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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传统文化与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
以下内容系丘成桐一次关于基础科学发展所作的演讲稿，略有删减。
现在要谈的是：基础科学的起源和发展的条件在什么地方？
我想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看中国基础科学的发展，基础科学有别于科技，它是科技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石。……基础科学除了帮助科技的创新和发明以外，它亦是统摄所有和宇宙中物理现象有关的学问，它必须对大自然有一个宏观的看法，因此需要哲学思想作其支持。此哲学思想又需要有助于人类了解大自然并懂得如何让人类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近代基础科学家中有不少是极其伟大的学者，他们的学问，他们的思想和工作可以影响科学界数个世纪之久。（近三十年来发表的科技刊物，不可胜数，文章的篇幅相信远超历史上所有文献总和。但是大部分文章除了作者外，可能没有人读过。而有些文章流行两三年后，就被人遗忘。至于能够传世超过三十年的文章，却是凤毛麟角。）……假如我们仔细去阅读他们的著作时，都会发觉他们有一套哲学思想。……能够传世的科学工作，必先有概念的突破，而这些概念可能受到观察事物后所得到想法的影响，但是更大的可能是他们的哲学观在左右他们的想法，影响到他们的审美观念，从而影响他们研究的方向。
哲学引导我们穷究事物最后存在的根据，及探求绝对的根柢的原理。因此哲学需要探求一般现象共有的原理，来完成宇宙统一的体系。所以科学家不能局限于感觉的观察，必须经过思辩工夫，方可补其不足！古希腊的哲人在这方面做得极为彻底。
中国的哲学家对大自然有兴趣的有名家和道家，但是他们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贡献比不上古希腊学者。他们没有系统的发展三段论证的方法，推理不够严谨，又不愿意系统化的研究一般性的原则。魏晋南北朝时，产生了出色的基础科学家，但是隋唐虽称盛世，基础科学反不若东汉到南北朝这段时间，可能与科举取士有关。但是我想中国基础科学不如西方，不是单单科举取士扼杀创意，就可以解释过去。这个问题和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西方哲学家追求的是穷理致知，中国哲学家却顶多做到格物致知。基础科学的精神在于穷理，中国一般学者不讲究这一套。……影响中国思想最深远的当然是孔子（约公元前551-前479年）儒家对基础科学的思想兴趣不大，子不语怪力乱神也。但是夫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却影响了历代以来平民可以读书，而至卿相的格局。但是儒家思想以人为本位。春秋鲁国大夫叔孙豹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却不谈大自然的事情。
在儒家的大师中，荀卿（约公元前298-前238年）在楚国兰陵讲学多年，他受道家的影响比较深，他一方面主张不可知论的唯理主义，却否认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而主张技术的实际应用。
所以他说：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
所以荀子认为政府应该带领和指导人文的发展，老百姓是不必辩说的。这个观点和希腊精神大相径庭。
既然不用辨说，科学无从而起，只有工匠的技术了。荀卿将儒家的正名移交政治权威时，已经十分接近法家，他的弟子李斯成为秦国丞相，作为法家的实践者，就不足为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政教不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湮灭，最为可惜。
孔子继承商朝以来祭祀先人的观念，主张服三年之丧，又说：三年无改父之业，可谓孝矣。历朝皆标榜以孝治天下。宗庙祭祀已经接近宗教信仰了。孔子本人受到历朝皇帝的敬拜，中国主要的城市都有孔庙，儒家变成儒教，对基础科学的发展，不见得是好事。
和儒家对立的墨子（约公元前479-前381年），因为主张兼爱和非攻，他们精通筑城和防御技术，研究力学和光学。后期墨子开始注意实验科学基础的思想体系，这个想法可能是因为要和各家争辩取得胜利的缘故。
此后出现了战国时的惠施和西汉时的公孙龙，被史学家司马谈和班固尊称为名家。他们的著述大部分失传，《公孙龙子》一书，部分留存，还有一部分载在庄子书中。他们开始注意抽象的逻辑理论，发展了悖论。这些悖论和希腊齐诺（Zeno of Elea）的悖论接近。悖论有助于逻辑学的发展，可惜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远逊于西方。
在齐国，邹衍（约公元前350-前270年）得到齐宣王的尊重，在稷下这个地方发展了五行学说和阴阳的观念。稷下学宫容纳几乎各个学派的学者。上述的荀卿在五十多岁就曾游学稷下，其它学者包括淳于髡，慎到，田骈等。在那个时候，楚国的兰陵，齐国的稷下，是天下学术中心，比美古希腊时代柏拉图的学园。
邹衍提出的五行概念是中国的自然主义，也是科学的概念。他们认为木克土，金克木，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循环又周而复始。邹衍的学说很受到诸侯的重视。《史记·历书》说：“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又说：“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虽然古希腊和中国五行学说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分歧更大。五行的概念也影响了炼丹术的发展。汉儒董仲舒等继续发扬五行之说。西方的元素概念从柏拉图就开始，不断的通过推导，观察，形成现代的原子，化学元素的概念。但是中国的阴阳和五行学说虽然开始时是自然科学的思维，但是逐渐发展为解释人事的学说，近于迷信了。
现在来谈道家。儒家和道家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来的思想，不可不研究它的内容。和道家有关的著作有老子的《道德经》，庄周的《庄子》还有《列子》，《管子》和《淮南子》。事实上，道家应该起源于战国初期喜欢探索大自然之道的哲学家。他们认为要治理人类社会，必须对超出人类社会的大自然有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道家也受到齐国和燕国的巫师和方士这些神秘主义者的影响。他们认识到宇宙和自身都在不断地变化。他们对于自然界的观察转移到实验，炼丹术成为化学，矿物学和药物学研究的开始。可惜他们不能将观察系统化，缺乏亚里士多德对事物分类的能力，又没有创造一套适用于科学的逻辑方法。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综观上述诸子，在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影响了中国思想两千多年的历史。……汉武帝独尊儒家，中国还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基础科学达到空前的发展，刘徽注《九章算术》，祖冲之父子计算圆周率和球体积，以及《孙子算经》的剩余定理，都是杰出的数学成就。
东晋医学家葛洪（公元284-364年）开创中国化学的研究基础。天文和地理（如《水经注》）都达到空前的进步。可惜隋唐以后基础科学不够重视，以技术为主要方向，清末遇到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冲击，才开始了解中土文化有欠缺的地方。
受到儒家哲学的影响，中国人对定量的看法并不重视，往往愿意接受模陵两可的说法。一个例子是中国的诗词有很多极为隐晦的语句，但是却富有意境！中国人在算命时，答案往往有不同的解释。
但是当测量师，木工，建筑师，雕塑家，音乐家得到精细的数字时，我们的学者对这些数字却没有兴趣去做深入的研究，从这点上，就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对科学的态度和西方不一样。中国人对于和政治德行无关的学问，都不觉得重要。
例如文学创作，到三国魏文帝曹丕才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是他的弟弟曹植就不认为文学的创作比得上治理国家的重要。）所以自古以来，学而优必仕！中国学者很少能够为做学问而做学问，少有西方学者穷理治学的精神。这一点和东西哲学不同有关，对人生的看法也不一样。 西方的科学，都可以溯源到古希腊时代。从公元前625年到公元前225年间，哲学家辈出，穷理致知。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候，更将哲学范围扩大，包括讨论宇宙和人生的一切。
古希腊的科学观和宇宙观，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开始时，由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发扬光大，影响到今日基本科学的想法，所以我们在下面纵述古希腊哲学家的源流，和中国哲学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基础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哲学的任务，在于聚集一切的事物，总集一切的知识，构成整个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基础。但是有系统的哲学研究，大致上从公元前625年开始。希腊哲学的奠基时代从这年开始到公元前480年（该年，希腊海军打败波斯人，亦是孔子卒后一年）。公元前625年到公元前480年的早期希腊哲学，开始摆脱希腊神话的传统思维，转而探寻本源。这个时期分东西两派。
东派以泰利斯（Thales，约公元前624-前546年）为代表，他可说是古代第一位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了论证的方法，并提出本质的观念（idea ofnature）。他生于米利都（Miletus），是米利都哲学学派的创始人。此地濒临大海，海洋变化多端，因此有好奇心来考究与自体相同而同时能运动的宇宙本质。他们认为物质之中，含有精神的要素。他们主张宇宙为生灭流转之过程，无始无终的大变化。 西派有爱理亚学派（Eleatic school）和毕达哥拉斯学派（Pythagoreanschool)。爱理亚学派的创导者是齐诺芬尼斯（Xenophanes，约公元前570-前475年），他定居于意大利西南部的爱理亚，他认为构成宇宙的原始本质是不变的。这和东派相反。此派学者齐诺（Zeno of Elea，约公元前490-前430年）是辩证法（dialectics）和诡辩术（sophistry）的始祖。
西派另一代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70-前495年）。他是小亚细亚附近的萨摩斯岛人（island of Samos）。他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多纳（Crotona）讲学，以神秘宗教为背景，此种神秘宗教盛行于色雷斯（Thrace）。每年有年会，狂歌狂饮，以图超脱形骸的束缚，谋求精神的解脱。毕氏的贡献以音乐，数学及天文学为主。
他们认为数是万有之型或相（form），并认为宇宙的实体有二，就是数与无限的空间。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存在”，是基于无限的空间之形成于算数的具体方式。数是“存在”的有限方面，而空间是“存在”的无限方面。真的“存在”即是两方面的联合，缺一不可。数是自然事物的方式或模范，它预备了“模型”（mould）。无限的空间则供“原料”（raw material）。二者相合而万象生。 此派的宇宙观念，认为世界万有以火为中心，天体有十，绕火作运动，开以后哥白尼（Copernicus）的天文学说。毕氏亦研究音乐，量弦之长短，以定音，是故音亦数也。值得一提的是，易经系辞中所谓“象”，实即 form。谓：“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尽意”。易经认为在变化的现象中，抽出不变的概念，而以简单的方式表达，是所谓象。这个观念和上述的数的概念很接近。
泰利斯和毕氏学派均主张宇宙本土为一元之说，一派主变，一派主不变。一派主动，一派认为动是假像。为解决这些矛盾，遂有调和派的多元论产生。他们以为变易非变形，乃换位。是大块中各小分子的换位，生灭都不过是位置的变易而已。创造是新结合，破坏不过是分子的分散而已。
这段时期的希腊哲学家认识到知识界的有秩序和感觉界的无秩序。他们的秩序是研究天文学得来的。他们寻求的永存不变的原理是在诸星单纯的关系中所发现的。
在公元前480年，雅典战胜波斯以后，希腊文明逐渐移入雅典，进入了希腊启蒙时代（the Age of Enlightenment）。这时由伯里克利（Pericles）执政，达39年之久。
这段时期，名家辈出：雕刻家菲狄亚斯（Pheidias），悲剧大师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哲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苏格拉底（Socrates）和德谟克里特斯（Democritus）。
在这段时期，平民政治代替了贵族政治，问政需要知识，法庭声辩需要才智，因此学问要求也愈益迫切。同时更加普及化，对政治，对法律，对传统和对自己都加以批评，呈现了灿烂的奇观。
波斯战争以后，文化得到自由发展，个人觉醒，由怀疑而批评的精神发展到了极点。由批评而入于怀疑的，当时叫做辩者（sophists）或哲人，复由怀疑而再入于肯定的代表人物，则是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69-前399年）。他生于雅典，是这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他认为知识即道德，而道德即幸福。
哲人原文为智者，他们教授平民文学，历史，文法，辩论术，修辞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哲人运动，长达百年。希腊小孩子学习体育和音乐，所谓音乐包括几何学，七弦琴，诗歌，天文，地理和物理等，十六岁起受教于这些哲人。
苏氏的主要继承人为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前347年），也是雅典人，美仪容，好美术诗歌，师从苏格拉底八年，四十岁后在雅典郊外成立学园（academy），可说是教育史和学术史上之盛事！他认为有两个世界：理念的世界（world of ideas）和物质（现象）的世界，前者为至善，后者要达到至善，通过爱（Eros）人类于不完全中求完全的渴望乃是爱。
柏拉图之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集希腊哲学家科学之大成，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的学说，宏博无比，我们常用的三段论证法，即源于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38年腓力二世赢得喀罗尼亚战役，结束了希腊的独立。两年后，他被刺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位，在十二年间征服了一大片土地，希腊文化走向了终结，而开辟了一个新的希腊化时代，他把希腊文化输送到了亚洲的心脏地带。他三十三岁去世。
亚历山大的朋友托勒密（Ptolemy）成为埃及的总督。他在公元前320年征服了巴勒斯坦和下叙利亚。在希腊人的统治下，埃及成为东方和西方的融合处，亚历山大城聚集了马其顿人，希腊人，埃及人，犹太人，阿拉伯人，叙利亚人，和印度人。因此希腊的城邦观念被世界主义的观念取代了，在这里建立了亚历山大博物馆，希腊文化因此移植到埃及来。
在这里诞生了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25-前265年）和他的几何原本（Elements）。该书有十三卷，前六卷讨论平面几何，第七卷到第十卷，讨论算术和数论，后三卷讨论立体几何。这本书受亚里士多德的公理化理论影响，将很多重要和已知的数学定理用公理严格地统一起来，影响了基础科学的发展。牛顿和爱因斯坦对物理现象都想用简洁的原理来统一说明，这也是几何原本所追求的精神。
在数论方面，欧几里得证明了一个漂亮的命题：素数有无穷多个。这个命题开创了素数的研究。他发明的找寻最大公约数的方法，现在叫做欧几里得算法，至今还是一个很重要和实用的工具。
紧跟着欧几里得的大数学家有西西里岛上的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年）。他发明了穷竭法,从而计算各种立体和平面几何图形的体积和面积（例如球体，和抛物线和曲线围绕出来的面积）。可以说开近代微积分的先河。他又用逼近法计算圆周率，又开创了静力学和流体力学，影响到牛顿力学的发展。
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以后，罗马帝国兴起，疆域横跨欧亚大陆，将希腊文化传播得更远。但从基础科学的观点来看，罗马帝国征服了希腊，但却被希腊文化征服了。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倒是保护了希腊的文化，融合了古巴比伦人在代数方面的贡献，继续发扬光大。
近代基本科学萌芽于希腊，茁壮于文艺复兴时代，我们以上的论述基本上集中在公元前625年到公元前225年这四百年间的希腊文化，无论从那个角度看，这是人类文明的极至，现代科学成功的基础。西方科学，由希腊流存下来的哲学引导，至于今日，大放异彩！这些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例如古希腊哲学家基于哲学的观点而提出的原子理论，到目前还是基本上正确的。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不同的观点在于时空是静态还是动态，其实是希腊哲学家辩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结语
科技的发达，固然是现代先进国家富强和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一环。科技依赖于基础科学的发展。哪个国家能够领导科技，必将强大，哪个国家能够领导基础科学，其强大必定会历久不衰！科学家是有血有肉的人，所以基础科学需要人文科学来培养他们的气质和意志！
哲学是统摄这些学问的根源，基础科学需要哲学的帮助，才能不断创新前进。中国和古希腊大约都在公元前6世纪开始哲学的研究，但是由于种种不同的历史原因，中国在西方文艺复兴后，大幅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需要从最基本的哲学观点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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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蔚冈：房产税的历史和挑战
尽管国内学界对房产税怀有深切的期待，不过在我看来，在短时期内将房产税变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主张，尤其是考虑到当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法律关好过，但是情理关难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出台房产税要特别慎重。
01
在2021年10月23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在此之前的三年中，有很多文件和会议中也提到了房产税。
最早在党中央的文件当中提出房产税这个概念，是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完善财税体制，深化金融改革”部分有这么一句话，“实施城镇建设税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这里的“物业税”就是今天的房地产税。
在2018年前，国家发改委每年都会拟一个《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然后由国务院以“国发”的形式转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我整理了从2004年到2018年这14年的意见，第一次出现“物业税改革”这个重点工作是在2007年，在2010年以后就叫房产税了，2011年的表述是“完善房地产相关税收政策”，2012年叫“适时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为什么要扩大试点范围？因为2011年的时候，上海和重庆两个地方已经开始房地产税的试点工作。接下来的2013年和2014年继续提出要扩大个人住房房产税改革试点范围，但是2015年、2016年、2017年都不提房产税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房地产行业有几个大背景，一是房地产业要搞营改增，二是房地产去库存。在这个大背景下再搞房产税，可能会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为什么这么重视房产税？ 某个程度上这是学界呼吁的结果。 我上网搜了下，每年都会有很多学者呼吁开征房产税，同时，这也是很多国际机构建议的结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每年都要做很多研究报告来呼吁发展中国家开征房产税。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4年的一份题为《中国： 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新型城镇化》的报告，就提到了要开征房产税，认为对房产征收不动产税将成为地方政府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个报告同时还预计将来房产税占GDP的比重会不断增加，并有望超过1%。
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机构会推进房产税，是因为房产税是一个好东西。那房产税到底好在哪里？以国研中心和世行的那份报告来看，至少有以下四个优点：
- 《报告》称，在改革的情景下，对房产征收不动产税将为地方政府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而且征税对象也与公共服务的受益者一致。在中国征收不动产税可以实现两个重要目标：它接近于一种对城市公共服务的收费，又是对房地产财富的征税。
- 《报告》认为，不动产税永远不会受到选民欢迎，但如果地方政府想多花钱，那它就必须有充分理由，向纳税人说明花钱的必要性。
- 《报告》认为，实行了不动产税，辖区内土地升值会使地方政府收入增加，这是对地方领导人良好管理的一种回报。
- 此外，不动产税还可以鼓励房地产的所有者对其加以最好的利用——比如将公寓出租，或是对未使用或未充分利用的土地进行开发，从而促进对存量住房和城市土地的更好利用。
我总结了一下，学者说的房地产税的优点一共有以下三点：一是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税源，国际经验来看，尤其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国的房地产税占地方政府本级收入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40%，是比较重要的税源。二是可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不动产税是不会受到大家的欢迎，政府一定要做得好，做得好之后才能够吸引到人跑到这个地方，会促进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三是稳定房价，比如说增加持有成本，减少投机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02
我们现在从世界范围内了解下一些实施房地产税的国家的情况。上海财大的胡怡健编了一本《世界各个国家（地区）房地产税征收历程》，讲了好多国家征收房产税的历史。这些国家中，征收房产的历史有长有短，历史最悠久的法国，可以追溯至中世纪时期的炉灶税和窗户税，最晚的是意大利，从1992年才开始征收。这些国家对房产税的功能和定位却是大同小异，除了韩国开征是为了“调控地价和房地产市场”、澳大利亚是为了“减少土地兼并”，绝大多数国家开征房产税都是为了给地方财政提供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OECD统计了各成员房产税占税收的比例，看数据比较高的国家（占财政收入超过8%）分别是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法国、希腊、日本、韩国、以色列、卢森堡、英国和美国。其中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以12.4%、12.1%和11.6%位居前三。
除了几个英语国家以外，法国的房产税占比比较高，占财政收入的8.9%，这是因为法国历史上一直依赖房产税，从中世纪的炉灶税和窗户税开始就一直在收。日本韩国之所以高，是因为二战后受到美国的影响。1947年，日本进行了税制改革，将房产税列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韩国则是在1988年为了抵御快速上涨的房价而进行了综合土地税改革，从而引入了房产税。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经合组织国家当中税收结构的比较，这是2019年和1990年的情况：过去的30年当中，房产税所占的比重实际上是在下降的，降了0.1个百分点。2019年的时候在总的税收当中占5.6%，19990年占5.7%。
绝大多数国家房产税在国内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很低的，在OECD37个国家中，房产税比重低于5%的国家有18个，约为一半；超过10%的只有5个国家。在那些房价并不高的国家，房产税所占比重都不高，比如德国是2.8%，挪威3.2%，瑞典2.2%，芬兰3.4%，丹麦4.1%。
也正是如此，有学者说“财产税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生存的，在许多国家，即使面对不断上升的财产价值，它们也被放弃了。只有在英语国家，房产税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03
现在学界说房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某种程度上讲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并不是全部发达国家都是如此。确实，美国的房产税比较特殊，梳理美国的情况有利于深化我们对房产税的理解。
根据美国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2018年美国平均的户均房产税是166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差不多一万块钱，相当于个人收入的3.1%。所有的房产税占州和地方政府16.6%，房子中位数价值是21.75万美金，每户住户户均中位数是2471美元，前面讲的是平均数，这是中位数，真正的实际税率，按照中位数来算是1.1%左右，这是美国大致的情况。
这是美国全国的情况，如果分到各个州情况还是稍微有所差别。下面这张图是2017年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房产税的大概情况。由这个图可知，美国绝大多数州的人均房产税都是在1500美元左右，还有一些更穷的州比如阿拉巴马州、堪萨斯州和田纳西州等是低于一千美元。这个数字和我们想象中是不很不一样？
房产税在美国，确实是州和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比重也在不断下降。在1900-2000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超过80%的收入是来自房产税；在2000年，地方政府有还超过40%以上的收入是来自房产税。在州政府层面，来自于房产税的收入最高时期维持在40%以上，但是到2000年只有2%了。
为什么房产税的比重会下降呢？ 原因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最为主要的原因莫过于现在的经济活动主要的价值不是来自于土地和房子，而是来自于其它各种各样的经济活动，因此所得税、消费税的比重在大幅度增加。 下面有一个图是在20世纪所得税和房产税在财政收入中份额的此消彼长。
从1900年的时候，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到2000年时，所得税已经超过50%。但是，房产税在大幅度下降，房产税刚开始的时候超过40%，但是在2000年，房产税占政府收入来源的10%不到。繁荣的商业活动，而不是房产，成为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什么美国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一收入来源，而且几乎是全民无差别，但是它的人均房产税还是这么低？因为美国的房产税也还有各种各样的减免。一是住宅土地豁免和房产税豁免，2018年，有25个州向所有房主主要住所减免，有4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为房主提供了住宅房产税减免。二是房产税断路器计划，主要是针对低收入阶层和老年人。为什么减免呢？因为老年人退休后收入会大幅度下降，如果这个时候还征收房产税，可能会引发很多政治上的问题。在2018年，有33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都推行了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的房产税的减免项目。三是针对退伍军人和残疾人的减免。四是农场建筑物豁免。
针对老年人房产税断路器计划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实施房产税后，市区里很多负担不了房产税的老人就会把房子卖掉从而远离市中心，因为他们的收入现金流没法跟上房价；而那部分有现金流的年轻人进入城市中心，这样就可以避免年轻人在郊区和市中心来回奔走，也实现代际之间的住房正义。如果从美国的情况来看，这种目标可能很难实现。为什么呢？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基于人道主义，另一部分可能是他们在政治上很有势力，会对选举造成很大影响，各个党派不会轻易得罪一些存量的群体。
美国是全世界实施房产税的典范，谈及房产税时是言必称美国。不过美国人自己对房产税倒是颇有微词，甚至可以说是意见很大。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集团从1988年开始有一个针对美国税收满意度的调查，在这个调查中，房产税多年来当选“最糟糕的税种类”。
1988年，在美国税收不满意排名中，联邦所得税还排在第一位，但是到1989年以后，房产税就一骑绝尘超过联邦所得税排名榜首，到2005年的时候更是超过第二名20个百分点排在第一。也正是如此，著名的税务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C·斯托克(Frederick C. Stocker)把房产税称之为是“类似于一个由疯狂的建筑师设计的结构，由一个不称职的建造者在摇摇欲坠的地基上竖立起来，并因成群结队的业余修补匠的善意维修工作而变得更糟。”什么叫“成群结队地业余修补匠的善意维修工作”？就是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时不时就会对房产税提出各种各样的修改，在斯托克看来，这种修改并没有做得更好，而是更加糟糕。 经济学家费舍尔（Glenn W. Fisher）倒不这么认为，他在《最糟糕的税收？美国房产税历史》一书中对房产税的历史作了梳理。他觉得房产税之所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原因就是在于它“更容易界定和管理，更容易在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均等化”，因为房产的价值最为醒目，无从藏匿，而其他财产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在1840年代初期的债务危机之后，当州政府开始转向而不是远离财产税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时，财产税成为州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柱。 为什么今天房产税会受到近一半人的讨厌，问题又出在哪？总结了一下，我看文献，对于房产税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在美国的大多数地区，市场价值和评估价值之间根本没有关系。至少从上世纪初开始，这就是美国学术界对财产税的主要抱怨之一。经济学家们对这一差距提出了许多解释，比如说评估机构不到位，信息成本高，腐败等。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评估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巨大差距是故意的。比如经济学家Netzer就曾建议，“管理不善，至少在评估比率的形式上，不同类别的财产……可能相当于一个政策选择，以缓和财产税对特定类型的财产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差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单户住宅的评估值比其他任何类型的财产的真实市场价值都要小。
第二，法律上的财产税远未普及。房产税在英语中是property tax，顾名思义即为财产税，但是事实上只有极少数财产才会在持有环节征收。有学者统计，自19世纪以来，对房产豁免的主张越来越多，以至美国有近五分之二的房产被免除了房产税，在一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九成。除了正式的豁免，如断路器计划和退伍军人的豁免权，当地的习俗（即使与法律相悖）规定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减少评估，甚至是减免。
第三，是正当性的质疑。很多财政学说把房产税视为城镇提供服务的一种对价，你住在这儿，你的房子就要享受公共服务，就要交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房产税与接受政府服务的关系非常小。例如，10万美元的房子的主人并没有像5万美元的房子的主人那样“购买”两倍的公共教育、消防或垃圾收集。
第四，为什么不对其他财产征收？就像上面说，房产税在美国被称之为“财产税”，但为什么只有针对房产征税，而不对其他财产的持有环节征税？这句话中低收入阶层经常问起的一句话。对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的主要资产形式就是房子，但是对于有钱人来说，他的财产有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而且通常是收入越高，房产的比重越低。
正式因为房产税很让人讨厌，美国有一个词叫税收起义（TAX REVOLTS），美国这个国家对税收很敏感，这个国家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税收，独立运动始于波士顿倾茶事件，提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主张。我们今天讲的是1978年的加州税收起义，为什么会有加州税收起义？因为加州的房子越来越贵，纳税人承受不了。某个人可能在30年前以2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房屋，由于房价飙升到20万美元，房产税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他的收入增长，最终可能导致他失去这套房产。于是，选民们被动员起来，发起了第13号提案，要求对加州的房产税进行限制。于是在1978年，加州人通过投票修改宪法，对房产税征收做了一个限制，大致的内容如下：
将房产税限制在全部现金价值的1%；
要求房产在1975年3月1日或其易手或在该日期之后建造之日的价值进行估价；
将随后的价值调整限制为每年2%或通货膨胀率，以较小者为准；
禁止对销售的房地产征收销售税或交易税；
需要立法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才能增加州税，以及三分之二的选民投票增加或增加新的地方税。
加州这个提案对当地房产税税率的严格限制，震惊了政界。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州批准过如此深远的宪法限制税收权力。但是加州人不仅批准了还欣然接受，并拒绝来自该州政界、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对世界末日的可怕警告。同时，选民投票率是加州历史上任何非年度选举的最高记录，减税政策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65%的选票。也正是如此，加州的13号提案被称之为是“税收起义”。
不过也有人说，尽管加州税收起义限制了房产税的增长，但是由于公共支出在持续增加，只不过是把这部分增量转移到了其它税收，比如说个人所得税。13号提案极大地改变了加州为其政府提供资金的方式。在过去的40年里，加利福尼亚州越来越依赖所得税收入。1977年，加利福尼亚州和地方总收入的28%来自财产税——远高于所有州的平均水平。但是到2017年，这一比例已降至1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期，个人所得税在州和地方一般收入中的份额从10%（平均）上升到19%（远高于平均水平）。
但可喜的是，随着房产税的降低，带来了商业活动的活跃，考虑到房产税是决定零售业和服务业公司活动水平的重要因素，在零售-服务行业，房产税下降一个百分点（这接近于提案13的平均影响）会导致企业数量增加约6%，就业增加6%，工资增加15%。因此，财产税减少的部分好处以更高的工资形式落到了工人身上。
04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房产税如果在中国开征会带来哪些挑战？
第一，房产税能否成为地方政府的稳定收入来源？在美国，房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尽管它的比重在下降，但是它在地方政府层面还是维持在将近40%以上。那么我们说到地方政府的时候，是何种意义上地方政府的税收要依赖房产税？中国的地方政府通常有省、市、县、乡的划分，数据截止到2020年12月31号，不算省一级政府，中国一共有乡镇级38741割，2844个县级区划数，地级区划数333个。
我们再来看美国的地方政府有多少，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分为有特殊功能的地方政府，还有一般意义的地方政府。特殊功能的政府和独立学区政府，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Governments有12754个，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区，还有其他的Special District Governments，包括消防，图书馆，自来水区域，这些都是美国特殊功能的地方政府，共有51296个。还有一般意义的地方政府，就像中国说的市、镇。一般意义的地方政府一共有38779个，其中有3031个县，中国是2844个，中国和美国差不多。还有一些市政府，Municipal Governments有19495个，还有Township Governments，城镇的政府16253个。
美国的市政府和镇有什么区别呢？从历史上看，镇以其独特的审议方法而著称。例如，一个镇的所有合格公民一起审议和投票，而城市则有代表投票。今天，城镇和城市之间的区别，与其他命名法类似，通常是人口规模之一。
美国的地方政府是9万多个，这个数字和中国哪个层面的地方政府比较接近？我看了下，有个数据非常有意思，那就是中国的自治单位数，中国城市里共有109620个社区居委会，所以我就在想，中国的社区居委会这个概念可能和美国的地方政府比较接近。几年前，我们在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就曾经主张过一个观点，物业费就是中国的房产税，某种意义上，不同的小区，物业费不同，服务水平不一样。后来这个观点整理成一片文章发表在界面新闻。
如果要让房产税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来源，那我现在要看看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毫无疑问，排名第一的就是土地出让金。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也在逐渐增加。上面这个图是从2009-2020年这11年时间土地出让金的收入状况，从2009年的1.4万亿增加到了2020年的8.4万亿，整整增加了7倍。土地出让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从2009年的4.1%增加到了2020年的8.3%。
同时考虑到中国的税收，广义上的税收大约占GDP的是30%左右，而很多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当地的财政收入比重超过50%。下面这张图是2019年部分省市土地出让收入占比，如果要让房产税也像很多学者说的一样要占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40%，这怎么实现？
北京师法大学焦长权以“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能力：历史演变与层级差异（1990—2014）”为题在《开放时代》2020年第3期讨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自给能力。根据他的分析，绝大多数的地方政府，无论是省、县还是乡，近几年财政的自给能力都非常低，尤其是经济越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越依赖于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因此，能否让房产税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这是要大打问号的。
以教育为例，根据《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国办发〔2019〕27号），国办义务教育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按具体事项细化，其中：涉及学校日常运转、校舍安全、学生学习生活等经常性事项，所需经费一般根据国家基础标准，明确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档负担比例，中央财政承担的部分通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安排；涉及阶段性任务和专项性工作的事项，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统筹安排，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统筹支持。根据这个方案，中西部地区的主要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是由中央政府承担，这和美国恰恰相反。
我的意思是，如果真的要把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地方政府能不能把这个钱收上来？很多学者的愿望是好的，但这是不是属于一厢情愿？事实上，看中国的情况，绝大多数地方都不是能够自己承担，需要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
当然这一点不止是中国存在，像美国号称是以房产税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的地方政府，也有好多地方政府是依赖于政府间的转移支付，为什么？因为当地太穷了，收不起，只能是通过上级补助，转移支付。
第二，房产税能不能稳定房价呢？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例子。下图是美国从1953年到2021年8月份这近70年的房价变迁图。蓝色代表名义的房价，而黄色是经过通胀调整的价格。在1953年，美国房价的中位数是2万美元左右，在2021年是34万美元左右。如果经过通胀调整，则1953年的房价中位数大约是18万美元。换句话说，经过近70年，美国的房价增加了不到一倍。
很多人会说，这就是房产税的功劳。实施了房产税，增加了持有成本，抑制了投机需求，使得房价平稳过渡。从美国的全国房价中位数来看是这样，如果细分到每个城市，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会问，为什么都有房产税，每个城市的房价区别会有大的区别呢？这是2021年第二季度美国城市房价收入比的一个排名，房价收入比高的称之为难以负担，房价收入比低的地方称之为可负担。
全美平均的房价收入比是4.4，但是旧金山以9.3排名第一，即需要9.3年的家庭收入才能够买一套旧金山当地的房子，看起来很难负担；而最便宜的克利夫兰是2.1，只需要2.1年的家庭收入就能买得起当地的一套房子。有人会说，房价收入比高是不是说明当地的经济好，收入比较高？通常来说，经济好的地方确实收入高，房价也高，但是收入高的话，同样房价收入比也会低，因为分子分母同时增加。格莱泽教授有过一篇论文分析了为什么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房价在美国首屈一指，原因就是因为当地不适当的土地用途管制限制了土地供应，而不是很多人说的当地居民收入更高。给定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土地管制是影响房价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这个角度来看，房产税并不能稳定房价。所以我们的主张是，针对当下中国一些城市房价快速增长的现象，开征房产税增加持有成本并不能稳定房价，稳定房价可能还需要通过增加供给的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是，房产税怎么收？我们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研究，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和其他一些数据作了一个比对，由于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就不细讲了，大家可以去看陆家嘴评论上的“中国家庭究竟有几套房”，我简要汇报下这里的两个结论：
在一线和超大城市，如果针对1套房家庭征收房产税，按房产总额的70%、1%的税率计算，每年税额2万元左右，占家庭年收入15%左右；
在一线和超大城市，如果针对2套房家庭的第2套房产征税，按房产总额的70%、1%的税率计算，每年税额在2万元左右，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8%。
无论是占家庭年收入15%还是占家庭年收入8%，我觉得这个数字都是太高了，我给大家回忆一下美国的情况，美国的房产税约占个人收入的3.1%。与美国的相比，中国这个比例确实太高，估计绝大多数市民都承受不了，如果机械套用美国的房产税税率，甚至有可能会导致房地产市场的黑天鹅事件，在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带来一些不可预期的后果。
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主张，如果非要开征房产税，最大的可能是把它定位为再分配调节税，或者是共同富裕税，相当于豪宅税，房价、面积超过多少的才要交税。不是按照套数而是按照人均面积给予豁免，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像现在上海的政策一样。当然现在上海还是按照时间点给你划段，以前的存量房不管，只是管增量的房子。
05
与中国学界将房产税奉为圭臬的看法不一致的是，在过去一百多年间，美国财政学界每隔十多年就要讨论一次房产税。按照波士顿学院政治系Dennis Hale教授的说法，谴责房产税和和房产税改革计划是这些研究的主流。但是即便如此，房产税今日在地方政府的支出中还占据着将近40%。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一个不合理的税种还在21世纪的今天发挥着这么大的作用？很多财政学家认为，路径依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在美国，税法界有句格言，“老税种是好税种”（”an old tax is a good tax”）。什么意思呢？一个税种越老，它的替代所造成的干扰就越大。在美国，房产税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任何用其他税种取代它的激进变化都会导致引起广泛和重大的意外收获和损失。“事实证明这一制度是如此顽强，以至于近年来经济学家们放弃了废除它的世纪斗争，开始接受财产税作为美国税收制度的一个不可避免的部分。一些人甚至对它产生了适度的热情”。尽管1978年加州的税收起义有了明显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并未波及到更多州。
也正是如此，尽管国内学界对房产税怀有深切的期待，不过在我看来，在短时期内将房产税变成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主张，OECD国家中只有英语国家和日韩等少数国家所占比重较高，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尤其是考虑到当下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出让金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方面地方政府每年有大量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另一方面再去征收房产税，法律这一关好过，但是情理这一关难说。
“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我说，出台房产税要特别慎重。