏维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她就停止缴纳党费。露丝·邦纳担心孙辈的福利，悄悄地帮她代缴到1972年（根据对艾莱娜·邦纳的采访，波士顿，2006年11月）。
[2] 玛丽安娜的表姐卡蒂娅·布龙施泰因（娘家姓杰美恩）当年18岁，对此未予证实。
[3] 加林娜使用母亲的姓氏。
[4] 她到1989年才发现，丈夫在1937年即遭枪决。
[5] 图尔金家收到平反证书的同时也获悉，亚历山大被捕几星期后就死于劳改营，时年52岁。
[6] 《日瓦戈医生》被偷运出苏联，1957年首次出版于意大利，成为国际畅销书。帕斯捷尔纳克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但面临作家协会的压力和苏维埃报刊的民族主义谩骂，被迫拒绝接受。
第九章 记忆（1956—2006）
一
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没能保密太久。讲话的一份笔录被印成小册子，发给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在所有工作场所读给共产党人听。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内，在苏维埃的工厂、办公室、大学、学校聆听该讲话的，有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该讲话也被送到东欧的共产党政府，东德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企图遮掩，不让东德人民知道。但波兰领导人将它发表，副本抵达《纽约时报》，登在6月4日的头版，再从西方反馈到东德和苏联的其余民众。 (923)
该讲话使共产党陷入混乱。苏联各地的党组织发生了激烈讨论，有些党员责怪领导人未能早说，其他党员批评赫鲁晓夫选了个尴尬的时机。1956年6月，中央委员会因担忧广大党员中的异议，发出一个秘密通告，要求当地党领导以清洗甚至监禁的方法，钳制越线的批判。 (924)
在党外，无畏之士视赫鲁晓夫的讲话为讨论和质疑一切的信号，知识分子率先发言。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回忆：“苏共二十大结束了我们对苏维埃制度的暗自质疑。”她后来加入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移居美国。
青年男女开始克服内心的恐惧，分享各自的见解、信息、信仰、疑惑。每天晚上，我们聚在狭小的公寓里背诵诗歌，阅读“非官方”文章，交换各自的故事。这一切揭示了我们国家中发生的真实景况。 (925)
对许多从古拉格归来的囚犯来说，赫鲁晓夫的讲话打消了他们的恐惧——现在，他们开始说出真相。拉丽莎·莱维娜回忆道：“苏共二十大是我们内心解冻的开始。”她的母亲季娜伊达1956年从流放地返回列宁格勒：
关于她在劳改营的生活[1937到1946年在科雷马劳改营，1949到1953年在波特马劳改营]，母亲几乎一言不发……但苏共二十大之后，她终于开口。相互的交谈越多，我们思想的变化就越大——更持怀疑态度。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改变——家人从母亲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相互之间变得更加亲密。 (926)
斯大林囚犯的子女一直背负“污点履历”的包袱，突然受到鼓舞，可以倾诉自己内心的不平。赫鲁晓夫的讲话传达给工人党员时，安吉丽娜·叶夫谢耶娃正在列宁格勒的兵工厂上班。有人预先通气，她设法不让党干部察觉，偷偷溜进去旁听。宣读结束时，安吉丽娜变得情绪激动，失声呜咽。她回忆：
没人知道我失态的原委。我有完美的履历表，甚至当选为市苏维埃代表。没人知道我父亲1937年作为人民公敌被捕，我从没泄露给任何人。我总担心他们会查出我的秘密。我听到这个讲话时，觉得自己挣脱了这一恐惧。这就是我哭的原因，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从那以后，我开始倾诉过去的真相。 (927)
利季娅·巴布什金娜的父亲枪决于1938年，在她看来，自己从父亲消失时就怀有的不公正之感，终于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得到了官方的确认。1956年之前，她太害怕，即使在母亲和外祖母的面前，也不敢谈论自己的感受。她们自己也对此讳莫如深，主要因为在兵工厂上班，担心自己的污点履历一旦暴露就会遭到解雇。有时，她们的沉默让利季娅父亲的清白产生怀疑。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后，利季娅不再有如此的困惑。她鼓起勇气，不但向母亲打听父亲被捕一事，而且向同事诉说自己的感受。她在斯摩棱斯克附近一家服装厂工作，有一天晚上，她在工厂宿舍里告诉其他女孩，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因为他下令逮捕像她父亲那样的无辜公民。其他女孩害怕起来：“小声点，小声点，你这样讲话，他们会把你抓起来！”但利季娅不受劝阻：“让他们来吧。我会响亮、清楚地告诉他们，我只是在重复赫鲁晓夫所说的。让他们听听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事实。” (928)
但这样的言论仍属罕见。即使在1956年之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仍过于怯懦，他们对斯大林政权仍记忆犹新，不敢作出像利季娅那样的公开批评。对赫鲁晓夫解冻的普遍理解——是一个全国性辩论和政治探索的时期——很大程度上是由笔健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所塑造的，几乎没有代表性。在城市知识分子当中，开放的交谈可能已成为规范，他们利用解冻来直面大恐怖的历史。但对苏维埃大众来说，对塑造他们生活的力量，一头雾水，一无所知，坚忍和沉默仍是应对过去的常见方式。
1957年，奥萨镇的理发师亚历山德拉·法伊韦索维奇第一次向女儿伊拉伊达讲述自己的被捕，以及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的劳改营生活。其时，她仍羁留在劳改营附近。她刚刚收到的平反证书，让她有勇气向伊拉伊达倾诉自己的过去。伊拉伊达回忆她们的交谈：
她告诉我，她已收到新护照[平反之后的]，她的入狱记录全被“抹掉”了，她是无辜的，因此可以开口。但她吐露的只是，我父亲入狱是因为“嘴快”[他被人听到在抱怨商品的短缺]……她入狱是因为他是她的丈夫。她还说，很多人死于劳改营——“他们像苍蝇一样一个个倒下死去”——他们生了病，得不到任何人的照料。“他们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这是她所说的一切。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中）和女儿安吉丽娜、儿子斯拉瓦，1958年
在之后的25年中，直到她1980年去世，亚历山德拉对自己的被捕和劳改营生涯，再也没向伊拉伊达吐露一个字。每当女儿提出疑问，她只会说：“我有了新护照。我是清白的。” (929)
季娜伊达·布舒耶娃从来不提劳改营，没有告诉子女她自己或丈夫被捕时的细节。她丈夫枪决于1938年。即使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即20世纪80年代后期，每当有人问起她的过去，季娜伊达就会提高警惕，自我防卫。安吉丽娜回忆：
在我们家中，没人谈论母亲被捕的原因，或为什么没有父亲，这已是一个封闭的话题。苏共二十大后，我想了解更多，但妈妈总是说“知道得越少，活得越容易”，或是“知道得越多，老得越快”。她有许多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打断对话。
娜杰日达的父亲伊格纳蒂·马克西莫夫之墓，奔萨城，1994年
据她的女儿说，季娜伊达对政治毫无兴趣，“决不允许自己牵涉其中”。她从劳改营带回的恐惧，促使她对苏维埃政权讲的一切，采取“无条件接受”的立场。她看到了宣传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亲身体验了政权的不公，但像千百万普通苏维埃公民一样，从未“认真反思”所观察到的现实。接受苏维埃的现实是一种应对机制，帮助她活了下来。 (930)
娜杰日达·马克西莫夫年幼时对自己的家史一无所知。她的父亲是来自诺夫哥罗德地区的农民，曾在列宁格勒当木匠。20世纪20年代，他两次被捕，到1932年娜杰日达3岁时，他再一次被捕，与家人一起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娜杰日达就在那里度过童年，但对家人为何生活在北极圈毫不知情。父亲在1938年又一次短暂入狱（娜杰日达以为他出差了），之后合家搬去奔萨城定居。1946年，娜杰日达入读列宁格勒医学院，后来成为医生。要到母亲去世前不久的1992年，娜杰日达才发现父亲曾多次被捕，以及他曾在监狱、劳改营、“特殊定居地”度过8年。她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名字，连同祖父和叔叔的名字。那是一份前政治犯的名单，在苏维埃政权崩溃之后获得了死后的平反。娜杰日达让母亲看这份名单，她起初的反应是：“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事，还提它干嘛？”但在娜杰日达的坚持下，母亲披露了一切。父母本想保护她，不让她知道，她也就没有义务来坦白自己的污点履历。娜杰日达解释：
我的一生，每次填写表格，在有否亲属受到镇压一栏，我总能填上“无”。我不知道父亲的事，所以问心无愧，毫无焦虑。如果我知道，又强迫自己撒谎，就会顾虑重重。我敢肯定，这就是我一直没遇上麻烦的原因。
塔玛拉和母亲卡帕托莉娜，1948年
她的父母即使在1956年之后仍保持沉默。他们仍然认为，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女儿，万一她又转述给朋友，万一政治环境骤变，那岂不太危险了！因此，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娜杰日达在63岁之前很少关注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未受大恐怖影响的其他苏维埃公民，毫无疑问也会有这种冷漠。反思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生活，娜杰日达回忆道：
我听说过镇压，但没留下任何印象。例如，1946年，我们在奔萨地区的邻村发生了大规模逮捕，但不知何故，没来碰我们。我不理解，甚至也不想去弄懂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发现很难解释得通——在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自己的生活却自成轨迹，丝毫不受影响。不知怎的，我做到了避而远之。 (931)
塔玛拉·特鲁比娜50多年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母亲卡帕托莉娜所能提供的是，他作为志愿工前往远东的建设工地，一去不返，销声匿迹了。1935年遇见工程师康斯坦丁时，卡帕托莉娜是个年轻的医生，受共青团的委派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小镇苏城，在古拉格管理机构工作。而康斯坦丁是囚犯劳工，在附属于古拉格的建设工地上班。1938年，康斯坦丁被捕，卡帕托莉娜不清楚丈夫的下落，只知道他被送去远北建设托拉斯的某个劳改营，位于西伯利亚的东北部。卡帕托莉娜把年幼的塔玛拉留给在彼尔姆的母亲，自己返回科雷马劳改营，继续医生的工作。她与康斯坦丁的婚姻尚未登记，又继续使用娘家的姓氏，所以好几年得以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最终她工作部门的古拉格指挥官查出她与康斯坦丁的瓜葛，但劳改营的医生人手紧缺，遂决定为卡帕托莉娜保密。30年来，卡帕托莉娜继续在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担任医生，在1965年退休之前，最终晋升为克格勃医疗部门的上校。她一直怀抱希望，在科雷马劳改营巡回诊病时可能会找到康斯坦丁，或得到他的信息。她觉得，帮助像他那样的囚犯，如她所解释的，至少还可与失去的丈夫保持间接的联系。然而在1956年，她被告知真相：康斯坦丁已于1938年11月遭枪决。
将近20年，卡帕托莉娜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担心自己的同事会发现她丈夫是“人民公敌”，甚至害怕与家人谈及康斯坦丁。因此，他已遭枪决的新信息——她视之为他可能犯了重罪的证据——使她性格更加孤僻，沉默寡言。尽管女儿询问得越来越频繁，她仍只字不提。塔玛拉回忆：
妈妈从不提及父亲，但保留了他所有的来信[20世纪30年代的]，还有几份电报，只是从不让我看。她总是把谈话引向其他话题，只会说：“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最多再添上一句：“使他陷入困境的，也许是他的舌头。”
塔玛拉的母亲死于1992年。之后，身为克格勃高级官员的舅舅，让塔玛拉写信给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同事，询问有关康斯坦丁的信息。她收到的答复是，父亲属于一个“托派组织”，枪决于1938年，但没提及他在劳改营的监禁。于是，如同母亲所告诉她的，她仍认为康斯坦丁是一名奔赴远东的志愿工，他失宠于苏维埃当局只是1938年的事。2004年，塔玛拉在彼尔姆为本书接受采访时，才获悉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她看到文件，证明父亲是古拉格一名长期囚犯，她起初仍拒绝相信，坚持认为其中有错。因为在心态上，她不愿把自己视为苏维埃制度的“受害者”。在现实中，她是个教师，享有成功的职业生涯，视自己为苏维埃机构的一员。塔玛拉承认，她也许应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母亲的沉默，如果她知道父亲的真相，可能会在争取前途时犹豫不决。 (932)
在所有的极权主义社会，压抑自己的创痛记忆，已被广泛视作受迫害者的心理自卫。但在苏联，斯大林的受害者更有特殊的原因来忘却过去。例如，没人知道赫鲁晓夫的解冻能够持续多久，很快回到镇压也有可能。事实上，解冻是短暂和有限的。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现政权让大家明白，对斯大林迫害的讨论不可导向对整个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初，即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期——其时，斯大林的遗体被从列宁陵墓移出；像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马林科夫那样的斯大林强硬派，被开除党籍；索尔仁尼琴有关古拉格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年）的出版，使对斯大林政权的评价发生了根本变化——对数百万已死或遭到迫害的人士，仍然没有官方的承认、公共纪念碑、政府道歉及适当的赔偿。就是对受迫害者的平反，也进行得非常勉强。
1964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解冻时期的相对宽松戛然而止，审查制度变严。在苏维埃胜利20周年之际，斯大林作为“伟大的战争领袖”的荣誉得到恢复，独裁者的半身塑像又出现于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他的坟墓旁。1966年2月，地下出版物作家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上了做秀审判的被告席。为此而组织起来的抗议，催生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却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钳制。向异见分子发起新的迫害，是阻止讨论斯大林罪行的强大威慑。数以百万计的人对斯大林政权记忆犹新，本有可能认真评判苏维埃制度，如今只能按兵不动。他们害怕给人留下自己同情异见分子的印象，而后者一再谈及斯大林的罪行，变成了反对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另一种形式。人们再一次压制自己的记忆——拒绝谈论过去——在表面上加入苏维埃忠诚而沉默的大多数。
在斯大林的前囚犯当中，再次被捕的威胁确实存在，这足以保证1956年之后几十年的噤声。大恐怖的结束可能拔掉了克格勃的獠牙，但它仍有诸多严酷的惩罚手段，其无处不在的监控能力，更给敢想敢说敢做的人带来恐惧，因为他们的行事方式随时可被视作反苏维埃。
伊娜·盖斯特1977年在莫斯科的茨韦特梅塔夫托马蒂卡实验室担任工程师，她接到克格勃特工的电话，请她去卢比扬卡。伊娜回忆：“不用说，我开始全身发抖，脑筋也完全不好使了。”她立刻回想起自己在1949年4月的被捕，当时她在莫斯科大学作论文答辩，也以类似的方式受到传唤。她还想起妹妹在1949年6月的被捕，以及1937年自己12岁时父母被捕的景况。伊娜随即回答，她恰好在做实验，不能马上就去。克格勃官员告诉她，将在半小时后再来电话。伊娜马上疯狂地打电话给朋友，一是要警告他们，他们可能也会受到传唤，二是万一她回不了家，好让他们知道她去了哪里。克格勃的电话又响了，但伊娜仍拒绝去卢比扬卡。因此，该官员开始在电话上问起她与列夫·科佩列夫的交往。科佩列夫是古拉格前囚犯、异见分子、作家，很快将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科佩列夫认识数百名莫斯科人，伊娜只是其中之一，他还在她的房子里开过朗诵会。不知何故，克格勃发现此事，也许窃听了她的电话，更可能是朗诵会中混有举报人。伊娜吓坏了，接下来的几天中，随时准备被捕。她担心克格勃的搜查，将保存在自己公寓的异见分子的文学作品统统扔掉，也取消了新的朗诵会。伊娜没有被捕，这起事件并无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个电话激起了她痛苦的回忆，所留下的焦虑和恐惧搅扰她多年。伊娜反思：“我的一生，一直挣扎于这种恐惧之中，总是很怕。”恫吓她的到底是什么，很难说。她解释：“这不是具体的东西，更像是一种自卑，一种模糊的缺陷。”
斯大林的前囚犯广泛带有这种焦虑。季娜伊达·布舒耶娃就生活在不断的焦虑之中，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依然一直担心自己再次被捕。直到1981年，她收到新护照，上面没有她曾在劳改营的标记，她的恐惧才开始退却。即便如此，据她女儿所说，她“一生都在担忧恐怖的回潮，直到她死去那天”。玛丽亚·维特克维奇1945年被捕，在诺里尔斯克劳改营待了10年，迄今仍然害怕。她解释说：“我无法摆脱恐惧。”
我成年后一直深感恐惧，现在[2004年]会感受到，临死那天也会感受到。即使现在，恐怕还有人在跟踪我。50年前我获得平反，我没做过任何丑事。宪法说，他们不能干涉我的私生活，但我还是害怕。我知道他们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把我再次带走。
斯韦特兰娜·布龙施泰因1952年被判刑10年，在维亚特卡劳改营度过3年，1955年获释，迄今仍会做关于劳改营的噩梦。她如有精力填写文件、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排长队，早就会尝试移居美国。她相信她的恐惧会在那里消失。
斯大林的大多数受害者遭受威胁，被迫沉寂，坚忍地压抑自己伤痕累累的记忆和情感。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科雷马故事》中写道：“人们用遗忘的本事来谋求生存。”曾吃尽苦头的人不愿谈论自己的生活，很少哭泣。伊娜·盖斯特深思道：“迄至今日，我都不会哭泣。斯大林的时代，大家都不哭。从那时起，我的内心一直保留禁止自己哭泣的决心。”
这种坚忍引起众多历史学家的注意。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在有关苏俄的死亡和记忆的书中提到，俄罗斯人已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避而不谈身受的苦难——不是无意识的回避（否认），而是有意识的战略或应对机制——人们可能会思忖：“心理创伤的概念真与俄罗斯人的大脑毫不相干，只是外来的异想天开，就像进口机器，一遇上西伯利亚的严冬酷寒就会失灵。”
精神病学认为，开口说话对创伤的受害者颇有疗效，而受到压抑的情绪只会延续创伤、愤怒和恐惧。 沉默持续得越久，这些受害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已被秘而不宣的记忆围困了，压垮了。坚忍可能有助于人们的生存，但也会使他们被动认命。造就一个坚忍、被动已成规范的社会，就是斯大林的持久成就。
在坚忍或认命方面，没人能超过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岁被红军征召入伍，1941年当了德军俘虏；作为囚犯，他先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又进过德国各个矿区和工厂。1945年，尼古拉返回苏联，被捕后获刑10年，被送去科米劳改营。尼古拉1955年获释，但不准回到家乡列宁格勒，于是定居于卢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写下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这段开场白拉开序幕。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讽刺和黑色幽默：
我一直非常幸运，特别在我人生的困难时期。我很幸运，父亲没有被捕；学校教师待我不错；没有参与芬兰战争；从未中弹；铁窗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年是在爱沙尼亚度过的；没有死于在德国挖矿；被苏维埃当局逮捕时，没因当逃兵而遭到枪决；审讯时没受酷刑；没有死在前往劳改营的押送队列中，尽管我身高1.8米，体重只有48公斤；我在苏维埃劳改营时，古拉格恐怖已在减少。我不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辛酸，我已学会接受既有的生活。
二
1956年，西蒙诺夫与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离婚，娶了第4任妻子拉丽莎·扎多娃——当时已怀了他的孩子。拉丽莎是艺术史学者，其父亲是苏维埃陆军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她嫁给第一任丈夫、诗人谢苗·格鲁津科时，父亲就曾大发雷霆；谢苗死于1953年。当她宣布将嫁给西蒙诺夫时，父亲扬言要把她和她的3岁女儿逐出家门（“一个诗人还不够吗？”）。拉丽莎是个认真严肃的女人，与瓦伦蒂娜相比，比较冷静。她负责西蒙诺夫的私人生活，成为他的亲密伴侣，但激发不出他的浪漫诗兴。 (939) 也许，他现在只想追求生活中的秩序和宁静。
与瓦伦蒂娜的分手，像西蒙诺夫与她的其他关系一样，动荡不定，风起云涌。他们的女儿玛莎（玛丽亚）出生于1950年，之后，两人的关系开始分崩离析。向来是借酒浇愁的瓦伦蒂娜，已变成慢性的酒精中毒者，她的美貌褪色，她的剧场生涯持续低落。她在马里剧院招惹的一系列丑闻，数次受到当局的训斥，最后在1952年被解雇。瓦伦蒂娜的行为让西蒙诺夫颇为尴尬，他当时在反犹太人运动中，正承受斯大林强硬派愈益增强的压力。西蒙诺夫与瓦伦蒂娜不断争吵，她的酗酒和火暴脾气更加厉害，因为她觉得他正在准备离她而去。1954年，他搬出高尔基大街的公寓，瓦伦蒂娜已知道他与拉丽莎的交往。为了挽救婚姻，西蒙诺夫在莫斯科苏维埃剧院，为瓦伦蒂娜觅得一出戏的主要角色，并承诺如果她能“振作起来”，他会回到她的身边。但瓦伦蒂娜已做不到这一点，他也肯定清楚。她是病人，需要帮助。
1956年的春天，西蒙诺夫终于决定与瓦伦蒂娜离婚，因为拉丽莎告诉他，她怀了孕。他如果拒绝与她结婚，就会承受另一桩丑闻，但瓦伦蒂娜不想离婚。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她认为自己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却遭到丈夫的背弃。这也许并不公平。在苏联，对酒精中毒的了解甚少，酗酒往往被称作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医学上的治疗，西蒙诺夫根本帮不上忙。瓦伦蒂娜陷入绝望，喝得更凶，结果只好住院。恰好在此时，离婚获得法律的批准，瓦伦蒂娜因此而精神崩溃。在随后的4年中，她5次被迫住入精神病医院。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玛莎只好与瓦伦蒂娜的母亲住一起。这位小女孩因酗酒的母亲和父亲的缺失而深受困扰。 (940)
1960年，瓦伦蒂娜所住医院的精神科主治医生季娜伊达·辛克维奇写信给西蒙诺夫，指责他造成了瓦伦蒂娜的精神崩溃：
瓦伦蒂娜·瓦西列夫娜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你……她人生的方方面面都在你的手中——她作为女人的自尊、她作为戏剧和电影演员的事业、她的成功和名利、她的家人和朋友、她的孩子、她的物质财富……然后你出走了。你的离去摧毁了一切！她失去所有的信心、她与剧场和电影界的关系、她的朋友和家人、她的自尊……酒是她唯一拥有的，唯一可依靠的，但没有你，却成了对现实的逃避。
西蒙诺夫在1969年回顾这些事件，在写给卡蒂娅（拉丽莎第一次婚姻的16岁女儿，自1956年以后一直与西蒙诺夫一起生活）的信中承认，与瓦伦蒂娜离婚时，他对酗酒的妻子已“没有一丝一毫的尊重，更不用说友谊了”，他唯一的“遗憾”是没在“多年之前”就离她而去，为此只能责备自己。 (941)
西蒙诺夫始终拥有这种冷酷和理性的能力，如果自己不赞成某人，或核算下来某人已没有用处，就会将其人逐出他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政治忠诚被认为高于个人忠诚，西蒙诺夫曾切断许多关系。出于这个原因，1956年之后，他的苦心钻营反过来困扰他时，他的身边也无亲密的朋友。也许这表明，在公众生活中充当斯大林主义者，又不让该制度的道德伦理影响个人关系，无疑是在缘木求鱼。
西蒙诺夫离婚后，有意识地在生活中铲除一切与瓦伦蒂娜的关联——尽管他在金钱上继续帮她，直到她1975年去世。他买了新公寓和乡间别墅，把女儿玛莎排除在其他家人之外，遇上生日聚会、家庭纪念日、读书会或电影酒会，从不邀请她参加。他在1969年写信给卡蒂娅，解释为何她与玛莎最好各奔前程，因为卡蒂娅要求知道为何她不能与玛莎见面。 [1]
今有一名19岁女孩[玛莎]，由母亲带大，其习以为常的看法和规则，与我的大相径庭——因此，她虽有我的姓，但在精神上却同外人一般。我并不把她当做我生活的一部分。多年来，我倾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确保她基本上有个正常生活。这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她与母亲一起生活。后者20多年来酗酒成性，治愈了再喝，喝了再治。
我从没想要你去认识这个女孩，或跟她见面，或者与她发生任何关系，因为这会使得她和你都很不愉快。我并不认为你现在有理由去认识她，你俩都不需要。生活中会有作出困难决定的时候，一个人必须承担责任，做他认为是正确的，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他人。 (942)
要到20世纪70年代，西蒙诺夫对玛莎的态度才开始软化，之后，她才现身于各式家庭活动。
对西蒙诺夫来说，与拉丽莎的婚姻和他们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的出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西蒙诺夫1957年3月写信给儿子阿列克谢说：“至于你的妹妹，她今天已出世8周了。”
她正在褪去暗色，慢慢变得红润起来——我们对她的期望是：她会很坚强，对生活有健全的认知；她会以一个人应该的方式走路、吃饭、说话——总之，她会有所成就并具备良好的品行。
他的家庭幸福正值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对西蒙诺夫来说，1956年的变更代表一种精神解脱，尽管一开始他对否定斯大林仍有保留意见。阿列克谢回忆，1956年后：
父亲变得更加轻松愉快，不再因工作而不堪重负、压力重重。他的双手一直患有神经性皮肤病，我从小就记得，现在得以恢复正常。政治上的解冻似乎融化了他的心，他对亲近的人更加周到热情，因此开启了新生。 (943)
1957年8月，拉斯金一家在莫斯科一个餐厅设宴庆祝塞缪尔和贝尔塔的金婚纪念日。庆祝活动是塞缪尔的侄子鲍里斯·拉斯金安排的，他是一个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打印出来的请帖和餐厅里的装饰，都是嘲讽性的苏维埃宣传口号，譬如“50年的幸福——轻而易举的负担！”“你们的家庭联盟是一所共产主义大学校！”西蒙诺夫虽不赞成嘲弄苏维埃政权的笑话，但也参与了庆祝活动，还分担了费用。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改善了与拉斯金一家的关系。他与热尼娅保持朋友关系，向她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并常听取她在文学事务上的意见。西蒙诺夫还把经手的诗歌和散文的稿件，转送给时任解冻期刊《莫斯科》编辑的热尼娅，以推进她的职业生涯。 [2] 西蒙诺夫对前妻的关注，可能有内疚的因素。他逐渐接受解冻精神，如果将自己在苏维埃文学界的作用与热尼娅的相比——她帮助发表异见作家的作品，是地下出版物的无畏拥护者——肯定会在道德上感到困扰。1964年的一个晚上，家人和朋友聚在莫斯科北部的机场地铁站附近热尼娅的新公寓，为她庆祝50岁寿辰，有些作家朗诵了特地为她而作的诗歌。现场的氛围是温暖幽默的，充满了对热尼娅的爱戴。西蒙诺夫作了一次尴尬的发言，拖沓冗长；面对一屋子钦佩她的道德勇气、宽宏大度、舍身相助的作家，他明显变得颇不自在。7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反成了他的救星，她走进房间，朝西蒙诺夫奔来。他一把抓住她，叫她“赶快祝贺热尼娅阿姨”。亚历山德拉接过麦克风：“亲爱的热尼娅阿姨，50岁生日快乐，快叫阿廖沙[阿列克谢]剃掉胡子！” (944)
就阿列克谢而言，解冻标志了自己与西蒙诺夫的新关系的开始。1956年，16岁男孩写信给父亲，谈到以往的隔阂（他与瓦伦蒂娜住一起时），并希望将来能走得更近：
我信任你，不只是把你当做父亲，也当做优秀、睿智、值得尊敬的老朋友。这种信念是我力量的源泉，而且，假如能帮到你，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会很高兴。请记住，你的儿子虽然很年轻，也不强壮，但会永远支持你……我们很少谈及你的私生活——我想只有一次……在你的房子里，我从来没有自由自在的感觉——并没有明显的原因。只是，如果你“外出”，有些谈话我就觉得很难应对。如果你不在，我就避免上你家。我与玛莎的关系也很麻烦——我不能把她当做妹妹……现在，这都无关紧要了。我觉得，事情会有所不同。你变得更加平和，更加愉快，这太好了。我相信，我会成为你新妻子的朋友——她给我的感觉已经很好，我们将变得更加亲密。父亲，我在你的屋子里，将不再是一个客人。 (945)
1956年夏天，16岁的阿列克谢完成了学业，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加入科学考察团，前往西伯利亚东部的雅库茨克地区。就阿列克谢而言，远征是为了证明自己已是个男子汉。父亲曾在相仿的年纪离开学校，开始在工厂上班，这成了他的榜样。阿列克谢在第一封给母亲的家书中写道：“告诉爸爸，我不会让他失望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将自己的远征比作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父亲在工厂的“人生大学”。西蒙诺夫的回信送来阿列克谢之前从未见过的温情和随意。西蒙诺夫在阿列克谢一生都会珍惜的一封信中写道：
在这类信件中，父亲通常会给儿子忠告。一般来讲，我并不想这样做——但在你冬季远征之前，我确有一条忠告。毫无疑问，你可能听说过，或从我相关的写作中想象得到，我在战争期间并不怯懦。这里是我想要对你说的：根据我对人类尊严的理解，以及自己作为男人的骄傲，我做了自己应做的。但请记住，如果你现在满意于拥有一个鲜蹦活跳的父亲，而不只是一块墓碑或某种回忆，那是因为我从不冒愚蠢的风险。在所有真正危险的情况下，我从不逃离，但我非常仔细、克制、小心。你应该很清楚，我为何告诉你这一点……
现在，我的朋友，我必须赶去作家协会，告诉年轻作家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同时，你可帮我添加脱漏的标点，改正我的语法错误。好吗？
吻你，我可爱的小子，捏你的小爪子。父亲。1956年8月31日。 (946)
阿列克谢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67年
9月，西蒙诺夫在雅库茨克地区与阿列克谢团聚了三天，享受原始环境和远征队的同志友情，使他忆起自己在战争时期的生活（热尼娅向阿列克谢解释：“他非常高兴，因为他仍可背上背包，踏上征途”）。人生中第一次，他与儿子一起坐在篝火旁，边喝酒边谈自己的生活、对政治的见解、对未来的憧憬。西蒙诺夫在文学界感到孤独，反而在儿子身上，找到了一个知己和忠实支持者。热尼娅遇见归来的西蒙诺夫后，写信给阿列克谢：“他对你的各方面都洋洋得意，满意你的成长，无论是体格上，还是精神上。他还满意伙伴们对你的评价看法。”至于阿列克谢，他从没见过父亲如此开心和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谈苏共二十大、他的新家庭、他的女儿、他的新房子、他的新小说《生者与死者》。在他看来，他完全可以脱胎换骨，过全新的生活。”在雅库茨克地区的三天中，阿列克谢爱上了西蒙诺夫。这些年来想象的父亲终于成为现实，与父亲的新关系更给自己带来了独立和成熟，自己也取得了蒸蒸日上的发展。他从雅库茨克地区给西蒙诺夫写信，解释自己对文学和人生的看法，并以成人的口吻征询父亲的意见。他在1957年2月写道：“我对将临的见面满怀期待，我有这么多东西要告诉你、询问你，光靠写信是不够的。” (947)
但阿列克谢与父亲的亲近关系持续时间很短。他们在雅库茨克地区取得的亲密无间，无法在莫斯科重演，西蒙诺夫根本就没时间，把父子隔开的是政治。解冻的民主精神征服了阿列克谢，但他的父亲即使不算全然反对，也仍持怀疑态度。阿列克谢太年轻，在政治上太不成熟，以致无法对父亲的政治观念提出清晰的反对意见。例如，克里姆林宫在1956年血腥镇压匈牙利起义时，他便没有什么真正的思考，他的父亲则支持派遣坦克，去镇压布达佩斯的反苏示威。然而，阿列克谢怀抱潜在的抗议意识，也许与拉斯金家庭的历史有关。阿列克谢在1956年申请第一本护照，在每个苏维埃公民都要填写的民族一栏上，尽管有资格填报父系的俄罗斯人，他却决意要用母系的“犹太人”，这将使他的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多亏了拉斯金家人协调一致的努力——尤其是塞缪尔和贝尔塔的坚持——才劝服他打消这个念头。在阿列克谢看来，认同自己的犹太出身是持不同政见的自觉行为，故意扬弃苏维埃政权的价值观。他在其他事物上的见解，也流露出同样的态度。他厌恶共青团的虚假和伪善，深受杜金采夫《不是单靠面包》打动，那是一部猛烈攻击苏维埃官场的小说。阿列克谢还写信给作者，直言那是天才作品，又是苏联政治改革所急需的。他的信尾签名用了继祖父的姓（“阿列克谢·伊万尼谢夫”），而不是父亲的姓，以免牵涉父亲。西蒙诺夫批评该小说容易引发反苏维埃情绪，在它于《新世界》发表之前，迫使杜金采夫缓和了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对解冻的改革派精神，西蒙诺夫的谨慎态度远远超过儿子。1957年2月，他写信给阿列克谢：“如果往后退一步，看看我们的国家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1953年以来，我们已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如果有作家认为，有责任挑起不必要的叛乱，那我对他没有任何的同情。” (948)
西蒙诺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展得十分缓慢。苏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兴奋又震撼，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予以接受。对于西蒙诺夫而言，斯大林政权的道德考验在于其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在创作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年）时，就开始面对战争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即该政权对生命的肆意糟蹋。这部小说涉及许多从未见于公众讨论的问题：大恐怖对军事指挥的巨大破坏，战争初期席卷苏联的混乱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气氛，不称职军官白白牺牲了众多生命等。西蒙诺夫凭借自己的日记和战争记忆，通过一系列生动场景重现战争历史，其中的官兵面对各种障碍，想方设法应付突发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展现了人们因战争经验而改变，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团结，暗示这种个人精神就是苏维埃胜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诺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领导当做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生者与死者》中，他开始重新评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渐转向民粹主义的观念——他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作进一步的阐述——赢得战争的是苏维埃人民，尽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西蒙诺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军界的腥风血雨，造成了混乱和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41年的军事灾难；像他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普通人，却以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西蒙诺夫曾在日记中触及这一类想法，那些从1941到1945年的日记，充满了对战争的观察。1953年之前，他也与朋友讨论过，包括作家拉扎尔·拉扎列夫。但西蒙诺夫1960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学之夜承认，他“缺乏足够的公民勇气，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时公布这些想法”。 (949)
对斯大林，西蒙诺夫一生都有一种感情依附。他自己的历史和身份，与斯大林政权紧密相连，以致无法彻底否定斯大林的遗产。出于这个原因，西蒙诺夫也无法全心全意地拥护赫鲁晓夫的解冻——在他眼中，这似乎是对斯大林的背叛，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领袖，同样也是对自己过去的背叛。他无法否定自己，也就无法否定斯大林。即使在赫鲁晓夫解冻的高潮，西蒙诺夫仍坚持斯大林专政的多项教条。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中，他就坚持强硬派立场。西蒙诺夫1957年从加尔各答写信给阿列克谢说：“数千人丧生于匈牙利事件，但英国在印巴分治中洒下更多鲜血，而且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西蒙诺夫认为，这是苏维埃在布达佩斯采取行动的动机]，而是为了挑起宗教仇恨和叛乱。” (950)
1956年之后，西蒙诺夫在自由改革派的眼中，是一名顽固守旧的斯大林主义者，但在顽固斯大林主义者的眼中，又是一名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整个赫鲁晓夫时期，他只是一名温和的保守派。他承认斯大林的错误，看到适度的政治改革的必要，但他继续捍卫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创建的苏维埃制度，视之为人类进步的唯一坚实基础。他在给阿列克谢的信中说：“我们在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犯了错误，但在承认错误的同时，不应动摇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共产主义原则仍是正确的。” (951)
勃列日涅夫在1964年上台，西蒙诺夫温和的保守主义获得了官方的青睐。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逐步被逆转，克里姆林宫反对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西蒙诺夫成为苏维埃文学当权派中的元老。他的著作获得广泛出版，并在苏维埃学校和大学中列作标准的课外读物。他经常出现于苏维埃媒体，并作为苏维埃文学的官方代表而周游世界。即使以苏维埃精英的标准看，他都是在享受特权生活。
1970年5月9日，即苏维埃1945年胜利的25周年，西蒙诺夫接受《社会主义工业报》的记者采访，澄清自己对战争结束以来苏维埃历史的立场：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历史。我现在所知道的大大超过我在战争刚结束时所了解的。当然，我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我的主要感觉是，我们当年的事业是正义的。今天，你周游全国看到各地的建设，看到已完成的和正在做的，就会有这种感觉。在战争中，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丧失生命，我们的人民承担了必须作出的牺牲。假如他们在那个艰难奋斗中失败了，我们的国家就不会是今天的模样，就不会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有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的世界斗争。所有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全靠我们的胜利。 (952)
对西蒙诺夫那一代人来说，战争是他们人生中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他们大约出生于1917年大革命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渐趋成年，基本价值观全由斯大林政权所塑成，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陆续退休。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怀念战争年代，视之为自己青春时代的顶峰。那时讲的是同志友爱、同甘苦共患难；那时的“人品变得更好”，因为大家必须互助互信；那时的生命有更大的目标和意义，因为在他们眼中，国家的命运似乎取决于他们对战争的个人贡献。这些老兵把战争岁月当做齐心协力取得伟大成就的时期，大家都为胜利作出巨大牺牲。他们回顾1945年，视之为苏维埃历史和记忆中几近神圣的时空存在，借用老兵兼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的话即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毫无疑问，战争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因此，我们不愿以任何方式来贬低我们的人民在那可怕、艰苦、难忘的岁月中的伟大成就。我们对所有阵亡的士兵的记忆如此神圣，我们的爱国情怀如此纯洁、如此深沉。 (953)
俄罗斯母亲雕像，是马马耶夫库尔干战争纪念馆的一部分，位于伏尔加格勒
纪念伟大的卫国战争，等于在向世人提醒苏维埃制度的成功。在忠诚公民的眼中，包括西蒙诺夫，1945年的胜利使苏维埃政权和1917年之后的一切变得合情合理。但大众对战争的记忆——被当做人民战争——又代表了对苏维埃专政的潜在挑战。战争恰恰又是“自发的去斯大林化”时期，它不同于其他时期，苏维埃人民被迫为自己的行动负责，自发组织起来投入战争，往往没有高效的领导，或党的掌控。正如战后政权所担心的，这种自由和自主的集体记忆如果引发政治改革的思想，就会造成危险的局面。
许多年来，战争的记忆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公众文化中遭到淡化。1965年之前，胜利纪念日甚至不是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只是听由退伍军人团体自行操办庆祝活动和游行。政府严格审查有关战争的出版物，在政治上控制战争小说， [3] 并从公共图书馆撤走战时报纸。1956年之后，对战争回忆的管控得到部分放宽，二战老兵的回忆录出现于出版物中。年轻时曾参与战争的作家纷纷发表往事回忆和小说，以自身经验来描绘现实中的士兵——通常被称为“战壕中的真相”——成为政治宣传版本的道德制衡。 [4] 但这些出版物已处在赫鲁晓夫解冻允许的边缘：党愿意将军事挫折归咎于斯大林，但不允许对官方叙事的挑战；仍坚持认为，共产党的纪律和领导是胜利的保证。1962年，政治局的意识形态主管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告诉格罗斯曼，其战争小说《生存与命运》的出版至少还要等200年（它最终于1988年在俄罗斯首次出版）。那部小说的原稿送交《旗帜》杂志后，即受到了克格勃的截获。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战争记忆实施更加严密的控制，利用苏维埃的胜利纪念日来展示人民的忠诚和政权自身的合法性。1965年，胜利纪念日成为苏维埃的法定节日，党的全体领导出席排场讲究的庆祝活动，亮点是红场上的阅兵式。新的武装力量博物馆开幕，浩如烟海的展示品将战争记忆提高到崇拜的水平。两年后，克里姆林宫墙的附近建起无名战士墓，迅速成为苏维埃国家的圣地，苏维埃的新郎新娘都会例行到此致敬。伏尔加格勒（以前的斯大林格勒）完成于1967年的哀悼纪念场地上，站立着一座巨大的俄罗斯母亲雕像，手持宝剑，身高52米，是世界上最高的。正是在这一时期，不断重复的“两千万人死亡”进入苏维埃的政治宣传，成为救世主一般的象征，诠释苏联为解放全世界所付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
西蒙诺夫自己曾是一名军人，亲眼目睹过太多的战争现实，无意参与对公共记忆的操纵。对战争的意义和苏维埃胜利的原因，他已思考多年，这种思索更成了他对斯大林和苏维埃制度的道德反思：耗费这么多生命来赢得战争是否合理？鞭策人们坚持到胜利的到底是强力，抑或是更深层的东西，即与政治无关的爱国主义精神或坚忍耐力？西蒙诺夫在人生的最后10年，广泛收集士兵的回忆录和证词，到逝世时的1979年，已积累大量回忆录、书信和几千小时的录音采访。 [5] 其中许多证词用于“七个章节的诗意电影”《大兵出走》（A Soldier Went，1975年），每一篇章反映士兵经验的不同侧面，对士兵的采访和西蒙诺夫的作品朗诵交替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战争的恐怖与士兵的痛苦，在电影中变成了活生生的东西。那些士兵被描绘为普通人，在最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勇气和韧性。该电影的最长章节之一阐述了士兵的受伤，其中有一名步兵，受伤7次，仍继续朝柏林挺进。这部电影是献给普通军人的——数百万受到忽视的无名英雄，以勇气和耐力赢得了苏维埃的胜利——它出自一名作家之手，其战争著作往往采取军官的视角。据该影片的导演玛琳娜·巴巴克（西蒙诺夫当时的情人）说，西蒙诺夫这一尊崇行为带有强烈的个人动机，因为“西蒙诺夫认为，自己在生活中从没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巴巴克回忆：“西蒙诺夫坚持，他自己不应在电影中出现。他还说，自己不配站在一名士兵的旁边。” (954)
这部电影还是遇上了麻烦，军方对其中坚韧不拔的现实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战争理念，均不以为然（审查员坚持增加一个篇章，以献给作为战争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的领导班子认为，所有纪念人民在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尝试，都是对政府的挑战。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蒙诺夫的许多战争著作，或被禁止出版，或以删减后的版本出现。他始于1941年的战争日记，成书为《战中百日》（A Hundred Days of War），计划在1967年出版，尽管向党领导发出了个人请求，仍得不到苏维埃审查员的批准（该书最终出版于1999年）。同样的命运降临于西蒙诺夫的另外一部文集，关于朱可夫及其1941至1945年的战争日记——《战争中的不同时日》（Various Days of War），大幅削减后才于1977年出版。 (955) 他的纪录片《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房子》（If Your House Is Dear to You），经受了与审查员的长期斗争和大刀阔斧的删减，才于1966年问世。而他的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1964年），即《生者与死者》的第二部，其电影版遭到苏维埃审查员如此拙劣的阉割，以致西蒙诺夫在最终版本中撤下了自己的小说原名和作者署名。1967年，该影片上映时改名为《惩罚》（Retribution）。
与审查员的斗争，更使西蒙诺夫下定决心要找出战争和斯大林政权的真相。从这时起，他的笔记本充满了与斯大林见面的回忆。他自我审问，跻身于这位独裁者的侍从行列时，自己对斯大林的罪行究竟知道多少，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多少。他对斯大林的谎言和谋杀了解得越多，就越想与自己的过去划清界限。西蒙诺夫于1966年写道：“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虽有疑问，但仍热爱斯大林。时至今日，明白了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既不爱他，也不能再爱他。如果我早已知道我现在才明白的，我当时就不会爱他。” (956)
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愈益懊悔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所作所为。他仿佛在赎罪，尽力推介在斯大林时代受审查或迫害的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西蒙诺夫受妻子的鼓励，成为苏维埃前卫艺术的收藏家和拥护者（他为长期被遗忘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举办了回顾展览会）。他在争取出版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科尔涅伊·丘科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作品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还努力策划了雅洛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的俄文翻译。他资助曾遭受迫害的作家——包括博尔切戈夫斯基、维拉·帕诺娃、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并在住房、就业、重新加入作家协会等方面，仗义执言。 (957)
1966年，西蒙诺夫开启一个过程，其顶点便是《大师与玛格丽特》一书的发表。它是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颠覆性的社会讽刺杰作，描述一个魔鬼来到莫斯科，通过无政府式的恶作剧，引出人们身上最恶劣的本性。它在斯大林活着时根本无法出版，1940年作者去世，之后一直藏匿于抽屉中。1956年，西蒙诺夫成为负责布尔加科夫文学遗产的委员会主席，因为作者的遗孀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是自己母亲的老相识。西蒙诺夫将《大师与玛格丽特》的手稿，交给热尼娅·拉斯金娜。其时，她任职于《莫斯科》杂志，需要激动人心的文章来增加订户数量（直接影响到该杂志的地位和财政补贴）。文学解冻之后，《莫斯科》已变成一份相当沉闷的出版物。但热尼娅能否让此书通过正在收紧的审查，西蒙诺夫深表怀疑，甚至建议艾莱娜·布尔加科娃接受某种删减，以求发表。整个周末，《莫斯科》主编叶夫根尼·波波夫金都在乡间别墅阅读这份手稿。他向热尼娅坦承，尽管知道这将使自己成名，但仍心有余悸，建议热尼娅将手稿转交《莫斯科》另一位曾当过审查员的编辑——他与文学审查委员会关系不错，改任编辑后所呈送的手稿，从未遭到审查员的拒绝。凭借这位前审查员的帮助，布尔加科夫的手稿获得通过，只作了相对轻微的删减，从1966年11月起，在《莫斯科》分期发表。该杂志的11月号（15万份）过夜即售罄，大家纷纷订购随后两年的杂志，为了争睹布尔加科夫神奇小说的后续连载。在苏维埃读者的眼中，这在勃列日涅夫初期的压抑气氛中，似乎是一大奇迹。热尼娅和西蒙诺夫为他们的成功而感到振奋，将审查员所删减的片断，汇集粘成一个剪贴簿，以纪念这个历史性事件。他们一共做了三本：西蒙诺夫、热尼娅和艾莱娜·布尔加科娃各留一本。 (958)
西蒙诺夫对这些举措的支持成了他在政治上的公开宣言。他参与抢救受压制的艺术和文学作品，与苏维埃政权的自由派结成了同盟。他自觉投入这些努力（他已没有苏维埃机构或杂志的任何公职），赢得了艺术家和作家的尊敬，并当选为文学委员会和类似组织的主席，例如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央文学家之家（the Central House of Literature）。以亲西方和反苏维埃的自由派的眼光来看，西蒙诺夫并没变成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但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许多共产党改革者一样，他愿意接受苏维埃制度的政治文化发生根本变化。西蒙诺夫并没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政府，但在私下里反对它的许多政策——至少包括1968年8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以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改革派政府的“布拉格之春”。1968年的危机是西蒙诺夫的政治观念演变中的重大转折点，使他变得激进。他开始质疑，一党制以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停滞形式存活下去，是否可能？乃至有必要？他的儿子认为，西蒙诺夫如能多活几年，肯定会欢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当然，他作为一名资深党员只能走到这一步。譬如，他唯有彻底打破他的党员模式，方能站出来支持索尔仁尼琴，但他还做不到。我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不知道他为了克制自己又在强迫自己作何斟酌。但我知道，他在政治上一直在演变。对我来说，这是他最卓越的品质——他永远具有改变的能力。 (959)
西蒙诺夫最后几年政治观念的发展，与审视自己的过去有密切联系，他愈益后悔自己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行为。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塑造自己行为的政治制度也持越来越强烈的批评态度。据当时最接近西蒙诺夫的拉扎尔·拉扎列夫说，他的痛悔有时如此强烈，几近于自我厌弃。拉扎列夫回忆，西蒙诺夫会在公众场合鞭挞作为作家和作为人的自己。西蒙诺夫以自嘲、自我讽刺闻名，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视之为他个人魅力的一部分。但有时他们必然意识到，他的自我批评竟来自他更深层的冲动。1965年，中央文学家之家为他举办50岁生日庆祝会。有700多名宾客出席，整个晚上都是对西蒙诺夫的赞誉之声，反而令他显得有点不耐烦。晚会结束时，他因情绪激动而明显有些颤抖，他走近麦克风，作了下列异乎寻常的发言：
在这样的场合——有个人活到了50岁——当然，大家主要是记起他的好。但我想对这里的客人，即聚集于此的同志们说：我一生中做的许多事，自己都会感到惭愧；我所做的，并不是每一件事都好——我明白这一点——我的处世行事，并不总是遵照最高的道德原则——既不是公民的最高原则，也不是人类的最高原则。在我的人生中，有的事情，现在回忆起来感到颇不满意；有的场合，我当时的行为缺乏足够的毅力和勇气。我知道这一切。可以这么说，我现在说出来，并不是为了悔改，那是个人的私事；而是为了要记取教训，方可免犯同样的错误。我将尽量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从现在起，不惜一切代价，我将不重复我以前的道德妥协。 (960)
西蒙诺夫，1979年
这种悔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演愈烈。他为20世纪30年代写的关于斯大林和白海运河的文字而自责，懊悔参与斯大林政权的战时宣传，亦步亦趋于斯大林的谎言，以“犯罪行为”和“叛国罪”谴责1941年下令撤退的苏维埃将军。对自己1946年到1953年在作家协会的可耻行径，他也追悔莫及——回忆起那些年份，就会感到痛苦。他在有关法捷耶夫的文章中写道：“如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有很多事是不堪回首的；另有更多的事，甚至难以解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西蒙诺夫一直在作自我审视，尝试弄懂自己在作家协会的行为。他审问自己的记忆，为自己在“反世界主义者”运动中的角色写下个人的观察，几易其稿，至今仍锁在他的档案中。然而，他从未试图捍卫或辩护自己在那些年中的所作所为。拉扎列夫回忆，1970年的一个夜晚，大家在西蒙诺夫的房子里庆祝他的55岁生日。作家亚历山大·克里维斯基传阅西蒙诺夫1946年的一张照片时，建议在座客人借用一首著名歌曲的歌词（“如今的他，依然一如当初”），来向主人敬酒。拉扎列夫对其中的寓意——西蒙诺夫仍是斯大林主义者——不以为然，提出下一轮祝酒，应该为主人的勇气干杯，因为他“并不害怕改变和告别过去”。接下来是一场激烈的争论：西蒙诺夫是否已经改变？改变一事到底是好还是坏？第二天，拉扎列夫打电话向西蒙诺夫道歉。但是，西蒙诺夫并没感到任何的不妥。拉扎列夫回忆：“恰恰相反，他说，那场争论很有教育意义，因为它帮助他定下决心：一个人有所改变，只要变得更好，当然是好事。” (961)
西蒙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的活动，大多出于想将功赎罪，弥补自己的过去。斯大林主义者当年对犹太作家的攻击，他仍记忆犹新，于是他带头发起了一场对莉利亚·布里克的勇敢辩护。她是马雅可夫斯基后期诗歌的缪斯，却遭到苏斯洛夫手下评论家的强烈攻击。他们以公开反犹的姿态，要求在马雅可夫斯基的人生叙述中抹去布里克的存在，以剔除这位伟大的苏维埃诗人的犹太因素。西蒙诺夫后悔自己1954年对爱伦堡的攻击，组织出版了爱伦堡的战争新闻报道，其中收录了西蒙诺夫写于1944年的一篇文章，称颂爱伦堡是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好的。这本书问世于1979年，即西蒙诺夫去世前不久。西蒙诺夫在医院里收到出版社送来的一册书后，打电话给编辑此书的拉扎列夫，称自己非常高兴和欣慰，因为他已与爱伦堡“讲了和”。 (962)
但在文学界知识分子的改革派中，还有不少人对西蒙诺夫痛改前非的自由主义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看来，一位资深斯大林主义者从根本上改造自己，似乎不大可能。西蒙诺夫为某种自由事业挺身而出时，总有人怀疑其中的虚伪。索尔仁尼琴写道：“西蒙诺夫是一个多面人，既是崇高的文学殉道者，又是受人尊敬的保守派，同时与所有官方机构保持联络。” (963)
有时，西蒙诺夫的表现又与自由主义的倾向大相径庭。例如，他参与了克里姆林宫对文学年鉴《大都会》（Metropol）的迫害。它的编辑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叶夫根尼·波波夫、瓦西里·阿克肖诺夫，同时又由阿尔季斯公司（Ardis）在美国出版（日期和地点仍用“莫斯科，1979年”）。《大都会》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版物，如叶罗费耶夫所宣称的，只是一个“在停滞情况下与停滞作斗争的尝试”。勃列日涅夫政权的年迈领导人，震怒于这种对出版物控制的挑战，向《大都会》编辑施以报复。叶罗费耶夫和波波夫遭到作家协会开除，《大都会》的其他作家自行退出作家协会以示抗议，或设法移民逃离苏联。苏斯洛夫将西蒙诺夫拖入对《大都会》的迫害，还施加压力，要他谴责《大都会》的“反苏维埃”。西蒙诺夫本已牵涉其中，他22岁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爱上了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的弟弟安德烈。安德烈是一名年轻的艺术史学家，刚与亚历山德拉订婚，两人经常出没于波希米亚朋友圈子，成员都是苏维埃精英的子女（安德烈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外交官），穿得像嬉皮士，喜听叛逆的摇滚乐。《大都会》的文学丑闻一经爆发，西蒙诺夫就想中止两人的恋情，决定让自己和家人远离叶罗费耶夫一家。他们与持不同政见者乃至其外围人士的牵连，可能构成对西蒙诺夫的危险。也许，如安德烈所认为的，他希望亚历山德拉嫁入更依顺苏维埃政权的家庭。也许，他害怕《大都会》案件引出更多麻烦（它招致了西方的强烈抗议），亚历山德拉会因此吞食与叶罗费耶夫一家交往的恶果。西蒙诺夫与苏维埃政权打交道，内心的恐惧永远存在——尽管在他的暮年，他已是苏维埃政权的重要人物，似乎不应再有恐惧。西蒙诺夫在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编写了针对《大都会》的文学报告。他所谴责的“反苏维埃的持不同政见者”，不仅有维克多，还包括安德烈。亚历山德拉从安德烈那里获悉此事，不愿相信，反而指责他是在诋毁自己的父亲，遂取消婚约。但到后来她才发现，原来他说的是实话。 (964)
西蒙诺夫由慢性支气管炎引起的死亡过程，既缓慢又痛苦。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不愿为他的治疗方案承担责任（“医生事件”之后的几十年中，那是苏联的普遍问题），并没有对症下药。西蒙诺夫生前的最后几个月曾多次进出医院，但他仍在反思自己的过去：为何没在斯大林恐怖时代向求救于自己的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他最后的笔记是一个剧本的草稿（《四个自我》），以对话的形式，展示现在的自己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自我”。他让自己上了被告席：
“那么，熟人出现在你的面前，需要你的帮忙，你怎样作答？”
“这取决于具体情形。他们有时会打电话，有时会给我写信，有时会当面开口。”
“他们会要求什么？”
“这也取决于具体情形。有时，他们要我干预，去帮助别人；他们会说那人有多好。有时，他们写信给我，说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熟人有罪，或说他们不敢相信他犯了被指控的罪——他们太了解他了，以致无法相信。”
“他们真的写过这样的信？”
“有时是这样的，但更多时候，他们写道，他们知道此事与己无关，也无法判断真伪，或许那是正确的，但是……然后，他们尝试写下所熟悉的当事人的全部优点，希望有所帮助。”
“你曾试图帮忙吗？”
“嗯，我有几次没作答复，两次吧。第一次，因为我从不喜欢当事人。不去帮助一个既不喜欢又不熟悉的人，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另外一次，我认识当事人，在前线时就和他在一起，曾经非常喜欢他。但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把他抓起来，我认为他是有罪的，可能涉及某种阴谋，但没人提及这样的事——大家都避而不谈。他写信给我，我没有回答，也没有伸出援手。我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所以一再拖宕。然后，他获释了，我感到很惭愧。更何况，我事后发现，我认为比我更软弱更怯懦的另一位同志却作了回答，还在尽量帮助其他许多人——给他们寄包裹和金钱。” (965)
西蒙诺夫最后几次住院时口授了自己的回忆录《通过我这一代人的眼睛》（Through the Eyes of a Person of My Generation），但至死都没完成。 (966) 西蒙诺夫的回忆录是另一次与早先自我的交谈，他承认，不可能知道自己在过去某时的真正想法，所以只能通过与自己记忆的对话，来寻求自己人生的真相。他努力解释自己对斯大林的心结、自己与斯大林政权的合作、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审问自己时毫不退缩——评判自己时冷峻严厉。
西蒙诺夫去世于1979年8月28日，他的骨灰撒在莫吉廖夫城附近的昔日战场，那是1941年6月数千人战死安息的地方。世界各地的报刊报道了“斯大林最喜欢的”伟大苏维埃作家去世的消息。20世纪80年代，西蒙诺夫的作品仍在苏维埃的学校和大学里被视为经典读物，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苏维埃政权解体后，他的文学声誉下跌，作品的销售量急剧下降。年轻的俄罗斯读者渴望新鲜事物，他的文风似乎有点过时，也太“苏维埃”化了。
三
1956年后，在某种程度上参与斯大林罪行的数百万人，继续过着他们的“正常”生活。他们中有的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或狱警直接参与其中；其他的作为各地的官僚间接参与。他们大多数人都能逃避内疚，自觉或不自觉地设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借助意识形态或其他虚构的遁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是以“不知情”或“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来申辩自己的无罪。 (967) 很少人有勇气以西蒙诺夫那样的诚实，来直面自己的罪责。
根据大多数人的估计，1956年之后，生活在苏联的约有100万前劳改营狱警。那些愿意讲述自己过去的前狱警中，很少人流露出悔恨或自责。列夫·拉兹贡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在莫斯科医院遇到一个名叫尼亚佐夫的西伯利亚鞑靼人。尼亚佐夫原在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比金中转营担任警卫，监督了数千囚犯的枪决。他的故事很简单。他是个看门人的儿子，在小学里就是横行霸道的小恶棍，到十几岁成了小偷和帮派歹徒。他受警方的招聘，先在鄂木斯克当狱警，后转到古拉格担任警卫。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比金中转营，是古拉格系统中许多“特殊营地”之一，那里的囚犯关押几天之后即遭枪决。从1937到1940年，即比金中转营的短暂存在时期，估计有1.5万至1.8万人枪毙于此。而尼亚佐夫参与了其中的多数，开枪之前和之后都领到了伏特加。据拉兹贡说，尼亚佐夫多年之后被告知受害者都是无辜的，但他没有任何悔恨，也没有任何内疚。尼亚佐夫告诉拉兹贡，他一直睡得很好。战争期间，尼亚佐夫参加红军，打到德国，在那里参与了银行抢劫。1945年之后，尼亚佐夫负责一个军事仓库的安全，靠盗窃和诈骗变得富裕起来，结果遭到新任党领导的解雇，他因此突发心脏病住进医院，在那里见到了拉兹贡。 (968)
伊万·柯察金是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是贫农的儿子，只受过4年农村教育，16岁那年参军时，即1941年，都不会读书写字。战争结束后，他的部队转而执行古拉格的各项任务。从1946到1954年，柯察金受雇为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狱警。他在1988年接受采访时已经知道，向劳改营输送劳工的大规模逮捕都是不公正的，但对自己的行为没有任何悔悟。他以自己半生不熟的意识形态、来自生活的道德教训、对囚犯的阶级仇恨，来为自己的参与辩护：
伊万·柯察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我问你，苏维埃权力是什么？它是一种强制机构！懂了吗？比如说，我们坐在这里，两名警察来敲门，然后说：“跟我走！”仅此而已！这就是苏维埃权力！他们可以把你带走，投进监狱——无需任何理由。不管你是不是敌人，你无法说服…他人相信你的清白。就是这么回事。我接到命令，看管这些囚犯。我应相信这个命令，还是相信你呢？也许我觉得对不起你，也许我根本不在乎，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你杀猪时，听到尖叫声，你会觉得难过吗？即使我觉得对不起，我又能帮什么忙呢？战争时期，我们从前线撤下来，不得不抛弃受伤的士兵，知道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又能做什么呢？我在劳改营看管那些带着生病的孩子的母亲们，她们哭个不停，但我又能做什么呢？她们因自己的丈夫而受到惩罚，不过，那与我无关，我有工作要做。他们说，儿子无须为父亲负责，但妻子要为丈夫负责。如果丈夫是人民公敌，那妻子又会养育出怎样的儿子？劳改营中有许多小孩，但我又能做什么呢？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也许没这样的母亲，反而更好。那些敌人是真正的寄生虫，他们出国旅行，总在炫耀他们的音乐、乡间别墅、精美服饰。穷人饥肠辘辘，没有油腥，过得比动物还要糟糕。那么，到底谁是人民公敌呢？我为何要为别人哭泣呢？此外，我的工作没有伤害他人，只是在为政府服务。 (969)
米哈伊尔·尤西佩科，1988年摄于卡拉干达
20世纪80年代的开放政策时期，公众媒体就古拉格管理员的作用展开了辩论。许多前狱警写信给前囚犯，要求他们确认自己在劳改营时的善良和正派，以便留下历史记录，其中之一就是米哈伊尔·尤西佩科。他1905年出生于阿克莫林斯克的贫农家庭，只完成三年的农村教育就遇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父亲的出征，他被迫辍学打工。父亲一去不复返。20世纪20年代中，尤西佩科充任农场工人，以此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他在1931年的饥荒中失去妻子和两个孩子，从1934年起，在哈萨克斯坦的古拉格劳改营行政中心的卡拉干达从事党务工作。不久，他获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招募，担任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副指挥官。尤西佩科在5年任期内，即从1939到1944年，涉嫌强奸了众多女囚，但没有刑事调查，只有满天飞的谣言。赫鲁晓夫的解冻年代，这些谣言似乎给尤西佩科带来了麻烦。从1961到1988年，尤西佩科写信给数百名前囚犯，包括获释后死去的女囚的子女，要求她们帮写声明佐证他的良好行为。22名女子写了证词，证明他的善良和正直，肯定好过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其他狱警（据说，写证词的女子中有几个是他的强奸受害者）。1988年，《列宁变化报》（Leninskaia smena）上有关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一篇文章，暗示他犯有性侵犯的罪行。为此，尤西佩科将那些证词转寄给全国和当地的报纸，以及哈萨克斯坦的党组织，还附上长篇生平介绍，旨在“澄清历史真相”。尤西佩科声称，他“一直晓得”囚犯是无辜的；“从一开始就表以深切的同情，与囚犯讲话时从没趾高气扬，并尽量纾缓她们的负荷”；让她们收发超过规定的信件和包裹；甘冒危及自己地位乃至生命的“大风险”，去呈交提前释放的申请报告。尤西佩科写道：“我很容易遭到指控，说我同情人民公敌，那我就完蛋了。但我当时相信，现在也相信，我做的是好事。”他要报纸登载前囚犯的证词和自己的生平叙述，不但想证明自己的问心无愧，而且想表明他也反对“斯大林镇压”（开放政策时期杜撰出来的专用名词），也是受害者。 (970)
许多前古拉格官员，为自己的过去编造相似的故事。远北建设托拉斯规划部门的首席会计兼督察官帕维尔·德罗兹多夫，被捕于1938年，判刑15年，被送去马加丹的劳改营。他于1951年获释，留在马加丹充当志愿工，很快接去妻儿。根据帕维尔告诉儿子的故事，他这位前首席会计只是不起眼的专家，在掌管劳改营的远北建设托拉斯中，并无真正的权威。这个故事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因为他的靠山爱德华·别尔津——远北建设托拉斯的负责人，在1937年被捕之后，帕维尔就降职为普通会计。过后不久，他自己也被捕。帕维尔在赫鲁晓夫时期末开始收集资料，准备写自己在远北建设托拉斯的回忆录，他想以此纪念别尔津，视其为有远见的经济改革者和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与远北建设托拉斯前囚犯的通信，却使自己深感不安。他没有意识到，或在某种程度上故意漠视了他主持规划部门时手下囚犯受苦受难的程度。帕维尔多次发生心肌梗塞，遵照医嘱，他放弃了撰写回忆录。过去的真相实在太困扰他了，以致他无法面对，最终死于1967年。他的儿子继续相信父亲是无可指责的官员，在远北建设托拉斯担任会计，其时的主管别尔津采纳了“相对人道和进步的方式”，父亲也是斯大林政权的受害者。 (971)
虚构与记忆交织在一起维系每个家庭，而这在苏联更发挥了特殊作用，那里数百万人的生活被冲得七零八落。心理分析认为，创伤受害者如将自己的经验纳入更宏大的叙事中会大有裨益，可从中获得意义和目的。纳粹反犹战争的受害者找不到救赎的叙述，而斯大林镇压的受害者却有两个集体叙述来安置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某种意义。第一是生存叙述，体现于古拉格前囚犯的回忆录文学，个人痛苦被幸存者的人文精神所超越。第二是苏维埃叙述，个人痛苦在共产主义理想、伟大的卫国战争胜利、苏联的成就中获得救赎。
赫鲁晓夫解冻后几十年内出版的古拉格回忆录，给普通人如何铭记斯大林时代的家史，带来了强大冲击。它们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创伤受害者如何处理自己的记忆有关。如心理分析所显示的，有创伤记忆的人往往会屏蔽过去的一部分。他们的记忆变得支离破碎，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情节（如父母的被捕、被逐出家园的时刻），而不是一个线性的编年表。他们尝试回忆自己的人生时，特别是在记忆力下降的老年时期，往往借鉴自己读到的或听闻的，来填补自己记忆中的空白。 (972) 亚历山大·多尔根是美国领事馆职员，1948年因“间谍罪”遭逮捕，被送去哈萨克斯坦的劳改营。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出回忆录，开篇就解说了记忆中的欠缺：
我的故事的大部分是我确实记得的，其他的则是一定应该发生过的。有些情节、面孔、话语、感觉，已深深烙入我的记忆，不管隔开多长时间，我都不会忘记。但也有些时候，我因他们不让我睡觉而变得精疲力竭，或饥火烧肠、遭受毒打、持续高烧、生病吃药，以致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我现在只能构想出一定应该发生的，以填补这些时期中的空白。
多尔根声称有非常好的记忆力。但从乘坐囚犯火车离开莫斯科，到开始在哈萨克斯坦劳改营采石场上班，这中间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实在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973)
为了填补这些空白，人们会借用他人的记忆。斯大林时代业余回忆录作者所描述的许多场景，与有关大恐怖的著名书籍极为相似，譬如叶夫根尼娅·金兹伯格的《进入旋风》（Journey into the Whirlwind，1967年），或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73年）。这两部书都是先在西方出版，在俄罗斯的正式问世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但它们通过地下出版物，早已在俄罗斯广为流传，帮助促进了当年民间回忆录的繁荣。 [6]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回忆录中的场景是作者自己的记忆，还是作者猜测已发生的，或想象“一定会发生的”，因为别人也写了类似的情节。伊琳娜·舍尔巴科娃在20世纪80年代采访了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她如此解释记忆的借用：
几十年来，古拉格的生活催生了无穷无尽的流言、传说、神话，最常见的涉及据信早在莫斯科时就被枪决的著名人物——据称，却被人在遥远的劳改营里看到了。同样的主题和细节，反复出现于这样的故事。例如，至少有4名妇女向我描述完全相同的场景：多年以后，她们终于有镜子来查看自己的面容，所看到的第一形象，竟是自己的母亲。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觉察到，他们向我口述的事件，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或其他回忆录印刷品所描述的，竟完全吻合。现在[1992年]，讲述劳改营故事如此普遍，口述回忆的记录已经变得愈加困难。他们倾诉的大量信息，似乎都以牺牲自身的记忆为代价；他们如此投入，以致他们听闻的一切都成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974)
许多古拉格幸存者坚称，他们亲眼目睹了金兹伯格、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所描述的场景，见过这些作品所提及的狱警或内务人民委员会审讯员，早在劳改营时就知道这些作家。但相关的文件清楚地指出，这绝不可能。 (975)
古拉格幸存者以这种方式借用他人的回忆录，有好几个原因。20世纪70和80年代，像《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书籍，已通过地下出版物四下传阅。斯大林镇压的许多受害者，强烈认同它们的思想立场，认为这是了解劳改营真相的关键，所以搁置自己的独立回忆，让这些书籍代替自己说话。受害者往往对自己的经历缺乏清晰的概念，又没有结构框架或政治背景能让自己的记忆理清头绪。这种差距更增强他们的倾向，要以这些作家连贯、清晰的记录，来取代自己混淆、零碎的回忆。一名历史学家在采访大恐怖幸存者时观察到：
你若问个看似很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多少人在1937年被捕吗？”回答很可能会使你大吃一惊：“你没读过索尔仁尼琴的书吗？你不知道所有人都被抓走了？”如果你继续问：“但你家有人被捕吗？”很可能是一个停顿：“噢，不，我家没有，但其他人都被抓了。”然后你问：“你住的共用公寓里有多少人被捕？”这次会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接下来是：“噢，我真的记不得了。但是，有一个，伊万诺夫，住在走廊尽头的。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 (976)
这个例子显示，从整体看，口述证词比文学化的回忆录更为可靠，尽管后者通常被认作更为真实的记录。跟所有的记忆一样，采访时的证词也是不可靠的。但它不像一本书，它能加以盘问，可与其他证据进行比照，让真实的记忆浮现，去掉那些听闻或想象的。
已出版的那些古拉格回忆录，不但影响对场景和人物的回忆，而且影响对这段经历的理解。所有关于斯大林恐怖的回忆录，都是幸存者重新构建起来的叙述。 (977) 他们所讲述的，通常是炼狱和救赎的故事——即穿越古拉格的“地狱”再回到“正常生活”的旅程——叙述者通过这些讲述超越了死亡和苦难。这种令人振奋的道德精神，有助于解释这些文学性回忆录的积极影响，促使古拉格幸存者都以同样方式来回忆自己的故事。尤其是金兹伯格的回忆录，已成为幸存者的叙述模式。她的文学结构，更受到无数业余作者的模仿，后者的人生往往与她的相差无几。金兹伯格回忆录的统一主题是通过爱来获得新生——这一主题使她的写作极具感染力，成为文学佳作。金兹伯格解释，她之所以能在劳改营中生存下去，全靠自己对人类的信念；她在他人身上唤起的人性闪光，既帮助了自己的生存，又是她对人类的信念的回应。在《进入旋风》一书中，金兹伯格突出自己在科雷马幼儿园的工作，照顾别人的孩子，令她想起自己的儿子，从而给她坚持下去的勇气。在续集《旋风内》（Within the Whirlwind，1981年）一书中，金兹伯格从幼儿园转至医院，爱上了充当医生的劳改营囚犯；尽管有反反复复的分离，两人得以幸存，不知何故还保持着联系，直到斯大林去世；获释之后，他们仍留在流放地，无法回到俄罗斯主要城市，随即结婚，并收养了一个孩子。 (978) 这种叙述轨迹，在回忆录文学中受到无休止地模仿。这类“家族历史”和“纪录片故事”，在基本结构、形式、道德色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其中的统一性十分明显，光用文学潮流是解释不清的。也许，这些回忆录的作者都有过不寻常的生活，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命运与同类人的命运连接起来，以同一文学模式来回忆自己的人生。
苏维埃叙述提供另一种安慰，即让受害者相信他们的牺牲是为了集体的目标和成就。苏维埃的共同目标不只是一个宣传神话，还帮助人们感觉自己参与了实现苏维埃理想的斗争，自己的人生因此获得肯定，从而接受所遭遇的苦难。
在这方面，伟大的卫国战争的集体记忆是非常有效的。它促使退伍军人认为，他们的痛苦和损失自有更崇高的目标和意义，他们颇感自豪的1945年的胜利即是一个代表。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戴尔为研究战争中的苏维埃军队赴库尔斯克采访老兵，发现他们谈起自身经历时没流露半点的苦涩或自怜，全以坚忍的态度接受所有的损失，“不去重温战争的最残忍场面，反而采用已消失的苏维埃国家的语言，畅谈荣誉、骄傲、正当报复、祖国、斯大林、信仰的绝对必需”。如梅里戴尔解释的，对这些退伍军人来说，认同苏维埃战争神话是一种应对机制，能让自己承载痛苦的记忆，顽强地存活下来：
回忆当年，即战争时期，让人很容易崩溃，很容易陷入恐怖的深渊，那很可能是致命的。坚忍接受和重视手上的工作，才是通向生存的唯一出路。人们使用的词汇，都是务实、乐观的，别的只会勾起绝望。60年之后，他们很容易通过叙述恐怖遭遇，来吸引关注或博得同情。但对这些人来说，这无异于背叛自己的价值观，那关乎他们的集体荣誉和人生原则。 (979)
从劳改营归来的人，同样也在斯大林主义的理念中找到了安慰：作为古拉格劳工，他们也为苏维埃经济作出了贡献。其中很多人看到自己亲手建成的工厂、水坝、城市，油然生起无比的自豪。这种骄傲的原因有二：第一，他们遇上了冤屈，但仍相信苏维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第二，也许，他们需要为自己的苦难找到更大的意义。在《旋风内》一书中，金兹伯格讲述了自己重返马加丹的印象，那是她在科雷马劳改营的难友们亲手建起的城市：
人的心灵真奇怪！我整个灵魂都在诅咒那些始作俑者：在这冻土上建起小镇，以无辜之人的鲜血和泪水，融化它的冻土。然而在同时，我又感受到一种荒诞无稽的骄傲……在我离去的7年当中，它长大了，变得漂亮了，我们的马加丹！简直面貌一新呀。我赞美每一盏路灯、每一段柏油路，甚至文化馆即将演出歌剧《美元公主》的海报。我们珍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即便是最痛苦的。 (980)
诺里尔斯克，2004年7月
在诺里尔斯克，城市居民（约13万人）中的老年群体，仍强烈感受着这种自豪。居民的大部分是古拉格前囚犯和他们的后代，少数是劳改营前管理员和志愿工。古拉格撤销后，他们的家庭仍留在这块北极定居地，许多人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无处可去。1953年之后，工业综合企业的管理从古拉格转至重工业部，诺里尔斯克的居民完全融入了常规的苏维埃统治机构（学校、少先队、共青团、党组织等等），这有助于培养苏维埃觉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地方上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基于他们为诺里尔斯克感到的骄傲——以此覆盖古拉格记忆。迄今，该城仍传颂于歌曲和故事中，人们继续歌唱：
这个小城叫做诺里尔斯克，
我们在此挖掘铜和镍。
这里的人有顽强的精神，
俄国人都知道诺里尔斯克。
不少书籍和电影纪念在冰霜中建起诺里尔斯克的男女，但往往掩饰其中大多数是囚犯的事实（在这个尝尽折磨的城中，健忘是生存之道，古拉格的记忆仍潜存于大众意识的表面之下）。这个小城的骄傲与北极勘探的浪漫和开拓的精神紧密相连，体现于这样的流行观念：要想存活于诺里尔斯克的恶劣环境，一定要有特殊的精神力量。
瓦西里·罗马什金，2004年
这里的人由特殊材料制成。
意志薄弱的立马逃跑。
这片严酷土地不属于他们，
这里的狂风怒号，
暴风雪肆虐，
夏天终年无缘看到。 (981)
还有一个流行信念声称这座城镇的居民拥有特殊的温情和同志友爱，源于他们共同承受的古拉格经验，以及艰苦条件下共同的奋斗图存。但更重要的，这种公民骄傲植根于诺里尔斯克人的劳苦功高，例如小城英雄瓦西里·罗马什金，他在2004年仍与子孙坚守此地。
瓦西里1914年出生于莫斯科地区的农民家庭，1937年作为“富农”被捕，从1939年起即囚在诺里尔斯克。他始终留在采矿综合企业——先是个囚犯，后来是“志愿工”——直到1981年退休。瓦西里在诺里尔斯克工作努力，多次获得奖牌，还是囚犯时，就以真正的劳动模范出名。他为苏维埃战事作出贡献，因而感到特别的骄傲，他在接受采访时解释：
这些奖牌都是给[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的——冶金业优胜者，第9个五年计划[1971至1975年]优胜者……那个奖牌是什么，我都忘了……这些是[诺里尔斯克]“综合企业老兵”和“苏维埃老兵”奖牌——是表彰勇敢和敬业的。而这个是给伟大卫国战争老兵的五十周年纪念奖牌，因为当时的综合企业已纳入军事编制……我为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感到自豪——我尽了公民的爱国义务。 (982)
瓦西里在代表老一辈发言，颂扬劳改营对苏维埃经济的贡献。特别是战争时期，他们在严寒中挖出的贵金属，对苏维埃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经常宣称爱诺里尔斯克的“美”，在某种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成就感，这个城市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似乎没人注意到，那里的空气里永久充斥着有毒的黄色烟雾，树木都无法存活）。20世纪50年代初，奥莉加·伊亚斯基娜来到诺里尔斯克劳改营，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她宣称：“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是我们的小列宁格勒。” (983) 许多城中心的建筑确实是圣彼得堡（另一个奴隶们建造的城市）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诺里尔斯克代表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由古拉格囚犯建造和居住的工业城市，其市民的骄傲，却植根于他们向斯大林政权提供的奴役劳动。
类似的悖论又成了怀念斯大林的基础。这位独裁者死了半个多世纪，对他的怀念却仍在继续，涉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包括他的受害者。研究公众意见的全俄中心（All-Russia Centre），在2005年1月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其结果显示，42%的俄罗斯人希望“像斯大林那样的领袖”重新出现（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60%支持“新的斯大林”）。 (984) 这种怀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并不大，在回忆斯大林年代的老人看来，主要与怀旧情绪有关——那是自己传奇般的青春岁月：商店货物琳琅满目；社会秩序良好；他们的生活围绕简单的五年计划的目标运转，并因此被赋予意义；一切都黑白分明，因为有斯大林在动脑筋，大家只需照办。就这些人而言，怀念斯大林年代的“好日子”，恰恰反映了他们作为退休人员生活的不稳定。特别是苏维埃政权1991年解体以来，许多商品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他们的购买能力；通货膨胀掏空了他们的积蓄，猖獗的犯罪又让待在家中的老人担惊受怕。
屈服于这种怀旧的，包括曾占据一定地位的人士——众多的苏维埃官僚、基层工作人员、劳改营狱警、警察、专职司机、铁路职员、工厂和集体农庄的主管、寓长和清洁工，他们回顾当年，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犹如“小斯大林”，沿指挥系统拾阶而上，可与这位伟大领袖挂上钩；同时也有普通的公民，他们虽在斯大林政权中没有特别的地位，但自己的生活已与该政权的命运纠缠不清。米哈伊尔·巴伊塔尔斯基回忆，他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一名老斯大林主义者——曾是20世纪20年代的共青团同事，已在斯大林的工厂晋升为中级工程师。该工程师仍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他虽不想为独裁者辩护（已知道事实），但继续认同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假设，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民公敌”有罪。巴伊塔尔斯基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老朋友所抱住不放的，不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对“火热的青春年代自己曾拥有的素质的自豪”。他不愿背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信念，因为那些信念已成为自己个性的一部分；也拒绝承认正是这些素质，促使他“在内心中接受了一切，包括枪决他最亲密的战友”。 (985)
对斯大林的受害者及其后裔来说，这种怀旧也不陌生。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的父亲是位神父，枪决于1938年，他自己当上一家工厂的工人和工程师时，曾隐瞒了父亲的被捕。他于1965年入党，最终当上了该厂的党委书记。列昂尼德一生都是斯大林的狂热支持者，哀悼斯大林的去世，在自己办公桌上摆放斯大林的相片，直到1993年退休。他在采访中拒绝认为斯大林应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逮捕负责，包括逮捕自己的父亲：
是的，我父亲遭了难，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但斯大林仍比我们今天的领导人强。他是诚实的，即使他周围的人不诚实……不要忘记，多亏了他，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如果今天有人试图打一场类似的大战，没人能保证俄罗斯的胜利，绝对保证不了。斯大林建立我们的工厂和铁路，降低面包的价格，激励大家努力工作。我们都知道，如果学习勤奋，上高等学院，肯定会有好工作，甚至可以自选工厂。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勤奋。 (986)
1937年，在维拉·米诺苏娃17岁时，她那在彼尔姆担任铁路工程师的父亲便遭到了逮捕和枪决。如她自己所承认的，她从那时起，就一直生活在几乎是永恒的恐惧之中，即使在1947年嫁给了彼尔姆的高级党干部。她在2004年的采访中，仍不敢谈论与大恐怖有关的话题，有好几次坚决要求把录音机关掉。维拉以怀旧的心情回顾斯大林的统治时期，那时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大家都能负担得起；与我们今天相比，那时更有纪律和秩序”。维拉50多年来一直在苏维埃铁路办事处担任簿记员，她抱怨说，人们“如今都不想工作”，她声称斯大林的年代较好，因为“每个人都被迫做事”。
症结在于纪律。你必须将人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如有必要，甚至可以使用鞭子。今天，他们应该借用斯大林的方法，不能让人们上班迟到，随意回家。如果他们想要保住工作，就要被迫按照规矩行事。
1939年，当伊拉伊达·法伊韦索维奇4岁时，她来自奥萨的理发师父母双双被捕，被送去古拉格劳改营。她在2003年的采访中也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更好。“人们不会在大街上杀来杀去！那时，晚上出去是很安全的。”伊拉伊达认为，在斯大林的时代，政治领导人比较诚实：“当然，有时会有粮食或衣服的短缺，但从整体看，他们兑现了承诺。”像许多在共用公寓长大的老人一样，伊拉伊达也怀念当年的集体主义。她还记得，那是一种愉快的生活，特别是与她退休后的寂寞生活相比：
斯大林统治下的生活在精神上更为富足——我们过得更为安宁、愉快。大家都很穷，不在乎物质条件，但有很多乐趣——朋友和家人之间一切都是开放的，一切都是共享的。人们互相帮助。我们相互借宿各自的房间，遇上节日，与大家一起上街庆祝。今天，每一个家庭都只为自己而活。
伊拉伊达说，那时的人对生活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和意义：
我们相信，未来是美好的。我们相信，如果勤勤恳恳地工作，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并不奢想自己在创造人间天堂。但我们认为，正在建造的社会足以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有和平，没有战争……这个信念是真心实意的，它帮助我们坚持下来。这意味着，为了将来，我们全神贯注于我们的学习和工作，无暇顾及物质条件。我们当年在工作中感到的骄傲，要大于今天的。没有信仰的生活是很难过的，我们今天信什么？都没有理想了。 (988)
四
尽管有怀旧，但斯大林受害者的后裔，在独裁者去世几十年之后，仍在继续承受斯大林政权的毁灭性遗产。这不仅仅是失去的亲戚、受损的人生、破碎的家庭，还有代代相传的心理创伤。 (989) [7]
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从1937年被枪决的父母那里，继承了对苏维埃当局的终身恐惧，更传给了自己的孩子。她由在第比利斯的外祖父母和列宁格勒的姨妈相继带大，姨妈本人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叶丽萨维塔十几岁时加入共青团，成为学生积极分子，以此克服自己的恐惧。她努力学习，在学校里获得优秀成绩，1947年进入列宁格勒大学学习语言，但她的恐惧并没彻底消失。她回忆：“我总是感到自卑，因父母的遭遇，自己一直缺乏信心。我的一生，都有这内心的恐惧，那是一种损耗和脆弱的感觉。我感到自己不能算个完整的人，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受到有权有势者的欺负和侮辱。”她担心自己在列宁格勒被捕，便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抱负，逃到库班的宁静小镇克拉斯诺达尔，从事教师工作，直到1954年。其时，她与丈夫回到列宁格勒，找到一份图书管理员工作；她丈夫名叫约瑟夫·利伯曼，是物理系学生。
约瑟夫来自列宁格勒的犹太家庭，其家人私下里对苏维埃政权持有异议。这与叶丽萨维塔的姨妈的正统政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叶丽萨维塔由此而获得启示，更受到苏共二十大的鼓励，开始对父母失踪的事件持怀疑态度。1958年，她终于发现他们都已遭枪决，这是一个巨大打击，她曾盼望母亲可能还活着，并照着母亲发自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最后一封信所说的，一直遥望夜空中的大熊星座——那是母子团聚的象征。这一发现更加剧了叶丽萨维塔与苏维埃制度的疏离，她和约瑟夫开始与米哈伊尔·莫洛斯特沃夫发起的反对派学生团体走动。1958年，莫洛斯特沃夫被捕，从列宁格勒被送去流放地。后来，夫妇俩又加入约瑟夫·布罗德斯基的圈子。布罗德斯基是列宁格勒诗人，1964年作为“寄生虫”上了法庭，被判刑5年，送到北部的流放地（由于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在1965年获得减刑）。20世纪60年代后期，夫妻俩又与无法拿到离境签证的苏维埃犹太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们的抗议后来成为人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叶丽萨维塔都活在恐惧之中。她为约瑟夫担心，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多年后仍没拿到博士学位（那是领取学术薪金的资格）——这是对他参与反对派活动的惩罚，还算轻微，却是更重的惩罚将至的威胁。叶丽萨维塔变得愈益内向，担心自己的孩子亚历山大 [8] （生于1955年）和安娜（生于1960年）。叶丽萨维塔只得过着“秘密生活”，吓得要死，害怕自己的持不同政见将会招致逮捕，让子女像自己一样从小就失去母亲。她回忆道：“失去母亲是我一生中最强烈的感受，我为自己的孩子而担忧。”
据安娜说，叶丽萨维塔作为母亲的保护意识特别强烈，从不告诉女儿自己的家史。安娜回忆：“在我整个童年时期，这都是一个禁忌。”她14岁时才从哥哥那里听说，自己的外祖父母都是在大恐怖时期被枪决的；但询问母亲时，又被告知，外祖父母丧生于战争年代。在开放政策时期之前，叶丽萨维塔一直不让女儿知道真相。安娜小时候完全不知道父母参与了反对派活动：“他们保护我，让我远离他们的活动。”她要到20世纪80年代才意识到，父母的许多朋友都是持不同政见者，布罗德斯基曾来过他们家的公寓，父母读的手稿都是非法的地下出版物。
母亲始终坚持的是女儿一定要努力学习。安娜回忆：“她一直对我们灌输，我们必须比学校里其他孩子更为勤奋，因为我们的犹太人名字会让我们处处吃亏。”安娜觉得，这真是一种负担，好像自己有责任弥补母亲大学后的放弃深造：“上帝保佑，让我在学校里取得高分。我是被迫变得聪明的——别无选择。”安娜不得与无产阶级背景的孩子来往，因为母亲担心，如果家史泄漏，他们可能会构成危险。安娜回首往事：“现在才意识到，母亲希望我与有文化家庭的孩子交往，他们像我们一样，也受到迫害。”安娜从小学会谦虚谨慎，决不出风头，循规蹈矩，政治上忠诚顺从，参加少先队和共青团。虽然她本能地意识到，这种对当局的亦步亦趋，“纯粹是表面文章”。
安娜承认自己也有根深蒂固的恐惧，缺乏自信，在社会上自我压抑。她认为，这是母亲幼时教养的遗传：
我从小就能感受到，但很难说这种恐惧究竟是什么。我害怕与官方的任何接触……那是一种怕受羞辱的恐惧……我从小就学会，如果自己的行为可能受到当局的批评，就赶紧退却……从十几岁开始，我只在自己朋友中敞开胸怀，到了社会上就内向……我害怕与陌生人相处，总是不愿引人注目。
安娜的恐惧虽然咄咄逼人，却模糊不清、难以界定，因为尚是孩子时，她从不知道家人受到的迫害。第一次获悉污点履历可能引发的后果时，她才恍然大悟，迄今还能清楚忆起那一时刻：她向一位老师谈及自己很想上大学，但老师有所怀疑，他解释说，不是因为她的能力，而是因为“他们通常不会把最高分打给像你[犹太]那样的学生”。安娜随即变得“歇斯底里”，这就是她所一直担心的羞辱。
为了以后能上大学攻读旅游专业，安娜申请苏维埃护照时不填父亲的犹太民族，改用母亲的格鲁吉亚民族。她加入了共青团，即使看破了它的意识形态，仍坚持参与，唯恐招惹大学当局。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她声称，自己一直知道苏维埃制度的不公，但严格管束自己的思想和兴趣，决不让自己以任何方式引起有关忠诚的怀疑。 (990)
这种“遗传的恐惧”——安娜如此叫它——以多种方式影响了斯大林受害者的孩子，从他们在学校里的朋友，到他们的职业选择。例如，弗拉基米尔·科萨科夫出生于列宁格勒的旧知识分子家庭，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大清洗中吃了不少苦头。他对列宁格勒的围城仍有童年的记忆，因此也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拒绝了在基洛夫芭蕾舞团担任演员的机会，改去波罗的海工厂上班，那是一个庞大的造船和机械工厂。他回忆，即使在那时，他也担心被攻击为“人民公敌”的儿子，所以要“投身于无产阶级”，以保护自己。 (991)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初期，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在哈内耶夫斯基家的莫斯科共用公寓长大。他的外祖父是军医阿列克谢·哈内耶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贵族地位；父亲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的贵族后裔，祖父及其兄弟都曾以白军身份参与内战。他的父母和外祖母对周遭的无产阶级邻居非常警惕，阿列克谢也深知祸从口出，决不轻易相信他人。他回忆：“我从小就被教导要警惕这个体制。”
外祖母添加了甚多不合理的色彩，因为她的警告显得荒诞不经，但在小孩的眼中仍颇有说服力。例如，她曾告诉我一个男孩的故事，他一只脚刚刚踏上芬兰大使馆门前的台阶，就马上被捕——永远不见了。这个故事真把我给吓坏了，她这类童话般的故事太多了。
恐惧使阿列克谢变得极其谨慎。他在莫斯科大学上学时独来独往，与外界的唯一接触就是通过他小学时装配的短波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他回避共青团和所有政治活动，感觉这一切都很讨厌，他还得出结论，最明智的策略就是避免交友，省得外人怀疑自己的政治忠诚。他40岁之前都奉行着这一策略，此前他受训成为一名考古学者和阿拉伯文化专家。阿列克谢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认为自己作出这个选择，也是为了“逃避”苏维埃制度的政治。他认为政治是一个“雷区”，其中的规则和危险变化莫测。他从小感觉的恐惧也在渐渐演变——借用他自己的话即是，变成了对俄罗斯和苏维埃政权的“悲观和怀疑”。他的谨慎也在择偶方面发生作用，安娜是他的三表妹，她的直系亲属也受到斯大林制度的迫害。阿列克谢回忆道：“这当然有帮助，我们来自相同的背景，使我们更加亲近，给我们的关系带来特别的谅解和团结。” (992)
恐惧的承继直接影响甚多的婚姻。例如，父母被捕的女子，有心嫁给党干部以期获得保护，如此的婚姻非常普遍。维拉·米诺苏娃的父亲1937年被捕并遭枪决，她就嫁给了一名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地方党主管。她虽在外表上讨厌对方，但如她母亲所规劝的，她感到能获得物质生活的保障，抚养孩子时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她回忆：“我结婚时哭得厉害，但母亲不停地催促，‘嫁给他！嫁给他！’我并不爱他，甚至感到厌恶，但我有一个女儿，她长大了，我很爱她。”马克斯娜·卡尔皮茨卡娅的父母在1937年被捕并被枪决，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就在列宁格勒自力更生，后来嫁与列宁格勒一位资深军事科学家和党干部。她把自己的家史一五一十告诉丈夫，让他明白个中的麻烦。她坚持不去登记婚姻，如她所说的：“即使在父母平反之后，我仍让他保留随时离开的机会——只要有一天，他觉得实在难以充当前人民公敌的女婿。” (993)
许多有污点履历的人，只是在即将结婚时，才向未来的配偶袒露一切。像马克斯娜一样，她们希望在共同生活之前，让对方了解自己的过去。如果讲得太早，可能会把对方吓跑。利季娅·巴布什金娜交友将近3年，最后在1965年举行婚礼的前夕，才鼓起勇气，把父亲作为人民公敌被捕并遭枪决告诉未婚夫（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来自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军人家庭）。鲍里斯·卡辛也等到婚礼前夕，才把父亲作为“反革命分子”枪决于1938年一事告诉未婚妻。鲍里斯回忆：“这是很大的风险。但我信任她，不想蒙混过关，毁了她的一生。她反应平静，并告诉我，她自己的祖父作为富农也受过迫害，所以她熟悉这类事情。” (994)
引人注目的是，好多婚姻的双方都来自受迫害家庭，似乎有什么东西把他们牵在一起。1955年，拉丽莎和维塔利·加尔马什，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读一年级时坠入爱河。拉丽莎是季娜伊达·莱维娜的女儿；后者在科雷马劳改营度过8年（1946年归来时还带了一个小男孩，其父亲应该是个狱警），然后在波特马劳改营度过3年，最后又去了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拉丽莎来到莫斯科之前，与母亲一起住在流放地。维塔利1949年被捕时还是个学生，刚获得平反，他来到学院的第一天就遇上拉丽莎。她回忆，相互吸引是因为他们都感到，人生第一次可向信赖的人畅谈自己的过去，对方也能心领神会。拉丽莎还记得：
演讲厅里，他坐在我一旁。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一无所知。我们开始交谈……当然，知悉他被捕的莫斯科朋友也与他交谈，他最要好的朋友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也许，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没有那种与我在一起的倾吐衷肠。他的经历突然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倾泻出来……之后，我们的关系发展得十分迅速。我们承受着同样的困扰，我们的家史都不简单，这起了很大作用。 (995)
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夫妇与他们的女儿玛琳娜、伊琳娜，2003年摄于彼尔姆
尼古拉·梅沙尔金1956年遇见未婚妻埃尔弗拉达·戈特曼时，并没袒露自己家人1933年作为“富农”被逐出奔萨，当时仍生活在科米地区的流放地。 [9] 他对埃尔弗拉达的家庭也一无所知——她是克里米亚的苏维埃德裔，战争时期流放到了科米地区——仅凭感觉猜测，对方可能也受了斯大林政权的迫害（科米地区有不少流放的苏维埃德裔），从而对她产生好感，频频送上情书。有好几年，埃尔弗拉达不愿向俄罗斯人打开自己的心扉。埃尔弗拉达回忆：“我想，我会找到一个不错的德裔男孩。”但尼古拉坚持不懈，几近30岁的埃尔弗拉达担心自己沦作老姑娘，终于答应下嫁。慢慢地，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开始倾吐各自的家史，相同的经历和相互的同情把他们紧紧拧在一起。经过将近50年的婚姻，尼古拉认为，这种相互理解是他们关系中的最重要部分：
我把这种理解称作团结一心。我一直有这种感觉，即与这个女人团结一心的感觉，因为她也承受着苦难，遭受过迫害。我认为，她也会有同感。我想我们一起拥有的不是爱，而是团结一心，对我们双方来说，这更重要。爱情会远去，但团结一心就只会紧紧相连。 (996)
在1992年读到要向受迫害者作出赔偿的新法令以前，尼古拉和埃尔弗拉达一直没将自身的污点履历告诉女儿们。之前，他们一直害怕透露家史，一是不想给女儿增加思想负担，二是不想让她们疏远于苏维埃制度。他们总是把涉及过去的话题，转移到比较积极的岁月，譬如双方父亲都作出过贡献的伟大的卫国战争。 (997)
在这一方面，梅沙尔金一家算不上特殊。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后几年，即自由气氛浓烈的开放政策时期，大多数苏维埃普通家庭仍闭口不谈自己的家史，仍不把遭受迫害的往事传承给下一代。开放政策的影响局限于大城市，在外省城镇，例如梅沙尔金家居住的彼尔姆，斯大林的幽灵还在四下徘徊。诗人鲍里斯·斯勒茨基在1986年临去世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
外省，周边，后方，
冻得太硬，解冻也束手无策，
迄今，斯大林仍在那里活着。
不是死了吗！但尸体仍有余热。 (998)
苏维埃政权倾塌15年后，外省仍有人不敢谈论过去，甚至对自己的子女也是如此。 (999)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的污点履历，几乎在她的一生中都是高度机密。她向女儿坦白自己的“富农”出身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离她幼时流放到西伯利亚已有60多年。安东尼娜还向分别同居了20多年的两任丈夫隐瞒了家史。她在列宁格勒儿科研究院的最后一年，即1947年，遇上第一任丈夫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其时，安东尼娜为了隐瞒自己的过去，已在使用前男友的姓氏。她没有在列宁格勒居住的合法权利，担心万一当局发现她在考上研究院时曾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自己又会成为“反社会分子”并遭到再一次的逮捕和流放——那是战后降临于许多前“富农”的命运（包括自己的父亲），其时，政权正致力于各大城市的全面清洗。安东尼娜忆起当时的险境：
我所有的文件都是假的，很害怕在街上遇上警察检查。我的护照上有很多伪造的公章和签名，有些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妹妹代签的……我居住[在列宁格勒]的许可，6个多月之前便已过期。
安东尼娜·戈洛温娜，2004年
安东尼娜居住的共用公寓，寓长是一名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颇有举报人的名声，已开始对安东尼娜起疑。有一次，邻居拿出一双新鞋，安东尼娜失言说出自己父亲可以做得更好，因为他也是一名鞋匠（这在农村通常是“富农”的手艺）。她因此被吓坏了，唯恐真相暴露。正巧这时格奥尔基·兹纳缅斯基向她求婚，在安东尼娜的眼中，他无疑成了一大救星。与列宁格勒居民、工程师兹纳缅斯基结婚，她就会得到新的姓氏和文件，得以合法地留在列宁格勒。
安东尼娜在后来的40多年中，一直向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富农”出身，相互之间很少谈及各自的过去，说到家人时，总是谎称他们都是贫农。她也向生理学院所有的同事和朋友隐瞒真相（很久以后，她才发现，自己所有的朋友都来自受迫害家庭）。1961年，她甚至入了党（一直到1991年），不是因为笃信它的意识形态（有好几次，她悄悄违反党的纪律，以帮助朋友），而是认为入党可打消他人对自己的怀疑。她想以此促进自己的医学生涯，并为将要申请大学的14岁女儿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安东尼娜回忆：“我很担心女儿的未来。”
我不想让她知道自己的过去，只想让她觉得，她有一个正常的母亲，像她所在的[精英]学校其他女孩的家长一样。那里，所有的父母，至少是父亲，都是党员。
甚至在1968年离婚之后，安东尼娜仍继续对格奥尔基隐瞒自己的污点履历。她后来嫁给爱沙尼亚人鲍里斯·约翰逊。1987年，安东尼娜接待格奥尔基年迈的姨妈，后者说漏了嘴，透露他父亲原是沙俄海军的少将，忠于沙皇，曾在内战中参加白军。她这才弄清，格奥尔基像自己一样，也一直在隐瞒出身。他早年也是在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度过的，决意成为一名工程师，有意识地取得无产阶级身份。他申请第一份工厂工作时就在表格上编造履历，一生都保存一张答案纸，以确保自己在填写下一份表格时不会出现前后矛盾的破绽。格奥尔基和安东尼娜，凭借某种奇怪的直觉，竟相互找上了翻版的自己。
鲍里斯·约翰逊也来自受迫害家庭——他的父亲和祖父被捕于1937年——但安东尼娜被蒙在鼓里，另一方面，她也不向对方透露自己的污点履历，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即苏维埃制度崩溃之时。其时，斯大林政权的迫害受到公开的揭发和辩论，他们因此变得大胆，终于开口谈起自己的过去。与此同时，安东尼娜和格奥尔基也敞开胸怀，道破了彼此隐瞒40多年的秘史。然而，他们仍一致同意，继续对担任教师、谋求上进的女儿奥莉加保密。他们认为，如果斯大林主义者卷土重来，全不知情反而能向奥莉加提供某种保护。有两起事件促使安东尼娜逐渐冲破恐惧，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富农”出身告诉女儿。
第一件发生于1995年，72岁的安东尼娜重访奥布霍沃村，她家曾在那里居住，直到1931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她上一次访问奥布霍沃村是在1958年，与哥哥和父亲同行，几星期之后，父亲便去世了。他们的老宅已是一片空地，他们以前经常坐在其上与村民聊天的磨石，周围杂草丛生。他们站着注视那块空地，安东尼娜突然听到身后的声音：“富农回来了！富农回来了！他们以前被赶走，现在又回来了，还穿着漂亮的新衣服。”安东尼娜转身寻找说话人，却无影无踪，这个记忆一直困扰着安东尼娜。她回想道：“我想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仍想把它当作自己的老家。我渴望当地人认同我，与我交谈，把我当作他们当中的一员。”
安东尼娜1995年8月2日回到奥布霍沃村，恰好是父亲1930年被捕的65周年。古老的村庄所剩无几，至今仍有炊烟的只有9栋房舍。像成千上万其他村庄一样，60年的集体化耗尽了奥布霍沃村人的青春和活力。1930年，奥布霍沃村虽贫穷，却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总人口达317人，将近一半是孩子，有自己的教堂、学校和合作商店。许多像戈洛温那样的家庭，还有自己的皮革作坊，生产皮鞋和其他日用品。1960年，奥布霍沃村的人口下降到68人，大多数是老年夫妇和养老的独居者。到安东尼娜1995年重访时，全村仅存13人，其中11人已有60至70多岁。村民早已遗忘了8月2日的古老宗教节日，但俄罗斯农民的好客传统，还不至于彻底消亡。安东尼娜到后不久，村里的妇女以她的名义，在伊万·戈洛温的家中安排聚餐——他是村庄里她家族中的硕果仅存者。最初的紧张气氛一旦烟消云散，村民们开始回忆起安东尼娜的父亲，称他是一个好农民，他的勤奋正是集体农庄所缺乏的。一名老妪回忆道：“戈洛温一家都是诚实、正派、清醒的人，当初把他们抓起来，都是错的。汤妮雅[安东尼娜]，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一个真正的农家女，我们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安东尼娜与过去达成和解的第二个转折事件，发生于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沙尔铁地区。1931到1934年，她与家人曾居住于此，因此她特来这个“特殊定居地”故地重游。多年之前，定居地已被撤销，但从路上就能看到，营房的废墟仍屹立在高高的铁丝网之后。安东尼娜在附近徘徊时，遇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当地妇女，她询问可否走进定居地，随即开始了交谈。那名女子透露：她从小就住在这里，“我是富农的女儿，1930年被送来此地，我真正的家园是在巴尔瑙尔”。安东尼娜回忆当时她的反应：
我感到震撼，从未听人公开说出自己是富农的女儿，像我一样。我从没想到，说出这些话语，可以不带一丝羞耻。更何况，这个女人讲出时明显感到自豪。我的一生，一直在尽力掩盖自己的富农出身。这个女人说话时，我环顾四周，看看旁边有无他人。后来，我开始思索，为何环顾四周察看有没有旁人偷听？我到底怕什么？我突然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羞耻。然后，我大声说出：“我是个富农的女儿。”这是我第一次大声说出这句话，尽管在自己的脑海中，我曾自言自语一千次。周围没人能听到我的话，因为我独处在一条荒道上。但是，我仍感到自豪，自己终于大声说出来了。我走到河边，用河水洁净自己，然后为父母祈祷。 (1001)
[1] 玛莎·西蒙诺娃2004年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并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以及信中所表达的情绪。
[2] 从1957到1969年，热尼娅在《莫斯科》期刊工作，后因“严重的思想错误”（发表了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的诗歌）而遭到解雇。
[3] 非常显著的例外是维克多·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1946年）。它生动地再现了普通士兵的战争，避开了通常有关党的英明领导的陈词滥调。令人惊讶的是，它竟在1946年赢得斯大林奖。
[4] 这一类小说有4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涅克拉索夫的《第二晚》（The Second Night，1960年）、奥库德扎亚的《学生，祝你好运》（Good Luck, Schoolboy，1961年）和瓦西尔·贝卡乌的《死者无疼痛》（The Deed Feel No Pain，1965年）。
[5] 西蒙诺夫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试图在莫斯科郊外的波多利斯克国防部档案馆，建立一个士兵回忆录专辑，但遭到军队高级领导人的反对。（‘O popytke K. Simonova sozdat’ arkhiv voennykh memuarov’, Otechestvennye arkhivy, 1993, no. 1, pp. 63-73）
[6] 可在纪念学会档案馆中找到数以千计这样的回忆录。该学会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成立的，为了纪念镇压的受害者并录下他们的回忆，遍及苏联各城镇。成立于1989年的莫斯科历史文学协会档案馆（Vozvrashchenie）、开放于1996年的莫斯科安德烈·萨哈罗夫公共中心和博物馆，都有这段时期未发表的回忆录的丰富馆藏。
[7] 这种心理创伤会以各种方式传递下来，譬如父母的忧虑和恐惧、对子女的过度保护、对子女的期望过高，甚至是一起玩的游戏。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特列兹·维拉格——专门治疗反犹大屠杀的幸存者及其子女，举了一位幼时经历列宁格勒围城的母亲的例子。那位母亲的两岁的女儿不愿吃圣诞老人的饼干，如有人硬塞给她，就会号啕大哭，以示抗议。那位母亲自己小时候曾听闻列宁格勒围城期间有人杀小孩充饥，留下了心理创伤。维拉格认为，那位母亲以这样的方式将心理创伤传给了下一代——她在女儿洗澡时与女儿一起玩耍，将女婴的脚放进自己嘴中，并念念有词——“现在，我要吃你了”。（T. Virag, Children of Social Trauma: Hungarian Psychoanalytic Case Studies（London, 2000）, p. 43）
[8] 亚历山大1991年死于登山事故。
[9] 20世纪90年代，尼古拉去奔萨档案馆做他自己的研究，才发现父母对他隐瞒了一个家庭秘密：他们曾拥有乡村酒馆和面包店——根据苏维埃标准，足以被定为资产阶级。
后记及致谢
《耳语者》有一段较长的历史，它的酝酿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我还在莫斯科做研究生时期的研究。我是专攻俄国革命和内战的，渴望能遇上仍能记得那段岁月的人，结果成了热尼娅·戈洛夫尼亚的好朋友。她是电影摄影师阿纳托利·戈洛夫尼亚的孙女，她的母亲奥克萨娜告诉我很多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家族故事，并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都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她所谓的“和平时期”。之后的几个月中，我拜访了大约十来个她的朋友，大多数是老太太。但她们当时太小，记不起内战时期；现在又太紧张，不愿详尽披露铸造自己人生的那段历史，即斯大林的统治时期。
我涉猎口述历史的第一次尝试，教我学会了珍惜家庭记忆，以制衡苏维埃历史的官方叙述。1991年之后，我再次考虑就“耳语者”这个主题做一些研究并写出一本书的可能性。其时，有关斯大林迫害的个人回忆录，突如潮水一般汹涌出现，更激起了我的热望。但我的直觉是，就整体而言，老年人仍不愿抛头露面。他们还在等待，以确信共产党人不会卷土重来，这可能还需时多年。从某方面来看，我错了。20世纪90年代初，现在被广泛认作口述历史在前苏联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对照于普京时期，威权政府的复辟已驱使许多俄罗斯人回到沉默寡言的旧习惯。从另一方面看，我的直觉又是正确的。在第一个高峰时期，人们亟想记录的只是受迫害的真相，以及逮捕、监禁、平反的细节，而不是塑造自己人生的内心创伤、对背叛的耿耿于怀、对失去的亲情的痛苦回忆。
到2002年我完成《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一书时，觉得征服这个未知领域的时机终于来临。在1953年之前长大的一代正在迅速消失，我由此产生一种紧迫感：通过普通家庭和个人的内心生活来了解斯大林时代，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为《耳语者》研究项目接受访谈和提供档案的人，其平均年龄是80岁。据我所知，本书完成之前，至少有27人去世（占案例总数的6%）。
一开始，我的查询范围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公共档案馆，冀望找到家庭生活的私人文件，然后再去采访捐赠者。这涉及对收藏的信件、笔记本、日记、回忆录进行旷日持久的搜索，结果却徒劳无获。那些文件通常以很难解读的潦草笔迹写成，虽提供了部分信息，但很难得出结论（后来，本书几乎都没用上这批档案）。我在这个研究阶段，获得了下列员工的帮助：卡蒂娅·布宁娜和朱莉娅·莎拉波娃与我一起处理了莫斯科的档案；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收集了圣彼得堡档案的资料；尼古拉·库兹明处理了奥廖尔等处的档案。在这早期研究中，我要感谢两位老教授的支持：维克托·丹尼洛夫（1925—2004年）是专门研究苏维埃农民的历史学家，对我的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帮我打开了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的大门；特奥多尔·沙宁帮我获得了莫斯科社会经济科学院的支持。
在搜索档案的同时，我也开始访问家庭，倾听他们讲述斯大林时期的故事，询问他们是否保存了私人文件。这个项目凭借口碑得到广泛的传播——仍是俄罗斯最有效的工作方法——我开发的关系在朋友圈子里推介我的工作，渐渐引起浓烈的兴趣。他们要求得到采访，提供家庭回忆录、书信、笔记本等其他珍贵手稿，希望得到发表（也许想卖得好价钱）。要想一一感谢在这个阶段伸出援手的人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名字列在采访名单中），但我特别亏欠下列人士：萨沙·科济列夫欣然同意，帮助采访他在圣彼得堡的熟人和朋友；依达·斯拉温娜接受我的采访，提供了私人档案中许多文件、照片、有关家人的文章和信息；叶夫根尼娅·维滕贝格、阿达·列韦多娃、贝拉·列维蒂娜、奥莉加·拉缅斯卡娅、加林娜·佩特洛娃也接受了采访并提供了家庭档案；列昂尼德·马赫纳茨以晓畅的文笔写下自己的回忆，并提供了珍贵文件；瓦赫坦·米赫拉兹接受好几次采访，安排我与他在第比利斯的家人取得联络；热尼娅·戈洛夫尼亚不仅誊写、扫描了家庭档案，而且提供了她为电影《抛弃》（Izmennitsy，1990年）所收集的访谈和文件——来自阿克莫林斯克劳改营的前囚犯和管理员。她向我解说了苏维埃电影界的复杂历史、传言、阴谋和许多人的品行，并把我介绍给众多拥有斯大林时代吸引人的故事和档案的家庭。
我通过热尼娅见到阿列克谢·西蒙诺夫，他是我最大的“债主”。我知道阿列克谢是电影导演、记者、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活动家（1999年成为莫斯科保卫开放政策基金会的主席），但并不清楚他家的不平凡历史。他母亲一边的拉斯金家的故事，几乎丝毫未见于其著名父亲的传记。为了准备与他的第一次见面，我事先预读了这些传记。他的公寓就在莫斯科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大街的拐角。母亲热尼娅·拉斯金娜去世于1992年，之后，阿列克谢将拉斯金家庭档案珍藏于抽屉中，依据这些材料，他在1999年写出了有关父母的感人肺腑的回忆录《私人收藏》（Chastnaia kollektsiia）。从一开始，他就对我的志趣表示欢迎，并深信我会成为他所说的“家庭历史学家”（the family’s historian）。阿列克谢允许我复制拉斯金档案，又从繁忙之中抽出大量时间，为我解说他家的历史细节，纠正我的误解。阿列克谢是一名了不起的说故事的人，许多采访和谈话在他家的厨桌旁进行，往往持续到深夜。他像变戏法一样，生动地再现了拉斯金家的特殊气氛——阿列克谢和妻子加林娜成功维持了那种温暖和随意——我开始觉得，我不只是一名历史学家，而在事实上成了这个大家庭的一员。我拜访阿列克谢的姨妈法尼娅·塞缪罗夫娜时也有同感，她又叫杜西娅，是拉斯金三姐妹中唯一健在者，与儿子一起住在伊里奇广场附近的新式大楼11层。1990年，她和索尼娅被迫搬离自己在西夫切夫―弗拉热克大街将近60年的家。索尼娅于1991年去世，法尼娅的记忆也日益退化。她97岁时给了我最后一次采访，当我问起老话题时，她突然又忆起先前遗忘的细节，差点成了永久的秘密。出于这个原因，更由于她的魅力，我学会了珍惜与她相处的每一分钟。
我非常感谢阿列克谢，让我无限制地参阅他父亲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规模巨大的档案。我在先前封存的西蒙诺夫个人档案（第9和第10部分）中获得大批文件，都是学者们从未看到过的。事实上，其中最敏感的材料，甚至连他家人都不知晓。不幸的是，我的发现激活了家庭成员的痛苦记忆。于是，西蒙诺夫文学遗产委员会的主席卡蒂娅·西蒙诺娃（原来姓氏是格鲁津科），2005年10月决定禁绝研究人员参阅这些档案，直到2025年。
除了西蒙诺夫的档案，我还采访了他的同事、朋友、亲戚，获悉这位作家的不少经历和性格特征。我特别要感谢玛丽亚·西蒙诺娃、拉扎尔·拉扎列夫、尼娜·阿尔希波娃、阿列克谢和索菲亚·卡拉加诺夫、安德烈·叶罗费耶夫、玛琳娜·巴巴克等。另外还要感谢尤纳·莫里茨、维克托·叶罗费耶夫、维克托林娅·施韦策尔、加林娜·克拉夫琴科、阿列克谢·什马利诺夫，他们补充了我对西蒙诺夫世界的理解。
2003年的春天，我同时对十几个家庭开展研究，觉得需要更多人手来系统地扩充我的工作范围。2003年，我从艺术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和莱弗尔梅信托公司领到两笔主要资助，真是雪中送炭。没有这些英国机构的慷慨支持，便不可能写完《耳语者》，以及完成与本书相连的广泛研究，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激。
在这两笔赠款的支持下，我聘请了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彼尔姆的纪念学会去采访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誊写和扫描其家庭档案。选择这三个纪念学会并不困难，它们先前已有口述历史的杰出成绩，只是工作性质稍有不同。我要做的，是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家庭关系；他们先前所做的，只专注古拉格的历史。这些学会都拥有众多活跃的成员，涵盖各式家庭，包括在斯大林统治下相当成功的。这虽超出了我们的自然选择范围（受迫害者的群体），但还是从中选出了我的大多数研究对象。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优势是，有文化的人家大都保存有书面文件。彼尔姆的优势在于，从1941到1945年一直没受德军占领，因此，斯大林时代的记忆不会与战争创伤混淆起来；此外，该地曾布满劳改营和“特殊定居地”，居民中有大量前流放者和古拉格前囚犯。
圣彼得堡的团队由伊琳娜·菲利格率领，她的睿智的洞察力、建议和评判是这个项目的无价之宝。我享受与伊琳娜一起工作，学到很多东西，将永远欠她的人情。圣彼得堡的团队还有塔蒂亚娜·科西诺娃，她是个富有同情心的听众，像伊琳娜一样，不知何故总能从采访中得到高于预期的收获；还有塔蒂亚娜·莫尔加切娃，她以精湛的技能参与了采访和档案的工作。伊琳娜·菲利格和塔蒂亚娜·科西诺娃还曾率队前往诺里尔斯克。此外，伊尔玛还单独访问了莫斯科、萨拉托夫、彼得罗扎沃茨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斯塔夫罗波尔，从事采访、收集材料。
阿廖娜·科兹罗娃以镇静的权威带领莫斯科团队，总能提供周到、睿智的意见。伊尔玛·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奥莉加·比金娜、纳塔利娅·马利欣娜和阿廖娜·科兹罗娃，安排采访时保持着极高的敏感，加丽娅·布韦娜组织档案则十分高效。我对她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带领彼尔姆团队的是能干、热情的亚历山大·卡利赫，外加艾莱娜·斯卡列科娃的协助。进行采访的分别是罗伯特·拉特波夫、安德烈·格列比翁希科夫、斯韦特兰娜·格列比翁希科娃、米哈伊尔·切列帕诺夫。我向他们表示感谢，特别是罗伯特和安德烈，他们做了大部分采访，总是卓有成效，并写出很有启发的评论。
关于本项目的研究方法，需要作出几项说明。研究小组电话采访了1000多人，从而建起数据库，我再从中选出若干家庭。我的主要关注是，确保最终的抽样来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各阶层（否则，就会偏向知识分子，特别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同时坚持每个家庭必须有某种档案，以佐证采访中的讲述。这在彼尔姆变得尤其困难，其居民当中有不少背井离乡的前“富农”和斯大林政权的其他受害者。我们电话采访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没有私人文件（许多人甚至没有父母的照片）。但那些确有家庭档案的，很值得深入探讨。
在第一次采访中，尽管我事先备有一份问卷，并请受访者讲述已从数据库中呈现出来的主题，但他们可以畅谈自己的经历，只受极少的干扰（口述历史的标准做法）。这些访谈通常持续很久，达几个小时，分几天完成。我先分析已整理出来的记录，再决定后续采访的主要方向和进一步提问，以深入探讨特定的主题。通常，每个家庭会有两至三次采访。我与研究小组大约每月开会一次，讨论采访内容，从家庭档案中选出相关材料来作转录和扫描。选择档案比较简单，我们先多多益善——私人文件、日记、回忆录、笔记本、全部的通信——只要它们写于1960年之前，或能对斯大林时代提供启示。另一方面，我们在访谈中遇到许多挑战，其中的大部分，从事前苏联口述历史的研究人员都很熟悉。我们需要设计特殊方法，让受访者反思自己的人生，梳理出直接记忆，避开后来形成的印象和意见，观察以往时摆脱后来的影响，忆起当时的真实想法，克服对陌生人的恐惧。逐步建立起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要在访问十几次之后，他们才会把珍贵的文件交给我们复制（便携式的扫描仪和数码相机，可在当事人的家里迅速完成这项工作）。
我由衷地感谢支持本项目的所有家庭，要分别一一向他们表示感谢也是不切实际的（他们的名字都列在采访名单中），但必须感谢下列人士：安东尼娜·兹纳缅卡娅、伊娜·希赫耶娃、马克斯娜·尼基福罗娃、叶丽萨维塔·德利巴什、安吉丽娜·布舒耶娃、瓦伦蒂娜·季哈诺娃、尼娜·费奥菲拉克托娃、玛丽亚·维特克维奇、玛丽安娜·巴尔科夫斯卡娅、格奥尔基·福尔瑟、玛丽亚·库兹涅佐娃、叶夫根尼娅·瓦西列娃、尼古拉·科瓦奇、瓦伦丁·穆拉夫斯基、拉达·波洛兹、安热莉卡·西尔曼、卓娅·季莫菲耶娃、尼古拉·利列耶夫、弗拉基米尔·皮亚特尼茨基、列夫·内托、朱莉娅·沃尔科娃、拉丽莎和维塔利·加尔马什、玛娅·罗德克、加林娜·阿达西斯卡娅、罗扎·诺沃塞尔茨娃、维罗尼卡·涅夫斯卡娅、斯韦特兰娜·赫列斯托娃、维拉·米诺苏娃、尼古拉·梅沙尔金、埃尔弗拉达·梅沙尔金娜、列昂尼德·萨尔特科夫、德米特里·斯特雷勒兹基、伊琳娜·米库耶娃、列泽达·泰西娜、柳博芙·捷丘耶娃、维拉·瓦西里佐娃、纳塔利娅·斯特凡茨娃、伊万·乌戈列茨基赫、索菲亚·奥热姆伯罗斯卡娅、瓦伦蒂娜·克鲁波特娜、塔玛拉·特鲁比娜和维拉·图尔金娜。他们都向本项目贡献了宝贵时间和珍贵资料。我要感谢艾莱娜·邦纳，她参与纪念项目，在波士顿接受了伊琳娜·菲利格的采访，又授权容我引用安东尼娜·W. 布易斯翻译的她的作品《母亲与女儿》（伦敦：Hutchinson出版社，1992年）。
这些人都是《耳语者》的英雄。本书在真正意义上是他们的书，我只提供了发言机会。对我们来说，这些只是故事，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人生。
在写作本书的每一阶段，我都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历史学家，我有责任如实转述这些人的故事，并要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本书中几乎没有匿名者，除了一两个例外，所有接受采访、提供文件的人士，都同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出于这个原因，后期的部分书稿先行译成俄文，发给有关家庭，让当事人作出必要的修正和建议，这是一个漫长且复杂的过程——因为每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传记，往往迥异于他人阅读回忆录、书信、日记、谈话记录所得出的印象——重要的是，本书当事人应该有机会作出纠正。尚无一件案例，我必须被迫改变自己的整体阐释。很多时候，我的见解因当事人的参与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和尽善尽美。只有一个家庭发生了麻烦，即希赫耶夫家（盖斯特家）：有些家庭成员对伊娜的大女儿所说的内容不以为然，我在最后的版本中予以删除。伊娜阅读并纠正了所有剩下的盖斯特资料，但后来又封存了她在纪念学会的档案。我还要感谢：将本书一部分译成俄文的然娜·博格达诺维奇和纳塔利娅·列什琴科；校阅最后定稿的伊琳娜·菲利格、阿廖娜·科兹罗娃、伊琳娜·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在斯拉温资料一事上提供慷慨协助的列奥·维帕林斯基；校正拉斯金和西蒙诺夫的英文资料的阿列克谢·西蒙诺夫，此外，他还让我懂得，有必要再三思索“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光碟视频中的扑朔迷离。
《耳语者》的研究项目，所收集的大部分材料可在网络中找到（www.orlandofiges.com）。你会在那里发现主要家庭档案的笔录，以及采访录音的片断，部分材料已译成英文。如果没有这个网站，许多档案会因当事人的去世而销声匿迹，因为那些身在俄罗斯的年轻一代，对苏维埃的过去兴趣索然，而且没有太多存储空间来保存这些档案。我要感谢艾玛·毕阿、艾别克·巴拉托夫、张鼎（Ding Zhang），他们帮助设计、架构了这个网站。艾玛在杰里·库厄伊的支持下，试图燃起对视频项目的兴趣，其目的是想为《耳语者》人物的采访录像创建一个影像档案，让大家在网站上浏览。
这个项目涉及漫长的差旅，好几个月远离家人，史蒂芬妮、利季娅、爱丽丝为此忍受了诸多的不便。我希望，她们现在可看到这是值得的。通过她们的爱和支持，我更加体会到家庭的真谛。
我要感谢朋友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在莫斯科的慷慨款待和阿列克谢·尤拉索夫斯基的善解人意。我还要感谢艾莱娜（海伦）·沃尔孔斯卡娅的邀请，让我在她意大利托斯卡纳的美好的家中潜心钻研。2006年，本书第二稿的大部分就是在那里完成的。
作为作家，我获得了鼎力支持。我的代理人德博拉·罗杰斯厚道且充满激情，一直在努力帮我；美国的梅拉妮·杰克逊也乐于助人；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文德和大都会出版社的萨拉·贝尔施泰尔，是任何作家梦寐以求的编辑团队，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大大影响了本书——西蒙以热烈的评论和鼓励在旁打气，萨拉以非凡的热情和细心逐字逐句地编辑书稿，我对他们两位都感激不尽。我要感谢担任校对编辑的大卫·沃森、复查俄文名字音译的梅尔·里德、绘制平面图的艾伦·吉利兰、提供额外编辑支持的唐纳德·温彻斯特。我很感谢俄通社―塔斯社图片组的安德烈·博布罗夫，帮我找到了一些很难觅得的照片。
我要感谢那些指点和提醒我的学者：瓦莱里·戈洛法斯特、卡捷琳娜·格拉西姆娃、斯蒂芬·惠特克罗夫特、卡特里奥娜·凯利、鲍里斯·科龙涅茨基、乔纳森·哈斯拉姆、丹尼尔·毕阿和丹尼尔·皮克。我还亏欠罗伯·佩克斯，他在应对口述历史的挑战上，与我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詹妮弗·戴维斯在处理我和纪念学会的合同上向我提供了很好的法律咨询，在此深深致谢。拉贾·旃达瓦卡以难以历数的方式给了我忠心的支持和帮助。我真希望他还活着，可与我讨论本书。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老朋友和同事黒宫広昭（Hiroaki Kuromiya）。他是研究斯大林时代的最好、最认真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帮助审读了我的手稿，以严苛的要求剔出了书中任何可能的缺陷。如还存有任何错误，那都是我的责任。
伦敦 2007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